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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2

     第一部

     1

    一八○六年初,尼古拉·罗斯托夫回家休假。杰尼索夫也正前往沃罗涅日城家中,罗斯托夫劝他同去莫斯科,并在他们家中住下。杰尼索夫在倒数第二站遇见一位同事,和他一起喝了三瓶葡萄酒,于是就挨近罗斯托夫,躺在驿用雪橇底部。虽然道路坎坷不平,但是当他驶近莫斯科时,他还没有睡醒。罗斯托夫愈益趋近莫斯科,他就愈益失去耐心了。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哎呀,这些讨厌的街道、小商店、白面包、路灯和出租马车!”当他们已经在边防哨所登记了假条,驶入莫斯科时,罗斯托夫想道。

    “杰尼索夫,我们已经到了!他还在睡呀!”他说道,把全身向前探出来,好像他希望用这个姿势来加快雪橇行驶的速度。杰尼索夫并没有回答。

    “你看,这就是十字路拐角,车夫扎哈尔时常在这里停车。你看,他就是扎哈尔,还是那匹马。这就是大家常去购买蜜糖饼干的铺子。喂!快到了吗?”

    “朝哪幢大楼走呢?”驿站马车夫问。

    “就是街道的尽头,向那幢大楼走过去,怎么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楼房。”罗斯托夫说道,“这不就是我们的楼房么!”

    “杰尼索夫!杰尼索夫!马上就到了。”

    杰尼索夫抬起头,咳嗽几声清清喉咙,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把脸转向那个坐在车夫座上的仆人说,“这不就是我们家里的灯光么?”

    “是的,少爷。老爷书斋里射出了灯光。”

    “还没有睡吗?啊?你认为怎样?”

    “留神,你别忘了,你马上给我拿件骠骑兵穿的新上衣来。”罗斯托夫抚摸着最近蓄起来的胡髭,补充说。

    “喂,你快赶吧,”他对驿站马车夫喊道。“瓦夏,醒醒吧。”

    他把脸转向那个又低下头来打着盹儿的杰尼索夫说。

    “喂,你快赶吧,给你三个卢布喝酒,快赶吧!”当那雪橇开到离门口只有三幢房子那样远的地方,罗斯托夫喊道。他好像觉得,那几匹马还没有起步。后来那辆雪橇向右转,开到了门口,罗斯托夫看见了灰泥已经脱落的屋檐、台阶、人行道上的柱子。他在驶行时就从雪橇中跳了出来,向门斗跑去。屋子不动地屹立着,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仿佛无论什么人走进屋里来都与它毫不相干似的。门斗里没有人影了。

    “我的天啊!一切都顺遂吧?”罗斯托夫想了想,心里极度紧张地停了片刻,旋即经过门斗和他熟悉的、歪歪斜斜的梯子拼命地往前跑。门拉手很不干净,伯爵夫人因此时常大发雷霆,然而就是那个门拉手,仍然是那样轻而易举地给拉开了。

    接待室里点着一根很明亮的蜡烛。

    米哈伊洛老头儿睡在大木箱上。随从的仆役普罗科菲力气很大,掀得起马车的尾部,他坐着,用布条编织着鞋子。他望望敞开的那扇门,他的冷淡的昏昏欲睡的表情忽然变得又惊恐又喜悦了。

    “我的老天爷!年轻的伯爵!”他认出年轻的伯爵后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普罗科菲激动得浑身颤栗,急忙地向客厅门前冲去,也许是想去禀告,但看来他又改变了主意,走了回来,就俯在少爷的肩膀上。

    “大家都很健康吗?”罗斯托夫挣脱他的一只手问道。

    “谢天谢地!还是要谢天谢地!刚才吃过了饭啊!大人,让我来看看您!”

    “都很顺遂么?”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罗斯托夫完全忘记了杰尼索夫,他并不希望有人抢在前头去禀告,于是脱下皮袄,踮着脚尖跑进这个昏暗的大厅。样样东西还是老样子,还是那几张铺着绿呢面的牌桌,还是那个带有灯罩的枝形吊灯架,但是有人看见少爷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跑到客厅,就有什么人风驰电掣似的从侧门飞奔出来,拥抱他亲吻他。还有另一个、第三个这样的人从另一扇、从第三扇门里跳出来,仍然是拥抱,仍然是接吻,可以听见叫喊,可以看见愉快的眼泪。他不能分辨哪个人是父亲,他在哪里,哪个人是娜塔莎,哪个人是彼佳。大家同时叫喊,说话,同时吻他。只有母亲一人不在他们之中,这一点他是想到了。

    “可是我呢,不晓得……尼古卢什卡……我的亲人!”“瞧,他……我们的……我的亲人,科利亚[与尼古卢什卡均为尼古拉之爱称]……全变了!

    ……没有蜡烛啊!把茶端来!”

    “你要吻吻我吧!”

    “我的心肝……吻吻我吧。”

    索尼娅、娜塔莎、彼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薇拉、老伯爵都在拥抱他,男女仆人挤满了几个房间,说东道西,高兴得叫起来了。

    彼佳紧紧搂住他的一双腿,悬起来了。

    “吻吻我吧!”他喊道。

    娜塔莎叫他稍稍弯下腰来凑近她,在他脸上热烈地吻了好几下,然后跳到旁边去,她拉着他的骠骑兵上装的下摆,像只山羊似的在原地蹦蹦跳跳,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四面都是闪烁着愉快的眼泪的、爱抚的眼睛,四面都是寻找接吻的嘴唇。

    索尼娅满面通红,俨如大红布一般,她也握着他的手,喜形于色,幸福的目光投射于她所企盼的他那对一睹为快的眼睛。索尼娅今年已满十六岁了,她的相貌非常俊美,尤其是在这个幸福的、热情洋溢的时刻。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面露微笑,快要屏住呼吸了。他怀着感谢的心情望望她,但是他还在等待和寻找什么人。老伯爵夫人尚未走出门,一阵步履声终于从门里传出来了。脚步是那么迅速,这不可能是他的母亲的脚步。

    但是她穿上一件他不在家时缝制的他还没有见过的新连衣裙。大家都从他身边走开,于是他向她跟前跑去。当他们迎面走近的时候,她嚎啕大哭,倒在他怀里。她抬不起头来,只是把脸贴在他那件骠骑兵制服的冷冰冰的绶带上。没有人注意杰尼索夫、他走进房来,伫立着,一面注视母子二人,一面不停地揩拭眼泪。

    “我叫做瓦西里·杰尼索夫,是您儿子的朋友。”他向那个疑惑地打量着他的伯爵自我介绍时说道。

    “欢迎光临,晓得,晓得,”伯爵在抱着杰尼索夫亲吻时说,“尼古卢什卡写了信……娜塔莎,薇拉,他就是杰尼索夫。”

    还是那几张幸福的、热情洋溢的面孔朝那毛茸茸的杰尼索夫的身躯转过来,把他围在中间了。

    “亲爱的,杰尼索夫!”娜塔莎得意忘形,发出刺耳的尖声,一下子跑到杰尼索夫跟前,抱住他吻了吻。大家都对娜塔莎的举止感到困惑不解。杰尼索夫也涨红了脸,但他微微一笑,握住了娜塔莎的手吻了吻。

    杰尼索夫被领到给他准备的房里,而罗斯托夫一家人围住尼古卢什卡聚集在摆有沙发的休息室里。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身旁,没有松开她每分钟要吻的他的一只手,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其他人正在观察他的每个动作,谛听他的每句话,寻视他的目光,并用欣喜而爱抚的眼睛直盯着他。小弟弟和姐姐们正在争论,他们争先恐后地要坐在靠近他的地方,只为着端茶、拿手帕和烟斗的事而争夺不休。

    罗斯托夫受到众人的爱抚,因而感到无比幸福,但是他们会面的第一瞬间是那样欢乐,以致现在他觉得幸福还不足,他还在、还在、还在期待着什么。

    翌日早晨,旅途劳累的人都睡到九点多钟。

    前面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放着马刀、手提包、图囊、打开的箱笼、邋遢的靴子。两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带有马刺的皮靴刚刚摆放在墙边。几个仆人端来了脸盆、刮脸用的热水和几件洗刷干净的衣裳。房里发散着烟草和男人的气息。

    “嗨,格里什卡,把烟斗拿来!”瓦西里·杰尼索夫用那嘶哑的嗓音喊道,“罗斯托夫,起床吧!”

    罗斯托夫揩着困得睁不开的眼睛,从那睡得热呼呼的枕头上抬起他那蓬乱的头。

    “怎么,太晚了吗?”

    “很晚了,九点多钟了。”娜塔莎拉大嗓门回答,隔壁房里传来了浆硬的衣裳发出的沙沙响声、低语声和少女的笑声,在略微敞开的房里闪现出什么蔚蓝色的东西、绦带、黑色的头发和愉快的面孔。这就是娜塔莎、索尼娅和彼佳,他们来看看他是否起床。

    “尼古连卡,起床吧!”房门口又传来娜塔莎的说话声。

    “我马上起来!”

    这时候彼佳在第一个房间里看见了几柄马刀,就急忙拿了起来,他感到异常高兴,平常孩子们看见威武的长兄时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打开房门,竟然忘记姐姐们在看见脱光衣服的男人时会觉得有失体统呢。

    “这是你的马刀吗?”他喊道。少女们躲到一边去。杰尼索夫睁大了一双惊恐的眼睛,把他自己的毛茸茸的脚藏进被窝里,他看着同事的眼色,求他帮个忙。门打开了,把彼佳放进来了,门又合上了。门后可以听见一阵笑声。

    “尼古连卡,穿上长罩衫出来吧。”传来娜塔莎的说话声。

    “这是你的马刀吗?”彼佳问道,“要不然,这柄是您的?”他露出低三下四而且恭敬的神情向面目黧黑的大胡子杰尼索夫说。

    罗斯托夫赶快穿起皮靴,披上长罩衫,走出去了。娜塔莎穿上一只带有马刺的皮靴,又把脚伸进另一只皮靴中。当他走出去的时候,索尼娅正在转圈子,刚刚想鼓起连衣裙行个屈膝礼。这两个女人穿着同样的天蓝色的新连衣裙,都显得娇嫩,面露红晕,十分高兴。索尼娅跑开了,娜塔莎挽着哥哥的手,把他领到摆满沙发的休息室,二人开始聊天了。他们来不及互相询问和回答千万个只有他们二人才关心的琐碎问题。娜塔莎听见他说的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露出笑意,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滑稽可笑,而是因为她心中觉得高兴,她禁不住乐得放声大笑了。

    “啊,多么美妙,太美妙了!”对她听到的一切,她都附带这么说。罗斯托夫感觉到,在热烈的抚爱之光的影响下,一年半以后头一次在他的心中和脸上流露着自从他走出家门后未曾流露的童稚的微笑。

    “不,听听吧,”她说道,“你现在完全是个男人么?你是我的哥哥,使我感到无比高兴,”她摸了摸他的胡髭,“我很想知道,你们男子汉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都像我们这个样子呢?不是一样吗?”

    “索尼娅干嘛跑掉了?”罗斯托夫问道。

    “是的,说来话长了!你跟索尼娅交谈称呼‘你’还是称呼‘您’?”

    “看情形。”罗斯托夫说。

    “请你称呼她‘您’,以后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

    “喏,我现在就来说给你听。你晓得,索尼娅是我的朋友,是那样一个挚友,我为她宁可烧伤自己的胳膊。请你看看,”她卷起细纱布袖筒,让他看看她那瘦长而柔软的小手臂上,即是在肩膀以下,比肘弯高得多的部位上的一块红印(这个部位常被舞会服装遮蔽着)。

    “我烧伤这个地方,是为着向她证明我的爱心。就是把那直尺搁在火上烧红,向这个部位一按!”

    在从前作过教室的房间里,罗斯托夫坐在扶手带有弹簧垫的沙发上,两眼望着娜塔莎的极为活泼的明眸,他又进入了他自己家庭的儿童世界,这个世界除他而外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而他觉得这是人生的最佳享受,至于借助直尺烙伤手臂藉以表明爱心一事,他也觉得不无好处。他明白这一点并不因此而感到惊奇。

    “那又怎样呢?只有这些么?”他问道。

    “嘿,我们都很和睦,都很和睦!用直尺烙伤手臂,这要什么紧,虽是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们永远是朋友。她一爱上什么人,就会爱上一辈子;可是我不明白这一点,我就立刻置之脑后了。”

    “那怎样呢?”

    “是啊,她这样爱我,也爱你。”娜塔莎忽然涨红了脸,“你还记得,离别之前……她说,要你忘记这一切……她说:我永远爱他,但愿他自由安乐。要知道,真是太妙了,太高尚了!对吗?太高尚了?对吗?”娜塔莎这么严肃而且激动地询问他,由此可见,她从前诉说这番话时她眼睛里噙满着泪水。罗斯托夫陷入沉思了。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诺言,”他说,“以后也不会这样做的,索尼娅长得这样美丽,什么样的蠢人想要放弃自己的幸福呢?”

    “不,不,”娜塔莎喊道,“这件事我和她已经谈过了。我们知道你会说出这番话。但是不能这样做,你要明白,假如你要这么说——认为你自己受到诺言的束缚,那么就好像她是存心说出这番话的。由此可见,你毕竟是迫不得已才娶她为妻的,那就完全不像话了。”

    罗斯托夫看见,这一切都是他们别具心裁构想出来的。索尼娅昨天就凭她的姿色使他惊倒。今天瞥见她之后,他觉得她更漂亮了。显然她是个狂热地爱他的(对于这一点他毫不怀疑)年方十六岁的富有迷力的姑娘。干嘛他现在能不爱她,甚至于能不娶她,罗斯托夫这样想,但是……但是……现在还有多少其他乐事和活动啊!“是的,她们构想得多么美妙。”

    他思忖了一下,“仍然要做个自由人。”

    “啊,太美妙了。”他说,“我们以后再谈吧。啊,看见你我多么高兴!”他补充一句话。

    “嗯,你为什么没有在鲍里斯面前变节呢?”哥哥问道。

    “这是愚蠢的事啊!”娜塔莎含着笑意喊道,“无论是他,还是什么人,我既不考虑,也不想知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吗?”娜塔莎再问一遍,幸福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你看见迪波尔了么?”

    “没有。”

    “你见过闻名的舞蹈家迪波尔么?那你就没法弄明白。你看,我是这么跳的。”娜塔莎像跳舞那样撩起裙子,把双臂蜷曲成圆形,跑开几步,转过来,身体腾空跃起,两脚互相拍击,踮着脚尖儿走了几步。

    “瞧,我不是站住了么?”她说,但是她踮着脚尖站不稳了。“你看我就是这样跳的!我永远不嫁给任何人,我要当个舞蹈家。不过我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罗斯托夫嗓音洪亮地、欢快地哈哈大笑,致使隔壁房里的杰尼索夫忌妒起来,娜塔莎忍耐不住了,于是和他一块放声大笑。

    “不,你看妙不妙?”她总是这样说。

    “很妙。你已经不愿嫁给鲍里斯吧?”

    娜塔莎涨红了脸。

    “我不愿意嫁给任何人。当我看见他时,我要对他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原来是这样!”罗斯托夫说道。

    “是呀,这全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说些没意思的话,“怎么,杰尼索夫是个好人吧?”她问道。

    “他是个好人。”

    “嗯,再见,去穿衣服吧。杰尼索夫,他是个可怕的人?”

    “为什么可怕呢?”尼古拉问,“不,瓦西卡是个很好的人。”

    “你把他叫做瓦西卡吗?……真奇怪。怎么,他挺好吗?”

    “挺好。”

    “喂,快点来喝茶。大伙儿一块喝茶。”

    娜塔莎就像舞蹈家一样,踮起脚尖儿从房间里走过来,她面露笑容,只有年方十五岁的幸福的少女才是这样笑容可掬的。罗斯托夫在客厅里遇见索尼娅后,他的脸涨得通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昨天在会面的欢天喜地的第一瞬间他们互相接吻了,但是今天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不行的,他觉得母亲、姐妹们,大家都带着疑惑的目光注视着他,等待他用什么方式对待她。他吻了一下她的手,对她称谓“您”——“索尼娅”。但是他们的目光相遇之后,却互相称谓“你”,目光温存地接吻。她借助目光请求他原谅,因为她敢于通过使者娜塔莎向他提及他的承诺,并且感谢他的眷恋。他也用目光感谢她,因为她同意他所提出的个人自由的建议,并且说,无论情况怎么样,他将永远地爱她,不能不爱她。

    “可是这多么古怪,”薇拉选择大家沉默的时刻说,“索尼娅和尼古连卡现在如同陌生人,会面时称呼‘您’。”薇拉的评论有如她所有的评论,都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也正如她的大部分评论一样,大家听来都觉得很不自在,不仅索尼娅、尼古拉和娜塔莎,而且连老伯爵夫人也像个少女一样涨红了脸,因为她害怕儿子去爱索尼娅,会使他失去名门望族的配偶。罗斯托夫感到惊奇的是,杰尼索夫穿着一身新制服,涂了发油,喷了香水,就像上阵似的,穿着得十分考究,他摆出这个样子,在客厅里出现了,他对女士和男子都献殷勤,以致罗斯托夫怎么也没料到他竟有这副样子。

    2

    尼古拉·罗斯托夫从部队回到莫斯科以后,家里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最优秀的儿子、英雄和最心爱的尼古卢什卡;亲戚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可爱的、招人喜欢的、孝敬的青年;熟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俊美的骠骑兵中尉、熟练的舞蹈家、莫斯科的最优秀的未婚夫之一。

    莫斯科全市的人都是罗斯托夫之家的熟人,今年老伯爵的进款足够开销了,因为他的地产全部重新典当了,所以尼古卢什卡买进了一匹个人享用的走马、一条最时髦的紧腿马裤,这是一种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穿过的式样特殊的马裤,还添置一双最时髦的带有小银马刺的尖头皮靴,他极为愉快地消度时光。罗斯托夫回家了,在他为了适应旧的生活环境而度过一段时光后,他已体验到那种非常惬意的感觉。他仿佛觉得,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因神学考试不及格而感到失望、向加夫里洛借钱偿还马车夫、和索尼娅偷偷地接吻,他回想起这一切,就像回想起时隔多年的久远的儿童时代的往事一般。现在他——一个骠骑兵中尉,身披一件银丝镶边的披肩,佩戴军人的乔治十字勋章,和几个知名的备受尊敬的老猎手一起训练走马。在林荫路上,他有个交往甚笃的女伴、夜晚他常到她家里去。他在阿尔哈罗夫家里举办的舞会上指挥马祖尔卡舞,和卡缅斯基元帅谈及战事,他常到英国俱乐部去,与杰尼索夫给他介绍的那个四十岁的上校交朋友,亲热地以“你”相称。

    在莫斯科城,他对国王的热烈的感情稍微减弱了,因为他在这个期间没有看见他的缘故。不过他仍旧常常谈到国君,谈到他对国君的爱戴,他要大家感觉到,他没有把话全部说完,他对国王的热情中尚且存在某种不为尽人所能明了的东西;他由衷地随同当时的莫斯科公众共同体验他们对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崇敬之情,莫斯科当时把他称做“天使的化身”。

    罗斯托夫在动身回部队以前,在莫斯科的短暂逗留期间,他没有和索尼娅接近,相反地,和她断绝往来了。她长得标致,而且可爱,很明显,她已经爱上他了,可是他处在风华正茂的年代,看来还有许多事业要完成,没有闲暇去干这种勾当,年轻人害怕拘束,但却珍惜那种从事多项事业所必需的自由。这次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每当想到索尼娅,他总要自言自语地说:“嗳,像这样的姑娘可真多啊,在某个地方还有许多我不熟悉的姑娘呢。只要我愿意,我总来得及谈情说爱,可是现在没有闲功夫了。”此外,他出没于妇女交际场所,有损于他的英勇气概。他装作违反意志的样子,常去妇女交际场所参加舞会。而驾车赛马、英国俱乐部、与杰尼索夫纵酒、赴某地旅行——这倒是另一码事。而这对一个英姿勃勃的骠骑兵来说是很体面的。

    三月初,老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英国俱乐部张罗筹办一次欢迎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宴会。

    伯爵穿一种长罩衫在大厅中踱来踱去,并且吩咐俱乐部的管事人和闻名的英国俱乐部的大厨师费奥克蒂斯特地为迎接巴格拉季翁公爵的宴会备办龙须菜、鲜黄瓜、草莓、小牛肉和鱼。自从俱乐部成立以来,伯爵就是成员和主任。他接受俱乐部的委托,为迎接巴格拉季翁筹办一次盛大的酒会,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慷慨待客,他竟能举办豪华的宴会,尤其是因为很少有人为举办华筵需要耗费金钱时能够而且愿意掏出腰包。俱乐部的厨师和管事人满面春风,听候伯爵的吩咐,因为他们知道,在任何人手下都不如在他手下筹办一回耗费几千卢布的酒会中更加有利可图了。

    “看着点,甲鱼汤里放点儿鸡冠子,鸡冠子,你知道么?”

    “这么说来,要三个冷盘?……”厨师问道。

    伯爵沉思了片刻。

    “要三个……不能少于三个,一盘沙粒子油凉拌菜。”他屈着指头说道……

    “那么,吩咐人去买大鲟鱼罗?”管事人问道。

    “既然不让价,有什么办法,去买吧。是啊,我的老天爷啊!我本来快要忘记了。瞧,还有一盘冷菜要端上餐桌。哎呀,我的老天爷啊!”他抓住自己的脑袋,心惊胆战起来,“谁给我把花卉运来?米坚卡!啊,米坚卡!米坚卡,你快马加鞭到莫斯科郊外田庄去一趟,”他把脸转向应声走进来的管理员说,“你快马加鞭到莫斯科郊外田庄去,吩咐园丁马克西姆卡,叫他马上派人服劳役。对他说,用毡子把暖房的花统统包好,运到这里来。叫人在礼拜五以前将两百盆花给我送来。”

    他又发出了一连串的指示,正走出门,要去伯爵小姐那里休息休息,可是又想起一件紧要的事情,他走回去,把管事人和厨师召回,又作出了一些指示。从门口可以听见男人的轻盈的步履声,年轻的伯爵走进来了,他长得漂亮,脸色红润,蓄起一撮黑色的胡髭。显然,莫斯科的安逸的生活使他得到充分的休息和精心的照料。

    “啊,我的伙计啊!我简直晕头转向了,”老头子说,他面露微笑,好像在儿子面前有点害臊似的。“你来帮个忙也好!要知道,还得用上大批歌手啊。我有一个乐队,把那些茨冈人叫来,还是怎么样?你们军人兄弟喜欢这事儿。”

    “爸爸,说实话,我想,巴格拉季翁公爵在准备申格拉本战役时还没有你们目前这样忙碌哩。”儿子面露笑意,说。

    老伯爵装作怒气冲冲的样子。

    “既然你会说,你来试试吧。”

    厨师露出聪颖而可敬的神情,用细心观察的亲热的目光打量着父亲和儿子。

    “啊,费奥克蒂斯特,年轻人是个啥样子?”他说,“居然嘲笑我们自己的兄弟——嘲笑老头子来了。”

    “大人,也罢,他们只会痛痛快快地吃,而怎样收拾、怎样摆筵席,他们就不管了。”

    “是啊,是啊!”伯爵大声喊道,他抓住儿子的一双手,大声喊道:“你听我说,你落到我手上来了!你立刻驾起双套雪橇,到别祖霍夫那里去走一趟,告诉他,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派我来向您要些草莓和新鲜菠萝。再也没法向谁弄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不在家,就去告诉那几个公爵小姐。你听我说,从那里出来,你就到拉兹古利阿伊去——马车夫伊帕特卡知道怎样走,——你在那里找到茨冈人伊柳什卡,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在奥尔洛夫伯爵家中跳舞的、身穿白色卡萨金服装的人,你把他拖到我这里来。”

    “把他和几个茨冈女郎都送到这里来吗?”尼古拉面露微笑,说道。

    “嗯,嗯!……”

    这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流露着她所固有的、作事过分认真、忧虑不安和基督式的温顺的神情,悄悄地走进屋里来。虽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每天碰见伯爵穿着一件长罩衫,但是他每次在她面前都觉得十分腼腆,请她原宥他的衣服不像样子。

    “伯爵,没关系,亲爱的,”她温顺地合上眼睛时说,“我到别祖霍夫那里去走一趟,”她说,“年轻的伯爵来了,伯爵,我们现在可以从他的暖房里弄到各种花。我也要见见他。他把鲍里斯的一封信寄给我了。谢天谢地,目前鲍里斯正在司令部里供职哩。”

    伯爵很高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能承担他的一部分任务,于是他吩咐给她套一辆四轮轿式小马车。

    “您告诉别祖霍夫,要他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的名字写在请帖上面。怎么,他跟他老婆一道来吗?”他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翻了翻白眼,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悲痛。

    “唉,我的亲人,他很不幸啊。”她说,“如果我们听到的是真情实况,这就太骇人了。当我们为他的幸福而感到非常高兴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有这么一天!这样崇高的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年轻的别祖霍夫啊!是的,我由衷地替他惋惜,我要尽可能地赐予他以安慰。”

    “是怎么回事?”罗斯托夫父子二人——一老一少,异口同声地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深深地叹一口气。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多洛霍夫,”她用神秘的低声说道,“据说,完全使她声名狼藉。他领他出来,请他到彼得堡家里住下,你看……她到这里来了,这个不顾死活的家伙也跟踪而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她想同情皮埃尔,但是在她自己意识不到的语调中和那微露笑意的表情中却显示出她所同情的正是她称为“不顾死活的家伙”的多洛霍夫。

    “据说,皮埃尔受尽了痛苦的折磨。”

    “喂,您还是告诉他,叫他到俱乐部里来,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宴会是丰盛无比的。”

    翌日,三月三日,下午一点多钟,二百五十名英国俱乐部成员和五十位客人正在等候贵宾、奥国远征的英雄巴格拉季翁公爵莅临盛宴。刚刚接到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消息之后,莫斯科陷入困惑不安的状态。那时俄国人习惯于百战百胜,在获得败北的消息之后,有些人简直不相信,另一些人便在异乎寻常的原因中探求解释这一奇怪事件的根据。在贵族、拥有可靠信息的、有权有势的人士集中的英国俱乐部里,在消息开始传来的十二月份,缄口不谈论战争和迩近的一次战役,好像是众人串通一气心照不宣似的。指导言论的人们,比如:拉斯托普钦伯爵、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瓦卢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公爵都不在俱乐部抛头露面,而在自己家中、亲密的小圈子里集会。莫斯科人一味地随声附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也属于他们之列),在一段短时间内,缺乏言论的领导者,对于战争尚无明确的见解。莫斯科人都觉得,形势中有点不祥的征兆,评论这些坏消息委实令人难受,所以最好是闭口不说。可是过了一些时日,那帮在俱乐部发表意见的著名人物就像陪审官走出议事厅那样,又出现了,于是话题又很明确了。俄国人已被击溃,这一难以置信的前所未闻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重大事件的肇因已被找出了,于是一切真相大白,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开始谈论同样的话题。这些肇因如下:奥国人的背叛、军粮供应的不景气、波兰人普热贝舍夫斯基和法国人朗热隆的变节、库图佑夫的无能、“悄悄谈论“国王因年轻、经验不足而轻信一班卑鄙之徒。但是人人都说,军队,俄国部队很不平凡,创造了英勇的奇迹。士兵、军官、将军都是英雄人物,巴格拉季翁公爵就是英雄中的英雄,他凭藉申格拉本之战和奥斯特利茨撤退二事而名扬天下,他在奥斯特利茨独自一人统率一支井井有序的纵队,而且整天价不断地击退兵力强于一倍的敌人。巴格拉季翁在莫斯科没有交情联系,是个陌生人,而这一点却有助于他被选为莫斯科的英雄。尊敬他,就是尊敬战斗的、普通的、既无交情联系又无阴谋诡计的俄国军人,人们回顾意大利出征时常把他和苏沃洛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此外,从对他论功行奖、表示敬意一事中可以至为明显地看出库图佐夫的受贬和失宠。

    “如果没有巴格拉季蓊,ilfaudraitl’inventer。[法语:那就应当把他虚构出来]”诙谐的申申滑稽地模仿伏尔泰的话说。没有人说过什么关于库图佐夫的事情。有些人轻声地责骂他,说他是个宫廷中的轻浮者和耽于酒色的老家伙。

    全莫斯科都在反复地传诵多尔戈鲁科夫说过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从过去胜利的回忆中,为我们的失败寻找慰藉,而且反复地传诵拉斯托普钦说过的话:对法国士兵,宜用高雅的词句去激励他们参与战斗;对德国士兵,要跟他们说明事理,使他们坚信,逃走比向前冲锋更危险;对俄国士兵,只有拦住他们,说一声:“慢点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桩桩一件件有关我们的官兵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作出的英勇模范事迹。有谁保全了军旗,有谁杀死了五个法国人,有谁独自一人给五门大炮装好炮弹。那些不认识贝格的人也在谈论贝格,说他右手负伤了,便用左手紧握军刀冲锋陷阵。谁也没有说一句关于博尔孔斯基的话,只有熟谙他的身世的人才怜悯他,说他死得太早了,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脾气古怪的父亲。

    3

    三月三日,英国俱乐部的各个厅中都听见一片嘈杂声,俱乐部的成员和客人们穿着制服、燕尾服,有些人穿着束有腰带的长衫,假发上扑了香粉,就像一群在春季迁徙时节纷飞的蜜蜂似的往来穿梭,一会儿坐着或站着,一会儿集合或散开。假发上扑有香粉的仆人,都穿着仆役制服、长袜和矮靿皮鞋,伫立在每一道门旁,很紧张地注意观察俱乐部的客人和成员的每个动作,以便上前侍候。出席者之中多数是年高望重的人士,他们都长着宽宽的充满自信的面孔、粗大的手指,脚步稳健,嗓音清晰。这一类来客和俱乐部的成员坐在他们习惯坐的某个位子上,他们在惯常团聚的某些小组中碰头。出席者之中有一小部分是由偶然来的客人组合而成的——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包括杰尼索夫、罗斯托夫和多洛霍夫,多洛霍夫又当上谢苗诺夫兵团的军官了。在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军人脸上都流露着轻视而又尊重老人的表情,它仿佛在告诉老前辈:“我们愿意尊敬你们,但是你们要记住,未来毕竟是属于我们的。”

    涅斯维茨基是俱乐部的老成员,他也待在这个地方。皮埃尔遵照妻子的吩咐,蓄一头长发,摘下了眼镜,穿着得合乎时尚,但是他却流露着忧郁而沮丧的神色,在几个大厅里踱来踱去。他在到处都是那个样子,凡是崇拜他的财富的人都把他围住,他于是摆出一副习以为常的作威作福的姿态,带着漫不经心的蔑视的表情对待他们。

    论年龄,他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论个人财富和人情关系,他却是年高望重的客人们的几个小组的成员,因此他经常在这个小组和那个小组之间来来往往。最有威望的客人们中的老年人成为这几个小组的中心人物,甚至陌生的客人也毕恭毕敬地与他们接近,以便听取知名人士的发言。几个较大的小组安插在拉斯托普钦伯爵、瓦卢耶夫和纳雷什金的左近。拉斯托普钦谈到俄国官兵遭受逃跑的奥国官兵的践踏,溃不成军,不得不用刺刀穿过逃跑的人群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瓦卢耶夫机密地谈到,乌瓦罗夫由彼得堡派来了解莫斯科人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意见。

    纳雷什金在第三组中谈到苏沃洛夫曾在奥国军委会会议中像公鸡似的发出尖叫声,用以回答奥国将军们说的蠢话。这时分申申站在这里,想开开玩笑,他说,看来库图佐夫没法学到苏沃洛夫这套简易的本领——像公鸡似的发出尖叫声;但是老人们严肃地看看这个爱戏谑的人,让他感觉到今天在这儿谈论库图佐夫是不体面的。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忧虑不安,他穿着一双软底皮靴仓促地从餐厅慢慢走进客厅,又从客厅慢慢走回来,神色慌张,和他全都认识的达官显要、地位低微的人物一视同仁地打着招呼,有时用目光搜寻身材匀称的英姿勃勃的儿子,兴高采烈地把那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向他使个眼色。年轻的罗斯托夫和多洛霍夫都站在窗口,他在不久前结识了多洛霍夫并很珍视他们的交情。老伯爵走到他们面前,握了握多洛霍夫的手。

    “请光临,你跟我的棒小子交上朋友了……你们在那儿并肩作战,共同建立英雄功绩……啊!瓦西里·伊格纳季奇……,老伙计,您好,”他把脸转向从一旁走过的小老头,说道,但是他还来不及寒暄完毕,周围的一切就动弹起来,一个跑来的仆人面露惊恐的表情,他面禀:“贵宾已光临!”

    铃响了,几个领导者冲上前来,分布在各个房里的客人,就像用木锹扬开的黑麦似的,聚集成一堆,在大客厅前的舞厅门旁停步了。

    巴格拉季翁在接待室门口出现了,他没有戴上军帽,也没有佩带单刀,按照俱乐部的惯例,他把这些东西存放在阍者那里了。他没有戴羔皮军帽,肩上也没有挎着马鞭,有像罗斯托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夜看见他时那个样子,而是身穿一件紧身的新军服,佩戴有俄国以及外国的各种勋章,左胸前戴着圣乔治金星勋章。看来他在午宴之前剪了头发,剃了连鬓胡子,这使他的脸型变得难看了。他脸上流露着某种童稚而欢愉的表情,加上他那刚勇而坚定的特征,甚至于给人造成有几分滑稽可爱的印象。和他同路前来的别克列绍夫和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乌瓦罗夫都在门口停步了,想让他这位主要来宾在他们前面走。巴格拉季翁慌里慌张,他不想心领他们的敬意,停在门口,最后巴格拉季翁还是走到前面去了。他在招待室的镶木地板上走着,他感到腼腆,不灵活,真不知道把手放在何处才好。申格拉本战役中,他在库尔斯克兵团前面,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下,沿着耕过的麦田行走时,他心里反而觉得更习惯,更轻快。几个领导骨干在第一道门口迎迓,向他道出了几句欢迎贵宾的话,不等他回答,仿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围在中间,领他进客厅。俱乐部的成员和客人把那客厅门口拉得水泄不通,你推我撞,力图超过他人的肩头把巴格拉季翁这头稀奇的野兽打量一番。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精力至为充沛,他含笑着说:“亲爱的,让路,让路,让路!”推开一群人,把客人们领进客厅,请他们在中间的长沙发上入座。知名人士,最受尊重的俱乐部的成员们,又把来宾围在自己中间。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从人群中挤过去,步出客厅,俄而,他又和另一名理事走来,手里托着一只大银盘,端到巴格拉季翁公爵面前。银盘中摆着一首为欢迎英雄而编印的诗。巴格拉季翁看了银盘,便惊惶不安地东张西望,仿佛在寻求援救似的。但是众人的眼神都要求他听从他们的意见。巴格拉季翁觉得自己已经遭受众人的控制,他于是断然地将那银盘捧在手中,他用气忿的责备的目光望了望端来银盘的伯爵。有个人怀有奉承的心情拿走巴格拉季翁手里的银盘(要不然,他好像就要这样不停地端到晚上,并且端着银盘上餐桌),这个人请他注意那首诗。“喏,让我来朗诵,”巴格拉季翁好像说了这句话,他于是把那疲倦的目光集中在一张纸上,他装出聚精会神的严肃认真的样子朗诵起来。但是这首诗的作者把诗拿在手中,开始亲自朗诵。巴格拉季翁公爵低下头来,倾听着。

    歌颂亚历山大的时代!

    捍卫我们的泰塔斯皇上。

    祝愿他成为威严可畏的领袖和仁者,

    祖国的里费,战场的凯撒!

    侥幸的拿破仑

    叫他尝尝

    巴格拉季翁的拳头,

    再不敢刁难俄国人……

    但是他还没有念完这首诗,那个嗓音洪亮的管家便宣告:“菜肴已经做好了!”房门敞开了,餐厅里响起了波洛涅兹舞曲:“胜利的霹雳轰鸣,勇敢的俄罗斯人尽情地欢腾”,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气忿地望望那个继续朗诵诗篇的作者,并向巴格拉季翁鞠躬行礼。众人起立,心里觉得酒会总比诗更重要,于是巴格拉季翁又站在众人前面向餐桌走去。众人请巴格拉季翁在二位名叫亚历山大的客人——别克列绍夫和纳雷什金之间的首席入座;与国王同名,其用意实与圣讳有关,三百人均按官阶和职位高低在餐厅里入座,客人中间谁的职位愈高谁就离那备受殷勤款待的贵宾愈近,正如水向深处、向低处流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

    酒宴之前,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向公爵介绍了他的儿子。巴格拉季翁在认出他之后,说了几句如同他今日所说的不连贯的表达不恰当的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正当巴格拉季翁跟他儿子谈话时,他把那欣喜而矜持的目光朝着大家环视一番。

    尼古拉·罗斯托夫和杰尼索夫以及一位新相识多洛霍夫一起差不多坐在餐桌正中间。皮埃尔和涅斯维茨基公爵,并排坐在他们对面。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和其他几个领导骨干坐在巴格拉季翁对面,因而表现了莫斯科殷勤好客、亲热款待公爵的热忱。

    他的劳动并没有白费。他所备办的肴馔,素菜和荤菜全都味美,十分可取,但在酒会结束之前,他依旧不能十分平静。他不时地向餐厅的侍者使眼色,轻声地吩咐仆人,他以不无激动心情,等待他所熟悉的每一道菜。全部菜肴都精美可口。在端出第二道菜——大鲟鱼拼盘时,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看见鲟鱼,欢喜而又腼腆得面红耳赤,仆人开始砰砰地打开瓶塞,在斟香槟酒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和其他几个理事互使眼色,“还要喝很多杯哩,应该开始了!”他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便捧起高脚酒杯,站立起来。众人都沉默不言,等待他说话。

    “祝愿国王健康长寿!”他高呼一声,就在这一瞬间,他那双和善的眼睛被狂喜与异常兴奋的泪水润湿了。就在此时奏起了乐曲:“胜利的霹雳轰鸣”。众人都从位子上站立起来,高呼“乌拉!”巴格拉季翁就像他在申格拉本战场上呐喊时那样高呼“乌拉!”从三百客人的呼声中传来年轻的罗斯托夫的热情洋溢的欢呼声。他几乎要哭出声来。“祝愿国王健康长寿!”他高声喊道。“乌拉!”他一口气喝干一杯酒,把杯子掷在地板上。很多人仿效他的榜样。一片嘹亮的欢呼声持续了很久。呼声一停息,仆人就拣起打碎的杯子,众人都各自入座,对他们自己的欢呼报以微笑,彼此间攀谈起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站立起来,瞧了瞧搁在他餐盘旁边的纸条,他为祝愿我们最后一次战役的英雄彼得·伊万诺维奇·巴格拉季翁的健康而举杯,伯爵那双蓝色的眼睛又被泪水润湿了。三百位客人又在高呼“乌拉!”,这时可以听见的不是音乐,而是歌手们吟唱的、由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库图佐夫撰写的大合唱。

    俄罗斯人不可阻挡,

    勇敢乃是胜利的保证,

    而我们拥有无数位巴格拉季翁,

    一切敌人将在我们脚下跪倒。

    ……

    歌手们刚刚吟唱完毕,人们就接着一次又一次地举杯祝酒,此时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越来越受感动,越来越多的酒樽被打碎了,欢呼声也越来越响亮。人们为别克列绍夫、纳雷什金、乌瓦罗夫、多尔戈鲁科夫、阿普拉克辛、瓦卢耶夫的健康,为理事们的健康、为管事人的健康,为俱乐部全体成员的健康、为俱乐部的列位来宾的健康干杯,末了,单独为宴会筹办人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的健康干杯。在举杯时,伯爵取出手帕,捂住脸,放声大哭起来。

    4

    皮埃尔坐在多洛霍夫和尼古拉·罗斯托夫对面,像平常一样,他贪婪地大吃大喝。但是那些熟悉他的人,今天看见他身上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他在宴会上蹙起额角,眯缝起眼睛,自始至终地默不作声,他集中呆滞的目光环顾四周,用手指轻轻地揉着鼻梁,显示着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的面孔变得沮丧而阴郁。看来,他好像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在他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心里总是思忖着一个沉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个悬而未决的,使他受到折磨的问题,就是那个住在莫斯科的公爵小姐向他暗示,说多洛霍夫和他妻子的关系密切,他今天早上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封信含有十分可鄙的戏谑的意味,这正是所有匿名信固有的特点,信中说他戴着眼镜,视力很差;他妻子和多洛霍夫的关系,对他一个人来说,才是秘密。皮埃尔根本不相信公爵小姐的暗示,也不相信信中的内容,而在此时他看见坐在他面前的多洛霍夫,却使地觉得害怕。每逢他的目光和多洛霍夫的美丽动人的、放肆无礼的眼神无意中相遇时,皮埃尔就觉得,他心灵上常常浮现着一种可怕的、难以名状的东西,于是他立即转过脸去,不理睬他了。皮埃尔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妻子的往事、妻子和多洛霍夫的关系,并且他清楚地看出,假如这件事和他妻子无关,那末在信中说到的情形可能是真的,至少可能像是真的。皮埃尔情不自禁地想起,在这次战役之后多洛霍夫恢复原职了,他回到彼得堡来见他。多洛霍夫借助于他自己和皮埃尔之间的酒肉朋友关系,径直地走进他的住宅,皮埃尔安置他住下,借钱给他用。皮埃尔想起海伦怎样微露笑意,对多洛霍夫在他们家中居住表示不满,多洛霍夫厚颜无耻地向他夸奖他的妻子的姿色,他从那时起直到他抵达莫斯科以前,他须臾也没有离开他们。

    “是的,他长得非常英俊,”皮埃尔心中思忖着,“我洞悉他的底细。他所以觉得玷辱我的名声并且嘲笑我是一件分外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替他奔走过,抚养过他、帮助他的缘故。我熟谙而且明了,假如真有其事,在他心目中,这就会给他的骗术增添一分风趣。假如真有其事,自然无可非议。但是我不相信,我无权利去相信,也不能相信这等事。”他回想起当多洛霍夫干残忍勾当的时候,他脸上所流露的那种表情,例如,他把警察分局局长和一头狗熊捆绑在一起扔进水里;或则无缘无故要求与人决斗;或则用手枪打死马车夫的驿马的时候,当他注视皮埃尔时,他脸上也常常带有这样的表情。

    “是的,他是个好决斗的人,”皮埃尔想道。“在他看来,杀死一个人毫无关系,他一定觉得大家都害怕他,这一定使他觉得高兴。他一定也会想到,我也是害怕他的。我真的害怕他,”皮埃尔想道,在出现这些念头时,他又感觉到,他心灵深处浮现出某种可怕的、难以名状的东西。现在多洛霍夫、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坐在皮埃尔对面,似乎都非常高兴。罗斯托夫和他的两个朋友愉快地交谈,其中一人是骁勇的骠骑兵,另一人是众所周知的决斗家和浪荡公子,他有时讥讽地望着皮埃尔,而皮埃尔在这次宴会上六神无主,沉溺于自己的思想感情中,此外,他那高大的身材也使大家惊讶不已。罗斯托夫不友善地看着皮埃尔,其一是因为皮埃尔在他那骠骑兵心目中是个身无军职的富翁,美女的丈夫,总之是个懦弱的男人;其次是因为皮埃尔心不在焉,沉溺在自己的思想感情中,以致于认不得罗斯托夫,也没有向他鞠躬回礼。当众人为皇上的健康开始干杯的时候,皮埃尔陷入沉思状态中,他没有举起酒杯站立起来。

    “您怎么啦?”罗斯托夫向他喊道,把那兴高采烈的、凶狠的目光投射在他身上。“您难道没有听见:为皇上的健康干杯吗!”皮埃尔叹了一口气,温顺地站起来,喝了一杯酒,等待他们坐定后,他脸上便流露着和善的微笑并且转过头去跟罗斯托夫谈话。

    “我竟没有把您认出来。”他说。但是罗斯托夫哪能顾得这么多,他在高呼“乌拉!”

    “你干嘛不重归旧好。”多洛霍夫向罗斯托夫说。

    “傻瓜,去他的吧!”罗斯托夫说。

    “应当爱护好女人的丈夫们。”杰尼索夫说。

    皮埃尔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但是他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他。他涨红了脸,转过身去。

    “唉,现在为美女们的健康干杯。”多洛霍夫说,面露严厉的表情,但他嘴角边含着微笑,他举起酒杯,把脸转向皮埃尔。

    “彼得鲁沙,为美女们和她们的情夫干杯。”他说道。

    皮埃尔垂下眼帘,正在喝着自己杯中的酒,他不去瞧多洛霍夫,也不回答他的话。仆人正在把那库图佐夫的大合唱曲分发给客人,把一张搁在更受人尊重的贵宾皮埃尔面前。他正想把它拿起来,可是多洛霍夫弯下腰去,从他手里把它夺走,开始朗诵大合唱。皮埃尔向多洛霍夫瞟了一眼,又垂下眼来,在整个宴会中间有一种使他心绪不安的可怕的、难以名状的东西在他心灵中浮现,把他控制住了。他把那肥大的身体探过桌子弯下来。

    “您胆敢拿走!”他高喊一声。

    涅斯维茨基和右面毗邻的旁人听见喊声并且看见他站在什么人面前,吓了一跳,他们赶快把脸转向别祖霍夫说道:“够了,够了,您干嘛?”可以听见惊恐而低沉的语声。多洛霍夫把那明亮、快活、残忍无情的目光朝着皮埃尔扫了一眼,含着微笑,仿佛在说:“啊,这就是我所喜爱的。”

    “我不给。”他斩钉截铁地说。

    皮埃尔脸色苍白,嘴唇颤抖,夺回那张纸。

    “您……您……这个恶棍!……我向您提出决斗。”他说道,推开椅子,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就在他做这件事并说这些话的那一瞬间,他觉得他妻子犯罪的问题,近日以来一直折磨他,现在已经确信无疑地、彻底地解决了。他痛恨她,永远和她断绝关系了。虽然杰尼索夫要求罗斯托夫不要干预这件事,但是罗斯托夫同意充当多洛霍夫决斗的证人,酒会结束后他和别祖霍夫决斗的证人涅斯维茨基商谈了决斗的条件。皮埃尔回家去了,罗斯托夫和多洛霍夫、杰尼索夫想听茨冈人和歌手唱歌,于是在俱乐部坐到深夜。

    “那末,明天在索科尔尼克森林会面吧。”多洛霍夫在俱乐部台阶上和罗斯托夫告别时说道。

    “你心情安宁吗?”罗斯托夫问道。

    多洛霍夫停步了。

    “你要明白,我用三言两语来把决斗的全部秘密如实地说给你听。如果你要去决斗,写下遗嘱,并且向父母写几封温情的信,如果你以为你会被人打死,那末,你就是个傻瓜,你真要完蛋;若是你很坚定,尽可能迅速而且准确地把他杀掉,那就会平安无事。我们有个科斯特罗马的猎狗熊的人多次对我说过:那个人说,怎么能不怕狗熊呢?可是一看见狗熊,就不再害怕它了,只希望它不要跑掉才好!嗬,我也是这样的。

    Ademain,moncher![法:我亲爱的,明天见]‘’

    次日,上午八点钟,皮埃尔和涅斯维茨基来到了索科尔尼克森林中,并且在那里发现多洛霍夫、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皮埃尔露出那副样子,就像某人凝神思索着一些与即将发生的事情根本不相干的问题。他那深陷的脸孔变黄了。看来他一夜没有睡觉。他心不在焉地环顾四方,好像耀眼的阳光把他照射得蹙起了额角。他只是凝神地思索着两个问题:他的妻子有罪,经过不眠之夜他丝毫不怀疑这个问题了;再则是多洛霍夫无罪,因为他没有任何缘由去顾全异己者的荣誉。“我若是处在他的地位,大概我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来,”皮埃尔想道,“甚至我真会干出同样的事来;为什么要决斗,为什么要残杀?要不就是我把他杀掉,要不就是他射中我的头部、胳膊肘、膝盖。他想从这儿走掉、跑掉、到什么地方去躲蔽起来。但是正当他脑海中出现这种想法时,他装出一副特别镇静、漫不经心的样子,他这副样子引起旁观者肃然起敬,他于是问:“时间快到了?准备好了吧?”

    一切都准备停妥,马刀都插在雪地里,标致着双方相遇的界线,手枪装上子弹了。涅斯维茨基走到皮埃尔面前。

    “伯爵,如果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不把全部实情告诉您,我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就会辜负了您挑选我当决斗见证人所给予我的信任和荣誉!”他用胆怯的嗓音说。“我认为决斗这件事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值得为决斗而流血……您做得不对,您未免太急躁了……”

    “是啊,糊涂透了……”皮埃尔说。

    “那么就让我转达您的歉意吧,我相信我们的敌手是会同意接受您的道歉的,”涅斯维茨基说(就像其他参与此事的人一样,也像所有参与此类事情的人一样,还不相信,这件事已经弄到非决斗不可的地步),“伯爵,您知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总比把事情弄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要高尚得多。任何一方都不会受到委屈。请允许我去举行谈判吧……”

    “不,有什么可说的!”皮埃尔说,“横竖一样……准备好了吗?”他补充说。“您只要说给我听,向哪里走去,向哪里射击?”他说,脸上流露着不自然的温顺的微笑。他拿起手枪,开始问清楚使用扳机的方法,因为他直至此时还没有拿过手枪,这一点他是不想承认的,“啊,对了,就是这样开枪的,我知道,我只是忘了。”他说道。

    “没有任何道歉的必要,根本没有必要。”多洛霍夫对杰尼索夫说,尽管杰尼索夫也试图讲和,也走到规定的地点。

    决斗的地点选择在距离那停放雪橇的大路约莫八十步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小松林空地,近日来天气转暖,开始融化的残雪覆盖着松林空地。两个敌手站在距离四十步左右的松林空地的两边。决斗者的证人们用步子量出距离,从他们站的地方,直至距离十步远拖着涅斯维茨基和杰尼索夫的两柄马刀表示界线的地方,在很潮湿的深深的积雪上留下了脚印。冰雪继续不断地消融,雾气不停地上升,四十步以外什么也望不清楚。莫约过了三分钟,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他们还是迟迟没有开始。众人都默不作声。

    5

    “喂,开始吧!”多洛霍夫说。

    “也好。”皮埃尔说,仍然面露微笑。

    那情景逐渐令人觉得可怕。很明显,极为容易就着手做的事情,已经无法加以遏止了,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自然正在持续进行,而且要干到底才好。杰尼索夫头一人走到界线面前,他宣布:

    “因为敌手们拒绝调停,所以就开始,行不行,拿起手枪,听到喊‘三’时,就向决斗地点开始前进。”

    “一!二!三!……”杰尼索夫恼怒地高呼,之后他就走开了。二人都沿着踩出来的小路越走越近,在那雾霭中渐渐地认清自己的敌手。两个敌手在走到决斗的界线前面的时候,假如有一方愿意,就有权开枪射击。多洛霍夫并没有举起手枪,走得很慢,他用那闪闪发亮的蓝眼睛盯着敌手的面孔。他的嘴角边一如平日带有近似微笑的表情。

    皮埃尔听见喊“三”时,就迈开脚步,飞快地往前走去,他离开踩出的小径,沿着没有人走过的雪地大踏步前进。皮埃尔握着手枪,向前伸出自己的右手,显然他害怕他会用这支手枪打死他自己。他极力地把左手向后伸出一些,因为他想用它来托住右手,同时他也晓得这样做是不行的。皮埃尔大约走了六步路,就离开小径,向那雪地里走去。皮埃尔望望脚下,又飞快地瞟了多洛霍夫一眼,便像人家教他那样用指头勾了一下扳机,开了一枪。皮埃尔无论怎样都不会料到枪声竟有这么响亮,他听见自己的枪声时哆嗦了一下,这之后便对自己的这一印象微微一笑,他停住了。在雾气中,硝烟分外浓,起初一刹那妨碍他看东西,但是他所等待的另一声回击,并没有继之而至。仅仅听见多洛霍夫的急促的脚步声,他的身形从烟雾中显露出来。他用一只手按着左边的肋部,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垂下的手枪。他脸色惨白。罗斯托夫向他跟前跑去,对他道出一句话。

    “不……”多洛霍夫透过牙缝说,“不,还没有完,”他跌跌撞撞,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走到一柄马刀前面,就倒在马刀旁边的雪地上。他的左手沾满了鲜血,他在常礼服上揩了揩手,用那只手支撑着身体。他脸色惨白,蹙着额角,不住地颤栗。

    “请……”多洛霍夫开了腔,但是不能一下子把话说出来……“请吧,”他费劲地说完了这句话。皮埃尔好容易才忍住,没有大哭起来,他向多洛霍夫面前跑去,已经要越过界线之间的空地了,多洛霍夫喊了一声:“回到决斗时设定双方距离的界线上去!”皮埃尔明了是怎么回事,就在自己的马刀旁边停步了……他们之间的间隔只有十步路之遥。多洛霍夫低下头,靠在雪地上,贪婪地吃了几口雪,又抬起头来,抖擞一下精神,蜷曲起两腿,寻找稳定的身体重心,坐了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吞咽冰冷的雪,吸吮雪水,他的嘴唇不住的颤栗,但仍旧面露微笑,他鼓足最后的力气,眼睛里闪烁出拼搏和凶恶的光泽。他举起手枪,开始瞄准了。

    “侧着身子,用手枪挡住身体。”涅斯维茨基说道。

    “您挡住吧,”甚至连杰尼索夫也忍耐不住了,他向自己的敌手喊了一声。

    皮埃尔面露遗憾、后悔和温顺的微笑,束手无策地叉开两腿,张开两臂,挺起宽阔的胸膛,笔直地站在多洛霍夫面前,忧郁地望着他。杰尼索夫、罗斯托夫和涅斯维茨基眯缝起眼睛。与此同时,他们听见了枪声和多洛霍夫的凶恶的喊声。

    “没有射中!”多洛霍夫喊了一声,软弱无力地俯卧在雪上。皮埃尔猛然抱住自己的脑袋,向后转,踩着深雪往森林里走去,大声说出令人不懂的话。

    “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死亡,……与谎言……”他皱着眉头重复地说。涅斯维茨基叫他停住,把他送回家去。

    罗斯托夫和杰尼索夫把负伤的多洛霍夫送走了。

    多洛霍夫合上眼睛,默不作声地躺在雪橇中,对人家所提出的问题,他一言不答;但是驶入莫斯科后,他忽然苏醒过来,很费劲地微微抬起了头,一把抓住坐在他身旁的罗斯托夫的手。多洛霍夫那完全改变了的、突然显得非常兴奋而温和的面部表情使罗斯托夫大吃一惊。

    “嘿,怎么啦?你觉得身上怎样?”罗斯托夫问道。

    “很糟!可是问题不在那里。我的朋友,”多洛霍夫用若断若续的嗓音说道。“我们在哪儿?我们在莫斯科,我知道。我没有什么,不过我把她害死了,害死了……这一点她经受不了。她经受不了……”

    “是谁呢?”罗斯托夫问。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的天使,我所崇拜的天使,母亲。”多洛霍夫紧紧地握住罗斯托夫的手,哭起来了。当他稍微安静后,他对罗斯托夫详细说,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如果母亲看见他死在旦夕,她是受不了的。他恳求罗斯托夫到她那里去,叫她思想上有所准备。

    罗斯托夫先一步去履行他所接受的委托,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了解到多洛霍夫这个好惹事的人,多洛霍夫这个决斗家在莫斯科和他的老母与那个佝偻的姐姐一同居住,他是个非常和顺的儿子和弟弟。

    ——————

    6

    皮埃尔近来很少单独地和妻子会面。无论在彼得堡,抑或在莫斯科,他们的住宅中经常挤满了来宾。决斗后的次日晚上,他像平常一样,没有走到卧室里去,而是留在他父亲的那间大书斋里,伯爵别祖霍夫就是在这里逝世的。

    他半躺半卧地倚靠在长沙发上想睡一觉,好忘掉他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却办不到。那种思想、感情和对往事的回忆忽然在他心中涌现出来,以致于他非但不能入睡,而且不能坐在原地不动,他不得不从长沙发上一跃而起,迈着疾速的步子在房里踱来踱去。时而他脑海中想到,在结婚之后,初时她常袒露双肩,疲倦的眼神充满着激情,但是他同时想到,多洛霍夫在宴会上露出的那张俊美的放肆无礼的分明地含有讥讽意味的面孔顿时在她近侧显露出来,他脑海中又想到,当多洛霍夫转过身来倒在雪地上时,他的那张面孔依然如故,只不过显得惨白、颤栗、极为痛苦而已。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他扪心自问,“我打死了一个情夫,是的,我妻子的情夫。是的,真有其事。为什么?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因为你娶她为妻的缘故。”内在的声音答道。

    “可是我有什么过失呢?”他问,“过失就在于你不爱她而娶她为妻,你既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她。”于是他清楚地回忆起在瓦西里公爵家里举办的晚宴结束后的那个时刻,那时他说了一句不是出自内心的话:“Jevousaime.①一切都是由此而引起的!那时候我感觉到,”他想道,“那时候我感觉到,这不是那么回事,我还没有说这句话的权利。其结果真是如此。”他想起他度蜜月的光景,一回忆往事就涨红了脸。尤其使他感到沉痛、委屈和可耻的是,他回想起在婚后不久,有一次,上午十一点多钟,他穿着一身丝绸的长罩衫,从卧室走进书斋,他在书斋里碰见总管家,总管家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他向皮埃尔面孔、他的长罩衫瞥了一眼,微微一笑,仿佛在这微笑中表示他对主人的幸福深为赞美。

    ——–

    ①法语:我爱你。

    “我多少次为她而感到骄傲,为她的容貌端庄、为她在社交场合保持有分寸的态度而感到骄傲,”他想。“我为自己的家而感到骄傲,她在家中接待整个彼得堡的人士,为她那傲慢不可接近的神态和美貌而感到自豪,我所感到自豪的原来就是这些么?那时候我想,我不了解她,我时常仔细推敲她的性格,我对自己说,我是有过错的,我不了解她,不了解她这种一向固有的泰然自若、心满意足、缺乏任何嗜欲的天性,而全部谜底乃在于她是‘淫妇’这个令人生畏的词:他对自己说出了这个令人生畏的词,于是一切真相大白了!”

    阿纳托利常常到她那里去,向她借钱,吻她裸露的肩头。她不把钱借给他,但却允许他去吻她。父亲的戏谑引起她的醋意,她含着宁静的微笑说道,她不会那么愚蠢,以致于吃醋,她谈论我的时候这么说:他愿意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有一回我问她,她是否感到她有怀孕的征状。她轻蔑地大笑,并且说她不会那么愚蠢,以致于希冀生儿育女,她不会为我生几个孩子的。

    后来他回想起,虽然她在上层贵族社会中受过教育,但是她的思想却很粗陋而且简单,她所惯用的言词庸俗而不可耐。“我不是一个微贱的傻瓜……不信的话,试试看……allezvouspromen-er。”①她说。皮埃尔常常看见她在男女老少心目中取得的成就,但是他无法明白他为什么不爱她。“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她,”皮埃尔对自己说,“我知道她是一个淫荡的女人,”他重复地说,可是这一点他不敢承认。

    “你看,多洛霍夫正坐在雪地上,强颜微笑,他行将死去,大概还装作逞英雄的样子,想用以回答我的忏悔!”

    从外表看来,有些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很软弱,但是他们却不寻找别人来分担自己的痛苦,皮埃尔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人。他独自一人体会自己的痛苦。

    “她在各个方面,在各个方面都是有过错的,”他自言自语地说,“那末,要怎么样呢?我为什么把我自己和她结合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对她说出这句话:‘Jevousaime’②,这是句谎话,甚至比谎话更坏,”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有过错,应当来承担……甚么?声名狼藉吗?生活不幸吗?唉,这全是废话,”他想了想,“无论是玷辱名声,抑或是享有殊荣,全是相对而论,一切都不以我为转移。”

    ——–

    ①法语:滚开。

    ②法语:我爱您。

    “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是因为他们说他寡廉鲜耻,罪恶累累(皮埃尔忽然想起这件事),他们从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对的,正如那些为他而折磨致死,将他奉为神圣的人,也是对的。后来罗伯斯庇尔因是暴君而被处以极刑。谁无辜,谁有罪?莫衷一是。你活着,就活下去:说不定你明天就死去,正如一小时前我也可能死去一样。人生与永恒相比较只是一瞬间,值得遭受折磨吗?”但是在他认为这种论断使他自己得到安慰的时候,她忽然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在他至为强烈地向她表白虚伪的爱情时,他感觉到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又不得不站立起来,举步向前,他在手边随便碰到什么东西,就把它折断、撕破。“我为什么对她说:‘我爱您?’”他还在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句话。这个问题重提了十次,他忽然想到莫里哀的台词:“Maisquediableallait-ilfairedanscetteqalère?”①他于是嘲笑自己来了。

    晚上他把侍仆喊来,吩咐他准备行装,到彼得堡去。他不能跟她住在同一栋屋里了。他不能想象他现在应该怎样和她谈话。他决定明天启程,给她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要跟她永远分离的打算告诉她了。

    清晨当侍仆端着咖啡走进书斋的时候,皮埃尔躺在土耳其式沙发上,手中拿着一本打开的书睡着了。

    他睡醒了,睁开一对惊惶失措的眼睛久久地环顾四周,没法明了他待在什么地方。

    “伯爵夫人命令我来问问,大人是不是还待在家里。”侍仆问。

    可是皮埃尔心里还没有决定回答他的话,伯爵夫人就亲自走进房里来,神态安静而庄严,穿着一种滚银边的白绸长罩衫,梳着普通的发型(两条粗大的辫子在她那漂亮的头上盘了两盘成了diadéme②,不过在稍微突出的大理石般光滑的额头上有一条愤怒的皱纹。她露出沉着的神情,不肯在仆人面前开腔。她知道决斗的情况,走来谈论这件事。她正在等着仆人摆上咖啡之后走出门去。皮埃尔戴着眼镜很胆怯地望望她,就像被猎狗围住的野兔一般,抿起耳朵,在敌人眼前继续躺着,他就这样试着继续看书,但是心里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令人受不了,于是又胆怯地望望她。她没有坐下来。脸上流露着蔑视的微笑,不停地注视着他,一面等待仆人走出门去。

    ——–

    ①法语:干嘛冒失地上那条船呢?

    ②法语:冠状头饰。

    “又怎么啦?您干了什么鬼名堂?我问您。”她严厉地说。

    “我?我干了什么?”皮埃尔说。

    “你瞧,一个勇士自己找上来了!喂,您回答,决斗是怎么回事?您想凭藉这件事证明什么呢?什么?我问您。”皮埃尔在沙发上吃力地转过身来,张开口,可是没法子回答。

    “既然您不回答,那么我就对您说……”海伦继续说下去。

    “您相信人家对您说的一切。有人对您说了……”海伦大笑起来,“多洛霍夫是我的情夫,”她用法国话说,藉以明确地指出这句话所包含的粗俗意味,“情夫”这个词也像任何别的词一样,在强调其含义时,她就这样说,“您真的相信!您凭这件事证明了什么呢?您凭藉这次决斗证明了什么呢?证明您是个蠢东西,quevousêtesunsot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这会弄到什么地步呢?这会使我成为全莫斯科人取笑的对象,到头来每个人都会说您烂醉如泥,忘乎所以,居然把那个您毫无根据地嫉妒的人喊出来决斗,”海伦把嗓门越抬越高,越来越兴奋,“其实那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比您优越……”

    ——–

    ①法语:您是个蠢东西。

    “哼……哼,”皮埃尔皱着眉头,不去看她,四肢丝毫也不动弹,含糊不清地说话。

    “您为什么竟会相信他是我的情夫呢?……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和他交往吗?如果您会更聪明,更可爱,我就宁愿和您在一起。”

    “甭跟我说吧……我恳求您。”皮埃尔嘶哑地轻声说。

    “我为什么不说话呢?我可以说话,而且要大胆地说话,凡是有您这样的丈夫的妻子,很少有人不找到几个情夫的(法语为:desamants),可是我没有干这种勾当。”她说道。皮埃尔想说句什么话,他用她无法理解的奇异的眼神望望她,又躺下来。这时候他在肉体上遭受痛苦,他觉得胸口发闷,几乎不能呼吸。他知道他应当拿出一点办法来制止肉体上的痛苦,但是他想做的事情太骇人了。

    “我们最好分手吧。”他若断若续地说。

    “分手就分手,也好,您只要给我一份家产,”海伦说,“分手,您用这一手来吓唬我!”

    皮埃尔从沙发上跳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她扑过去。

    “我打死你!”他大声喊道,迅猛地从桌上拿起一块大理石板,使出他前所未有的气力,向她迈出一步,举起大理石板,做出要打她的样子。

    海伦的脸色变得惨白,她突然尖叫一声,从他身边跳开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他属于父亲同一类型的人。皮埃尔感觉到疯狂的吸引和迷力。他把石板扔过去,打得粉碎,张开两臂向海伦面前跑去,大喊一声:“滚开!”那嗓音非常骇人,全家人都胆寒地听到这一声喊叫。如果海伦不从房里跑出去,天晓得皮埃尔在这时会干出什么恶事来。

    过一周后,皮埃尔让他妻子管理全部大俄罗斯领地,这些领地占他家产的一半以上,皮埃尔独自一人驱车到彼得堡去了。

    ——————

    7

    自从童山接获有关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及安德烈公爵捐躯的消息之后已经两个月了,虽然经由大使馆致函询问并竭尽全力侦查,但是公爵的尸体未能找到,在俘虏之中也没有他的踪影。使他的亲属感到至为难受的是,他们仍旧抱有一线希望,认为当地居民把他从战场上抬走,现在地也许置身于陌生人之中,独自一人躺在什么地方,身体日渐康复,或则行将死去,没法将他自己的消息传递出去。老公爵首次从报纸上得悉奥斯特利茨战败的消息,但是报纸上照常报道得非常简短而且很不明确,报纸上说俄国官兵在几次辉煌战役后不得不撤退,他们撤退时遵守严格的秩序。从这则官方消息上老公爵获悉我军已被粉碎了。在报上登载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消息后过了一个礼拜,库图佐夫寄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告知公爵有关他儿子的遭遇。

    “我亲眼看见令郎,”库图佐夫写道,“手中擎着一面军旗在兵团前面倒下了,他不愧为他父亲和祖国的英雄。令我和全军感到遗憾的是,直至现在依旧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牺牲了,否则,在由军使递交给我的战地伤亡军官名单中,必定会列入他的姓名。”

    夜晚老公爵接到了这个消息,是时他独自一人呆在书斋里。第二天清晨,他一如平时又外出散步,而他在管事、园丁和建筑师当中默不作声,虽然他怒形于色,但他未对任何人道出一句话来。

    在平时规定的时刻,叫做玛丽亚的公爵小姐走进屋里来看他,他正在车床旁边站着,做镟工活儿,他像平常一样没有掉过头来望望她。

    “啊!公爵小姐玛丽亚!”他突然不自然地说道,扔下了凿子。车床的轮子由于冲力的关系仍在转动着,公爵小姐玛丽亚长久地记得逐渐停息的轮子的吱吱声,和接踵而至的事情在她心目中融合起来了。

    公爵小姐玛丽亚移动脚步,走到他跟前,一望见他的脸色,她身上便像有件什么东西忽然沉下去了。她的两眼看不清楚了。父亲的面色既不忧愁,也不沮丧,而是凶神恶煞,很不自然,她从父亲的面色看出,一种可怕的不幸,她从未经历的生活中的莫大的不幸,无可挽救的毋容思议的不幸威胁着她,使她精神上感到压抑,而这种不幸指的是亲人的寿终正寝。

    “Monpère!①是安德烈吗?”姿色不美丽、笨手笨脚的公爵小姐说,她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悲痛的魅力和难以控制自己的神情,使父亲经受不住她的目光,哽咽了一阵,转过身去。

    ——–

    ①法语:爸爸。

    “我得到消息了。在俘虏名单中没有他,在阵亡官兵名单中也没有他。库图佐夫在信中写到,”他刺耳地尖叫一声,好像想用这种尖叫声来驱逐公爵小姐似的,“给打死了!”

    公爵小姐并没有倒下去,她没有感到头晕。她的脸色显得惨白,但是她听了这几句话后,她的面容全变了,她那美丽迷人的明眸中闪烁着光辉。仿佛有一种欢乐,一种不以这个世界的悲欢为转移的莫大的欢乐,透过她那极度悲痛的心情浮现出来。她对父亲的畏惧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她走到他跟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拉到自己身边来,抱住他那干瘦的青筋赤露的脖子。

    “Monpére,”她说道,“不要离开我吧,让我俩在一块儿痛哭吧。”

    “这些坏蛋,卑鄙的家伙!”老头儿喊道,把脸移开,躲避她。“葬送了军队,葬送了人们!为了什么?你去,你去,去告诉丽莎。”

    公爵小姐软弱无力地坐到父亲旁边的安乐椅上嚎啕大哭起来。现在她好像看见哥哥带着他那温和而傲慢的神态跟她和丽莎告别。她好像看见他温和地、讥讽地给自己戴上小神像。“他是否信教呢?他是否对他不信教而感到后悔呢?他现在是否在那里?是否在那永恒的静谧与极乐的天宫?”她想道。

    “Monpére,请您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吧。”她眼泪汪汪地问道。

    “你去吧,你去吧,他在战斗中给打死了,在那场战斗中打死了许多优秀的俄国人,玷污了俄国的荣誉。公爵小姐玛丽亚,您去吧。去告诉丽莎。我马上就来。”

    当公爵小姐从父亲那里回来的时候,矮小的公爵夫人正坐着做针线活儿,她用那只有孕妇们才特具的内心平静与幸福的眼神望了望公爵小姐玛丽亚。很明显,她的眼睛没有望见公爵小姐玛丽亚,而是向自己体内望去,向她腹内的幸福而神秘的东西望去。

    “玛丽(玛丽亚的法语称谓),”她说道,从绣花架子移开身子,向后靠着,“把你的手向我伸出来。”她一把抓住公爵小姐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她的一对眼睛微露笑意,等待着她那长满茸毛的嘴唇翘起来,像那幸运的儿童不停地翘着嘴唇似的。

    公爵小姐玛丽亚跪在她面前,把脸蛋藏在嫂嫂的连衣裙的皱襞里。

    “诺,诺,你听见吗?我觉得非常奇怪。玛丽,你要晓得,我是很爱他的,”丽莎说,她用那闪闪发光的幸福的眼睛望着小姑子。公爵小姐玛丽亚没法抬起头来,她哭泣着。

    “玛莎,你怎么?”

    “没有什么……我很悲伤……为安德烈而悲伤。”她说道,一面在嫂嫂的膝头上揩干眼泪。公爵小姐玛丽亚在整个早上接连好几次叫她嫂嫂在思想上要做好准备,而每一次她都哭泣起来,无论矮小的公爵夫人怎样缺乏敏锐的观察力,没法明白她哭泣的原因,但是她的泪水仍旧使她惊恐不已。她不发一言,但却心慌意乱地环顾四周,正在寻找着什么东西。她一向害怕的老公爵在午饭前走进她房里来了,现在他的脸色显得很凶恶,他的心情异常不安定,没有说出一句话便走出去了。她望望公爵小姐玛丽亚,然后就带着孕妇们常有的、凝视自己体内的眼神陷入沉思,她大哭起来。

    “从安德烈那儿得到什么消息吗?”她说。

    “没有,你知道还不会传来什么消息,不过爸爸的心情很不安定,我也就害怕起来。”

    “这么说,没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公爵小姐玛丽亚说,她把那亮晶晶的眼睛盯着她嫂嫂。嫂嫂在最近几天内要分娩,她决意不向她说什么,并劝父亲在她分娩前也向她隐瞒有关他接到可怕的消息这种事。公爵小姐玛丽亚和老公爵各自忍受和隐瞒自己的悲痛。老公爵不想抱有任何希望,他断言安德烈公爵已被打死了,虽然他派遣一名官吏去奥地利寻找儿子的行踪,但是他仍旧在莫斯科给儿子订购了一块墓碑,打算把它树立在自己的花园里,他告诉大家,说他儿子已被打死了。他竭力地不改变从前的生活方式,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很少步行,吃得更少,睡得也更少,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公爵小姐玛丽亚还抱有一线希望。她把哥哥看作活着的人,替他祈祷,每时每刻等待哥哥回家的消息。

    ——————

    8

    “Mabonneamie,”①三月十九日早上,吃罢早饭后,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那长满茸毛的嘴唇依然像惯常那样向上翘起来,但是从接到可怕的消息后,这栋屋里的所有的人,不仅在微笑之中,而且在说话声中,甚至在步态中,都充满着悲伤,矮小的公爵夫人的微笑也是如此,虽然她不晓得内中的缘由,但是因为受到共同的情绪的支配、她的微笑更令人想到共同的悲痛。

    ——–

    ①法语:亲爱的朋友。

    “Mabonneamie,jecrainsquelefruschAtique—(commedit)decematinnem’aiepasfaitdumal.”①

    “我的心肝,你怎么了?你的脸色惨白。哎呀,你的脸色太苍白。”公爵小姐玛丽亚惶恐不安地说,她迈着沉重而柔和的脚步朝她面前跑去。

    “公爵小姐,要不要派人去把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叫来?”一个在这里侍候的女仆说。(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是县城里的产科女医生,她来童山已经一个多礼拜了。)“真是如此,”公爵小姐玛丽亚附和着说,“也许是真的。我非去不可。Couragemonange!②”她吻吻丽莎,想从房里走出去。

    “唉,不,不!”矮小的公爵夫人的脸色显得苍白,此外,她因为感到不可避免的肉体上的痛苦而流露出稚气的恐惧的表情。

    “Nonc’estl’estomac…ditesquec’estl’esAtomac,dites,Marie,dites…”③于是矮小的公爵夫人任性地、甚至有几分虚情假意地、俨像儿童般地痛哭起来,她一面拧着自己的小手。公爵小姐跑出去叫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

    ——–

    ①法语:好朋友,我怕今天我吃了这顿早餐(厨师福卡是这样说的)会头昏目眩。

    ②法语:我的天使,你甭怕!

    ③法语:不,这是胃……玛莎,请你说说,是胃……

    “哦!MonDieu!MonDieu!”①她听见自己身后传来的喊声。

    ——–

    ①法语:天啊!天啊!

    产科女医生向她迎面走来,她搓着一双白白胖胖的小手,脸上流露出十分镇静的神情。

    “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好像开始解怀了。”公爵小姐玛丽亚惊恐地睁开眼睛望着老太婆,说道。

    “啊,谢天谢地,公爵小姐,”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在没有加快脚步时说道,“你们这些小姑娘,不应该知道这种事情。”

    “医生怎么还没有从莫斯科来啊?”公爵小姐说。(遵照丽莎和安德烈公爵的意图,在她分娩前派人到莫斯科请产科医生去了,现在大家每时每刻都在等候她。)

    “没关系,公爵小姐,您不用担心。”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说道,“没有医生在身边什么也会搞好的。”

    过了五分钟,公爵小姐从自己房里听见有人抬着什么笨重的东西。她看了看,有几个堂倌不知为什么把安德烈公爵书斋里的皮沙发抬到寝室里去。抬东西的人们的脸上流露着一种激动和冷静的神情。

    公爵小姐玛丽亚独自一人坐在房里谛听住宅中传来的响声,有时候有人从近旁过去,就打开房门,仔细观察走廊里发生的事情。有几个女人迈着徐缓的步子走来走去,回头看看公爵小姐,然后转过脸去不望她了。她不敢打听情况,关起门来,回到自己房里去,她时而坐在安乐椅上,时而捧着“祷告书”,时而在神龛前面跪下来。使她感到不幸和诧异的是,她觉得祈祷并不能平息她的激动心情。突然她的房门轻轻地被推开了,她那个包着头巾的老保姆普拉斯科维亚·萨维什娜在门槛上出现了,鉴于公爵的禁令,她几乎从来没有走进她的房间里去。

    “玛申卡(玛丽亚的爱称),我到这里来和你在一起坐一会儿。”保姆说,“你看,在主的仆人面前点起公爵结婚的蜡烛,我的天使,这几支蜡烛是我带来的。”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啊,保姆,我多么高兴。”

    “亲爱的,上帝是大慈大悲的。”保姆在神龛前面点起几支涂上一层金色的蜡烛,之后在门旁坐下来编织长袜子。公爵小姐玛丽亚拿起一本书来阅读。只是在听见步履声或者说话声时,公爵小姐才惊恐地、疑惑地看看保姆,而保姆却安抚地看看公爵小姐。这栋住宅的每个角落的人们都满怀着公爵小姐在自己房里体验到的那种情感,大家都被它控制住了。根据迷信思想,知道产妇痛苦的人越少,她遭受的痛苦也就越少,因此大家都极力地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谁也不谈这件事,除了在公爵家中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持重和谦恭的优良作风之外,在所有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忧虑、心田的温和以及当时对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的认识。

    女仆人居住的大房间里听不见笑声。侍者堂倌休息室里所有的人都坐着,默不作声,做好准备。仆人休息室点燃着松明和蜡烛,都没有就寝。老公爵跷着脚尖,脚后跟着地,在书斋里踱来踱去,派吉洪到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那里去问问:情况怎样?

    “只要说一声:公爵吩咐你来问问:情况怎样?再回来告诉我说些什么话。”

    “你禀告公爵:开始临盆了。”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意味深长地望望派来的仆人,说道。吉洪走去,并且禀告公爵。

    “好。”公爵说了一声,随手关上房门,之后吉洪再也没有听见书斋里的一点声音。过了片刻,吉洪走进书斋,仿佛是来看管蜡烛的照明。吉洪看见公爵躺在长沙发上,他望望公爵,望望他心绪不安的面容,禁不住摇摇头,沉默无言地走到他近旁,吻了吻他的肩膀,他没有剔除烛花,也没有说一声为何目的而来,就走出去了。人世上至为庄严的奥秘之事在继续进行。薄暮过去了,黑夜来临了。对毋庸思议的事物的期待和心地温柔的感觉并没有迟钝,反而更为敏锐了。这天夜里谁也没有就寝。

    这是三月间的一个夜晚,好像冬天还在当令,狂暴地撒下最后的雪花,刮起一阵阵暴风。他们随时都在等候从莫斯科到来的德国医生,已经派出了备换乘的马匹到大路上准备迎接,在通往乡间土道的拐角上,派出了提着灯笼的骑者,在坎坷不平的、积雪尚未全融的路上,为即将来临的德国医生带路。

    公爵小姐玛丽亚已经把书本搁下很久了,她默不作声地坐着,把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凝视着布满皱纹的、她了若指掌的保姆的面孔,凝视着从头巾下面露出的一绺斑白的头发,凝视着下巴底下垂着的小袋形的松肉。

    保姆萨维什娜手里拿着一只长袜,她一面编织,一面讲话,那嗓音非常低沉,连她自己也听不见,也听不懂她讲述过数百次的话语:已故的公爵夫人在基什涅沃生下公爵小姐玛丽亚,接生的是个农妇,摩尔达维亚人,替代了产婆。

    “上帝会保佑,医生是从来都不需要的。”她说。忽然一阵风朝房里一扇卸下窗框的窗户袭来(遵从老公爵的意图,在百灵鸟飞来的季节,每间房里的窗框都要卸下一扇),吹开了闩得不紧的窗框,拂动着绸制的窗帘,一股含雪的冷气袭来,吹熄了蜡烛。公爵小姐玛丽亚打了个哆嗦;保姆把长袜放下来,她走到窗前,探出身子,一把抓住被风掀开的窗框。寒风吹拂着她的头巾角儿和露出来的一绺绺白发。

    “公爵小姐,天啦,有人沿着大路走来了!”她说道,用手拿着窗框,没有把窗户关上。“有人提着灯笼呢,想必是医生……”

    “唉,我的天呀!谢天谢地!”公爵小姐玛丽亚说,“应当去迎接,他不懂得俄国话。”

    公爵小姐玛丽亚披上肩巾,向来者迎面跑去。当她穿过接待室,从窗口望见,一辆轻便马车停在大门口,灯火辉煌。她走到楼梯口。栏杆柱子上放着一支脂油制的蜡烛,风吹得烛油向下直流。餐厅侍者菲利普露出惊恐的神情,他手中拿着另一支蜡烛,站在更低的地方——楼梯的第一个平台上。在那更低一点的地方,楼梯转弯的角上,可以听见穿着厚皮靴的人渐渐走近的脚步声。公爵小姐玛丽亚仿佛听见一个熟人的说话声。

    “谢天谢地!”可以听见说话声,“爸爸呢?”

    “他睡觉了。”可以听见已经站在下面的管家杰米扬在开口回答。

    后来还听见某人说了一句什么话,杰米扬应声回答,穿着厚皮靴的脚步声沿着望不见的楼梯转弯的地方更快地向近处传来。“这是安德烈吧!”公爵小姐玛丽亚想了想。“不,这不可能,这太异乎寻常了。”她想了想,当她思忖的时候,安德烈的面孔和身影在侍者举着蜡烛站在那里的楼梯平台上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皮袄,衣领上撒满了雪。是的,这就是他,但面色苍白、瘦弱,脸部表情也变了,显得奇特的柔和,然而心神不宁。他走进来,登上楼梯,双手抱住了妹妹。

    “您没有接到我的信吗?”他问道,他不等待她回答,他也得不到她的回答,因为公爵小姐简直说不出话来,他是和那个跟在他后面走进来的产科医生一同回来的(他们在最后一站相遇了),他迈开飞快的步子,又走上楼去,又把他妹妹抱在怀里。

    “多么变幻的命运!”他说。“亲爱的玛莎!”他把皮袄和皮靴脱下来,便到公爵夫人的住宅中去了。

    ——————

    9

    矮小的公爵夫人戴着白色的寝帽靠在枕头上(她的阵痛刚刚减轻了)。她那发烧的冒汗的面颊两边露出一绺绺卷曲的黑发,她张开一张好看的绯红的小嘴,上唇长满了黑色的茸毛,她脸上含着愉快的微笑。安德烈公爵走进房里来,在她面前停步了,在靠近她睡的沙发末端站着。她的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没有改变表情,露出孩子似的惶恐不安的样子望着他。“我爱你们大家,我未曾危害任何人,为什么我要受苦?助我一臂之力吧。”她的表情在说话。她看见丈夫,但是她弄不清他此时在她面前出现有什么意义。安德烈公爵从沙发一旁绕过去,吻了吻她的额角。

    “我的心肝,”他说,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句话。“上帝是大慈大悲的……”她把那疑惑的、儿童般责备的目光朝他瞥一眼。

    “我曾经期待你的救援,我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你也是这样啊!”她的眼神这样说。他来了,她不感到惊讶,她不明白,他已经回家了。他的到来对她的痛苦与减轻痛苦无任何关系。难忍的阵痛又发作了,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于是劝说安德烈公爵从房里出去。

    产科医生走进房里来了。安德烈公爵从房里出来,遇见了公爵小姐玛丽亚,他又走到她跟前来了。他们开始低声地讲话,但是谈话常常中断。他们等待着,他们倾听着。

    “Allez,monami.①”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安德烈公爵又往妻子那儿去了,他在隔壁房里坐下来,等待着。有一个女人看见安德烈公爵后,面带惶恐的神情,困惑不安地从她房里走出来。她用手把脸捂住,就这样坐了几分钟。从门后可以听见悲惨的孤立无援的动物的呻吟。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到了门前,想把门打开。不知道是谁抓着门把手。

    ——–

    ①法语:我的朋友,你去吧。

    “不准进去,不准进去!”从那里传来惊恐的话语声。他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喊声停住了,又过了几秒钟。忽然间隔壁房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叫喊,这不是她的喊声,她是不会这样叫喊的。安德烈公爵向门前跑去,叫喊声停息了,可以听见婴孩的啼声。

    “干嘛把小孩带到那里去呢?”安德烈公爵起初这样思忖了一会。“小孩子?什么样的小孩子?……为什么这里会有小孩呢?也许是生了一个小孩吧?”

    当他忽然间明白这一啼声含有喜悦的意义时,眼泪就把他憋得喘不过气来,他将两只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有如儿童般地抽抽嗒嗒地啼哭起来。房门开了。医生没有穿常礼服,卷起衬衫的袖口,脸色苍白,下颌颤栗着,他从房里走出来。安德烈公爵向他转过脸来。可是医生惘然若失地朝他望了一眼,没有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就从他身旁走过去了。有个妇女跑出来,她看见安德烈公爵,就在门槛上踌躇不前。他走进他妻子的房里。她躺着不动,已经死去了,仍旧像五分钟以前他看见她时那个样了,虽然她的眼睛滞然不动,两颊惨白,但是她那美丽的孩子般的脸蛋上,长满黑色茸毛的嘴唇上依然流露出同样的表情。

    “我爱你们所有的人,没有危害过任何人,而你们怎样对待我呢?”她那美丽迷人的、可怜的死者的面孔在说话。在房间的角落里,玛丽亚·波格丹诺夫娜的一双颤栗的白净的手中抱过一样红彤彤的小东西,他哼了哼,哇地一声哭起来。

    隔了两小时之后,安德烈公爵悄悄地走进父亲的书斋。老头子已经知道全部情形。他紧靠门站着,房门一打开,老头子就默不作声地伸出一双像虎钳般粗硬的老人的手搂住儿子的脖子,如同孩子似的痛哭起来。

    隔了三天他们给矮小的公爵夫人举行安魂祈祷,安德烈公爵和她的遗体告别时,走上了灵柩的阶梯。在灵柩中她虽已闭上眼睛,但是她的脸孔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唉,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呢?”她的面孔仿佛仍旧在说话,安德烈公爵于是感觉到,他的心灵中有一样东西猝然脱落了,他犯了无可挽救的也无法忘记的罪过。他哭不出来。老头子也走进来,吻了吻她那只平静地高高地摆在另一只手上的蜡黄的小手,她的面孔也仿佛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老头子看见了这副面孔,气忿地转过身去。

    又过了五日,他们给小公爵尼古拉·安德烈伊奇举行洗礼仪式。当神父用一根鹅毛给男孩的布满皱纹的红红的小手掌和小脚掌涂上圣油时,保姆用下巴压着包布。

    充当教父的祖父颤栗地抱着婴儿,害怕把他掉下去,他绕着尽是瘪印的洋铁洗礼盒走过去,把婴儿交给教母公爵小姐玛丽亚。安德烈公爵担心孩子会被淹死,吓得几乎要屏住呼吸,他于是坐在另一间房里,等洗礼完毕。当保姆抱出婴儿时,他高兴地望望他。当保姆告诉他:一块粘有婴儿头发的蜂蜡扔进了洗礼盒,没有沉没,浮了起来。他听了点点头,表示赞许。

    ——————

    10

    罗斯托夫参与多洛霍夫和别祖霍夫决斗的事件,因为老伯爵尽了最大的努力,总算了结了。不像罗斯托夫预料的那样,他非但未被降级,反而被派至莫斯科总督名下当副官。因此他未能偕同全家人到农村里去,整个夏天只得留在莫斯科履行新职务。多洛霍夫的伤已经养好了,在他逐渐康复的时候,罗斯托夫和他特别要好。多洛霍夫在那个深情地、体贴入微地疼爱他的母亲身边卧床养伤。老太太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鉴于罗斯托夫和费佳(费奥多尔的小名)要好,很喜欢罗斯托夫,她常常对他谈到儿子的事情。

    “是啊,伯爵,对我们现在这个淫乱的世界来说,他的心灵太高尚、太纯洁了。”她说道,高尚的品德,谁也不喜欢,它会刺伤大家的眼睛。啊,伯爵,请您说说,别祖霍夫的行为对吗?正当吗?费佳的品质高尚,很喜爱他,从来都不会说他一句坏话。有人在彼得堡跟警察分局长胡闹,乱开心,岂不是他们一伙干的么?那又怎样呢,别祖霍夫无所谓,费佳却承担全部责任!要知道,他一人承担全部罪责啊!就算是恢复了原职吧,怎能不恢复原职呢?我以为像他这样的祖国的勇士和男儿,还不太多呢。现在干嘛要决斗?这些人是否有情感,是否有人格!分明知道他是个独生子,硬要挑起决斗,正好把他击中了!好在老天爷饶恕了我们。究竟是为什么呢?嘿,我们这个时代,谁不搞阴谋诡计啊?即使他的醋意很浓,也没有什么?我明白,先前他就得通通气,谁知道竟然拖上一年了。他要求决斗,也没有什么,却自以为费佳不会来吵架,因为他欠他的债。多么卑鄙啊!多么龌龊啊!我知道您了解费佳,亲爱的伯爵,所以我由衷地疼爱您,您相信我吧。很少有人了解他。这是个多么高尚的、纯洁的灵魂。”

    在多洛霍夫逐渐康复时,他本人时常对罗斯托夫说些他决没法料到他会说的话。

    “人家把我看成是凶恶的人,我是知道的,”他说,“就让他们自以为是吧。除开我所爱的人而外,我不愿意知道任何人,但是我爱着什么人,就会强烈地爱,以致于献出我的生命,而所有其他人只要拦住我的去路,我就会压死他们。我有个我所崇拜的、非常可贵的母亲、两三个朋友,其中包括你,而对其他人,只看他们对我有益或有害的程度而定。所有的人,特别是妇女,几乎都是对我有害的。是啊,我的心肝,”他继续说,“我碰到一些令人可爱的、光明正大的、崇高的男人,但是除开卖身的娼妓——无论是伯爵夫人,抑或是厨娘(横竖都一样)——我还没有遇见别的妇女。我还没有遇见我在妇女身上探寻的那种圣洁和忠诚的品质。假使我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女人,我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些女人!……”他做出轻蔑的手势。“你是否相信我,只要我还珍惜我的生命,那末我之所以珍惜它,只是因为我还希望遇见一个这样圣洁的生灵,她会使我变得光明正大、纯洁而高尚,使我重新振奋起来。可是你不明白这一点。”

    “不,我十分明白。”罗斯托夫受到他的新朋友的影响,于是这样回答。

    秋天,罗斯托夫一家人回到莫斯科。冬季之初杰尼索夫也回来了,他暂时住在罗斯托夫家中。这是尼古拉·罗斯托夫在莫斯科消度的一八○六年的初冬,这对他和全家人来说都是最幸福的、最愉快的。尼古拉把许多年轻人领到父母的住所。薇拉是一个二十岁的美丽的少女;索尼娅是个十六岁的姑娘,像一朵刚刚绽开的娇艳的鲜花。娜塔莎既是半个小姐,又是半个小姑娘,她时而像那儿童似的令人好笑,时而像那少女似的富有魅力。

    这时候在罗斯托夫家中形成了一种特别亲热的气氛,正如那拥有很可爱和很年轻的姑娘的家中常有的气氛一样。前来罗斯托夫家的每个年轻人都望着这些年轻的十分敏感的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为自己的幸福)而露出笑容的少女的面孔,望着欢腾的奔忙,听着青年妇女的这些前后不相连贯的,但是大家听来,觉得亲热的,对一切乐于效劳而且满怀希望的窃窃私语,时而听见若断若续的歌声,时而听见若断若续的乐声,都体会到同样的情欲和对幸福期待的感觉,而这也正是罗斯托夫家里的年轻人自己体会到的感觉。

    罗斯托夫领进家里来的年轻人之中头一批里头有个多洛霍夫,家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只有娜塔莎不在其列。为了多洛霍夫的事情,她几乎要和哥哥争吵起来。她固执己见,认为他是个凶恶的人,至于他和别祖霍夫决斗一事,皮埃尔是对的,多洛霍夫有过错,认为他令人厌恶,装腔作势。

    “我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娜塔莎倔强而任性地喊道,“他是个凶狠的、没有感情的人。我倒喜欢你的杰尼索夫,他是个酒鬼,样样都来一手,不过我还是爱他,因此他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怎么对你说呢,我不在行,而他的一言一行却抱有特殊目的,这一点我不喜欢。杰尼索夫……”

    “喏,杰尼索夫是另一回事,”尼古拉一边回答,一边要让人家感觉到,与多洛霍夫比较时,甚至连杰尼索夫也是微不足道的,“应当了解,这个多洛霍夫的灵魂是多么纯洁,应当看见他是怎样对待母亲的,这才是善良的心肠啊!”

    “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和他相处的时候,我感到不好意思。你是否知道,他已经爱上索尼娅?”

    “这真是一派胡言……”

    “我相信,你以后是会看出来的……”娜塔莎的预言应验了。这个不喜欢和女士社交的多洛霍夫开始时常走到家里来,他为了谁才到这里来的问题(虽然没有人提起这件事)很快就获得解答:他是为了索尼娅才常到这里来的。索尼娅虽然总不敢把这话儿说出来,但是她心里知道,所以每当多洛霍夫出现的时候,她就像一块鲜艳的红布一样,满脸绯红。

    多洛霍夫常常在罗斯托夫家里吃午饭,从来不放过有罗斯托夫家里人观看的日场戏剧,常常出席在约格尔家里举办的adolescentes①舞会,罗斯托夫家里人也常常出席舞会。他多半是向索尼娅献献殷勤,两只眼睛盯着她,她不能经受他的目光,满面通红,不仅如此,就连老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看见这种目光后也涨红了脸。

    ——–

    ①法语:青少年。

    显然,这个有点儿黧黑的、风采优美的、疼爱别人的小姑娘对这个强而有力的脾气古怪的男人产生了一种令他倾倒的影响。

    罗斯托夫发现,多洛霍夫和索尼娅之间存在着某种新关系,但是他不能确定这是一种怎样的新关系。“她们在那儿不知道爱上什么人了”,他想到索尼娅和娜塔莎。但是他跟索尼娅和多洛霍夫在一块儿时没有从前那样自在了,他于是更少地待在家里。

    自从一八○六年秋季以来,大家又谈到俄国和拿破仑交战的问题,谈论的气氛与旧年相比较更加热烈。不仅规定从千人中募集十名新兵,而且还要募集九名民兵。到处都在诅咒万恶的波拿巴。莫斯科市议论纷纷,所谈的只是即将爆发的战争。罗斯托夫一家人对准备战争表示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尼古卢什卡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留在莫斯科,他只有等到杰尼索夫休假期满,欢度佳节之后和他一起回到兵团里去。行将启程这件事不仅没有妨碍他消遣作乐,反而激发了他的兴头。他在户外,宴会上、晚会上、舞会上消磨了大部分时光。

    ——————

    11

    圣诞节后的第三天,尼古拉在家中用午餐,这是他迩来少有的事儿。这是一次正式的告别午宴,因为他和杰尼索夫在主显节后就要动身回到兵团里去。二十人左右出席午宴,其中包括多洛霍夫和杰尼索夫。

    在罗斯托夫家中,从来不像这几天过节那样强烈地令人感到爱情的空气、迷恋的气氛。“抓紧幸福的时刻,迫使你自己和他人发生爱情,让你自己陶醉于爱情之中!只有这一点才是尘世上的真正的人生,其馀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在这里忙着做的正是这件事。”这种气氛仿佛在说话。

    像平常一样,尼古拉把四匹马累得疲惫不堪了,也来不及遍访他要去和邀请他去做客的地方,他回到家里正赶上吃午饭。他刚走进来,就发现并且感觉到家里有一种紧张的恋爱的气氛,此外,他还发现在几个社交界人士之间充分显露出一种奇怪的仓惶失措的神态。索尼娅、多洛霍夫、老伯爵夫人特别焦急,娜塔莎也略微不安。尼古拉明白,索尼娅和多洛霍夫之间在午饭前想必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吃午饭时,他满怀着他所固有的体贴别人的心情,非常温柔地、谨慎地对待他们二人。佳节的第三天晚上,约格尔(教跳舞的师座)家中必然要举行一次舞会,他每逢佳节必然为男女学生举办舞会。

    “尼古连卡,你到约格尔那里去吗?请你去吧。”娜塔莎对他说道,“他特意邀请你去,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就是杰尼索夫)也去。”

    “遵照伯爵夫人的命令,我哪儿不敢去呢!”杰尼索夫说,在罗斯托夫家里他诙谐地把他自己装扮成娜塔莎的骑士,“我准备跳pasdechaBle①。”

    ——–

    ①法语:披巾舞。

    “只要来得及!我答应了阿尔哈罗夫了,他们那里要举行一次晚会。”尼古拉说道。

    “你呢?……”他把脸转向多洛霍夫,说道。他刚刚开口问到这件事,就发现,没有必要去问它。

    “是的,也许是这样……”多洛霍夫看了看索尼娅,他恼怒地、冷漠地回答,蹙起额角,那目光俨像在俱乐部举办的宴会上打量皮埃尔似的,他又用这种目光向尼古拉瞥了一眼。

    “弄出了什么名堂,”尼古拉想了想。多洛霍夫在午饭后马上就走了。这就使得尼古拉更加坚信自己的推测。他把娜塔莎喊来,并且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我找过你了,”娜塔莎跑到他跟前说道,“我多次地说,你老是不愿意相信,”她洋洋得意地说,“他向索尼娅求婚了。”

    不管尼古拉这一段时间怎样不太关心索尼娅,但当他听到这件事以后,他身上好像失去了一件什么东西。多洛霍夫对没有嫁妆的而且孤独无依的索尼娅来说,是个体面的、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杰出的配偶。从老伯爵夫人和上流社会人士的观点出发,拒绝他是不行的。因此,当他听到这件事以后,最初的感觉是对索尼娅的愤恨。他在思想上准备说出这些话:“当然,最好要忘怀儿时的诺言,接受求婚才行。”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这句话……

    “你可以设想!她拒绝了,完全拒绝了!”娜塔莎开了腔,“她说,她爱着另外一个人。”她沉默半晌,补充一句话。

    “我的索尼娅不会有别的做法啊!”尼古拉想了片刻。

    “无论妈妈总样求她,她还是拒绝了,所以我知道,假使她说了什么话,她决不会改口的……”

    “妈妈求过她呀?”尼古拉责备地说。

    “是啊,”娜塔莎说,“尼古连卡,你要知道,甭生气吧,但是我知道你是不会娶她的。我知道,天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的确知道,你不会娶她为妻的。”

    “得了,这一点你是决不会知道的,”尼古拉说,“可是我应当跟她谈谈。这个索尼娅长得多么漂亮啊!”他面露微笑,补充一句话。

    “她漂亮极了!我把她送到你面前来,”于是娜塔莎吻吻哥哥,就跑开了。

    一分钟后,索尼娅走进来,惶恐不安,六神无主,露出认罪的样子。尼古拉走到她跟前,吻吻她的手。这是他回家以后他们两人头一回单独地倾吐爱慕之情。

    “索菲(索尼娅的法语称谓),”他说道,开头他胆怯,后来就越来越勇敢了,“既然您要拒绝他这个不仅杰出,而且对您有益的配偶,他是一个完美的、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朋友……”

    索尼娅打断他的话。

    “我已经拒绝了。”她连忙说。

    “如果您为我而拒绝的话,那么我怕我……”

    索尼娅又打断他的话。她用那恳求的惶恐不安的目光望望他。

    “尼古拉,不要向我提到这件事。”她说。

    “不,我应该说。也许这是我的suffisance①,但是最好把全部情况说出来。如果您为我而拒绝的话,那么我应该把全部真相说给您听。我爱您,我想,我最爱您……”

    ——–

    ①法语:过于自信的表现。

    “我感到满足。”索尼娅满面通红地说。

    “不,虽然我对任何人不像对您这样,谈不上友谊、信任和爱情,但是我恋爱过一千次了,以后还会恋爱。而且我太年轻,妈妈并不希望我这样做。我索兴什么都不答应。我要请您考虑多洛霍夫求婚的事。”他道出这句话,很费劲地说出自己的朋友的姓。

    “请您不要对我谈论这件事吧。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像爱哥哥一样爱您,将永远爱您,我再不需要什么别的了。”

    “您是个天使,我配不上您,不过,我只是害怕欺骗您。”

    尼古拉又一次地吻吻她的手。

    ——————

    12

    约格尔家里举办的舞会是莫斯科的最快乐的舞会。娘儿们看见自己的adolescentes①跳着刚刚学会的舞步时都这么说;跳舞跳得累倒的男女少年也都这么说;已经长大的少女和青年同样说出这句话,他们怀有屈尊俯就的心绪前来出席舞会,从中寻求令人消魂的乐趣。是年,舞会上办成了两件婚事。戈尔恰科夫家的两个俊美的公爵小姐觅得未婚夫,并已出嫁,这个舞会因而享有盛誉。男女主人均不在场,乃是舞会的特点:善良心肠的约格尔就像飞扬的羽毛,飘飘然,十分内行地并脚致礼,他向所有的客人收取授课的酬金。而且只有想要跳舞和寻欢作乐的人才来出席舞会,就像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头一回穿上长长的连衣裙也有这样的兴头似的,此其二。除了少数几个人例外,个个都漂漂亮亮,或者看起来漂漂亮亮,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微笑,两眼闪烁着明亮的光辉。优秀的女生有时候甚至跳着pasdechaBle①,在这里,婀娜多姿的娜塔莎出类拔萃;在这最后一次舞会上他们只跳苏格兰舞、英吉利兹舞、刚刚流行的玛祖尔卡舞。约格尔占用了别祖霍夫家里的大厅,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舞会举办得很成功。舞会上有许多漂亮的小姑娘,罗斯托夫家里的小姐都是佼佼者。她们俩人都特别幸福和愉快。这天晚上,索尼娅显得骄傲的是,多洛霍夫向她求婚,她已经拒绝,并向尼古拉表白爱情,她在家里不停地旋舞,女仆给弄得没法替她梳完发辫,这时她由于激动和欣喜而容光焕发。

    ——–

    ①法语:少年。

    娜塔莎也同样地感到自豪的是,她头一次穿着长长的连衣裙出席真正的舞会,她觉得更加幸福。她们都穿着白纱连衣裙,裙上系着玫瑰色的绦带。

    从娜塔莎走进来出席舞会那时起,她就沉浸在爱情中了。她没有特地爱上什么人,但是她爱上大家了。她凡是望着什么人,在她打量他的时候,她也就爱上他了。

    “啊,好极了!”当她跑到索尼娅面前时,她说。

    尼古拉和杰尼索夫在几个大厅里逛来逛去,带着温和和庇护的神情环顾跳舞的人们。

    “她多么可爱,将来是一个美人儿。”杰尼索夫说。

    “是谁?”

    “伯爵小姐娜塔莎。”杰尼索夫答道。

    ——–

    ①法语:披巾舞。

    “她跳得很好,多么优雅!”他沉默了片刻后又说。

    “你说的是谁?”

    “是你的妹妹,”杰尼索夫气忿地喊了一声。

    罗斯托夫冷冷一笑。

    “Monchercomte,vousêtesl’undemesmeilleursécoliers,ilfautquevousdanisiez.”①矮小的约格尔走到尼古拉跟前,说道,“Voyezcombiendejoliesdemoiselles.②”他同样地邀请杰尼索夫,杰尼索夫从前也是他的学生。

    “Non,moncher,jeferaitapisserie③,”杰尼索夫说,

    ——–

    ①法语:亲爱的伯爵,您是我的优等生之一。您应当跳舞。

    ②法语:您瞧,有许多美丽的姑娘。

    ③法语:不,我亲爱的,我最好坐下来看一会儿。

    “现在您难道记不得,我不会应用您教的这门课吗?……”

    “噢,不对!”约格尔连忙安慰他说,“您只是不大用心,而您是有才华的,是啊,您是有才华的。”

    他们又奏起广为流行的玛祖尔卡曲。尼古拉未能拒绝约格尔,于是邀请索尼娅跳舞。杰尼索夫在老太婆们旁边坐下来,用臂肘支在马刀上,合着拍子跺脚,他愉快地讲着什么,惹得老太太们发笑,他不时地看看跳舞的青年。约格尔和他引以为自豪的优等生娜塔莎结成第一对舞伴跳舞。约格尔从容而且柔和地移动那双穿着短靴皮鞋的小脚,随同那胆怯、却尽力跳出各种舞步的娜塔莎,首先在舞厅中翩翩起舞。杰尼索夫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面用马刀打拍子,那模样表明,他本人不去跳舞只是因为他不愿跳舞,而不是因为他不会跳舞。在跳舞跳到一半的时候,他把从他身边走过的罗斯托夫喊到面前来。

    “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难道这是波兰玛祖尔卡舞么?不过她跳得真妙。”

    尼古拉知道杰尼索夫甚至在波兰亦以跳波兰玛祖尔卡舞的技能而遐尔闻名,他跑到娜塔莎跟前说:

    “你去挑选杰尼索夫吧。他跳得很棒!妙极了!”他说。

    当又轮到娜塔莎的时候,她站立起来,迅速地移动她那双穿着带有花结的短靴皮鞋的小脚,她独自一人羞答答地穿过舞厅跑到杰尼索夫所坐的那个角落。她看见,大家都朝她望着,等待着。尼古拉看见杰尼索夫和娜塔莎微露笑容,争吵着什么,杰尼索夫表示拒绝,可是他还流露着愉快的微笑。

    他向前跑去。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请吧,”娜塔莎说道,“我们一块儿跳舞,请吧。”

    “怎么,伯爵小姐,免了吧,别给我添麻烦。”杰尼索夫说。

    “得啦,够了,瓦夏。”尼古拉说。

    “简直像劝只公猫瓦西卡似的。”杰尼索夫诙谐地说。

    “以后我整个夜晚给您唱歌。”娜塔莎说道。

    “女魔法师,想对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杰尼索夫说,他摘下马刀。杰尼索夫从几把椅子后面走出来,紧紧地握住女舞伴的手,稍微抬起头,伸出一条腿,等待着音乐的拍节。只有在骑马和跳玛祖尔卡舞的时候,才看不清杰尼索夫那矮小的身材,于是他装出像个连他自己也感觉得到的英姿飒爽的小伙子,他等待着音乐的拍节,得意洋洋地、诙谐地从侧面看看自己的舞伴,忽然间,他用一只脚轻轻一顿,便像小皮球似的富有弹力,从地板上跳起来,他带着女舞伴沿着那圆形舞池,飞也似地旋转起来。他用一只脚一声不响地从半个舞厅跑过去,好像没有看见摆在面前的几把椅子似的,他于是劲直地向前冲去,可是,忽然间两只马刺给撞得叮当地响了一声,他叉开两腿,后跟落地,站着不动,站了一秒钟。就在马刺的撞击声中,他的两脚在原地跺得咚咚响,一面疾速地转动,一面用左脚轻轻地磕打着右脚,又沿着圆形舞池飞快地旋舞。娜塔莎正在猜着他打算做点什么事,而她自己竟然不知道,怎么会听任他摆布,跟在他后面走去,时而他带着她旋转,时而用右手,时而用左手,时而弯屈膝头,引导她绕着自己转动,又霍然站立起来,飞速地向前冲去,就好像他要不喘气地跑过这几个房间似的,时而他又忽然停下来,出人意外地跳出一个新花样。当他在舞伴的座位前面活泼地带着她转动的时候,他碰击一下马刺,向她鞠躬了。娜塔莎甚至没有向他行个屈膝礼。她困惑不安地把她的目光凝聚在他身上,面露微笑,仿佛不认得他似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说。

    尽管约格尔不认为这是地道的玛祖尔卡舞,但是人人都赞赏杰尼索夫的技巧,开始不断地挑选他做舞伴,老头子也面露微笑,开始谈论波兰和美好的旧时代。杰尼索夫因跳玛祖尔卡舞而累得满面通红,他用手绢揩干脸上的汗。在娜塔莎旁边坐下,舞会上的人都没有离开她。

    ——————

    13

    这次舞会之后过了两天,罗斯托夫在自己家里没有看见多洛霍夫,在他家里也没有碰到他,第三天接到他的一封便函。

    “鉴于你所熟知的种种原因,我再也不欲登门拜访,我瞬将重返部队,是以特为各位友人举行告别酒会,敬祈莅临英吉利饭店。”罗斯托夫同自己家里人和杰尼索夫在剧院里看过戏了,九点多钟离开剧院,在这个约定的日子来到了英吉利饭店。他立刻被人领到多洛霍夫于是夜租用的上等客房里去。

    约计二十人聚集在桌子周围,多洛霍夫坐在桌前,左右两旁都点着一支蜡烛。桌子上摆着金币和纸币,多洛霍夫正在分牌。在他求婚和索尼娅拒绝之后,尼古拉尚未同他见面,每当想到他们相会这件事,他总会心慌意乱。

    多洛霍夫那冷淡而明亮的目光投射到站在门旁的罗斯托夫身上,仿佛他老早就在等候他似的。

    “许久不见面了,”他说,“你来了,表示感谢。我分完纸牌,一会儿伊柳什卡带着合唱队也要来的。”

    “我去过你那里了。”罗斯托夫满面通红地说道。

    多洛霍夫没有回答他的话。

    “你可以下赌注。”他说。

    这时分罗斯托夫回想起他和多洛霍夫的一次奇怪的谈话。“只有笨蛋们才靠牌运来赌钱。”那时多洛霍夫这样说。

    “也许你害怕和我赌博吧?”现在多洛霍夫这样说,仿佛猜中了罗斯托夫的想法,他于是微微一笑。罗斯托夫从他的微笑中看出他还怀有他在俱乐部午宴上怀有的那种心情,总之在那时,多洛霍夫似乎讨厌日常生活,他觉得必须做件奇特的多半是残忍的事来排除苦闷。

    罗斯托夫感到尴尬万分,他在脑海中寻思,却未想出一句戏谑的话来回答多洛霍夫。但在多洛霍夫还来得及这样做的时候,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罗斯托夫的脸,慢条斯理地一字一板地对他说,让大家都能听见他说的话。

    “不过,你总会记得,我和你谈过赌博的事……笨蛋,谁想靠运气来赌博,要有把握才来赌博,我想试试看。”

    “是靠运气来试试,还是有把握才来试验?”罗斯托夫想了想。

    “最好不要赌,”他补充一句,把启了封的一副纸牌往桌上一磕,补充地说:“诸位,下赌注!”

    多洛霍夫把钱向自己身前推一推,准备发牌。罗斯托夫在他身边坐下来,他最初没有赌钱。多洛霍夫不时地注视着他。

    “你怎么不赌钱呀?”多洛霍夫说。多么奇怪,尼古拉觉得非拿牌不可,押下一小笔赌注,开始赌起来。

    “我身上没有带钱。”罗斯托夫说。

    “可以赊帐!”

    罗斯托夫押下了五个卢布,输了钱,再押下赌注,又输了。多洛霍夫凭大牌盖过了小牌,即是说接连赢了罗斯托夫十张牌。

    “诸位,”他做庄做了一阵子以后,说道,“请诸位把钱放在牌上,要不然我会算错帐的。”

    赌徒中有一人说,他希望能给他赊帐。

    “可以赊帐,但我害怕会把帐算错,请把钱放在牌上,”多洛霍夫回答,“你不要怕难为情,以后我同你清帐。”他对罗斯托夫补充地说。

    赌博正在持续着,仆人不断地给每个赌徒送来香槟酒。

    罗斯托夫的牌张张给盖过了,他欠的帐上记下了八百卢布。他本来要在一张牌上押下八百卢布,但在人家给他送上香槟酒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又押下一笔一般的赌注——

    二十个卢布。

    “别管它吧,”虽然多洛霍夫没有去望罗斯托夫一眼,但是他这样对他说,“你快点儿赢回输掉的钱吧。我输给人家,可是我总要赚你的钱。也许你害怕我吧?”他重复地说。

    罗斯托夫听从他的话,不更改写下的八百卢布,押在那张他从地上拾起来的破了角的红桃七点上。后来他还清楚地记得这张牌。他押在红桃七点上,拿起一截断了的粉笔在这张牌上端端正正地写下数目字“800”;喝了一杯给他端来的烤热的香槟,对多洛霍夫的话付之一笑,心里发慌,极度紧张地注视多洛霍夫那双拿牌的手,等待着翻开一张红桃七点来。这张红桃七点的赢或者是输,对罗斯托夫具有重大意义。上周星期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给了他儿子两千卢布,他从来不喜欢谈起金钱上的困难,可是现在伯爵对他说,这笔钱在五月份以前是最后的一笔钱了。因此他叫儿子这回要节省一点,尼古拉说,他觉得这些钱太多了,他保证他在入春以前不再拿钱了。现在这笔款项中只剩下一千二百卢布。因此红桃七点这张牌不仅意味着他输掉一千六百卢布,而且意味着他必须违背诺言。他心里发慌,极度紧张地注视多洛霍夫的手并且思忖着:“嘿,快点儿吧,把这张纸牌交给我,我就可以乘车回到家里去,跟杰尼索夫、娜塔莎和索尼娅一起吃晚饭,说真话,我永远不再摸牌了。”在这个时刻,他头脑中浮现出他的家庭生活:他和彼佳开玩笑,他和索尼娅谈话,他和娜塔莎表演二重奏,他和父亲玩“辟开”牌,甚至在波瓦尔大街的住宅中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这一切在他的想象中清晰而迷人,洋溢着激情,仿佛这一切是久已逝去的、不可复得的、至为宝贵的幸福。他不能容忍无聊的运气竟使红桃七点先置于右边,而不是先置于左边,以致使他丧失重新享受的、重现异彩的幸福,使他陷入从未经历的未知的灾难的深渊。这是不可能的,他仍旧心悸,几乎要屏住气息,等待着多洛霍夫的两只手的动作。他那双大骨骼的、有点发红的、从衬衣袖筒下面露出汗毛的手,把一副纸牌放在桌上,拿起仆人给他送来的玻璃杯和烟斗。

    “你真的不怕和我一块赌钱吗?”多洛霍夫重复地说,他好像要讲一个令人听来愉快的故事,他把牌放下,靠在椅子背上,面露微笑,慢吞吞地讲起来。

    “对了,诸位,有人告诉我说,莫斯科传出了谣言,好像说我是一个赌棍,因此我奉劝你们对我要提防点儿。”

    “喂,你发牌吧!”罗斯托夫说。

    “噢,莫斯科的娘儿们!”多洛霍夫说道,面露笑容地抓起了纸牌。

    “哎——呀!”罗斯托夫伸出一双手,托住了头发,几乎喊了一声。他所要的红桃七点居然放在上头,成了这副牌的第一张。他所输的钱超出他的偿付能力了。

    “不过你不要豁出命来碰运气。”多洛霍夫说,匆匆地瞥了罗斯托夫一眼,又继续发牌。

    ——————

    14

    过了一个半钟头,多数赌徒都在开玩笑地瞧着自己的牌儿。

    赌局的焦点凝聚在罗斯托夫一个人身上。他欠的帐上写下了一长列数字,而不是一千六百卢布,他数数,计有上万卢布了,可是到目前他模糊地意识到,这个数目字已经高达一万五千卢布。而实际上他所欠的赌帐已经超过两万了。多洛霍夫不去听、也不去讲故事了,他注意罗斯托夫两只手的每个动作,有时候迅速地回头望望他欠的赌帐。他坚决地继续赌下去,直到这笔欠帐增加到四万三千卢布。他选定这个数目,是因为“四十三”正是他的年龄和索尼娅的年龄的总和。罗斯托夫把两只手托着头,坐在那写满数字、溅满葡萄酒、堆满纸牌的桌前。一种令人痛苦的印象保留在他的脑际:这两只骨骼大的、有点发红的、从衬衣袖筒下面露出来的长满汗毛的手,这两只他既爱且恨的手支配着他。“六百卢布、爱司、角、九点……赢回钱来是不可能的!……呆在家里多么愉快啊……杰克上要加倍下赌注……这是不可能的啊!……他干嘛硬要这样对待我呢?……”罗斯托夫一面想着,一面回忆着。他有时候押下一笔大赌注,可是多洛霍夫拒绝吃他的牌,并且给他定赌注。尼古拉屈从于他,他时而祷告上帝,如同他在战场上,在阿姆施特滕桥上祷告一般;他时而猜想,桌子底下的一堆折坏的纸牌中随便一张落到他手上,就可以救他一把,他时而算算,他穿的制服上有几根绦带,试图把全部输掉的钱都押在和绦带总数相同的纸牌上,他时而环顾其他的赌徒,向他们求救,时而睇睇多洛霍夫那副现在变得冷漠的面孔,极力地想弄明白,他在搞什么名堂。

    “他不是不晓得,赌博输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不会希望我趋于毁灭吧?要知道,他是我的朋友。要知道我疼爱过他……但是他没有过错,在他走运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没有过失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做出什么害人的事。我难道杀了什么人?难道侮辱了什么人?想要危害什么人?为什么竟会面临这种可怕的灾难?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不久以前,当我走到这张牌桌面前的时候,我想赢它一百卢布,够买一个首饰匣送给我妈妈过命名日,然后就回家去。我那时多么幸福,多么自由,多么快活啊!那时候我也不明白我怎么竟会那样幸福啊!这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处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种变化是以什么作为标志的?我还是这样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张牌桌旁边,还是这样选牌和出牌,而且还望着这双骨骼大的灵巧的手。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我身强体壮,还是那个样子,还呆在这个地方。不,这是不可能的!结局想必不会有什么事的。”

    虽然这个房间里不太炎热,但是他满面通红,浑身出汗,他的面孔显得可怕而且可怜;尤其是力不从心,想装出沉着的样子,那就更加可怕,而且可怜了。

    欠帐已高达四万三千这个命中注定不祥的数目。罗斯托夫刚刚输掉三千卢布,他挑选一张牌,折上纸牌的一角,再下四分之一的赌注,这时多洛霍夫把纸牌往桌上一磕,挪到一边,拿起一根粉笔把它摁断,用那容易辨认的雄健的笔迹开始给罗斯托夫结帐。

    “该吃晚饭了,该吃晚饭了!你看,茨冈人来了!”几个面目黧黑的男女真从寒冷的户外走进来,带着茨冈人的口音说话。尼古拉明白,一切都完了,可是他冷漠地说:

    “怎么,你不再赌了?我选好了一张好牌。”好像赌博这一娱乐使他最感兴趣似的。

    “一切都完了,我完蛋了!”他想道,“现在只有一条路,对准额头开一枪自杀吧。”同时他又愉快地说。

    “喂,再来一张牌吧。”

    “很好,”多洛霍夫结完帐,说道,“很好!押二十一卢布的赌注,”他指着四万三千一笔整数的零头“二十一”这个数字说,他拿起一副纸牌,准备发牌。罗斯托夫顺从地折上纸牌的一角,用心地写上二十一,以取代原来准备押的六千。

    “我横竖一样,”他说道,“我很想知道的只是,你要把这个十点‘吃’掉,还是让给我。”

    多洛霍夫开始认真地发牌。哦,罗斯托夫这时分多么痛恨那双支配他的手,那双稍微发红的、从衬衣袖筒下面露出来的、指头短短的、长满汗毛的手……十点赢了。

    “您欠四万三千,伯爵,”多洛霍夫从桌后站起来,伸伸懒腰时说道,“不过,坐得太久了,会疲倦的。”他说道。

    “是的,我也疲倦了。”罗斯托夫说。

    多洛霍夫打断他的话,好像在提醒他,开玩笑对他是不体面的。

    “什么时候叫我来拿钱,伯爵?”

    罗斯托夫面红耳赤,把多洛霍夫喊到另一间房里。

    “我不能马上全数偿付,你可以拿张期票。”他说道。

    “罗斯托夫,请你听听,”多洛霍夫说,明显地露出微笑,不住地盯着尼古拉的眼睛,“你知道有句俗话:‘在恋爱中走运,在赌博中就倒霉。’你的表妹爱上你了。我知道。”

    “噢!我觉得自己受到这个人的支配,这多么可怕。”罗斯托夫想。罗斯托夫明白,公开说出这次输钱的事,会使他父母遭受到多么大的打击,他明白,摆脱这一切是多么幸运,他也明白,多洛霍夫知道,他能够使他摆脱这种耻辱和痛苦,而他现在像猫儿玩弄耗子那样,竟想玩弄他。

    “你的表妹……”多洛霍夫想说一句话,可是尼古拉打断他的话。

    “我的表妹与此事毫不相干,用不着谈论她!”他疯狂地喊道。

    “那末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多洛霍夫问道。

    “明天。”罗斯托夫说完这句话,便从房里走出去了。

    ——————

    15

    说一声“明天”并且保持得体的腔调,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独自一人走回家去,看见妹妹、弟弟、母亲和父亲,承认错误,并向家里的人要钱,这倒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他在许下诺言之后没有权利再要钱了。

    家里的人都还没有睡觉。罗斯托夫家里的青年已经从剧院里回来,吃罢晚饭,便坐在击弦古钢琴旁边。尼古拉刚刚走进大厅,一种抚爱的、诗意的气氛笼罩住了,这年冬天他们家中经常洋溢着这种气氛,在多洛霍夫求婚和约格尔举办舞会之后,而今迷漫于索尼娅和娜塔莎的上方的气氛,看来就像雷雨前的空气一样变得更浓了。索尼娅和娜塔莎穿着那件他们上戏院时穿的天蓝色的连衣裙,显得非常迷人,而且她们也知道自己的俊俏,于是带着惹人喜爱的微笑伫立于击弦古钢琴旁边,薇拉和申申在客厅中下象棋。老伯爵夫人等候着儿子和丈夫,正和住在他们家里的贵族老太太一块摆纸牌猜卦。杰尼索夫的两眼闪闪发亮,头发蓬乱,他把一只脚向后伸出来,在击弦古钢琴旁边坐着,他那短短的指头拍击着琴弦,弹出和弦,眼珠儿骨碌地乱转,并用他那尖细、嘶哑、然而准确的声音吟唱着他所创作的诗歌《神奇的仙女》,正试图为其歌词配曲。

    神奇的仙女,

    请你告诉我:

    是什么力量

    吸引我拨弄

    遗弃的琴弦?

    你在我心中

    播下了火种,

    是什么灵感

    洋溢于指头?

    他很热情地唱歌,他那双玛瑙般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地望着惊惶失措的、深感幸福的娜塔莎。

    “美极了!妙极了!”娜塔莎喊道,“再唱一段吧。”她说着,没有发觉尼古拉走进来了。

    “他们那里还是那个样子。”尼古拉想了想,他朝客厅里张望,望见了薇拉、母亲和老妇人。

    “啊,你瞧,尼古连卡来了!”娜塔莎跑到他跟前。

    “爸爸在家吗?”他问道。

    “你回来了,我多么高兴!”娜塔莎说道,没有回答他的话。“我们都很快活哩。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为我多待了一天,你知道吗?”

    “爸爸不在家,还没有回来过啦。”索尼娅说道。

    “真想不到,聪明人,你回来了,你到我这里来,我的亲人。”从客厅里传来伯爵夫人的语声。尼古拉走到母亲面前,吻吻她的手,一声不响地坐在她的桌子旁边,看看她那双摆纸牌卜卦的手。从大厅里传来一片笑声和劝说娜塔莎的愉快的谈话声。

    “得啦吧,好,好,”杰尼索夫喊道,“现在用不着托词推卸,该您唱Barcarolla①了,我央求您。”

    ——–

    ①意大利威尼斯的船歌。

    伯爵夫人掉过头来望望默不作声的儿子。

    “你怎么啦?”母亲问尼古拉。

    “哦,没有什么,”他说道,好像他厌烦这个提来提去的问题,“爸爸快回来了吧?”

    “我想,快回来了。”

    “他们还是那个样子。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啊!我要到哪里去才好?”尼古拉想了想,又到那摆放击弦古钢琴的大厅里去了。

    索尼娅坐在击弦古钢琴旁边,弹奏着杰尼索夫特别爱听的船夫曲的序曲。娜塔莎想要唱歌了。杰尼索夫用得意洋洋的目光望着她。

    尼古拉开始在房里走来走去。

    “何苦强迫她唱歌!她会唱什么歌?这是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儿。”尼古拉想道。

    索尼娅弹奏了序曲的第一个和弦。

    “我的天,我毁灭了,我是个无耻的人。只有一条路,对准自己的额角,开枪自杀,不要唱歌吧,”他想了想,“走开吗?可是到哪里去呢?横竖无所谓,让他们唱吧!”

    尼古拉阴郁起来,继续在房里踱来踱去,不时地看看杰尼索夫和几个小姑娘,想避开他们的目光。

    “尼古连卡,您怎么啦?”索尼娅目不转睛地注视他,她的目光仿佛在问他似的。她立刻看出,他出了什么事。

    尼古拉把脸转过去,不看她。娜塔莎也非常敏感,她一下子觉察出哥哥神态。她尽管看出了,但是在这个时刻,她非常快活,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悲哀、忧伤和内疚,她(这是年轻人常有的情形)存心哄骗自己,“不,我现在太快活了,不能因为同情别人的痛苦而伤害自己的快乐心情。”她有这种感觉,并且对自己说:“不,我也许是弄错了,他应当像我这样快活。”

    “喂,索尼娅。”她说了一声,便走到大厅中央,在她看来,那里的回音最响。像舞蹈家一样,娜塔莎稍微抬起头,放下她那双呆板地悬着的手,她用力地把重心从后跟换到脚尖上,在房间中央走了一圈,就停下来。

    “你瞧,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在回答那跟随着她的杰尼索夫的得意洋洋的目光时,仿佛是这样说的。

    “她因为什么而高兴啊!”尼古拉瞧着他的妹妹时,思忖了一会,“她怎么不感到寂寞,不感到羞耻!”娜塔莎唱出了第一个音,拉开了嗓门,挺起了胸脯,眼睛里露出严肃的表情。这个时分她既不想到任何人,也不想到任何事,一个一个的音从嘴中滔滔不绝地吐出来,嘴角上流露微笑,任何人在同样的时间距离和同样的音程中都能发出这些音来,声音千次地使您无动于衷,但到一千零一次时它却使您颤栗,使您涕泪横流。

    这年冬天,娜塔莎破天荒地非常认真地唱起歌来,她所以这样做,特别是因为她的歌声能使杰尼索夫心旷神怡。现在她不像儿童那样唱歌了,在她的歌唱中已经没有从前那种滑稽可笑的、儿童般卖力的感觉,但是,那些听过她唱歌的内行的裁判员都说,她还唱得不太好。“虽然还没有训练,但是嗓子倒很好,应当训练一番。”人人都这么说。但是平常大家却是在她的歌声停止后过了很久才说出这番话的。在这个送气不正确、换气费力、没有训练好的歌喉正在唱歌的时候,就连这些内行的裁判员也不开腔说话,而只是欣赏这个没有训练好的歌喉,只是希望再听她唱一遍。在她的歌喉中含有少女的纯真、对歌声迷力的无自知之明以及尚未训练的歌喉的柔和悦耳,这一切与歌咏技巧的缺乏联系起来看,使人感到,如果你不去毁坏这个歌喉,那末,这一切丝毫也不能改变她的歌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尼古拉听见她的嗓音,瞪大眼睛,想了想。“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今天唱得怎么样?”他想了想。在他看来,全世界的人们忽然都在聚精会神地等待下一个音符、下一个歌句,世界上的一切被分成三拍:“Oh,miocrudeleaffetto…①一、二、三、……一、二……三……一……Ohmiocrudeleaffetto…一、二、三……一。唉,我们的生活多么荒谬啊!”尼古拉想道。“所有这一切,不幸也好,金钱也好,多洛霍夫也好,愤恨也好,荣誉也好,这一切全是废话……只有这才是真正的东西。嗬,娜塔莎,嗬,亲爱的!啊,吗呀!……她怎样唱好这个si?唱好了!谢天谢地!”他自己也没有发觉他在唱歌,为着要加强这个si,他用了高三度的第二音。“我的天!多么好!我难道唱出来了?多么幸运!”

    他想了想。

    ——–

    ①意大利语:啊,我的残酷的爱情……

    啊,这个三度音颤动得多么厉害,罗斯托夫心灵中至为美好的东西被触动了。它不以世界上的一切为转移,它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赌场上的输钱、多洛霍夫之流、谎言,可是不成!……全是废话!即使杀人、偷窃,在听到歌声时,仍旧觉得幸福……

    ——————

    16

    罗斯托夫许久都没有像今日这样享受音乐的这种乐趣。但当娜塔莎一唱完船夫曲,他又想起了现实生活。他一言不发,便走出门,下楼回到自己房里去了。一刻钟之后,老伯爵怀着快乐和满意的心情从俱乐部回来了。尼古拉听到他回来,便去看他。

    “怎么样,快活了一阵吧?”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他对儿子很高兴地、骄傲地微笑。尼古拉想说一声“是的”,但是说不出口,几乎要痛哭起来。伯爵抽抽烟斗闲呆着,没有看出儿子的神态。

    “唉,不可避免的事啊!”尼古拉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这样想。突然他用那漫不经心的口气对父亲说话,那口气使他自己显得卑鄙,仿佛是他向父亲要一辆轻便马车进城走一趟似的。

    “爸爸,我有事情来找您。我险些儿忘记了。我要用钱。”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父亲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说,“我对你说过,钱不够用的。要很多钱吗?”

    “要很多钱,”尼古拉面红耳赤,流露出愚蠢的、漫不经心的微笑,说道,他对自己的这种微笑,后来长久地都不能宽恕,“我赌博输了一点钱,即是说,甚至可以说,输了很多,很多,四万三千卢布。”

    “什么?输给谁?……你开玩笑!”伯爵大声喊道,忽然像老年人那样,中风似地涨红了脖子和后脑勺。

    “我答应明天付款。”尼古拉说。

    “真的吗?……”老伯爵说,摊开两手,软弱无力地坐到沙发上。

    “究竟要怎么办啊!谁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子用放肆的、大胆的口气说,而他心里却认为自己是个一辈子也不能赎罪的坏蛋、下流人。他很想吻吻父亲的手,跪下来请求他原谅,但他却用漫不经心的、甚至粗鲁的口气说,谁都会发生这种事。

    “是的,是的,”他说道,“很难,我怕很难搞到这笔钱……谁都是遇到这种事!是的,谁都会遇到这种事……”伯爵于是向儿子脸上匆匆一瞥,他从房里走出去了……尼古拉准备受责备,但他心中决不会料到有这种事。

    “爸爸!爸……爸!”他在父亲背后痛哭流涕,大声喊道,“饶了我吧!”他一把抓住父亲的手,用他的嘴唇紧紧地亲吻,大哭起来。

    当父亲和儿子正在详谈的时候,母亲和女儿也在说明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娜塔莎很紧张地跑到母亲面前。

    “妈妈!……妈妈!……他向我求……”

    “求什么?”

    “求,求婚,妈妈!妈妈!”她大声喊道。

    伯爵夫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杰尼索夫求婚了。向谁求婚?向这个小姑娘娜塔莎求婚,她在不久前还玩洋娃娃,而现在尚在学习课程呢。

    “娜塔莎,够了,甭说蠢话了!”她说道,仍然希望,这只是开玩笑罢了。

    “你看,哪里是说蠢话!我跟您说正经话,”娜塔莎气氛地说,“我来问问,该怎么办,可是您对我说:‘一派胡言’

    ……”

    伯爵夫人耸耸肩膀。

    “如果杰尼索夫先生向你求婚是真有其事,那么你就对他说,他是个傻瓜,也就算了。”

    “不,他不是傻瓜。”娜塔莎抱怨地、严肃地说。

    “好,那你想要怎么样?你们今天真的在恋爱。好,你爱上他了,那么你就嫁给他吧,”伯爵夫人生气地发笑,开口说,“上帝保佑吧!”

    “不,妈妈,我没有爱上他,也许并没有爱上。”

    “好,那你就这样告诉他。”

    “妈妈,您在生气吗?您不要生气,亲爱的,我到底有什么过失呢?”

    “不,我的亲人,没有什么,是不是?若是你愿意,我就去说给他听。”伯爵夫人面露微笑地说。

    “不,我自己去说,只请您教教我吧。您心里总是觉得轻松,”娜塔莎回答她的笑容时补充地说,“如果您知道他对我怎样说就好了!我原来就晓得,他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不过他是无意中提出来的。”

    “嗯,还是应当拒绝他。”

    “不,不应当。我太怜悯他啊!他多么可爱。”

    “嗯,那你就接受求婚吧,而且也该嫁人了。”母亲气忿地、嘲笑地说。

    “不,妈妈,我太怜悯他了。我不晓得要怎样对他说。”

    “你用不着说,我亲自去说。”伯爵夫人说,她感到愤慨地是,有人竟敢把这个小小的娜塔莎当大人看待。

    “不,您决不要去,我自己去,您就在门边听吧。”娜塔莎穿过客厅向大厅跑去,杰尼索夫用手捂住脸,还坐在击弦古钢琴旁边的那张椅子上。他听见她那轻盈的步履声便一跃而起。

    “娜塔莎,”他脚步飞快地朝她跟前走去时说道,“您决定我的命运吧。您已经掌握它了!”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我太怜悯您啊!……不,不过,您是个好人……可是不应当……这样……我将会永远疼爱您的。”

    杰尼索夫朝她手边弯下腰来,她于是听到那古怪的、她听不懂的声音。她吻了吻他那黑发卷曲而蓬乱的头。这时可以听见伯爵夫人仓促地摆动连衣裙时发出的沙沙响声。她走到他们跟前。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我感谢您的垂爱,”伯爵夫人用困窘不安的,但杰尼索夫听来觉得严肃的声音说道,“可是我女儿太年轻了,我以为,您是我儿子的朋友,您得首先跟我讲讲。那您在这种场合下就不会使我非拒绝您不可了。”

    “伯爵夫人……”杰尼索夫开了腔,低垂着眼睛,流露出愧悔的神情,心里还想吐出什么话,但是讷讷不出于口。

    娜塔莎不能心平气和地望见他那副惨样子。她开始大声地哽咽起来。

    “伯爵夫人,我得罪您了,”杰尼索夫用若断若续的嗓音继续说下去,“不过您知道,我非常喜爱您的女儿和你们全家人,为了……我宁可献出两次生命。”他瞧瞧伯爵夫人,看出她那副严肃的面孔……“伯爵夫人,好,再见吧。”他说,吻吻她的手,没有瞧娜塔莎一眼,便迈开飞快的、坚定的脚步从房里走出去了。

    次日,罗斯托夫送走了杰尼索夫,因为他不愿在莫斯科多呆一天了。杰尼索夫的莫斯科的朋友们都在茨冈人那里为他饯行,他简直记不得,人们怎样把他送上雪橇,怎样驶过了头三站驿道。

    杰尼索夫离开后,罗斯托夫等着要钱,可是老伯爵不能一下子收到这笔钱,于是罗斯托夫在莫斯科又待了两个礼拜,足不出户,多半是呆在小姐们房里。

    索尼娅对他比以前更温柔、更忠诚了。显然她是想向他表明,他赌博输钱,这件事是至为伟大的英勇行为,为此她如今更爱他了。但是尼古拉却认为他自己配不上她了。

    他在小姑娘们的纪念册上写满了诗和乐谱,在终于寄出四万三千卢布。并且接到多洛霍夫的收条后,未与任何熟人辞行,便在十一月底启程去赶上业已抵达波兰的兵团。

    第二卷 第二部

    1

    皮埃尔和妻子反目并且表明态度之后,就启程前往彼得堡。那时托尔若克驿站上没有驿用马匹,也许是驿站站长不愿意供应。皮埃尔不得不等候。他和衣躺在圆桌前面的皮革沙发上,把那双穿着厚皮靴的大腿伸到这张桌子上,沉思起来了。

    “请问,要把箱子搬进来吗?请问,要铺床、沏茶吗?”仆人问道。

    皮埃尔不回答,因为他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他在前一站就已陷入沉思状态中,还在继续想到一桩如此重要的事情,以致于丝毫没有注意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不仅漠不关心,是早一点还是迟一点抵达彼得堡,或则是这个驿站是否有他得以休息的地方,而且他在比较那些萦回于脑际的想法的时候:在这个驿站他呆几个钟头,还是呆它一辈子,他也同样是满不在乎的。

    驿站长、驿站长夫人、仆役、卖托尔若克刺绣品的农妇,都走进来向他提供帮助。皮埃尔没有改变两腿向上跷起的姿势,他透过眼镜睇着他们,心里不明了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尚未解决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又怎么能够熬得下去。可是在决斗后,他从索科尔尼克森林走回家去,度过了一个折磨他的不眠之夜,从那天起,萦回于脑际的还是那些老问题,而此时,在孤独而又寂寞的旅行中,这些问题就更加强有力地把他控制住了。无论他开始想到什么事情,他总会回到那些他无法解决,也无法停止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上来。好像他的头脑中有一颗用以支撑他整个生命的主要螺丝给拧坏了。这颗螺丝钉既拧不进去,也旋不出来,它总是在同一个螺纹中空打转儿,而且不能使它停止旋转。

    驿站长走进来了,低首小心地请他大人只消等候两小时,然后拨给大人(听凭命运吧)特快驿马。驿站长显然是在撒谎,他只想向过路旅客索取更多的钱罢了。“这是好,还是坏?”皮埃尔向他自己提问。“对我来说,这是好事,对别的过路旅客来说,这是坏事,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他一无所有。他说,为了这一点有个军官揍了他一顿。军官揍他,因为他应该赶路。而我向多洛霍夫开了一枪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遭受了侮辱。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罪人,时隔一年,人们就把处死他的人杀了,也是因为某种缘由吧。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应该爱什么?应该恨什么?为什么而生,我是什么人?何谓生?何谓死?是什么势力支配着一切?”他问自己。在这些问题之中,没有一个得到了解答,只有一个根本不是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合乎逻辑的解答不在此列。这个解答如下:“你死了,一切都宣告结束。你死了,一切真相都大白,或则说,你停止发问了。”

    但是死也是很可怕的。

    托尔若克的女商贩用小尖嗓子兜售自己的商品,特别是兜售山羊皮便鞋。“我有几百卢布,无处可花,可是她穿着一件破皮袄站在这里,畏葸地望着我,”皮埃尔想道,“干嘛需要这些钱?这些钱的确可以给她增添一丁点儿幸福和心灵上的安慰吗?难道尘世上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她和我少受一点灾难和死亡的摆布吗?死亡将一切归于终结,死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要来临,它和永恒相比,反正是瞬息间的经历而已。于是我又使劲地按着那个空转的螺旋,它还在原来那个地方转动着。”

    他的仆人给他递上一本裁开一半的书——苏扎夫人的书信体长篇小说。他开始浏阅关于阿梅莉·德芒费尔德的痛苦、为维护高尚品德而奋斗的叙述。“当她正爱着那个引诱她的男人的时候,干嘛她又要和他作斗争?”他想道,“上帝不会赋予她的灵魂以违背他的意志的欲望。我从前的妻子不作斗争,大概她的做法是对的。没有发现什么,”皮埃尔又对自己说,“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我们只知道,我们一无所知。这就是人类智慧的高度表现。”

    在他看来,他自己身上和他周围的一切都是紊乱的、毫无意义的、令人厌恶的。但是皮埃尔在他对周围一切事物的厌恶情绪中,却发现一种令人激动的喜悦。

    “我冒昧请求您大人稍微靠拢些,这是他老人家的位子,”驿站长说道,走进房里来,领着一位因为缺乏马匹而滞留的过路客人。过路客人是个骨骼宽大、皮肤发黄、满面皱纹、敦敦实实的老头,他那炯炯有神的浅灰色的眼睛上面垂下斑白的眉毛。

    皮埃尔把他自己的一双腿从桌上移开,站起来,走过去,睡到给他预备的一张床上,不时地望望走进来的人,这个人带着阴沉的、疲惫的面容,不去端详皮埃尔,便在仆人的帮助下很费劲地脱下衣裳。过路客人还披着一件破旧的南京土布吊面的皮袄,瘦骨嶙峋的脚上穿着一双毡靴,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把那两鬓宽阔的、留有短发的、硕大的脑袋靠在沙发背上,朝别祖霍夫瞥了一眼。严肃、聪明、锐利的眼神,使皮埃尔惊讶不已。他很想和过路客人谈话,但当他要向他问问旅途情况的时候,过路客人闭上了眼睛,叠起他那双满是皱纹的老头儿的手,有个指头上戴着一只刻有骷髅图样的生铁制的大戒指,一动不动地坐着,也许是休息,皮埃尔觉得,过路人也许正在安闲地深思熟虑着什么事。过路客人的仆人满面皱纹,也是个皮肤发黄的老头,他没有胡髭和髯须,看起来不是剃过,而是从来都没有长过胡须。手脚灵便的老仆人打开路上用的食品箱,摆好茶桌,端来沸腾的茶炊。当一切准备停妥,这个年老的过路客人睁开了眼睛,移动脚步,走到桌前,给他自己一杯茶,又给另一位没有胡须的老年人斟一杯茶,把茶递给他。皮埃尔开始感到心情不安,他不得不跟这位过路客人谈谈话,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少不了的事。

    仆人把那只翻过来的空茶杯和没有吃完的糖块端回去,问了问他还要什么。

    “不要什么。把书递过来,”过路客人说。仆人递上一本书,皮埃尔觉得这是一部教会的书,过路客人于是埋头于阅读。皮埃尔注视着他。过路客人忽然把书本挪开,夹上书签,合起来,又闭上眼睛,胳膊肘支撑在沙发背上,保持原有的姿势坐下来。皮埃尔望着他,还没有把脸转过来,老头就睁开眼睛,用那坚定而严肃的目光逼视着皮埃尔的面孔。

    皮埃尔觉得自己不好意思,想避开这种目光,但是老年人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强烈地吸引着他。

    ——————

    2

    “如果我没有出差错,我有幸正在和别祖霍夫伯爵攀谈。”过路客人从容不迫地大声地说。皮埃尔沉默不言,用那疑问的目光透过眼镜注视着他的对话人。

    “久闻大名,”过路客人继续说,“我也听说阁下遭遇不幸,”他好像强调最后一个词,好像他说了一句:“是的,不幸,不管您是怎样说,我还是知道,您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是一大不幸,”“阁下,对此我深表遗憾。”

    皮埃尔面红耳赤,急忙从床上放下一双脚,向老头弯下腰来,不自然地、畏葸地露出微笑。

    “阁下,我不是出于好奇而向您提到这件事情,而是因为更重要的缘由。”他沉默半晌,一直盯着皮埃尔,坐在沙发上向前移动一下身子,用这个姿势请皮埃尔在他身旁坐下来。皮埃尔很不愿意和这个老头谈话,但他情不自禁地顺从他的意思,走过去,在他身旁坐下来。

    “阁下,您很不幸,”他继续说道,“您很年轻,我已经老了。我愿意竭尽全力地帮助您。”

    “哎呀,”皮埃尔面露不自然的微笑说,“我很感谢您……请问您从哪里来?”过路客人的面容显得不和蔼,甚至冷漠而严峻,虽然如此,但是新相识的言谈和面容却对皮埃尔产生强烈的魅力。

    “但是,如果我们之间的谈话因为某种缘故会使您感到不愉快的话,”老头子说,“那末,阁下,就请您率直地说。”于是他忽然出乎意外地流露出父亲般温柔的微笑。

    “啊,不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相反地,和您交朋友我很高兴。”皮埃尔说,他又向新相识的手上瞥了一眼,距离更近地仔细瞧了一下他的戒指,他看见了戒指上刻出的骷髅图样——共济会的标志。

    “请您允许我问问,”他说道,“您是共济会员吗?”

    “是的,我属于共济会,”过路客人说,越来越深情地谛视皮埃尔的眼睛。“我代表我自己,并且代表他们向您伸出友谊的手。”

    “我怕,”皮埃尔说,流露出微笑,在共济会员个人对他的信任和他对共济会员信仰的嘲笑这一习惯之间,他摇摆不定,“我怕我头脑简单,难以理解,怎么说呢,我怕我对整个宇宙的观点和您大有径庭,我们是不能相互理解的。”

    “我熟悉您的观点,”共济会员说,“您所说的那种观点对于您仿佛是思维活动的产物,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也就是骄傲、懒惰和愚昧造成的同样的后果。阁下,请您原谅我,如果我不熟悉它,我就不会跟您谈话了。您的观点是一种可悲的谬见。”

    “正如我所能推断的那样,您也陷入了谬误之中。”皮埃尔面露微笑时说。

    “我决不敢说,我洞悉真理,”共济会员说,他以那明确而坚定的言词越来越使皮埃尔感到惊讶。“谁也不能独自一人获得真理,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到我们当代,只有依靠千百万代人的共同参与,才能一砖一瓦地兴建起不愧称为伟大上帝所在地的庙堂。”共济会员把话说完后,闭起了眼睛。

    “我应当对您说,我不信仰,不……信仰上帝。”皮埃尔深感遗憾地、吃力地说,他觉得必须把真情全部说出来。

    共济会员仔细地瞧瞧皮埃尔,微微一笑,那神态就像拥有百万家财的富翁对一个穷人露出微笑似的,穷人想对富翁说,他这个穷人缺乏能够使他幸福的五个卢布。

    “是的,阁下,您不知道他,”共济会员说,“您不可能知道他。您不知道他,所以您也不幸。”

    “是啊,是啊,我不幸,”皮埃尔承认,“可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您不知道他,阁下,所以您很不幸。您不知道他,不过他就开这儿,他在我心中,他在我的话语中,他在你心中,甚至在你甫才说的那些亵渎的话语中。”共济会员用那严肃的、颤抖的声音说。

    他沉默片刻,叹了一口气,看来他力图镇静下来。

    “如果他不存在,”他轻声地说,“我和您就不会谈到他,阁下,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是谁?你否定谁呢?”他忽然说道,话音中带有极度兴奋的威严的意味。“既然他不存在,是谁臆想出来的?为什么在你身上会有一个假设;有这么样的不可理解的内心世界?为什么你和全世界已经推测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内心世界——具有万能、永恒和无限这些特性的内心世界的存在?……”他停下来,很久地沉默不言。

    皮埃尔不能,也不愿意打破这种沉默。

    “他是存在的,可是难以理解他。”共济会员又说起话来,他的眼睛不是向皮埃尔的面庞,而是向他自己前面望去,那两只老年人的手翻动着书页,由于内心的激动,这双手不能静止不动。“如果他是一个人,你怀疑这个人的存在,我可以把他领到你身边来,一把抓住他的手,给你瞧瞧。但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怎么能向那个盲目的、或者熟视无睹的、不去理解他而且有目也看不清也不明了自己的肮脏行为和缺陷的人展示他的万能、永恒和仁慈呢?他沉默一会儿,“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命不凡,认为你是个贤人,因为你会道出这些亵渎的话,”他含着阴悒的讥笑说。“你比小孩更愚蠢、更不明事理,小孩玩耍精工钟表零件时,会冒失地说他不信任制造钟表的师傅,其原因是,他不明了钟表的用途。认识上帝是很困难的。从始祖亚当到我们今天,许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为这种认识而进行工作,但是我们还远远未能达到目的,我们都认为,不理解上帝只是我们的弱点和他的伟大……”

    皮埃尔极度紧张,用那明亮的眼睛瞅着共济会员的面孔,听他说下去,没有打断他的话,也不问什么,而是诚心地相信这个陌生人对他说的话。他是否相信共济会员言谈中合乎情理的论据,或者像儿童一样相信共济会员发言的语调、坚强信念和热忱、相信嗓音的颤抖有时几乎会打断共济会员的发言,或者相信老年人这对由于信仰而变得衰老的闪闪发亮的眼睛,或者相信从共济会员整个内心世界中闪耀出光辉的那种沉着和坚定以及对自己使命的认识;与皮埃尔的颓丧和失望相比照,共济会员的这些特点使皮埃尔大为惊讶,他诚心地希望确立自己的信念,而且也这样做了,他体会到一种安泰、更新和复活的快感。

    “上帝不是靠智慧所能理解的,而是要在生活中去理解。”

    共济会员说。

    “我不明白,”皮埃尔说,他恐惧地感觉到自己心中升起了疑团。他害怕对话人的模糊不清的、难以令人信服的论据,他害怕不相信他,“我不明白,”他说道,“人类的智慧怎么不能领悟您所说的知识。”

    共济会员流露出慈父般的温顺的微笑。

    “至高的智慧和真理仿佛是我们要吸收的最清洁的水分,”他说,“我是否能把这种清洁的水分装进不清洁的器皿,再来评论它的洁净呢?只有从内心洗涤我自己,才能使吸收的水分达到某种洁净的程度。”

    “是啊,是啊,正是这样!”皮埃尔高兴地说。

    “至高的智慧的根基不光是理性,也不是理性知识所划分的世俗的物理学、历史学、化学及其他。至高的智慧是独一无二的。至高智慧包含有一门科学,即是包罗万象的科学、解释整个宇宙和人类在宇宙中所占地位的科学。为了给自己灌输这门科学,就必须洗净和刷新人的内心,因此在汲取知识之前,务必要有所信仰,对自己加以改造。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我们的灵魂中容纳了所谓良心的上帝之光。”

    “对,对。”皮埃尔承认他说的话是对的。

    “请你用精神的眼睛望望自己的内心,问问你自己,你是否满意自己?你单凭智慧获得了什么成就?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阁下,您非常年轻、您非常富有、您非常聪明而且有学问。您凭赐予您的这些财富做出了什么事业?您是否满意自己和您自己的生活?”

    “不,我仇恨自己的生活。”皮埃尔皱着眉头说。

    “你仇恨生活,那末你就改变它吧,你净化自己吧,在你净化的时候,你就会认识智慧。阁下,您看看自己的生活吧。您是怎样过活的?在狂欢暴饮和淫逸的生活中,您向社会得到一切,却未为它作出任何贡献。您得到了财富。您是怎样花掉的?您为他人作了什么?您是否为几万奴隶着想?您是否在智力和体力上帮了他们的忙?并没有。您享用他们的劳动,过着淫荡的生活。您就是干了这种勾当。您是否已经选择了一个服务地点,在那里您可以给他人带来好处?并没有。您是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您后来结婚了,阁下,承担了教导年轻妇女的责任,您究竟做了什么呢?您没有帮助她寻找真理的道路,却使她陷入虚伪和不幸的深渊。有个人侮辱您,您竟然把他打死,您说您不知道上帝,您仇视自己的生活。阁下,这里头没有什么不易于了解的东西!”

    说完这些话之后,共济会员好像由于不停地谈天,谈得太久,谈疲倦了,他又把胳膊肘支撑在沙发背上,合拢了眼睛。皮埃尔注视这个老年人的很严肃的、一动不动的、几乎露出死色的面孔,他的嘴唇不出声地颤动着。他想这样说:是的,这是令人厌恶的、淫荡的、闲逸的生活,——他不敢打破沉默。

    共济会员老态龙钟地、嗓子嘶哑地咳嗽几声,清清喉咙,又向仆人喊了一声。

    “驿马怎么样了?”他不看皮埃尔一眼,便问道。

    “牵来了驿马,”仆人回答,“您不再休息吗?”

    “不,去吩咐驾马。”

    “他难道真要离开了,不把话说完,也没有答应帮助我,就把我一人留在这儿吗?”皮埃尔一面想道,一面站起来,低下头,有时候看看共济会员,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是的,我未曾想到这一点,但是我过着令人蔑视的淫荡的生活,不过我不喜欢这种生活,也不希望有这种生活。”皮埃尔想道,“这个人知道真理,只要他乐意,他是会向我揭示真理的。”皮埃尔想说这句话,但是不敢把它说给共济会员听。过路客人用那老年人习惯做事的手收拾好东西,扣上皮袄。他做完这几件事以后就向别祖霍夫转过脸去,用那冷淡的恭敬的口吻对他说:

    “阁下,请问您现在到哪里去?”

    “我?……我到彼得堡去,”皮埃尔用童稚的不坚定的嗓音回答。“我对您表示感谢。我在各方面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您不要以为我很坏。我诚心地希望做一个您希望我做的那样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帮助……其实,首先要说的是,我本人在各方面都有过错。您帮助我吧,您教教我吧,说不定,我将是……”皮埃尔不能继续说下去,他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转过身去。

    “只有上帝才会助人,”他说,“但是阁下,上帝赐予您的,却是我们共济会有权赐予的帮助。您到彼得堡去,把这样东西交给维拉尔斯基伯爵(他掏出一个公文夹,在一大张四折纸上写了几个字)。请允许我给您一个忠告。到达首都后,初时要闭门幽居,检讨自己,不宜走上从前的生活道路。然后祝您一路福星,事业成功……阁下。”他发觉他的仆人走进房里以后,说了这句话。

    皮埃尔从驿站长的旅客登记簿上获悉,这个过路客人就是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巴兹杰耶夫早在诺维科夫时期就是最闻名的共济会员和马工派神秘教徒。他走后过了很久,皮埃尔并没有就寝,也没有去要换乘的马匹,就在驿站上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回想(他自己耽于淫逸的往事,并且怀着革新的喜悦,想象到那个他认为惬意的、安乐的、无瑕可剔的、注重德行的未来。他仿佛觉得,他之所以行为不端,只是因为他偶尔忘却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多么优秀罢了。他的心灵中不再残存有以前那种怀疑的印迹了。他坚信,人们在通往美德的途中,以互相扶持为目的而和衷共济是切实可行的,他想象中的共济会就是如此的。

    ——————

    3

    皮埃尔抵达彼得堡以后,不把他到达这件事告知任何人,足不出户,整天价阅读一部不知道是何人送到他手上来的托马斯·肯庇斯的书。皮埃尔阅读这部书时,他再三地领悟到的只有这么一点,领会到他尚未体验到的乐趣:深信人们有可能臻达尽善尽美的境地,人们有可能实现坚贞不移的博爱,这是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揭示的道理。在他抵达后过了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年轻的波兰伯爵维拉尔斯基走进他房里来,皮埃尔在彼得堡社交界和他曾有一面之交,这个人装出一本正经的庄重的模样,有如多洛霍夫的决斗见证人走进房里来和他见面似的,他随手关上房门,心里摸清了屋子里除开皮埃尔而外没有其他人时,才向他转过脸来开口说话。

    “伯爵,我承接委托和建议前来求见于您,”他不就坐,对他说道。“我们共济会有个地位很高的要人出面申请,旨在提前接纳您入会,并且建议我担任您的保证人。我把履行这位要员的意志看作是一项神圣的天职。您是否愿意在我保证下加入共济会?”

    皮埃尔几乎经常在舞会上,即是在那些容貌出众的妇女们中间看见他脸上流露着善意的微笑,但是此刻他那冷淡而严峻的腔调,却使皮埃尔感到惊讶。

    “是啊,我希望。”皮埃尔说道。

    维拉尔斯基低下头来。

    “伯爵,还有个问题,”他说,“我请求您并非作为未来的共济会员,而是作为一个老实人(galanthomme),诚心诚意地回答我,您是否抛弃您从前的信念,您是否信仰上帝?”

    皮埃尔沉吟起来。

    “是……是啊,我信仰上帝。”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维拉尔斯基开腔了,皮埃尔打断他的话。

    “是啊,我信仰上帝。”他再次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上路了,”维拉尔斯基说,“我的四轮轻便马车由您享用好了。”

    维拉尔斯基一路上沉默不言,他对皮埃尔所提出的问题:他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回答。维拉尔斯基只是这么说:比他更受人尊敬的师兄师弟要考验他,皮埃尔只有说老实话,别无他途。

    他们驶入共济会分会大厦的大门,沿着昏暗的楼梯穿过去,走进有照明设备的小前厅,在没有女仆的帮助下二人脱下皮袄。他们从前厅走进另一个房间。不知是个什么人穿着奇特的衣裳在门旁出现。维拉尔斯基向他迎面走去,用法语轻声地对他说了什么话,就走到衣柜前面,皮埃尔发现衣柜里摆着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服装。维拉尔斯基从衣柜中拿出一条手绢,捂住皮埃尔的眼睛,从脑后打了一个结,抓住他的头发塞进结子里,头发被夹得很疼。然后他叫皮埃尔靠近他身边稍微弯下身子,吻了吻他,抓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什么地方去。皮埃尔觉得头发给结子扯得很疼,疼得他蹙起额角,因为他有点羞愧而面露微笑。他的身材高大,垂着一双手,满布皱纹的脸上微露笑意,他跟随维拉尔斯基迈着不稳的畏葸的脚步向前走去。

    维拉尔斯基领他走了十步左右,便停住了。

    “您无论发生什么事,”他说,“如果您毅然加入我们共济会,您就应当勇敢地经得住一切考验。(皮埃尔低下头,作了肯定的回答)当您听见叩门声,您就给自己解开蒙住眼睛的手绢,”维拉尔斯基补充地说:“我祝您敢作敢为,马到成功。”

    于是维拉尔斯基握握皮埃尔的手,走出去了。

    皮埃尔一个人留下,他仍然面带微笑。他莫约两次耸耸肩膀,把手伸去摸手绢,仿佛要把它解开,然后又放下手来。他蒙上眼睛待了五分钟,他似乎觉得过了一小时,他两手浮肿,两腿发软,好像疲倦了。他体验到各种各样的、至为复杂的感觉。他很害怕他会发生什么事,更害怕他会流露出恐惧。他好奇地想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奥秘在他面前将被揭示出来;但是,使他至为得意的是,他终于走上革新的、热衷于道德修养的生活道路,这个时刻来临了,这是他从遇见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来日夜思慕的事情。就在此时,可以听见几阵强烈的叩门声。皮埃尔解开了绑住眼睛的手绢,环顾了四周。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一处闪现出一件白色的东西,里面点燃着一盏长明灯摆在一张黑色的桌子上,一本翻开来的书放在它上头。这本书是福音书;盛着长明灯的白色的东西是带有窟窿和牙齿的颅骨。皮埃尔念完《福音书》上的头几句话以后,便从桌子旁边绕过去,看见一个装满东西的打开的大箱子。这就是装着骨头的寿坊。他所看见的东西丝毫没有使他感到惊奇。他希望进入崭新的生活领域,和过去迥然不同的生活领域,他期待着不平凡的事物,比他所看见的更不平凡的事物。颅骨、寿坊、福音书——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所预料到的东西,他还期待着更多的东西。他环顾四周,极力地想引起他自己的怜悯心。“上帝、死亡、爱情、人们的兄弟情谊。”他对自己说,并且把这几个词和对某种事物的模糊不清的、但却令人悦意的观念联系起来。门打开了,不知是什么人走进门来。

    但在皮埃尔看得习以为常的微弱的灯光下,有一个身材不高的人走进来了。显然这个人从光亮的地方走进房间后,便停步了,然后他迈开步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桌前,把那双戴着皮手套的小手放在桌子上。

    这个身材不高的人穿着一条围住胸前和一部分下肢的白皮围裙,颈上戴着一串类似项链的东西,项链旁边露出白色的高硬领子,衬托着他那从下面被照亮的长方脸。

    “您为什么走到这里来?”走进来的人听见皮埃尔的沙沙脚步声,便向他转过脸去,问道,“您这个不相信神光的真理、看不见神光的人为什么走到这里来,您向我们要什么?卓越的智慧、高尚品德、教育吗?”

    当门已敞开,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进来的时候,皮埃尔体验到一种恐惧和敬慕的心情,就像他在儿童时代忏悔时所体验到的心情一样:他觉得他自己和一个人单独打交道,就生活环境而论,他是陌生的,而就人的兄弟情谊而论,他是亲近的。皮埃尔的心脏跳动得几乎要屏住呼吸,他移动脚步,向修辞班教师(共济会中为求道者办理入会手续的师兄称为教师)跟前走去。皮埃尔走得更近时,认出修辞班教师就是他的熟人斯莫利亚尼诺夫,但是他想到那个走进来的人竟是熟人,心里就觉得受了侮辱,这个走进来的人只是一个师兄和有德行的教师而已。皮埃尔久久地说不出话,修辞班教师不得不重复地提出问题。

    “是啊,我……我……想洗身革面,弃旧图新。”皮埃尔很费劲地说出这句话。

    “很好,”斯莫利亚尼诺夫说,他立刻继续说下去,“您对我们神圣的共济会赖以帮助您达到您的目的的手段,有没有概念?……”修辞班教师心平气和地、迅速地说。

    “我……希望……指导……帮助……革新,”皮埃尔说,由于心情激动,不习惯用俄国话来谈论抽象的事物,他的嗓音颤栗着,说话时觉得吃力。

    “您对共济会有什么概念?”

    “我的意思是说,‘共济’是有美德的人们的brateznité①和平等,”皮埃尔说,在他说话的时候,由于他的话和庄严的时刻不相宜而感到害羞,“我的意思是……”

    ——–

    ①法语:友爱。

    “很好,”修辞班教师连忙说,看来他很满意这种回答,“您是否曾在宗教上寻找达到您的目的底方法?”

    “没有,我当时认为宗教是非正义的,所以没有信奉宗教。”皮埃尔说话的声音很低,以致修辞班教师听不清楚,于是问他说什么,“我曾是一个无神论者。”皮埃尔回答。

    “您寻求真理是为了在生活中遵循真理的规律,因此,您就得寻求智慧和高尚品德,是这样吗?”修辞班教师沉默半晌之后说。

    “是啊,是啊。”皮埃尔承认他的话没有错。

    修辞班教师咳嗽了几声,清清嗓子,把两只戴着手套的手交叉在胸前,开始说话。

    “现在我应当向您坦白说出我们共济会的主旨,”他说,“如果这个宗旨符合您的目的,那末您加入我们共济会才对您有益。人类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推翻我们共济会赖以建立的根基,我会的首要宗旨和根基乃在于保存并向后裔传授某种重要的玄理……从亘古,甚至从宇宙中的第一个人一直传给我们,人类的命运也许以这一玄理为转移。但因这一玄理具备有这样的特性,以致任何人都不能认识它,应用它,除非他长期地、勤奋地净化自己,努力修身养性,即使如此,亦非人人都能期待火速获致此一玄理。因此,我们具备有第二目的,此一目的乃在于,借助于那些费尽心力以探求这一玄理的社会人士所传授给我们的方法,尽可能地训练我们的会员,纠正他们的内心,净化和启迪他们的理智,从而导致他们具备领悟这一玄理的能力。第三,在净化和改造我们的会员时,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改造全人类,在我们的会员中给全人类树立虔诚和美德的典范,从而竭尽全力去反对那种把持世界的邪恶。您考虑考虑这一点,等一下我再来看您。”他说完这句话,便从房里走出去了。

    “反对那种把持世界的邪恶……”皮埃尔重复地说,他脑海中想象到未来他在这个领域的活动。他也想象到那些像他自己两周以前那样的人们,他在内心中向他们道出了教训的话。他想象到那些他以言行给予帮助的有缺点的不幸的人们,他想象到那些压迫者,他从他们手上把受害者拯救出来。修辞班教师所列举的三大目的中,拯救全人类这个最终目的,皮埃尔觉得特别亲切。修辞班教师提到的一条重要玄理虽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本质的东西,第二个目的:净化和改造自己,使他不太感兴趣,因为他在这时分高兴地感到自己完全纠正了从前的恶习,只要全心全意去行善就行。

    隔了半小时,修辞班教师回来了,向求道者传达与所罗门神殿的阶梯总数相符的七条高尚品德。这七条高尚品德就是:(一)·谦·虚,保守共济会的机密;(二)·服·从本会的上级;(三)品行端正;(四)爱人类;(五)勇敢;(六)慷慨;

    (七)爱献身。

    “·第·七·条,”修辞班教师说,“要时常想到献身,极力地设法使您自己觉得死亡不再是可怕的敌人,而是朋友……它能把您由于修行而遭受折磨的灵魂从灾难深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把它领进天主赏赐的安息的场所。”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皮埃尔想,修辞班教师说完这些话后就走开了,让他独自思考一番。“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还太脆弱,我喜爱自己的生活,我只是现在才略微领悟到生活的意义。”皮埃尔扳着指头想起了其余五条高尚品德,他心里觉得:·勇·敢、·慷·慨、·品·行·端·正、·爱·人·类、特别是·服·从,他甚至以为,服从并不是高尚品德,而是幸福。(他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他现在能够摆脱恣意妄为的缺点,并且使他自己的意志服从于洞悉无可怀疑的真理的人们。)皮埃尔忘记了第七条高尚品德,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修辞班教师第三次回来得更快,他问皮埃尔,他的志向是否仍旧不变,对他要求的一切,他是否坚决服从。

    “我准备贡献一切。”皮埃尔说。

    “我还应当告诉您,”修辞班教师说,“我们共济会不仅是凭藉言语,而且还凭藉别的方法来传授自己的教理,这些手段比口头讲解对于真诚地寻求智慧和美德的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您的心是很诚挚的,那么您所看见的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房子里的陈设,就比语言更有力地能向您的心灵说明一切。在今后接受您入共济会的过程中,您也许会亲眼看到这类说明问题的方式。我们共济会模仿古代会社借助于象形符号揭示教理。”修辞班教师说,“象形符号是一种不受制于情感的事物名称,它本身包函类似象征的性能。”

    皮埃尔十分清楚地知道,“象形符号”指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敢说话。他沉默地倾听修辞班教师讲解,他凭各种迹象预感到考验就要开始了。

    “如果您坚定不移,那末我就要开始引导您了,”修辞班教师走到皮埃尔近旁时说道,“我请您向我交出全部贵重的物品以示慷慨。”

    “可是我身边没有什么东西。”皮埃尔说,他以为要他交出他所拥有的一切。

    “交出您随身带着的东西:怀表、金钱、戒指……”

    皮埃尔连忙掏出钱包、怀表,好大一阵子都没法从那胖乎乎的指头上取下订婚戒指。当他做完这件事,共济会员说道:

    “我请您脱下衣服以示服从,”皮埃尔遵从修辞班教师的指示脱下燕尾服、坎肩和左脚穿的皮靴。共济会员掀开他的左胸前的衬衣,弯下身子,把他的左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的部位。皮埃尔想连忙脱下右脚穿的皮靴,卷起裤腿,以免让陌生人苦费这份劲儿,但是共济会员对他说,这没有必要,他于是把左脚穿的便鞋递给他了。皮埃尔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儿童似的害羞、疑惑和自嘲的微笑。皮埃尔垂下双手,叉开两腿,在修辞班教师这位师兄面前站着,听候他作出新的吩咐。

    “最后,我请您向我坦白地说出您的主要嗜好,藉以表示心胸坦荡。”他说。

    “我的嗜好呀!·从·前我的嗜好多极了。”皮埃尔说。

    “您说出那种最能使您在通往美德的道路上摇摆不定的嗜好。”共济会员说。

    皮埃尔沉默半晌,思索着要说什么话。

    “酗酒?饮食无度?游手好闲?懒惰?急躁?愤恨?女人?”他一面列举他自己的缺点,一面在心里加以衡量,不知道哪一点是主要缺点。

    “女人,”皮埃尔用低沉的、几乎听不见的嗓音说。共济会员听见这一声回答后,他一动不动,没有开口说什么。最后他移动脚步,走到皮埃尔面前,拿起摆在桌上的手绢,又把他的眼睛蒙起来。

    “我最后一次把话对您说:要将全部注意力移向您自己身上,控制自己的感情,不是在情欲之中,而是在自己内心寻找无上幸福。无上幸福的源泉不在外方,而在我们的内心……”

    皮埃尔已经感觉到这种无上幸福的清泉,而今他的心灵中充满着欣喜和柔情。

    ——————

    4

    嗣后不久,已经不是以前的修辞班教师,而是保证人维拉尔斯基走到了这座昏暗的富丽堂皇的宫殿来寻找皮埃尔,皮埃尔一听见保证人的嗓音就认出他了。皮埃尔对再次提出有关他的志向是否坚定的问题,他作了如下的答复:

    “是的,是的,我同意,”他像儿童似的笑容可掬,露出肥胖的胸脯,一只脚穿着皮靴,另一只脚没有穿,他迈着不平稳的、畏葸的步子,挨近维拉尔斯基对准他那裸露的胸前伸出的长剑走去。有人把他从房里领出来,在走廊上转来转去,最后把他领到分会的门口。维拉尔斯基咳嗽了一声,有人用共济会特制的槌子咚咚地敲打几下,作为对他的回答,他们前面的那扇门敞开了。有个具有男低音嗓子的人(皮埃尔的眼睛仍旧被蒙着)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是什么人、在何处定居、在何时出生等等。后来又把他领到什么地方,没有给他解开蒙住眼睛的手绢,在他行走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几句含有寓意的话:巡礼中的艰苦、神圣的友谊、亘古永存的创世主,勇敢(他应该勇敢地忍受艰苦和危险)。这次巡礼时,皮埃尔发现,有人时而称他为·求·道·者,时而称他为·受·难·者,时而称他为·请·愿·者,称呼他时,有人用槌子和长剑敲出各种不同的响声。当人家把他领到一件东西前面时,他发觉引导人之间发生慌乱。他听见周围的人低声地争论起来,有一人固执己见,硬要领着他从地毯上走过去。之后他们握住他的右手,把它放在一件什么东西上面,叫他用左手把一只圆规紧紧地贴在左胸上,吩咐他重复地说出别人念的忠于共济会法规的誓言。然后吹熄了几根蜡烛,点燃了酒精(皮埃尔闻到了气味),他们并且说,他将能看见一小束光线。他们取下了蒙住他眼睛的手绢,皮埃尔犹如在梦中一样,在那微弱的酒精火焰的光线照耀下,看见几个人,他们就像修辞班教师那样,都穿着围裙,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几柄对准他的胸膛的长剑。有一人穿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衫,站在他们之间。皮埃尔见状,挺起胸膛,移动脚步,迎着几柄长剑走去,想让那长剑刺入他的胸膛。但是那把长剑避开他了,有人又立即给他蒙上眼睛。

    “现在你看见了一小束光线,”可以听见某人对他说。然后他们又点燃蜡烛,并且对他说,要他看见充足的光线,他们又给他拿下蒙住眼睛的手绢,并有十多个人忽然齐声地说:

    “sictransitgloriamandi。”①

    ——–

    ①拉丁语:尘世的光荣就这样渐渐消逝。

    皮埃尔开始逐渐地恢复知觉,环顾他所呆的那个房间以及房间里的人们。莫约有十二个人坐在一张蒙上黑布的长桌的周围,就像他先前看见的人们一样,还是穿着那种服装。有几个人是皮埃尔在彼得堡交际场合中认识的。一个不相识的年青人坐在主席座位上,他的颈上挂着一个特殊的十字架。两年前皮埃尔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见过的意大利神甫坐在右边的席位上。这儿还有一位至为显要的官员和一位从前住在库拉金家里的瑞士籍家庭教师。大家都庄严地沉默不言,谛听那个手中拿着槌子的主席发言。一颗燃烧着的星星镶嵌在墙上,一块带有各种图案的地毯铺在桌子旁边,桌子另一旁有一样状如祭坛的物体,祭坛上放着《福音书》和颅骨。有七件状如教堂里的大烛台的物体摆在桌子周围。有两个师兄把皮埃尔领到祭坛前,把他的两腿摆成直角形,命令他躺下,并且说,要他拜倒在神殿门前。

    “他先得领到一把铲子。”有个师兄轻言细语地说。

    “啊!够了,别再说了。”另一个说。

    皮埃尔没有听从,他用心慌意乱的近视眼睛环顾四周,心里忽然感到怀疑:“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嘲笑我呢?我想起这一点会不觉得可耻吗?”可是这种疑惑只持续了片刻。皮埃尔环顾了他周围的人们的严肃的面孔,回想起他经历的一切,他心里明白,不能半途而废。他想到自己多疑,大吃一惊,极欲使他自己产生从前的怜悯心,于是乎拜倒在神殿门前。他脑海中确乎产生了那种较诸从前更为强烈的怜悯心。他仰卧不多时,就有人吩咐他站起身来,给他围上一条别人那样的白皮围裙,将一把铲子和三双手套送到他手上,这时候共济会分会会长才对他讲话。他对他说,要他尽力设法不让任何东西沾污这条表示坚贞和纯洁的围裙的白色,然后对他讲到这把用途不明的铲子,叫他付出劳动,用它来净化自己的内心,剔除种种恶习,用以宽厚地抚慰他人的内心。然后他讲到第一双男式手套,说他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但是皮埃尔应当保存它,至于另一双男式手套,他说他应当戴上这双手套参加会议,末了他就第三双女式手套说明如下:

    “亲爱的师弟,这双女式手套是送给您的。请您转送给您最尊重的女人。您将来给您自己选择一位贤淑的共济会员太太,您通过这件礼物使她相信您的内心的纯洁。”他沉默片刻,补充说,“但是亲爱的师弟,要遵守一条规定,不能让这双手套去美化不干净的手。”当分会会长说出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皮埃尔仿佛觉得,主席困惑不安。皮埃尔更不好意思,他像孩子似的脸红得连眼泪都夺眶而出,他开始不安地环顾四周,出现了令人困窘的沉寂。

    有个师兄打破了这一阵沉默,他把皮埃尔领到地毯前面,开始从笔记本中给他念出地毯上绘制的图形(日、月、槌子、铅锤、铲子、立方形奇石、柱子、三扇窗子等)的说明文字。之后他们给他指定一个座位,把分会证章拿给他看,告诉他入门的暗语,最后允许他坐下。分会会长开始宣读分会章程。章程很长,皮埃尔由于欢喜、激动和羞愧,不能听懂所念的内容,他只谛听了章程的最后几句,并且铭记于心。

    “我们的神殿里,”分会会长宣读,“除开位于美德和恶德之间的等级而外,我们不承认任何其他等级。当心不要造成损害平等的某种差别。务须飞奔去帮助师兄师弟,不论他是什么人,必须训导误入迷途的人,扶起跌倒的人,永远不应怀恨或敌视师兄师弟。人人要和蔼可亲。在人人心中点燃起美德的火焰。并与他人分享幸福,永远不让妒嫉扰乱这种纯洁的乐事。”

    “请宽恕你的敌人,不要复仇,你只有对他行善,以这种方式执行至高无上的教规,你就能遍寻你所失去的古代庄严和雄伟的遗迹。”他说完这些话后,欠了欠身,拥抱皮埃尔,吻吻他。

    皮埃尔的眼睛里含着喜悦的泪水,环顾四周,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周围的人们的祝贺,不知道怎样回答从新结识之后有何印象。他不去承认任何相识,只把一切人看作师兄师弟,并且急不可待地要和他们一道着手工作。

    分会会长敲了一下槌子,大家都各自入座,其中一人宣读有关谦逊的必要性的训词。

    分会会长建议大家履行最后的义务,那个号称为布施募集人的显要官吏从师兄师弟身边绕了一圈。皮埃尔很想把他拥有的全部钱财写在布施名册上,但是他怕这样做会显得个人高傲,他于是写了和别人同样多的捐款。

    会议结束了,皮埃尔回家后仿佛觉得他从一次远途旅行归来,仿佛在途中过了几十年,他完全变了,落后于从前的生活秩序和习惯。

    ——————

    5

    皮埃尔加入共济会分会后第二天,坐在家中看书,力图弄清四方形的意义,四方形的一边描绘着上帝,另一边标志着精神,第三边标志着肉体,第四边标志着混合物。有时他放下书本和四方形,脑海中拟订新生活计划。昨日在共济会分会有人对他谈到,国王获悉有关决斗的事件,皮埃尔及时离开彼得堡,是更明智的。皮埃尔意欲前往南方领地,料理一下农民的事情。当瓦西里公爵突然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正在高兴地考虑这种新生活的蓝图。

    “我的亲人,你在莫斯科干了什么名堂?你为什么跟海伦争吵,moncher?①你误入迷途,”瓦西里公爵走进房里时说,“我什么都晓得,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你,海伦并没有得罪你,就像基督没有得罪犹太人似的。”

    ——–

    ①法语:我亲爱的。

    皮埃尔想回答,可是公爵打断他的话。

    “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对我,像对个朋友那样,坦率地谈谈?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明白,”他说,“你要作为一个珍惜自己荣誉的人体面地行事,也许太性急了,不过我们不去评论这件事。请你记住一点,你在整个社会,甚至在朝廷心目中使她和我处于何种地位,”他降低嗓门,补充地说。

    “她住在莫斯科,你在这儿。我亲爱的,请你记住。”他拉着他的手,按了一下,“这只不过是一个误会:我想,你自己是有所体会的。你我俩人马上就给她写封信,她准会到这里来的,什么都可以解释清楚,否则,亲爱的,我告诉你,你会很容易吃到苦头的。”

    瓦西里公爵很威严地向皮埃尔瞥了一眼。

    “我从可靠消息得知,孀居的皇太后非常关心这件事,你晓得,她是很宠爱海伦的。”

    皮埃尔曾有几次准备说话,但是,一方面,瓦西里公爵不准他开口,另一方面,皮埃尔本人害怕用那种坚决拒绝和不同意的口吻果断地回答他的丈人。此外,他回想起共济会章程中的词句“人人要和蔼可亲”。他皱起眉头、满面通红,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极力地琢磨他生活中的最难的问题——当着某人的面说出令人厌恶的话,无论他是什么人,说出这个人意料不到的话。他很习惯于听从瓦西里公爵漫不经心的充满自信的腔调,致使他现在感觉到他不能对它表示反对,但他还觉得,他今后的整个命运取决于他即将说出的话:他是否沿着从前的老路向前走,或者沿着共济会员们给他指明的一条颇具魅力的新路向前走,他在这条新路上坚决地相信,他必将获得新生。

    “喂,我亲爱的,”瓦西里公爵诙谐地说,“请你说一声‘是’,我就给她写信,然后我们就宰一头肥肥的牛犊。”瓦西里公爵还没有把笑话讲完,皮埃尔就像他父亲那样露出狂怒的神色,他不看对话人的眼睛,却用耳语说:

    “公爵,我没有把您喊来,请您走吧,您走吧!”他跳了起来,给他打开了房门。“您走开。”他重复地说,自己不相信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时瓦西里公爵脸上流露的困窘和惶恐的神情,又使他觉得高兴。

    “你怎么啦?你生病了?”

    “您走吧!”又一次听见颤栗的说话声。瓦西里公爵因为没有得到皮埃尔的任何解释性的答复,所以他只得走了。

    过了一个礼拜,皮埃尔向新朋友们——共济会员们告别,给他们留下了一大笔施舍的钱,之后启程前往自己的领地。他的新师兄、新师弟交给他几封写给基辅和敖德萨当地的共济会员的书信,还答应给他写信,并且指导他从事新活动。

    ——————

    6

    虽然皇上当时对决斗施行严格措施,但是皮埃尔和多洛霍夫的事件已经私下了结了,无论是决斗的双方,还是他们的证人都没有尝到苦头。决斗这件事在社会上传开了,皮埃尔跟妻子闹翻也证实了这一点。当皮埃尔曾经是个私生子的时候,大家都用宽厚的保护的眼光看待他,当他曾是俄罗斯帝国的优秀未婚夫时,大家都抚爱和赞扬他,他结婚之后,未婚妻们和母亲们对他已无可期待,从此皮埃尔在社会舆论中黯然失色,而且他不擅长也不希望博取公众的赏识。现在大家把所发生的事件归咎于他一个人,都说他是个头脑不清的、醋劲大的人,还说他像父亲那样,容易猝发残忍狂。在皮埃尔动身后,海伦回到彼得堡,她的熟人们不仅殷勤地接待她,而且对她的不幸怀有敬意。当谈话涉及她的丈夫时,海伦流露出庄重的表情,尽管她并非明白这种表情的意义,但海伦在待人接物方面颇知轻重,已养成习惯,自然她就会流露出这种表情。这种表情正说明,她决定毫无怨艾地忍受自己的不幸,她的丈夫是上帝送来的十字架。瓦西里公爵更为坦率地说出了他的意见。当谈话涉及皮埃尔的时候,他耸耸肩膀,指着额头说:

    “Uncerveaufê’lé-jelediasaistoujours.①”

    “我事先说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论及皮埃尔时说,“那时候我最先讲话(她坚决要求领先发言),这是个狂妄的、被时代的淫乱思想毁坏了的青年人。当大家都在赞扬他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你们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我那儿把自己装成马拉(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模样的时候,我就说了这番话。结果怎样呢?我那时还不希望办成这件婚事,我把以后发生的事预先说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空闲的日子照旧在自己家里举办晚会,像从前一样,举办那唯独她一人具有才华去举办的晚会,正像安娜·帕夫洛夫娜所说的那样,在晚会上聚会的,首先有:La creme de la véritalle bonne sociéte, la fine fleur de l’essence intellectuelle e la société de Pétersbourg.②除开人物的细致挑选而外,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每次晚会上都要向她的团体介绍一位挺有趣的新人物,在任何场所都不像在这些晚会上那样,政治寒暑表指示的度数极为明晰和准确,在寒暑表上可以观察到彼得堡正统宫廷社会的情绪。

    ——–

    ①法语:他是半个疯子,——我总是这样说的。

    ②法语:真正的上流社会的精华,彼得堡社会知识界的优秀人物。

    一八○六年年后,当我们获得有关拿破仑在那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地歼灭普鲁士军队、普军放弃大部分要塞的可悲的详细情报的时候,当我国部队已经开进普鲁士并且对拿破仑发动第二次战争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在自己家中举办了一次晚会。出席晚会的lacrêmedelavéritablebonnesociéte①,包括有颇具迷力的、不幸的、被丈夫遗弃的海伦、莫特马尔、刚从维也纳回来的令人赞美的伊波利特公爵、两个外交官、姑母、一个在客厅中被称为unhommedebeaucoupdemérite②的青年人,一个新近被提拔的宫廷女官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几个不太出名的人物。

    ——–

    ①法语:真正的上流社会的精华。

    ②法语:品格高尚的。

    这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用以飨客(给客人开开心)的新人物是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他充当信差刚从普鲁士军队中归来,正在一位极为显要的官员名下担任副官。

    在这次晚会上,政治寒暑表向这个团体指示的度数如下:

    无论欧洲的国王和战略家们怎样想方设法地纵容波拿巴给我,总的说来也就是给·我·们制造麻烦和苦恼,但是我们对波拿巴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这方面不会不说出自己的真正的想法,我们对普鲁士国王及其他国王只能这样说:“那样对你们更糟。Tul’asvoulu,GeorgeDandin①,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这就是政治寒暑表在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上所能指示的内容。当被献给客人们的新人物鲍里斯走进客厅的时候,出席晚会的全体人员差不多都来齐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引导的谈话涉及到我国和奥国的外交关系,涉及我国与奥国结盟的展望。

    鲍里斯穿着一身考究的副官制服,他长得健壮、结实,精神充沛,面颊绯红,轻松愉快地走进客厅,照例先去问候姑母,随后又加入交谈的集体。

    安娜·帕夫洛夫娜让他吻吻她那只干瘦的手,给他介绍了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并且轻言细语地把各人的特征描述一番。

    “LeprinceHippolyteKouraguine-charmantjeAunehomme.M-rKrongchargéd’affairesdKopenhague-unespritprofond,索兴说:M-rShitltoff,unhommedebeaucoupdemérite.②”即指那位有这个称号的人。

    ——–

    ①法语:莫里哀引言,已变成谚语,其含义是:你自作自受。

    ②法语:伊波利特·库拉金公爵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克鲁格先生是哥本哈根驻俄使馆代办,一位才智卓越的人……索兴说:希托夫先生是个品格高尚的人。

    在任职期间,鲍里期多亏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关照,也因工作适合他自己的志趣和拘谨的性格,所以他已经谋得最有利的职位。他在一位颇为显要的官员名下担任副官,前赴普鲁士执行被委托的事务,并以信使身份从普鲁士回来。他完全领会了奥尔米茨实行的那种使他悦意的无明文规定的等级服从制度,遵照这种制度,一名准尉竟能无比地高于一名将领,遵照这种制度,要想求得功名利禄,飞黄腾达,不必要努力和劳累,不必要刚勇,也毋须忠贞不渝,只要擅长于应酬那些论功行赏的人就行了,因此他常因自己迅速获得成就而感到诧异,并因他人无法明了这种奥妙而感到惊讶。他发现这种奥妙,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他和从前的熟人的各种关系、他对未来的各种计划彻底改变了。他不很富有,但是他花掉最后一笔钱、让他自己穿得比别人考究,他宁可抛弃许多娱乐,而不让他自己乘坐劣等轻便马车或者穿上旧制服在彼得堡街头露面。他只和那些地位比他高、因而对他有益的人接近和交往。他喜欢彼得堡、藐视莫斯科。他回想起罗斯托夫家的住宅、他在童年时代对娜塔莎的爱慕,——心里就不高兴,因此他自从入伍以后,一次也没有登上罗斯托夫之家的大门。他从前认为呆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中是职位上的一大升迁,而今他立即明了他所充当的角色了,他让安娜·帕夫洛夫娜享用他身上能够引起兴趣的东西,他用心观察每一张面孔,并且估计他接近每一个人会带来什么益处和机会。他坐在给他指定的、俊俏的海伦身边的位子上,谛听大家的谈话。

    “Vienne trouve les bases du trait’ proposétellement hors d’atteinte,qu’on ne saurait y parvenir même par une continuite de succés les plus brillants,et elle mêt en doute les moyens qui pourraient nous les procurev,C’est la phrase authentique du cabi-net de Vienne,”①丹麦使馆代办说。“C’estledoutequiestflatteur!”l’hommeal’espritprofond.”②带着含蓄的微笑说。

    “Il faut distinguer entre le cabinet de ViAenne et l’Empereur d’Autriche,”莫特马尔说。“L’EmApereur d’Autrichen’a jamais pu penser à une chose pareille,ce n’est que le cabinet qui le dit.③”

    “Eh,monchervicomte,”安娜·帕夫洛夫娜插嘴了,“l’Urope(她不知怎的竟把欧洲读作l’Urope,这是她跟法国人说话时着重强调的法语发音上的细微特点),l’Urope ne sera jamais notre alliée sincère.④”

    ——–

    ①法语:维也纳认为正拟缔结的条约的根据仍然超出可能限度,只有凭藉一系列的辉煌成就才能获得这些根据,维也纳对我们是否有取得成就的办法表示怀疑,这是维也纳内阁所说的实话。

    ②法语:“这种怀疑值得赞颂!”才智卓越的人说。

    ③法语:务必要把维也纳内阁和奥国皇帝区别开来,”莫特马尔说。“奥国皇帝”决不会这样想,只有内阁才这样说。”

    ④法语:哎呀,我亲爱的子爵,欧洲决不会成为我们忠实的盟邦。

    接着,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题转到普鲁士国王的刚毅和坚定的信念上,目的是要引导鲍里斯参加谈话。

    鲍里斯谛听旁人说话,等着轮到他发言,但在这时,他有好几次回头看看邻座的美女海伦,海伦面露笑容,她的目光有几次和年轻貌美的副官的目光相遇。

    很自然,安娜·帕夫洛夫娜在说到普鲁士的局势时,她请鲍里斯谈谈他在格洛高的旅行、谈谈他发现普鲁士军队处于怎样的状态。鲍里斯不慌不忙,用那纯正的法国话讲了许多关于军队和朝廷中的饶有趣味的详情细节,在他讲话的时候,他想方设法避免对他所摆的事实发表各人自己的见解。有一阵子鲍里斯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安娜·帕夫洛夫娜心里也觉得,她以新人物飨客受到全体客人的欢迎。海伦比什么人都更聚精会神地听鲍里斯讲话。她有几次问到他旅行中的详细情形,她似乎非常关心普鲁士军队的局势。当他一把话说完,她就带着平常流露的微笑,把脸向他转过来。

    “Ilfautabsolumentquevousveniezmevoir,”①她对他说道,那语调就好像根据那些他没法知道的想法来推敲,这是完全必要的。“Mardientreles8et9heures.Vousmeferezgrandplaisir.”②

    ——–

    ①法语:您一定要来跟我见面。

    ②法语:礼拜二,八点钟至九点钟。您将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

    鲍里斯答应履行她的愿望,正想和她开始谈话,安娜·帕夫洛夫娜托词姑母想听听他讲话,便把他喊去了。

    “您不是知道她的丈夫吗?”安娜·帕夫洛夫娜闭上眼睛,装出一副忧愁的样子,指着海伦说,“哎呀!这是个多么不幸而又迷人的妇女啊!别当着她的面说她丈夫,您不要说吧。她太难受了。”

    ——————

    7

    当鲍里斯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回到公共小组后,伊波利特公爵控制住了小组的谈话线索。他在安乐椅上向前探出身子说:

    “LeRoidePrusse!”①他说完这句话,笑起来了。大家都向他转过身去:“LeRoidePrusse?”伊波利特问道,又笑了起来,又心平气和地、严肃地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中。安娜·帕夫洛夫娜等了一气儿,但因伊波利特好像坚决不想再说下去,所以她就打开话匣子,说不信神的波拿巴在波茨坦偷走了腓特烈大帝的宝剑。

    “C’estl’épéedeFrèdéricleGrand,queje…”②她正要开始说,可是伊波利特打断她的话。

    “LeRoidePrusse……”大家刚一向他转过身来,他又道歉了,有半晌没有开口。安娜·帕夫洛夫娜皱了皱眉头。

    伊波利特的朋友莫特马尔把脸转向他,坚决地说。

    “Voyonsàquienavez-vousavecvotreRoidePrusse?”③

    ——–

    ①法语:普鲁士国王。

    ②法语:这是腓特烈大帝的宝剑,我把它……

    ③法语:普鲁士国王那又能怎样呢?

    伊波利特笑起来了,好像他为自己的笑声而感到害羞。

    “Non,cen’estrien,jevoulaisdireseulement…①(他想把他在维也纳听到的笑话重说一遍,他整个晚上都想把它说出来。)Jevoulaisdireseulement,quenousavonstortdefaielaguerrepourleroidePrusse.②”

    鲍里斯谨慎地微微一笑,他的微笑可能被看成是对笑话的讥笑或者是赞赏,这要看大家怎样对待它了。个个都放声大笑。

    “Ilesttrèsmauvaisvotrejeudemot,trésspirituel,maisinjuste,”安娜·帕夫洛夫娜用布满皱纹的指头威胁他说,“NousnefaisonspaslaguerrepourleroidePrusse,maispourlesbonprincipes.Ah,leméchant,ceprince,Hippolyte!”③她说。

    整个夜晚谈话没有停止,话题主要是以政治新闻为轴心。在晚会快要结束时,谈话涉及到国王的赏赐,它因而显得分外热烈:

    “要知道‘NN’去年获得一个嵌有肖像的鼻烟壶,”l’hommeal’éspritprofond④说,“为什么‘SS’不能获得同样的奖品呢?”

    ——–

    ①法语:没有什么,不过我想说……

    ②法语:不过我想说,我们替普鲁士国王打仗是无济于事的。

    ③法语:您的双关语很不优美,太俏皮,可是不真实。我们为美好的原则,而不是为普鲁士国王而战。哦,这个伊波利特公爵多么恶毒啊!

    ④法语:才智卓越的人。

    “Jevousdemandepardon,unetabatièreavecleportraitdel’Empereurestunerécompense,maispointunedistinction,”外交官说,“uncadeauplutot.”①

    “Ilyeuplutotdesantécédents,jevouscitAeraiSchwarzenberg.”②

    “C’estimpossible.”③另一人反驳。

    “打个赌。Legrandcordon,c’estdifférent…”④

    ——–

    ①法语:对不起,镶嵌有皇帝肖像的鼻烟壶是赏赐,而不是奖章,毋宁说它是赠品。

    ②法语:有这种范例,施瓦岑贝格曾经获得赏赐。

    ③法语:这是不可能的。

    ④法语:绶带,那是另一码事。

    当大家都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整个夜晚寡于言谈的海伦又向鲍里斯提出邀请,她亲切地意味深长地吩咐他礼拜二到她那里去。

    “这对我很有必要,”她回头望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含着微笑说,安娜·帕夫洛夫娜也带着她在谈论她的崇高的保护人时常会露出的忧郁的微笑,她肯定地认为海伦怀有这个心愿。这天晚上好像海伦忽然从鲍里斯谈论普鲁士军队时说出的某些话语中发现她有见他的必要。她好像已经答应在礼拜二他来的时候,她要向他说明一下,为什么她有见他的必要。

    礼拜二晚上,鲍里斯来到海伦的富丽堂皇的客厅时,海伦并没有明确地向他说明,为什么要他到她这里来。客厅里还有别的几位客人,伯爵夫人很少跟他谈话,只是在他吻着她的手向她告别时,她才显露出一副古怪的样子,面无笑意,她突然低声地对他说:

    “Venezdemaindinerlesoir.Ilfautquevousveniez…venez.”①

    ——–

    ①法语:明天来出席宴会……晚上,您要来……请您来吧。

    鲍里斯这次来到彼得堡,成为伯爵夫人别祖霍娃家中亲密的朋友。

    ——————

    8

    战事剧烈起来了,战区已接近俄国近界。到处都可以听见诅咒人类公敌波拿巴的怨声、农村正募集民兵和新兵,从战区传来互相矛盾的消息,一如平日,消息与事实不符,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从一八○五年以来,博尔孔斯基老公爵、安德烈公爵和公爵小姐玛丽亚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

    一八○六年,老公爵被任命为当时俄国后备军八大总司令之一。老公爵虽然年老体弱,在他以为儿子阵亡的那段时间,他显得分外衰老,但他认为地自己无权去拒绝国王委派的职务。重新从事活动使他倍觉兴奋,身体也变得健壮起来。他经常出巡由他负责管辖的三个省份,执行任务时极为认真,对待部属严厉到残忍的程度,而且事事都亲自办理,不疏忽最为微末的细节。公爵小姐玛丽亚已不再向父亲学习数学课程了,只是当父亲在家的时候,每天早上她才由奶母陪伴,带着小公爵尼古拉(公公这样称呼他)到父亲书斋去走走。吃奶的公爵尼古拉和奶母及保姆萨维什娜一同住在已故的公爵夫人房里,公爵小姐玛丽亚常在儿童室度过大半天时间,尽力地代替小侄的去世的母亲。布里安小组似乎也热爱小孩,公爵小姐玛丽亚常常放弃自己的权利,让她的女友也享受一下照看小天使(她这样称呼小侄儿)和同他嬉戏的乐趣。

    矮小的公爵夫人坟墓上方的小礼拜堂坐落在童山教堂的祭坛旁边,小礼拜堂里竖立着一块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展翅欲飞的天使图。天使的上嘴唇微微翅起,仿佛要微笑似的。有一次,安德烈公爵和公爵小姐玛丽亚从小礼拜堂走出来,二人心里都承认,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天使的面孔使他们想起这个死者的面孔。但是,从那个艺术家无意中给天使的面孔塑造的表情中,安德烈公爵看出他那时从死去的妻子脸上看出的既温顺又含有责备意味的言语:“唉,为什么你们这样对待我呢?……”这也就令人觉得更加奇特了,关于此事安德烈公爵没有告诉他妹妹。

    安德烈公爵回来后不久,老公爵让儿子分开来过,把博古恰罗沃、离童山四十俄里的一大片领地分给他了。部分地由于与童山有关的沉痛的回忆,部分地由于安德烈公爵并非经常觉得自己能够忍受父亲的脾气,部分地由于他需要一个僻静的环境,因此安德烈公爵充分利用博古恰罗沃,在那里兴建房屋,在博古恰罗沃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安德烈公爵毅然决定永远不再服兵役,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人都要服兵役,为了避免服现役,他在父亲领导下担任募集民兵的职务。一八○五年的战役后,老公爵和儿子好像交换了角色。老公爵在工作中显得精神振奋,他期待目前的战役一切顺利;安德烈公爵却相反,他没有参战,在他隐秘的灵魂深处,为他所看见的不良景象而感到遗憾。

    一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公爵离开家园乘车前往管辖区视察,在父亲离开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多半待在童山。小尼古卢什卡已有四天身体不舒服。送走老公爵的马车夫已从城里回来,他给安德烈公爵带来了公文及信件。

    老仆人拿着信在书斋里没有碰见年轻的公爵,他走进公爵小姐玛利亚的房间,但是他也不在那儿。有人对老仆人说,公爵到儿童室去了。

    “大人,请看,彼得鲁沙把公文给带来了,”一个女仆——保姆的助手,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说,他坐在一张儿童坐的小椅子上,皱起眉头,他用两只巍颠颠的手从玻璃瓶里把药水滴入盛着一半水的高脚杯里。

    “是怎么回事?”他怒气冲冲地说,一个不小心,手抖动了一下往高脚杯里多倒了一点药水。他把高脚杯里的药水洒在地板上,又要一点水。女仆把水递给他了。

    房间里摆着一张儿童床、两只箱笼、两把安乐椅、桌子、儿童茶几,还有一把安德烈公爵正坐着的小椅子。窗户已经挂上窗帘了,桌上点燃着一支蜡烛,用已装钉的乐谱挡住烛光,省得光线投射到小床上。

    “我的亲人,”公爵小姐玛丽亚站在小床旁边,把脸转向哥哥说,“最好等一下……以后……”

    “哎呀,行个好,你总是说些蠢话,你总是叫我一个劲儿等,你看等着倒霉啦。”安德烈公爵恶狠狠地轻声说,显然他想刺激妹妹的痛处。

    “我的亲人,说真的,最好你不要吵醒他,他睡熟了。”公爵小姐用央求的声音说。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拿着高脚杯,踮起脚尖走到小床前。

    “也许真的不要把他吵醒吗?”他犹豫不决地说。

    “听你的便,——说真的……我想……随你的便。”公爵小姐玛丽亚说,显然是因为她的看法占了上风,她感到腼腆和害臊似的。她向她哥哥指指那个轻声喊他的女仆。

    他们俩接连两夜没有睡觉,照料着发烧的男孩。这几个昼夜他们不信任自己的家庭医生,等候着派人进城去请来的医生,他们一会儿采用这种药,一会儿采用那种药。他们由于不眠而疲惫不堪,胆战心惊,彼此把痛苦推在对方身上,彼此非难,吵起来了。

    “彼德鲁沙带来公爵的公文。”女仆低声地说。安德烈公爵走出去。

    “那儿怎么啦!”他气忿地说,听了父亲发出的口头命令,拿起递给他的公文封套和一封父亲的信,回到儿童室去了。

    “怎么啦?”安德烈公爵问道。

    “还是那个样子,请看在上帝份上,等等吧。卡尔·伊万内奇总是这么说:睡眠最可贵。”公爵小姐玛丽亚叹息着,放低嗓门说。

    安德烈公爵走到小孩跟前,摸了摸他。他还在发烧。

    “您和您的卡尔·伊万内奇都滚开吧!”他拿起一只滴满药水的高脚杯,又向面前走来了。

    “安德烈,用不着啦!”公爵小姐玛丽亚说。

    可是他凶狠地、同时苦恼地对着她现出阴郁的神色,拿着高脚杯向孩子弯下腰来。

    “可是我想这样做,”他说,“喂,我请求你,让他把药喝下去。”

    公爵小姐玛丽亚耸耸肩,但是顺从地拿起一只高脚杯,把保姆叫来,开始让小孩喝药。这孩子哭喊起来,发出了嘶哑的声音。安德烈公爵蹙起额角,双手抱着头,走出房门,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坐下来。

    他手里还拿着几封信。他机械地拆开信来看。老公爵在那蓝色的纸上用粗而长的字体,有几处还用略语符号,书写如后:

    “若非谎言与虚构,我刻正通过信使获得一则极大喜讯。贝尼格森在普鲁士——艾劳大捷,仿佛已彻底战败波拿巴。彼得堡上上下下都在狂欢。奖赏源源不断送往军中。贝尼格森虽系德意志人,予亦祝贺之。某个自称为汉德里科夫的科尔切瓦区首长,不了解他做什么,补充人员暨食粮至今尚未一一交清。你瞬即疾驰前去,并且告知,于一周之内准备就绪,否则即以斩首论处。我尚且获得彼坚卡的(彼得的小名)来函,言及他曾参与普鲁士——艾劳战役,——诚然与事实相符。如果确无一人干预不宜干预的事情,那末德意志人亦可歼灭波拿巴。据闻波拿巴溃乱不堪,正在仓皇逃命中。你酌情立即驰往科尔切瓦执行使命!”

    安德烈公爵叹一口气,拆开另一个封套。这是比利宾寄来的一封用蝇头小字写满两小页的信。他没有看这封信,把它折起来,又看了他父亲写的信,信的末尾有一句这样的话:

    “驰往科尔切瓦,执行使命!”

    “不,请您原谅,小孩还没有复原,现在我不能离开他。”他走到门边,想了想,朝儿童室瞥了一眼。公爵小姐玛丽亚还站在床前,轻轻地摇着小孩让他安睡。

    “是啊,他究竟写了什么讨厌的话?”安德烈公爵想起他父亲信中的内容。“是啊,正是在我不服兵役的时候,我军打败了波拿巴。是啊,是啊,他还在开我的玩笑……得啦,随便怎么样……”于是他开始念比利宾的法文信。他念着,有一半没有看懂,他念信只是为了要自己不再去想他太长久地、异常痛苦地想起的事情,即使有一分钟不想也行。

    ——————

    9

    此时,比利宾作为一名外交官待在本军的大本营内,他的这封信虽然是用法文写的,文内包含有法国的戏言和特殊表现法,但是在自我谴责和自我嘲笑方面,他却怀着俄国所固有的无所畏惧的态度来描述整个战役。比利宾写道:外交官的discretion①使他痛苦,他身边能有安德烈公爵这么一个忠实可靠的通讯员,他感到无比幸福。他可以向他倾吐他由于目睹军内发生的事情而积累的生活感受。这封信是在普鲁士——艾劳战役之前写就的,现在已经是一封旧信了。

    ——–

    ①法语:谦逊。

    比利宾写道:

    “自从我军在奥斯特利茨赢得辉煌胜利以来,我可爱的公爵,您知道,我始终没有离开大本营。无可置疑,战争使我入迷,而且为此我深感满意,三个月以来的观感,真令人难以置信。

    “我alovo(拉丁语:从头)讲起。您所知道的人类

    的公敌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普鲁士人是我们志实的盟友,他们在三年之内只骗过我们三次。我们都是庇护他们的。可是,·人·类·的·公·敌对我们具有魅力的话语丝毫不理睬,竟然不让普鲁士人结束他们已经开始的阅兵式,就以野蛮无礼的方式向普鲁士人发动猛攻,击溃他们,并且进驻波茨坦皇宫。

    “普鲁士国王在给波拿巴的书函中写道,我深切地希望,让陛下在我皇宫受到心悦神怡的接待,我怀着分外关切的心情,在环境许可下发出各种相应的命令。啊,我唯愿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普鲁士的将军们都在法国人面前说些恭维话,引以为荣。只要一开口提出要求,就向敌人投降。警备司令格洛高领着一万人询问普鲁士国王,他应该怎么办。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总而言之,我们只想凭藉我们的军事态势使他们望而生畏,但我们终于被卷入战争,就是在我们的边境线上打仗,主要是,我们·为·普·鲁·士·国·王而战,我们和他协同作战。我们拥有的东西绰绰有馀,只缺一个小滑头,即是缺少一个总司令。

    如果总司令原来不是那样年轻的人,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们逐一评审八十岁的将领们,在普罗佐罗夫斯基和卡缅斯基二人之间挑选了后者。这位将领装出苏沃洛夫的姿态坐着带篷马车向我们驶来,迎接他的是一片欢呼声和隆重仪式。”

    “四日,第一个信使从彼得堡到这里来。他把信箱送进元帅办公厅,元帅喜欢亲自办理一切事务。有人叫我去帮助整理信件,把给我们的信件统统拿出来。元帅叫我们干这个活儿,一面瞧着我们,等候寄给他的信。我们找着,找着,可是没有他的信。元帅着急了,他亲自动手干活儿,他找到国王寄给伯爵T.和伯爵B.以及其他人的信件。他怒不可遏,失去自制力,拿着几封寄给他人的信,拆开来看,‘啊,这样对待我,不信任我!吩咐他们监视我。好,滚开吧!’于是他就给贝尼格森伯爵写了一道有名的命令。

    “‘我负了伤,不能骑行,因此不能指挥军队。您把您的被击溃的兵团带领到普图斯克去了,在这里暴露自己,既没有木柴,也没有粮秣,不得不加以补助,您昨日给布克斯格夫登伯爵发出了公函,就应当想到向我国边境退却的事,您今日务必履行使命。’

    “‘由于四处奔波,’écritilál’Empereur,①‘我给马鞍擦伤了,再与上几处旧伤,这就完全妨碍我骑马和指挥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所以我把指挥军队的权力推卸给职位比我略低的将领——布克斯格夫登伯爵,还把司令部的执勤及其所属一切都移交给这位将领,并且给予忠告,如果粮食短缺,就向普鲁士内陆附近撤退,因为只剩下一日的粮食,正如奥斯特曼师长和谢德莫列茨基师长报告中所云,有几个兵团已无一粒口粮。农民的粮食快被吃光了;在擦伤仍未痊愈时,我在奥斯特罗连卡野战医院留医。我诚惶诚恐地呈上这个表报,并且禀奏,如果军队在目前的野营地再待十五天,来春就连一个健康的人都剩不下来。’

    ——–

    ①法语:他在给国王的信上写道。

    “‘请您免去我这个老头的职务,把我送到农村去,我本来就已名誉扫地,不能完成推选我去完成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我在野战医院听候您最仁慈的核准,以免我充当一名·录·事的角色,而不是在军队中充当一名·指·挥·官的角色。我从军队中离职,无非是一个盲人离开军队,决不会造成丝毫轰动,我这样的人,在俄国俯拾可得,岂止数千名。’

    “元帅生国王的气,并且惩罚我们所有的人,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就是喜剧的第一幕。不消说,以后几幕越来越有趣和可笑了。元帅离开后,敌人在我们眼前出现,不得不展开战斗。布克斯格夫登按职位是总司令,但是贝尼格森将军持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和他的一军人正处于敌军的视线范围内,他想借此机会打一仗。他于是打了一仗。这就是被认为赢得一次伟大胜利的普图斯克战役,但是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知道,我们文职人员有一种解决会战胜负问题的不良习惯。凡是在战后退下来的人,就是吃了败仗的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据此看来,普图斯克之战,我们是打输了。一言以蔽之,我们在战后撤退,但同时又派遣信使向彼得堡告捷,而且贝尼格森将军在指挥军队方面不把权柄让给布克斯格夫登将军,他指望从彼得堡获得总司令头衔,俄国朝廷以此表示感谢他所获得的胜利。在领导空缺期间,我们发动了一系列很奇特的有趣的机动战。我们的计划不再是它似乎应有的那样——避开或进攻敌军,而只是避开布克斯格夫登将军,论职位高低他应当是我们的首长。我们正集中全副精力来追求这个目的,甚至在我们横渡没有浅滩的河面时烧毁桥梁,其目的也是要我们自己摆脱敌人,此刻我们的敌人不是波拿巴,而是布克斯格夫登。

    因为我们采取了一次旨在拯救我们、排斥布克斯格夫登的机动,所以布克斯格夫登将军几乎遭到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的袭击和俘获。布克斯格夫登追过来,我们就跑开。他刚刚渡河到了河这边,我们又渡河到了河那边。最后我们的敌人布克斯格夫登不肯放过我们,并且发动一次进攻。这时双方进行对话,想消除误会。两个将军火冒三丈,几乎要闹到两个总司令决斗的地步。幸而在此紧急关头,那个将普图斯克大捷的消息送至彼得堡的信使已返回原地,给我们带来总司令委任状,于是头号敌人布克斯格夫登被挫败了。我们此刻可以考虑第二号敌人——波拿巴。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第三号敌人——信奉正教的军人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他们大声疾呼,要面包、牛肉、面包干、干草、燕麦,——随便什么都要啊!

    商店都是空荡荡的,道路难以通行。信奉正教的军人开始抢劫,这场抢劫到达骇人的程度,就连上次战役也不能使您产生一点同样的观念。有半数兵团组成自由帮会,脚迹遍布各地,极尽烧杀之能事。居民已沦为赤贫,病人充斥于医院,到处在闹饥荒。那些掠夺兵甚至有两次袭击大本营,总司令只得带领一管士兵把他们赶走。在一次这样的袭击中,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只空箱笼和一件长罩衫。国王意欲授权各师师长就地枪决掠夺兵,但是我很担心,这样势必迫使一半军队去枪毙另一半军

    队。”①

    ——–

    ①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

    开初安德烈公爵只是用两只肉眼睛念信,但是后来他念到的内涵不由地越来越使他发生兴趣(尽管他晓得比利宾的话只有几分可信)。他读到此处,把信揉皱,扔开了。使他生气的不是他在信中念到的内容,而是他觉得陌生的当地的生活可能会使他焦虑不安。他闭上眼睛,用手揩了揩额头,仿佛在驱散他对他念到的内容的任何兴趣,他倾听儿童室里发生的什么事情。忽然他仿佛觉得门后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他觉得非常害怕,他害怕当他念信的时候,婴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踮起脚尖,走到儿童室门前,把门打开了。

    当他走进来的时候,他望见保姆带着惶恐的神态藏着什么不让他瞧见,公爵小姐玛丽亚已经不在小床旁边了。

    “我的亲人,”他仿佛觉得从后面传来公爵小姐玛利亚绝望的耳语声。这是在长期失眠和心绪不安之后常有的现象,他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向他袭来,他忽然想到,这婴孩死了。他觉得好像他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他的恐惧是有缘由的。

    “一切都完了。”他想了想,他那额角上冒出了一阵冷汗。他张皇失措地走到小床前,心里相信,他将会发现那是一张空床,保姆把死去了的婴孩藏起来了。他打开帘子,他那惊恐的散光眼睛很久都没有找到孩子。他终于看见他了,红脸蛋的男孩四仰八叉地横卧在小床上,他把头低低地放在枕头下面,在梦中吧嗒有声,逐一地掀动嘴唇,均匀地呼吸。

    安德烈公爵看见了男孩,非常快活,他还觉得他好像失去了他似的。正像他妹妹教他那样,他俯下身去,用嘴唇试试婴孩是不是还在发烧。细嫩的额角是湿润的,他用手摸了一下头,连头发也是湿的,这孩子冒出一身大汗了。他不仅没有死,而且很明显,疾病的极期过去了,他在复原了。安德烈公爵很想把这个无能为力的小生物抱起来,揉一揉,紧紧地偎在自己怀里,但是他不敢这样做。他在他身前站着,注视他的头和在被子底下显露出轮廓的小手和小脚。从他旁边传来沙沙的响声,他觉得小床的帐子下面露出了一个影子。他没有环顾四周,只是看着婴孩的面孔,仍然倾听他的均匀的呼吸。那个黑影是公爵小姐玛丽亚,她悄悄地走到小床前,撩起帐子,又随手把它放下来。安德烈公爵没有回头看看,就知道是她,于是向她伸出手来。她紧紧握住他的手。

    “他出汗了。”安德烈公爵说。

    “我到你身边来,就是要向你说出这句话的。”

    婴孩在梦中稍微动了一动,流露出笑容,用额头擦了一下枕头。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妹妹。公爵小姐玛丽亚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噙满着幸福的眼泪,在光线暗淡的帐子里面显得异常明亮了。公爵小姐玛丽亚向哥哥探过身子,吻了吻他,略微碰了一下小床的帐子。他们互相威吓了一下,在光线暗淡的帐子里面站了一阵子,好像不愿意离开这个小世界,他们三个人在这里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了。安德烈公爵的头发碰着细纱帐子,给弄得蓬乱不堪,头一个从床边走开,“是的,这是现在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他叹一口气说。

    ——————

    10

    加入共济会之后不久,皮埃尔持有给自己写的一整套领地办事守则,前往基辅省,他的大部分农民在那里种田。

    到达基辅后,皮埃尔便在总办事处召集全体管事人,向他们说明他的意图和愿望。他对他们说,应该即将采取措施,以彻底解放农民,使其摆脱农奴制的依赖关系,届时不应加重农民的劳动负担,不宜将妇女、儿童送去从事劳动,务宜给予农民以帮助,处罚应用以规劝,而不应采用肉刑,于各个领地设立医院、孤儿院、养老院和学校。一些管事人(这里头包括识字不多的管家)吃惊地听他说话,揣测说话的涵义在于,年轻的伯爵对他们管事和隐藏金钱表示不满,另一些管事人感受到初悸之后,认为皮埃尔把“C”、“C”音发得有点像“D”、“E”音、认为那些他们未尝听到的新名词都是挺有趣的,第三种管事人认为听听老爷讲话简直是一件乐事,第四种管事人都是聪明人,其中包括总管事人,他们从这次讲话中明白了,要如何对待老爷,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管事对皮埃尔的意向深表同情,但他注意到,除开这些改革而外,还必须认真从事那些一团糟的业务研究。

    别祖霍夫伯爵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据云每年均有五十万卢布的收入,但较诸以前他从已故的老伯爵手上获得一万卢布的时候,反而觉得很不富裕。他模糊地意识到他有如下一笔大致的预算。各领地要向管理局缴纳八万卢布;莫斯科近郊、莫斯科市内的住宅的消费和几位公爵小姐的生活费用约占三万卢布;支付养老金和拨给慈善机关的款项各占一万五千卢布左右;拨给伯爵夫人的生活费占十五万卢布;支付债务的利金约七万卢布;这两年用在业已着手兴建的教堂上的款子约一万卢布;其余十万卢布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是怎样开销的,因此他年年不得不借钱。除此而外,每年之内总管事人时而在信中禀告大灾,时而禀告歉收,时而禀告作坊、工厂改进的必要。因此皮埃尔觉得,头一件大事,是他最缺乏志趣和能力去应付的事情——·研·究·业·务。

    皮埃尔和总管事人每天都要研究业务。但是他感到,他的研究不能把业务向前推进一步。他也感觉到,他的研究并不以业务为转移,他们没有抓紧业务,没有使它向前推进。一方面,总管事人把业务看得很糟,并向皮埃尔表明,务必要偿清债务,凭藉农奴的劳力从事新活动,皮埃尔却不同意;另一面,皮埃尔要求着手解放农奴,管事人却向他表明,首先要向管理局偿还债务,因此不能从速执行解放农奴的使命。

    管事人不说解放农奴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建议出售科斯特罗马省的森林,出售洼地和克里木的领地。但是管事人说,这些交易上的手续非常复杂,不仅要撤消禁令,而且要申请,听候批准,等等,以致皮埃尔惘然若失,只有对他说,“是的,是的,您就这么办。”

    皮埃尔缺乏那种认真办事的百折不回的实干能力,所以他不喜欢业务,而只是在管事人面前极力装出一副忙着办事的样子。管事人在伯爵面前也竭力装出好像办理这些业务对主人极为有利,而对他自己却是件为难的事。

    一些熟人在大城市里碰头了,不认识的人也忙着和他交朋友,热情地欢迎新到的富翁,本省最大的地主。皮埃尔在加入共济会分会时坦白承认他有易受引诱这个主要弱点,而今诱惑力是那样强烈,以致他无力控制住自己。皮埃尔的生涯又如在彼得堡一般,整天整天地、整周整周地、整月整月地在晚会、舞会、早饭和午宴当中度过,好不忙碌,好不心焦,哪里有时间让他醒悟过来。皮埃尔只是在另一种环境中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而不是他希望过的新生活。

    共济会的三大宗旨中,皮埃尔意识到,他没有去履行每个共济会员根据规定必须成为精神生活楷模的使命。七条美德中,他本身缺少两条:品行端正、爱献身。他可以安慰自己的是,他履行了另一项使命:改造人类,并且具备有另外两条美德:爱他人,特别是慷慨。

    一八○七年春季,皮埃尔决定回到彼得堡。在归途中,他想访遍他的领地,并使他自己确信,按照规定完成了什么使命,检查一下他受托于上帝并力图施以恩泽的良民现在处于何种境地。

    总管事人认为年轻的伯爵的各种意图几乎是丧失理智的表现,对自己,对他,对农民都是不利的,但是他还是作出了让步。他仍旧认为解放农奴是办不到的事,他于是吩咐在各领地修建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的高大房屋;在各处做好欢迎老爷的准备,他知道皮埃尔不喜欢大肆铺张的隆重仪式,但是照他对老爷的了解,正如献神像、献面包和盐等宗教感恩之类的仪式却能影响伯爵,把他哄骗一阵子。

    南方的春天,乘坐维也纳式四轮马车平静的飞奔、旅途的独处,在在都使皮埃尔感到心旷神怡。那些他未曾驻足的领地富有画意,一个比一个优美;他似乎觉得到处的平民都很幸福,对他的恩惠深表谢忱。到处都举行欢迎仪式,虽使皮埃尔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引起一种快感。有个地方的农民向他献出面包、食盐和彼得与保罗圣像,请求他允许他们自筹经费在教堂营建新侧祭坛,藉以纪念他的彼得天使和保罗天使,爱戴皮埃尔并对他的恩典表示感激。在另一领地,携带婴孩的妇女门都来迎接他,因为他使她们摆脱沉重的劳动而向他表示感谢。在第三领地,迎接他的是儿童簇拥的手捧十字架的神甫,他承蒙伯爵宠信,教儿童识字、信奉宗教。在各个领地皮埃尔亲眼看见那些按照一个计划正在兴建和业已兴建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的砖石结构的楼房,它们即将交付使用。皮埃尔处处看到管事人关于减少劳役的报告书,并且听到那些身穿蓝色长衫的农民代表为此而道出的深深感激的话语。

    皮埃尔只是不知道,那个向他献面包和盐并且兴建彼得与保罗侧祭坛的地方,是一个商业村镇、每逢圣彼得节开集的市场,这个村镇的富裕农民都去见他,他们老早就在兴建侧祭坛了,而占村镇十分之九的农民却沦为赤贫。他不知道,遵照他的命令已不再把·哺·乳妇女——随带婴孩的妇女送去服劳役,这些哺乳妇女于是在自己屋里承担极其艰苦的家务劳动。他不知道,那个拿着十字架来迎接他的神甫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加重农民的负担,他所招收的学生都是由家长含着泪水把他们送到他跟前,又花掉一大笔钱赎回来的。他不晓得,砖石结构的房屋是由农民自己的劳工按照计划兴建的,因而加重了农民的劳役,减轻劳役只是一纸空文。他不知道,管事人凭本子向他表明,依照他的意志租金已减少三分之一,同时本地的赋役却增加了一半。因此皮埃尔对游历领地一事感到十分满意,完全恢复了他离开彼得堡时那种慈善事业家的心情,于是给他称为会长的师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多么轻易,不太费劲,就做成了这么多善事,”皮埃尔想道,“我们对这种事关心得多么不够啊”

    别人对他表示感谢使他觉得非常幸福,但在接受感谢时,他又觉得汗颜。这种感谢使他想到,他最好能够替这些平凡而善良的人做更多的事。

    总管事人是一个极为愚庸而且滑头的人,他完全了解这个既聪颖而又幼稚的伯爵,他就像耍着玩具似的玩弄他,他看到事前筹备的招待对皮埃尔产生了影响,便更加坚决地向他提出种种理由,说什么解放农奴是办不成的,主要是不必要的,因为农奴不解放原来就非常幸福。

    皮埃尔在隐秘的内心也同意总管事人的看法,认为难以想象出有比农奴更幸福的人,天晓得什么前程等待着获得自由的农奴,虽然皮埃尔不是有此心愿,但仍然坚持他认为合乎正义的事情。管事人答应使用一切实力去履行伯爵的意志,而且十分明白,伯爵不仅永远无法检查他是否采取措施售出森林和领地,是否已还清管理局的债务,而且十之八九永远不会询问和打听业已兴建的房舍怎么空着不交付使用,农民怎么还像别的农奴一样继续以劳役和金钱的形式交出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

    11

    皮埃尔怀着非常幸运的心情从南方游历归来,他实现了他自己的宿愿——驱车去访问他两年未曾见面的友人博尔孔斯基。

    博古恰罗沃村位于风景不优美的平坦地带,这里满布着田地、已被砍伐和未被砍伐的枞树林和桦树林。老爷的庭院在村庄尽头的大路边上,后面有一个不久前掘成的灌满水的池塘,沿岸还没有长满野草,一片幼林散布在周围,其间耸立着几棵高大的松树。

    老爷的庭院里有个打谷场、院内建筑物、马厩、澡堂、厢房和一幢正在兴建的带有半圆形三角墙的砖石结构的大楼房。住宅周围有一个不久前种有树木的花园。围墙和大门都是崭新的、很牢固的;屋檐底下放着两条消防水龙和涂有绿漆的大圆桶;几条路都是笔直的,几座桥都是很坚固的,桥两边添建上栏杆。样样东西带有精心制造、善于经营的印记。皮埃尔向遇见的仆人询问公爵住在何处时,他们指了指位于池塘边上的一栋新盖的小厢房。安德烈公爵的老仆人安东搀扶皮埃尔下马车,并对他说公爵在家,之后便把他领进一间干净的小前厅。

    皮埃尔最后一次在彼得堡看见他的朋友住在富丽堂皇的大楼之后,眼前这栋虽然干净、但却质朴的小房子,使他惊讶不已。他急急忙忙走进一间还在散发松枝气味的、尚未抹灰泥的小客厅,他本想继续往前走,但是安东踮着脚尖儿向前跑去,叩了叩房门。

    “喂,那里怎么啦?”传来刺耳的令人厌恶的嗓音。

    “是客人。”安东回答。

    “请你等一等,”可以听见搬动椅子的响声。皮埃尔迈着飞快的脚步走到门边,面对面撞上向他走来的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蹙起额角,显得衰老了。皮埃尔拥抱他,提起眼镜,吻他的两颊,在近侧注视着他。

    “真没有料到,我很高兴。”安德烈公爵说。皮埃尔没有说什么话,他很惊讶,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朋友。安德烈公爵身上发生的变化使他诧异。安德烈公爵说的话非常亲热,他嘴角上和脸上流露着微笑,但是目光暗淡、毫无表情,虽然他看来很想、但却不能给目光增添愉快的光辉。那使皮埃尔惊异而且感到疏远的,不是他的朋友变瘦了,脸色苍白了,长得更结实,而是这种眼神和额头上的皱纹,这些足以表明他长久地聚精会神地考虑着某个问题,不过皮埃尔一时还不习惯他的眼神和皱纹罢了。

    正如在长期离别后重逢时常有的情形那样,话题久久地不能确定下来,他们总是三言两语地发问和回答那些他们自己才知道的、需要长久地交谈的事题。最后,他们的谈话开始逐渐地涉及以前中断的讲话、过去的生活、未来的规划、皮埃尔的游历、他的业务、战争问题等等。皮埃尔在安德烈公爵的眼神中发现的那种凝思和阴悒的神情,在他微露笑容倾听皮埃尔讲话的时候,尤其是在皮埃尔精神振奋、心情愉快地谈论过去和未来的时候,表露得更加强烈了。安德烈公爵仿佛希望、但却不能参与他所讲到的那种活动。皮埃尔开始感觉到,在安德烈公爵面前,凡是喜悦的心情、幻想、对幸福和善行的冀望,都是不适宜的。他感到羞惭的是,他表露他这个共济会员的新思想,特别是最近一次旅行使他脑海中重现和产生的各种思想。他克制自己,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幼稚的人,同时他禁不住想尽快地向自己的朋友表示,他现在完全不同了,变成一个比在彼得堡时更好的皮埃尔了。

    “我没法对您说,在这段时间我所经历的事情可真多。就连我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

    “是的,从那时起,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安德烈公爵说。

    “可是您怎样呢?”皮埃尔问,“您有哪些计划?”

    “计划吗?”安德烈公爵讽刺地重说了一遍,“我的计划吗?”他重复地说,仿佛对这种词的意义感到惊讶,“你不是看得见,我在盖房子,想在明年全部搬迁……”

    皮埃尔默不作声,目不转睛地瞅着安德烈公爵见老的面孔。

    “不,我是问你……”皮埃尔说,可是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

    “关于我,有什么可说的……你讲讲,讲讲你的旅行,讲讲你在自己领地上所做的一切吧”

    皮埃尔开始讲到他在自己领地上所做的事情,尽可能瞒住他参与改革这件事。安德烈公爵有几次事先向皮埃尔提到他要讲的事情,好像皮埃尔所做的事情是众人早已熟知的,不仅听来乏味,甚至于听到皮埃尔讲话,就觉得不好意思。

    皮埃尔觉得和这个朋友交际很不自在,甚至是怪难受的。

    他不吭声了。

    “我的心肝,你听着,”安德烈公爵说道,显然他也觉得难过,和客人在一起非常腼腆,“我在这里露宿,不过是来看看动静。我今日又要到妹妹那里去。我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一下。对了,你好像认识他们,”他说道,显然是要吸引这位客人,尽管他觉得现在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我们在吃罢午饭后一同去吧。你现在想看看我的庄园吗?”他们走出门去,一直蹓跶到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就像不太亲密的人那样,光谈论政治新闻和普通的熟人。安德烈公爵只是在讲到他所兴建的新庄园和建筑工程的时候,才有一点儿兴致,但是在谈到半中间,即是当安德烈公爵向皮埃尔描绘未来的住房布局的时候,他忽然在那临时搭起的木板台上停住了。“不过这里头没有什么能引起兴趣的东西,我们同去吃午饭,然后出发吧。”午宴间,话题转到皮埃尔的婚事上。

    “当我听到这件事,我觉得非常诧异。”安德烈公爵说道。

    皮埃尔涨红了脸,就像他平常提起这件事时总会脸红那样,他急急忙忙地说:

    “我以后什么时候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讲给您听。不过您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永远结束了。”

    “永远吗?”安德烈公爵说,“根本不会有永远的事情。”

    “不过您知道,这一切是怎样了结的吗?您听过有关决斗的事么?”

    “是的,你也经历过这种事。”

    “我感谢上帝的惟有一点,就是我没有打死这个人。”皮埃尔说。

    “究竟为什么?”安德烈公爵说,“打死一只凶恶的狗甚至是件好事情。”

    “不,打死人不好,没有道理……”

    “为什么没有道理?”安德烈公爵又说,“人们并没有判断是非的天赋。人们经常会犯错误,将来也会犯错误,无非是错在他们认为对与不对的问题上。”

    “危害他人就是不对的。”皮埃尔说,他蛮高兴地感到,自从他到达此地之后,安德烈公爵头一次振奋起来,开始说话,想把是什么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全都说出来。

    “是谁告诉你,什么叫做危害他人?”他问。

    “恶事?恶事?”皮埃尔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别人危害自己。”

    “我们知道,我本人意识到的那种恶事,我不能用以危害他人,”安德烈公爵越来越觉得兴奋,看样子他想对皮埃尔说出他自己对事物的新观点。他用法语说,“Jeneconnaisdanslaviequedeuxmauxbienréels:c’estleremordetlamaladie.Iln’estdebienquel’abAsencedecesmaux.①为自己而生活,只有避免这两大祸患,而今这就是我的全部哲理。”

    ——–

    ①法语:我知道,生活上只有两种真正的不幸:良心的谴责和疾病,只要没有这两大祸患,就是幸福。

    “对人仁爱吗,自我牺牲吗?”皮埃尔说,“不,我并不能赞同您的观点!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做恶事,不追悔,这还是很不够的。我曾经这样生活,我为我自己而生活,并且毁灭了自己的生活,只有现在,当我为他人而活着的时候,至少我是竭力地(皮埃尔出自谦虚,作了修正)为他人而活着的时候,只有现在我才明白生活的种种幸福。不,我并不赞同您的观点,而且您心里并没有想到您口里所说的话。”安德烈公爵默不作声地望着皮埃尔,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你将会见到我妹妹公爵小姐玛丽亚,你和她是合得来的。”他说,“大概,对你来说,你是对的。”他沉默片刻,继续说,“可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你以前为自己而生活,你说你几乎因此而毁灭了自己的生活,只有当你开始为他人而生活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幸福。可是我的感受恰好相反。我以前为荣耀而生活(到底什么是荣耀?还不就是爱他人,希望为他人做点事情,希望博得他人的赞扬。),我这样为他人而生活,到头来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全毁灭了我自己的生活。自从我只为我一人而生活以来,我的心情变得更平静了。”

    “怎么能够只为自己而生活啊?”皮埃尔激昂起来,他问道。“可是儿子呢?妹妹呢?父亲呢?”

    “但是这一切还依旧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安德烈公爵说,“而其他人,他人,您和公爵小姐称之为leprochain①,这就是谬误和祸患的主要根源。Leprochain,这就是您想对他们行善的基辅农民。”

    ——–

    ①法语:他人。

    他用讥讽和挑衅的目光朝皮埃尔瞟了一眼。显然他在向皮埃尔挑衅。

    “您在开玩笑,”皮埃尔说,越来越兴奋。“我愿意行善,尽管做得很少,做得很不好,但是我多少做了一点善事,这能算是什么谬误,什么恶事啊?那些不幸的人,我们的农民,也像我们一样,从成长到死亡,他们对上帝和真理的知识只囿于宗教仪式和于事无益的祈祷,他们要在来生、报应、奖赏、慰藉这些令人安心的信念上接受教益,这能算是什么恶事吗?在提供物质援助毫不困难的时候,却有一些人因缺乏救助而病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向他们提供医生和医院,向老年人提供养老院,这能算是什么谬误,什么恶事吗?农夫、携带婴孩的农妇,日夜不得安宁,我让他们有空闲,得到休息,这难道不是意识得到的毫无疑义的福利事业吗……”皮埃尔急促地说,连“c”、“W”音也分不清了。“我做了这件事,尽管做得不好,做得不够,但多少做了一点事情,您不仅未能使我相信我所做的事并非善事,而且也未能使我相信您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皮埃尔继续说话,“我知道,而且确切地知道,行善这一乐趣是生活上唯一靠得住的幸福。”

    “是啊,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安德烈公爵说,“我盖房子,开辟一个种植树木的花园,你兴建医院。这二者都能成为一种消遣。至于说什么是公允,什么是善举,不是让我们,而是让那个通晓一切的人来判断。啊,你想争论,”他补充一句,“那么你就来争论吧。”他们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在那代替阳台的门廊上坐下来。

    “啊,那就来争论吧,”安德烈公爵说,“你谈到学校,”他弯屈着一个指头,继续说,“教导等,你想把他,”他指着一个摘下帽子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农夫,说,“从牲畜状态中拯救出来,使他感到精神上有一种需要,可是我觉得,唯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就是牲畜的幸福,可是你想夺去他这种幸福。我羡慕他,而你却不把我的资财交给他,就想把他变成我这个模样的人,你说到另一件事:减轻他的劳动。可是依我看,体力劳动对于他,就像脑力劳动对于你和我那样,是一种需要,是他生存的条件。你不能不考虑。我在两点多钟上床睡觉,忽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心事,辗转于床褥,不能成眠,一直到早上都没有睡着,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在思考,不能不思考,就像他不能不耕田,不能不割草一样,否则他就会走进酒馆,或者害病了。就像我经受不了他那可怕的体力劳动,过了一周以后就会归西天,他也经受不了我这游手好闲、四体不勤的生活,他会变得非常肥胖,活不成了。第三,你到底还说了什么?”

    安德烈公爵屈起了第三个指头。

    “哦,是的,医院、药剂。他中风了,濒临于死亡,而你给他放血,把他治好了。他这个残废还要走来走去,拖上十载,成为众人的累赘。死亡对于他,反而简单得多,舒适得多。另一些不断地出生,数量可真多。如果你会舍不得断送一个多余的劳工,那还算好,我是这样看待他的,其实你是出于爱护他才给他医治的。可是这不是他所需要的。再则,认为医生曾经医治好什么人,简直是痴心妄想!会把人杀死,的确如此!”他说,凶狠地蹙起额角,把脸转过去,不再理睬皮埃尔。

    安德烈公爵十分清晰而且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由此可见他不止一次想过这件事,他很乐意地而且急促地说着,就像某人长久地不开口谈话似的。他的见地越不可信,他的目光就越兴奋。

    “哎呀,这多么可怕,多么可怕!”皮埃尔说,“我只是不明白,怀有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够过日子。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这是在不久以前的事,在莫斯科和在路途上的事,不过那时候我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不能生活下去,一切都使我觉得可憎,……主要是,我憎恶自己,那时候我不吃饭,不洗面……欸,你怎么样?……”

    “干嘛不洗面,这很邋遢,”安德烈公爵说,“相反要尽量想办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愉快。我活着,我在这方面没有过错,因此要想个办法活得更好,不妨碍他人,一直到寿终正寝。”

    “可是到底是什么促使您怀有这样的思想过日子?你以后坐着不动,无所事事……”

    “就是这样我也得不到安闲。我情愿不干什么事情。且看,一方面,本地的贵族们赐以我荣幸,推选我担任首席贵族,我好不容易摆脱开了。他们没法了解,我身上缺乏这种能力,没有担任这种职务所必须具备的伪善、潜心钻营、卑鄙庸俗的本领。再则,为了要有一个悠闲度日的栖身之处,还得盖起这幢屋子。目前还有民兵的事情。”

    “干嘛您不在军队里服役呢?”

    “这是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的事啊!”安德烈公爵阴郁地说。“不,太感谢啦,我许下诺言,将不在作战部队中服役。即使波拿巴盘踞在这儿,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威胁童山,我也不会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喏,我对你说了,”安德烈公爵心平气和地继续说下去。“现在又有民兵的事情,我父亲被任命为第三军区总司令,在他部下服务,是我避免服役的唯一手段。”

    “这么说,您还是在服役罗?”

    “我正在服役。”他沉默片刻后说道。

    “那么您干嘛要服役呢?”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父亲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但是他渐入老境,并不能说他禀性残忍,不过他太活跃了。他已习惯于掌握无限权力,令人生畏,目前他拥有国王赐予民兵总司令的这种权力。两个礼拜前,如果我迟到两个钟头,他就会把尤赫诺夫的录事处以绞刑的,”安德烈公爵含着微笑说。“我之所以服兵役,是因为除我而外,没有什么人能够影响他,在某些场合我可以使他不干那种日后使他感到痛苦的事情。”

    “啊,您这就明白了嘛!”

    “嗯,maiscen’estpascommevousl’entenAdez,”①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我过去和现在都丝毫不想对这个盗窃民兵靴子的录事坏蛋行善,我看见他被绞死,甚至会感到悦意的。但是我怜悯父亲,即是说,又是怜悯自己。”

    ——–

    ①法语:但这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安德烈公爵越来越兴奋。当他力图向皮埃尔证明在他的行动中从来看不出他有对他人行善的意愿的时候,他的眼睛非常兴奋地闪闪发光。

    “嗯,你想解放农民,”他继续说下去。“这好极了,但是这不是为了你自己(我想你从来没有鞭笞任何人,从来没有把什么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相对地说,更不是为了农民。如果打他们、鞭笞他们,把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我想,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妙。他们在西伯利亚过着同样的牲畜般的生活,身上的伤疤愈合了,他们又像从前那样觉得很幸福了。解放农民这件事对于那些人才是必要的,他们已道德沦丧,给自己招致悔恨,又常常抑制这种心情,但因他们能够施以公正和不公正的惩罚,而渐渐变得冷酷无情。我所怜悯的正是这些人,为了这些人,我极欲解放农民。你也许未曾目睹,我却目睹此情,那些在传统的无限权力之下受到薰陶的好人,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变得易于恼怒,变得更残酷、更粗暴,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不能克制住自己,于是变得越来越不幸了。”

    安德烈公爵津津有味地说着这席话,以致皮埃尔不由地想起他父亲使他产生这些思想。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

    “那末我所怜悯的就是这种人——具有人类的尊严、宁静的良心、纯洁而高贵的人,而不以他们的背脊和前额为转移,背脊与前额不管你怎样抽、怎样剃,仍然是背脊和前额。”

    “不,不,要说出一千个不!我决不同意您的看法。”皮埃尔说。

    ——————

    12

    夜间,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乘坐四轮马车前往童山。安德烈公爵不时地观察皮埃尔,有时候说几句话来,打破沉默藉以证明一下他的心绪甚佳。

    他指着一片田野,向皮埃尔讲述他在经营方面的改善。皮埃尔一声不响,面露忧愁的神色,简短地回答他的话,仿佛陷入了沉思状态。

    皮埃尔心中想到,安德烈公爵是很不幸福的,他正误入迷途了,不熟知真理的光明,皮埃尔必须帮助他,启迪他,使他振作起来。但是皮埃尔心里一想到他将要怎样开口说话,说些什么话的时候,他就预感到,安德烈公爵只消说一句话,摆出一个论据,就会贬低他的教义中的一切,因此他害怕开腔,害怕他所喜爱的神圣教义受到嘲弄。

    “不,您干嘛会这样想呢,”皮埃尔低着头,忽然开口说话,装出一副牴牛的样子,“您干嘛会这样想呢?您不应当这样想。”

    “我想什么呀?”安德烈公爵诧异地问。

    “想的是生活、人的使命。并非如此。我曾经也是这么想,您知道是什么拯救我吗?是共济会。不,您甭发笑。共济会不是我过去想象中的那种拘于仪式的教派;共济会是人类永恒的美德的唯一表现者。”于是他开始向安德烈公爵叙述他所了解的共济会。

    他说,共济会的观点是从国家和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基督的教理,是关于平等、兄弟情谊、仁爱的教理。

    “只有我们神圣的兄弟情谊才有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其余一切都是幻梦,”皮埃尔说,“我的朋友,您会弄清楚,在共济会以外的一切充满着虚伪和谎言,我赞同您的意见,聪明而善良的人,只有尽可能像您一样不妨碍别人过他自己的日子,并无其他途径可循。但是您得接受我们的基本信念,加入我们的兄弟会,把您自己交给我们,让我们来引导您前进,这样,您马上就会像我从前那样觉得自己是这根巨大的看不见的链条的一部分,链条的头一端隐藏在天国之中。”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注视着前面,不吭一声地倾听皮埃尔发言。由于马车辚辚的响声,他有几回没有听清楚,于是向皮埃尔重问没有听清的词。从安德烈公爵眼睛里闪耀的特殊的光辉、从他的缄默当中,皮埃尔看出他说的话不是毫无裨益的,安德烈公爵不会再打断他的话,不会再嘲笑他的言论了。

    他们驶近洪水泛滥的河边,在安置马车和马匹的当儿,他们登上渡船。

    安德烈公爵把臂肘撑在栏杆上,向那夕阳映照得闪闪发亮的泛出河岸的水面一声不响地张望。

    “喂,您对这桩事是怎么想的?”皮埃尔问,“您为什么不吭一声啊?”

    “我想什么啊?我听你说话。这一切都是对的,”安德烈公爵说,“但是你对我说:加入我们的兄弟会,我们就会给你指明生活的目的和人的使命以及统治世界的规律。我们究竟是谁呢?是人们。为什么你们洞悉一切呢?为什么我一个人看不见你们看见的东西?你们看见地球上的真与善的王国,而我却看不见它。”

    皮埃尔打断他的话。

    “您相信来生吗?”他问道。

    “相信来生吗?”安德烈公爵重复地说,但是皮埃尔不让他有时间来回答,他把他重复这句话看成是否定的表示,况且他知道安德烈公爵以前就有无神论的见解。

    “您说您没法看见地球上的真与善的王国,我也未曾看见它,如果把我们的生命看成是一切的终极,那是没法看见它的。在·地·球·上,正是在这个地球上(皮埃尔指着田野)没有真理——一切都是虚伪与邪恶,但是在宇宙中,在整个宇宙中却有真理的王国,现在我们是地球的儿女,就永恒而论,我们是整个宇宙的儿女。难道我心中感觉不到,我是这个庞大的和谐的整体的一部分吗?难道我感觉不到我是在这体现上帝的无数多的生物中(您可以随心所欲,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力量),从最低级生物转变为最高级生物中间的一个环节,一个梯级吗?如果我看见,清楚地看见植物向人演变的这个阶梯,为什么我还要假定这个阶梯从我处忽然中断,而不是通向更远更远的地方呢?我觉得,就像宇宙间没有什么会消逝一样,我不仅现在不会消失,而且在过去和未来也是永远存在的。我觉得,除我而外,神灵存在于我的上空,真理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

    “是的,这就是赫尔德①的学说,”安德烈公爵说,“可是,我的心肝,不是这个能使我信服,而是生与死,这就是使我信服的事实。你看见一个你认为可贵的、与你联系在一起的人,你在他面前犯有过错,希望能够证实自己无罪(安德烈公爵的嗓音颤抖了一下,把脸转过去),这个人忽然感到痛苦,遭受折磨,不再存在了……为什么?得不到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我深信,答案是存在的……就是这件事才使我信服,就是这件事使我信服了。”安德烈公爵说。

    ——–

    ①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14~1803),18世纪德意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的一大思想家。

    “是啊,是啊,”皮埃尔说,“难道这不就是我所说的么?”

    “不,我只是说,使我相信来生之必要性的,不是论据,而是如下的实例,当你和某人手牵手在生活领域里前进时,这个人忽然在那里消失了,在乌有之地消失了,而你自己却在这深渊前面停步了,然后你朝那里张望。我于是望了一眼……”

    “啊,那又怎么样呢?您是否知道有一个那里,有某人存在?那里就是来生,某人就是上帝。”

    安德烈公爵没有去回答。四轮马车和马匹早已登上了彼岸,把马套上车了,夕阳已经西沉了一半,薄暮的寒气袭来,摆渡口上的水洼覆盖着点缀有星星的薄冰,使仆人、马车夫、渡船夫觉得惊奇的是,皮埃尔和安德烈还站在渡船上聊天。

    “假如有上帝,有来生,那么就会有真理和美德,人的至高无上的幸福乃在于竭力追求真理和美德。要活下去,要爱,要有信仰,”皮埃尔说,“我们不仅是今天在这一小片土地上生活,而且曾经生活过,将来要永恒地在那里,在一切领域里(他指指天上)生活。”

    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撑着渡船的栏杆,栖在那里,倾听皮埃尔讲话,目不转睛地望着一轮夕阳的红光映照在泛出河岸的湛蓝的水面。皮埃尔沉默不言。四下里一片寂然。渡船早已靠岸了,只有波浪拍打着船底,发出微弱的响声。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水浪的拍击声正在附和皮埃尔说话:“老实说,你相信这一点吧。”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用童稚的、温柔的、闪闪发亮的目光望了望皮埃尔的通红的面孔,他情绪激昂,但在那首屈一指的朋友面前还是觉得羞怯。

    “是啊,惟愿是这样!”他说,“我们上岸去坐车吧。”安德烈公爵补充地说,于是他走下船来,向皮埃尔指给他看的天空扫了一眼,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他头一次看见他躺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所看见的那个永恒的高高的天空,那种在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美好的情思,忽然欣喜地、青春洋溢地在他心灵中复苏。一当安德烈公爵又进入他所习惯的生活环境,这种感情就消逝了,但是他知道,他不善于发挥的这种感情还保存在他心中。对于安德烈公爵来说,与皮埃尔的会面标志着一个时代,从表面看来他虽然过着原来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新生活已从这个时代开始了。

    ——————

    13

    当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驶近童山的住宅大门口的时候,天渐渐黑了。他们快要驶近大门口,安德烈公爵面露微笑,要皮埃尔注意后面台阶附近发生的一阵混乱。有一个背着背囊的驼背的老太婆和一个身穿黑色衣裳、蓄着长发的身材不高的男人看见一辆驶进宅院的四轮马车,急忙向后转,往大门里跑。有两个女人跟在后面跑,总共四个人都很惊恐地向后门台阶上跑,一面回头望望四轮马车。

    “这是玛丽亚的神亲,”安德烈公爵说,“他们竟把我们之中的一人看作父亲了。这就是她不听从父亲的一件事情;他吩咐把朝圣者赶开,可是她偏要接待他们。”

    “什么叫做神亲呀?”皮埃尔问。

    安德烈公爵没有来得及回答。仆人们迎面走来,他问他们老公爵在哪里,是不是要等很久。

    老公爵还在城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候他。

    安德烈公爵把皮埃尔带到自己的卧室,他在父亲住宅中的这屋子总是收拾得齐齐整整,适宜于居住,之后他亲自到儿童室去了。

    “我们到妹妹那里去吧。”安德烈公爵回到皮埃尔身边的时候,这样说:“我还没有看见她,她现在躲藏起来了,她和几个神亲待在一起。她在我们面前觉得腼腆,她活该,你准能见到他们这几个神亲。C’estcurieux,maparole.①”

    ——–

    ①法语:真的,这很有趣。

    “Qu’estcequec’estque①神亲。”皮埃尔问。

    “你就会看见他们的。”

    公爵小姐玛丽亚果然觉得局促不安,他们走到她跟前的时候,她涨红了脸。她那很舒适的房间里,一盏长明灯摆在神龛前面,有一个头发很长、鼻子也长、穿着正教僧侣长袍的男孩和她并排地坐在茶炊后面的长沙发上。

    一个满脸皱纹的瘦骨嶙峋的老太婆带着儿童般温和的面部表情坐在旁边的安乐椅上。

    “Andrépourquoinepasm’avoirprévenu?”②她用温和的责备的口气说,就像站在小鸡前面的母鸡那样站在那些朝圣者前面。

    “Charméedevousroir.Jesuistrèscontentedevousvoir.③”当皮埃尔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对他说。

    ——–

    ①法语:什么是。

    ②法语:安德烈,干嘛不事先通知我呢?

    ③法语:看见您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皮埃尔还是儿童的时候,她就认识他,而目前,他和安德烈的交情,他和妻子之间发生的不幸,主要是,他那和善的、显得朴实的面孔,博得了她对他的好感。她用那十分美丽的、闪闪发亮的眼睛注视他,仿佛对他说:“我非常爱您,但是请您不要讥笑我的人。”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便坐下来了。

    “啊,伊万努什卡也在这里。”安德烈公爵面露微笑地指着那个年轻的朝圣者说道。

    “安德烈!”公爵小姐玛丽亚恳求地说。

    “Ilfautquevoussachiezquec’estunefemme.①”安德烈对皮埃尔说。

    “André,aunomdeDieu!②”公爵小姐玛丽亚重复地说。

    看来,安德烈公爵对朝圣者的嘲弄态度和公爵小姐玛丽亚枉费心机的庇护,是他们之间业已形成的、习以为常的相互关系。

    “Mais,mabonneamie,”安德烈公爵说,“Vous deAvriez au contraire m’etre reconnaissante de ce que j’explique a Pierre votre intimité avec ce jeune homme.③”

    “Vraiment?④”皮埃尔好奇而认真地说(公爵小姐玛丽亚为此而特别感激皮埃尔),他透过眼镜很仔细地瞧着伊万努什卡的面孔,伊万努什卡心里明白人们正在议论他,就用狡黠的目光环顾着大家。

    ——–

    ①法语:你知道,这是个女人。

    ②法语:安德烈,看在上帝份上。

    ③法语:我的仁慈的朋友,你必须感激我才好,我向皮埃尔解释你和这个年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④法语:当真吗?

    公爵小姐玛丽亚为她自己人而局促不安是毫无裨益的。他们一点也不羞怯。老太婆垂下眼帘,斜视着进来的人,她把茶碗翻过来,扣在碟子上,把吃剩的一块糖搁在碗旁边,心情宁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上,等人家给她再斟一杯茶。伊万努什卡慢慢地饮着碟子里的茶,一面皱起眉头,把那调皮的女人眼睛打量几个年轻人。

    “你到过哪里,到过基辅吗?”安德烈公爵问老太婆。

    “去过,老爷子,”爱说话的老太婆回答,“圣诞节,我在上帝的侍者中已获致神圣的上天的奥秘。老爷子,甫才我自科利亚津来,那里揭示了伟大的神赐……”

    “伊万努什卡和你同去的吧?”

    “施主,我是独自去的,”伊万努什卡竭力地用男低音说,“在尤赫诺沃才和佩拉格尤什卡相遇了……”

    佩拉格尤什卡打断伙友的话,显然她很想把她目睹的情形讲给他听。

    “老爷子,在科利亚津揭示了伟大的神赐。”

    “怎么,又发现圣尸了吗?”安德烈公爵问。

    “安德烈,够了,”公爵小姐玛丽亚说。“佩拉格尤什卡,别讲下去了。”

    “不……怎么,小姐,为什么不能讲下去呢?我喜欢他。他这个行善的人,上帝的宠儿,给了我十个卢布,我还记得。当我待在基辅的时候,有个痴呆的基留沙对我说,他是地道的神亲,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总是光着脚步行。他说,你所去的不是应该去的地方,你去科利亚津吧,那里有一座有灵的神像,圣母在那里显圣了。我听了那些话,就和这几个朝圣者告别,于是到那里去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一个女朝圣者吸了一口气,用那均匀的嗓音说话。

    “老爷子,我到了那里,人们告诉我:发现了伟大的神赐,圣油从圣母脸上往下滴……”

    “啊,很好,很好,你以后再讲。”公爵小姐玛丽亚涨红着脸,说。

    “请让我来问问她,”皮埃尔说,“是你亲自看见的吗?”他问。

    “老爷子,可不是,是我亲自受到神赐的。她那脸上的先轮就像上天之光,灿烂辉煌,圣油从圣母脸上不住地往下滴,不住地往下滴……”

    “要知道这是一种欺骗。”皮埃尔天真地说,又仔细听着朝圣者讲话。

    “哎呀,老爷子,你说什么呀!”佩拉格尤什卡十分惊恐地说,她把脸转向公爵小姐玛丽亚,请求她庇护。

    “他们在哄骗老百姓。”他重复地说一句话。

    “耶稣基督保佑,”女朝圣者在胸前画十字时说,“唉,老爷子,你甭说。有个将军硬不相信,他说道:‘僧侣们都在骗人,’他的话音一落地,眼睛就瞎了。于是他梦见洞穴圣母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要相信我,我可以给你治好眼疾。’他开始恳求:把我送到、送到圣母那里去。我对你说的是实话;是亲眼看见的。人们把他这个瞎子送到圣母那里,他向她跟着走去,跪倒在地上,乞求地说:‘给我把眼睛治好。我把沙皇赏给我的,全都奉献给你。’是亲眼看见的,老爷子,我就把金星勋章嵌在她身上。没啥可说的,双目复明了!这样说是不应该的,上帝会来惩罚的。”她用教诫的口气对皮埃尔说。

    “神像怎么挂上了金星勋章?”皮埃尔问。

    “圣母也擢升为将军了吗?”安德烈公爵面露微笑地说。

    佩拉格尤什卡的面色忽然变得苍白了,她举起双手轻轻一拍。

    “老爷子,老爷子,你有罪,你有个儿子!”她说起话来,苍白的脸色忽然间变得通红。

    “老爷子,你说这样的话,上帝原谅你吧。”她在胸前画了十字。“老天爷啊,原谅他吧。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把脸转向公爵小姐玛丽亚,说。她站立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囊,几乎要哭出声来。很明显,她觉得可怕又可耻的是,她竟然在这个会说出这等话的家庭中受到了恩惠,她又觉得可惜的是,现在不得不抛弃这家的恩赐。

    “您何苦呢?”公爵小姐玛丽亚说,“您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不,佩拉格尤什卡,要知道,我是开玩笑的,”皮埃尔说。

    “Princesse,maparole,jen’aipasvoulul’ofAfenver,①我只有这个想法罢了。你甭多想,我不过是开了个玩笑。”他说,畏葸葸地微笑着,想改正过错。

    ——–

    ①法语:公爵小姐,说实话,我不想使她感到委屈。

    佩拉格尤什卡停住了,流露出怀疑的样子,可是从皮埃尔脸上可以看出真诚悔改的表情,安德烈公爵时而温顺地看看佩拉格尤什卡,时而看看皮埃尔,他因此渐渐安静下来。

    ——————

    14

    女朝圣者安静下来了,又参加谈话,她讲到阿姆菲洛希神甫的事情,讲了很久,这个神甫过着圣洁的生活,他的一只手也发散着神香的气息,又讲她认识的几个僧侣,在她最近一次漫游基辅的时候,给了她一把打开洞穴的钥匙,她随身带着面包干,和几个朝圣者在洞穴里待了两天两夜。“我向一具圣尸祈祷,念念祷告词,又向另一具圣尸走去。我小睡片刻,又怀着敬意地去吻圣物,妈呀,那里多么寂静,多么爽适,简直使人不想走回外界去。”

    皮埃尔很仔细地、认真地听她讲话。安德烈公爵从房里走出去了,在他走后公爵小姐玛丽亚留下那些神亲,让他们慢慢饮茶,她把皮埃尔带到客厅里去。

    “您很慈善。”她对他说道。

    “咳,我真的不想侮辱她,我非常理解而且珍惜这种感情。”

    公爵小姐玛丽亚沉默无言地瞥他一眼,露出温柔的微笑。

    “我知道我早就认识您了,我像疼爱哥哥一样爱您,”她说,“您认为安德烈怎么样?”她连忙问道,不让他有时间来说些什么回答她所说的亲热的话,“他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他的健康情况冬天有所改善,但去年春天他的旧伤复发了,医生说他应当去治疗。因此我在精神上很替他担心。他的性情和我们女人不同,他不擅长在忧患中煎熬,用哭来发泄自己的痛苦。他在内心中承受着痛苦。今天他的精神振奋,心情也很愉快,这是您的到来对他产生的影响,他很少是这个样子。若是您能劝他出国该多好啊!他所需要的是工作,而这种平静的生活会把他毁掉的,这一点其他人并没有发觉,我可是看得出来的。”

    九点多种,几个侍者听见老公爵开来的轻便马车的铃铛声,就急忙奔向台阶。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也登上台阶。

    “这是谁啊?”老公爵走下马车,看见皮埃尔后问道。

    “啊!我很高兴!来亲吻吧。”他知道这个不认识的年轻人是谁之后说道。

    老公爵情绪很好,亲热地对待皮埃尔。

    晚饭前安德烈公爵回到父亲书斋,正遇见老公爵和皮埃尔在热烈争辩。皮埃尔证明,不再有战争的时日必将来临。老公爵开点儿玩笑,没有发脾气,对他说的话提出了异议。

    “把血管里的血放出来,灌进一点水,那时就没有战争了。女人的呓语,女人的呓语。”他说,但仍然和蔼地拍拍皮埃尔的肩膀,他走到桌前,看来安德烈公爵不想参加谈话,正在桌旁翻阅父亲从城里带来的文件。老公爵走到他跟前,开始谈论一些事情。

    “首席贵族罗斯托夫伯爵没有把一半人马送来。他抵达城里了,忽然想请我出席午宴,我为他举办了一次午宴……请看看这份文件……喂,自己人,”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把脸转向儿子说,“你的友人是好样的,我真喜欢他!他使我激昂起来。别人也会说俏皮话,但是我不愿意听,他就是撒谎,也会使我这个老头子激动起来。喂,去吧,去吧,”他说道,“我大概要来出席你们的晚宴。我还要争辩争辩。你爱爱我的傻姑娘公爵小姐玛丽亚。”他从门里向皮埃尔喊道。

    目前皮埃尔到了童山才赏识他和安德烈公爵的友谊的全部魅力和作用。这种魅力与其说是表现在他和他本人的关系上,毋宁说是表现在他和他的亲人和家人的关系上。皮埃尔和严厉的老公爵以及温顺的畏葸的公爵小姐玛丽亚相处时,虽然他几乎不熟悉他们的情形,但是他立刻觉得自己是他们的老友。他们都很喜爱他。他对女朝圣者的温和态度赢得了公爵小姐玛丽亚的好感,公爵小姐用炯炯的目光谛视他;一岁的尼古拉小公爵(正如祖父这样叫他)向皮埃尔微微一笑,向他走去,让他抱抱他。当他和老公爵交谈的时候,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和布里安小姐都面带愉快的微笑端详着他。

    老公爵出来吃夜饭,显然是为了招待皮埃尔的缘故。在童山逗留的这两天,老公爵对皮埃尔很亲热,还请他以后常到他这里来。

    皮埃尔离开以后,他们全家人聚集起来评论他,这就像新客离开后常有的情形那样。而全家都说他的好话,这倒是罕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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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罗斯托夫这次休假回来以后,头一次感到和意识到他与杰尼索夫和整个兵团的关系是何等巩固。

    当罗斯托夫驶近兵团驻地的时候,他体验到他驶近波瓦尔大街的住宅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当他头一眼看见穿着兵团制服连扣子也没扣的骠骑兵的时候,当他认出这是棕红头发的捷缅季耶夫,看见枣红色战马的系马桩的时候,当拉夫鲁什卡(拉夫尔的小名)欣喜地向着自己的老爷叫喊:“伯爵来了!”——睡在床上的、满头乱发的杰尼索夫就起床,从土窑里跑出来拥抱他,当军官们向刚刚抵达的人身边走去的时候,罗斯托夫体验到他的父母、姐妹拥抱他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欣喜的眼泪涌向喉头,妨碍他讲话。兵团也是他的家,也像双亲的家一样始终是可爱的、可贵的。

    罗斯托夫晋谒了团长,接到去原先的骑兵连服务的任命,照常值勤,采办饲料,深入了解兵团的种种需求,觉得自己丧失了自由,被禁闭在一成不变的狭小的柜子里,他于是又体验到在双亲家里所体验到的那种令人安慰的有所依靠的并以此地为家的舒适之感。这里根本没有使人坐立不安的、使人作出错误选择的那种自由社会的混乱现象;没有不知要不要对方作一番解释的索尼娅;没有是否有可能到哪里去的问题;没有可借助各种方式来消磨昼夜二十四小时的问题;没有既不亲近,亦不疏远的无数多的人们;没有与家父的不明不白的金钱关系;没有在骇人的赌博中输给多洛霍夫一大笔钱的回忆!在这里,在兵团里,一切都是简而明的。全世界分成两个相差悬殊的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保罗格勒兵团,而另一部分则是其余的一切。这另外的部分,与他毫不相干。在兵团中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谁是中尉、谁是大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主要是,什么人是同志。随军商贩在赊卖货物,每四个月领到一次薪水。没有什么可用心计的,没有什么可资选择的,只要不做保罗格勒兵团认为卑下的事情。如果派你执行任务,只要去做明确规定的、吩咐你做的事情,那就会百事顺遂。

    罗斯托夫又进入兵团所固有的生活环境,他犹如困倦的人躺下来休息一样,感到愉快和慰藉。在这次战役中,兵团的生活使罗斯托夫感到更加愉快,因为他输给多洛霍夫许多钱以后(虽然他父母多么安慰他,他仍然没法宽恕这种行为),他痛下决心,不像从前那样服兵役,为了纠正自己的过失,就应出色地服役,做一个优秀的同志和军官,也就是做个完美的人。这件事在那个领域里是难以做到的,而在兵团里却是可以做到的。

    罗斯托夫自从赌博输钱以来,便下定决心,在五年之内偿还父母这笔债务。他父母每年寄给他壹万卢布,他现在决定只取用两千卢布,其余的钱都用以偿还父母的债。

    我军经过几次撤退和进攻,并在普图斯克、普鲁士——艾劳战役之后,在巴滕施泰因附近集结等候国王驾临,开始一场新的战役。

    保罗格勒兵团是曾参与一八○五年出征的俄军中的一支部队,因为在俄国养精蓄锐,充实兵力,所以已经迟到,赶不上头几次战斗。兵团既未参与普图斯克战役,亦未参与普鲁士——艾劳战役。在这次战役的后半期加入作战部队,从属于普拉托夫部队。

    普拉托夫部队不依赖俄军,单独作战。保罗格勒兵团的各部曾与敌军对射,捕获了许多俘虏,有一次甚至夺取了乌迪诺元帅的几辆轻便马车。四月份,保罗格勒兵团的官兵一连有几周原地不动,驻扎在一个已被彻底摧毁的荒无人烟的德国村庄。

    正值冰消雪融的天气,泥泞路滑,寒风刺骨,河上的冰层破开了,道路不能通行。一连数日,人和马匹都得不到粮秣供应。因为运输受阻,人们分布于满目荒凉的、空空荡荡的村落,四出寻找马铃薯,可是能够寻觅到的马铃薯为数甚少。

    什么都给吃光了,居民都四散而逃,留下来的人还不如乞丐,从他们身上没有什么可捞了,甚至连不太富有同情心的士兵也不仅不在他们身上赚钱,反而把自己剩下的食粮送给他们。

    保罗格勒兵团在几次战斗中只有二人负伤,但是因为严寒和疾病,伤亡的人数几达一半。凡是被送进野战医院的人必死无疑,因此那些由于营养不良而患热病和浮肿病的大兵宁愿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勉强地伸着两腿在前线执勤,而不愿意走进医院里去。开春时,士兵已发现从土里钻出一种状如龙须菜的植物,他们不知怎的把它叫做玛莎甜根。上级虽已下令,不准食用有害的植物,但是士兵们仍旧在草地和田野里散布开来,寻找玛莎甜根(这种甜根是很差的),用马刀掘出来吃。春季里,士兵之中出现了一种疾病——手、足和脸浮肿,医生认为,食用这种甜根是发病的原因。虽有禁令在,保罗格勒兵团杰尼索夫骑兵连的士兵仍以这种甜根作为主食,因为最后一回只发给每人半俄磅面包干、大家慢慢啃着,熬了一个多礼拜,最近运来的马铃薯都冻坏了,发芽了。

    战马也有一个多礼拜靠房顶上的干草充饥,瘦得很难看了,身上的毛自入冬以来就给磨成一团一团的。

    士兵和军官们虽说是遭难,但是现在仍然照常过日子,虽说是两脸苍白、浮肿,衣衫褴褛,但是骠骑兵依然排队点名,收拾屋子,刷洗马匹和驮具,缺乏饲料时便拿房顶上的干草喂马,走到大锅前面用饭,吃完之后站起来,仍然觉得没有饱,他们嘲笑令人厌恶的伙食,嘲笑自己饥肠辘辘。一如平日,士兵们在瞬时生起篝火,烤火,抽烟、挑选和烘烤发了芽的、生霉的土豆,倾听和叙述有关波将金与苏沃洛夫出征的故事,或者有关奸滑的阿廖沙和神甫的雇工米科尔卡的故事。

    军官们像平时一样,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地住在大敞着门的、半破坏的房子里。年纪比较大的军官都在关心如何获得麦秸和土豆的事,总之是关心官兵的给养,年纪比较轻的军官还像平时一样,有的人打牌(虽然缺少食粮,但是钱却很多),有的人耍着无害的游戏——投钉戏和击木游戏。人们都很少谈论战事的进程,部分地因为不熟悉确实的情况,部分地因为人们模糊地意识到,整个战事进展得不利。

    罗斯托夫仍旧和杰尼索夫住在一起,自从这二人休假以来,他们的友谊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杰尼索夫从未言及罗斯托夫的家里人,可是从这名连长对他自己部下的军官如此和蔼可亲来看,罗斯托夫意识到,这个老骠骑兵对娜塔莎的不幸的爱情,在增强他们的友谊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杰尼索夫显然竭尽全力地使罗斯托夫少遇危险,爱护他,在战役结束之后,特别高兴地迎接他这个平安归来的人。一次出差时,罗斯托夫来到一个满目荒凉的、破坏无遗的村子寻觅食物,在这里发现了一家人——波兰籍的老头子和他那来抱婴儿的女儿。他们都赤身露体,饿得要死,无法走开,也没有行驶的工具。罗斯托夫把他们送到他的驻扎地,让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老头子尚未复原时,一连有几周维持他们的生活费用。罗斯托夫的一个同事兴致勃勃地谈论女人,一面讥笑罗斯托夫,说他顶滑头,说他应该把那个被他搭救的长得漂亮的波兰女人介绍给同事们认识认识。罗斯托夫认为开这种玩笑,简直是侮辱,他怒不可遏,对那个军官说了一堆听来刺耳的话。杰尼索夫好不容易才制止他们二人的决斗。那名军官走开后,杰尼索夫指责他脾气急躁,而他自己却不知道罗斯托夫对那个波兰女人抱有什么态度。罗斯托夫对他说:

    “你怎么竟想……她对于我就像个妹妹一样,我无法向你描写,他说的话使我多么委屈……因为……就是因为……”

    杰尼索夫拍打他的肩膀,在房间里疾速地走来走去,没有看罗斯托夫一眼,他在心情激动时总会做出这副样子来。

    “你们罗斯托夫家族都有这样的傻劲。”他说,罗斯托夫发觉杰尼索夫的眼睛里噙满着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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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四月份,国君驾临军中的喜讯使部队十分振奋。国君在巴滕施泰因举行阅兵式,罗斯托夫未能出席;保罗格勒兵团驻扎在离前面的巴滕施泰因很远的前哨阵地。

    他们在宿营。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住在士兵替他们挖掘的土窑里,土窑覆盖有树枝和草皮。土窑是采用当时合乎时尚的方法筑成的:挖出一条沟——一俄尺半宽,二俄尺深,三俄尺半长。沟的一端做成梯蹬,这就是斜坡和台阶,沟本身就是一个房间:幸运者(如同骑兵连连长)的房间里,在那梯蹬对面的另一端,有一块木板搁在几根木桩上,这就是桌子。沿着沟的两边,挖掉一立方俄尺的土,这就是两张床和长沙发。土窑窑顶要做得那样高,人在土窑中可以站起来,如果把身子靠近桌子的一端,甚至可以在床上坐起来,杰尼索夫的日子过得挺阔气,因为连里的士兵都喜爱他。窑顶的山墙是一块木板,木板上面嵌有一块破了的、但却被粘起来的玻璃。当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人们从士兵的篝火中用弯弯的铁片舀取烧红的炭火放在梯蹬前面(杰尼索夫把土窑的这个部分称为接待室),土窑里变得暖和起来了,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身边经常有许多军官,他们都觉得暖和,只要穿一件衬衫坐在那儿就行了。

    四月间,罗斯托夫值勤。早晨七点多种,他熬过一个不眠之夜后走回来了,吩咐把烧红的炭火拿来,换下一套被雨淋湿的衣裳,祈祷了上帝,喝足了茶,烤烤火取暖,把他自己的角落和桌上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之后他就穿着一件衬衫,仰卧下来,把两只手放在脑袋下面,露出一张风吹日晒变得粗糙的脸。他一边愉快地想到,他因最近一次现地侦察有功,将于几天之内晋升官阶,一边等待着不知前往何地的杰尼索夫。罗斯托夫想和他谈谈。

    土窑外面可以听见杰尼索夫时断时续的叫喊声,他显然在发脾气,罗斯托夫移动脚步,向窗口走去,看看他和什么人打交道,他看见骑兵连司务长托普琴科。

    “我已经命令你不让他们吃甜根,叫什么玛莎甜根啊!”杰尼索夫喊道,“我亲眼看见拉扎丘克从田里把这种甜根抱来了。”

    “大人,我下了命令,他们都不听。”骑兵连司务长回答。

    罗斯托夫又躺在自己床上,心里高兴地想想:“现在让他来磨蹭,让他来忙合,我干完了我的活,躺在床上——妙极了!”他听见土墙外面除了骑兵连司务长,还有拉夫鲁什卡说话的声音,拉夫鲁什卡是个机灵的、有几分狡猾的听差——杰尼索夫的听差。他不知因为什么正在讲他外出寻找食物时,看见几辆大车、面包干和几头公牛。

    土窑外面又传来渐向远处消逝的杰尼索夫的叫喊声和话语声:“备马鞍,第二排!”

    “打算到哪里去啊?”罗斯托夫想了想。

    隔了五分钟,杰尼索夫走进临时建筑的土窑里,两腿粘满了污泥,但是他仍然爬上床去,愤懑地抽完一袋烟,把他自己的东西向四处乱扔,把马鞭插在腰间,佩戴马刀,便从土窑里走出去了。罗斯托夫发问:“到哪里去了?”他气忿地、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有点事情。

    “让上帝和国君审判我吧!”杰尼索夫走出土窑时说,罗斯托夫听见土窑外面有几匹马在烂泥路上走着,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罗斯托夫甚至不想知道杰尼索夫骑马到何处去。他使他自己的角落变得暖和后,便睡熟了,到傍晚以前才起床,走出了土窑。杰尼索夫还没有回来。黄昏时分天放晴。有两个军官和一名士官生在邻近的土窑旁边玩投钉游戏。他们哈哈大笑地把萝卜裁在疏松的泥地里。罗斯托夫也加入他们一伙了。玩到半中间的时候,军官们看见几辆向他们驶来的大车,莫约十五名骠骑兵骑着瘦马尾随于车后。由几名骠骑兵押送的大车驶近了系马桩,一群骠骑兵把几辆大车围起来了。

    “你看,杰尼索夫还很悲哀,”罗斯托夫说,“军用食粮还是运来了。”

    “果然运到了!”军官们说,“士兵们可真高兴啊!”在骠骑兵后面不太远的地方,杰尼索夫由两名步兵军官陪同,骑着马走过来了,杰尼索夫和他们谈论着什么事情。罗斯托夫向他迎面走来。

    “大尉,我要向您提出警告。”一名军官说,这个人身体消瘦,个子矮小,看样子,是很愠怒的。

    “要知道我说了,决不交出去。”杰尼索夫回答。

    “要由您负责,大尉,这是横行霸道——掠夺自己人的交能工具!我们的人有两天没有吃食物了。”

    “而我的人有两个星期没有吃食物了。”杰尼索夫回答。

    “阁下,这是抢劫行径,您要负责的!”这个步兵军官提高嗓音重复地说。

    “可是您干嘛纠缠着我呢?啊?”杰尼索夫勃然大怒,高声喊道,“是由我,不是由您负责,您不要在这里讨厌地叨叨,还是好好的走开!”他对着那些军官喊道。

    “好啦!”那个身材矮小的军官不畏葸,也不走开,大声嚷道:“抢劫,我叫您晓得……”

    “你还是好好的,赶快走开,你见鬼去吧。”杰尼索夫于是向那名军官掉转马头。

    “好,好,”那名军官用威胁的口吻说,他颠簸着坐在马鞍上,纵马疾速地驰去。

    “板墙上的狗,板墙上的活狗。”杰尼索夫朝他身后说出了骑兵嘲笑骑马的步兵的最恶毒的话。他奔驰到罗斯托夫跟前,哈哈大笑起来。

    “你从步兵手里夺来了,用武力夺来了运输车!”他说道。

    “怎么,大伙儿不会饿死吧?”

    那几辆向骠骑兵驶近的大车,是给步兵团用的,杰尼索夫从拉夫鲁什卡处得知运输车单独驶行,于是带领骠骑兵把它夺过来。他们把相当多的面包干分发给士兵,他们甚至与其他连队共享一顿饱餐。

    翌日团长已传唤杰尼索夫,团长伸开手指蒙着自己的眼睛,对他说:“我对这件事有这种看法: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着手办理这件事,但是要劝您去司令部走一趟,就在那个军粮管理处办好这件事,假如有可能的话,要签个字,证明收到多少军粮,否则,就得写在步兵团的帐上,会引起诉讼的,结果可能很不利。”

    杰尼索夫从团长那里迳直地到司令部去了,真诚地履行团长的忠告。夜晚他回到自己的土窑,罗斯托夫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的朋友会露出这种神态。杰尼索夫说不出话,喘不上气来。罗斯托夫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只用嘶哑而微弱的嗓音破口大骂,说一些恫吓的话。

    罗斯托夫被杰尼索夫的狼狈相吓了一跳,便叫他脱下衣裳,喝一点水,然后就着人去延请医生。

    “审判我,因为犯有抢劫罪,哎呀!再给我一点儿水。就让他们审判吧。可是我要,永远要揍这些卑鄙家伙,我要向国王禀告。给我一点冰。”他说。

    前来治病的兵团的医师说要放血。从杰尼索夫毛茸茸的手臂上放出一深盘黑血,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能讲出他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我到了,”杰尼索夫讲,“喂,你们这里的长官在哪里?”他们指给我看了。稍微等一等,好不好?我有任务,我走到三十俄里以外的地方来,我没有时间等候,你去报告。好,这个贼王走出来了,他也想教训我了:这是抢劫啊!我说,干抢劫勾当的不是拿军粮来维持士兵伙食的人,而是把军粮塞进自己腰包的人!’好,他说,‘您到代理人那里去签个字,不过您的案子要转送上级。’我走到代理人那里。我一进门,在桌旁坐的……究竟是谁呢?你想想!……是谁使我们挨饿,”杰尼索夫大声喊道,握紧他那个病人的拳头在桌上捶了一下,用力过猛,险些儿把桌子捶倒了,桌上的几只茶杯给捶得跳了起来,“捷利亚宁啊!‘怎么,你使我们挨饿吗?’那回子我打了他一下嘴巴,真利落……‘啊,没出息的家伙……’我于是把他推倒,让他滚来滚去!揍得真痛快,可以说,”杰尼索夫大声嚷着,在他那乌黑的胡子下面愉快而凶狠地露出洁白的牙齿。“要不是他人把我拖开,我真会把他揍死的。”

    “你为什么总要大声喊叫,安静下来吧,”罗斯托夫说,“你瞧,又出血了。等一等,要重新包扎一下。”

    有人给杰尼索夫重新包扎好伤口,让他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他心地平和,看起来非常高兴。

    但在正午的时候,一名团部副官带着严肃而忧愁的面容来到杰尼索夫和罗斯托夫的公共土窑里,十分惋惜地拿出团长给少校杰尼索夫的正式公文,其中说到查问昨天的事件,这名副官通知说,案情必定会急剧地恶化,目前已经成立军事法庭,对军队抢劫与肆虐行为实行严厉制裁,遇机运时,亦应遭受降级处分,才能了结这个案子。

    从受委屈者方面看来,案子是这样的:杰尼索夫少校抢走运输车之后,酩酊大醉,未经传唤贸然去见军粮管理委员会主席,谩骂他是窃贼,且以斗殴相威胁,有人把他拖出去了,他就闯进办公厅,痛殴两名官吏,把其中一人的手弄脱臼了。

    在回答罗斯托夫一再提出的各种问题时,杰尼索夫笑着说,仿佛有个人给扭伤了,不过这全是无稽之谈,是废话,他根本不会想到害怕什么法庭,如果这些卑鄙家伙胆敢动他一根汗毛,他就要报复,让他们永远记得他的厉害。

    杰尼索夫虽然轻蔑地谈起这件案子,但是罗斯托夫知之甚稔,不会发觉不出他内心害怕法庭,并且为其后果显然不利的案子而遭受折磨,不过他瞒着不让他人知道罢了。每日均有调查公文和传票送来,五月一号,首长命令杰尼索夫将骑兵连移交给比他低一级的军官,然后到师司令部去说明他在军粮管理委员会的肆虐行为。前一天,普拉托夫率领两个哥萨克兵团和两个骠骑兵连对敌军作了一次现地侦察。像平时一样,杰尼索夫疾驰于散兵线之前,藉以炫耀自己的英勇果断。法国步兵发射的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也许在别的时候,杰尼索夫负了这一点轻伤,不会离开兵团,可是现在他借此机会不到师部去,而进了野战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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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六月份,弗里德兰爆发了一场战斗,保罗格勒兵团没有参与这次战役,紧接着宣布休战。罗斯托夫因为朋友不在身边而觉得难受,自从他走后没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对他的案件的进程和伤势感到担心,于是他就利用休战的机会请假到医院去探望杰尼索夫。

    医院位于普鲁士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有两次遭到俄军和法军的摧毁。正因时值夏季,田野里十分爽适,而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毁坏的屋顶、污秽的街道、鹑衣百结的居民、流落于街头的醉醺醺的、病魔缠身的士兵,这就构成了分外阴暗的景象。

    医院里一栋砖石结构的房子,庭院里可以看见拆掉的围墙的残迹,门窗与玻璃部分地遭受摧毁。有几个绑着绷带、脸色惨白、遍身浮肿的士兵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坐在庭院中晒晒太阳。

    罗斯托夫刚刚走进屋门,就有一股腐烂的肉体和医院的气味向他袭来。他在楼梯上遇见一个叨着雪茄烟的俄国军医。

    俄国医士跟在他后面。

    “我不会分身似的同时抓许多事,”医生说道,“你晚上到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去,我也到那里去。”医士还向他问了什么话。

    “咳!你知道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岂不都是一样的吗?”

    医生看见走上楼来的罗斯托夫。

    “大人,您干嘛要来?”医生说道,“您干嘛要来?也许子弹没有打中您,您要传染上伤寒吗?老兄,这里是麻风病院。

    “为什么不能来呢?”罗斯托夫问道。

    “伤寒病,老兄。无论是谁走进来,只有死路一条。唯有我和马克耶夫(他指指医士)在这儿拖着干活儿。我们医生兄弟在这里莫约死了五个了。新来的人隔了一个星期就要完蛋的,”医生显然觉得高兴地说,“有人延请普鲁士医师,可是我们的盟友都不喜欢到这里来。”

    罗斯托夫向他说明,他想探视住在这里的骠骑兵少校杰尼索夫。

    “老兄,不晓得,不知道,您想想吧,我一个人干三家医院的工作,四百多个病号!还好,行善的普鲁士太太每月给我们寄送两俄磅咖啡和两俄磅绒布,不然的话,真会完蛋的。”他笑了起来。“老兄,四百病人,还经常给我送来新的哩。有没有四百呢?嗯?”他问医士。

    医士现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显然他在懊恼地等待聊得太久的医生赶快走开。

    “杰尼索夫少校,”罗斯托夫重复地说,“他是在莫利坦负伤的。”

    “他好像死了。是吗?马克耶夫,”医生冷淡地问医士。

    但这名医士并没有证实医士的话。

    “他是啥样子,高高的个子、棕红头发的吗?”医生问。

    罗斯托夫描述了杰尼索夫的外表。

    “有过,有过这样的人”这位医生仿佛挺高兴地说,“这个人也许死了,不过我来查一下,我这儿有名单。马克耶夫,你有名单吗?”

    “名单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医生说,“请您到军官病房里去吧,在那儿您能亲眼看见的。”他把脸转向罗斯托夫,补充地说了一句话。

    “咳,老兄,最好不要去!”医生说,“要不然,好像您自己也会留在那里的。”但是罗斯托夫向医师鞠了一个躬,告辞之后就请医士领他去。

    “一言为定,甭埋怨我吧。”医生从楼梯下面大声喊道。

    罗斯托夫和医土走进了走廊。在这个昏暗的走廊里,医院的气味十分浓,以致罗斯托夫捂住自己的鼻子,不得不停步,好鼓足劲来往前走。右边的房门打开了,一个面黄肌瘦的人拄着双拐杖、赤着脚、穿一套内衣从那里探出身子来。他依靠着门楣,用妒嫉的、炯炯发亮的眼睛不时地望望从身旁走过去的人们。罗斯托夫朝门里一瞧,瞧见了那些病号和伤员都躺在铺了一层干草和军大衣的地板上。

    “可以进去看看吗?”罗斯托夫问道。

    “究竟要看什么呀?”医士说。但是正因为医士显然不愿意让他走进病房,罗斯托夫硬要走进士兵的病房。他已经闻惯了走廊里的气味,这里的气味更浓。这里的气味稍微有点不同,更令人觉得冲鼻子。可以敏锐地感到,走廊的气味正是从这里发散出去的。

    太阳透过大窗户把长长的房间照得很明亮,在这个房间里头,病号和伤员把头靠着墙分成二排躺着,房中间留了一条过道。他们大部分人昏迷不醒,都没有注意走进来的人。那些神志清醒的人欠起身子,或则抬起他们那消瘦的发黄的脸,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斯托夫,个个都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指望帮助、责备和嫉妒他人的健康。罗斯托夫走到这个病房中间,望望隔壁的房门口(几扇门都是敞开的),他从房间的两边看见了同样的情景。他停步了,默默不语地环顾四周。他决没有料到会目睹这种情状。就在他面前,有一个病人横卧在过道中间的光地板上,大概是个哥萨克,剪了一个童化头。这个哥萨克伸开粗大的手脚,仰卧着。他的脸色赤红,两只眼睛往上翻,只能看见眼白了,他的赤脚上,发红的手上,一条条青筋像细绳似的绷得紧紧的。他的后脑勺碰了碰地板,嗓音嘶哑地说了一句什么话,又开始重复说出这句话。罗斯托夫仔细地听他说话,听清了他重复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喝点水,喝水,喝点水啊!罗斯托夫向四周环视,想找人帮忙,让这个病号躺好,让他喝点水。

    “谁在这里照顾病人呢?”他问医士。这时有个辎重兵,医院的工友从隔壁房里走出来,他退后一步,直挺挺地站在罗斯托夫面前。

    “您好,大人!”这个士兵瞪大眼睛望着罗斯托夫,喊道,他显然是把他看作医院的首长。

    “要他躺好,让他喝点水。”罗斯托夫指着哥萨克兵,说道。

    “大人,是。”这名士兵蛮高兴地说,他把眼睛瞪得更大,身子也挺得更直,可是还呆在原地不动。

    “不,这里毫无办法,”罗斯托夫想了想,垂下眼睛,希望走出去,但是他觉得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从右边向他凝视,他于是回头望望。差不多紧靠屋角,有个老兵坐在军大衣上面,露出一副骷髅般瘦黄的、严肃的面孔、没有剃过的苍白的髯须,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斯托夫。坐在老兵身旁的人从一边指着罗斯托夫,对他低声地说了些什么。罗斯托夫明白,老年人想向他提出什么请求。他向这位老人近旁走去,看见他只弯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从膝头以上完全没有了。老头子身旁的另一个人离得相当远,他头往后仰,一动不动地躺着,这是个年轻的士兵,翘起鼻子,苍白如蜡的脸上长满了雀斑,翻着白眼,罗斯托夫望了望这个翘鼻子的士兵,一阵寒凉掠过他的脊背。

    “瞧,这个士兵看来是……”他把脸对着医士说。

    “大人,我们请求过了,”老兵的下颏颤栗着说,“早上就有个人死了。要知道,我们也是人,而不是狗……”

    “我马上派人把他抬走,抬走,”医士连忙说,“大人,我请您离开这里。”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罗斯托夫连忙说,他垂下眼睛,缩成一团,极力不让人发现,从这排向他凝视的、责备而嫉妒的目光中穿过去,他走出这间屋子。

    ——————

    18

    穿过走廊后,医士把罗斯托夫领进军官病房,病房有三个房间,房门都是敞开的。在这些房间里摆着几张床铺,负伤的和生病的军官在床上躺着或坐着。有几个人身穿病人服在房里踱来踱去。罗斯托夫在军官病房里遇见的头一个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瘦骨嶙峋的独臂的人,他戴着睡帽、穿着病人服,嘴角上叨着烟斗,在第一间房里踱来踱去。罗斯托夫详察着他,极力地想回忆起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没有料到在这儿遇见啦,”身材矮小的人说,“您还记得图申、图申是我把您领到申格拉本吗?您瞧,砍掉了我这一小块……”他面露微笑,把那只空空的袖筒拿给罗斯托夫看时这样说,“您是找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杰尼索夫吗?——住在一起的人啊!”他知道罗斯托夫要找谁时说,“在这儿,在这儿。”于是图申就把他领进另一间房里,从房里传出几个人的哈哈大笑声。

    “他们怎么能够在这儿不仅哈哈大笑,而且活得下去呢?”罗斯托夫想道,他还闻到在士兵病院闻够了的尸体的气味,他还从周围望见那两边伴送他的妒嫉的目光和这个痛苦得翻白眼的青年士兵的面孔。

    虽然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但杰尼索夫还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

    “啊,罗斯托夫!你好,你好!”他喊道,那嗓音仍像平常他在兵团中说话时用的嗓音一样,但罗斯托夫忧愁地觉察到,他还怀有地所惯有的放肆而活跃的心态,但是他的面部表情、语调和谈吐却流露出前所未有的、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难堪的情感。

    尽管他负伤以后已经过了六个礼拜,伤势并不太严重,但是还没有愈合。他的脸苍白而且浮肿,住军医院的伤病员都和他一样。但使罗斯托夫感到惊奇的不是这件事,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杰尼索夫看见他,好像很不高兴,对他流露出不自然的微笑。杰尼索夫既不询问兵团的情形,也不询问战事的进程。当罗斯托夫谈论此事的时候,杰尼索夫不听他说话。

    罗斯托夫甚至发现,在向杰尼索夫提起兵团的情形,总之是向他提起军医院以外的另一种自由生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高兴。他好像力图忘怀过去的生活,只是关心他和军粮官的那个案子。为了回答罗斯托夫询及的案情,他立即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份他从委员会方面接到的公文和他草拟的答复。他变得兴奋起来,开始念这份公文,尤其是要罗斯托夫注意他在公文中对自己敌人说的这些讽刺的话。那些住院的杰尼索夫的伙伴,原先把罗斯托夫——新近从自由世界走来的人物——围在中间,但一当杰尼索夫开始念他的这份公文,他们就渐渐走开。罗斯托夫凭他们的脸色心里就明白,这些先生不止一次地听过使他们厌恶的整个故事。只有邻床的十分肥胖的枪骑兵阴郁地皱起眉头,坐在自己的病床上抽烟斗,身材矮小的独臂的图申继续听他讲故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念到半中间的时候,枪骑兵打断杰尼索夫的话。

    “在我看来,”他把脸转向罗斯托夫说,“索性请求国王赦免。听说,眼前颁发的奖赏更多,大概能够得到饶恕的……”

    “我要去请求国王!”杰尼索夫说,他本想使他自己的嗓音赋有从前的激昂和劲头,但是听来却是无益的急躁。“请求什么呢?如果我是个土匪,我是会请求施恩的,可是我受到审判是因为我揭露了一些土匪。让他们公审,我不畏惧什么人;我诚实地为沙皇、为祖国效劳,没有盗窃行为!竟把我革职……你听着,我就直言不讳地禀奏,我禀奏:如果我是盗窃国库者……”

    “写得真妙,没有什么可说的,”图申说,“可是问题不在那里,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也对罗斯托夫说,“应当顺从,您瞧,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不愿意。要知道,检察官对您说过,您的案情很糟糕。”

    “让它糟糕吧。”杰尼索夫说。

    “检察官替您写了奏帖。”图申继续说,“总得签个字,就由他送去。想必(他指了指罗斯托夫)他在司令部也有靠山。

    您找不到更好的机会。”

    “我不是说了,我不想卑躬屈节。”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又继续念他自己的那份公文。

    罗斯托夫不敢规劝杰尼索夫,虽然他本能地感觉到,图申和其他几名军官提出的途径是最正确的,只要他能够帮助杰尼索夫,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杰尼索夫的百折不回的意志和他这个老实人的急躁脾气。

    杰尼索夫连续读了一个多钟头才把这几份写得恶毒的公文读完了,罗斯托夫怀着愁闷的心情,没有说什么,好几个住院的杰尼索夫的伙伴又在他周围聚集起来,罗斯托夫一面叙述他所知道的情形,一面倾听旁人的叙述,在他们之中度过了这天剩下的时光。杰尼索夫整个晚上心情忧悒,不吭一声。

    罗斯托夫深夜想启程,问了问杰尼索夫,有没有委托他办的事情?

    “是啊,请你等一下。”杰尼索夫朝着军官们瞥了一眼,说道,他从自己枕头下面拿出公文来,走到那摆着他的墨水瓶的窗前,坐下来写呈文。

    “看来,鞭子是打不断斧头背的。”他从窗前走开,把一个大信封交给罗斯托夫时说道。这是检察官拟就的送呈国王的禀帖,杰尼索夫在其禀帖中只字未提及军粮管理处的过失,只是请求予以赦免。

    “请你转交吧,看来……”他没有把话说完,病态地虚伪地微微一笑。

    ——————

    19

    罗斯托夫回到自己的兵团,向指挥官转告杰尼索夫的案情之后,便携带禀帖前往蒂尔西特觐见国王。

    六月十三日,法国皇帝和俄国皇帝在蒂尔西特聚会。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向他所依附的要人请求将他编入驻扎于蒂尔西特的随员之列。

    “Jevoudrailvoirlegrandhomme。”①他说到拿破仑,直到目前,他像大伙儿一样,总把拿破仑称为波拿巴。

    “VousparlezdeBuonaparte?”②那位将军面露微笑地对他说。

    鲍里斯疑惑地望望自己的将军,他立刻明白,这是一种幽默的刺探。

    “Monprince,jeparledel’empeneur

    Napoléon.”③他回答。将军微笑地拍拍他的肩膀。

    ——–

    ①法语:我希望会见一位伟人。

    ②法语:您说的是波拿巴吗?

    ③法语:公爵,我是说拿破仑皇帝。

    “你大有作为。”他对他说,并且把他带在身边了。

    在觐见二位皇帝的那天,为数不多的人员到了涅曼,其中包括鲍里斯。他看见带花字头的一排排木筏,看见拿破仑在河对岸从法国近卫军近旁驶过,当亚历山大皇帝在涅曼河岸上的一家酒肆中等候拿破仑驾临的时候,他看见亚历山大皇帝陷入沉思的面容;他看见两位皇帝上了小船,拿破仑首先靠拢木筏,他迈着飞快的脚步前去迎接亚历山大,向他伸出手来,他们二人在幔帐中消失不见了。鲍里斯自从进入上层社会的活动范围以来,他就使他自己养成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并且一一记录的习惯。他在蒂尔西特觐见二位皇帝的时候,详细地打听那些随同拿破仑抵达的人员的名字,打听他们所穿的制服,留心地听取要人的讲话。当二位皇帝走进幔帐的时候,他看看怀表,当亚历山大走出幔帐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再看一次怀表。会见延续一小时零五十三分,当天晚上他把这件事记载在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其他事实中。因为皇帝的侍从寥寥无几,所以对一个珍视事业成就的人来说,二位皇帝见面时能在蒂尔西特逗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鲍里斯来到蒂尔西特后感觉到,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地位完全确立了。人人不仅认识他,而且看惯了他。他曾有两回奉命觐见国王,因此国王认识他的面貌,国王的亲信们不仅不像从前那样认为他是个新来的人而怕和他见面,而且,假如他不在场,他们反而会感到惊奇的。

    鲍里斯和另一名副官、波兰伯爵日林斯基住在一起。日林斯基是在巴黎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很有钱,热爱法国人,法国近卫军和司令部的军官在蒂尔西特逗留期间,几乎每天都在日林斯基和鲍里斯那里集合,共进早餐和午餐。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日林斯基伯爵,和鲍里斯住在一起的人,为他自己的法国熟人举办了一次晚宴。一名贵宾——拿破仑的副官、几名法国近卫军军官、法国老贵族出身的少年,拿破仑的少年侍从出席了这次晚宴。就在这一天,罗斯托夫趁黑夜不被人认出的机会,穿着一身便服,驶至蒂尔西特,走进了日林斯基和鲍里斯的住所。

    罗斯托夫如同整个军队(他是从军队中来的),在对待由敌人转变成朋友的拿破仑和法国人的态度上,还远未发生大本营和鲍里斯身上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军队中仍能体验到仇视、轻蔑和畏惧波拿巴与法国人的掺杂在一起的情绪。还在不久前,罗斯托夫和普拉托夫师的一名哥萨克军官谈话时,这样争论:如果拿破仑被俘,他们不会把他看作国王,而会把他看作罪人。不久以前罗斯托夫在途中遇见一名负伤的法国上校,罗斯托夫急躁起来,他向这名上校证明,在合法的国王和罪犯波拿巴之间不可能有媾和之事。罗斯托夫习惯用迥异的眼光从侧翼防御散兵线上观看法国军官的军装,因此鲍里斯住宅中的法国军官们的外貌竟使罗斯托夫感到惊讶。他一看见从门内探出身子的法国军官,那种看见敌人时经常体验到的战斗的敌对情绪忽然把他控制住了。他在门坎上停步,用俄国话问他,德鲁别茨科伊是不是住在这里。鲍里斯在接待室听见陌生人的嗓音,就走出去迎接他。当他乍见罗斯托夫时,他脸上流露出懊恼的神情。

    “啊,是你,看见你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他说,不过面露微笑,移动脚步,向他走去。但是罗斯托夫发现了他最初的内心活动。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他说道,“我原想不来,可是我有桩事情。”他冷淡地说……

    “不,我感到惊讶的只是,你怎么从兵团走到这里来了,Dansunmomentjesuisàvous①。”他听见喊他的声音就转过头来回答。

    “我知道,我来得不是时候。”罗斯托夫重复地说。

    鲍里斯脸上懊恼的表情已经消失了,显然,经过考虑后决定他该怎么办,他特别沉着地握住他的两只手,把他领到隔壁房里。鲍里斯的眼睛平静而坚定地望着罗斯托夫,它仿佛被什么东西蒙着,仿佛被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蓝色眼镜遮住了。罗斯托夫好像有这种感觉。

    “噢,真的,得啦,你哪里会来得不是时候。”鲍里斯说道。鲍里斯把他领进房里来,这里摆好了桌子开晚饭,他喊了一声罗斯托夫的姓名并说明他不是文官,而是骠骑兵军官,是他的老友。“这位是日林斯基伯爵。lecomteN.N.,leCapitaineS.S.②。”他说出客人们的姓名。罗斯托夫皱起眉头望着几个法国人,不乐意地鞠躬行礼,一直沉默着。

    ——–

    ①法语:我愿意马上为您效劳。

    ②法语:这位是N.N.伯爵,这位是S.S.上尉。

    日林斯基看来不乐于接受新来的俄国人加入他的小团体,他没有对罗斯托夫说句什么话。鲍里斯好像没有去注意由于新来的人而造成的窘态,他仍旧带着平静的喜悦的神色,他的眼睛中还像他遇见罗斯托夫时那样蒙着什么东西,他力图使这次谈话变得热闹起来。一个法国人流露出法国人常有的毕恭毕敬的样子,把脸转向保持沉默的罗斯托夫,同他搭话,说他来到蒂尔西特大概是要觐见皇帝的。

    “不,我有我自己的事。”罗斯托夫简短地回答。

    罗斯托夫在发现鲍里斯面露不满的神色后,他立刻显得心情不舒畅,他好像觉得,大家恶意地望着他,他正在妨碍大家,这是心绪不佳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他确乎妨碍大家。虽然大家又交谈起来,惟独他一人置身于局外。“他干嘛坐在这儿呢?”客人们向他投射的目光仿佛这样说。他站了起来,走到鲍里斯面前。

    “不过,我使你觉得不自在,”他对他轻声地说,“我们同去谈谈一件事儿,谈完之后我就要走了。”

    “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鲍里斯说道,“如果疲倦了,就到我房里去吧,躺下来休息休息。”

    “果然是……”

    他们走进鲍里斯睡觉的一个小房间。罗斯托夫还没有坐下来,就感到非常忿恨,好像鲍里斯对不起他似的,他立刻向他谈起杰尼索夫的事,他问到,他是否愿意,是否能够通过自己的将军替杰尼索夫向国王求情,并且通过将军转交一封信。当他们二人留下的时候,罗斯托夫第一次证实,他不好意思去望鲍里斯的眼睛。鲍里斯跷起二郎腿,一面用左手抚摸右手的纤细的指头,一面细听罗斯托夫讲话,如同将军细听手下人汇报一般,他时而向一旁观看,时而他的目光中也像蒙着一层什么东西,而眼直勾勾地盯着罗斯托夫的眼睛,每当鲍里斯这样注视罗斯托夫的时候,他总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垂下眼帘。

    “我听过这种案件,并且知道,国王严厉地对待这种案件。我想莫如不让他陛下知道。依我看,最好干脆向军长求情……

    但一般说来,我想……”

    “那么你什么也不愿意办.你就照直说!”罗斯托夫不望鲍里斯的眼睛,差不多叫喊起来。

    鲍里斯微微一笑。

    “我倒是要尽力去办,不过我想到……”

    这时门内传来了日林斯基呼喊鲍里斯的声音。

    “喂,走吧,走吧,走吧……”罗斯托夫说,他拒绝了晚饭,独自一人留在小房间里,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踱了很久,倾听隔壁房里法国人的快活的谈话声。

    ——————

    20

    罗斯托夫在替杰尼索夫求情感到棘手的那天来到蒂尔西特。因为他穿着一身燕尾服,未经上级允准擅自来到蒂尔西特,所以他本人不能去见执勤的将军;鲍里斯即使愿意,也不能在罗斯托夫抵达后次日办妥这件事,六月二十七日之天,签订了最初的和约条款。二位皇帝互换了勋章:亚历山大获得荣誉团勋章,拿破仑获得圣安德烈一级勋章,是日法国近卫营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举办了一次宴会。两位国王均须出席这次盛大的宴会。

    罗斯托夫和鲍里斯在一起时,觉得不好意思,很不舒服,晚餐之后鲍里斯顺便来看他,他假装睡着了,第二天清早,他尽力设法不和他见面,离开了住宅。尼古拉穿着燕尾服,戴着礼帽,在城里徘徊游荡,仔细地观看法国人和他们穿的制服,仔细地观察街道和俄皇、法皇居住的楼房。他在广场上看见摆好的餐桌,正准备饮宴。在街上他看见悬挂的帷幕和不同色彩的俄法两国国旗以及A(亚历山大的第一个字母)N(拿破仑的第一个字母)大型花字头。家家户户的窗子上也悬挂着两面国旗和花字。

    “鲍里斯不愿帮助我,我也不愿和他打交道。这个案子判决了,”尼古拉想道,“我们之间一切都已完结,不过在没有办妥我能替杰尼索夫办到的事情之前,主要是,当我没有把呈文转交国王,国王之前,我万万不能从这儿走开!……他就在这儿!”正当罗斯托夫情不自禁地又向亚历山大占用的楼房走去时,想道。

    有几匹用以乘骑的马停在这栋楼房门口,侍从们正在集合,显然是为国王出巡作准备。

    “我随时有可能看见他,”罗斯托夫想道,“我只要能把呈文直接转交给他,说出全部情况就行了……难道仅为燕尾服一事就会把我逮捕吗?这没有可能!他会明白,正义在谁一边。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晓。究竟有谁比他更公允,更宽宏大量呢?倘若因为我待在这里而把我逮捕起来,那不算倒霉!”他一面想着,一面望着那个走进国王占用的楼房的军官。“岂不是可以进去。哎,全是废话。我走去把这份呈文亲自交给国王,这样对德鲁别茨科伊更糟,不过是他把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忽然罗斯托夫摸了摸口袋中的呈文,出乎意料地毅然启步,径直地向国王占用的楼房走过去。

    “不,我现在不能像在奥斯特科茨战役后那样放过这个好机会,”他想道,时刻期待着遇见国王,一出现这个念头,他就觉得热血涌上心头。“我跪倒在国王脚下,恳求他施恩,他扶起我来,听我直言,还要感激我。”“当我能够行善的时候,我感到幸福,能够纠正不公平的事情才是最大的幸福。”罗斯托夫脑海中想象到国王将要对他说出这番话。他于是从那些好奇地观望他的人身旁走过去,登上国王临时占用的住宅的台阶。

    宽大的楼梯从门廊一直通到楼上,右边可以看见一扇关上的门,楼梯下面有一扇门,通往楼房的底层。

    “您要找谁?”有人问。

    “将呈文、禀帖递给他陛下。”尼古拉带着颤抖的嗓音说。

    “禀帖——请交到值日这里来(有人向他指了指楼下的门),不过他们不会接受的。”

    罗斯托夫听见了这种冷淡的嗓音之后,心里害怕他所作的事情,每一瞬间都可能遇见国王的念头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因此他感到非常可怕,以致于打算逃走,但是那个遇见他的宫廷侍仆给他打开了通往值日室的门,于是罗斯托夫走进去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身材不高的长得肥胖的人穿的是一条白色的衬裤,一双高筒皮靴和一件看来是刚刚穿在身上的细麻纱布衬衫,他站在这个房间里;侍仆在他背后给他扣上非常漂亮的用丝线刺绣的新背带,罗斯托夫不知怎的注意到了他的新背带。这个人正和另一间房里的某人说话。

    “Bienfaiteetlabeautédudiable.”①这个人说,他看见罗斯托夫之后,停止说话,蹙起了额角。

    ——–

    ①法语:姿色娇嫩,体态迷人。

    “您有什么事?交呈文?……”

    “Qu’estcequec’est?”①另一间房里的某人发问。

    “Encoreunpetitionnaire”②.那个系背带的人回答。

    ——–

    ①法语:什么事情?

    ②法语:又是一个请愿的人。

    “请您告诉他,以后来好了。他马上出门,要动身了。”

    “以后,以后,明天吧。太晚了……”

    罗斯托夫转过身子,正想走出去,可是那个系背带的人把他拦住了。

    “您是从谁那里来的?您是谁?”

    “我是从杰尼索夫少校那里来的,”罗斯托夫回答。

    “军官,您是谁?”

    “中尉,罗斯托夫伯爵。”

    “好大的胆子!要经由上级递来。您走吧,走吧……”他开始穿上侍仆递给他的制服。

    罗斯托夫又走到外屋并且发现,有许多军官和将军穿着整套阅兵服站在台阶下,罗斯托夫应当从他们身边走去。

    罗斯托夫责骂自己鲁莽,当他想到随时有可能遇见国王,在他面前丢脸,还要给人逮捕起来的时候,他就紧张得几乎要屏住气息,他十分明白自己的行为很不光彩,感到懊恼,于是他垂下眼帘,从这幢楼房中钻了出来,一大群穿着华丽的侍从站在楼房的周围,正在这时有一个熟人喊了他一声,这个人的手把他拦了。

    “我的老天,您身穿燕尾服待在这里做什么?”具有男低音嗓子的人问他。

    这是个骑兵将军,在这次战役中得到国王的特殊宠信,罗斯托夫过去在他的师部里服役时,他是个师长。

    罗斯托夫大吃一惊,开始替自己辩护,可是他看见将军的和善的戏谑的面孔之后,便走到一边去了,他带着激动的嗓音向将军转向了全部案情,并请求将军为他所熟悉的杰尼索夫鸣不平。将军听了罗斯托夫说的话,很严肃地摇摇头。

    “替这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惋惜,惋惜,把禀帖交给我吧。”

    罗斯托夫刚刚交出了禀帖,叙述了杰尼索夫的全部案情,就从楼梯口传来疾速的步履声和马刺声,于是将军从他身边走开,步入门廊。国王的侍从先生们从楼梯上跑下,向马匹面前走去。那个曾经参加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驯马师海涅牵来了国王骑的马,楼梯上传来了轻盈的步履声,罗斯托夫一下子就识出了是谁的步履声。罗斯托夫忘记了他自己有被人认出的危险,于是跟随着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居民向台阶走去;在两年之后他又看见了他所崇拜的仪容、面孔、目光、走路姿式,他又看见了那种伟大和温顺的结合……罗斯托夫的心灵中复苏了往昔一样强烈的喜悦和对国王的爱戴。国王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的制服——白色的驼鹿皮裤和高筒皮靴,佩戴着一枚罗斯托夫不熟悉的勋章(这就是légiond’lhonneur①),走上了台阶,手臂夹着礼帽,戴上手套。他已停步,环顾四周,并用自己的目光照耀着周围的一切。他对某个将军说了几句话。他也认出了罗斯托夫从前的师长并对他微露笑容,把他喊到自己身边来。

    ——–

    ①法语:荣誉团勋章。

    侍从们后退一步,罗斯托夫看见了这位将军和国王说了相当久的话。

    国王对他说了几句话,跨了一步,走到那匹马前面。一群侍从和街上的人群(罗斯托夫也在人群中)又向国王身边走过来。国王站在马旁边,用手握住马鞍,把脸转向骑兵将军,声音洪亮地讲话,显然是想要大家都听见。

    “将军,我不能,我不能处理这件事,因为法律比我更强而有力,”国王说,把脚踏进了马镫。将军十分恭敬地低下头。国王骑上马。在街上奔驰起来。罗斯托夫得意忘形,和人群一起跟在他后面跑。

    ——————

    21

    在国王奔驰而去的广场上,右边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的一个营,左边有戴着熊皮帽子的法国近卫军的一个营,两营人面对面地伫立着。

    在国王驰近举枪敬礼的两营官兵的一个侧翼时,另一群骑士驰近对面的侧翼,罗斯托夫认出了领头的是拿破仑。这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头上戴着小礼帽,肩上横挎着安德烈勋章绶带,身穿白色的无袖上衣,外面罩着敞开扣子的蓝色制服,骑着一匹不同于一般的阿拉伯良种灰马,马鞍上垫着用金色丝线刺绣的绛红鞍韂,他奔驰而来,到了亚历山大面前,微微地举起礼帽。罗斯托夫这个骑兵的眼睛一望见这个动作,就不能不发觉,拿破仑笨拙地、不平稳地骑行。两营官兵都高呼:“乌拉”和“Vivel’Empereur!”①拿破仑对亚历山大说了一句什么话。二位皇帝下了马、手牵手。拿破仑脸上流露出不悦意的佯装的微笑。亚历山大带着亲热的表情对他谈论着什么事。

    虽然那些驱使人群后退的法国宪兵的马匹在肆意践踏,但是罗斯托夫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亚历山大皇帝和波拿巴的每个动作。使他觉得惊奇的意外情形是,亚历山大竟以平等地位对待波拿巴,波拿巴也以平等地位对待俄国沙皇,波拿巴感到毫无拘束,他仿佛认为和国王接近是很自然的习以为常的事情。

    亚历山大、拿破仑和一长列跟随着他们的侍从走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右翼前面,径直地向站在那儿的人群身边走去。忽然一群人不知不觉地在二位皇帝近旁出现了,以致于站在这群人前排的罗斯托夫害怕有人会把他认出来。

    “Sire,je vous demande la permission de donAner la légion d′honneur au plus brave de vos soldats.”②一个具有刺耳的尖细嗓音的人开腔了,把个个字母全都说出来了。

    ——–

    ①法语:皇帝万岁!

    ②法语:国王,请让我把荣誉团勋章发给您的最勇敢的士兵。

    身材矮小的波拿巴说了这席话,他从下向上直勾勾地盯着亚历山大的眼睛。亚历山大用心地听他说话,低下头,快活地微微一笑。

    “A celui qui s’est le plus vaillament conduit dans cette derni-er guerre.”①拿破仑补充说,清楚地说出每个音节,他带着罗斯托夫觉得气忿的沉着和自信的神情环顾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举枪敬礼,凝神注视皇帝面容的俄国士兵的队列。

    “Votre majesté me permettra- t- elle de deAmander l’avis du colonel?”②亚历山大说,并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急促地迈出几步。与此同时,波拿巴从洁白的小手上取下一只手套,把它撕破,抛在地上。一名副官急忙地向前奔去,把它拣起来。

    ——–

    ①法语:发给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最勇敢的人。

    ②法语:陛下,请允许我问问上校的意见,好吗?

    “发给什么人?”亚历山大皇帝用俄语低声地问科兹洛夫斯基。

    “陛下,请吩咐。”

    国王不满地皱了皱眉头,环顾四周后说道:

    “真要答复他呀。”

    科兹洛夫斯基神情坚定地环视自己的队伍,连罗斯托夫也被囊括在他的视线中。

    “真的在注意我吗?”罗斯托夫想了想。

    “拉扎列夫!”上校皱了皱眉头,喊出了口令,按高矮顺序排在第一的士兵拉扎列夫勇敢地向前走去。

    “你到哪里去?在这里站住!”拉扎列夫因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众人低声地对他说。拉扎列夫停步了,露出惊惶的样子,朝上校斜视一眼,便像士兵们被喊到队列前面时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的面孔颤动了一下。

    拿破仑稍微扭转头,把那胖乎乎的小手向后伸,好像想拿件什么东西似的。就在这时候他的侍从们猜中了是怎么回事,开始慌乱起来,动弹起来,互相传递着一样东西;罗斯托夫昨天在鲍里斯那儿看见的那个少年侍从向前跑去,毕恭毕敬地向那只伸出的手弯下身子,省得它多等一秒钟,他将一枚系有红色绶带的勋章搁在他手上。拿破仑瞧也不瞧,就用两个指头夹住,勋章不知不觉地就夹在两个指头之间。拿破仑走到拉扎列夫面前,拉扎列夫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国王,拿破仑回头望望亚历山大皇帝,心里表示,他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他的同盟军。他那只拿着勋章的雪白的小手碰了碰士兵拉扎列夫的钮扣。拿破仑好像知道,只要他拿破仑的手碰一碰士兵的胸部,这个士兵就会永远走运,得到奖励,就会在尘世上出类拔萃。拿破仑刚刚把十字勋章贴在拉扎列夫胸前,就放下手来,把脸转向亚历山大,仿佛他知道,十字勋章必须粘在拉扎列夫胸前。十字勋章真的粘上了。

    几只俄国的和法国的殷勤的手,霎时间接住十字勋章,把它别在制服上。拉扎列夫阴郁地望望那个在他身上碰了碰、长着两只雪白的小手的、身材矮小的人,拉扎列夫仍旧一动不动地举枪敬礼,又直勾勾地盯着亚历山大的眼睛,好像他在向亚历山大发问:他是否还要站下去?是否让他现在走动一下?或者还要他做点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对他作出任何吩咐,他于是一动不动地呆了相当久。

    两位皇帝都骑马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官兵使队列陷于紊乱状态后便和法国近卫军混合起来,在给他们预备的餐桌旁就坐。

    拉扎列夫坐在贵宾席上,俄国军官和法国军官都拥抱他,祝贺他,和他握手。一群群军官和百姓走过来了,只不过想亲眼瞧瞧拉扎列夫。餐桌周围的广场上洋溢着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嘈杂的说话声和哈哈大笑声。两个军官满面通红,高高兴兴地从罗斯托夫身边走过去。

    “老弟,酒宴还丰盛吧?清一色的银器,”一名军官说,“看见拉扎列夫吗?”

    “看见了。”

    “据说明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官兵要款待他们。”

    “不过,拉扎列夫多么幸运!他获得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恤金。”

    “弟兄们,瞧瞧,一顶好帽子!”一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人戴上法国人的毛茸茸的帽子,高声喊叫。

    “好极了,妙极了!”

    “你听到口令吗?”一名近卫军军官对另一名军官说,“前天是Napoléon,France,bravoure①,昨天是Alexandre,Russie,gran-deur②,一天由我国国王发出口令,另一天就由拿破仑发出口令。明天我们的国王给法国近卫军军人中最勇敢的人颁发乔治十字勋章。不能不如此!应当回敬嘛。”

    ——–

    ①法语:拿破仑,法国,勇敢。

    ②法语:亚历山大,俄国,伟大。

    鲍里斯和自己的伙伴日林斯基也来观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的官兵举办的宴会。鲍里斯在他回去的路上发现站立在屋角上的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你好!我们没有会面啊。”他对他说,而且忍不住,要问问他出了什么事;因为罗斯托夫的脸色阴郁,现出不愉快的样子。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罗斯托夫答道。

    “你顺路来一趟吗?”

    “嗯,我会来的。”

    罗斯托夫在屋角里站了很久,从远外窥视参加盛宴的人们。他脑海中产生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他的心灵中出现了可怕的疑团。他时而回想杰尼索夫那种改变了的面部表情,他的温顺的样子,整个医院的气氛,那些已被截除的手足,污秽与疾病。他仿佛现在深深感觉到医院里的死尸的气味,他环顾四周,想要弄清楚这种气味是从哪里传来的。他时而回想这个沾沾自喜的波拿巴,他那洁白的小手,他如今正是亚历山大皇帝所喜爱和崇敬的皇帝。截断手和脚,把人们打死,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时而回想获得奖赏的拉扎列夫和遭到惩罚的未受宽容的杰尼索夫。他常常发现自己产生这种古怪的念头,以致于害怕起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官兵们吃的食物的香气和罗斯托夫的饥饿,把他从这种停滞状态中唤醒过来,应当在动身之前吃点东西。他到早晨他看见的那家饭店去了。在饭店里他碰见许多老百姓和军官,他们也和他一样,穿着便服来到了本地,他好不容易才弄到一顿午饭。两个和他同在一个师部服务的军官跟他结伴了。不消说,话题涉及到和平。军官们,即是罗斯托夫的同志们,正如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满意弗里德兰战役后缔结的和平。据说,拿破仑再坚持一些时日,就要完蛋的,他的部队中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弹药。尼古拉不吭一声地吃着,主要是喝酒。他一个人就喝了两瓶酒,他内心出现的痛苦的心事没有化除,总是没完没了地使他难受。他害怕沉沦于自己的思想,可是又不能把它摒弃。忽然有一名军官说,一看见法国官兵就令人难受,罗斯托夫听见这些话毫无缘由地、急躁地喊叫起来,使两名军官大为惊讶。

    “您怎么能够判断,什么举动更恰当!”他忽然涨红了脸,大声叫喊,“您怎么能够判断国王的所作所为,我们有什么评论的权利?!我们既没法了解国王的意旨,也没法了解国王的行为!”

    “有关国王的事情,我只字未提。”军官替自己辩护,除了说罗斯托夫烂醉如泥,并无其他理由对自己解释他的急躁脾气。

    但是罗斯托夫不听他的话。

    “我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大兵,无二话可说,”他继续讲下去,“命令我们去死,那就去死。假如要处罚,那就是说,犯有过失;我们没法子评论。皇帝陛下愿意承认波拿巴是个皇帝并且和他缔结联盟,那就是说,应当这样做。否则,如果我们评论一切,议论一切,那么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那末我们就会说,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尼古拉一面捶桌子,一面叫喊,根据交谈者的见解,这是很不相宜的,但根据他的思路来看,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我们的事业是履行天职,互相厮杀,不用思索,再没有别的。”他作结论说。

    “喝吧。”有个不愿意争吵的军官说。

    “对,就来喝吧,”尼古拉附和地说,“喂,你呀!再喝一瓶!”他喊了一声。

    第二卷 第三部

    1

    一八○八年,亚历山大皇帝去埃尔富特城和拿破仑皇帝再次会晤,因此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谈论许多关于这次隆重会晤的伟大意义。

    一八○九年,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宣称,世界的两位主宰的密切联系已经达到那种程度,致使拿破仑于是年对奥宣战时,俄国军团竟前往境外协助从前的敌人波拿巴以反对从前的盟友奥地利皇帝,而且上流社会正在谈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皇帝的一个妹妹可能成婚的事。但是除开对外政策而外,当时俄国社会特别深切地关注这个时期国家行政管理的各个部门中所实施的内部改革。

    与此同时,生活,人们的真正生活,他们对健康、疾病、劳动、休息这些实际利益的关注,他们对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激情的关注,——一切与平日无异,不以政治上与拿破仑·波拿巴亲近或敌对为转移,也不以各种可能实行的改革为转移。

    安德烈公爵从不外出,在农村定居已两年。皮埃尔意欲做的那些经营领地的事业,因为不断地转换工种,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安德烈公爵不向任何人声张,也没有花费多大的劳力,就完成了这全部事业。

    他在颇大程度上赋有皮埃尔所缺乏的百折不回的实干能力,凭藉这种能力可以不吃力地促使事业进展。

    他的一个拥有三百农奴的领地被改革了,农奴都变成自由庄稼人(这是俄国最初的范例之一),在其他领地,代役租制已取代徭役租制。在博古恰罗沃,他出钱函请一位有文化的接生婆,替产妇助产,神甫也领取薪水,教农民子女和仆人子女识字。

    安德烈公爵在童山和父亲以及尚在保姆身边抚养的儿子一块消磨自己的一半时间,在博古恰罗沃(他父亲把它称为农村)修道院消磨自己的另一半时间。尽管他对皮埃尔表示,他对外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漠不关心,但是他仍然尽心竭力地注视着发生的一切,他经常接到许多书籍,使他觉得惊奇的是,他发现那些于新近自彼得堡,即是从生活的漩涡中前来访问他或者访问他父亲的人,在熟谙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远远落后于他这个待在农村足不出户的人。

    除开领地方面的业务之外,除开浏阅各种书籍之外,这时安德烈公爵还批判地分析我军最近两次不利的战役,并且制订有关修改我们的军事条令和决议的草案。

    一八○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前往由他监护的儿子名下的梁赞领地。

    他坐在四轮马车上,晒晒初春的太阳,不时地望望最早放青的野草,最先出现的白桦树叶和一团团在明朗的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的初春的白云。他什么也不思考,只是用那愉快的茫然目光向四下观望。

    他们驶过了渡口,即是他和皮埃尔一年前在那里谈话的渡口。他们驶过了肮脏的村庄、打谷场、绿荫、下坡路、桥边的积雪、一层粘土已被冲洗的上坡路、一段段茬地、有的地方已经发绿的灌木林,驶进了沿着道路两旁蔓生的白桦树林。树林里几乎很热,听不到一点风声。白桦树长满粘粘的绿叶,没有在风中颤动,最早发青的小草和浅紫色的花朵从去年的败叶底下钻出来了。矮小的枞树不知散布在桦树林中的什么地方,长出一簇簇常绿的粗粗的叶子,令人不悦意地联想起冬天。几匹马儿走进树林里,都打着响鼻,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身上开始出汗了。

    仆役彼得对马车夫说了一句什么话,马车夫作了肯定的回答。看来彼得心里觉得马车夫光表示赞同还是不够的,他在马车夫的坐位上向老爷转过身来。

    “大人,这多么畅快!”他恭敬地面露笑容说。

    “什么!”

    “大人,这多么畅快。”

    “他在说什么?”安德烈公爵想了想。“对,他想必是说春天,”他环顾四周,想道,“而且什么都放青了……多么快啊!无论是桦树、稠李、还是赤杨都已经开始……可是没有看见橡树,瞧,这就是橡树。”

    路边有一株橡树。它大概比那长成树林的桦树老九倍,粗九倍,比每株桦树高一倍。这是一棵两抱粗的大橡树,有许多树枝看来早就折断了,裂开的树皮满布着旧的伤痕。它那弯曲多节的笨拙的巨臂和手指不对称地伸开,它这棵老气横秋的、鄙夷一切的畸形的橡树耸立在笑容可掬的桦树之间。唯独它不欲屈从于春日的魅力,不欲目睹春季,亦不欲目睹旭日。

    “春季、爱情和幸福呀!”这棵橡树好像在说话,“总是一样愚蠢的毫无意义的欺骗,怎能不使您们觉得厌恶啊!总是老样子,总是骗局!既没有春季,也没有旭日,也没有幸福啊!你们看,那些永远是孤单的被压死的枞树还栖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伸开我那被折断的、被剥皮肤的手指,无论手指从哪里——从背脊或从肋部——长出来,不管怎样长出来,我还是那个样子,我不相信你们的冀望和欺骗。”

    安德烈公爵在经过森林时,接连有几次回过头来看这棵橡树,好像对它有所期待似的。橡树底下也长着花朵和野草,但是它仍然皱着眉头,一动不动地,像个畸形儿屹立在它们中间。

    “是啊,它是正确的,这颗橡树千倍地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让其他的年轻人又去受骗吧,不过我们是知道人生的,——我们的一生已经完结了!”由于这棵老橡树的关系,又有一序列绝望的、但都是忧喜掺半的思想在安德烈公爵的心灵中出现了。在这次旅行中,他仿佛又考虑到自己的一生,并得出从前那种于心无愧的、无所指望的结论,他无须从头做起,既不为非作歹,也不自我惊扰,不怀抱任何欲望,应该好好地度过一辈子。

    ——————

    2

    安德烈公爵因承办梁赞领地的监护事宜,不得不与本县首席贵族会面。首席贵族就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安德烈公爵遂于五月中旬前去拜访他。

    已经是春季里的炎热的时节。林中的树木长满了叶子,路上的灰尘四扬,热气逼人,经过有水的地方,禁不住想沐浴一番。

    安德烈公爵在沿着花园的林荫道驶近奥特拉德诺耶村罗斯托夫家的寓所时,觉得不高兴,忧心忡忡,想到他应该向首席贵族问清一些事情。他从右边树林中听见妇人愉快的喊声,看见挡住他的马车的一群飞奔而来的姑娘。一个苗条的、苗条得出奇的、黑头发、黑眼睛、穿着一身黄色印花布连衣裙的姑娘领头向四轮马车近旁跑来,她头上裹着一条白手绢,手绢下面露出一绺绺梳平的头发。这个姑娘大声说了什么话,但是当她认出那个陌生人的时候,她没有仔细打量,就哈哈大笑地跑回去了。

    安德烈公爵不知因为什么忽然觉得心里很难受。日子是如此美妙,太阳是如此灿烂,四周的一切是如此欢腾;而这个苗条的漂亮的姑娘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存在,他的单独的,想必是愚昧的、然而是快活的幸福的生活,使她感到心满意足,无比幸福。“她因为什么如此地心欢?她在想什么?她没有想到军事条令,没有想到梁赞的代役租制。她究竟在想什么?她为什么感到幸福?”安德烈公爵情不自禁地怀着好奇的心情问自己。

    一八○九年,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像从前一样,还住在奥特拉德诺耶,差不多接待了全省的客人,请他们打猎,看戏,出席宴会,听乐师演奏。安德烈公爵像每个新客一样,使他觉得很高兴,他几乎很费劲地才把他留下来住宿。

    在那寂寞无聊的白昼,二位年长的主人和一些城里的贵宾接待安德烈公爵,适逢临近命名日,老伯爵的住宅中挤满了城里的贵宾。博尔孔斯基一连有几回盯住娜塔莎,不知为什么她开心地笑,在另一半青年之间娱乐消遣,他一直在询问自己:“她思忖什么?为什么她如此心欢?”

    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新住处,久久地不能入睡。他阅读书籍,读了一阵子以后吹熄蜡烛,又把它点亮。房里的百叶窗从里面关上了,十分闷热。他埋怨这个愚蠢的老头(他这样称呼罗斯托夫),因为这个老头把他耽搁了,要他相信,城里所必需的公文还没有送到,他也埋怨自己不该留下来。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子,他一打开百叶窗,月光就闯到房里来,好像它老早呆在窗边等待一般。他打开窗子。夜里很冷,静谧而明亮。紧靠着窗前有一排已经修剪的树木,一边呈露暗黑色,另一边闪耀着银光。这些树木下面生长着一种多汁的、潮湿的、蓊郁的、有的叶子和细枝呈现银白色的植物。在距离更远的黑色的树木后面,有一个被露水映照得闪闪发亮的屋顶,右面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干和树枝白得耀眼的大树,一轮将近浑圆的皓月悬挂在大树的上方,悬挂在明朗的、几乎看不见星星的春日的天空中。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撑着窗台,他的目光盯住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房间在中层,也有人住在他的上层,他们还没有睡觉。他从上方听见妇人的说话声。

    “只要再来一回。”从上方传来一个妇人的语声,安德烈公爵即刻识出了这个人的嗓音。

    “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睡觉?”可以听见另一个人回答的声音。

    “我不睡,没法睡着,我该怎么办!喂,最后一次……”

    两个妇人拉开嗓门唱了一个乐句——一首歌的尾声。

    “啊,真是妙极了!得啦,现在睡觉吧,完了。”

    “你睡吧,我可睡不着。”可以听见靠近窗口的头一个人回答的声音。显然她把身子完全探出窗口了,因为可以听见她的连衣裙的窸窣声,甚至可以听见她呼吸的声音。一切都寂然无声,滞然不动,就像月亮、月光和它的阴影一样。安德烈公爵也不敢微微动弹,想不暴露他的偶然的出现。

    “索尼娅!索尼娅!”又听见头一个人的说话声,“喂,怎么可以睡呀!你看看,多么迷人啊!嗬,多么迷人啊!索尼娅,让你醒过来吧。”她几乎带着哭泣的嗓音说,“要晓得,从来从来都没有这样迷人的夜晚。”

    索尼娅不乐意地回答了什么话。

    “不过,你瞧瞧,多么迷人的月光!……嗬,多么迷人啊!你到这儿来吧。亲爱的,心肝,你到这儿来,喂,你看见吗?你最好这样蹲下来,你最好这样托住自己的膝盖,托紧一点儿,尽量托紧一点儿,要鼓足力气,才会飞起来。瞧,就这样吧!”

    “够啦,你会摔倒的。”

    可以听见挣扎的响声和索尼娅的不满意的话语声:

    “瞧,已经一点多了。”

    “唉,你只会伤害我。得啦,你走吧,你走吧。”

    四周的一切又寂静下来,可是安德烈公爵知道,她还坐在这儿不动,他有时听见微微动弹的声音,有时听见一声声叹息。

    “啊,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突然喊叫一声,“睡就睡吧!”她于是砰然一声关上了窗户。

    “不关心我的存在呀!”安德烈公爵细听她说话时想了想,不知为什么他期待然而又害怕她提到有关他的什么事情。“又是她!仿佛故意似的!”他思忖着。他的心灵中忽然涌现出年青人的意料不到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和希望,这和他的全部生活是相抵触的,他觉得不能向自己阐明他这种心态,于是立刻睡着了。

    ——————

    3

    翌日,安德烈公爵只向伯爵一人告别,不等候女士们出来,就动身回家了。

    已经是六月之初,正当安德烈公爵快要回到家中时,他又驶进那座白桦树林,林中的这棵弯曲多节的老橡树呈现着很古怪的模样,令人难忘,真使他感到惊奇。在森林中,铃铛的响声比一个半月以前更低沉,那时处处是绿树浓荫,枝繁叶茂,那些散布在森林中的小枞树没有损害共有的优美环境,却为迎合树木共有的特点,都发绿了,长出毛茸茸的嫩枝。

    整天都很炎热,有的地方雷雨快要来临,但是只有一小片乌云往路上的灰尘和多汁的叶子上喷洒了几滴雨水。森林的左边很昏暗,光线不充足,森林的右边潮湿,明亮,在阳光下闪耀,给风吹得微微摇动。树木都开花了,夜莺鸣啭,悠扬悦耳,时而在近处,时而在远处发出回响。

    “是的,在这里,这棵橡树在这座森林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安德烈公爵想了想。“可是它在哪里呢?”安德烈公爵在观看道路的左边的时候,心里又想了想,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把它认出来,不过他正在欣赏他所寻找的那棵橡树。完全变了样的老橡树荫覆如盖,暗绿色的多汁的叶子郁郁葱葱,麻木地立着,在夕阳的余晖中微微摇动。无论是弯曲多节的指头,无论是伤痕,无论是昔日的怀疑和哀愁,都看不见了。透过坚硬的百年的老树皮,在无树枝处居然钻出了一簇簇嫩绿的树叶,因此真令人没法相信,这棵老头般的橡树竟能长出嫩绿的树叶来。“这正是那棵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了想,他的心灵中忽然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万象更新的感觉。他一下子回忆起他一生中的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奥斯特利茨战场和那高悬的天空、已故妻子含有责备神情的面孔,渡船上的皮埃尔,因为夜色美丽而深有感触的少女,还有这个夜晚和月色——她突然把这一切回想起来。

    “不,人在三十一岁时生命没有终结,”安德烈公爵忽然坚决地斩钉截铁地断送说,“我只是知道我心中的一切还是不够的,而且要大家——无论是皮埃尔;还是这个想飞上天空的少女——都知道这一点,要让大家知道我,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生活,不让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要让我的生活对大家产生影响,他们大家和我一同生活!”

    安德烈公爵在旅行归来以后,拿定主意,要在秋天到彼得堡去,并且想到作出这个决定的各种原因。他时时刻刻都能琢磨出一系列合情合理的论据——他为什么要到彼得堡去,甚至在那里服役。他甚至在目前还不明白,他对他要积极参与生活一事怎么会犹豫不决,恰如一个月以前他不明白怎么会想到离开村庄一样。他明显地觉得,如果他不把他在生活上积累的全部经验应用于事业上,不再积极参与生活,那末他的全部经验必定是毫无稗益的,毫无意义的。他甚至不明白,从前根据这样一些乏于情理的论据怎么能够明显地看出:如果在受到生活教训之后,又深信自己能够给事业带来利益,深信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和爱情,这样,就会有失身份了。而今理智提示了截然不同的内容。在这次旅行之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在乡下寂寞,他对以前的业务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常常站起来,走到镜台前,久久地注视自己的面孔。然后他转过头来,注视着亡妻丽莎的画像,他留着一头蓬松的alagrecque①卷发,温存地快活地从金色的框子里望着他。她已经不向丈夫说些从前那样可怕的话,她带着好奇的神态朴直地快活地望着他。安德烈公爵背着手在房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时而皱起眉头,时而微露笑容,他反复琢磨那些不合时宜的、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像罪行一样隐秘的思想,这些思想牵连到皮埃尔、荣誉、呆在窗口的女郎、橡树、妇人的美貌和爱情,这些思想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在这种时刻,有人进门来走到他跟前,他往往分外冷漠,严肃而果断尤其是讲些令人听来不悦意的大道理。

    ——–

    ①法语:希腊式。

    “Moncher,”①公爵小姐玛丽亚常在这时候走进来,她说:“尼古卢什卡今儿不能去散步:天气很冷。”

    ——–

    ①法语:亲爱的朋友。

    “如果天气暖和,”这时安德烈特别冷漠地回答妹妹说,“他只要穿件衬衫就行了,因为天气很冷,就应当给他穿件暖和的衣裳,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有人想到给他做件暖和的衣裳。因为天气很冷,所以才要这样做,而不是说,当孩子需要新鲜空气的时候硬要他留在家里。”他说得特别合乎情理,就仿佛为了他内心产生这种隐秘的不合乎情理的智力活动而处罚某人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公爵小姐玛丽亚往往想到智力活动会使男人们面容憔悴,使他们变得冷漠无情。

    ——————

    4

    一八○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已抵达彼得堡。时值年轻的斯佩兰斯基①的声誉已臻达顶峰,他正如火如荼地实行社会变革。就在八月份,国王乘坐四轮马车时翻车,跌伤一条腿,他在彼得霍夫市停留三周,这期间国王每天只与斯佩兰斯基一人会面。这时候不仅正在准备拟订两道如此著名而且惊动社会的命令——取消宫廷官衔、八等文官和五等文官举行考试的命令,除此之外,还准备拟订一整套国家宪法,这部宪法中规定,自乡政府直至国务院必须改变现有的俄国司法、行政和财政制度。亚历山大皇帝即位时怀抱的不明确的自由主义理想刻正付诸实现,他渴望凭藉如下的助手以实现这些理想:恰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和斯特罗加诺夫,他将这些人诙谐地称为comitédusalutpulique②。

    ——–

    ①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欲使俄国农奴制度迎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封建贵族高压之下,他无法施展个人的才略,备受奚落,遂于一八一二年被逐。

    ②法语:社会救济委员会。

    目前在民政部门由斯佩兰斯基、在军政部门由阿拉克切耶夫取代所有这些人。安德烈公爵抵达后不久,担任宫廷高级侍从,进入宫廷,参加朝觐时的活动。国王遇见他,有两次没有对他说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一向就仿佛觉得,国王憎恶他,他的面孔和他整个身心都令国王望而生厌。国王用那冷淡而疏远的目光望望他,安德烈公爵凭他这种目光就比以前更加肯定地证实了这种推测。廷臣们向安德烈公爵解释说,国王不重视他是因为陛下对他——博尔孔斯基从一八○五年以来未曾服役表示不满。

    “我本人知道,人人都会对别人产生好感,或者产生反感,不过我们无可奈何,”安德烈公爵想道,“因此用不着想到关于亲自向国王送交军事条令呈文的事情,但事情本身是会说明问题的。”他把有关他的呈文的内容转告父亲的友人——老元帅。元帅约定了一个时间,亲切地接见他,并且答应把这件事禀告国王。过了几天有人告知安德烈公爵:他应当去见军政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在约定的那天,上午九点钟,安德烈公爵来到接待室求见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安德烈公爵本人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他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情形,不太会引起他对这个人的尊敬。

    “他是军政大臣,皇帝陛下的代理人,谁也不应该去管他个人的品质,他接受委托来审理我的呈文,因此只有他一人才能把它送去办理。”安德烈公爵想道,在接待室介乎许多显要的、非显要的官员之间等候阿拉克切耶夫伯爵。

    安德烈公爵在他担任职务、多半是担任副官职务期间,看见过许多显要官员的接待室,因此这些接待室的各种不同的特征,他一清二楚,了若指掌。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是十分特殊的。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接待室里,在依次等待接见的非显要官员的脸上,可以看到一种羞愧和恭顺的表情,在较为显要的官员的脸上,可以普遍地看出困窘不安的表情,官员的假像遮盖了不安的表情,他们假装出毫无拘束的样子,假装出嘲笑自己,嘲笑自己的地位,也嘲笑他们所等待的官员。有的人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有的人窃窃私语,嘻皮笑脸,安德烈公爵听见那针对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喊出的“西拉(意指权势)·安德烈伊奇”这个绰号(sobriquet①)和针对他说的“大叔给你点厉害瞧”这句话。有一个将军(显要人物)很明显是因为等候得太久而感到十分委屈,他坐在那里,交替地架起二郎腿,暗自轻蔑地微笑。

    ——–

    ①法语:绰号。

    但是一当房门打开了,大伙儿的脸上顿时流露出一种表情——恐惧。安德烈公爵请求值班人员下次替他禀报,但是大伙儿带着嘲笑的神态瞥了他一眼,并对他说,到适当的时候就轮到他了。当副官把这几个人从大臣办公室领进来又把他们领出去以后,有人让一个军官走进一扇可怕的房门里来,军官那低首下心的惊惶的样子使安德烈公爵大为愕异。这个军官的接见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忽然从门后传来令人生厌的时断时续的说话声,这个军官脸色苍白,双唇颤抖着,从那里走了出来,抱住头从接待室走过去了。

    紧接着,安德烈公爵被领到门口,值班人员轻声地说:

    “右边,向那个窗口走去吧。”

    安德烈公爵走进一间陈设简单而整洁的办公室,他在桌旁看见一个四十岁的人,长长的腰身,长长的脑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上的皱纹很深,紧皱的双眉下面露出绿褐色的眼睛,红红的鼻子半悬垂着。阿拉克切耶夫向他转过头来,眼睛却没有看着他。

    “您有何请求?”阿拉克切耶夫问道。

    “大人,我什么都不……请求。”安德烈公爵低声地说。阿拉克切耶夫向他转过脸来。

    “请坐,”阿拉克切耶夫说,“博尔孔斯基公爵。”

    “我什么也不请求,皇帝陛下叫我把递上的呈文转送给大人……”

    “我亲爱的,请注意,我看过您的禀奏了,”阿拉克切耶夫打断他的话,只是头几句话倒说得亲切,他这次又不看他的面孔了,腔调儿显得越来越不满而且轻蔑,“您提出新的军事条令吗?法令多得很,无人可来执行旧法令。目前都在写法令,写比做更为容易。”

    “我遵照陛下的旨意前来向大人打听,您打算怎样处理递上的呈文?”安德烈公爵毕恭毕敬地说。

    “我对您的禀奏作出了批示并转送委员会。我不赞成,”阿拉克切耶夫站立起来,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份公文时说道,“瞧。”他把公文递给安德烈公爵。

    公文纸上用铅笔横着写了一行字,没有大写字母,没有拼写错误,也没有标点符号:“毫无理由抄袭法国军事条令,毋需放弃军法条例。”

    “呈文究竟转交给什么委员会?”安德烈公爵问道。

    “转交给军事条令委员会,我推荐阁下担任委员。只是没有薪金。”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我没有这种愿望。”

    “没有薪金当委员,”阿拉克切耶夫重复地说。“我与阁下结识,深感荣幸。喂!请把名字说声来!还有什么人?”他向安德烈公爵鞠躬行礼时大声喊道。

    ——————

    5

    安德烈公爵在等候录取他为委员会委员的通知书时,与一些老友从新建立情谊,尤其是与他所熟知的大权在握的人和对他大有用途的人重建情谊。此时他在彼得堡的感受,就好像战斗前夜的感受一样,令人不安的好奇心使他痛苦不堪,不可克服地吸引他置身于上层社会,那里勾画出一副前景,千百万人的命运以它为转移。从老年人的忿恨,从不知情者的好奇,从内行人的稳重,从人们的忙乱和忧患,从他每日探听到的多得不可胜数的委员会的成立,他感觉到,眼前,一八○九年,在彼得堡这个地方,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正在酝酿中。指挥这场战争的总司令是他不熟悉的、神秘的、在他看来是颇有天才的人物——斯佩兰斯基。无论是他不太熟悉的改革之举,抑或是斯佩兰斯基——主要活动家,都使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军事条令问题在他意识中瞬即退居于次要地位。

    安德烈公爵处于至为有利的地位,他在当时的彼得堡上层社会各界都受到厚意的接待。革新派盛情招待他,应酬他,其一是因为他聪颖过人,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其二是因为他解放农民,博得自由思想者的名声。怀有不满情绪的老人派,谴责其改革措施,干脆要他这个老博尔孔斯基的儿子表示同情。妇女界和交际界盛情接待他,因为他是个未婚男子,既富有,而且显贵,兼以讹传他已阵亡、妻子身罹惨死,他几乎被人视为享有浪漫史荣耀的新颖人物。此外,所有从前认识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在这五年间,他已有好转,性格变温和了,更加老练了,他身上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的虚假、高傲和讪笑的缺点,现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岁月俱增的宁静的态度。大家都在谈论他,对他表示关心,并且希望和他会面。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拜谒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后,晚间他到过科丘别伊伯爵家中。他把晋谒西拉·安德烈伊奇的情形讲给科丘别伊伯爵听(科丘别伊流露着安德烈公爵在军政大臣接待室里所察觉的那种含蓄的嘲笑时,也这样称呼阿拉克切耶夫)。

    “Moncher①,甚至在这件事情上,您也不能不牵涉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的名字和父称)。C’estlegrandfaiseur②,我告诉他吧。他答应今天晚上到这里来……”

    “军事条令与斯佩兰斯基何干?”安德烈公爵问道。

    科丘别伊微微一笑,摇摇头,好像他对博尔孔斯基的幼稚感到诧异。

    “前几天我和他谈到您了,”科丘别伊继续说,“谈到您的自由农民……”

    “对,您,公爵解放了您的农民吗?”一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老人轻蔑地把脸转向博尔孔斯基,说道。

    “小领地不会有什么收入。”博尔孔斯基回答,力图在他面前使自己的作为不引人瞩目,省得平白地激怒这个老人。

    “Vouscraignezd’eBtreenretard.”③老头瞧着科丘别伊时说。

    ——–

    ①法语:我亲爱的。

    ②法语:他是个总管。

    ③法语:您害怕赶不上去。

    “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头继续说,“如果给予他们自由,那末谁来耕地呢?拟订法律很容易,管理事务就很困难。伯爵,横直现在我要问您,如果人人都参加考试,那末谁来当院的首长呢?”

    “我想,由那些考试及格的人来当首长。”科丘别伊跷起二郎腿,环顾四周时答道。

    “瞧,普里亚尼奇尼科夫在我这里供职,是个极好的人,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有六十岁了,难道他也要去参加考试吗?……”

    “对的,这是棘手的,因为教育还很不普及,但是……”科丘别伊伯爵没有把话说完,就一把抓住安德烈公爵的手,走去迎接进来的人,这个人身材魁梧,谢顶,头发浅黄,莫约四十岁,前额宽大而凸出长方脸,脸色雪白,白得出奇。这个走进来的人身穿蓝色燕尾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左胸前佩戴金星勋章。他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立即就认出他了,他的心颤动了一下,这是在他生命的紧要时刻常有的情形。这是否是敬意,妒嫉,或者是期待——他无从知道。斯佩兰斯基的整个身躯属于特殊的类型,从这种体型一下子就能把他认出来。在安德烈公爵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他没有见过谁有这样宁静而自信的笨拙而迟钝的动作,他没有见过谁的那对半开半阖的有点潮湿的眼睛里会流露出这样坚定而且温和的目光,没有见过谁有这样爽朗的毫无含义的微笑,谁也没有这样平静的低沉的尖细的嗓音,主要是没有这样细嫩的雪白的面孔,尤其是没有那双略嫌宽大而异常肥胖的、柔嫩而白净的手臂。安德烈公爵只是看见那些长期住院的士兵才有这样白皙的柔嫩的面孔。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国务大臣,向国王禀告国情的人,国王在埃尔富特的同行者,在那里他不止一次地觐见国王,和国王畅谈。

    斯佩兰斯基没有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一下子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并不像进入大庭广众中时情不自禁地用视线扫视那样,他也不急忙开口说话。他低声地说,心里相信大家都会听他说下去,他只注视交谈者的面孔。

    安德烈公爵特别仔细地观察斯佩兰斯基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就像人们常有的情形那样,特别是像那些对别人严加指摘的人那样,安德烈公爵遇见一个新来的人,尤其是遇见这位他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斯佩兰斯基时,他总是期待在他身上发现完美的人格。

    斯佩兰斯基告诉科丘别伊,说他对未能更早抵达一事深表遗憾,因为在皇宫里给耽搁了。他没有说国王把他耽搁了。安德烈公爵看出了这种矫揉造作的谦逊。当科丘别伊向他喊出安德烈公爵的名字时,斯佩兰斯基仍然面露笑容,把目光慢慢地移到博尔孔斯基身上,他开始沉默地打量他。

    “我和您认识,感到很高兴,我也像大家一样,久闻大名。”

    他说道。

    科丘别伊说了几句有关阿拉克切耶夫接见博尔孔斯基的话。斯佩兰斯基又微微一笑。

    “军事条令委员会主任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马格尼茨基先生,”他说,他把每个音节和每个词都说得清清楚楚,“若是您愿意,我可以领您去和他认识一下。(他沉默片刻。)我希望,您能得到他的同情,他愿意促进一切合理的事业。”

    斯佩兰斯基周围立即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个讲他的官吏普里亚尼奇尼科夫的老头子也向斯佩兰斯基提出问题。

    安德烈公爵没有参加谈话,他在观察斯佩兰斯基的各种动作,这个人不久以前是个微不足道的学员,而今他的这双又白又肥的手掌握着俄国的命运,博尔孔斯基心里思忖着。斯佩兰斯基怀着蔑视他人的、异乎寻常的冷静的态度回答老人的问话,他这种态度竟使安德烈公爵大为惊讶。他好像从那无可估量的高处对他说了一句宽容的话。当这个老头开始大声说话时,斯佩兰斯基微微一笑,并且说他没法评判国王喜欢的事情是有利,或有弊。

    斯佩兰斯基在公共小组中讲了一会儿之后,便站立起来,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把他喊到房间的另一头。看来他认为应当应酬应酬博尔孔斯基。

    “这个可敬的老头硬把我拖去参与一次令人兴奋的谈话,公爵,在谈话当中我来不及同您谈谈,”他说道,脸上流露着温和而轻蔑的微笑,仿佛在微笑之中承认,他和安德烈公爵都明白,他甫才与之交谈的那些人都是小人物。这种态度使安德烈公爵心里得到满足。“我是老早就知道您的:其一,是因为您在解决您的农民问题上为我们树立第一个典范,希望有更多的追随者拥护这个典范;其二,是因为您是宫廷高级侍从之一,关于宫廷中的官衔的新指示正引起流言闲语,而宫廷高级侍从们不认为他们自己因此而蒙受屈辱。”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我父亲不想要我享有这样的权利,我是从低级官阶开始供职的。”

    “令尊是老一辈的人,显然比极力谴责这种措施的我们同时代人的地位更高,可是这种措施只是恢复原有的正义而已。”

    “不过我以为,这种谴责也是有理由的。”安德烈公爵说,他开始感觉到斯佩兰斯基对他产生的影响,他于是力图反对它。他不愿意在各个方面赞同他的意见,他意欲反驳。安德烈公爵平时说得很流畅,善于辞令,现在他和斯佩兰斯基谈话时竟然感到难以表达思想。他对这个著名人士的个性的观察太感兴趣了。

    “也许是一种维护个人虚荣的理由。”斯佩兰斯基轻言细语地插了一句话。

    “一部分是为了国家。”安德烈公爵说道。

    “您指的是什么意思?……”斯佩兰斯基悄悄地垂下眼睛,说道。

    “我是孟德斯鸠的崇拜者,”安德烈公爵说,“他的思想是le principe des monarchies est I’nonneur,me parait incontestable.Certains droits et privilèges de la noblesse me paraissent eBtre des moyens de soutenir ce sentiment”。①

    斯佩兰斯基白皙的脸上原有的笑容消失了,因此他的脸孔就显得更好看了。也许他觉得,安德烈公爵的思想是很有趣的。

    “Sivousenvisagezlaquestion sous ce point de vue.”②他开始说,显然,法国话难说,比说俄国话更慢,但是他非常镇静。他说,荣誉,l′honneur,不可能受到对供职有害的优越地位的维护,荣誉,l′honneur,或者是不做应受指责的行为的消极概念,或者是为赢得赞许和奖赏而热心进取的一种源泉。

    ——–

    ①法语:荣誉是帝制的基础,我觉得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以为贵族的某些权利和优越地位是维护这种虚荣心的手段。

    ②法语:如果您从这个观点看问题。

    他的论据简明而扼要。

    “这个维护荣誉、维护热心进取的源泉的制度,是类似伟大的拿破仑皇帝的Légionl’honneur①的制度,它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事业成就,不过它不是阶层或宫廷的优越地位和权力。”

    “我不争辩,但不能否认,宫廷的优越地位和权力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安德烈公爵说,“每个朝臣都认为自己应当名副其实地履行职务。”

    “公爵,可是您不想利用优越的职位,”斯佩兰斯基说,面露微笑,借以表示他想客客气气地结束这场使对话人感到尴尬的辩论。“如果您在礼拜三光临敝舍,”他补充说,“我和马格尼茨基磋商之后,便把使您感兴趣的事情告诉您,此外,我将有机会更详细地和您谈谈。”他闭上眼睛,行鞠躬礼,àlafrancaise②,不辞而退,极力不引人注意,走出了大厅。

    ——–

    ①法语:荣誉团。

    ②法语:照法国方式。

    ——————

    6

    在彼得堡逗留期间,起初安德烈公爵感到,在彼得堡市他因琐事纷冗,这就把他在孤独的生活中形成的一大堆想法全弄模糊了。

    晚上回家时,他在记事手册中记下四五次必须出席的拜会,或者是定出时间的rendez-vous①。机械的生活、一日的时间的安排(务求随时随地准时办理应办的事情),耗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他无所事事,甚至不思忖任何事情,而且也没有工夫去思忖,只是一味地叙述,巧妙地叙述他昔日在农村里深思熟虑的事情。

    ——–

    ①法语:约会。

    他有时不满意地发觉,在同一天他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反复地叙述同一件事情。但是他整天忙忙碌碌,以致于没有工夫来考虑他丝毫没有想到的事情。

    嗣后于周三,斯佩兰斯基在自己家中单独地接待博尔孔斯基,这次接见也像在科丘别伊家里初次和他会面那样,斯佩兰斯基坦率地和他谈了很久的话,给安德烈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安德烈公爵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鄙而渺小的人物,他很想在他人身上发现他所渴求的真正的美德的典范,他轻易地相信,他在斯佩兰斯基身上发现了十分明智的有美德的人的典范。如果斯佩兰斯基出身于安德烈公爵那个社会阶层,具有同样的教养和道德品质,那么博尔孔斯基很快就会发现他这个非英雄人物的、普通人固有的弱点,但现今这个令他惊异的聪明人的气质,因为未被他充分领会,所以更加引起了他的敬意。此外斯佩兰斯基是不是因为他器重安德烈公爵的才能,或者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他弄到自己手上来;所以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面前显示他那冷静而公正的理性,微妙地谄媚安德烈公爵,这种谄媚夹杂着过分的自信,即是说默认,只有对话人和自己才能理解所有其他人的愚昧,才能领会他那明智而深邃的思想。

    礼拜三晚上,当他们长谈的时候,斯佩兰斯基不止一次地说:“大家都在观察我们的一切超出常轨的积习……”或者微笑着说:“不过,我们既要狼吃饱,又要羊不少……”或者说:“他们不能明白这一点……”总是流露出这样的表情,它仿佛在说:“我们就是:您和我,我们都了解,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

    他头一次和斯佩兰斯基长谈,只会在安德烈公爵身上加强初次看见他时体会到的感觉。他认为他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善于缜密思考的聪明绝顶的人,他以其全副精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获得了权力,并用以仅为俄国谋求福利。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心目中是个这样的人:他能明智地说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认为合理的现象才是真实的并善于应用理性的准则来衡量一切事物,他自己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斯佩兰斯基似乎将一切阐述得简单明了,以致安德烈公爵情不自禁地在各个方面赞同他的看法。若是他表示异议或者争论,那只是因为他想独树一帜,不想完全屈服于斯佩兰斯基的意见。这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挺好,但是只有一点使安德烈公爵困惑不解,这就是斯佩兰斯基的目光——它显得冷漠、镜子一般清澈,使人无法洞察他的心灵,还有他那只洁白而柔嫩的手臂,安德烈公爵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它,就像人们通常观赏有权有势的人们的手臂那样。镜子般清澈的目光、这只又白又嫩的手臂不知怎的激怒了安德烈公爵。而且他发现斯佩兰斯基过分地蔑视他人,运用各种手法来论证自己的意见,这使安德烈公爵十分诧异,使他心里不高兴。除开不采用比喻而外,他采用了各种可以采用的思维手段,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他过分大胆地变换了一种又一种手段。他时而站在讲求实际的活动家的立场谴责幻想家,时而站在讽刺家的立场嘲笑自己的敌人,时而变得过分严谨,时而突然上升到形而上学领域(最后这一论证手段他尤为常用)。他把这一问题提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思想下定义,从那里得出驳斥的论据,然后从上而下,又回到争论的范畴。

    总的说来,使安德烈公爵感到惊讶的斯佩兰斯基的智慧的主要特点,是他对智慧的力量和合理性怀有无可置疑的坚定信念。由此可见,斯佩兰斯基的头脑中从来不会出现安德烈公爵认为平凡的思想,你毕竟不能表达你所想到的一切事情,也从来不会怀疑:我所想到的一切和我所相信的一切是否是无稽之谈?正是斯佩兰斯基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的注意。

    安德烈公爵和斯佩兰斯基结识之初,他曾对他怀有强烈的钦佩感,如同以往他对波拿巴怀有的感情一样。斯佩兰斯基是牧师的儿子,一些愚昧的人可能会蔑视他这个替教堂跑腿的牧师的儿子,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正是这种情形迫使安德烈公爵特别珍视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不知不觉地在他内心深处加深了这种感情。

    博尔孔斯基在斯佩兰斯基那里度过的头一个夜晚,斯佩兰斯基畅谈法律编辑委员会的情形,他带着讥讽的口气向他讲到,法律编辑委员会成立五十年,耗费资财几百万,毫无作为,只有罗森坎普夫在那比较法条文上贴了一张张标签。

    “这就是国家花费几百万卢布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啊!”他说道,“我们要赐予参政院以新的司法权,可是我们还没有法典。因此像您这种人,公爵,现在不应该不供职了。”

    安德烈公爵说,干这项工作要受过法律教育,而他都没有这样的教育水准。

    “谁也没有这样的教育水准,那您想怎么办呢?这是一个要费劲才能冲出去的circulusuviciosus①。”

    一星期以后,安德烈公爵竟当了军事条令编辑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件他根本意料不到的事,而且兼任法律编辑委员会中一个科的科长。根据斯佩兰斯基的要求,编辑民法第一部分,并且借助于CodeNapoléon和Justinian②,编写“人权”这一章的条文。

    ——–

    ①法语:魔力圈。

    ②法语:《拿破仑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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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约于两年前,一八○八年,皮埃尔遍历领地后回到彼得堡。皮埃尔迫不得已当上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首长。他兴办共济会分会的食堂,修建坟上的建筑物,招收新会员,关心各个分会的联系并求得真正的会约。他提供款项以兴建大厦,尽可能补足用于施舍的款子,大多数会员都很悭吝,不按时捐钱。他几乎独自一人自费维持共济会在彼得堡兴建的一座贫民院。

    与此同时,他的生活一如往常,仍旧沉溺于无度的纵欲。他爱吃美食,爱饮美酒,虽然他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有损于自尊心的行为,但是他不能拒绝他所参与的单身汉社会的娱乐活动。

    皮埃尔在忙于琐事和尽情寻欢作乐的氛围中度过一年之后,才开始觉得,他愈益想在共济会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他脚下这片土地就愈益下沉。同时他心里感到,他脚下这片被他踩着的土地陷得愈深,他就愈益不由自主地依附于它。当他着手参与共济会的活动的时候,他怀着那样一种感觉,就像某人信赖地把一只脚踩在泥沼地的平坦的表面似的。他把一只脚踩在上面,就陷下去了。为了要彻底弄清楚他所完全站的这片土地的硬度,他把另一只脚踩上去,陷得更深了,陷进泥沼里了,于是不由自主地在泥深没膝的沼泽地里走来走去。

    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在彼得堡。(他在近来辞去了彼得堡共济会分会的事情,在莫斯科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师兄师弟,共济会分会的会员都是皮埃尔平日里认识的人,他很难把他们只看成是共济会的师兄师弟,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某某公爵,或某某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他平日认识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软弱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在他们的围裙和会徽底下,他看见他们平日经过努力而得到的制服和十字勋章。皮埃尔常常募集施舍的款子,算算收入账目上从十个会员处得到的二十至三十卢布,大部分都是欠帐,但有一半人都像他一样有钱,因此皮埃尔想起共济会的誓词:每个共济会员起誓,为他人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时他心中产生一种他力求化除的疑团。

    他把他所认识的师兄师弟们分成四类。他把不积极参加分会工作,也不介入世俗活动,而专门研究共济会的神秘教理,研究有关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称谓问题,或者有关三大因素:硫磺、汞与盐的问题,或者有关所罗门殿堂的正方形和各种物象的涵义问题。皮埃尔尊敬这一类师兄师弟,按照他的意见,主要是那些年老的师兄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归属这一类,但是皮埃尔并没有他们同样的志趣。他的内心不处在共济会的神秘主义方面。

    他把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师兄师弟划归第二类,这些人都在探索,犹豫不决,他们在共济会中还没有找到适宜的直达的途径,但是都希望找到它。

    他把这样一些师兄师弟划归第三类(他们的人数最多),这一类人只看见外部形式和仪式,在共济会中别无所睹,他们虽然珍惜这一严谨的外部形式,但不关心它的内容和意义。

    维拉尔斯基,甚至连主要分会的头子均属此类。

    此外,划归第四类的也有许多师兄师弟,尤其是最近加入此会的师弟。根据皮埃尔的观察,这些人既无任何信仰,亦无任何志向,他们加入共济会仅仅为与共济会中为数甚多的年轻富有的师兄师弟互相接近并与广于交际、出身于显贵门第的师兄师弟互相接近。

    皮埃尔开始觉得,他不满意自己的活动。有时他仿佛觉得,共济会,至少是他在此地所熟谙的共济会只是基于表面形式而已。他根本不想怀疑共济会本身,但是他怀疑,俄国共济会在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它已经背离自己的本源。因此皮埃尔于年底出国,藉以获得共济会上级的秘诀。

    一八○九年夏天,皮埃尔回到彼得堡。根据我们共济会会员与国外通讯获悉,别祖霍夫在外国已经得到许多上层人士的信任,懂得了许多秘诀,被授予高位,并为俄国共济会的公共福利事业带回许多裨益。彼得堡的共济会员都来登门拜访,巴结他,大家都好像觉得,他在隐瞒着什么,他在筹备着什么。

    二级分会的大会已确定举行,皮埃尔答应在分会作报告代替共济会最高领导人向彼得堡的师兄师弟们传达训谕的内容。出席会议的人多极了。在举行普通仪式后,皮埃尔站立起来致词。

    “亲爱的师兄师弟,”他开腔了,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手里拿着写好的讲演稿,“在分会的僻静之地只保守我们的秘密还是不够的,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我们都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可是我们要采取行动。”皮埃尔拿起笔记本,开始念下去。

    “为传播纯洁的真理并获得高尚品德,”他念着,“我们要荡涤人们的偏见,传播符合时代精神的准则,承担教育青年的义务,紧密地联合最聪明的人们,大胆地而且明智地克服迷信、无神论与愚昧现象,培养那些忠于我们的依靠共同目的互相联合的有权有势的人们。

    “为臻达此一目的,应当使美德压服罪恶,应当竭尽全力使诚实的人们在今生凭藉自己的德行获得永久的赏赐。但是现时的政治机构给我们伟大的志向带来极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促进革命,推翻现有的一切,用暴力驱逐暴力呢?……不行的,我们根本没有那样的意图。只要人们始终是这个样子,任何暴力改革都应当受到指责,因为它丝毫不能改掉邪恶;还因为明哲不需要暴力。

    “共济会的全部计划必须建立在那种基础上:培养那些立场坚定、道德高尚并因有共同信念而互相联合的人,这种信念就在于,处处都竭尽全力去肃清罪恶和愚昧,并且庇护天才和美德,从灰烬中救出优秀人物,要他们加入我们共济会。那时候只有我们共济会才掌握权力——无情地束缚那些保护骚乱的人们的手臂,使他们不自觉地受到管制。一言以蔽之,必须确立总的治理方式,使它普及于整个世界,同时不得损害国民的相互关系;其馀一切治理机构可以继续存在,办理一切事务,只是不能阻碍我们共济会的伟大目标的实现,即是促使美德战胜罪恶。基督教本身立意实现这个目标。它教导人类要做个贤能而善良的人,为其自身的利益起见应以最优秀最贤明的人为榜样,遵循他们的教导。

    “当一切沉浸于黑暗的时候,不消说,只要布道也就够了:以前不为人所共知的真理赋予它以特殊力量,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至为有效的方法。现在要让受情欲支配的每个人在注重美德中发现肉欲的魅力。根除情欲是不可能的:只要极力地把它引向崇高的目的,因此务必使人人在德行界限内满足自己的情欲,我们共济会应为此提供各种方法。

    “我们每个国家很快就会涌现某些优秀人物,他们每个人又教育另外两个人,他们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到那时候,对共济会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已经秘密地为人类的福利作出了许多贡献。”

    这篇讲话在分会不仅造成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了波动。大多数师兄师弟在这篇讲话中看见光明教的危险企图,对他的讲演表现出那种使皮埃尔感到诧异的冷淡态度。教头开始反驳皮埃尔。皮埃尔开始发挥自己的思想,情绪越来越高涨。很久以来都没有举行这么热烈的讨论会了。这里形成了两派:有的人指责皮埃尔,批判他的光明教思想;另一些人支持他。在这次会上,使皮埃尔初次感到惊讶的是,人的智慧无穷无尽,各不相同,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对任何真理似乎都有不同的见解。甚至连那些站在他一边的会员似乎也对他有不同的理解,而理解往往受到限制,会发生变化,这是他不能赞同的,因为皮埃尔的主要的心愿正是在于将他所理解的思想如实地传授给他人。

    会议结束之后,教头不怀好意地轻蔑地指责别祖霍夫,说他急躁,并且说,不是对美德的热爱,而是对争斗的浓厚兴趣在争论中支配他。皮埃尔不去回答他的话,简略地问问,是否会接受他的建议。人家告诉他,他的建议不会被采纳,于是皮埃尔不等举行例行的仪式,便走出分会,乘车回家去。

    ——————

    8

    皮埃尔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他最畏惧的苦闷。他在分会讲演后,接连有三天躺在家中的长沙发上,什么人都不接见,什么地方都不去。

    这时他接到妻子的来信,她恳求和他相会并且在信中写到思念他,希望把她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

    她在这封信的末尾通知他,在最近几天内她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紧跟着妻子的来信,有个最不受皮埃尔尊敬的共济会的同参闯进了他的僻静的地方,这个人谈到皮埃尔的夫妻关系,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此作为师兄弟的忠告,这个人说到皮埃尔对他妻子的苛刻态度是不合理的,皮埃尔不肯宽容悔改的妻子,他就背离了共济会的首要规则。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岳母,瓦西里公爵的妻子派人来找他,央求他那怕费花几分钟见见她也好,她要商谈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皮埃尔看见,这是个和他作对的阴谋,他们想要他和妻子结合在一起,而在他所处的境况下,这样做甚至不会使他觉得不痛快。他反正一样。皮埃尔并不认为生活中会有什么意义重大的事情,他受到眼前支配他的难以忍受的苦闷的影响,他既不珍视自己的自由,也不重视他顽固地惩罚妻子的傻劲。

    “谁也不对,谁也无罪,因此她也无罪,”他想道。如果皮埃尔没有马上同意和妻子结合,那只是因为他陷入苦闷之中,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他妻子到他身边来了,现在他是不会把她赶走的。与那吸引住皮埃尔的注意力的事情相比,与他妻子住在一起,或者不住在一起,岂不都是无所谓?

    无论对妻子,抑或对岳母,皮埃尔都不答复,于一日深夜启程,前往莫斯科拜谒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下面是皮埃尔写的日记。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方才我从恩主那里回来,我现正急忙记下我所感受

    的一切。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活贫穷,两年多以来身患令人折磨的膀胱炎。从来没有谁听见他的呻吟或怨言。从清早直至深夜,除开吃便饭花费一些时间而外,其他时间全部用来钻研科学。他亲热地接待我,请我坐在他所躺的那张床上,我向他作了个东方骑士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手势,他以同样的手势作答,脸上含着温顺的微笑,问我在普鲁士分会和苏格兰分会有什么见闻,有什么收获。我尽可能把一切情形都讲给他听,把我在我们彼得堡分会提出的基本原理转告他,把我所遭受的冷遇、我和师兄师弟断绝关系的情形告诉他。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沉默地思忖了良久,并向我阐述他对所有这一切的观点,他的观点霎时间照亮了我的一桩桩往事和我面前的未来的道路。他使我感到诧异,问我是不是记得共济会的三大目的:(一)保守与认识秘密;

    (二)为领悟第一目的而净化自己,改造自己;(三)致力于这种净化,藉之以改造全人类。在这三大目的中哪一个目的是首要目的?自然,自我净化和改造是首要目的。只不过我们经常可以不依赖各种环境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目的又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由于骄傲而误入歧途,以致于放弃这个目的,我们就得为神秘的哲理而奋斗,可是我们由于心地不纯而不配去领会这个玄理,否则,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卑鄙和淫荡行为的坏榜样,那末,我们就要为改造全人类而奋斗。光明教的教义不是纯洁的教理,正是因为它迷恋于社会活动,才显得傲气十足。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根据这个理由来谴责我的演说词和我的全部活动。我在灵魂深处是赞同他的意见的。当我们谈到我的家事的时候,他对我说:正如我对您说的,真正的共济会的主要职责乃在于自我完善。但是我常常想到,只有排除我们生活上的一切困难,我们才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反之,阁下,他对我说,只有在尘世的骚动中我们才能达到三大目的:(一)自我认识,盖因人类只借助于比较才能认识自己;(二)自我完善,只有借助于斗争才能达到自我完善;(三)获致主要的德行——爱死亡。

    只有人生的波折才能向我们证明人生的空虚,才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死亡或新生的天赋的爱。这些话说得十分中肯,因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肉体上痛苦万分,尽管如此,他从未感到生活的苦恼,他热爱死亡,尽管他这个人的内心纯洁和高尚,但是他觉得他对死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后来这位恩人对我充分地说明宇宙的大正方形的意义,并且指出,三和七这两个数目是世界的基础。他劝我切莫回避彼得堡的师兄师弟,劝我在分会中只担任次要职务,极力地诱使师兄师弟戒除骄傲,把他们引向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正路。除此之外,他规劝我检点自己,并为此给我一本笔记簿,今后我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记在这本笔记簿上。”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同居了。我岳母含着泪水到我这里来,并且告诉我,海伦在这里,她央求我要听她的话,她没有罪过,我把她遗弃,使她感到不幸福,她还对我说了许多别的话。我知道,如果我只让我自己去看她,那末,我再也不能拒绝她的请求了。我没有把握,不晓得要找谁帮忙,要向谁求教。如果我的恩主在这里,他就会讲给我听的。我回到自己房间里,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信件翻阅了几遍,想起了我和他的谈话,从中得出结论,我不应拒绝请求的人,我应该向每个人伸出援助的手,何况这个人和我的关系这么密切,我应当忍气吞声痛苦地度日。但若我为了德行而宽恕她,那也说得过去,我和她的结合将会具有一个精神的目的。我就是这样拿定主意的,我就是这样给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的。我对妻子说,要她忘记过去的一切,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请她宽恕我,我是没有什么可宽恕她的。把这些话说给她听,我很高兴,不让她知道,我又看见她时心里多么难受。我在大住宅的楼上安顿下来,感觉到获得新生的幸福。”

    ——————

    9

    像平常一样,当时的上层社会人士在朝廷和在大型舞会上联合起来,分成几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都有各自的特色。法国人的小团体,即是由鲁缅采夫伯爵和科兰库尔①领导的拿破仑同盟,这是其中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团体。一当海伦和丈夫在彼得堡定居,海伦就在这个小团体中占有至为显著的地位。法国使馆的先生和以智慧及礼貌著称于世并属于这一派系的人士,都常到海伦家里来串门。

    适值闻名于世的两国皇帝的会晤期间,海伦在埃尔富特,她在那里就和欧洲所有亲拿破仑的著名人物建立了人际关系,从那里带来了一份交情。她在埃尔富特大受欢迎。拿破仑本人在剧院里发现她之后,便问她是谁,并且对她的美貌给予高度评价。她这个姿色优美而文雅的妇女取得的成功不会使皮埃尔感到惊奇,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比从前变得更美丽了。但是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这两年之内她的妻子已享有名声“d’unefemmecharmante,aussispirituellequebelle”②。大名鼎鼎的princedeligne③用八页纸给她写长信。比利宾正在搜集mots④,目的是要在别祖霍夫伯爵夫人露面时头一次把它说出来。在别祖霍夫伯爵夫人客厅中受到招待,被认为是聪明的证明;在海伦举办晚会前,一些年轻人阅读一本本的书,目的是要在她的客厅中有话可谈;大使馆的秘书们,甚至公使们都把外交上的秘密告诉她,因此海伦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颇有势力的女人。皮埃尔知道,她非常愚昧,他有时怀有困惑和恐惧的古怪感觉去出席她的晚会和宴会,人们在那里经常谈论政治、诗歌和哲学。在这些晚会上他常常怀有那样的感觉,就像魔术家每次登台总会预料他的骗术眼看要被人揭穿时他理应体会到的那种感觉。然而,是否是因为主持这种客厅活动正需要愚昧无知,或是因为被欺骗的人们自己要在这种骗术中寻找乐趣,欺骗是不会被人揭穿的,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这个d’unefemmecharmanteetspirituelle⑤的名声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了,以致她可以说些最庸俗而愚蠢的话,大家还是会赞赏她的每句话,并且从中找到连她自己也意料不到的深刻的涵义。

    ——–

    ①科兰库尔(1773~1827),法国贵族,侯爵,拿破仑的追随者,1807~1811年间,驻彼得堡公使。

    ②法语:多么聪明,多么迷人的可爱的女人。

    ③法语:德利涅公爵。

    ④法语:俏皮话。

    ⑤法语:既可爱而又聪明的女人。

    皮埃尔正是这个杰出的交际界的妇女所需要的丈夫。他是个心不在焉的古怪人,是身为grandseigneur①般的丈夫,他不妨碍任何人,非但不损坏人们对高贵客厅的一般印象,而且因为他和妻子的优雅与委婉态度有所不同,反而构成了对她有利的衬景。皮埃尔在这两年以来因为经常一味地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公然蔑视其他一切,在他感到乏味的妻子的交际场所养成了一种漠不关心、疏忽大意和对一切人表示赞许的态度,这种态度并非装腔作势,因此不禁会引起人们的尊敬。他走进妻子的客厅,就像走进戏院似的,他认识所有的人,他看见所有的人时心里同样地高兴,又对所有的人同样地漠不关心。有时他参加他很感兴趣的谈话,那时候他不考虑lesmessieursdel’ambassade②是不是都在这里,他口齿不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有时候这些意见完全不符合当时谈话的调子。但是,对这个delafemmelaplusdisAtingueedePétersbourg③的古怪的丈夫的看法已经固定下来,以致谁也不能ausérieux④对待他的狂妄的论调。

    ——–

    ①法语:贵族大老爷。

    ②法语:大使馆的先生们。

    ③法语:彼得堡的至为杰出的妇女。

    ④法语:认真地。

    在天天都到海伦家里来串门的许多青年中,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在事业上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海伦从埃尔富特回来后,他是别祖霍夫家中的一个最亲近的人。海伦称他为monpage①,像对待儿童一样对待他。她对他就像对大家一样,还是流露着同样的微笑,但是有时候皮埃尔看见这种笑容就不高兴,鲍里斯于是露出特别庄重的、忧愁而且尊敬的表情,和皮埃尔打起交道来。这种尊敬的意味也使皮埃尔感到焦灼。三年前皮埃尔的妻子使他遭受到凌辱,他觉得十分痛苦,而今他得以使他自己不再遭受类似的屈辱,首先是因为他不是他妻子的丈夫,其次是因为他不容许他自己的狐疑。

    “不,她现在已经变成了bableu②,永远抛弃了从前的风流韵事,”他自言自语地说,“女学究醉心于风流韵事,尚无前例。”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一条不知从哪里摘出的,使他坚信不疑的行为准则。但是,真奇怪,鲍里斯在他妻子客厅中的露面(他几乎经常在那儿露面)对皮埃尔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影响,他的四肢仿佛被捆绑起来,他的动作被阻碍,变得不自然,也不灵活。

    ——–

    ①法语:我的少年侍从官。

    ②法语:我的少年女学究。

    “多么古怪的反感,”皮埃尔想道,“可是从前我甚至非常喜欢他。”

    在上流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皮埃尔是个大老爷,是遐迩闻名的妻子的略嫌盲目而且可笑的丈夫,聪颖的怪人,又是个无所事事,但不伤害任何人的大好人。在这段时间里皮埃尔的内心经历着一个复杂而艰苦的智力发展过程,这使他获得许多启示,并且使他产生许多疑惑和快感。

    ——————

    10

    他继续写他自己的日记,这就是他在这段时间内所写的日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点钟起床,读圣书,然后去上班(皮埃尔遵从恩

    主的忠告,到一个委员会去供职),午饭前回家,独自一人进午餐(伯爵夫人那里有许多我所厌恶的人),饮食有节制,午餐后替师兄师弟誊写圣书。夜晚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叙述JI.的荒唐可笑的经历,当众人哈哈大笑时,我才想起我不应当这样做。

    我满怀幸福和平静的心情就寝。伟大的主,你帮助

    我走你的人生之路:(一)以宁静、从容之心克服愤怒;

    (二)以节制和厌恶之心克服淫欲;(三)回避尘世的空虚,但是不应逃避:甲、国事;乙、家务;丙、友好关系;丁、经济事务。”

    “十一月二十七日。

    起来得很迟,睡醒之后,现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久久地躺在床上。我的天啊!帮助我吧,让我更坚定吧,使我能够走你的人生之路。我读着圣书,但缺乏应有的感情。师兄乌鲁索夫来了,我们谈论有关尘世的空虚。他叙述的是国王的新规划。我正要开始斥责,但是想到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我们恩主讲的话:当国家需要真正的共济会员参与活动的时候,他应当是个热心的国事活动家,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使命,他就应当是个头脑冷静的旁观者。我的舌头是我的敌人。T.B.和O.这几个师兄弟都来探望我了,为着接纳一个新师弟,事前举行了一次会商。他们要我承担教师的职务。我觉得自己缺乏能力,不配当教师。然后我们谈到圣殿的七柱和七级阶梯的说明,圣灵的七门科学,七大美德,七大罪恶和七大赏赐。

    O.师兄能言善辩。晚上举行了接纳会员的仪式。这栋屋子的新颖的布局增添了许多壮丽的景色。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已被接纳为会员。我推荐他,由我来充当教师。

    我和他在这间黑暗的神殿中停留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使我忐忑不安。我自己心中忽然产生一种徒然力图克服的对他的仇恨。我诚心地想挽救他,使他摆脱邪恶,并且引导他走上真理之路,但是我无法抛弃我对他的不良的想法。我禁不住会想到,他加入共济会的目的只是想与人们接近,想受宠于我们分会的成员而已。他几次探听我们分会中是否有N.和S.(我不能回答他这个问题),除开这些根据而外,单凭我的观察,就知道他不善于尊重我们神圣的共济会,他过分注重外表,对外表感到满意,以致缺乏精神改善的意图,我没有理由对他表示怀疑,但是我仿佛觉得他不够诚实,当我和他单独地站在黑暗的神殿中时,我始终觉得,他对我所说的话报以轻蔑的微笑,我真想用我握在手中对准他的长剑刺伤他那袒露的胸膛。我没法说得头头是道,我也没法把我疑惑的心情如实地告诉师兄师弟的教头。大自然的建筑师,请你帮助我找到脱离虚伪的迷宫的真理之路。”

    在此之后,日记中空出了三页,然后写了如下一段话:

    “我和师兄B.两人单独地作了一次大有教益的长谈。他劝我和师兄A.继续保持联系。他的谈话使我这个不配做会员的人明白了很多事。阿多奈是创世主的名字。埃洛因是万物的主宰的名字。第三个名字是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名字,它的含义是万物。我和师兄B.的谈话使我在获致高尚品德的道路上增强力量,振作精神,坚定自己的信念。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值得猜疑的地方。我可以将社会科学的贫乏理论和我们神圣的无所不包的教理分辨得一清二楚。人类的科学为了理解而把一切加以划分,为了分析而使一切遭受扼杀。在共济会的神圣学理中,一切事物都是统一的,一切事物在它的总体和生活中加以认识。三位一体即是物质的三大要素:硫磺、水银和盐。琉璜含有橄榄油和火的特性,它与盐化合,凭藉火力能引起渴望,借助于这种渴望它能够吸引水银,粘住它,加以稳定,共同产生出单个的物体。水银是液体的、易于挥发的精神实体,即是基督、圣灵、他。”

    “十二月三日。

    醒来得很迟,读圣书,但缺乏感情,然后走出房间

    来,在大厅里踱方步。想思索一下,但在脑海中浮现的竟是四年前的一件事。多洛霍夫先生和我决斗后在莫斯科和我会面了,他对我说,他抱有一个希望:目前在我身边尽管没有妻子,但他希望我充分地享受安乐。那时候我无话作答。而今我想到这次会面的详情细节,于是在心中对他说了极其恶毒的话,作出了讽刺性的回答。在我看见自己暴跳如雷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抛弃了这个念头,但是这件事不足以使我后悔。嗣后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来访,他开始对我叙述了各种意外的事,他一进来我就对他这次来访感到很不满,并且对他讲了一些讨厌的话,他对我所说的话表示异议。我勃然大怒,对他说了许多刺耳的、甚至是粗鲁的话。他沉默不言,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的天啊,我完全不会和他打交道。这是我的过分自尊所造成的。我将我自己凌驾于他之上,因此就变得比他恶劣得多,因为他对我的粗鲁行为百般地迁就,而我相反地,一向蔑视他。我的天啊,让我在他面前更多地看见我的龌龊行为,这样做,目的是要他从中获得裨益。午饭后我睡了一觉,当我快要睡熟的时候,我清晰地听见有人对着我的左耳说话的声音:‘你的一天。’

    我梦见我在黑暗中前进,忽然间我被几只狗包围住

    了,但是我毫无畏惧地走着,忽然间一只小狗咬住我的左大腿不放。我开始用两只手勒它的脖子。刚刚把它拖开了,另一只更大的狗开始咬我。我把它举起来,举得越高,它就变得越大越重。忽然师兄A.走来,挽起我的一只手,领着我向前走去,又把我领到一栋楼房前面,只有沿着一条狭窄的木板才能走进这栋楼房。我踩在木板上,木板向一边歪斜,倒塌了,我开始往那堵用两手勉强够得着的围墙爬上去。我花了很大的劲才挪动身子,爬越围墙,把两只脚悬在围墙的一边,把躯干悬在围墙的另一边。我环顾四周,看见师兄A.站在围墙上,向我指着那条宽大的林荫道和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有一幢雅致而高大的楼房。我睡醒了。天主啊,大自然的建筑师啊!帮助我挣脱这几只狗——我觉得可怕的狗,帮助我挣脱它们之中的那只把原先几只狗的力量聚集于一身的狗,帮助我步入我在梦中目睹的象征美德的神殿。”

    “十二月七日。

    我做了一个梦,仿佛梦见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

    坐在我家里,我非常高兴,很想款待他。我好像和几个闲人滔滔不绝地谈,我突然想到他不喜欢这一套,我想靠近他,并且拥抱他。但一向他靠近,我就望见,他的脸变样了,变得年轻了,他向我低声地说点什么引自共济会教义中的话,嗓音很低,我简直听不清楚。之后我们都好像从房里走出来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

    我们坐在地板上,或者躺在地板上。他对我说了几句什么话。可是我好像很想向他表示,我深受感动,我没有倾听他讲话,忽然想象到自己内心的状态以及上帝的恩典。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注意到了,我觉得满意。但他懊丧地瞟了我一眼,跳起来了,打断了谈话。我胆怯起来,问问他,那话儿是否是对我说的,但他一句话也不回答,向我显示着亲热的样子,紧接着,我们忽然不知不觉地走到我的那间放着一张双人床的卧室。他躺在床沿上,我好像充满着对他表示亲热的心情,在这儿躺下憩息一会儿。他好像问我:‘老实告诉我,您有什么主要的嗜好?您是否知道?我想,您体验到了。’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困窘不安,我回答说懒惰是我的主要癖好。他不信任地摇摇头。我愈加感到不安,回答他,说我虽然根据他的忠告和妻子同居,但我不是我妻子的丈夫。他对此表示异议,说不应该使妻子得不到爱抚,让我感觉到,这是我的责任所在。但我回答说,这使我感到羞怯,忽然这一切消逝了。我睡醒了,想到了圣书上的一段话:‘·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亮,·黑·暗·笼·罩·不·住·它。’

    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面孔显得年轻而明朗。这天他接获恩主的来函,他在书函中写到有关夫妇的责任。”

    “十二月九日。

    做了一个梦,从梦中醒来我不寒而栗,心里突突跳,仿佛梦见我呆在莫斯科住宅中的一间宽大的休息室中,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客厅中走出来。我好像立刻知道,他已经结束了获得新生的过程,我向前跑去迎接他。我仿佛吻了他的手,他对我说:‘你是否发觉,我的面孔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向他的面孔看了一眼,继续把他抱在自己怀里,我仿佛看见,他的面孔显得年轻,可是他头上没有头发了,而且面容完全不同了。我仿佛对他说:‘如果我虽然和您会面,我准会把您认出来。’与此同时我又想:‘我是否说了实话?’我突然看见他像死尸似的躺着,后来逐渐地恢复了知觉,他手中拿着用高级图画纸手写的一本大书,跟我一同走进大书斋。我仿佛对他说:‘这是我所素描的。’他垂下头来回答。我打开书本,在这本书里页页都素描得非常美观。我仿佛知道,这些图画的内容就是灵魂和它的情人恋爱的奇异经历。在这本书上我仿佛望见那个穿着透明的衣裳、身体也显得透明的、飞向云霄的美丽诱人的少女的画像。我仿佛知道,这个少女无非是《雅歌》的形象。我看着这些图画,我仿佛觉得我的行为恶劣,但我却不能把目光从这些图画上移开。主啊,请你帮助我吧!我的天,如果你把我抛弃,这是你所采取的行动,那就听你的便吧,如果我自己招致不幸,那么就请你指教,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把我完全抛弃,那么我就要因为贪淫好色而毁灭。”

    ——————

    11

    罗斯托夫家在农村居住的两年之内,他们都感到拮据,情况还没有好转。

    虽然尼古拉·罗斯托夫坚持自己的主见,在偏远的兵团里默默无闻地继续供职,花费的金钱比较少了,但是在奥特拉德诺耶过着那么恶劣的生活,特别是米坚卡那样料理事情,以致于债务与年俱增。老伯爵显然以为,唯一的接济家庭的办法,就是在机关供职,于是他来到彼得堡谋求差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要谋差事,同时要最后一次让姑娘们感到点快慰。

    罗斯托夫家来到彼得堡后不久,贝格向薇拉求婚,他的求婚被接受了。

    虽然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属于上层社会,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未曾想到他们属于什么样的社会,但在彼得堡,他们的社会是很混杂的,不稳定的。在彼得堡他们是外省人,那些不探听他们属于何种社会,不屈尊俯就他们的人,在莫斯科都曾受到罗斯托夫家的款待。

    罗斯托夫家在彼得堡就像在莫斯科一样殷勤地接待客人,形形色色的人士都在他们的晚宴上集会:奥特拉德诺耶的邻人、不富裕的老地主及其女儿们、宫廷女官佩龙斯卡娅、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在彼得堡服务的县邮政支局局长的儿子。在男客之中,鲍里斯·皮埃尔和贝格很快就成了彼得堡的罗斯托夫家中亲密的客人;如果老伯爵在街上遇见皮埃尔,他就会强拉硬拽地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去做客;贝格在罗斯托夫家中消度整天整天的时光,他对伯爵的大小姐非常关心,通常只有意欲求婚的年轻人才会对她这样关怀备至。

    贝格并非平白地让大家看看他那只在奥斯特利茨战役负伤的右手,他用左手握着一柄毫无用途的军刀。他一个劲儿、意味深长地向大家讲述这一事件,以致大家相信,他的作为是合理的、值得称颂的,而贝格因于奥斯特利茨立功而获得两枚奖章。

    他在芬兰战争中也立了功。一枚手榴弹炸死了在总司令身边的副官,贝格拣起榴弹的碎片,把它送到长官面前。就像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那样,他又长久地、执着地向大家讲这一事件,以致大家同样地相信,贝格必须这样做,他于是又因于芬兰战争中立功而获得两枚奖章。一八○九年,他佩戴勋章荣任近卫军上尉,并且在彼得堡据有特别有利的地位。

    虽然有些自由思想家也微露笑容,当人们对他们提起贝格的优点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贝格已改邪归正,是个勇敢的军官,他博得长官的好感,又是个道德高尚的青年,而且具有锦绣前程,甚至在社会上已取得巩固地位。

    四年前贝格在莫斯科戏院的池座中遇见一个德国籍同事,他把薇拉·罗斯托娃指给他看,并且说了一句德国话:“DassollmeinWeibwerden.”①从那时起他决定娶她为妻。眼前在彼得堡,他把罗斯托夫家的和他自己的地位加以比照,于是断定,时机到了,就向她求婚。

    ——–

    ①德语:瞧,她将是我的妻子。

    起初,人们都怀着一种使贝格觉得不愉快的疑惑心情来看待他的求婚。起初,人们都认为奇怪的是,一个利沃尼亚的愚昧无知的贵族的儿子居然向伯爵小姐罗斯托娃求婚,但是贝格主要的性格特征在于他的天真而温厚的利己主义,这使罗斯托夫一家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既然他本人坚信,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甚至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那末这必定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且罗斯托夫之家的事业遭受到很大的挫折,这种情况未婚夫不是无所知的,主要是,薇拉现年二十四岁,她常常出门做客,到外应酬,毋庸置疑她虽然长得俊俏,能明辨是非,但是直至如今还没有谁向她求婚,因此也就同意了。

    “您要知道,”贝格对他的同事说,他称他做朋友只是因为他晓得所有的人都有朋友。“您要知道,我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假如我不考虑全部情况,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不应当这样做,假如我不考虑全部情况,那么我就不会娶她了。而今适得其反,我的爹娘生活上已有保障,我给他们在波罗的海东部边区料理了地租这件事,而我自己有一份薪俸,她有一份财产,兼之我兢兢业业,可以在彼得堡活下去了。还可以活得很好。我不是为钱才娶她为妻,我认为贪钱是不高尚的行为,但是总得要妻子把她的一份财产从娘家带来,而丈夫也要拿出他自己的那一份。我有我的一份差事,她有她的人情关系,还有不多的钱财,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事儿总会起着一点什么作用,不是么?而主要是她长得非常漂亮,是个令人敬重的姑娘,而且她爱我……”

    贝格涨红了脸,微微一笑。

    “我之所以爱她,因为她的性格很好,偏重理性。她还有一个同姓的妹妹,就完全不同,她的性格令人厌恶,没有她那样聪明,就是这么一个人,知道么?……令人厌恶……而我的未婚妻……将来您会常常到我这儿来的……”贝格继续说,他本想说一声“吃午饭”,但是改变了主意,他说:“喝茶吧。”他飞快把舌头向前一伸,吐出一个充分体现幸福梦想的圆圆的小烟圈儿。

    贝格的求婚使她的双亲头一次产生困窘的感觉之后,家庭中洋溢着常在这种场合出现的节日气氛和欢乐景象,但是这种快乐不是真实的,而是表面的。亲人们对这门婚事显然流露着一种惊惶不安和羞愧的心情。现在他们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很少疼爱薇拉,现在竟然甘愿把她从手上丢掉。老伯爵心里觉得最腼腆。他也许还不善于说明他困窘不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他在钱财方面的拮据。他压根儿不知道,他有多少钱财,他有多少债务,他能拿出什么给薇拉作妆奁。假如生了几个女儿,按照规定要将一个具有三百农奴的村庄给每个女儿作陪嫁,可是有一个村庄已经卖掉了,另外一个业已典当,而且过了期限,只得把这个村庄卖出去,因此陪送领地的事儿就办不成了,也没有现钞。

    贝格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未婚夫,离举行婚礼只有一个星期,伯爵还没有解决备办嫁妆的问题,也没有亲自和妻子提及这件事。伯爵时而想把梁赞的领地拨给薇拉,时而想卖出森林,时而想贷进一笔钱。结婚前几天,贝格一清早就走进伯爵的书斋,面露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请他未来的岳父告诉他,伯爵小姐薇拉可以得到什么妆奁。伯爵一听到这个老早就预感到的问题,觉得不好意思,他未经深思熟虑便说出他头脑首先想到的话。

    “你这样关心,我很喜欢,你感到满意,我很喜欢……”

    他于是拍拍贝格的肩膀,站起来,想停止谈话。但是贝格面露愉快的微笑,解释说,如果他没法确切地知道他们会拨给薇拉什么财产作嫁妆,如果他不能事先得到他们预定拨给她的陪嫁中的哪怕一部分,他就不得不拒绝这门婚事。

    “原因是这样,伯爵,请您考虑一下,如果我现在没有一定数量的钱财来维持妻子的生活,就让自己来结婚,那我就算干了可鄙的勾当……”

    谈来谈去,谈到最后,伯爵想对他宽宏大量,不要他一再提出要求,于是开口说,他给贝格八万卢布的期票。贝格温顺地微微一笑,吻吻伯爵的肩头,并且说,他非常感激,但在没有得到三万卢布现款以前,现在决不能安排新生活。

    “伯爵,即使给两万卢布也好,”他补充说,“那末,期票只给六万卢布。”

    “对,对,很好,”伯爵像放连珠炮似的说,“只不过请你原谅,朋友,我给你两万卢布,此外给你八万卢布的期票。那么你吻吻我吧。”

    ——————

    12

    娜塔莎年方十六岁,时值一八○九年,正是她和鲍里斯在四年前接吻以后屈指数到的那年。从那时起她一次也没有看见鲍里斯。当话题涉及鲍里斯时,就像提起一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她在索尼娅和母亲面前很随便地谈到这一切往事无非是孩子气的举动,不值得启齿,老早就遗忘了。但是在她那隐秘的灵魂深处,她对鲍里斯作出的保证是否是戏言,还是紧要的、具有约束力的诺言,这个问题一直使她觉得难受。

    自从一八○五年鲍里斯从莫斯科去参军以来,他就未曾和罗斯托夫一家人会面。他有几次从离奥特拉德诺耶不远的地方经过,回到莫斯科,但是一回也没有到罗斯托夫家里去。

    娜塔莎有时想到,他不愿意看见她,长辈在谈到他时常用的忧愁的语调,证实了她的猜测。

    “当今之世没有人会想念老朋友。”伯爵夫人在有人提到鲍里斯之后接着这样说。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迩来较少地到罗斯托夫家里去,不知何故她的举止也特别庄重,她每次都兴奋地、感激地谈到她儿子的长处以及他的锦绣前程。当罗斯托夫一家人来到彼得堡时,鲍里斯便去访问他们。

    他的心情不无激动地走到他们那里去。鲍里斯对娜塔莎的想念是最富有诗意的。而与此同时,他在途中就怀有坚定的意图,要让她和她的父母明确地意识到,他和娜塔莎的童年时代互相许下的诺言,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她,都不可能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他因与伯爵夫人别祖霍娃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在社会上的处境十分美满,又因他有一位要人庇护他,所以他的职位十分显赫,他完全博得这位要人的信任,他于是打算娶一个彼得堡的最富有的及笄的姑娘,他的这种打算在当时是很容易实现的。当鲍里斯走进罗斯托夫家的客厅时,娜塔莎正在她自己房里。她知道他的到来之后,满面通红,喜气洋洋,流露出过分亲热的微笑,几乎是跑着走进客厅里去。

    鲍里斯记得四前他认识的娜塔莎,那时她穿着短短的连衣裙,长着一对乌黑的、从卷发下面闪闪发亮的眼睛,可以听见她的无所顾忌的孩子气的笑声,因此,在这个完全不同的娜塔莎走进来的时候,他觉得腼腆起来,他的脸上显示出喜悦和惊奇。他这种脸部表情使娜塔莎感到高兴。

    “怎么,你认得你的淘气的小女朋友么?”伯爵夫人说。鲍里斯吻吻娜塔莎的手,并且说,她身上发生的变化使他感到惊讶。

    “您比以前好看多了!”

    “当然!”娜塔莎的发笑的眼睛答道。

    “可是爸爸变老了?”她问道。娜塔莎坐下来,没有参加鲍里斯和伯爵夫人的谈话,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她的童年时代的追求者。他身上感觉到这种温和的、凝神注视他的目光的沉重的压力,有时朝她瞥上一眼。

    鲍里斯的制服、马刺、领带、发式——这一切都是最时髦的,很不错的(commeilfaut①)。娜塔莎立刻看出来了。他稍微侧着身子坐在伯爵夫人身旁的安乐椅上,用右手整一整搁在左手上的那只最干净的套得紧紧的手套,特别文雅地闭紧嘴唇,提起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娱乐活动,带着温厚的嘲笑的意味回想起莫斯科的往日的好光景和莫斯科的熟人。他和娜塔莎的感受有所不同,他并非毫无用意地说出高级贵族的姓名,提及他曾出席的公使举办的舞会,以及赴NN和SS出席宴会的请帖。

    ——–

    ①法语:很不错的。

    娜塔莎始终默不作声地坐着,皱起眉头望着他。这种目光使鲍里斯感到困窘不安。他更频繁地窥视娜塔莎的眼神,不止一次地使讲话中断。他坐了不到十分钟,就站起来行礼告别。依然是那双好奇的、挑衅性的、略带讥讽意味的眼睛不住地端详着他。在第一次访问后,鲍里斯对自己说,娜塔莎还像从前一样使他着迷,但他不应当沉溺于这种感情,因为娶她这个几乎没有钱财的姑娘会断送他的前程,但若无结婚目的而恢复以前的关系,是不高尚的行为。鲍里斯独自一人拿定主意,避免和娜塔沙相会,虽然他下定这个决心,经过几天后又走来了,从此时开始常来串门并在罗斯托夫家里消磨整天整天的时光。他脑海中时常想到,他必须对她表白爱情,告诉她,从前的一切必须忘却,无论如何……她也不能成为他的妻子,他没有财产,他们永远也不会让她嫁给他。但是这事心儿他总办不成,觉得表白爱情是很难为情的。他日益陷入窘境。根据母亲和索尼娅的观察,娜塔莎看来仍旧十分钟情于鲍里斯。她把他所喜爱的歌曲唱给他听,把她自己的纪念册拿给他看,叫他在纪念册上题词,不让自己向他提起往事,要他明白新鲜事物是多么美妙;他每天都是模模糊糊地离开,没有把他要说的话说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而来,会产生什么结果。鲍里斯不再到海伦那里去了,他每天接到她的带有责备意味的便函,他仍旧整天整天地在罗斯托夫家里消磨时光。

    ——————

    13

    有一天晚上,老伯爵夫人戴着一项寝帽,穿着一件短上衣,没有戴假发,从那白色的细棉布寝帽下面露出一个寒酸的发髻,她一面叹气,一面发出呼哧声,跪在小小的地毯上磕头做晚祷,这时她的房门吱吱响了一下,娜塔莎赤着脚穿一双便鞋,身上也穿着一件短上衣,扎着卷发纸,跑进房间里。伯爵夫人环顾四周,皱起眉头。她快要念完她的最后一句祷词:“难道这张床就是我的未来的寿坊吗?”她的祈祷的情绪被一扫而尽。娜塔莎看见祈祷的母亲后,红光满面,兴奋起来,她忽然停止跑步,蹲在地上,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吓唬着自己。她发觉母亲在继续祈祷,便踮着脚尖跑到床前,用一只小脚迅速地蹭另一只小脚,脱下了便鞋,猛地跳到那伯爵夫人害怕成为她的寿坊的卧榻上。这张卧榻很高,铺着羽毛褥子,上面摆放着五个一个比一个小的枕头。娜塔莎霍地跳起来,钻进羽毛褥子里,向墙边转过身去,在被子下面耍起来了,一面躺着,一面把膝盖弯屈到下颏边,蹬着两条腿,这时她的笑声隐约可闻;她时而把头蒙住,时而露出头来看看她的母亲。伯爵夫人做完了晚祷,走到床前,露出严肃的面孔,但在她看见娜塔莎蒙住头之后,便慈祥地微微一笑。

    “喂,喂,喂。”母亲说。

    “妈妈,可以谈谈吗,行不行?”娜塔莎说,“嘿,亲一下颈窝,再亲一下,”她搂抱母亲的脖子,吻了吻她的下颏,在对母亲的态度上,娜塔莎虽然显示了表面的粗鲁,不过她很敏锐,而且灵活,她无论怎样用双手拥抱母亲,总不会使她觉得疼痛,她不会使她厌恶,也不会使她不自在。

    “啊,现在谈啥呀?”母亲说,等娜塔莎莫约翻了两次身,从被底下伸出手来,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和她同盖一床被窝,并排躺下来。

    在伯爵从俱乐部回家之前,娜塔莎在夜晚多次来玩,是母亲和女儿的一种最大的乐趣。

    “现在究竟要谈啥呀?可是我应当对你说……”

    娜塔莎用手捂住母亲的嘴。

    “就谈谈鲍里斯吧……我知道,”她严肃地说,“我是为了这件事才来的。您不消说,我晓得。不,您就说吧!”她放下手来。“妈妈,告诉我,他热情吗?”

    “娜塔莎,你十六岁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出嫁了。你说鲍里斯很热情。他很热情,我像爱儿子一样爱他,可是你想怎么样?……你在想什么?你使他完全冲昏了头脑,这一点我看得清楚……”

    伯爵夫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回头望了望她的女儿。娜塔莎一动不动地一直盯着面前的床角上用红木雕刻的狮身人面像,因此伯爵夫人只看见女儿面孔的侧面。这副面孔流露着特别严肃的、凝神思索的表情,使伯爵夫人觉得惊奇。

    娜塔莎一面倾听,一面思忖。

    “唉,那怎样呢?”她说。

    “你完全使他冲昏了头脑,为什么?你想要他怎样呢?你不能嫁给他,你是知道的。”

    “为什么?”娜塔莎不改变姿势,说道。

    “因为他年轻,因为他贫穷,因为他是个亲戚……因为你自己不会爱他。”

    “为什么您会知道呢?”

    “我是知道的,这不太好,我亲爱的。”

    “如果我愿意……”娜塔莎说。

    “不要再讲蠢话了。”伯爵夫人说。

    “如果我愿意……”

    “娜塔莎,我要一本正经地说……”

    娜塔莎不让伯爵夫人说完,就把她的一只大手拉到自己身边来,吻吻她的手背,然后吻吻掌心,又把手翻过来,开始吻她的手指的上关节,然后吻关节之间的地方,然后又吻上关节,同时轻言细语地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妈妈,告诉我,您干嘛一声不响?告诉我吧。”她回头看她母亲时说,母亲用那温柔的目光望着女儿,这样一望,她好像忘记了她要说的一切。

    “这怎么行,我的心肝。不是大家都了解你们在童年时代的关系,在另外些常到我们家里来的年轻人的心目中,看见他和你这样亲密,对你是很不利的,主要是,白白地使他难受。他也许给他自己找到了情投意合的有钱的配偶,他现在简直要发疯了。”

    “要发疯了吗?”娜塔莎重说一句话。

    “我把我自己的情况说给你听。我有个表兄……”

    “我知道——基里拉·马特维奇,他是个老头子,是吗?”

    “他并非从来就是老头子。你听我讲,娜塔莎,我要跟鲍里斯谈谈,他不应当来得这样勤……”

    “既然他很想来,为什么他不该来?”

    “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为什么您会知道呢?不,妈妈,您不要对他说吧。真是一派胡言!”娜塔莎说,那腔调听来就像有人要夺取某人的财产似的。“啊,我不出嫁,既然他感到快活,我也感到快活,那就让他来好了。”娜塔莎微露笑容,向母亲瞥了一眼。

    “我不出嫁,·就·这·样·过·下·去。”她重说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亲人?”

    “对,·就·这·样·过·下·去。嗯,我不出嫁,但是……就这样过下去,很有必要。”

    “就这样,就这样。”伯爵夫人重复地说,她全身战栗着,突然发出了和善的老太婆的笑声。

    “不应该发笑,不要再笑了,”娜塔莎喊道,“您把整张床弄得摇摇晃晃。您非常像我,也是个好高声大笑的人……等一等……”她抓起伯爵夫夫的两只手,吻一吻小指头的一个关节——六月,继而吻另一只手的七月、八月。“妈妈,他过分钟情,是吗?您的看法怎么样?从前有些人这样钟情于您吗?他很可爱,很,很可爱!不过我对他不太感兴趣——他像食堂里的钟那样非常狭窄……您不明白吗?……狭窄的,您要知道,浅灰色的……”

    “你撒什么谎!”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继续说:

    “难道您不明白吗?尼古拉是会明白的……别祖霍夫——

    是蓝色的,暗蓝色中带有红色的,他又是四角形的。”

    “你也向他卖弄风情。”伯爵夫人笑着说。

    “不,他是个共济会员,我探听到了。他挺好,暗蓝色中带有红颜色,要怎么向您解释……”

    “我亲爱的伯爵夫人,”从门后传来伯爵的说话声,“你没有睡吗?”娜塔沙光着脚霍地跳起来,手里拿着一双便鞋,跑到自己房里去了。

    她久久不能入睡,她总是这样考虑:谁也没法理解她所理解的一切和她内心包含的一切。

    “索尼娅?”她想了想,睁开两眼瞧着那只有条大辫子的、缩成一团躺着睡觉的小猫。“不,她哪能明白!她是个高尚的人。她爱上了尼古拉,不再想知道什么了。妈妈心里也不明白。真奇怪,我多么聪明,而且多么……她很可爱。”她接着说,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的事,脑子里想到,有某个很聪明的、最聪明的、最好的男人在谈论她的事情……她的内心容纳着一切,“这个男人接着说,“她异常聪明,可爱而且美丽,异常美丽而灵活——游泳、骑马,都很出色,还有一副好嗓子!可以说,非常悦耳的嗓子!”她唱了她所喜爱的凯鲁比尼歌剧中的短短的乐句,就急忙扑到床上去,当她愉快地想到她马上就会酣然入睡时,她便放声大笑,她喊杜尼亚莎吹熄蜡烛,杜尼亚莎还没有从房里去出来,她就进入了另一个更幸福的梦幻世界,那里的一切同现实一样美好,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只不过在那个世界另有一番景况,因而就显得更为美妙。

    第二天,伯爵夫人把鲍里斯请来,和他商议一番,从那天起他就不再到罗斯托夫家里去了。

    ——————

    14

    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是一八一○年元旦的前夜,leréveillon①,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一名大官举办舞会。外交使团的官员和国王都要来参加舞会。

    ——–

    ①法语:前夜(除夕)。

    在英吉利沿岸街上,遐迩闻名的大官的楼房被无数彩灯映照得灿烂辉煌。警察站在被照得通明的、铺有红呢绒地毯的台阶上,在这里站岗的不仅有宪兵,而且有警察局长和数十名警官。许多辆轻便马车开出去,又有许多辆开到门口,轻便马车上载有一些穿红色制服或戴着羽饰帽子的仆役。一些身穿制服、佩戴星形勋章和绶带的男人从四轮轿式马车中走出来,一些身穿缎子衣裳和银鼠皮袄的女士小心翼翼地沿着哗啦一声放下来的踏板走下来,之后再沿着台阶上的红呢地毯急促地、不出声地走过去。

    几乎每当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开到门口,人群中就会传来一阵低语声,人们都脱下自己的帽子。

    “国王吗?……不是,大臣……亲王……公使……你难道看不见羽饰吗?……”可以听见人群中的说话声。人群中有个穿着最讲究的人似乎认识所有的人,喊得出当时最著名的达官贵人的名字。

    三分之一的客人均已前来出席这次舞会,必须出席舞会的罗斯托夫一家,却正忙于整装待发。

    罗斯托夫一家人对这次舞会发表许多议论,作了许多准备,他们对此事过多地担心,害怕得不到请帖,害怕服装办不齐全,害怕安排不好务必安排的一切。

    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佩龙斯卡娅随同罗斯托夫一家人出席舞会,她是伯爵夫人的友人和亲戚,是旧朝中的一个面黄肌瘦的宫廷女宫,又是外省人罗斯托夫之家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引路人。

    晚上十点钟罗斯托夫一家人要到道利达花园去寻找宫廷女官,可是到十点只差五分钟了,小姐们都还没有着好衣裳。

    娜塔莎生平第一次出席大型舞会。是日早晨八点钟,她就起床,整天价处于激动不安和忙乱的状态。从清早起,她就集中全部精力去办一件事,使她们:她自己、妈妈、索尼娅——都穿着得十分讲究。索尼娅和伯爵夫人完全靠她来照料。伯爵夫人要穿一件紫红色的丝绒连衣裙,她们俩人穿玫瑰色绸子衬裙,罩着白色的薄纱连衣裙,硬腰带上佩戴玫瑰花。发型要做成álagreeque①。

    ——–

    ①法语:希腊式。

    非常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办妥:手、脚、脖子和耳朵都已经特别仔细地盥洗,喷上香水,扑上香粉,合乎赴舞会的要求,都已经穿上绸子的透花长袜、带蝴蝶结的白缎子皮鞋,发型差不多做好了。索尼娅快要穿好衣裳,伯爵夫人也快要穿好衣裳,可是娜塔莎因为替大家操劳,落后了。她还坐在镜台前把一件宽大的罩衫披在自己消瘦的肩上。索尼娅穿好了衣裳,站在房间正中央,把那佩针吱吱作响地别在最后一根绦带上,结果按痛了纤细的指头。

    “不是这么干的,不是这么干的,索尼娅!”娜塔莎说完这句话,把头转过来,用手抓着侍女来不及放松的头发。“你走过来,花结不是那样打的。”索尼娅蹲了下来。娜塔莎用别的方法重新打好了花结。

    “不行,小姐,不是那样做的。”那个握着娜塔莎的头发的侍女说。

    “唉,我的上帝,得啦,以后再说!就这样吧,索尼娅。”

    “你们快搞好了吗?”可以听见伯爵夫人的说话声,“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了。”

    “马上就搞好,马上就搞好,妈妈,您搞好了吗?”

    “只消钉好直筒帽子了。”

    “我来动手,您别瞎钉,”娜塔莎喊了一声,“您不内行!”

    “已经十点了。”

    她们决定在十点半参加舞会,可是娜塔莎还在打扮,她们还要到道利达花园去一趟。

    娜塔莎做好了发型,穿上短短的裙子,裙子底下看得见跳舞穿的皮鞋,还穿上一件母亲的短上衣,跑到索尼娅面前,把她打量一番,然后就跑到母亲跟前。她要母亲转过头来,给她钉好直筒帽子,好不容易才吻了吻她的斑白的头发,又向那几个给她的裙子缘上边的女仆身边跑去。

    为了娜塔莎那条裙子,耽搁了时间,裙子委实长了;两个女仆正把裙子缘上边,匆匆忙忙地咬断一个个线头。第三个女仆嘴里叼着几根大头针,从伯爵夫人身边跑到索尼娅身边;第四个女仆用手高高地举着一件薄纱连衣裙。

    “玛夫鲁莎,快一点,亲爱的!”

    “小姐,请您把顶针递给我。”

    “快搞好了吧,到底怎么样?”伯爵从门外走进来说,“这是给你们的香水。佩龙斯卡娅等得过久了。”

    “小姐,搞好了。”侍女一面说,一面用两个指头举着一件缘上边的薄纱连衣裙,对着它吹拂几下,抖几下,用这个动作让人意识到,她手中提的东西是薄纱的,是干净的。

    娜塔莎开始穿连衣裙了。

    “爸爸,别进来,马上搞好了,马上搞好子。”她从蒙住她的整个面孔的薄纱裙底下对着打开房门的父亲喊道。索尼娅砰然一声关上门。一分钟以后他们让伯爵进来。他穿着一件蓝色燕尾服,长袜子和矮靿皮鞋,喷了香水,用发蜡把头发抹平了。

    “啊,爸爸,你多么漂亮,真好看!”娜塔莎说,她站在房间正中央,弄平薄纱的皱褶。

    “等一等,小姐,等一等。”女仆跪着说,一面抻平整衣裙,一面用舌头把大头针从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

    “听便!”索尼娅望望娜塔莎的连衣裙,以那失望的音调大声喊道,“听你的便,还是太长了!”

    娜塔莎向后走远些,照照窗间镜。

    连衣裙是太长了。

    “真的,女士,一点也不长。”玛夫鲁莎说,尾随于小姐之后在地板上爬行。

    “嗯,太长了,咱们来缭上几针,一下子就缭好了。”做事果断的杜尼亚莎说,她从放在胸前的手帕中取出一根针,又跪在地板上干她的活儿。

    这时候伯爵夫人头戴直筒高女帽,身穿丝绒连衣裙,迈着徐缓的脚步,羞羞涩涩地走了进来。

    “嘿,我的美人儿!”伯爵大声喊道。“她比你们大家都更漂亮!……”他想搂抱她,但她满面通红,闪到一边去,省得弄皱她的连衣裙。

    “妈妈,把直筒帽子戴歪一点,”娜塔莎说。“我用针来给您别好,”她猛然向前奔跑,正在缘衣边的女仆们来不及跟在她身后迅跑,扯下了一小块薄纱。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真的没有出差错……”

    “没关系啊,我来缭上几针,就会看不出来的。”杜尼亚莎说。

    “美人儿,我的美女啊!”从门外走进来的女保姆说,“索尼娅,啊,这些美人儿!……”

    十点一刻钟他们终于坐上了四轮轿式马车,动身了。但是还是要顺路到道利达花园去一趟。

    佩龙斯卡娅已经打扮好了。虽然她衰老而且丑陋,但是她的做法却和罗斯托夫之家一样;虽然她做起事来没有那样匆忙(这对她来说是一桩习以为常的事),但是她那老年人的难看的身体却也喷了香水,扑了香粉,盥洗得很干净,耳朵背后也尽量洗得一尘不染,就像在罗斯托夫家里一样,当她穿着一件绣有花字的黄色连衣裙走到客厅的时候,那个年老的侍女甚至也乐于欣赏她这位太太的服装。佩龙斯卡娅夸奖罗斯托夫之家的打扮。

    罗斯托夫一家人称赞她的鉴赏力和穿着,此外她们留意着自己的发型和衣裙,十一点钟都在四轮轿式马车上,分别就坐,启行了。

    ——————

    15

    从这天大清早起娜塔莎就未曾有一分钟的空闲,一次也未曾想到她将要面临的景况。

    在潮湿的寒冷的空气中,在那颠簸的四轮轿式马车的拥挤和半明半暗中,她第一次深刻地想象到,在那舞会上,在灯光明亮的大厅中什么在等待着她:音乐、鲜花、舞蹈、国王、全彼得堡的杰出的青年。等待着她的前景是如此美丽,连她自己都不相信,是否真有这种事:盖因此事与寒冷、四轮轿式马车的拥挤和昏暗的印象极不相称。只是当她从台阶上的红呢地毯走过,进入外室,脱下皮袄,在母亲前面和索尼娅并排登上其间布满鲜花的灯光辉煌的梯梯的时候,她才明了等待着她的一切。只是在那时她才想起她在舞会场中应有怎样的举止,并且极力地摆出一副她认为一位女郎在舞会上必须具备的庄重的姿态。但是幸而她感到,她快要眼花缭乱,竟然把什么都看得模模糊糊,每分钟她的脉搏跳了一百次,血液突突地涌上她心头。她不能摆出一副使她变得滑稽可笑的恣态,她于是继续走着,激动得愣住了,只有竭尽全力地掩饰激动的心情。这是一种对她最适合的姿态。客人们在她们前前后后走进来,也同样轻言细语地交谈,也同样穿着舞会服装。楼梯上的几面壁镜映出了女士们的身影,她们身穿白色、天蓝色和玫瑰色的连衣裙,那裸露的手臂和脖子上戴着一颗颗钻石和珍珠。

    娜塔莎照镜子,在映像中分不清自己和别人。这一切混合成五光十色的队列。在头一个大厅的入口,人们的不疾不徐的语声、嘈杂的脚步声和欢呼声把娜塔莎震得发聋,璀璨的华灯和衣饰的闪光,更加使她两眼昏花。男女主人在入口的门旁站了半个钟头,对各位来客都道出一句同样的话:“chanrmédevousvoir”①,同样地欢迎罗斯托夫一家人和佩龙斯卡娅。

    两个小女孩穿着白色连衣裙,在那乌黑的头发上戴着同样的玫瑰花,行了个同样的屈膝礼,但是女主人禁不住把她的视线更久地停留在苗条的娜塔莎身上。她朝她瞥了一眼,赐予她以女主人的微笑,另外赐予她以特殊的微笑。女主人注视着她,大概想起了她的一去不复返的黄金似的少女时代以及她的第一次舞会。男主人也用目光伴随着娜塔莎,问问伯爵哪个是他的女儿?

    “charmante!”②他吻吻自己的指尖之后说了这句话。

    ——–

    ①法语:我们看见你们,非常、非常高兴。

    ②法语:非常可爱!

    一些客人站在大厅中,有时挤在入口的门边,等候国王的驾临。伯爵夫人就在这群人的前排坐下来。娜塔莎听见而且感觉到,有几个人开口打听她,端详着她。她明白,那些注意她的人,心里是爱慕她的,这种观察使她得到一点安慰。“有一些人和我们一样,也有一些人没有我们这样好。”她想了想。

    佩龙斯卡娅在伯爵夫人面前说出了参加舞会的那些最有威望的人士的名字。

    “这就是荷兰公使,您看见吗?白发老人,”佩龙斯卡娅一面说,一面指着那个长满银白色鬈发的小老头,一群太太围着他,他不知怎的逗得她们都发笑。

    “她是彼得堡的皇后,伯爵夫人别祖霍娃。”她指着走进来的海伦说。

    “多么漂亮!她不逊色于玛丽亚·安诺夫娜①,您看,老老少少都死乞白赖地追求她。既漂亮,又聪明,据说,亲王……因为爱她而神魂颠倒。而这两位,虽然不漂亮,可是纠缠她们的人更多。”

    ——–

    ①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素以美丽迷人而著称。

    她指了指那个随带着很丑陋的女儿穿过大厅的太太。

    “这是一个有百万卢布作嫁妆的及笄的姑娘,”佩龙斯卡娅说,“您瞧,这些人是求婚的男子。”

    “他是别祖霍娃的哥哥,阿纳托利·库拉金。”她用手指着一个美男子——近卫重骑兵团军官时说,这名军官从她们身边经过,高昂着头,把视线越过太太小姐们,向什么地方观望。“他多么漂亮,不是吗?据说,有人要他娶这个有钱的女人。还有您的表兄德鲁别茨科伊也死乞白赖地追求她。据说,有几百万卢布作嫁妆。”“可不是,这就是法国公使本人。”当伯爵夫人询问科兰库尔是何许人时,她答道。“您瞧,他像个沙皇。法国人毕竟是可爱的,很可爱的。在交际场合没有人比他们更可爱哩。这就是她!不过我们的玛丽亚·安东诺夫娜还是最漂亮的!她穿得多么朴素。漂亮极了!”

    “而这个戴眼镜的大胖子,是世界共济会会员,”佩龙斯卡娅指着别祖霍夫时说,“把他搁在他老婆旁边,真像个打诨的小丑!”

    皮埃尔移动他那很胖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路,推开人群,漫不经心地温和地向左右两旁的人们点头,就像从集上的人群中挤过去似的。他穿过人群向前走去,看来他是在寻找什么人。

    娜塔莎怀着喜悦的心情望着那个她所熟悉的、被佩龙斯卡娅称为打诨的小丑的皮埃尔的面孔。她晓得皮埃尔在人群中寻找他们,特别是寻找她。皮埃尔答应她来出席舞会并且给她介绍一名舞伴。

    可是别祖霍夫还没有走到她们面前,就在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身材不高的长得漂亮的黑发男子身旁停步了,此人站在窗口正和一个身材魁梧的佩戴勋章和绦带的男人谈话。娜塔莎立刻认出这个身材不高、穿着白色制服的青年,这就是那个她觉得好像变得很年轻、很快活、很漂亮的博尔孔斯基。

    “您瞧,又有一个熟人,博尔孔斯基,您看见么?妈妈,”娜塔莎指着安德烈公爵时这样说,“您总记得,他在奥特拉德诺耶我们家里歇宿过一宵。”

    “啊,我们认识他吗?”佩龙斯卡娅说,“我不能容忍他。Ilfaitàprésentlapluieetlebeautemps①,骄傲得太过份了!他步上了他父亲的后尘,和斯佩兰斯基搭上了关系,在草拟什么方案。您瞧,他怎样对待太太们啊!她跟他说话,可是他扭过脸去,不再理睬,”她指着他说。“如果他像对待这些太太那样对待我,我就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

    ①法语:现在大家都为他而神魂颠倒。

    ——————

    16

    忽然间一切都乱腾起来,人群中一片喧哗,开始向前移动,又闪到两边,让出一条路来,国王在奏乐声中,从分成两行的人群中间走进来。男女主人跟在他身后。国王走得很快,时而向左右两旁的人们点头致意,仿佛力图尽快地回避这最初会见的时刻。乐师们奏着当时以歌词闻名于世的波兰舞曲。歌词开头的一句是:“亚历山大、伊丽莎白,你们令我们叹服。”国王走进了客厅,一群人拥向门口,有几个人变了脸色,急急忙忙地冲过去,又退回来。人群又从客厅门口向后猛退,国王与女主人谈话,在客厅里露面。有个年轻人现出心慌意乱的样子,威逼女士们,要她们让开。有一些女士露出了她们完全忘记上流社会规章的神态,她们在破坏自己的衣服,你推我挤,向前冲去。男人们开始走到女士们跟前,两人一排地站好,就要跳波兰舞了。

    大家闪到一边,让出一条路来,国王面露微笑,搀着这个女主人的手,没有合着音乐的节拍,步出了客厅。男主人和玛丽亚·安东诺夫娜·纳雷什金娜跟在他后面,公使们、大臣们、各个兵种的将军们尾随于其后,佩龙斯卡娅不停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半数以上的女士都有舞伴,一个个走出来,或者准备跳波兰舞。娜塔莎感到,她和母亲、索尼娅都被挤到墙边上,仍然呆在那些未被邀请跳波兰舞的一小部分女士中间。她站在那个地方,低垂着自己一双纤细的手,她那稍微隆起的胸脯均匀地起伏,她几乎屏住呼吸,一对吃惊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注视着前方,她那表情意味着她对最大的欣悦或极度的悲哀在精神上都有所准备。无论是国王,还是佩龙斯卡娅指给她看的所有的要人,都不能使她发生兴趣,她心里想到的只有一件事:难道没有一个人会走到我跟前来,难道我不能在第一批舞伴之中跳舞,难道所有这些男人都不会注意到我,仿佛他们现在没有看见我,即令他们在看我,他们的神态也仿佛在说:“啊!这不是她,用不着去看她。不对,这不可能啊!”她想道,“他们都应当知道,我很想跳舞,我跳得最好,他们和我一块跳舞是会感到快活的。”

    演奏了相当久的波兰舞曲听起来显得忧悒,在娜塔莎的耳鼓中回荡,它所留下的只是回忆而已。她很想哭出声来。佩龙斯卡娅从他们身边走开。伯爵正呆在大厅的另一头,伯爵夫人、索尼娅和她单独地站在陌生的人群中,犹如置身于森林之中,谁也不对她们发生兴趣,谁也不需要她们。安德烈公爵和某个女士从她们身边经过,显然没有把她们认出来。美男子阿纳托利微露笑容,对他自己身旁的舞伴谈着什么话,他朝娜塔莎的面孔瞟了一眼,那目光看来就像有人在望着墙壁似的。鲍里斯接连两次从她们身边经过,他每次都要把脸转过去,不理睬她们,不去跳舞的贝格偕同妻子走到她们面前来了。

    娜塔莎觉得这一家人在这个舞会上团聚是一件令人屈辱的事,仿佛除了舞会之外,这家人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谈话似的。薇拉不知为什么向她谈到自己穿的绿色连衣裙,娜塔莎不听她说话,也不愿望她。

    国王终于在他的最后一个舞伴(他和三个舞伴一同跳过舞)身旁停步,停止奏乐了,一个颇为操心的副官跑着碰上了罗斯托夫一家人,虽然他们都站在墙脚边,但是这个副官还请他们再让开一点,这时合唱团奏起了清晰的从容的引人入胜的富于节奏的华尔兹舞曲。国王微露笑容,看了看大厅。过了一分钟,还没有人走出来。主持舞会的副官走到伯爵夫人别祖霍娃跟前,请她跳舞。她含着微笑抬起一只手,还没有打量副官,就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主持舞会的副官是个内行,他紧紧地搂抱舞伴,十分自信地、不慌不忙地、富于节奏地带着他的舞伴先在圆形舞池边上滑行,后在大厅的角落,他托起舞伴的左手,转了一个弯,音乐的节奏愈益加快了。透过这一片乐音,可以听见副官那双又快又灵活的脚不时地碰着马刺,发出富于节奏的叮当的响声;每隔三拍旋转一次,旋转时,舞伴的丝绒连衣裙有如冒出的火焰,不停地飘动。娜塔莎眼巴巴地望着她们,她因为不能跳这一轮华尔兹舞,几乎要哭出声来。

    安德烈公爵穿着白色(骑兵式)的上校军服,长袜和矮靿皮鞋,兴致勃勃,心地快活,站在离罗斯托夫一家人不远的舞池的前排。菲尔霍夫男爵跟他谈到预定于明日举行的国务院首次会议。安德烈公爵和斯佩兰斯基的关系密切,并且参与立法委员会的工作,可以提供明日举行的会议的可靠情极,关于这次会议已有各种传闻。但是菲尔霍夫对他说的话他不愿听,他时而望望国王,时而望望那些打算跳又不敢走进圆形舞池的男舞伴们。

    安德烈公爵观察这些在国王面前胆怯的男女舞伴,他们一想到被人邀请就愣住了。

    皮埃尔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一把抓住他的手。

    “您是经常跳舞的。这里有我的保护人,罗斯托娃她还很年轻,去邀请她吧。”他说。

    “在哪里?”博尔孔斯基问道,“请原谅,”他把脸转向男爵时说道:“我们将在别的地方来结束这次谈话,不过现在要跳舞。”他向皮埃尔指给他看的方向往前走。娜塔莎的绝望的、显得心悸的面孔已经引起安德烈公爵瞩目。他认出她了,猜透了她的心思,懂得她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他想起她在窗台上的谈话,便带着愉快的面部表情走到伯爵夫人罗斯托娃跟前。

    “请让我介绍您和我女儿认识一下。”伯爵夫人满面通红地说。

    “既然伯爵夫人还记得我,把您女儿介绍给我认识,我觉得荣幸,”安德烈公爵说完这句话,毕恭毕敬地走到娜塔莎跟前,深深地鞠躬,这一鞠躬礼与佩龙斯卡娅说他行为粗野的评语截然不同,当他还没有把邀请她跳舞的话说完,他便抬起一只手搂抱她的腰身,他请她跳一轮华尔兹舞。娜塔莎那副对绝望或喜悦均有所准备的显得心悸的面部表情起了变化,幸福、感激、稚气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我老早就在等你。”这个惊恐的幸运的少女在抬起一只手搭在安德烈公爵肩上的时候,用她那快要含泪的笑容,好像这么说。他们是走进圆形舞池的第二对舞伴。安德烈公爵是当代的优秀舞蹈家之一。娜塔莎也跳得很出色。她那双穿着缎子制的矮靿舞鞋的小脚,急促而轻盈地、无拘无束地转动,她的脸部焕发出幸福的欣赏的光辉。她那裸露的脖子和手臂又瘦又难看。与那海伦的肩头相比,她的肩头太瘦削了,她那胸脯还没有明显地隆起,手臂太纤细,然而千百条视线从海伦身上滑过,她那肌肤宛如涂了一层油漆,而娜塔莎仿佛是个初次袒胸露臂的少女,如果不使她相信袒胸露臂是很有必要的话,她就会感到难乎为情的。

    安德烈公爵喜欢跳舞,人们往往找他谈论政治问题和内容深奥的问题,他想快点儿摆脱这些谈话,而且想快点打破由于国王驾临而形成的使他苦闷的窘境,他去跳舞了,挑选娜塔莎,因为皮埃尔把她指给他看了,又因为她是落入他的眼帘的第一个美女,但是他一抱起这个苗条的灵活的身躯,她就在他身边转动起来,她就在他身边微微一笑,她那迷人的酒力冲到他头上;当他喘一口气,把她放开,停下来开始看人跳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已经变得年轻了。

    ——————

    17

    紧随安德烈公爵之后,鲍里斯走到娜塔莎跟前,邀请她跳舞,宣布舞会开始的副官——舞蹈家,还有一些年轻人也走到娜塔莎跟前,邀请她跳舞,娜塔莎把几个多馀的舞伴让给索尼娅,她彻夜不停地跳舞,满面通红,显得很幸运。她没有注意什么,也没有看见,舞会上有什么事情使人人发生兴趣。她不仅没有发觉国王和法国公使谈了很久的话,他特别慈祥地同某个女士交谈,某个皇储和某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海伦大受欢迎,博得某人的特别关顾,她甚至没有看见国王,只是在国王离开后舞会更加热闹,她才发见国王已经离开了。晚餐前,安德烈公爵又带着娜塔莎同跳那欢快的科季里昂舞。他使她想起他们在奥特拉德诺耶林荫道上首次相会的情景,她在月明之夜不能入睡,他偶尔听到她说话。一提起这些往事,她满面通红,极力地为她自己的举动辩护,在安德烈公爵意识到他无意中偷听了她的话时,心中仿佛有点儿不好意思。

    安德烈公爵像所有在上流社会成长的人那样,喜欢在上流社会中碰见那种未被打上上流社会共同烙印的东西。娜塔莎也是如此:她流露着惊奇、欣喜和畏葸的神情,说法国话时甚至有许多错误。他很温和地、小心谨慎地对待她并且怀着同样的态度同她谈话。安德烈公爵坐在她身旁,和她谈论到最平凡的、最琐细的事情,他正在欣赏她那眼睛和笑容所焕发的欣悦的光辉,她不是由于他说的话而是由于内心的幸福而流露微笑。当人家挑选娜塔莎,她面带微笑站起来,在大厅中跳舞的时候,安德烈公爵特别欣赏她那羞怯而优雅的姿态。当科季里昂舞跳到半中间的时候,娜塔莎耍完了花样,还在困难地喘气,就向自己的坐位前面走去。新舞伴又邀请她。她疲倦了,喘不过气来,看样子,她想拒绝,但是又马上快活地把手搭在舞伴的肩上,并且面向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我很想休息一下,和您坐在一块儿,我疲倦了,可是您知道,他们都在选我作舞伴,我感到高兴,我感到幸运,我喜爱所有的人,我和您都懂得这一切。”这种微笑仿佛说出了许多许多的话。当舞伴把她放开以后,娜塔莎跑着穿过大厅,拖到了两个女伴,一同耍花样。

    “如果她首先走到她表姐面前,然后就走到另一个女伴面前,那末她将是我的妻子了。”安德烈公爵望着她,完全出乎意料地对自己说。她首先走到她表姐面前。

    “有时候脑子里竟会想到多么荒诞无稽的话啊!”安德烈公爵想了想,“不过有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女郎多么可爱,多么特殊,她在这儿还不消跳满一个月,就会嫁人的……在此地她是稀有的珍宝。”当娜塔莎弄平硬腰带侧边的那朵玫瑰花、在他身旁坐下的时候,他想道。

    科季里昂舞跳完之后,老伯爵穿着蓝色燕尾服走到跳舞的人跟前。他邀请安德烈公爵到他家里去做客,又问问女儿,她是否觉得快活?娜塔莎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这样的微笑带有责备的意味,仿佛在说:“这一点怎么可以问呢?”

    “这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啊!”她说道,安德烈公爵发现,她那双干瘦的手飞快地举起来抱住父亲,旋即低垂下来,娜塔莎在这一生中从来都没有这样幸福。她正处于极度的幸福之中,此时一个人会变得十分仁慈和优秀,他不相信在尘世之中会有恶事、不幸和悲痛。

    皮埃尔在这个舞会上头一次感觉到,他的老婆在上层社会所占的地位使他自己蒙受屈辱。他神色郁闷,漫不经心。他的额角上横着一条深深的皱纹,他站在窗口,透过眼镜向前望去,没有望见任何人。

    娜塔莎去用晚餐时,经过他身旁。

    皮埃尔那副阴沉的忧愁的面孔使她大吃一惊。她在他对面停步了。她很想助他一臂之力,赐予他以剩馀的幸福。

    “伯爵,多么快活,”她说,“是吗?”

    “对,我很高兴。”他说。

    “他们怎么会对什么事情表示不满呢?”娜塔莎想道,“尤其是像别祖霍夫这样的好人?”在娜塔莎看来,凡是出席舞会的人都同样是仁慈的、可爱的、优秀的,他们互相爱护,谁也不会使谁难受,因此人人应该是幸运的。

    ——————

    18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想起了昨天的舞会,但他的心绪没有长久地驻留于舞会。“是的,一次很出色的舞会。还有……是的,罗斯托娃很可爱。在她身上有一种新鲜的、特殊的、非彼得堡的、使她独具一格的东西。”这就是他所想到的昨天举办的舞会上的一切,他畅饮了一顿早茶,就坐下来工作。

    但因疲倦或失眠的关系,这天不适应于工作,安德烈公爵什么事也不能做,他自己总是批评自己的工作上的缺点,过去他常有这种事情;但当他一听到有人来访,心里很高兴。

    来访的人是比茨基,他在形形色色的委员会里供职,并常在彼得堡的交际场合出现,热烈地崇拜斯佩兰斯基和新思想,也是彼得堡的一个最操劳的传播消息的人,又是一个把选择流派视如挑选时装的人,因而这种人好像是最热心的首先倡导流派的人。他一摘下宽边帽子,就顾虑重重地跑去拜访安烈公爵,马上打开话匣子。他刚刚得知国王在今天早上召开的国务会议的详情,并且极为欣喜地叙述这件事。国王的讲话不同寻常。这是只有立宪君主才会发表的一篇演说。

    “国王直截了当地说,国务院和参政院均为国家·组·织,他说,治理国事不应横行霸道,而应根据·坚·实·的原则。国王说,财政必须加以改造,决算必须公开。”比茨基讲道,他把众所周知的词说得很重,意味深长地睁开眼睛。

    “是的,目前的事件开辟了一个纪元,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纪元。”他说了这句收尾的话。

    安德烈公爵静听有关国务会议开幕的情形,他很急切地企盼这次会议,并且认为它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使他感到诧异的是,当这一事件现在已经发生的时候,他非但未尝受到感动,而且觉得这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他微带嘲笑地听着比茨基的得意的叙述。他的脑海中浮现着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国王是否愿意在国务会议上发言,这与我和比茨基何干?与我们何干?这一切岂能使我变得更幸福,更美好吗?

    这种简单的见解突然破坏了安德烈公爵对所实现的改革原有的兴趣。这一天安德烈公爵要在斯佩兰斯基家的“enpetitcemité”①出席午宴,主人邀请他时说了这番话。这次午宴是在他所称赞的人士的家庭中的一个友好的圈子里举办的,这在以前会使他很感兴趣,而且直至如今他没有见过家庭生活中的斯佩兰斯基,可是他现在他根本不愿去了。

    ——–

    ①法语:友好的圈子里。

    但是,在约定的午宴时间,安德烈公爵已经走进一幢坐落在道利达花园旁边的斯佩兰斯基的不大的私人住宅。一幢不大的住宅异常清洁(像修道士的居室那样清洁),稍微迟到的安德烈公爵在一间铺有镶木地板的餐厅里,发现了几个斯佩兰斯基的密友,他们(这个友好的圈子里的人)在五点钟都到齐了,除开斯佩兰斯基的幼女(长脸蛋,像她爸爸)和她的家庭女教师之外,这里并没有任何别的女子了。客人中有热尔韦、马格尼茨基和斯托雷平。安德烈公爵还在接待室就听见洪亮的语声、清晰响亮的笑声,就像舞台上发出来的哈哈大笑声。某人用那颇似斯佩兰斯基的嗓音一拍一拍地发出哈……哈……哈……的笑声。安德烈公爵从来都没有听见过斯佩兰斯基的笑声,这个国事活动家的响亮而微妙的笑声使他觉得古怪。

    安烈公爵走进了餐厅。所有的人都站在两扇窗户之间的一张摆着冷盘的桌旁。斯佩兰斯基穿着灰色燕尾服,佩戴勋章,显然他在出席闻名的国务会议时也穿着这件白色的坎肩,系着这条高高的白领带,这会儿他带着愉快的面容站在餐桌旁。客人们站在他周围。马格尼茨基把脸转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叙述一则趣闻。斯佩兰斯基听着,对马格尼茨基要讲的话事先就冷嘲热讽。当安德烈公爵走进房里来,马格尼茨基所讲的话又被笑声淹没了。斯托雷平一面用低沉的嗓音哈哈大笑,一面咀嚼着一块带有干酪的面包;热尔韦低声地吃吃地笑,斯佩兰斯基发出清晰而含蓄的笑声。

    斯佩兰斯基还在不停地发笑,他向安德烈公爵伸出一又白又嫩的手。

    “公爵,看见您,我很高兴,”他说,“等一等……”他把脸转向马格尼茨基时说,他把他的话打断了,“我们今儿约定:我们举办一次快乐的午宴,宴间切勿谈论国家大事。”接着他又把脸转向讲故事的人,又开始大笑起来。

    安德烈公爵带着惊讶的、由于失望而忧郁的神态静听他的笑声,谛视哈哈大笑的他(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他不是斯佩兰斯基,而是另外一个人。从前安德烈公爵认为斯佩兰斯基神秘莫测,富有魅力,而今这一切蓦地被他看穿了,不再惹人瞩目了。

    桌旁的谈话一刻也没有中断,它仿佛在于搜集笑话。马格尼茨基还没有讲完自己的故事,就有另外一个人表示愿意讲个更加可笑的故事。笑话多半涉及职务范围,否则势必涉及供职人员。这群人似乎一口断定这些公务人员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他们的唯一的态度只能是善心的讪笑。斯佩兰斯基讲到,今天早上举行的国务会议上,问一个聋子大臣有何意见,他回答,说他也有这样的意见。热尔韦讲了一件有关监察的事,这件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当事人的行为太荒谬了。斯托雷平结结巴巴地插话,开始急躁地谈到昔时的理所当然的舞弊行为,威吓对话人要赋予谈话以严肃认真的性质。马格尼茨基开始取笑斯托雷平的急躁情绪。热尔韦插进一个笑话,于是谈话又具有从前那种欢快的趋向。

    虽然,斯佩兰斯基喜欢在工余休息一下,在朋友圈子里寻欢作乐,他所有的客人明了他的意图,极力地使他开心,也让他们自己开心。但是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这种娱乐是沉重的,不愉快的。斯佩兰斯基的尖细的嗓音听来逆耳,使他觉得奇怪,他那经久不息的虚伪的笑声,不知为什么使安德烈公爵在感情上受到侮辱。安德烈公爵没有面露笑意,他害怕,他将会教这群人在思想上感到沉重。但是没有人发觉,他和大家的情绪相抵触。大家都觉得非常愉快。

    他有几次想参加谈话,但是每次他的话溅了出去,就像软木塞从水里溅出去似的,他没法和他们一起打诨。

    他们说的话没有什么粗俗和不妥之处,都是颇有心计的,滑稽可笑的,不过,这里头不仅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而且,他们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乐趣。

    午宴完毕后斯佩兰斯基的女儿和她的家庭女教师都站起来。斯佩兰斯基用他那只洁白的手抚摸自己的女儿,吻吻她。

    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这个动作不自然。

    男人们按照英国方式仍然坐在餐桌旁,他们身旁摆着波尔图葡萄酒。谈话谈到半中间,话题正涉及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受到众人一致的赞扬,安德烈公爵却反驳他们的意见。斯佩兰斯基微微一笑,显然他想引开话头,于是讲了一则与话题无关的趣闻。众人沉默了一会。

    斯佩兰斯基在桌旁坐了一会儿,便塞住一只装着剩酒的瓶子并且开口说:“今儿好酒贵起来了,很难搞到。”他把酒瓶交给仆人,站立起来,大家都站立起来,仍然是谈东道西,唧唧喳喳,在嘈杂声中走进了客厅。有人将信使送来的两封信递给斯佩兰斯基。他拿起两封书函,走进那书斋。他刚刚走出去,大家的娱乐就停止了,客人们开始审慎地低声地彼此交谈几句。

    “喂,现在朗诵诗歌吧!”斯佩兰斯基走出书斋时说。“非凡的天才!”他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时说道。马格尼茨基立刻摆出一副架势,开始朗诵他为讥讽几位彼得堡的知名人士而作的法文滑稽诗,有几次被掌声打断。诗歌朗诵完毕后,安德烈公爵走到斯佩兰斯基跟前,向他告辞。

    “这么早,您想走到哪里去呢?”斯佩兰斯基说。

    “我答应出席……晚会。”

    他们沉默了片刻。安德烈公爵从近处望着这对明净如镜的不让人逼近的眼睛,他觉得可笑,他怎么能够对斯佩兰斯基抱有什么期望,对自己与他息息相关的活动抱有什么期望,他怎么能够对斯佩兰斯基所做的事业予以重视。在他离开斯佩兰斯基以后,这种有节制的、忧郁的笑声经久不息地在安德烈公爵的耳旁发出回响。

    安德烈公爵回家后,开始回忆他这四个月的彼得堡的生活,仿佛记忆尤新,往事历历在目。他回忆起他东奔西走,阿谀奉承,回忆起他草拟军事条令的经过,这份草案业已备查,但是人人避而不谈,唯一的原因是,另一份极为拙劣的草案亦已拟就,并且呈送回去了;他回想起贝格担任委员的那个委员会的几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人们长时间地、认真地讨论涉及委员会会议的形式和程序的各种问题,而对涉及问题实质的一切事情却很简略地加以讨论,马虎地应付过去。他回忆起他所参与的立法事宜,回忆起他很操心地把罗马法典和法国法典的条文译成俄文,他为自己而感到羞愧。后来他深刻地想象到博古恰罗沃村,他在农村的作业,他赴梁赞的一次游历,回顾一些农夫。村长德龙;并将分成章节的有关人权的条文施用于他们。他感到惊奇,他竟能如此长久地从事这种无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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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次日,安德烈公爵去访问他还没有去过的几家人,就包括在最近一次舞会上恢复旧交的罗斯托夫一家人。从礼节而论,安德烈公爵应当去罗斯托夫家里访问,此外他还想在他们家里看到这个特殊的、活泼的、给他留下愉快的回忆的姑娘。

    娜塔莎随着几个人先走出来迎接他。她身穿一件蓝色的家常连衣裙,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她穿这件衣裳比穿舞会服装还更漂亮。她和罗斯托夫全家人接待安德烈公爵,就像接待老朋友似的,大方而亲切。安德烈公爵从前严厉地指责这家人,现在他仿佛觉得他们都是优秀的、纯朴的善良的人。老伯爵的好客和温厚曾使彼得堡人都感到异常亲切,因此安德烈公爵不能谢绝他所举办的午宴。“是的,他们是善良的可爱的人,”博尔孔斯基想到,“不消说,他们丝毫不明了娜塔莎具有丰富的内心美,但是善良的人们构成了最美的背景,在背景上,这个特别富有诗意、充满生命力、十分迷人的姑娘显得分外突出,光艳照人!”

    安德烈公爵心里觉得,娜塔莎身上存在那样一个他认为完全陌生的、充满着他不熟知的欢乐的特殊世界,往昔在奥特拉德诺耶林荫道上,在窗台上,在月明之夜,这个陌生的世界曾经激起他的欲望。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逗弄他了,已经不是陌生的世界了;可是当他亲自进入这个世界后,他已经发现其中有一种新的乐趣。

    午宴后娜塔莎在安德烈公爵的请求下走到击弦古钢琴前面,唱起歌来。安德烈公爵站在窗口,和几个女士谈话,一面的听她唱歌。当她唱到一个短句的半中间,安德烈公爵不再作声了,忽然感觉到泪水涌上了他的喉头,他先前从来就不知道怎么会热泪盈眶。他望望唱歌的娜塔莎,他心灵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幸福的感觉。他感到幸福,同时又觉得忧悒。他根本用不着发哭,但是他很想哭出声来。为什么而哭呢?为了从前的爱情吗?为了矮小的公爵夫人吗?为了绝望而哭吗?……为对未来的希望而哭吗?……亦是,亦非。他很想发哭,主要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心灵中的无穷大的、不甚分明的东西与那窄山的有形的东西之间的可怕的对立,他本人,甚至连她都是有形的东西。在她歌唱的时候,这种对立既使他痛苦,也使他高兴。

    娜塔莎刚刚唱完,就走到他跟前,问他是否喜欢她的歌喉,她问了这句话,当她开了腔,明白她不该这样问之后,她感到困惑不安。他端详着她,微微一笑,并且说,他喜欢她唱歌,就像他喜欢她所作的一切事情。

    安德烈分爵于深夜才离开罗斯托夫之家。他按照就寝的习惯躺下来睡觉,但是他很快就知道他不能入睡。他时而点燃蜡烛,坐在卧榻上,时而站起来,又躺下去,丝毫不因失眠而感到苦恼,他心里非常愉快,分外清新,好像从窒闷的房里走到自由的世间。他连想也没有想到他会爱上罗斯托娃;他没有想她,她只在他脑海中浮现,因此他好像觉得他的生活焕然一新。“当生活,全部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欢乐在我面前展现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狭隘的与外界隔绝的框框中忙碌地张罗?”他对自己这样说。他于是在长时期后第一次开始拟订幸福的前景规划。他自行决定,他应该着手培养自己的儿子,给他找个教育者,把儿子付托给他;然后就应当退休,到外国去,游览英吉利、瑞士、意大利。“趁我觉得自己风华正茂、精力旺盛的时候,我应当享受我应有的自由。”他自言自语地说。“皮埃尔没有错,他说过,要做一个幸福者,就应当相信幸福是可以得到的,所以我现在相信他的话。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①趁我活着的时候,就应当生活,应当做一个幸福者。”他想道。

    ——–

    ①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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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一日早晨,上校阿道夫·贝格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簇新的制服,用发蜡把鬓角抹平,打扮得像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那样,前来拜看皮埃尔,皮埃尔认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一切人士,因此他也认识他。

    “我刚才到过您太太——伯爵夫人那儿,我真倒霉,我的请求未能如愿以偿,伯爵,我希望在您那儿过得更幸运。”他微笑着说。

    “上校,您有何事?我愿意为您效劳。”

    “伯爵,目前我在新住宅里完全安顿好了,”贝格说,显然他知道,听到这句话不能不令人愉快,“因此我想为我的朋友和我夫人的朋友举行一次小型的晚会。(他愈益欢快地微微一笑。)我想请伯爵夫人和您光临我舍饮茶……并用晚餐。”

    只有伯爵夫人海伦·瓦西里耶夫娜认为贝格之流有损她的尊严,才不顾情面地拒绝这样的邀请。贝格说得很明白,为什么他想邀请少数几位好友到住所里聚会,为什么他会感到高兴,为什么他舍不得花钱去赌博和偏爱什么不良的娱乐,但是他愿意为好友聚会而耗费金钱,既然如此,皮埃尔不能谢绝,便答应到他家里去。

    “伯爵,只不过请您莫迟到,我冒昧请求。差十分钟就到11点了,我冒昧请求。凑一局,我们的将军就要光临了。他待我非常和善。伯爵,我们用晚饭。请您赏光吧。”

    皮埃尔违反他一向迟到的习惯,这天不是八点差十分,而是八点差一刻就到了贝格家里。

    贝格夫妇储存了晚会必需的物品,已经在准备接待客人了。

    贝格和妻子坐在一间新近建成的清洁而又明亮的、装饰着小型半身雕像、绘画作品和新家具的书斋里。贝格穿着一件簇新的、扣紧钮扣的制服,坐在妻子身旁,一面向她说明,一个人总有可能,而且应当结交一些比他自己地位更高的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体会到广于交游的乐趣。

    “这样你就能模仿着学点什么,也可以向人求教,获得一点裨益,你看我是怎样从最低的官阶一级一级地升上来的(贝格这辈子不是用岁月来计算的,而是用他获得最高奖赏的次数来计算的)。目前我的同学们都还是无用之物,而我就要接任团长的空缺了,我有幸当了您的丈夫(他站立起来,吻吻薇拉的手,在向她走去的时候,他把地毯的折角弄平了)。他凭藉什么获得这一切呢?主要是,善于择交。不言而喻,必须具备有高尚的品德,认真地履行职责……”

    贝格意识到他比软弱的妇女优越,他于是微微一笑,不开腔了,他想了想,他这个可爱的妻子仍然是个软弱的妇女,她没有办法理解男人einMannzusein①的各种长处。薇拉同时意识到他比道德高尚的好丈夫优越,因此,她也微微一笑,在她看来,丈夫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对生活仍然理解得很不正确。贝格在评论妻子时,竟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软弱而且愚蠢的。而薇拉在评论丈夫时,却把她的观点加以推广,以为所有的男人都认为自己明智,但他们一窍不通,都是夜郎自大,而且自私自利。

    ——–

    ①德语:作为一个男子汉。

    贝格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拥抱自己的妻子,为的是要不揉皱他花高价买来的花边短披肩,他对准她的嘴唇的正中间吻了一下。

    “只希望我们别早生孩子。”他不自觉地顺着思路的延续发展,说道。

    “是的,”薇拉回答,“我根本不想很快就生孩子。应当为社会而生活嘛。”

    “公爵夫人尤苏波娃身上穿的那件短披肩也是这样的。”

    贝格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和善的微笑,他指着披肩说道。

    这时候有人报告,说别祖霍夫伯爵到了,夫妇二人互使眼色,洋洋自得地微笑,每人都把有人来访的荣幸归属于自己。

    “善于结交多么重要,”贝格想了想,“善于待人接物多么重要!”

    “不过,当我接待宾客的时候,要记住,”薇拉说道,“你别打断我的话,因为我知道,要怎样接待每个宾客,在什么交际场合要说什么话。”

    贝格也微微一笑。

    “那不行,有时和男人打交道,就要谈谈男人的事情。”他说。

    在一间新客厅里他们接待了皮埃尔,在这个地方如果不破坏对称和整齐清洁,哪儿也没法坐下来,为了要招待客人,贝格十分慷慨地愿意破坏安乐椅或者沙发的对称,这样做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足为怪的,显然,他本人在这方面近乎病态的犹豫不决,只得听任宾客来处理这个问题。皮埃尔把椅子拖到自己跟前,对称被他破坏了,贝格和薇拉马上争先恐后地去应酬宾客,晚会就这样开始了。

    薇拉心里琢磨了一会,果断地认为,应当谈论有关法国大使馆的事情,藉以引起皮埃尔的兴趣,拿定主意后,她立即谈起来了。贝格肯定地认为,还必须谈论男人的事情,于是他打断妻子的发言,提及对奥作战的问题,同时他又情不自禁地从一般的谈论忽然飞跃到个人的意向问题,即指有人建议他出征奥国以及他不接受建议的各种原因。虽然他们的谈话前后不相连贯,而且,薇拉对谈话时男人插嘴一事十分恼怒,但是他们夫妇二人都很满意,尽管晚会上只有一位客人,彼等依旧认为晚会开得成功,这次晚会与其他任何晚会一模一样,别无二致!晚会上既有谈话,也有甜茶,还有点燃的蜡烛。

    此后不久,贝格的老同事鲍里斯到了。他在对待贝格和薇拉的态度上,显示着几分优越感和激励他们的意味。一名女士和上校、继而是将军本人、然后是罗斯托夫一家人都在鲍里斯之后走来,晚会已无可置疑地同所有的晚会完全一样。贝格和薇拉在看见客厅中的动作,听见不连贯的话语。连衣裙的窸窣声和寒暄时,他们忍不住流露出愉快的微笑。与所有晚会相同,各色俱全,尤其是将军像个指挥官,他称赞住宅,拍拍贝格的肩膀,摆出父辈独断独行的样子,发号施令,安排波士顿牌桌的坐次。将军坐在论名位仅次于自己的贵客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旁边。小老头和小老头坐在一起,年轻人和年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也坐在茶桌旁,就像帕宁家举办的晚会一样,茶桌上摆着银篮装的烘烤的食品,一切均与别人家所举办的晚会无异。

    ——————

    21

    皮埃尔是最受尊敬的贵宾之一,他应与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将军和上校坐在同一张波士顿牌桌上。在波士顿牌桌上,皮埃尔恰好坐在娜塔莎对面,自从举办舞会后,她身上发生的可怕的变化使他大为惊讶。娜塔莎沉默寡言,如果她不装出一幅温顺的、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的样子,她非但没有在舞会上那么俊俏,而且会变得很难看了。

    “她怎么样了?”皮埃尔瞥了她一眼,心中想道。她在茶桌旁坐在姐姐身边,眼睛不望他,不乐意地向挨着她坐下来的鲍里斯回答什么话。皮埃尔打出了同样花色的牌,收起五张被吃掉的牌,他的对手感到高兴,这时他听见一片寒暄和走进房里来的步履声,他又朝她瞥了一眼。

    “她出了什么事呢?”他愈益惊奇地自言自语。

    安德烈公爵现出关怀备至的、温柔的表情站在她面前,对她说着什么话。她抬起头来望着他,满面通红,显然她力图抑制急促的呼吸。从前业已熄灭的她的内心的火焰,又复放射出明亮的光彩。她完全变样了。她又从那难看的模样变得像她在舞会上那样俊俏了。

    安德烈公爵走到皮埃尔跟前,皮埃尔发现他朋友脸上重新流露出充满青春活力的表情。

    在打纸牌的时候,皮埃尔接连有几次改变坐位,他时而把背对着娜塔莎,时而把脸对着她,在打六圈牌的当儿,他不断地观察她和他自己的朋友。

    “他们之间在发生什么很重大的事。”皮埃尔想道,又喜又悲的感情使他激动不安,快要忘记打牌了。

    打完六圈牌,将军站起来说,这样玩下去令人受不了。于是皮埃尔就有了片刻的空闲时间。娜塔莎在一旁和索尼娅、鲍里斯谈话。薇拉带着含蓄的微笑跟安德烈公爵谈着什么话。皮埃尔走到自己的朋友跟前,问他谈论的是否是秘密,然后在他们近旁坐下。薇拉发现安德烈公爵注意娜塔莎,她认为,在晚会上,在真正的晚会上,对爱情的微妙的暗示是不可或缺的,当安德烈公爵独自一人呆在那里的时候,她抽出一会儿工夫,开始同他谈论一般的爱情,以及她妹妹的情形。她觉得对这样一个聪明的(她认为安德烈公爵是个聪明人)客人她必须运用自己的外交手腕。

    当皮埃尔走到他们跟前,他发现,薇拉正在洋洋自得地谈话,安德烈公爵(对他来说,这是少有的事)看样子感到困窘不安。

    “你认为怎样?”薇拉带着含蓄的微笑说,“公爵,您富有洞察力,一下子就能明白人们的性格。您对娜塔莎的看法怎样?她的依恋心能否坚定不移?她能否与其他妇女一样(薇拉所指的是她自己),一爱上某人,就永远对他忠贞不渝?我认为这是真正的爱情。公爵,您认为怎样?”

    “您的妹妹,我知道得太少了,”安德烈公爵带着讥讽的微笑答道,他想在微笑之下掩饰他的窘态,“为了要解答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我后来渐渐注意到,女人越是不讨人喜欢,她就越忠贞不渝。”他补充一句,看了看这时向他们跟前走来的皮埃尔。

    “是的,这是实在的,公爵,在我们这个时代,”薇拉继续说(正像眼光狭小的人们那样,总喜欢提到我们这个时代,认为他们业已发现并且评定我们时代的特点,认为人们的天性随着时代而起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女孩享有过多的自由,以致leplaisird’êtrecourtisée①往往淹没她内心的真实情感。EtNathalie,ilfautl’avouer,yesttrèssensible②,话题回到娜塔莎,又使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地蹙蹙额角;他想站起来,但是薇拉带着更微妙的微笑继续说。

    “我以为,谁也不比她更像courtisée,”③薇拉说,“可是直到近来,她从来还没有认真地喜欢过什么人。伯爵。您知道,”她把脸转向皮埃尔说,“就连我们可爱的表弟鲍里斯,enAtrenous④也深深地沉没于danslepaysdutendre……”⑤她所暗指的是当时广为流行的爱情图。

    ——–

    ①法语:被人看中的快乐。

    ②法语:应当承认,娜塔莉(娜塔莎的法语称谓)对这件事是很敏感的。

    ③法语:追求的对象。

    ④法语:在我们之间说说,不可与外人道也。

    ⑤法语:异姓之乡。

    安德烈公爵现出阴郁的神色,默不作声。

    “您不是跟鲍里斯和睦相处吗?”薇拉对他说。

    “是啊,我知道他……”

    “他想必向您谈过童年时代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吧?”

    “有过童年的爱情,是吗?”安德烈公爵涨红了脸,忽然出乎意料地问道。

    “是啊。Vous savez entre consin et consine cette intimité mène quelquefois à l’amourle:conAsinage est un dangereux voisinage.N’est ce pas?”①

    ——–

    ①法语:您知道,表兄妹之间的亲近,常常会产生爱情。老表老表,提心吊胆。不是吗?

    “啊,毫无疑问,”安德烈公爵说道,他忽然不自然地活跃起来,他开始跟皮埃尔开玩笑,说皮埃尔对他那些五十来岁的莫斯科的表亲们要小心谨慎,诙谐的谈话谈到半中间,他站了起来,挽起皮埃尔的手,把他领到一旁去。

    “怎么啦?”皮埃尔说,他惊讶地观察他朋友的异常兴奋的神色,并且发觉他在站立时投向娜塔莎的目光。

    “我应该,我应该跟你谈谈,”安德烈公爵说道,“你知道我们妇女的手套(他说的是共济会发给新近中选的师兄弟用以亲自送给心爱的女人的手套)。我……可是我呢,我以后跟你谈谈……”安德烈公爵的眼睛里闪烁出奇异的光彩,他的动作慌里慌张,他走到娜塔莎跟前,在她身旁坐下。皮埃尔看见安德烈公爵向她问句什么话,她满面通红,回答他的话。

    但在这时候,贝格走到皮埃尔跟前,坚决地求他参加将军和上校之间就西班牙问题开展的争论。

    贝格感到很满意而且很幸福。他脸上总是挂着喜悦的微笑。这次晚会开得很好,和他看见的其他晚会完全一样。晚会上的一切都很相像。女士们的尖声的谈话、纸牌、玩牌时抬高嗓门的将军、茶饮和饼干都很相像,可是还缺少一样,那就是他在其他晚会上经常看见的、他想效法的事情。男士们之间所缺乏的则是高声谈话,而且还缺乏有关重要的高深的问题的争论。这场谈话是由将军领头的,贝格吸收皮埃尔参加谈话。

    ——————

    22

    第二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邀请安德烈公爵,他于是乘车前往罗斯托夫家出席午宴,并且在他们家中消度了整整一天。

    全家人都能意识到,安德烈公爵为何人而来,他不加隐瞒,整天都在想方设法和娜塔莎呆在一起。娜塔莎惊惶失措,但她感觉到幸福和喜悦,不仅在她心中,而且在全家人心中都产生一种恐惧感,担心将要发生重大的事情。当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谈话的时候,伯爵夫人用那忧愁而且严峻的目光注视他,当他骤然回头望她的时候,她就胆怯地、虚假地开始谈论一些琐碎的事情。索尼娅害怕离开娜塔莎,当她和安德烈公爵呆在一起的时候,她又怕成为他们的障碍。当娜塔莎单独和他在一起停留片刻的时候,她由于害怕期待的事情会发生而面色苍白。安德烈公爵的腼腆的神情使她感到惊奇。

    她觉得他要对她说些什么话,但他拿不定主意。

    夜晚安德烈公爵离开后,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跟前,低声说:

    “怎么啦?”

    “妈妈,看在上帝份上,现在您不要问我什么。这一点没法跟您说。”娜塔莎说。

    尽管如此,这天夜晚娜塔莎时而激动不安,时而胆战心惊,带着凝滞的目光久久地躺在母亲床上。她向她述说,他怎样夸奖她,他说他将要到国外去,他探问他们在何地度过这个夏天,他也问到鲍里斯的情况。

    “可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她说。

    “只不过在他面前我感到害怕,在他面前我总感到害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就是真的害怕,对吗?妈妈,您睡着了?”

    “没有,我的心肝,连我自己也感到害怕,”妈妈答道,“你去睡吧。”

    “我反正不愿意睡觉。睡觉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啊!妈妈,妈妈,我从来没有碰见这样的事啊!”在意识到她自己内心的感情之前,她带着惊奇而恐惧的神情说,“我们不会想到吧……”

    娜塔莎觉得,还是在奥特拉德诺耶初次看见安德烈公爵的时候,她就爱上他了。这种奇怪的出乎意料的幸福仿佛使她感到害怕,她当时选择的那个人(她对此坚信不移)正是那个人,又遇见她了,看来他对她不是漠不关心的。“目前我们在彼得堡,他自然特意到这里来。我们自然在这次舞会上相逢了……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很明显,这是命运,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当时我一看见他,我就感到有点儿非同一般。”

    “他对你说过些什么话?那是一首什么诗呢?你念给我听……”

    母亲若有所思地说,她一面问到安德烈公爵写在娜塔莎的纪念册上的诗句。

    “妈妈,他是个光棍,不难为情么?”

    “娜塔莎,够了,说到哪儿去了。祷告上帝吧,Lesmariagessefontdanslescieux.①”

    ——–

    ①法语:婚姻是由天定的。

    “亲爱的,妈妈,我多么爱您,我多么舒畅!”娜塔莎喊道,她一面哭着,流出幸福和激动的眼泪,一面拥抱着母亲。

    就在这时候,安德烈公爵坐在皮埃尔身旁,向他提到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并且决定娶她为妻。

    这一天,伯爵夫人海伦·瓦西里耶夫娜举办隆重的招待晚会,出席晚会的有法国公使,亲王(他在不久前已成为伯爵夫人家中的常客),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女士和男士。皮埃尔住在楼下,他穿过几个大厅时,他那陷入沉思的、漫不经心的阴郁的神情使全体宾客大吃一惊。

    自从上次舞会以来,皮埃尔觉得自己的疑病快要发作,他竭尽全力与疾病作斗争。自从亲王和皮埃尔的妻子建立密切联系以来,皮埃尔突然被赐封为宫廷高级侍从,从此以后他在大庭广众中总觉得心情沉重,羞耻得无地自容,从前那种人世空虚的阴暗思想常常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这时他发觉由他监护的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之间产生了感情,经过对比他的地位和他的朋友的地位,愈益加深了这种阴郁情绪。他同样地竭力避免去想他自己的妻子、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与永恒相比,他又复觉得这一切都是渺小的,他心目中又复浮现出一个问题:“为了什么?”他于是日日夜夜迫使他自己致力于钻研共济会的作品,希望驱逐逼近的魔鬼。十一点多钟,皮埃尔从伯爵夫人的内室里走了出来,坐在自己楼上的一间矮矮的吸得满是烟的房间里的桌子前面,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长衫,有人走进他房里来的时候,他正在抄写苏格兰共济会的正式记录。这个走进来的人就是安德烈公爵。

    “哦,是您,”皮埃尔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不满意的样子说,“瞧,我在工作,”他指着一本练习簿说,他那种神色就像不幸的人流露出拯救灵魂使免受人生之苦的神色注视着自己做的工作似的。

    安德烈公爵带着容光焕发、洋洋自得和获得新生的神色站在皮埃尔面前,他不注意他那凄惨的面容,而怀着利己的幸福的心情向他微微一笑。

    “啊,我的心肝,”他说,“我昨天原想对你说,今天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到你这里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的朋友,我有所爱了。”

    皮埃尔突然沉重地叹一口气,他那沉甸甸的身体倒在安德烈公爵旁边的长沙发上。

    “你爱上罗斯托娃·娜塔莎,是吗?”他说道。

    “是啊,是啊,还能爱谁呢?我从来都不相信我会谈恋爱,可是这种感情把我压服了。昨天我受到折磨,很不好受,但我决不把这种痛苦推托给世界上的任何人。从前我未曾真正生活,现在我才刚刚生活,但若没有她,我就不能生活下去……不过,她会不会爱我呢?……在她看来,我太老了。你干嘛不说话?……”

    “我?我?我对您说过什么呢?”皮埃尔突然说道,他站起来,开始在房里走来走去。“我总是这样想的……这个姑娘是个这么珍贵的宝贝,这么珍贵的……这是个罕见的姑娘……可爱的朋友,我请求您,您不要自作聪明,不要犹豫不决,结婚吧,结婚吧,结婚吧……我相信,比您更幸福的人是不会有的。”

    “可是她呢?”

    “她爱您。”

    “请甭说废话。”安德烈公爵一面微笑,一面望着皮埃尔的眼睛,说道。

    “她爱您,我知道。”皮埃尔忿怒地喊道。

    “不对,听我说,”安德烈公爵说道,他一把抓住他的手,叫他停住,“你知不知道我处在什么境地?我总得向谁把这一切都讲出来。”

    “喂,喂,您说吧,我很高兴,”皮埃尔说,他的脸色真的变了,有一条皱纹舒展开了,他愉快地倾听安德烈公爵说话。安德烈公爵好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人物了。他的悲伤、他对人生的蔑视和绝望的心情在哪里了?皮埃尔是他敢于倾吐心情的唯一的人,于是他便把他心里要讲的话向他一股脑儿说出来。他时而轻松地、大胆地制订长远规划,他说到他万万不能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满足他父亲随心所欲的要求,他必将迫使他父亲同意这门婚事并且疼爱她,或则,未经他许可,也要办成婚事;他时而表示惊讶,对这种古怪的、陌生的、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感情表示惊讶,对那控制他的感情也表示惊讶。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会这样热恋她,我就不相信他了,”安德烈公爵说,“这根本不是我原有的那种感情。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已分成两个一半:一半只有她,那里充满着幸福、希望和光明;另一半中没有她,那里充满着沮丧和黑暗……”

    “黑暗和阴郁,”皮埃尔重复地说,“对,对,这一点我是明白的。”

    “我不能不爱光明,对于这一点我没有过失。我非常幸福。

    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知道,你为我感到高兴。”

    “对,对。”皮埃尔一面承认,一面用那深受感动的忧郁的目光望着自己的朋友。他觉得安德烈公爵的命途愈益光明,而他自己的命途就显得愈益黑暗。

    ——————

    23

    结婚之事必须取得父亲的同意,为此安德烈公爵遂于翌日去看他父亲。

    父亲表面上显得很镇静,然而他的内心充满愤恨,他带着这样的神态接待了儿子,听取了他的禀告。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任何人打算改变他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引进任何新的东西,他都认为这是没法理解的。“不过,要让我合乎心愿地活到老死吧,往后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老头子对自己说。但是他和儿子打交道,他还是耍了那套他在紧急情况下所耍的外交手腕。他扯着一副镇静的腔调,全面考虑这个问题。

    其一,在身世、财产和名位方面,这门婚事并非美满的。其二,安德烈公爵已经过了中年,身体孱弱(老头子对这一点特别加以强调),而她却很年轻。其三,他不忍心把儿子许配给这个小丫头。其四,即是最后一点,父亲讥讽地望着儿子时说,“请你将这门婚事延缓一年,去外国走走,疗养一个时期,给尼古拉公爵寻求一位德籍家庭教师,这原来也就符合你的心意。然后,如果爱情、情欲、执拗脾气,真是大得很,你就娶亲吧。这是我的最后的叮嘱,记住,最后的……”公爵结束讲话时所用的口吻表示,无论什么事物也不能强迫他改变自己的决定。

    安德烈公爵清楚地看到,老头子指望,他的感情或者他将来的未婚妻的感情经不起一年的考验,或者他本人——老公爵在此以前去世,他于是决意履行父亲的遗志:求婚之后将婚期延缓一年。

    安德烈公爵在罗斯托夫家中呆了最后一晚以后过了三个礼拜便回到彼得堡。

    翌日,娜塔莎向她母亲说了心里话以后,整天等候博尔孔斯基,可是他没有来。第二天,第三天依旧如此,不见人影。皮埃尔也没有来,因为娜塔莎不知道安德烈公爵到他父亲那里去了,所以她没法说明他不赴约的原因。

    这样过了三个礼拜。娜塔莎不想到任何地方去,就像个幽灵似的,她觉得闲散无聊,闷闷不乐,在几间房屋里面走来走去,晚间她背着大家,悄悄地哭个不停,也不到母亲那里去了。她时常脸红,心里很激动。她仿佛觉得,大家都晓待她的失望,笑她,怜悯她。她内心的痛苦十分剧烈,兼以徒慕虚荣,备受痛苦,也就加深了她的不幸。

    有一回她到伯爵夫人那里来,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忽然哭起来了。她两眼流泪,就像一个备受委屈而不知道为什么遭到惩罚的小孩那样流泪。

    伯爵夫人开始安慰娜塔莎。开头,娜塔莎倾听母亲说话,突然她把她的话打断了:

    “妈妈,别再讲了,我连想也没有想,我不愿意想啊!偶然来了一趟,就不再来,就不再来了……”

    她的声音颤栗起来,险些儿要哭出声来,但又恢复了常态,心平气和地继续说下去:

    “我根本不想嫁人。我害怕他,现在我完全、完全安心了……”

    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娜塔莎穿了一件旧连衣裙,她特别爱穿这件连衣裙,是因为每逢早晨它会给她带来欢乐,从这天早晨起,她又开始采用自从上次舞会后已经中断的原有的生活方式。她喝够了茶,就走进一间她特别喜欢的很聚音的大厅,她在这里开始做视唱练习。练完第一课之后,她在大厅的正中间停下来,把她特别喜欢的短句重唱一遍。她的歌声悠扬婉转,洋溢着整个大厅的空间,慢慢地消失,她愉快地倾听悦耳的音调(仿佛出乎她所意料),她忽然心旷神怡。

    “为什么想得太多,本来就很好嘛。”她对自己说,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在音响清晰的镶木地板上,她不是迈着普通的脚步,而是每走一步都把重心由脚跟换到脚尖上(她穿着一双她喜欢的新皮鞋),就像倾听自己的歌声那样,她愉快地倾听有节奏的脚跟跺地时发出的咚咚声和脚尖磨擦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她从镜台旁边经过时,照了一下镜子,“瞧,她就是我!”在她看见自己时,她的脸部表情仿佛这样说。“啊,也还不错。我还不需要任何人。”

    仆人想走进来,收拾起大厅里的东西,可是她不放他进来,她又随手把门关上,继续踱方步。这天早上她又重新处在自我欣赏的状态:她喜爱自己,称赞自己。“这个娜塔莎多么俊俏啊!”她又用第三人称阳性的口吻谈论自己,“她长得漂亮,非常年轻,有一副银铃般的嗓子,她不会妨碍任何人,不过也别打扰她。”但是,尽管大家不去打扰她,她还是不能平静,而且她心中马上意识到这一点。

    接待室的大门敞开了,有个人问道:“在家吗?”接着传来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娜塔莎在照镜子,但是她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她倾听接待室里的响声。当她看见镜中的自己时,她的脸色显得很苍白。就是他。虽然她从关着的门里勉强地听见他的语声,但是她仍然确切地知道是他。

    娜塔莎脸色苍白,惊惶失措,她跑进客厅里去。

    “妈妈,博尔孔斯基来了!”她说,“妈妈,这很可怕,这很讨厌!我不想……折磨自己!我究竟怎么办呢?……”

    伯爵夫人还来不及回答她的话,安德烈公爵就显露出忐忑不安的异常、严肃的样子走进了客厅。他一看见娜塔莎,就喜笑颜开。他吻吻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的手,在长沙发旁边坐下。……

    “我们很久都没有机会……”伯爵夫人刚开始说话,可是安德烈公爵打断她的话,当他回答她的问话时,显然,他急着要说出他要说的话。

    “这些时日我没有登门拜访,因为我到父亲那里去了,我需要和他商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昨天深夜我才回来。”他望了娜塔莎一眼,说道,“我需要和您商谈一件事,伯爵夫人。”

    他沉默片刻后,补充地说。

    伯爵夫人沉重地喘口气,垂下了眼睛。

    “我愿意为您效劳。”她说。

    娜塔莎知道她应当走开,但是她没法这样做,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她的喉咙憋闷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她毫无拘束地睁开眼睛,直勾勾地瞅着安德烈公爵。

    “现在吗?就在这一瞬间!……不,不可能!”她想道。

    他又瞥了她一眼,这一瞥使她相信,她没有搞错,“对,现在,就是在这一瞬间要决定她的命运。”

    “娜塔莎,你去吧,我会叫你。”伯爵夫人用耳语说。

    娜塔莎用那惊惶失措的央求的目光望了望安德烈公爵和母亲,就走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来向您女儿求婚。”安德烈公爵说。

    伯爵夫人满面通红,她没有说出什么话。

    “您的求婚……”伯爵夫人老成持重地开始说。他瞧着她的眼睛,默不作声。“您的求婚……(她觉得不好意思)我们都感到高兴,而且……我接受您的提婚,我觉得高兴。我丈夫也……我希望……不过,这将取决于她自己……”

    “当我得到您的同意的时候,我就告诉她……您同意我的求婚吗?”安德烈公爵说道。

    “同意,”伯爵夫人说,向他伸出手来,当他在她的手边弯下腰来的时候,她怀着既疏远而又温和的混合感情吻吻他的额头。她希望像爱儿子那样爱他,但是她感到,他是个外人,她认为可怕的人。

    “我相信我的丈夫是会同意的,”伯爵夫人说,“但是令尊……”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我父亲,可是他将婚期延缓一年作为同意结婚的必要条件。我想把这件事说给您听。”安德烈公爵说道。

    “的确,娜塔莎还很年轻,但是——时间这样长啊!”

    “如不这样,就不行。”安德烈公爵叹口气说。

    “我把她送到您这里来。”伯爵夫人说了这句话便从房里走出来。

    “天哪,饶了我们吧,”她在寻找女儿时反复地说。索尼娅说,娜塔莎在卧室里。娜塔莎脸色苍白,坐在自己床上,用那冷淡的目光注视着神像,她飞快地画十字,低声地说着什么。她看见母亲,一跃而起,投入了她的怀抱。

    “妈妈,怎么啦?……怎么啦?”

    “你去吧,到他那里去吧。他向你求婚,”娜塔莎觉得,伯爵夫人冷淡地讲了这些话。……“你去吧……你去吧,”母亲流露出忧郁的责备的神色在那跑开的女儿身后说,她沉重地叹口气。

    娜塔莎不记得她是怎样走进客厅的。她走进门来看见他以后就停步了。“难道这个陌生人现在变成了我的一切了?”她问她自己,随即回答:“对,他是一切。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人才是最宝贵的。”安德烈公爵垂下眼帘,走到她跟前。

    “我自从初次看见您的那个瞬间,就爱上您了。我能够抱有希望吗?”

    他望望她。她那庄重而热情的面部表情使他大吃一惊。她的面容仿佛在说:“为什么要问?为什么怀疑那不能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倾诉你那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感情。”

    她向他近旁走去,停步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它。

    “您爱我吗?”

    “爱,爱。”娜塔莎懊恼似地说,她大声地喘了口气,接着又喘了口气,喘气的频率越来越大,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您哭什么呢?是怎么回事?”

    “啊,我很幸福。”她回答,透过泪水流露出微笑,她俯下身来偎依着他,思忖了一会,好像在问问自己,是不是可以这样做,然后吻了他一下。

    安德烈公爵握着她的一双手,注视着她的眼睛,他在自己心灵中没有发现从前他对她的爱情。忽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从前那种富有诗意的神秘的情欲的诱惑不复存在了,只存有他对她那女性的、童稚的软弱的怜惜,对她的忠诚和信任的畏惧心理和由于他和她的永久结合而引起的沉重的愉快的责任感。虽然如今的感情不像从前那样明朗和富有诗意,但却显得更加严肃、更加强烈了。

    “妈妈有没有告诉您,婚期不能不推迟一年?”安德烈公爵不停地望着她的眼睛时说道。

    “难道这就是我,那个小丫头(大家都在这样议论我),”娜塔莎想道,“难道我从现在这一瞬间起就是妻子,和这个陌生的、可爱的、聪颖的、就连我父亲也敬重的人平起平坐了吗?难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吗?现在已经不能把生活当儿戏,现在我已经是个大卜,现在我真要对我的一切言行负责,难道这都是真实的吗?是的,他向我问了什么?”

    “没有。”她回答,但她不明白他所问的是什么。

    “请您原谅我,”安德烈公爵说道,“但是您这样年轻,而我一生饱经风霜。我替您担心。您没有自知之明。”

    娜塔莎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极力地领会他的话语的涵义,可是她还听不懂。

    “无论这一年我怎样艰难,不能不推迟我的幸福生活,”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在这个时期您得信赖您自己。我请您在一年以后给予我幸福,但是您现在可以自由自在,我们的订婚保守秘密,如果您确实认为您不爱我,或者您爱了……”安德烈公爵含着不自然的微笑说道。

    “您干嘛这样说呢?”娜塔莎打断他的话。“您知道自从您首次来到奥特拉德诺耶的那天起,我就爱上您了。”她说,坚信她说的是实话。

    “在一年之内您将会认识自己的……”

    “整——整一年!”娜塔莎突然说,现在她才明了,婚期要推迟一年。“可是干嘛要推迟一年?干嘛要推迟一年?……”安德烈公爵开始向她说明推迟的原因,娜塔莎不听他的话。

    “不这样就不行吗?”她问道。安德烈公爵一言未答,但是他脸上流露出不能改变决定的表情。

    “这太可怕了!不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娜塔莎忽然开口说,后来又嚎啕大哭起来。“等待一年,真要我的命,这是不行的,这太可怕了。”她望望她的未婚夫的脸,望见他脸上流露着怜悯和困窘的表情。

    “不,不,我把什么都办妥,”她忽然忍住了眼泪,说道,“我非常幸福啊!”

    父亲和母亲都走进房里来,为未婚夫和夫婚妻祝福。

    安德烈公爵从这天起以未婚夫身份常到罗斯托夫家里来串门。

    ——————

    24

    没有举行订婚礼,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订婚的事亦未向任何人宣布,安德烈公爵坚持这样做。他说推迟结婚是他的过错,因此延期的全部重担都应当落在他身上。他说他永远要用诺言来约束自己,但是他不愿意束缚娜塔莎,给予她以充分自由。如果在半年之后她觉得她不爱他,她有摆脱他的权利,只要拒绝他就行。不言而喻,无论是双亲,还是娜塔莎,都不愿意听见这件事,然而安德烈公爵固执己见。安德烈公爵每天都到罗斯托夫家里去,但他不以未婚夫身份和娜塔莎交际。他称她为“您”,只吻她的手而已。在提婚的那天以后,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之间建立了和从前截然不同的、亲密的纯朴关系。他们好像直到现在才相互认识似的。无论是他,还是她都喜欢回想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彼此对对方的看法,现在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成为迥然不同的人了,那时是虚情假意,现在是纯朴和诚实。最初,家里人和安德烈公爵交往时都感到尴尬,他好像是个陌生世界里的人物,娜塔莎久而久之才使家里人和安德烈公爵混熟了,她而且很自豪地要大家相信,他只是像个特殊人物,其实他和众人,都是同样的人,她也使众人相信,她并不怕他,谁也不应该怕他。过了几天,家里人和他混熟了,不觉得拘束,他们于是乎在他面前采取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也参与他们家里的生活。他擅长与伯爵谈论产业,和伯爵夫人及娜塔莎谈论衣着,与索尼娅谈论纪念册和十字布。有时候,罗斯托夫家里人彼此之间,或者在安德烈公爵面前都对以下情形感到惊奇,这门婚事是怎样谈妥的,这种种征兆怎么会如此明显:安德烈公爵抵达奥特拉德诺耶、他们抵达彼得堡、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相貌相似(保姆在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来访时就注意到了)、一八○五年安德烈和尼古拉之间的冲突,还有已被家里人注意到的业已发生的事件的许多别的征兆。

    未婚夫妇在场的时候,这里常常充满着富有诗意的苦闷和沉寂的气氛。他们都坐在一起,常常默默无语。有时候大伙儿站了起来走开了,只剩下未婚夫妇二人,他们也默默无言。他们很少谈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安德烈公爵谈到这件事时觉得害怕和惭愧。娜塔莎有此同感,她经常猜透安德烈公爵所有的感情。有一回娜塔莎问起他的儿子。安德烈公爵涨红了脸,现在他常常满面通红,这一点娜塔莎特别喜欢,他说,他的儿子是不会住在他们一起的。

    “为什么?”娜塔莎吃惊地说。

    “我不能从爷爷那儿把他夺走,而且……”

    “我多么喜爱他啊!”娜塔莎立刻猜透了他的心思,她说,“但是我知道,您希望避免那种责难您和我的藉口。”

    老伯爵有时候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一面吻他,一面就彼佳的教育和尼古拉的职务问题向他求教。老伯爵夫人望着他们时,长吁短叹。索尼娅时时刻刻都害怕成为多馀的人,她竭力寻找走开的藉口,寻找让他们单独留下的藉口,这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她这样做。当安德烈公爵说话的时候(他讲话讲得很好),娜塔莎骄傲地听着;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又惊又喜地发觉,他以审视的目光端详着她。她困惑不安地问她自己:“他在我身上寻找什么?他借助目光能得到什么?如果我身上没有他藉助目光能够找到的东西,那么会怎样呢?”她有时候陷入她所固有的极度愉快的心境,那么她就特别喜欢倾听并且注视安德烈公爵发笑。他很少发笑,但是当他发笑的时候,他就笑得忘乎所以,在每次发笑之后,她都觉得她自己和他更加亲近了。如果即将临近离别的念头不会使娜塔莎害怕,那么她就是非常幸福的了。

    安德烈离开彼得堡的前夜,他把皮埃尔带来了,皮埃尔自从上次舞会以来,一次也没有到过罗斯托夫家里串门。皮埃尔看来惘然若失,感到难为情。他和他们家的母亲交谈。娜塔莎和索尼亚在棋桌旁边坐下来,邀请安德烈公爵下棋。他走到她们跟前。

    “您不是老早就认识别祖霍夫吗?”他问道,“您喜欢他吗?”

    “是啊,他是个好人,不过太可笑了。”

    就像她经常谈论皮埃尔那样,她讲起有关他的漫不经心的趣闻,甚至是一些针对他凭空虚构的趣闻。

    “您要知道,我把我们的秘密讲给他听了,”安德烈公爵说道,“我从儿时起就认识他了。他有一副金不换的好心肠。我请求您,娜塔莉,”他忽然严肃地说,“我要走了,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您可以不再爱我……唔,我知道,我不应该提起这件事。只想说一点,当我不在的时候,您无论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呢?……”

    “无论有什么悲痛,”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索菲小姐,我请求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请他一个人指教,请他一个人帮助。他是个非常漫不经心而且可笑的人,不过他有一副金不换的好心肠。”

    无论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无论是索尼娅,或者是安德烈公爵本人都不能预见到娜塔莎和她的未婚夫的离别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天她满脸通红,十分激动,眼中没有噙着泪水,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着极为琐碎的事情,仿佛不明了,等待她的是什么。当他告别时,最后一次吻吻她的手,她没有哭出声来。

    “您不要走吧!”她只是对他说了这句话,那嗓音使他考虑到他是否真要留下来,而且在此以后他长久地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嗓音。他走了以后,她也没有哭,一连好几天都未曾啜泣,只是呆呆地在自己房间时。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候只是这样说:“哦,他干嘛走了!”

    但是他走后过了两个礼拜,使她周围的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突然从那精神病状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像从前那个模样了,只不过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如同孩子在久病之后现出另一副面孔从床上站立起来。

    ——————

    25

    在儿子走后的一年之内,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身体很弱了,意志力也衰退了。他已经变得比从前更易于激动,多半在公爵小姐玛丽亚身上发泄他那无缘无故的怒火。他仿佛极力挑剔她的各种弱点,尽量残酷地从精神上折磨她。公爵小姐玛丽亚有两种癖好,因而也就有两种欢乐:侄子尼古卢什卡和宗教,二者都是老公爵所喜爱的、用以进攻和嘲笑的题材。无论说什么,他总把话题归结为老处女的迷信和子女的娇生惯养。“你想把他(尼古卢什卡)变成像你这样的老处女,白费心机;安德烈公爵所需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处女。”他说。或者在他和布里安小姐打交道时,他一面在公爵小姐玛丽亚面前问她,她可喜欢我们的神甫和神像,他一面开玩笑……

    他不断地、无情地侮辱公爵小姐玛丽亚,为了原谅他,他女儿甚至不能克制自己了。他难道会得罪女儿吗?难道她的父亲(她毕竟知道,他是喜爱她的)会不公平吗?而且什么是公平呢?公爵小姐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值得骄傲的词儿:“公平”。对她来说,人类所有的复杂的法则,可集中为一个简而明的法则,即是博爱和自我牺牲的法则,也就是那个怀有博爱之心为全人类而备受苦难的上帝本身传授给我们的法则。他人的公平或不公平与她何干呢?她自己应当蒙受苦难,热爱他人,而且她也这样做了。

    冬天安德烈公爵常到童山来,他很快活而温和,公爵小姐玛丽亚很久都没有看见他这副模样了。她预感到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对公爵小姐玛丽亚没有谈到任何爱情问题。安德烈公爵在动身前和父亲交谈,谈了很久,公爵小姐玛丽亚注意到他们俩个人在他动身前彼此都表示不满。

    安德烈公爵走后不久,公爵小姐玛丽亚在童山给彼得堡的朋友朱莉·卡拉金娜写了一封信,公爵小姐玛丽亚和姑娘们一样,平常也怀着那种幻想,即是希望朱莉·卡拉金娜嫁给她哥哥,这时候她的朋友正在为捐躯于土耳其的哥哥服丧。

    “亲爱的、温柔的朋友朱莉,悲恸看来是我们共同的厄运。

    您的损失是如此骇人,以致我只能向我自己说明,这是上帝的特殊恩赐,他因为爱您而想考验您和您的优秀的母亲。啊,我的朋友,宗教,唯独宗教,不用说,才能安慰我们,使我们摆脱失望的境地,唯独宗教能够向我们说明人类在缺乏宗教帮助下所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何目的、为何缘由那些善良、高尚、善于在生活中寻找幸福、不仅不伤害任何人,而且是对他人的幸福不可缺少的人竟会应召去见上帝,而那些恶毒的,毫无用处的危害份子,或者那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累赘的人却幸存于世。我所看见的永志不忘的第一个人的死亡——我那亲爱的嫂嫂的死亡给我造成了这种印象。如同您也问到人的命运那样,您那最优秀的哥哥为什么应当捐躯,我也同样地问到,丽莎非但没有危害他人,而且她的心灵中除了美好的思想而外,从来没有任何邪念,为何这个安琪儿竟会死去呢。我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你瞧,从那时起,已经度过五年了,我只凭我这微不足道的智慧就已经开始明白,她为何应当死去,这种死只是创世主的无限仁慈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我们多半不了解,但是这只是他对自己的造物的无限仁爱的表现而已。也许我常常这样想,她过分纯洁无瑕,宛如安琪儿,以致她无力承担母亲的义务。她这个年轻的妻子是无疵可剔的,她也许不能做个这样的母亲。而且目前她所遗留给我们的,特别是遗留给安德烈公爵的只有纯粹的怜惜和怀念。她在阴间里大概会获得我们不敢替自己希冀的那种地位。可是无须乎只论及她一个人,这种可怕的夭折尽管令人悲恸欲绝,但是这对我和对我哥哥都有极其良好的影响。那时候,在遭受损失的时刻,我脑海中不可能出现这个念头,那时候我怀着恐惧的心理撇开了这个念头,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非常明显,而且无容置疑了。此刻我把这一切写给您看,我的朋友,只是为了使您相信那作为我的生活准则的福音书中的真理:如果上帝不同意,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来。而上帝的意志所依据的只是对我们的无限的仁爱,因此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福利。您问我们是不是在莫斯科度过来冬?虽然我有和您会面的愿望,但是我不想也不希望这样做。您会感到惊奇的是,波拿巴成了碍事的原因。这就是因为:我父亲的身体已明显地衰弱:他不能忍受反对的意见,渐渐地变得易于激怒。您知道这种激怒情绪多半是针对政治问题。一想到波拿巴竟与欧洲所有国君并驾齐驱,尤其是与我们的国君——

    伟大的叶卡挞琳娜的孙子并驾齐驱,他就不能忍受了!您知道,我对政治问题完全不关心,但是从我父亲的话语中,从他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谈话中我得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大事,特别是知道人们对波拿巴致以敬意,仿佛在整个地球上只有童山不仅不承认波拿巴是个伟人,更不承认他是法国皇帝。我父亲不能忍受这等事。我仿佛觉得,我父亲所以预见到必将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也由于他那不论对谁都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的风格,因此他不乐于提及前赴莫斯科的事情。由于不可避免的有关波拿巴的争论,他将会丧失他所取得的一切疗效。不管怎样,这件事一定能够很快解决。我们的家庭生活,除了安德烈哥哥不在家而外,仍然照旧。正如我在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近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经受痛苦之后,他的精神面貌直至今年才完全复元。他变得像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样子了:和善、温柔,有一副无与匹比的金不换的心肠。我好像觉得,他明白,对他来说生命还没有终结。但是随着这种精神上的变化,他的体力很虚弱。他变得比从前更瘦了,神经更过敏了。我替他担心,但又感到高兴,他毕竟遵照医生们很久以前的嘱咐,出国去了。我希望出国治疗能使他复元。您要写信告诉我,彼得堡对他这个积极活动的很有学问而且聪明的年轻人有些什么言论。请您宽恕我这个亲属的自尊心,我对这一点从来没有生过疑心。

    他在这里对自己的农夫以至贵族,对人人所做的善事真是数不胜数。他到彼得堡以后,他所获得的只是他理应获得的一切。我感到奇怪的是,彼得堡的谣言老是传到莫斯科来,特别是一些不可信的谣言,正如您在信中写到的那样,其中包括一则有关我哥哥和娇小的罗斯托娃结婚的谣言。我不认为安德烈会同某人结婚,尤其是同她结婚。这就是因为:第一,我知道,尽管他很少谈到已故的妻子,但是这种损失造成的悲痛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了,以致他拿不定主意再娶,也不敢给我们的小天使找个继母。第二,据我所知,这个姑娘并不属于安德烈公爵所喜欢的女人之列,我不认为安德烈公爵会把她选为妻子,我坦率地说,我不希望他这样做。不过我聊得太久了,快要写完第二张纸了。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上帝把您置于自己神圣的、强而有力的保护之下。我亲爱的女友,布里安小姐,吻您。

    玛丽。”

    ——————

    26

    公爵小姐玛丽亚于仲夏接到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寄来的一封意外的书信,他在书信中通知她一则可怕的、出乎意料的消息。安德烈公爵宣布,他和罗斯托娃订婚了。整封信都流露出他对未婚妻的爱情的喜悦和对妹妹的温情与信任。他写道,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恋,他现在才懂得生活,真正了解生活,他请求妹妹原谅,他到了童山,没有把决定订婚的事告诉他妹妹,虽然他向他父亲谈到这件事,但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是因为她会请求父亲同意这门婚事,假如达不到目的,就会使得父亲恼怒,父亲势必要向她发泄不满情绪,她就得遭到严厉的责难。不过,他写道,那时候这件事还没有最后决定,现在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父亲给我一年的期限,眼看过了六个月,规定的期限满了一半,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了。如果大夫们不把我留在这里采用矿泉水治疗,我本人就到俄国去了,可是现在我只得将归期再推迟三个月。你知道我,也知道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我不需要他的什么东西,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不依附任何人的,我们和他相处的时间也许不会太长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做什么违背他的意旨的事情,惹他发脾气,势必会损害我的一半幸福。我现在给他写一封内容相同的信,请你择定良机把信转交给他,并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的看法,看看是否有希望,要他同意把期限缩短三个月。”

    在长时间的犹豫、疑惑和祈祷以后,公爵小姐玛丽亚把信交给父亲了。第二天老公爵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给哥哥写信,在我未死之前,要他等一等……时间不会太长了,我很快给予他行动自由……”

    公爵小姐心里想反驳什么,可是父亲不让她开口,他的嗓音越抬越高了。

    “结婚吧,结婚吧,亲爱的……是个好亲属!……都是聪明人,是不是呢?富有的人,是不是呢?是的,尼古卢什卡有个好继母。给他写封信,即使明天娶妻也行。她当尼古卢什卡的后娘,我就来娶布里安!……哈,哈,哈,他没有后娘也呆不下去啊!只是要当心一点,我们家里不需要更多的妇女,让他娶妻吧,自个儿独立生活。也许你也迁到他那里去,是吗?”他把脸转向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愿上天保佑,挨挨冻吧,挨挨冻吧……挨挨冻吧!……”

    在这次发怒之后,公爵一次也不再提这件事了。但因儿子的意志薄弱,一种不露声色的懊丧在父女关系上显示出来了。在从前的嘲笑口实中,又增添了一个新话题——关于继母关于向布里安小姐献殷勤的话题。

    “我干嘛不和她结婚呢?”他对女儿说,“以后会有个挺好的公爵夫人!”近来使公爵小姐玛丽亚感到困惑和惊奇的是,她开始发现,她的父亲的确越来越靠近法国女人了。公爵小姐玛丽亚给安德烈公爵写信,说父亲怎样看待他的来信,但是她安慰哥哥,认为有希望使她父亲采取容忍的态度。

    尼古卢什卡和他的教育,安德烈和宗教,是公爵小姐玛丽亚的慰藉和欢愉;但是除此而外,每个人都应怀有个人的希望,所以公爵小姐玛丽亚在她隐秘的灵魂深处也潜藏着给她的生活带来主要慰藉的幻想和希望。神亲们——疯修士和云游派教徒瞒着公爵访问过她,给予她以可资慰藉的幻想和希望。公爵小姐玛丽亚的生活经历愈多,见识愈广,她就对那些在国土之上寻求享乐与幸福的人的鼠目寸光愈益感到惊奇;为了获得那不能获得的虚构的、罪孽的幸福,人们不断地劳动、受苦受难,互相争斗,互相危害。“安德烈公爵爱他的妻子,她已经死了。更有甚者,他还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别的妇女联系在一起。父亲并无此意图,因为他希冀安德烈能有更为优美、更为富裕的夫妇生活。为了获得昙花一现的幸福,他们互相争斗,受苦受难,互相折磨,损害自己的灵魂——永生的灵魂。而且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基督——即上帝之子已降临凡间,他对我们说,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是一种考验。但是我们大家都把它抓住,想从其中觅得幸福。怎么竟没有人能够领会呢?”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除开这些被人蔑视的神亲而外,没有人能够领会这个道理,那些神亲肩背行囊从后门向我走来,因为他们惧怕被公爵望见,他们不是害怕吃到他的苦头,而是为了使他不致于造孽。他们抛弃家庭、故乡,抛弃对人间种种福利的操心,穿着粗麻布衣服,改名换姓,无牵无挂地从一处漫游至他处,不危害任何人,而为他人祈祷,为驱赶他们的人祈祷,也为庇护他们的人祈祷,高于这种真理和人生的真理的人生是没有的啊!”

    有一个名叫费多秀什卡的云游派女教徒,五十岁了,身材矮小,禀性恬静,脸上长满了麻子,她光着脚,戴上枷锁,已经漫游三十多年了。公爵小姐玛丽亚特别喜欢她。有一天,在那点燃着一盏长明灯的昏暗的房间里,费多秀什卡讲她自己的生活史,公爵小姐玛丽亚的脑际骤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她认为唯独费多秀什卡找到了正确的人生之路,她也决定亲自去各地漫游。当费多秀什卡走去就寝的时候,公爵小姐玛丽亚思忖了良久,不管这件事看来是多么古怪,最后她拿定了主意:她要去各地漫游。她把她自己的意图只告诉一个忏悔师修士阿金菲神甫,忏悔师对她的意图表示赞许。公爵小姐玛丽亚遂以捐赠云游派女教徒礼物为藉口,给她自己储备了女教徒穿的全套服装、衬衣、草鞋、长身上衣和黑色头巾。公爵小姐玛丽亚常常走到珍藏的五斗橱前面,伫立着,犹豫不决,心里想,实现她的意愿的时刻是否已经来到了。

    她常常静听云游派女教徒们讲故事,她们那些普通的、在她们看来都是呆板的,在她看来却是充满深刻含义的言词使她十分激动,她有几次竟想抛弃一切,从家中逃走。她在她自己的想象中看见自己和费多秀什卡,她们穿着粗麻布衣服,持着手杖,背着行囊,在尘埃滚滚的路上行走;他们长途漫游时,心中已排除嫉妒心理,已排除人世的爱情和欲望,从一些主的仆人那里向另一些主的仆人那里走去,终于走到既无悲伤,亦无太息,只有永恒的欢乐和无上幸福的地方。

    “我来到一个地方,我便祈祷一会儿,还没有习惯这个地方,还没有爱上这个地方,我又向前走了。我一直走得两腿发软,躺下来,在某个地方死去,终于走到一个永恒的、享受安逸生活的环境,那里既无悲伤、亦无太息!……”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

    可是后来,她看见了她的父亲,尤其是看见了小科科,她的意愿渐渐打消了,她悄悄地哭着,心里觉得她是个罪人,她爱父亲和侄子,尤甚于上帝。

    第二卷 第四部

    1

    圣经上的传说指出,不劳动——无所事事是第一个人①在堕落之前享受无上幸福的条件。在堕落的人身上仍旧有游手好闲的恶习。但是,最厉害的惩罚却压在人类身上,这不仅因为,我们必须辛勤地劳动去挣到自己的糊口之食,而且因为,就道德品质而言,我们决不能游手好闲而又心安理得。怀在心里的声音说:我们无所事事势必有罪。如果人类能够到达一种境地,他无所事事,竟能觉得自己于人有益,而且又在履行天职,那末,他就发现了原始时代的无上幸福的一面。整个阶层——军人阶层享有这种天经地义的、不受指责的闲逸的社会地位。这种天经地义的、不受指责的闲逸,过去是,将来也是服兵股的主要诱惑力。

    ——–

    ①指亚当。

    尼古拉·罗斯托夫饱尝到了这种无上幸福的滋味,一八○七年以后,他继续在保罗格勒兵团服役,他已经接替杰尼索夫,指挥一个骑兵连了。

    罗斯托夫已变成一个粗野的老好人了,莫斯科的熟人一致认为他的风度有点mauvaisgenre①,但是他却受到同事、部属和首长的爱护和尊敬,而且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满意。迩近,于一八○九年,他常在家信中发现母亲连迭的怨言,她说家境每况愈下,他应当回家,使年老的双亲能够得到欢乐和慰藉。

    尼古拉在读家信的时候,他心里感到一种恐怖。害怕家里人会把他从避开日常生活的混乱局面而生活在安静的环境中撵出去。他感觉到他迟早又要陷入生活的漩涡,那里是一片混乱,有许多事情要加以改进,管家人的帐目、争吵、阴谋诡计、人情关系、交际、索尼娅的爱情、求婚者的诺言。这一切极为繁难而又紊乱不堪,所以他总用他那冷淡的模仿古典书信的旧格调给母亲回信:开头写的是“MachèremaAman,”②末尾写的是“votreobéissantfiis,”③可是,他打算何时回家,他却矢口不谈。一八一○年,他接到几封双亲的来信,告知他有关娜塔莎和博尔孔斯基订婚的事情,因为老公爵不同意,所以婚礼要在一年后举行。这封信使尼古拉十分痛心,感到受了侮辱。第一,家里缺少了他最喜欢的娜塔莎使他觉得惋惜;第二,他从骠骑兵的观点出发,他心里感到遗憾的是,他们订婚时他不在面前,如果他在他们面前,他就会向这个博尔孔斯基表明,他和他结亲根本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如果他爱娜塔莎,纵然未经乖戾的父亲许可,也是可以结婚的。他踌躇片刻,是不是要请个假回去看看未婚妻娜塔莎,但是这时候眼看就要举行大演习,他脑海中想到索尼娅,想到乱七八糟的事情,于是又延期了。可是就在那年的春天,他接到母亲瞒着伯爵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劝他立即回家去。她在信中写道,如果尼古拉不回去办理事情,那末整个产业都要拍卖,大家就得讨饭了。伯爵很衰弱,什么都信赖米坚卡,他太善良了,结果人人哄骗他,什么都搞得越来越糟。“看在上帝份上,我要向你恳求,如果你不愿意使我和全家人遭到不幸,你就马上回来吧。”伯爵夫人写道。

    这封信对尼古拉发挥了作用。因为他有平凡人的健全理智,所以这也就能使他明白,应该怎样办。

    ——–

    ①法语:风度有点不雅致。

    ②法语:亲爱的妈妈。

    ③法语:您的恭顺的儿子。

    目前他应该启程回家,假如不退伍,也得请个假。为什么应当启程回家,他并不知道;午餐后睡了一觉,他吩咐给他备上灰色的马尔斯(战神),这是一匹许久没有骑过的、野性未驯的烈马,他骑着这匹累得满身大汗的壮马回家的时候,向拉夫鲁什卡(杰尼索夫的仆役还留在罗斯托夫身边)和几个晚上来访的同事宣称,他要告假回家。无论他想起来这是多么烦难和奇怪:在他还没有从司令部打听到他是否被提升为骑兵大尉(这是他特别想知道的事),或者在近来举行的大演习中他是否获得安娜勋章的时候,他居然回家去了,无论他觉得这是多么奇怪:在他还没有把三匹黑鬃黄褐色的烈马卖给讨价还价的戈卢霍夫斯基伯爵的时候(罗斯托夫打赌时说要拿到两千卢布才把这三匹烈马卖出去),他居然回家去了;无论他感到这是多么不可理解:为了使那些替波兰小姐博尔若佐夫斯卡娅举办舞会的枪骑兵为难,骠骑兵们也要为波兰小姐普沙杰茨卡娅举办一次舞会,而他竟要回家去,就不能参加这次舞会了,——他晓得他要从这个晴朗的美好的世界到那个荒谬绝伦的杂乱无章的地方去。一星期以后,他请准假了。不仅全团的骠骑兵同事,而且全旅的骠骑兵同事,每人都乐捐十五卢布给罗斯托夫举办一次舞宴,宴会上两个乐队奏乐,两个合唱队唱歌。罗斯托夫和巴索夫少校跳了一顿特列帕克舞;喝得烂醉的军官们把罗斯托夫抱起来往上抛,拥抱他,然后放下来;第三骑兵连的士兵们又一次地把他抱起来往上抛并且高呼乌拉!然后他们便把罗斯托夫放在雪橇上,把他送到头一站。

    如同常有的情形那样,从克列缅丘格到基辅的道路已经走了一半,罗斯托夫的思想仍旧停留在后头,停留在骑兵连队中,但是走了一半以上的路程之后,他忘了那三匹黑鬃黄褐色的烈马,忘了他的骑兵司务长,忘了叫做博尔若佐夫斯卡娅的小姐,他开始不安地问他自己,在奥特拉德诺耶将会发现什么,怎样去发现它。他越驶近家门,思家的感情就越强烈,比以前强烈多了(好像精神上的自觉也服从于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在奥特拉德诺耶前面的终点站上,给了马车夫三卢布酒钱,他像孩儿一般,气喘呼呼地跑上住宅的台阶。

    与他期待的情形相比较,在迎接的狂欢之后,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不满情绪,(一切依然如故,我何若急着回家呀!)在这之后,尼古拉开始习惯于他们家中原有的生活。父亲和母亲还是那个样子,不过他们变老了一些。他们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只是有几分焦急不安,有时候不和,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情,尼古拉很快就知道,这都是由于境况不景气所造成的。索尼娅已经十九岁出头了。她再也不会变得更好看,她只能是这个样子,不会有什么更多的转变;就算是这样,也就很够了。自从尼古拉回来以后,索尼娅完全陶醉在幸福和爱情之中,这个少女那忠实的、坚定不移的爱情,真使他心旷神怡。使尼古拉感到惊奇的莫过于彼佳和娜塔莎。彼佳是个十三岁的大男孩,嗓子也变了,长得挺好看,心情愉快,有头脑,可是太顽皮了。娜塔莎的样子使尼古拉惊讶了很久,他一面端详着她,一面发笑。

    “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他说。

    “干嘛,我变得丑了一点么?”

    “恰恰相反,不过架子太大了。公爵夫人啊!”他用耳语对她说。

    “对,对,对。”娜塔莎愉快地说。

    娜塔莎把她和安德烈公爵的爱情关系和他到达奥特拉德诺耶的情况讲给他听,把他最近写的一封信拿给他看。

    “怎么,你感到高兴吗?”娜塔莎问道。“我现在非常平静,非常幸福。”

    “我很高兴,”尼古拉回答,“他是个挺好的人。怎么,你很钟情吗?”

    “怎么对你说呢,”娜塔莎回答,“我爱过鲍里斯,爱过教师,爱过杰尼索夫,但是这种爱情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很稳重而且坚定。我知道,比他更好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我现在感到很平静而且舒适。完全不是原先那个样子……”

    尼古拉向娜塔莎表明,他对推迟婚期一年很不满意,但是娜塔莎凶狠地冲她哥哥骂起来,她向他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行,违背父亲的意旨,走进他们的家庭是很愚蠢的,她本人也愿意将婚期延缓一年。

    “你根本,根本不了解,”她说。尼古拉不开腔了,他对她的看法表示同意。

    哥哥望她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惊讶。她根本不像一个远离夫婚夫的钟情的未婚妻。她还和以前一样平和、恬静和快活。这就使得尼古拉感到惊讶,甚至使他对博尔孔斯基的凭媒娶亲持有不信任的看法。他不相信,她的命已经注定,尤其是没有看见安德烈公爵和她相处的情形。他总觉得这门拟议中的婚事有欠妥的地方。

    “为什么延期?为什么不订婚呢?”他想道。有一次他和母亲谈起妹妹的事情,他觉得惊奇,而且有点儿高兴,他发现母亲有时候在灵魂深处对这门婚事也持有不信任的看法。

    “你看,他是这样写的。”她把安德烈公爵的信拿给儿子看时说道,她怀着隐藏在心里的恶意,做母亲的对女儿未来的幸福的夫妇生活往往怀有这种嫉妒的感情;他写道,“他在十二月以前不能回家。究竟是什么事情妨碍他呢?想必是疾病?他的身体很虚弱。你不要说给娜塔莎听。你甭看她心里高高兴兴,她快要度过少女时代的末期了,但是我知道,每逢她接到他的来信的时候,她的心绪是怎样的。不过,上帝保佑,事事都会称心如意的。”她每次都说这么一句收尾的话,“他是个最优秀的人。”

    ——————

    2

    尼古拉回来以后,初时他觉得心情沉重,甚至很苦闷。使他心里难受的是,他必须过问这些无聊的家务,而母亲就是为了料理家务才把他召唤回来的。为了更快地卸下这个重担,在他回到家中以后的第三天,他就怒形于色,问他上哪里去他也不回答,他皱着眉头,到耳房去看米坚卡,叫他把全部帐目摆出来。全部帐目是些什么帐目,胆战心惊的、困惑不安的米坚卡比尼古拉知道得更多。他和米坚卡的交谈、核查全部开销并没有延续很长的时间。在耳房的外间等候的村长、当选的代表和地方行政长官,流露着恐惧而悦意的神态,最初听见年轻伯爵的嗓音越提越高,说话的声音叽叽喳喳,喋喋不休,然后听见一句紧接一句的可怕的咒骂。

    “强盗啊!忘恩负义的坏蛋!……砍死这条狗……不跟爸爸那样……你偷光了……”等等骂人的话。

    然后这些人仍然带着喜悦和恐惧的样子看见年轻的伯爵面红耳赤,眼睛里充血,一把抓住米坚卡的后脖颈,把他拖出来,在咒骂之间,他很轻巧地用腿和膝头顶住他的屁股,用力推他往前走,大声吆喝:“滚开,坏蛋!你这个鬼家伙不要待在这儿吧!”

    米坚卡拼命地从六级台阶飞奔下来,跑进了花坛。(这个花坛是奥特拉德诺耶的罪犯们所熟悉的避难的地方。那个喝得烂醉从城里走回来的米坚卡本人就是躲在这个花坛里的,许多躲避米坚卡的奥特拉德诺耶的居民,都熟谙这个花坛的庇护效力。)

    米坚卡的妻子和几个小姨子露出惶恐的神态从房门口探出身子向门斗张望,一只精美的茶炊正在沸腾,管事人的一张高床摆在那间房里,床上铺着用那短短的碎布缝缀的、绗过的棉被。

    年轻的伯爵上气不接下气,迈着坚定的脚步从她们身旁经过,没有注意她们,向住宅走去。

    伯爵夫人从几个婢女那儿立刻打听到耳房里发生的事,一方面,他们目前的景况应当好转,因而放下心来;另一方面,她非常担心儿子经受不起劳累,因而惴惴不安。她接连几次踮着脚尖走到他门前,听见他装一袋烟,又装一袋烟,不停地抽烟。

    第二天,老伯爵把他儿子喊到一边,含着胆怯的微笑对他说:

    “我的心肝,你知不知道,你无缘无故地发了一阵火!米坚卡把什么都讲给我听了。”

    “我知道,”尼古拉想了想,“在这个愚昧的世界里,无论什么事我永远都不明白。”

    “他没有把这七百卢布记在帐上,你就生他的气了。要知道,他把这七百卢布记在转欠页上,而另外一页你就没有看了。”

    “爸爸,我知道他是个坏蛋,小偷儿。我干过了,就算干过了。如果您不希望我这样做,我就不再跟他说什么了。”

    “不,我的心肝,(伯爵也感到困窘不安。他觉得,他是他妻子的地产的蹩脚主管,他对不起他自己的儿女,可是他并不知道,要怎样去加以改进。)不过,我请你来管理家业,我太老了,而且……”

    “不,爸爸,如果我做了使您不愉快的事,就请您原谅,我没有您那样内行。”

    “这些农夫、金钱、转欠页上的帐目统统见鬼去吧,”他想道,“我早就懂得,怎样折起纸牌的一角押上赌注,可是过页转帐的事,我一点也不懂得。”他自言自语地说,从那时起他再也不过问家业了。只是有一回,伯爵夫人把儿子喊到面前,告诉他,她有一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二千卢布的期票,她问尼古拉,他想怎么办。

    “原来是这么回事,”尼古拉回答,“您对我说,这件事取决于我,我不喜欢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不喜欢鲍里斯,不过他们和我们要好,而且他们的生活很贫苦。那就这么办好了!”于是他撕了这张期票,他这种做法使得老伯爵夫人含着欣喜的泪水大哭了一顿。在此以后,年轻的伯爵不再过问任何家事了,他兴致勃勃地开始干一件对他说来还是新鲜的事情——犬猎,老伯爵正以巨大的规模从事犬猎。

    ——————

    3

    那时已是初寒时节,早晨的严寒封住了被秋雨淋得乌黑油亮的土地,秋播作物的幼苗长得茂盛,一条条被牲口踩得变成褐色的越冬麦地、淡黄色的春播作物的麦庄和红色的荞麦地,和那茂密的秋播作物分隔开来,呈现着一片绿油油的颜色。八月底,群山的顶峰和树林在秋播作物的黑土田地和麦庄之间犹如绿色的孤林,这时在鲜绿的越冬作物中间,已经变成金光闪闪的和鲜红的孤林。灰兔的毛已经落了一半(正在换毛),一窝窝的小狐狸也开始向四面八方走去,小豺狼已经长得比狗更大了。这是狩猎的最佳时节。热衷于狩猎的年轻猎人罗斯托夫的猎犬,不仅长了膘,而且获得了信任,于是猎人全会上决定让猎犬休息三天,九月十六日远行,这次狩猎从橡树林开始,因为林中有一个未被惊动的狼窝。

    九月十四日的情况是这样的。

    猎犬整天呆在家中,天气很冷,寒风刺骨,但从傍晚起天空布满乌云,暖和起来了。九月十五日清早,年轻的罗斯托夫披上了一件长衫,向窗外望望,他一眼望见,比这天早上更适宜于狩猎的天气是没有的了:天空好像在融化,风停了,天幕向地面拉下来。在空气中移动的唯有尘雾或者是晨雾中悄悄落下的细微的水珠。花园中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透明的水珠。滴在刚刚落下的叶子上。菜园的土地犹如罂粟,非常润湿,变得更黑而有光泽,在不远的距离以内,和阴沉而潮湿的雾幕融成一片了。尼古拉走上被雨淋湿的污泥满地的台阶,这里发散着枯萎的树木和猎犬的气味。那只黑腿的臀部宽大的母犬米尔卡,睁开它那乌黑的凸出的大眼睛,一看见主人便站起来,向后伸了个懒腰,像只灰兔似的躺在那里,然后突然一跃而起,对准他的鼻子和胡髭舔了一下。另外一只牡灵狸在花园中的一条小路上看见了主人,把背弓起来,向台阶飞也似的奔去,它翘起尾巴,开始蹭那尼古拉的腿。

    “好啊。”这时候可以听见无可模拟的猎人的呼唤声,呼噜声中既含有最深沉的男低音,又含有最尖细的男高音。猎犬训练管理人和狩猎长丹尼洛从墙角走出来了,他头发苍白,满面皱纹,剪了个乌克兰式的童化头,手里执着一根短柄长鞭,流露出一副唯独猎人才有的独立活动和蔑视尘世中一切的表情。他在老爷面前摘下切尔克斯高顶帽,鄙夷地向他望了一眼。他这种轻视的神情没有使老爷觉得受侮辱,尼古拉晓得,这个藐视一切的高踞于一切的丹尼洛,毕竟是他的仆役和猎人。

    “丹尼洛!”尼古拉说,畏葸地觉得,在他看见这种狩猎的天气、这些猎犬和猎人时,一种难以克服的狩猎的欲望支配着他,就像一个钟情的男人在他的情妇面前竟会忘怀原有的各种打算一样。

    “大人,有什么吩咐?”他用那副由于呼唤猎犬追捕野兽而嘶哑的嗓子,发出执事长的男低音,问道,他皱着眉头并用两只闪闪发言的乌黑眼睛看了看默不作声的老爷。“怎么,顶不住了吗?”这两只眼睛仿佛在说。

    “好日子,是吗?追捕野兽,跑一趟,好吗?”尼古拉用手搔着米尔卡的耳根,说道。

    丹尼洛不回答,眨了眨眼睛。

    “天拂晓时,我派了乌瓦尔卡出去打听一下,”沉默片刻后他用那男低音说道,“他说过,母狼迁移了,迁到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去了,还在那里不住地嗥叫。(迁移所指的就是他们二人都知道的那只母狼和几只狼仔迁进了奥特拉德诺耶森林,这座林子离家有两俄里之遥,这是一片范围不大的林地。)”

    “那就应当到那里去,是不是?”尼古拉说,“你跟乌瓦尔卡一同到我这里来。”

    “随您吩咐,好吧!”

    “等一会儿再喂猎狗吧。”

    “是的。”

    隔了五分钟丹尼洛和乌瓦尔卡站在尼古拉的一间大书斋中。尽管丹尼洛的个子不很大,但是在这个房间看见他,欲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如同你看见一匹马或是一头狗熊站在家具和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设备之间的地板上。丹尼洛本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像平常一样,他站在紧靠房门的地方,尽量低声地说话,不移动脚步,以免打破老爷的安静,他想尽量快地把话说完,走到广阔的户外去,从天花板底下走到露天地里去。

    尼古拉问完了话,并从丹尼洛那儿打听到猎犬都还不错(丹尼洛本人也想动身了),于是他吩咐备马。但是丹尼洛刚刚想要走出去,娜塔莎就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房里来,她没有梳头,也没有穿好衣裳,只披着保姆的一件大连衣裙,彼佳和她一起跑进来了。

    “你要去吗?”娜塔莎说,“我还是知道!索尼娅说你们是去不成的。我晓得,今天这样的日子非去不可了。”

    “我们要去了,”尼古拉不乐意地回答,他打算认真地打一次猎,今天他不想把娜塔莎和彼佳带在身边。“我们要去了,可是要猎获的只是豺狼;你会感到枯燥无味的。”

    “你知道,这是我的最大的乐趣,”娜塔莎说,“这很不妙,他本人要去猎狼,吩咐人家备马,可是他不向我们吐露半句话。”

    “俄国人不可阻挡,我们去吧!”彼佳喊道。

    “你本来就不能去,妈妈不是说你不能去么。”尼古拉把脸转向娜塔莎说。

    “不,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娜塔莎坚决地说,“丹尼洛,吩咐给我们备马,要米哈伊尔把我的一群猎犬带去好了。”她把脸转向狩猎长说。

    丹尼洛觉得他呆在房里有点儿失礼,很难受,但是对他来说,要和小姐打交道岂非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垂下眼帘,赶快走出来,好像这件事与他无关,总得想个啥法子,省得无意中伤害小姐。

    ——————

    4

    老伯爵一向经营大规模的狩猎业,现今他把一切业务转交给儿子管理,这一天,九月十五号,老伯爵快活起来,也想亲自去狩猎。

    过了一个钟头,所有参加狩猎的人都来到台阶的近旁。尼古拉露出严肃认真的样子,表示现在哪有闲工夫去料理琐碎的事,娜塔莎与彼佳正在和他讲话,他却顾不得这么许多,便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他把参加狩猎的各个小组察看了一遍,先行派出一群猎犬和猎人前去围猎,他就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顿河种马,对他自己的一群猎犬打着唿哨,经过打谷场,向通往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的田野出发了。伯爵的马夫牵着老伯爵骑的一匹叫做维夫梁卡的白鬃白尾的枣红色骟马;他本人乘坐一辆轻便马车径直地向兽径驰去。

    猎犬共计五十四头,由六名猎犬训练管理人、看管猎犬的猎人带领。除开主人之外,有八名灵狸看管人,由他们带领四十多头灵狸,这些灵狸连同主人的几群猎犬,约计有一百三十头猎犬,二十名骑马的猎人,都朝着田野的方向出发。

    每只猎犬都认识主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每个猎人都知道自己应做的事情、围猎的地点和他所承担的任务。大伙儿刚刚走出菜园子,就停止说话,寂然无声,有条不紊地、从容不迫地沿着通往奥特拉德诺耶森林的大道和田野拉长距离,散开了。

    马群就像在毛皮地毯上行走那样,沿着田野前进,当它们走过大路时,偶尔踩进了水洼,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雾霭弥漫的天空,仍旧不知不觉地、不疾不徐地向地面拉下来;天空中一片沉寂,而且和暖,无声无息。有时可以听见猎人的唿哨声,马的响鼻声,或者是离开原地乱走的猎犬刺耳的吠声。

    当他们走了一俄里左右的时候,有五个带着猎犬的骑士从那雾霭中出现,他们向罗斯托夫的那帮猎人迎面走来。一位精力充沛、胡髭斑白、五官端正的老人在前面骑行。

    “大叔,您好。”当那老人驰近尼古拉时,尼古拉说。

    “正当的事情,走吧!……我本来就晓得。”大叔开腔了(这是罗斯托夫的远亲,不富裕的邻人),我本来就晓得,你忍不住了,你就去打猎,好得很。正当的事情,走吧!(这是大叔爱说的俗话。)你马上占领禁伐区,其实我的吉尔奇克向我禀告了,伊拉金一家带着一帮猎人盘踞在科尔尼克;正当的事情,走吧!他们会从你们鼻子底下端走一窝狼仔的。”

    “我也要到那里去,怎么,我们把猎犬合在一起吧?”尼古拉问道,“把猎犬合在一起……”

    他们把猎犬合成一大群了,大叔和尼古拉并辔而行。娜塔莎骑马走到他们跟前,她裹着头巾,那张兴奋的脸孔、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从头巾下面露出来了。彼佳、猎人米哈伊尔、保姆派来照应她的驯马师,都不离寸步地陪伴着她。彼佳不知为什么而笑,为什么鞭打自己的马,不住地拉缰绳。娜塔莎熟练而自信地骑在一匹黑色的阿拉伯马上,用一只可以信赖的手毫不费劲地把马勒住了。

    大叔用不赞同的目光望了望彼佳和娜塔莎。他不喜欢把嬉戏和打猎这件严肃认真的事情混为一谈。

    “大叔,您好,我们也要走。”彼佳喊道。

    “您好,您好,可是别把猎犬压坏了。”大叔厉声地说。

    “尼古连卡,多么好看的猎犬‘特鲁尼拉’!它认出我了。”

    娜塔莎谈到她那只心爱的猎犬。

    “第一,特鲁尼拉不是普通的狗,而是一只公猎犬。”尼古拉想了一下,严肃地朝他妹妹瞥了一眼,竭力地使她感觉到,在这个瞬间需要保持他们之间的距离。娜塔莎明白这一点。

    “大叔,您不要以为我们会阻碍他人,”娜塔莎说,“我们要待在原地不动。”

    “伯爵小姐,这很好,”大叔说,“不过别从马上摔下来,”他补充说,“正当的事情,走吧!可是您没有什么可以扶手的东西。”

    在莫约一百俄丈远的地方可以看得见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这座孤林了,数名猎犬训练管理人快要走到这个地方。罗斯托夫和大叔终于议定从那里放出猎犬,并且指定娜塔莎站在那个决不能跑动的地方,于是他朝着围猎的方向走去。

    “喂,贤侄,一只大狼由你来对付呢,”大叔说,“说好啦,别追失了。”

    “碰上什么算什么,”罗斯托夫回答,“卡拉伊,走吧!”他喊了一声,这一声召唤用以回答大叔的话。卡拉伊是一只难看的、一身乱毛的老公狗,它因单独地捕获一只大狼而闻名。

    大伙儿各就各位。

    老伯爵知道他儿子在狩猎之时火气很大,便赶快驶来,省得迟到,在猎犬训练管理人还没有走到围捕的地方,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就已经乘坐两匹乌雅驾的马车,欢天喜地,红光满面,腮帮给震得不住地颠动,马车驶过翠绿的田野,到达留给他的一条兽径。他弄平皮袄,装备好猎用的工具,骑上他那匹像他一样毛色斑白、膘肥光滑,驯顺善良的“维夫梁卡”。马车已被送回原地。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并非醉心于狩猎业的猎人,但是他却熟谙狩猎规章,他驰向灌木林边沿地带,在那儿停步,他用两手将缰绳左右分开握住,在鞍子上坐定,觉得自己准备就绪,面露微笑,向四周环顾一下。

    名叫谢苗·切克马尔的仆役,老猎人,但是身体变得很笨重的人站在他身旁。切克马尔用皮带牵着三只勇猛的,但是也像主人和马一样肥大的捕狼的猎犬。两只未系皮带的很灵的老狗在地上躺着。伯爵的另外一名马夫站在百步以外的树林边缘上。米季卡是个无所顾忌的骑手和入迷的猎手。伯爵依照老习惯在狩猎前喝了一银盅猎人喝的烧酒,就着一点小菜喝了半瓶他喜欢喝的波尔多酒。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由于骑马和饮酒已经有点脸红了,他的眼睛蒙上薄薄一层湿气,显得分外明亮,他裹着一件皮袄,骑在马鞍上,那副样子就像打点他这个小孩去游逛似的。

    那个消瘦的两颊深陷的切克马尔弄好了他自己的事情,不住地瞅着主人,他和主人和睦相处已有三十年了,他明了主人的愉快心情,等待他跟他愉快地谈话。还有个第三者(看来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从树林后面小心翼翼地走来,他在伯爵后面停步。此人是个髯须斑白的老头,他身穿女人的外衣,头戴高顶帽,这就是名叫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的侍从丑角。

    “喂,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向他递了个眼色,用耳语说,“你只会把野兽轰出洞来,丹尼洛要给你个厉害瞧。”

    “我本人……不比别人笨……”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说。

    “嘘!”伯爵发出嘘嘘声后又把脸朝着谢苗。

    “你看见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娜塔莎的尊称)么?”他问谢苗。“她在哪里?”

    “她和彼得·伊利奇(彼佳的尊称)站在扎罗夫草地附近。”谢苗微露笑容说。“也是女子,打起猎来可很出色。”

    “她骑起马来,你会感到惊奇,谢苗……怎样?”伯爵说,“即使是男人也不过如此!”

    “怎么不令人惊奇?非常勇敢,非常灵活!”

    “尼古拉沙(尼古拉的爱称)在哪儿?在利亚多夫斯克高地上吗?”伯爵用耳语问道。

    “是的,老爷。他知道他该呆在什么地方。他擅长骑马,我和丹尼洛有时候也感到惊讶。”谢苗说,他知道怎样才能使主人满意。

    “他很会骑马,是吗?骑在马上是啥样子?”

    “真要画张图画来说明一下!前几天他从扎瓦尔津斯克草地跟踪追逐一只狐狸。他开始越过许多障碍,多么可怕啊——一匹马值得一千卢布,而骑手是无价之宝!这样呱呱叫的小伙子哪里去找!”

    “哪里去找……”伯爵重复地说,显然他感到遗憾,谢苗竟然很快就把话说完了。“哪里去找,”他说道,一面撩起皮袄的下摆,一面取出鼻烟壶。

    “前几天他在日祷后从教堂走出来,胸前戴满了勋章,米哈伊尔·西多雷奇……”谢苗还没把话说完,就听见沉寂的空中清晰地传来两三只猎犬追捕野兽的嗥叫和别的猎犬的随声吠叫。他低下头,倾听起来,现出威吓的样子,沉默地向伯爵暗示。“跟踪找到狼窝啦……”他轻言细语地说,“有人带领着大家干脆在利亚多夫斯克高地追捕去了。”

    伯爵忘了收敛起脸上的微笑,向他前面的副林带远眺,手里拿着鼻烟壶,并没有闻它。紧接着犬吠之后,可以听见丹尼洛用以追狼的低沉的角笛声;另一群猎犬和头三只猎犬走在一起,于是听见猎犬时高时低地吠叫,其中夹杂着别的猎犬的特殊的呼应声,这一声声呼应就可作为追捕豺狼的吠声的标志。猎犬训练管理人已不催促猎犬追捕野兽,而是发出口令,叫猎犬抓住野兽。在这一片呼唤声中,尤以丹尼洛时而低沉、时而刺耳的呼声清晰可闻。丹尼洛的声音仿佛充满整个森林,从森林后面传出来,响彻了遥远的田野。

    伯爵和他的马夫沉默地倾听几秒钟,深信猎犬已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为数较多,嗥叫得特别厉害,它们渐渐走开了;另一部分猎犬沿着森林从伯爵身旁疾驰起来,在这群猎犬中可以听见丹尼洛催促猎犬抓住野兽的喊声。这两队猎人追捕野兽的喊声汇合起来,抑扬婉转,但是这两种喊声都渐渐离得远了。谢苗叹了一口气,俯下身子把绊住小公犬的一条腿的皮带弄平,伯爵也叹了一口气,看见自己手中的鼻烟壶,把它打开来,掏出一撮鼻烟。

    “向后转!”谢苗对越过森林边沿的公犬喊了一声。伯爵颤抖了一下,扔掉鼻烟壶。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翻身下马,把鼻烟壶捡起来。

    伯爵和谢苗望着他。忽然间,追赶野兽的喊声一刹那传到近边来了,这是打猎时常有的情形,仿佛吠叫的一张张狗嘴和丹尼洛催促猎狗抓住野兽的喊声快要在他们面前出现。

    伯爵回头一望,从右面望见米季卡,米季卡瞪大眼睛瞧着伯爵,举起他的帽子,把另一侧的前方指给他看。

    “你来卫护吧!”他喊叫起来,那嗓音听来他憋了很久,以致这个词不禁要脱口而出。他于是放出猎犬,向伯爵那个方向疾驰去了。

    伯爵和谢苗从森林边沿疾驰而出,从左面望见一只狼,这只狼有点儿摇摇晃晃,悄悄地从他们左边跳到他们所站的森林边沿。几只凶恶的猎犬尖叫了一声,挣脱了皮带,从几匹马的脚旁向豺狼飞跑起来。

    狼暂时不跑了,就像患了咽喉炎那样,笨拙地把它那前额高的头转向猎犬,仍然有点儿摇摇晃晃,突然跳了一两下,躲进森林边缘不见了。就在那个时刻有一只、又一只、第三只猎犬发出啼哭似的哀鸣惘然若失地从对面的森林边缘跳出来,整整一群猎犬沿着田野,沿着豺狼穿过(跑过)的地方跑起来了。紧随猎犬之后,榛子灌木分开了,丹尼洛那匹栗色的、由于出汗而变得乌黑的马出现了。丹尼洛没有戴帽子,露出蓬乱的白发,通红的脸上淌着热汗,他缩作一团,微微向前俯着身子,骑在长长的马背上。

    “我来呼唤猎犬抓住野兽,我来呼唤猎犬抓住野兽!……”他喊道。当他看见伯爵的时候,他的眼中闪出了电光。

    “啊!……”他向伯爵举起短柄长鞭,威吓道。

    “放走了狼啊!……什么猎人啊!”他好像没有跟局促不安的胆战心惊的伯爵交谈,对伯爵怀恨在心,用力鞭挞一下栗色骟马那凹陷的汗湿的肋部,跟在猎犬后面疾驰去了。伯爵仿佛受到惩罚似的,站立着,向四下张望,竭力地露出微笑,藉以获得谢苗对他处境的怜惜。但是谢苗已经不在那里了;他骑马绕过灌木林,截捕豺狼,不让它走进森林中。灵狸看管人也从两旁拦截野兽,但是这只狼经过灌木林走了,没有一个猎人截住它。

    ——————

    5

    与此同时,尼古拉·罗斯托夫站在原地伺候野兽。他凭猎犬追捕野兽的吠声的远近,凭他所熟悉的猎犬的吠声,凭猎犬训练管理人的喊声的远、近与声高,他就能够感觉到那座孤林里发生的情况。他知道,在这座孤林里面藏有狼崽(幼小的豺狼)和大狼(老豺狼),他知道猎犬已分成两群,他们都在某个地方用猎犬追捕野兽,而且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很顺遂的事情。他时时刻刻等候野兽走到自己这边来。他做过几千次不同的推测,认为野兽会怎样跑出来,从哪个方向跑出来,他怎样用猎狗追捕野兽。但是希望代之以绝望。他好几次向上帝,祈祷,希望有只豺狼向他走来,他怀着那种强烈而真诚的感情做祷告,正如人们为了小事而极度激动时祷告一样。“唔,你只要,”他对上帝说,“为我办成这件事!我知道你很伟大,请求你做这件事真是罪过;但是看在上帝份上,做一件好事,叫那只大狼钻到我面前来,叫卡拉伊当着向那边观察的‘大叔’的面,拼命地咬住大狼的喉咙。”就在这半个钟头以内,罗斯托夫用那紧张而不安的、逼视的目光千次地打量森林的边缘,一些别种幼树夹杂在山杨树中间,上面耸立着两颗稀疏的橡树,他还注视着被雨水冲掉边缘的沟壑以及右面那座灌木林后依稀可辨的大叔的皮帽。

    “不,这种运气是不会有的,”罗斯托夫这样想,“得付出多少代价!这种运气是不会有的!无论是打牌,抑或是作战,我总是处处倒霉。”奥斯特利茨和多洛霍夫鲜明地而又匆匆地在他想象中交替地闪现。“只希望在该生能有一回捕获到一头大狼,我再没有更大的欲望了!”他想道,一面注意听,一面注意看,开头向左边,后来又向右边张望,同时倾听追逐野兽的声音的各种细微差别。他又向右边望望,而且望见有一样东西沿着荒漠的田野向他迎面跑来。“不,这不可能!”罗斯托夫想了想,深深地叹气,就像某人在完成他长久期待的事情似的。最大的幸福实现了——而且是那么简单,无声无色、毫无颂扬地实现了。罗斯托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疑心延续了一秒多钟。这只狼向前跑着,跑着,吃力地跳过了路上的车辙。这是一只老狼,背部斑白,吃大了的肚子有点发红。它从容不迫地跑着,很明显,它坚信没有人会看见它。罗斯托夫屏息地望望猎犬。它们有的躺着,有的站着,没有看见豺狼,什么也不明白。老卡拉伊转过头来,呲起发黄的牙凿,生气地找它身上的跳蚤,咬它自己的后腿。

    “我来呼唤猎犬抓住野兽,”罗斯托夫噘着嘴唇,用耳语说。猎犬都抖抖铁链,跳起来,竖起耳朵听。卡拉伊搔搔后腿,站起来,竖起耳朵听,轻轻地摆动一下那垂挂着的像毡子一样的尾巴。

    “放?还是不放?”当豺狼离开森林向他面前跑来的时候,尼古拉自言自语地说。忽然狼的脸色全变了,它看见一双大概从未见过的朝它凝视的人的眼睛后,哆嗦了一下,向猎人微微地转过头来,停步了。“向后转或是向前走呢?哎!反正一样,向前走!……”显然它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向前冲去,它不再回顾,迈着轻盈、疏阔、不受拘束,但很坚定的步子,跳过来了。

    “我来呼唤猎犬抓野兽!”尼古拉怪声喊道,他那匹骏马独自向山下拼命地跑去,越过一个又一个水坑,拦截那只狼,几只猎犬赶过了骏马,更迅速地疾跑。尼古拉即未听见自己的喊声,亦未感觉到他在疾驰,他既未看见猎犬,亦未看见他疾驰而过的地面,他只望见那只狼,它加快跑的速度,不改变方向,沿着凹地迅跑着。头一个在那野兽近旁出现的是叫做米尔卡的黑毛白花、臀部宽大的猎犬,它渐渐接近那只野兽,更加接近了,更加接近了……瞧,它追上野兽了。可是这只狼稍微斜着眼睛看看它,米尔卡并不像平时那样加一把力气,而是忽然翘起尾巴,用两只前脚支撑在地上,站住了。

    “抓住那只野兽!”尼古拉喊道。

    红毛柳比姆从米尔卡后面跳出来,动作迅速地向狼扑去,咬住它的大腿(后腿),但在这一瞬间,它却惊惶地跳到旁边去。那只狼蹲了下来,牙齿碰得磕磕响,又站起来,向前跑去,所有的猎犬和豺狼相距一俄尺,跟在后面跑。

    “它跑掉啦!不,这不可能。”他一面想道,一面用嘶哑的嗓音继续喊叫。

    “卡拉伊!抓住它!……”他用眼睛寻找那只老公犬时大声喊道,它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卡拉伊豁出了它这只老狗的全身力气,尽可能挺直身子,不住地盯着那只狼,很费力地窜到狼的侧边,截断它的去路。但是豺狼跳得快,猎犬跳得慢,这样看来,卡拉伊是打错了算盘。尼古拉从自己前面不远的地方看见了那座森林,那只狼一跑到那里,就会溜走的。几只猎犬和那个几乎迎面驰来的猎人在前面出现了。还有一线希望。一只来自他群的、尼古拉认不得的长身量的黑褐色的小公犬,从前面飞也似的窜到狼跟前,几乎把它撞翻了。那只狼出乎意料疾速地抬起身子,向黑褐色的公犬扑过去,咬了它一口,牙齿碰得磕磕地响了一下,公犬的肋部给狼撕开了,身上鲜血淋漓,发出尖声的惨叫,倒了下来,将头埋入土里了。

    “卡拉尤什卡(卡拉伊的爱称)!我的爷!”尼古拉哭着说。

    老公犬的腿上的毛纠结成团了,多亏那只狼已经停步了,老公犬便去拦截它的去路,已经走到离它五步远的地方。狼好像预感到会发生危险,斜着眼睛看看卡拉伊,把尾巴藏在两腿中间,藏得更深了,接着它加快速度跳开了。但在这时候,尼古拉只见卡拉伊采取了行动,——它霎时扑在狼身上,和狼一起倒裁葱似的滚进了它们前面的水坑。

    尼古拉看见那几只在水坑中与豺狼搏斗的猎犬,它们的身子下边露出了豺狼原灰毛,它那条伸得笔直的后腿,它抿着两耳,喘不过气来,显现出惶恐的样子(卡拉伊掐着它的喉咙),就在这个时刻,尼古拉看见这一情景的那个时刻,是他一生中的最幸福的时刻。他已经扶着鞍桥,要下马刺杀这只豺狼,忽然野兽从这群猎犬中间探出头来,接着它伸出两只间脚,踩在坑沿上。豺狼的牙齿咯咯地响(卡拉伊没有去掐它的喉咙),它用后脚一蹬,跳出了水坑,夹起尾巴,又复挣脱了猎犬,向前走去。卡拉伊竖起背上的毛,大概是碰伤或是被咬伤,费很大力气才从水坑中爬出来。

    “我的天!为了什么?……”尼古拉绝望地喊道。

    大叔的猎人从另一边疾驰而来,截断豺狼的去路,他的几只猎犬又把野兽拦住了。又把它包围起来。

    尼古拉、他的马夫、大叔和他的猎人围绕野兽打转转,大声呼喊,命令猎犬抓野兽,每当那只豺狼向后蹲下来,他们就准备下马,每当那只豺狼抖擞精神,向那想必能够救它一命的森林走去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向前驰去。

    还在追捕野兽开始的时候,丹尼洛就听见纵犬捉住野兽的喊声,他一个箭步跳到林边去了。他看见卡拉伊捉住豺狼,就把马儿勒住,以为猎事已经结束了。但当几个猎人还没有下马,那只豺狼抖擞精神,又在逃走的时候,丹尼洛便驱使他的栗色大马,不是向豺狼,而是迳直地向森林驰去,正如卡拉伊那样,截断野兽的去路。多亏这个方向对头,所以,当大叔的几只猎犬第二次拦住野兽的时候,他才骑着马儿驰到那只狼面前。

    丹尼洛默不作声地疾驰,左手中持着一柄拔出的短剑,像用连枷打谷似的用那条短柄长鞭抽打着栗色大马的收缩进去的两肋。

    一直到栗色大马在尼古拉身旁费力地喘气的时候,他才看见和听见丹尼洛,还听见身体倒下去的响声并且看见丹尼洛在猎犬中间趴在狼的屁股上,竭尽全力地揪狼的耳朵。很明显,无论对猎犬来说,对猎人来说,抑或对豺狼来说,现在一切都宣告结束。野兽惊恐地抿着耳朵,想方设法站起来,但是猎犬把它团团围住了。丹尼洛欠一欠身子,向前走一步,仿佛躺下来休息似的,他把整个沉重的身躯压在狼身上,同时用手一把抓住它的耳朵。尼古拉想刺杀它,但是丹尼洛用耳语说:“用不着,我们把它捆住吧。”他改变姿势,用只脚踩在狼颈上。他们把一根棍子塞在狼嘴里,把它捆住,仿佛给它加上了皮带般的勒口,之后便缚住它的两条腿,丹尼洛约莫两次拽着它滚过来,滚过去。

    他们流露着幸运而疲惫的脸色,把那只被活捉的大狼放到喷着响鼻、使人吃惊的马背上,许多只对它汪汪叫的猎犬伴随着它,把它运送到大家约定集合的地方。猎犬捉住两只小狼,灵狸捉住三只小狼。猎人们带着他们自己的猎物和故事聚集在一起,他们都走过去观看那只大狼,它低垂着它那前额宽大的脑袋,嘴里叼着一根棍子,用一对玻璃似的大眼睛注视着这群把它围住的猎犬和人。在众人碰碰它时,它那被捆着的两腿不住地颤抖,它惊恐而且随便地瞧着众人。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也骑马走来,碰碰这只狼。

    “哦!多么大的狼啊,”他说道,“大狼啊,是吗?”他问站在他身旁的丹尼洛。

    “大人,这是一只大狼。”丹尼洛连忙脱下帽子,回答。

    伯爵想起了他放走的这只狼和为此事曾与丹尼洛发生冲突的情景。

    “老弟,不过你生气了。”伯爵说,丹尼洛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羞怯地流露出天真、温顺而愉快的微笑。

    ——————

    6

    老伯爵骑马回家去了。娜塔莎和彼佳答应立刻就回来。狩猎已延续下去,因为时间还很早。日当午,他们把猎犬放进长满茂密的幼林的峡谷。尼古拉站在茬地上,看见自己的全部猎人。

    尼古拉对面有一片绿色植物,他的猎人只身站在那一片榛子灌木林后的洼地里。有人把猎犬带走了,尼古拉听见他所熟悉的叫做沃尔托恩的猎犬追捕野兽时断断续续的叫声,其他的猎犬和它合在一起。它们时而停止嗥叫,时而又开始追赶。一分钟以后,孤林里传来追逐狐狸的叫声,整整一群猎犬聚集在一起,离开尼古拉,沿着沟岔朝绿荫方向追去。

    他看见几个头戴红帽子的看守猎犬的猎人沿着长满幼林的峡谷边沿疾驰,甚至还看见猎犬,他时刻等待狐狸从那边的绿荫中出现。

    那个站在洼地里的猎人开始出动了,他放出几只猎犬,尼古拉看见一只毛红、很短小、形状古怪的狐狸,这只狐狸擦挲着尾巴上的毛,沿着翠绿色的田野急急忙忙地迅跑。几只猎犬赶快向狐狸跑去。已经靠近它了,那只狐狸在这些猎犬中间弯弯曲曲地走,越来越密地兜圈子,摇摆着毛茸茸的尾巴。一只不知是谁的白犬奔袭过来,一只黑犬尾随于其后,混在一起了,几只猎犬屁股朝外地站成星状,身子微微地摆动。两个猎人骑着马向猎犬走来,其中一人头戴红帽,另一人是个外人,他身穿一件绿色的长衣。

    “这是怎么回事?”尼古拉想了一下,“这个猎人是打哪儿来的?这不是大叔的猎人。”

    几个猎人夺走了狐狸,他们没有把它系在马鞍上,久久地站在那里不动弹。那几匹马儿拖着长缰绳和那隆起的鞍桥,在他们近旁站着,几只猎犬趴在地上。猎人们挥动手臂,不知他们在怎样对付那只狐狸。正是从那里传来了号角——斗殴的信号。

    “这是伊拉金的猎人和我们的伊万闹起来了。”尼古拉的马夫说。

    尼古拉派马夫去召回妹妹和彼佳,慢步地驰向猎犬训练管理人把猎犬聚集的地点,有几个猎人向斗殴的地方疾驰去了。

    尼古拉翻身下马,在猎犬和向他驰近的娜塔莎及彼佳身旁停下来,等候斗殴了结的消息。殴斗的猎人带着系在马鞍后面的狐狸也从林缘后面驰至少爷跟前来了。他在远处就脱下帽子,尽可能恭敬地说话,但是他脸色苍白,喘不过气来,流露着愤恨的表情。他的一只眼睛被打伤了,可是他也许还不知道哩。

    “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尼古拉问道。

    “可不是,他要在我们的猎犬身边捉野兽啊!我那只灰色的母犬捉住了狐狸。请过来,讲讲道理吧!他要抢走这只狐狸啊!我就用这只狐狸把他打倒了。瞧,这只狐狸系在马鞍后面哩。你想要吗?”这个猎人一面说,一面指着短剑,大概他想象,他还在跟他的敌人说话哩。

    尼古拉没有跟猎人谈话,请他妹妹和彼佳稍等一会儿,他向敌对的伊拉金的猎人帮所在的地点疾驰去了。

    获胜的猎人骑马走到一群猎人中去,一些深表同情而又好奇的人把他围住,他讲述了他自己的功绩。

    问题在于,伊拉金与罗斯托夫之家发生争执,他竟然在按惯例属于罗斯托夫之家的地点狩猎,仿佛故意吩咐手下人驰到罗斯托夫之家狩猎的孤林,并且容许他自己的猎人在别人的猎犬身边追捕野兽。

    尼古拉从未见过伊拉金,但是他在见解和情感上向来就不知道中庸之道为何物,他光凭有关这个地主的横行无忌和暴戾肆虐就对他满怀仇恨,认为他是最凶恶的敌人。他十分忿怒而且激动地向他驰去,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根短柄长鞭,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要向他的敌人采取最坚决的致人于死命的行动。

    他刚刚走到森林的阶地后面,就看见一个迎面向他走来的头戴一顶海狸皮便帽的很肥胖的地主老爷,他骑着一匹挺好看的黑马,有两个马夫伴随着他。

    尼古拉发现伊拉金不是敌人,而是一个特别想和年轻伯爵结交的、仪表堂堂的、令人尊敬的地主老爷。驰近罗斯托夫之后,伊拉金微微举起他那顶海狸皮便帽,并且说他对发生的事件深表遗憾,他就要吩咐手下人惩处那个容许自己在别人的猎犬身边追捕野兽的猎人,他请求伯爵和他结识,并且建议伯爵到他的狩猎场去狩猎。

    因为娜塔莎害怕她哥哥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十分激动地在相距不远的地方跟着他。她看见两个敌人友善地鞠躬行礼之后,便走到他们跟前。在娜塔莎面前,伊拉金把那顶海狸皮便帽举得更高了,他微微一笑,说伯爵小姐热衷于猎事而且容貌秀丽,久有所闻,真不愧为狄安娜①。

    ——–

    ①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伊拉金为了替他的猎人赎罪,坚决地请求罗斯托夫到一俄里路远的供他自己使用的山坡去打猎,根据他所说的话,那儿有许多野兔。尼古拉同意了,于是,扩大了一倍的猎人帮继续向前进发了。

    他们要经过田野才能达到伊拉金的那片山坡。猎人的行列渐渐排得整齐了。老爷们都在一起骑行。大叔、罗斯托夫、伊拉金悄悄地端详别人的猎犬,尽可能不让别人觉察到这点,他们激动不安地在别人的猎犬中间寻找自己的猎犬的敌手。

    伊拉金的猎犬群中有一只红花斑的纯种小母犬,身子略嫌矮小,但肌肉发达,有如钢铁,嘴脸清秀,有一对凸出的乌眼睛,它的优美尤使罗斯托夫为之震惊。他听说伊拉金的猎犬跑得很快,心里暗自认为这只秀丽的小母犬正是他的米尔卡的对手。

    伊拉金郑重其事地提到今年的收成,谈话谈到半中间时,尼古拉向他指了指他自己那只红花斑的母犬。

    “您这只母犬多么好看啊!”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它跑得快吗?”

    “这只母犬吗?是的,这是一只良种母犬,它善于捕捉野兽。”伊拉金用冷淡的语声谈起他自己的那只红花斑的叶尔扎,他在一年前用了三户奴仆才向邻人买下了这只母犬,“那么,伯爵,你们的脱粒的粮食不能称道吧?”他继续说着已经开始说的话。伊拉金认为应当毕恭毕敬地回报年轻的伯爵,他于是把他的猎犬打量一番,选出了那只身段宽阔的引他注目的米尔卡。

    “您这只黑花斑母犬很好看——长得多端正!”他说。

    “是啊,还不错,会奔跑,”尼古拉回答。“我只希望有只大灰兔跑到田里来,我就向您显示一下,这只猎犬多能干!”他想了想,把脸转向马夫时,说有谁发现,即使是找到一只躺着的兔子,他就给谁一卢布赏钱。

    “我不明了,”伊拉金继续说,“别的猎人怎样妒嫉人家捕获的野兽,妒嫉人家豢养的猎犬。伯爵,我把我自己的情况说给您听吧。您知道,骑马走走,我觉得开心,您瞧,在路上遇见这么一伙人……真是好极了(他又在娜塔莎面前脱下那顶海狸皮便帽),要算兽皮嘛,我能够运回多少,这在我倒是不在乎的!”

    “对了。”

    “或者说,别人的猎犬,而不是我的猎犬抓住了野兽,会使我生气,其实我只是欣赏欣赏追捕野兽的情景而已,伯爵,是这么回事吗?以后我再来评说……”

    “捉住它,”这时候可以听见,有个停下来的灵狸看管人拖长声调大声喊道。他站在茬地里的小丘上,举起那根短柄长鞭,又拖长声调重复地说:“捉——住它!”(这一声喊叫和那举起的长鞭,意味着他看见了自己面前那只躺着的兔子。)“啊,他好像看见了,”伊拉金漫不经心地说,“也好,伯爵,我们去纵犬追捕一阵子!”

    “好的,要骑马赶到……怎么样,一同去吗?”尼古拉一面回答,一面瞅着叶尔扎和大叔的红毛鲁加伊,他一次都没有叫过自己的猎犬跟这两个对手较量较量。“如果它们真要把我的米尔卡的耳朵撕下来,那怎样啊!”他想道,一边跟大叔和伊拉金并排地向野兔走去。

    “大兔子吗?”伊拉金向那个发现野兔的猎人身边走去时问道,他不无激动地环顾四周,打着唿哨招呼叶尔扎。

    “米哈伊尔·尼卡诺雷奇,您怎么?”他把脸转向大叔,问道。大叔皱着眉头继续骑行。

    “我干嘛硬要过问呢?正当的事情,去干吧!——为了买一只猎犬,付出了你们全村的数以千计的卢布。你们衡量一下自己的猎犬吧,让我来瞧瞧!”

    “鲁加伊!看你的!鲁加尤什卡!”他补充一句话,情不自禁地用这个小名来表示他的温情和对这只红毛公犬所寄托的希望。娜塔莎看见而且感觉到这两个老头子隐藏在内心的激动,而她自己也随之激动起来。

    那个猎人扬起一根短柄长鞭,站在山岗上,老爷们缓缓地向他驰去,地平线上的几只猎犬从兔子身边拐个弯走开了,不是老爷们,而是猎人们也走开了。大家慢慢地,沉着地向前走去。

    “兔子头朝向何方?”尼古拉向发现野兽的猎人走近百来步,问道。可是那个猎人还来不及回答,那只灰色的兔子就预感到会有不祥之事,再也不卧在那儿,跳起来了。一群带系索的猎犬大声嗥叫,冲下山去捉野兔;几只未系皮带的灵狸从四面八方奔跑着去赶上猎犬捕捉野兔。那些慢步行进的猎犬看管人把猎犬赶在一起时,喊道:“站住!”灵狸看管人在放出猎犬时喊道:“捉住它!”他们在田野上奔跑起来。心平气和的伊拉金、尼古拉、娜塔莎和大叔都飞奔着,他们自己也不晓得要怎样奔跑,跑到何处去,他们只看见猎犬和兔子,提心吊胆,生怕看不见即使是一瞬间的追捕野兽的情景。他们碰到了一只跑得很快的肥大的兔子。它跳了起来,没有马上奔跑,而是竖起耳朵,谛听从四面八方突然传来的喊声和马蹄声。它不很快地跳了十来下,让猎犬追到身边来,最后选好了方向,了解到它会发生危险,于是抿起耳朵,使劲地奔去。它躺在茬地上,但是它前面有一片翠绿的田野,泥泞难行,那个发现兔子的猎人的两只猎犬离得最近,首先盯着看了看,窜了过去,但是隔得远,还没有走到兔子面前,那只伊拉金的红花斑母犬叶尔扎忽然从后面飞奔出来,离兔子只有一只猎犬的距离,它瞄准兔子尾巴,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它以为它把兔子抓住了,于是倒栽葱似地翻了个跟头。兔子拱着背,跑得更快了。臂部宽大的黑花斑母犬米尔卡从叶尔扎后面飞也似地跑出来,很快就赶上兔子了。

    “米卢什卡!我亲爱的!”可以听见尼古拉洋洋得意的喊声。米尔卡看起来马上就要袭击,把兔子抓起来,但是它赶到兔子面前,兔子跑掉了,它的打算落空了。灰兔摆脱了追捕。那只美丽的母犬叶尔扎又追上来,在那只灰兔尾巴上方伸出两只前脚,它好像是在打量一番,希望不出差错,要抓住兔子的后腿。

    “叶尔扎尼卡!我的亲姐姐!”可以听见伊拉金的怪腔怪调的哭声。叶尔扎听不懂他的哀求。就在他不得不等待它抓住灰兔的那一瞬间,灰兔霍地一转身,滚到翠绿的田野和茬地之间的界沟中去了。叶尔扎和米尔卡就像套在单辕车上的一对马,并排地追捕兔子;这只兔子在界沟里觉得更困难,猎犬不能很快地向它逼近来。

    “鲁加伊!鲁加尤什卡!正当的事情,去干吧!”这时候可以听见另一人的喊声,于是大叔的那只红毛驼背的公犬挺直身子、弓着背向前跑去,一直跑到头两只猎犬身边,后又跑在它们前面显现出令人震惊的奋不顾身的样子向那只兔子扑将过去,把它从界沟撞到田里,在泥深没膝的田里,公犬又一回拼命地鼓起力气,只见它背上粘满了污泥,和兔子一起飞快地滚下去。站成星状的猎犬把它围住了。俄而,大伙儿站在聚成一圈的猎犬周围。唯有走运的大叔一人翻身下马,把那野兔的小腿割下来。他轻轻地抖动着那只野兔,让血流出来,他惊惶不安地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措手脚,一面开口说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说些什么。“瞧吧,这是正当的事情,去干吧……瞧,这只猎犬……它在所有的猎犬中出类拔萃,无论是价值一千卢布的猎犬,抑或是价值一卢布的猎犬都比不过它——正当的事情,可以去干!”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愤愤地环视四周,仿佛咒骂什么人似的,仿佛人人都是他的敌人,人人都会欺侮他,现在他才最后证实了自己是对的。“瞧,你们那价值一千卢布的——正当的事情,可以去干!”

    “鲁加伊,给你兔子的小腿!”他说道把那割下来的粘着污泥的小腿扔给它。“你得到应有的报酬——正当的事情,可以去干!”

    “它真累坏了,它一连三次独自追赶逃走的兔子。”尼古拉说,他既不听他人说话,也不关心是否有人听他说话。

    “这样拦截算啥!”伊拉金的马夫说。

    “只要一落空,任何一只看院子的狗赶上去都能捉住它。”就在这个时候伊拉金说道,他满面通红,由于狂奔疾驰和心情激动,他很费劲地喘气。正是在这个时候,娜塔莎不歇一口气,洋洋得意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使人觉得头嗡嗡地响。她这一声尖叫表示在同一时刻其他猎人在谈话中所表示的全部意义。这一声失叫令人觉得非常奇怪,假如在别的时刻,连她自己也不得不为这一声粗野的尖叫而感到害臊,大家也一定会觉得奇怪。大叔自己用鞍带把猎获的灰兔系在鞍后,灵活而敏捷地把它搭在马屁股后面,他这个动作仿佛在指责这些人似的,他这副样子就像他不愿跟任何人说话似的,他于是跨上他那匹淡栗色的骏马,疾驰而去。除他而外,大家都闷闷不乐,觉得受到很大的委屈,纷纷地四散,这之后过了许久他们才恢复了从前那种假装的冷淡。他们还久久地端详那只红花的鲁加伊,它全身沾满污泥,驼起背来,铁链条发出轻微的丁当的响声,表现出胜利者的泰然自若的样子,跟在大叔的马后向前走去。

    “当事情与追捕野兽无关的时候,那怎样呢,我和所有的猎犬一样。唔,可是在追捕野兽的那个时候,就够你瞧的!”

    尼古拉仿佛觉得这只猎犬的神色在这样说。

    过了很久,当大叔骑马走到尼古拉跟前和他谈话的时候,他感到非常荣幸,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大叔又理睬他,跟他谈话了。

    ——————

    7

    傍晚,当伊拉金和尼古拉告辞的时候,尼古拉呆在离家太远的地方,于是他接受大叔的建议,留下猎人和猎犬,在米哈伊洛夫卡村大叔那里住宿。

    “既然您要到我这里来——是件正当的事情,来吧!”大叔说,“当然再好不过了;您看,天气很潮湿,”大叔说,“休息休息吧,让伯爵小姐乘轻便马车回家,”大叔的建议被接受了,派出了一个猎人到奥特拉德诺耶去要一辆轻便马车,尼古拉偕同娜塔莎及彼佳骑马到大叔那里去了。

    约莫有五个男仆——有大有小——跑到正门台阶上迎接老爷。几十个妇女,有大有小,有老有少,都从后门台阶探出头来观看驰近的猎人。娜塔莎这个骑马的小姐的出现,使得大叔的家仆的好奇心理达到那种程度,以致其中许多人并不因为她的出现而感到害羞,都向她跟前走去,看看她的眼睛并在她面前评论她,就像评论展览的怪物一样,怪物并不是人,它不会听见,也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语。

    “阿琳卡,你瞧,她侧身骑马!她骑在马背上,下摆晃晃荡荡……瞧,还有小角笛哩!”

    “我的老天爷,有一把小刀!……”

    “瞧,她是鞑靼女人!”

    “你怎么没有倒栽葱似地滚下来呢?”一个最大胆的女人直截了当地向娜塔莎转过脸来说。

    大叔在他那长满草木的花园里的小木屋的台阶旁下马,朝他的家里人瞥了一眼,用命令的口气叫了一声,要闲人走开,为迎接客人和猎人做好一切必需做的事。

    大家都四散奔跑。大叔把娜塔莎从马鞍上抱下来,拉着她的手领她登上不稳的木板台阶。屋子并没有抹灰泥,墙壁是圆木制的,不太清洁,看不出住户存心把屋子弄脏,但并不显得杂乱。门斗里发散出新鲜苹果的气味,到处挂满了狼皮和狐狸皮。

    大叔领着客人们经过接待室走进一间摆有折桌和几把红交椅的小厅,继而将他们领进一间摆有桦木圆桌和长沙发的会客室,然后又将他们领进书斋,书斋里放着一张破沙发和旧地毯,墙上挂着苏沃诺夫、主人的双亲和他本人身穿军装的画像。书斋中可以闻到一股强烈的烟草味和猎狗腥味。

    在书斋里大叔请客人们就座,让他们像在家里一样安顿下来,他自己便走出去。鲁加伊的脊背还没有弄干净,就走进书斋,躺在沙发上,用舌头和牙齿把身子清理干净。书斋外面有一道走廊,可以看见走廊里的帘幕破旧的屏风。从屏风后面传来妇女的笑声和耳语声。娜塔莎、尼古拉和彼佳都脱下衣服,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彼佳把臂肘支在扶手上,立刻睡着了。娜塔莎和尼古拉默不作声地坐着。他们的面颊发烧,他们都觉得很饿,也很快活。他们互相瞥了一眼(尼古拉打猎之后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间房里显示他这个男子比妹妹更加优越);娜塔莎向她哥哥使了个眼色,二人还来不及想到借口,忍耐不住,很快就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片刻,大叔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卡萨金男上衣,一条蓝裤子,一双小皮靴。娜塔莎感到,她在奥特拉德诺耶带着惊异和嘲笑的神态曾经看见大叔穿的这一套服装,是一套真正华丽的服装,丝毫不次于常礼服和燕尾服。大叔心里也高兴,兄妹的嘲笑不仅没有使他生气(他连想也不会想到竟有人嘲笑他的生活),而且他自己也附和他们,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

    “好一个年轻的伯爵小姐——好得很,真行!——我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小姐啊!”他说,一边把一杆长烟袋递给罗斯托夫,而把另一杆截短的烟斗习惯地夹在三个指头之间。

    “她骑马跑了一天,像个男子大丈夫,若无其事!”

    大叔进来之后不久,一个少女把门打开了——凭脚步声就可以明显地猜出她是赤着脚的;一个貌美的约莫四十岁的女人双手捧着一只摆满食物的大托盘走进房里来,她长得很肥,面颊绯红,双下巴,粉红的嘴唇看起来非常肥厚。她的目光和每个步态都流露着诱人的魅力,彬彬有礼和殷勤好客的热情,她环视客人,含着温和的微笑,毕恭毕敬地向他们鞠躬行礼。虽然她非同一般地肥胖,这就迫使她向前隆起胸脯和肚子,把颈向头仰,但是这个妇人(大叔的女管家)走起路来却异常轻快。她走到桌前,把托盘放下,用那双洁白而肥胖的手很灵活地把酒瓶、小菜和各种馔肴摆在桌上,把剩盘拿走。她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便走开,脸上堆着笑容站在门房,“瞧,我多么捧哩!现在你了解大叔吧?”她的出现仿佛在对罗斯托夫这样说。怎么能够不了解呢,非但罗斯托夫,还有娜塔莎都了解大叔,当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来时,他们都了解大叔皱起眉头、微微撇起嘴唇流露出幸福的洋洋自得的微笑所包含的意义。托盘里摆着草浸酒、果子露酒、腌蘑菇、乳清黑麦饼、鲜蜜、煮熟的丝丝响着冒气的蜂蜜、苹果、生核桃、炒核桃和蜜饯核桃。之后阿亚尼娅·费奥多罗夫娜端来了蜜糖果子酱、白糖果子酱、火腿、刚刚烤好的母鸡。

    这一切均由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经营管理、收集和熬制。这一切都发散着香气,都带有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味道。这一切鲜美多汁,白净而清洁,带有欣喜的笑意。

    “伯爵小姐,请吃一点吧,”她一面说,一面给娜塔莎递上这,递上那。娜塔莎什么都吃,她仿佛觉得,这种乳清黑麦饼、这种芬芳可口的果酱、蜜饯核桃和烤鸡,她在任何地方从未见过,亦从未吃过。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走出去了。罗斯托夫和大叔共饮樱桃酒佐餐,一面侃谈过去和未来的猎事,提及鲁加伊和伊拉金的猎犬。娜塔莎两眼闪闪发光,腰板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听他们说话。她有几次想把彼佳喊醒,叫他吃点什么东西,可是他说些听不懂的话,看起来他还没有睡醒。在这个新环境中,娜塔莎心中觉得很快活,很舒畅,她只是害怕那辆轻便马车会过早地开来接她。就像人们在自己家中首次接待友人时常有的情形那样,在偶尔一阵沉默之后,大叔为回答客人们心中想问的话,便这样说:

    “瞧,我就这么活上一辈子……人一寿终正寝——正常的事情,行啦?——什么都化为乌有。干嘛要作孽!”

    当大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意味深长,甚至动人。罗斯托夫这时不禁想起他从父亲和邻人人那里听到有关大叔的好评。大叔在全省范围内享有最高尚最无私的怪人的美名。有人请他评判家中事,请他做个遗嘱执行人,把秘密讲给他听,推选他担任审判官或其他职务,但他总要坚决拒绝公务,秋季与春季他骑着自己那匹淡栗色骟马在田野里消磨时光,冬季在家中歇息,夏季在草木茂盛的花园中乘凉。

    “大叔,您为什么不在政府里供职呢?”

    “我做过工作,后来不干了。不中用了,实在是这么回事,算啦,什么事情我也弄不明白。这都是你们的事情,我不够聪明。至于说打猎,那就不同了,这是正当的事情,可以去干!请您开开门吧,”他喊了一声,“您为什么关起门来了?”走廊(大汉称之为走廊)末端的一扇门通向侍候地主狩猎的单身仆人住所,即所谓猎人的仆人住所。可以听见一双赤脚仓促地啪嗒啪嗒地走动起来,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通往仆人住所的门。从走廊里开始清晰地听见巴拉莱卡琴声,显而易见,是个什么能手在弹奏。娜塔莎静听琴声已经听了很久,现在她走到走廊上,以便听得更清晰。

    “这是我的马车夫米季卡……我替他买了一把挺好的巴拉莱卡琴,我很喜欢听。”大叔说。大叔有个这样的规矩:他从狩猎归来时,叫米季卡在单身仆人住所里弹奏巴拉莱卡琴。

    大叔爱听这种音乐。

    “弹得多么好啊!真是太棒了”尼古拉带着几分不自觉的轻蔑的口气说,仿佛他不好意思承认,他觉得这种琴声好听。

    “什么太棒呀?”娜塔莎意识到哥哥说话的口气,便带着责备的意味说。“并不是太棒,而是富有怎样的魅力啊!”她觉得大叔的腌磨菇、蜂蜜和果子酒是举世最可口的食品,她也觉得这支曲子在这个时刻是音乐魅力的顶峰。

    “请您再弹一曲吧。”巴拉莱卡琴声一停止,娜塔莎就对着那扇门这样说。米季卡把弦调准,又铮铮地奏起芭勒娘舞曲,带有一串连续的滑音和变奏。大叔坐在那里,侧起脑袋听着,他脸上微露笑意。芭勒娘舞曲的旋律重复了百来次。一连调了几次琴弦,又听到悠扬悦耳的琴声,听众不感到厌倦,只想一次又一次地听他弹奏。阿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来,把那肥胖的身躯靠在门楣上。

    “请问您想听吗?”她含着微笑(酷似大叔的微笑)对娜塔莎说。“他在我们这里弹得最出色。”她说。

    “这一段他弹得不对头,”大叔忽然间做出有力的手势说,“这一段要弹出一阵阵爆发的声音——真是如此——要弹出一阵阵爆发的声音。”

    “难道您会弹琴吗?”娜塔莎问道。大叔没有作答,微微一笑。

    “阿尼秀什卡①,你看看那把吉他的琴弦还好吗?隔了好久没有摸它了——真是如此!——荒废了。”

    ——–

    ①阿尼秀什卡是阿尼西娅的爱称。

    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迈着轻盈的脚步,乐意地走去完成主人吩咐她做的事情,她把吉他拿来了。

    大叔不看任何人,吹掉吉他上的灰尘,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敲了敲琴面,调准琴弦,坐在安乐椅上,纠正姿势。接着他摆出一点舞台姿势,略微向前伸出左手肘弯,握住吉他琴颈稍高的地方,向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使个眼色,开始不弹芭勒娘舞曲,先奏一声清脆而嘹亮的和弦,之后合乎节奏地悠闲自得地然而刚健有力地用那极慢的速度弹奏一支著名的曲子《在大街上》。含着庄重而愉快的节拍(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整个身心都洋溢着这种喜悦),尼古拉和娜塔莎心中开始应声合唱这支歌曲的调子。阿西尼娅·费奥多罗夫娜脸红起来,用手绢捂着,笑嘻嘻地从房里出去。大叔认真严肃地刚健有力、音调纯正地弹奏这支歌曲,他以变得热情洋溢的目光望着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离开的那个地方。他脸上微微发笑,尤其是在弹得起劲,拍子逐渐加快,在弹奏一串连续的滑音的地方突然中断的时候,从他那斑白胡子的一边流露出更加得意的笑容。

    “好极了,好极了,大叔,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刚刚奏完,娜塔莎就大声喊道。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拥抱大叔,吻吻他,“尼古连卡,尼古连卡!”她一面说,一面回头望望哥哥,好像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尼古拉也很喜欢大叔弹琴。大叔第二次弹奏这支曲子。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笑脸又在门口出现了,她后面还露出另外几张面孔……他弹奏着……汲那清凉的泉水,姑娘喊一声“你等一等!”他又灵巧地奏出一串连续的滑音,之后猝然停止,耸耸肩膀。

    “喂,喂,亲爱的,大叔。”娜塔莎用那哀求的嗓音哼哼起来,仿佛她的生命以此为转移。大叔站起来,仿佛他身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对快活的人露出严肃的微笑,快活的人却很认真地做出一个幼稚的起舞动作。

    “喂,侄女!”大叔喊了一声,他向娜塔莎挥了挥那只停奏和弦的手。

    娜塔莎扔下披在她身上的头巾,向大叔面前跑去,她双手叉腰,耸耸肩膀,停步了。

    这个受过法籍女侨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而且从中获得了老早就应受到PasdechaBle排挤的舞姿?但是这种精神和舞姿正是大叔向她企求的、无可效法的、未经研究的俄罗斯精神和舞姿。她一停下来。就向大夥儿微微一笑,显得庄严而高傲、狡黠而愉快,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最初都担心她做得不太对头,但是这种担心消失了,他们都在欣赏她呢。

    她做得恰如其分,而且是这样准确,完全准确,以致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即把那条她非用不可的手绢递给她,透过笑声,阿尼西娅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一面瞧着这个苗条的风姿优美的伯爵小姐,而这个小姐显得陌生,她身穿绸缎和丝绒衣裳,而且很有教养,她竟擅长于领会阿尼西娅身上的一切,以及阿尼西娅的父亲、婶婶、大娘,每个俄罗斯人身上的一切。

    “嘿,伯爵小姐,——正当的事情,可以去干!”大叔跳完舞以后,面露愉快的笑意说。“啊,侄女呀!只希望给你选个呱呱叫的丈夫,——正当的事情,可以去干。”

    “已经选上了。”尼古拉微笑地说。

    “哦?”大叔疑惑地望着娜塔莎,惊讶地说。娜塔莎含着幸福的微笑,肯定地点点头。

    “还要提他是什么人呀!”她说道。但是她刚刚把话说完,她内心忽然升起了另一种思绪和感情。“当尼古拉说:‘已经选上了’这句话时,他的笑容意味着什么?他对这件事感到高兴,还是不高兴?他好像在想,假如我的博尔孔斯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而高兴,就决不会表示赞许的。不,他什么都会明白的。目前他在哪儿呢?”娜塔莎想了想,她的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但是这种表情只持续了一瞬间。“不去想它,也不敢想这件事。”她含着笑意自言自语地说,随即坐在大叔身旁,请他再弹点什么。

    大叔还弹奏一支曲子和华尔兹舞曲,然后就沉默片刻,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又唱起他爱唱的猎人曲:

    ……黄昏瑞雪纷纷下……

    大叔像老百姓那样唱着,他天真地确信,一支歌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歌词,曲调会自行产生,而孤单的曲调是不存在的,曲调仅只是为和谐服务而已。因此大叔无意中哼出的这种曲调,如同鸟鸣一般,也是异常好听的。大叔的歌唱使娜塔莎欣喜万分。她决定不再学拉竖琴,只要弹奏吉他就行了。

    她向大叔要一把吉他,立刻挑选了这支歌的和弦。

    九点多种,一辆敞篷马车、一辆轻便马车来接娜塔莎和彼佳,还派来三个寻找他们的骑马的人。一个被派来的人说,伯爵和伯爵夫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心里焦急不安。

    他们像抬死尸一样把彼佳抬到敞篷马车上,娜塔莎和尼古拉乘坐轻便马车。大叔把娜塔莎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怀着前所未有的亲情和她告别。他步行把他们送到桥头,他们要涉水绕过这座不能通行的大桥,他吩咐几个猎人打着灯笼在前面骑行。

    “亲爱的侄女,再会!”可以听见他在黑暗中喊了一声,这已不是娜塔莎从前熟悉的声音,而是歌唱《黄昏瑞雪纷纷下》的声音了。

    在他们驶过的村庄可以看到红色的灯光,可以闻到令人愉快的炊烟的气味。

    “这个大叔多么富有魅力啊!”当他们驶到大路上的时候,娜塔莎说道。

    “是啊,”尼古拉说,“你不觉得冷吧?”

    “不,我挺好,我挺好。非常畅快,”娜塔莎甚至惶惑不安地说。他们沉默好半晌。

    夜晚是黑暗的,潮湿的。看不见马匹,只听见它们在望不见的泥泞路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

    这个童稚的敏感的贪婪地获取和领会各种生活印象的心灵中起了什么变化呢?这一切在这个心灵中是怎样容纳的呢?她快要驶到家门里,忽然唱起《黄昏瑞雪纷纷下》这首歌曲的调子,一路上她都在捕捉这个调子,最后她捕捉到了。

    “捕捉到了吗?”尼古拉说。

    “尼古连卡,现在你心里在想什么呢?”娜塔莎问道,他们都喜欢互相提出这个问题。

    “我吗?”尼古拉回忆时说道,“你要知道,最初我以为鲁加伊这只红毛公犬很像大叔,它若是人,它就会把大叔养在自己身边,不是因为大叔驰骋有素,就是因为他与人和衷共济,不然怎么会把他养在身边。大叔与人相处多么融洽啊!不是吗?喏,你以为怎样?”

    “我吗?你别忙,你别忙。对了,起初我认为,我们乘坐马车,心里想到走回家去,可是天知道我们在黑暗中会把车子开到哪里去,忽然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呆在奥特拉德诺耶,而是置身于仙境。之后我还以为……不,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一定是在想他。”当娜塔莎凭尼古拉的嗓音认出他时,尼古拉微笑着说。

    “不,”娜塔莎回答,虽然她真的想到安德烈公爵,同时也想到他会喜欢大叔。“我总在回想,一路上我不断地回想:阿尼秀什卡非常好,非常好……”娜塔莎说道。尼古拉听见她的响亮的、无缘无故的、显得幸福的笑声。

    “你知道,”她忽然说,“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这样平静。”

    “这真是废话、蠢话、无稽之谈,”尼古拉说,心里想了想:“我这个娜塔莎多么富有魅力!我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像她这样的朋友。她为什么要嫁人?希望我和她永远在一起乘车闲游。”

    “这个尼古拉多么可爱!”娜塔莎想道。

    “哦!客厅中还有灯光,”她指着住宅的窗户说,在这潮湿的、给人以温柔感觉的黑夜,这几扇窗户反射出美丽的光辉。

    ——————

    8

    伊利亚·安德烈伊寄伯爵已辞去首席贵族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花费巨大。可是他的景况一直未见好转。娜塔莎和尼古拉常常看见双亲激动不安地私下商议,常常听见有关出售罗斯托夫祖遗的豪华住宅和莫斯科近郊的地产的传言。既已辞去首席贵族的职位,就毋须接待众多的客人,因此奥特拉德诺耶的生活较诸往年更清静了;然而这栋高大的住宅和厢房仍旧住满了人,家里仍然常有二十余人用餐。他们都是一些在家里住惯了的亲人,几乎全是家庭成员,或者是一些似乎必须在罗斯托夫伯爵家里居住的人。这些人中有乐师季姆勒及其妻子、舞蹈教师约格尔及其眷属、经年住在家里的老小姐别洛娃,尚有其他许多人:彼佳的几个教师、小姐们从前的家庭女教师、那些只认为住在伯爵家里比住在自己家里更舒适更有利的人。此时的光景与昔日不同,门前的车马稀少了,但是生活的进程与昔时无异,不如此伯爵与伯爵夫人就不能设想怎样继续活下去。猎事依然如故,而且尼古拉扩大了它的规模,马厩里仍然有五十匹马和十五名马车夫,命名日里仍旧馈赠珍贵的礼品,举行盛大的宴会,藉以款待全县的佳宾;伯爵家中照常打纸牌——惠斯特牌和波士顿牌,他让大家看见他发牌,天天让邻座赌赢几百卢布,而邻座则把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打牌视为一笔可观的进款。

    伯爵经营自己的产业,就像陷入巨大的捕兽网那样,他竭力想要自己不相信他给缠住了,可是他每走一步,就给缠得更紧,感到自己既不能撕破把它缠住的网子,也不能小心地、忍耐地着手把它解开来。伯爵夫人怀有抚爱之心,她意识到她的孩子们都要破产,伯爵没有什么过错,他不能不像现在这样做人,因为他也意识到他和他的孩子们都要破产,所以他本人感到痛苦(虽然他把这一点加以隐瞒),她正在寻找有济于事的办法。从她这个妇女的观点出发,她的办法只有一套,就是叫尼古拉娶一个富有的未婚女子。她也意识到这是最后一线希望,假如尼古拉拒绝她给他找到的配偶,那么就要永远放弃改善境况的机会。这个配偶即是朱莉·卡拉金娜,她的父母都是极好的、道德高尚的人,从童年时代起,罗斯托夫一家人就认识她,现正因为她的最后一个兄弟已经辞世,她成为有钱的及笄的姑娘了。

    伯爵夫人直接给莫斯科的卡拉金娜写信,向她提出她的女儿和她儿子的婚事,并且获得她的同意的答复。卡拉金娜在回信中说她自己是同意的,但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她的女儿的心意。卡拉金娜邀请尼古拉到莫斯科去做客。

    伯爵夫人有几次眼睛里噙着泪水对儿子说,她的两个女儿都已安排出阁,现在她的唯一的愿望,就是要亲眼看见他娶妻。她说只要办成这件事,她躺在棺材里也会安心的。后来她又说,她看中了一个极好的姑娘,要向他探问一下他对这门婚事的意见。

    在其他几次谈话中,她夸耀朱莉,并且劝他去莫斯科度假,快活一阵子。尼古拉心里猜测,他母亲的这几次谈话的用意何在,后来在一次谈话中,他使母亲说出心里话。她向他直言,目前改善境遇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和卡拉金娜的这门婚事上。

    “如果我爱一个没有财产的姑娘,那又怎样呢,妈妈,难道您要我为着财产而牺牲情感和荣誉么?”他问她母亲,但不明白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严峻,他只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高尚情操。

    “不,你不了解我,”母亲说,但她不知道怎样替自己辩护。“尼古连卡,你不了解我。我希望你活得幸福。”她补充说,并且感觉到她所说的不是实话,她已经现出窘态,她哭了起来。

    “妈妈,您别哭,您只要告诉我,希望这么办,您也知道,为了要您心地安宁,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献出我的一切,”尼古拉说,“我可以为您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感情。”

    但是伯爵夫人不愿意这样提出问题: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作了牺牲,而她自己倒希望为他而作出牺牲。

    “不,你不了解我,我们不要谈了。”她揩眼泪时说道。

    “是啊,也许我真的爱一个贫苦的姑娘,”尼古拉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我要为财产而牺牲爱情和荣誉吗?我觉得惊讶的是,母亲怎么会对我说出这种话。因为索尼娅贫穷,我就不能爱她了,”他想道,“就不能回报她那始终如一的忠诚的爱情。真的,我和她在一起,比同什么朱莉这种玩物在一起更加幸福。我不能强制自己的感情,”他对自己说,“如果我爱索尼娅,对我来说,我的爱情比一切都更强烈,都更崇高。”

    尼古拉没有到莫斯科去,伯爵夫人不再跟他谈到结婚的事情,她很忧愁地、有时愤恨地看见她儿子和没有嫁妆的索尼娅越来越接近的迹象。她为此而责备自己,但是她不能不唠叨,不能不挑剔索尼娅,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她拦住,用“您”与“我可爱的”来称呼她。这个善良的伯爵夫人为此事而对索尼娅大发脾气,这个贫穷的黑眼睛的外甥女是如此温顺、仁慈、无限忠诚,对自己的恩人们怀有感激之情,而且如此忠贞、始终不渝、自我牺牲地钟爱尼古拉,对她简直是无可指责的。

    尼古拉在父母身边快要度完自己的假期。他们收到了未婚男子安德烈公爵自罗马寄来的第四封信,他在信中写到,如果不是在温暖的气候中他的伤口突然裂开,以致他不得不将行期推迟至来年年初的话,他早已在回归俄国的路上了。娜塔莎仍然钟爱她的未婚夫,仍旧由于这种爱情而感到安慰,她对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依旧十分敏感;可是在娜塔莎和他离别的第四个月月底,就有一种她不能克服的忧愁开始一阵阵向她袭来,她在怜悯她自己,她觉得遗憾的是,她不为任何人白白地糟踏了时光,在这段时间她觉得她能够钟爱他人和被人钟爱。

    罗斯托夫家中笼罩着怏怏不乐的气氛。

    ——————

    9

    圣诞节节期到了,除开敷敷衍衍的午祷,除开邻人和家仆们的庄重而乏味的祝贺,除开人人穿上新衣裳而外,没有任何庆祝圣诞节日的特别的东西,在这无风的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在这冬夜的星光下,令人感到要庆祝这个节日的强烈愿望。

    节日的第三天,午膳后,家里人都各自回到房里。这是一天中最烦闷的时刻。尼古拉早晨骑马到邻居们那里去串门,此时他在摆有沙发的休息室里睡着了。老伯爵在他自己的书斋里休息。索尼娅坐在客厅的一张圆桌旁临摹图案。伯爵夫人按顺序把纸牌摆开。侍从丑角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带着那悲伤的面容和两个老太婆一同坐在窗前。娜塔莎走进了这个房间,她走到索尼娅跟前,看看她在做什么,然后就走到母亲跟前,默不作声地停步了。

    “你为什么走来走去呢?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母亲对她说,“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他……现在,我立刻需要他,”娜塔莎说道,她的眼睛闪闪发亮,面露笑容。伯爵夫人抬起头,目不转睛地向女儿瞥了一眼。

    “妈妈,甭看我,甭看我,我就要哭了。”

    “坐下,和我坐在一起呆一会儿吧,”伯爵夫人说。

    “妈妈,我需要他。为什么就这样把我憋死,妈妈?……”她的语声猝然中断了,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人注意,她飞快地转身,从房里走出去了。她走到摆满沙发的休息室,站了一会,思忖片刻,便向女仆居住的房间走去。那里有一个老女仆对从奴仆那里跑来的婢女嘟嘟嚷嚷,户外的寒气噎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要去玩啦,”老太婆说,“无论什么事都各有定时。”

    “放开她吧,孔德拉季耶夫娜,”娜塔莎说道。“你去吧,玛夫鲁莎,你去吧。”

    娜塔莎准许玛夫鲁莎走开后,便穿过大厅向外间走去。一个老头子和两个年轻的仆人正在打纸牌。当小姐走进房里来,他们停止打牌,站了起来。“我要对他们怎么办呢?”娜塔莎想了想。

    “不错,尼基塔,请你走一趟……”(“我要派他去哪里呢?”)“是的,你到仆人那里去把一只公鸡送来;是的,米沙,你去拿点燕麦来。”

    “您吩咐我去拿点燕麦吗?”米沙欣喜地、乐意地说。

    “你去吧,快点去吧。”老头子再次地吩咐他。

    “费奥多尔,你给我拿一段粉笔来。”

    她走过小吃部时,吩咐生茶炊,虽然这时分根本不是饮茶的时候。

    管理小吃部的福卡是全家中的一个脾气最大的人,娜塔莎喜欢在他身上试试她的权柄。他不相信她的话,便走去问个明白。

    “这个小姐可真行!”福卡说,他对娜塔莎虚伪地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这个家庭中没有一个人像娜塔莎这样派遣出这么多的人,给他们布置这么多的事儿。她不能与己无关地望着这些人而不派遣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做点什么事。她好像要试试他们之中有什么人会对她发怒,会对她生闷气,但是除开娜塔莎而外,人们并不喜欢执行任何人的命令。“我应该做什么事呢?我应该到哪里去呢?”娜塔莎在走廊中慢慢行走时这样思忖。

    “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我会生下个什么?”她问那个穿着女短棉袄向她迎面走来的侍从丑角。

    “你生个跳蚤、蜻蜓、螽斯。”侍从丑角答道。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老是说些同样的话。哎呀,我去哪里好呢?我怎么办好呢?”她两脚咚咚响地跑到约格尔那里去了,他和妻子住在楼上。有两个家庭女教师坐在约格尔那里,桌上摆着几盘葡萄干、胡桃和杏仁。家庭女教师正在谈论在什么地方居住比较便宜,在莫斯科,还是在敖得萨。娜塔莎坐了一会儿,她带着严肃的若有所思的表情听了听她们谈话,随即站起来。

    “马达加斯加岛,”她说道。“马——达——加斯——加。”她把每个音节清晰地重说一遍,她不回答肖斯小姐向她所说的内容,就从房里走出去。

    她的弟弟彼佳也在楼上,他和照管小孩的男仆在安放打算在晚上放的烟火。

    “彼佳,彼得卡①,”她对着他大声喊道。“把我背下楼去。”彼佳跑到她眼前,把背转向她。她跳到他背上,用手搂住他的颈顶,他一蹦一跳地背着她往前奔跑。“不,用不着背了——马达加斯加岛。”她从他背上跳下来,说道,就走下楼去。

    娜塔莎好像走遍了她自己的王国,试了试她的权力,她坚信,大家都服服贴贴,但她还觉得寂寞,于是走到了大厅,她拿起吉他坐在厨子后面昏暗的角落,开始弹出几个低音,弹奏她曾在彼得堡和安德烈公爵一同听过的歌剧中的短句。在别的听众看来,她用吉他弹奏的乐句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乐音在她想象中却勾起许多回忆。她坐在厨子后面,把视线集中到小吃部的门里射出来的一道阳光上,她一面听她自己弹奏,一面回忆往事。她正处在回忆往事的状态中。

    ——–

    ①彼得卡是彼佳的爱称。

    索尼娅拿着一只酒杯穿过大厅走进小吃部。娜塔莎望了望她,又望望小吃部的那条门缝,她仿佛觉得,她正在回想,有一道阳光从小吃部的门缝中射出来。索尼娅拿着酒杯走进去。“这情景和回忆不爽毫厘,”娜塔莎想了想。

    “索尼娅,这是啥调儿?”娜塔莎用指头拨弄一根粗粗的琴弦时大声喊道。

    “哦,你在这里呀!”索尼娅吓得颤抖了一下,然后说,她走到娜塔莎跟前,倾听她说话。“不知道。不是《暴风雨》吗?”

    她胆怯地说,害怕说错了。

    “唔,她还是像上次那样颤抖了一下,还是那样走到跟前来,畏缩地微微一笑,”娜塔莎想了想,“完全像现在这样……

    我想了想,她身上还缺乏什么吧。”

    “不对,这是《担水人》一曲中的合唱,你听见吗?”娜塔莎为了要让索尼娅能够听懂,便把合唱的曲子唱完了。

    “你到哪里去了?”娜塔莎问道。

    “去换一杯水。我马上就把图案描完了。”

    “你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可是我就不在行,”娜塔莎说道。

    “尼古连卡在哪里?”

    “他好像正在睡觉。”

    “索尼娅,你去把他喊醒,”娜塔莎说,“告诉他,我喊他唱歌。”她坐了一会儿,想想过去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她虽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她心里又在想象她跟他在一起、他用钟情的目光凝视她的情景。

    “唉,他快点归来。我怕他不能回来啊!而主要是,我见老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以后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了。他也许今天回来,马上就回来。他也许回来了,正坐在那个客厅里。他也许昨天就回来了,我竟忘怀了。”她站起来,放下吉他,到客厅里去。全家人、教师、家庭女教师和客人们都在茶桌旁就座。仆人们都站在桌子周围,可是安德烈公爵没有来,生活又跟以前一样了。

    “啊,是她,”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看见走进来的娜塔莎之后说。“喂,你坐到我身边来吧。”可是娜塔莎在母亲身旁停步,她环视四周,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

    “妈妈!”她说道。“把他给我吧,给我吧,妈妈,快点,快点儿。”她又费劲地忍住,不号啕痛哭。

    她在桌旁坐了一会,听听长辈和也向桌旁走来的尼古拉谈话。“我的天呀,我的天,还是那些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谈话,爸爸还是拿着一只茶碗,仍旧对着茶碗吹气!”娜塔莎想道,因为他们依然如故,所以她惊恐地觉得自己心中升起了一阵对全家人的厌恶感。

    喝完茶以后,尼古拉、索尼娅和娜塔莎都走到摆满沙发的休息室里去,都走到自己喜爱的角落,走到他们经常倾心交谈的地方去。

    ——————

    10

    “你是否常有这种情形,”当他们在摆满沙发的休息室里坐下来,娜塔莎对哥哥说,“你仿佛认为,将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不是说令人愁闷,而是说忧郁,你是否常有这种情形?”

    “有,别提多么好啦!”他说,“我常有这种情形,一切都很称心,大家十分高兴,可是我忽然想到,一切令人厌烦,大家要去见阎王了。有一回,我没有出席兵团里的游园会,那里正在奏乐……我忽然感到厌烦……”

    “啊呀,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娜塔莎接着说。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你总记得,有一次因为李子的事情我被处罚了,你们大家都在跳舞,而我却坐在教室里嚎啕大哭,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我感到忧愁并且可怜大伙儿,也可怜自己,可怜所有的人。主要是,我没有过错,”娜塔莎说道,“你还记得么?”

    “记得。”尼古拉说,“我记得,后来我向你身边走去,我想安慰你,你要知道,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们都太可笑了。

    当时我有个木偶玩具,我想送给你。你记得么?”

    “你总记得吧,”娜塔莎若有所思地微笑,她说道,“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叔叔把我们叫到旧屋的书斋里去,暗得很,我们一走进来,忽然间有个人站在那里……”

    “黑人奴仆,”尼古拉含着愉快的微笑说完这句话,“怎么会记不得呢?直至目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黑人奴仆,或者是我们做了一个梦,或者是别人对我们讲的。”

    “他这个黑人灰溜溜的,你总记得,可是他露出雪白的牙齿,他站着,观看我们……”

    “您记得吗,索尼娅?”尼古拉问道……

    “记得,我记得,我也记得一点。”索尼娅胆怯地回答……“我不是向爸爸妈妈问过这个黑人嘛,”娜塔莎说,“他们说,没有任何黑人奴仆。你不是还记得很清楚嘛!”

    “可不是,他的牙齿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多么奇怪,真像做过一个梦。我喜欢这个。”

    “你总记得,我们在大厅里滚鸡蛋,忽然有两个老太婆在地毯上打转转。有没有这回事?多么轻松愉快,还记得吧?”

    “是的。你总记得,爸爸穿着蓝皮袄站在台阶上放了一枪?”他们面露微笑,怀着回忆往事的喜悦心情,不是忧悒的老者的回顾,而是富有诗情画意的青春的回忆——他们逐一回想那些梦景和现实融为一体的久远的印象,不知为什么而感到高兴,不时地发出轻微的笑声。

    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回忆,但是索尼娅像平常一样比他们落伍。

    他们回忆的往事中,索尼娅已经忘记许多了,而她所记得的往事在她心中也不会激起他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她只是竭力地效法他们,分享他们的欢乐。

    在他们回忆起索尼娅首次来到他们家中的时候,她才参加谈话。索尼娅讲到她害怕尼古拉,因为他的夹克上有几根绦带,保姆对她说,也要给她的上衣缝几根绦带。

    “我可还记得,有人对我说,你是在白菜下面出生的,”娜塔莎说,“我还记得,我当时不敢不相信,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实话,这也就使我感到尴尬了。”

    在谈话时,一个女佣从休息室的后门探出头来。

    “小姐,有人把公鸡拿来了。”那个女仆用耳语说。

    “用不着了,波利娅①,吩咐他们把它拿走吧。”娜塔莎说。

    他们在摆满沙发的休息室谈话,谈到半中间的时候,季姆勒走进房里来,他走到放在角落里的竖琴前面,取下那覆盖竖琴的呢子布,竖琴发出走调的响声。

    “爱德华·卡尔雷奇,请您弹奏一首我爱听的菲尔德先生的Nocturne②吧。”从客厅里传来老伯爵夫人的语气。

    ——–

    ①波利娅是佩拉格娅的小名。

    ②法语:夜曲。约翰·菲尔德(1782~1837)——钢琴家和作曲家,他以钢琴协奏曲和夜曲而闻名于世。1804—1831年间定居于彼得堡,讲授课程并举行音乐会。

    季姆勒弹奏了和弦,把脸转向娜塔莎、尼古拉和索尼娅,说道:

    “嗬,年轻人乖乖地坐着啊!”

    “我们谈论哲学问题吧。”娜塔莎说,她回顾片刻,之后继续谈话。此时的话题是梦幻。

    季姆勒开始弹琴。娜塔莎踮着脚尖儿一声不响地走到桌旁,拿起蜡烛,把它移开,就往回头走,静静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这间房里,特别是他们坐的沙发那儿很昏暗,但是一轮满月的银辉透过几扇大窗户照在地板上。

    “你要知道,我想,”娜塔莎向尼古拉和索尼娅身边靠拢一些,用耳语说,这时候季姆勒弹奏完毕,仍旧坐在那里,轻盈地拨弄琴弦,心中犹豫不决,就这样罢休呢,还是再弹点新花样。我想,“如果这样回想,再回想,总是这样回想,就会回想起在我还没有出世之前我所记得的事情……”

    “这就是灵魂的转生,”索尼娅说道,她一向学习成绩优良,什么都记得很牢。“埃及人相信我们的灵魂曾经附在牲畜身上,以后又会回归到牲畜身上。”

    “不对,你知道,我不相信我们曾经附在牲畜身上这种看法,”尽管已经停止了弹奏,但是娜塔莎还用耳语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曾在某个地方是安琪儿,而且到过这个地方,因此我们什么都记得很牢……”

    “我可以加入你们一伙吗?”悄悄地走到他们跟前来的季姆勒说道,并且在他们身旁坐下。

    “既然我们曾经是安琪儿,那末我们怎么会降到更低的地方?”尼古拉说道,“不对,这不可能!”

    “不是更低,谁对你说更低呢?……为什么我知道我前世是什么,”娜塔莎以坚定的口气驳斥。“要知道灵魂是不朽的……因此,只要我是永生的,那末我从前也活着,永恒地活着。”

    “不过,对我们来说永恒是难以想象的。”季姆勒说,他流露着温顺而鄙夷的笑容走到年轻人跟前,但是这时候他也像他们一样低声而严肃地说话。

    “为什么说永恒是难以想象的?”娜塔莎说,“有今天,有明白,永无止镜,有昨日,有前日……”

    “娜塔莎!现在轮到你了。你给我唱个什么曲子,”这时可以听见伯爵夫人的语声,“你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坐得太久,就像一伙阴谋家似的?”

    “妈妈,我很不想唱。”娜塔莎说道,而且站起来。

    他们大家,甚至连年纪不轻的季姆勒也不想停止谈话和离开休息室的这个角落,但是娜塔莎站起来,于是尼古拉就在击弦古钢琴旁边坐下。像平常一样,娜塔莎站在大厅正中间,选了个最聚音的地方,开始唱一支她母亲爱听的乐曲。

    她说她不想唱歌,但在很久以前和此后很久都没有这天晚上唱得那样好。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和米坚卡在书斋里谈话,听到她的歌声,就像个急忙想去玩耍的学童快点把功课做完那样,给管家下命令时语无伦次,终于不吭声了,米坚卡也默默无语地听她唱,面露微笑地站在伯爵前面。尼古拉目不转睛地望着妹妹,和她一同喘息。索尼娅一面听着,一面想到,她和她的朋友之间的差距多么大,她怎么不能像她表妹那样令人倾倒即使有一点也好。老伯爵夫人坐在那里,流露出幸福而忧悒的微笑,眼睛里噙满泪水,有时摇摇头。也想到娜塔莎,想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她想到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快要办的这门婚事中有某种不寻常的令人担忧的东西。

    季姆勒在伯爵夫人身旁坐下来,合上眼睛,听他们说话。

    “伯爵夫人,不过,”他终于开口说话,“这是欧洲的天才,她没有什么可学的了,这种和善、温存、强而有力……”

    “噢,我多么替她担忧,我多么担忧。”伯爵夫人说,她忘记在和谁说话。她那母亲的嗅觉对她说,不知道娜塔莎身上的什么东西显得太多了,所以她将来不会幸福。娜塔莎还没有唱完曲子,面露喜色的十四步的彼佳跑进房里来,通知大家,说有一些穿化装衣服的人来了。

    娜塔莎忽然站住了。

    “傻瓜!”她对她哥哥喊道,跑到了椅子前面,倒在椅子上,号啕大哭起来,之后哭了很久也没有罢休。

    “妈妈,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是怎么回事:彼佳吓唬我了。”她说着,极力地露出微笑,但是眼泪籁籁地流,啜泣使她透不过气来。

    家仆们一个个化装成狗熊、土耳其人、小饭店老板和太太,既可怕,又可笑,随身带来了冷气和欢乐,最初他们畏葸葸地蜷缩在接待室里,然后互相躲在背后挤入了大厅,起初有点羞羞答答,后来就越来越快活,越来越和谐地唱歌、跳舞、跳轮舞,做圣诞节日的游戏。伯爵夫人认清了面孔,对着穿化装衣服的人笑了一阵子,便走进客厅里去。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坐在大厅中笑逐颜开,赞美玩耍的人。一些轻年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半小时后,还有一个穿着鲸须架式筒裙的老夫人在大厅的其他一些身穿化装衣服的人中间出现了——这是尼古拉。彼佳化装成土耳其女人。季姆勒扮成丑角,娜塔莎扮成骠骑兵,索尼娅扮成切尔克斯人(有一副用软木炭画的胡子和眉毛)。

    在没有穿上化装衣服的人们宽厚地对他们表示惊叹、表示认不清庐山真面目、并且表示赞美之后,年轻人都一致认为装束十分美观,还应当到别人面前去展示一番。

    尼古拉心里想用他的三架雪橇运载着他们所有的人在畅通的大道上游玩一下,他建议随带十名穿上化装衣服的家仆去大叔那里走一趟。

    “不行,你们干嘛要使老头子难堪!”伯爵夫人说。“他那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真要去的话,那就去梅柳科娃家。”

    梅柳科娃是一个遗孀,她住在离罗斯托夫家四俄里的地方,有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也雇有几个男女家庭教师。

    “我亲爱的,好主意,”振作起精神来的老伯爵附和着说,“让我立刻化起装来和你们同去吧。我的确要使帕金塔打起精神来。”

    然而伯爵夫人不准伯爵走,因为他那条腿痛了好几天了。他们决定,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不去,如果路易萨·伊万诺夫娜(肖斯小姐)一定要去,那么小姐们都可以乘车到梅柳科娃家里去。一向胆怯、羞羞答答的索尼娅最坚决地央求路易萨·伊万诺夫娜不要拒绝她们去。

    索尼娅打扮得比谁都漂亮。她那用软木炭画的胡子和眉毛对她非常相称。大家都对她说,她很好看。她显得异常兴奋和精神充沛,这种情绪对她来说是不一般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对她说,或许是今天决定她的命运,或许是永远也不能决定,她穿上男人的服装,好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路易萨·伊万诺夫娜答应了,半个钟头之后,四辆带有铃鼓,铃铛的三架雪橇开到了台阶前面,滑铁在冰冻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娜塔莎头一个发出圣诞节狂欢的口令并以愉快情绪互相感染着,越来越热烈,当大家走到严寒的户外,彼此叫喊,互相呼应,谈笑风生,坐上雪橇的时候,狂欢情绪到达了顶峰。

    驿马驮着前二辆三驾雪橇,老伯爵乘坐第三辆雪橇,由奥尔洛夫的大走马驾辕,尼古拉乘坐私人的第四辆雪橇,由他那匹矮身量的、毛烘烘的黑马驾辕。尼古拉穿着一件老太婆的衣裳,外面披上束紧腰带的骠骑兵斗篷,拉紧缰绳站在这几辆雪橇的中间。

    天还很亮,他看见搭扣和辕马的眼睛在月亮下发出反光,这几匹马儿惊恐地望着那些在黑暗的台阶上的遮阳下喧嚷喊叫的骑者。

    娜塔莎、索尼娅、肖斯小姐和两个丫头坐在尼古拉的雪橇上。季姆勒偕同妻子和彼佳坐在老伯爵的雪橇上,化装的仆役分别坐在其馀几辆雪橇上。

    “扎哈尔,你先走吧!”尼古拉对父亲的马车夫喊了一声,但意欲乘机于途中赶到前面去。

    季姆勒和其他几个化装的人乘坐的老伯爵的那辆三驾雪橇上,滑铁好像冻结在雪上似的,咯吱咯吱地作响,不时地听见低沉的叮叮当当的铃声,雪橇开始向前移动了。两匹拉边套的马紧紧地贴近车辕,马蹄陷进雪地里,翻卷起坚硬得有如白糖似的闪闪发光的积雪。

    尼古拉跟在第一辆三驾雪橇后面出发了,其他几辆雪橇在后面发出咯咯吱吱的响声。最初在狭窄的路上跑快步。当他们从花园近旁驶过的时候,光秃秃的树木的阴影常常横断道路,遮蔽明亮的月光,但是他们一驶出围墙,整个洒满月光的一动不动的雪原就像钻石似的发出灰蓝色的反光,从四面展现出来。前面的雪橇在行驶时碰到了一个坑洼,颠簸了一两下,后面的几辆雪橇也同样地碰到了坑洼,这几辆雪橇莽莽撞撞地打破禁锢着的寂静,开始拉开距离向前驶去。

    “野兔的脚印,很多的脚印!”在冰冻天气的冷空气中传来娜塔莎的说话声。

    “看得多么清楚啊,尼古拉!”可以听见索尼娅的说话声。尼古拉掉转头来望望索尼娅,他俯下身子凑近她,谛视她的面孔。那张和从前迥然不同的可爱的面孔从貂皮围脖下面显露出来,软木炭画的眉毛和胡子黑黝黝的,在月色映照之下似近又远。

    “这还是从前的那个索尼娅。”尼古拉想了一下。他从更近的地方看看她,微微一笑。

    “您怎么,尼古拉?”

    “没什么。”他说,又向那几匹马转过脸去。

    走上了平整的大路,路面给滑铁磨得锃亮,在月光映照之下可以看见纵横交错的马掌钉的印痕,这些马儿不自觉地拉紧缰绳,加快了步速。那匹在左首拉边套的马低垂着头,时而轻轻拉一下挽索。辕马摇晃着身子,动动耳朵,好像在发问:“现在就开始,或者是还早?”扎哈尔的黑色的雪橇在白皑皑的雪地上还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它已经驶到很远的前方去了,低沉的铃声也渐渐隔远了。可以听见他的雪橇中传来的喊声、欢笑声和化装的人们的说话声。

    “喂,加把劲,亲爱的!”尼古拉喊了一声,轻轻地拉着一根缰绳,放开挥扬马鞭的手。只凭那仿佛迎面吹来的越吹越大的风声、拉紧挽缰和加速飞奔的拉边套的辕马的牵动,就可以明显地意识到,三驾雪橇何等迅速地飞奔。尼古拉回头望了一眼,另外几辆雪橇也赶上前来,扬起马鞭驱使辕马飞奔,雪橇中传来一片呐喊声和尖叫声。那匹辕马在轭下坚毅地晃地身子,没有考虑减低步速,于必要时情愿加一把劲,再加一把劲。

    尼古拉赶上了第一辆三驾雪橇。他们从一座山上驶行下来,已经驶到河边草地中轧宽的路上。

    “我们在什么地方行驶呢?”尼古拉想了想,“想必是在科索伊草地上。不对,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新地方。这不是科索伊草地,也不是焦姆金山,天知道这是个啥地方啊!这是个什么神奇的新地方。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啊!”他对几匹马大喝一声,开始绕过第一辆三驾雪橇。

    扎哈尔勒住马,把他那一直到眉毛上挂满霜的脸转过来。

    尼古拉撒开他的几匹马,扎哈尔向前伸出他自己的两只手,吧嗒一下嘴,也撒开他自己的马。

    “喂,少爷,沉住气。”他说道。几辆并排的三驾雪橇驶行得更快,疾驰的马儿飞快地变换脚步。尼古拉冲到前面去了。扎哈尔还没有改变向前伸出两手的姿势,微微地抬起他那只紧握缰绳的手。

    “少爷,不对头。”他向尼古拉嚷道。尼古拉让那几匹马向前飞跃,终于赶过了扎哈尔。马在疾跑时翻卷起微小而干爽的雪粒,撒到那些乘车人的脸上,他们身边可以听见繁密的铿锵的响声,急速地移动的马蹄和被赶过的三驾雪橇的阴影乱成一团了。从雪地的四面传来滑铁咯吱咯吱的响声和妇女们刺耳的尖叫声。

    尼古拉又勒住马,向周遭望了一眼。四下里仍旧是繁星闪耀的、完全沉浸在月光中的神奇的平原。

    “扎哈尔叫我向左边走,可是干嘛要向左边走呢?”尼古拉想道。“难道我们是驶向梅柳科娃家吧?难道这就是梅柳科娃的村庄吗?天知道我们在哪里驶行,天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奇怪而且舒畅。”他朝雪橇里瞥了一眼。

    “你瞧,他的胡髭和睫毛全是白的。”一个坐在雪橇里的长着细胡子、细眉毛、样子古怪而清秀的陌生人说。

    “这个人好像是娜塔莎,”尼古拉想了想,“这是肖斯小姐,也许不是,这个有胡髭的切尔克斯人,我不知道她是谁,可是我爱她。”

    “你们不觉得冷吗?”他问道。他们不答话,哈哈大笑起来。坐在后面那辆雪橇上的季姆勒不知道在喊什么,也许是可笑的事情,可是他喊什么,听不清楚。

    “对,对,”可以听见有几个人一面发笑,一面回答。

    “不过,这是一座仙境般的树林,黑色的树荫和钻石般闪耀的光点互相辉映,还有一长排穿廊式的大理石台阶,神奇的建筑物的银顶,可以听见野兽刺耳的尖叫声。设若这真是梅柳科娃的村庄,那就更加奇怪了,天知道我们在哪里行驶,我们总算来到了梅柳科娃的村庄。”尼古拉想道。

    这真是梅柳科娃的村庄,一些丫头和仆人拿着蜡烛,露出愉快的面容跑到大门口。

    “这是什么人啊?”有人在大门口问道。

    “看看那些马,我就晓得,这是化了装的伯爵家里的人,”

    可以听见几个人回答的声音。

    ——————

    11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梅柳科娃是一个敦实的、精力充沛的女人,戴一副眼镜,穿一件对襟无扣的宽大的连衣裙,坐在客厅中,几个女儿围在她身边,她想方设法不使她们感到烦闷。她们正在慢慢地倒出蜡烛油,当接待室传来一些来客的步履声和说话声的时候,她们就望着几个走出去的人影。

    化装成骠骑兵、太太、巫婆、丑角、狗熊的人在接待室里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擦干净挂了霜的面孔,然后进入人们急急忙忙地点燃蜡烛的大厅。化装成丑角的季姆勒和化装成太太的尼古拉首先跳起舞来。那些被乱喊乱叫的儿童围住的化装的人,蒙着脸,改变了嗓子,在女主人面前鞠躬行礼,然后在房里叉开腿站着。

    “啊,没法认出来!是娜塔莎么!你们瞧,她像谁啊!说真的,像个什么人。爱德华·卡尔雷奇多么清秀啊!我认不出来。他跳得真棒!啊,我的爷呀!切尔克斯人扮得出色,说真的,索纽什卡扮这个角色多么合适。这又是什么人啊?唔,令人高兴!尼基塔,万尼亚,把这些桌子挪开。我们还安闲地坐着哩!”

    “哈——哈——哈!……骠骑兵,骠骑兵啊!她真像个男孩子,看看那双脚!……我看不清晰……”可以听见许多人的说话声。

    娜塔莎,梅柳科娃家里的年轻人最喜爱的人,和他们一同溜进那后面的房间里去了,在这里,几个少女的裸露的手从那敞开的门里接过一名男仆递来的她们所必需的软木炭、各种各样的长衫和男人的服装。过了十分钟,梅柳科娃家里的年轻人便和化了装的人们汇合在一起了。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吩咐给客人空出地方来,宴请主人和仆人,她没有取下眼镜,忍住笑,在那些化装的人们中间来回地走着,凑近他们,谛视他们的面孔,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非但不认识罗斯托夫家里的人和季姆勒,怎么也认不出她自己的几个女儿,怎么也认不出她们穿的她丈夫的几种长衫和制服。

    “这是谁的什么人呀?”她仔细望着化装成喀山鞑靼人的她的女儿的面孔,一面把脸转向家庭女教师,说道。“看来好像是罗斯托夫家里的什么人。喂,骠骑兵先生,您在什么兵团服役呢?”她问娜塔莎。“给土耳其人一点果子软糕吧。”她对那个拿着食品绕行一周的小吃部管事说,“他们的规矩不禁止吃这种食品。”

    有时候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望着这些跳舞的人,他们断然地认为只要化了装,谁也认不出他们。因此不觉得害羞;看见他们跳出古怪而且滑稽可笑的舞步时,她就用手绢蒙着脸,因为她这个慈祥的老太婆忍不住,笑出声来,所以她整个肥胖的身子不住地颤抖。

    “我的小萨沙,小萨沙!”她说。

    在跳完俄罗斯舞和轮舞以后,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让所有的仆人和主人聚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子,拿来了一枚戒指、一根绳子和一个卢布,做各种集体游戏。

    过了一个钟头以后,大家穿的衣裳都给揉皱了,凑乱不堪了。在那淌着热汗的、发红的、显得愉快的脸上,软木炭画的胡子和眉毛都给弄得模模糊糊了。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开始认出这些化装跳舞的人,赞美服装做得很雅观,尤其是姑娘们穿起来觉得合身。她感谢所有的人,使她快活一阵子。她邀请客人在客厅中宵夜,吩咐在大厅中宴请仆人们。

    “不,在浴室里占卜,这太可怕了!”吃夜宵的时候,那个住在梅柳科娃家里的老处女说。

    “那是为什么?”梅柳科娃的长女问道。

    “您去不成,要有勇气……”

    “我一定要去。”索尼娅说。

    “告诉我,这个小姐出了什么事?”梅柳科娃的次女说。

    “对,是这么回事,有个小姐已经到浴室去了。”老处女说,她拿走一只公鸡、两套餐具,她所做的正是理应做的事,她在那里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她只听见,忽然间有辆车子开来……一辆雪橇驶近了,铃铛和铃鼓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听见有个人走来。那个人完全和人一样,好像是一个军官,走进来,坐在她身旁,拿起餐具用膳。”

    “啊!啊!……”娜塔莎惊骇万状,瞪起眼睛大声喊叫。

    “它怎么样,和我们人这样说话吗?”

    “对,就像人一样,什么都像人一样,他于是开始、开始规劝她,她本想应酬他,一直谈到鸡鸣破晓,可是她胆怯起来,简直胆怯得用手蒙住眼睛。他把她托起来了。好在这时候有几个姑娘跑过来了……”

    “唔,怎么要吓唬她们啊!”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说道。

    “妈妈,要知道您自己也占卜过……”女儿说。

    “在粮仓里怎样占卜呢?”索尼娅问道。

    “最好是现在就到粮仓里去,听听那里的响声。若是听到敲打得咚咚响,就是凶兆,若是听到装谷的响声,就是吉兆,否则就是……”

    “妈妈,告诉我,您在粮仓里遇到了什么?”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微微一笑。

    “怎么啦,我已经忘了……”她说,“你们谁都去不成,是吗?”

    “不,我一定要去,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让我去吧,我一定要去。”索尼娅说道。

    “唔,如果你不怕,那没有什么,就可以去。”

    “路易莎·伊万诺夫娜,我可以去吗?”索尼娅问道。

    无论是做戒指游戏、做绳子游戏,或者做卢布游戏,还是像此刻这样聊天,尼古拉都未曾离开索尼娅身边,他用迥然不同的新眼光看待她。他好像觉得,多亏这副软木炭画的胡子,今天他才首次充分地认识她了。这天晚上索尼娅的确相当快乐、活泼而且漂亮,尼古拉从未看见她有过这副模样。

    “瞧,她多么漂亮,可是我却是个笨蛋!”他一面想道,一面望着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显得幸福的得意的微笑,这一笑使那胡子下面的面颊现出了一对酒靥。

    “我什么也不怕,”索尼娅说,“可以立刻去吗?”她站起来。旁人告诉她,粮仓在什么地方,她应当站在那儿谛听,然后就把一件皮袄递给她。她把皮袄披在头上,向尼古拉望了一眼。

    “这个少女多么迷人!”他想了想。“到眼前为止我一直在想什么啊!”

    索尼娅走到通往粮仓的走廊上,尼古拉说他觉得很热,急忙向正门庭阶走去。这幢屋子里挤满了人,的确十分闷热。

    户外仍然是停滞不动的寒气,仍然是一轮皓月,只是显得更加明亮罢了。光线是那么强,雪地上的星星是那么繁多,直教人不想抬头去仰望夜空。真正的星星反而不太显眼。天空里一片昏暗,异常寂寞,而地球之上则分外欢乐。

    “我是笨蛋,一个笨蛋!我直至目前还在等待着什么?”尼古拉想了想,他跑步走到正门庭阶上,沿着一条通往后门庭阶的小经绕过了屋角。他晓得索尼娅会到这里来。数立方俄丈的垛起来的木柴摆放在道路中间,被积雪覆盖着,可以看见木柴的影子,光秃秃的老菩提树的阴影交错在一起,它超过木柴并从侧面投射在积雪和小径上。这条小径通往粮仓。原木造的粮仓的墙壁和被积雪覆盖着的屋顶就像是用宝石凿出来的,在目光下熠熠生辉。花园里的一颗树喀嚓响了一声,后又鸦雀无声了。心胸呼吸的仿佛不是空气,而是永恒的青春的活力和喜悦。

    女仆住房前面的台阶上响起了咯吱咯吱的步履声,被积雪覆盖的最后一级阶梯上发出响亮的回声,可以听见老处女的说话声:

    “一直向前走,沿着这条小径一直向前走,小姐,只不过别回头望!”

    “我不怕。”可以听见索尼娅回答的声音,她沿着一条朝向尼古拉身边的小径走来,她那穿着精致的短靿皮鞋的小脚,踩在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索尼娅裹着一件皮袄向前走去。当她看见尼古拉的时候,她呆在离他两步路的地方,她看见他已不是她从前认识并在平时有点骇人的他了。他穿着一件女人的连衣裙,头发蓬乱,流露着幸福的、索尼娅未曾看见的微笑。索尼娅很快地跑到他眼前。

    “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仍然是原来的人,”尼古拉一面思忖,一面注视她那被月光照耀的脸蛋。他把他的两只手伸进蒙着她的头部的皮袄下面,搂住她,让她紧紧贴着自己,吻吻她的嘴唇,那两撇画在嘴唇上面的胡子发散着烧焦的软木的气味。索尼娅对准他的嘴唇中间吻了一下,抽出一双小手托住他的两颊。

    “索尼娅!……”“尼古拉!……”他们只说出这几个词。他们都跑到粮仓前面,之后各人从各人的台阶上下来,走回去了。

    ——————

    12

    当他们大家离开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乘坐雪橇回去的时候,向来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对什么都注意的娜塔莎,给大家安排好了坐位,路易萨·伊万诺夫娜跟她,还有季姆勒都坐进同一辆雪橇,索尼娅、尼古拉和几个侍女坐在一起。

    在归途中,尼古拉已经不争先恐后地催马疾驰,而是平稳地驶行。在那神奇的月光之下,他不时地打量索尼娅,借着已改变一切的月色,从那用软木炭画的眉毛和胡子后面寻找他从前的索尼娅和现在的索尼娅,他已经下定决定永远不离开她了。他不时地打量,当他认得像从前一样的索尼娅和另外一个索尼娅、而且想到软木炭的气味夹杂着接吻的感觉时,他深深呼吸寒冷的空气,一面注视后退的地面和星光闪耀的天空,他觉得自己又置身于仙境。

    “索尼娅,你觉得舒畅吗?”他有时这样发问。

    “舒畅,”索尼娅答道。“而你觉得怎样?”

    在半路上,尼古拉叫马车夫把马勒住一会儿,他跑到娜塔莎的雪橇前面呆上分把钟,站在跨杠上。

    “娜塔莎,”他用法国话低声对她说,“你可要知道,我和索尼娅的事,已经决定了。”

    “你对她说了吗?”娜塔莎问道,她忽然高兴得容光焕发起来。

    “噢,你脸上画着胡子和眉毛,显得多么古怪,娜塔莎!

    你很高兴吗?”

    “我真高兴,真高兴!我已经生你的气了。我虽然没有对你说,但是你对待她很不好。尼古拉,这是一颗怎样的心啊,我多么高兴!我常常令人可憎,但是我一个人觉得幸运,索尼娅不在身边,我觉得不好意思,”娜塔莎继续说下去,“现在我真够高兴了,喂,你跑去找她吧。”

    “不过,等一等,你多么滑稽可笑啊!”尼古拉说道,他不时地端详她,他在妹妹身上也发现一种他前所未睹的新的、不平常的、令人神往的温柔。“娜塔莎,有几分神奇,是不是?”

    “是的,”她回答,“你做得真够出色。”

    “如果我从前看见她是现在这个模样,”尼古拉想道,“我老早就会问她应该怎样办,不管她吩咐我做什么事,我样样都会办好,那就一切称心了。”

    “你真高兴,这么说,我做得出色啦?”

    “咳,真出色呀!不久前我和妈妈为了这件事争吵起来了。妈妈说她要拉拢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几乎要跟妈妈相骂了。我从来不让任何人说她的坏话,对她怀有坏的想法,因为她身上只有好的一面。”

    “真够出色吗?”尼古拉说,又一次审视妹妹的面部表情,想要弄清楚她是否说了真话,这时只听见他那双皮靴吱吱响,他从跨杠上跳下来,朝他自己的雪橇跑去。她仍旧是那个幸福的笑容可掬的切尔克斯人,她有一副八字胡子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从貂皮风帽下面向四外观看,她坐在那儿,这个切尔克斯人就是索尼娅,而这个索尼娅想必就是他未来的、幸福的、爱他的妻子。

    小姐们回到家里以后,向母亲讲到她们怎样在梅柳科娃家里度过这一段时光,之后各人回到各人房里去。她们脱下衣服,但是没有抹去软木炭画的胡子,坐在那里,坐了很久,谈论自己的幸福。她们说到她们出嫁后怎样生活,她们的丈夫怎样和睦,她们会感到多么幸福。娜塔莎的桌上还摆着杜尼亚莎前夜给她准备好的几面镜子。

    “只不过在什么时候这一切才能实现?我恐怕永远都没法……假如能够实现,那就太好了!”娜塔莎说道,她一面站立起来,走到镜子面前。

    “娜塔莎,请坐,也许你能看见他。”索尼娅说。娜塔莎点燃蜡烛,坐下来了。

    “我看见一个有两撇胡子的人。”娜塔莎看见自己的面孔时说。

    “小姐,用不着发笑。”杜尼亚莎说。

    娜塔莎在索尼娅和女仆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摆放镜子的地方,她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默不作声。她长久地坐着,从镜中观看一排逐渐消逝的蜡烛,她推测(根据她听见的故事来设想),在末了融入一个模糊不清的正方形的烛光中,时而瞧见一口棺材,时而瞧见他——安德烈公爵。但是不管她怎样想把一个最小的黑点视为人或者棺材的形象,她仍旧什么都看不见。她常常眨眼,从镜子旁边走开。

    “为什么别人看得见,而我却看不见呢?”她说,“喂,你坐下吧,索尼娅,今天你一定应该,”她说道,“只不过为我……今天我可真害怕啦!”

    索尼娅在镜子前面坐下来,装作一副照镜子的架势,她于是观看起来。

    “瞧,索菲娅·阿历山德罗夫娜一定能看见,”杜尼亚莎轻声地说,“您总是发笑。”

    索尼娅听见这些话,并且听见娜塔莎用耳语说:

    “我知道,她准能看见,因为她旧年也看见了。”她们大家莫约静默了三分钟。“一定能看见!”娜塔莎用耳语说,没有把话说完……索尼娅忽然移开她拿着的那面镜子,用一只手捂住眼睛。

    “噢,娜塔莎!”她说道。

    “看见吗?看见吗?看见什么呀?”娜塔莎托着镜子,喊叫起来。

    索尼娅什么也看不见,她刚想眨眨眼睛,站起来,这时她听见娜塔莎的说话声,她说:“一定看得见!”……她既不想欺骗杜尼亚莎,也不想欺骗娜塔莎,她坐在那里觉得难受。她本人并不知道,当她捂住眼睛的时候,她怎么会、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看见他吗?”娜塔莎抓着她的手问道。

    “是的。等一等……我……看见他了,”索尼娅情不自禁地说,尽管还不晓得,娜塔莎言下的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尼古拉,或者他指的是安德烈。

    “可是为什么不说我看见了?要知道别人都看得见啊!谁会揭穿我,说我看见了,或者说没有看见呢?”这个念头在索尼娅的头脑里闪了一下。

    “是的,我看见他了。”她说。

    “是个啥样子?是个啥样子?他是站着,还是躺着?”

    “不过,我看见了……本来并没有什么,我忽然看见他躺着。”

    “安德烈躺着?他病了么?”娜塔莎带着惊惶失措的表情,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友,问道。

    “不,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是一副愉快的面孔,他向我转过脸来。”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好像觉得,她看见了她说的那种情状。

    “喂,后来怎样,索尼娅?”

    “这时我没有看清楚,有一种既蓝而又红的物体……”

    “索尼娅,他在什么时候回来呢?我在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他!我的天呀!我多么替他也替自己担心,为一切担惊受怕啊……”娜塔莎说道,她对索尼娅的安慰一言不答,躺到床上,熄灭蜡烛之后长久地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透过结冰的窗户,望着寒冷的月光。

    ——————

    13

    圣诞节节期之后不久,尼古拉告诉母亲他钟爱索尼娅并且向她表白他将娶她为妻的决心。伯爵夫人早就发觉索尼娅和尼古拉之间发生的爱情,而且预料到他会吐露衷肠,因此她默不作声地听他说话,并且对她儿子说,他想和谁结婚就可以和谁结婚,不过无论是她还是父亲对这种婚事决不会为他祝福。尼古拉首次感到,母亲对他不满意,尽管她十分爱他,她也决不会向他让步。她态度冷淡,不朝儿子望上一眼,就派人去把她丈夫找来,当他来到后,伯爵夫人想在儿子面前简短地冷静地告诉丈夫是怎么回事,但她忍不住,懊恼得痛哭流涕并从房里走出去了。老伯爵开始犹豫不决地规劝尼古拉,想使他感到内疚,要他放弃自己的打算。尼古拉回答,说他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于是父亲叹了一口气,看来他感到困惑不安,很快就停止讲话,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虽然他和儿子争吵,但是他常常意识到,他的事业受到挫折,因而在男儿面前犯有过错,儿子拒绝娶那个有钱的未婚女子,而挑选没有嫁妆的索尼娅,他不能因为此事而对他儿子表示忿懑,——只有这时他才更加鲜明地想到,如果不是事业受到挫折,对尼古拉来说,决不能指望找到一个比索尼娅更好的妻子,事业受到挫折只能归罪于他和他的米坚卡,还有他那不可克服的习惯势力。

    父亲和母亲不再向儿子谈论这件事,在这之后过了几天,伯爵夫人把索尼娅喊到身边,显现出她们二人都意料不到的残酷无情的样子,狠狠地责备外甥女引诱她儿子,责备她忘恩负义。索尼娅默默无言,低垂着眼帘,谛听伯爵夫人的残酷的话语,她不明白到底对她有什么要求。她愿意为恩人们牺牲一切。自我献身的思想是她珍爱的思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法明了,她应当为谁作出什么牺牲。她不能不爱伯爵夫人和罗斯托夫全家人,但是她也不能不爱尼古拉,她没法知道她的幸福取决于这种爱情。她默默无言,怏怏不乐,没有回答她的话。尼古拉仿佛觉得,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状,他于是去向母亲表白一番。尼古拉时而央求母亲宽恕他和索尼娅,答应他们结婚,时而威吓母亲,并且宣称,如果有人迫害索尼娅,他就要马上秘密和她结婚。

    伯爵夫人带着他从未见过的冷淡的表情回答他的话,说他是个成年人,并说安德烈公爵未经他父亲同意贸然结婚了,他可以如法泡制,但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女阴谋家是自己的女儿。

    女阴谋家这个词触怒了尼古拉,他抬高嗓门对母亲说,他从未想过她竟然强迫他出卖自己的感情,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要最后一次说……但是他还来不及说出这句果断的话,母亲就凭他的面部表情看出他要说这句话,她惊惶失措地等待他开口,这句话也许永远成为他们之间的沉痛的回忆。他来不及把话说完,因为娜塔莎在门边偷听到了,她脸色苍白,神态严肃,从门口走进房里来。

    “尼古连卡。你在说废话,住嘴吧,住嘴吧!我对你说,住嘴吧!……”为了压住他的声音,她几乎在叫喊。

    “亲爱的,妈妈,这根本不是由于……我的心肝,可怜的妈妈,”她向妈妈转过脸来,妈妈觉得她自己濒临于痛苦,处于决裂的边缘,恐惧地望着儿子,但因她执拗,残酷斗争,所以她不想,也不能退让。

    “尼古连卡,我给你讲讲清楚,你走开——亲爱的妈妈,您听我说吧。”她对母亲说。

    她说的话毫无意义,但是得到了她渴望得到的结果。

    伯爵夫人忧悒地啜泣,把脸藏在女儿怀里,可是尼古拉站了起来,心惊胆战,从房里走出去了。

    娜塔莎着手调停,结果母亲答应不迫害不欺压索尼娅,而尼古拉答应不隐瞒双亲采取任何行动。

    尼古拉毅然决定,办妥兵团的事务以后,就离职回家和索尼娅结婚,尼古拉神情忧悒而严肃,与双亲失和,但是他仿佛觉得,他沉溺于热恋之中,遂于元月初动身回兵团。

    尼古拉离开之后,罗斯托夫家中比任何时候更忧郁了。伯爵夫人由于心绪不佳而害病了。

    索尼娅因与尼古拉别离,更因伯爵夫人禁不住会用敌对的腔调和她谈话,所以她觉得十分忧愁。伯爵已显得比任何时候更为忧虑不安,因为境况恶劣,所以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他们务必出售莫斯科的住房和莫斯科近郊的领地,而为售出住房他们必须前往莫斯科。然而伯爵夫人的健康情况迫使他们将行期日复一日地推迟。

    娜塔莎轻松地、甚至愉快地熬过了她刚和未婚夫离别的孤寂的时日,现在一日日变得更加焦急和难以忍耐了。她原想把她那美好的时光用来和他谈情说爱,可是如今她却不为任何人将韶光虚度,这种思绪无止无休地使她难受。他的来信多半会引发她的怒气。如今她以全副精神关注他,而他在过真正的生活,观察那些他颇感兴趣的地方和新人物,当她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感到十分委屈。他的书信愈益有趣,她就愈益觉得懊丧。她给他写的信,不仅不能给她以安慰,反而被她视为索然无味的虚伪的义务。她不擅长于写信,因为她不能在信中真实地表达她惯于用那语声、微笑和眼神所表达的千分之一的情感。她给他写信,封封都一样,枯燥而乏味,她自己对它毫不重视,伯爵夫人多次替她改正草稿中的拼写错误。

    伯爵夫人的病体始终未见痊愈,然而他们已经不能推迟这次莫斯科之行了。务必要备办嫁妆,售出住房,除此而外,必须在莫斯科等候安德烈公爵,今冬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正住在莫斯科,娜塔莎相信,安德烈公爵已经到达莫斯科了。

    伯爵夫人尚且待在乡下,伯爵偕同索尼娅和娜塔莎,乃于元月底启程着往莫斯科。

    第二卷 第五部

    1

    安德烈公爵在求娜塔莎为妻之后,皮埃尔并无任何明显的理由,忽然觉得不能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无论他怎样相信他的恩主向他启示的真理,无论他怎样充满热情为之献身的内心修炼在开初使他心向神往的时日给予他多大的喜悦,——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订婚之后,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死去之后(他几乎是同时获悉这两件事),从前的生活魅力对他来说忽已消失殆尽。生活只留下一个框架:他的那幢住宅、一个姿色迷人的妻子——她现已获得某个要人的宠爱、他和彼得堡一切人士的结识以及枯燥乏味的、拘泥于形式的业务。皮埃尔忽然觉得从前的那种生活出乎意外地令人讨厌。他停止写日记了,避免与师兄师弟来往,又开始进入俱乐部,开始好酒贪杯,又与光棍朋友接近,他开始过着这种生活,以致伯爵夫人海伦·尼西里耶夫娜认为有必要对他严加指责。皮埃尔觉得她的做法是对的,为了不使她声名狼藉、皮埃尔动身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一走进他那栋高古的住宅(它里面住着已经憔悴和正在憔悴的公爵小姐及许多家仆)的时候,在他驶过全城,刚刚看见那金镂袈裟前面的无数烛光的伊韦尔小教堂,看见那积雪未被车子压脏的克里姆林广场,看见西夫采夫·弗拉若克贫民区的马车夫和茅舍的时候,在他一看见那些无所希冀、足不出户地虚度残生的莫斯科老人的时候,在他一看见那些老太太,那些莫斯科的太太小姐、莫斯科的芭蕾舞和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置身于家中,置身于平静的安身之处。在莫斯科定居,就像穿着一种旧长衫似的,温暖、舒适、不干净。

    整个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从老太太到小孩,迎接皮埃尔就像迎接一位翘盼已久的尸位以待的客人那样。在莫斯科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心目中,皮埃尔是个至为可爱、仁慈聪颖、愉快、宽宏大量的古怪人,是个心不在焉的诚实待人的旧派头的俄国贵族。他的钱包总是空的,因为它对人人都是敞开着的。

    纪念演出、劣等彩色画、塑像、慈善团体、茨冈人、学校、募捐宴会、纵酒、共济会、教会、书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遭到他的拒绝;假如不是有两个向他借了许多钱的友人担任监护的话,他真会把什么都分给别人。俱乐部里,无论是宴会,还是晚会,少不了他。他一喝完两瓶马尔高酒,随便倒在他坐的沙发上,人们就把他围住,议论纷纷,争吵不休,笑话喧阗。无论在那里发生争吵,只要他露出和善的微笑,随便打个诨,就和事了。共济会分会的餐厅里假如缺少他,就显得烦闷,很不景气。

    单身汉的晚餐结束之后,他带着和善而甜蜜的微笑,屈从愉快的伙伴的请求,站立起来,和他们一同驶行,于是在青年人之间传来了激动的欢呼。如果舞会上缺少一个舞伴,他就走来跳舞。年轻的夫人和小姐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不追求任何女人,他对人人都同样殷勤,特别是在晚餐完毕后:Ilestcharmant,iln’apasdesexe.①”大家都这样谈论他。

    ——–

    ①法语:他很有魅力,不像男性。

    皮埃尔是个退休的宫廷高级侍从,他很温厚地在莫斯科度过自己的残年,像他这样的人,莫斯科有几百个。

    如果说七年前,他刚从国外回来时候,若是有人对他说,他不必去寻觅什么,不必去臆想什么,他的轨道早已开辟,就永远注定不变,无论他怎么兜圈子,他将来不外乎是你所有处在他的地位的人那样,他听了之后真会胆战心惊。他是决不会相信这番话的,他时而一心一意地期望在俄国缔造共和,时而想当拿破仑,时而想当哲学家,时而想当战术家,当一个打败拿破仑的人吗?难道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且热烈地期望彻底改造缺德的人类,使他自己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吗?难道不是他建立学校和医院并且解放农民吗?

    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切,他当了一个不贞洁的妻子的富有的丈夫,一个爱吃爱喝、敞开身上的衣服略微咒骂一下政府的退休高级侍从,一个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而且他还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莫斯科上流社会的成员。他长久地不能容忍那种思想,说他现在正是七年前他极端蔑视的那种退休的莫斯科宫廷高级侍从。

    有时候他用那种思想来安慰自己,说他只是暂且过着这种生活,但是后来另外一种思想使他胆战心惊,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在进入这个生活领域和这个俱乐部时,满口是牙齿,满头是黑发,后来从那儿走出来时,牙齿和头发全都落光了。

    当他感到高傲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地位,他仿佛觉得,他和他以前蔑视的那些退休的宫廷高级侍从迥然不同,那些人鄙俗而愚蠢,一味自满,安于现状,“而我直至现在仍然感到不满,仍然想为人类作一点贡献。”当他感到高傲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所有的同事也都像我一样拼命地挣扎,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像我一样,被那种环境的力量、社会和门第的力量,人类无力反抗的自然力量引导到我所走的道路上。”他在谦虚的时候说,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日,他已不再藐视那些和他共命运的同事了,而开始喜爱并尊敬他们,而且像怜惜自己那样怜惜他们了。

    皮埃尔不像从前那样每时每刻都感到绝望、忧郁而且厌恶人生,过去经常急剧地发作的疾病已侵入内心,每时每刻都在缠住他。“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在一日之内他就有几次惶惑不安地问自己,情不自禁地开始缜密思考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的涵义,但他凭经验也知道,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于是他赶紧设法回避它,他时常看书,或者赶着上俱乐部,或者到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去闲谈市内的流言飞语。

    “海伦·瓦西里耶夫娜除开爱自己的身段,她不爱任何东西,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皮埃尔想道,“但是人们都觉得她是智慧和风雅的顶峰并且崇拜她。拿破仑·波拿巴在没有成为伟人前一直被世人藐视,自从他变成可怜的丑角之后,弗朗茨皇帝却力求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他为非法的夫人。西班牙人用天主教神甫祈求上帝,深表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用天主教神甫祈求上帝,为了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而向上帝感恩。我的共济会的师兄师弟们以鲜血发誓,他们愿意誓为他人牺牲一切,可是他们不为贫民而捐献出一个卢布,他们施耍阴谋,唆使阿斯特列亚分会去反对马哪派的求道者,为一张道地的苏格兰地毯和一份连草拟人也不知道其内中涵义的、谁也不需要的文据而四出奔走。我们都信守基督教教规——恕罪、爱他人,为此在莫斯科建立了四十个教区的四十座教堂,可是昨天就有一名逃兵被鞭笞致死,在宣布极刑前,那个爱与恕的教规的执行人——神甫,叫那名士兵亲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道,这种普遍的、已被众人公认的虚伪,不管他怎样习以为常,但是它每次都像一件新鲜事物,使他觉得诧异。“我明了这种虚伪和杂乱无章,”他想道,“可是我怎样才能把我明了的一切讲给他们听呢?我尝试过了,总是发现他们在灵魂深处也像我一样对一切了若指掌,只是想方设法不去看它罢了。这样说来,就应该这样!但是我藏到哪里去呢?”皮埃尔想道。他体验到他具有许多人的、尤其是俄国人的那种不幸者的能力:能够看出并且相信善与真的可能性,可是对生活中的恶与伪却看得过分清楚,以致不能认真地生活下去。在他的眼中,任何劳动领域均与罪恶和虚伪联系在一起。无论他想做一个什么人,无论他着手做什么事,罪恶与虚伪都把他推开,挡住他所活动的一切途径。但同时应当活下去,应当从事某种活动。在这些悬而未决的生活问题的压力下,真是太可怕了。为了忘怀这些问题,他浸沉于他所碰到的各种乐事。他经常进入形形色色的交际场所,纵情地饮酒,收购图画,建筑亭台楼阁,主要是博览群书。

    他经常读书,手边有一本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回到家里以后,当仆人还在给他宽衣的时候,他已经拿起一本书来读,读书之后继而睡眠,睡眠之后便在客厅和俱乐部闲谈,闲谈之后继而狂饮,追求女人,狂饮之后继而闲谈、读书和纵酒。饮酒对于他愈益成为生理上的需要,同时也是精神上的需要。虽然大夫们都对他说,他长得太胖,酒对他的危害性很大,但是他仍旧好酒贪杯。只有当他本人都没有发觉他怎么竟把几杯酒倒进了他那张大嘴巴之后,他才觉得非常痛快,他才觉得他体内有一种舒适的温暖,他才温和地对待所有亲近的人,才愿意动动脑筋,对各种思想肤浅地发表意见,但却未能深入其实质。他喝了一两瓶葡萄酒以后,他才模糊地意识到,往昔使他不寒而栗的难以解决的生活难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怕了。在午餐和晚餐之后,他头晕脑胀,一边讲些空话,一边听人家谈话或者读书的时候他才不断地遇见自己身边的这个生活上的难题。但是他只是在酒瘾上来的时候,他才自言自语地说:“这没有什么。我会把它搞清楚的——怎么解释它呢,我已经有所准备。现在我可没有空闲哩,——以后我来全面考虑吧!”但是这个以后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到来。

    早上饿着肚皮的时候,从前的一切问题仿佛又显得难以解决,极为可怕了,于是皮埃尔急忙拿起一本书来读,每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高兴。

    有时皮埃尔回忆起他所听到的故事,故事中谈到,士兵们作战时处于枪林弹雨之下,他们躲在掩蔽体内,这时无事可做,为了经受起危险造成的威胁,他们尽可能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皮埃尔仿佛觉得所有的人都是逃避人生的士兵:有的人贪图功名,有的人赌博成癖,有的人编写法典,有的人玩弄女性,有的人贪爱玩物,有的人骑马闲游,有的人跻身于政坛,有的人从事狩猎,有的人好酒贪杯,有的人国务倥偬。“既没有卑微人物,也没有高官显贵,横竖一样:只想巧妙地逃避人生!”皮埃尔想道,“只想不目睹人生,这种可怕的人生。”

    ——————

    2

    冬之初,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偕同女儿来到莫斯科。由于他的过去,由于他的智慧和独特的才能,特别是由于当时国人对亚历山大皇帝统治的热忱已经减退,还由于当时反法和爱国的思想倾向在莫斯科占有统治地位,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立即成为莫斯科人特别尊敬的对象,并已成为莫斯科政府中的反对派的中心人物。

    这一年公爵很显老了。他身上出现急剧衰老的征状:常常忽然入睡、对迩近发生的事体健忘,对久远的往事反而记得很牢,而且具有担任莫斯科的反对派首脑的稚气的虚荣,尽管如此,这个老者,尤其是每逢晚上就穿着一件短皮袄,戴着扑了香粉的假发出来饮茶,这时,只要一被人感动,他就断断续续地谈起往事来,或者更不连贯地、激烈地指责时弊,虽然如此,他仍能使全体客人对他怀有敬重之感。在来客看来,这一整幢旧式楼房,楼房中的偌大的穿衣镜、旧式家具、这些扑过香粉的仆人、这位上一世纪的固执而聪明的老者本人、他那崇敬他的温顺的女儿、貌美的法国女人,这一切构成了壮丽的令人悦意的景象。但是来客并没有想到,除开他们遇见主人们的两三小时而外,一昼夜尚有二十一、二小时,在这段时间,这个家庭正在过着家庭内部的秘密生活。在莫斯科,迩近的这种家庭内部生活对公爵小姐玛丽亚来说已经变得令她十分难受了。在莫斯科,她已经丧失了她的莫大的欢乐——在童山曾经使她精神充满的她与神亲们的谈话和孤独生活;她没有得到都市生活的任何益处和乐趣。她不去交际场所了,大家知道,她家父不让她独自一人外出,而他自己却因身体欠适不能出门,因此就没有人邀请她去出席宴会和晚会。公爵小姐玛丽亚对出阁这件事完全失望。她看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流露着冷淡而凶恶的神情接待和送走那些偶尔前来造访的可以作为未婚夫的年轻人。公爵小姐玛丽亚没有朋友,此次抵达莫斯科,她对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大为失望:其中一人是布里安小姐,公爵小姐原来就不能向她倾吐衷肠,现在觉得她十分可憎了,而且出于某些缘由,她开始回避她;另一个朋友就是朱莉,此人住在莫斯科,公爵小姐玛丽亚和她一连通过五年信,当公爵小姐玛丽亚和她重逢时,她觉得她完全生疏了。这时朱莉由于兄弟均已去世,已成为莫斯科最富有的未婚女子之一,她正处于社交界的极度欢乐之中。一些年轻人把她包围起来,她以为他们忽然赏识她的优点。朱莉处在社交界的秋娘半老的时期,她觉得出阁的最后时机已经来临,现在应该决定她的命运,否则就永远不能决定。公爵小姐玛丽亚每逢星期四就流露出忧郁的微笑,想起她现在没有什么人可以互通鱼雁,因为朱莉在这里,每星期和她会面,但是她的出现不能给她带来任何欢乐。她俨像一个拒绝娶那数年与其共度良宵的女人的老侨民,她觉得遗憾的是,朱莉在这里,她没有什么人可以互通鱼雁了。在莫斯科,公爵小姐玛丽亚没有什么人可以商淡,没有什么人可以倾诉自己的忧愁,而在这段时间内又增添了许多忧愁。安德烈公爵回家娶亲的日期临近了,他委托她让父亲作好思想准备这桩事不仅未能办妥,看来这件事反而给她搞糟了,一提及伯爵小姐罗斯托娃,老公爵就感到愠怒,他本来就时常心绪不安。公爵小姐玛丽亚近来又增添了忧愁,就是她给六岁的侄儿教课的事情。在她和尼古卢什卡的相互关系方面,她胆战心惊地发觉她自己也有她父亲那种容易动怒的性情。不管她有多少次对自己说,教侄子时不应该激怒,可是几乎每次当她执着教鞭坐下来教法语字母表时,她很想尽快地、轻易地把她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小孩,可是他心里害怕,亲眼看到他姑母就要发火了。每当孩子有点不用心,她就浑身颤栗,心里着急,怒气冲冲,并且提高了嗓门,有时抓着他的手,叫他站到屋角里去。当她叫侄子站到屋角里去了,她自己也由于凶恶的坏性子而大哭起来,尼古卢什卡也模仿她嚎啕大哭,未经她许可就从屋角里溜出来,走到她跟前,从她脸上挪开她那双被眼泪弄湿的手,安慰他姑母。然而她父亲经常对女儿大发雷霆,近来已经达到了残忍的地步,这也就最使公爵小姐感到苦恼。既然他强迫她夜夜作揖叩头,既然他揍她,强迫她搬柴、打水,而她连想也不会想到她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这个疼爱女儿的折磨者之所以至为残忍,是因为他疼爱她而使他自己受折磨,也使她受折磨,他非但故意凌辱她,贬低她,而且向她表明,她在各方面都有过错。近来她身上又出现了一个最使公爵小姐玛丽亚感到苦恼的性格的特点,这就是他更加接近布里安小姐。在他接到儿子打算结婚的消息后,他脑海中开初浮现出一个开玩笑的念头:如果安德烈结婚,那末他就要娶布里安,很明显,这个念头使他感到心欢,公爵小姐玛丽亚仿佛觉得,为了侮辱她,他近来执着地对布里安小姐表示宠爱,而对女儿却表示不满。

    有一次,在莫斯科,老公爵当着公爵小姐玛丽亚的面(她仿佛觉得,她父亲在她面前故意这样做)吻了吻布里安小姐的手,把她拉到身边,很亲热地拥抱她。公爵小姐玛丽亚涨红了脸,从房里跑出去了。几分钟以后,布里安小姐走到公爵小姐玛丽亚身边,面露微笑,用她那悦耳的嗓音快活地讲着什么事情。公爵小姐玛丽亚连忙揩掉眼泪,迈开坚定的脚步走到布里安跟前,显然,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带着愠怒和冲动的嗓音向法国女人大声喊叫起来:

    “这真卑鄙,真下流,惨无人道地利用……软弱,”她没有把话说完,“您从我房里走开。”她喊道,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公爵没有对他女儿道出一句话,但是她发现,吃午饭的时候他吩咐先给布里安小姐传菜。午餐结束时,当小吃部主管按照原有习惯又先给公爵小姐递上咖啡,于是公爵勃然大怒,把手杖掷到菲利普身上,并且马上吩咐送他去当兵。

    “没有听见……我说了两遍啊!……没有听见呀!她是这一家的为首的人,她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公爵喊道,“假如你胆敢,”他发火了,大声喊道,第一次把脸转向公爵小姐玛丽亚,“胆敢再像昨天那样……在她面前放肆,我就要给点颜色你看,要你知道谁是这家的主人。你滚,我不想见你,向她陪罪!”

    公爵小姐玛丽亚为她自己,也为乞求庇护的小吃部主管菲利普向阿马利娅·叶夫根尼耶夫娜①和父亲陪罪。

    ——–

    ①阿马利娅·叶夫根尼耶夫娜是法国女人布里安的俄国名字和父称。

    在这种时刻,公爵小姐玛丽亚的心中充满一种牺牲者的自豪感。在这种时刻,她所谴责的父亲忽然在她面前寻找眼镜,在眼镜旁边摸来摸去,没有看见;或者竟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或者伸出他那软弱无力的两腿,摇晃不定地走了一步,他回头望望,是否有人看见他那有衰弱的体态,或者更糟的是,用午餐时,在没有客人使他兴奋时,他忽然微微入睡,放开身上的餐巾,他那巍巍颤颤的脑袋低垂在餐盘上。“他太老了,太衰弱了,而我竟敢谴责他!”在这种时刻,她常怀着厌恶自己的神情这样想。

    ——————

    3

    一八一一年,一位瞬即轰动一时的法国大夫居住在莫斯科,他身材魁悟,眉清目秀,像法国人那样讲究礼貌,莫斯科人都说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医术的大夫,他就是梅蒂维埃。上流社会的家庭接待他,不把他视为大夫,而把他视为与别人平等的人。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从前嘲笑医学,近来他接受布里安小姐的忠告,准许这位大夫到他家里来,现在已经和他混熟了。梅蒂维埃每个礼拜到公爵家里去一两次。

    公爵的命名日——圣尼古拉节,全莫斯科的人士都聚集在他的宅第门前,但是他吩咐不接见任何人,只宴请少数几个人,他把少数客人的名单交给公爵小姐玛丽亚。

    早上前来祝贺的梅蒂维埃,认为做大夫的deforcerlaconsigne①,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对公爵小姐玛丽亚这样说,于是就走进去见公爵。很不巧,命名日这天早晨,老公爵的情绪坏透了。整个早晨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老是在找大家的碴儿,装作听不懂别人对他说的话,大家也听不懂他说的话。公爵小姐玛丽亚确实知道,每当他焦虑不安、低声唠叨,最后难免要狂怒起来,整个早晨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就像在一支扳开枪机的装上弹药的火枪前面,等待不可避免的射击似的。在大夫未来之前,早晨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公爵小姐玛丽亚放医生进来之后,便拿着一本书在客厅厅房坐下来,从这儿她能听见书斋中发生的事情。

    ——–

    ①法语:违反命令。

    起初她听见梅蒂维埃一个人的说话声,继而听见父亲的说话声,之后听见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声音,门敞开了,心惊胆战的、相貌漂亮的、头上蓄有一绺蓬起的黑发的梅蒂维埃的身影在门坎上出现了,公爵的身影也在这里出现了,他头戴睡帽,身穿长衫,现出一副由于狂怒而变得难看的面孔,一双瞳人向下垂。

    “你不明白吗?”公爵喊道,“可是我明白啊!一个法国的密探,波拿巴的奴隶,密探,从我屋里滚出去,滚出去,我对你说!”他于是砰然一声关上门。

    梅蒂维埃耸耸肩膀,走到布里安小姐跟前,她听见喊声,从隔壁房里跑来了。

    “公爵不太舒服,labileetletransportancerveau.Tranquilliscz-vous,jerepasseraidemain.”①梅蒂维埃说,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匆匆地走出去了。

    ——–

    ①法语:胆囊病,脑充血。不用担心吧,明天我顺路再来。

    从门后传来步履声和叫喊声:“这一伙密探,叛徒,到处是叛徒!我自己家里也没有片刻的平静!”

    梅蒂维埃走后,老公爵把女儿喊到身边来,于是向她大发雷霆。她的罪过是:把一个密探放进屋里来。他不是对她说过,叫她开列一份名单,凡是名单上没有的人,不得放进屋里来。干嘛要把这个坏蛋放进来啊!她真是罪魁祸首。“她在他身边,他不会有片刻的宁静,他不会宁静地寿终正寝的。”

    他说道。

    “不行,妈呀!分开,分开,这一点您要晓得,您要晓得!现在我不能再忍受了。”他说完这句话,便从房里走出去。他仿佛怕她不会想个法子来自己安尉自己,于是回到她身边,极力地装出心平气和的样子,补充地说:“您甭以为我是在生气时才对您说出这番话的,现在我心平气和,我把这一点缜密地考虑到了,只有这么办,分开,您给您自己找个地方吧!……”但是他忍受不了,现出愠怒的样子,只有爱她的人才会这样,显然他自己感到痛苦,他晃了晃拳头,向她喊道:

    “哪怕有个什么笨蛋把她娶去也好!”他砰然一声关上房门,把布里安小姐喊到身边来,书斋中鸦雀无声。

    两点钟,六位被挑选的客人都乘车前来出席宴会。这六位客人说:大名鼎鼎的拉斯托普钦伯爵、洛普欣公爵和他的侄儿、公爵的老战友恰特罗夫将军,年轻的客人有皮埃尔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他们都在客厅中等候他。

    目前来到莫斯科休假的鲍里斯,极欲结识尼古拉·博尔孔斯基公爵,他擅长于博得公爵的好感,使得公爵为他破例在家中接见单身青年。

    公爵的家不是所谓的“上流社会”,而是一个小圈子,尽管在市内默默无闻,但是受到它的接待令人感到无比的荣幸。鲍里斯在一星期前才明白这一点,那时候总司令在他面前邀请拉斯托普钦伯爵在圣尼古拉节赴宴,拉斯托普钦说他不能应邀。

    “这一天我总要到骨瘦如柴的尼古拉·安德烈俨奇公爵那里去表示敬意。”

    “啊,对,对,”总司令答道。“他近来怎样?……”

    午宴前这个小团体聚集在摆设有陈旧家具的高大的旧式客厅里,俨像法庭召开的一次盛会。大家都默默无言,即令在交谈,也把嗓音压得很低。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走出来了,他态度严肃,默不作声,公爵小姐玛丽亚比平素显得更娴静而羞怯。客人很不乐意地和她应酬几句,因为看见她无心去听他们谈话。惟有拉斯托普钦伯爵一人为使谈话不中断,他时而讲到最近的市内新闻,时而讲到政治领域的新闻。

    洛普欣和年老的将军有时也参加谈话。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谛听着,俨如一位听取下级汇报情况的首席法官,只不过有时候默不作声地或者三言两语地表明,他对下级向他汇报的情况已经知照。谈话的腔调听起来容易明了,谁也不称颂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人们所讲的重大事体显然证实了各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但是,在讲述和议论任何事件时,令人惊奇的是,只要议论的内容涉及皇帝陛下,讲话的人就停下来,或者被人家制止。

    宴会间,谈话牵涉到最近的政治新闻:拿破仑占领奥尔登堡大公的领地、俄国送陈欧洲各国朝廷旨在反对拿破仑的照会。

    “波拿巴对付欧洲,就像海盗对付一条被夺去的海船一样。”拉斯托普钦伯爵说,把他说过几遍的话重述一遍。“各国国王的长久忍耐,或者是受人蒙骗,使人感到惊奇。现在事情涉及教皇了,波拿巴已经肆无忌惮地不害臊地试图推翻天主教的首领,因此人人都不吭声!唯有我们的国王一人对侵占奥尔登堡大公的领地一事表示抗议。既使那样,也是……”拉斯托普钦伯爵默不作声,他觉得他正处在不能继续谴责的边缘。

    “有人建议用其他领地代替奥尔登堡公国,”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说,“他叫大公们这样迁来迁去,就像我叫农夫自童山迁到博古恰罗夫和梁赞的领地去那样。”

    “Leducd’Oldenbourgsupporte son malheur avec une force de caractère et une resignation admirable。”①鲍里斯说,他恭恭敬敬地参与谈话。他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他自彼得堡前来此地的途中荣幸地与大公结识。尼古拉·安德列伊奇公爵望了望这个年轻人,好像他想就此事对他说点什么话,然而他认为他太年轻,便转变念头。

    “我读过我方就奥尔登堡事件所提出的抗议书,这份照会的措词拙劣,真令我感到惊讶。”拉斯托普钦伯爵漫不经心地说,那腔调就像某人评论一件他最熟的事情那样。

    皮埃尔带着幼稚的惊讶的神情望望拉斯托普钦,心里不明白,为什么照会的拙劣措词会使他焦虑不安。

    “伯爵,如果照会的内涵富有说服力,文词上的优与劣,难道不都是一样?”他说。

    “Moncher,avecnos500mille hommes de troupes,il serait facile d’avoir un beau style.”②拉斯托普钦伯爵说。皮埃尔明白,照会的措词使拉斯托普钦伯爵担心的原因。

    ——–

    ①法语:奥尔登堡大公以其惊人的毅力和镇静的态度忍受自己的不幸。

    ②法语:我亲爱的,拥有五十万军队,要想有优美的文笔,是很容易的。

    “看来,文人相当多了,”老公爵说,“彼得堡人人都会写,不仅会写照会,——还会编纂新法典。我的安德留沙在那儿为俄国编纂了一整册法典。现在人人在写嘛!”他很不自然地笑起来了。

    谈话停顿了一会,年老的将军咳嗽了几声,引起别人的注意。

    “请问您,是不是听到近来彼得堡举行阅兵式时发生的事件?那些新任的法国公使大显身手啊!”

    “怎么?说得对,我多少听到一点;他在陛下面前不自在地说了什么话。”

    “陛下叫他注意掷弹兵师和分列式,”将军继续说下去,“那个公使好像什么都不注意,而且他竟胆敢说,我们在自己法国就不注意这等琐碎事。国王没有说什么。据说,在以后的阅兵式上,国王根本不去理睬他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对与国王本人有关的这件事情,决不能发表任何议论。

    “放肆!”公爵说,“您知道梅蒂维埃吗?我今天把他赶出去了。他到过这儿,无论我怎样叫他们不要把任何人放进屋里来,可是他们还是让他来到我面前来。”公爵说,很气忿地瞟了女儿一眼。于是他讲述了他和法国医生谈话的全部内容,讲述了他坚信梅蒂维埃是个密探的原因。虽然这些原因很不充分,很不明显,但是谁也不去反驳他。

    吃完烤菜之后,端来了香槟酒。客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祝贺老公爵。公爵小姐玛丽亚也走到他跟前。

    他用那冷漠而凶恶的目光瞟了她一眼,把布满皱纹的刮净的面颊凑近她。他的面部表情向她说明,他并没有把早晨的谈话忘记,他的决定像从前一样生效,只不过由于客人们在场,他现在不把这件事讲给她听。

    在他们走到客厅里去喝咖啡茶的时候,老人们坐在一起了。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更加兴奋起来,并且说出了他对当前的战争的见解。

    他说,当我们仍向德意志人寻求联盟,硬要干预欧洲的事务(蒂尔西特和约把我们卷入欧洲事务中)的时候,我们反对波拿巴的战争就会是很不幸的。我们用不着为奥国而作战,也用不着为反对奥国而作战。我们的整个政策重心落在东方,而对波拿巴,只要在边境用兵,推行坚定的政策,这样,他永远也不敢像一八○七年那样逾越俄国边境了。

    “公爵,我们怎么能够对法国人宣战啊!”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难道我们能够组成义勇军去反对我们的教师和上帝吗?请您看看我们的青年,看看我们的太太们。我们的上帝是法国人,我们的天国是巴黎。”

    他开始说得更响亮,看来要让大家听见他说话。

    “法国人的服装,法国人的思想,法国人的感情啊!看,您掐着梅蒂维埃的脖子把他撵出去,因为他是法国人,是恶汉,可是我们的太太们却匍匐在他面前。我昨天出席了一次晚会,那里的五个夫人中就有三个是天主教徒,在教皇的许可下,星期天她们要在十字布上绣花。可是她们几乎是光着身子,坐在那里,俨像买卖人的澡堂的招牌似的,不客气地这么说吧。咳,公爵,看看我们这样的青年,我要从珍品陈列馆里拿出一根彼得大帝的很旧的粗棒子,遵照俄国方式把他们痛打一顿,叫他们醒悟过来!”

    大家都沉默不言。老公爵脸上流露着微笑,一面谛视拉斯托普钦,赞成地晃晃脑袋。

    “喂,阁下,再见,祝您健康。”拉斯托普钦说,他以那固有的急促的动作站立起来,向公爵伸出手来。

    “亲爱的,再见,您的话像古斯里琴,叫我听得出神!”老公爵握着他的手,把面颊凑近他,他让他亲吻。其他人也随着拉斯托普钦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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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爵小姐玛丽亚坐在客厅里,静听老年人的流言闲语,她对听见的话一点也不懂;心中只想到客人们是否正在注意她父亲对她的敌视态度。她甚至没有注意共进午餐时德鲁别茨科伊对她特别关心,向她献殷勤,他第三次到他们家里来访问。

    公爵小姐玛丽亚现出漫不经心的、疑惑的眼神,把脸转向皮埃尔,在公爵走出去以后,皮埃尔这个最后走的客人手里拿着一顶帽子,脸上微露笑容,走到她跟前,他们单独地留在客厅里。

    “还可以再坐一会儿吗?”他把那肥胖的身子懒散地躺在公爵小姐玛丽亚身旁的安乐椅上时说道。

    “啊,可以,”她说。“您什么都没有发觉吗?”她的目光仿佛这样说。

    皮埃尔在午餐后心情愉快。他两眼望着前面,悄悄地微笑。

    “公爵小姐,您老早就认识这个年轻人吗?”他说。

    “哪个年轻人?”

    “德鲁别茨科伊?”

    “不,不久以前才……”

    “怎么样,您喜欢他吗?”

    “是的,他是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您干嘛问我这个呢?”公爵小姐玛丽亚说,心里还继续想到今天早上她和父亲的谈话。

    “因为我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平时总是从彼得堡坐车到莫斯科来休假,其目的只是娶一个富有的未婚女子。”

    “您观察到了这种事吗?”公爵小姐玛丽亚说。

    “是啊,”皮埃尔面露微笑,继续说下去,“目前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活动的:那里有富裕的未婚女子,他就到那里去。我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现今踌躇不前,他要向谁发动进攻:向您进攻呢,还是向朱莉·卡拉金娜小姐进攻呢?Ilesttrèsassiduaupresd’elle①.”

    “他常到她们那里去吗?”

    “是的,他常到那里去。您知道一种追求女人的新方式吗?”

    皮埃尔带着欢乐的微笑说,显然他怀有善意讥讽的愉快心情,正因为他有这种心情,所以他常在日记上责备自己。

    “不晓得。”公爵小姐玛丽亚说。

    “目前要取得莫斯科的少女的欢心,ilfautêtremélancoli-que.Etilesttrèsmelancoliqueauprèsdm—lle卡拉金娜。②”皮埃尔说。

    ——–

    ①法语:他很关怀她。

    ②法语:就应该抑郁寡欢。他在她面前显得非常抑郁寡欢。

    “Vraiment?①”公爵小姐玛丽亚说,她两眼望着皮埃尔的仁慈的面孔,不断地想到自己的痛苦,“若是我拿定主意,把我感觉到的一切讲给什么人听,我心里就会松快点儿。我恰恰愿意把这一切讲给皮埃尔听。他这样善良而且高尚。我希望变得松快一点。他给我出一个好主意吧!”

    ——–

    ①法语:是真的吗?

    “您愿意嫁给他吗?”皮埃尔问道。

    “哎呀,我的天啊,伯爵!有时候我愿意嫁给任何人。”公爵小姐玛丽亚突然出乎自己意料,带着哭泣的嗓音说,“噢,爱一个亲近的人并且感觉到……(她的嗓音颤抖地继续说下去)除开痛苦之外,你竟不能替他做什么,当你知道你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时,你会多么难受啊。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他,但是我能到哪里去呢?”

    “公爵小姐,怎么了,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公爵小姐并没有把话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我不晓得我今天是怎么搞的。甭听我说吧,把我对您说的话忘掉吧。”

    皮埃尔的愉快心情已消失殆尽。他担心地探问公爵小姐,请她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儿说出来,向他倾诉自己的烦恼,但她只是再三地说,请他忘掉她所说的话,他不记得她说过什么话了。她没有什么烦恼,只有他知道的那种烦恼,即是安德烈公爵结婚一事有引起父子发生争执的危险。

    “您是否听到罗斯托夫一家人的情况?”为了改变话题,她问道。“有人告诉我他们不久以后会到这里来。我也天天在等待安德烈。我希望他们在这儿会面。”

    “他现在对这种事有什么看法?”皮埃尔问道,他言下的“他”指的是老公爵。公爵小姐玛丽亚摇摇头。

    “但是怎么办才好?到年尾只剩下几个月了。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我只希帮助哥哥摆脱刚刚会面时出现的窘态。我渴望他们快点回来。我希望和她合得来。您早就认识他们,”公爵小姐玛丽亚说,“您老老实实把全部实情告诉我,她是个怎样的姑娘,您认为她怎样?但是您得说出全部真相,您知道,因为安德烈冒着很大的风险,他违反父亲的意旨擅自行动,我希望知道……”

    一种模糊的本能对皮埃尔说,这些补充说明,加上要他说出全部实情的反复多次的请求,表示公爵小姐对未来的嫂嫂怀有恶意,她心里想要皮埃尔不赞许安德烈公爵的选择,但是皮埃尔道出了与其说是他所考虑到的,毋宁说是他心里觉得要说的话。

    “我不知道要怎样回答您的问题,”他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面红耳赤。“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姑娘,我怎样也没法分析她。她十分迷人。为什么我不知道,关于她的情形能够说的就只有这些。”公爵小姐玛丽亚叹了一口气,她的面部表情仿佛在说:“是的,这就是我所预料到的,我觉得害怕。”

    “她很聪明吗?”公爵小姐玛丽亚问道。皮埃尔沉吟起来。

    “我以为,她不聪明。”他说,“不过,她也挺聪明,她不让人家看出她是一个聪明人……不对,她很有魅力,没有什么别的了。”公爵小姐玛丽亚又不赞成地摇摇头。

    “啊,我真愿意疼爱她!如果您先看见她,就请您把我说的话告诉她吧。”

    “我听说,他们在最近几天内要来了。”皮埃尔说。

    公爵小姐玛丽亚把她自己的计划告诉皮埃尔,一当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抵达,她就与未来的嫂嫂靠拢,想个法子使老公爵和她混熟。

    ——————

    5

    鲍里斯要在彼得堡娶一个有钱的未婚女子,这件事没有办成。他抱定这种目的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鲍里斯在两个最富有的未婚女子——朱莉和公爵小姐玛丽亚——之间踌躇不前。公爵小姐玛丽亚尽管长得难看,但是他觉得她比朱莉更迷人,他不知为什么不好意思去追求博尔孔斯卡娅。最近在老公爵命名日和她会面时,他试图和她谈情说爱,但是她对他说的话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显然她不想听他说话。

    与之相反,朱莉尽管具备有特殊的才能,但是她乐于接受他的追求。

    朱莉已经有二十七岁子。她的兄弟相继去世之后,她变得很富有了。她现在根本不漂亮,但是她想到,她不仅长得很好看,而且比从前好看多了。可是,以下两点却使她继续迷惘不解,其一是,她已经成为十分富有的未婚女子;其二是,她年龄越大,男人就认为她显得越可靠,和她交游时不会不承担任何义务,却遭到危险,因而也越发自由。他们都享用她的晚宴和晚会,充分利用在她家里聚会的颇为活跃的上流社会人士。十年前,男人害怕天天登门拜访,因为他们家里有个十七岁的小姐,担心损害她的名誉,同时也不愿意束缚自己,而今每天都可以大胆地去看她了,和她交际时,不把她视为未婚的女子,而把她视为没有性别的熟人。

    是冬,卡拉金之家在莫斯科是最令人愉快的、殷勤好客的家庭。除开招待客人的晚会和宴会而外,一大群人,尤其是男人每天在卡拉金家里聚会,深夜十一点多钟,他们进晚餐,在那里坐得太久,坐到两点多钟。舞会呀,游艺会呀,戏剧呀,朱莉不放过每次机会。她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尽管如此,但是朱莉似乎对一切感到失望,她逢人就说,她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人生的任何欢乐,她只等待冥府的静谧。她学会了某个大失所望的姑娘的语调,这个姑娘仿佛丧失了心爱的人,或者受到了心爱的人的残酷无情的欺骗。尽管她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大家还是那样看待她,她自己甚至不相信,她遭受了许多人世的痛苦。这种忧郁的心情并没有妨碍她寻欢作乐,也没有妨碍那些常常到她家里来的青年愉快地消遣。每个经常到他们家里来的客人首先都对女主人的忧郁心情表示敬意,然后才参与文雅的谈话,跳舞,智力游戏以及吟打油诗的比赛,这是卡拉金家中风行一时的游戏。只有几个年轻人,其中包括鲍里斯,更加深入地体会朱莉抑郁寡欢的心情,她跟这些年轻人单独地、更久地谈论尘世的空虚,她打开几本纪念册,给他们看看,上面画满了悲伤的图案,写满了格言和诗句。

    朱莉对鲍里斯特别亲切,惋惜他过早地对人生失望,给予他以她所能给予的友情的安慰,而她自己遭受了许多人世的痛苦,她于是向他展开了一本纪念册,给他看看。鲍里斯在纪念册上给她画了两棵树,并且题了词:Arbesrustiques,vos som bres rame auxse couent surmoiles ténèbreset lamélancolie①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画了一座陵墓,并且题了词:

    La mortes tsecourab leet lamor test tran qul le;

    Ah!cout re les dout eur siln’ya pasd’au trea sile.②朱莉说,这真妙极了。

    “I lyaquel quecho se de siravis sant dans lesouri rede lamè lan co lie,③”她把引自书上的这个地方一字不差地念给鲍里斯听。

    “C’estunrayondelumièredansl’ombre,unenu anceen tre ladou leuret led é se spoir,quimont relacon sol ation pos sible.④”

    ——–

    ①法语:农村的树木,你们那暗淡的树枝把昏暗的阴郁振落在我身上。

    ②法语:死亡拯救人生,死亡赐予安详;啊,没有另一个躲避痛苦的地方。

    ③法语:忧悒的微笑含有某种无穷无尽的魅力。

    ④法语:这是暗影中的一线光明,是忧愁和失望之间的细微差别,它说明慰藉的可能。

    鲍里斯为此给她写了以下一首诗:

    Alimentdepoisond’uneaBmetropsensible,

    Toi,sansquilebonheurmeseraitimpossible,

    Tendremélancolie,ah!viensmeconsoler,

    Vienscolmerlestourmentsdemasombreretraite,

    Etmêleunedouceursecrète

    Acespleurs,quijesenscouler.①

    朱莉用竖琴给鲍里斯弹奏最悲哀的夜曲。鲍里斯给她朗诵《可怜的丽莎》,因为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接连有几次中断了朗诵。朱莉和鲍里斯在大庭广众中相会的时候,二人的目光相遇,就像望见世界上唯一冷淡的、互相了解的人那样。

    经常到卡拉金娜家里去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和朱莉的母亲凑成牌局的时候,对朱莉的陪嫁,作了实际的调查(为朱莉出阁而陪送奔萨省两处领地和下城森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现出忠于天意和深受感动的神情观察那微妙的悲哀气氛,而这种气氛把她的儿子和富有的朱莉束缚在一起。

    “Tojoursfcharmanteetmélancolique,cettechèreJulie,”②她对他们那家的女儿说,“鲍里斯说,他只是在您家里,心灵才感到安逸。他多少次心灰意冷,而且深有感触。”

    她对朱莉的母亲说。

    ——–

    ①法语:有毒的希馔/损害着无比机智的灵魂,/假如没有你,我的幸福已成为泡影。/温柔的凄凉/啊,你来安慰我,/你来排除那阴暗的幽居的生活的痛苦,/把那秘密的甜蜜/混和着我所感觉到的簌簌地流下的眼泪。

    ②法语:我们的可爱的朱莉还是那么迷人和忧悒。

    “啊,我的亲人,我近来多么依恋朱莉,”她对儿子说,“我无法向你形容啊!谁能不喜爱她呢?她是个多么非凡的人啊!噢,鲍里斯,鲍里斯!”她沉默片刻,“我多么怜悯她的妈妈,”她继续说,“今天她把从奔萨送来的帐目和信札拿给我看(她们有个偌大的领地),她很可怜,全靠自己一个人,人家都欺骗她!”

    鲍里斯倾听母亲说话时,脸上微露笑容。他态度温和地嘲笑她那憨厚的狡黠,但是他仔细地听她说话,有时候向她询问奔萨和下城领地的情形。

    朱莉老早就在等待她那忧悒的追求者向她求婚并且愿意接受他,但是鲍里斯对她那渴望出阁的心情,对她的不自然的态度,内心怀有一种潜在的厌恶感,同时还害怕丧失真正恋爱的良机,这种恐惧心还在阻止他向朱莉求婚。他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每天都在卡拉金家里消磨整整一天的时光,他每天暗自思量,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明天就去求婚。但是在朱莉出现时,他两眼瞅着她那通红的脸和几乎总是扑满香粉的下巴,她那被泪水沾湿的眼睛,她的面部表情已显示出她随时准备从忧郁的心情立刻转变为婚后幸福的不自然的喜悦心情,鲍里斯目睹此情此景,就不会开口说出一句决定性的话了,虽然他早在臆想中认为自己是奔萨和下城领地的占有者并把领地的收入排好了用场。朱莉看见鲍里斯犹豫不决,有时候她想到他嫌恶她,但是女人的自欺自慰使她立即感到高兴,她于是自言自语地说,他只是由于钟情而腼腆起来。但是她的抑郁寡欢开始转变成懊丧,所以在鲍里斯动身前不久,她就采取决定性的步聚。而当鲍里斯的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阿纳托利·库拉金正在莫斯科,自然是在卡拉金家的客厅里出现,朱莉不再抑郁寡欢,却变得十分快活,细心照料库拉金。

    “Moncher(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儿子说,“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le Prince Basile envoie son fils à Moscou pour lui faire épouser Julie①。我很喜欢朱莉,我可怜她。我的亲人,你以为怎样?”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

    ——–

    ①法语:我亲爱的,我从可靠消息得知瓦西里公爵把儿子送来是想要他娶朱莉为妻的。

    鲍里斯受到愚弄,白白地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朱莉身边完全陷于抑郁寡欢的气氛,心里觉得难受,并且看到在他想象中已经弄到手的、适当地派了用场的奔萨领地的收入已经落入别人手里,尤其是落入愚蠢的阿纳托利手里,鲍里斯一想到这些事情,就感到受了侮辱。他乘车前往卡拉金家,毅然决定去求婚。朱莉现出愉快的无忧无虑的样子,出来迎接他,心不在焉地讲到,在昨天的舞会上她觉得非常快活并向他问到他什么时候动身。虽然鲍里斯到她这里来是打算倾诉爱慕之情的,因此他存心装出一副温柔多情的样子,可是他竟然冲动得谈起女人的喜新厌旧来了,他说女人们都很容易从忧愁转变为欢乐,女人的心境只有取决于追求她们的男人。朱莉觉得受到了侮辱,她说,事实确乎如此,女人需要变变花样,如果总是老样子,人人都会感到厌烦的。

    “为此我可以奉劝您……”鲍里斯正要开腔,想对她说些讽刺话;但在这时候他心中产生一种令人屈辱的想法:很可能达不到目的,徒劳无益地离开莫斯科(他从未发生这种情形)。他讲到半中间便停顿下来,垂下了眼帘,不想去看她那令人厌恶的十分忿怒的犹豫不决的脸色,他说道:“我到这里来,根本不想和您争吵,恰恰相反……”他朝她瞥了一眼,为了弄清楚,是不是可以继续讲下去。她那愤怒的心情忽然消逝了,一双焦虑不安的,央求的眼睛带着迫切期待的目光逼视着他。“我总能想到办法,少和她见面,”鲍里斯想了想,“事情开了头,就得把它做完啊!”他突然面红耳赤,抬起眼睛望望她,并且对她说:“您知道我对您充满爱心!”再也不用多说了,朱莉的脸上焕发出洋洋得意和自满的光彩,但她迫使鲍里斯在这种场合把他心里要说的话一股脑儿向她说出来,说他很爱她,他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一个别的妇女。她知道,靠奔萨的领地和下城的森林,她就能提出这项要求,而且她已经得到了她所要求的一切。

    未婚夫和未婚妻不再提及那两株撒落着阴郁和凄清的树了,他们规划,将来怎样在彼得堡修建一座金壁辉煌的住宅、访问亲戚朋友以及筹备隆重的婚礼。

    ——————

    6

    一月底,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偕同娜塔莎、索尼娅抵达莫斯科。伯爵夫人还在害病,不能启行,——但是决不能等待她复原;他们天天等待安德烈公爵回到莫斯科;此外,务必要购置嫁妆,出售莫斯科近郊的田庄,趁老公爵还在莫斯科的时候,让他认识一下未来的媳妇。罗斯托夫之家在莫斯科的住宅没有生火,此外,他们来到莫斯科后只作短暂逗留,伯爵夫人也不在他们身边,因此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决定临时住在莫斯科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家中,她老早就向伯爵表示,她愿意殷勤接待他。

    深夜,罗斯托夫之家的四辆雪橇开进了旧马厩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庭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她把女儿嫁出去了。她的几个儿子都在机关里服务。

    她待人总是那么坦率,在对任何人提出意见时,总是那么爽快,说话的声音洪亮,意志坚定,她仿佛以身作则,诚恳地责备别人的各种弱点、情欲和嗜癖,她不认为自己身上有这些毛病。大清早,她就穿上短棉袄,搞一点家务,之后,每逢节日去做日祷,日祷完毕后便去寨堡和监狱,她在那里从事什么活动,她不向任何人透露,在平日里,她穿好衣裳后,便来招待每天到她家里来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向他求援的人,然后用午餐,在味美而丰盛的午餐上,经常有三四位来客,在午餐之后打一圈波士顿牌,晚上叫人给她读报,给她读新书,她一边听,一边做针织活计。她很少破例驱车出门,如果出门,只不过是访问城里的高官显贵而已。

    当罗斯托夫一家人抵达的时候,她还没有上床睡觉,接待室的门上的滑轮嘎吱嘎吱地响起来,他们让罗斯托夫一家人和女仆从寒冷的户外走进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眼镜拉到鼻梁上,头向后仰,站在大厅门口,显露出气势汹汹的严肃而暴躁的神态望着走进来的人。可以设想,她对进来的人不满,假如这时候她不忙碌地吩咐仆人们把来客分别安置好,同时把他们的行李一一放好的话,人们真会以为她立刻要把客人赶出去。

    “是伯爵的行李吗?拿到这里来,”她说道,指着那几只手提箱,但是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小姐们,向左转,到这里来。喂,你们干嘛要巴结!”她对几个丫头喊了一声,“热一热茶炊!——你长得更胖了,变得更好看了!”她拽着把脸冻得通红的娜塔莎的风帽,把她拖到身边来。说道,“嘿,觉得冷吧!快点儿宽衣吧,”她对正想走到她跟前来吻吻她的手的伯爵喊了一声,“你冻僵了,是不是?喝茶的时候,你把糖酒端来吧!——索纽什卡,bonjour①。”她对索尼娅说,她用法国话问好,突出她对索尼娅的略嫌藐视的、温和的态度。

    ——–

    ①法语:你好。

    当大伙儿脱下外衣,旅行后整理一下自己的服装,走过来饮茶的时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依次地吻吻大家。

    “你们光临敝舍,并在我处下榻,我由衷地高兴,”她说道,“早就应该来呀,”她说道,意味深长地看看娜塔莎……“老头子在这里,他儿子一两天内就能回来。应该、应该和他认识一下。哦,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吧。”她补充一句,看了看索尼娅,那目光表明,她不想在她面前谈论这桩事。“现在请听着,”她向伯爵转过脸去说,“——明天你有何贵干?派人去把谁请来呢?把申申请来?她屈起一个指头,把那个哭鬼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请来,两个人啦。她和儿子都在这里。儿子快娶亲啦!然后再请别祖霍夫,是不是?他和妻子也在这里。他躲开她,可是她乘马车来找他了。礼拜三他在我这儿吃了一顿午饭。啊,她们呢,”她指指小姐们说,“明儿我带领她们到伊韦尔小教堂去,然后我们顺路到奥贝尔·夏尔姆时装店去一趟。你们大概都要做新衣裳吧?不要拿我的衣袖来说吧,瞧,就是这个样儿!前几天,年轻的公爵小姐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到我这儿来了,看看她,真吓人啊,她手上套着两个大圆桶。如今一日一个新式样。你本人要办什么事儿?”她把脸转向伯爵,严肃地说。

    “各种情形都凑在一起了,”伯爵答道,“要给姑娘们购买各式各样的衣服,这儿还有个买主,他要买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和住宅。如果您能够开恩,我就要选择个时间到马林斯科耶去一天,把我两个小姑娘交给您照管。”

    “好,好,她们在我这儿万无一失。在我这儿就像在监护委员会里一样。她们该去什么地方玩,我就带领她们去,我可以骂骂她们,抚爱抚爱她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她一面用她那只粗大的手触动一下她特别宠爱的姑娘和教女娜塔莎的面颊。

    第二天早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两个小姐带到伊韦尔小教堂去,后来又把她们带到奥贝尔·夏尔姆太太那里去,她很惧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所以她常常亏本向她售出自己的衣服,只是想叫她快点儿离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差不多定购了全部嫁妆。她回家后,便把所有的人从房里赶出去,只留下娜塔莎一个人,叫她特别宠爱的姑娘坐在她的安乐椅上。

    “啊,我们现在谈谈吧。我祝贺你有个未婚夫。你已经找到一个棒小伙子!我替你高兴,他从小时候我就认识(她比划给她看,离地一俄尺那样高)。”娜塔莎高兴得满面通红。

    “我喜欢他,也喜欢他全家人。现在你听着。你要晓得,年老的公爵尼古拉很不想要他儿子娶亲。一个神经质的老人啊!自然,安德烈公爵不是毛孩子,他不过问也能顺利地办成这件事,不过违背家父的旨意进入家门总不太妙。一家人要和睦共处,亲如手足。你是一个聪明人,会应付自如。你要精明能干点,妥善地应付过去。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想到,娜塔莎由于腼腆而默默不语,但在事实上娜塔莎感到非常不愉快:大家干预她爱安德烈公爵这种事,在她看来,这件事与众人的任何事情迥然不同,按照她的观点,谁也不能理解它。她只知道并且爱慕安德烈公爵,他也爱她,最近几天内要来接她。她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

    “你要明白,我老早就认识他,我也喜欢你的小姑子玛申卡。小姑子是好争吵的妇女,可是这个小姑子连苍蝇也不会欺侮。她求我让她和你会会面。你明天和你父亲一起到她那里去,你要对她表示亲热,藉以博得欢心,你比她年纪更轻。你的那个人抵达后,你和他妹妹、他父亲都认识了,他们都很喜欢你。对不对呢?这样岂不更妙?”

    “那更好。”娜塔莎不乐意地回答。

    ——————

    7

    次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听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劝告,偕同娜塔莎乘车到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那里去了。伯爵怏怏不乐地准备出去访问,他感到害怕。他和老公爵最后一次相会适值征兵时期,当时他未能如数提供民兵,因此老公爵在回答他的宴请时,厉声呵斥他,他对这次会面记忆犹新。娜塔莎穿了一身华丽的连衣裙,她相反地感到心情愉快。“他们是不会不喜欢我的。”她想道,“人人总是疼爱我的。我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他们希望我做的一切,因为他是父亲,我心甘情愿地爱他,因为她是妹妹,我也心干情愿地爱她,他们哪能无缘无故地不疼爱我呢!”

    他们驶近了弗兹德维仁卡街一幢古旧的阴森森的住宅,走进了外屋。

    “啊,祈祷上帝保佑吧,”伯爵有点开玩笑地、有点严肃地说,但是娜塔莎已经发现,她父亲走进接待室时慌张起来,他显得羞怯,低声地问公爵和公爵小姐是不是在家。仆役通报他们到达之后,公爵的仆役们之间出现了一阵慌乱。一名跑去通报的仆役在大厅里被另一名仆役拦阻,他们低声说着什么话。一个丫头跑进了大厅,也着急地说了些什么,提到了公爵小姐。后来有一个怒形于色的老仆役走来禀告罗斯托夫家里人,说公爵不能接见,公爵小姐请他们到她面前去。布里安小姐头一个走出去迎接客人。她分外恭敬地迎接父女二人,领他们去见公爵小姐。公爵小姐脸上泛起了一阵阵红晕,显现出惊惶不安的神色,她迈着沉重的脚步跑出去迎接客人,但是她徒然装出一副无拘无束的、待人周到的好客的样子。公爵小姐玛丽亚乍一看来不喜欢娜塔莎。她好像觉得她的装束过分讲究,显得快活而轻浮,很慕虚荣。公爵小姐玛丽亚不知道,在她尚未看见未来的嫂嫂之前,她因为情不自禁地妒嫉她的姿色、年轻和幸福,又因为忌妒她哥哥对她的爱情,所以她已经对她怀有恶意了。除开这种不可克服的反感,公爵小姐玛丽亚这时候还感到激动不安,当仆人通报罗斯托夫家里人来访的这一瞬间、公爵叫喊起来,说他无须乎会见他们,如果公爵小姐玛丽亚愿意的话,就叫她去接见好了,他不允许他们去见他。公爵小姐玛丽亚决定接见罗斯托夫家里人,但是她时刻担心,深怕公爵表现出乖常行为,由于罗斯托夫家里人的来访,他似乎显得非常激动。

    “可爱的公爵小姐,您瞧!我给您带来了我的歌手。”伯爵说,一面并脚致礼,一面不安地回头观看,好像他害怕老公爵会走过来,“你们互相认识了,我多么高兴,公爵老是生病,很遗憾,很遗憾。”他还说了几句一般的话,便站起来,“如果允许的话,我把娜塔莎留给您照管一刻钟,我到养狗场安娜·谢苗诺夫娜那里去一趟,离这里很近,只有几步路远,之后我来接她。”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想出了这套外交手腕,其目的无非是给未来的小姑和嫂嫂留有谈话的余地(后来他把这桩事告诉她女儿),其目的无非是避免碰见他所惧怕的公爵。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女儿,但是娜塔莎明白父亲的恐惧心理和急躁情绪,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她为父亲而面红耳赤,因为面红耳赤而愈益气恼,她用她那大胆的挑衅的目光朝公爵小姐瞟了一眼,那目光仿佛是说,她是不害怕任何人的。公爵小姐告诉了伯爵,说她觉得很高兴,并且请他在安娜·谢苗诺夫娜那里多待一阵子,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于是就走了。

    尽管公爵小姐玛丽亚希望单独地跟娜塔莎谈谈话,她一面用那焦虑不安的目光投射在布里安小姐身上,但是布里安小姐还是没有从房里出来,她不改变话题,一个劲儿谈莫斯科的娱乐和剧院。娜塔莎的父亲在接待室里心慌意乱,局促不安,而且公爵小姐的腔调听来很不自然,娜塔莎因而感到受了侮辱,她觉得公爵小姐好像开恩似的接见了她。因此,什么都不能使她悦意。她不喜欢公爵小姐玛丽亚。她仿佛觉得她很不好看,既虚伪而冷淡。娜塔莎忽然精神萎靡不振,说话时带着不太客气的腔调,这就使得她和公爵小姐玛丽亚更疏远了。经过五分钟阴郁的虚伪的谈话之后可以听见飞快走来的步履声。公爵小姐玛丽亚的脸上现出惊恐的神色,房门敞开了,公爵戴着一顶白色的睡帽,穿着一件长罩衫走进来了。

    “啊,小姐,”他开口说,“小姐,伯爵小姐,……伯爵小姐罗斯托娃,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请您原谅,请原谅……伯爵小姐,我不知道。上帝明鉴,我不知道您光临寒舍,我穿这样的衣裳来看女儿了,请原谅……上帝明鉴,我不知道。”他很不自然地重说一遍,强调“上帝”这个词,那样令人不痛快,以致公爵小姐玛丽亚垂下眼帘站在那儿,既不敢瞧瞧父亲,也不敢瞧瞧娜塔莎。娜塔莎站起来,行屈膝礼,她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办。唯独布里安小姐面露愉快的微笑。

    “请您原谅,请原谅!上帝明鉴,我不知道,”老头儿嘟嘟哝哝地说,他从头到脚把娜塔莎打量了一番,然后走出去了。在发生这种情况后,布里安小姐头一个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她开始说到公爵的身体欠佳。娜塔莎和公爵小姐玛丽亚沉默无言地面面相觑,她们沉默无言地面面相觑得越久,不说出她们应该说的话,她们就越发不怀好意地互相猜度。

    当伯爵回来以后,娜塔莎在他面前无礼貌地高兴起来,急急忙忙地离开;这时她几乎仇视那个年岁大的、干巴巴的公爵小姐,她会把她弄得狼狈不堪,关于安德烈公爵,她一言不发,和她在一块就这样待上半个钟头了,“要知道,我不会在这个法国女人面前首先谈到他。”娜塔莎想道。与此同时,公爵小姐玛丽亚也为这件事觉得难受。她知道她应该向娜塔莎说些什么话,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布里安小姐妨碍她,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谈起这桩婚事时心里就那么难受。当伯爵从房里走出去,公爵小姐玛丽亚便迈开疾速的脚步,走到娜塔莎跟前,握住她的一双手,沉重地叹一口气说:“等一等,我要……”娜塔莎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在讥笑什么,她讥笑地瞧着公爵小姐玛丽亚。

    “可爱的娜塔莉,”公爵小姐玛丽亚说:“您可知道,我哥哥找到了幸福,我感到高兴……”她停下来了,觉得她在说谎话。娜塔莎发现她停顿一下,猜中了她稍事停顿的原因。

    “我想,公爵小姐,现在说这件事很不方便。”娜塔莎说,她表面上尊严而且冷淡,但是她觉得眼泪已涌向喉头。

    “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她刚走出房门,就这么想。

    这天他们等候娜塔莎出来吃午饭,等了很久。她坐在自己房里,像孩儿一样嚎啕大哭,她一面擤鼻涕,一面呜咽。索尼娅站在她身旁,吻她的头发。

    “娜塔莎,你哭什么?”她说。“你与他们何干?娜塔莎,什么都会过去的。……”

    “不,若是你知道,这多么令人气恼……正像我这样……”

    “娜塔莎,你别说,要知道你没有过失,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吻吻我吧。”索尼娅说。

    娜塔莎抬起头来,吻吻她的女友的嘴唇,把那被泪水沾湿的脸贴在她身上。

    “我不能说,我不晓得。谁也没有罪过,”娜塔莎说,“我有过错,但是这一切非常可怕啦。哎,他怎么没有来啊!

    ……”

    她两眼通红地出来用午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知道公爵怎样接待罗斯托夫家里人,她假装没有发觉娜塔莎那种扫兴的脸色,在进午餐的时候她和伯爵与其他客人不停顿地、大声地说笑。

    ——————

    8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弄到了戏票,这天晚上罗斯托夫家里人乘车去看歌剧了。

    娜塔莎不想去看歌剧,但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她分外热情,因此,她不能推辞。当她穿好衣服,走到大厅里去等候父亲时,她照了一下大镜子,看见自己长得标致,十分标致,这更使她感到忧愁,然而这种忧愁与爱的甜蜜和钟情混和在一起了。

    “我的天啊,假如此刻他在这里,我决不会像过去那样,蠢头蠢脑,畏缩不前,而是按照新的方式,大大方方地拥抱他,偎依在他怀中,叫他用那双常常看我的探索的、好奇的眼睛来看我,然后叫他笑出声来,像过去那样笑出声来,他那双可爱的眼睛——我是怎样地看他那双眼睛啊!”娜塔莎想道。“我与他父亲和他妹妹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爱他一个人,爱他,爱他,爱他的面庞和一双眼睛,爱他那男性的、天真的微笑,……不过,这时候最好不去想他,不想他,把他忘记,完全忘掉。我经受不了这种等待的煎熬,我立刻要大哭一场。”于是她从镜子旁边走开,克制住自己,不要哭出声来。

    “索尼娅怎么能够这样稳定地、这样放心地爱尼古连卡,这样长久地、耐心地等待!”她想了想,望着那个也穿好衣裳、手里拿着折扇走进来的索尼娅,“不,她完全不同。我不能!”

    这时娜塔莎觉得自己是如此和善和温柔,她的爱没有得到满足,很少体会到她在爱别人,她现在必需、即刻必需拥抱她心爱的男人,而且把她充满内心的情话说出来,她也听他倾诉爱慕之情。当她在四轮轿式马车上坐在父亲身旁行驶、若有所思地望着冰冻的窗户上闪烁的灯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愈益钟情、愈益忧愁,她已经忘怀,她同谁一道向何行驶。罗斯托夫家的四轮轿式马车碰到了车队,车轮在雪地上缓缓地移动,发出吱吱的响声,驶近戏院门口了。娜塔莎和索尼娅撩起连衣裙,急忙从马车上跳下来,伯爵在几个仆役搀扶下走出来了,他们三个人便从走进戏院的太太、男人和卖广告的人中间步入厢座的走廊。从虚掩着的门后传来一片乐音。

    “Nathalie,voscheveux.”①索尼娅低声地说。剧场引座员恭恭敬敬地、急急忙忙地在女士们前面悄悄溜过,打开包厢门。门里的乐音听来更清晰。一排排坐着裸露肩头和臂膀的女士们的、灯光明亮的包厢闪现出来,池座中,男士的服装发出沙沙的响声,在灯光照耀下,引人瞩目。一位走进毗邻的厢座的女士用那女性的妒嫉的目光瞥了娜塔莎一眼。舞台上还没有开幕,奏起了歌剧序曲。娜塔莎弄平连衣裙,和索尼娅一同走过去,坐下来,一面环视对面的一排排灯光明亮的包厢。一种她许久未曾体验的感觉——几百双眼睛端详她那裸露的手臂和颈项的感觉,忽然支配住她心中喜悦、又不喜悦,勾起了一连串和这种感觉有关的回顾、欲望与激动。

    ——–

    ①法语:娜塔莎,你的头发。

    两位姿色出众的少女——娜塔莎和索尼娅以及在莫斯科久未露面的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吸引大家的注意。除此而外,大家模糊地知道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婚约,大家知道自那时以来罗斯托夫一家人住在乡下,而且大家带着好奇的目光观察俄国最优秀的未婚夫之一的未婚妻。

    大家都对娜塔莎说,在乡下她变得比以前好看多了,这天晚上,因为她心情激动,所以就显得格外漂亮。她那充沛的活力和美丽的容貌,再加上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漠不关心,这就令人感到震惊了。她那双乌黑的眼睛观看着一大群人,但却不寻找任何人,她那裸露到肘弯以上的纤细的手臂支撑在天鹅绒的厢座的边缘上,显然配合着序曲的拍节,不自觉地一开一合,把那张歌剧广告揉成一团了。

    “你看,这就是阿列宁娜,”索尼娅说,“好像她和母亲在一起啊!”

    “我的老天爷!米哈伊尔·基里雷奇长得更胖了!”老伯爵说。

    “你们看,我们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戴着一顶直筒高女帽啊!”

    “卡拉金家里的人、朱莉、鲍里斯和他们待在一起。现在可以看见夫婚夫妇了。”

    “德鲁别茨科伊求婚了!可不是,今天我打听到了。”申申走进罗斯托夫之家的包厢时说道。

    娜塔莎朝父亲看的那个方向看了看,看见了朱莉,她那粗壮而发红的颈上挂着一串珍珠(娜塔莎知道她脖子上扑满了香粉),现出幸福的样子坐在母亲身旁。

    在她们后面可以看见头发梳得又平又光的鲍里斯的好看的头,他脸上露出微笑,侧着耳朵靠近朱莉的嘴。他皱起眉头望着罗斯托夫家里的人,笑嘻嘻地对未婚妻说了什么话。

    “他们谈话我们,谈论我和他呢!”娜塔莎思忖了片刻,“他想必是在安慰未婚妻,使她忘记对我的忌妒。无缘无故地惴惴不安啊!我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毫无关系,如果心中有数就行了。”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戴着一顶绿色的直筒高女帽坐在后面,她脸上流露着忠于上帝意旨的显得幸福而愉快的表情。他们的包厢里洋溢着一种未婚夫妇互相依恋的气氛,这就是娜塔莎所熟悉而且喜爱的气氛。她转过身来,蓦地回想起早晨拜会时蒙受的种种屈辱。

    “他有什么权利不愿意接纳我这个亲属呢?唉,最好不去考虑这件事,在他尚未抵达之前不去考虑它!”她自言自语地说,开始打量着池座里她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多洛霍夫站在池座前面的正中间,背倚着池座栏杆,他那蓬松浓密的卷发向上梳平,穿着一套波斯服装。他站在戏院中众目睽睽的地方,心里知道他吸引着整个大厅的观众的注意,他自由自在,就像站在自己房间里一样。莫斯科的最杰出的青年聚集在他周围,看来他在他们之中,占有主导地位。

    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露出笑意,向她指着她从前的崇拜得,轻轻地推一下脸红的索尼娅。

    “你认得吗?”他问道,“不知他是从哪里突然来了?”伯爵把脸转向申申说,“他不是去过什么地方吗?”

    “去过,”申申回答,“去过高加索,可是从那里溜走了,据说,在波斯某个享有世袭统治权的公爵那里当大臣,在那里杀了波斯王的一个老弟,唔,莫斯科的女士们简直发疯了!DolochofflePersan①,就是这么样的。我们现在说起话来离不开多洛霍夫,大伙儿用他来发誓,提起他,仿佛尝到鲟鱼肉似的,”申申说。“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库拉金,把我们的女士们搞得发疯了。”

    ——–

    ①法语:波斯人多洛霍夫。

    一个身材高大的长得漂亮的太太走进了邻近的厢座,她留着一根大辫子,裸露出雪白而丰满的肩头和颈项,她颈上戴着两串大珍珠,她那厚厚的丝绸连衣裙发出沙沙的响声,她好久才在位上坐得舒服些。

    娜塔莎情不自禁地细瞧她的颈项、肩头、珍珠和发式,欣赏她的肩膀与珍珠之美。当娜塔莎第二次打量这个太太的时候,太太回头望望,她和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的目光相遇了,她向他点点头,微微一笑。她就是叫做别祖霍娃的伯爵夫人——皮埃尔的妻子。认识上流社会中一切人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把身子探过去和她谈话。

    “伯爵夫人,到了很久吧?”他说,“我准来拜访,我准来拜访,吻吻您的手。我到这里来办些事情,还把两个女儿带来了。据说谢苗诺娃的演技非常出色,”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他在这里吗?”

    “在这里,他想顺路来看您。”海伦说并且仔细地瞧瞧娜塔莎。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下来。

    “漂亮,是不是?”他用耳语对娜塔莎说。

    “好极啦!”娜塔莎说,“真教人不能不钟情!”这时分可以听见歌剧序曲最后的和音,乐长的指挥棒敲响了,几个姗姗来迟的男人走进池座里入座,戏台上揭幕了。

    戏台上刚刚开幕,包厢和池座已经鸦雀无声,所有的男人,有老有少,或穿制服,或穿燕尾服,所有的女人在那裸露的身上戴着各式各样的宝石,他们怀着贪婪的好奇心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戏台上。娜塔莎也在看戏。

    ——————

    9

    平平的木板摆在戏台正中间,两侧是绘有树木的彩色硬纸板,后面是绷直搭在木板上的画布。一些系着红色硬腰带、穿着白裙子的少女坐在戏台正中间,一个非常肥胖的身穿白绸连衣裙的少女独自一人坐在矮板凳上,一块绿色的硬纸板贴在矮板凳后面。她们在唱着一支什么歌。当她们唱完这支歌以后,那个身穿白连衣裙的少女走到提词人小室前面,那个粗壮的腿上裹着一条紧身绸裤的男士,手里拿着一顶饰有一根白羽的帽子和一柄匕首,走到她跟前,两手一摊,唱起歌来。

    那个穿着紧身绸裤的男士曼声地独唱,然后她和唱。这之后两个人停止唱歌,开始奏乐了,那个男士开始抚摸白衣女郎的手,显然又在等待与她合唱时合着拍子独唱的部分。他们两个人合唱了这首歌,戏院中的全体观众都鼓掌喝彩,饰演恋人的一男一女,笑嘻嘻地伸开两手,鞠躬行礼,以示谢忱。

    从乡下回来以后,娜塔莎的心情还很沉重,她觉得戏台上的一切都很粗犷而且奇怪。她无法继续注视歌剧剧情的进展,她甚至不能再听音乐了,她只看见彩色的硬纸板、打扮得稀奇古怪的男男女女,在耀眼的灯光映照下做出奇怪的动作,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唱歌,她知道这一切必然是戏台上的表演,但是这一切如此矫揉造作、虚假而不自然,她不禁时而替演员害臊,时而觉得他们滑稽可笑。她环顾四周,注视观众的面容,在他们脸上寻找她心中固有的那种讥笑和困惑不安的感觉;但是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观看戏台上的表演。娜塔莎仿佛觉得,他们个个都表示虚假的赞赏。“想必应该如此!”娜塔莎想道。她时而逐个地打量池座里一排排抹了发蜡的脑袋,时而打量包厢里裸露肩头和臂膀的妇女,尤其是打量邻座的海伦,她完全袒胸露体,流露出宁静的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戏台,觉察到明亮的灯光洋溢于整个大厅,一大群人使冷空气变得温暖了。娜塔莎渐渐进入她久未体验的陶醉状态中。她忘乎所以,不记得她是谁,她在什么地方,她面前在发生什么事。她一面望,一面想,那些古怪的不连贯的思想出乎意料地在她头脑中闪现。她时而想跳到厢座的边缘,唱那个女伶唱过的咏叹调,她时而想用折扇绊住那个坐在她附近的小老头子,时而想向海伦弯下身去胳肢她。

    在戏台上一片寂静、等待她开始演唱咏叹调的时刻,一扇通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那边的池座入口的门吱哑一声打开了,可以听见一个迟到的男人的步履声。“他就是库拉金!”申申用耳语说。伯爵夫人别祖霍娃含着笑容把脸转向走进来的男人。娜塔莎顺着伯爵夫人别祖霍娃的目光投射的方向看了看,看见一个异常清秀的副官,他带着自信而且毕恭毕敬的样子,走到他们的包厢前面。他就是她在彼得堡的舞会上老早就见过面而且记在心上的阿纳托利·库拉金。现在他穿着一套带肩章和穗带的副官制服,迈着稳重的雄赳赳的步伐向前走,假如他长得不清秀,假如他那好看的脸上不流露着和善的洋洋自得和愉快的神态,他的步伐就会令人发笑了。尽管他们正在表演,他还是从容不迫地、轻轻地碰着马刺和马刀,发出叮当的响声,他高高地抬起他那洒上香水的好看的头,从走廊的地毯上走过去。他看了看娜塔莎,走到他妹妹跟前,把那只手套套得紧紧的手放在包厢边缘上,向她晃了晃脑袋,指着娜塔莎,弯下腰来问了一句什么话。

    “Maischarmante!”①他说,显然是说娜塔莎,与其说她听见,毋宁说是从他的嘴唇的掀动她领悟了他的意思。然后他走到第一排,坐在多洛霍夫身旁,友善而随便地用臂肘推了一下别人阿谀奉承的多洛霍夫。他愉快地向他丢个眼色,微微一笑,他把一只脚搭在戏台前沿的栏杆上。

    ——–

    ①法语:很,很可爱!

    “兄妹多么相像啊!”伯爵说,“两个人都长得清秀。”

    申申对伯爵小声地讲述库拉金在莫斯科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娜塔莎所以细听,正是因为他讲到她charmante。

    第一幕已经演完了,池座里的观众都站起来,乱成一团了,有的人走来走去,有的人走出观众厅。

    鲍里斯走到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很平常地接受了祝贺,他微微地扬起眉毛,漫不经心地露出微笑,向娜塔莎和索尼娅转告他的未婚妻拟请她们出席婚礼之事,说罢便走出去。娜塔莎脸上流露着欢喜的娇媚的笑意和他谈话,并且恭贺她从前热恋过的那个鲍里斯的新婚之喜。在她所处的那种陶醉状态中,一切似乎都很平常而且自然。

    袒胸露体的海伦坐在她身旁,同样地也对大家微露笑容,娜塔莎同样地也对鲍里斯嫣然一笑。

    海伦的包厢挤满了人,她被池座那边的最显贵的、聪明的男人们包围住了,他们好像争先恐后地想向大伙儿表示,他们都是她的熟人。

    幕间休息时,库拉金和多洛霍夫始终站在前面的戏台边沿上的栏杆旁边,不时地望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娜塔莎知道他正在谈论她,这就使她感到高兴。她甚至转过身来,好让他看见她的侧面,根据她的看法,她的侧面能够给人以良好印象,第二幕开始之前,皮埃尔的身影在池座里出现了,自从抵达莫斯科后,罗斯托夫家里的人尚未会见他。他满面愁容,自从娜塔莎上次和他见面以来,他变得更肥胖了。他不注意任何人,一个劲儿走到前排。皮埃尔看见娜塔莎,愉快起来了,急忙穿过一排排厢座,向他们的包厢走去。他走到他们跟前,用臂肘支撑在包厢边沿上,微笑着跟娜塔莎谈了很久的话。娜塔莎和皮埃尔谈论的时候,她听见伯爵夫人别祖霍娃的包厢里传来男人的语声,不知怎的她听出这是库拉金的语声。她回头一望,她和他的目光相遇了。他几乎是满面春风,用那温和的令人喜悦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她的眼睛,——她隔他这样近,这样谛视他,而且这样自信,认为他会喜欢她,但却和不熟识,这就仿佛令人感到诧异了。

    第二幕的布景是水彩画上的纪念碑,画布上的圆窟窿用以表示月亮,拉起了脚灯灯罩,他们开始吹低音小号,拉低音提琴,许多穿黑袍的人从左右两边走出来。人们开始挥动手臂,他们手中拿着类似匕首的兵器,后来还有一些人跑来,开始拖走那个原先穿白色连衣裙、现在穿蓝色连衣裙的少女。他们并没有一下子把她拖走,而是和她在一起唱了很久,然后才把她拖走的,有人在后台敲了三下金属乐器,于是大家都跪下来,唱祈祷词。这几幕的表演都被观众的欢呼声打断了几次。

    在这一幕表演的时候,娜塔莎每次观看池座,总看见阿纳托利·库拉金把一只手搭在安乐椅背上,端详她。她看见他已经被她迷住,觉得很高兴,并没有想到这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

    第二幕表演宣告结束时,伯爵夫人别祖霍娃站起来,把脸转向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她的胸脯完全袒露),用她那戴着手套的手指把老伯爵招呼过来,她没有理睬那几个走进她的包厢的人,脸上流露出善意的微笑,并开始和他谈话。

    “请把您的几个可爱的女儿介绍给我认识吧,”她说,“全城都在宣扬她们,可是我竟然不认识她们。”

    娜塔莎站起来,向这个华丽的伯爵夫人行屈膝礼,这个出色的美女的夸奖使娜塔莎心里感到愉快,她高兴得脸红起来。

    “我现在也想变成一个莫斯科人,”海伦说,“您竟把珍珠埋在农村,真够害羞的!”

    伯爵夫人别祖霍娃论理应当享有迷人的女人的声誉。她可以非常轻易地、非常自然地说出心里没有想说的话,尤其是善于谄媚他人。

    “不,可爱的伯爵,请您允许我照顾一下您的几个女儿。但是我不会长期地待在这里。您也是如此。我尽力设法使您的女儿们快活一阵子。我早在彼得堡就听到许多有关您的情形,我很想认识您,”她对娜塔莎说,脸上流露着她常有的动人的笑意。“我从我的少年侍从——德鲁别茨科伊那里听到有关您的情况,您听说他要结婚了,——我也从我丈夫的朋友——博尔孔斯基,即是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那里听到有关您的情况,”她特别强调地说,用这句话来暗示她知道他跟娜塔莎的关系。为了更充分地互相认识,她请求他让其中一个小姐在歌剧演出的其余部分到她包厢去坐一阵子,于是娜塔莎往她那边去了。

    戏台上第三幕的布景是皇宫,皇宫中点燃着许多蜡烛,悬挂着一张张描绘那些留着髯须的骑士的图画。沙皇和皇后大概站在正中间。沙皇挥了挥右手,显然他胆怯,拙劣地唱了什么,然后在绛红色的宝座上坐下来。那个开初穿着白色连衣裙、继而穿着蓝色连衣裙、现在只穿一件衬衫的少女,披头散发,站在宝座旁边。她向皇后转过脸来,悲哀地唱着什么,但是沙皇严肃地挥了挥手,就有几个裸露着两腿的男人和裸露着两腿的女人从两旁走出,他们便一同跳起舞来。然后小提琴用那尖细的高音奏起欢乐的曲调,那些裸露着有几把粗大的两腿和消瘦的胳膊的少女之中的一人,离开了其余的人,走进后台,她把裙上的硬腰带弄平,从后台出来,走到戏台正中间,跳起舞来,她飞快地用一只脚拍打着另一只脚。池座里的观众都拍手叫好,然后有一个男人站在角落里。管弦乐队更响亮地弹起扬琴,吹起小号,只有这个裸露着两腿的男人独自跳起舞来,跳得很高,而且迅速地跺脚。(这个男人叫做迪波尔,他凭这种技艺每年挣得六万卢布。)楼下池座、包厢与顶层楼座的观众都拼命地鼓掌喝彩,这个男人于是就停了下来,面露笑容,向四面的观众鞠躬行礼。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光着两腿的男人和女人跳舞,然后又有一位沙皇在音乐伴奏下呐喊着什么,于是大家又唱起歌来。但是忽然刮起了一阵暴风,管弦乐队中响起了半音音阶和降低的七度音和弦,大家都奔跑起来,又把在场的一人拖到了后台,幕落了,观众之间又出现了可怕的喧嚣声和噼啪声,大家的脸上都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情,开始呼喊起来。

    “迪波尔!迪波尔!迪波尔!”

    娜塔莎已经不认为这是什么古怪的事了。她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愉快地微笑着环顾四周。

    “N’est—cepasqu’ilestadmirable—Duport?”①海伦把脸转向她,说道。

    “Oh,oui.”②娜塔莎回答。

    ——–

    ①法语:迪波尔惹人喜欢,不是吗?

    ②法语:啊,正是这样。

    ——————

    10

    幕间休息时,海伦的包厢里有一阵袭人的寒气,门打开了,阿纳托利弯下身子,尽力不挂着别人,走了进来。

    “请允许我把哥哥介绍给您认识一下,”海伦说道,把视线从娜塔莎一下子转向阿纳托利。娜塔莎将她那好看的头越过裸露的肩膀转向美男子,微微一笑。阿纳托利在近处就像在远处一样十分俊秀,他挨着她坐下并且说,他很早以前就想获得和她认识的荣幸,在纳雷什金家举办的舞会上他有幸看见她,真使他永生难忘。库拉金和女人们在一起时比在交往密切地男人中间显得聪明得多,纯朴得多。他说话时大胆而且大方,娜塔莎感到惊奇而又愉快的是,在这个众人纷纷议论的人身上,不仅没有任何可怕的地方,相反地,他却常常流露着最天真的、快活的、温和的微笑。

    库拉金向她询及她对戏剧表演的印象并且讲到谢苗诺娃上次演戏时倒在地上了。

    “伯爵小姐,可要知道,”他说话时突然把脸转向她,就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我们要举办化装赛会,您应该参加,一定很开心。大家都在阿尔哈罗夫家里聚会。请您乘车来吧,说真的,好吗?”他说道。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面露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娜塔莎的脸蛋、颈项和那裸露的臂膀。娜塔莎无疑知道他在赞美她。这使她非常愉快,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在场时她憋得慌,心里很难受。当她不望他时,她觉得他在细瞧她的肩膀,她不由地抓住他的目光,心里叫他莫如注视她的眼睛。但是当她望着他的眼睛时,她胆寒地感到,在他和她之间完全没有她和其他男人之间向来感觉到的那种羞怯的障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五分钟后她觉得自己和这个人未免太接近了。当她扭过脸去的时候,她害怕他从后面抓住她那裸露的臂膀,吻她的脖颈。他们说的是最平凡的事情,她觉得他们太接近了,她和其他男人从来没有这种情形。娜塔莎回头望望海伦和父亲,好像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但海伦正和某位将军谈话,对她的目光未予回答,父亲的目光无非是向她表述他经常说的那句话:“你愉快,我也就高兴。”

    在那难堪的沉默的一瞬间,阿纳托利用那突出的眼睛宁静地、不转瞬地望着她。为了打破沉默,娜塔莎问他可真喜欢莫斯科。娜塔莎问了这句话以后,涨红了脸。她经常仿佛觉得,她跟他谈话是在做什么有失体面的事情。阿纳托利微微一笑,仿佛是鼓励她似的。

    “开初我不太喜欢莫斯科,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会使这个城市变得令人喜爱呢?cesontlesjoliesfemmes①,不是么?可是现在我很喜欢它了,”他说,意味深长地望着她。“伯爵小姐,您会出席化装赛会吧?您去吧,”他说,伸出一只手去摘她戴的一束花,又降低嗓音说:“Vousserezlaplusjolie.Venez,cherecomtesse,etcommegagedonnezmoicettefleur.”②

    ——–

    ①法语:那就是容貌美丽的女人。

    ②法语:您将是最标致的。可爱的伯爵小姐,去吧,您把这朵花送给我作为保证。

    娜塔莎也像他那样没有听懂他说的话,但是她觉得,在他那不可理解的话语中包含有不太体面的意图。她不知道要说什么,于是转过身去,好像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似的。但是她刚刚转过身去,她心里就想到他就在后面,离她很近的地方。

    “他现在怎么了?他感到腼腆?在生我的气了吗?要不要挽救一下?”她自己询问自己。她克制不住,回头望望。她朝他的眼睛直视一下,他近在身边,他的信心,他那温和而亲切的微笑把她战胜了。她直勾勾地瞅着他的眼睛,就像他那样微微一笑。她于是又胆寒地感到,他和她之间没有任何隔阂了。

    又开幕了。阿纳托利从包厢里走出来,他心平气和而且愉快。娜塔莎回到父亲的包厢,她已经完全屈从于她所处的环境了。她仿佛觉得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十分自然,但是她的脑海中一次也没有出现她从前想到的事情——关于未婚夫、关于公爵小姐玛丽亚、关于农村的生活,仿佛这一切都是久远、久远以前的事情。

    第四幕里出现了一个扮鬼脸的人,他一面唱歌,一面挥手,直到有人抽掉他脚下的木板,使他陷落下去为止。在第四幕中娜塔莎只看到这一个场面。有一件事使他激动,使她受折磨,而库拉金正是造成她心绪不宁静的人,她一直情不自禁地注视着他。他们从戏院出来的时候,阿纳托利走到他们跟前,并把他们的四轮轿式马车叫来,搀着他们上马车。他在搀扶娜塔莎时,握住她的肘弯以上的手臂。娜塔莎觉得激动不安,涨红了脸,她回头望了望他。他两眼闪闪发光,凝视着她,流露出温和的微笑。

    娜塔莎在回家后才清醒地考虑到她偶然遇到的一切,她突然想起安德烈公爵,觉得害怕,在大家从戏院回来,坐着喝茶的时候,她在大家面前惊叫一声,涨红了脸,从房里跑出去了。“我的天!我毁灭了!”她自言自语。“我怎能容许别人这样做呢?”她想道。她坐在那儿,坐了很久,她用蒙住自己的通红的脸,极力地使她自己认识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她既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明白她意识到什么。她仿佛觉得一切都昏暗、模糊而且骇人。在那里,在灯光明亮的戏院的大厅里,迪波尔身穿一件金光闪闪的上衣,裸露着两腿,在湿漉漉的木板上用音乐伴奏跳舞,无论是少女们、老人们,还是裸露胸肩的脸上流露着骄傲而安详的微笑的海伦,都欣喜若狂地喝彩,——在那里,在海伦的身影出现的地方,这一切都很简单而且明了;但是目前她独自一人却认为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使我感到恐惧,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受到良心谴责,是怎么回事?”她想道。

    深夜,娜塔莎只能在自己床上把她心里想到的一切讲给老伯爵夫人一个人听。她知道索尼娅有她严整的看法,她或则什么都不明白,或则很害怕她倾诉衷肠。娜塔莎独自一人竭尽全力地解说那个使她感到痛苦的问题。

    “我为安德烈公爵的爱情而毁灭了?还是没有毁灭呢?”她问自己,又带着聊以自慰的嘲笑回答自己的话:“我多么愚蠢,我为什么要问这种事呢?我究竟出一什么事?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错事我也没有做,也没有招致这种是非。谁也不会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她自言自语。“显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安德烈公爵会爱我这样的人。但是他会爱我这样的人吗?唉,我的天,我的天!干嘛他不在这儿!”娜塔莎安静了片刻,但是后来又有一种本能仿佛对她说,尽管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没有发生任何事,本能在对她说,从前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的纯洁性完全丧失了。她又在她的想象中重复她和库拉金的全部谈话,她脑海中浮现着这个俊美而大胆的人在握住她的手臂时的面孔、手势和温和的微笑。

    ——————

    11

    阿纳托利·库拉金住在莫斯科,他是父亲把他从彼得堡送来的,他在那里每年要耗费两万多块钱,而且债权人还要向他父亲索取同样多的债款项。

    父亲告诉儿子,说他最后一次替他偿付一半债务,只不过是希望他到莫斯科去做个总司令的副官,这个职位是他父亲替他谋求到的,而且希望他尽力设法在那里成一门好亲事。他言下要把公爵小姐玛丽亚和朱莉·卡拉金娜指给他看,作为物色的对象。

    阿纳托利同意后,启程前往莫斯科,住在皮埃尔家中。皮埃尔起初不乐于接待阿纳托利,但后来和他混熟了,有时候一同去狂饮。皮埃尔以借贷为名,给他钱用。

    申申恰如其分地谈到阿纳托利的情况,说他来到莫斯科后,竟把莫斯科的女士们搞得神魂颠倒,尤其是因为他蔑视她们,显然是他宁可喜爱茨冈女郎和法国女伶,据说她和法国女伶的头目乔治小姐的关系密切。丹尼洛夫和莫斯科其他乐天派所举办的饮宴,他一次也不放过,他彻夜狂饮,酒量过人,还经常出席上流社会举办的各种晚会和舞会。大们谈论他和莫斯科的女士们的几次风流韵事,在舞会上他也追求几个女士。但是他不去接近少女,尤其是那些多半长得丑陋的有钱的未婚女子,况且阿纳托利在两年前结婚了,除开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两年前他的兵团在波兰驻扎时,一个不富有的波兰地方强迫阿纳托利娶他女儿为妻。

    阿纳托利寄给岳父一笔款项,以此作为条件,不久后就遗弃妻子,取得做单身汉的权利。

    阿纳托利向来就对他自己的地位、对他自己和他人都感到满意。他整个身心本能地深信,他只有这样生活下去,他平生从来没有做任何坏事。他不善于全面考虑他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何种影响,也不善于考虑他这种或者那种行为会引起何种后果。他深信上帝创造鸭子,使它不得不经常在水中生活,上帝创造他,他就应该每年挣得三万卢布,就应该在社会中经常占有最高的地位。他坚信这一点,别人观察他时,也相信这一点,他们不会不承认他在上流社会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也不会拒绝他借钱,他向在路上随便遇到的任何人借钱,他显然是不想归还他的。

    他不是赌徒,至少从来不希望赢钱。他不慕虚荣。无论谁心里想到他,他都满不在乎,而在贪图功名方面,他更没有什么过失。他所以几次惹怒父亲,是因为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嘲笑所有的荣耀地位。他不吝啬,任何人有求于他,他都不拒绝。他所喜爱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寻欢作乐和追求女性,依照他的观念,这些嗜好没有任何不高尚的地方,但是他不会考虑,一味满足他的嗜欲对他人会引起什么后果,因此他心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他无所顾忌地藐视下流人和坏人,心安理得地傲岸不群。

    这些酒鬼,这些悔悟的失足男人,就像悔悟的失足女人一样,都有那种认为自己无罪的潜在意识,这种意识是以获得宽恕的希望作为依据的。“她所以获得一切宽恕,是因为她爱得多,他所以获得一切宽恕,是因为他玩得多。”

    是年,多洛霍夫在流放和波斯奇遇之后,又在莫斯科露面了,他还过着邀头聚赌和狂饮的生活,和彼得堡的一个老同事库拉金很接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

    多洛霍夫聪明而又剽悍,阿纳托利真诚地喜欢他。多洛霍夫需要阿纳托利·库拉金的名声、显贵地位和人情关系,藉以引诱富有的青年加入他的赌博团伙,利用他,玩弄他,但不让他意识到这一点,除开他存心借助于阿纳托利而外,对多洛霍夫来说,控制他人的意志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习惯与需要。

    娜塔莎库拉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看完歌剧回家吃夜饭的时候,他带着行家的派头在多洛霍夫面前评价她的臂膀、肩头、两腿和头发的优点,并且说他已决定追求她。阿纳托利无法考虑,也无法知道这种求爱会引起什么后果,正如他一向不知道他的每一种行为会引起什么后果那样。

    “老兄,她很美丽,但不是送给我们的。”多洛霍夫对他说。

    “我要告诉我妹妹,叫她邀请她吃午饭。”阿纳托利说,“好吗?”

    “你最好等她出阁之后……”

    “你知道,”阿纳托利说,“j’adorelespetitesfilles①,她马上就局促不安了。”

    “你有一次上了petitefille②的当,”多洛霍夫知道阿纳托利结婚这件事,所以这样说,“当心!”

    ——–

    ①法语:我很喜欢小姑娘。

    ②法语,小姑娘。

    “啊,可一不可再!是吗?”阿纳托利说,他和善地大笑起来。

    ——————

    12

    看完歌剧后的第二天,罗斯托夫家里的人什么地方都不去,也没有人来看他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瞒着娜塔莎跟她父亲商量什么来着。娜塔莎心里琢磨,认为他们在谈论老公爵,打定了什么主意,这使她惴惴不安和受委屈。她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安德烈公爵,当天曾两次派管院子的人到弗慈德维仁卡去探听他是否抵达。他还没有来。她在目前比刚刚到达的头几天更加难过了。她不仅显得不耐烦,常常想念他,而且不愉快地回忆她跟公爵小姐玛丽亚和老公爵会见的情景,她莫明其妙地感到恐惧和焦虑不安。她心中总是觉得他永远不能回来,或者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她会发生什么事。她不能像从前那样独自一人心平气和地、长时间地想到他。她一开始想到他,他就在她头脑中浮现出来,而且还会回想到老公爵、公爵小姐玛丽亚以及最近一次的歌剧表演和库拉金。她的思想中又出现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有愧悔之意,她对安德烈公爵的忠贞是不是已被毁灭,她详尽地回想那个在她心中激起一种百思不解的可怕的感觉的人的每句话、每个手势和面部表情的不同程度的流露。在她家里人看来,娜塔莎比平常更为活跃,然而她远远不如从前那样安详和幸福了。

    礼拜天早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邀请客人们到她自己的教区圣母升天堂去做日祷。

    “我不喜欢这些时髦的教堂,”她说道,她因有自由思想而自豪。“到处只有一个上帝,我们教区的牧师文质彬彬、循规蹈矩地供职,光明磊落,就连助祭也是如此。唱诗班里响起协奏曲,还讲什么圣洁?我不喜欢,真是胡作非为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喜欢礼拜天,而且善于欢度礼拜天。礼拜六她的住宅就清扫、刷洗得干干净净,家仆们和她在这天都不工作,大家穿着节日的服装去作日祷。老爷在午餐时加馔,也施给仆人们伏特加酒、烤鹅或烤乳猪肉。但是节日的氛围,在整幢住房的任何物体上都不像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那张宽大而严肃的脸上那样引人注目,礼拜日她的脸上一贯地流露着庄重的表情。

    他们在日祷之后畅饮咖啡,在那取下家具布套的客厅里,仆人禀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就四轮轿式马车已经备好。她披上拜客时用的华丽的披肩,现出严肃的神态,站立起来,说她要去拜访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向他说明有关娜塔莎的事。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后,夏尔姆夫人时装店的女时装师来到罗斯托夫家,娜塔莎关上客厅隔壁的房门,开始试穿新连衣裙,她对这种消遣感到很满意。当她试穿那件还没有缝好衣袖、粗粗地缭上几针的束胸,转过头来照镜子,看看后片是否合身的时候,听见客厅里传来她父亲和一个女人兴致勃勃地谈话的声音,她听见女人的语声之后涨红了脸。这是海伦的说话声。娜塔莎还来不及脱下试穿的束胸,门就敞开了,伯爵夫人别祖霍娃穿着一体暗紫色的天鹅绒的高领连衣裙,面露温和的微笑走进房里来。

    “Ah,madélicieuse!”①她对涨红了脸的娜塔莎说,“Charmante!②不,这太不像话,我可爱的伯爵,”她对跟在她后面走进来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怎么能住在莫斯科,什么地方都不去呢?不,我决不会落在您后面!今天晚上乔治小姐在我那里朗诵,还有一些人也会来团聚,如果您不把您那两个长得比乔治小姐更美丽的姑娘带来,我就不想睬您了。丈夫不在这里,他到特韦尔去了,要不然,我打发他来接你们。请您一定光临,一定光临,八点多钟。”她向她熟悉的毕恭毕敬地向她行屈膝礼的女时装师点点头,然后在镜子旁边的安乐椅上坐下来,姿态优美地展开她那件天鹅绒连衣裙的褶子。她态度温和,心地愉快,絮絮叨叨地说不完,不停地赞赏娜塔莎的美丽的容貌。她仔细瞧瞧她的连衣裙,夸奖一番,她也炫耀她那件从巴黎买到的engaz

    métallique③新连衣裙,建议娜塔莎也做一件同样的衣裳。

    ——–

    ①法语:啊,我的惹人爱的姑娘!

    ②法语:真好看!

    ③法语:用金属罗纱做的。

    “不过,无论什么衣裳您穿起来都合身,我的惹人爱的姑娘。”她说。

    娜塔莎的脸上始终流露着欢乐的微笑。她受到这个可爱的伯爵夫人别祖霍娃的夸奖,觉得自己很幸福,简直是心花怒放,娜塔莎从前觉得她是个难以接近的骄傲的太太,她如今对她却很和善了。娜塔莎非常快活,她觉得自己几乎爱上了这位如此美丽、如此善心的女人。海伦也真诚地赞扬娜塔莎,想让她快活一阵。阿纳托利求她领他去和娜塔莎结识,她正是为了这件事才到罗斯托夫家里来。介绍哥哥和娜塔莎结识的念头使她感到可笑。

    虽然她从前埋怨娜塔莎,因为她在彼得堡夺走了她的鲍里斯,现在她不去想这件事了,她根据自己的看法,全心全意地祝愿娜塔莎幸福。她在离开罗斯托夫之家时,把她的被保护人叫到一边去。

    “昨天我哥哥在我那儿吃午饭,我们都笑得要命——他食不下咽,想到您时就长吁短叹,我的惹人爱的姑娘。ilestfou,maisfouamoureuxdevous,machére①。”

    娜塔莎听了这些话,涨红了脸。

    “脸太红了,脸太红了,madélicieuse!②”海伦说。“您一定要来。Si vous aimez quelqu’un,ma délicieuse,ce n’est pas une raison pour se cloeBtrer.Si même vous êtes promise,je suis suBre que votre promis aurait désiré que vous alliez dans le monde en son absence plutoBt que dedépérir denAnui③.”

    ——–

    ①法语:他神经错乱,他的确爱您爱得神经错乱了。

    ②法语:我的惹人爱的姑娘。

    ③法语:如果您爱了什么人,我的惹人爱的姑娘,这也不是您足不出户的理由。甚至您是个未婚妻,我相信,您的未婚夫与其任凭您苦闷到要死,他莫如让您跻身于上流社会。

    “这么说来,她知道我是一个未婚妻,这么说来,她和她丈夫,和皮埃尔,和这个公平的皮埃尔谈论过并且嘲笑过这桩事了。这么说来,这不算什么。”娜塔莎想道。在海伦的影响下,娜塔莎觉得,原先好像很可怕的事情,现在看来又很平常,又很自然了。“她是个grandedame①,这样可爱,很明显,她是全心全意地疼爱我的,”娜塔莎想道:“为什么不开开心呢?”娜塔莎想道,她瞪大眼睛,惊讶地谛视海伦。

    ——–

    ①法语:有权有势的夫人。

    午饭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来了,她默默不语,那样子十他严肃,显然她在老公爵那儿遭到失败。她因为发生了一场冲突,显得非常激动,以致不能心平气和地述说这件事。她对伯爵提出的问题这样回答:一切都很顺利,明天再讲给他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打听到伯爵夫人别祖霍娃来访并且邀请她出席晚会的消息后便这样说:

    “我不喜欢和别祖霍娃交往,也劝你们不要和她交朋友,唔,既然已经答应了,就去消遣消遣。”她向娜塔莎转过脸来,补充说。

    ——————

    13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把他两个姑娘送到伯爵夫人别祖霍娃那里去了。相当多的人出席了晚会。然而娜塔莎几乎不认识所有到会的人。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不满地发觉,所有这些出席晚会的人多半是以自由散漫而出名的男人和女士。一群青年人把乔治小姐围在中间,她站在客厅的角落里。几个法国人也出席晚会,其中一人自从海伦抵达此地后成为海伦的家里人。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决定不打纸牌,不离开女儿们身边,一当乔治表演完毕就回家去。

    阿纳托利显然是在门旁等罗斯托夫家里人进来。伯爵一走来,他立刻向伯爵问好,然后走到娜塔莎面前,跟在她后面。就像在戏院中那样,娜塔莎刚刚望见他,她就被那种徒慕虚荣的快感——因为他喜欢她而产生的一种虚荣心——控制住了,又因为她与他之间没有道德上的隔阂,所以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海伦愉快地接待娜塔莎,大声地夸奖她的美丽的容貌和装束。他们抵达后不久乔治小姐就从房里走出来,穿上衣裳。他们在客厅里摆好椅子,坐下来了。阿纳托利把椅子向娜塔莎那边挪一挪,想坐在旁边,但是伯爵目不转睛地望着娜塔莎,在她身旁坐下来。阿纳托利坐在他们后面。

    乔治小姐裸露着两只粗大的有小窝窝的胳膊,一边肩膀上披着一条红色的披巾,走到安乐椅之间给她腾出来的地方,她停下来,姿势不自然。可以听见兴高采烈的低语声。

    乔治小姐严肃而阴郁地环视了一下观众,她开始用法语朗诵一首诗,这首诗中讲的是她对她儿子的非法的爱情。朗诵到某个地方她提高嗓音,朗诵到某个地方她庄重地昂起头来,低声细语,在某个地方停顿一下,瞪大着眼睛发出嘶哑的声音。

    “Adorable,divin,délicieux!”①可以听见四面八方的喊声。娜塔莎瞧着胖乎乎的乔治,可是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面前发生的事她全不明白,她只觉得她自己无可挽回地远离过去的世界,完全沉浸在令人可怕的疯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她没法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狂妄。阿纳托利坐在她后面,她觉得他离她太近,因此惊惶失措地等待着什么。

    ——–

    ①法语:令人陶醉神妙,美不胜言!

    在初次独白之后,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围住了乔治小姐,向她表示自己喜悦的心情。

    “她多么漂亮!”娜塔莎对父亲说,她和其他人一同站起来,穿过一群人向女伶身边走去。

    “当我望您时,我不认为她更美丽。”阿纳多利跟在娜塔莎后面说。当她一个人能够听见话音的时候,他才说了这句话。“您非常可爱……自从我看见您,我始终……”

    “娜塔莎,咱们走吧,咱们走吧,”伯爵走回来叫女儿,“她非常漂亮!”

    娜塔莎不说一句话,走到父亲跟前,用疑惑得出奇的目光望着他。

    乔治小姐朗诵了几次后,便走了,伯爵夫人别祖霍娃请大伙儿到大厅里去。

    伯爵想走了,但是海伦央求他不要搞垮她的即兴舞会。罗斯托夫家里的人留了下来。阿纳多利请娜塔莎跳华尔兹舞,在跳华尔兹舞的时候,他紧紧握着她的腰身和臂膀并且对她说,她ravissante①,他很爱她。当她又和库拉金同跳苏格兰民间舞时,当他们二人单独待在一起时,阿纳多利一言不发,只是眼巴巴地望着她。娜塔莎感到疑惑,她是否还在做梦,梦见在跳华尔兹舞时他对她说了什么话。在跳完第一轮时,他又握住她的手。娜塔莎向他抬起恐惧的眼睛,他的和蔼的眼神和微笑中含有如此自信和温柔的表情,以致在她凝视他时她不能说出她应该向他说的话。她垂下眼帘。

    ——–

    ①法语:十分迷人。

    “您不要向我说这种事情,我已经订婚,我爱着另外一个人。”她急促地说……她朝他瞥了一眼。阿纳托利没有腼腆起来,他对她所说的话不感到难过。

    “您不要向我提到这件事。这与我何干?”他说。“我要说,我爱上您了,爱得发狂,发狂。您招人喜欢,难道归罪于我吗?……我们要开始跳了。”

    娜塔莎兴奋起来,心里又忐忑不安,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环顾四周,她仿佛觉得比平日更加快活。她几乎一点也不了解这天夜里出了什么事。他们跳了苏格兰民间舞和格罗斯法特舞,父亲就请她离开舞厅,她请求父亲让她留下来。无论她在那里,无论她和谁说话,她都觉察到他投射在她身上的目光。然后她想到,她请她家父允许她去更衣室整理一下连衣裙,海伦跟在她身后,一边发笑,一边向她谈到他哥哥的爱情,之后在一间摆着沙发的休息室里又遇见阿纳托利,海伦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们俩个人留在那里,阿纳托利紧握她的手,用那温柔的嗓音说:

    “我不能到您那儿去,但是我难道永远看不到您么?我爱您爱得发狂了,难道永远也不能?……”于是他拦住路口,把他的脸凑近她的脸。

    他那闪闪发亮的男人的大眼睛离她的眼睛太近了,使她简直看不见什么,她所看见的只是这一对眼睛。

    “娜塔莎?!”他疑惑地低声说,有个什么人把她的手握得很疼。“娜塔莎?!”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她的目光仿佛这样说。

    热乎乎的嘴唇紧紧地贴着她的嘴唇,这时分她又觉得自己太放任了,房间里可以听见海伦的步履声和连衣裙的窸窣的响声。娜塔莎回头望望海伦,她满面通红,战战兢兢,现出恐惧的疑问的眼神向他瞥视一下,往门口走去。

    “Unmot,unseul,aunomdeDieu.”①阿纳托利说。

    她停步了。她希望他说这句话,如果这句话能够向她说明发生的事情,她就要回答他了。

    “Nathalie,unmot,unseul.”②他老是重说这句话,显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海伦走到他们跟前才住口。

    ——–

    ①法语:有一句话,只有一句话,看在上帝面上。

    ②法语:娜塔莎,有一句话,一句话。

    海伦和娜塔莎又一同走进客厅。罗斯托夫家里的人没有留在那里吃晚饭,便启行了。

    娜塔莎回家之后,彻夜没有睡觉;她爱过谁——阿纳托利还是安德烈公爵——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她心里很难受。她爱过安德烈公爵,她清楚地记得她坚定地爱过他。但是她也爱过阿纳托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否则这一切会不会发生?”她想道。“既然在此之后我能够,和他告别时能够用微笑回答他的微笑,既然我能够容许这样做,那就是说我起初就爱他了。那就是说,他慈善、高尚而且长得英俊,不能不爱他。既然我爱他,又爱别人,那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对这些令人可怕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

    14

    早晨随着操劳与奔忙来临了。大家都起床,开始活动、谈天,女时装师又来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走出来,呼唤大家饮早茶。娜塔莎睁大眼睛,好像她要抓住第一道向她凝视的目光,焦急不安地环顾大家,极力地现出她平素常有的神态。

    吃罢早餐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是她的最好的时光)在她的安乐椅中坐下来,把娜塔莎和老伯爵喊到身边来。

    “喏,我的朋友们,现在我把一切事情都考虑到了,我要给你们出个这样的主意,”她开始说。“你们知道,昨天我到过尼古拉公爵那里,唉,我跟他谈了一阵子……他忽然想大声喊叫,可是他压不倒我高声喊叫的声音啊!我把一切都跟他直说了!”

    “他怎么样?”伯爵问道。

    “他怎么样?疯疯癫癫的……他不愿意听进去,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简直把一个可怜的女孩折磨到极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我劝你们把事情干完,就回家去,到奥特拉德诺耶去……在那里等候……”

    “唉,不行!”娜塔莎突然喊道。

    “不,你们要去,”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在那里等候。如果未婚夫以后到这里来,非吵闹不可,那时他和老头子面对面地把一切谈妥,然后再到你们那里去。”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立即明了这个建议是合乎情理的,于是表示赞成。如果老头儿心软下来,那就更好,以后再到莫斯科或者童山去看他,如果不成,那么就只有违反他的意旨在奥特拉德诺耶举行结婚典礼。

    “真是这样,”他说道,“我到他那儿去过一趟,并且把她带去了,我真懊悔。”老伯爵说。

    “不,为什么懊悔?既然人在这里,不能不表示敬意。得啦吧,他不愿意,是他的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女用手提包中寻找什么东西时说。“但是嫁妆准备好了,你们还要等待什么,没有准备齐的东西,我一定给你们送去。即使我舍不得你们,但是最好还是走吧。”她在手提包中找到她要找的东西后,便把它交给娜塔莎。这是公爵小姐玛丽亚的一封信,“她写给你的信。她真受折磨,一个可怜的人!她害怕你以为她不喜欢你。”

    “她真不喜欢我。”娜塔莎说。

    “废话,你甭说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喊了一声。

    “我谁也不相信,我知道她不喜欢,”娜塔莎把信拿在手上,大胆地说,她脸上流露着一种冷淡、愤懑而坚定的表情,这就使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更加凝神地瞥她一眼,而且蹙起了额角。

    “亲爱的,不要那样回答我的话吧,”她说,“我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写回信吧。”

    娜塔莎不回答,便走进自己房间里去看公爵小姐玛丽亚的信。

    公爵小姐玛丽亚在信中写到,她对她们之间发生的误会感到失望,公爵小姐玛丽亚在信中写到,不管她父亲怀有什么感情,她请娜塔莎相信,她不会不喜爱她,因为她是她哥哥选择的配偶,为着哥哥的幸福她愿意牺牲一切。

    “不过,”她写道,“您别认为我父亲对您怀有恶意。他是个有病的老年人,应该原谅他,但是他很善良,对人宽宏大量,他必将疼爱给他儿子带来幸福的人。”公爵小姐玛丽亚接着在信中提到,请求娜塔莎定一个时间,她和她能够再一次见面。

    娜塔莎看完信后便在写字台前坐下来写回信:“Chéreprincesse,”①她飞快地、机械地写了两个字就停下来。在昨天发生这一切之后,她能够再写什么呢?“对,对,这一切已经发生了,现在什么都不同了,”她面对这封写了个开头的信,心里这样想,“应该拒绝他?难道应该吗?这非常可怕!……”为了不去思忖这些可怕的心事,她走到索尼娅面前,和索尼娅一同挑选刺绣的花样。

    ——–

    ①法语:亲爱的公爵小姐。

    午饭后娜塔莎走到自己房间里,又拿起那封公爵小姐玛丽亚的信。“难道这一切已经完结了?”她想道。“难道这一切就会这么快地发生,而且毁灭了从前的一切?”她还像从前那样全神贯注地回想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与此同时她又觉得她爱过库拉金。她维妙维肖地把她自己说成是安德烈公爵的妻子,想到在她脑际多次重现的、她和他共享幸福的情景,同时又想起昨天她和阿纳托利会面的详情,激动得满面通红。

    “为什么这二者不能兼顾呢?”她有时悖晦地想。“只有到那时我才会完全幸福,而今我得加以选择,二者缺少其一,我都得不到幸福。二者择其一,”她想:“把生的事告知安德烈公爵,或者向他隐瞒下来,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对此人,并无丝毫损伤。难道要永远舍弃我和安德烈公爵如此长久地共享的爱情的幸福么?”

    “小姐,”一名女仆向房里走来时带着神秘的神情用耳语说,“有个人叫我把它交给您,”女仆递交了一封信。“只不过看在基督面上……”当娜塔莎毫不犹豫地、机械地拆开信封、正在看阿纳托利的情书时,女仆又这样说,娜塔莎一句话也没有看懂,她只懂得这么一点:这是她所爱的那个人的一封信。“对,她在爱他,否则怎么会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呢?她手里怎么会有他的情书呢?”

    娜塔莎用那巍颤颤的手捧着多洛霍夫为阿纳托利写的充满激情的一封情书,她一面读着,一面觉得她从书信中寻找到她所体察到的一切的回声。

    “自从昨日夜晚起,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或者我得到您的爱,或者我死去。我没有别的出路,”这封信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然后他写道,他心里知道她的父母亲是不会把她许配给他——阿纳托利的。其中必有隐秘的原因,他可以向她一个人赤诚地倾诉,但是,如果她爱他,她只要说一个“是”字,人间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他们的无上幸福。爱情能战胜一切。他将秘密地把她携带到天涯海角。

    “是啊,是啊,我爱他!”娜塔莎想道,她把这封信重读二十遍,在每个字里寻找某种特别深刻的涵义。

    这天晚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到阿尔哈罗夫家里去,并且吩咐小姐们和她同去,娜塔莎遂以头痛为借口,留在家里。

    ——————

    15

    深夜,索尼娅回来之后便走进娜塔莎的住房,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发现她没有脱下衣裳,便在沙发上睡着了。阿纳托利的一封打开的信放在她身旁的桌上,索尼娅拿起这封信,就读起来。

    她一面读信,一面细看睡着的娜塔莎,在她脸上寻找可资说明她在读完信后产生的感想,可是她一无所获。面部表情是安详的、温和的、幸福的。索尼娅面色苍白,因为害怕和激动而颤栗,于是紧紧地抓住胸口,在那安乐椅上坐下,哭出了眼泪。

    “怎么我竟然看不出什么?这件事怎么会搞得过火?难道她不爱安德烈公爵了吗?她怎么能够容许库拉金这样做呢?他是一个骗子手和歹徒,这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尼古拉知道这件事,他会怎么样?可爱的、高尚的尼古拉会怎么样?她的面部表情在前日、昨日和今日都很激动、坚定、很不自然,原来竟是这么回事,”索尼娅想道,“但是她不可能爱他呀!大概她不知道是谁写的信便拆封了。大概她感到受侮辱。她不会做出这种事啊!”

    索尼娅揩干眼泪,走到娜塔莎跟前,又仔细地瞧她的面庞。

    “娜塔莎!”她说道,勉强听得见她的语声。

    娜塔莎睡醒了,看见索尼娅。

    “啊,你回来了?”

    她显露出她在睡醒之后常有的坚定而温和的神情拥抱女朋友。但在索尼娅脸上发觉困惑不安的表情之后,娜塔莎脸上也表现出困窘和怀疑的样子。

    “索尼娅,你看了信么?”她说。

    “看了。”索尼娅低声地说。

    娜塔莎脸上流露出一丝喜悦的微笑。

    “索尼娅,不,我再也不能瞒住你了!”她说,“我再也不能瞒着你了。你知道,我们相亲相爱啊!……索尼娅,我亲爱的,是他写的信……索尼娅……”

    索尼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注视着娜塔莎。

    “博尔孔斯基呢?”她说。

    “哎呀,索尼娅,哎呀,如果你知道我多么幸福,那才好啊!”娜塔莎说,“你不晓得什么叫做爱情……”

    “不过,娜塔莎,难道那一切都完结了吗?”

    娜塔莎瞪大眼睛望着索尼娅,仿佛不明白她在问什么。

    “怎么,你会拒绝安德烈公爵吗?”索尼娅说。

    “哎呀,你什么都不明白,你甭说蠢话,你听着。”娜塔莎怀着瞬息间的懊恼的心情说。

    “不,我不能相信这件事,”索尼娅重复地说。“我不明白。你怎么在一整年内爱着一个人,但又忽然……要知道你只见过他三次。娜塔莎,我不相信你,你乱搞男女关系。三天之内把这一切统统忘掉……”

    “三天呀,”娜塔莎说,“我仿佛觉得我爱他一百年了。我觉得在爱他之前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不能明白这一点。索尼娅,等一等,坐到这里来。”娜塔莎搂抱她,吻吻她。

    “有人告诉我,这是常有的事情,你也许耳有所闻,但是我现在才体会到了这种爱情。这与从前截然不同。我刚一看见他,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隶,我不能不爱他。是啊,我是个奴隶!他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照办。你不了解这一点。我究竟怎么办呢?我究竟怎么办,索尼娅?”娜塔莎脸上流露着幸福而惊恐的神色说道。

    “不过,你考虑考虑,你干的是什么事,”索尼娅说,“这种事情我不能置之不理。这些秘密的情书……你怎么能够容许他干这种事?”她怀有恐惧和她那难以隐藏的厌恶心情说。

    “我对你说过,”娜塔莎回答,“我六神无主,你不明白这一点,我爱他!”

    “我决不会容许他干这种事,我讲给人家听。”索尼娅突然喊了一声,泪水夺眶而出。

    “你怎么,就看在上帝份上……如果你要讲出去,你就是我的敌人,”娜塔莎说,“你是想叫我倒霉,你希望促使我俩分离。”

    索尼娅看见娜塔莎这种恐怖的样子,不禁为女友流出了羞耻和怜悯的眼泪。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他对你说过什么话?

    为什么他不到家里来呢?”

    娜塔莎没有回答她问的话。

    “索尼娅,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告诉任何人,别使我难受,”娜塔莎央求。“你记住,不能干预这件事。我向你坦诚地说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要保守这些秘密呢?为什么他不到家里来呢?”索尼娅问道,“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地向你求婚呢?既然真是这么回事,安德烈公爵岂不给了你充分的自由?可是我不相信这种事情。娜塔莎,你总想到了,可能会有什么潜在的原因?”

    娜塔莎用她那惊奇的目光望着索尼娅,看来,这个问题头一次在她自己头脑中浮现出来,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不过其中总有原因吧!”

    索尼娅叹了一口气,不信任地摇摇头。

    “如果有什么原因……”她开始说。但是娜塔莎猜想到她的疑惑的心情,于是惶恐地打断她的话。

    “索尼娅,不能怀疑他,不能,不能,你明白吗?”她喊道。

    “他是不是爱你呢?”

    “他爱我吗?”娜塔莎重说一遍,对女友头脑不灵活流露出怜惜的微笑。“你不是看过信吗?你见过他吗?

    “如果他不是高尚的人呢?”

    “他!……不高尚的人吗?但愿你能了解他!”娜塔莎说。

    “如果他是个高尚的人,他就应该表明自己的意图,或者不再和你见面;如果你不想这么办,我就来代办,我给他写信,我告诉爸爸。”索尼娅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没有他我不能生活下去!”娜塔莎喊道。

    “娜塔莎,我不了解你。你说什么呀!你想想父亲,想想尼古拉。”

    “我不需要任何人,除开他之外我不爱任何人。你怎么敢说他不高尚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爱他吗?”娜塔莎喊道。

    “索尼娅,走开,我不想跟你争吵,看在上帝份上,走开,你走开,你知道我感到难受。”娜塔莎用那持重、恼怒而绝望的嗓音愤愤地喊道。索尼娅抽噎着痛哭起来,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娜塔莎走到桌前,毫不犹豫地给公爵小姐玛丽亚写回信,花了整个早晨她也没有写完这封信。在这封信上她给公爵小姐玛丽亚简略地写到,她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化除了,多蒙安德烈公爵宽厚待人,他在外出时赐与她自由,如果在她面前犯有过错,就请她原宥,不要把这一切记在心上;但是她不能做他的妻子。在这一瞬息之间她仿佛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简单、明了,易如反掌。

    礼拜五,罗斯托夫家里人要到乡下去,礼拜三伯爵和买主一道到他的莫斯科近郊的田庄去了。

    伯爵启程的那天,索尼娅和娜塔莎应邀前往卡拉金家出席盛大宴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用一辆马车伴送她们去了。在这次宴会上娜塔莎又遇见阿纳托利,索尼娅发现,娜塔莎跟他说了什么话,她想不让别人听见,而在饮宴之时她显得比以前更加激动了。当她们回家之后,她首先和索尼娅谈起话来,想消除误会,这正是她的女友索尼娅所期待的。

    “索尼娅,你评论他时讲了种种蠢话,”娜塔莎用温和的声调开始说,那声调就像孩子们想得到夸赏时常用的声调一样,“今天我要跟他作一番解释。”

    “喂,怎么样?他到底说了什么?娜塔莎,你不会生我的气,我感到非常高兴。你把全部实话说给我听。他到底说了什么?”

    娜塔莎沉吟起来。

    “哎呀,索尼娅,你如果像我这样了解他,那就好了!他说了……他问我是怎样答应博尔孔斯基的。当他知道拒绝博尔孔斯基这件事以我为转移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索尼娅忧愁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你还没有拒绝博尔孔斯基呀?”她说。

    “也许,我拒绝他了!也许,我和博尔孔斯基的婚事全完蛋了。为什么你把我想得这样糟呢?”

    “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不明白这一点……”

    “索尼娅,等一等,你什么都会弄明白。你会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你不要把我,也不要把他想得这样糟。”

    “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往坏的地方想,我喜爱一切人,怜悯一切人。可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娜塔莎和索尼娅说话时所用的温柔的声调未能迫使索尼娅退让。娜塔莎的面部表情愈益温柔而谄媚,索尼娅的面部表情就愈益严肃而庄重。

    “娜塔莎,”她说,“你请求我不能跟你说话,我就不说话,现在你本人开始说话了。娜塔莎,我不相信他。为什么要保守秘密?”

    “又是这一套,又是这一套!”娜塔莎打断她的话。

    “娜塔莎,我替你担心。”

    “要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会毁灭你自己。”她所说的话使索尼娅自己也心惊胆战,她于是果断地说。

    娜塔莎脸上又流露着愤恨的表情。

    “我毁灭、毁灭,尽快地毁灭自己。与您无关。不是您,而是我遭殃。不要管,不要管我。我仇恨你。”

    “娜塔莎!”索尼娅惊惶失措地呼唤。

    “我仇恨你,我仇恨你!你永远是我的敌人!”

    娜塔莎从房里跑出去了。

    娜塔莎不再和索尼娅说话,避开她了。她仍然带着激动、惊讶和应受谴责的表情在屋里走来走去,时而干这种活儿,时而干那种活儿,可是马上又丢下不干了。

    不管这使索尼娅怎样难过,但是她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女朋友。

    在伯爵应该回家的前一天,索尼娅发现,娜塔莎整个早上都坐在客厅的窗口,好像在等待什么,她对从门前驶过的军人做个什么手势,索尼娅把他当作阿纳托利。

    索尼娅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女友,她发觉,娜塔莎在用午膳的时候和晚上处于奇怪的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她对人家向她提出的问题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在开始说话之后又不把话说完,无论对什么都流露笑意)。

    饮茶之后,索尼娅望见那个在娜塔莎门房守候的畏葸葸的女仆。她让她进去,在门边窃听之后,她知道又有一封信递给她了。

    索尼娅忽然明白,娜塔莎今晚有个可怕的行动计划。索尼娅敲敲她的房门。娜塔莎不让她进去。

    “她要跟他逃走啊!”索尼娅想道,“她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现在她脸上不知为什么流露着特别可怜而又坚决的表情。”索尼娅想到,她和舅舅告别时大哭起来。“她要和他逃走,是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怎么办呢?”索尼娅想道,她心里现在还记得,那种种迹象明显地表示为什么娜塔莎竟有这样一种可怕的打算。“伯爵不在家。我怎么办呢?给库拉金写封信,要他表明态度吗?但是谁吩咐他写回信呢?写信给皮埃尔,就像安德烈公爵遇到不幸的事情时求助于她那样?……”但是也许她真的拒绝了博尔孔斯基(昨天她给公爵小姐玛丽亚寄出一封信)。舅父不在家。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如此相信娜塔莎,把这桩事说给她听,使索尼娅感到可怕。

    “但是不管怎样,”索尼娅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想道,“要么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要么干脆不管它,不过我得表明,我还记得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恩典,我爱尼古拉,不行,即令是三夜不睡,我也不从走廊里出去,要拼命拦住,不让她走,不让他们一家人丢脸。”她这样想。

    ——————

    16

    近来阿纳托利迁到多洛霍夫家中去了。秘密带走罗斯托娃的计划经由多洛霍夫周密考虑,并且准备了好几天了。那天,当索尼娅在娜塔莎的门边窃听并且决定保护娜塔莎,使伊免受危害的时候,这个出走的计划眼看就要实现了。娜塔莎一口答应晚上十点钟在后门台阶与库拉金相会,库拉金就要扶她坐上事先准备的三套马车,就要把她送到离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卡缅卡村,在那里请到一位还俗的牧师,牧师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卡缅卡村业已准备换乘的马匹,把他们送到华沙大道,之后就改乘驿马行路,疾速地驰往国外。

    阿纳托利随身带有护照和驿马使用证、从妹妹处得到的一万卢布及由多洛霍夫经手借到的一万卢布。

    两个证明人坐在头一个房间是饮茶,其中一人叫做赫沃斯季科夫,是个专门为多洛霍夫赌博助兴的、从前的小公务员;另一人则是温和而软弱的退役骠骑兵马卡林,他是个无限热爱库拉金的人。

    多洛霍夫的一间宽大的书斋。从墙壁到天花板都挂满了波斯壁毯、熊皮和武器,多洛霍夫穿着一件旅行时穿的紧身外衣和一双皮靴,在敞开着的写字台前坐着,写字台上放着算盘和几叠钞票。阿纳托利穿着一件没有扣好钮扣的制服,从坐着两个证明人的房里出来,穿过书斋,走进后面的房间,一个法国仆人和另外几个仆人在那里收拾最后几件没有放好的东西。多洛霍夫一面算钞票,一面记帐。

    “喂,”他说,“要给赫沃斯季科夫两千卢布。”

    “嗯,给他吧。”阿纳托利说。

    “马卡尔卡(他们都这样称呼马卡林)这个人毫无私心地愿为你赴汤蹈火,分文不取。喂,就这样清账了。”多洛霍夫把账单拿给他看时说道,“对吗?”

    “是的,不消说,对了,”阿纳托利说,看来,他不听多洛霍夫说话,他脸上总是含着笑意,不停地举目向前看去。

    多洛霍夫砰然一声关上了写字台的盖子,带着讥讽的微笑,把脸转向阿纳托利。

    “你听我说,要抛弃这一切,还有时间,来得及啊!”他说。

    “笨蛋!”阿纳托利说,“不要再说蠢话吧。如果你知道,那就好了……鬼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说真的,抛掉那一切,”多洛霍夫说。“我对你说的是正经事。难道是开玩笑吗?你想到了什么鬼名堂?”

    “啊,又来,又来逗弄人吗?让你见鬼去,好吗?……”阿纳托利皱起了眉头,说道,“真的,哪有工夫听你开这些愚蠢的玩笑。”于是他从房里走出去。

    当阿纳托利走出去以后,多洛霍夫脸上流露着轻蔑的宽厚的微笑。

    “你等一等,”他在阿纳托利身后说,“我不开玩笑,我说正经话,来吧,到这儿来吧。”

    阿纳托利又走进房里来,尽量集中注意力望着多洛霍夫,看来情不自禁地听从他摆布。

    “你听我说吧,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跟你开啥玩笑呢?难道我违拗你吗?谁替你安排这一切的?谁把牧师找来的?谁替你领到护照?谁替你把钱弄到手?都是我替你干的。”

    “那就谢谢你。你以为我会忘恩负义吗?”阿纳托利叹了一口气,拥抱了多洛霍夫。

    “我帮过你的忙,但是我仍然要把实情告诉你,如果加以分析一下,这是一件危险的、愚蠢的事情。你把她秘密带走倒很好。难道他们会撒手不管吗?你已结婚这件事,他们都会知道的。岂不要向刑事法庭控告你……”

    “唉!真是一派胡言,一派胡言!”阿纳托利又蹙起额角说。“我不是向你说明了吗?”阿纳托利怀有迟钝的人对他们凭自己的智慧能够得出结论的特殊的偏爱,重述他对多洛霍夫重述过一百次左右的推论。“我不是向你讲过了,我这样断定:如果这次结婚无效,”他弯屈指头说道,“就是说我无责任;如果这次结婚有效,那横竖一样,在国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喏,岂不是这样的吗?甭说了,甭说了,甭说了!”

    “真的,放弃吧!你只会束缚自己……”

    “让你见鬼去,”阿纳托利说,他紧紧地抓住头发,走到另一间房里去了,但是立刻又走回来,盘起两腿坐在靠近多洛霍夫前面的安乐椅上。“鬼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瞧瞧,我的心跳得真厉害!”他抓起多洛霍的手,按住自己的心窝,“Ah,quelpied,moncher,quelregard!Unedéésse①!是不是?”

    ——–

    ①法语:她那多么可爱的小脚,我亲爱的朋友,她那迷人的眼神!真是个女神!

    多洛霍夫脸上流露着冷淡的微笑,他那美丽的、显得放肆无礼的眼睛闪闪发光,凝视着他,显然他想再拿他开开心。

    “喂,钱用光了,那时候怎么办啊?”

    “那时候怎么办?呃?”阿纳托利重复地说,一想到未来,他诚然感到困惑不安。“那时候怎么办啊?以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啊,干嘛说蠢话!”他看了一下表,“到时候了!”

    阿纳托利往后面的房间走去。

    “喂,你们快搞好了吗?在这里磨蹭!”他向仆人们喊道。

    多洛霍夫收起了钱,大声呼唤仆人,吩咐司厨把路上吃的酒、菜和面食端来,然后便走进赫沃斯季科夫和马卡林坐着休息的房间。

    阿纳托利在书斋里撑着一只臂肘,躺在沙发上,若有所思地露出笑意,温和地、低声地自言自语。

    “你来随便吃点东西。喝点酒!”多洛霍夫从另一个房里向他大声喊道。

    “不想吃!”阿纳托利回答,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你来吧,巴拉加到了。”

    阿纳托利站起来,走进餐厅。巴拉加是个迩近闻名的三套马车车夫,他认识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并且用他自己的三套马车侍奉他们差不多六年了。当阿纳托利的兵团驻扎在特韦尔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晚上把他从特韦尔送出去,在黎明前再把他拉到莫斯科,次日深夜又把他送回来。他不止一次用马车拉着多洛霍夫逃脱追逐他的人,不止一次用马车拉着他们和茨冈女人以及少妇们(巴拉加就是这样称呼她们的)在全城兜风。他不止一次载着他们时,在莫斯科城撞伤行人和其他马车夫,而经常援救他的就是他的老爷们(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他在给他们赶车时,累坏了不止一匹马。他们不止一次地揍他,他们不止一次地用香槟酒和他所喜欢的马德拉葡萄酒把他灌醉,他熟知他们每个人的越轨行为,若是普通人干出这种事,早就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他们经常强邀巴拉加同去纵酒作乐,把他灌得烂醉,叫他和茨冈女郎一起跳舞,他们由他经手花掉的卢布就不止一千。他侍奉他们,在一年之内就有二十次要冒着生命危险并且遭受体罚的痛苦,为了给他们赶车,他把许多匹马累死了,他们纵然多付很多钱,也抵偿不了他的损失。不过他喜爱他们,喜爱那时速十八俄里的疯狂的驶行,他爱撞倒别的马车夫,压伤莫斯科的行人,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全速地疾驶飞奔,在马车不能开得更快时,他爱听醉汉在他身后粗野地吆喝:“快赶!快赶!”他爱在庄稼汉的脖子上狠抽一鞭子,尽管这个庄稼汉本来就给吓得半死不活、已经闪到一边去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老爷啊!”他这样想道。

    因为巴拉加驾车很内行,而且他和他们的爱好相同,所以他们——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也喜爱他。巴拉加给其他人赶车时总要讲价钱,兜风两小时,索取二十五个卢布,他多半派他的年轻伙伴去赶车,他自己只是偶尔给别人干这种活儿。但是他给老爷们干活(他把他们称老爷爷),总是亲自出马,从不索取分文。只是从老爷的侍从那里打听到老爷家中有钱的时候,他才在几个月内有一个早上来见老爷,这时候没有喝酒,头脑清醒,在老爷面前深深地鞠躬,恳请他们搭救他。老爷们一问请他坐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大人,您真要救救我才好,”他说,“我根本没有马儿赶集了,您能借多少,就借多少吧。”

    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家里有钱的时候,就给他一千或两千卢布。

    巴拉加是个淡褐色头发的庄稼汉,莫约二十七岁,面色红润,粗粗的脖子特别红,身体敦实,翘鼻子,一双小眼睛闪闪发光,满脸长着短短的髯须。他身穿短皮袄,罩上一件丝绸里子的雅致的蓝色长身上衣。

    他对着上座画了个十字,走到多洛霍夫跟前,伸出一只不大的黑手。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他在鞠躬时说道。

    “老兄,你好,他真来了。”

    “大人,你好。”他对进来的阿纳托利说,也向他伸出手来。

    “巴拉加,我说给你听,”阿纳托利把他的一双手搭在他肩上,说道,“你是不是喜欢我呢?呃?现在请你帮个忙……

    你是用什么马把车子拉来的?啊?”

    “遵照您的使者的吩咐,用您的几匹马把车子拉来了。”巴拉加说。

    “喂,巴拉加,你听见吧!把你那三匹马全都累坏了,也要在三个钟头以内拉到。啊?”

    “把马累坏了,那用什么拉车子呢?”巴拉加递个眼色说。

    “啊,我打烂你的嘴巴,甭开玩笑!”阿纳托利忽然瞪大了眼睛,嚷道。

    “怎么要开玩笑,”马车夫笑眯眯地说。“为了自己的老爷,我难道会怜惜什么?只要马儿拼命跑,我们就开车跟着跑。”

    “啊!”阿纳托利说:“喂,请坐下。”

    “怎么,请坐呀!”多洛霍夫说。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我站一会儿。”

    “你在撒谎,坐下,喝酒吧。”阿纳托利说,他给他斟了一大杯马德拉葡萄酒。马车夫看见葡萄酒,眼睛里露出喜悦的神情。他讲客气,想不喝,后来还是喝干了,并用他那条放在帽子里的红色丝绸手绢揩了揩嘴。

    “好吧,大人,什么时候动身呢?”

    “你瞧……(阿纳托利看看表)马上动身吧。当心,巴拉加。啊?赶得到吗?”

    “像出门做客那样,要碰运气,不然,为什么赶不到呢?”巴拉加说。“把车子赶到特韦尔,要七个钟头。大人,你大概记得。”

    “你还记得吧,有一次我从特韦尔动身去欢度圣诞,”阿纳托利把脸转向马卡林,流露出回忆的微笑说,这时马卡林温顺地、全神贯注地望着库拉金,“你是不是相信,马卡尔卡,我们飞也似的疾驰,简直喘不过气来。撞上了车队,我们从两辆车子上直冲过去。是不是?”

    “这几匹马真不错啊!”巴拉加继续讲下去,“那时候我把两匹幼小的拉边梢的马和一匹淡栗色的马套在一起,”他把脸转向多洛霍夫说,“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你相不相信,几头牲畜飞奔了六十俄里;简直勒不住,非常冷,我连手也冻僵了。我扔开缰绳,并且说,大人,勒住吧,岂料我突然倒在雪橇里。并不是说非赶牲口不可,而是一直到地头也没法勒住。在三个钟头之内,鬼使神差地赶到了。只有那匹拉左边套的马倒毙了。”

    ——————

    17

    阿纳托利从房里走出来,过了几分钟又走回来,他身穿一件束着银腰带的短皮袄,雄赳赳地歪歪地戴着一顶与他那清秀的面孔很相称的貂皮帽子。他照了一下镜子,装出在镜台前面他所摆出的那个姿势,站到多洛霍夫前面去,手中拿着一杯葡萄酒。

    “喂,费佳,再见,承蒙诸多照拂,非常感激,再见吧,”阿纳托利说。“喂,伙伴们,朋友们……”他沉吟起来……“我的青春的……别了。”他把脸转向马卡林以及其他人,说道。

    尽管他们大家是要跟他一同去的,但是阿纳托利显然还想对他的伙伴们说点什么激昂而且动人的话。他用那响亮的嗓音慢吞吞地说,挺起胸膛,摇晃着一只脚。

    “大家端起酒杯来,巴拉加,你也端起酒杯来。喂,伙伴们,我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我们都饮酒作乐,过了逍遥快活的日子,饮酒作乐,是不是?现在我要到国外去,什么时候我们还会见面呢?我们都过了逍遥快活的日子,别了,伙伴们。祝你们健康!乌拉!……”他说道,喝完一杯酒,砰的一声把酒杯扔在地上。

    “祝你健康。”巴拉加说,他也喝完一杯酒,用手巾揩揩嘴。马卡林含着眼泪拥抱阿纳托利。

    “哎,公爵,和你分别,我真觉得难受。”他说。

    “要走了,要走了”阿纳托利大声喊道。

    巴拉加刚刚从房里出来。

    “不要走开,站住,”阿纳托利说。“把门关上,大家都得坐下来,就这么着。”

    关上了房门,于是大家坐下来。

    “喂,伙伴们,现在要走了!”阿纳托利站起来说。

    仆人约瑟夫把手提包和马刀递给阿纳托利,大家走进接待室。

    “皮袄在什么地方?”多洛霍夫说,“哎,伊格纳特卡①!你到玛特廖娜·马特维耶夫娜那里去,要那件皮袄,貂皮女外衣。我听人家说,要怎样悄悄地带走姑娘,”多洛霍夫丢了个眼色,说道。“要知道她穿着一件在家里穿的衣裳半死不活地窜出来;你只要稍微迟延,她就会哭哭啼啼,又是喊爸爸,又是喊妈妈,马上就会冻僵的,要往回走,你得马上用皮袄把她裹起来,抱到雪橇上。”

    那个仆人拿来一件狐皮女外衣。

    “傻瓜,我对你说了,要一件貂皮女外衣。哎,玛特廖什卡②,貂皮女外衣!”他高喊一声,使得远远的几个房间都听见他的喊声。

    ——–

    ①伊格纳特卡是伊格纳季的爱称。

    ②玛特廖什卡是玛特廖娜的爱称。

    那个俊美、消瘦、脸色苍白的茨冈女郎,露出一双闪闪发光的乌眼睛,卷曲的黑发泛出瓦蓝色的光泽,她披着红色肩巾,手上拿着貂皮女外衣,走出来了。

    “好吧,你拿去,我不是舍不得这件外衣。”她说道,显然她在老爷面前胆怯,心里舍不得这件女外衣。

    多洛霍夫没有回答她的话,拿起这件皮袄,随便地披在玛特廖莎①身上,把她裹起来。

    “就这样,”多洛霍夫说,“以后就这样,”他说道,之后他竖起她的衣领把头围住,只是在她的脸前面敞开一点,“以后就这样,看见吗?”他叫阿纳托利把头凑近领口,从领口可以看见玛特廖莎妩媚的笑容。

    “喂,玛特廖莎,再见,”阿纳托利亲吻她时这样说,“唉,我在这里饮酒作乐的日子结束了!请代我向斯乔普卡②致意。

    喂,再见!玛特廖莎,再见,请你祝我幸福。”

    ——–

    ①玛特廖莎是玛特廖娜的爱称。

    ②斯乔普卡是斯捷潘的爱称。

    “好,公爵,上帝保佑您,赏赐您无上幸福。”玛特廖莎带着茨冈人的口音说。

    两辆三套马车停放在台阶旁,两个能干的马车夫勒住马,巴拉加在前面那辆三套马车上坐下,高高地抬起胳膊,不慌不忙地用两手将缰绳左右分开握住。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靠近他,坐下来。马卡林、赫沃斯季科夫和仆人坐到另一辆三套马车上。

    “准备好了吗?”巴拉加问道。

    “出发吧!”他喊了一声,就把缰绳缠在手上,于是三套马车沿着尼基丁林荫大道往下迅速地行驶。

    “吁!走吧,哎!……吁,”只听见巴拉加和那个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棒小伙子的吆喝。在阿尔巴特广场上,三套马车挂住了一辆轿式马车,开始发出噼啪的破裂声,这时分传来了一声呼喊,可是三套马车沿着阿尔巴特广场飞驰而去。

    巴拉加沿着波德诺文斯基大街走了两段路,开始勒住马,往回走,在旧马厩街十字路口,马停步了。

    棒小伙子跳下来抓住马的辔头,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开始沿着人行道走去。多洛霍夫快要走到大门口时,打了个唿哨。他的口哨得到了回应,紧接着一名女仆跑出来了。

    “你们走进院子里来吧,不然的话,会被人望见,她立刻就会出来。”她说。

    多洛霍夫留在大门口,阿纳托利跟在侍女身后走进了庭院,拐过了墙角,跑上台阶。

    个子高大的、跟随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仆人加夫里洛迎接阿纳托利。

    “请您到夫人那里去吧。”仆人拦住进门的路时,低声地说。

    “见哪个夫人?你是谁?”阿纳托利上气不接下气,低声地问道。

    “请,吩咐我领您进去。”

    “库拉金,往后走,”多洛霍夫喊道。“真背叛了!往后走!”

    站在小门边的多洛霍夫和管院子的人拼搏,因为他想在阿纳托利走进去以后关闭小门。多洛霍夫使尽全身的力气,推开管院子的人,抓住向外跑的阿纳托利的手,把他拽到小门外,和他一道向后转,朝三套马车快步走去。

    ——————

    18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碰见泪痕满面的索尼娅待在走廊里,她迫使她坦白地说出全部实况。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截获了娜塔莎的便条并在看完之后拿着便条去找娜塔莎。

    “坏东西,不知羞耻的女人,”她对她说,“什么话我也不愿意听啊!”她推开用惊奇而冷漠的眼神凝视她的娜塔莎,把她锁起来,吩咐管院子的人让那些在今天晚上前来串门的人进入家门,但不准许他们出去,又吩咐仆人把他们带到她面前来,然后她就在客厅里坐下,等待那些拐骗妇女的人。

    当加夫里洛走来禀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那几个前来串门的人都溜走了,她才蹙起额角,站起来,把手抄在背后,踱来踱去,在屋里踱了很久,缜密地思考她该怎么办。在深夜十一点多钟,她用手摸摸口袋里的钥匙,就到娜塔莎房里去了。索尼娅坐在走廊里嚎啕大哭。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看在上帝份上,让我进去看她吧!”她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没有回答她的话,打开房门,走进去了。“卑劣、下流……在我家中,有个坏姑娘……只是可怜她的父亲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力图息怒,心中想道。“无论有多大碍难,我仍然叮咛大家不要开腔,瞒着伯爵。”亚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房里去。娜塔莎用手蒙着头,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她躺的那个姿势还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离开她身边时一样。“好,很好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约一个情人在我家里幽会!用不着装假。我对你说话,你听下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碰碰她的手。“我对你说话,你听下去。你这个最次的丫头,你丢了自己的脸。我原想整你一下子,可是我怜悯你父亲。我瞒着他。”娜塔莎没有改变姿势,但因抽搐时啜泣而使她浑身颤抖,哭泣得接不上气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回头望望索尼娅,然后便在娜塔莎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他从我这儿逃走了,算他运气好,不过我能够把他找到,”她用粗嗓门说,“是不是听见我说话?”她把那只大手伸进娜塔莎的脸底下,使她转过身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索尼娅看见娜塔莎的面孔都感到惊奇。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冷淡,嘴唇痛起来,两颊塌陷了。

    “不要管我……不要妨碍我……我……就要死去……”她说道,恼恨地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手中挣脱出来,做出原来的姿势躺下去。

    “娜塔莉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我惟愿你好。你继续躺着,就这么躺着,我决不碰你,你听着……我并不想说你有什么过错。你自己晓得。不过,眼看你父亲明天就会来,我对他说些什么呢?啊?”

    娜塔莎又哭得浑身颤抖起来了。

    “啊,他会知道,你哥哥,啊,未婚夫都会知道的!”

    “我没有未婚夫,我已经拒绝他了。”娜塔莎说。

    “反正一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继续说,“万一他们知道了,他们会这样罢休吗?要知道,他——你父亲,我是知道他的,如果别人要求与他决斗,那样妥当吗?啊?”

    “唉,你们不要管我,你们为什么样样事都要干扰!为什么?为什么?是谁请你们来着?”娜塔莎喊道,她从沙发上欠起身子,愤恨地盯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大发脾气,意外地提高嗓门喊道。“是不是有人把你关在房间里?有人阻扰他走到家里来吗?为什么要像拐骗茨冈女郎那样来拐骗你呢?……唔,即使他把你偷偷地带走了,你就会以为人家找不到他吗?你父亲,或者你哥哥,或者未婚夫都能找到他?他是个坏蛋,恶棍,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比你们大家都更好,”娜塔莎欠起身子,忽然喊道。

    “如果你们不干扰……哎呀,我的天!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索尼娅,为什么呀?走开吧!……”她失望地嚎啕大哭,那些觉得自己是悲痛的根源的人才会如此失望地痛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本来又要开口说话了,但是娜塔莎喊叫起来:“都走开吧,都走开吧,你们仇视我,蔑视我吧!”她又急忙倒在沙发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还继续规劝娜塔莎,并且向暗示,要把这一切瞒着伯爵;只要娜塔莎保证忘记这一切,在任何人面前对发生的事情不露声色,那么就没有人会知道任何情况。娜塔莎没有回答。她不再嚎啕大哭,但是她觉得周身发冷,冷得打战。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给她垫上一个枕头,盖上两床棉被,还亲自给她拿来菩提树花,但是娜塔莎没有应声回答。

    “喂,让她睡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她以为她睡着了,便离开她的住房。但是娜塔莎没有入睡,她瞪大那苍白脸上的一双凝滞不动的眼睛正视前方。娜塔莎彻夜没有睡觉,没有啜泣,也不和索尼娅说话,索尼娅起来好几回,走到她跟前。

    第二天,正如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答应的那样,快用早膳的时候,他从莫斯科近郊领地回来了。他非常快活,他和买主的这笔生意已经谈妥了,此时没有什么事使他要在莫斯科滞留,离开他所想念的伯爵夫人去过别离生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迎接他,并且对他说,娜塔莎昨天觉得很不舒服,派人去延请大夫,现在好些了。这天早上娜塔莎没有从房里走出来。她瘪着干裂的嘴唇,睁开一对哭干眼泪的、滞然不动的眼睛,坐在窗口,焦急不安地注视街上的过往行人,慌张地回头望着向她房里走来的人。显然她正在等待他的消息,等待他亲自驱车前来,或者给她写封信。

    当伯爵向她走来的时候,她听见他那男人的步履声,于是就激动不安地转过身来,她的脸上带着从前那样冷漠的、甚至是凶恶的表情。她甚至没有站立起来迎接他。

    “怎么,我的安琪儿,病了么?”伯爵问道。

    娜塔莎沉默片刻。

    “是的,我病了。”她回答。

    伯爵焦虑不安地问到,为什么她这样沮丧,是不是她的未婚夫出了什么事,她叫伯爵相信没有发生什么事,并且请他放下心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向伯爵证实了娜塔莎劝他相信的话,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伯爵从女儿的假病、她的心绪欠佳、并从索尼娅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腼腆的面部表情,清楚地看出,他不在家的时候想必出了什么事,但他觉得可怕的是,他心里想到他所喜爱的女儿发生了什么可耻的事,但他很喜欢保持平静的愉快的心绪,他于是回避诘问,尽量使自己相信,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只不过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女儿的身体欠适,他们下乡的行期就要推迟了。

    ——————

    19

    皮埃尔自从妻子抵达莫斯科后,便想到什么地方去,以免同她在一起生活。罗斯托夫一家人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娜塔莎就给他造成深刻的印象,迫使他忙着在实现自己的心愿。他前往特韦尔拜看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遗孀,她早就答应把已故丈夫的文件转交给他。

    当皮埃尔回到莫斯科后,有人递给他一封来自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信,她因有极为紧要的事情邀请他到家里去,这件事涉及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及其未婚妻。皮埃尔回避娜塔莎。他觉得,他对她怀有的感情比已婚男子对朋友的未婚妻应有的感情更强烈。这样一来,某种命运经常使他和她撮合在一起。

    “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事情找我?”他一面想道,一面穿上衣裳,前去拜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但愿安德烈公爵快点回来和她结婚啊!”皮埃尔在前往阿赫罗西莫娃的途中这样想。

    在特韦尔林荫道上有个什么人喊了他一声。

    “皮埃尔!你来了很久吗?”一个他所熟悉的声音道。皮埃尔抬起头来。两匹灰色的走马拉着一辆双套雪橇,马蹄翻起的雪花溅到雪橇的前部,阿纳托利和那个常有往来的伙伴马卡林乘坐这辆雪橇飞逝而过。阿纳托利装出一副衣冠楚楚的军人的典雅的姿态,身子笔直地坐着,他用海狸皮领裹住面孔的下端,稍微低垂着头。他的面色红润,歪歪地戴着一顶饰以白羽的帽子,露出一绺绺抹了油的、撒满细雪的卷发。

    “真的,这是个地道的聪明人!”皮埃尔想了想。“他只图这一瞬间的快乐,没有任何远见,没有什么惊扰他,因此他经常快活,心满意足,泰然自若。为了要做个像他这样的人,我宁愿付出一切!”皮埃尔怀有嫉妒的心情想了想。

    在阿赫罗西莫娃的接待室,一名仆役替皮埃尔脱下皮袄时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他到卧室里去。

    皮埃尔打开了大厅的门,看见娜塔莎带着消瘦、苍白而凶狠的面孔坐在窗口。她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蹙起额角,流露着冷漠而自尊的表情从房间里走出去。

    “出了什么事?”皮埃尔走进房门时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问道。

    “好事哇,”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答道,“在这个世界我活了五十八年,还没有见过这样丢人的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皮埃尔保证对他知道的全部情况秘而不宣,并且告诉他,娜塔莎未经父母亲许可便拒绝未婚夫了,皮埃尔的妻子把她和阿纳托利·库拉金撮合在一起,因此他是拒绝婚事的祸根,娜塔莎正想趁父亲不在家时与他私奔,其目的在于秘密举行婚礼。

    皮埃尔稍微耸耸肩膀,张开了嘴,倾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所说的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德列公爵的未婚妻、如此强烈地被他疼爱的、从前招人喜欢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愿抛弃博尔孔斯基,而喜欢这个已经成了家的傻瓜阿纳托利(皮埃尔知道他这次结婚的秘密),居然如此钟爱他,以致同意与他私奔!皮埃尔简直不明白,也不能想象这等事情。

    他从小就认识娜塔莎,她给他造成的和蔼可亲的印象与她的卑劣、愚蠢和残忍这一新概念在他心灵上不能兼容。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她们都是一丘之貉,”——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想到,并非他一人遭到与那下流女人结合的悲惨命运。但是他仍旧十分惋惜安德烈公爵,十分惋惜他的自豪感受到损害。他愈益惋惜自己的朋友,就愈益怀有蔑视、甚至是憎恶的心情想到这个娜塔莎,刚才她脸上带着冷漠而尊严的表情在大厅中从他身边走过去。他不知道娜塔莎的心灵中充满着失望、羞耻和屈辱,也不知道她的脸上无意中流露出问心无愧的自豪和严肃的表情,这不是她的过失。

    “怎么要举行婚礼!”皮埃尔听见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话后这样说。“他不能举行婚礼,他已经结婚了。”

    “越来越难办,”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这个男孩太棒啦!真是个坏蛋!可是她还在等他,竟等到第二天了。非告诉她不可,最少不要再等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皮埃尔那儿得知阿纳托利结婚的详情之后,便用骂人的话语表露自己对他的愤怒,还把请他前来的目的讲给他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担心伯爵或者每时每刻都可能抵达的博尔孔斯基在得知她有意向他们隐瞒这件事之后,要求与库拉金决斗,因此请求他以她的名义命令他的内兄离开莫斯科,叫他不敢在她眼前露面。皮埃尔在目前才了解到这件事对老伯爵、尼古拉和安德烈公爵都有危险,他于是答应履行她的意愿。她把她的各项要求简单而且明确地向他叙述之后,便请他到客厅里去。

    “伯爵什么也不知道,你当心。你也装出一副似乎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她对他说,“我去对她说,没有什么可等的!如果你愿意,就请你留在我们这儿吃午饭。”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对皮埃尔大声地说了一通。

    皮埃尔遇见老伯爵了。他困惑不安,心绪欠佳。这天早上娜塔莎告诉他,她已经拒绝博尔孔斯基了。

    “真糟糕,真糟糕,moncher①,”他对皮埃尔说,“这些没有娘管的小丫头真糟糕,我到这儿来,感到懊恼极了。我要向您坦率直言。你不是听见,她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拒绝未婚夫了。就算这门婚事使我非常扫兴。就算他是个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可是违背父亲的意旨是不会有幸福的,娜塔莎不是找不到未婚夫的人,但是这桩事毕竟拖了这样久了,她未经父母同意怎么会采取这样的步骤!目前她害病,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伯爵,真糟糕,没有娘管的女儿真糟糕……”皮埃尔看见,伯爵的心情很不好,极力地想改变话题,然而伯爵又提起使他苦恼的问题。

    ——–

    ①法语:我的朋友。

    索尼娅现出惊惶的脸色走进客厅里来。

    “娜塔莎觉得不太舒服,待在自己房里,想和您见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她身边,也请您到房里去。”

    “是的,你不是和博尔孔斯基合得来么,想必要转达什么,”伯爵说,“唉,我的天呀,我的天呀!从前的一切都很好啊!”伯爵抓住苍白而稀疏的鬓发,走出了房门。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告诉娜塔莎:阿纳托利结过婚了。娜塔莎不愿相信她的话,要求皮埃尔本人来证实。当索尼娅带着皮埃尔穿过走廊步入娜塔莎的住房的时候,索尼娅把这件事告诉皮埃尔。

    娜塔莎脸色苍白,神态严肃,她坐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身旁,当皮埃尔刚一走进门来,她就用那宛如寒热病发作时闪闪发亮的、疑惑的目光迎接他。她没有流露一丝微笑,也没有向他点头致意,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的目光只不过是问他一件事:在他对待阿纳托利的态度方面,他是他的朋友,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是他的敌人?对她来说,皮埃尔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

    “他什么都知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指着皮埃尔、把脸转向娜塔莎时说道,“我所说的是不是真话,让他说给你听。”

    娜塔莎犹如一头被击伤的、被追逐得筋皮力尽的野兽,不眨眼地望着向她逼近的猎犬和猎人,她时而望着这只猎犬,时而望着那只猎犬。

    “娜塔莉娅·伊利尼奇娜,”皮埃尔开始说,他垂下眼帘,心里可怜她,而且厌恶他非做不可的这件事,“是真话,还是假话,对您来说横竖一样,因为……”

    “他结婚了,这是假话吗?”

    “不,这是真话。”

    “在很早以前他就结了婚吗?”她问道,“说真的,好吗?”

    皮埃尔向她下了保证。

    “他还在这儿吗?”她连忙问道。

    “是的,我刚才看见他。”

    虽然她不能继续说下去,她打着手势,叫大家离开。

    ——————

    20

    皮埃尔没有留下来吃午饭,他马上从房里出来,乘车上路了。他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阿纳托利·库拉金,现在他心中一想到库拉金,血就会涌上心头,于是他感到呼吸困难。滑雪橇的高台上、茨冈女郎家里、科莫涅诺家里——都没有看见他的人影。皮埃尔走到了俱乐部。俱乐部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前来聚餐的客人三五成群地坐在那里,都向皮埃尔问好,谈论城里的最新消息。仆人都认识他的熟人,知道他的习惯,向他问好之后,禀告他说,他们在小餐厅里给他留了一个席位,米哈伊尔·扎哈雷奇公爵还在图书馆,帕维尔·季英费伊奇尚未回来。皮埃尔的一个熟人在谈论天气时问他是否听到有关库拉金拐骗罗斯托娃这件事,关于这件事城里议论纷纷,但未卜是否属实?皮埃尔不禁莞尔一笑,并且说这里荒诞无稽的话,因为他刚从罗斯托夫家来。他向大家打听阿纳托利的情况,有人对他说,阿纳托利还没有回来,另外一个人说今天他会回来吃午饭。皮埃尔望着这群镇静而冷淡、不知道他的内心活动的人,觉得很奇怪。他在大厅里踱起方步来,等到客人们聚集在一块,但是没有等到阿纳托利来,他就不吃午饭回家去了。

    这一天,他所寻找的阿纳托利在多洛霍夫家里吃中饭,和他商议怎样挽回这件给弄糟了的事。他仿佛觉得非与罗斯托娃相会不可。晚上他到妹妹那儿去了,和她商量安排约会的办法。当皮埃尔白白地走遍莫斯科、回到家中之后,仆人禀告他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公爵正呆在伯爵夫人那里。

    伯爵夫人的客厅挤满了客人。

    皮埃尔不同他抵达之后未曾会面的妻子打招呼(这时他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恨),他走进客厅,看见阿纳托利后,向他跟前走去。

    “啊,皮埃尔,”伯爵夫人走到丈夫跟前说。“你不知道,我的阿纳托利正处于什么境地……”她停住了,从丈夫的低垂着的脑袋、闪闪发亮的眼睛和坚定的步态看出了在他和多洛霍夫决斗后她所熟悉而且体察到的他那种狂暴的可怕的表情。

    “那里淫荡、那里作恶,您就在那里出现,”皮埃尔对妻子说,“阿纳托利,咱们走吧,我要和您谈谈。”他用法语说。

    阿纳托利回头望望妹妹,顺从地站立起来,准备跟在皮埃尔后面走。

    皮埃尔抓住他的手,向自己身边一拽,从房里出去。

    “Sivousvouspermettezdansmonsalon.”①海伦低声地说,然而皮埃尔不回答她的话,他从房里走出动了。

    ——–

    ①法语:假如您在我客厅里放肆。

    阿纳托利和平素一样,迈着矫健的步伐跟在他后面。但是他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惊慌不安的表情。

    皮埃尔走进自己的书斋,关上了房门,连望也不望他,就向他转过身去。

    “您向伯爵小姐罗斯托娃许愿,娶她为妻吗?您想把她拐走吗?”

    “我亲爱的,”阿纳托利操着法国话回答(整个谈话都用法语进行),“我不认为自己应该回答您用这种语调向我盘问的话。”

    皮埃尔的面孔原来就很苍白,但此刻因为狂怒变得难看了。他用那只大手抓住阿纳托利制服的领子,向左右摇晃,直到阿纳托利脸上现出惊恐万状为止。

    “当我说,我要和您谈谈……”皮埃尔重复一句话。

    “怎么啦,简直是胡闹,啊?”阿纳托利摸着连呢绒一起给扯掉的领扣时这样说。

    “您是个坏蛋和恶汉,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控制住我,我可惜没有拿这样东西打破您的头,”皮埃尔说,——因为他说法国话,所以才用矫揉造作的语言骂人。他攥起沉甸甸的吸墨器,举起来吓唬他,旋即又赶快放回原来的地方。

    “您答应和她结婚吗?”

    “我,我,我没有这样想,其实,我从来没有答应,因为……”

    皮埃尔打断他的话。

    “您有她的信吗?您有信吗?”皮埃尔向阿纳托利身边走去,又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阿纳托利看了他一眼,马上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子。

    皮埃尔拿起一封递给他的信,推开摆在路上的桌子,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Jeneseraipasviolent,necraignezrien”,①皮埃尔看见阿纳托利惊惶失措的神态,便这样回答。“第一是:把信留在这里,”皮埃尔就像背书似的说。“第二是,”——他沉默片刻后继续说,他又站起来,开始踱方步,——“明天您必须离开莫斯科。”

    ——–

    ①法语:不用怕,我不会对您怎么样。

    “可是我怎么能够……”

    “第三是,”皮埃尔不听他的话,继续说下去,“您和伯爵小姐之间的事情,应永世只字不提。我晓得,我无法禁止您这样做,但若您有一点良心的话……”皮埃尔在房间里来回地踱了几次。阿纳托利皱起眉头,咬着嘴唇,在桌旁坐着。

    “您终究不会不明白,除开您的欢乐之外,尚有他人的幸福和安宁,您想要寻欢作乐,因而断送他人的一生。您玩弄,像我夫人之类的女人,您认为玩弄这些女人是合乎情理的事,她们知道,您心中想要什么。她们都具有同样淫荡的经验来应付您,但是答应和一个姑娘结婚……欺骗她,拐骗她……

    您怎么竟不明白,你这种事就像殴打老人或小孩可鄙!

    ……”

    皮埃尔沉默起来,他用那不是忿怒的,而是疑问的眼神向阿纳托利瞟了一眼。

    “这个我可不知道。啊?”阿纳托利说,当皮埃尔压住怒火的时候,他逐渐地振作起来。“这个我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两眼不望皮埃尔,下颏略微颤抖着说,“可是您对我说出这种话来:可鄙等等,我这个commeunhommed’

    honneur①,决不容许任何人说这种话。”

    ——–

    ①法语:诚实人。

    皮埃尔惊奇地望望他,他没法明了,他需要什么。

    “虽然没有旁人在场,”阿纳托利继续说,“但是我不能……”

    “怎么,您要获得补偿吗?”皮埃尔讥讽地说。

    “至少您可以收回所说的话。啊?倘若您想要我实现您的愿望。啊?”

    “我收回,我收回所说的话,”皮埃尔说,“并且请您原谅我。”

    皮埃尔不由自主地望望给他扯下来的领扣。“如果您需要路费,就把钱拿去。”阿纳托利微微一笑。

    他从妻子脸上见过的这种畏葸而可鄙的微笑,触怒了皮埃尔。

    “噢,可鄙的残忍的家伙!”他说完这句话,便从房里走出动。

    第二天,阿纳托利往彼得堡去了。

    ——————

    21

    皮埃尔启程前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家,通知她说,库拉金已被逐出莫斯科,她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全家人惊皇失措,焦虑不安。娜塔莎的病情严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情况告诉他,要他保密,就在给她透露阿纳托利已经结婚一事的那天深夜,她吃了她暗地里找到的砒霜。她吞了一点毒药,吓得很厉害,于是喊醒索尼娅,把她服毒的事告诉她。及时地采取了必要的解毒措施,所以她现今脱了危险;但是她的身体还很衰弱,根本不能考虑送她去农村的问题,业已着人去接伯爵夫人。皮埃尔看见张皇失措的伯爵和泪痕满面的索尼娅,却未能看到娜塔莎。

    这一天,皮埃尔在俱乐部里吃中饭,他从四面听见众人谈论有人试图拐骗罗斯托娃这一事件,他执拗地驳斥这些闲话,并叫大家相信,这充其量只是他的内兄向罗斯托娃求婚,遭到了拒绝。皮埃尔仿佛觉得,他有责任隐瞒事实真相,并且恢复罗斯托娃的名誉。

    他心惊胆战地等待安德烈公爵回来,并且每天到老公爵那里去打听一下他的情况。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从布里安小姐处获悉在满城传播的流言飞语,并且读了她写给公爵小姐玛丽亚的便函,在便函中娜塔莎拒绝了她的未婚夫。他看来似乎比平常更愉快,并且迫不及待地等候儿子。

    阿纳托利走后过了几天皮埃尔接到一封安德烈公爵写来的便函,在便函中告知皮埃尔说他回来了,并请他便中去看他。

    安德烈公爵已经到达莫斯科,他刚刚走进家门,就从他父亲那里接到一封娜塔莎写给公爵小姐玛丽亚的便函,在便函中她要拒绝她的未婚夫(布里安小姐从公爵小姐玛丽亚那里抢到这封便函,并且把它转交公爵),安德烈公爵还听见父亲添枝加叶地叙述有关拐骗娜塔莎的事件。

    头一天晚上,安德烈公爵到家了。第二天早晨皮埃尔来看他。皮埃尔预料安德烈公爵几乎也处于娜塔莎同样的境地,因此在他走进客厅、听见书斋中传出安德烈公爵响亮的嗓音、兴奋地谈论某件关于彼得堡的阴谋事件时,他觉得非常惊异。老公爵和另一个什么人的语声有时打断他的话。公爵小姐玛丽娅向皮埃尔迎面走来。她叹了一口气,用目光指示安德烈公爵的房门,显然她对他的忧愁想表示同情,但是皮埃尔从公爵小姐玛丽亚的脸色看出,她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并对她哥哥获悉未婚妻变节后的反应也感到高兴。

    “他说,这一层他预料到了,”她说,“我知道他的骄傲使他没法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是他在忍受心灵的痛苦方面,比我所预料的表现得更好,而且好得多。可见,非这样不可……”

    “难道这一切都完结了吗?”皮埃尔说。

    公爵小姐玛丽亚惊异地望望他。她甚至不明白,怎么可以询问这种事。皮埃尔走进书斋。安德烈公爵完全变了,显然变得更加强壮,但是在他的眉毛之间又增添了一条横横的皱纹,他穿着一身便服,站在父亲和梅谢尔斯基公爵对面,做出有力的手势,热烈地争论。

    谈话涉及斯佩兰斯基,他忽然被判处流刑以及有人捏造事实指控他叛国的消息甫才传到莫斯科了。

    “那些在一个月以前钦佩他的人如今都在审讯和指控他(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说,“而且那班人没法明了他的意向。审讯一个失宠的人极为容易,别人都归咎于他;所以我要说,如果在目前的君主统治时期建树了什么佳债,那末,这一切佳绩都是他——他一人所建树的……”他看见皮埃尔后便停下来。他的面孔颤动了一下,立刻流露出凶恶的表情。

    “惟有后代才会赐予他以正义。”他说完这句话,旋即把脸转向皮埃尔。

    “你很好啊!越来越胖了,”他兴奋地说,但是他的额头上又露出一条更深的皱纹。“是啊!我很健康,”他在回答皮埃尔的问话时冷冷一笑。皮埃尔十分清楚,他的冷笑似乎在说:“很健康,可是我的健康谁也不稀罕。”安德烈公爵三言两语地跟皮埃尔谈到波兰边境后面的一条非常糟糕的道路,他在瑞士遇见几个认识皮埃尔的人,还谈到他从国外带来一个给儿子当教师的德萨尔先生,然后他在两个老头继续谈论斯佩兰斯基时又激昂陈词。

    “既然他叛国,他与拿破仑秘密勾结已有明证,那么就要公诸于众,“他急躁而且匆忙地说。“我本人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斯佩兰斯基,不过我喜欢维护正义。”此时皮埃尔从他朋友身上发觉一种他甚为熟悉的强烈愿望——使他自己心潮澎湃、争论和他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其目的在于压抑过分沉重的心情。

    梅谢尔斯基公爵走后,安德烈公爵挽着皮埃尔的手臂,请他到给公爵准备的房间里去。在这个房间里可以看见一张铺好的床和几只打开的手提包和箱笼。安德烈公爵走到一只箱子前面,取出一只小匣子。他从小匣子里拿出一扎用纸包着的东西。他默不作声,动作迅速地做完这件事。之后他欠起身子,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他的面孔阴郁,闭紧嘴唇。

    “如果我麻烦你,请原谅我……”皮埃尔明了,安德烈公爵想谈论娜塔莎,他那宽阔的脸上流露着同情和惋惜的神态。皮埃尔的面部表情激怒了安德烈公爵,他坚决地、不高兴地大声说下去:“我遭受到伯爵小姐罗斯托娃的拒绝,此外我还听到你的内兄向她求婚以及诸如此类的流言。是不是真有其事?”

    “是真又是假。”皮埃尔开口说,但是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

    “这儿是她的信件和相片,”他说。他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递给皮埃尔。

    “如果你看见伯爵小姐,就把这样东西转交给她……”

    “她病得很厉害。”皮埃尔说。

    “这样说,她还在这儿?”安德烈公爵说。“库拉金公爵呢?”

    他连忙问道。

    “他早就走了。她快要死了……”

    “她生病,我深表遗憾,”安德烈公爵说。他像父亲那样无情地、凶很地、不高兴地冷冷一笑。

    “这么说,库拉金先生没有赐予伯爵小姐罗斯托娃求婚的殊荣?”安德烈公爵说。他用鼻子呼哧呼哧地嗤了几声。

    “他不能结婚,因为地结过婚了,”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又像他父亲那样不高兴地大声笑起来。

    “目前您的内兄在哪里,我可以打听一下吗?”他说。

    “他到彼得堡去了……其实我并不晓得。”皮埃尔说。

    “不过,这横竖一样,”安德烈公爵说,“你转告伯爵小姐罗斯托娃,她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自由,我祝她诸事顺遂。”

    皮埃尔拿起一札信件。安德烈公爵仿佛在想,他是否需要再对他说句什么话,或者等待皮埃尔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于是他把目光盯住皮埃尔。

    “您听我说,您还记得我们在彼得堡时的那次争论吧,”皮埃尔说,“您还记得有关……?”

    “我记得,”安德烈公爵连忙回答,“我说过要原谅淫荡的女人,但是我没有说过我能原谅她。我不能。”

    “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皮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打断他的话。他用刺耳的嗓音叫嚷起来:

    “是啊,又要向她求婚,做个宽宏大量的人,如此等等?……是的,这倒很高尚,但是我不擅长surbriséesdemonsieur①。如果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就永远不要和我谈这个……谈这一切。喂,再见。那末你转交给她,行吗?……”

    皮埃尔从房里走出去,到老公爵和公爵小姐玛丽亚那里去了。

    ——–

    ①法语:步这个先生的后尘。

    老头子比平常显得更富有活力。公爵小姐玛丽亚还是那个老样子,但因她与哥哥互有同感,所以皮埃尔看出她对哥哥的婚事遭到挫折也感到高兴,当皮埃尔望着他们的时候,他心里明了,他们对罗斯托夫一家人怀有极端蔑视和愤恨的心情,而且明了,在他们面前甚至不能提及那个宁可抛弃安德烈公爵而喜欢任何男人的姑娘的名字。

    午宴之间的谈话涉及战争,战争的临近逐渐地变得无可争议了。安德烈公爵滔滔不绝地谈话,时而和父亲争论,时而和瑞士籍教师德萨尔争论,看来他比平常为振奋,皮埃尔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所以精神振奋的原因。

    ——————

    22

    为了完成被委托的这件事,当天晚上皮埃尔便到罗斯托夫家里去了。娜塔莎躺在病榻上,伯爵正在俱乐部,皮埃尔把信件交给索尼娅,然后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那里去了,她很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对退婚消息所持的态度。十分钟以后索尼娅走进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房里,找她去了。

    “娜塔莎一定要和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见面。”她说。

    “怎么,要把他带到她那里去吗?你们那里还没有收拾好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不,她穿好了衣裳,到客厅里去了。”索尼娅说。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只得耸耸肩膀罢了。

    “伯爵夫人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简直把我折磨坏了。你要当心,别把什么话都讲给她听。”她把脸转向皮埃尔说。“那里敢骂她,她这样可怜,这样可怜啊!”

    娜塔莎非常消瘦,面色苍白而且严肃(根本不是皮埃尔所预料的那样害羞的样子),她站在客厅正中间。当皮埃尔在门口露面时候,她心里慌张起来,十分明显,她趑趄不前,向他走过去呢,还是等他走过来。

    皮埃尔急忙走到她跟前。他心中想道,她会像平常一样向他伸出手来,但是她走近跟前以后停步了,喘不过气来,呆板地垂下一双手,她那姿态俨如走到大厅中间来唱歌一般,但是她脸上流露着完全不同的表情。

    “彼得·基里雷奇,”她开始飞快地说,“博尔孔斯基公爵从前是您的朋友,现在他还是您的朋友,”她改正说(她仿佛觉得,这一切只是明日黄花,现在这一切不一样了),“那时他对我说,要我来求您……”

    皮埃尔望着她,不作声地用鼻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嗤声。他直至如今还在自己心中责备她,尽量藐视她,然而他现在非常怜悯她,致使他心中没有责备她的余地了。

    “此刻他还在这里,告诉他……叫他饶恕……饶恕我。”她停住了,开始愈加急促地呼吸,但她并没有哭泣。

    “是的……我要对他说,”皮埃尔说,“不过……”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话。

    娜塔莎显然担心皮埃尔头脑中会有那种想法。

    “不,我晓得,这一切已经完了,”她连忙说。“不,这决不可能。只不过我做了危害他的恶事,这使我感到痛苦。我只有请您告诉他,我请他原谅、原谅、原谅我的一切……”她浑身颤抖起来,就在椅子上坐下。

    皮埃尔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种怜悯感已经充满了他的心灵。

    “我要对他说,我再一次地把这一切告诉他,”皮埃尔说,“但是……我希望知道一点……”

    “要知道什么?”娜塔莎的眼神在发问……

    “我希望知道您是否爱过……”皮埃尔不知道怎样称呼阿纳托利,一想到他,就满面通红,“您是否爱过这个坏人?”

    “您不要把他叫做坏人吧,”娜塔莎说。“但是我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她又哭起来。

    怜悯、温和与爱慕的感情愈益强烈地支配住皮埃尔。他听见他的眼泪在眼镜下面簌簌地流下,因此他希望不被人发现。

    “我们不再讲了,我的朋友。”皮埃尔说。

    娜塔莎忽然觉得他这种柔和、温情、诚挚的说话声非常奇怪。

    “我们不讲了,我的朋友,我要把这一切说给他听,但是我要求您一件事——认为我是个朋友。如果您需要帮助、忠告,或者只不过是需要向谁倾诉衷肠,不是目前,而是当您心中开朗的时候,您就要想想我吧。”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吻了吻。“如果我能够……我就会感到幸福。”皮埃尔腼腆起来。

    “您甭跟我这样说,我配不上!”娜塔莎喊道,她想从房里走出去,但是皮埃尔握着她的手,把她拦住。他知道,他还需要向她说些什么话。但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对自己说的话感到惊讶。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您前途远大。”他对她说。

    “我的前途吗?不远大!我的一切都完了。”她怀着羞怯和妄自菲薄的心情说。

    “一切都完了?”他重复地说。“如果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世界上的最俊美的最聪明的最优秀的人,而且是无拘无束的,我就会立刻跪下来向您求婚的。”

    娜塔莎在许多天以后头一次流出了致谢和感动的眼泪,她向皮埃尔望了一眼,便从房里走出去了。

    皮埃尔紧跟在她后面,几乎是跑到接待室,他忍住哽在他喉咙里的、因深受感动和幸福而流出的眼泪,他没有把手伸进袖筒,披上皮袄,坐上了雪橇。

    “请问,现在去哪里?”马车夫问道。

    “到哪里去呀?”皮埃尔问问自己。“现在究竟到哪里去呀?难道去俱乐部或者去做客?”与他所体验到的深受感动和爱慕的情感相比照,与她最后一次透过眼泪看看他时投射出来的那种和善的、感谢的目光相比照,所有的人都显得如此卑微、如此可怜。

    “回家去。”皮埃尔说,尽管气温是零下十度,他仍旧敞开熊皮皮袄,露出他那宽阔的、喜悦地呼吸的胸脯。

    天气晴朗,非常寒冷。在那污秽的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方,在黑魆魆的屋顶上方,伸展着昏暗的星罗棋布的天空。皮埃尔只是在不停地观看夜空时,才不觉得一切尘世的东西在与他的灵魂所处的高度相比照时,竟然卑微到令人感到受辱的地步。在进入阿尔巴特广场的地方,皮埃尔眼前展现出广袤无垠的昏暗的星空。一八一二年出现的这颗巨大而明亮的彗星正位于圣洁林荫道的上方,差不多悬在这片天空的正中央,它的周围密布着繁星,它与众星不同之处乃在于,它接近地面,放射出一道白光,它的长长的尾巴向上翘起来,据说,正是那颗彗星预示着一切灾难和世界末日的凶兆。但是皮埃尔心中这颗拖着长尾巴的璀璨的彗星并没有引起任何恐怖感。与之相反,皮埃尔兴高采烈地睁开他那双被泪水沾湿的眼睛,凝视着这颗明亮的彗星,它仿佛正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速度沿着一条抛物线飞过这辽阔的空间,忽然它像一枝射进土中的利箭,在黑暗的天空楔入它所选定的地方,停止不动,它使尽全力地翘起尾巴,在无数闪烁的星星之间炫耀自己的白光。皮埃尔仿佛觉得,这颗彗星和他那颗生机盎然的、变得温和而且受到鼓舞的心灵完全重合。

  •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

    第一部

     1

    “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不过,我得事先对您说,如果您不对我说我们这里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您还敢袒护这个基督的敌人(我确乎相信,他是一个基督的敌人)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他一手造成的灾祸,那么我就不再管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您就不再是,如您所说的,我的忠实的奴隶。啊,您好,您好。我看我正在吓唬您了,请坐,讲给我听。”

    一八○五年七月,遐迩闻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在欢迎首位莅临晚会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时说过这番话。安娜·帕夫洛夫娜一连咳嗽几天了。正如她所说,她身罹流行性感冒(那时候,流行性感冒是个新词,只有少数人才用它)。清早由一名红衣听差在分别发出的便函中,千篇一律地写道:“伯爵(或公爵),如您意下尚无任何可取的娱乐,如今日晚上这个可怜的女病人的症候不致使您过分惧怕,则请于七时至十时间莅临寒舍,不胜雀跃。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大打出手,好不激烈!”一位进来的公爵答道,对这种接见丝毫不感到困惑,他穿着绣花的宫廷礼服、长统袜子、短靴皮鞋,佩戴着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面部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他讲的是优雅的法语,我们的祖辈不仅借助它来说话,而且借助它来思考,他说起话来带有很平静的、长辈庇护晚辈时特有的腔调,那是上流社会和宫廷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独具的语调。他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走来,把那洒满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凑近她,吻吻她的手,就心平气和地坐到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请您首先告诉我,身体可好吗?您让我安静下来,”他说道,嗓音并没有改变,透过他那讲究礼貌的、关怀备至的腔调可以看出冷淡的、甚至是讥讽的意味。
    “当你精神上遭受折磨时,身体上怎么能够健康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令有感情,又怎么能够保持宁静呢?”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儿,好吗?”
    “英国公使的喜庆日子呢?今日是星期三,我要在那里露面,”公爵说道,“我女儿顺便来接我,坐一趟车子。”
    “我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Je vou savoue quet out esces fete set tous ces feuxd’arti fice commen centa deveni rin Bsipides.(法语:老实说,所有这些庆祝会、烟火,都令人厌恶极了。)
    “若是人家知道您有这种心愿,庆祝会就得取消的。”公爵说道,他俨然像一架上紧发条的钟,习惯地说些他不想要别人相信的话。
    “Neme tourmen tezpas.Ehbienqu’a-t-ond é cid é par rapportà ladépê che de Novosil zoff?Vous savezt out.(法语:请您不要折磨我。哦,他们就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情报作出了什么决议?这一切您了若指掌。)
    “怎么对您说好呢?”公爵说道,他的语调冷淡,索然无味。 “Qu’a — t — ond é cid ê ?Onad é cid ê que Buona partea brúlé sesvais seaux,et jecrois quenous somme sent rainde bruler lesno tres.[法语:决定了什么?他们决定:波拿巴既已焚烧自己的战船,看来我们也要准备这样做。]
    瓦西里公爵向来是慢吞吞地说话,像演员口中道出旧台词那样。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虽说是年满四十,却反而充满活力和激情。

    她满腔热情,使她取得了社会地位。有时她甚至没有那种希冀,但为不辜负熟悉她的人们的期望,她还是要做一个满腔热情的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流露的冷淡的微笑,虽与她的憔悴的面容不相称,但却像娇生惯养的孩童那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微小缺点,不过她不想,也无法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把它改正。

    在有关政治行动的谈话当中,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心情激昂起来。

    “咳!请您不要对我谈论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是奥地利从来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战争。它把我们出卖了。唯独俄罗斯才应当成为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人知道自己的崇高天职,他必将信守不渝。这就是我唯一的信条。我们慈善的国君当前需要发挥世界上至为伟大的职能。他十分善良,道德高尚,上帝决不会把他抛弃,他必将履行自己的天职,镇压革命的邪恶势力;他如今竟以这个杀手和恶棍作为代表人物,革命就显得愈益可怖了。遵守教规者付出了鲜血,唯独我们才应该讨还这一笔血债。我们要仰赖谁呢?我问您……散布着商业气息的英国决不懂得,也没法懂得亚历山大皇帝品性的高尚。美国拒绝让出马耳他。它想窥看,并且探寻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话?……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也没法理解我们皇帝的奋不顾身精神,我们皇帝丝毫不贪图私利,他心中总想为全世界造福。他们许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的许诺,将只是一纸空文!普鲁士已经宣布,说波拿巴无敌于天下,整个欧洲都无能同他作对……我一点也不相信哈登贝格·豪格维茨的鬼话。Cet te fameu seneu trali téprus sienne,cen’estqu’unpiège.(法语:普鲁士的这种臭名昭著的中立,只是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贤明君主的高贵命运。他一定能够拯救欧洲!……”她忽然停了下来,对她自己的激昂情绪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认为,”公爵面露微笑地说道,“假如不委派我们这个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委派您,您就会迫使普鲁士国王达成协议。您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给我斟点茶,好吗?”

    “我马上把茶端来。顺带提一句,”她又心平气和地补充说,“今天在这儿有两位饶有风趣的人士,一位是Levi comtede Mostmart,ilestal liéaux Montmoren cyparles Rohans(法语:莫特马尔子爵,借助罗昂家的关系,已同蒙莫朗西结成亲戚),②法国优秀的家族之一。他是侨民之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L’abbe Morio[法语:莫里约神甫].您认识这位聪明透顶的人士么?国王接见过他了。您知道吗?”

    “啊!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公爵说道,“请您告诉我,”他补充说,仿佛他方才想起某件事,显露出不经心的神态,而他所要问的事情,正是他来拜谒的主要鹄的。“L’im pérat rice- mère[法语:孀居的太后]想委派斗克男爵出任维也纳的头等秘书,真有其事吗?C’estun pauvre si re,cebaron,àcequ’i lparait,[法语:这公爵似乎是个卑微的人]”瓦西里公爵想把儿子安插到这个职位上,而大家却在千方百计地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为男爵谋到这个职位。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阖上了眼睛,暗示无论是她,或是任何人都不能断定,皇太后乐意或者喜欢做什么事。

    “Monsieur lebaronde Funkea é térecommand é à L’impératrice-mère par sa soeur(法语:斗克男爵是由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她只是用悲哀的、冷冰冰的语调说了这句话。当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到太后的名字时,她脸上顿时流露出无限忠诚和十分敬重的表情,而且混杂有每次谈话中提到她的至高无上的庇护者时就会表现出来的忧悒情绪。她说,太后陛下对斗克男爵beaucoupd’estime(法语:十分尊重),于是她的目光又笼罩着一抹愁云。

    公爵不开腔了,现出了冷漠的神态。安娜·帕夫洛夫娜本身具备有廷臣和女人的那种灵活和麻利的本能,待人接物有分寸,她心想抨击公爵,因为他胆敢肆意评论那个推荐给太后的人,而同时又安慰公爵。

    “Maisà propos devotre famille,[法:顺便谈谈您的家庭情况吧]”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女儿抛头露面,进入交际界以来,faitle sdé licesde toutlemonde,Onla trou vebel le,comme Lejour.”[法:她是整个上流社会的宠物。大家都认为她是娇艳的美人。]

    公爵深深地鞠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沉默须臾之后继续说道,她将身子凑近公爵,对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在表示,政界和交际界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开始推心置腹地交谈,“我常有这样的想法,生活上的幸福有时安排得不公平。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除开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扬起眉毛,断然地插上一句话,“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顶好的孩子呢?可是您真的不珍惜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么两个孩子。”

    她于是兴奋地莞然一笑。

    “Quevoulez- vous?Lafater aurait ditque jen’ai paslabos sedela pater nité(法语:怎么办呢?拉法特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道。

    “请不要再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地谈谈。您知道,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对这些话请别介意,就在我们之间说说吧(她脸上带有忧悒的表情),大家在太后跟前议论他,都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不回答,但她沉默地、有所暗示地望着他,等待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一阵眉头。

    “我该怎样办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为教育他们,我已竭尽为父的应尽的能事,可是到头来两个都成了desim B beciles(法语:笨蛋),伊波利特充其量是个温顺的笨蛋,阿纳托利却是个惴惴不安的笨蛋。这就是二人之间唯一的差异。”他说道,笑得比平常更不自然,更兴奋,同时嘴角边起了皱褶,特别强烈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暴和可憎。

    “为什么像您这种人要生儿女呢?如果您不当父亲,我就无话可责备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Jesuisvotre(法语:我是您的)忠实的奴隶,etàvous seule jepuisl’avou- er(法语:我只能向您一人坦白承认),我的孩子们—— ce sontlesen traves demonexis B tence(法语:我的孩子们是我的生活负担),这就是我的苦难。我是这样自我解释的。Quevou lezvous (法语:怎么办呢)?…… ”他默不作声,用手势表示他听从残酷命运的摆布。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从来没有想到替您那个浪子阿纳托利娶亲的事么?据说,”她开口说道,“老处女都有lamaine desmariages(法语:为人办婚事的癖性),我还不觉得我自己会有这个弱点,可是我这里有一个petite personne(法语:少女),她和她父亲相处,极为不幸,她就是博尔孔斯卡娅,uneparenteanous,uneprinces se(法语:我们的一个亲戚,公爵小姐).”尽管瓦西里公爵具备上流社会人士固有的神速的颖悟力和记忆力,但对她的见识他只是摇摇脑袋表示要加以斟酌,并没有作答。

    “不,您是不是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都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无法遏制他那忧悒的心绪。他沉默了片刻。

    “若是这样拖下去,五年后那会怎样呢?VoilàL’avantageà’ètrepère(法语:这就是为父的益处)。您那个公爵小姐很富有吗?”

    “他父亲很富有,可也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博尔孔斯基公爵早在已故的皇帝在位时就退休了,他的绰号是‘普鲁士国王’。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脾气古怪,难于同他相处。Lapauvrepe ti tees tmal heureuse,commeles pierres,①她有个大哥,在当库图佐夫的副官,就在不久前娶上了丽莎·梅南,今天他要上我这儿来。”

    “Ecoutez,chèreAnnette,②”公爵说道,他忽然抓住交谈者的手,不知怎的使它稍微向下弯。“Arrangez- moicet teaffaire et jesui svotre③最忠诚的奴隶àtout jam ais (奴辈,commemon村长m’écritdes④在汇报中所写的)。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又很富有。这一切都是我所需要的。”

    他的动作灵活、亲昵而优美,可作为他的表征,他抓起宫廷女官的手吻了吻,握着她的手摇晃了几下,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抬起眼睛向一旁望去。

    “Attendez,”⑤安娜·帕夫洛夫娜思忖着说道,“我今天跟丽莎(Lafem medu jeune博尔孔斯基⑥)谈谈,也许这事情会办妥的。Cese radan svotre famille,que je fe raim onap Bprentis sage devieil lefille.⑦”

    ①法语:这个可怜的小姐太不幸了。

    ②法语:亲爱的安内特,请听我说吧。

    ③法语:替我办妥这件事,我就永远是您的。

    ④法语:正如我的村长所写的。

    ⑤法语:请您等一等。

    ⑥法语:博尔孔斯基的妻子。

    ⑦我开始在您家里学习老处女的行当。

    2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来宾。彼得堡的有名望的显贵都来赴会了,就其年龄和性情而言,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就其生活的社会而言,却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前来赴会了,她顺路来接父亲,以便一同去出席公使的庆祝大会。她佩戴花字奖章,身穿舞会的艳装。知名的、年轻的、身材矮小的叫做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Lafem me laplus séduisantede Pétersbourg(彼得堡的迷人的女人),也来赴会了;她于去冬出阁,因为怀胎,眼下不能跻身于稠人广众的交际场所,但仍旧出席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随同他所举荐的莫特马尔也来赴会了;此外,前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和许多旁的人。

    “我还没有见过(或者:您和Matante(法语:我的姑母)不相识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各位来宾说,又一本正经地把他们领到小老太太跟前,她头上束着高高的蝴蝶结,当宾客快要到来时,便从另一个房间从容平稳地走出来;安娜·帕夫洛夫娜喊出一个个来客的名字,同时把目光慢慢地从客人移到matante身上,之后她就走开了。

    各位来宾都向这个谁也不熟悉、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的姑母行礼问安。安娜·帕夫洛夫娜显露出忧郁而庄重的神态,聆听他们的问候,心中默默地表示赞许。matante用同样的言词对每位来宾谈论到他们的情形,谈论到她自己和太后的健康情形,“谢天谢地,太后今朝有起色。”各位前来叩安的客人,为着要讲究礼节,都不表露出仓忙的神色,但都怀着履行艰巨职责之后的轻快的感觉离开老太太,整个夜晚再也不到她身边去了。

    年轻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来了,她随身带着一个金线织的丝绒袋子,内中装有针线活儿。她那长有略带黑色绒毛的令人悦目的上唇,翘起来,露出了上牙,正因为这样,上唇启开时,就显得愈加好看,有时候上唇向前伸出或者搭在下唇上,就愈益好看了。她的缺点——翘嘴唇、微微张开的口——似乎已构成她的特殊的美。无论谁看见这个身体健壮、充满活力、即令是怀胎,依然一身轻快的、长相十分好看的未来的母亲,都感到无比喜悦。老年人和阴郁而烦闷的年青人,设若和她在一块待上片刻,聊聊天,就好像变得和她一个模样了。谁和她聊过天,看见她每说一句话都会露出来爽朗的微笑,看见她那雪白的、闪闪发亮的牙齿,就会感到今天受宠若惊,飘飘然。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出这种想法。

    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手上提着一个装有针线活的袋子,迈着急速的碎步,蹒跚地绕过桌子,愉快地弄平连衣裙,便在银质茶炊旁的长沙发上坐下来,仿佛她无论做什么事情,对她本人和她周围的人,都是一件partiedeplaisir(法语:开心事)。“J’aiapportémonouvrage(法语:我把针线活儿随身带来了),”她打开女用手提包,把脸转向大家说道。

    “您瞧吧,Annette,neme jou ez pasun mauvais′tour,”她把脸转向女主人说话。“Vousm’avez é crit,quec’é tai tune tou tepeti tesoirée;vo ye zcom me jesui sat tifée.(法语:不要恶毒地跟我开玩笑,您写给我的信上说,你们举行一个小型的晚会。您瞧,我已经围上披肩了。)

    她于是两手一摊,让大伙儿瞧瞧她那件缀上花边的雅致的灰灰色的连衣裙,前胸以下系着一条宽阔的绸带。

    “So yez tranquil le,Lise,vousserez tou joursla plus joli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

    “Voussavez,monmarim’abandonne。”她把脸转向一位将军,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下去,“ilvase fairetuer.Ditesmoi,pour quoicet tevilai neguer re,”②她对瓦西里公爵说道,不等他回答,便转过身来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谈话。

    “Quel led é licieuseper sonnequecet tepetite princes se!”③瓦西里公爵轻言细语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

    ①法语:丽莎,请您放心吧,您毕竟比谁都漂亮。

    ②法语:您知道,我的丈夫要把我抛弃了。他要去拼死卖命。请您告诉我,这种万恶的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啊!

    ③法语:这个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啊!

    紧随那矮小的公爵夫人之后,有一个块头大的、略嫌肥胖的年轻人走进来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一付眼镜,穿着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那衣领显得又高又硬,还披上一件棕色的燕尾服。这个略嫌肥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在位时一位大名鼎鼎的达官、而目前正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过,刚从外国深造回来,头一次在社交场合露面。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鞠个躬,表示欢迎,平素她也同样地对待自己沙龙中的下级人员。虽然这是迎接下级的礼节,但一看见皮埃尔走进门来,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就表现出惊惶不安的神情,有如看见一只不宜于此地栖身的巨大怪物似的。皮埃尔的身材确实比沙龙里其他男人魁梧些,但这种惊惶的表情只可能由于他那机灵而又畏怯、敏锐而又焦然,有别于沙龙中其他人的目光而引起的。

    “C’estbienaimableàvous,monsieur Pierre,d’et revenu voi rune pauvre ma lade,[法语:皮埃尔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来探望一个可怜的女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道,把他带到姑母面前,惊惶失措地和她互使眼色。皮埃尔嘟哝着说了一句令人不懂的话,继续不停地用眼睛探寻着什么。他欢快地微微一笑,像对亲密的朋友那样,向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鞠躬行礼,接着便向姑母面前走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惊惶失措的神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皮埃尔还没有听完姑母讲太后的健康情形,便从她身旁走开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心慌意乱地用话阻拦他。

    “您不知道莫里约神父吗?他是个很有风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过有关他所提出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这真是十分有趣,不过未必有可能……”
    “您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本想随便聊聊,再去做些家庭主妇的活儿,但是皮埃尔竟然做出一反常态的缺少礼貌的举动。原先他没有听完对话人的话就走开了,此刻他却说些闲话来拦住需要离开他的对话人。他便垂着头,叉开他两条大腿,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证明,他为何认为神父的计划纯粹是幻想。
    “我们以后来谈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流露出一丝微笑。

    她摆脱了那个不善于生活的年轻人之后,便回过头来去干家庭主妇的活儿,继续留心地听听,仔细地看看,准备去帮助哪个谈得不带劲的地方的人。像一个纺纱作坊的老板,让劳动者就位以后,便在作坊里踱来踱去,发现纺锤停止转动,或者声音逆耳,轧轧作响、音量太大时,就赶快走去制动纺车,或者使它运转自如——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在自己客厅里踱来踱去,不时地走到寂然无声或者谈论过多的人群面前,开口说句话或者调动他们的坐位,于是又使谈话机器从容不迫地、文质彬彬地转动起来。但是在她这样照料的当儿,依然看得出她分外担心皮埃尔。当皮埃尔走到莫特马尔周围的人们近旁听听他们谈话,后来又走到有神父发言的那一群人面前的时候,她总是怀着关切的心态注视着皮埃尔。对于在外国受过教育的皮埃尔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次晚会,是他在俄国目睹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集会,他真像个置身于玩具商店的孩童那样,看不胜看,眼花缭乱。他老是惧怕错失他能听到的深奥议论的机会。他亲眼望见在这里集会的人们都现出充满信心而又文雅的表情,他老是等待能听到特别深奥的言论。末了,他向莫里约面前走去。他心里觉得他们的谈话十分有趣,他于是停了下来,等待有机会说出自己的主见,就像年轻人那样,个个喜欢这一着。

    3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像纺车一般动起来了。纺锤从四面匀速地转动,不断地发出轧轧的响声。只有一位痛哭流涕的、面容消瘦的、渐近老境的太太坐在姑母身旁,在这个出色的社交团体中,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除姑母而外,这个社交团体分成了三个小组。在男人占有多数的一个小组中,神父是中心人物。在另外一个小组——年轻人的小组中,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瓦西里公爵的女儿和那矮小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是中心人物,公爵夫人姿色迷人,面颊绯红,但年纪尚轻,身段显得太肥胖了。在第三个小组中,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中心人物。

    子爵心地和善、待人谦让,是个相貌漂亮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个名人,但因受过良好教育,是以恭顺地让他所在的社团利用他,摆布他。很明显,安娜·帕夫洛夫娜借助他来款待来客。假如你在污秽的厨房里看见一块牛肉,根本不想吃它,可是一个好管家却会把它端上餐桌,作为一道异常可口的美味;今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做法也是这样,她先向客人献上子爵,然后献上神父,把他们作为异常精致的菜肴。莫特马尔那个小组立刻谈论到杀害昂吉安公爵的情形。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死因,是舍己为人,而波拿巴的怨恨是有特殊原因的。

    “Ah!voyons Contez- nous cela,vicomt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高兴地感到“Contez-nouscela,vicomte”这句话à laLouis ⅩⅤ[法语:像路易十五]的腔调。

    ①法语:啊,是真的呀!子爵,请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吧。

    子爵鞠躬以示顺从,彬彬有礼地微露笑容。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子爵身边让客人围成一圈,请大家听他讲故事。

    “Levicomtea é téper son nellement connudemon Bseigneur(法语:子爵本人和那位公爵相识), ”安娜·帕夫洛夫娜轻言细语地对一位来客说道。

    “Levicomteestunparfaitconteur(法语:子爵是个令人惊讶的善于讲故事的大师),”她对另一位来客说道。

    “CommeonvoitL’hommedelabonnecompagnie(法语:一下子就看得出是位上流社会人士),”她对第三位来客说道。可见子爵像一盘撒上青菜的热气腾腾的干炒牛里脊,从至为优雅和对他至为有利的方面来看,他好像被端上餐桌献给这个团体的人们。

    子爵想开始讲故事,脸上流露出机灵的微笑。

    “请您到这边来吧,chère Hélène(法语:亲爱的海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长相俊美的公爵小姐说道。公爵小姐坐在稍远的地方,她是另一个小组的中心人物。

    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面带笑容,站了起来,她总是流露着她走进客厅以后就流露的美女般的微笑。她从闪到两边去让路的男人中间走过时,她那点缀着藤蔓和藓苔图案的参加舞会穿的洁白的衣裳发出刷刷的响声,雪白的肩膀、发亮的头发和钻石都熠熠生辉,她一直往前走去,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身边走去,两眼不看任何人,但对人人微露笑容,宛如她把欣赏她的身段、丰满的肩头、装束时髦的、完全袒露的胸脯和脊背之美的权利恭恭敬敬地赐予每个人,宛如她给舞蹈晚会增添了光彩。海伦太美了,从她身上看不到半点娇媚的表情,恰恰相反,好像她为自己坚信不疑的、诱惑力足以倾到一切的姿色而深感羞愧,好像她希望减少自己的美貌的诱惑力,可是无能为力。

    “Quellebellepersonne!”①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这样说。当她在子爵面前坐下,照常地微微发笑,使他容光焕发的时候,仿佛有一种非凡的力量使他大为惊讶,他于是耸了耸肩,垂下了眼帘。

    “Madame,jecrainspourmesmoyensdevantunpareil

    auditoire.”②他说道,低下头来,嘴角上露出微笑。

    公爵小姐把她那裸露的肥胖的手臂的肘部靠在茶几上,她认为无须说话,面露笑容地等待着。在讲故事的当儿,她腰板挺直地坐着,时而瞧瞧轻松地搁在茶几上的肥胖而美丽的手臂,时而瞧瞧更加美丽的胸脯,弄平挂在胸前的钻石项链,她一连几次弄平连衣裙的皱褶,当故事讲到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看看安娜·帕夫洛夫娜,立时现出和宫廷女官同样的面部表情,随后便安静下来,脸上浮现出愉快的微笑。矮小的公爵夫人也紧随海伦身后从茶几旁边走过来了。

    “Attendez-moi,jevaisprendremonouvrage(法语:请等一下吧,我来拿我的活儿),”她说,“Voyons,àquoi pensez-vous(您怎样啦?您想什么啦?)?”她把脸转向伊波利特公爵说。“Apportez- moi monri di cule(法语:请您把我的女用手提包拿来).”

    ①法语:多么迷人的美女啊!

    ②法语:我的确担心在这样的听众面前会拿不出讲话的本领来。

    公爵夫人微露笑容,和大家交谈的时候,她忽然调动坐位,坐下来,愉快地把衣服弄平,弄整齐。

    “现在我觉得挺好,”她说,请人家开始讲故事,一面又做起活儿来了。

    伊波利特公爵把女用小提包交给她,跟在她身后走过来,又把安乐椅移到靠近她的地方,便在她身旁坐下来。

    这位LecharmantHippolyte①长得俨像他的美丽的妹

    妹,真令人诧异,二人虽然相像,但他却十分丑陋,这就更令人诧异了。他的面部和他妹妹的一模一样,但他妹妹那乐观愉快的、洋洋自得、充满青春活力、朝夕不变的微笑和身段超人的古典美,使她容光焕发,倾城倾国;反之,哥哥的长相却显得愚昧昏庸,总是表现出十分自信和不满的神态,他身子既瘦且弱,疲软无力。眼睛、鼻子和口挤在一起,很不匀称,仿佛已变成缺乏表情的、闷闷不乐的鬼脸,而手足笨拙,总是做出生硬的姿势。

    “Cen’estpasunehistoirederevenants?”②他说道。他坐在公爵夫人近侧,赶快把那单目眼镜戴在眼上,好像缺少这副工具他就无法开腔似的。

    “Maisnon,moncher.”③讲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耸耸肩,说。

    “C’estquejedétesteleshistoiresderevenants.”④伊波利特公爵用这种语调说,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先说这句话,然后才明了这句话有什么涵义。

    ——–

    ①法语:可爱的伊波利特。

    ②法语:这是不是关于鬼魂的故事?

    ③法语:亲爱的,根本不是。

    ④法语:问题就在于,我很讨厌鬼魂的故事。

    他说话时过分自信,谁也领悟不出,他说的话究竟是明智呢,抑或是愚昧之谈。他上身穿一件深绿色的燕尾服,正如他自己说的,下身穿一条cuis se denymp he ef fray é e①颜色的长裤,脚上穿一双长统袜和短靴皮鞋。

    Vicomte②十分动听地讲起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则趣闻。昂吉安悄然抵达巴黎,去与m-lleGeorge③相会,在那里遇见亦曾博得这位女演员好感的波拿巴,拿破仑在和公爵见面之后,出人意料地昏倒了,他于是陷入公爵的势力范围,公爵并没有藉此机会控制他,但到后来拿破仑却把公爵杀害,以此回报公爵的宽厚。

    这故事十分动听,饶有趣味,尤其是讲到这两个情敌忽然认出对方的时候,太太们心中似乎都觉得激动不安。

    “Charmant,”④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一面回过头来用疑问的目光望望矮小的公爵夫人。

    ——–

    ①法语:受惊的自然女神的内体。

    ②法语:子爵。

    ③法语:名叫乔治的女演员。

    ④法语:好得很。

    “Charmant,”矮小的公爵夫人轻言细语地说,把一根针插在针线活上,好像用以表示,这故事十分有趣,十分动听,简直妨碍她继续做针线活儿。

    子爵对这沉默的称赞给予适度的评价,他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后又继续讲下去,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不时地看看使她觉得可怕的那个年轻人,这时她发觉他不知怎的在和神父一同热烈地、高声地谈话,她于是赶快跑去支援那个告急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皮埃尔竟然和那神父谈论政治均衡的事题,看来那神父对这个年轻人的纯朴的热情发生兴趣,他于是在他面前尽量发挥地那自以为是的观点。二人兴致勃勃地、真诚坦率地交谈,聆听对方的意见,这就使得安娜·帕夫洛夫娜有点扫兴了。

    “臻致欧洲均势与droitdesgens(法语:民权),是一种手段,”神甫说道,“只要俄国这个以野蛮残暴著称于世的强国能够大公无私地站出来领导以臻致欧洲均势为目标的同盟,那就可以拯救世界了!”

    “您究竟怎样去求得这种均衡呢?”皮埃尔本来要开腔,安娜·帕夫洛夫娜这时向他跟前走来,严肃地盯了皮埃尔一眼,问那个意大利人怎样才能熬得住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的脸色忽然变了,现出一副看起来像是和女人交谈时他所惯用的假装得令人觉得委屈的谄媚的表情。

    “我有幸加入你们的社会,你们的社会,尤其是妇女社会的那种优越的智慧和教育,真叫我神魂颠倒,因此我哪能事先想到气候呢。”他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不放走神父和皮埃尔,为着便于观察起见,便叫他们二人一同加入普通小组。

    这时候,又有一个来宾走进了客厅。这位新客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矮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个子不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青年,眉清目秀,面部略嫌消瘦。他整个外貌,从困倦而苦闷的目光到徐缓而匀整的脚步,和他那矮小而活泼的妻子恰恰相反,构成强烈的对照。显然,他不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他们都使他觉得厌烦,甚至连看看他们,听听他们谈话,他也感到索然无味。在所有这些使他厌恶的面孔中,他的俊俏的妻子的面孔似乎最使他生厌。他装出一副有损于他的美貌的丑相,把脸转过去不看她。他吻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随后眯缝起眼睛,向众人环顾一遭。

    “VousvousenroAlezpourlaguerre,monprinc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LegénéralKoutouzoff,”博尔孔斯基说道,像法国人一样,说库图佐夫一词时总把重音搁在最后一个音节上,“abiBenvoulu demoi pouraide- de- camp……”②

    “EtLise,votrefemme?”③

    “她到农村去。”

    “您从我们身边夺去您的漂亮的太太应该吗?”

    “Andve,”④他的妻子说道,她对丈夫说话和对旁人说话都用同样娇媚的腔调,“子爵给我们讲了一则关于名叫乔治的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多么动听啊!”

    ——–

    ①法语:公爵,您准备去打仗吗?

    ②法语: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做他的副官。

    ③法语:您的夫人丽莎呢?

    ④法语:安德烈。

    安德烈公爵眯缝起眼睛,把脸转过去。安德烈公爵走进客厅之后,皮埃尔便很欣悦地、友善地望着他,一刻也没有转移目光,皮埃尔向前走去一把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没有掉过头来看看,他蹙起额角,做出一副丑相,心里在埋怨碰到他的手臂的人,但当他望见皮埃尔含笑的面庞,他就出乎意外地流露出善意的、愉快的微笑。

    “啊,原来如此!……你也跻身于稠人广众的交际场中了!”他对皮埃尔说道。

    “我知道您会光临。”皮埃尔答道,“我上您那儿吃夜饭,”

    他轻声地补充一句话,省得妨碍子爵讲故事,“行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含笑地说道,一面握住皮埃尔的手,向他示意,要他不必多问。他还想说些什么话,但在这当儿瓦西里公爵随同他的女儿都站起来,退席了,男士们也都站起来让路。

    “我亲爱的子爵,您原谅我吧,”瓦西里公爵对法国人说,态度温和地拉住他的衣袖往椅子上按一下,不让他站起身来。

    “公使举办的这个不吉利的庆祝会要夺去我的欢乐,并且把您的话儿打断了。离开您这个令人陶醉的晚会,真使我觉得难受。”他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他的女儿——名叫海伦的公爵小姐,用手轻轻地提起连衣裙褶,从椅子之间走出来,她那漂亮的脸盘上露出更愉快的微笑,当她从皮埃尔身旁走过时,皮埃尔惊喜地盯着这个美女。

    “很标致。”安德烈公爵说。

    “很标致。”皮埃尔说。

    瓦西里公爵走过时,一把抓住皮埃尔的手,把脸转过来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请您教导教导这头狗熊吧,”他说道,“他在我家中住了一个月,我头一次在交际场所碰见他了。对一个青年来说,没有任何事物像聪明的女人们的社交团体那样迫切需要的了。”

    4

    安娜·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她答应接待皮埃尔,安娜知道瓦西里公爵是皮埃尔的父系的亲戚。原先和姑母坐在一起的已过中年的妇女赶快站起来,在接待室里赶上瓦西里公爵。原先她脸上假装出来的兴致已经消失了。她那仁慈的、痛哭流涕的面孔只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

    “公爵,关于我的鲍里斯的事,您能对我说些什么话呢?”她在接待室追赶他时说道。(她说到鲍里斯的名字时,特别在字母“U”上加重音)。“我不能在彼得堡再呆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男孩捎去什么信息呢?”

    尽管瓦西里公爵很不高兴地、近乎失礼地听这个已过中年的妇人说话,甚至表现出急躁的情绪,但是她仍向公爵流露出亲热的、令人感动的微笑,一把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走掉。

    “您只要向国王替我陈词,他就可以直接调往近卫军去了,这在您易如反掌。”她央求道。

    “公爵夫人,请您相信。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一定为您办到,”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向国王求情,我确有碍难。我劝您莫如借助于戈利岑公爵去晋见鲁缅采夫,这样办事更为明智。”

    已过中年的妇人名叫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于俄国的名门望族之一,但是她现已清寒,早就步出了交际场所,失掉了往日的社交联系。她现在走来是为她的独子在近卫军中求职而斡旋。她自报姓氏,出席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其目的仅仅是要拜谒瓦西里公爵,也仅仅是为这一目的,她才聆听子爵讲故事。瓦西里公爵的一席话真使她大为震惊,她那昔日的俊俏的容貌现出了愤恨的神态,但是这神态只是继续了片刻而已,她又复微露笑意,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握得更紧了。

    “公爵,请听我说吧,”她说道,“我从未向您求情,今后也不会向您求情,我从未向您吐露我父亲对您的深情厚谊。而今我以上帝神圣的名份向您恳求,请您为我儿子办成这件事吧,我必将把您视为行善的恩人,”她赶快补充一句话,“不,您不要气愤,就请您答应我的恳求吧。我向戈利岑求过情,他却拒之于千里之外。Soyezle bonen fant que vou sa vezètè(法语:请您像以前那样行行善吧),”她说道,竭力地露出微笑,但是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爸爸,我们准会迟到啦,”呆在门边等候的公爵小姐海伦扭转她那长在极具古典美肩膀上的俊美的头部,开口说道。

    但是,在上流社会上势力是一笔资本,要珍惜资本,不让它白白消耗掉。瓦西里公爵对于这一点知之甚稔,他心里想到,如果人人求他,他替人人求情,那末,在不久以后他势必无法替自己求情了,因此,他极少运用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这桩事情上,经过她再次央求之后,他心里产生一种有如遭受良心谴责的感觉。她使公爵回想起真实的往事:公爵开始供职时,他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她的父亲。除此之外,从她的作为上他可以看到,有一些妇女,尤其是母亲,她们一作出主张,非如愿以偿,决不休止,否则,她们就准备每时每刻追随不舍,剌剌不休,甚至于相骂相斗,无理取闹,她就是这类的女人。想到最后这一点,使他有点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说道,嗓音中带有他平素表露的亲昵而又苦闷的意味,“您希望办到的事,我几乎无法办到;但是,我要办妥这件不可能办妥的事,以便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护和对您的去世的父亲的悼念,您的儿子以后会调到近卫军中去,您依靠我吧,我向您作出了保证,您觉得满意吗?”

    “我亲爱的,您是个行善的恩人!您这样做,正是我所盼望的。我知道您多么慈善。”

    他要走了。

    “请您等一等,还有两句话要讲。Unefoispasseaux gardes(法语:但当他调到近卫军中以后)……”她踌躇起来,“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的交情甚厚,请您把鲍里斯介绍给他当副官。那时候我就放心了,那时候也就……”

    瓦西里公爵脸上流露出微笑。
    “我不能答应这件事。您不知道,自从库图佐夫被委任为总司令以来,人们一直在纠缠他。他曾亲自对我说,莫斯科的夫人们统统勾结起来了,要把她们自己的儿子送给库图佐夫当副官。”
    “不,您答应吧,否则,我就不放您走,我的亲爱的恩人。”
    “爸爸,”那个美人儿又用同样的音调重复地说了一遍,“我们准要迟到啦。”

    “啊,aurevoir①,再见吧,您心里明白她说的话吧?”

    “那末,您明天禀告国王吗?”

    “我一定禀告。可是我不能答应向库图佐夫求情的事。”

    “不,请您答应吧,请您答应吧,Basile”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跟在他身后说道,她脸上露出卖俏的少女的微笑,从前这大概是她惯有的一种微笑,而今它却与她那消瘦的面貌很不相称了。

    显然,她已经忘记自己的年纪,她习以为常地耍出妇女向来所固有的种种手腕。但是当他一走出大门,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原先那种冷漠的、虚伪的表情。她已经回到子爵还在继续讲故事的那个小姐那儿,又装出一副在听故事的模样,同时在等候退席离开的时机,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妥了。

    “可是,近来面世的dusacredeMilan③那幕喜剧,您认为如何?”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Etlanouvel lecom é diedes peu plesde Gêneset de Lucques,qui vien nent pré senter leursvoeuxà M.Buonapar te,M,Buonaparteas sissurun Trone,ete xaucant lesvoeux desnations!Adorable!Non,maisc’estàen devenirfol le!Ondi rait,que lem ondeen tieraper dulatete.(法语:还有一幕新喜剧哩:热那亚和卢加各族民众向波拿巴先生表达自己的意愿。波拿巴先生坐在宝座上,居然满足了各族民众的愿望。呵!太美妙了!这真会令人疯狂。好像了不起似的,全世界都神魂颠倒了。)

    ——–

    ①法语:再见。

    ②法语:瓦西里。

    ③法语:《米兰的加冕典礼》。

    安德烈公爵直盯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发出了一阵冷笑。

    “DieumeLadonne,gareàquilatouche,”他说道(这是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Onditqu’ilaététrèsbeauenprononcantcesporoles,①”他补充说,又用意大利语把这句话重说一遍,“Diomiladona,guaiachilatocca.”

    “J’espéreenfin,”安娜·帕夫洛夫娜继续说下去,“quecaaétélagoutted’eauqui fera deborder lever re.Lessou Bverain sne peuvent plus supporter cethomme,quime na ce tout.”②

    “Lessouverains?JeneparlepasdelaRuisie,”子爵彬彬有礼地,但却绝望地说道,“Les souve rains,madame!

    Qu’ontilsfaitpourLouisⅩⅤⅡ,pour lareine,pour ma dame Elisabeth? Rien,”他兴奋地继续说下去,“Etcroyez-moi,ils subis sent lap uni tion pour leur tra hison dela causedes Bourbons.Lessou ve rains?I lsen voient desam bas Bsadeurs complimenterl’us ur pateur③.”

    ——–

    ①法语:上帝赐予我王冠,谁触到王冠,谁就会遭殃。据说,他说这句话时,派头十足。

    ②法语:他已恶贯满盈,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我希望这是他的最后一桩罪行,各国国王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极尽威胁之能事的恶魔了。

    ③法语:各国国王吗?我不是说俄国的情形。各国国王呀!他们为路易十七、为皇后、为伊丽莎白做了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做。请你们相信我吧,他们因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而遭受惩处。各国国王吗?他们还派遣大使去恭贺窃取王位的寇贼哩。

    他鄙薄地叹了一口气,又变换了姿势。伊波利特戴上单目眼镜久久地望着子爵,他听到这些话时,忽然向那矮小的公爵夫人转过身去,向她要来一根针,便用针在桌子上描绘孔德徽章,指给她看。他意味深长地向她讲解这种徽章,好像矮小的公爵夫人请求他解释似的。

    “Batondegueules,engrêlédegueulesd’azuz— maison Condé,”①他说道。

    公爵夫人微露笑容听着。

    “如果波拿巴再保留一年王位,”子爵把开了头的话题儿继续讲下去,他讲话时带着那种神态,有如某人在一件他最熟悉的事情上不聆听他人的话,只注意自己的思路,一个劲儿说下去!“事情就越拖越久,以致不可收拾。阴谋诡计、横行霸道、放逐、死刑将会永远把法国这个社会,我所指的是法国上流社会,毁灭掉,到那时……”

    他耸耸肩,两手一摊。皮埃尔本想说句什么话,子爵的话使他觉得有趣,但是窥伺他的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打断了。

    “亚历山大皇帝宣称,”她怀有一谈起皇室就会流露的忧郁心情说,“他让法国人自己选择政体形式,我深信,毫无疑义,只要解脱篡夺王位的贼寇的羁绊,举国上下立刻会掌握在合法的国王手上。”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尽量向这个侨居的君主主义者献殷勤。

    “这话不太可靠,”安德烈公爵说。“Monsieurlevicomte②想得合情合理,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不过,我想,要走回原路,实在太难了。”

    ——–

    ①法语:孔德的住宅——是用天蓝色的兽嘴缠成的兽嘴权杖的象征。

    ②法语:子爵先生。

    “据我所闻,”皮埃尔涨红着脸又插嘴了,“几乎全部贵族都已投靠波拿巴了。”

    “这是波拿巴分子说的话,”子爵不望皮埃尔一眼便说道,“眼下很难弄清法国的社会舆论。”

    “Bonapartel’adit,”①安德烈公爵冷冷一笑,说道。(看起来,他不喜欢子爵,没有望着子爵,不过这些话倒是针对子爵说的话。)

    “Jeleuraimontrélechemindelagloire,”他沉默片刻之后,又重复拿破仑的话,说道,“ilsn’enontpasvoulu,jeleuraiouvertmesan ticham bres,ils sesont pré ci pi te sen foule…… Jene sais pasa quel pointilaeu ledro it de le dire.”②

    “Aucun,”③子爵辩驳道,“谋杀了公爵以后,甚至连偏心的人也不认为他是英雄了。Si me me ca aétéunhé ro spourcer taines gens,”子爵把脸转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depuisl’as sasinat dudu cil yaun marty rde plus dans leciel,un héros dem oins surla ter re.”④

    ——–

    ①法语:这是波拿巴说的话。

    ②法语:“我向他们指出了一条光荣之路,他们不愿意走这条路;我给他们打开了前厅之门,他们成群地冲了进来……”我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权利说这种话。

    ③法语:无任何权利。

    ④法语:即令他在某些人面前曾经是英雄,而在公爵被谋杀之后,天堂就多了一个受难者,尘世也就少了一个英雄。

    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其他人还来不及微露笑容表示赏识子爵讲的这番话,皮埃尔又兴冲冲地谈起话来了,尽管安娜·帕夫洛夫娜预感到他会开口说些有伤大雅的话,可是她已经无法遏止他了。

    “处昂吉安公爵以死刑,”皮埃尔说道,“此举对国家大有必要。拿破仑不怕独自一人承担责任,我由此看出,这正是他精神伟大之所在。”

    “Dieu!mondieu!”①安娜·帕夫洛夫娜以低沉而可怖的嗓音说道。

    “Comment,M.Pierre,voustrouvezquel’assas sina test grand eurd’a Ame ?”②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一面微微发笑,一面把针线活儿移到她自己近旁。

    “嗬!啊呀!”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Capital!”③伊波利特公爵说了一句英国话,他用手掌敲打着膝头。子爵只是耸耸肩膀。

    ——–

    ①法语:天哪,我的天哪!

    ②法语:皮埃尔先生,您把谋杀看作是精神的伟大吗?

    ③英语:好得很!

    皮埃尔心情激动地朝眼镜上方瞅了瞅听众。

    “我之所以这样说,”他毫无顾忌地继续说下去,“是因为波旁王朝回避革命,让人民处在无政府状态,唯独拿破仑善于理解革命,制服革命,因此,为共同福利起见,他不能顾及一人之命而停步不前。”

    “您愿不愿意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可是皮埃尔不回答,继续讲下去。

    “不,”他愈益兴奋地说,“拿破仑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高踞于革命之上,摒除了革命的弊病,保存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公民平等呀,言论出版自由呀,仅仅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赢得了政权。”

    “是的,假如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滥用政权来大肆屠杀,而把它交给合法的君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把他称为一位伟人。”

    “他不能做出这等事。人民把政权交给他,目的仅仅是要他把人民从波旁王朝之下解救出来,因此人民才把他视为一位伟人。革命是一件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继续说道。他毫无顾忌地、挑战似地插进这句话,借以显示他风华正茂,想快点把话儿全部说出来。

    “革命和杀死沙皇都是伟大的事业吗?……从此以后……您愿不愿意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重说了一遍。

    “《Contratsocial》(卢梭《契约论》),”子爵流露出温顺的微笑,说道。

    “我不是说杀死沙皇,而是说思想问题。”

    “是的,抢夺、谋杀、杀死沙皇的思想。”一个含有讥讽的嗓音又打断他的话了。

    “不消说,这是万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但全部意义不止于此,其意义在于人权、摆脱偏见的束缚、公民的平等权益。

    拿破仑完全保存了所有这些思想。”

    “自由与平等,”子爵蔑视地说,好像他终究拿定主意向这个青年证明他的一派胡言,“这都是浮夸的话,早已声名狼藉了。有谁不热爱自由与平等?我们的救世主早就鼓吹过自由平等。难道人们在革命以后变得更幸福么?恰恰相反。我们都希望自由,而拿破仑却取缔自由。”

    安德烈公爵面露微笑,时而瞧瞧皮埃尔,时而瞧瞧子爵,时而瞧瞧女主人。开初,安娜·帕夫洛夫娜虽有上流社会应酬的习惯,却很害怕皮埃尔的乖戾举动。但是一当她看到,皮埃尔虽然说出一些渎神的坏话,子爵并没有大动肝火,在她相信不可能遏止这些言谈的时候,她就附和子爵,集中精力来攻击发言人了。

    “Mais,moncherm-rPierre,”①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一个大人物可以判处公爵死刑,以至未经开庭审判、毫无罪证亦可处死任何人,您对这事作何解释呢?”

    “我想问一问,”子爵说道,“先生对雾月十八日作何解释呢?这岂不是骗局么?C’est unes camo tage,quine res sem blenul le men tàlamani è red’agird’ungrand hom me.”②“可他杀掉了非洲的俘虏呢?”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这多么骇人啊!”她耸耸肩膀。

    “C’estunroturier,voussurezbeaudire,”③伊波利特公爵说道。

    ——–

    ①法语:可是,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

    ②法语:这是欺骗手法,根本不像大人物的行为方法。

    ③法语:无论您怎么说,是个暴发户。

    皮埃尔先生不晓得应该向谁回答才对,他朝大伙儿扫了一眼,脸上露出了一阵微笑。他的微笑和他人难得露出笑容的样子不一样。恰恰相反,当他面露微笑的时候,那种一本正经、甚至略嫌忧愁的脸色,零时间就消失了,又露出一副幼稚、慈善、甚至有点傻气、俨如在乞求宽恕的神态。

    子爵头一次和他会面,可是他心里明白,这个雅各宾党人根本不像他的谈吐那样令人生畏。大家都沉默无言了。

    “你们怎么想要他马上向大家作出回答呢?”安德烈公爵说道,“而且在一个国家活动家的行为上,必须分清,什么是私人行为,什么是统帅或皇帝的行为。我认为如此而已。”

    “是的,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皮埃尔随着说起来,有人在帮忙,他高兴极了。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从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上的表现看来,他是一位伟人,拿破仑在雅法医院向鼠疫患者伸出援助之手,从表现看来,他是一位伟人,但是……但是他有一些别的行为,却令人难以辩解。”

    显然,安德烈公爵想冲淡一下皮埃尔说的尴尬话,他欠起身来,向妻子做了个手势,打算走了。

    忽然,伊波利特公爵站起身来,他以手势挽留大家,要他们坐下,于是开腔说话了:

    “Ah!aujourd’huionm’aracontéuneanecdote

    moscovite,charmante:il faut que jevousenr é ga le.Vousm’e xcusez,vi com te,ilfautque jeravconte enrus se.Autrementon ne sentirapasle sel del’his toire①”

    伊波利特公爵讲起俄国话来了,那口音听来就像一个在俄国呆了一年左右的法国人讲的俄国话。大家都停顿下来,伊波利特公爵十分迫切地要求大家用心听他讲故事。

    “莫斯科有个太太,unedame②,十分吝啬。她需要两名跟马车的valetsde pied③,身材要魁梧。这是她个人所好。她有unefemmedechambre④,个子也高大。她说……”

    这时分,伊波利特公爵沉思起来了,显然在暗自盘算。

    “她说……是的,她说:婢女(àlafemmedechambre),你穿上livrée,⑤跟在马车后面,我们一同去fairedesvisBites.⑥”

    ——–

    ①法语:嗬!今天有人给我讲了一则十分动听的莫斯科趣闻,也应该讲给你们听听,让你们分享一份乐趣。子爵,请您原谅吧,我要用俄国话来讲,要不然,趣闻就会没有趣味了。

    ②法语:一个太太。

    ③法语:仆人。

    ④法语:一个女仆。

    ⑤法语:宫廷内侍制服。

    ⑥法语:拜会。

    伊波利特公爵早就噗嗤一声大笑起来,这时,听众们还没有面露笑容,这一声大笑产生的印象对讲故事的人极为不利。然而,也有许多人,就中包括已过中年的太太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发出了一阵微笑。

    “她坐上马车走了。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婢女丢掉了帽子,给风刮走了,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长发显得十分零乱……”

    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发出了若断若续的笑声,他透过笑声说道:

    “上流社会都知道了……”

    他讲的趣闻到此结束了。虽然不明了他为何要讲这则趣闻,为何非用俄国话讲不可,然而,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其他人都赏识伊波利特公爵在上流社会中待人周到的风格,赏识他这样高兴地结束了皮埃尔先生令人厌恶的、失礼的闹剧。在讲完趣闻之后,谈话变成了零星而琐细的闲聊。谈论到上回和下回的舞会、戏剧,并且谈论到何时何地与何人会面的事情。

    5

    客人们都向安娜·帕夫洛夫娜道谢,多亏她举行这次charmantesoirée(法语:迷人的晚会),开始散场了。

    皮埃尔笨手笨脚。他长得非常肥胖,身材比普通人高,肩宽背厚,一双发红的手又粗又壮。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他不熟谙进入沙龙的规矩,更不熟谙走出沙龙的规矩,很不内行,即是说,他不会在出门之前说两句十分悦耳的话。除此而外,他还颟颟顸顸。他站立起来,随手拿起一顶带有将军羽饰的三角帽,而不去拿自己的阔边帽,他手中拿着三角帽,不停地扯着帽缨,直至那个将军索回三角帽为止。不过他的善良、憨厚和谦逊的表情弥补了他那漫不经心、不熟谙进入沙龙的规矩、不擅长在沙龙中说话的缺陷。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脸来,抱有基督徒的温和态度,对他乖戾的举动表示宽恕,点点头对他说道:

    “我亲爱的皮埃尔先生,我希望再能和您见面,但是我也希望您能改变您的见解。”她说道。

    当她对他说这话时,他一言未答,只是行了一鞠躬礼,又向大家微微一笑,这微笑没有说明什么涵义,大概只能表示,“意见总之是意见,可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善良的人。”所有的人随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个感想。

    安德烈公爵走到接待室,他向给他披斗篷的仆人挺起肩膀,冷淡地听听他妻子和那位也走到接待室来的伊波利特公爵闲谈。伊波利特站在长得标致的身已怀胎的公爵夫人侧边,戴起单目眼镜目不转睛地直盯着她。

    “安内特,您进去吧,您会伤风的,”矮小的公爵夫人一面向安娜·帕夫洛夫娜告辞,一面对她说。“C’estarrèté①,”

    她放低嗓门补充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和丽莎商谈过她想要给阿纳托利和矮小的公爵夫人的小姑子说媒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我信任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放低嗓门说道,“您给她写封信,再告诉我,comment le péreenvis Bagerala chose.Au revoir②。”她于是离开招待室。

    ——–

    ①法语:就这样确定了。

    ②法语:您父亲对这件事的看法。再会。

    伊波利特公爵走到矮小的公爵夫人近旁,弯下腰来把脸凑近她,轻言细语地对她说些什么话。

    两名仆人,一名是公爵夫人的仆人,他手中拿着肩巾,另一名是他的仆人,他手上提着长礼服,伫立在那里等候他们把话说完毕。他们听着他们心里不懂的法国话,那神态好像他们懂得似的,可是不想流露出他们听懂的神色。公爵夫人一如平常,笑容可掬地谈吐,听话时面露笑意。

    “我非常高兴,我没有到公使那里去,”伊波利特公爵说道,“令人纳闷……晚会真美妙,是不是,真美妙?”

    “有人说,舞会妙极了,”公爵夫人噘起长满茸毛的小嘴唇道,“社团中美貌的女人都要在那里露面。”

    “不是所有的女人,因为您就不出席,不是所有女人,”伊波利特公爵说,洋洋得意地大笑,他霍地从仆人手中拿起肩巾,甚至推撞他,把肩巾披在公爵夫人身上。不知是动作不灵活还是蓄意这样做(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肩巾还披在她身上,他却久久地没有把手放开,俨像在拥抱那个少妇似的。

    她一直微露笑容,风度优雅地避开他,转过身来望了望丈夫。安德烈公爵阖上了眼睛,他似乎十分困倦,现出昏昏欲睡的神态。

    “您已准备就绪了吧?”他向妻子问道,目光却回避她。

    伊波利特公爵急急忙忙地穿上他那件新款式的长过脚后跟的长礼服,有点绊脚地跑到台阶上去追赶公爵夫人,这时分,仆人搀着她坐上马车。

    “Princesse,aurevoir(法语:公爵夫人,再会).”他高声喊道,他的舌头也像两腿被礼服绊住那样,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公爵夫人撩起连衣裙,在那昏暗的马车中坐下来,她的丈夫在整理军刀,以效劳作为藉口的伊波利特公爵打扰了大家。

    “先生,请让开。”伊波利特公爵妨碍安德烈公爵走过去,安德烈公爵于是冷冰冰地、满不高兴地用俄国话对他说道。

    “皮埃尔,我在等候你。”安德烈公爵用那同样温柔悦耳的嗓音说道。

    前导马御手开动了马车,马车车轮于是隆隆地响了起来。伊波利特公爵发出若断若续的笑声,站在门廊上等候子爵,他已答应乘车送子爵回家。

    “呵,亲爱的,您这位矮小的公爵夫人十分可爱。十分可爱。简直是个法国女人。”子爵和伊波利特在马车中并排坐下来,说道。他吻了一下自己的指头尖。

    伊波利特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您知不知道,您那纯真无瑕的样子真骇人,”子爵继续说下去,“我为这个可怜的丈夫——硬充是世袭领主的小军官表示遗憾。”

    伊波利特又噗嗤一声笑了,透过笑声说道:

    “可是您说过,俄国女士抵不过法国女士。要善于应付。”

    皮埃尔先行到达,他像家里人一样走进了安德烈公爵的书斋,习以为常地立刻躺在沙发上,从书架上随便拿起一本书(这是凯撒写的《见闻录》),他用臂肘支撑着身子,从书本的半中间读了起来。

    “你对舍列尔小姐怎么样?她现在完全病倒了。”安德烈公爵搓搓他那洁白的小手走进书斋时说道。

    皮埃尔把整个身子翻了过来。沙发给弄得轧轧作响,他把神彩奕奕的脸孔转向安德烈公爵,露出一阵微笑,又把手挥动一下。

    “不,这个神父很有风趣,只是不太明白事理……依我看,永久和平有可能实现,但是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得透彻……横直不是凭藉政治均衡的手段……”

    显然,安德烈公爵对这些抽象的话题不发生兴趣。

    “我亲爱的,你不能到处把你想说的话一股脑儿说出来,啊,怎么样,你终究拿定了什么主意?你要做一名近卫重骑兵团的士兵,还是做一名外交官?”安德烈公爵在沉默片刻之后问道。
    “您可以想象,我还不知道啦。这二者我都不喜欢。”
    “可你要知道,总得拿定主意吧?你父亲在期望呢。”

    皮埃尔从十岁起便随同做家庭教师的神父被送到国外去了,他在国外住到二十岁。当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父亲把神父解雇了,并对这个年轻人说道:“你现在就到彼得堡去吧,观光一下,选个职务吧。我什么事情都同意。这是一封写给瓦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用的钱。你把各种情况写信告诉我吧,我会在各个方面助你一臂之力。”皮埃尔选择职务选了三个月,可是一事无成。安德烈公爵也和他谈到选择职务这件事。皮埃尔揩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他必然是个共济会会员。”他说道,心里指的是他在一次晚会上见过面的那个神父。

    “这全是胡言乱语,”安德烈公爵又制止他,说道:“让我们最好谈谈正经事吧。你到过骑兵近卫军没有?……”

    “没有,我没有去过,可是我脑海中想到一件事,要和您谈谈才好。目前这一场战争,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假如这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那我心中就会一明二白,我要头一个去服兵役。可是帮助美国和奥地利去反对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人……这就很不好了。”

    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这种稚气的言谈只是耸耸肩膀而已。他做出一副对这种傻话无可回答的神态,诚然,对这种幼稚的问题,只能像安德烈公爵那样作答,真难以作出他种答案。

    “设若人人只凭信念而战,那就无战争可言了。”他说。

    “这就美不胜言了。”皮埃尔说道。

    安德烈公爵发出了一阵苦笑。

    “也许,这真是美不胜言,但是,这种情景永远不会出现……”

    “啊,您为什么要去作战呢?”皮埃尔问道。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应当这样做。除此而外,我去作战……”他停顿下来了,“我去作战是因为我在这里所过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合乎我的心愿!”

    6

    女人穿的连衣裙在隔壁房里发出沙沙的响声。安德烈公爵仿佛已清醒过来,把身子抖动一下,他的脸上正好流露出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常有的那副表情。皮埃尔把他的两腿从沙发上放下去。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穿着另一件家常穿的,但同样美观、未曾穿过的连衣裙。安德烈公爵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把一张安乐椅移到她近旁。

    “我为什么常常思考,”她像平常那样说了一句德国话,就连忙坐在安乐椅上,“安内特为什么还不嫁人呢?先生们,你们都十分愚蠢,竟然不娶她为妻了。请你们原宥我吧,但是,女人有什么用场,你们却丝毫不明了哩。皮埃尔先生,您是个多么爱争论的人啊!”

    “我总会和您的丈夫争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作战。”皮埃尔向公爵夫人转过身来毫无拘束地(年轻男人对年轻女人交往中常有的这种拘束)说道。

    公爵夫人颤抖了一下。显然,皮埃尔的话触及了她的痛处。

    “咳,我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啊!”她说道,“我不明了,根本不明了,为什么男人不作战就不能活下去呢?为什么我们女人什么也下想要,什么也不需要呢?呵,您就做个裁判吧。我总把一切情形说给他听:他在这里是他叔父的副官,一个顶好的职位。大家都很熟悉他,都很赏识他。近日来我在阿普拉克辛家里曾听到,有个太太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闻名的安德烈公爵吗?说真话!”她笑了起来,“他到处都受到欢迎。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侍从武官。您知道,国王很慈善地和他谈过话。我和安内特说过,撮合这门亲事不会有困难。您认为怎样?”

    皮埃尔望了望安德烈公爵,发现他的朋友不喜欢这次谈话,便一言不答。

    “您什么时候走呢?”他发问。

    “哦!请您不要对我说走的事,您不要说吧!这件事我不愿意听,”公爵夫人用在客厅里和伊波利特谈话时的那种猥亵而任性的音调说道,看来,这音调用在皮埃尔仿佛是成员的家庭中很不适合,“今天当我想到要中断这一切宝贵的关系……然后呢?安德烈,你知道吗?”她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向丈夫示意,“我觉得可怕,觉得可怕啊!”她的脊背打颤,轻言细语地说。

    丈夫望着她,流露出那种神态,仿佛他惊恐万状,因为他发觉,除开他和皮埃尔而外,屋中还有一个人,但是他依然现出冷淡和谦逊的表情,用疑问的音调对妻子说:

    “丽莎,你害怕什么?我无法理解。”他说道。

    “算什么男人,男人都是利己主义者,都是,都是利己主义者啊!他自己因为要求苛刻,过分挑剔,天晓得为什么,把我抛弃了,把我一个人关在乡下。”

    “跟我父亲和妹妹在一起,别忘记。”安德烈公爵低声说道。

    “我身边没有我的朋友们了,横直是孑然一人……他还想要我不怕哩。”

    她的声调已经含有埋怨的意味,小嘴唇翘了起来,使脸庞赋有不高兴的、松鼠似的兽性的表情。她默不作声了,似乎她认为在皮埃尔面前说到她怀孕是件不体面的事,而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还是不明白,你害怕什么。”安德烈公爵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慢条斯理地说道。

    公爵夫人涨红了脸,失望地挥动双手。

    “不,安德烈,你变得真厉害,变得真厉害……”

    “你的医生吩咐你早点就寝,”安德烈公爵说道,“你去睡觉好了。”

    公爵夫人不发一言,突然她那长满茸毛的小嘴唇颤栗起来;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耸耸肩,从房里走过去了。

    皮埃尔惊奇而稚气地借助眼镜时而望望他,时而望望公爵夫人,他身子动了一下,好像他也想站起来,但又改变了念头。

    “皮埃尔先生在这儿,与我根本不相干,”矮小的公爵夫人忽然说了一句话,她那秀丽的脸上忽然现出发哭的丑相,“安德烈,我老早就想对你说:你为什么对我改变了态度呢?我对你怎么啦?你要到军队里去,你不怜悯我,为什么?”

    “丽莎!”安德烈公爵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既含有乞求,又含有威胁,主要是有坚定的信心,深信她自己会懊悔自己说的话,但是她忙着把话继续说下去:

    “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病人或者对待儿童那样。我看得一清二楚啊。难道半年前你是这个模样吗?”

    “丽莎,我请您住口。”安德烈公爵愈益富于表情地说道。

    在谈话的时候,皮埃尔越来越激动不安,他站了起来,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看来他不能经受住流泪的影响,自己也准备哭出声来。

    “公爵夫人,请放心。这似乎是您的想象,因为我要您相信,我自己体会到……为什么……因为……不,请您原谅,外人在这儿真是多余的了……不,请您放心……再见……”

    安德烈公爵抓住他的一只手,要他止步。

    “皮埃尔,不,等一下。公爵夫人十分善良,她不想我失去和你消度一宵的快乐。”

    “不,他心中只是想到自己的事。”公爵夫人说道,忍不住流出气忿的眼泪。

    “丽莎,”安德烈公爵冷漠地说道,抬高了声调,这足以表明,他的耐性到了尽头。

    公爵夫人那副魅人的、令人怜悯的、畏惧的表情替代了她那漂亮脸盘上像松鼠似的忿忿不平的表情;她蹙起额角,用一双秀丽的眼睛望了望丈夫,俨像一只疾速而乏力地摇摆着下垂的尾巴的狗,脸上现出了胆怯的、表露心曲的神态。

    “Mondieu,mondieu!”①公爵夫人说道,用一只手撩起连衣裙褶,向丈夫面前走去,吻了吻他的额头。

    “Bonsoir,Lise.”②安德烈公爵说道,他站了起来,像在外人近旁那样恭恭敬敬地吻着她的手。

    ——–

    ①法语: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②法语:丽莎,再会。

    朋友们沉默不言。他们二人谁也不开腔。皮埃尔不时地看看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用一只小手揩揩自己的额头。

    “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叹一口气说道,站立起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走进一间重新装修得豪华而优雅的餐厅。餐厅里的样样东西,从餐巾到银质器皿、洋瓷和水晶玻璃器皿,都具有年轻夫妇家的日常用品的异常新颖的特征。晚餐半中间,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撑着身子,开始说话了,他像个心怀积愫、忽然决意全盘吐露的人那样,脸上带有神经兴奋的表情,皮埃尔从未见过他的朋友流露过这种神态。

    “我的朋友,永远,永远都不要结婚;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在你没有说你已做完你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前,在你没有弃而不爱你所挑选的女人以前,在你还没有把她看清楚以前,你就不要结婚吧!否则,你就会铸成大错,弄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当你是个毫不中用的老头的时候再结婚吧……否则,你身上所固有的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都将会丧失。一切都将在琐碎事情上消耗殆尽。是的,是的,是的!甭这样惊奇地望着我。如果你对自己的前程有所期望,你就会处处感觉到,你的一切都已完结,都已闭塞,只有那客厅除外,在那里你要和宫廷仆役和白痴平起平坐,被视为一流……岂不就是这么回事啊!……”

    他用劲地挥挥手。

    皮埃尔把眼镜摘下来,他的面部变了样子,显得愈加和善了,他很惊讶地望着自己的朋友。

    “我的妻子,”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是个挺好的女人。她是可以放心相处并共同追求荣誉的难能可贵的女人之一,可是,我的老天哪,只要我能不娶亲,我如今不论什么都愿意贡献出来啊!我是头一回向你一个人说出这番话的,因为我爱护你啊。”

    安德烈公爵说这话时与原先不同,更不像博尔孔斯基了,那时,博尔孔斯基把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安乐椅上,把眼睛眯缝起来,透过齿缝说了几句法国话。他那冷淡的脸部由于神经兴奋的缘故每块肌肉都在颤栗着,一对眼睛里射出的生命之火在先前似乎熄灭了,现在却闪闪发亮。看来,他平常显得愈加暮气沉沉,而在兴奋时就会显得愈加生气勃勃。

    “你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他继续说下去,“要知道,这是全部生活史。你说到,波拿巴和他的升迁,”他说了这句话后,虽然皮埃尔并没有说到波拿巴的事情,“你谈到波拿巴;但当波拿巴从事他的活动,一步一步地朝着他的目标前进的时候,他自由自在,除开他所追求的目标而外,他一无所有,他终于达到了目标。但是,你如若把你自己和女的捆在一起,像个带上足枷的囚犯,那你就会丧失一切自由。你的希望和力量——这一切只会成为你的累赘,使你遭受到懊悔的折磨。客厅、谗言、舞会、虚荣、微不足道的事情,这就是我无法走出的魔力圈。现在我要去参战,参加一次前所未有的至为伟大的战争,可我一无所知,一点也不中用。Jesu Bistresamiab le et trèscaus ti que①.”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大伙儿都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听我说话。他们是一群愚蠢的人,如若没有他们,我的妻子就不能生活下去,还有这些女人……但愿你能知道,tou tes les fem mesdistingu é es②和一般的女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啊!我父亲说得很对。当女人露出她们的真面目的时候,自私自利、虚荣、愚笨、微不足道——这就是女人的普遍特征。你看看上流社会的女人,他们似乎有点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对,我的心肝,甭结婚吧,甭结婚吧。”安德烈爵说完了话。

    ——–

    ①法语:我是个快嘴快舌的人。

    ②法语:这些像样的女人。

    “我觉得非常可笑,”皮埃尔说道,“您认为自己无才干,认为自己的生活腐化堕落。其实您前途无量,而且您……”

    他没有说出“您怎么样”,可是他的语调表明,他很器重自己的朋友,对他的前途抱有厚望。

    “这种话他怎么能开口说出来呢?”皮埃尔想道。皮埃尔认为安德烈公爵是所有人的楷模,纯粹是因为安德烈公爵高度地凝聚着皮埃尔所缺乏的品德,这种品德可以用“意志力”这个概念至为切贴地表示出来。安德烈公爵善于沉着地应酬各种人,富有非凡的记忆力,博学多识(他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洞悉一切),尤其是善于工作、善于学习,皮埃尔向来就对安德烈公爵的各种才能感到惊讶。如果说安德烈缺乏富于幻想的推理能力(皮埃尔特别倾向于这个领域),那么,他却不认为这是缺点,而是力量的源泉。

    在最良好、友善和朴实的人际关系中,阿谀或赞扬都不可缺少,有如马车行驶,车轮需要抹油一样。

    “Jesuisunhommefini,”①安德烈公爵说道,“关于我的情况有什么话可说的呢?让我们谈谈你的情况吧,”他说道,沉默片刻后,对他那令人快慰的想法微微一笑。

    这一笑同时也在皮埃尔脸上反映出来了。

    “可是,关于我的情形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皮埃尔说道,他嘴边浮现出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微笑,“我是个什么人呢?Jesuisunbatard!”②他忽然涨红了脸。显然,他竭尽全力才把这句话说了出来,“sansnom,sansfortune……③也好,说实话……”但是他没把“说实话”这个词儿说出来,“我暂且自由自在,我心里感到舒畅。不过,我怎么也不知道我应当先做什么事。我想认真地和您商量商量。”

    ——–

    ①法语: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②法语:一个私生子。

    ③法语:既无名,亦无财富。

    安德烈公爵用慈善的目光望着他。可是在他那友爱而温柔的目光中依旧显露出他的优越感。

    “在我心目中,你之所以可贵,特别是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整个上流社会中的一个活跃分子。你觉得舒适。你选择你所愿意做的事吧,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你以后到处都行得通,不过有一点要记住:你不要再去库拉金家中了,不要再过这种生活。狂饮、骠骑兵派头,这一切……对你都不适合了。”

    “Quevoulez-vous,moncher,”皮埃尔耸耸肩,说道,“Lesfem mes,mon cher,les femmes!”①

    “我不明白,”安德烈答道:“Lesfem mescom meil faut B,”②这是另一码事;不过库拉金家的Les fem mes,lesfem me set levin③,我不明白啊!”

    ——–

    ①法语:我的朋友啊,毫无办法,那些女人,那些女人啊!

    ②法语:像样的女人。

    ③法语:女人,女人和酒。

    皮埃尔在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家中居住,他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一同享受纵酒作乐的生活,大家拿定了主意,要阿纳托利娶安德烈的妹妹为妻,促使他痛改前非。

    “您可要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皮埃尔说道,他脑海中仿佛突然出现一个极妙的想法,“真的,我老早就有这个念头。过着这种生活,对什么事我都拿不定主意,什么事我都无法缜密考虑。真头痛,钱也没有了。今天他又邀请我,我去不成了。”
    “你向我保证,你不走,行吗?”
    “我保证!”

    当皮埃尔离开他的朋友走出大门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是夜适逢是彼得堡六月的白夜。皮埃尔坐上一辆马车,打算回家去。但是他越走近家门,他就越发感觉到在这个夜晚不能入睡,这时候与其说是深夜,莫如说它更像黄昏或早晨。空荡无人的街上可以望见很远的地方。皮埃尔在途中回忆起来,今日晚上必定有一伙赌博的常客要在阿纳托利·库拉金家里聚会。豪赌之后照例是纵酒作乐,收场的节目又是皮埃尔喜爱的一种娱乐。

    “如果到库拉金家去走一趟该多好啊。”他心中想道。但是立刻又想到他曾向安德烈公爵许下不去库拉金家串门的诺言。

    但是,正如所谓优柔寡断者的遭遇那样,嗣后不久他又极欲再一次体验他所熟悉的腐化堕落的生活,他于是拿定主意,要到那里去了。他蓦地想到,许下的诺言毫无意义,因为在他向安德烈公爵许下诺言之前,他曾向阿纳托利公爵许下到他家去串门的诺言。他终于想到,所有这些诺言都是空洞的假设,并无明确的涵义,特别是当他想到,他明天有可能死掉,也有可能发生特殊事故,因此,承诺与不承诺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皮埃尔的脑海中常常出现这一类的论断,它消除了他的各种决定和意向。他还是乘车到库拉金家中去了。

    他乘马车到达了阿纳托利所住的近卫骑兵队营房旁一栋大楼房的门廊前面,他登上了灯火通明的台阶,上了楼梯,向那敞开的门户走进去。接待室内荡然无人,乱七八糟地放着空瓶子、斗篷、套鞋,发散着一股酒味,远处的语声和喊声隐约可闻。

    赌博和晚膳已经完毕了,但是客人们还没有各自回家。皮埃尔脱下斗篷,步入第一个房间,那里只有残酒与剩饭,还有一名仆役;他内心以为没有被人发现,悄悄地喝完了几杯残酒。第三个房间传出的喧器、哈哈大笑、熟悉的叫喊和狗熊的怒吼,清晰可闻。大约有八个年轻人在那敞开的窗口挤来挤去。有三个人正在玩耍一只小熊,一个人在地上拖着锁上铁链的小熊,用它来恐吓旁人。

    “我押史蒂文斯一百卢布赌注!”有个人喊道。

    “当心,不要搀扶!”另一人喊道。

    “我押在多洛霍夫上啊!”第三个人喊道,“库拉金,把手掰开来。”

    “喂,把小熊‘朱沙’扔开吧,这里在打赌啊!”

    “要一干而尽,不然,就输了。”第四个人喊道。

    “雅科夫,拿瓶酒来,雅科夫!”主人喊道,他是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穿着一件袒露胸口的薄衬衣站在人群中间,“先生们,等一会。瞧,他就是彼得鲁沙,亲爱的朋友。”他把脸转向皮埃尔说道。

    另一个身材不高、长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人从窗口喊叫:“请上这里来,给我们把手掰开,打赌啊!”这嗓音在所有这些醉汉的嗓音中听来令人觉得最为清醒,分外震惊。他是和阿纳托利住在一起的多洛霍夫,谢苗诺夫兵团的军官,大名鼎鼎的赌棍和决斗能手。皮埃尔面露微笑,快活地向四周张望。

    “我什么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等一会,他还没有喝醉。给我一瓶酒。”阿纳托利说道,从桌上拿起一只玻璃杯,向皮埃尔跟前走去。

    “你首先喝酒。”

    皮埃尔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起酒来,而那些蹙起额头瞧瞧又在窗口挤来挤去的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倾听着他们交谈。阿纳托利给他斟酒,对他讲,多洛霍夫和到过此地的海员,叫做史蒂文斯的英国人打赌,这样议定:他多洛霍夫把脚吊在窗外坐在三楼窗台上一口气喝干一瓶烈性甜酒。

    “喂,要喝干啊!”阿纳托利把最后一杯酒递给皮埃尔,说道,“不然,我不放过你!”

    “不,我不想喝。”皮埃尔用手推开阿纳托利,说道;向窗前走去。

    多洛霍夫握着英国人的手,明确地说出打赌的条件,但主要是和阿纳托利、皮埃尔打交道。

    多洛霍夫这人中等身材,长着一头鬈发,有两只明亮的蓝眼睛。他约莫二十五岁。像所有的陆军军官那样,不蓄胡子,因而他的一张嘴全露出来,这正是他那令人惊叹的脸部线条。这张嘴十分清秀,弯成了曲线。上嘴唇中间似呈尖楔形,有力地搭在厚实的下嘴唇上,嘴角边经常现出两个微笑的酒窝。所有这一切,特别是在他那聪明、坚定而放肆的目光配合下,造成了一种不能不惹人注意这副脸型的印象。多洛霍夫是个不富裕的人,没有什么人情关系。尽管阿纳托利花费几万卢布现金,多洛霍夫和他住在一起,竟能为自己博得好评,他们的熟人把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比较,更为尊重多洛霍夫,阿纳托利也尊重他。多洛霍夫无博不赌,几乎总是赢钱。无论他喝多少酒,他从来不会丧失清醒的头脑。当时在彼得堡的浪子和酒徒的领域中,多洛霍夫和库拉全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一瓶烈性甜酒拿来了。窗框使人们无法在那窗户外面的侧壁上坐下,于是有两个仆役把窗框拆下来,他们周围的老爷们指手划脚,不断地吆喝,把他们搞得慌里慌张,显得很羞怯。

    阿纳托利现出洋洋得意的神气,向窗前走去。他禁不住要毁坏什么东西。他把仆人们推开,拖了拖窗框,可是拖不动它。他于是砸烂了玻璃。

    “喂,你这个大力士。”他把脸转向皮埃尔说道。

    皮埃尔抓住横木,拖了拖,像木制的窗框喀嚓喀嚓地响,有的地方被他弄断了,有的地方被扭脱了。

    “把整个框子拆掉,要不然,大家还以为我要扶手哩。”多洛霍夫说道。

    “那个英国人在吹牛嘛……可不是?……好不好呢?

    ……”阿纳托利说道。

    “好吧。”皮埃尔望着多洛霍夫说道,多洛霍夫拿了一瓶烈性甜酒,正向窗前走去,从窗子望得见天空的亮光,曙光和夕晖在天上连成一片了。

    多洛霍夫手中拿着一瓶烈性甜酒,霍地跳上了窗台。

    “听我说吧!“他面向房间,站在窗台上喊道。大家都沉默不言。

    “我打赌(他操着法语,让那个英国人听懂他的意思,但是他说得不太好),我赌五十金卢布,您想赌一百?”他把脸转向英国人,补充了一句。

    “不,就赌五十吧。”英国人说道。

    “好吧,赌五十金卢布,”二人议定,“我要一口气喝干一整瓶烈性糖酒,两手不扶着什么东西,坐在窗台外边,就坐在这个地方把它喝干(他弯下腰来,用手指指窗户外边那倾斜的墙壁上的突出部分)……就这样,好吗?……”

    “很好。”英国人说道。

    阿纳托利向英国人转过身去,一手揪住他的燕尾服上的钮扣,居高临下地望着他(那个英国人身材矮小),开始用法语向他重说了打赌的条件。

    “等一下!”多洛霍夫为了要大家注意他,便用酒瓶敲打着窗户,大声喊道,“库拉金,等一会,听我说吧。如果有谁如法炮制,我就支付一百金卢布。明白么?”

    英国人点点头,怎么也不肯让人明白,他有意还是无意接受打赌的新条件。阿纳托利不愿放开英国人,虽然那个英国人点头示意,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阿纳托利用英语把多洛霍夫的话向他翻译出来。一个年轻的、瘦骨嶙峋的男孩——近卫骠骑兵,这天夜里输了钱,他于是爬上窗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望望。

    “吓!……吓!……吓!……”他瞧着窗外人行道上的石板说道。

    “安静!”多洛霍夫高声喊道,把那个军官从窗台上拉了下来,被马刺绊住腿的军官很不自在地跳到房间里。

    多洛霍夫把酒瓶搁在窗台上,这样拿起来方便,他谨小慎微地、悄悄地爬上窗户。他垂下两腿,双手支撑着窗沿,打量了一番,把身子坐稳,然后放开双手,向左向右移动,拿到了一只酒瓶。阿纳托利拿来了两根蜡烛,搁在窗台,虽然这时候天大亮了,两根蜡烛从两旁把多洛霍夫穿着一件白衬衣的脊背和他长满鬈发的头照得通亮了。大家都在窗口挤来挤去。那个英国人站在大家前面。皮埃尔微微发笑,不说一句话。一个在场的年纪最大的人露出气忿的、惊惶失惜的神色,忽然窜到前面去,想一把揪住多洛霍夫的衬衣。

    “先生们,这是蠢事,他会跌死的。”这个较为明智的人说道。

    阿纳托利制止他。

    “不要触动他,你会吓倒他,他会跌死的。怎样?……那为什么呢?……哎呀……”

    多洛霍夫扭过头来,坐得平稳点了,又用双手支撑着窗户的边沿。

    “如果有谁再挤到我身边来,”他透过紧团的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我就要把他从这里扔下去。也罢!……”

    他说了一声“也罢”,又转过身去,伸开双手,拿着一只酒瓶搁到嘴边,头向后仰,抬起一只空着的手,这样,好把身子弄平稳。有一个仆人在动手捡起玻璃,他弯曲着身子站着不动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户和多洛霍夫的脊背。阿纳托利瞪大眼睛,笔直地站着。那个英国人噘起嘴唇,从一旁观看。那个想阻拦他的人跑到屋角里去,面朝墙壁地躺在沙发上。皮埃尔用手捂住脸,此时他脸上虽然现出恐怖的神色,但却迷迷糊糊地保持着微笑的表情。大家都沉默不言。皮埃尔把蒙住眼睛的手拿开。多洛霍夫保持同样的姿态坐着,不过他的头颅向后扭转过来了,后脑勺上的卷发就碰在衬衫的领子上,提着酒瓶的手越举越高,不住地颤抖,用力地挣扎着。这酒瓶显然快要喝空了,而且举起来了,头也给扭弯了。“怎么搞了这样久呢?”皮埃尔想了想。他仿佛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多洛霍夫把脊背向后转过去,一只手神经质地颤栗起来,这一颤栗足以推动坐在倾斜的侧壁上的整个身躯。他全身都挪动起来了,他的手和头越抖越厉害,费劲地挣扎。一只手抬了起来抓住那窗台,但又滑落下去了。皮埃尔又用手捂住眼睛,对自己说:永远也没法把它睁开来。他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微微地摆动起来了。他看了一眼:多洛霍夫正站在窗台上,他的脸色苍白,但却露出了愉快的神态。

    “酒瓶子空了。”

    他把这酒瓶扔给英国人,英国人灵活地接住。多洛霍夫从窗上跳下来。他身上发散着浓重的甜酒气味。

    “棒极了!好样的!这才是打赌啊!您真了不起啊!”大家从四面叫喊起来了。

    那个英国人拿出钱包来数钱。多洛霍夫愁苦着脸,沉默不语。皮埃尔一跃跳上了窗台。

    “先生们!谁愿意同我打赌呢?我同样做它一遍,”他忽然高声喊道,“不需要打赌,听我说,我也这么干。请吩咐给我拿瓶酒来。我一定做到……请吩咐给我拿瓶酒来。”

    “让他干吧,让他干吧!”多洛霍夫面带微笑,说道。

    “你干嘛,发疯了么?谁会让你干呢?你就站在梯子上也会感到头晕啊。”大家从四面开腔说话。

    “我准能喝干,给我一瓶烈性甜酒吧!”皮埃尔嚷道,做出坚定的醉汉的手势,捶打着椅子,随即爬上了窗户。

    有人抓住他的手,可是他很有力气,把靠近他的人推到很远去了。

    “不,你这样丝毫也说服不了他,”阿纳托利说道,“等一等,我来哄骗他。你听我说,跟你打个赌吧,但约在明天,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到×××家中去了。”
    “我们乘车子去吧,”皮埃尔喊道,“我们乘车子去吧!……
    把小熊‘米沙’也带去。”
    他于是急忙抓住这头熊,抱着它让它站起来,和它一同在房里跳起舞来,双腿旋转着。

    7

    瓦西里公爵履行了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上答应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替她的独子鲍里斯求情的诺言。有关鲍里斯的情形已禀告国王,他被破例调至谢苗诺夫兵团的近卫队中担任准尉。安娜·帕夫洛夫娜虽已四出奔走斡旋,施展各种手段,但是,鲍里斯还是未被委派为副官,亦未被安插在库图佐夫手下供职。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晚会后不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就回到莫斯科,径直地到她的富有的亲戚罗斯托夫家中去了,她一直住在莫斯科的这个亲戚家中,她的被溺爱的鲍里斯从小就在这个亲戚家中抚养长大,在这里住了许多年,他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尉,旋即被调任近卫军准尉。八月十日近卫军已自彼得堡开走,她那留在莫斯科置备军装的儿子要在前往拉兹维洛夫的途中赶上近卫军的队伍。

    罗斯托夫家中有两个叫做娜塔莉娅的女人——母亲和小女儿——过命名日。从清早起,波瓦尔大街上一栋莫斯科全市闻名的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的大楼前面,装载着贺客的车辆就来回奔走,川流不息。伯爵夫人和漂亮的大女儿坐在客厅里接待来宾,送走了一批宾客,又迎来了另一批宾客,不停地应接。

    这位伯爵夫人长着一副东方型的瘦削的脸盘,四十五岁上下,她为儿女所劳累(有十二个儿女),身体显得虚弱。由于体弱,她的动作和言谈都很迟缓,这却赋予她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的风貌。叫做安娜·米哈伊洛莫娜·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就像他们家里人一样,也坐在那儿,帮助和应酬宾客。年轻人认为不必参与接待事宜,都呆在后面的几个房间里。伯爵迎送着宾客,邀请全部宾客出席午宴。

    “十分、十分感激您machère或moncher(法语:亲爱的女客,亲爱的男客),(他对待一切人,无论地位高于他,抑或低于他,都毫无例外地、毫无细微差别地称machère或moncher),我个人代替两个过命名日的亲人感激您。请费神,来用午膳。您不要让我生气,moncher。我代表全家人诚挚地邀请您,machère。”他毫无例外地,一字不变地对一切人都说这番话,他那肥胖的、愉快的、常常刮得很光的脸上现出同样的神态,他同样地紧握来宾的手,频频地鞠躬致意。送走一位宾客后,伯爵回到那些尚在客厅未退席的男女宾客面前,他把安乐椅移到近旁,显露出热爱生活、善于生活的人所固有的样子,豪放地摊开两腿,两手搁在膝盖上,意味深长地摇摇摆摆,他预测天气,请教保健的秘诀,有时讲俄国话,有时讲很差劲的、但自以为道地的法国话,后来又现出极度困倦、但却竭尽义务的人所独具的样子去送宾客,一面弄平秃头上稀疏的斑发,又请宾客来用午膳。有时候,他从接待室回来,顺路穿过花斋和堂馆休息室走进大理石大厅,大厅里已经摆好备有八十份餐具的筵席,他望着堂倌拿来银器和瓷器,摆筵席、铺上织花桌布,并把出身于贵族的管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喊到身边来,说道:

    “喂,喂,米佳,你要注意,把一切布置停妥。好,好,”

    他说道,十分满意地望着摆开的大号餐桌,“餐桌的布置是头件大事。就是这样……”他洋洋自得地松了口气,又走回客厅去了。

    “玛丽亚·利洛夫娜·卡拉金娜和她的女儿到了!”伯爵夫人的身材魁梧的随从的仆人走进客厅门,用那低沉的嗓音禀告。伯爵夫人思忖了一会,闻了闻镶有丈夫肖像的金质鼻烟壶。

    “这些接客的事情把我折磨得难受,”她说道,“哦,我来接待她这最后一个女客。她真拘礼,请吧,”她用忧悒的嗓音对仆人说,内心好像是这样说:“哎呀!让你们这些人置我于死命吧!”

    一个身段高大、肥胖、样子骄傲的太太和她的圆脸蛋的、微露笑容的女儿,衣裙沙沙作响,走进客厅来。

    “Chèrecomtesse,ilyasilongtemps… elleaéléa litéela pauv re en fant… au bal des Razoumow sky… etlacom tesse Apraksine… j’aié tési heureu se……(法语:伯爵夫人……已经这样久了……可怜的女孩,她害病了……在拉祖莫夫斯基家的舞会上……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我简直高兴极了……),听见妇女们互相打断话头、闹哄哄的谈话声,谈话声和连衣裙的沙沙声、移动椅子的响声连成一片了。这场谈话开始了,谈话在头次停顿的时候正好有人站起来,把那连衣裙弄得沙沙作响,有人说:“Jeaui sbien charm é e,la sant é dlema man… etlacomtes se Aprak sine.(我非常、非常高兴……妈妈很健康……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连衣裙又给弄得沙沙作响,有人朝接待室走去,穿上皮袄或披起斗篷,就离开了。谈话中提到当时市内的首要新闻——遐尔闻名的富豪和叶卡捷琳娜女皇当政时的美男子老别祖霍夫伯爵的病情和他的私生子皮埃尔,此人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举办的晚会上行为不轨,有失体统。

    “我非常惋惜可怜的伯爵,”一个女客人说道,“他的健康情况原已十分恶劣,现今又为儿女痛心,这真会断送他的命啊!”

    “是怎么回事?”伯爵夫人问道,好像她不知道那女客在说什么事,不过她已有十五次左右听过关于别祖霍夫伯爵感到伤心的原因。

    “这就是现在的教育啊!”一位女客说,“现在国外时,这个年轻人就听天由命,放任自流,而今他在彼得堡,据说,他干了不少令人胆寒的事,已经通过警察局把他从这里驱逐出去了。”

    “您看,真有其事!”伯爵夫人说道。

    “他很愚蠢地择交,”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插嘴了,“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他的那个多洛霍夫,据说,天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勾当。二人都受罪了。多洛霍夫被贬为士兵,别祖霍夫的儿子被赶到莫斯科去了。阿纳托利·库拉金呢,他父亲不知怎的把他制服了,但也被驱逐出彼得堡。”

    “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伯爵夫人问道。

    “他们真是些十足的土匪,尤其是多洛霍夫,”女客人说道,“他是那个备受尊重的太太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多洛霍娃的儿子,后来怎么样呢?你们都可以设想一下,他们三个人在某个地方弄到了一头狗熊,装进了马车,开始把它运送到女伶人那里去了。警察跑来制止他们。他们抓住了警察分局局长,把他和狗熊背靠背地绑在一起,丢进莫伊卡河里。狗熊在泅水,警察分局局长仰卧在狗熊背上。”

    “machère,警察分局局长的外貌好看吗?”伯爵笑得要命,高声喊道。

    “啊,多么骇人呀!伯爵,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可是太太们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真费劲才把这个倒霉鬼救了出来,”女客人继续说下去,“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的儿子心眼真多,逗弄人啊!”她补充一句话,“听人家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脑子也挺灵活。你看,外国的教育结果把他弄到这个地步。虽然他有钱,我还是希望这里没有谁会接待他。有人想介绍他跟我认识一下,我断然拒绝了:我有几个女儿嘛。”

    “您干嘛说这个年轻人很有钱呢?”伯爵夫人避开少女们弯下腰来问道,少女们马上装作不听她说话的样子,“要知道,他只有几个私生子女。看来……皮埃尔也是个私生子。”

    女客人挥动一手下臂。

    “我想,他有二十个私生子女。”

    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插话了,她显然是想显示她的社交关系,表示她熟悉交际界的全部情况。

    “就是这么一回事,”她低声地、意味深长地说道,“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颇有名声,尽人皆知……他的儿女多得不可胜数,而这个皮埃尔就是他的宠儿。”

    “旧年这个老头儿还挺漂亮哩!”伯爵夫人说道,“我还未曾见过比他更漂亮的男人。”

    “现在他变得很厉害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我想这样说,”她继续说下去,“根据妻子方面的关系,瓦西里公爵是他的全部财产的直接继承人,但是他父亲喜爱皮埃尔,让他受教育,还禀告国王……如果他一旦辞世,他的病情加重,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断气,罗兰也从彼得堡来了,谁将会得到这一大笔财产,是皮埃尔呢,或者是瓦西里公爵。四万农奴和数百万财产。这一点我了若指掌,瓦西里公爵亲口对我说过这番话。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正是我的表舅哩。而且他给鲍里斯施行洗礼,是他的教父。”她补充一句,好像一点不重视这等事情似的。

    “瓦西里公爵于昨日抵达莫斯科。有人对我说,他来的用意是实地视察。”女客人说。

    “是的,但是,entrenous(法语: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不可与外人道也),”公爵夫人说道,“这是一种藉口,说实话,他是来看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的,他听到伯爵的病情加重了。”

    “但是,machère,这是个招儿,”伯爵说道,他发现那个年长的女客不听他说话,就向小姐们转过脸去说,“我心里想象,那个警察分局局长的外貌是十分漂亮的。”

    他于是想到那个警察分局局长挥动手臂的模样,又哈哈大笑起来,那响亮的嗓子低沉的笑声撼动着他整个肥胖的身躯,他发出这种笑声,就像平素吃得好,特别是喝得好的人所发出的笑声一样。“好吧,请您到我们那里来用午饭。”他说道。

    8

    大家都默不作声。伯爵夫人望着女客人,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但她并不掩饰那种心情:如果那个女客人站立起来,退席离开,她丝毫也不会感到怏怏不乐。女客的女儿正在弄平连衣裙,用疑问的眼神望着母亲,就在这时分,忽然听见隔壁房里传来一群男人和女人向门口迅跑的步履声、绊倒椅子的响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跑进房里来,用那短短的纱裙盖住一件什么东西,她在房间当中停步了。很明显,她在跑步时失脚,出乎意料地蹦得这么远。就在这同一瞬间,一个露出深红色衣领的大学生、一个近卫军军官、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和一个身穿儿童短上衣的面颊粉红的胖乎乎的男孩在那门口露面了。

    伯爵猛然跳起来,摇摇摆摆地走着,把两臂伸开,抱住跑进来的小女孩。

    “啊,她毕竟来了!”他含笑地喊道,“过命名日的人!machère过命名日的人!”

    “machère,ilyauntempspour,tout,”①伯爵夫人假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她说,“你总是溺爱她,埃利。”她对丈夫补充地说。

    “Bonjour,machère,jevousfélicite,”女客人说道,“Quel lede li cieu se en fant!②”她把脸转向母亲,补充地说。

    ——–

    ①法语:一切事情都得有个时间,亲爱的。

    ②法语:我亲爱的,您好,向您表示祝贺。多么可爱的小孩子!

    小姑娘长着一双黑眼睛,一张大嘴巴,相貌不漂亮,但挺活泼。她跑得太快,背带滑脱了,袒露出孩子的小肩膀,黑黝黝的打绺的鬈发披在后面,光着的手臂十分纤细,身穿一条钩花裤子,一双小脚穿着没有鞋带的矮靿皮靴。说她是孩子已经不是孩子,说她是女郎还不是女郎,她正值这个美妙的年华。她从父亲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走到了母亲近旁,母亲的严厉呵斥她不在乎,倒把脸儿藏在母亲的花边斗篷里,不知她为什么而笑,一面若断若续地说到她从衣裙下面掏出来的洋娃娃。

    “你们看见吗?……一个洋娃娃……咪咪……你们都看见。”

    娜塔莎不能说下去了(她以为一切都很可笑),她倒在母亲身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非常响亮,以致所有的人,连那个过分拘礼的女客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你得啦,走吧,带上你这个丑东西走吧!”母亲说道,假装发脾气,把女儿推到一边去。“这是我的小女儿。”她把脸转向女客说道。

    娜塔莎有一阵子把脸从母亲的花边三角头巾下抬起来,透过笑出的眼泪,从底下朝她望了一眼,又把脸蛋藏了起来。

    女客人被迫欣赏家庭中的这个场面,认为有参与一下的必要了。

    “我亲爱的,请您告诉我,”她把脸转向娜塔莎,说道,“这个咪咪究竟是您的什么人?大概是女儿吧?”

    娜塔莎不喜欢对待儿童的宽容的口气,女客人却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她一言不答,严肃地瞟了女客人一眼。

    与此同时,这一辈年轻人:军官鲍里斯——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的儿子、大学生尼古拉——伯爵的长男、索尼娅——伯爵的一个现年十五岁的外甥女以及小彼得鲁沙——伯爵的幼子,都在客厅里入席就座了。显然,他们竭尽全力把还流露在每个人脸上的兴奋和悦意保持在合乎礼仪的范围以内。显而易见,他们在迅速奔跑出来的后面的几个房间里,闲谈比起在这里议论城里的谗言、天气和comtesse Apraksine(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的问题,听来令人更开心。他们有时候互相凝视,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军官,从童年时代起就是朋友,两个人年龄相同,而且长得漂亮,但其面目并不相像。鲍里斯是个身材魁梧、头发浅黄的青年,他那宁静而俊美的面孔上,五官生得端正,眉清目秀。尼古拉是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一头鬈发,面部表情坦率。他的上嘴唇边逐渐长出黑色的短髭,他的灵敏和激情在整个面部流露出来。尼古拉一走进客厅,两颊就涨红了。显然,他想开口说话,但却找不到话题;鲍里斯正好相反,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应付的办法,沉着而戏谑地讲起洋娃娃咪咪的事,说他认识它的时候,它还是个小姑娘,当时它的鼻孔还没有碰坏,他记得在这五年内它变老了,头顶也现出裂纹了。他说了这句话,便朝娜塔莎望了一眼。娜塔莎转过脸去不理睬他,看了看眯缝起眼睛、不出一声笑得浑身发抖的小弟弟,她再也按捺不住了,一跃而起,迈开敏捷的小腿,从客厅里飞奔出来。鲍里斯没有发笑。
    “妈妈,看来您也要走了吧?要马车吗?”他面露微笑地对母亲说。
    “好,走吧,走吧,吩咐他们把马车准备好。”她含笑说道。
    鲍里斯悄悄地走出来,跟在娜塔莎后面,那个胖乎乎的男孩生气地跟在他们后面跑,好像他的事情遭受挫折而懊悔似的。

    9

    年轻人当中,除开伯爵夫人的长女(她比她妹妹年长四岁,举止已经跟大人一样了)和作客的小姐而外,客厅里剩下尼古拉和外甥女索尼娅二人了。索尼娅是个身段苗条、小巧玲珑的黑发女郎,在那长长的睫毛遮掩下闪现出温柔的眼神,一条乌黑而浓密的发辫在头上盘了两盘,脸上的皮肤,特别是裸露而消瘦、肌肉发达而漂亮的手臂和颈项的皮肤,都略带黄色。她那动作的平稳,小小肢体的柔软和灵活,有点调皮而自持的风度,便像一只尚未发育成熟的美丽可爱的猫崽,它必将成为一只颇具魅力的母猫。显然她认为面露微笑去谛听众人谈话是一种礼貌的态度,但是,她那对洋溢着少女热情崇拜的眼睛,从那长长的浓密的睫毛下面,情不自禁地望着行将入伍的consin(法语:表兄),她那笑意一点也不能欺骗任何人,显而易见,这只小猫蹲下来,只是想要更有力地跳起来,如同鲍里斯和娜塔莎一样从客厅里窜出去,和她的表兄一块儿嬉戏。

    “machère,是的,”老伯爵把脸转向女客,一面指着他的尼古拉,说道,“machère,看,他的朋友鲍里斯擢升为军官了,为友谊起见,他不想落在鲍里斯后面,抛弃了大学和我这个老头,也服兵役去了。有人在档案馆给他弄到一个差事,本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这不就是看情面嘛?”伯爵用疑问的口气说道。

    “是呀,有人说已经宣战了。”女客人说。

    “早就有人在说啊,”伯爵说道,“说了一阵子,又说一阵子,就不再说了。machère,这不就是看情面嘛!”他把自己说过的话重说一遍,“尼古拉去当骠骑兵了。”

    女客摇摇头,不知道要说什么话。

    “根本不是为友情,”尼古拉答道,涨红了脸,好像他受到一种使他羞愧的诋毁似的,他于是要为自己辩护,“根本不是为友情,而只是觉得我有服兵役的天职。”

    他回头望望表妹,又望望做客的小姐,她们二人都面露称赞的微笑望着他。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上校舒伯特今天在我们这儿吃午饭,他在这儿度假,要把尼古拉带走。这有什么法子呢?”伯爵说道,耸耸肩,诙谐地提起这件显然使他深感痛楚的事情。

    “爸爸,我已经跟您说过,”儿子说道,“如果您不愿意放我走,那么我就留下来。但是我知道,除开服兵役而外,我毫无用场;我不是外交家,不是官员,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他说道,露出风华正茂之时的轻薄的样子,不时地端详索尼娅和做客的小姐。

    小猫用眼睛紧紧地盯住他,随时都准备嬉戏一通,表露一下它那猫的本性。

    “嗯,嗯,好极了!”老伯爵说道,“向来就急躁……波拿巴还在冲昏大家的头脑,大家都想到他由中尉摇身一变当上皇帝了。也罢,愿上帝保佑。”他补充一句,并不注意女客嘲讽的微笑。

    成年人开始谈论波拿巴的事情。卡拉金娜的女儿朱莉把脸转向小罗斯托夫,说道:

    “很遗憾,星期四那天您没有到阿尔哈罗夫家里去。您不在场,我觉得寂寞无聊。”她说道,向他露出温和的微笑。

    年轻人因受奉承而深感荣幸,脸上呈露出风华正茂之时的轻浮的微笑,他坐得离她更近了,他和那笑容可掬的朱莉单独地闲聊起来,根本没发觉他这情不自禁的微笑竟像一柄醋意的尖刀戳进那面红耳赤、佯装微笑的索尼娅的心窝。闲谈的中间,他回过头来瞥了她一眼,索尼娅愤恨地望望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流出眼泪,没有露出假装的微笑,她站起来,从房里走出去。尼古拉的兴奋情绪已经消逝了。他窥伺谈话一中断,就露出扫兴的神态,从房里出来,寻找索尼娅去了。

    “所有这些年轻人的秘密事情真藏不住,会露出马脚啊!”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指着正走出门去的尼古拉说道。“Cousi Bnage- danger eux voi sinage,”①她补充一句。

    “是的,”伯爵夫人说道,随同这一代年轻人进入客厅带来的一线阳光消失后,她仿佛在回答未曾有人向她提出、但却经常使她全神贯注的问题似的,“她经受了多少苦难、多少烦扰,现在才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欢乐啊!可是现在,说实话,恐惧的比重却大于欢乐。你总是怕这怕那,总是怕这怕那啊!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正值这个年龄,就会遇到许多危险的事情。”

    “一切以教育为转移。”女客人说道。

    “是的,您说的是真话,”伯爵夫人继续说道,“谢天谢地,直至现在,我还是我的子女的朋友,我博得他们充分的信赖。”伯爵夫人说,许多父母出过差错,我重蹈覆辙,他们都以为,子女并没有隐瞒他们的秘密,“我知道,我永远是我的几个女儿的第一个confidente②,尼古拉性情急躁,要是他淘气(男孩子哪能不淘气),也不会像彼得堡这些绅士派头的人那样。”

    ——–

    ①法语:表兄弟、表姐妹这种亲戚真糟糕透了啊。

    ②法语:出主意的人。

    “是啊,都是些很好的、很好的孩子,”伯爵说道,认为这种看法很对头。他往往在解决他认为很复杂的问题时,便用“很好的”这个词来应付,“得了吧!他也想去当个骠骑兵啊!无论您怎样要求,也无济于事,machère!”

    “你的小女儿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儿!”女客人说道,“火性子人!”

    “是的,火性子人,”伯爵说道,“她就像我啊!她有一副悦耳的嗓子:虽然她是我的儿女,但我也要如实说来。她将来是个歌唱家,又是一个萨洛莫妮。我们延请了一位意大利人教她唱歌。”

    “不是太早了吗?据说,她这个时候学唱对嗓子不利。”

    “哦,不,哪里太早啊!”伯爵说道,“我们母亲辈十二三岁不就出嫁了吗?”

    “她现在就已爱上鲍里斯了!她怎么样?”伯爵夫人说道,两眼望着鲍里斯的母亲,悄悄地露出微笑,虽然在回答经常使她心神贯注的问题,她继续说下去,“哦,您知道,如果我对她严加管教,如果我禁止她……天知道,他们偷偷地会做出什么事(伯爵夫人心中暗指,他们会接吻),可是现在,她说的每句话我都知道。她晚上自己跑回家来,把一切情形讲给我听。我也许正在惯养她,不过,说实话,这样做似乎更妙。我对大女儿管教得很严。”

    “是的,教育我的方式完全不一样。”长女——漂亮的名叫薇拉的伯爵小姐面带微笑地说道。

    但是微笑并没有使薇拉的面部变得更加漂亮,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恰好适得其反,她的脸色变得不太自然,从而令人生厌。长女薇拉长得俊俏,并不笨拙,学习成绩优良,受到很好的教育,她的嗓子悠扬悦耳,她说的话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但是,说来令人诧异,女客也好,伯爵夫人也好,大家都竟然回过头来望她一眼,仿佛十分惊讶似的,为什么她要说这番话,大家都觉得尴尬。

    “大家总对年龄较大的儿童自作主张,总想做出什么不平凡的事业。”女客人说道。

    “machère,不用隐瞒,承认好了!伯爵夫人对薇拉的事自作主张,”伯爵说道。“这又有什么关系啊!她毕竟变成一个很好的姑娘。”他补充说道,向薇拉递个眼色,表示赞成的意思。

    女客们站了起来,答应来吃午饭,便乘马车走了。

    “是什么派头!他们都坐着,坐着不走!”伯爵夫人送走客人后说道。

    10

    娜塔莎步出客厅,奔驰而去,只奔至花房。她在这个房间里停下来了,等候鲍里斯走出门来。她已经不耐烦了。他没有马上走来,她顿了一下脚,快要放声大哭,这时听到了年轻人的不疾速亦不迟缓的文质彬彬的步履声。娜塔莎飞快地窜到花桶中间,躲匿起来了。

    鲍里斯在房间中央停步了,环顾了一遭,掸掉制服袖子上的尘屑,走到镜台前,仔细瞧瞧他那俊美的面孔。娜塔莎没有出声,从她躲匿的地方向外观望,等待着,看他怎样办。他在镜台前伫立了片刻,微微一笑,就向大门口走去。娜塔莎想喊他一声,随即改变了念头。

    “让他去找吧,”她对自己说道。鲍里斯刚刚走出来,索尼娅涨红了脸,透过泪水愤恨地低声细语,从另一道门走了出来。娜塔莎忍住了,没有起步向她身边跑去,还留在躲匿的地方,宛如戴上一顶隐身帽,不时地窥视人世间的动静。她正在享受一种特别新鲜的乐趣。索尼娅用耳语说着什么话,又回头望望客厅门。尼古拉从门口走出来了。

    “索尼娅,你怎么啦?哪能这样呢?”尼古拉说道,向她身边跑来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丢下我别管吧!”索尼娅嚎啕大哭起来。

    “不,我知道干嘛。”

    “哦,您知道,好得很,您上她那儿去吧。”

    “索——尼娅!有句话要跟你说!哪能凭瞎想这样折磨我,这样折磨你自己!”尼古拉说道,一把抓住她的手。

    索尼娅不去挣脱自己的手,停止哭泣了。

    娜塔莎屏住气息,一动不动地从她躲匿的地方用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向外张望。“此刻会出什么事呢?”她思忖道。

    “索尼娅!我所需要的不是整个世界!在我心目中唯有你才是一切,”尼古拉说道,“我向你证明我说的话。”

    “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

    “哦,我再也不说了,嗯,索尼娅,宽恕我吧!”他把她拖到自己身边,吻了吻她。

    “嗬,多么好啊!”娜塔莎心里想道,索尼娅和尼古拉从房里走出以后,她跟随着他们,把鲍里斯喊到自己身边来。

    “鲍里斯,您到这里来,”她现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狡黠的神态说道,“我有一件事要说给您听。到这里来吧,到这里来吧。”她说道,把他领到花房里她躲匿过的花桶之间。鲍里斯微露笑容,跟在她后面走去。

    “这究竟是件什么事呢?”他发问。

    她困窘不安,向四下打量一番,看见她那被扔在花桶上的洋娃娃,把它拿起来。

    “吻吻这个洋娃娃吧。”她说道。

    鲍里斯用关切而温和的目光望着她那兴奋的脸盘,一声也不回答。

    “您不愿意吗?喂,就到这儿来吧,”她说道,并向花丛纵深走去,扔掉了那个洋娃娃,“靠近点,靠近点吧!”她轻言细语地说道。她双手抓住军官的袖口,在她那涨红了的脸上可以望见激动和恐惧的神色。

    “您愿意吻吻我吗?”她低声细语,几乎听不清楚,皱着眉头向他瞧着,脸上露出微笑,激动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鲍里斯面红耳赤。

    “您多么可笑!”他说道,向她弯下腰来,面红得更加厉害,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等待好机会。

    她突然跳到花桶上,身段就显得比他高了,她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抱住了,于是她那纤细的裸露的手臂在他的颈项上方弯成弧形了,她仰起头来,把头发甩在后面,正好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

    她经过花钵中间窜到花丛的另一边,低垂着头,停步不前了。

    “娜塔莎,”他说道,“您知道我是爱您的,可是……”

    “您爱上我了吗?”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我爱上您了,但是您瞧,真是的,我们以后不要像刚才那样冒冒失失……还有四个年头……那时候我会向您求婚。”

    娜塔莎思忖了一下。

    “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她说道,弯屈着她那纤细的指头算算,“很好!那么成了定局罗?”

    欣喜和安定的微笑使她兴奋的面部神采奕奕。

    “成定局了!”鲍里斯说道。

    “永远吗?”小女孩说道,“一直到寿终正寝?”

    她于是挽着他的手臂,露出幸运的神色,静悄悄地和他并排走到摆满沙发的休息室里去。

    11

    会客的事情使伯爵夫人疲惫不堪,她吩咐不再招待任何人,又指示门房,只邀请一些务须登门饮宴的贺客。伯爵夫人想和自己童年时代的女友——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单独晤谈,自从她自彼得堡归来,伯爵夫人还没有好好地探查她啦。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露出一幅泪痕斑斑但却令人心欢的面孔,把身子移向伯爵夫人的安乐椅近旁。

    “我对你直言不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我们这些老朋友剩存的已经很少了!因此,我十分珍惜你的友情。”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望了望薇拉,便停住了。伯爵夫人握了握朋友的手。

    “薇拉,”伯爵夫人把脸转向显然不受宠爱的长女,说道,“您怎么一点不明事理啊?难道你不觉得,你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吗?到几个妹妹那里去吧,或者……”

    貌美的薇拉鄙夷地微露笑容,显然她一点也不感到屈辱。

    “妈妈,假如您老早对我说了这番话,我老早就会离开您了。”她说了这句话,便向自己房里去了。

    但是,当她路过摆满沙发的休息室时,她发觉休息室里有两对情人在两扇窗户近侧对称地坐着。她停步了,鄙视地微微一笑。索尼娅坐在尼古拉近侧,他把他头次创作的诗句誊写给她看。鲍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扇窗户旁边,当薇拉走进来时,他们都默不作声了。索尼娅和娜塔莎带着愧悔、但却幸福的神态,瞥了薇拉一眼。

    看见这些热恋的小姑娘,真令人高兴和感动。但是她们的样子在薇拉身上显然没有引起愉快的感觉。

    “我请求你们多少次了,”她说道,“不要拿走我的东西,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房间。”她拿起尼古拉身边的墨水瓶。

    “我马上给你,马上给你。”他说道,把笔尖蘸上墨水了。

    “你们向来不善于适合时宜地做事情,”薇拉说道,“方才你们跑到客厅里来,真教大家替你们害臊。”

    虽然她说的话完全合情合理,莫非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回答,这四个人只是互使眼色而已。她手里拿着墨水瓶迟迟未起步,在房里滞留。

    “你们这样的年纪,会有什么秘密,娜塔莎和鲍里斯之间,你们二人之间会有什么秘密,会是一些愚蠢事。”

    “嘿,薇拉,这与你何干。”娜塔莎用低沉的嗓音作辩护。

    这天她对大家显然比平常更慈善,更温和。

    “很愚蠢,”薇拉说道,“我替你们害臊,这是什么秘密呢?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不招惹你和贝格就是了。”

    娜塔莎急躁地说……

    “我认为,你们不会触犯人,”薇拉说道,“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不轨的行为。看吧,你怎样对待鲍里斯,我准会告诉妈妈。”

    “娜塔莉娅·伊利尼什娜待我非常好,”鲍里斯说道,“我不会诉怨的。”他说道。

    “鲍里斯,请您不要管,您是这么一个外交家(外交家这个词在儿童中间广为流传,他们使这个词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真够乏味,”娜塔莎用委屈的颤栗的嗓音说道,“她干嘛跟着我,纠缠得没完没了?这一点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她把脸转向薇拉说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简直没有心肠,你只是个madamede Genlis(法语:让莉夫人)(尼古拉给薇拉起的侮辱人的绰号),你主要的乐趣就是给他人制造不愉快的事情。你去向贝格献媚吧,你想怎样献媚就怎样献媚。”她急匆匆地说道。

    “是的,我也许不会在客人们面前去追逐一个年轻人……”

    “得啦,你达到目的了,”尼古拉插话了,“在大家面前说了许多讨厌的话,真使大家扫兴了。我们到儿童室去吧。”

    这四个人有如一群惊弓之鸟都站立起来,从房里走出去了。

    “人家对我说了许多讨厌的话,可我没有对谁说什么。”薇拉说道。

    “madamede Genlis!madamede Genlis!”有人从门后传出一阵笑语。

    貌美的薇拉给了大家一种令人激动的不愉快的印象,但她却微微一笑;大家说的话显然对她不发生作用,她向镜台前走去。把围巾和头发弄平,一面注视着她那美丽的面孔,她显然变得更冷漠,更安详了。

    客厅中的谈话持续下去了。

    “啊!亲爱的,”伯爵夫人说道,“在我的生活上toutn’estpasrose,我难道看不见吗,dutrain,quenousallons(法语:依照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并非幸福盈门,尽如人意),我们的财富不能长久地维系下去!这个俱乐部和他的慈善,全都碍了事。我们住在乡下,我们难道会静心养性吗?戏院呀,狩猎呀,天知道还有什么花样。至于我的情形,又有什么可谈的呢?哦,这一切一切你究竟是怎样安排的啊?安内特,我对你的境况常常感到惊讶,你这个年纪,怎么一个人乘坐马车,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到各位部长那里去,到各个贵族那里去,你善于应酬各种人,真令我感到惊奇!嗬,这方面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妥善安排的啊?这方面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内行。”

    “啊,我的心肝!”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答道,“但愿你不要知道,当一个寡妇,无依无靠,还有一个你所溺爱的儿子,生活多么艰苦,什么事都得学会,”她带着有点傲气的神态继续说道,“这场诉讼让我学了乖。如果我要会见某位显要达官,我就写一封便函:‘Prin ces seunetel le①欲晋谒某人,’我于是外出走一趟。我坐上马车亲自造访,哪怕走两趟也好,走三趟、四趟也好,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无论别人对我持有什么看法,对我来说,横直一样。”

    “喂,你怎样替鲍里斯求情的呢?”伯爵夫人问道,“要知道,你的儿子已经是近卫军军官了,而尼古拉才当上士官生。

    没有人为他斡旋哩。你向谁求过情呢?”

    “我向瓦西里公爵求过情。他真是殷勤待人。现在他什么都答应了,并且禀告了国王。”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异常高兴地说道,完全忘记了她为达到目的而遭受的凌辱。

    “瓦西里公爵怎么样?变老了吧?”伯爵夫人问道,“自从我们在鲁缅采夫家演了那幕闹剧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我想,他已经忘记我了。Ilmefaisaitlacour,”②伯爵夫人面露微笑地想起这件事。

    “他还是那个样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答道,“他很殷勤地待人,满口说的是奉承讨好的话。Les grand eursneluiont pastourné lat ê tedu tout③。‘亲爱的公爵夫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能替您做的事太少了,’他对我说道,‘如有事就请吩咐吧。’不过,他是个享有荣誉的人,是个挺好的亲戚,娜塔莎,可你总知道,我疼爱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为了他的幸福我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啊。我的境况糟糕透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降低嗓门心情忧悒地继续说下去,“我的情况糟糕透了,使我现在处于最难堪的地位。我那倒霉的讼案把我拥有的一切吞噬掉了,而且毫无进展。你可以想象我没有金钱,àlalettre④竟然没有十戈比的小银币,我不知道要用什么给鲍里斯置备军装,”她掏出一条手绢,哭起来了,“我现在需要五百卢布,而我身边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纸币。我处于这种境地……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身上。如果他不愿意支援他的教子——要知道他曾给鲍里斯施洗礼——,不愿意发给他一笔薪金,那么,我的奔走斡旋势必付诸东流;我将用什么给他置备军装啊。”

    ——–

    ①法语:某公爵夫人。

    ②法语:他轻浮地追求过我。

    ③法语:荣耀的地位没有使他变样子。

    ④法语:有时候。

    伯爵夫人两眼噙着泪水,沉默地想着什么事。

    “我常常想到,这也许就是罪孽,”那公爵夫人说道,“我常常想到,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孤单地生活……他有这么多产业……他的生活目的何在?对他来说,生命是沉重的负担,可是鲍里斯才刚刚开始生活。”

    “他想必会给鲍里斯留下什么财产。”伯爵夫人说道。

    “chèreamie①,天晓得!这些富翁和显贵都是利己主义者。但是我还是即刻偕同鲍里斯到他那里去,坦率地对他说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家对我抱有什么看法,请听便吧,说实话,只要儿子的命运有赖于此事,我一切都不在乎,”公爵夫人站立起来,“现在是两点钟,四点钟你们吃午餐。我出去走走还来得及哩。”

    ——–

    ①法语:亲爱的朋友。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具有精明能干、善于利用时间的彼得堡贵族夫人的作风,她派人去把儿子喊来,和他一同到接待室去。

    “我的心肝,再会吧,”她对送她到门口的伯爵夫人说道,“请你祝我成功吧。”她背着儿子轻言细语地补充说一句。

    “machère,您到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那里去吗?”伯爵从餐厅出来,也到接待室去时,说道,“如果皮埃尔身体好一些,请他上我家里来吃午饭。要知道,他时常到我这里来,和孩子们一块跳舞。machère,务必要请他。哦,让我们看看,塔拉斯今天怎样大显神通啊。他说,奥尔洛夫伯爵家里未曾举办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午宴哩。”

    12

    “Moncher Boris(法语:我亲爱的鲍里斯),”当他们搭乘名叫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的四轮轿式马车经过铺有麦秆的街道,驶入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家的大庭院时,名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对儿子说道,“moncherBoris,”母亲从旧式女外套下面伸出手来,胆怯地、温存地把手搁在儿子手上说道,“待人要殷勤、体贴。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毕竟是你的教父,你未来的命运以他为转移。moncher,你要记住,要和蔼可爱,你会这样做……”

    “如果我知道,除开屈辱而外,这能得到什么结果……,”儿子冷漠地答道,“但是我向您许了愿,我要为您而效劳。”

    虽然有一辆什么人的四轮轿式马车停在台阶前面,但是门房还是把偕同儿子的母亲仔细观察一番(他们并没有通报姓氏,径直地走进两排壁龛雕像之间的玻璃穿堂里),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她那身旧式的女外衣,问他们访问何人,是访问公爵小姐,还是访问伯爵,得知访问伯爵之后,便说大人今天病情更严重,不接见任何人。

    “我们可以走啦。”儿子说了一句法国话。

    “monami!”①母亲用央求的嗓音说道,又用手碰碰儿子的手臂,仿佛这一触动就可以使他平静,或者使他兴奋似的。

    鲍里斯默不作声,没有脱下军大衣,他用疑问的目光望着母亲。

    ——–

    ①法语:我的朋友。

    “老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把脸转向门房,用温柔的嗓音说道,“我知道,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伯爵的病情严重,……因此我才来探视……我是他的亲戚……老兄,我不会惊动他……不过,我必须见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不是呆在这里么。请通报一声。”

    门房忧郁地拉了一下通到楼上的门铃的引线,就扭过脸去。

    “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求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向那走下楼来、从楼梯凸缘下面向外张望的穿着长袜、矮靿皮靴和燕尾服的堂倌喊道。

    母亲把那染过的丝绸连衣裙的裙褶弄匀整,照了照嵌在墙上的纯正的威尼斯穿衣镜。她脚上穿着一双矮靿破皮靴,沿着楼梯地毯,走上楼去了。

    “moncher,vousm’avezpromis,”①她又向儿子转过脸去说道,她用手碰碰儿子,要他振作起来。

    儿子低垂着眼睛,不慌不忙地跟在她后面。

    他们走进了大厅,厅里有扇门通往瓦西里公爵的内室。

    当母亲随带儿子走到屋子中间,正想向那个看见他们走进来便飞快起身的老堂倌问路的时候,一扇门的青铜拉手转动了,瓦西里公爵走出门来,他按照家常的穿戴方式,披上一件天鹅绒面的皮袄,只佩戴一枚金星勋章,正在送走一个头发黝黑的美男子。这个美男子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堡的罗兰大夫。

    “C’estdoncpositif?”②公爵说道。

    “Monprince,‘Errarehummanumest’,mais…③大夫答道,弹动小舌发喉音,用法国口音说出几个拉丁词。

    “C’estbien,c’estbien…”④

    ——–

    ①法语:我的朋友,你向我许愿了。

    ②法语:这是确实的吗?

    ③法语;我的公爵,“人本来就难免犯错误,”可是……

    ④法语:好啦,好啦……

    瓦西里公爵看见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她带在身边的儿子,便鞠了一躬把那个大夫打发走了,他沉默地、但现出发问的样子向他们面前走去。她儿子发现母亲的眼中忽然流露出极度的忧伤,便微微一笑了之。

    “是呀,公爵,我们是在多么忧愁的情况下会面啊!……哦,我们亲爱的病人现在怎样了?”她说道,仿佛没有注意到向她凝视的非常冷漠的、令人屈辱的目光。

    瓦西里公爵现出疑虑的惶惑不安的神态看看她,而后又看看鲍里斯。鲍里斯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瓦西里公爵没有躬身答礼,却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转过脸来,摇摇头,努努嘴,以示回答她的问话,公爵的动作意味着病人没有多大希望了。

    “莫不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惊叫道,“啊!这多么可怕!想起来真是骇人哩……这是我的儿子。”她用手指着鲍里斯补充了一句,“他想亲自向您表示感激。”

    鲍里斯又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公爵,请您相信我吧,母亲心眼里永远也不会忘记您为我们做的善事。”

    “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我能做一点使你们愉快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瓦西里公爵说道,又把胸口的皱褶花边弄平。在这儿,在莫斯科,在受庇护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前,和在彼得堡安内特·舍列尔举办的晚会上相比较,他的姿态和声调都表明他高傲得多了。

    “你好好供职,尽力而为,做个当之无愧的臣民,”他很严肃地对着鲍里斯补充说,“我感到非常高兴……您在这里休假么?”他用冷漠的语调说,迫使他照办。

    “大人,我听候命令,接到新的任命就动身。”鲍里斯答道,他不因公爵的生硬语调而恼怒,也不表示他有交谈的心意,但他心地平静,态度十分恭敬,公爵禁不住用那凝集的目光朝他瞥了一眼。

    “您和您母亲住在一起吗?”

    “我住在那个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那里,”鲍里斯说道,又补充一句话:“大人。”

    “这就是那个娶了娜塔莉娅·申申娜的伊利亚·罗斯托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瓦西里公爵用单调的嗓音说道,“Jen’ai jamais pucon ce vo ir,comment Nathalies’estdéci dee à é pouser cetou rsmal— leche!Unper son nagecom plét em ents tupi de etri di cule.Et joueur à cequ’ondit。”①。

    “maistresbravehomme,monprince,”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脸上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微笑,仿佛她也知道,罗斯托夫伯爵值得这样评价似的,可是她请求人家怜悯一下这个可怜的老头。

    “大夫们说了什么呢?”公爵夫人沉默片刻后发问,她那泪痕斑斑的脸上又流露出极度的哀愁。

    “希望不大了。”公爵说道。

    “不过我很想再一次地感谢叔叔对我和鲍里斯的恩赐。C’estson fil leul。”③她补充一句,那语调听来仿佛这个消息必然会使瓦西里公爵分外高兴似的。

    ——–

    ①法语:我从来都不明白,娜塔莎竟然拿定主意嫁给这头邋遢的狗熊。十分愚蠢而荒唐。据说,还是个赌棍哩。

    ②公爵,但他为人厚道。

    ③法语:这是他的教子。

    瓦西里公爵陷入了沉思,蹙起了额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心中明白,根据别祖霍夫的遗嘱来看,他怕她成为争夺财产的敌手,她赶快让他安心下来。

    “如果不是我有真挚的爱心,对叔叔一片忠诚,”她说道,露出特别自信和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出“叔叔”这个词:“我熟悉他的性格,高尚而坦率,可是要知道,他身边尽是一些公爵小姐……她们都很年轻……”她低下头来,轻言细语地补充说道:“公爵,他是否履行了最后的义务,送了他的终?这最后的时刻多么宝贵啊!要知道,比这临终更糟的事是不会有的了,既然他的病情如此沉重,就必须给他准备后事。公爵,我们妇女辈,”她很温和地微微一笑,“一向就知道这些话应该怎样说哩。我务必要去见他一面。无论这件事使我怎样难受,可我养成了忍受痛苦的习惯。”

    公爵显然已经明了,甚至在安内特·舍列尔举办的晚会上就已明了,很难摆脱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位夫人。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次见面不会使他难受吧,”他说道,“我们就等到晚上好了。大夫们预告了危象。”

    “公爵,可是在这种时刻,不能等待啊。Pensez,ily va dusa lut de so name… Ah!c’est terrible,les devoirsd’unchr é tien…”①

    ——–

    ①法语:我想想看,这事情涉及他的灵魂的拯救……啊!这多么可怕,一个基督徒的义务……

    内室里的一扇门开了,一位公爵小姐——伯爵的侄女走出来了,显露出忧郁的冷淡的脸色,她腰身太长,和两腿很不相称。

    瓦西里公爵向她转过脸来。

    “哦,他怎么样了?”

    “还是那个样子。不管您认为怎样,这一阵喧嚣……”公爵小姐说道,回头望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便像望着一个陌生人拟的。

    “Ah,chère,jenevousreconnaissaispas,”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含着幸福的微笑,说道,她迈着轻盈而迅速的脚步向伯爵的侄女面前走去,“Jeviens dam ivenet jes ni sanaus poun vousai denasoi gnenmon oncle J’imagine,comlien vous aneg soug gent.”②她同情地翻着白眼,补充说道。

    公爵小姐一言未答,甚至没有微微一笑,就立刻走出去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脱下了手套,摆出洋洋自得的姿态,在安乐椅里坐下来了,并请瓦西里公爵坐在她近旁。

    “鲍里斯!”她微微一笑,对儿子说道,“我上伯爵叔叔那里去,我的朋友,你先到皮埃尔那里去,别忘记转告他,罗斯托夫家邀请他。他们请他用午饭。我想他去不成,是吗?”

    她把脸转向公爵说道。

    “正好相反,”公爵说道,看来他的心绪欠佳,“Jes erais tres content sivousme de bar ras sezdece jeune hom me……③他就在这里,伯爵一次也没有询问他的情况。”

    他耸耸肩。堂倌领着这个年轻人下楼,从另一座楼梯上楼,到彼得·基里洛维奇那里去了。

    ——–

    ①法语:啊,亲爱的,我没有认出您了。

    ②法语:我来帮助您照料叔叔。我想象得到,你够辛苦的了。

    ③法语:如果您能够使我摆脱这个年轻人,那我就会感到非常高兴……

    ——————

    13

    皮埃尔在彼得堡始终没有给自己选择一门职业,他确因滋意闹事被驱逐到莫斯科去。有人在罗斯托夫家叙述的那则故事合乎事实。皮埃尔参与了一起捆绑警察分局局长和狗熊的案件。他在几天前才回来,像平日一样,呆在父亲住宅里。虽然他推想,他的这段历史,莫斯科已经家喻户晓。他父亲周围的那些太太一向对他不怀好意,她们要借此机会使他父亲忿怒。但是在他抵达的那天,他还是到他父亲的寓所去了。他走进公爵小姐平时驻足的客厅,向用绷子绣花和读书(她们之中有一人正在朗读一本书)的几个小姐打招呼。她们共有三个人。年长的小姐素性好洁,腰身太长,面部表情过分严肃,她就是到过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家里串门的姑娘,她在朗读一本书;两个年幼的小姐脸颊粉红,十分秀丽,她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其中一位唇上长着一点使她显得更为美丽的胎痣,她们二人都用绷子绣花哩。她们会见皮埃尔,把他看作死人或鼠疫病人。年长的公爵小姐中断了朗读,默不做声地用恐惧的眼睛朝他瞟了一眼;那位年幼的公爵小姐,脸上没有胎痣,却流露出同样的表情;最年幼的小姐,脸上长着一点胎痣,天性活泼,滑稽可笑,她朝绷子弯下腰去,藏起了笑意,大概她已预见到即将演出一幕闹剧,这使她觉得可笑。她把绒线向下扯,弯下腰来,好像在识别图案似的,好不容易她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Bomjour,macousine,”皮埃尔说道,“Vousnemere Bcon nais sezpas?”①

    “我还记得很清楚,很清楚。”

    “伯爵的健康情况怎样?我能会见他吗?”皮埃尔像平日那样不好意思地问道,但并没有困窘不安。

    “伯爵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遭受痛苦,似乎您试图使他在精神上遭受更大的痛苦。”

    “我能会见伯爵吗?”皮埃尔重复自己说过的话。

    “嗯!……假如您想杀死他,杀掉他,那么您就能见他一面。奥莉加,走去看看,表叔喝的汤炖好了吗,时候快到了。”她补充说道,向皮埃尔表示,她们都很忙,正忙着安慰他父亲,显然他只是忙着让他父亲心痛。

    奥莉加走出去了。皮埃尔站了片刻,望望那两个表妹,鞠了一躬,说道:

    “那我就到自己房里去好了。在能会面的时候,就请你们告诉我吧。”

    他走出去了,身后传来那个长有胎痣的表妹的洪亮悦耳、但却低沉的笑声。

    翌日,瓦西里公爵来了,他在伯爵家里落歇。他把皮埃尔喊到身边,对他说道:

    “Moncher,sivousvousconduisezici,commeà Péters beurg,vous fi ni rez très mal;c’est tout ceque jevous dis,②伯爵的病情很严重,很严重;你根本用不着和他见面。”

    ——–

    ①法语:表妹,您好,您不认识我了?

    ②法语:我亲爱的,假如您在这里也像在彼得堡那样行为不正当,结果会弄得很糟,这是真话。

    从那时起,大家不再打扰皮埃尔了,他孑然一人整天价呆在楼上自己房里。

    当鲍里斯向皮埃尔房里走进来时,他正在房里来回踱方步,有时候在屋角里停步不前,对着墙壁做出威胁的手势,仿佛用长剑刺杀那看不见的敌人似的,他板起脸孔从眼镜上方向外张望,然后又开始踱来踱去,有时候口里喃喃地说着不清晰的话语,他耸耸肩,摊开两手。

    “L’Angleterreavécu,”①他皱起眉头,用手指指着某人说道,“M.Pit tcom met rai tre à lana tionetau droit des gensest con dam né à…”②这时分他把自己想象为拿破仑本人,并随同英雄经历危险越过加来海峡,侵占了伦敦,但他尚未说完处死皮特这句话时,忽然看见一个身材匀称、面目俊秀、向他走来的青年军官。他停步了。皮埃尔离开鲍里斯时,他才是个十四岁的男孩,皮埃尔简直记不得他了,尽管如此,皮埃尔还是现出他所特有的敏捷而热情的样子,一把握住鲍里斯的手,脸上含着友善的微笑。

    ——–

    ①法语:英国完蛋了。

    ②法语:皮特是个背叛民族、出卖民权的败类,要判处……

    “您记得我吗?”鲍里斯面露愉快的微笑,心平气和地说道,“我和我母亲来找伯爵,可是他好像身体欠佳。”

    “是啊,他好像身体欠佳。人家老是打扰他。”皮埃尔答道,竭力地追忆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何人。

    鲍里斯觉得,皮埃尔不认识他了,但他认为用不着说出自己的姓名,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丝毫不觉得困惑不安。

    “罗斯托夫伯爵请您今天到他家去用午饭。”他在相当长久的使皮埃尔觉得很不自在的沉默后说道。

    “啊!罗斯托夫伯爵!”皮埃尔高兴地说道,“伊利亚,那末,您就是他的儿子罗?您可以想想,我头一眼没有把您认出来呢。您还记得我们和m-meJacquot①乘车上麻雀山吗?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啊。”

    ——–

    ①法语:雅科太太。

    “您搞错了,”鲍里斯露出不同凡俗的略带讥讽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鲍里斯,是叫做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的儿子,罗斯托夫的父亲叫做伊利亚,他儿子叫做尼古拉。我可不认识什么雅科太太。”

    皮埃尔挥了挥手,晃了晃脑袋,好像有蚊蚋或蜜蜂向他袭来似的。

    “哎,是怎么回事啊!我把什么都搞混了。有这么许多莫斯科的亲戚!是的,您是鲍里斯……嗯,我们说得有个头绪了。喂,您对布伦远征有什么看法呢?只要拿破仑渡过海峡,英国人就要遭殃了,是吗?我想,远征是十拿九稳的事。但愿维尔纳夫不要出漏子!”

    布伦远征的事,鲍里斯一无所知,他不看报,还是头一次听到维尔纳夫这个人物。

    “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莫斯科,对午宴和谗言比对政治更为关心,”他用那平静的讥讽的语调说道,“这事情,我一无所知,心里也不去想它。莫斯科最关心的是谗言,”他继续说道,“眼下大家都在谈论您,谈论伯爵哩。”

    皮埃尔露出善意的微笑,好像他惧怕对方会说出什么使他本人懊悔的话。但是鲍里斯一直盯着皮埃尔的眼睛,他说话时,听来令人信服,但却索然乏味。

    “莫斯科除开散布流言飞语而外,再也没有事情可干了,”他继续说道,“大家都在关心,伯爵会把财产留给什么人,不过他可能比我们大家活得更长,这就是我的衷心的祝愿……”

    “说得对,这真够呛,”皮埃尔随着说起来,“真是够呛。”皮埃尔老是害怕这个军官会出乎意外地热衷于一场使他本人感到尴尬的谈话。

    “您必定以为。”鲍里斯有点涨红了脸,说道,但没有改变嗓音和姿态,“您必定以为,大家关心的只是从富翁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真是这样。”皮埃尔思忖了一会。

    “为了要避免误解,我正想把话对您说,假如您把我和我母亲都算在这类人之列,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虽然很贫穷,但我至少要替自己说话;正是因为您父亲很富有,我才不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亲戚,无论是我,还是我母亲,我们永远也不会乞讨他的任何东西,也不会接受他的任何东西。”

    皮埃尔久久地不能明白,但是当他明白了,他就从沙发上飞快跳起来,以他那固有的敏捷而笨拙的动作一把托住了鲍里斯的手臂;这时分他比鲍里斯的脸红得厉害多了,满怀着又羞愧又懊悔的感情说起话来:

    “这多么古怪!我难道……可谁又会去想呢?……我十分清楚……”

    可是鲍里斯又把他的话打断了:

    “我把话全部说出来了,我觉得非常高兴。您也许会不乐意,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说道,不仅不让皮埃尔安慰他,他反而安慰皮埃尔,“但是我希望,我不会使您受到屈辱。我的规矩是坦率地把话说干净……我应该怎样转达呢?您去罗斯托夫家吃午饭吗?”

    鲍里斯显然推卸了沉重的责任,自己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却又使别人处于那种境地,于是他又变得非常愉快了。

    “不,请您听我说吧,”皮埃尔心平气和地说道,“您是个不平凡的人。您方才说的话很不错,很不错。不消说,您不认识我了。我们许久不见面了……那时候还是儿童呢……您可以把我推测一番……我心里明白,十分明白。如果我缺乏勇气,这件事我就办不成啊,可是这棒极了。我和您认识了,我觉得非常高兴。说来真奇怪,”他沉默片刻,面露微笑地补充了一句,“您把我推测成什么样子!”他笑了起来。“也罢,这没有什么,那怎样呢?我们以后会认识得更加透彻的。就这样吧。”他握握鲍里斯的手。“您是否知道,伯爵那儿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哩。他没邀请我……我怜悯他这个人……可是有什么法子呢?”

    “您以为拿破仑会派军队越过海峡吗?”鲍里斯面露微笑地问道。

    皮埃尔心里明白,鲍里斯想要改变话题,于是答应他了,开始诉说布伦远征之事的利与弊。

    仆役走来呼唤鲍里斯去见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快要走了。皮埃尔答应来用午饭,为了要和鲍里斯亲近起来,他紧紧地握着鲍里斯的手,透过眼镜温和地望着他的眼睛……他离开以后,皮埃尔又在房间里久久地踱着方步,他再也不用长剑去刺杀那个望不见的敌人了;当他回想起这个聪明可爱、性格坚强的年轻人时,脸上微露笑容。

    正像青春时期的人,尤其是像独居之时的人那样,他对这个年轻人抱着一种无缘无故的温情,他起誓了,一定要和他做个朋友。

    瓦西里公爵送走公爵夫人。公爵夫人用手巾捂着眼角,她泪流满面。

    “这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她说道,“无论我花费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准来过夜。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每瞬间都很宝贵啊。我真不明白,公爵小姐们干嘛要磨磨蹭蹭。也许上帝会帮助我想出办法来给他准备后事……Adieu,mon prince,que leb on Di eu vous soutien ne……”①

    “Adieu,mabonne,”②瓦西里公爵答道,一面转过脸去避开她。

    ——–

    ①法语:公爵,再见吧,但愿上帝保佑您……

    ②法语:我亲爱的,再见吧。

    “唉,他的病势很严重,糟糕透了,”当母亲和儿子又坐上四轮轿式马车时,母亲对儿子说道,“他几乎什么人也认不得了。”

    “妈妈,我不明白,他对皮埃尔的态度怎样?”儿子问道。

    “遗嘱将说明一切,我的亲人,我们的命运以它为转移……”

    “可是您为什么认为,他会把点什么东西留给我们呢?”

    “唉,我的朋友!他那么富有,可我们却这么穷!”

    “嘿,妈妈,这还不是充分的理由啊。”

    “哎呀,我的天!我的天!他病得多么厉害啊!”母亲悲叹地说道。

    ——————

    14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偕同儿子乘车去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家时,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用手巾捂着自己的眼睛,她独自端坐良久,而后按了一下铃。

    “亲爱的,您怎么啦,”伯爵夫人对强迫自己等候片刻的婢女气忿地说道,“您不愿意服务,是不是?那我就替您另找活儿做。”

    伯爵夫人的女友极为痛苦,一贫如洗,忍屈受辱,伯爵夫人感到伤心,因此情绪不佳,每逢这种情形,她总是借用“亲爱的”和“您”称呼婢女,以示心境。

    “我有过错,夫人。”婢女说道。

    “请伯爵到我这里来。”

    伯爵踉踉跄跄地向妻子跟前走来,像平时一样,脸上露出一点愧悔的样子。

    “啊,伯爵夫人!sautéaumadère①炒花尾榛鸡,非常可口,machene!我尝了一下。买塔拉斯卡没有白花一千卢布,值得!”

    ——–

    ①法语:调味汁加马德拉葡萄酒。

    他坐在妻子身旁,豪放地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斑白的头发给弄得蓬乱。

    “我的伯爵夫人,有什么吩咐?”

    “我的亲人,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里怎么弄脏了?”她用手指着他的西装背心说道,“这是调味汁,说真的,”她面露微笑,补充了一句,“听我说,伯爵,我要钱用。”

    她的脸上露出愁容。

    “啊,我的伯爵夫人!……”伯爵忙乱起来了,取出钱夹子。

    “伯爵,我要很多钱,我需要五百卢布。”她掏出细亚麻手绢,揩丈夫的西装背心。

    “马上,马上。喂,谁在那里呀?”他吼道,只有在他深信被呼唤的人会迅速应声而来的情况下,才用这样的嗓门呼喊,“喊米坚卡到我这儿来!”

    米坚卡是在伯爵家受过教育的贵族的儿子,现在主管伯爵家里的事务,这时他脚步轻盈地走进房里来。

    “亲爱的,听着,”伯爵对那走进来的恭恭敬敬的年轻人说道,“你把……给我拿来,”他沉思起来,“对,七百卢布,对。你要小心,像上次那样破破烂烂的肮肮脏脏的不要拿来,给伯爵夫人拿些好的纸币来。”

    “米坚卡,对,请你拿干净的纸币,”伯爵夫人忧郁地呼气,说道。

    “大人,您吩咐什么时候拿来?”米坚卡说道,“您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请您放心,”他发现伯爵开始急促地、困难地呼吸,向来这是他开始发怒的征候,于是补充了一句,“我几乎置之脑后了……您吩咐我马上送来吗?”

    “对,对,就是这样,送来吧。要交给伯爵夫人。”

    “这个米坚卡是我的金不换,”当年轻人走出门去,伯爵微笑着,补充一句话,“没有什么‘行不通’的事。‘行不通’这样的说法我可忍受不了啊。什么事都行得通。”

    “唉,伯爵,重钱,贪钱。金钱引起了人世间的多少悲伤!”

    伯爵夫人说道,“我可很需要这笔钱。”

    “我的伯爵夫人,您是个出了名的爱挥霍的女人。”伯爵说道,吻吻妻子的手,又走回书斋去了。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离开别祖霍夫又回到家里时,那笔钱用手绢盖着,搁在伯爵夫人身边的茶几上,全是崭新的钞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发现,伯爵夫人不知为何事扫兴起来。

    “喂,我的朋友,怎么样了?”伯爵夫人问道。

    “唉,他的病势十分恶劣!真没法认出他是谁了,他的病情太严重,太严重。我呆了一下子,竟没有说出两句话……”

    “安内特,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拒绝我吧,”伯爵夫人忽然说,面红耳赤,这在她那瘦削、庄重、中年人的面孔上显得十分古怪。这时候,她从手帕下面掏出钱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霎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弯下腰去,好在适当的瞬间巧妙地拥抱伯爵夫人。

    “这是我给鲍里斯缝制军装的钱……”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面拥抱她,一面哭泣起来。伯爵夫人也哭起来了。她们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她们和睦相处,她们待人都很仁慈,她们是青春时代的朋友,她们现在关心的竟是卑鄙的东西——金钱;她们之所以哭泣,还因为她们的青春已经逝去了……可是从这两人的眼里流下的倒是愉快的眼泪……

    ——————

    15

    叫做罗斯托娃的伯爵夫人随同几个女儿陪伴着许多客人坐在客厅里。伯爵把几位男客带进书斋去,让他们玩赏他所搜集的土耳其烟斗。他有时候走出来,问问大家:“她来了没有?”大伙儿正在等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上流社会中绰号叫做leterribledragon①的夫人,她之所以大名鼎鼎,并不是由于财富或荣耀地位,而是由于心地正直,待人朴实的缘故。皇室知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整个莫斯科和整个彼得堡都知道她。她使这两个城市的人感到惊奇,他们悄悄地讥笑她的粗暴,谈论她的趣闻。但是人人都一无例外地尊敬她,而且畏惧她。

    ——–

    ①法语:恐龙。

    书斋里烟雾弥漫,大家正在谈论文告中业已宣布的战争和征兵事宜。谁也还没有读到上谕,但是人人都知道业已颁布了。那伯爵坐在一面抽烟,一面交谈的两位邻近的客人之间的土耳其式沙发上。伯爵自己不抽烟,也不开口说话,可是他时而把头侧向这边,时而侧向那边,显然他在留意地观看这两位抽烟的客人,静听被他惹起的两位邻座的讧争。

    交谈者之中一人是文官,那布满皱纹、瘦削的面部刮得很光,带着易动肝火的神态,他已经趋近老年,但穿着像个挺时髦的年轻人。他盘着两腿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那模样跟户主家里人不相上下,他的嘴角上深深地叼着一根琥珀烟嘴子,一面眯缝起眼睛,若断若续地抽烟。这位客人是老光棍,伯爵夫人的堂兄,莫斯科的沙龙中常常议论他,都说他是个造谣中伤的人。他对交谈者,似乎会装作屈尊俯就的样子。另一位客人长着一张白里透红的面孔,精神焕发,是个近卫军军官,他梳洗得整齐清洁,扣上了衣扣,嘴中叼着一根琥珀烟嘴子,用那粉红的嘴唇轻轻地吸烟,从美丽的嘴中吐出一个个烟圈来。他就是谢苗诺夫兵团的军官贝格中尉,鲍里斯和他一起在这个兵团入伍。娜塔莎逗弄过薇拉——伯爵夫人的长女,将贝格称为她的未婚夫。伯爵坐在他们之间,全神贯注地听着。除开他所酷爱的波士顿牌戏之外,倾听大家争论,是一件使他至为愉快的事,尤其是当他在两个喜爱聊天的人中间引起争论的时候,他就觉得更加高兴了。

    “老兄,怎么啦,montrèshonoraole①阿尔万斯·卡尔雷奇,”申申说道,微微一笑,他把民间最通俗的俄文语句和优雅的法文句子混杂在一起,这也就是他说话的特点,“Vous com pte zvous faire desrentes surl’etat②,您想获得连队的一笔收入吗?”

    ——–

    ①法语:可尊敬的。

    ②法语:您想获得政府的一笔收入。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表白一下,骑兵服役的收益比步兵服役要少得多,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请您设想一下我现在的处境吧。”

    贝格说起话来总是十分准确、心平气和,态度很谦恭,他的谈话向来只是关系到他个人的私事,每当他人谈论的事情和他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便沉默不言。他能这样接连几个小时默不作声,一点也不觉得忸怩不安,而且不让他人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交谈一提到他本人,他就长篇大论地说起来,明显地露出喜悦的神色。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如果我在骑兵部队服役,那怕是挂中尉军衔,在四个月之内我所挣的钱也不会超过两百卢布,现在我已挣到两百三十卢布。”他说道,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令人喜悦的微笑,一面回头看看申申和伯爵,仿佛他的成就永远是其他一切人共同期望的主要目标,他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除此之外,我调到近卫军以后,现在就崭露头角了,”贝格继续说道,“近卫军的步兵里常有空缺。请您设想一下,靠这两百三十卢布,我怎么能够安排自己的生活呢。我要储存一些钱,还得寄一些给父亲。”他继续说道,一面吐出一个烟圈。

    “Labalanceyest……①commeditleproverbe,②德国人用斧头背都能打出谷来。”申申说道,另一边嘴角上叼着一根烟嘴子,并且向伯爵丢了个眼色。

    ——–

    ①法语:是真的……

    ②法语:照谚语说。

    伯爵哈哈大笑起来。其余的客人看见申申在谈话,都走到面前来听听。贝格对嘲笑和冷漠的态度都不注意,继续述说他调到近卫军后,军衔就高于中等军事学校的同学了,他讲在战时连长可能就义,而他在连队职位较高,能够轻而易举地当上连长,他又讲他在兵团里人人热爱他,他父亲对他非常满意。贝格谈论这一切,看来洋洋自得,似乎没有意料到,人家也会有自己的志趣。可是他讲得娓娓动听,不卑不亢,那种年轻人所固有的幼稚的自私心理暴露无遗,终于使听众无力反驳了。

    “老兄,您不论在步兵服役,还是在骑兵服役,到处都有办法,这就是我对您的预言。”申申说道,拍拍他的肩膀,把脚从土耳其式沙发上放下来。

    贝格喜悦地微微一笑。伯爵和跟随在他身后的客人,都向客厅走去。

    午宴前还有一小段时间,前来聚会的客人都已就坐,等候吃小菜,他们还没有开始长谈,但是同时却又认为必须活动一下,而且用不着默不作声,以此表示他们根本不急于就坐。主人们隔一会儿望一下门口,有时候彼此看一眼。客人们就凭这种眼神来竭力猜度,主人们还在等候谁,或者等候什么,是等候迟迟未到的高贵亲戚呢,还是等候尚未煮熟的肴馔。

    皮埃尔在临近午宴时来到了,他在客厅当中随便碰到的一把安乐椅上不好意思地坐着,拦住大家的络。伯爵夫人想要他说话,但是他戴着眼镜稚气地向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某人似的,他简短地回答伯爵夫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的样子羞羞涩涩,只有他一人觉察不出来。大部分客人都晓得他耍狗熊闹出的丑闻,因此都出于好奇心看看这个长得高大的胖乎乎的忠厚人,心里都疑惑这个谦虚的笨伯怎么会戏弄警察分局局长呢。

    “您是不久以前回国的吗?”伯爵夫人问他。

    “Oui,madame.”①他向四面打量,答道。

    “您没有看见我丈夫吗?”

    “Non,madame.”②他不适时地微微一笑。

    “您不久以前好像到过巴黎?我想这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伯爵夫人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互使眼色。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心中明白,这是人家要她来接待这个年轻人,她于是就坐在他的近旁,开始提到他的父亲的事;他如同回答伯爵夫人一样,只用三言两语来回答她的话。客人们彼此正忙于应酬。

    “LesRazoumovsky… caaétécharmant… Vousêtesbien bon ne… La com tes se Aprak sine… ”③四面传来了话语声。伯爵夫人站起身来,向大厅走去了。

    ——–

    ①法语:夫人,是,是,是。

    ②法语:夫人,还没有,没有。

    ③法语:拉祖莫夫斯基家里的人……太好了……这太好了……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

    “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吗?”大厅里传来了她的声音。

    “正是她。”听见有一个女人嗓音刺耳地回答。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应声随即走进房里来。

    小姐们、甚至夫人们,年迈的女人除外,都站立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门口停步了,她身材十分肥胖,高大,这个五十岁的太太高高地抬起长满一绺绺斑白鬈发的头,环顾了一下客人,不慌不忙地弄平连衣裙的宽大的袖子,好像要卷起自己的袖子似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向来都说俄国话。

    “祝贺过命名日的亲爱的夫人和儿童们,”她说道,声音洪亮而圆浑,盖过了其他声音,“你这个老色鬼,怎么样了,“她把脸转向正在吻着她的手的伯爵说道,“你在莫斯科大概觉得无聊吧?没有地方可以追逐猎犬了吧?但是毫无办法啊,老爷,你瞧瞧这些小鸟儿都要长大了……”她用手指着几个姑娘说道,“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应该给她们找个未婚夫。”

    “我的哥萨克,怎么样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把娜塔莎叫做哥萨克。)她说道,用手抚摩着毫无惧色、欢欢喜喜走来吻她的手的娜塔莎,“我知道这个姑娘是个狐狸精,可是我还喜爱她。”

    她从女式大手提包里取出一双梨形蓝宝石耳环,送给两颊粉红、喜气洋洋的过命名日的娜塔莎,之后立即转过脸去避开她,对皮埃尔说话。

    “嗨,嗨,亲爱的!到这里来,”她用假装的尖声细语说道,“亲爱的,来吧……”

    她现出威吓的样子把衣袖卷得更高了。

    皮埃尔走到面前来了,他透过眼镜稚气地望着她。

    “亲爱的,到我跟前来,到我跟前来!当你父亲有权有势的时候,只有我这个人才对他说真心话,对于你呢,我听凭上帝的吩咐,也这样做就是。”

    她沉默一会儿,大家都不开腔,等待着就要发生什么事,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开场白而已。

    “这孩子好嘛,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孩子好嘛!……他父亲躺在病榻上,他却寻欢作乐,竟然把警察分局局长捆在狗熊背上。我的天,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去打仗好了。”

    她把脸转了过去,向伯爵伸出一只手来,伯爵险些儿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好吧,我看差不多要就座了吧?”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启程前行,骠骑兵上校领着伯爵夫人尾随其后,上校是个合乎时代需要的能人,他要和尼古拉一道去追赶已经开拔的团队。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申申搓成一对了。贝格向薇拉伸出手来,做出亲热的姿态。笑容可掬的朱莉·卡拉金娜和尼古拉一同走向餐桌,准备入座。其他一些成对的男女跟随在他们后面。沿着大厅鱼贯而行。儿童和男女家庭教师不结成一对,作为殿后。堂倌都忙碌起来,椅子碰撞得轧轧作响,乐队奏起合唱曲,客人入席就座了。刀叉的铿锵声、客人的说话声、堂倌轻盈的步履声替代了伯爵家庭乐队的奏鸣声。伯爵夫人坐在餐桌一端的首席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坐在右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其他女客坐在左边。伯爵坐在餐桌的另一端,骠骑兵上校坐在左边,申申和其他男客坐在右边。年纪较大的年轻人坐在长餐桌的一旁;薇拉和贝格并排而坐,皮埃尔和鲍里斯并排而坐;儿童和男女家庭教师坐在另一旁。伯爵从水晶玻璃器皿、酒瓶和水果盘后不时地望望妻子和她那系着蓝色绸带的高高翘起的寝帽,亲热地给邻座斟酒,但也没有把自己忘记。伯爵夫人并没有忘记她这个主妇应尽的责任,也向她丈夫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她似乎觉得丈夫的秃头和面庞在苍苍白发的强烈对照下,显得红透了。在妇女就座的餐桌一端,传来均匀的嘟哝声,在男人就坐的另一端,说话声越来越响亮,尤其是那个骠骑兵上校的嗓音如雷贯耳,他吃得多,喝得多,脸红得越来越厉害,伯爵把他看作客人的模范。贝格面露温和的微笑,正和薇拉谈到,爱情并非是世俗的感情,而是纯洁的感情。鲍里斯向他自己的新相识说出餐桌上客人的姓名,并和坐在对面的娜塔莎互使眼色。皮埃尔寡于言谈,不时地瞧瞧陌生的面孔,他吃得太多了。从那两道汤中他所挑选的alatortue①和大馅饼,直到花尾榛鸡,他何尝放过一道菜。当那管家从邻座肩后悄悄地端出一只裹着餐巾的酒瓶,一边说:“纯马德拉葡萄酒”,“匈牙利葡萄酒”,或“莱茵葡萄酒”时,他何尝放过一种葡萄酒。每份餐具前面放着四只刻有伯爵姓名花字的酒樽,皮埃尔随便拿起一只酒樽,高高兴兴地喝酒,一面露出愈益快活的神态打量着客人。娜塔莎坐在对面,她正盯着鲍里斯,就像十三岁的姑娘两眼盯着头次接了吻的她所热恋的男孩那样。有时候她把同样的目光投在皮埃尔身上,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这个可笑的活泼的姑娘的目光逼视下真想笑出声来。

    ——–

    ①法语:甲鱼汤。

    尼古拉在朱莉·卡拉金娜身旁坐着,离索尼娅很远。他又面露情不自禁的微笑和她说些什么话。索尼娅含着微笑,摆出很大的架子,但显而易见,她深受醋意的折磨,脸上时而发白,时而发红,聚精会神地谛听尼古拉和朱莉之间的谈话。一位家庭女教师心神不安地环顾四周,仿佛倘若有人想要凌辱儿童,她就要给予反击似的。一名德国男家庭教师极力记住种种肴馔,甜点心以及葡萄酒,以便在寄往德国的家信中把这全部情形详尽地描述一下。当那管家拿着裹有餐巾的酒瓶给大家斟酒时,竟把他漏掉了,他简直气忿极了。他愁眉苦脸,力图表示他不想饮这种葡萄酒。他所以恼火,是因为谁也不了解,他喝酒不是解渴,也不是贪婪,而是由于一种真诚的求知欲所致。

    ——————

    16

    在男客就座的餐桌的一端,谈话变得越来越热烈了。上校已经讲到,彼得堡颁布了宣战文告,他亲眼看见的一份文告已由信使递交总司令了。

    “真见鬼,我们干嘛要和波拿巴作战?”申申说道,“Iladé jàra bat tule ca quet à l’au triche, Jecrains quecet te foisce ne soitno tre towr。”①

    ——–

    ①法语:他已经打掉了奥地利的威风,我怕现在要轮到我们了。

    上校个子高大,长得很结实,是个活泼好动的德国人,老军人和爱国者。申申的话使他生气了。

    “为什么,阁下,”他说道,把母音“唉”发成“爱”,把软音发成硬音,“皇帝知道这件事。他在文告中说道,不能对俄国遭受威胁而熟视无睹,不能对帝国的安全、它的尊严和盟国的神圣权利遭受威胁而熟视无睹,”他说道,不知怎的特别强调“盟国的”这个词,好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他凭藉他那正确无讹的记忆公文的天赋,把文告中的引言重说了一遍:“……国王的意愿,他唯一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乃是: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奠定欧洲的和平,现已拟定调遣部分军队出国,再度竭尽全部力量以企臻达此一目标。”

    “阁下,这就是为了什么。”他说了一句收尾的话,露出教训人的神态,一面喝完那杯葡萄酒,看看伯爵的脸色,想获得赞扬。

    “Connaissezvousleproverbe,①‘叶廖马,叶廖马,你不如坐在家中,把你的纺锤磨平。”“申申蹙起眉头,微露笑容,说道,“Celanous convientàmer veil le,②苏沃洛夫顶什么用,他也被打得àplatecouture③,目前我们苏沃洛夫式的人物在哪里呢?Je vous deman deun peu.”④他说道,不断地从俄国话跳到法国语。

    ——–

    ①法语:您知道这句谚语。

    ②法语:这对于我们非常适宜。

    ③法语:落花流水。

    ④法语:我要问您。

    “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上校用手捶桌子,说道,“为皇帝献身,一切才会亨通。尽可能少地(在“可能”这个词上他把嗓音拖得特别长),尽可能少地议长论短,”他把话说完了,又朝伯爵转过脸来,“这就是我们老骠骑兵的论点,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年轻人和年轻的骠骑兵,您怎样评论呢?”他把脸转向尼古拉,补充一句话。尼古拉听到话题涉及战争后,便丢开对方不管,睁大两眼,全神贯注地谛听上校说话。

    “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尼古拉答道,他面红耳赤,一面转动着盘子,挪动着几只酒杯,脸上露出坚决的无所顾忌的神情,好像他眼前遭受到严重的危险似的,“我深信,俄国人都要为国捐躯,或者会赢得胜利。”他说道。正如其他人在这种时分说出过分激动的不是恰如其分的话那样,他也有同样的感受。

    “C’estbienbeaucequevousvenezdedire.”①朱莉坐在他身旁叹息道。当尼古拉说话时,索尼娅全身颤抖起来,脸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从脖子红到肩膀。皮埃尔谛听上校说话,点点头,表示赞同。

    ——–

    ①法语:很好!您说得很好。

    “这么说真好。”他说道。

    “地道的骠骑兵,年轻人。”上校又捶了一下桌子,嚷道。

    “你们在那里吵什么?”忽然从餐桌那边传来玛丽亚·德米特罗耶夫娜低沉的语声。“你为什么要捶桌子呢,”她把脸转向骠骑兵说道,“你对什么人动肝火?你真的以为现在你面前就有一群法国人!”

    “我说的是真话。”骠骑兵面露微笑说道。

    “老是说战争,”伯爵从餐桌那边嚷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知道,我的儿子要去作战了,儿子要去作战了。”

    “我有四个儿子,都在军队里服役,我并不忧虑。一切都由上帝支配:你是躺在灶台上死去;还是在战斗中得到上帝的保佑。”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从餐桌的那端用浑厚的嗓音毫不费劲地说道。

    “真是这样。”

    谈话又集中火力了——女士在餐桌的一端,男子汉在餐桌的另一端。

    “你问不到什么,”小弟弟对娜塔莎说道,“你问不到什么!”

    “我一定要问。”娜塔莎答道。

    她的脸红起来了,表现出无所顾忌的欢快的果断。她欠身起来一下,向坐在对面的皮埃尔投以目光,请他仔细听着,又向母亲转过脸去说话。

    “妈妈!”整个餐桌都听见她的低沉洪亮的童音。

    “你干嘛?”伯爵夫人惊恐地问道,但她凭女儿的脸色看出她在胡闹,就向她严肃地挥挥手,摇摇头,装作威吓和遏制的样子。

    谈话暂时停止了。

    “妈妈!有什么蛋糕?”娜塔莎脱口说出这句话,她的嗓音听来更坚定。

    伯爵夫人想蹙起眉头,可是她没法蹙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伸出她那肥胖的指头,威吓她。

    “哥萨克!”她用威吓的口气说。

    大多数客人都望着长辈,不知道应当怎样应付这场恶作剧。

    “瞧我收拾你!”伯爵夫人说。

    “妈妈!有蛋糕吃吗?”娜塔莎已经大胆任性、欢快地嚷起来,她事先确信,她的恶作剧会大受欢迎。

    索尼娅和胖乎乎的彼佳笑得躲藏起来,不敢抬头。

    “你瞧,我不是问了。”娜塔莎对小弟弟和皮埃尔轻言细语地说,她又向皮埃尔瞥了一眼。

    “冰激凌,只是人家不给你。”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娜塔莎明白,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此她也不害怕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样的冰激凌?我不爱吃奶油冰激凌。”

    “胡萝卜冰激凌。”

    “不是的,什么样的冰激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什么样的冰激凌?”她几乎叫喊起来。“我想知道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伯爵夫人都笑了起来,客人们也都跟着笑起来。大家不是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回答觉得好笑,而是对这个女孩百思不解的大胆和机智觉得好笑,她居然有本事、有胆量这样对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

    当人家告诉娜塔莎,快要摆上菠萝冰激凌时,她才不再纠缠了。端出冰激凌之前,先端出香槟酒。乐队又开始奏乐,伯爵吻了一下伯爵夫人,客人都站立起来,向伯爵夫人道贺,隔着桌子跟伯爵碰杯,跟孩子们碰杯,并互相碰杯。堂倌忙碌起来了,又跑来跑去,可以听见椅子碰撞的响声,客人们的两颊显得更红了,又依照原先的顺序走回客厅,走回伯爵的书斋。

    ——————

    17

    玩波士顿纸牌的大牌桌摆开了,牌局也都凑成了,伯爵的客人们在两个厅里就座,一间是摆有沙发的休息室,一间是图书室。

    伯爵把纸牌铺成扇面形,好不容易才改变午睡的习惯,他对着大家露出一张笑脸。伯爵夫人诱使年轻人聚集在击弦古铜琴和竖琴的近旁。朱莉在大家的请求下头一个用竖琴弹奏了一首变奏短曲,她和其余的女孩一块邀请素以音乐天赋出名的娜塔莎和尼古拉唱一首什么歌。大家像对待大人那样对待娜塔莎,她因此显得十分高傲,但同时有几分胆怯。

    “我们唱什么?”她问道。

    “《泉水》。”尼古拉答道。

    “喂,快点。鲍里斯,到这里来吧,”娜塔莎说道,“索尼娅究竟到哪里去了?”

    她向四周环顾,看见她的朋友不在房里,便跑去寻找她了。

    娜塔莎跑进索尼娅房里,找不到她的女友,便跑到儿童室去了,那里也没有索尼娅的人影。娜塔莎明白,索尼娅呆在走廊里的箱笼上。走廊里的箱笼是罗斯托夫家年轻妇女们倾吐哀愁的地方。诚然,索尼娅呆在箱笼上,俯卧在保姆那张邋遢的条纹绒毛褥子上,她身上穿的粉红色的薄纱连衣裙都给揉皱了。她用手蒙着脸,哽噎得大声痛哭,赤裸裸的肩膀不住地颤抖。娜塔莎整天价因为过命名日而喜形于色,这时分脸色突然变了,她的视线呆滞不动了,之后她的宽大的脖子颤抖了一下,嘴角松垂下来了。

    “索尼娅,你怎么样?……您是怎么回事?呜——鸣——

    呜!……”

    娜塔莎咧开大嘴哭起来了,样子变得十分难看,她像儿童似地嚎啕大哭,不知为什么,只是因为索尼娅哭泣的缘故。索尼娅想要抬起头来,想回答她的话,可是没法这样办,她把头藏得更深了。娜塔莎哭着,在蓝色的绒毛褥子上坐下,一面拥抱着女友。索尼娅鼓足一股劲,欠起身子,揩掉眼泪,开始述说起来。

    “过一个礼拜尼古连卡要去打仗了,他的……公文……下达了……他亲自对我说了……我并不想哭哩……”她让娜塔莎看看她拿在手里的一张纸条,那是尼古拉写的诗句,“我并不想哭哩,可是你没法了解……谁也没法了解……他的心肠多么好啊。”

    她于是又哭起来,哭他的心肠太好。

    “你觉得挺好……我不妒嫉……我爱你,也爱鲍里斯,”她聚精会神地说道,“他是个可爱的人……对你们毫无妨碍。可是尼古拉是我的表兄……有必要……总主教本人允准……即使那样也不行。而且,若是妈妈(索尼娅认为伯爵夫人是母亲,把她称呼为母亲)……她说我断送尼古拉的锦绣前程,我没有好心眼我忘恩负义,说实话……真的……”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我这样爱她,也爱你们大家,唯独薇拉……为什么?我有什么对她过不去呢?我十分感谢你们,我乐于为你们牺牲一切,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

    索尼娅不能再往下说了,又托着头,埋进绒毛褥子里。娜塔莎安静下来了,但是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心里明白她朋友的苦衷是何等沉重。

    “索尼娅,”她忽然说道,仿佛猜中了表姐伤心的真实原因,“薇拉在午饭后大概对你说过什么话?是吗?”

    “是的,尼古拉本人写了这些诗,我还抄了一些别的诗;她在我桌上发现了,还说要把它拿给妈妈看,说我忘恩负义,说妈妈决不会容许他娶我为妻,他要娶朱莉为妻。你看见,他整天价同她在一块吗?……娜塔莎!这是为什么?……”

    她又哭了起来,显得比原先更悲伤了。娜搭莎帮助她欠起身来,拥抱她,透过眼泪微露笑容,开始安慰她。

    “索尼娅,我亲爱的,不要相信她,不要相信啊。你总还记得我们和尼古拉三人在摆满沙发的休息室里说的话吧,是在晚饭后,你还记得吧?我们不是拿定了主意,把日后的事情划算好了吗?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是你总还记得事事都美满,事事都亨通。你看申申叔叔的兄弟娶他的表妹为妻,而我们不就是堂表子妹嘛,鲍里斯也说过完全可以这样做嘛。你知道,什么事我都对他说了。他既聪明,而又善良,”娜塔莎说道……“索尼娅,我亲爱的,你不要哭,索尼娅,我的心肝。”她一面吻她,一面发笑。“薇拉真凶恶,去她的吧!事事都会好起来,她也决不会告诉她妈妈的。尼古拉倒会亲口把话说出来,至于朱莉嘛,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她。”

    她于是吻她的头。索尼娅稍微抬起身子来,那只小猫也活跃起来了,一双小眼睛闪闪发光,它好像就要摇摇尾巴,伸出四双柔软的脚爪霍地跳起来,又要去玩耍线团,好像它适宜于这种游戏似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说的是实在的话?真的?”她说道,一面飞快地弄平连衣裙和头发。

    “说实话吗?真的吗?”娜塔莎答道,一面给她的朋友弄平辫子下面露出来的一绺粗硬的头发。

    她们二人都笑了起来。

    “喂,我们去唱《泉水》这首歌吧。”

    “我们去吧。”

    “你可知道,坐在我对面的这个胖乎乎的皮埃尔多么滑稽可笑!”娜塔莎停步时忽然说道,“我觉得非常快活!”

    娜塔莎于是在走廊里跑起来了。

    索尼娅拍掉身上的绒毛,把诗藏在怀里靠近突出的胸骨的脖子旁边,她两颊通红,迈着轻盈而快活的步子,跟在娜塔莎身后沿着走廊向摆满沙发的休息室跑去。年轻人应客人之请唱了一首人人喜欢的四人合唱曲《泉水》之后尼古拉还唱了一首已经背熟的歌曲:

    在令人欣悦的晚上,

    在皎洁月色映照下,

    你想象这该是多么幸福:

    有个什么人在这尘世上,

    她心中暗自把你思念!

    她那秀丽的巧手

    拨弄着金色的竖琴,

    竖琴激越的和音

    把你召唤

    召唤到身边!

    还有一两天,

    幸福的生活就要来临……

    唉,你的朋友

    活不到那么一天!

    他还没有唱完最后一句歌词,青年人就在大厅里准备跳舞,乐师们按照霍拉舞曲的节奏,把脚儿跺得咚咚响,这时传来他们的咳嗽声。

    皮埃尔坐在客厅里,申申和这个从外国归来的皮埃尔谈论起使他觉得索然无味的政治范畴的事情,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和他们攀谈起来,当乐队开始奏乐时,娜塔莎步入客厅,她向皮埃尔身边径直地走去,两脸通红,含笑地说道:“妈妈吩咐我请您去跳舞。”

    “我怕会搞乱了舞步,”皮埃尔说道,“不过,假如您愿意当我的老师……”

    于是他低低地垂下他那只肥胖的手,递给苗条的少女。

    当一对对男女拉开距离站着、乐师正在调音律时,皮埃尔和他的小舞伴一同坐下来。娜塔莎觉得非常幸福:她和国外回来的大人跳过舞了。她在大家眼前坐着,像大人那样和他交谈。她手里拿着一把折扇,一位小姐让她拿去扇扇的。她装出一副地道的交际花的姿态(天知道她是何时何地学到的本领),她扇扇子,隔着折扇露出微笑,和她的舞伴交谈。

    “她是啥模样?她是啥模样?你们看吧,你们看吧。”老伯爵夫人走过大厅,用手指着娜塔莎,说道。

    娜塔莎两颊通红,笑了起来。

    “妈妈,怎么啦?您何苦呢?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第三节苏格兰民间舞曲奏到半中间时,客厅里的坐椅被移动了,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大部分贵宾和老年人都在这里打纸牌,他们久坐之后伸伸懒腰,把皮夹和钱包放进衣袋里,一个个向大厅走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随同伯爵走在最前面,二人都现出喜悦的神色。伯爵诙谐地装出拘礼的样子,有点像跳芭蕾舞似的,把他那圆圆的手臂伸给玛丽亚·德米特罗耶夫娜。他挺直身子,神采奕奕,流露出特别洒脱的机智的微笑。一跳完苏格兰民间舞,他就向乐师击掌,面对第一提琴手,向那合唱队吼叫:

    “谢苗!你熟悉《丹尼拉·库波尔》么?”

    这是伯爵青年时代喜欢跳的一种舞蹈。(《丹尼拉·库波尔》其实是英吉利兹舞的一节。)

    “瞧我爸爸吧。”娜塔莎朝着整个大厅嚷道(根本忘记了她在和大人一同跳舞),她把长有鬈发的头向膝盖微微垂下,非常洪亮的笑声响彻了厅堂。

    诚然,大厅里的人都含着欢快的微笑打量那个愉快的老人,一个比他高大的显赫的女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站在他身旁,他那手臂蜷曲成圆形,合着拍子摇晃着,舒展开双肩,两脚向外撇开,轻盈地踏着拍子,他圆滚滚的脸上越来越眉开眼笑,让观众准备欣赏将要出现的场景。一当听见欢快的、引人入胜的、与快乐的《特烈帕克》舞曲相似的《丹尼拉·库波尔》舞曲,大厅的几个门口蓦然堆满了家仆的笑脸,一旁是男仆,一旁是女仆,他们都出来观看尽情作乐的老爷。

    “我们的老爷!真是苍鹰啊!”保姆从一道门口高声地说道。

    伯爵跳得很棒,而且心中有数,不过他的女舞伴根本不擅长跳舞,她也不想把舞跳好。她那硕大的身段笔直地站着,把两只强而有力的手臂低垂下去(她把女式手提包转交给伯爵夫人),只有她那副严肃、但却俊美的面孔在跳舞。伯爵的整个浑圆的身体是他外表上的特点,而越来越显得愉快的眉开眼笑的脸庞和向上翘起的鼻孔却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外貌特征。如果认为,伯爵跳得越来越痛快,他那出乎意料的灵活转动和脚步从容的轻盈跳跃会使观众心神向往,那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转身或踏拍子时,肩膀一动或者手臂一卷曲,就可轻而易举地产生同样良好的印象;虽然她的身躯过分地肥胖,态度素来严厉,每个观众仍然赞赏不已。舞跳得愈益热闹了。他们对面的别的舞伴一刻也没有引起观众的注意,而且也不介意这件事。伯爵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吸引着全体的注意力。在场的人们本来就目不转睛地望着跳舞的伴侣,可是娜塔莎却拉拉这个人袖子,扯扯那个人的连衣裙,要大家都来看看她爸爸。跳舞暂停时,伯爵吃力地喘气,向乐师们挥手喊叫,要他们快点奏乐。伯爵围绕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疾速地旋转,时而把脚尖踮起,时而把脚跟跺地,越来越矫捷,越来越勇猛,终于把舞伴领到她的坐位上,他把一只脚向后磴起来,低垂淌着热汗的头,这样才跳完了最后一个舞步,在洪亮的掌声和笑声中,尤其是在娜塔莎的哈哈大笑声中,他用右手挥动一下,腾空画了一个圆圈。两个跳舞的人停步了,吃力地喘气,用麻纱手巾揩汗。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跳舞啊,machère,”①伯爵说道。

    “《丹尼拉·库波尔》真不错!”玛丽亚·德米特罗耶夫娜卷起袖子,久久地、吃力地喘气,说道。

    ——–

    ①法语:老大娘。

    ——————

    18

    当人们在乐师因困倦而弹奏走调的音乐伴奏下正跳第六节英吉利兹舞、疲乏的堂倌和伙夫正准备晚膳的时候,别祖霍夫伯爵第六次罹患中风病。大夫们宣布,他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了,有人给病人做了忏悔仪式和圣餐仪式,并且还做了涂圣油仪式的准备。平素在这种时刻,这所住宅里的人总是乱哄哄的,惶恐不安地期待。卖棺材的人都聚集在住宅大门外,遇有马车驶近,便躲到一边去,他们等着承做安葬伯爵的棺材,赚一笔大钱。莫斯科军区总司令不断派遣副官来打听伯爵的病情,这天晚上他亲自乘车前来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大官别祖霍夫伯爵作临终告别。

    华美的接待室挤满了人。当军区总司令独自和病人一起呆了半小时左右,走出门来的时候,大家都肃然起敬地站立起来,他微微鞠躬答礼,想尽快地从凝视他的大夫、神职人员和亲戚身边走过去。这些日子里,瓦西里公爵显得消瘦,脸色苍白,他伴送着军区总司令,轻声向他反复地说着什么话。

    瓦西里公爵送走军区总司令后,独自一人在大厅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把一条腿高高地架在另一条腿上,用臂肘撑着膝头,用手捂住眼睛。他这样坐了片刻,便站立起来,用惊恐的目光向四下环顾一番,不像惯常那样,他迈着急急匆匆的脚步,经过走廊,到住宅后院去找公爵的大小姐了。

    在灯光暗淡的房间里,人们彼此窃窃私语,声音若断若续,每当有人从通往行将就木者的寝室门口进出,房门发出微弱响声时,人们就寂然无声,用那洋溢着疑问和期待的目光,望望那扇房门。

    “人的命运,”一个年老的神职人员对坐在他近旁、稚气地听他说话的女士说道,“命是注定的,不可逾越的。”

    “我想,举行涂圣油仪式为时不晚吧?”这位女士补充说出神职人员的头衔,问道,仿佛她在这一点上毫无意见似的。

    “大娘,这种圣礼仪式是很隆重的。”神职人员答道,一面用手摸摸那盖有几绺往后梳的斑白头发的秃顶。

    “他究竟是谁?是军区总司令本人?”有人在房间的另一端问道,“他显得多么年轻啊!……”

    “六十多岁了!据说,伯爵已经认不得他了,是吗?大家想举行涂圣油仪式吗?”

    “有个人我可知道哩,他受过七次涂圣油礼了。”

    公爵的二小姐从病人寝室里走出来,两眼泪痕斑斑,她在罗兰大夫身旁坐下,这位大夫用臂肘撑在桌子上,姿势优美地坐在叶卡捷琳娜画像下面。

    “Tr’èsbeau,”大夫在回答有关天气问题时,说道,“trèsbeau, prin ces se,et puis, à Mos cou on se croi tà la com Bpagne.”①

    “N’est—ce—pas?”②公爵小姐叹息道,“可以让他喝水吗?”

    罗兰沉思起来。

    “他服了药吗?”

    “服过了。”

    大夫看了看卜列格怀表。

    “请您拿一杯开水,放进unepincée(他用那纤细的指头表示unepincée是什么涵义)de crem or tar tari……”③

    ——–

    ①法语:很好——公爵小姐,天气很好,而且,莫斯科和乡下很相像。

    ②法语:是真的?

    ③法语:一小撮酒石。

    “没有患了三次中风还能幸存的事,”德国大夫对副官说道。

    “他从前是个精力多么充沛的男人啊!”副官说道。“这份财产以后归什么人?”他轻言细语地补充一句。

    “自愿当继承人的准会有的。”德国人面露微笑,答道。

    大家又向门口望了一眼,门吱呀一声响了,公爵的二小姐依照罗兰的指点做好了饮料,送到病人那里。德国大夫向罗兰面前走去。

    “大概他还能拖到明天早上吧?”德国人说着一口蹩脚的法国话问道。

    罗兰撇一撇嘴唇,在鼻子前严肃地挥动指头,表示不赞同。

    “今天夜晚,不会更晚。”他轻声说道,他因为能够明确地了解并说明病人的病情而洋洋自得,他脸上露出文质彬彬的笑意,走开了。

    与此同时,瓦西里公爵打开了公爵小姐的房门。

    房间里半明半暗。神像前面只点着两盏长明灯。神香和花朵散发着沁人的幽香。这个房间摆满了小柜子、小橱子、茶几之类的小家具。围屏后面看得见垫上绒毛褥子的高卧榻上铺着雪白的罩单。

    “哦,是您呀,我的表兄吗?”

    她站起身来,把头发弄平,她的头发向来是,甚至目前也是又平又光的,宛如头发和脑袋是用同一块原料造成的,头发又上了一层油漆。

    “怎么,出了什么事吗?”她问道,“我真害怕得不得了。”

    “没有什么,还是那个样子,卡季什,我只是来和你谈一件事情,”公爵说道,困倦地坐在她刚刚坐过的安乐椅上,“可是,你把这张椅子坐热了,”他说道,“到这里来坐吧,cau B sons。” ①

    ——–

    ①法语:我们谈谈。

    “我原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公爵小姐说,带着总是那样严肃而呆板的面部表情在公爵对面坐下,准备听他说话。

    “我的表兄,我想熟睡一会儿,就是没法睡着。”

    “我亲爱的,怎么样?”瓦西里公爵说道,他一把握住公爵小姐的手,习惯地轻轻一按。

    可以看出,“怎么样”这几个字是有关他们两人不开口也能相互了解的许多事情。

    公爵小姐的腰身干瘦而僵直,和腿比起来显得太长了,一对灰眼睛突出来,直楞楞地、冷冰冰地端详着公爵。她摇摇头,叹口气,望了望神像。她的姿态可以说明她无限忠诚,但内心忧愁,也可以说明她非常劳累,希望快点得到休息,瓦西里公爵把她的姿态说成是困倦的表示。

    “而我觉得,”他说道,“你以为我觉得更轻快吗?Jesuisèreintè,com meun che val depos te,①卡季什,可是我还要和你谈谈,很认真地谈谈。”

    ——–

    ①法语:我疲乏透了,像一匹驿马。

    瓦西里公爵沉默不言,他的两颊时而这边时而那边神经过敏地抽搐起来,使得他的脸庞带有他在客厅里驻足时从未有过的令人不悦的表情。他的眼神也一反常态,时而放肆无礼地、滑稽可笑地望人,时而惊惶失措地环顾四周。

    公爵小姐用一双干瘦的手把那只小狗抱在膝头上,聚精会神地望着瓦西里公爵的眼睛。可是,看起来,她即令沉默不言呆到早晨,也没法提出问题来打破这种静默。

    “我亲爱的公爵小姐,表妹,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你是不是知道,”瓦西里公爵说道,看起来,要继续把话说下去,内心斗争不是没有的,“像现在这种时刻,什么都应当考虑考虑,应当考虑到将来,考虑到你们……我爱你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公爵小姐还是那样目光暗淡、滞然不动地望着他。

    “最后,还应当考虑考虑我的家庭,”瓦西里公爵恼怒地推开自己身边的茶几,两眼没有望着她,继续说下去,“卡季什,你知道,你们马蒙托夫家的三个姐妹,可还有我的妻子,唯独我们才是伯爵的直系继承人。我晓得,我晓得,说这些事情,想这些事情,你觉得非常难受。我也不觉得轻松;可是,我的朋友,我有五十多岁了,一切事都要有所准备。我派了人去接皮埃尔,伯爵用手笔直地指着他的肖像,要他到他那里来,你知不知道?”

    瓦西里公爵以疑问的眼神望望公爵小姐,但他没法弄明白,她是否在想他对她说的话,还是随便地望着他……“我为一桩事一直都在祷告上帝,moncousin,”她答道,“祈祷上帝宽恕他,让他高尚的灵魂平安地离开这个……”

    “对,是这样的,”瓦西里公爵心情急躁地继续说下去,一面用手搓着秃头,愤愤地把推开的茶几移到身边来,“可是,到头来,到头来,问题就在于,你自己知道,去冬伯爵写了遗嘱,把他的全部产业留给皮埃尔,我们这些直系继承人都没有份了。”

    “遗嘱随他去写吧,没有关系,”公爵小姐心平气和地说道,“但是他不能把遗产交给皮埃尔。皮埃尔是个私生子。”

    “machère,”瓦西里公爵忽然说道,他紧紧贴着茶几,露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说话的速度更快了,“假如伯爵禀告国王,请求立皮埃尔为子,那可怎么是好?你明白,就凭伯爵的功勋,他的请求是会受到尊重的……”

    一些人以为他们自己比谈话对方知道的情形更多,他们就会面露微笑的,公爵小姐也同样地微微一笑。

    “我还有更多的话要对你说,”瓦西里公爵一把抓着她的手,继续说下去,“信是写好了,尽管还没有寄上,国王也知道底细,只不过问题在于,这封信是否烧毁。若是没有焚毁,不久的将来一切都会完蛋的。”瓦西里公爵叹口气,用以使人家明白,“一切都会完蛋”的是有什么含义,“伯爵的文件一被拆开,遗嘱及信函就要呈交国王,他的请求大概会得到尊重的。皮埃尔作为合法的儿子就能获得一切产业。”

    “而我们的那一份遗产呢?”公爵小姐问道,讥讽地微笑,好像一切都会发生,只有这桩事不会发生似的。

    “Mais,mapauvreCatiche,c’estclair,commele jour,①那时候,只有他一人才是全部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你们一定得不到自己的这一份。我亲爱的,你必须知道,遗嘱和奏疏是否已经写好了,或者已经烧毁了。假如这两样被人置之脑后,那你就应当知道这些东西搁在哪里,并且一一找到,因为……”

    “竟有如此愚蠢之事!”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露出恶意的微笑,也没有改变眼睛的表情,“我是个女人,依您看,我们都是些蠢货。可是,据我所知,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 un bat ard,”②她补充一句,以为通过翻译,可以使公爵彻底明了他缺乏继承的充分理由。

    ——–

    ①法语:可是,卡季什,这是一清二楚的事啊。

    ②法语:私生子。

    “卡季什,你怎么总不明白!你这样聪明,怎么不明白;倘使伯爵给国王写了奏疏,请求国王承认他的儿子是合法的。这么说,皮埃尔已经不是皮埃尔,而是别祖霍夫伯爵了,到那时他可凭遗嘱获得全部遗产吗?倘使遗嘱和奏疏未被烧毁,那末,你除了具有高尚品德,聊以自慰而外,什么也捞不到。

    这是千真万确的话。”

    “我知道,遗嘱已经写好了,但是我也知道,遗嘱不生效,您似乎认为我是个十足的蠢货,mon cousin,”公爵小姐说道,她那神态,俨如那些认为自己说了侮辱性的俏皮话的女人的神态一样。

    “你是我的亲爱的公爵小姐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瓦西里公爵急躁地说道,“我到你这里来不是要和你争吵,而是要和一个亲人、一个善良、诚挚的亲人谈谈你的切身利益问题。我第十次告诉你,倘使伯爵的文件中附有呈送国王的奏疏和对皮埃尔有利的遗嘱,那末,我亲爱的,你和你的几个妹妹都不是遗产继承人了。假若你不相信我,你就相信知情人吧:我方才跟德米特里·奥努夫里伊奇(他是个家庭律师)谈过话,他也是这样说的。”

    显然,公爵小姐的思想上忽然起了什么变化,她那薄薄的嘴唇变得苍白了(眼睛还是那个样子),当她开口说话时,嗓音时断时续,显然这并非她自己意料的事。

    “这样挺好啊,”她说道,“我从前不想要什么,现在也不想要什么。”

    她把那小狗从膝盖上扔下去,弄平连衣裙的皱褶。

    “这就是谢忱,这就是对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们的感激之情,”她说道,“好极了!很好!公爵,我什么都不要了。”

    “是的,可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几个妹妹。”瓦西里公爵答道。

    但是公爵小姐不听他说话。

    “是的,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可是我已经置之脑后了。除了卑鄙、骗局、嫉妒、阴谋诡计,除了忘恩负义,黑心眼的忘恩负义,我在这栋住宅里什么也不能期待……”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份遗嘱搁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公爵问道,他的两颊痉挛得比先前更加厉害了。

    “是的,我十分愚蠢,还轻信人们,喜爱他们,并且牺牲我自己。可是只有那班卑鄙恶劣的坏人才会得心应手。我晓得这是谁搞的阴谋诡计。”

    公爵小姐想站立起来,可是公爵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不让她走。公爵小姐露出那副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对全人类感到悲观失望似的;她愤恨地望着交谈的对方。

    “我的朋友,时间还是有的。卡季什,你要记住,这种种事情都是无意中发生的,是在气忿和罹病之际发生的,之后就遗忘了。我亲爱的,我们的义务就是要纠正他的错误,不让他做出这等不公允的事,减轻他临终之时的疾苦,不让他在心里想到使那些人不幸时死去……”

    “那些为他而牺牲一切的人,”公爵小姐应声说道,又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是公爵不放她走,“他从来不会器重他们。不,moncousin,”她叹息地补充说,“我要铭记,在这尘世上不能期待奖励,在这尘世上既无荣誉,亦无公理。在这尘世上就要狡猾,凶恶。”

    “行了,voyons,①安静下来吧,你的好心肠我是知道的。”

    ——–

    ①法语:行了。

    “不,我的心肠恶毒。”

    “你的心我是知道的,”公爵重复地说道,“我珍惜你的友谊,希望你对我抱有同样的观点。安静下来吧,par lon srai Bson①,时间还是有的,也许会有一昼夜,也许只有一个钟头,你把你所知道的有关遗嘱的情况全部说给我听吧,主要的是,遗嘱搁在哪儿,你应当知道。我们立刻把它拿给伯爵过目,他大概把它遗忘了,他想把它毁掉。你心里明白,我唯一的心愿就是神圣地履行他的意愿,正是为了这一层,我才走到这里来。我呆在这儿只是为着帮助他,也帮助你们。”

    “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晓得这是谁搞的阴谋诡计。我晓得。”公爵小姐说道。

    “我的心肝,不是那么回事。”

    “她就是您的被保护人,您的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个卑劣、可恶的女人,给我做婢女我都不愿意接受。”

    “Neperdons point de temps.”②

    “唉,您甭说了吧!她去冬悄悄窜到这里来,向伯爵说了许多骂我们大家,特别是骂索菲的卑鄙龌龊的话,真叫我没法再说一遍,伯爵给弄得害病了,一连两个礼拜不愿意和我们见面。我知道就在这时候他写了这份令人厌恶的文件,不过我以为这份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Nousyvoila③,你干嘛不早点说给我听呢?”

    ——–

    ①法语:我们正经地谈谈吧。

    ②法语:我们甭浪费时间吧。

    ③法语:问题也就在这里。

    “在他枕头底下的嵌花皮包里。我现在知道了,”公爵小姐不回答他的话,说道,“是的,设若我有罪孽,弥天的罪孽,这就是我痛恨这个可恶的女人,”公爵小姐几乎要叫喊起来,脸色全变了,“她干嘛悄悄窜到这里来?我把要说的话向她一股脑儿说出来,到时候一股脑儿说出来!”

    ——————

    19

    当客厅中和公爵小姐寝室中交谈正酣的时候,皮埃尔(已着人接他回家)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认为应当伴他同行)乘坐的四轮轿式马车开进了别祖霍夫伯爵的庭院。当马车车轮软绵绵地经过铺在窗下的麦秆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把脸转向皮埃尔,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当她弄清了,皮埃尔正在车厢的一角睡熟了,她便把他喊醒。皮埃尔睡醒了,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身后从车厢里走出来,这时分他才想了想他要和行将就木的父亲见面的事情。他发现他们没有朝前门门口走去,而是朝后门门口走去。他从马车踏板走下来时,有两个穿着市侩服装的人急匆匆地从后门门口跑到墙边的暗影里。皮埃尔停了一会儿,发现住房两边的暗影里还有几个类似模样的人。然而,无论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无论是仆役,还是马车夫,都不会望不见这几个人,但却不去理睬他们。由此看来,非这样不可,皮埃尔拿定了主意,便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后面走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迈着急促的脚步沿着灯光暗淡的狭窄的石梯上楼,一面招呼落在她身后的皮埃尔跟上来。虽说皮埃尔心里不明白,他为什么真的要见伯爵,他更不明白,他为什么必须沿着后门的石梯上楼,但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坚定和仓忙的样子来推敲,他暗自断定,非这样不行,别无他途。在石梯半中间,有几个拿着水桶的人,穿着皮靴,踏得咯咯作响,朝着他们迎面跑下楼来,险些儿把他们撞倒。这几个人挨在墙上,让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过去,当他们看见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时,丝毫没有现出诧异的样子。

    “这里可通往公爵小姐的住房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他们之中的某人问道。

    “在这里。”有个仆役大胆地、嗓音洪亮地答道。仿佛现在什么事都是可行的,“大娘,门在左边。”

    “伯爵也许没有喊我,”皮埃尔走到楼梯的平台时,说道,“我回到自己的住房去好了。”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停步了,想和皮埃尔一同并肩走。

    “Ah,monami”她说道,那姿态就像早晨和儿子在一起时碰碰他的手那样,“croyez,que je sof fre,autant quevous,mais soye zhom me。”①

    “说实话,我去好吗?”皮埃尔问道,透过眼镜温和地望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Ah,monami,oubliezlestortsqu’onapuavoi renvers vous,pen sez quec’e stvo trepère…… peut-êtreàl’ago nie她叹了口气,“Je vousai tout de suite aime com memon fils,fiez vou sà moi,Pierre,Jen’oub lie rai pas vo sin té rêts.”②

    ——–

    ①法语:啊,我的朋友,请您相信,我比您更加难受,但是,您要做个男子汉。

    ②法语:啊,我的朋友,请您忘记人家对您不公道的态度吧。请您想想,他是您父亲……也许他死在旦夕。就像爱儿子那样,我一下子爱上您了。皮埃尔,信赖我吧,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切身利益。

    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仿佛愈益感觉得到,一切都非如此不可,他于是温顺地跟随在那个打开房门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身后。

    这道门朝向后门的外间。公爵小姐们的一个年老的仆役坐在屋角里织长统袜子。皮埃尔从来没有到过这半边住宅,连想也没有想过这种内室的生活。一个婢女手捧托盘,托着一只长颈水瓶,从后头赶上他们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称呼她小妹子、亲爱的,向她探问公爵小姐们的健康状况。她带领皮埃尔沿着砖石结构的走廊向前走去。走廊左边的第一扇门通向公爵小姐们的住房。手捧长颈水瓶的婢女在仓促中没有关上房门(这时分整座住宅显得手忙脚乱),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旁边走过时,情不自禁地朝房里瞥了一眼,瓦西里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正坐在这间屋里,彼此隔得很近,正在谈话。瓦西里公爵看见有人从旁边过去,做了个烦躁的动作,身子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公爵的大小姐霍地跳起来,无所顾忌地、鼓足气力地砰的一声关上门了。

    这个动作和公爵的大小姐平素的宁静截然不同,瓦西里公爵脸上露出的恐怖和他固有的傲气也不相称,因此皮埃尔止了步,他以疑问的目光透过眼镜望了望他的带路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有显示出诧异的样子,只是微微一笑,喘了喘气,好像在表示,这一切没有出乎她所意料。

    “Soyezhomme,monami,c’estmoi quiveil lerai à vo sin té rêts。”①她在应对他的眼神时说道,而且行速更快地沿着走廊走去了。

    ——–

    ①法语:我的朋友,要做个大丈夫,我准维护您的利益。

    皮埃尔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更不明白veilleràvo sin te cits①有何涵义,但他心里明白,这一切理当如此。他们经过走廊走到和伯爵的接待室毗邻的半明半暗的大厅。这是皮埃尔从正门的台阶一看就知晓的冰凉的豪华卧室之一。但是,就在这卧室的中央,摆着一只空浴盆,地毯上洒满了水。一名仆役和一名手捧香炉的教堂下级职员踮着脚尖向他们迎面走来,并没有注意他们。他们走进了皮埃尔熟悉的接待室,室内安装有两扇朝着冬季花园的意大利式窗户,陈列着一座叶卡捷琳娜的半身大雕像和一幅她的全身画像。接待室里还是原来那些人,差不多还是坐在原来那些位子上窃窃私语。大家都静默起来了,回头望望走进门来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泪痕斑斑,脸色苍白;也回头望望个子高大、长得肥胖的皮埃尔,他低垂着头,顺从地跟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后面。

    ——–

    ①法语:维护他的利益。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神色表明了,她已经意识到紧要关头来到了。她不让皮埃尔离开她身边,显露出彼得堡女士那种务实的风度,步入房间,那样子比早上显得更大胆了。她觉得,她领着一个死在旦夕的伯爵想要见面的人,所以,她被接见一事是有保证的了。她向房里所有的人匆匆地瞥了一眼,看见了伯爵的那个听取忏悔的神甫,她没有躬起身子,但忽然变得更矮小了。她迈着小步东歪西扭地走到神甫面前,十分恭敬地接受一个又一个神职人员的祝福。

    “谢天谢地,总算赶到了,”她对一个神职人员说道,“我们大伙儿,这些亲属多么担心啊。这个年轻人就是伯爵的儿子,”她把嗓门压得更低,补充了一句,“多么可怕的时刻!”

    她说完这些话,就向大夫面前走去了。

    “Cherdocteur,”她对他说道,“ce jeune hom me estle fils du com te…… ya— t— ildel’espoir?”①

    大夫沉默不言,飞快地抬起眼睛,耸起肩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同样地耸起肩膀,抬起几乎是合上的眼睛,叹了一口气,便离开大夫,向皮埃尔面前走去。她把脸转过来,和皮埃尔交谈,样子显得特别谦恭、温柔而又忧愁。

    “Ayezconfianceensamisericorde!”②她对他说道,用手指了指小沙发,让他坐下来等候她,她自己悄悄地向大家盯着的那扇门走去,门的响声几乎听不见,她随即在门后隐藏起来了。

    ——–

    ①法语:亲爱的大夫,这个青年是伯爵的儿子……是不是有希望呢?

    ②法语:信赖天主发善心吧!

    皮埃尔拿定了主意,事事都听从他的带路人,他向她指给他看的小沙发走去。一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躲在门后,他就发现,房间里的众人的目光都过分好奇地、同情地凝聚在他身上。他发现,大家在窃窃私语,用目光向他表示,有如目光中流露出恐惧,甚至是奴颜婢膝的样子。大家都向他表示前所未有的敬意。有个他不认识的女士,原先她和几个神职人员谈话,此刻站起身来,向他让座。副官把他无意中掉在地上的一只手套捡起来交给他。他从大夫们身边经过时,他们都默不做声,躲到一边去,给他让路。皮埃尔本来想坐在别的位子上,以免那个女士受拘束,本来想自己把手套捡起来,从那些根本没有拦路的大夫们身边绕过去,可是他突然感到这样做似乎不恰当,他感到今天晚上他是个务必要举行一次可怖的、人人期待的仪式的人物,因此他必须接受大家为他服务。他默不作声地从副官手里接过那只手套,坐在那个女士的座位上,摆出一副埃及雕像那样天真的姿势,把一双大手搁在摆得平衡的膝头上。他暗自下了决心,认为必须这样行事,为了要今天晚上不张皇失措,不做出傻事,他就不宜依照自己的见解行动,务必要完全听从指导他的人们的摆布。

    还不到两分钟,瓦西里公爵便穿着那件佩戴有三枚星徽的长衣,高高地仰着头,傲慢地走进房里来。从清早起他似乎显得有点消瘦,当他向房里环顾,瞧见皮埃尔时,他的两眼比平常瞪得更大了。他向皮埃尔面前走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过去他从未握过他的手),并且向下曳了曳,好像想测试一下,这只手臂的力气大不大。

    “Courage,courage,monamiI la de mand é à vous voir,C’est bien ……”①他于是要走了。

    但是皮埃尔认为,问一问是有必要的。

    “身体可好么……”他踌躇起来,不知道把行将就木的人称为伯爵是否恰当;他觉得把他称为父亲是很难为情的。

    “Ilaeuencoreuncoup,ilyau ne de mi— heure、还发作过一次。Cou rage,mo nami …”②

    ——–

    ①法语:我的朋友,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他吩咐人家把您喊来。这很好……

    ②法语:半小时前还发作过一次。……我的朋友……不要气馁……

    皮埃尔处于思路不清的状态中,他一听到“中风病发作”,便把这个词想象成受到某件物体的打击。他惶惑不安地望了望瓦西里公爵,之后才想起,有种病叫做中风。瓦西里公爵在走路时对罗兰说了几句话,就踮着脚尖走进门去。他不善于踮着脚尖走路,整个身子呆笨地一耸一耸地翕动。公爵的大小姐跟在他身后,几个神甫和教堂下级职员尾随其后,仆人们也走进门里去。从门后可以听见物体移动的响声,末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跑了出来,她的脸部仍然显得那样苍白,但却流露着坚决履行义务的神色,她碰碰皮埃尔的手臂,说道:

    “Labontédivineestinépuisable,C’estla cé ré monie del’ex - tre me on cti on quivacom mencer venez.”①

    ——–

    ①法语:上帝的慈善是无穷的。马上就要举行涂圣油仪式了。我们走吧。

    皮埃尔踩着柔软的地毯走进门来,他发现一名副官、一个不相识的女士,还有仆役中的某人都跟在他身后走进门来,好像此刻无须获得许可就能走进这个房间了。

    ——————

    20

    这个大房间皮埃尔了若指掌,几根圆柱和一道拱门把它隔开来了,四面墙上挂满了波斯壁毯。房间里的圆柱后面,一方摆着一张挂有帷幔的高高的红木卧榻,另一方陈设着一个大神龛,像晚祷时的教堂一般,房间的这一部分灯火明亮,红光四射。神龛的灿烂辉煌的金属衣饰底下,放着一张伏尔泰椅,上面摆着几个雪白的、尚未揉皱的、显然是刚刚换上的枕头,皮埃尔所熟悉的他父亲别祖霍夫伯爵的端庄的身躯就躺在这张伏尔泰椅上,一床鲜绿色的被子盖在他腰上,在那宽大的额头上还露出狮子鬃毛般的白发,在那俊美的橙红色的脸上,仍旧刻有高贵者特有的深深的皱纹。他直挺挺地躺在神像下方,两只肥大的手从被底下伸出来,放在它上面。右手手掌向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插着一根蜡烛,一名老仆从伏尔泰椅后面弯下腰去,用手扶着那根蜡烛。几个神职人员高高地站在伏尔泰椅前面,他们身穿闪闪发光的衣裳,衣裳外面露出了长长的头发,他们手里执着点燃的蜡烛,缓慢地、庄严地做着祷告。两个年纪较小的公爵小姐站在神职人员身后不远的地方,用手绢捂着眼角边,公爵的大小姐卡季什站在她们前面,她现出凶恶而坚定的神态。目不转睛地望着神像,好像在对众人说,如果她一环顾,她就没法控制自己。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流露着温顺的忧愁和大度包容的神色,她和一个不认识的女士伫立在门旁。这扇门的另一边,靠近伏尔泰椅的地方,瓦西里公爵站在雕花的天鹅绒面交椅后面,他把椅背向自己身边转过来,左手执着一根蜡烛撑在椅背上,每次当地用手指碰到额角时,他就抬起眼睛,一面用右手画十字。他的脸上呈露着心安理得的虔诚和对上帝意志的无限忠诚。“假若你们不明白这种感情,那末你们就更糟了。”他那神色仿佛说出了这番话。

    一名副官、数名大夫和一名男仆站在瓦西里公爵后面,俨如在教堂里那样,男人和女人分立于两旁。大家都沉默不言,用手画着十字,只听见琅琅祈祷声、圆浑而低沉的唱诗声以及静默时移动足步的响声和叹息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表示她知道应该怎样行事,她于是穿过房间走到皮埃尔身边,把一支蜡烛递给他。他把蜡烛点燃了,因为他乐于观察周围的人而忘乎所以,竟然用那只拿过蜡烛的手画起十字来。

    最年幼的长有一颗胎痣的公爵小姐索菲,两颊粉红,含着笑意,正在打量着皮埃尔。她微微一笑,把脸蛋藏进手绢里,久久地不肯把它露出来。但是她望了望皮埃尔,又笑了起来。显然,她觉得看见他就会发笑,但却忍不住,还是会看他,为避免引诱,她悄悄地窜到圆柱后面去了。在祈祷的半中间,神职人员的声音骤然停止了,但有几个神甫轻声地交谈了三言两语,一名老仆握着伯爵的手,站起身来,向女士们转过脸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前走去,在病人前面弯下腰来,从背后用指头把罗兰招呼过来。这个法国大夫没有执着点燃的蜡烛,作出一副外国人的恭敬的样子挨着圆柱站在那里,他那样子表明,尽管信仰不同,但他还是明了正在举行的仪式的全部重要意义,他甚至对这种仪式表示称赞。他迈着壮年人的不声不响的脚步向病人身边走去,用他那雪白而纤细的手指从绿色被子上拿起伯爵那只空手,转过脸去,开始把脉,他沉思起来。有人让病人喝了点什么,在他身旁动弹起来,然后又闪在一边,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暂停之后祈祷又开始了。在暂时休息的时候,皮埃尔看见,瓦西里公爵从椅子背后走出来,那神态表示,他心里知道应该怎样行事,假若别人不了解他,他们的处境就更糟了,他没有走到病人跟前,而是从他身边经过,他去联合公爵的大小姐,和她一起走到寝室深处挂有丝绸帷幔的高高的卧榻那里去了。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离开卧榻朝后门方向隐藏起来了,但在祈祷告竣之前,他们二人前后相随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皮埃尔对这种情形,如同对其他各种情形一样,并不太注意,他断然认为,今晚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

    唱诗中断了,可以听见一个神职人员恭敬地祝贺病人受圣礼。病人仍旧是死气沉沉地一动不动地躺着。大家在他周围动弹起来了,传来步履声和絮语声,在这些语声之中,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声音听来最刺耳了。

    皮埃尔听见她这样说:

    “一定要将病人移到床上去,在这里是决不行的……”

    大夫们、公爵小姐们和仆役们都围在病人身边,以致皮埃尔看不见橙红色的头和狮子鬃毛般的白发,尽管在祈祷时他也看见其他人,但是伯爵的头一刻也没有越出他的视野,从围在伏尔泰椅旁边的人们的小心翼翼的动作来看,皮埃尔已经猜想到,有人在把垂危的人抬起来,把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抓住我的手,那样会摔下去的,”他听见一个仆役的惊恐的低语声,“从下面托住……再来一个人,”几个人都开腔说话,人们喘着粗气的声音和移动脚步的声音显得更加急促了,好像他们扛的重东西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

    扛起伯爵的人们,其中包括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内,都赶上年轻的皮埃尔,走到他身边了,从人们的背脊和后脑勺后面,他隐约地看见病人又高又胖的裸露的胸膛,因被人搀起两腋而略微向上翘起的胖乎乎的肩膀和长满卷曲白发的狮子般的头。他的前额和颧骨非常宽阔,嘴长得俊美而富于肉感,目光威严而冷漠。这个头并未因濒临死亡而变得难看,和三个月以前伯爵打发皮埃尔去彼得堡时一模一样。但是,这个头竟因扛起伯爵的人脚步不均匀而显得软弱无力,微微地摇晃,他那冷漠的目光真不知要停留在什么上面。

    扛过病人的人们在那高高的卧榻周围忙碌几分钟以后,就各自散开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碰了碰皮埃尔的手,对他说:“venez.”①皮埃尔和她一道走到卧榻前面,病人安放在卧榻之上,那姿态逍遥自在,这显然是和方才施圣礼有关系。他躺着,头部高高地靠在睡枕上,掌心向下,两手平衡地搁在绿色丝绸被子上。当皮埃尔走到近旁,伯爵的目光直直地射在他身上,但是没有人能够了解他那目光表露什么意义,也许它根本没有含义,只是因为他还有一双眼睛,他就要朝个方向随便看看罢了,也许这目光表明了太多的心事。皮埃尔停步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他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他的带路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赶快使个眼色向他示意,同时用手指着病人的手,用嘴唇向它送了个飞吻。皮埃尔极力地把颈子伸长,以免碰到伯爵的丝绸被子,又用嘴唇吻吻他那骨胳大的肥厚的手,履行了她的忠告。无论是伯爵的手,还是他脸上的筋肉都不会颤动了。皮埃尔又疑问地望了望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她发问,他现在该做什么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他使个眼色,心中意指着卧榻旁边的安乐椅。皮埃尔在安乐椅上温顺地坐下来,继续用目光询问,他做得是否恰到好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点点头,表示称赞。皮埃尔又做出一副埃及雕像那种恰如其分的稚气的姿势,显然,他因为自己那粗笨肥大的身体占据太大的空间而倍觉遗憾,才煞费苦心尽量使自己缩得小一点。他两眼望着伯爵。伯爵还在端详着皮埃尔站立时他脸部露出的地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面部表情说明了,她意识到父子最后一次相会的时刻是何等令人感动。这次相会持续了两分钟,皮埃尔心里觉得这两分钟好像一小时似的。伯爵脸上的大块肌肉和皱纹突然间颤抖起来,抖得越来越厉害,他的美丽的嘴扭歪了(这时皮埃尔才明白他父亲濒临死亡了),从那扭歪的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嘶哑的声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极力地看着病人的眼睛,力图猜中他想要什么东西,她时而用手指着皮埃尔,时而指着饮料,时而带着疑问的语调轻声地叫出瓦西里公爵的名字,时而用手指着伯爵的被子。病人的眼睛和脸部流露出已无耐性的样子。他极力凝视一直站在床头的仆人。

    ——–

    ①法语:我们走吧。

    “老爷想把身子转向另一侧啦,”仆役轻声地说道,他站了起来,让伯爵把脸部向墙,将那沉重的身躯侧向另一边。

    皮埃尔站立起来,帮助这个仆人。

    当众人使伯爵翻过身去的时候,他的一只手软弱无力地向后垂下,他用力地想把自己的这只手拿过去,但是无能为力,白费劲。伯爵是否已经发觉,皮埃尔在用那可怖的目光望着这只感觉迟钝的手,也许还有什么别的思绪在这生命垂危的脑海中闪现,但他望了一下自己那只不听使唤的手,望了一下皮埃尔脸上流露的可怖的表情,又望了一下自己的手,那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种和他的仪表不能并容的万分痛苦的微笑,仿佛在讥讽他自己的虚弱无力。皮埃尔望见这种微笑,胸中忽然不寒而栗,鼻子感到刺痛,一汪泪水使他的视线模糊了。病人面向墙壁,被翻过身去。他叹了口气。

    “Ilestassoupi.”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见走来接班的公爵小姐,说道,“Allons。”②

    皮埃尔走出去了。

    ——————

    21

    除开瓦西里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而外,接待室里没有其他人,他们二人坐在叶卡捷琳娜画像下面,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什么事。他们一望见皮埃尔和他的带路人,就默不作声了。

    皮埃尔仿佛看见公爵的大小姐把一样东西藏起来,并且轻言细语地说道:

    “我不能跟这个女人见面。”

    “Caticheafaitdonnerduthédanslepetitesalon,”瓦西里公爵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Allez,mapauvre安娜·米哈伊洛夫娜,pren ez que que clhose,autrem en tvous nesuf fire zpas.”③

    他对皮埃尔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亲切地握握他的手。皮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pet it Aalon④走去。

    ——–

    ①法语:他昏迷不醒了。

    ②法语:我们走吧。

    ③法语:卡季什已经吩咐人将茶端进小客厅去了。可怜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您最好去提提精神,否则您会没有力气的。

    ④法语:小客厅。

    “Iln’yarienquirestaure,commeunetassedece tex cel Blent thé rus sea prè su nenuit blan che,”①罗兰在圆形小客厅的桌子前面站着,这张桌上放着茶具和晚餐的冷菜,他端着很精致的不带把的中国茶碗,一口一口地呷着茶,流露着抑制兴奋的神色说道。这天晚上,那些在别祖霍夫伯爵家里的人,为了要提提精神,都聚集在桌子周围。皮埃尔很清楚地记得这间嵌有几面镜子和摆放几张茶几的圆形小客厅。伯爵家里举行舞会时,皮埃尔不会跳舞,只喜欢坐在这间嵌有镜子的小客厅里,从一旁观看那些穿着舞衣、裸露的肩上戴有钻石和珍珠项链的女士们穿过这间客厅时照照镜子的情景,几面闪闪发亮的镜子一连几次反映出她们的身影。现在这个房间只点着两根光线暗淡的蜡烛,在这深夜里,一张小茶几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茶具和盘子,穿着得不太雅致的五颜六色的人们坐在这个房间里窃窃私语,言语行动都表示谁也不会忘记现在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皮埃尔没有去吃东西,尽管他很想吃东西。他带着疑问的目光望望他的带路人,看见她踮起脚尖又走到接待室,瓦西里公爵和公爵的大小姐还呆在那里,没有走出去。皮埃尔认为有必要这样行事,他停了一会,便跟在她后面去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站在公爵的大小姐近旁,二人同时心情激动地轻声说话。

    ——–

    ①法语:在不眠之夜以后,再没有什么比一碗十分可口的俄国茶更能恢复精力的了。

    “公爵夫人,请您让我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公爵的大小姐说,她那激动的心情显然跟她砰然一声关上房门时的心情一样。

    “可是,亲爱的公爵小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拦住通往寝室的路,不让公爵小姐走过去,她温和而恳切地说,“在可怜的叔叔需要休息的时刻,这样做不会使他太难受么?在他已经有了精神准备的时刻,竟然谈论世俗的事情……”

    瓦西里公爵坐在安乐椅上,一条腿高高地架在另一条腿上,现出十分亲热的姿态。他的腮帮子深陷,下部看起来更为肥厚,跳动得很厉害,但是他摆出一副不太关心两个女士谈论的样子。

    “Voyons,mabonne,安娜·米哈伊洛夫娜,lais sez faire Ca ti che①,您知道,伯爵多么喜爱她啊。”

    “这份文件中包含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公爵小姐把脸转向瓦西里公爵,并用手指着她拿在手里的镶花皮包,说道,“我只知道他的真遗嘱搁在旧式写字台里,而这是一份被遗忘的文件……”

    她想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身边绕过去,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跳到她跟前,拦住她的去路。

    “亲爱的、慈善的公爵小姐,我知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用手抓着皮包,抓得很紧,看起来她不会很快松手的,“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求您,我央求您,怜悯怜悯他。

    Jevousenconjure……”②

    ——–

    ①法语:不过,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让卡季什去做她知道做的事吧。

    ②法语:我央求您。

    公爵的大小姐默不作声。只传来用力抢夺皮包的响声。由此可见,如果她开口说话,她也不会说出什么称赞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话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抓得很紧,但是她的声音慢吞吞的,还是保持着谄媚、委婉的意味。

    “皮埃尔,我的朋友,到这里来。我想,他在亲属商议事情时不是多馀的。公爵,不是这样吗?”

    “我的表兄,干嘛不作声?”公爵的大小姐突然叫喊起来,喊声很大,客厅里也能听见,可把大家吓坏了,“天晓得有个什么人胆敢在这里干涉别人的事,在临近死亡的人家里大吵大闹,您干嘛在这个时候一声不吭?一个施耍阴谋诡计的女人!”她凶恶地轻声说道,使尽全身力气去拖皮包,但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前走了几步,不想放开那个皮包,换一只手把它抓住了。

    “哎呀!”瓦西里公爵露出责备和惊讶的神态说,他站起身来。“C’estri di cule,vo yons①,放开吧,我说给您听吧。”

    公爵的大小姐放开手了。

    “您也放开手!”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有听从他。

    “放开,我说给您听吧。我对一切负责。我去问他。我……

    您别这样了。”

    “Mais,monnpuince,”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在举行这样盛大的圣礼以后,让他安静片刻吧。皮埃尔,您把您的意见说出来,”她把脸转向年轻人说道;皮埃尔走到他们近侧,诧异地打量着公爵小姐那副凶狠的,丧失体统的面孔和瓦西里公爵的不停地颤动的两颊。

    ——–

    ①法语:这真可笑。得啦吧。

    ②法语:但是,我的公爵。

    “您要记得,您要对一切后果负责,”瓦西里公爵严肃地说,“您不知道您在搞什么名堂。”

    “讨厌的女人!”公爵小姐嚷道,忽然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扑了过去,夺取那皮包。

    瓦西里公爵低下头来,把两手一摊。

    这时分,那扇房门——素来都是轻轻地打开的令人可怖的房门,皮埃尔久久地望着,房门忽然砰地一声被推开了,撞到墙壁上,公爵的二小姐从那里跑出来,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

    “你们在做什么事?”她无所顾忌地说道,“Ils’envaet vous melais sez seu le.”①

    ——–

    ①法语:他快要死了,可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公爵的大小姐丢掉了皮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飞快弯下腰去,顺手拾起那件引起争端的东西,就到寝室里去了。公爵的大小姐和瓦西里公爵在清醒以后,也跟在她后面走去。过了几分钟,公爵的大小姐头一个从那里走出来,面色惨白,紧闭着下嘴唇。她看见皮埃尔,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愤恨。

    “对了,您现在高兴了,”她说道,“这是您所期待的。”

    她于是嚎啕大哭起来,用手绢蒙住脸,从房里跑出去了。

    瓦西里公爵跟在公爵的大小姐后面走出去。他步履踉跄地走到皮埃尔坐的长沙发前面,用一只手蒙住眼睛,跌倒在长沙发上。皮埃尔发现他脸色苍白,下颔跳动着,颤栗着,像因冷热病发作而打战似的。

    “哎呀,我的朋友!”他一把抓住皮埃尔的胳膊肘,说道,嗓音里带有一种诚实的软弱的意味,这是皮埃尔过去从未发觉到的,“我们造了多少孽,我们欺骗多少人,这一切为了什么?我的朋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要知道,我……人一死,什么都完了,都完了。死是非常可怕的。”他大哭起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最后一人走出来。她用徐缓的脚步走到皮埃尔面前。

    “皮埃尔!……”她说道。

    皮埃尔以疑问的目光望着她。她吻吻年轻人的前额,眼泪把它沾湿了。她沉默了片刻。

    “Iln’estplus…”①

    皮埃尔透过眼镜望着她。

    “Allons,jevousreconduiraiTachezdepleurer.Rien ne sou lage,com me les lar mes.”②

    ——–

    ①法语:他不在世了。

    ②法语:我们走吧,我送您去。想法子哭吧,没有什么比眼泪更能使人减轻痛苦。

    她把他带到昏暗的客厅里,皮埃尔心里很高兴的是,那里没有人看见他的面孔。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他身旁走开了。当她回来时,他把一只手搁在脑底下酣睡了。

    翌日清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皮埃尔说:

    “Oui,moncher,c’estunegrandeper te pour nous tous,Je ne par le pas de vous.Mais dieu vous sou tiend ra,vou sêtes jeune et vous voilàalate ted’ un eim mense for tune,jel’espère,Le tes tanentn’a pas é té encoreou vert,Je vous con naisas sezpour savoirque celanevous tounr ne ra pas lat ê te,mais ce lavousim- pose des devoirs,etil fau têtrehom mê.”①

    皮埃尔沉默不言。

    “Peut—êtreplustardjevousdirai,moncher,quesi jen’avai spa se te la,Di eu sait cequi serait arrive.Vous savez mononc leavant— hieren corem epromet tait denepasoubli Ber Boris. Maisiln’apas euletemps.J’espère,mon chera mi,quevous rem plirez led é sir devot repère.”②

    ——–

    ①法语:对,我的朋友,即使不提及您,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也是极大的损失。但是上帝保佑您,您很年轻,我希望您如今是一大笔财产的拥有者。遗嘱还没有拆开来,对于您的情形我相当熟悉,坚信这不会使您冲昏头脑。但是这要您承担义务,您要做个大丈夫。

    ②法语:以后我也许会说给您听的,如果我不在那里,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您知道,叔父前天答应我不要不顾鲍里斯,但是他来不及了。我的朋友,我希望您能履行父亲的意愿。

    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他沉默不言,羞涩地涨红着脸,抬起眼睛望着名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皮埃尔谈了几句话,便离开他,前往罗斯托夫家憩宿。翌日清晨醒来,她向罗斯托夫家里人和各个熟人叙述了别祖霍夫伯爵辞世的详细情节。她说,伯爵正如她意料中的情景那样去世了,他的死不仅颇为感人,而且可资垂训。父子最后一次的会面竟如此感人,以致一想起此事她就会痛哭流涕,她不晓得在这令人可怖的时刻,父子二人中谁的行为表现更为出色,是在临终的时候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一一回顾、并对儿子道出感人的话的父亲呢,还是悲恸欲绝、为使死在旦夕的父亲不致于难受而隐藏自己内心的忧愁的、令人目睹而怜惜的皮埃尔。“C’estpenible,maiscelafaitdu

    bien:caelèvel’amedevoirdeshommes,com melevieux comte et sondi gne fils。”①她说道。她也秘而不宣地、低声地谈到公爵的大小姐和瓦西里公爵的行为,但却不予以赞扬。

    ——–

    ①法语:这是令人难受的,却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当你看见老伯爵和他的当之无愧的儿子时,灵魂就变得高尚了。

    ——————

    22

    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田庄里,大家每天都在等待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偕同夫人归来,但是期待没有打乱老公爵之家的严谨的生活秩序。在上流社会中浑名叫做leroidePrusse①的大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当保罗皇帝在位时就被流放到农村,他和女儿——叫做玛丽亚的公爵小姐以及她的女伴布里安小姐,在童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新王朝执政时,虽然他已被允许进入都城,但他继续定居农村,从不外出,他说,如果有谁需要求他,那末他就得从莫斯科走一百五十俄里的路到童山来;而他对任何东西,对任何人都一无所求。他说,只有人才有两大罪恶的根源:无所事事和迷信;只有人才有两大崇高品德:活动和才智。他亲自培养自己的女儿,给她传授代数、几何课程,以便在她身上培养这两大品德;妥善地安排她的生活,要她不断地完成作业。他本人总是很忙,时而写回忆录,时而算高等数学题,时而在车床上车鼻烟壶,时而在花园里劳作和监督他田庄里未曾中断的建筑工程。因为活动的首要条件是秩序,所以在他的生活方式中程序已达到一丝不苟的程度。他依照一成不变的陈规出来用餐,总是在同一时辰,分秒不误。公爵对待周围的人,从他女儿到仆人,态度十分粗鲁,一向要求苛刻,所以,他纵然不算残忍,却常激起连最残忍的人也难以激起的一种对他的敬畏之感。他虽已退休赋闲,在国家事务中不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公爵的田庄所隶属的那个省份的每个上任的省长都认为拜谒他是一种应尽的义务,而且亦如建筑师、园丁或者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在那宽大的堂倌休息间等候公爵于规定时刻出来会客。每当书斋那扇高大的门被推开,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出来会客时,每个在堂倌休息间等候接见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尊敬甚至畏惧之感,这个老人头戴扑粉的假发,露出一双肌肉萎缩的小手和两条垂下的灰白的眉毛,有时他皱起眉头,眉毛便挡住那双机灵的、焕发着青春之光的眼睛。

    ——–

    ①法语:普鲁士国王。

    年轻夫妇抵达的那天早上,同平素一样,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在规定的时刻走进堂倌休息间叩请早安,她心惊胆战地画着十字,心中念着祷文。她每天走进休息间,每天都祈祷,希望这天的会见能平安无事地结束。

    坐在休息间的那个头发上扑了粉的老仆人动作缓慢地站起来,轻言细语地禀告:“请。”

    门后可以听见车床均匀地转动的响声。公爵小姐羞羞答答地拉了一下门,门很平稳地、轻易地被拉开了。她在门旁停步了。公爵在车床上干活,掉过头来望了望,又继续干他的活。

    大书斋里堆满了各种东西,显然都是一些常用的东西。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书本和图表,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钥匙插在柜门上,一张专供站着写字用的高台子——台子上摆着一本打开的练习本,一张车床——上面放着几件工具,四周撒满了刨屑,——这一切表明这里在进行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富有成效的活动。从他用以操作的那只穿着绣有银线的鞑靼式的皮靴的不大的脚来看,从青筋赤露、肌肉萎缩的手上磨出的硬皮来看,公爵还具有精神充沛的老人的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力。他旋了几圈,便从车床踏板上把脚拿下来,揩干净凿头,把它丢进安在车床上的皮袋里。他向桌前走去,把女儿喊到身边来。他从来没有祝福自己的孩子,只是把他那当天还没有剃过的、胡子拉碴的面颊凑近他女儿,露出严肃的、温和而关怀的样子望望她,说道:

    “你身体好吗?……喂,坐下来吧!”

    他拿起他亲手写的几何学练习本,又用脚把安乐椅推了过来。

    “是明天的啊!”他说道,很快找到了那一页,在这段和另一段的两头用硬指甲戳上了记号。

    公爵小姐在摆着练习本的桌前弯下腰来。

    “等一下,有封你的信。”老人从安在桌上的皮袋中取出女人手笔的信一封,扔在桌上。

    公爵小姐看见信,立刻涨红了脸,她赶快拿起信,低垂着头去看。

    “爱洛绮丝寄来的吗?”公爵问道,把他那坚固的、略微发黄的牙齿露出来,冷冷一笑。

    “是的,是朱莉寄来的。”公爵小姐说道,羞答答地望着,羞答答地微笑。

    “还有两封信我不看,而第三封我一定要看,”公爵严肃地说道,“我怕你们在写一大堆废话。第三封我一定要看。”

    “monpeve①,就连这封信您也看吧。”公爵小姐答道,脸红得更加厉害,一面把信递给他。

    ——–

    ①法语:爸爸。

    “我已经说了,第三封,第三封。”公爵把信推开,迅速而果断地喊道。他用胳膊肘撑着桌子,把那绘有几何图形的练习本拖到身边来。

    “喂,女士,”老头子开始说话,挨近女儿,朝着练习本弯下腰来,并把一只手搁在公爵小姐坐着的安乐椅的靠背上,公爵小姐觉得自己已被早就熟谙的父亲的烟草气味和老人的呛人的气味笼罩着。“喂,女士,这些三角形都是相似的:你看见,abc角……”

    公爵小姐惊惶失措地望着父亲向她逼近的、闪闪发亮的眼睛,脸上泛起了红晕。可见,她什么都不懂得,心里很畏惧,虽然父亲的讲解清清楚楚,但是这种畏惧心毕竟会妨碍她弄懂父亲的进一步的讲解。教师有过错呢,还是女学生有过错呢,但是每天都重现着同样的情况。公爵小姐的眼睛模糊不清了,她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只觉得严厉的父亲那副干瘦的脸孔凑近她身边,她闻到他的气息和气味,只是想到尽快地离开书斋,好在自己房中无拘无束地弄懂习题。老头子发脾气了,轰隆一声把他自己坐的安乐椅从身边移开,又拖过来,他极力控制自己不动肝火,但是,差不多每次都火冒三丈,开口大骂,有时候竟把练习本扔到一边去。公爵小姐答错了。

    “嘿,你真是个蠢货!”公爵嚷道,推开那本练习簿,飞快地转过脸去,但立刻站立起来,在房间里走走,用手碰碰公爵小姐的头发,又坐下来。

    他将身子移近一点,继续讲解。

    “公爵小姐,不行的,不行的,”当公爵小姐拿起继而又合上附有规定的家庭作业的练习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道,“数学是一件首要的大事,我的女士。我不希望你像我们那帮愚昧的小姐。习久相安嘛。”他抚摩一下女儿的面颊,“糊涂思想就会从脑海里跑出去。”

    她想走出去,他用手势把她拦住了,从那高高的台子上取下一本尚未裁开的新书。

    “还有你的爱洛绮丝给你寄来的一部《奥秘解答》。一本宗教范畴的书。我不过问任何人的宗教信仰……我浏览了一下。你拿去吧。得啦,你走吧,你走吧!”

    他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等她一出门,他就在她身后亲自把门关上了。

    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露出忧悒和惊恐的神色回到她自己的寝室。她常常带有这种神色,使她那副不俊俏的、病态的面孔变得更加难看了。她在写字台旁坐下,台子上放着微型的肖像,堆满了练习本和书本。公爵小姐缺乏条理,她父亲倒有条不紊。她搁下了几何学练习本,急躁地拆开那封信。信是公爵小姐童年时代的密友寄来的,这位密友就是出席过罗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会的朱莉·卡拉金娜。

    朱莉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珍贵的朋友,离别是一桩多么可怖、多么令人痛苦的事啊!我多少次反复地对我自己申说,我的生活和我的幸福的一半寄托在您身上,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是我们的心是用拉不断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心逆着天命,不听从它的摆布,虽然我置身于作乐和消遣的环境中,但是自从我们分离后,我就不能抑制住我心灵深处的隐忧。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旧年夏天那样在您那宽大的书斋里聚首,一同坐在天蓝色的沙发上,“表白爱情”的沙发上呢?我为什么不能像三个月以前那样从您温顺、安详、敏锐的目光中,从我喜爱的目光中,从我给您写信时我依旧在我面前瞥见的目光中汲取新的精神力量呢?

    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念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向嵌在右边墙上的穿衣镜照了照,镜子反映出一副不美丽的虚弱的身躯和那消瘦的面孔。一向显得怏怏不乐的眼睛现在特别失望地对着镜子看自己。“她谄媚我哩,”公爵小姐想了想。她把脸转过来继续念信。但是朱莉没有谄媚过朋友;诚然,公爵小姐那双深沉、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有时候仿佛发射出一束束温柔的光芒)十分美丽,尽管整个脸孔不好看,但是这双眼睛却常常变得分外迷人。公爵小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眼睛的美丽动人的表情,即是当她不思忖自己时她的眼睛的表情。如同所有的人,她一照镜子,脸上就流露出生硬的不自然的很不好看的表情。她继续读信:

    整个莫斯科只知道谈论战争。我的两个长兄,一个已经在国外,另一个跟随近卫军向边境进发。我们亲爱的皇帝已经放弃彼得堡,有人推测,皇帝意欲亲自督阵,使宝贵生命经受一次战争的风险。愿上帝保佑,万能的上帝大慈大悲,委派一位天使充当我们的君主,但愿他推翻这个煽动欧洲叛乱的科西嘉恶魔。姑且不提我的两个长兄,这次战争竟使我丧失一个最亲密的人。我说的是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他充满热情,不甘于无所作为,离开了大学,投笔从戎。亲爱的玛丽,我向您坦白承认,虽说他十分年轻,但是他这次从军却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旧年夏天我曾经向您谈到这个年轻人,他有这么许多高高的品德和真正的青春活力。当代,在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小老头子中间,这是不常见的啊!尤其是他待人真诚,心地善良。他非常纯洁,充满着理想。我和他的关系虽如昙花一现,但这却是我这个遭受过许多折磨的不幸的心灵尝到的极为甜蜜的欢乐之一。

    总有一天我要和您谈谈我们离别的情形、临别时的

    赠言。所有这一切未从记忆中磨灭……啊!亲爱的朋友,您十分幸福,您没有尝受过炽热的欢快和难忍的悲痛。您十分幸福,因为悲痛常比欣悦更为强烈。我心中十分明白,尼古拉伯爵太年轻了,诚了作个朋友外,我认为,不可能搭上什么别的关系。但这甜蜜的友情,这多么象有诗意、多么纯洁的关系,是我心灵之所需。这件事别再谈了。

    吸引整个莫斯科的注意力的头条新闻,是老别祖霍

    夫伯爵的去世和他的遗产问题。您想象一下,三个公爵小姐获得一小部分,瓦西里公爵没有捞到分文,而皮埃尔却是全部遗产的继承人,此外他被公认为法定的儿子,即为别祖霍夫伯爵和俄国最大财富的占有者。据说,在这件事的始末,瓦西里公爵扮演了极其卑鄙的角色,很难为情地往彼得堡去了。我向您承认,我不大懂得遗嘱方面的事情,我只晓得,自从这个人人认识、名叫皮埃尔的年轻人变成别祖霍夫伯爵和俄国最大财富的占有者以后,我觉得可笑的是,我看见那些有及笄女儿的母亲以及小姐本人,都在这位先生面前变了腔调。附带说一句,我总觉得皮埃尔是个十分渺小的人。

    因为这两个年头大家都在给我物色未婚夫,认为这

    是开心的事儿(对象多半是我不认识的人),所以莫斯科婚姻大事记,要使我成为叫做别祖霍娃的伯爵夫人。可是您明了,这件事完全不合乎我的心愿。不妨顺便提提婚事吧。您是否知道,公认的大娘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不久以前极为秘密地把给您筹办婚事的意图告诉我了。对象正好是瓦西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他们正想给他娶一个有钱的、贵族门第的姑娘,您倒被他父母选中了。我不知道您对此事抱有什么看法。但我认为有责任提醒您哩。听说他相貌长得很漂亮,但却是个十足的浪子。关于他的情况,我打听到的只有这些,没有别的了。

    够了,不必再扯了。我快写完第二页了,妈妈着人来叫我坐车到阿普拉克辛家去出席午宴。

    请您读一读我给您寄上的这本神秘主义的书吧,在我们这儿,这本书大受欢迎。虽然我们普通人的贫乏的智慧很难弄懂这本书中的某些内容,但这却是一本出色的书。读这本书,能使灵魂升华,使灵魂得到安慰。再见吧。向您父亲致以敬意,并向布里安小姐问候。我衷心地拥抱您。

    朱莉

    再启:请将您长兄和他的可爱的妻子的消息告诉我。

    公爵小姐想了想,沉思地微微一笑(与此同时,炯炯的目光照耀着她的脸庞,使它完全变了模样),她突然站立起来,曳着沉重的步子,向桌前走去。她取出一张纸,她的手开始迅速地在纸上移动。她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珍贵的朋友,十三日的来信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充满理想的朱莉,您仍旧爱我。可见您说得那么难堪的离别,在您身上没有产生常见的影响力。您埋怨别离,假如我敢于埋怨,那么我应当说句什么话——

    我丧失了我所珍惜的一切人吗?咳,假若没有宗教的安慰,生活就会极其凄凉。当您谈起您爱慕一个年轻人时,您为什么认为我的目光是严峻的呢?在这方面,我只是严谨地对待自己罢了。我明了别人的这种感情,既然我从未体会这种感情,不能予以赞扬,那我也不加以斥责。

    我只是觉得,基督的仁爱,对敌人的爱,较之年轻人的一双美丽的眼睛使您这样一个充满理想的具有爱心的年轻姑娘产生的那种感情更为可敬,更为可贵,更为高尚。

    在尚未接到您的来信以前,别祖霍夫伯爵去世的消

    息就已经传到我们这里了,我父亲闻讯悲恸万分。他说别祖霍夫伯爵是我们伟大时代剩下的倒数第二个代表人物。现在要轮到他头上了。他将尽力而为,使这一轮尽量晚点到来。愿上帝保佑,使我们免受这种不幸啊!

    我是女孩的时候就认识皮埃尔,我不能赞同您对他

    的意见。我似乎觉得,他的心肠永远都是善良的。这正是我所珍惜的人应有的品德。至于他所继承的遗产以及瓦西里公爵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这对他们两人都是很不光彩的。啊,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救世的天主说了这么一句话:骆驼穿过针眼比富翁进入天国更容易,这句话很有道理!我怜悯瓦西里公爵,更加怜悯皮埃尔。他这么年少就要肩负一大笔财富的重担,他将要经受多少命运的考验啊!假若有人要问我,这尘世上我最希冀的是什么,我就会说,我希望做个比最贫穷的乞丐更穷的人。亲爱的朋友,我千万次地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给我寄来的一本在你们那里引起纷纷议论的书。其实,您对我说,在这本书的一些可取的内容之间还夹有一些我们普通人的贫乏的智慧不能弄懂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谈奥妙难懂的东西是多余的,不会给人们带来半点裨益。我从来没法领悟某些人的酷嗜,他们酷嗜神秘主义的书籍,思绪给弄得十分紊乱,因为这些书会在他们头脑中引起疑惑,激起他们的臆想,铸成他们那种与基督的纯朴完全对立的夸张的性格。

    我们莫如读一读《使徒行传》和《福音书》吧。我

    们不要妄图识透书本上包含的神秘的内容,因为趁我们这些不幸的罪人还有肉体的躯壳支撑,它在我们和永恒之间树立着穿不透的隔幕的时候,末日尚未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上天的可怖和神圣的隐秘呢?我们莫如只研究救世的天主遗留给我们作为尘世指南的那些伟大的准则,我们要力求遵守这些准则,并要竭诚地相信,我们越少于纵欲,就越能取悦于上帝。上帝排斥一切不是由他传授的知识,我们越少去研究他不想要我们知道的隐秘,他就会越快地用那神明的智慧为人类拨开茅塞。

    我父亲没有对我谈起未婚夫的事,他说的只是,他

    收到一封信,正在等待瓦西里公爵的访问。我亲爱的、珍贵的朋友,至于筹划我的婚姻一事,我要说给您听,在我看来,结婚是定当服从的教规。我认为无论这是多么沉重,但若万能的上帝要我担负贤妻良母的天职,我将竭尽全力,忠诚地履行这一天职,而我对上帝赐予我的男人怀有什么感情,我却无心去研究。

    我已经收到长兄的一封来信,他向我提到他将和妻子一道来童山。这次欢乐的团聚为时是不长的,因为他快要离开我们去参与战斗,天知道我们如何和何故被卷入这场战争。不光是在你那儿——各种事件和社交的中心,而且在这儿——在田间劳作和市民平常所想象的农村的寂静中,也传来战争的回声,也令人心情沉重。我父亲只知道谈论我丝毫也不明了的南征北战的情形。前天,当我照常在村庄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他们都是我们这里招募入伍的一批新兵……有必要去看看那些上前线的新兵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的情景,听听新兵和家属的啼哭!你想想,人类已经忘记了救世的天主以博爱和宽恕宿怨的教义训导我们,而人类竟把互相谋杀的伎俩看作主要的优点。

    亲爱的,慈善的朋友,再见。愿那救世的天主和圣母赐予您神圣而万能的庇护。

    玛丽

    “Ah,vousexpédiezlecorrier,Princesse,moij’aidej á ex pe di ele mi en.J’a iec ris am apauv remere.”①布里安小姐面露微笑,用她那清脆、悦耳的嗓音说道,她说得很快,“r”音发得不准确。在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的凝神思索、愁闷而阴郁的气氛里,她带进了一种完全异样的轻佻而悦意的洋洋自得的神情。

    ——–

    ①法语:啊,您就要把信寄出去,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信是写给我的可怜的母亲的。

    “Princesse,ilfautquejevousprévienne,”她压低嗓门,补充说一句,“Le prin ce ae u uneal tercation,alter cation,”她说道,特别着重用法语腔调发“r”音,并且高兴地听她自己的语声,“unealtercationavecMichel Iva noff.I lest detr è smau vai sehu meur,trèsmorose.Soyez prèvenue,vous sauez.”①

    “Ah!chèreamie.”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答道,“Jevousaipriedenejamaismeprevenirde l’humeur dans la quel lese trouvem on père.Je ne me peromet spas de le juger,et je nevoud ruis pas que lesau tres lefas sent.”②

    ——–

    ①法语:公爵小姐,我得事先告诉您——公爵把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大骂了一顿。他的情绪不好,愁眉苦脸。我事先告诉您,您晓得……

    ②法语:啊,我亲爱的朋友,我求您千万不要对我谈论父亲的心境吧。我不容许我自己评说他,我也不希望他人这样做。

    公爵小姐看了一下钟,她发觉已经耽误了五分钟弹钢琴的时间,流露出惊惶的神色向休息室走去。按照规定的作息制度,十二点钟至两点钟之间,公爵休息,公爵小姐弹钢琴。

    ——————

    23

    白发苍苍的侍仆一面坐在那里打瞌睡,一面静听大书斋里公爵的鼾声。住宅远处的一端,紧闭着的门户后面,可以听见杜塞克奏鸣曲,难奏的乐句都重奏二十次。

    这时分,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和一辆轻便马车开到台阶前,安德烈公爵从轿式马车车厢里走出来,搀扶矮小的妻子下车,让她在前面走。白发苍苍的吉洪,头戴假发,从堂倌休息间的门里探出头来,轻言细语地禀告:公爵正在睡觉,随即仓忙地关上了大门。吉洪知道,无论是他儿子归来,还是出现非常事故,都不宜破坏作息制度。安德烈公爵像吉洪一样对这件事了若指掌。他看看表,似乎想证实一下他离开父亲以来父亲的习惯是否发生变化。当他相信父亲的习惯没有改变之后,便转过脸去对妻子说:

    “过二十分钟他才起床。我们到公爵小姐玛丽亚那里去吧。”

    他说道。

    在这段时间以来,矮小的公爵夫人可真长胖了,但是当她开腔的时候,那双眼睛抬了起来,长有茸毛的短嘴唇微露笑意,向上翘起来,一望便令人欣快,讨人喜爱。

    “maisc’estunpalais.”①她向四周打量一番,对丈夫说道,那神态就像跳舞会的主人被人夸耀似的,“Allons,vite,vite!…”②她一面回顾,一面对吉洪、对丈夫、对伴随她的堂倌微露笑容。

    “C’estmariequisexerce?Allonsdoucement,il faut la sur pren dre.”③

    ——–

    ①法语:这真是皇宫啊!

    ②法语:喂,快点吧,快点吧!……

    ③法语:是玛丽亚在练钢琴吗?我们不声不响地走过去,省得她望见我们。

    安德烈公爵面露恭敬而忧悒的表情,跟在她后面走去。

    “吉洪,你变老了。”他走过去,一面对吻他的手的老头子说道。

    在那可以听见击弦古钢琴声的房间前面,一个貌美的长着浅色头发的法国女人从侧门跳出来。布里安小姐欣喜欲狂了。

    “Ah!quelbonheurpourlaprincesse,”她说道“Enfin!I lfaut que je la pre vi enne.”①

    “Non,non,degrace…VousêtesM—lleBourien ne,je vous con nai sd é jà parl’ ami tie quevous portemabl le- soeur.”公爵夫人和她接吻时说道,“El len en ousat tend pas!”②

    ——–

    ①法语:公爵小姐该会多么高兴啊!毕竟是来了!应该事先告诉她。

    ②法语:不,不,真是的……您可就是布里安小姐,我的儿媳妇是您的好朋友,我已经认识您了。她没料想我们来了。

    他们向休息室门前走去,从门里传出反复弹奏的乐句。安德烈公爵停步了,蹙了蹙额头,好像在等待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似的。

    公爵夫人走进来,乐句奏到半中间就停止了,可以听见叫喊声,公爵小姐玛丽亚的沉重的步履声和接吻的声音。当安德烈公爵走进来的时候,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拥抱起来了,她们的嘴唇正紧紧贴在乍一见面就亲嘴的地方,她们二人只是在安德烈公爵举行婚礼时短暂地会过一次面。布里安小姐站在她们身边,两手扪住胸口,露出虔诚的微笑,看起来,无论是啼哭还是嘻笑,她都有充分准备。安德烈公爵像音乐爱好者听见一个走调的音那样,耸了一下肩膀,蹙了一下眉头。两个女人把手放开了,然后,仿佛惧怕迟误似的,她们又互相抓住一双手,亲吻起来,放开两只手又互相吻吻脸皮。她们哭起来了,哭着哭着又亲吻起来,安德烈公爵认为这是出人意料的事。布里安小姐同样地哭了。看来安德烈公爵感到尴尬,但是在这两个女人心目中,她们的啼哭是很自然的。显然,她们并不会推测,这次见面会搞出什么别的花样。

    “Ah!chère…Ah!marie…”两个女人忽然笑起来,开口说道,“J’airêvé cet ten uit … Vous ne nou sat ten diez don cpas?… Ah!Marie,vousa vez maig ri… E tvou sa vez repris…”①

    “J’aitoutdesuitereconnumada mel aprin ces se,”②布里安小姐插上一句话。

    “Etmoiquinemedoutaispas!…”公爵小姐玛丽亚惊叫道,“Ah!André,je nevous voyais pas.”③

    安德烈公爵和他的妹妹手拉手地互吻了一下,他对她说,她还像过去那样是个pleurnicheuse。④公爵小姐玛丽亚向她的长兄转过脸去,这时她那对美丽迷人的、炯炯发光的大眼睛透过一汪泪水,把那爱抚、柔和、温顺的目光投射到长兄的脸上。

    ——–

    ①法语:啊!亲爱的!……啊!玛丽!……我梦见……——您没料想到我们会来吧?……啊!玛丽,您变得消瘦了,——以前您可真胖啦!

    ②法语:我立即认出了公爵夫人。

    ③法语:我连想也没有想到!……啊!安德烈,我真没看见你哩。

    ④法语:好哭的人。

    公爵夫人不住地絮叨。她那长着茸毛的短短的上唇时常飞快地下垂,随意地触动一下绯红色的下唇的某一部分,之后她又微微一笑,露出皓白的牙齿和亮晶晶的眼睛。公爵夫人述说他们在救主山经历过一次对她怀孕的身体极为危险的遭遇,随后她立刻谈起她将全部衣服都留在彼得堡了,天晓得她在这里要穿什么衣服,她还谈起安德烈完全变样了,吉蒂·奥登佐娃许配给一个老年人,公爵小姐玛丽亚有个pourtoutdebon①未婚夫,这件事我们以后再叙。公爵小姐玛丽亚还是默不作声地望着长兄,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流露出爱意和哀愁。可见,萦绕她心头的思绪此时不以嫂嫂的言论为转移。嫂嫂谈论彼得堡最近举行的庆祝活动。在谈论的半中间,她向长兄转过脸去。

    “安德烈,你坚决要去作战吗?”她叹息道。

    丽莎也叹了一口气。

    “而且是明天就动身。”长兄答道。

    “Ilm’abandonneici,etDieusaitpourquoi,quandilau Brait pua voi rde l’ av an ce ment…”②

    ——–

    ①法语:真正的。

    ②法语:他把我丢在这里了,天晓得,目的何在,而他是有能力晋升的……

    公爵小姐玛丽亚还在继续思索,没有把话儿听完,便向嫂嫂转过脸来,用那温和的目光望着她的肚子。

    “真的怀孕了吗?”她说道。

    公爵夫人的脸色变了。她叹了一口气。

    “是的,真怀孕了,”她说道,“哎呀!这很可怕……”

    丽莎的嘴唇松垂下来。她把脸盘凑近小姑的脸盘,出乎意料地又哭起来了。

    “她必需休息休息,”安德烈公爵蹙起额角说,“对不对,丽莎?你把她带到自己房里去吧,我到爸爸那儿去了。他现在怎样?还是老样子吗?”

    “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老样子,不晓得你看来他是怎样。”公爵小姐高兴地答道。

    “还是在那个时间,照常在林荫道上散步吗?在车床上劳作吗?”安德烈公爵问道,几乎看不出微笑,这就表明,尽管他十分爱护和尊敬父亲,但他也了解父亲的弱点。

    “还是在那个时间,在车床上劳作,还有数学,我的几何课。”公爵小姐玛丽亚高兴地答道,好像几何课在她生活上产生了一种极为愉快的印象。

    老公爵起床花费二十分钟时间之后,吉洪来喊年轻的公爵到他父亲那里去。老头为欢迎儿子的到来,破除了生活方式上的惯例:他吩咐手下人允许他儿子在午膳前穿衣戴帽时进入他的内室。公爵按旧式穿着:穿长上衣,戴扑粉假发。当安德烈向父亲内室走去时,老头不是带着他在自己客厅里故意装的不满的表情和态度,而是带着他和皮埃尔交谈时那种兴奋的神情,老年人坐在更衣室里一张宽大的山羊皮面安乐椅上,披着一条扑粉用披巾,把头伸到吉洪的手边,让他扑粉。

    “啊!兵士!你想要征服波拿巴吗?”老年人说道,因为吉洪手上正在编着发辫,只得在可能范围内晃了晃扑了粉的脑袋,“你好好收拾他才行,否则他很快就会把我们看作他的臣民了。你好哇!”他于是伸出自己的面颊。

    老年人在午膳前睡觉以后心境好极了。(他说,午膳后睡眠是银,午膳前睡眠是金。)他从垂下的浓眉下高兴地斜着眼睛看儿子。安德烈公爵向父亲跟前走去,吻了吻父亲指着叫他吻的地方。他不去回答父亲中意的话题——对现时的军人,尤其是对波拿巴稍微取笑一两句。

    “爸爸,是我到您跟前来了,还把怀孕的老婆也带来,”安德烈公爵说道,他用兴奋而恭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每根线条流露的表情,“您身体好么?”

    “孩子,只有傻瓜和色鬼才不健康哩,你是知道我的情况的:从早到晚都忙得很,饮食起居有节制,真是够健康的。”

    “谢天谢地!”儿子脸上流露出微笑,说道。

    “这与上帝无关!欸,你讲讲吧,”他继续说下去,又回到他爱谈的话题上,“德国人怎样教会你们凭藉所谓战略的新科学去同波拿巴战斗。”

    安德烈公爵微微一笑。

    “爸爸,让我醒悟过来吧,”他面露微笑,说道,这就表示,父亲的弱点并不妨碍他对父亲敬爱的心情,“我还没有安顿下来呢。”

    “胡扯,胡扯,”老头子嚷道,晃动着发辫,想试试发辫编得牢固不牢固,一面抓着儿子的手臂,“你老婆的住房准备好了。公爵小姐玛丽亚会领她去看房间,而且她会说得天花乱坠的。这是她们娘儿们的事。我看见她就很高兴啊。你坐下讲讲吧。米切尔森的军队我是了解的,托尔斯泰……也是了解的……同时登陆……南方的军队要干什么呢?普鲁士、中立……这是我所知道的。奥地利的情况怎样?”他从安乐椅旁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方步,吉洪跟着他跑来跑去,把衣服送到他手上,“瑞典的情况怎样?他们要怎样越过美拉尼亚呢?”

    安德烈公爵看见他父亲坚决要求,开头不愿意谈,但是后来他越谈越兴奋,由于习惯的关系,谈到半中间,情不自禁地从说俄国话改说法国话了,他开始述说拟议中的战役的军事行动计划。他谈到,九万人的军队定能威胁普鲁士,迫使它放弃中立,投入战争,一部分军队必将在施特拉尔松与瑞典军队合并;二十二万奥国军队和十万俄国军队合并,必将在意大利和莱茵河上采取军事行动,五万俄国军队和五万英国军队必将在那不勒斯登陆;合计五十万军队必将从四面进攻法国军队。儿子述说的时候,老公爵没有表示一点兴趣,好像不听似的,一边走路一边穿衣服,接连有三次出乎意外地打断儿子的话。有一次制止他说话,喊道:

    “白色的,白色的!”

    他的意思是说吉洪没有把他想穿的那件西装背心送到他手上。另一次,他停步了,开口问道:

    “她快要生小孩吧?”他流露出责备的神态,摇摇头说道,“很不好!继续说下去,继续说下去。”

    第三次,在安德烈公爵快要叙述完毕的时候,老年人用那假嗓子开始唱道:“Mal broug,s’en vo— t— en guer re.Dieu sait quand revien dra.”①

    儿子只是微微一笑而已。

    ——–

    ①法语:马尔布鲁去远征,天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我不是说,这是我所称赞的计划,”儿子说道,“我只是对您讲讲有这么一个计划。拿破仑拟订了一个更好的计划。”

    “唉,你没有说出一点新消息,”老年人沉思,像放连珠炮似地喃喃自语:“Dieusaitquandreviendra,”又说:“去餐厅里吧。”

    ——————

    24

    在那规定的时刻,老公爵扑了香粉,刮了脸,走到餐厅里去,儿媳妇、公爵小姐玛丽亚、布里安小姐和公爵的建筑师都在这里等候他。出于公爵的怪癖,这位建筑师竟被准许入席就座,这个渺小的人物就地位而论,是决不能奢求这种荣幸的。公爵在生活上坚定地遵守等级制度,甚至省府的达官显贵也很少准许入席就座。那个常在角落里用方格手帕擤鼻涕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忽然被准许入席就座了,公爵用他这个惯例来表明,人人一律平等,他不只一次开导女儿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一点不如我们的地方。在筵席间,公爵常和寡言鲜语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开心畅谈。

    这餐厅又高又大,和住室里所有的房间不相上下,家眷和堂倌在每把椅子背后站着,等候公爵走出门来;管家的手上搭着餐巾,他环视着餐桌的摆设,向仆役使眼色,不时地把激动不安的目光从挂钟移向公爵即将出现的门口。安德烈公爵端详着一副他初次看见的金色大框架,框架里面放着博尔孔斯基公爵家的系谱表,对面悬挂着一样大的框架,里面放着一副做工蹩脚的(显然是家庭画师的手笔)享有世袭统治权的公爵的戴冕画像,他一定是出身于留里克家族,即是博尔孔斯基家的始祖。安德烈公爵看系谱表时摇摇头,不时地暗自微笑,那神态就像他看见一副俨像自己的肖像而觉得可笑似的。

    “我在这儿认出是他啊!”他对向他身边走来的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

    公爵小姐玛丽亚惊奇地望望她的哥哥。她不明白他在暗笑什么。父亲所做的一切在她身上激起一种无法评论的敬意。

    “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以他那卓越的的才智,don ners dan sceri dicule!”①

    ——–

    ①法语:竟然受制于这等琐事。

    名叫玛丽亚的公爵小姐无法理解长兄提出的大胆的见解,她准备向他反驳,书斋里忽然传出人人期待的步履声,公爵像平素一样迈着急速的脚步,高高兴兴地走进门来,仿佛蓄意用那来去匆匆的样子和严格的家庭秩序形成相反的对比。正在这一转瞬之间,大钟敲响了两声,客厅里的另一只钟用那尖细的声音作出了响应。公爵停步了。他那炯炯有神、富于表情而严峻的目光从垂下的浓眉下向大家环顾一番,然后投射在年轻的公爵夫人身上。年轻的公爵夫人这时感觉到一种有如近臣见皇帝出朝时的感情;也就是这位老人使他的心腹产生的一种敬畏之感。他用手摸了摸公爵夫人的头,然后呆笨地拍了一下她的后脑。

    “我真高兴,我真高兴,”他说道,又聚精会神地望了一下她的眼睛,就飞快地走开,坐回自己的座位,“请坐,请坐!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坐。”

    他向儿媳妇指了指身边的座位。堂倌给她移开椅子。

    “嘿嘿!”老年人望着她那浑圆的腰部,说道,“太匆忙了,不好!”

    他像平常那样只用嘴巴笑,而不用眼睛笑,他乏味地、冷漠而且不痛快地笑起来。

    “你应当走动走动,尽量,尽量多走动。”他说道。

    矮小的公爵夫人没有听见或是不想听他说话。她沉默不言,觉得困惑不安。公爵向她问到她的父亲的情况,公爵夫人于是微露笑容,开口说话了。他又向她问到一般的熟人的情况,公爵夫人现出更加兴奋的样子,开始述说起来,她代人向公爵问候,并且转告城里的流言飞语。

    “LacomtesseApraksine,lapauvre,aperdusonmari,e tel leap leur è les lar mes de ses yeux,”①她说道,显得更加兴奋起来。

    ——–

    ①法语:可怜的伯爵夫人阿普拉克辛娜丧失了丈夫,痛哭了很久,眼睛都哭坏了,可怜的女人。

    她越来越显得兴致勃勃,公爵就越来越严肃地注视着她。公爵忽然转过脸去;不再理睬她,好像他已经把她研究得够多的了,对她已有明确的概念,他然后便向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转过脸去。

    “喂,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我们的波拿巴要遭殃了。安德烈公爵(他向来都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儿子)告诉我,为了击溃他,聚集了多么雄厚的兵力啊!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谈论过波拿巴的事,可是他心里明白,人家有求于他,目的乃在于打开自己喜欢的话匣子。他诧异地望了望年轻的公爵,自己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产生何种结果。

    “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位伟大的战术家!”公爵用手指着建筑师对儿子说。

    谈话又涉及战争,涉及波拿巴和现时的将军以及国事活动家。看来,老公爵不仅相信,当前的政要人物全是一些不通晓军事和国务知识初阶的乳臭小子,波拿巴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法国佬,他所以大受欢迎,只是因为没有波将金或者苏沃洛夫式的人物和他对立罢了。他甚至相信,欧洲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障碍,也没有战争,只是一些现时的活动家装作一副办事的模样,演演木偶戏罢了。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忍受父亲对现代人的嘲笑,明显地露出高兴的神色,喊他父亲谈话,而他自己聆听着。

    “过去的一切看来都是好的,”他说道,“那个苏沃洛夫岂不落进了莫罗布下的陷阱,无法自拔了么?”

    “是谁对你讲的呢?谁讲的呢?”公爵嚷道,“苏沃洛夫吧!”他扔开一只盘子,吉洪赶快将它接住。“苏沃洛夫吧!……安德烈公爵,想想吧。我知道有两个人:一个是腓特烈,一个是苏沃洛夫……莫罗呀!假如苏沃洛夫有权在握,莫罗该当俘虏了,不过他受制于军事参议院。他倒霉透了,鬼都讨厌他。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能尝到腊肠烧酒的滋味啊!苏沃洛夫无法制服他们,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又怎能应付呢?行不通,朋友,”他继续说下去,“你们和我们的将军们制服不了波拿巴,就得雇用一批法国人,让他们认不清自己人,自己人屠杀自己人。德国人帕伦被派往美国纽约去寻找法国人莫罗,”他说道,暗指当年聘请莫罗至俄军任职一事。“真怪!怎么啦,那波将金、苏沃洛夫、奥尔洛夫式的人物难道都是德国人吗?不是的,朋友,或者是你们都发疯了,或都是我已经昏瞆了。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来瞧瞧吧。在他们那儿,波拿巴竟然当上伟大的统帅了!哼!……”

    “我说的根本不是,他的指示都是可取的,”安德烈公爵说道,“不过,我没法弄明白,您怎能这样评说波拿巴。您想怎样嘲笑,就怎样嘲笑吧,而波拿巴仍然是个伟大的统帅!”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老公爵对那个开始吃烤菜、希望别人把他忘却的建筑师喊道,“我以前对您说过波拿巴是个伟大的战术家,是吗?您看,他也是这样说的。”

    “可不是,公爵大人。”建筑师答道。

    公爵又冷笑起来。

    “波拿巴生来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锐,而且他先向德国人进攻,只有懒人才不打德国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大家都打德国人。他们打不赢任何人。他们只晓得互相杀戮。他就足凭这一手闻名于世的。”

    公爵于是就其看法开始分析波拿巴在战争乃至国务上所犯的过失,儿子不表示异议,但是可以看出,无论向他提出任何论据,他都像老公爵那样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安德烈公爵谛听着,克制着不予辩驳,而且情不自禁地感到谅异,这个老年人足不出户在农村独处许多年,对近几年来欧洲的军事政治局势知晓得如此详尽,评述得如此精辟。

    “你认为我这个老头儿不了解目前的事态吗?”他说了一句收尾的话。“我念念不忘时事啊!我彻夜目不交睫。嘿,你那个伟大的统帅究竟在哪里大显身手呀?”

    “这说来话长。”儿子答道。

    “你到你自己的波拿巴那里去好了M—lleBourienne,voilàen coreu nad mi ra te ur de uo tregou jatd’em pereur!”①他操着非常漂亮的法国话,喊道:

    “Voussavez,que jenesuispas bonapar tiste,moprince.”②

    “OieuSaitquandneviendva…”③公爵不自然地唱道,更加不自然地发笑,从餐桌后面走出来。

    在争辩和不争辩的午膳的其余时间里,矮小的公爵夫人默不作声,时而惊惶不安地望望公爵小姐玛丽亚,时而望望老公公,在她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时,她一把抓住小姑的手臂,把她喊进另一个房间里。

    “Commec’estunhommed’espritvotre,”她说道,“C’estàcausedecelapeut—êtreqúilmefaitpeur.”④“啊,他太慈善了!”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

    ——–

    ①法语:布里安小姐,你那个奴才般的皇帝又有一个崇拜者了。

    ②法语:公爵,您知道,我不是波拿巴份子啊。

    ③法语:天知道什么时候他才回来。

    ④法语:您爸爸是个很聪明的人,也许因为这种缘故我才害怕他。

    ——————

    25

    第二天黄昏,安德烈公爵要动身了。老公爵遵守生活秩序,午膳后走回自己房里去了。矮小的公爵夫人呆在小姑房里。安德烈公爵穿上旅行常礼服,没有佩戴带穗肩章,在拨给他住的房间里和他的侍仆一同收拾行装。他亲自察看了马车,把手提箱装进车厢,嗣后吩咐套马车。房里只剩下一些安德烈平日随身带着的物品:一只小匣子、一只银质旅行食品箱、两支土耳其手枪和一柄军刀——从奥恰科夫运来的父亲赠送的物品。安德烈公爵的全部旅行用品摆放得齐齐整整,完整无缺,全是崭新的,十分干净的,罩上了呢绒套,并用小带子仔细地捆住。

    在即将动身和改变生活规律的时刻,凡善于反思自己行为的人常常会产生一种忧闷的心绪。在这种时刻,他们通常是检查往事,制订长远规划。安德烈公爵脸部流露出沉思和感伤的表情。他把手放在背后。从房间的一角向另一角迈着疾速的脚步,张开眼睛向身前望去,沉思默想地晃着脑袋。他莫非是害怕上战场,抑或是离开妻子而忧心忡忡,——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显然,他只是不想让人家望见他有这种心境;他听见门斗里的步履声,就连忙放开倒背着的手,在桌旁停步了,好像正在捆扎匣子上的布套,脸上带有平常那种宁静和神秘莫测的表情。这时分,可以听见公爵小姐玛丽亚的沉重的步履声。

    “有人告诉我,你已经吩咐套马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显然她是跑步来的),“我心里很想和你单独地再谈一会。天知道我们又要别离多久啊。我走来,你不发脾气吧?安德留沙,你变得厉害啊。”她补充一句话,好像要解释这句问话似的。

    她喊“安德留沙”这个名字时,脸部微露笑容。看来,她想到这个严肃的俊美的男人,正是那个消瘦的调皮的安德留沙,她幼年时代的朋友,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丽莎在哪儿?”他问道,只以微微一笑来回答她的问话。

    “她觉得非常疲倦,在我房里的长沙发上睡着了。啊,Andrè!Qué ltre son de fem me vou savez,”①她说道,一面在长兄对面的长沙发上坐下。“她完全是个小女孩,一个可爱的愉快的小女孩。我很喜爱她。”

    安德烈公爵默不作声,可是公爵小姐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嘲讽的鄙夷的表情。

    “应当宽宏大量地对待一些小缺点,安德烈,谁会没有缺点啊!你不要忘记,她是在上流社会中教育、长大成人的。而且她目前的境遇并不幸福。应当同情每个人的处境。Tout compren dre,c’est toutpar donner,②你想想,她过惯了这种生活之后,怎么能够和丈夫离别,孤零零地呆在农村,而且怀了孕,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心里有什么感受?这是非常痛苦的。”

    ——–

    ①法语:安德烈,你的妻子太可贵了。

    ②法语:谁能理解一切,谁就会宽恕一切。

    安德烈公爵望着妹妹,脸上露出笑意,就像我们听到我们似乎看透了的那些人说话时面露笑容一样。

    “你在农村生活,可是你并不认为这种生活可怕。”他说道。

    “我就不一样了。干嘛要谈论我啊!我不企求别的生活,而且不能抱有这种心愿,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安德烈,你要想想,一个年轻轻的上流社会的女人,在大好年华,孑然一人匿身于农村,因为爸爸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我……你是知道我的情况的……对一个习惯于上流社会生活的女人来说,我是多么可怜,多么enresources①,唯独布里安小姐……”

    “我极不喜欢您那个布里安。”安德烈公爵说道。

    “啊,不对,她很可爱,又和善,主要是,她是一个不幸的姑娘。她没有任何亲人。老实说,我不仅不需要她,而且她使我感到不方便。你知道我一向是个野蛮人,现在变本加厉了。我喜欢独处……monpeve②很喜欢她。爸爸亲热而慈善地对待这两个人——她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因为他们二人都获得他的恩泽,斯特恩说,我们与其爱那些向我们布善的人,毋宁爱那些领受我们布善的人。monpeve收留了她这个surlepavé③的孤儿。她十分和善,喜欢她朗读的风度。她每逢夜晚给他朗读。她读得非常动听。”

    ——–

    ①法语:不快活。

    ②法语:爸爸。

    ③法语:被遗弃于街头。

    “嘿,玛丽,说真的,我认为父亲的性情有时会使你觉得难受,对不对?”安德烈公爵忽然问道。

    公爵小姐玛丽亚先是大为惊讶,然后就害怕他这句问话。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难受?”她说道。

    “我认为,他一向都很专横,现在变得难以共处了。”安德烈公爵说道,看来他故意使妹妹难堪,或者想试探一下,才这样轻率地评论父亲的。

    “你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安德烈,可是你有点自傲,”公爵小姐说道,她不太注意谈话的进程,过多地注意自己的思路,“这真是一大罪孽。岂可评论父亲?即令是可以,而像monpeve这样的人,只能令人vénération,”①,哪能引起另一种感情?与他相处,我很满意,很幸福!我只希望你们都像我这样幸福。

    长兄疑惑地摇摇头。

    “安德烈,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难受,我如实地告诉你,那就是父亲在宗教方面的观点。我不明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怎能看不清显而易见的事,怎能误入迷途?这就是我的一大不幸。但是我近来看见了他有改善的迹象。近来他的嘲讽不那么恶毒了。有个僧侣来拜门,他接见了僧侣,并且一同谈了很久的话。”

    “啊,我的亲人,我怕您和僧侣都白费劲。”安德烈公爵嘲讽地,但却亲热地说道。

    “Ah!monami,②我只是祷告上帝,希望他能听见我的祷告,安德烈,”沉默片刻之后她羞怯地说道:“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求你。”

    ——–

    ①法语:崇拜。

    ②法语:啊,我的朋友。

    “我的亲人,求我做什么事?”

    “请你答应我,你不会拒绝我的请求。在你心目中,这件事不用费吹灰之力,也不会使你有损于身分。你只是安慰我而已。安德留沙,请你答应吧,”她说了这句话便把手伸进女式手提包里,拿着一样东西,但是不让别人望见,好像她手上拿的东西正是她所请求的目标,在她的请求尚未获得允诺之前,她是不能从女式手提包里取出这样东西的。

    她用央求的目光羞羞答答地望着长兄。

    “即使我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安德烈公爵答道,仿佛要猜中是怎么回事。

    “你随意想什么都行!我知道你和monpeve都是同样的人。你随意想什么都行,可是你要替我办这件事。请你办妥这件事!我父亲的父亲,即是我们的祖父在南征北战中都随身带着这样东西……”她依旧没有从女式手提包里取出她手里拿着的东西。“你会答应我吗?”

    “当然,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安德烈,我用神像为你祝福,你要答应我你永远不会把它取下来……答应吗?”

    “既然它的重量不到两普特,就不会压疼脖子……要让你愉快……”安德烈公爵说道,但是,一当他发现妹妹听了这句戏言,脸上就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他顿时后悔起来,“我非常高兴,我的确十分高兴,我的亲人。”他补充一句。

    “上帝必将依据你的意志拯救你,保佑你,使你倾向他,唯有在他身上才能获得真理和安慰,”她用激动得颤栗的嗓音说道,在长兄面前庄重地捧着一帧救世主像。这帧古式神像呈椭圆形,面色黧黑并饰以银袍,身上系有一条银链。

    她在胸前画十字,吻了吻神像,便把它递给安德烈。

    “安德烈,请你保存,为我……”

    她的一双大眼睛善良而且羞怯地炯炯发光。这双大眼睛照耀着她那瘦削的病态的面孔,使它变得十分美丽了。长兄想要伸手去拿神像,但是她把他拦住了。安德烈心里明白,他便在胸前画了十字,吻了一下神像。同时他脸上带有温和(他深受感动)和嘲笑的表情。

    “mercimonami.”①

    ——–

    ①法语:我的朋友,我感谢你。

    她吻吻他的额头,又在长沙发上坐下来。他们都沉默不言。

    “安德烈,我对你说过,你要像平常那样慈善、宽宏大量,不要严厉地责难丽莎,”她开始说道,“她很可爱,很和善,目前她的境况非常困难。”

    “玛莎,我似乎什么也没有对你说起我责备妻子或者对她表示不满的话。你干嘛老对我说起这件事呢?”

    公爵小姐玛丽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沉默起来了,仿佛觉得自己有过错似的。

    “我一点也没有对你说,不过有人对你说了。这真使我伤脑筋。”

    公爵小姐玛丽亚的额头、颈项和两颊上的斑斑红晕显得更红了。她心里很想说点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长兄猜中了,午饭后矮小的公爵夫人哭了一顿,说她预感到不幸的分娩,她害怕难产,埋怨自己的命运,埋怨老公公和丈夫。她痛哭一顿以后就睡着了。安德烈公爵怜悯起妹妹来了。

    “玛莎,你要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没有什么可责备妻子的,以前没有责备,以后也永远不会责备她,在我对她的态度上,我并没有什么可责怪自己的地方。无论我处在何种情况下,我永远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很想知道真相,……你想知道我是否幸福?我并不幸福。她是否幸福?也不幸福。这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

    他说话时,站起身来,走到他妹妹面前,弯下腰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他那美丽的眼睛放射出不常见的明智而和善的光芒,但是,他并不望他妹妹,而是逾越她的头部望着黑洞洞的敞开的门户。

    “我们到她那里去吧,应当向她告辞了!要不然,你一个人去吧,把她喊醒,我马上就来。彼得鲁什卡!”他向侍仆喊道,“到这里来,收拾东西吧。这件要放在座位里边,这件要放在右边。”

    公爵小姐玛丽亚站起身来,向门边走去。这时她停住脚步了。

    “André,sivousavezlafoi, vousvousseriezadresséàDieu, pour qu’il vous don ne l’am our quevou sne sen te zpas, etvotre prie reau rai te te exau ce e.”①

    “是啊,真有这种事吗!”安德烈公爵说道,“玛莎,你去吧,我立刻就来。”

    安德烈公爵去妹妹房间的途中,在连结甲乙两幢住宅的走廊里,碰见了笑容可掬的布里安小姐,是日她已经第三次露出天真而喜悦的笑意在冷冷清清的过道上和他邂逅相遇了。

    “Ah!jevouscroyaischezvous,”②她说道,不知怎的涨红了脸,低垂着眼睛。

    ——–

    ①法语:安德烈,如果你有一种信仰,你就会祈祷上帝,要他赐予你那种体会不到的爱,要上帝能听到你的祷告。

    ②法语:啊,我原来以为您在自己房里哩。

    安德烈公爵严肃地瞟了她一眼,脸上顿时流露出狂怒的神色,他什么话也没有对她说,不屑望望她的眼睛,只朝她的额角和头发瞥视一下,眼神是那么鄙夷,以致这个法国女人满面通红,她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当他行走到妹妹门口的时候,公爵夫人睡醒了,门户洞开,从里面传来她那愉快的上句紧扣下句的话语声。她说起话来,就像长时间克制之后,现在很想要补偿失去的时光似的。

    “Non,maisfigurezvous,lavieillecomtesse Zou bof fa vec de faus ses bou cle set labou chep leine de faus sesdents, commesiel levou lait de fier le san ne es…①玛丽,哈,哈,哈!”

    安德烈公爵约莫有五次听见他妻子在旁人面前说伯爵夫人祖博娃的一些同样的闲话,还听见一串串同样的笑声。他悄悄地走进房来。略嫌肥胖、面颊绯红的公爵夫人坐在安乐椅上,手里拿着针线活儿,不住声地说话,一桩桩、一件件回忆彼得堡的往事,甚至回忆一句句的原话。安德烈向她跟前走来,摸摸她的头,问她旅途之余是不是得到休息。她应声回答,又继续说下去了。

    ——–

    ①法语:不,你设想一下,老伯爵夫人祖博娃长着一头假发,一口假牙,好像在嘲笑自己的年纪似的……

    六套马的四轮马车停在台阶前面。外面正是昏暗的秋夜。车夫望不见马车的辕轩。人们都手提灯笼在门廊里忙忙碌碌。一幢雄伟的住宅透过一扇扇高大的窗户反射出耀眼的灯光。仆人们都聚集在接待室里想跟年轻的公爵告别;家属: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里安小姐、公爵小姐玛丽亚和公爵夫人,一个个站在大客厅里。安德烈公爵被人叫到书斋去见父亲,父亲很想单独地跟他告别,他们正在等待着父子走出门来。

    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斋时,老公爵戴上老年人用的眼镜,穿着一件洁白的长衫,除开会见儿子之外,他从未穿过这件长衫接见任何人,这时公爵正坐在桌旁写字。他掉过头来望一眼。

    “你要走了吗?”他又握着笔管写起字来。

    “我来告辞了。”

    “吻我这里吧,”他指指面颊,“谢谢,谢谢!”

    “您为什么要谢我?”

    “因为你没有稽延多日,没有纠缠着女人的衣裙。服兵役第一。谢谢,谢谢!”他继续写字,墨水飞溅,笔尖沙沙地作响。“若是要说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可以同一时间做两件事。”

    他补充一句。

    “关于我的老婆……我把她留了下来让您老人家操劳,我实在不好意思……”

    “你瞎说什么?说你该说的话吧。”

    “我老婆分娩的时候,请您派人去莫斯科请个产科男医生……叫他到这里来。”

    老公爵停住了,好像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用严肃的目光凝视他儿子。

    “我知道,假如大自然帮不了忙,那就没有谁能帮上忙的,”安德烈公爵说道,看来他感到困惑不安,“我所赞成的是,一百万件事例中通常只有一件是不幸的,但是,这真是她的幻觉,也是我的幻觉。别人对她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她做了恶梦,因此她心里十分畏惧。”

    “嗯……嗯……”老公爵喃喃地说,一面继续把信写完,“我一定办妥。”

    他签了字,忽然很快地把脸转向儿子,哈哈大笑了。

    “事情糟糕透了,不是吗?”

    “爸爸,什么事情糟糕透了?”

    “你的老婆呀!”老公爵三言两语地、但却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不明了。”安德烈公爵说道。

    “亲爱的人,这真是毫无办法的,”公爵说道,“她们都是一路的货色,是离不成婚的。你不要害怕,我决不对人说,可是你自己要知道。”

    他用那瘦骨嶙峋的小手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臂,晃了一下,用那仿佛是要把人看透的目光朝着儿子的面孔飞快地扫了一眼,然后又冷冷地笑了。

    他儿子叹了一口气,表示他已承认父亲了解他。老年人用那习惯的敏捷的动作继续折叠并封上几封信,他飞快拿起火漆、戳子和信纸,之后又搁下来。

    “怎么办。长得俊俏嘛!一切我都办妥,你放心好了。”他在封信时若断若续地说道。

    安德烈沉默不言,父亲了解他,这使他觉得愉快,又觉得不愉快。老年人站起身来,把信递给他儿子。

    “你听我说,”他说道,“不要替老婆操心,凡是可能办到的事,都一定办到。你听着:把这封信转交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我在信上写了,要他任用你,谋个好差事,不要让你老是当个副官,糟糕透了的职务啊!你告诉他,我还记得他,而且喜爱他。他怎样接待你,以后来信告诉我。假如他待人厚道,就干这个差事吧。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因为不受恩赐,所以不肯在任何人麾下任职。喂,现在到这里来。”

    他像放连珠炮似地说话,说不到半句就说完了,可是他儿子已经听惯了,懂得他的意思。他把他儿子领到旧式写字台前面,启开盖子,拉出写字台的抽屉,取出一个笔记本,他把这个笔记本写满了又粗又长又密的小字。

    “我想必会死在你前头。你听我说,这里是我的回忆录,在我去世后,把它呈送国王,这里有一张债券和一封信:这里有奖励《苏沃洛夫战史》著述者的一笔奖金。把这些东西寄到科学院去。这里是我的诠注,在我去世后,你自己可以浏阅,从其中获得裨益。”

    安德烈没有对父亲说,他想必还能活很久。他心里明白,这种话是用不着说的。

    “爸爸,这一切我都能办妥。”他说道。

    “好啦,再见吧!”他让他儿子吻吻他的手,然后拥抱自己的儿子。“安德烈公爵,有一点你要牢记在心,如果你被敌人打死,我这个老头子会感到非常悲痛的……”他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突然他用尖锐刺耳的嗓音继续说,“如果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的儿子,我就会……感到汗颜!”他突然用那小尖嗓儿叫了一声。

    “爸爸,您可以不对我说这种话。”儿子面带微笑地说道。

    老年人默不作声了。

    “我还有求于您,”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如果我被敌人打死,如果我将来有个儿子,请让他留在您身边,不要他离开,正如我昨天对您说的那样,让他在您这儿成长……请您照拂一下。”

    “不把儿子交给老婆吗?”老年人说了这句话,大笑起来。

    他们沉默不言,面对面地站着。老年人的敏锐的目光逼视着儿子的眼睛。老公爵的面颊的下部不知怎的颤抖了一下。

    “辞别已经完毕了……你走吧!”他忽然说道。“你走吧!”

    他把书斋门打开,提高嗓门怒气冲冲地喊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啦?”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望见了安德烈公爵和那身穿白长衫、未戴假发、戴着一副老年人用的眼镜、愤怒地吼叫的老年人匆匆探出来的身子,于是问道。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一声也没有回答。

    “好啦,”他向妻子转过脸去说道。“好啦”这个词含有冷嘲热讽的意味,好像他是说:“您现在耍耍您的招儿吧。”

    “Andredeja?”①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脸色惨白,恐惧地望着丈夫。

    他搂抱她。她尖叫一声,不省人事地倒在他的肩膀上。

    他很小心地移开被她枕着的那只肩膀,望了望她的面孔,爱抚地扶她坐在安乐椅上。

    “Adieu,marie,”②他轻声地对他妹妹说道,他和她互相吻吻手,从房里飞快走出来。

    ——–

    ①法语:安德烈,怎么,告别完了吗?

    ②法语:玛丽亚,再见吧。

    公爵夫人躺在安乐椅上,布里安小姐给她揉搓太阳穴。公爵小姐玛丽亚搀扶嫂嫂,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泪痕斑斑,还在望着安德烈公爵从那里走过的门口,她画着十字,为公爵祈祷祝福。书斋里多次地传出老头子的怒气冲冲的像射击似的擤鼻涕的声音。安德烈公爵刚刚走出去,书斋门很快就敞开了,从门里露出那个穿白色长衫的老年人的威严的身影。

    “他走了吗?那就好了!”他说道,愤怒地望望不省人事的个子矮小的公爵夫人,他露出责备的神态摇摇头,砰的一声关上门了。

    第一卷 第二部

    1

    一八○五年十月间,俄国军队侵占了奥国大公管辖的几个大村庄和城市,一些新兵团又从俄国开来,驻扎在布劳瑙要塞附近的地方,因而加重了居民的负担。库图佐夫总司令的大本营也坐落在布劳瑙。

    一八○五年十月十一日,刚刚抵达布劳瑙的步兵团在离城市半英里处扎营,听候总司令检阅军队。尽管地形和周围环境(果园、石砌的围墙、瓦房盖、远处望得见的山峦)与俄罗斯迥然不同,尽管非俄罗斯民众怀着好奇心观望着士兵,但是,这个兵团的外貌,却和俄罗斯中部任何地区任何一个准备接受检阅的俄国兵一模一样。

    那天傍晚,在最近一次行军的路上,接到了一项关于总司令检阅行军中的兵团的命令。虽然团长不太明了命令中的措词,出现了应当怎样领会措词的问题:士兵是不是穿上行军的服装接受检阅?而在营长会议上,遵照以礼相待的准则,决定兵团的士兵穿上阅兵服接受检阅。于是在三十俄里的行军之后,士兵们目不交睫,彻夜缝补衣裳,洗濯污秽;副官和连长命令士兵报数,清除一部分人。次日清晨,这个兵团已经不是最近一次行军的前夜那样松松垮垮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拥有两千人众的排列整齐的军队,每个人都熟谙自己的位置和任务,每个人的每个纽扣和每根皮带都位于原处,洁净得闪闪发亮。而且不仅是外面穿的军装没有破烂不堪,如果总司令要察看军装里面,他就会看到每个人都穿着一件同样干净的衬衫,他也会发现每只背袋里都装有一定数量的物件,正像士兵们说的那样,“锥子、肥皂,应有尽有。”人人都认为,只有一件事令人心烦,那就是鞋子问题。士兵们的皮靴多半穿破了。但是这个缺点不能归咎于团长。虽然多次提出要求,奥国主管部门并没有把军需品拨给团长,而这个兵团走了一千俄里路了。

    这个团长是个易于激动的、须眉均已苍白的渐近老境的将军,他体格结实,胸背之间的宽度大于左右两肩之间的宽度。他身穿一套新缝制的带有一溜溜褶痕的军装,镀金的肩章挺厚,好像没有压低他那肥胖的肩膀,而是使它隆起来。团长的那副样子,就像某人正在顺利地完成一项平生最庄严的事业似的。他在队列前面慢慢地走动,有点儿弯腰曲背,走动时微微发抖,看起来,这个团长非常欣赏自己的兵团,因为他居于一团之首而感到幸福,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这个兵团了。尽管如此,他那微微发抖的步态仿佛说明,他除开对军事颇感兴趣,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女性的兴趣在他灵魂深处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喂,老兄,米哈伊洛·米特里奇,”他把脸转向一个营长,说道(这营长微微一笑,向前移动一步,看上去他们都很走运),“夜里我们都挨责备了。可是,似乎还不错,我们的兵团不是劣等的……啊,不是吗?”

    营长听懂了这句令人开心的讽刺话,笑起来了。

    “就是在察里津草地举行阅兵式,也不会有人把我们赶出去的。”

    “什么?”那团长说道。

    这时候,在那分布着信号兵的直通城市的大道上,有两个骑马的人出现了,一个是副官,另一个是跟随身后的哥萨克。

    副官是由总司令部派来向团长阐明昨天发布的命令中模糊不清的措词的,即是阐明,总司令意欲看见一个完全处于行军状态的兵团——穿军大衣,罩上外套,不作任何检阅准备。

    前一天,奥国军事参议院有一名参议员由维也纳前来叩见库图佐夫,建议并要求俄国军队尽速与费迪南大公和马克的部队汇合,但是库图佐夫认为这种汇合并无裨益,所以,他在摆出可作为他的观点的佐证时,还试图请那位奥国将军目睹一下来自俄国的军队的凄惨情状。他愿意前来与兵团士兵会面,就是要臻达这个目的;因此,兵团的处境愈益恶劣,总司令就愈益高兴。尽管那个副官不熟悉详情,但他已向团长转达了非履行不可的总司令的要求,即是士兵必须穿军大衣,罩上外套,不然,总司令就会表示不满意的。

    团长听了这些话后垂下头来,默不作声地耸耸肩膀,很激动地把两手一摊。

    “胡作非为啊!”他说道。“米哈伊洛·米特里奇,我不是跟你说过,在行军中,就是要穿军大衣,”他指责营长,“唉呀!我的天!”他补充一句话,就很坚定地向前走去。“诸位,连长!”他用那惯于发口令的嗓音喊道。“上士!……他即将光临?”他流露出恭恭敬敬的神情面对前来的副官说道。看来是为他所提起的那人,他才面带这种表情的。

    “我认为要过一个钟头。”

    “还来得及换衣服吗?”

    “将军,我不晓得……”

    这个团长亲自走到了队列的前面,吩咐士兵们重新穿上军大衣。连长各自奔回连部,上士们开始忙碌起来了(一部分大衣未予缝补,不太完整),就在这一刹那间,那些原先既整齐而又肃静的四边形队列开始蠕动、松散,喧哗不已。士兵从四面八方来回奔走,一个个向前耸起肩膀,绕过头上取下行军用的背袋,脱下军大衣,抬起一双手伸进衣袖中。

    过了半个钟头,一切恢复了原有的秩序,只有四边形队列已由黑色变成灰色的了。团长又用那微微发抖的步态走到兵团的前面,从远处望它一眼。

    “这又是什么名堂?这是什么名堂?”他在停步之时喊,“第三连连长!……”

    “传呼第三连连长去见将军,传呼连长去见将军,传呼第三连连长去见团长!……”一列列队伍都听见传呼的声音,一名副官跑去寻找那个磨磨蹭蹭的军官。

    这些费劲传呼的声音越传越不对头,在传到被传者的耳鼓时,原话已经变成“将军被传到第三连”了。这名被传的军官从连部后面窜出来,他虽然是个已过中年的男人,不习惯于跑步,但他还是步履踉跄,磕磕绊绊地快步走到将军面前。上尉那种惶惑不安的神色,就像有人叫一个没有学会功课的学生回答问题似的。他那显然由于饮酒无度而发红的脸上现出了斑点,嘴巴撇得合不拢了。他走到团长近侧,放慢了脚步,当他气喘吁吁走到团长面前时,团长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一番。

    “您很快要给士兵们换上长袍了!这是什么名堂?”团长喊道,他用下颔指了指第三连的队伍中的一个穿着与别人的军大衣截然不同的厂呢色军大衣的士兵,“您刚才呆在哪儿?预料总司令就要到了,而您擅自离开岗位,啊,不是吗?……我要教训您一顿,干嘛要让士兵们穿上卡萨金去接受检阅!

    ……啊,不是吗?

    连长眼巴巴地望着首长,他把两个指头按在帽檐上,越按越紧,好像他认为这会儿只有按帽檐行礼才能得救似的。

    “喂,您为什么不开腔?您这儿有一个装扮成匈牙利人的是谁呀?”团长带着严肃的神色,开玩笑说。

    “大人……”

    “喂,什么‘大人’?大人!大人!可是谁不知道‘大人’是什么。”

    “大人,他是受降级处分的多洛霍夫……”上尉轻声地说道。

    “怎么?他被贬为元帅,是不是?还是贬为士兵呢?士兵就应当像大家一样穿军装。”

    “大人,您亲自准许他在行军时可以穿这种衣服。”

    “我准许的么?我准许的么?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这个样子,”团长有几分冷静地说道。“我准许的么?对你们随便说句什么话,你们就……怎么?”他怒气冲冲地说道,“请让士兵们穿着得体面一点……”

    团长掉过头来望望副官,他又用那微微发抖的步态向兵团的队伍走去。可见他很喜欢大发脾气,在这个兵团的队伍中走了一阵之后,他想再找一个大发脾气的借口。他威吓一个军官,因为这个军官戴着尚未擦亮的奖章,又威吓另一个军官,因为他带的队伍不整齐,之后他就向第三连走去。

    “你是怎——样站的?脚放在哪里?脚放在哪里?”离那个身穿浅蓝色军大衣的多洛霍夫莫约有五人间隔的地方,团长就用含有痛楚的嗓音喊道。

    多洛霍夫把他那弯着的腿慢慢地伸直,用炯炯发亮的放肆无礼的目光朝将军的面孔瞥了一眼。

    “干嘛要穿蓝色的军大衣?脱掉!……上士!给他换衣服……坏东西……”团长还没有把话说完,多洛霍夫就急急忙忙地说道:

    “将军,我必须执行命令。但是,我不应该忍受……”

    “在队伍里不要闲扯!……不要闲扯,不要闲扯!……”

    “我不应该忍受屈辱。”多洛霍夫用那洪亮的嗓音把话说完了。

    将军和士兵的视线相遇了。将军怒气冲冲地向下拉着那条系得紧紧的腰带,他沉默起来了。

    “请您换换衣服吧,我请求您。”他走开时说道。

    ——————

    2

    “总司令来了!”这时信号兵喊道。

    团长脸红了,跑到了马儿前面。他用巍颤颤的手抓住马镫,纵身上马,稳定身子,拔出了军刀。他面带欣喜而坚定的神情,撇着张开的嘴,准备喊口令。整个兵团就像梳平毛羽、振翅欲飞的鸟,抖抖身子,就屏住气息,一动不动了。

    “立——正!”团长用震撼人心的嗓音喊道,这声音对他表示欢乐,对兵团表示森严,对前来检阅的首长表示迎迓之意。

    几匹马纵列驾着的高大的天蓝色的维也纳轿式四轮马车,沿着没有铺砌路面的宽阔的周围种满树木的大路,奔驰而至,马车的弹簧发出轻微的隆隆响声。侍从们和克罗地亚人的护卫队乘坐轻骑在车后疾驰。一个奥国将军坐在库图佐夫近旁,他身穿一套在俄国人的黑军装之中显得稀奇古怪的白军装。四轮轿式马车在兵团的队列前停下来。库图佐夫和奥国将军轻声地谈论什么事情,库图佐夫微露笑容,当他迈着沉重的步子,从踏板上把腿伸下的时候,俨如他面前并无二千名屏住气息谛视着他和团长的士兵似的。

    传来了口令声,兵团的队伍又颤动了,一齐举枪致敬,发出铿锵的响声。在那死一般的肃穆中,总司令的微弱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全团的士兵拉开了嗓子喊道:“大——人——健康长寿!”全体又屏息不动了。开初,当兵团的队伍行进时,库图佐夫站在一个位置上不动。然后,他和那身穿白军装的将军,在侍从的伴随之下,并排地沿着队列开始徒步检阅。

    从团长挺直胸膛、衣着整齐、姿态端正、眼睛谛视总司令举手行军礼来看,从他勉强抑制住微微发抖的步态、身体向前微倾、跟随着二位将军沿着队列徒步检阅来看,从他听见总司令每说一句话,看见总司令每作一次手势就跑上前去唯唯诺诺来看,他履行下属的职务,较诸于履行首长的职务,更能得心应手。与那些同时抵达布劳瑙的兵团相比较,这个兵团由于团长的严厉和勤奋而居于至为优越的地位。掉队者和病号只有二百一十七人。除皮靴而外,其余一切都完整无缺。

    库图佐夫沿着队列走过去了。有时停步对他在土耳其战争中认识的军官们说上几句密切的话,有时也对士兵们说几句话。当他望着皮靴时,他有好几回忧郁地摇头,并指着皮靴让奥国将军看看,他那表情能说明,在这件事上他似乎不想责备任何人,但却不能不目睹这种恶劣的情形。每当这时团长就向前跑去,深怕没听见总司令谈论这个兵团的每句话。在每句低声道出的话语都能听见的距离以内,约莫有二十名侍从跟随在库图佐夫身后。侍从先生们互相交谈,有时候发出笑声。一个长得漂亮的副官紧紧地跟着总司令,相隔的距离很近,他就是博尔孔斯基公爵,他的同事涅斯维茨基校官和他并肩同行,他身材魁梧,格外肥胖,长着一张美丽、善良和笑容可掬的脸,一对水汪汪的眼睛,一个面孔有点黧黑的骠骑军官在涅斯维茨基旁边走着,把他逗弄得几乎忍不住要笑。那个骠骑军官没有露出微笑,严肃地用那呆滞的目光望着团长的脊背,滑稽地摹仿团长的每个动作。每当团长微微发抖、向前弯腰的时候,那个骠骑军官就同样地、不爽毫厘地发抖、弯腰。涅斯维茨基一面发笑,一面推撞别人,让他们也来观看这个好逗笑的人。

    库图佐夫无精打采地、脚步缓慢地从几千对瞪着眼珠谛视着首长的眼睛旁边走过去。走到第三连近侧的时候,他忽然停步了。侍从们没有预见到他会停步,不由地朝地拥上来。

    “啊,季莫欣!”总司令说道,认出了那个因身穿蓝色军大衣而尝到苦头的红鼻子上尉。

    季莫欣在团长责备他的时候身子似乎挺得不能再直了。但是,在总司令和他谈话的这个时刻,他把身子挺得更直了。看起来,若是总司令再多望他一会儿,他就会忍受不住了。库图佐夫显然明了上尉的这种窘态,他心中祝愿上尉诸事吉祥,话音一落地就连忙转过脸去。库图佐夫那张因负伤而变得丑陋的胖得发圆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

    “还有个伊兹梅尔战役的同志,”他说道。“是个勇敢的军官啊!你满意他吗?”库图佐夫向团长问道。

    团长在骠骑军官身上的反映,就像照镜子那样,只是团长自己看不见。团长颤栗了一下,向前走去,答道:

    “大人,我很满意。”

    “我们大家并不是没有弱点,”库图佐夫说道,面露微笑,从他身边走开了。“他忠实于巴克斯”①。

    ——–

    ①巴克斯就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团长吓了一跳,这是否就是他的罪过,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这时候军官看见了鼻子发红、腹部收缩的上尉的面孔,就模仿他的面部表情和姿态,模仿得像极了,以致涅斯维茨基不禁笑出声来。库图佐夫扭过头来。看样子,军官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当库图左夫扭过头来的刹那间,他装出一副鬼脸,旋即露出至为严肃的毕恭毕敬的纯洁无瑕的表情。

    第三连是最后一个连。库图佐夫沉思起来,显然他想起什么事情。安德烈公爵从侍从们中间走出来,用法国话轻声地说道:

    “您吩咐我提醒您一件关于本团内受降级处分的多洛霍夫的事情。”

    “多洛霍夫在哪里?”库图佐夫问道。

    多洛霍夫换上一件士兵的灰军大衣,焦急地等待有人召唤他。一个身材匀称、浅色头发、一对蓝眼睛闪闪发光的士兵从队列中走出来了。他向总司令面前走去,举枪敬礼。

    “你有要求吗?”库图佐夫微微地蹙起额头,问道。

    “他就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说道。

    “啊!”库图佐夫说道,“我希望这场教训会使你纠正错误,好好地服役。国王是很慈悲的。你只要立功,我就不会把你忘记。”

    那双闪闪发光的蓝眼睛放肆地望着总司令,就像正视着团长那样,他好像要用他的表情去冲破那层把总司令和士兵远远分开的隔幕。

    “大人,有一件事我要求您,”他用那洪亮、坚定、从容不迫的嗓音说道,“我求您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证明我对国王和俄国的一片忠心。”

    库图佐夫转过脸来,正如他向季莫欣转过脸来一样,他脸上掠过一丝含在眼中的微笑。他转过脸来,蹙一阵额头,好像他想表明,多洛霍夫对他所说的种种情形,以及多洛霍夫对他可能说到的种种情形,他老早老早就心中有数了,这一切使他厌倦,都是一些根本用不着说的话。他转过头来,向马车面前走去了。

    一团人按连站队开往布劳瑙附近指定的驻地,希望在那里能给自己弄到皮靴和军服,在艰苦的行军之后休息休息。

    “普罗霍尔·伊格纳季奇,您不会抱怨我吧?”团长骑在马上绕过向营盘走去的第三连官兵,向带领连队的季莫欣上尉面前直奔而去,对他说道,在顺利举行阅兵式之后,团长脸上不禁流露出欣快。“为沙皇效劳……不可以乱来……我有时会在队列中威吓你们一通……我先来道歉,您是知道我的……我十分感谢!”他于是向连长伸出手来。

    “将军,哪能呢,我怎敢埋怨您呀!”上尉答道,他的鼻子涨红了,面露微笑,微笑时张开他在伊兹梅尔城下被枪托打落两颗门牙的缺口。

    “请转告多洛霍夫先生,我决不会忘记他,要他放心好了。请您告诉我,我总想问您,他怎么样?操行端正么?各方面的表现……”

    “大人,他努力工作……可是性格……”季莫欣说道。

    “怎么?性格怎么样?”团长问道。

    “大人,天天不一样,”上尉说道,“有时候很聪明,有学问,待人和善。有时候不然,他变成野兽了。他在波兰本来打死了一个犹太人……您要知道……”

    “是呀,是呀,”团长说道,“还是要怜悯怜悯这个不幸的青年。要知道,他交际广阔,情谊深厚……所以您要……”

    “大人,遵命。”季莫欣说道,他面露微笑,表示他明了首长的意愿。

    “是呀,是呀。”

    团长在队列中找到了多洛霍夫,并且把马勒住了。

    “作战前先发肩章。”团长对他说道。

    多洛霍夫环顾了四周,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那露出嘲笑的嘴角的表情。

    “嗯,这就好了,”团长继续说道。“我邀请各位痛饮一杯,”他补充一句,让士兵们都能听见他说的话,“我感谢大家!谢天谢地!”他于是赶到这个连队的前面,并向另一个连队疾驰而去。

    “没啥可说的,他确实是个好人,蛮可以和他一道干工作。”季莫欣对在身旁步行的连级军官说道。

    “一言以蔽之,他是个红桃!……(团长的绰号叫做‘红桃K’)”那个连级军官一面发笑,一面说道。

    长官们在举行阅兵式后的喜悦心情也感染了士兵们。这一连人心情愉快地步行。四面八方都传来士兵谈话的声音。

    “有人把库图佐夫叫什么来着,他是个独眼人,只有一只眼睛?”

    “可不是么!百分之百的独眼人。”

    “不……老弟,他比你更眼尖哩。皮靴和包脚布,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老弟,他望了望我这双脚……嘿!我以为……”

    “还有那个和他同路来的奥国人,好像他全身刷了一层白灰似的,简直白得像面粉!想必有人像擦驮具那样把他擦得干干净净!”

    “费杰绍,怎么样!……他不是说过什么时候开始打仗吗?你不是呆在更近的地方?人家老是说,波拿巴本人就驻扎在布鲁诺沃①。”

    ——–

    ①布鲁诺沃即是布劳瑙。

    “波拿巴会驻扎在这里!瞧,他真是瞎说,笨蛋!他知道什么呀!目前普鲁士人在叛变。这也就是说,奥国人正在戡乱,一旦普鲁士人给镇压下去,就向要波拿巴宣战了。可是他硬说波拿巴驻扎在布鲁诺沃啊!由此可见,他是个笨蛋。你多听一点消息吧。”

    “你瞧,设营员这些鬼家伙!瞧,第五连官兵已经拐弯,进村了,他们就要煮稀饭了,可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鬼东西,给我一点面包干。”

    “昨天你给了我一点烟叶,是吗?老弟,怪不得。喂,你拿去吧,上帝保佑你。”

    “让我们停下来休息休息也好,要不然,我们还要空着肚子走五俄里左右的路。”

    “若是德国人给我们几辆四轮马车,那就妙极了。坐上去满不在乎,真威风!”

    “老弟,这里的民众狂暴得很。那里好像都是俄国王权之下的波兰人;老弟,如今这里是清一色的德国人。”

    “歌手都到前面来!”可以听见上尉的喊声。

    约莫二十人从各个队列中跑到连队的前面。一名领唱的鼓手向歌手们转过脸来,他挥一挥手,唱起悠扬婉转的士兵之歌,歌曲的头一句的字样是:“朝霞升,太阳红……”收尾一句的字样是:“弟兄们,光荣归于卡缅斯基爷爷和我们……”这首歌曲编写于土耳其,现时在奥国流行,只是歌词中有所改动,其中的“卡缅斯基爷爷”已被改成“库图佐夫爷爷”。

    鼓手这个消瘦、眉清目秀、约莫四十岁的士兵,依照士兵的惯例突然停止,不喝完最后一句,把两手一挥,好像把一件什么东西扔到地上似的,他向士兵歌手们严肃地瞥了一眼,眯缝起眼睛。之后,当他深信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好像把一件看不见的贵重物品举在头顶上,呆了片刻后突然使劲地把它扔掉:

    哎呀,我的门斗呀,我的门斗!

    “我的新门斗……”二十个人接着唱下去,乐匙手尽管担负着沉重的驮具,但却急忙地向前跑去,面向连队后退着行走,微微地抖动肩膀,威吓某人似地击打着乐匙。士兵们合着歌曲的拍节,挥动着手臂,迈开大步,不知不觉地走齐了脚步。连队后面可以听见车轮的辘辘声,弹簧垫的轧轧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库图佐夫偕同侍从回到城里去。总司令做了个手势,要士兵们继续便步行进,一听见歌声,一望见跳舞的士兵和快活地、脚步敏捷地行进的全连的士兵,总司令及其侍从们的脸上就流露出喜悦的表情。马车从连队右边一跃而过,连队右翼的第二排中,有个蓝眼睛的士兵无意中引人注目,此人就是多洛霍夫,他雄赳赳地、步态优美地合着歌曲的拍节行走着,一面望着从他身旁走过的人们的面孔,那神情就像他很怜悯此时没有跟随连队行进的人。库图佐夫的侍从中的一名骠骑兵少尉曾经模仿团长的姿态,引起一场哄笑,这时候,他落在马车后面,向多洛霍夫跟前奔驰而去。

    骠骑兵少尉热尔科夫在彼得堡曾一度属于多洛霍夫把持的暴徒团伙。热尔科夫在国外遇见一个当兵的多洛霍夫,认为没有必要和他结识。如今,当库图佐夫和这个受降级处分的军官谈话之后,他怀着老友会面的喜悦心情向他倾吐所怀。

    “知心的挚友,你怎么样了?”他在听见歌声时说道,一面使他的坐骑和连队的步调一致。

    “我怎么样?”多洛霍夫冷漠地答道,“正像你望见的这个样子。”

    节拍轻快的歌声,使热尔科夫说话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愉快的语调和多洛霍夫回答时故意装出的冷漠的神态,赋有一种特殊意义。

    “喂,你是怎样和首长搞好关系的?”热尔科夫问道。

    “没有什么,都是一些好人。你是怎样混进司令部的?”

    “暂时调来的,由我值班嘛。”

    他们沉默了片刻。

    “她从右手袖筒中放出一只雄鹰,”歌词中写道,歌词无意中引起一种朝气蓬勃的愉快的感觉。假若他们不是在听见歌声时交谈,他们的话题也许就不同了。

    “打垮了奥国人,是真的么?”多洛霍夫问道。

    “大家这样说,鬼才知道啊。”

    “我很高兴。”正像歌词所要求的那样,多洛霍夫简而明地答道。

    “好吧,随便哪天晚上请到我们那里来打法拉昂纸牌吧。”

    热尔科夫说道。

    “也许是你们捞到许多钱了?”

    “你来吧。”

    “不行,我已经发誓了。在没有晋升以前,我不喝酒,不赌钱。”

    “也罢,在打仗以前……”

    “到时候就见分晓。”

    他们又沉吟起来。

    “你需要什么就来吧,司令部里大家都会帮忙的……”热尔科夫说道。

    多洛霍夫冷冷一笑。

    “你还是放心好了。我需要什么不会去索求,我自己准能办到。”

    “也罢,我只是这样说……”

    “我也只是这样说。”

    “再见。”

    “祝你健康……”

    ……眺望故土,

    关山远阻……

    热尔科夫用马刺刺马,马暴躁起来,发了烈性,用蹄子约莫跺了三下,不知道先要伸出哪条腿,定神之后,疾驰起来,也同样合着歌曲的节拍赶到连队前面去追赶四轮轿式马车。

    ——————

    3

    阅兵归来之后,库图佐夫在奥国将军陪伴下,走进办公室,他把一名副官喊来,吩咐他将开到本地的部队的实际情况的文件和指挥先头部队的费迪南大公的函件一并拿来。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随身带着总司令必需的文件走进他的办公室。库图佐夫和军事参议院的奥籍参议员坐在一份摆在桌上的作战方案前面。

    “啊……”库图佐夫望着博尔孔斯基说道,他说一声“啊”好像是要副官等候片刻功夫,这之后便用法国话把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谈下去。

    “将军,我只说这么一件事,”库图佐夫说道,用词优美,语调动听,迫使对话人倾听他不慌不忙说出的每一个词。显然,库图佐夫本人也乐于倾听自己说话。“将军,我只说这么一件事,如果这件事取决于我本人的愿望,弗朗茨国王陛下的圣旨老早就履行了。我老早就和大公会合了。请您相信我的人格,对我本人来说,把统率军队的最高权力转交给比我更有造诣、更高明的将军,而奥地利是大有人在的,只要从我身上卸去一切责任的重担,那末对我本人来说,这真是一大乐事。将军,不过实际情况常比我们的愿望更富有说服力。”

    库图佐夫微微一笑,那神色好像是说:“您满有理由不相信我,姑无论您相信还是不相信,我是根本不在乎的,但是您没有根据对我说出这种话。这也就是问题的症结。”

    奥国将军现出不满意的样子,所以他不能不用同样的口吻回答库图佐夫。

    “与此相反,”他用埋怨的愤怒的口气说,这种口气和他含有谄媚意味的话语相抵触,“与此相反,陛下高度赞赏阁下参与我们的共同事业。但是我们一直认为,目下的延宕会使俄国军队及其总司令丧失他们通常在大战中所赢得的胜利的桂冠。”看来他已把事先准备要说的话说完了。

    库图佐夫脸上仍然保持着笑意,行了一鞠躬礼。

    “然以费迪南大公殿下迩近惠赐的大函作为根据,我坚定地相信并且认为,奥国军队在马克将军如此高明的副司令官统率之下,现已赢得决定性胜利,再也不需要我们援助了。”

    库图佐夫说道。

    奥国将军蹙起了额角。尽管还没有传出有关奥国军队败北的确切消息,但有多种情形业已证明普遍失利的传说,因此,库图佐夫关于奥国军队获胜的推测很像是一种嘲笑。但是库图佐夫却面露温顺的微笑,他一直带着那种神态,仿佛是表示他有推测此事的权利。他从马克军队中最近收到的来函,的确向他通报了奥国军队的胜利及其最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把信拿到这里来吧,”库图佐夫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说道,“请你看看,”库图佐夫嘴角边流露出讽刺的微笑,用德国话向奥国将军念出费迪南大公来札中的如下内容:

    Wirhabenvoll kommengehal teneKrafte,nahean70000Maun,umden Feind,wenner den Lechpassirte,angrei fenund schlagenzu konnen,Wirkonnen,dawir Meistervon

    Ulmsind,denVortheil,auchvonbeidenu fernder Donau Meisterzu bleiben,nichtvertieren,mithinauchjedenAu Bgenblick,wennder Feindden Lechnicht passirte,dieDonau,ubersetzen,unsaufseine Communika- tions- Liniewerfen,die Donauunterhal brepassirenuhddem Feinde,wennersichge genunseretreue Allirtemit ganzer Machtwenden wollte,seine Absichtal sbald,vereiteln,Wirwerdenau fsolche Weiseden Zeitpunkt,wodiekaiserlich- Russis Bche Armeeaus gerüstets einwird,muthi gentge genharren,und sodannleicht gemeinschaf tlichdie Moglichkeit finden,dem Feindedas Schicksal zuznbereiten,soerver divent。①

    ——–

    ①德语:我们具备有充分集中的兵力,约计七万人,如果敌人横渡莱希河,我们一定能够发动进攻,一举歼灭敌人。因为我们占有乌尔姆,我们则可继续控制多瑙河两岸的有利形势;因此,如果敌人不横渡莱希河,我们定能随时渡过多瑙河,冲至敌人的交通线,并从多瑙河下游渡河返回原地,如果敌人欲以全部兵力进犯我们的忠实盟军,我们决不允许敌人实现这一企图。因此,我们要振奋精神,等待俄皇军队完成备战任务,然后我们上下一致,不难觅得良机,使敌人面临其理应遭遇的厄运。

    库图佐夫念完了这段信,心情沉重地吸了一口气,他用留心的目光亲热地望望军事参议院的参议员。

    “可是,阁下,您知道有一条明哲的行为准则:要作最坏的打算,”奥国将军说道,显然他想借助于戏言来结束闲谈,下一步说点什么正经事儿。

    他现出不满意的神态,回头望了望副官。

    “将军,对不起,”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他也向安德烈公爵转过脸去。“亲爱的,你听我说,你向科兹洛夫斯基索取我们侦察员的全部情报吧。这儿是诺斯蒂茨伯爵的两封疏函,这儿是费迪南大公殿下的疏函,还有另一些,”他说道,一面把几份公文递给他。“依据这全部公文用法文清晰地编写一份用memorandum,①把我们所掌握的奥军军事行动的全部消息编写成一份呈文。喂,照此办理,然后送呈大人达览。”

    ——–

    ①法语:官方记事公文。

    安德烈公爵低下头来,表示一听见库图佐夫开腔,他就非但明白他说了什么话,而且也明白,他想对他说什么话。他收拾好文件,向二位行了一鞠躬礼,就从地毯上迈起徐缓的脚步朝接待室走去了。

    虽然安德烈公爵离开俄国以来还没有度过多少时光,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却变得多了。他的面部表情、动作和步态上几乎看不见从前那种虚假、劳累和懒惰的样子。他那种神态,就像某人没有时间去想他对旁人产生什么印象,而只是忙着干一件悦意而饶有兴趣的活儿似的。他脸上现出过分的自满和对周围的人表示满意的样子。他的笑容和眼神显得更快活、更惹人喜爱了。

    他在波兰就赶上了库图佐夫,库图佐夫待他十分周到,答应他不会把他忘记,他和其他副官不同,库图佐夫非常赏识他,把他带到维也纳,委托他办理比较重要的事情。库图佐夫在维也纳给他的老同僚——安德烈公爵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令郎,”他写道,“因为他兢兢业业、立场坚定、勤勤恳恳,有希望当上一名与众不同的军官。我身边能有这样一名手下人,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在库图佐夫的司令部里,泛而言之,即是在军队里,安德烈公爵在同事之间素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名声。有一些人,也就是少数人,承认安德烈公爵是个与己与众有所不同的特殊人物,预期他将来有所造诣,都服从他,佩服他,并且效法他。安德烈公爵对这些人都很大方、憨厚,和他们共事时,他觉得心情愉快。而另一些人,即是多数人,都不喜欢安德烈公爵,认为他是个盛气凌人、冷淡、令人厌恶的人物。安德烈公爵善于应付这些人,要他们尊敬他,甚至畏惧他。

    安德烈公爵走出库图佐夫办公室,来到接待室,他随身带着公文问一个同事——正在窗前看书的值班副官科兹洛夫斯基面前走去。

    “喂,公爵,怎么啦?”科兹洛夫基斯问。

    “接到命令要拟出一份官方记事公文,借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向前推进。”

    “为什么呢?”

    安德烈公爵耸耸肩膀。

    “没有马克方面的消息?”科兹洛夫斯基问道。

    “没有。”

    “假如他确实已被击溃,消息是会传来的。”

    “大概是这样的吧。”安德烈公爵说道,就向门口走去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看来像是刚从外地抵达的奥国将军迈着飞快的脚步迎面走进接待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他身穿常礼服,头上裹着黑头巾,颈上佩戴着玛丽亚·特雷西娅勋章。安德烈公爵停步了。

    “库图佐夫上将在吗?”刚从外地来到的将军带着刺耳的德国口音飞快地说道,一方面向两旁张望,不停步地向办公室门口走去。

    “上将没有空,”科兹洛夫斯基说道,急忙走到不相识的将军前面,拦住门前的通道,“请问尊姓大名?”

    这个不相识的将军鄙薄地从上到下把那身材不高的科兹洛夫斯基打量一番,好像觉得惊讶,竟有人会不认识他。

    “上将没有空。”科兹洛夫斯基心平气和地重说了一句。

    将军皱起了眉头,现出阴郁的脸色,他的嘴唇抽搐一下,颤栗起来了。他取出笔记本,用铅笔飞快地写了几只字,撕下一页纸递给科兹洛夫斯基,然后他就飞快地向窗口走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朝房里的人瞥了一眼,好像心里在问:他们为什么都望着我呢?之后将军抬起头来,伸直了颈项,仿佛他想说句什么话,但是随即又像是漫不经心地暗自吟唱,唱出一种古怪的声音,这声音立即中断了。办公室的门敞开了,库图佐夫在门坎前面出现了。裹着头巾的将军有如躲避危险似的,弯下腰去,他那消瘦的两腿迈着飞快的脚步,向库图佐夫面前走了。

    “Vousvoyezlemal heureux Mack.”①他突然改变声调说道。

    ——–

    ①法语:您亲眼看见了不幸的马克。

    库图佐夫站在办公室门口,脸部的表情有一阵子滞然不动了。然后,他脸上闪现出一条波浪似的皱纹。前额舒展开了;他毕恭毕敬地低下头,合上眼睛,默不作声地让马克从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了。

    原先传说奥国人已被击溃并在乌尔姆城下全军投降的消息原来是真实的。过了半小时,副官们已被派至各处传达命令,命令表明,直至目前尚未采取行动的俄军也快要和敌人交锋了。

    司令部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军官才很关心战事的全部进程,安德烈公爵是其中之一。安德烈公爵看见马克并听见他的军队覆没的详情之后,他心中明白,半个战局已经输完了,俄军的处境极其艰难。他很生动地想到军队即将面临何种局面,他在军队中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当他一想到过于自信的奥国遭到可耻的失败,再过一个礼拜也许会亲眼看到并且参与苏沃洛夫之后的史无前例的俄法武装冲突,他就禁不住会产生一种激动的喜悦的感情。但是他害怕那比俄军英勇更胜一筹的波拿巴的天才,同时他也不能容许自己的英雄蒙受奇耻大辱。

    这些心事使安德烈公爵感到激动和恼怒,他向自己房里走去,给父亲写信,他每日都给父亲写信,他在走廊上碰见同屋居住的涅斯维茨基和诙谐的热尔科夫。同平日那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笑。

    “你怎么这样忧愁?”涅斯维茨基发现安德烈公爵脸色苍白,两眼闪闪发光,于是问道。

    “没有什么可开心的。”博尔孔斯基答道。

    当安德烈公爵碰见涅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时,昨日刚刚抵达的奥国将军施特劳赫和奥国军事参议院参议员从走廊的另一边迎面走来;这个奥国将军留驻于库图佐夫司令部,监察俄国军队的粮食供应。走廊很宽绰,有空地方可供两个将军和三个军官自由通行;但是热尔科夫把涅斯维茨基推开,气喘吁吁地说道: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闪到一边去吧,让路!

    请让路!”

    两个将军走过去,他们都摆出一副想回避麻烦礼节的样子。诙谐的热尔科夫脸上忽然流露出似乎忍耐不住的欢快的蠢笑。

    “大人,”他向前迈出几步,把脸转向奥国将军用德国话说道,“向您道贺,我深感荣幸。”

    他低下头来,就像那学跳舞的儿童一样,呆笨地时而伸出左脚,时而伸出右脚,开始并足致礼。

    奥国军事参议院参议员将军严肃地瞟了他一眼,可是发现他一本正经地蠢笑,不能不注意一会儿。将军眯缝起眼睛,表示正在听他说话。

    “马克将军来到了,他安然无恙,只是这个地方碰伤了,向他道贺,我深感荣幸。”他指了指自己的头部,微露笑容地补充了一句。

    将军蹙起了额头,转过身子向前走去了。

    “Gott,wienaiv!”①他走开几步,愤怒地说道。

    ——–

    ①法语:我的天啊,多么天真!

    涅斯维茨基哈哈大笑起来,抱住了安德烈公爵,但是博尔孔斯基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他现出愤恨的神色把他推开,向热尔科夫转过脸去。马克的神色、他遭到失败的消息以及俄军所面临的局面引起的万端思绪,使他陷入了神经兴奋的状态。热尔科夫不合时宜地逗乐,他觉得忿恨,这一切就在他愤怒时向热尔科夫发泄出来了。

    “阁下,”他的下颔微微颤抖,嗓音刺耳地说道,“如果您想当一名侍从丑角,这事儿我不能阻拦。但是我向您公开声明,如果您再敢当着我的面逗乐子,我可要把您教训教训,要您懂得怎样做人。”

    涅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对这种乖张行为表示惊奇,瞪大了眼睛,默默地望着博尔孔斯基。

    “怎么啦,我只是道贺罢了。”热尔科夫说道。

    “我不和您闹着玩,请别开腔!”博尔孔斯基喊了一声,用力抓住涅斯维茨基的手,就从那没法回答的热尔科夫身边走开了。

    “喂,老弟,你怎么啦?”涅斯维茨基用安慰的口气说道。

    “说什么怎么啦?”安德烈公爵说道,激动得停步了,“你可要明白,我们或者是一些为国王和祖国效力的军官,为共同的胜利而欢乐,为共同的失败而悲伤;我们或者是一些对君主的事业无关痛痒的走狗。Quarantemil leshommesmassacrésetl’arméedenosal liésdé truite,etvous troucezlàlemot pour rive,”他说道,好像要用这句法国话认证自己的意见。”C’estbienpourungarconderien,commecetindiBvidu,dontvousavezfai tunami,maispas pourvous,pas pourvous①,只有乳臭未干的孩子才能这样逗乐哩。”安德烈公爵发现热尔科夫还能听见他说话,就用俄国话补充了一句,而且带法国口音说出孩子这个词。

    ——–

    ①法国:四万人捐躯了,我们的盟军被歼灭了,可是你们居然开这种玩笑。您和这个先生交朋友,像他这样的小人,还情有可原,而您,而您就不可饶恕了。

    他等了一会儿,看骑兵少尉是否回答。可是骑兵少尉转过身去,从走廊里走出去了。

    ——————

    4

    保罗格勒骠骑兵团驻扎在离布劳瑙两英里的地方。士官生尼古拉·罗斯托夫服役的骑兵连在德国村庄扎尔策涅克设营。骑兵连长杰尼索夫大尉素以瓦西卡·杰尼索夫这个名字闻名于整个骑兵师,村庄中一栋极好的住宅分拨给他了。自从士官生在波兰赶上团队以来,他就和连长住在一个地方。

    十月八日,适逢马克失败的消息正惊扰大本营的上上下下,骑兵连部的行军生活照旧是风平浪静。清晨,当罗斯托夫骑着马儿采办饲料回来时,一通宵打纸牌输钱的杰尼索夫尚未回家。罗斯托夫身穿一套士官生制服,正催马跑到台阶前面,用那年轻人的灵活的姿势缩回一条腿,在马镫上站了片刻,好像他不想离开坐骑似的,后来他一跃跳下马来,向马弁喊了一声。

    “啊,邦达连科,诚挚的朋友,”他对那拼命跑到他的坐骑前面的骠骑兵说道。“朋友,牵马遛一遛。”他说道,一面流露着亲切的愉快而温和的神态,凡是善良的年轻人在那幸福的时候都会带着这种神态和人们打交道的。

    “大人,遵命。”一簇毛(指乌克兰人)愉快地晃着脑袋答道。

    “要当心,好好地牵马遛一遛!”

    另一个骠骑兵也跑到坐骑前面,可是邦达连科已经把缰绳扔了过来。显然,士官生给的酒钱可多啦,侍候他是有利可图的。罗斯托夫用手摸了摸马脖子,然后摸了摸马屁股,便在台阶上停步了。

    “真棒!会变成一匹骏马啊!”他暗自说道,面露微笑,轻轻扶着马刀,马刺铿锵一声奔上了台阶。德国主人穿一件毛衣,戴尖顶帽子,拿着叉子清除牛粪,他从牛栏里向外面瞥了一眼。当德国人一看见罗斯托夫,他的脸色顿时开朗起来。他愉快地微微一笑,丢了个眼色:“Schon,gutMorgen!Schongutmorgen!”①他重复地说道,看起来,他和年轻人寒暄时能够得到欢乐。

    “Schonfleissig!”②罗斯托夫说道,他那兴奋的脸上仍旧流露着愉快的亲切的微笑。“Hoch O estrreicher!HochRussen!Kaiser Alexan derhoch!”③他把脸转向德国人,把德国主人常说的这些话重复地说一遍。

    ——–

    ①德语:早安,早安!

    ②德语:真在干活啦!

    ③德语:奥国人万岁!俄国人万岁!亚历山大皇帝,乌拉!

    德国人笑了起来,干脆走出牛栏门,摘下尖顶帽子,举在头顶上晃了一下,高声喊道:

    “Und dieganze Welthoch!”①

    罗斯托夫和德国人一样,把一顶军帽举在头顶上晃动一下,含笑地高声喊道:“Und Vivat dieganze Welt!⑤

    ——–

    ①⑤德语:全世界万岁!

    无论是这个清扫牛栏的德国人,还是那个随同一排人来领干草的罗斯托夫,都没有任何理由值得特别高兴,但是这两个人都心怀幸福的欢乐和兄弟般的爱心彼此望了一眼,晃了晃脑袋表示彼此之间的友爱,他们面露微笑地走开了,德国人走回牛栏,罗斯托夫走进他和杰尼索夫一同占用的农舍。

    “老爷怎么啦?”他向杰尼索夫的仆役拉夫鲁什卡——闻名于全团的骗子手问道。

    “从晚上出去就没有归来,大概是输了钱吧,”拉夫鲁什卡答道,“我的确心中有数。假如赢了钱,老早就会回来说大话。倘若到早上还没有回来,就是说,输净了,怒气冲冲地走回来。请问,要咖啡吗?”

    “端来,端来吧!”

    过了十分钟,拉夫鲁什卡端来了咖啡。

    “来了!”他说道,“现在要吃霉头了。”

    罗斯托夫朝窗口睇了一眼,看见杰尼索夫走回家来,杰尼索夫身材矮小,红彤彤的面孔,眼睛乌黑,闪闪发亮,黝黑的胡髭和头发十分蓬乱。他身上披着一件骠骑兵的斗篷,敞开着,没有扣上纽扣,宽大的马裤下垂着,起了一条条皱褶。皱皱巴巴的骠骑兵制帽戴到后脑勺上。他低垂着头,满面愁云,向台阶近旁走来。

    “拉夫鲁什卡,”他怒气冲冲地高声嚷道,“P”音发得不准确,“喂,给我脱下,蠢货!”

    “我本来就在脱嘛。”拉夫鲁什卡答道。

    “啊!你起来了。”杰尼索夫走进房里来,说道。

    “早就起来了,”罗斯托夫说道,“我来领干草,见过玛蒂尔达小姐了。”

    “真有这么一回事?老弟,我昨夜像只狗崽仔,把钱输得精光了!”杰尼索夫高声嚷道,“真不走运!真不走运!你一走,事情就变得糟透了。喂,把茶端来吧!”

    杰尼索夫蹙起了额头,似乎含着一丝微笑,露出坚固的短牙齿,开始伸出两手,用那短短的手指搔乱树林般蓬松的浓浓的黑发。

    “鬼迷心窍,拖我去找这个大老鼠(一名军官的绰号),”他用自己的两手搓搓前额和面颊,说道,“你设想一下,他一张牌,一张牌也没有给我。”

    杰尼索夫拿取人家递给他的点着的烟斗,紧紧攥在手心里,磕了磕地板,火星撒落下来,他继续吼道:

    “孤注他就让,加倍下注他就吃,孤注他就让,加倍下注他就吃。”

    他把火星撒落在地上,敲灭了烟斗,把它丢到一边去。然后他沉默片刻,突然把那明亮的乌黑的眼睛朝着罗斯托夫欢快地望望。

    “哪怕有女人也好。要不然,这里除了饮酒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快点儿打起架来也好……”

    “喂,谁在那里?”他听见了马刺丁丁当当的响声、踏着厚底皮靴停止脚步的响声和那谨小慎微的咳嗽声,便朝门口转过脸去,说道。

    “骑兵司务长!”拉夫鲁什卡说道。

    杰尼索夫把额角蹙得更紧了。

    “真糟糕,”他说道,一面把装着少数金币的钱包扔开来。

    “罗斯托夫,亲爱的,点点那里面还剩下多少钱,再把它搁到枕头底下。”他说完这句话,就向骑兵司务长跟前走去了。

    罗斯托夫取出钱来,机械地把新旧金币一堆一堆地摆放整齐,开始点钱。

    “啊!捷利亚宁,你好!昨天我输得精光了。”从另一个房间传来杰尼索夫的说话声。

    “是在谁那儿?是在大老鼠贝科夫那儿么?……我是知道的。”另一个人用尖细的嗓音说道,随后捷利亚宁中尉走进了这个房间,他身材矮小,也是那个骑兵连的一名军官。

    罗斯托夫把钱包掷到枕头底下,握握向他伸出来的湿漉漉的小手。捷利亚宁不知是什么缘由在出征前从近卫军中调出来了。他在兵团中表现得十分出色,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尤其是罗斯托夫,罗斯托夫既没法克制也没法掩饰他对这个军官的毫无理由的憎恶。

    “喂,年轻的骑兵,怎么样了?您觉得我的秃鼻乌鸦不错吧?”他问道(秃鼻乌鸦是捷利亚宁卖给罗斯托夫的一匹刚能骑的幼马)。

    中尉和人交谈时,从来都不看交谈者的眼睛,他的目光经常从一个目标很快地移到另一个目标。

    “我看见您今天骑着马儿走过去了……”

    “是的,挺不错,是一匹骏马,”罗斯托夫答道,这匹马花了七百卢布买来的,但它值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半,“左前腿微跛……”他补充说道。

    “马蹄裂开了!没关系啊。我来教教您并且给您说明怎样安好脚钉。”

    “是的,请您指教指教。”罗斯托夫说道。

    “我给您说明,我给您说明,这不是秘密。您买这匹马,以后您会感谢我的。”

    “那么我请人把马儿牵来。”罗斯托夫说道,他想避开捷利亚宁,就走出去请人将马牵来。

    杰尼索夫拿着烟斗,在过道屋的门槛上弯下身子,面对着向他禀告什么事的骑兵司务长坐着。杰尼索夫看见罗斯托夫,皱起了眉头,伸出大拇指从肩头上向后指了一下捷利亚宁坐着的那个房间,又皱了一阵眉头,憎恶地抖抖身子。

    “唉,我不喜欢这个坏东西。”他在骑兵司务长面前出言不逊地说道。

    罗斯托夫耸耸肩,好像他在说:“我也讨厌他,可是有啥办法呢!”他吩咐完毕,就回到捷利亚宁身边去了。

    捷利亚宁一直坐着,仍然保持着罗斯托夫离开他时的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一面搓着他那双洁白的小手。

    “这种可恶的人倒是常见的。”罗斯托夫走进房间时,思忖了一会。

    “究竟怎么样,您已经吩咐牵马了吗?”捷利亚宁说道,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环顾四周。

    “已经吩咐了。”

    “我们一道去吧。要知道,我只是顺路来向杰尼索夫问问昨天的命令,杰尼索夫,接到命令吗?”

    “还没有接到。您上哪里去呀?”

    “我想教会年轻人给马钉掌。”捷利亚宁说道。

    他们步出台阶,向马厩走去了。中尉说明了怎样给马钉掌,就走回去了。

    罗斯托夫回来时,桌子上放着一瓶烧酒和一份香肠,杰尼索夫坐在桌前写字,笔尖刷刷地作响。他脸色阴沉地望了望罗斯托夫的面孔。

    “我给她写封信。”他说道。

    他手里拿着钢笔,用胳膊肘支撑着桌子,很明显,他高兴的是,有机会立刻把他想写的话简而明地全说出来,于是向罗斯托夫道出信中的内容。

    “朋友,你是否知道,”他说道,“我们不恋爱,就睡个痛快。我们都是浮云般的尘世俗子……只要我们一恋爱,就会变成神仙了,就会像创世的头一天那样圣洁……又有谁来了?赶他去见鬼吧。没有功夫啊!”他向那个毫不胆怯地向他面前走来的拉夫鲁什卡喊道。

    “还有谁会来呢?您自己吩咐他的。骑兵司务长来领款了。”

    杰尼索夫蹙起额角,想大叫一声,但又默不作声了。

    “糟糕透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那钱包里剩下多少钱?”他向罗斯托夫问道。

    “七块新币,三块旧币。”

    “唉,糟糕透了!丑八怪,你干嘛站着,派司务长去吧!”

    杰尼索夫向拉夫鲁什卡喊了一声。

    “杰尼索夫,别客气,请把我的钱拿去吧,要知道,我这儿还有啦。”罗斯托夫涨红着脸说道。

    “我不喜欢向自己人借钱,我不喜欢。”杰尼索夫唠唠叨叨地说了一顿。

    “如果你不够朋友,硬不用我的钱,那末,我真会生气的。

    说实在的,我有钱哩。”罗斯托夫重复地说。

    “不。”

    杰尼索夫于是乎走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拿钱包。

    “罗斯托夫,你把它搁在那儿呢?”

    “在下面一个枕头底下啊。”

    “没有啊。”

    杰尼索夫把两个枕头丢到地上了,钱包不在了。

    “真怪!”

    “等一下,你是不是把它丢掉了?”罗斯托夫说道,他把枕头一个个捡起来,抖了好几下。

    他翻转被子抖了抖,钱包不在了。

    “我把它忘了?忘不了啊,我还以为,你好像枕珍宝那样,把它枕在头底下,”罗斯托夫说道。“我把钱包搁在这儿。钱包在哪儿?”他把脸转向拉夫鲁什卡,说道。

    “我没有走进房里来。您搁在哪儿,就还在哪儿。”

    “可是,没有钱包啊。”

    “您老是这个样子,把东西往哪儿一丢,就忘记了。请您瞧瞧您的口袋吧。”

    “不,如果我没有想到它是件珍宝,那就会忘掉,”罗斯托夫说道,“其实我记得,我把它放好了的。”

    拉夫鲁什卡把床铺翻寻遍了,瞅了瞅床底下,桌子底下,把整个房间翻遍了,就在这个房间的中间停步了。杰尼索夫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拉夫鲁什卡的行动,当拉夫鲁什卡惊奇地摊开两手,诉说到处都没有钱包的时候,他掉过头来望了望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你不要像孩子般地胡闹……”

    罗斯托夫感到杰尼索夫的视线已经投到他身上了,他抬起眼睛,瞬即低垂下来。原先憋在他喉咙底下的全部血流,现已涌到他的面颊和眼睛里了。他简直喘不过气来。

    “除了中尉和您自己之外,房间里没有人来过。钱包还在房间里的什么地方。”拉夫鲁什卡说道。

    “喂,你这个玩鬼的东西,转身就去找吧,”杰尼索夫的脸涨得通红,装出一副威吓的姿势,向仆役身上扑将过去,忽然喊道,“一定要找到,否则我就要用鞭子打人。你们一个个都要挨打。”

    罗斯托夫回避杰尼索夫的目光,扣紧制服上衣,扣上佩带的马刀,戴上制服帽。

    “我对你说,一定要找到钱包。”杰尼索夫喊道,一把抓住勤务兵的肩膀摇晃着,把他推到墙上乱撞几下。

    “杰尼索夫,把他放开,我知道是什么人把它拿走了。”罗斯托夫说道,没有抬起眼睛,向门口走去。

    杰尼索夫停步了,思忖了片刻,显然他明白,罗斯托夫在暗示什么,于是就抓住他的手。

    “废话!”他喊道,他的颈上和额角上鼓起绳子般大小的青筋,“我对你说,你神经错乱了,我不容许这样。钱包就在这儿,我来把这个坏蛋狠揍一顿,钱包就会在这儿找到的。”

    “我知道是什么人把它拿走的。”罗斯托夫声音颤栗地补充了一句,向门口走去。

    “我告诉你,决不许这样做。”杰尼索夫喊道,向这名士官生扑将过去,想把他拦住。

    但是罗斯托夫把手挣脱了,他恶狠狠地直盯着杰尼索夫,仿佛杰尼索夫是他的最大的敌人似的。

    “你是否明白你在说什么话么?”他声音颤栗地说道,“除我而外,这个房间里谁也没来过。这么说来,假如不是这种情形,那么就是……”

    他没法说下去,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咳,你算了吧,你们大家算了吧。”这就是罗斯托夫听见的最后几句话。

    罗斯托夫来到了捷利亚宁的住宅。

    “老爷不在家哩,他到司令部去了,”捷利亚宁的勤务兵对他说道。“或者是出什么事了?”勤务兵补充了一句,他对士官生的扫兴的脸色感到惊奇。

    “不,没什么。”

    “早来片刻,就碰见了。”勤务兵说道。

    司令部驻扎在离那个扎尔策涅克村三俄里远的地方。罗斯托夫没有顺路回家,骑了一匹马,直奔司令部去了。司令部扎营的那个村子有一家酒肆,军官们常来光顾。罗斯托夫来到了酒肆,他在台阶旁望见了捷利亚宁的座骑。

    中尉坐在酒肆的第二间屋里用餐,他身旁摆着一盘香肠、一瓶葡萄酒。

    “啊,小伙子,您也来了。”他说道,面露微笑,竖起了两撇眉毛。

    “嗯。”罗斯托夫说道,仿佛费了很大气力才吐出这个字,他在邻近的桌旁坐下来。

    二人都默不作声,两个德国人和一名俄国军官坐在房间里。大家都不开口,可以听见刀子和盘子碰击时发出铿锵的声音、中尉吃饭时吧答吧答的声音捷利亚宁吃罢早餐,从他荷包中取出一个对折的钱包,弯弯地竖起几个洁白的小指头,拉开扣环,掏出一块金币,微微地扬起眉尖,把钱交给侍从。

    “请你快点吧。”他说道。

    这是一块很新的金币。罗斯托夫站立起来走到捷利亚宁跟前。

    “让我瞧瞧这个钱包,”他说道,嗓音很低,几乎听不清楚。

    捷利亚宁的眼珠子不停地来回乱转,老是竖起眉尖,把钱包交给他。

    “是啊,这是个好钱包……是啊……是啊……”他说道,脸色忽然变得惨白了。“小伙子,瞧瞧。”他补充一句话。

    罗斯托夫拿起钱包望了望,又望了望钱包里的钱,还望了望捷利亚宁。中尉习惯地向四周环顾,他忽然觉得愉快极了。

    “如果我在维也纳,我就要把钱全部用掉,眼前在这些糟糕透了的小市镇上,有钱也无处可花,”他说道,“得啦,小伙子,给我好了,我就要走了。”

    罗斯托夫默不作声。

    “您怎么了?也要用早餐吗?伙食很不错,”捷利亚宁继续说下去,“给我好了。”

    他伸出手来,抓住了钱包。罗斯托夫放开手中的钱包。捷利亚宁拿起钱包就搁进紧腿裤的口袋里,随便地竖起眉尖,微微地张开嘴唇,好像他在说:“是啊,是啊,我把自己的钱包搁进口袋里,这是很寻常的事,与任何人无关。”

    “小伙子,怎么了?”他说道,叹了一口气,从微微竖起的眉尖底下望了望罗斯托夫的眼睛。有一线目光从捷利亚宁眼睛中有如闪电迸发的火星似地投射到罗斯托夫的眼睛中,反射回去,又反射回来,再反射回去,这一切都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

    “请到这里来,”罗斯托夫说道,一把抓住捷利亚宁的手。他几乎把他拖到窗子前面了。“这是杰尼索夫的钱,您把它拿走了……”他凑近他的耳根轻声地说道。

    “怎么?……怎么?……您胆敢这么说?怎么?……”捷利亚宁说道。

    可是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诉苦的绝望的喊叫,又像是祈求宽宥。罗斯托夫听见他的话语声,心中的狐疑有如巨石落了下来。他觉得心旷神怡,与此同时,他又怜悯起这个站在他跟前的不幸的人;但是必须把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全部完成。

    “天知道这里的人们会想些什么事,”捷利亚宁喃喃地说,他手中拿着一顶军帽,向那空荡荡的小房间走去,“应当说个明白……”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来证明一下。”罗斯托夫说道。

    “我……”

    捷利亚宁那张惊恐而惨白的脸上,一块块肌肉颤栗起来了。他的眼珠儿还是不停地乱转,只是向下看,而没有抬起眼睛来瞥视罗斯托夫的面孔;这时可以听见啜泣声。

    “伯爵!……您不要糟蹋年轻人吧……这是些倒霉的钱,拿去吧……”他把钱抛到桌上,“我有年老的父亲和母亲!

    ……”

    罗斯托夫避开捷利亚宁的目光,拿起钱来,一句话没说,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但是他在门旁停步了,往回头路上走去。

    “我的天啊,”他两眼噙着泪水,说道,“您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

    “伯爵。”捷利亚宁向一名士官生近旁走去,说道。

    “您别触动我,”罗斯托夫避开时说道,“假如您要钱用,就把这些钱拿去吧。”他向他扔出了钱包,便从酒肆中跑出来。

    ——————

    5

    就在那天夜晚,骑兵连的军官们都在杰尼索夫的住宅中热烈地交谈。

    “罗斯托夫,我告诉您,您要向团长表示歉意。”骑兵上尉对两脸通红、激动不安的罗斯托夫说,上尉身材高大,头发苍白,口髭浓重,大脸膛上布满着皱纹。

    骑兵上尉基尔斯坚曾二度因赔偿名誉而贬为士兵,但两次恢复原职,又升为上尉。

    “任何人说我撒谎,我都不容许!”罗斯托夫高声喊道,“他说我撒谎,我就说他撒谎。事情始终是如此。即使是天天派我值勤也行,把我关进牢房也行,可是任何人不能强迫我道歉,如果他身为团长,认为自己不屑于同我决斗,那末……”

    “老兄,请您等一等,听我说吧,”骑兵上尉用那男低音打断他的发言,一面悠闲地捋顺他那长长的胡髭,“您在旁的军官面前对团长说有个军官行窃……”

    “在旁的军官面前谈起这件事情,我是没有过错的。也许不应当在他们面前谈到这等事,但我不是外交官。我之所以来当骠骑兵,就是因为骑兵队里根本用不着讲究细节的缘故,可是他竟然说我撒谎……那末就要他同意和我决斗……”

    “这些话说得不错,谁也不会想到您是个懦夫,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您问问杰尼索夫,士官生向团长提出决斗,这像什么话?”

    杰尼索夫咬了一下胡髭,面色阴沉地静听发言,显然他是不愿意参与这次谈话的。他对骑兵上尉的发问否定地摇了摇头。

    “您当着军官们的面对团长说这种下流话,”骑兵上尉继续说下去,“波格丹内奇(团长叫做波格丹内奇)把您遏止住了。”

    “没有遏止,而是说我扯谎。”

    “得了吧,您竟对他说了这么多傻话,理应道歉。”

    “决不道歉!”罗斯托夫高声喊道。

    “我没有料到您会这样,”骑兵上尉严肃而冷漠地说,“可是,老兄啊,您不光是不愿意在团长面前,而且也不愿意在整个兵团面前,在我们大家面前道歉。您原先就应当仔细想想,请别人指教一下,应当怎样来应付这件事,可是您公然在军官们面前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而团长现在该怎么办呢?把这名军官送交法庭审判,玷污整个兵团吗?因为一个恶棍而使整个兵团名誉扫地吗?在您看来,这样做行吗?在我们看来,这样不行。波格丹内奇真有两下子,他说您扯谎。听起来虽不悦耳,但是毫无办法啊,老兄?是您自己乱冲的。现在大伙儿都想暗中了结这个案子,您却因为骄傲而不愿意道歉,想把什么都说出来。叫您多值一会儿班,您就感到气恼,干嘛您不能向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军官道歉?不管波格丹内奇怎么样,他毕竟是个令人尊敬的勇敢的老上校,可是您感到气恼;玷污兵团,您不在乎嘛!”骑兵上尉的声音颤栗起来,“老兄,您在兵团中没有呆上几天,今天呆在兵团里,明天就被调到什么地方去做副官。您不理睬别人说的话:保罗格勒兵团中的军官们中竟有窃贼!我们可不是一切都不在乎的。杰尼索夫,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是一切都不在乎的吧?”

    杰尼索夫总是沉默不言,也不动弹,有时候用他那乌黑的闪闪发亮的眼睛望望罗斯托夫。

    “骄傲对您是很宝贵的,您是不愿意道歉的,”骑兵上尉继续说下去,“不过我们这些老年人,因为是在兵团里成长的,所以死也应该死在兵团里。总之,在我们心目中,荣誉是宝贵的,这一点波格丹内奇也是知道的。啊,您不明白这是多么可贵,老兄!这样很不好,很不好!您以后生气还是不生气呢,我始终要把实话说出来。很不好!”

    骑兵上尉于是站起来,把脸转过去不理睬罗斯托夫。

    “说实在的,真了不起!”杰尼索夫一跃而起,说道,“喂,罗斯托夫,喂!”

    罗斯托夫脸上白里透红,焦虑不安,他时而望望这个军官,时而望望那个军官。

    “不是,先生们,不是……您甭以为……我十分明了;您对我抱有那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我……为我自己……为兵团的光荣……不是么?我要用事实来证明一下,团旗的光荣对我也是……嗯,说实在的,反正是我有罪!……”他眼睛里噙着泪水。“我有罪,全是我的不是!……您还要怎样呢?……”

    “伯爵,就是这样的。”骑兵上尉转过脸来喊道,他伸出他那巨大的手捶打着他的肩膀。

    “我对你说,”杰尼索夫喊道,“他是个不错的人。”

    “伯爵,这样才更好,”骑兵上尉重复地说,他用爵位称呼他,好像是表扬他承认错误似的。“伯爵大人,您去道道歉吧。”

    “先生们,我能办妥一切事情,任何人决听不到我乱说一句话,”罗斯托夫用乞求的声音说道,“但是我不会道歉,你们想要怎样就怎样吧,我的确不会道歉!我怎么要去道歉呢,就像个儿童那样请求原宥么?”

    杰尼索夫笑了起来。

    “您会觉得更糟。波格丹内奇爱记旧仇,您因固执己见是会受到惩罚的。”基尔斯坚说道。

    “说实在的,不是固执!我没法向您描述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我没法描述……”

    “喂,听您的便,”骑兵上尉说道。“那个坏蛋溜到哪里去了?那怎样办?”他向杰尼索夫问道。

    “他说他自己有病,明天就发出命令开除他。”杰尼索夫说道。

    “这是疾病,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解释。”骑兵上尉说。

    “无论有病还是无病,他可不要碰见我——我会杀死他的!”杰尼索夫杀气腾腾地吼道。

    热尔科夫走进房里来了。

    “你怎么样?”军官们忽然把脸转向那个走进房里来的人,说道。

    “先生们,出征啊。马克被俘,他随全军投降了。”

    “撒谎!”

    “是我亲眼看见的。”

    “怎么?你亲眼看见马克还活着?有手有脚的活人?”

    “出征啊!出征啊!他带来了消息,要给他一瓶烧酒。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因为马克这个鬼家伙,我才又被派到兵团里来了。奥国将军控告我了。马克来了,我向他庆贺……罗斯托夫,你怎么样?你好像是从浴室里走出来的?”

    “老兄,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儿很混乱。”

    兵团团部的副官来了,他证明热尔科夫带来的消息是可靠的。已颁布命令明天开拔。

    “先生们,要出征啊!”

    “啊,谢天谢地,我们坐得太久了。”

    ——————

    6

    库图佐夫烧毁一座座桥梁(因河上布劳瑙市的桥梁和特劳恩河上林茨市的桥梁),向维也纳撤退。十月二十三日,俄国军队横渡恩斯河。那天正午,俄国的辎重车队、炮兵和步兵纵队从桥上两侧鱼贯地通过恩斯市。

    时值温和的细雨濛濛的秋天。护卫桥梁的俄国炮台所坐落的高地前所展现的辽阔的远景,时而突被纱幔般的斜雨所遮蔽,时而显得很开阔,艳阳照耀下的景致仿佛涂了一层清油漆,从远处也清晰可辨。脚底下的小市镇里,一幢幢白垩垩的房屋、红彤彤的顶盖、大教堂和桥梁——桥梁两侧川流不息的俄国军队的乌合之众,都已尽收眼底。可以看见多瑙河湾的船舶和孤岛,恩斯河和多瑙河汇合点所围绕的花园城寨,可以看见一片松林覆盖的陡峭的多瑙河左岸和那神秘远方的碧绿的山峰和蔚蓝色的隘口,可以看见突露在仿佛未曾砍伐的野生松林后面的寺院塔楼和恩斯河彼岸的远山前的敌军骑兵侦察分队。

    在这座高地的几尊大炮之间,一个率领后卫部队的将军随同一名侍从军官在前面站着,并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在他们背后几步路远的地方,由总司令派往后卫部队的涅斯维茨基正坐在炮架尾部。伴随涅斯维茨基的哥萨克把背囊和军用水壶递过来,涅斯维茨基于是用馅饼和纯正的茴香甜酒款待军官们。军官们高高兴兴地把他围在中间,有的人跪着,有的人像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儿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这个奥国公爵不是笨蛋,在这儿修建了一座城寨。这是个顶好的地方。先生们,你们干嘛不吃呢?”涅斯维茨基说道。

    “公爵,十分感谢,”一名军官答道,和这样一位显要的司令部官员谈话,他觉得非常高兴。“优美的地方。我们从公园近侧走过时,看见两只鹿,房子多么华丽啊!”

    “公爵,请您看看吧,”另一位军官说道,他很想再拿一个馅饼,但是觉得不好意思,便装出环顾地形的样子,“请看,我们的步兵已经到达那个地方,走得这么远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在村庄后面的草地上,有三个人正在拖曳着什么东西,他们要给这座宫殿建筑物除去杂草。”他现出一副明显的称赞的样子,说道。

    “即使是那样,即使是那样,”涅斯维茨基说道。“可是,我很想,”他补充一句话,一面用他那长得好看的湿润的嘴咀嚼着馅饼,“那末,到那个地方去吧。”

    他指了指在山上望得见的有塔楼的寺院。他微微一笑,眼睛眯起来,炯炯有神光。

    “先生们,这才真是一派秀气啊!”

    军官们笑了起来。

    “吓一吓尼姑也好。据说有些是意大利的少女哩。说实在的,我宁可豁出五年的时光!”

    “她们本来就够寂寞的哩。”一个更有胆量的军官面露微笑,说道。

    其时,站在前头的侍从军官正把什么指给将军看,将军便拿着景物望远镜观望。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将军愤怒地说道,放下望远镜,耸一耸肩,“真是这样的,敌人要打渡头了,他们干嘛在那儿耽误时间呢?”

    大河彼岸,用肉眼可以看见敌军和他们的炮台,从那炮台中冒出乳白色的硝烟,硝烟后面传来了远方的炮声,可以看见我们的军队急急忙忙地渡河。

    涅斯维茨基呼哧呼哧喘着气,站起身来,面露微笑地向将军面前走去。

    “大人,要吃点东西么?”他说道。

    “真糟糕,”将军没有回答他的话,说道,“我们的军队磨蹭起来了。”

    “大人,要不要去走一趟呢?”涅斯维茨基说道。

    “对,请您去走一趟,”将军说道,他又把已经详细地吩咐的事重说一遍,“告诉骠骑兵,依照我的吩咐,最后一批渡河,烧毁桥梁,而且还要察看一下桥上引火用的燃料。”

    “很好。”涅斯维茨基答道。

    他向牵马的哥萨克兵喊了一声,吩咐他收拾背囊和军用水壶,轻巧地把他那沉重的身躯翻上马鞍。

    “说真的,我要找尼姑去了。”他向面露微笑望着他的军官们说道,于是就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下山去了。

    “喂,上尉,开一炮,看看能射到什么地方去!”将军把脸转向炮兵说道,“真烦闷,开开心吧。”

    “炮手们各就各位!”一名军官发出了口令,须臾之后,炮手们都很快活地从篝火旁边跑出来,装上炮弹。

    “第一号,放!”发出了口令。

    第一号炮兵迅速地跳开。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一枚榴弹从山下我军官兵头上飞过,发出一阵呼啸,榴弹落下的地方,冒出滚滚的硝烟,爆炸了,榴弹离敌军阵地还有很远一段路。

    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官兵们脸上都流露着愉快的神情;全体都站立起来,观察那了若指掌的山下我军的动态,观察那逐渐靠近的敌军的动态。这时候,太阳完全从云堆里探出头来。这一声单调的好听的炮响和耀眼的阳光汇合在一起了,使人产生一种激励的愉快的印象。

    ——————

    7

    两枚敌人的圆形炮弹飞过桥梁的上空,桥上显得拥挤不堪。涅斯维茨基在桥中间下马,站立着,他那胖乎乎的身子紧紧地靠在栏杆上,他含笑地掉过头来望了望哥萨克,他牵着两匹马在涅斯维茨基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停步了。涅斯维茨基刚想向前走去,一群士兵和车辆又把他挤得不能动弹,他又被紧紧地逼到栏杆上,一筹莫展,只好苦笑罢了。

    “老弟,你真是!”哥萨克对那赶车的辎重兵说道,这个辎重兵从车轮和马匹旁边麇集的步兵中用力挤过去,“你真是!你不能不等一等,你明明看见将军要过桥。”

    有人道出了将军的姓名,但是这个辎重兵并不理会,他大声斥责那些拦住他的去路的士兵。

    “喂!乡亲们!请靠左走,等一等!”

    可是,乡亲们互相拥挤,肩膀碰着肩膀,刺刀挂着刺刀,密密麻麻的一片从桥上源源不断地行进。涅斯维茨基朝着栏杆向桥下望了一眼,看见恩斯河上湍急的喧嚣的浪涛,然而浪头不高,在桥桩四周汇合起来,泛起了一片涟漪,然后折回,后浪推前浪,奔腾不息。他朝桥上打量了一番,看见同类的士兵的浪涛——士兵、饰穗、套上布罩的高筒军帽、背包、刺刀、长枪,还看见高筒军帽下露出的疲惫的面容,宽大的颧骨,凹陷的两颊,还有在黏满桥板的泥泞中行走的双腿。有时候,俨如恩斯河的浪涛中飞溅的白沫,在士兵的浪涛中混进一个披着雨衣、相貌和士兵截然不同的军官。有时候,俨如河中一块荡漾的木片,一个步行的骠骑兵、勤务兵或者是居民从桥上经过,被士兵的浪涛冲走了。有时候,俨如河上飘浮的圆木,一辆连队的大车或是军官的大车,满载着物件,覆盖着皮革,在四周的众人护卫下从桥上驶行。

    “你看,像堤坝被冲决了似的,”一名哥萨克绝望地停住脚步,说道,“那儿还有很多人吗?”

    “差一个就满一百万!”一名穿着破军大衣、从附近走过的快活的士兵递着眼色,说道,随即看不见了。

    “候如他(他即指敌人)立刻在桥上烤起馅饼来,”一名老兵向他的伙伴转过脸去,面色阴沉地说道,“那你就什么都会忘掉的。”

    这名老兵从身边走过去,一名乘坐大车的士兵跟在他后面驶行。

    “见鬼,包脚布塞到哪里去了?”一名勤务兵跟在大车后面飞奔,一面在大车的尾部摸索着寻找,他说道。

    这名士兵也跟随大车走过去了。

    有几名士兵现出愉快的神情,看起来像是喝过一顿酒,他们跟在这个士兵后面走去。

    “他这个好人用枪托照准牙齿捅了一下……”一个把军大衣掖得很高的士兵使劲地挥动手臂,兴高采烈地说道。

    “是呀,是呀,正是那甜滋滋的火腿。”另一名士兵哈哈大笑地答道。

    他们也走过去了。涅斯维茨基不知道打了谁的牙齿,火腿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你瞧,他们手忙脚乱的!他只开了一炮,就自以为敌人全被打死了。”一个士官带着气忿和责备的神态说道。

    “大叔,那炮弹从我身边飞过去了,”长着一张大嘴巴的年轻士兵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说道,“我简直吓呆了。说实话,我吓坏了,真要命!”这个士兵说道,好像在炫耀他胆怯似的。

    这个士兵也走过去了。一辆大马车跟在他后面,它和以前驶过的大马车都不相像。这是一辆德国制造的双套长车身马车,车上运载的仿佛是全部家当。一个德国男人驾着马车,这辆马车后面绑着一头乳头很大的好看的花母牛。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老太婆和一个两颊绯红、年轻而健康的德国姑娘坐在绒毛褥子上。看起来,这些移民是凭特殊许可证通行的。士兵们的目光都投射到妇人们身上,当这辆大车一步一步地驶过时,士兵们评论的内容只是和这两个妇人有关的话。大家的脸上几乎同样地流露出对这个妇人怀有淫猥念头的笑容。

    “瞧,德国香肠(德国人的绰号)也落荒了!”

    “把娘儿卖掉吧。”另一个士兵把脸转向德国人说道,说话时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那个德国人垂下眼帘,气忿而惊恐地迈着大步向前走去。

    “你瞧,打扮得这么漂亮!真见鬼!”

    “费多托夫,你应当在她们附近扎营!”

    “老兄,我们是有见识的。”

    “你们到哪里去呢?”一个正在吃苹果的步兵军官问道,他也半露笑容地打量着那个美丽的姑娘。

    德国人闭上眼睛,表示他听不懂意思。

    “你想吃,就拿去吧。”军官说道,一面把苹果递给姑娘。

    姑娘微微一笑,拿了一个苹果。涅斯维茨基像所有站在桥上的人那样,在两个妇人还没有乘车驶过之前,他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们。当她们驶过之后,又有同样的士兵,谈着同样的话题向前走过来,大伙儿终于停住了。到了桥头,连队的大车上的马匹不听驾驶了,一群人只得呆在那里等候。

    “干嘛都停滞不前呢?没有秩序了!”士兵们说道,“你硬往哪里闯?见鬼!不能不等一下子。假使他烧毁桥梁,那就更糟了。你瞧,他们把那个军官挤得无路可走。”站着的一大群人面面相觑,谈东道西,还在桥头上挤来挤去。

    涅斯维茨基朝桥底下望了望恩斯河的滚滚流水,忽然间听见一种奇异的响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疾速地靠近……这东西体积很大,扑通一声落到水中。

    “你瞧,射到哪里去了!”一个站在附近的士兵听见响声就掉过头来瞥了一眼,严肃地说道。

    “他正在鼓励我们,希望我们快点儿过去。”另一名士兵焦急不安地说道。

    一群人又开始向前移动。涅斯维茨基心里明白这是一枚炮弹。

    “喂,哥萨克,把马儿牵过来!”他说道,“喂,你们大家闪到一边去!闪开点儿,让出一条路来!”

    他费了很大的劲才走到马儿前面。他不断地喊叫,缓慢地向前移动。士兵们挤缩在一起,给他让路,可是又复把他挤得很紧,踩痛了他的腿。站在他附近的人没有过失,因为他们被挤得更厉害。

    “涅斯维茨基!涅斯维茨基!你这个丑家伙!”这时他后面传来嘶哑的嗓音。

    涅斯维茨基回头一看,看见了瓦西卡·杰尼索夫,他离涅斯维茨基有十五步路远,一大群向前移动的步兵把他们隔开了;杰尼索夫两脸通红,头发黝黑,十分蓬乱,后脑勺上戴着一顶军帽,雄赳赳地披着一件骠骑兵披肩。

    “你吩咐这班鬼东西让路。”杰尼索夫大声喊道,看起来他又发火了。他那对煤炭一般乌黑的眼珠在发炎的眼白中闪闪发光,骨碌碌地乱转,他那和脸膛一股通红的裸露的小手握着一柄未出鞘的马刀,不时地挥动着。

    “哎,瓦夏!”涅斯维茨基愉快地答道,“你怎么样?”

    “骑兵连没法子走过去,”瓦西卡·杰尼索夫恶狠狠地露出洁白的牙齿,用马刺刺着那匹好看的乌骓贝杜英,高声喊道,那匹乌骓碰到刺刀尖,抖动着耳朵,打着响鼻,从马嚼子上喷出白沫,铃铛丁零丁零地响着,马蹄子踩着桥板,发出咚咚的声音,假如骑马的人允许,它似乎准备跨过桥栏杆跳下去。

    “这是什么名堂?像一群绵羊,俨像一群绵羊!滚开!……让出一条路来!……在那儿站住吧!这辆大马车,真见鬼!我要用马刀砍了!”他大声喊道,真的从鞘中拔出马刀,挥动起来。

    士兵们面露惊恐的神色,挤缩在一起了,杰尼索夫于是走到涅斯维茨基身边去。

    “你怎么今日没有喝醉呢?”当杰尼索夫向他驶近时,涅斯维茨基说道。

    “哪有喝酒的工夫!”瓦西卡·杰尼索夫答道,“整天价把兵团拉到这儿,又拉到那儿。要打仗,就打仗吧。其实,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你是个穿得很漂亮的人啊!”涅斯维茨基望着他的一件新斗篷、新鞍垫说道。

    杰尼索夫微微一笑,从皮囊里取出一条散发着香水气味的手帕,向涅斯维茨基的鼻孔边塞去。

    “不行,作战用得着我嘛!我剃了脸,刷了牙,喷了香水。”

    涅斯维茨基由哥萨克兵陪伴,外貌威严;杰尼索夫手挥马刀,大喊大叫,举动果敢,发挥了效力,他们挤缩到桥梁的那边,把步兵拦阻住了。涅斯维茨基在桥头找到了上校,涅斯维茨基应当把命令转告他,在执行了委托的任务之后就返回原地去了。

    杰尼索夫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在桥头停步了。他很随便地勒住跺着蹄子向自己同类冲去的公马,端详着迎面走来的骑兵连官兵。桥板上可以听见清脆悦耳的马蹄声,好像有几匹马儿在飞速奔驰,骑兵连的队伍四人一排,军官们站在前头,一字长蛇阵似地从桥上走过,队列开始走出那边的桥头。

    停步不前的步兵在桥边的烂泥地上挤来挤去,带着不同的兵种相遇时常会产生的那种敌对的互相讥讽的格格不入的特殊情感,望着步伐整齐地从他们身旁走过的衣着讲究而整洁的骠骑兵。

    “穿得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啊!只好去赶波德诺文斯克庙会啦!”

    “他们有什么用场啊!只能摆出来做个样子给人看!”另一个士兵说道。

    “步兵们,不要把尘埃扬起来!”一个骠骑兵开了个玩笑,他骑着的那匹马一踢蹄子,就把烂泥溅到了那个步兵身上了。

    “你带着背囊,把你赶去行军才好,让你走上两昼夜的路,你那细带子准会磨破的,”那个步兵用袖筒揩去脸上的烂泥,说道,“那你就不像个人了,像只鸟儿搂在马身上!”

    “济金,真想让你骑在马身上哩,那你就很舒服了。”上等兵讥笑那个被背囊压得弯腰驼背的消瘦的士兵,打趣地说。

    “你拿根棍子架在胯裆时,那你就有一匹马了。”一名骠骑兵应声说道。

    ——————

    8

    其余的步兵呈漏斗形挤缩在桥头,急急忙忙地过桥。一辆辆大车终于走过去了,已经不太拥挤了,最后一个营也走到桥上。杰尼索夫骑兵连的骠骑兵只有留在桥那边抗拒敌军。从对面山上可以远远地望见敌军,可是从下面桥上还望不见它,因为河水流经谷地,往前不逾半俄里,对面的高地就出现在地平线的尽头。前面是一片沙漠,一小股一小股的哥萨克侦察兵在沙漠中的某处慢慢地移动。忽然间身穿蓝色外套的军队的官兵和炮兵在对面的高地上出现了。他们都是法国人。哥萨克侦察兵飞也似地下山了。杰尼索夫骑兵连的全体官兵,虽然极力地谈论着不相干的事情,眼睛向四周观望,而心中不断地想到的却只是那边山上的动态,他们不停地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黑点,认为那是敌人的军队。午后又转晴了,耀眼的阳光落在多瑙河和它周围的暗山上。四下里一片寂静,有时候从那山上传来敌军的号角声和呐喊声。在骑兵连和敌军之间,除了小股的侦察兵而外,已经没有人影了。约莫有三百俄丈的空空荡荡的地段把他们和敌军分隔开来。敌军停止射击了,那条把敌对的两军分隔开来的森严可畏、不可接近、难以辨认的界线于是使人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了。

    向这条似可划分生者与死者的界线跨出一步,就会面临未知的痛苦和死亡。那儿是什么?谁在那儿?在这片田野、树木、阳光照耀的屋顶后面?谁也不知道,又很想知道。逾越这条界线是很可怕的但又很想逾越它。而且你知道,或迟或早不得不逾越过去,以便深入地了解界线那边是什么,正如不可避免地要了解死亡的那一面是什么一样,而你自己身强体壮、心情愉快、易于兴奋,你周围的人们也很健壮、易于兴奋、生气勃勃。每一个看见敌人的人,即令没有这种想法,也有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会使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赋有一种特殊的光泽和令人欣悦的深刻而强烈的印象。

    敌军的小山岗上放炮后冒起了一股烟雾,一枚炮弹从骑兵连头顶上方呼啸着飞过去了。先前站在一块的军官们四散走开了。骠骑兵设法把马匹排列得整整齐齐。骑兵连里寂然无声。大家都向正前方望着敌军,望着骑兵连长,等待他发口令。第二枚炮弹、第三枚炮弹都飞过去了。很明显,炮弹是向骠骑兵发射的,但是炮弹迅速地有节奏地从骠骑兵头顶上呼啸着飞过,命中了后面的什么地方。骠骑兵未向四周环顾,但是每当听见炮弹飞过的响声,整个骑兵连队就像听从口令似的,都屏住气息,一些人露出同样的面部表情,另一些人却不同。当炮弹掠空而过时,他们都在马镫上欠起身子,而后又坐下来。士兵们并未扭过头来,都斜起眼睛互相望着,怀有好奇的心情仔细观察战友的感应。从杰尼索夫到号手,在每个人的脸上,在嘴唇和下颏旁边流露出一种内心斗争、兴奋和激动的神情。司务长愁眉苦脸,不时地望着士兵,好像要用处分来威吓他们似的。士官生朱罗诺夫每当炮弹飞过时,总要弯下身子。罗斯托夫骑着他那匹有点跛腿的良骓“白嘴鸦”,站在左翼,露出走运的样子,就像一个小学生被喊到一群人面前应试,并且相信自己会取得优异成绩似的。他双目炯炯有神,打量着众人,仿佛是请他们注意他在枪林弹雨之下不慌不乱,非常镇静。但在他的嘴角边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异于往日的十分严肃的面部表现。

    “谁在那里低头弯腰地鞠躬?士官生朱罗诺夫吗?很不好!您望着我吗!”杰尼索夫高声喊道,他在那个地方站不下去,便骑着马儿在骑兵连队面前兜圈子。

    翘鼻孔的黑头发的瓦西卡·杰尼索夫的面孔、他那矮小而结实的身体、握着出鞘的马刀刀柄的青筋赤露的手(手指很短,长满了细毛),与其平日的样子完全相同,尤其是与黄昏前喝完两瓶烧酒之后的样子相同。他满面通红,不过较诸于平日显得更红。他像小鸟喝水时一样,仰起他那头发蓬乱的头,两条细腿使劲地用马刺刺着那匹良骓贝杜英的两肋,他那身子俨像要向后跌倒似的,骑着马儿向连队的另一翼疾驰而去;他开始用他嘶哑的嗓门叫喊,要大家检查手枪。这时他策马跑到基尔斯坚面前,骑兵上尉骑着一匹肥大的稳重的母马,跨出一步,向杰尼索夫走来。骑兵上尉长着很长的胡髭,像平日一样严肃,只是那对眼睛比平日更加炯炯有神。

    “怎么啦?”他对杰尼索夫说道,“打是打不起来的。你看得见,我们一定要撤退。”

    “鬼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杰尼索夫唠叨地说。“啊!罗斯托夫!”他看见士官生那副快活的面孔,便向他喊了一声,“嗯,你总算等到了。”

    他微微一笑,表示称赞,很明显,对士官生表示中意。罗斯托夫觉得自己幸运极了。这时候首长在桥上露面了。杰尼索夫骑马跑到他跟前。

    “大人!让我们发动进攻!我把他们统统击溃。”

    “这里有什么可进攻的,”首长用沉闷的嗓音说道,像赶开那只讨厌的苍蝇似地蹙起额角,“您干嘛站在这儿?您看,两翼的官兵正在撤退。您把骑兵连带回去吧。”

    这个骑兵连过了桥,从射程以内退了出来,没有一人阵亡。先前展开散兵线的第二骑兵连跟在后面走过去了,最后走的哥萨克腾出了那一片土地。

    保罗格勒兵团的两个骑兵连过桥了,一连紧跟一连地向山上退却。团长卡尔·波格丹内奇策马跑到杰尼索夫的骑兵连前面,他在离罗斯托夫不远的地方徐步驶行;虽然他们曾为捷利亚宁的事发生冲突,冲突之后他们初次见面,但是他不去理睬他。罗斯托夫觉得在前线有权支配他的人正是此时他认为自己对不住的这个人。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团长那大力士般的脊背、浅色头发的后脑勺和通红的脖子。罗斯托夫时而觉得波格丹内奇只是装出一副不留神的样子罢了,他这时的意向全在于考验一名士官生的勇敢精神,他于是挺直胸膛,十分愉快地向四周张望。他时而觉得,波格丹内奇故意在附近驶行,他要向罗斯托夫显示一下他的勇敢精神。他时而想到,他的仇敌此时故意派遣骑兵连队奋不顾身地去发动进攻,目的是在于惩罚他罗斯托夫。他时而又想,在大举进攻之后,他将要走到他跟前,向他这个负伤的人故作慷慨地伸出和事之手。

    保罗格勒兵团的官兵都熟悉那两肩高耸的热尔科夫的身材(他在不久前才退出他们的兵团),他骑马跑到团长面前。热尔科夫被驱逐出司令部之后,没有留在兵团里,他说他懂得在前线要干苦差事,而在司令部即使不干事也能获得更多的奖赏。他凭自己的本领在巴格拉季翁公爵门下谋得了传令军官的职位。他持有后卫司令官的命令前来叩见从前的首长。

    “团长,”他把脸转向罗斯托夫的仇敌,一面端详着从前的战友们,露出阴悒而严肃的神情,说道,“命令大家停下来,烧毁桥梁。”

    “向谁颁布的命令?”团长固执地问道。

    “上校,我也不知道是向谁颁布的命令,”骑兵少尉一本正经地回答,“公爵只是命令我:骑马去告诉上校,要骠骑兵快点退回来,把桥梁烧掉。”

    一名侍从武官跟在热尔科夫身后持有同样的命令前来叩见骠骑兵上校。胖乎乎的涅斯维茨基紧随侍从武官之后,骑着一匹吃力地驮着他的哥萨克马奔驰而来。

    “上校,怎么啦,”他还在骑行就大声喊道,“我和您说过要焚烧桥梁,可眼下是谁把话传错了,他们在那里都快发疯了,乱七八糟,弄不清。”

    上校从容不迫地把一团人阻止住了,于是面向涅斯维茨基,说道:

    “您对我说过引火的燃料的事,”他说道,“可是烧毁桥梁的事,您没有说过半句。”

    “老爷子,哪能这样呢,”涅斯维茨基停步了,摘下军帽,用那胖胖的手弄平汗湿的头发,开腔说道,“已经放下了引火的燃料,怎么没说过烧桥的事呢?”

    “校官先生,我不是您的‘老爷子’,您没有对我传达烧毁桥梁的事啊!我知道份内的事,我有严格执行命令的习惯。您说要烧掉桥梁,可是谁去烧桥呢?我简直弄不明白……”

    “嗯,这种事总会有的,”涅斯维茨基挥挥手说道。“你怎么在这儿呢?”他面向热尔科夫说道。

    “就是为了那件事。不过你把衣服弄湿了,我来给你拧干吧。”

    “校官先生,您说了……”上校带着气恼的声调继续说道。

    “上校,”侍从武官打断他的话,“要赶快采取行动,否则,敌军把大炮移近一点,就要发射霰弹了。”

    上校默默无言地望望侍从武官,望望肥胖的校官,又望望热尔科夫,就皱起眉头。

    “由我来烧毁桥梁。”他带着庄重的语调说道,仿佛用这句话来表示,虽然别人会给他制造种种麻烦,他总要办好该办的事情。

    上校用他那肌肉丰满的长腿踢了踢马,仿佛那匹马总有罪过似的,他开始挺进了;罗斯托夫由杰尼索夫指挥,在第二骑兵连服役,这时候上校向第二骑兵连发出口令,要该连队向桥上撤退。

    “咳,真是这样,”罗斯托夫想了想,“他要来考验我啦!”他的心抽紧了,血液直涌到脸上,怒火上升了。“就请他瞧瞧,我是不是个胆小鬼。”他想了想。

    骑兵连的人们的十分愉快的脸上又出现了他们站在炮弹下脸上带着的那种严峻的表情。罗斯托夫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仇敌——团长,想在他脸上发现,他的猜测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上校没有瞧罗斯托夫一眼,而是像平常在前线那样严肃而洋洋自得地东张西望。发出了口令。

    “赶快!赶快!”他周围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骠骑兵急急忙忙地下马,马刀被缠绳挂住了,马刺发出丁当的响声,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骠骑兵画着十字。罗斯托夫已经不去望团长了,他没有工夫去望他。他非常害怕,心慌意乱,极度紧张,害怕他要落在骠骑兵后面。当他把马交给控马兵时,他的一只手颤栗着,而且他觉得血液突突地涌上心头。杰尼索夫的身子向后倾斜,喊叫着什么,从他身旁走过去了。骠骑兵们被马刺挂住,马刀相撞时发出铿锵的响声,除了在罗斯托夫周围奔走的骠骑兵而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担架啊!”有个人在他后面高声喊道。

    罗斯托夫没有去思考,把担架叫来意味着什么,他一直跑着,只是想方设法要跑到大伙儿前面去,可是一到了桥头,因为没有当心自己脚下的东西,陷入了踩得稀烂的泥泞中,他绊了一跤,跌倒了,两只手撑在地上。别人绕过他,跑到前面去了。

    “骑兵上尉,靠西边走,”他听见团长说话的声音,团长骑着马跑到了前头,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停住了,他脸上带着愉快而洋洋自得的神色。

    罗斯托夫在紧腿裤上揩着粘满污泥的手,朝他的敌人望了一眼,想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他以为向前跑得越远就越好。虽然波格丹内奇并没有抬眼去看罗斯托夫,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但他还是向他喊了一声:

    “谁在桥中间跑呢?靠右边走!士官生,向后转!”他把脸转向杰尼索夫,气忿地喊道,杰尼索夫想要炫耀自己的勇气,便骑着马儿跑到桥上去了。

    “骑兵上尉,为什么要冒险啊!您从马上下来吧。”上校说道。

    “嗳!有罪的人才会倒霉。”瓦西卡·杰尼索夫坐在马鞍上,转过脸来答道。

    其时,涅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侍从军官一同站在射程以外的地方,时而观看这群正在桥头蠕蠕而动的官兵,他们头戴黄色的高筒军帽、身穿绣有绦带的暗绿色上装和蓝色的紧腿马裤,时而观看远处慢慢地移近的身穿蓝色外套的法国兵和骑马的人群——很容易认出那是炮队。

    “他们会烧掉桥梁,或是没法把它烧掉?谁首先动手?他们先跑到,把桥梁烧掉,或是法国人先到,发射霰弹,把他们全部歼灭呢?”这一大批军队中的每个人几乎要屏住气息,情不自禁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这批军队停留在桥梁对面的高地上,夕阳的余晖灿烂夺目,他们在夕照之下观看着桥梁和骠骑兵,观看着对岸,并且观看着身穿蓝色外套、配备有刺刀和大炮、逐渐地向前推进的法国兵。

    “啊呀!骠骑兵要受惩罚啦!”涅斯维茨基说道,“目前正处在霰弹射程以内。”

    “他带领这么许多人是徒劳无功的。”一名侍从军官说道。

    “真的,”涅斯维茨基说道,“派两个棒小伙子就行啦,横竖一样。”

    “咳,大人,”热尔科夫插嘴了,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骠骑兵,但还是带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子,真没法琢磨他开口说的是不是正经话,“咳,大人!您是怎样评论的!派出两个人,可是由谁给我们颁发弗拉基米尔勋章呢?这么说,即使他们硬要打,也不要紧,还是可以呈请首长给骑兵连发奖,他自己也可以获得弗拉基米尔勋章。我们的波格丹内奇办起事来是有一套办法的。”

    “喂,”一名侍从军官说道,“这是霰弹啊!”

    他指了指那几样从前车卸下、急忙撤走的法国大炮。

    在法军那边,在拥有大炮的一群群官兵中冒出了一股硝烟,而第二股、第三股硝烟几乎在同时冒了出来;当传来第一声炮响的时刻,冒出了第四股硝烟。听见了两次炮声,一声接着一声,又听见第三次炮声。

    “啊,啊呀!”涅斯维茨基唉声叹气,一把抓着侍从军官的手,仿佛他感到一阵剧痛似的,“您瞧瞧,有个人倒下来了,倒下来了,倒下来了啊!”

    “好像是有两个人倒下来了,对吗?”

    “如果我是个沙皇,就永远不要打仗了。”涅斯维茨基转过脸去,说道。

    法国大炮又急忙地装上弹药了。步兵们身穿蓝色外套向一座桥边跑去了。但是在那个不同的时刻,又冒出一股股硝烟,霰弹从桥上发出噼啦的响声。这次,涅斯维茨基没法子看清桥上发生的事情。桥上升起了一股浓烟。骠骑兵们烧毁了桥梁,几座法国炮台向他们放炮,目的并不是打扰他们的阵地,而是用大炮瞄准目标,向他们大家射击。

    在骠骑兵们回到控马兵那里以前,法国人已经发射了三次霰弹。两梭子霰弹射击得不准,霰弹都飞过去了,可是最后一次发射的霰弹落在一小群骠骑兵中间,掀倒了三个人。

    罗斯托夫很担心自己对波格丹内奇的态度,他于是在桥上停止了脚步,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办才对。这时候,没有什么人可以砍杀(正像他经常设想到战斗的情况那样),他也没法去帮助他人烧毁桥梁,因为他不像其他士兵那样都携带着引火用的草辫。他站着,向四周张望,忽然间桥上传来了噼啪的响声,就像撒落坚果似的,离他最近的一名骠骑兵哼了一声倒在栏杆上。罗斯托夫和其他人跑到他跟前。又有什么人高声喊道:“担架啊!”四个人搀扶着这个骠骑兵,把他抬起来。

    “啊!啊!啊!……看在基督面上,行行善吧,请你们把我扔开。”负伤的人喊道,但是他们还是把他抬起来,放在担架上。

    尼古拉·罗斯托夫转过脸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他开始观看远方,观看多瑙河的流水,观看天空,观看太阳!天空多么美丽、多么蔚蓝、平静而深邃啊!渐渐西沉的太阳多么明亮而且壮观啊!遥远的多瑙河的流水闪烁着多么温柔的光辉啊!多瑙河对岸的浅蓝色的远山、寺庙、神秘的峡谷、烟雾迷漫于树巅的松林……显得更加绚丽多姿。那地方恬静而祥和……“我只要呆在那个地方,我就不奢望什么,不奢望什么,”罗斯托夫想道,“在我心中,在这轮太阳中充满着许多幸福之光,而在这个地方,一片呻吟、苦难与恐怖,还有那溟蒙混沌与忙乱……人们又在叫喊着什么,又在向后面奔跑,我也和他们一同奔跑,你瞧,就是它,你瞧,就是它,死亡在我的上方,在我的四周回荡……顷刻间,我就永远看不见这轮太阳,这泓流水,这座峡谷了……”

    这时分太阳开始在乌云后面隐藏起来了;在罗斯托夫前面出现了另一些担架。死亡和担架引起的恐怖以及对太阳和生活的热爱——这一切已经融汇成一种令人痛苦而惶恐的印象。

    “上帝啊!这个天上的主啊,拯救我,饶恕我,保佑我吧!”

    罗斯托夫喃喃地说。

    骠骑兵向控马兵身边跑去了,人们的话语声变得更洪亮、更平静,担架已经消失不见了。

    “老兄,怎么样,你闻到一点火药气味吧?……”瓦西卡·杰尼索夫在他耳畔大声喊道。

    “什么都完了,不过我是个胆小鬼,是的,我是个胆小鬼,”罗斯托夫想了想,深深叹口气,便从控马兵手里牵走他那匹腿上有点毛病的“白嘴鸦”,纵身骑上去了。

    “那是什么啦,是霰弹吧?”他向杰尼索夫问道。

    “当然是霰弹,还是什么别的吗!”杰尼索夫喊道,“我们干起活来,都是好汉!可是这活儿糟糕透了!冲锋陷阵是令人愉快的事,把这些狗东西打个落花流水,可是在这里,人家竟像打靶似的向我们射击哩。”

    杰尼索夫于是向站在罗斯托夫附近的一群人——团长、涅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侍从军官——走去。

    “但是,好像没有人发觉。”罗斯托夫暗自想道。确实谁也没有发觉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熟悉没有打过仗的士官生初次上阵时体会到的那种感觉。

    “这是您的一份战绩报告,”热尔科夫说道,“你瞧,我就要当上少尉了。”

    “请禀告公爵,我把桥烧了。”上校愉快而洋洋得意地说道。

    “如果有人向我问到伤亡情况呢?”

    “这没有关系!”上校压低嗓门说道,“两名骠骑兵受了伤,一名战死疆场,”他怀着明显的喜悦的心情说道,没法子忍住愉快的微笑,用他那洪亮的嗓音斩钉截铁地说出“战死疆场”这个优雅的字眼。

    ——————

    9

    库图佐夫统率的三万五千官兵的俄国军队,在波拿巴指挥的十万法国军队追击时受到怀有敌意的居民的冷遇,深感军队粮饷的不足,已不再信任盟国,俄军不顾预见到的战争环境,被迫采取军事行动,遂经由多瑙河下游仓惶退却,而在敌军追赶的地区却停止前进,仅为配合撤退,不损失重型装备才开展后卫战斗。在兰巴赫、阿姆施特滕、梅尔克附近双方曾经作战,俄军与敌军交锋时英勇刚毅,已为敌军所公认;虽然如此,但是这几次战役均以俄军迅速撤退而告终。奥国军队在乌尔姆附近虽幸免被俘,并与库图佐夫在布劳瑙会师,而现今竟与俄国军队分立。库图佐夫兵力不足,装备很差,疲惫不堪,只得听之任之了。保卫维也纳的事已无可考虑。库图佐夫在维也纳期间,奥国军事参议院曾经送交他一份依据新科学规律酌情拟定的进攻性战略方案,但是目前库图佐夫部下向他提出的一项近乎难以达到的目标却已摒除以上的战略,其旨意在于联合来自俄国的军队,不重蹈马克在乌尔姆近郊损兵折将、全军被歼的覆辙。

    十月二十八日,库图佐夫带领军队横渡多瑙河抵达左岸,头一次驻扎下来,与法国人的主力分据于多瑙河两岸。三十日,库图佐夫攻打驻守在多瑙河左岸的莫蒂埃师团,把它击溃了。在这次战役中,头一回赢得了战利品:军旗、大炮和两名敌军将领。在两个星期的撤退之后,俄国军队头一次留驻下来,在一场争斗以后,不仅守住了战地,而且驱逐了法国人。虽然这些军队缺少衣服,疲惫不堪,掉队、伤亡和患病的人员占三分之一,削弱了兵力;虽然一些伤病员持有库图佐夫的手谕留在多瑙河对岸(手谕中暗示:听任敌人赐予他们仁慈的照拂);虽然克雷姆斯的大病院和住房都已变成军医院,但是仍然容纳不了全部伤病员,尽管如此,在克雷姆斯驻留和对莫蒂埃的胜利在颇大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在全军之中和在大本营中都散布着令人喜悦、虽然并非真实的传闻,说什么俄国纵队即将来临、奥国人赢得大捷,吓破胆的波拿巴撤退了。

    作战期间,安德烈公爵曾在这次战役中捐躯的奥地利将军施米特身边服役。他骑的马负了伤,他本人也被子弹擦伤一只手,伤势轻微。多亏总司令给予特殊照顾,他携带大捷的消息被派至奥国宫廷;法国军队的威胁引起宫廷恐惧,奥国宫廷已经不在维也纳,而在布吕恩。作战的深夜,安德烈公爵激动不安,并不感到困倦,虽然看起来他的身体虚弱,但是他比那些最强壮的人更能经受住劳累,他骑上马,随身带着多赫图罗夫的情报前往克雷姆斯晋谒库图佐夫。当天夜晚安德烈公爵充当信使被派往布吕恩。执行信使这一职务,除获得奖励而外,还意味他向升迁的路上迈出一大步。

    黑夜里星光点点,白皑皑的积雪中的道路显得更黑了,前一天,即是作战的那天下了一场雪。安德烈公爵时而逐一回溯刚刚结束的战斗留下的印象,时而快活地想象他要传达的胜利消息必将造成的印象,一边回味总司令和战友们饯行的情景,安德烈公爵坐在邮车里飞速地行驶,他心中怀有那种感情,就像某人长久地等待、终于开始获得朝思暮想的幸福。他只要闭上眼睛,耳鼓中就会响起枪声和炮声,这声音正和车轮的响声以及大捷的印象融汇在一起了。他时而仿佛觉得,俄国人正在奔跑,而他自己战死了;但是他很快觉醒过来怀着幸福的心情,仿佛又悟到没有发生什么事,又仿佛觉得法国官兵反而逃跑了。他又回想起大捷的详情细节和他在作战时的镇静和英勇精神,于是他心安理得,打起盹来……在昏暗的星夜之后阳光灿烂的欢乐的早晨来到了。积雪在阳光下融化,马儿飞速奔驰着,道路的左右两侧,闪过了不熟悉的五颜六色的森林、田野和村庄。

    他在一个车站上赶过了装运俄国伤员的车队。一名押运的俄国军官把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在前面的大车上,一面叫喊着什么,一面说着士兵的粗话骂人。几辆德国制造的长车身马车,沿着石板马路颠簸着,每辆都载有六名以上的脸色苍白、缠上绷带、形容污秽的伤员。其中一些人正在谈话(他听见俄国口音),另外一些人在吃面包,伤势至为严重的都默不作声,都带着温顺、痛苦而幼稚的心情望着从他们身旁疾驰而去的信使。

    安德烈公爵吩咐手下人停步,向一名士兵询问,他们是在什么战役中负伤的。

    “前天在多瑙河上负伤的。”士兵回答。安德烈公爵掏出钱包把三枚金币交给士兵。

    “是给你们大家的,”他向那个朝他跟前走来的军官补充说。“伙伴们,养好伤吧,”他把脸转向士兵们说道,“还有许多仗要打啊。”

    “副官先生,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军官问道,看起来,他想畅谈一番。

    “有好消息啊!前进。”他向驿站马车夫喊了一声,便乘车往前奔驰而去。

    当安德烈公爵乘车驶入布吕恩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他看见周围有一栋栋高大的楼房,商店和住宅的窗户里灯火通明,一排排路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豪华的马车沿着石板马路驶行,发出辚辚的响声,这正是热热闹闹的大城市的气氛,对那个度过一段兵营生涯的军人来说,这种气氛真是十分诱人的。虽然安德烈公爵快马加鞭,彻夜不眠,但是在他驶近皇宫时,他觉得自己比前夜精神更加抖擞。只是他那对眼睛闪烁着狂热之光。他的心绪万千,接踵而至,思路极其敏捷而且清晰。他的思想上又很生动地浮现出作战的详细情节,这种想象已经不是模糊的,而是合乎逻辑的。他想简单而扼要地向弗朗茨皇帝禀告实情。他的思想上很生动地浮现出一些偶然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他原以为马上有人带他去觐见皇帝。但在皇宫正门前,有一名官员向他跑来,一眼认出他是信差,就把他领到另一道门前。

    “Euer Hochge boren①,沿着走廊向右转,您可以找到值班的侍从武官,”这名官员对他说,“他会带您去见军政大臣。”

    ——–

    ①德语:大人。

    值班的侍从武官接待了安德烈公爵,请他等候片刻,这名侍从武官便到军政大臣那儿去了。过了五分钟,侍从武官走回来,他特别恭敬地弯腰鞠躬,让安德烈公爵在前面走,带领他穿过走廊进入军务倥偬的军政大臣的办公室。侍从武官文质彬彬,非常谦虚,仿佛要俄国副官不必对他太客气似的。当他走到军政大臣办公室门前的时候,他那愉快的感觉大大地冲淡了。他觉得自己遭受到侮辱,而这种受辱的感觉就在他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变成了毫无道理的蔑视感。就在这一瞬间,随机应变的头脑向他暗示一个有权蔑视副官和军政大臣的理由。“他们大概以为不闻火药味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赢得胜利啊!”他想了想。他那双眼睛轻蔑地眯缝起来。他特别缓慢地走进了军政大臣的办公室。当他看见军政大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前、头两分钟不理睬走进来的人时,他这种感觉就变得愈益强烈了。这个军政大臣把他那夹在两支蜡烛中间、两鬓斑白的秃头低垂下来,一面阅读文件,一面用铅笔做记号。当房门敞开、听见步履声时,他连头也不抬,继续把文件看完。

    “您拿着文件,把它转送出去吧。”军政大臣对他的副官说话,并把文件递给他时,还没有理睬这个信使。

    安德烈公爵已经感觉到,或者在军政大臣所操心的事务中,他对库图佐夫采取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或者有必要让俄国信差意识到这么一点。“不过我觉得,这横竖一样。”他想了想。军政大臣把其余的文件推到一边,摆得整整齐齐,随后才抬起头来。他那脑袋瓜子挺聪明,个性很倔强。可是在他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的这一瞬间,军政大臣脸上流露的聪明而坚定的表情似乎习惯地有意识地突然改变了。地脸上现出愚笨、虚伪、并不掩饰虚伪的微笑,就像某人接见一大批一大批请愿者时面露微笑似的。

    “您是从库图佐夫元帅那里来的?”他问道,“我希望您带来好消息,是吗?和莫蒂埃发生过军事冲突么?打赢了?正是时候啊!”

    他拿起一份署有他的名字的急电,带着忧悒的表情开始念电文。

    “哎!我的天!我的天!施米特呀!”他用德国话说道,“多么不幸啊!多么不幸啊!”

    他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电文,把它放在桌上,望了望安德烈公爵,看来他在考虑什么事情。

    “哎,多么不幸啊!您说,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吗?但是莫蒂埃还没有被抓起来(他想了想。)。虽然施米特阵亡是为赢得胜利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但是我非常高兴,您带来了好消息。陛下也许很想和您见面,但是并不是今天。我感谢您,去休息休息。明天阅兵后您来朝拜吧。最好还是我来通知您。”

    谈话时已经消失的愚蠢的微笑又在军政大臣脸上流露出来。

    “再见,我很感谢您。国王也许很想和您见面。”他重说一遍,低下头去。

    当安德烈公爵从皇宫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胜利给他带来的一切利益和幸福现今已被他抛弃,并且交给军政大臣和谦恭的副官的冷冰冰的手中了。他的全部思想转瞬之间改变了。他仿佛觉得这场战斗已是久远的往事的回忆。

    ——————

    10

    安德烈公爵在布吕恩的一个相识——俄国外交官比利宾那里住下来。

    “啊,亲爱的公爵,没有比看见您这位客人更令人高兴的事,”比利宾出去迎接安德烈公爵时说道。“弗朗茨,把公爵的东西送到我的卧室中去!”他把脸转向伴随博尔孔斯基的仆人说,“怎么,是报送胜利消息的人吗?好极了。您看,我正害病哩。”

    安德烈公爵盥洗、穿衣之后,便走进外交官的豪华的书斋,坐下来,他面前摆着做好的午餐。比利宾安闲地坐在壁炉旁。

    安德烈公爵不仅在旅行之后,而且在他丧失一切舒适、洁净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行军之后,他体会到自从童年时代以来他就在这个已经习惯的奢侈生活环境中休息时所体会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除此而外,他在受到奥国人的接待后,能够和一个俄国人谈话,即使不说俄国话(他们用法国话交谈),也感到愉快;因为他认为这个交谈者也怀有俄国人对奥国人的共同的厌恶之感(现在特别强烈地被他体会到的厌恶之感)。

    比利宾三十五岁左右,未娶妻,他和安德烈公爵属于同一个上流社会。他们早在彼得堡就已相识,但在安德烈公爵随同库图佐夫抵达维也纳时,他们的交往就更密切了。如果说,安德烈公爵年轻,并且在军事舞台会有远大前途,那末比利宾在外交舞台的前途就更远大了。他还年轻,而他已经不是年轻的外交官了,因为他从十六岁那年起就开始任职,曾经留驻巴黎、哥本哈根。目下在维也纳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首相和我国驻维也纳大使都认识他,而且重视他。他独树一帜,不属于多数外交家之列,他们为了要成为至为优秀的外交官员,就需具备一些消极的优点,不做某些不该做的事情,而要会说一口法语。虽然有一些外交官秉性懒惰,但是他们热爱工作,而且善于工作,他们有时候坐在办公桌旁一连熬上几个通宵,比利宾属于这些外交官之列。无论工作的实质何在,他都干得很出色。他所关注的不是“为什么要干”的问题,而是“怎样干”的问题。外交上的事务是什么,他满不在乎。他认为,熟练地雅致而妥当地草拟通令、备忘录或报告才是他的莫大的乐趣。比利宾的功绩受到珍视,除了笔头工作而外,他还擅长在上层社会致词和交际。

    只是在交谈的人说说文雅的俏皮话的时候,比利宾才像喜爱工作那样喜爱谈话。在上流社会,他经常等候机会去说句什么动听的话,而且只是在这种环境中他才与人攀谈。比利宾谈起话来,经常在话中夹杂许多奇特古怪的俏皮话,而在结束时总要加上几句大家都感兴趣的漂亮话。这些漂亮话仿佛是在比利宾的内在的创作活动中故意编造出来的,具有独特的性质,而其目的在于便于卑微庸俗的上流社会人士记忆并在客厅中广泛流行。真的,les motsde Bilibi nese colpor Btaient dans lessa lons de Vienne①,据说,常对所谓的重大国事产生影响。

    ——–

    ①法语:比利宾的评论在维也纳的客厅中广为流传。

    他那消瘦的、略带黄色的脸上布满了宽宽的皱纹,这些皱纹和洗完澡之后的指头尖一般总是细心地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些皱纹的活动构成他面部表情的主要变化。他时而竖起眉尖,额头上就露出宽宽的皱褶,时而把眉尖向下低垂,面颊上就形成宽宽的皱纹。一对深陷的小眼睛总是快活地向前直视着。

    “喂,现在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战功吧。”他说道。博尔孔斯基一次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他很谦虚地讲到前方的战况和军政大臣接待他的情形。

    “Ilsm’on trecuavec manouvelle,commeun chiendan sunjeude quilles.”①他说了一句收尾的话。

    比利宾苦笑一阵,舒展开脸皮上的皱褶。

    “Cependant,moncher,”他说道,一面远远地察看自己的指甲,一面皱起左眼以上的皮肤,“malgrela hautees timeque jepsofes sepourle东正教的俄国战士们,j’avoue quevot revictoiren’estpasde splusvic torieuses.”②

    ——–

    ①法语:他们像对待跑进九柱戏场地的狗那样接待我这个报送消息的人。

    ②法语:我亲爱的,虽然我十分尊敬东正教的俄国战士们,但是我认为,你们的胜利不是最辉煌的。

    他用法国话继续说下去,他想轻蔑地加以强调的那些词才用俄国话说出来。

    “可不是?你们仗着全军人马猛烈地攻打只有一师人的很不幸的莫蒂埃,这个莫蒂埃竟从你们手中逃跑了?哪能算什么胜利呢?”

    “但是,严格地说,”安德烈公爵答道,“我们还可以不吹牛地说,这总比乌尔姆战役略胜一筹……”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俘获一个元帅呢?即使是一个也行。”

    “因为不是一切事情都能按计划办成,也不能像检阅那样定期举行。正像我对您说的,我以为早上七点以前能迂回走到敌人后方,可是在下午五点以前还没有走到。”

    “你们为什么不在早上七点钟以前走到呢?你们应当在早上七点钟以前走到,”比利宾面露微笑地说道,“应当在早上七点钟走到。”

    “你们为什么不用外交手腕开导波拿巴,要他最好放弃热那亚呢?”安德烈公爵用同样的语调说道。

    “我知道,”比利宾打断他的话,“您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心中在想,抓住元帅是很容易的事。这没有错,可是你们究竟为什么没有把他抓住呢?您不要诧异,不仅军政大臣,而且至圣的皇帝弗朗茨陛下对你们的胜利都不会感到非常高兴,就连我这个不幸的俄国使馆的秘书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高兴的……”

    他双眼直勾勾地望望安德烈公爵,忽然舒展开前额上绷紧的皮肤。

    “我亲爱的,现在轮到我来问问您‘为什么’?”博尔孔斯基说道,“我向您承认,我也许并不明白,这里头会有什么超出我这贫乏智慧的外交上的微妙之处,但是我也弄不明白,马克丧失了全军人马,费迪南大公和卡尔大公奄奄待毙,毫无生气,而且接一连二地做出错事,只有库图佐夫终于赢得了真正的胜利,粉碎了法国人的Chavme①,而军政大臣甚至不想知道详细的战况哩!”

    “我亲爱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Voyez-vous,monchesB.②乌拉!为了沙皇,为了俄国,为了信仰!Toutcaestbeletbon③,但是,我说你们的胜利对我们、对奥国朝廷有什么关系?你们替我们带来卡尔大公或者费迪南大公赢得胜利的好消息吧。正像您所知道的,unarchiduevautl’autre④,打垮波拿巴的消防队也好哩,不过那是另一码事,而我们到那时一定要鸣炮示意。其实这只像是故意招惹我们似的。卡尔大公毫无作为,费迪南大公蒙受耻辱。你们在放弃维也纳,不再去保卫它了,commesivousnousdisiez⑤,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也保佑你们和你们的首都。一位我们人人热爱的施米持将军:你们竟让他死在枪弹之下,现在反而要庆贺我们的胜利啦!……您赞同我们的看法吧,再也没想出比您带来的消息更令人气愤的事了。C’est commeun faitexprès,commeun faitexprès⑥.此外,嗯,即使你们赢得辉煌的胜利,就连卡尔大公也赢得胜利,这就会改变整个军事行动的进程吧?维也纳已被法国军队占领,现在为时太晚了。”

    ——–

    ①法语:战无不胜的誓言。

    ②法语:您要明白。

    ③法语:这一切都好极了。

    ④法语:这个大公顶得上那个大公。

    ⑤法语:你们好像是对我们说的。

    ⑥法语:这好像有意作对似的,有意作对似的。

    “怎么已被占领了?维也纳已被占领了?”

    “不仅被占领,而且波拿巴正待在申布鲁恩宫。伯爵,我们可爱的伯爵弗尔布纳已动身前往波拿巴处乞求指示了。”

    博尔孔斯基在旅途劳累之后,印象犹新,在领受接待之后,尤其是在午宴之后他觉得,他弄不明白他所听到的这番话的全部意义。

    “今天早上利希滕费尔斯伯爵到过这里了,”比利宾继续说下去,“他把一封信拿给我看,信中详尽地描述了法国人在维也纳举行阅兵式的实况。Leprince Muratet tout letrem B blement…①您知道,你们的胜利不是令人很高兴的事,您也不会像救世主那样受到厚待……”

    “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的,完全无所谓的啊!”安德烈公爵说道。他开始明了,因为奥国首都已被占领,所以他所获悉的克雷姆斯城郊一战的消息就缺乏重要意义了。“维也纳怎么被占领了?那座大桥、那座举世闻名的tetedepont②,还有奥尔斯珀格公爵怎么样了?我们这里谣传,奥尔斯珀格公爵正在捍卫维也纳。”他说道。

    ——–

    ①法语:缪拉亲王及其他……

    ②法语:堡垒。

    “奥尔斯珀格公爵驻守在我军占领的大河这边,正在保卫我们。我认为他保卫得十分差劲,但毕竟是在保卫。维也纳在大河对岸。有一座桥还未被占领。我希望桥梁不被占领,因为桥上布满了地雷,并且下达了炸桥的命令。否则,我们老早就到波希米亚山区去了,你们随同你们的军队都要遭受到两面夹攻了。”

    “但是,这还不意味,战役已经宣告结束。”安德烈公爵说道。

    “我想,战役已经结束了。这里的一些大笨伯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不敢说出这句话。我在战役开始时说过的话就要兑现了,对战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你们的échauf four é ede Dürens tein①,而且根本不是火药,而是那些妄图发动战争的人,”比利宾说道,把他爱用的mots②重说一遍,又一面舒展额角上皱起的皮肤,停顿一会儿,“问题只在于,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柏林会谈的内容如何。如果普鲁士加入联盟,onfor cera lamai nà l’Autri che ③,战争就会爆发起来。若非如此,那末,问题只在于,双方议定于何地拟订新的Cam Bpo Formio④的初步条款。

    “多么非凡的天才啊!”安德烈公爵忽然喊道,握紧他那细小的拳头,捶打着桌子,“这个人多么幸运啊!”

    “Buonaparte?”⑤比利宾带着疑问的语调说道,他蹙起额头,想要人家意识到,unmot ⑥就要出现了,“是波拿巴吗?”他说道,特别强调“u”的重音,“不过我以为,正当他在申布鲁恩宫制定奥国法典时,il fautlui fairve gracedel’u,⑦我要坚决地规定一项新办法,索兴称他Bona parte tout court。”⑧

    ——–

    ①法语和德语:迪伦斯坦交火。

    ②法语:词儿。

    ③法语:那就对奥国采取强制手段。

    ④法语:坎波福朱奥和约。

    ⑤法语:是波拿巴吗?

    ⑥法语:俏皮话。

    ⑦法语:就应当使他避免发出“u”音。

    ⑧法语:索兴称他波拿巴。

    “不,甭开玩笑,”安德烈公爵说道,“您难道以为战役已经结束了吗?”

    “我就是这样想的。奥国打输了,可是它不会习惯于失败的局面。它要报复的。它之所以失利,首先是因为一些省份已被摧毁(ondit,leest东正教的terriblepour lepil lage①,军队被粉碎,首都被占领,这一切都是pourlesbeauxyeuxdu撒丁陛下②,其二是因为—— entren ous,moncher B,③——我凭嗅觉正闻到,人家在欺骗我们,我凭嗅觉还闻到,他们和法国搭上了关系,制订了和约草案——单独缔结的秘密和约草案。”

    “这不可能啊!”安德烈公爵说道,“这真是可恶极了。”

    “Quivivranerra.”④比利宾说,又舒展皱起的皮肤,表示谈话结束了。

    ——–

    ①法语:据说东正教的军队抢得很厉害。

    ②法语:为了撒丁陛下好看的眼睛。

    ③法语:我亲爱的,在我们之间说说。

    ④法语:过些日子,就会看清楚。

    当安德烈公爵走到给他布置的房间、穿着干净的睡衣躺在绒毛褥子上、垫着香喷喷的暖和的枕头的时候,他感觉到,由他报送消息的那次战斗和他相隔很远很远了。他关心的是普鲁士联盟、奥国的变节、波拿巴的又一次大捷、明天的出朝、阅兵以及弗朗茨皇帝的接见。

    他闭上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他耳鼓中响起隆隆的枪炮声和辚辚的车轮声,又看见排成一条长线的火枪兵走下山来,一群法国兵开枪射击,他于是觉得,他的心在颤栗着,他和施米特并骑向前疾驶,子弹在他四周欢快地呼啸,他体会到一种从童年起未曾体会到的生存的万分喜悦的感觉。

    他醒悟了……

    “是啊,这一切已是明日黄花!……”他说道,他脸上自然流露着幸福的童稚的微笑,这个年轻人于是酣然入睡了。

    ——————

    11

    翌日,他醒来得很迟。重温着往日的印象,首先想到今日要朝拜弗朗茨皇帝,想起军政大臣、恭恭敬敬的侍从武官、比利宾和昨日夜晚的闲谈。他要去朝拜,便穿上一套许久未穿的检阅服装,精神焕发,兴致勃勃,姿态亦优美,一只手绑着绷带,走进比利宾的书斋。书斋里有四个外交使团的绅士模样的人。博尔孔斯基认识公使馆的秘书伊波利特·库拉金公爵,比利宾介绍其余三个人和他相识。

    经常到比利宾这里来的绅士派头的人都是一些年轻、家境富裕、快活的上层社会人士,他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此地都结成一个独立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头头比利宾把它称为自己人(lesnotres)。这个几乎主要是由外交官构成的团体,看来有自己所固有的与战争和政治毫无关系的兴趣,这个团体对上层社会、对一些女士的态度和公务很感兴趣。看起来,这些有绅士派头的人都乐意吸收安德烈公爵加入他们的团体,认为他是自己人(他们对少数几个人表示尊敬)。因为人们尊敬他,才向他提出几个有关军队和战役的问题,以此作为话题。随即又闲谈起来,话里头夹杂着许多乱七八糟的笑话,而且议论他人的长短。

    “不过这是件特别好的事,”有个人讲到外交官中一个同僚的失败时,说道,“其所以是件特别好的事,是因为奥国首相坦率地告诉他:他去伦敦上任是一种晋升,要他能这样看待这件事。你们能臆想得出他这时的模样吗?……”

    “诸君,不过最糟的是,我要向你们揭发库拉金;有个人处于逆境,他这个唐璜却借机滋事。这个人多么可怕啊!”

    伊波利特公爵躺在一把伏尔泰椅上,一双脚跷在扶手上,大笑起来。

    “Parlez—moideca,”①他说道。

    ——–

    ①法语:喂,您讲讲吧,喂,您讲讲吧。

    ②法语:女人是男人的伴侣。

    “啊,唐璜!啊!一条毒蛇。”听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博尔孔斯基,您不知道,”比利宾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说道,“法国军队的诸多可怖(我险些儿说成俄国军队)比起这个人在女人中间干的勾当来是算不了一回事的。”

    “Lafem meestla compagnedel’homme,”②伊波利特公爵说道,开始戴上单目眼镜观看他那双架起来的脚。

    比利宾和自己人注视伊波利特的眼睛时哈哈大笑起来。安德烈公爵看到,这个伊波利特是这个团体的丑角,他(应当承认)几乎因为伊波利特和妻子相好而感到醋意。

    “不,我要请您品味一下库拉金,”比利宾对博尔孔斯基轻声地说,“他议论政治时很会盅惑人心,要看看这副傲慢的样子。”

    他在伊波利特近旁坐下来,皱起额头,和他谈论有关政治的问题。安德烈公爵和其他人都站在他们二人周围。

    “Lecabinet de Berlinne peut pasex primerun senti B

    ment d’alliance,”伊波利特意味深长地环顾众人,开始发言,“san sex primer… comme dans sader nierenote… vous comprenez… vous comprenez… etpuis sisa Majestél’empereur nedéroge pasauprin cipedeno trealliance…”①

    “Attendez,jen’aipasfini…”他一把抓住安德烈公爵的手,说道,“jesup posequel’inter vention seraplus forte quelanon— intervention,Et…”他沉默片刻,“On nepour rapa simputeràlafindenon- recevoir notredépêchedu 28 novem bre Voilàcom- ment toutcela finira.”②他松开博尔孔斯基的手,以此表示,他的话讲完了。“Demosthènes,jetere connaisau caillou quetuas cachédan stabouched’or!”③

    比利宾说道,他高兴得一头的头发都散开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伊波利特的笑声最响亮。看起来,他气喘吁吁,觉得不好受,但是他没法忍住,发出一阵狂笑,好像拉长了他那一向显得呆板的面孔似的。

    “喂,诸位,原来是这么回事,”比利宾说道,“无论在这栋屋里,还是在布吕恩,博尔孔斯基总是我的客人,我要尽可能让他饱尝一番本地生活上的乐趣。如果在维也纳,那是容易办到的事。可是在这里,danscevilaintroumorave④,就更难办了,因此,我向你们大家求援。Ⅱ fautlui faive leshon Bneurs de Brtinn,⑤看戏的事由你们负责,社团的事由我承担,伊波利特,不消说,应酬女人的事由您主持好了。”

    ——–

    ①法语:柏林内阁不能表示它对联盟的意见,在最近的照会中……没有表示……其实,你们明白,你们明白……如果皇帝陛下不改变我们联盟的实质……

    ②法语:等一等,我还没有讲完……我想,干涉比不干涉更稳妥。而且,……

    不可能认为,问题就在于完全不接受我方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紧急报告……其结局必将是这样的。

    ——–

    ③法语:德摩西尼,我凭你放在你那金口中的石头就能把你认出来。

    ④法语:在这令人厌恶的摩拉维亚山洞中。

    ⑤法语:就应当请他饱尝一番布吕恩的风味。

    “应当请他瞧瞧阿梅莉,真是美不胜言!”一个自己人吻着自己的指头尖,说道。

    “总而言之,应当让这个嗜血成性的士兵倾向仁爱的观点。”比利宾说道。

    “诸位,我未必能够享受你们的款待,我现在应该走了。”

    博尔孔斯基看着表,说道。

    “上哪里去呢?”

    “去朝拜皇帝。”

    “啊,啊!啊!”

    “嗬!博尔孔斯基,再见!公爵,再见!早点回来用午餐,”

    可以听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来应付您了。”

    “当您和皇帝谈话时,请尽量夸奖军粮供应的措施和适宜的行进路线的分布。”比利宾把博尔孔斯基送到接待室时,说道。

    “我心里本想,知道多少就夸奖多少,可是办不到。”博尔孔斯基面露微笑,答道。

    “嗯,总之要尽量多说点。他很喜欢接见人,可是他本人不喜欢讲话,也不善于讲话,以后您会知道的。”

    ——————

    12

    弗朗茨皇帝出朝时只是目不转睛地看了看安德烈公爵的面孔,这时安德烈公爵站在奥国军官中间被指定的地方,弗朗茨皇帝点点他那长长的头,向安德烈公爵致意。但在受觐之后,昨天那位侍从武官把皇帝意欲接见安德烈公爵的话恭恭敬敬地转告他。弗朗茨皇帝在接待室中间召见他了。在开始谈话之前,安德烈公爵感到诧异的是,皇帝好像慌乱了,不知道要说什么,涨红了脸。

    “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战斗的?”他急急忙忙地问道。

    安德烈公爵回答了问题。紧接着这个问题,又提出另外一些同样简单的问题:“库图佐夫身体好吗?他离开克雷姆斯多久了?”及其他问题。皇帝说话时带着那副表情,好像他的目的只在于,提出相当多的问题。显而易见,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感兴趣。

    “是几点钟开始战斗的?”皇帝问道。

    “我没法禀告陛下,前线的战斗是几点钟开始的,但是在我呆过的迪伦斯坦,军队是在下午五点多钟开始发动进攻的。”博尔孔斯基说道,显得十分兴奋,他这时打算把他头脑中想象得到的一切见闻真实地描述出来。

    但是皇帝微微一笑,打断他的话。

    “有几海里路?”

    “陛下,从何地到何地?”

    “从迪伦斯坦到克雷姆斯。”

    “陛下,三点五海里路。”

    “法国佬放弃了左岸吗?”

    “据侦察兵报告,最后一批法国佬在深夜乘木筏渡河了。”

    “克雷姆斯的饲料够用吗?”

    “饲料没有如数送到呢……”

    皇帝打断他的话。

    “施米特将军是在几点钟牺牲的?”

    “好像是在七点钟。”

    “是在七点钟?太惨了!太惨了!”

    皇帝说,他要表示感激,行了一鞠躬。安德烈公爵走出去,廷臣们立即把他围住。一对对温柔的眼睛从四面端详着他,可以听见一句句亲热的话。昨天那位侍从武官责备他,说他为什么不在宫廷中下榻,于是请他在自己家中落歇。军政大臣走到他跟前,恭贺他荣膺皇帝赐予的三级玛丽亚·特雷西娅勋章。皇后的宫廷高级侍从请他觐见皇后陛下。大公夫人也愿意和他见面。他不知道应当向谁回答,有一瞬间在集中思路。俄国公使抓住他的肩膀,把他领到窗口,开始跟他谈话。

    与比利宾的话相反,他所带来的消息很受欢迎。感恩祈祷的日子定出来了。库图佐夫获得奖赏,被授予玛丽亚·特雷西娅大十字勋章,全军官兵都获得奖赏。博尔孔斯基得到各方的请帖,整个早上都得拜会奥国的主要官吏。下午四点多钟结束拜会以后,安德烈公爵在回到比利宾家中去的路上,心中想给他父亲写信,禀告作战和前来布吕恩旅行的情况,一辆载着半车物品的四轮轿式马车停在比利宾占用的住宅的台阶前面,比利宾的仆人弗朗茨很费劲地拖着一只箱笼,走出门来(安德烈公爵在前去比利宾家中以前,先走到一家书店,备办几本供行军路上阅读的书,他在书店里坐得太久了)。

    “是怎么回事?”博尔孔斯基问道。

    “Ach,erlaucht!”弗朗茨说道,一面费劲地背起皮箱,把它放到四轮轿式马车上,“Wirzi ehenno chweiter,Der Bosewichtists chonwie derhinter unsher!”①

    “是怎么回事?怎么啦?”安德烈公爵问道。

    比利宾朝博尔孔斯基迎面走出来。在比利宾平素恬静的脸上流露着激动不安的神态。

    “Non,non,avouezquec’estcharmant,”他说道,“cettehistoir cdupontde Thabor(维也纳的一座桥)。IlsL’ontpassésans coupfesrier。”②

    安德烈公爵一点也不明白。

    ——–

    ①法语:哎,大人!我们要出发,到更远的地方去。有个坏家伙又跟在我们后面来了。

    ②法语:不,不,请您承认,这真是妙不可言,这就是塔博尔桥事件。他们未遇阻力就过桥了。

    “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您不知道城里的马车夫都已经知道的事吗?”

    “我是从大公夫人那里来的。我在那里没有听过一点消息。”

    “您也没有看见到处都在收捡行李吗?”

    “没有看见……这是怎么一回事?”安德烈公爵不耐烦地问道。

    “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法国佬从奥尔斯珀格占据的那座桥上走过去了。桥还没有炸掉,缪拉正沿着通往布吕恩的大路奔走,今日或明日他们会到达此地。”

    “怎么会到达此地呢?既然桥上埋了地雷,怎么不把桥炸掉呢?”

    “我正向您问起这件事的?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就连波拿巴本人也不知道。”

    博尔孔斯基耸耸肩。

    “既然越过那座桥了,就是说,全军都要覆没了:军队要被截断联系的。”他说道。

    “问题实质就在于此,”比利宾答道。“您听我说吧,我跟您说过法国佬打进了维也纳。一切都很不错,第二天,就是昨天,三位元帅先生——缪拉、拉纳、贝利亚尔——骑上马,向那座桥进发。(请您留意,这三个人都是吹牛大家。)其中一个人说道:‘诸位,你们都知道,这座塔博尔桥布了地雷和扫雷装置,桥前面耸立着一座森严的têtedepont①,还有那受命炸桥并阻挡我们前进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但是,如果我们占领这座桥,我们的拿破仑皇帝陛下是会十分喜悦的。让我们一道去占领那座桥吧。’‘我们一道去吧。’另外两个人说道。于是他们就出发,去攻占那座大桥,他们越过了大桥,现在他们正带领全军人马在多瑙河这边向我们、向你们、也向你们的交通线进发。”

    ——–

    ①法语:桥头堡。

    “开够了玩笑。”安德烈公爵忧悒而严肃地说。

    这消息使安德烈公爵既感到痛苦,同时又感到喜悦。一当他获悉,俄国军队正处于如此绝望的境地,他脑海中就想到,正是他肩负着使俄国军队摆脱这种窘境的使命,这就是土伦战役的重演,它定能将他从无名的军官中解救出来,为他开辟第一条求得功名的道路!他一面倾听比利宾讲话,一面考虑到,他回到军队之后将在军委会上提出一项拯救军队的意见,他于是一人接受委托去完成这项计划。

    “开够了玩笑。”他说道。

    “我不开玩笑,”比利宾继续说道,“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实、更悲惨的事了。这几位先生独自骑马来到桥上,举起白手绢,要对方相信,他们要暂时休战,他们这几个元帅是来和奥尔斯珀格公爵举行谈判的。值日军官让他们走进tetedepont。他们对他讲了一大堆夸口的蠢话,说战争已经结束,弗朗茨皇帝预定和波拿巴会面的时地,他们希望看见奥尔斯珀格公爵等等。军官派人去把奥尔斯珀格请来,这几位先生拥抱军官们,说些笑话,在炮身上坐下来;与此同时,一营法国兵不知不觉地登上了大桥,把装有可燃物的袋子扔到水里去,随即逼近(tetedepont。我们亲爱的公爵奥尔斯珀格·冯·毛特恩中将本人最后出现了。‘亲爱的敌人!奥国军队的精华,土耳其战争的英雄!敌对局面结束了,我们可以互相伸出友谊之手……’拿破仑皇帝急切地希望认识奥尔斯珀格公爵,一言以蔽之,这几位先生无怪乎是吹牛大家,他们对奥尔斯珀格说了一大堆好话。他很快就和法国元帅们建立了密切关系,这种情形使他迷惑不已,他看见缪拉的礼服和驼鸟翎,眼睛中冒出了金星。qu’iln’yvoitquedufeu,etoub liece luiqu’i ldevait faire,fairesurl’ennemi。”①(虽然比利宾谈得生动,但是他却没有忘记在说完这句mot之后要稍微停顿一下,好让别人有评论的功夫。)“一营法国兵跑进了tetedepont,把几樽大炮钉死了,占领了那座桥梁。可是,还有至为美妙的事情,”他继续说下去,说得娓娓动听,他那激动的心情平息下去了,“至为美妙的是,一名被派来照看大炮的中士(要凭开炮的信号点燃地雷并且炸毁桥梁),这名中士看见法国军队跑上桥来,就想开枪,但是拉纳挪开了他的手。看起来,这名中士比他的将军更聪明,他向奥尔斯珀格跟前走去,说道:‘公爵,您被欺骗了,您瞧瞧,法国佬啊!’缪拉知道,如果让中士说下去,那就得认输了。他带着假装的惊讶的神态(真正的吹牛大家)把脸转向奥尔斯珀格,说道:‘我真不了解什么举世赞不绝口的奥国的军队纪律,’他说道,‘您竟然容许下级对您说出这种话!’c’est genialLe princed’

    Auersper gsepiqued’honneuret faitmettre lesergen tauxarrèts.Non,mais avoue zquec’estcharman ttoutecet tebistoire dupontde Thador.Cen’es tnibê tiseni lacche té…”②

    “C’est trahisonpeut— être,”①安德烈公爵说道,活生生地想象到灰色的军大衣、创伤、硝烟、枪炮声和等待他的光荣。

    ——–

    ①法语:以致他只看见他们在开火,而忘记了他自己应当向敌人开火。

    ②法语:这真是美妙。奥尔斯珀格公爵觉得委屈,便下令逮捕中士。不,您得承认,这座桥梁的全部历史事实真是美妙极了。这并不是指什么愚蠢,也不是指什么卑鄙……

    “Nonplus,celametl acour dansde trop mauvaisdraps,”比利宾继续说下去。“Cen’est ni trahison,nilacheté,nibêtise;cestcommaàUlm……”他好像沉思起来,要寻找一句恰当的话:“C’est……c’estdu Mack Nous somme smackés,”②他说了一句收尾的话,心里觉得他说了unmot,一句新鲜的,将会脍炙人口的用mot。

    ——–

    ①法语:也许是背叛。

    ②法语:也不是的。这会使朝廷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这既不是背叛,不是卑下,也不是愚蠢。这就像马尔姆战役那样,这……这是马克作风。我们都马克化了。

    到这时他前额上皱起的皱纹很快地舒展开来,表示他感到高兴,他脸上微露笑意,开始审视自己的指甲。

    “您到哪里去?”他忽然说道,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站起来,朝他自己房里走去了。

    “我要动身了。”

    “您到哪里去?”

    “到军队里去。”

    “您想再呆一两天吗?”

    “我马上就要动身了。”

    安德烈公爵吩咐准备出发后,就走回房里去了。

    “我亲爱的,您听我说,”比利宾朝他房里走去时说道,“您的事情我考虑到了。您干嘛就要走呢?”

    为了证明这个无法反驳的理由,他脸上的皱纹都消失了。

    安德烈公爵疑惑地望望交谈的人,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您干嘛就要走呢?我知道您想的是,当军队处于危险的境地,此时您奔回军中是您的天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moncher,c’estl’héroisme.”①

    “一点也不对。”安德烈公爵说道。

    “不过您是unphi losophe,②您要做个十足的哲学家,从另一面来看待事物,您会看见,与此相反,保重自己才是您的职责。您把这件事交给那些除此而外毫无用处的人去办吧……没有吩咐您回到部队里去,也没有谁要您离开此地,因此,您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道到那不幸的命运招引我们的地方去。据说,有人要去奥尔米茨。奥尔米茨是个十分可爱的城市。我和您一起乘座我的四轮马车不慌不忙地走到那里去。”

    ——–

    ①法语:我亲爱的,这是英雄主义。

    ②法语:哲学家。

    “比利宾,不要再开玩笑吧。”博尔孔斯基说道。

    “我是真诚而友善地对您说出这番话的。您考虑一下,当您还可以留在这里的时候,您干嘛就要走呢?走到哪儿去呢?等待着您的是二者之一(他皱起了左边太阳穴上的皮肤):或者是在您还没有到达部队所在地,就已签订了和约;或者是库图佐夫全军败北,蒙受奇耻大辱。”

    比利宾舒展开皱起的皮肤,心里觉得,他的两刀论法是无可辩驳的。

    “这一点我不能考虑,”安德烈公爵冷淡地说,但心中想道:“我去的目的在于拯救军队。”

    “moncher,vousetesunheros.”①比利宾说道。

    ——–

    ①法语:我亲爱的,您是个英雄。

    ——————

    13

    就是在那天夜晚,博尔孔斯基向军政大臣辞行之后,便乘车向部队走去,连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部队。还担心在前往克雷姆斯的途中会被法国人截住。

    布吕恩朝廷的上上下下都在收拾行装,沉重的物件都已运到奥尔米茨。在埃采尔斯多夫附近的某地,安德烈公爵驶行到大马路上。俄国军队极其忙乱地沿着这条大路前进。这条路上塞满了形形色色的车辆,以致轻便马车无法通行。安德烈公爵饥肠辘辘,倦容满面,他向哥萨克长官雇了一匹马和一名哥萨克兵,赶到车队前面去寻找总司令和自己的马车。途中向他传来俄国军队进退维谷的消息,军队不遵守秩序、擅自逃跑的情状证实了这些马路消息。

    “Cet tear méer ussequel’ordel’Angleterrea

    tran sportéede sextrémités del’univers,nousallon slui faireé prouver le memesort (lesortdel’arméea’ulm).”①他回想起波拿巴在战役开始之前向军队发布的命令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同样使他对天才的英雄感到惊奇,激起屈辱的自豪感和沽名钓誉的希望。“假如除阵亡而外,一无所存,怎么办呢?”他想道,“既然有必要,也没有什么!我会处理得比别人更出色。”

    ——–

    ①法语:我们要迫使英国的黄金自天涯海角运送来的这支俄国军队遭受同样的厄运(乌尔姆军队的厄运)。

    安德烈公爵鄙夷地望着这些川流不息的混乱的队列、马车、辎重队、炮兵,又是马车、马车、各色各样的马车,后车追赶前车,排成三行、四行,堵塞着泥泞的道路。从四面八方,前前后后,听力所及之处,传来车轮的辚辚声、轻便马车车厢、普通大车和炮架的隆隆声、马蹄得得的声音、马鞭哒哒的响声、催马的吆喝声、士兵、勤务兵和军官的咒骂声。道路的两边时而不停地望见剥去外皮和尚未剥去外皮的倒毙的马匹,时而望见被破坏的马车,一些散兵游勇坐在马车旁等待着什么,时而望见一些脱离队伍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地向邻近的村庄走去,或者从村里拖出若干只母鸡、公羊、干草或一些装满着物品的布袋。在上下坡的地方,人群显得更加密集,不停地听见哼叫的声音。士兵们陷入齐膝深的泥泞中,双手抬着炮身,扶着带篷大车;马鞭不停地抽挞,马蹄滑动着;套索眼看就要破裂,他们拼命地吼叫,叫痛了胸口。指挥车马运行的军官们在车队中间时而向前、时而向后地驶行。在众人的嘈杂声中可以隐约地听见他们的说话声,从他们脸上看出,他们已经丧失制止混乱的希望了。

    “Voilalecher①东正教军队。”博尔孔斯基回忆起比利宾的话时,思忖了一下。

    ——–

    ①法语:看,这就是可爱的……

    他驶近车队,欲向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打听总司令的下落。一辆稀奇古怪的单马轻便马车从他对面直奔而来,很明显这是一辆士兵家庭集资制造的式样介乎普通大车、单马双轮轻便车和四轮马车之间的马车。士兵驾驶着马车,一个妇女坐在皮革车篷底下的挡布后面,她满头缠着围巾。安德烈公爵向他们前面驶来,这个坐在带篷马车中的妇女拼命地喊叫,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时候他便问问那个士兵。一名坐在这辆马车上充当车夫的士兵很想赶到前面去,指挥车队的军官揍他一顿,皮鞭子不断地落在带篷马车的挡布上。这个妇女尖声地叫喊。她看见了安德烈公爵,便从挡布后面探出身子,一面挥动着从地毯似的围巾后面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手臂,嚷道:

    “副官!副官先生!…看在上帝面上……救救我吧…这会闹成啥样子?…我是第七猎骑兵团军医的妻子……不放我们过去:我们就落在后面,自己的人都失散了……”

    “我真要把你砸成薄饼,你转回头去!”凶恶的军官对士兵喊道,“你跟你的邋遢女人转回头去。”

    “副官先生,救救我吧!这是什么世道?”军医的妻子喊道。

    “请您让这辆马车通行。您难道看不见这是妇女吗?”安德烈驶至军官面前,说道。

    军官瞟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又把脸转向士兵,说道:

    “我要绕到前面去……你后退吧!”

    “让这辆马车通行,我跟您说。”安德烈公爵瘪着嘴唇,又重复地说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这名军官忽然摆出一副发酒疯的样子对他说,“你是什么人?(他特别强调“你”的重音)是长官,是不是?这里的长官是我,而不是你。你退回去吧,”他重说一遍,“我真要把你砸成薄饼。”

    看起来,这名军官更喜欢这句口头禅。

    “他很傲慢地把小副官的话顶回去了。”从后面传来话语声。

    安德烈公爵看见,军官喝醉酒似地无缘无故地发狂,人通常处于这种状态会不记得自己所说的话的。他又看见,他庇护坐在马车上的军医太太,定会使人感到,这是世界上一件最可怕的事,这会变成所谓的ridicule①,但是他的本能使他产生别的情感。军官还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句话说完,安德烈公爵便狂暴得扭曲了面孔,走到他跟前,举起了马鞭:

    “请您让这辆马车通行吧!”

    ——–

    ①法语:笑料。

    军官挥挥手,急忙走到一边去。

    “这些司令部的人员把什么都搞得乱七八糟,”他唠叨地说,“您要干什么,听您的便吧。”

    安德烈公爵没有抬起眼睛,匆匆忙忙地从那个把他叫做救星的军医太太身边走开,向人家告诉他的总司令驻扎的村庄疾驰而去,一面厌恶地想到这种有伤自尊心的争执的详情细节。

    他驶入村庄,翻身下马,向第一栋住宅走去,心里想要休息片刻,吃点什么,澄清一下令人屈辱的折磨他的想法。

    “这是一群坏蛋,而不是军队。”他想道,向第一栋住宅的窗口走去,这时候一个熟人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回头一看,涅斯维茨基的清秀的面孔从那小小的窗口探了出来。涅斯维茨基用那红阔的嘴咀嚼着什么食物,一面挥动着手臂,把他喊到身边去。

    “博尔孔斯基,博尔孔斯基!你听不见,是不是?快点来吧。”他喊道。

    安德烈公爵走进住宅,看见正在就餐的涅斯维茨基和另一名副官。他们急忙地询问博尔孔斯基,他是否获悉什么新闻?安德烈公爵从他很熟悉的他们的脸上看出了惊惶不安的神色。这种神色在向来流露笑意的涅斯维茨基的脸上特别引人注目。

    “总司令在哪里?”博尔孔斯基发问。

    “是在这里,在那栋住宅里。”副官答道。

    “啊,说实在话,媾和与投降,都没有什么,是吗?”涅斯维茨基问道。

    “我正在问您。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很费劲地才走到你们这里来。”

    “老兄,我们这里怎么啦!不得了!老兄,我认罪;大家嘲笑过马克,可是我们自己搞得更糟了,”涅斯维茨基说道,“你坐下,吃点什么吧。”

    “公爵,而今没有找到马车,什么也找不到,天知道您的彼得在哪里呢。”另一名副官说道。

    “大本营究竟在哪里?”

    “我们要在茨奈姆落歇。”

    “我把我要用的全部物件重新驮在两匹马背上,”涅斯维茨基说道,“马搭子装得棒极了。即令要溜过波希米亚山也行。老兄,很不妙。你真的病了,怎么老在发抖呢?”涅斯维茨基发现安德烈公爵像触到电容瓶似地打了个哆嗦,于是问道。

    “没关系。”安德烈公爵答道。

    这时分他想起了不久以前跟军医太太和辎重队军官发生冲突的情景。

    “总司令在此地做什么事?”他问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涅斯维茨基说道。

    “有一点我是了解的:什么都令人厌恶,令人厌恶,令人厌恶!”安德烈公爵说完这句话,就到总司令驻扎的住宅去了。

    安德烈公爵从库图佐夫的轻便马车旁边,从疲惫不堪的随员骑的马匹旁边,从那些大声交谈的哥萨克兵旁边经过后,便走进外屋。有人告诉安德烈公爵,库图佐夫本人和巴格拉季翁公爵、魏罗特尔都在一间农村木房里。魏罗特尔是替代已经献身的施米特的奥国将军。在外屋里,个子矮小的科兹洛夫斯基在文书官面前蹲着。文书官卷起制服的袖口,坐在桶底朝上翻过来的木桶上,急急忙忙地誊写文件。科兹洛夫斯基面容疲倦,看起来,他也有一宵未眠。他朝安德烈公爵瞥了一眼,连头也没有点一下。

    “第二行……写好了吗?”他向文书官继续口授,“基辅掷弹兵团,波多尔斯克兵团……”

    “大人,跟不上您呀。”文书官回头望望科兹洛夫斯基,不恭敬地、气忿地答道。

    这时从门里可以听见库图佐夫的极度兴奋的不满意的话语声,它被另外的陌生的话语声打断了。这些话语声清晰可闻,科兹洛夫斯基漫不经心地瞥他一眼,疲惫不堪的文书官出言不逊,文书官和科兹洛夫斯基离总司令只有咫尺之地,他们围着木桶坐在地板上,几名哥萨克牵着马儿在住宅的窗下哈哈大笑,——从这一切来推敲,安德烈公爵心里觉得,想必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严重事件。

    安德烈公爵十分迫切地向科兹洛夫斯基提出了几个问题。

    “公爵,马上就回答,”科兹洛夫斯基说道,“正给巴格拉季翁下一道书面命令。”

    “是要投降吗?”

    “根本不是,作战命令已经颁布了。”

    安德烈公爵向门口走去,门后可以听见众人的话语声。但是当他想要开门时,房间里的话语声停住了,门自动地敞开了。库图佐夫长着一张肥胖的脸,鹰钩鼻子,他在门坎前出现了。安德烈公爵笔直地站在库图佐夫对面,但是从总司令的独眼的表情可以看出,一种心绪和忧虑萦回于他的脑际,仿佛蒙住了他的视觉。他直勾勾地望着他的副官的面孔,没有认出他是谁。

    “喂,怎么,写好了吗?”他把脸转向科兹洛夫斯基,说道。

    “立刻写好,大人。”

    巴格拉季翁,身材不高,一副东方型的表情呆板而端正的脸孔,干瘪瘪的,还不是老年人,他跟随总司令走出来。

    “遵命来到,荣幸之至。”安德烈公爵递上一封信,嗓音洪亮地重说一句话。

    “啊,是从维也纳来的吗?很好。过一会儿,过一会儿!”

    库图佐夫随同巴格拉季翁走上了台阶。

    “啊,公爵,再见,”他对巴格拉季翁说道,“基督保佑你。

    祝福你建立丰功伟绩。”

    库图佐夫的脸色忽然变得温和了,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用左手把巴格拉季翁拉到自己身边,用那只戴着戒指的右手做出显然是习惯做的手势,给他画十字,向他伸出肥胖的脸颊,巴格拉季翁没有去吻他的脸颊,而是吻了吻他的颈项。

    “基督保佑你,”库图佐夫重说了一遍,便向四轮马车前面走去,“你和我一同坐车吧。”他对博尔孔斯基说道。

    “大人,我希望能在此地效劳。请您允许我留在巴格拉季翁公爵的部队中吧。”

    “你坐下,”库图佐夫发现博尔孔斯基在耽误时间,便开口说道,“我本人,本人要用一些优秀的军官。”

    他们坐上了四轮马车,默不作声地驶行了几分钟。

    “前途无量,还有许多事要干,”他带着老年人富有洞察力的表情说道,仿佛他明白博尔孔斯基的全部内心活动似的,“假如明日有十分之一的人从他的部队中回来的话,我就要感谢上帝。”库图佐夫好像自言自语地补充说。

    安德烈公爵望了望库图佐夫,在离他半俄尺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注视库图佐夫的太阳穴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伤疤,在伊兹梅尔战役中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颅,失去了眼球,他这只出水的眼睛也使安德烈公爵注目。“是的,他有权利心平气和地谈论这些人阵亡的事啊!”博尔孔斯基思忖了一会。

    “正是因为这缘故,我才请求把我派到这支部队里去。”他说道。

    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好像忘记了他说的话,还在沉思默想地坐着。五分钟以后,库图佐夫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坐在柔软的四轮马车的弹簧车垫上平稳地摇摇晃晃。他脸上没有激动的痕迹了。他带着含蓄的讥讽的神情询问安德烈公爵关于他和皇帝会面的详细情形、在皇宫听到什么有关克雷姆战役的评论,并且问到大家都认识的几个女人。

    ——————

    14

    十一月一日,库图佐夫从他的侦察兵那里得到了消息,这项消息可能使他率领的军队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侦察兵禀告:法国佬以其雄厚的兵力已越过维也纳大桥,向库图佐夫和俄国开来的军队的交通线挺进。如若库图佐夫下定决心留守克雷姆,拿破仑的十五万军队就要截断他的各条交通线,包围他的精疲力竭的四万军队,他就会处于乌尔姆战役中马克陷入的绝境。若是库图佐夫下定决心放弃他和俄国军队取得联络的道路,他就会无路可走,只得进入那人地生疏的无名的波希米亚山区,自我防卫,以免遭受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的进犯,并且丧失他和布克斯格夫登取得联络的任何希望。若是库图佐夫下定决心沿途退却,从克雷姆斯撤退到奥尔米茨,同俄国军队汇合,那末在这条路上,那些越过维也纳大桥的法国人就要抢先一步,使库图佐夫遭受危险,这样一来,他就要被迫携带各种重型装备和辎重在行军中作战,同兵力优越二倍、从两面向他夹攻的敌人作战。

    库图佐夫选择了后一条出路。

    侦察兵禀告,法国人越过维也纳大桥,正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库图佐夫撤退的道路上的茨奈姆推进,在库图佐夫前头走了一百多俄里。先于法国官兵抵达茨奈姆,意味着拯救全军的希望更大;让法国官兵抢先到达茨奈姆,就意味着一定会使全军遭受乌尔姆战役之类的奇耻大辱,或者使全军覆没。但是,率领全军赶到法国官兵前头去是不可能的。法国官兵从维也纳到茨奈姆的道路,比俄国官兵从克雷姆斯到茨奈姆的道路更短,更便于行走。

    得到消息的晚上,库图佐夫派遣巴格拉季翁的四千人马的前卫队伍从克雷姆斯——茨索姆大道右侧翻越山峰向维也纳——茨奈姆大道推进。巴格拉季翁应当不停地走完这段行程,在面朝维也纳背向茨奈姆的地方扎下营盘。假如能赶到法国官兵前头,他就应当尽可能地阻止他们前进,库图佐夫本人携带各种重型装备起程前赴茨奈姆。

    在暴风雨之夜,巴格拉季翁带着那些忍饥挨饿、不穿皮靴的士兵在无路径的山中走了四十五俄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掉队的官兵。巴格拉季翁比法国官兵早几个钟头到达维也纳——茨奈姆大道上的霍拉布伦,这时法国官兵正向霍拉布伦附近推进。库图佐夫随带辎重还要再走一昼夜才能抵达茨奈姆;因此,为拯救军队巴格拉季翁就必须带领四千名饥饿而劳累的士兵花费一昼夜在霍拉布伦阻击相遇的全部敌军,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事。但是奇特的命运却使办不到的事变成办得到的事。不战而将维也纳大桥交到法国官兵手中这一骗术的成功促使缪拉也试图欺骗一下库图佐夫。缪拉在茨奈姆大道上遇见巴格拉季翁的兵力薄弱的部队后,以为这就是库图佐夫的全军人马。为坚持粉碎这支部队,他要等候从维也纳动身后于途中掉队的官兵,为此目的他建议休战三天,条件是:双方的部队不得改变驻地,在原地不动。缪拉要人人相信,和谈正在进行中,为避免无益的流血,所以提议停战。

    处于前哨部队中的奥国将军诺斯蒂茨伯爵相信缪拉军使的话,给巴格拉季翁的队伍开路,自己退却了。另一名军使向俄国散兵线上驶去,也宣布同样的和谈消息,建议俄国军队休战三天。巴格拉季翁回答,他不能决定是否接受停战建议一事,他于是派出他的副官携带建议休战的报告去晋谒库图佐夫。

    停战对库图佐夫来说是唯一的赢取时间的办法,巴格拉季翁的疲惫不堪的部队可用以稍事休憩,即令他让辎重和重型装备得以向茨奈姆多推进一段路程也行(瞒着法国官兵运输辎重和重型装备)。这项停战建议为拯救全军造成了料想不到的唯一的良机。库图佐夫在得到消息之后,立即把他部下的侍从武官长温岑格罗德派往敌营。温岑格罗德不仅应该接受停战条款,而且应该提出投降条件;与此同时,库图佐夫还派出数名副官,尽量催促克雷姆斯——茨奈姆大道上全军的辎重向前推进。唯独巴格拉季翁的疲惫而饥馑的部队为掩护辎重和全军行进而在兵力强于七倍的敌人面前岸然不动地设营。

    库图佐夫意料之事果然应验了,其一是,投降建议并不要求承担任何责任。它可使部分辎重赢得推进的时机;其二是,缪拉的错误很快会被揭露。波拿巴驻扎在申布鲁恩,离霍拉布伦有二十五俄里之遥,他一接到缪拉的情报和停战、投降的草案,便立刻看出这个骗局,于是给缪拉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缪拉亲王:

    我搜寻不到恰当的言词以表达我对您的不满。您只

    能指挥我的前卫,如未接获我的命令,您无权擅自停战媾和。您使我丧失整个战役的成果。您立刻撕毁停战建议书,并且前去歼灭敌人。您对他宣布,签署这份降书的将军无权作出这一决定,除俄皇之外,谁也无权作出这一决定。

    但是,如果俄皇同意这一条件,我也表示赞同,然

    而这只是一种计谋而已。您要去消灭俄国军队……您定能夺取俄国军队的辎重和大炮。

    俄皇的侍从武官长是个骗子手……军官们如未授予

    全权,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他也没有这种权力……在越过维也纳大桥时,奥国人遭受欺骗,而您却遭受俄皇侍从武官的欺骗。

    拿破仑

    一八○五年雾月二十五日八时于申布鲁恩

    波拿巴的副官携带这封令人恐怖的书函向缪拉处奔驰而来。波拿巴本人不信任将军,生怕放走现成的牺牲品,便率领御林军奔赴战场。巴格拉季翁的四千人马的队伍正在快活地点起篝火,烤干衣服、取暖,停战三天后第一次煮饭,队伍中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想到目前将要发生什么事。

    ——————

    15

    下午三点多钟,安德烈公爵向库图佐夫坚决地请求,在获准之后来到格伦特,拜谒了巴格拉季翁。波拿巴的副官尚未抵达缪拉部队,因此会战仍未开始。巴格拉季翁的队伍中对整个事态的进展一无所知,人人都在谈论媾和,但都不相信媾和有实现的可能。人人都在谈论会战,但也不相信会战近在眉睫。

    巴格拉季翁认为博尔孔斯基是个走红的靠得住的副官,所以他像首长厚爱部下那样接待他。他向他宣布,大概在一二日之内将要发生会战,在会战期间,他让他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行决定:或者留在他身边,或者留在后卫队监察撤退的秩序,“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事。”

    “但是在眼下大概不会发生会战。”巴格拉季翁说,好像在安慰安德烈公爵似的。

    “如果他是个派来领十字勋章的司令部的普通的阔少,那他在后卫队也能得到奖励。如果他愿意留在我左右办事,那就让他干下去……如果他是个勇敢的军官,那就大有用场了。”巴格拉季翁想了想。安德烈公爵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请求允许他去视察阵地,了解一下部队的驻地,以便在接受任务时熟悉驶行的方位。部队中值勤的军官自告奋勇地陪伴安德烈公爵,这名军官是个眉清目秀的男子汉,穿着很讲究,食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法国话说得蹩脚,但他乐意说。

    从四面八方可以看见满面愁容、浑身湿透的军官,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还可以看见从村中拖出门板、条凳和栏栅的士兵。

    “公爵,瞧,我们没法摆脱这些老百姓,”校官指着这些人,说道,“指挥官纵容他们。瞧瞧这地方,”他指了指随军商贩支起的帐篷,“都聚在一起,坐着哩。今天早上把他们统一赶出去了,瞧瞧,又挤满了人。公爵,应当走到前面去,吓唬他们一下。等一等吗?”

    “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也得向他要点乳酪和白面包。”来不及吃点东西的安德烈公爵说。

    “公爵,您为什么不说呢?我愿意款待您哩。”

    他们下了马,走进了随军商贩的帐篷。数名军官现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涨红了脸,坐在桌旁又吃又喝。

    “啊,诸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校官用责备的口吻说道,就像某人接连数次地重说一句同样的话,“要知道,随便离开是不行的。公爵已吩咐,不准任何人走来。哎,上尉先生,瞧您这副模样。”他把脸朝向身材矮小、形容污秽、瘦骨嶙峋的炮兵军官说道,这名军官没有穿皮靴(他把皮靴交给随军商贩烤干),只穿着一双长袜,在走进来的人面前站起来,不太自然地面露微笑。

    “喂,图申上尉,您不觉得害羞吗?”校官继续说道,“您这个炮兵好像要以身作则,而您竟不穿皮靴。假如发出警报,您不穿皮靴,那就很好看了。(校官微微一笑)诸位,诸位,诸位,请各回原位。”他客气十足地补充一句。

    安德烈公爵望了望上尉,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图申默不作声,微露笑意,站立时把重心从一只不穿靴子的脚移至另一只脚上,他带着疑惑的样子,用他那对聪明而善良的大眼睛时而望着安德烈公爵,时而望着校官。

    “士兵都说:不穿靴子更方便。”图申上尉说道,面露微笑,显得很羞怯,看起来,他想用诙谐的语调来摆脱他的窘境。

    “你们都各回原位。”校官尽量保持严肃的神态,说道。

    安德烈公爵又一次地望望炮兵的身段。在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全然不是军人固有的略嫌可笑、但又异常诱人的东西。

    校官和安德烈公爵都骑上马,继续前行。

    他们走到村外,不断地追赶并且遇见行军的各个小队的官兵,看见正在修筑的防御工事,工事左面刚刚挖出的泥土呈露红色。寒风凛冽,几个营的士兵都穿着一件衬衣,像白蚁似地在防御工事上蠕动。望不见的人在土墙后面铲出一锹一锹的红土。他们骑马走到防御工事前面,观看了一下,便继续前进。在防御工事后面,他们碰到几十个不断轮流替换、从工事跑下来的士兵。他们只好掩住鼻子,驱马疾驰,离开这种毒气弥漫的氛围。

    “Voilàagrementdescamps,monsieurleprince.”①值日校官说。

    ——–

    ①法语:公爵,这就是兵营的乐趣。

    他们骑马走到了对面山上。从这座山上可以看见法国官兵。安德烈公爵停步了,开始仔细地观察。

    “瞧,这儿就是我们的炮台,”校官指着那个制高点说道,“就是那个不穿靴子坐在帐篷里的古怪人主管的炮台,从那儿什么都可以望见。公爵,让我们一道去吧。”

    “感激之至,我一个人现在就走过去,”安德烈公爵说道,想避开这个校官,“请您甭费心。”

    他越向前行驶,越靠近敌军,我军官兵就显得更神气、更愉快。茨奈姆离法国人有十俄里,安德烈公爵是日早晨得绕过茨奈姆;正在茨奈姆前面驶行的辎重车队的秩序极为混乱,士气也低沉。在格伦特可以觉察到某种惧怕和惊慌的气氛。安德烈公爵越走近法军的散兵线,我军官兵就越显得信心充足。一些穿着军大衣的士兵排成一行,站在那里,上士和连长在清点人数,用手指戳着班里靠边站的士兵的胸口,命令他举起手来。分布在整片空地上的士兵拖着木柴、干树枝,搭起临时用的棚子,欢快地说说笑笑。一些穿着衣服的和裸露身子的士兵都坐在篝火旁边,烧干衬衣,包脚布,或者修补皮靴和大衣,都聚集在饭锅和伙夫周围。有个连的午饭弄好了,士兵们露出贪婪的神情望着蒸气腾腾的饭锅,等候着品尝的东西,军需给养员用木钵装着品尝的东西端给坐在棚子对面圆木上的军官。

    在另一个更走运的连队里,不是人人都有伏特加酒,士兵们挤成一团,站在那麻面、肩宽的上士周围,这名上士侧着小桶,向那依次地搁在手边的军用水壶盖子中斟酒。士兵们流露出虔诚的神色把军用水壶放到嘴边,将酒一倾而尽,嗽嗽口,用军大衣袖子揩揩嘴,带着快活的样子离开上士。大家的脸上非常平静,就好像这种种情形不是在敌人眼前发生,也不是在至少有半数军队要献身于沙场的战斗之前发生,而好像是在祖国某处等待着平安的设营似的。安德烈公爵越过了猎骑兵团,在基辅掷弹兵的队列中间,在那些从事和平劳作的英姿勃勃的人中间,在离那座高大的、与众不同的团长的棚子不远的地方,碰到了一排掷弹兵,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躺在他们前面。两名士兵捉住他,另外两名挥动着柔软的树条,有节奏地抽挞着他的裸露的背脊,受惩罚的人异乎寻常地吼叫。一名很胖的少校在队列前头走来走去,不理睬他的吼叫声,不住口地说:

    “士兵偷东西是很可耻的,士兵应当诚实、高尚而勇敢,假如偷了弟兄的东西,那就会丧失人格,那就是个恶棍。还要打!还要打!”

    可以不断地听见柔软的树条抽挞的响声和那绝望的、却是假装的吼叫声。

    年轻的军官流露着困惑不安和痛苦的神态,从受惩罚的人身边走开,带着疑问的目光打量着骑马从身旁走过的副官。

    安德烈公爵走进前沿阵地之后,便沿着战线的前面驰去。我军和敌军的左右两翼的散兵线相距很远,但在中部地带,就是军使们早晨经过的地方,两军的散兵线相距很近,他们彼此看得清脸孔,可以交谈几句。除开在这个地方据有散兵线的士兵而外,还有许多好奇的人站在战线的两旁,他们冷讥热讽,端详着他们觉得古怪的陌生的敌人。

    从清早起,虽然禁止人们走近散兵线,可是首长们没法赶走那些好奇的人。据有散兵线的士兵就像炫示什么珍宝的人们那样,已不再去观看法国官兵,而去观察向他们走来的人,寂寞无聊地等待着接班人。安德烈公爵停下来仔细观察法国官兵。

    “你瞧吧,你瞧,”一名士兵指着俄国火枪兵对战友说道,火枪兵随同军官走到散兵线前面,他和法国掷弹兵急速而热烈地谈论什么事,“你瞧,他叽哩咕噜地讲得多么流利!连法国人也赶不上他哩。喂,西多罗夫,你为一句给我听听!”

    “你等一下,听听吧,你瞧,多么流利啊!”被认为善于讲法国话的西多罗夫答道。

    两个面露笑意的人指给人家看的那名士兵就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认出他了,开始谛听他谈话。多洛霍夫随同他的连长从他们兵团驻守的左翼来到散兵线了。

    “喂,再说几句吧,再说几句吧,”连长催促他说话,一面弯下腰,极力不漏掉他听不懂的每句话,“请再说快点。他说什么啦?”

    多洛霍夫不回答连长的话,他卷入了跟法国掷弹兵开展的激烈的论争。他们当然是谈论战役问题。法国人把奥国人和俄国人混为一谈,他居然证明,俄国人投降了,从乌尔姆逃走了。多洛霍夫却证明,俄国人非但没有投降,而且打击了法国人。

    “我们奉命在这里赶走你们,我们一定能赶走你们。”多洛霍夫说。

    “只不过你们要卖力干,别让人家把你们和你们的哥萨克掳走了。”法国掷弹兵说道。

    法国观众和听众笑了起来。

    “要强迫你们团团转,就像苏沃洛夫在世时强迫你们团团转那样(onvous fera danser),”①多洛霍夫说道。

    “Quest—cequ’ilchante?”②一个法国人说道。

    “Del’histoireancienne,”③另外一个法国人猜到话题是涉及从前的战事,说道,“L’Empereu rvalui faire voiràvo tre Souvara,commeau xau tres…”④

    “波拿巴……”多洛霍夫本想开口说话,但是法国人打断他的话。

    “不是波拿巴,是皇帝啊!Sacrèmon…⑤”他怒气冲冲地喊道。

    “你们的皇帝见鬼去吧!”

    ——–

    ①法语:要强迫你们团团转。

    ②法语:他在那儿乱唱什么?

    ③法语:古代史。

    ④法语:皇帝像对待其他人一样,也要教训你们的苏瓦拉一顿……(苏瓦拉即指苏沃洛夫。)

    ⑤法语:见鬼去……

    多洛霍夫像士兵似的用俄国话粗鲁地骂了一顿,提起枪来,走开了。

    “伊万·卢基奇,我们走吧,”他对连长说道。

    “你看,法国话多棒,”散兵线上的士兵说道,“喂,西多罗夫,你说一句给我听听。”

    西多罗夫丢了个眼色,把脸转向法国人,开始急促地嘟嚷着一些听不懂的话。

    “卡里,乌拉,塔法,萨菲,木特尔,卡斯卡。”他叽哩咕噜地说,极力地想使他的语调富有表情。

    “嘿,嘿,嘿!哈,哈,哈,哈!哟!哟!”士兵中间传来了快活的哄然大笑,这笑声透过散兵线无意中感染了法国人,看来在这场大笑之后就应当退出枪弹,炸毁发射药,快点四散各自回家。

    但是火枪仍旧是装着弹药。房屋和防御工事里的枪眼仍然像从前那样威严地正视前方,卸下前车的大炮仍然互相对准着敌方。

    ——————

    16

    安德烈公爵从左右两翼绕过军队的整条战线之后,便登上校官谈话中提到的那座可以纵观整个战场的炮台。他在这里下了马,面前有四门大炮已卸去前车,他在那尊紧靠边上的大炮边旁停下来。炮队的一名哨兵在大炮前面踱来踱去,本来他在军官面前总要挺直胸膛立正,但是安德烈公爵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于是继续没精打采地、步速均匀地踱来踱去。前车停在大炮后面,再往后走就可以看见系马桩和炮兵生起的篝火。在离那尊紧靠边上的大炮不远的左前方,可以看见一座用树条编就的新棚子,棚子里传出军官们热闹的谈话声。

    诚然,从那座炮台上庶几展现出俄军和大部分敌军驻地的全貌。在对面山岗的地平线上,正好面对炮台,可以望见申格拉本村,在离本村两侧不远的地方,在法军生起篝火的滚滚黑烟中已有三处可以分辨清一大批法军,显然大部分法军都在本村和山后设营。村子左边,在一股浓烟中似乎可以看见某种形似炮台的东西,可是用肉眼就分辨不清楚了。我军的右翼位于颇为陡峭的高地,它耸立于法军阵地之上。高地上分布着我军的步兵,紧靠边缘的地方可以看见龙骑兵。图申主管的炮台位于中央,安德烈公爵从炮台上观察阵地,中央地带有一条笔直的缓坡路和通往小河的上坡路,这条小河把我们和申格拉本村分隔开来。我军右方与森林毗连,砍伐木柴的步兵生起的篝火冒着一股轻烟。法军的战线比我军的战线更宽,一目了然,法国官兵不难从两面包抄我们。我军阵地后面有一座陡峭的万仞深谷,炮兵和骑兵很难从峡谷退却。安德烈公爵用臂肘支撑着炮身,他取出记事簿,给自己画了一张军队部署图。他用铅笔在两处作了记号,打算向巴格拉季翁汇报一番。他想,首先把全部炮兵集中在中央阵地,其二,朝峡谷方向调回骑兵部队。安德烈公爵常在总司令近侧,注意群众的运作和一般的指令,并经常研究战争史文献,对行将爆发的战斗,情不自禁地想到军事行动进程的梗概。他脑海中只是浮现出如下严重的偶然事件:“如果敌军攻打右翼,”他自言自语地说,“基辅掷弹兵团和波多尔斯克猎骑兵团就要在中央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坚守阵地。在这种情况下,龙骑兵可能要打击侧翼部队,把他们粉碎。敌人一旦进攻中央阵地,我们就要在这个高地上布置中央炮台,并且在炮台掩护下集结左翼部队,列成梯队撤退到峡谷。”他自言自语地评论……

    当他在炮台上一门大炮旁边停留的时候,他便像平常那样不断地听见那些在棚子里说话的军官的嗓音,但是他们说什么,他连一个词也不明白。突然棚子里传来几个人的嗓音,这使他感到惊奇,他们说话的声调十分亲切,扣人心弦,以致他情不自禁地倾听起来。

    “不,亲爱的,”传来一阵悦耳的好像是安德烈公爵熟悉的话语声,“我是说,假如有办法知道未来的事,那末我们之中就没有人会怕死了。亲爱的,的确如此。”

    另外一个更加年轻的汉子的嗓音打断了他的话。

    “怕也好,不怕也好,横竖一样——死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还是害怕啊!嗨,你们都是很有阅历的人,”又传来一阵勇敢者的话语声,把前二者的话打断了,“真的,你们这些炮兵之所以很有阅历,是因为你们把样样东西随身带来了:伏特加酒呀,小菜呀,要什么有什么。”

    嗓音雄厚的汉子显然是步兵军官,他大声笑起来了。

    “不过还是害怕啊!”头一位带有熟悉的嗓音的人继续说下去,“害怕未知的事事物物,真是如此。无论怎么说,灵魂终有一日要升天……我们本来就知道,上天是不存在的,只有大气层而已。”

    勇敢者的嗓音又把炮兵的话打断了。

    “喂,图申,请我喝点您的草浸酒吧。”他说道。

    “他就是那个不穿皮靴站在随军商贩身边的上尉。”安德烈公爵思忖了片刻,高兴地听出令人悦意的富有抽象推理意味的发言。

    “可以请您喝一点草浸酒,”图申说道,“还是要明了未来的人生……”他没有把话说完。

    这时候空中传来一片呼啸声。愈来愈近,愈快,愈清晰,愈清晰,愈快,一枚炮弹好像没有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就带着非人的威力炸成了碎片,在离棚子不远的地方轰隆一声落在地上。大地因为遭受到可怖的打击而发出一声叹息。

    就在这一刹那间,身材矮小的图申歪歪地叼着一根烟斗第一个从棚子里急忙跑出来,他那善良而聪明的面孔显得有几分苍白。嗓音雄厚的汉子,英姿勃勃的步兵军官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向他自己的连队迅跑而去,跑步时,扣上军衣的钮扣。

    ——————

    17

    安德烈公爵骑着马站在炮台上,抬眼望着大炮的硝烟,一枚炮弹飞也似地射出去了。他心不在焉地端详着广阔的空间。他只看见,先前驻守原地不动的成群结队的法国官兵动弹起来了。诚然,左前方出现了一座炮台。炮台上的硝烟还没有消散。两名骑马的法国人大概是副官,他们从山上疾驰而过。可以清楚地看见敌军的一个小纵队大概要增强散兵线朝山下推进。头一炮的硝烟还没有消散,就已冒出另一股硝烟,响起了炮声。战斗开始了。安德烈公爵拨马回头,前往格伦特寻觅巴格拉季翁公爵。他听见身后传来的炮声愈来愈急速,愈来愈响亮。看来我军在开始回击。在山下,在军使走过的地方,可以听见砰砰的枪声。

    勒马鲁瓦携带着波拿巴的一封望而生畏的书信刚刚驰至缪拉处,心中有愧的缪拉想痛改前非,于是立刻将部队调至中央阵地,并向左右两翼迂回,希望在傍晚皇帝驾到之前粉碎自己面前的一小股敌军。

    “你瞧,战斗开始了!”安德烈公爵想道,他觉得身上的血液开始更急速地涌上心房。“可是在哪里战斗?怎样才能把我的‘土伦’表现出来呢?”他想道。

    他从一刻钟以前还在吃稀饭、喝伏特加酒的那几个连队中间经过时,他到处看见正在排队和拿起火枪的士兵们的同样敏捷的动作,他从大家的脸上发觉他心中体察到的那种兴奋的感情。“你瞧,战斗开始了!既可怕,又快活!”每一名士兵和军官的面部表情都证明了这一层。

    他还没有走到修筑防御工事的地方,他就在那阴沉沉的秋日的夕照中看见向他迎面走来的几个骑马的人。领头的人披着斗篷,戴着羔皮阔边帽,正骑着一匹白马。他是巴格拉季翁公爵。安德烈公爵停下,等候他。巴格拉季翁公爵勒住马,认出安德烈公爵,向他点头致意。当安德烈公爵把目睹的情形告诉他时,他继续观察前方。

    “战斗开始了”这句话甚至在巴格拉季翁那副坚定的棕色的面孔上表露出来了,他的一双不明亮的眼睛半睁半瞌,仿佛没有睡够似的。安德烈公爵焦急不安地好奇地凝视着这副呆板的面孔,他很想弄明白,他是否在思考,是否在体察,这个人在这种时刻会思索什么,产生什么感觉?“总而言之,在这副呆板的面孔后面是否隐藏着什么?”安德烈公爵一面望着他,一面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巴格拉季翁公爵颔颔首,表示赞同安德烈公爵的话,他接着说道:“很好。”这种神态就像这里发生的一切、向他汇报的一切,正是他已经预见到的。安德烈公爵说得很快,但由于急速的骑行,气喘吁吁。巴格拉季翁公爵带着俄国东部的口音说话,说得特别慢,好像向人家暗示,用不着赶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他仍向图申主管的炮台策马疾驰。安德烈公爵偕同侍从们跟在他后面骑行。跟随巴格拉季翁公爵身后的有下列人员:侍从武官——公爵的私人副官热尔科夫、传令军官、骑一匹英国式的短尾良驹的值日校官、一名文官——检察官。此人出于好奇而请求参战,奔赴前线。检察官是个肥胖的男子汉,圆圆的脸膛,带着天真而快活的微笑,他环顾四遭,骑着马儿晃晃悠悠,在那辎重兵团的鞍子上露出他的一件有条纹的细丝厚毛军大衣,他正置身于骠骑兵、哥萨克兵和副官之中,现出一副怪模样。

    “瞧,他想看看打仗,”热尔科夫指着检察官,对博尔孔斯基说道,“可是他的心窝上痛起来了。”

    “得啦吧,你甭说了。”检察官面露喜悦、天真而狡黠地微笑,说道,仿佛他感到荣幸的是,他已成为热尔科夫谈笑的对象,仿佛他故意装出一副比他实际上更愚蠢的样子。

    “Tresdrole,monmonsieurprince,”①值日校官说道。

    ——–

    ①法语:我的公爵先生,真够开心啊。

    (他还记得,公爵这个爵位在法国话中似乎有种特殊的讲法,可是他无论如何也讲不准确。)

    这时候他们都已驶近图申主管的炮台,一枚炮弹落在他们前面了。

    “什么东西落下来了?”检察官幼稚地微露笑容,问道。

    “法国薄饼。”热尔科夫说。

    “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打吗?”检察官问道,“厉害极了!”

    他好像高兴得快要丧失自制力了。他话音刚刚落地,忽然又响起一阵可怕的呼啸,不知撞着什么不结实的东西,呼啸声停止了,在离检察官左后方不远的地方,一名骑马的哥萨克兵扑通一声,连人带马倒在地上了。热尔科夫和值日校官贴近马鞍弯下腰来,调转马头跑开了。检察官在哥萨克兵对面停下来,集中注意力、好奇地审视着他。哥萨克兵死去了,马还在挣扎。

    巴格拉季翁公爵眯缝起眼睛,环顾四周,发现了慌乱的原因之后,便漠不关心地转过身去,他仿佛在说:“不值得去干蠢事!”他勒住马,做出善骑者的姿势,微微地弯下身子,把那挂住斗篷的长剑弄正。长剑是古式的,而不是目前军人佩戴的长剑。安德烈公爵想起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把长剑赠送巴格拉季翁的故事,这时回想起来他觉得特别高兴。他们向炮台前面驰去,博尔孔斯基甫才瞭望战场时,就站在炮台的近旁。

    “是谁的连队?”巴格拉季翁公爵问一个站在炮弹箱旁边的炮兵士官。

    他问道:“谁的连队?”其实他要问的是:“你们在这儿是不是胆怯呢?”炮兵士官懂得他的意思。

    “大人,这是图申上尉的连队。”棕红色头发、满脸雀斑的炮兵士官挺直胸膛,带着愉快的嗓音喊道。

    “好,好。”巴格拉季翁说道,心中琢磨着什么事,经过前车向紧靠边上的那门大炮驰去。

    当他快要走到时,这门大炮中传出隆隆的炮声,把他和侍从们震得发聋,在那骤然缭绕大炮的硝烟中,可以看见,几名托着大炮的炮兵,他们急忙地使尽全力,将大炮推回原位。肩膀宽阔的魁梧的一号炮手拿着洗膛杆,两腿叉得很宽,跳到轮子前面;二号炮手伸出巍颤颤的手将火药装入炮筒。身材矮小、有点佝偻的图申军官,在炮尾架上绊了一跤,他向前跑去,没有注意将军用一只小手搭起凉棚,不时地向外张望。

    “再加两俄分,这样就恰恰适合了,”他用尖细的嗓音喊道,竭力地使他的嗓音富有与其体型不相称的英雄气概,“第二号,”他尖声地说,“梅德韦杰夫,歼灭敌人!”

    巴格拉季翁把那名军官喊过来,图申的动作显得胆怯而且笨拙,根本不像军人那样行礼,却像神甫祝福一般,他将三个指头贴近帽檐,向将军面前走去。虽然图申的大炮是用以扫射细谷的,但是他却用燃烧弹射击前面望得见的申格拉本村,那是因为有大批大批的法军在村前挺进的缘故。

    没有人命令图申应向何方射击用什么射击,他只是同他所尊重的上士扎哈尔琴科商量了一下,便拿定主意:焚烧村庄是上策。“很好!”巴格拉季翁听了军官的汇报后说道,他开始仔细地观察在他面前展现的战场,仿佛心中琢磨着什么。法国官兵从右边推进,离他们最近。基辅兵团驻守于高地,高地下面的河谷中可以听见令人心惊胆战的时断时续的噼噼啪啪的枪声,右面很远的地方,在龙骑兵后面,一名侍从军官向公爵指着包抄我军侧翼的法军纵队。左边的地平线上可以望见附近的森林边缘地带。巴格拉季翁公爵命令两个营从中央阵地向右面推进,去救援兄弟部队。一名侍从军官敢于批评公爵,指出两个营队调走之后,大炮势必缺乏掩护了。巴格拉季翁公爵把脸转向侍从军官,用那无神的目光默默地朝他瞥了一眼。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侍从军官的意见提得正确,确实无二话可说。但在这时候,一名副官从驻守谷地的团长那里疾驰而至,带来了消息:大批大批的法军从山下推进,一个兵团已经崩溃,正向基辅掷弹兵部队方向撤退。巴格拉季翁公爵颔颔首,表示赞许。他向右方骑马缓行,将一名副官派至龙骑兵部队,并下令进攻法国军队。但是派往那处的副官过了半个小时就回头,传来了信息:龙骑兵团团长已经撤退到峡谷后面去了,因为他面对猛烈的火力,白白地丧失人丁,因此命令步兵下马进入森林中。

    “很好!”巴格拉季翁说道。

    当他骑马离开炮台时,左边森林中也可以听见枪炮声,因为离左翼太远,连他自己也来不及准时到达,他——巴格拉季翁公爵便派热尔科夫到那里去告知那个在布劳瑙请求库图佐夫给予兵团奖励的老将军,叫他尽快撤退到峡谷后面去,因为右翼大概不能长久地阻击敌军的缘故。图申和掩护他的一个营已被置于脑后了。安德烈公爵仔细地倾听巴格拉季翁公爵和首长们的谈话,倾听他所颁布的命令,值得惊讶的是,他已经发现,没有颁布任何命令,巴格拉季翁公爵只是极力地装出,仿佛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出于必然或偶然,或出于个别首长的意志,这种种事情的发生虽未遵照他的命令,却是符合他的意愿的。因为巴格拉季翁公爵待人接物有分寸,所以安德烈公爵注意到,各种事件的发生都带有偶然性,是不以首长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首长的出席带来了许多裨益。首长们流露出惊惶的面部表情,但是一走到巴格拉季翁公爵面前时,都变得很镇静了。士兵和军官们高高兴兴地向他致意,在他眼前,都变得更有活力了,显然他们都要向他炫示一下自己的勇敢。

    ——————

    18

    巴格拉季翁骑马走到我军右翼的最高点,开始沿着下坡驰去,从那里可以听见若断若续的枪炮声,硝烟弥漫,遮蔽得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越走近谷地,就越看不清楚,但越感觉到临近真正的战场。他们遇见一些伤员。两名士兵从两边搀着一个头部鲜血淋漓的未戴军帽的伤员。他声音嘶哑,口吐血水。看来有一颗子弹打中了嘴巴或喉咙。他们遇见的另一个伤员,没有带枪,强打精神,独自步行,哼哼地大声喊叫,新伤口使他痛得不住地晃动手臂,手上的鲜血像从玻璃瓶中溢出似地流到他的大衣上。从他脸上看出,与其说他感到痛苦,毋宁说他心惊胆战。他是一分钟以前负伤的。他们穿过了大路,就沿着陡坡走下去,在斜坡上看见几个躺在地上的人;他们还碰见一群士兵,其中也有一些没有负伤的人。士兵们呼吸困难地登上山去,都在看看将军的面色,大声地谈话,挥动着手臂。在前面的硝烟中可以望得清一排排身穿灰色大衣的军人;有一名军官看见巴格拉季翁之后,大喊大叫地跟在成群结队的士兵后面飞奔,叫他们回头。巴格拉季翁骑马走到队列面前,队列中时而这里时而那里急骤地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它把谈话声和口令声淹没了。空气中充满着硝烟。士兵们的脸孔都给薰黑了,但还显得富有活力。有一些人正在用通条捣碎火药,有一些人正在把火药装进火枪药池里,从袋子里取出火药,还有一些人正在射击。但是,硝烟没有被风吹散,他们向谁射击,看不清楚。可以不时地听见一阵阵悦耳的嗡嗡声和呼啸声。“这是什么名堂呢?”安德烈公爵骑马走到这群士兵前面,心中想道,“这不能算是散兵线,因为他们挤成一堆了!这不能算是进攻,因为他们没有向前推进;也不能算是方阵,因为他们站得不对劲。”

    瘦削的、看样子虚弱的小老头——团长,面露快活的微笑,一对眼睑把他那老年人的眼睛遮着一大半,使他富有温顺的样子,他骑马走到巴格拉季翁公爵跟前,像主人招待贵宾那样接待他。他向巴格拉季翁公爵报告,说法国骑兵曾向他的兵团发动进攻,虽然这次进攻已被击退,但是兵团损失了半数以上的人员。团长说,进攻已被击退了,他臆想出这个军用术语,用以表明他的兵团中发生的事件;但是他本人的确不知道,他所负责统率的军队在这半个小时内发生了什么事件,因此他无法确切地说,进攻已被击退了,或是说兵团已被进攻所粉碎。开战的时候,他只知道,炮弹和榴弹开始发射到他的兵团所在地,击中一些人。后来有个人喊道:“骑兵,”我们的士兵于是开始射击。在此之前,骑兵业已隐藏,射击的对象不是骑兵,而是在谷地露面并向我军扫射的法国步兵。巴格拉季翁公爵颔颔首,心里表示,这全部事态和他预料的情况完全一样。他把脸转向副官,命令他将他们甫才从近旁经过的第六猎骑兵团的两个营从山上调来。这时候,巴格拉季翁公爵脸上发生的变化使安德烈公爵感到惊讶。他脸上流露着聚精会神、愉快而坚定的表情,就像某人在炎热的日子准备跳水时正跑最后几步似的。但是,既无睡眠不足的暗淡的目光,亦无假装的陷入沉思的样子;一对坚定的浑圆的鹰眼热情洋溢地、略微轻蔑地向前望去,显然,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任何东西上,虽然他的动作和从前一样,既迟缓,又有节奏。

    团长把脸转向巴格拉季翁公爵,恳求他撤退,因为这里太危险了。“大人,看在上帝份上,赏个光吧!”他说道,一面望着侍从军官,乞求他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可是侍从军官转过脸去,不理睬他。“看,请您注意!”他叫他注意在他们身边不住地呼啸的子弹。他带着请求和责备的口气说道,就像木匠带着同样的口气对拿起斧头的老爷说:“我们的事儿是干惯了的,您会把手上磨出茧子来。”他这样说话,就像子弹打不死他自己似的,他那对半开半合的眼睛赋予他以更强的说服力。校官附和团长,也来规劝,但是巴格拉季翁公爵不回答他们的话,只是下命令停止射击,整理队伍,给行将到达的两个营让路。当他说话时,起了一阵风,遮掩谷地的烟幕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右边拉到左边去。对面一座山在他们面前展现了,山上的法国官兵渐渐地向前推进。大家的目光不由地望着那支沿着阶地蜿蜒曲折地行进、并向他们步步逼近的法国纵队。可以望得见士兵戴的毛茸茸的帽子,可以分辨清军官和普通士兵,也可以望见军旗拍打着旗杆。

    “他们走得挺不错。”巴格拉季翁的侍从中的一个人说道。

    纵队的先头部分已经下去,进入谷地。武装冲突应当在这边斜坡上发生。

    投入战斗的我团残部急忙整理队伍,向右边走去。第六猎骑兵团的两个营以整齐的队形从他们身后走来,一面赶开掉队的人员。他们还没有走到巴格拉季翁身边,就已经听见一大群人齐步走的沉重的脚步声。一名连长从左翼走来,他离巴格拉季翁最近;连长的面部浑圆,身材端正,脸上流露着愚蠢而欣喜的表情,他就是从随军商贩棚子里跑出来的那个人。看来在这个时刻,他除了雄赳赳气昂昂地从首长身边走过而外,心里什么也不想。

    他怀着置身于前线使他觉得洋洋自得的心情,迈开肌肉健壮的两腿,像泅水那样轻松愉快地走着,毫不费劲地挺直身子,他那轻快的步子和合着他的步调的士兵们的沉重的脚步迥然不同。他的大腿旁挎着一柄出鞘的又细又窄的长剑(不像兵器的弯曲的小剑),他时而望望首长们,时而向后张望;灵活地转动他那强而有力的身躯,为了不走乱脚步。看样子,他正集中全部精力,以最优美的姿势从首长们身边过去,心里体会到,他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因而感到非常愉快。他每隔一步心里似乎在说:“左……左……左……,”密密麻麻的士兵的脸上流露着各种不同的严肃的神态,他们都合着这个节拍前进,背囊和枪支的重荷使他们感到不方便,就好像这几百士兵中的每个人每隔一步心里就会说:“左……左……左……”肥胖的少校,喘着粗气,走乱了脚步,从大路上的一棵灌木旁边绕过去。一名掉队的士兵气喘吁吁,因为不守纪律而面露惊恐的神情,快步流星地走去,赶上了连队。一颗炮弹挤压着空气,从巴格拉季翁公爵和侍从们头上飞过,也合着“左——左!”的节拍,命中了纵队。可以听见连长夸耀的嗓音:“靠拢!”士兵们从炮弹落下的地方呈弧形绕过去,年老的骑兵,侧翼的士官,在阵亡的人员附近掉队了,后来又赶上自己的队伍,跳一跳,换一下脚步,合着队伍行进的脚步,他很气忿地回顾一下。在令人恐惧的沉寂中,在脚步同时落地的单调的响声中,似乎还可以听见“左……左……左……”的声音。

    “好样的,伙伴们啊!”巴格拉季翁公爵说道。

    “为——大——人!……”这一喊声响彻了队伍之中。满面愁容的士兵从左边走来,不住地喊叫,他朝巴格拉季翁望了一眼,那神色就像在说:“我们自己都知道。”另一名士兵没有回顾,仿佛害怕分散注意力,他张开口,叫叫喊喊,徒步走过去。

    发出了停止前进,取下背囊的命令。

    巴格拉季翁绕过从他旁边走去的队伍之后,下了马。他把缰绳交给哥萨克兵,脱下披肩也交给他,伸开两腿,把头上的帽子弄平整。由军官们率领的法国纵队的先头部分从山下走出来了。

    “愿上帝保佑!”巴格拉季翁用坚定的听得见的嗓音说道,一刹那,把脸转向战线的正面,两手轻轻地来回摆动,似乎很费劲地迈开骑士的笨拙的脚步,沿着凹凸不平的战场走去了。安德烈公爵心里觉得似乎有某种不可克服的力量拖着他朝前走,他感到非常幸运。①

    ——–

    ①这里举行了一次进攻,梯也尔提及进攻时说:“Lesrusss secondui sirent,vailla- ment,etchoserateá laguerre,onvit deuxmas sesdin fanteriemar cherre solu mentl’une contrel autresansqu’ancunede sdeuxdéda avantd’êtreabordeé,”(俄国人表现得英勇豪迈,这是战争中罕见的事。两队步兵坚毅地以白刃相迎,无一方作出让步,直至决一死战。)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说:“Quel ques batail lonsrus sesmon trèrent del’intr é pidites.”——作者注。(俄国有几个营队表现了大无畏精神。——俄编者注。)

    法国人已经走得很近了,安德烈公爵与巴格拉季翁并排地走着,能够辨别出法国人的肩带、红色的肩章,甚至连面孔也看得清楚。(他清楚地看见一个年老的法国军官,他迈开套着鞋罩的外八字脚攀缘着灌木,费劲地登上山坡。)巴格拉季翁公爵没有发出新命令,仍旧沉默地在队列前面走着。忽然法国人之中响起了枪声,第二声,第三声……在那溃乱的敌军队伍中冒起了一阵硝烟,响起噼啪的射击声。有几个我们的人倒下了,其中有那个快活地、劲儿十足地行进的圆脸的军官。但是正当响了第一枪的那一瞬间,巴格拉季翁回头一看,大声喊道:“乌拉!”

    我们的队列之中响起一片拖长的“乌拉——拉”的呐喊声。我们的官兵,你追我赶,并且赶上了巴格拉季翁公爵;这一队列虽然不整齐,但是人人欢喜,十分活跃,开始成群地跑下山去,追击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

    19

    第六猎骑兵团的进攻,保证了右翼的撤退。已被遗忘的图申(点火烧毁了申格拉本村)主管的炮台在中央阵地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了法国军队的前进。法国人扑灭被风蔓卷而来的烈火,使俄国军队赢得向后撤退的时间。中央阵地的军队向后撤退,仓促而忙乱,但是各个部队在撤退时并没有乱成一团。左翼是由亚速和波多尔斯克两个步兵团以及保罗格勒骠骑兵团所组成,但因法军拉纳带领的优势兵力的进攻和包抄而处于溃乱之中。巴格拉季翁派热尔科夫去见左翼将军,向他转交火速退却的命令。

    热尔科夫没有把行礼时举到帽檐边的手放下,就动作迅速地拨马疾驰而去,但是一当他离开巴格拉季翁,就力不从心,一种不可克服的恐惧把他控制住了,他不能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当他向左翼的军队驰近后,他没有向那枪林弹雨的前方走去,而是在将军和首长们不会露面的地方去寻找他们,所以他没有传达命令。

    左翼是由资历深的在布劳瑙城下晋谒库图佐夫的即是多洛霍夫在其手下当兵的那个兵团的团长指挥。罗斯托夫在保罗格勒兵团服役,该团团长受命指挥边远的左翼,因此这种事发生了误会。两个首长反目,仇恨很深,正当左翼早已发生战事,法国军队开始进攻之际,两个首长竟忙于旨在互相侮辱的谈判。无论是骑兵团,抑或是步兵团,对行将爆发的战斗都很少作出准备。两个兵团的人员,从士兵到将军,都没有料到要会战,竟泰然自若地从事和平劳动:骑兵喂马,步兵收拾木柴。

    “他到底比我的军阶更高,”德国佬——骠骑兵团团长,涨红了脸,对着向前走来的副官说道,“他愿意干什么事,就让他干什么事。我不能牺牲自己的骠骑兵。司号兵,吹退却号!”

    然而,战事急如星火。排炮声和步枪声互相交融,响彻了左翼和中央阵地,拉纳带领的身穿外套的法国步兵越过了磨坊的堤坝,在堤坝这边的两射程远的地方排队了。步兵上校迈着颤抖的脚步走到马前面,翻身上马,骑在马上时身材显得端正而高大,他走到保罗格勒兵团团长跟前,两个团长相会了,他们恭恭敬敬地点头行礼,可是心中隐藏着仇恨。

    “上校,再一次,”将军说道,“可是我不能把一半人员留在森林中。我请求您,我请求您,”他重说一遍,“占领阵地,准备进攻。”

    “我请求您不要干预别人的事,”上校急躁地答道,“既然您是个骑兵……”

    “上校,我不是骑兵,而是俄国将军,既然您不清楚……”

    “大人,我很清楚,”上校拨着马,涨红了脸,忽然喊道,“您光顾一下散兵线,行不行?那您将会看到,这个阵地毫无用处。我不想花掉自己的兵团来博取您的欢心。”

    “上校,您忘乎所以了。我并不注重自己的欢乐,而且不容许说这种话。”

    将军接受了上校所提出的比赛勇气的邀请,他挺直胸膛,皱起眉头,和他一同向散兵线走去,好像他们的全部分歧应当在那枪林弹雨下的散兵线上获得解决。他们到达散兵线,有几颗子弹从他们头上飞过,他们沉默地停下来,可是散兵线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从他们原先站过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见,骑兵不能在灌木林和峡谷中作战,法国人正向左翼绕过去。将军和上校像两只准备格斗的公鸡,严肃地意味深长地怒目相视,白白地守候对方露出胆怯的神态。两个人经受住了考验。因为没有什么话可说,两个人都不愿意使对方有所借口,说他头一个走出了子弹的射程,若不是这时在森林中,几乎是在他们身后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和汇成一片的低沉的喊声,他们就要长久地站在那里比赛勇气。法国人攻击一名在森林中拾起木柴的士兵。骠骑兵已经没法和步兵一道撤退了。他们被法军散兵线截断了向左面撤退的道路。现在无论地形怎样不方便,为了要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就必须发动进攻。

    罗斯托夫所服役的那个骑兵连的官兵刚刚骑上战马,就迎头遇见敌人,于是停了下来。又像在恩斯河桥上的情形那样,在骑兵连和敌人之间空无一人;他们之间隔着一条危险的未知的恐怖的界线,好像是一条分隔生者和死者的界线。所有的人都觉察到这条界线。他们是否能够越过这条界线,如何越过这条界线的问题,使他们颇为不安。

    上校已驰至战线的正面,气忿地回答军官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像一个拼命地固执己见的人那样,发布了一项命令。没有人说过什么明确的话,但是进攻的消息传遍了骑兵连。发出了排队的口令,随后可以听见出鞘的马刀铿锵作响。但是谁也没有前进一步。左翼的部队,无论是步兵,抑或是骠骑兵,都感觉到,首长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此首长们的犹豫不决的心情感染了整个部队。

    “快一点,要快一点。”罗斯托夫想道,心里觉得,享受进攻的乐趣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关于这种事他从骠骑兵战友那里听得可多哩。

    “伙伴们,愿上帝保佑,”传来杰尼索夫的嗓音,“跑步走!”

    前列中的一匹匹马的臀部微微摆动起来了。“白嘴鸦”拽了拽缰绳,就自己上路了。

    罗斯托夫从右边望见他自己的前几列骠骑兵,前面稍远的地方,他可以望见他原来望不清的黑魆魆的地带,不过他认为这就是敌军,可以听见一阵阵枪声,不过是从远处传来的。

    “要加快马的步速!”发出了口令,罗斯托夫觉察到,他的“白嘴鸦”尥了一下马蹶子,疾驰起来了。

    他预先猜测到它的动作,他于是变得越发高兴了。他发现了前面的一棵孤零零的树。这棵树始终位于前面那条显得多么可怕的界线的中间。可是当他们越过了这条界线,就非但没有什么可怕而且变得越发愉快,越发活跃了。“啊呀,我真要把它砍掉。”罗斯托夫手中握着马刀刀柄,心中想道。

    “乌——拉——拉——拉!”响起了一片喊声。

    “欸,无论是谁,现在落到我手上来吧。”罗斯托夫一面想道,一面用马刺刺着“白嘴鸦”,要赶上其他人员,便让它袭步奔驰起来。前面已经望得见敌人。忽然骑兵连像给宽扫把鞭挞了一下。罗斯托夫举起了马刀,准备砍杀,但这时正在前面疾驰的士兵尼基琴科从他身边走开了;罗斯托夫如入梦乡,他心中觉得,还在神速地向前飞奔,同时又觉得停滞不前。一名熟悉的骠骑兵邦达尔丘克从后面疾驰着赶上来了,他恼火地瞟了一眼。邦达尔丘克的马猛地往旁边一蹿,绕过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前进?——我已经倒下,被打死了……”罗斯托夫在一瞬间自问自答。他独自一人置身于战场。他从自己周围看见的不是驰骋的战马和一闪而过的骠骑兵的背脊,而是一动不动的土地和已经收割的庄稼地。热血在他的身上流淌着。“不,我负了伤,马被打死了。”“白嘴鸦”正要伸出前腿,支撑起来,可是它倒下了,压伤了乘马者的一条腿。马头正流着鲜血。马在挣扎,站不起来了。罗斯托夫想站起来,也倒下了,皮囊挂住了马鞍。我们的人在哪儿,法国人在哪儿——他不知道。周围没有一个人了。

    他抽出一只腿,站立起来。“那条把两军明显地分开的界线如今在何方?!”他向自己问道,并没有回答出来。“我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常有这种情形呢?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怎样办呢?”他在站立的时候,向自己问道。这时他觉得,他那只失去知觉的左手上悬着什么多余的东西。手腕已经麻木,仿佛它不是他自己的。他一面望着手臂,一面徒劳地寻觅手上的血迹。“你看,这些人终于来了。”他看见有几个人向他跑来,他很高兴地思忖一下,“他们是来帮助我的!”有个人在这些人前面跑着,他头戴古怪的高筒军帽,身穿蓝色大衣,长着鹰钩鼻子,黑头发,晒得黝黑。还有两个人,还有许多人从后面跑来。其中有个人说了什么不是俄国人通常说的怪话。在这样一些头戴高筒军帽跟在后面奔跑的人中间夹杂着一个俄国骠骑兵。有人抓着他的一双手,有人在他身后抓着他的马。

    “想必是我们的人被虏去当战俘……对了。他们难道要把我也抓起来?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罗斯托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总是这么思忖着,“他们难道是法国人?”他端详着向他渐渐靠近的法国人。虽然在一瞬间他所说的不过是想追上法国人,把他们砍成肉酱,现在他仿佛觉得,他们的逼近非常可怖,致使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跑来?难道是跑到我这里来吗?他们难道是跑到我这里来吗?为什么?要杀死我吗?杀死大家都很疼爱的我吗?”他想起他的母亲、一家人、朋友们都很爱他,因此,敌人杀害他的意图是难以想象的。“也许——真会把我杀死的!”因为不领会自己的处境,他有十多秒钟站在原地不动。那个领头的长着鹰钩鼻的法国人跑得离他很近,已经望得见他的面部表情。这个人端着刺刀,微微地屏住呼吸,轻快地朝他跑来,他那急躁的陌生的面孔使罗斯托夫感到惊恐,他抓起手枪,没有向法国人开枪,把手枪扔到他身上,使尽全力地向灌木林边跑去了。他奔跑着,他已经没有他在恩斯河桥上行走时所怀有的犹疑不决和内心斗争的感觉,但却怀有那野兔从狼犬群中逃跑时的感觉。一种无可摆脱的为其青春时代的幸福生活而担忧的感情控制着他的整个身心。他很快地跳过田塍,在田野中飞奔,动作是那样敏捷,就像他玩逮人游戏时迅速地奔跑似的。有时候他把那苍白的善良的年轻人的面孔转过来,他的脊背上起了一阵寒栗。“不,最好不要看,”他想了一下,但跑到灌木林前又掉过头来看看。一些法国官兵掉队了。甚至在他回顾的这一瞬间,领头的法国人才刚把快步改成整步,并回头对那走在后面的伙伴大声吆喝着什么。罗斯托夫停步不前。“有点儿不大对头,”他想了想,“他们想把我杀死,这是不可能的。”同时他的左手觉是沉甸甸的,好像有两普特重的哑铃悬挂在手上似的。他再也不能跑下去,法国人也停止前进,并且向他瞄准。罗斯托夫眯缝起眼睛,弯下身子。一颗又一颗子弹咝咝作响地从他身边飞过去了。他鼓足最后的力气,用右手抓住左手,向灌木林疾速地跑去。俄国步兵都呆在灌木林中。

    ——————

    20

    几个步兵团在森林中给弄得措手不及,于是从森林中跑出去;有几个连队与其他连队混合在一起,就像秩序混乱的人群似地逃出去了。有一名士兵在恐惧中说出了一个战时听来骇人的毫无意义的词:“截断联系,”这个词和恐惧心理感染了群众。

    “迂回!截断联系!完蛋!”奔跑的人们喊道。

    正当团长听到后面传来的枪声和呐喊声之际,他心里明白,他的兵团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想道,他是一名供职多年、毫无过错的模范军官,他因工作疏忽或指挥不力,对不起列位首长,他这种想法使他大为惊讶,同时他已经忘却那个不驯服的骑兵上校和他这个将军应有的尊严,而重要的是,完全忘记了战争的危险和自我保全的本能。他用手抓住鞍桥,用马刺刺马,在他幸免于难的枪林弹雨下,向兵团疾驰而去。他只有一个意愿:要了解真相,假如错误是他所引起的,无论如何都要补救和纠正错误,他这个供职二十二载、从未受过任何指责的模范军官,决不应该犯有过失。

    他很幸运地从法军中间疾驰而过,已经驰近森林之后的田野,我军官兵正穿过森林逃跑,他们不听口令,迳直往山下走去。决定战役命运的士气动摇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这一群群溃乱的士兵或者听从指挥官的口令,或者向他回顾一下,继续往前逃跑。尽管原先在士兵心目中多么威严的团长怎样拼命叫喊,尽管团长的面孔显得多么激怒,涨得通红,与原形迥异,尽管他扬起一柄长剑,士兵们还在继续逃跑,大声地讲话,朝天放空枪,不听口令。决定战役命运的士气动摇,显然造成了极度恐怖的气氛。

    将军因呐喊和硝烟呛得大声咳嗽起来,在绝望中停步了。似乎一切都已丧失殆尽了,而在这时,曾向我军进攻的法国官兵忽然间在无明显缘由的境况下向后方拔腿而逃,隐没在森林的边缘,俄国步兵于是在森林中出现了。这是季莫欣指挥的连队,惟有这个连队在森林中顺利地坚守阵地,埋伏在森林附近的沟渠,突然向法军官兵发动进攻。季莫欣大喝一声,冲向法国官兵,他怀有醉翁般的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手持一柄军刀,向敌军横冲直撞,法国官兵还没有醒悟过来,就扔下武器,逃走了。多洛霍夫和季莫欣并排地跑着,抵近射击,击毙了一名法国人,并且头一个抓住投降的军官的衣领。逃跑者都回来了,几个兵营集合起来,法国人原来想把左翼部队分成两部分,瞬息间都被击退了。后备部队已经会师,逃跑的人们停步不前。团长和少校埃科诺莫夫都站在桥边,让那撤退的各个连队从身边过去,这时分一名士兵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马镫,险些儿靠在他身上。士兵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厂呢军大衣,没有背包和高筒军帽,裹着头,肩上斜挎着法国式的子弹袋。他手上拿着一柄军官的长枪。士兵的脸色苍白,一双蓝眼睛无耻地望着团长的面孔,嘴上露出一丝微笑。虽然团长正忙着没空,要给少校埃科诺莫夫作指示,但是不能不注意这个士兵。

    “大人,这里是两件战利品,”多诺霍夫说道,指着法国的军刀和子弹袋。“这个军官是被我俘虏的。我把一连人拦住了,”多洛霍夫因为疲倦而觉得呼吸困难;他说话时不止一次地停顿,“整个连队都可以作证。大人,我请您记住!”

    “好,好。”团长说道,向少校埃科诺莫夫转过脸来。

    然而多洛霍夫并没有走开,他解开手巾,猛地一拉,让团长看看头发上凝结的一层血污。

    “是刺刀戳的伤口,我在前线滞留下来了。大人,请牢记不忘。

    图申主管的炮台已经被遗忘,巴格拉季翁公爵仍然听见中央阵地的炮声,只是在战事行将结束时,他才派一名值日校官到那里去,之后又派安德烈公爵去吩咐炮兵队尽快地撤退。在这次战役之中,不知是听从谁的命令,驻扎在图申主管的大炮附近的掩护部队离开了,但是炮台还继续开炮,它之所以未被法军占领,仅只因为敌军不能推测出这四门无人护卫的大炮具有勇猛射击的威力。相反地,敌军根据这个炮台的十分猛烈的射击来推测,认为俄军主力集中在这里的中央阵地,因此曾二度试图攻打这个据点,但二度均被孑然耸立于高地的四门大炮发射的霰弹所驱散。

    巴格拉季翁公爵离开后不久,图申得以烧毁申格拉本村。

    “你看,乱成一团了!着火了!你看,一股浓烟啊!真妙!呱呱叫!一股浓烟,一股浓烟啊!”炮手兴奋地说起话来。

    全部大炮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朝着起火的方向放炮。好像是催促似的,士兵们每放一炮就大声喊叫:“真妙!对,就这么放!你看……呱呱叫!”大火被风卷起来,很快就蔓延开了。走到村庄外面的法军纵队已经回到原处了,但是敌人吃了败仗,仿佛是为报复起见,在村庄右面架起了十门大炮,开始向图申放炮。

    因为村庄着火,我军的炮手都像儿童似地觉得快活,因为炮打法国人打得成功,他们都很激动;因此,当两颗炮弹、紧接着还有四颗炮弹在几门大炮中间落地,其中一颗掀倒两匹马,另一颗炸掉弹药车车夫的一条腿的时候,我军的炮手才发现敌军的这座炮台,然而兴奋的心情既已稳定,就不会冷淡,只是改变了意境而已。驮着备用炮架的其他几匹马取代了这两匹马,送走了伤员,四门大炮转过来瞄准那座十门炮的炮台。一名军官,图申的战友,在战役开始时就阵亡了,在一小时内,四十名炮手中就有十七名退下阵来,但是炮手们仍然觉得愉快,富有活力。他们曾两次发现,法国官兵在山下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出现了,他们于是向法国佬发射霰弹。

    一个身材矮小的军官动作很笨拙,软弱无力,不停地要求勤务兵为这次射击再装一袋烟,当他说话时,他磕出烟斗里的火星,向前跑去,用那只小手搭个凉棚注视着法国官兵。

    “伙伴们,歼灭敌人!”他一面说话,一面托着大炮的轮子,旋动螺丝钉。

    不断地隆隆作响的炮声震耳欲聋,每一次射击都使图申颤栗,在这一股硝烟中,他没有放下他的小烟斗,从一门炮跑到另一门炮,时而瞄准,时而数数发射药,时而吩咐换掉死马和负伤的战马,重新套上战马;用他那微弱而尖细、缺乏果断的嗓音不断地喊叫。他脸上流露着越来越兴奋的神色。只有当他们杀死或杀伤一些人的时候,他才皱起眉头,转过脸去,不看死者,气忿地吆喝那些老是磨磨蹭蹭,不肯抬起伤者或尸体的人。士兵们大部分都是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正如炮兵连里常见的情形,小伙子都比军官高出两个头,身量比他宽两倍),都像处境尴尬的儿童似的,凝视着自己的连长。

    连长的面部表情通常反映在他们的脸上。

    由于图申听见这种可怖的轰鸣与喧嚣,并且需要关心弟兄、增强活动能力,所以他没有体会到一点不愉快的恐怖感,也没有想到,有人会把他杀掉或者使他身负重伤。相反,他变得越来越快活了。他仿佛觉得,他从看见敌军并放第一炮的那一瞬间到现在似乎已经隔了很久,几乎是昨日发生的事,他所站的一小块场地,也仿佛是他早就熟悉的亲如故土的地方。虽然他什么都记得,什么都考虑,一个处于他的地位的最优秀的军官能够做到的事。他都能做到,但是他却处于类似冷热病的谵妄状态中,或者处于醉汉的神魂颠倒的状态中。

    因为从四面传来他的大炮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因为敌军的炮弹发出呼啸声和射击声,因为看见炮手们汗水直流,满面通红,在大炮周围忙忙碌碌,因为看见人们和战马流淌着鲜血,因为看见敌人的那边阵地上冒出的硝烟(每次冒出硝烟之后跟着就飞来一颗炮弹,命中了土地、人、大炮或者是战马),——因为他看见这种种现象,所以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幻想世界,这个世界使他在这个时刻享受到一种喜悦。在他的想象之中,敌人的大炮不是大炮,而是烟斗,有一个望不见的吸烟者从烟斗中断断续续地吐出一串串烟圈。

    “瞧,又喷烟了,”图申轻声地自言自语,这时分,山上已经冒出了一团硝烟,大风把一条带状的烟幡吹到左边去了,“现在请等着射出的小球——给他送回去。”

    “大人,有何吩咐?”站在他近旁的炮兵士官听见他喃喃地说话,便问道。

    “没有什么,要一颗榴弹……”他答道。

    “我们的马特维夫娜,喂,露一手。”他自言自语。在他想象中,那门紧靠边上的旧式大炮仿佛是马特维夫娜。他觉得栖在大炮周围的法国官兵他一群蚂蚁。古他的幻想世界里,那个美男子,醉汉,第二门大炮的第一号炮手就是大叔,图申对他另眼相看,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使他觉得高兴。山下传来的步枪的互相射击声,时而停息,时而剧烈,他觉得这好像是某人在那里呼吸。他倾听着时而停息时而激烈的互相射击声。

    “听,又喘气了,喘气了。”他自言自语。

    他觉得自己像个身材高大、强而有力,能用一双手捧着炮弹向法国官兵扔去的男子汉。

    “喂,马特维夫娜,亲爱的,不要出卖我们吧!”当他头顶上传来一个陌生的不熟悉的嗓音的时候,他说道,并且走到大炮旁边去。

    “图申上尉!上尉!”

    图申惊恐地回头望了一眼。这就是那个从格伦特随军商贩帐篷中把他撵出来的校官。他用气喘吁吁的嗓音对他喊道:

    “您怎么啦,发疯了吗?两次命令您撤退,而您……”

    “得啦吧,他们干嘛对我这样?……”图申惊恐地望着首长,暗自想道。

    “我……没什么……”他把两个指头伸到帽檐边,说道,“……”

    但是上校没有说完他要说的话。从近旁飞过的一颗炮弹迫使他在马背上潜避之后弯下腰来。他沉默不言,刚刚想说些什么,又有一颗炮弹制止了他。他拨转马头飞也似地跑开了。

    “撤退!统统撤退!”他从远处大声地喊道。

    士兵们笑起来了。过了一分钟,副官捎着同样的命令走来了。

    他是安德烈公爵。当他走到图申的大炮驻守的那片空地的时候,他首先看见的便是已被打断一条腿的卸了套的马,它在那些上了套的马旁边不断地嘶叫,鲜血像喷泉似地从它的腿上流出来了。数名阵亡者横卧在前车之间。炮弹一颗接着一颗在他头顶上飞过,当他驰近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脊梁上掠过一阵神经质的冷战。但是一想到他胆怯,他又振作起来。“我不能害怕。”他想到,在几门大炮之间慢慢地下马。他传达了命令,还没有离开炮台。他决定,在他监督下从阵地上卸下几门大炮,然后把大炮运走。他和图申一起,跨过了多具尸体,在法军的可怖的火力下撤走大炮。

    “首长刚才来过一趟了,可是很快就跑了,”炮兵士官对安德烈公爵说道,“不像您大人这样。”

    安德烈公爵没有和图申说什么话。他们两个都很忙,好像没有会过面似的。当他们把四门大炮中没有损坏的两门装进前车后,便向山下走去了(一门业已损坏的大炮和独角兽大炮留在原地),安德烈公爵走到了图申跟前。

    “喂,再见吧。”安德烈公爵把手伸向图申时说道。

    “亲爱的,再见,”图申说道,“亲爱的心肝!”再见,亲爱的。”图申的眼泪不知怎的忽然夺眶而出,他眼中含着泪水说。

    ——————

    21

    风停息了,乌云低垂于战地的上空,在地平线上和硝烟连成一片了。天渐渐黑了,两地的火光显得更加明亮。炮声变得低沉了,可是后面和右面越近越密地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图申伴随着自己的大炮绕过伤员,也碰上伤员;一当他走出火线,并且沿着下坡道走到冲沟,就遇见首长和副官们,其中有校官和两次曾被派遣、没有一次到达图申的炮台的热尔科夫。他们个个都抢先开腔,给他发布命令,传达命令,指明行进的方式与方向,责备他而且呵斥他。图申未曾作出任何安排,默不作声地骑着炮兵连的一匹劣马,跟在后面走,他害怕开口,因为每说一句话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总要大哭一场。虽然发布了抛弃伤员的命令,但是其中还有许多人勉强挣扎着跟在部队后面走,恳求容许他们坐在炮身上。那名在战前曾经从图申的茅棚中飞快跑出来的英姿勃勃的步兵军官,腹部中了一颗子弹,躺在马特维夫娜大炮的拖车上。在山下,脸色苍白的骠骑兵士官生,把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走到了图申跟前,恳求准许他坐在炮身上。

    “上尉,看在上帝份上,我的手给震伤了,”他胆怯地说,“看在上帝份上,我没法子走下去。看在上帝份上!”

    显然,这个士官生不止一次地恳求首长允许他在什么地方坐下,他到处遭到拒绝。他用诉苦的犹豫不决的嗓音哀求。

    “请您吩咐,让我坐上去,看在上帝份上。”

    “让他坐上去,让他坐上去,”图申说道,“大叔,你垫上大衣,”他把脸对着一个可爱的士兵,说道,“负伤的军官在哪儿?”

    “把他扛下去了,已经死了。”有个人答道。

    “让他坐吧。亲爱的,请坐,请坐。安东诺夫,给垫上大衣。”

    士官生就是罗斯托夫。他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脸色苍白,发冷发热,下颌颤抖着。人家让他坐在马特维夫娜大炮身上,一名死去的军官就是从这门大炮上打下去的。那件垫坐的大衣沾满了鲜血,弄脏了罗斯托夫的紧腿裤和两只手。

    “亲爱的,怎么?您负伤了吗?”图申向罗斯托夫所坐的那门大炮炮身前面走去时说道。

    “不,我是给震伤的。”

    “那炮架上为什么有血呢?”图申问道。

    “大人,是那个军官沾上血污的。”炮兵用大衣袖子揩拭血污时答道,仿佛是因为大炮不干净而请求原谅似的。

    他们在步兵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把大炮搬运到山上,抵达贡台斯多尔夫村停止前进。天很黑了,距离十步路就看不清楚士兵的制服,互相射击声开始停息。忽然从右面不远的地方又传来呐喊声和枪炮声。由于射击的关系,黑暗中火光闪耀。这是法军最后一次进攻,埋伏于村舍中的士兵迎击敌人的进攻,群众又从村子里冲出来,他是图申的大炮不能移动了,炮手们、图申和士官生沉默地面面相觑,等待厄运的降临。互相射击声开始停息,谈得正欢的士兵从侧面街上蜂拥而出。

    “彼得罗夫,安然无恙吗?”有一名士兵问道。

    “老兄,收拾他们了。现在决不会过来。”另一名士兵说道。

    “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收拾自己人了!弟兄们,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没有什么可喝的吗?”

    法国人最后一次被击退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昏暗中,图申的大炮宛如镶嵌着框架似的,四周簇拥着喧嚣的步兵,又向前方挺进了。

    在黑暗中,有一条看不见的黑魆魆的大河,仿佛朝着一个方向平缓地流动。絮语声和说话声、马蹄声和车轮声互相交织成一片。在那昏暗的深夜里,伤员的呻吟声和说话声,透过这一片嘈杂的响声,清晰可闻。他们的呻吟声中好像充满了笼罩军队的一片黑暗。他们的呻吟和这深夜的昏暗被视若等同。少顷,前进的人群骚动起来。一个骑着白马的人偕同侍从从一旁经过。行走的时候,不知他说了什么话。

    “他说了什么?现在要到哪儿去?是不是站着不动呢?是不是表示谢意?”从四面传来贪婪地问长问短的话语声,正在行走的人群互相挤挤插插(看起来,先头部队停止前进了,)停止前进的风闻传开了。行走的时候,大家都在泥泞的道路中间停步了。

    火光通明,谈话声听得更加清晰了。图申向全连作出指示后,派出一名士兵替士官生寻找裹伤站或军医,士兵们在路上生起篝火,图申便在篝火旁坐下。罗斯托夫举步维艰,也走到篝火面前。由于疼痛、寒冷和潮湿,他浑身像发疟疾似的直打哆嗦。他很想睡觉,可是折磨人的疼痛使他不能入睡,那只隐隐作痛的臂膀,不知道摆在哪里才好。他时而合上眼睛,时而注视似乎烧得通红的篝火,时而注视盘腿坐在身旁的图申,注视他那有点伛偻而虚弱的身体。图申那一对仁慈而聪明的大眼睛怜悯地凝视着他。他看出,图申真心实意地愿意帮助他,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四面传来步行者、骑行者和在四周驻扎的步兵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说话声、脚步声和在泥泞中移步的马蹄的响声、近处和远处的柴火的噼啪声,融汇成一片振荡的嗡嗡声。

    一条在黑暗中看不见的大河现在不像从前那样奔流,而像暴风雨之后,昏暗的大海渐渐趋于平静,但海面还在荡漾。罗斯托夫茫然地望着而且听着他面前和四周发生的情况。一名步兵走到篝火前,蹲下来,伸出手来炙火,把脸转过来。

    “大人,炙炙火不要紧吧?”他带着疑惑的样子把脸转向图申,说道,“大人,您看,和连队失散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呆在啥地方。真糟糕!”

    一名裹着面颊的步兵军官和一名士兵走到篝火前,把脸转向图申,请他下命令将大炮移开一点,好让车子开过去。两名士兵跟在连长后面跑着,撞上了篝火。他们拖着一只皮靴,拼命地相骂和殴斗。

    “怎么,是你捡起来的吗?瞧,你很机智啊!”有一名士兵用嘶哑的嗓音喊道。

    之后有一名士兵颈上裹着血迹斑斑的包脚布,很瘦,面色苍白,向前面走来,他带着愤怒的嗓音向炮手们要点水喝。

    “干嘛我要像狗那样死掉,是不是?”他说。

    图申下命令给他一点水。然后有一名愉快的士兵跑到面前来,给步兵要一点炭火。

    “给步兵一点炽热的炭火!乡亲们,祝你们幸福地留在此地,谢谢你们的炭火,我们偿还时要加上利息。”他一面说道,一面拿着通红的炭火块,送往昏暗的地方去。

    有四名士兵用大衣兜着一件沉重的东西,跟在这名士兵后面,从篝火旁边走过去了。其中有一人绊得要跌倒了。

    “你瞧,这些鬼家伙,把木柴摆在路上了。”他说了一句牢骚话。

    “他死了,干嘛还要抬他?”其中有一人说道。

    “您得啦吧!”

    他们于是挑着自己的担子在黑暗中隐没不见了。

    “怎么?疼痛吗?”图申轻声地问罗斯托夫。

    “疼痛。”

    “大人,请到将军那里去他在此地的一间农舍里。”炮兵士官走到图申跟前,说道。

    “亲爱的,马上就去。”

    图申站起来,扣上大衣,整理一下,从篝火旁边走开了……

    在离炮手们生起的篝火不远的地方,巴格拉季翁公爵坐在给他准备的一间农舍中吃午饭,并同聚集在他那里的部队中的几个首长谈话。其中包括:眼睛半开半合的小老头,他贪婪地啃着羊骨头;军龄二十二年的无可指责的将军,他一面用餐,一面喝伏特加酒佐餐,满面红光;校官戴着一只刻有名字的戒指;热尔科夫惴惴不安地望着众人;安德烈公爵脸色苍白,紧闭嘴唇,一对冷热病的眼睛发亮。

    一面夺得的法国军旗倾斜地靠在农舍的角落里,军法检察官面露稚气的神情用手抚摸着军旗的布面,困惑不安地摇头,也许是因为军旗的外形真的使他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缺少餐具,饿着肚皮望望别人吃饭时心里觉得难过。一名被龙骑兵俘虏的法国上校呆在隔壁的农舍里。我们的军官围在他身边,注视着他。巴格拉季翁公爵感谢某些部队的首长,并询及战事的详情、伤亡的实情。那个曾经在布劳瑙请功的团长向公爵报告,说战斗一开始,他便从森林中撤退,召集了采伐林木的人,让他们从自己身旁过去,之后带领两个营打了一场白刃战,粉碎了法国官兵。

    “大人,当我看见第一营已经失去战斗力,我便在路上停步不前了,”我心里想道:‘让这些人撤走,用另一营的火力去迎战。’我就是这样做的。”

    团长极欲做到这一点,而他觉得极为遗憾的是,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以为这一切确乎如此,但是也许真有这种情形吧?难道在这一片混乱中分辨得清真有其事和确无其事呢?

    “大人,而且我应当提到,”他继续说道,一面回想多洛霍夫和库图佐夫的谈话、他和受到降级处分的人最后一次的相会,“我亲眼看到,受处分降为列兵的多洛霍夫俘虏了一名法国军官,表现得特别突出。”

    “大人,在这儿我看见保罗格勒兵团的官兵冲锋陷阵,”热尔科夫神情不安地向四下张望,插了一句话,其实在这天他根本没有看见骠骑兵,只是从一名步兵军官那里听到他们的消息,“大人,打败了两个方阵。”

    有些人听见热尔科夫的话微微一笑,像平日那样,等待他来说句笑话,但是他们发现,他说的话也涉及我们的武装力量和今天战斗的光荣;虽然有许多人非常清楚地知道,热尔科夫所说的话是毫无根据的谎话,但是他们还是流露出严肃的神态。巴格拉季翁公爵把脸转向年老的上校。

    “各位先生,我感谢大家。各种部队——步兵、骑兵和炮兵,英勇地战斗。两门大炮怎么被抛弃在中央阵地呢?”他问道,一面用目光寻觅着什么人。(巴格拉季翁公爵没有去问左翼的大炮,他已经知道,战争一爆发,那里的大炮全都扔下了。)“我好像是请您去办事的。”他把脸对着值日校官说道。

    “有一门炮被摧毁了,”值日校官回答,“另一门炮我没法了解,我自己始终呆在那里,负责指挥,刚刚才离开……说实在的,战斗很激烈。”他谦虚地补充说。

    有人说图申上尉驻扎在此地的一个村子附近,派人去找他了。

    “就是您到过那里。”巴格拉季翁公爵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说道。

    “可不是,我们差一点儿相会了。”值日校官对博尔孔斯基露出愉快的微笑,说道。

    “我没有看见您的机会。”安德烈公爵冷淡地若断若续地说。大家都沉默下来。

    图申在门槛前露面,从几个将军背后窜进来,在这间拥挤的农舍里,图申从将军们身边绕过去,像平时那样,看见首长们觉得局促不安。图申没有看清旗杆,绊了一跤。有几个人大声地笑起来了。

    “怎么放弃了一门大炮呢?”巴格拉季翁问道,与其说对着上尉,莫如说对着几个发笑的人(其中以热尔科夫的笑声最响亮)皱起眉头。

    此刻,在图申看见威严的首长们时,他才想到自己的过失和耻辱,因为他失掉两门大炮,竟然还活着。使他激动不安的是,直至此时还没有想到这件事。军官们的哄堂大笑把他弄得更糊涂了。他站在巴格拉季翁面前,下颌不住地颤抖,勉强开口说了话:

    “大人……我不知道……大人,身边没有人。”

    “您可以从掩护部队中弄到几个人!”

    至于掩护部队已经撤走这一点,图申只字未提,不过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他害怕说出这句话会给别的首长造成麻烦,于是就沉默不言,他用那停滞的目光盯着巴格拉季翁的面孔,有如答错题的小学生注视主考人的眼睛。

    沉默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巴格拉季翁公爵显然不愿意装出严厉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其余的人都不敢在谈话时插嘴。安德烈公爵皱起眉头望着图申,手指头神经质地颤动着。

    “大人,”安德烈公爵用尖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您把我派到图申上尉的炮台。我到了那儿,发现三分之二的人马被打死,两门大炮被摧毁,没有什么掩护部队。”

    此刻,巴格拉季翁公爵和图申均以逼视的目光望着拘谨而激动地说话的博尔孔斯基。

    “大人,如果您允许我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继续说下去,“我们今日的成就应当归功于这个炮台的军事行动和图申上尉及其连队的百折不回的英勇行为,”安德烈公爵说道,不等他回答便立刻站立起来,从桌子旁边走开。

    巴格拉季翁公爵向图申瞥了一眼,他显然不想对博尔孔斯基的尖刻的意见持不信任的态度,同时他觉得自己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他低下头来对图申说,他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跟在他后面走出门来。

    “亲爱的,谢谢,你搭救我了。”图申对他说。

    安德烈公爵回头望一望图申,没有说什么,便从他身旁走开了。安德烈公爵觉得愁闷而且很难受。这一切多么离奇,和他所冀望的迥然不同。

    “他们是谁?他们干什么?他们要什么?这一切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罗斯托夫一面想,一面观看在他面前更迭着的人影。手臂的疼痛变得更难受。他昏昏欲睡,红圈在他眼前蹦蹦跳跳;这些噪音、面孔所造成的印象、孤独的感觉都和疼痛的感觉汇成一片。就是他们,这些负伤的和未负伤的士兵,在挤压和扭脱他那只断臂和肩膀的肌腱,烧毁他那只折断的手臂和肩膀上的肌肉。他闭起眼睛,以便摆脱它们。

    他微睡片刻,在这短暂的朦胧状态中,他梦见数不清的事事物物:他梦见母亲和她的洁白的大手、梦见索尼娅的瘦削的双肩、娜塔莎的眼睛和笑容、杰尼索夫、他的嗓音和胡髭,还梦见捷利亚宁、他和捷利亚宁、波格丹内奇经历的往事。这全部经历和这个带着尖细嗓音的士兵都是同一回事。这全部经历和这个士兵如此折磨人地、无休无止地抓着、挤压着他的手臂,一个劲儿地向一边拉拽。他试图摆脱他们,可是它们根本不放开、须臾也不放开他的肩膀。如果他们不拉扯他的肩膀,肩膀就不会疼痛,它就会结结实实的,可是他不能摆脱它们。

    他睁开两眼望望上方。高出炭火一俄尺的地方悬挂着黑暗的夜幕。在这一片光亮中,粉末般的雪花纷纷飞下。军医没有来,图申也没有回去。他独自一人呆着,这时分只有那名小兵一丝不挂地坐在炭火对面,烘烤他那瘦黄的身体。

    “没有人需要我啊!”罗斯托夫想道,“没有人来援助我,没有人来怜悯我。有个时候我在家里呆着,强壮、快活,是个宠儿。”他叹了一口气,不由地呻吟起来。

    “哎哟,疼痛吗?”他问道,一面在炭火上面抖着自己的衬衫,没有等他回答,就咯咯地叫了一声,接着补充说:“一天之内遭受损害的人还少吗?——太可怕!”

    罗斯托夫不听士兵的话。他望着炭火上方纷飞的雪花,回想起俄罗斯的冬天,暖和而明亮的住房、毛茸茸的皮袄、飞奔的雪橇、健康的体魄、家庭的抚爱和关心。“我干嘛走到这里来了!”他想道。

    翌日,法国人没有再次发动进攻,巴格拉季翁的残部与库图佐夫的军队会合起来了。

    第一卷 第三部

    1

    瓦西里公爵不去周密地考虑自己的计划,他更少地想到谋求私利和作出危害他人的事。他不过是个上流社会人士,在上流社会中颇有造诣,并且习惯于借取这样的成就。他经常斟酌情形,在与人们建立密切关系时拟订出各种计划,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自己虽然不太了解,但是它们却已构成他的生活中的一种情趣。不是一两个,而是几十个这样的计划和设想常常付诸实施,其中有一些在他脑际开始浮现,另一些正在实行,还有一些要被废除。比如,他没有对自己说过这种话:“目前这个人有权有势,我应该获得他的信任,与他建立友谊关系,借助于他捞到一笔津贴;”或者说,他没有对自己说过这种话:“皮埃尔十分富有,我应该勾引他来娶我的幼女,借到我所需要的四万卢布”但他遇见这个有权有势的人时,人的本能就向他暗示,这个人可能大有用途,于是瓦西里公爵就同他接近,他在这方面,精神上毋须乎有所准备,只要一遇有机会,就本能地百般阿谀奉承,对他持有十分亲热的态度,开口说几句应该说的话。

    在莫斯科,皮埃尔和瓦西里公爵十分接近,他替皮埃尔谋到一个低级侍从的差事,当时那官阶等于五等文官,他便坚持己见,要皮埃尔和他一道到彼得堡去,住在他家里。瓦西里公爵促使皮埃尔娶他的女儿为妻所必须做的事情,他样样都做,这样行事仿佛是因为他颟颟顸顸,但同时他又显得信心十足。假如瓦西里公爵事先周密地考虑自己的计划,他在态度上就不会这样自然,在对待比他地位更高或更低的人们就不会这样浑厚和亲切。有某种东西经常吸引他趋向那些比他更有权势、更加富有的人;他在把握什么时候必须、什么时候可以利用别人的时机方面,富有非凡的本事。

    不久以前,皮埃尔过着无忧无虑的孤寂的生活,他出乎意料地变成了财主和别祖霍夫伯爵,在此之后他觉得自己被杂事纠缠,忙得不可开交,只有躺在床上时才能独自一人安享清闲。他得签署多种公文,和他不熟悉的办公场所打交道,向总管家询问某些事情,去莫斯科附近的领地走走,接见许多人士,他们从前甚至不想知道他的生活情况,如果现在他不想和他们会面,他们就会感到屈辱和痛心。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士:实业家、亲戚、熟人,都很和善而温柔地对待年轻的继承人,博取他的欢心,显然他们都对皮埃尔的高尚的品格深信不疑。他不时地听到这些话:“以您的分外的仁慈”,或则:“以您的善心”,或则,“伯爵,您本人如此纯洁……”或则:“如果他像您这样聪明”诸如此类,因此他真的相信自己那种分外的仁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的智慧,而且在灵魂深处,他经常觉得他确实非常仁慈,非常聪明。甚至连那些过去凶狠、显然怀有敌意的人也对他和和气气,爱抚备至。好生气的大公爵小姐,身腰修长,头发弄得很服贴,像个洋娃娃似的。在安葬别祖霍夫之后,她走进皮埃尔的房间。她垂下眼帘,满面通红,对他说,她对过去他们之间的误会深表遗憾,现在她觉得没有理由奢求什么,只请求在她遭受打击之后准许她在这栋住宅中逗留几个星期,因为她深深地爱着这栋住宅,在这里作出了许多贡献。她说这番话时不禁大哭起来。这个雕像似的公爵小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皮埃尔颇为感动,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请求她宽恕,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央求她宽恕。从这天起,公爵小姐便替皮埃尔编织有条纹的围巾,她对他的态度完全变了。

    “moncher(我亲爱的),你替她办妥这件事吧,她毕竟为死者吃了许多苦啊,”瓦西里公爵对他说,一面要他在一张对公爵小姐有利的文据上签字。

    瓦西里公爵拿定了主意,认为这块骨头——三万卢布的期票——还是要扔给可怜的公爵小姐,要她死了心眼,不去谈论瓦西里公爵参与抢夺嵌花皮包的丑事。皮埃尔在期票上签了字,从那时起,公爵小姐变得更加和善了。她的几个妹妹也对他亲热起来,尤其是那个年纪最小、脸上有颗胎痣。长得俊俏的公爵小姐;她笑容可掬,一看见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这常常使得皮埃尔困窘不安。

    皮埃尔觉得,大家喜爱他是顺应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人不爱他,他就会觉得异乎寻常了,因此,他不能不相信他周围的人都怀有一片诚心。而且他没有功夫去问自己,这些人是否真无二心。他经常忙得不亦乐乎,经常觉得自己处于温柔和欢愉的陶醉之中。他觉得自己是某种重要的公共活动的中心人物,他觉得经常有人对他有所期待,如果不办妥某件事,就会使许多人痛心,就会使他们失望,如果能办妥某件事,那么一切都顺利,因此,如有求于他,他尽力而为,但是这种“顺利”始终是一句后话而已。

    起初,瓦西里公爵较诸其他人更多地支配皮埃尔本人和他的各种事情。自从别祖霍夫伯爵去世后,他一直管着皮埃尔,没有放松过。瓦西里公爵摆出那副样子,就像某人负担沉重、精疲力尽似的,但出于怜悯,他终究不能抛弃这个孤立无援的少年,听凭命运和骗子们的摆布,皮埃尔毕竟是他的朋友的儿子,aprèstout①他拥有这么一大笔财富。别祖霍夫伯爵辞世后,他在莫斯科逗留过几天,在这几天中,他常把皮埃尔喊到身边,他也亲自去找皮埃尔,嘱咐他要做什么事,那口气中含有倦意和自信,仿佛他每次都附带说过这席话似的:

    “Voussavez,que jesui sac cabléd’affaire set quecen’estquepar purecharitè,quejem’occupedevous,etpuisvous savezbien,queceque jevouspropo see stlaseul chose faisable.”②

    ——–

    ①法语:归根结底。

    ②法语:你知道,我负担过重的工作,但把你丢开不管,是冷酷无情的。你也知道,我对你所说的话是唯一可行的。

    “喂,我的朋友,我们明日终于要走了。”有一次他闭上眼睛,用指头逐个地抚摸他的胳膊时,对他说,那腔调好像他所说的话是他们之间很早很早以前决定要说的,并且不可能作出别的决定。

    “我们明天要走了,我让你坐上我的马车。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这儿的重要事情都干完了。我早就应当走了。你看,我收到大臣的来信。我为你向他求情,你被编入外交使团,录用为低级侍从。现今你面前展现了一条外交上的康庄大道。”

    尽管皮埃尔说了这些话,他那疲倦而自信的腔调强而有力,但是他对自己的功名利禄考虑了很久,心里还想提出异议。可是瓦西里公爵用那低沉的嘟嘟囔囔的声调打断他的话,这种声调排除了别人打断他的话的可能性,通常他是在劝说他人的情况下才应用这种腔调的。

    “mais,moncher①我为自己,为我自己的良心才办了这件事,所以,用不着感谢我。从来没有任何人抱怨,说人家溺爱他了,以后你没事了,即使明天不干也行。你在彼得堡什么都会看得一清二楚的。你老早就得摆脱这些可怕的回忆,”瓦西里公爵叹了一口气,“我亲爱的,就是这样的。让我的近侍坐你的车子一同去吧。哎呀,对了,我原来忘记了,”瓦西里公爵又补充地说,“moncher,”②你晓得,我和死者有一笔旧帐,梁赞寄来的一笔钱,我收到了,把它留下来,你眼下不缺钱用,我们以后会把帐目算清的。”

    ——–

    ①法语:可是,我亲爱的。

    ②法语:我的朋友。

    瓦西里公爵所提到的“梁赞寄来的一笔钱”,是几千卢布的代役租金,瓦西里公爵把这笔钱留在自己身边了。

    在彼得堡像在莫斯科一样,那些宠爱皮埃尔的性情温和的人们所造成的气氛笼罩着他。他不能拒绝瓦西里公爵给他谋到的差事,或者莫如说职位(因为他无所事事),而交游、邀请和社会活动竟是那么多,以致皮埃尔比在莫斯科更多地体会到一种迷迷糊糊的忙忙碌碌的感觉,一种即将来临而尚未实现的幸福的感觉。

    他从前那些未婚的伙伴中,许多人都不在彼得堡。近卫军远征去了。多洛霍夫已受到降级处分,阿纳托利在外省军队里服役,安德烈公爵在国外,因此皮埃尔既不能像从前那样喜欢消度良霄,也不能和年纪大的受人尊敬的朋友在畅谈中排解愁闷了。他在午宴上、舞会上,主要是在瓦西里公爵家中——在肥胖的公爵夫人、即是他的妻子和美丽的女郎海伦这个小团体中,消度他的全部时光。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利尔,也像其他人一样,对皮埃尔改变了态度,发生了社会对他的看法上所发生的那种变化。

    以前,皮埃尔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经常觉得他所说的话失礼、无分寸,说出一些不宜于说出的话。他在脑海中酝酿发言的时候,总觉得他要说的话都是明智的,可是一当他大声说出来,这些话就变得愚蠢了。与之相反,伊波利特说的至为愚蠢的话,却被人看成是明智而且动听的。而今,无论他说什么话,都被认为charmant①。即令安娜·帕夫洛夫娜不开口,他也会发觉,她想说出这一点,为尊重他的谦逊起见,她才忍住没有把话说出来。

    从一八○五年冬季之初至一八○六年,皮埃尔接获安娜·帕夫洛夫娜寄来的一封普通的玫瑰色的请帖,请帖上并有补充的话:“VoustrouverezchezmoilabelleHéléne,qu’onneselassejamaisvoir.”②

    ——–

    ①法语:十分动听。

    ②法语:“有个百看不厌的十分标致的海伦要到我这里来。”

    皮埃尔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头一次感到他和海伦之间日渐形成别人公认的某种关系。这个念头使他胆寒,好像他正承担着一种他不能履行的义务似的,与此同时,它作为一种有趣的设想,又使他欢喜起来。

    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还和第一次晚会一样,只是安娜·帕夫洛夫娜用以款待客人的一道新菜,现在已经不是莫特马尔,而是一位来自柏林的外交官,他捎来了详细的新闻——亚历山大皇帝在波茨坦逗留、两位至为高贵的朋友在那里立誓永缔牢不可破的联盟,为维护正义事业而反对人类的敌人。皮埃尔受到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接待,她流露着一点忧愁,这显然是年轻人不久以前丧父——别祖霍夫伯爵去世之事牵动了安娜的心(大家总是认为,说服皮埃尔,要他对他几乎不认识的父亲的去世深表哀恸,是他们自己的天职),而她流露的一点忧愁宛如她一提到至尊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时流露的哀思一样。这使皮埃尔深感荣幸。安娜·帕夫洛夫娜用她那惯用的方法把她的客厅中的客人编成几个组。瓦西里公爵和几位将军的那个大组用上了一名外交官。另一组人在茶几旁边就座,皮埃尔想加入第一组,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处于激动不安的状态中,就像战场上的将领此时脑海中浮现出千万种上策,但尚未一一实现似的。她望见皮埃尔后,便用指头摸了摸他的袖筒。

    “Attendezjáidesvuessurvouspourcesoir.”①她望望海伦,对她微露笑容。

    ——–

    ①法语:等一等,今天晚上我打算找您聊聊。

    “Mabonne Hélène,ilfaut,quevous soyez charitablepour mapauvre tante,quiauneador ation pourvous,Allez luitenir compag niepour 10 minutes.①为了让您不感到寂寞,这里有个可爱的伯爵,他是乐意关照您的。”

    美丽的女郎向姑母跟前走去了,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还把皮埃尔留在自己身边,装出那副样子,好像她还要作出最后一次必要的嘱咐似的。

    “她多么惹人喜欢,不是吗?”她对皮埃尔说道,一面指着庄重地慢慢走开的美妙的女郎,“Etquelletenue!②这样年轻的姑娘善长于保持有分寸的态度!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表现!谁能占有她,谁就会无比幸福。一个非交际场中的丈夫有了她无形中就会在上流社会占有至为显赫的地位。是不是?我只想知道您的意见。”于是安娜·帕夫洛夫娜让皮埃尔走开了。

    ——–

    ①法语:我亲爱的海伦,您要仁慈地对待我可怜的姑母吧,她是宠爱您的。您和她一块呆上十来分钟吧。

    ②法语:她的举止多么优雅啊!

    皮埃尔十分真诚而且肯定地回答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有关海伦的行为方式问题。如果他曾经想到海伦,那他所想到的正是她的姿色、她在上流社会中那种十分宁静、保持缄默自尊的本领。

    姑母在一个角落里接待了两个年轻人,但是看起来她想隐瞒她对海伦的宠爱,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她想更多地流露她的惊恐的神态。她注视着她的侄女,仿佛心里在问,她应当怎样对付这几个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离开他们的当儿,又用指头摸摸皮埃尔的袖筒,说道:

    “J’espére,quevousnedirezplusqu’ons’ennuiechezmoi.”①她望了海伦一眼。

    ——–

    ①法语:我希望下次您不要再说,在我这儿觉得寂寞无聊。

    海伦嫣然一笑,那样子表示,她不容许任何人看见她而有不被勾魂的可能。姑母干咳了几声,清清嗓子,吞下口水,用法国话发言,她看见海伦觉得很高兴,之后把脸转向皮埃尔,用同样的言词问寒问暖,流露着同样的神色。在那枯燥无味、不能继续下去的谈话中间,海伦回头望了望皮埃尔,对他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安然而妩媚,她在人人面前都这样笑容可掬。皮埃尔看惯了这种微笑,他认为微笑的含义甚微,因此他不予以注意。姑母这时分正在谈论皮埃尔的亡父——别祖霍夫伯爵收集烟壶的事情,并且拿出自己的烟壶给大家瞧瞧。公爵小姐海伦要瞧瞧嵌在这个烟壶上面的姑父的画像。

    “这想必是维涅斯所创作的,’皮埃尔说道,同时提到著名的小型彩画家的名字,他向桌前俯下身去,拿起鼻烟壶,继续倾听另外一张桌上的闲谈。

    他欠一欠身,想绕过去,可是姑母正从海伦背后把烟壶递过来了。海伦向前弯下腰去让开一下,面露微笑回头看看。她和平素在晚会上那样,穿着一件时髦的袒胸露背的连衣裙,皮埃尔向来认为她的胸部像大理石那样又白又光滑,它现在离他的眼睛很近,所以他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对近视眼看清她那十分迷人的肩膀和颈项,并且离她的嘴唇很近,他只要略微弯下腰来,就会碰到他了。他闻到她的身躯的热气、香水味,听到她上身动弹时束腰发出窸窣的响声。他所看见的不是和她那件连衣裙合成一体的大理石般的俊美,他所看见的和所体察到的是她那仅仅散以衣腋的身体的迷人的姿色,他既然看见这一层,就不能去看别的了,就像骗局已被查明,我们不能再上当了。

    “您到现在还没发现我长得多么漂亮吗?”海伦好像在说话。“您没发现我是一个女人吗?是的,我是一个女人,可以属于任何人,也可以属于您,”她的目光这样说。也就在这一瞬间,皮埃尔心中觉得,海伦不仅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他的妻子,并没有别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候,他很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就像他和她正在教堂里举行婚礼似的。这件事应如何办理?何时办理?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可取(他甚至感到,这件事不知怎的是不可取的),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是要办理的。

    皮埃尔垂下眼睛,又抬起眼睛,心里重新想把她看作是一个相距遥远的,使他觉得陌生的美女,正如以前他每天看见的她那样,但是他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办了。就像某人从前在雾霭中观看野蒿中的一株草,把它看作是一棵树,当他看清这株草以后,再也不能把它看作一棵树了。她和他太接近了。她已经在主宰着他。除开他自己的意志力的障碍而外,他和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Bon,jevouslaissedansvotrepetitcoin.Jevois,quevousyêtestrèsbien.” ①可以听见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话语声。

    ——–

    ①法语:好的,我就把你们留在你们的角落里。我看见,你们在那里觉得蛮好。

    皮埃尔很惊恐地回想起,他是否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他满面通红,向四周环顾。他似乎觉得,大家都像他那样,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俄而,他走到那个大组的客人跟前时,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道:

    “Ond it quevou sembellis sezvotremaisonde Péter sbourg.”①

    (这是实话:建筑师说,他正要办这件事,就连皮埃尔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装修他在彼得堡的一栋高大的住宅。)

    “cestbien,maisnedéménagez pasdeche zleprince Basile.Ilest bond’ avoi runamicommele prince,”她面露笑容对瓦西里公爵说。“J’ensaisquelquechoseN’est-cepas?②可是您这么年轻。您所需要的是忠告。您不要生我的气,说我滥用了老太婆的权利。”她默不作声,就像妇女们平素在谈到自己的年纪之后,想等待什么似的,都不愿开口。

    “如果您结婚,那是另一回事。”她于是把他们的视线连接起来。皮埃尔不看海伦,她也不看他。可是她和他的距离还是很近。他发出哞哞声,满面通红。

    ——–

    ①法语:据说,您在装修您的彼得堡的住宅。

    ②法语:这很好。可是您不要从瓦西里公爵家中迁走。有这样一个朋友是件好事。这件事我略知一二。您说说看,是不是?

    皮埃尔回家以后,他久久地不能入睡,心里思忖,他出了什么事。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没有出什么事。他所明白的只是,在儿时他就认识一个女人,关于这个女人,他漫不经心地说:“是的,很标志。”当别人对他说,海伦是个美妙的女郎,他心里明了,这个女人可能属于他。

    “可是她很傻,我自己也说过她很傻,”他心中想道,“她使我产生的一种情感中含有某种鄙劣的应被取缔的东西。有人对我说,她的哥哥阿纳托利钟情于她,她也钟情于他,他们之间有一整段恋爱史,正因为这件事阿纳托利才被逐出家门,伊波利特是她的哥哥……瓦西里公爵是她的父亲……真糟糕……”他想,正当他这样发表议论的时候(这些议论还没有结束),他发觉自己面露微笑,并且意识到,从前面的一系列议论中正在浮现出另一系列议论,他同时想到她的渺小,幻想着她将成为他的妻子,她会爱他,她会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他所想到和听到的有关她的情形可能是一派谎言。他又不把她视为瓦西里公爵的女儿,而他所看见的只是她那蔽以灰色连衣裙的躯体。“不对,为什么我脑海中从前没有这种想法呢?”他又对他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仿佛觉得,在这门婚事中含有一种鄙劣的、违反自然的、不正直的东西。他回想起她从前所说的话、所持的观点,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那些看见他们的人所说的话、所持的观点。他回想起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谈到住宅时所说的话、所持的观点,回想起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人所作的千万次的这类的暗示,他感到恐怖万分,他是否凭藉什么把自己捆绑起来,去做一件显然是卑劣的、他理应不做的事。但是在他向自己表白这一决心时,从她的灵魂的另一面正浮现出她的整个女性美的形象。

    ——————

    2

    一八○五年十一月,瓦西里公爵要到四个省份去视察。他给自己布置了这项任务,目的是要顺便去看看他那衰败的领地。他带着儿子阿纳多利(在他的兵团的驻地),和他一道去拜看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目的是要儿子娶到这个有钱的老头的女儿。但是在启行去办理这几件新事以前,瓦西里公爵务必要为皮埃尔处理一些事情。迩来皮埃尔整天价呆在家中,即是呆在他所居住的瓦西里公爵家中,消磨时光。海伦在场的时候,他显得荒唐可笑、激动而愚蠢(热恋的人自然会露出这副样子),但是他还没有提出求婚的事。

    “Toutcaestleeletbon,maisilfaut queca Jinisse,”①有一天早上,瓦西里公爵愁闷地叹息,喃喃自语地说,他意识到,皮埃尔感谢他的隆情厚意(但愿基督保佑他!),他没有办妥这件事。“青春年少……轻举妄动……得啦,愿上帝保佑。”瓦西里公爵想了想,因为他待人和善而感到高兴。“maisilfautquecafinisse,②后天是海伦的命名日,我得请客,如果他不懂得应该怎样应付,那就是我的责任。是的,我有责任。我是父亲啊!”

    ——–

    ①法语:这一切都很美妙,但是,任何事必有结局。

    ②法语:必须、必须了结这件事。

    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晚会之后,皮埃尔熬过了一个心情激动的不眠之夜,夜里他断定,娶海伦为妻是一件不幸的事,他要避开海伦,远走高飞,皮埃尔作出这一决定后度过了一个半月,他没有从瓦西里公爵家里迁走,他很恐惧地感到在人们的眼睛里,他和海伦的关系日甚一日地暧昧,他无论怎样都不能恢复他以前对她的看法,他也不能离开她,他觉得多么可怕,可是他应当把自己的命运和她联系起来。也许,他本可克制自己,但是瓦西里公爵家里没有一天不举办晚会(以前他家里很少举行招待会),如果他不想使得众人扫兴,不想使得等候他的众人失望,他就不得不出席晚会。瓦西里公爵在家时,他偶尔会从皮埃尔身边走过,拉着他的一只手,往下按,心不在焉地把他那刮得光光的布满皱纹的面颊伸给他亲吻,并且说:“明天见”,或者说:“来吃顿午饭,要不然我就看不见你了”,或者说:“我为你特地留在家里”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虽然瓦西里公爵为皮埃尔而特地留在家里(正如他所说的),但是他和他说不上两句话。皮埃尔觉得不能辜负他的期望。他每天都对自己说着同样的话:“总得了解她,弄个明白,她是个怎样的人?我以前出了差错,还是现在出了差错?不,她并不傻,不,她是一个顶好的女郎!”他有时自言自语地说。“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蠢话。他少于言谈,可是她说的话总是言简意赅。她并不愚蠢。她从来不会忸怩不安,现在也不会忸怩不安。她真的不是坏女人啊!”他常常遇到和她交谈的机会,她每次都回答他的话:或者随便说句简短的话,表示她不感兴趣;或者报以沉默的笑意和眼神,极其明显地向皮埃尔显示她的优越性。她认为,同她的微笑相比,一切议论都是胡诌,她的看法是对的。

    她对他总是露出欢快而信赖的微笑,这是在他一人面前流露的微笑,比起她平素为美容而露出的纯朴的微笑,含有更为深长的意味。皮埃尔知道,众人等待的只是,他临了说出一句话,越过已知的界线,他也知道,他迟早要越过这条界线。可是一当他想到这可怕的步骤,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把他笼罩住了。在这一个半月当中,皮埃尔自己觉得越来越远地被拖进那个使他害怕的深渊。他曾千次地对自己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有决心啊!难道我没有决心么?”

    他想下定决心,但是他惊恐地感觉到,在这种场合下他竟缺乏他认为自己怀有、从前确实怀有的决心。他属于那些人之列,只有当那些人觉得自己完全纯洁的时候,他们才是强而有力的。他向安娜·帕夫洛夫娜弯下腰来拿鼻烟壶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渴望的感觉把他控制住了,从那天起,这种渴望造成了他的不自觉的愧悔之感,麻痹了他的决心。

    海伦的命名日的那一天,瓦西里公爵的几个最亲近的人——如公爵夫人所云,几个亲戚和友人,在瓦西里公爵家中用晚餐。所有这些亲戚和朋友都明白,这一天应当决定过命名日的女郎的命运。客人们正在吃晚饭。那个身材高大、从前长得俊俏而今仍然庄重的叫做库拉金娜的公爵夫人,在主人席上就坐。贵宾们——老将军和他的夫人以及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女主人两旁就坐;不太年老的贵宾们在餐桌末端就座,家里人也坐在那里作陪,皮埃尔和海伦并排坐着。瓦西里公爵不吃晚饭,他在餐桌近旁踱着方步,心情愉快地时而挨近这个客人坐下,时而挨近那个客人坐下。他漫不经心地对每个人说句动听的话,只有皮埃尔和海伦除外,他好像没有发觉他们在出席晚宴似的。瓦西里公爵使大家活跃起来。烛光璀璨,银质器皿和水晶玻璃器皿、女人们的服装和将军们的金银肩章闪烁着光辉。身穿红色长衫的仆人穿梭似地走来走去。可以听见刀子、酒杯、餐盘碰击的响声,这张餐桌的周围有几伙人正在热烈地交谈。可以听见,在餐桌的一端,有个年老的宫廷高级侍从硬要一个年老的男爵夫人相信他怀有热爱她的诚心,她听后哈哈大笑。另一端,有人在叙述某个玛丽亚·维克托罗夫娜遭受挫折的故事。靠近餐桌的中间,瓦西里公爵把听众聚集在他的身旁。他的嘴角上流露着诙谐的微笑,叙述最近一次(星期三)国务院会议的情形,在会议上彼得堡新任总督谢尔盖·库兹米奇·维亚济米季诺夫接获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从军队中发布并转交给他的著称于当时的圣旨,他宣读圣旨,皇帝在圣旨中告知谢尔盖·库兹米奇:他从四方接获百姓效忠皇上的宣言,彼得堡的宣言使他特别高兴。他引以自豪的是,他荣幸地担任这样一个国家的元首,他要竭力而为,使自己无愧于国家。圣旨开头写的是:“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传闻……”等等。

    “念到‘谢尔盖·库兹米奇,’真的没有继续念下去吗?”

    一个女士问道。

    “是的,是的,一个字也没有多念,”瓦西里公爵一面发笑,一面回答。‘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传闻。据各方传闻。谢尔盖·库兹米奇……’可怜的维亚济米季诺夫无论怎样也没法念下去了。接连有几次他从头念起。但是一念到谢尔盖……就哽咽起来……库……兹米……奇,就眼泪长流……据各方传闻,语声就被哭声淹没了,他不能念下去了。又用手帕揩眼泪,又念‘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传闻’,又眼泪长流……于是请别人把它念完。”

    “库兹米奇……据各方传闻……又眼泪长流……”有个什么人笑着重复这句话。

    “不要狠毒啊,”安娜·帕夫洛夫娜从餐桌的另一头伸出一个指头,装出威吓的样子,说道,“C’estunsibraveetexBcellenthommenotrebonViasmitinoff…”①

    ——–

    ①法语:我们的心地善良的维亚济米季洛夫,他是个挺好的人。

    传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坐在贵宾席上的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兴奋心情的影响下,看来都很愉快,只有皮埃尔和海伦沉默不言,几乎在餐桌的末端并排坐着,这两个人勉强忍住,没有流露出与谢尔盖·库兹米奇无关的喜洋洋的微笑,一种为自己的感情自觉得羞惭的微笑。无论人们谈论什么,怎样发笑,无论人们怎样津津有味地喝莱茵葡萄洒、吃软炸肉、吃冰激凌、吃浇汁菜,无论人们的目光怎样避开这对恋人,好像对他们冷漠无情,不予理睬,但不知怎的,从频频投向他们的目光来看,却使客人感觉到,谢尔盖·库兹米奇无论是打诨、发笑,还是狼吞虎咽,——全是装模作样的,这帮人的注意力都贯注在皮埃尔和海伦这对恋人身上。瓦西里公爵一面效法谢尔盖·库兹米奇呜咽的样子,一面向女儿瞟了一眼,在他发笑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好像在说:“是的,是的,事事都很顺遂,今儿一切都能解决。”安娜·帕夫洛夫娜为心地善良的维亚济米季诺夫鸣不平,而向他做出威吓的姿势,这时她用闪闪发亮的眼睛望望皮埃尔,瓦西里公爵从她的目光中看出这是向他未来的女婿和女儿的幸福所表示的祝贺。年老的公爵夫人气忿地向她女儿瞥了一眼,愁闷地叹一口气,向邻坐的女客敬酒,这声叹息似乎是说:“是的,我亲爱的,如今我和您只有喝杯甜酒了;如今是这些年轻人大胆挑衅的幸福时刻。”那个外交官望着一对恋人的幸福的面容,心里想道:“我所讲的都是些蠢话,仿佛这会使我很感兴趣似的。看,这就是幸福啊!”

    在把这群人一个个联系起来的人为的趣味之中,夹进了一对清秀而健康的男女青年互相倾心的纯朴的感情。这种人类的感情压倒了一切,支配着他们的虚伪的空谈。笑谑听来令人愁闷,新闻显得索然无味,热闹的景象原来是伪装的。不仅是他们,就连侍候饭桌的仆人仿佛也具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入迷地望着美人儿海伦和她那容光焕发的脸盘,望着皮埃尔那副红彤彤的、肥胖的、显得幸福而心神不定的面孔,以致于忘记侍候客人。一支支烛光仿佛也只凝聚在这两张显得幸福的脸上。

    皮埃尔觉得他自己是一切事物的中心,这种地位既使他高兴,又使他腼腆。他处于那种状态,就像某人埋头于一种业务似的。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听不真切。他的心灵中只是有时意外地闪现出片断的思绪和现实的印象。

    “一切就是这样完了吗!”他想道,“这一切都是怎样弄成的呢?真是太快了!我现在知道,不只是为了她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是为了众人,这件事情必然会实现。他们预料这件事必将出现,而且相信,这件事将能实现,所以我不能使他们失望。但是这件事将要怎样实现呢?我不知道,但它一定会实现!”皮埃尔想道,一面瞅着他眼睛旁边露出的她那发亮光滑的肩头。

    时而他忽然不知为什么而感到害羞。他觉得不自在的是,他一个人吸引众人的注意,他在别人的眼睛中是个幸运的人,他的相貌长得丑陋,却成为占有海伦的帕里斯。“想必这总是常有的事,应当这样做,”他安慰自己,“但是我为这件事做了什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是和瓦西里公爵一起从莫斯科启程的。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后来我为什么没有在他家里居住?后来我和她一同打纸牌,替她拾起一个女式手提包,和她一道坐马车游玩。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实现的?你看他现在成了未婚夫坐在她身旁,听见,看见,觉察到她的亲近,她的呼吸,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优美。时而他忽然觉得,不是她,而是他自己长得异常俊美,所以人们才这样注视他,于是,他因为引起众人的惊奇而深感幸福,他挺起胸,昂起头,为自己的幸福而高兴。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熟悉的声音,这种声音又对他说着什么话。可是皮埃尔着了迷,因此不明了别人对他说着什么话。

    “我问你,什么时候你收到博尔孔斯基的信,”瓦西里公爵第三次重复地说,“我亲爱的,你是多么漫不经心啊。”

    瓦西里公爵面露微笑,皮埃尔看见,大家都对他和海伦微露笑容。“既然你们都知道,那也没有什么,”皮埃尔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实情,那又怎样呢?”他独自露出温顺而稚气的微笑,海伦也面露微笑。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接到的?是从奥尔米茨寄来的吧?”瓦西里公爵重说了一遍,他仿佛是要知道这件事才能调停论争似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和谈论这种琐碎事呢?”皮埃尔想道。

    “是的,信是从奥尔米茨寄来的。”他叹口气答道。

    吃罢晚饭,皮埃尔带着他的女伴跟随其他来客步入客厅。客人们开始四散,有些人未向海伦告辞就乘车走了。有些人到她跟前呆一会儿,就连忙离开,不让海伦送他们,好像不想打断她干的正经事。那个外交官忧悒地默不作声,从客厅中走出来。他脑海中想到,他在外交场中的升迁,和皮埃尔的幸福相对比,不过是泡影。年老的将军的太太问到将军的腿病的时候,他愤怒地向她发了一顿牢骚。“啊唷,你这个老傻瓜,”他想了一下,“你看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即海伦)就是到了五十岁还是个美人儿。”

    “我好像可以向您道贺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向公爵夫人一面轻言细语地说,一面用劲地吻吻她。“若不是偏头痛,我就会留下来的。”

    公爵夫人什么都不回答,她对自己女儿的幸福的妒嫉使她觉得苦恼。

    送客出门时,皮埃尔一人和海伦在他们就坐的小客厅里呆了很久。此时以前,在最近一个半月里,他也时常一个人陪伴着海伦,但他从未向她吐露爱情。此时他觉得他非这样做不可。但是他无论怎样都拿不定主意去走最后一步路。他十分羞愧,仿佛觉得他在海伦身边占据别人的地位。“这种幸福不为我所有,”一种内心的声音告诉他,“这种幸福应为那些缺少你所占有之物的人所享受。”可是应该讲点什么话,他于是开口说了。他问她对今天的晚会是否感到满意。她仍然像平时那样,简简单单地作答,对她来说,今天的命名日是一次至为愉快的命名日。

    近亲之中有些人还没有走。他们坐在大客厅里。瓦西里公爵拖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到皮埃尔跟前。皮埃尔站立起来,说天已经很晚了。瓦西里公爵用严肃而疑惑的目光望望他,好像他说的话很古怪,简直没法听进去。但是紧接着严肃的表情改变了,瓦西里公爵拉了拉皮埃尔的手,往下一按,让他坐下,亲切地微微一笑。

    “啊,廖莉娅(海伦的爱称),怎么啦?”他立刻把脸转向女儿,带着他那温和而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那口吻是父母从儿女童年时代起就疼爱儿女所习惯用的,不过瓦西里公爵是从模仿别的父母中才领会到这种口吻的。

    他又把脸转向皮埃尔,说道:

    “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传闻。”他在扣紧背心最上面的一个钮扣时说道。

    皮埃尔微微一笑,但是从他的微笑可以看出,他懂得,瓦西里公爵这时对谢尔盖·库兹米奇的笑话并不发生兴趣,瓦西里公爵也明白,皮埃尔了解这一点。瓦西里公爵忽然嘟哝了一阵,便走出去。皮埃尔仿佛觉得,就连瓦西里公爵也困惑不安。这个年老的上流社会人士的窘态感动了皮埃尔;他向海伦望了一眼,好像她也惶恐起来,她那眼神在说:“也没有什么,您自己有过错。”

    “一定要跨越过去,可是我不能,我不能。”皮埃尔想道,又开口说到旁人,说到谢尔盖·库兹米奇,问到这是个什么笑话:

    因为他没有听进去。海伦微露笑容回答,说她也不知道。

    当瓦西里公爵向客厅走去时,公爵夫人向一个年迈的太太轻言细语地谈论皮埃尔的事情。

    “当然罗,C’estunpartitrèsbrillant,maisleboenheur,machère…”

    “Lesmariagessefontdanslescieux”,①年迈的太太答道。

    瓦西里公爵好像没有去听太太们说话,他向远处的屋角走去,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下。他闭上眼睛,好像在打瞌睡。他的头垂到胸前,可是接着醒过来了。

    “Aline,”他对妻子说:“Allezvoircequ’ilsfont.”②

    ——–

    ①法语:“当然罗,这是非常出色的配偶,我亲爱的,但是幸福……”“大凡婚事均为天作之合。”

    ②法语:阿琳娜,你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公爵夫人走到了门前,她装出一副意味深长而又冷漠的样子从门旁走过,向客厅瞥了一眼。皮埃尔和海伦还坐在那里聊天。

    “还是那个样子。”她回答丈夫。

    瓦西里公爵蹙起额角,把嘴巴撇到一边,脸上起了皱纹,他的两颊颤动起来,现出他所固有的令人厌恶的粗暴表情。他振作精神,站立起来,迈着坚定的脚步从太太们身边向小客厅走去。他很高兴地快步流星地走到皮埃尔跟前。公爵脸上流露出非常激昂的神情,皮埃尔望见他,吓了一跳,站起来。

    “谢天谢地!”他说道,“妻子把什么都对我说了!”他用一只手抱住皮埃尔,用另一只手抱住女儿。“廖莉娅,我的亲人!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他的声音颤栗起来,“我热爱你的父亲……她将是你的好妻子……愿上帝为你们祝福!

    ……”

    他抱住女儿,然后又抱住皮埃尔,用他那老年人的嘴吻吻他。他的眼泪真的浸湿了皮埃尔的面颊。

    “我的公爵夫人,到这里来。”他喊道。

    公爵夫人走出来,也哭起来了。这个年迈的太太也用手绢揩干眼泪。他们都吻了皮埃尔,他也吻了几次标致的海伦的手。过了一阵子,又让他们俩呆在一起了。

    “这一切应当是这样的,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皮埃尔想道,因此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没有什么可问的。好就好在事情决定了,以前折磨他的疑团消失了。皮埃尔沉默地握着未婚妻的手,注视着她那美丽的一起一伏的胸脯。

    “海伦!”他大声地说,随即停住了。

    “在这些场合人们会说些什么特别的话。”他想道,但是他无论怎样也没法想起,在这些场合人们究竟会说些什么话。他望望她的脸色。她愈加靠近他了。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嗐,摘下这个……就是这个……”她指着他的眼镜。

    皮埃尔摘下眼镜,他的眼睛除开具有人们摘下眼镜后常有的怪相之外,它还惊慌而疑惑地张望。他想向她手边弯下腰来,吻吻她的手,可是她飞快地粗鲁地将脑袋向前移近,截住他的嘴唇,让它和自己的嘴唇相吻合。她的脸色变了,那种不愉快的、心慌意乱的表情使皮埃尔颇为惊讶。

    “现在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完了;不过我爱她。”皮埃尔想了想。

    “Jevousaime!”①他说道,想起了在这些场合要说什么话;但是这句话听来贫乏无味,以致他为自己羞愧。

    ——–

    ①法语:我爱您!

    过了一个半月,他结婚了,人人都说他是个拥有美丽的妻子和数百万家财的幸运者,他在彼得堡的一栋重新装修的别祖霍夫伯爵大楼中住下来。

    ——————

    3

    一八○五年十二月间,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老公爵接到瓦西里公爵一封信,通知他,说他将偕同儿子前来造访。“我去各地视察,为晋谒您——晋谒至为尊敬的恩人,我认为走一百俄里路,自然不是走冤枉路,”他写道,“我的阿纳托利陪我同行,他就要入伍了。我希望,您能允许他亲自向您表示深厚的敬意。因为他效法父亲,所以他对您怀有深厚的敬意。”

    “用不着把玛丽(即是玛丽亚)送到门外去,求婚的男子亲自会走到我们家里来。”矮小的公爵夫人听到这席话后,冒失地说道。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蹙了蹙额角,什么话也没有说。

    接到信后过了两个礼拜,一天晚上,瓦西里公爵的仆人先到了,翌日,他本人偕同儿子也到了。

    博尔孔斯基老头子总是对瓦西里公爵的性格给予很低的评价,尤其是近来,当瓦西里公爵在保罗和亚历山大两个新朝代当政时期身任要职、光门耀祖之后,就愈加贬低他了。而目下,他从这封信和矮小的公爵夫人的暗示中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由心灵深处对瓦西里公爵的非议转变为恶意的轻蔑。他谈论他时经常嗤之以鼻。在瓦西里公爵就要来临的那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特别感到不满,心绪也不佳。是否因为瓦西里公爵就要来临,他才心情不佳,还是因为他心绪不佳,所以对瓦西里公爵的来临才特别感到不满,不过,他心绪确乎不佳。吉洪清早就劝告建筑师不要随带报告到公爵跟前去。

    “您总听见,他走来走去,”吉洪说道,要建筑师注意听公爵的步履声。“他踮着整个后跟走路,我们就知道……”

    但是,公爵像平时一样,八点多钟就穿着一件缝有黑貂皮领的天鹅绒皮袄,戴着一顶黑貂皮帽出去散步。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尼古拉·安德烈伊奇经常走的那条通往暖房的小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扫开的雪地上可以看见扫帚的痕迹,一把铁锹被插在小路两旁松散的雪堤上。老公爵走到暖房,之后又走到下房和木房,他蹙起额角,沉默不言。

    “雪橇可以通行吗?”他向那个送他回家的相貌和风度俨像主人的受人敬爱的管家问道。

    “大人,雪很深。我已经吩咐仆人把大马路打扫干净。”

    公爵垂下头,走到台阶前。“谢天谢地,”管家想了想,“乌云过去了!”

    “大人,通行是有困难的,”管家补充一句话。“大人,听说有一位大臣要来拜看大人,是吗?”

    公爵把脸转向管家,用那阴沉的目光盯着他。

    “怎么?有一位大臣?啥样的大臣?是谁吩咐的?”他用生硬而刺耳的嗓音说道。“没有给公爵小姐——我的女儿打扫马路,而要给这位大臣打扫马路!我这儿没有什么大臣啊!”

    “大人,我以为……”

    “你以为!”公爵喊道,他说话越来越急促,前言越来越搭不上后语。“你以为……土匪!骗子!我就来教你以为。”他抡起手杖,要向阿尔帕特奇打去,如果管家不是本能地闪开,他就打过来了。“你以为!……骗子手!”他急忙喊道。阿尔帕特奇竟敢躲避向他打来的一棍,大吃一惊,他向公爵近旁走去,服服帖帖地低下他的秃头,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公爵才继续叫喊:“骗子手!……填好这条路!”虽然如此,可是他再也没有抡起他的手杖,向屋里跑去。

    午饭前,公爵小姐和布里安小姐都知道公爵的心绪恶劣,于是站在那儿恭候他。布里安小姐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仿佛在说:“我一如平日,什么事情都不晓得。”玛丽亚公爵小姐面色惨白,心惊胆战,一对眼睛低垂着。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最苦恼的是:她知道在这种场合应当像布里安小姐那样处理事情,但是他没法做到。她仿佛觉得,“假若我装出一副不理会的样子,他就会以为我对他缺乏同情心,如果我觉得烦闷,情绪恶劣,他就会说(这是从前常有的情形),我垂头丧气。”其余可从此类推。

    公爵望了望女儿惶恐的神态,气冲冲地开口说:

    “废料……或者是个傻瓜!……”他说道。

    “那一个没有到!她们真的诽谤她了。”他心中想到那个没有到餐厅来的矮小的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在哪里?”他问道。“躲起来了吗?……”

    “她不太舒服,”布里安小姐面露愉快的微笑,说道,“她不会出来。在她那种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呣!呣!呣!呣!”公爵说道,在桌旁坐下。

    他觉得盘子不干净,指了指盘子上的污点,把它扔了。吉洪接住盘子,递给小菜间的侍者。矮小的公爵夫人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她心里害怕公爵已经达到难以克服的地步,她一听见公爵的情绪恶劣,就决定闭门不出。

    “我替孩子担心,”她对布里安小姐说道,“惶恐不安,天知道会出什么事。”

    一般地说,矮小的公爵夫人住在童山,经常惶恐不安,对老公爵怀有一种她所意识不到的厌恶感,因为恐惧占了上风,所以她没有这种体会。从老公爵而言,他也怀有厌恶感,但是它被蔑视感冲淡了。矮小的公爵夫人在童山住惯了,特别疼爱布里安小姐,和她在一起过日子,请她在自己身边过夜,常常和她谈到老公公,将他评论一番。

    “Ilnousarrivedumonde,monprince,”①布思安小姐用她那白里泛红的小手打开白餐巾时,说道,“SonexcellenceleprinceHenKouraguineavecavecsonfils,àcequej’aientenBdudire.”②她带着疑问的语调说。

    ——–

    ①法语:公爵,客人要到我们这里来。

    ②法语:据我所听说的,是库拉金公爵大人偕同他的儿子。

    “呣……这个excellence是小孩……我把他安排在委员会里供职,”老公爵带着蒙受屈辱的样子说。“儿子来干啥,我简直弄不明白。丽莎韦塔·卡尔洛夫娜(即是矮小的公爵夫人)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也许知道。我不知道他干嘛把儿子带到这里来。我用不着。”他望了望满面通红的女儿。

    “你不舒服,是不是?就像今日阿尔帕特奇这个笨蛋所说的,你给大臣吓坏了。”

    “不是的,monpère.”①

    不管布里安小姐的话题怎样不妥当,但她并没有停住,还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暖房,谈论刚刚绽开的一朵鲜花的优美,公爵喝过汤之后,变得温和了。

    午饭后,他去儿媳妇那儿走走。矮小的公爵夫人坐在小茶几旁和侍女玛莎絮絮叨叨地谈话。她看见老公公后,脸色变得苍白了。

    矮小的公爵夫人变得很厉害了。现在与其说她好看,莫如说她丑陋。她两颊松垂,嘴唇翘起,眼皮耷拉着。

    “是的,真难受。”公爵问她有什么感觉,她这样回答。

    “需要什么吗?”

    “merci,monpère,②不需要什么。”

    ——–

    ①法语:爸爸。

    ②法语:爸爸,谢谢你。

    “嗯,好,好。”

    他走出来,走到堂倌休息室。阿尔帕特奇低下头来,在堂倌休息室里站着。

    “把马路填好了吗?”

    “大人,填好了。看在上帝份上,请原谅我这个糊涂人。”

    公爵打断他的话,不自然地大笑起来。

    “嗯,好,好。”

    他伸出手来,阿尔帕特奇吻吻他的手,之后他走进了书斋。

    傍晚,瓦西里公爵到了。车夫和堂倌们在大道上(大路被称为大道)迎接他。他们在故意撒上雪花的路上大喊大叫地把他的马车和雪橇拉到耳房前面。

    他们拨给瓦西里公爵和阿纳托利两个单独的房间。

    阿纳托利脱下无袖上衣,双手叉腰坐在桌前,面露微笑,瞪着他那双好看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桌子的一角。他把他的一辈子视为某人不知为什么应该给他安排的无休无止的纵情作乐。他也是这样看待他对这个凶狠的老头子和很有钱的丑陋的女继承人的走访的。照他的推测,这一切都会导致顺利的极为有趣的结局。“既然她很富有,干嘛不娶她为妻?这决不会造成障碍。”阿纳托利想道。

    他刮了脸,照老习惯细心而讲究地给自己身上洒香水,带着他那生来如此的和善和洋洋自得的神态,高高地昂着漂亮的头,走进父亲的住房。两个老仆人给瓦西里公爵穿衣裳,在他身旁忙碌地干活。他兴致勃勃地向四周环顾,向走进来的儿子愉快地点点头,仿佛在说:“是的,我所需要的正是你这副样子!”

    “爸爸,不,真的,她很丑陋吗?啊?”他用法国话问道,好像继续在谈旅行时不止一次地谈过的话题。

    “够了,甭再说蠢话!主要的是,对老公爵要极力表示尊敬,言行要慎重。”

    “如果他开口骂人,我就走开,”阿纳托利说道。“这些老头子我不能容忍。啊?”

    “你要记住,对你来说,一切以此为转移。”

    这时,女仆居住的房里不仅获悉大臣偕同儿子光临的消息,而且对他们二人的外貌描述得详详细细。公爵小姐玛丽亚一人坐在自己房里,枉然地试图克制自己内心的激动。

    “他们干嘛要写信,丽莎干嘛要对我谈到这件事呢?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一面照镜子,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走到客厅里去呢?如果我真的喜欢他,我此刻也不能独个儿和他在一块啦。”一想到父亲的目光,就使她胆寒。

    矮小的公爵夫人和布里安小姐从侍女玛莎那里接获各种有用的情报,谈到某个面颊绯红、眉毛乌黑的美男子就是大臣的儿子,他父亲拖着两腿费劲地登上阶梯,而他竟像一只苍鹰,一举步就登上三级梯子,跟在他身后走去,矮小的公爵夫人和布里安小姐从走廊里就听见他们兴致勃勃的谈话声,获得这些情报后,就走进公爵小姐的房间。

    “Ilssontarrivés,Marie,①您知道吗?”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她步履维艰,摇晃着她那大肚子,身子沉甸甸地坐到安乐椅上。

    ——–

    ①法语:玛丽,他们到了。

    她已经不穿早晨穿过的那件短上衣了,而是穿着一件挺好的连衣裙。她的头部经过细心梳理,神采奕奕,但仍旧遮掩不住邋遢的毫无生气的外貌。从她穿的这件在彼得堡交际场中常穿的服装来看,更显得难看多了。布里安小姐身上的服装也不易觉察地改观了,使她那美丽而鲜嫩的脸蛋平添上几分魅力。

    “Ehbien,etvousrestezcommevousètes,chère

    privncesse?”她说,“Onvavenivannoncer,queces messieurs sontausalon,ilfaudra descendre,etvousne faite spasunpet it brindétoi lette!①”

    矮小的公爵夫人从安乐椅上站立起来,按铃呼唤侍女,急忙而又愉快地给公爵小姐玛丽亚的衣着出点子,并且着手给她穿衣服。公爵小姐玛丽亚觉得受委屈,有损她的自尊心,那个许配给她的未婚夫的来临,弄得她心情激动,使她更受委屈的是,她的两个女友预测这件事只能这样办,如果告诉她们说她为自己也为她们而感到羞愧的话,那就是说暴露了她自己的激动心情,如果拒绝她们给她穿着,势必会导致长时间的取笑和聒絮。她面红耳赤,一对美丽的眼睛变得无神了,脸上尽是红斑,她带着她脸上时常流露的牺牲者的难看的表情,受制于布里安小姐和丽莎。这两个女人十分真诚地想使她变得漂亮。她长得非常丑陋,她们之中谁也不会产生和她争妍斗艳的念头,因此她们是出自一片诚心,而且怀有女人们那种天真而坚定的信念,认为衣着可以使面容变得美丽,于是她们就着手给她穿上衣服。

    “Malonneamie②,说实话,不行,这件连衣裙不美观,”丽莎说道,她从侧面远远地望着公爵小姐,“你那里有一件紫红色的连衣裙,吩咐人拿来!好吧,要知道,也许这就能决定一生的命运。可是这件连衣裙颜色太浅,不美观,不行,不美观!”

    ——–

    ①法语:欸,您怎么还是穿着以前穿的那件衣服?马上就有人来说话,他们走出来了。得到楼下去,您略微打扮一下也好啊。

    ②法语:我的朋友。

    不是连衣裙不美观,而是公爵小姐的脸盘和身材不美观,可是布里安小姐和矮小的公爵夫人没有觉察到这点。她们总是觉得,如果把一条天蓝色的绸带系在向上梳的头发上,并从棕色的连衣裙上披下一条天蓝色的围巾,等等,一切就会显得美观了。她们忘记,她那副惊恐的面孔和身体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无论她们怎样改变外表并且加以修饰,但是她的面孔仍然显得难看,很不美观。公爵小姐玛丽亚温顺地听从她们三番两次地给她调换服装,然后把头发往上梳平(这个发式完全会改变并且影响她的脸型),披上一条天蓝色的围巾,穿上华丽的紫红色的连衣裙,这时矮小的公爵夫人在她周围绕了两圈左右,用一只小手弄平连衣裙上的皱褶,轻轻拽一拽围巾,时而从那边,时而从这边侧着头看看。

    “不,还是不行的,”她两手举起轻轻一拍,坚决地说。

    “Non,Marie,décidémentcanevousvapas.Jevousaime mieux dan svotrepet iterobe grvise detousle sjours.Non,degrace,faitescela pourmoi。①卡佳,”她对侍女说。“你给公爵小姐把那件浅灰色的连衣裙拿来,布里安小姐,您再看看我怎么安排这件事吧。”她带着一个演员预感到欢乐而流露的微笑,说道。

    ——–

    ①法语:玛丽,不行,这件您穿来根本不合适。您穿您每日穿的那件浅灰色的连衣裙,我就更喜欢您了。请您为了我就这么办吧。

    可是当卡佳把那件需要的连衣裙拿来的时候,公爵小姐玛丽亚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镜台前面,端详着自己的脸蛋,卡佳从镜中望见,她的眼睛里噙满着泪水,她的嘴巴颤栗着,快要嚎啕大哭了。

    “Voyons,chèreprincesse,”布里安小姐说道。“encoreunpetiteffort.”①

    矮小的公爵夫人从侍女手中取来连衣裙,向公爵小姐玛丽亚面前走去。

    “那样不行,现在我们要打扮得既简朴又好看。”她说道。

    她的嗓音、布里安小姐的嗓音、还有那个因某事而发笑的卡佳的嗓音,汇合成类似鸟鸣的欢乐的呢喃声。

    “Non,laissez-moi.”②公爵小姐说。

    她的嗓音听来如此严肃、令人难受,飞鸟的呢喃声顿时停止了。她们望了望她那对美丽的大眼睛,眼睛噙满着泪水,深思熟虑地,炯炯有神地、恳求地望着她们,她们心里明白,继续坚持非但无益,反而残忍。

    “Aumoinschangezdecoiffure.”矮小的公爵夫人说道,“Jeuousdissais,”她把脸转向布里安小姐,带着责备的腔调说,“Marieaunedecesfigures,auxquellesgenredecoffurenevapasdutout,Maisdutout,dutout.Changezdegrace.”③Laissez-moi,laissez-moi,toutcam’estparfaitementégal.”④可以听见勉强忍住眼泪的人回答的声音。

    ——–

    ①法语:唉,公爵小姐,再克制一下自己吧。

    ②法语:不,请别管我好了。

    ③法语:“至少要改变发式。我对您说过。”“这种发式根本不适合玛丽这一类人的脸型。请您改变发式吧。”

    ④法语:别管我吧,我横竖一样。

    布里安小姐和矮小的公爵夫人应当自己承认,公爵小姐玛丽亚这副样子很难看,较之平日更丑陋,可是已经太晚了。她脸上带有她们所熟悉的那种独立思考而又悲伤的表情不停地注视她们。这种表情并没有使她们产生对公爵玛丽亚小姐的畏惧心理。(她没有使任何人产生这种感觉。)但是她们知道,一当她脸上带有这种神态,她就会沉默不言,她一下定决心,就毫不动摇。

    “Vouschangerez,n’est-cePas?”①丽莎说道,当玛丽亚公爵小姐一言未答的时候,丽莎从房里走出来了。

    ——–

    ①法语:您准会换个发式的,是不是?

    公爵小姐玛丽亚独自一人留下来了。她没有履行丽莎的意愿,不仅没有改变发式,而且没有对着镜子瞧瞧自己。她软弱无力地垂下眼帘和胳膊,默不作声地坐着,暗自思量着。她脑海中想象到一个丈夫,一个强而有力的男人,一个居于高位、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的人士,他忽然把她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幸福的世界。她脑海中想象到她怀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就是她昨日在乳妈的女儿那里看见的那个模样的孩子。丈夫在面前站着,温柔地望着她和孩子。“可是我想得不对,这是不可能的,我的相貌太丑了。”她心中想道。

    “请您去饮茶。公爵马上要出来会客。”从门后可以听见侍女的说话声。

    她清醒了,她对自己想到的事情大吃一惊。在下楼之前,她站立起来,走进供神像的礼拜室,她把视线集中在长明灯照耀的大型神像的黑脸膛上,把双手交叉起来,在神像面前站立几分钟。公爵小姐玛丽亚心头充满着痛楚的疑虑。她是否能够享受爱情的欢乐,人世间爱慕男人的欢乐?玛丽亚公爵小姐在产生结婚的念头之际,她心中所想望的是家庭的幸福和儿女,但是主要的至为强烈的宿愿,那就是人世间的爱情。她越是对旁人,甚至对她自己隐瞒感情,这种感情就越发强烈。“我的天啦,”她说道,“我怎么能够抑制我内心的这些魔鬼一般可怕的念头?我怎么能够永远抛弃这种坏主意?俾使我能心平气和地实现你的意愿?”她刚刚提出这个问题,上帝就在她心中作出了答复:“别为自己希图任何东西,用不着探求,用不着激动,更不宜嫉妒。对你来说,人们的未来和你的命运都不是应当知道的,为了不惜付出一切,你就得这样话下去。如果上帝要考验你对婚姻的责任心,你就得乐意去履行他的旨意。”公爵小姐玛丽亚怀有这种安于现状的思想(但仍旧指望她能够实现她得到已被封禁的尘世爱情的宿愿),她叹了一口气,在胸前画了十字,就走下楼去。她既不考虑连衣裙,也不考虑发式,更不考虑她怎样走进门去,说些什么话。因为没有上帝的旨意,就连一根毛发也不会从人的头上掉下来,这一切比起上帝的预先裁定,究竟能够意味着什么呢。

    ——————

    4

    当公爵玛丽亚小姐走进屋里来的时候,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已经呆在客厅里了,他们父子正跟矮小的公爵夫人和布里安小姐交谈。当她踮着后跟、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来的时候,男人们和布里安小姐都欠起身子,矮小的公爵夫人在男人们面前指着她,说道:“VoilàMarie!”①公爵小姐玛丽亚看见众人,她看得非常仔细。她看见瓦西里公爵的面孔,在他看见她的时候,他脸上有一阵子显得严肃,但立即微微一笑。她还看见矮小的公爵夫人的面庞,公爵夫人怀着好奇的心情从客人们的脸上观察到玛丽给客人们造成的印象。她看见布里安小姐系着绸带,面容俊俏,把她那前所未有的兴奋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但是公爵小姐没法看见他,她所看见的只是一个耀眼而漂亮的大块头,正当她走进来时向她身边靠拢。瓦西里公爵先走到她身边,她在他弯下腰来吻吻她的手的时候,吻了吻他的秃头,对他问的话作了回答,说她非但没有把他忘却,反而记得一清二楚。后来阿纳托利走到她跟前。她还没有望见他。她只感觉到一只温柔的手用力地握住她的手,她轻轻地碰了碰他那洁白的前额,额头上的淡褐色的秀发抹上了一层发蜡。当她望望他的时候,他的俊美的相貌使她大为惊讶。阿纳托利把右手的大拇指夹在制服钮扣后面,胸部向前挺起,背脊向后微倾,摇晃着一只伸出的腿,略微垂下头,默不作声,快活地望着公爵小姐,他显然完全没有去想她。阿纳托利在言谈方面并不机智,也不能言善辩,但是他倒具有交际场中认为可贵的那种泰然自若和以不变应万变的自信的本能。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初次与人结识时如果不作声,而又意识到沉默很不体面,想随便说说,那末,到头来一定不妙。但是阿纳托利沉默不言,摇晃着他的一条腿,喜悦地观赏公爵小姐的发型。可以看出,他能够这样久久地保持镇静和沉默。“假如这种沉默会使谁觉得很不自在,那就让他开腔吧,我可不愿意说话。”他那副模样仿佛这样说。除此而外,在与女人交往方面,阿纳托利具有一种轻视一切、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派头。他这种派头最容易引起女人的好奇、恐惧、甚至爱慕。他那副模样仿佛在对她们说:“我知道你们,我知道,干嘛要跟你们打交道?你们可真会高兴极了!”也许他遇见女人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十之八九他没有这种思想,因为他很少动脑筋思考),可是他竟有这样的神态,这样的派头。公爵小姐已经有了这种感觉,她仿佛要向他表白,她并没有想把他迷住的勇气,于是向老公爵转过脸去。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谈着一般的话题,这多亏矮小的公爵夫人的动听的嗓音和她那翘在洁白的牙齿外面的长着茸毛的小嘴唇,她用爱说话的快活人常用的戏谑方式接待瓦西里公爵,使用这种方式的先决条件是,交谈者之间具有一套早已定型的笑话,以及令人愉快的不为尽人皆知的可笑的回忆,而在事实上这种回忆是没有的,矮小的公爵夫人和瓦西里公爵之间也没有这样的回忆。瓦西里公爵心甘情愿地听从这种腔调的摆布,矮小的公爵夫人也引诱庶几不认识的阿纳托利来回忆一些从未发生的滑稽可笑的事情。布里安小姐也一同回忆这些虚构的往事,就连公爵小姐玛丽亚也高兴地感觉到她自己已被卷入这些令人愉快的回忆中了。

    ——–

    ①法语:这就是玛丽。

    “您看,亲爱的公爵,我们现在至少要充分地享受您带来的欢乐,”矮小的公爵夫人对瓦西里公爵说,不言而喻,是用法国话说的,“这可不会像在安内特家中举办的晚会上那样了,您在那里总是溜之大吉,您还记得cettechereAnBnette!”①

    “哎,您不要像安内特那样对我谈论政治啊!”

    “可是,我们那张茶几呢?”

    “噢,是的!”

    “您干嘛从来不到安内特那里去呢?”矮小的公爵夫人向阿纳托利问道。“啊,我知道,我知道,”她使个眼色,说着,“您哥哥伊波利特把您的事讲给我听了。噢!”她伸出指头来威吓他。“我还知道您在巴黎闹的恶作剧啊!”

    “而他——伊波利特没有告诉你吗?”瓦西里公爵说道(把脸转向儿子,一把抓住公爵夫人的手),仿佛她想溜掉,仿佛她想溜掉,他差点儿没有把她留住似的,“他却没有告诉你,他自己——伊波利特,想这个可爱的公爵夫人想得苦恼不堪,而她lemettaitlaote?”②”?

    “Oh!C’estlaperledesfemmes,princesse!”③他把脸转向公爵小姐说道。

    ——–

    ①法语:这个可爱的安内特吧。

    ②法语:把他赶出家门了。

    ③法语:公爵小姐,咳,这是妇女中的一个最可贵的人。

    布里安小姐一听到巴黎这个词,就不放过机会,也参与大家回忆往事的谈话。

    她竟敢问到阿纳托利是不是离开巴黎很久了,他喜不喜欢这个城市。阿纳托利很乐意地回答这个法国女人提出的问题,他面露微笑地打量着她。和她谈论有关她祖国的情形。阿纳托利看见貌美的布里安小姐之后,心中就断定,童山这个地方是不会令人感到寂寞的。“长得很不错!”他一面想道,一面望着她。“这个demoiselledécompagnie①长得很不错。我希望在她嫁给我时,把她带到身边来,”他想了想,“lapetiteestgentille。”②

    ——–

    ①法语:女伴。

    ②法语:长得很不错,很不错。

    老公爵在书斋里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蹙起额角,周密地考虑他要怎样对付。这些客人的到来使他恼怒了。“瓦西里公爵和他的爱子与我何干?瓦西里公爵是个胸无点墨的吹牛家,儿子,得啦,未必能成材。”他暗自唠叨地说。惹他生气的是,这些客人的到来在他心灵中掀起一个悬而未决的经常搁置的问题,即是老公爵一贯自我欺骗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他是否有决心在某个时候和公爵小姐玛丽亚断绝来往,让她出阁。公爵从来下不了决心向自己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事先知道,他会公平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公平合理的做法和他的感情相抵触,尤其是和他的谋生的才能相抵触。虽然他似乎不太珍惜公爵小姐玛丽亚,但是缺乏她,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

    “她为什么要嫁人呢?”他想,“想必是个不幸的女人。你看,丽莎嫁给安德烈(目下似乎很难找到更好的丈夫),她满意她自己的命运么?谁会出于爱慕而娶她为妻呢?她长得难看,又笨拙。有人准会为了关系和财富而娶她为妻的。难道就不能继续过处女生活吗?那更幸福啊!”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一面穿衣服,一面这么想。可是那个束之高阁的问题却要求立刻加以解决。瓦西里公爵把他的儿子带来了,很明显是有求婚的打算,也许就是今天或明天要求率直的回答。名望和社会地位还不错。“好吧,我就不反对,”老公爵喃喃自语地说,“但愿他配得上她。我们要看的正是这一层。”

    “我们要看的正是这一层,”他大声地说,“我们要看的正是这一层。”

    他像平日那样,迈着矫健的脚步走进客厅,飞快地向众人扫了一眼,他看见矮小的公爵夫人的一件换了的连衣裙、布里安系着的绸带、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难看的发式、布里安和阿纳托利流露的微笑、他自己的公爵小姐在众人谈话中的孤独。“她打扮得像个蠢货!”他愤恨地朝女儿瞟了一眼,心里想了想,“毫无廉耻!他根本不想和她交往!”

    他走到瓦西里公爵面前。

    “啊,你好,你好,看见你,我真高兴。”

    “为了看看好朋友,多绕七里路也不嫌远,”瓦西里公爵开口说道,像平常那样,他说得很快,充满自信,而且亲切。

    “这是我的第二个儿子,请您垂爱照拂。”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望了望阿纳托利。

    “好样的,好样的!”他说道,“喂,你来吻吻我吧。”他于是向他伸出面颊。

    阿纳托利吻了吻老头,好奇地、十分冷静地望着他,等待着,看他父亲的怪脾气会不会马上发作。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坐在他平常坐的长沙发角上,替瓦西里公爵把安乐椅移到自己身边,指了指安乐椅,便开始询问政治事件和新闻。他仿佛聚精会神地聆听瓦西里公爵的讲话,但又不停地注视公爵小姐玛丽亚。

    “这么说,是从波茨坦写来的信吗?”他重复瓦西里公爵最后说的一句话,忽然站立起来,走到他女儿面前。

    “你为客人们才这样打扮,是吗?”他说道,“好看,很好看。客人们在场,看见你梳个新颖的发式,我却要在客人面前告诉你,未经我许可,你以后不得擅自改变衣着。”

    “monpeve,①这是我的罪过。”矮小的公爵夫人面红耳赤,为她鸣不平。

    ——–

    ①法语:爸爸。

    “随您的便,”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说道,在儿媳妇面前并足致礼,“她用不着丑化自己,本来就够丑的了。”

    他又坐到原来的位子上,不再去理会给惹得双眼流泪的女儿。

    “对公爵小姐来说,这个发式倒是很合适的。”瓦西里公爵说道。

    “啊,老兄,年轻的公爵叫什么名字?”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把脸转向阿纳托利,说道,“请到这里来,我们谈谈,认识一下。”

    “是开始娱乐的时候了。”阿纳托利想了想,面露微笑,在老公爵身边坐下来。

    “听我说,我亲爱的,据说您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我和您父亲不一样,教我们识字的是个教堂的执事。我亲爱的,请您说给我听,您今儿在骑兵近卫军供职吗?”老头子靠近阿纳托利,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问道。

    “不,我已经调到陆军来了。”阿纳托利答道,勉强忍住了,没有笑出声来。

    “啊!这是件好事。我亲爱的,怎么样?您愿意为沙皇和祖国效劳吗?目前是战争时期。这样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应当服役,应当服役。上前线,怎样?”

    “不,公爵。我们的兵团出动了。可我只是挂个名。爸爸,我在哪个编制内挂名呀?”阿纳托利放声大笑,把脸转向父亲,说道。

    “干得挺不错,挺不错。我在哪个编制内挂名呀!哈——

    哈——哈!”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笑了起来。

    阿纳托利的笑声更响亮。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忽然皱起了眉头。

    “也好,你去吧。”他对阿纳托利说。

    阿纳托利含着笑意又走到女士们跟前。

    “瓦西里公爵,要知道你是在国外培养他们的,是吗?”老公爵把脸转向瓦西里公爵时,说道。

    “当时我尽力而为,我告诉您,那里的教育比我们的教育办得好得多。”

    “是啊,现在什么都不一样了,什么都要按新方式来办理。

    英俊的小伙子,棒小伙子!喂,到我那里去吧。”

    他挽着瓦西里公爵的手,把他领进了书斋。

    瓦西里公爵和老公爵单独留下来之后,他马上向他表明自己的意向和希望。

    “你竟以为,”老公爵气忿地说,“我把她留在身边,不能和她断绝往来吗?有人会这样想象!”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令是明天分手我也不在乎!我告诉你的只是,我要熟悉女婿的情形。你知道我的规矩:一切都直言不讳!我明日在你面前来问问,只要她愿意,就让他多住些日子。让他多住些日子,我看个究竟。”公爵气呼呼地说。“让她嫁出去,我横竖一样。”他用他和儿子离别时常用的刺耳的嗓音喊道。

    “我率直地告诉您,”瓦西里公爵说道,那腔调就像一个狡猾的人确信他在交谈者的洞察之下用不着耍滑头似的。“您真是把人看透了。阿纳托利并不是天才,却是个诚实而善良的小伙子,挺好的儿子和亲人。”

    “嗯,嗯,好的,我们以后看得出来。”

    正如孤单的女人长期在缺少男伴的生活中常见的情形那样,阿纳托利一出现,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家中的三个女人都同样地感觉到,在这时以前她们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她们的思考、感觉和洞察能力顿时增强了十倍,她们以前仿佛在黑暗中度过的生活忽然被那前所未有的充满现实意义的光辉照亮了。

    公爵小姐玛丽亚根本不在思忖,也不记得她自己的面孔和发式。那个未来也许是她的丈夫的人的俊美而且显得坦率的面孔吸引着她的全部注意力。她仿佛觉得他很慈善、英勇、坚定、豁达,而且富有男子气概。她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千个未来家庭生活的幻影在她想象中不断地出现。她驱散这些幻影,极力把它们隐藏起来。

    “不过我对他是不是太冷淡了?”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我极力地克制自己,因为我在灵魂深处觉得自己和他太接近了,可是他真的不知道我对他有什么想法,他可能在想象中以为我很讨厌他。”

    公爵小姐玛丽亚尽力地盛情招待新来的客人,可是她不在行。

    “Lapauvrvefille!Elleestdiablementlaide,”①阿纳托利心中想着她。

    ——–

    ①法语:可怜的女郎!长得像鬼一般丑陋。

    阿纳托利的来临也使得布里安小姐极度兴奋,不过她的想法有所不同了。当然,这个年轻而貌美的女郎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没有亲戚朋友,甚至没有自己的祖国,她不想献出她的一生去侍候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替他朗读一本一本的书,并与公爵小姐玛丽亚结成知己。布里安小姐很早就在等待一个俄国公爵,这个俄国公爵立即看清她优越于那帮丑陋、衣着不美观、笨手笨脚的俄国公爵小姐,他必将钟情于她,并且将她带走。现在这个俄国公爵终于来到了。布里安小姐曾经听她姑母叙述一段故事,故事是由她亲自续完的,她喜欢在想象中重述这个故事。故事中提到一个受引诱的女郎,她那可怜的母亲(sapauvremère)在她眼前出现,责备她,因为她未经结婚就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布里安小姐在想象中给他——勾引者——叙述这段故事时,时常感动得双眼流泪。此刻这个他,真正的俄国公爵,出现了。他要将她带走,后来mapauvremère来了,他于是娶她为妻。当布里安小姐跟他谈论巴黎时,在她头脑中逐渐地形成她的未来的全部经历。不是有什么打算指引着布里安小姐(她甚至连一分钟也没有考虑她要怎么办),而是这一切早已在她心灵中酝酿成熟了,现在只须在眼前出现的阿纳托利周围加以集中起来,她希望他会喜欢她,而且尽可能地引起他的爱慕。

    矮小的公爵夫人就像兵团的一匹老马似的,一听见号声,就不自觉地习惯于准备飞奔,她连自己怀孕的事也置之脑后,很快就卖弄起风骚来了,好在她别无用心,亦无内在的斗争,只是怀有一种轻浮而稚气的愉快情绪而已。

    虽然阿纳托利在这帮女人中常使他自己处于那样一种地位,就像某人被女人追逐而觉得厌烦一样,但是他看见他对这三个女人已产生影响,于是感到虚荣心的满足。此外,他开始对这个俊俏而爱挑衅的布里安怀有一种狂热的兽性的感觉,这种感觉产生得异常神速,促使他采取最大胆的粗暴的行动。

    饮茶完毕,这群人走进休息室,他们都请公爵小姐弹弹击弦古钢琴,阿纳托利靠近布里安小姐,他在公爵小姐玛丽亚面前支撑着臂肘,一对眼睛含着笑意,欢快地注视着她。公爵小姐玛丽亚怀着痛楚、喜悦而又激动的心情,觉察到向她投射的目光。一支她所喜爱的奏鸣曲把她带进沁人肺腑的诗的领域,而那个被她觉察到的向她投射的目光,却给这个领域增添了更多的诗情。但是阿纳托利的视线虽说是集中在她身上,被注意的却不是她,而是布里安小姐那只小脚的动作,他正用他的一只脚在击弦古钢琴下面碰碰她的那只小脚。布里安小姐也瞅着公爵小姐,公爵小姐玛丽亚在她那对美丽的眸子里觉察到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而又充满希望的表情。

    “她多么爱我!”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现在我多么幸福,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和这样一个丈夫会是多么幸福!难道他会成为丈夫吗?”她想道,却不敢朝他脸上望一眼,老是觉察到那种凝视她的目光。

    夜晚,晚饭后大家开始四散的时候,阿纳托利吻了吻公爵小姐的手。她自己并不知道,她怎么能够鼓足勇气,直勾勾地望望凑近她那对近视眼的美丽的面孔。他从公爵小姐身边走开后,又前去吻吻布里安小姐的手(这是不够体面的,但他却随便而又自信地这样做了),布里安小姐涨红了脸,惊恐地瞧瞧公爵小姐。

    “Quelledelicatesse,”①公爵小姐想了想。“难道阿梅莉(有人这样称呼布里安小姐)以为,我会吃她的醋,就不去赏识她对我的纯洁的温情和忠诚吗?”她走到布里安小姐面前,使劲地吻吻她。阿纳托利向前走去吻吻矮小的公爵夫人的手。

    “Non,non,non!Quandvotrepèrem’écriraque

    vousvous conduisezbien,jevous donner aimamainà baiser,Pasavant。”②

    ——–

    ①法语:多么和蔼可亲。

    ②法语:不,不,不!当您父亲写信告诉我,说您表现得蛮好,我才让您吻吻我的手。先吻就不行。

    她向上伸出指头,微露笑容,从房里走出去了。

    ——————

    5

    大家都四散了,除开阿纳托利一上床就立刻睡着而外,这一夜没有谁不是很久才入睡的。

    “难道他——这个陌生、貌美而又慈善的男人就是我的丈夫吗?主要的是,他很慈善,”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一种她几乎从未感觉到的恐惧把她控制住了。她害怕向四面打量,她仿佛觉得有人站帏围屏后面昏暗的角落。而这个人就是他——魔鬼,而他就是这个额头雪白、眉毛乌黑、嘴唇绯红的男人。

    她按铃把侍女喊来,要侍女在她房里睡觉。

    这天夜里布里安小姐在花房里来回地踱了很久,徒然地等待某人,她时而面对某人微笑,时而竟被想象中的pauvremere(可怜的母亲)责备她堕落的话语感动得双眼流泪。

    矮小的公爵夫人对着侍女说埋怨话,埋怨她没有把床铺好,她觉得侧卧不行,仰卧也不行,睡起来总是难受,很不自在。她的怀孕的肚子妨碍她了。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碍事,阿纳托利在她面前,使她更为生动地回想起往日的韶光,当时她身未怀胎,觉得什么都轻松愉快。她穿着一件短上衣,戴着一顶睡帽,坐在安乐椅上。卡佳的辫发散乱,睡意正浓,一面嘟哝着,一面第三次抖松和翻转沉重的绒毛褥子。

    “我跟你说过,到处都是凹凸不平的,”矮小的公爵夫人反复地说,“我倒高高兴兴地睡着哩,可见不是我的过失。”她像个想哭的儿童似的,嗓音颤抖起来了。

    老公爵也没有睡觉。吉洪在睡梦中听见他很愤怒地踱着方步,发出鼻嗤声。老公爵觉得他为女儿蒙受屈辱。这是最大的屈辱,因为蒙受屈辱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是他疼爱得甚于他自己的女儿。他对自己说,他要反复思量这整个问题,如发现它是正确的,就应该处理,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使他自己更加忿怒而已。

    “只要遇见头一个男人,就把父亲,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她跑着,梳好头发,摇动尾巴,不成样子了!抛弃父亲才高兴啦!她明明知道,我会看得出来的。呸……呸……呸……我难道看不见,这个笨蛋只是盯着布里安(应当把她撵走)!缺乏自尊感,哪能明白这一点!既然没有自尊感,顾不着自己也罢,至少也要顾全我的人格。应当给她讲明白,这个笨蛋没有去想她,只是盯着布里安。她没有自尊感,可我要给她讲明这一点……”

    老公爵告诉女儿,说她正误入歧途,阿纳托利存心追求布里安,老公爵知道,他将会损害公爵小姐玛丽亚的自尊心,他的事儿(不愿离开他女儿)也就能办成,因此他就安下心来。他喊了一声吉洪,开始脱衣裳。

    “鬼让他们到这里来!”当吉洪给他这个干瘦的胸前长满斑白汗毛的老头身上披起一件睡衣的时候,他心中想道。“我没有邀请他们。他们来破坏我的生活,我所剩下的日子并不多了。”

    “见鬼去吧!”当他的头还套在睡衣里的时候,他说道。

    吉洪知道公爵有时候会有出声地表达思维的习惯,所以在公爵把脸从睡衣里露出来时,他仍然面不变色,与他那疑问而恼怒的目光相遇。

    “他们都睡了吗?”公爵问道。

    吉洪就像所有的好仆役那样,专凭嗅觉就知道老爷的思想倾向。他已猜中老爷要问的就是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

    “大人,他们都睡了,连灯也熄了。”

    “不必,不必……”公爵很快地说道,他把脚伸进便鞋里,把手伸进长衫里,向他睡的长沙发走去。

    虽然阿纳托利和布里安小姐之间什么都没有谈妥,但是在那pauvremere抵达之前,他们对恋爱初阶的意义,彼此都是完全了解的,他们心里也了解,他们要在私下多多交谈,因此从清晨起他们就去寻找两人单独会面的机会。而当公爵小姐在平时规定的时刻去看父亲的时候,布里安小姐便和阿纳托利在温室里相会。

    是日,公爵小姐玛丽亚不寻常地哆嗦着走到书斋门口。她仿佛觉得,不仅人人都晓得今日就要决定她的命运,而且都晓得她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从吉洪的脸上,从瓦西里公爵的近侍的脸上,她都能看到这种表情,正在此时瓦西里公爵的近侍手上提着热水在走廊里遇见她,并且向她深深地行了一鞠躬礼。

    这天早上老公爵对女儿表示特别殷勤和关心的态度。这是公爵小姐玛丽亚心里十分清楚的。每逢公爵小姐玛丽亚不懂算术题,公爵烦恼得把那双干瘦的手紧紧地握成拳头,站立起来,从她身边走开,并且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将一句同样的话重说数遍的时候,他脸上才流露出这种表情。

    他立刻开始谈论正经事,说话时用“您”称呼。

    “有人在我面前向您求婚,”他说道,不自然地露出微笑。

    “我想,您猜中了,”他继续说,“瓦西里公爵到这里来了,随身带来一个他培养的人(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不知怎的竟然把阿纳托利称为接受培养的人),目的不是一饱我的眼福。昨天他们在我面前向您求过婚。因为您知道我的规矩,所以我就来跟您商量一下。”

    “monpeve(父亲),我怎样才能理解您的意思?”公爵小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这样说。

    “怎样才能理解呀!”父亲怒气冲冲地喊道。“瓦西里公爵照他自己的口味找你做个儿媳妇,替他培养的人向你求婚。就是要这么理解。怎么理解吗?!由我来问你。”

    “monpeve,我不知道您要怎么样。”公爵小姐轻言细语地说。

    “我?我?我怎么样?甭管我吧。又不是我要嫁人。您怎么样,就是要知道这点。”

    公爵小姐看见父亲不怀好意地看待这件事,但是就在那同一瞬间她心中想到,她一生的命运或者是现在决定,或者是永远不能决定。她垂下眼帘,想不和父亲的目光相遇,在他的目光影响下,他觉得她不能思索,只能习惯地唯唯诺诺,她说道:

    “我所希望的只有一点——履行您的意旨,”她说。“假如要我表示自己的愿望……”

    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公爵就打断了她的话。

    “妙极了!”他喊道。“他要把你连同嫁妆一起带走,顺带也把布里安小姐带走。她以后当个太太,而你……”

    公爵停了下来。他发现这席话对女儿所产生的影响。她低下头,想要哭出声来。

    “也罢,也罢,我在开玩笑,我在开玩笑,”他说。“要记住一点,公爵小姐,我遵守那种做人的原则,少女有选择对象的充分权利。我赐予你以自由。要记住一点:你一生的幸福有赖于你作出的决定。关于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monpeve,不过我不知道……”

    “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由他们吩咐,他不仅可以娶你为妻,也可以娶他想娶的任何人为妻,而你有选择对象的自由……你回到自己房间里去,慎重地考虑考虑,一小时之后到我这里来,当他的面说给他听:嫁还是不嫁。我知道你将要祈祷,好吧,你就祈祷吧。只不过要好好考虑。你去吧。”

    “嫁还是不嫁,嫁还是不嫁,嫁还是不嫁!”公爵小姐俨如置身迷雾之中,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书斋,这时他还在大声喊着。

    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而且是福星高照。但是关于布里安小姐,父亲说了一席话,这是令人生畏的暗示。假定说,这不是实话,但毕竟令人生畏,她不能不想这件事。她穿过温室迳直地向前走去,什么也望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可是骤然间,她所熟悉的布里安小姐的耳语声把她惊醒了。她抬起眼睛,在离自己身边两步路远的地方望见了阿纳托利,他正在拥抱那个法国女郎,对她轻声说了些什么。阿纳托利的清秀的脸上流露着可怖的神态,他回头望望公爵小姐玛丽亚,那一瞬间他没有松开搂抱布里安小姐腰部的手,她没有望见公爵小姐玛丽亚。

    “谁在这儿?为什么?请您等一下!”阿纳托利那张脸仿佛在说话。公爵小姐玛丽亚沉默地望着他们。她不能明白这一点。布里安小姐终于惊叫一声,跑开了。阿纳托利愉快地微笑,向公爵小姐玛丽亚行个鞠躬礼,仿佛要请她嘲笑这件怪事似的,他耸了耸肩,便向通往他的卧室的门口走去。

    一小时之后,吉洪来喊公爵小姐玛丽亚。他喊她去见公爵,并且补充说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公爵也在那里。正当吉洪走来的时候,公爵小姐坐在自己房里的长沙发上,拥抱着嚎啕大哭的布里安小姐。公爵小姐玛丽亚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公爵小姐那对美丽的眼睛炯炯发光,像从前一样十分恬静,含有温存的爱抚和惋惜之情,注视着布里安小姐那美丽的小脸蛋。

    “Non,Privncesse,jesuisperduepourtoujoursdansvotrecoeur.”①布里安小姐说道。

    “pourquoi?Jevousaimeplus,quejamais.”公爵小姐玛丽亚说道,“etjetacheraidefairetout cequiestenmon pouvoir pourvotre bonheur.”②

    “Maisvousmeméprisez,voussipure,vousne compren drez jamaiscete’ garement delapassion Ah,cenést quema pauvremère…”③

    “Jecomprendstout,”④公爵小姐玛丽亚一面愁闷地微笑,一面答道,“我的朋友,您放心。我到父亲那里去。”她说完这句话,就出去了。

    ——–

    ①法语:公爵小姐,我永远丧失了您的欢心。

    ②法语:究竟为什么?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您,我要为您的幸福竭力地做到取决于我的一切。

    ③法语:可是您会蔑视我的,您如此纯洁,您永远不能明白这种强烈的情欲的诱惑。啊,我可怜的母亲……

    ④我明白一切。

    公爵小姐玛丽亚走进屋里来的时候,瓦西里公爵脸上流露着深受感动的微笑,坐在那里,高高地架起一条腿,手中拿着鼻烟壶,好像他深深地动了感情,好像他对自己的多愁善感表示遗憾,付之一笑。他连忙抓起一撮烟,搁进鼻孔里。

    “Ah,mabonne,mabonne,”①他说道,站立起来,一把抓住她的两只手。他叹口气,补充说了一句:“Lesortdemonfilsestenvosmains.Decidez,mabonne,machère,madouceMarie,quej’aitoujoursaimée,commema

    fille.”②

    ——–

    ①法语:啊,亲爱的,亲爱的。

    ②法语:您掌握我儿子的命运。我的可爱的、亲爱的、温柔的玛丽,您拿定主意,我总是像爱自己的女儿那样爱您。

    他走开了。汪汪的泪水真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了。

    “呸……呸……”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发出鼻嗤声。

    “公爵代表他培养的人……儿子,向你求婚。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做阿纳托利·库拉金公爵的妻子?你开口说:嫁还是不嫁!”他高声喊道,“然后我保留发表我的意见的权利。是啊,我的意见也只是我的意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把脸转向瓦西里公爵,补充说一句,藉以回答他那央求的表情,“嫁还是不嫁?”

    “monpéve,我的意愿是——永远不离开您,永远和您共同生活,不分家。我不想出嫁。”她睁着一对美丽的眼睛望望瓦西里公爵和父亲,坚定地说。

    “胡说八道,蠢话!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蹙起额角,大声喊道。他一把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来,没有吻它,只是把他自己的前额凑近她的前额,碰她一下,他握紧他正握着的那只手,她皱起眉头,尖叫一声。

    瓦西里公爵站立起来。

    “Machere,jevousdirai,quec’estunmonentquejen’oublieraijamais,jamais,mais,mabonne,est-cequevou snenous donner ezpasunpeud’esperance detou cherc ecoeursibon,sigénéreux.Dites,quepeut- être… L’avenirestsi grand.Dite speut- être.”①

    ——–

    ①法语:亲爱的,我告诉您,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时刻,但是,我的最慈爱的,让我们即令怀有一线希望去触动这颗仁慈而宽厚的心吧。您告诉我,也许……前途无量。您告诉我,也许。

    “公爵,我所说的就是我心里要说的一切。我感谢您的诚意,赐予我荣幸,可是我永远不会做您儿子的妻子。”

    “我亲爱的,得啦吧,要说的话说完了。看见你我很高兴,看见你我很高兴。到自己房里去吧,公爵小姐,去吧,”老公爵说道。“看见你我很——很高兴。”他一面拥抱瓦西里公爵,一面重说这句话。

    “我的使命是另一种使命,”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我的使命是借助另一种幸福,借助仁爱和自我牺牲的幸福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无论我付出何种代价,我都要替可怜的阿梅莉缔造幸福。她是那样酷爱他。她是那样沉痛地懊悔。我要竭尽全力为他们安排婚事。假如他不富裕,我就给她金钱,我要乞求于父亲,乞求于安德烈。假如她会成为他的妻子,我是何等幸福。她那样不幸,身居异地,孤立无援!我的天啊,既然她会把自己遗忘,可见她多么爱他。说不定,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公爵小姐玛丽亚想道。

    ——————

    6

    罗斯托夫一家人许久没有获得尼古卢什卡的消息,时值仲冬,伯爵才收得一封来信,他从来信的地址上认出了儿子的笔迹。伯爵接到这封信之后,惊恐万状,极力地做出不被人发现的样子,他踮起脚尖跑进自己的书斋,关上房门,念起信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知道家里接到一封信(家中发生什么事,她全知道),就悄悄地移动脚步走到伯爵跟前,碰见他手中拿着一封信,又哭又笑很狼狈。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虽然景况有所好转,但她还继续住在罗斯托夫家中。

    “monbonami?”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忧愁地问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愿意同情他。

    ——–

    ①法语:我的好朋友。

    伯爵哭得更厉害了。

    “尼古卢什卡……一封信……负伤了……macherve,……负伤了……我亲爱的……伯爵夫人……他升为军官了……谢天谢地……怎样对伯爵夫人说才好?……”

    午宴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不断地谈到战争的消息,谈到尼古卢什卡的情况,虽然她早就心中有数,但还接连两次问到是在什么时候接到他的一封最近的来信,她说,也许不打紧,就是今日又会接到一封信。每当公爵夫人得到这些暗示总觉得心慌意乱、惶恐地时而望望伯爵,时而望望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就不引人注目地把话题转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娜塔莎在全家人之中最富有才华,她善于体会人们的语调、眼神和面部表情的细微差别,午宴一开始她就竖起耳朵,她了解她的父亲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涉及哥哥的事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正在筹备什么事情。娜塔莎虽然很有胆量(她知道她的母亲对涉及尼古卢什卡的消息的一切都很敏感),但是她不敢在午宴间提出问题,并且因为焦急不安,在午宴间什么都不吃,在椅子上坐不安定,也不去听家庭女教师的责备。午宴后她拼命地跑去追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并在休息室跑着冲上去搂住她的颈项。

    “好大妈,我亲爱的,说给我听,是怎么回事?”

    “我的朋友,没有什么事。”

    “不,我的心肝,我亲爱的,不说的话,我决不罢休,我知道您所知道的事。”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摇摇头。

    “Vousêtesunefinemouche,monenfant.”①她说道。

    ——–

    ①法语:嘿,你真是个滑头啊。

    “尼古连卡寄来的信吗?想必是的!”“娜塔莎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脸色看出了肯定的回答,她于是大声喊道。

    “不过看在上帝份上,你要小心点儿,你知道这可能会使你妈妈感到惊讶的。”

    “我会小心的,我会小心的,可是,说给我听吧。您不说吗?也罢,我马上去说。”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三言两语就把这封信的内容讲给娜塔莎听了,不过有个附带条件:不要告诉任何人。

    “决不食言,”娜塔莎一面画十字,一面说道,“我决不告诉任何人。”她立即跑去见索尼娅。

    “尼古连卡……负了伤……有一封信……”她激动而高兴地说。

    “尼古拉!”索尼娅刚刚开口说话,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

    娜塔莎亲眼看见哥哥负伤的消息对索尼娅产生影响,她才头一回感到这个消息充满着悲伤。

    她向索尼娅挤过去,把她抱住,大哭起来。

    “负了一点伤,但是升为军官了,他自己在信中写道,目前身体很健康。”她透过眼泪说道。

    “由此可见,你们这些妇女都是哭鬼,”彼佳说,一边迈着坚定的脚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哥哥出类拔萃,我很高兴,说真的,我很高兴。你们都哭哭啼啼!什么都不懂得。”娜塔莎透过眼泪,微微一笑。

    “你没有看过信吗?”索尼娅问道。

    “我没有看过,可是她说,一切都过去了,他已经当上军官了……”

    “谢天谢地,”索尼娅用手画十字时说道。“可是,她也许欺骗你了。我们到妈妈那里去吧。”

    彼佳沉默地在房里踱来踱去。

    “如果我处于尼古卢什卡的地位,我就会杀死更多的法国人,”他说,“他们多么卑鄙啊!我真要把他们杀光,让那尸骨堆积成山。”彼佳继续说道。

    “彼佳,你住口,你真是个傻瓜啊!……”

    “我不是傻瓜,而那些因为一些小事而哭的人才是傻瓜。”

    彼佳说。

    “你记得他吗?”沉默片刻之后娜塔莎忽然问道。索尼娅微微一笑。

    “我是不是还记得尼古拉么?”

    “不,索尼娅,你记不记得他,要记得清清楚楚,什么都要记得清清楚楚,”娜塔莎做个亲热的手势说,很明显,想使她的话语赋有最严肃的意义。“我也记得尼古连卡,我记得他,”她说道“可我记不得鲍里斯。根本记不得。……”

    “怎么?记不得鲍里斯吗?”索尼娅惊奇地发问。

    “不是说我记不得,我知道他是什么模样,可是不像记得尼古连卡那样记得一清二楚。我闭上眼睛都记得他,可是记不得鲍里斯(她闭上眼睛),真的,不记得,一点也不记得啊!”

    “唉,娜塔莎!”索尼娅欣喜而严肃地望着她的女友时说道,仿佛她认为她不配去听她想说的话,又仿佛她把这件事告诉另外一个不能打趣的人似的。“既然我爱上你的哥哥,无论是他还是我发生什么事,我一辈子永远都会爱他的。”

    娜塔莎睁开一对好奇的眼睛,惊讶地瞧着索尼娅,沉默不言。她觉得,索尼娅说的是真心话,索尼娅说的那种爱情也是有的,可是娜塔莎毫无这种体验。她相信,这种事可能会有的,但是她不明白。

    “你要给他写信吗?”她问道。

    索尼娅沉默起来。要怎样给尼古拉写信,有没有写信的必要,是个使她苦恼的问题。现在他已经当上军官,是负伤的英雄,她要他想到她自己,好像他对她担负有那种责任似的,这样做是否恰当呢。

    “我不知道,我想,假如他写信,我也写信。”她涨红着脸,说道。

    “你给他写信就不觉得羞耻吗?”

    索尼娅微微一笑。

    “不觉得。”

    “可是我觉得给鲍里斯写信是可耻的,所以我不写给他。”

    “究竟为什么会觉得可耻呢?”

    “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耻,不好意思。”

    “可是我晓得,为什么她会觉得可耻,”娜塔莎的开初的责备使得彼佳受委屈,他说,“因为她爱上这个戴眼镜的胖子(彼佳这样称呼他的同名人——新伯爵别祖霍夫),现在又爱上这个歌手(彼佳说的是那个教娜塔莎唱歌的意大利教师),所以她觉得可耻。”

    “彼佳,你太傻了。”娜塔莎说。

    “亲爱的,我不比你更愚蠢。”九岁的彼佳像个年老的准将似的,他说。

    午宴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作了暗示,伯爵夫人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她回到自己房里以后,坐在安乐椅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镶嵌在烟壶上的儿子的微型肖像,泪水涌上眼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携带信件踮着脚尖走到伯爵夫人门口,她停步了。

    “请您不要走进来,”她对跟在安娜后面走的老伯爵说,“一会儿以后。”她随手把门关上了。

    伯爵把耳朵贴在锁上,谛听起来了。

    开先他听见冷淡的谈话声,之后听见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个人的冗长的说话声,接着是一声喊叫,然后是鸦雀无声,然后又是两个人都用欢快的语调谈话,接着他听见脚步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给他打开了房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流露着骄傲的表情,就像施行手术的医师完成一次困难的截肢手术后,把观众带进手术室来赏识他的技术似的。

    “C’estfait!”①她用激动的手势指着伯爵夫人对伯爵说,伯爵夫人一手拿着嵌有肖像的烟壶,一手拿着书函,把嘴唇时而贴在烟壶上,时而贴在书函上。

    ——–

    ①法语:成了。

    她看见伯爵之后,便向他伸出手来,抱住他的秃头,她隔着秃头又看看书函和肖像,她轻轻地把秃头推开,又吻吻书函和肖像。薇拉、娜塔莎、索尼娅和彼佳走进房里来,开始念信了。信上简略地描述行军的情形、尼古卢什卡参与的两次战斗,他被提升为军官,还提到他吻双亲的手,请他们祝福他,还吻薇拉、娜塔莎、彼佳,除此而外,他向谢林先生致意,向肖斯太太、保姆致意,除此而外,他祈求代他吻吻亲爱的索尼娅,他至今还是那样爱她,还是那样惦记她。索尼娅听到这句话,涨红了脸,泪水涌出了眼眶。她没法忍受向她投射的目光,跑到大厅里去了,她越来越快地跑起来,旋转得头晕目眩,连衣裙鼓得像气球似的,满面通红,微露笑容,在地板上坐下来。伯爵夫人悲痛地啼哭。

    “maman,您哭什么呀?”薇拉说道,“从他写的信来看,应当高兴,不要哭啊。”

    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伯爵、伯爵夫人和娜塔莎都带着责备的神态望望她。“她这副模样究竟像谁呀!”伯爵夫人想了想。

    尼古卢什卡的信被念了几百遍,那些认为自己理应前去细听来信内容的人,都走到那个把信拿在手上不放的伯爵夫人面前来。家庭教师、保姆、米坚卡,几个熟人都来到她跟前,伯爵夫人反复多次地念信,每次都感到一种新的快慰,每次都从信上发现尼古卢什卡的新美德。她觉得多么奇怪,多么不平凡,多么令人欢快,她的儿子——二十年前在她腹中微微移动细小的四肢的儿子,为了他,她和胡作非为的伯爵多次发生口角,他就是那个先学会说“梨”,后学会喊“婆婆”的儿子,现在他身居异地,环境生疏,他居然是个英勇的战士,独自一人在既无援助又无指导的条件下做出了一番须眉大丈夫的事业。亘古以来全世界的经验表明,儿童自幼年开始,就不知不觉地逐渐地长大成人,对伯爵夫人来说这个经验是不存在的。对她来说她的儿子每个时期的发育成长都不平凡,正像千千万万人从来没有这样发育成长似的。二十年前她怎么会相信那个在她心脏下面的什么地方生存的小生物,竟会啼哭起来,竟会吸奶和说话,现在从这封信来看,她同样不会相信那个小生物现在竟成为身强体壮的勇敢的男人,竟是众人和子孙的楷模。

    “他叙述得多么动人,多么优美的·文·体!”当她念到信中的描述部分时说道。“多么纯洁的灵魂!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丝毫没有!他提到某个叫做杰尼索夫的人,想必他自己比大家更勇敢。他丝毫没有写到自己的苦难,多么好的心肠啊!我非常熟悉他的情况啊!所有的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没有忘记任何人。当他还是这么点点大的时候,我经常——

    经常说,我经常说……”

    他们准备一个多礼拜了,打好了书信的草稿,并且把全家写给尼古卢什卡的几封书信誊了一遍,在伯爵夫人的监督和伯爵的关照下,筹措一些必需品和钱款,为已擢升的军官置备军服和生活用具。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个办事讲究实际的女人,她甚至连和儿子通信的事也能在军队中托人求情。

    她就乘机向指挥近卫军的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处寄信。罗斯托夫一家人推测,·国·外·俄·国·近·卫·军是一个完全固定的通信地址,假如信件投寄到指挥近卫军的康斯坦丁大公处,就无理由不寄到附近的保罗格勒兵团团部。因此他们决定借助于大公的信使将信件和金钱送至鲍里斯处,鲍里斯定当转送尼古卢什卡。老伯爵、伯爵夫人的信、彼佳、薇拉、娜塔莎、索尼娅的信都寄到了,还有伯爵寄给儿子置备军服和各种用品的六千卢布也寄到了。

    ——————

    7

    十一月十二日,驻扎在奥尔米茨附近的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准备于翌日接受两位皇席——俄皇和奥皇——的检阅。刚从俄国开到的近卫军在离奥尔米茨十五俄里的地方歇宿,于翌日上午十时以前径赴奥尔米茨阅兵场接受检阅。

    这天,尼古拉·罗斯托夫接到鲍里斯的便函,通知他说,伊兹梅洛夫兵团在离奥尔米茨十五俄里的地方歇宿,鲍里斯正在等候他,以便把金钱和信件转交给他。正当部队出征归来、在奥尔米茨近郊扎营的时候,罗斯托夫特别需要钱用。一些随军商贩和奥籍犹太商人充分供应各种富有诱惑力的商品,挤满了营盘。保罗格勒兵团的官兵相继举行宴会,(藉以)庆贺出征立功受奖,他们骑马前往奥尔米茨探望新来的匈牙利女人卡罗利娜,她和一名厨娘在那里开设一间酒肆。不久前罗斯托夫庆贺他提升为骑兵少尉,他向杰尼索夫买到一匹叫做“贝杜英”的战马,欠了伙伴和随军商贩的钱,浑身是债。罗斯托夫接到了鲍里斯的便函,随同一名伙伴骑马前赴奥尔米茨,在那里用了一顿午饭,喝了一瓶葡萄酒,之后独自一人驰到近卫军营寻找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罗斯托夫没有来得及置备军服,他穿的是一件破烂的佩戴有十字肩章的士官生上衣,一条同样破烂的,皮衬磨光了的紧腿马裤,腰间挂着一柄饰以刀穗的军刀。他骑的那匹马是他在行军时从一个哥萨克手上买来的顿河马,他很神气地向后歪戴着一顶弄皱了的骠骑兵帽。当他驰近伊兹梅洛夫兵团的营盘时,心中想道,他这副身经百战的骠骑兵模样会使鲍里斯和他的伙伴大为惊讶。

    在行军的全程中,近卫军犹如游园一般,炫耀着它自己的整洁和纪律。每昼夜的行程很短,他们便用大车运载行囊;奥国的首长在行军途中给军官们准备十分可口的食物。各个兵团在一片军乐声中出入于城市。军人们遵循大公的命令,在全程中(近卫军军人引以自豪)自始至终地合着脚步行进,各个岗位的军官徒步行进。在行军期间,鲍里斯始终都在现已担任连长的贝格身边。贝格在行军期间接管一个连,他善于执行命令,谨慎行事,已赢得首长们的信任,他在办理经济事务上也处于有利地位。在行军中鲍里斯广于交际,结识了一些有助于他的人,他凭藉皮埃尔的介绍信,结识了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他希望借助于他在总司令部谋得一个职位。贝格和鲍里斯在最后一天行军结束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穿得十分整洁,坐在拨给他们的住房中的一张圆桌前面下棋。贝格在他的双膝之间拿着一根点燃的烟斗。鲍里斯装出一副他特有的谨小慎微的样子,用他那又白又细的手把棋子摆成小金字塔形,等待着对手走棋,一面望着贝格的面孔,显然他在思忖下棋的游戏,他一向只是想到他所做的事情。

    “喂,你怎么走得出来?”他说道。

    “要尽力而为。”贝格回答,他用手拨动卒子,又把手放下来了。

    这时候,门敞开了。

    “他毕竟在这儿露面了!”罗斯托夫喊道。“贝格也在这儿!哎,你这个人真是,nemuzahcpah,anenyweqorwnup!①他喊道,重复着他和鲍里斯从前用以取笑的保姆说的话。

    ——–

    ①保姆说的不通的法语:孩子们,去睡觉吧。

    “我的老天爷!你变得很厉害啊!”鲍里斯站立起来,向前走去迎接罗斯托夫,但是在他站立的当儿,他没有忘记把倒下的棋子扶起来,放回原处;他想去拥抱自己的朋友,可是尼古拉回避他了。尼古拉怀有青春时代害怕因循守旧的生活道路的特殊情感。他不愿意模仿别人,而想按照新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情感,只是不要像长辈那样虚伪地表达情感。因此尼古拉和朋友相会时想做个什么特别的动作。他想捏捏鲍里斯,推推鲍里斯,可是他无论怎样都不像大家相会时那样接个吻。而鲍里斯则相反,他安详而友善地拥抱罗斯托夫,吻了他三次。

    他们有半年几乎没有见面了,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年轻人正在生活道路上迈出第一步,他们二人发现彼此都有很大的变化,那即是他们在生活上迈出第一步的那个崭新社会的面貌的反映。从他们最后一次相会以来,他们二人都有许多变化,因此他们都想尽快地互相吐露内心发生的变化。

    “咳,你们都是可诅咒的不务正业的人!穿得很鲜艳,干干净净,好像从游园会上回来似的,并不是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丘八长官。”罗斯托夫用那使鲍里斯听来觉得不熟悉的男中音说道,一面摆出军人的架势,指指他自己穿的那条尽是污泥的紧腿马裤。

    德国女老板听见罗斯托夫的响亮的嗓音,便从半开着的门内探出头来。

    “怎么样,长得标致吗?”他丢个眼色,说道。

    “你干嘛这样大喊大叫!你会吓倒他们的,”鲍里斯说道。

    “我今天没有料到你会来,”他补充地说。“我昨日只是通过一个熟悉的库图佐夫的副官博尔孔斯基把一封便函转交给你了。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把……送到你手上了。啊,你怎么样?经过战斗锻炼吗?”鲍里斯问道。

    罗斯托夫没有作答,他晃了晃挂在制服滚绦上的士兵圣乔治十字勋章,用手指着他那只缠上绷带的手臂,面露微笑,望了望贝格。

    “你看得见啦。”他说。

    “原来是这样,不错,不错!”鲍里斯微露笑意,说道,“我们这次出征也享有荣誉。你本就知道,皇太子经常伴随我们兵团驶行,因此我们得到各种优惠和便利。我们在波兰受到多么热情的接待,出席多么丰盛的午宴和舞会——我不能全都讲给你听。皇太子对待我们军官是够慈善的。”

    这两个朋友于是交谈起来,其中一人讲到骠骑兵的饮宴作乐和战斗生涯,另一人讲到在上层人士率领下服役的欣喜和收益。等等。

    “啊!近卫军啊!”罗斯托夫说。“你听我说,派人去打酒吧。”

    鲍里斯皱起眉头。

    “如果你非喝不可。”他说道。

    他于是走到床边,从干净的枕头下面掏出钱包,吩咐手下人去把酒端来。

    “对,把钱和信都交给你吧。”他补充一句。

    罗斯托夫拿起一封信,把钱扔在沙发上,两只胳膊支撑着桌子,开始念信。他念了几行,便凶狠地瞟了贝格一眼。罗斯托夫和他的目光相遇之后,用信把脸捂住了。

    “真给您寄来这么多的钱,”贝格说,一面望着陷进沙发的沉重的钱包,“伯爵,我们本来就靠薪俸勉强对付着过活。

    我对您说的是我自己的情形……”

    “贝格,亲爱的,您听我说吧,”罗斯托夫说,“当您接到一封家信,要和自己人会面,您想向他详细打听各种情况,那时候若是我也在这儿,我就会立刻走开,省得妨碍你们。请您听我说,您随便走到那里去吧……见鬼去吧!”他喊道,即刻抓住他的肩膀,亲热地瞧着他的面孔,看样子,想竭力使他说的粗鲁话不太刺耳,他于是补充一句:“我亲爱的,您知道,不要生气吧,我是向我们的老朋友打心眼里说的话啊。”

    “哦,得了吧,伯爵,我完全明白。”贝格站起来,用尖细刺耳的嗓音说道。

    “您到主人们那里去吧,他们请您了。”鲍里斯补充地说。

    贝格穿着一件挺干净的既无污点又无尘屑的常礼服,在镜子前面把鬓发弄得蓬松,就像亚历山大一世的鬓发那样向上翘起来,他从罗斯托夫的目光中深信不疑地看出,他的常礼服引人瞩目,于是流露出愉快的微笑,从房里走了出来。

    “哎呀,我真是畜生!”罗斯托夫一面念信,一面说。

    “怎么?”

    “哎呀,我真是猪猡。我一封信都没有写过,真把他们吓坏了。咳,我真是猪猡!”他忽然涨红了脸,重复地说。“喂,你派加夫里洛去打酒吧!也好,我们喝他个痛快!……”他说。

    在双亲的信函中,附有一封呈送巴格拉季翁公爵的介绍信,老伯爵夫人依照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忠告借助于熟人弄到这封介绍信,并且寄给她儿子,要他把信件送至指定的收件人,充分加以利用。

    “真是愚蠢!我才不需要哩。”罗斯托夫把信扔到桌子底下时,说道。

    “你为什么把它扔掉呀?”鲍里斯问道。

    “一封什么介绍信,我要它有什么用!”

    “这封信怎么会没有用呢?”鲍里斯一边拾起信来,一边念着署名,他说道。“这封信对你很有用处。”

    “我并不需要什么,我不去当任何人的副官。”

    “究竟为什么?”鲍里斯问道。

    “奴才般的差事啊!”

    “我看,你还是这样一个幻想家。”鲍里斯摇摇头,说道。

    “你还是这样一个外交家。可是问题不在于此……你怎么?”罗斯托夫问道。

    “是的,正像你看见的这样。直到现在一切都蛮好,可是,说实在的,我很想当个副官,不想老呆在前线。”

    “为什么?”

    “既然在服兵役,就要尽可能争个锦绣前程,飞黄腾达,目的正在于此。”

    “是啊,原来是这样!”罗斯托夫说道,看起来,他正在想着别的什么。

    他怀着疑惑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朋友,显然他在枉费心机地寻找某个问题的解答。

    加夫里洛老头把酒带来了。

    “现在要不要派人去把阿尔方斯·卡尔雷奇喊来?①”鲍里斯说道,“他和你一块儿喝酒,我不能喝了。”

    ——–

    ①阿尔方斯·卡尔雷奇是贝格的名字和父称。

    “派人去喊他,派人去喊他。这个德国鬼子怎么样?”罗斯托夫面露轻蔑的微笑,说道。

    “他是个挺好、挺好的人,既正派而又令人喜爱。”鲍里斯说道。

    罗斯托夫又一次目不转睛地望望鲍里斯,叹了一口气。贝格回来了,三名军官同饮一瓶酒时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这两名近卫军军人把他们出征的情形讲给罗斯托夫听,讲到他们在俄国、波兰,在国外受到殷勤的招待,讲到他们的指挥官——大公的言行,讲到他仁慈而又急躁的趣闻。当话题没有涉及贝格本人时,他像平时一样默不作声,可是一提及大公忿怒的趣闻,他就高高兴兴地谈到他在加利西亚和大公谈过一次话,那时候大公巡视各兵团,看见军人行为不轨因而暴怒起来。他面露愉快的笑意时讲到大公大发雷霆,骑马走到他跟前,大声喊道:“阿尔瑙特人①!”(这是皇太子忿怒时爱用的口头禅)他于是传唤连长。

    ——–

    ①土耳其人把阿尔巴尼亚人称为阿尔瑙特人。

    “伯爵,我什么也不怕,信不信,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伯爵,你要知道,我可以毫不夸口地说,我把兵团的命令背得滚瓜烂熟,我把操典也背得滚瓜烂熟,就像背‘我们在天上的父’似的。因此,伯爵,我在全连中是没有什么过失的。我觉得问心无愧。我来报到了,(贝格欠起身子,惟妙惟肖地行举手礼。是的,难以表现出更加恭敬和得意的样子了。)正如常言所说的,他在呵斥我,呵斥呀,呵斥呀,正如常言所说的,呵斥得狗血喷头,还说‘阿尔瑙特人’,还说‘鬼家伙’,还说‘放逐到西伯利亚’。”贝格面露诚挚的笑容,说道。“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我默不作声,伯爵,难道不是这样吗?第二天在命令中没有提到这件事,这就是沉着的真谛所在!伯爵,就是这样。”贝格说道,一面点燃烟斗,一面吐出烟圈来。

    “是的,真是妙极了。”罗斯托夫微露笑容,说道。

    但是鲍里斯发现罗斯托夫想嘲笑贝格了,于是巧妙地引开话头。他请求罗斯托夫述说他是在什么地方、怎样负伤的,这就使罗斯托夫觉得愉快,他开始讲话,在讲的时候他的精神显得越来越振奋。他向他们讲到申格拉本之战,完全像那些参加战斗的人平常讲到战斗的情况那样,即是说,他们讲到的都是他们希望发生的事件,都是他们从别的讲述人那里听来的事件,都是讲得娓娓动听的但全非真实的事件。罗斯托夫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青年,他无论怎样都不会存心说谎话。他开始讲的时候,力求讲得恰如其分,可是情不自禁地、不知不觉地而且不可避免地说起假话来。这些听众和他自己一样多次听过冲锋陷阵的故事,对何谓冲锋陷阵一事已构成一定的概念,他们正等着要听这样的故事,如果对这些听众述说真实情况,他们就会不相信他讲的话,或则更糟的是,他们会以为罗斯托夫的过失在于,他没有遇到讲述骑兵冲锋陷阵的人通常遇到的情况。他不能这样简单地讲给他们听,讲什么个个骑兵纵马飞奔,他跌下马来,扭伤了手臂,使尽全力地跑进森林,躲避法国人。而且,他想把发生的情况全都讲出来,那就非得克制自己不可,只宜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梗概。叙述真情实况是很困难的,真有这种本领的年轻人寥寥无几。他们指望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他忘我地赴汤蹈火,就像在烈火中燃烧,就像一阵暴风袭击敌人的方阵,他杀入腹地,左一刀右一刀砍杀敌人,军刀已经饱尝人肉的滋味,他精疲力竭,从战马上摔下来,等等。他把这一切讲给他们听了。

    讲到半中间,正当地说“你不能设想,在冲锋陷阵时你竟会体验到一种多么奇怪的疯狂的感觉”的时候,鲍里斯所等候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走进房里来了。安德烈公爵喜欢庇护青年,别人向他求情使他感到荣幸。他对昨天那个善于使他喜悦的鲍里斯怀有好感,想满足这个青年的心愿。库图佐夫委派他随带公文去见皇太子,他顺路去看这个年轻人,希望和他单独会面。他走进房里来,看见一名正在叙述作战中建立奇绩的集团军直属骠骑兵(安德烈公爵不能容忍这种人),他向鲍里斯露出和蔼的笑容,皱起眉头,眯缝起眼睛,望了望罗斯托夫,微微地鞠躬行礼,倦怠而迟缓地坐到沙发上。他碰见一群讨厌的人,心里很不高兴。罗斯托夫明白这一点,于是涨红了脸。但他觉得满不在乎,因为这是一个陌生人,可是他朝鲍里斯瞥了一眼,看见鲍里斯好像替他这个集团军直属骠骑兵难为情似的。虽然安德烈公爵的腔调含有讥讽意味,令人厌恶,虽然罗斯托夫持有作战部队的观点,一向瞧不起司令部里的芝麻副官(这个走进来的人显然属于这一流),罗斯托夫却感到局促不安,涨红了脸,沉默不言了。鲍里斯探问司令部里有什么消息,是否可于便中打听到我们拟订的军事计划。

    “他们想必要向前推进。”博尔孔斯基答道,很明显,他不愿在旁人面前多说话。

    贝格趁此机会十分恭敬地询问,他们会不会正像传闻所说的那样,要把双倍的饲料发给各连的连长?安德烈公爵面露微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能评论这样重大的国家法令,贝格于是很高兴地哈哈大笑。

    “关于您的那桩事,”安德烈公爵又把脸转向鲍里斯说道,“我们以后再说,”他回头望望罗斯托夫。“检阅完毕后请您到我这儿来,我们能够办到的样样都办到。”

    他朝屋里扫了一眼,就把脸儿转向罗斯托夫,罗斯托夫那副不可克服的稚气的窘态变为忿怒,他简直不屑去理会,他说:

    “您好像谈过申格拉本之战,是吗?您到过那里吧?”

    “我到过那里。”罗斯托夫气忿地说道,仿佛通过这句话来侮辱这个副官。

    博尔孔斯基发现骠骑兵的窘态,觉得非常可笑。他略带轻蔑的样子,微微一笑。

    “是啊,现在编造了许多有关这次战役的故事。”

    “是的,有许多故事!”罗斯托夫高声地说道,忽然间用那变得疯狂的眼睛时而盯着鲍里斯,时而盯着博尔孔斯基,“是的,有许多故事,不过我们的故事统统是那样一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有分量的,而不是那些无所事事、竟获奖励的司令部里的花花公子的故事。”

    “您认为我属于那种人,是吗?”安德烈公爵心平气和地特别愉快地微笑着说道。

    这时一种奇异的忿怒的感觉随同他对此人的镇静的尊重在罗斯托夫的心灵中融合起来了。

    “我所说的不是您,”他说道,“我不知道您这个人,老实说,我不想知道您这个人。总之,我所说的就是司令部的人员。”

    “不过我得告诉您,”安德烈公爵带着恬静而威严的嗓音打断他的话。“您想侮辱我,我愿意表示赞同。只要您对您自己不太尊重,侮辱我一事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您得承认,在这件事上,时间和地点都选得很不适宜。最近几天内,我们不得不举行一次更为严重的大决斗,此外,德鲁别茨科伊(鲍里斯的姓氏)说到,他是您的老相识,可惜我的面孔使您厌恶,这根本不是他的过失。不过,”他在站立时说道,“您知道我的姓氏,您也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可是,您不要忘记,”他补充地说,“我认为,无论是您,还是我都没有受人欺侮,我是个比您年纪更大的人,所以我劝您放弃这件事。好吧,星期五检阅完毕以后,我来等您。德鲁别茨科伊,再见吧。”安德烈公爵说了一句收尾的话,对两个人行了一鞠躬礼,就走出去了。

    只是在他走出去以后,罗斯托夫才想到他要向他回答什么话。因为他忘了说出这句话,所以他更加恼怒了。罗斯托夫立刻吩咐仆人备马,冷淡地向鲍里斯告辞之后,便回到自己的住宅去了。他明日是否到大本营去向这个出洋相的副官挑战,抑或是真的放弃这件事?这个问题使他一路上感到苦恼。他时而忿恨地想到,他会多么高兴地看见这个身材矮小的体力衰弱而骄傲的人在他的手枪之下露出惶恐的神态,他时而惊讶地感觉到,在他所认识的人之中,没有什么人会像这个他非常仇视的小小副官那样使他多么希望和他结为知交的。

    ——————

    8

    鲍里斯和罗斯托夫会面的翌日,奥国部队和俄国部队举行了一次阅兵式。接受检阅的俄国部队包括新近从俄国开来的部队和随同库图佐夫出征归来的部队。两位皇帝——俄皇偕同皇储、奥皇偕同大公,检阅了八万盟军。

    从清早起,穿着得考察而且整洁的部队动弹起来了,在要塞前面的场地上排队。时而可以看见千千万万只脚和刺刀随同迎风飘扬的旗帜向前移动着,听从军官的口令或停步,或转弯,或保持间隔排成队列,绕过身穿另一种军装的步兵群众。时而可以听见节奏均匀的马蹄声和马刺的碰击声,这些穿着蓝色、红色、绿色的绣花制服的骑兵骑在乌黑色、棕红色、青灰色的战马上,一些穿着绣花衣服的军乐乐师站在队列的前面。时而可以看见炮队拉长了距离,一门门擦得闪闪发亮的大炮在炮架上颤动着,可以听见铜件震动的响声,可以闻见点火杆散发的气味,炮队在步兵和骑兵之间爬行前进,在指定的地点拉开距离停下来。不仅是将军都全身穿着检阅制服,他们那粗大的或是细小的腰身都束得很紧,衣领衬托着脖子,托得通红,腰间都系着武装带,胸前佩戴着各种勋章;不仅是军官抹了发油,穿戴得时髦,而且每个士兵都露出一副精神充沛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刮得光光的面孔,每个士兵都把装具擦得锃亮,每匹战马都受到精心饲养,毛色像绸缎般闪耀着光彩,湿润的马鬃给梳得一丝不紊。人人都觉得正在完成一项非同儿戏的意义重大而庄严的事业。每个将军和士兵都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也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人海之中的一粒沙土,而且也觉得自己强而有力,也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浩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

    从清早起,就开始非常紧张地张罗要办的事,可谓为全力以赴。到了十点钟,一切都如愿地准备就绪。一列一列的官兵都在宽阔的场地上站到队里了。全军排列成三行:骑兵排在前头,炮兵排在骑兵后面,步兵尾随于其后。

    队列之间保留有街道一般的间隔。军队的三个部分——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保罗格勒兵团的官兵站在前面一行的右翼),刚从俄国开来的集团军直属兵团和近卫兵团以及奥国的部队,明显地分隔开来。但是他们都站在同一行列中,均由同一的首长指挥,具有同一的队形。

    一阵激动不安的絮语有如风扫落叶似地传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可以听见惊恐的语声,一阵忙乱的高潮——

    最后的准备工作——冲进了各支部队。

    一群渐渐移近的官兵在前面的奥尔米茨那边出现了。这天虽是风平浪静,然而就在这时候军队中起了一阵微风,轻轻地拂动矛上的小旗,迎风招展的军旗拍打着旗杆。在两位国王驾到的时候,军队的这个细微的动作仿佛显示了自己的喜悦。传出了一声口令:“立正!”紧接着就像公鸡报晓似的,各个角落里重复着相同的口令。这之后一切都沉默下来。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可以听见得得的马蹄声。他们是二位国王的侍从武官。二位国王向侧翼奔驰而至,第一骑兵团的司号员吹奏大进行曲。吹奏军号的仿佛不是司号员,而是军队本身自然而然地发出的乐声,国王的驾临真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从这些声音中,可以清晰地听见年轻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热的语声。他致了祝词,接着第一兵团高呼:“乌拉!”那呼声震耳欲聋,经久不息,令人欢欣鼓舞。众人本身所构成的这个庞大的队伍的人数和威力使他们自己大吃一惊。

    罗斯托夫站在库图佐夫统率的军队的前列,国王先向这支军队奔驰而来。罗斯托夫体验到这支军队中每个人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忘我的感情、国家强盛引起的自豪以及对那个为之而举行大典的人的强烈的爱戴。

    他感觉到,这个人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所以一知道这个人就要说出这句话,他不能不颤栗,不能不为之心悸。

    “乌拉!乌拉!乌拉!”从四面传来雷鸣般的欢呼声,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鸣奏大进行曲来迎接国王,然后传来“乌拉”声,大进行曲的乐音,又响起“乌拉!”,欢呼声“乌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烈,终于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

    在国王还没有驰近的时候,每个兵团沉默不言,毫不动弹,俨像没有生命的物体一般;国王一走到他们近旁的时候,兵团就活跃起来,喧哗起来,和国王走过的队列中的官兵的高喊声汇合起来。在这可怕的震耳欲聋的高喊声中,在这变成石头般的一动不动的方形队列的人群中,有几百个骑马的侍从武官漫不经心地、但却保持对称地,总之是畅快地骑行,两位皇帝在前面率领他们。这一群人的抑制住的强烈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

    俊美而年轻的亚历山大皇帝身穿骑兵近卫军制服,头戴一顶宽檐伸出的三角帽,他那喜悦的脸色、清晰而低沉的嗓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罗斯托夫站在离司号员不远的地方,他用他那锐利的目光很远就认出了国王,注视着他的莅临。当国王向尼古拉身边走来,在离他二十步远的地方,他清晰地、仔细地观看皇帝的清秀的年轻而显得幸福的面孔,他觉察到一种他未曾觉察的温情和欣喜。尼古拉似乎觉得国王的一切——每个动作和每个特征都富有魅力。

    国王在保罗格勒兵团前面停步了,他用法语向奥国皇帝说了一句什么话,脸上露出了微笑。

    罗斯托夫看见这种微笑后,他自己也禁不住微笑起来,并且体察到他对国王的那种有如潮水般涌来的至为强烈的爱戴之感。他想借助于某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国王的爱戴之感。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真想哭出声来。国王传唤了团长,并且对他说了几句话。

    “我的天呀,如果国王会对我讲话,我会怎么样啊!”罗斯托夫想道,“我真会幸福得要命。”

    国王也对军官们讲话:

    “我衷心地感谢诸位(每个词罗斯托夫都听见了,仿佛这是来自上天的声音)。”

    如果罗斯托夫现在能够为他自己的沙皇献身,他就会多么幸福啊!

    “你们赢得了圣乔治军旗,今后你们要受之无愧啊。”

    “只要为他而献身,为他而献身!”罗斯托夫想道。

    国王还说了什么话,可是罗斯托夫没有听清楚,接着士兵们声嘶力竭地高呼:“乌拉!”

    罗斯托夫弯下身子,贴在马鞍上,也使出全力去喊叫,只要他能够充分地表达他对国王的喜悦心情,他就想喊破喉咙来。

    国王在骠骑兵对面站了几秒钟,仿佛有点踌躇的样子。

    “国王怎么会踌躇不前呢?”罗斯托夫想了想,可是后来,他认为,就连这种踌躇的样子也像国王的所作所为那样,是庄严的,令人赞叹的。

    国王踌躇的神态延续了片刻。他脚上穿着当时流行的狭窄的尖头皮靴,轻轻地踢了一下他所骑的那匹英国式的枣红大马的腹股沟,又用那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拉紧了缰绳,于是在微波荡漾的海洋般的副官伴随之下策马上路了。他在其他的几个兵团附近停留半晌,越来越远了,后来罗斯托夫只能从簇拥着国王的侍从们后面看见他的皇冠的羽饰。

    罗斯托夫在侍从先生中也发现那个懒洋洋的放荡不羁的博尔孔斯基,这时他正在骑行。罗斯托夫回想起昨日他们发生的口角,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他叫出来。

    “不消说,用不着啊,”罗斯托夫这时候想了一下……“在眼前这个时刻,这件事值不值得去考虑,去谈论呢?在充满爱心、欣悦和为国王献身之感的时刻,我们之间发生的口角和屈辱具有什么意义呢?!而今我要爱大家,宽恕大家。”罗斯托夫想道。

    国王巡视了几乎所有的兵团之后,部队开始以分列式从国王面前走过去。罗斯托夫骑着一匹他刚向杰尼索夫买下的贝杜英,处在骑兵连的队列末尾,就是说,他单独一人,在国王眼前走过去了。

    当罗斯托夫这个优秀的骑手还没有走到国王面前的时候,他便用马刺刺了贝杜英两下,很幸运地促使贝杜英迈出它那急躁时所迈出的猛烈的迅步。贝杜英把那吐出白沫的马嘴低垂到胸前,翘起尾巴,仿佛脚不沾地地腾空飞奔似的,动作很优美,它高高地抬起四脚,变换步法,好像它也觉察到国王向它投射的目光,它于是威风凛凛地走过去了。

    罗斯托夫本人,把腿向后伸,收缩腹部,他觉得自己和马合为一体,他蹙起了额角,显露出怡然自得的神色,就像杰尼索夫所说的那样,魔鬼一般地从国王身边奔驰过去了。

    “保罗格勒兵团的官兵,呱呱叫!”国王说道。

    “我的天呀!假如他吩咐我马上去赴汤蹈火,我该多么幸运啊!”罗斯托夫想了想。

    检阅完毕的时候,新近开来的军官和库图佐夫手下的军官成群结队地聚拢起来,开始谈论各种奖励,谈论奥军官兵和官兵的军装、奥军的战场、谈论波拿巴,特别是在埃森军团行将逼近、普鲁士加入我方的时候,波拿巴转眼就要遭殃了。

    但在各个小组中,谈论得最多的是有关亚历山大皇帝的事迹,众人传达他的一言一行,为之而感到高兴。

    大家所希望的只有一条:在国王统率下尽快去歼击敌军。由国君亲临指挥,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阅兵之后罗斯托夫和多数军官都是这样想的。

    阅兵之后,大家都比打赢两仗后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

    ——————

    9

    阅兵之后的翌日,鲍里斯穿着顶好的军服,领受贝格同志赐予他的事业成功的临别赠言,前往奥尔米茨拜访博尔孔斯基。他翼望享用博尔孔斯基的垂照,为自己谋求一个极好的职位,尤其冀望谋求一个他认为颇具吸引力的军中显要名下的副官职位。“罗斯托夫的父亲一次就给他汇寄万把块卢布,他轻松愉快,说他不在任何人面前低三下四,决不去做任何人的仆役;而我除去自己的头颅以外,一无所有,不得不给自己谋求锦绣前程,获取功名利禄,时机不可错失,而应充分利用它。”

    是日,他在奥尔米茨没有碰见安德烈公爵。大本营和外交使团驻扎在奥尔米茨,两位皇帝随同侍从——廷臣和近臣均在此地居住。然而奥尔米茨的美景愈益加深了他想属于这个上层世界的心愿。

    他不认识什么人,虽然他穿着讲究的近卫军军服,但是那些在街上来来往往的高级官员——廷臣和军人却坐着豪华的马车,佩戴着羽饰、绶带和勋章,他们比这个近卫军的小军官的地位看来要高得多,他们不仅不愿意,而且不会去承认他的存在。他在库图佐夫总司令的住宅打听博尔孔斯基,所有这些副官,甚至连勤务兵都轻蔑地望着他,仿佛向他示意;许多像他这样的军官都到这里来闲逛,他们真厌烦极了。尽管如此,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如此,次日,即是十五日,午膳后他又前往奥尔米茨。当他走进库图佐夫的住宅时,他又打听博尔孔斯基。这时安德烈公爵在家,有人把鲍里斯带进一间大客厅,从前这里大概是跳舞的地方,而今这个大厅里摆着五张床、各种各样的家具、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架击弦古钢琴。一名穿波斯式长衫的副官坐在靠近房门的桌旁写字。另一名副官,面放红光的胖乎乎的涅斯维茨基枕着自己的手臂,躺在床上,正和一名坐在他身边的军官说笑话。第三名副官用击弦古钢琴弹奏维也纳圆舞曲,第四名副官靠在钢琴上随声和唱。博尔孔斯基不在场。这些先生们中谁也没有注意鲍里斯,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姿态。有个人正在写字,鲍里斯向他打听情形,那人厌烦地把脸转向他,说博尔孔斯基正在执勤,如果要见他,就得从左边那道门进去,到接待室去。鲍里斯道一声谢,便朝接待室走去。这时有十来名军官和将军呆在接待室里。

    当鲍里斯走进房间时,安德烈公爵正在听取那个胸前戴满了勋章的年老的将军的汇报,他鄙薄地眯缝起眼睛,这种特别谦虚而又疲倦的神态,很明显地表示:“如果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和您交谈。”那位年老的将军几乎踮着脚尖,挺直着腰身,赤红的脸上流露着军人低三下四的表情,他向安德烈公爵禀告一件什么事。

    “很好,请等一下吧。”他用他想轻蔑地说话时所带有的法国口音操着俄国话对将军说道。当安德烈公爵看见鲍里斯以后,他就不再听取将军的汇报(那位将军现出苦苦哀求的样子跟在他背后跑,请他再听他汇报),他面露愉快的微笑,点点头,向鲍里斯转过脸来。

    这时候鲍里斯已经明白,他从前所预见的正是这种情形:除开操典中明文规定、兵团中人人熟悉他也熟悉的等级服从制度和纪律而外,军队中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实际的等级服从制度,这种制度能够迫使这个束紧腰带、面露紫色的将军恭敬地等候,而骑兵上尉安德烈公爵认为他可任意同准尉德鲁别茨科伊畅谈一番。鲍里斯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他拿定主意:今后不必遵照操典中明文规定的等级服从制度,而应遵照这种不成文的等级服从制度服务。如今他觉得,仅仅因为他经由介绍已经认识安德烈公爵,他就立刻凌驾于这位将军之上了,这位将军在其他场合,在前线都有可能迫使他这个近卫军准尉无地自容。安德烈公爵向他面前走去,一把握住他的手。

    “昨日您没有碰见我,十分抱歉。我整天价和德国人周旋。我同魏罗特尔曾去检查作战部署。德国人若要认真干起来,那就没完没了。”

    鲍里斯微微一笑,仿佛他心中明白安德烈暗示的众人之事。不过魏罗特尔这个姓,甚至连“部署”这个词,他还是头一回才听说的。

    “啊,亲爱的,怎么样?您总是想当副官吗?我近来已经考虑了您的事情。”

    “是的!”鲍里斯说道,不知怎的不由地涨红了脸,“我想有求于总司令。关于我的事,库拉金给他的信中提到了,我所以想去求他,”他补充地说,仿佛是道歉似的,“只是因为我怕近卫军不会去参战。”

    “很好,很好!我们来商谈这件事吧,”安德烈公爵说道,“您只要让我把这位先生的情况向上级禀报一下,然后我就听任您的摆布了。”

    当安德烈公爵去禀告那个面露紫色的将军的情况的时候,这位将军显然不赞同鲍里斯认为无明文规定的等级从属制度有益的观点,他双眼死死盯着那个妨碍他和副官将话说完的鲁莽的准尉,鲍里斯觉得不好意思。他转过脸来,不耐烦地等待安德烈公爵从总司令办公室回来。

    “我亲爱的,听我说,关于您的情况,我考虑过了,”当他们走进那间摆着击弦古钢琴的大厅的时候,安德烈公爵说道。“您用不着到总司令那里去了,”安德烈公爵说道,“他会对您说出一大堆客套话来,要您到他那里去吃午饭(就遵照那种等级服从制度供职而论,这算是不错的,鲍里斯想了想),可是到头来这不会有什么进展,我们这些人,副官和传令武官快要凑成一个营了。我们就这样办吧:我有个好友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他是一名副官总长,人品蛮好。尽管这一点您没法知道,但是问题却在于,库图佐夫随同他的司令部,还有我们这些人横竖不起什么作用。现在国王包办一切。我们就到多尔戈鲁科夫那里去吧,我也应当上他那儿去。关于您的事,我已经向他谈过了,那末,我们去看看他是否能够把您安插在他自己身边供职,或者在离太阳更近的什么地方谋个职位也行。”

    当安德烈公爵有机会指导年轻人并且帮助他们在上流社会取得成就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了。因为高傲自负,他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但却在帮助别人的借口下,去接近那些获得成就并且吸引他的人。他很乐意一手包办鲍里斯的事,于是就和他一起到多尔戈鲁科夫公爵那里去了。

    当他们走进二位皇帝及其亲信驻跸的奥尔米茨皇宫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军事会议就是在这天举行的,军事参议院的全体议员和二位皇帝都参与会议。军事会议反对库图佐夫和施瓦岑贝格公爵两位老人的意见,决定立刻发动进攻,和波拿巴大战一场。安德烈公爵在鲍里斯陪伴下来到皇宫寻找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时候,军事会议刚刚结束了。大半营的人员为青年党今天胜利举行的军事会议而陶醉。一些行动迟慢的人员建议等待时机,暂不发动进攻,他们的呼声被人们异口同声地压住了,他们的论据已被进攻有利的无容置疑的证据所驳斥,会议上谈论的行将发生的战斗,无可置疑的凯旋,似乎不是未来的事,而是已经逝去的往事。我方已拥有各种有利的因素。雄厚的兵力,毋可置疑优越于波拿巴的兵力,已经集结于某一地区。两位皇帝亲临督阵。军心受到鼓舞,官兵急切地想投入战斗。指挥部队的奥国将军魏罗特尔对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战略要地一目了然(旧年奥国军队碰巧在行将与法军交锋的战场举行过演习),对毗连前沿的地形也十分熟悉,而且都一一详载于地图。显然,波拿巴狂怒起来了,但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多尔戈鲁科夫是个最热心地拥护进攻的人,他刚从委员会回来,虽然疲惫不堪,但是精神饱满,为赢得胜利而感到骄傲。安德烈公爵介绍了他所庇护的那个军官,但是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却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紧紧地握了一下鲍里斯的手,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说。显然他没法忍耐下去,要把这时候使他最感兴趣的想法表白一下,他于是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说起法国话来了。

    “嗬!我亲爱的,我们经受了怎样的战斗考验啊!但愿上帝保佑,日后的战事同样会胜利结束。不过,我亲爱的,”他若断若续地兴致勃勃地说,“我应当在奥国人面前,特别是在魏罗特尔面前承认我的过错。多么精细,多么周密,对地形多么熟悉,对一切可能性,一切条件,一切详情细节都要有先见之明啊!不过,我亲爱的,比我们目前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无法故意虚构出来的。奥国人的精密和俄国人的勇敢相结合,所向无敌,您还要怎样呢?”

    “要是这样,发动进攻是最后的决定吗?”博尔孔斯基说道。

    “您是否知道,我亲爱的,我似乎觉得,波拿巴简直白费口舌。您知道,今日收到他给皇帝寄来的一封信。”多尔戈鲁科夫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真有这么回事!他究竟写了什么呢?”博尔孔斯基问道。

    “他能写什么?还不是老生常谈,其目的只是赢得时间。我对您说,他落在我们手上了,这是真话!可是至为有趣的是,”他忽然和善地笑了起来,说道,“无论怎样也想不出用什么称呼给他回信。如果不把收件人称为执政官,当然也不能称为皇帝,我觉得可以把他称为波拿巴将军。”

    “但是,不承认波拿巴是皇帝和把他称为将军,这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博尔孔斯基说道。

    “问题就在那一点上,”多尔戈鲁科夫飞快地说,他一面发笑,一面打断他的话。“您可认识比利宾,他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建议这样称呼收件人:‘篡夺王位者和人类的公敌’。”

    多尔戈鲁科夫愉快地哈哈大笑。

    “再没有别的称呼吗?”博尔孔斯基说道。

    “比利宾毕竟想出了一个用于通信的头衔。他是一个既机智而又敏锐的人……”

    “可不是?什么头衔?”

    “法国政府首脑,Auchefdugouvernementfrancais,”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严肃而又高兴地说。“很妙,是不是?”

    “很妙,他可真会很不乐意的。”博尔孔斯基说道。

    “噢,会很不乐意的!我的哥哥认识他,我哥哥不止一次在他(当今的皇上)那里用膳,那时候他们都在巴黎,我哥哥对我说,他没有见过比波拿巴更加机灵而且敏锐的外交家。您知道,他是一个既有法国人的灵活,又有意大利人的虚情假意的外交家!您知道他和马尔科夫伯爵之间的趣闻吗?只有马尔科夫伯爵一人擅长于同他打交道。您知道手绢的故事吗?妙不可言!”

    喜欢谈话的多尔戈鲁科夫时而把脸转向鲍里斯,时而把脸转向安德烈公爵,叙述波拿巴试图考验一下我们的公使马尔科夫。波拿巴在他面前故意扔下一条手绢,他停步了,瞪着眼睛望着他,大概是等待马尔科夫帮忙,替他捡起手绢来,马尔科夫马上也在身边扔下一条自己的手绢,他捡起自己的手绢,没有去捡波拿巴的手绢。”

    “Charmant.”①博尔孔斯基说道,“公爵,请您听我说,我到您这里来是替这个年轻人求情的。您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

    ①法语:妙不可言。

    可是安德烈公爵来不及把话说完,就有一名副官走进房里来,喊多尔戈鲁科夫去觐见皇帝。

    “唉,多么懊恼!”多尔戈鲁科夫连忙站起来,握着安德烈公爵和鲍里斯的手,说,“您知道,我为您和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办到由我决定的一切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带着温和而诚挚、活泼而轻率的表情,再一次地握握鲍里斯的手。

    “可是你们都明白,下次再见吧!”

    鲍里斯感到,这时候他正处在当权的上层人士的控制下,他想到要和这些当权人士接近,心里十分激动。他意识到他自己在这里要跟那指挥广大群众活动的发条打交道,他觉得他在自己的兵团里只是群众之中的一个唯命是从的微不足道的小零件。他们跟在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后面来到走廊上,遇见一个从房门里走出来的(多尔戈鲁科夫正是走进国王的这道房门的)身材矮小的穿着便服的人,他长着一副显得聪颖的面孔,颌骨明显地向前突出,不过无损于他的面容,它反而使他赋有一种特别灵活的面部表情。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就像对自己人那样,对多尔戈鲁科夫点点头,他用他那冷淡的目光开始凝视安德烈公爵,一面径直地向他走去,看样子他在等待安德烈公爵向他鞠躬行礼,或者给他让路。安德烈公爵既没有鞠躬,也没有让路,他脸上流露着愤恨的表情,于是这个年轻人转过身去,紧靠着走廊边上走过去了。

    “他是谁呀?”鲍里斯问道。

    “他是个最出色的,但却是我最厌恶的人。他是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里日斯基公爵。正是这些人,”他们走出皇宫时,博尔孔斯基禁不住叹了口气,说道,“正是这些人来决定各族人民命运的。”

    翌日,部队出征了。在奥斯特利茨战役结束之前,鲍里斯既来不及访问博尔孔斯基,也来不及访问多尔戈鲁科夫,他在伊兹梅洛夫兵团还呆了一段时间。

    ——————

    10

    十六日凌晨,尼古拉·罗斯托夫所服役的那个隶属于巴格拉季翁公爵的队伍的杰尼索夫所指挥的骑兵连从宿营地点启行,参与一次战役,据说,骑兵连追随其他纵队之后已骑行一俄里左右,在大路上遇阻,停止前进了。罗斯托夫看见,哥萨克兵、第一第二骠骑兵连和配备有炮队的步兵营从他身边向前推进。巴格拉季翁和多尔戈鲁科夫二位将军偕同副官骑着战马走过去了。像从前那样在战斗前所经受的恐惧、他用以克服这种恐惧的内心斗争、他以骠骑兵的姿态在这次战役中荣立战功的理想,这一切成了泡影。他们的骑兵连被留下来充当后备,尼古拉·罗斯托夫愁闷地过了一天。上午八点多钟,他听见前面的枪声、“乌拉”声,他看见从前线送回的伤兵(他们为数不多),最后他看见,数以百计的哥萨克在中途押送一队法国骑兵。显然这次战斗结束了,显然战斗的规模不大,但是可谓马到成功。前线回来的官兵述说辉煌的胜利、维绍市的攻克、整整一个法国骑兵连的被俘。在一夜的霜冻之后,白昼的天气明朗,阳光灿烂令人愉快的秋日和胜利的佳音融合为一体了,不仅是参加战斗的官兵传播胜利的佳音,而且那些骑着战马在罗斯托夫身边来回地奔走的士兵、军官、将军和副官的面部表情也透露了这个消息。这就使得尼古拉的内心疼痛得更为剧烈,他徒然地经受了一次战斗前的恐惧,在这个愉快的日子他消极无为。

    “罗斯托夫,请到这里来,我们干一杯,解解愁吧!”杰尼索夫喊道,在路边上坐下来,他面前摆着军用水壶和下酒的冷菜。

    几个军官在杰尼索夫的路菜筒旁边围成一圈,一面用冷菜下酒,一面聊天。

    “瞧,又押来一个啊!”有一名军官指着由两个哥萨克兵步押送的一个被俘的法国龙骑兵时,说道。

    其中一人牵着一匹从俘虏手上夺来的肥大而美丽的法国战马。

    “把这匹马卖掉吧!”杰尼索夫对那个哥萨克兵大声喊道。

    “大人,好吧……”

    军官们站立起来,把几个哥萨克兵和一个被俘的法国人围在中间。法国龙骑兵是个挺棒的小伙子,阿尔萨斯人,带着德国口音说法国话。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一听见法国话,就忽而把脸转向这个军官,忽而把脸转向那个军官,匆促地讲起话来。他说本来抓不到他,他被人抓到不是他的过错,而是那个派他去取马被的Lecapoval(班长)的过错,他对他说,俄国人已经呆在那里了。他在每句话上补充一句话:Mais qu’on ne fas sepas demalamon petit

    cheval,①一面抚摩自己的马。由此可见,他不太明白,他置身于何处。他时而认为他被俘的事是可以原谅的,时而以为自己的首长就在面前,并且向首长表白他那大兵的勤恳和对执勤的关心。他把我们感到陌生的法国军队的新气氛带到了我们的后卫部队。

    ——–

    ①法语:怜悯怜悯我的小马吧。

    几个哥萨克卖掉一匹马,挣到两枚金卢布。罗斯托夫收到家中寄来的钱,现在是军官中的一个最富有的人,他买下了这匹马。

    “Maisqu’onnefassepasdemalamonpetitcheval”①当这匹马转交给骠骑兵后,阿尔萨斯人和善地对罗斯托夫说。

    ——–

    ①法语:可得怜悯怜悯小马啊。

    罗斯托夫面露笑容,安慰这个龙骑兵,把钱给他了。

    “喂,喂,走吧!”哥萨克兵说道,一面触动着俘虏的手臂,要他继续向前走。

    “国王!国王!”忽然,骠骑兵之间传来一阵呼喊声。

    大伙儿开始跑步,手忙脚乱,罗斯托夫看见他后面的大路上有几个戴着白色帽缨的渐渐驰近的骑者。大伙儿呆在原地等候着。

    罗斯托夫不记得也不觉得,他是怎样跑至原处并且骑上战马的。他因为没有参加战斗而产生的遗憾、他在看腻了的人们中间产生的枯燥情绪霎时间消失殆尽,一切只顾自己的想法也转瞬间消逝了。一种因为国王行将驾临而产生的幸福之感几乎把他吞没了。他觉得他消磨了当天的时光,而仅因国王行将驾临而获得抵偿。他觉得非常幸福,就像个情夫等到了期待已久的约会似的。他不敢在队列中环顾,虽然他并未左顾右盼,而他却以狂欢的嗅觉闻到了他的驾临。他所以具有这样的感觉,不仅仅因为他听见渐渐驰近的骑行者的得得的马蹄声,而且因为随着国王的驾临,他的四遭显得更加亮堂,更加欢快,更加富有重大意义,而且更加带有节日的气氛。罗斯托夫心目中的这轮太阳离他越来越近,它在自己的四周放射出温和的壮丽的光芒,他终于觉得他自己已被这种光芒笼罩住了,他听见国王的声音,这种既温和而又平静,既庄严而又纯朴的声音。正与罗斯托夫的预感相符合,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并且在这一片沉寂中可以听见国王的声音。

    “LeshuzavdsdePavlograd?”①他疑惑地说。

    “Larèsrve,sire!”②可以听见某人回答的语声,在那个非凡的人说了“Leshuzai dsde Panlu qvad?”这句话之后,这个人的回答的语声是多么平凡。

    ——–

    ①法语:是保罗格勒兵团的骠骑兵吗?

    ②法语:陛下,是后备队啊。

    国王走到罗斯托夫附近的地方,停止脚步了。亚历山大的气色比三天前检阅时更加好看。这张面孔焕发着欢乐的青春的光辉,这种纯洁无瑕的青春的光辉使人想起一个年方十四岁的儿童爱玩爱闹的样子,而这毕竟还是一个庄严的皇帝的面孔。皇帝的眼睛偶而打量骑兵连,他的目光和罗斯托夫的目光相遇了,充其量凝视了两秒钟。国王是否明了罗斯托夫的心态(罗斯托夫觉得他明了一切),但他用那蔚蓝色的眼睛朝罗斯托夫的面孔看了两秒钟左右(他的眼睛流露出温柔的光辉)。后来他忽然扬起双眉,用左腿猛然踢了一下战马,向前奔驰起来。

    年青的皇帝按捺不住,他很想参加战斗,不顾廷臣的一再进谏,十二点钟离开了他所殿后的第三纵队,向后卫部队疾驰而去。在几名副官尚未追上骠骑兵之际,他们便带着战斗顺利结束的消息来迎接国王。

    这次仅仅俘获一个法军骑兵连的战役,被认为是击溃法军的一次辉煌的胜利,因此国君和全军,尤其是在战场上的硝烟尚未消散的时候,都深信法军败北,不得不撤退。国王走过之后几分钟内,他们要求保罗格勒兵团的骑兵营向前推进。在维绍——德意志的小市镇,罗斯托夫又一次看见国王。国王到达前,市镇广场上发生过相当猛烈的对射,那里躺着几具来不及运走的尸体和几个伤兵。国王被一群文武侍从簇拥着,他骑着一匹和阅兵时所骑的不同的英国式的枣红色母马,他侧着身子,用那优美的姿势执着单目眼镜,把它举到眼前,不停地望着那个匍匐于地、未戴高筒军帽、头上鲜血淋漓的士兵。这个伤兵非常邋遢、粗野、可恶,他置身于国王附近,这使罗斯托夫深感委屈。罗斯托夫看见国王的微微向前弯下的肩头颤栗了一下,仿佛打了个寒噤,看见他的左脚开始痉挛地用马刺刺着马的肋部,这匹受了训练的战马冷淡地东张西望,它呆在原地不动。一名副官下了马,搀扶起这个士兵,把他放在他面前的担架上,士兵呻吟起来了。

    “静一点,静一点,难道不能安静一点么?”国王看起来比这个行将就木的士兵更难受,于是骑马走开了。

    罗斯托夫看见国王的眼睛里噙满着泪水,并听见他在走开的时候,用法国话对恰尔托里日斯基说:

    “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怖的事啊,多么可怖的事啊!quelleter-rible chose que laguerre!”①

    ——–

    ①法语: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怖的事啊。

    一天之内,敌方的散兵线在不剧烈的对射时向我方让步,因此,我方的前卫部队就在维绍市前面扎营。国王向前卫部队表示谢意,并且答应授奖,给每人都发两份伏特加酒。这时分人人觉得比前夕更加开心,营火发出噼啪的响声,传来士兵的歌声。杰尼索夫这天夜里庆祝他被提升为少校军官,罗斯托夫已经喝得相当多了,酒宴结束时他为祝贺国王(而不是皇帝陛下)健康而干杯,这和正式宴会上大家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说道,“为祝贺仁慈、伟大、令人赞赏的国王健康而干杯,我们为他的健康而干杯,为我军必胜法军必败而干杯!”

    “既然我们从前打过仗,”他说,“而且没有放走法国佬,正像申格拉本市郊之战那样。国王正在前面督阵,眼前会出现什么局面呢?我们都去捐躯,高兴地为他而捐躯。先生们,对吗?也许我不要这样说,我喝得太多了,不过我有这种感觉,你们也有这种感觉。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健康干杯!乌拉!”

    “乌拉!”可以听见军官们的热情洋溢的叫喊声。

    年老的骑兵大尉基尔斯坚热情洋溢地叫喊,比二十岁的罗斯托夫的喊声听起来更加诚挚。

    军官们喝完了酒,打碎了酒杯,基尔斯坚斟满另外几杯酒,他只穿着一件衬衣、一条紧腿马裤,手上捧着酒杯,向士兵的篝火前面走去,装出一副庄重的姿势,挥挥手,他的脸上长着长长的斑白的胡髭,从一件敞开的衬衣里面露出洁白的胸脯,在篝火的照耀下停住了。

    “伙伴们,为皇帝陛下的健康,为战胜敌人而干杯,乌拉!”

    他用地那豪壮的老年骠骑兵的男中音喊道。

    骠骑兵们都聚集起来,一齐用洪亮的喊声回报。

    夜深时大家都已经四散了,杰尼索夫用一只短短的手拍了拍他的爱友罗斯托夫的肩膀。

    “征途上没人可爱,他就爱上沙皇了。”他说。

    “朋友,我相信,我相信,我有同感,表示赞许……”

    “不,你不明白!”

    罗斯托夫站立起来,向前走去,在篝火之间徘徊游荡,他心里想到,如能为国王捐躯,不是在拯救国王时(他不敢想到这件事),而干脆在国王眼前献身,那该是何等幸福。他的确爱上了沙皇,珍视俄国武装力量的光荣,珍视未来的凯旋的希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的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不仅他一人体验到这种感情,俄国军队中十分之九的军人都爱上他们自己的沙皇,珍视俄国武装力量的光荣,尽管没有达到那样狂热的程度。

    ——————

    11

    翌日,国王在维绍市下榻。国王曾数次召唤御医维利埃。大本营和附近的部队中传出国王圣体欠适的消息。他未曾进食,夜里不能安寝,亲信均提及此事。国王圣体欠适的原因在于,他看见伤亡士兵,内心深受感动,因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十七日拂晓,一名法国军官从前哨押送到维绍市,他打着军使的旗帜走来,要求觐见国王。这名军官就是萨瓦里。国王刚刚睡熟了,因此,萨瓦里不得不等候。正午时他被应允觐见皇帝,一小时后他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一起动身到法军前哨去了。

    据闻,萨瓦里被派往俄方的目的在于建议亚历山大皇帝与拿破仑会面。私下会面的建议已遭到拒绝,这使全军感到高兴和骄傲。维绍之战的胜利者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接受派遣的命令,偕同萨瓦里替代俄皇去见拿破仑,举行谈判,但愿这次谈判与预料相反,双方能具有媾和诚意。

    夜晚,多尔戈鲁科夫回来了,他径直地去觐见国王,单独一人在国王那里待了很久。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部队又在行军中连续不停地走了两昼夜,在短暂的对射之后,敌军的前哨部队撤退了。从十九日中午起,军队上层中开始十分紧张而忙碌地进行活动,延续至次日——十一月二十日早晨,是日他们发动了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奥斯特利茨战役。

    直至十九日正午,人们只是在两位皇帝的大本营内开展活动,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话,或者东奔西跑,或者将若干名副官派遣出去。当天晌午之后,活动传布到库图佐夫的大本营和纵队长官的司令部。晚间这项活动就由副官传布到军队的各个部门。十九日更残漏尽,八万人马的联军部队从宿营地起身,笑语喧阗,人头攒动,有如一幅十里路长的巨型油画,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二位皇帝的大本营从大清早就开始的戮力同心的活动,就像塔楼上的巨钟的中心主轮所开始的第一次活动,它推动了以后的各种活动。一个主轮慢慢地转动一下,第二个、第三个就跟着转动起来,这些大齿轮、滑轮、小齿轮愈转愈迅速,自鸣钟于是开始鸣乐报时,跳出针盘的数字,指针开始均匀地移动,显示运转的结果。

    无论是钟表的机件,还是军事机器,一开动就难以止住,必然会获得最后的结果,一些还没有运转的机件在传动之前同样是滞然不动的。轮轴上的齿轮发出吱吱的响声,旋转的滑轮因为迅速转动而发出咝咝的响声,邻近的齿轮却静止不动,就像它会静止几百年似的,但到了开动的时刻,它被杠杆抓住了,于是就听从运转规律的支配,转动时发出轧轧的响声,融汇成一种它不理解其结果和目的的共同的转动。

    钟表里的无数不同的齿轮和滑轮的配合转动的结果只会导致时针的徐缓而均匀的移动,同样地,这十六万俄国军人和法国军人的各种复杂的活动——这些人所有的激情、心愿、懊悔、屈辱、痛苦、傲气、惊恐和狂喜——其结果只会导致奥斯特利茨战役,即所谓三位皇帝发动的战役的失败,也就是世界历史的时针在人类历史的表盘上的徐缓的移动。

    这天安德烈公爵值勤,寸步不离总司令。

    下午五点多钟,库图佐夫到了皇帝大本营,在国王那里待了不多久,便到宫廷事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那里去了。

    博尔孔斯基藉此时机顺便到多尔戈鲁科夫那里去打听一下战事的详细情况。安德烈公爵觉得,库图佐夫不知怎的非常扫兴,他心里很不满意。大本营的人个个对他表示不满,皇帝大本营的人员和他打交道时用的都是那种腔调,听起来就像某些人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样,因此他想和多尔戈鲁科夫谈谈。

    “亲爱的,您好,”多尔戈鲁科夫和比利宾坐在一起用茶时说道:“明儿是节日,您的老头子怎样了?情绪不好吗?”

    “我不是说他情绪不好,而是说他想要人家听听他讲话。”

    “不过军事会议上大家听过他讲话,只要他讲的是正经话,大家还是会听的;但当波拿巴现在最怕大战的时候,拖延、等待都是不行的。”

    “是啊,您看见他吗?”安德烈公爵说道,“啊,波拿巴怎么样?他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是啊,我见过,而且相信,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害怕的是大战,”多尔戈鲁科夫重复了一句,显然他珍惜他和拿破仑会面时他所作出的这个一般的结论。“如果他不怕大战,他干嘛要提出这次会面的要求,干嘛要举行谈判;主要是为什么撤退,而撤退是违背他的整个作战方式的,是吗?您相信我吧,他害怕、害怕大战,他要遭殃的时刻来到了。我要对您说的就是这些话。”

    “可是请您讲给我听吧,他是个怎样的人呀?”安德烈公爵又问了一句。

    “他这个身穿灰色常礼服的人很想我对他说一声‘陛下’,使他不痛快的是,他没有得到我赐予他的任何头衔。他是个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了。”多尔戈鲁科夫回答,含笑地望着比利宾。

    “虽然我十分尊重年老的库图佐夫,”他继续说下去,“如果我们只是等待时机,让波拿巴乘机逃走或则欺骗我们,那才叫人难受呢,而今他确实落在我们手上了。不,不应当忘记苏沃洛夫及其行为准则:不要使自己处于遭受进攻的地位,自己要发动进攻。请您相信,年轻人的精力在战争中常比优柔寡断的老年人的经验能更稳当地指明道路。”

    “可是我们究竟在哪个阵地向他发动进攻呢:我今天到前哨走过一趟,不能断定他的主力布置在何处。”安德烈公爵说。

    他想对多尔戈鲁科夫说出他所拟就的计划。

    “唉,横竖一样,”多尔戈鲁科夫站立起来,打开桌上的地图,匆促地说,“各种情况都预见到了,假如他驻扎在布吕恩附近……”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急促而不清晰地叙述了魏罗特尔的侧翼迂回运动计划。

    安德烈公爵开始表示异议,证明他的计划能与魏罗特尔的计划媲美,而美中不足的是,魏罗特尔的计划已经通过了。安德烈公爵一开始就证明那个计划的缺陷、他的计划的优越,多尔戈鲁科夫就不再听他讲话了,他心不在焉,抬眼望的不是地图,而是安德烈公爵的面孔。

    “不过,库图佐夫今天要召开军事会议,您可以在那里把全部情况说出来。”多尔戈鲁科夫说。

    “我准会办妥这件事。”安德烈公爵从地图旁边走开时说道。

    “先生们,你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比利宾说道,一直到现在他还面露愉快的微笑,静听他们谈话,显然他现在想开玩笑了。“明天打胜仗,或者吃败仗,俄国武装力量的光荣是有保证的。除开你们的库图佐夫,再也没有一个俄国的纵队长官了。有这么几个长官:HerrgeneralWimpfen,lecomtedeLangeron,leprincedeLichtenstein,leprincedeHohenloeetenfinPrsch…prsch…etainsidesuite,commetouslesnomspolonais.”①

    “Taisezvous,mauvaiselangue.”②多尔戈鲁科夫说,“您所说的是假话,现在已经有两个俄国人了:米洛拉多维奇和多赫图罗夫,可能会有第三个,那就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不过他的神经很脆弱。”

    “可是,我想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已经出来了,”安德烈公爵说道。“先生们,祝你们幸福、成功。”他握了握多尔戈鲁科夫和比利宾的手,补充了一句,便走出去了。

    安德烈公爵回去的时候,心中按捺不住,便向沉默地坐在身旁的库图佐夫问到他对明天的战斗抱有什么想法?

    库图佐夫严肃地望望他的副官,沉默了片刻,答道:

    “我想这一场战斗是输定了,我对托尔斯泰伯爵也是这样说的,并且请他把这句话转告国王。你想,他对我回答了什么话呢?Eh,monchergénéral,Jeme mele derizet descote lettes,melezvous desaf faires delaguerre,③是的,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

    ——–

    ①法语和德语:温普芬将军先生、朗热隆伯爵、利希滕施泰因公爵、霍恩洛厄公爵和普尔什……普尔什……全是一些波兰名字。

    ②法语:爱搬弄是非的人,请您住嘴。

    ③法语:可爱的将军!我忙着做饭,做肉丸子,而您研究的却是军事。

    ——————

    12

    晚上九点多钟,魏罗特尔随身带着他的计划走了一段路来到预定召开军事会议的库图佐夫驻地。总司令传唤纵队的各个长官,除去拒绝出席会议的巴格拉季翁公爵而外,所有的人都按时到会了。

    魏罗特尔是预定的战役的干事长,他那活泼而匆忙的样子和心怀不满、死气沉沉的库图佐夫截然相反,库图佐夫不愿发挥军事会议主席和领导的作用。魏罗特尔显然觉得他自己正在领导一次不可遏止的迂回运动。他俨像一匹上套的马,载着一车物品向山下疾驰而去。他在运载,或者被驱赶,他不知道,但是他尽量快地飞奔着,没有时间来讨论这次运动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天夜晚,魏罗特尔两次亲自察看敌军的散兵线,两次觐见俄皇和奥皇,汇报和说明军事动态,并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口授德文的进军命令。他已经精疲力尽,此刻正前来晋谒库图佐夫。

    他显然很忙,甚至于忘记对总司令要表示尊敬,他不时地打断他的话,匆促而不清晰地发言,连眼睛也不瞧着对话人的面孔,不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身上给泥土弄得脏透了,那样子显得可怜、精疲力竭、怅然若失,同时又显得过分自信和骄傲。

    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附近占用一座不大的贵族城堡。这几个人:库图佐夫本人、魏罗特尔和军委会的几个成员在一间变成总司令办公室的大客厅中聚集起来。他们正在喝茶。他们所等候的只有巴格拉季翁公爵,一俟他抵达,就召开军事会议。七点多钟,巴格拉季翁的传令军官来到了,他告知公爵不能出席会议。安德烈公爵闻讯后前来禀告总司令。因此,事前他得到总司令许可,有出席这次军事会议的权利,他于是在房里留下来了。

    “因为巴格拉季翁公爵不会来,所以我们可以开会了。”魏罗特尔连忙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向一张摆着布吕恩郊区大地图的桌子近旁走去时说道。

    库图佐夫身穿一件没有扣上钮扣的制服,他那肥胖的颈项仿佛得到解救似的,从制服中伸出来,他坐在伏尔泰椅上,把那胖乎乎的老人的手对称地放在伏尔泰椅扶手上,几乎快要睡着了。他一听见魏罗特尔的声音,就勉强睁开那只独眼睛。

    “对,对,请吧,要不然就太晚了。”他说道,点点头后,低下头来,又闭上眼睛。

    如果军委会的成员最初都以为库图佐夫装出仿佛睡着的样子,那末后来在宣读进军部署时,他发出的鼻息声就证明,总司令这时看来有一件事极为重要,比那轻视进军部署的意图或者轻视任何事物的意图都重要得多,这就是在满足一种非满足不可的人的需要——睡眠。他的确睡熟了。魏罗特尔的动作,看起来就像某人太忙、即令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似的,他瞧瞧库图佐夫,心里相信他真的睡熟了,于是拿起文件,用那单调而洪亮的声音开始宣读未来的进军部署,连标题也宣读了一遍。

    《关于进攻科尔别尼茨与索科尔尼茨后面的敌军阵地的作战部署,一八○五年十一月二十目。》

    这项进军部署非常复杂,非常难懂,进军部署的原文如下:

    “Dader Feind mitseinem linken Flue gelandiemit Wald bedeckten Bergelehn tund sichmit seinem rechten Fluegel laeng skobelnit zund Soko ln it zhinter diedort be find lichen Teiche ziehtwirim Gegen thei lmit unserem linken Fluegel seiner echten sehrdebor dirensoi stesvor teilhaf tletz teren Flue geldes Feindes zuat takirenbeson Bderswennwirdie Doerfer Sokolnitzund kobel in it zim Be Bsitzehaben wodur chwirdem Feindz ugleichindie Flanke fallenund ihnaufder Flaechez wischen Schlapan it zunddem Thuerassa- Waldeverfol genkoen nenin demwirdem De Bfileenvon Schlapanitzund Bellow itzausweichen welchedie feindliche Front decken.Zudiesem Endzwecke is tesnoe thig… Dieer stekolonne marschirt… diez we iteko lonnmarschirt… diedrit te Kolonne marschirt…”①

    ——–

    ①德语:因为敌军的左翼依傍森林覆盖的山地,右翼沿着其后布满池塘的科别尔尼茨村和索科尔尼茨村徐徐地向前推进,与之相反,我军的左翼优越于敌军的右翼。进攻敌军的右翼于我军有利,如果我军攻克索科尔尼茨村和科尔别尼茨村,势必尤为有利,我军从而得以进攻敌军的侧翼,避开施拉帕尼茨和借以掩蔽敌军阵线的贝洛维茨之间的隘路,在施拉帕尼茨和图拉斯森林之间的平原上追击敌人。为臻达此一目的,务须……第一纵队向前挺进……第二纵队向前挺进……第三纵队向前挺进……等等。

    魏罗特尔还在宣读作战部署。将军们似乎不愿意倾听难懂的作战部署。布克斯格夫登将军身材魁梧,头发淡黄,把背靠在墙上站着,他的视线停留在点燃着的蜡烛上,看来他不听,甚至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正在倾听。脸色绯红的米洛拉多维奇微微地翘起胡子,耸起肩膀坐在魏罗特尔对面,他睁开闪闪发光的眼睛注视他,摆出一副寻衅斗殴的架势,胳膊肘向外弯屈,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他久久地默不作声,一面瞅着魏罗特尔的面孔,在奥国参谋长没有开腔的时候,才从他脸上移开自己的目光。这时米洛拉多维奇意味深长地环顾其他几位将军。但从这种意味深长的眼神来看,尚且无法明了他同意抑或不同意,他满意抑或不满意进军部署。朗热隆伯爵坐在离魏罗特尔最近的地方,在宣读作战部署的时候,他那法国南方人的脸上露出含蓄的微笑,一面瞧着自己的纤细的指头,他的指头捏着镶嵌有肖像的金质鼻烟壶的两角,把它迅速地翻过来,转过去。读到一个圆周句的半中间,他停止转动鼻烟壶,把头抬起来,他那薄薄的嘴唇角上带着不愉快的,但却恭敬的表情打断魏罗特尔的宣读,心里想说点什么话,但是奥国将军并没有停止宣读,愤怒地蹙起额角,挥了挥臂肘,仿佛在说:以后,以后您会把您自己的想法告诉我的,现在请您观看这张地图,听我宣读进军部署。朗热隆抬起眼睛,带着困惑不安的表情,朝米洛拉多维奇瞥了一眼,仿佛在寻找解释,但一遇见米洛拉多维奇的意味深长的,但却毫无含义的眼神,他就忧愁地垂下眼睛,又开始转动鼻烟壶了。

    “Unelecondegéographie.”①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但嗓音相当洪亮,使大家都能听见他的话。

    ——–

    ①法语:一堂地理课。

    普热贝舍夫斯基装出一副恭恭敬敬、而又彬彬有礼的样子,他用一只手折弯耳朵,将身子凑近魏罗特尔,那样子就像某人的注意力被人吸引住似的。身材矮小的多赫图罗夫坐在魏罗特尔对面,现出勤奋而谦逊的样子,在一张摊开的地图前面俯下身子,认真地研究进军部署和他不熟悉的地形。他有几次请求魏罗特尔重复他没有听清的词语和难以记忆的村名。魏罗特尔履行了他的意愿,多赫图罗夫记录下来。

    宣读进军部署延续一个多小时才结束,这时分朗热隆又停止转动鼻烟壶,他不注意魏罗特尔,也不特意地注视任何人,他开始说到,执行这样的进军部署是很困难的,熟悉敌情只是假设而已,而我们也许不熟悉敌情,因为敌军在向前推进的缘故。朗热隆的异议是有根据的,显然,异议的目的主要是,他想使这个满怀自信的、像对小学生宣读他的进军部署的魏罗特尔将军感到,他不是和一些笨蛋打交道,而是和一些在军事方面可以教教他的人打交道。魏罗特尔的单调的语声停息后,库图佐夫睁开了眼睛,就像令人昏昏欲睡的磨坊中的轮盘转动声暂停时、磨坊主从睡梦中醒来一样,他倾听朗热隆说话,那神态仿佛在说:“你们还在说这些蠢话啊!”又急忙合上眼睛,把头垂得更低了。

    朗热隆想尽量恶毒地凌辱魏罗特尔这个进军部署的作者在军事上的自尊心,他于是证明,波拿巴不会挨打,而会轻而易举地发动进攻,他因此要把这项部署变成毫无用处的东西。魏罗特尔对各种异议都坚定地报以轻蔑的微笑,显然于事前有所准备,无论别人对他提出任何异议,都付之一笑。

    “如果他会向我们发动进攻,他现在就进攻了。”他说道。

    “您因此以为,他软弱无力吗?”朗热隆说道。

    “他充其量只有四万军队。”魏罗特尔说,他面露微笑,巫婆向医生指示医疗方法时医生也会露出同样的微笑。

    “在这种场合,只要他等待我们的进攻,他就要一命呜呼。”朗热隆露出含蓄的讥讽的微笑说,又回头望着离他最近的米洛拉多维奇,求他证实他的观点的正确。

    但是,这时候米洛拉多维奇显然不太去考虑将军们辩论的事情。

    “mafoi.”①他说道,“明天我们在战场上见分晓。”

    ——–

    ①法语:真的。

    魏罗特尔又面露冷笑,这表明,遇到来自俄国将军们提出的异议,证实那不仅他本人极为相信,而且二位皇帝陛下也都相信的事情,使他觉得荒谬可笑而且古怪。

    “敌人熄灭了灯火,敌营中传来不断的喧哗,”他说,“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敌人渐渐走远了,我们不得不担心这一点,也许敌人正在改变阵地(他冷冷一笑)。但是那使敌人占领了图拉斯阵地,只不过会使我们摆脱许多麻烦的事情,各种详细的指示仍旧可以原封不动。”

    “究竟怎么样?……”安德烈公爵老早就在等待时机,借以表白自己的疑虑,他说道。

    库图佐夫睡醒了,他吃力地咳了几声清清嗓子,并向将军们环视一周。

    “先生们,明天,甚至是今天(因为已经十二点多了)的进军部署不能变动,”他说道,“你们都听过了,我们大家都要履行我们的天职。而在作战前……(他沉默片刻)没有比睡好一觉更重要的事了。”

    他做出微微欠身的样子。将军们鞠了一躬,都离开了。已经是更残漏尽。安德烈公爵走出去了。

    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安德烈公爵未能发表意见的军事会议给他留下了模糊不清而又令人不安的印象。是谁说得对:是多尔戈鲁科夫和魏罗特尔呢,还是库图佐夫、朗热隆和其他不赞成进攻计划的人呢,他不知道。“难道库图佐夫不能向国王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吗?难道不能有其他方式吗?难道因为朝廷和个人的意图而要几万人和我——去冒生命危险吗?”他想道。

    “是的,十之八九,明天会被打死的。”他想了想。一想到死亡,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系列的回忆:久远的往事的回忆,内心隐秘的回忆;他回忆他和父亲、妻子最后的告别,他回忆他和她初恋的时光,回忆起她的妊娠,他很怜悯她和他自己,他于是处于神经有几分过敏和激动不安的状态中,从他和涅斯维茨基暂时居住的木房中走出来,在屋子前面踱来踱去。

    夜间大雾弥天,月牙儿神秘莫测地穿过雾霭闪闪发光。

    “是啊,明天,明天!”他心中想道。“对我来说,明天也许一切都完了,这一切回忆再也不会浮现出来,这一切回忆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大概就是在明天,甚至,一定就在明天,这一点我预感到了,我总算遇到机会,藉以表现我能做到的一切。”他想象到一场战斗,战斗中军队的死亡、兵力集中在一个点上的战斗、全体长官的仓皇失措。他终于想到那个幸福的时刻、那个他长久地期待的土伦之战。他把自己的意见坚定而明确地告诉库图佐夫、魏罗特尔和二位皇帝。大家都对他的见解的正确感到惊讶,但是谁也不着手执行,他于是带领一个团、一个师,讲定条件,任何人不得干预他的号令,他领导一师人前往决战的地点,独自一人赢得胜利。而死亡和苦难呢?另一种心声这样说。但是安德烈公爵对这种心声没有作出回答,他继续想象他的战功。他一个人来拟订下一次的作战部署。他在库图佐夫部下获得军内值勤官的称号,可是一切事务由他一人承担。他独自一人赢得下次战役的胜利。库图佐夫被撤掉,由他来接受委任……那以后怎么样呢?又有一个心声说,那以后呢,如果在这之前你十次都未负伤,未阵亡,或未受人欺骗,那以后怎么样呢?“那以后……”安德烈公爵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不想知道,也无法知道,设若我有这种心愿,我希望获得光荣,希望成为一个知名人士,成为一个备受爱戴的人士,我怀有这个心愿,唯一的心愿,我为这一心愿而生,要知道,我并无过错。是啊,为这一心愿而生!我永远不向任何人说出这番话,我的天啊!如果除开光荣、仁爱而外,我一无所爱,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死亡、创伤、家庭的丧失,我觉得毫不足畏。许多人——父亲、妹妹、妻子,最亲爱的人,无论我觉得他们多么可爱,多么可亲,但在追求荣誉、取胜于人的时刻,为博得不认识的,以后也不认识的人对我的爱戴,为博得这些人的爱戴,无论这看来多么可怕,多么不寻常,我也要立刻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割舍。”他在倾听库图佐夫门外的说话声时思考了一下。库图佐夫的门户外面可以听见收拾行装的勤务兵的说话声。马车夫大概在逗弄库图佐夫的老伙夫,安德烈公爵认识他,他叫作季特;这时只听见马车夫一人的说话声:“季特,季特呢?”

    “嗯。”这个老人回答。

    “季特,去打小麦吧。”这个诙谐的人说道。

    “呸,见鬼去吧。”可以听见被勤务兵和仆役们的哈哈大笑声掩盖的说话声。

    “我仍旧喜爱,而且只是爱惜我对一切人的胜利,爱惜这种神秘的威力和荣誉,因为它正萦绕在我上方的雾霭之中!”

    ——————

    13

    这天夜里,罗斯托夫到了巴格拉季翁的部队前面的侧防散兵线上。他的骠骑兵成对地分布在这条散兵线上;他本人沿着散兵线来回地骑行,极力地克服难以克服的睡意。在他后面可以看见我军的半明不灭的篝火在雾霭中占有一大片空地;他前面弥漫着昏暗的雾霭。不管罗斯托夫怎样仔细察看雾气沉沉的远方,他什么也看不见。那里时而是露出灰蒙蒙的东西,时而仿佛显露出黑乎乎的东西,时而在敌人盘踞的那个地方仿佛火光闪烁,时而他心中想到,这不过是他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时而想到国王,时而想到杰尼索夫,时而浮现出莫斯科的回忆,他又赶快睁开眼睛,在自己前面不远的地方看见他骑的那匹战马的头颅和耳朵,在六步路远的地方他快要碰上骠骑兵,他有时看见他们的黑乎乎的身影;而在远处看见的仍然是昏暗的雾霭。“究竟为什么?”罗斯托夫想道,“可能是国王遇见我,就像遇见任何一个军官那样,交给我一项任务,”他说:“你去打听那里的情况。他们讲过许多话,说他全属偶然地认识了某个军官,并使他成为自己的亲信。如果他把我变成他的亲信,那会怎样啊!啊,我真要捍卫他,我真要向他说出全部实话,我真要揭露那些和他作对的骗子手!”罗斯托夫为了要生动地想象他对国王的爱戴和忠诚,于是脑海中想象到一个敌人或是德国骗子手出现的情景。他不仅要痛快地把他杀死,而且要在国王眼前提他的耳光。忽然一阵远方的喊声惊醒了罗斯托夫,他哆嗦一下,睁开了眼睛。

    “我在哪里啊!是的,在散兵线上,口号和暗号是‘车辕杆,奥尔米茨。’令人多么懊丧,我们的骑兵连明日要充当后备队了。”他想了想,“我请求参战。这也许是拜见国王的唯一的机会。是的,从现在算起,不要过多久就得换班了。我再去巡逻一遍,回来以后立即到将军那里去,向他提出请求。”他在马鞍上纠正了姿势,就策马放行,再去巡视自己的骠骑兵。他似乎觉得天更亮了。在左方可以看见被月亮照耀的慢坡,像垣墙一般陡峭,耸立于对方的黑魆魆的山岗。这个山岗上有个罗斯托夫根本没法弄明白的白点,是否是被月牙儿照亮的林间空地,抑或是一堆残留的积雪,抑或是白垩垩的房屋?他甚至觉得,有什么东西开始沿着这个白点慢慢地移动。“这个白点也许是积雪,”法文的“点子”是“unetache,”

    罗斯托夫想道。“这不是塔什……”

    “娜塔莎,妹妹,一双乌黑的眼睛,娜……塔什卡,(当我告诉她我看见国王,她会多么惊讶啊!)带上娜塔什卡……图囊……“阁下,靠右边点儿,要不然,真会碰着这儿的灌木林,”传来骠骑兵的说话声,罗斯托夫昏昏欲睡地从他身边走过去。罗斯托夫抬起他那低垂在马鬃上的头,在骠骑兵身边停步了。这个孩提般的年轻人非常想睡觉。“哦,我究竟想什么呀?——可不要忘记。我将要怎样和国王谈话?不是,不是这码事,是明天的事。是的,是的,踩踩塔什卡……使我们迟钝——使谁迟钝啊?使骠骑兵迟钝。骠骑兵和大胡子……这个蓄着胡髭的骠骑兵沿着特维尔大街骑行,我还想起他来了,就在古里耶夫的住宅对面……古里耶夫老头子……嗨,杰尼索夫是个很不错的人!不过这全是废话。主要的是,现在国王就在这儿。他是怎样看待我的,我心里很想对他说点什么话,可是他不敢……不对,是我不敢。这都是废话,主要的是,可不要忘记我心里想的要紧的事,这没有错。踩踩塔什卡,使我们迟钝,对,对,对。这很妙。”他又把头低垂在战马的颈上。他突然觉得,有人在向他射击。“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杀吧!是怎么回事?……”罗斯托夫清醒后说道。在罗斯托夫睁开眼睛的那转瞬之间,他听见前面的敌军那边的千千万万人的曼声的叫喊。他的一匹马、站在他身边的骠骑兵的一匹马都竖起耳朵来倾听这一片喊声。在喊声传来的那个地方,火光闪耀,旋即熄灭,然后又点起火来,火光在那山头上的法军的全线闪耀起来,喊声愈加响亮。罗斯托夫听见法国人的说话声,但他没法听清晰。许多人正在叽叽喳喳地谈话。现在可以听见“啊啊啊、啦啦啦”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你意下如何?”罗斯托夫把脸转向站在他身边的骠骑兵,说道,“要知道,这是敌人那边的说话声,是吗?”

    “怎么,难道你听不见吗?”罗斯托夫等他回答,等了很久,又提问了。

    “阁下,谁知道啊。”骠骑兵不乐意地回答。

    “从地点来看,也许是敌人吧?”罗斯托夫又重复一句。

    “也许是敌人,也许不是敌人,”骠骑兵说道,“晚上发生的事情。喂,乱搞不行!”他对他骑的那匹微微骚动的马嚷道。

    罗斯托夫的马也性急起来了,它用一只蹄子踢着冰冻的土地,倾听着嘈杂的声音,出神地望着火光。喊声越来越响亮,汇成数千人的军队才能发出的轰鸣。火光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大概在法军营盘的全线扩展开来。罗斯托夫已经睡不着了。敌军得意洋洋的欢呼声使他感到激动不安。现在罗斯托夫已经清晰地听见“Vivel’empereur,l’empereur”!①的呼声。

    ——–

    ①法语:皇帝万岁,皇帝!

    “可是离这里不远,——大概在小河那边?”他对站在身边的骠骑兵说。

    骠骑兵只得叹口气,什么都不回答,愤怒地咳嗽几声清清嗓子。骠骑兵的全线都能听见疾速前进的骑士的马蹄声,一名骠骑兵士官的身躯俨如一头巨象忽然从黑夜的雾霭中闪现出来了。

    “阁下,将军们到了!”骠骑兵士官走到罗斯托夫跟前时说道。

    罗斯托夫继续观看火光、静听呐喊声,他随同这名士官前去迎接几位沿着散兵线奔驰而至的骑者。其中一位骑着白马。巴格拉季翁公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几名副官出来观察敌军的火光和喊声这一奇特的现象。罗斯托夫走到巴格拉季翁跟前,向他汇报了情况,接着加入了副官的队列,谛听将军们讲话。

    “请您相信我,”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把脸转向巴格拉季翁时说,“这无非是阴谋诡计:他已经撤退,吩咐在后卫中点火、鼓噪,目的是欺骗我们。”

    “未必如此,”巴格拉季翁说,“一入夜我就看见他们盘踞在那座小丘上,如果他们走了,那末就从那里拔营了。军官先生,”巴格拉季翁公爵把脸转向罗斯托夫说,“那里还有他的侧翼防御者吗?”

    “大人,入夜时还有,现在我无从知道。请您下命令,我就带领骠骑兵去跟踪追击。”罗斯托夫说。

    巴格拉季翁停下来,不回答,极力地从雾霭中看清罗斯托夫的面孔。

    “怎么样,去看看吧。”他沉默片刻后说道。

    “大人,遵命。”

    罗斯托夫用马刺刺马,把士官费德琴科和两名骠骑兵喊来,命令他们在后面骑行,向那不断传来呐喊声的山下疾驰而去。罗斯托夫一人带领三名骠骑兵,朝着尚无一人先行到达的神秘莫测的万分危险的雾气沉沉的远方走去,他觉得可怕而又高兴。巴格拉季翁从山上大声对他说,叫他不要向小河对岸的远方走去,可是罗斯托夫装作好像他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似的,他不停地前进,越走越远了,不断地上当,把灌木林当作树林,又把土坎当作人,不断地领悟到自己受骗。他快步走到山下后,已经看不见我方的,也看不见敌方的火光,但是可以听见法国官兵的呐喊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在谷地里他看见自己前面有什么如同河流的东西,但当他驰到地头,他发现一条满布车辙的马路。他走上马路,犹豫不决地轻轻勒住马,沿着马路向前走呢,还是穿过马路沿着黑色的田野向山下走去呢。沿着那雾霭中发亮的马路骑行比较安全,因为一眼就能看清路上的行人。“跟在我后面走。”他说道,穿过了马路,开始迅速地登山,向法军步哨晚上驻守的地方走去。

    “大人,这就是敌人!”一名骠骑兵在后面说。

    罗斯托夫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突然在雾霭中闪现出来的漆黑的东西,就有一道火光闪耀,砰然响了一枪。那颗子弹仿佛抱怨什么似的,在那高高的雾霭中发出飕飕的响声,顷刻间听不见了。另一枪没有射出去,火花在火药池上闪烁了一下。罗斯托夫拨转马头,快步地走回去了。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又响了四枪,子弹在雾霭中的什么地方各唱各的调子。罗斯托夫听见枪声,微微地勒住那匹像他一样快乐的马,一步一步地慢行。“喂,再鸣一枪,喂,再鸣一枪!”他的愉快的心声在说,可是再也没有听见枪声了。

    当罗斯托夫驰近巴格拉季翁时,他才又让马儿奔驰起来,罗斯托夫向他跟前走去,举手行礼。

    多尔戈鲁科夫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硬说法军撤退了,他们四处点火,只是妄想欺骗我们罢了。

    “这究竟能够证明什么呢?”当罗斯托夫走到他们面前时,说道,“他们也许已经退却,留下了步哨。”

    “公爵,看来还没有走光,”巴格拉季翁说道,“到明天早上,明天就会见分晓。”

    “大人,山上还有步哨,他们一直待在夜晚盘踞的那个地方。”罗斯托夫禀告,他向前弯下腰去,举手敬礼,禁不住流露出愉快的微笑。他这次骑行,主要是子弹的呼啸声,使他心中产生这种愉快的感觉。

    “好,好,”巴格拉季翁说,“军官先生,谢谢您。”

    “大人,”罗斯托夫说,“有求于您。”

    “怎么回事?”

    “明天我们的骑兵连被派去充当后备队,我求您把我暂时调到第一骑兵连。”

    “贵姓?”

    “罗斯托夫伯爵。”

    “好!你就留在我这里当个传令军官吧。”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的儿子吗?”多尔戈鲁科夫说。

    但是罗斯托夫没有回答他。

    “大人,那末我就待命啦。”

    “我来下命令。”

    “明天很可能要派人带一项命令去觐见国王,”他想了想,“谢天谢地!”

    敌军中所以发出喊声,燃起火把,是因为他们向部队宣读拿破仑的圣旨,这时皇帝正骑马亲自巡视自己的野营地。士兵们看见皇帝,点燃一捆捆麦秆,跟在皇帝后面奔走,高呼:

    “皇帝万岁”。拿破仑的圣旨如下:

    士兵们!俄国军队为奥军、乌尔姆军复仇,现正攻击你们。这几个营队正是你们在霍拉布伦近郊打败,并从那时起跟踪追逐到该地的军队。我们占领的阵地具有极大的威力,故当他们向前推进,妄图从右面包抄我军之际,他们势必会向我军暴露其侧翼!士兵们!我亲自领导你们的营队。倘使你们怀有一般的勇敢精神,就能在敌人的队伍中引起惊惶失措,我则可远离火线;但若胜利即使有一瞬间令人担心,你们就会看见你们的皇帝遭受到敌人的第一次打击,因为胜利无可动摇,尤当事关法国步兵的荣誉之日,法国步兵则是为民族荣誉而战的一支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

    不应在送走伤员的借口下使部队陷于瘫痪!每个人都要满怀这样一种观念:务必打败这些极度仇恨我们民族的英国雇佣兵。这次胜利将结束我们的出征,我们就能回到冬季驻扎地,在此处遇见法国组建的新近到达的法国军队,届时我所签订的和约将不辜负我的人民,不辜负你们,也不辜负我。

    拿破仑

    ——————

    14

    早晨五点钟,天还很黑。中央阵地的军队、后备队和巴格拉季翁的右翼均未出动,但是左翼的步兵、骑兵和炮兵纵队都从宿营地起身,开始动弹起来了,他们务必要离开高地,前去进攻法军的右翼,根据进军部署迫使其右翼溃退至波希米亚山区。他们把各种用不着的东西扔进篝火中,一阵冒出的浓烟刺激着他们的眼睛。这时分天气很冷,四下里一片漆黑。军官们急急忙忙地饮茶,用早餐,士兵们嘴嚼干面包,急促地顿足,聚集在篝火对面取暖,他们把剩下的货棚、桌椅、车轮、木桶,凡是不能随身带走的用不着的东西都抛进木柴堆,一起烧掉。奥军的纵队长在俄国部队之间来来往往,充当进军的前驱和先知。一当奥国军官在团长的驻地附近出现,兵团就动弹起来:士兵们从篝火旁边跑开,把烟斗藏在靴筒中,把袋子藏在大车上,各人拿起火枪来排队。军官们扣上制服的钮扣,佩戴军刀,挎起背包,一面吆喝,一面巡视队列,辎重兵和勤务兵都在套车、装好行囊、扎好车子。副官、营长和团长都骑上战马,在胸前画着十字,向留下来的辎重兵发出最后的命令、训令,委托他们办理各项事务;这时候可以听见几千人的单调的脚步声。纵队正在启程,不知去向,因为四周挤满了许多人,因为篝火在冒烟,因为雾气越来越浓,所以他们非但看不见出发的地点,而且也看不见纵队开进的地点。

    行进中的士兵就像战船上的水兵似的,被他自己的兵团所围住、所限制、所领导。无论他走了多么远的路,无论他进入多么奇怪的、人所不知而且危险的纬度地带,随时随地在他周围出现的总是那些同事、那些队伍、那个叫做伊万·米特里奇的上士、那只叫做茹奇卡的连队的军犬、那些首长,就像水兵那样,随时随地在他周围出现的总是兵船上的那些甲板、桅杆和缆绳。士兵不常想知道他的战船所处的纬度地带,但在作战的日子,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在军队的精神世界里不知从哪里传来一种大家都觉得严肃的声调,它意味着具有决定意义的、欢天喜地的时刻的临近,引起一种不符合军人本性的好奇心。士兵们在作战的日子心情激动而兴奋,极力地越出自己兵团的志趣范围,他们静听、谛视、贪婪地打听周围发生的情况。

    雾气很浓,虽已黎明,而在十步路以外什么都看不清。一株株灌木仿佛是一头头大树,平地仿佛是陡岸或坡道。到处,从四面八方都有可能碰上十步路以外看不清的敌人。但是纵队还是在雾气沉沉的不熟悉的新地方走了很久,一会儿下山或上山,一会儿绕过花园和院墙,不过到处都没有碰见敌人。相反,时而在前面,时而在后面,士兵们从四面发现,我们俄国的纵队也沿着那个方向前进。每个士兵心里都觉得高兴,因为他知道,还有许多、许多我们的官兵也朝他走的那个方向,即是朝那未知的方向前进。

    “你瞧,库尔斯克兵团的人也走过去了。”有人在队伍中说。

    “我的老弟,我们的许多军队被募集起来,多极了!昨天晚上我瞧了一下,大家生火了,简直看不见尽头。总而言之,真像莫斯科!”

    虽然纵队的首长之中没有任何人走到队伍前面去和士兵们谈话(正像我们在军事会议上看见的那样,纵队的列位首长心绪欠佳,并对他们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不满,因此只是执行命令而已,虽然士兵们像平时一样都很愉快地去参加战斗,特别是去参加进攻的战斗,但是首长们都不去关心使士兵开心的事)。大部分军队在浓雾之中行走了一小时左右后,应当停止前进,但在各个队列中蔓延一种令人厌恶的极为紊乱的意识。这种意识是怎样传播的,很难断定,不过这种意识一成不变地、异常迅速地泛滥着,就像谷地的流水难以发觉地、不可抗拒地奔流不息。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如果俄国的军队缺乏盟邦,孤军作战,那末,十之八九,在这种所谓紊乱的感觉变成共信之前,还要度过漫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大家都怀着诚挚的异常高兴的心情把这种紊乱的原因归咎于头脑不清的德国人,大家都深信,这种有害的紊乱是香肠商人(辱骂德国人的外号)一手制造的。

    “干嘛停止前进了?是不是给挡住了?是不是碰到法国佬?”

    “不是的,没听见什么。要不然,会放枪的。”

    “可不是,催促别人出动,出动了,又没头没脑地站在战地中间,——这些可恶的德国人把什么都搞混了。真是一帮头脑不清的鬼东西!”

    “我真想把他们送到前头去。要不然,他们恐怕会蜷缩在后头。瞧,现在空着肚皮栖在这儿哩。”

    “怎么?快走到那儿吗?据说,那些骑兵挡住了道路。”军官说。

    “咳,可恶的德国人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熟悉哩。”另一名军官说道。

    “你们是哪一师的?”副官驰近时喊道。

    “第十八师的。”

    “那你们干嘛待在这里呀!你们早就应该走到前面去,现在这样子到夜晚也走不过去的。”

    “瞧,这真是愚蠢的命令;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名军官走开时说道。

    然后这名军官走过去了,他忿怒地喊叫,说的不是俄国话。

    “塔法——拉法,他喃喃地说,根本听不清他说的话,”士兵模仿走开的将军时说,“我真要把他们这些卑鄙的家伙枪毙掉!”

    “吩咐在八点多钟到达目的地,可是我们还没有走完一半路。这算什么命令啊!”四面传来重复的话语声。

    部队满怀着强烈的感情去作战,这种感情开始转变成懊丧,转变成仇恨;痛恨糊涂的命令,痛恨德国人。

    一片混乱的原因在于,左翼的奥国骑兵行进时,最高首长认为,我们的中心阵地离右翼太远,于是吩咐全部骑兵向右方转移。几千人的骑兵在步兵前面推进,步兵不得不等待。

    奥国纵队长和俄国将军在前方发生冲突。俄国将军大声吆喝,要求骑兵部队停止前进,奥国人极力地证明,犯有过失的不是他,而是最高首长。当时,部队感到苦闷,垂头丧气,于是停在原地不动。耽搁一小时以后,部队向前推进,终于向山下走去。山上的雾霭渐渐地散开,而在部队经过的山下,雾气显得更浓了。在雾气弥漫的前方传来一阵又一阵枪声,在不同的间隔中,最初的枪声没有节奏。特啦哒……哒哒,之后越来越有节奏,频率也越来越大,霍尔德巴赫河上开始交战了。

    因为俄国人没有预料到在山下的河上会遇见敌人,他们在大雾之中意外地碰上敌人了,他们没有听到最高首长激励士兵的话,部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意识:已经迟到了。主要是,在浓雾之中看不见自己前面和周围的任何东西,俄国人懒洋洋地、行动迟缓地和敌人对射,向前推进一点,又停下来,没有及时地接到首长和副官的命令,他们没有去找自己的部队,却在雾气沉沉的不熟悉的地区徘徊寻路。走下山去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就是这样开始战斗的。库图佐夫本人待在第四纵队,它驻扎于普拉茨高地。

    浓雾依然弥漫于山下,这里开始战斗了。山上天气晴朗,但是一点也看不见前面的动静。正如我们推测的那样,敌人的全部兵力是否盘踞在十俄里以外的地方,抑或滞留在这一片雾霭之中,——八点多钟以前谁也不知道实情。

    时值早晨九点钟。雾霭犹如一片汪洋大海弥漫于山下的洼地,但是在高地上的施拉帕尼茨村,天气十分晴朗。由数位元帅陪伴的拿破仑驻扎在这个高地上。雾霭的上方,晴朗的天空一片蔚蓝。圆球状的太阳就像深红色的空心的大浮标,在乳白色的雾海海面上荡漾。非但所有法国部队,而且拿破仑本人及其司令部都未驻扎在那几条小河的对面,都未驻扎在索科尔尼茨村和施拉帕尼茨村洼地对面,当时我们打算占领村后的阵地,并在该地开战;他们驻扎在小河的这边,离我军很近,因此拿破仑用肉眼都能把我军的骑兵和步兵分辨清楚。拿破仑骑着一匹阿拉伯的灰色的小马,身穿一件他在意大利作战时穿的蓝色军大衣,站在他的元帅们前面几步路远的地方。他默默无言地凝视那几座宛如雾海中浮现的山岗,俄国部队远远地沿着山岗向前推进;他并倾听谷地传来的枪声。那时他的消瘦的脸上,没有一块肌肉在颤动,闪闪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个地方。他的设想原来是正确的。俄国部队部分地沿着下坡路走进了毗连沼泽和湖泊的谷地,朝着沼泽湖泊的方向推移,一部分官兵空出他打算进攻并且认为是阵地的关键的普拉茨高地。他在雾霭中望见,普拉茨村附近的两座大山之间形成的洼地上,俄国纵队都朝着一个方向向谷地前进,刺刀闪烁着亮光,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在雾海中逐渐地消失。他昨日夜晚接到了情报,前哨在深夜听见车轮声和脚步声,俄国纵队没有秩序地行进,依据这种种情形来推测,他清楚地看出,盟军都认为他正位于自己的远前方,在普拉茨高地附近向前推进的几个纵队构成俄国军队的中心,这个中心削弱到这种程度,以致足以顺利地予以攻击,但是他尚未开始战斗。

    今日是他的一个隆重的纪念日——加冕周年纪念日。黎明前,他微睡数小时,觉得心旷神怡,精力充沛,他怀着万事亨通的幸福心情,纵身上马,向田野驰去。他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观看从雾霭里显露出来的高地,他那冷淡的脸上有一种理应享受人间幸福的、特别自信的神情,就像是处于热恋之中的幸福少年脸上常有的表情。元帅们站在他身后,不敢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时而观看普拉茨高地,时而观看一轮从雾霭里浮现出来的太阳。

    当太阳完全从雾霭中探出头来并用它那耀眼的光芒照射田野和雾霭的时候(仿佛他所期待的只是开战的这一天),他从美丽而洁白的手上脱下一只手套,用它给几个元帅打个手势,发出开战的命令。几个元帅在副官们的伴随下朝着不同的方向疾驰而去,几分钟以后法国军队的主力便向普拉茨高地迅速地挺进,俄国部队正向左边的谷地走去,普拉茨高地显得愈益空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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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八点钟,库图佐夫骑马前赴米洛拉多维奇的第四纵队前面的普拉茨村,第四纵队必须接替已经下山的普热贝舍夫斯基纵队和朗热隆纵队。他向前面的兵团官兵打招呼,发出前进的命令,并且表明他本人试图统率这个纵队。他驰至普拉茨村之前,停止前进。总司令的许多侍从中包括安德烈公爵,他站在总司令后面。安德烈公爵觉得自己既激动又兴奋,既稳重又沉着。这是一个人在他期待已久的时刻来临时常有的一种感觉。他坚信今天正是他的土伦之战的日子或者是阿尔科拉桥之战的日子。这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他不知道,但是他坚信事件是会发生的。他熟悉我军的地形和处境,就像我军之中的任何一人也同样熟悉这些情形。现在显然用不着考虑应怎样实行他个人的战略计划,它已经被他遗忘了。安德烈公爵已经在领会魏罗特尔的计划,他一面考虑那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还提出一些新见解,这是一些要求他具备敏锐的理想力和坚毅的性格的见解。

    在雾蒙蒙的左边的洼地上,传来了望不见的军队之间的互相射击声。安德烈公爵仿佛觉得,有一场集中火力的战斗将在那里爆发,那里会遇到阻碍,“我将被派往某地,”他想道,“我将要带着一个旅,或者一个师在那里举着战旗前进,摧毁我面前的一切障碍。”

    安德烈公爵不能漠不关心地望着从他身旁走过的各营官兵的旗帜。他望着旗帜,心里总是想着,这也许正是那面旗帜,我必须举着它走在我们部队的前头。

    黎明前,夜里的雾霭在高地上只留下一层转化为露水的白霜,那雾霭还像乳白色的海洋一般弥漫于谷地之中。左边的谷地里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的部队沿着下坡路走进谷地,从那里传来一阵射击声。昏暗而清净的苍穹悬挂在高地的上方,右面是巨大的球状的太阳。远前方,雾海的彼岸可以望见林木茂盛的山岗,敌军想必驻扎在这几座山岗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隐约可见。近卫军正向右边走进雾气腾腾的地方,那里传来马蹄声和车轮声,刺刀有时分闪闪发光;在左边的村庄后面,许多一模一样的骑兵向附近驰来,又在雾海之中隐没了。步兵在前前后后推进。总司令站在村口,让部队从他身边走过去。是日早晨,库图佐夫显得疲惫不堪,有几分怒色。从他身旁走过的步兵没有接到命令就停止前进,显然不知是什么在前面把它挡住了。

    “请您干脆说一声,将部队排成几个营纵队,迂回到村庄后面去,”库图佐夫对那个驰近的将军愤怒地说,“将军大人,阁下,您怎么不明白,当我们走去攻击敌人的时候,在村庄的这条街上的狭窄的地方是不能拉开队伍的。”

    “大人,我原来打算在村后排队。”将军答道。

    库图佐夫愤怒地笑了起来。

    “您要在敌人眼前展开纵队,这样做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大人,敌人还离得很远。根据进军部署……”

    “进军部署,”库图佐夫气忿地喊道,“是谁说给您听的?

    ……给您什么命令,请您照办吧。”

    “是的,遵命。”

    “monchev”涅斯维茨基轻言细语地对安德烈公爵说,“levieuxestd’unehumeurdechien.”①

    一名奥国军官戴着一顶绿色羽饰宽边帽,穿着一套白色制服,骑马走到库图佐夫面前,他代表皇帝向他提问:“第四纵队是不是已经参战了?”

    库图佐夫不回答他,转过脸去,他的视线无意中落在他旁边站着的安德烈公爵身上。库图佐夫看见博尔孔斯基,他那讥刺而凶狠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好像意识到,他的副官对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过失。他不回答奥国副官的问话,却把脸转向博尔孔斯基,说道:

    “Allezvoir,moncher,sila troisieme division adepasselevil- lage.Dites-luides’arreteretd’attend remesor Bdres.”②

    安德烈公爵刚刚走开,他就叫他停下来。

    “Etdemandezlui,silestirailleurssontpostes,”他补充说,“Cequ’ilsfontcequ’ilsfont!”③他自言自语地说,一直不回答奥地利人。

    ——–

    ①法语:喂,亲爱的,老头子的情绪很不好。

    ②法语:我亲爱的,听我说,看看第三师是不是从村子里走过去了。吩咐它停止前进,听候我的命令。

    ③法语:“您问问,是否已布置尖兵。他们在做什么事呀,在做什么事呀!”

    安德烈公爵骑着马跑去执行被委托的事务。

    他赶过了在前面走的几个营,就叫第三师停止前进,他相信,我们的纵队前面的确没有散兵线。在前面行进的兵团的团长对总司令命令布成散兵线一事感到非常诧异。团长满怀信心,自以为前面还有部队,敌人不会盘踞在近于十俄里的地方。真的,前面除了空旷的被浓雾遮蔽的、向前倾斜的地段而外,什么也望不见。安德烈公爵代表总司令命令下级弥补过失之后,便骑马跑回去了。库图佐夫还站在原地不动,现出衰迈的老态,将他那肥胖的身躯俯在马鞍上,合上眼睛,沉重地打着哈欠。部队已经不向前推进了,士兵们把枪托放下站着。

    “好,好,”他对安德烈公爵说,又把脸转向将军,这位将军手里拿着一只表,他说左翼的各个纵队已从坡地走下来,应该向前推进了。

    “大人,我们还来得及,”库图佐夫打哈欠时说道,“我们还来得及!”他重说一遍。

    这时候,库图佐夫后面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的各个兵团请安的声音,这种声音开始迅速地临近于进军中排成一字长蛇阵的俄国纵队的全线。可以看见那个领受叩安的人快要来了。当库图佐夫领头的那个兵团的士兵高声呼喊的时候,他骑在马上向一旁走了几步,蹙起额角,回头看看。有一连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的骑士好像在普拉茨村村外的路上奔驰而来。其中二人在其余的骑士前面并骑地大步驰骋着。一人身穿黑制服,头上露出白帽缨,骑在一匹英国式的枣红马背上,另一人身穿白制服,骑着一匹乌骓。这就是两位由侍从伴随的皇帝。库图佐夫站在队列中,做出老兵的样子,向站着的部队官兵发出“立正!”的口令并且举手行礼,向皇帝面前走去。他的整个外貌和气派蓦地改变了。他带着一副唯唯诺诺、不明事理的下属的模样,流露出装模作样的恭敬的神态向皇帝面前走来,举手行礼,显然令人厌恶,亚历山大皇帝感到十分诧异。

    令人不悦意的印象仅似晴空的残云,掠过了皇帝那年轻而且显得幸福的面孔,旋即消逝了。微恙痊愈之后,他今天比博尔孔斯基首次在国外奥尔米茨阅兵场上,看见他时更瘦弱,但在他那俊秀的灰色眼睛中,令人惊叹的庄重与温厚的神情兼而有之,他那薄薄的嘴唇上现出他能流露的各种表情,主要是心地善良而且天真无邪的青年的表情。

    在奥尔米茨阅兵式上,他比较威严,而在这里他比较愉快而且刚健。在疾驰三俄里之后,他的面部有点儿发红,他勒住战马,缓了一口气,掉转头来望望他的侍从们和他一样年轻、一样兴致勃勃的面孔。恰尔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博尔孔斯基公爵、斯特罗加诺夫和另外一些侍从,个个都是衣着华丽、心情愉快的青年。他们骑着被精心饲养、不同凡俗、微微冒汗的骏马在皇帝背后停步了,他们面露微笑,彼此交谈着。费朗茨皇帝是个长脸的、面颊绯红的青年,身子挺直地骑着一匹标致的乌骓。他忧虑地、从容不迫地向四周环顾。他把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副官喊到自己身边,不知向他问了一句什么话。“他们大概是在几点钟动身的。”安德烈公爵在观察自己的老友时,面露笑容,他心里这样想了一阵,每当回忆国王接见他的情景时,他不禁流露出这种微笑。在二位皇帝的侍从中,有近卫军和兵团中精选出来的俄奥两国的英姿勃勃的传令军官。调马师们在他们中间牵着若干匹沙皇备用的、披上绣花马被的标致的御马。

    这些疾驰而至的出色的青年,使那闷闷不乐的库图佐夫的司令部焕发出青春、活力和对胜利的自信,正如一股田野的清新空气忽然被吹进令人窒闷的房间一样。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您干嘛还不开始?”亚历山大皇帝急忙把脸转向库图佐夫,说道,他同时毕恭毕敬地望望弗郎茨皇帝。

    “陛下,我正在等待。”库图佐夫一面回答,一面恭恭敬敬地向前弯下腰来。

    皇帝侧起耳朵,微微地皱起眉头,表示他还没有听清楚。

    “陛下,我正在等待,”库图佐夫重复自己说的话(当库图佐夫在说“我正在等待”这句话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发现,库图佐夫的上唇不自然地颤栗了一下),“陛下,各个纵队还没有集合起来。”

    国王听见了,可是看起来,他不喜欢这句回答的话;他耸耸微微拱起的肩膀,向站在身旁的诺沃西利采夫瞥了一眼,这种眼神仿佛在埋怨库图佐夫似的。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要知道,我们不是在皇后操场,各个兵团没有来齐以前,那里不会开始检阅的。”国王又望望弗朗茨皇帝的眼睛说道,仿佛是邀请他参加阅兵,否则就请他听听他讲话,但是弗朗茨皇帝继续朝四下张望,没有去听他讲话。

    “国王,因此就没有开始,”库图佐夫用洪亮的嗓音说道,仿佛预防可能听不清楚他说的话,这时候,他脸上有个地方又颤栗了一下。“国王,之所以没有开始,是因为我们不在阅兵式上,也不在皇后操场上。”地清晰而明确地说。

    国王的侍从霎时间互使眼色,他们的脸上流露着不满和责备的神态。“无论他多么老迈,他不应当,决不应当那样说话。”这些面孔表达了这种思想。

    国王聚精会神地凝视库图佐夫的眼睛,等待他是否还要说些什么话。而库图佐夫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来,看样子也在等待。沉默延续了将近一分钟。

    “但是,陛下,只要发出命令。”库图佐夫抬起头来,说道,又把语调变成迟钝的不很审慎的唯命是从的将军原有的语调。

    他驱马上路,一面把纵队司令米洛拉多维奇喊到跟前,把进攻的命令交给他了。

    部队又行动起来,诺夫戈罗德兵团的两个营和阿普舍龙兵团的一个营从国王身旁开走了。

    当阿普舍龙的一营人走过的时候,面色绯红的米洛拉多维奇没有披军大衣,穿着一身制服,胸前挂满了勋章,歪歪戴着一顶大缨帽,疾速地向前驰骋,在皇帝面前猛然勒住战马,英姿勃勃地举手敬礼。

    “将军,上帝保佑您。”国王对他说。

    “Mafoi,sire,nousferonscequequiseradansnotrepossibilite,sire,”①他愉快地回答,但是他那蹩脚的法国口音,引起皇帝的侍从先生们的一阵讥笑。

    ——–

    ①法语:陛下,我们要办到可能办到的一切事情。

    米洛拉多维奇急剧地拨转马头,站在国王背后几步路远的地方。国王的在场使得阿普舍龙兵团的官兵感到激动和兴奋,他们步调一致,雄赳赳地、轻快地从两位皇帝及其侍从身边走过去。

    “伙伴们!”米洛拉多维奇用那洪亮、充满自信而且愉快的嗓音高喊了一声,显然,这一阵阵的射击声、战斗的期待、英姿飒爽的阿普舍龙兵团官兵的外表、以及动作敏捷地从两位皇帝身边经过的苏沃洛夫式的战友们的外貌,使他感到极度兴奋,以致忘记了国王在场,“伙伴们,你们现在要攻占的不是第一个村庄啊!”他高声喊道。

    “我们都乐于效命!”士兵们高呼。

    国王的御马听见突然的呐喊,猛地往旁边一窜。这匹早在俄国就驮着国王检阅的御马,在奥斯特利茨这个战场上忍受着国王用左脚心不在焉的踢蹬,如同在玛斯广场一样,它听见射击声就竖起耳朵,它既不明了它所听见的射击声的涵义,也不明了弗朗茨皇帝乘坐的乌骓与它相邻的涵义,也不明了骑者是日所说的话语、所想的事题、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涵义。

    国王面露笑容,指着英姿飒爽的阿普舍龙兵团的官兵,把脸转向一位近臣,不知说了什么话。

    ——————

    16

    库图佐夫在副官们的伴随下跟在卡宾枪手背后一步一步地缓行。

    他尾随于纵队之后骑行半俄里左右,便在两条大路岔道口附近的一幢孤零零的无人管理的房子旁边止步了(大概是从前的酒馆)。两条大路向山下延伸,部队都沿着两条大路向前推进。

    雾霭开始渐渐地散开,莫约在两俄里以外的地方,可以看见对面高地上的敌军。山下的左方,射击声听来更加清晰了。库图佐夫停住了脚步,和一位奥国将军谈话。安德烈公爵站在他们背后稍远的地方,凝视着他们,他把脸转向一名副官,想向他要台望远镜。

    “您瞧瞧,您瞧瞧,”这个副官说着,他不望那远方的部队却沿着他前面的一座大山向下望去。“这是法国人啊!”

    两位将军和几名副官互相争夺,抓起了一台望远镜。大家的脸色忽然变了,个个流露着惊骇的神态。大家原以为法国人在二俄里以外,可是出乎意外,他们忽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这是敌人吗?……不是啊!是的,您看,敌人……一定是……这是怎么回事?”可以听见众人的说话声。

    安德烈公爵在右下方,离库图佐夫至多五百步远的地方,用肉眼望见冲上山来迎击阿普舍龙兵团官兵的密密麻麻的法国纵队。

    “看,法国纵队,紧要关头来到了!这事儿与我有关。”安德烈公爵想了想,于是策马走到库图佐夫跟前。

    “应当阻止阿普舍龙兵团的人马,”他大声喊道,“大人!”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一切都被硝烟遮蔽了,传来近处的枪声。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路远的地方可以听见一声幼稚的惊惶失措的喊叫:“喂,弟兄们,停下来!”这一声喊叫仿佛是一道口令。大家一听见喊声就急忙逃命。

    混乱的人群愈益增多,一齐向后退却,跑至五分钟以前部队从两位皇帝身边走过的那个地方。叫这一群人站住不仅十分困难,而且本人也不能不随同人群退却。博尔孔斯基只是力求不落在人群背后,他不停地向四下张望,感到困窘不安,他无法了解他面前发生的情况。涅斯维茨基装出一副凶恶的样子,满脸通红,相貌完全变了,他向库图佐夫大声喊道,如果他不马上离开,他必将被俘。库图佐夫还站在原来的地方,他取出一条手帕,没有回答。他的面颊上流出了鲜血。安德烈公爵从人群中挤过去,走到他跟前。

    “您负伤了么?”他问道,勉强忍住了,下颌才没有颤抖。

    “伤口不在这里,而是在那里!”库图佐夫说,一面用手帕紧紧按着受伤的面颊,一面指着奔跑的官兵。

    “叫他们站住!”他喊了一声,同时他也许深信,叫他们站住是不可能的,于是驱马向右边疾驰而去。

    又蜂拥而至的一群逃跑者,把他拖在一起向后撤退了。

    密密麻麻的部队拼命地奔跑,只要窜进了人群中间,就很难走出来。有个什么人喊道:“走吧!干嘛要磨磨蹭蹭!”就在这时,有个人转过头来对天开枪,有个人鞭挞库图佐夫本人乘坐的战马。侍从的人数少了一半以上,库图佐夫和他们很费劲地才从左面的人流中钻出来,朝着近处隐约可闻的炮声隆隆的地方驰去。安德烈公爵好不容易才从奔跑的人群中挤出来,力图不落在库图佐夫背后,他从硝烟弥漫的山坡上看见了还在射击的俄国炮台和向它附近跑来的法国官兵。俄国步兵驻守在地势略高的地方,他们既没有前去支援炮队,也没有随着奔跑的士兵朝一个方向退却。有一位将军骑着战马离开了步兵,向库图佐夫跟前走去。库图佐夫的侍从只剩下四人,个个都脸色苍白,沉默地彼此对看着。

    “叫这些坏蛋站住!”库图佐夫指着奔跑的士兵,气喘吁吁地对团长说,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仿佛是对这些话的报应似的,一枚枚子弹有如一群雏鸟掠过兵团和库图佐夫的侍从的上空,发出嗖嗖的响声。

    法国人攻打炮台,看见库图佐夫之后,对他开枪射击,随着这一阵齐射,团长急忙抓住自己一条腿,几名士兵倒下了,一名举看军旗站立的下级准尉,放开手里的军旗,这面军旗摇摇晃晃,倒下了,架在邻近的士兵的枪上。士兵们没有听见口令就开始射击。

    “啊呀!”库图佐夫露出绝望的神情闷声闷气地说,他回头看了一下。“博尔孔斯基,”他低声地说,因为意识到自己年老体弱,声音颤抖了。“博尔孔斯基,”他指着溃散的营队,又指着敌人,低声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当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安德烈公爵就感觉到羞愧和愤怒的眼泪涌进了他的喉头,于是他翻身下马,向军旗面前走去。

    “伙伴们,前进!”他用儿童般的尖锐的嗓音喊了一声。

    “你看,这就是军旗!”安德烈公爵心中想着,他抓起旗杆,高兴地听着想必正是向他射来的子弹的啸声。有几个士兵倒下了。

    “乌拉!”安德烈公爵喊道,他勉强擎起一面沉重的军旗,向前跑去,他心中坚信,全营都会跟随着他跑步前进。

    诚然,他独自一人仅仅跑了几步路。一个士兵,又一个士兵行动起来了。全营都高喊“乌拉”,跑步前进,并且赶到他前面去了。这个兵营的士官跑到了前面,他拿起那面因为太重而在安德烈公爵手中摇摇晃晃的军旗,但是他马上就被击毙了。安德烈公爵又急忙拿起军旗,拖着旗杆,带领一营人跑步前进。他看见前面有我们的炮兵,其中一些人正在战斗,另一些人抛弃大炮,向他迎面跑来;他也看见法国的步兵,他们正在抓着炮兵的马,掉转那大炮。安德烈公爵带领一营人走到了离大炮二十步远的地方。他听见上空的子弹不停地呼啸,他的左右两旁的士兵不住地呻吟,一个个都倒下来。但是他不观望他们,他所凝视的只是在他前面——炮台上发生的事情。他清晰地看见一个歪歪戴着高筒军帽的头发棕红的炮兵的身影,他从一端拖着洗膛杆,而法国士兵却抓着另一端把它拖过去。安德烈公爵清楚地看见这两个人的不知所措而又凶恶的面部表情,看起来,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安德烈公爵一面想道,一面瞧着他们。

    “既然这个棕红色头发的炮兵没有武器,他为什么不跑呢?为什么法国人不刺杀他呢?如果法国人想起自己的枪,用刺刀刺杀他的话,他连跑都来不及了。”

    诚然,另一个法国人向前斜提着枪,朝这两个拼搏的人面前跑来,头发棕红的炮兵怀着夺得洗膛杆的胜利者的喜悦心情,还不明了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了。但是安德烈公爵没有看见这件事怎样结束。他仿佛觉得,近在咫尺的某个士兵好像抡起胳臂将一根坚硬的棍子朝他头部使劲地打去。虽然疼痛得不太厉害,但是主要的是,他觉得很不好受,因为这一阵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妨碍他去望清他所观看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倒了吗?我的两腿发软了。”他想了一会儿,仰面倒下了。他睁开眼睛,希望看清楚,两个法国人和一名炮兵的搏斗有什么结局,也想知道,这个头发棕红的炮兵是否被打死,几门大炮是否被夺走,抑或保存下来。但是他什么都看不见。除开天空——高高的天空,虽不太明朗,但毕竟是广阔无垠的高空,此外他的上方什么都没有了,灰色的云彩在天际慢慢移动。“多么寂静,多么雄伟,完全不是我跑步前进时那个样子,”安德烈公爵想了想,“不是我们奔跑、喊叫和战斗时那个样子,完全不是两个法国人和一个炮兵脸上流露出凶恶和惊惶失措、互相拉扯洗膛杆时那个样子,完全不是广阔无垠的高空里的云彩慢慢移动时那个样子。我原先怎么看不见这一片高空呢?我终于认识它了,我觉得自己多么幸福。是啊!除开这广阔无垠的天空而外,什么都是虚幻,什么都是欺骗。除开它,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除开静寂和安宁,甚至连天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谢天谢地!……”

    ——————

    17

    九点钟,巴格拉季翁的右翼还没有开始战斗。巴格拉季翁公爵不想同意多尔戈鲁科夫开始一场战斗的要求,并想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因此建议多尔戈鲁科夫派人前去请示总司令。巴格拉季翁知道,假如被派出的人员没有被打死(被打死的可能性很大),假如他甚至能够找到总司令,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么从分隔左右两翼的约莫七俄里的间距来看,被派出的人员在傍晚以前也赶不回来。

    巴格拉季翁用他那毫无表情的睡眠不足的大眼睛望望他的侍从们,罗斯托夫因为激动和期待而不由地楞住的那张童稚的脸首先引起了他的注目。他于是派他去见总司令。

    “大人,如果我在遇见总司令以前先遇见陛下,那要怎样呢?”罗斯托夫举手敬礼时说道。

    “您可以禀告陛下。”多尔戈鲁科夫连忙打断巴格拉季翁的话,说道。

    罗斯托夫交接了值班工作后,黎明前睡了几个钟头,觉得自己很愉快、勇敢、坚定,他的动作强劲而有力,他对自己的幸福充满信心,生气勃勃,仿佛一切都轻松愉快,一切都可以付诸于实现。

    这天早上他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打了一场大仗,他参加了战斗,而且还在骁勇的将军麾下充任传令军官,不仅如此,他还受托前往库图佐夫驻扎地,或则觐见国王陛下。早晨的天气晴朗,他的坐骑很听使唤。他心中感到愉快和幸福。接获命令后,他便驱马沿着一条阵线奔驰而去。巴格拉季翁的部队还没有投入战斗,停留在原地不动,罗斯托夫起初沿着巴格拉季翁的部队据守的阵线骑行,他后来驰进乌瓦罗夫骑兵部队占据的空地,并在这里发现了军队调动和准备战斗的迹象,他走过乌瓦罗夫骑兵部队驻扎地之后,已经清晰地听见自己前面传来的阵阵炮声。炮声越来越响亮。

    在那早晨的清新空气中,现已不像从前那样在不同的时间间隔里传来两三阵枪声,接着就听见一两阵炮声;而在普拉茨高地前面的山坡上可以听见被那频频的炮声打断的此起彼伏的枪声,炮声的频率很大,有时候没法分辨清这几阵炮声的差别,炮声融汇成一片隆隆的轰鸣。

    可以看见,火枪的硝烟仿佛沿着山坡互相追逐,来回地奔腾,火炮的浓烟滚滚,渐渐散开,连成一片了。可以看见在硝烟中刺刀闪耀的地方,一群群步兵和随带绿色弹药箱的炮兵的细长的队伍行进着。

    站在小山岗上的罗斯托夫将战马勒住片刻,以便仔细观察前面发生的情况,可是不管他怎样集中注意力,他丝毫也没法明白,也不能分析发生的情况;不知是些什么人在那硝烟弥漫的地方不停地向前移动,不知是些什么部队正在前前后后不断地推进;但是为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到哪里去?简直没法弄明白。这种情景、这些声音不仅在他身上没有引起任何泄气或胆怯的感觉,相反地给他增添了坚毅和精力。

    “喂,再加点——再加点劲呀!”他在思想中面对这些声音说,继而策马沿着战线奔驰而去,愈益深入已经投入战斗的军队之中。

    “那里将要发生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可是一切都很顺利啊!”罗斯托夫想道。

    罗斯托夫从某些奥国的部队近旁驰过后,就已发现,下一段战线的部队(这是近卫军)已经投入战斗了。

    “那样做岂不更妙!我在附近的地方观察一下。”他想了想。

    他几乎沿着前沿阵线骑行前进。有几个骑者向他奔驰而来。这是我们的枪骑兵,他们溃不成军,从进攻中败退下来。罗斯托夫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无意中发现一个鲜血淋漓的枪骑兵,他继续疾驰而去。

    “这件事与我无关!”他想了想。他还没有走到几百步远,就有一大帮骑着黑马、身穿闪闪发亮的白色军装的骑兵在一整片田野里出现了,他们从左面截断他的去路,迳直地向他奔驰而来。罗斯托夫纵马全速地飞跑,想从这些骑兵身旁走开,如果他们仍以原速骑行,他就能够躲开他们,但是他们正在加快步速,有几匹战马飞速地奔驰起来了。罗斯托夫愈益清晰地听见他们的马蹄声和那兵器的铿锵声,愈益清晰地看见他们的马匹、身形、甚至于面孔。这是我们的近卫重骑兵,他们去进攻迎面走来的法国骑兵。

    近卫重骑兵一面驰骋,一面微微地勒住战马。罗斯托夫已经望见他们的面孔,并且听见那个骑着一匹纯种马全速迅驰的军官发出的口令:“快步走,快步走!”罗斯托夫担心自己会被压倒,或被拖进一场攻击法军的战斗中,于是沿着战线使尽全力地催马疾驰,仍旧来不及避开他们这些人。

    靠边站的近卫重骑兵是个身材魁梧的麻面的男人,他看见自己面前那个难免要相撞的罗斯托夫之后,便凶狠狠地皱起眉头。如果罗斯托夫没有想到挥起马鞭抽打重骑兵的战马的眼睛,他准会把罗斯托夫随同他的贝杜英打翻在地的(和这些高大的人与马相比,罗斯托夫觉得自己身材矮小而且软弱无力)。这匹沉甸甸的身长二俄尺又五俄寸的黑马抿起耳朵,猛然往一边窜去,可是麻脸的重骑兵用那巨大的马刺使劲地朝它肋部刺去,战马摇摇尾巴,伸直脖子,更快地奔跑起来了。几名重骑兵一从罗斯托夫身边过去,他就听见他们的喊声:“乌拉!”他回头一看,望见他们前面的队伍和那些陌生的大概佩戴有红色肩章的法国骑兵混杂在一起。再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炮队立刻从某处开始射击,一切被烟雾笼罩住了。

    当这几名重骑兵从他身旁走过、隐没在烟雾中时,罗斯托夫心中犹豫不决,他是否跟在他们背后疾速地骑行,或是向他需要去的地方驰去。这是一次使法国人自己感到惊奇的重骑兵发动的十分顺利的进攻。罗斯托夫觉得可怖的是,他过后听到,此次进攻之后,这一大群身材魁梧的美男子,这些骑着千匹战马从他身旁走过的极为卓越的富豪子弟、年轻人、军官和士官生只剩下十八人了。

    “为什么我要羡慕,我的机运走不掉,我也许立刻就会看见国王!”罗斯托夫想了想,就继续向前疾驰而去。

    他走到步兵近卫军近旁时,发现一枚枚炮弹飞过了步兵的队列和它周围的地方,之所以有此发现,与其说是因为他听见炮弹的啸声,毋宁说是因为他看见士兵们脸上流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军官们脸上流露出不自然的威风凛凛的表情。

    他从步兵近卫军兵团的一条阵线后面驰过的时候,他听见有个什么人喊他的名字。

    “罗斯托夫!”

    “什么?”他没有认出鲍里斯时,应声喊道。

    “怎么样,我们到了第一线!我们的兵团发动过进攻!”鲍里斯说道,脸上流露着幸福的微笑,这是头一次上火线的年轻人时常流露的微笑。

    罗斯托夫停下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说道,“怎么样了?”

    “击退了!”鲍里斯兴奋地说,变得健谈了。“你可以设想一下吗?”

    鲍里斯开始讲到,近卫军官兵在某处停留,看见自己前面的部队,以为是奥军,这些部队突然间发射出一枚枚炮弹,近卫军才知道,他们已经到达第一线,出乎意料地投入战斗。

    罗斯托夫没有听完鲍里斯说话,就驱马上路。

    “你上哪里去?”鲍里斯问道。

    “受托去觐见陛下。”

    “瞧,他在这儿!”鲍里斯说道,他仿佛听见,罗斯托夫要拜看“殿下”,而不是“陛下”。

    他向他指了指站在离他们百步路远的大公,他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上装,拱起双肩,蹙起额角,对那面色苍白的奥国军官大声呵斥一通。

    “要知道这是大公,而我要叩见总司令或国王。”罗斯托夫说完这句话,就策马出发。

    “伯爵,伯爵!”贝格喊着,他和鲍里斯一样兴致勃勃,从另一边跑到前面来,“伯爵,我的右手负伤了(他说着,一面伸出血淋淋的、用手帕包扎的手腕给他看),我还是留在队伍里。伯爵,我左手能持军刀,我们姓冯·贝格的一族,个个是英雄豪杰。”

    贝格还想说些什么话,但是罗斯托夫没有把话听完,便继续骑行。

    罗斯托夫走过了近卫军驻地和一片空地,为了不致于遭遇重骑兵进攻那样的事情,他不再窜入第一线,而是远远绕过那个可以听见至为剧烈的枪炮射击声的地点,沿着预备队的阵线向前驰去。骤然在他自己前面,在我们的部队的后面,在他无论怎样也料想不到会有敌人出现的地方,他听见了近处的枪声。

    “有这种可能吗?”罗斯托夫想了想,“敌人在我军的后方么?不可能,”罗斯托夫想了想,忽然他为自己、为战事的结局而感到惊恐。“可是,无论怎么样。”他想了想,“现在用不着迂回前进。我应当去找这里的总司令,假如一切已经毁灭了,那末我的事业也就随着大家一起毁灭了。”

    罗斯托夫向普拉茨村后被各兵种占据的空地越往前走,他心里突然产生的不祥的预感就越应验了。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向谁射击呢?谁在射击呢?”罗斯托夫站在俄奥两国的士兵身旁时问道,这一群群混成一团的士兵奔跑着,截断了他的去路。

    “鬼才知道他们呢?把他们统统揍死!全完蛋啦!”一群群逃跑的士兵和他一样不能确切地明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用俄国话、德国话和捷克话回答他。

    “打德国鬼子!”有一人吼道。

    “让他们这帮叛徒见鬼去吧!”

    “ZumHenkerdieseRussen!…”①这个德国人嘟哝着什么。

    ——–

    ①德语:这些俄国人见鬼去吧!

    有几个伤兵在路上行走。咒骂声、喊声、呻吟声汇合成一片轰鸣。枪声停息了,后来罗斯托夫才知道,俄国士兵和奥国士兵对射了一阵。

    “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回事?”罗斯托夫想道,“这里是国王每时每刻都可能看见他们的地方……不是的,想必只是几个坏蛋干的。这会过去的,不是那么回事,不可能,”他想道,“不过,要快点、快点从他们这里走过去!”

    罗斯托夫脑海中不会想到失败和逃亡的事情。虽然他也看见,正是在普拉茨山上,在他奉命去寻找总司令的那座山上还有法国的大炮和军队,但是他不能,也不愿意相信这种事。

    ——————

    18

    罗斯托夫奉命在普拉茨村附近寻找库图佐夫和国王。但是他们非但不在此地,甚至连一位首长亦无踪影,此地只有一群群溃散的各种部队的官兵。他驱赶着已经疲惫的马,想快点穿过这些人群,但是他越往前走,这些人群就显得更加紊乱。他走到一条大路上,各种四轮马车、轻便马车、俄奥两军各个兵种的伤兵和未受伤的士兵都在这条大路上挤来挤去。这一切在法国炮队从普拉茨高地发射的炮弹的异常沉闷的隆隆声中,发出嗡嗡的响音,混成一团,蠕动着。

    “国王在哪里?库图佐夫在哪里?”罗斯托夫拦住什么人,就问什么人,可是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回答。

    最后他抓住一个士兵的衣领,强迫他回答。

    “哎,老兄!大家早就跑了,向前面溜跑了!”士兵对罗斯托夫说,一面挣脱,一面在笑着什么。

    罗斯托夫放开这个显然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之后,便拦住一位长官的勤务兵或是调马师牵着的马,开始诘问勤务兵。勤务兵告知罗斯托夫,大约一小时前有人让国王乘坐四轮轿式马车沿着这条大路拼命地疾驰而去,国王负了伤,很危险。

    “不可能,”罗斯托夫说,“想必是别人。”

    “我亲眼见过,”勤务兵说道,脸上流露出自信的冷笑。

    “我该认得国王了;我在彼得堡看见他多少次啊。他坐在四轮轿式马车上,看上去脸色太苍白。只要他将那四匹乌骓套上马车,我的爷啊,他就轰隆轰隆地从我们身边疾驰而去。好像我应该认得这几匹御马和马车夫伊利亚·伊万诺维奇,好像他除开沙皇而外,就不替他人赶车。”

    罗斯托夫催马想继续往前驰骋。一名从他身旁走过的负伤的军官转过脸来和他谈话。

    “您要找谁呀?”军官问道,“找总司令吗?他被炮弹炸死了,他就在我们团里,他的胸部中弹了。”

    “没有给炸死,负伤了。”另一名军官改正了他说的话。

    “是谁呀?库图佐夫吗?”罗斯托夫问道。

    “不是库图佐夫,哦,想不起他是什么人。横竖一样,幸存的人不多了。瞧,您到那里去吧,到首长们集合的那个村子去吧。”这名军官指着霍斯蒂拉德克村时说道,旋即从身旁走过去了。

    罗斯托夫一步一步地缓行,他不知道,现在要找什么人,目的何在。国王负伤了,这一仗可打输了。眼下不能不相信这件事。罗斯托夫朝着人家指给他看的那个方向驰去,在远处可以望见塔楼和教堂。他急急忙忙赶到哪里去呢?“若是国王和库图佐夫甚至还活着,没有负伤,那么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呢?”

    “大人,请您从这条路去吧,在那条路上走真会给打死的,”这个士兵对他喊道,“在那条路上走会被打死的!”

    “噢,你说什么话!”另一名士兵说道,“他要到哪儿去呀?

    从那条路上走更近。”

    罗斯托夫思忖了一会,朝着人家告诉他会被打死的那个方向疾驰而去。

    “现在横竖一样:既然国王负了伤,难道我还要保护自己么?”他想道。他驰入那个从普拉茨高地跑下来的人员死亡最多的空地。法国官兵还没有占领这个地方,而那些还活着或已负伤的俄国官兵老早就放弃了这个地方。每俄亩就有十至十五名伤亡人员,就像良田中的一垛垛小麦似的,躺在战场上。伤员二三人一道慢慢地爬行,可以听见他们那逆耳的、罗斯托夫有时认为是假装的喊叫和呻吟。罗斯托夫纵马飞奔,以免看见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他觉得胆寒起来。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他所需要的勇敢精神,他知道,看见这些不幸者的情状,他的勇敢豪迈必将动摇不定。

    因为战场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法军于是对这个布满伤亡战士的疆场停止射击了,在看见那个沿着战场骑行的副官之后,便用大炮对他瞄准,扔出了几枚炮弹。他因为听见可怕的呼啸,因为看见周围的一具具死尸的惨状,给他造成了恐怖的印象,并且使他怜惜自己。他心中想起母亲最近写的一封信。“设若她现在看见我在这儿,在这个战场上,几门大炮对着我瞄准,她会产生何种感想?”他想道。

    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俄国部队驻扎在霍斯蒂拉德克村,即使紊乱,但秩序大有改善。法军的炮弹已经不会落到这里来了,射击声好像隔得很远了。这里的人们清楚地看见,而且都在谈论,这一仗是打输了。无论罗斯托夫去问什么人,谁也没法告诉他,国王在哪里,库图佐夫在哪里。有些人说,国王负伤的消息是真实的,另一些人说,这个消息不符合事实,可以说,所以会有这一则虚假的消息,是因为那个随同皇帝的其他侍从走上战场、惊惶失措、面色惨白的宫廷首席事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确实乘坐国王的四轮轿式马车,离开战场,向后撤退了。有一名军官对罗斯托夫说,在那村后的左方,他看见一位高级首长,他于是便往那里去了,他并不指望找到什么人,只是为了使他自己的良心纯洁罢了。罗斯托夫大约走了三俄里,并且绕过了最后一批俄国部队,他在四周围以水沟的菜园附近看见两位站在水沟对面的骑士。其中一人头戴白缨帽,不知怎的罗斯托夫心里觉得这人很面熟,另一位不相识的骑士正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罗斯托夫仿佛认识这匹骏马)走到了水沟前面,他用马刺刺马,放松缰绳,轻快地跃过菜园的水沟。一片片尘土从那匹马的后蹄踩过的路堤上塌落下来。他猛然调转马头,又跳回水沟对面去了,他毕恭毕敬地把脸转向头戴白缨帽的骑士,和他谈话,显然想请他如法炮制一番。罗斯托夫仿佛认得骑士的身形,骑士不知怎的吸引了罗斯托夫的注意力,他否定地摇摇头,摆摆手,罗斯托夫只凭这个姿势就立刻认出他正是他为之痛哭的、令人崇拜的国王。

    “可是他不能独自一人置身于空旷的田野之中,”罗斯托夫想了想。这时候亚历山大转过头来,罗斯托夫看见了深深印入他脑海中的可爱的面容。国王脸色苍白,两腮塌陷,一对眼睛眍进去,尽管如此,他的面庞倒显得更加俊秀,更加温顺了。罗斯托夫感到幸运,因为他确信,国王负伤的谣言并非事实。他看见皇帝,感到无比幸福。他知道,他能够,甚至应当径直地去叩见国王,把多尔戈鲁科夫命令他传达的事情禀告国王。

    可是他像个谈情说爱的青年,当那朝思暮想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得以单独和她约会时,他浑身颤抖,呆若木鸡,竟不敢说出夜夜梦想的心事,他惊惶失措地向四下张望,寻找援助,或者觅求拖延时日和逃走的机会,而今罗斯托夫已经达到了他在人世间渴望达到的目标,他不知道怎样前去叩见国王,他脑海中浮现出千万种心绪,他觉得这样觐见不很适宜,有失礼仪,令人受不了。

    “怎么行呢!趁他独自一人心灰意冷之时,我前去叩见他陛下,竟然感到高兴似的。在这悲哀的时刻,一张陌生的面孔想必会使他感到厌恶和难受,而且现在,当我朝他望一眼就会感到心悸、口干舌燥的时候,我能够对他说些什么话!”在他为叩见国王原想表达的千言万语中,现在就连一句话也想不到了。那些言词多半是在其他场合下才倾吐出来,多半是在凯旋和举行盛典的时刻才倾吐出来,而主要是在他一旦身受重创、生命垂危,国王感谢他的英勇业绩,即是说在他行将就木,要向国王表示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爱戴之忱时,他才倾吐这番言词。

    “而且,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这一仗也打败了,至于向右翼发布命令的事情,我要向国王请示什么呢?不对,我根本就不应该走到国王面前去,不应该破坏他的沉思状态。我与其遇见他那忧郁的目光,听见他那厉声的责备,我毋宁千死而不顾。罗斯托夫拿定了主意,怀着忧悒和绝望的心情走开了,但仍不断地回头望着那位踌躇不前的国王。

    当罗斯托夫前思后想,悲伤地离开国王的时候,上尉冯·托尔无意中走到那个地方,看见了国王,他径直地向他跟前走去,替他效劳,帮助他徒步越过水沟。国王想休息片刻,他觉得身体欠适,于是坐在苹果树下,托尔在他身边停步了。罗斯托夫怀着妒嫉和懊悔的心情从远处看见,冯·托尔心情激动地对国王说了很久的话,国王显然大哭了一场,他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握了握托尔的手。

    “我原来也可以处在他的地位啊!”罗斯托夫暗自思量,好不容易他才忍住了他对国王的遭遇深表同情的眼泪,他完全失望地继续向前走,他不知道现在要往何处去,目的何在。

    他那绝望的心情之所以更加强烈,是因为他觉得,他本身的软弱是他痛苦的原因。

    他原来可以……不仅仅可以,而且应该走到国王跟前去。这是他向国王表示忠诚的唯一的机会。可是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我干了什么事啊?”他想了想。他于是拨转马头,朝他看见皇帝的那个地方跑回去了,可是在水沟对面,现已空无人影了。只有一辆辆四轮马车和轻便马车在路上行驶着。罗斯托夫从一个带篷马车车夫那里打听到,库图佐夫的司令部驻扎在辎重车队驶去的那个离这里不远的村子里。罗斯托夫跟在车队后面走去了。

    库图佐夫的调马师牵着几匹披着马被的战马在罗斯托夫前面走。一辆大板车跟在调马师后面驶行,一个老仆人头戴宽边帽、身穿短皮袄、长着一双罗圈腿尾随于车后。

    “季特,季特啊!”调马师说道。

    “干嘛?”老头儿心不在焉地答道。

    “季特!去打小麦吧。”

    “嗳,傻瓜,呸!”老头儿怒气冲冲地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沉默地走了半晌,又同样地开起玩笑来了。

    下午四点多钟,各个据点都打了败仗。一百多门大炮均已落入法军手中。

    普热贝舍夫斯基及其兵团已经放下武器。其他纵队的伤亡人数将近一半,溃不成军,混作一团地退却了。

    朗热隆和多赫图罗夫的残馀部队,在奥格斯特村的池塘附近和堤岸上,人群混杂地挤来挤去。

    下午五点多钟,只有奥格斯特堤坝附近才能听见剧烈的炮声,法国官兵在普拉茨高地的侧坡上布置了许多炮队,向撤退的我军鸣炮射击。

    后卫部队的多赫图罗夫和其他人,聚集了几个营的官兵,正在回击那些跟踪追逐我军的法国骑兵。暮色开始降临了。多少年来磨坊主老头戴着尖顶帽,持着钓鱼杆,坐在这条狭窄的奥格斯特堤岸上安闲地钓鱼,他的孙子卷起衬衣的袖口,把手伸进坛子里逐一地翻转挣扎着的银光闪闪的鲜鱼;多少年来,摩拉维亚人头戴毛茸茸的皮帽,身穿蓝色短上装,坐在满载小麦的双套马车上,沿着这条堤岸安闲地驶行,这些人身上粘满了面粉,赶着装满白面的大车又沿着这条堤岸驶去,——而今在这条狭窄的堤岸上,那些由于死亡的恐惧而变得面目可憎的人们在载货大车和大炮之间、马蹄之下和车轮之间挤挤擦擦地走动,互相践踏,直至死亡,他们踩在行将死去的人们身上往前走,互相残杀,仅仅是为着走完几步后也同样被人击毙。

    每隔十秒钟就有一颗炮弹挤压着空气,发出隆隆的响声,或者有颗手榴弹在这密集的人群中爆炸,杀死那些站在附近的人,把鲜血溅在他们身上。多洛霍夫的一只手负了伤,他带着十个自己连队的士兵步行着(他已经晋升为军官),他的团长骑在马上,这些人就代表了全团的残部。四周的人群蜂拥而来,把他们卷走,排挤到堤坝前面,停止前进了,因为前面有匹马倒在大炮下面,一群人正在把它拖出来。还有一颗炮弹击毙了他们后面的人,另一颗落在前面,竟把鲜血溅在多洛霍夫身上。一群人绝望地向前靠拢,蜷缩在一起,移动了几步,又停止下来。

    “走完这一百步,想必就能得救;再站两分钟,想必会丧命。”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

    多洛霍夫站在一群人中间,向堤坝边上直冲过去,打倒了两个士兵,他奔跑到池塘的滑溜溜的冰面上。

    “转个弯!”地在脚底下噼啪作响的冰上蹦蹦跳跳时喊道,“转个弯!”地向着大炮喊道,“冰经得住!……”

    他站在冰上,冰经住了,但是塌陷了一点,而且发出噼啪的响声,快要迸裂了。显然,它不仅在大炮底下或是人群的脚下,甚至在他一个人的脚下都会陷下去。人们注视着他,蜷缩在岸边,还不敢走下去。团长骑着战马停在堤岸前面,面对多洛霍夫举起手,张开口。骤然间有颗炮弹在人群的上方低低地飞来,发出一阵呼啸声,人们个个都弯下腰去。有样什么东西扑通一声落到潮湿的地方,那位将军和他的战马一同倒在血泊里。谁也没有朝将军瞥上一眼,谁也没有想到把他扶起来。

    “走到冰上去!沿着冰面走去!走吧!转向一旁吧!还是没有听见呀!走吧!”一枚炮弹击中将军后,可以听见无数人在叫喊,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在喊叫什么,为什么喊叫。

    最后一排大炮中有一门登上了堤岸,拐了个弯,开到冰上去了。一群群士兵开始从堤岸上跑到冰冻的池塘里去。那些在前面行走的士兵中,有一人的脚下的冰块破裂了,一条腿落进水里,他原想站稳身子,但却陷入了齐腰深的水中。几个站在他附近的士兵趑趄不前了,炮车的驭手勒住了马,但是从后面还可以听见一片呐喊声:“走到冰上去,干嘛站住,走啊,走啊!”人群中也传来可怕的喊声。那些站在大炮周围的士兵向战马挥动着手臂,鞭打着马匹,叫它们拐弯,向前推进。那些马儿都离开堤岸,起步了。原先经得住步兵践踏的冰面塌陷了一大块,沿着冰面行走的四十来个人,有的前倾,有的后仰,互相推挤地落入水中,快要淹死了。

    一颗颗炮弹仍然发出均匀的啸声,扑通扑通地落在冰上、水中,不断地落在挤满堤坝、池塘和池岸的人群中。

    19

    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正躺在普拉茨山上他拿着旗杆倒下的那个地方,身上流淌着鲜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正在轻声地、凄厉地、孩提般地呻吟。

    时近黄昏,他不再呻吟,完全安静下来了。他不知道他那不省人事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忽然他觉得自己还活着,他的头颅像炸碎似地剧痛,十分难受。

    “这个高高的天空在哪里,这个我至今还不知道,现时才看见的高高的天空在哪里?”这是他脑海中首先想到的事情。

    “这种痛苦,我并不晓得。”他想了想。“是的,我迄今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可是我在哪里呢?”

    他开始谛听并且听见渐渐临近的马蹄声和用法语说话的声音。他张开了眼睛。他的上方仍旧是那高高的天空和飘浮得更高的云彩,透过云彩可以看见蔚蓝的无边无际的天空。他没有转过头来,没有望见那些只凭马蹄声和谈话声就能判明已经向他驰近、停止前进的人们。

    向他驰近的骑者是拿破仑和随行的两名副官。波拿巴在视察战场时发出最后的命令:加强那射击奥格斯特堤坝的炮台,并且审视战场上的伤亡战士。

    “Debeauxhommes!”①拿破仑瞧着一名战死的掷弹兵说。他俯卧着,后脑勺发黑,脸埋在土里,一只已经变得僵硬的手伸得很远很远。

    “Lesmunitionsdespiecesdepositionsontépuiseés,sire!②”这时有一名从射击奥格斯特村的炮台所在地驰来的副官说道。

    ——–

    ①法语:光荣的人民!

    ②法语:陛下,再也没有炮弹了!

    “Faitesavancercellesdelareserve,”①拿破仑说道,向一旁走了几步,在那仰卧的安德烈公爵跟前停步了,旗杆被扔在安德烈公爵的身边(法军已夺去军旗,将它作为战利品)。

    “Voilaunelellemost,”②拿破仑瞧着博尔孔斯基说。

    安德烈公爵心中明白,这正是指他而言,拿破仑说了这番话。他听见有人把这个说话的人称为sive。③但是这些话他听起来就像听见苍蝇发出嗡嗡的声音,他非但不感兴趣,而且不予以理会,听后立刻忘记得一干二净。他的头部感到一阵灼痛,他觉得他的血液快要流完了,他看见他的上方的遥远的高高的永恒的天空。他知道这是拿破仑——他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在这个时刻,与他的内心和那一望无垠的高空以及空际的翔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情况相比较,他仿佛觉得拿破仑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在这个时刻,不管什么人站在他跟前,不管谈到什么有关他的事情,他都满不在乎,他感到高兴的只是,人们都在他面前停步,他所冀望的只是,人们都来援救他,使他得以复生,他觉得生命是如此宝贵,因为地现在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了。他鼓足了全身的力气,想使自己的身体微微地移动一下,发出一个什么音来。他软弱无力地移动一下脚,发出怜悯他自己的微弱而痛苦的呻吟。

    “哦!他还活着,”拿破仑说,“把这个青年抬起来,(Cejeunehomme)送到裹伤站去!”

    ——–

    ①法语:吩咐从后备队中把炮弹运去。

    ②法语:这才是善终。

    ③法语:陛下。

    说完这句话,拿破仑便迎着拉纳元帅走去,这位元帅脱下礼帽,向皇帝面前驰来,一面微露笑容,一面恭贺胜利。

    后来安德烈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有人把他搁在担架上,担架员行走时引起的震荡和在裹伤站探测伤口,使他感到阵阵剧痛,他因此失去知觉。到了白昼的尽头,他才苏醒过来了,这时候他和其他一些俄国的负伤军官、被俘军官一并被送到野战医院。在转移时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稍事恢复,已经能够环顾四周,甚至能够开口说话了。

    在他苏醒后他首先听到的是法国护卫军官讲的几句话,他急急忙忙地说:

    “要在这儿停下来,皇帝马上驾临了,目睹这些被俘的先生会使他感到高兴的。”

    “现在,俘虏太多了,俄国的军队几乎全部被俘了,这事儿大概会使他厌烦的。”另一名军官说道。

    “啊,竟有这样的事!据说,这位是亚历山大皇帝的整个近卫军的指挥官。”第一名军官指着那个身穿重骑兵白色制服的被俘的俄国军官时说道。

    博尔孔斯基认出了他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遇见的列普宁公爵。另一名年方十九岁的男孩站在他身旁,他也是一名负伤的重骑兵军官。

    波拿巴策马疾驰而来,他勒住战马。

    “谁是长官?”他看见这些俘虏后说道。

    有人说出了上校列普宁公爵的名字。

    “您是亚历山大皇帝的重骑兵团团长吗?”拿破仑问道。

    “我指挥过骑兵连。”列普宁回答。

    “伟大统率的赞扬是对士兵的最佳奖赏。”列普宁说。

    “我很高兴地给予您奖赏,”拿破仑说,“这个站在您身边的年轻人是谁?”

    列普宁公爵说出中尉苏赫特伦的名字。

    拿破仑朝他瞥了一眼,面露微笑地说道:

    “Ilestvenubienjeunesefrotteranous。”[法语:他硬要闯来和我们打仗,太年轻了。]

    “年轻并不妨碍我当一名勇士,”苏赫特伦用那若断若续的嗓音说。

    “回答得很好,”拿破仑说道,“年轻人,前程远大。”

    为了充分展示战利品——俘虏,安德烈公爵也被摆到前面来,让皇帝亲眼瞧瞧,他不能不引起皇帝的注意。看来拿破仑想起他在战场上见过他,于是向他转过脸来说话,说话时使用的正是“青年”(jeunehomme)这个称呼,博尔孔斯基衬托以“青年”二字头一次映入他的记忆中。

    “唔,是您,青年人?”他把脸转向他,说道。“您觉得怎样?我的勇士。”

    虽然,五分钟以前安德烈公爵可以对抬他的士兵们说几句话,但是,现在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拿破仑,沉默无言了……他仿佛觉得,在这个时刻,与他所看见和所理解的正直而仁慈的高空相比较,那使拿破仑着迷的各种利益是如此微不足道,他仿佛觉得,他心目中的英雄怀有卑鄙的虚荣和胜利的欢愉,竟是如此渺小,——以致使他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而且,因为流尽了鲜血,他虚弱无力,痛苦不堪,等待即将来临的死亡,这在他心中产生了严肃而宏伟的思想,而这一切与之相比照,显得如此无益和微不足道。安德烈公爵端详着拿破仑的一双眼睛,心里想到丰功伟绩的渺小,谁也不能弄明白其涵义的生命的渺小,而且想到死亡的毫无价值,事实上在活人当中谁也不能理解和说明死亡的意义。

    皇帝没有等他回答,就扭过脸去,临行时他对一名长官说:“叫他们照料这些先生,把他们送到我的野营地去,叫我的医生拉雷给他们检查伤口。列普宁公爵,再见。”于是他驱马向前奔驰而去。

    他的脸上流露着自满和幸福的光彩。

    这几名抬安德烈公爵的士兵摘下了那尊公爵小姐玛丽亚挂在哥哥身上的、偶然被他们发现的金质小神像,但是他们看见皇帝温和地对待战俘,于是就急忙把小神像还给他了。

    安德烈公爵没有看见是谁怎样地又把小神像挂在他身上了,但是那尊系有细金链的神像忽然悬挂在他胸前的制服上。

    “那就太好了,”安德烈公爵望了望那尊他妹妹满怀厚意和敬慕的心情给他挂在胸前的小神像,心中思忖了一下,“如果一切都像公爵小姐玛丽亚脑海中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明了,那就太好了。假如知道,在这一生要在何方去寻找帮助,在盖棺之后会有什么事件发生,那就太好了!如果我目前能够这样说:老天爷,饶了我吧!……那么我会感到何等幸福和安宁!可是我向谁说出这句话呢?或则向那个不明确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诉说——我不仅不能诉诸于它,而且不能用言词向它表达:这一切至为伟大,抑或渺小,”他喃喃自语,“或则向公爵小姐玛丽亚缝在这个护身香囊里的上帝诉说吗?除开我所明了的各种事物的渺小和某种不可理解的、但却至为重要的事物的伟大而外,并无任何事物,并无任何事物值得坚信不移啊!”

    担架被抬了起来,出发了。担架一颠簸,他又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冷发热的状态更加剧烈了,他开始发谵语。对父亲、妻子和妹妹的叨念、对未来的想望,作战前夕他所体验到的温情、矮小的、微不足道的拿破仑的身躯和位于这一切之上的高空——便构成他在热病状态中所产生的模糊观念的主要基础。

    他脑海中浮现出童山的幽静生活和安逸的家庭幸福。他已经在享受这种幸福了,忽然间那个身材矮小的拿破仑在面前出现了,他流露出冷漠无情、愚昧平庸、因为别人不幸而显得幸运的眼神,于是痛苦和疑惑开始随之而生,唯有天空才应允赐予人以慰藉。这种种幻觉在凌晨之前已混为一团,继之汇合成朦胧的不省人事的昏厥状态,依据拿破仑的御医拉雷的意见,这种病情的结局十之八九是死亡,而不是痊愈。

    “C’estunsujetnerveuxetbilieux,”拉雷说。“Iln’enrechapperapas.”[法语:这是个神经质的,易动肝火的人,他是不会复元的。]

    安德烈公爵属于其他无可挽救的伤员之列,他已被交给当地居民照应去了。

  •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2

    第四部

    卡列宁夫妇仍旧住在一座房子里,每天见面,但是彼此完全成为陌生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了使仆人们没有妄加揣测的余地,定下规矩每天和他妻子见面,但却避免在家里吃饭。弗龙斯基从来不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来,但是安娜在别的地方和他会面,她丈夫也知道这事。

    这种处境对于三个人都是痛苦的,要不是期望这种境况迟早会改变,期望这只是终于会消逝的一时的痛苦磨难,要不是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忍受得了一天这样的处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希望这种热情会像一切事情都要消失一样地消失,大家都会忘记这事,而他的名声仍旧会不遭到损害。安娜忍受了这种处境——这种处境是她造成的,所以她比任何人都痛苦,——也是因为她不仅希望,而且确信这一切马上就会解决和明朗化。她一点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处境,但是她确信现在马上就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弗龙斯基呢,不由自主地完全听从她的意旨,也希望有什么不由他做主的事会解决一切困难。

    仲冬弗龙斯基过了极其无聊的一个星期。一个来彼得堡游历的外国亲王由他负责招待,他得引他参观全市的名胜。弗龙斯基风度翩翩,兼以举止恭敬而又庄严,而且惯于与这样的大人物交际,——这就是所以要他负责招待亲王的原因。但是他对于这职务感到厌烦透了。亲王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件他回到家时有人会问他在俄国可曾看到的东西;而且,为他自己,他也要尽情享受一切俄国的乐趣。弗龙斯基不得不在这两方面都做他的向导。早晨他们驱车游览名胜古迹,晚间他们参加俄国的民族娱乐活动。这位亲王享有甚至在亲王们里面也算罕有的健康;由于体育和十分注意保养,他把自己调养得这样强壮,不管他如何寻欢作乐,他还是显得像一只巨大而光泽的绿色的荷兰胡瓜一样新鲜。亲王周游了许多地方,认为现代交通方便的最主要利益就是可以享受所有国家的快乐。他去过西班牙,在那里沉醉在良宵小夜曲中,结交了一个弹奏曼陀林的西班牙女子。在瑞士他杀过羚羊。在英国他曾穿着红色上衣骑马越过栅栏,打赌射死了两百只野鸡。在土耳其,他进入过后宫。在印度,他曾骑在象上巡猎,现在,到了俄国,他又要尝尽俄国所特有的一切欢乐。

    可以说是他的总招待的弗龙斯基,为安排各方面的人向亲王建议的各种俄国式娱乐花费了不少气力。跑马、俄国薄饼、猎熊、三驾马车、茨冈、打坏食器的俄国式狂饮酒宴。亲王容易得惊人地感受到俄罗斯精神,打碎放满食器的托盘,让茨冈女子坐在他的膝上,而且似乎还在问:还有吗,俄罗斯精神就尽于此了吗?

    实际上,在一切的俄国娱乐中,亲王最中意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演员和白标香槟酒。弗龙斯基和亲王处得很熟了,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最近变了呢,还是因为他和亲王太接近的缘故,总之他觉得这一星期令人厌倦得可怕。整整这一星期,他体验到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一个人照管着一个危险的疯子,害怕那疯子,同时又因为和他在一起的缘故而担忧自己会丧失理智。弗龙斯基不断地意识到,为了使自己不受侮辱,必须一刻也不松懈地保持着那种严格遵照礼节的敬而远之的态度。使弗龙斯基吃惊的是,有些人竟甘愿奋不顾身地来向他提供俄国的娱乐,亲王对于这些人的态度是很轻蔑的。他对于他想要研究的俄国女人的评论不止一次使弗龙斯基愤怒得涨红了脸。弗龙斯基对于这位亲王所以特别感到不快的主要原因是他情不自禁地在他身上看出了他自己。而他在这面镜子里所看到的东西并没有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只不过是一个极愚蠢、极自满、极健康、极清洁的人罢了。他是一个绅士——这是真的,弗龙斯基也不能否认这点。他对上级平等相待,并不谄媚逢迎,对同级随便而直率,而对于下级就抱着轻视的宽容。弗龙斯基也是一样,而且还把这看成很大的美德;但是对于这位亲王,他是下级,而亲王对他的那种轻视而宽容的态度却使他愤慨了。

    “笨牛!难道我也是那种样子吗?”他想。

    虽是这样,但是当第七天他和启程到莫斯科去的亲王告了别,并且接受了他的感谢的时候,他因为摆脱了他的难堪处境和自己那面不愉快的镜子而感到非常快活了。他们猎了一整夜的熊,显示了他们的俄国式的勇猛,猎熊回来,他在火车站就和他告别了。

    回到家里,弗龙斯基看到安娜写来的一封信。她信上写着:“我身体不好,心情烦闷。我不能够出门,但是再看不见你一刻都不成了。请今天晚上来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七点钟出席会议,要过了十点钟才回来。”一刹那间他觉得有点奇怪:她为什么不顾丈夫的禁令,而请他直接到她家里去呢,但是结果他还是决定去。

    弗龙斯基今年冬天升了上校,离开了联队,一个人住着。吃过早饭,他立刻躺在沙发上,五分钟后,他最近几天目击的丑恶场景的回忆和安娜的形像同那个在猎熊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农民的形像混成了一团,弗龙斯基就这样睡着了。他在薄暮时分醒来,恐怖得全身发抖,连忙点燃了一枝蜡烛。

    “什么事?什么?我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呢?是的,是的;好像是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肮脏的农民弯下腰去做什么,突然间他用法语说出一句什么奇怪的话来。是的,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梦见别的什么了,”他自言自语。“可是为什么那样怕人呢?”他历历在目地回想起那个农民和他说出的不可解的法语,一阵恐怖的寒战掠过他的脊背。

    “多么荒谬啊!”弗龙斯基想着,瞧了瞧表。

    已经八点半了。他按铃叫仆人来,急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全然忘记了那场梦,只担心去迟了。当他到卡列宁家门口的时候,他又看了看表,知道只差十分钟就九点了。一辆套上一对灰色马的高大狭窄的马车正停在门口。他认出来这是安娜的马车。“她预备到我那里去呢,”弗龙斯基想,“她这样做倒好。我真不高兴走进这幢房子哩。但是没有关系,我总不能躲藏起来,”他想着,于是,带着他从小所特有的、好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那样的态度跳下雪橇,向门口走去。门开着,看门人胳臂上搭着毛毯呼唤着马车。弗龙斯基虽然从来不注意琐细的事情,这时候却注意到看门人望了他一眼时那种惊讶的表情。就在门口,弗龙斯基差一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撞了个满怀。煤气灯光照着卡列宁那顶黑帽下面的没有血色的、塌陷下去的面孔和那在外套的海狸皮领下显得触目的白领带。卡列宁的凝滞的、迟钝的眼睛紧盯着弗龙斯基的脸。弗龙斯基鞠了鞠躬,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咬着嘴唇,把手在帽边举了举,就走过去了。弗龙斯基看见他头也不回地坐上马车,从车窗口接了毛毯和望远镜,就消逝了。弗龙斯基走进前厅。他的眉头皱起,他的眼睛闪烁着骄傲的愤怒的光芒。

    “这算什么处境啊!”他想。“假如他要决斗,要维护他的名誉,我倒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现出我的热情;但是这种懦弱或是卑怯……他使我处在欺骗者的地位上,我从来不想,而且也决不想这样的。”

    自从在弗列达花园和安娜谈过话之后,弗龙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自觉地屈服于安娜的懦弱——她完全委身于他,一心一意期待他来决定她的命运,随便什么事都甘愿承当——他早就不再想像他们的关系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结束了。他追求功名的计划已经退到后面,而且,感觉到他已越过了一切都规定得很明确的活动范围,他完全沉溺在热情里,那热情越来越把他和她紧紧地系在一起了。

    他还在前厅里,就听到她的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他知道她曾经等候过他,倾听过他来的动静,现在又回客厅去了。

    “不!”她一见他就叫喊了一声,她刚叫出声来,泪水就涌进她的眼睛里。“不,假使事情像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结局会来得还要快,还要快的。”

    “什么事,亲爱的?”

    “什么事?我好苦地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我不!……我不能和你争吵。你当然是不能来。不,我不要!”

    她把两手搭在他肩膊上,用深澈的、热情的同时又像探询般的眼光望了他好久。她细细地审视着他的脸来弥补她没有看见他的那段时间。她每次看见他的时候,总是使实际上的他吻合她想像中的他的姿影。(那是无比的优美,在现实中不会有的。)

    “你碰见他了吗?”她问,当他们在桌旁灯光下坐下的时候。“这是你迟到的处罚哩。”

    “是的,但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要去出席会议吗?”

    “他去过回来了,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没有关系。不谈这个吧。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和那位亲王一道吗?”

    她知道他的生活的一点一滴。他本来想要说他因为昨晚一夜没有睡,所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望着她那激动的幸福的面孔,他感到羞愧。因此他只好说亲王走了,他不得不去报告。

    “但是现在事情结束了吗?他已经走了吗?”
    “谢谢上帝,已经结束了!你真不会相信我觉得这事多么难以忍受啊。”
    “为什么?那不是你们青年男子常过的生活吗?”她说,皱起眉头;于是拿起摆在桌上的编织物,她开始把钩针抽出来,没有望弗龙斯基一眼。
    “我早就抛弃那种生活了,”他说,奇怪她脸上的变化,竭力想揣度其中的意义。“而且我要坦白说一句,”他说,含着微笑,露出他那密密的、洁白的牙齿,“这一星期,看着那种生活,我好比在镜子面前照了照自己,我实在讨厌它。”

    她把编织物拿在手里,却不编织,只是用异样的、闪烁的、含着敌意的眼光望着他。

    “今早丽莎来看我——她们是不怕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而敢于来看我的,”她插上一句说,“她把你们的狂欢放荡的夜宴告诉了我。多叫人厌恶啊!”

    “我正要说哩……”

    她打断他。失乐园

    “就是你以前熟识的那个Thérése[法语:泰雷兹]吗?”
    “我正要说哩……”
    “你们,你们男人多讨厌呀!你怎么一点也不了解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事呢?”她说,越来越愤慨了,而且这样一来就泄露了她愤怒的原因。“尤其是一个不能够知道你的生活的女人。我知道什么呢?我过去知道什么呢?”她说,“无非是你对我所说的那些话罢了。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呢?……”
    “安娜!你侮辱了我。莫非你不相信我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任何念头瞒着你吗?”

    “是的,是的,”她说,显然在极力驱散她的嫉妒的念头。

    “可是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幸就好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刚才要说什么呢?”

    但是他一时记不起他刚才要说的话了。她最近越来越频繁的嫉妒心理的发作引起他的恐惧,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都使得他对她冷淡了,虽然他知道那种嫉妒是由于她爱他的缘故。他多少次曾经暗自说得到她的爱情是真幸福;而现在呢,她爱他,像一个把恋爱看得重于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而他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的那时候来,却距离幸福更远了。那时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福还在将来;现在他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已成为过去了。她完全不像他初次看见她的时候那种样子了。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她都不如以前了。她身子长宽了,而当她说那女演员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一种损坏容颜的怨恨的表情。他望着她,好像一个人望着一朵他采下来的、凋谢了的花,很难看出其中的美,他原来是为它的美而摘下它,因而把它摧毁了的。可是,虽然这样,他感觉得当初在他的爱强烈得多的时候,假如他强烈希望的话,他还是可以把他的爱从胸膛里拔出来的;但是现在,在他仿佛觉得他已不怎样爱她了的时候,他知道他和她的关系反而不能断绝了。

    “哦,哦,你刚才要对我讲亲王什么事呢?我已经驱走了那恶魔,”她补充说。恶魔是他们之间给嫉妒取的名字。“你刚才要对我讲亲王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感到那样厌烦呢?”

    “啊,真忍受不了!”他说,极力想拾起他那被打断了的思路。“他可不是那种你越和他交往就越显得很好的人。假使你要给他下定义的话,他就是这样:一只在家畜展览会上会得头奖的那种喂养得很好的牲口,如此而已,”他带着使她感到兴趣的恼怒声调说。

    “不,怎么这样?”她回答说。“无论如何,他是见闻广博,而且很有教养的吧?”

    “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养——他们的教养。他之受到教养,看来也不过是为了要能够蔑视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的享乐以外对什么都蔑视一样。”

    “但是你们不是都喜欢那种肉体的享乐吗?”她说,于是他又在她那躲闪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忧郁的神色。

    “你怎么替他辩护呢?”他微笑着说。

    “我并不是替他辩护,那与我无关;但是我想,要是你自己不喜欢那种乐趣的话,你本来可以推辞掉的。不过要是看见那打扮得像夏娃一样的[指裸体]泰雷兹使你感到乐趣……”

    “又,又是那恶魔!”弗龙斯基说,拿起她放在桌上的手吻着。

    “是的,但是我不由得要这样想呢,你真不知道我等得你有多苦啊。我相信我不是嫉妒。我不嫉妒;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总相信你;可是当你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过着那种我无法理解的生活的时候……”

    她离开他身旁,终于她把钩针从编织物里抽出来,然后迅速地,借着食指的助力,开始一针又一针地编织那在灯光下闪烁着的雪白毛线,纤细的手腕在绣花的袖口里灵活地、神经质地动着。

    “怎样?你在什么地方碰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呢?”她的声音带着不自然的调子,突然问。

    “我们在门口碰上了。”

    “而他像这种样子向你鞠躬吗?”

    她板起面孔,半闭着眼睛,迅速地变换了她脸上的表情,抄着手,于是弗龙斯基突然在她的美丽的脸上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鞠躬时的同样的表情。他微笑了,而她也快活地笑了,那是一种使人愉快的、从胸膛发出的笑声,那笑是她主要的魅力之一。

    “我完全不明白他,”弗龙斯基说。“假如你在别墅向他说明白了以后,他就和你断绝关系的话,假如他要求和我决斗的话……但是这个我可真不明白了:他怎么忍受得了这种处境呢?他分明也很痛苦。”

    “他?”她冷笑了一声说。“他满意极了。”

    “既然一切都这么称心如意,我们大家为什么又要苦恼呢?”

    “只有他不。我难道还不了解他,他是彻头彻尾地浸透了虚伪!……只要有一点感情的人,难道能够过他和我在一起所过的生活?他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感觉。有一点感情的人难道能够和自己的不贞的妻子住在一起吗?他能够和她说话,叫她你吗?”

    她又忍不住摹拟着他的口气:“你,machère;你,安娜!”

    “他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啊,假使我处在他的地位的话,像我这样的妻子,我早就把她杀死了,撕成碎块了,我决不会说:‘安娜,machère!’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官僚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他是多余的……不要谈他了吧!……”

    “你说得不对,说得不对呢,亲爱的,”弗龙斯基说,竭力想安慰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谈他了吧。告诉我你这一阵做些什么?有什么事?你的病怎样,医生说了什么?”

    她带着嘲弄的喜悦神情望着他。显然她又想起她丈夫性格中另外可笑的丑恶方面,正在等待机会说出来。

    但是他继续说:“我想这不是病,而是你的身体状况。要什么时候呢?”

    讥笑的光辉在她的眼中消逝了,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微笑——一种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表情和沉静的忧郁——代替了她脸上刚才的表情。

    “快了,快了。你说我们的处境是痛苦的,应当把它了结。要是你知道这使我多么难受就好了,为了要能够自由地、大胆地爱你,我什么东西不可以牺牲啊!我不要拿我的嫉妒来折磨我自己,折磨你……那快要发生了,但却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

    一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她就觉得自己是这般可怜,泪水立刻涌上她的眼里,她说不下去了。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口上,指环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着。

    “那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我本来不想对你说这话的,但是你迫使我说。快了,快了,一切都快解脱了,我们大家,大家都会安静下来,再也不会痛苦了。”

    “我不明白,”他说,虽然他十分明白她的意思。

    “你问什么时候?快了。我过不了那一关了。不要打断我!”她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就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使我自己和你们都得到解脱。”

    泪水从她眼睛里流下来;他弯腰俯在她的手上,吻着它,极力掩饰住他的激动,他知道那种激动是没来由的,不过他抑制不住它。

    “是的,那样倒好,”她说,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剩下的唯一的办法了。”

    他冷静下来,抬起头来。

    “多荒谬啊!你说的话多么荒谬!”

    “不,这是真的。”

    “什么,什么是真的?”

    “我就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哩。”

    “一个梦?”弗龙斯基说,立刻想起他梦见的农民。

    “是的,一个梦,”她说。“很早以前我就做过这个梦。我梦见我跑进寝室,我是到那里去拿什么东西,去寻找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往往发生的情况,”她说,她的眼睛恐怖地睁大了,“在寝室的角落上站着一个什么东西。”

    “啊,多么荒谬呵!你怎么会相信……”

    但是她不让他打断她。她说的话对于她是太重要了。

    “那个什么东西转过身来,我一看,原来是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样子可怕的农民。我要逃跑了,但是他弯着腰俯在袋子上,用手在那里面搜索着……”

    她做出他在袋里搜索的样子。她的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而弗龙斯基回忆起自己的梦境,感到心里充满了同样的恐怖。

    “他一边搜索着,一边用法语很快很快地说:‘Ilfautlebattrelefer,lebroyer,lepétrit……’[法语:应当打铁,捣碎它,搓捏它]我在恐怖中极力想要醒来,果然醒来了……但是醒来还是在梦中。于是我开始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科尔涅伊就对我说:‘你会因为生产死去,夫人,你会因为生产死去呢……’于是我就醒来了。”

    “多么荒谬,多么荒谬啊!”弗龙斯基说,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在他的声音里没有说服力。

    “可是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吧。请按按铃,我吩咐他们端茶来。再待一会吧,我不久就会……”

    但是她骤然停止了。她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恐怖和激动的神色突然被宁静、严肃、喜悦的关怀神情代替了。他不能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她感到在她身体内新的生命在蠕动。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遇到弗龙斯基以后,仍旧照原来预定的坐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直待到演完了两幕,他要见的人通通见到了。一到家,他就向衣架仔细打量了一下,看见那里没有挂着军人外套,他才像平常一样走到自己的房间去。但是,和他平常的习惯相反,他没有去睡,却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一直到早晨三点钟。看到他的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要求她的唯一的条件——那就是要她不在自己家里接待情人,他对她怀着的忿怒心情就使得他不能安静了。她既然不履行他的要求,他就不能不处罚她,实行威胁——提出离婚,把她的儿子夺走。他知道采取这个步骤所将引起的一切困难,但是他说了要这样做,现在就不能不实行他的威胁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也曾暗示过这是他摆脱这种处境的最好出路,而且最近办理离婚的事情达到了这么完美的地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有可能克服形式上的困难。加上,祸不单行,少数民族问题和扎莱斯克省的土地灌溉问题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添了这么多公务上的麻烦,使得他近来老是烦躁不堪。

    他整夜没有睡着,他的愤怒以巨大的等差级数递增,到早晨达到了顶点。他连忙穿起衣服,好像端着一只注满愤怒的茶杯,生怕溢出一点来一样:他唯恐随着愤怒的消失而失去同妻子谈判所必需的精力,所以一听到她起来了,就立刻走进她的房间。

    安娜总以为自己是顶了解她丈夫的,但当他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看到他的脸色她也惊骇了。他皱着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避开她的视线;他的嘴唇紧紧地、轻蔑地闭着。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举动中、在他的声音里,都有一种他的妻子从来不曾在他身上见过的坚定果决的神情。他走进她的房间,没有向她招呼,就一直向她的写字台走去,拿了她的钥匙,打开了抽屉。

    “您要什么?”她叫了一声。

    “您情人的信,”他说。

    “不在这里,”她说,关上抽屉;但是从这个举动,他看出他猜中了。于是他粗暴地推开她的手,迅速地抓住了文件夹,他知道她把最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那里面。她极力想夺回文件夹,但是他推开了她。

    “坐下!我有话要跟您谈,”他说,把文件夹挟在腋下,用他的胳膊这么紧紧地挟住它,使他的肩膀都耸起来。

    她带着惊异和畏葸的神情,默默地望着他。

    “我对您说了我不准您在自己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我要见他,是为了……”

    她停住了,说不出原因来。

    “我并不要详细打听一个女人要见情人的原因。”

    “我想要,我只是……”她说,涨红了脸。他的这种粗暴激怒了她,给了她勇气。“您难道不觉得要侮辱我在您是多么容易吗?”她说。

    “对正直的男子和正直的女人才谈得上侮辱,但是对一个贼说他是贼,那就不过是laconstatationd’unfait法语:陈述事实罢了。”

    “您的这种新的残酷特性,我以前还不知道哩。”

    “一个丈夫给予他妻子自由,给她庇护,仅仅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她顾全体面。您说这算残酷吗?”

    “这比残酷还要坏,这是卑鄙,假如您要知道的话!”安娜怒气冲天地叫喊了一声,站起身来,想要走开。

    “不!”他用他那比平常提得更高的尖厉的声音叫着,用巨大的手指这么凶猛地抓住她的手腕,以致被他紧压的手镯留下了紫痕,他强迫她在原来的地方坐下。“卑鄙!要是您喜欢用这个字眼的话,为了情人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时却还在吃丈夫的面包,这才真叫做卑鄙!”

    她低下头。她不但没有说她昨晚对情人所说的话,没有说他才是她的丈夫,她眼前的丈夫是多余的;而且她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她感到他的话十分正确,于是只低声说:

    “我的处境,您再怎么形容也不会比我自己所感到的更坏;可是您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为什么?”他继续说,还是愤怒地。

    “就是要叫您知道,您既然不遵守我的愿望,不顾体面,我就要采取适当手段来了结这种局面。”

    “快了,很快就会了结了,”她说;一想到她现在渴求的而且已经迫近的死,泪水就又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

    “那会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像的了结得还要快!假使您一定要满足肉欲的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落井下石不但有失宽大,而且不是大丈夫的行为。”

    “是的,您只顾想您自己!但是对于做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是不关心的。您不管他的一生都毁了,也不管他痛……痛……痛苦……”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得这么快,以致结结巴巴,简直发不清“痛苦”这个字眼的音,结果他说成了“疼苦”。她想笑,但是想到在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事能够使她发笑,她立刻感到羞愧了。第一次,一刹那间,她同情起他来,替他设身处地想了一想,为他难过了。但是她能够说什么或是做什么呢?她垂下了头,沉默了。他也沉默了一会,然后就开始用冷冰冰的、不再那么严厉的声调说起来,强调着一些设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随便的字眼。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她望了他一眼。“不,这是我的幻想,”她想起他发不清“痛苦”这个字音时他脸上的表情,这样想着。“不,难道一个有着那种呆滞无神的眼神,有着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的人,能感觉到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低声说。

    “我是来告诉您我明天要到莫斯科去,再不回到这幢房子里来了,您会从我委托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那里听到我的决定。我要把我的儿子搬到我姐姐家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好容易才记起了关于儿子他要说的话。

    “您带走谢廖沙不过是要使我痛苦罢了,”她说,皱着眉头望着他。“您并不爱他……把谢廖沙留给我吧!”

    “是的,我甚至失去了对我儿子的爱,因为我对您感到的厌恶连累了他。但是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他要走了,但是这一回她拦住了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留给我吧!”她又一次低声说。“我再也不说别的话了。把谢廖沙留给我,等到我……我快要生产了,把他留给我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红筋胀了,甩开她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房间。

    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进来的时候,彼得堡有名的律师的接待室已经坐满了人。三位太太:一个老妇人,一个少妇和一个商人的妻子;还有三个绅士:一个是手指上戴着戒指的德国银行家,第二个是长着胡须的商人,第三个是身穿制服、颈上挂着一枚十字架的满面怒容的官吏,显然已经等候好久了。两个助手在桌上写什么,可以听见笔的响声。桌上的文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最讲究这个的)非常精美。他不禁注意到了这个。一个助手,没有起身,眯缝着眼睛,忿忿地对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您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见律师。”

    “律师这时有事,”助手严厉地回答说,他用笔指了指等候着的人们,就继续书写去了。

    “他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没有空;他老是很忙。请等一等吧。”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交给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再要隐姓埋名是不可能的了,就庄严地这样说。

    助手接了名片,显然并不满意他在名片上看到的字,就走进门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不过为了他所知道的某些高级的职务关系,他不完全同意把这个原则的某些细则也应用于俄国,他还以对任何钦定的东西所能够反对的程度来批评它。他一生都在官场活动中度过,因此当他对什么感到不满的时候,他的不满往往因为他认清了错误在所难免和一切都可以纠正而缓和下来。在新的审判制度中他不赞成律师所处的地位。但是以前他和律师一直没有发生过关系,所以他不满意他们也不过是在理论上罢了;现在他的不满却由于他在律师的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而加深了。

    “马上就来了,”助手说,果然两分钟以后在门口出现了那位刚和律师商谈过的老法学家的长长的身影,律师本人跟在后面。

    律师是一个矮小、肥胖、秃头的人,留着暗褐色胡髭、长着浅色的长眉和突出的前额。他穿戴得像新郎一样漂亮,从他的领带到他的双表链和漆皮长靴。他的面孔精明而又粗鲁,但是他的服装却讲究而又俗气。

    “请进,”律师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沉着地让卡列宁从他身边走过去,随手把门关上。

    “不坐吗?”他指着摆满各种文件的写字台旁的一把圈手椅,自己在主位上坐下来,搓着那短粗的指头上长满白毛的小手,把头歪到一边。但是他刚这样坐定下来,就有一只飞蛾在桌子上面飞过。律师,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敏捷动作,张开双手,捉住那只飞蛾,随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在开始谈我的事情之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律师的一举一动,“我应当预先声明我要同你说的那件事情必须严守秘密。”

    一种隐约可辨的微笑使律师的下垂的棕色胡髭往两边分开了。

    “要是我不能保守人家托付给我的秘密的话,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不过假如您要证明……”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下他的脸,看到那灵活的、灰色的眼睛在笑,仿佛一切都知道了似的。

    “您知道我的姓名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

    “我知道您,”他又捉到一只飞蛾,“而且像每个俄国人一样,知道您所做的有益的事业,”律师躬着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鼓起勇气来。但是一经下了决心,他就毫无畏怯,也毫不踌躇地用他那严厉的声调继续说下去,特别加重某些字眼。

    “我不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做了受了欺骗的丈夫,我想依据法律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是要使我的儿子不归他母亲。”

    律师的灰色眼睛极力想不笑,但是它们却由于抑制不住的喜悦跳跃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刚揽到一笔赚钱生意的人的喜悦;这里含着胜利和欢喜,含着像他在他妻子眼中所看到的那种恶意的光芒。

    “您要我帮助办理离婚的事吗?”

    “是的,正是这样;不过我得预先对您讲明,我也许要浪费您的时间和注意。我今天只是来和您进行初步磋商。我要离婚,但是离婚的形式对于我非常重要。假使形式不合乎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抛弃依照法律离婚的念头。”

    “啊,那是常事,”律师说,“那总归由您决定。”

    律师让他的视线落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脚上,感觉到他的压抑不住的喜形于色的神情也许会触怒他的委托人。他望着在他鼻子面前飞过的飞蛾,动了动手,但是由于尊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没有去捉那只飞蛾。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我也略知一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但是我却很想知道实际上办理这种事的形式。”

    “您是要我,”律师回答说,没有抬起眼睛来,带着某种的满足仿效着他的委托人说话的语气。“把各种可以实现您的愿望的方法都陈述给您听吗?”

    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点头同意,他就说下去,仅仅不时地偷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涨红的面孔一眼。

    “离婚,照我国的法律,”他说,对于本国的法律微微露出不满的意思,“像您知道的,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之下方才可能……等一等!”他向在门口伸进头来的助手叫着,但他还是站起来,和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坐下。“在下面的情形之下:夫妇双方生理上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讯,”他说,弯曲起他的一个长满汗毛的短手指,“通奸(他带着显然很满足的神情说出这个字眼)。细分起来就是这样:(他继续弯曲着他的肥大的手指,虽然这三种情形及其细别很明显不能归在一类,)丈夫或是妻子生理上有缺陷,丈夫或是妻子与人通奸。”因为这时他的五个手指都弯曲起来,所以他把手指伸直,继续说下去:“这是理论上的看法;但是我想,承您下问的,是实际上的应用。所以根据先例,我不能不奉告您在实际上离婚的事件都可以归入下面的情形:据我猜想,总不会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会是别后不通音讯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肯定地点了点头。

    “归入下面的情形:夫妻的一方与人通奸,罪证的发觉经双方承认,或是未经承认而系偶然发觉。我们得承认后面的情形实际上是很少见的,”律师说,然后偷看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眼,他沉默了下来,就像一个手枪商人在细述了每件武器的功效之后,静候顾客选择一样。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说一句话,于是律师继续说:“我想,最普通简单而又合理的方法,是双方承认通奸的事实。如果是对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谈话,我是不会让自己这样说的,”律师说,“但是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给搞得这样心烦意乱,他没有立刻明白双方承认通奸的道理,他的眼睛露出疑惑不定的神色来;但是律师立即帮助了他。

    “两个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假如双方都同意这点,那么,细节和形式就无关宏旨了。同时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完全了解了。但是他有宗教上的顾虑,使他无法采纳这个方案。

    “在我目前的情形中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就是,由我获得的几封信证实的偶然的罪证。”

    一提起信,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声一声尖细的、怜悯而又轻蔑的声音。

    “请考虑考虑吧,”他开始说,“这种事情,像您知道的,是由教会来解决的;神父们对于这种事情顶喜欢盘根究底,”他含着对神父的趣味深表同情的微笑说。“信自然可以作为部分证明;但是法律上的罪证却必须是直接的,就是必须有人证才行。实在说,如果蒙您信托,就请您听任我去选择应当采用的手段吧。要得到结果,就要不择手段。”

    “假如是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突然脸色变白了;但是正在这时,律师站了起来,又走到门口去和闯进来打断他话头的助手说话。

    “告诉她我们这里是不还价的!”他说着,就又回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里来。

    在他转来的时候,又悄悄地捉到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好窗帷了!”他想着,皱着眉头。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我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立起身来,他扶住桌子。默默地站了一会之后,他说:“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离婚是办得到的。我要求您也让我知道您的条件。”

    “那是可以办到的,假如您让我完全行动自由的话,”律师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通知呢?”他问,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长靴闪闪发光。

    “一个星期之内。您是否愿意承办这件事,以及您的条件怎样,也请您把您的意思通知我。”

    “好极了。”

    律师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他的委托人送出了房间,于是,一个人留下,完全沉溺在快乐的心情中了。他感到这样快活,使得他违反了常规,给那斤斤计较的老妇人打了个折扣,而且不再去捉飞蛾了,最后他下了决心,到冬天他一定要把全部家具都蒙上天鹅绒,像西戈宁家里一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八月十七日的委员会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胜利的结果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从各方面去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新的委员会,受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鼓动,异常迅速和干劲十足地给组织起来,而且被派到目的地去了。三个月以后,报告呈上来了。少数民族的状况已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研究过了。对于一切问题都冠冕堂皇地作了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并不是常常容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产物。这些回答都是根据省长和僧正提供的官方材料,那些材料是根据县长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这些报告又是根据村正和牧师的报告;所以这些回答都是不容置疑的。所有这类的问题,例如,歉收的原因,少数民族墨守陈旧信仰等等,——如果没有官方机关给予便利是千百年都解决不了也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获得了明白而无可置疑的解答。而这个解决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非常有利。但是在前次会议上感到受了屈辱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就运用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预料不到的策略来。斯特列莫夫带了另外几个同僚,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边来,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提出的法案,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然而更趋于极端的法案。这些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原意相反的法案被接受了,到这时斯特列莫夫的诡计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法案太趋于极端,立刻显出它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于这些法案公认的创始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退在一旁,装得好像自己只是盲从了卡列宁,现在对于已经干出的事不胜惊讶和痛心的样子。这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大的打击。但是不顾衰损的健康和家庭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屈服。委员会里面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说他们自己不该相信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此来替他们的过失辩解,并且说委员会的报告是胡说,形同废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些看出对于公文采取这种彻底否定态度的危险性的人一道,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流社会,甚至在一般社会里,一切都混乱了,虽然大家都感到兴趣,但却没有人了解少数民族是否真的陷于贫穷和灭亡,还是处于繁荣的状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一部分也因为由于妻子的不贞而使他遭到轻蔑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处于这样的境地中,他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得到许可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动身到辽远的省份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发引起了满城风雨,特别是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了支付给他的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觉得这倒很高尚,”贝特西和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谈起这事的时候说。“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有铁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驿马费呢?”

    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意见甚至使她恼怒了。

    “您说得倒很好听,”她说,“您有数不清的家财;但是我真高兴我丈夫夏天去视察。旅行对于他的健康很有益处,他心神也愉快,而且我准备用这笔车马费买一部马车,雇一个马车夫哩。”

    在到遥远的省份去的路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坐车去拜访总督。在总是密集着马车和橇车的迦杰特内街十字路口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听到这样一个响亮愉快的声音叫唤他的名字,使他不由得回头一望。在人行道的角落上,站着快活、年轻和红光满面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穿着时髦的短外套,歪戴着流行的低顶帽子,雪白的牙齿在微笑的红唇之间闪烁着;他坚决执拗地呼唤着他,要他停下。他一手扶住一部正停在街角的马车的窗子(从窗口里面伸出一个戴着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头来),一边微笑着向他妹夫招手。那太太浮着温和的微笑,也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挥手。那就是带着小孩们的多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莫斯科不愿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见他的内兄。他脱了脱帽,就想坐车驶过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他的马车夫停住,横过雪地向他跑来。

    “哦,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来了好久了吗?我昨天到久索旅馆去,在旅客登记牌上看到‘卡列宁’这个名字,但我决没有想到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说,一边把头伸进车窗里,“否则我一定来看你了。我看到你真高兴!”他说,两只脚互相敲打着,把雪抖落下来。“你不捎个信来,多难为情呀!”他重复着说。

    “我没有时间哩,我真忙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回答。

    “到我妻子那里去吧,她是那样想要见你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掀开包住他的易受风寒的两腿的毛毯,走出马车,跨过雪地,走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

    “怎么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躲避着我们呢?”多莉微笑着说。

    “我实在忙得很。见到您很高兴!”他带着分明表示他很懊恼的声调说。“您好吗?”
    “哦,我亲爱的安娜可好?”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就要走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拦住了他。

    “我告诉你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吧。多莉,请他来吃饭。我们还要邀请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来,好让他领略一下莫斯科知识分子的风趣哩。”

    “是的,请一定来吧!”多莉说,“我们五点钟的时候等您,如果您高兴,六点钟也行。我亲爱的安娜好吗?好久……”

    “她很好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喃喃地说,皱着眉头。“我高兴得很!”说着他就向他的马车走去了。

    “您来吗?”多莉叫喊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了一句什么话,在来往的马车的喧闹声中,多莉没有听出来。

    “我明天来看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喊叫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上了马车,坐在尽里头,使自己既看不见人,也不被人看见。

    “怪物!”斯潘捷·阿尔卡季奇对他妻子说,然后看了看表,他在他的面前做了个对他的妻儿表示爱抚的手势,就扬扬得意地沿着人行路走开了。

    “斯季瓦!斯季瓦!”多莉叫道,红了脸。

    他转回来。

    “你知道我得给格里沙和塔尼娅做外套了。给我点钱吧。”

    “不要紧的,你对他们说记我的账就是了!”他殷勤地向乘车驶过的一个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他昨晚应允的珊瑚项圈给了他新近捧的一个漂亮舞女玛莎·奇比索娃,而且在昏暗的后台,设法吻了吻她那因为接受了他的赠礼而喜笑颜开的美丽的小脸蛋。除了赠送项圈之外,他还要和她约定在排演芭蕾舞完毕后会面。他说明在歌舞开始的时候他不能够来,答应在最后一幕一定赶到,带她去吃晚饭。出了剧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坐车到市场去,亲自挑选了鱼和芦笋,以备筵席之用;十二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久索旅馆,他要去看望碰巧住在这同一个旅馆里的三个人:刚从国外回来、住在那里的列文;他的新近升迁、来莫斯科视察的新部长;还有他的妹夫卡列宁,他得去看看他,约他一定来吃饭。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宴会,但更喜欢随意小宴,在菜肴和饮料上,在宾客的选择上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特别满意今天筵席的菜单:有活鲈鱼、芦笋和lapiecederésistance[法语:主菜]——精美而又简朴的烤牛肉,和相称的美酒:这就是吃的和饮的。客人有基蒂和列文,而且为了不使他们太惹人注目,还有一个堂妹和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而宾客中的lapiècederésistance是——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是莫斯科人,是哲学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彼得堡人,是实际的政治家。他还邀请了有名的怪诞的热情家佩斯措夫,一个自由主义者,健谈家,音乐家,又是历史家,一个可爱极了的五十岁的老青年,他可以充当科兹内舍夫和卡列宁的调味汁或配菜。他会挑动他们,使他们争论起来。

    卖树林的第二期付款已从商人手里领到,还没有花光。多莉近来很温柔体贴,宴客的主意无论在哪方面都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兴。他处在最快活的心境中。有两件事令人稍稍不快,但是这两件事淹没在那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心中汹涌着的善良而愉快的海洋里了。这两件事就是:第一,昨天在街上遇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时候他注意到他对他冷淡而隔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脸上是那样一副表情,而且他没有去看望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知道他的到来,把这些事实和他所听到的关于安娜和弗龙斯基的风言风语联系在一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推测出他们夫妇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是一件不快的事。另一件令人稍微不快的事是他的新部长,像所有新任的长官一样,是一个出名的可怕的人,早上六点钟起来,像马一样地工作,并且要求部下也像他那样。这位新部长还是出名的举止像熊一样粗暴的人,而且,根据一切传闻,他是属于在各方面都和他的前任正相反的那一派的人物,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人就是一直属于前任部长那一派的。昨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制服去办公,新部长非常和蔼,和他谈话好像和熟人谈话一样;因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认为穿着礼服去拜访他是他的义务。想到新长官也许会对他并不怎样热烈欢迎,这也是另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自会好起来的。“他们都是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可怜的罪人;为什么要生气和争吵呢?”他走进旅馆的时候这样想。

    “你好,瓦西里,”他说,歪戴着帽子走进走廊,向他熟识的一个茶房说:“哦,你留起了络腮胡子啦!列文,是七号房间吗,呃?请领我上去吧。并且请你去问问阿尼奇金伯爵(这就是他的新长官)见不见客。”

    “好的,老爷,”瓦西里带着微笑回答。“您好久没有来这里了。”

    “我昨天来过,但是从另外的门进来的。这就是七号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进去的时候,列文正和一个从特维尔省来的农民站在房间当中,用尺子测量着新剥下的熊皮。

    “啊哟!你们打的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着。“不错!

    母熊吗?你好,阿尔希普!”

    他和那农民握了握手,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没有脱下外套和帽子。

    “脱下外套坐一会吧,”列文说,一面接了他的帽子。

    “不,我没有时间哩;我只待片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他敞开外套,但是后来终于脱下了,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和列文谈着猎事和最知心的话。

    “告诉我,你到国外做什么来?你去了些什么地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农民走了之后说。

    “哦,我在德国,在普鲁士,在法国,在英国都待过,不过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工业区,我看到了不少新奇的东西。我真高兴我走了这一趟呢。”

    “是的,我知道你对解决劳工问题的意见。”

    “一点也不是:在俄国不会有劳工问题。在俄国,问题在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虽然这问题在那边也存在——但是在那里只是一个修补损坏了的东西的问题,而在我们这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用心地听着列文的话。唐吉诃德

    “是的,是的!”他说,“也许你是对的。但是看见你精神愉快,又打熊,又工作,而且津津有味的,我真高兴呢。谢尔巴茨基告诉我——他遇见了你——说你是这样忧郁,老是说到死……”

    “哦,那有什么?我还没有抛弃死的念头呢,”列文说。

    “真的,真是我死的时候了。而那一切全是胡诌。我对你说老实话:我非常看重我的思想和我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只想一想吧: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是生存在一个小小的行星上的一个小小的霉菌罢了。而我们还以为我们能够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思想呀,事业呀!这些全是尘埃!”

    “但是这是陈词滥调哩,朋友!”

    “是陈词滥调,但是你知道,当你完全领悟了它的时候,那么什么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你明白了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死去,什么也不会留下的时候,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哩!我把我的理想看得非常重要,但是即使这些理想实现了,也还不是像打了那只熊一样无足轻重吗!所以人以打猎和工作为消遣。度过一生——无非是为了不要想到死罢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着列文说,露出微妙的亲切的微笑。

    “哦,当然啰!现在你也接近我的意见了。你记得你曾因为我主张在人生中寻欢作乐而攻击过我吗?”

    “不要这么严厉吧,啊,道学先生!……”[套用费特的诗《自迦非兹》]

    “不!不论怎样说,人生中的美是……”列文踌躇了一下。

    “啊,我不知道哩。我就知道我们都快要死了。”

    “为什么那么快?”

    “你知道,人想到死的时候,人生的魅力就少了些,但是心就更平静了。”

    “相反,终结甚至是更快乐的。但是我要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第十次站起身来。

    “啊,不,再坐一会吧!”列文挽留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这个人真妙!哦,我是特地为这事来的哩……请你今天一定到我家里来吃饭。你哥哥也会来的,还有我妹夫卡列宁呢。”

    “他在这里吗?”列文说,他很想探问基蒂的消息。他听说她初冬到彼得堡她的那位嫁给外交官的姐姐那里去了,他不知道她回来了没有;但是他改变了主意,想道:“她来不来,和我没有关系。”

    “那么你来吗?”

    “当然。”

    “那么五点钟,要穿礼服。”

    说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起身来,走到楼下他的新部长那里去了。他的直觉没有欺骗他,可怕的新部长原来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他一道吃了午餐,坐着谈了好一会,当他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里去的时候,已经三点多钟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教堂做过礼拜回来以后,整个早晨都在室内度过。他早上有两件事情要办:第一,接见要去彼得堡的、现在正在莫斯科的少数民族代表团,给他们指示;第二,照着约定,写信给律师。这代表团,虽然是按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建议召来的,却不免有许多麻烦甚至危险的地方,他很高兴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他们。代表团的人丝毫也不理解他们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他们老老实实相信他们的职务是向委员会陈述他们的要求和实际状况,请求政府援助,完全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某些陈述和要求反而支持了反对党,因而损害了整个事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们商谈了好久,替他们拟了一个他们不得违背的提纲,在打发他们走的时候还往彼得堡写了信,托人指导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最有力的赞助者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她在代表团的事情上是一个专家,再也没有谁比她更能指导他们,更能给他们指示正当的途径了。办完这件事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写信给律师。他毫不踌躇地允许他酌情处理。他把他抢到的、放在文件夹内的弗龙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附在他的信里。

    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抱定不再回家的主意离开家以后,自从他去找过律师,说出了——虽然只对一个人——他的心意以后,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实际生活中的事情转化成一纸公文以后,他就越来越习惯于他自己的意图了,而且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实现这个意图的可能性了。

    当他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响亮的声音时,他正在封着给律师的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仆人争吵着,坚持要他去通报。

    “没有关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这样倒更好。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对他妹妹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到他家里去吃饭。”

    “请进!”他大声说,收拾起文件,把它们放在带吸墨纸的文件夹里。

    “呀,你看,你瞎说,他不是在家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声音回答着不肯让他进来的仆人,于是一边走一边脱下外套,奥布隆斯基走进了房间。“哦,我找到你,真高兴极了。我希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快活地开口说。

    “我不能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立起身来,也没有请客人坐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想对他正在开始进行离婚诉讼的妻子的哥哥,立刻采取一种他应该采取的冷酷态度;但是他没有料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中竟洋溢着深情厚意。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睁大了他的明亮闪耀的眼睛。

    “为什么不能?你是什么意思?”他困惑地用法语问。“不,你答应了呀。我们都盼望你来呢。”

    “我要告诉您我不能到您家里来吃饭,因为我们之间所存在的亲戚关系现在要断绝了。”

    “怎么?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因为我正开始对您的妹妹,我的妻子提起离婚诉讼。我不得不……”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这句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做出了他意料不到的举动。他叹息了一声,颓然地坐在圈手椅里。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在说什么呀?”奥布隆斯基叫着,他的脸上显露出痛苦的神色。

    “事实就是这样。”

    “原谅我,我不能够,我不能够相信这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下来,他感觉到他的话没有发生他所预期的效果,他还得加以说明,说无论他怎样说明,他和他内兄的关系仍旧不会改变。

    “是的,我要求离婚是出于万不得已,”他说。

    “我要说一句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你是一个挺好的、正直的人;我知道安娜——原谅我,我不能改变我对她的看法——也是一个贤良的、挺好的女人;所以,请你原谅我,我实在不能相信这个。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他说。

    “啊,假如单只是误会就好了!……”

    “对不起,我明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但是自然……我只说一句话:你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你千万不要。

    你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我并没有操之过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但是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我是下了坚定的决心了。”

    “这真可怕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请求你,一定做吧!”他说。“照我想,诉讼总还没有开始进行。在你那样做之前,去看看我的妻子,和她谈一谈吧。她爱安娜,就像爱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她也爱你,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哩。看在上帝面上,去和她谈谈吧!赏我这个情面吧,我求你!”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满怀同情望着他,没有打断他的沉默。

    “你去看她吗?”

    “我不知道。我所以没有来看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应当改变了。”

    “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这个。恕我冒昧,我相信除了我们的亲戚关系之外,你对我,至少部分地,也抱着我一向对你抱着的那种同样的友情……和衷心的敬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紧握着他的手。“就算你的最坏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而且永远不会——擅自来评判你们任何一方,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一定要受影响。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请你来看看我的妻子吧。”

    “哦,我们对于这问题的看法不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说。“但是,我们不要谈这个了吧。”

    “不,你今天为什么不来呢?我的妻子在等候着你。请一定来吧。而且,要紧的,你和她谈一谈。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明。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跪着求你!”

    “如果您一定要我这样,我就来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叹了口气。

    于是,想要改变话题,他问起一件他们两人都感兴味的事——就是问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新部长,一个突然擢升到这么高的地位、年纪也还不十分老的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先就不喜欢安尼奇金伯爵,总是和他意见不一致。但是现在,由于一种官场中的人容易理解的感情——一个官场失意的人对于一个加官晋级的人所感到的那种憎恶心情,他对他简直不能够忍受了。

    “哦,您看到他了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一丝恶毒的微笑说。

    “自然;他昨天来办公了。他好像很熟悉他的工作,而且精力旺盛。”

    “是的,但是他的精力是用在哪方面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在完成什么事情上面呢,还是只用在改变已经做成的事情上面呢?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不幸——这种官僚主义的行政,而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实在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呢。我不知道他的倾向,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说。“我刚去看过他,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一道吃了午餐,我教了他做橘汁酒的酿造法,你知道那种饮料的。那是一种非常清凉的饮料。真奇怪他竟会不知道哩。他喜欢极了,不,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了看表。

    “啊哟,已经四点多了,我还得到多尔戈武申那里去一下!那么请一定来吃饭吧。你想像不出你若是不来的话,会使我的妻子和我多么难过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他的内兄出去时的态度和他迎接他的时候就完全两样了。

    “我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来,”他懒洋洋地回答。

    “相信我,我非常感谢,并且我希望你也不会懊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回答。

    他一面走一面穿上外套,轻轻拍了拍仆人的头,笑了一笑,就走出去了。

    “五点钟,请穿礼服,”他返回到门边,又大声说了一次。

    主人自己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五点过了,已经有好几个客人到来了。他和同时抵达门口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和佩斯措夫一道走进来。这两位像奥布隆斯基所称呼的,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两人都是以他们的性格和博识而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也互相尊敬,但是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他们都是完全意见不一致的,简直毫无调和的余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属于相反的思想流派,显然倒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的敌人就把他们混同了);但是在那个阵营里面,他们的意见都有一些细微差异。因为再也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不同更难调和的了,所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过,而且他们实在早已习惯于互相嘲笑对方的难以改正的谬误而毫不生气了。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走进门来,一面谈论着天气。客厅里已经坐着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奥布隆斯基的岳父、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图罗夫岑、基蒂和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立刻就看出,因为他不在,客厅里的情形不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华丽的灰绸衣,显然为了必须另外在儿童室吃饭的孩子们和她丈夫没有回来而焦虑着,他不在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地使座上的宾客变得融洽起来。大家坐在那里就像拜客的牧师太太一样(像老公爵所形容的),显然都很诧异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了避免沉默,勉强找出一些话来说。温厚的图罗夫岑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时候,他那厚厚的嘴唇上露出的微笑好像言语一样明白地说:“哦,朋友,你把我放在一群学者里面了!到ChaCteaudesfleurs去喝一杯酒倒更合我的口味!”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的明亮的小眼睛斜视着卡列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他已经想好了一句妙语来形容这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就像是席上的鲟鱼一样,在座的客人就是被邀请来共飨他的。基蒂朝门口望着,鼓起勇气使自己在康斯坦丁·列文进来的时候不红脸。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还没有被介绍给卡列宁,极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卡列宁本人,遵照和贵妇们共宴时的彼得堡的习惯,穿起夜礼服,系着白领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由他的脸色看出他只是为了践约而来,并且莅临集会好像是在履行一桩不愉快的义务似的。他实际上就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进来之前制造了使所有的客人都冻僵了的那股冷气的祸首。

    一进客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道歉,解释说,他被一位什么公爵留住了,那位公爵总是作他不到和迟到的替罪羊的,于是不到一会工夫,他就使全体客人都互相认识了,并且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尔盖·科兹内舍夫拉在一起,发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的问题,他们立刻和佩斯措夫一道卷入讨论中了。他在图罗夫岑的肩上拍了一下,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就让他在自己的妻子和老公爵旁边坐下来。随即他对基蒂说她今晚上非常漂亮,并且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不一会工夫,他就这么巧妙地把这社交界的面团揉拢了,客厅里变得非常有生气了,洋溢着欢声笑语。只有康斯坦丁·列文一个人还没有来。但是这样却正好,因为走进餐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吃了一惊,发觉波特酒和雪利酒不是在雷维而是在德勃列[雷维和德勃列,莫斯科著名酒商,经营法国葡萄酒]买来的,他吩咐赶快叫马车夫到雷维去,就回到客厅来。

    在餐厅门口,他遇见了列文。

    “我没有迟到吧?”

    “难道你还会不迟到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挽着他的胳臂。

    “客人不少吗?有些什么人?”列文问,不禁红了脸,一面用手套拂落帽子上的雪。

    “都是自己人。基蒂也来了。跟我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卡列宁。”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抱着自由主义的见解,却十分明白和卡列宁会晤是一件荣幸的事,因此他就把这种荣幸款待他的好友们。但是这时候康斯坦丁·列文却没有心情高攀。自从他会见弗龙斯基的那个终生难忘的晚上以后,不算他在大路上瞧见她那一瞬间,他就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基蒂。他心坎里知道他今天会在这儿看到她,但是为了要保持思想自由,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知道。现在,当他听到她来了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这样欢喜,同时又这样恐惧,使他透不过气来,他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了。

    “她是什么样子呢?她是什么样子呢?像她从前一样呢,还是像她在马车里的那副神情?假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的是真话,可怎么办呢?为什么不是真话呢?”他想。

    “啊,请给我和卡列宁介绍一下吧,”他好容易说了出来,然后他迈着坚决的步子走进客厅,看见了她。

    她和以前不一样了,与她在马车里的神情也不同了;她完全两样了。

    她惊惶,羞怯,腼腆,因而显得更魅人。她在他走进房间的那一瞬间就看见了他。她在等待着他。她很欢喜,而且欢喜得这样惶惑,有一刹那,当他走到她姐姐面前去又瞟了她一眼的时候,她,和他,和看到这一切的多莉,都感觉到好像她会失声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又是一阵红,她失了神,嘴唇发抖,等待他走到她面前来。他向她走上去,鞠着躬,伸出手,一句话也没有说。要不是她的嘴唇的轻微颤动和那使她的眼睛越发放光的潮润,当她说下面的话的时候,她的微笑几乎就是平静的了: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啊!”说着,带着毅然决然的态度用她冰冷的手紧握住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我,我倒看见了您呢,”列文说,闪耀着幸福的微笑。“您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您。”

    “什么时候?”她惊异地问。

    “您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列文说,感觉到他快要因为他心中洋溢着的欢喜而哭起来。“我怎么敢把不纯洁的念头和这个惹人怜爱的人儿联系在一起呢!是的,看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列对我说的是真话,”他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住他的胳臂,拉他到卡列宁面前去。

    “我来替你们介绍。”他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说,和列文握了握手。

    “你们原来认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惊地问。

    “我们在一个车厢里一道过了三个钟头,”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下了车,就像由假面舞会上出来一样,完全神秘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啊呀!大家请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指着餐厅。

    男客们走进餐厅,走近桌子,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和六种干酪,有的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青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片的碟子。

    男客们围着浓烈的伏特加和冷盘站立着,在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卡列宁和佩所措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谈话,有等待酒宴的时候渐渐沉静下来了。

    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这样来把最激烈、最认真的辩论结束,他的这种本领是没有谁及得上的,现在他就在这样做。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张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才能够完成。

    佩斯措夫坚持说一个国家只有人口较多的时候才能同化别的国家。

    科兹内舍夫承认双方的论点,但却加以限制。当他们正走出客厅的时候,为了结束谈话,科兹内舍夫微笑着说:

    “那么,要使我们的异族俄国化,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尽量多生孩子。这样,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们结了婚的人,特别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哩;你已经有了几个了?”他说,殷勤地对他们的主人微笑着,把一只小酒杯举向他。

    大家都笑了,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得最快活。

    “啊,对啦,这是最好的方法!”他说,咀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斟在酒杯里。谈话就以这戏言结束了。

    “这干酪还不坏。您要吃一点吗?”主人说,“啊呀,难道你又做起体操来了吗?”他对列文说,用左手捏了捏他的筋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他的胳臂,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指之下,筋肉从薄呢礼服下面隆起来,像坚实的干酪一样,硬得如同钢铁一般。

    “好硬的二头肌呀!简直是一个参孙[以色列之大力士,曾徒手撕裂狮子,见《圣经·旧约·七师记》第十四章]。”

    “我想猎熊是需要很大气力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对于打猎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撕开一片薄得像蛛网一样的薄面包片,把干酪涂在上面。
    列文微笑了。
    “一点都不。恰恰相反;小孩都能打死熊呢!”他说,向和主妇一道走近桌旁的妇人们微微点头,让在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只熊?”基蒂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叉不住的、要滑落下去的蘑菇而终于徒劳,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衣袖花边颤动起来。“你们那里有熊吗?”她补充说,侧转她那迷人的小小的头向着他,微笑了。

    在她所说的话里分明没有什么将异的地方,但是对于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色和手的每个动作都有着何等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对他的信任,也有怜爱——温柔的、羞怯的怜爱,许诺、希望和对于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息的爱情。

    “不,我们到特维尔省去打的。从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bean-frère[法语:姐夫,妹夫],或者不如说您姐夫的beau-frère,”他微笑着说。“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会见。”

    于是他开始津津有味地述说着他怎样整整一晚没有睡觉之后穿着旧羊皮外套闯进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车厢。

    “那乘务员,忘记了那句俗语[以衣取人],看到我的外套就想要赶我出去;但是我马上文绉绉地讲起来,而……您也,”他转脸向着卡列宁说,忘记了他的名字,“开始的时候您看到我那件农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赶我走的,但是后来您却帮我说话了,这件事我真是感激不尽。”

    “一般地说,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太没有规定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手帕擦着指尖。

    “我看到您对我还有点疑惑,”列文说,温和地微笑着,“但是我连忙开始用聪明的言谈来弥补我的皮袄的缺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和女主人谈话,同时听到一点他弟弟的话,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那种胜利者的样子?”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觉到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而且她高兴听。这就是他唯一感到兴趣的事。在他看来,不单是在这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在自己眼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和她存在。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晕眩的高峰上,而在遥远的下方是,所有那些善良优秀的卡列宁们,奥布隆斯基们和整个的世界。

    一点也没有惹人注意,也没有望他们一眼,好像再也没有剩下什么空位子似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使列文和基蒂并肩坐在一起。

    “啊,你可以坐在这里。”他对列文说。

    筵席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好的瓷器餐具一样精致。玛丽-路易式羹汤鲜美无比;和汤一道吃的小馅饼一到口里就酥了,真是无懈可击。两个听差和马特维,系着白领带,毫不碍眼地、悄悄地、敏捷地伺候着筵席。这宴会在物质方面是一个大成功;在非物质方面也毫无逊色。谈话,有时是全体的,有时是个别的,从来没有停顿过,到末后,变得这样生气勃勃,以致男客们从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还在谈论着,就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变得活跃了。

    佩斯措夫喜欢辩论到底,因此并不满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特别是他觉得他的意见不正确。

    “我说的,”他一边吃汤,一边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并不单单是人口的密度,而是联系到根本思想,并不是靠几条原则。”

    “那在我看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懒洋洋地、从容不迫地说,“是一样的。照我的意见,只有那种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别的民族,只有那种民族……”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佩斯措夫用低沉的声调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快得很,而且总是好像要把他整个的心都放进他在说的话里去似的,“所谓‘高度发展的’包含什么内容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算发展最高呢?谁可以同化别的民族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是德国人的发展程度也并不见得就低些!”他叫道。“这里一定有别的规律。”

    “我想感化力总是在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一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微微扬起眉毛。

    “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是真正教育的表征呢?”佩斯措夫说。

    “我想这些表征大家都知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但是人们完全知道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含蓄的微笑插嘴说。“现在大家承认真正的教育必须是纯古典的[一八七一年根据据教育部长制定的方案成立了实科中学(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与古典中学,以此限制教授自然科学,因为他把自然科学看做不信神和唯物主义等“危险”思想的来源。在古典中学的课程中得到古典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训练,希望它们能成为在青年中盛行的革命情绪的解毒剂。作者对这种教育改革抱着讽刺的态度,并且看穿了它的政治意义:“用拉丁语诱使学生脱离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们看到了双方的激烈争论,而且不可否认,反对派方面也自有他的有力的论据。”

    “您是古典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喝一点红葡萄酒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并不是在对任何一种教育表示意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带着一种好像对待小孩一样的迁就的微笑把他的酒杯端过来。“我只是说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他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属于古典派的,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我个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不出古典教育优于科学教育的明显的根据。”

    “自然科学就有同样巨大的教化启迪的功效,”佩斯措夫插嘴说。“比方天文学吧,比方植物学吧,或者是比方具有一般原理体系的动物学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言形式这一个过程本身对于智力的发展就有特别良好的功效。而且,无可否认,古典派学者的影响是道德最高的,反之,不幸得很,成为现代祸患的那些虚伪有害的学说倒都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关系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来想说句什么的,但是佩斯措夫用他的深沉的低音打断了他。他开始热烈地争辩说这个意见不正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沉静地等待着发言的机会,显然是准备好了一个稳操胜券的反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卡列宁,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切地估量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一切利弊是一件难事,哪一种教育较为可取,这个问题是不会这么迅速彻底地解决的,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有一种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优越性:一种道德的——disonslemot[法语:我们坦率地说]——反虚无主义的影响的话。”

    “当然。”

    “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方面有反虚无主义的影响这种优越性的话,我们就会把这问题考虑得更久,而且会要衡量双方的论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浮着含蓄的微笑说。“我们就会给两者的倾向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有反虚无主义的特效,所以我们大胆地把这个药方开给病人……但是万一没有这种特效,可怎么办呢?”

    他又用警句结束道。
    听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图罗夫岑笑得特别响亮和愉快,高兴他终于听到了一句好笑的话,那是他在倾听这场谈话的时候一心一意期待着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错请佩斯措夫。有佩斯措夫在场,聪明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用戏言结束了这场谈话,佩斯措夫立刻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同意,”他说,“说政府抱着那种目的。政府显然是受一般的意见所左右的,对它的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漠不关心。比方说吧,妇女教育应当认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为妇女设立学校和大学。”

    于是谈话立刻转到妇女教育这个新的题目上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混淆起来,把妇女教育认为是有害的,其原由就在此。

    “相反,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佩斯措夫说。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教育不足而被夺去了权利,而教育不足又是由于缺少权利造成的。我们不要忘记妇女所受的奴役是这样普遍,这样年代悠久,以致我们常常不肯承认把她们和我们分开的那道鸿沟,”他说。

    “您说权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佩斯措夫停住之后说,“是指做陪审官,做市议员,做议长,做官吏,做国会议员等等的权利吗?”

    “当然。”

    “但是即使当作罕有的例外,妇女能够占有这种地位,我觉得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妥当的。倒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要承认,执行陪审官、市议员和电报局员的职务,我们总感到好像是在尽一种义务似的。所以不如说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是完全合法地在寻求,这样说来得妥当。对于这种想要协助男子来从事共同劳动的愿望,我们是不能不同情的。”

    “正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说。“我想,问题只是她们适不适宜于担负这种义务。”

    “她们一定是非常适宜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如果教育在她们中间普及了的时候。我们看……”

    “那俗语是怎么说的?”早就在留心听这场谈话的公爵说,他的一双小小的、滑稽的眼睛闪闪发光。“我可以当着我的女儿们的而说:女人的头发长,可是……”[俄谚:头发长,见识短]

    “正像人们对解放前的黑奴所抱的想法一样!”佩斯措夫愤怒地说。

    “我觉得奇怪的是妇女竟然要寻求新的义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而像我们所看到的,不幸得很,男子却总是竭力逃避义务。”

    “义务是和权利相连的——权力、金钱、名誉,这些就是妇女所追求的东西,”佩斯措夫说。

    “正像我要寻求做奶妈的权利,看见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没有人要找,就愤愤不平一样,”老公爵说。

    图罗夫岑捧腹大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惋惜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微笑了。

    “是的,但是男子不能够喂奶呀,”佩斯措夫说,“而妇女……”

    “不,曾经有一个英国人在船上喂自己小孩奶哩,”老公爵说,感到在自己女儿面前是可以这样随便说的。

    “既然有这么多这种英国人,那么也就有那么多妇女官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是的,但是一个没有家庭的女子应当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朝思暮想的玛莎·奇比索娃,这样插嘴说,他同情佩斯措夫,而且支持他的意见。

    “如果把这个女子的身世细加考察的话,您就会知道她抛弃了家庭——她自己的,或者她的姐妹的家庭,她原是可以在家庭里尽女人的职责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出其不意地用激怒的声调插嘴说,她大概揣测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着的是什么样一种女子。

    “但是我们是在维护一种原则,一种理想!”佩斯措夫用爽朗的低音说。“妇女渴望拥有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由于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而感到压抑。”

    “我也由于认识到育婴堂不会雇我去做奶妈而感到压抑哩,”老公爵又说了,使得图罗夫岑开心得不得了,笑得把一块很粗的芦笋掉在酱油里了。

    十一

    大家都参与这谈话,只有基蒂和列文除外。开头,当他们谈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感化力的时候,列文不禁想到他对于这个问题所抱的见解;但是,以前在他眼中看来是那么重要的这些思想,现在却好像在梦里一般在他的脑子闪过,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了。他甚至奇怪他们怎么会这样起劲地谈论这种对于谁都没有益处的事情。基蒂也是一样,对于他们谈论的妇女的权利和教育问题,她本来应该感到兴趣的。她想起她在国外的朋友瓦莲卡,想起她那痛苦的寄人篱下的生活时,她是怎样频繁地想这个问题啊,她是怎样常常纳闷假使她不结婚会落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而且为了这事,她是怎么常常和她的姐姐争辩啊!但是现在这一点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她和列文在私下谈话,简直不是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心心相印,那使他们越来越接近,使他们两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对他们正在踏入的未知世界又欢喜又恐惧的心情。

    开头,基蒂问列文去年怎样看到她在马车里的,列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把他怎样从割草场沿着大路走回家去,偶然遇见了她的始末告诉她。

    “那是很早,很早的早晨。您一定刚刚醒来。您的maman还睡在角落里。那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思索四驾马车里坐的是什么人。那是系着铃铛的四匹骏马,一刹那间,您闪过去,我看见您在窗口——您这样坐着,两手拉住帽子上的带子,而且在想什么想得出了神,”他微笑着说。

    “我多么想要知道那时候您在想什么,是想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不是披头散发吗?”她想着,但是看到他回忆起这些详细情景时流露出的欢喜的微笑,她感到她给与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她红了脸,高兴地笑了。

    “我当真不记得了哩。”

    “图罗夫岑笑得真有趣!”列文说,叹赏着他的濡润的眼睛和摇晃的身体。

    “您很早就认识他吗?”基蒂问。

    “啊,有谁不认得他呢!”

    “我想您一定觉得他是个坏人吧?”

    “不是坏,只是一无足取罢了。”

    “啊,您错了!您可不要这样想!”基蒂说。“我以前也非常瞧不起他,但是他,他真是一个非常可爱、心肠好极了的人呢。他有一颗黄金一般的心。”

    “您怎么觉察出他的心来的?”

    “我们是好朋友哩。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您来看过我们以后不久,”她说,流露出一种负疚的同时又是信赖的微笑,“多莉的孩子全害了猩红热,那时候碰巧他来看她。您想想吧,”她低声说,“他那么替她难过,他留下来,帮助她照顾小孩。是的,他在他们家住了三个礼拜,像保姆一样照看孩子们。”

    “我把那次害猩红热的时候图罗夫岑的事告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呢,”她探过身去对她姐姐说。

    “是呀,那真是了不起,真是难得哩!”多莉说,向觉察出她们在谈他的图罗夫岑的方向瞥了一眼,对他温和地微笑着。列文又一次朝图罗夫岑望了一望,诧异他以前怎么没有觉察出这个人的优点。

    “我真是抱歉,抱歉得很,我以后再也不住坏里想人了!”

    他快活地说,真实地表白出了他现在的心情。

    十二

    在已经谈开的关于妇女权利的谈话里,涉及到某些在妇女面前不便讨论的关于结婚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佩斯措夫在吃饭的时候好几次接触到这些问题,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留心地引他转移话题。

    当他们从桌旁站起身来,妇人们已经走出去的时候,佩斯措夫没有跟了她们去,却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述说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据他的意见看来,夫妻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在舆论上,所受的处罚不平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急急地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敬了他一支雪茄。

    “不,我不抽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着地回答,于是好像故意要显出他并不怕这个话题似的,他带着冷冷的微笑转向佩斯措夫。

    “我想这种意见是根据事件的性质本身来的,”他说着,想要走到客厅里去;但是正在这时候,图罗夫岑突然出其不意地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话了。

    “您该听到普利亚奇尼科夫的事了吧?”图罗夫岑,香槟酒喝得兴奋起来了,正在等机会来打破那苦恼了他很久的沉默。“瓦夏·普利亚奇尼科夫,”他说,他那濡润的、红红的嘴唇上挂着温和的微笑,他特别是对那最主要的客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话,“他们告诉我,他今天在特维尔和克维茨基决斗,把他打死了。”

    正好像人总要故意刺伤痛处一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现在感觉到这场谈话不幸尽在碰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痛处。他又想把他妹夫引开去,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己怀着好奇心问了:

    “普利亚奇尼科夫为了什么决斗呢?”

    “为了他的妻子。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要求他决斗,把他打死了!”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漠不关心地说,于是扬起眉毛,走进客厅。

    “您来了,我多么高兴呵,”多莉在客厅的穿堂迎着他,含着惊惶的微笑说。“我有话要和您谈。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是带着他扬起眉毛使他显出的那种冷漠的表情,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身旁坐下,假装出笑容。

    “是的,”他说,“特别是我正要请您原谅,向您告辞。我明天就要动身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信安娜是清白的,眼前这个冷酷无情的男子竟那么满不在乎地想要毁掉她的无辜的朋友,这可使她感到自己脸都气白了,嘴唇颤抖起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说,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望着他的眼睛。“我问您安娜的近况,您没有回答我。她好吗?”

    “我看她很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没有望着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谅我,我本来没有权利……但是我爱安娜,就像爱自己的妹妹,而且也尊敬她;我求您,我恳求您告诉我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您看到她什么地方不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差不多闭上了眼睛,垂下头来。

    “我所以感到不能不改变我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态度,那理由,我想您的丈夫已经告诉了您吧?”他说,没有望着她的眼睛,却不高兴地望了一眼正走过客厅的谢尔巴茨基。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能够相信!”多莉说,用一种有力的姿势把她那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握在自己胸前。她迅速地立起身来,把手放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袖口上。“这里有人打扰。请到这边来吧。”

    多莉的激动影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站起身来,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儿童的课室。他们在一张铺着被削笔刀划满刀痕的漆布的桌子旁坐下。

    “我不,我不相信!”多莉说,极力想捉住他那回避着她的目光。

    “人可不能不相信事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特别强调事实这个字眼。

    “但是她做了什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究竟做了什么呢?”

    “她无视自己的责任,欺骗了自己的丈夫。那就是她做的事。”他说。

    “不,不,不会有这种事的!看在上帝面上,您一定是弄错了,”多莉说,用手按住两鬓,闭上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只用他的嘴唇冷冷地笑了一笑,想要问她和自己表示他的确信不疑的信心;但是这种热诚的辩解,虽然不能动摇他,却刺痛了他的创伤。他带着更激昂的态度说话了。

    “当妻子亲口告诉她丈夫这个事实,告诉他,她八年来的生活和儿子,——这一切都是错误,而她要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那就很难得弄错了,”他忿忿地说,哼了一声。

    “安娜和罪恶——我不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不能相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现在正视着多莉的善良而激动的脸,觉得他的话不由得流畅起来了,“我倒宁愿还有怀疑的余地。我怀疑的时候,固然很苦,但却比现在好。我怀疑的时候,我还有希望;但是现在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可还是怀疑一切。我是这样怀疑一切,我甚至憎恨我的儿子,有时候简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了。我真不幸。”

    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他望着她的面孔的时候立刻看出了这个;她替他难过起来,而认为她朋友是清白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啊,这真可怕,可怕呀!但是您难道当真决定要离婚吗?”

    “我决定了采取最后的手段。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含着眼泪说。“啊,不,不要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她说。

    “这就是这种苦难所以可怕的地方,它不像遭到旁的苦难——比方失败或是死亡——那样,人可以平静地来忍受,而这样他却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说,好像在揣度她的思想似的。

    “人不能不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地:人不能过三角关系的生活。”

    “我明白,这个我完全明白,”多莉说,垂下了头。她静默了一会,想着她自己的事,想着她自己家庭的愁苦,于是突然,她兴奋地抬起头,带着恳求的姿势紧握着两手。“但是等一等!您是一个基督徒。替她想一想吧!要是您抛弃了她,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已经想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已经再三想过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脸上的斑点涨红了,他的浑浊的眼睛直望着她。这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从心底里怜悯他了。“当她亲口对我说了我的屈辱的时候,我就这样做了,我让一切维持现状,我给她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竭力想要挽救她。而结果怎样呢?她连最微不足道的要求——就是要她顾全体面,都不肯遵守,”他说,又激昂起来了。“人可以挽救那些自己不愿毁灭的人,但是要是她整个的天性是这样堕落,这样淫荡,毁灭本身在她看来就是拯救,那有什么办法呢?”

    “随便什么都好,但是不要离婚!”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

    “可是随便什么指的是什么呢?”

    “不,这真可怕呀!她会谁的妻子都做不成了;她会毁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耸了耸肩膀和眉毛。回忆起他妻子最近的过失使他这样激怒,他又变得像刚开始谈话时那样冷酷了。“我很感谢您的同情,但是我要走了,”他说,站了起来。

    “不,再等一会!您千万别毁了她。等一等;我把我自己的事告诉你。我结了婚,我丈夫欺骗了我;我一时气愤和嫉妒,本来想抛弃了一切,本来想自己……但是我清醒了;而这是谁使得我这样的呢?安娜救了我。而现在我在生活下去。孩子们在长大,我丈夫也回到家里,而且悔悟了,渐渐变纯洁变好了,而我呢,也在生活下去……我饶恕了,您也得饶恕啊!”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她说着,但是她的话现在在他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在他决定离婚那一天所感到的一切的憎恶,又在他的心中抬头了。他摇了摇身子,用刺耳的响亮的声音说:

    “我不能够饶恕,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为这个女人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而她却把一切践踏在她天性接近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毒的人,我从来没有憎恨过谁,但是我却从心底里憎恨她,我甚至不能饶恕她,为了她给予我的伤害,我太恨她了!”他说,给愤恨的眼泪哽住了。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畏怯地低声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这他早就知道,但却不适用于他这种场合。

    “爱那些憎恨您的人,但却不能爱那些您所憎恨的人。打扰您了,请您原谅吧。各人自己的愁苦就够受的了!”于是恢复了镇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默地告别了,就走了。

    十三

    当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列文原来想跟着基蒂走进客厅去的;但是他怕他对她的追求太露骨,也许会使得她不快。他留在男客的圈子里,参与大家的谈话,他虽然没有望着基蒂,却觉察出她的动作、她的神情和她在客厅里坐的座位。

    他立刻毫不费力地实践了他对她所立下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永远喜欢一切的人。谈话转移到农村公社的问题,佩斯措夫认为农村公社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开端,他称之为“合唱的开端”。列文既不同意佩斯措夫,也不同意他哥哥,他哥哥照例是又承认又不承认俄国农村公社制的意义。但是他和他们谈论着,只是极力想给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论。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一点不感到兴趣,而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更是兴味索然,他只希望一件事——就是他和大家都快乐和满足。他现在只知道一件东西是重要的。而那一件东西,开头在那里,在客厅里,然后移动过来,在门口停住。没有回过头来,他就感到了双眸和微笑倾注在他身上,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她正和谢尔巴茨基站在门口。望着他。

    “找以为您到钢琴那里去哩,”他走到她面前说。“音乐——这正是我在乡下所缺少的东西。”

    “不;我们只是来找您,感谢您来看望我们,”她说,报之以微笑,那好像一件赠物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辩论呢?您知道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服谁。”

    “是的,这是真的,”列文说,“人们争论得那么热烈,往往只是因为不能领会对方所要证明的事情。”

    在最聪明的人们之间的辩论中,列文常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辩论者在费了很大气力,费尽唇舌,运用了大量奥妙的逻辑之后,终于觉察到他们那么不惮烦劳地力图互相证明的东西原来在很久以前,从他们开始争论起,双方就都已明白,但是他们喜欢各执一词,却又不愿明说出来,唯恐遭到对方的攻击。他常常体验到在辩论中人们突然抓住了对方所喜欢的东西,自己也立刻喜欢起来了,立刻同意他的意足,于是一切论据结果就都成为多余的和不必要的了。有时候,他也体验到相反的情形,人们最后表达出了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正为它争辩,而恰巧又表达得又恰当又恳切,于是他的对手就立刻同意,不再争论了。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她皱起眉头,极力去了解。但是他刚开口解释,她已经了解了。

    “我知道:人应当弄明白对方争论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什么,这样方才能够……”

    她完全理会了而且表达出了他表达得很拙劣的思想。列文快活地微笑了;从同佩所措夫和他哥哥的混乱冗长的争论转换到这种简洁、明了、几乎是无言的最复杂的思想交流,这种转换使他大为惊异。

    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基蒂走到牌桌旁边,坐下来,然后拿起一枝粉笔,开始在崭新的绿毡上画着同心圆。

    他们又谈到了吃饭时所谈起的话题——妇女的自由和职业的问题。列文赞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意见:未婚女子应当在家庭里找到妇人的本份工作。他用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这个意见:任何家庭没有妇女的帮助是不成的,每个家庭,不论贫富,总有而且不能没有保姆,不管是自己的亲属,还是雇佣的人。

    “不,”基蒂涨红了脸说,但却用她的诚实的眼睛比以前更加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女子也许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她生活在家庭里不能不感到屈辱,而她自己……”

    出这暗示,他了解她了。

    “啊,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您说得对!”

    正是由于窥见了基蒂心中怕做老处女的恐怖和屈辱,他这才完全明白了在吃饭的时候佩斯措夫主张妇女自由的全部论据;而因为爱她,他也感到了那种恐怖和屈辱,立刻不再争论了。

    接着是沉默。她还用粉笔在桌上画着。她的眼睛闪烁着柔和的光辉。在她的心情影响之下,他感到全身心都充溢着不断增强的幸福。

    “噢!我乱涂了一桌子哩!”她说,放下粉笔,她动了动,想要站起来的样子。

    “什么!她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吗?”他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来。“等等,”他说,在桌旁坐下。“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

    他直视着她的亲切的、但又是恐惶的眼睛。

    “请您问吧。”

    “这里,”他说,写下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D,E,F,G,H,I,F,J,K,L,H,I,M,N,?这些字母所代表的意思是:“当您对我说:那不能够的时候,那意思是永远不呢,还只是当时?”看来是很难希望她领悟这个复杂的句子的;但是他用那样一种眼光望着她,好像他一生的命运全系在她能否理解这些字上面。

    她严肃地瞥了瞥他,就把她那皱蹙的前额支在手上,开始念着。她时而看他一两眼,好像在问:“是我想的那样吗?”

    “我明白了,”她说,微微涨红了脸。

    “这是什么字?”他指着代表·永·远·不这个字眼的H说。

    “这是·永·远·不的意思,”她说,“但是这不是真的呢!”

    他急急地揩去他所写的字母,把粉笔给她,站了起来。她写了,N,O,I,F,M,G。

    多莉瞧见这一对人儿的时候,她和阿列克谢·亚历亚德罗维奇谈话所引起的悲愁就完全消失了:基蒂手里拿着粉笔,带着羞怯的幸福的微笑仰脸望着列文,而他的优美的身躯俯向桌子,热情的眼睛一会紧盯在桌上,一会又紧盯着她。他突然喜笑颜开了,他明白了。那意思是:“那时候我不能够不那样回答。”

    他询问般地、畏怯地望着她。

    “仅仅那时候吗?”

    “是的,”她的微笑回答了。

    “那么现……现在呢?”他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哦,你读吧。我把我所愿望——从心底愿望的事告诉您!”说着,她写下了下面的打头的字母,P,E,F,K,M,L,P,J,那意思是:“只要您能忘记,能饶恕过去的事。”

    他用神经质的、颤栗的手指攫取了粉笔,把它折断了,写下下面字句打头的字母:“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着您。”

    她含着缠绵的微笑望着他。

    “我明白,”她低低地说。

    他坐下来,写了长长的一句。她全明白了,并且没有问他是不是这样,就拿起粉笔,立刻回答了。

    好久,他没有探索出她所写的字母的意义,频频地望着她的眼睛。他幸福得头昏眼花,怎样也填不出她所写的字;但是在她那洋溢着幸福的魅人的眼睛里,他看出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但是他还没有写完,她就从他的手的动作上读了这些字母,亲手写完了那句子,并且写下了回答:“是。”
    “你们在玩secrétaire[法语:猜字谜]吗?”老公爵走到他们面前说。
    “但是我们真的非走不行了,如果你要赶上看戏的话。”
    列文立起身来,把基蒂送到门口。
    在他们的谈话中,一切都说了;她说了她爱他,说了她要告诉她父母,他说了他明天早晨会来。

    十四

    当基蒂走了,只剩下列文一个人的时候,他感到她不在他是那样心神不安,那样焦急地盼愿明早尽快尽快地到来,——到明早他会再看见她,而且和她永订终身——他竟至害怕没有她他所不能不度过的这十四小时,就像害怕死一样。为了不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为了要消磨时间,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是和他最意气相投的同伴,但是他要出去,据他自己说是去参加晚会,实际上是去看歌舞。列文刚好赶上告诉了他,说他非常幸福,他喜欢他,而且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做的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目光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了他是很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哦,那么还不是死的时候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感动地紧握着列文的手。

    “不—不—不!”列文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他道别的时候也好像祝贺似地说:“您又会见了基蒂,我多高兴啊!人应当尊重旧日的友情呢。”

    列文不喜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这些话。她无法理解这一切是多么崇高,是她多么望尘莫及,她是连提都不该提的。列文向他们告了别,但是,为了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他缠住了他哥哥。

    “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去出席会议。”

    “哦,我跟你一道去。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一同去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说。“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感到很幸福,”列文说,拉开他们乘的马车车窗。“你不要紧吧?闷极了哩。我感到非常幸福。你为什么至今不结婚呢?”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我很高兴,她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列文叫喊起来,两手抓住他的皮外套的领子,把他的脸蒙上。“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是一句这么寻常,这么微不足道的话,和他的感情这么不协调。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发出了他难得发出的愉快笑声。

    “哦,无论怎样,我可以说我非常高兴。”

    “你可以明天,明天再说,现在可不要再讲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静下吧,”列文说,于是又用皮外套把他蒙上,他补充说:“我是这样爱你啊!我真的可以去参加会议吗?”

    “当然可以。”

    “你们今天讨论什么呢?”列文说,不停地微笑着。

    他们到了会场。列文就听到秘书在含糊地宣读着显然他自己也不了解的记录;但是列文从这个秘书的脸上看出来他是一个多么可爱,善良而出色的人。这从他宣读记录时那副困惑的狼狈神情就可看出来。接着,讨论开始了。他们在为扣除某宗款项和敷设某些水管而争论不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得意洋洋的口吻说了一大篇话,把两位议员刻薄了一番;另一个议员在一张纸上匆促地写了一些什么,开头有点胆怯,随后却非常毒辣而又愉快地答复了他。接着斯维亚日斯基(他也在那里)也说了几句什么,说得冠冕堂皇。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明白地看出扣除的这些款项和水管都不是什么实在的事情,他们也并没有生气,大家都是十分可爱可敬的人,在他们中间一切都非常圆满和愉快。他们没有伤害谁,大家都自得其乐。最妙不可言的是列文感到他今天能够看透他们所有的人,从细微的、以前觉察不出的表征知道每个人的心,明白地看出来他们都是好人。那天他们大家都特别对列文表示好感。这从他们对他说话的态度,从他们大家,连那些他素不相识的人也在内,望着他的时候那种友好的、亲切的神情就可以看出来。

    “哦,你满意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

    “非常满意。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有趣呢!好极了!真了不得哩!”

    斯维亚日斯基走到列文面前,邀他到他家里去喝茶。列文完全不能理解而且也回想不起他不满意斯维亚日斯基什么,他感到他身上不足的是什么了。他是一个聪明的,非常善良的人。

    “非常高兴,”他说,问候他的妻子和姨妹。在想像里,他想到斯维亚日斯基的姨妹总是和结婚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就由于这样一种奇妙的联想,他感觉到再也没有比向斯维亚日斯基的妻子和姨妹诉说他的幸福更适宜的了,因此他很高兴去看她们。

    斯维亚日斯基问他农场上的改革,照例预先断定要发现欧洲不曾发现的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话一点也没有使列文不快。相反,他觉得斯维亚日斯基说得对,他的整个事业毫无价值,而且他看出了斯维亚日斯基避免明白表示他的正确意见那种可惊的温柔体贴。斯维亚日斯基家的女人们也是格外可爱,在列文看来仿佛她们知道了一切,而且同情他,只是由于客气没有说出口来。他和他们一道待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谈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却只想着充溢在他的心头的那件事情,他没有注意到他使他们困倦得要命,而且早已过了他们就寝的时间。斯维亚日斯基送他到前厅,打着哈欠,惊奇他的朋友的异样的心情。一点钟已经过了。列文回到旅馆,想到现在他要一个人来熬过剩下的十个钟头,他惊惶了。值班的侍者给他点上蜡烛,正待走开去,但是列文叫住了他。这侍者,名叫叶戈尔,列文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现在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好,主要的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哦,叶戈尔,不睡觉是一件苦事吧,可不是吗?”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们的职务。在绅士人家做活要松快得多;可是在这里可以多赚几个。”

    原来叶戈尔有一个家,三个男孩和一个做裁缝的女儿,他希望把这女儿嫁给马具店的伙计。

    列文趁这机会就对叶戈尔说,照他的意见看来,结婚中的重要因素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因为幸福全在自己身上。

    叶戈尔留心地听着,显然完全理解了列文的意见,但是为了表示赞同,他大出列文意料之外地说,他在好人家做事的时候,对于他的主人总是很满意的,对于现在这个主人就十分满意,虽然他是一个法国人。

    “一个好心肠的人哩!”列文想。

    “哦,但是你自己,叶戈尔,当你结了婚的时候,你爱你的妻子吗?”

    “哦!怎么不爱呢?”叶戈尔回答道。

    列文看到叶戈尔也处在愉快的心境中,而且想要把他所有的最真挚的情感告诉他。

    “我的生活也是很奇怪的呢。从小时候起……”他开口说,眼睛发亮了,显然是感染上列文的欢喜心情,好像打哈欠会感染人一样。

    但是这时铃响了,叶戈尔走开了,剩下了列文一个人。他在宴会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在斯维亚日斯基家又拒绝喝茶吃晚餐,但是他想不到晚餐这些了。他昨夜一夜没有睡,但也想不到睡眠这些了。房间里很冷,但是他却感到闷热不堪。他开开气窗,在正对窗口的桌旁坐下。在盖满了雪的屋顶上可以看见那装饰着链子的十字架,而在上空是高高升起的三角形的御夫星座,伴着灿烂的黄色的卡培拉星。他一会眺望着十字架,一会又眺望着星星,吸进那均匀地流入房间的新鲜的严寒的空气,好像在梦里一般地追忆着涌现在他的想像里的形象和记忆。在三点多钟的时候,他听到走廊上有脚步声,就从门口向外一望。原来是他认识的那个赌徒米亚斯金从俱乐部回来。他带着阴郁的样子皱着眉头,咳嗽着走过。

    “可怜的,不幸的人啊!”列文想,由于对这个人的爱惜和怜悯,泪水浮上了他的眼里。他本来想要和他谈谈,安慰安慰他的,但是记起他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他改变了主意,又在气窗前面坐下,沐浴在寒冷的空气里,眼望着那静静的、但在他看来却充满了意义的十字架的美丽轮廓,和冉冉上升的灿烂的黄色星座。到六点多钟,可以听到人们擦洗地板的声音,早祷的钟声也响起来了。列文感到他快要冻坏了。他关上气窗,洗了脸,穿起衣服,就走到街上去了。

    十五

    街上还是空空的。列文向谢尔巴茨基家走去。大门还关着,一切都沉睡着。他走回来,又走进自己的房间,吩咐拿咖啡来。白天的侍者,不是叶戈尔了,给他端来了咖啡。列文原来想和他攀谈的,但是铃响了,他走了出去。列文试着去喝咖啡,把一片白面包放进嘴里,但是他的嘴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面包了。列文吐出了面包,穿上外套,又走出去了。他第二次来到谢尔巴茨基家门口的台阶的时候,已经是九点多了。房里的人还刚刚起来,厨师正出去买菜。他至少还得消磨两个钟头。

    整整一夜和一个早晨,列文完全无意识地度过去,感到好像完全超脱在物质生活的条件之外了。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两夜没有睡觉,没有穿外套在严寒的空气里过了好几个钟头,不但感觉得比什么时候都更清醒更健康,而且简直感到超脱于形骸之外了;他一举一动都不用费力,而且感觉到仿佛他是无所不能的了。他深信不疑,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飞上天去,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他在街上走来走去,不断地看表,向周围眺望,把剩下的时间就这样地度过。

    他当时所看到的东西,他以后再也不会看见了。上学去的小孩们,从房顶上飞到人行道上的蓝灰色的鸽子,被一只见不到的手陈列出来的盖满了面粉的面包,特别打动了他。这些面包、这些鸽子、这两个小孩都不是尘世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小孩向鸽子跑去,笑着望了列文一眼;鸽子拍击着羽翼在太阳光下,在空中战栗的雪粉中间闪烁着飞过去了;而从一个窗子里发出烤面包的香味,面包被陈列了出来。这一切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分外美好,列文笑了,竟至欢喜得要哭出来。沿着迦杰特内大街到基斯洛夫克大街兜了一个圈子,他又回到了旅馆,把表放在前面,他坐下,静待着十二点钟到来。在隔壁房间里,人们在谈论着什么机器和欺诈的事情,发出早晨的咳嗽声。他们不知道时针正逼近十二点了。时针到了十二点。列文走出来到台阶上。车夫们显然明白了这一切。他们喜笑颜开地围住列文,互相争执着,兜揽着生意。列文极力不得罪旁的车夫,应允下次雇他们的车,就叫了其中的一部,吩咐驶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这车夫,看上去非常漂亮,他的雪白的衬衫领子贴住他那强壮的、血色很好的红润的脖颈,露在他的外套外面。这个车夫的雪橇又高大又舒适,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过这样好的车子,马也很出色,竭力奔跑着,但却好像不在动一样。车夫知道谢尔巴茨基家,于是带着一种对他的乘客表示特别恭敬的态度,把他的手臂弯成圆形,叫了声“喔!”就在门口停下来。谢尔巴茨基家的看门人一定也知道这一切了。这由他的眼睛里的笑意和他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的神情就可清楚地看出来。

    “哦,好久没有来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他不单知道这一切,而且显然很高兴,并且极力掩饰住他的欢喜。望着他的温厚的老眼,列文甚至在自己的幸福里面觉出了一种新的东西。

    “他们起来了吗?”儒林外史

    “请进!放在这里吧,”他在列文转回来拿帽子的时候,微笑着这样说。这也是有意思的。

    “向哪个通报呢?”仆人问。

    这仆人,虽然很年轻,而且是一个新仆人,像花花公子,却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良的人,而且他也知道这一切了。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说。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m-llelinon。她走过大厅,鬈发闪光,容光焕发。他刚和她说话,就突然听到门外有裙子的窸窣声,m-llelinon立刻从列文眼中消逝,一种感到幸福临近的欢乐的恐怖感染了他,m-llelinon急匆匆离开他,向另一扇门走去。她刚走,一阵很快,很快的,轻盈的脚步声就在镶花地板上响起来,于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自身——比他自身更美好的、他追求渴望了那么久的东西,很快,很快地临近他了。她不是走来的,而是好像由什么无形的力量把她送到他面前来的。

    他除了她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那双由于洋溢着像他心中怀着的同样爱情的惊喜交集的眼睛以外,再也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了。那双眼睛越来越近地闪烁着,以爱情的光辉使他目眩。她站得离他那么近,以致接触到他了。她的手举了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他面前,带着羞怯和欢喜神情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抱住她,把他的嘴唇紧贴在她那要和他接吻的嘴上。

    她也整整一夜没有睡,一早起就在等候他。她的父母毫无异议地同意了,为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她等待着他。她要第一个告诉他她和他的幸福。她准备单独一个人去迎接他,对于这个主意很高兴,可又有点儿畏怯和羞涩,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就在门外等待m-llelinon走开。m-llelinon走了。她不假思索,也不问自己怎样做以及做什么,就走到他面前,做了她刚才所做的事。

    “我们到妈妈那里去!”她说,拉着他的手。很久他说不出一句话,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害怕用言语亵渎了他的崇高感情,倒不如说是因为他每次想说句什么话的时候,他就感到话没有,幸福的眼泪倒要涌出来了。他拉住她的手吻着。

    “这是真的吗?”他终于带着哽咽的声音说。“我不相信你会爱我呢!”

    她因为你这称呼和他望着她的时候那种畏怯的样子而微笑了。

    “是的!”她意味深长地、从容地说。“我多么幸福啊!”

    她没有放下他的手,拉着他一道走进客厅。公爵夫人一见他们就呼吸急促,立刻哭起来,随后又笑了,迈着列文预料不到的矫健的步子跑到他面前,紧抱住他的头,吻了吻他,她的眼泪沾湿了他的两颊。

    “那么一切都定妥了!我真高兴。爱她吧。我真高兴……基蒂!”

    “你们解决得好快啊!”老公爵说,竭力装得毫不动情的样子;但是列文转向他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早就,而且一直希望这样呢!”公爵说,拉住列文的手,把他拉到面前来。“当这轻浮的孩子还在痴想……”

    “爸爸!”基蒂叫着,用双手捂住他的嘴。

    “哦,我不说了!”他说。“我真,真高……哦,我真是一个傻瓜呀……”

    他抱着基蒂,吻了她的脸,她的手,又吻了她的脸,在她身上画了十字。

    当列文看到基蒂多么长久而温柔地吻着她父亲的肌肉丰满的手的时候,列文突然对于这位以前他不很深知的老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意。

    十六

    公爵夫人坐在安乐椅里,默默地微笑着;公爵坐在她旁边。基蒂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仍旧拉着他的手。大家都沉默着。

    最先开口说出一切事情,把一切思想感情转化为实际问题的是公爵夫人。最初一瞬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感到有点异样和苦痛。

    “什么时候呢?我们还得举行订婚礼,发请帖啦。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呢?你想怎样,亚历山大?”

    “你问他呀,”老公爵说,指前列文。“他才是这事情的主要人物哩。”

    “什么时候?”列文涨红了脸说。“明天。要是您问我的话,我就要说,今天订婚,明天举行婚礼。”

    “哦,得啦,moncher,瞎说!”

    “那么,就再过一个礼拜吧。”

    “他简直疯了呢。”

    “不,为什么呢?”

    “唉呀,真是!”母亲看到他这么急,快活地微笑着说。

    “嫁妆怎么办呢?”

    “难道还要嫁妆这些吗?”列文恐怖地想。“但是,难道嫁妆、订婚礼和所有这些能损坏我的幸福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损坏它!”他瞥了基蒂一眼,注意到她一点也没有因为考虑到嫁妆弄得心烦意乱。“那么这是必要的,”他想。

    “啊,您看,我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只是说出了我的愿望罢了,”他道歉说。

    “那么我们慢慢地商量吧。至于举行订婚礼,发请帖,现在就可以着手办了。就这样吧。”

    公爵夫人起身走到她丈夫面前,吻了吻他,就要走开,但是他留住了她,拥抱她,而且,像一个年轻的情人一样,温柔地,含着微笑,吻了她好几次。两位老人显然一时间糊涂了,简直弄不明白是他们又恋爱了呢,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等公爵和公爵夫人到了,列文走到他的未婚妻面前,拉住她的手。他现在已经控制住自己了,可以说话了,他有许多话要告诉她。但是他说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话。

    “我多么清楚会这样啊!我从来不敢这样希望;可是在我心里我却总是深信不疑的,”他说。“我相信这是命定了的。”

    “我也是呢!”她说。“就是在……”她停了停,又继续说下去;用她那诚实的眼睛毅然决然地望着他。“就是在我赶走我的幸福的时候。我始终只爱你,但是我被迷惑住了。我应当说一声……你能够忘怀这事吗?”

    “说不定这样倒更好呢。我有好多地方也应该要你饶恕。我应当告诉你……”

    这是他决心要告诉她的事情之一。他一开头就决定了要告诉她两件事情——他没有她那样纯洁,他不是信教的人。这是很苦恼的,但是他觉得他应当告诉她这两件事情。

    “不,现在不要说,以后吧!”他说。

    “好的,以后吧,但是你一定得告诉我。我什么事都不怕。我要知道所有的事。现在一切都定了。”

    他补充说:“定了,无论我是怎样一个人,你都要我吗——你都不会抛弃我吗?是不是?”
    “是,是。”

    他们的谈话被madcmoise llelinon打断了,她带着一种虚假的、但是温柔的微笑走来祝贺她心爱的学生。她还没有走,仆人们就来道贺。接着,亲戚们到来了,于是那种幸福的骚乱状态开始了,列文直到结婚后第二天才摆脱这种状态。列文一直感觉得困窘和无聊,但是他的幸福的强度却不住地增长。他不断地感觉到人家期望他的事情很多——是些什么,他不知道;他做了人家叫他做的一切,而这一切都给了他快乐。他曾经想过他的订婚会与众不同,普通的订婚条件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但是结果他所做的与别人完全一样,而他的幸福却只因此增长着,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今天我们要吃糖果呢,”m-llelinon说,于是列文就坐车去买糖果了。

    “哦,我真高兴得很,”斯维亚日斯基说。“我劝你到福明花店去买些花束来。”

    “啊,需要这个吗?”于是他就坐车到福明花店去了。

    他哥哥对他说,他该借点钱,因为他会有许多花销,还得买礼品送人……

    “啊,需要礼品吗?”说着他飞驰到佛尔德珠宝店去了。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佛尔德珠宝店,他都看出来,大家都在期待他,都高兴见到他,而且都庆贺他的幸福,正如这几天来同他有过接触的所有的人一样。奇怪的是不但大家都喜欢他,就连以前惹人反感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人也都称赞起他来了,什么事情都让着他,细致而慎重地对待他的感情,而且同意他的这个信念:由于他的未婚妻是十全十美的缘故,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基蒂也有同样的感觉。当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冒昧地暗示她期望更好的配偶的时候,基蒂是这样生气,这样断然地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以致诺得斯顿伯爵夫人也只好承认,而且在基蒂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就总是带着欢喜叹赏的微笑了。

    他所应允的自白在当时是一个痛苦的插曲。他和老公爵商量过,得到了他的允许,就把记载了苦恼着他的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基蒂。他当初记这个日记原来是打算给他未来的未婚妻看的。两件事情使他苦恼:他失去了纯贞,他没有信仰。你的无信仰的自白不置可否地通过去了。她是有宗教信仰的,从来不曾怀疑过宗教的真理,但是他的外表上的无信仰一点也没有触犯她。通过爱情,她了解了他整个的心,在他的心底她看出了她所渴望的东西,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要叫做无信仰,这在她是并不介意的。另一个自白却使她伤心地哭了。

    列文,并非没有经过内心的斗争,才把他的日记交给了她。他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不能够有、而且也不应该有秘密,所以他决定了应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考虑过这会在她身上发生什么影响,他没有替她设身处地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在去戏院之前来到他们家里,走进她的房里,看到她那给泪水浸湿的、惹人怜爱的面孔因为他所造成的,再也无法挽救的痛苦而苦恼着的时候,他这才感到了把他的可羞的过去和她的鸽子般的纯洁隔开的那个深渊,他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惶恐了。

    “拿开,拿开这些可怕的本子吧!”她说,推开摆在她面前桌上的日记本。“您为什么把它们给我呢?……不,这样到底好些,”她可怜他的绝望的脸色,这样补充说。“但是这真可怕,可怕啊!”他垂下头,沉默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您不能饶恕我吗?”他低低地说。

    “是的,我饶恕了您;但是这真可怕啊!”

    但是,他的幸福是这样巨大,这种自白并没有破坏它,只是给它添加了一种新的色调。她饶恕了他;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越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了,在道德上越加屈服于她,而且越加珍视他那不配享有的幸福了。

    十七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到他的寂寞的房间,不禁回忆着宴间和宴后的谈话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到饶恕的那番话,只是唤起了他恼怒的心情。基督教的训诫是否适用于他的情况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而且这个问题早就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否定了。在所有的话里,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的是愚笨的、温厚的图罗夫岑的这句话:他的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要求他决斗,把他打死了。大家显然都有同感,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

    “但是事情已成定局,想也无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于是除了眼前的旅行和他的调查工作以外,再也不想别的什么,他走进他的房间,问那送他进来的守门人他的仆人到哪里去了;守门人回答说仆人刚刚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拿茶来,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旅行路程。

    “两封电报,”返回来的仆人说。“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接过电报,拆开来。第一个电报是通知已任命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位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扔下电报,微微涨红了脸,立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QuosvultperderedementatB拉丁语:凡上帝要毁灭者,先使其疯狂,”他说,Quos就是指那些对于这个任命应负责任的人。他倒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显然被人忽略了而懊恼,而是因为那个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斯特列莫夫是比谁都不胜任这个职务,这点他们竟没有看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到由于这个任命他们毁了他们自己,损害了他们的Prestige法语,威望啊!

    “又是这一类事情吧,”他痛心地自言自语,一面拆第二封电报。这电报是他妻子打来的。用蓝铅笔写的她的名字“安娜”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得到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他阅读着。他轻蔑地笑了笑,扔下了电报。他开头想,这无疑是诡计和欺骗。

    “她什么欺骗的事都做得出来呢。她快要生产了。也许是难产吧。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要使生下的孩子成为合法的,损害我的名誉,阻碍离婚吗?”他想。“但是电报里面有这样的字句:我快要死了……”他又读了电报,突然电报里的字句的明明白白的意义打动他了。“假如是真的呢?”他自言自语。“假如真的,她在痛苦和临死的时候诚心地忏悔了,而我,却把这当作诡计,拒绝回去?这不但是残酷,每个人都会责备我,而且在我这方面讲也是愚蠢的。”

    “彼得,叫一辆马车。我要回彼得堡去,”他对仆人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定回彼得堡去看妻子。要是她的病是假的,他就不说一句话,又走开。要是她真是病危,希望临死之前见他一面,那么如果他能够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赶到的话,他就饶恕了她;如果他到得太迟了,他就参加她的葬仪。

    一路上他没有再去想他应该做的事。

    带着在火车上的一夜所引起的疲劳和不清洁的感觉,在彼得堡的朝雾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车驰过空寂的涅瓦大街,他直瞪着前方,不去想那等待着他的事情。他不能够想这个,因为一想像到将要发生的事,他就不能够从脑中驱除掉这个念头:她的死会立刻解决他的困难处境。面包店、还关着门的商店、夜里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人,一一在他眼前闪过,他注视着这一切,竭力使自己不去想等待着他的事情,不去想那他不敢希望,却又在希望的事情。他乘车驰近台阶。一部雪橇和一辆马车停在门口。马车夫在座位上睡着了。走进门口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从脑子的深远角落里掏出了决心,核对了一下。那决心就是:“假如是假的,那么就一言不发地予以蔑视,一走了之。

    假如是真的,就做到恰如其分。”

    看门人不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按铃就把门开开了。看门人彼得罗夫,另一个名字叫卡皮托内奇,穿着旧外套,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看上去很奇怪的样子。

    “太太怎样了?”

    “昨天平安地生产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突然站住了,变了颜色。他这才清楚地领会到他曾多么强烈地渴望她死掉。

    “她好吗?”

    柯尔尼系着早晨用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坏呢,”他回答。“昨天举行过一次医生会诊,这时医生也在。”

    “把行李拿进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听说还有死的希望,就感到稍稍安心了,他走进了门厅。

    在衣架上,挂着一件军人的外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了,问:

    “什么人在这儿?”聊斋志异白话文

    “医生、接生妇和弗龙斯基伯爵。”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里面的房间。

    客厅里没有一个人;听到他的脚步声,接生妇戴着有淡紫色丝带的帽子从她的书房里走出来。

    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由于死的迫近而不拘礼节了,一把抓住他的手,拉着他向寝室走去。

    “谢谢上帝,您回来了!她不住地说着您,除了您再也不说别的话了,”她说。

    “快拿冰来,”医生的命令的声音从寝室里传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她的卧房。

    弗龙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掩着脸,在哭泣。

    他听到医生的声音就跳起来,把手从脸上放下,看见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见到她的丈夫他很窘,又坐下去,把头缩进肩膊中间去,好像要隐没的样子;但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立起身来,说:“她快要死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凭您的处置,只是请让我在这里……不过,我听凭您处置。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弗龙斯基的眼泪,感到了每当他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心头就涌现的慌乱情绪袭上心来,于是把脸避开,他急急地向门口走去,没有听完他的话。从寝室里传来安娜在说什么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好似很快活,很有精神,带着异常清晰的声调。阿列克榭·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寝室,走到床边。她躺在那里,脸朝着他。她的两颊泛着红晕,眼睛闪耀着,她那从睡衣袖口里伸出来的小小的白皙的手在抚弄着绒被的边角,扭绞着它。看上去好像她不但健康,容光焕发,而且处在最快乐的心境中。她迅速地、响亮地以异常准确的发音和充满感情的语气说着。

    “因为阿列克谢——我是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两人都叫阿列克谢,多么奇怪而又可怕的命运,不是吗?)——阿列克谢不会拒绝我的。我会忘记,他也会饶恕我……可是他为什么不来呢?他真是个好人啊,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呢。噢,我的上帝,多苦恼呀!给我点水喝吧,快点!啊,这对于她,对于我的小女孩可有害呢!啊,那么也好,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这样倒也好。

    他要来了,看见她会不舒服哩。把她抱走吧。”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来了。他在这里!”接生妇说,竭力引她注意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啊,真是瞎说!”安娜继续说,没有看到她丈夫。“不,把她给我吧,把我的小女孩给我吧!他还没有来呢。您说他不会饶恕我,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也很困难呢。他的眼睛,我应该知道——谢廖沙的眼睛就和他的一模一样——我就是为了这缘故不敢看它们呢。谢廖沙吃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会忘掉他。他不会忘掉。谢廖沙得搬到拐角的房间里去,要Marictte和他一道睡。”

    突然她畏缩了,静默了,她恐怖地把手举到脸上,就像在等待什么打击而在自卫似的。她看到了她的丈夫。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列克谢,到这里来吧。我要赶快,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发烧,我又会糊涂了。现在我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皱着眉头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拉住她的手,竭力想说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他的下唇颤动着,但是他还是拼命克制他的激动情绪,只是不时地瞥她一眼。而每当他瞥视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她的眼神带着他从来不曾见过的那样温柔而热烈的情感望着他。

    “等一等,你不知道哩……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好像要集中思想似的。“是的,”她开口说,“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不要认为我很奇怪吧。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心中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却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会死掉,你问他吧。就是现在我也感觉着——看这里,我的脚上、手上、指头上的重压。我的指头——看它们多么大啊!但是一切都快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我坏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经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者——她叫什么名字?她还要坏呢。我要到罗马去,在那里有荒野,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任何人了,只是我要带了谢廖沙和小女孩去……不,你不会饶恕了!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了!不,不,走开吧,你太好了!”她把他的手握在一只滚烫的手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情绪的混乱越来越增长,现在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已不再和它斗争了。他突然感觉到他所认为的情绪混乱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那忽然给予了一种他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新的幸福。他没有想他一生想要恪守的、教他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他跪下把头伏在她的臂弯里(隔着上衣,她的胳膊像火一样烫人),像小孩一样呜咽起来。她搂住他的光秃的头,更挨近他,带着夸耀的神情抬起她的眼睛。

    “那是他,我知道!那么饶恕了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开?……啊,把我身上的这些皮外套拿开吧!”

    医生移开了她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单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卧着,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前面。

    “记住一件事,我要的只是饶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为什么不来?”她转脸向着门口,朝着弗龙斯基说。“来呀,来呀!把你的手给他吧。”

    弗龙斯基走到床边,看到安娜,又用手掩住脸。

    “露出脸来,望望他!他是一个圣人,”她说。“啊,露出脸来,露出脸来呀!”她生气地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他的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弗龙斯基的手,把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拉开,那脸因为痛苦和羞耻的表情显得十分可怕。

    “把你的手给他吧。饶恕他吧。”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手伸给他,忍不住流出眼泪。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拉拉直吧。哦,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呀,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壁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完结呢?给我点吗啡吧。医生,给我点吗啡吧!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

    主任医生和他的同事都说这是产褥热,这种病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救的。整天发烧、说胡活,昏迷。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了知觉,几乎连脉搏也停止了。随时都会死亡。

    弗龙斯基回家去了,但是早晨又来探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前厅迎接他,说:“请留在这里吧,她也许会问到您的,”于是亲自领他走进妻子的卧室。

    到早上,她又兴奋和激动起来,思想积言语滔滔如流,末后又神志昏迷了。到第三天又是一样,医生说还有希望。那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弗龙斯基坐着的卧室,关上门,面对着他坐下。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弗龙斯基感到快要表明态度了,这样说,“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什么都不明白。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但是相信我,在我是更痛苦。”

    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拉住他的手,说:

    “我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表明我的感情,那种指导过我、而且还要指导我的感情,这样您就不至于误解我了。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我不瞒您说,在开始的时候,我踌躇,我痛苦;我自己承认我起过报复您和她的愿望。当我接到电报的时候,我抱着同样的心情回到这里来,我还要说一句,我渴望她死去。但是……”他停了停,考虑要不要向他表白他的感情。“但是我看见她,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义务。我完全饶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我只祈求上帝不要夺去我的这种饶恕的幸福!”眼泪含在他的眼睛里,那明朗的、平静的神色感动了弗龙斯基。“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使我遭到世人的耻笑,但是我不抛弃她,而且我不说一句责备您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的义务是清楚规定了的:我应当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这样。假如她要见您,我就通知您,但是现在我想您还是走开的好。”

    他站起身来,呜咽打断了他的话。弗龙斯基也立起身来,弯着身子、没有把腰挺直,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感情,但是他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像具有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情感。

    十八

    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谈话以后,弗龙斯基就走上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了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应当步行还是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被剥夺了涤净他的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像从他一直那么自负和轻快地走过来的轨道上被抛出来了。他一切的生活习惯和规则,以前看来是那么确定的,突然显得虚妄和不适用了。受了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显得很可怜的人,是他的幸福的一个偶然的而且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突然被她亲自召来,抬到令人膜拜的高峰,在那高峰上,那丈夫显得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倒是善良、正直和伟大的。弗龙斯基不由得不这样感觉。他们扮演的角色突然间互相调换了。弗龙斯基感到了他的崇高和自己的卑劣,他的正直和自己的不正直。他感觉到那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宽大的,而他在自己搞的欺骗中却显得卑劣和渺小。但是他在这个受到他无理地蔑视的人面前所感到的自己的卑屈只不过形成了他的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现在感到悲痛难言的是,近来他觉得渐渐冷下去了的他对安娜的热情,在他知道他永远失去了她的现在,竟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了,他在她病中完全认清了她,了解了她的心,而且感觉得好像他以前从来不曾爱过她似的。现在,当他开始了解她,而且恰如其分地爱她的时候,他却在她面前受了屈辱,永远失去了她,只是在她心中留下了可耻的记忆。最可怕的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的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那可笑的可耻的态度。他站在卡列宁家的门口台阶上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要叫一辆马车吗,老爷?”看门人问。

    “好的,马车。”

    过了三个不眠之夜以后回到家里,弗龙斯基没有脱衣服就伏到沙发上,合拢两手,把头枕在手上。他的头昏昏沉沉。想像、记忆和奇奇怪怪的念头异常迅速和明晰地一个接着一个浮上心头:时而是他给病人倒的、溢出汤匙的药水,时而是接生妇的白皙的手,时而是跪在床边地上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古怪的姿势。

    “睡吧!忘却吧!”他那么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就像一个健康的人疲倦了要睡马上就可以睡着似的。的确,在一瞬间,他的头感到昏昏沉沉,而他就开始沉入忘却的深渊了。无意识境界的波浪开始淹没他的脑海,而突然间,好像一阵强烈的电击通过了他的全身。他颤抖得这样厉害,以致他整个身子从沙发的弹簧上弹跳起来,撑住两手,惊惶地跪起来。他的眼睛大睁着,好像他完全没有睡似的。他刚才感到的头脑沉重和四肢无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

    “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他仿佛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看见他站在面前,而且看见安娜的涨红了的脸和那含着爱怜和柔情不望着他却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闪烁的眼睛;他又仿佛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的手从他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自己那愚蠢而可笑的姿态。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猛然扑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睡吧!睡吧!”他对自己重复说。但是他的眼睛虽然闭上了,他却更鲜明地看见了如他在赛马之前那个难忘的晚上看到的安娜的面孔。

    “这一切都完了,再也不会有了,她要把这从她的记忆里抹去了。但是我没有它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够和好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和好呢?”他大声地说,无意识地继续重复着这些话。这种重复阻止了拥塞在他脑子中的新的形象和记忆出现。但是这些重复的话却并没有长久地制止住他的想像力的活动。他的最幸福的时刻,接着是他现在的屈辱,又一幕接着一幕地,飞快地在他心头闪过去。“拿开他的手,”安娜的声音说。他移开了手,感到自己脸上的羞愧和愚蠢的表情。

    他依旧躺着,极力想要入睡,虽然他感到毫无睡着的希望,而且尽在低低地重复说着由于思绪纷乱偶然说出的言语,竭力想以此来制止新的形象的涌现。他静听着,听到异样的疯狂的低声重复着说:“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我没有珍视它,没有享受它。”

    “怎么回事呢?我发疯了吗?”他自言自语。“也许是。人们到底是为什么发疯?人们是为什么自杀的呢?”他自问自答了,于是张开眼睛,他惊异地看到摆在他头旁边的他的嫂嫂瓦里娅手制的绣花靠垫。他触了触靠垫的缨络,极力去想瓦里娅,去想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是去想任何不相干的事都是痛苦的。“不,我非睡不行!”他把靠垫移上来,把头紧偎着它,但是要使眼睛闭上是得费点气力的。他跳起来,又坐下去。“我一切都完了,”他自言自语。“我该想想怎样办好。我还有什么呢?”他的思想迅速地回顾了一遍与他对安娜的爱情无关的生活。

    “功名心?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社交界?宫廷?”他得不到着落。这一切在以前是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了,他从沙发上站立起来,脱下上衣,解开皮带,为的是呼吸得舒畅些,露出了他的长满汗毛的胸脯,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他重复说,“人们就是这样自杀的……

    为了不受屈辱,”他慢慢地补充说。

    他走到门口,关上门,然后眼光凝然不动,咬紧牙关,他走到桌旁拿起手枪,检查了一下,上了子弹,就沉入深思了。有两分钟光景,他垂着头,脸上带着苦苦思索的表情,手里拿了手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在沉思。“当然,”他对自己说,好像一种合乎逻辑的、连续的、明确的推理使他得出了确切无疑的结论,实际上这个他所确信的“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他在最后一个钟头内已兜了几十个来回的想像和回忆的圈子的结果。无非是在回忆永远失去了的幸福,无非是想到生活前途毫无意义,无非是感到自己遭受的屈辱。就连这些想像和感情的顺序也都是同样的。

    “当然,”他第三次又回到那使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轨道上的时候,这样重复说,于是把手枪对着他的胸膛的左侧,用整个的手使劲握住它,好像把手攥紧似的,他扳了枪机。他没有听到枪声,但是他胸部受的猛烈打击把他打倒了。他想要抓住桌子边,丢掉手枪,他摇晃了一下,坐在地板上,吃惊地向周围打量。他从地板上仰望着桌子的弯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认不出自己的房间来了。他的仆人走过客厅的迅速的咯咯响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努力思索,这才觉察出他是在地板上;看到虎皮毯子和他的手臂上的血,他才知道他开枪自杀了。

    “真笨!没有打中!”他一面说,一面摸索手枪。手枪就在他身旁,但是他却往远处搜索。还在摸索着,他的身体向相反的方向探过去,没有足够的气力保持平衡,他倒下了,血流了出来。

    那个常向相识的人们抱怨自己神经很脆弱的、优雅的、留着颊髭的仆人,看到主人躺在地板上是这样地惊惶失措,他抛下还在流血的主人,就跑去求救去了。一点钟以后,他的嫂嫂瓦里娅来了,靠着她从各方面请来的、而且同时到达的三个医生的帮助,她把受伤的人抬上了床,自己留在那里看护他。

    十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这事上所犯的错误——当他准备会见妻子的时候,他忽视了她的悔悟也许是真诚的,他也许会饶恕她而她也许不会死的那种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他从莫斯科回来过了两个月,就完完全全地向他显示出来了。但是他所造成的这个错误,不只是由于他忽视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也是由于直到他和濒死的妻子会见那一天,他都不了解自己的心。在他的生病的妻子的床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屈从于一种怜悯之情,这种怜悯之情经常是由于别人的痛苦在他心中引起的,以前他一直羞于有这种感情,把它看成有害的缺点。对于她的怜悯,后悔他曾渴望她死去的心情,而最要紧的是饶恕的快乐,不但立刻使他感到他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感到他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一种精神上的平静。他突然感到成为他的苦恼的泉源的东西,同时也变成他的精神上的快乐的泉源了;而在他非难、责备和憎恨的时候看来是难于解决的事情,在他饶恕和爱的时候,就变成简单明了了。

    他饶恕了他的妻子,为了她的痛苦和悔悟而怜悯她。他饶恕了弗龙斯基,而且很可怜他,特别是在他听到他的绝望行动的传闻以后。他也比以前更加爱惜他的儿子了,他现在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但是对于新生的小女孩,他感到的不只是怜爱,而且还怀着一种十分特别的慈爱感情。开始只是由于同情心,他对于这个柔弱的婴儿,这个不是他的孩子的婴儿发生了兴趣,这婴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丢弃不顾,要不是他关心她的话一定会死掉;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他是多么疼爱她。他每天到育儿室去好几次,而且在那里坐很久,使得那些最初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在他面前都十分习惯了。有时他会在那里连续坐半个钟头,默默地凝视着这睡着的婴孩的橙红色的、长着绒毛的、带有皱纹的小脸,望着她那皱起的额头的动作,那捏着拳头,揉擦着小眼和鼻梁的胖胖的小手。在这种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怀着一种内心十分平静和谐的感觉,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清楚地看出来不管这种处境在他看来是多么自然,都不允许他长此下去。他感到除了控制住他的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左右着他生活的另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甚或更强有力的野蛮力量,而这种力量不给予他他所渴望的那种谦卑的平静。他感到大家都带着疑问的惊异神情望着他,不理解他,而且人们对他还期待着什么。特别是他感到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当由于死亡临近在她心中引起的柔和心情消失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注意到安娜害怕他,和他在一道感到不安,而且不能够正视他。她好像很想对他说什么话,但又打不定主意;而且好像预感到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她对他期待着什么。

    二月末尾,安娜新生的女儿,也名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早晨到了育儿室,吩咐去请医生以后,就到部里去了。办完了公事,他三点多钟回到家。走到门厅,他看到一个穿着镶金边的制服,戴着熊皮小帽的漂亮的男仆,手里拿着一件雪白的毛皮大衣。

    “什么人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问。

    “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来了,”男仆回答,而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他好像笑了。

    在这整个困难的期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注意到在社交界他所相识的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他和他妻子都表现得特别关心。他看到所有这些相识的人都煞费苦心地掩饰着他们所感到的幸灾乐祸的喜悦,这就是他在律师的眼里和刚才在这个男仆的眼里所觉察出的那种喜悦。大家都好像喜气洋洋,就像他们刚刚举行过婚礼一样。当他们碰到他的时候,他们带着隐藏不住的快乐询问他妻子的健康。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到来,由于和她有联系的一些回忆,同时也因为不欢喜她,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来是不愉快的,于是他就一直走到育儿室去了。在第一间育儿室,谢廖沙趴在桌上,两腿搁在椅子上,正在愉快地闲扯着,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在安娜病中代替了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坐在这孩子旁边,正在织一条披肩。她慌忙站了起来,行了礼,拉了拉谢廖沙。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抚了抚他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问候他妻子的话,并且问医生关于baby[英语:婴儿]说了些什么。

    “医生说不要紧,他吩咐给她洗洗澡,大人。”

    “可是她还难受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到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这样说。

    “我想这是奶妈不行,大人,”英国女人断然地说。

    “您为什么这样想?”他问,突然站住了。

    “这正像保罗公爵夫人家一样,大人。他们给婴儿吃药,后来才知道婴儿不过是饿了:奶妈没有奶,大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了一下,站了一会之后,他走进隔壁房间。婴儿仰着头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吮吸伸给她的丰满的Rx房;而且虽然奶妈和俯向她的另外一个保姆同时在哄她,她还是不停地哭。

    “还没有好一点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她很不安静哩,”保姆低声地回答。

    “爱德华小姐说,恐怕奶妈没有奶,”他说。

    “我也这样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那么您为什么不说呢?”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还病着……”保姆不满地说。

    保姆是家里的老佣人。在她的简单的话语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好像含着对他的处境的暗示。

    婴儿哭得比以前更大声了,她挣扎着,呜咽着。保姆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走到她那里,从奶妈的怀里把她接过来,开始来回走着,摇着她。

    “该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穿得很漂亮、样子很健康的奶妈,想别要解雇她很吃惊,暗自嘟哝了句什么,掩上她的丰满的胸脯,因为人家对她的乳量表示怀疑,她轻蔑地微微一笑。在这微笑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看到了对他的处境的嘲笑。

    “可怜的孩子!”保姆哄着婴儿说,仍旧抱着她来回地踱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带着沮丧和苦恼的脸色,望着踱来踱去的保姆。

    孩子终于停止哭泣,给放在一张深陷进去的小床里,保姆摩平了小枕头,就离开了她,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起身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近婴儿身旁。他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依然带着沮丧的脸色凝视着婴儿;但是突然一丝牵动了他的头发和额上皮肤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于是他又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他在餐室里按了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恼怒妻子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怀着这种恼怒的心情,他不愿意到她那里去,他也不愿意去见贝特西公爵夫人,但是他的妻子也许会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像平常一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勉强着自己向卧室走去。当他踏看柔软的地毯走到门边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不愿意听见的谈话。

    “如果不是他要走的话,我可以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但是您的丈夫应当不过问这些事,”贝特西说。

    “这倒不是为了我的丈夫;是我自己不愿意这样。不要说了吧!”安娜的兴奋的声音回答。

    “是的,但是您不能不愿意向一个为了您曾经自杀的男子告别……”

    “这就正是我不愿意的理由。”

    带着一种惊惶和负疚的表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住了,本想悄悄地退回去;但是一想到这会有损尊严,他又转回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声音静下来了,他走了进去。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的圆圆的头上留着剪短了又长起来的、像浓密的毛刷一般的乌黑的头发。照例,一看见她丈夫,她脸上的生气就立刻消失了;她低着头,不安地望了贝特西一眼。贝特西穿戴得非常时髦,帽子好像灯罩一样高耸在她的头顶上,身穿一件斜条的一端伸向领口,一端伸向裙子的显眼的淡灰色的衣服,坐在安娜旁边,她的高高的扁平的躯体挺得笔直,头垂着。她带着讥讽的微笑迎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

    “噢!”她好像吃惊似地说。“您在家里我真高兴。您什么地方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病了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您。我通通听说了——您是怎样焦急的。是的,您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丈夫哩!”

    她说,带着含意深长而又亲切的态度,好像她是为了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在授与他一枚宽宏大量的勋章一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鞠了鞠躬,就吻了吻他妻子的手,问她身体如何。

    “好一点,我想。”她避开他的目光说。

    “但是您的脸色好像还有点发烧的样子,”他说,着重在“发烧”这个字眼上。

    “我们话说得太多了,”贝特西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她站起来,但是安娜突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不,请等一等。我要告诉您……不,您。”她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的脖颈和前额涨得通红。“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有任何事情隐瞒您,”她说。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缩奇扳得指头哔剥作响,垂下了头。

    “贝特西刚才告诉我,弗龙斯基伯爵在动身去塔什干以前要到这里来告别。”她没有看她的丈夫,显然不管这在她是多么难堪,她都要急急地把一切说出来。“我说我不能够接待他。”

    “您说,我亲爱的,这要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贝特西纠正她的话。

    “啊,不,我不能够接待他;那有什么……”她突然停住了,询问似地瞥了瞥她的丈夫(他没有望着她)。“总之,我不愿意……”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上去,想要握住她的手。

    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急忙缩回自己的手,不让那只青筋凸起的潮湿的手来握它,但是显然拼命抑制住自己。她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十分感谢您的信赖,但是……”他说,怀着惶惑和烦恼的心情感到,他自己原来可以很容易而明快地解决的事情,他却不能够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面前讨论,在他看来,她是左右他在世人眼中的生活的,而且妨碍他献身于他的爱和饶恕的情感的那种野蛮力量的化身。他突然住了口,望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

    “哦,再见,我的亲爱的!”贝特西站起身来说。她吻了吻安娜,就走出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送她出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贝特西说,在小客厅里站住了,特别热烈地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我是局外人,但我是这样爱她,这样尊敬您,我冒昧地向您进一忠告。接待他吧。阿列克谢·弗龙斯基是个很体面的人,而且他快要到塔什干去了。”

    “谢谢您的同情和忠告,公爵夫人。但是我的妻子能不能够接见任何人的问题要由她自己决定。”

    他照例带着威严的神情扬起眉毛这样说,立刻他又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在他现在这种处境是不能够有什么威严的。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从贝特西望着他时所含的那种压制着的、恶意的、讽刺的微笑里看到了这点。

    二十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客厅里送走了贝特西,又回到妻子那里。她躺下了,但是听到他的脚步声,她急忙照她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惊惶地望着他。他看到她刚哭过。

    “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赖。”他温和地用俄语重复说了他在贝特西面前用法语说过的话,就在她的身边坐下。当他用俄语对她说话的时候,他用了俄语中“你”这个字眼,而这个“你”就使安娜怒不可遏。“对于你的决心,我非常感谢。我也认为弗龙斯基伯爵既然要走了,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不过,如果……”

    “但是我已经这样说了,为什么还要重复呢?”安娜怀着抑制不住的激怒突然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必要,”她想,“一个人要来向他爱的女人,为了她他情愿毁掉自己,而且事实上已经毁掉了他自己,而她没有他也活不下去!一个人要来向这个女人告别,没有什么必要!”她紧闭着嘴唇,垂下她的闪光的眼睛,看着他那青筋凸起的双手,那双手正在慢慢地互相揉搓着。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她稍微冷静了一点补充说。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看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说。

    “看到我的愿望和您的一致,”她急急地替他把话说完,看到他说得这样慢,而她又预先知道他要说的一切,她激怒了。

    “是的,”他承认道,“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干预最难办的家务事真是岂有此理。特别是她……”

    “说到人们议论她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安娜连忙说。

    “我知道她实在很关心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她焦灼地摩弄着她的睡衣的缨络,带着那种难堪的生理上的憎恶感望着他,为了这种感觉,她责备自己,可是她又抑制不住它。她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看见他,免得看了讨厌。

    “我刚才吩咐了去请医生,”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非常好,何必给我请医生?”

    “不,小的总哭,他们说奶妈的奶不够。”

    “为什么当我请求让我喂她奶的时候,你不准我喂?不管怎么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一个婴儿呀,他们会折磨死她呢。”她按铃吩咐把孩子抱给她。“我要求喂她奶,可是不允许我,现在又来责备我了。”

    “我没有责备……”

    “是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掉!”她呜咽起来了。“原谅我,我又激动了,我不对,”她说,抑制着自己。“但是请走开……”

    “不,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离开妻子的房间时,这样断然地自言自语。

    在世人眼中他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他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一种神秘的粗暴力量的威力——那力量违反他的精神倾向去左右他的生活,要求他遵照它的命令行事,改变他对妻子的态度,这种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地摆在他眼前。他清楚地看到,整个上流社会和他妻子都对他期望着什么,但期望的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明白。他感觉到这正在他的心中引起一种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他的全部德行的愤怒心情。他认为,为了安娜本人,最好是和弗龙斯基断绝关系;但要是大家都觉得这不可能,他甚至愿意容许这种关系重新恢复,只要他的孩子们不受到羞辱,他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他的处境。这纵然很坏,但是总比完全破裂好一些,完全破裂就会置她于绝望和羞辱的境地,使他失去他喜爱的一切。但是他感到无能为力,他预先就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他们不许他做他现在看来是那么自然而又正确的事情,却要强迫他去做那错误的,但在他们看来却是正当的事情。

    二十一

    贝特西还没有走出大厅,就在门口碰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是刚从到了一批新鲜牡蛎的叶利谢耶夫饭店来的。

    “噢!公爵夫人!多么愉快的会见啊,”他开口说。“我去拜访过您呢。”

    “片刻的会见,因为我就要走了,”贝特西说,微笑着,戴上手套。

    “等一下再戴手套,公爵夫人,让我吻吻您的手。在恢复旧习惯中,我再没有比对吻手礼更感激的了。”他吻了吻贝特西的手。“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您不配再见我呢,”贝特西微笑着回答。

    “啊,是的,我才配哩,因为我变成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了。我不仅管我自己的事,还管人家的事呢,”他带着意味深长的脸色说。

    “啊,我真高兴!”贝特西回答,立刻明白他说的是安娜。于是回到大厅,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站住。“他会折磨死她,”贝特西用含意深长的低声说。“这样可不成,不成啊……”

    “您这样想,我很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严肃、痛苦而又同情的脸色,摇了摇头说,“这就是我来彼得堡的原因。”

    “全城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她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她一天天消瘦了。他不理解,她这种女人是不能玩弄自己的感情的。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是索性让他把她带走,或者就积她离婚。这样会活活闷死她。”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奥布隆斯基叹了口气说。

    “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就是说不是专为了那事……任命我做了侍从,自然我应该来道谢。但是主要的事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哦,上帝保佑您!”贝特西说。三国演义

    把贝特西送到门廊,又一次在她的手套上面,在那脉跳的地方吻了吻她的手,向她喃喃地说了一些使她笑也不是,恼也不好的不成体统的话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走到了他妹妹那里。他看见她在流泪。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虽然刚才还很兴高采烈,但是立刻而且十分自然地陷入了一种和她的心境相一致的、同情的、伤感的心境。他问她身体怎样,今天早晨她过得怎样。

    “非常,非常难受。今天和今早和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日子,”她说。

    “我想你是陷入悲观了。你应该振作起来,你应该正视人生。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但是……”

    “我曾听到人说,女人爱男人连他们的缺点也爱,”安娜突然开口说,“但是我却为了他的德行憎恨他。我不能和他一道生活。你要明白,看见他我就产生一种生理的反感,这使得我精神错乱。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和他一起生活。我怎么办呢?我一向是不幸的,我常常想一个人不能够更不幸了;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境地,我简直不能想像。你相信吗?明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了不得的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但我还是恨他。为了他的宽大,我恨他。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

    她本来想要说死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让她说完。

    “你有病而且很激动,”他说,“相信我,你未免太夸大了。

    并不见得有这样可怕。”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无论谁处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地位,对于这种绝望的事情,是决不敢微笑的(那微笑是会显得无情的),但是在他的微笑里含着这么多亲切和几乎女性一般的温柔,使得他的微笑不但不伤害人的感情,而且令人感到安慰镇定。他的柔和的、安慰的言语和微笑像杏仁油一样有缓和镇定的作用。而安娜立刻感到了这个。

    “不,斯季瓦,”她说。“我完了,完了!比完了还坏哩!我还不能够说一切都已经过去;相反的,我感到还没有过去。我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一定会断的。但是却还没有了结……

    而这结局会是很可怕的呢。”

    “不要紧,可以把弦慢慢地放松。天无绝人之路。”

    “我想了又想。唯一的……”

    他又从她的恐惧的眼色明白了她所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他不让她说完。

    “一点也不是,”他说。“听我的话。你不能够像我一样看清你自己的处境。让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吧。”他又加意小心地露出他那杏仁油一样的微笑。“我从头说起:你和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子结了婚。你没有爱情,也不懂爱情就和他结了婚。让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错误。”

    “一个可怕的错误!”安娜说。

    “但是我重复说一遍,这是木已成舟的事。后来,我们不妨说,你不幸又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子。这是不幸;但这也是一桩木已成舟的事。你丈夫知道了这事,而且饶恕了你。”他每说一句就停一停,等待她反驳;但是她没有回答。

    “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和你的丈夫一道生活下去?你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说过你忍受不了他。”

    “不,我没有这样说。我否认这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

    “是的,但是让……”

    “你不能理解。我觉得我是倒栽在一个深渊里,但是我不应该救我自己。而且我也不能够……”

    “不要紧。我们会铺上一块什么东西,把你托住。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自己不能说明你的希望、你的感情。”

    “我什么,什么也不希望……除了希望一切都完结。”

    “但是他看到了这个,知道这个。难道你以为他为此苦恼得没有你那么厉害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样有什么好处?而离婚可以解决一切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好容易说出了他的主要意思,意味深长地望着她。

    她没有说什么,不同意地摇了摇她那留着短发的头。但是从她那突然闪耀着昔日的美丽的脸上的表情看来,他看出她所以不抱这种希望,只是因为这在她看来是不能得到的幸福罢了。

    “我非常替你们难过!要是我能办妥这件事,我将会多么快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更加大胆地微笑着说。“不要说,什么都不要说!但愿上帝准许我说出我心中的感受。我要到他那里去了。”

    安娜用梦幻般的、闪耀的眼睛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像他在会议室里坐到主席座位上时那种颇为严肃的表情走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书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正在想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他妻子所谈的同样的事情。

    “我不打扰你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见他妹夫,突然感觉到一种在他是很罕有的困惑的感觉。为了掩饰这种困惑,他掏出他刚刚买来的新式开法的纸烟盒,嗅了嗅那柔皮,就从里面取出一根纸烟来。

    “不。你有什么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乐意地问。

    “是的,我要……我要……是的,我要和你谈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因为感到他所不习惯的畏怯而诧异了。

    那种畏怯感觉来得这样意外,这样不可思议,以致他简直不相信这是良心的声音在告诉他,说他打算做的事是不对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鼓起勇气,战胜了他的畏怯心情。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我妹妹的爱和我对你的深情厚意,”

    他说,涨红了脸。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站住了,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表情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打动了。

    “我想要……我要和你稍微谈一谈,我的妹妹和你相互之间的处境,”他说,还在和不习惯的畏怯斗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忧愁地苦笑了一下,望着他的内兄,没有答话,他径自走到桌旁,从桌上拿了一封未写完的信递给他的内兄。

    “我不断地考虑这件事。这就是我开始写的,因为我想写信可以说得更清楚,而且我在她面前使她恼怒,”他一面说,一面把信交给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接了信,带着疑惑的惊讶望着那双死死盯住他的暗淡无光的眼睛,于是开始读着。

    我知道您看到我在面前就感到厌恶。相信这一点,在我固然很痛苦,但是我知道事实是这样,无可奈何。我不责备您,当您在病中我看到您的时候我真心诚意下了决心忘记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帝可以做我的证人。对于我做了的事我并不懊悔,而且永远不会懊悔;我只有一个希望——您的幸福,您的灵魂的幸福——而现在我知道我没有完成这个愿望。请您自己告诉我什么可以给您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听从您的意志,信赖您的正义的感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交还了信,带着同样惊讶的表情继续望着他妹夫,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沉默对于他们两人都是这样地难堪,以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嘴唇开始神经质地抽搐起来,同时他还是默默地盯着卡列宁的面孔。

    “这就是我要对她说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掉转身去。

    “是的,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给眼泪哽塞住,答不出话来。“是的,是的,我了解你,”他终于说出来。

    “我要知道她希望的是什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我恐怕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自己的处境。她判断不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镇静下来了,说。“她被压倒了,完全被你的宽宏大量压倒了,要是她读了这封信的话,她会说不出一句话来的。她只会把她的头垂得更低。”

    “是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才好呢?怎样说明,怎样了解她的愿望呢?”

    “要是你允许我表示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为了要直截了当地指出你认为可以结束这种处境所需要的办法,关键全在你。”

    “那么,您认为非结束不可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他。“但是怎样做法呢?”他补充说,用两手在他的眼睛面前做了一个他所罕有的手势。“我看不出任何出路。”

    “任何处境都可以找到出路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站起身来,渐渐活跃起来。“有一个时候你曾经想到和她断绝……要是你现在确信你们不能使彼此幸福的话……”

    “对于幸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假使我同意一切,毫无需求。我们这种处境又有什么出路呢?”

    “要是你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的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带着他和安娜谈话时那种同样的慰藉的、杏仁油一样的柔和的微笑。他的这种善良的微笑是这样叫人心服,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弱点,被这种微笑所左右,愿意相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说的话了。

    “她决不会说出这话来,但是有一件事是可能的,有一件事也许是她所愿望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那就是,断绝关系,和一切与此有联系的回忆。依我想,在你们的处境中要紧的是确立相互间的新关系。而那种关系只有双方都自由的时候才能建立。”

    “离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厌恶的声调插嘴说。

    “是的,我想是离婚。是的,离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重复说,涨红了脸,“对于处在你们这种境地的夫妇,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最合理的办法。假使夫妇双方都感到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情是常有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只有一点需要考虑:夫妇的一方是否希望和别人结婚?如果不,那就很简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渐渐感到没有拘束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激动得眉头紧皱起来,暗自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没有答话。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来是那么简单的一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考虑了几千遍,而这一切,在他看来不但不简单,而且完全办不到。离婚——那详细的办法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觉得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自尊心和尊重宗教的信念不允许他以虚构的通奸罪控告人,尤其不允许他使他饶恕了的、他所爱的妻子被告发,受羞辱,遭受痛苦。离婚在他看来之所以不可能,还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

    假使离婚的话,他的儿子会变得怎样呢?把他交给他母亲吧,这是不行的。离了婚的母亲会有自己的不合法的家庭,而在那种家庭里面,作为继子的地位和教育无论怎样是不会好的。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呢?他知道那会是他这方面的一种报复,而他并不愿意这样。但是除此以外,最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不可能离婚的是,如果同意离婚,他就会把安娜毁了。在莫斯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所说的话:在决定离婚的时候他只想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他会无法挽救地毁了她,这句话牢记在他的心里。他现在把这句话和他对她的饶恕,和他对孩子们的热爱连在一起,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了解了这句话。同意离婚,给她自由,在他想来,就等于夺去把他和他疼爱的孩子们的生活联结起来的最后的联系——夺去她走正道的最后的支柱,使她陷入毁灭的深渊。如果她离了婚,他知道她会和弗龙斯基结合,而他们的结合会是一种非法的犯罪行为,因为按照教会的规则,这样的妻子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不能结婚的。“她会和他结合,不到一两年他就会抛弃她或是她又会和别的男子结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而我,由于同意了非法的离婚,会成为使她毁灭的罪魁祸首,”这些事他想了千百遍,他确信离婚不仅不像他的内兄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完全不可能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他一句也不相信,对于每句话,他都有无数反驳的理由;但是他听他说着,感觉着他的话正是左右着他的生活的,他不能不服从的那种强大的野蛮力量的表现。

    “问题就在于你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和她离婚。她什么也不需要,也不敢向你要求什么,她一切都听凭你的宽大。”

    “上帝,上帝呀!何苦来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记起由丈夫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离婚诉讼的一切细节,于是用和弗龙斯基做过的同样的姿势,羞愧得用两手掩着脸。

    “你很苦恼,这我完全明白。不过要是你考虑一下……”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上衣,连衬衣也给他,[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着。

    “好,好!”他尖声叫道。“我愿意蒙受耻辱,我连我的儿子也愿意放弃,但是……但是不弄到这个地步不是更好吗?可是由你办去吧……”

    说着,转过身去,使他的内兄看不见他的脸,他在窗旁的椅子上坐下。他感到悲痛,羞耻;但同悲痛和羞耻混在一道,他又为自己的谦卑的祟高精神而感到喜悦和感动。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相信我,她尊重你的宽大,”他说。“但是,显然这是上帝的意旨,”他补充说,当他这样说了的时候感到这是一句蠢话,好容易才抑制住嘲笑自己的愚蠢的微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原来想回答句什么的,但是眼泪哽得他说不出话来。

    “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幸,只好逆来顺受。我把这不幸看做木已成舟的事实,愿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她和你两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出他妹夫的房间的时候,他被感动了,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他由于成功地办妥了这件事情所感到的满意,因为他深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的话是不会反悔的。除了这种满足的心情又加上他刚想到的一个想法。当事情办妥之后,他可以问他妻子和最亲密的朋友们一个问题:“我和皇上有什么不同呢?皇上调遣军队,那对于谁都没有好处,但是我拆散婚姻,却对于三个人都有好处[文字游戏,“调遣”和“拆散”在俄语里是同一个字]。或者我和皇上之间有什么相同呢……反正,到那时我会想出更妙的来呢,”他带着微笑自言自语。

    瓦里娅没有回答他的话,弯身俯向他,带着快活的微笑望着他的脸。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发烧的模样,但是眼神是严肃的。

    二十三

    弗龙斯基的伤势虽然没有触到心脏,却很危险,有好多天他徘徊在生死之间。他第一次能够说话的时候只有他的嫂嫂瓦里娅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

    “瓦里娅!”他说,严肃地望着她,“我是偶然失手打伤了自己的。请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吧,对大家就这么说好了。要不然这太可笑了。”

    “哦,谢谢上帝!”她说。“你不痛了吗?”

    “这里还有一点点。”也指指胸口。

    “那么让我给你换绷带吧。”

    她替他换绷带的时候,他默默地,咬紧他的宽阔的颧骨,望着她。当她做完的时候,他说:

    “我没有说胡话;请设法不要让人说我是故意打伤自己的。”

    “没有人这样说。只是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偶然失手打伤自己了。”她带着询问的微笑说。

    “当然,我不会了,可是那样倒也好……”

    于是他忧郁地微笑了。

    虽然这些话和这种微笑使瓦里娅那么惊骇,但是当热度退了,他开始痊愈的时候,他感到完全摆脱了他的一部分悲愁。由于他这次的行为,他好像冲洗掉他以前所感到的羞耻和屈辱。他现在能够冷静地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他完全承认他很宽大,但是他现在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卑微。而且他又走上生活的常规了。他感到他又能够毫不羞愧地正眼看人,并且能够照他自己的习惯生活了。只是他由于永远失去了她而感到的那种濒于绝望的悔恨心情,他还是无法从心中排遣,虽然他从未停止和这种心情斗争。现在,他下定了决心,既然已经在她丈夫面前赎了罪,他就必须抛弃她,将来永远不再置身于悔悟了的她和她丈夫中间,但是他不能够从他的心里连根拔除因为失去她的爱情而感到的悔恨,他不能从记忆里抹去那些他与她享受过的幸福时刻,那些他当时并不怎样珍惜,现在却以其全部魅力萦绕在他心头的幸福时刻。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计划派他到塔什干去,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地同意了这个提议。但是出发的时间越迫近,他对于他认为义不容辞而做出的牺牲,就越感到痛苦了。

    他的伤口痊愈了,他四处奔走为塔什干之行做准备。

    “再见她一次,然后隐藏起来,去死,”他想,当他去辞行的时候,他把这意思对贝特西说了。肩负着这个使命,贝特西到了安娜那里,给他带回来否定的回答。

    “这样倒更好,”弗龙斯基听到这消息的时候这样想。“那本来是个弱点,它会毁掉我最后的力量。”

    第二天,贝特西一早就亲自到他那里来,说她从奥布隆斯基那里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同意离婚的确切消息,因此弗龙斯基可以去会安娜。

    连贝特西离开他都没有去送一送,忘记了他的一切决心,也没有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去见她,她的丈夫在哪里,弗龙斯基立刻就坐车到卡列宁家去了。他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就跑上楼,他迈着快步,几乎是跑步一样走进她的房间。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房间里是否还有别人,他就抱住她,在她的脸、她的手和她的脖颈上印满了无数的吻。

    安娜对这次会见原也做好思想准备,想好了要对他说什么话的,但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他的热情完全支配了她,她想要使他镇静,使自己镇静,但是太迟了。他的感情感染了她。她的嘴唇颤抖了,以致她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你占有了我,我是你的了,”她把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上,终于说出来了。

    “当然会这样!”他说。“只要我们活着,一定会这样。我现在明白了。”

    “这是真的,”她说,脸色越来越苍白了,抱住了他的头。

    “可是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真有些可怕呢。”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将会那样幸福。我们的爱情,如果它能够更强烈的话,正因为其中有这些可怕的成分,才会更强烈呢,”他说,抬起头来,在微笑中露出他的结实的牙齿。

    于是她不由得报以微笑——不是回答他的话,而是回答他眼神里的爱恋的情意。她拉住他的手,用它去抚摸她的冰冷的面颊和剪短了的头发。

    “你的头发剪得这样短,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呢。变得多漂亮啊。像一个男孩。可是你的脸色多苍白!”

    “是的,我衰弱极了,”她微笑着说。于是她的嘴唇又颤抖起来。

    “我们到意大利去吧,你会恢复健康的,”他说。呼啸山庄

    “难道我们真能够像夫妻一样,你我两人组成自己的家庭吗?”她说,紧盯着他的眼睛。

    “将来要不是这样,我才觉得奇怪哩!”

    “斯季瓦说,·他一切都同意了,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他·的宽大,”她说,沉思地越过弗龙斯基的脸凝视着。“我不想离婚;现在在我都一样。只是我不知道关于谢廖沙他怎样决定。”

    他怎么也理解不了在他们会见的这个时刻,她怎么还能记起并且想着她的儿子和离婚的事。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不说这个了吧,不想这个了吧,”他说,用自己的手摆弄着她的手,极力引起她注意自己;但是她还是没有望他。

    “啊,我为什么不死呢!那样倒好了!”她说,默默的眼泪流下了她的两颊;但是为了不使他伤心,她勉强地微笑了。

    拒绝去塔什干那项富有魅力而带危险性的任命,照弗龙斯基以前的见解看来,会是可耻的、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片刻也不考虑,他拒绝了这项任命,而且觉察出上级对于他这种行为很不满,他立刻辞了职。

    一个月以后,只剩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个人和他的儿子留在彼得堡自己家里,而安娜没有离婚,并且坚决拒绝了这么办,就和弗龙斯基出国去了。

    第五部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因为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奁都来不及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推延到斋戒节以后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年老的亲伯母病危,说不定就要死了,那样居丧就会把婚事更耽搁下去。因此,决定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奁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列文怎样也不能认真地回答,他是否同意这种安排,为此,她很生他的气。新郎新妇只等婚事一完就要到乡下去,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奁就不需要了,这样,这个办法就更方便了。

    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都用不着思考,也无须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会圆满的。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所做的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到国外去。他一切都同意。“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此有所增减!”他想。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蒂的时候,她不赞成,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一定的打算,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她不但不理解这种工作,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把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她不想到他们将来不会去居住的外国去,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凭着他的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问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夫妇的来临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他,“你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你就不能够结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

    这点我连想也没有想到。”

    “你真是个妙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是很不愉快的。在这种时候,处在他现在这种温柔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的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正当他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两者他都不能做。但是虽然他三番四次地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呢,他会替你把那颗病牙拔掉,你会一点也不觉得的。”

    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的青年时代和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确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感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明确的看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他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无聊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羞愧不安。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时而倾听着祈祷,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觉到他不能理解,并且不得不加以非难,于是他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思想、观察上,在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以外再也没有人了。

    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个肩胛骨在薄薄的法衣下面清楚地突出来,走来迎接他,立刻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感觉得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许碰,也不许动,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推究对方念诵的话。“她的手有多么丰富的表情啊。”他想,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的情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尽在张开又合拢,注意到她的这种动作,连她自己也笑起来了。他回忆起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细看了那玫瑰色手心里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画着十字,行着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韧动作。“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了那脉纹。‘你的手多美啊,’她说。”于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开始了,”他听着祈祷,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已经在躬身行礼了。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的丝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走过去,他走上祭坛。一会儿以后,他在那里往外张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但是他连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定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了神父。这神父是一个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和疲倦的和善的眼睛的小老头,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祈祷书。他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当他读完了的时候,他深深地弯腰行礼,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不露形影地降临了,来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父继续说,眼睛避而不望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双手。

    “我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说过就不再开口了。

    神父等待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说的,然后就闭上眼睛,迅速地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加上说,毫不间断地补充说,好像极力要不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怀疑的。”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

    “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来,他为了他一时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列文的话似乎对于神父并没有影响。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他浮上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连忙说。

    列文默不作声。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神父用那迅速的惯常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各种发光体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他说,询问般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感觉到和神父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回答了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神父带着愉快的困惑神情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说,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显得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补充说。“一位很好的小姐啊。”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父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像回答他的思想似的,神父对他说:“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这样吗?哦,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您会使您的孩子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的话,那么,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富贵荣华,您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由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启发。不是这样吗?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呢?’的时候,您如何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慈悲的上帝显示给您看了。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他说,于是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神父争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进入了人生这样一个时期,”神父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因为他不必说谎就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处境而感到一种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也并不像他起先想像的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面有一些东西应当弄清楚。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感觉得在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抱着如他在别人身上那么明显地看出而且厌恶的同样的态度,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就因此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多莉家里度过,而且高兴到极点。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的时候,他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它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吠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槛。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馆里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偶然在街上遇到被列文拉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伙伴。这次聚餐是很愉快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极了,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卡塔瓦索夫感到他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奇里科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一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于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这就是我的看法。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不计其数;可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个!引自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的话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呀!”列文说。
    “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

    “啊,不要胡扯!无论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不妨碍,可是妻子却妨碍哩。”

    “为什么?”

    “啊,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去打来吧。”

    “噢,那倒是真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从此可以向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不会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妻子不让他去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可是,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而您却没有去,毕竟很可惜,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

    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这种幻想,仿佛离开她还能够有什么乐趣,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多么快乐,你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

    “您承认您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果戈理的新郎①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①果戈理的剧本《婚事》中的人物。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

    “啊,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省去吧!有一头大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当真地,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哦,说实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什么也不觉得的,”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到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您就觉得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兴的正是失去自由。”

    “糟糕得很!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

    “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得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剩下他一个人,回忆着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的时候,列文又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吗?想到这问题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但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沉思起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的事,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开始浮上他的脑海。他嫉妒起弗龙斯基来,好像一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

    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

    他迅速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她的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安排什么,挑拣着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服。

    “噢!”她一见他就喊了一声,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又怎么!(最近几天来她差不多交替地用这两个字称呼他。)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呢!我正在理我从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式……”

    “啊!好极了!”他阴郁地说,望着使女。

    “你去吧,杜尼亚莎,我回头叫你,”基蒂说。“科斯佳,怎么回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她觉察出他的兴奋而又阴郁的异样脸色,她感到恐怖。

    “基蒂!我痛苦得很。我一个人忍受不住,”他声音里带着绝望的调子说,站在她面前,恳求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从她的深情的、忠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他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废除和挽回。”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不由得要想的……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你错了。再三想一想吧。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没有望着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总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说,“你想要翻悔……你不愿意了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了!”她叫了一声,恼怒得满脸绯红。

    但是他的脸是这样可怜,她抑制住恼怒,把衣服扔在圈手椅上,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呢?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想你不会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说着,哭出来了。双城记

    “啊!我做了什么呀?”他叫了一声,于是跪在她面前,他开始吻她的手。

    当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的时候,她看见他们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但使他确信了她爱他,而且甚至为了回答她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向他说明了她所以爱他的理由。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这在他似乎是十分明白了。当公爵夫人走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因为基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而他坚决主张那件衣服永远不要给别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给杜尼亚莎。

    “你怎么不明白呢?她的皮肤是褐色的,蓝色衣服和她不相称……我全都考虑过了呢。”

    听到他来访的原因,公爵夫人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他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头,因为梳发匠沙尔里就要来了。

    “实在说,这几天来她什么也没有吃,变得憔悴起来,而你又来说些傻话来叫她心烦,”她对他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歉疚而又羞惭,但却得到了安慰,回到了旅馆。他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穿上了礼服,正在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时间一刻都不能耽搁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的儿子,他卷了头发,又涂上发油,要拿着圣像陪伴新娘。并且,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后,还得转回来……总之,有许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考虑和料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用圣像祝福的仪式并没有产生什么良好效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滑稽的庄重姿势和他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拿着圣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含着善意的、讽刺的微笑祝福他,吻了他三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这样做了,然后急忙忙地走开,又忙着去调遣马车去了。

    “哦,我看只有这样办吧:你坐自己家里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如果愿意的话,就请他到了那里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自然,我很愿意!”

    “我们和他随后就来。你的行李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于是他吩咐库兹马把他要穿的衣服拿出来。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不顾严寒站在门口。马车川流不息地驰来,时而,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时而,脱下军帽或是黑帽的男人们,走进教堂来。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吊灯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光、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全都浸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臂,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克制而又热烈的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异样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的响声,人群里的谈话声就沉寂下来,大家都四下张望,期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对于他们的姗姗来迟并不觉得有什么关系。接着,他们就开始愈加频繁地朝门口张望,而且谈论着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接着,这种拖延简直叫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宾客们竭力装出不再去想新郎新娘,却在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总执事,好像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他的时间有多宝贵似的,不耐烦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颤动起来了。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等得厌倦了的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不断地有时差读经员有时又差执事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到小门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可真奇怪呢!”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诧异和不满。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这时基蒂早已准备停当,穿起雪白的衣裳,披上长纱,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向窗外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白等了半个多钟头。

    这时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燕尾服和背心,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望着。但是在走廊里看不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他绝望地转回来,挥着两手,向正在悠然地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了。

    “可曾有人处在像这样可怕的尴尬境地吗?”他说。

    “是的,这是有点尴尬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说。“可是别焦心,马上就会拿来的。”

    “不,怎么办啊!”列文压抑住愤怒说。“而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不成呀!”他说,望着他的揉皱了的衬衣前襟。

    “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可怎么办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那我早就该这样办的。”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一等!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马就把上衣、背心和一切必要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

    “你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把一切东西都捆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除了一套礼服以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捆起来了。从早上穿起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太远了。他们派了人去买一件衬衫。仆人回来了,到处都关了门——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就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简直不能穿。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新郎,而他却好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窥看着走廊,怀着恐怖和绝望的心情,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负疚的库兹马拿着衬衫气喘喘地跑进房里来了。

    “刚刚赶上。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三分钟以后,列文飞步跑过走廊,没有看一眼他的表,怕的是更增加他的痛苦。

    “这样无济于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从容地跟在他后面。“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我对你说。”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哪一个?”“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个吗?”“啊,看看她,可怜的,愁得不死不活的!”这就是当列文在门口迎接他的新娘,和她一道走进教堂的时候人群中发出来的议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迟延的原因告诉了他妻子,宾客们含着微笑互相私语着。列文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说最近几天来她的容颜消损了,她戴上花冠还不及平时美丽;但是列文却不这样想。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头发,和那用一种特殊的处女方式把她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和她的纤细得惊人的腰身,在他看来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看——并不是因为这些花,这纱,这巴黎买来的衣裳给她增添了无限美;而是因为,尽管她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但她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仍然是她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想逃哩,”她说,对他微微一笑。

    “我碰到的事是这样尴尬,我真不好意思说出来呢!”他脸一红说,而且他不得不扭过脸去对着正走上他面前来的谢尔盖·伊万内奇。

    “你的衬衫的事真是佳话!”谢尔盖·伊万内奇摇摇头,微笑着说。

    “是,是!”列文回答,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喂,科斯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故作惊惶的样子说。

    “现在你得决定一个重大问题。你处在现在这种心境中正可以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问我要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没有点过的蜡烛?这是相差十个卢布的事,”他补充说,抿嘴一笑。“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我怕你不同意。”

    列文知道这是戏言,但是他却笑不出来。雾都孤儿

    “哦,那么怎么样呢?没有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好,好,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我高兴得很。问题解决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可是人处在这种境地有多么呆头呆脑啊!”他对奇里科夫说,当列文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走到他的新娘那里去的时候。

    “基蒂,记住你要先踏上毡子,”①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真是一个好人!”她对列文说——

    ①俄俗,在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同站在一块小小的毡子上,照迷信的说法,谁先踏上毡子,谁将来就会占上风。

    “你不害怕吗,呃?”老伯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冷吗?你脸色很苍白。停一停,低下头来,”基蒂的姐姐利沃夫夫人说,抬起她那丰满美丽的手臂,带着微笑理了理她头上的花。

    多莉走上来,想说句什么,但却说不出来,哭了,随后又不自然地笑了。

    基蒂和列文一样,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大家。对于向她说的一切言语她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现在这种微笑在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同时助祭们穿上了法衣,神父和执事走到设在教堂入口的讲经坛去。神父转脸向列文说了句什么。列文没有听清神父所说的话。

    “拉着新娘的手,领她走上前去,”伴郎对列文说。

    列文好久领会不了人们要他做的事。他们花了很大工夫纠正他,而且几乎要不管他了——因为他不是拉错了基蒂的手,就是自己的手伸错了,——最后他才理解了:他应当不变换位置用右手去拉她的右手。最后他正确地拉住新娘的手的时候,神父走在他们前面几步,在讲经坛旁停了下来。一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衣裳的窸窣声。什么人弯下腰去,拉直新娘的裙裾。教堂里变得这样寂静,蜡烛油的滴落声都可以听到。

    老神父,戴着法冠,他的闪闪发光的银白卷发在耳后两边分开,正从他那后面系着金十字架的笨重的银色法衣下面伸出干瘦的小手,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小心地走近他,耳语了句什么,于是向列文做了个手势,又走回来。

    神父点着了两枝雕着花的蜡烛,用左手斜拿着,使得蜡烛油慢慢地滴落下来,他转过脸去对着新郎新娘。神父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头。他用疲惫和忧郁的眼光望着新郎新娘,叹了口气,从法衣下面伸出右手来,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是带着几分温柔,把交叉的手指放在基蒂的低垂着的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就拿着香炉,慢慢地从他们身边走开。

    “这难道是真的吗?”列文转过脸去望他的新娘。稍稍俯视着,他瞥见了她的侧面,从她的嘴唇和睫毛的几乎觉察不出的颤动,他知道她感觉到他的目光。她没有转过脸来,但是那齐到她的淡红色小耳朵的、高高的镶着褶边的领子,微微地颤动着。他看出来她的胸膛里压抑着叹息,那只拿着蜡烛的戴了长手套的小手颤抖着。

    因为衬衣、迟到而发生的一切纷扰,亲友们的议论,他们的不快,他的可笑处境——全都突然消失了,他的心里觉得又欢喜又害怕。

    漂亮高大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鬈曲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敏捷地走上前来,以熟练的姿势,用两指提起肩衣,在神父对面站住。

    “主啊,赐-福-我-们,”庄严的音节缓慢地接连响起来,声波使空气都震动起来。

    “感谢上帝,万世无穷,”老神父用谦卑的、唱歌般的声调回答,还在讲经坛旁翻阅着什么东西。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合唱声发出来,以洪亮和谐的声音,从窗子到圆屋顶,响彻了整个教堂。声音渐渐大起来,萦绕了一会,就慢慢地消逝了。

    照例为天赐的平安和拯救,为东正教最高会议,为皇帝而祈祷;同时也为今天缔结良缘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和叶卡捷琳娜祈祷。

    “我们祈求主赐他们以完美的爱、平安和帮助,”整个教堂似乎都散播着大辅祭的声音。

    列文听到这句话,它打动了他的心。“他们怎么觉察出来我需要的是帮助,正是帮助呢?”他想起他最近的一切恐惧和怀疑,这样想。“我知道什么呢?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在这种可怕的境况中我能够做什么呢?”他想,“是的,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当执事念完了祈祷的时候,神父手里拿着一本书转向新郎新娘:“永恒的上帝,汝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他用柔和的唱歌般的声调念着,“并命定彼等百年偕老;汝曾赐福于以撒与利百加,并依照圣约赐福于彼等之后裔;今望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引彼等走上幸福之路。汝为吾辈之主,仁爱慈善,光荣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万世无穷。”“阿门!”看不见的合唱队的声音又在空中回荡起来。

    “‘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在这句话里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和我此时此刻所感到的心情多么调和啊,”列文想。

    “她也和我的心情一样吗?”

    转过脸去望着,他遇到了她的目光。

    从那神色,他断定她所理解的也和他一样。但是这是一个误会;她差不多完全没有理解祈祷文中的语句;她实际上连听都没有听。她既听不进去,也不能够理解,有一种感情是这样深厚,充满了她的胸膛,而且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那件一个半月来一直萦绕在她心中的事情,那件在这六个星期曾经使她又欢喜又苦恼的事情终于实现而感到的欢喜。当她在阿尔巴特街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穿着褐色衣服走到他面前,默默无言地许身于他的那一天——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她心里似乎已经和过去的整个生活告别,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不可思议的生活,虽然实际上旧的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着。这六个星期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又最痛苦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她的一切欲望和希望都集中在这个她还不理解的男子身上,把她和这个男子结合起来的是一种比这个男子本身更加不可理解的感情,那种感情时而吸引她,时而又使她厌恶。而同时她却依然继续在原来的生活条件下生活着。过着旧的生活,她对她自己感到恐惧,她对自己的全部过去,对于各种东西,对于习惯,对于曾经爱过她的、仍旧爱着她的人们——对于因为她的冷淡而感到难过的母亲,对于她以前看得比全世界都宝贵的、亲切而慈爱的父亲,她对于这一切抱着那种不可克服的完全冷淡,她自己也感到恐惧。有时她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恐惧,有时她又高兴使得她产生冷淡心情的原因。除了和这个人在一起生活以外,她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但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她连明确地想一想也不可能。只有期待——对于新的未知事物怀着的恐惧和欢喜。而现在,期待、踌躇和抛弃旧生活的那种惋惜心情——都要终结,新的将要开始。由于她自己毫无经验,这种新生活不能不是可怕的;但是,不论可怕也好,不可怕也好,这已经是六个星期以前在她心中实现了的事情,现在不过是对于早已在她心中实现了的事实最后加以认可罢了。

    又转向讲经坛,神父费力地拿起基蒂的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的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上帝之仆人叶卡捷琳娜缔结良缘。”又把一枚大戒指套在基蒂的柔弱得可怜的、淡红的纤细手指上,神父又说了同样的话。

    新郎新娘好几次竭力想领会他们该做的事,而每一次都出了错,神父就小声纠正他们。最后,完成了一切应有的仪式,用戒指画了十字之后,神父又把大的戒指给了基蒂,小的给了列文;他们又困惑了,把戒指传来传去地传递了两次,还是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

    多莉、奇里科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来纠正他们。结果引起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是新郎新娘脸上的庄严的感动的表情并没有变;相反,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却显得比以前更严肃庄重,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他们低声说,他们应当各自戴上自己的戒指的时候,他嘴唇上的微笑却不由地消逝了。他觉得任何微笑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汝从太初以来创造男女,”他们交换了戒指之后神父诵读着,“汝将女人配与男子作为彼之内助,生儿育女。主乎,吾辈之上帝,汝曾依照圣约,以真实之天福,赐与汝所选拔之仆人,即吾辈之祖先,世世代代,未尝中绝,今望汝赐福于汝之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以信仰,以同心同德,以真理,以爱而使彼等永缔百年好合……”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抱着的一切关于结婚的观念,关于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梦想都只是孩子气的,而且感觉得这是一件他以前从来不了解的事,现在他更不了解了,虽则他正在亲身经历;在他的胸膛中,战栗越来越高涨了,抑制不住的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整个莫斯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举行婚礼期间,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在服饰华丽的妇人和少女,和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或是制服的男子的圈子中间,一种合乎礼仪地低声的谈话一直不断。谈话多半都是男子发起的,那时妇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结婚仪式的全部细节,那些仪式总是那么令她们心醉的。

    在最靠近新娘的小圈子里,是她的两个姐姐:多莉和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的美人利沃夫夫人。

    “玛丽为什么穿紫色衣裳?那就和在婚礼席上穿黑色一样不合适哩!”科尔孙斯基夫人说。

    “以她的脸色那是她唯一的补救办法了,”德鲁别茨基夫人回答。“我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在傍晚举行婚礼,像商人一样……”

    “这样更好哩。我也是在傍晚结婚的,”科尔孙斯基夫人回答说,于是她叹了口气,想起了那一天她有多么妩媚,她丈夫又是怎样可笑地爱着她,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两样了。

    “据说做过十次以上伴郎的人,永远不会结婚。我倒希望做一个当了十次伴郎的人,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可是这位置已经有人占据了,”西尼亚温伯爵向对他有意的美貌的恰尔斯基公爵小姐说。

    恰尔斯基公爵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正望着基蒂,想着什么时候她将和西尼亚温伯爵站在基蒂现在的位置上,到那时她将如何使他回忆起他今天的戏言。

    谢尔巴茨基对老女官尼古拉耶夫夫人说,他想要把花冠戴在基蒂的假髻上使她幸福。①——

    ①俄俗,举行结婚仪式时,伴郎把沉重的金属花冠捧在新郎新娘的头上,照迷信的说法,把花冠真的戴上去,会使他们幸福。

    “不应该戴假髻呢,”尼古拉耶夫夫人回答,她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她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娶她的话,婚礼将是最简单不过的。“我不喜欢这种铺张的排场。”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正和达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谈着话,诙谐地向她断言婚后旅行的风俗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感到有些害羞的缘故。

    “您弟弟可以夸耀了。她真是可爱极了哩。我想您有点羡慕吧。”

    “啊,这样的时代对我来说早已过去了,达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回答说,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表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和他姨妹谈论着他想出的一句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花冠得理一理,”她回答说,没有听他的话。

    “她的容颜憔悴成这样,多可惜啊!”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对利沃夫夫人说。“可是他还是配不上她的一个小指头呢,是不是?”

    “不,我倒非常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beaufrère[法语:妹夫],”利沃夫夫人回答说。“他的举止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举止大方,要不显得可笑,真不容易呢。他没有一点可笑的地方,也没有紧张不自然的地方;看得出来他很感动。”

    “我想您希望这样吧?”

    “可以这样说。她始终是很爱他的。”

    “哦,我们看看他们哪一个先踏上毡子。我给基蒂出了主意呢。”

    “这没有关系,”利沃夫夫人说,“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

    这是我们的本性。”

    “啊,我故意抢在瓦西里前头踏上毡子。你呢,多莉?”

    多莉站在她们旁边,她听着她们说,却没有回答。她深深感动了。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眶里,她一开口就不能不哭出来。她为基蒂和列文欢喜;她一面回忆自己结婚那一天,一面瞥着容光焕发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她忘记了现在的一切,只回想起自己的纯洁无瑕的初恋。她不但回忆起她自己,而且回忆起她所有的女友和知交;她想起她们一生中也曾有过这样最严肃的一天,她们也曾像基蒂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怀着爱情、希望和恐惧,舍弃过去,踏入神秘的未来。在她想起的这些新娘中间,她也想起了她亲爱的安娜,最近她听到她要离婚了。她也曾是这样纯洁,也曾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立着。而今呢?

    “这真是奇怪啊,”她自言自语。鲁滨孙漂流记

    注视着结婚仪式的一切细节的不只是新娘的姊妹、朋友和亲属;那些完全陌生的单单是走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在兴奋地观看着,屏着气息,唯恐看漏了新娘新郎的一个举动或是一丝表情对那些冷淡的男子的唠叨,忿忿地不回答,常常是不听,他们尽在说些戏谑的或是不相干的话。

    “她为什么满面泪痕?她是迫不得已才出嫁的吗?”

    “她嫁给这么好的男子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是一位公爵吧,是不是?”

    “那穿白缎子服装的是她姐姐吗?你听那执事在哇啦哇啦地说:‘妻子应当畏惧丈夫’哩。”

    “是丘多夫斯基寺院的合唱队吗?”

    “不,是西诺达尔内[俄国最古老的职业合唱队之一]的。”

    “我问过听差。他说他马上就要带她到乡下去。据说很有钱啊。所以才把她嫁给他了。”

    “不,他们这一对配得才好哩。”

    “哦,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你还争论说披肩随便披哩。你看那个穿着深褐色衣服的——听说她是一位公使夫人——她的裙子箍得多么紧……褶子往这边一搭往那边一搭的!”

    “这新娘真是一个可爱的人儿啊——就像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绵羊!不管你们怎样说,我们女人家终归是同情我们的姊妹的。”

    这些就是挤进了教堂门里的一群看热闹的女人说的话。

    当结婚仪式第一部分举行完毕的时候,一个执事把一块淡红色绸子铺在教堂当中的讲经坛前,合唱队开始熟练地唱着复杂的赞美歌,男低音和男高音交相应和;神父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那块淡红色毡子。虽然他们两人常常听到谁先踏上毡子谁就会成为一家之主的这种话,但是无论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的时候,都不可能想到这些。他们也没有听到那些大声的批评和争论,有人说是他先踏上的,又有人说是两人一同踏上去的。

    问过他们是否愿意成婚,他们是否和别人定有婚约那套例行问话,而且他们作了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回答之后,第二部分仪式就开始了。基蒂听着祈祷文,竭力想领会其中的意义,但是领会不了。夸耀和欢乐的心情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洋溢在她的心头,使她失去了注意力。

    他们祈祷着:“赐与彼等以节操与多子,使彼等儿女满膝。”他们说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妻子来,“因此之故,男子离开父母,依恋妻子,二人合为一体,”并且说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使他们多子,赐福他们,就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西玻拉一样,并且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基蒂听到这些话,这样想。“一切正该如此,”于是幸福的微笑闪烁在她的开朗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完全戴上去!”当神父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的戴着有三颗钮扣的手套的手颤抖着,把花冠高举在她头上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忠告的声音。

    “戴上吧!”她微笑着低声说。

    列文回过头望着她,被她脸上那种喜悦的光辉打动了,不觉也感染上了她的那种心情。他也像她一样感到愉快和欢喜。

    他们听见读了《使徒行传》,听见大辅祭高声朗读那篇局外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的最后的诗篇,觉得非常愉快。他们从浅浅的杯子里喝掺上水的温和的红酒,也觉得非常愉快,当神父把法衣撩开,拉住他们的手,领着他们绕过讲经坛,而男低音正歌唱着《光荣归于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更愉快了。谢尔巴茨基和里奇科夫捧着花冠,时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不知为什么也含着微笑,而且很高兴,神父一停下脚步,他们不是落在后面,就是撞到新郎新娘身上。基蒂在心内炽燃着的欢喜的火花好像传染给了教堂里所有的人。在列文看来好像神父和执事也像他一样地想笑。

    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神父诵读了最后的祈祷文,祝贺了新郎新娘。列文凝视着基蒂,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种样子,她脸上闪耀着新的幸福的光辉,显得更加妩媚了。列文很想对她说句什么话,但是不知道仪式已经完了没有。神父把他从这种困惑中解救了出来。他嘴角上挂着仁慈的微笑低低地说:

    “吻您的妻子,您吻您的丈夫,”便由他们手里接过蜡烛。傲慢与偏见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吻她的微笑的嘴唇,让她挽着他的胳臂,带着新奇的亲近的感觉,走出了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够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的惊异而羞怯的眼光相遇的时候他才相信了,因为他感到他们已经成为一体了。

    晚餐过后,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到乡下去了。

    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欧洲旅行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游历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到达意大利一个小市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些时候。

    一个漂亮的侍者领班,他那涂着发油的浓发从脖颈向两边分开,穿着燕尾服,露出肥大的白麻纱衬衣的胸口、和一串悬挂在他那圆鼓鼓的肚皮上的表链等小饰物,两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望着,正在用严厉的腔调回答一个拦住他的绅士的问题。听到门口那边上楼的脚步声,领班就回过头去,一看见住在旅馆中上等房间的俄国伯爵,他就恭恭敬敬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鞠了一躬,告诉他有一个信差来过,租借“帕拉佐”①的事已经办妥了。管理人准备签订合同了——

    ①意大利语:宫殿式住宅。

    “噢!高兴极了,”弗龙斯基说。“太太在不在家?”

    “太太出去散过步,现在已经回来了,”领班回答。

    弗龙斯基脱下宽边软帽,拿手帕揩拭了一下他的出汗的前额和头发,那头发长得盖住他的半个耳朵,朝后梳着,为的好遮住他的秃顶。向还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的那个绅士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他就要走过去。

    “这位老爷是俄国人,来访问您的,”领班说。

    怀着一种混织着懊恼和期望的心情——懊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摆不脱熟人,期望的是想找到一点什么消遣来调剂一下他的单调生活——弗龙斯基又回头望了望那个走开去又站住了的绅士,于是两人的眼睛同时闪闪发光了。

    “戈列尼谢夫!”

    “弗龙斯基!”

    这真是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代,戈列尼谢夫是属于自由派的;他以文官的资格离开学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服务过。两个朋友离开学校就各走各的路了,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弗龙斯基发现戈列尼谢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主义的活动,因此他要藐视弗龙斯基的事业和地位。所以弗龙斯基采取了他善于使用的冷淡的高傲态度对待他,那意思就是说:“您喜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都随您的便,那与我丝毫无关;但是假如您要想认识我,您就得尊重我。”而戈列尼谢夫对弗龙斯基还是抱着那种蔑视的冷淡态度。因此,这第二次会见似乎一定会使他们的隔阂加深吧。但是现在当他们彼此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喜笑颜开,欢喜地叫着。弗龙斯基决没有想到他看见戈列尼谢夫会如此高兴,但是大概他自己也不了解他觉得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他们上次会面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带着坦率的喜悦脸色,把手伸给他的老友。同样欢喜的表情代替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不安神色。

    “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呀!”弗龙斯基说,在亲切的微笑中露出他的结实的雪白牙齿。

    “我听到了弗龙斯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真是非常高兴!”

    “我们进去吧。哦,把你的近况告诉我。”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了。我在工作。”

    “噢!”弗龙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于是照着俄国人通常的习惯,不愿意仆人听见的话,不用俄语说,他开始说法语。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道旅行。我现在就是去看她,”他用法语说,注意地打量着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

    “噢!我不知道(虽然实际上他是知道的),”戈列尼谢夫毫不介意地回答。“你来这里很久了吗?”他补充说。

    “我?今天是第四天了,”弗龙斯基回答,又一次注意地打量着他朋友的面孔。

    “是的,他是一个正派人,他会用合情合理的眼光来看这事情的,”弗龙斯基理解了戈列尼谢夫脸上的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这样暗自说。“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件事的。”

    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一道在国外度过的这三个月中间,他一遇见生人,总是暗暗问自己这个生人会怎样看待他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他遇到的男子们大都有合情合理的看法。可是假如问他,问那些“合情合理地”看待这事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个看法,无论是他,无论是他们,都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

    实际上,那些在弗龙斯基看来有“合情合理的”看法的人也说不上有什么看法,而只是像有教养的人们应付那些从四面八方包围人生的各种复杂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样来应付这个;他们应付得彬彬有礼,避免暗示和不愉快的问题。他们装出这样一副神气,好像他们完全理解这种处境的意义和重要性,承认它,甚至还赞成它,但却认为把这一切表白出来是多余的和不适当的。

    弗龙斯基立刻猜到戈列尼谢夫是这一类人,因此遇见他,他是加倍地高兴。而且实际上在戈列尼谢夫引见给卡列宁夫人的时候他对她所采取的态度正合弗龙斯基的心愿。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了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话题。

    他以前不认识安娜,被她的美丽,特别是被她那种安于现状的坦率态度所感动了。当弗龙斯基引戈列尼谢夫进来的时候,她脸红了,而弥漫在她那坦白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使他非常喜欢。但是他特别高兴的是她立刻坦率地把弗龙斯基叫做阿列克谢,好像是有心这样,以免别人误会似的,并且说他们就要搬进他们刚刚租下、这里称为“帕拉佐”的房子里去。对自己处境怀着的这种安之若素的直率单纯的态度使戈列尼谢夫很喜欢。望着安娜的温和快活、而又精力旺盛的举止,而且又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弗龙斯基,戈列尼谢夫感到他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了解了她自己怎样也不能了解的东西:就是她使她丈夫陷于不幸,抛弃了他和她的儿子,丧失了自己的好名声,她怎么还能那样精力饱满、愉快和幸福。

    “旅行指南里也记载着的,”戈列尼谢夫提及弗龙斯基租下的“帕拉佐”,这样说。“那里有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晚期的杰作。”

    “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看吧,”弗龙斯基对安娜说。

    “我很高兴;我就去戴帽子。您说热吗?”她在门边站住,询问地望着弗龙斯基说,鲜艳的红晕又弥漫在她的脸上。

    弗龙斯基由她的眼光看出她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态度对待戈列尼谢夫,因此害怕她的举止不符合他的愿望。

    他长久地、温柔地望了她一眼。

    “不,不很热,”他说。

    她感觉得好像她全都了解了,尤其感觉得好像他对她很满意;于是向他微微一笑,她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了房门。

    两个朋友互相望着,两人的脸上都现出了踌躇神色,好像戈列尼谢夫——他显然很叹赏她——想要说句什么同她有关的话,可是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而弗龙斯基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做。

    “那么,”弗龙斯基说,为的是要开口谈点什么。“你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吗?你还在做那种工作吗?”他继续说,想起来他听说戈列尼谢夫在写一本什么书。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戈列尼谢夫说,听到这个问题,快活得红了脸。“那就是,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我在作准备,在搜集材料。这本书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而且几乎触及所有的问题。在俄国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于是他就开始长篇大论地、热烈地述说起他的观点。

    弗龙斯基因为连《两个原理》的第一部都不知道——作者是把那当作名著来述说的,——所以开头弄得很窘。但是后来,当戈列尼谢夫开始闸述他的见解,而弗龙斯基虽然对于《两个原理》一无所知,却能够听懂他的意思时,他就颇感兴趣地倾听着,因为戈列尼谢夫很有口才。但是弗龙斯基看见戈列尼谢夫谈他深感兴趣的题目时那种易怒的兴奋神情而感到惊骇和激怒了。他越往下说,他的眼睛越发光,他就越急于反驳假想的论敌,他的脸也就越显得激动和愤慨。回忆起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消瘦、活泼、善良而又高贵的少年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简直不理解他发怒的理由,而且他也不赞成这个。他最不高兴的是戈列尼谢夫,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竟会把自己放在和一些使他愤慨的拙劣作家同等的地位。这值得吗?弗龙斯基不高兴这个。但是,虽然如此,他感到戈列尼谢夫是不幸的,他替他难过。在他的容易激动的、相当漂亮的脸上,可以看出不幸的、几乎是精神错乱的神色,他连安娜走进来也没有注意到,还在急忙地、热烈地继续述说他的意见。

    当安娜戴着帽子,披上斗篷走进来;用她的秀丽的手迅速玩弄着她的洋伞,在他身旁站住的时候,弗龙斯基松了口气,逃脱了紧盯住他的戈列尼谢夫的悲哀的眼光,怀着新的爱意,望着他的魅人的、充满了生命和满心欢喜的伴侣。戈列尼谢夫好容易才定下神来,开头是很沮丧忧郁的,但是安娜,她这时对什么人都是亲切的,立刻以她的单纯快活的态度使他振作起精神来。试谈了几个话题之后,她把他引到绘画的题目上去,他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她就留心地倾听着。他们走到他们租下的房子那里,仔细察看了一遍。

    “有一件事我很高兴,”安娜在回去的路上对戈列尼谢夫说。“阿列克谢可以有一间绝妙的atelier[法语,画室]。你一定得使用那房间,”她用俄语对弗龙斯基说,因为她看出来戈列尼谢夫在他们的隐遁生活中会成为他们的密友,在他面前是用不着顾忌的。

    “你画画吗?”戈列尼谢夫急忙转向弗龙斯基说。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弄弄了,”弗龙斯基说,涨红了脸。

    “他很有才能哩,”安娜带着欢喜的微笑说。“自然,我不是鉴赏家。可是有眼光的鉴赏家这样说过。”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得自己是不可饶恕地幸福,并且充满了生的喜悦。关于她丈夫的不幸的回忆并没有损坏她的幸福。一方面,那回忆太可怕,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不幸给了她这么大的幸福,使她不能懊悔。关于她病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回忆:和丈夫的和解、决裂、弗龙斯基受伤的消息、他的再出现、离婚的准备、离开丈夫的家、和儿子离别,——这一切在她仿佛是一场梦,她和弗龙斯基两人一道来到国外之后,这才从梦中醒来。想起她使她丈夫遭受的不幸,就在她心里唤起了一种近似嫌恶的心情,好像一个要淹死的人甩脱了另一个抓住他的人的时候所感觉到的那样。另外那个人淹死了。自然,这是一种罪恶,但这是唯一的生路,还是不想这些可怕的事情好。

    在她和丈夫决裂以后的最初时刻,在她心里对于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现在当她回想过去的一切的时候,她也记起了那一种想法。“我使那人不幸是出于不得已的,”她想,“但是我并不想利用他的不幸。我也很痛苦,而且今后还会很痛苦;我失去了我最珍爱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错了事,所以我并不希求幸福,也不想离婚,我将为我的耻辱和离开我的儿子而受苦。”但是不管安娜多么真诚地打算受苦,她却没有受一点苦。耻辱也没有。以他们两人所富有的机智,由于在国外躲避着俄国妇人,他们从来不曾把自己置于会遭受道德上指责的境地,而且无论到哪里,他们遇见的人们总是装得好像完全理解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简直比他们自己理解得还要清楚的样子。就是和她的爱子离开,在最初的日子里,也并没有使她痛苦。小女孩——他的孩子——是这么可爱,而且因为这是留给她的唯一的孩子,所以安娜是那样疼爱她,以致她很少想她的儿子。

    由于健康恢复而逐渐增进的生的欲望是这样强烈,而且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新鲜和愉快,安娜感到不可饶恕地幸福。她越了解弗龙斯基,就越爱他。她爱他,是因为他本身和他对她的爱。完全占有他,对于她是一种不断的快乐。和他接近,在她总是很愉快的。他性格上的一切特点,她越来越熟悉了,对于她是无可言喻地珍贵。他那因为换上便服而改变的外貌,在她看来是这样富有魅力,就好像她是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在他说的、想的、做的每件事情上,她都看出一些特别高贵优雅的地方。她对他的崇拜实在使她自己都吃惊了;她怎样寻找也寻找不出他有什么不优美的地方。她不敢把她的自卑感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她觉得,如果他知道了,他也许会更快地不爱她,而她现在再也没有比失去他的爱情更害怕的了,虽然她没有理由害怕。但是她不能不感谢他对她的态度,而且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视这个。他,照她的意见看来,在政治活动方面是具有显著的才能的,在政治方面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他竟为了她而牺牲了功名心,并且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懊悔。他对她比以前更加敬爱,他处处留意使她不感到她的处境的尴尬。他,那么一个堂堂的男子,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她,实际上,凡涉及到她的地方,他就没有了自己的意志,只注意揣测她的愿望。这使她不能不感激,纵然他对她这样用心周到,他对她的那种关怀备至的气氛,有时却反而叫她痛苦。

    同时,弗龙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了,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之山上的一颗小砂粒罢了。这种实现使他看到了人们把幸福想像成欲望实现的那种永恒的错误。在他和她结合在一起,换上便服的初期,他感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由的滋味,以及恋爱自由的滋味,——他很满足,但是并不长久。他很快就觉察出有一种追求愿望的愿望——一种苦闷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不由自主地,他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幻想,把它误认做愿望和目的。一天十六个钟头总得设法度过,因为他们正在国外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离开了在彼得堡时占据了他的时间的那种社交生活的环境。至于以前游历外国时弗龙斯基曾享受过的独身生活的乐趣,现在是想都不能想了,因为仅仅一次那样的尝试就曾在安娜心里惹起了意想不到的忧郁,那也只是为了同几个独身朋友一道晚餐回来迟了。与当地的人或是俄国人交际吧,也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不明确而同样不可能。游览名胜吧,姑且不说一切名胜都已游览遍了,这对于弗龙斯基这样一个聪明的俄国人也没有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言喻的意义。

    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中觅得食物一样,弗龙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

    他从小就赋有绘画的才能,而且不知道钱如何花才好,他就开始搜集版画,所以他现在潜心去绘画,专心从事这件事,把要求满足的过剩的愿望通通集中在它上面。

    他赋有鉴赏艺术品、并且惟妙惟肖地、很有风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觉得自己具有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为了不知道选择哪一类绘画好:宗教画呢,历史画呢,写实画呢,还是风俗画,踌躇了一些时日之后,他就开始画起来。他理解各个不同的种类,而且能够从任何一类里获得灵感,但是他想像不到,也有可能对于绘画的种类一无所知,而直接从自己的内心得到灵感,不管画出来的东西是属于哪一流派。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因为他不是直接从生活本身,而是间接地从体现在艺术品中的生活中得到灵感,所以他的灵感来得非常快,非常容易,而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快,同样容易地达到了和他所要摹仿的流派极其相似的境地。

    在一切流派中,他最爱优美动人的法国派,摹仿这一派,他开始画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的肖像,这幅肖像,他和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认为非常成功。

    这古老荒芜的“帕拉佐”,它那有塑造装饰的、高高的天花板和壁画,它那镶花地板,它那挂在大窗户上的厚重的黄色窗帷,摆在托架和壁炉架上的花瓶,雕花的门和挂着图画的阴暗的客厅——这个“帕拉佐”,当他们搬进来以后,就以它那外观在弗龙斯基心中保持着一种愉快的幻想,仿佛他与其说是一个俄国的地主,一个退伍的武官,毋宁说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者,而且本人就是一个谦虚的艺术家,为了自己所爱的女人,而把世界、亲戚、功名心一齐抛弃。

    弗龙斯基搬进这幢“帕拉佐”所选的角色是完全成功的,而且,通过戈列尼谢夫的介绍,交结了几个有趣的人,他一时间静下心来。他在一个意大利绘画教授指导之下习作写生画,并且研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当时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是这样迷住了弗龙斯基,他甚至照中世纪的凤格戴起帽子,把斗篷搭在肩膊上,那风格倒也和他十分相称。

    “我们住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有一天早晨弗龙斯基对来看他的戈列尼谢夫说。“你看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说,把他早晨收到的一份俄国报纸递给他,指着上面一篇有关一个俄国画家的文章,那位画家恰巧也住在这个市镇里,刚绘完一幅早就交口称誉、而且有人预先定购了去的绘画。那篇文章指责政府和美术学院,不该把这样一个卓越的画家丢在那里而不予奖励和补助。

    “我看到了,”戈列尼谢夫回答。“当然,他不能说没有才能,但是方向完全不对头。他对于基督,对于宗教画完全抱着伊万诺夫[1806—1858,俄国画家]—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芮农[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那样的态度。”

    “那幅画是什么主题呢?”安娜问。

    “在彼拉多①面前的基督。用彻头彻尾新派的写实主义把基督描画成一个犹太人。”

    由于询问画的主题把他引到一个他所爱好的论题上,戈列尼谢夫就大发起议论来。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基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现方法。所以,假若他们所描画的不是上帝,而是革命家或圣人,那么他们尽可以从历史中去选取苏格拉底、佛兰克林、夏洛特·科尔黛②,可不能选取基督。他们所选取的正是不能用来作为美术题材的人物,这样……”——

    ①彼拉多,《圣经·新约全书》中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

    ②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暗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马拉的法国女子。

    “这个米哈伊洛夫真是这样穷吗?”弗龙斯基问,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俄国的艺术保护者,应该帮助这个画家,不管他的画是好是坏。

    “我看也不见得。他是一个卓越的肖像画家。你看见过他画的瓦西里奇科夫夫人的肖像吗?但是他好像不高兴再画肖像画了,因此大概生活很困难。我敢说……”

    “难道我们不能请他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画像吗?”

    弗龙斯基说。

    “为什么画我?”安娜说。“有了你画的那幅以后,我不再要别的画像了。倒不如给安妮(她这样叫她的小女孩)画一幅吧。她来了,”她加上说,眺望窗外正抱着小孩走进花园来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随即又回头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这漂亮的奶妈,她的头部被弗龙斯基描进了他的画里,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忧。他一边画她,一边叹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姿,安娜简直不敢向自己承认她害怕自己会嫉妒起这个奶妈来,因为这缘故,她对这女人和她的小男孩就格外地亲切和宠爱。

    弗龙斯基也望望窗外,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向戈列尼谢夫说:

    “你认识这个米哈伊洛夫吗?”

    “我见过他。可是他是一个怪物,一点教养都没有。你知道,他就是如今常常遇见的那些野蛮的现代人中的一个;你知道,就是那些dAémblée[法语:一下子]就在无信仰、否定一切、唯物主义的见解中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中的一个。从前,”戈列尼谢夫说,他没有注意到,或是不愿意注意,安娜和弗龙斯基都想再说话。“从前,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斗争和努力,才达到自由思想的领域的人;可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天生的自由思想家,对于世界上存在着道德和宗教法则,还存在着权威,甚至连听都没有听到过,而是完全在否定一切的那种观念中长成的,就是说,僚野蛮人一样长成的。他就是那种人。他仿佛是莫斯科一个宫廷仆役长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他入了美术学院,有了名声的时候,他,原来也不是蠢人,就竭力想多受一点教育。于是他趋向于在他看来是教育的源泉的东西——杂志。从前,你知道,一个想受教育的人,比方说,法国人吧,就得着手研究一切古典的东西:神学家的、悲剧作家的、历史家的、哲学家的东西,摆在他面前的一切智慧的产品。但是现在,他径直地就钻到否定主义的书籍里,很快就精通了否定主义那门学问的精华,这样他就行了。而且不仅如此——在二十年前他在这种书籍中还会找出和权威相冲突,和多少世纪来的观念相冲突的痕迹;他还会由这种冲突推论出来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存在;但是现在他立刻钻到这样一种书籍里,在那里,对于旧观念甚至不屑于讨论,却爽爽快快地说:除了évolution[法语:进化]、自然淘汰、生存竞争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如此而已。我在我的论文里……”

    “我告诉你,”早就在偷偷地和弗龙斯基交换着眼色的安娜说,她知道他对于画家的教养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有心帮助他,请他画一幅画像罢了。“我告诉您,”她说,坚决地打断了正谈得滔滔不绝的戈列尼谢夫。“我们去看看他吧!”

    戈列尼谢夫定了定神,欣然同意了。但是因为这个画家住在郊外,他们就决定雇马车。

    一个钟头后,安娜,她的旁边坐着戈列尼谢夫,弗龙斯基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驶到郊外一所漂亮的新房子面前。由走出来迎接他们的门房的妻子口中知道米哈伊洛夫是让人参观他的画室的,但是此刻他正在距离几步远的寓所里,他们就叫她把名片递给他,请求允许他们参观他的绘画。

    当弗龙斯基伯爵和戈列尼谢夫的名片递上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正在照常工作。早上他在画室里画一幅巨幅画。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发脾气,因为她没有设法把来讨账的房东太太应付过去。

    “我对你说了二十次了,叫你不要同人家多噜苏。你本来就蠢,你用意大利话噜苏的时候,你就显得三倍地蠢了!”争论了一大场之后他说。

    “那你就不要拖欠这么久,这不怪我。假使我有钱……”

    “让我安静点吧,看在上帝面上!”米哈伊洛夫尖叫着,声音里含着眼泪,于是,捂住耳朵,他走进板壁那边他的工作室去了,随手把门锁上。“蠢女人!”他自言自语,在桌旁坐下,于是,打开纸夹,立刻特别热心地画起他已经动笔的一幅画。

    他从来没有像在景况不佳的时候,尤其是和妻子吵了架的时候那么热心地而且顺利地工作过。“唉,要是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他一边想,一边工作。他在画一个盛怒的人的面容。以前画过一幅,但是他不满意。“不,那幅还好些……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回到妻子那里去,皱着眉头,不望着她,却问他的大女儿,他给她们的那张纸放到哪里去了。他抛弃了的那张绘着画的纸找着了,但是弄得很脏,沾上了蜡烛油渍。可是,他还是拿了那张画,放在自己的桌上,于是,退后两三步,眯着眼睛,他开始打量着它。突然他微笑了,快活地挥了挥胳臂。

    “对啦!对啦!”他说,立刻拿起铅笔,开始迅速地描绘起来。

    油脂的污点给予了画中人新的风姿。

    他摹绘了这种新的风姿,突然回忆起一个他曾向他买过雪茄烟的店主的面孔,一副下颚突出、精力旺盛的面孔,他就把这面孔,这下颚绘在画中人身上。他欢喜得大笑起来。那人像突然从没有生命的虚构的东西变成了活生生的,这样就不能再改动了。那人像具有了生命,轮廓分明了,显然已定型了。那画像可以按照需要略加修改,两腿可以而且必须叉开一些,左臂的位置也该改变一下;头发也不妨掠到后面去。但是在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他并没有改变整个姿势,而只是除去了遮掩住它的性格的东西。他好像是剥去了使它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的遮布。每一新的笔触只是使得整个人像显得更矫健有力,就像油脂的污点突然向他显示出来的那样。当名片递来的时候他正在细心地绘完那幅画。

    “就来!就来!”

    他走到他妻子那里。理智与情感

    “啊,萨莎,别生气了吧!”他说,畏怯而温柔地对她微笑着。“你有错,我也有错。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这样和他妻子和解以后,他就穿上缀着天鹅绒领子的橄榄绿色外套,戴上帽子,向画室走去。那幅成功的画像他已经忘记了。现在他正为这些高贵的俄国人坐着马车来访问而感到欢喜和兴奋。

    关于他那幅现在正放在画架上的画,他内心里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像这样的画从来没有人画过。他并不认为他的画比拉斐尔所有的画都好,但是他知道他在那幅画里所要表现的意境从来还没有人表现过。这点,他确切地知道,而且很早以前,从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别人的批评,不论是怎样的批评,在他眼里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使他从心底里激动。任何评语,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哪怕表示出来那些批评家只看到他在这幅画中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也好,都使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总把比他自己更高深的理解力归之于他的批评家,而且总期待从他们口里听到一些他自己没有在画中看出的东西,而且常常想像在他们的批评中真的发现这些了。

    他迈着迅速的脚步向画室的门口走去,不管他如何兴奋,安娜身上的柔和光辉却使他惊异了,她正站在门口的阴处,听着戈列尼谢夫起劲地对她说什么话,同时,她显然想转过脸来望望走拢来的画家。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他走近他们的时候,他是怎样捕捉住这个印象,吞咽下去,就像他保留那个雪茄商人的下颚一样,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客人们事先听了戈列尼谢夫议论这画家的那番话已有些失望,现在看见他的外貌就愈加感到失望了。中等身材,体格结实,步态轻捷,戴着褐色帽子,穿着橄榄绿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那时早已流行肥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相貌平常的大脸,以及那种既畏怯又想保持尊严的混合表情,由于这种种,米哈伊洛夫给人一种不快的印象。

    “请进!”他说,竭力装得不在乎的样子,于是走进门廊,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十一

    走进画室,米哈伊洛夫又打量了客人们一眼,在他的想像里记下了弗龙斯基面部的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虽然他的艺术家的感觉不停地在从事于素材的搜集工作,虽然他的作品要受到评论的时间越迫近,他就越感到兴奋,他还是很迅速,很机敏地凭着觉察不出的标志构成了对这三个人他的印象。那一个(戈列尼谢夫)是一个住在这里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不记得他的姓名,也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和他谈过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面孔,就像他记得所有他见过的面孔一样;但是他也记得那在他的记忆里是放在妄自尊大、表情贫乏那一类面孔里的。浓密的头发和开阔的前额给了那面孔一种俨然很神气的模样,那面孔只有一种表情——一种集中在狭窄的鼻梁上的、孩子般的、不安静的表情。弗龙斯基和安娜,照米哈伊洛夫的想法,一定是高贵富有的俄国人,像所有那些富有的俄国人一样,对于艺术完全不懂,但是装出艺术爱好者和鉴赏家的样子。“大概他们已经看过了一切古物,现在又要来巡视巡视新人、德国的江湖客,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傻子们的画室了,到我这里来也不过是为了看个齐全罢了,”他想。他非常清楚艺术涉猎者们,(他们越聪明越坏)的习气,他们参观现代美术家的画室,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后有资格说美术已经衰微了,并且说越看新人的作品,越觉得古代巨匠的作品依然是多么无与伦比。他期待着这一切;他在他们的脸上看出来这一点,他在他们互相交谈着、凝视人体模型和半身像、悠闲地踱着、等着他揭去画的罩布的时候,他们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中也看出这一点。但是,虽然如此,当他一幅一幅地翻开他的习作,拉起窗帷,揭去罩布的时候,他依然感到非常兴奋,特别是因为虽然他确信高贵有钱的俄国人多半都是畜生和傻子,但是他却很喜欢弗龙斯基,尤其是安娜。

    “请看这里,”他说,迈着敏捷的步子退到一旁,指着他的绘画。“这是彼拉多的告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感觉着他的嘴唇都兴奋得颤栗起来了。他退开去,站到他们背后。

    在访问者默默地凝视那幅画的几秒钟中间,米哈伊洛夫也以旁观者漠不关心的眼光凝视着它。在那几秒钟里,他预料一定会有一种最高明最公正的批评从他们的口里,就是一会儿以前他那么轻视过的那些访问者的口里,说出来。他忘却了在他绘那幅画的这三年内他对它所抱着的一切想法;他忘却了他曾经确信不疑它全部价值——他用他们那种漠不关心的、新的、冷眼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它,在它里面看不出一点好处。他看见了前景中彼拉多的忿怒的脸孔和基督的宁静的面容,背景中彼拉多的扈从的姿影和观看动静的约翰的脸。每副面孔都是经过那么多的探求,那么多的失败和修改,根据各自的特殊性格在他心中成长起来的,每副面孔都给了他那么多的苦恼和喜悦,这些面孔为了求得协调的缘故不知修改了多少回,所有浓淡明暗的色彩都是花了那么大的苦心琢磨出来的——这一切,他现在用他们的眼光总起来看,只不过是重复了千万遍的庸俗的东西。他最重视的面孔,成为画的中心的基督的面孔,在他发现它的时候曾经给了他那么大的喜悦,现在用他们的眼光看的时候就觉得毫无价值了。他看出自己的画不过是无数基督画像中的一幅绘得很出色的副本(不,连出色也谈不上——他清楚地看出来无数缺点);提香①,拉斐尔、鲁本斯②都画过基督,也画过同样的兵士和彼拉多。一切都是平凡、贫弱、陈腐、简直描绘得很拙劣——笔触无力,色彩又不调和。他们如果当着画家的面说些虚伪的客气话,而背后却怜悯他,嘲笑他,他们也是有理由的。

    这沉默(虽然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对于他可太难堪了。为了打破沉默,而且表示他并不激动,他克制着自己,对戈列尼谢夫说话了。

    “我仿佛有荣幸见过您,”他说,不安地先望望安娜,又望望弗龙斯基,为的是不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自然啦!我们在罗西家见过面,您记得吗?是在听意大利小姐——新拉薛儿③——朗诵的晚会上,”戈列尼谢夫流利地回答,毫不惋惜地从那幅画上转移视线,转向画家——

    ①提香(1477一157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绘有宗教画和肖像画。

    ②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画有以宗教为题材的画。

    ③拉薛儿(1820—1858),法国有名的悲剧女演员。

    但是注意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评论这幅画,他就说:“您的画从我上次看见以后是突飞猛进了;现在特别使我惊叹的,也像上次一样,是彼拉多的姿态。人可以那么了解这个人物:一个善良的、很不错的人,但却是一个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彻头彻尾的官僚。不过我觉得……”

    米哈伊洛夫的富于表情的脸突然开朗了,他的眼睛闪着光。他想说句什么话,但是兴奋得说不出来,只好假装咳嗽。尽管他瞧不起戈列尼谢夫对于美术的理解力,尽管他对那位官僚彼拉多的惟妙惟肖的表情所下的那句正确的评语无足轻重,那评语光说了无关轻重的地方而没有说出要点,使他很不痛快,但是米哈伊洛夫听了这种评语还是高兴极了。他自己对于彼拉多这个人物的想法,正和戈列尼谢夫所说的一样。

    这意见不过是米哈伊洛去所确信的无数的正确意见之一罢了,这点并没有在他心目中贬低戈列尼谢夫的评语的意义。他因为这评语而喜欢起戈列尼谢夫来,忧郁的心情突然变成狂喜了。立刻他的整个绘画就带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性在他面前变得栩栩如生。米哈伊洛夫又想说他就是那样了解彼拉多的,但是他的嘴唇颤抖得不听使唤了,他说不出话来。弗龙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压低声音,一方面是为了不伤害画家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大声说出愚蠢的话,那是人们在绘画展览会上谈论艺术的时候通常容易脱口而出的。米哈伊洛夫感觉到他的画也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就走上他们面前去。

    “基督的表情真叫人惊叹啊!”安娜说。在她看见的一切东西中间,她最喜欢那个表情,并且她感觉得那是画的中心,因此称赞它一定会使画家高兴。“看得出他很怜悯彼拉多。”

    这又是在他的画中,在基督的画像中可以找出的无数的正确见解之一。她说基督很怜悯彼拉多。在基督的表情中,应当有一种怜悯的表情,因为其中有爱,有天国般的平静,有从容赴死的决心,有感到空言于事无补的那种表情。既然一个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另一个是精神生活的化身,那么在彼拉多脸上有一种官僚神气,在基督脸上有怜悯的表情,是当然的了。这一切和许多别的想头在米哈伊洛夫心中闪过去;他的脸又欢喜得容光焕发了。

    “是的,那个人物画得多出色啊——多么飘逸啊!简直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戈列尼谢夫说,由这句评语,就明白地表露出他不赞成那幅肖像画的内容和构思。

    “是的,真是惊人的手笔!”弗龙斯基说。“背景上那些人物有多么突出呀!这里就有技巧,”他向戈列尼谢夫说,提到他们曾经谈过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弗龙斯基表示他没有希望获得这种技巧。

    “是的,是的,真是惊人!”戈列尼谢夫和安娜附和着。米哈伊洛夫虽然很兴奋,但是谈到技巧的话却刺痛了他的心,于是,忿怒地望着弗龙斯基,他突然皱起眉头。他常常听到“技巧”这个词,却完全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名词,照普通的解释,是指一种和内容完全无关的、单单是描绘的机械的能力。他常常注意到——就像在现在的称赞中一样——技巧和内在的价值是完全相反的,仿佛一件坏东西也可以描绘得很出色。他知道在除去表象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作品本身,为了把所有的表象都除去,得多加小心,尽量注意;至于说描绘的技术——就是技巧——是并不存在的。假如他所看到的东西向一个小孩或是厨娘展示了的话,他或是她,也一定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的表层剥去的。同时就是最富有经验和熟练的画家也不能单靠机械的才能去描绘什么,如果主题的轮廓没有预先向他显示的话。而且,他知道,说到技巧,那他是没有资格受到称赞的。在他画了又画的一切东西里面,他都看出了刺目的缺点,那就是由于在他除去思想的外壳的时候不小心而来的,现在要修改一定会损坏整个作品。几乎在所有的形体和面容上,他都看出损坏了绘画的没有完全除去表象的痕迹。

    “有一点可以说,假如您容许我饶舌的话……”戈列尼谢夫说。

    “啊,极愿领教,”米哈伊洛夫勉强微笑着说。

    “那就是,您把基督画成一个人神,而不是神人。但是我知道您是有心这样做的。”

    “我画不出一个不是我心目中的基督,”米哈伊洛夫忧郁地说。

    “是的;假如是这种情形的话,您要是容许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我的评语决不会损伤它丝毫,况且,这也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在您看来就不同了。您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可是让我们拿伊万诺夫来说吧。我想如果要把基督降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的话,那倒不如另选新颖的、没有人画过的历史题材。”

    “可是假如这是摆在艺术前面的最伟大的题材呢?”

    “如果去寻找,一定会找到别的主题。但是问题在于艺术不容许争辩和议论。在伊万诺夫的画[基督显容》]面前,不论是信徒,还是异教徒,心里都会发生这样的疑问:‘这是神呢,还是不是神呢?’这样,印象的统一就被破坏了。”——

    “为什么那样?我想对于有教养的人们,”米哈伊洛夫说,“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一点戈列尼谢夫不同意,并且始终坚持己见,认为印象的统一在艺术上是必要的,以此来驳倒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大为激动,但是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思想辩护。

    十二

    安娜和弗龙斯基早就交换着眼色,为他们的朋友这种能言善辩而感到遗憾,终于弗龙斯基没有等待主人,就径自向另一幅小画走去。

    “啊,多美妙啊!多美妙啊!真是奇迹!多么美妙呀!”他们异口同声叫起来。

    “什么东西使他们那么中意呢?”米哈伊洛夫想。他完全忘记了他三年前绘的那幅画。他忘记了他有好几个月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在这幅画上时,他为它所经受的一切苦闷和欢喜。他忘记了它,就像他一向总把画好的画忘记了一样。他连看都不高兴看它一眼,只不过因为等一个想买它的英国人,这才把它摆到外面来的。

    “啊,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罢了,”他说。

    “多么美好啊!”戈列尼谢夫说,他显然也从心底里被那幅画的魅力迷住了。

    两个小孩在柳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垂下钓丝,正小心地从灌木后面往回收浮子,全神贯注在他的工作上;另一个,小的一个,正支着臂肘躺在草地上,用手托着长着乱蓬蓬金发的头,沉思的碧蓝眼睛凝视着水面。他在想什么呢?

    对这幅画的叹赏在米哈伊洛夫心中唤起了往日的兴奋,但是他惧怕而且厌恶对于过去事物怀着无谓的留恋,因此,虽然这种赞赏使他感到快慰,他却竭力把访问者们引到第三幅画那里去。

    但是弗龙斯基问这幅画是否出卖。这时米哈伊洛夫已经被访问者们弄得很兴奋,谈到金钱他听了极不愉快。

    “它是摆出来卖的,”他回答,忧郁地皱着眉。

    访问者们走了之后,米哈伊洛夫在彼拉多和基督的画像前坐下来,在心里重温着访问者们说过的话以及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出来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他用他们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时候,在他看来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失去了一切意义。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他的画,立刻产生这样一种心情,他确信他的画很完美,因此他的画具有重大意义;要集中全部精力,排除一切其他的兴趣,是需要这种确信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工作。

    基督的一只按照远近法缩小了的脚,可有点不妥。他拿起调色板,着手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望着背景上约翰的形象,访问者们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可是他却相信那已达到完美的境界。修改完了脚,他很想把那形象也润色一下,但是他感到太兴奋了。在他太冷静的时候和在他太激动,把什么都看得太清楚的时候,他同样不能工作。只有在由冷静过渡到灵感的那个阶段,才能工作。今天他太兴奋了。他原想把画盖好的,但是他停住了,把罩布拿在手里;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对着约翰的形象凝视了好一会。最后,带着依依难舍的神情,他放下了罩布,疲倦而又愉快地走回寓所去。

    弗龙斯基、安娜和戈列尼谢夫,在归途中是格外地活跃和愉快。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才能这个词——他们把它理解成一种脱离理智和感情而独立存在的、天生的、几乎是生理的能力,他们想把画家所体验到的一切通通用它来表示——这个字眼在他们谈话中特别频繁地反复,因为他们需要用它来形容某些他们毫不理解、却又要谈论的东西。他们说他的才能是无可否认的,不过他的才能因为教养不够——我们俄国美术家的通病——而不可能发挥。但是那幅小孩的画却深深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尽在回想它。

    “多么美妙啊!这幅画他画得多么出色,而且它又是多么单纯啊!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它是多么好。是的,我一定不放过它;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弗龙斯基说。

    十三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弗龙斯基,并且答应给安娜画像。在指定的日子,他来了,开始工作起来。

    从坐下来让他画了五次以后,这画像就使得大家,特别是弗龙斯基惊异了,不只是以它的逼真,而且也是以它那特殊的美。米哈伊洛夫怎么会发现了她特殊的美,这可真有点奇怪。“人要发现她的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就得了解她而且爱她,像我爱她一样,”弗龙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幅画像才发觉她的最可爱的心灵的表情的。但是那表情是这样真切,使得他和旁人都感觉到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了似的。

    “我努力画了那么多时候,却一事无成,”他说的是他自己给她绘的那幅画像。“而他只看了一眼,就描绘出来了。这里就有技巧。”

    “慢慢来嘛,”戈列尼谢夫安慰他说。照他看来,弗龙斯基才能和教养两者兼备,特别是教养,那使得他对于艺术有高超的见解。戈列尼谢夫确信弗龙斯基具有才能,还由于他自己需要弗龙斯基对于他的言论思想给予同情和赞赏,这就支持了他的这种确信,他感觉得赞赏和支持应当是相互的。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弗龙斯基的“帕拉佐”里,米哈伊洛夫和在自己的画室里完全不同了。他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好像害怕接近这些他并不尊敬的人似的。他称呼弗龙斯基做“阁下”,而且,尽管安娜和弗龙斯基邀请他,他从来没有留下吃过饭,除了来画像从来没有来过。安娜对于他甚至比对谁都亲切,为了她的画像非常感谢他。弗龙斯基对他十分殷勤,而且显然很想听听这位美术家对于他的画的意见。戈列尼谢夫从不放过一次给米哈伊洛夫灌输真正的艺术见解的机会。但是米哈伊洛夫对于大家还是一样冷淡。安娜从他的眼色里感觉出他喜欢看她,但是他却避免和她谈话。当弗龙斯基谈到他的绘画的时候,他顽固地保持着沉默,而当他们把弗龙斯基的画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那样顽固地沉默着;他显然很讨厌戈列尼谢夫的谈话,但是他也没有反驳过他。

    总之,当他们更进一步认识米哈伊洛夫的时候,他那种拘谨的、令人不快的、而且分明怀着敌意的态度,就使他们更不喜欢了。当绘画完毕,美丽的画像已归他们所有,而他也不再来了的时候,他们都高兴了。

    戈列尼谢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中共同的思想,认为米哈伊洛夫只不过是嫉妒弗龙斯基罢了。

    “他既然有·才·能,我们就不要说他嫉妒;但是一个宫廷里的人,一个富家子弟,而且又是一个伯爵(你知道他们大家对于爵位是深恶痛绝的),居然没有怎样费力,就比把整个生命都献给美术的他,即使没有超过,却也不相上下,这可使他恼怒了。尤其是教养,那是他所缺乏的。”

    弗龙斯基替米哈伊洛夫辩护,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也相信这一点,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不同的、下层社会的人一定是嫉妒的。

    安娜的画像——他和米哈伊洛夫两人画的同一个人的肖像——本来应该向弗龙斯基显示出来他和米哈伊洛夫之间的差异的,但是他却没有看出这点。直到米哈伊洛夫画的肖像画成以后,他这才停笔不画安娜的肖像了,他断定现在再画也是多余的了。他继续绘着以中世纪生活为题材的画。而他自己和戈列尼谢夫,尤其是安娜,都觉得他那幅画很不错,因为它比米哈伊洛夫的画更像名画。

    在米哈伊洛夫一方面呢,虽然安娜的画像使他入迷,但是当绘画完毕,他不必再听戈列尼谢夫那套关于艺术的议论,而且可以忘却弗龙斯基的绘画的时候,他甚至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可能禁止弗龙斯基拿绘画作消遣,他知道他和所有的艺术爱好者都有充分的权利,高兴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这在他是不愉快的。不能禁止一个人去造一个大型的蜡制玩偶,而且去亲吻它。可是假如那个人带着这个玩偶走来坐在他所爱的人面前,而且开始爱抚他的玩偶,一如那位情人爱抚着他所爱的女人一样的时候,那位情人一定会很不愉快的。米哈伊洛夫看见弗龙斯基的绘画的时候所感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他感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恼。

    弗龙斯基对于绘画和中世纪生活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正因为他对于绘画有充分的鉴赏力,所以不能够绘完他那幅画。停笔不画了。他模糊地感觉到它的那些缺点,起初虽然还不大明显,如果继续画下去,就会显露出来。他体验到戈列尼谢夫同样体验到的心情:戈列尼谢夫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用这种话来不断地自欺欺人,说他的思想还没有成熟,他还在构思,搜集素材。但是这使戈列尼谢夫感到激怒和苦恼,弗龙斯基却不能够欺骗和折磨自己,尤其不能够使自己感到怨恨。凭他所特有的果断性格,他没有说明,也没有辩解,就搁笔不画了。但是没有这项工作,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弗龙斯基的生活,和因为他突然失去兴趣而感到诧异的安那的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了。“帕拉佐”突然显得这样刺目地破旧肮脏,窗帷上的污点、地板上的裂缝、檐板上剥落了的灰泥,看来是那么不愉快,老是那个样子的戈列尼谢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都变得这样叫人讨厌,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回俄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弗龙斯基打算和他哥哥把家产分开,而安娜打算去看她的儿子。他们预备在弗龙斯基的大田庄上度夏。

    十四

    列文结婚有三个月了。他很幸福,但是完全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处处发现他以前的幻想的破灭和新的意外的魅力。他是幸福的,但是进入家庭生活以后,他处处看到这和他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处处感到这样一种心情,如同一个人叹赏湖上一叶小舟平稳而幸福地漂浮,等到自己坐上小舟的时候心情就有些两样。他发现:这并不只是平稳地坐着,毫不摇晃,人还得要思想,片刻不能忘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下面还有水,人还得划桨;他的不习惯划桨的手还会疼痛;只是看着容易,可是做起来的时候,虽说是非常愉快,却也是很不容易啊。

    独身的时候,他看见别人的婚后生活,看到他们的琐屑的忧虑、争吵、嫉妒的时候,他往往只是在心里轻蔑地讥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他相信决不会有这种事情;就连他的结婚生活的外表形式,在他想来,也准会和别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可是出乎意外,他和他妻子的生活不但没有独树一格,而且,恰好相反,完全是由他以前那么轻视的极其琐碎的小事构成的,而现在,那些小事,违反他的意愿,却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列文看到要把所有这些琐事安顿好,完全不像他以前想像的那么容易。虽然列文自信对于家庭生活抱着最正确的见解,但是他,也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不知不觉地把家庭生活想像成完全是爱情的享受,既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它,也没有什么琐碎的忧虑来分心。在他设想起来,他应当从事他的工作,而在爱的幸福中求得休息。她应当被热爱着,再也没有别的了。可是又同所有的男子一样,他忘记了她也需要工作;因此他很诧异:她,他那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基蒂,怎么在结婚生活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在头几天,就能够想起这件事,记起那件事,为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卧具、餐具、厨师和餐膳之类的事情忙个不停。还在他们订婚的期间,她就坚决拒绝到国外去,决心回到乡下,好像她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事,而且除了恋爱还能够想到别的事情,她那种坚决的态度,就已经使他惊异了。这事当时很使他不快,而现在她的琐碎的操心和忧虑更使他加倍地不痛快了。但是他看出这在她是必要的。因为他爱她,所以虽然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而且还嘲笑这种家务事上的操劳,但是对于这些,他又不禁从心里赞美。他嘲笑她怎样布置从莫斯科搬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整顿他的和她自己的房间,怎样悬挂窗帷,预备客人和多莉用的房间,怎样给她的新使女安排一个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师做饭,怎样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争吵,把贮藏室从她手里接管过来。他看见老厨师是怎样叹赏地微笑着,听她的没有经验的行不通的命令,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到这位年轻主妇的新的布置是怎样沉思而慈祥地摇着头。他看到,当基蒂边哭边笑地跑来向他诉说她的使女玛莎还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会服从她的时候,她是特别地可爱。这在他看来是可爱的,但也是奇怪的,他想假如没有这些就更好了。

    他不知道她婚后心情上所起的变化。在娘家她有时想要吃什么好菜或是糖果,可是不能够如愿,而现在她要吃什么就可以随意吩咐,可以随意买多少磅糖果,花掉多少钱,而且高兴定制任何一种点心就可以定制。

    她现在正愉快地盼望着多莉带着小孩们来,特别是因为她要给孩子们定制他们各人爱吃的点心,而多莉一定会赞赏她的一切新的措施。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管理家务对于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她本能地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同时也知道会有阴天下雨的日子,因此她尽力筑巢,一面忙着筑巢,一面学习怎样筑法。

    基蒂这种对于家务琐事的操心,和列文最初的崇高幸福的理想完全相反,是他的失望之一;同时这种可爱的操心,他虽不明白它的意义,却也不能不喜欢它,这又是它的新的魅惑力之一。

    另一种失望和魅惑是由他们的口角引起的。列文决没有想像到他和他妻子之间除了温存、尊敬和爱的关系以外还能够有别的关系,可是结婚后没有几天他们就突然吵了嘴,她竟至说他并不爱她,只爱他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摆着两手。

    第一次口角是因为列文骑了马到新的农庄去,因为想抄近路回家,迷了路,以致迟回来半个钟头。他驰回家,一路上只顾想她,想她的爱,想他自己的幸福,他离家越近,他对她的爱情也就越热烈。他抱着如同他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求婚时那样的感情,甚至比那更强烈的感情跑进房里来。出乎意外,迎着他的是一种他从来不曾在她脸上见过的忧愁的表情。他想要吻她,但是她推开了他。

    “怎么回事?”

    “你倒很快活哩……”她开口说,竭力要显得镇静和凶狠。

    但是她刚一开口,责备、无意义的嫉妒、在她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度过的那半个钟头内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所有这些话就一齐冲口而出。到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他在举行婚礼后领着她走出教堂时所没有理解的事情。他理解到她不但和他非常亲近,而且他现在简直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终结,而他在什么地方开始。他根据他在这一瞬间所体验到的那种分裂的痛苦感觉理解了这一点。他起初很生气,但是就在同一瞬间,他感觉到他不能够生她的气,她和他是一体。他一刹那间感觉得如同一个人突然在背后挨了重重的一击,怒气冲冲,想要报复,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敌手,却发现原来是自己偶然失手打了自己,不好生任何人的气,只得忍受着,竭力减轻痛苦。

    以后他再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过这种心情,但是在这第一次,他却久久未能恢复平静。他的自然而然的感情是要他为自己辩护,向她证明是她错了;但是证明她错就等于更激怒她,使裂痕更加扩大,而那裂痕是他的一切痛苦的根源,一种习惯的冲动驱使他把过错推卸掉,推到她身上;另一种,甚至更强烈的冲动却促使他尽快消泯裂痕,不让它再扩大下去。忍受这种不公平的责难是痛苦的,但是洗清自己,使她痛苦,那就更糟。好像一个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阵剧痛的人想把那痛处从身体中挖出,扔掉,可是一醒过来就明白了那痛处就是他自身。他除了忍痛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就努力这样做。

    他们和解了。她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虽然她没有说出来,但对他更温柔了,他们在爱情中体验到一种新的加倍的幸福。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口角不再因为最意外的细微理由而发生,并且十分频繁地发生。这些口角往往是起因于:彼此都不了解对于对方什么是重要的,以及在结婚初期两人都常常心情不佳。当一个心情佳,另一个心情不佳的时候,和睦的感情还不致破裂;可是碰巧两人都心情不佳的时候,就会由于细小到不可思议的原因而发生口角,以致他们过后怎样也记不起来他们为了什么争吵的。不错,在他们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生活上的乐趣就倍增了,但是虽然这样,他们结婚生活的初期,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段难过的日子。德伯家的苔丝

    在最初的时间,他们感到特别紧张,好像把他们系在一起的那条链子在从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那就是说,他们结婚后头一个月,由于习惯,列文对于这一个月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不但不是甜蜜的,而且是作为他们生活中最痛苦最屈辱的时期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两人都极力把这段不健全的时期的一切丑恶可耻的事情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在那段时期内,他们两人都很少有正常的心情,两人都不大能控制自己。

    直到他们婚后的第三个月,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十五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很高兴又只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他坐在书房里的写字台旁在写什么。她,穿着他们结婚的头几天她穿过的那件深紫色的衣服,一件他觉得特别值得纪念和珍惜的衣服,坐在那张从列文的父亲和祖父的时代以来就一直摆在书房里的旧式皮沙发上,正在做broderieanglaise[法语:英国刺绣]。他思考着、写着、时时刻刻高兴地意识到她在面前。他没有放弃农事上的工作,也没有放弃著述工作,他将在那本著作里阐明新农业制度的基础;但是正像以前这些事业和思想与笼罩着整个生活的阴影比较起来,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样,现在它们与浸浴在光辉灿烂的幸福中的未来生活比较,同样也显得是微不足道的。他继续搞他的工作,但是现在他觉得:他的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另外的东西上面,因而他就用完全不同的而且更加明确的眼光来看他的工作了。

    以前,这工作在他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觉得假如没有这种工作,生活就太阴郁了。而现在这些事业对于他之所以是必要的,却是为了使生活不致于明朗得太单调了。拿起原稿,又读了一遍自己所写的东西,他高兴地发现这个工作是值得去做的。这种工作是新颖而有用的。他以前的许多思想,现在在他看来都是多余的而且过于偏激的,但是当他重新回想整个事情的时候,许多的疏漏在他看来都变得明显了。他现在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不振的原因。他论证着:俄国的贫穷不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公平和错误的政策引起的,而且近来促成这种结果的是反常地往俄国引进外国文明,特别是交通工具,像铁道,它促使人口集中于城市,助长奢侈风习,因而招致工业、信用贷款和伴随而来的投机业发展起来——这一切都损害农业。在他看来,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发展很正常的时候,以上这一切现象只有在相当多的劳动力已经用在农业上面,农业已经处于正常的,至少是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才会发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应当按一定的比例增长,特别应当做到不致于使农业以外的富源超过农业;在他看来,交通工具应当和农业上的一定状况相适应,在现在土地使用不当的状况下,不是由于经济的需要,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筑起来的铁道,来得过早,不但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促进农业,反而和农业竞争,促进工业和信贷的发展,结果倒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正如动物身体内一个器官片面的早熟发育会妨碍动物的全面发育一样,在俄国财富的全盘发展上讲,信贷、交通工具、工业活动——这些在时机成熟的欧洲无疑是必要的——在俄国却只会造成危害,因为它们把当前最重要的农业整顿问题抛到一旁去了。

    当他写他的著作的时候,她却在想着她丈夫多么不自然地注意着那位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十分拙劣地向她献殷勤的年轻公爵恰尔斯基。“他嫉妒哩,”她想。“啊呀!他是多么又可爱又傻气呀!他嫉妒我!要是他知道他们在我眼中并不比厨子彼得高明就好了!”她一面想,一面抱着一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心情,望着他的后脑和红脖颈。“虽然妨碍他工作是可惜的(但是他时间还多着呢),我也得看他的脸一眼;他感到我在看他吗?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我真希望他这样!”于是她睁大眼睛,好像要用这种办法来加强目力似的。

    “是的,他们吸去一切精髓,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喃喃着说,停下笔来,感到她在望他,于是微笑着回过头来。

    “什么?”他微笑着站起身来问。

    “他回过头来了呢!”她想。

    “没有什么;我希望你回过头来哩,”她说,凝视着他,竭力想猜测出他是不是因为她打扰了他而不高兴。

    “只有我们两人在一道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啊!在我是这样的,”他说,闪烁着幸福的微笑,走上她面前。

    “我也一样快乐呢。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你在想什么呢?”

    “我?我在想……不,不,去写去吧;不要分了你的心,”

    她说,噘着嘴。“我现在要挖这些小洞了,你看!”

    她拿起剪刀,开始挖着。

    “不,告诉我是什么事吧,”他说,在她身旁坐下,注视着小剪刀的循环的动作。

    “啊,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莫斯科,想着你的后脑。”

    “为什么恰恰我得到这样的幸福呢!这太不自然,太美满了,”他说,吻她的手。

    “我觉得正相反;我觉得越是美满,就越是自然。”

    “你的小发卷松了呢,”他说,小心地把她的头扭过来。

    “小发卷,啊,是的。不,不,我们正忙着工作呢!”

    但是工作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当库兹马进来通报茶已经摆好的时候,他们才愧疚地跳开了。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列文问库兹马。

    “他们刚回来,正在解开东西。”

    “快来,”她走出书房的时候对他说,“要不然,我不等你来就把所有的信都看了。让我们去两人合奏吧。”

    只剩下一个人,把原稿放进她买来的新纸夹以后,他在那随着她一同出现的安着精美配件的新洗脸架旁洗了手。列文对自己的想法微笑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似懊悔的感情苦恼着他。在他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可耻的、脆弱的、他所谓加菩亚[意大利古都名,以闲散、享乐出名]式的地方。“这样子生活下去可不对,”他想。

    “快三个月了,我差不多什么也没有做。今天,差不多是第一次,我开始认真地工作,而结果怎样呢?我刚开了个头,就抛开了。就连我的日常事务,我也差不多都丢开了。我差不多没有步行或是乘车到田庄上视察过。我有时舍不得离开她,有时看她一个人太闷。我曾经想,结婚前的生活没有多大意思;结婚后真正的生活就会开始了。可现在呢,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懒散地虚度过时光。不,这是不成的,我一定得开始。自然,这不是她的过错。一点也不能怪她。我自己应当坚强一点,保持我的男子的独立性。要不然,我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并且使得她也习惯于这样……

    当然不能怪她,”他自言自语。

    但是任何一个感到不满的人,要他不归咎于别人,特别是和他最亲近的人,是很难的。而列文模糊地感觉到,虽然不怪她本人(什么事都不能怪她),但是要怪她所受的那种太浅薄无聊的教育。(“那傻瓜恰尔斯基!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却不知道怎样阻止。”)“是的,除了对家务事有兴趣(那种兴趣她是有的),除了对装饰和broderieanglaise有兴趣以外,她没有别的真正的兴趣了。无论对我的工作,对田庄,对农民也好,无论对她相当擅长的音乐也好,对读书也好,她都不感兴趣。她什么也不做,就十分满足了。”列文在心里责备她,却不了解她正在准备进入那快要到来的活动时期,到那时,她又要做丈夫的妻子,做一家的主妇,还要生产、抚养和教育小孩。他不知道,她本能地感到了这点,正在准备迎接这种沉重的劳动,并不为她现在尽情享受无忧无虑和爱情幸福的时刻而责备自己,同时她正在快乐地筑着她的未来的巢。

    十六

    当列文走上楼去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坐在新的茶具后面的新的银茶炊旁,她让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坐在一张小桌旁边,给她倒了一满杯茶,正在读多莉的来信。她经常不断地和他们通信。

    “您看,您的好太太让我陪她坐一会儿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向基蒂亲切地微笑着。

    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这句话中,列文觉察出来最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之间的不快已经结束了。他看到虽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因为新主妇夺去了她的权柄而觉得伤心,但是基蒂还是征服了她,使她爱上她了。

    “你瞧,我看了你的信,”基蒂说,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他。“这大概是那个女人写来的。你哥哥的……”她说。

    “我没有看完。这两封是我家里和多莉写来的。真想不到啊!多莉带着塔尼娅和格里沙去参加了萨尔马茨基家的儿童舞会哩!塔尼娅扮了侯爵夫人。”

    但是列文没有听她的话。他红着脸接过他哥哥从前的情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信,开始读起来。这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写来的第二封信了。在第一封信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他哥哥无缘无故地把她赶走了,并且,以动人的、单纯的口吻补充说,虽然她又陷于贫穷,但她却什么也不要求,也不希望,只是想到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这样坏,没有她在身边,也许会死去,就觉得十分难受,因此请他弟弟照顾他。这一回她写的完全不同了。她找着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又在莫斯科和他同居了,并且同他一道搬到一个省城里,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和长官吵了架,又回到莫斯科来,不料在路上病了,病得这么重,恐怕要一病不起了,她这样写着。“他老惦念着您,而且,他一个钱都没有了。”

    “看这封信吧;多莉在信上提到你哩,”基蒂带着微笑开口说;但是注意到她丈夫变了脸色,她就突然住了口。

    “什么事?怎么回事呀?”

    “她来信说我哥哥尼古拉快要死了。我要去看他。”

    基蒂的脸色立刻变了。关于扮侯爵夫人的塔尼娅,关于多莉的念头,全都消失了。

    “你什么时候去?”

    “明天。”

    “我和你一道去,好吗?”她说。

    “基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责备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反问,因为他听了她的提议很恼火,不愿意接受而生气了。“为什么我不能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要死了,”列文说。“可是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为了和你一样的原因。”

    “在对于我来说是这样重要的时刻,她却只想着她一个人在家无聊,”列文想。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还用这种借口,这就使他生气了。

    “这是不行的,”他严厉地说。简·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眼看着一场争吵快要发生,轻轻地放下茶杯,出去了。基蒂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她。她丈夫说最后一句话的口吻刺伤了她,特别是因为他显然不相信她所说的话。

    “我对你说,假如你要去,我也要跟你去;我一定要去!”

    她急促而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说不行?”

    “因为天知道这是到什么地方去,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住什么样的旅店。你会妨碍我的,”列文说,极力想冷静下来。

    “决不会的。我什么也不需要。你能够去的地方,我也能够……”

    “哦,那么,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在那里,你怎好跟她接近。”

    “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什么人什么东西在那里。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要死了,我丈夫要去看他,我也要跟我丈夫一同去,为的是……”

    “基蒂!别生气吧。可是你稍微想一想:这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想到你会夹杂一种软弱的感情,一种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感情,我很难受。哦,你如果一个人闷气的话,那么就到莫斯科去吧。”

    “你看,你总是把卑鄙龌龊的动机加在我身上,”她含着屈辱和愤怒的眼泪说。“我没有什么,既不是软弱,也不是……我只觉得我丈夫受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是我的义务,但是你安心要伤害我,你安心不了解我……”

    “不,这是可怕的!做这样的奴隶!”列文叫着,立起身来,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愤怒了。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得好像是在自己打自己一样。

    “那么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本来可以很自由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假如你后悔的话?”她说,跳起来,跑到客厅去了。

    当他追上她去的时候,她正在呜咽。

    他开始说话,竭力找话来与其说是说服她,不如说是安慰她。但是她不听他,随便他说什么也不理睬。他弯下腰,拉住她那只在抗拒他的手。他吻她的手,吻她的头发,又吻她的手——她却始终沉默着。但是当他用两手捧着她的脸,叫了声“基蒂!”的时候,她突然恢复了镇静,哭了一会,于是他们就和好了。

    决定了明天一同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要去只是为了帮忙,同意有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在他哥哥身边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他在动身的时候心里对她和对自己都很不满意。他不满意她,是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她不能够下决心让他一个人去;(不久前他还不敢相信他有被她爱上的幸福,现在却因为她太爱他了反而感到不幸,这在他想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他不满意自己,是因为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在他内心深处,他更不同意的,是她认为和他哥哥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不算一回事,他怀着恐怖想到她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基蒂,会和一个娼妇待在一个房间里,单只这个念头,就使他恐怖和嫌恶得战栗起来。

    十七

    尼古拉·列文卧病的那个省城的旅馆是那些依照新式改良的模型建造起来的省城旅馆之一,那些旅馆在建筑的当时原是力求清洁、舒适、甚至雅致的,但是由于住客们的缘故,迅速得惊人地变成了妄想具有现代化改良门面的肮脏旅店,这种妄想使它们比旧式的、干脆很肮脏的旅馆更坏了。这个旅馆已到了那种地步:穿着脏制服、在门口抽着烟、担任看门职务的兵士,生铁制的、光滑的、阴暗而又讨厌的梯子,穿着肮脏的燕尾服的放肆的侍者,桌上摆着布满灰尘的蜡制花束的公共餐室,到处都是污浊、尘埃、零乱,同时还带着那种现代化的、自满的、由铁路带来的忙乱气氛,这一切在刚度过新婚生活的列文夫妇心中唤起了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特别是因为这旅馆所给予人的那种徒有其表的浮华印象和等待着他们的事是那么不调和。

    照例,在问了他们要住什么价钱的房间以后,才知道上等房间一间空的也没有了:一间上等房间由铁路视察员住着,另一间是莫斯科来的律师,第三间是从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夫公爵夫人。只剩下一间肮脏的房间,但是答应他们傍晚隔壁有一间房间会空出来。果然不出他所料,在他到达的时候,在他因为想到他哥哥的病情心里十分激动的时候,他却不能立刻跑到他哥哥那里去,而不得不照顾她,他为此而生起妻子的气来,列文领着她走进派给他们的房间。

    “去吧,去吧!”她说,用畏怯的愧疚的眼光望着他。

    他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出房间,就在门口碰见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听见他到了,却不敢进来看他。她还是和他在莫斯科看见她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件毛料衣服,露着手臂和脖颈,还是那善良的呆板的麻脸,只是略微胖了一些。

    “哦,他怎样了?他怎样了?”

    “病很重哩。他不能起床了。他老在盼望着您。他……您……同您太太一道来的吗?”

    列文在最初一瞬间不明白什么事情使她惶惑,但是她立刻就对他说明了。

    “我要走了。我要到厨房去,”她说出来了。“他会很高兴哩。他听到了,他认识她,记得在国外看见过她哩。”

    列文明白她指的是他妻子,却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

    “去吧,去吧,”他说。

    但是他刚一移动,他的房门就开了,基蒂探头向外一望。列文因为他妻子把她自己和他置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又是羞愧,又是气恼,而满腔通红了;但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却脸红得更厉害。她缩成一团,脸红得快要哭出来了,两手抓住披肩的尾梢,用红红的手指搓弄着,不知道怎样说、怎样做才好。

    在最初一瞬间,列文看出基蒂望着这个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急切的好奇的神色;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刹那。

    “哦!他怎样了?他怎样了?”她先向她丈夫,随后又向她说。

    “可是不能在走廊里尽谈下去呀!”列文说,愤怒地望着一个正在这时好像有事轻快地走过走廊的绅士。

    “哦,那么,就进来吧,”基蒂说,对恢复了常态的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但是看到她大夫的惊惶的脸色她就补充说:“要么你们就去吧,回头来叫我好了,”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列文就到他哥哥的房间去了。

    他在他哥哥的房间里所看到和感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预料会发现他还处在那种自己欺骗自己的状态里,他听说肺病患者是常那样的,在秋天他哥哥来看他的时候那种状态曾经那样使他吃惊。他预料会在肉体上看到更明显的死亡临近的征候——更衰弱,更憔悴,但大体上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状态。他预料自己会感到同样的失去亲爱的兄长的悲痛和同样的怕死心情,那种心情他以前曾经体验过,现在不过是程度加深罢了。对于这一切他心里都有了准备;但是他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样。

    在一间污秽的小房间里,四壁的嵌板上满是痰渍,透过薄薄的板壁,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谈话声,空气因为充满污浊气味而使人窒闷,在稍稍和墙壁隔开的一张卧榻上,躺着一个盖着被窝的躯体。这个躯体的一只手臂放在被窝外面,那像耙子一样粗大的手,令人不可思议地连在手臂从骨端到中部一样粗细的细长骨骼上。头侧卧在枕头上。列文可以看见鬓角上汗淋淋的稀疏的头发和皮肤紧绷的透明似的前额。

    “这个可怕的躯体决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是走近一些,看见那张脸,就不可能怀疑了。不管脸上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但列文只消瞧一瞧那双看见他走进来就抬起来的灵活的眼睛,只消望一望那粘在一起的髭须下面的嘴巴的微微抽动,就明白了这个死尸般的躯体就是他那还活着的哥哥这个可怕的现实。

    闪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般地望了一眼他的走进来的弟弟。这种眼光立刻在活人之间建立了活的关系。列文立刻感到这双注视着他的眼睛里面含的谴责神色,同时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悔恨的心情。

    当康斯坦丁拉住他的手的时候,尼古拉微笑了。这微笑是轻微的,差不多觉察不出,虽然带着微笑,但是眼睛里的严厉神情并没有改变。

    “你没有料到我会是这个样子吧!”他好容易才说了出来。

    “是,是……不,”列文语无伦次地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呢,我是说,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四处打听你。”

    为了避免沉默,他不能不说话,但是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特别是因为他哥哥没有答话,只顾死死地盯着他,显然是在推究每句话的含意。列文告诉他哥哥,他妻子也跟着他来了。尼古拉表示很高兴,但是说恐怕他现在这个样子会吓坏她。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尼古拉动了动,开始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的表情期待他说些什么特别重要的话,但是尼古拉却只谈他的健康。他埋怨医生,后悔没有请莫斯科的名医;因此列文看出来他还抱着希望。

    为了摆脱他的痛苦的感觉,哪怕一分钟也好,列文抓住刚一沉默的片刻就立起身来,借口说要去叫他妻子。

    “好极了,我叫她把这里弄弄干净。我想,这里脏得很,气味怪难闻的。玛莎!把屋子收拾收拾好,”病人吃力地说。“等收拾好了,你自己就走开,”他补充说,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列文没有回答。走到走廊里,他停下来。他说了要去叫他妻子,但是现在体会到自己这时的心情,他决定相反地要竭力说服她不到病人那里去。“她为什么要像我这样,也受这份罪呢?”他想。

    “哦,他怎样了?”基蒂带着吃惊的神色问。

    “啊,真可怕,真可怕呀!你为什么要来呢?”列文说。

    基蒂沉默了一会,畏怯而怜惜地望着她丈夫;随后她走上前去,用两手抓住他的胳臂肘。

    “科斯佳!带我到他那里去吧,两人在一道要好受一些。你只要带我去,把我带到他那里,然后你就走开好了,”她说。

    “你要明白,看着你,不去看他,在我更痛苦。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帮帮你和他的忙。请让我去吧!”她哀求她丈夫,就好像她一生的幸福全系在这上面似的。

    列文只得答应了,于是恢复了镇静,全然忘记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他带着基蒂又到他哥哥的房间里去了。

    轻轻地走着,不断地望着她丈夫,向他表露出勇敢的同情的脸色,基蒂走进了病人的房间,于是不慌不忙地回过身来,悄悄地把门关上。迈着毫无声息的步子,她迅速地走到病人床边,而且绕过去使他不必回过头来,她立刻把他的粗大的瘦骨嶙嶙的手握在她那娇嫩稚弱的手里,紧紧握住它,开始用女人所特有的、富于同情而又不使人不快的那种温柔的热情说话。

    “我们在苏登见过,不过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她说。“您没有想到我会成了您的弟媳吧?”

    “您恐怕认不得我了吧?”他说,一见她到来,脸上就闪露出微笑。

    “不,我认得。您让我们知道了您的消息,多好啊!科斯佳没有一天不想您,不挂念您呢。”

    但是病人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

    她还没有说完,他的脸上就又呈现出濒死的人对于活人所怀着的那种嫉妒的、严峻的、责难的神情。

    “恐怕您住在这里不大舒服吧,”她说,避开他的凝视的目光,向房间里四周打量着。“我们得向老板再要一个房间,”

    她对她丈夫说,“使我们可以更挨近一点。”

    十八

    列文不能够镇静地望着他哥哥;他在他面前不能够显得自然和镇静。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和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就模糊了,他看不见,也辨别不出他哥哥的状态的详细情形。他嗅到可怕的臭气,看到污秽、杂乱和痛苦的状态,听到呻吟,但是感觉到毫无办法。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探究病人详细的病情,考虑一下那身体在被子下面是怎样躺着的,那消瘦的小腿,腰和背脊是怎样缩成一团,是否可以稍微躺得舒服一点,有没有办法使他即使不能好一些,至少不要太难受了。他一想到这一切细节的时候,他的背上就掠过一阵寒战。他深信不疑再也无法延长他哥哥的生命,或是减轻他的痛苦了。但是病人觉察出他弟弟认为他完全无救了,这就使他很生气。因此就使列文更加痛苦了。在病人房间里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可是不在那里更难受。他不断地假借各种口实走出病房,但是因为不能够一个人待着,随后又走进来。

    但是基蒂所想的、所感觉的和所做的却完全不同。一见病人,她就怜悯起他来。怜悯在她那女人的心肠中所唤起的并不是像在她丈夫心中所唤起的那样一种恐怖和嫌恶的心情,而是这样的一种愿望,想要行动,想要摸清楚他的状态的一切详情,想要帮助他。因为她毫不怀疑帮助他是她的职责,所以她也不怀疑这是可能的,于是就立刻动手干起来。正是那些一想到就使她丈夫恐惧的琐事,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请医生,差人到药房去,叫她带来的使女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去扫除、拂拭和擦洗;她亲手洗灌了一件什么,又洗净了一件什么,把一件什么东西铺到被褥下面。按她的吩咐,什么东西搬进了病人的房间,什么东西搬了出去。她好几次亲自走到自己房间去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毫不注意她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些男人。

    正在餐室里给一群工程师开饭的侍者好几次带着满面怒容回答她的呼唤,但是又不能不执行她的命令,因为她以这样温和而执拗的态度发出命令使他不能避不执行。列文不赞成这一切;他不相信这对于病人会有什么好处。特别是,他恐怕病人会因此生气。但是病人,虽然好像对此并不关心,却也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害羞,一般地说,对于她为他做的事,似乎还感到兴趣。列文被基蒂派去请医生,从医生那里回来的时候,一开门就撞见他们正在替病人换衬衣,这也是基蒂吩咐的。那又长又白的脊骨、巨大隆起的肩胛管、突出的胁骨和椎骨裸露出来,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和侍者把衬衣袖子搞乱了,怎样也不能使那长长的软弱的手臂伸进衣袖。基蒂在列文进来以后连忙把门关上,没有向那个方向观望;但是病人呻吟起来,她急急地向他走去。

    “快点呀,”她说。巴黎圣母院

    “啊,你不要来,”病人生气地说。“我自己会……”

    “你说什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问。

    但是基蒂听到了,而且明白他是因为在她面前裸露身体而感到害羞和不愉快。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呀!”她说,换着手。“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您到那边去,把它弄弄好,”她补充说。

    “请你去一趟,我的小提包里面有一只小瓶,”她转脸向着她丈夫说,“你知道的,在旁边的口袋里;请你去拿来,你回来的时候,这里就通通收拾好了。”

    拿了瓶子回来,列文看到病人已经被安顿好了,他周围的一切全都改变了。浓烈的臭气换成了香甜的气味,那是基蒂噘着嘴,鼓起她那玫瑰色的面颊从一支小管里喷出来的。到处看不见一点灰尘,一条毛毯铺在床边。桌上整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摺好放在那里备用的衬衫和基蒂的broderieanglaise。在病人床边另一张桌上摆着蜡烛、饮料和药粉。病人自己洗了脸,梳好头发,穿着洁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包着他那消瘦得怕人的脖颈,枕着高高的枕头躺在干净的垫被上,怀着带有希望的新的神色,紧盯着基蒂。

    列文请来的医生——他是被列文在俱乐部找到的——不是以前给尼古拉·列文治病的那一个,因为那个医生使病人很不满意。新来的医生拿起听诊器,给病人诊察了一下,摇摇头,开了药方,特别详细地先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说明饮食的规定。他劝告吃一些生的或半熟的鸡蛋,和掺着鲜牛乳的温度适中的苏打水。医生走后,病人对他弟弟说了句什么,列文只听清楚了末尾几个字:“你的卡佳”;从他望着她的那眼色,列文看出来他在赞赏她。他叫卡佳走近来,就像列文叫她一样。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哦,要是和您在一起的话,我早就复元了。这多愉快啊!”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他的嘴唇边,但是好像害怕她不喜欢,又改变了主意,放下她的手,只抚摸了一下。基蒂把他的手握在她的两手里,紧紧地握着。

    “现在给我往左边翻个身,你们就去睡吧,”他说。

    除了基蒂,谁也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只有她明白,因为她一直留神观察他需要什么。

    “往那边,”她向她丈夫说,“他老是朝那边睡的。给他翻个身,呼唤用人实在不愉快。我又不行。你能够吗?”她对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

    “我恐怕也不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答说。

    抱住那可怕的躯体,抱住被子下面他不愿触摸的部位,在列文虽然是可怕的,但是受了他妻子的影响,他显出了她所熟悉的坚定的脸色,把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躯体,但是虽然他气力很大,他还是因为那衰弱的躯体的不可思议的沉重而感到惊骇了。当他给他翻身,感到那巨大消瘦的手臂搂住他的脖颈的时候,基蒂迅速地、毫无声息地翻转枕头,拍松了,让病人的头枕在上面,把他那粘在鬓角上的稀疏头发掠到后面。

    病人把他弟弟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列文感觉到他想要拉住他的手做什么,正在把它拉到什么地方去。列文怀着沉重的心情服从着。是的,他把它拉到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得全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房间。

    十九

    “汝隐瞒智者,却向儿童及愚人显示。”列文那晚和他妻子谈话的时候对她抱着这样的感想。

    列文想到《福音书》上这句话,倒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智者。他没有把自己看成那样,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比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要聪明些,他不能不知道当他想到死的时候,他是倾注全部心神去思考的。他也知道,过去许多大智大慧的人物(他曾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思想)都思索过死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所知道的却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所知道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多么不同,但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卡佳(像他哥哥尼古拉称呼她的,他现在也特别喜欢这样叫她)她们在这点上却十分相似。两人无疑地都知道生是怎么一回事,死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们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心中的问题,但是两人都不怀疑这种现象的意义,而且对它的看法也一样,不仅是她们两人看法一样,而且她们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确切地知道死是什么,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证明:她们毫不迟疑地懂得怎样护理临死的人们,而且并不害怕他们。但是列文和旁的人,虽然他们可以发表许多关于死的议论,却显然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遇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假使现在列文一个人和他的尼古拉哥哥在一起的话,他一定会怀着恐怖望着他,而且怀着更大的恐怖等待着,此外再也不知道做些什么了。

    不仅这样,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怎样看、怎样走动才好。谈不相干的事他感觉得不像话,不行;谈死和丧气的话——也不行;沉默吧,还是不行,“假如我望着他的话,恐怕他会认为我在观察他;我要不望着他的话,他就会以为我想旁的事情去了。假如我踮着脚走,他会不高兴;放开脚步走吧,我又觉得惭愧。”可是基蒂显然没有想到自己,而且也没有余暇想到自己;她只在替他着想,因为她心中有数,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对他说她自己的事,说她的婚礼,微笑着,同情他,安慰他,谈着病人痊愈的例子,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见她是胸有成竹的。她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举动不是本能的、动物的、不合理的,证据就在于:除了肉体上的护理,使病人减轻痛苦外,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和基蒂都为临死的人要求比肉体上的治疗更重要的东西,和肉体全然无关的东西。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到那个死去的老人时,曾经说过:“哦,谢谢上帝!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但愿我们大家都死得像他一样。”卡佳也是一样,除了操心衬衣、褥疮、饮料以外,第一天就说服了病人必须领圣餐和受涂油礼。

    晚上从病人房间回到自己的两个房间里,列文低着头坐着,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他不但想不到吃晚餐,想不到准备就寝,想不到考虑他们要做些什么,他甚至对他妻子说话都办不到了:他不好意思那样。基蒂相反地比平常更活跃,她甚至比平常更有生气。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而且亲自帮着铺好床,甚至也没有忘记在上面撒杀虫粉。她表现得那样机警,思想那样灵活,如同一个男子在交战或格斗之前,在人生的危险和决定性关头所表现的,在那种关头一个男子一生中只有一次表现出他的价值,表现出他过去并没有虚度光阴,而都是为这种关头作的准备。

    一切她都做得很顺利,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东西就都清洁齐整地布置好了,布置得这旅馆的房间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拿了出来,桌布也铺起来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谈话都是不可饶恕的,在他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适宜的。她却理好刷子,可是她做这一切,丝毫没有令人讨厌的地方。

    但是他们两人都吃不下东西,而且很久不能都入睡,甚至很久都没有上床睡觉。

    “我说服了他明天接受涂油礼,我真高兴得很哩,”她说,穿着睡衣坐在她的折镜面前,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着她的柔软芳香的头发。“我没有看见过,可是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祈求恢复健康的祈祷呢。”

    “你真以为他还能够复元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头后面,每当她把梳子往下梳的时候就隐没了的细长的发卷。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了三天以上了。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无论怎样,我说服了他,我还是高兴的,”她说,从她的头发缝里斜眼望着她丈夫。“一切事情都难料呢,”她带着每当她谈到宗教问题的时候总是流露在她脸上的那种特别的、有几分狡猾的表情,这样补充说。

    自从他们订婚那次谈到宗教以后,他和她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题目,但是她仍然参加宗教仪式、上教堂、做祷告等等,始终抱着应该如此的信心。尽管他抱着相反的信念,但是她却坚信:他和她是一样的,甚至是比她还要好得多的基督徒;他对于宗教所发表的一切议论只不过是他的荒诞的男性的狂想之一,正如他谈判她的broderieanglaise时说,好人补窟窿,而她却故意挖窟窿,等等的话一样。

    “是的,你看这个女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她简直不会料理这一切呢,”列文说。“而且……我该承认,你这回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哩。你是这么纯洁……”他拉住她的手,却没有吻它(在死亡临近的时候去吻她的手是不相宜的);他只带着悔罪的神情紧紧握住它,望着她的发亮的眼睛。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要痛苦死了,”她说,把两臂高高举起,遮住她那高兴得涨红了的脸颊,挽起脑后的发辫,用发针别上。“不,”她继续说,“她不知道怎么办……幸亏我在苏登学了不少。”

    “难道那里也有病得这么重的人吗?”

    “还要重哩。”

    “可怕的是我不由得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少年,可是那时候我竟不了解他。”

    “我十分,十分相信。我深深感觉得我们·本·该同他和好的!”她说,为了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诧异起来,她望了一眼她丈夫,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

    “是的,·本·该·的,”他悲伤地说。“他真是那种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可是我们还得挨些日子;我们该去睡了,”基蒂说,瞧了瞧她的小表。

    二十

    第二天病人领了圣餐,接受了涂油礼。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尼古拉·列文热烈地祈祷。他的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了彩色桌布的小桌上的圣像,在他的眼神里表露出这样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列文看着都觉得害怕。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会使他在和他所那么热爱的生命分离的时候感觉得更痛苦。列文知道他哥哥和他的思路;他知道他没有信仰,并不是因为没有信仰他的生活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步步排挤掉这种信仰;因此他知道他现在的恢复信仰并非依照一定的规律、同样通过思想得来的结果,而只是妄想痊愈的一种暂时的、自私的表现。他也知道基蒂曾经用她听到过的奇异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加强了他的希望。列文知道这一切,望着那祈求的满怀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吃力地举起来在皱紧眉头的前额上画着十字的瘦削的手腕,望着那耸起的肩膊和那已不再具有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喘息的、瘪陷的胸膛,他感到太痛苦了。在领圣餐的时候,列文虽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还是做了他以前曾经做过千百次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存在,就治好这个人吧(自然这一套话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和我吧!”

    行过涂油礼以后,病人突然变得好多了。他整整一个钟头没有咳嗽一声,微笑着,吻着基蒂的手,含着泪感谢她,而且说他很舒服,一点也不痛苦了,倒感觉到很健旺,胃口也好了。当他的汤端来的时候,他甚至坐起来,而且还要吃煎肉饼。虽然他的病是无望的,虽然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他是不会好的,但是列文和基蒂在那个钟头都感到既兴奋快活,又畏怯,害怕他们弄错了。

    “他好些了吗?”“是,好得多了。”“真奇怪啊!”“一点也不奇怪。”“总之他好些了,”他们低声耳语着,相视而笑了。

    这种幻想没有持续很久。病人安静地睡着了,但是半点钟以后他就被一阵咳嗽弄醒了,于是突然,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心中怀着的一切希望都消逝了。痛苦的现实粉碎了列文、基蒂和病人自己心中的一切希望,毫无疑问,甚至连过去的希望也回想不起了。

    不再提半点钟以前他相信过的事,好像想起来都觉得害羞似的,他要他们递给他那瓶盖着网眼纸的嗅用碘酒。列文把瓶子交给他,他在领圣餐的时候所显出的那种热烈的希望的眼光现在又盯住了他弟弟,要求他来证实医生说嗅吸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卡佳不在吗?”当列文勉强证实了医生的话的时候,他沙哑地说,向周围望了一眼。“不,可以说……我是为了她的缘故,才演了那幕滑稽戏的。她是这么可爱!但是你我可不能够欺骗自己。这才是我相信的,”你说,于是,把瓶子紧握在他那瘦骨如柴的手里,他开始吸它。

    晚上八点钟的光景,列文同他妻子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喝茶的时候,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

    “他快死了!”她低声说。“我恐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两人都跑到病人房里去。他用一只胳膊肘撑着坐在床上,他的长长的背弯着,他的头低垂着。

    “你觉得怎样了?”沉默了一会之后,列文低声地问。

    “我恐怕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非常清楚地说,好像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的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朝上望,眼光没有落到他弟弟的脸上。“卡佳,你走开!”

    他又说了一句。

    列文跳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要她走开。

    “我要去了,”他又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列文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

    “因为我要去了,”他重复说,好像他很喜欢这句话似的。

    “完了。”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去。

    “你还是躺下好;那样你会舒服些,”她说。

    “我马上就会安安静静地躺下的,”他低低地说,“死了!”他嘲笑地,愤怒地说。“哦,你们要高兴的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列文使他哥哥仰卧着,坐在他旁边,屏息静气望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但是他前额上的筋肉不时地抽搐着,好像一个在凝神深思的人一样。列文不由自主地想着这时他哥哥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尽管他竭尽心力追踪他的思想,但是从他那平静而严肃的脸上的表情和眉毛上面的筋肉的搐动,他看出来对于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漆黑一团的事情,对于垂死的人是越来越分明了。

    “是,是,是这样,”垂死的人慢吞吞地说。“等一等。”他又沉默了。“对啦!”他突然安心地拉长声音说,好像在他一切都解决了似的。“啊,主啊!”他喃喃地说,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摸了摸他的脚。

    “渐渐冷了。”她低声说。

    一个长长的时间,在列文感觉得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病人动也不动地躺着。但是他还活着,不时地叹着气。列文精神紧张得都已经疲倦了。他感觉到,尽管他竭尽心力,他还是不能了解病人说“对啦”是什么意思,而且感觉得他早已就落在他的垂死的哥哥后面了。他对死的问题本身再也不能思索了,但是他不由自主想到他马上应该做的事:闭上死人的眼睛,给他穿上衣服,吩咐买棺材。说起来也奇怪,他感觉得十分冷淡,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损失,更没有一点怜悯他哥哥的心情。如果他对他哥哥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拥有而他却不能有的那种知识。

    很久很久,他就这样靠近他坐着,等待着终结。但是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基蒂出现了。列文起身去拦阻她。但是就在他起身的那一瞬间,他听到临死的人微微一动。

    “别走开,”尼古拉说,伸出手来。列文把手伸给他,同时用另一只手生气地向他妻子挥动,叫她走开。

    把垂死的人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坐了半点钟,一点钟,又一点钟。他现在完全没有想到死上面去。他想的是基蒂在做什么事,隔壁房间里住着什么人,医生的房子是不是他自己的。他又饿又困。他小心地把手抽开,去摸了摸脚。脚冷了,但是病人却还在呼吸。列文又试着踮起脚尖走开,但是病人又动了,说:

    “别走。”

    …………

    黎明了;病人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列文悄悄地抽开手,没有朝垂死的人望一望就回自己的房间去睡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像他所预料的听见他哥哥死了的消息,他反倒听到病人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病人又坐起来,咳嗽着,又吃东西,又谈话,又不提死了,又表露出痊愈的希望,而且变得甚至比以前更暴躁更忧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不论他弟弟也好,基蒂也好。他对什么人都发脾气,对什么人都恶言相向,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所有的人,而且要他们替他到莫斯科去请一位名医来。但凡有人问他身体感觉得怎样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愤怒的责难的神情回答道:

    “我痛苦得受不了呀!”

    病人越来越痛苦了,特别是因为生了已经无法医治好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们渐渐地更加容易生气了,动不动就责骂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基蒂千方百计去护理他,安慰他;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列文看出她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已疲惫不堪,只是她不承认罢了。那天晚上他唤弟弟前来向生命告别时在大家心中引起的死的感觉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他一定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大家只盼望他早一点死,可是大家都隐瞒着这种念头,尽给他吃药,竭力去找医生和药方,欺骗着他和他们自己,并且互相欺骗着。这一切都是虚伪:讨厌的、侮辱人的、亵渎神明的虚伪。由于他的性格,又因为他比别人更爱这个垂死的人,列文特别痛苦地感到了这种虚伪。

    列文早有意思要使他的两位哥哥和解,就是在临死之前使他们和解也好,他写了封信给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到他的回信的时候,他把这信念给病人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信上说他不能够亲自来,并且用动人的语句请求他弟弟原谅。

    病人没有说一句话。

    “我怎么回他的信呢?”列文说。“我希望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回答,因为这句问话而恼怒了。

    “写信给他,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接着又在苦痛中挨过了三天;病人还是处在同样的状态中。现在谁看见他都希望他死,不论是侍者也好,旅馆主人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基蒂也好。唯有病人自己没有表露出这种愿望,相反的,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而非常生气,尽谈着服药,尽谈着生的问题。仅仅偶尔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了那种无止境的痛苦的时候,他时常半睡不醒地吐露出在他心中比在任何人心中都更强烈的真情,“啊,但愿完结了就好了!”或是:“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啊!”

    他的逐渐增加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他怎么样也是痛苦,没有一刻不痛若;他的四肢、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疼痛,不使他痛苦。就连身体内部的回忆、印象、思想现在都在他心中引起了如同那身体本身一样的憎恶。看到别人,听到他们的言语,他自己的回忆,一切对于他都是痛苦的。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地就不让自己在他面前自由行动、谈话、或者表示他们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都沉没在痛苦的感觉和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里面了。

    在他心中很明显地起了这样的变化,使他把死看做他的愿望的满足,看做一种幸福。以前,由痛苦或匮乏,如同饥饿、疲劳、口渴等等所引起的每个欲望,都被某种给予快感的肉体上的机能所满足了;可是现在,这些匮乏和痛苦却没有得到解脱,而想要解脱的企图反而引起了新的痛苦。因此,一切愿望都沉没在一个愿望里面:就是解脱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肉体。但是他找不出适当的言语来表达这种要求解脱的愿望,因此他没有说,而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满足现在已无法满足的愿望。“给我翻个身,”他说,随即他又要求再翻过来,像原来一样。“给我点肉汤喝喝。把汤拿去。说点什么话吧:你们为什么一声不响?”但是他们刚开口说话,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惫、冷淡和憎恶的神情。

    在他们到城里来的第十天,基蒂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医生说她身体不适是由于疲劳和激动引起的,劝她静养。

    但是午饭后,基蒂起来了,照常带了针线到病人房间去。她进来的时候他严厉地望着她,听说她病了的时候,他就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那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悲痛地呻吟着。

    “您觉得怎样?”她问他。

    “更坏了,”他好容易才说出来。“痛呀!”

    “什么地方痛?”

    “到处。”

    “今天就会完结了,你看吧,”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这话虽是低声说的,但是病人,像列文所看出的,他的听觉是非常敏锐的,一定听到她的话了。列文叫她不要作声,朝病人那面望了一望。尼古拉果真听到了;但是这话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影响。他的眼睛仍然带着紧张的、责备的神色。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问她,当她跟着他走到走廊的时候。

    “他开始在抓自己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名利场

    “抓自己?怎么抓法?”

    “像这样子,”她说,撕扯她的毛料衣服的褶襞。列文确实注意到那一整天病人尽在抓自己,好像要扯掉什么东西似的。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实现了。傍晚病人再也不能把手举起来了,仅仅是他的眼睛没有改变那注意集中的神情,凝视着前方。甚至在他弟弟或是基蒂弯下腰,使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也还是那样望着。基蒂差人去请牧师来做临终祈祷。

    当牧师在读祈祷文的时候,临死的人没有露出一点生的迹象;他的眼睛闭着。列文、基蒂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牧师还没有念完祈祷文,临死的人就伸了伸肢体,叹了口气,张开了眼睛。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又慢慢地把它包在圣带里,静默地又站了两分钟之后,他触了触那变冷了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他完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去;但是突然死人那仿佛粘在一起的髭须微微颤动了一下,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的胸膛深处发生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还没有……快啦。”

    一分钟以后,脸色开朗了,在髭须下面露出一丝微笑,聚集在周围的妇人们开始小心地装殓尸体。

    他哥哥的样子和死的接近,使那种在他哥哥来看望他的那个秋天傍晚曾经袭击过他的,由于死的不可思议、死的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引起的恐怖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复活了。这种心情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了;他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义了,而死的不可避免在他眼前也显得比以前更可怕了;但是现在幸亏他妻子在,这种心情没有使他陷于绝望;尽管有死这个事实,他还是感到不能不活着,不能不爱。他感到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而这爱,在绝望的威胁之下,变得更强烈更纯洁了。

    没有解开的死的奥秘,差不多还没有在他眼前过去,另一个同样不可解的、促使他去爱和去生活的奥秘又出现了。

    医生证实了他自己对基蒂身体状况的推测。她身体不适是怀孕了。

    二十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他同贝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谈话中,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让他的妻子安宁,不要去搅扰她,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他感到这样心烦意乱,自己简直没有主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于是就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话,他什么事都无条件地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了他的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和他一道吃饭呢,还是分开,直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十分惊恐了。

    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怎样也不能够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而且协调起来。扰乱他的心的,并不是他和他妻子一道幸福地度过的过去的岁月。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发觉他妻子不贞的那段时间,他已经痛苦地度过了;那种处境是痛苦的,但是他还可以理解。假如那时他妻子向他说明了不贞之后就离开他的话,他也许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不会陷入像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样也不能够把最近他对他的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同现在的处境协调起来;好像是作为那一切的报酬一样,他现在落得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

    他妻子走后的头西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接见请愿人和他的秘书长,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去餐厅吃饭。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两天当中拚命保持着镇静的、甚至是淡漠的态度。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房间和东西的问题的时候,他拚命抑制自己,装得好像在他看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非什么怪事。他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身上谁都觉察不出失望的样子。但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把安娜忘记付清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他,并且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着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那个店员叫进来。

    “大人,冒昧来打扰您,请您原谅!但是假如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否请您把她的住址告诉我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店员看来好像在沉思,他突然转过身去,在桌旁坐下。让他的头埋在两手里,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他好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中止了。

    科尔涅伊明白了他主人的心情,叫那店员下次再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的态度了。他吩咐卸下等候着他的马车,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不吃饭了。

    他感到他不能忍受众人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那种轻蔑和冷酷,在那店员的脸上,在科尔涅伊的脸上,在这两天中他遇到的所有人的脸上都毫无例外地清楚地看出来。他感觉到他逃脱不掉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那憎恶并不是由于他坏,如果那样,他可以努力变好一点),而是由于他的可耻的、讨厌的不幸引起的。他知道,就因为这个,因为他悲痛得心都要碎了,他们才对他这样残酷。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一群狗咬死一只痛得直吠叫的、受尽折磨的狗一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隐藏起不让他们看见,因此他无意识地在这两天中就竭力这样做,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进行这种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他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一个会同情他,不把他当高官显宦,不把他当社会上的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痛苦的人那样来同情的人;实际上,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小就是孤儿。他们两兄弟。他们记不得他们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特罗维奇十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死去了。财产很少。他们的叔父卡列宁,一员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把他们抚养大了。

    以优异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他叔父的提挈,立刻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起他就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中了。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无论以后在官场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他哥哥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他是在外交部服务的,而且终年在国外,他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结婚后不久就死在国外。

    在他做省长的时代,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富裕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他虽已中年,但是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而且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城市。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踌躇了很久。那时赞成这事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一样多,而又没有断然的理由可以使他放弃他那遇到疑难慎重行事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姑母通过一个熟人示意他,他既已影响了那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名誉心就应当向她求婚才对。他求了婚,把他的全部感情通通倾注在他当时的未婚妻和以后的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迷恋在他心中排除了和别人相好的任何需要;现在在他所有的相识中,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交游很广,但却没有友谊关系。有许多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可以邀请来吃饭,可以请求他们参与他所关心的事务,声援他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大事;但是他和这些人的关系仅仅局限于给习惯风俗严格限定了的一定的范围,不能越出一步。他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以后两人交情很好,他可以对他诉说他个人的苦恼;但是这个朋友现在却在辽远地方的教育界当督学。在彼得堡的人们中,最亲密最谈得来的就是他的秘书长和医生。

    秘书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善良、而又有道德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他对他本人很有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的公务生活仿佛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妨碍他们推诚相见地谈心的障碍。

    在公文上签字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好久,瞥了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几次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他已准备了这样一句话:“您听到了我的不幸吗?”但是结果他只照常说了一句:“那么替我把这办好吧?”

    就打发他走了。悲惨世界

    另一个是医生,他也对卡列宁很有好感;不过他们之间老早就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空闲。

    关于他的女友,其中首先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没有想到。一切女人,单单是作为女人,对于他都是可怕和讨厌的。

    二十二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忘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但是她却没有忘记他。在他孤独绝望的最痛苦的时刻,她来看他了,未经通报,就一直走进他的书房。她发现他两手捧着头,就像原来那副姿势,坐在那里。

    “J’aiforcélaconsigne,”[法语:我破坏了禁令。]她说,迈着迅速的步子走进来,由于兴奋和急遽的动作而沉重地喘息着。“我一切都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爱的朋友!”她继续说,紧紧地把他的手握在她的两手里,用她那优美而沉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着眉立起身来,抽出他的手,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

    “您不坐吗,伯爵夫人?我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见客呢,伯爵夫人,”他说,他的嘴唇抖动了。

    “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重复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突然她的眉尖扬起,在她的额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她的又丑又黄的脸变得更丑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觉到她在替他难过,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一来他也感动了;他抓住她那胖胖的手,开始去吻它。

    “亲爱的朋友!”她用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调说。“您不应该陷入苦恼中。您的苦恼是巨大的,但是您会得到安慰。”

    “我垮了,我毁了,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放了她的手,却还是凝视着她的泪水盈盈的眼睛。“我的处境实在可怕,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本身,都找不到支持。”

    “您会找到支持的;不要在我身上寻找,虽然我求您相信我的友情。”她说,叹了口气。“我们的支持就是爱,上帝所赐予我们的爱。上帝的负担是轻的。”她带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熟悉的那种狂喜的目光说。“上帝会支持您,援助您!”

    虽然在这几句话里她分明被自己的崇高情感感动了,虽然她的话里含有最近在彼得堡传播开的、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是多余的、那种新的神秘的热忱,但是现在听起来,在他还是愉快的。

    “我是软弱的。我毁了。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重复着。

    “这并不是惋惜现在已失掉的东西,不是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我并不为那个难过。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境地使我不由得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完成那崇高的饶恕行为的——那使我和大家都非常感动的——并不是您,而是活在您心中的上帝,”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狂喜地抬起眼睛。“所以您不要以为您的行为是可耻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皱起眉头,于是弯起两手,他把手指扳得噼啪地响。

    “得管一切琐琐碎碎的事,”他用尖细的声音说。“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伯爵夫人,我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了。整天我得处理,处理由于我的这种新的孤独境遇而来的(他加重说·而·来·的这几个字)家务事。仆人啊,家庭女教师啊,账目啊……这些小小的磨难使我心力交瘁了,我不能忍受了。在吃饭的时候……昨天,我几乎要离开饭桌。我受不了我儿子望着我的那种眼光。他并没有问我这一切的意义,可是他想要问,我真受不了他的那种眼光。他怕看我。但是还不只这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来想说拿到他这里来的那张账单,但是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于是他住嘴了。那开列在蓝纸上的帽子和丝带的账单,他一想起就不由得怜悯起自己来。

    “我明白的,亲爱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我一切都明白。援助和安慰,您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来就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我能够的话。要是我能够把这一切琐碎的、屈辱的操劳从您肩上卸下来的话……我明白,女人的话和女人的照管是需要的。您肯把这事托付给我吗?”

    默默地、感激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们一道来照顾谢廖沙。实际事务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是我要承担下来,我要做您的管家妇。不要感谢我。我这样做并不是自己……”

    “我不得不感激您呢!”

    “可是,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向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感情屈服——不要以为基督徒的最崇高的品质是可耻的!·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您不要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上帝,祈求上帝的援助。只有在上帝心中,我们才能得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于是抬起眼睛仰望天上,她开始祈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根据她的静默看出这个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听着她的话,这些表白,以前他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多余的,但是如今却似乎是自然而令人安慰的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喜欢这种新的热忱的。他是一个仅仅在政治方面对于宗教感到兴趣的信徒,那种容许各种新的解释的教义,正因为它替争论和分析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在原则上是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他以前对于这个新教义采取了一种冷淡的甚至敌视的态度,和醉心新教义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来没有争论过,而只是沉默而小心地避开她的挑衅。现在,第一次,他高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里没有反对。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感谢您的言语和您的行为,”他在她祈祷完了的时候这样说。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又一次紧紧握住她朋友的两手。

    “现在我要动手工作了,”她沉默了一会之后,揩干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要到谢廖沙那里去。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来向您请示,”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出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进谢廖沙的房间去,在那里用眼泪润湿了吓慌了的小孩的脸颊,她告诉他,他父亲是一个圣人,他母亲已经死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诺言。她当真担负起安排和管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务的职责。可是当她说实际事务非她所擅长的时候她并没有夸张。她吩咐的事没有一件行得通,所以都得改变,而这些就都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仆人科尔涅伊变通办理了;他现在无形中管理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在替主人换衣服的时候,就悄悄地、谨慎地报告了需要他知道的一切事情。但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仍然具有很大的效果;因为她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意识到她对他的爱和尊敬,特别是因为,她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差不多使他完全皈依了基督教;那就是说,她使他从冷淡的、疏懒的信徒变成了最近在彼得堡逐渐风行的,那种基督教义的新解释的热心而坚决的拥护者。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说,相信这种新解释是容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像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抱着同样见解的其他人们一样,完全缺乏那种心灵上的深刻的想像力,借着那种能力,由想像所引起的概念才变得这样生动,势必和旁的概念,和现实协调一致。死,在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于他却并不存在,而且,因为他具有完整无缺的信仰,而自己又是那信仰的裁判者,所以在他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尘世上就已经得到完全的拯救——他并不觉得这些概念里面有什么不可能的、不可想像的地方。

    固然,对他的信仰这种看法的肤浅和谬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了,而且他也知道,当他完全不想他的饶恕是由神力所主使,而只是按照自己的直感行事的时候,比现在他时时刻刻想着基督在自己心中,想着在公文上签字也是执行基督的意志的时候,他感到更幸福。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绝对需要这样想;需要在他的屈辱中有一个崇高的立足点,哪怕是假想的也不要紧,从那方面,被大家蔑视的他,也可以蔑视别人,因此他死死抱住这种幻想的解救,就像是抱住真的解救一样。

    二十三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在她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多情的少女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富裕的、身分很高的人,一个很和善、很愉快、耽于酒色的放荡子。结婚后两个月,她丈夫就抛弃了她,对于她的热烈的爱情的保证,他只用嘲笑甚至敌意来回答,那种敌意,凡是了解伯爵的善良心肠,看不出多情的利季娅身上有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解释。从那时起,虽然他们没有离婚,却分居了;但是每当丈夫遇见妻子的时候,他总是用那种无从解释的恶毒的嘲笑对付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丈夫了,但是从那时起她就不断地爱上什么人。她同时爱上了好几个人,男的和女的;凡是在哪一方面特别著名的人,她差不多全都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列入皇族的新亲王和亲王妃;她爱上一个大僧正、一个主教、一个牧师;她爱上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爱上过科米萨罗夫①,爱上过一个大臣、一个医生、一个英国传教师,现在又爱上了卡列宁。这一切互相消长的爱情并没有妨碍她和宫廷与社交界保持着最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把他放在她的特殊保护之下以后,自从她关心他的幸福,在卡列宁家服务以后,她感觉得她所有的其他的爱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她真正爱的仅仅是卡列宁一个人。她现在对他所抱着的感情在她看来比她以前的任何感情都强烈。分析她的这种感情,拿它和她以前的感情相比较,她清楚地看出了她是不会爱科米萨罗夫的,如果不是他救了皇帝的性命;她也不会爱里斯季奇·库吉茨基②,如果没有斯拉夫问题;但是她爱卡列宁却是爱他本人,爱他那崇高的、未被了解的灵魂,他那在她听来很可爱的、带着拖长声调的尖细的声音,他的疲倦的眼睛,他的性格,他那青筋隆起的柔软白皙的手。她不仅高兴看见他,而且还在他脸上寻找她给予他的印象的痕迹。她希望不只她的话,而且她整个的人,都使他喜欢。为了他的缘故,她现在比以前更注意修饰了。她发现自己常常这样幻想:假使她没有结过婚,而他也是自由的,那会怎样呢。他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她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而当他对她说了句什么好听的话的时候,她简直掩饰不住欢喜的微笑——

    ①科米萨罗夫(1838—1892),农民,科斯特罗马的制帽商人。据说是他打落凶手的手枪、救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性命,后被封为贵族。

    ②里斯季奇·库吉茨基(1831—1899),塞尔维亚政治家,反抗土耳其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影响。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处在剧烈的激动中已有好几天了。她听到安娜和弗龙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不到她,甚至一定要使他不知道那个可怕的女人和他在一个城市里、他随时可以遇见她这个痛苦的事实。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通过她的熟人探听到·这·些·可·恶·的·人——她这样叫安娜和弗龙斯基——要做什么,于是在这几天当中她就竭力指导她的朋友的行动,使他不致于碰见他们。一个年轻副官,弗龙斯基的朋友——她通过他得到了消息,他希望通过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得到一种特权——报告她说他们已经办完了事务,明天就要走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已开始平静下来,可是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一封信,她怀着恐怖的心情认出了信上的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宁娜的笔迹。信封是用树皮一样厚的纸做的;在长方形的黄纸上有大写的姓名的花字,那信发出令人怡悦的香气。

    “谁送来的!”

    “旅馆里的听差。”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过了好一会才能坐下来阅读那封信。她的兴奋引起了她常犯的喘病。当她恢复镇静的时候,她读了下面用法文写的信:

    MadamelaComtesse[法语:伯爵夫人]——您心中充满的基督徒的感情,给了我自知不可原谅的胆量来写信给您。我不幸和我儿子分开了。请求您允许我在动身之前见他一面。使您想起我,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而不写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是因为我不愿意使那宽大的人想起我而痛苦。了解您对他的友情,我想您一定会了解我。您可否把谢廖沙送到我这里,或是约定什么时候我自己回家里来,再不然,您可否告知我什么时候,在外面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他?我知道决定事情的那个人的宽大,我想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您想不到我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因此也想像不到您的帮助会怎样使我衷心感激。

    安娜

    这信里的一切:信的内容和宽大这个字眼的含意,特别是那种随便——她是这样觉得——的语气,都激怒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于是立刻打开她的吸墨纸文件簿,她写信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她希望一点钟的时候在宫廷庆祝会上看见他。

    “我要和您谈一件重大的苦恼的事。在那里我们再决定谈话的地点。最好是在我家里,我预备好您所喜欢的茶。必须如此。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但是也给予了忍受的力量,”她补充这么一句,使他多少有一点心理准备。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通常每天总要写两三封信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喜欢这种联络方式,这具有亲自会面所没有的风雅和神秘的味道。

    二十四

    庆祝会结束了。人们出来的时候碰了面,闲谈着最近的新闻,新授予的奖赏和大官们的升迁。

    “要是玛丽亚·鲍里索夫伯爵夫人做了陆军大官,沃特科夫斯基公爵夫人做了参谋总长,”一个穿金边制服的白发老人向一个问他对于新任命有何意见的高大而漂亮的女官说。

    “而我也做了副官的话,”女官微笑着说。

    “您已经有了官职呀。您掌管教会部。您的助手是卡列宁。”

    “您好,公爵!”矮小的老人说,和一个走上来的人握手。

    “您说卡列宁什么?”公爵说。

    “他和普佳托夫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早就得了哩。”

    “不。您看他,”矮小的老人说,用他的金边帽子指着穿着朝服、肩上挂着新的红缀带、正和帝国议会的一个有势力的议员站在大厅门口的卡列宁。“他还洋洋得意哩,”他补充说,站住和一个体格魁梧的漂亮的官中高级侍从握手。

    “不,他显得老多了,”侍从说。邦斯舅舅

    “因为操劳过度的缘故呀。他现在老是起草计划。不到他把一切都逐条说明了,他是不会放走那个可怜的家伙的。”

    “您说,他显得老多了?Ilfaitdespassions[法语:他正在恋爱呢]!我想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现在嫉妒起他的妻子来了。”

    “啊,请不要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坏话吧。”

    “哦,她爱上了卡列宁,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可是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是真的吗?”

    “哦,不是在这宫廷里,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还碰见她和弗龙斯基,brasdessus,brasdessous[法语:手挽着手]在莫尔斯基街上走呢。”

    “C’estunhommequin’apas……[法语:那种人没有]”侍从开口说,但是突然停止了,让开路,对一个走过去的皇族中的人鞠躬——

    就这样,人们不断地谈论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责难他,嘲笑他,这时,他拦着他所抓住的帝国议会的议员的路,一点一点地向他说明他的财政计划,片刻也不停顿地谈着,怕他乘机逃掉。

    差不多就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妻子离开他的同时,他遭到了官场中人最为痛心的事——他的升迁的路已经断了。这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家都清楚地看出来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却还未意识到他的前程已经完结。不论是由于他和斯特列莫夫的冲突,还是由于他和他妻子之间的不幸,或者只是因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已经达到了他命定的极限,总之,在今年一年当中,他的前程已经完结,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了。他还是身居要职,他还兼着许多委员会和会议的委员,但是他却是一个一切都完了的、无可期望的人了。不论他说什么,提什么,人听起来好像都是早已知道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话似的。

    但是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界维奇并没有感觉出来,而且相反,在他不再直接参与政府活动以后,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且认为指出改正的方法是他的职责。和妻子分离以后不久,他就开始起草关于新的裁判手续的小册子,这是他注定要写的关于行政各部门的无数不必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但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绝望处境,他不但不为此发愁,他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满意自己的活动。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使徒保罗这样说。现在一举一动都受《圣经》指导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常记起《圣经》上的这句话。他好像觉得自从他没有妻子以后。他就用这些改革计划比以前更热心地侍奉起上帝来。

    那位竭力想要摆脱他的议员的明显的不耐烦态度并没有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不安;直到那议员利用一个皇族走过的机会溜掉的时候,他这才中止了说明。

    只剩下一个人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低下头,定了定神;然后漫不经心地向周围望了一望,就向门口走去,他希望在那里遇见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他们的身体都多么强壮,多么结实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望着那蓄着梳得很光的、发出香气的颊髭,身体强壮的高级侍从,和那穿着一身窄小制服的公爵的红脖颈,这样想,他得走过他们身边。“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这倒是真话呢,”他想,又斜视了一眼高级侍从的小腿。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容地向前走去,带着他平常那种疲惫和威严的神情向刚才议论他的那些绅士鞠躬,于是朝门望着,他的眼睛搜索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矮小的老人,在卡列宁走到和他并排并且带着冷淡的态度向他点头的时候,恶意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向您道贺哩,”老人指着他新得的绶章说。

    “谢谢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今天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他补充说,按照他的习惯特别强调·美·好·的这个字眼。

    他们嘲笑他,这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从他们身上除了敌意而外,并不期望别的什么;他现在已经习惯了。

    看到走进来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露在胸衣上的黄色肩膊和她那招引他的美丽的、沉思的眼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微笑了,露出光泽的雪白牙齿,向她走去。

    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为她的服装煞费苦心,如同她为最近每一次的装饰一样。她现在装饰的目的和三十年前她所追求的完全相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用什么东西来打扮自己,打扮得越美丽越好;现在,相反,她打扮得太厉害就一定会同她的年龄和风姿完全不相称,所以她唯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些打扮和她自己外貌的对照不太怕人。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说,她是成功了,在他的眼中看来,她是魅人的。对于他,她是那包围着他的敌意和嘲笑的海洋中的一个不单是好意的而且是爱的孤岛。

    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他好像植物向着太阳一样自然地被吸引到她那充满爱意的眼光那里去。

    “我祝贺您,”她对他说,用目光示意那绶章。

    抑制住欢喜的微笑,他耸了耸肩,闭上眼睛,好像在说这并不能使他快乐似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十分清楚这是他的最大的喜悦之一,虽然他自己绝对不承认。

    “我们的天使怎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意思是说谢廖沙。

    “我不能说我很满意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扬起眉毛,张开眼睛。“西特尼科夫也对他不满哩(西特尼科夫是请来担任谢廖沙的世俗教育的家庭教师)。我跟您说过,他对于应当使每个大人、每个小孩都感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有点冷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说明公务以外他唯一感到兴趣的问题——他儿子的教育。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靠着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帮助又回到生活和活动中的时候,他感觉到过问留在他手中的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以前从来没有过问过教育问题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花了些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读了几册关于人类学、教育学、教学法的书籍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拟了一个教育计划,而且请了彼得堡最优秀的教师来指导,他就着手工作起来。而这工作就不断地吸引住他的注意了。

    “是的,不过他的心啊!我看出来他有着他父亲的心,有这样心的孩子是决不会坏的啊,”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热情地说。

    “是的,也许这样……在我呢,不过在尽我的义务。我也只能如此而已。”

    “您到我家里来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之后说,“我们得谈一件您很痛心的事情。我真愿意牺牲一切使您不再记起那件事情,可是别人却不这样想法。我接到她一封信。她在彼得堡。”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提起他妻子就浑身发抖了,但是立刻他的脸显出了一种死一般的僵硬呆板的表情,这表情显示出他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料到了,”他说。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陶醉似地望着他,因为叹赏他的崇高心灵而眼泪盈眶了。

    二十五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间摆设着古董瓷器、挂着画像的舒适的小房间的时候,女主人自己还没有露面。她在换衣服。

    圆桌上铺了桌布,摆着中国茶具和搁在酒精灯上的银茶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不在焉地望了望装饰着房间的无数的看熟了的画像,在桌旁坐下,他翻开摆在桌上的一本《新约》。伯爵夫人的绸服的究n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哦,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带着兴奋的微笑,一下挤到桌子和沙发中间。

    “一边喝茶,一边谈吧。”

    说了两三句开场白之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困难地呼吸着,满脸涨红,把她接到的信递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手里。

    看过了信,他沉默了好久。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他畏怯地说,抬起眼睛。

    “亲爱的朋友,您在什么人身上都看不出邪恶来呢!”

    “相反地,我看出来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但是这样是不是正当?……”

    他的脸上显出犹豫不决,寻求在他所不了解的事情上得到别人的忠告、援助和指点的神情。

    “不,”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打断他。“凡事都有个限度。我了解不道德,”她言不由衷地说,因为她决不可能了解是什么把女人引到堕落上去的;“但是我可不了解残酷;而且是对谁呢?是对您!她怎么可以留在您所在的城市里?不,活到老,学到老。我可学会理解您的崇高和她的卑下了。”

    “谁能够投石头打人呢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很满意他所扮演的角色。“我完全饶恕了她,所以我不能够拒绝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所要求的事情……”——

    ①《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众人捉到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投她。耶稣说,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投她。结果人们都散去。

    “可是那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真实的吗?就算您已经饶恕了她,您现在还在饶恕她……但是我们有扰乱那个小天使的心的权利吗?他以为她死了。他为她祷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恶。倒不如这样好。但是现在他会怎样想呢?”

    “我没有想到这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显然同意了。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两手掩面,默默不发一言。

    她在祈祷。

    “您要是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了,把手从脸上放下来,说,“我劝您不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有多么痛苦,这事又多么疼痛地撕开您的伤疤吗?但是假定又像往常一样,您不顾及您自己,而结果会怎样呢?那就会重新使您痛苦,使小孩痛苦!假如她心中还有一点人性的话,她自己就不应当这样希望。不,我毫不踌躇地劝您不要这样,而且如果您准许我的话,我就写封回信给她。”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意了,于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用法文写了下面的信:

    亲爱的夫人,

    使您的儿子想起您,也许会引得他提出种种的问题,要回答那些问题,就不能不在小孩的心中灌输一种批评他视为神圣的东西的精神,所以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来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全能的上帝宽恕您。

    利季娅伯爵夫人

    这封信达到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连对自己都隐瞒着的隐秘的目的。这封信伤透了安娜的心。

    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当他从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家回来以后,整整一天他都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他的日常工作上,也找不到他最近所感到的像一个得救的信徒所有的那种心灵的平静。

    想起他的妻子——她对他犯了那样大的罪,而且,像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刚才很公正地说的那样,他对她又是那么像圣人一样——本来不应当搅乱他的心的,但是他却不能平静:他不能理解他所读的书;他不能驱走那些苦恼的回忆;他想起他和她的关系,想起他现在所感觉到的,在关于她的问题上他所犯的错误。想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他是怎样接受了她的不贞的自白(特别是他只要求顾全体面,却没有要求决斗),就好像莫大的憾事一样使他痛苦起来。想起他写给她的那封信也叫他痛苦;特别是,他那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另一个男子的小孩的关心,直使他的心羞愧悔恨得像火烧一样。

    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和她的全部过去的生活,回想起他在踌躇了很久之后向她求婚的时候所说的那些笨拙的话语,他感到了同样的羞愧和悔恨心情。

    “但是哪点能怪我呢?”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照常在他心中引起了别的问题——他们,这些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这些有着胖腿肚的高级侍从,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他们的恋爱和结婚都不同呢?于是他历历在目地回想起这些血气方刚的、强壮的、自信的人们,他们随时随地都不由得不引起他的好奇的注意。他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为这种一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而生活的,而且他心中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他好像感到他在这种暂时的、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这使他痛苦得就像他所相信的永远的拯救并不存在似的。但是这种诱惑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灵魂中就又恢复了那种平静和崇高的心境,多亏这种心境,他才能够忘掉他不愿意记起的事情。

    二十六

    “喂,卡皮托内奇,怎么样?”谢廖沙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脸上泛着玫瑰色,兴高采烈地散步回来,把外套交给那高大的、俯身向这小人微笑的老门房,这样说,“喂,那个扎着绷带的官员今天来了吗?爸爸见了他没有?”

    “他见了他。秘书长一走,我就给他通报了,”门房快活地眨了一下眼睛说。“让我给您脱吧。”

    “谢廖沙!”家庭教师站在通到里面房间去的门口,说,“自己脱呀。”

    但是谢廖沙,虽然听到教师的微弱的声音,却没有注意。

    他站在那里抓住门房的腰带,凝视着他的脸。

    “那么,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吗?”

    门房肯定地点了点头。

    来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请过七次愿的、脸上扎着绷带的官员使谢廖沙和门房都感到了兴趣。谢廖沙在门厅遇见了他,听见他哀求门房给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孩子们都快死了。

    从那时以后,谢廖沙,又在门厅遇见了这官员一次,他对他感到兴趣。

    “哦,他很高兴吗?”他问。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差不多手舞足蹈了。”

    “送来了什么东西吗?”谢廖沙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哦,少爷,”门房摇摇头,低声说,“是伯爵夫人那里送来的什么东西。”

    谢廖沙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给他送来的生日礼物。

    “真的吗?在哪里?”

    “科尔涅伊交给你爸爸了。一定是一件好东西呢!”

    “多大?像这样子的?”

    “小一点,可是一件好东西。”

    “一本书?”

    “不,一件好玩的东西。去吧,去吧,瓦西里·卢基奇在叫您哩,”门房听到教师走近的脚步声说,他小心地把那已脱下一半手套的小手从腰带上拉开,向教师的方向点头示意。

    “瓦西里·卢基奇,马上就来!”谢廖沙带着那总是制服了那个耿直的瓦西里·卢基奇的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

    谢廖沙太快活了,他觉得一切都太如意了,他不能不和他的朋友门房分享他家里的喜事,那是他在夏园散步的时候,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侄女那里听来的。这个喜讯,因为是和扎着绷带的官员的欢喜和他自己得了玩具的欢喜同时来的,所以他觉得特别重要。在谢廖沙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应当欢喜和愉快的日子。

    “你知道爸爸今天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吗?”

    “当然知道!大家都来道过贺了哩。”

    “那么,他高兴吗?”

    “皇帝的恩典,他怎么会不高兴呢!那显见得他有功劳啊,”门房严肃而认真地说。

    谢廖沙沉思起来,仰望着他曾经细细地研究过的门房的脸,特别是除了总是仰着脸看他的谢廖沙以外谁都看不到的、垂在灰色颊髭中间的下颚。

    “哦,你女儿最近来看过你吗?”

    门房的女儿是一个芭蕾舞女。

    “不是星期天她怎么能来呢?她们也要学习哩。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走进房间,谢廖沙没有坐下来上课,却对教师说他猜想送来的礼物一定是一辆火车。“您想怎样?”他问。

    但是瓦西里·卢基奇却只想着谢廖沙必须为两点钟要来的教师预备语法功课。

    “不,您告诉我,瓦西里·卢基奇,”他在书桌旁坐下,书拿在手里之后,突然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上的勋章是什么呢?您知道爸爸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吗?”

    瓦西里·卢基奇回答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以上的勋章是弗拉基米尔勋章。

    “再以上呢?”

    “最高的是安德列·佩尔沃兹瓦尼勋章。”

    “安德列以上呢?”

    “我不知道。”

    “怎么,连您也不知道?”于是谢廖沙支在臂肘上,沉入深思了。

    他的沉思是极其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他想像他的父亲突然同时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和安德列勋章,因为这缘故他今天教课的时候要温和许多,他又想像自己长大了的时候会怎样获得所有的勋章,以及人们发明的比安德列更高的勋章。任何更高的勋章刚一发明,他就会获得。还会发明更高的勋章,他也会立刻获得。

    时间就在这样的沉思中过去了,因此当教师来的时候,关于时间、地点和状态的副词的功课一点也没有预备,教师不但是不满意,而且很难过。他的难过可把谢廖沙感动了。他感到功课没有读熟并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样努力,他总读不熟。在教师向他解释的时候,他相信他,而且像领会了似的,但是一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简直就不记得,也不理解“突然地”这个简短而熟悉的字是·状·态·副·词了。但是他使教师难过了,他还是感到很懊悔,而且想安慰他。

    他选择了教师默默地望着书本的那个时间。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您的命名日是什么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

    “您最好还是想您的功课吧。命名日对于一个通达事理的人是无关紧要的。跟平常的日子一样,得做他的工作。”

    谢廖沙凝神望着教师,望着他那稀疏的颊髭,望着他那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他那么深深地沉入幻想里,以致教师向他说明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知道教师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他从他说话的语调里听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大家都用一个口气说这种最没趣味最没益处的话呢?为什么他要疏远我呢,为什么他不爱我呢?”他忧愁地问自己,可是想不出答案来。

    二十七

    在语法教师教的功课以后是他父亲教的功课。他父亲没有来的时候,谢廖沙坐在桌旁玩着一把削笔刀,又沉入深思了。谢廖沙最爱好的事情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寻找他的母亲。一般说来他就不相信死,特别是她的死,尽管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告诉过他,而且他父亲也证实了,因此,就在告诉他她已经死了以后,他每次出外散步的时候还是寻找她。每一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长着黑头发的妇人都是他母亲。一见到这种样子的妇人,在他心里就引起这样一种亲热的感觉,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泪水涌进他的眼里。于是他满心期望她会走上他面前来,除去她的面纱。她整个的脸都会露出来,她会微笑着,她会紧紧抱住他,他会闻到她的芳香,感觉到她的手臂的柔软,快活得哭出来,正像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她脚下,而她呵痒,他大笑起来,咬了她那白皙的戴着戒指的手指。后来,当他偶然从他的老保姆口里听到他母亲并没有死,他父亲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就向他解释说,因为她坏(这话他简直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所以对于他她等于死了一样的时候,他依旧继续寻找她,期待着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个戴着淡紫色面纱的妇人,他怀着跳跃的心注视着,期望那就是她,当她沿着小径走向他们的时候。那妇人并没有走到他们面前来,却消失在什么地方了。谢廖沙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对她怀着洋溢的爱,而现在,在等待着他父亲的时候,他想得出了神,用削笔刀在桌子边缘刻满了刀痕,闪闪发光的眼睛直视着前方,想念着她。

    “你爸爸来了!”瓦西里·卢基奇说,惊醒了他。

    谢廖沙跳起来,跑到他父亲跟前,吻他的手,留意观察他,竭力想发现他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以后的快活的痕迹。

    “你散步很愉快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在安乐椅里坐下,拿出《旧约》翻开来。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止一次地对谢廖沙说,每个基督徒都应当熟悉圣史,但他自己教《旧约》的时候却常常要翻《圣经》,谢廖沙注意到了这一点。

    “是的,真快活极了,爸爸,”谢廖沙说,斜坐在椅子上摇着,这种动作原是被禁止的。“我看见了娜坚卡(娜坚卡是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她是在她姑母家里抚养大的)。

    她告诉我你得了新勋章。您高兴吗,爸爸?”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第二,宝贵的并不是奖励,而是工作本身。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要是你为了要得到奖励而去工作、学习,那么她就会觉得工作困难了;但是当你工作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说的时候想起了他早晨在签署一百八十份公文那项沉闷的工作中,他是怎样完全用责任感来支撑自己的,“热爱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中自然会受到奖励。”

    谢廖沙的闪耀着温情和快活的眼睛,失去了光辉,在他父亲的目光之前低垂下来了。这是他父亲对他说话惯用的腔调,谢廖沙早就学会适应了。他父亲对他讲话,老是好像——谢廖沙这样觉得——在对他自己想像中的、只有书本里才存在的、完全不像谢廖沙的什么孩子说话。而谢廖沙对他父亲也老是竭力装得如同那书里的孩子一样。

    “我想,你了解了吧?”他父亲说。

    “是的,爸爸,”谢廖沙回答,扮演着想像中的孩子。

    功课是背诵《福音书》里的几首诗和复习《旧约》的开端。《圣经》里的诗谢廖沙原来是记得很熟的,但是一到背诵的时候,他就这样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父亲的瘦削突出的、多骨不平的前额,以致他的思想混乱了,他把一首诗的末尾跟另一首的开头调换了位置。因此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他显然没有了解他所说的话,这可把他激怒了。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谢廖沙已经听过好多次、却从来也记不住的话,因为他知道得太熟悉了,所以反记不牢,就像他记不牢“突然地”这个字眼是状况副词一样。谢廖沙用吃惊的眼光望着他父亲,只顾想着他父亲会不会要他重复他所说的话,就像他有几次做过的那样。这个念头使谢廖沙这样惊恐,竟至弄得他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了。但是他父亲并没有要他重复那些话,就转移到《旧约》的功课上去了。谢廖沙述说故事的本身是够熟的,但是要他回答某些故事预示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竟一无所知了,虽然他为了这门课已经受过处罚。使他完全说不出来,使他局促不安,刻着桌子,摇着椅子的那一段,就是要他背述大洪水以前那些族长的事情的地方。除了活着升上天国的以诺以外,他一个都不知道了。以前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现在他完全忘记了,主要的是因为以诺是《旧约》中他最喜欢的人物,而且以诺升天的故事在他的心中是和一连串思想联系起来的,现在当他凝神注视着他父亲的表链和他背心上的半解开的钮扣的时候,他就完全沉溺在那一连串的思想中。

    对于人们常常跟他说起的死,谢廖沙一点也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死,尤其不相信他自己会死。死对于他完全是不可能的、难以想像的事。但是他听说所有的人都要死;他甚至还问过他所信任的人,而他们也证实了这个;他的老保姆也这样说,虽然是不大愿意的样子。但是以诺没有死,可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为什么别人在上帝眼里就不配这样,活着升上天去呢?”谢廖沙想。坏人,就是谢廖沙所不喜欢的那些人,他们可以死;但是好人却应当都像以诺一样。

    “哦,那些族长的名字叫什么?”

    “以诺,以诺斯。”

    “但是这个你已经说过了。这不好,谢廖沙,太不好了。要是你不努力去学习对于一个基督徒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的话,”他父亲说,站起身来。“还有什么能够使得你发生兴趣呢?我不满意你,彼得·伊格纳季奇(这是那位首席教师)也对你不满意……我得处罚你。”

    他父亲和教师都不满意谢廖沙,而他的功课也的确学习得太坏。但是也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正相反,他比教师举给谢廖沙做榜样的那些小孩要聪明得多。照他父亲看来,他是不想学习那些教师教给他的功课。事实上,他是学习不来。他学习不来,是因为在他的灵魂里有着比他父亲和教师所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互相矛盾的,于是他同他的教育者们直接冲突了。

    他现在九岁,他还是一个小孩;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心灵,那对于他是宝贵的,他保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心灵。他的教师抱怨着说他不肯学习,而他的心灵却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皮托内奇,向他的保姆,向娜坚卡,向瓦西里·卢基奇学习,却不向他的教师们学习。他父亲和教师们指望着会转动他们的水车的水,早就漏出去,到别处活动去了。

    他父亲以不准谢廖沙去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女娜坚卡来处罚他,但是结果这处罚对于谢廖沙才好呢。瓦西里·卢基奇兴致很好,教给他怎么做风车。整个晚上都消磨在这工作上和梦想着怎样造一架他可以亲自坐在上面旋转的风车——或是紧紧抓住风车的翼子,或是把自己的身体绑在上面,于是转动起来。谢廖沙一晚上都没有想他母亲,但是当他上了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她,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语祈祷他母亲在明天他过生日的时候不再隐藏了,会到他这里来。

    “瓦西里·卢基奇,您知道我今晚特别祈祷了些什么吗?”

    “是不是祈祷功课学得好些?”

    “不是。”

    “玩具吗?”

    “不是。您再也猜不着!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是这是一个秘密!实现了的时候我再告诉您。您没有猜着吗?”

    “不,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吧,”瓦西里·卢基奇微笑着说,他是很少笑的。“哦,睡下吧,就要吹熄蜡烛了。”

    “灭了蜡烛,我对于我所祈祷的会看得更清楚呢。啊哟!我差一点把秘密讲出来了!”谢廖沙说,快活地大笑起来。

    当蜡烛拿走了的时候,谢廖沙听到和感到了他的母亲。她俯向他,带着充满了爱的眼光爱抚着他。但是随即又是风车,小刀,一切都开始混淆起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二十八

    到了彼得堡,弗龙斯基和安娜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弗龙斯基单独住在楼下,安娜和她的小孩、奶妈和使女住在楼上有四间房的大套间里。

    他们到的那天,弗龙斯基就去看他哥哥。在那里他看到了他的因事从莫斯科来的母亲。他母亲和嫂嫂照常迎接他;他们问他在国外旅行的事,谈着他们共同的熟人,但是对他和安娜的关系却一句也没有提。他哥哥第二天来看弗龙斯基,他本人倒向他问到她,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率直地告诉他,他把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看做婚姻一样;他希望办理离婚,然后和她举行婚礼,在那以前他也把她看做妻子,如同任何人的妻子一样,他要求他把这意思转达给他母亲和嫂嫂。

    “社交界赞不赞成,我也不管,”弗龙斯基说,“但是假如我的亲属要同我保持亲属的关系,他们就得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这位哥哥一向是尊重他弟弟的见解的,在社交界还没有解决这问题之前,他自己也断不定他弟弟是对呢还是不对;但是在他自己这方面,他丝毫也不反对,于是他就同阿列克谢一道上楼去看安娜。

    在他哥哥面前,像在任何人面前一样,弗龙斯基对安娜称呼·您。对待她如同对待一个极其亲密的朋友一样;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哥哥知道他们的真正的关系,于是他们谈到安娜要到弗龙斯基的田庄上去的事。

    弗龙斯基尽管社会经验丰富,但由于他现在新的处境,他还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按说他应该明白社交界对于他和安娜是关闭了的;但是现在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观念,以为那只是旧日的情形,至于现在,由于迅速的进步(他不知不觉地成了各种进步的拥护者了),舆论已经改变了,他们会不会被社交界接待,这个问题还难逆料。“当然,”他想,“她是不会再被宫廷社会接待的了,但是亲密的朋友们能够而且应当用正当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一连坐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知道没有什么会阻止他改变姿势的话;但是假使人知道他必需盘腿这么继续坐下去,那么就会痉挛,腿就会开始抽搐,竭力想伸到他愿意伸去的地方。这就是弗龙斯基对于社交界所体验到的。虽然他心里明白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了,他却要测验测验现在的社交界改变了没有,会不会接待他们。但是他不久就觉察出来虽然社交界对他个人是开放的,但是对安娜却关闭了。正像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举起来让他进去的胳臂,却立刻放下来拦住了安娜的路。

    弗龙斯基最先遇到的彼得堡社交界的妇人是他的堂姐贝特西。

    “到底回来了!”她快活地招呼他。“安娜呢?我多么高兴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想像得到,在你们愉快的旅行之后,你们会觉得我们的彼得堡有多么令人讨厌啊;我可以想像你们在罗马的蜜月。离婚的事怎样了?全办妥了吗?”

    弗龙斯基注意到贝特西听到安娜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她的热忱就冷下去了。

    “我知道,人家会攻击我的,”她说,“但是我还是要来看安娜。是的,我一定要来。我想你们在这里不会久住吧?”

    她真的当天就来看安娜;但是她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她显然在炫耀她自己的勇敢,而且希望安娜珍视她的友情的忠实。她待了不过十分钟,谈了些社交界新闻,临走的时候说: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呢?纵令我不管这些规矩,旁的古板的人却会冷淡你们,直到你们结婚为止。现在这简单极了。Casefait[法语:这是一件普通的事]。你们星期五走吗?很抱歉,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从贝特西的语调,弗龙斯基就该明白他在社交界不得不遭到的冷遇;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家庭又作了一番努力。对他的母亲他不存什么希望。他知道,他母亲,在她们最初认识的时候是那样喜欢安娜的,现在因为她破坏了她儿子的前程对她是冷酷无情的了。但是他对他嫂嫂瓦里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想像她总不会攻击人,会爽快地果断地去看安娜,而且在她自己家里接待她。

    弗龙斯基在他到达的第二天去看她,发现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就率直地表明了他的愿望。

    “你知道,阿列克谢,”她听了他的话之后说,“我是多么欢喜你,我是多么愿意为你尽力,但是我却保持沉默,因为我明白我对你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都无能为力,”她说,特别慎重地说出“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个名字。“请不要以为我在批评她。决不是的!也许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我不要而且也不能详细说明,”她说,胆怯地瞥着他的忧郁的面孔。“人只能就事论事。你要我去看她,请她到这里来,好恢复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但是要明白,我不能够这样做。我的女儿们也快长大了,而且为了我丈夫的缘故,我不得不在社交界生活。哦,就假定我去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她会了解我不能请她来这里的,就是请她来也要布置得使她不致遇到对这件事抱有不同看法的人;这样反而会使她生气,我不能够提高她的……”

    “哦,我以为她并不比你们所接待的千百个妇人堕落!”弗龙斯基变得更加忧郁地打断了她的话,于是默默地站了起来,知道他嫂嫂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了。

    “阿列克谢!不要生我的气。你要了解这不能怪我,”瓦里娅开始说,带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

    “我并不生你的气,”他仍然忧郁地说,“但是我感到加倍难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友谊会破裂。即使不是破裂,至少也会淡薄下去,这也是使我感到难过的。你明白,这对于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说了这话,他就离开了她。

    弗龙斯基知道再努力也是徒劳的了,他们必须在彼得堡挨过这几天,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样,避免和他们以前出入的社交界发生任何关系,为的是不受到对于他是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他在彼得堡的处境最不愉快的地方,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名字似乎到处都会碰到。随便谈什么话,都不能不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身上去,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不能不冒着碰见他的危险。至少弗龙斯基是这样感觉的,正如一个指头痛的人,感觉得好像故意似地那痛指头老是碰在一切东西上面一样。

    他们住在彼得堡对于弗龙斯基更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是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有时她似乎很爱他,而一会她又变得冷淡、易怒和不可捉摸了。她在为什么事苦恼着,有什么事隐瞒了他,而且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毒害了他的生活的屈辱,那种屈辱,以她的敏锐的感觉,在她一定是更痛苦的。

    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这个会面的念头就无时无刻不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这次会见的快乐和重要性在她的想像里就更增大了。她连想也没有去想怎样安排这次会见的问题。在她看来,和她儿子在一个城市里的时候,她去看他是非常自然而简单的。但是一到彼得堡,她就突然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了解到安排这次会见并不是容易的事。

    她在彼得堡已经有两天了。要看她儿子的念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一直到家里去吧,在那里也许会遇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感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她也许会遭到拒绝和侮辱。写信去和她丈夫联系吧——她一想起来都觉得痛苦:只有不想起她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平静。打听她儿子什么时候出来,在什么地方散步,趁他散步的机会见他一面,在她是不满足的;她为这次会面作了那样久的准备,她有那么多的话要和他说,她是那么渴望着要拥护他,吻他。谢廖沙的老保姆一定可以帮助她,教她怎样做。但是老保姆已经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一面犹疑不决,一面努力寻找保姆,两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和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安娜在第三天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那是煞费苦心的,在信里她故意说允不允许她见她的儿子,那就全仗她丈夫的宽大。她知道要是这封信给她丈夫见到,他会继续扮演他那宽宏大量的角色,不至于拒绝她的请求。

    送信去的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的、意想不到的回答,那就是没有回信。她唤了信差来,听到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待了一阵,后来又怎样有人告诉他没有回信,当她听到这个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样的屈辱。安娜感觉自己受了侮辱和伤害,但是她知道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对的。她的痛苦,因为得单独一个人忍受的缘故,就更加强烈了。她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使弗龙斯基分担这种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她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但她去看她儿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会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她知道他决不可能了解她的痛苦之深,要是一提到这件事他露出冷淡的口气,那她就会恨起他来。而她惧怕这个,甚于世界上任何事情,所以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她都隐瞒住他。

    她一整天在家里考虑着去看她儿子的方法,终于决定了写封信给她丈夫。她把信写好的时候,就接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来信。伯爵夫人的沉默使她感到压抑,但是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是这样激怒她,这种恶意和她对她儿子的热烈的、正当的爱比较起来是这样地令她反感,使得她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谴责自己了。

    “这种冷酷——这种虚伪的感情!”她自言自语。“他们不过是要侮辱我,折磨我的小孩,而我一定得顺从吗?决不!她比我还要坏呢。我至少不说谎话。”于是她立刻决定在第二天,谢廖沙生日那天,她要直接上她丈夫家去,买通或是骗过仆人,但是无论如何要看到她儿子,要打破他们用来包围这不幸的小孩的可恶的欺骗。

    她坐车到一家玩具店里买了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要在早上八点钟去,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定还没有起身。她得在手头预备下给门房和仆人的钱,这样他们会让她进去。不揭开面纱,她就说她是从谢廖沙的教父那里来给他道贺的,并且说嘱咐了她把玩具放在他的床头。她只没有想好她要对她儿子说的话。她尽管想了又想,但是还是想不出什么来。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走下来,在她从前的家的大门前按了铃。

    “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还没有穿好衣服,就披着外套,拖着套鞋,向窗外一望,看见了一位戴着面纱的太太站在门边。他的下手,安娜不认识的一个小伙子,刚替她开开门,她就进来了,在她的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连忙放进他的手里。

    “谢廖沙——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谢廖沙的本名和父名],”她说,于是向前走去。看了一下钞票,门房的下手在第二道玻璃门那里拦住了她。

    “您找谁?”他问。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没有回答。幻灭

    注意到这位不认识的太太的狼狈神情,卡皮托内奇亲自向她走过来,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从斯科罗杜莫夫公爵那里来看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的,”她说。

    “少爷还没有起来呢,”门房说,留神地打量着她。

    安娜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这幢她住了九年的房子的丝毫没有改变的门厅的模样,会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欢乐和痛苦的回忆接连涌上她的心头,她一刹那间竟忘了她是来做什么的了。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内奇说,帮着她脱下皮大衣。

    脱下大衣之后,卡皮托内奇望了望她的脸,认出她来,于是默默地向她低低地鞠躬。

    “请进,夫人,”他对她说。

    她想说什么,但是她的嗓子发不出声音来;用羞愧的恳求的眼光望了这老人一眼,她迈着轻快的、迅速的步子走上楼去。身子向前弯着,套鞋绊着梯级,卡皮托内奇在她后面跑,想要追过她去。

    “教师在那里,说不定他还没有穿好衣服。我去通报一声。”

    安娜继续踏上那熟悉的楼梯,没有听明白老人的话。

    “请走这边,左边。弄得不干净,请原谅!少爷现在住到以前的客厅里去了,”门房说,喘着气。“请原谅,等一等,夫人,我去看看,”他说,于是追过她,他开了那扇高高的门,消失在里面了。安娜站住等着。“他刚醒呢,”门房走出来说。

    就在门房说这话的时候,安娜听到一个小孩打呵欠的声音;单从这呵欠声,她就知道这是她儿子,而且仿佛已经看到他在眼前了。

    “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从那扇高高的门走进去。在门的右边摆着一张床,小孩坐在床上,他的睡衣没有扣上,把他的小身体向后弯着,他伸着懒腰,还在打呵欠。在他的嘴唇闭上的那一瞬间,嘴角上露出一种幸福的、睡意矇眬的微笑,带着那微笑,他又慢慢地舒畅地躺下去了。

    “谢廖沙!”她轻轻呼唤着,没有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去。

    在她和他分别的期间,在最近她对他感到汹涌的爱的时候,她总把他想像成四岁时的小孩,那是一个她最爱他的年龄。现在他甚至和她离开他的时候都不同了;他和四岁的小孩更不相同了,他长得更大了,也更消瘦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脸多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啊!多长的胳臂啊!自从她离开他以后,他变得多么厉害啊!但是这仍然是他,他的头的姿势,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脖颈和宽阔的肩膊。

    “谢廖沙!”她凑在小孩耳边又唤着。

    他又用臂肘支起身子,把他那乱发蓬松的头从这边转到那边,好像在寻找什么一样,他张开了眼睛。默默地询问般地,他对动也不动地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突然浮上幸福的微笑,又闭上他的睡意惺讼的眼睛,躺下去,没有往后仰,却倒在她的怀抱里。

    “谢廖沙!我的乖孩子!”她说,艰难地呼吸着,用手臂抱住他那丰满的小身体。

    “妈妈!”他说,在她的怀抱里扭动着,这样使他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接触到她的手。

    还是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地微笑着,他把他的胖胖的小手从床头伸向她的肩膊,依偎着她,用只有儿童才有的那种可爱的睡意的温暖和香气围绕着她,开始把他的脸在她的脖颈和肩膀上摩擦。

    “我知道!”他说,张开眼睛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我马上就起来。”

    这么说着,他又睡着了。

    安娜贪婪地望着他;她看到她不在的时候,他是怎样地长大了,变化了。他那从毛毯下面伸出的、现在这么长的、裸露的两腿,他的消瘦的脸颊,他后脑上的剪短了的鬈发——她常在那上面吻他的——这一切,她好像认得,又好像不认得。她抚摸着这一切,说不出一句话来;眼泪使她窒息了。

    “你为什么哭,妈妈?”他说,完全醒来了。“妈妈,你为什么哭?”他用含泪的声音叫着。

    “我不哭;我是欢喜得哭呢。我这么久没有看见你。我不,我不,”她说,咽下眼泪,把脸转过去。“哦,现在你该起来穿衣服了,”她沉默了一会,恢复过来之后补充说;于是,没有放开他的手,她在他床边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在你怎么穿衣服的?怎么……”她极力想开始简单而又愉快地谈着,但是她做不到,于是她又扭过脸去。

    “我不用冷水洗澡了,爸爸吩咐不准这样。你没有看见瓦西里·卢基奇吗?他马上会进来的。啊,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啦!”说着,谢廖沙大笑起来。

    她望着他,微笑了。

    “妈妈,最最亲爱的!”他叫着,又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好像直到现在,看见了她的微笑,他这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不要你戴这个,”他说,取下她的帽子。看见脱下了帽子的她,好像是新看见她一样,他又吻起她来。

    “可是你怎样想我的呢?你没有想我死了吧?”

    “我从来不相信。”

    “你没有相信过,我的亲爱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重复他喜爱的一句话,于是抓住她正在抚摸他的头发的手,他把她的手心贴到嘴唇上,吻它。

    三十

    同时,瓦西里·卢基奇开头不知道这位贵妇人是谁,听了他们的谈话方才明白这就是那位抛弃丈夫的母亲,她,他从来没有见过,因为他到这家来是在她出走以后,他迟疑着不知道进去好呢,还是不进去,要不要去报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考虑到,他的职务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叫谢廖沙起来,所以在那里的是谁,是母亲呢,还是旁的什么人,都不用他管,但是他得尽他的职责,这样一想,他就穿好衣服,向门那里走去,开开了门。

    但是母子的拥抱、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所说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把门关上。“我再等十分钟吧,”他自言自语,一边咳嗽着,一边揩着眼泪。

    同时在仆人们中间起了剧烈的骚动。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女主人来了,卡皮托内奇让她进来了,她现在正在育儿室。但是主人照例九点钟要亲自到育儿室去的,大家都十分明白夫妻两人不能会面,他们应当防止这个才行。侍仆科尔涅伊走到门房去,问是谁以及怎样让她进来的,查问清楚了是卡皮托内奇让她进来,引她上去的,他就把那老头训斥了一顿。门房顽强地沉默着,但是当科尔涅伊对他说他应当被革职的时候,卡皮托内奇就跳到他面前去,对着科尔涅伊的脸挥动两手,开始大声说:

    “是的,你自然不会让她进来啰!我在这里侍候了十年,除了仁慈什么都没有受过,你倒要跑上去说:‘走吧,你滚吧!’啊,是的,你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我敢说!你自己知道怎样去抢劫主人,怎样去偷窃皮大衣!”

    “老兵!”科尔涅伊轻蔑地说,他随即转向走进来的保姆,“哦,你来评判一下吧,玛丽亚·叶菲莫夫娜:他不对任何人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科尔涅伊对她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下来——到育儿室去!”

    “糟糕!糟糕!”保姆说。“你,科尔涅伊·瓦西里耶维奇,你最好想办法把他拦住一下,我说的是主人,我就跑去设法叫她走,真糟糕!”

    当保姆走进育儿室的时候,谢廖沙正在告诉他母亲他和娜坚卡怎样坐着雪橇滑下山坡的时候摔了一交,翻了三个筋斗。她听着他的声音,注视着他的脸和脸上表情的变化,抚摸着他的手,但是她却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话。她非走不可,她非离开他不可,——这就是她唯一想到和感觉到的事。她听到走到门边咳嗽着的瓦西里·卢基奇的脚步声,她也听到保姆走近的脚步声;但是她好像成了石头人一样地坐着,没有力量开口说话,也没有力量站起身来。

    “太太,亲爱的!”保姆说,走到安娜跟前去,吻她的手和肩膀。“上帝可真给我们孩子的生日带来了欢喜呢!您一点也没有变啊。”

    “啊,亲爱的保姆,我不知道你在这房子里,”安娜说,暂时恢复了镇静。

    “我不住在这里,我跟我的女儿住在一起,我是来祝贺他的生日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亲爱的!”

    保姆突然哭出来,又开始吻她的手。

    谢廖沙两眼闪光,满脸带笑,一只手抓着他母亲,另一只手抓着保姆,用他那胖胖的赤着的小脚在绒毯上践踏着。他喜爱的保姆对他母亲所表示的亲热使他欢喜透了。

    “妈妈!她常来看我,她来的时候……”他开始说,但是他停住了,注意到保姆正在低声对他母亲说什么,他母亲脸上显出惊惶和一种同她那么不相称的近似羞愧的神色。

    她走到他面前去。交际花盛衰记

    “我的亲爱的!”她说。

    她不能够说·再·会,但是她面孔上的表情说了这话,而他也明白了。“亲爱的,亲爱的库迪克!”她唤着在他小时候她叫他的名字。“你不会忘记我吧?你……”但是她说不下去了。

    以后她想起了多少票对他说的话啊!但是现在她却不知道怎样说好,而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是谢廖沙明白了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明白她不幸,而且爱他。他甚至明白了保姆低声说的话。他听见了“照例在九点钟”这句话,他明白这是说他父亲,他父亲和母亲是不能够见面的。这个他了解,但是有一件事他却不能了解——为什么她脸上会有一种惊惶和羞愧的神色呢?……她没有过错,但是她害怕他,为了什么事羞愧。他真想问一个可以解除他的疑惑的问题,但是他又不敢;他看出来她很痛苦,他为她难过。他默默地紧偎着她,低声说:

    “不要走。他还不会来呢。”

    母亲推开他,看他想过他所说的话没有;在他的惊惶的脸上,她看出来他不但是说他父亲,而且好像在问她他对父亲该怎样看法。

    “谢廖沙,我的亲爱的!”她说,“爱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对不起他。你大了的时候就会明白的。”

    “再也没有比你好的人了!……”他含着泪绝望地叫着,于是,抓住她肩膀,他用全力把她紧紧抱住,他的手臂紧张得发抖了。

    “我的亲爱的,我的小宝贝!”安娜说,她像他一样无力地孩子般地哭泣起来。

    正在这时,门开了,瓦西里·卢基奇走进来。

    在另一扇门那里也传来脚步声,保姆用惊慌的小声说:

    “他来了,”于是把帽子递给安娜。

    谢廖沙倒在床上,呜咽起来,双手掩着脸。安娜拉开他的手,又吻了吻他那濡湿的脸,就迈着迅速的步子向门口走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迎着她走过来。一看见她,他突然停住脚步,垂下头来。

    虽然她刚才还说过他比她好,比她仁慈,但是在她匆匆地看了他一眼之后——那一眼把他整个的身姿连所有细微之点都看清楚了——对他的嫌恶和憎恨和为她儿子而起的嫉妒心情就占据了她的心。她迅速地放下面纱,加快步子,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出了房间。

    她昨天怀着那样的爱和忧愁在玩具店选购来的一包玩具,她都没有来得及解开,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了。

    三十一

    虽然安娜热烈希望看见儿子,虽然她早就想到和准备这次会面,但是她却丝毫没有料到看见他会这样强烈地打动了她。回到旅馆的寂寞的房间,她好久都不能够明白地为什么在那里。“是的,一切都完了,我又孤单单一个人了,”她自言自语,没有脱下帽子,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坐下。眼睛紧盯着摆在窗前桌上的青铜时钟,她开始思想着。

    从国外带来的法国使女走进来问她要不要换衣服。她惊讶地望着她,说:

    “等一等。”

    一个仆人给她端来了咖啡。

    “等一等,”她说。

    意大利乳母给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了她走进来,把她交给安娜。这胖胖的、健康的小孩,一见她母亲,照例伸出她的小手——那手是这么胖,看上去好像手腕给线紧紧缠住了一样——手心向下,她那没有牙齿的嘴角上浮着微笑,她像鱼牵动浮子一样,开始把她的手在那绣花裙子的浆硬褶襞上动来动去,使那褶襞发出沙沙的声响。不笑,不去吻这婴儿,是不可能的;不伸出一只手指去让她抓住,让她欢叫和全身跳跃是不可能的;不把嘴唇凑过去让她用接吻的样子吮进她的小嘴里去是不可能的。这一切安娜都做了,抱住她,逗她跳跃,吻她那娇嫩的小脸颊和裸露的小手肘;但是一看到这个小孩,她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她对她的感情和她对谢廖沙的感情比较起来,是说不上爱的。这小孩身上的一切都是可爱的,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没有擒住她的心。在第一个虽然是她不爱的男子的孩子身上,却倾注了她从未得到满足的全部的爱;小女孩是在一个最痛苦的境况中诞生的,她对她的关心却还不及倾注在她第一个小孩身上的关心的百分之一。加以,在小女孩身上,一切还有待将来,而谢廖沙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人,一个可以被疼爱的人了;在他心里有着思想和情感的冲突;他了解她,他爱她,他判断她,她回忆起他的话语和眼色这样想。现在她要永远——不仅是在肉体上而且是在精神上——和他分离,再也不能挽回了。

    她把婴儿交给乳母,让她走了出去,于是打开里面藏着谢廖沙和这小女孩差不多年龄时的像片的项链上的小金盒。她站起身来,脱下帽子,从一张小桌上拿起一本照相簿,那里面夹着她儿子在不同年龄时拍摄的照片。她要比较一下,于是开始把它们从照相簿上抽下来。她把它们通通抽了出来,只有一张除外,那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张。在那张照片里,他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骑在一把椅子上,皱着眉头,嘴角浮着微笑。这是他的最好的、最有特色的表情。她用灵巧的小手,用今天特别紧张地动着的、又白又细的手指,抽照片的一角,抽了好几次,但是照片挂住了,她抽不出来。桌子上没有裁纸刀,于是她抽出和她儿子照片并排的一张照片(那是弗龙斯基在罗马拍摄的照片,戴着圆帽,蓄着长发),用它推出她儿子的照片。“啊,是他呢!”她说,瞥着弗龙斯基的照片,于是她突然记起了他就是她现在不幸的原因。整个早晨她竟连一次也没有想到他。但是现在,当她看到这在她是那么熟悉和亲爱的、堂堂仪表的脸,她对他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汹涌的爱情。

    “但是他在哪里呢?他怎么能把我一个人抛在痛苦中呢?”她想,突然带着一种谴责心情这样想着,竟忘了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是她自己要隐瞒住他的。她差人请他立刻来她这里;怀着一颗颤动的心,她等待着他,想着她要把一切都告诉他的那些话语、和他安慰她的那种爱的表情。仆人带回来的回音是说他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但是他马上会来的,而且他还问她允不允许他带了刚到彼得堡的亚什温公爵一同来。“他不一个人来,而且自从昨天午饭后他就没有见到我,”她想,“他不是一个人,使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却是同亚什温一道来,”于是突然她的心上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他不再爱她了怎么办呢?

    回想着最近几天来所发生的事情,她感到好像在一切事情上她都看到了证实这可怕的念头的凭据:他昨天没有在家吃饭,他坚持在彼得堡要分房居住,甚至现在他不单独一个人来她这里,好像他是避免和她单独见面似的。

    “但是他应该告诉我。我应该知道。要是我知道了的话,那我就知道我该怎样办了,”她自言自语,简直不能想像要是他的冷淡得到证实的话她将会陷入的处境。她想像着他已不再爱她,她感觉得濒于绝望,因而她感到格外激动。她按铃叫了她的使女,然后走进化妆室去。当她梳妆的时候,她比过去所有的日子更注意她的装饰,好像要是他不再爱她,也许会因为她的服装和她的发式都恰到好处又爱上她。

    她还没有准备停当就听到了铃声。

    当她走进客厅的时候,同她的目光相遇的不是他却是亚什温。弗龙斯基在看她遗忘在桌上的她儿子的照片,而且他并不急急地回过头来看她。

    “我们认识的,”她说,把她的小手放在不好意思的亚什温的巨大的手里,他的羞涩和他那魁梧的身躯以及粗鲁的面孔是那么地不相称。“我们在去年赛马的时候认识的。给我吧,”她说,用敏捷的动作把弗龙斯基正在看的她儿子的照片从他手里抢了过来,用她那闪烁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今年赛马好吗?我倒在罗马的科尔苏看过赛马。但是您是不喜欢国外生活的,”她带着亲切的微笑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一切趣味,虽然我和您很少见面。”

    “这叫我惭愧极了,因为我的趣味多半是不好的。”亚什温说,咬着他左边的髭须。

    谈了一会之后,注意到弗龙斯基看了看表,亚什温问了她是不是在彼得堡还要住些时候,就伸直他那魁伟的身体去取他的帽子。

    “不会很久吧,我想,”她踌躇地说,瞥了瞥弗龙斯基。

    “那么我们也许不能再见了?”亚什温立起身来说;随即转向弗龙斯基,他问,“你在什么地方吃饭?”

    “常来和我们一同吃饭吧,”安娜决断地说,好像为了自己的狼狈而生自己的气似的,但是正像她每次在生人面前表明自己地位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涨红了脸。“这里的饭并不好,不过至少你们可以见面。在他联队的所有老朋友中,阿列克谢顶欢喜您了。”

    “荣幸得很,”亚什温带着微笑说,从这微笑,弗龙斯基看出来他是很喜欢安娜的。

    亚什温告了别,走了;弗龙斯基留在他后面。

    “你也走吗?”她对他说。

    “我已经迟了呢,”他回答,“快走吧!我一会就追上你了!”

    他向亚什温叫着。

    她拉住他的手,紧盯着他,一面搜索着可以留住他的口实。

    “等一等,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于是拉住他那宽大的手,把它紧紧压在她的脖颈上。“啊,我邀他来吃饭是对的吗?”

    “你做得很对,”他说,带着镇静的微笑,露出他那平整的牙齿,他吻了吻她的手。

    “阿列克谢,你对我没有变吗?”她说,把他的手紧紧握在她的两手里。“阿列克谢,我在这里很难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快了,快了。你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对我也是多么痛苦啊,”他说着,抽开了他的手。

    “啊,走吧,走吧!”她带着被触怒的声调说,迅速地从他身边走开。

    三十二

    当弗龙斯基回到家的时候,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走后不久,据他们告诉他说,有一位太太来看她,她就同她一道出去了。她出去没有留下话说她到什么地方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整个早晨她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对他提起一句——这一切,再加上看到她早晨那奇怪的兴奋的脸色,想起她在亚什温面前几乎抢似地从他手里夺去她儿子的照片时那种含着敌意的神情,使他沉思起来。他下决心一定要对她说说明白。于是他就在客厅里等她。但是安娜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回来的,却带来了她的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布隆斯基公爵小姐。这就是早晨来过的那位太太,安娜是同她一道出去买东西的。安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的忧虑和惊讶的表情,开始快活地对他说她早晨买了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心里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变化:当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在她的闪烁的眼睛里有一种紧张的、注意的神色;在她的言语和动作里有那种神经质的敏捷和优美,那在他们接近的初期曾经那么迷惑过他,而现在却使他激怒和惊恐了。

    开了四个人的饭。大家已经聚拢,正要走进小餐室去的时候,图什克维奇带了贝特西公爵夫人给安娜的口信到来了。贝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她原谅;她身体略感不适,可是请安娜在六点半和九点钟之间到她那里去。弗龙斯基听到这种时间的限制——那分明是为了使她不至于遇见什么人而定下的——就瞥了安娜一眼;但是安娜却似乎没有注意到的样子。

    “很抱歉,我在六点半到九点钟之内恰恰有事不能来,”她带着微微的笑意说。

    “公爵夫人一定会很难过呢。”

    “我也是。”

    “你大概要去听帕蒂①的戏吧?”图什克维奇说——

    ①帕蒂(1840—1889),意大利歌星,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在俄国演出。

    “帕蒂?你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假使还定得到包厢的话我一定去。”

    “我可以定到一个,”图什克维奇自告奋勇。

    “这样我真要非常非常感谢你呢,”安娜说。“可是您不和我们一道吃饭吗?”

    弗龙斯基几乎觉察不出地耸了耸肩。他简直不明白安娜的用意了。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到家里来,她为什么留图什克维奇吃饭,而最叫人惊讶的,她为什么要差他去定包厢呢?以她现在的处境,居然要去看帕蒂的歌剧,她明明知道在那里她会遇见社交界所有的熟人,这能够想像吗?他用严肃的眼光望着她,但是她却以那挑战的、又似快乐、又似绝望的、使他莫名其妙的眼光来回答。吃饭的时候,安娜挑衅似地快活,看上去简直好像是在和图什克维奇和亚什温卖弄风情。当他们吃完饭站起身来,图什克维奇去定包厢的时候,亚什温走出去抽烟,弗龙斯基就同着他走到楼下他自己的房里去。在那里坐了一会之后,他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经穿上了她在巴黎定制的、低领口的、天鹅绒镶边的淡色绸衣服,头上饰着贵重的雪白的饰带,围住她的脸,特别相称地显示出她那令人目眩的美丽。

    “您真的要上剧场去吗?”他说,竭力不望着她。

    “您为什么那么吃惊地问?”她说,因为他没有望着她而又伤心起来。“为什么我不能去?”

    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他的话的意思。欧也妮·葛朗台

    “自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她说,故意不睬他那种讥讽的调子,平静地卷起她那长长的发出香气的手套。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是怎么回事?”他说,竭力提醒她正如她丈夫曾经做过的一样。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您要知道您是决不能去的!”

    “为什么?我并不是·一·个·人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穿衣服去了,她和我一同去。”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了耸肩。

    “可是您难道不知道吗?……”他开口说。

    “但是我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起来。“我不想。我后悔我所做的事吗?不,不,不!假使一切再从头来,也还是会一样的。对我们,对我和您,只有一件事要紧,那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还是不相爱。我们没有别的顾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呢?为什么我不能去?我爱你,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管,”她用俄语说,望着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光辉。“只要你对我没有变心的话!为什么你不望着我?”

    他望着她。他看见了她的容颜和那对她总是那么合身的服装的全部美丽。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和优雅正是使他激怒的东西。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您知道的;但是我求您不要去!我恳求您!”他又用法语说,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柔和的恳求的调子,但是他的眼睛里却带着冷淡的神情。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但是她看出来他的冷淡的眼色,于是忿怒地回答:

    “我请您说明我不能去的理由。”

    “因为那会使你……”他踌躇着。

    “我什么也不明白。亚什温n’estpascompromettant①,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并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①法语:并不是不可为伍的人。

    三十三

    弗龙斯基因为安娜故意不肯理解她自己的处境,第一次对她感到一种近乎怨恨的恼怒心情。这种心情由于他不能向她说明他恼怒的原因而加剧了。假如他直率地把他所想的告诉她的话,他准会这样说的:

    “穿着这种衣服,同着大家都熟识的公爵小姐在剧场露面,这不但等于承认自己的堕落女人的地位,而且等于向社交界挑战,那就是说,永远和它决裂。”

    他不能够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了解这点,她心里在发生什么变化呢?”他心中暗暗地说。他感到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而同时意识到她的美的感觉却加强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他的房间,在那把长腿伸在椅子上、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泉水的亚什温身旁坐下,他吩咐仆人给他也拿一份来。

    “你刚才谈起兰科夫斯基的‘力士’,那真是一匹好马,我劝你买了它,”亚什温说,瞥了一眼他的同僚的忧郁的脸色。

    “它的臀部下垂,可是腿和头——简直是不能再好了。”

    “我也想买它,”弗龙斯基回答。

    谈论马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望着壁炉上的时钟。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叫我来说她上戏院去了,”仆人报告。

    亚什温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起泡的水里,喝了,随后站起来,扣上他的上衣钮扣。

    “哦,我们去吧,”他说,他的髭须下面隐约露出微笑,由这微笑就表示出他了解弗龙斯基忧愁的原因,却并不重视它。

    “我不去,”弗龙斯基忧郁地回答。

    “哦,我一定得去,我和人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花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亚什温临出门的时候补充说。

    “不,我有事情。”

    “妻子是累赘,假如她不是妻子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亚什温走出旅馆的时候想。

    弗龙斯基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今天演什么?是第四天的演出了……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里,我母亲多半也在。这就是说,全彼得堡都在那里了。现在她进去了,脱下了斗篷,走到了灯光下。图什克维奇、亚什温、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他想像着,“我怎么啦?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交给了图什克维奇?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蠢呀!……她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种境地呢?”他挥着手说。

    由于这动作,他碰了摆着矿泉水和白兰地酒瓶的小桌子,差一点把它打翻了。他想要扶住它,却把它弄倒了,于是愤怒地踢翻桌子,按了按铃。

    “要是你愿意服侍我的话,”他对走进来的近侍说,“那你就记住你的职务。这样子不行。你应该收拾干净。”

    近侍感到自己并没有过错,本想替自己辩解的,但是望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看出唯一的办法只有沉默,于是连忙弯下腰,跪在地毯上,开始把完整的和破碎的杯子和瓶子收拾起来。

    “这不是你的职务;叫侍者来收拾吧,你去把我的燕尾服拿出来。”

    弗龙斯基在八点半走进剧场。表演正演到精彩的地方。伺候包厢的老头替弗龙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了他,叫他“大人”,并且建议说他不必领取衣证,要的时候叫费奥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面,除了伺候包厢的人和两个手臂上搭着皮大衣、站在门外听的听差以外再没有一个人了。从关得不紧的门里传来了乐队的小心的断奏的伴奏声,和一个发音清晰的女子的声音。门开开来,让包厢的那个侍者溜进去,那句快近结尾的歌词就清楚地传进了弗龙斯基的耳朵。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弗龙斯基没有听到那句歌词的结尾和伴奏的尾声,但是从门里面雷动的掌声知道这支曲子已经完了。当他走进那给枝形吊灯和青铜煤气灯照得通明的大厅的时候,闹声还继续着。舞台上的女歌星,裸露的肩膀和钻石闪烁着,鞠着躬,微笑着,由拉住她的手的男高音歌手帮助,抬起被人散乱地抛掷在脚灯之间的花束;随后,她走近一个光滑油亮的头发从当中分开的绅士,他正把长胳臂伸到脚灯那边去,把一件什么东西递给她,花厅和包厢里面的观众一齐骚动起来,身体向前探着,拍手喝彩。坐在高椅上的乐队长帮着把花束递过去,整理了他的雪白的领带。弗龙斯基走进正厅中央,站住了,开始向周围观望。那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注意那司空见惯的周围环境:舞台,喧闹和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剧场里的所有熟悉的、无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在包厢里,照例是那些太太,她们后面是那些士官;照例是那些奇装艳服的女人,天知道她们是谁,还有那穿军服和大礼服的人们;在顶高层的楼厅里面,是那些龌龊的群众;在所有的观众里面,在包厢和前排里面,只有约莫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于是弗龙斯基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块沙漠中的绿洲,他立刻和他们打起招呼来。

    他走进来的时候,一幕刚演完,因此他没有走到他哥哥的包厢去,却先走上正厅的前排,停在脚灯旁边和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并排站住,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正弯起膝盖,用靴跟轻叩着脚灯,远远地看见他,就微笑着把他招呼过来。

    弗龙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有心避免朝她那方向望。但是他从人们的目光注视的方向知道了她所在的地方。他不露形迹地向周围望望,可是并不在寻找她;他预期着最坏的情形,他的眼光搜寻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幸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晚上没有到剧场来。

    “你多么不像军人了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他说,“倒像一个外交官,或是一个艺术家什么的了。”

    “是的,我一回了家,就穿上黑礼服了,”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慢慢地拿出望远镜来。

    “哦,在这点上,实在说,我很羡慕你。当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他摸摸他的肩章,“我真惋惜失去了自由。”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弗龙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希望了,但是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他,现在对他特别亲切。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了!”

    弗龙斯基用一只耳朵听着,先把望远镜瞄准一层厢座,然后又仔细打量着包厢。在一个戴着头巾的太太和一个在瞄准他的望远镜中忿怒地眨着眼睛的秃头老人旁边,弗龙斯基突然看到了高傲的、美貌惊人的、在饰带的映衬中微笑着的安娜的头。她坐在第五号包厢,离他有二十步远。她坐在前面,略略回过身来,在对亚什温说什么话。安放在她那美丽的宽肩上的头的姿势,她那含着竭力压抑着的兴奋光辉的眼睛和她的整个面孔,使他回忆起他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的时候的风姿。但是现在她的美丽却引起了他完全不同的感觉。在他对她的感情中,现在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成分,因此她的美丽虽然比以前更强烈地吸引他,同时却也使他感到不快。她没有朝他那方向望,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到她已经看见他了。

    当弗龙斯基又把望远镜转向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满脸通红,不自然地笑着,尽回过头来望着隔壁的包厢;安娜摺拢她的扇子,拿它在红色天鹅绒的包厢边上轻轻叩着,凝视着什么地方,没有看,而且也显然不愿看隔壁包厢里发生的事。亚什温的脸上带着他打牌输了钱的时候那样的表情。他皱着眉头,把左边的髭须越来越深地塞进嘴里去,斜着眼望着隔壁的包厢。

    在左边那间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弗龙斯基认识他们,而且知道安娜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一个瘦小的女人,站在她的包厢里,背对着安娜,正在披上她丈夫递给她的斗篷。她脸色苍白,满脸怒容,正在激动地说什么。卡尔塔索夫,一个胖胖的、秃头的人,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劝慰他妻子。当妻子走出去了的时候,丈夫迟疑了好久,竭力寻找着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是安娜分明是故意不理睬他,扭过头去,只顾和亚什温谈话,他的剪短了头发的头俯向她。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出去,包厢空下来了。

    弗龙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看出一定发生了一件令安娜感到屈辱的事。他从他所看见的情形,特别是从安娜的脸色看出这点来,他可以看出,她正竭尽一切力量来支撑她所担任的角色。在保持外表的平静态度这一点上,她是完全成功的。凡是不认识她和她那一圈人的人,凡是没有听到那些妇女因为她要在社交界露面,并且以她的头饰和美貌来招摇而发出怜悯、愤慨和惊讶的话的人,一定会叹赏这个女人的娴静和美丽,决不会猜想到她感觉得好像带枷示众的人一样。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弗龙斯基感到一种痛苦的不安,希望探听一点消息,他向他哥哥的包厢走去。故意躲着对面安娜的包厢,他走出去,碰见了正在和两个熟人说话的他从前的联队长。弗龙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人的名字,而且注意到联队长怎么向说话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连忙大声叫着弗龙斯基的名字。

    “噢,弗龙斯基!你什么时候到联队来呢?我们不能连饭都不请你吃一顿就让你走了。你是我们的老伙伴呀!”联队长说。

    “我恐怕没有时间了,真是抱歉得很!下次吧,”弗龙斯基说,随即跑到楼上他哥哥的包厢去。

    弗龙斯基的母亲,满头灰白常发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瓦里娅和索罗金公爵小姐在走廊上遇见了他。

    把索罗金公爵小姐送回到母亲那里,瓦里娅把手伸给她的小叔子,立刻开始说起他所关心的事情。他很少看见她这么激动过。

    “我觉得这是很卑鄙,很可恶的,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口说。

    “但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知道。”

    “什么,你没有听到吗?”

    “你知道我应该是最后听到的人。”

    “再也没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狠毒的人了!”

    “但是她做了什么事?”

    “我丈夫告诉我……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开始隔着包厢和她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起来。据说,她大声说了句什么侮辱的话,就走了。”

    “伯爵,你maman叫你呢,”索罗金公爵小姐从包厢的门里望着外面说。

    “我一直在等你,”他的母亲讥讽地微笑着说。“却始终看不到你。”

    她儿子看到,她忍不住高兴地笑起来。

    “晚安,maman。我到你这里来了,”他冷淡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fairelacouràmadameKarenine[法语:向卡列宁夫人讨好]?”当索罗金公爵小姐走开的时候,她继续说。“Ellefaitsensation.Onoubliela Pattipourelle.”[法语:她闹得满城风雨。人们为了她的缘故把帕蒂都忘了。]“Maman,我要求过你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回答,皱着眉。

    “我只是说大家都在说的话罢了。”

    弗龙斯基没有回答,对索罗金公爵小姐说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走了。在门口,他遇见了他哥哥。

    “噢,阿列克谢!”他哥哥说。“多讨厌啊!一个蠢女人,再没有别的了……我正要到她那里去。我们一道去吧。”

    弗龙斯基没有听他的话。他迈着迅速的步子走下楼去:他感觉得他应该有所举动,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举动。由于她把她自己和他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而起的愤怒,加上由于她的痛苦而起的怜悯,扰乱了他的心。他走下正厅,笔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正站在她的包厢旁边和她谈话。

    “再没有更好的男高音了。Lemouleenestbrisé![法语:后继无人了]③”——

    弗龙斯基向她鞠躬,并且站住和斯特列莫夫招呼。

    “您来迟了,我想,错过了最优美的歌曲,”安娜对弗龙斯基说,他感到她好像在讥讽地瞟了他一眼。

    “我对于音乐是外行,”他说,严厉地望着她。

    “像亚什温公爵一样,”她微笑着说,“他以为帕蒂唱得声音太高了。”

    “谢谢您!”她说,她那带着长手套的小手接了弗龙斯基拾起来的节目单,突然在那一瞬间她的美丽的脸颤栗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包厢后面去。

    注意到第二幕开始的时候她的包厢空了,弗龙斯基在独唱进行的当中引起了正在静听的观众“嘘!嘘!”声,走出了剧场,坐车回家了。

    安娜已经到了家。弗龙斯基走上她那里去的时候,她还穿着她到剧场去的那身衣服独自待着。她坐在墙边的第一把安乐椅上,直视着前方。她望了望他,立刻恢复了她原来的姿势。

    “安娜!”他说。幽谷百合

    “一切都是你的过错,你的过错!”她叫着,声音里含着绝望和怨恨的眼泪,于是站起身来。

    “我请求过,恳求过你不要去;我知道你去了一定会不愉快的……”

    “不愉快!”她叫。“简直可怕呀!我只要活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她说坐在我旁边是耻辱。”

    “一个蠢女人的话罢了。”他说,“但是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为什么要去惹事呢?……”

    “我恨你的镇静。你不应当使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假如你爱我……”

    “安娜!为什么要扯到我的爱情问题上面去……”

    “啊,假如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假如你和我一样痛苦……”她说,带着惊恐的表情望着他。

    他为她难过,但仍然生气了。他向她保证他爱她,因为他看到现在这是安慰她的唯一的方法,于是他没有用言语责备她,但是在心里他却责备了她。

    在他看来是这样庸俗,以致他羞于说出口的爱的保证,她吸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了。第二天,完全和解了,他们就动身到乡下去。

    第六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孩子们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她妹妹基蒂·列文家避暑。她自己田庄上的房子完全坍塌了,列文和他妻子说服了她来和他们一道过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非常赞成这种安排。他说可惜他因事务缠身,不能和他的家庭一道来乡下避暑,如果能那样,那对于他真是莫大的快乐了;因此他留在莫斯科,只是偶尔到乡下来一两天。除了奥布隆斯基一家连他们所有的小孩和家庭女教师以外,今年到列文家作客的还有:老公爵夫人,她认为来照顾处于这种状态①中的无经验的女儿是自己的责任;此外,基蒂在国外交的朋友瓦莲卡,她实践了在基蒂结婚之后来看她的诺言,也到她的朋友这里来作客了。所有这些人都是列文妻子的亲戚朋友。虽然他喜欢他们所有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列文的世界和秩序被他所谓的这种“谢尔巴茨基分子”的流入所淹没了,他总不免有些惋惜。在他自己的亲属中,那年夏天住到他这里来的只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但是他也是科兹内舍夫型的人,而不是列文型的人,这样一来,列文精神就完全湮没了——

    ①指怀孕。

    在久不住人的列文的房子里,现在竟有了这么多的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而且差不多每天老公爵夫人在坐下吃饭的时候都要数一数人数,如果恰巧是十三个人①,她就要叫一个外孙或外孙女到另外的桌上去吃。细心料理家务的基蒂为了采办鸡、火鸡和鸭子煞费了苦心,因为客人和小孩在夏天胃口好,需要吃得很多——

    ①西俗认为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

    全家人都坐上了餐桌。多莉的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们和瓦莲卡在计划着到什么地方去采鲜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他的聪明和学识博得了全体客人的几乎近于崇拜的尊敬,也和大家一起谈论起蘑菇来,使大家都惊讶了。

    “也带我一同去吧。我非常喜欢采蘑菇哩,”他说,望着瓦莲卡,“我认为这是一桩很好的事哩。”

    “啊,我们高兴得很!”瓦莲卡说,微微涨红着脸。基蒂和多莉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博学聪明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和瓦莲卡一道去采蘑菇的提议,证实了最近萦绕在基蒂心头的某种猜想。她连忙向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这样使她的眼色不致被人注意到。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在客厅里的窗旁坐下,他一面和他弟弟继续已经谈起的话题,一面望着孩子们出发采蘑菇必然经过的门户。列文坐在窗槛上他哥哥的旁边。

    基蒂站在她丈夫身旁,显然在等待这场她丝毫不感觉兴趣的谈话终结,为的是要对他说句什么话。

    “你结婚以后好多方面都变了,而且是变好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向基蒂微笑着,对于这场谈话似乎也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你那种好发怪论的脾气却仍然没有改变。”

    “卡佳,你站着不好呢,”她丈夫说,给她搬过来一把椅子,意味深长地向她望着。

    “啊,现在也没有时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见孩子们跑出来了,补充说。

    在大家前头,塔尼娅穿着绷紧的长统袜,斜着身子奔跑着,挥舞着篮子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帽子,她一直向他跑来。

    大胆地跑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面前,她那酷似她父亲的美丽的眼睛闪烁着,她把他的帽子递给他,做出要替他戴上的姿势,用她那羞涩的优美的微笑来冲淡她的放纵行为。

    “瓦莲卡在等着哩,”她说,小心地替他戴上帽子,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微笑看出来她可以这样做。

    瓦莲卡穿上黄色印花布连衣裙,头上包着雪白的头巾,正站在门口。

    “我就来,我就来了,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喝完了咖啡,把手帕和烟盒分放在口袋里——

    ①瓦莲卡的本名和父名。

    “我的瓦莲卡多迷人啊!呃?”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站起身来,基蒂就对她丈夫说。她说得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得见,她显然是有心要使他听见的。“她多美呵,那么一种高尚的美!瓦莲卡!”基蒂叫着。“你们会去水车场的小林子里吗?我们会来找你哩。”

    “你完全忘了你的身体,基蒂!”老公爵夫人急忙走到门边说。“你不能像这样子叫啊。”

    瓦莲卡,听到基蒂的声音和她母亲的责备,就迈着轻快迅速的步子跑到基蒂面前来。她的动作的灵活,弥漫在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上的红晕,一切都泄露出在她心里正起着不平常的变化。基蒂知道那不平常的事是什么,尽在留神地注视着她。她现在叫瓦莲卡,不过是为了那在基蒂想来今天饭后一定会在森林里发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心中给她祝福罢了。

    “瓦莲卡,假使有某种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一定会快活得很哩,”她一面吻她,一面低声说。

    “您和我们一同去吗?”瓦莲卡慌乱地对列文说,装着没有听见基蒂说的话。

    “我要去的,可是只到打谷场就停下来。”

    “哦,你到那里去有什么事?”基蒂说。

    “我去察看一下新买来的货车,查一查货单,”列文说;

    “那么你去什么地方呢?”

    “凉台上。”

    所有的妇人都聚集在凉台上。她们总喜欢在午饭后坐在那里,但是那天她们在那里还有别的事。除了大家在忙着的缝婴儿贴身衣和编织束襁褓的带子,那天下午在凉台上还用在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看来是新的方法,不加水煮制果酱。基蒂把她娘家用过的新方法采取过来。一向受委托来担任煮制果酱工作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认为列文家所用的方法是不会错的,仍旧把水渗进了草莓里,坚持说非这样做不行。她做这事给人察觉了,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在煮果酱,就是要确凿地证明给她看,不加水也可以制好果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满脸通红,怒容满面,头发蓬乱,瘦削的手臂露到肘节,正在炭炉上转动煮果酱的锅子,阴沉地望着草莓,满心希望着它们会凝结,煮不好。公爵夫人觉察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愤怒是对她而发的,因为她是煮草莓果酱的主要顾问,就竭力装出她在想别的事情,对于果酱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谈着别的事,却斜着眼朝火炉偷偷地望着。

    “我老是亲自去替我的使女买便宜料子的衣服,”公爵夫人说,继续着刚才的谈话。“现在是不是该撇去浮沫了,亲爱的?”她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加上说。“完全用不着你亲自去做呀,而且热得很呢,”她说,阻止着基蒂。

    “我去做吧,”多莉说,于是立起身来,她小心地把勺子在起泡的糖液上面撇过,不时地把勺子在一只布满了黄红色浮沫和血红色糖浆的碟子上面敲着,把粘在勺上的东西敲落下来。“他们喝茶的时候会多么甜滋滋地把这个舔光啊!”她想到她的小孩们,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如何看到大人们不吃这最好的东西——果酱的浮沫而感到奇怪。

    “斯季瓦说还是给钱的好,”多莉说,又接着谈起赏给仆人什么好这个有趣的话题。“但是……”

    “怎么能给钱呢!”公爵夫人和基蒂异口同声地叫着。“他们顶看重礼物。”

    “哦,比方去年,我给我们的马特廖娜·谢苗诺夫娜买了一件不是罗缎,但是像那一类的衣料,”公爵夫人说。

    “我记得在您的命名日那天她还穿着哩。”

    “花样很好看,那么朴素而又雅致,要不是她没有的话,我真想给自己做一件呢。有点像瓦莲卡身上穿的。真是价廉物美。”

    “哦,我想现在已经好了,”多莉说,让糖浆从勺子里滴下来。

    “有丝的时候就可以了。再稍微煮煮吧,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这些苍蝇!”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说。“反正是一样,”她补充说。

    “噢!它多可爱!别惊动了它!”基蒂看见一只麻雀停在栏杆上,翻转草莓梗在啄着,突然这样说。

    “是的,可是你离火炉远一点吧,”她母亲说。

    “Aproposde瓦莲卡,①”基蒂用法语说,她们不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听懂她们的话的时候总是用法语。“您知道,妈,我真希望事情在今天决定呢!您明白我的意思。那会多么美好啊!”——

    ①法语:顺便谈谈瓦莲卡的事吧。

    “她可真是一个高明的媒人啊!”多莉说。“她多么费尽心机地把他们拉在一起!”

    “不,告诉我,妈妈,您怎样想?”

    “我怎样想吗?他(他是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时候都可以在俄国找到最好的配偶;现在,自然,他已经不怎样年轻了,可是我知道就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女子仍然会高兴嫁给他……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但是他也许……”

    “不,妈妈,您要明白,为什么不论对于他或是对于她都想像不出更美满的姻缘来了。第一,她简直迷人!”基蒂说,屈起一个手指。

    “他十分中意她,那是一定的,”多莉附和着。

    “其次,他有这样的社会地位,他完全不需要妻子的财产或地位了。他只需要一个善良、可爱而又文静的妻子。”

    “哦,和她在一起,他一定可以得到安静,”多莉又附和说。

    “第三,她一定会爱他,那也是……总之,会是非常美满的!……我期望他们从树林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我从他们的眼色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会多么高兴啊!你认为怎样,多莉?”

    “可是别太兴奋了;你完全用不着兴奋啊,”她母亲说。

    “啊,我并没有兴奋,妈妈。我想他今天会求婚哩。”

    “噢,一个男子怎么样、在什么时候求婚,那真是多么不可思议呀……好像有一道障碍似的,一下子就给摧毁了,”多莉回忆着自己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过去的事,带着沉思的微笑说。

    “妈妈,爸爸是怎样向您求婚的?”基蒂突如其来地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简单得很哩,”公爵夫人回答,可是她的脸还是因为回忆往事而容光焕发了。

    “不,怎样的呢?在您还不便说以前您心里就已经爱上了他吗?”

    基蒂现在能够以平等的资格和她母亲谈论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使她感到一种特别的愉快。

    “自然是爱上了;他常到我们乡下的家里来。”

    “但是怎样决定的呢,妈妈?”

    “我猜想你一定以为自己发明了新的花样吧?都是这样的:由眼神,由微笑来决定的……”

    “您说的多恰当,妈妈!正是由眼神,由微笑来决定的哩!”

    多莉附和着。

    “可是他说了些什么话呢?”

    “科斯佳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用粉笔写下来的。真奇怪啊……仿佛是好久以前的事一样!”她说。

    于是三个妇人都开始默默地想着同样的事。基蒂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她回忆起她结婚前的那整个冬天和她对弗龙斯基的迷恋。

    “有一件事……瓦莲卡从前的恋爱史,”她说,由于一种自然的联想使她想到了这一点。“我总想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说,使他心里有所准备。他们——所有的男子,”她补充说,“对于我们的过去都嫉妒得很的。”

    “并不都是,”多莉说。“你是根据你丈夫来判断的。就是现在,他想起弗龙斯基都痛苦。是真的吧?是不是?”

    “是的,”基蒂回答,眼睛里带着沉思的笑意。

    “可是我真不明白,”母亲插嘴道,由于她对女儿的母性的关怀而起来辩护,“你的过去有什么可以使他烦恼的?因为弗龙斯基追求过你吗?那种事每个少女都有过的哩。”

    “啊,但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基蒂说,微微涨红了脸。

    “不,听我说吧,”她母亲继续说,“那时你自己不让我去和弗龙斯基谈。你记得吗?”

    “啊,妈妈!”基蒂带着痛苦的表情说。

    “如今不能管束你们年轻人……你们的关系并没有越轨的地方,要不然,我一定会亲自去和他说个明白的。可是,亲爱的,你兴奋可不行的呀。请记着这个,镇静点吧。”

    “我非常镇静哩,maman。”

    “那时候安娜到来,结果对于基蒂反而是多么幸运,”多莉说,“而对于她是多么不幸啊。适得其反,”她说,由于她自己的思想感到震惊。“那时安娜是那么幸福,基蒂感觉到自己不幸。现在适得其反。我常想着她呢!”

    “你倒想着一个好人哩!一个可怕的、讨厌的、没有心肠的女人,”她母亲说,对于基蒂没有嫁给弗龙斯基,却嫁给了列文始终耿耿于怀。

    “你何苦要谈这个呢?”基蒂恼怒地说。“我不想这个,我也不要去想……我不要去想,”她听到她丈夫踏上凉台台阶的熟悉的脚步声,说。

    “你不要想什么呢?”列文走上凉台说。

    但是谁也不回答他,他也就不再问了。

    “我很抱歉,我闯进了你们女人的王国,”他说,不满地朝大家望着,觉察出她们在谈论不愿在他面前谈的话。

    一刹那,他感到他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抱着同感,对于不加水去煮制果酱这件事,以及一般地对于外来的谢尔巴茨基家的影响很不满意。但是他微笑着,走到基蒂面前。

    “哦,你好吗?”他问她,用现在大家都是那样看她的那种表情望着她。

    “啊,很好哩,”基蒂微笑着说,“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货车可以装旧大车三倍的东西。哦,我们要去接孩子们吗?我已经吩咐把车套好了。”

    “什么!你要叫基蒂坐马车吗?”她母亲责备说。

    “是的,慢步走,公爵夫人。”

    列文从来没有管公爵夫人叫过maman,像一般人叫他们的岳母那样,因此使公爵夫人很不高兴。但是虽然列文喜欢而且尊敬公爵夫人,他却不能够那样叫她,他如果要那样叫她,就一定会感觉得亵渎了对自己死去的母亲的情感。

    “和我们一道去吧,maman,”基蒂说。

    “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轻举妄动。”

    “哦,那么我步行吧。走走对我是好的。”基蒂站起来,走到她丈夫面前去,挽住他的胳臂。

    “也许对你是好的,但是一切都要有节制,”公爵夫人说。

    “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果酱做好了吗?”列文说,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笑着,想使她快活起来。

    “新法子好吗?”

    “我想很好。照我们的办法,这煮得太久了。”

    “这样更好,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即使我们的冰已经融化,我们没有地方贮藏它,它也不会发酸,”基蒂说,立刻觉察出来她丈夫的用意,怀着同样的心情对这老管家说。

    “可是你的腌菜真好极了,妈妈说她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呢,”她补充说,微笑着,理了理她的头巾。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愤怒地望着基蒂。

    “您用不着安慰我哩,夫人。我只消看着你和他在一起,我就觉得高兴了,”她说,在“和他在一起”这句粗鲁而亲切的话里有什么地方打动了基蒂。

    “和我们一道去采蘑菇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最好的地点。”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微笑着,摇摇头,好像是在说:“我真想又要生您的气了,可是我不能够。”

    “请照我的话做吧,”公爵夫人说;“拿纸盖上果酱,用甜酒浸湿,这样,就是没有冰,也决不会发霉。”

    基蒂特别高兴有机会和她丈夫单独在一起,因为她注意到在他走进凉台,问她们在说什么,却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在他的脸上闪过一种痛苦的神色,他的脸总是那么迅速地反映出他的一切情感的。

    当他们在别人之先步行出发,走到看不见房子,走上了那踏平了的、多尘的、布满黑麦穗和谷粒的大路的时候,她更紧紧地挽住他的臂膀,使它紧贴着她的身体。他已经忘记了那一时的不愉快的印象,和她单独在一起,现在一心想着她快做母亲,他感到了和自己所爱的女人相接近的一种完全超脱于形骸之外的、新的美好的幸福。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他渴望听到她的声音,自从她怀孕以来,她的声音也同她的眼睛一样地变了。在她的声音里,像在她的眼神里一样,有一种类似专心致力于某种心爱的事业的人所常有的温柔而严肃的神情。

    “你真的不会疲倦吗?再靠近我一点吧,”他说。

    “不,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我应该承认,虽然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快乐的,可是我老是怀念着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去年冬天的晚上。”

    “那样好,这样却更好。两样都好呢,”他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吗?”

    “谈果酱吧?”

    “是的,也谈了果酱;可是以后,就谈到男子怎样求婚的事情上面来了。”

    “噢!”列文说,与其说是在听她所说的话,毋宁说是在听她的声音,尽在注意着现在正穿过树林的道路,避开她也许会摔交的地方。

    “而且谈了谢尔盖·伊万内奇和瓦莲卡。你注意到吗?……我非常希望这成为事实,”她继续说。“你对这个怎样想呢?”说着,她注视着他的面孔。

    “我不知道怎样想好,”列文微笑着回答。“在这点上谢尔盖·伊万内奇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要知道,我告诉过你……”

    “是的,他和那个死了的女子恋爱过……”

    “那是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的事;我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我记得那时候的他。他非常可爱。但是从那时起我就观察过他对女人的态度:他很亲切,有的他也很喜欢,但是我感觉得好像对于他,她们只是人,并不是女人。”

    “是的,但是现在和瓦莲卡……我总觉得有点什么……”

    “也许有……不过我们得知道他的为人……他是一个特殊的、奇怪的人。他只过着精神生活,他为人太纯洁太高尚了。”

    “怎么?这难道会贬低他吗?”

    “不,但是他是这样过惯了精神生活,因而他是脱离实际的,而瓦莲卡却是实事求是的。”

    列文现在已经习惯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思想,不费心思去推敲词句;他知道,他妻子,在像现在这样情意缠绵的时候,只消他稍加暗示就会明白他所要说的意思,而她也真的明白了。

    “是的,可是她恐怕还不如我实际哩;我知道他是决不会爱我的。但她却是彻头彻尾超凡脱俗的。”

    “啊。不,他倒非常喜欢你呢,当我的亲人喜欢你的时候我总是非常高兴的……”

    “是的,他对我很亲切,但是……”

    “这不像和可怜的尼古连卡那样……你们彼此才真是喜欢哩,”列文代她说完了。“为什么不说起他呢?”他补充说。

    “我有时责备自己没有说起他,结果就会把他忘了。噢,他是一个多么可怕又多么可爱的人呀!……是的,我们在谈什么呢?”列文沉吟了片刻,说。

    “你想他不可能恋爱吗?”基蒂换成自己的语言说。

    “也并不是一定不可能恋爱,”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他没有那种必要的弱点……我总是羡慕他,就是现在,我这么幸福的时候,我也还是羡慕他。”

    “你羡慕他不能恋爱这一点吗?”

    “我羡慕他比我强,”列文微笑着说。“他不是为自己生活。他的全部生活都服从于他的义务。这就是他能够平静和满足的理由。”

    “你呢?”基蒂问,带着一种讽刺的、充满爱意的微笑。

    她不能够表达使她微笑的那一连串的思想;但是最后的结论是,她丈夫在赞扬他哥哥,贬低自己这一点上是不十分真实的。基蒂知道这种不真实是由于他对他哥哥的爱,是由于自己过份幸福而感到的羞愧心情,特别是由于他那种不断要求改善的心而来的;她爱他这点,所以她微笑了。

    “你呢?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她问,还是带着那同样的微笑。

    她不相信他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这使他很高兴,他不自觉地竭力逗引她说出她不相信的理由来。

    “我很幸福,但是不满意自己……”他说。三剑客

    “你既是幸福,你怎么会不满意自己呢?”

    “哦,我怎么说好呢?……在我的心里,除了要使你不跌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啊呀,可是你决不能像那样跳啊!”他叫着,中断了谈话去责备她,因为她在跨过横在路上的一根树枝的时候动作过分迅速。“但是当我反躬自问,拿我自己和别人,特别是和我哥哥比较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不好。”

    “可是在哪一点上?”基蒂还是带着同样的微笑追问。“你不是也在为别人工作吗?你的田庄,你的农事,你的著作都不算数吗?……”

    “不,但是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这都是你的过错,”他说,紧握着她的手。“觉得那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做那些事是并不热心的。要是我能够爱那一切工作像爱你一样就好了!

    ……可是最近我做那些事简直好他是应付差事一样。”

    “哦,关于我爸爸,你怎样说呢?”基蒂问。“难道因为他没有做公益事业,他也不好吗?”

    “他?不!但是人应该具有你父亲那种单纯、坦白和善良的心地:这些我有吗?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为这发愁。这都是你搞的。在没有你——以及这个以前,”他望了一眼她的身子说,她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现在我不能够了,我感到羞愧;我做那些事好像应付差事一样,我假装着……”

    “那么,你现在愿意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对调吗?”基蒂说。“你愿意像他那样从事公益事业,热爱分派到自己头上的差事,除此以外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吗?”

    “自然不!”列文说。“但是我是这么幸福,我什么都不明白了。那么你想他今天会向她求婚?”他静了一会之后补充说。

    “我是这样想,又不这样想。只是,我真非常希望他这样呢。等一等。”她弯下腰,摘下路旁的一朵野甘菊。“来,数吧: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她说,把花交给了他。

    “他会求婚,他不会求婚,”列文说,把狭长的白花瓣一片片扯下来。

    “不对,不对!”基蒂抓住他的手止住他,她一直在兴奋地注视着他的手指。“你一次扯了两片哩。”

    “那么,我们就不要数这片小的了,”列文说,扯下一片还没有长完全的小花瓣。“马车追上我们了。”

    “你不累吗,基蒂?”公爵夫人叫着。

    “一点也不。”

    “你要是累,就坐上车来,马很驯顺,而且走得很慢哩。”

    但是用不着坐车了,他们快到地点了,于是大家一道步行走去。

    瓦莲卡的黑发上包着一条白头纱,身边环绕着一群孩子,正和蔼而快活地为他们忙着,而且显然因为她所喜欢的男子可能向她求婚而非常兴奋,她的样子十分动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她并肩走着,不住地欣赏她。望着她,他回忆起他听见她说过的一切动人的话语,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优点,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对她所抱着的感情是一种很罕有的感情,这种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只在他的青年时代感到过一次。接近她所产生的快感不断加强,一直达到这样的地步,当他把他采到的一只细茎的、菌边往上翻的大桦树菌放到她的提篮里的时候,他望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满脸的那种激动的又惊又喜的红晕,他自己也张惶失措了,默默地、含情脉脉地向她微微一笑。

    “要是这样,”他心中暗暗地说。“我就得仔细想想,作出个决定,不要像个男孩子一样,由于一时的冲动,就神魂颠倒了。”

    “现在我要一个人去采蘑菇,不然我的成绩就显不出来了,”说着,他就独自一人离开了树林的边缘——他们正在那里的疏疏落落的老桦树林中如丝的小草上走着——走进树林深处,那儿在白桦树中间长着银灰树干的白杨和暗色的榛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了大约四十步的光景,走到长着浅红和深红的、耳垂状的繁花的卫矛树丛后面,他知道没有人看得见他,就站住不动了。周围一片寂静。仅仅在他正在那下面站着的桦树上面,一群苍蝇一会也不安静地嗡嗡着,像一窝蜜蜂一样,有时也传来孩子们的声音。突然间,从距离树林边缘不远的地方发出瓦莲卡呼唤格里沙的女低音,他欢喜得笑逐颜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意识到这微笑,对自己这种情况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取出一支雪茄烟,开始点燃它。他很久在桦树干上擦不着一根火柴。柔润的白树皮粘住了黄磷,火就熄灭了。最后有一根火柴燃着了,雪茄的芬芳的烟像一条齐整的、宽宽的飘荡的布一样,飘向前,荡上去,缭绕在桦树的垂枝下的灌木丛上面。注视着这一片烟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慢慢地走着,一边考虑着自己的处境。

    “为什么不呢?”他想。“万一这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万一我感到的只是一种吸引,一种相互的吸引(我可以说是·相·互·的),但是又觉得这是违反我平生的习性的,要是我觉得屈服于这种吸引之下,我就背叛了我的事业和义务呢……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我说得出的唯一的反对理由,就是当我失掉玛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我要对她永不变心。这是我唯一说得出的反对自己的感情的理由……这是很重要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言自语,同时却又觉得这种顾虑在他个人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在别人眼里会破坏了他所扮演的富有诗意的角色罢了。“可是,除此以外,无论如何我也找不出可以反对我的感情的理由。如果单凭理智来挑选的话,我也不可能找出比这更美满的了。”

    他无论怎样回忆他所认识的妇人和姑娘们,他也想不起有一个姑娘具备如此多的美德,那是像他经过冷静考虑之后希望他的妻子全部具有的。她有少女的魅力和鲜艳,但是她已经不是小孩了,如果她爱他,她是有意识地、以一个妇人应该具有的受情来爱他的;这是一。其次:她不但毫不俗气,而且显然很厌恶庸俗的上流社会,但同时却很懂世故,具备着上流社会的妇女处世为人的一切举止,一个终身伴侣不具备这些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是不能设想的。第三:她是虔诚的,但是并不像小孩一样,譬如像基蒂那样,无意识地虔诚和善良;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甚至最细微的地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都发现她身上具备着他渴望他妻子应该具有的一切:她出身贫苦、孤单,所以她不会把自己的一群亲戚和他们的影响带到丈夫家庭里,像他现在所看见的基蒂的情形。她一切都要仰赖她丈夫,他一向就希望他未来的家庭生活会是这样的。而这位身上具备着这一切美德的姑娘,受上了他。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但是也不能不看出这一点。而他也爱她。还有一种顾虑——就是他的年纪。但是他的家族是长寿的,他的头上没有一丝白发,谁也不会以为他是四十岁的人,而且他想起瓦莲卡曾经说过,只有俄国人才一到五十就自命老了,在法国,五十岁的人还认为自己正danslaforcedel Aa Bge[语:年富力强],而四十岁的人还是unjeunehomme[法语:年轻人]哩。当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像二十年前那样年轻,年龄多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当他又走到树林边,在夕阳斜照里,看见瓦莲卡的雍容优雅的风姿,她穿着黄衣服,提着篮子,姗姗走过老桦树旁,当瓦莲卡的动人的姿态和使他叹赏不已的美景——浸在夕阳中的变黄了的麦田和点缀着黄斑的古树正消失在遥远的蔚蓝色天边——融合成一片的时候,他不是觉得年轻了吗?他的心快乐地跳动着。一股柔情迷住了他。他觉得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刚刚弯下腰去采一只蘑菇的瓦莲卡,灵活地站起身来,回头一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扔掉雪茄烟,迈着坚决的步伐向她走去——

    “瓦尔瓦拉·安德列耶夫娜,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心里就定下了我会热爱和乐意称她为我的妻子的女人的理想。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现在才破天荒第一次在您身上发现了我所追求的。我爱您,我向您求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自言自语,那时他离瓦莲卡只有十步远了。她跪着,用胳臂护着几只蘑菇不让格里沙抢去,一边呼唤着小玛莎。

    “来呀,来呀!孩子们!这儿很多哩!”她用圆润悦耳的声音说。

    看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过来,她没有起身,也没有改变姿势;但是一切迹象都使他觉出,她感到他走近了,而且心里很高兴。

    “怎样,您找到一些吗?”她从白头巾里面问,扭过她那带着温柔的微笑的美丽面孔向着他。

    “一个也没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您呢?”

    她没有回答,因为她正忙着照顾她周围的孩子们。

    “那儿还有一个,就在树枝旁边,”她说,指着一个小蘑菇,富有弹性的玫瑰色菌顶上横压着一根干草,它是从草底下长出来的。她立起身来,那时玛莎把蘑菇拾起来,掰成两片雪白的菌块。“这使我想起我的童年,”她补充说,离开孩子们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着肩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瓦莲卡看出他想说什么;她猜着那是什么,又惊又喜的心情几乎使她昏过去了。他们走到远得谁也不会听见他们的话了,但是他还不开口。瓦莲卡最好还是沉默。沉默以后,总比谈了菌子以后,再谈他们想说的话容易得多;但是事与愿违,仿佛是出于偶然一样,瓦莲卡说:

    “那么您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过,树林里面蘑菇总是少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因为她谈起蘑菇而感到困恼。他想把她引到她最初所谈的关于她的童年的话题上去;但是违反自己的本意,沉默了一会儿,他却回答了她最后的话:

    “听说只有白菌才多半生在树林边上,但是我连白菌是什么模样都辨别不出哩。”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得离孩子们更远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了。瓦莲卡的心跳动得那样厉害,以致她都听见它的通通的跳声,她感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在施塔尔夫人家过了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后,做科兹内舍夫这样男人的妻子,在她看来似乎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她差不多深信她已经爱上了他。而现在就要有所决定了,她很害怕:有时候害怕他说,有时候又害怕他不说。

    他必须趁现在这个机会说,要么就永远也不说了;这一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感觉到了。在瓦莲卡的眼色里、在她的红晕里、在她的俯视的眼睛里、在这一切表情里,都流露出痛苦的期待的神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替她很难过。他甚至感到现在什么都不说就等于侮辱了她。他在心里迅速地重温了一遍支持他的决心的理由。他心里也暗暗温习了一遍他打算用来求婚的言语;但是他没有说这些话,不知什么突如其来的想头却使他问道:

    “桦树菌和白菌究竟有什么区别?”

    瓦莲卡的嘴唇激动得颤抖起来,当她回答说:

    “菌帽上差不多没有分别,只是菌茎不同而已。”

    一说完这些话,他和她就都明白事情已经过去了,应该说出口的不会说了,他们的达到顶点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了。

    “看见桦树菌的根,就使人想起黑人的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平静地说。

    “是的,这是真的,”瓦莲卡微笑着回答,他们散步的路线不知不觉地就改变了。他们开始回到孩子们那里去。瓦莲卡觉得又痛苦又羞愧,同时她又体验到一种轻松的感觉。

    回到家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回忆起他所有的理由,结果发现自己最初判断错了。他不能对Marie法语:玛丽负心。

    “安静点,孩子们,安静点!”列文甚至恼怒得叫起来,一边站在妻子面前护着她,当那一群孩子欢天喜地地叫喊着迎面冲来的时候。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跟在孩子们后面,走出了树林。基蒂用不着问瓦莲卡;她从他们两个人脸上的平静而有点羞愧的神情上,就明白她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喂,怎么样?”回家的路上,她丈夫问她。

    “没有上钩,”基蒂说,她的笑容和说话的态度使人想起她父亲,列文常常很满意地注意到她身上这一点。

    “怎么不上钩?”

    “就是这样,”她说,拉住她丈夫的手,举到嘴唇边,抿紧嘴唇轻轻地碰了一下。“就像吻教士的手一样。”

    “谁不上钩呢?”他笑着说。

    “两方面。本来应当像这样的……”

    “有农民来了……”

    “不,他们看不见的。”

    小孩们喝茶的时候,大人们就坐在凉台上,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地聊着天,虽然所有的人,特别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瓦莲卡,心里都明白曾经发生过一桩不愉快、但却非常重要的事。他们两人体验到同样的心情,就像一个考试不及格、要留级或者永远从学校里开除出去的学生感觉到的一样。所有在场的人,也感觉到发生过什么事,活跃地谈着毫不相干的题目。那天晚上,列文和基蒂觉得格外地幸福,分外地相亲相爱。他们的情意缠绵的幸福,本身就含着一种使那些渴望幸福却得不到的人感到不痛快的作用,使他们觉得很难为情。

    “记住我的话吧,Alexandre不会来了,”老公爵夫人说。

    今天晚上他们在等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火车来,老公爵来信说他也许会来。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公爵夫人继续说。“他说应该让新婚夫妇清清静静地过一阵。”

    “爸爸真的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没见过他的面,”基蒂说。“我们怎么能算新婚夫妇呢?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他要不来,我就要向你们告别了,孩子们,”老公爵夫人伤心地叹了口气说。

    “噢,你怎么啦,妈妈!”两个女儿异口同声地责难说。

    “想想他是怎样的心情?哦,现在……”

    突然间,老公爵夫人的声音完全出人意外地颤抖起来。她的女儿们默不作声了,交换了一下眼色。“Maman总是自寻烦恼,”她们的眼光好像这样说。但是她们不知道,不论她同女儿们在一起有多么好,不论她觉得她多么需要在这里,但是自从他们把最后一个爱女嫁出去,家里的巢变得荒凉了的时候,她就为自己和她丈夫痛苦极了。

    “什么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基蒂突然向带着神秘而郑重其事的表情站在她面前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晚饭的事。”

    “噢,对了,”多莉说。“你去安排吧,我要去照料格里沙温习功课。他今天什么都没有做。”

    “是该我去上课!不,多莉!我去,”列文说,跳起来。

    格里沙已经进了中学,暑假应当复习功课。在莫斯科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同她儿子一道学习拉丁文了,来到列文家就规定每天至少跟他一起复习一次最难的功课——拉丁语和数学。列文自告奋勇来代替她;但是这位做母亲的有一次听列文教课,发现他没有按照莫斯科的老师的辅导方法教这孩子,虽然很难为情而且极力要不得罪列文,却果断地对他表示,一定要像老师那样照着课本进行,不然还是由她自己来教的好。列文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尽父亲的职责,不亲自教育儿子,却把教育儿子的责任推给不懂教育的母亲,心里很不痛快;又因为教师把孩子教得那么糟,心里也很不痛快;但是他答应他的姨姐按照她的意思教课。因此他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却照着书本来教格里沙,因此就勉勉强强的,常常忘记上课的时间。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

    “不,我去,多莉,你坐着吧,”他说。“我们会好好地按照课本进行的。不过斯季瓦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打猎,那时我们就要旷课了。”

    于是列文找格里沙去了。

    瓦莲卡对基蒂也说了同样的话。甚至在列文的井井有条的幸福家庭里,瓦莲卡也能想法帮帮忙。

    “我去照料晚饭,你坐着别动,”她说,起身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走去。

    “好吧,好吧,他们大概找不到小鸡,那么就用我们自己的……”基蒂回答。

    “我跟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商量着办吧,”于是瓦莲卡就和那老管家一道走了。

    “多么可爱的姑娘啊!”老公爵夫人说。

    “不是可爱,maman,而是多么迷人,再也没有像她这样的人了。”

    “这么说,你们以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今晚会来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显然不愿意继续谈瓦莲卡的事。“再也难以找到比这两位连襟更不相像的人了,”他带着精明的微笑说。“一个总在活动,好像水里的鱼一样总在交际场中过活;而另一个,我们的科斯佳,活跃、伶俐、非常敏感,但是一到交际场中就好像鱼儿离了水一样,要么就呆愣愣的,要么就乱跳乱动!”

    “是的,他很粗心大意哩,”公爵夫人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正想请您同他讲讲,她(她指的是基蒂)万万不能留在这里,一定要到莫斯科去。他说要请个医生来……”

    “Maman,他一切都会办好,一切都会同意,”基蒂说,因为她母亲居然要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过问这种事心里很懊恼。

    在谈话中间,他们听到林荫道上传来马的喷鼻声和车轮在砂砾路上行驶的辚辚声。

    多莉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去迎接她的丈夫,列文就已经从下面他正在教格里沙功课的房间的窗子里跳出去,把格里沙也扶下去了。

    “斯季瓦来了!”列文从凉台下面呼喊。“我们已经读完了,多莉,不要担心!”他补充说,一边像个小男孩一样奔跑着去迎接马车了。

    “Is,ea,id,ejus,ejus,ejus,”①格里沙一边沿着林荫道跳跃而去,一边叫喊——

    ①拉丁文:他,她,它;他的,她的,它的。

    “还有个什么人和他在一起哩。一定是爸爸!”列文喊道,停在林荫道的入口。“基蒂,不要从那么陡的台阶上下来,绕点路吧。”

    列文把坐在马车里的那个人当成老公爵,但是他弄错了。当他走近马车的时候,他看见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肩坐着的不是老公爵,而是一个戴苏格兰小帽、帽子后面飘舞着长长的缎带的漂亮而结实的年轻人。这是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谢尔巴茨基家的姑表兄弟,彼得堡—莫斯科一个鼎鼎大名的年轻人。“一个极其出色的家伙,一个热爱打猎的人,”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介绍的时候说的。

    韦斯洛夫斯基,丝毫也没有因为自己代替老公爵来临所引起的失望而感到不安,他同列文兴致勃勃地寒暄,提醒说他们以前见过,越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来的猎狗身上把格里沙抱进马车里去。

    列文没有坐上马车,跟在后面走。列文因为那位他越是了解就越加敬爱的老公爵没有来,又因为这个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一个完全多余的陌生人竟然来了,心里有些不痛快。当列文走到门口——所有的成年人和孩子都已经闹哄哄地聚在那儿了,——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用特别温柔和献媚的姿态吻基蒂的手的时候,他越发不痛快了。

    “我和您的妻子是cousins①,而且也是老朋友,”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又紧紧地握了握列文的手——

    ①法语:表兄妹。

    “哦,这儿有野味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向每个人招呼,就对列文说。“我同他的野心可大得很哩。怎么,maman,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没有到过莫斯科。喂,塔尼娅,这是给你的!请到车后面去取吧,”他面面俱到地说,“你的样子多么精神,多莉,亲爱的!”他对他妻子说,又吻她的手,一只手拉着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它。

    一会以前还处在最愉快的心境中的列文,现在愁闷不乐地观望着一切,一切他都不中意了。

    “他这张嘴昨天吻过谁呢?”他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同他妻子那种情意缠绵的神情,沉思起来。他望望多莉,她也使他不高兴起来。

    “她并不相信他的爱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呢?真叫人讨厌!”列文沉思。

    他望着一会以前他觉得那么和蔼可亲的公爵夫人,他不喜欢她欢迎那个戴着帽带的瓦先卡就像欢迎他到自己家里来的那副神气。

    甚至那个也走到台阶上,带着一脸装模作样的友好神情来迎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使他很不痛快,其实列文是知道他哥哥既不欢喜又不尊敬奥布隆斯基的。

    而那个带着saintenitouche①的神情同这位绅士结识、其实满脑子只想着怎样嫁人的瓦莲卡的那副模样,也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

    ①法语:假正经的女人。

    但是最使人反感的是基蒂,因为她居然跟这位认为他到乡下来对人对己都是一桩大喜事的绅士谈笑风生,尤其是她报以微笑时的笑容使他很不愉快。

    所有的人一边喧哗地谈着,一边都走到房里去;他们大家刚坐下,列文就扭身出去了。

    基蒂看出她丈夫发生了什么事。她想抓住一个机会同他单独谈一谈;但是他匆匆地从她身边走开,说他得去账房一趟。他老早就不像今天晚上那样把经营农业当作一桩了不起的事了。“对于他们,每天都是良辰佳节,”他想。“但是这儿可没有良辰佳节那种事,事情不能等待,不工作就无法生活。”

    直到打发了人去请列文吃晚饭,他才回家来。基蒂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站在楼梯上,在商量开饭时摆什么酒。

    “什么事这样fuss①?预备照例的那种酒就行了。”——

    ①英语:小题大做。

    “不,斯季瓦不喝哩……科斯佳,等一等,你怎么啦?”基蒂急急忙忙地跟在他后面说,但是他并不等待她,却无情地迈着大步走进餐室里去,立刻参加到以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支柱的全体的热烈的谈话中去了。

    “我们明天就去打猎,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我们去吧,”韦斯洛夫斯基说,移过去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侧着身子坐着,一条胖腿架在另外一条上面。

    “我十分高兴,我们去吧。你今年打过猎吗?”列文对韦斯洛夫斯基说,聚精会神凝视着他的腿,可是却带着基蒂所熟悉的那种最不适合他的强颜欢笑的神情。“不知道我们找不找得到松鸡,不过有很多山鹬。但是得早点去才行。你们不疲倦吗?你不是疲倦了吗,斯季瓦?”

    “我疲倦了?我还从来没有疲倦过哩。我们通宵不睡吧!我们去散散步。”

    “真的,我们别睡觉吧!妙极了!”韦斯洛夫斯基表示同意说。

    “你可以不睡,而且也能不让别人休息,这一点我们倒是都相信的,”多莉对她丈夫说,她现在一对她丈夫说话就流露出微微讥讽的口吻。“但是按我看,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我走啦,我不吃晚饭了。”

    “不,你留一会儿,多林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他们正在吃饭的大饭桌后面移到她身边。“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呢。”

    “大概,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你知道,韦斯洛夫斯基到安娜那里去过。他又要到他们那里去了。你知道,离这里只有七十里的路程。我也一定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到这边来!”

    瓦先卡转移到妇女们那里去,同基蒂并肩坐下。

    “啊,请说给我听听,你到过她那里吗?她怎么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他说。

    列文留在桌子那一头不动,虽然不停地和公爵夫人同瓦莲卡闲谈着,还是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莉、基蒂和韦斯洛夫斯基中间在进行着生动而神秘的谈话。不仅如此,他还在他妻子的脸上看到一种严肃认真的神色,当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正在有声有色地讲什么的瓦先卡的漂亮面孔的时候。

    “他们那里好得很哩,”瓦先卡讲的是弗龙斯基和安娜。

    “自然,我不敢贸然加以判断,不过在他们家里,你感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们打算做些什么呢?”

    “好像,他们冬天要去莫斯科。”

    “我们都到他们那里聚会一下有多好哩!你什么时候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瓦先卡。

    “我要到他们那里过七月。”

    “你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妻子说。

    “我早就想去,我一定要去的,”多莉说,“我替她难过,我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等你走后,我一个人去,那就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了。没有你反而更好了。”

    “好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呢,基蒂?”

    “我?为什么我要去呢?”基蒂说,整个脸都涨红了,她回头看了看她的丈夫。

    “你认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吗?”韦斯洛夫斯基问她。

    “她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呢。”

    “是的,”她回答韦斯洛夫斯基,脸越发红了,她立起身来,走到她丈夫身边。

    “那么你明天要去打猎?”她问。包法利夫人

    在这几分钟,特别是看见她同韦斯洛夫斯基交谈的时候弥漫在她的面颊上的红晕,列文的嫉妒心更加厉害了。现在,他听着她的话,他把这些话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了解释。虽然后来他想起来很奇怪,可是现在他觉得这是清清楚楚的:她所以问他去不去打猎,只是为了想知道他给不给予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这种乐趣,照他想来,她差不多已经爱上韦斯洛夫斯基了。

    “是的,我要去,”他用一种自己听起来都不愉快的、不自然的腔调对她说。

    “不,最好再待一天吧,要不然多莉完全见不着她的丈夫了。后天再去吧,”基蒂说。

    基蒂的话里的含意现在又被列文这样曲解了:“不要把我和他拆散了。你去我并不在乎,但是让我享受享受同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交际的快乐吧!”

    “噢,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再待一天,”列文带着格外和蔼可亲的神情回答。

    而同时,瓦先卡一点也没有猜疑到他的到来会引起这么大的苦恼,他跟着基蒂从桌边立起身来,一边用柔情的眼光望着她微笑,跟着她走过来。

    列文觉察到了这种眼光。他脸色发白,一时之间几乎喘不出气来。“他怎么敢像这样望着我的妻子!”他怒气冲冲了。

    “那么明天?让我们去吧!”瓦先卡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像他素常的模样架起腿来。

    列文的嫉妒心越发变本加厉了。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受了骗的丈夫,一种仅仅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看成供给他们舒服生活和快乐的万不可少的必需品而已……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客客气气、殷勤周到地问了问瓦先卡有关打猎、他的猎枪、他的靴子的事情——而且同意明天就去。

    幸而老公爵夫人使列文的痛苦告了一个段落,她自己立起身来,劝基蒂也去睡觉。但是列文没有逃脱掉一种新的苦恼。同女主人告别的时候,瓦先卡又想吻基蒂的手,但是她涨红了脸,缩回手去,用一种后来她母亲曾责备过她的戆直的粗鲁口吻说:

    “我们家里不兴这一套。”

    在列文的心目中看来,都是基蒂的过错,竟然让自己蒙受到这种行为的侮辱;这样笨拙地表露出她不喜欢这一套,越发是她的过错了。

    “哦,何必去睡觉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晚饭时候喝了几杯以后,正处在最愉快和最富有诗意的心境中。”你看,基蒂!”他继续说下去,指着在菩提树后升起来的一轮明月。“多么可爱呀!韦斯洛夫斯基,现在正是唱小夜曲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副好嗓子,我们唱了一路。他有几支优美动听的情歌,两首新歌。他应该和瓦莲卡小姐合唱一曲。”

    所有的人都分散开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韦斯洛夫斯基又在林荫路上徘徊了很久,可以听见他们正在唱一首新的情歌。

    倾听着这歌声,列文皱着眉坐在他妻子的寝室里的一把安乐椅上,她问他怎么啦,他却固执地默不作声;但是最后,当她露出羞怯的笑容问他:“是不是韦斯洛夫斯基有什么地方使你不高兴了呢?”他的感情就尽情发泄出来,把满腹心事和盘托出;而他说出的话使他自己羞惭得无地自容,于是他就越发生气了。

    他站在她面前,紧皱着的眉头下面的眼睛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两只强有力的臂膀紧抱在胸膛上,好像在竭尽全力抑制着自己。要不是他的脸上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打动了她的痛苦神情,他脸上的表情一定会是严峻的、甚至是冷酷的。他的下颚抽搐着,声音直打颤。

    “你要明白,我并不是嫉妒:这是卑鄙的字眼。我决不会妒忌,而且我也不相信……我说不出来我的感觉,不过这是可怕的……我不嫉妒,但是我感到羞愧和耻辱,居然有人敢这样痴心妄想,居然敢用那样的眼光看你……”

    “用什么样的眼光呢?”基蒂说,尽可能诚心诚意地回忆着当天晚上的一言一语和一举一动,和这一切中间含有的意义。

    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在韦斯洛夫斯基随着她走到桌子那一头的时候是有些蹊跷的,但是这一点她连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就更不敢对他讲,因而更增加他的痛苦了。

    “像我这种模样,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呢?……”

    “啊!”他喊叫,两只手抱住头。“你还是不说的好!……

    那么说,要是你能吸引人的话……”

    “哦,不是的,科斯佳,等一下,听我说,”基蒂说,怀着痛切的深刻同情望着他。“你还能转什么念头呢?既然对于我别的男人都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嗯,你愿意我谁也不见吗?”

    在最初的一瞬间,他的嫉妒就伤了她的感情;这么一点点最纯洁的娱乐,都不许她享受,因而她很烦恼;但是现在为了使他心平气和,为了解除他所遭受到的苦恼,她不仅情愿舍弃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你要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和可笑,”他用一种绝望的低声说下去。“他是在我家里作客,严格地说,除了他那种放荡不羁和架着腿的姿态以外,他没有做出任何不成体统的事。他认为这是最优美的姿态,因此我就得对他客客气气的。”

    “不过,科斯佳,你说得太过火了!”基蒂说,因为现在在他的嫉妒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她的强烈爱情而不胜欢喜。

    “最糟糕的是,你,你和往常一样,而现在对我说来你是那样神圣,我们是这样幸福,幸福得不得了,可是突然间这个坏家伙……不,他不是坏家伙,我为什么要责骂他呢?我跟他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幸福,我的和你的……为什么要……”

    “你知道,我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了,”基蒂开口说。

    “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

    “我看出来我们晚饭聊天的时候你怎么看我们来的。”

    “是的,是的!”列文吃惊地说。

    她对他叙述他们谈论了些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列文沉默了一会,随后仔细地看了一下她的苍白的、受了惊吓的面孔,突然抱住脑袋。

    “卡佳,我是在折磨你!亲爱的,原谅我!这是疯狂啊!卡佳,全是我的过错。怎么可以为了这种蠢事而这样苦恼呢?”

    “不,我是为你难过呢。”

    “为我?为我?我可算得了个什么?一个疯子罢了!但是我为什么要使你伤心呢?以为随便什么陌生人都能够破坏我们的幸福,想起来真是可怕。”

    “自然啦,这就是使人感到侮辱的地方……”

    “嗯,那么我要故意把他留在我们家住一夏天,同他说许许多多的客气话,”列文说,吻她的手。“你看着吧。明天……

    是的,不错,明天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女人们还没有起身,猎人们的马车——一辆四轮游览马车和一辆二轮马车——就停在大门口了;而拉斯卡,从一清早就明白了他们要去打猎,心满意足地吠叫和蹿跳了一阵以后,就在马车上车夫的旁边坐下来,带着激动和不满意这种拖延的神情,凝视着猎人们还没有从那里走出来的大门。最先出来的是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他穿着一双齐到他的肥胖的大腿一半的高统皮靴,绿色的短衫上系着一条发散着皮革气息的簇新的子弹带,头戴一顶缀着缎带的苏格兰帽,拿着一支没有背带的新式英国猎枪。拉斯卡跳到他身边,欢迎他,跳起来,用它自己的方式问他其余的人是不是很快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就回到自己瞭望的岗位上,又沉默不响了,歪着头,竖着一只耳朵听着。终于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飞出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在空中乱跳乱蹦的黑斑猎狗克拉克,紧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本人手里拿着枪,嘴里衔着雪茄烟,也走出来了。“别动,别动,克拉克!”他温柔地对那条把爪子搭在他的胸膛和腹部、钩住了他的猎袋的狗叫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一双生皮便鞋,打着绑腿,穿着一条破烂裤子和一件短上身,他头上戴着一顶破得不像样的帽子;但是他的新式猎枪却像玩具一样的精巧,他的猎袋和子弹带,虽然破旧了,质地却非常好。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事先不懂得,真正的猎人风度——就在于穿着破旧的衣衫,但是猎具的质量却要最讲究的。他现在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着破衣烂衫,而他的文雅、丰满、愉快的绅士风度却使他容光焕发,他才明白了这一点,决定下一次打猎自己也这样安排。

    “喂,我们的主人怎么样了?”他问。

    “他有年轻的妻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回答。

    “是的,那样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人。”

    “他已经装束好了。大概,又跑到她那里去了哩。”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猜着了。列文又跑到他妻子那里,再一次问她是不是已经原谅了他昨天的愚蠢行为,还恳求她千万多加珍重。最主要的是离孩子们远一些,他们随时都会碰撞上她的。然后又一定要她再说一遍,他离开两天她并不生气,而且还请求她明天早晨一定派人骑马给他送一张字条,就是一两个字也好,使他知道她平安无事。

    基蒂像往常一样,同丈夫分开两天是痛苦的;但是看着他那穿着高统猎靴和白色短衫,显得魁伟强壮的富有生气的身姿,和一种她所不理解的猎人的容光焕发的兴奋神情,因为他的快乐而忘记了自己的不快,快活地同他告别了。

    “对不住,先生们!”他说,跑到台阶上。“早餐放进去了吗?为什么把枣骝马套在右边?哦,没有关系!拉斯卡,安静点!卧下!”

    “放到牲口群里去吧,”他说,转身向着在台阶上等待他解决阉割了的小绵羊问题的牧人说,“对不起,又来了一个坏家伙。”

    列文从他已经坐定了的马车上跳下来,朝着手中拿着量尺向台阶走过来的木匠走去。

    “昨天你不到帐房来,现在你又来耽误我了。哦,有什么事?”

    “您让我再做一个转角好吗?再加三蹬楼梯就行了。这一次我们会做得很合适。这样就稳当多了。”

    “你早就该听我的话,”列文恼怒地说。“我对你讲过要先安装侧板,然后再嵌上楼梯。现在没法改动了。照着我的话去做,再做个新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修建厢房中木匠没有计算高度,把楼梯做坏了,因此装置停当的时候踏板全倾斜了。现在木匠想要利用旧的楼梯,再添上三级。

    “这样就好得多了。”

    “可是添上三级楼梯会通到哪里去呢?”

    “原谅我,老爷!”木匠说,轻蔑地微笑着。“不高不矮,刚好是地方。就是说,从下面开始,”他带着令人信服的姿势说下去。“上去,再上去,一直到了那儿。”

    “三级楼梯也会增加高度……但是到底会通到哪里去呢?”

    “它会从底下上去,我的意思是说,会到顶上的。”木匠固执而有说服力地说。

    “会到天花板底下,会到墙上去的!”

    “请原谅。你看从下面开始。上去,再上去,就到地方了。”

    列文取出猎枪的通条,在尘土里画了一幅楼梯的图样。

    “哦,你看出来了吧?”

    “随您吩咐,”木匠说,他的两眼突然炯炯放光,显然他终于恍然大悟了。“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再做一个新的了哩。”

    “好啦,照着我的话去做吧!”列文一边坐到马车里去,一边大声说。“走吧!拉住那几只狗,菲利普!”

    列文把家务和农事上的一切操心事都撇下不管,他体验到一种非常强烈的生命和期待的快乐,强烈得使他不想说话。而且,他体验到了所有猎人在接近猎场的时候都体验到的一种专心致志的激动情绪。要是他现在有什么心事的话,那只是他们在柯尔彭沼地里找不找得到什么野味,拉斯卡和克拉克比较起来会不会显得更强,他今天射猎得好不好等等问题而已。但愿他不要在这个生人面前丢脸就好了!但愿奥布隆斯基不会胜过他就好了!这些念头也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奥布隆斯基也体验到同样的心情,也沉默寡言。只有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不住嘴地兴高采烈地唠叨着。现在,听着他说话,列文回忆起昨天待他多么不公平,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瓦先卡真是个好人,又单纯,心地又善良,而且非常有趣。如果列文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和他遇见的话,他们就会成为知心朋友了。列文本来有点不大欢喜他那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放荡不羁的神气。因为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戴着苏格兰小帽,其余的一切都配合得很好,看起来好像他自以为高不可攀,神气得了不得;但是因为他的好心肠和好教养,这些都可以原谅。他以自己的优良教育、漂亮的英语和法语,以及和列文相同的阶级出身而获得了列文的欢心。

    瓦先卡对于套在左边那匹顿河草原的骏马大为叹赏。他欢喜得着了迷。

    “骑着一匹草原的骏马在草原上奔驰,该有多么美妙啊。

    喂!对不对呀?”他说。

    他似乎把骑着草原的骏马驰骋在原野上描画成一种浪漫而富有诗意的事情,结果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他的天真神情,特别是和他的漂亮的脸、甜蜜的微笑、优雅的举止结合起来,是非常动人的。是韦斯洛夫斯基的天性引起了列文的好感呢,还是因为列文想补偿昨天的过错,列文只看见他身上的长处,很高兴同他在一道。

    他们走了三里的光景,韦斯洛夫斯基突然寻找起雪茄烟和皮夹来,不知道是遗失了呢,还是丢在桌上了。皮夹里有三百七十个卢布,因此决不能置之不顾。

    “你知道,列文,我要骑着这匹顿河马跑回家去。那可再好也没有了。哦?”他说,已经准备爬上去。

    “不,何必呢?”列文回答,估计韦斯洛夫斯基的体重一定不下于六普特。“我派车夫去吧。”

    车夫骑着副马走了,列文亲自驾驭其余的一对。

    “喂,我们的路线到底怎么样?好好对我们讲讲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计划这样:我们现在到格沃兹杰沃去,格沃兹杰沃这边是山鹬出没的沼地,格沃兹杰沃那边有好极了的松鸡沼地,而且还有山鹬。现在天气太热了,但是我们傍晚就到了(大约还有二十里),我们晚上在那里打猎;在那里过一夜,明天我们就去大沼地。”

    “难道一路上什么都没有吗?”

    “有的,但是会耽搁我们的行程;况且,天气又很热!有两处很不错的小地方,但是什么都不见得会有的。”

    列文自己很想顺路到那些小地方去,但是那些小地方距离他的家很近,随时可以来打猎,而且那些地方太小,容不下三个人打猎。因此他昧着心硬说那里什么都不见得有。到了一个小沼地的时候,他想把车子一直赶过去,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凭着他那双猎人的精明老练的眼睛,从大路上就看出来这块沼地。

    “我们不到那里去吗?”他说,一边指着沼地。

    “列文,我们去吧!多么好啊!”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恳求说,列文不能不同意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停下,两条狗就互相追逐着,飞一样向沼地奔驰而去。

    “克拉克!拉斯卡!”

    这些狗又跑回来。

    “那儿容不下三个人。我在这儿等着吧,”列文说,希望他们除了被狗惊起的、在沼地上空盘旋着的、凄婉地哀鸣着的田凫以外,什么都找不到。

    “不!列文,来吧,我们一起去!”韦斯洛夫斯基呼唤说。

    “真的,太挤了。拉斯卡,回来!拉斯卡!你们不需要两条狗吧?”

    列文留在马车那儿,怀着嫉妒的心情望着猎人们。他们走遍了整个沼地,但是除了小野鸡和田凫,其中有一只被韦斯洛夫斯基打死了,沼地里什么也没有。

    “哦,你们看,并不是我舍不得让你们去这个沼地!”列文说。“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不,无论如何,到底还是很有意思的。您看见了吗?”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手里提着猎枪和田凫笨手笨脚地爬到车里去。“我这只打得多么好啊!对不对?喂,我们不久就可以到真正的猎场了吧?”

    马突然猛的一冲,列文的脑袋撞着谁的枪筒,发出了一声枪响。其实,枪声是先响的,但是列文却觉得是颠倒过来的。事情是这样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扳双筒枪的扳机的时候,只扳上了一个扳机,却没有扳好另一个,因此走了火。子弹射进地里,谁也没有受伤。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摇头,谴责地对韦斯洛夫斯基笑笑。但是列文没有心思责备他。第一,他一斥责就好像是由于他脱离了危险和他头上肿起来的疙瘩而引起的;其次,韦斯洛夫斯基最初是那样天真地愁闷不乐,随后却那样温和而富于感染力地嘲笑大家的惊慌,列文也就不由得笑起来了。

    他们到了面积相当大而且会占去他们很多时间的第二个沼地的时候,列文劝他们不要下车。但是韦斯洛夫斯基又说服了他。这一次沼地又很窄小,列文作为殷勤好客的主人,留在马车那里。

    克拉克一到立刻向丘陵地带冲过去。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首先跟着狗跑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没有来得及走过去,一只山鹬就飞起来了。韦斯洛夫斯基开枪但没有打中它,鹬就飞到没有收割的草地那边去了。这只鸟还要留待韦斯洛夫斯基来解决。克拉克又发现了它,站住指出猎物的所在地,于是韦斯洛夫斯基打死了它,回到马车跟前。

    “现在你去吧,我留下来照管马,”他说。

    一种猎人的嫉妒心开始折磨着列文。他把缰绳交给韦斯洛夫斯基,就到沼地去了。

    拉斯卡早就在哀怨地尖叫着,好像在抱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朝着列文很熟悉、而克拉克还没有到过的、可能有飞禽的一带丘陵起伏的地方直冲过去。

    “你为什么不拦住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声喊。

    “它不会把它们惊走的,”列文回答。他很满意他的狗,匆匆忙忙跟着它走去。

    在搜索中,越接近那个熟悉的小草墩,拉斯卡就变得越发郑重其事。一只沼地的小鸟只有一瞬间分散了它的注意力。它在那个草墩前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突然浑身颤抖一下,站住不动了。

    “来呀,来呀,斯季瓦!”列文喊着,感到他的心脏跳动得更厉害了;突然间,仿佛什么障碍着他的紧张的听觉的东西揭开了,他失去衡量距离的能力,一切声音他听起来都很清晰,但都是杂乱无章的。他听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脚步声,却把它当成了远处的马蹄声;他听见脚下踩着的小草墩连着草根裂开的清脆的折裂声,却把它当成了山鹬展翅飞翔的声音。他也听见背后不远的地方流水的泼溅声,但是他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声音。

    他选择着落脚的地方,移到了狗的跟前。

    “抓住它!”

    在狗面前飞起来的不是松鸡,而是一只山鹬。列文举起猎枪,但是正在他瞄准的那一瞬间,他听见水的泼溅声更大更近了,夹杂着韦斯洛夫斯基的古怪而响亮的喊叫声。列文明明知道他瞄在山鹬后面,但是他还是开了枪。

    列文看清楚了他确实没有射中,回过头来一望,看见马和马车已经不在大路上,却在沼地里了。

    韦斯洛夫斯基想看打猎,就把马车赶到沼地里,于是两匹马陷在泥淖里动弹不得了。

    “该死的东西!”列文暗自嘀咕说,返身回到陷在泥里的马车旁边。“您为什么把车赶到这里来?”他冷淡地对他说,于是喊来马车夫,就动手卸马。

    列文因为他的射击受到妨碍,又因为他的马陷在泥塘里,尤其是因为无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好,韦斯洛夫斯基也好,都不能帮助他和马车夫卸下马具,把几匹马从泥塘里牵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一点都不懂得套马的事),心里很气恼。听见瓦先卡一口咬定这里十分干燥,列文却一声也不回答,默默地和马车夫一道操作着,为的是好把马卸下来。可是后来,到他工作得紧张热烈的时候,看见韦斯洛夫斯基那么努力而热心地抓住挡泥板拖马车,而且真的硬把它拽断了,列文就责备自己受了昨天情绪的影响,不应该对待韦斯洛夫斯基太冷淡了,因此竭力用分外的殷勤来补偿他的冷淡。当一切都安排停当,马车又回到大路上的时候,列文就吩咐摆早饭。

    “Bonappétit!—bonneconscience!Cepouletvatomberjusq’aufonddemesbottes,”①已经又喜笑颜开的瓦先卡吃完第二只小鸡的时候,说了一句法国谚语。“哦,现在我们的灾难结束了;万事都会如意了。不过为了我犯的过错我应当坐在赶车的位子上。对不对?不,不,我是奥托米顿②。看看我怎样给你们赶车吧!”当列文请求他让马车夫去赶车的时候,他抓住缰绳不放说。“不,我应当将功折罪,况且,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我觉得很舒服哩,”他就赶开车了。

    列文有点害怕他把他的马折磨坏了,特别是左边那匹他不会驾驭的枣骝马;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受了韦斯洛夫斯基的兴致勃勃的影响,他听韦斯洛夫斯基坐在车夫座位上唱了一路的情歌,或者他讲的故事,看见他表演按照英国方式应该如何驾驶fourinhand③那副样子,列文不忍心拒绝了;早饭以后,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到达了格沃兹杰沃沼地——

    ①法语:谁的良心好!谁就有好胃口!这只小鸡会被我消化得干干净净的。

    ②奥托米顿是《伊里亚特》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驭者。这个名字成为普通名词,在口语中成为“御者”的谑称。

    ③英语:四驾马车。

    韦斯洛夫斯基把马赶得那么快,天气还很炎热,他们老早就到达了沼地。

    他们到了真正的沼地,他们的目的地的时候,列文不由地就盘算起怎么样甩掉瓦先卡,好逍遥自在地行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也有同样的愿望,在他的脸色上列文觉察出每个真正的猎人在打猎以前都具有的那种心神专注的神情,而且还有一点他所特有的温良的狡猾味道。

    “我们怎么走法?这沼地好得很,我看见还有鹞鹰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两只在苇塘上空盘旋着的大鹞鹰说。

    “哪里有鹞鹰,哪里就一定有野味。”

    “哦,先生们,”列文带着一点忧郁的神情说,一面把长统皮靴往上提一提,一面检查着猎枪上的弹筒帽。“你们看见那片苇塘吗?”他指着伸展在河右岸的一大片割了一半的湿漉漉的草地上的小小的绿洲。“沼地从这里开始,就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就是那比较绿的地方。沼地从那里往右去,到那马群走动的地方;那里是草丛,有山鹬;沼地绕过那片苇塘经过赤杨树林,一直到磨坊那里。就在那里,看见吗?在水湾那儿。那地方再好也没有了。我有一次在那里打死了十七只松鸡。我们要分开,带着两条狗分道扬镳,然后在磨坊那里集合。”

    “好的,不过谁往右,谁往左边去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问。“右边的地方宽绰一些,你们俩去吧,我往左边去,”

    他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气说。

    “好极了!我们会比他打得多的。来吧,来吧!”瓦先卡响应说。

    列文不得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分手了。

    他们刚一走进沼地,两条狗就一齐搜索起来,朝着一片浮着褐色粘沫的泥塘走去了。列文知道拉斯卡寻找的方法——谨慎而且犹豫不决;他也知道这地方,他期望看见一群山鹬。

    “韦斯洛夫斯基,和我并排,和我并排走!”他沉住气悄悄地对在他后面哗啦哗啦蹬着水的同伴说,在格沃兹杰沃沼地发生了那场走火的事故以后,列文不由自主地就很关心他的枪口朝着什么方向了。

    “不,我不会妨碍您,不要为我操心。”

    但是列文不由得沉思起来,他回忆起临别时基蒂所说的话:“当心:千万不要彼此打着了啊!”两条狗走得越来越近了,互相回避着,按照各自的兽迹追逐着。列文希望发现山鹬的心情强烈得连从腐臭的泥淖里往外拔皮靴后跟的吧咂声在他听起来都仿佛是鸟鸣声,他抓住而且握紧枪托。

    “砰!砰!”他听见枪声就在耳边。这是瓦先卡射击在沼地上空盘旋着的一群野鸭,它们在射程以外老远的地方,这时正迎着这两个猎人飞来。列文还没来得及回头看看,就听见了一只山鹬的鸣声,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此外还有八只,一只跟着一只地飞起来。

    就在一只山鹬开始盘旋的那一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它打落了,这只山鹬缩成一团落到泥泞地里了。奥布隆斯基不慌不忙地瞄准了另外一只低低地向苇塘飞来的山鹬,枪声一响,这一只也应声落下来;可以看见它从刈割了的苇塘里跳出来,鼓动着一只没有受伤的白色翅膀。

    列文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只山鹬他瞄得太近,没有打中;它已经飞起来的时候他的枪跟着它转来转去,但是正这工夫另外一只从他脚下飞起来,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他又没有射中。

    当他们在装子弹的时候,又有一只山鹬飞起来,装好枪弹的韦斯洛夫斯基,照着水上放了两枪。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拾起自己的两只山鹬,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列文。

    “好,我们现在分开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左脚一瘸一瘸地,拿好猎枪,向他的狗吹了几声口哨,就朝一边走去了。列文和韦斯洛夫斯基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列文总是这样,如果头几枪落了空,他就变得又急躁又烦恼,整天都射击不好。这一次也是这样。山鹬是很多的。山鹬不住地在狗面前和猎人的脚下飞起来,列文本来可以定下心来的;但是他射击的次数越多,他在韦斯洛夫斯基面前就越觉得丢脸,而那个韦斯洛夫斯基却不管在不在射程以内都欢欢喜喜地瞎打一阵,什么都没有打中,但却丝毫也不难为情。列文着了慌,沉不住气了,越来越恼怒,结果弄到只顾开枪,几乎不敢存着打中什么的希望了。好像连拉斯卡也感觉到这一点。它越来越懒得去寻找了,它带着似乎莫名其妙的和责难的眼光扭过头来望着这两位猎人。枪声一响跟着一响。火药的烟雾笼罩着两位猎人,但是在宽绰的大猎袋里却只有三只轻巧的小山鹬。就连这些,其中的一只还是韦斯洛夫斯基打死的,还有一只是他们两人共有的。同时,从沼地对面传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不很频繁,但列文却觉得关系很重大的射击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听见他说:“克拉克,克拉克,叼来!”

    这使列文更加激动了。山鹬不断地在苇塘上盘旋。靠近地面和空中的啼叫声不绝地从四面八方传来;以前飞起来在空中飞翔的山鹬降落在两位猎人面前。现在尖叫着翱翔在沼泽上空的鹞鹰不止是两只,而是十来只。

    列文和韦斯洛夫斯基跋涉了一大半沼地,来到了分成一条一条的农民的草场,草场紧连着苇塘,这两者之间的分界有的地方是一条踩坏了的,有的地方是割过了的狭长的青草路。一半的地里已经收割了。

    虽然在未刈割过的地里,找到野物的希望并不比在刈割过的地里多一些,但是列文既然答应了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会合,他就同自己的同伴沿着割过的和未割过的地段往前走去。

    “喂,猎人们!”坐在卸了马的马车旁的农民中的一个人向他们呼喊。“来跟我们一道吃点东西!喝一杯酒吧!”

    列文回过头来一望。

    “来吧,没有关系!”一个快活的、留着胡子的、面孔通红的农民叫着,一张口就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手里高举着一瓶在阳光下闪着光的、略带绿色的伏特加酒。

    “Qu’estcequ’ilsdisent?”①韦斯洛夫斯基打听——

    ①法语: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请我们喝伏特加酒。我想他们大概分了草地。我想去喝一杯,”列文并非没有私心地说,他希望韦斯洛夫斯基会被伏特加酒吸引去。

    “他们为什么要请我们呢?”

    “无非是高兴高兴罢了。真的,您到他们那里去吧。您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Allons,c’estcurieux.”①——

    ①法语:来吧,很有趣呢。

    “您去吧,您去吧,您找得到去磨坊的那条路的!”列文喊着说,他回过头来,很高兴地看到韦斯洛夫斯基弯着腰,两条疲倦的腿摇摇晃晃,伸着胳臂提着枪,从沼地里向着农民们走去。

    “你也来吧!”一个农民朝列文叫着。“来吧!吃点包子!”

    列文非常想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片面包。他觉得浑身无力,好容易才把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由泥塘里拖出来,他犹疑了一会儿。但是猎狗指出了猎物,他的倦意马上消失了,他轻快地穿过沼地向猎狗走去。就在他的脚跟前飞起了一只山鹬;他开枪打死了它。猎狗继续指着猎物。“叼来!”在猎狗面前又飞起一只鸟。列文射击。但是那天他很不走运;他没有打中,当他去找寻他打死的鸟的时候,他找不着。他踏遍了整个苇塘,但是拉斯卡不相信他打死了什么东西,当他打发它去寻找的时候,它只是装出寻找的样子,并没有真的找寻。

    列文以为自己的失败全怪韦斯洛夫斯基,但是现在他不在,情形也没有好转。这里的山鹬也很多,但是列文一只跟着一只地打不中。

    斜阳的余晖还很热;他的衣服被汗湿透了,紧紧粘在身上;左脚的靴子里面满满了水,沉甸甸的,一走一噗哧;一滴滴汗珠顺着被火药粉弄脏的脸淌下来;嘴里发苦,鼻子里闻着一股火药和铁锈味,耳朵里萦绕着毫不停息的山鹬的鸣声;枪筒连摸都摸不得,太烫了;他的心脏急促而迅速地跳动着;他的双手兴奋得直颤抖,疲倦不堪的双腿跌跌绊绊,勉勉强强地走过草墩和泥塘;但是他还是一边走,一边射击。最后,在一次可耻的失误以后,他把猎枪和帽子掼到地上。

    “不,我必须冷静一下,”他沉思着,拾起猎枪和帽子,喊拉斯卡跟着他,走出了沼地。当他到达了干燥的地方,他坐在一个小草墩上,脱下皮靴,把皮靴里的水倒出去,随后又回到沼地,喝了一点腐臭的水,把滚烫的枪筒浸湿了,洗了洗手和脸。当他觉得神清气爽了,他又返回一只山鹬歇落的地方去,打定主意再也不要操之过急了。

    他想要沉着,但是事情还是跟从前一样。他还没有瞄准,手指就扳了枪机。事情越来越糟了。

    当他走出沼地往他约好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碰头的赤杨树林走去的时候,他的猎袋里只有五只鸟。

    他还没有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看到他的猎狗。克拉克从一株赤杨树翻起的树根下跳出来,它被沼地的臭泥弄得浑身漆黑,带着一副胜利者的神气同拉斯卡碰鼻子。在克拉克后面,一株赤杨的树荫下,出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魁伟雄壮的身姿。他满面红光,流着汗,衬衫的领子敞着,还像从前那样一跛一瘸地,迎着列文走来。

    “哦,怎么样?你打了很多哩!”他带着愉快的微笑说。

    “你呢?”列文问。但是用不着问,因为他已经看到那只装得满满的猎袋。

    “还不错!”

    他有十四只鸟。

    “真是好极了的沼地!一定是韦斯洛夫斯基妨碍了你。两个人合用一条狗是不方便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这话来冲淡自己的胜利。

    十一

    当列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达列文经常投宿的那家农民的木屋的时候,韦斯洛夫斯基已经在那里了。他坐在草房中间,两手扶住一条长凳,有一位兵士——女主人的兄弟——在替他脱粘满泥土的靴子,而他正在发出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我刚刚才到哩。Ilsnotétécharmants!①您想想看,他们给我吃的,给我喝的。多么好的面包,真妙!Délicieux!②还有伏特加……我从来也没尝过比这更可口的酒!他们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而且还不住嘴地说:‘请你多多包涵’,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①法语:他们真有意思!

    ②法语:可口极了。

    “他们为什么要收钱?您要知道,他们是在款待您哩!难道他们是卖伏特加的吗?”那个兵士说,他终于把一只湿漉漉的皮靴连着变得漆黑的袜子一齐脱下来了。

    虽然木屋里很肮脏,被猎人们的皮靴弄得到处都是泥泞,而两条肮脏的狗正在舐自己的身体;虽然屋里充满了沼地和火药的气息;而且没有刀叉,但是猎人们那么津津有味地喝茶、吃晚饭,只有打猎的人才领略得到这种滋味。他们梳洗干净就到为他们打扫好了的干草棚去了,那里马车夫已经替老爷们铺好了床。

    虽然已经暮色苍茫,但是猎人们谁也不想睡。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和谈论了一阵打猎、猎狗和别的打猎团体的轶事以后,谈话就落到三个人都感到兴趣的话题上。由于瓦先卡再三地称赞这种极有风趣的过夜方法,赞美那干草香味,那一辆破马车(他觉得这辆车是破的,因为前轮拆掉了),那招待他喝伏特加酒的农民的好心肠,以及那两条卧在各自的主人脚下的猎狗,于是奥布隆斯基也就讲起他去年夏天在马尔图斯的庄园里狩猎的乐趣。马尔图斯是著名的铁路大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起马尔图斯在特维尔省租赁的沼地多么好,保护得多么周到,又讲起猎人们驾驶到那里的马车和狗车有多么讲究,搭在沼地旁的饮宴帐幕有多么豪华。

    “我不明白你,”列文说,从草堆上抬起身子。“这些人你怎么会不厌恶?我知道摆着红葡萄酒的宴席是很惬意的,但是难道这种奢华的排场你就不厌恶吗?所有这些人,像以前的酒类专卖商一样,凭着一套人人都瞧不起的手腕发财致富,别人的轻蔑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可是后来,又用他们这笔不义之财来收买人心了。”

    “完全正确!”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附和说。“完全正确!奥布隆斯基自然是出于bonhomie①才这么说的,可是别人会说:‘哦,奥布隆斯基也去了……’”

    “一点也不对!”列文听见奥布隆斯基含着微笑说。“我简直不认为他比任何富商或者贵族坏。他们都是靠着劳动和智慧发财致富的。”

    “是的,但是什么样的劳动呢?难道投机倒把还叫劳动吗?”

    “当然是劳动!如果没有他或者类似他的人,就没有铁路了,这样说来,那就是劳动。”

    “但是这种劳动并不像农民和学者的劳动。”

    “就算你说得不错,但是他的活动得到了结果——铁路:

    这样说来,那就是劳动。但是你却认为铁路毫无用场。”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承认它是有用的。不过凡是和付出的劳力不相称的赢利都是不义之财。”

    “但是这种比例由谁来定呢?”

    “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投机取巧而获得的利润都是不正当的。”列文说,意识到他不能明确地划出正当同不正当之间的分界线;“就像银行的赢利一样,”他继续说下去。“大笔财产不劳而获,这是罪恶,就像在酒类专卖那时候一样,只是方式改变了。Leroiestmort,viveleroi!②专利权刚刚废除,铁路和银行就出现了:这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手段。”——

    ①法语:好心。

    ②法语: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是的,你说的这一切也许是正确而聪明的……卧下,克拉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正在搔痒而且在草堆上转来转去的猎狗喝道,显然他很相信自己立论的正确,因此显得镇静和从容。“但是你还没有划出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劳动之间的界线。我拿的薪金比我的科长拿得多,虽然他办事比我高明得多,这是不正当的吗?”

    “我不知道!”

    “哦,那么我告诉你吧:你在经营农业上获得了,假定说,五千多卢布的利润,而我们这位农民主人,不管他多么卖劲劳动,他顶多只能得到五十卢布,这事正和我比我的科长收入得多,或者马尔图斯比铁路员工收入多一样的不正当。反过来,我看出社会上对这些人抱着一种毫无道理的敌视态度,我觉得其中含着嫉妒的成份……”

    “不,这话不公平,”韦斯洛夫斯基说。“怎么能扯到嫉妒上去,这种事的确有些不干不净。”

    “不,听我说!”列文插嘴说。“你说我获得五千卢布,而农民才得到五十卢布,是不公平的:不错。这是不公平的,我也感觉到,不过……”

    “果然不错。为什么我们又吃、又喝、又来打猎,无所事事,而他却永远不停地劳动呢?”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显然他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想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说得十分诚恳。

    “是的,你感觉到了,但是你却不肯把自己的产业让给他。”奥布隆斯基说,仿佛故意向列文挑衅一样。

    最近这两位连襟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隐秘的敌对关系,好像自从他们和那两姊妹结了婚,他们中间就发生了较量谁更善于处理生活的敌对意识,现在这种意识就在他们辩论中所采取的攻击个人的口吻上表现了出来。

    “我没有给人,因为谁也没有跟我要过,就是我愿意的话,我也不能给,”列文回答;“况且,也没有人可给。”

    “给这个农民吧;他不会拒绝的。”

    “是的,但是我怎么给他呢?跟他去订让与契约吗?”

    “我不知道;不过要是你相信你没有权利……”

    “我一点也不相信。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让出去,我觉得我对我的土地和家庭负着责任。”

    “不,听我说;如果你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公平的,那么你为什么不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呢?”

    “我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是消极地,就是说,我不设法扩大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

    “不,请原谅我!这是自相矛盾的话。”

    “是的,这是强词夺理的解释,”韦斯洛夫斯基插嘴说。

    “哦!我们的主人,”他对那位打开吱吱作响的仓库的门走进来的农民说。“怎么,你还没有睡觉?”

    “不,我怎么能睡呢?我以为老爷们已经睡了哩,但是听见你们还在谈话。我要拿一把钩镰。它不咬人吗?”他补充说,一面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走着。

    “你到哪里去睡觉呢?”

    “我们今天夜里要去放马。”

    “啊,多美的夜色呀!”韦斯洛夫斯基说,一边凝视着那从现在打开的仓房的门框里射进来的朦胧的晚霞中隐约可辨的小屋角落和卸了马的马车。“听听,这是女人们唱歌的声音,唱得还真不坏哩。谁在唱,我们的主人?”

    “附近的丫头们。”

    “我们去散散步吧!要知道,我们反正也睡不着。奥布隆斯基,走吧!”

    “要是能够又躺着又出去就好了!”奥布隆斯基欠伸着回答。“躺着不动真舒服啊。”

    “哦,那我就一个人去,”韦斯洛夫斯基说,敏捷地爬起来,穿上皮靴。“再见,先生们!如果有趣的话,我就来叫你们。你们请我来打猎,我忘不了你们。”

    “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对不对?”当韦斯洛夫斯基走出去,农民跟着掩上身后的房门的时候,奥布隆斯基说。

    “是的,很可爱。”列文回答,一边还在思索他们刚才讨论的问题。他觉得他已经尽可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这两位相当聪明而且诚恳的人,居然异口同声地说他在用强词夺理的话聊以自慰。这使他心里很难受。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朋友!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承认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就承认你在享受不公正的特权,像我一样,尽情享受吧。”

    “不,如果这是不公道的,那么就不能尽情地享受这种利益;至少我不能够。对于我,最主要的,是要觉得问心无愧。”

    “怎么样,我们真的不去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显然厌倦了这种心理上的紧张。“你要知道,我们睡不着的。真的,我们去吧!”

    列文一声不答。他在刚才的谈话中说他的所做所为在消极意义上是公正的,这句话盘据在他的心头。“难道消极地就可以算公正了吗?”他问自己。

    “新鲜干草味多么大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坐起来。“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瓦先卡在那里搞什么花样呢。你听见笑声和他的声音吗?不去吗?我们去吧!”

    “不,我不去,”列文回答。追忆似水年华

    “难道你这也是按照原则办事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上带着微笑说,一边在黑暗里摸索自己的帽子。

    “并不是按照原则办事,不过我为什么要去?”

    “可是你知道,你在自找苦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找着了他的帽子,于是站起身来。

    “何以见得?”

    “难道我看不出你和你妻子相处得怎么样吗?我听见你们讨论你去不去打两天猎的事,好像讨论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样。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插曲倒也不坏,但是不能这样一辈子。男子汉应当独立不羁——男人有男人的兴趣。男人应当刚强果断,”奥布隆斯基说,打开门。

    “这是什么意思?去跟使女调情吗?”列文盘问说。

    “如果有趣,为什么不去?Canetirepasàconséquence.①对我的妻子没有害处,对于我却是一场快活。主要的是要维护家庭的神圣!在家里决不搞这种事情。但是也用不着束手束脚啊。”——

    ①法语:这不会引起严重后果。

    “也许如此!”列文冷冷地说,翻过身侧卧着。“明天一早就得动身,我谁也不惊动,天一亮就走。”

    “Messieurs,venezvite!”①传来转回来的瓦先卡的声音。

    “Charmante!②这是我的大发现!Charmante!一个十全十美甘泪卿③型的人物,我已经和她结识了,真的,美极了!”他说话时那副赞不绝口的神气,好像是为了他才特地把她创造得这样优美动人,他很满意为他准备好这种绝世佳人的造物主——

    ①法语:先生们!快来!

    ②法语:真美!

    ③歌德所著的《浮士德》里的女主人公。

    列文假装睡着了,可是奥布隆斯基穿上鞋子,点上一支雪茄,就由仓库里走出去了,他们的声音不久就消失了。

    列文好久不能入睡。他听见马群咀嚼干草的声音;以后房东和他的长子怎样收拾停当,骑着马夜里去放青;随后又听见那个兵士怎样同他外甥——房东的小儿子——在仓库另外一头安顿下来睡觉;听见那男孩怎样用战栗的声音对他舅舅讲他对狗的印象,男孩觉得它又庞大又可怕;随后男孩怎样盘问这些狗要去捉什么,兵士怎样用沙哑的、睡意矇眬的声音对他讲,明天猎人们要去沼地打猎,随后为了不让小男孩再往下问又加上说:“睡吧,瓦夏,睡吧,不然你可小心点!”不久兵士自己就发出了鼾声,于是万籁俱寂,只听见马群的嘶鸣和山鹬的啼声。“难道仅仅消极地就行了?”列文在心里暗暗重复这句话。“喂,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过错。”于是他开始想着明天。

    “明天我一清早就走,一定不要太急躁。有无数的山鹬。还有松鸡哩。我回来的时候,基蒂的信就来了。喂,斯季瓦也许是对的:我对她缺乏丈夫气概,我变得优柔寡断了……

    哦,怎样办呢!又是消极地!”

    睡意矇眬中他听见欢笑声和韦斯洛夫斯基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兴高采烈的谈话声。他睁开了一下眼睛:一轮明月已经升上来了,在被升起的月亮照耀得光明灿烂的敞着的门口,他们正站着聊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讲少女的鲜艳娇嫩,把她譬喻作新剥出壳的鲜核桃;而韦斯洛夫斯基又发出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想必是在重复一个农民对他说的话:“你最好还是想法讨个老婆吧!”列文半睡半醒地咕噜说:

    “先生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说完就睡着了。

    十二

    黎明醒来,列文试着唤醒他的同伴们。瓦先卡俯卧着,一只穿着袜子的脚伸出去,睡得那么香甜,要想使他回答一声是绝对不可能的。半睡半醒的奥布隆斯基这么早一动也不肯动。连踡缩着睡在干草堆角落里的拉斯卡也不大愿意起来,它懒懒地先伸直并且站稳了一条后腿再伸另外一条。列文穿上皮靴,拿了猎枪,小心翼翼地打开吱吱作声的仓库大门,走到大街上。马车夫睡在车旁,马群也在打瞌睡。只有一匹马在无精打采地嚼燕麦,喷着鼻息,把燕麦弄得满马槽边上都是。外面的天色还是阴暗的。

    “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亲爱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由木屋里出来,像对交情很深的老朋友那样友好地说。

    “我去打猎,老大娘。我可以打这条路到沼地去吗?”

    “顺着房子后面一直走;经过我们的打谷场,亲爱的,再穿过大麻地,那里有一条小路。”

    老妇人小心地迈动她那晒得黑黝黝的赤脚,给列文带路,并且给他开开打谷场的栅栏门。

    “一直走,你就会走到沼地。昨天夜里我们家的孩子们赶着牲口到那里去了。”

    拉斯卡快活地顺着小路奔跑,列文迈着迅速而轻快的步子紧跟在后面,不住地观望天色。他希望在他没有到达沼地之前,太阳不要出来。但是太阳却不迟延。月亮,在他刚出门的时候还放射着光辉,现在却只像一块水银似的闪着光;原先令人非常注目的远处黎明的粉红色闪光,现在要细细找寻才能发现;原先遥远田野上的模糊不清的斑点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是一捆捆的黑麦。太阳出来以前还看不见的、那已经授了花粉的高大而芳香的苎麻上的露珠,沾湿了列文的腿和大半截外套。在清晨明显的静寂中连最轻微的声音也听得见。一只蜜蜂从列文的耳边飞过去,呼啸着像一颗子弹。他仔细观看,看见还有第二只、第三只。它们由养蜂场的篱笆后面飞出来,飞过苎麻田,在沼地那边消失了踪影。羊肠小径一直通到沼地。沼地可以从上面升起的雾气辨认出来,有的地方雾浓些,有的地方雾淡些,因此芦苇和柳树林看起来仿佛是在云雾中摇曳的岛屿。在沼地边上和大路上,躺着夜里放牧马群的小伙子们和农民们,身上盖着衣服,黎明时全都睡着了。离他们不远,有三匹脚拴在一起的马在走来走去。有一匹把脚链弄得噹啷作响。拉斯卡在它主人旁边走着,恳求让它跑到前面去,四下张望着。列文走过睡着的农民们身边,到了头一处苇塘的时候,检查了一下枪上的信管筒,放了猎狗。有一匹饲养得肥壮光滑的三岁口的栗色马,一看见猎狗就惊了,撅着尾巴喷着鼻子。其余的马也惊了,拴在一起的脚蹚过塘水,蹄子从浓泥浆里拔出来,哗啦哗啦地响着,挣扎着跳出泥塘。拉斯卡站住不动了,带着讥笑的神情盯着马群,询问似地望望列文。列文拍拍拉斯卡,吹了一声口哨,作为它现在可以开始行动的信号。

    拉斯卡又快活又焦虑地跑过它脚下动荡不定的泥泞地。

    拉斯卡一跑进沼泽,马上就在它所熟悉的根茎、水草、烂泥和它所不熟悉的马粪味中,嗅出了那弥漫在整个地区的飞禽气息,这种强烈的飞禽气息比什么都刺激得它厉害。在藓苔和酸模草中间,这种气息非常强烈;但是不能断定哪里浓些哪里淡些。要弄清楚这一点,它必须顺着风走远点。拉斯卡简直觉不出自己的腿在移动,脚不点地地狂奔着,用这种跑法,在必要时可以一跃而停,它向右方跑去,远远避开日出以前东方吹来的微风,然后转身朝上风前进。它张大鼻孔吸了一口空气,立时发觉不但有气息,而且它们本身就在那里,就在它面前,不止一只,而且有好多只。它放慢了脚步。它们在那里,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它还不能断定。为了断定地点,它开始兜圈子,突然间它主人的声音转移了它的注意力。“拉斯卡!这里!”他说,向它指着另一边。它站住不动了,仿佛在询问是否还是照它开始那样做的好。但是他声色俱厉地把这命令重复了一遍,一面指着什么也不可能有的一堆被水淹没的小草墩。它听从了,为了讨他喜欢起见,它装出寻找的模样,绕着草墩走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立刻又闻到它们的气味。现在,当他不再打扰它的时候,它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看看自己脚下,使它烦恼的是给大草墩绊了一跤,跌到水里,但是用它的柔韧有力的脚爪克服了这种困难,它开始兜圈子,好把一切都弄明白。·它·们的气息越来越强烈地、越来越清晰地飘送过来,突然间它完全明白了这里有一只,就在草墩后面,在它前面五步远的地方,它站住不动,浑身都僵硬了。因为腿太短,前面什么它都望不见,但是它由气味闻出了它离开不到五步远。它站住不动,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且以这种期待为莫大的乐事。它的僵硬的尾巴撅得笔直,只有尾巴尖在战栗。它的嘴巴微微张开,两耳竖着。它奔跑的时候一只耳朵倒向一边,它沉重地、但是谨慎地呼吸着,与其说扭过头去,不如说斜着眼睛,更谨慎地回顾它的主人。他带着它看惯的脸色和老是那样可怕的眼神,跌跌绊绊地越过草墩,但它觉得他走的慢得出奇。它觉得他走得慢,其实他是在跑着。

    他注意到拉斯卡的奇特的寻觅姿态,身子几乎整个贴着地面,好像在拖着后腿大步前进,而且它的嘴巴微微张开,他明白它给山鹬吸引住了,在向它跑去的时候,他心里默祷着他成功,特别是在这头一只鸟上。走到它身边,他以居高临下的地位朝前面望过去,他的眼睛看到了它的鼻子嗅到的东西。在草墩中间的空地上,他看见一只山鹬。它扭着脑袋,留神细听。它刚刚展了展翅膀就又收拢了,它笨拙地摆了摆尾巴,就在角落里消失了。

    “抓住它,抓住它!”列文喊叫,从后面推了推拉斯卡。

    “不过我不能去,”它暗自寻思。“我往哪里去呢?从这里我嗅得到它们,但是如果我往前动一动,我就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它们是什么东西了。”但是他又用膝盖推撞了它一下,用兴奋的低声说:“抓住它,拉斯卡,抓住它!”

    “好吧,若是他要这样,我就这么办,不过现在我不能负什么责任了。”拉斯卡想,猛地用全速力向前面的草丛中间冲过去。现在它什么也闻不到了,只是莫名其妙地看一看听一听而已。

    距离原来的地方十步远,带着一阵山鹬所特有的咯咯的啼声和拍击翅膀的响声,一只山鹬飞起来了。紧跟着一声枪响,它扑通一声白胸脯朝下跌落在湿漉漉的泥淖里。另外一只,没等猎狗去惊动就在列文后面飞起来。

    等列文扭过身子,它已经飞远了。但是他的子弹射中了它。第二只山鹬飞了二十步的光景,斜着飞上去,又倒栽下来,像抛出去的球一样连连翻了几个斤斗,就扑通一声落到干地上。

    “这就一帆风顺了!”列文想,把还有暖气的肥山鹬放到猎袋里。“哦,亲爱的拉斯卡,会一帆风顺了吧?”

    列文又上好子弹,动身往远处去的时候,太阳虽然还被乌云遮着,但是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失去了光辉,宛如一片云朵,在天空中闪着微光;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了。以前在露珠里发出银白色光辉的水草,现在闪着金黄色。烂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现在变成黄绿色。沼泽的鸟在那露珠闪烁、长长的影子投在溪边的树丛里骚动起来。一只鹞鹰醒了,停在干草堆上,它的头一会扭到这边一会扭到那边,不满地望着沼泽。乌鸦在飞向原野,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身边,这个老头撩开了大衣坐起来搔痒。火药的烟雾像牛奶一样,散布在葱绿的青草上。

    有个小孩跑到列文跟前。

    “叔叔,昨天这里还有野鸭哩!”他冲着他喊叫,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走。

    列文在那个赞不绝口的小男孩面前一连打死了三只山鹬,因此觉得加倍地高兴。

    十三

    如果第一只飞禽或者走兽没有被放过,那么一天都会万事如意,猎人这种说法果然不错。

    又疲倦,又饥饿,又快活,列文在早晨十点钟,跋涉了约莫三十里的光景,带着十九只血淋淋的野味,腰带上还系着一只野鸭(因为猎袋里已经没有容纳的余地),就返回寄宿处去了。他的同伴们早就醒了,并且早就觉得饥饿,已经吃过早餐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是十九只,”列文说,第二次又数起那些山鹬和松鸡,它们已经没有飞翔时的神气活现的姿态,缩作一团,干蔫了,身上凝着血块,脑袋歪到一边。

    数目是对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嫉妒使列文非常高兴。他一回到寄宿处,就发现基蒂派来的信差已经送信来了,因此更加高兴。

    我十分健康,很快活。若是你为我担心,现在你可以比以前更放心了。我有个新护卫,就是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这是一个接生婆,在列文家的家庭生活中是一个新的重要人物)。她来探望我,发现我十分健康,我们留她住到你回来的时候再走。大家都很高兴,都很健康,你千万不要太着急,如果打猎很顺利,那么再逗留一天也行。

    这两桩喜事,他的成功的游猎和他妻子的来信,使他非常痛快,以致后来发生的两桩煞风景的小事列文也就马马虎虎地放过了。一桩事情是那只栗毛副马,昨天显然是劳累过度了,不吃草料,显得无精打采。车夫说它累坏了。

    “昨天把马累得精疲力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啊哟,毫无道理地赶了十里路!”

    另外一桩扫兴的事——最初曾破坏了他的愉快心境,可是随后又使他笑了很久的——是这样:基蒂准备得那么丰富的、似乎一个星期也吃不完的食物,居然一点不剩了。列文打完猎又累又饿地回来,历历在目地想着肉馅饼,以致他走近寄宿舍的时候仿佛已经闻到香味,尝到了那种滋味——就像拉斯卡嗅到了野味一样——立刻就吩咐菲利普去拿来。哪知道不但没有肉馅饼,连烧鸡都没有了。

    “他的胃口真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笑指着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我并没有食欲不振的毛病,但是他的胃口可真惊人哩……”

    “嗯,没有办法!”列文说,一面不高兴地望着韦斯洛夫斯基。“菲利普,那么给我拿些牛肉来吧!”

    “牛肉吃光了,骨头喂了狗,”菲利普回答。

    列文气得发火说:

    “哪怕给我留下一点也好啊!”他像要哭出来了。

    “那么收拾点野味,放上点荨麻,”他用发颤的声音对菲利普说,极力不望着韦斯洛夫斯基。“至少得给我要点牛奶。”

    后来,他喝足了牛奶的时候,觉得对生人露出厌烦很不好意思,开始嘲笑自己饿得那副凶相。

    傍晚他们又出去打猎,韦斯洛夫斯基也打了好几只飞禽,夜里就动身回家了。

    归途上他们也像来的时候那样兴高采烈。韦斯洛夫斯基一会唱歌,一会津津有味地回忆他在农民家里的猎奇事件,他们请他喝伏特加,而且对他说,“请多多包涵”;一会又回想起那一夜的猎奇事件、游戏、使女和一位农民,那农民问他结过婚没有,听说没有,就对他说:“不要羡慕别人的老婆,还是自己想办法娶一个好。”这些话使韦斯洛夫斯基觉得特别有意思。

    “总而言之,这趟旅行我非常满意。您呢,列文?”

    “我也非常满意哩,”列文诚心诚意地说,他尤其高兴的是他不像在家里那样,不仅对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不怀着敌意,而且反倒对他抱着很大的好感。

    十四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的光景,列文巡视过农庄,就敲敲瓦先卡寝室的房门。

    “Entrez!①”韦斯洛夫斯基大声说。“对不起,我刚刚结束ablutions②哩,”他微笑着说,只穿着一件衬衣站在列文面前——

    ①法语:请进!

    ②法语:淋浴。

    “请不要客气,”列文坐到窗口。“您睡得好吗?”

    “睡得就像死人一样。今天是多么好的打猎的日子啊!”

    “您要喝什么呢,茶,还是咖啡?”

    “两样都不要。我要吃早点。我实在很难为情,我想夫人们已经起来了吧?现在去散散步就好极了。让我看看您的马吧。”

    他们绕着花园走了一圈,参观了马厩,甚至还一齐在双杠上做了一会体操以后,列文陪着客人回到家里,同他一齐走进了客厅。

    “猎打得好极了,有那么多新的感受!”韦斯洛夫斯基说,向坐在茶炊旁边的基蒂走过去。“可惜妇女享受不到这种乐趣!”

    “嗯,这又有什么呢,他总得跟女主人寒暄几句,”列文自言自语。他又觉得这位客人同基蒂说话的时候流露出的微笑和得意扬扬的表情里有点蹊跷……

    同玛丽亚·弗拉西耶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坐在桌子那一头的公爵夫人,把列文招呼到自己跟前,同他谈着为了基蒂生产迁移到莫斯科去住和准备房子的问题。对于列文,正像结婚时各种各样琐琐碎碎的准备,破坏了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庄严性,反而使他很不痛快那样,现在为了那屈指就要来临的生产而做的准备使他越发不痛快了。他总是极力不听她们谈论用襁褓包裹未来的婴儿的最好方法,总是极力扭过头去不看多莉所特别看重的那种神秘的、没完没了的、编织绷带和麻布三角巾的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已经有了希望的、而他却还是不能相信的儿子(他确信是个儿子)的降生,这件事是那么离奇,以致他一方面觉得是莫大的、因而是不可能获得的幸福;而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此这种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强不知以为知,因而把它当作人间的什么平凡的、人为的事情来作种种准备,他觉得这是一种岂有此理和侮辱人的事。

    但是公爵夫人不了解他这种心情,认为他的不闻不问是粗心大意和漠不关怀,因此不容他安静一下。她委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去看一幢房子,现在就把列文招呼过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哩,公爵夫人。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说。

    “你得决定一下什么时候搬家。”

    “我真不知道。我知道千千万万的婴儿没去莫斯科,也没请医生,但是也生下来了……那么为什么……”

    “哦,假如这样……”

    “噢,不!照基蒂的意思办吧。”

    “但是这事不能跟基蒂谈呀!你到底想怎么样,要我吓坏了她吗?今年春天,纳塔利·戈利岑娜就是因为请了个庸医死掉的。”

    “您说怎么着,我就怎么办,”他愁眉不展地说。

    公爵夫人开始对他讲,但是他并不去听她的话。虽然同公爵夫人的这场谈话使他心乱如麻,不过他闷闷不乐倒不是因为这场谈话,而是由于看到了茶炊旁边那种情景的缘故。

    “不,不可能的,”他沉思着,有时望望瓦先卡,后者正带着动人的微笑探着身子凑近基蒂说些什么,有时望望满面绯红、神情激动的基蒂。在瓦先卡的姿态上,在他的眼色和微笑里有些不纯洁的地方,甚至在基蒂的姿态和眼色里列文也看出一些不纯洁的地方。他的眼睛又黯淡无光了。他又像以前一样,突如其来地,丝毫没有变化,他觉得自己从幸福、宁静和尊严的绝顶被扔到绝望、怨恨和屈辱的深渊里。他又觉得一切人和一切事情都是讨厌的了。

    “那么,公爵夫人,您以为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他说,又扭过头去观察。

    “莫诺玛赫冠是沉重的!”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他开玩笑说,显然不仅暗指公爵夫人的话,而且也针对他观察到的列文激动的原因。“你今天多么晚呀,多莉!”——

    ①引自普希金所著的《鲍利斯·戈东诺夫》。莫诺玛赫冠即王冠。一站,带着现代青年人所具有的那种对待妇女缺少礼貌的特色,只欠了欠身,就又说笑起来。

    大家都起来迎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瓦先卡站了

    “玛莎可把我折磨坏了。她睡不好,今天早晨淘气极了。”多莉说。

    瓦先卡和基蒂所谈的话题像昨晚一样又涉及安娜以及爱情是不是超然物外的问题上去了。这种话题基蒂很不喜欢,使她心烦意乱,一方面由于话题的本身,一方面由于谈话的腔调,特别是因为她已经了解这对于她丈夫会有多大影响。但是她太单纯太天真了,不知道怎样来打断这种议论,甚至也不知道怎样来掩饰由于这位年轻人的露骨的殷勤而引得她流露出来的欣慰神情。她想结束这场谈话,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论她做什么,她知道,她丈夫都会注意到的,都会往坏处想的。果然,当她问多莉玛莎出了什么问题,而瓦先卡等待着这场他觉得索然无味的谈话快快结束,漠不关心地望着多莉的时候,列文觉得她的问题是不自然的,狡猾得使人作呕的。

    “怎么样,我们今天去采蘑菇吗?”多莉说。

    “去吧,我也要去哩,”基蒂说,脸涨得通红。为了礼貌的关系,她想问瓦先卡去不去,但是忍住了没有问。“哪里去,科斯佳?”当她丈夫迈着坚决的步子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带着羞愧的神情问。这种愧疚的神色证实了他所有的猜疑。

    “我不在的时候机修工来了,我还没有见着他,”他说,望都不望她一眼。

    他走下楼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走出书房,就听见妻子的熟悉的脚步声迈着不小心的疾速步伐紧跟着他出来了。

    “什么事情?”他冷冷地问她。“我们忙得很。”

    “对不起,”她对那位德国机修工说。“我有几句话要跟我丈夫谈谈。”

    德国人刚要走开,但是列文对他说:

    “请放心好了!”

    “火车是三点钟吗?”德国人问。“我决不能误了车。”

    列文不答腔,就同他妻子走出去了。

    “嗯,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他用法语问。

    他不望着她的面孔,也不愿意注意她处在怀孕的状况下,整个脸都在抽搐,流露出逗人怜爱、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我要说,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这简直是受罪!”她低声说。

    “饭厅里有仆人,”他怒冲冲地说。“别大吵大闹。”

    “那么,这边来吧!”

    他们站在过道里。基蒂想要走进隔壁的房里去,但是英国女家庭教师正在那里教塔尼娅功课。

    “哦,到花园里去吧。”

    在花园里他们碰见一个打扫小径的农民。也顾不得那位农民会看见她脸上的泪痕和他的激动神色,也顾不得他们那副样子像逃难人一样,他们飞似地往前走,觉得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说个清楚,把一切误会都解释开,一定要单独待一会,借此摆脱掉两个人都遭受到的痛苦。

    “决不能这样过下去!这是受罪!我痛苦,你也痛苦。为了什么呀?”在他们终于到了菩提林荫路的角落上的清静的长凳旁的时候,她说。

    “不过你倒跟我说说:他的声调里是不是有一些不成体统的、不正经的、下流得可怕的地方?”他说,又带着那天晚上的姿势,两只拳头紧按在胸膛上,站在她面前。

    “有的,”她用颤栗的声音说。“不过,科斯佳,难道你真看不出不是我的过错吗?我从早晨就想采取一种……但是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来呢?过去我们多么幸福!”她说,因为那种使她的膨胀的身体战栗不已的呜咽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园丁惊异地看到,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追赶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要逃避,而且在那条长凳上也不可能发现什么了不起的可高兴的事,但是,他们走过他身旁回家去的时候脸上却是又平静又开朗的。

    十五

    列文把妻子送上楼以后,就到多莉的房里去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天也苦恼得不得了。她在屋里踱来踱去,对站在角落里号啕大哭的小女孩怒冲冲地说:

    “罚你在角落里站一天,罚你一个人吃午饭,一个娃娃也不让你看到,一件新衣服也不给你做。”她数落着,不知道怎样处罚她才好。

    “唉哟,她真是讨人厌的孩子哩!”她对着列文说。“她这种坏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

    “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呀?”列文相当冷漠地问。他本来想和她商量自己的事,因此很懊悔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她跟格里沙到覆盆子树那里去,在那里……她做的事我都不好说出口。MissElliot①没来真叫人遗憾万分。这一个什么都不照管,像一架机器……Figurezvous,quelapetite②……”——

    ①英语:伊列奥特小姐。

    ②法语:真想不到,这孩子……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起玛莎的罪状来。

    “那又算得了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习惯,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列文安慰她说。

    “但是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你来做什么?”多莉问。“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从这问题的声调列文听出来,他可以畅所欲言地说出他心里想要说的话。

    “我没有在那里,我同基蒂到花园里去了。这是我们第二次口角了,自从……斯季瓦来了以后。”

    多莉用聪明而通达事理的眼光盯着列文。

    “哦,你说说,凭着你的良心,有没有……不是基蒂那方面,而是在这位先生的举动上,有没有使做丈夫的感到不痛快,不是不痛快,而是可怕和侮辱的地方呢?”

    “你是说,我怎么说才好呢……站住,站在角落里!”她对玛莎说,她看见她母亲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就转过身来。“社交界的人会说,他的行径和所有的青年人的行径一样。Ilfaitlacouràunejeuneetjoliefemme,①而一个社交界的丈夫只会因此觉得受宠若惊哩。”

    “是的,是的,”列文郁闷地说。“但是你觉察出来了?”

    “不单我,斯季瓦也看出来了。喝过茶以后他坦白地对我讲:jecroisque韦斯洛夫斯基faitunpetitbrindecourà基蒂。②——

    ①法语:他在向年轻貌美的妇女献殷勤。

    ②法语:我想,韦斯洛夫斯基在向基蒂献小殷勤哩!

    “噢,对了,现在我放心了。我要把他赶走。”列文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发疯了?”多莉大吃一惊,喊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科斯佳,想想吧!”她笑着说。“你现在可以到芬妮那里去了。”她对玛莎说。“不,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告诉斯季瓦。他会把他带走的。就说你们家要来客人就行了。总而言之,他在我们家很不合适。”

    “不,不,我自己来办。”

    “但是你会吵起来吧?……”

    “决不会的。这对我会是一桩乐事,”列文的眼睛里果真闪耀着愉快的光芒说。“哦,饶了她吧,多莉!她不会再犯了。”他替那个没有到芬妮那里去,迟疑不决地站在她母亲面前,皱着眉头等待着,极力想迎住她的目光的小犯人求情说。

    母亲望了她一眼。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把脸埋藏在她母亲的裙子里,多莉把自己的瘦削而柔弱的手放在她头上。

    “他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列文一边沉思,一边去找韦斯洛夫斯基。

    他穿过前厅的时候,吩咐套上轿车,赶到车站去。

    “昨天轿车的弹簧断了,”仆人回答说。

    “那么就套上二轮马车,不过要赶快。客人在哪里呢?”

    “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列文找到瓦先卡的时候,他已经打开了皮箱里的东西,摊开了新的情歌,正在打绑腿,准备骑马去。

    是列文的脸色有些异样呢,还是瓦先卡自己意识到他所发动的cepetitbrindecour①在这家庭里很不得当,列文一进来,他就有点(像社交界的人所容许有的程度)不好意思了——

    ①法语:那种小小的献殷勤。

    “您打绑腿去骑马吗?”

    “是的,这样利落多了,”瓦先卡说,把一只胖腿放在椅子上,扣上下面的钩子,愉快而和蔼可亲地微笑着。

    他无疑是个好脾气的人,列文一看见流露在瓦先卡脸上那种羞怯的表情,因为自己是做主人的,就替他难过起来,而且不胜惭愧。

    桌上摆着半截手杖,这是他们早晨做体操的时候,试着扶正弯曲了的双杠而搞断了的。列文拾起这截断了的木棍,动手扯下棍头上四分五裂的碎片,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我想要……”他停下不作声了,但是突然间想起基蒂以及发生过的一切纠葛,于是坚定不移地正视着他说:“我吩咐给您套好了马车。”

    “怎么回事?”瓦先卡大惊失色地开口说。“要到哪里去?”

    “送您到火车站去,”列文郁闷不乐地说,把手杖上的碎片拧掉了。

    “您要走呢,还是出了什么事?”

    “碰巧我家要来客人,”列文说,用他的强有力的手指越来越快地扯掉手杖上的碎片。“不,不是要来客人,也没有出什么事,不过我还是要请您走。随便您怎样解释我这种无礼的行为吧。”

    瓦先卡挺直身子。红与黑

    “我请求您解释明白……”他庄严地说,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不能对您解释,”列文轻轻地、慢吞吞地说,极力控制着自己下颚的颤栗。“您还是不要问的好。”

    手杖上的碎片都已经扯掉了,列文就抓起粗的一头,把手杖折成两半,小心地接住落下来的那一半。

    大概是那极度紧张的手臂、那在早操时他摸过的筋肉、那炯炯的眼光、低沉的声音和战栗的下颚的景象,胜过千言万语,使瓦先卡信服了。他耸耸肩膀,轻蔑地冷笑一声,行了一个礼。

    “我可不可以见见奥布隆斯基?”

    这种耸肩和冷笑并没有惹恼列文。“他还要干什么勾当?”

    他沉思。

    “我马上就请他到您这里来。”

    “这是多么荒唐的举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见他的朋友说他接到逐客令,在花园里找到正在踱来踱去等着客人离去的列文的时候,这么说。“Maisc’estridicule!①你被什么蝇子咬了?②Maisc’estdudernierridicule!③你以为,如果一个年轻人……”

    但是列文被蝇子咬的地方显然还很疼痛,因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的脸色又发青了,连忙打断他的话:

    “请你千万不要跟我讲道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在你和他的面前觉得羞愧。不过依我看他走了也不会太难过的,而他在这里我和我妻子心里都不痛快。”

    “但是他觉得受了侮辱!Etpuisc’estridicule[法语:而且真荒唐]!”

    “我也觉得侮辱和痛苦哩!我任何过错都没有,不应该受罪。”

    “好吧,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Onpeutêtrejaloux,maisàcepoint,c’estdudernierridicule![法语:嫉妒也可以,但是居然达到这种地步,简直可笑到极点了!]”

    ①法语:真可笑!

    ②这句话是成语,意为“谁惹你啦?”

    ③法语:简直可笑到极点了!

    列文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他走向林荫路的深处,又一个人在那里踱来踱去。不久他就听到二轮马车的轰隆声,从树丛里看见瓦先卡坐在一抱干草上(不幸二轮马车上没有座位),戴着他那顶苏格兰帽,沿着林荫路颠颠簸簸地驶过去。

    “又是什么事?”当仆人从房里跑出来,拦住车子的时候,列文惊奇地想。原来是为了列文完全忘记了的那个机修工。机修工行了个礼,对瓦先卡寒暄了几句,就爬到马车里,于是他们一齐坐着车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大为愤慨。他自己也觉得他不仅ridicule[法语:荒唐]到了极点,而且觉得有罪和丢人;但是回想起他和他妻子受过的罪,他自问下一次他将如何处理,结果回答他还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虽然如此,但是将近薄暮的时候,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饶恕列文这种行为以外,所有人都变得非常兴高采烈了,就像孩子受过处罚或者成年人在一场难受的官场应酬以后一样,因此晚上当公爵夫人不在的时候,他们把瓦先卡被撵走的事当成陈年旧事一样高谈阔论起来。承继了她父亲那种谈笑风生的才能的多莉,使瓦莲卡笑得前仰后合,她几次三番地,而每一次都添上一些新的幽默,叙述她怎样为了对客人表示敬意特地系上簇新的蝴蝶结,正要走进客厅的时候,突然间听见马车的轰隆声。究竟是谁坐在车里?除了瓦先卡还有谁呢,他戴着一顶苏格兰帽,拿着情歌,打着绑腿,坐在干草上。

    “哪怕替他套上一辆轿车也好啊!可是没有,随后我听见:‘站住!’哦,我以为他们发了慈悲哩。一看,原来是让一个又肥又胖的德国人坐到他身边,车子就走了……我的蝴蝶结也白系了!……”——

    十六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实现了去拜望安娜的心愿。她要去做一件使她妹妹伤心和惹得列文不高兴的事情,觉得很过意不去;她觉得列文家不愿意和弗龙斯基有任何来往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她认为拜访安娜,表明尽管她的处境改变了,但是自己对她的感情依然不变是她的责任。

    为了使这趟旅行不依靠列文家的帮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发人到乡村里去租马;但是列文一听说这件事,就来责备她。

    “你为什么认为你去我会不高兴呢?即使我不高兴的话,如果你不用我的马,我就会更不高兴了,”他说。“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一定要去。再说,要在乡村里租马,一来会使我不高兴,而主要的是,他们会承揽下这桩差使,但是永远也不会把你送到地方的。我有马。如果你不想让我难过的话,你就拿我的去用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只好答应,在指定的日期列文给他的姨姐准备好了四匹马,作为轮班驾驶的驿马,是由耕马和乘骑拼凑起来的,一点也不壮观,但是却能够当天把她送到目的地。目前,要动身离开的公爵夫人和接生妇都需要马,这对列文说来是一件麻烦事,但是由于他殷勤好客,他不能让住在他家里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到外边去租马,况且,他知道她为了这趟旅行而要花费的二十个卢布,对她来说是一笔了不起的数目;而列文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拮据的经济状况,就像对自己的事情那样关心。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了列文的劝告,在黎明以前就动身了。道路很好走,马车很舒适,马匹跑得很起劲,在驾驶台上车夫旁边坐着的不是仆人,而是列文为了安全起见派遣来的事务员。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瞌睡了,直到抵达了换马的小旅店才醒过来。

    在列文那次去斯维亚日斯基家中途逗留过的那家蒸蒸日上的农家喝过茶,同女人们聊了一阵孩子,同老头谈了谈他非常钦佩的弗龙斯基伯爵,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十点钟就继续赶路了。在家里,由于要照顾孩子们,她没有思索的余暇。但是现在,在这四个钟头的旅途中,她以前压抑住的千头万绪突然都涌上了她的心头,她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回顾她自己这一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她的思想使她自己都觉得奇怪。最初她想到了孩子们,虽然公爵夫人,主要是基蒂(她比较更信赖她一些)答应了照顾他们,她还是放心不下。“但愿玛莎不要又淘气,格里沙不要被马踢了,莉莉不要再闹肚子就好了。”但是一下子眼前的问题又被不久将来的问题代替了。她开始沉思,今年冬天在莫斯科她得搬到一幢新房子里去,把客厅的家具更换一新,给最大的女孩做一件冬大衣。随后更远的未来的问题——她怎样把孩子们培养成人——也出现了。“女孩子们还好办,”她凝思。“可是男孩子们呢?”

    “好在现在我在教格里沙,但是这只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牵累,没有怀孕。自然什么都不能指望着斯季瓦。靠着好心人的帮助,我会把他们培养成人;但是万一又生儿育女呢……”她突然想起那句话——说加在妇女身上的咒诅是生育的痛苦——有多么不正确。“分娩倒没什么;但是怀孕却是一件苦事哩,”她沉思,回忆她最近的一次怀孕和最小的婴儿的夭折。她回想起刚才在歇脚地方她和一位年轻女人谈过的话。为了回答她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那个年轻美貌的农妇快活地答复说:

    “我有过一个女孩,但是老天爷解放了我。我去年四旬斋把她埋了。”

    “那么,你很难过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

    “有什么可难过的哩?老头的孙子孙女本来就很多了。儿女只不过是个麻烦罢了。害得你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不过是个累赘罢了。”

    尽管这个年轻女人脸上流露着温柔和蔼的神情,这回答却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起了反感;可是现在她不由得回忆起这句话。在这句豁达的话里倒也有一部分道理。

    “总而言之,”她沉思,回顾她这十五年的结婚生活。“怀孕、呕吐、头脑迟钝、对一切都不起劲、而主要的是丑得不像样子。基蒂,就连那样年轻美丽的基蒂,也变得那么难看了。我怀孕的时候,我知道我变丑了。生产、痛苦,痛苦得不得了,最后的关头……随后就是哺乳、整宿不睡,那些可怕的痛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几乎哺乳每个孩子都害过一场奶疮,她一想起那份罪就浑身战栗。“接着就是孩子们的疾病,那种接连不断的忧虑;随后是他们的教育,坏习惯(她回想起小玛莎在覆盆子树丛里犯的过错),学习,拉丁语……这一切是那样困难和难以理解。最要命的是,孩子的夭折。”那种永远使慈母伤心的悲痛回忆又涌上了她的心头:她最小的婴儿,一个害喉炎死去的小男孩;他的葬礼,大家对那淡红色小棺材所表示的淡漠,当盖上装饰着金边十字架的淡红色棺材盖的那一瞬间,她看见他那满鬓鬈发的苍白的小额头和微微张着的露出惊异神情的小嘴的时候,她所感到的那种肝肠寸断的凄惨的悲痛。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切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我没有片刻安宁,一会儿怀孕,一会儿又要哺乳,总是闹脾气和爱发牢骚,折磨我自己,也折磨别人,使我丈夫觉得讨厌,我过着这样日子,生出一群不幸的、缺乏教养的、和乞儿一样的孩子。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到列文家来避暑,我可真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对付过去了。自然科斯佳和基蒂是那样会体谅人,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但是不能老这样下去的。他们会有儿女,就不能帮助我们了;事实上,他们现在手头也很困难。爸爸,他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财产,怎么能管我们呢?这样我自己连抚养大孩子们都办不到,除非低三下四地靠别人帮忙。嗯,就往好里想吧:以后一个孩子也不夭折,我终于勉勉强强把他们教养成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不要成为坏蛋罢了。我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就是这样,也得吃多少苦头,贯多少心血啊……我的一生都毁了!”她又回忆起那个年轻女人所说的话。这个回忆又引起她的反感,但是她不能不承认这些话里是有几分粗浅的真理。

    “还很远吗,米哈伊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那个事务员,为的是驱散那种吓得她胆战心寒的思想。

    “听说离村庄还有七里。”

    马车沿着村里的大街驶上一座小桥。一群开心的农妇,肩上搭着缠绕好的捆庄稼的绳索,有说有笑地,正在过桥。农妇们停在桥上不动,好奇地打量着这辆马车。所有朝着她看的面孔,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来都是健康而快活的,以她们的生活的乐趣刺激她。“人人都活着,人人都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多莉继续沉湎在凝思中,那时马车已经驶过农妇们身边,驶到斜坡顶上,马飞快地放开步子,人坐在旧马车的柔软的弹簧上舒适地颠簸着。“而我,就像从监狱里,从一个苦恼得要把我置于死地的世界里释放出来,现在才定下心想了一会儿。人人都生活着:这些女人,我的妹妹纳塔利娅,瓦莲卡,和我要去探望的安娜——所有的人,独独没有我!”

    “他们都攻击安娜。为什么?难道我比她强吗?我至少还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并不是很称心如意的,不过我还是爱他的;但是安娜并不爱她丈夫。她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呢?她要生活。上帝赋予我们心灵这种需要。我很可能也做出这样的事。在那可怕的关头她到莫斯科来看我,我听了她的话,这一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当时我应当抛弃我丈夫,重新开始生活。我可能真的爱上一个人,也真的被人爱上了。现在难道好些吗?我并不尊敬他。我需要他,”她想起她的丈夫。“我容忍了他。那样做难道有什么好处吗?当时还可能有人欢喜我,我还有姿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想下去,她很想在镜子里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她的口袋里有一面旅行用的小镜子,她很想取出来;但是瞥了一眼车夫和坐在她旁边晃来晃去的事务员的背影,她知道万一他们当中有个人掉过头来,她可就不好意思了,因此她没有把镜子掏出来。

    但是即使没有照镜子,她想现在也还不晚,于是她回忆起那个对她特别殷勤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个在她的孩子们害猩红热期间曾同她一道看护过他们,而且钟情于她的,斯季瓦的朋友,心地善良的图罗夫岑。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她丈夫开玩笑似地对她讲的——认为她在姊妹中是最美丽的。于是最热情的和想入非非的风流韵事涌现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想像里。“安娜做得好极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责备她。她是幸福的,使另外一个人也幸福,而且不像我这样精疲力尽,她大概还像以往一样娇艳、聪明和坦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么想着,一丝狡猾的微笑扭曲了她的嘴唇,特别是因为想到安娜的风流韵事的时候,她同时给自己和一个爱上了她的想像中的德才兼备的男子虚构了一段类似的风流韵事。她,像安娜一样,把全部真相都向她丈夫招认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这场自白流露出的惊讶而狼狈的神情使她微笑起来。

    沉溺在这样的梦想中,她到达了大路上通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转弯的地方了。

    十七

    车夫勒住了四匹马,往右边黑麦田里回头望了一眼,那里有几个农民坐在大车旁。事务员本来想跳下车去,但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命令式地向一个农民吆喝,做手势要他走过来。在马车行驶时感到的微风,车一停就平息了;马蝇落在汗流浃背的马身上,马忿怒地想把蝇子驱走。从大车旁传来的敲击镰刀的铿锵声停息了。有个农民立起身来,朝着马车走来。

    “唉呀,你的动作太缓慢了!”事务员向着那个赤着脚慢腾腾地跨过踩硬了的干路的车辙走来的农民怒喝道。“快点!”

    那个鬈发的老头,头上缠着树皮绳索,伛偻的脊背被汗水淋得黑黝黝的,他加快速度,走到马车跟前,用他的晒黑了的胳臂扶住挡泥板。

    “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老爷的庄园吗?到伯爵家去吗?”他翻来覆去地说。“你瞧,走到路的尽头,就往左拐。顺着大路一直走,就到了。不过你们要找谁呀?伯爵本人吗?”

    “他们在家吗,朋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含糊其词地说,甚至对农民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安娜才好。

    “一定在家的,”农民说,把体重由一只赤脚上倒换到另外一只上,在尘土里留下清清楚楚的五个脚趾印。“一定在家的。”他又重复了一句,显然很想聊一阵。“昨天还来了一群客人哩。客人,多得了不得……你要干什么?”他扭过去望着在大车旁喊叫的小伙子说。“啊,不错!不久以前他们骑着马路过这里,去看收割机。现在一定到家了。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远路来的,”车夫说,又爬到驭台上。“那么不远了?”

    “我告诉你就在那里。你们走到路口就……”他说,一直用手摸索着马车的挡泥板。

    一个年轻的、身强力壮的、个子矮小的小伙子也走上前来。

    “什么,是不是要雇工人去割麦子?”他问。

    “不知道,小伙子。”

    “喂,你瞧,转到左边的时候,就到了,”农民说,显然舍不得让他们走掉,想聊聊。

    车夫赶着车走掉了,但是他们刚一转过弯去,就听见农民们喊叫起来:

    “停下,嗨,朋友们!停下来!”两个声音呼喊。

    车夫勒住马。

    “他们来了!那就是他们哩!”农民喊着说,指着沿着大路过来的四个骑马的和两个坐着游览马车的人。

    骑在马上的是弗龙斯基和赛马骑师,韦斯洛夫斯基和安娜,游览马车里坐的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斯维亚日斯基。他们骑马出游回来,并且看了一架新运来的收割机开动的情况。

    马车停住不动的时候,骑手们以散步的步伐走过来。安娜同韦斯洛夫斯基并肩走在前头。她平稳地骑着一匹马鬃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尾的英国种矮脚马。看到她那由高帽里散落下来的一绺绺的乌黑鬈发的美貌动人的头,她的丰满的肩膀,她的穿着黑骑装的窈窕身姿,和她的整个的雍容优雅的风度,多莉不由得为之惊倒了。

    最初的一瞬间,她觉得安娜骑马是不成体统的。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目中,女人骑马是和幼稚而轻浮的卖弄风情的观念有关联的,按她的见解,这对于处在安娜这种境地的女人是很不合式的;但是当她在近处端详了她一下的时候,她马上觉得安娜骑马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她具有优美动人的风度,但是安娜的一切——她的姿态、服装和举止——是那样单纯、沉静和高贵,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戴着丝带飘舞的苏格兰帽,骑着一匹骑兵的灰色烈性战马,两条粗腿往前伸着,和安娜并着肩,显然正在自我欣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认出他,就忍不住笑起来。骑着马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弗龙斯基。他骑着一匹纯种的赤骝马,它显然奔驰得烈性大发,他揪着缰绳勒住它。

    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穿着赛马骑师服装的身材矮小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坐着一辆簇新的游览马车,车上套着一匹乌骓骏马,追赶着骑马的人们。

    安娜认出那娇小的、蜷缩在旧马车角落里的人就是多莉的时候,她的面孔立刻就欢笑得容光焕发了。她喊了一声,在马上耸动了一下身子,让马奔驰起来。驰到了马车跟前,她不用人扶就跳下马,提着骑马服,迎着多莉跑过去。

    “我想是你,可是又不敢这么妄想!多么高兴啊!你简直想像不到我有多么高兴!”她说,一会儿把脸紧贴着多莉吻她,一会又闪开,带着微笑打量她。

    “多么高兴的事啊,阿列克谢!”她说,转向下了马正朝她们走来的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脱下灰色大礼帽,朝着多莉走过去。

    “您想像不出,您来了我们多么高兴哩!”他特别加重了语气说,同时微微一笑,露出两排结实的白牙齿。

    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没有下马,摘下帽子欢迎客人,兴高采烈地在头顶上挥舞着他的缎带。

    “这位是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当游览马车驰拢来的时候,安娜回答多莉的询问的眼光。

    “啊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的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是她丈夫的姑妈,她早就认识她,却不尊重她。她知道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一生都在有钱的亲戚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她现在竟然到弗龙斯基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家——里作食客,因为她是她丈夫的亲戚使多莉感到莫大的侮辱。安娜觉察出多莉脸上的表情,于是不好意思起来,脸上泛出红晕,使得骑装由她的手里滑落下去,把她绊了一下。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停下来的游览车跟前,冷淡地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打了个招呼。她同斯维亚日斯基也认识。他打听他那行径古怪的朋友和他的年轻妻子近况如何,眼光扫了一下那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马车上那千疮百孔的挡泥板,于是请夫人们都来坐游览马车。

    “我去坐那辆马车,”他说,“马很驯良,而且公爵小姐的驾驶技术高明得很哩。”

    “不,请您坐在原处别动,”也走上前来的安娜说。“我们去坐那辆马车,”于是挽着多莉的胳膊,引着她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见那辆她从未见识过的雅致的马车,那一匹匹出色的骏马和环绕着她的那一群优雅而华丽的人,弄得眼花缭乱了。然而最使她感到惊讶不置的还是在她所熟悉而钟爱的安娜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换上另外一个女人,一个眼光不那么敏锐、以前不认识安娜、特别是一个没有起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路上起过的那种念头的女人,在安娜身上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地方的。但是现在多莉被那种仅仅在恋爱期间女人身上才有的。现在她在安娜脸上所看出的那种瞬息即逝的美貌所打动了。她脸上的一切:她脸颊和下颚上的鲜明的酒靥,她嘴唇的曲线,她面孔上依稀荡漾的笑意,她眼里的光辉,她的动作的优雅与灵活,她的声音的圆润,甚至她用来回答韦斯洛夫斯基的那种半恼半笑的姿态,——他请求许他骑她的马,好教它跑时用右脚起步——这一切都特别使人神魂颠倒;好像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高兴。

    当两个女人在马车里坐定了的时候,两个人突然不自在起来。安娜因为多莉那样聚精会神好奇地打量她而难为情;而多莉,在斯维亚日斯基批评过“这辆车子”以后,因为安娜陪她一齐坐上这辆又肮脏又破旧的马车不由得羞惭起来。车夫菲利普和事务员也有同感。事务员为了掩饰自己的窘相,手忙脚乱地张罗着,搀扶夫人们上车,但是菲利普变得愁眉不展了,打定主意将来决不再受这种外表上的优越气派的影响。他讽刺地冷笑了一声,瞥了一眼游览马车的那匹乌骓骏马,心里已经断定这匹马只适于散步之用,热天一口气决走不了四十里路。

    大车旁的农民们都立起身来,一边好奇而快活地观望着客人们的会晤,一边说东道西。

    “他们很高兴哩,好久没有见面了!”头上缠着草绳的鬈发老头说。

    “喂,格拉西姆叔叔,要是套上黑骟马拉麦捆,干起活来就快了!”

    “你瞧!那个穿马裤的是女人吗?”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喊道,指着正跨上女用马鞍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

    “不,是男人。看,他跨得多么灵活啊!”

    “唉呀,小伙子们,看起来我们今天不歇晌了?”

    “今天还有什么时间歇晌哩!”老头说,斜着眼望了望太阳。“看看,过了晌午了!拿起镰刀,来吧!”

    十八

    安娜望着多莉的消瘦、憔悴、皱纹里满是灰尘的面孔,本来想要把心里想的话告诉她,就是:多莉消瘦了;但是想起自己却变得美貌动人了,而多莉的眼色也仿佛这么说,于是她叹了口气,谈起自己的事情来。

    “你望着我,”她说。“心里在纳闷,处在我这种境地,我能不能幸福呢?哎唷,你怎么想法呢?说起来真不好意思;但是我……我却幸福得令人难以宽恕呢!在我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奇事,就像一场大梦,正吓得心惊胆战的时候,突然间醒悟过来,感觉得一切恐怖都不存在。我醒过来了。我历尽了恐惧和痛苦,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了,特别是自从我们到了这里以后,我幸福得不得了!……”她说,带着羞怯的微笑探究地凝视着多莉。

    “我多么高兴呀!”多莉微笑着说,语气却不由得比本来的意思冷淡了些。“我替你高兴哩。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

    “为什么?因为我不敢……你忘记了我的处境……”

    “给我?你不敢?若是你知道我多么……我以为……”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想要说说她今天早晨的想法,但是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又觉得很不适当了。

    “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这是什么?这些建筑都是什么?”她询问,想要改变话题,指着映入眼帘的一道相思树和紫丁香树构成的绿色天然篱笆后面的红绿相映的房顶。“简直是一座小城市呀!”

    但是安娜没有回答。

    “不,不!你对于我的境遇到底怎么看法,你怎样想法?

    怎样想法?”她追问。

    “我认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本想开口说下去,但是恰恰在这时已经把马调教得会先迈右腿奔驰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穿着短皮外套疾驰过去,笨重地在女用皮马鞍上一起一伏。

    “行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叫喊。

    安娜望都没有望他一眼;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又觉得在马车里不便讨论这么大的问题,因此她简单地回答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她说,“我一向爱你,如果爱一个人,那就爱整个的他,实事求是地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安娜扭过头去不看她朋友的面孔,眯缝着眼睛(这是她的新习惯,多莉以前没有见过),凝思起来,极力想要完全领会这些话的含意。而且她显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领悟了,她瞥了多莉一眼。

    “如果你有什么罪过,”她说。“为了你来了而且说了这一番话通通会得到宽恕的。”

    多莉看见她的眼睛里泪水盈盈的了。她默默地紧紧握住安娜的手。

    “这些到底是什么房子?怎么这样多啊!”沉默了一会以后,她又旧话重提了。

    “那是仆人的下房、养马场和马厩,”安娜回答。“从这里起是花园。本来全都荒芜了,但是阿列克谢又通通修葺一新。他非常爱这庄园,这简直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且他对经管农业醉心得很。当然这是由于他天分高!不论他干哪一样,他都干得很出色。他不但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干得起劲极了。他——就我所知道的——成了第一流的精打细算的庄园主;在农事上他甚至都斤斤计较了。不过只是在农业上才这样。但是遇到要用几万的场合,他又不打算盘了,”她说,脸上流露出那种愉快而调皮的微笑,那是妇女们谈到只有她们才发现得了的她们的爱人的隐蔽特性时常表露出的。“你看见那一幢大建筑吗?那是一所新医院。我想要值十万多卢布哩。这是他目前的dada①。你知道这是怎么开办起来的?农民们请求他廉价出租一些牧场,我想是这样的,而他一口回绝了,于是我就责备他太吝啬。当然不只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好多事合在一起,使得他动手修建了这个医院,好证明,你知道,他并不吝啬。可以说,c’estunepetitesse,②可是我却因此更爱他了。现在你马上就会看到房子了。那还是他祖父的房子,外表上什么也没有变动。”——

    ①法语:特别爱好的话题。

    ②法语:这是一件小事。

    “多么漂亮啊!”多莉说,用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惊异眼光观看着在花园里的古树的深浅不一的绿荫掩映中耸立着的、有着一排排圆柱的富丽堂皇的宅邸。

    “很美,不是吗?由房子里,由楼上眺望,风景美得惊人哩。”

    她们的马车驶进了铺满砂砾、百花环绕的院落,那里有两个人正在用粗糙多孔的石头围着耙松了的花床砌花坛,她们驶进去停在有顶的门廊下。

    “啊,他们已经到了!”安娜说,望着正由台阶旁牵走的乘骑。“这匹马好极了,对不对?这是矮脚牝马,是我最喜爱的。牵到这里来,给我些糖。伯爵在哪里?”她向冲出来的两个穿着讲究的号衣的仆人说。“哦,他来了!”她说,看见弗龙斯基和韦斯洛夫斯基出来迎接她。

    “你把公爵夫人安置在哪个房间里?”弗龙斯基用法语对安娜说,不等她回答就又一次招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这一次他吻了吻她的手。“我想,有凉台的大房间吗?”

    “噢,不!太远了!最好住在犄角上的房间里,那我们就可以多见面了。哦,我们去吧,”安娜说,把仆人拿来的糖喂了她的爱马。

    “Etvousoubliezvotredevoir,”①她对也出来站在台阶上的韦斯洛夫斯基说。

    “Pardon,j’enaitoutpleinlespoches,”②他微笑着回答,把手指伸到背心口袋里。

    “Maisvousvenezrtoptard,”③她说,用手帕揩揩喂糖时被马舐湿了的手。安娜转向多莉说:“你可以久住吗?只待一天?这可不行!”——

    ①法语:您忘了您的职责。

    ②法语:对不起,我有满满几口袋哩。

    ③法语:但是您来得太迟了。

    “我答应了的,还有孩子们……”多莉回答,因为她得从马车里取出行李,又因为她知道自己满面风尘,而觉得狼狈起来。

    “不,多莉,亲爱的……好,再说吧!来,来吧!”于是安娜引着多莉到她的房间里去了。

    这不是弗龙斯基所提到的那个富丽堂皇的房间,而是一间安娜请她将就着住的房间。这间需要道歉的房间也非常豪华讲究,这样的房子多莉还从来没有住过,这使她回忆起国外最好的旅馆。

    “哦,亲爱的,我多么高兴呀!”安娜说,她穿着骑装在多莉身边坐了一会儿。“跟我谈谈你自己的事。我只匆促地见过斯季瓦一面。可是他不可能告诉我孩子们的事情。我的小宝贝塔尼娅怎么样?我想,长成大姑娘了吧?”

    “是的,很大了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短地说,关于她的孩子们的事情她竟能够这样冷淡地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惊异。“我们在列文家过得愉快极了。”她补充说。

    “哎哟,要是我知道,”安娜说。“你并不轻视我……我早就邀请你们都到我们家来了。你知道,斯季瓦和阿列克谢是交情很好的老朋友。”她补充说,突然间涨红了脸。

    “是的,不过我们过得很好哩……”多莉心慌意乱地回答。

    “不过,我高兴得说傻话了!只有一点,亲爱的,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呀!”安娜说,又吻吻她。“你还没有说你对我怎么看法呢,我一切都想知道。我很高兴你照我本来的面目看待我。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你认为我想表白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表白,我不过要生活,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伤害。我有权利这样做,是吗?不过,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谈得完的,我们以后再好好谈吧。现在我去换衣服,打发使女来侍候你。”

    十九

    剩下一个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用主妇的眼光打量这个房间。在她到达这幢宅邸和穿过庭院的时候,以及她现在置身于这间屋子里所目睹的一切,都给予了她一种富丽堂皇和在现代欧洲流行一时的那种豪华的印象,这种气派她仅仅在英国小说中读到过,她在俄国和乡村里还从来没有见过。从新式的法国糊墙纸到整个房间满铺的地毯,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床上有着弹簧床垫,摆着式样别致的靠垫和套着绸缎枕套的小巧玲珑的枕头。大理石的脸盆架、梳妆台、卧榻,写字台、壁炉上的青铜钟、罗纱窗帷和门帘,一切都是贵重而崭新的。

    那个梳着时髦发式、穿着一件比多莉穿的还要时髦的衣服来供她使唤的漂亮使女,也像房里的一切那样豪华而新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欢喜她那种文雅、整洁和殷勤的风度,但是跟她在一起却觉得很不自在;她不好意思让她看见她不幸错打在行李里的打补钉的短上衣。她在家里以那些补钉和织补过的地方感到自豪,而现在却不胜羞愧。在家里事情很明白,缝制六件短上衣需要六十五戈比一俄尺①的棉布二十四俄尺,共计要花十五个卢布以上,花边和手工还不在内,于是她把这十五个卢布都节省下来。但是她在使女面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

    ①1俄尺合0.71米

    当她早就认识的安努什卡走进屋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轻松多了。那个漂亮使女要到她的女主人那里去,安努什卡就留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房里。

    安努什卡显然很高兴这位夫人的来临,她滔滔不绝地叨唠着。多莉觉察出她很想对她的女主人的处境,特别是伯爵对安娜的爱情和忠诚,发表一下意见,但是她一开口提到这个,多莉就小心地拦阻住她。

    “我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是一起长大的,对我来说,我的女主人比一切都珍贵。哦,这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而且看起来他的爱情那么……”

    “方便的话,请把这件拿去洗洗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打断她的话。

    “是的,夫人!我们有两个专门洗小东西的女工,不过衣服都是机器洗的。伯爵一切都亲自过问。多么好的丈夫……”

    当安娜走进来,因而使安努什卡的饶舌告一段落时,多莉觉得很高兴。

    安娜换了一件非常朴素的麻纱连衣裙。多莉仔细地看了看那件朴素的衣服。她知道这种朴素要花多少钱。

    “一个老朋友,”安娜指着安努什卡说。

    安娜现在已经不张惶失措了。她完全悠闲自在了。多莉看出她现在完全摆脱了因为她来临而在她身上产生的影响,采取了一种表面上很冷静的口吻,这种口吻似乎封锁了通到藏着她的感情和内心思想的密室的门户。

    “哦,安娜,你的小女儿怎么样。”多莉问。

    “安妮吗?(她这样称呼自己的女儿安娜。)很好。好多了。你愿意看看她吗?来,我引你去看看。保姆给我添了那么多麻烦。”她开口说,“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奶妈。人很好,但是那么笨!我们想把她辞掉,但是小孩和她处惯了,因此我们仍旧用着她。”

    “你们是怎样安排的?……”多莉本来想开口问小女孩姓什么,但是看出安娜突然愁眉紧锁,于是改变了话题:“你们怎样安排的?已经给她断了奶吗?”

    但是安娜明白了。

    “你想问的不是这个吧?你想问她的姓?对吗?这使阿列克谢很苦恼。她没有姓。那就是说,她姓卡列宁娜。”安娜说,眯缝起眼睛,眯得只看见闭拢到一起的睫毛。“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她说,突然又容光焕发了。“来,我带你去看看她。Elleesttrésgentille。①她已经会爬了。”

    整个宅邸里的那种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奇的豪华气派,在育儿室里越发使她大为惊奇了。那里有在英国定做的儿童车,教婴儿学步的器具,特意做来让婴儿爬行的像弹子台的沙发,摇篮和式样别致的簇新的澡盆。一切都是英国货,结实、质地好、而且显然非常贵重。房间宽敞、高大、而且很明亮。

    她们进去的时候,小女孩只穿一件罩衫,坐在桌旁一把小扶手椅上,正在吃肉汤,洒得满胸都是。一个俄国使女一边喂小女孩,一边显然也在分吃她的饭食。无论奶妈,无论保姆,都不在那里;她们在隔壁房间里,从那里传来她们用怪腔怪调的法语谈话的声音,那是她们唯一能够用来交谈的语言。

    一听见安娜的声音,一个漂亮的身材高大的英国女人带着不高兴的脸色和放荡的神情走进屋里,匆匆地摇摆着她的金色鬈发,立刻就找话辩解,虽然安娜并没有责备她。安娜说一句话,那个英国女人就连忙说好几次:“Yes,mylady。”②——

    ①法语:她可爱得很哩。

    ②英语:是的,夫人。

    黑眉毛、黑头发、粉红色的身上起着鸡皮疙瘩的面色红润的小姑娘,引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欢喜得不得了,虽然她露出别扭的神情注视着生人;她甚至有点嫉妒这小孩的健康模样。小女孩爬的姿势也使她高兴得很。她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像这样爬的。当那个婴儿穿着一件背后打褶的小衣服,被人放到地毯上的时候,她简直可爱极了。她像一只小动物一样,睁着漆黑明亮的大眼睛凝视着大人们,显然很高兴受到人家的叹赏,她微笑了,她的腿往外弯着,胳臂有力地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整个后身迅速地往前一纵,然后又用小手往前爬一步。

    但是育儿室的整个气氛,特别是那个英国保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丝毫也不喜欢。只是根据正派女人不会到像安娜这种不正常的家庭里来的理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有知人之明的安娜会雇用这样一个讨人厌的、不令人尊敬的英国女人做她女儿的保姆。除此以外,从她无意中听到的两三句话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上明白了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是互不接触的,母亲的来是很少有的事。安娜想要给她的小女孩找玩具,但是找不到。

    但是最让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儿长了多少牙齿的时候,安娜都回答错了,她根本不知道最近长了两颗牙齿。

    “我有时候很难过,我在这里像一个多余的人,”安娜说,走出育儿室,撩起她的裙裾免得绊住放在门口的玩具。“同第一个孩子完全两样了。”

    “我想,正相反吧,”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怯生生地说。

    “噢,不!你要知道,我见过他,谢廖沙,”安娜说,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望远处的什么东西。“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你不会相信的,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面前摆了一席丰富的午餐,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才好。那丰盛的午餐就是你和我就要同你谈的那场我不能跟任何人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先从哪里说起才好!MaisjenevousferaigraBcederien!①我要把一切都吐露出来。是的,我应当把你会在这里遇到的人概括地介绍一番,”她开口说。“我先从夫人们谈起。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你认识她的,我知道你和斯季瓦对她的看法。斯季瓦说她这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她比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姑妈高明;这全是实话;但是她心地善良,我对她真是感激不尽。在彼得堡有一个时候,我需要unchaperCon②。正好那时候她出现了。她真是好心的人哩。她使我的处境轻松多了。我看你并不了解,在彼得堡,我的处境是多么痛苦……”她补充说。“在这里我是十分宁静和幸福的。哦,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吧。我得再报报人名。然后就是斯维亚日斯基,他是我们的贵族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但是他有求于阿列克谢。你知道,靠着他的财产,现在我们在乡村里定居下来了,阿列克谢可以起很大的影响哩。再就是图什克维奇,你见过他,他跟贝特西总是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被甩了,因此他来看望我们。正如阿列克谢说的,他这种人,如果他们想装成什么样,你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那他们就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人了,etpuis,ilestcommeilfaut,③如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所说的。还有韦斯洛夫斯基……你认识他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说,淘气的微笑使她的嘴唇噘起来。“他和列文家闹了什么荒唐事?韦斯洛夫斯基对阿列克谢讲过,但是我们简直不能相信。Ilesttrèsgentiletnaif,④”她又带着同样的微笑说。“男人们需要娱乐,阿列克谢需要一帮子人,因此我非常看重这帮人。我们得把这里搞得又热闹又有意思,使阿列克谢不要见异思迁。你还会看见我们的管理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人很好,是个熟悉业务的人。阿列克谢对他的评价很高。还有医生,一个年轻人,他倒未必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你要知道他用刀子吃饭哩……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还有建筑家……UnePetitecour⑤。”——

    ①法语:我可不会轻轻放过你的!

    ②法语:一个女伴。

    ③法语:而且,他是正派的。

    ④法语:他非常天真可爱。

    ⑤法语:简直是一座小宫廷哩。

    二十

    “哦,多莉来看你,公爵小姐,你那么想见她,”安娜说,她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齐走到石砌的大凉台上,那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正坐在阴影里,在绣花架前面替弗龙斯基伯爵绣沙发椅套。“她说她午饭以前什么都不要,但是请您吩咐人给她开早饭吧,我去找阿列克谢,把他们通通引到这里来。”

    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亲切地,但是以一种保护人的姿态接见了多莉,并且马上就开口说明她住在安娜这里,是因为她一向比她妹妹,那个把安娜抚养大的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更喜爱她,现在,当所有人都抛弃了安娜的时候,她认为帮助她度过这段过渡的和最难受的时期是她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丈夫会让她离婚的,那时我就回去隐居起来;不过现在我还有用场,我就尽我的责任,不管是多么苦的差事,决不像别人那样……你多么可爱呀,你来得多么好啊!他们过得就像最美满的夫妇一样!裁判他们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难道比留佐夫斯基和阿文尼耶娃……甚至尼孔德罗夫,还有瓦西里耶夫和马莫诺娃,还有丽莎·涅普图诺娃……就没有人说过他们坏话吗?结果还不是又都接待了他们……而且,c’estunintérieursijoli,sicommeilfaut,Tout-à-faitàl’anglaise.Onseréunitlematinaubreakfastetpuisonsesépare,①午饭以前每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七点钟吃晚饭。斯季瓦叫你来做得很对。他需要他们的支持。你知道,通过他母亲和哥哥,他什么都办得到。而且他们做了许多好事。他没有告诉你关于医院的事吗?Ceseraadmirable,②一切都是从巴黎来的。”——

    ①法语:这是那样快乐的、体面的家庭。完全按照英国的生活方式。早晨聚到一起吃早饭,以后就各干各的去了。

    ②法语:真让人惊叹哩。

    她们的谈话被安娜打断了,她在弹子房找到了那些男人,带着他们回到凉台上来了。因为还要很久才吃午餐,而且天晴气朗,因此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来消磨剩下的这两个钟头。在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有许多消遣的方法,那些方法和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迥然不同。

    “Unepartiedelawntennis,①”韦斯洛夫斯基带着漂亮的微笑建议。“我们再来合伙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①法语:来一场网球比赛吧。

    “不,天气太热了;还不如到花园里散散步,划划船,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看河堤的好。”弗龙斯基提议说。

    “随便怎样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想多莉最喜欢的还是散步,对不对?以后再去划船。”

    安娜说。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韦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到浴场去,答应准备好船,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两对人——安娜和斯维亚日斯基、多莉和弗龙斯基——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多莉因为置身于完全新奇的环境中而感到有些心慌和不自在。在抽象的理论上,她不仅谅解,而且甚至赞成安娜的所作所为。就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一个厌倦了那种单调的道德生活的、具有无可指摘的美德的女人,从远处不仅宽恕这种犯法的爱情,甚至还羡慕得不得了呢。况且,她从心里爱安娜。但是临到实际上,看见她置身于这些与她格格不入的人中间,看见他们那种对她来说是非常新奇的时髦风度,她又觉得难过得很。她特别感到不痛快的是看见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这人竟然为了她在这里享受到的舒适生活而宽恕了他们的一切行径。

    总之,在理论上多莉赞成安娜的行动,但是看见那个男人——为了他她才采取了这个行动的——她觉得很不愉快。再加上,她一向就不喜欢弗龙斯基。她认为他很自高自大,而且看不出他有丝毫值得骄傲的地方,除了他的财富。但是,他不知不觉地,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家里,使她比以前越发望而生畏了,她和他在一起不能从容自如。她在他面前就像使女看到她的短上衣一样,体验到一种羞涩不安的心情。就像她在使女面前为那件补钉衣服,感到的倒不一定是羞愧,而是不舒服一样,跟他在一起,她感到的也不一定是羞愧,而是局促不安。

    多莉感到不自在,于是极力找些话说。虽然她认为,以她那种高傲,他一定不喜欢听人家赞赏他的宅邸和花园,但是又找不到别的话题,她还是说了她非常喜爱他的宅邸。

    “是的,这是一幢非常美观的房子,仿照优美的古色古香的样式。”他说。

    “我非常喜爱门廊前面的庭院。以前就是那样子吗?”

    “噢,不是的!”他说,他高兴得喜笑颜开。“要是你今年春天看见了这个院落就好了!”

    于是他开始,最初有些拘束,但是越来越津津有味,指引她注意宅邸和花园的各种各样装饰的细节。显而易见,弗龙斯基在美化和装饰自己的庄园上花费了很大的苦心,感到非得对新来的人炫耀一番不可,而且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赞美使他从心坎里感到高兴。

    “要是您想看看医院,而且不太疲倦的话,那么并不太远。我们去吗?”他说,看了看她的脸色,以便弄确实她真的并不厌烦。

    “你来吗,安娜?”他对她说。

    “我们就来。我们去吗?”她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Maisilnefautpaslaisserlepauvre韦斯洛夫斯基et图什克维奇semorfondrelàdanslebateau.①要派人去通知他们。是的,这是他在这里立的纪念碑哩。”安娜对多莉说,带着她以前谈到医院时所流露出的那同样的聪明调皮的微笑——

    ①法语: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可怜的韦斯洛夫斯基和图什克维奇在船上望眼欲穿。

    ②法语:学校成了太平常的事情了。

    “噢。这可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情!”斯维亚日斯基说。但是为了表白他不是在奉承弗龙斯基,他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微微指责的评语。“不过我很奇怪,伯爵,你在卫生方面为农民做了不少事情,却会对学校这样漠不关心。”

    “C’estdevenutellementcommunlesécoles,”②弗龙斯基说,“自然,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碰巧,我对医院太热心了。这就是通往医院的路,”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由林荫路上分出去的小径。

    夫人们打开遮阳伞,转上了旁边的小路。转了几个弯,穿过一扇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看见前面高地上耸立着一幢高大的、红色的、快要完工的、式样新颖的建筑。还未油漆的铁板屋顶在阳光下耀眼地闪着光。在完了工的建筑旁边,另外一幢还围绕着脚手架的建筑已经动工了。系着围裙的工人们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从木桶里倒灰泥,用瓦刀抹墙。

    “你们的工程进行得多么快呀!”斯维亚日斯基说。“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屋顶还没有盖好哩。”

    “到秋天就全部完工了。里面差不多都装修停当了。”安娜说。

    “这一幢新建筑是什么?”

    “那是医生的诊疗室和药房,”弗龙斯基回答,看见穿着一件短外套的建筑师向着他走过来,于是向夫人们道了一声歉,就迎着他走过去。

    绕过工人们正在搅拌泥浆的土坑,他停住脚步,兴奋地同建筑师谈着什么。

    “正面的山墙还太低,”安娜问他怎么一回事,他就这样回答。

    “依我说,地基还应该垫高。”安娜说。

    “是的,当然那样会好一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建筑师说。“是当时疏忽了。”

    “是的,我很感兴趣哩,”安娜对斯维亚日斯基说,他对她的建筑知识表示惊异。“新建筑应该和医院协调,但这都是事后聪明,毫无计划地就施工了。”

    同建筑师谈完以后,弗龙斯基就又加入到妇人群里,引着她们到医院去了。

    虽然外面还在从事着建筑飞檐的工作,底层里面正在油漆地板,但是楼上却差不多全完工了。顺着宽阔的铁楼梯走上去,他们走进头一间宽绰的房子。墙壁仿大理石涂上了灰泥,镶着玻璃的大百叶窗已经安装停当,只有镶花地板还没有完工,正在刨镶花木块的木匠们放下工作,解下绑头发的发带,对这群上流人物鞠躬致敬。

    “这是候诊室,”弗龙斯基说。“那里摆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和一口橱,此外就没有什么摆设了。”

    “请这边来,我们从这里走过去。不要挨近窗户,”安娜说,摸摸油漆干了没有。“阿列克谢,油漆已经干了。”她补充说。

    他们由候诊室走进回廊。在这里弗龙斯基指给他们看安装好了的新式通风设备。然后他引他们看大理石澡盆,和安着特殊弹簧的床。随后又引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了储藏室、洗衣房、然后看了新式锅炉房、沿着走廊运送必需物品的无声的手推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斯维亚日斯基,作为一个精通最新式改良设备的人,对这一切赞不绝口。多莉看见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感到惊奇,渴望把一切都弄明白,一切都详细地打听,这显然使弗龙斯基得意得不得了。

    “是的,我认为这在俄国是唯一无二的、设备是十全十美的医院,”斯维亚日斯基说。

    “你们不设产科吗?”多莉询问。“乡村里非常需要哩。我时常……”

    虽然弗龙斯基礼貌周到,但是他还是打断了她的话。

    “这不是产科医院,而是一所病院,专为治疗一切疾病而设的,除了传染病人以外,”他说。“不过看看这个……”他把刚从国外运来的、为恢复期间的病人而设的轮椅推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面前。“您看看。”他坐在椅子里,动手开动它。“一个不能走路的病人——他还太虚弱,或者腿有什么毛病——但是他需要新鲜空气,于是他坐着这个,出去……”

    一切都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兴趣,一切都使她高兴,特别是那个流露着自然而天真的热情的弗龙斯基本人。“是的,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她三番五次地沉思,没有倾听他的话,而是在凝视他,注视着他的表情,心里在设身处地为安娜着想。现在那样生气蓬勃的他竟使她欢喜到这种地步,以致她明白安娜怎么会爱上他了。

    二十一

    “不,我想公爵夫人疲倦了,不会对马感到兴趣,”弗龙斯基对安娜说,她提议去养马场,斯维亚日斯基想到那里参观一匹新的种马。“你们去吧,我陪着公爵夫人回家去,我们谈一谈,”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他对多莉说。

    “我很高兴,对于马我一窍不通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感到有些惊奇。

    她从弗龙斯基的脸色看出来他有事要求她。她并没有想错。他们刚一穿过大门又走回花园里,他就朝着安娜走的方向张望了一眼,弄确实了她听不见也看不见他们,他才开了口。

    “您猜到了我想和您谈谈吧!”他说,眼里含着笑意望着她,“我没有弄错,您是安娜的朋友。”他摘下帽子,用手帕揩一揩渐渐秃了顶的头。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默不作答,仅仅吃惊地望着他。独自和他在一起,她突如其来地觉得惊恐: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和严厉的表情把她吓慌了。

    揣测他要说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想像掠过她的脑海:“他也许要请我带着孩子们到他们家来作客,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也许是要我在莫斯科为安娜搞一个社交集团……要不就是关于韦斯洛夫斯基和他同安娜的关系?也可能是关于基蒂的事,他觉得问心有愧?”她预料到的一切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她却没有猜中他实际上想要谈的。

    “您对安娜有那么大的影响,她那样欢喜您,”他说。“帮帮我的忙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胆怯的探询神情凝视着他的精神饱满的面孔,那面孔有时被透过菩提树林的阳光整个照着,有时部分地照着,有时又被阴影遮暗了。她等着听他还有什么话说;但是他不声不响地在她身边走着,一边走一边用手杖戳着砂砾。

    “既然您来看我们,您,在安娜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您(我不把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算在内),那么我就明白,您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您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明白这种处境的所有难处,您还像从前一样爱她,而且希望帮助她。我了解得对不对?”他问,回头望了她一眼。

    “噢,是的!”多莉回答,收拢她的遮阳伞,“不过……”

    “不,”他打断她的话,无意识地忘记了他把对方放到尴尬的处境,他突然停住脚步,因此她也不得不停下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切地感觉到安娜的处境的困难;如果承您的情认为我还是有良心的人,这一点您自然是很明白的。这种处境都怪我,因此我有这种感觉。”

    “我明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由地叹赏起他说这话时那种坦率而坚定的态度。“不过正因为您觉得是您造成的,恐怕,您是言过其实了哩。”她说。“她在社交界的地位是难堪的,这我很明白。”

    “在社交界简直是地狱!”他愁眉紧锁,冲口说出来。“再也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比她在彼得堡那两个星期中所遭受的更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了……请您相信吧。”

    “是的,但是在这里,只要不论您……不论安娜,都不感到需要社交界的话……”

    “社交界!”他轻蔑地说。“我要社交界做什么?”

    “到目前为止——或许永久如此——你们是幸福而宁静的。我从安娜身上看出来,她幸福,十分幸福,她已经对我说过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着说;不由自主地,一边说着这话,一边又怀疑安娜是不是真正幸福。

    但是弗龙斯基,看上去,对此却丝毫也不怀疑。

    “是的,是的,”他说。“我知道她历尽千难万苦,她已经恢复过来;她是幸福的。她目前是幸福的。可是我呢?……我怕,我考虑我们的将来……请您原谅,您想再往前走吗?”

    “不,怎么都可以。”

    “那么,好吧,我们坐在这里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坐在花园林荫路转角的椅子上。他站在她面前。

    “我看出她是幸福的,”他重复说,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怀疑安娜是否真正幸福的念头越发强烈了。“但是能够永远这样吗?我们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已如此,没有翻悔的余地。”他说,由俄语改成了法语。“我们是终身的伴侣。我们是由我们认为最神圣的爱情结合起来的。我们有个孩子,我们可能还会有孩子们。但是法律和我们的处境是这么一种情况,以致它们之间发生了无数的纠葛,而这在目前,当她经历过种种苦难恢复过来的时候,她不注意,而且也不愿意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却不能不注意。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说,做了一个有力的否定手势,带着一副忧郁的询问神情凝视着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只注视着他。他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也许会生儿子,我的儿子,而在法律上他是卡列宁家的人;他既不能承继我的姓氏,也不能继承我的家产,无论我们的家庭生活多么美满,无论我们有多少孩子,我和他们之间都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他们都是卡列宁的。您想想这种处境有多么痛苦和可怕!我试着跟安娜谈过,但是这惹得她生气。她不了解我这一切不能跟她往明里说。反过来再看看。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幸福,但是我需要事业。我找到了这种事业,我为它而感到自豪,而且认为它比我以前的那些宫廷和军队里的同僚所从事的事业高尚得多。我的确不愿意用我的事业来换他们的事业哩。我在这里工作,在这地方安顿下来,我又幸福又满足,除了我们的幸福再也不需要旁的什么了。我喜欢我的活动。Celan’estpasunpis-aller,①相反地……”——

    ①法语:这也并非权宜之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解释就含糊其词了,她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他离了题,但是她感觉到他一经开口说出了他不能对安娜讲的心事,于是他现在就把什么都完全吐露了,他在乡村里的工作问题,就像他同安娜的关系一样,都是属于那一类的心事范畴的。

    “哦,我往下说吧,”他说,定了定神。“主要的是我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信心,就是我的事业不会随着我死去,我会有继承人——但是我却没有哩。你就想想这个人的处境吧:他事先就知道他和他所热爱的女人生的孩子们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属于一个憎恨他们、毫不关心他们的人的!这真可怕啊!”

    他停顿下来,显然激动得很厉害。

    “是的,当然,这个我明白的。但是安娜有什么办法呢?”

    多莉问。童年

    “是的,这就使我说到正题上去了,”他继续说下去,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安娜有办法,这全靠她……甚至为了要呈请沙皇批准把我的孩子立为嫡子,离婚也是万分需要的。而这全靠安娜。她丈夫本来同意离婚的——那时您丈夫就已经完全安排妥帖了。就是现在,我认为,他也不会拒绝的。只要给他写封信就行了。当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如果她表示了这种愿望,他就照办。当然啰,”他忧郁地说。“这种法利赛人的残酷行为,只有无情的人才干得出来。他知道,一想起他就会勾引起她多么大的痛苦,他知道这一点,因此非要她写一封信不可。我了解这对于她是痛苦的,但是有这么重要的理由,因此非得passerpardes-sustoutescesfinessesdesentiment.IlyvadubonheuretdeI’existenced’Anneetdesesenfants.①我不提我自己,虽然我也很苦,苦得很哩,”他脸上带着这样一副神情说,好像他正在威胁一个使他痛苦的人。“因此,公爵夫人,我不顾羞耻地把您当做救命的铁锚抓住不放。帮助我说服她给他写一封信,要求离婚吧!”——

    ①法语:要克服这种微妙的感情。问题关系到安娜和她儿女们的幸福和命运。

    “是的,自然可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沉思地说,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她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后一次的会见。“是的,自然可以。”她记起了安娜,坚决地重复说。

    “利用您对她的影响,让她写一封信。我不愿意,我差不多不能跟她提这事。”

    “好的,我跟她谈谈。不过她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回忆起安娜眯缝起眼睛的奇怪的新习惯。而且她想起了,恰恰是一接触到生活中深埋在心底的问题的时候,安娜就眯缝起眼睛。“好像她眯着眼睛不肯正视生活,好不看见一切事实哩。”多莉凝思。

    “一定的,为了我自己和她的缘故,我要和她谈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了回答他所表示的感激这么说。

    他们站起身来,向着宅邸走去。

    二十二

    发现多莉回来了,安娜留心凝视着她的眼睛,似乎在询问她跟弗龙斯基谈过些什么,但是她却没有用言语来问。

    “好像快开午饭了,”她说。“我们彼此还没有好好地谈谈呢。我就指望今天晚上了。现在我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要换吧。我们在那些建筑物里浑身都弄脏了。”

    多莉到自己的房里去,觉得很好笑。她没有衣服可换,因为她已经穿上最好的服装了;但是为了设法对午餐作些准备的表示起见,她让使女替她刷刷衣服,她换上了清洁的袖口和蝴蝶结,头上系上一根发带。

    “我只能如此而已,”她微笑着,对换了第三套又是非常朴素的衣服走进来的安娜说。

    “是的,我们这里太讲究形式了,”她说,好像因为她自己那一身盛装抱歉似的。“你来了阿列克谢很高兴,他难得这么高兴哩。他的确喜爱上你了哩。”她补充说。“但是你不疲倦吗?”

    午餐以前她们没有谈论什么的余暇。当她们走进客厅的时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已经在那里了。男人们都穿着大礼服,除了建筑师穿了一件燕尾服以外。弗龙斯基把医生和管理人介绍给他的客人。建筑师在医院里已经介绍过了。

    身圆体胖的管家,圆圆的刮净胡髭的脸孔和浆得笔挺的白领带光彩夺目,通报午餐摆好了,于是夫人们立起身来。弗龙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陪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进去,他自己走到多莉面前,韦斯洛夫斯基比图什克维奇抢先了一步,把胳臂献给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因此图什克维奇同医生和管理人只好孤零零走进去。

    午餐、饭厅、餐具、听差、酒和佳肴不仅和宅邸里的总的现代豪华气派调和一致,甚至更豪华和更现代化。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着这种在她说来是非常新奇的奢华排场,作为一个操持家务的主妇,她不由得仔细观察一切细节,——虽然她并不希望把她的所见所闻都应用到自己家里,因为这种豪华富丽的气派是她的生活所望尘莫及的——心里纳闷这一切都是出自谁的手,怎样安排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她丈夫、甚至斯维亚日斯基以及她所认识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他们很轻易地就相信了所有礼貌周到的主人都愿意让客人们感到的事——就是他的安排得尽美尽善的家庭并没有费他吹灰之力,都是自然而然来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却明白,即使给孩子们做早点的牛奶粥也不是轻易来的;因此这样复杂而壮观的机构一定需要什么人细心照料;由弗龙斯基打量餐桌的姿态,对管家点头示意,和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挑选冷汤或者热汤这些地方看起来,于是她归结出这一切全靠主人经管,全是他一手做成的。显然,这一切并不靠安娜,正如不靠韦斯洛夫斯基一样。安娜、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小姐和韦斯洛夫斯基都是客人,快活地享受着为他们准备好的一切。

    仅仅在照顾谈话上安娜才是女主人。而这在一个小小的宴席上,要照顾谈话,对于女主人说来可不是一桩容易事,因为参加的人竟然包括像管理人和建筑师这一类人,——他们完全是另外一个阶层里的人,极力不要被这种不熟悉的豪华气派弄得手足无措,大家的谈话他们根本插不上嘴。如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观察到的,安娜运用她一向的随机应变的机智,从容自如地、甚至还乐趣融融地,照顾着这场困难的谈话。

    话题转到图什克维奇和韦斯洛夫斯基独自去划船的问题上,图什克维奇开始叙述彼得堡快艇俱乐部最近举行的划船比赛。但是安娜,趁着他刚一停顿的空隙,立刻转向建筑师,把他由沉默中引出来。

    “尼古拉·伊万内奇非常惊奇,”她说的是斯维亚日斯基,“自从他上次来这里以后,新建筑工程进展得那么快;就是我,每天都到那里去,而每一天我都惊异怎么进行得那么快。”

    “同阁下一起工作很顺利,”建筑师微微一笑说。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谦恭而沉静的人。“这可不像跟地方当局打交道。那些地方得缮写一令纸的公文才行;在这里我只消向伯爵报告一声,我们商量一下,三言两语事情就解决了。”

    “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他们那里建筑房子都是合理化的……”

    谈话转移到合众国的政府滥用权力的问题上,但是安娜赶紧又转移到另外的话题上去,好使那位管理人也打破沉默。

    “你见过收割机吗?”她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已经看过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哩。”

    “怎样收割?”多莉问。

    “完全像剪刀哩。有一块板和许多小剪刀。就像这样……”

    安娜用她那戴着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拿起一把刀和一把叉,开始表演。她显然知道人家从她的解说中什么也听不明白;但是她知道她说得很动听,而且她的手很美,因此她继续往下解释。

    “还不如说像铅笔刀哩!”韦斯洛夫斯基开玩笑说,目不转睛地紧瞅着她。

    安娜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出地笑了一笑,但是却不回答。

    “不对吗,卡尔·费奥多雷奇,是不是像剪刀一样?”她对管理人说。

    “Ohja,”那个德国人回答。“EsisteinganzeinfachseDing,”①于是他开始解释机器的构造。

    “可惜不会打捆。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见过一架会用铁丝捆麦的机器。”斯维亚日斯基评论说,“那种用起来就合算多了。”

    “Eskommtdraufan……DerPreisvomDrahtmussausgerechnetwerden.”②被人引得说起话来的德国人向弗龙斯基说。“DaslaDsstsichausrechnen,Erlaucht.”③——

    ①德语:哦,是的,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②德语:那要看情形……铁丝的价钱要计算在内。

    ③德语:可以计算出来的,阁下。

    德国人已经把手伸到口袋里,那里放着他老用来计算的笔记本和铅笔,但是想起正在吃午饭,而且注意到弗龙斯基的冷淡眼色,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Zucomplicirt,machtzuvielKlopot.”①他结论说。

    “WünschtmanDochots,sohatmanauchKlopots,”②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说,开那个德国人的玩笑。“J’adoreI’allemand,”③他又带着以前那样的笑容对安娜说。

    “Cessez,”④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①德语:太复杂了,太麻烦了。

    ②德语:想要有进帐就要不怕麻烦。

    ③法语:我崇拜德语。

    ④法语:住口吧。

    “我们还以为会在田野里遇见您哩,瓦西里·谢苗内奇,”她对医生说,他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人。“您到哪里去了?”

    “我本来在那里,但是又溜走了,”医生用忧郁的诙谐口吻说。

    “那么您又好好地运动了一番?”

    “好得很!”

    “那位老妇人怎么样?希望不是伤寒吧?”

    “不,倒不一定是伤寒,不过病情恶化了。”

    “真可怜!”安娜说,她对家里的门客们尽了应有的礼节以后,就转向她的朋友们。

    “反正按着您的描写是难以制造收割机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斯维亚日斯基打趣她说。

    “噢,为什么不行?”安娜说,脸上带着微笑,这说明,她知道她在描绘收割机上一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被斯维亚日斯基觉察出来。这种少女般的卖弄风情的新特征使多莉很不痛快。

    “不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却渊博得惊人哩,”图什克维奇说。

    “噢,是的!我昨天听见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谈过柱脚和墙内防湿层,”韦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就我耳濡目染而论,这一点也不奇怪的,”安娜说。“而您,大概,连房子是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安娜并不喜欢她和韦斯洛夫斯基之间的那种调笑口吻,但是她自己不由得又落到这种腔调中。

    在这件事上,弗龙斯基同列文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显然并不把韦斯洛夫斯基的闲扯当真,甚至还鼓励这种玩笑。

    “喂,韦斯洛夫斯基,请您讲讲,怎么把砖砌到一起?”

    “当然是用水泥啰!”

    “好啊!水泥是什么?”

    “哦……有点类似浆糊……不,像灰泥!”韦斯洛夫斯基说,引起哄堂大笑。

    用餐的人们——除了又陷入郁郁寡欢的沉默中的医生、建筑师和管理人以外——都滔滔不绝地谈着,时而很流畅,时而缠住什么问题,说不定伤害了哪个人的感情。有一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感情也受到伤害,她激动得满脸通红了,事后记不起她有没有说过什么多余的和煞风景的话了。斯维亚日斯基提起列文来,叙述他的古怪见解:他认为机器对于俄国农业是有害无益的。

    “我没有认识这位列文先生的荣幸,”弗龙斯基微笑着说,“不过大概他没有见过他所指责的机器;要是他见过,而且试用过,那也一定不是舶来品,而是俄国造的什么玩意儿。这还谈得上什么见解?”

    “总而言之,是土耳其人的见解,”韦斯洛夫斯基含着微笑对安娜说。

    “我不能为他的见解辩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勃然大怒了。“不过我可以说他是个博学的人,若是他在这里他就知道怎样答辩了,然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非常喜爱他,我们是好朋友哩!”斯维亚日斯基和蔼地微笑着说。“Maispardon,ilestunpetitpeutoqué:①譬如,他坚持说地方议会和治安推事是完全不必要的,他根本不愿意参与其事。”——

    ①法语:不过请原谅,他有点奇怪的想法。

    “这就是我们俄国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弗龙斯基说,一边把玻璃瓶里的冰水倒到一只精致的高脚杯里,“不理解我们的权利所加于我们的义务,因此拒绝这种义务。”

    “我知道,再也没有比他更尽责的人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被弗龙斯基的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声调惹恼了。

    “而我,正相反,”弗龙斯基接着说下去,显然不知为什么被这场话刺痛了,“我,正相反,像我这样的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光荣,由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推举(他指着斯维亚日斯基),选了我做治安推事,我认为出席大会和审判农民之间的马匹纠纷案件和我能做的一切其他的事情一样重要。假如把我选进地方自治会做议员,我会认为是一种光荣。只有这样我才能偿还我作为地主所享受到的利益。不幸的是人们不明白大地主在国家里应该起的作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他在自己的餐桌上有多么自以为是,觉得很奇怪。她回想起抱着相反见解的列文,在自己的餐桌上也是这样的过分自信。但是她喜欢列文,因此她站在他那方面。

    “那么下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就盼望您来啰,伯爵?”斯维亚日斯基问。“但是您要早点来,好八点钟到那里。您要肯赏光到我家里歇宿就好了?”

    “我倒有些同意你的beau-frére的意见,”安娜说,“不过不像他那样偏激罢了,”她带着微笑补充说。“恐怕我们现在的公共义务太多了。就像从前有那么多的官,样样事都要设个官一样,现在一切事情都有社会活动家。阿列克谢来了还不到半年光景,我想,他已经当上了五、六个不同的社会团体的委员:慈善救济委员、治安推事、地方自治会议员、陪审员,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委员。Dutrainquecelava①他的全部时间就都花在这上面了。恐怕事情这么繁多,也就不免流于形式了。您是多少机关的委员,尼古拉·伊万内奇?”她对斯维亚日斯基说。“我看有二十多个吧?”——

    ①法语:照这样的生活方式。

    虽然安娜是开着玩笑说的,但是在她的声调里却辨别得出恼怒的意味。留心观察着她和弗龙斯基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立刻就觉出了这一点。她也注意到,谈这些话的时候弗龙斯基的面孔立刻就流露出严肃而固执的表情。看到这些,还有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为了改变话题连忙谈起彼得堡的熟人来,而且回想起弗龙斯基在花园里突然不合时宜地谈起自己的活动,于是多莉明白了,这种社会活动同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私下的争执有联带关系。

    宴席、酒、餐具都是上好的,但是这些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虽然她已经不习惯了——以前在宴会上和舞会上见过的完全一样,而且也像那些宴会一样,带着一种不亲切的紧张性质;因此在平日的场合中和朋友的小圈子里,这一切都给予了她不愉快的印象。

    午餐后他们在凉台上坐了片刻。以后他们就去打lawnten-nis①。球员们分成两组,站在仔细碾平的槌球场上,分别站在系在两根镀金杆子的球网两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试着打了一阵,但是好久也弄不懂怎么打法,等她刚摸着一点门路,却已经疲倦不堪了,于是她坐在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身边看着人家打。她的对手图什克维奇也不打了,但是其余的人却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两个人打得又好又认真。他们机警地盯着对方打过来的球,不慌不忙,毫不迟延,灵活地跑上去,等着球一跳起来,就用球拍准确地、恰到好处地由球网上打回去。韦斯洛夫斯基打得比别人都差。他操之过急,但是他却用欢乐的情绪鼓舞着同伴们的情绪。他的笑声和闹声一会也没有间断过。他像其余的男人一样,得到妇人们的许可,脱掉了上衣,他的穿着白衬衫的魁伟而漂亮的身材,红润的浮着汗珠的脸和急遽冲动的举动,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里——

    ①英语:草地网球。

    那天夜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躺下睡觉的时候,她刚一闭拢眼睛,就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槌球草地上东窜西奔的姿影。

    打球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闷闷不乐。她不喜欢打球时安娜和韦斯洛夫斯基之间不断的调笑态度,也不喜欢孩子不在场大人居然玩起小孩游戏这种不自然的事。但是为了不破坏别人的情绪,而且消磨一下时间起见,她休息以后,又参加了游戏,而且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一整天她一直觉得,好像她在跟一些比她高明的演员在剧院里演戏,她的拙劣的演技把整个好戏都给破坏了。

    她本来打算如果住得惯就多逗留两三天。但是傍晚打球的时候她决定第二天就走。折磨人的母亲的挂念,她在路上曾那样怨恨过的,现在刚清静了一天就使她的看法大不相同了,使得她又牵挂起来。

    用过晚间茶点,夜里划过船以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独自走进寝室,脱了衣服,坐下来梳理她的稀少的头发准备睡觉,她感到如释重负一样。

    甚至想到安娜马上就要来都使她不痛快。她愿意单独地好好想想。

    二十三

    安娜穿着睡衣走进来的时候,多莉已经想躺下睡了。

    那一天安娜好几次谈到她的心事,但是每一次说了三言两语就停顿下来,说:“以后,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谈吧。

    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你说哩。”

    现在只有她们两个人了,但是安娜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才好。她坐在百叶窗前,凝视着多莉,心里回想着所有那些原先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心里话,却什么也找不着了。这时她觉得好像一切都谈过了。

    “哦,基蒂怎么样?”她长叹了一口气说,用有罪的眼光望着多莉。“说老实话,多莉,她不生我的气吗?”

    “生气?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微笑着说。

    “但是她恨我,看不起我?”

    “噢,不!不过你要知道,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宽恕的哩!”

    “是的,是的,”安娜说,扭过身去望着敞开的窗户。“但是不是我的过错。这怪谁呢?怨来怨去又有什么意思?难道能够是另外一种样子?喂,你怎么看法?能使你不是斯季瓦的妻子吗?”

    “我真不知道哩。不过这就是我愿意你告诉我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还没谈完基蒂的事哩。她幸福吗?

    听说他是很不错的人。”

    “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我认识的人里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噢,我多么高兴啊!我非常高兴哩!说他很不错未免太不够了。”她重复说。

    多莉微微一笑。在人间

    “跟我讲讲你自己的事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而且我已经和……”多莉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好。她既不便管他叫伯爵,也不便称他为阿列克谢·基里雷奇。

    “和阿列克谢?”安娜说。“我知道你们谈过话。但是我要坦白地问问你,你对于我和我的生活怎么看法?”

    “我一下子怎么说得出来呢?我真的不知道哩。”

    “不,反正你总得跟我说说……你看见我的生活。但是千万别忘记,你是夏天来看望我们的,你来的时候我们并不孤独……但是我们开春就到这里了,只有我们两个独自过活,我们又要两个人独自生活了,除此以外我别无所求了。但是你想像一下,没有他,我一个人过日子,孤孤单单的,这种情形将来会发生的……我从一切象征看出这会时常发生的,而他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她说,立起身来挨着多莉坐下。

    “自然啰,”她接着说下去,打断了想表示异议的多莉。

    “自然我不会硬拦住他的。我不会拖住他。快要赛马了,他的马要参加赛跑,他会去的。我很高兴,但是替我想一想,想想我的处境吧……不过谈这些做什么!”她微微笑了一笑。

    “好啦,他到底跟你说过些什么?”

    “他谈的正是我想问你的话,因此我很容易成为他的辩护人;谈的是能不能够……能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吞吞吐吐地说。“补救,改善你们的处境……你知道我怎么看法……还是那一句话,可能的话你们应该结婚哩。”

    “那就是说要离婚吧?”安娜说。“你知道吗,在彼得堡唯一来看我的女人是贝特西·特维斯卡娅?你自然认识她了?Aufondc’estlafemmelaplusdépravéequiexiste.①她和图什克维奇有暧昧关系,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她丈夫,而她却对我说只要我的地位不合法,她就不想认我这个人。千万别认为我在跟别人比较……我了解你的,亲爱的。但是我不由得就想起来了……好了,他到底对你说了些什么?”她重复说——

    ①法语:实际上,这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

    “他说,他为了你和他自己的缘故很痛苦。也许你会说这是利己主义,但这是多么正当和高尚的利己主义啊!首先,他要使他的女儿合法化,做你的丈夫,而且对你有合法的权利。”

    “什么妻子,是奴隶,有谁能像我,像处在这种地位的我,做这样一个无条件的奴隶呢?”安娜愁眉不展地打断她的话。

    “主要的是他希望……希望你不痛苦。”

    “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呢?”

    “哦,他最合理的愿望是——希望你们的孩子们要有名有姓。”

    “什么孩子们?”安娜说,眯缝着眼睛,却不望着多莉。

    “安妮和将来的孩子们……”

    “这一点他可以放心,我再也不会生孩子了。”

    “你怎么能说你不会生了哩?……”

    “我不会了,因为我不愿意要了。”

    虽然安娜非常激动,但是看见多莉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好奇、惊异和恐怖的天真神情,她还是微微笑了一笑。

    “我害了那场病以后,医生告诉我的。”

    “不可能的!”多莉睁大了眼睛说。对于她,这是一个发现,它会得出那样重大的后果和推论,以致使人在最初一瞬间觉得简直不能完全理解,必得再三地思索才行。

    这种发现突然说明了那些她以前一直不能理解的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她心中唤起了千头万绪、无限感触和矛盾情绪,以致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睁大了眼睛惊奇地凝视着安娜。这正是她方才一路上还在梦想的,但是现在一听说这是可能的,她又害怕了。她觉得问题太复杂,而解决的方法却又太简单了。

    “N’estcepasimmoral[法语:这不是不道德的吗]?”①她停了半天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什么?你想想,我二者必择其一:要么怀孕,就是害病,要么就做我丈夫——他同我的丈夫毫无区别——的朋友和伴侣,”安娜故意用一种轻浮的腔调说。

    “是的,是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倾听着她自己正好引用过的论证,但是发现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具有说服力了。

    “对于你,对于别人,”安娜说,仿佛在猜测她的心思,“或许还有怀疑的余地;但是对于我……你要明白,我不是他的妻子;爱的时候他还会爱我。可是我怎样维系他的爱情?就用这种方式吗?”

    她把白皙的胳臂弯成弧形搁在肚皮前面。

    迅速得出奇,就像激动时候的情形一样,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心里一时间千思万绪,百感交集。“我,”她沉思。

    “吸引不住斯季瓦;他丢下我去追求别人,但是头一个女人,为了她他才背叛了我,却也没有迷住他,虽然她始终是妩媚动人的。他抛弃了她,又勾搭上另外一个。难道安娜能用这种方式吸引和抓牢弗龙斯基伯爵吗?如果他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事,那么他会找到一些服装和举止更优美动人的女人哩。无论她的赤裸的臂膀多么纤美白皙,无论她的整个身姿和她的环着黑发的红晕盈溢的面孔多么优美端丽,他照样会找到更美貌的人,就像我那个可恶、可怜、而又可爱的丈夫一找就找到了一样!”

    多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叹了一口气。安娜注意到这种表示话不投机的叹息,于是接着说下去。她还有其他的论证,而且有力得使人毫无反驳的余地。

    “你说这不好吗?但是你得想想,”她继续说。“你忘记我的处境。我怎么能要孩子们呢?我不是说那种痛苦:那我并不害怕。但是你且想一想,我的孩子们会成为什么人?会是一群只好顶着外人的姓氏的不幸的孩子罢了!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就不能不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羞愧。”

    “就是为了这个才需要离婚啊!”

    但是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希望把她曾经用来说服了自己那么多次的那些论证说完。

    “赋予我理智干什么,如果我不利用它来避免把不幸的人带到人间?”

    她瞥了多莉一眼,但是不等回答就又说下去:

    “在这些不幸的孩子面前,我永远会觉得于心有愧的。”她说。“如果他们不存在,他们至少是不会不幸的;但是如果他们是不幸的,那我就责无旁贷了。”

    这恰好也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自己援引过的论证;但是现在她听了却丝毫也不明白了。“人怎么能在并不存在的生物面前感觉有罪呢?”她暗自思索。突然间她心头浮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她的爱儿格里莎根本不存在,对于他是否无论如何会好一些?在她看来这问题是那样古怪离奇,以致她摇了摇头要驱散萦绕在她脑海里的茫无头绪的胡思乱想。

    “不,我不知道;不过这不对头,”她带着厌恶的神色只说了这么一句。

    “是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况且,”安娜补充说,虽然她的论证非常丰富,而多莉的却很贫乏,但是她似乎还是承认这是不对的。“不要忘了主要的问题:我现在的处境和你不一样。对于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不再要孩子了;对于我却是,我愿不愿意要孩子。这有很大的区别哩。你要明白,处在我这种境遇中,我不能存着这种想头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言不答。她突然觉得她和安娜距离得那么遥远,有些问题她们永远也谈不拢,因此还是不谈的好。

    二十四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更需要使你的处境合法化了,”多莉说。

    “是的,如果可能的话,”安娜突然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沉静而悲伤的语气说。

    “难道离婚不可能吗?我听说你丈夫同意了……”

    “多莉,我不愿意谈这件事。”

    “好,我们不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赶紧说,注意到安娜脸上的痛苦表情。“不过我看你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

    “我?一点也不!我非常心满意足哩。你看,jefaisdespasCsions①.韦斯洛夫斯基……”——

    ①法语:我还能引起人们的激情。

    “是的,说老实话,我可不喜欢韦斯洛夫斯基的态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想要改变话题。

    “噢,我也一点不喜欢。这只不过使阿列克谢觉得很有意思罢了;他不过是个小孩,完全操在我的手心里;你知道,我要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对我说他就像你的格里沙一样……多莉!”她突然离了题谈到别的上面去了。“你说我把事情看得未免太悲观了。你不明白的。这太可怕了!我倒想完全不看哩。”

    “但是我认为你应该过问。你应该尽力而为呀。”

    “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你说我应该和阿列克谢结婚,说我不考虑这问题。莫非我会不考虑!!”她重复说,满脸绯红了。她站起身来,挺起胸脯,深深地叹了口气,迈着她那轻盈的步子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偶尔停一下。“我不考虑吗?没有一天,没有一小时我不想,不埋怨自己在想这些事呢……因为这种思想会把我逼疯了。会把我逼疯了的!”她反复地说。“一想起来,没有吗啡我就睡不着觉。不过,好吧。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吧。人们都对我说要离婚。第一,·他不会答应的。·他现在是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影响之下哩。”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挺直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同情的痛苦神情,扭动着头,注视着安娜的一举一动。

    “应该试试,”她轻轻地说。

    “就算我试试。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安娜说,显然她在说明她翻来覆去想过千百次而且记得倒背如流的心思。“那就是说,我恨他,可是仍然承认我对不起他——我认为他宽宏大量——非得低三下四地写信求他……好吧,就算我尽力办了:我要么接到一封侮辱的回信,要么得到他的同意。就假定我取得了他的同意……”这时候安娜已经走到屋子尽头,停在那里,正在摆弄罗纱窗帷上的什么。“我取得了他的同意,但是我的儿……儿子呢?他们不会给我的。他会在他那被我遗弃了的父亲的家里长大,会看不起我。你要明白,我对他们两个——谢廖沙和阿列克谢——的爱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爱他们远远胜过爱我自己哩。”

    她走到屋子中间,双手紧按着胸口,停在多莉面前。穿着雪白的睡衣,她显得分外的庄严高大。她低下头,激动得浑身战栗,她用珠泪盈盈的晶莹的眼睛愁眉紧锁地凝视着穿着补钉睡衣、戴着睡帽、消瘦而可怜的娇小的多莉。

    “我只爱这两个人,但是难以两全!我不能兼而有之,但那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能称心如愿,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随便什么,随便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无论如何总会完结的,所以我不能——我不愿意谈这事。因此千万不要责备我,千万不要非难我!你的心地那么纯洁,不可能了解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她走过去,坐在多莉旁边,带着负疚的神色紧瞅着她的面孔,拉着她的手。

    “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怎么看法?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轻视。我真是不幸。如果有人不幸,那就是我!”她低声说,扭过头去,哭起来了。

    剩下一个人,多莉做过祈祷,就躺在床上。她们谈话的时候,她从心坎里怜悯安娜;但是现在她怎么也不能想她了。想家和思念孩子们的心情以一种新奇而特殊的魅力涌进了她的想像里。她的这个世界现在显得那么珍贵和可爱,以致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在外面多逗留一天,打定主意明天一定要走。

    同时,安娜回到自己的闺房,端起一只酒杯,倒进去几滴以吗啡为主要成份的药水,喝光了,静静地坐了一会以后,她就怀着平静而愉快的心情走进了寝室。

    她走进寝室的时候,弗龙斯基仔细地看了看她。他想找寻谈话的一些痕迹,由于她在多莉的房里逗留了那么久,他知道一定谈过了。但是在她那种有所隐讳的矜持而兴奋的表情中,他只看得出那种虽然见惯了、但是仍然使他心荡神移的美貌,她知道自己很美的那种自觉和她希望自己的美色会打动他的心的愿望。他不愿意问她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却希望她会自动地告诉他。但是,她只说:

    “我很高兴你喜欢多莉。你喜欢她,是吗?”

    “你知道,我老早就认识她。她非常善良,maisexcessive-mentterre-à-terre①。不过她来了我还是很高兴的。”——

    ①法语:不过太实际了。

    他拉住安娜的手,探究地凝视着她的眼睛。

    她把这种眼色解释成别的意思了,于是对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晨,尽管主人们极力挽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准备动身了。列文的马车夫穿着一点也不新的外衣,戴着一顶有点像邮差戴的帽子,驾驶着一群拼凑起来的马和一辆千疮百绽的马车,忧郁而果断地驶进了铺满砂砾的庭院里。

    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和男人们告辞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一桩不痛快的事。相处了一天以后,她和主人们都清楚地感觉到彼此之间并不投机,还不如不相逢的好。只有安娜很难过。她知道多莉一走,就再也没有人会在她的心

    灵里唤起那种由于这次会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唤醒这种感情是痛苦的;不过她知道这是她心灵里最美好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中,很快就要湮灭了。

    驶到田野里的时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体会到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刚要开口问他们喜不喜欢弗龙斯基家,突然间车夫菲利普自己就讲起来:

    “他们钱倒是很有钱的,不过他们只给我们三蒲式耳燕麦。天还没有亮马就吃得干干净净了!三蒲式耳顶得了什么事?不过一点点罢了。如今住旅馆一蒲式耳燕麦也不过才花四十五个戈比。到我们那里,用不着害怕,要喂多少就给多少。”

    “很小气的老爷哩,”办事员从旁帮腔说。

    “哦,你喜欢他们的那些马吗?”多莉说。

    “那些马?二话没有,真好啊!吃的也好。但是我觉得无聊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

    他补充说,把他那漂亮的善良的面孔转过来对着她。

    “我也这样感觉。喂,傍晚我们就可以到家了吧?”

    “一定到了。”

    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恙而且格外可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她这次拜访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番,谈她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弗龙斯基家的生活是多么豪华风雅,他们怎么消遣,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他们一句坏话。

    “应该认识安娜和弗龙斯基——我现在对他了解得清楚一些了,——才能明白他们有多么可爱,多么优雅动人哩,”她真心诚意地说,忘记她在那里体验到的那种不满和不安的茫然若失的感觉了。

    二十五

    弗龙斯基和安娜的情况依然如故,还没有想办法离婚,就这样在乡下过了一夏天和一部分秋天。他们商量好什么地方都不去;但是他们两个越是孤独地过下去——特别是秋天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就越觉得受不了这种生活,非得有所改变不行。

    他们的生活好像美满得不得了:十分富裕,有健康的身体,有小孩,两个人都有事做。没有客人的时候,安娜还是一心一意地修饰打扮,浏览了许多书籍,都是一些流行的小说和很严肃的书籍。凡是他们收到的外国报刊杂志上推荐过的书籍她都订购了,而且以只有在孤寂中阅读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聚精会神来阅读。她也研究同弗龙斯基所从事的事业有关的书籍和专业性书籍,因此他时常来向她请教关于农业、建筑,有时甚至是关于养马或者运动的问题。她的知识和记忆力使他大为惊异,最初他对她还抱怀疑,希望得到证实。于是她就在书里翻出他所需要的那个段落,拿给他看。

    医院的建筑工程也使她感到莫大兴趣。她不但帮忙,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她亲自安排和设计的。但是她关心的主要还是她自己——关心到能够博得弗龙斯基的爱情和补偿他为她而牺牲的一切的地步。弗龙斯基很赏识她这一点,这变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博得他的欢心,而且要曲意侍奉他的那种愿望;但是同时他又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他的情网。日子越过下去,他越是经常地看到自己为情网所束缚,他也就越时常渴望着,倒不一定想摆脱,而是想试试这情网是否妨碍他的自由。若不是这种越来越增长的渴望自由的愿望——不愿意每次为了到城里去开会或者去赛马都要吵闹一场,——弗龙斯基一定会非常满意他的生活了。他所选择的角色,一个富裕地主的角色——俄罗斯贵族的核心应该由这个阶级构成——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而且现在他这样过了半年的光景,给了他越来越大的乐趣。他的事业,越来越占有了他的全副心神的事业,发展得好极了。尽管由瑞士输入的医院装备、机械、乳牛、还有其他许多项目,花费了他一大笔款项,但是他却相信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只要一涉及收入问题——木材、五谷和羊毛的销售,或者土地的出租问题——弗龙斯基就硬得像燧石一样,分文不让。在动用大量资金上面,无论在这个或者其他的田庄上,他一直采用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在琐碎小事上的用度一直是极其精打细算的。虽然那个德国管理人用尽一切诡计多端的手段,企图引诱他破费金钱,一开始总把预算打得高于实际的需要,然后又说经过一番考虑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而且马上就有利可图,但是弗龙斯基却从不听从。他听着管理人说,仔细问他,仅仅在订购的或者建筑的东西是最新式的,在俄国还是闻所未闻的,可以一鸣惊人的时候,他才同意。此外,他手头有多余款项的时候,他才决定大宗开支,开支的时候,他仔仔细细加以研究,钱非得花得最合算才行。因此从他经管事务的方法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并没有浪费,反而增加了财富。

    十月里,卡申省举行了贵族选举大会,弗龙斯基、斯维亚日斯基、科兹内舍夫、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的一小部分田产都在这个省份里。

    由于种种关系,也由于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使这次选举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人们议论纷纷,为它作着准备。住在莫斯科,彼得堡,还有国外来的,好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都集中到这里了。

    弗龙斯基老早就答应过斯维亚日斯基他要出席。

    选举以前,时常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来拜访的斯维亚日斯基来邀请弗龙斯基了。

    前一天,弗龙斯基和安娜为了这趟计划中的旅行几乎吵起来。这是秋天,是乡下一年里最沉闷无聊的时候,因此弗龙斯基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用他从来没有对安娜用过的严厉而冷酷的口吻告诉她说他要走了。但是,使他惊异的是,安娜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只问了一声他什么时候回来。他仔细打量她,不明白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她看见他的眼色只付之一笑。他了解她那套缩到内心深处不动声色的本事,而且也了解只有在她暗中打定了什么主意却不告诉他的时候才会这样。他害怕起来,但他是那么愿意避免吵嘴,因此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而且真有几分信以为真,有点相信了他愿意相信的事,就是说,相信她明白道理。

    “我想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我想不会的,”安娜回答。“我昨天收到戈蒂叶书店①寄来的一箱子书。不,我不会无聊的。”——

    ①戈蒂叶书店是莫斯科一家著名的法国书店。

    “她打算采取这种口气,那更好!”他沉思。“要不然,搞来搞去老是那一套。”

    因此,他没有要求她作一番坦白的说明就动身去参加选举了。这是自从他们结合以来破天荒头一次,没有解释清楚他就和她分别了。这件事一方面扰乱了他的心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再好也没有了。“最初,像现在这样,是会有一些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地方;但是久而久之她就习惯了。总之,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沉思。

    二十六

    九月里,为了基蒂的生产列文搬到莫斯科去住。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在卡申省拥有田产,而且对于就要召开的选举大会怀着很大兴趣——准备参加大会的时候,列文已经无所事事地在那里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了。他邀请他弟弟——他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有选举权——和他一路去。除此以外,列文还要在卡申省代他的侨居国外的姐姐处理一桩重大事务,那是关于土地托管和收土地押金的事情的。

    列文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基蒂看出他在莫斯科很无聊,因此劝他去,而且一声不响就替他定购了一套在那种场合必须穿的贵族大礼服,共值八十个卢布。为买这套礼服而花去的八十个卢布,就是促使列文终于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到卡申去了。

    列文到卡申已经六天了,他天天参加会议,而且为了他姐姐的事四处奔走,但是事情仍旧没有眉目。贵族长们都忙着选举去了,就连和托管权有关的最简单的事也办不成。另外一桩,就是收押金的事,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为了取消扣押令而奔走了好久以后,钱终于准备偿付了;但是那位书记——一个非常乐于为人效劳的人——却不能发许可证,因为上面需要会长签名盖章,而会长正忙着开会,没有指定代理人。所有这些麻烦,这种往返奔波,同那些十分明白这位申请人的处境的不愉快但却爱莫能助的心地善良的人的攀谈,这种白费力气毫无结果的努力,使得列文产生了一种近似人在梦中想使劲的时候所体会到的那种令人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当他同那位好心肠的律师磋商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这位律师似乎竭尽全力,绞尽脑汁好使列文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试试看,”他说了不止一次。“到某某那里去试试,再到某某那里去试试,”于是律师就订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避开妨碍一切的致命的根源。但是他马上又补充一句说:“也许还会推三阻四的;不过试试看吧!”于是列文真的试了,去了一趟又一趟。人人都是和蔼可亲的,但是结果他要克服的困难又在别处冒出来了,又挡住路。列文觉得特别烦恼的是,他简直不明白他在和谁对垒交锋,这样拖下去会对谁有好处。谁也不知道;就连他的律师也不知道。如果他能像了解为什么在火车票房前要站队买票那样了解这件事,他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和懊恼了;但是他遭遇到的困难,谁也解释不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

    不过列文自从结婚以后改变了很多;他变得有耐性了,如果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暗自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下判断,大概事情非这样不可,于是拚命不动气。

    现在,出席了会议而且参加了选举,他也极力不指摘,不争论,尽可能地去理解他所敬重的那些善良正直的人都在那样严肃而热情地从事着的事情。自从他结婚以后,那么多新颖而严肃的生活面目展现在他面前,这些,以前由于他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态度,因而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次选举中他也期待着和找寻着重大的意义。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解释预料通过这次选举会产生的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省贵族长——法律把那么多重要的公共事业交付在他手里:如托管机关(就是现在正跟列文为难的部门)、贵族们巨大款项的管理、男女公立中学、军事学校、接照新章程设立的国民教育、最后一项是地方自治会——省贵族长斯涅特科夫,是个守旧派的贵族,他挥霍光了巨大的家业,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某种观点上看,他自有他忠实的地方,但是对于现代的需要却一窍不通。不论什么事他总是偏袒贵族,公开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本来应该起广泛作用的地方自治会带上了阶层的性质。因此必须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有本事的、完全新式的、具有新思想的人物,而且善于处理事务,好从授予贵族(不把他们当成贵族,要把他们看成地方自治会的成员)的特权中取出可以从中获得的对自治有利的一切精华。在这富饶的卡申省里,总是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现在这样的优胜力量已经聚集一堂了,如果这里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就可以作为其他省份和全俄国的典范。因此这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了要改选一个贵族长来代替斯涅特科夫,已经提出了斯维亚日斯基,或者最好是选涅韦多夫斯基,他是一个退休的教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好朋友。

    大会由省长致开幕词,在讲话中他对贵族们说:选举官员不应该讲情面,要以功劳和造福祖国为出发点,他希望卡申省尊贵的贵族,像在历届选举会上一样,能够严格地完成这种任务,不辜负沙皇对他们的崇高的信任。

    讲完了后,省长就离开大厅走了,于是贵族们,喧哗地、热情地——甚至有些人欣喜欲狂地——尾随着他走出去,当他穿上皮大衣和省贵族长友好地交谈着的时候都蜂拥在他周围。列文想要探究一切底细,什么都不想放过去,因此也站在人群里,听见省长说:“请转告玛丽亚·伊万诺夫娜一声,我妻子很抱歉,她得到孤儿院去。”随后贵族们兴致勃勃、争先恐后拿了外衣,都坐车到大教堂去了。

    在大教堂里,列文同别人一道,举起手来重复大司祭的言语,用庄严得怕人的誓词宣誓,一定要完成省长所期望的一切。宗教仪式永远打动着列文的心,当他说“我吻十字架”这句话,而且朝着也在说这句话的那老老少少的一群人环顾了一眼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讨论的是关于贵族基金和女子中学的问题,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列文为了自己的事四处奔走,没有为这事操心。第四天,在省贵族长的桌旁进行了审核省内公款的工作。那时新旧两派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受命清查公款的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帐目分厘不差。贵族长立起身来,连连感谢贵族们对他的信任,落下泪来。贵族们向他大声欢呼,同他紧紧握手。但是正这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一派的一个贵族说他听说委员会并没有审核过公款,认为检查会伤害贵族长的尊严。委员会里有个人不小心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一个矮小的、样子很年轻的、但是非常狠毒的绅士开口说,大概省贵族长很愿意说明公款的用途,但是由于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分客气因而剥夺了他这种道义上的满足。于是委员会的委员们撤销了报告,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始条理分明地证明说,他们要么必须承认审核了帐目,要么就得承认没有审核,而且把这两段论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对派的一个发言人反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后斯维亚日斯基讲话,以后又是那个狠毒的绅士发言。一直争论了好久,而且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文很惊异他们竟然会在这问题上辩论那么久,特别是,当他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听他是不是认为公款被私吞了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说:

    “噢,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种旧式家长制的经管贵族事务的方法非得打破不可。”

    第五天县贵族长的选举开幕了。在好几个县里,这都是一个争论相当激烈的日子。但是在谢列兹涅夫斯克县,斯维亚日斯基却是全体一致推选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摆了酒席宴客。

    二十七

    第六天,省选举会议开会了。大大小小的厅堂里都挤满了穿着各种各样制服的贵族们。许多人是专门为了这个日子赶来的。多年未见的人们——有的来自克里木,有的来自彼得堡,有的来自国外——都聚集一堂了。围绕着贵族长的桌子,在沙皇的画像下,讨论得正热烈。

    在大小厅堂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他们眼光中的敌意和猜疑,从生人走过来时就停止谈话,从有的人甚至退避到远处走廊上交头接耳的事实看起来,显然每一派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外表上看,贵族们鲜明地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老派,绝大多数,不是穿着旧式的扣得紧紧的贵族礼服,佩着宝剑,戴着帽子,就是各人穿着自己有资格穿的海军、骑兵、步兵军服或官服。老派贵族们的服装是按照旧式缝制的,带着肩章,腰身显而易见是又短小又狭窄的,好像穿的人渐渐胖得穿不下去了。新派穿着长腰身宽肩膀的宽大潇洒的礼服衬着白背心,不然就穿着黑领和绣着桂叶——司法部的标识——的制服。穿宫廷制服的也属于新派,到处给人群增添了无限光彩。

    但是老少之分和党派的区别并不一致。有些年轻人,如列文所观察到的,属于老派;反过来,有些年迈的贵族正在和斯维亚日斯基说悄悄话,分明是新派里的热心的党羽。

    列文挨着自己的朋友们,站在吸烟和吃点心的小厅里,倾听他们在说什么,费尽心血想了解一切,但是徒劳无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其余的人簇拥着的中心人物。这时他正在谛听斯维亚日斯基和赫柳斯托夫——那是另外一县里的贵族长,也属于他们这一派——讲话。赫柳斯托夫不愿意他自己那一县的人去邀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而斯维亚日斯基正在劝他这样做,并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赞成这种计划。列文不明白为什么反对党要邀请一个他们打算废除的人来作候选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刚吃喝过点东西,穿着他那套御前侍从的制服走过来,一边用洒了香水的镶边麻纱手帕揩着嘴。

    “我们正摆布阵势,”他说,捋平了他的络腮胡子,“谢尔盖·伊万内奇!”

    听了谈话以后,他就支持斯维亚日斯基的意见。

    “一县就够了,斯维亚日斯基显然属于反对的一派,”他说,除了列文显然大家都明白他的话。

    “喂,科斯佳,你也来啦,好像你也很感兴趣哩?”他说,转向列文,挽住他的臂膀。列文本来倒高兴对它感到兴趣的,但是他根本不明白问题何在,于是由人群里退到一边去,告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邀请省贵族长作候选人。

    “Osanctasimplicitas[拉丁文:噢,简单得很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于是简单明了地向列文解释了一番。

    如果像以前历届的选举一样,所有的县都提名省贵族长作候选人,不用投票他就当选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有八个县同意提名他为候选人,如果有两县反对,那么斯涅特科夫可能会拒绝应选了,而老派也许会另外推选出一个人来,那么整个如意算盘就都落了空。但是如果只有斯维亚日斯基那一县不提他作候选人,斯涅特科夫还会作候选人的。甚至还要选举他,故意使他获得相当多的票数,那么就会使反对党乱了阵脚,当我们的候选人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投他一些票的。

    列文明白了,但是还不完全明白,还要再问些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连说带嚷地叫起来,朝着大厅里走去。

    “怎么回事?什么?谁?委托书?给谁的?什么?否决了!没有委托书!不让弗列罗夫进来!受过控告又算得了什么?照这样,什么人都可以拒之门外了!这简直是卑鄙!要守法啊!”列文听见四面八方喊叫起来,他跟着那一批唯恐错过什么紧赶慢赶的人一齐向大厅里走去。挤在一群贵族中间,他走近省贵族长的桌子,在那里,省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领袖们正在激昂慷慨地争辩着。

    二十八

    列文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近旁的一位贵族的粗重而沙哑的喘息声和另一位的大皮靴的响声,使他听不清楚。他只能远远听见贵族长的柔和的声音,随后是那个狠毒的贵族的尖锐的声调,接着就是斯维亚日斯基的声音。他们在争执,就他看得出的,关于一段法律的条文和·在·待·审·中这句话的意义。

    人群散开,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让路,好让他走近主席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那位狠毒的贵族讲完了话,就开口说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翻阅一下法令条文,于是就请秘书找出这段原文。法令上规定说,万一意见分歧,必须投票表决。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朗诵那一段法令,并且开始阐明它的含义,但是一个高大肥胖、有点驼背、留着染色的髭须、穿着一件高领子紧夹住他的后脖颈的紧身礼服的地主打断了他的话。他走近主席台,用他手指上戴的戒指敲了敲桌子,就大声疾呼说:

    “投票表决!付表决!不必多费口舌了!投票表决!”

    那时突然好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嚷起来,而那位戴戒指的高大的地主越来越怒不可遏,嚷声越来越大了。但是简直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

    他要求的正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提议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是憎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那个党派,而这种怨恨情绪感染了他那一派的人,反过来也引起了反对党派一种类似的、但却表现得很得体的愤恨情绪。四面八方都发出叫嚣声,一时之间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贵族长不得不高呼请大家肃静。

    “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凡是贵族都会明白的!我们流血牺牲……沙皇的信任……不要清查贵族长;他不是店员!……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请投票表决吧!……真可恶!”到处都听得见这种狂暴而愤怒的声音。眼光和脸色比话语来得更狠毒更激烈。他们流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列文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见他们那么热心地讨论弗列罗夫的问题该不该付表决不禁大为惊异。他忘了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后解释给他听的那种三段论法:为了公共的福利非得撤换省贵族长不可;但是要推翻贵族长就必须获得多数选票;而要获得多数选票就必须保证弗列罗夫有选举权;而要使弗列罗夫取得选举资格就非得阐明法律条文不可。

    “一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如果想要为社会服务,就要郑重其事和贯彻到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结尾上说。

    但是列文忘了这个,看见他所尊敬的这些善良的人处在这种不愉快的穷凶极恶的激动情绪中,心里很痛苦。为了摆脱这种沉重的情绪,他走出去,也不等着听听辩论的结果,就走进大厅,在那里除了餐厅里的侍者们没有一个人影。当他看见侍者们忙着揩拭瓷器,摆设盆碟和玻璃酒杯,而且看见他们的恬静而生气勃勃的面孔,他体会到一种意外的轻松感觉,好像由一间闷气的房子里走到露天里一样。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愉快地望着侍者们。特别博得他的欢心的是一个髯须斑白的老头,他正一边对取笑他的年轻人们流露出看不起的神色,一边在指教他们怎么折叠餐巾。列文刚要和那位老侍者攀谈,贵族监护会的秘书长,一个具有熟悉全省所有贵族的姓氏和父名的特长的人,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说。“令兄正在找您。投票了。”

    列文走进大厅,接到一个白球,跟着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近主席台,斯维亚日斯基正带着意味深长和讥讽的脸色站在那里,他把胡子集拢在手里嗅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手塞进票箱里,把球投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闪开给列文让出地方,站在那里不动了。列文走过去,但是完全忘记是怎么回事了,因而手足无措了,他转过身去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投到哪里?”趁着附近的人们谈话的时候他放低声音说,希望人家不会听见。但是谈话停顿下来,他的不成体统的问题大家都听见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了皱眉头。

    “那全看个人的信念而定了,”他疾言厉色地说。

    好几个人微笑起来。列文脸涨得通红,连忙把手伸到盖着票箱的罩布下面,因为球握在右手里,于是随手就投到右边去了。投了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左手也应该伸进去的,连忙伸进去,但是已经晚了;于是越发心慌意乱了,赶紧走到房间尽后面去。

    “赞成的一百二十六票!反对的九十八票!”传来秘书长的咬字不清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声:票箱里发现了两个核桃和一个钮扣。弗列罗夫获得了选举资格,新派取得了胜利。

    但是老派并不服输。列文听见有人请斯涅特科夫作候选人,看见一群贵族环绕着正在讲什么的贵族长。列文凑过去。在致答辞中,斯涅特科夫谈到承蒙贵族们信任和爱戴,实在受之有愧,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他对贵族无限忠心,为他们效忠了十二年之久。他重复了好几次这句话:“我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你们的盛情我感谢不尽……”突然他被眼泪哽咽住,说不下去了,于是走出去。这些眼泪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流出来的呢,还是由于对贵族满腔热爱,或是由于他所处的紧张境况,感觉到四面受敌而洒的呢,总之,他的激动情绪影响了大会的气氛,绝大多数贵族都感动了,列文对斯涅特科夫感到亲近了。在门口贵族长和列文撞了个满怀。

    “对不起!请原谅!”他说,好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一样;但是认出列文的时候,他羞怯地微微一笑。列文觉得斯涅特科夫好像想说什么,但是激动得说不出来。他面部的表情和他那穿着挂着十字勋章的制服和镶着金边的雪白裤子的全副姿态,在他匆匆走过的时候,使列文想起一头意识到大势不妙的被追捕的野兽。贵族长脸上的表情特别打动了列文的心,因为,刚好昨天他还为了托管的事到他家去过,看见他还是一个神气十足的、慈祥的、有家室的人。那一幢摆设着古香古色家具的宽敞房屋;那个根本谈不上衣着漂亮的、不整洁的、但是毕恭毕敬的老仆人——显而易见是留在主人家里的以前的农奴;他那戴着缀着飘带的帽子和披着土耳其披肩的、正抚爱着她的美丽的小外孙女的肥胖而和蔼的妻子;还有那刚刚放学回来、正吻他父亲的大手、向他致敬的在中学六年级读书的小儿子;主人的娓娓动听的恳切言语和手势——这一切昨天曾在列文身上唤起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尊敬和同情。现在列文仿佛觉得这个老头又使人感动,又让人可怜,因此很想对他说一些安慰话。

    “可见您又要做我们的贵族长了,”他说。

    “不见得吧!”贵族长回答,带着吃惊的表情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疲倦了,老了。有许多人比我年轻和有本事,让他们来干这差使吧。”

    于是贵族长穿过一扇小门消失了踪影。

    最严肃的时刻来临了。选举就要开始了。两派的首脑人物们都在掐着指头计算可能得到的黑球和白球。关于弗列罗夫那件事进行的争论不仅使新派获得了弗列罗夫那一张选票,而且也赢得了时间,因此他们又有机会领来了三个由于老派的阴谋而不能参加选举的贵族。两个贵族,都有嗜酒如命的毛病,被斯涅特科夫的党羽灌得烂醉如泥,而第三个的制服不翼而飞了。

    新派一听说这消息,趁着争论弗列罗夫事件的空子,赶紧派人乘马车给那个贵族送去一套制服,而且把一个醉得跄跄踉踉的人也带来开会。

    “我带来了一个。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去带他的那位地主走到斯维亚日斯基跟前说。“没什么,他还行。”

    “醉得不太厉害,他不会摔倒吗?”斯维亚日斯基说,摇着头。

    “不,他好得很哩。只要这里不再给他什么喝就行了……

    我告诉餐厅里的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要让他喝什么!”

    二十九

    他们饮酒吸烟的那间狭窄的小房里挤满了贵族。激动的情绪不断增强,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特别激动的是首脑人物们,他们是知道全盘底细和选票数自的。他们是即将来临的战斗的指挥员。其他的人,就像交战前的士兵一样,虽然做好了战斗准备,同时却在寻欢作乐。有些人在用餐,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桌旁;还有些人在抽香烟,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同久别重逢的亲友们交谈着。

    列文不想吃喝,也不想抽烟;他不愿意加入他自己那一群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斯维亚日斯基和其他的人们——里面,因为弗龙斯基身穿侍从武官的制服正和他们站在一道生动地谈论着。列文昨天在选举大会上就看见他了,但是竭力躲着他,不愿意和他碰头。他走到百叶窗跟前坐下来,察看着一群群的人,倾听着他的周围在谈论些什么。他觉得很伤心,特别是因为他看见人人都是生气蓬勃,满腹心事,奔忙着;唯独他和一个嘴里嘀嘀咕咕、没有牙齿的、穿着一身海军服坐在他旁边的小老头是漠不关心和无所事事的。

    “他是那样一个流氓!我告诉过他不要这么干。可不是吗!他三年都不能收齐!”一个矮小、驼背、油亮的头发耷拉在礼服的绣花衣领上的地主,正在有力说着,边说边用那分明是为了这个场合才穿上的新皮靴的后跟猛烈地踢踏着。那地主用不满的眼光瞟了列文一眼,就猛地扭过身去。

    “是的,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卑鄙的!”一个小矮个儿用尖细的声调说。

    紧跟着这两个人,一大群地主,像众星捧月一样,拥着一个肥胖的将军,匆匆地走近了列文。这些地主显然在寻找一个人家偷听不到、可以放心谈话的场所。

    “他居然敢说是我唆使人偷了他的裤子!我想他是当了裤子买酒喝了。他,还有他的公爵爵位,我可瞧不上眼!他敢这么说,真下流!”

    “不过请原谅!他们是以条文为根据的,”另外一圈里的一个人说。“妻子应该登记为贵族的家属。”

    “我管他妈的什么条文不条文?我说的是良心话。我们都是高尚的贵族。要有信心。”

    “来吧,阁下,喝一杯finechampagne①。”——

    ①法语:好香槟。

    另外一群人紧紧尾随着一个高声大叫的贵族。他就是被人家灌醉了的一个。

    “我老劝玛丽亚·谢苗诺夫娜把地租出去,因为她从上面总也得不到利益。”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穿着从前参谋部陆军上校的军服的地主用悦耳的声音说。这就是列文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见过的那个地主。他立刻就认出他来。那地主也认出了列文,于是他们就握手寒暄。

    “真高兴看到您!可不是吗!我记得您很清楚。去年在贵族长斯维亚日斯基家里。”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列文打听说。

    “噢,还是老样子,总是亏本,”那个地主逗留在列文旁边回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笑容和确信一定会这样的神情。

    “您怎么到我们的省里来了?”他问。“您来参加我们的coupdAétat①?”他说下去,这个法文字他说得很坚决,但发音却不准确。“全俄国都聚集在这里了:御前侍从,几乎大臣们都来了。”他指着走在一位将军身边、穿着白裤子和侍从制服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仪表堂堂的身姿——

    ①法语:政变。

    “我应该承认,我不大了解贵族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那个地主打量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不过有什么可了解的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种没落的机关,只是由于惯性而继续运动着罢了。您就看看这些制服吧——那只说明了:这是保安官、常设法庭推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会议而已,但是却不是贵族的。”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呢?”列文问。

    “一来是习惯成自然了。再则必须保持联系。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还有,跟您说老实话吧,有我个人的利害关系。我的女婿想要做常务委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景况不大宽裕,得提拔他一下才成。但是这些先生为什么要来呢?”他继续说下去,指着那个曾在主席台上讲过话的狠毒的绅士说。

    “这是新贵族里的一员。”

    “新倒是新的,不过却不是贵族。他们是土地所有人,而我们才是地主。他们,作为贵族,正在自取灭亡哩。”

    “不过您说这是一种没落的机关。”

    “没落的倒的确是没落的;不过还得待它礼貌一些。就拿斯涅特科夫说吧……我们好也罢,歹也罢,总也发展了一千多年了。您要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房前修花园,我们就得设计一下;但是万一那地方长着一棵一百来年的古树……虽然又苍老又长满木瘤,但是你也舍不得为了花坛把这棵古树砍倒,却要重新设计一下花坛,好将就着利用一下这株古树哩!树一年可长不起来。”他小心谨慎地说,立刻就改变了话题。

    “喂。您的农业怎么样?”

    “不大好。百分之五的收益。”

    “是的,但是您还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要知道您不是也有价值吗?就拿我说吧。我没有经营农业的时候,一年可以拿三千卢布年俸。现在我可比干官差卖劲,可是像您一样,我取得了百分之五的利益,这还算走运哩。而我的劳力全白费了。”

    “如果纯粹是亏本的事,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干呢?”

    “哦,就是干吧!您说还有什么呢?这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人人都知道非这样不可。况且,我对您说吧,”他把胳臂肘倚在百叶窗上,一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我儿子对农业丝毫也没有兴趣。显然他会成为学者。因此就没有人继承我的事业了。但是我还是干下去。目前我还培植了一个果木园哩。”

    “是的,是的,”列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老觉得我在农业上得不到真正的收益,可是我还是干下去……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跟您讲件事吧,”那地主接着说下去。“我的邻居,一个商人,来拜望我。我们一起到农场和花园里绕了一圈。他说:‘不,斯捷潘·瓦西里奇,您的一切都好,只是您的花园荒芜了。’其实,我的花园好得很哩。‘如果我是您,我就砍掉这些菩提树,不过要到树液升上去的时候才砍。您这里有上千棵菩提树,每一棵树可以锯成两块好木板。如今木板可以卖大价钱,最好还是大量地采伐菩提树。’”

    “是的,用这笔款项他就可以买牲口,跟白白捞来一样置地,租给农民去种了。”列文微笑着补充说,显然类似这样的如意算盘他碰见过不止一次。“他会发财致富。而您和我,只要保得住我们所有的,有东西留给子孙,那就谢天谢地了。”

    “听说您结婚了?”那个地主说。

    “是的,”列文怀着得意的满足心情回答。“是的,真有点古怪,”他接着说下去。“我们一无所得地过下去,好像注定了要守护火的灶神一样。”

    那地主在花白胡子的遮掩下偷偷地笑了。

    “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譬如说我们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者最近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弗龙斯基伯爵,他们都想要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来经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蚀本毫无结果。”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商人那样办呢?我们为什么不砍伐菩提树做木材?”列文说,又回到那个打动了他的心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就像您说过的,我们守卫着火啊!那不是贵族干的事。我们贵族的工作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选举大会上做的,而是在那边,在各自的角落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有阶级本能。在农民身上我有时也看到这一点:一个好农民总千方百计地想多搞点土地。不管地多么不好,他还是耕种。结果也没有收益。净亏本罢了。”

    “就像我们一样,”列文说。“见着您真是十分高兴哩,”他补充说,看见斯维亚日斯基走过来。

    “自从在您家里见过面以后,我们还是初次见面哩,”那个地主说。“而且尽情地谈了一阵。”

    “哦,你们骂过新制度吧?”斯维亚日斯基微笑着说。

    “我们不否认。”

    “痛痛快快地谈了一番。”

    三十

    斯维亚日斯基挽着列文的胳臂,引着他来到自己那一群里去。

    现在没有回避弗龙斯基的可能了。他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起,列文走过去的时候他直视着他。

    “非常高兴!我以前好像曾有荣幸见过您……在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家。”他说,把手伸给列文。

    “是的,那次会面我记得很清楚,”列文说,脸涨得通红,马上扭过身去同他哥哥谈起来。

    弗龙斯基微微地笑了一笑,继续和斯维亚日斯基谈着,显然并没有和列文攀谈的愿望;但是列文一边和他哥哥谈话,一边不住地回头看弗龙斯基,拚命想找点话跟他谈谈,好冲淡一下自己的唐突无礼。

    “现在为什么还在拖延呀?”列文说,望着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

    “因为斯混特科夫。他要么应选,要么不应选,”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他怎么样,应选呢还是不应选?”

    “问题就在于他不置可否。”弗龙斯基说。

    “如果他不做候选人,那么谁做候选人呢?”列文追问,望着弗龙斯基:

    “愿意做候选人的人都可以。”斯维亚日斯基回答。

    “您愿意做候选人吗?”列文问。

    “当然不,”斯维亚日斯基说,局促不安了,用吃惊的眼光朝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边的一个凶狠的绅士瞟了一眼。

    “那么是谁呢?涅韦多夫斯基吗?”列文说,觉着他糊涂了。

    但是这样一来更糟了。涅韦多夫斯基和斯维亚日斯基是两个大有希望的候选人。

    “无论如何我也不干的!”那个凶狠的绅士说。

    原来这就是涅韦多夫斯基!斯维亚日斯基替他和列文介绍了一下。

    “喂,你也动了心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对弗龙斯基眨眨眼睛。“就像赛马一样。很想赌个输赢。”“是的,真让人动心哩,”弗龙斯基说。“一旦动了手,就非干到底不可。这是斗争!”他说,皱着眉头,咬紧他那强有力的牙关。

    “斯维亚日斯基真是有本事的人啊!什么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噢,是的,”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在这期间,弗龙斯基因为总得望着什么,于是就望着列文:望望他的脚、他的礼服、随后又望望他的脸,注意到他的忧郁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于是就没话找话说:

    “你怎么成年累月都住在乡下,却不当治安推事呢?您没有穿治安推事的制服?”

    “因为我认为治安裁判是一种愚蠢的制度,”列文愁闷地说,他一直在找机会跟弗龙斯基谈话,好弥补刚见面时的无礼。

    “我并不那么想,恰恰相反哩,”弗龙斯基带着平静的惊异神情说。

    “那简直是儿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并不需要治安推事。八年里我没有出过一件纠纷,出了事的时候,结果又给判错了。治安法庭距离我家大约四十里。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事我就得花费十五个卢布请一位律师。”

    于是他就谈起来:一个农民怎么偷窃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跟他讲理的时候,那个农民就怎么递呈子大肆诬告。这些话说得既不合时宜又愚蠢,就连列文说的时候自己也意识到了。

    “噢,他是这么一个怪家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那种最抚慰人的像杏仁油一样的微笑说。“不过走吧,我想选举大概开始了……”

    于是他们就分手了。青年近卫军

    “我真不明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注意到他弟弟的拙劣的举动。“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手腕!这就是我们俄国人不足的地方。省贵族长是我们的反对派,而你倒和他amicochon①,还请他做候选人。而弗龙斯基伯爵呢……我并没有和他交朋友;他要请我吃饭,我是不会去的;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人,那么为什么要化友为敌呢?后来你又追问涅韦多夫斯基愿不愿意做候选人。这种事做得简直不妥当!”——

    ①法语:十分亲昵。

    “噢,我什么也不明白!这不过是一桩小事罢了,”列文愁眉不展地说。

    “你说这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是什么事你一着手,就搞得一团糟。”

    列文默不作声,他们一道走进大厅。

    省贵族长,虽然隐隐约的地感觉到已经布置好陷害他的天罗地网,虽然不是全体都请他做候选人,却还要孤注一掷,决定来应选。大厅里一片静寂,秘书长声音洪亮地宣布近卫队上尉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涅特科夫被提名为省贵族长候选人,现在就投票表决。

    县贵族长们端着盛着选举球的小盘子,由自己的席位上走到主席台,于是选举开始了。

    “投在右边,”当列文陪着他哥哥随着县贵族长走到主席台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小声说。但是列文忘了人家向他解释过的计划,唯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右边”是说错了。斯涅特科夫无疑地是他们的反对派!他走近票箱的时候,球本来在右手里的,但是认为错了,因此刚一走到票箱跟前就到换到左手里,而且毫无疑问是投到左边去了。一个内行人,站在票箱跟前,只要每个人胳臂肘一动他就知道球投到哪里了,不痛快地皱了皱眉。这一次没有东西可以让他锻炼他那明察秋毫的眼力了。

    一切又归于静寂,只听见数球的声音。接着有个声音宣布了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贵族长获得了相当多的票。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人人都想冲到门口去。斯涅特科夫走进来,贵族们蜂拥到他周围向他道贺。

    “好了,现在完了吧?”列文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不过刚刚开始哩!”斯维亚日斯基笑着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别的候选人可能获得更多的票数哩。”

    这一点列文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什么微妙的手法,但是他厌烦得想不起究竟是什么了。他觉得郁闷得不得了,很想离开这一群人。

    因为谁也不注意他,而且显然没有一个人需要他,于是他就悄悄地到了小茶点室里,看见那些侍者,他又觉得轻松极了。那个矮小的老侍者请他吃些东西,列文同意了。吃了一盘青豆炸牛排,同那老侍者谈了他以前的主人们,列文不愿意回到和他的意趣很不投合的大厅里,就到旁听席上去了。

    旁听席里挤满了装束华丽的妇女们,她们伏在栏杆上,极力不放过下面所说的一言一语。妇女们身边是一群风度优雅的律师、戴着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到处都议论着选举,都在谈论贵族长多么心灰意懒,争论多么有趣;列文听到有一群人在赞美他哥哥。一位贵妇人在对一个律师说:

    “我听到科兹内舍夫的演说有多么高兴啊!挨饿都值得。妙不可言!多么明了清晰!你们法庭里谁也讲不了这样。除了迈德尔,就是他讲话也远远没有这样的口才哩!”

    在栏杆旁找到一个空地方,列文俯在上面,开始观察和谛听。

    所有贵族都坐在按着县份划分的栏杆里面。厅堂中间站着一个穿礼服的人,他正用高亢而响亮的声音宣布说:

    “现在表决陆军上尉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普赫京做省贵族长!”

    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听到一个老年人的少气无力的声音说:

    “谢绝了!”

    “现在投票表决枢密顾问官彼得·彼得罗维奇·博利,”

    有个穿礼服的人呼喊。

    “谢绝了!”有个青年人的尖声说。

    于是又从头开始,又是“谢绝了”。这样继续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列文斜倚在栏杆上,冷眼旁观着和谛听着。最初他觉得不胜惊异,很想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断定了他怎么也不会明白的,因此就觉得枯燥无味了。随后,回想起他在所有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激昂慷慨和怒容满面的神情,他觉得悲哀起来,因此决定离开这里到楼下去。当他穿过旁听席的走廊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踱来踱去的垂头丧气两眼通红的中学生。在楼梯上他遇到一对人儿:一个穿着高跟鞋匆匆跑上来的妇人和一个得意扬扬的副检察官。

    “我告诉过您晚不了的,”当列文闪在一边给那位妇人让路的时候,副检察官说。

    列文已经下楼走到出口的地方。正在掏取衣服的号牌的时候,一个秘书就把他抓住了。“请来吧,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正在选举哩!”

    正在投票表决的就是那位一口拒绝应选的涅韦多夫斯基。

    列文走进大厅的门口:门已经反锁上了。秘书敲敲门,大门打开了,两个面色通红的地主由列文身边冲出去。

    “我忍受不了啦!”脸涨得通红的地主里的一个大喊大叫。

    紧跟在地主们的后面,省贵族长的头伸出来。他的面孔由于疲惫和恐惧露出可怕的神情。

    “我告诉过你不要放任何人出去!”他对门房申斥道。

    “我是放人进来,大人!”

    “天啊!”省贵族长长叹了一声,拖着他那穿白裤子的无力的腿,耷拉着脑袋,朝着屋子中央的大桌子走过去。

    涅韦多夫斯基,果然不出所料,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他现在当上了省贵族长。好多人兴高采烈,好多人满意而快活,好多人欣喜若狂,可是也有好多人不满意,很伤心。前任贵族长处在绝望的心境中,掩饰不住失意之色。当涅韦多夫斯基离开大厅的时候,人群簇拥着他,热情地尾随着他,就像第一天省长致开幕辞人们尾随过他那样,而且也像从前斯涅特科夫当选的时候人们尾随过他一样。

    三十一

    新选出来的省贵族长和获得胜利的新派里的许多人当天晚上部在弗龙斯基家聚餐。

    弗龙斯基来参加选举,一方面是因为在乡下觉得无聊,而且为了向安娜宣布一下他的自由的权利,也因为要帮助斯维亚日斯基竞选,好报答他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会上为弗龙斯基所花费的那番苦心,主要是为了严格地履行他所承担的作为贵族和地主的全部义务。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想到选举这件事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会使他这样动心,或者他竟然能做得这样好。在地主贵族圈子里,他完全是个新人,但是他分明很成功;而且他认为他在他们中间已经获得一定的势力,这倒是的确的。而这种势力是由于他的财富、爵位,由于他的老朋友希尔科失——一个在财政部供职而且在卡申省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的金融家——借给他的城里那幢富丽堂皇的宅邸;由于弗龙斯基从乡间带来的手艺高明的厨师;由于他和省长的交情——他们从前是同窗好友,而且弗龙斯基甚至还庇护过他;而主要是由于他待人接物不分厚薄的那种单纯的风度,很快就使得大多数贵族改变了认为他傲慢无礼的成见。他自己觉得,除了娶了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那个狂妄家伙,怀着偏激的恶意àproposdebot-tes①对他讲过一大堆不得要领的蠢话以外,他所结识的每个贵族都变成了他的拥护者。他看得清清楚楚,而其他的人们也都公认,涅韦多夫斯基的成功他曾出了很大的力。如今在自己的宴席上庆祝涅韦多夫斯基当选,弗龙斯基由于他的候选人荣获成功而感到一种得意的快感。选举这件事使他感到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他开始想在三年后再选举的时候,如果他结了婚,他自己就要参加竞选,就好像赛马师为他赚了一笔赌注,他渴望亲自去赛马一样。

    现在他在庆祝他的赛马师的胜利。弗龙斯基坐在首席上,他的右首坐着年轻的省长——侍从将军。对其他的人说来,将军是一省之王,庄严地致过开幕辞,讲过话,而且像弗龙斯基看出来的,在好多出席会议的人身上唤起了肃然起敬和卑躬屈节的心理;但是对弗龙斯基说来,他是小“马斯洛夫·卡特卡”,——这是他在贵胄军官学校里的绰号——在他面前觉得很不自在,而弗龙斯基竭力设法mettreàsonaise②的人。在弗龙斯基的左首坐着的是少年气盛、性子执拗、相貌阴险的涅韦多夫斯基。弗龙斯基对他是坦率而有礼的——

    ①法语:无缘无故地。

    ②法语:使他自在。

    斯维亚日斯基轻快地忍受了他的失败。对于他说,甚至都不算什么失败,像他举着香槟酒杯亲口对涅韦多夫斯基说的,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担当得起贵族应该遵循的新方针的代表人物了。因此所有正直的人,如他所说的,都站在今天胜利的这方面,为了这种胜利而感到庆幸。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很高兴,因为他快活地消遣了一番,而且人人都心满意足。在佳肴美馔的宴席上,又纷纷提到了选举大会上的插曲。斯维亚日斯基令人发笑地模仿前任贵族长的声泪俱下的讲话,而且转身对温韦多夫斯基评论说:阁下应该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比眼泪复杂的审核基金的方法!另外一个善于说俏皮话的贵族描摹前任贵族长如何为了打算举行的舞会,特地招聘了一批穿长统袜子的仆役,如果新贵族长不举行由穿长袜的仆人侍候的跳舞会的话,现在只好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了。

    在宴会中间,他们不断对涅韦多夫斯说:“我们的省贵族长”,而且称他为:“阁下”。

    这话说得很使人高兴,就像新娘被人称为“madame”①和冠上她丈夫的姓一样。涅韦多夫斯基故意装出不仅毫不在乎而且很看不起这种官衔的神情,但是他显然高兴得飘飘然了,而且在克制着自己,以免流露出和他们所处的这种新的自由主义环境很不适合的喜悦神情——

    ①法语:夫人。

    用餐的时候发了好几个电报给那些关心这次选举的结局的人。兴高采烈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拍了一个电报给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内容如下:“涅韦多夫斯基以二十票之差当选。祝贺。请转告别人。”他高声口授了一遍,说:“得让他们高兴一下!”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接到这封急电,只叹息一声又浪费了一个卢布,而且明白这又是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干的事。她知道斯季瓦有个毛病,每逢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就“fairejouerletèlégraphe①”——

    ①法语:乱打电报。

    一切,包括上等的筵席和美酒——都不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的,而是直接击国外输入的舶来品——都是名贵、纯粹而可口的。那一小圈人,大约有二十来个人,是斯维亚日斯基从思想一致的、自由主义的新活动分子里挑选出来的,也都是聪明而体面的人物。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为了新贵族长,为了省长,为了银行家,而且也为了“我们的和蔼可亲的主人”而干杯。

    弗龙斯基心满意足。他从来没有想到在省里会这样有趣。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越发欢畅了。省长邀请弗龙斯基去赴为了·弟·兄·们而举行的义演音乐会,那是由他那位想和弗龙斯基结识的夫人一手安排的。

    “那里要开舞会,你可以见识见识我们省里的美人!说真的,真是妙极了!”

    “Notinmyline,”弗龙斯基回答,他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微微一笑,答应要去。

    当大家都已经离开餐桌,在抽香烟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听差端着摆着书信的托盘走到他跟前。

    “是由沃兹德维任斯科耶专差送来的,”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眼色说。

    “真奇怪,他多么像副检察官斯文季茨基啊,”有个客人用法语品评那个听差说,同时弗龙斯基皱着眉头,在看信。

    信是安娜寄来的。还没有看信,他就知道内容了。原来指望选举大会五天之内会结束,因此他答应了星期五回去。现在是星期六了,他知道信里一定是责怪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寄走的信大概还没有到。

    信的内容果然不出他所料,但是形式却是出人意外的,使他格外不痛快。“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一个人心乱如麻。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帮不了忙,却是个障碍。前天和昨天我一直盼望着你回来,现在我派人去看看你在哪里,你怎么啦。我本来想亲自来的,但是知道你会不高兴,因此又变了主意。给我个回信,我好知道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反倒想亲自来!女儿病了,还有这种敌对的语气!

    选举的单纯的欢乐和他必须返回去那种沉闷的、使人觉得成为累赘的爱情,以其鲜明的对照使弗龙斯基感到惊异。但是他非回去不可,于是乘上头一班火车,当天晚上就回家去了。

    三十二毁灭

    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以前,安娜考虑到每次他离开家他们都要大闹一场,这只会使他疏远她,却维系不住他,因此下定决心尽可能克制住自己,以便镇静地忍受这次离别。但是他来向她告别时凝视着她的那种冷酷而严峻的眼光,伤了她的心,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宁静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后来,独自一人又沉思了一阵那表示他有自由行动的权利的眼光,她,像往常一样,结果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

    “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但可以离开,而且可以遗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既然知道这个,他就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他带着一副冷酷严峻的神气望着我。当然这是不明确、不可捉摸的,不过跟以前太不相同了,而那种眼光却意味深长得很哩,”她沉思。“这种眼光表示他开始冷淡了。”

    虽然她确信他已开始对她冷淡了,但是她仍然是毫无办法,怎么也不能改变她和他的关系。就像以往一样,她只能用爱情和魅力笼络他;而且也像以往一样,她只有白天用事务,夜里用吗啡才能压制住万一他不爱她了、她会落个什么下场的那种恐怖的念头。不错,还有一个方法:不抓牢他,——除了他的爱情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却更接近她,把自己放到他不能遗弃她的境地中。那种方法就是离婚,再和他结婚。她开始渴望办这件事,而且打定主意,只要他和斯季瓦一提,她就同意。

    抱着这种想法,她孤独地过了五天,就是他去参加选举大会的那五天。

    散步,同瓦尔瓦拉公爵小姐聊天,参观医院,主要的是阅读,看了一本又一本,就这样消磨了时光。但是第六天,马车夫没接到他空车回来的时候,她感觉到她再也压抑不住想念他和要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念头了。刚巧那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照顾她,但是就是这事也分散不了她的心,特别是因为病情并不严重。无论她怎么努力,她也不爱这小女孩,而且不能装出爱她的样子。将近黄昏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安娜为了想他而胆战心惊,因此打定主意要到城里去,但是又好好想了一想,就写了弗龙斯基已经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没有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走了。第二天她接到他的信,因为自己写了那封信而后悔莫及。她深恐又看到临别时他投给她的那种冷酷眼光,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情并不怎么严重的时候。但是她还是高兴给他写了那封信。安娜现在已经承认他厌倦她了,而且怀着惋惜的心情抛弃自由回家来;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高兴他要回来了。随他厌倦好了,但是一定要让他跟她在一起,好让她看见他,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她坐在客厅里,在灯光下阅读泰纳①的一部新著,倾听着外面的风声,随时随刻盼望着马车的来临。好几次她都以为听到了车轮声,但是每次都错了;终于她不但听到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沉闷的轰隆声。就连独自玩牌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脸泛红晕,立起身来,但是并没有下楼去,像她前两次那样,却站住不动了。她突然因为欺骗了他而感到羞愧,但是更害怕的是他要如何对待她。受了伤害的心情已经消逝了,她现在只害怕他的不悦的神色。她想起小女孩昨天就完全康复了。为了她刚一发出信她就痊愈了,她很生她孩子的气。随后她又想到他来了。想到整个的他、他的手、他的眼睛都来了。她听到他的声音。忘记了一切,她快活地跑去迎接他——

    ①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批评家及作家。一八七○年泰纳发表了《论理性》一书。

    “哦,安妮怎么样?”当安娜跑下来的时候,他仰望着她,怯生生地问。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一个听差正替他脱暖和的长统靴。

    “噢,没有什么!她好些了。”

    “你呢?”他说,身子抖动了一下。

    她用两只手提住他的手,拉到自己的腰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我非常高兴哩,”他说,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她的发式、她的服装,他知道这都是为了他而装扮起来的。

    这一切都使他神魂颠倒,但是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那么多次了!她怕得要命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神色又留在他的脸上。

    “哦,我很高兴哩!你身体好吗?”他说,用手帕揩揩他的潮湿的髭须,吻吻她的手。

    “没有关系,”她想。“只要他在这里就好了,他在这里,他就不能,也不敢不爱我哩。”

    当着瓦尔瓦拉公爵小姐的面,傍晚欢畅而愉快地度过了,公爵小姐抱怨说他不在的时候安娜吃过吗啡。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千思万虑害得我睡不着。他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几乎没有吃过哩。”

    他对她讲述选举的事,而安娜善于运用种种问题引他谈到最使他心花怒放的问题——就是他的成功——上面去。她对他说他感兴趣的一切家务事;而她所说的消息却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深夜里,只剩两个人的时候,安娜看见她又完全掌握住他了,于是想要消除他为了那封信而投给她的眼色中那种令人难过的印象,便开口说:

    “老实说,你接到我的信是不是很生气,而且不相信我呢?”

    她一说了这话,她就明白,不论他心里多么热爱她,这件事他可没有饶恕她。

    “是的,”他回答。“那封信真怪。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又说你想亲自去。”

    “这都是实情。”

    “我并没有怀疑。”

    “不,你的确怀疑过!我看出你很不满意。”

    “一会儿也没有。我不满意的只是,这是实话,你好像不愿意承认人总有一些不得不尽的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我们不谈这个,”他说。

    “为什么不谈这个?”她说。

    “我不过想说,人可能遇到一些义不容辞的义务。现在,譬如说,我为了房产的事得去莫斯科一趟……噢,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气呢?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如果这样,”安娜的声音突然变了,说。“那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生活……是的,你回来住一天就又走了,就像男人们那样……”

    “安娜,这太残酷了。我愿意献出整个生命……”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了。

    “如果你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各自东西,要么在一块生活。”

    “你要知道,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啊!要不是……”

    “要离婚吗?我给他写信!我看,我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但是我要和你一同去莫斯科。”

    “你好像是在威胁我一样。我再也没有比愿望永不分离更大的愿望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但是他说这些柔情蜜语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不仅闪耀着冷淡的神色,而且有一种被逼得无路可走和不顾一切的恶狠的光芒。

    她看出了这种眼色,而且猜对了它的含义。

    这种眼色表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幸!”这是瞬息之间的印象,但是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安娜给她丈夫写信要求离婚;十一月末,他们和必须去彼得堡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分别了,她和弗龙斯基一齐迁居到莫斯科。天天盼望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和随之而来的离婚,他们现在像已婚夫妇一样定居下来。

    第七部

    列文家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月的光景了。基蒂的预产期,按照经验丰富的人的最准确的估计,早已过了;但是她还没有生产,也没有比两个月前更接近产期的任何象征。医生、接生婆、多莉、她母亲、特别是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事就不能不恐慌的列文,都开始焦灼不安了;只有基蒂一个人觉得十分平静和幸福。

    她现在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心里对于即将诞生的(对于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已经存在的)婴儿产生了一种爱,她怀着喜悦体验到这种新的情感。他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她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有时过着独立的生活了。有时这使她痛苦,但是同时她又因为这种新奇的欢快心情想大笑。

    所有她热爱的人都同她在一起,都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照拂得那样周到,给予她的一切又是那样如意,要不是她知道和感觉到这一切不久就要告一段落,那她就不会再希望更美好更快乐的生活了。唯一使这种生活的魅惑力减色的是,她丈夫不像她过去爱他的那种样子,不像他在乡下那种样子了。

    她爱他在乡下的那种沉着、亲切和殷勤好客的态度。在城里他总像是坐立不安和有所戒备一样,仿佛唯恐什么人会欺侮他,尤其是她。在那里,在他的庄园上,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他从来没有急着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从来也没有空闲过。在这里,在城里,他总是急急忙忙,好像害怕错过什么似的,但却无所事事。她替他很难过。在别人看来,她知道,他并不像一个可怜的人物;恰恰相反,当基蒂留意他在交际场中——就像有时一个人极力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所爱的人,以便察看他给别人的印象——的时候,她甚至带着嫉妒的恐惧心理看出来,他非但不是个可怜的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良好教养,他对妇女的那种有点古板而羞涩的文雅态度,他的魁伟有力的身姿,还有,像她认为的,他那特别富于表情的面孔,他反倒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人。但她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内心里去观察他,因此她看出来,在城里他不是本来的模样了;他的心情她也说不清了。有时她心里暗暗责备他不会过城里的生活;有时她又承认要他在这里把生活安排得称心如意的确是困难的。

    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不爱打牌。他又不去俱乐部。她现在明白了跟奥布隆斯基那一类花天酒地的人来往是怎么回事了——那就是纵酒和酒后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她一想到在这种场合男人们去的场所就不能不感到恐怖。去交际场吗?但是她知道这么做的话,他非得觉得同女人们接近有乐趣才行,这她又不愿意。跟她,她母亲,和姐姐们一道待在家里吗?但是不论那套翻来覆去讲个不休的话题——“东家长西家短”,这是老公爵给她们姊妹间的谈话取的名字——她觉得多么愉快和有趣,但是她知道他一定感到索然无味的。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继续写那部著作吗?他确实试过的,最初到公共图书馆去作笔记和查他所需要的参考书;可是,如他对她说的,他越没有事做,他就越没有时间做事。除此以外,他还抱怨说,他的著作在这里谈得太多了,结果他的一切观念都混淆不清了,因此他对它已经失去了兴趣。

    在城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在这里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不知道是城里的情况大不相同呢,还是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变得更谨慎更明白道理了——无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为了嫉妒发生过口角,那是他们迁居到城里的时候曾经害怕过的。

    在这方面甚至还发生了一桩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同小可的事情,就是基蒂同弗龙斯基的会见。

    基蒂的教母,玛丽亚·鲍里索夫老公爵夫人,一向非常疼爱她,一定要见她一面。虽然基蒂因为怀孕哪里都不去,但她还是跟着她父亲一同去探望那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了,于是在那里遇见了弗龙斯基。

    在这次拜访中基蒂唯一可以谴责自己的是,当她认出那个穿着便装的、她一度非常熟悉的弗龙斯基的身姿的时候,她透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心脏里涌,而且她感觉得红晕弥漫了她的面孔。但是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父亲故意大声和弗龙斯基寒暄,他还没有说完话她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面对着弗龙斯基,必要的话,可以像她同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谈话一样同他谈话,而主要的是,要做到连最轻微的语调和微笑都能获得她丈夫赞许的地步才行,她仿佛觉得那一刹那她丈夫的无形的形影就在她近旁。

    她同弗龙斯基交谈了三言两语,甚至还因为他取笑选举会议,称之为“我们的国会”而沉静地微微一笑。(她非得笑一笑,为了表示她懂得那句玩笑。)但是她马上转过身去对着玛丽娅·鲍里索夫娜,直到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她才看了他一眼;那时她望着他,显然只是因为在人家对你行礼告别时不望着人家未免失礼的缘故。

    她很感激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同弗龙斯基的这次相逢;但是由于拜访以后,他们照常散步的时候他对她特别慈爱,她看出来他很满意她。她也很满意自己。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竟会有力量把她对弗龙斯基的旧情全部封锁在内心深处,不仅表面上,而且真的在他面前显得十分泰然自若。

    当她告诉列文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家遇见弗龙斯基的时候,他的脸比她红得还要厉害。要她对他讲述这事可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再往下叙述这次相会的委细,因为他并没有盘问,只是皱着眉头凝视着她。

    “可惜你没有在那里,”她说。“不是说你没有在那个房间里……要是你在场我的举止就不会那么自然了……我现在比那时脸红得更厉害,更加,更加厉害哩,”她补充说,脸红得流出眼泪了。“可惜的是你不能从门缝里偷看。”

    她的真诚的眼睛使列文看出她很满意自己,因此虽然她羞容满面,他立刻就放了心,开始像她所愿望的那样询问她。当他听到了一切,甚至一直听完了最初一瞬间她不由得脸红起来,但是以后就像和一个初次会面的人那样悠然自得的细节为止,列文十分快活了,说这事使他很高兴,现在他再也不会像在选举大会上那样无礼了,下一次遇见弗龙斯基就要尽可能地对他友好。

    “一想起来有个人快要成了我的仇敌,我讨厌遇见他,真痛心得很哩。”列文说。“我非常,非常高兴。”

    “那么,请你去拜望博利夫妇一下吧,”十一点钟的光景,列文出门以前进来看她的时候,基蒂对她丈夫说。“我知道你要在俱乐部吃午饭。爸爸给你登记了。但是早晨你去哪里呢?”

    “不过去看看卡塔瓦索夫罢了,”列文回答。

    “为什么这么早呢?”

    “他答应给我介绍梅特罗夫。我想和他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彼得堡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列文回答。

    “是的,你上次赞不绝口的就是他的文章吧?哦,以后呢?”

    基蒂问。

    “以后也许为了我姐姐的事去法院一趟。”

    “去听音乐会吗?”

    “哦,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不,去吧!要演奏这些新作品哩……你一向觉得那么有趣的。要是我,我一定去的。”

    “哦,无论如何我午饭前会回来的,”他说,看了看表。

    “可要穿上常礼服,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拜望博利伯爵夫人了。”

    “难道非去不可吗?”

    “啊,一定得去。他拜访过我们。唉,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呢?你顺路去一趟,坐一坐,花五分种谈谈天气,就站起来走了。”

    “喂,说起来你不会相信,我是那样不习惯应酬,我真难为情哩。这有多么讨厌啊!一个陌生人进来,坐了一阵,没事待上半天,既打扰了人家,自己又心烦意乱,末了才走了。”

    基蒂大笑起来。

    “但是你做单身汉的时候不是常去拜望人家吗?”她说。

    “不错,拜望过,不过我老觉得不好意思,而且现在我对这一套非常不习惯了,说正经的,我宁愿两天不吃饭,也不愿意去拜望人家。简直窘得不得了!我一直觉得人家会生起气来,说:‘你没有事来做什么?’”

    “不,他们不会生气的。我担保!”基蒂说,笑盈盈地凝视着他的脸。她拉住他的手。“好吧,再见!……请你千万去一下!”

    他吻了他妻子的手刚要走开,她就拦住了他。

    “科斯佳,你知道我只剩下五十卢布了。”

    “啊,这又有什么,我到银行去取。要多少?”他带着她所熟悉的那种不满意的表情说。

    “不,等一下,”她拉住他的手。“我们谈一谈,我心里很发愁。我好像并没有多花一个钱,但是钱却像流水一样出去!

    我们不知道怎么总处理不好。”

    “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说,咳嗽着,皱着眉头瞅着她。

    她很懂得这种咳嗽声,这是他非常不满意的表示,不是对她,而是对他自己。他确实很不满意,倒不是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是因为这件事使他想起一桩他明知道有问题的、很想遗忘的事情。

    “我告诉过索科洛夫出售麦子,先提取磨房那笔款子。无论如何我们会有钱的。”

    “是的,不过总起来看,恐怕还是太多……”

    “一点也不,一点也不!”他重复说。“好了,再见,亲爱的!”

    “不,真的,有时候我很懊悔听了妈妈的话!在乡间有多么好啊!照现在这样子,我把你们都折磨坏了,而且我们又在浪费金钱……”

    “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关系!自从结了婚,我一次也没有说过,要是事情比现在这样好一些就好了……”

    “真的吗?”她说,望着他的眼睛。

    这话他是未加思索信口说出来的,不过安慰她罢了。但是一望见她那可爱而诚实的眼光疑问般紧盯在他身上,他就从心坎里又重复了一遍这话。“我完全把她忘了,”他沉思,想起不久他们就要面临的事情。

    “快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他小声说,握住她的两只手。

    “我想得太多,以致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你不害怕吗?”

    她轻蔑地微微一笑。

    “一点也不!”她回答。

    “喂,万一有事,我在卡塔瓦索夫家里。”

    “不,不会有什么事的:别胡思乱想。我要和爸爸在林荫路上散散步。我们要去多莉家里看看。希望你午饭前回来。噢,是的!你知道多莉的情况简直没法过了吗?她浑身是债,一文莫名。妈妈和我跟阿尔谢尼(她这样称呼她的姐夫利沃夫)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派你和他去责备斯季瓦。这样下去绝对不行的。这事不能跟爸爸谈……不过如果你和他……”

    “唉,我们可办得了什么?”列文说。

    “你反正要到阿尔谢尼家去,和他谈谈,他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决定的。”

    “我事先就完全同意阿尔谢尼的意见。好吧,我要去拜望他……顺便说一声,如果我去听音乐会,我就和纳塔利娅一齐去。好了,再见!”

    在台阶上,他独身时侍候过他、现在经管着城里家产的老仆人库兹马拦住了他。

    “美人(这是由乡间带来的那匹左辕马)换了马掌,但是仍旧一瘸一跛的,”他说。“您吩咐怎么办呢?”

    列文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对于乡下带来的几匹马很感兴趣。他想要尽量地把这事情安排得又好又便宜;结果哪知道自己的马的花费比租来的马还要贵,而且他们照样还得租马用。

    “派人去请兽医,也许有暗伤。”

    “是的,是为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吗?”

    现在,列文听说由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到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大街需要套上一辆二马驾辕的大马车,驶过四分之一里的融雪的烂泥地面,然后让马车停上四个多钟头,每次得付五个卢布,再也不像他初到莫斯科时那样,觉得大吃一惊了。

    现在他已经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了。

    “租两匹马,套上我们的马车。”

    “是的,老爷!”

    多亏城市的条件,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在乡下要费很大心血和气力的麻烦事,列文走出去,叫了一部雪橇,坐上去向尼基特大街驶去了。路上他再也不想钱的事了,却在思虑怎样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彼得堡的学者结识,怎样同他谈论他的著作。

    只有刚到莫斯科那几天,那种到处都需要的、乡下人很看不惯的、毫无收益却又避免不了的浪费,曾使列文大为吃惊。现在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方面,他的情形和一般人所说的醉汉的情形一样:第一杯像芒刺在喉,第二杯像苍鹰一样飞掠而过,喝过第三杯就像小鸟一样畅行无阻了。当他换开第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为听差和门房购买号衣的时候,他不由自主他盘算着这些没有用的号衣,这笔钱抵得上夏季——就是,从复活节到降临节,大约三百个工作日的时间——雇两个每天从早到晚干重活的工人的花销,但是他暗示了一下没有号衣也行,老公爵夫人和基蒂就流露出惊异的神色,由此看来,这笔钱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用的了。他同那张一百元卢布的钞票分了手,心里不是没有斗争的。但是下一张钞票,那是他换开为亲友准备宴席的,一共花去二十八个卢布;虽然他想起这二十八个卢布就是工人们流血流汗地刈割好了、捆起来、脱了粒、扇去皮、筛过、包装起来的九俄石[1俄石合209.91升]燕麦的代价,然而比第一次就花得容易多了。现在换开一张钞票他再也不左思右想,像小鸟一样就飞了。不知是不是用钱换来的乐趣抵上了挣钱所费的劳力,反正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他那套低于一定价钱就不出售的生意经也忘怀了。他咬定价钱好久没有出卖的燕麦,却比一个月以前每石少卖了五十戈比。甚至照这样开销下去,过不了一年就得负债的盘算,也失掉了意义。只要银行里有钱就行,别管钱是怎么来的,那样就有把握明天有钱买牛肉了。直到现在他都遵守着这条规则:银行里总存着钱。但是现在银行里已经一文不剩了,他也不大知道上哪里去搞一笔钱来。基蒂提到钱的时候,这事就使他心烦意乱了一下;然而,他没有工夫考虑了。一边坐着车,他一边想着卡塔瓦索夫和他同梅特罗夫即将来临的会见——

    列文这次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又和他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自从他结婚以后就未见过面的卡塔瓦索夫教授重温旧好了。卡塔瓦索夫以他的开朗而单纯的人生观博得了列文的欢心。列文认为卡塔瓦索夫的明朗的人生观是由于他天资贫乏而来的,而卡塔瓦索夫认为列文的思想前后矛盾是由于他缺乏思想锻炼而起的;但是卡塔瓦索夫的开朗很中列文的意,而列文的丰富的、没有条理的思想卡塔瓦索夫也觉得很有意思,因此他们愿意常常见面,争辩一番。

    列文朗读过他的著作中的几章给卡塔瓦索夫听,很投合他的心意。前一天在公开演讲会上卡塔瓦索夫偶然碰到列文,对他说那个以文章博得列文的赞赏的大名鼎鼎的梅特罗夫现在在莫斯科,他对于卡塔瓦索夫对他讲的列文的著作很感兴趣,他明天上午十一点要到他家来,很愿意得到和列文结识的荣幸。

    “你的确大有进步,老弟,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哩,”卡塔瓦索夫一边说,一边在小客厅里迎接列文。“我听见门铃声,心里想:他决不会准时来的……喂,你觉得黑山人①怎么样?他们生来就是武士。”——

    ①黑山人即门的内哥罗人,是南斯拉夫西南地方的人。黑山国于一八六二年与土耳其作战失败后,一直受苏丹王的统治,但黑山人反对异国统治的斗争并未停止。一八七六年黑山国奋起抵抗。起义者联合组成部队,在山上进行游击战。

    “发生了什么事?”列文打听说。

    卡塔瓦索夫用三言两语对他讲了讲最近的消息,将他引进书房,把列文介绍给一个矮小健壮、面貌可亲的人。这就是梅特罗夫。谈话暂时涉及政治和彼得堡的要人们对最近事件的看法。梅特罗夫引用了来自可靠方面的官方消息,据说是沙皇和某位部长讲的话。但是卡塔瓦索夫却由官方听到沙皇说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话。列文极力揣摸会说出这两种话的情况,这个话题就丢开了。

    “他差不多写好了一部论劳动者和土地的关系的自然条件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作为自然科学家,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作动物学法则以外的东西;而且,恰恰相反,把人类看作要依周围环境而转移的东西,而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去探求它的发展规律。”

    “非常有趣哩,”梅特罗夫说。

    “我确实着手写了一部论农业的著作,但是研究了农业的主要因素——劳动者,”列文脸红了说。“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结论。”

    于是列文小心谨慎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样,开始阐明他的见解。他知道梅特罗夫写过一篇反对众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这种标新立异的见解能使他同情到什么程度,而且从那位学者的沉着而聪明的脸上的表情也推测不出来。

    “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罗斯劳动者的特殊性呢?”梅特罗夫说。“譬如说,是从他的生物学的性质呢,还是从他所处的环境?”

    列文觉察出这问题里已经包含着一种他不同意的观点;但是他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说俄罗斯的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为了说明这种理论,他连忙补充说,按他的见解,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移民到东方的广阔无人地区是他们的职责。

    “根据一个民族的一般职责来下结论,是容易误入歧途的,”梅特罗夫说,打断列文的话。“劳动者的情况永远是以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为转移的。”

    于是不容列文解释他的观点,梅特罗夫就开口阐明他自己的学说与众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学说的特色究竟何在,因为他根本不花费脑筋去了解。他看出梅特罗夫也像别人一样,尽管他曾在文章里大肆反驳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但他照样还是仅仅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考察俄罗斯劳动者的状况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东部——在俄国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于零,而工资——对于俄国八千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九的人说来——也不过刚刚够维持生活罢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资本还不存在,但他却只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劳动者,虽然在好多论点上他和经济学家们并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资理论,就是他向列文阐述的。

    列文勉勉强强地听着,最初还表示异议。他想要截断梅特罗夫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会进一步说明梅特罗夫的见解是画蛇添足。但是后来确信他们的看法是那样不同,彼此之间永远也不会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驳,只是听听而已。虽然对梅特罗夫说的话他现在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但是听着他说仍然觉得有点得意。由于这么一位博学多识的人居然会这样甘心情愿地、这样用心地对他说明他的见解,而且那么相信列文在这个论题方面的学识,以致有时只用一点暗示来说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认为这都是因为人家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罗夫跟他接近的人们谈来谈去都谈腻了,因此特别愿意跟每个生人谈谈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还不大明了的题目。

    “恐怕我们要迟到了,”卡塔瓦索夫说,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大论,他立刻就瞧了瞧表。

    “是的,今天业余协会举行庆祝斯温季奇的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卡塔瓦索夫说,回答列文的询问。“彼得·伊万内奇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应朗诵一篇论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们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确到时候了。”梅特罗夫说。“跟我们去吧,由那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兴听听你的大作。”

    “噢,不!还不行,还没有写完哩!不过我倒很高兴去参加纪念会。”

    “您听说了吗,朋友?我单独呈上去一份报告,”卡塔瓦索夫由另外一间房里喊道,他正在那里穿大衣。

    他们议论起大学里的论战。

    大学的问题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员会的三个老教授不接受年轻教授们的意见;而年轻人们就单独交出来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按某些人的见解,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是最简单和最正确的。

    于是教授们分裂成两派。

    卡塔瓦索夫那一派,认为对方玩弄卑鄙的出卖和欺诈的手腕;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对方年少无知和不尊重权威。列文,虽然不是大学里的人员,但是自从到了莫斯科他一再听见和谈论这件事,因此对这个问题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他也参加了谈话,这场谈话在路上一直继续着,直到他们三个人到达古老的大学校舍才罢休。

    大会已经开幕了。在卡塔瓦索夫和梅特罗夫就坐的那张铺着桌布的桌子旁坐着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低着头凑近手稿,正宣读什么。列文在桌子附近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小声向坐在旁边的一个学生问了问宣读的是什么。那个学生不高兴地看了列文一眼,说:

    “传记。”

    虽然列文对那位科学家的传记不感兴趣,但是他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而且听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一生中闻所未闻的一些趣事。

    那位朗诵的人读完的时候,主席向他道谢了一声,就高声诵读了诗人孟特为了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专程寄来的一篇诗作,附带还说了一两句感谢那位诗人的话。随后卡塔瓦索夫,以他那响亮而刺耳的声音,朗诵了一篇论人们正在庆祝他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这位人士的科学成就的文章。

    卡塔瓦索夫读完的时候,列文看看表,看到快两点钟了,想到去赴音乐会以前怎么也来不及向梅特罗夫宣读他的手稿了,况且,他现在也不想读了。在听朗诵的时候,他还思索了他们以前的那场谈话。现在他忧然大悟,虽然梅特罗夫的见解也许有意义,但他自己的见解也有意义;而且这两种见解只有按照各自选定的方向分头进行的时候,才能弄得明确和得出结果,如果交流意见是什么结果也得不出来的。列文打定主意,拒绝梅特罗夫的邀请,因此,一散会立刻走到他跟前。梅特罗夫把列文介绍给主席,他正和他谈论政治消息。梅特罗夫顺便又对主席讲了一遍他跟列文讲过的话,而列文也发表了今天早晨他发表过的意见,但是为了变换花样起见,也表示了一点新的见解——那是刚刚浮上他的脑海的。以后他们就又谈起大学的问题。因为这一套列文都听过了,他连忙对梅特罗夫说,他不能接受他的邀请深为抱歉,于是握手告别了,就坐着车到利沃夫家去了。

    同基蒂的姐姐纳塔利娅结婚的利沃夫,一生都在各国的首都和国外度过,他在那里受的教育,在那里做外交官。

    去年他辞去了外交官,倒不是由于什么不愉快(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不愉快的事情),而是调到莫斯科的御前侍从院。为的是能够使他的两个男孩受到最好的教育。

    尽管在习惯和见解上他们大不相同,而且事实上利沃夫比列文年纪大,但是那年冬天他们非常情投意合,而且彼此非常要好。

    利沃夫在家里,列文未经通报就走进去了。

    利沃夫穿着一件束着腰带的家常便服、一双麂皮靴,戴着一副蓝色镜片的pince-nez①,坐在安乐椅上,正在阅读摊在书桌上的一本书,他的纤美的手里夹着一支一半已化为灰烬的雪茄,小心地伸得离身子远远的——

    ①法语:夹鼻眼镜。

    他那漂亮、优雅、还很年轻的容貌,再加上他的光滑鬈曲的银丝发,使他更显得仪表堂堂,他一看见列文就微笑得容光焕发了。

    “好极了!我正要打发人去请您哩。哦,基蒂怎么样?坐在这里吧,这里舒服些。”他站起身来,移了移摇椅。“您看过最近一期《JournaldeSt.-Pétersbourg》①吗?我认为好极了,”他带着轻微的法国口音说——

    ①法语:《圣彼得堡日报》。该报是俄国半官方的报纸,创办于一八四二年,用法文出版。它从国库领取津贴,实际上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

    ②这里提到的是布斯拉耶夫院士(1818—1897)著的《俄文文法与教会斯拉夫语比较教本》(一八六九年)。

    列文说了他由卡塔瓦索夫那里听来的彼得堡的言论,稍稍谈了谈政治以后,列文就又叙述他和梅特罗夫的结识,以及他去赴会的情形。这引起了利沃夫很大的兴趣。

    “这就是我羡慕您的地方,您有资格进入这种有趣的科学界,”他说。而且,一开口,像往常一样,就换上了法语,这样他说起来更流利。“我真抽不出时间。我的公务和孩子们使我无暇及此了;况且,说出来不怕难为情,我受的教育太不够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列文带着微笑说,像往常一样,由于利沃夫把自己估计过低而感动了,他一点也不是故意为了要显得谦虚,甚至也不是谦虚,而的的确确是由衷之言。

    “唉,真的!我现在觉得我受的教育太少了!甚至为了教育孩子我都得重新温习,简直得学习好多东西。因为单单有了教师还不够,还得有人监督才行,就像您的农业上既需要劳动者又需要管家一样。这就是我正在阅读的,”他指着摊在书桌上的布斯拉耶夫文法②给列文看。“他们指望米沙会懂得这个,难得很哩……您给我讲讲好不好?这里他说……”

    列文极力说明这是不可能明白的,只能死记;但是利沃夫却不以为然。

    “噢,您在取笑我哩!”

    “恰恰相反,您想像不出,当我看着您的时候,我总是在学习我将要面临的工作——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哦,算了吧!您跟我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哩!”利沃夫说。

    “我只知道,”列文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们的孩子们更有教养的,而且也不希望比你们的孩子更好的孩子了。”

    利沃夫显然极力要克制住他的愉快神情,但脸上还是笑容可掬。

    “但愿他们比我有出息就好了!我只希望如此。您还不知道,对付像我的男孩们那份麻烦哩,他们由于国外那段生活变野了,”他说。

    “这全会弥补起来的。他们是那样聪明伶俐的孩子!主要的是道德教育。这就是我观察你们的孩子们的时候,学习到的一些心得。”

    “您还提道德教育哩!您想像不出有多么困难!这个毛病还没有克服,另外的毛病就又冒出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斗争。非得借助宗教的支持不行——您记得我们谈过的话吧——任何做父亲的,没有这种助力,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孩子教育成人的。”

    这种永远使列文觉得很有趣味的话题,因为打扮好了准备出门的美人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进来而打断了。

    “噢,我还不知道您在这里,”她说,显然不但不觉得过意不去,而且还高兴打断了她早就听过、而且听厌了的话题。“基蒂怎么样?我今天要到你们家里去吃饭。喂,阿尔谢尼,”

    她对她丈夫说。“你坐车去吧……”

    于是夫妇二人开始讨论那一天都要做些什么。因为丈夫有公事要去会一个人,而妻子要去赴音乐会,随后要去参加东南委员会的大会,因此有许多事情要作出决定和安排。列文,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参与了筹划工作。结果决定列文和纳塔利娅一道乘车去赴音乐会,以后再去参加大会,他们由那里再打发马车到衙门里去接阿尔谢尼,随后他再去接他的妻子,和她一路到基蒂家,如果他公务脱不开身,他就把马车打发回来,列文就陪她去。

    “你知道,他可把我奉承坏了哩,”利沃夫指着列文对他妻子说。“他硬说我们的孩子们好极了,但我在他们身上却看到那么多缺点。”

    “阿尔谢尼总爱趋于极端,我老这么说的,”他妻子说。静静的顿河

    “如果你事事都要尽美尽善,那就永远也不会称心如意了。爸爸说得非常对,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们走了一个极端,让我们住在顶楼,父母住在二楼,但是现在又颠倒过来了,父母住在贮藏室,而孩子们却住在二楼!如今做父母的简直没法活了,什么都为了孩子们。”

    “如果这样好些,为什么不呢?”利沃夫带着他那动人的微笑说,拍拍她的手。“不认识你的人,一定会认为你不是亲娘,而是一个后妈哩!”

    “不,反正走极端是不好的,”纳塔利娅沉静地说,把他的裁纸刀放在桌上一定的位置。

    “啊唷!到这里来,你们这些完美无瑕的孩子!”利沃夫对走进来的两个漂亮男孩说,他们对列文行了个礼以后,就走到他们的父亲跟前,显然想问他些什么。

    列文想和他们谈谈,听听他们和父亲讲些什么,但是纳塔利娅跟他聊起来,随后那个穿着御前侍从礼服来接利沃夫去会晤某人的、利沃夫的僚属马霍京走了进来;接着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黑塞哥维那①、科尔孙斯基公爵夫人,杜马②以及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暴死。

    列文连他所负的使命都忘了。他往前厅走去的时候才想起来。

    “啊唷,基蒂嘱咐我和您谈谈奥布隆斯基的事,”当利沃夫送他妻子和列文下楼去,停在楼梯口上的时候,他说。

    “是的,是的,maman要我们,lesbeaux-frères,③去向他兴师问罪,”利沃夫说,脸涨红了。“不过为什么要我去呢?”

    “好了,那么我去责问他吧!”他的妻子微笑着说,她披着雪白的轻裘斗篷等着他们谈完。“喂,我们走吧!”——

    ①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的南部地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②杜马,帝俄时代的国会。

    ③法语:这些连襟。

    在午前音乐会里,演奏了两项非常有趣的节目。

    头一支是《荒野里的李尔王》幻想曲①,第二支是为了纪念巴赫②而谱写的四重奏。两支乐曲都是新的,风格也是新奇的,列文很想对它们形成一种意见。他把他的姨姐护送到她的座位上以后,就在一根圆柱旁边站定了,打定主意尽可能聚精会神和诚心诚意地倾听。他竭力不让自己分心,不破坏自己的印象,不去望那总是煞风景地分散人家欣赏音乐的注意力的、系着白领带的乐队指挥的胳臂的飞舞,不去望那些戴着女帽、为了听音乐那么小心地把帽带结在耳朵上的妇女,不去望那些或是对什么都兴味索然,或是对什么都有兴味、只是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他用心避免遇见音乐专家和健谈的人,只站在那里,低垂着眼凝视着前方,留心谛听着——

    ①在瓦拉基列夫的音乐组曲《李尔王》(一八六○年以新的方式写的)里,其中有一支表现荒野里的李尔王和傻子的插曲,也有表现科苔莉娅的主题。

    ②巴赫(1685—1750),德国名作曲家。

    但是他越往下听李尔王幻想曲,他就越觉得不可能形成明确的意见了。音调永远逗留在最初的乐句上,好像在积蓄表现某种感情的音乐表情一样,可是一下子又粉碎了,分裂成支离破碎的新乐题,甚至有时只不过是作曲家一时兴之所至,非常错综复杂,但却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声音。就是这些若断若续的旋律,虽然有时很动听,但是听起来也很不悦耳,因为都是突如其来和冷不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像疯子的千思万绪一样。无缘无故地出现,而且也像疯子的情绪一样,这些情绪又变幻莫测地消逝了。

    在整个演奏期间,列文感觉得就像聋子看舞蹈一样。音乐演奏完毕的时候,他完全莫名其妙,由于注意力徒劳无益地过于集中而感到非常厌倦。掌声雷动。所有人都立起身来,走来走去,高谈阔论着。想要听听别人的印象来澄清一下自己的迷惑,列文去找专家,一看见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正和他的熟人佩斯佐夫聊天,他心里很高兴。

    “妙极了!”佩斯佐夫用深沉的男低音说。“您好,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刻画得特别生动,而且很柔和,很动听,就是说,音色很丰富的地方,是您感到科苔莉娅①,dasewigWeibliche②来临了,她开始和命运搏斗的那一节。不是吗?”——

    ①科苔莉娅是莎士比亚剧本《李尔王》中的女主人公。

    ②德语:那个永恒的女性。

    “什么,跟科苔莉娅有什么关系?”列文怯生生地问,完全忘记了这支幻想曲是描写荒野里的李尔王的。

    “科苔莉娅出现……看这里!”佩斯佐夫说,用手指轻轻弹一弹他手里的光泽的节目单,递给列文。

    这时列文才猛然回想起这幻想曲的题目,于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印在背面的、引自莎士比亚的、已经译成俄文的诗句。

    “没有这个你就听不懂了,”佩斯佐夫对列文说,因为听他讲话的人已经走掉,他没有别的人可谈了。

    在休息时间,列文和佩斯佐夫争论起瓦格纳①那一派的音乐的优缺点来。列文坚持说瓦格纳和他的所有追随者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企图把音乐引入其他的艺术领域,正如诗企图描写本来应该由美术描绘的容貌时也犯了同样错误,而且,为了举例说明这种错误,他引证了一个雕刻家,想用大理石雕出飘浮在诗人雕像台周围的诗的幻影。“雕刻家所雕的幻影一点也不像幻影,以致非得安在梯子上才行,”②列文说。他很欣赏这句话,但是记不起他以前说过没有,而且也记不起跟佩斯佐夫说过没有,说完了以后,他难为情了——

    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名作曲家。

    ②托尔斯泰指的是雕刻家安托考里斯基于一八七五年交给艺术学院的普希金纪念碑的设计。他表现普希金坐在一块岩壁上,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鲍利斯·戈东诺夫、吝啬的骑士、塔季扬娜、普加乔夫等等,顺着梯子攀登到他身边。根据雕刻家的设想,这个纪念碑可作为普希金下面这两句诗的插图,这两句诗是:“向我走来一群看不见的客人,久已相识的人,我的幻想的果实。”

    佩斯佐夫争辩说艺术是浑然一体的,只有融合了各种各样艺术才能臻于最完美的境界。

    音乐会的第二支乐曲列文不能够听了。佩斯佐夫站在他身边,一直跟他说东道西,吹毛求疵说这支乐曲采取了过分矫揉造作的朴实形式,并且拿来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的绘画的朴实风格比较。出去的路上,列文遇到好几个熟人,他和他们谈了政治、音乐和共同的朋友;同时他遇到的人里有博利伯爵。他完全忘了要去拜访他那回事。

    “哦,那么您现在就去吧,”利沃夫公爵夫人说,他对她讲了这件事。“也许他们不接见您,那么您就到会场去找我。

    您还会在那里找到我的。”

    六日瓦戈医生

    “也许他们今天不见客?”列文一边走进博利伯爵夫人的宅邸的门厅一边说。

    “他们见客的,请进,”门房说,果断地帮助他脱掉大衣。

    “真讨厌!”列文叹了一口气暗自想道,脱掉一只手套,把帽子弄平整。“唉,我进来做什么?我跟他们讲些什么呀?”

    他走进头一间客厅的时候,在门口遇见博利伯爵夫人,她心事重重,板着脸正对一个仆人下什么命令。看见列文,她微微笑了一笑,请他到隔壁的小客厅里去,那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在那间房里,安乐椅上坐着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和列文认识的一位莫斯科的上校。列文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就在沙发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帽子搁在膝头上。

    “您的夫人好吗?您赴音乐会了吗?我们不能去。妈妈得料理丧事。”

    “是的,我听说了……真想不到啊!”列文说。

    伯爵夫人进来,坐在沙发上,也问候了一声他的妻子,打听了一下音乐会的情况。

    列文回答了,又重复地问了问阿普拉克辛伯爵夫人的暴死。

    “不过她体质一向就很弱。”

    “您昨晚听了歌剧吗?”

    “是的,听了。”

    “露卡①很不错哩。”

    “是的,很不错,”他回答,因为他反正不在乎他们对他怎么看法,因此他就重复了一遍他们听过千百遍的关于那位歌手的天才的特色。博利伯爵夫人装出在倾听的模样。等他说够了,停顿下来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上校开口谈起来。他讲的也是关于歌剧和歌剧院的灯光的问题。末了,提了打算在秋林家举行的follejournée②以后,上校发出笑声,唏哩哗啦地站起身来,就走掉了。列文也立起身来,但是从伯爵夫人的脸色看起来还不到他走的时候。他得再熬一两分钟,因此他又坐下了——

    ①保玲·露卡(1841—1908),生在维也纳的意大利家庭里,是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手和具有高度天才的演员,在柏林被聘为宫廷歌手,她辞了职,在伦敦、美国、全欧、特别是七十年代俄国的意大利歌剧里演唱得很成功。

    ②法语:疯狂的一天。

    但是,因为他尽在沉思这有多么无聊,因此找不到话说,于是就默不作声。

    “您不去参加公开集会吗?据说非常有意思,”伯爵夫人开口说。

    “不,我答应了去接我的belle-soeur,”列文说。

    接着一阵沉默,母亲和她女儿又一次交换了眼色。

    “哦,我想现在到时候了,”列文想,立起身来。妇女们和他握手告别,请他向他妻子致意。

    门房一边伺候他穿大衣,一边问:

    “请问阁下住在哪里?”一边立刻就把他的住址登记到一个装帧精致的大簿子里。

    “自然啰,反正怎样都一样,不过到底使人很难为情,无聊透了!”列文暗自思索,只好用人人都免不了如此来聊以自慰;于是他就到委员会去,他得在那里找到他姨姐,然后陪着她到他自己家里去。

    在委员会的公开集会上有许多人,几乎整个社交界都荟萃一堂了。列文恰好赶上听到人人都说非常有趣的评论。评论完了的时候,社交界的人士就聚在一堆了,列文遇见斯维亚日斯基,他请他晚上一定去参加农业协会的会议,那儿要宣读一篇出色的报告。他也遇见了刚从赛马场回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有许多别的熟人。列文又说了而且听了那一套关于会议,新的幻想曲和公审的各种意见。但是大概是由于他开始感觉到精神太疲劳了的缘故,谈到公审的时候他无意中说错了话,后来好几次他一想起这次失言就十分懊悔。谈到一个在俄国受了审判的外国人所受的处罚,和把他驱逐出境的做法有多么失策的时候,列文重复了一遍他昨天听见一个熟人所说的话。

    “我认为,把他驱逐出境就像用放鱼入水的方式来处罚鱼一样,”列文说;说出口以后他才想起来他当做自己的话说出来的那句话是由一个熟人那里听来的,而实际上这句话是出自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他的熟人不过重复了报纸小品文栏上的话罢了。

    列文把姨姐送到他的家里,看见基蒂又高兴又健康,他就到俱乐部去了。

    列文到俱乐部正是时候。他到的时候,会员们和贵客们都陆陆续续乘着车来了。他好久不到那里去了——自从他迈出大学的门,住在莫斯科,进入社交界的时候起就没有去过了。他记得俱乐部和俱乐部结构上的外部详细情节,但是完全忘记了他从前感受到的印象。但是他坐车驶进那宽敞的半圆形院子,下了雪橇,走上台阶,劈面碰见一个静悄悄地打开门向他行礼的、佩着肩带的门房的时候;当他看见会员们认为脱在楼下比穿着上去更省事因而脱在门厅里的大衣和胶皮套鞋的时候;当他听到通报他上了楼的神秘铃声,在他踏上铺着地毯的不陡的楼梯发现楼梯口的雕像,而且在楼上看见一个他熟识的、但是变得老态龙锺穿着俱乐部的制服的第三个门房,不慌不忙替他打开门,凝视着来客的时候;旧日的俱乐部的印象,那种恬静、舒适而体面的印象又浮上了列文的心头。

    “请把帽子交给我,老爷,”门房对列文说,他完全忘了俱乐部那套规矩,帽子要放在门厅里。“您好久没有来了。公爵昨天给您登了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公爵还没有来哩。”

    这个门房不但认识列文,而且也熟悉他所有的亲友,立刻就提起了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

    穿过第一个隔着许多屏风的厅堂,又走过一间在右边隔开的地方坐着一个卖水果的商人的房间,列文赶过了一个慢条斯理地踱着方步的老头,就走进了一间人声喧哗的餐厅。

    他走过一张张的差不多全有人占据了的桌子,观察着宾客们。到处他都遇见各种各样的熟人,老的少的,有的是泛泛之交,有的是他的知己。没有一个脸上带着气愤和烦恼的神色。好像全把愁思苦虑和帽子一起丢在门厅里了,准备逍遥自在地享受一下人生的物质快乐。斯维亚日斯基、谢尔巴茨基、涅韦多夫斯基、老公爵、弗龙斯基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全在这里。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老公爵带着微笑说,把手由肩膀上伸给他。“基蒂怎么样?”他补充说,抚平了塞到背心钮扣里去的餐巾。

    “没有什么,她很好;她们三个人一齐在家里用饭。”

    “啊呀!又要‘东家长西家短’了!哦,我们桌上没有地方了。到那张桌上去吧,赶快占个座位,”老公爵说,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接过一盘鱼羹。

    “列文,到这里来!”有个离得远一点的人用亲切的声音呼喊。这是图罗夫岑。他和一个年轻军官坐在一起,他们旁边有两把翻倒了的椅子。列文高兴地走到他们跟前。他一直很喜爱那个善良、挥金如土的图罗夫岑——一见他就联想到他向基蒂求婚的事——但是今天,经过了那些紧张的要动脑筋的谈话以后,图罗夫岑的和颜悦色的面孔特别使人喜爱。

    “这是给你和奥布隆斯基留的。他马上就要来了。”

    那位眼睛里永远含着愉快和笑意、腰板挺得笔直的军官是彼得堡来的哈金。图罗夫岑给他介绍了一下。

    “奥布隆斯基总是姗姗来迟。”

    “啊,他来啦!”

    “你刚来吗?”奥布隆斯基说,加快脚步走到他面前。“你好吗?喝过伏特加吗?好,来吧!”

    列文立起身来,跟着他走到一张摆着伏特加和各式各样冷盘的大桌子跟前。也许有人认为由这二、三十种佳肴美馔里总挑得出一样合乎口味的,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指名要了一份特别珍贵的,一个站在旁边的穿制服的侍者立即把点的东西端了出来。他们每人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就回到座位上。

    他们还在喝汤的时候,哈金就叫了一瓶香槟酒,吩咐侍者斟满了四只玻璃杯。列文没有拒绝人家敬的酒,而且又叫了一瓶。他很饿,兴高采烈地又吃又喝,更加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同伴们那种随便而又妙趣横生的谈话。哈金压低声音,讲了彼得堡的一件新的轶事,轶事本身虽然很不像话而且很无聊,但是那么可笑,引得列文纵声大笑,以致左近的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这正和‘这我可真地忍受不了啦’那故事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啊唷,简直妙不可言!再来一瓶!……”他对侍者喊道,立刻就讲起那故事来。

    “彼得·伊里奇·维诺夫斯基敬的酒,”一个老侍者打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话,用托盘端来两只盛着泡沫翻飞的香槟酒的精致玻璃杯,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端了一杯,和坐在桌子那头的一个秃头红胡髭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微笑着对他点点头。

    “那是谁?”列文打听。

    “你在我家里见过他一次,记得吗?是一个老好人。”

    列文仿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样子,也端起酒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的轶事也很有趣。然后列文讲了一个,也博得了赞赏。接着他们就谈起马,当天的赛马,以及弗龙斯基的阿特拉斯内多么潇洒地获得了冠军。列文几乎都没有觉得午餐的时间是怎样消逝的。

    “啊,他们来了!”饮宴快结束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越过椅背把手伸给伴着一个身材魁伟的近卫军上校走过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也因为俱乐部的那种普遍的欢腾而愉快的气氛而容光焕发。他快活地把臂肘倚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肩膀上,对他私语了几句什么,而且带着同样快活的微笑把手伸给列文。

    “真高兴看见您,”他说。“那天我在选举大会上找过您,但是听说您已经离开了。”

    “是的,我当天就走了。我们正在谈您的马哩。我祝贺您!”

    列文说。“真是一场飞快的奔驰。”

    “是的,您也养着比赛用的马?”

    “不,我父亲养过;但是我还记得,懂得一点。”

    “你在哪里吃的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在圆柱后面,第二张桌子上。”

    “大家都在向他祝贺哩!”那个魁伟的上校说。“这是他第二次获得了皇帝的奖赏。要是我玩牌像他赛马那么走运就好了!”

    “哦,为什么浪费宝贵的光阴?我要到‘地狱’①里去了,”——

    ①“地狱”是英吉利俱乐部里的赌厅。

    那个上校说着就走掉了。

    “这是亚什温,”弗龙斯基回答图罗夫岑的询问,坐在他们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他把敬给他的酒一饮而尽,又叫了一瓶。不知是受了俱乐部的气氛的影响呢,还是酒性发作的缘故,列文和弗龙斯基畅谈起良种牲口来,发现他对这个人并没有怀着丝毫敌意觉得很高兴。他甚至还顺便提了他听他妻子说她在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那里见过他。

    “噢,玛丽亚·鲍里索夫公爵夫人,她真是个妙人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叫说,于是讲了她的一桩轶事,使大家都哗然大笑起来。特别是弗龙斯基那么温厚地大笑着,以致列文觉得和他完全和解了。

    “喂,完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立起身来,微笑着。“我们走吧!”

    一离开饭桌,列文觉着他走起来两只胳臂摆动得特别和谐和轻快,同哈金穿过一间间高大的房间到弹子房去了。他们穿过大厅的时候,遇见了他岳父。

    “喂,你欢喜我们这座自由宫吗?”公爵说,把胳臂伸出来让他挽住。“来,我们散散步。”

    “是的,我就是想要散散步,到处观光一番哩。真有趣!”

    “是的,你觉得有趣,但是我的兴趣可跟你的大不相同!你瞧瞧这些老头子,”公爵说,指着一个好容易才拖着两只穿着软皮靴的脚蹒跚地迎面走过来的、瘪嘴驼背的俱乐部会员。

    “你以为他们生来就是废蛋吗?”

    “废蛋!这是什么?”

    “你看,你连这个字眼都不懂得!这是俱乐部的行话。你知道滚蛋的游戏吧,一个蛋滚得次数多了,就变成废蛋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趟又一趟地不断到俱乐部来,最后就变成废蛋了。你瞧,你笑了,不过我们已经想到临到自己变成废蛋的时候了。你认识切琴斯基公爵吗?”公爵问,列文从他的脸色看出来他想讲什么好笑的事。

    “不,我不认识。”

    “哦,你怎么不认识,哦,切琴斯基公爵是一个名人哩。喂,没关系!你要知道,他总是打弹子的。三年前他还不是废蛋里的人,而且表现得神气十足。他自己还管别人叫废蛋哩。但是有一天他来了,我们的门房……你认识瓦西里吧?哦,就是那个胖子。他很会说俏皮话。哦,切琴斯基公爵问他说:‘喂,瓦西里,都来了些什么人?有废蛋吗?’于是瓦西里回答说:‘你是第三名哩!’是的,老弟,就是这么回事哩!”

    一边谈一边和遇见的熟人寒暄着,列文和公爵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那里已经摆好牌桌,一些老赌客在玩输赢不大的牌;客厅里,人们在下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坐在那里同什么人聊天;弹子房里,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沙发旁一群有说有笑的人,哈金也在内,正饮香槟酒。他们也参观了一下“地狱”,桌子旁拥挤着一群赌徒,亚什温已经在那里就了座。他们极力不要弄出声响来,走进那间光线朦胧的阅览室,那里,在罩着灯罩的灯下,坐着一个怒容满面的青年一本又一本地翻阅着杂志,还有一个秃头的将军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什么。他们又进入了公爵称之为“智慧室”的房间。那里有三位绅士正在热烈地谈论最近的政治新闻。

    “请来吧,公爵,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的一个伙伴来找他说,于是公爵就走掉了。列文坐下听了一会,但是回忆起他早晨听到的一切谈话,他突然觉得无聊透顶。他连忙站起身来去找奥布隆斯基和图罗夫岑,跟他们一起他觉得很愉快。

    图罗夫岑端着一大杯酒,坐在弹子房的高沙发上,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和弗龙斯基在遥远的角落里的门边谈天。

    “她倒不一定是苦闷,不过这种不明确的、悬而未决的处境……”列文无意中听到了,想要赶紧走开,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住了他。

    “列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列文发现他的眼睛里并非是眼泪盈眶,而是水汪汪的,就像他往常喝了酒,或者很感动的时候那副样子。而今天这两种情形他都有。“列文,别走开,”他说,紧紧挽住他的胳臂,显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他走。

    “这是我的真诚的、简直是最知心的朋友哩,”他对弗龙斯基说。“而你也是我的越来越亲密越知己的人;因此我希望你们,而且知道你们彼此一定会很亲睦,和好相处,因为你们都是好人。”

    “哦,那么我们除了接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啰!”弗龙斯基和蔼地开玩笑说,一边伸出手来。

    他连忙拉住他伸出来的手,紧紧握住。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列文说,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侍者,来一瓶香槟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也很高兴哩,”弗龙斯基说。

    但是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他们彼此都怀着希望,但是他们彼此却无话可说,两个人都觉察出来这一点。

    “你知道吗,他并不认识安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弗龙斯基说。“我很想带他去看看她。我们去吧,列文!”

    “真的吗?”弗龙斯基说。“她会高兴得很哩。我很想立刻就回家去,”他补充说。“不过我不放心亚什温,想留在这里等他赌完了再走。”

    “噢,他的情况不妙吗?”

    “他老是输,只有我才管得住他。”

    “喂,打打台球怎么样?列文,你玩吗?噢,妙极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摆好台球,”他对台球记分员说。

    “早就准备好了,”记分员说,他已经把弹子摆成了三角形,正滚着红球来消遣。

    “好,来吧!”

    打完一局以后,弗龙斯基和列文坐到哈金的桌旁,依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建议,列文打起纸牌来。弗龙斯基有时坐在桌子边,被川流不息地到他跟前来的朋友们簇拥着,有时就去“地狱”里看看亚什温。列文摆脱了早晨那种精神上的厌倦,领略到一种心悦神怡的心情。他很高兴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告终了,而那种心平气静、温文尔雅和欢畅的印象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打完牌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挽住列文的胳臂。

    “哦,那么我们去看安娜吧。马上去吗?啊?她会在家的。

    我早就答应过她带你去哩。你今晚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噢,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我答应斯维亚日斯基去开农业协会的会议。也好,我们去吧,”列文回答。

    “好极了!我们去吧!去看看我的马车来了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一个仆人说。

    列文走到桌子跟前,付清了他打纸牌输掉的四十个卢布,而且把俱乐部的花销付给一个站在门口的好像凭借着不可思议的方式知道了款项总数的矮小的老侍者,于是以一种奇特的姿势摆动着胳臂,穿过所有的房间到出口去了。

    “奥布隆斯基公爵的马车!”门房用恼怒的男低音吆喝。马车驶过来,他们两个坐上去。仅仅最初的一瞬间,在他们离开俱乐部的庭院的时候,列文还保留着俱乐部的恬静、欢欣和周围那种无容置疑的彬彬有礼的印象;但是马车一驶到大街上,他感觉到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听见迎面驶来的马车夫的怒喝声,望见光线朦胧的大街上一家酒馆和一间小店的红色招牌,这种印象就烟消云散了,他开始考虑他的行动,自问他去看安娜究竟妥不妥当。“基蒂会怎么看法?”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容他深思熟虑,好像猜中了他的疑惑一样极力想消除它。

    “你会认识她,我有多么高兴啊。”他说。“你知道,多莉老早就这么希望了。利沃夫也拜望过她,有时去她家里。虽然她是我的妹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下去。“我也可以不避嫌疑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她的处境非常痛苦,特别是目前。”

    “为什么特别是目前呢?”

    “我们正跟她丈夫交涉离婚的事。他也同意了,但是关于他们儿子的问题却困难重重,这件事本来早就应该了结,可是却拖延了三个来月。她一离了婚就和弗龙斯基结婚。那种陈旧的仪式多么无聊,绕来绕去歌颂着:‘欢呼吧,以赛亚!’那一套谁都不相信、却妨碍着人家幸福的仪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上一句说。“哦,那时他们的处境就和你我的一样正常了。”

    “有什么困难呢?”

    “啊,说起来话长,真让人厌倦哩!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切都是那样不明确。问题是她已经在人人都认识她和他的莫斯科住了有三个月了,等待着离婚,哪里也不去;除了多莉任何女人也不见,因为,你明白的,她不愿意人家像发慈悲似地去看望她。连那个愚蠢的瓦尔瓦拉公爵小姐也认为这是有失体面的,丢下她走了。哦,你看,随便什么女人处在她这种境况下都要一筹莫展。但是她……你且看看她怎么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有多么沉静和高贵!向左转,就在教堂对面那条巷子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喊了一声,弯着腰由马车窗口里探出身来。“呸,好热啊!”他说,虽然是摄氏零下十二度,但是他把已经解开钮扣的大衣敞得更大了。

    “不过她有个女儿,她大概是忙着照管她吧?”列文说。

    “我看你把任何女人都只看成母的,unecouveuse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假如做什么,一定是为孩子们操劳。不,我想安娜把她抚养得好极了,但是我们听不见她说到她。她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写作。我看你在讽刺地冷笑哩,但是你错了。她在写作一部儿童作品,她同任何人都没有提过,但是她念给我听了,我把原稿拿给沃尔库耶夫看过……你认识那个出版商的……他自己似乎也是作家。他很内行,据他说,是一部非常精采的作品。不过,你认为她是女作家吗?一点也不是的!她首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女人,你会看到的!现在她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她得照料一大家子人哩。”

    “什么,这倒有点像行善?”

    “你看你,马上就往坏处想了。不是行善,而是富于同情心。他们——我是说弗龙斯基——有一个英国调马师,那一行的能手,不过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他完全沉溺在酒里,得了deli-riumtremens②,抛下家庭无人照管。她看见了他们,就帮他们的忙,越来越关心他们,现在他们全家都由她负担;可是她并不是以恩人自居,只破费点钱就算了;她亲自为那些男孩子投考中学补习俄语,并且把那个小姑娘收养到家里。不过你会亲眼看到的。”——

    ①法语:一个抱窝的母鸡。

    ②拉丁语:酒精中毒症。

    马车驶进庭院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门口使劲按铃,门前停着一辆雪橇。

    也不向开门的仆人问一声安娜在不在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走进了大厅。列文跟着他,但是越来越怀疑他做得是否得当。

    朝镜子里瞥了一眼,列文觉察出自己的脸通红;但是他确信他并没有喝醉,他跟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在楼梯口上有一个仆人像对什么熟朋友一样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鞠躬致敬,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他问了问安娜那里有什么客人,他回答说沃尔库耶夫先生在。

    “他们在哪里?”

    “在书房里。”

    穿过一间嵌着深色镶花板壁的小餐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列文踏着柔软的地毯走进半明半暗的书房里,房间里点着一盏罩着暗色大灯罩的灯。安装在墙壁上的另外一盏反光灯照亮了一幅女人的全身大画像,引得列文不由自主地注目起来。这是安娜的画像,是在意大利时米哈伊罗夫画的。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方格细工的屏风后面,正在谈话的男人的声音静下来的时候,列文定睛凝视着那幅画像,它在灿烂的光辉下好像要从画框中跃跃欲出,他怎样也舍不得离开。他甚至忘记他在哪里,也没有听见在谈论些什么,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美妙得惊人的画像。这不是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妩媚动人的女人,她长着乌黑鬈发,袒肩露臂,长着柔软汗毛的嘴角上含着沉思得出了神的似笑非笑的笑意,用一双使他心荡神移的眼睛得意而温柔地凝视着他。她不是活的,仅仅是由于她比活的女人更美。

    “我非常高兴哩,”他冷不防听到身边有个声音说,显然是对他说的,这就是他所叹赏的那幅画像上的女人本人的声音。安娜从屏风后走出来迎接他,列文在书房的朦胧光线中看见画里的女人本身,她穿着闪色的深蓝服装,同画中人姿态不同,表情也两样,但还是像画家表现在画里的那样个绝色美人。实际上她并不那样光彩夺目,但是在这个活人身上带着一种新鲜的魅人的风度,这却是画里所没有的。

    十白痴

    她立起身来迎接他,并不掩饰看见他而感到的快乐心情。她伸出有力的纤巧的手,给他介绍沃尔库耶夫,指着坐在屋子里作针线的一个红发的漂亮小姑娘,说她是她的养女,她那种雍容娴雅的风度,表现出列文很熟悉而且很欢喜的上流社会的妇女的举止,永远是那样安详和自然。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她重复一遍说,从她嘴里说出的这句简单的话在列文听来似乎含着特殊的意义。“我早就认识您,而且很欢喜您,由于您跟斯季瓦的友谊以及您妻子的缘故……我只跟她认识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她留给我像可爱的鲜花一般的印象,简直是一枝鲜花哩。而她不久就要做母亲了!”

    她流利地、从容不迫地谈着,有时眼光由列文身上转移到她哥哥身上。列文感觉到他给人的印象是良好的,立刻就变得似乎从小就认识她那样随便、自然和愉快了。

    “我和伊万·彼得罗维奇到阿列克谢的书房里来,”为了回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可不可以吸烟的问题的时候她这样说。“就是为了吸吸烟哩。”瞥视了列文一眼,没有问他抽不抽烟,就把一只玳瑁烟盒拉过来,从里面取出一支烟卷。

    “你今天身体好吗?”她哥哥问。

    “还好。神经还跟平常一样。”

    “好得出奇,不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发觉列文在不住地凝视那幅画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画像。”

    “而且惟妙惟肖得惊人哩,是不是?”沃尔库耶夫问。

    列文的眼光由画像上移到本人身上。当安娜感觉到他的眼光逗留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列文的脸涨得绯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刚要张口问她是不是好久没有见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了;但是正在这时安娜自己开口说了。

    “我跟伊万·彼得罗维奇刚刚在谈论瓦先科夫最近的一些绘画哩。您看见过吗?”

    “是的,我看见过,”列文回答。

    “不过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话吧?您刚刚要说……”

    于是列文问她最近见过多莉没有。

    “她昨天来过。为了格里沙的缘故,她很生那个中学校的气哩。拉丁文教师似乎待他很不公平。”

    “是的,我看见过他的那些绘画。不过我不大喜欢,”列文说,又回到她最初讲起的话题上去。

    列文现在讲话的口吻一点也不像今天早晨他谈话时那样呆板乏味了。他和她谈的一言一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同她谈话是一桩乐事,而倾听她说话更是一桩乐事。

    安娜不但说得又自然又聪明,而且说得又聪明又随便,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见解有什么了不起,却非常尊重对方的见解。

    谈话转移到艺术的新流派和一个法国画家为《圣经》所绘的新插图上去了①。沃尔库耶夫责备那位画家把现实主义发展到粗俗不堪的地步。列文说法国人比任何人都墨守成规,因而认为返回到现实主义是特别有价值的事。他们认为不撒谎就是诗哩。

    列文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使他这样心满意足的机智言语。当安娜突然赏识这种想法的时候,她容光焕发了。她笑了。

    “我笑,”她说,“就像人看见一幅非常逼真的画像笑起来一样!您所说的话完全描绘出现代法国艺术、绘画、甚至文学——左拉,都德——的特色。但是也许总是这样的,他们先根据想像的假定的人物来conceptions②,等到把一切comCbinaisons③都安排好了的时候,又厌弃了这些虚构的人物,开始想出一些更自然、更真实的人物了。”④——

    ①《圣经》的新插图是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多勒(1832—1883)所作,他画的《圣经》插图于一八六五年发表。托尔斯泰认为,多勒取材于《圣经》和《福音书》,把它们看做“熟悉的主题”,“只关心美”,就是只追求对人物形象的美学的、而不是宗教的处理。

    ②法语:构思。

    ③法语:布局。

    ④据穆德英译本注:无论左拉,无论都德,那时都没有获得他们以后取得的名誉和声望,但是即使在他们初期的作品里,其中显然也有力求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实的意图,托尔斯泰从中看出一种对于长期统治法国文学艺术的传统的自然的反抗。

    “是的,的的确确是这样,”沃尔库耶夫说。

    “这么说,你去过俱乐部了?”她对她哥哥说。

    “是的,是的,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列文想着,完全出了神,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陡然间完全变了色的、美丽的、善于变化的面孔。列文没有听见她探过身去对她哥哥说了些什么,但是她的表情的变化使他惊讶了。她的脸,一瞬间以前悠闲恬静中还显得那么优美端丽,突然显出一种异样的好奇、气愤和傲慢的神情。但是这都是转瞬之间的事。她眯缝起眼睛,好像在回忆什么。

    “唉,不过,谁都不感觉兴趣的,”她说,于是转身对那英国女孩说:

    “Pleaseordertheteainthedrawing-room.”①那女孩立起身来,走出去了——

    ①英语:请去关照在客厅里摆茶。

    “喂,她考试及格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追问。

    “好极了!她是个很有才能的姑娘,性格温柔可爱。”

    “结果你爱她会胜过爱你自己的孩子哩。”

    “这是男人的说法。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我爱我的孩子是一个样,我爱她是另外一个样。”

    “我刚刚还跟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哩,”沃尔库耶夫说,“假如她把用在这个英国女孩身上百分之一的精力贡献给俄国儿童的普及教育事业,那她就是做了一桩伟大而有益的事业了。”

    “是的,不过,随便您怎么说也好,我不可能那样做。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很鼓励我。(她一边说阿列克谢·基里雷奇伯爵这个辞,一边用祈求的胆怯的眼光瞥了列文一眼,而他也不由地报之以尊敬和认可的眼色。)他鼓励我致力于乡村学校的事业。我去过几次。他们都是些可爱的小孩,但是我怎么也不喜欢这个事业。您提到精力。而精力是以爱为依据的。爱是无从强求,勉强不来的。我爱这个小女孩,我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她又瞥了列文一眼。她的笑容和眼色——这一切都向他表示出她的话仅仅是对他讲的,她尊重他的意见,而且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互相了解的。

    “这一点我完全明白,”列文说。“人决不可能把心投入这一类学校或机关里去,我想这就是慈善机关所以总收效不大的原因。”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微微一笑。

    “是的,是的,”她证实说。“我永远也办不到。Jen’aipaslecoeurassezlarge,①没有办法爱整个孤儿院里的讨厌的小姑娘。Celanem’ajamaisréussi.②有那么多妇女曾经用这样手段取得positionsociale③。特别是目前,”她带着忧愁和信赖的神情说下去,表面上似乎是对她哥哥说,但是显然只是说给列文听的,“在目前我非常需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却不能做!”她猛然间愁眉紧锁(列文明白她是因为谈到自己的事而皱起眉头的),改变了话题。“我听见人家议论过您,”她对列文说,“说您是一个不好的公民,我还尽力为您辩护过哩。”——

    ①法语:我的心胸不够开阔。

    ②法语:这我永远办不到。

    ③法语:社会地位。

    “您怎样为我辩护?”

    “那要看攻击的情形了。不过,请来喝点茶吧?”她立起身来,拿起一本用鞣皮做封面的书。

    “交给我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沃尔库耶夫说,指着那本书。“很有价值哩。”

    “噢,不,不过是一部草稿罢了!”

    “我跟他讲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指着列文对妹妹说。

    “你做得毫无道理。我的著作有点像丽莎·梅尔察洛娃往常向我兜售的那些在监狱里做的雕刻的小花篮。她在这个协会负责管监狱的事。”她对列文说。“这些可怜的人真是做出了耐心的奇迹呢。”

    列文在他已经非常喜爱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出另外一种特点。除了智慧、温雅、端丽以外,她还具有一种诚实的品性。她并不想对他掩饰她的处境的辛酸苦辣。她说完长叹了一声,立刻她的脸上呈现出严肃的神情,好像石化了。带着这副表情她的面孔变得比以前更加妩媚动人了;但是这是一种新奇的神色;完全不在画家描绘在那幅画像里的那种闪烁着幸福的光辉和散发着幸福的神情范畴以内。在她和她哥哥臂挽着臂穿过高高的门口的时候,列文又望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心情。

    她请列文和沃尔库耶夫到客厅里去,她自己和她哥哥留下说几句话。“是谈离婚,谈弗龙斯基,谈他在俱乐部做什么,还是谈我?”列文暗自纳闷。安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议论什么的问题使他这样激动不安,以致他几乎都没有听见沃尔库耶夫正在叙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为儿童写的那部小说的优点。

    饮茶的时候,那种妙趣横生的愉快的谈话一直不断。没有一个时候需要找寻话题;恰恰相反,他觉得时间太不充裕,说不完心里想说的话,因而情愿抑制住自己,好听听别人说些什么。列文觉得所有说过的言语,不仅她说的,还有沃尔库耶夫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的,由于她的注意和评论都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谛听着这场有趣的谈话,列文一直在欣赏她:她的美貌、聪明、良好的教养,再加上她的单纯和真挚。他一边倾听一边谈论,而始终不断想着她,她的内心生活,极力猜测她的心情。而他,以前曾经那样苛刻地批评过她,现在却以一种奇妙的推理为她辩护,替她难过,而且生怕弗龙斯基不十分了解她。将近十一点钟,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沃尔库耶夫早已走了),列文觉得仿佛他刚刚才来似的。依依不舍地,列文也站起身来。

    “再见!”她说,握住他的手,用一种迷人心魄的眼光凝视着他。“我很高兴,quelaglaceestrompue①.”——

    ①法语:坚冰打破了。

    她放了他的手,眯缝着眼睛。

    “请转告您的妻子,我还像以往一样爱她,如果她不能饶恕我的境遇,我就希望她永远也不饶恕我。要饶恕,就得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才行,但愿上帝保佑她不受这种苦难!”

    “一定的,是的,我一定转告她……”列文说,脸涨得绯红。

    十一

    “一个多么出色、可爱、逗人怜惜的女人!”他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到严寒的空气里的时候,他这样想。

    “喂,怎么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看出列文已经完全被征服了。

    “是的,”列文沉思地说,“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不但聪明,而且那么真挚……我真替她难过哩。”

    “上帝保佑,不久一切就都解决了!哦,下一次再说吧,凡事不要过早地下判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打开马车的车门。“再见!我们要分手了。”

    列文心里不住地想着安娜和他们交谈过的一切,甚至最简单的话语,回想她脸上的一切细微的表情,越来越体谅她的处境,越来越替她难过,就这样回到家里。

    到家里,库兹马告诉列文说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然无恙,她的两位姐姐刚走不久,而且交给他两封信。列文当时就在前厅里读了,免得以后使他分心。有一封是他的管家索科洛夫寄来的,上面写着说小麦脱不了手,因为人家每蒲式耳小麦只肯出五个半卢布,又附上一笔说再也没有地方筹钱了。另一封信是他姐姐来的,责备他还没有把她的事情料理出一个眉目来。

    “好吧,如果不肯多出价钱,我们就按五个半卢布卖出去。”列文当机立断,轻而易举地就把头一桩事情解决了,虽然他以前觉得那么难以处置。“真奇怪,在这里怎么会忙到这种地步,”他想到的是第二封信。他觉得事情全怪自己,因为他还没有办好他姐姐托付他的事。“今天我又没有到法庭去,不过今天我实在没有时间。”于是下定决心明天一定去法庭,他就到他妻子那里去了。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回想着他所过的这一整天的情景。所有的事情都是谈话:他留神倾听的或者他参与了的谈话。这些谈话都是关于这一类的话题,这类话题,如果他单独在乡下是决不会谈起的,但在这里却谈得非常有趣。这一切谈话都很不错;只有两件事不大妥当。一个是他谈到鱼的话,另外一桩是他对安娜抱着的亲切的同情心有点·不·大·对·头。

    列文发现他妻子闷闷不乐。三姊妹的会餐本来是进行得很欢畅的,但是她们左等右等他一直不来,结果都厌烦起来了,后来她的两个姐姐都离开了,丢下她孤零零一个人。

    “喂,你都做了些什么?”她问,正视着他那含着一种可疑的神色的眼睛。但是为了不妨碍他吐露出全部真情,她掩藏起她的察颜观色的眼光,故意带着一副赞赏的笑容倾听他叙述他晚上是怎样消磨的。

    “哦,我很高兴碰到了弗龙斯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随便和自然。你要明白,我现在一定设法不再和他见面,不过那种别扭劲已经不存在了。”他一边说,一边回想到,他虽然说·要·设·法·永·远·不·再·跟·他·见·面,可是马上又去看了安娜,于是他的脸涨得通红。“你瞧,我们总说人爱喝酒,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谁喝得更多——农民呢,还是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农民过年过节才饮酒,但是……”

    但是基蒂对于人们纵酒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她看见他脸上的红晕,因此很想弄明白其中的缘故。

    “嗯,以后你又到哪里去了?”

    “斯季瓦死命求我去拜望一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说了这话列文的脸涨得越发红了,他去探望安娜究竟是否得当的疑团终于解决了。他现在才明白他本来不应该去的。

    一提到安娜的名字,基蒂就神情异常地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而且闪闪放光,但是她极力控制住自己,隐藏着自己的激动,而且瞒过了他。

    “啊!”她只说了这么一声。

    “我想,我去了你大概不会生气吧!斯季瓦要我去的,而多莉也希望这样哩,”列文接着说下去。

    “嗯,不!”她说,但是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她在极力压制着自己,兆头很不好。

    “她非常可爱,非常,非常逗人怜惜,而且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哩,”他说,于是就讲起安娜、她的工作和她托他转达的问候。

    “是的,她自然很逗人怜惜啰,”等他说完,基蒂这么说。

    “你接到谁的信?”

    他就告诉了她,而且被她的平静声调骗得信以为真了,于是他就去换衣服。

    他返回来的时候,发现基蒂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安乐椅上。他走近的时候,她望了他一眼,突然抽抽噎噎地呜咽起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爱上那个可恶的女人了!她把你迷住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了。是的,是的!这还会得出什么结果?你在俱乐部喝了又喝,还赌博,以后又到……又到什么人那里去了?不,我们还是走吧!……我明天就动身!”

    列文很久都劝慰不好他妻子。最后他认错说他喝了那些酒以后,一种怜悯心使他忘其所以,因而受了安娜的狡猾的诱惑,并且说他今后一定要避开她,总算才把她安慰得平静下来。他真心诚意地承认的一件事是:在莫斯科逗留了这么久,除了吃喝玩乐,东拉西扯以外无所事事,他简直变得糊涂了。他们一直谈到早上三点钟。那时他们才完全言归于好,可以入睡了。

    十二

    送走了客人们以后,安娜并没有坐下来,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虽然整整一晚上她都在无意识地(就像她近来对待所有的年轻人的做法一样)施展出全部魅力来唤醒列文对自己的爱,虽然她知道她在一个晚上就做到了能使一个体面的有妇之夫倾心的地步,虽然她非常喜欢他(尽管由男人的观点看来,弗龙斯基和列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在他们身上看出使得基蒂爱上了他们两个的那种共同的特点),但是他一走出那间屋子,她就不再想他了。

    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思想,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苦苦地纠缠着她。“如果我对别的人们,对这个热爱他妻子的已婚男子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冷淡呢?……倒不一定是冷淡,他是爱我的,这一点我知道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使我们发生裂痕。他为什么一晚上都不在家?他托斯季瓦带口信来,说他不能离开亚什温,得监视着他赌钱。难道亚什温是小孩吗?就算这是真情实话。他是从来不撒谎的。不过在这实情后面还有些别的蹊跷。他很高兴有机会向我表示一下他还有别的义务。这我知道,而且我也承认。不过为什么要向我证明呢?他想向我证明他对我的爱情不应该妨害他的自由。但是我并不需要证明;我需要爱情!他应该明白我在莫斯科生活有多么苦。这还叫生活吗?我不是活着,而是在等待着一种拖延了又拖延的结局。还没有回信!斯季瓦说他不能去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而我也不能再写信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动手,什么都不能改变!我抑制着自己,等待着,给自己找娱乐——英国人的家庭、写作、阅读,这一切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罢了,不过是一种吗啡而已。他应该可怜我的,”她说,感觉着自怜自爱的眼泪涌上她的眼睛里。

    她听见弗龙斯基用力按门铃的声音,于是赶紧揩干了眼泪,不但揩干眼泪,而且还坐在一盏灯旁边,打开一本书,装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她一定要让他看出,他没有在约好的时候回家她很不痛快,仅仅是不痛快而已,她决不让他看出她很伤心,更不让他看出她很可怜自己。她可以可怜自己,但是可不要他来可怜。她不愿意吵架,而且还责备过他想吵嘴,但是她不知不觉地就采取了一种斗争的姿态。

    “哦,你不寂寞吧?”他说,愉快而活泼地向她走过来。

    “赌博真是一种可怕的嗜好!”

    “不,我不寂寞,我早就学会不觉得寂寞了。斯季瓦和列文来过。”

    “是的,我知道他们要来看望你。你觉得列文怎样?”他说,在她身边坐下。

    “我很喜欢他。他们刚刚走了不久。亚什温搞得怎样了?”

    “他赢了,赢了一万七千。我招呼他走。他真的已经要离开了。但是他又回去了,现在他已经输了。”

    “那么你留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她说,突然抬起头仰望着他。她的脸上的表情是冷淡而又怀着敌意的。“你对斯季瓦说,你留着为的是把亚什温叫走,但是结果你又撇下他不管了。”

    同样的冷冷的准备争吵的表情也表现在他的脸上。

    “第一,我并没有托他给你带什么口信;其次,我从来也没有撒过谎。主要的是,我愿意留在那里,所以就留下了,”他皱皱眉头说。“安娜,为什么,为什么?……”他停顿了一下追问说,向着她探过身去,张开他的手,希望她会把手放到他的手里去。

    她很高兴他这种要求柔情蜜意的表示。但是一种奇怪的邪劲不让她屈服于她的冲动之下,好像斗争的情况不允许她投降似的。

    “自然你想留下就留下了。反正你总是想怎样就怎样。但是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呢?为什么?”她说,越来越激动了。

    “难道有人否认你的权利了吗?但是你总愿意你有理,因此你就有理好了!”

    他的手捏紧了,他扭过身去,脸上流露出一种比以前更为倔强的神情。

    “在你说这是固执,”她说,聚精会神地凝视了他一番以后,突然给那种使她那么恼怒的神情找到了一个名目。“不过是固执罢了!对于你是征服我的问题,而对于我……”她又为自己难过起来,几乎要流泪了。“但愿你知道这对于我会怎样就好了!像我现在这样,感觉到你对我抱着敌意——的确是抱着敌意——的时候,但愿你知道这对我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如果你知道我在这种时刻是如何地濒于绝望,我是多么害怕,多么害怕我自己就好了!”于是她扭过身去,隐藏住她的啜泣。

    “但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一见她的绝望神情不由得害怕起来,又探过身去,拉住她的手,吻了吻。“怎么啦?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了吗?我不是在避免和妇女交际吗?”

    “但愿如此!”她说。

    “喂,你说吧,我怎样才能使你安心呢?只要使你快乐,随便要我做什么都行,”他接着说下去,被她的绝望神情打动了。“为了不使你像现在这样,我什么事不愿意做啊!安娜!”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孤寂的生活呢,还是我的神经……哦,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赛马怎么样?你还没有跟我说哩,”她尽力掩饰住由于获得胜利而得意洋洋的样子,因为胜利终于属于她了。

    他吩咐开晚饭,就开始对她讲赛马的事;但是由他的越来越冷淡的语气和神色看来,她看出他并没有宽恕她获得胜利;而她所反对的那股固执神情,又在他身上露出了锋芒。他对她比以前更冷淡了,仿佛他后悔屈服了一样。而她,回想起使她获得了胜利的言语:“我濒于绝望,害怕我自己,”她感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不能再使用第二次的。她感到除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爱情之外,在他们当中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敌对的恶意,这种恶意她不能从他心里,更不能从她自己心里驱除出去。

    十三老人与海

    一个人没有过不惯的环境,特别是如果他看到周围的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的话。三个月以前,列文决不会相信他处在现在的情况下能够高枕无忧地沉入睡乡:过着漫无目标的、没有意义的生活,而且又是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在狂饮(除此以外他对俱乐部里发生的事不可能有别的称呼)以后,在对他妻子一度恋爱过的那个男子表示了不适当的友谊以后,在对一个他只能称之为堕落的女人做过更不适当的拜访以后,而且受了这个女人的魅惑和惹得他妻子很伤心以后,在这种境况下居然能够安然地入睡。但是在疲倦、通宵不眠和酒力的影响下,他甜酣而宁静地入睡了。

    早晨五点钟,开门的响声惊醒了他。他跳起来四下张望。基蒂已经不在床上他旁边了。但是在屏风后边有一线灯光在移动,他听见她的脚步声。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仍然睡意惺忪。

    “基蒂,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她说,手里拿着蜡烛从隔扇后面走出来。

    “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她带着一种特别甜蜜而意味深长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开始了吗?开始了吗?”他吃惊地说。“得打发人去……”他慌慌张张地动手穿衣服。

    “不,不,”她微笑着说,用手把他拦住了。“我想没有什么。我只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

    她又回到床上,熄灭了蜡烛,躺下来,就没有动静了。虽然她那种似乎在屏息静气的沉静,特别是当她由隔扇后边出来,脸上带着一副特别温柔和兴奋的神情说:“没有什么!”引起了他的猜疑,但是他是那样昏昏欲睡,以致他马上又沉入睡乡了。以后他才想起了那种屏息静气,明白了在她动也不动地躺在他身边,等待着女人一生中的最大事件时,她的温柔可爱的心灵里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七点钟的时候,他被她的手在他肩膀上的触摸和她的轻悄的耳语声唤醒了。她似乎处在又后悔唤醒他又想要同他讲话的矛盾心情中。

    “科斯佳,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派人去请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

    蜡烛又点亮了。她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什么编织的活计,那是她近几天来经常做的工作。

    “请你千万不要惊慌!没有什么。我一点也不害怕,”看见他的惊慌失色的面孔,她说,把他的手紧按在自己的胸前,随后又紧贴在她自己的嘴唇上。

    他连忙跳起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边穿上晨衣;随后站住不动了,眼睛仍然凝视着她。他该走了,但是他舍不得走出她的视线以外。他爱那副面孔,而且熟悉那张脸上的一切表情和眼色,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副模样。他一回忆起昨天引起她的悲痛,他就觉得在她面前,在现在这样的她面前,自己有多么卑鄙可耻!她那被睡帽下面弹出的柔软的鬈发环绕着的红晕面孔,闪耀着愉快和坚定的光辉。

    虽然基蒂的性格一般地很少有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当一切掩盖都抛掉了,她的心灵在她的眼睛中闪耀着的时候,列文一见其中所显露的神情不由得惊异不止。而处在这种单纯而坦白的心灵中的她,他所挚爱的人,比从前更加出众了。她微笑着凝视着他;突然间她的双眉紧蹙,她抬起头来,迅速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紧紧依偎在他身上,把他包围在她的热的气息里。她在受苦,而且似乎在向他诉苦一样。最初一瞬间,由于习惯成自然了,他觉得都是他的过错。但是她的眼色里含着温柔的神情,说明了她不但不怪罪他,反倒为了这种痛苦而爱他。“如果不是我的过错,那么是谁的呢?”他无意识地沉思着,寻找着该受处分的罪人,但是没有一个罪人。她痛苦,抱怨,在痛苦中得意扬扬,为她受的痛苦而高兴,而且爱着这种痛苦。他看出她的心灵里起了一种崇高的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明白。那是超乎他的理解力的。

    “我派人接妈妈去了。你赶快去请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科斯佳!……没有什么,已经过去了。”

    她从他身边走开,按按铃。

    “好了,现在就去吧。帕莎要来了。我很好哩。”

    列文看见她又拿起她夜间取来的编织活计,动手织起来,不禁大吃一惊。

    列文从一扇门里走出去的时候,他听见使女从另一扇门进来。他站在门口,听见基蒂详细地指挥着使女,借着她的帮助亲自在移动床铺。

    他穿好衣服,趁着还在套马的时候——因为时候太早,还没有出租雪橇的影子——他又跑回寝室去,不是蹑手蹑脚,却像生了翅膀。两个使女正忙着挪动寝室里的什么东西,基蒂一边踱来踱去,一边编织着,飞快地抽动着针线,一边作出安排。

    “我现在就去请医生。已经去接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了,不过我还要去一趟的。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噢,是的,到多莉家去吗?”

    她望望他,显然并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是的,是的!去吧,”她急急地说,皱着眉头,挥手要他走开。

    他已经走进客厅了,突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呻吟声从寝室里发出来,转瞬之间又平静了。他站住,很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她,”他自言自语,双手抱着头,跑下楼去。

    “啊呀,主啊!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翻来覆去地说着这些突然意想不到地涌到他嘴边的言语。而他,一个不信教的人,重复这些话还不仅仅是口是心非的哩。在那一瞬间,他知道不论他的疑惑,不论凭着理性他怎么没有信教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自己意识到的——丝毫都不妨碍他向上帝呼吁。现在这一切像灰尘一样由他内心里飞出去。如果不向掌握着他自己、他的灵魂、他的爱情的上帝呼吁,他还能向谁呼吁呢?

    马还没有套好,但是他感觉着体力和精神都特别紧张,足以应付摆在面前的一切,为了不浪费片刻时间,他不等马车,就步行出发了,告诉库兹马来追他。

    在转角上,他遇着一辆夜间的出租雪橇匆匆驶过去。在那辆小雪橇里坐着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披着天鹅绒斗篷,头上包着围巾。“感谢上帝!”他喃喃地说,欢喜若狂地认出来她那披着淡黄色头发的小脸,那张脸上现在带着一副特别认真的、甚至是严肃的表情。他并没有吩咐雪橇停下来,就跑回到她旁边。

    “那么已经有两个钟头了?就是这么长吗?”她问。“你应该去找彼得·德米特里奇,但是不要催促他。再到药房买点鸦片。”

    “这么说你认为会很顺利吗?上帝怜悯我们,救救我们吧!”列文说,看见自己的马由大门里驶出来。跳上雪橇,坐到库兹马旁边,他吩咐把车驶到医生那里去。

    十四

    医生还没有起床,仆人说他睡得很迟,吩咐过不要叫醒他,不过他不久就会起来的。那个仆人正在擦灯罩,似乎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那仆人对灯罩的聚精会神和对列文家发生的事的漠不关心,最初曾使列文大吃一惊,但是反过来一想,他立刻明白没有人知道,而且也没有人应当知道他的心情,因此越发需要从容、沉着和坚定地行动,好打破这堵冷淡的墙壁和达到目的。“不要慌忙,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暗自说,感觉到为对付当前的一切事情,他的体力和注意力越来越旺盛。

    听到医生还没有起床,列文想起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决定这么办:库兹马拿着字条去请另外一个医生,他亲自到药房去买鸦片;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医生还没有起床,那么他就贿赂仆人,如果行不通的话,他就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也要把医生唤醒。

    在药房里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药剂师,带着同那位仆人擦灯罩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漠不关心的神情,正给一个站在那里等待的马车夫包药粉,不肯卖给列文鸦片。极力不要性急,也不要发脾气,列文说出医生和接生婆的名字,说明为什么需要鸦片,极力说服药剂师卖给他一些。药剂师用德语问了问可不可以出卖,获得了屏风后面什么人的许可,就拿出一只玻璃瓶和一只漏斗,慢条斯理地由大玻璃瓶里往小玻璃瓶里倒,贴上商标,尽管列文恳求他不要如此,还是封上了瓶口,而且几乎还要包扎起来。列文忍受不住了;他果断地从那人手里一把将瓶子夺过来,就从玻璃大门中冲出去了。医生还没有起来,而那位仆人,现在正忙着铺地毯,不肯去唤醒他。列文从从容容地取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慢吞吞地,但是却不浪费时间,一边把钞票递过去,一边解释说彼得·德米特里奇医生(以前在列文眼中看来那么微不足道的彼得·德米特里奇,现在在他看来有多么伟大和了不起啊!)答应过随时出诊,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因此一定要立刻把他唤醒。

    那仆人满口答应了,走上楼去,请列文到候诊室去。

    列文可以听到门那边医生的咳嗽声、走动声、漱洗声和谈话声。三分钟过去了;而在列文看来好像过了一个多钟头了。他再也等待不下去了。

    “彼得·德米特里奇!彼得·德米特里奇!”他在敞开的门口用哀求的声调呼喊。“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吧!……

    您就这样接见我吧!已经过了两个钟头了……”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一个声音回答说,列文听出医生在一边说一边微笑,大为诧异了。

    “再待一会!”

    “马上就来!”

    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皮靴;又过了两分钟,医生还在穿衣服和梳头发。

    “彼得·德米特里奇!”列文又用哀求的声调说,但是正在这时医生出来了,已经穿好衣服和梳好头发。“这些人真没有良心,”列文暗自想道。“我们都快死了,而他还在梳头发。”

    “早安!”医生说,伸出手来,好像在用他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取笑他一样。“不要慌!怎么样?”

    极力尽可能地说得分毫不差,列文开始叙述他妻子的情况的一切不必要的细节,说着说着就不断住了嘴,恳求医生立刻跟他去。

    “不要这么慌。要知道,您没有经验。我确信用不着我的,不过我答应过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去。但是不要着急。

    请坐;您不喝杯咖啡吗?”

    列文看他一眼,似乎在询问他是否在嘲笑他一样。但是医生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医生微笑着说。“我自己也是成了家的人。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在这种关头是最可怜的人了。我有个病人,她丈夫一到这种场合总跑到马棚里去。”

    “不过您认为怎么样,彼得·德米特里奇?您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吗?”

    “从一切症状看来情况很好哩。”

    “那么您马上就来吗?”列文说,怒冲冲地望着端咖啡进来的仆人。

    “再过一个钟头吧。”

    “不,请您发发慈悲吧!”

    “哦,那么让我喝完咖啡吧。”

    医生开始喝咖啡。两个人都默不作声。

    “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您读过昨天的电讯吗?”医生说,咀嚼着面包。

    “不,我受不了啦!”列文说,跳起来。“那么您再过一刻钟就来?”

    “再过半点钟。”

    “实话吗?”

    列文回到家里,恰恰和公爵夫人同时到达,他们一齐走到寝室门口。公爵夫人眼泪盈眶,两手直颤抖。她一见列文,就拥抱住他,哭出声来。

    “怎么样,我亲爱的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她追问,一把抓住带着喜气洋洋而又焦虑不安的神情走过来的接生婆的手。

    “情况很好,”她说。“您去劝她躺下来。那样她就会舒服一些了。”

    从他醒来和明白是怎么回事的那一瞬起,列文就准备好忍受将要来临的一切,决不胡思乱想,决不妄加猜测,坚决压抑着心上的千头万绪,下定决心不扰乱他妻子的心情,相反的却要安慰和鼓起她的勇气。甚至不允许自己想一想将要发生什么事,将要落个什么结局,从他打听这种事情一般会持续多久来判断,列文作好了心理准备,决心忍耐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五个钟头的光景,这一点他觉得自己还是办得到的。但是他从医生那里回来,又看到她的痛苦的时候,他就越来越频繁地念叨这些话:“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一边叹息着,昂着头,唯恐他忍受不住,以致于不是泪流满面就是跑掉。他觉得痛苦得不得了。可是才过了一个钟头。

    但是过了一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连他给自己定下的容忍的最大限度——五个钟头——也过去了,但是情况依然如故;他继续忍耐着,因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随时随刻都感觉着他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的心马上就要痛苦得爆裂开了。

    但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过了好几个钟头,又过了好几个钟头,而他的痛苦和惊惧也越发增长,越发紧张了。

    那种少了它就什么都不能想像的生活常轨,对列文说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她把他叫到身边,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别用力紧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润的手的那几分钟——他觉得好像是好几点钟;有时候好几个钟头又好像是几分钟。当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请他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吃了一惊,那时他才知道已经是黄昏五点钟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十点钟他也不会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就像他不大知道情况如何,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她的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有时微笑着,极力安慰他。他也看见公爵夫人满脸通红,紧张不堪,灰白的鬈发披散着,拚命忍住眼泪,咬着嘴唇;他也看见多莉,也看见吸着粗雪茄烟的医生,和脸上带着坚定、果断和镇静神情的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还有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皱紧眉头的老公爵。但是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去的,他们在什么地方,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了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她在那里,却是多莉了。后来列文记起他们派他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他很热心地干着,相信为了她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他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市议会的混乱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镀金的白银衣饰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食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基蒂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他却不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怜悯地望着他,恳求他镇静;也不明白为什么多莉劝他吃点东西,把他从房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他喝了点药水。

    他只知道和感觉到现在发生的,和一年前在省城的旅馆里在他哥哥尼古拉临死的病床前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不同的只是那是丧事而这是喜事。但是那件丧事和这件喜事一样,都越出了生活常轨;这些正像日常生活里的孔隙,透过这些孔隙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种崇高的境界。而且,像那种情形一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来得那么难过,痛苦,不可思议;在观看它的时候,也像那时一样,心灵翱翔而上,升到了从来也想不到的绝顶,那是理智所无法达到的。

    “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他接连不断地暗自念叨,尽管他长期完全疏远了宗教,然而他正像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样单纯而虔诚地向上帝呼吁。

    整个时间里,他轮流地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中。一种心境是不在她跟前的时候:当他同那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烟、又把烟头在盛满烟灰的烟缸边上弄灭的医生,多莉,还有公爵在一起,聊着午餐,政治,或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疾病的时候,列文突然间暂时完全遗忘了发生的事情,如梦方醒一样;另外一种心境是在她跟前,在她的枕头边,他的心痛苦得要破裂而又没有破裂,他不断祷告上帝的时候。每一次寝室里传来叫声,就把他从暂时的精神恍惚中唤醒过来,于是他又陷入最初缠住他的奇怪的迷惘心情中:每一次,他一听到尖叫声,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护,但是半路上就记起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渴望保护她和帮助她。但是,一看见她,又感到自己爱莫能助的时候,他就害怕起来,于是祈祷说:“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时间拖得越久,这两种心情就越强烈;不在她跟前他变得更镇静了,完全忘了她,而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痛苦和他的爱莫能助的心情就越发沉重了。他跳起来,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却跑到她那里去了。

    有时候,当她几次三番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责备她。但是一看见她的温柔的笑容,听见她说:“我把你折磨坏了,”于是他就怪罪上帝;但是,一想到上帝,他立刻就又祈求上帝饶恕和发发慈悲。

    十五

    他不知道早晚。蜡烛全燃尽了。多莉刚刚走进书房,请医生躺下歇歇。列文正坐着倾听医生讲一个骗人的催眠术师的故事,凝视着医生的烟头上的灰烬。这是一段休息的期间,他沉入淡忘之中。他完全忘记了现在发生了的事情。他听医生讲故事,而且听明白了。突然间传来了一声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尖叫。这尖叫声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以致列文都没有跳起来,却屏息静气,带着惊骇和询问的眼光紧盯着医生。医生歪着脑袋,留神倾听着,赞许地微笑着。一切都那样离奇,以致再也没有什么能使列文大惊小怪的了。“事情大概应该这样的,”他暗自沉思,仍旧坐着不动。“但是谁在尖叫呢?”他一纵身跳起来,踮着脚尖冲进寝室里,经过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和公爵夫人身旁,停在床头边他的老位置上。尖叫声已经静寂了,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看见,也不明白,而且他既不想看见,也不想明白。但是他从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色上却看出来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色苍白而严肃,还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她的下颚有点战栗,眼睛紧紧盯着基蒂。基蒂的潮湿的额头上粘着一缕头发,她那发烧的、痛苦的脸扭过来对着他,搜索着他的眼光。她那举起来的手找寻着他的手。把他的冰冷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汗湿的手里,她把它们贴在她自己的脸上。

    “不要走!不要走!我并不害怕,我并不害怕!”她很快地说。“妈妈,摘下我的耳环。很碍事哩。你不害怕吧?快了,快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

    她说得非常快,而且想笑一笑。但是突然间她的脸变了模样,她把他一把推开。

    “不,这是可怕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走开,走开!”她尖声喊叫,于是他又听到了那种不像人间任何声音的哀叫。

    列文两手抱着头,跑出屋去。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切都很好!”多莉在他后面呼喊。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他反正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把头靠在门柱上,他站在隔壁的房间里,听着什么人用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声调尖叫和呻吟着,他知道这些声音就是从前的基蒂发出来的。他早就不想要孩子了,而且现在他恨那个孩子。他现在甚至都不抱着她会活着的希望,只渴望这种可怕的苦难能够结束。

    “医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呀,上帝呀!”他大声喊叫,一把抓住刚走进来的医生的手。

    “就要完了,”医生说,他带着那么严肃的神色,以致列文以为他说完了是指她快死了。

    神智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她的寝室。他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脸。那张脸越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基蒂的面孔。在她的面孔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他把头伏到床栏杆上,觉着他的心要碎裂了。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不停息,却变得越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陡然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尖叫声平息了,他听见轻悄的走动声,衣服的究n声,急促的喘息声,还有她的若断若续的声音,生气勃勃的,既温柔,又幸福的声音,轻轻地说:“完事了!”

    他抬起头来。她两只胳膊软弱无力地放在被窝上,看上去非常美丽和恬静,默默无言地凝视着他,想笑又笑不出来。

    突然间,从他过了二十二小时的那个神秘的、可怕的、玄妙的世界里,列文觉得自己即刻就被送到以前的日常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现在闪耀着那样新奇的幸福光辉,以致他都受不了。那些绷紧的弦猛然都断了,一点也没有想到的呜咽和快乐的眼泪涌上他的心头,强烈得使他浑身战栗,以致他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跪在她的床边,他把妻子的手放在嘴唇上吻着,而那只手,也以手指的无力的动作,回答了他的亲吻。同时,在床脚,像一盏灯的火花一样,在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的灵活的手里闪烁着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人的生命:一个具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觉得自己很重要,一个会像他一样生活下去和生儿育女的人。

    “活着!活着!还是个男孩哩!请放心吧,”列文听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她一边用颤抖的手拍拍婴儿的后脊梁。

    “妈妈,真的吗?”基蒂问。

    公爵夫人只能用呜咽来回答了。

    在寂静中,像是对他母亲作出肯定的回答一样,发出了一种和屋里所有的压抑着的谈话声完全不同的声音。这是那个不可思议地由未知的国土里出现的新人的大胆,放肆、毫无顾忌的啼哭声。

    以前,如果有人告诉列文说基蒂死了,说他和她一同死了,说他们的孩子是天使,说上帝在他们面前,他都不会惊异的。但是现在,又回到现实世界上,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她安然无恙,而这个拼命叫喊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基蒂活着,她的痛苦已经过去。而他是幸福得难以形容。这一点他是明白的,因此使他快乐无比。但是那个婴儿,他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来的,他是谁呢?……他怎么也不习惯于这个思想。他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他好久也不习惯。

    十六罪与罚

    十点钟光景,老公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坐在列文家见,谈了谈产妇的情况,就谈到旁的话题上去了。列文一边留心倾听,一边却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往事,和那天早晨以前的事情,追忆着昨天未发生这件事以前他自己的情况。从那时起好像过了一百年了。他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座高不可攀的高峰上,他费尽苦心想从上面降下来,免得伤害和他聊天的人们的感情。他谈着,但是心里却不住想他妻子,她目前的详细情况,和他的儿子——他极力使自己习惯于有个儿子存在的想法。整个的妇女世界,自从他结婚以后,在他心里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意义,现在在他的心目中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以致他都无法理解了。他听他们谈论昨天俱乐部的宴会,心里却在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睡着了吗?她好吗?她在想什么?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在哭吗?”正谈到中间,一句话正说到半截,他突然跳起来,从房里走出去。

    “如果可以看她的话,就打发人告诉我一声,”老公爵说。

    “好,马上就来!”列文回答,一停也不停地走到她的房里去了。

    她没有睡着,正和他母亲轻轻地谈论着,计划受洗礼的事。

    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好头发,戴着一顶镶着蓝边的漂亮小帽,两手放在被窝外面,仰卧在床上,用一种把他吸引过去的眼光迎住他的视线。那种眼光,本来就很明亮,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就越发明亮了。她的脸上起了一种像死人脸上那样的、由尘世到超然境界的变化;不过那是永诀,而在这里却是欢迎。一种激动的心情,就像婴儿降生那一瞬间他感觉到的,又涌上了他的心头。她拉住他的手,问他睡过觉没有。他回答不出来,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就扭过身去。

    “我却打过瞌睡哩,科斯佳!”她说。“我现在觉得那么舒服。”

    她定睛凝视着他,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

    “把他抱给我,”她说,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抱给我,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他也要看看哩。”

    “好,让爸爸瞧瞧,”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抱起一个红色的、奇怪的、蠕动着的东西,把他抱过来。“不过请等一下,让我们先穿上衣服,”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那个蠕动着的红东西放在床上,开始解开襁褓,用一根手指把他托起来,翻过去,给他身上撒了一些粉,接着又包扎起来。

    列文望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想在心里找出一点父爱的痕迹,但是徒然。他对他只感到厌恶。但是当他脱光了衣服,他瞥见了那番红花色的小胳臂小腿,却也长着手指和脚趾,甚至大拇指还跟其余的大不相同;当他看见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如何把那双张开的小胳臂拉拢在一起,好像它们是柔软的弹簧一样,而且把它们包在亚麻布衣服里的时候,他那样可怜这个小东西,而且那样害怕她会伤害了他,以致他拉住了她的臂膀。

    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笑起来。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当那婴儿穿好衣服,变成一个结实的玩偶的时候,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好像夸耀她的手艺似地把他摇晃了一下,就闪到一边,好让列文看见他儿子的整个丰采。

    基蒂斜着眼,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同一个方向。

    “抱给我,抱给称!”她说,甚至还要抬起身子。

    “你怎么啦,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决不能这样乱动!等一下,我就抱给你。让爸爸看看我们是多么漂亮的小东西!”

    于是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用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托住那个摇摇晃晃的头和脖颈)将这个把头藏在襁褓里的、奇怪的,柔软的、红色的东西托给列文。但是他居然也长着鼻子、眨动着的眼睛和咂着的小嘴。

    “真是个漂亮的婴儿!”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

    列文悲伤地叹了一口气。这个漂亮婴儿在他心中只引起了厌恶和怜悯的心情。这完全不是他所期望的感情。

    当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把婴儿放到没有喂惯奶的胸脯上的时候,他扭过身去。

    突然一阵笑声使他抬起头来。是基蒂在笑。婴儿吃着奶了。

    “哦,够了,够了!”丽莎韦塔·彼得罗夫娜说;但是基蒂舍不得那个婴儿。他在她的怀里睡熟了。

    “现在看看他吧,”基蒂说,把婴儿转过来好让他看见。那张老气横秋的小脸突然间皱得更厉害了,婴儿打了个喷嚏。

    微笑着,好容易才忍住感动的眼泪,列文吻吻他妻子,就离开了这间遮暗了的屋子。

    他对这小东西怀着的感情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其中没有一点愉快或者高兴的成分;恰恰相反,却有一种新的痛苦的恐惧心情。这是一种新的脆弱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最初是那样痛苦,唯恐这个无能为力的小东西会遭到伤害的心情是那样强烈,使得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婴儿打喷嚏的时候他所体会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喜悦甚至得意的奇怪心情。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境况非常困难。

    卖树林的三分之二的钱已经挥霍光了,而且他按照百分之十的折扣率向商人那里差不多把下余的三分之一的款项也都预支完了。商人再也不肯付一文钱了,特别是因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那年冬天第一次公开声明了坚持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拒绝在领取卖树林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款项的合同上签字。他的全部薪俸都用在家庭开销和偿还刻不容缓的小笔债务上。他简直是一文莫名了。

    这是一种不愉快的、为难的境况,按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意思,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境况所以如此,依照他的看法,是因为他的年俸太少。他所充任的官职,五年以前显然很不错,但是时过境迁,早就不行了。彼得罗夫,那个银行董事,年俸是一万二千卢布;斯文季茨基,一家公司的董事,年俸是一万七千卢布;而创办了一家银行的米丁,年俸是五万卢布。“我显然是睡着了,人家把我遗忘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到他自己。于是他就留神打听,仔细观望,结果那年冬末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空缺,于是就开始进攻,先通过莫斯科的叔伯姑舅和朋友们,到那年春天,当事情成熟了的时候,他就亲自到彼得堡去了。这种官职,现在比从前多得多,是一种年俸由一千到五万卢布,又舒服又赚钱的好差事。这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的委员的职位。这差使,像所有这样的差使一样,需要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很大的活动能力,以致很难找到一个二者兼备的人。既然找不到兼备这些条件的人,那么找一个正直的人来担任这职位总比让一个不正直的人担任强得多。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仅是正直的人(如一般人随便称呼的),而且是一个心口如一的正直人(按照莫斯科给予这个字眼的特殊意义强调称呼的),要是人家说,“正直的工作者,正直的作家,正直的杂志,正直的机关,正直的趋势,”的时候,不仅表示那个人或者那个机关不是不正直的,而且也表示他们一有机会就能够挖苦政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在应用这种字眼的莫斯科社交界里出入,而且那儿公认他是正直的人,因此他比别人更有资格充任这个职位。

    这个差使每年可以得到七千到一万卢布的薪俸,奥布隆斯基不用辞去原来的官职可以兼差。这全靠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位犹太人来决定;这些人虽然都疏通好了,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得去彼得堡谒见一下他们。况且,他答应他妹妹安娜从卡列宁那里讨一个明确的离婚回信。因此向多莉要了五十个卢布,他就到彼得堡去了。

    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倾听他讲他的“俄国财政不景气的原因”的报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等他结束,就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是的,很正确,”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摘下那副他现在离了就无法阅读的pince-nez,询问地凝视着他从前的内兄的时候,他说。“就细节上说是很正确的,不过如今的原则还是自由哩。”

    “是的,但是我提出了另外一种原则,自由也包括在内,”卡列宁说,强调“包括”这个字眼,又戴上pince-nez,为的是再引读一遍提到这一点的那一段落。

    翻开字迹娟秀、空白宽阔的手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朗诵了使人心悦诚服的那一段落。

    “我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而是为了公共福利,对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一视同仁,”他说,从pince-nez上望着奥布隆斯基。“但是这一点他们却不能了解,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爱说漂亮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卡列宁一谈到他们——他所谓的他们是指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的、造成俄国一切不幸的人——怎么想和怎么做的时候,话就快结束了;因此他现在乐意地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同意他的意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不语,深思熟虑地翻阅着手稿。

    “哦,顺便提一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想恳求你有机会见着波莫尔斯基的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说我非常想获得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空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他所垂涎的职位的官衔已经那么熟悉了,因而毫无错误地冲口就说出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打听了一下这新委员会的职务,就沉思起来。他在考虑这委员会的业务和他自己的计划有没有抵触的地方。但是因为这新机构的任务非常繁杂,而他的计划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因此一时间难以判断,于是摘下pince-nez说:

    “自然,我可以跟他提一下;不过,你为什么偏偏想要这个位置呢?”

    “薪俸优厚,将近九千卢布,而就的收入……”

    “九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重复说,皱起眉头。这笔数字很大的薪俸使他想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渴慕的官职在这方面是和他那一向倾向于精简节约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关于这点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如今付出的大量薪俸就是我们政府财政assiette①不健全的征状。”——

    ①法语:政策。

    “是的,但是你想怎么办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哦,假定银行董事年俸一万,你要知道,他是当之无愧的。或者工程师年俸两万。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

    “我认为薪俸是商品的报酬,应该受供求法则的支配。如果定薪水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法则,譬如说,当我看到两个由同一个学院里毕业的工程师,学识和能力不相上下,但是一个年俸四万,而另一个薪俸两千就心满意足了;或者看见没有专长的律师和骠骑兵被任命为银行董事,获得了巨额薪俸的时候,我就断定这种薪俸不是根据供求法则而订的,是凭着私人交情而来的。这事情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会给政府事业招致不良的影响。我认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忙打断他妹夫的话。

    “是的,但是你一定得承认,创办的是一种毫无问题很有用的新式机构。无论如何,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要紧的是这项工作要正直地加以经营罢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强调说。

    但是正直这个字眼在莫斯科流行的意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了解的。

    “正直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条件罢了,”他说。

    “不过你还是帮我一个大忙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在谈话之中,在波莫尔斯基面前为我美言几句……”

    “不过我想,事情主要取决于博尔加里诺夫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在博尔加里诺夫个人方面说,他完全同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脸红了说。

    一提博尔加里诺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脸红了,因为他那天早晨曾拜见过那个犹太人博尔加里诺夫,而这次拜访在他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深信他所垂涎的职位是新的、有发展前途的、而且是正直的;但是当那天早晨博尔加里诺夫,分明是故意让他和别的申请人们在接待室里等了两个钟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非常难堪。

    他觉得难堪,是因为他,奥布隆斯基公爵,一个留里克王朝的后裔,居然会在一个犹太人的接待室里等待了两个钟头,是不是因为他这一生破天荒头一次违反了他祖先所树立的只为政府效劳的先例,去另谋生路呢,总而言之,他觉得非常难堪。在博尔加里诺夫家的接待室里的两个钟头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满不在乎地踱来踱去,抚摸着胡髭,同别的申请人们攀谈,想出了一个笑话,说他如何在犹太人家里引颈等待,小心地隐藏着他体会到的心情,甚至都不让自己知道。

    但是他一直觉得难堪和烦恼,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是由于他这句双关话:

    ‘我和犹太人打交道,翘首等待好烦恼’

    怎么也押不好韵呢,还是由于别的事?当博尔加里诺夫终于非常客气地接见了他,因为他的屈辱显然很得意,而且几乎拒绝了他的请求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急于想尽快地忘记这事。可是现在,一回想起来,他又脸红了。

    十八马丁·伊登

    “喂,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是关于安娜的事,”停了一下,抖掉了那种不愉快的印象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一提安娜的名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脸色就完全变了:脸上以前的那种生气消失了,露出来厌倦和死气沉沉的表情。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他说,在安乐椅里扭过身来,咔嚓一声折叠起他的pince-nez。

    “一个决定,不论什么决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现在对你谈话,并不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说:“并不是把你当作受了伤害的丈夫”,但是唯恐因此破坏了这件事,于是就改变了说法,“并不是把你当做政治家(这话也不妥当),只是把你当做一个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可怜她。”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卡列宁低声问。

    “是的,可怜她!若是你像我一样见过她——我和她整整过了一冬天——你就会可怜她了。她的处境真可怕!简直可怕极了!”

    “据我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一种更尖细的、几乎是尖叫声反驳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万事都如愿以偿了哩。”

    “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在老天面上,我们既往不咎吧!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知道她要求什么,她等待着什么:离婚。”

    “但是我以为,如果我以留下我的儿子作条件,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就会拒绝离婚的。我是本着这种看法答复的,而且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我认为已经了结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尖声叫着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拍拍他妹夫的膝盖。“事情还没有了结。如果你容许我再扼要地说一遍,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分离的时候,你是伟大的,真是要多宽宏大量有多宽宏大量;你同意了给予她一切:给她自由,甚至离婚。这个她非常感激!你可不要有另外想法!她真是感激哩!她感激到这种程度,以致最初的时候,觉得她对不起你,她什么都不考虑,她什么都不能考虑。她放弃了一切。但是事实和时间证明了她的处境是痛苦的,不能忍受的。”

    “我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插嘴说,扬起双眉。

    “我可不相信这一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回答。

    “她的处境对于她是痛苦的,而且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她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你也许会这么说。她知道这一点,因而什么都不向你要求;她坦白地说过她什么都不敢向你要求哩。但是我,我们所有的亲戚,那些爱她的人,恳求你,哀告你!她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呢?谁会从中得到好处呢?”

    “对不起!你好像把我放到被告的地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抗议说。

    “噢,不,不!一点也不是的!请你了解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又触了一下卡列宁的手,似乎他很相信这种接触会使他的妹夫软化下来。“我要说的只是:她的处境很痛苦,而你可以减轻她的痛苦,这对你毫无损失。我来为你安排一切,那么就不会麻烦你了。你看,你本来答应过的。”

    “以前答应过,我以为,关于我儿子的问题事情已经了结了……况且,我希望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会豁达得足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来,他的嘴唇颤栗,脸色发青。

    “她完全听凭你的宽宏大量!她恳求,她只求你一件事:帮助她摆脱她所处的难以忍受的境遇。她不再要她的儿子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是一个好人。替她设身处地想一想吧。以她的处境,离婚对于她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你以前没有答应过,她也就听天由命,继续住在乡间了。但是因为你答应过,所以她给你写信,搬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她一遇见什么人心里就痛得像刀割一样,她住了有半年的光景,天天盼望着你的决定。唉呀,这就像把一个判了死刑的人脖颈上套着绞索扣押好几个月,好像要处死刑,又好像要释放!可怜可怜她吧,我来负责安排……vosscrupules①……”——

    ①法语:你的顾虑。

    “我不是谈这个,这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厌恶的声调打断他的话。“但是,也许我答应过我没有权利答应的事。”

    “那么你答应了又翻悔了?”

    “凡是能办到的事我从来也不翻悔,但是我需要时间来考虑我答应过的事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隆斯基跳起来说。“我不相信这个!她的不幸在女人当中是无以复加的了,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

    “只要我所答应的是可能的话。VousprofessezdAêtreunlibrepenseur.①但是我,作为一个教徒,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不能违反基督教的教规行事。”——

    ①法语:你是以自由思想者著称的。

    “但是在基督教教会里,在我们中间,就我所知道的,都许离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连我们的教堂也许离婚。

    我们来看……”

    “是准离婚,不过不是在这种意义上。”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简直不认识你了!”奥布隆斯基停顿了一下说。“难道不是你(我们不是佩服得很吗?)饶恕了一切,完全按照基督教的精神行事,准备牺牲一切吗?你亲口说过:“有人拿了你的内衣,那么把外衣也给他’,可是现在……”

    “我求你,”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说,猛然站起身来,他面色如土,下巴直战栗,“我求你别说了,别说这话了!”

    “噢,不!好吧,请你原谅!如果我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流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伸出手来。“我不过作为传话的人传一个口信罢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伸出手来,沉思了一下,然后说:

    “我得好好想想,向人请教一番。后天我给你最后的答复,”他考虑了片刻以后说。

    十九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走的时候,科尔涅伊就进来通报说: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到!”

    “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是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刚要开口问,但是立刻就想起来了。

    “噢,谢廖沙!”他说。“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唉呀,我还以为是一位部长哩!安娜也要我看看他的。”他想起来。

    他想起临别的时候安娜脸上带着一副羞怯而凄恻的神情对他说:“无论如何,你也要看看他。仔细探听清楚:他在哪里,谁在照顾他。还有,斯季瓦……如果可能的话!难道不可能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如果可能办理离婚,使她得到她儿子的话……但是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这事连想也休想,不过,他还是高兴看见他的外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他的内兄说,他们从来不跟这孩子提他母亲,而且请求他一个字也不要提到她。

    “他在同他母亲那场意外的会面以后,大病了一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我们甚至怕他会送了命。但是合理的治疗和夏季的海水浴使他恢复了健康,现在,按照医生的意见,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了。同学们的影响实在对他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十分健康,而且学习得很好。”

    “唉唷,多么好的小伙子啊!他的确不是谢廖沙,而是羽毛齐全的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一边微笑,一边注视着穿着蓝外衣和长裤,灵活而潇洒地走进来的肩宽体阔的漂亮小伙子。这个少年看上去又健康又快活。他像对陌生人一样对他舅舅鞠躬,但是一认出他来,脸就涨得绯红,连忙转身走到一边去,好像有什么触犯了他,把他惹恼了一样。这少年走到他父亲跟前,把学校的成绩单交给他。

    “哦,相当不错哩,”他父亲说。“你可以走了。”

    “他长得又高又瘦了,再也不是小孩,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小伙子了;我真喜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还记得我吗?”

    那男孩飞快地回头望了他父亲一眼。

    “记得,mononcle①,”他回答,望望舅舅,又垂下眼皮——

    ①法语:舅舅。

    他的舅舅把他叫过去,拉住他的手。

    “喂,你怎么样?”他说,想要和他谈谈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男孩满脸通红,默不作声,小心地由他舅舅的手里抽出手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放开他的手,他询问似地瞥了他父亲一眼,就像一只逃出牢笼的小鸟一样,迈着迅速的步子走出屋去了。

    自从谢廖沙上次看见他母亲以后,已经过了一年的光景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过她的消息。在这一年里,他被送进学校,渐渐熟识了同学们,而且喜爱上了他们。对他母亲的梦想和记忆,在他们会见以后,曾使他病了一场,现在已不再萦绕在他的心头了。当这些事情又涌上他的记忆里的时候,他就尽力驱散,认为这是可耻的,只有女孩子才会多愁善感,对于男孩子或者学生可就有失体统了。他知道他父母因为口角已经分居了,而且知道他注定要留在他父亲这方面,于是他竭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思想。

    他遇见和他母亲非常相像的舅舅觉得很不愉快,因为这场会见唤起来他认为是可耻的回忆。更使他不愉快的是,由于他在书房门外等待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言语,特别是由他父亲和舅舅的脸色上,他猜出他们一定谈论过他母亲。为了不责备跟他一齐生活的、他所依赖的父亲,尤其是不屈服于他认为有伤体面的感情之下,谢廖沙竭力不望着那位来扰乱他的宁静心情的舅舅,而且竭力不去想因为看见他而回想起的事情。

    但是当跟着他走出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见他在楼梯上,于是就招呼他,问他在学校里课余时间怎么消磨的时候,谢廖沙不在父亲面前,倒和他畅谈起来。

    “我们现在玩铁路的游戏,”他回答他的问题说。“你看,像这样:两个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是乘客。还有一个人站在这条凳子上。别的人都来拉,可以用手,也可以用皮带,然后就满屋子乱穿。房门事先都打开了。不过做乘务员可非常不容易哩!”

    “就是站着的那个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问。

    “是的。这得有胆量,而且得灵活,特别是在他们猛然停下来,或者有人摔倒的时候。”

    “是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忧郁地凝视着那双和他母亲的眼睛那么相像的灵活的眼睛——已经不是婴儿的眼睛,完全不是天真的了。虽然他答应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提安娜,但是他忍不住又提起她来。

    “你记得你母亲吗?”他突如其来地问。

    “不,我不记得!”谢廖沙赶紧回答,他的脸涨得通红,垂下头来。他的舅舅从他口中再也得不出别的话来了。

    过了半点钟,那个斯拉夫家庭教师发现他的学生站在楼梯上,他好久也弄不清楚他是在发脾气呢,还是在哭泣。

    “怎么了,你大概是摔跤的时候受了伤吧?”家庭教师说。

    “我跟你说过那是危险的游戏。我一定要跟你们校长去说。”

    “如果我受了伤,谁也不会发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管我!我记得不记得……跟他有什么相干呢?我为什么要记得?别管我!”他说,这一次已经不是对他的家庭教师,而是对全世界说的了。

    二十麦田里的守望者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以往一样,在彼得堡也没有虚度光阴。在彼得堡,除了正事——他妹妹的离婚问题和他的职位——如他所说的,过了一阵莫斯科那种发霉的生活以后,像往常一样,他需要振作一下精神。

    莫斯科,虽然有caféschantants①和公共马车,仍然是一池死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这么觉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时候,特别是和他的家庭团聚了一阵以后,他就觉得萎靡不振。在莫斯科一连住了好久以后,他就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他妻子的坏脾气和责难,孩子们的健康和教育,以及他工作上的琐事,都开始使他心烦意乱;连他负债的事都使他烦恼。但是他只要一到他经常出入的彼得堡社交界里,到人人都生活着,都过着真正的生活,而不是过着莫斯科那种死板生活的地方住一阵,他所有的忧愁就都烟消云散了,像火前的蜡烛一样熔化了——

    ①法语:音乐杂耍咖啡馆。

    他的妻子?……那一天他还跟切琴斯基公爵谈过。切琴斯基公爵已经有了妻子、家庭,成年的儿子们有的已经做了御前侍卫;还有一个不合法的外室,也养了一群孩子。虽然第一个家庭很不错,可是切琴斯基却觉得第二个家庭更使他愉快。他把长子带到外室那里,并且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认为这样会使他的儿子增长见识,对他有益处。要是在莫斯科人家会怎样看法呢?

    孩子们呢?在彼得堡,孩子们并不妨碍父亲们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里受教育,丝毫也没有在莫斯科那么流行的怪异观点——利沃夫家就是一个适当的实例——认为孩子们应该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做父母的除了操劳和忧虑一无所有。而在这里,大家却懂得人应该像一个有教养的人一样为自己过活。

    公务呢?公务在这里也不像莫斯科那样,并不是一桩费劲而没有前途的苦差事;在这里人们对公务很感兴趣。碰对了人,为人效效劳,几句适当的言语,有一套玩手腕的本事,转瞬之间就会使人飞黄腾达,就像布良采夫一样,他就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昨天遇见的人,现在他已经是达官显贵了。

    像这样的差事是有意思的。

    特别是彼得堡对金钱的看法对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具有一种宽慰的作用。巴尔特尼扬斯基,按照他的train①,每年至少要挥霍五万卢布,昨天曾就这点对他发了一番妙论——

    ①法语:生活方式。

    午饭前闲谈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巴尔特尼扬斯基说:

    “我想,你和莫尔德温斯基很有交情吧?如果你为我美言一句,你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有一个官职我很想弄到手……就是南方铁路银行……”

    “别提官衔,我反正也记不住!……不过你何苦要跟这些

    铁路公司,跟那些犹太人打交道呢?……不论怎么看,都是龌龊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对他说这是“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巴尔特尼扬斯基不会了解这个的。

    “我需要钱,无法生活。”

    “但是你不是活着吗?”

    “是的,但是负债累累。”

    “真的?很多吗?”巴尔特尼扬斯基同情地说。

    “很多,大约有两万卢布的光景。”

    巴尔特尼扬斯基愉快地大笑起来。

    “噢,你真是个幸运的人儿!”他说。“我的债务有一百五十万,而我一无所有,可是你看,我照样还可以活下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知道这是实在的,不仅是由于风闻,而且是由于事实。日瓦霍夫的债务有三十万卢布,一文莫名,可是他还活着,而且过着多么排场的生活啊!克里夫措夫伯爵,大家早就认为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是还养着两个情妇。彼得罗夫斯基挥霍了五百万的家业,依旧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他甚至还是财政部的负责人,每年有两万卢布的薪俸。但是,除此以外,彼得堡使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生理上发生一种快感。它使他年轻多了。在莫斯科他有时在鬓上发现白发,午饭后就想睡,伸懒腰,上楼走慢步,上气不接下气,和年轻的妇女们在一起觉得枯燥乏味,舞会上不跳舞。

    但是在彼得堡他总觉得年轻了十岁哩。

    他在彼得堡所体会到的正和刚从国外归来的、六十岁的彼得·奥布隆斯基公爵昨天描绘的一样。

    “我们这里不懂得怎样生活,”彼得·奥布隆斯基说。“你相信吗?我在巴登避暑,我真觉得自己完全像年轻人。我一看见美貌的少女,就想入非非……吃点喝点,觉得身强力壮,精神勃勃。我回到俄国——就得跟我妻子在一起,况且又得住在乡下——喂,说起来你不相信,不出两个星期,我吃饭的时候就穿起睡衣,根本不换礼服了哩。哪里还有心思想年轻女人呀!我完全变成老头子了。只想怎样拯救灵魂了。我到巴黎去一趟,又复元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体会到的差异和彼得·奥布隆斯基感到的完全一样。在莫斯科他颓废到那种地步,长此下去,他也就临到考虑拯救灵魂的阶段了;可是在彼得堡他就觉得自己又是非常潇洒的人物了。

    在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之间老早就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关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开玩笑地调戏她,总开玩笑地跟她说一些极其不成体统的话,知道她最喜欢听这些话。和卡列宁谈过话的第二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去探望她,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年轻,以致在这种调笑和胡闹中他放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结果竟不知怎样脱身才好,因为不幸的是她不但不中他的心意,实际上反倒使他厌恶。他们相互间谈话的这种语调不容易改变过来,是因为他非常逗她喜爱。因此当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促膝谈心的时候,他非常高兴。

    “噢,原来您在这里!”她一看见他就说。“哦,您的可怜的妹妹怎么样?别用这种眼光看我,”她补充说。“自从所有的人,那些比她坏千百倍的人都攻击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做得漂亮极了。我不能原谅弗龙斯基,因为她在彼得堡的时候他没有通知我一声。不然我会去看看她,陪着她到处走走。

    请代我问候她。喂,讲讲她的情况吧。”

    “是的,她的处境很苦,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当她说:“讲讲您妹妹的情况吧,”的时候,他心地单纯得居然把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当成真心话了。但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像她一向的习惯一样,自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所做的是所有的人,除了我之外,都偷偷摸摸做的,而她却不愿意欺骗,她做得漂亮极了。她做得最好的,就是遗弃了您那位愚蠢的妹夫。请您原谅。大家都说:他这么聪明,那么聪明。只有我说他是糊涂的。现在他跟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和朗德打得火热,以致人人都说他是傻瓜了;我倒情愿和大家意见不一致,但是这一次也不得不同意了。”

    “请您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昨天为了我妹妹的事我去拜望他,跟他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他没有答复,却说得考虑考虑,而今天早晨我没有接到回信,反倒收到一份邀我去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的请柬。”

    “噢,对了,对了!”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眉开眼笑地开口说。“他们要向朗德请教一番,看看他以为如何。”

    “向朗德请教?为什么?朗德是谁?”

    “怎么?您不知道JulesLandau,lefameuxjulesLandau,leclairvoyant?①他也是个蠢货,但是您妹妹的命运完全依他而定。这就是住在外省的结果,您什么都不知道哩。朗德,您看,是巴黎的一个commis②,有一次去找医生治病。他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睡着了,在梦中他就给所有的病人诊断病情。而那些诊断都是奇怪得不得了的。后来,尤里·梅列金斯基——您认识这个病人吗——的妻子耳闻这位朗德的大名,就请他为她的丈夫治病。于是他就替她丈夫治疗。按我看,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他还像从前那么虚弱,但是他们相信他,把他带在身边。而且还把他带到俄国来了。在这里大家都蜂拥到他那里去,他开始为所有的人治病了。他治好了别祖博夫伯爵夫人,她对他宠爱到那种地步,居然把他收为义子了哩。”——

    ①法语:儒勒·朗德,那个大名鼎鼎的儒勒·朗德,未卜先知的人。

    ②法语:店员。

    “收为义子了?”

    “是啊,收为义子了。他现在再也不是什么朗德,而是别祖博夫伯爵了。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利季娅——我倒很喜欢她,但是她的头脑有些毛病——不用说,扑到这个朗德那里去了,现在少了他,无论她,无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什么都解决不了啦,因此您妹妹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这个朗德,现在的别祖博夫伯爵的手心里。”

    二十一

    在巴尔特尼扬斯基家酒醉饭饱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比约好的时间迟了一点,走进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

    “还有谁在伯爵夫人那里?一个法国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门房,看到大厅衣架上挂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很眼熟的大衣和一件样式奇怪的、乎常的缀着钮扣的大衣。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和别祖博夫伯爵,”门房威严地回答。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猜对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上楼一边想。“怪事!不过,和她攀攀交情也好。她有很大的势力。如果她在波莫尔斯基面前美言几句,这差事就十拿九稳了。”

    外面还是大白天,但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已经放下窗幔,点上灯了。

    在一盏挂灯下面的圆桌旁坐着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在低声交谈。一个矮小瘦削的男人,臀部像女人一样,罗圈腿,面色苍白,很漂亮,长着优美而明亮的眼睛和一直垂到大礼服领边的长发,站在屋子那一头,望着墙壁上的画像。同女主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寒暄过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由得又瞥了这位陌生人一眼。

    “MonsieurLandau!①”伯爵夫人带着使奥布隆斯基惊异的温柔而谨慎的口吻对他说。她给他们介绍了一下——

    ①法语:朗德先生。

    朗德匆匆回头一望,微笑着走过来,把湿润的、动也不动的手放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来的手里,立刻又走回去,继续看那些画像去了。伯爵夫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看见您非常高兴,特别是今天,”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指着卡列宁旁边的椅子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座。

    “我把他介绍给您,称呼他朗德,”她低声说,望望那个法国人,立刻又望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过实际上他是别祖博夫伯爵,您大概知道了。不过他不喜欢那个头衔。”

    “是的,我听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据说他把别祖博夫伯爵夫人完全治好了。”

    “她今天拜访过我,她是那样伤感,”伯爵夫人转身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这场分离对于她可怕极了。对于她是那么大的打击!”

    “他一定要走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追问。

    “是的,他要到巴黎去。他昨天听到一种呼声,”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啊,一种呼声!”奥布隆斯基重复说,觉着他在这一帮人中间一定得尽可能地小心谨慎,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或者要发生什么离奇的事,他还摸不着头绪。

    沉默了片刻以后,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仿佛谈到正题似的,带着精明的微笑对奥布隆斯基说:

    “我老早就认识您,而且非常高兴更进一步认识您。Lesamisdenosamissontnosamis.①但是作为一个朋友,就应该体谅朋友的心情,而就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态度来说,恐怕您没有这么办吧。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吧?”她说,抬起她的沉思梦想的美丽的眼睛——

    ①法语:我们朋友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明白一点,伯得夫人,我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处境……”奥布隆斯基说,不大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只好说些笼笼统统的话。

    “这变化不在他的外表上,”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严厉地说,一边用脉脉含情的眼光跟踪着正立起身来走到朗德跟前去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恐怕您还不十分理解他内心所起的变化。”

    “哦,大体上说,我想像得出这种变化。我们一向非常要好,就是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用亲切的目光来回答伯爵夫人的眼色,一边考虑着两个部长中她和哪一位更亲近,好判断一下请她去跟哪一个为他运动差事。

    “他心里所起的变化并不能削弱他对左邻右舍的爱;恰恰相反,他内心所起的变化更加强了他的爱。不过恐怕您不了解我。您不喝点茶吗?”她说,以目示意端着托盘递茶的仆人。

    “不大了解,伯爵夫人。当然他的不幸……”

    “是的,不幸变成了无上的幸福,一旦他的心变成了新的,心中充满了他,”她说,用多情的眼光望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想,可以请她跟两个人都疏通一下,”他想着。喧哗与骚动

    “噢,当然啰,伯爵夫人!”他说。“不过我认为这种变化是那样隐秘,以致没有一个人,甚至最知己的朋友,都不愿意说哩。”

    “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说出来,好互相帮助。”

    “是的,当然啰,不过人的信仰大不相同,况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温柔的微笑说。

    “凡是同神圣的真理有关的是不能有所不同的!”

    “哦,不,当然不啰!不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变得窘惑不安,突然默不作声了。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谈的是宗教问题。

    “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跟前用一种含意深长的耳语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头一望。朗德坐在百叶窗前,靠着安乐椅的椅背,扶着椅子的扶手,垂着头。注意到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抬起头来,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的微笑。

    “不要注意他,”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动作轻盈地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推过一把椅子来。“我注意到了……”她开口说,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拿着一封书信走进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匆匆看了那封信,道了一声歉,就用极其敏捷的手法写了封回信,递给那仆人,又回到桌子旁边。“我注意到,”她又拾起被打断了的话题,“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们,对于宗教最漠不关心了。”

    “噢,不是的,伯爵夫人!我认为莫斯科人是以最坚定的信徒闻名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反驳。

    “但是,就我所知道的,可惜您就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带着疲倦的微笑对他说。

    “一个人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呢?”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在这一点上我倒不一定是不关心,而是有点观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他的最抚慰人心的微笑说,“我认为还没有临到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临到我们了没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我们不应该考虑我们有没有准备;恩惠并不受人类的如意算盘的支配;有时候它并不降临在寻求的人身上,却降临在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像降临在扫罗身上一样①。”——

    ①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九至十章。

    “不,我想,还没有到时候哩,”注视着法国人的一举一动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朗德站起身来,走到他们跟前。

    “我可以听听吗?”

    “噢,是的,我不愿意打扰您哩,”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亲切地凝视着他。“在我们这里坐坐吧。”

    “可是决不能闭上眼睛,以致看不见灵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接着说下去。

    “噢,但愿您能体会到我们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觉到万世永存的他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中就好了!”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满脸带着幸福的微笑说。

    “但是有时候人会觉得不可能升到那样崇高的境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意识到承认宗教的崇高境界是违心之论,但是又不敢当着那个只要对波莫尔斯基说一句话就能使他获得他所垂涎的职位的人的面发表自己的自由思想。

    “您是要说,罪恶妨碍了他吗?”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

    “但这是错误的观点。对于信徒说罪恶并不存在,罪恶已经赎免了。Pardon①!”她补充说,望着那个又拿进来一封信的仆役。她阅读了,口头上答复了一下:“你就说明天在大公夫人那里……对于信徒说来罪恶并不存在的,”她接着说下去——

    ①法语:对不起。

    “是的,但是脱离实际行动的信仰是死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回忆起教义问答上的条文,仅仅用微笑来维持他的独立不羁。

    “你看,这是《雅各书》里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有点谴责的口吻对利季娅·伊万诺夫娜说。这个问题显然他们已经讨论过不止一次了。“曲解了这一节真是为害不浅!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阻挠人的信仰的了。‘我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不能信教。’可是哪里也没有这么说过。说的恰好相反。”

    “用实际行动为上帝工作,用斋戒拯救灵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带着厌恶的藐视神情说。“这是我们的修道士们的野蛮见解……可是哪里都没有这么说过。那可容易简单多了,”她补充说,带着她在宫廷里用来鼓舞被新环境弄得张惶失措的年轻宫女时的鼓励的微笑凝视着奥布隆斯基。

    “我们靠着为我们受苦受难的基督得到拯救。我们靠着信仰获得拯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表示同意说,眼光中流露出赞赏她的言论的神情。

    “Vouscomprenezl’anglais?①”利季娅·伊万诺夫娜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她就立起身来,开始在书架上的书中间搜索着。

    “我要朗读一下《SafeandHappy》②,或者《UndertheWing》③,”她说,探问地瞟了卡列宁一眼。找到那本书以后,她又坐下,打开那本书。“很短。是描写获得信仰的途径,和那种超脱尘世一切的、充满了人的心灵的幸福。信徒不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他不是孤独的,但是你看……”她刚要读,那个仆役又进来了。“博罗金夫人吗?你说,明天两点钟……是的,”她接着说下去,用手指在书上指点着地方,于是叹了口气,用她那双沉思的美丽的眼睛紧盯着前方。“这就是虔诚信仰所发生的作用。您认识玛丽亚·萨宁吗?您听说过她的不幸吗?她失掉了独生子。她处在绝望的境地中。哦,可是结果怎样呢?她找到了这位朋友,而现在她为了孩子的夭折而感谢上帝了。这就是信仰所赐予的幸福!”——

    ①法语:您懂英语吗?

    ②英语:《得救与幸福》。

    ③英语:《在护翼下》。上述二书是根据“新神秘派”的精神写的英语小册子。

    “哦,是的,这是很……”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高兴她要朗诵了,使他可以有时间定一定神。“不,显然今晚还是不开口要求的好,”他想。“但愿我不要把事情弄糟,能逃出这里就好了!”

    “您会觉得枯燥乏味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朗德说,“因为您不懂英文,好在很短。”

    “哦,我会懂的。”朗德带着同样的微笑回答,闭上眼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意味深长地相视一望,于是阅读开始了。

    二十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自己完全被他听到的新奇古怪的言论弄得莫名其妙了。一般地说,彼得堡生活的千变万化对于他具有一种刺激作用,把他从莫斯科的死气沉沉中拯救出来。但是他只喜欢和了解那些在他所亲近和熟悉的圈子内发生的复杂情况;而在这个生疏的环境中他就觉得眼花缭乱,茫然若失了。听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朗读,感到朗德的那双不知是天真还是狡猾的美丽的眼睛紧盯在他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觉得脑子里特别沉重。

    形形色色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混作一团。“玛丽亚·萨宁高兴她的孩子死了……现在抽支烟有多妙啊……只要有信仰就可以获得拯救,修道士们不知道怎么办,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反倒知道哩……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昏昏沉沉?是酒性发作,还是因为这一切是那么离奇?反正,我觉得直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失体统的事。不过,现在请她帮忙还是不行的。听说他们强迫人祈祷。但愿他们不强迫我就好了!那可太无聊了。她在读些什么胡言乱语啊,不过她的声调倒很好听……朗德·别祖博夫……他为什么是别祖博夫呢?”突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觉着他的下巴抑制不住地想打哈欠。他摸摸胡髭,好把这个哈欠遮掩过去,而且摇了摇身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自己就要睡着了,而且几乎要发出鼾声。正好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他睡着了。”

    这句话的时候,他猛然惊醒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吓得惊醒过来,感觉自己做错了事,被发觉了一样。但是他看出来“他睡着了”这句话是指朗德,而不是指他说的,立刻又放心了。那个法国人也像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样沉入睡乡了。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瞌睡,按他的想法,会得罪他们(其实他连这一点也不敢说一定,因为一切都是那样的古怪离奇),而朗德的睡眠却使他们欢喜得不得了,特别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Monami,①”她说,小心翼翼地提着她的满是褶襞的绸衫,免得发出究n声,在兴奋中得意忘形地没有称呼卡列宁为“阿列克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却称他为“monami”了,“donnezluilamain.Vousvoyez?②……嘘!”她对又走进来的仆役说。“我不接见客人。”——

    ①法语:我的朋友。

    ②法语:把手伸给他。您看见吗?

    那个法国人睡着了,要不然就是假装睡着了,他的头靠在椅背上,他那放在膝头上的潮湿的手微微地动着,仿佛在抓什么东西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起身来,虽然竭力想小心,还是撞在桌子上了。他走到法国人跟前,把手放到他的手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立起身来,睁圆了眼睛,以便万一睡着了的话好惊醒过来,先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这完全不是在梦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他的脑袋越来越不舒服了。

    “Quelapersonnequiestarrivéeladernière,cellequidemande,qu’ellesorte!Qu’ellesorte!”①那个法国人说,没有睁开眼睛。

    “Vousm’excuserez,maisvousvoyez……Revenezversdixheures,encoremieuxdemain.”②“Qu’ellesorte!”③那个法国人不耐烦地重复说。

    “C’estmoi,n’estcepas?”④——

    ①法语:让那个最后来的人,那个有所要求的人,出去!让他出去!

    ②法语:请原谅,不过您看……请十点钟再来吧,最好是明天。

    ③法语:让他出去!

    ④法语:这是说我,是不是?

    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忘记他想求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事,也忘记他妹妹的事,一心一意只想尽可能快快逃脱这个地方,于是踮着脚尖,像从一幢染上瘟疫的房子里逃出来一样飞奔到大街上。以后他和马车夫谈笑了好久,想要快快地清醒过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法国剧院正赶上最后一场戏,后来在鞑靼饭店喝了点香槟酒,在这种和他志趣相投的气氛中他多少又喘过气来了。但是那天晚上他还是非常不自在。

    回到他在彼得堡下榻的彼得·奥布隆斯基的家里,他发现贝特西送来一封信。信上说她极其希望把他们已经开始的那场话讲完,请他明天去。他差不多还没有看完这封信,正愁眉苦脸地瞧着它的时候,就听见楼下发出一阵人们抬着什么重物的沉重的脚步声。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出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返老还童的彼得·奥布隆斯基。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怎么也上不去楼;但是一看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吩咐扶他站起来,于是紧紧地搂住他,和他一同进到房里去,开始叙述他今晚是如何消遣的,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情绪低落,这在他是少有的情形,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回想起的一切都是令人作呕的,但是最使人厌恶的,就像什么丢人的事一样,是那天傍晚在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家里的回忆。

    第二天他接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拒绝和安娜离婚的明确答复,他明白这个决定是以那个法国人昨晚在真睡或者装睡中所说的话为依据的。

    二十三

    一个家庭要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夫妻之间要么是完全破裂,要么是情投意合才行。当夫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既不这样,又不那样的时候,他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了。

    许多家庭好多年一直维持着那副老样子,夫妻二人都感到厌倦,只是因为双方既没有完全反目也不十分融洽的缘故。

    对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说来,生活在炎热和尘土飞扬的莫斯科,当阳光早已不像春天那样,却像夏天那样,林荫路上的树林早已绿叶成荫,树叶上已经盖满灰尘的时候,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他们早先决定的那样搬到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村去,却仍旧留在两个人都厌倦了的莫斯科,因为最近他们之间已经不情投意合了。

    使他们不和的恼怒并没有外在的原因,想要取得谅解的一切企图不但没有消除隔膜,反倒使它更加恶化了。这是一种内在的恼怒,在她那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爱情逐渐减退,而在他那方面是懊悔为了她的缘故使自己置身于苦恼的境地,而这种苦恼的境地,她不但不想法减轻,却使它更加难以忍受了。两个人都不提他们恼怒的原因,但是每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借口就向对方证明一下。

    对于她说来,整个的他,以及他的习惯、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上的特质只是一种东西:就是爱女人,而她觉得这种爱情应该完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这种爱情日渐减退,因此,按照她的判断,他的一部分爱情一定是转移到别的女人,或者某一个女人身上去了,因此她就嫉妒起来。她并非嫉妒某一个女人,而是嫉妒他的爱情的减退。她还没有嫉妒的对象,她正在寻找。有一点迹象,她的嫉妒就由一个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有时她很嫉妒那些下流女人,由于他独身的时候和她们的交情,他很容易和她们重修旧好;有时又嫉妒他会遇到的社交界的妇女;有时又嫉妒他和她断绝关系以后他会娶的什么想像中的女人。最后的这种嫉妒比什么都使她痛苦,特别是因为在开诚布公的时候他不小心地对她说过,他母亲那么不了解他,竟然劝他娶索罗金公爵小姐。

    既然猜忌他,于是安娜很生他的气,找寻各种借口来发脾气。她把她的处境的一切难堪都归罪于他。她在莫斯科没有着落的境况中所忍受的期待的痛苦,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拖延不决,她的寂寞——这一切她都硬加到他头上。如果他爱她,他就会体谅她的处境的痛苦,使她脱离这种处境。他们住在莫斯科,却不住在乡下,这也是他的过错。他不能像她所愿望的过那种田园隐居的生活。他需要交际,因此把她置于这样可怕的境地中,而这种痛苦的境遇他却不愿意了解。她和她儿子永远离别了,这也是他的不是。

    甚至他们之间那种少有的片刻温存也安慰不了她;在他的温存里她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的意味,这使她恼怒。

    已经暮色朦胧了。安娜,孤单单的,等待着他从单身汉宴会上归来,在他的书房(这是最难听到街上嘈声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详细地回想着他们昨天吵嘴的言语。从那场口角的难以忘怀的使人不痛快的言语,又想到吵架的起因上去了,她终于想起了谈话的开端。好久她都无法相信这场纠纷是由一种毫无恶意的、对双方都没有什么触犯的谈话而引起的。然而事实却是这样。全因为他嘲笑女子中学,他认为那是不必要的,而她为之辩护而开始的。他轻蔑地谈到一般的妇女教育,说她所保护的那个英国女孩汉娜根本不需要懂得物理学。

    这惹恼了安娜。她在这话中看出轻视她的工作的暗示。于是她就想出一句话来报复他加在她身上的痛苦。

    “我并不指望你会像一个多情的人一样,能够了解我和我的心情;不过希望你说话检点一点,”她说。

    于是他真的气得面红耳赤,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她不记得她是怎么反驳的,只记得他也说了一些显然有意伤害她的话:

    “你对那女孩的偏爱我丝毫不感兴趣,这是实情,因为我看出来这是不自然的。”

    他残酷地毁灭了她为了能够忍受她的痛苦生活而辛辛苦苦地替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他不公正地责备她矫揉造作和不自然,那种残酷和不公正,激起了她的愤怒。

    “可惜的是,只有粗俗的和物质的东西你才能了解和觉得是自然的,”她说完了就走出房去了。

    晚上他到她房里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提起这场口角,但是双方都觉得问题只是遮掩过去了,并没有解决。

    今天一天他都没有在家,她觉得那么寂寞凄凉,想到自己和他的不和睦是那样地痛心,以致她愿意忘记一切,愿意宽恕他,和他言归于好。甚至愿意怪罪自己,承认他没有过错。

    “怪我自己。我太爱动气,嫉妒得毫无道理。我要和他和解,然后我们就到乡下去,在那里我就会平静一些了。”她自言自语。

    “不自然!”她突然记起最使她伤心的那句话,与其说是那句话不如说是那句话中的含意伤害了她。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不爱自己亲生的女儿,倒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不自然的。他懂得什么对孩子的爱,懂得我对于为了他的而牺牲了的谢廖沙的爱呢?那样存心伤害我!不,他一定爱上什么女人了,一定是这样。”

    后来发觉她本来想安慰自己的,结果却又绕上了她已绕了那么多次的圈子,又回到她以前的愤怒心境中,为了自己她吓得浑身发抖。“难道我不能够吗?难道我不能够控制自己吗?”她暗自寻思,又从头开始了。“他是诚实的,他是可靠的。他爱我。我爱他。两三天内我就可以离婚了。除此以外我还要求什么呢?我需要平静和信任,过错我担负起来。是的,他一回来我就对他说都是我的不是,虽然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就要走了!”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不再让愤怒支配自己,她按铃吩咐把箱子搬进来,好收拾下乡的行李。

    十点钟弗龙斯基回来了。

    二十四

    “哦,你很愉快吗?”她说,脸上带着懊悔和温柔的神情出来迎接他。

    “还是平常那副老样子,”他回答,一眼就看出她心境很愉快。这种喜怒无常他已经见惯了,今天使他特别高兴,因为他自己也兴致勃勃哩。

    “这是什么!这倒不错!”他说,指着前厅的皮箱。

    “是的,我们应该走了。我乘车去兜风,天气那样美好,以致我渴望到乡下去哩。没有什么事阻碍着你吧,是吗?”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我立刻就回来,我们再谈一谈,我只是去换换衣服。吩咐摆茶吧。”

    于是他到他的房里去了。第二十二条军规

    他说“这倒不错”那句话里似乎含着几分侮辱人的意味,就像一个小孩不淘气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说法一样,特别使人感到侮辱的是她的悔罪声调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口吻两者之间的对比。一刹那间她的心头涌起了一种斗争的欲望;但是她尽力压制着,像刚才一样对弗龙斯基笑脸相迎。

    他进来的时候,她就对他讲,她今天如何消磨的,说她准备搬到乡间去的计划,这些话一半是她早在心里预备好了的。

    “你要知道,我几乎是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的。”她说。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离婚呢?在乡下不是也一样吗?我再也等待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再左盼右盼,我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离婚的消息。我打定了主意,再也不让它来影响我的生活了。你同意吗?”

    “噢,是的!”他说,不安地凝视着她的激动的脸。

    “你在那里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人?”停顿了一下以后,她问。

    于是弗龙斯基就讲客人的名字。“酒席真好极了,划船比赛和一切项目都相当不错,但是在莫斯科做什么都不能不riCdi-cule①。出现了一个女人,据说是瑞典女王的游泳教师,她表演了一番技艺。”

    “什么?她游泳了?”安娜问,皱着眉头。

    是的,穿着一件红色的costumedenatation②,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家伙哩!喂,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①法语:闹笑话。

    ②法语:游泳衣。

    “多么荒唐的雅兴!怎样,她游的姿势很特别吗?”安娜所答非所问地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像我说过的,无聊透了。喂,你到底想什么时候走呢?”

    安娜摇摇头,好像要驱散什么不愉快的思想一样。

    “我们什么时候走?当然越快越好。明天我们来不及了。

    后天怎么样?”

    “是的……不,等一下!后天是星期日,我得到maman那里去一趟,”弗龙斯基说,变得慌张了,因为他一提到他母亲,他就感觉到她的凝然不动的猜疑眼光紧盯在他身上。他的狼狈神情证实了她的猜疑。她脸涨得绯红,躲开了他。现在涌现在安娜的想像中的,已经不是瑞典女王的教师,而是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一道住在莫斯科近郊的索罗金公爵小姐了。

    “你明天可以去呀?”她说。

    “哦,不行!我要去取的那件代理委托状和那笔钱,明天收不到哩,”他回答。

    “要是这样,我们索性不走了!”

    “为什么呢?”

    “我不愿意晚走。要走就星期一走,否则就永远不走了。”

    “到底为什么?”弗龙斯基好像很惊异地问。“这简直没有道理。”

    “你觉得没有道理,因为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你不愿意了解我的生活。在这里我只关心汉娜一个人,而你却说这是矫揉造作的!你昨天说我不爱自己的亲生女儿,却故意装出爱这个英国女孩的样子,这是不自然的;我倒想知道知道,在这里,对于我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然的!”

    转瞬之间她醒悟过来,因为又违背了她自己的心意而害怕了。但是虽然她明明知道她在毁掉自己,她还是约束不住自己,忍不住指出他是多么不对,怎么也不向他让步。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只不过说我不同情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

    “你是以你的坦率自夸的,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以此自夸过,也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他低声说,压制着心头增涨的怒火。“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如果你不尊重……”

    “尊重不过是捏造出来,填补应该由爱情占据的空虚地位罢了!假如你再也不爱我了,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

    “不行,这简直无法忍受了!”弗龙斯基大叫一声说,从椅子上起来。立在她面前,他慢吞吞地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考验我的忍耐力?”看上去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克制住自己。“凡事都有一个限度!”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她喊叫,恐怖地瞥视着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他的冷酷吓人的眼睛中那种明显的憎恨。

    “我的意思是说……”他开口说,但是又停顿住了。“我倒想问问你要我怎么样!”

    “我能要你怎么样呢?我只求你千万不要遗弃我,像你所想的那样,”她说,明白了他没有说出口的一切话语。“但是我并不要这个,这是次要的。我要的是爱情,但是却没有。因此一切都完结了!”

    她向门口走去。

    “停一下,停——一下!”弗龙斯基说,仍然愁眉紧锁,但是用手把她拉回来。“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得推延三天再动身,而你却说我在撒谎,说我是个不诚实的人。”

    “是的。我再说一遍,一个因为他为我牺牲了一切而责备我的人,”她说,回想起更早的一场口角里的话,“比一个不诚实的人还要坏!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不!人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大声说,很快地放了她的手。

    “他恨我,这是很明显的,”她想,于是默默地、头也不回地、迈着不稳定的步子从房里走出去。

    “他爱上别的女人,这是更明显的事了,”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走进她自己的房间。“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她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一定要完结!”

    “但是怎样才好呢?”她问自己,坐在梳妆镜前的安乐椅上。

    想着她现在到哪里去才好:到把她抚养成人的姑母家里去呢,到多莉家去呢,还是只身出国;想着他现在一个人在书房里干什么;又想着这是最后一场争吵呢,还是依旧可能言归于好;想着现在彼得堡所有旧日的熟人会认为她怎么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会对这件事怎么看法;破裂以后会落个什么下场,千思万绪掠过她的心头,但是她并没有完全陷进这种种思虑之中。她的心灵中有另外一种唯一使她感到兴趣的模糊念头,但是究竟是什么她却捉摸不定。又回想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回想起她的产褥病和当时萦绕在她心头的思想。她回忆起她的话:“我为什么不死呢?”和她当时的心情。于是她恍然大悟盘据在她心头的是什么了。是的,这就是唯一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是的,死!……”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谢廖沙的羞惭和耻辱,以及我自己的奇耻大辱——都会因为我的死而解脱。如果我死了,他也会懊悔莫及,会可怜我,会爱我,会为了我痛苦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自怜自爱的、滞留着的微笑,她坐在椅子上,把左手上的指环取下来又戴上去,历历在目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摹着她死后他的心情。

    走近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分散了她的心思。装出收起戒指的模样,她连头都没有回。

    他走上她跟前,拉住她的手,低声说:

    “安娜,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后天走。我什么都同意。”

    她默不作声。

    “怎么回事?”他问。

    “你自己心里明白的!”她说,同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蓦地哭出来。

    “遗弃我吧!遗弃我吧!”她一边呜咽一边说。“我明天就走……我要干出更多事来的。我算得了什么人呢?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是你的累赘!我不愿意折磨你,我不愿意!我会使你自由的。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弗龙斯基恳求她镇静,向她保证说她的嫉妒一点根据都没有,而且说他对她的爱情从来没有中断过,永远也不会中断,他比以往更爱她了。

    “安娜,为什么这样折磨你自己和我呢?”他问,吻她的双手。他的面孔上现在显出无限柔情,她仿佛觉得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饮泣的声音,而且在她的手上感觉到泪水的潮湿。转瞬之间安娜的绝望的嫉妒心变成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热烈的柔情。她拥抱他,在他的头上、脖颈上、双手上印满了无数的亲吻。

    二十五

    觉着他们完全言归于好了,第二天早晨安娜开始积极地准备着动身的事情。虽然究竟是星期一或是星期二出发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昨天晚上他们两人你推我让,但是安娜依然忙碌地准备动身的事情,现在觉着早一天走晚一天走完全无关紧要。她正站在寝室里一只敞开的皮箱前,挑拣着衣物,这时候他走进来,比往常早些,而且已经穿得整整齐齐。

    “我立刻就到maman那里去,她可以把钱托叶戈罗夫转给我。明天我就准备动身了,”他说。

    尽管她的心情是这样愉快,但是一提到去他母亲的别墅她心里还是感到刺痛。

    “不,我自己也来不及哩,”她说;立时想道:“那么说,我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不,随你的便好了。去饭厅吧,我立刻就来。我不过把用不着的挑出去,”她说,在堆在安努什卡的臂膀上的一大堆旧衣服上又放了几件。

    当她走进餐厅的时候,弗龙斯基正吃牛排。

    “你简直不会相信这些房间使我多么厌恶!”她说,在他旁边坐下喝咖啡。“再也没有比这种chambresgarnies①更可怕的了!毫无表情,没有灵魂。这挂钟,罗纱窗帷,特别是糊墙纸,简直像梦魇一样!我想念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就像想念天国一样。那群马你还没有打发走吧?”——

    ①法语:有摆设的房间。

    “不,我们走后它们再动身。你要坐车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要去威尔逊那里。给她送些衣服去。那么我们明天一定走了?”她用一种愉快的声调问;但是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

    弗龙斯基的仆人进来取从彼得堡打来的电报的回执。他接到一个电报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好像要瞒着她什么似的,他说了一声回执在书房里,就匆匆转身对她说:

    “明天我一定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妥帖的。”

    “谁打来的电报?”她追问,不听他的话。

    “斯季瓦打来的,”他不大情愿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斯季瓦会有什么背着我的秘密呢?”

    弗龙斯基唤回那个仆人,吩咐他把电报拿来。

    “我不愿意拿给你看,因为斯季瓦太爱打电报了;事情还没搞出个眉目,打电报做什么呢?”

    “离婚的事?”

    “是的,不过他在电报上说:‘还不能得到回音。答应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不过你自己看吧。”

    安娜用战栗的手接过电报,看见果然和弗龙斯基所说的一样,但是末尾还附着一笔:“希望渺茫,不过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力为之。”

    “我昨天就说过,什么时候离婚,或者离不离得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说,脸红了。“一点也没有瞒着我的必要。”接着她就寻思:“照这样,他和女人们通信,也可能隐瞒着我和正在瞒着我哩。”

    “噢,今天上午亚什温要和沃伊托夫来,”弗龙斯基说。“好像他赌赢了,使佩夫佐夫倾家荡产,甚至佩夫佐夫都无力偿付了,大约有六万卢布的光景哩。”

    “不,”她说,恼怒他这样明显地、用改变话题的方式,来暗示他看出她动怒了。“你为什么认为我那么关心这种消息,以致于非得隐瞒我不可?我说过我并不愿意想这事,而且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不关心哩。”

    “我关心,因为我喜欢把关系搞明确,”他回答。

    “把关系搞明确并不在乎形式,而是在于爱情,”她说,越来越激动了,倒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冷淡而镇静的口吻。“你要这个做什么呢?”

    “天啊!又是爱情!”他皱着眉头想。

    “你知道为什么:为了你,也为了将来的孩子们。”他说。

    “我们将来不会有孩子了。”

    “那就太可惜了,”他说。北回归线

    “你为了孩子们,但是你可没有为我想想,”她接着说下去,完全忘记了,或者是没有听见他所说的:“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们。”

    能不能生孩子的问题早就成为他们争执的题目,而且使她很生气。她把他要孩子的愿望曲解成他不看重她的美貌的表示。

    “唉呀,我说了是为了你。主要是为了你,”他好像痛得皱起眉头,重复一遍说,“因为我相信你的愤怒大部分是由于处境不明确而起的。”

    “是的,现在他不再伪装了,他对我怀着冷淡的憎恨是很明显的了,”她暗自寻思,不倾听他的言语,却恐怖地凝视着从他眼里挑衅地望着她的那个冷酷无情的法官。

    “那不能成为理由,”她说,“我甚至不明白,你怎么能说我的愤怒是因为那个缘故而起的;我完全在你的支配之下。这里还有什么处境不明确呢?完全相反!”

    “你不想了解我,我很难过,”他打断她的话,执拗地一心想表白他的心思。“处境不明确是由于你认为我是自由的。”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她回嘴说,扭过身去,她开始喝咖啡。

    她端起杯子,小手指翘着,举到嘴唇边。饮啜了几口以后,她瞟了他一眼,从他脸上的表情,她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她的手、她的姿势和她的嘴唇发出的声音,都是他所厌恶的。

    “你母亲怎么想法,她希望你和谁结婚,我丝毫也不在乎,”她说,用颤抖的手把杯子放下。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谈这个。”

    “是的,谈的就是这个!相信我的话吧,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不论她是老的少的,不论她是你的母亲还是一个生人,都与我无关,我不愿意和她有任何来往。”

    “安娜,求你不要无礼地诽谤我母亲。”

    “一个女人,倘使她的心猜测不出她儿子的幸福和名誉何在,那种女人就是无情的人!”

    “我再求你一次,请你不要无礼地诽谤我所尊敬的母亲!”

    他说,提高嗓音,疾颜厉色地望着她。

    她不回答。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的脸和手,她细细地回忆起他们昨天的和好同他的热情的爱抚。“这样的爱抚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也曾经滥施过,而且还会,还想滥施哩。”她想。“你并不爱你母亲!这都是空话,空话,空话!”她说,憎恨地望着他。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得……”

    “就得决定一下,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正要走开,恰巧这时亚什温走进来。安娜和他寒暄了一下,就停下了。

    为什么当一阵暴风雨正在她心中狂啸,而且她感觉到她已经处在可怕的生死存亡的转折点的时候——在这种关头,她何必还要在一个迟早会知道全部真相的外人面前装模作样,这她可不知道;但是她立刻压制住内心的风暴,又坐下来开始和客人闲谈。

    “哦,您近来怎么样?人家输给您的钱都付给您了吗?”她问亚什温。

    “哦,还好;我想不会全部都到手的,星期三我就要走了。你们呢?”亚什温问,眯缝着眼睛望着弗龙斯基,显然猜到曾经发生过一场口角。

    “我想,大概是后天,”弗龙斯基说。

    “不过你们老早就打算走了?”

    “可是现在已经决定了,”安娜说,带着一副向弗龙斯基表明不要梦想还会和解的神情正视着他的眼睛。

    “难道您不可怜那个不幸的佩夫佐夫吗?”她说,继续和亚什温谈着。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我是不是可怜他。您看,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他指指身边的衣袋,“现在我是个富翁;但是今天晚上我还到俱乐部去,也许出来的时候又是叫花子了。您看,谁要坐下和我赌钱,他就想把我赢得连一件衬衫都不剩,我对他也是这样哩。于是我们就决个胜负,乐趣就在这里。”

    “哦,不过假如您结了婚,”安娜说,“您的夫人会觉得怎么样呢?”

    亚什温放声大笑。

    “这大概就是我没有结婚,而且永远也不打算结婚的原因。”

    “葛尔辛格福尔斯①怎么样?”弗龙斯基说,参加到谈话中,瞥了笑容满面的安娜一眼。

    迎住他的目光,她的脸立刻呈现出冷淡而严峻的神情,好像在说:“还没有忘却。事情还是那样。”

    “难道你真恋爱过吗?”她问亚什温。

    “天啊!那么多次了!不过您看,有的人可以坐下赌钱,但是一到rendez-vous②的时候就得站起来走掉。而我也可以谈情说爱,不过总得晚上赌钱不迟到才行。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①葛尔辛格福尔斯系芬兰的首都,正确的说法是赫尔辛基。

    ②法语:约会。

    “不,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恋爱,”她刚要说葛尔辛格福尔斯,但是不愿意重复弗龙斯基用过的字眼。

    买了弗龙斯基一匹马的沃伊托夫来了,于是安娜立起身来走出房去。

    出门以前,弗龙斯基来到她的房里。她想装出在桌上找寻什么的模样,但是觉得装假是可耻的,于是带着冷冷的表情正视着他的脸。

    “你要什么?”她用法语问。

    “甘比达的证件;我把它卖了,”他用一种比言语表达得更清楚的口吻回答:“我没有工夫解释,就是解释也得不出什么结果的。”

    “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她的地方,”他想。“如果她要折磨自己,tantpispourelle①!”但是,临走出去,他好像觉得她说了句什么,他忽然因为动了怜悯她的心而颤抖了。

    “什么,安娜?”

    “没有什么,”她回答,还是那种冷淡而镇静的口吻。

    “如果没有什么,那就tantpis②去吧!”他想,又寒了心。扭过身去,走出去了。临走出去的时候,他在穿衣镜里瞥见了她的苍白的面孔和战栗的嘴唇。他甚至想停住脚步,对她说句安慰的话,但是他还没有想好说什么,他的两条腿就迈出房间去了。他一整天都在外面消磨过去了,深夜回来的时候,使女对他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头疼,请他不要到她的房间去——

    ①法语:那她就更倒霉!

    ②法语:倒霉去吧!

    二十六

    他们从来还没有闹过一整天的别扭。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而这也不是口角。这是公开承认感情完全冷淡了。他到她房里去取证件的时候,怎么能像那样望着她呢?望着她,看见她绝望得心都要碎了,居然能带着那种冷淡而镇静的神情不声不响径自走掉呢?他对她不仅冷淡了,而且憎恨她,因为他迷恋上别的女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追忆着他说过的一切冷酷言话,安娜还凭空设想着他明明想说、但却难以启齿的话,于是她越来越愤怒了。

    “我并不挽留您,”他也许要说。“您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您大概不愿意和您丈夫离婚,那么您可以再回到他那里去。回去吧!如果您需要钱,我可以奉送一笔。您要多少卢布?”

    凡是粗野的男人说得出口的最残酷无情的话,他,在她的想像中,都对她说了,她决不能饶恕他,好像他真说过这样的话似的。

    “他,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昨天不是还起誓说爱我的吗?难道我以前不是毫无道理地绝望过好多次吗?”紧接着她又自言自语。

    一整天,除了到威尔逊那里去以外——这大约花费了她两个钟头的光景,——安娜都在想着一切都完了呢,还是依旧有重归于好的希望,她应该立刻出走呢,还是再见他一面那种游移不定的心思中度过去了。她等了他一天,傍晚走进自己的房间,留下话说她头疼的时候,她心里想:“如果他不睬使女的话依然来了,那就是说他还爱我。如果不是的,那就是说一切全完了,那么我就要决定怎么办才好!……”

    夜间她听到他的马车停下来的响声、他按铃的声音、他的脚步声和他同使女讲话的声音。听了以后他就信以为真,不再往下问,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可见一切全完了!

    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惩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的手段,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头。

    现在去不去沃兹德维任斯科耶,她离不离婚,都无关紧要了——全部用不着了。她一心只要惩罚他。

    当她倒出平常服用的一剂鸦片,想到要寻死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这在她看起来是那么轻而易举,以致她又愉快地揣摩着他会如何痛苦,懊悔,热爱她的遗容,可是那时就来不及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借着一支烛泪将尽的蜡烛的光辉凝视着天花板下的雕花檐板,凝视着投在上面的帏幔的阴影,她历历在目地想像着当她不复存在,当她对他不过是一场梦的时候他会有些什么感触。“我怎么能够对她说这些残酷的话呢?”他会这么说。“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但是现在她死了!她永远离开了我们。她在哪里……”突然间帏幔的阴影开始摇曳,遮住了整个的檐板,笼罩住整个天花板;阴影从四处涌来,一会聚拢在一起,转瞬之间又飞快地飘然四散,摇荡起来,融成一片,接着四下一片黑暗。“死神!”她想。她心上感到那样的恐怖。以致于她好久都不明白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战栗的手好久才摸索到火柴,在点完了和熄灭了的蜡烛那里又点上一支蜡烛。“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要知道,我爱他!他也爱我!这都是过去的事,会过去的,”她说,感到庆幸复活的快乐的眼泪正顺着两腮流下。

    为了摆脱这种恐怖,她急急忙忙跑到他的书房去。

    他在书房里睡得很酣畅。她走过去,举起灯照着他的脸,凝视了他好久。现在,在他沉入梦乡的时候,她爱他,一见他就忍不住流下柔情的眼泪;但是她知道,万一他醒过来他就会用那种冷酷的、自以为是的眼光望着她,她也知道在还没有向他诉说爱情就非得先证明全是他的过错不可。没有惊动他,她回到自己的寝室,服了第二剂鸦片以后,天快黎明的时候她沉入一种难过的、梦魇纷扰的睡梦中,始终没有失掉自我的意识。

    早晨,那场在她和弗龙斯基结合以前就曾出现过好多次的恶梦又来临了,惊醒了她。一个胡须蓬乱的老头,正弯着腰俯在一种铁器上,在做什么,一边用法语毫无意义地嘟囔着;就像梦里常有的情形一样(这就是它恐怖的地方),她感觉得那个农民并不注意她,但是却用这种铁器在她身上干什么可怕的事。她吓出了一身冷汗,醒过来了。

    当她起床的时候,她回想起昨天就像坠入五里雾中一样。

    “发生过一场口角。以前也发生过好多次的。我说我头疼,而他没有来看我。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我得去看看他,好作动身的准备,”她暗自寻思。听见他在书房里,她就去找他。在她穿过客厅的时候,听到一辆马车在前门停下的声音,从窗口望出去,她看见一个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从马车窗口探出头来,正对按门铃的仆人吩咐什么。在前厅里谈了几句以后,有人上楼来了,接着她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在客厅外面走过去。他很快地走下楼去。安娜又走到百叶窗前。他正走到台阶上,没有戴帽子,走到马车跟前。戴着淡紫色帽子的少女递给他一包东西。弗龙斯基笑着对她说了句什么。马车驶走了;他又迅速地跑上楼来。

    遮住她心灵里的一切云雾突然消散了。昨日的千思万绪又以新的剧痛刺伤了她的痛楚的心。她现在怎么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居然在他的房子里跟他一起过了一整天。她到他的书房去说明她的决心。

    “是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路过这里,她们从maCman那里给我带来了钱和证件。昨天我没有收到。你的头痛怎么样,好些了吗?”他镇静地说,不愿意看,也不愿意理解她脸上那种阴沉忧郁的神色。

    她站在屋子中间,不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他瞥了她一眼,皱了一下眉头,就又读起信来。她扭过身去,慢腾腾地从房里走出去。他还可以把她唤回来的,但是她走到门口他还默不作声,只听见他翻动信页时发出的沙沙声。

    “喂,顺便提提,”她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明天一定走,是吗?”

    “您走,我可不走,”她说,转过身对着他。

    “安娜,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

    “您走,我可不走,”她重复说。

    “这简直受不了啦!”

    “您……您会后悔的!”她说着就走出去了。

    被她说这句话的那种绝望神情吓坏了,他跳起来,打算去追她,但是想了一想,又坐下了,他咬紧牙关,愁眉紧锁。这种在他看来是不像话的、用意不明的威胁,使他大为激怒了。“什么我都试过了,”他想。“只剩下置之不理这个法子了,”于是又开始准备乘车进城去,再到他母亲那里请她在委托书上签字。

    她听见他在书房和饭厅里走动的脚步声。他在客厅门口停了一停。但是他没有转到她这里来,他只吩咐了一声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让沃伊托夫把马牵走。随后她听见马车驰过来,大门打开了,他又走出去了。但是他又回到大厅里,有什么人跑上楼去。这是他的仆人,来取主人遗忘了的手套。她返身走到百叶窗前,看见他看也不看地接过手套,用手拍拍马车夫的后背,对他说了句什么。随后,并不抬头望望窗口,就以他那种惯常的姿态,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上,坐在马车里,一边戴手套,一边就在角落里消失了踪影。

    二十七

    “走了!全完了!”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作为这样疑问的答案,她的蜡烛熄灭了的时候那种黑暗和那场恶梦所遗留下的印象,混合成一片,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寒彻骨髓的恐怖。

    “不,不可能的!”她喊叫说,于是跨过房间,她用力按铃。她现在这么害怕形单影只,以致于等不及仆人上来,就下去迎他。

    “打听一下伯爵到哪里去了,”她说。

    那个人回答说,伯爵到马厩去了。

    “伯爵让我转告一声,万一夫人想坐车出去,马车不久就回来。”

    “好的。等一下。我现在写一张条子。叫米哈伊尔拿着立刻送到马厩去。赶快!”

    她坐下写道:

    是我的过错。回家来吧,让我解释。看在上帝面上回来吧,我害怕得很!

    她封好了,递给那仆人。

    她现在害怕剩下一个人,她跟在那个人后面走出屋子,到育儿室去了。

    “怎么回事,这不是,这不是他!他的蓝眼睛和羞怯而甜蜜的微笑在哪里呢?”当她看到她那满头乌黑鬈发的丰满红润的小女儿,却没有看见谢廖沙的时候(她在神智错乱之中本来期望在育儿室找到他的),这是头一个涌上她心头的思想。小女孩,坐在桌旁,顽强而猛烈地用一只软木塞敲打着,瞪着漆黑的眼睛茫然地凝视着她母亲。安娜答复了英国保姆说她很好,明天就要下乡去,就挨着小女孩坐下,动手在她面前旋转软木塞。但是小孩的响亮的银铃般的笑声和眉眼的动作使她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弗龙斯基,于是压抑着呜咽,她匆匆立起身来,走出房去。“难道真的全完了吗?不,不可能的,”她想。“他会回来的。但是他和她谈过话以后,他露出的笑容和激动,他如何解释呢?但是即使他不辩白,我还是会相信的。如果我不信任他,我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但是我不愿意那样。”

    她望望表。过了十二分钟了。“现在他接到我的字条了,正在回家来的路上了。不会很久的,再过十分钟……但是万一他不回来呢?不,不可能的!一定不要让他看见我的淌过眼泪的眼睛。我去洗洗脸。唉呀,我梳过头发没有?”她问她自己。她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她用手摸摸头。“是的,我的头发梳过了,但是我一点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梳的了。”她甚至都不相信她的手,于是走上穿衣镜前照照她的头发是否真的梳过。的确梳过,但是她记不起什么时候梳的了。“这是谁?”她想,凝视着镜子里那个用明亮得惊人的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的发烧的面孔。“是的,这是我!”她恍然大悟,望着她的整个姿影,她猛地感觉到他的亲吻,她浑身颤抖,肩头抽搐了一下。随后她把手举到嘴边,吻了吻。

    “怎么回事?我疯了吗?”她走进寝室,安努什卡正在那里收拾房间。

    “安努什卡!”她说,站在使女面前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本来要去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使女说,好像很明白她的心思一样。

    “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的,我要去的。”

    “去一刻钟,回来一刻钟;他已经在路上了,他马上就到了。”她取出表来,看看。“但是他怎么能把我抛在这种境地中就扬长而去呢?不跟我和解他怎么过得下去呢?”她走到窗前,从窗口望着大街上。这时候他可能回来了。但是也许她计算得不准确,于是她又回想他什么时候动身走的,计算着时间。

    她刚要去根据大钟对表的时候,就有人坐着车来了。从窗口望出去,她看见他的马车。但是没有人上楼来,她听见下面有人声。她派出去送信的人坐着车回来了。她下去迎他。

    “我没有找到伯爵。他到下城火车站去了。”他说。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她问那个红光满面的快活的米哈伊尔说,当他把字条还给她的时候。

    “哦,那么他没有收到,”她想起来。

    “带着这封信到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的别墅去,你认识吧?

    立刻带个回信来,”她对那个送信的人说。

    “但是我自己做什么才好呢?”她心里盘算着。“是的,我到多莉家里去,对的,不然我就要发狂了。我还可以拍个电报!”于是她拟出一个电报底稿:

    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务必马上回来。

    发出电报,她就去穿外衣。穿好外衣,戴上帽子,她又望望发胖的、沉静的安努什卡的眼睛。这双善良的灰色小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安努什卡,亲爱的,我怎么办呢?”安娜抽噎着说,一边束手无策地往安乐椅上一坐。

    “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种事是常有的。去散散心吧,”那使女劝她说。

    “是的,我就去,”安娜说,提起精神,站起身来。“如果我不在的时候来了电报,就送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家里去……不,我自己会回来的。”

    “不过我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得找点事做,坐车出去,主要的是走出这幢房子,”她自言自语,恐怖地谛听着她的心脏的剧烈跳动,她匆匆忙忙走出去,坐上马车。

    “到哪里去,夫人?”彼得还未坐到驾驶台上就问。

    “到兹纳缅卡街,奥布隆斯基家去。”

    二十八

    天色晴朗。下了一早上蒙蒙细雨,现在刚刚放晴。铁板屋顶、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带、铜器和白铁皮——都光彩夺目地在五月的阳光中闪耀着。

    这是三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坐在舒适的马车的角落里——那马车由一对灰色马拉着飞跑,在那伸缩自如的弹簧上轻轻摆荡着,安娜在车轮的不断的辚辚声和露天里瞬息万变的印象中,又回想起最近几天来的事情,对她的境遇的看法跟在家里完全不相同了。现在死的念头不再那么可怕和那么鲜明了,死似乎也并非不可避免的了。她现在责备自己竟然落到这么低声下气的地步。“我恳求他饶恕我。我向他屈服了。我认了错。为什么?难道没有他我就过不下去了吗?”撇开没有他她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她开始看招牌。“公司和百货商店……牙科医生……是的,我要全跟多莉讲了。她是不喜欢弗龙斯基的。这是又丢人又痛苦的,但是我要全告诉她。她爱我,我会听她的话的。我不向他让步;我不能让他教训我……菲利波夫,面包店。据说他们把面团送到彼得堡。莫斯科的水那么好。噢,米辛基的泉水,还有薄烤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只有十七岁的时候,她和她姑母一路朝拜过三一修道院。“我们坐马车去。那时候还没有铁路。难道那个长着两只红红的手的姑娘,真是我吗?那时有多少在我看来是高不可攀的,以后却变得微不足道了,而那时有过的东西现在却永远得不到手了!那时我能想得到我会落到这样屈辱的地步吗?接到我的信他会多么得意和高兴啊!但是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油漆味多么难闻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油漆和建筑?时装店和帽庄,”她读着。有个人对她行了个礼。这是安努什卡的丈夫。“我们的寄生虫,”她记起弗龙斯基以前说过这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我们不能拔掉,但是可以掩藏起这种记忆。我也要把它掩藏起来!”这时她回想起她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过去,回想起她如何把他从记忆中抹去。“多莉会认为我要抛弃第二个丈夫了,因此一定是我不对。难道我还想有理吗!我毫无办法!”她说,想要哭出来。但是她立刻奇怪这两位姑娘为什么微笑。“大概是爱情!她们还不知道这是多么难受、多么卑下的事哩……林荫路和儿童们。三个男孩子奔跑着,玩赛马的游戏。谢廖沙!我失去了一切,我找不回他来了。是的,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会失去一切了。他也许误了火车,已经回来了。又要让你自己低三下四了!”她对自己说。“不!我到多莉家去,坦白地对她说:“我不幸,我罪有应得,全是我的过错,不过我仍然是不幸的,帮帮我的忙吧……这几匹马,这辆马车,我坐在这辆马车里多么不舒服啊,都是他的;不过我再也不会看见这些了。”

    重温着她要对多莉讲的所有的话,故意刺激着自己的心,安娜走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里问。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仆人回答说。

    “基蒂!就是同弗龙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基蒂,”安娜想。

    “她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他很后悔没有和她结婚。而他一想到我就厌恶,懊悔和我结合起来!”

    安娜来访的时候,姐妹俩正在商议哺育婴儿的事。多莉独自出来迎接恰恰在这时候打断了她们的谈话的不速之客。

    “哦,你还没有走吗?我正要亲自去看你,”她说,“我今天接到斯季瓦一封信。”

    “我们也接到他一个电报,”安娜回答,四面张望,找寻基蒂。

    “他信上说,他不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正想要怎样,不过他非得接到答复才离开。”

    “我以为你有客人哩。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是的,是基蒂,”多莉为难地说。“她在育儿室里。她害过一场大病。”

    “我听说了。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我立刻就去取。不过他并没有拒绝;刚刚相反,斯季瓦觉得满有希望哩,”多莉停在门口说。

    “而我却灰心失望,甚至并不抱什么希望哩,”安娜说。

    “这是什么意思?基蒂认为会见我就降低了身份吗?”只撇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暗自寻思。“也许她是对的。但是她不该,她这个同弗龙斯基恋爱过的人,她不该对我这样表示的,即使事情是真的话!我知道处在我这种境况中,任何正派的女人都不会接见我的。这一点从我为他牺牲了一切的那一瞬间起我就知道了。而这就是我得到的报酬!噢,我多么恨他!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更不愉快,更难过了!”她听见姊妹俩在隔壁商议的声音。“我现在跟多莉说什么呢!让基蒂看到我不幸,让她庇护我,好使她聊以自慰吗?不,就连多莉也不会明白的。跟她谈没有用处。不过看看基蒂,让她看看我多么看不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我是多么不在乎,那倒是很有意思的。”

    多莉拿着信走回来。安娜读了,默默无言地递回去。

    “我全知道了,”她说。“这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哩。”

    “为什么?我,恰恰相反,却满怀希望,”多莉说,好奇地注视着安娜。她从来没有见过她处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焦躁的心情中。“你什么时候动身?”她问。

    安娜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前面,并不作答。

    “基蒂为什么躲着我呢?”她问,望着门口,脸涨得绯红。

    “噢,胡说!她在给婴儿喂奶,她总也搞不好,我正在教她……她很高兴。她立刻就会来的,”多莉不善于撒谎,笨嘴笨舌地说。“哦,她来了!”

    基蒂听到安娜来访,本来不愿意露面的;但是多莉说服了她。基蒂鼓着勇气走进来,脸泛红晕,走到安娜跟前,伸出手来。

    “我很高兴见到您哩,”她用战栗的声音开口说。

    基蒂心上对这个堕落的女人抱有敌意,但又想要宽容她,她就被这种矛盾心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她一见安娜的妩媚动人的容貌,所有的敌意就都化为乌有了。

    “如果您不愿意见我,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我全都习惯了。您害过病吧?是的,您变了哩!”安娜说。

    基蒂觉得安娜在用敌视的眼光打量着她。她把这种敌视归之于安娜的难堪的处境,这人以前曾庇护过她,现在自己反而要人同情,因而心里替她很难过。

    她们谈论基蒂的病、婴儿和斯季瓦;但是分明安娜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她说,立起身来。

    “您什么时候动身呢?”

    但是安娜又不回答,她转向基蒂。

    “是的,我很高兴见到您,”她带着微笑说。“我从大家的嘴里,甚至从您丈夫嘴里,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他来看过我,我非常欢喜他哩,”她补充说,显然怀着恶意。“他在哪里?”

    “他到乡下去了,”基蒂说,脸涨红了。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啊!”

    “一定!”基蒂天真地重复说,同情地望着她的眼睛。

    “那么再见了,多莉!”安娜吻吻多莉,握了握基蒂的手,就急忙忙地走出去。

    “她还和从前一样,还像以往那样妩媚动人。真迷人哩!”又剩下基蒂和她姐姐的时候,她说。“不过她有点逗人可怜的地方。可怜极了!”

    “是的,她今天有点异样,”多莉说。“我送她走的时候,到前厅里,我觉得她似乎要哭了哩。”

    二十九南回归线

    安娜又坐上马车,心情比出门的时候更恶劣。除了她以前的痛苦现在又添上了一种受到侮辱和遭到唾弃的感觉,那是她和基蒂会面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的。

    “到哪里去,夫人?回家吗?”彼得问。

    “是的,回家去,”她说,现在根本不考虑到哪里去了。

    “他们怎么像看什么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东西一样看着我呀!他这么起劲地对那个人讲些什么呢?”她望着两个过路的人,这样想。“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吗?我本来想告诉多莉的,不过幸好没有告诉她。她会多么幸灾乐祸啊!她会掩饰起来的;但是她主要的心情会是高兴我为了她所羡慕的种种快乐而受了惩罚。基蒂会更高兴了。我可把她看透了!她知道,我在她丈夫眼里显得异常可爱。她嫉妒我,憎恨我,而且还看不起我。在她的眼里我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如果我是不道德的女人,我就可以使她丈夫堕入我的情网了……如果我愿意的话。而我的确很情愿。这个人很自以为了不起哩!”看见一个肥胖红润的绅士乘着车迎面驶来,她想,他把她当成了熟人,摘下他那闪光的秃头上的闪光的礼帽,但是随后发觉他认错了人。“他以为他认识我。但是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同我毫不相识哩。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我就知道我的胃口,正像那句法国谚语说的。他们想要吃肮脏的冰激凌;这一点他们一定知道的,”她心里想,看见两个男孩拦住一个冰激凌小贩,他把桶由头顶上放下来,用毛巾揩拭着汗淋淋的面孔。“我们都愿意要甘美可口的东西。如果没有糖果,就要不干净的冰激凌!基蒂也一样,得不到弗龙斯基,就要列文。而她嫉妒我,仇视我。我们都是互相仇视的。基蒂恨我,我恨基蒂!这是事实。秋季金,coifCfeur.Jemefaiscoifferpar秋季金①……他回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他,”她想着忽然笑起来。但是马上又回想起她现在没有可以谈笑的人了。“况且,又没有什么有趣的赏心乐事。一切都是可恨的。晚祷钟声响了,那个商人多么虔诚地画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些欺诈,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无非是用来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视,就像那些破口对骂的车夫一样。亚什温说:‘他要把我赢得连件衬衣都不剩,我也是如此。’是的,这倒是事实!”——

    ①法语:理发师。我请秋季金给我梳头。

    她完全沉溺在这些思想中,甚至忘记了她的处境,就这样到达了家门口。看见门房出来迎接她的时候,她这才回忆起她发出去的信和电报。

    “有回信吗?”她问。

    “我找找看,”他回答,望了望办公桌,他拿起一封方形的电报小封套递给她。“十点以前我不能回来。弗龙斯基。”她读着。

    “送信的人还没有回来吗?”

    “没有,夫人,”门房回答。

    “啊,既然如此,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自言自语,感到心上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和渴望报复的欲望,她跑上楼去。

    “我亲自去找他。在和他永别以前,我要把一切都和他讲明。我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任何人!”她想。看见挂在帽架上的他的帽子,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她没有想到他的电报是答复她的电报的,他还没有接到她的信。她想像他现在正平静地同他母亲和索罗金公爵小姐谈着天,因为她的痛苦而感到高兴呢。“是的,我得快点去!”她自言自语,她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想尽可能地摆脱她在这幢可怕的房子里所体验到的心情。仆人们、四壁、房中的摆设,都在她心中引起一种厌恶和怨恨的情绪,像千钧重担一样压迫着她。

    “是的,我必须到火车站去,如果找不到他,我就到那里去揭穿他。”安娜看了看报纸上的火车时间表。夜车在八点零两分开车。“是的,我赶得上。”她吩咐套上另外两匹马,自己忙着往旅行袋里收拾一两天内需用的东西。她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午餐摆好了。她走到桌旁,一闻到面包和干酪的气味,就使她觉得一切食物都是令人恶心的,她吩咐套上车,就走出去。房子已经在马路上投下阴影;傍晚很晴朗,在夕阳中还很温暖。搬着安娜的东西走出来的安努什卡、把行李放到车上去的彼得和分明很不高兴的马车夫,都使她觉得讨厌,他们说的话和举动都惹得她生气。

    “我不需要你,彼得!”

    “但是车票怎么办呢?”

    “哦,随你的便吧,我不在乎,”她厌烦地回答。

    彼得跳上驭台,两手叉着腰告诉车夫驶到车站去。

    三十

    “瞧,又是她!我又全都明白了!”安娜说,那时马车刚走动,轻轻摇晃着,轰隆隆地驶过砂砾铺的马路;不同的印象又一个接着一个交替地涌上她的心头。

    “我最后想到的那一桩那么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她极力回想着。“秋季金,coiffeur?不,不是的。是的,是亚什温所说的:生存竞争和仇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唯一的因素。不,你们去也是徒劳往返,”她在心里对一群乘四驾马车,显然是到郊外去寻欢作乐的人说。“带着狗也无济于事!你们摆脱不了自己的。”她朝着彼得眺望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工人,他的头左右摇晃着,正被一个警察带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人倒找到一条捷径,”她想。“弗龙斯基伯爵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虽然我们那么期望,”现在安娜第一次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她和他的一切关系,这在以前她总是避免去想的。“他在我身上找寻什么呢?与其说是爱情,还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虚荣心。”她回忆起在他们结合的初期他的言语,他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使人联想到一只驯顺的猎狗的神情。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她的看法。“是的,他心上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胜利感。当然其中也有爱情;但是大部分是胜利的自豪感。他以我而自豪。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也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了。没有可以骄傲的,反倒有使人羞愧的地方!他从我身上取去了可以取去的一切,现在他不需要我了。他厌倦了我,又极力不要对我显得无情无义。昨天他说漏了嘴——他要我离婚,然后再结婚,他这是破釜沉舟罢了。他爱我,但是怎么爱法呢!Thezestisgone!①这个人想要一鸣惊人,非常自负哩!”她想,望着一个乘着一匹出租的马的红脸膛的店员。“不,对他来说,我早已没有风韵了。如果我离开他,他会打心眼里高兴呢!”——

    ①英语:热情已经消失了。

    这并不是凭空揣测,而是她借着现在突然把人生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显示给她的那种看穿一切的眼光清清楚楚地看出来的。

    “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的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她继续想下去。“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是他却越来越想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地疏远起来;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但是……”由于一个突然涌上心头的思想,她激动得张开嘴,在马车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不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他对索罗金小姐并没有什么情意,他也不爱基蒂,而且他也不会对我不忠实吗?这一切我全知道,但是这并不能使我释然于心。如果,他不爱我,却由于责任感而对我曲意温存,但却没有我所渴望的情感,这比怨恨还要坏千百倍呢!这简直是地狱!事实就是如此。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我一点不认识这些街道。这里像一座座的山,全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人……多少人啊,数不清,而且他们彼此都是仇视的。哦,让我想想,为了幸福我希望些什么呢?哦,假定我离了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沙给了我,我和弗龙斯基结了婚!”回忆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一样,她立刻异常生动地摹想着他和他的温和的、毫无生气的、迟钝的眼睛,他的白净的手上的青筋,他的声调,他扳手指的声音,也回想起一度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也称为爱情的感情,她厌恶得战栗起来。“哦,假定我离了婚,成了弗龙斯基的妻子。结果又怎么样呢?难道基蒂就不再像今天那样看我了吗?不。难道谢廖沙就不再追问和奇怪我怎么会有两个丈夫了吗?在我和弗龙斯基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新的感情呢?不要说幸福,就是摆脱痛苦,难道有可能吗?不!不!”她现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他也使我不幸,他和我都不能有所改变。一切办法都尝试过了,但是螺丝钉拧坏了。啊,一个抱着婴儿的乞妇。她以为人家会可怜她。我们投身到世界上来,不就是要互相仇恨,因此折磨自己和别人吗?那里来了一群学生,他们在笑。谢廖沙?”她想起来了。“我也以为我很爱他,而且因为自己对他的爱而感动。但是没有他我还是活着,抛掉了他来换别人的爱,而且只要另外那个人的爱情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并不后悔发生这种变化。”她厌恶地回想起她所谓的那种爱情。她现在用来观察自己的和所有别人的生活的那种清晰眼光,使她感到高兴。“对于我、彼得、车夫费多尔、那个商人和住在那些广告号召人们去的伏尔加河畔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她想着,那时她已驶近了下城车站的矮小的房屋,脚夫们从那里跑出来迎接她。

    “去打一张到奥比拉罗夫卡的车票吗?”彼得问。

    她完全忘了她要到哪里去,和为什么要去,费了好大的劲她才明白了这个问题。

    “是的,”她说,把钱包交给他;把她的红色小手提包拿在手里,她下了马车。

    当她穿过人群往头等候车室走去的时候,她逐渐回想起她的处境的全部详情和她的犹疑不决的计划。于是希望和绝望,又轮流在她的旧创伤上刺痛了她那痛苦万状的、可怕地跳动着的心灵的伤处。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她厌恶地凝视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对她说来,他们全都是讨厌的)。一会儿想着怎样到达车站,给他写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现在正在向他母亲诉说他的处境,以及她怎么走进屋去,她对他说些什么。随后她又想生活仍然会多么幸福,她多么痛苦地爱他,恨他,而且她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

    三十一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彼得穿着号衣和长统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自然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闩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想像中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疾的形体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夫娜什么都有了,Matante法语:姑姑!”那小女孩喊着说。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安娜想。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她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俯在车轮上。

    “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来,留心地和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两夫妇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以后,他就用法语对她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满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的、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荡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玎珰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像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摆脱苦难,”安娜心里暗暗地重复说。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的瘦骨嶙峋的妻子,她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丈夫欺骗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秘。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她又继续思索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的急促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的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第八部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⒇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①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在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志愿兵①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①这一段时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时,在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国为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获得独立和自主权终于宣战。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他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胳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allright①!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lespetitesmisèresdelaviehuCmaine,②”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①英语:一切都好。

    ②法语:人生的小小不幸。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子!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子!”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弗龙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谈什么。

    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的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

    走到月台上,弗龙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车厢里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身材,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惹人注目地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也在行礼。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谢尔盖·伊万内奇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齐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①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们,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①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他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但是他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停留在她的窗前,往里望了一眼。“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他补充说,注意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

    “是的,遭到那场不幸以后,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多么可怕的事件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请进来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在她旁边的软席上坐下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说。“您简直想像不出啊!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自杀过一次,”她说,回想起这事,老妇人的眉头又皱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唉,别提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他同我在一道。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这就是她。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对他讲了。他的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的房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真怕人啊!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他像死尸一样抬回来。我真要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Prostrationcomplète,①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

    ①法语:完全虑脱了。

    “唉!提这个做什么呢!”伯爵夫人挥了挥手说。“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证明她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就这样证明了。她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好人——她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列克谢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但是他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生人。但是话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得使他和阿列克谢见不着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她来我就不可能不痛恨!”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对他说这是天赐的福份。自然,我,作为他的母亲,替他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Cen’estpaspastrèsbienvuàPetersbourg①。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望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起来。但是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请您去跟他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①法语:在彼得堡人们不赞成这件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龙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在踱来踱去,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戈斯基看见了他,却战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

    他已经把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弗龙斯基这时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赞许是他的责任。他走到他面前。

    弗龙斯基站住了,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往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

    “也许您不愿意见我,”谢尔盖·伊万内奇说。“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

    “对我来说,无论同谁也不如同您见面那样比较愉快的了,”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

    “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凝视着弗龙斯基那张流露着明显的痛苦神情的面孔。“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①和米兰②写封信?”——

    ①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一八七六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

    ②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一八七二年统治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一八八二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噢,不!”弗龙斯基说,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不,谢谢您;去赴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他说,仅仅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眼睛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气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这总归还是需要的),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哩。”

    “我,作为一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适于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哩!它对别的人也许是有用的,”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地抽搐着,痛得他连心里想的也说不出来。

    “我敢预言,您会复元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很受感动。“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他补充说,伸出手来。

    弗龙斯基紧紧地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不幸事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的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他们吵架时她对他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

    他努力追忆他初次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模样,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到牙痛了,一阵呜咽扭歪了他的脸。

    默默无言地在行李堆旁边来回踱了两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后,他镇静地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自从昨天您就没有得到电讯了吧?是的,他们第三次又吃了败仗,但是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又议论了一阵国王米兰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后,听见第二次铃声,他们就分了手,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去了。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打电报叫他弟弟去接他。当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着在车站雇的一辆出租马车,风尘仆仆,像阿拉伯人一样,正午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宅邸台阶前的时候,列文不在家。正陪着父亲和姐姐坐在凉台上的基蒂,认出来她的夫兄,于是跑下去迎接他。

    “您不通知我们一声,亏得您不害羞!”她说,把手伸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而且让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们没有麻烦你们,就顺顺当当地到这里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我浑身这么多的尘土,都不敢挨您一下了。我忙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脱得开身哩。你们一切都照旧吧,”他微笑着说,“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里,不受浪潮的冲击,享受着恬静的乐趣。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了。”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黑人,等我梳洗一下,我就会像个人样了!”卡塔瓦索夫用他平素的戏谑的口吻说,伸出手来,而且微笑着,他的污黑的面孔衬托着他的牙齿显得格外地光亮。

    “科斯佳一定会很高兴。他到农场上去了。他该回来了。”

    “总是忙碌地经营着农业。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卡塔瓦索夫说。“而我们住在城里的,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就孤陋寡闻了。哦,我们的朋友怎么看法呢?他同别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

    “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同大家一样哩,”基蒂回答,有点慌乱地回顾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吩咐打发人去叫列文和带领满面风尘的客人们去梳洗——一个在列文的书房,另一个在多莉住过的房间——而且吩咐过为客人们摆饭,基蒂充分运用她在怀孕期间被剥夺了的动作敏捷的权利,跑上凉台。

    “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她说。

    “噢,这样的大热天真难受啊!”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哩,科斯佳很欢喜他,”基蒂似乎带着恳求的微笑说,发觉了她父亲脸上的嘲讽的神情。

    “我倒没有什么。”

    “你去招待他们吧,亲爱的,”基蒂对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遇见了斯季瓦,他很好哩。我要跑去看米佳。真倒霉,我从用过茶点以后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一定醒了,大概在啼哭呢。”感觉着乳汁在流,她迈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儿室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她不仅猜到了(她同婴儿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断绝),而且由于她体内乳汁的汹涌她确切地知道他要吃奶了。

    她还没有到育儿室以前,就知道他在哭闹。而事实上他真是在哭闹。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加快了脚步。但是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就越响亮。这是一种美妙的健康的声音,只是带着饥饿和急躁的意味。

    “他哭了很久吗,保姆?很久了吗?”基蒂慌慌张张地问,坐在椅子上准备哺育婴儿。“赶快抱给我!喂,保姆,你多烦人啊;哦,帽子以后再系好了!”

    婴儿由于饥饿哭得直抽搐。

    “但是不能不这样哩,夫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差不多总在育儿室里。“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她哄逗着婴儿,不理睬他母亲。

    保姆把婴儿抱给他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跟着走过去,带着满脸疼爱的神情。

    “他认得我,他认得我!的的确确的,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他认得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压倒了婴儿的哭叫声喊着说。

    但是基蒂没有听她的话。她的焦躁和婴儿的焦躁一样地增长着。

    由于他们的急躁情绪,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婴儿吮得不是地方,发起脾气来。

    终于,经过一阵拚命的、透不过气的哭喊以后,事情才顺利起来,母予同时都安了心,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宝贝,浑身都汗淋淋的了,”基蒂小声说,抚摸着婴儿。“您为什么认为他会认得您呢?”她补充说,斜眼望着婴儿的眼睛,婴儿的那对眼睛,如她所想像的,由滑落到前面去的帽子下面淘气地望着她,她还凝视着他的有规律地一起一伏的面颊,和那画着圆弧形挥动着的、手心通红的小手。

    “不可能的!要是他认识人的话,那也是我啊,”基蒂反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说法,而且微笑了。

    她微笑,因为虽然她说他不可能认识人,但是她心里却确信他不但认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而且还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许许多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而她,她这做母亲的,由于他的缘故才知道和了解了。对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保姆,对于他的外祖父,甚至对于他的父亲,米佳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上照顾的活物而已;但是对他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人物,她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

    “那您就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亲自看看吧。我这么一来,他就容光焕发了,亲爱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样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哦,好的,好的,那时我们再瞧吧,”基蒂低声说。“不过现在您走开吧,他睡着了。”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踮着脚尖走出去;保姆放下窗幔。从摇篮的纱帐下面赶走了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嗡嗡乱叫的大黄蜂,于是坐下来,在她们母子身上挥动着一根干枯的桦树枝。

    “真热,真热啊!老天爷下一点雨也好啊!”她说。

    “是的,是的,嘘……”基蒂只回答了这么一句,她微微地摇晃着身体,温柔地握住那手腕间仿佛缠着一根线似的肥胖的小胳臂,这只胳臂,当米佳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拢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挥动着。这只手使基蒂心神不定;她很想吻吻这只手,但是又怕这么做会惊醒了婴儿。终于那只胳臂不再挥舞,眼睛也闭拢了。婴儿一边吃奶,一边扬起他那鬈曲的长睫毛,仅仅间或用那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乌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母亲。保姆停止搧动了,打起瞌睡来。可以听到楼上老公爵的深沉的声音和卡塔瓦索夫的大笑声。

    “我不在他们大概畅谈起来了,”基蒂想。“不过科斯佳不在,终归还是叫人烦恼的。他大约又到养蜂场去了。虽然他常常到那里去我很难过,但是我也很高兴。这会使他开开心。他现在比春天快活多了,好多了。那时他是那么闷闷不乐,那么苦恼,我都替他害怕哩。他有多么可笑啊!”她微笑着低声说。

    她知道是什么折磨着她丈夫。那就是他不信教。虽然,如果有人问她,她是否认为如果不信教他在来世就会毁灭,她就不得不承认他会毁灭的,但是他不信教并没有使她不幸;她一面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拯救的,同时又爱她丈夫的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她带着微笑想到他不信教,一面暗自说他很可笑。

    “他一年到头总读些哲学做什么?”她想。“如果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那他就会明白的。如果那上面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读呢?他自己说他很想有信仰。那么他为什么不信教呢?一定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他所以想得太多,就是因为他太孤寂了。他总是孤独的,孤独的。他跟我们什么都谈不来。我想这些客人会使他高兴,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爱同他们辩论,”她想,一转念就想到把卡塔瓦索夫安顿到什么地方睡觉才好的问题上去。“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分开住呢,还是住在一起?”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她的脑海,使她激动得战栗起来,甚至把米佳都惊扰得严厉地望了她一眼。“我想洗衣妇还没有把洗的东西送回来,而待客用的床单全都用上了。如果我不照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就会把用过的床单拿给谢尔盖·伊万内奇!”一想到这个血就涌上了基蒂的面颊。

    “是的,我要照料一下,”她下了决心,又回到她以前的思路上去,回忆起有件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事情她还没有想透彻,于是开始回想那是什么问题。“是的,科斯佳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她想起来又微笑了。

    “哦,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与其要他像施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在国外的时候愿望成为的那种样子,倒不如让他永远像这样好。不,他决不会弄虚作假哩。”

    于是最近一件证明他的善良的事历历在目地涌现在她的心头。两星期前,多莉接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偿还他的债务。多莉陷入绝望中,她恨她的丈夫,对他又是轻视,又是可怜,打定主意和他离婚,并且加以拒绝;但是结果又同意卖掉她自己的一部分地产。然后,基蒂带着不由自主的感动的微笑,回想起她丈夫的羞涩,他一再想要解决他所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可以帮助多莉、而又不伤害她的情感的办法,他提议基蒂把她自己那份地送给她,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他怎么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他具有这样的心肠,唯恐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即使是个小孩子的!全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不顾及自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完全认为做他的管家是科斯佳的义务,他的姐姐也是如此。现在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也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天天来找他的农民,好像帮助他们是他份内的事一样。”

    “是的,但愿你像你父亲,但愿你像他就好了!”她说出来,把米佳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面颊。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用他称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他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他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的,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得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着推论,而是凭着他的亲身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裸体一样,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痛苦地死去。

    从这时起,虽然他对这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

    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他结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自从他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执拗地呈现在列文的心头。

    对于他,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在他的信念的整个库房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他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他现在在每一本书籍中,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它们的解答。

    最使他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做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清楚?于是他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的答案的书籍。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据在他的心头以来,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的回忆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了、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那么喜爱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教就像他幼年时候一样,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他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不能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的解释,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了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的话,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他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辱了那种时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有时松弛些,有时强烈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读书,思索,他读得和想得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他所追求的目的越远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解答,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当他阅读,或者自己想法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就又百思不得其解了。当他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则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他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他还未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它曾经慰藉了他一两天;可是当他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它的时候,它也立刻瓦解了,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告他阅览霍米亚科夫①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尽管他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他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他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的团体——教会——的。使他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个实质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他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的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了——

    ①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

    的残酷的嘲弄。失乐园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上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出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样,他像一把犁头似的,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在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十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对妇女们吆喝着、手脚麻利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奥费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把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秋赫说吧,他只想填满肚皮,但是福卡内奇可是个老实人。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列文几乎喊叫起来。

    “您知道怎么样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您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您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

    十二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不能清理出个头绪),毋宁说是那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

    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把那些不住地萦绕在他的心头的、散漫的、无力的、各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据在他的心头了。

    他感觉得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他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它们是愚蠢的、含糊的、不确切的吗?

    “不,我了解得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彻,都清楚哩!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个的。

    “费奥多尔说基里洛夫,那个打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费奥多尔却说为了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而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谈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

    “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寻找奇迹,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这里,就在我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解答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感到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是那么令人愉快,使人简直都难以置信了。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胳臂肘,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他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前面未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它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阻挡住了。“一切从头做起,”他自言自语,把茅草的叶片扳到一边,使它不致挡住甲虫的路,又弄弯了一个叶片,使那只虫子可以从上面过去。“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

    “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你看,它并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开翅膀飞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杨、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而使我惊奇的是,尽管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了。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给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于是他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他最近两年来的整个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的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

    那时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世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得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要像是什么恶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活下去,继续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他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时他还是很幸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对头。

    他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生活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构成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虽然他拚命想像,但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东西。

    “我找寻我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是却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也不能够取得它。

    “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动手把叶片打成一个结子,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简直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他重复说。

    十三

    列文还回想起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孩子们,无人照管,在蜡烛上煮起覆盆子来,像喷泉似的往嘴里倒牛奶。他们的母亲发觉了他们在玩这种把戏,就当着列文的面教导他们说,这种捣乱给大人们添了多少麻烦,都是为了他们费力淘神,如果他们打碎了茶杯,他们就没有东西用来喝茶,如果他们泼了牛奶,他们就没有东西吃,会饿死的。

    孩子们听他们的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流露的平静的、无精打采的不相信的神情使列文大吃一惊。他们伤心的只是他们的有趣的游戏被打断了,母亲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相信。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想像不出他们所能享用的分量,而且也想像不出他们所糟蹋的就是他们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

    “这全是自然而然得来的,”他们心里想。“这一点也没有意思,一点也不关紧要,因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永远都会这样。这事用不着我们操心,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却要发明一些独特的、新奇的花招儿。所以我们就想起来把覆盆子放在杯子里,搁在蜡烛上煮,而且想把牛奶像喷泉一样互相倒在嘴里。这很有趣,而且很新奇,一点也不比用杯子喝差哩。”

    “在理智上探求自然力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的时候,难道我们,难道我,不都是这样做的吗?”他继续想下去。

    “当人通过一种对于人来说是新奇而不自然的思路,给导向一种他早已知道的、而且他确切知道少了就活不下去的知识的时候,所有的哲学理论不都是这样的吗?事先就知道人生的主要意义,像那个农民费奥多尔那样确切无疑,而且一点也不比他清楚,只想凭着靠不住的推理方法回到尽人皆知的题目上去,这在每个哲学家的理论发展上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哦,假定丢下孩子们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取或者去做碗碟,去挤牛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还会淘气吗?不,他们会饿死的!哦,假定丢下我们,让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和思想,却没有上帝和造物主那种概念,或者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善,不了解道德上的恶的意义,那将会如何!

    “没有这些概念,就不用想建立起任何东西来!

    “我们只想破坏,因为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我们的确像小孩子一样。

    “我和农民共有的那种可喜的知识,只有它才给了我宁静的心情的那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是受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一生中充满了基督教所赐予我的精神上的幸福,我的身心盈溢着这种幸福,而且依靠它生活,可是我,却像个孩子一样,不了解它,想破坏它,那就是说,我想要毁坏我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但是只要一到生命的紧要关头,我就像孩子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一样,我就转向了‘他’,而且我还不如那些因为淘气而挨母亲责骂的孩子,我不觉得我的那种幼稚的胡闹想法是对我不利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不是凭着理智知道的,而是因为赐给我了,显示给我了,而且我是从记在心里的、由于信奉教会所宣布的主要的东西而知道的。”

    “教会?教会?”列文重复说。他翻过身去,用胳臂肘撑着身子,开始眺望远方,望着正朝那边的小溪走来的一群牲口。

    “可是我能够相信教会传的全部道理吗?”他想着,想用各种各样能够破坏他现在的平静心情的事情来考验自己。他故意回想着一向最使他觉得奇妙和迷惑不解的教会的教义。

    “创造世界?不过我怎么解释生存呢?用生存吗?什么都不用吗?还有魔鬼和罪恶呢?我怎么说明罪恶呢?……救世主呢?

    “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除了对我和对所有的人都讲过的,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于是他现在觉得没有一条教会的教理能够破坏主要的东西——就是作为人类唯一天职的、对于上帝和对于善的信仰。

    教会的每条教义与其说是表示为个人需要而服务的信念,不如说表示为真理而服务的信念好。每一条教义不但不会破坏这种信念,而且在完成那种在世界上不断地出现的伟大奇迹上是万不可少的,这种奇迹使得每一个人,千百万各色各样的人:圣贤和愚人、儿童和老人、农民们、利沃夫、基蒂、国王和乞丐都可能确切地了解同样的事情,而且构成一种精神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值得过,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所看重的。

    仰卧着,他现在凝视着那高高的、无云的天空。“难道我不知道这是无限的空间,而不是圆形的苍穹吗?但是不论我怎样眯缝着眼睛和怎样使劲观看,我也不能不把它看成圆的和有限的;尽管我知道无限的空间,但是当我看到坚固的蔚蓝色的穹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是对的,比我极目远眺的时候更正确。”

    列文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好像在倾听正在他心里愉快而热切地谈论着什么的、神秘的声音。

    “这真的是信仰吗?”他想,幸福得不敢相信了。“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他说,咽下涌上来的呜咽,用双手擦掉满含在眼睛里的眼泪。

    十四

    列文直视着前方,看见一群牲口,随后又看见套着他那匹乌骓马的马车,还有那个走到牲口跟前,正同牧人说什么话的车夫;随后他听见附近发出车轮的轰隆声和毛色光滑的马的鼻息声;但是他是那么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因此他并不奇怪为什么车夫会到他这里来了。

    当车夫离得十分近了,招呼他的时候,他这才想起来。

    “太太派我来接您。您的哥哥和另外一位先生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接过缰绳。

    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列文好久都清醒不过来。他凝视着那匹肥壮的马,它跑得连被缰绳磨伤的臀部和脖颈都冒出汗来,而且凝视着坐在他身边的车夫伊万,于是回忆起他正盼望着他哥哥,想起来他妻子大概为了他久久不回去而不放心了,他试着猜想同他哥哥一道来的那位客人是谁。他哥哥、他妻子和那位不知名的客人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觉得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现在都会改变了。

    “我和我哥哥之间现在决不会再有那种老横在我们之间的疏远态度了,不会争论了,和基蒂永远也不会口角了;对那位客人,不论他是谁,我都会是亲切而和善的;和仆人们,和伊万,一切都会两样了。”

    拉紧粗硬的缰绳,勒住那匹焦急得喷着鼻息、似乎只想要奔跑的骏马,列文不住地扭过头来望着坐在他身边的伊万,伊万空着两手不知做些什么才好,不断地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衬衣按下去,列文极力想找个借口好和他谈话。他本来想说伊万把马鞍的肚带勒得太紧了,但是这听起来好像是责备的话,而他是希望说些亲切的话的。但是他又想不起别的话可说。

    “请靠右边走,那里有一截树桩,”车夫说,揪了揪列文拉着的缰绳。

    “请你别碰我,不要教我!”列文说,因为车夫的干涉而恼怒了。就像往常别人的干预总使他恼怒一样,他立刻就忧愁地感觉到,他认为他的心情接触到现实时,他的态度马上就会改变的那种推论是多么错误。

    离家还有四分之一里的时候,列文看见格里沙和塔尼娅朝着他跑来。

    “科斯佳姨父!妈妈来了,还有外祖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一个什么人哩!”他们嚷叫着,爬上马车。

    “那是谁呀?”

    “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哩!他的两只胳臂总这样,”塔尼娅说,在马车里立起身来,模仿着卡塔瓦索夫。

    “年纪大的呢,还是年轻的?”列文笑着问,塔尼娅的手势使他想起一个什么人。

    “啊,但愿不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就好了!”列文想。

    他们刚由路的转弯处转出去,就看见一群人走过来,列文认出来卡塔瓦索夫,他戴着草帽,两只胳臂就像塔尼娅所表演的那样挥动着。

    卡塔瓦索夫爱好谈论哲学,他从那些从来不研究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那里学到一些概念,在莫斯科列文最近曾和他争论过好多次。

    列文认出他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在那次争论中,卡塔瓦索夫显然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不,无论如何我现在也不争辩和轻易发表意见了,”他思索。

    下了马车,同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招呼过之后,列文就问基蒂在哪里。

    “她抱着米佳到科洛克(这是房子附近的树林)去了,她想把他安顿在那里,因为家里太热了。”多莉说。

    列文一向总劝他的妻子不要把婴儿抱到树林里去,认为那是很危险的,听到这个消息他很不高兴。

    “她抱着他到处乱走,”老公爵微笑着说。“我劝她把他抱到冰窖里去试一试呢。”

    “她想去养蜂场的。她以为你在那里呢。我们也是到那里去,”多莉说。

    “哦,你在做什么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落在后面和他弟弟并肩走着。

    “噢,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照常忙着经管农事,”列文回答。“你可以住得久一些吗?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了。”

    “住两个星期的光景。在莫斯科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说了这些话,两弟兄的目光相遇了,而列文,尽管他总是希望,现在更是热烈地希望和他哥哥亲善,特别是和他开诚布公,但是望着他的时候却觉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

    “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

    “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

    “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

    “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看吧。

    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伊利亚特

    “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茂密的、颜色鲜艳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地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来花蜜。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的、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头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

    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

    “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

    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

    十五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

    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卡塔瓦索夫说。百年孤独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

    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十六唐吉诃德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了!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

    “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而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的一致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AlphonseKarr①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①法语:阿里芬斯·卡尔。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像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份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舆论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是会沉默的,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们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是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内奇从他那方面反驳说,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一点也不错,正是这样!”老头重复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

    “不,老弟,您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卡塔瓦索夫兴高采烈地喊着说。

    列文气恼得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他看出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要使自己和他们的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儿把他毁了的智力上的自豪感。他不能够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里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中间他看不出这种思想的表现,而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组成俄国人民的一分子)也找不出这种思想。而他之所以不能同意,最主要的是因为他,还有人民,都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却确切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守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善的法则,这种公共福利才能取得,因此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也不鼓吹战争。

    他和米哈伊雷奇以及传说中邀请北欧民族来为王的人民一样,都表示:“来做我们的王公,统治我们吧!我们情愿唯命是从。一切劳役、一切屈辱、一切牺牲我们都承担下来;但是我们既不评判,也不决定!”可是现在,按照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说法,人民已经放弃了他们用那么高的代价取得的特权。

    他本来还想问一声,如果舆论是绝对正确的评判人,那么为什么革命和公社不像支援斯拉夫人的运动那么合法呢?但是这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想法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是无容置疑的,就是这场争论这时已惹恼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因此再争论下去是不好的,所以列文就默不作声了,他让客人们注意乌云聚拢来了,最好趁着还没下雨赶快回家。

    十七

    公爵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坐上马车走了;其余的人们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但是阴云,时而白茫茫的,时而黑魆魆的,来得那么急骤,他们必须加快脚步才能在落雨以前赶到家。前面的乌云,低沉而且像浓烟那么黑,以迅速得出奇的速度横过天空冲过来,他们离家还有两百步的光景,一阵风就刮起来了,随时都会降下倾盆大雨。

    孩子们发出又惊又喜的叫喊声跑在前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吃力地和缠着她的双腿的裙子斗争着,已经不是走路,而是跑起来了,一面目不转睛地注意着孩子们。男人们按着帽子,迈着大步走着。他们刚走到台阶上,大滴的雨点已打在铁皮水槽的边缘上了。孩子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人们,快活地谈笑着跑到房檐的荫庇下。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呢?”列文问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她拿着头巾和披肩到大厅里来迎接他们。

    “我们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哩,”她说。

    “米佳呢?”

    “一定是在科洛克树林里,保姆和他们在一起。”

    列文一把夺过来一块披肩,就朝着科洛克树林冲去了。

    在这短短的一会工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得天色黯然无光,好像日蚀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干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科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

    列文头向前低着,和想要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科洛克树林了,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眼花缭乱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科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其他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闪电、雷鸣和因为挨了雨淋而感到的寒冷,在列文心头合成了一种恐怖的感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不要砸着她们!”他说。

    虽然他立刻就想到,他祷告那棵已经倒下去的树不要砸着她们是多么没有意义,但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他除了念这些毫无意义的祈祷文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跑到她们常去的那个地方,他没有找到她们。

    她们在树林那一头的一棵老菩提树下,正在呼喊他。两个穿深色衣服(她们出门的时候本来穿的是浅色衣服)的人站在那里,弯腰俯在什么上面,这就是基蒂和那个保姆。雨已经停了,列文跑到她们那里的时候天色亮些了。保姆的衣服下半截是干的,但是基蒂的衣服却湿透了,整个贴在她身上。虽然雨已经住了,但是她们站着的姿势仍然像雷雨大作的时候那样:她们两个都弯腰俯在一辆遮着绿阳伞的儿童车上。

    “平安无事吧?感谢上帝!”他说,穿着一只快要掉下去的灌满了水的靴子蹚着水跑到她们跟前。

    基蒂的潮湿而红润的面孔转过来望着他,戴着她那顶走了样子的帽子羞怯地微笑着。

    “哦,你不觉得难为情吗?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这样胡来!”他恼怒地责备他的妻子。

    “说实在的,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们刚要走,他就闹起来了。我们得给他换尿布。我们刚要……”基蒂开始辩解。

    米佳安然无恙,身上是干的,安稳地熟睡着。

    “哦,感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们收拾起婴儿的湿尿布;保姆抱起婴儿,抱着他走。列文在他妻子旁边走着,懊悔他发了脾气,于是背着保姆,悄悄地握住基蒂的手。

    十八

    整整一天,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参加的各式各样的谈话中,列文虽然对于自己心中应该发生的变化感到失望,但是他不断地高兴地感到他内心的充实。

    雨后地上太潮湿,不能出去散步;况且天边的雷云还没有散去,在天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雷鸣声,阴云遮暗了天边。因此大伙在家里消磨了那一天剩下的光阴。

    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论;相反地,用过午饭以后,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一开始卡塔瓦索夫就用他那种别出心裁的笑话来为太太们逗乐,那些笑话总是使初次和他结识的人感到高兴,可是后来,受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怂恿,他就讲起雌雄家蝇之间性格上的、甚至是外貌上的差异和有关它们生活的有趣的观察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致也很高,喝茶的时候,由于他弟弟的逗引,阐述起他对东欧问题的前途的看法,他讲得又简单又生动,使得人人都留神倾听起他的话来。

    只有基蒂不能听他讲完,她被唤去给米佳洗澡。

    基蒂走了一会儿以后,列文也被唤到育儿室她那里去了。

    放下茶点,惋惜这场有趣的谈话被打断了,同时又担心为什么叫他去,因为只有发生重要的事情才会这样,列文到育儿室去了。

    虽然列文没有听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理论——就是说一个拥有四千万人口的解放了的斯拉夫社会应该如何和俄国同心协力来开辟历史上的新纪元,作为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使他感到很大的兴趣;虽然因为不知道基蒂为什么要叫他去而感到诧异和不安——但是他一离开客厅,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回想起早上的思想。所有关于斯拉夫人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那套理论同他心里所起的变化比起来,他觉得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致他转瞬之间就完全遗忘了,又回到早晨那种心情中去了。

    他现在并不像以前那样回想他的整个思路(他现在不需要那样)。他立刻就回到那种曾经指引过他的、而且同这些思想有关的情绪中去,他看到这种情绪在他心中比以往更强烈更明确了。现在他已经无须像往常那样,为了获得这种情绪而想出一些安慰自己的论据和反复回想整个的思路。现在,恰恰相反,喜悦而平静的情绪比以前更活跃了,而他的思想却跟不上他的情绪了。

    他穿过凉台,仰望在暮色渐浓的天空出现的两颗星星,突然间他回忆起来:“是的,仰望天空的时候,我认为我看见的穹窿并不是幻影,但是还有一些我没有想透彻的东西,我避而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沉思着。“但是无论那是什么,决没有反对的余地。我只要好好想一想,一切都会变得清楚的。”

    正在他走进育儿室的时候,他想起来他避而不敢正视的是什么。那就是,如果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在于他对于什么是善做了启示,那么这种启示为什么只局限于基督教教会之内呢?这种启示和同样也谆谆劝人行善的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信仰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这个问题他已得出答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自己说明,就走进育儿室了。

    基蒂卷着袖子,站在婴儿正在里面玩水的澡盆旁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就扭过脸来,用微笑招呼他到她身边去。她用一只手托着仰面浮在水上、乱踢乱蹬的肥胖婴儿的头,另一只手用海绵往婴儿身上挤水,她的胳臂上的筋肉有规律地动着。

    “哦,你来看!你看!”她丈夫走过来的时候她说。“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得不错。他会认人了!”

    原来,米佳这一天显而易见地、而且毫无疑问地已经认得出他所有的亲人了。

    列文一走到澡盆旁,她们立刻就试验给他看,而结果非常圆满。为了这个目的而特地叫来的厨娘弯腰俯在他身上。他皱着眉头,不以为然地把头左右摇晃着。基蒂弯腰俯在他身上,他就笑逐颜开,用小手攥着海绵,吮着嘴唇,发出那样满意而古怪的声音,不但基蒂和保姆,连列文也意想不到地欢喜起来。

    保姆用一只手把婴儿从澡盆里抱起来,又用水给他冲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用大毛巾包起来擦干了,让他刺耳地哭叫了一阵以后,就把他抱给母亲了。

    “哦,我很高兴你开始爱他了,”基蒂对她丈夫说,那时她舒适地坐在她坐惯了的位置上奶着孩子。“我非常高兴!不然我可就要为这事发愁了。你说过你对他毫无感情。”

    “不,难道我说过我对他毫无感情吗?我只是说我感到失望罢了。”

    “什么,你对他感到失望?”

    “倒不见得是对他感到失望,而是对我自己的感情;我期望的还要多哩。我本来期望,好像遇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样,一股新的愉快感情会在我心中激荡。可是,当时不但没有这种感情,反倒觉得憎恶和怜悯……”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一边越过婴儿的身上,把在替米佳洗澡时摘下的戒指又戴到她的纤细的指头上。

    “最重要的是,焦虑和怜悯远远超过快乐的心情。但是今天,经过暴风雨期间那一场恐怖以后,我理解到我是多么爱他了。”

    基蒂笑得容光焕发。

    “你非常害怕吗?”她问。“我也很害怕,但是事情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反倒更后怕了。我要去看看那棵橡树。‘卡塔瓦索夫多么有趣啊!总而言之,今天一整天都是非常愉快的。你愿意的时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也可以那么要好……哦,到他们那里去吧。洗过澡以后这里总是又闷热又雾气腾腾的。”

    十九

    走出育儿室,列文又是独自一个人了,他立刻又回想起那个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思想。

    没有回到传来人声的客厅里,他逗留在凉台上,倚着栏杆凝视着天空。

    天色完全黑暗了,在他眺望着的南方是晴朗无云的。阴云笼罩着对面那个方向。那里电光闪闪,传来遥远的雷鸣声。列文倾听着水珠从花园里的菩提树上有节奏地滴落下来的声音,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中穿过的支脉纵横的银河。每逢闪电一闪,不但银河,连最明亮的星辰也消失了踪影,但是闪电刚一熄灭,它们就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仿佛是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上去的。

    “哦,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列文暗暗地问自己,预先感到这个疑问的解答早已在他的心中了,虽然他还不知道。

    “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而向人们显示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在承认这个的时候,不论我愿不愿意,我就和其他的人们给联合到一个信徒的团体中了,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哦,可是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儒教徒、佛教徒——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把他认为最危险的这个疑问提到自己面前。“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他暗自沉思,可是立刻又纠正了自己。“但是我到底在探求什么呢?”他自言自语。“我在探求人类的各式各样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在探求上帝向这星云密布的整个宇宙所显示的普遍的启示。我究竟是在做什么?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心,已经无疑地显示了一种远非理智所能达到的认识,而我却顽固地一味想要用理智和言语来表达这种认识。”

    “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辰吗?”他暗自追问,凝视着已经移到一棵白桦树树梢的一颗明亮的行星。“但是我,望着星球的运转,我就想像不到地球的运转,因此我说星球在移动是对的。

    “如果考虑到地球的全部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运行,难道天文学家还能了解和计算什么吗?他们推论出的一切有关天体的距离、重量、运行和干扰的不可思议的结论,都是以天体环绕着固定不移的地球的看得出的运转为根据的,这种运转就展露在我眼前,多少世纪以来对于千百万人说它总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而且永远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就像天文学家的结论如果不是以子午线和地平线作为观察看得见的天体的依据,就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一样,我的结论如果不是以那种无论过去或现在对于所有人永远不变的、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而且在我心中永远可以证实的分清善恶的理解力作根据,那也会是空洞而不可靠的。至于其他宗教信仰以及它们和神的关系问题,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来解决。”

    “噢,你还没有走吗?”他突然听见基蒂的声音说,她正路过这里到客厅去。“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
    她说,借着星光注意地凝视着他的面孔。
    要不是一道使繁星失去光辉的闪电照亮了他的面孔的话,她就不会看清他的面部。借着闪电的光芒她看见了他整个的脸,看出他是平静而愉快的,她对他微微一笑。
    “她懂得,”他想,“她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不要告诉她?是的,我要告诉她……”但是他刚要开口的时候,她就说:“噢,科斯佳!请你帮帮忙,”她说,“到角落上那个房间去看看,他们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安排得怎样了!我去不大方便。看看他们是不是放上新脸盆了?”
    “好的,我立刻就去,”列文说,站直身体吻了吻她。
    “不,我还是不告诉她的好,”当她从他身边走到前面去的时候,他想。“这对于我个人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非言语所能表达的秘密。
    “这种新的情感并没有使我有所改变,没有使我感到幸福,也没有像我梦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大彻大悟,只是像我对我儿子的感情一样。这也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地方。但就是信仰也罢,不是信仰也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历尽痛苦产生了,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
    “我照样还会跟车夫伊万发脾气,照样还会和人争论,照样还会不合时宜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心灵最神圣的地方和其他的人们,甚至和我的妻子之间仍然会有隔阂;为了我自己的恐惧我还会责备她,并且还会因此感到后悔;我的理智仍然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照样还会祈祷;但是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随时随刻,不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善的意义,而我是有权力把这种意义贯注到我的生活中去的!”

    1873—1877

  •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丈夫和他们家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她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样的状态已经继续了三天,不只是夫妻两个,就是他们全家和仆人都为此感到痛苦。家里的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住在一起没有意思,而且觉得就是在任何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情投意合。妻子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一步,丈夫三天不在家了,小孩们像失了管教一样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吵架,给朋友写了信,请替她找一个新的位置。
    厨师昨天恰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辞了工。
    在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他在交际场里是叫斯季瓦的——在照例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在他妻子的寝室,却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富于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翻转,好像要再睡一大觉似的,他使劲抱住一个枕头,把他的脸紧紧地偎着它;但是他突然跳起来,坐在沙发上,张开眼睛。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重温着他的梦境。“怎么回事,对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德国城市]请客;不,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在座的人都唱Ilmiotesoro[意大利语:我的宝贝],但也不是Ilmiotesoro,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回想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乐地闪耀着,他含着微笑沉思。“哦,真是有趣极了。有味的事情还多得很,可惜醒了说不出来,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而后看到从一幅罗纱窗帷边上射入的一线日光,他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拖鞋,那双拖鞋是金色鞣皮的,上面有他妻子绣的花,是他去年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照他九年来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向寝室里常挂晨衣的地方伸出手去。他这才突然记起了他没有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房间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皱起眉来。

    “唉,唉,唉!”他叹息,回想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和妻子吵架的每个细节,他那无法摆脱的处境以及最糟糕的,他自己的过错,又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是的,她不会饶恕我,她也不能饶恕我!而最糟的是这都是我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怪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记起这场吵闹所给予他的极端痛苦的感觉,尽在绝望地自悲自叹。

    最不愉快的是最初的一瞬间,当他兴高采烈的,手里拿着一只预备给他妻子的大梨,从剧场回来的时候,他在客厅里没有找到他妻子,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而终于发现她在寝室里,手里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倒霉的信。

    她——那个老是忙忙碌碌和忧虑不安,而且依他看来,头脑简单的多莉[妻子达里娅的英文名字],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封信,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问,指着那封信。

    回想起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觉得事情本身还没有他回答妻子的话的态度那么使他苦恼。

    那一瞬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般人在他们的极不名誉的行为突如其来地被揭发了的时候所常发生的现象。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被揭穿后他在妻子面前所处的地位。没有感到受了委屈,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随便什么都比他所做的好——他的面孔却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认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安娜·卡列宁娜》写成之前不久,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脑神经的反射作用》的作者谢切诺夫教授正和其他的科学家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对于这种事情一知半解的奥布隆斯基都轻而易举地想起这个术语,可见这场论战曾引起了当时公众的充分注意])——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

    为了这种痴愚的微笑,他不能饶恕自己。看见那微笑,多莉好像感到肉体的痛苦一般颤栗起来,以她特有的火气脱口说出了一连串残酷的话,就冲出了房间。从此以后,她就不愿见她丈夫了。
    “这都要怪那痴愚的微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
    “但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自言自语说,找不出答案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自欺欺人,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后悔他的行为。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多情的男子,他的妻子仅仅比他小一岁,而且做了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他不爱她,这他现在并不觉得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瞒过他的妻子。但是他感到了他的处境的一切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难过。他也许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隐瞒住他的妻子,要是他早料到,这个消息会这样影响她。他从来没有清晰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妻子早已怀疑他对她不忠实,她只是装做没有看见罢了。他甚至以为,她只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疲惫的、渐渐衰老的、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毫不惹人注目的女人,应当出于公平心对他宽大一些。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想不出办法来。“以前一切是多么顺遂呵!我们过得多快活;她因为孩子们而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从来什么事情也不干涉她;随着她的意思去照管小孩和家事。自然,糟糕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真糟!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胡来,未免有点庸俗,下流。但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呀!(他历历在目地回想着罗兰姑娘的恶作剧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是毕竟,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从来未敢放肆过。最糟的就是她已经……好像命该如此!唉,唉!但是怎么,怎么办呀?”

    除了生活所给予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的那个一般的解答之外,再也得不到其他解答了。那解答就是:人必须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那就是,忘怀一切。要在睡眠中忘掉忧愁现在已不可能,至少也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够回到酒瓶女人所唱的音乐中去;因此他只好在白昼梦中消愁解闷。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衬着蓝色绸里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了一个结,于是,深深地往他的宽阔胸膛里吸了一口气,他摆开他那双那么轻快地载着他的肥胖身体的八字脚,迈着素常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他拉开百叶窗,用力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刻应声出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来了。理发匠挟着理发用具跟在马特维后面走进来。

    “衙门里有什么公文送来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回答,怀着同情询问地瞥了他的主人一眼;停了一会,他脸上浮着狡狯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交换的眼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彼此很了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你难道不知道?”
    马特维把手放进外套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善良地、带着一丝微笑凝视着他的主人。
    “我叫他们礼拜日再来,不到那时候不要白费气力来麻烦您或他们自己,”他说,他显然是事先准备好这句话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马特维想要开开玩笑,引得人家注意自己。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字眼,他的脸色开朗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做手势要理发匠的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鬈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谢上帝!”马特维说,由这回答就显示出他像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一个人,还是和她丈夫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够回答,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吗?”
    “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好像怀疑似地重复着。
    “是的,去告诉她。把电报拿去;交给她,照她吩咐的去办。”
    “您要去试一试吗,”马特维心中明白,但他却只说:“是的,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了脸,梳过了头发,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匠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吧,”他说,只有他的眼睛含着笑意,然后把手放进口袋里,歪着脑袋斜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随即一种温和的而又有几分凄恻的微笑流露在他的好看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要紧,老爷;事情自会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自会好起来的?”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的衣服的窸窣声。
    “我,”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严峻的麻脸从门后伸进来。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走到她面前。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妻子面前一无是处,而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但是家里几乎每个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都站在他这边。
    “哦,什么事?”他忧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是这样痛苦,看见她都叫人伤心;而且家里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了。老爷,您该怜悯怜悯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是没有办法的!要图快活,就只好……”
    “但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好的,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马颈轭一样,吹去了上面的一点什么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的愉快神情把它套在他主人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分置在各个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虽然他很不幸,但是他感到清爽,芬芳,健康和肉体上的舒适,他两腿微微摇摆着走进了餐室,他的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阅读信件。有一封令人极不愉快,是一个想要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座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谈的。最不愉快的是他的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要牵涉到他急待跟他妻子和解的问题上去。想到他会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他会为了卖树林的缘故去跟他妻子讲和——想到这个,就使他不愉快了。

    看完了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阅过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一面喝咖啡,一面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定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一致的意见。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了意见的时候,他这才随着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改变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这些政治主张和见解是自动到他这里来的,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是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由于普通在成年期发育成熟的,对于某种精神活动的要求——必须有见解正如必须有帽子一样。如果说他爱自由主义的见解胜过爱他周围许多人抱着的保守见解是有道理的,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是坏的,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才行;而家庭生活的确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多少乐趣,而且逼得他说谎做假,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在于箝制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所有这些可怕而夸张的言词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到留里克[死于879,俄国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始祖]为止,而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难倒老实的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癖,他喜欢他的报纸,正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的脑子里散布了一层轻雾。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扑灭革命的祸害,这类叫嚣是毫无意思的;正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假想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墨守成规,”云云。他又读了另外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1748—1832,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和密勒[1806—1372,哲学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并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领会了每句暗讽的意义,猜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像平常一样,给予他一定的满足。

    但是今天这种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破坏了。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已赴威斯巴登[德国西部的城市,在莱茵河畔,是矿泉疗养地]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导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予他一种宁静的讥讽的满足。

    看过了报,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抹上黄油的面包,他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他快乐地微笑着,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快乐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快乐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沉思了。

    可以听到门外有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弄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对你说了不要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拾起来!”

    “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孩子们没有人管,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叫他们。他们抛下那当火车用的匣子,向父亲走来。

    那小女孩,她父亲的宝贝,莽撞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颈上,她老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闻惯的香气。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为弯屈的姿势而涨红的、闪烁着慈爱光辉的面孔,松开了她的两手,待要跑开去,但是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怎样了?”他问,抚摸着他女儿的滑润柔软的小脖颈。“你好,”他说,向走上来问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说。

    他意识到他并不怎么爱那男孩,但他总是尽量同样对待;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
    “哦,她快活吗?”
    小女孩知道,她父亲和母亲吵了架,母亲不会快活,父亲也一定明白的,他这么随随便便地问她只是在作假。因此她为她父亲涨红了脸。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塔尼娅,我的宝宝。哦,等一等!”他说,还拉牢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说。
    “是,是。”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他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颈,就放她走了。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是有个人为了请愿的事要见您。”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半个钟头的光景。”
    “我对你说了多少次,有人来马上告诉我!”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粗鲁而又诚恳,使得人不能够生气。
    “那么,马上请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烦恼地皱着眉。

    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寡妻,来请求一件办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地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一句,并且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怎样以及向谁去请求,甚至还用他的粗大、散漫、优美而清楚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可以帮她忙的人。打发走了参谋大尉的寡妻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记什么没有。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他的妻子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噢,是的!”他垂下头,他的漂亮面孔带着苦恼的表情。

    “去呢,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而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那除了弄虚作假不会有旁的结果;要改善、弥补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她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人爱怜,或者使他变成一个不能恋爱的老人,都不可能。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不会有旁的结果;而欺骗说谎又是违反他的天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做的;这样下去不行,”他说,极力鼓起勇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投进珠母贝壳烟灰碟里去,然后迈着迅速的步伐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到他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吃惊的大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散乱地摆满一房间,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她正从里面挑拣什么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口望着,徒然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感觉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来的会见。她正在企图做她三天以来已经企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但她还是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自言自语地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办法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还是继续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况且,她感到假如在这里,在她自己家里,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照看她的五个小孩,那么,在她要把他们通通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更糟。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吃了变了质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意识到要走开是不可能的;但是,还在自欺欺人,她继续清理东西,装出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把手放进衣柜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他走得离她十分近的时候,她这才回头朝他望了一眼。但是她的脸,她原来想要装出严厉而坚决的表情的,却只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情。

    “多莉!”他用柔和的、畏怯的声调说。他把头低下,极力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但他却依然容光焕发。迅速地瞥了一眼,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那容光焕发的姿态。“是的,他倒快乐和满足!”她想,“而我呢……他那讨厌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很喜欢他,称赞他哩——我真恨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唇抿紧了,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抽搐起来。

    “你要什么?”她用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声调说。

    “多莉!”他颤巍巍地重复说。“安娜今天要来了。”

    “那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喊叫了一声。

    “但是你一定要,多莉……”

    “走开,走开,走开!”她大叫了一声,并没有望着他,好像这叫声是由肉体的痛苦引起来的一样。

    斯徒潘·阿尔卡季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镇定,他还能够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如马特维所说的,而且还能够安闲地看报,喝咖啡;但是当他看见她的憔悴的、痛苦的面孔,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的呼吸就困难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里开始闪耀着泪光。

    “我的天!我做了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呜咽哽住。

    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望了他一眼。

    “多莉,我能够说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想想,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够抵偿一刹那的……”

    她垂下眼睛,倾听着,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她好像在请求他千万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

    “一刹那的情欲……”他说;一听到这句话,她就好像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一样,嘴唇又抿紧了,她右颊的筋肉又抽搐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会说下去的。

    “走开,走出去!”她更尖声地叫,“不要对我说起您的情欲和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两腿摇晃,只得抓住一个椅背来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他的面孔膨胀了,他的嘴唇噘起,他眼泪汪汪的了。

    “多莉!”他说,呜咽起来了,“看在上帝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没有过错!都是我的过错,责罚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任何事,只要我能够,我都愿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但是,多莉,饶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听见她的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他替她说不出地难过。她好几次想要开口,但是不能够。他等待着。

    “你想起小孩们,只是为了要逗他们玩;但是我却总想着他们,而且知道现在这样子会害了他们,”她说,显然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暗自重复了不止一次的话。

    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感激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但是她厌恶地避开他。

    “我常想着小孩们,所以只要能够救他们,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样去救他们: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在一起……你说,在那……发生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有可能吗?你说,还有可能吗?”她重复着说,提高嗓音,“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发生了恋爱关系以后……”
    “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可怜的声音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对您感到厌恶,嫌弃!”她大声喊叫,越来越激烈了。
    “您的眼泪等于水!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也没有道德!我觉得您可恶,讨厌,是一个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带着痛苦和激怒,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

    “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的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靠着天资高,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但是他懒惰而又顽皮,所以结果他在他那一班里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尽管他一向过着放荡的生活,衔级低微,而年龄又较轻,他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占着一个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的位置。这个位置,他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引荐得来的。卡列宁在政府的部里占着一个最主要的职位,这个莫斯科的机关就是直属他的部的。但是即使卡列宁没有给他的妻兄谋到这个职务,斯季瓦·奥布隆斯基通过另外一百个人——兄弟、妹妹、亲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引荐,也可以得到这个或另外类似的位置,每年拿到六千卢布的薪水,他是绝对需要这么多钱的,因为,虽然有他妻子的大宗财产,他的手头还是拮据的。

    半个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官场中三分之一的人,比较年老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他幼年时就认识他;另外的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职位,地租和承租权等等形式的尘世上的幸福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忽视他们自己的同类;因此奥布隆斯基要得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置,是并不怎样费力的;他只要不拒绝、不嫉妒、不争论、不发脾气就行了,这些毛病,由于他特有的温和性情,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的。假使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么多薪水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要求年龄和他相同的人们所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种职务,是和任何人一样胜任愉快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不只是由于他的善良开朗的性格和无可怀疑的诚实,而且在他的身上,在他那漂亮的开朗的容貌,他那闪耀的眼睛,乌黑的头发和眉毛,以及他那又红又白的面孔上,具有一种使遇见他的人们觉得亲切和愉快的生理的效果。“嗳哈!斯季瓦!奥布隆斯基!他来了!”谁遇见他差不多总是带着快乐的微笑这样说。即使有时和他谈话之后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地方,但是过一天,或者再过一天,大家再看见他,还是一样地高兴。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机关的长官已经三年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但赢得了他的同僚、下属、上司和所有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的喜欢,而且也博得了他们的尊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博得他同事的一致尊敬的主要特质是:第一,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对别人极度宽容;第二,是他的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他在报上所读到的自由主义,而是他天生的自由主义,由于这个,他对一切人都平等看待,不问他们的衔级或职位的高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他所从事的职务漠不关心,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到了他办公的地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被一个挟着公事包的恭顺的门房跟随着,走进了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走到办公室来。书记和职员都起立,快乐而恭顺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常迅速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跟前,和同僚们握了握手,就坐下来。他说了一两句笑话。说得很得体,就开始办公了。为了愉快地处理公务所必需的自由、简便和仪式的分寸,再没有谁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懂得更清楚的了。一个秘书,带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办公室每个人所共有的快乐而恭顺的神情,拿着公文走进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倡导的那种亲昵的、无拘无束的语调说:
    “我们设法得到了奔萨省府的报告。在这里,要不要……。
    “终于得到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手指按在公文上。哦,先生们……”于是开始办公了。
    “要是他们知道,”他想,带着庄重的神气低下头,一边听着报告。“半个钟点以前,他们的长官多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啊!……”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他的眼里含着笑意。办公要一直不停地继续到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用午饭。

    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办公室的大玻璃门突然开了,一个什么人走了进来。所有坐在沙皇肖像和正义镜下面的官员们,都高兴可以散散心,向门口望着;但是门房立刻把闯进来的人赶了出去,随手把玻璃门关上了。

    报告读完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于是,发挥时代的自由主义,在办公室拿出一支纸烟来,然后走进他的小办公室去。他的两个同僚——老官吏尼基京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随着他进去。

    “我们吃了午饭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

    “那福明一定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一个和他们正在审查的案件有关的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皱眉,这样使他明白过早地下判断是不对的,他没有回答一句话。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门房。
    “大人,一个人趁我刚一转身,没有得到许可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办公的官员们走了的时候,再……”
    “他在什么地方?”

    “也许他到走廊里去了;他刚才还在那里踱来踱去。那就是他,”门房说,指着一个蓄着鬈曲胡须、体格强壮、宽肩的男子,他没有摘下羊皮帽子,正在轻快而迅速地跑上石级磨损了的台阶。一个挟着公事包的瘦削官吏站住了,不以为然地望了望这位正跑上台阶的人的脚,又探问似地瞥了奥布隆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站在台阶顶上。当他认出走上来的人的时候,他那托在制服的绣金领子上面容光焕发的和蔼面孔显得更光彩了。

    “哦,原来是你!列文!你终于来了,”他带着亲切的嘲弄微笑说,一面打量着走上前来的列文。“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握手他还不满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来了好久了吗?”

    “我刚刚到,急于要见你,”列文说,羞涩地、同时又生气和不安地向四下望了望。

    “哦,让我们到我的房间里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知道他的朋友自尊心很强和易怒的羞赧,于是,挽着他的胳膊,他拉着他走,好像引导他穿过什么危险物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他所有的相识都称“你”,他通通叫他们的教名:六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岁的青年人、演员、大臣、商人和侍从武官都一律对待,因此他大部分的密友可以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找到,他们要是知道通过奥布隆斯基的媒介而有了共同的关系,一定会很惊讶的。凡是和他一道喝过香槟的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而他跟什么人都一道喝香槟,所以万一当着他部下的面,他遇见了他的什么“不体面的亲友”(如他所戏谑似地称呼他的许多朋友),他凭着他特有的机智,懂得怎样冲淡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亲友”,但是奥布隆斯基立刻敏感到列文一定以为他不愿当着他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亲密,故而赶紧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

    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差不多同样年纪;他们的亲密并不只由于香槟。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虽然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两个从小在一块儿的朋友一样相亲相爱。虽然如此,他们两人——像选择了不同的活动的人们之间所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虽然议论时也说对方的活动是正确的,但却从心底鄙视。彼此都感觉得好像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过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奥布隆斯基一看见列文就抑制不住微微讽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见列文从乡下到莫斯科来,他在乡下做的什么事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来也不十分理解,而且也实在不感兴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来总是非常激动,非常匆忙,有点不安,又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激怒,而且大部分时候对于事物总是抱着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见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嘲笑这个,却又喜欢这个。同样,列文从心底鄙视他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他认为没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务。但是所不同的只是奥布隆斯基因为做着大家都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温和地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时甚至生气地笑。

    “我们盼了你好久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他的小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好像表示这里一切危险都过去了一样。“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呢!”他继续说,“哦,你好吗?呃!你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奥布隆斯基的两个同僚的不熟识的面孔,特别是望着那位风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有那么长的雪白指头,那么长的、黄黄的、尖端弯曲的指甲,袖口上系着那么大的发光的钮扣,那手显然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不让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奥布隆斯基立刻注意到这个,微笑了。

    “哦,真的,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县议员,县议会的新人物,一只手可以举重五十普特[1普特合16.3公斤]的运动家,畜牧家,狩猎家,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令弟。”
    “高兴得很,”老官吏说。
    “我很荣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来。

    列文皱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立刻就转向奥布隆斯基。虽然他对他的异父兄弟,那位全俄闻名的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是当人家不把他看作康斯坦丁·列文,而只把他看作有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的时候,他就不能忍受了。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他转向奥布隆斯基说。

    “这么快!”奥布隆斯基微笑着说。“但是怎么的?为什么?”

    “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列文说,但是他立刻对他讲起来了。“哦,简单一句话,我确信县议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干,而且什么也干不成,”他开口了,好像有什么人刚刚侮辱了他一样。“一方面,这简直是玩具;他们在玩弄议会,我既不够年轻,也不够年老,对这玩艺儿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吃吃地说)“这是县里coterie[法:结党营私]的工具。从前有监督,有裁判所,而现在有县议会——形式上不是受贿赂,而是拿干薪,”他说得很激昂,好像在座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嗳哈,你又有了新变化,我看——这一回是保守党,”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吧。但是我要见你,”列文说,憎恶地望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现出几乎看不出的微笑。

    “你不是常说你再也不穿西欧服装了吗?”他问,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哦!我看:又是新变化。”

    列文突然红了脸,并不像成年人红脸,轻微地,自己都不觉得,而像小孩红脸,觉得自己的羞赧是可笑的,因而感到惭愧,就更加脸红了,差不多快要流出眼泪来。看着这聪明的、男性的面孔陷入那样一种孩子似的状态中,十分令人奇怪,奥布隆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哦,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呢?你知道我急于要和你谈谈,”列文说。

    奥布隆斯基像在考虑的样子。

    “我看这样吧:我们到顾林去吃午饭,我们可以在那里谈谈。我到三点钟就没有事了。”

    “不,”列文考虑了一会之后回答,“我还得到旁的地方去一下。”

    “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吃晚饭。”

    “一道吃晚饭?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仅仅说一两句话,问你一件事!我们可以改天再长谈。”

    “那么,现在就把这一两句话说了,我们吃了晚饭再闲聊聊。”

    “哦,就是这样一两句话,”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他为了竭力克制他的羞赧,脸上现出凶狠的神情。

    “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样?一切都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的姨妹基蒂[卡捷琳娜的英文名],他浮上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他的眼睛愉快地闪耀着——

    “你说一两句话,我可不能用一两句话来回答,因为……对不起,请等一等……”

    秘书走进来,亲密而又恭敬,并且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在公务的知识上自己比上司高明;他拿着公文走到奥布隆斯基面前,借口请示,说明了一些困难。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听他说完,就把手温和地放在秘书的袖口上。

    “不,请照我说的办吧,”他说,微微一笑把话放缓和了,然后简单地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推开了公文,说:
    “就请你照那样办,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惶惑地退了出去。列文在奥布隆斯基和秘书谈话的时候,完全从他的困惑中恢复过来了。他胳膊肘靠在椅背上站着,带着讥讽的注意神色倾听着。

    “我不懂,我不懂,”他说。

    “你不懂什么?”奥布隆斯基说,像往常一样快乐地微笑着,拿出一支纸烟来。他期待列文说出什么忽发奇想的话来。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说,耸了耸肩。“你怎么能郑重其事地做呢?”

    “为什么不?”

    “为什么,因为一点意思都没有呀!”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坏了。”

    “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对于这种事情倒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充说。

    “你意思是说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吗?”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我还是佩服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这么一个伟大人物做我的朋友,我觉得很荣幸!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竭力正视着奥布隆斯基的面孔。
    “哦,好了,好了。你等着吧,你自己也会落到这种境地的。你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1俄亩合1.09公顷]土地,你那么筋肉饱满,就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鲜嫩,自然惬意得很!但是你终于有一天会加入我们当中的。是的,至于你所问的问题,没有变化,只是你离开这么久,很可惜了。”——
    “哦,为什么?”列文吃惊地问。
    “哦,没有什么,”奥布隆斯基回答,“我们以后再谈吧。但是你到城里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这个我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脸又红到耳根了。
    “好的,当然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知道,我应当请你上我们家里去,但是我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假使你要见他们,他们从四点到五点准在动物园。基蒂在那里溜冰。你坐车去吧,我回头来找你,我们再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用晚饭。”
    “好极了!那么再见!”
    “当心不要忘了!我知道你,说不定你一下又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叫道。
    “不会的!”

    列文走出房间,到了门口的时候,这才记起来他没有向奥布隆斯基的同僚们告别。

    “这位先生看来一定是位精力充沛的人,”格里涅维奇在列文走了之后说。
    “是的,朋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摇摇头。“他才是个幸运儿呢!在卡拉金斯克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而又朝气勃勃的!不像我们这班人。”
    “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哦,我倒霉得很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沉重地叹着气。

    当奥布隆斯基问列文为什么到城里来的时候,列文脸红了,而且为了脸红直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够回答:“我是来向你的姨妹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彼此一向交情很深。这种交情在列文上大学时代更加深了。他同多莉和基蒂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一道准备进大学而且是和他同时进去的。那时候他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他对谢尔巴茨基一家有了感情。看来似乎很奇怪,康斯坦丁·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她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她们的诗意的帷幕之下,他设想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地弹钢琴,琴声直传到她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间房里用功的;为什么她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跳舞的教师来教她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三位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纳塔利娅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得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M-lle Linon[法:琳瑙小姐]一道,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为什么她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她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得,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

    在学生时代,他差一点爱上了最大的女儿多莉;但是不久她和奥布隆斯基结了婚。于是他就开始爱上了第二个女儿。他好像觉得他一定要爱她们姊妹中的一个,只是他确不定哪一个。但是纳塔利娅也是刚一进入社交界就嫁给了外交家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基蒂还是个小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因此,虽然他和奥布隆斯基交情深厚,但是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不大密切了。但是今年初冬,当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又来到莫斯科,看见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三姊妹中间哪一个是他真正命定了去爱的。

    他,一个出身望族,拥有资产的三十二岁的男子,去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很可以立刻被看做良好的配偶。但是列文是在恋爱,因此,在他看来基蒂在各方面是那样完美,她简直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这样卑微、这样俗气的人,别人和她自己公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连想都不能想像的。

    他曾经为了要会见基蒂而出入交际场所,差不多每天在那里看见她,他在这样一种销魂荡魄的状态中在莫斯科度过两个月之后,突然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事情没有可能,是根据在她的亲族的眼里看来他不是迷人的基蒂的合适的、有价值的配偶,而基蒂自己也不会爱他。在她的家族的眼里看来,他三十二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通常的、确定的职业和地位,而他的同辈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团长,侍从武官,有的做了大学教授,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或者像奥布隆斯基一样做了政府机关的长官;他(他很明白人家会怎样看他)仅仅是一个从事畜牧、打猎、修造仓库的乡下绅士,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息、干着在社交界看来只有无用的人们才干的那种事的人。

    神秘的、迷人的基蒂决不会爱这么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人,尤其是那么一个平凡的、庸庸碌碌的人。而且他过去对基蒂的态度——由于他和她哥哥的友谊关系而来的成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又是恋爱上的新障碍。一个如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丑陋的、温厚的男子,他想,可以得到别人的友谊,但是要获得他爱基蒂那样的爱情,就须得是一个漂亮的、尤其是卓越的男子才行。

    他听说女人常常爱丑陋而平凡的人,但是他不相信,因为他是根据自己判断来的,而他自己是只能爱那美丽的、神秘的、卓越的女人的。

    但是孤单单一个人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确信这不是他在最初的青春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热情;这种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她会不会做他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了;他的失望只是由于他凭空想像而来的,并没有他一定会遭到拒绝的任何证据。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是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如果人家允了婚,他就立刻结婚。或者……

    如果他遭到拒绝,他会变成怎样,他简直不能设想。

    乘早车到了莫斯科,列文住在他的异父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换了衣服以后,他走进他哥哥的书房,打算立刻跟他说明他这次来的目的,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他哥哥不是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同他在一道,这位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赶来解释他们之间由于争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产生的误会的,教授正在与唯物论者展开猛烈的论战。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有兴味地注视着这场论战,读了教授最近的论文之后,他就写信给他,表示反对,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太让步了;因此教授马上来解释这件事情。争论的是一个时髦的问题:人类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线可分;假如有,那么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他对任何人都是那样亲热而冷淡的微笑迎接弟弟,把他介绍给教授之后,仍旧继续讨论。

    一位前额狭窄、矮小、戴眼镜的人把讨论撇开了一会儿,来和列文招呼,接着就继续谈论下去,不再注意他了。列文坐下等教授走,但是他不久就对他们讨论的题目发生了兴趣。

    列文在杂志上看到过他们正在讨论的论文,而且读了它们,把它们当做科学原理的发展而感到兴味,他从前在大学里原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对于科学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从来不曾把这些科学推论——如人类的动物的起源[达尔文著《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1871年问世,此后《祖国纪事》、《欧洲导报》和《俄罗斯导报》等登载过众多论达尔文学说文章]、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和那些最近愈益频繁地萦绕在他心里的生与死的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当他听他哥哥和教授辩论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把这些科学问题和那些精神问题联系起来,好几次他们接触别后一个问题;但是每当他们接近这个他认为最主要的地方,他们就立刻退回去,又陷入琐碎的区别、保留条件、引文、暗示和引证权威著作的范围里,他要理解他们的话,都很困难了。

    “我不能承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他素常那种明了正确的语句和文雅的措辞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凯斯,认为对于外界的全部概念都是从知觉来的。最根本的观念——生存的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而得到的;因为传达这种观念的特别的感觉器官是没有的。”

    “是的,但是他们——武斯特、克瑙斯特和普里帕索夫[均为虚构名]——会回答说你的生存意识是由于你的一切感觉的综合而来的,而生存的意识就是你的感觉的结果。武斯特就明白地说,假使没有感觉,那就不会有生存的观念。”

    “我的主张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开口说。

    但是在这里,列文又觉得,他们刚接近了最重要的一点,就又避开了,于是他下决心问教授一个问题。

    “照这样说,假使我的感觉毁灭了,假使我的肉体死了,那就没有任何生存可言了吗?”他问。

    教授苦恼地,而且好像由于话头被人打断弄得精神上很痛苦似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与其说像哲学家毋宁说像拉纤夫的奇怪的质问者,然后将视线转向谢尔盖·伊牙诺维奇,好像在问:“对他说什么呢?”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话不像教授那样偏激,他心有余裕来回答教授,同时也心有余裕来领会产生那问题的简单而自然的观点,他微笑着说:

    “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权利解决……”

    “我们没有材料……”教授附和着,又去阐述他的论据了。

    “不,”他说,“我要指出这个事实,就是假如像普里帕索夫所明白主张的那样,知觉是基于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严格地区别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是等待着教授走掉。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他弟弟。

    “你来了我很高兴。要住些时候吧?你的农务怎样?”

    列文知道他哥哥对于农务并不感兴趣,他这么问只是出于客气罢了,因此他只告诉他出卖小麦和钱财的事情。

    列文本来想把他结婚的决心告诉他哥哥,而且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确是下了决心这样做的,但是见了他哥哥,倾听了他和教授的谈话,后来又听到他问他们的农务(他们母亲遗下的财产没有分开,列文管理着他们两个的两份财产)的那种勉强垂顾的语调以后,列文感到他不知为什么不能够跟他说他打算结婚的心思。他觉得他哥哥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看这事情。

    “唔,你们的县议会怎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他对于这些地方机关很感兴趣,而且十分重视。

    “我实在不知道。”

    “什么?可是你不是议员吗?”

    “不,我已经不是了。我辞了职。”康斯坦丁·列文回答。

    “我不再出席会议了。”

    “多可惜!”谢尔盖·伊万内奇皱着眉喃喃地说。

    列文为了替自己辩护,开始叙述在县议会里所发生的事情。

    “总是那样的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的话头。

    “我们俄国人总是那样。这也许是我们的长处,这种能看到我们自己缺点的才能;但是我们做得太过火了,我们用常挂在嘴上的讽刺来聊以自慰。我能说的只是把像我们的地方自治制那样的权利给予任何其他的欧洲民族——德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会使他们从而达到自由,而我们却只把这变成笑柄。”

    “但是怎么办呢?”列文抱愧地说。“这是我的最后尝试。

    我全心全意地试过。但是我不能够。我做不来。”

    “不是你做不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没有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情。”

    “也许是的,”列文忧郁地说。

    “哦!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尼古拉弟弟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兼·伊万诺维奇的异父弟弟,他是一个完全堕落了的人,荡尽了大部分家产,跟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又和兄弟们吵了架。

    “你说什么?”列文恐怖地叫。“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看见他。”

    “在莫斯科这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列文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像立刻要去一样。

    “我告诉了你,我很后悔,”谢尔盖·伊万内奇说,看见弟弟的兴奋神情,他摇了摇头。“我派人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把我代他付清的、他给特鲁宾出的借据送给了他。这是我收到的回答。”

    说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他弟弟。

    列文读着这张用奇怪的、熟悉的笔迹写的字条:
    我谦卑地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这就是我要求我的仁爱的兄弟们的唯一恩典——尼古拉·列文。

    列文读完了,没有抬起头来,把字条拿在手里,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站着。

    他要暂时忘记他的不幸的哥哥,但又意识到这样做是卑鄙的,这两者在他的心中斗争着。

    “他显然是要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的,我本来一心想帮助他,但我知道那是办不到的。”
    “是的,是的,”列文重复着。“我明白而且尊重你对他的态度;但是我要去看看他。”
    “你要去就去;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对于我说,我并不怕你这样做,他不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你自己,我劝你最好还是不去。你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随你的便吧。”
    “也许我对他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于心不安……”
    “哦,那我可不明白,”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他加上说,“这就是谦逊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我对于所谓不名誉的事就采取了不同的更宽大的看法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噢,可怕,可怕呀!”列文重复着说。

    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那里得到他哥哥的住址以后,列文想立刻去看他,但是,想了一想以后,决定把拜访推迟到晚上。要使心情安定下来,首先必须解决一下使他到莫斯科来的那件事。列文从他哥哥那里出来,就到奥布隆斯基的衙门去,打听到谢尔巴茨基家的消息以后,他就坐着马车到他听说可以找到基蒂的地方去了。

    下午四点钟,感到自己的心脏直跳动,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出租马车,沿着通到冰山和溜冰场的小径走去,知道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她,因为他看到谢尔巴茨基家的马车停在门口。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马车、雪橇、出租马车和警察排列在入口处。一群穿着漂亮衣服、帽子在太阳光里闪耀着的人,在入口处,在一幢幢俄国式雕花小屋之间打扫得很干净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园里弯曲的、枝叶纷披的老桦树,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穿上崭新的祭祀法衣。

    他沿着通到溜冰场的小路走去,尽在对自己说:“一定不要激动,要放镇静些。你怎么搞的啊?你要怎样呢?放安静些,傻瓜!”他对他的心脏说。但是他越要竭力镇静,他越是呼吸困难了。一个熟人碰见他,叫他的名字,列文却连他是谁也没有认出来。他向冰山走去,从那里传来了雪橇溜下去或被拖上来时铁链铿锵的声音,滑动的雪橇的辚辚声和快乐的人声。他向前走了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他眼前,立刻,在许多溜冰者里,他认出了她。

    他凭着袭上心头的狂喜和恐惧知道她在那里。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在和一个妇人谈话。她的衣服和姿态看上去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出她来,就好像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地容易。由于她,万物生辉。她是照耀周遭一切的微笑。“我真地能够走过冰面到她那里去吗?”他想,她站的地方对于他说好像是不可接近的圣地,有一刹那,他害怕得那么厉害,几乎要走掉了。他只得努力抑制自己,考虑到各式各样的人们都在她身旁经过,而他自己也可以到这里来溜冰的。他走下去,他像避免望太阳一样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她,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

    在每星期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属于同一类的熟人们就都聚在冰上了。他们当中有大显身手的溜冰名手,也有带着胆怯的,笨拙的动作扶住椅背的初学者;有小孩,也有为了健康的缘故去溜冰的老人;他们在列文看来都是一群选拔出来的幸运儿,因为他们都在这里,挨近着她。可是所有的溜冰音似乎都满不在乎地超过她去,追上她,甚至和她交谈,而且自得其乐,与她无关地享受着绝妙的冰和晴和的天气。

    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基蒂的堂兄,穿着短衣和紧裤,脚上穿着凉鞋,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看见列文,他向他叫起来:

    “哦,俄罗斯第一流的溜冰家!来了好久了吗?头等的冰——穿上你的溜冰鞋。”

    “我没有溜冰鞋,”列文回答,惊异在她面前会这样勇敢和自在,他没有一秒钟不看见她,虽然他没有望她。他感到好像太阳走近他了。她在转角,带着明显的胆怯迈动她那双穿着长靴的纤细的脚,她向他溜来。一个穿着俄罗斯式衣服的少年拚命地挥动着手臂,腰向地面弯着,超过了她。她溜得不十分稳;把她的两手从那系在绳子上的小暖手筒里拿出,她伸开两手,以防万一,而且望着列文,她已经认出他了,由于他和她自己的胆怯而微笑起来。当她转过弯的时候,她用一只脚蹬一下冰把自己往前一推,一直溜到谢尔巴茨基面前;于是抓住他的手,她向列文微笑着点点头。她比他所想像的还要美丽。

    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心里可以生动地描画出她的全幅姿影,特别是她那个那么轻巧地安放在她那端正的少女肩上,脸上充满了孩子样的明朗和善良神情的、小小的一头金发的头的魅力。她的孩子气的表情,加上她身材的纤美,构成了她的特别魅力,那魅力他完全领会到了;但是一向使他意外惊倒的,是她那双温柔、静穆和诚实的眼睛的眼神,特别是她的微笑,那总是把列文带进仙境中,他在那里感觉得眷恋难舍,情深意切,就像他记得在童年一些日子里所感觉的一样。

    “您来了很久了吗?”她说,把她的手给他,“谢谢您,”当他拾起从她暖手筒里落下的手帕的时候,她补充说。

    “我?没有,没有多久……昨天……我是说今天……我刚到的,”列文回答,因为情绪激动,一下子没有听懂她的问题。

    “我要来看您,”他说,想起了他来看她的目的,他立即不好意思起来,满脸涨红了。“我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她注意地看着他,好像要探明他困惑的原因似的。

    “您的称赞是值得重视的。这里有一种传说,说您是最好的溜冰家,”她说,用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拂去落在她暖手筒上的碎冰。

    “是的,我从前有个时期对于溜冰很热心。我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

    “您做什么事都热心,我想,”她微笑着说。“我那样想看您溜冰。穿上冰鞋,我们一道溜吧。”

    “一道溜!莫非真有这种事吗?”列文想,凝视着她。

    “我马上去穿,”他说。

    于是他去租冰鞋。

    “您很久没有来了,先生,”一个侍者说,扶起他的脚,把溜冰鞋后跟拧紧。“除了您,再也没有会溜冰的先生了!行吗?”

    他说,拉紧皮带。

    “哦,行,行;请快一点!”列文回答,好容易忍住了流露在他脸上的快乐的微笑。“是的,”他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一·道,她说,·让·我·们·一·道·溜!现在就对她说吗?但是那正是我怕讲的原因哩。因为现在我是幸福的,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而以后呢?……但是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懦弱滚开吧!”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在小屋旁边的崎岖的冰场上迅速地滑过去,到了平滑的冰面上,于是毫不费力地溜着,调节着速度,转换着方向,像随心所欲似的。他羞怯地走近她,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

    她把手伸给他,他们并肩前进,越溜越快了,他们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也握得越紧。

    “和您一道,我很快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总相信您。”

    她说。

    “您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有自信了,”他立刻因为自己所说的话吃了一惊,脸都涨红了。事实上,他一说出这句话来,她的面孔就立刻失掉了所有的亲密表情,好像太阳躲进了乌云一样,而且列文看出了他所熟悉的她那表示心情紧张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在她的光滑的前额上浮现出皱纹。

    “您有什么不愉快吗?……不过我没有权利问的,”他急忙地说。

    “为什么?……不,我没有什么不愉快,”她冷淡地回答:立刻她又补充说:“您没有看见M-lle Linon吧?”

    “还没有。”

    “那么到她那里去吧,她是那样喜欢您。”

    “怎么回事?我惹恼了她。主啊,帮助我!”列文想,他飞跑到坐在长凳上的满头白色鬈发的法国老妇人那里去。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假牙,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他。

    “是的,你看我们都长大了,”她对他说,向基蒂那边瞥了一眼,“而且老了。Tiny bear[小熊]也长大了!”法国妇人继续说,笑了起来,她提醒他曾把这三个年轻的姑娘比做英国童话里的三只熊的笑话。“您记得您常常那样叫她们吗?”

    他简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为了这句笑话她笑了十年,而且很爱这句笑话。

    “哦,去溜冰,去溜冰吧!我们的基蒂也学得很会溜了,可不是吗?”

    当列文跑回到基蒂那里的时候,她的脸色不那么严厉了,她的眼睛带着和她以前一样的真诚亲切的神情望着他,但是列文觉得在她的亲切里有一种故作镇静的味道。他感到忧郁。谈了一会她的年老的家庭女教师和她的癖性以后,她问起他的生活。

    “您冬天在乡下难道真的不寂寞吗?”她说。

    “不,我不觉得寂寞,我非常忙,”他说,感觉到她在用平静的调子影响他,他没有力量冲破,正像初冬时候的情形一样。

    “您要住很久吗?”基蒂问。

    “我不知道,”他回答,没有想他在说什么。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假如他接受了她的这种平静的友好调子,他又会弄得毫无结果地跑回去,因此他决定打破这局面。

    “您怎么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完全在您,”他说了这话立刻觉得恐怖起来。

    是她没有听到他的话呢,还是她不愿意听,总之,她好像绊了一下,把脚踏了两下,就急忙从他身边溜开。她溜到M-lleLi-non那里,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就向妇女换冰鞋的小屋走去了。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慈悲的上帝!帮助我,指引我吧!”列文说,在内心祈祷着,同时感到需要剧烈运动一下,他四处溜着,兜着里外的圈子。

    正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滑冰者中最优秀的新人,穿着溜冰鞋从咖啡室走出来,口里衔着一支香烟,他从台阶上一级一级地跳跃着跑下来,他的溜冰鞋发出嚓嚓的响声。他飞跑下来,连两手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溜到冰上去了。

    “哦,这倒是新玩意!”列文说,立刻跑上去试这新玩意。

    “不要跌断您的头颈!这是要练习的呀!”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喊叫。

    列文走上台阶,从上面老远跑过来,直冲下去,在这不熟练的动作中,他用两手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级上他绊了一下,但是手刚触到冰,就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笑着溜开去了。

    “他是多么优美,多么温和呀!”基蒂想,那时她正同M-lleLinon一道从小屋里走出来,带着平静的多情的微笑望着他,好像望着亲爱的哥哥一样。“这难道是我的过错,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人家说是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快乐,他是那样有趣!不过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她默想着。

    看见基蒂要走,和她母亲在台阶上接她,列文,由于剧烈的运动弄得脸都红了,站着沉思了一会。随后他脱下了溜冰鞋,在花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

    “看到您我很高兴,”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说。“我们和平常一样,礼拜四招待客人。”
    “今天就是礼拜四!”
    “我们会很高兴看见您,”公爵夫人冷淡地说。

    这种冷淡使基蒂难过,她忍不住要弥补母亲的冷淡。她回转头来,微笑地说:“晚上见!”

    正在这个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歪戴着帽子,脸和眼睛放着光,像一个胜利的英雄一样跨进了花园。但是当他走近他岳母的时候,他用忧愁和沮丧的语调回答她关于多莉的健康的询问。在和他岳母低声而忧郁地谈了一两句话以后,他就又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

    “哦,我们就走吗?”他问。“我老想念着你,你来了,我非常,非常高兴,”他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们就走吧,”快活的列文回答,还听见那声音在说:“晚上见!”而且还看见说这话时的微笑。

    “英国饭店[莫斯科的一家饭店]呢,还是爱尔米达日饭店?”——

    “随便。”

    “那么就去英国饭店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选了这个饭店,因为他在这里欠的账比在爱尔米达日欠的多,因此他认为避开它是不对的。“你雇马车了吗?……那顶好,因为我已经打发我的马车回去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差不多没有说话。列文正在寻思基蒂脸上表情的变化是什么意思;一会自信有希望,一会又陷于绝望。分明看到他的希望是疯狂的,但他还是感到,现在比她没有微笑和说“晚上见”这句话以前,他跟那时候完全判若两人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路上净在琢磨晚餐的菜单。

    “你喜不喜欢比目鱼?”他对列文说,当他们到达的时候。

    “什么,”列文反问。“比目鱼?是的。我·非·常喜欢比目鱼。”

    当列文和奥布隆斯基一道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不由得注意到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脸孔和整个的姿态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压抑住的光辉。奥布隆斯基脱下外套,帽子歪戴着,踱进餐室,对那些穿着燕尾服,拿着餐巾,聚拢在他周围的鞑靼侍者吩咐了一声。他向遇见的熟人左右点头,这些人在这里也像在任何旁的地方一样很欢悦地迎接他,然后他走到立食餐台前,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片鱼,先开开胃,跟坐在柜台后面,用丝带、花边和鬈发装饰着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引得那个法国女人都开怀地大笑了。列文连一点伏特加都没有尝,只因为那个好像全身都是用假发、poudrederiz[法:香粉]和vinaigredetoi Blette[法:化妆醋]装扮起来的法国女人使他感到那样厌恶。他连忙从她身旁走开,好像从什么龌龊地方走开一样。他的整个心灵里充满了对基蒂的怀念,他的眼睛里闪耀着胜利和幸福的微笑。

    “请这边来,大人!这边没有人打扰大人,”一个特别噜苏的白发苍苍的老鞑靼人说,他的臀部非常大,燕尾服的尾端在后面很宽地分开来。“请进,大人,”他对列文说;为了表示他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尊敬,对于他的客人也同样殷勤。

    转眼之间,他把一块新桌布铺在已经铺上桌布的、青铜吊灯架下面的圆桌上,把天鹅绒面椅子推上来,手里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面前,等待着他的吩咐。

    “要是您喜欢,大人,马上就有雅座空出来;戈利岑公爵同一位太太在里面。新鲜牡蛎上市了。”

    “哦!牡蛎。”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迟疑起来了。

    “我们改变原定计划,如何,列文?”他说,把手指放在菜单上。他的面孔表现出严肃的踌躇神情。“牡蛎是上等的吗?

    可得留意。”水浒传

    “是佛伦斯堡[德国城市,渔业中心]的,大人。我们没有奥斯坦特[比利时城市,重要的渔港]的。”

    “佛伦斯堡的就行了,但是不是新鲜的呢?”

    “昨天刚到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牡蛎,然后把我们的原定计划全部改变,如何?呃?”

    “在我都一样。我顶喜欢的是蔬菜汤和麦粥;但是这里自然没有那样的东西。”

    “大人喜欢俄国麦粥吗?”鞑靼人说,弯腰向着列文,像保姆对小孩说话一样。

    “不,说正经话,凡是你所选的自然都是好的。我刚溜过冰,肚子饿了。不要以为,”他觉察出奥布隆斯基脸上的不满神色,补充说,“我不尊重你的选择。我是欢喜佳肴美味的。”

    “我希望那样!不管怎样,食是人生的一桩乐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那么,伙计,给我们来两打——或许太少了——来三打牡蛎也好,再加上蔬菜汤……”

    “新鲜蔬菜[法语音菜单],”鞑靼人随声附和说。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显然不愿意给予他用法文点各种菜名的快乐。

    “加蔬菜,你知道。再来比目鱼加浓酱油,再来……烤牛肉;留心要好的。哦,或者再来只阉鸡,再就是罐头水果。”

    鞑靼人记起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照法文菜单点菜的习惯,却没有跟着他重复,还是不免给予了自己照菜单把全部菜名念一遍的乐趣:“新鲜蔬菜汤,酱汁比目鱼,香菜烤嫩鸡,蜜汁水果[法语音菜单]……”于是立刻,像由弹簧发动的一样,他一下子把菜单放下,又拿出一张酒单来,呈递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们喝什么酒呢?”

    “随你的便,只要不太多……香槟吧,”列文说。

    “什么!开始就喝香槟?不过也许你说的不错。你喜欢白标的吗?”

    “Cachetblanc[法:白标。高级香槟],”鞑靼人随声附和说。

    “很好,那么就给我们把那种牌子的酒和牡蛎一道拿来,我们再看吧。”

    “是,先生。那么要什么下菜的酒呢?”

    “你给我们拿纽意酒来好了。哦,不,最好是老牌沙白立白葡萄酒。”

    “是,先生。·您·的干酪呢,大人?”

    “哦,是的,帕尔马[意大利城市]干酪吧。或许你喜欢别的什么吧?”

    “不,这在我都一样,”列文说,不禁微笑了。

    鞑靼人飘动着燕尾服的尾端跑开去,五分钟内就飞奔进来,端着一碟剥开了珠母贝壳的牡蛎,手指间夹着一瓶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揉了揉浆硬的餐巾,把它的一角塞进背心里,然后把两臂安放好,开始吃起牡蛎来。

    “不坏,”他说,用银叉把牡蛎从珠母贝壳里剥出来,一个又一个地吞食下去。“不坏,”他重复说,他的水汪汪的、明亮的眼睛时而望着列文,时而望着鞑靼人。

    列文也吃着牡蛎,虽然白面包和干酪会更中他的意。但是他在叹赏奥布隆斯基。就连那鞑靼人,也一面扳开瓶塞,把起泡的葡萄酒倒进精致的酒杯里,一面瞟瞟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一种显然可见的满意的微笑,整了整他的白领带。

    “你不大欢喜牡蛎,是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干了他那杯酒,“或者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吧?”

    他希望让列文高兴。但是列文也并不是不高兴;他是很局促不安。他满怀心事,在这饭店里,在男人和妇人们用餐的雅座中间,在这一切攘扰和喧嚣里,他实在感到难受和不舒服;周围净是青铜器具、镜子、煤气灯和侍者——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讨厌的。他深怕玷污了充溢在他心中的情感。

    “我吗?是的,我是有心事,况且,这一切使我感到局促不安,”他说。“你想像不到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人是多么奇怪,就像我在你那里看到那位绅士的指甲一样奇怪……”

    “是的,我看到了可怜的格里涅维奇的指甲使你发生了多么大的兴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说。

    “我真受不了,”列文回答。“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用乡下人的观点来看看吧。我们在乡下尽量把手弄得便于干活,所以我们剪了指甲,有的时候我们卷起袖子。而这里的人们却故意把指甲尽量蓄长,而且缀着小碟那么大的钮扣,这样,他们就不能用手干什么事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快乐地笑了。

    “啊,是的,那正是他用不着做粗活的一种标记。他是用脑力劳动的……”

    “也许;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正如这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们乡下人总是尽快地吃了饭,好准备干活去,而这里,我们却尽量延长用餐的时间,因此,我们吃牡蛎……”

    “噢,自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但是那正是文明的目的——使我们能从一切事物中得到享乐。”

    “哦,如果那是它的目的,我宁可做野蛮人。”“你本来就是一个野蛮人。你们列文一家都是野蛮人呢。”

    列文叹息着。他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痛苦,他皱起眉头;但是奥布隆斯基开始说到一个立刻引起他注意的题目。

    “啊,我问你今晚要到我们的人那里去,我是说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吗?”他说,他的眼睛含意深长地闪耀着,他一面推开空了的粗糙的贝壳,把干酪拉到面前来。

    “是的,我一定要去,”列文回答,“虽然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瞎说!那是她的态度……喂,伙计,汤!……那是她的派头——grandedame[法:贵妇人]嘛!”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也要来的,但是我先得赴巴宁伯爵夫人的音乐排练会。哦,你怎么不是野蛮人呢?你怎样解释你突然离开莫斯科?谢尔巴茨基家的人屡次向我问起你,好像我应当知道似的。其实我知道的只是你老做旁人不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你说得对,我是一个野蛮人,只是,我的野蛮不在于我离开了,而在于我现在又来了。我现在来……”

    “啊,你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凝视着列文的眼睛。
    “为什么?”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出自普希金《歌颂享乐生活》,奥布隆斯基两次引用得都不准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你前程无限。”

    “那么,你一生已经完了吗?”

    “不,还不能说完了,不过将来是你的,现在是我的。而且就是现在——也不是美满的。”

    “怎么回事?”

    “啊,事情相当糟。但是我不愿谈到我自己,而且我也无法解释这一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哦,你到莫斯科来有什么事?……喂!收走!”他叫鞑靼人。

    “你猜得到吗?”列文回答,他的炯炯有光的两眼紧盯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身上。

    “我猜得到,但是我不好先开口。由此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得对不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带着微妙的笑容望着列文。

    “那么,你有什么意见?”列文用颤动的声调说,感到自己脸上所有的筋肉都颤动了。“你怎样看这问题?”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容地干了他那杯沙白立酒,目不转睛地望着列文。

    “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是我更盼望的了,——没有!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但是你没有弄错?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列文说,他的眼睛紧盯着对方。“你想这可能吗?”

    “我想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

    “不!你真以为可能吗?不,告诉我你的一切想法!啊,但是假使……假使我遭到拒绝……真的,我想一定……”

    “为什么你要这样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看见他的兴奋模样笑了起来。

    “我有时觉得会这样。你要知道,那对于我是可怕的,对于她也是一样。”

    “哦,无论如何,这对于一位少女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所有的少女都以人家向她求婚为荣。”

    “是的,所有少女,但不是她。”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深知列文的那种感情,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少女应当分成两类:有一类——她以外的全世界的少女,那些有着所有人类缺点的少女,最普遍的少女;另外一类——她一个人,丝毫弱点都没有,而且超出全人类。

    “停一停,加上点酱油,”他说,拦住了列文正在推开酱油瓶的手。

    列文服从地加了点酱油,但是他不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吃晚餐了。

    “不,停一会,停一会,”他说,“你要知道这是我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除了你,我不能够对旁人说起这话。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趣味和见解,一切一切都不相同;但是我知道你喜欢我而且了解我,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坦坦白白地对我说吧。”

    “我就是在告诉你我所想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但是我再说一点:我的妻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想起了他和他妻子的关系,沉默了一会,又说,“她有先见之明。她看得透人,不仅这样,她会未卜先知,特别是在婚事方面。比方,她预言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小姐会嫁给布伦登。谁也不相信这个,但是后来果然这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她不仅喜欢你——她并且说基蒂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听了这些话,列文的脸突然放光了,浮上了微笑,一种近乎感动得流泪的微笑。

    “她那样说!”列文叫起来。“我总是说她真是个好人,你的夫人。但是这事已经说得够了,够了,”他说,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的,但是请坐下吧。”

    但是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平稳的步伐在这鸟笼般的房间里来回踱了两趟,眨着眼睛,使眼泪不致落下来,然后才又在桌旁坐下。

    “你要知道,”他说,“这不是恋爱。我恋爱过,但是这不是那么回事。这不是我的感情,而是一种外界的力占据了我。我跑开了,你知道,因为我断定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懂吧,像那样的幸福大地上是没有的;但是我心里在斗争,我明白我没有这个就活不下去了。而且这事一定要解决……”

    “那么你为什么跑开呢?”

    “噢,停一会!噢,真是千头万绪!我有多少问题要问呀!听我说。你简直想像不到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我是这样快活,我简直变得可憎了;我忘记了一切。我今天听到我哥哥尼古拉……你知道,他来了……我甚至连他都忘了。在我看来,好像他也是快乐的。这是一种疯狂。但是有一件事很可怕……你是结过婚的,你懂得这种感情……可怕的是,我们——老了——过去……没有恋爱,只有罪恶……突然要和一个纯洁无暇的人那么接近;这是可厌恶的,所以人不能不感到自己配不上。”
    “啊,哦,他过去并没有许多罪恶。”
    “啊哟!依然是一样。”列文说,“‘当我怀着厌恶回顾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战栗,诅咒,痛悔……’[引自普希金的诗《回忆》]是的。”——
    “有什么办法呢?尘世就是这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始终喜欢的那个祷告:‘不要按照我应得的赏罚,要按照你的慈爱饶恕我。’又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十一

    列文饮干了他的那杯酒,他们沉默了一会。

    “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你认识弗龙斯基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为什么问这个?”

    “再来一瓶酒!”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吩咐鞑靼人,他恰恰在不需要他在场的时候替他们斟满了酒,在他们周围转悠。

    “我为什么要认识弗龙斯基呢?”

    “你必须认识弗龙斯基的原因,就是,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弗龙斯基是谁?”列文说,他的脸突然由奥布隆斯基刚才还在叹赏的孩子般的狂喜神色变成忿怒和不愉快的了。

    “弗龙斯基是基里尔·伊万诺维奇·弗龙斯基伯爵的儿子,是彼得堡贵族子弟中最出色的典范。我是在特维尔认识他的,那时我在那里供职,而他到那里去招募新兵。他非常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和蔼的男子。但他还不只是一个和蔼的男子,如我回到这里以后察觉出来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聪明得很;他是一个一定会飞黄腾达的人。”

    列文皱起眉头,哑口无言了。

    “哦,你走了以后不久他就来到这里,照我看,他在狂热地恋爱着基蒂,而且你明白她母亲……”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忧郁地皱着眉说。他立刻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他真恨自己会忘记他。“你等一等,等一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微笑着,触了触他的手。

    “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我再说一遍,在这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事件中,照人们所能推测的看来,我相信你准有希望。”

    列文仰靠到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了。

    “但是我劝你尽快把事情解决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斟满他的酒杯。

    “不,谢谢,我再也不能喝了,”列文说,推开酒杯。“我要醉了……哦,告诉我你近况怎样?”他继续说下去,显然想要改变话题。

    “再说一句:无论如何我劝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今晚我劝你不开口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早去走一遭,正式提出婚事,上帝赐福你……”

    “啊,你不是总想到我那里去打猎吗?明年春兴一定来吧,”列文说。

    现在他心里万分懊悔他不该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这场话。他那种·特·殊·的感情被彼得堡的一位什么士官跟他做了情敌的话,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推测和劝告玷污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微一笑。他知道列文心里在想什么。

    “我隔些时一定来的,”他说。“但是女人,朋友,她们是旋转一切的枢轴。我的状况不好,不好得很呢。而这都是由于女人的缘故。坦白地告诉我,”他继续说,取出一支雪茄,把一只手放在酒杯上:“给我出个主意吧。”

    “哦,怎么回事?”呼啸山庄

    “是这么回事。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人迷住……”

    “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比平常更发亮了。

    “为什么不?面包卷有时候那么香,人简直抵抗不了它的诱惑!

    Himmlischist’s,wennichbezwungen Meineirdische Begier;
    Abernochwenn’snichtgelungenHatt’ichauchrechthubsch Plaisír!”[德:“当我克制了尘世的情欲,固然是圣洁无比;但当我没有做到时,我也曾纵情欢乐!”出自施特劳斯歌剧《蝙蝠》(一八七四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边这样说,一边微妙地微笑着。列文也不由得微笑了。

    “是的,说正经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继续说。“你要明白,那女子是一个可爱的、温柔的、多情的人儿,孤苦伶仃,把一切都牺牲了。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你想,难道可以抛弃她吗?就假定为了不要扰乱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离开她,难道就不可以怜悯她,使她生安定,减轻她的痛苦吗?”

    “哦,对不起。你知道在我看来女人可以分成两类……至少,不……更恰当地说:有一种女人,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良好的堕落女子’[出自普希金的《在瘟疫盛行时的宴会》],而且我永远不会看见,像坐在柜台旁边的那个满从鬈发的涂脂抹粉的法国女人那样的家伙,我觉得简直是害虫,而一切堕落的女人都是一样。”
    “但是玛达林[耶稣所赦的妓女,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呢?”
    “噢,别这么说吧!基督是不会说这种话的,要是他知道这些话会怎样地被人滥用。在整个《福音书》中,人们只记得这些话。但是我还没有说我所想的,而只是说我所感到的。我对于堕落的女子抱着一种厌恶感。你怕蜘蛛,而我怕这些害虫。你大概没有研究过蜘蛛,不知道它们的性情;而我也正是这样。”

    “你这么说可真不错,活像狄更斯小说中那位把所有难题都用左手由右肩上抛过去的绅士。但是否认事实是不解决问题的。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的妻子老了,而你却生命力非常旺盛。在你还来不及向周围观望以前,你就感觉到你不能用爱情去爱你的妻子,不论你如何尊敬她。于是突然发现了恋爱的对象,你就糟了,糟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列文微笑着。

    “是的,你就糟了,”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但是怎么办呢?”

    “不要偷面包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

    “啊,道学先生!但是你要明自,这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只是坚持她的权利,而那些权利就是你的爱情,那是你不能够给予她的;而另一个为你牺牲一切,毫无所求。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做才好呢?可怕的悲剧就在这里。”

    “假使你愿意听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我就对你说,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照我想,恋爱……两种恋爱,你记得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在他的《酒宴》里所规定的作为人类的试金石之用的两种恋爱[柏拉图在《酒宴》中一作中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他的恋爱学说,他认为有“两种恋爱”——世俗的、肉体的恋爱和纯洁的精神恋爱]。有些人只了解这一种,有些人只了解另一种。而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是不需要谈悲剧的。在那样的恋爱中不会有什么悲剧。‘我很感谢这种快乐,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了。柏拉图式恋爱中也不会有什么悲剧,因为在那种恋爱中一切都是清白纯洁的,因为……”

    这一瞬间,列文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恶和他所经历过的内心冲突。于是他突如其来地加上说:

    “但是也许你说得对。说不定……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是这样的,你知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是始终如一的。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陷。你有始终如一的性格,你要整个生活也是始终如一的——但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轻视公务,因为你希望工作永远和目的完全相符——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你还要每个人的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恋爱和家庭生活始终是统一的——而事实决不是这样。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构成的。”

    列文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在想心事,没有听奥布隆斯基的话。

    于是突然他们两人都感觉到虽然他们是朋友,虽然他们在一起用餐和喝酒,那本来是应当使他们更加接近的,但各人只想自己的心事,他们互不相关。奥布隆斯基不止一次体验过饭后发生的这种极端的疏远而不是亲密的感觉,他很懂得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怎样办。

    “开账!”他叫着,随即为进隔壁房间里去,在那里他立刻遇到了一个熟识的侍从武官,就跟他谈起某个女演员和她的保护者。在和这侍从武官的谈话中,奥布隆斯基立刻感到了在他和列文的谈话之后的一种轻松舒畅的感觉,列文的谈话总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过于紧张。

    当鞑靼人拿着总计二十六卢布零几戈比,外加小账的账单走出来的时候,列文对于他份下的十四卢布,在旁的时候一定会像乡下人一样吃惊不小的,现在却没有注意,付了账,就回家去换衣服,到即将在那里决定他的命运的谢尔巴茨基家去。

    十二

    基蒂·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十八岁。她走进社交界这还是头一个冬天。她在社交界的成功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而且甚至超过了她母亲的期望。且不说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差不多都恋慕基蒂,而且两位认真的求婚者已经在这头一个冬天出现了:列文和在他走后不久出现的弗龙斯基伯爵。

    列文在冬初的出现,他的频繁拜访和对于基蒂的明显的恋爱,引起了基蒂的双亲第一次认真地商谈她的将来,而且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争吵。公爵站在列文一边,他说基蒂配上他是再好也没有了。公爵夫人却用妇人特有的癖性不接触问题的核心,只是说基蒂还太年轻,列文并未表明他有诚意,基蒂也并不十分爱他,以及许多其他的枝节问题;但是她并没有讲出主要的一点,就是,她要替女儿选择个更佳的配偶,列文并不中她的意,她不了解他。当列文突然不辞而别的时候,公爵夫人非常高兴,扬扬得意地对她丈夫说:“你看我说对了吧!”当弗龙斯基出现的时候,她更高兴了,确信基蒂一定会得到一个不只是良好、而且是非常出色的配偶。

    在母亲的眼睛里,弗龙斯基和列文是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那种奇怪的激烈见解,和她认为是归因于他的骄傲的那种在社交界的羞赧姿态,以及他专心致力于家畜和农民的事务的那种她觉得很古怪的生活;她顶不高兴的是,他爱上她女儿时,在她家里出入了有六个礼拜之久,好像他在期待着,观察着什么一样,好像他唯恐提起婚事会使他们受宠若惊,他全不懂得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有未婚少女的人家是应当表明来意的。而且突然间,他并没有这样做,就不辞而别了。“幸好他没有迷人的力量使基蒂爱上他,”母亲想。

    弗龙斯基满足了母亲的一切希望。他非常富有、聪敏、出身望族,正奔上宫廷武官的灿烂前程,而且是一个迷人的男子。再好也没有了。

    弗龙斯基在舞会上公开向基蒂献殷勤,和她跳舞,不时到她家里来,所以他有诚意求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虽然这样,母亲却整整一冬天都处在可怕的不安和激动的心境中。

    公爵夫人本人是在三十年前结的婚,由她姑母作的媒,她丈夫——关于他的一切大家早已知道了——来看他的未婚妻,而且让新娘家的人相看一下自己;作媒的姑母探听确实了并传达了双方的印象。印象很好。后来,在约定的日子里,婚事按照预料向她的父母提出,而且被接受了。一切经过都很容易、很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是这样觉得。但是为她自己的女儿,她感觉到,看来似乎是那么平常的嫁女儿的事并不简单,也不容易。在两个大女儿,达里娅和纳塔利娅出嫁的时候,她担了多少惊,操了多少心,花了多少金钱,而且和她丈夫争执了多少回呀!现在,小女儿又进入社交界了,她又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忧虑,而且和她丈夫吵得比两个大女儿出嫁时更凶了。老公爵,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于自己女儿的贞操和名誉是极端严格的;他过分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的女儿,特别是他的爱女基蒂,他处处和公爵夫人吵嘴,说她影响了女儿的声誉。公爵夫人为两个大女儿已习惯于这一套了,但是现在她感觉到公爵更有理由严格要求。她看到近来世风日下,母亲的责任更难了。她看到基蒂那么大年纪的女孩组织什么团体,去听什么演讲,自由地和男子们交际;独自驱车上街,她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行屈膝礼,而且,最重要的,她们都坚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与她们的父母无关。“现在结婚和从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少女,甚至他们的长辈都这么想而且这么说。但是现在结婚到底是什么样子,公爵夫人却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法国的习俗——父母替儿女决定命运——是人们不接受的,遭到非难。女儿完全自主的英国习俗人们也不接受,而且在俄国的社会是行不通的。由人作媒的俄国习俗不知什么缘故被认为不合宜,受到人人的嘲笑,连公爵夫人本人也在内。但是女儿怎样出嫁,父母怎样嫁女儿,却没有人知道。公爵夫人偶然跟人家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哟,现在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的时候了。结婚的是青年人,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吧。”没有女儿的人说这种话倒还容易,但是公爵夫人却觉得,在和男子接触时,她的女儿也许会产生爱情,爱上一个无意和她结婚的人,或是完全不适宜于做她丈夫的人。尽管公爵夫人常听人说现在青年人应当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能相信这个,正如她不能相信五岁小孩最适宜玩的玩具是实弹的手枪一样。因此公爵夫人对于基蒂比对于她的两个姐姐更不放心了。

    现在她怕的是弗龙斯基只限于向她女儿献献殷勤就完了,她看出来她的女儿爱他,但是她想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那么做的,这样来聊以自慰。但同时她也知道现在流行的自由风气,要使得一个女子着迷是多么容易,一般的男子对于这类的犯罪又是多么不当一回事。上个星期,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波兰民间舞]时的谈话。这场谈话使公爵夫人稍稍安了一点心;但是她还是不能够十分放心。弗龙斯基告诉基蒂,他和他哥哥都习惯于听从母亲的话,凡是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和她商量是从来不决定的。“现在我等候我母亲从彼得堡来,好像等待特别的幸福似的。”他告诉她。

    基蒂转述这番话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她母亲却有不同的理解。她知道儿子天天在等待老夫人到来,老夫人一定会高兴她儿子的选择,但是她觉得奇怪的是,他竟会因为怕触怒母亲而不来求婚。可是她是这样渴望结成这门婚事,特别是渴望消除疑惧,竟然把这话信以为真了。不论公爵夫人看到将要离开丈夫的大女儿多莉的不幸有多么伤心,但她为小女儿的命运的焦虑却占据了她全副的心神。今天,随着列文的出现,更给她添了新的焦虑。她恐怕她的女儿——她觉得她有一个时候对列文产生过感情——会出于极端的节操拒绝弗龙斯基,总之她恐怕列文的到来会使快成定局的事情发生波折,以致延搁下来。

    “哦,他来了很久了吗?”当她们回到家里,公爵夫人这么说到列文。

    “他今天才来的,maman[法:妈妈]。”

    “我有件事情要说……”公爵夫人开口说,从她的严肃而激动的脸色,基蒂猜得出她所要说的话。

    “妈妈,”她说,脸涨得通红,急速地转向她,“请,请您什么都不要说吧。我知道,我都知道。”

    她的希望和她母亲的是一致的,但是母亲的希望的动机却伤害了她。

    “我要说的只是给予了一个人希望以后……”

    “妈妈,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谈那种事吧。谈那种事多么可怕呀。”

    “我不谈,我不谈,”她母亲说,看见了女儿眼睛里的泪水,“但是有一件事,亲爱的;你答应过什么事都不隐瞒我的。

    你不会吧?”大卫·科波菲尔

    “不会,妈妈,永远不会的,”基蒂回答,红了脸,直视着母亲的面孔;“但是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而且我……我……假使我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或是怎样说……我不知道……”

    “不,她长着这样的眼睛是不会说谎的,”母亲想,看见她的兴奋和幸福的模样而微笑着。公爵夫人想到在这可怜的孩子看来,她心里想的事情有多么重大和多么重要,她微笑了。

    十三

    在饭后,一直到晚会开始,基蒂感觉着一种近乎一个少年将上战场的感觉。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她的思路飘忽不定了。

    她感觉到他们两人初次会见的这个晚上将会是决定她一生的关键时刻。她心里尽在想像他们,有时将他们分开,有时两人一起。当她回忆往事的时候,她怀着快乐,怀着柔情回忆起她和列文的关系。幼年时代和列文同她死去的哥哥的友情的回忆,给予了她和列文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诗的魅力。她确信他爱她,这种爱情使她觉得荣幸和欢喜。她想起列文就感到愉快。在她关于弗龙斯基的回忆里,却始终搀杂着一些局促不安的成分,虽然他温文尔雅到了极点;好像总有点什么虚伪的地方——不是在弗龙斯基,他是非常单纯可爱的,而是在她自己;然而她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自己十分单纯坦率。但是在另一方面,她一想到将来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灿烂的幸福远景就立刻展现在她眼前;和列文在一起,未来却似乎蒙上一层迷雾。

    当她走上楼去穿晚礼服,照着镜子的时候,她快乐地注意到这是她最得意的日子,而且她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迫在眉睫的事情。她意识到她外表的平静和她动作的从容优雅。

    七点半钟,她刚走下客厅,仆人就报道,“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公爵夫人还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进来。“果然这样,”基蒂想,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她心上来了。当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而惊骇了。

    那一瞬间,她深信不疑他是故意早来的,趁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向她求婚。到这时整个事情才第一次向她显现出来不同的完全新的意义。到这时她才觉察到问题不只是影响她——和谁她才会幸福,她爱谁——而且那一瞬间她还得伤害一个她所喜欢的男子,而且是残酷地伤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可爱的人爱她,恋着她。但是没有法子,事情不得不那样,事情一定要那样。

    “我的天!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她想。“我对他说什么呢?难道我能告诉他我不爱他吗?那是谎话。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说我爱上别人吗?不,那是不行的!我要跑开,我要跑开。”

    当她听见他的脚步声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门口。“不!这是不诚实的。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并没有做错事。该怎样就怎样吧,就要说真话。而且和他,不会感到不安的。他来了!”她自言自语,看见了他的强壮的、羞怯的身姿和他那双紧盯着她的闪耀的眼睛。她直视着他的脸,像是在求他饶恕,她把手伸给他。

    “时间还没有到,我想我来得太早了,”他说,向空荡荡的客厅望了一望。当他看到他的期望已经实现,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向她开口的时候,他的脸色变得阴郁了。

    “啊,不,”基蒂说,在桌旁坐下。

    “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您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您,”他开口说,没有坐下来,也没有望着她,为的是不致失掉勇气。

    “妈妈马上就下来了。她昨天很疲倦……昨天……”

    她讲下去,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些什么,她的恳求的和怜爱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他瞥了瞥她;她羞红了脸,不再说下去了。

    “我告诉您我不知道我要在这里住多久……那完全要看您……”

    她把头越垂越低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怎样回答他将要说的话。

    “完全要看您,”他重复着。“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特为这事来的……做我的妻子!”他说出来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了,他突然中止,望着她。

    她艰难地呼吸着,没有看他。她欢喜欲狂。她的心里洋溢着幸福。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倾诉爱情会对她发生这么强烈的影响。但是这只延续了一刹那。她想起了弗龙斯基。她抬起清澈的、诚实的眼睛,望着他的绝望的面孔,她迅速地回答:

    “那不可能……原谅我。”

    一瞬间以前,她对于他是多么亲近,对于他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呀!而现在她变得和他多么隔阂疏远呀!

    “结果一定会这样的,”他说,没有看她。

    他鞠了一躬,想要退出去。

    十四

    但是正在那一瞬间,公爵夫人进来了。当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个在一道,而且注意到他们的困惑面色时,她的脸上现出了恐怖的神色。列文向她鞠躬,没有说话。基蒂不说话也不抬起眼睛来。“谢谢上帝,她拒绝了他,”母亲想,于是她的脸上闪现了她每逢礼拜四迎接客人时那种素常的微笑。她坐下来,开始问起列文的乡间生活。他又坐下,等待着别的客人到来,好悄悄地溜走。

    五分钟以后,基蒂的一个朋友,去年冬天结婚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进来了。

    她是一个消瘦、憔悴、病态和神经质的女人,有一双发亮的黑眼睛。她爱基蒂,她对她怀着的爱,正如已婚的女人对于少女经常怀着的爱一样,总想按照自己那套幸福的婚姻理想来替基蒂选择配偶;她愿意她嫁给弗龙斯基。初冬的时惨,她在谢尔巴茨基家里常常遇见列文,她总不喜欢他。当他们遇见的时候她经常的得意的事就是拿他开玩笑。

    “要是他妄自尊大看不起我,或者因为我是傻子而不再对我发表他的高明言论,或者屈尊迁就我的时候,我是很欢喜的。我真欢喜那样;看他屈尊迁就我!我真高兴他看我不顺眼,”她常常这样谈论到他。

    她说的对,因为列文实在看她不顺眼,并且为了她引以为骄傲的、她认为很优美的东西——她的神经质,她对于一切粗野的日常生活所抱看的那种优雅的轻蔑而冷淡的态度而鄙视她。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中间建立起在社交界中并不少见的那种关系,就是,他们两人虽然在表面上仍旧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却互相轻视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甚至彼此都不认真,彼此连气都不生了。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立刻攻击列文。

    “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又回到我们的腐败的巴比伦[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繁华古城,常指奢侈堕落的都市]来了!”她说,把她那纤细的、发黄的手伸给他,想起来他在冬初曾经说过莫斯科是巴比伦那么一句话。“那么,是巴比伦改善了呢,还是您堕落了?”她补充说,含着冷笑瞧着基蒂。

    “我的话您记得这样清楚,伯爵夫人,我真感到非常荣幸,”列文回答,他已经恢复了平静,而且由于习惯,立刻对诺得斯顿伯爵夫人采取了戏谑的敌视口吻。“那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吧。”

    “啊,可不是吗!我总是把您的话通通记下来。哦,基蒂,你又溜过冰吗?……”

    于是她开始和基蒂谈话。虽然这时退席在列文是很困难的,但是解决这个困难,比起整个晚上留在这里,看着不时瞥他一眼,又避开他视线的基蒂来,却容易办得多。他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公爵夫有看他默不作声,就向他说话。

    “您在莫斯科要住很久吗?但是,我想,您忙于县议会的事,不能在外久留吧?”

    “不,公爵夫人,我已经不是议员了,”他说。“我在这里要住几天。”

    “他出了什么事情,”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想,瞥着他的严肃的、庄重的面孔。“他没有平常那种好辩论的神气。但是我要挑动他。我真喜欢在基蒂面前愚弄他一下,我要这样做。”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她向他说,“请说明给我听,这是什么道理,这些事情您通通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地卡卢加村里,农民们和女人们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通通喝光了,弄到现在交不上我们的租子。这是什么道理?您是一向那样称赞农民的。”

    这时候另外一位太太走进房里来了,列文站了起来。

    “原谅我,伯爵夫人,但是这种事情我实在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告诉您什么。”他说,回头看见了跟在那位太太后面走进来的一个军官。

    “那一定是弗龙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点,他望了望基蒂。她早看到了弗龙斯基,又回头望着列文。单从她那双在无意间变得更加明亮的眼神看来,列文就知道她爱那人,知道得就像她亲口告诉了他一样确切。但是他是怎样一种人呢?

    现在,无论结果好坏,列文只得留在这里。他一定要弄清楚她恋爱的男子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有些人,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遇到成功的敌手的时候,马上就不睬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缺点。反之,也有些人,他们顶希望在幸运的敌手身上找出胜过自己的特点,带着剧烈的创痛专门寻找长处。列文属于第二种人。但是他要找弗龙斯基的长处和吸引人的地方,并不费力。这是一目了然的。弗龙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不十分高,生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决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姿,从他的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颚一直到他的宽舒的、崭新的军服,都是又朴素又雅致的。给进来的那位太太让了路,弗龙斯基走上公爵夫人面前,然后走到基蒂面前。

    当他走近她的时候,他的美丽的眼睛放射出特别温柔的光辉,脸上微微露出幸福的、谦逊而又得意的微笑(列文这样觉得),小心而恭顺地向她鞠躬,把他的不大而宽的手伸给她。

    向每个人都寒暄了几句,他坐下来,唯独没有看列文一眼,而列文的眼光却没有离开过他。

    “让我来介绍,”公爵夫人指看列文说。“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

    弗龙斯基站起来,亲切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握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要和您一道吃饭的。”他说,浮着他那单纯坦率的微笑;“但是您突然回到乡下去了。”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鄙视并且憎恶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的话一定给了您很深刻的印象,使您记得这样清楚,”

    列文说,突然意识到这话他刚才已经说过,他脸红了。

    弗龙斯基望着列文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微笑着。

    “您常住在乡下吗?”他问。“我想冬天一定很寂寞吧?”

    “只要有工作做,是不会寂寞的;况且,一个人也并不寂寞。”列文唐突地回答。

    “我喜欢乡间,”弗龙斯基说,注意到,但装做没有注意列文的语调。

    “但是我想,伯爵,您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住过很久。我曾经感到过一种奇怪的心情,”他继续说。“我从来没有那么怀念过乡村,那有树皮鞋和农民的俄国乡村,像我和我母亲一道在尼斯[法国城市]过冬的时候那样。尼斯本身就够沉闷了,您知道。而那不勒斯和索伦托[意大利城市]②也只有住一个短时期才有趣。在那里的时候,我总是怀念俄国,特别是怀念俄国的乡村。好像……”

    他向着基蒂和列文两个人说话,把他的沉静的、亲切的眼光从一个移到另一个身上,显然他是在畅所欲言。

    看到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要说什么话,他突然停住,没有说完话,就留心地听她。

    谈话没有片刻停顿,以致公爵夫人藏着防备话题缺乏时用的两门重炮——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以及普遍兵役制——根本用不着搬出来,同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得到机会来打趣列文。

    列文想要参与但又不能够参与众人的谈话,时刻都在暗自念叨说:“现在走吧,”但是他却仍旧没有走,好像在等待什么一样。

    谈话转移到扶乩[一种不借物力而致几桌动摇之法,和中国降神术乩相似]和灵魂上面来;相信降神术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开始讲述起她目击的奇迹。

    “噢,伯爵夫人,您一定要带我去,发发慈悲,带我去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奇古怪的事,虽然我老在到处寻找,”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很好,下礼拜六,”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回答。“但是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相信这个吗?”她问列文。

    “您为什么问我?您知道我会怎样说的。”

    “但是我要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这种扶乩仅只证明了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他们相信毒眼[看人即使人受害的眼睛],相信巫术和预兆,而我们……”
    “哦,那么您不相信吗?”
    “我不能相信,伯爵夫人!”
    “但是假如我亲眼看见过呢?”
    “农妇也说她们看见过妖怪。”
    “那么您以为我在说谎?”
    于是她发出不快的笑声。
    “哦,不,玛莎,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只不过说他不能相信罢了,”基蒂说,为列文脸红了,而且列文也觉察到了这点,这就使他更加恼怒了,想要回答,但是弗龙斯基以他那明快坦率的微笑为这场将要弄得不欢而散的谈话解了围。

    “您完全不承认有这种可能吗?”他问。“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们承认我们还未掌握的电的存在,为什么就不会有另外我们还未认识的旁的新的动力,那……”

    “当电被发现的时候,”列文连忙插嘴说,“只是这个现象被发现了,它从何而起,有何作用,还是不知道的,过了许多年代,人们才想到应用它。但是降神术者一开头就是桌子写字,灵魂降临,直到后来才开始说这是一种未知的力。”

    弗龙斯基像平素一样注意地听列文说,显然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

    “是的,但是降神术者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力是什么,但是有这么一种力,而且这些就是它发生作用的条件。让科学家去探究这种力是怎样发生的吧。不,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力,如果……”

    “因为电气,”列文又插嘴说,“您每次在羊毛上磨擦松香,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但是这个却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所以这不是自然现象。”

    大概感到这种谈话对在座的宾客太严肃了,弗龙斯基没有答辩,只是为了竭力改变话题起见,他愉快地微笑着,转向女士们。

    “让我们立刻试一试吧,伯爵夫人,”他说;但是列文要说完他的想法。

    “我想,”他继续说,“降神术者企图把他们的奇迹解释成某种新的自然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大胆地谈论灵魂力,而又竭力使它受物质的测验。”

    大家都在等他说完,而他也感觉到了。

    “我想您可以做第一流的通灵家,”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您总是很热心的。”

    列文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是脸红了,就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马上来试一试扶乩,”弗龙斯基说。“公爵夫人,您允许吗?”

    于是弗龙斯基站起来,用目光寻找着小桌。

    基蒂起身去搬桌子,当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的眼光和列文的相遇了。她从心底怜悯他,特别是因为他的痛苦都是她造成的。“要是您能原谅我,就请原谅我吧,”她的眼神说,“我是这样地快乐。”

    “我憎恶所有的人,包括您和我自己,”他的眼神回答,然后他拿起帽子来。但是他还是走不脱。恰巧在他们围拢到桌子旁边,而列文正要退去的时候,老公爵进来了,和女士们招呼了一下之后,就转向列文说。

    “噢!”他快乐地开口了。“来了好久吗?你到城里来了我连知都不知道呢。看见你真高兴。”

    老公爵对列文讲话,有时用“您”,有时用“你”,他拥抱列文,在和他说话时没有注意到弗龙斯基已经站起来了,正在静静地等候公爵转向他。

    基蒂感到在那事情发生之后她父亲的亲热会使得列文多么痛苦。她同时又看到她父亲最后是怎样冷淡地向弗龙斯基回了一礼,以及弗龙斯基是怎样温良而又困窘地望着她父亲,好像竭力要了解但又不能了解怎样和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怀着敌意,于是她脸红了。

    “公爵,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到我们这里来吧,”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

    “什么试验?扶乩吗?哦,你们得原谅我,女士们和先生们,但是我看投铁环还要有趣得多,”老公爵说,望着弗龙斯基,而且猜出了这是他的主意。“投铁环至少还有一点意思。”

    弗龙所基用坚定的眼光惊异地望着老公爵,于是,微微一笑,立刻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谈起将在下星期举行的盛大舞会。

    “我希望您去,”他对基蒂说。双城记

    老公爵刚一离开,列文就悄悄地走出去,他那天晚上带走的最后印象是在回答弗龙斯基关于舞会的询问时基蒂那微笑的、幸福的脸色。

    十五

    晚会散后,基蒂告诉母亲她和列文的谈话,虽然她怜悯列文,但是她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还是觉得很快乐。她深信她做得对。但是她上床以后好久都睡不着。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她心头。这就是当列文一面站着听她父亲说话,一面瞥着她和弗龙斯基的时候,他那满面愁容,皱着眉,一双善良的眼睛忧郁地朝前望着。她是这样为他难过,不由得眼泪盈眶了。但是立刻她想起了牺牲他换来的那个男子。她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那堂堂的、刚毅的面孔,他的高贵而沉着的举止,和他待人接物的温厚。她想起了她所爱的人对于她的爱,于是她的心中又充满了喜悦,她躺在枕头上,幸福地微笑着。“我难过,我真难过,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她对自己说;但是内心的声音却告诉了她不同的事。她懊悔的是她引起了列文的爱情呢,还是她懊悔拒绝了他,她不知道。但是她的幸福却被疑惑所损坏了。“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吧!”她暗自重复着说,直到她睡着了的时候。

    同时,在下面公爵的小书房里,又发生了一场双亲时常为爱女而引起的口角。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吧!”公爵叫嚷着,挥着手臂,立刻又把身子紧紧裹在松鼠皮睡衣里。“就是你没有自尊心,没有尊严;你就用这种卑俗愚蠢的择配手段来玷污和毁掉你的女儿!”

    “但是,真的,我的天啊,公爵,我做了什么呀?”公爵夫人说,差不多哭出来了。

    她和她女儿谈话之后兴高采烈地照常来向公爵道晚安,虽然她没有打算告诉他列文的求婚和基蒂的拒绝,但是她向她丈夫暗示了一下,在她看来和弗龙斯基的事已经定妥了,只等他母亲一到,他就会宣布的。一听到这话,公爵马上发火了,开始说出难听的话来。

    “你做了什么?我告诉你吧:第一,你竭力在勾引求婚的人,全莫斯科都会议论纷纷,而且并非没有理由的。假使你要举行晚会,就把所有的人都请来,不要单请选定了的求婚者。把所有的花花公子(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都请来吧。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可不要像你今天晚上所做的那样,去找配偶。我看了就头痛,头痛,你这样做下去非得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带坏了。列文比他们强一千倍。至于这位彼得堡的公子,他们都是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型的,都是些坏蛋。不过即使他是皇族的血统,我的女儿也用不着他。”

    “但是我做了什么呀?”

    “你……”公爵怒吼着。

    “我知道如果听你的活,”公爵夫人打断他,“我们的女儿永远嫁不出去了。要是那样,我们就该住到乡下去。”

    “哦,我们最好那样。”

    “但是且慢。难道我勾引了他们吗?我完全没有勾引他们。一个青年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人,爱上了她,而她,我想……”

    “啊,是的,你想!假如她当真爱上了他,而他却像我一样并不想要结婚,可怎么办呢?……啊,但愿我没看到就好了!……噢!降神术!噢!尼斯!噢!舞会!”公爵想像自己是在摹拟她,每说一句话,就行一下屈膝礼。“这样,我们就真在造成基蒂的不幸;要是她真的起了念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猜想呢?”

    “我不是猜想;我知道!我们对于这种事是有眼光的,可是女人家却没有。我看出一个人有诚意,那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头孔雀,就像那个喜欢寻欢作乐的轻薄儿。”

    “啊,你一有了成见的时候,……”

    “哦,你会想起我的话来的,但到那时就迟了,正像多莉的情形一样。”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公爵夫人打断他,想起了不幸的多莉。

    “那么好,晚安!”

    于是互相画了十字,夫妻就吻别了,都感觉着各人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公爵夫人开头确信那个晚上已经决定了基蒂的前途,弗龙斯基的意思也已毫无怀疑的余地;但是她丈夫的话却把她搅乱了。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对不可测知的未来感到恐怖,她也像基蒂一样,心里好几次重复着说:“主,怜悯我;主,怜悯我;主,怜悯我吧!”

    十六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出色的交际花,在她的结婚生活中,特别是在以后的孀居中有过不少轰动社交界的风流韵事。他的父亲,他差不多记不得了,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里受教育的。

    以一个年轻出色的士官离开学校,他立刻加入了有钱的彼得堡的军人一伙。虽然他有时涉足彼得堡的社交界,但是他的所有恋爱事件却总是发生在社交界以外。

    过了奢华而又放荡的彼得堡的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体味到和社交界一个可爱的、纯洁的、倾心于他的少女接近的美妙滋味。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和基蒂的关系会有什么害处。在舞会上,他多半总是和她跳舞;他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他和她谈话,好像人们普通在社交场中谈话一样——各种无意思的话,但对于她,他不由得在那些无意思的话上面加了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但是他感觉得她越来越依恋他了,他越这样感觉得,他就越欢喜,而对她也就越是情意缠绵了。他不晓得他对基蒂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是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和她结婚,这种调情是像他那样风度翩翩的公子所共有的恶行之一。他以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快乐的,他正在尽情享受着他的发现。

    要是他能听到那晚上她父母所说的话,要是他替她的家庭设身处地想一想,而且知道了如果他不和基蒂结婚,她就会不幸,他是一定会非常吃惊,不会相信的。他不能相信,那件给了他,特别是给了她这么大的乐趣的事情竟会是不正当的。他尤其不能相信他应当结婚。

    结婚这件事,对他说来好像从来当作没有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别是丈夫,照他所处的独身社会的一般见解看来,好像是一种什么无缘的、可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可是虽然弗龙斯基丝毫没有猜疑到她父母所说的话,但在那天晚上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和基蒂两人之间的秘密的精神联系在那晚上变得更加巩固,非采取什么步骤不可了。但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呢,他却想不出来。

    “绝妙的是,”他想,当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回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通常获得了一种一半是由于他整晚没有抽烟而产生的纯洁而清新的快感,和她对他的爱情所引起的新的情意。

    “绝妙的是我和她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从眼色和声调的无形的言语里我们是这样互相了解,今晚她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地告诉了我她爱我。多么可爱,单纯,尤其是多么信赖呵!我感觉到自己变好了,变纯洁了。我感到我有了热情,我具有了许多美点。那双可爱的、脉脉含情的眼睛呀!当她说:‘我真的……’

    “那么怎样呢?哦,没有什么。这对我好,对她也好。”于是他开始思量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雾都孤儿

    他寻思着他可去的地方。“俱乐部?玩培齐克[一种牌戏];跟伊格纳托夫去喝香槟?不,我不去。到ChaCateaudesfleurs[法:花之城。此处指按巴黎夜总会建成的游艺场,莫斯科的“花之城”设在彼得罗夫公园]去?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奥布隆斯基,有唱歌,有坎坎舞[法国舞蹈]。不,我厌烦了。这就是我所以喜欢谢尔巴茨基家的缘故,我在那里渐渐变好了。我要回家去。”他一直走回兑索旅馆他自己的房间,用了晚餐,然后脱掉衣服,他的头刚一触到枕头,就睡熟了。

    十七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弗龙斯基驱车到彼得堡火车站去接他的母亲,他在大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布隆斯基,他在等候坐同一班车来的他的妹妹。

    “噢!阁下!”奥布隆斯基叫。“你接什么人?”

    “我母亲,”弗龙斯基回答,微笑着,像凡是遇见奥布隆斯基的人一样。他和他握手,他们一同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晚等你一直等到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以后到哪里去了?”

    “回家去了,”弗龙斯基回答。“老实说,昨晚我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感到这样愉快,我不想再到旁的地方去了。”

    “‘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色我知道谁个少年在钟情。’”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声朗诵,正像他对列文说过的一样。

    弗龙斯基带着好像并不否认的神气微笑着,但是他立刻改变了话题。

    “你接什么人呢?”他问。

    “我?我来接一位美丽的女人,”奥布隆斯基说。

    “当真!”

    “Honnisoitquimalypense[法:以卑鄙的眼光看别人,是可耻的]!我的妹妹安娜。”
    “噢!卡列宁夫人吗?”弗龙斯基说。
    “你一定认识她吧?”

    “我好像认识。也许不认识……我真记不得了,”弗龙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卡列宁这个名字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个执拗而讨厌的人。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那位有名的妹夫,你一定知道的吧。全世界都知道他呢。”

    “我所知道的仅只是他的名声和外貌。我听说他聪明,博学,并且还信宗教……但是你知道这都不是……not in my line[英语:不是我所擅长的],”弗龙斯基用英语说——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多少有点保守,但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评论着,“一个了不起的人。”

    “哦,那于他更好了,”弗龙斯基微笑着说。“哦,你来了!”他对站在门边的他母亲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仆人说。“到这里来。”

    除了奥布隆斯基普通对于每个人所发生的魅力之外,弗龙斯基最近所以特别和他亲近,还因为在他的想像里他是和基蒂联系着的。

    “哦,你看怎样?我们礼拜天请那位女歌星吃晚饭吗?”他带着微笑对他说,挽着他的手臂。

    “当然。我正在邀伴。啊,你昨天认识我的朋友列文了吗?”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是的;但是他走得早一点。”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奥布隆斯基继续说。“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弗龙斯基回答,“所有莫斯科的人——自然我眼前这位朋友除外,”他戏谑地插入一句,“都有些别扭。他们都摆出架势,发脾气,仿佛他们都要叫旁人晓得厉害似的………”

    “是的,那是真的,的确是那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愉快地大笑起来。

    “火车快到了吗?”弗龙斯基问一个铁路上的职员。

    “火车到的信号发出了。”那人回答。

    火车的驶近由于车站上的忙碌的准备、搬运夫们的奔跑、巡警与站员的出动和接客的人们的到来而越发明显了。透过寒冷的蒸气可以看见穿着羊皮短袄和柔软的长毡靴的工人们跨过弯曲线路的铁轨。从铁轨远处可以听到汽笛的咝咝声和什么沉重物体的响声。

    “不,”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急于要把列文想向基蒂求婚的心思告诉弗龙斯基。“不,你对于我的列文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有时固然闷闷不乐,但是他有时却是很可爱的。他有诚实忠厚的性格和黄金一般的心。但昨晚有特别的原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继续说,把他昨天对他朋友所表示的真挚的同情完全忘记了,又对弗龙斯基产生了同样的同情。“是的,他所以要弄得不是特别快乐,就是特别不快乐,是有原因的。”

    弗龙斯基站住了,开门见山地问道:

    “怎么回事?难道他昨天向你的be11esoeur[法语:姨妹]求婚了吗?”——

    “也许,”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我猜想昨天有那种事。是的,假使他走得早,而且不高兴,那一定是……他恋爱了好久,我替他很难过。”

    “原来这样!……但是我想她可能期望得到一个更好的配偶,”弗龙斯基说,挺起胸膛,又来回地走着,“固然我还不认识他,”他补充说。“是的,这种情况真是叫人痛苦!所以许多人宁愿去逛花街柳巷。在那种地方,假使你没有弄到手,那只证明你的钱还不够,但是在这儿,就要看你的人品了。哦,火车到了。”

    火车头果真已在远处鸣汽笛。一会儿以后,月台开始震动起来,喷出的蒸气在严寒的空气量低低地散布着,火车头向前转动,中轮的杠杆缓慢而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动着,司机的穿得暖暖的弯着腰的身体布满了白霜;在煤水车后面,一节里面有一条狗在吠着的行李车进了站,车走得慢了,但月台却震动得更厉害起来;最后客车进站了,摆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一个灵活的乘务员在火车还开动时就吹着口哨跳下来,性急的乘客也一个一个地跟着他跳下来:一个挺直身子、严厉地四处张望的近卫士官;一个提着小包,笑容满面的匆匆忙忙的小商人;一个肩上背着包袱的农民。

    弗龙斯基站在奥布隆斯基旁边注视着客车和走下车的乘客们,完全忘掉了他母亲。他刚才听到的关于基蒂的事使他兴奋和欢喜。他的胸膛不觉挺起来,他的眼睛闪烁着。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胜利者。

    “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在那节车厢里,”那灵活的乘务员走到弗龙斯基面前说。

    乘务员的话惊醒了他,使他不能不想到他母亲和他同她即将到来的会面。他心里并不尊敬他母亲,而且也不爱她,只是他自己不承认罢了,但是照他所处的社会的见解,照他自己所受的教育,他除了极其尊敬和顺从他母亲,不可能有别的态度,而表面上越是顺从和尊敬,他心里就越是不尊敬越不爱她。

    十八

    弗龙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夫人让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夫人的风姿,弗龙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的整个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优美文雅的风度,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弗龙斯基走进车厢。他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和鬈发的干瘦的老太太,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的儿子,她那薄薄的嘴唇泛着微笑。她从座位上站起,把手提皮包递给她的使女,伸出她的干瘦的小手让她儿子吻,随后扶起他的头来,在他面颊上吻了吻。

    “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你好吧?谢谢上帝。”

    “您一路平安吧?”她儿子说,在她旁边坐下,不由自主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在门边遇见的那位夫人的声音。

    “我还是不同意您,”那位夫人说。

    “这是彼得堡式的见解,夫人。”

    “不是彼得堡式的,只是妇人之见罢了,”她回答。

    “哦,哦,让我吻吻您的手。”

    “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去看看我哥哥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那妇人在门边说,又走进车厢里。

    “哦,您找到您的哥哥了吗?”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向那位夫人说。

    弗龙斯基这时才明白这就是卡列宁夫人。

    “令兄来了。”他立起身来说。“失礼得很,我刚才不知道是您,而且,我们相交是这样浅,”弗龙斯基鞠着躬。“您一定记不起我来了吧。”

    “啊,不,”她说,“我应当认识您的,因为令堂和我一路上只谈论您。”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终于让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流露在她的微笑里。“还没有看到我哥哥。”

    “去叫他,阿列克谢,”老伯爵夫人说。

    弗龙斯基出去走到月合上,叫着:鲁滨孙漂流记

    “奥布隆斯基!到这里来!”

    卡列宁夫人并不等她哥哥走过来,一看到他,她就迈着她那轻盈的、坚定的步伐走下车去。她哥哥一走近她,她就用左臂搂住他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雅使弗龙斯基为之惊异,她迅速地把她哥哥拉到面前,热烈地和他接吻。弗龙斯基凝视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直微笑着,他也说不出为什么来。但是记起他母亲等待着他,他又走回车厢去。

    “可爱极了,不是吗?”伯爵夫人说到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净谈天。而你,我听说……vousfilezleparfaitamour.Tantmieux,moncher,tantmieux.[法: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maman,”儿子冷淡地回答。“哦,ma-man,我们走吧。”

    卡列宁夫人又走进车厢来向伯爵夫人道别。

    “哦,伯爵夫人,您见着了令郎,我也见到了我哥哥,”她说。

    “我的闲谈通通扯完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对您说的了。”

    “啊,不,”伯爵夫人拉着她的手说。“我可以和您走遍天涯,永无倦意。您是那样一个逗人喜欢的女人,和您一道,谈话愉快,沉默也愉快。可是不要为您的儿子焦心;您不能期望永远不分别。”

    卡列宁夫人立定了,挺直身子,她的眼睛微笑着。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伯爵夫人向她儿子说明,“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她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她这回把他丢在家里老不放心。”

    “是的,伯爵夫人和我一直在谈着,我谈我儿子,她谈她的,”卡列宁夫人说,她的脸上又闪耀着微笑,一丝向他发出的温存的微笑。

    “我想您一定感到厌烦了吧,”他说,敏捷地接住了她投来的卖弄风情的球。但是她显然不愿用那种调子继续谈话,她转向老伯爵夫人。

    “多谢您。时间过得那么快。再见,伯爵夫人。”

    “再见,亲爱的!”伯爵夫人回答。“让我吻一吻您的美丽的脸蛋。我索性说句倚老卖老的话,我实在爱上您了呢。”

    这句话虽是老套,但卡列宁夫人却显然打心眼里相信这话,而且觉得非常高兴。她羞红了脸,微微弯着腰,把她的面颊凑近伯爵夫人的嘴唇,然后又挺直身子,她的嘴唇和眼睛之间飘浮着微笑,她把手伸给弗龙斯基。他紧紧握着她伸给他的纤手,她也用富于精力的紧握,大胆有力地握着他的手,那种紧握好像特别使他快乐似的。她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以那么奇特的轻盈姿态支撑着她的相当丰满的身体。

    “迷人得很呢,”老夫人说。

    这也正是她儿子所想的。他的眼睛紧盯着她,直到她的优美的身姿看不见了,微笑还逗留在他的脸上。他从窗口看到她怎样走上她哥哥面前,挽住他的胳膊,开始热切地告诉他一些什么事情,一些显然和他弗龙斯基不相干的事情,这可使他苦恼了。

    “哦,maman,您好吗?”他转向他母亲重复说。

    “一切都如意。Alexandre[法:亚历山大]长得很好,Marie[法:玛利亚]也长得漂亮极了。她顶有趣呢。”

    于是她开始告诉他她最感兴味的事情——她孙儿的洗礼,她是专为这事到彼得堡去的,以及沙皇对她大儿子的特殊恩宠。

    “拉夫连季来了,”弗龙斯基望着窗外说。“要是您高兴,我们现在就走吧。”

    跟伯爵夫人来的老管家走进车厢来禀告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伯爵夫人站起身来预备走。

    “来;现在没有什么人了,”弗龙斯基说。

    使女携着手提包和小狗,管家和搬运夫携着旁的行李。弗龙斯基让母亲挽住他的手臂;但是恰好在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人惊惶失措地跑过去。站长也戴着他那顶色彩特异的帽子跑过去。

    显然有什么意外事故发生了。离开车站的人群又跑了回来。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卧轨死的!……

    轧碎了!……”这类的惊呼从走过去的人群中传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着他妹妹,走了回来,他们也露出惊慌的样子,在车门口站住,避开人群。

    太太们走进车厢里,而弗龙斯基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跟随人群去探听这场灾祸的详情。

    一个护路工,不知道是喝醉了酒呢,还是因为严寒的缘故连耳朵都包住了呢,没有听见火车倒退过来的声音,被车轧碎了。

    在弗龙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转来之前,太太们已经从管家那里打听到了一切事实。

    奥布隆斯基和弗龙斯基都看到了那被轧碎了的尸体。奥布隆斯基显然很激动。他皱着眉,好像要哭的样子。

    “噢,多怕人呀!噢,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啊!噢,多怕人呀!他不住地说。

    弗龙斯基没有说话;他的漂亮的面孔是严肃的,但却十分镇静。

    “啊,要是您看到了啊,伯爵夫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的妻子在那里……看了她真怕人呀!……她扑到尸体上。他们说他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人。多怕人呵!”

    “不能替她想点办法吗?”卡列宁夫人用激动的低声说。

    弗龙斯基望了她一眼,就立刻走出车厢。

    “我马上就回来,maman,”他在门口回过头来说。

    几分钟以后他转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在和伯爵夫人谈那新来的女歌星,同时伯爵夫人在焦急地朝门口望着,等待着她儿子。

    “现在我们走吧,”弗龙斯基走进来,说。

    他们一道走出去。弗龙斯基和他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宁夫人和她哥哥走在后面。他们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站长追上了弗龙斯基。

    “您给了副站长两百卢布。请问是赏给什么人的?”

    “给那寡妇,”弗龙斯基说,耸耸肩。“我以为用不着问哩。”

    “你赏的吗?”奥布隆斯基在后面叫,紧握着他妹妹的手,他补充说:“做了好事,做了好事!他不是一个顶好的人吗?

    再见,伯爵夫人。”

    于是他和他妹妹站定了,寻找她的使女。

    当他们出车站的时候,弗龙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走出来的人们还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

    “死得多可怕呀!”一个走过的绅士说。“据说他被碾成两段了。”

    “相反地,我以为这是最简易的死法——一瞬间的事,”另一个评论着。

    “他们为什么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呢?”第三个说。

    卡列宁夫人坐进马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惊讶地看到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竭力忍住眼泪。

    “怎么回事,安娜?”他问,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俄丈[1俄丈合2.134米]的时候。

    “这是不祥之兆,”她说。

    “胡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来了,这是最要紧的事。你想像不到我是怎样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你认识弗龙斯基很久了吗?”她问。

    “是的,你知道,我们都希望他和基蒂结婚哩。”

    “啊?”安娜低声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她补充说,摇摇头,好像她要摇落肉体上什么多余的、压迫着她的东西似的。“我们来谈谈你的事情吧。我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的,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那么,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于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讲述起来。

    到家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扶他妹妹下了马车,叹了口气,握了握她的手,就驱车上衙门去了。

    十九

    当安娜走进房间来的时候,多莉正和一个已经长得像他父亲一样的金发的胖小孩一道坐在小客厅里,教他的法语课。那小孩一边读着,一边不住地扭弄着一粒快要从短衣上脱落的钮扣,竭力想把它扯下来。他母亲好几次把他的手拿开,但是那胖胖的小手又去摸那粒钮扣。他母亲扯下钮扣,放进她的口袋里。

    “手不要动,格里沙,”她说,又拿起她的针线——她做了好久的被单来,她总是在心里抑郁的时候做这种活,现在她焦躁地编织着,移动着手指,计算着针数。虽然她昨天对她丈夫声言过,他妹妹来不来不关她的事,但是她为她的来临准备了一切,而且在兴奋地期待着她的小姑。

    多莉被忧愁压倒,完全被忧愁吞没了。但是她还记得安娜,她的小姑,是彼得堡一位最重要的人物的夫人,是彼得堡的grandedame”。因为这种情形,所以她没有实行她威吓她丈夫的话——那就是说,她并没有忘记她的小姑快要来了。

    “毕竟,这事一点也不能怪安娜,”多莉想。“我只觉得她的为人再好也没有了,而且我看她对待我也只有亲切和友爱。”实在说,就她所记得的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的印象,他们的家庭生活本身她是并不喜欢的;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整个气氛上有着虚伪的味道。“但是我为什么不应当招待她呢?只要她不来安慰我就好啦!”多莉想。“一切安慰、劝告、基督式的饶恕,这一切我想了一千遍,全没有用处。”

    这些日子,多莉孤单单地和小孩们在一道。她不愿谈起她的忧愁,但是那忧愁填满了她的心,她又不能够谈旁的事。她知道她一定会设法把一切都告诉安娜,有时她想到能够痛快地诉说一场,觉得高兴,但是有时想到她不能不向她,他的妹妹诉说自己的屈辱,而且要听她那老一套忠告和安慰的言辞,就又觉得生气了。

    她时时刻刻在等候她,不住地看表,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恰恰放过了她的客人到来的那一刻,因此她没有听见铃声。

    听到门口有裙子的縩縩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回头一望,在她那憔悴的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惊愕。她站起身来,拥抱她的小姑。

    “哦,已经来了?”她说,吻着她。

    “多莉,我看见你多高兴呀!”

    “我也高兴呢,”多莉说,无力地微笑着,竭力想由安娜脸上的表情探测出她知道了情况没有。“她多半知道了,”她想,注意到安娜面上所表现的同情。“哦,来,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继续说,竭力想把密谈的时间尽量地拖延下去。

    “这是格里沙吗?啊哟,他长得多大了!”安娜说,于是吻吻他,眼光没有离开多莉,她站定,脸涨红了。“不,我们就在这里吧。”

    她取下头巾和帽子,帽子缠住了她的鬈曲的乌黑头发,她摆了摆头,摇落了头发。

    “你只健康,又幸福,红光满面!”多莉差不多嫉妒似地说。

    “我?……。是的,”安娜说。“啊哟,塔尼娅!你跟我的谢廖沙是同岁呢,”她对跑进来的小女孩说。她抱住她,吻着。

    “逗人爱的小姑娘,逗人爱啊!都让我看看吧。”

    她提起所有的小孩,不但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出生的年月,他们的性情,他们害过的疾病;这就使多莉不能不感激了。

    “很好,我们去看他们吧,”她说。“可惜瓦夏睡了。”

    看过小孩以后,她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现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了。安娜拿起托盘,随后又把它推开。

    “多莉,”她说,“他告诉我了。”

    多莉冷淡地望着安娜。她在等待着老一套的同情的话语;

    但是安娜却没有说那种话。

    “多莉,亲爱的!”她说,“我不愿在你面前替他说情,也不想安慰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我只是从心里替你难过,难过!”

    从她那浓密的睫毛下面的发亮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眼泪。她挪得离她的嫂嫂更近些,把她的手握在她的有力的小手里。多莉没有缩回手去,但是她的面孔依然没有失去那冷冰冰的表情。她说:

    “安慰我是不可能的。那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她一说完这个,她的脸就突然变柔和了。安娜拿起多莉的干瘦的手,吻了吻,说:

    “但是,多莉,怎么办,怎么办呢?处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中怎样办才好呢——这就是你应当考虑的。”

    “一切都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多莉说。“而最糟的,你知道,就是我不能甩脱他。有小孩子们,我给束缚住了。可是我又不能和他一起生活,我见了他就痛苦极了。”

    “多莉,亲爱的,他虽然对我说了,但是我要从你口里听听,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多莉探问一般地望着她。理智与情感

    纯真的同情和友爱表现在安娜的脸上。

    “好吧,”她突然说。“但是我要从头告诉你。你知道我是怎样结婚的。受了maman给我的教育,我不只是天真,我简直是愚蠢。我什么都不懂。我听人家说男人把自己从前的生活通通告诉妻子,但是斯季瓦……”她改口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你也许不相信,我从前一直以为我是他接近过的唯一的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八年。你想想,我不仅不怀疑他有什么不忠实,而且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且想一想,抱着这种念头突然发觉了这种可怕的丑恶的事……你替我想想吧。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而突然之间……”多莉忍住呜咽,继续说,“看到一封信……他给他的情妇,也就是我的小孩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信。不,太可怕了呀!”她迅速地掏出手帕捂住脸。“我可以了解一时的感情冲动,”她停了停继续说,“但是用心地、狡猾地欺瞒我……而且是和什么人呀?一边做我的丈夫,一边和她在一道……多可怕呀!你不明白……”

    “不,我明白!我明白!多莉,亲爱的,我完全明白,”安娜说,紧握着她的手。

    “你以为他晓得我的处境的可怕吗?”多莉继续说。“一点都不!他很快乐和满足哩。”

    “啊,不!”安娜赶紧打断她。“他也很可怜,他悔恨得什么似的……”

    “他还能够悔恨吗?”多莉插嘴说,留神地凝视着她小姑的面孔。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了他真替他难过。我们两人都了解他。他心肠好,但是他也骄傲,而现在他是这样地感到无地自容。使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里安娜猜着了最使多莉感动的事)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一件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他感到羞愧,一件是他爱你——是的,是的,他爱你胜于世界上的一切,”她赶紧打断要来反驳的多莉,“他伤害了你,刺伤了你的心。‘不,不,她是不会饶恕我的了,’他老在说。”

    多莉若有所思地向她小姑身旁望去,一面听着她的话。

    “是的,我知道他的处境是可怕的;有罪的比无罪的更难受,”她说,“假使他感到一切不幸都是他的罪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怎么能够继她之后再做他的妻子呢?现在和他在一起生活对于就简直是痛苦,正因为我珍惜我过去对他的爱情……”

    呜咽打断了她的话。

    但是好像故意似地,每一次她软下来的时候,她就又开始说些使自己愤怒的事情。

    “你知道她又年轻又漂亮,”她继续说。“你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失去了,是谁夺去的?就是他和他的小孩们啊。我为他操劳,我所有的一切都为他牺牲了,而现在自然随便什么新的、下贱的女人都更能迷住他。他们一定在一起议论我,或者,更坏,他们竟不议论,你明白吗?”怒火又在她的眼睛里燃烧。“往后他会对我说……嗨,我还能相信他吗?再也不了。不,一切都完了,那曾经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劳苦的报酬的一切……你相信吗,我刚才在教格里沙念书:这曾经是我的快乐,现在却成了痛苦。我辛辛苦苦为的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小孩呢?可怕的是我一下子横了心,我没有了爱和温情,对他只有憎恶,是的,憎恶。我恨不得杀死他。”

    “亲爱的多莉,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苦恼你自己。你是这样悲伤,这样愤慨,以致你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了呢。”

    多莉沉静下来,有两分钟两人都沉默着。

    “怎么办呢?替我想想吧,安娜,帮助我吧!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办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对她嫂嫂的每句话、每个表情的变化起了共鸣。

    “我只有一点要说,”安娜开口了。“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格,那种健忘的性情(她在额前做了个手势),那种易于入迷但是也易于后悔的性情。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的。”

    “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多莉插嘴说,“但是我……你忘了我……这能宽我的心吗?”

    “且慢。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觉察到你处境的可怕。我只看到他那方面,只看到家庭破裂了;我为他难过,但是和你谈话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为你难过!但是,多莉,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情。这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够你饶恕他的。要是那样,就饶恕了他吧!”

    “不,”多莉开口说,但是安娜打断了她,又吻了吻她的手。

    “我比你更懂人情世故,”她说。“我懂得像斯季瓦那样的男子对于这类事情是怎样看法的。你说他曾和她一道议论你。那是决不会的。这类男子也许是不忠实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圣。他们对这些女人总还是轻视的,她们破坏不了他们家庭的感情。他们在她们和自己家庭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事实是这样的。”

    “是的,但是他和她亲了嘴……”

    “多莉,别这么说,亲爱的。斯季瓦和你恋爱的时候我也看到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跑到我面前来,哭着,谈着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是那样富有诗意和崇高,我知道他和你在一起生活得越久,你在他眼中就变得越崇高了。你记得我们常笑他每说一句话一定要夹进一句:‘多莉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呢。’你在他看来一直像神一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他这回对你不忠实也并非出于本心……”

    “但是假如再那样呢?”

    “那是不会的,我想……”

    “是的,可是假使是你的话,你能够饶恕吧?”

    “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是的,我能够,”安娜想了一会说。她在心里想像了一下这情形,在内心的天平上衡量了一下,补充说:“是的,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是的,我会饶恕的。我不能再跟从前一样了,不;但是我会饶恕的,而且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这事一样地饶恕的……”

    “啊,自然,”多莉赶紧插嘴,好像在说她想了不止一次的话一样,“否则就说不上饶恕。如果饶恕就应当完完全全饶恕。哦,我们走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站起身来说,在路上她拥抱着安娜。“我的亲爱的,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呀。

    我觉得好过一些,好过多了。”

    二十

    那一整天,安娜都在家里,就是说,在奥市隆斯基家里,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已经有几个认识她的人听说她到了,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整个早晨都跟多莉和小孩们在一起。她仅仅送了个字条给她哥哥,叫他一定回来吃午饭。“来吧,上帝是慈悲的,”她写着。

    奥布隆斯基在家里吃午饭,谈的话是一般的,他的妻子和他说话的时候叫起他“斯季瓦”来了,她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称呼过了。夫妻之间还有隔阂,但是现在已不再讲什么分离的话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出来有解释同和解的可能。

    刚用过饭,基蒂就来了。她认得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但不很熟,她现在到她姐姐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欢喜——这一点她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轻;基蒂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到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轻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人一样。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有了八岁的孩子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眼神里有一种使基蒂惊异而又倾倒的、非常严肃、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睁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基蒂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

    饭后,当多莉走到自己房里去了的时候,安娜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她哥哥面前,他正在点燃一支雪茄烟。

    “斯季瓦,”她对他说,快活地使着眼色,一边替他画十字,一边目示着门边。“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扔下雪茄,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走到门外去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后,她又回到沙发那里,她原来坐在沙发上,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不知道是因为孩子们看出来他们的母亲喜欢这位姑母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她身上感到了特殊的魅力,两个大点的孩子,而且像孩子们常有的情形一样,小的孩子们跟在大的后面,从用餐前就一直缠住他们新来的姑母,不肯离开她身边。坐得挨近姑母,抚摸她,握住她的纤细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环,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这在他们中间成了一种游戏了。

    “来,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坐,”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在她原来的地方坐下。

    于是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脸伸进她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色。

    “你们的舞会什么时候举行呢?”她问基蒂。

    “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呢。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

    “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吗?”安娜含着柔和的讥刺说。

    “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博布里谢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京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日科夫家里就总是沉闷得很。您没有注意到吗?”

    “不,我的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舞会了,”安娜说,基蒂在她的眼睛里探出了没有向她开放的那神秘的世界。“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

    “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我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基蒂觉察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

    “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旁的人美丽呀。”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红晕说:

    “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那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您来参加这次舞会吗?”基蒂问。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拿去吧,”她对塔尼娅说,她正在想把那宽松的戒指从她姑母的雪白的、纤细的手指上拉下。

    “我真高兴您去呀。我真想在舞会上看见您呢。”

    “那么,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话,我想到这会使您快乐,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格里沙,别揪我的头发,它已经够乱了呢,”她说,理了理格里沙正在玩弄着的一绺散乱了的头发。

    “我想像您赴舞会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

    “为什么一定穿淡紫色?”安娜微笑着问。“哦,孩子们,快去,快去。你们听见了没有?古里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哩,”

    她说,把小孩们从她身边拉开,打发他们到餐室去了。

    “不过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拉我去参加舞会。您对于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您要所有人都在场,所有人都去参与呢。”

    “您怎么知道的?是呀。”

    “啊!您正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年龄,”安娜继续说。“我记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群山上的雾一般的蔚蓝色烟霭,那烟霭遮蔽了童年刚要终结的那幸福时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欢乐的广阔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窄路是又快乐又惊惶的,虽然它好像辉煌灿烂……谁没有经过这个呢?”

    基蒂微笑着,默不做声。“但是她是怎样经过这个的呢?我真愿意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啊!”基蒂想着,记起了她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副俗气的容貌。

    “我知道一件事。斯季瓦告诉我了,我祝贺您。我非常喜欢他呢,”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了弗龙斯基。”

    “啊,他到了那里吗?”基蒂问,脸涨红了。“斯季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季瓦全说给我听了。我真高兴……我昨天是和弗龙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不停地讲着他。他是她的娇子哩。我知道母亲们有多么偏心,但是……”

    “她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啊,多得很呢!我知道他是她的娇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侠义呀……比方说,她告诉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事,他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女人。总而言之,他简直是一位英雄呢,”

    安娜说,微笑着,想起他在火车站上给人的两百卢布。

    但是她没有提起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起这个来就不愉快。她总觉得那好像和她有点什么关系,那是不应当发生的。

    “她再三要我去看她,”安娜继续说。“我也很高兴明天去看看这位老夫人呢。斯季瓦在多莉房里待了这么久,谢谢上帝,”安娜补充说,改变了话题,就立起身来,在基蒂看来,她心中好像有什么不快似的。

    “不,我第一!不,我!”孩子们叫嚷着,他们刚喝完了茶,又跑回他们的安娜姑母这里来了。

    “大家一起!”安娜说,于是她笑着跑上去迎接他们,抱起这一群欢天喜地叫着、闹着的小孩,把他们一起摔倒在地上。

    二十一

    多莉在大人们用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出来。他一定是从另外一扇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

    “我怕你住在楼上冷,”多莉向安娜说,“我要把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就更挨近了。”

    “啊,请不要为了我麻烦吧,”安娜回答,凝视着多莉的面孔,竭力想要弄清有没有和解。

    “你住在这儿,光线太亮了一点哩,”她的嫂嫂回答。

    “我敢对你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睡得像土拨鼠一样呢。”

    “在谈什么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他书房里走出来,这样问他妻子。

    由他的声调,基蒂和安娜两人都听出来已经和解了。

    “我要把安娜搬到楼下来,但是必须挂上窗帘。谁也不会做,我还得亲自动手,”多莉向他回答。

    “天晓得,他们完全和好了没有呢,”安娜听了那种冷淡安静的声调,这样想。

    “啊,得了,多莉,总是自找麻烦,”她丈夫回答。“哦,要是你愿意的话,一切都由我去做好了……”

    “是的,他们一定和好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是怎样做法的,”多莉回答。“你吩咐马特维去办那办不到的事,自己倒跑开去了,而他会弄得一团糟,”多莉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嘴唇翘上去,露出她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谢谢上帝!”于是庆幸着和解是由她一手促成的,她走到多莉面前,吻了吻她。

    “没有那么回事。你为什么老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轻微的笑意向他妻子说。

    那一整晚,多莉,像平常一样,对她丈夫说话时声调里总带点讥讽,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满足和快活的,但也不至于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饶恕以后就忘掉了他的罪过。

    在九点半钟,奥布隆斯基家里围着茶桌进行的特别欢乐和愉快的家庭谈话,被一桩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觉得奇怪的事情所扰乱了。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急忙立起身来。

    “我的照片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我也顺便让你们看看我的谢廖沙,”她补充说,露出母性的夸耀的微笑。

    近十点钟,她在平时正和她儿子道晚安,并且常在赴舞会之前先去亲自招呼他睡了,现在她竟离开他这么远,她感觉得难过;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她的心总飞回到她的一头鬈发的谢廖沙那里。她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抓住第一个口实,她站起身来,迈着轻快的、稳定的步伐去拿照片簿。通到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温暖的大楼梯口。

    恰巧在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铃声从门廊传来。

    “这会是什么人呢?”多莉说。

    “来接我还嫌早,来看旁的人又太迟了,”基蒂说。

    “一定是什么人送公文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插嘴说。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来通报有客人来,而客人本人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认出来弗龙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奇异感情使她的心微微一动。他站定了,没有脱下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恰好在她走到楼梯当中的一刹那,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面部的表情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惶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就走过去,听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背后大声叫他进来,以及弗龙斯基用平静的、柔和的、沉着的声调谢绝。

    安娜拿着照片簿转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告诉他们,他是来问他们明天请一位刚到的名人吃饭的事的。

    “他怎样也不肯进来。他真是一个怪人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补充说。

    基蒂涨红了脸。她以为只有她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又为什么不肯进来。“他到了我家里,”她想,“没有遇到我,猜想我一定在这里,但是他又不肯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大家交换了眼色,没有说什么话,开始观看安娜的照片簿。

    一个男子在九点半钟去拜访朋友,询问关于计划中的宴会的细目,没有进来,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的;但是他们却都觉得奇怪。尤其安娜觉得奇怪和蹊跷。

    二十二

    当基蒂和她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布满鲜花,站立着穿红上衣、搽了发粉的仆人的大楼梯的时候,舞会刚开始。从舞厅里传来了好像是从蜂房传来的、不绝的、不疾不徐的究n声;当她们站在两旁摆着花木的梯顶上,在镜子面前最后整理她们的头发和服装的时候,她们听到舞厅里乐队开始奏第一场华尔兹舞时小提琴的准确的、清晰的音调。一个穿便服的矮小老人,在另一面镜子前理了理他两鬓的白发,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见她们,让开了路,显然是在叹赏他所不认识的基蒂。一个没有胡髭的青年,一个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开的背心,边走边整理他的雪白领带,向她们鞠躬,走过去了之后又回转来请求和基蒂跳一场卡德里尔舞[一种四人组成二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因为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弗龙斯基,所以她答应和这位青年跳第二场。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胡髭,一面在叹赏玫瑰色的基蒂。

    虽然基蒂的服装、发式和一切赴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她的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在走进舞厅之前,老公爵夫人,想要替她理好丝带的皱褶的时候,基蒂稍稍闪开去。她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该是生来完美的、优雅的、无须乎整理。

    这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軃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色高跟鞋并不夹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钮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轮廓。她的圆形领饰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照着她的脖颈的时候,基蒂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东西可能有些美中不足,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在这舞厅里,当基蒂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赤裸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基蒂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基蒂从来不属于那群妇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有名的舞蹈指导,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戈鲁什卡·科尔孙斯基。他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已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见了刚走进来的基蒂,就迈着舞蹈指导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步子飞奔到她面前,连问都没有问她愿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抱住她的纤细腰肢。她朝周围望望,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您准时来到了,多么好啊,”他对她说,抱住了她的腰,“迟到真是一种坏习气。”

    弯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头上,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

    “和您跳华尔兹舞简直是一种休息呢,”他对她说,当他们跳华尔兹舞开头的慢步的时候。“妙极了——多么轻快,多么précision[法:准确]。”他向她说了他差不多对所有他熟识的舞伴都说过的话。

    听了他的称赞她笑了笑,越过他的肩头继续环顾着舞厅。她不像一个仿佛觉得舞厅里一切面孔都溶成了仙境般幻影的那样初次跳舞的少女;她也不是一个舞得太多以致把舞厅里一切面孔都看熟了而且腻烦了的少女。她是介于两者之间,她很兴奋,但她也能够沉着冷静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在舞厅的左角她看见社交界的精华聚在一起。那里有胸颈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丽姬,科尔孙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里温的秃头闪耀着,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总可以找到他;青年人向那个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里,她的眼睛也看见了斯季瓦,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衣裳的安娜的优美身姿和头部。他也在那里。基蒂自从拒绝列文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用她的远视眼光,她立刻认出了他,甚至还觉察到他在看她。

    “再跳一回吗?您不疲倦吧?”科尔孙斯基说,微微有些气喘了。

    “不,谢谢您!”

    “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卡列宁夫人来了,我想……送我到她那里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孙斯基放慢脚步跳着华尔兹舞一直向左角的人群舞去,一面不断地在说:“Pardon,mesdames,pardon,parBdon,mesdames.[法语:对不起,太太们,对不起,对不起,太太们]”于是穿过花边、网纱和丝带的海洋航行着,没有触动一根羽毛,他急剧地旋转着他的舞伴,以致她那穿着薄薄的、透明长袜的纤柔脚踝露了出来,而把她的裙裾展成扇形,遮盖了克里温的两膝。科尔孙斯基鞠着躬,整了他的敞开的衬衣胸襟,就挽着她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那里去。基蒂满脸涨红,把她的裙裾从克里温的膝上拉开,于是,微微有点晕眩地向周围望着,寻找安娜。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衣服,如基蒂希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圈的臂膀全露在外面。衣裳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搀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常披散在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鬈,那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脖颈上围着一串珍珠。

    基蒂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像她穿淡紫色衣服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衣服,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惹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并不醒目;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令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她站着,像平常一样把身子挺得笔直,而当基蒂走进这一群的时候,她正在跟主人说话,她的头微微转向他。

    “不,我不苛责,”她答复某个问题说,“虽然我还不大清楚那件事,”她继续说,耸了耸肩膀,就立刻浮上温柔的庇护的微笑转向基蒂。用急速的、女性的瞥视,她打量着基蒂的服装,把头点了一点——轻微到差不多看不见,但是基蒂却理会到了——对她的装饰和容貌表示赞许之意。“你跳到这房间里来了,”她补充说。

    “这是我最忠实的助手,”科尔孙斯基说,向他以前还未曾见过面的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鞠躬。“公爵小姐使舞会生色不少呢。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跳一场华尔兹舞吧。”他说,弯了弯腰。

    “哦,你们认识吗?”他们的主人问。

    “有什么人我们不认识呢?我妻子和我像白狼一样,人人都认识我们呢,”科尔孙斯基回答。“跳一场华尔兹舞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

    “如果可能不跳的话,我还是不跳吧,”她说。

    “但是今晚是不可能的,”科尔孙斯基回答。

    正在那一瞬间,弗龙斯基走上前来。

    “哦,今晚既然不能不跳,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她说,不理睬弗龙斯基在向她鞠躬,她急速地把她的手搭在科尔孙斯基的肩上。

    “她为什么不满意他呢?”基蒂想,看出了安娜是存心不向弗龙斯基回礼。弗龙斯基走到基蒂面前去,向她提起第一场卡德里尔舞的事,而且表示他这么久没有去看她,觉得很抱歉。基蒂一边赞赏地注视着安娜跳华尔兹,一边在听他的话。她期望他要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竟没有这样做,她惊异地望着他。他微微红了脸,连忙请求和她跳华尔兹,但是他刚把手挽住她的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音乐就突然停止了。基蒂凝视着他那和她挨得那么近的脸,这没有得到他反应的情意绵绵的凝视,在以后好久——好几年以后——还使她为了这场痛苦的羞辱而伤心。

    “Pardon,Pardon![法:对不起]华尔兹,华尔兹!”科尔孙斯基从这房间的另一端叫着,抓住了他最先碰到的一位年轻小姐,就开始跳起舞来。

    二十三

    弗龙斯基和基蒂绕着房间跳了好几次华尔兹。跳完华尔兹以后,基蒂走到她母亲面前去,她还没有来得及和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上几句话,弗龙斯基就又走来请她跳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说什么意味深长的话,他们只断断续续地谈着科尔孙斯基夫妇——他诙谐地把他们描绘成可爱的四十岁的小孩,谈着未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和她谈起列文,问他还在不在,而且补充说他很喜欢他的时候,谈话才触动了她的心。但是基蒂对于卡德里尔舞并没有抱着很大期望。她揪着心期待着玛佐卡舞。她想一切都得在跳玛佐卡舞时决定。他在跳卡德里尔舞时没有要求和她跳玛佐卡舞,这事实并没有扰乱了她。她相信她准会和他跳玛佐卡舞,像在以前的舞会上一样,因此她谢绝了五个青年,说她已经和别人约好了跳玛佐卡舞。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在基蒂看来都好像一种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幻境。她只在感觉得太疲倦了,要求休息的时候,这才停下来。但是当她正在和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讨厌的青年跳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偶然做了弗龙斯基和安娜的vis-à-vis[法:对舞者]。她从晚会开始以后就没有遇见过安娜,而现在她突然又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了。她在她身上着出了她自己那么熟悉的那种由于成功而产生的兴奋神情;她看出安娜因为自己引起别人的倾倒而陶醉。她懂得那种感情,懂得它的征候,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来了;看出了她眼睛里的颤栗的、闪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露在她嘴唇上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和她的动作的雍容优雅、准确轻盈。

    “谁使得她这样的呢?”她问自己。“大家呢,还是一个人?”和她跳舞的那位困窘的青年讲话乱了头绪,她也不给他提词,她表面上服从着科尔孙斯基的号令,他先叫大家绕个grandrond[法:大圈],然后拖成一条chaine[法:链条],同时她却尽量观察着,她的心越来越痛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众人的赞赏,而是一个人的崇拜。而那一个人是……难道是他吗?”每次他和安娜说话的时候,喜悦的光辉就在她眼睛里闪耀,幸福的微笑就弯曲了她的朱唇。她好像在抑制自己,不露出快乐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她的脸上。“但是他怎样呢?”基蒂望了望他,心中充满了恐怖。在基蒂看来那么明显地反映在安娜的脸上的东西,她在他的脸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沉着坚定的态度和他脸上那种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每当他朝着她的时候,他就微微低下头,好像要跪在她面前似的,而在他的眼睛里只有顺服和恐惧的神情。“我不愿得罪你,”他的眼光好像不时地说,“但是我又要拯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他脸上流露着,一种基蒂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神色。

    他们在谈着共同的熟人,谈论着最无关紧要的话,但是在基蒂看来,好像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在决定着他们和她的命运。而奇怪的就是实际上他们虽然在谈论着伊万·伊万诺维奇的法语讲得多么可笑,以及叶列茨基小姐怎样可以选择到更佳的配偶,但是这些话对于他们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他们也正如基蒂一样地感觉到了。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在基蒂心中一切都消失在烟雾里了。只是她所受的严格的教养支持着她,强迫她做别人所要求她的一切,就是跳舞、应酬、谈话、甚至微笑。但是在跳玛佐卡舞之前,当他们开始排好椅子,而几对舞伴正从小房间走进大厅来的时候,一种失望和恐怖的时刻临到了基蒂身上。她拒绝了五个请她伴舞的人,而现在她却没有跳玛佐卡舞的舞伴了。她连被人请求伴舞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她在社交界是这样成功,谁都不会想到她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约好和她跳舞。她想对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但是她又没有力量这样做。她的心碎了。

    她走到小客厅尽头,颓然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一团云一样环绕着她的窈窕身躯;一只露出的、纤细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的淡红色裙腰的皱襞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的、急促的动作扇着她的燥热的脸。虽然她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彩虹般的翅膀再向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也许我误会了,也许不是那样吧?”于是她又回想着她所目击的一切。
    “基蒂,怎么回事?”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悄悄地踏着地毯走到她面前,说。“我不明白呢。”
    基蒂的下唇颤栗起来了,她急速地立起身来。
    “基蒂,你不去跳玛佐卡舞吗?”
    “不,不,”基蒂用含泪的颤栗声音说。
    “他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佐卡舞,”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说,知道基蒂会懂得“他”和“她”指的是“谁”。“她说:‘哦,您不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吗?’”
    “啊,与我无关呢!”基蒂回答。
    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昨天刚拒绝了一个她也许热爱的男子,而且她拒绝他完全是因为她轻信了另一个。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找到和她一道跳玛佐卡舞的科尔孙斯基,叫他去请基蒂伴舞。

    基蒂加入第一组跳舞,她庆幸她可以不要讲话,因为科尔孙斯基不停地奔走着指挥着他的王国。弗龙斯基和安娜差不多就坐在她对面。她用远视的目光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来的时候,她就逼近地观察他们,而她越观察他们,她就越是确信她的不幸是确定的了。她看到他们感觉得在这挤满了人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弗龙斯基一向那么坚定沉着的脸上,她看到了一种使她震惊的、惶惑和顺服的神色,好像一条伶俐的狗做错了事时的表情一样。

    安娜微笑起来,而她的微笑也传到了他的脸上。她渐渐变得沉思了,而他也变得严肃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基蒂的眼光引到安娜的脸上。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鬈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基蒂比以前越来越叹赏她,而且她也越来越痛苦。基蒂感觉得自己垮了,而且她的脸上也显露出这一点来。当弗龙斯基跳玛佐卡舞时碰见她的时候,他没有立刻认出她来,她的模样大变了。

    “多愉快的舞会啊!”他对她说,只是为了应酬一下。
    “是的,”她回答。
    玛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重复跳着科尔孙斯基新发明的复杂花样,安娜走进圆圈中央,挑选了两个男子,叫了一位太太和基蒂来。基蒂走上前去的时候恐惧地盯着她。安娜眯缝着眼睛望着她,微笑着,紧紧握住她的手,但是注意到基蒂只用绝望和惊异的神情回答她的微笑,她就扭过脸去不看她,开始和另一位太太快活地谈起来。
    “是的,她身上是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
    基蒂自言自语。

    安娜不打算留在这里晚餐,但是主人开始挽留她。
    “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科尔孙斯基说,把她的露出的手臂挽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底下,“我打算大大地来一次科奇里翁舞[卡德里尔舞的一种变种]呢!Unbijou[法:迷人]!”

    他慢慢地向前移动,竭力想拉她一道走。他们的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不,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安娜微笑着回答,虽然她脸上带着微笑,但是科尔孙斯基和主人从她的坚定的声调里都听出来她是留不住的了。

    “不,实在说,我在莫斯科你们的舞会上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整整一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说,回头望着站在她旁边的弗龙斯基。“我动身之前得稍稍休息一下。”
    “那么您明天一定要走吗?”弗龙斯基问。
    “是的,我打算这样,”安娜回答,好像在惊异他的询问的大胆;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中的压抑不住的、战栗的光辉和她的微笑使他的心燃烧起来了。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没有留下用晚餐,就回家去了。

    二十四

    “是的,我是有些令人讨厌的可憎的地方,”当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向他哥哥的寓所走去的时候,他想。“我落落寡合。这是骄傲,人家说。不,我并不骄傲。假使我有点骄傲,我就不会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了,”他想像着弗龙斯基,他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决不会陷于像他今晚所处的那种可怕的境地。“是的,她一定会挑选他。这是一定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都是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以为她愿意和我结成终身伴侣呢?就是什么人,我算个什么?是一个谁都不需要、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一无可取的人呀。”于是他回想起他哥哥尼古拉,愉快地沉浸在这种回忆里。“他说世上的一切都是污秽丑恶的,这话不是很对吗?我们对于尼古拉哥哥的判断未必很公平吧?自然,照普罗科菲——他只看见他穿着破大衣,带着醉意——的观点看来,他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但是我所知道的他的确两样一点。我了解他的心灵,而且知道我和他很相像。而我竟没有去探望他,倒来赴宴,到这里来了。”列文走到路灯下,看了看写在袖珍簿上的他哥哥的住址,于是雇了辆马车。在赴他哥哥寓所的长途中,列文历历在目地回忆着他所熟知的他哥哥尼古拉一生中的一切事件。他想起他哥哥在大学时代和在毕业后的一年中间,怎样不顾同学们的讥笑,过着修道士一般的生活,严格地遵守一切宗教仪式、祭务和斋戒,避免各种各样的欢乐,尤其是女色;后来,他又怎样突然变得放荡起来,他交结上一班最坏的人,沉溺于荒淫无度中。随着他想起了他虐待小孩那桩不名誉的事件:他从乡下带了一个小孩来抚养,在盛怒之下,这么凶狠地殴打了他,以致由于他非法殴伤人而受到控告。他又回忆起他和一个骗子的纠葛,他输给那骗子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过后他又把他告了,告发他欺骗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替他付的就是这笔钱)。接着他又想他怎样为了在街上扰乱公共秩序而在拘留所里关过一夜。他想起他为了没有分给他应得的一份他母亲的遗产而企图控告他的长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那件可耻的诉讼,和以后他到西部地方任职的时候,为了殴打当地长老而受了审判最后那桩不名誉的事件……这一切都是叫人十分厌恶的,但是列文并不觉得那么厌恶,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经历,不了解他的心肠的人们所必然会感觉到的那样。

    列文想起了当尼古拉在虔敬的时期,斋戒,修道和礼拜的时期,当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大家不但不鼓励他,反而都讥笑他,连列文自己也在内。他们打趣他,叫他“诺亚[上帝因人类犯罪而发洪水毁灭了全人类,只有诺亚和他一家人在方舟中得救。见《圣经·旧约·创世记》]”,“和尚”,等到他变得放荡起来的时候,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抱着恐怖和厌恶的心情避开他。

    列文觉得,不管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怎样丑恶,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并不比轻视他的人们坏多少。他生来具有放荡不羁的气质,而且才智有限,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他始终是想做好人的。“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毫不隐瞒,我要使得他也毫不隐讳地说话,我要向他表示我爱他,因此也了解他。”当列文在将近十一点钟抵达他写下地址的那个旅馆的时候,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门房回答列文的询问。
    “在家吗?”
    “准在家。”
    十二号的门半开着,从里面一线灯光中飘浮出来廉价的劣等烟草的浓雾,传来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是他立刻听出来他哥哥在那里;他听见他的咳嗽声。

    当他走进门口的时候,那不熟悉的声音在说:“那全靠办事有多么精明和熟练来决定。”

    康斯坦丁·列文朝门里面望了一眼,看见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外衣、头发浓密的青年,还有一个穿着没有翻领也没有套袖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在领子和衣袖上总是围着一些白色的东西的毛布连衣裙的麻脸女人坐在沙发上,却看不见他哥哥。康斯坦丁想到他哥哥和那么一些奇怪的人一起生活,心里感到剧烈的创痛。没有谁听到他的脚步声,康斯坦丁脱下套鞋,听见那位穿着短外衣的先生在说些什么。他在谈某种企业——

    “哦,该死的特权阶级,”他哥哥的声音回答,咳嗽了一声。“玛莎!给我们拿晚饭来,并且拿点酒来,如果还有剩的话;要不然就出去买去。”

    那女人起身,走到隔断外面,看见了康斯坦丁。

    “有一位先生,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您找什么人?”尼古拉·列文的声音生气地说。

    “是我,”康斯坦丁·列文回答,向亮处走来。

    “我是谁?”尼古拉的声音更加生气地说。可以听到他急忙地起身,绊了什么东西的声音;列文在门对面看到他哥哥那双吃惊的大眼睛和那高大瘦削的佝偻身材,那样子,他是那么熟悉,但那怪相和病态却又使他惊讶。

    他比三年前康斯坦丁·列文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更消瘦了。他穿着一件短外衣,他的手和宽大的骨骼似乎越发大了。他的头发变得稀疏了,那和以往一样挺直的胡髭遮到嘴唇上,那和以往一样的眼睛奇异和天真地凝视着来客。

    “噢,科斯佳[康斯坦丁的小名]!”他突然叫道,认出了他弟弟,他的眼睛喜悦得闪着光辉。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回头望着那青年,把他的脖颈和头痉挛地动了一下,好像领带勒痛了他似的,这种动作康斯坦丁是那么熟悉;于是一种异样的表情,狂暴、痛苦、残酷的表情浮露在他的憔悴的脸上。

    “我给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写了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你有什么事?你们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康斯坦丁想像的那样。康斯坦丁·列文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而又最讨厌的部分,就是使人难以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见了他的面,特别是看见了他的头的痉挛动作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一切来。

    “我来看你并没有什么事,”他畏怯地回答。“我只是来看看你。”

    他弟弟的畏怯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颤抖着。

    “哦,这样吗?”他说。“那么,进来,请坐。要吃晚饭吗?玛莎,拿三份晚饭来。不,停一停。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那位穿短外衣的先生,向他弟弟说,“这是克里茨基先生,从我在基辅的时候起就是我的朋友,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自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坏人。”

    于是他依照惯常的习癖向房间里每个人环顾了一下。看见站在门边的女人要走的样子,他向她叫道,“等一等,我说。”带着康斯坦丁熟悉的他那种不善辞令、语无伦次的样子,他向大家又环顾了一下,就开始对他弟弟说起克里茨基的经历来:他怎样为创办贫寒大学生互助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星期日学校是为工厂的工人举办的学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者把星期日学校看做“到民间去”的一种形式。一八七四年警务部长巴林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呈了报告《革命宣传在俄国的胜利》,星期日学校就受到严厉的监视。许多大学生因为参加星期日学校的工作而被大学开除;他后来怎样在国民学校当教员,以及他怎样又被那里赶走,后来还吃了一场官司——

    “你是基辅大学的吗?”康斯坦丁·列文对克里茨基说,为的是要打破随之而来的难堪的沉默。
    “是,我是基辅大学的,”克里茨基生气地回答,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这个女人,”尼古拉·列文打断他,指着她说。“是我生活的伴侣,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把她从妓院领出来的,”他这么说时又扭动了一下脖子。“但是我爱她而且尊敬她,谁想要同我来往,”他补充说,提高声调,皱起眉头,“我就请求他爱她而且尊敬她。她就和我的妻子一样,反正是一样。这样你现在就明白你在同什么人交往了。要是你以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好,你就给我出去。”

    他的眼光又搜索般地在所有的人身上扫过。

    “我为什么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那么,玛莎,叫他们开晚饭来:三份,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没有关系……去吧。”

    二十五

    “你看,”尼古拉·列文继续说,皱紧眉头,抽搐着。要考虑怎样说怎样做,在他显然是困难的。“这里,你看……”他指着用绳子捆起来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束铁条。“你看到那个吗?那就是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事业的开端。这是一个生产协会……”

    康斯坦丁差不多没有听他说话。他凝视着他的病态的、患肺病的脸孔,越来越替他难过了,他不能强迫自己听他哥哥说的关于协会那一套话。他看出来这个协会不过是个救生圈,使他不至于自暴自弃罢了。尼古拉·列文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资本家压榨工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担负着全部劳动的重担,而且他们的境地是,不管他们做多少工,他们还是不能摆脱牛马一般的状况。劳动的全部利润——他们本来可以靠这个来改善他们的境遇,获得空余的时间,并且从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去了。而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他们的活儿干得越多,商人和地主的利润就越大,而他们到头来还是做牛马。这种制度应当改变,”他说完了话,就询问般地望着他弟弟。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说,望着浮泛在他哥哥突出的颧骨上的红晕。

    “所以我们创设了一个钳工劳动组合,在那里一切生产和利润和主要的生产工具都是公有的。”

    “那个劳动组合将设在什么地方呢?”康斯坦丁·列文问。

    “在喀山省沃兹德列姆村。”

    “可是为什么设在村里呢?在村里,我想,要做的工作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劳动组合设在村里?”

    “为的是农民还跟以前一样是奴隶,这就是你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愿意人家努力把他们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尼古拉·列文说,被他的反问激怒了。

    康斯坦丁·列文叹了口气,同时朝这阴暗龌龊的房间环顾着。这声叹息似乎更把尼古拉激怒了。

    “我知道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贵族观点,我知道他把全部智力都用在为现存的罪恶辩护上。”

    “不,你为什么要谈起谢尔盖·伊万内奇?”列文微笑着说。

    “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尼古拉·列文提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名字就突然尖叫起来。“我来告诉你吧……但是讲有什么用呢?只有一件事……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你轻视这种事,那也听你的便,——走吧,看上帝份上走吧!”他尖叫着,从椅上站起来。“走吧,走吧!”

    “我一点也不轻视,”康斯坦丁·列文畏怯地说。“我甚至也不想争辩。”

    正在这时,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回来了。尼古拉·列文忿怒地朝她望着。她连忙走上他面前去,耳语了一句什么。

    “我身体不好,我变得容易冒火,”尼古拉·列文说,稍稍镇静了一点,痛苦地呼吸着。“你和我谈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他的论文。那是一派胡言,谎话连篇,自欺欺人。一个丝毫不懂正义的人怎样可以写关于正义的文章呢?您读过他的论文吗?”他问克里茨基,又在桌旁坐下,推开撒满半桌的纸烟,以便腾出地位来。

    “我没有读过。”克里茨基阴郁地回答,显然不愿参加这场谈话。

    “为什么没有?”尼古拉·列文现在又迁怒于克里茨基了。

    “因为我觉得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那上面。”

    “啊,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是浪费时间呢?那篇论文对许多人来说是太深奥了——就是说,他们领会不了。但是在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看透了他的思想,而且我知道它的毛病在哪里。”

    大家都默不作声,克里茨基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拿起帽子。

    “您不吃晚饭吗?好的,再见!明天和钳工一同来。”

    克里茨基刚走出去,尼古拉·列文就微笑着,使着眼色。

    “他也不怎么好呢,”他说。“我自然知道……”

    但是正在这时克里茨基在门口叫他……

    “您还有什么事?”他说,走到走廊他那里去。剩下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道,他就向她说话。

    “您和我哥哥在一起很久了吗?”他对她说。

    “是的,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坏得很,他喝酒喝得很多,”她说。

    “可是……他喝什么呢?”

    “喝伏特加,这对于他很不好呢。”

    “难道很多吗?”列文低语着。

    “是的,”她说,畏怯地朝门边望着,尼古拉·列文在那里出现了。

    “你们在谈什么?”他说,皱着眉,他的惊惶的眼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什么事呢?”

    “啊,没有什么,”康斯坦丁惶惑地回答。

    “啊,要是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吧。不过你跟她没有什么可谈的。她是一个娼妓,而你是一位绅士,”他说,扭动了一下脖子。

    “你全明白;我知道,你全估量过了,而且用怜悯的眼光来看我的缺点,”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又走到他面前去耳语。

    “哦,好的,好的!……可是晚饭怎样了呢?噢,来了?”他说,看见端着盘子的茶房。“这里,摆在这里,”他气愤地说,立刻拿了伏特加酒,斟了一满杯,贪馋地喝了下去。“要喝一杯吗?”他向他弟弟说,马上变得快活起来了。“哦,不要再讲谢尔盖·伊万内奇了吧。无论如何,我看见你很高兴。不管怎样说,我们不是外人。来,喝一杯吧。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他继续说,贪馋地咀嚼着一片面包,又斟满了一杯。

    “你过得怎样呢?”

    “我还跟从前一样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忙着经营农业,”康斯坦丁回答,吃惊地注视着他哥哥又吃又喝的馋相,却又竭力装做没有看见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没有机会,”康斯坦丁回答,微微涨红了脸。

    “为什么没有?对于我……一切都完了!我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但是这我已经说过,而我还是要说,假使我的那份财产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的话,我的整个生活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

    康斯坦丁赶紧改变话题。

    “你知道你的万纽什卡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我的账房做办事员吗?”

    尼古拉扭动了一下脖子,沉没在深思里了。

    “是的,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现在的情形告诉我吧。房子还是老样子吗,还有桦树和教室呢?园丁菲利普,他还活着吗?我简直终生忘不了那亭子和沙发啊!留心房子里不要有一点变动,赶紧结婚,使一切都恢复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一定来看你,要是你的妻子人也很好的话。”

    “现在就来吧,”列文说。“我们将安排得多么惬意呵!”

    “要是我知道一定不会遇见谢尔盖·伊万内奇,我就来看你。”

    “你不会在那里遇到他,我完全不依赖他生活。”

    “是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说,你总得在我和他两人中间选择一个,”他说,胆怯地盯着他弟弟的面孔。这胆怯的样子打动了康斯坦丁。

    “假使你愿意听听我在这方面的真心话,我告诉你,在你和谢尔盖·伊万内奇的争论中我对任何一方都不偏不向。你们两方都不对。你的不对是在表面上,而他是在内心里。”“噢,噢!你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尼古拉快活地叫道。
    “但是我个人更重视和你的友谊。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康斯坦丁不能够说他重视这个是因为尼古拉是不幸的,需要友情。但是尼古拉知道这正是他要说的话,于是愁眉紧锁,又拿起伏特加酒瓶来。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说,伸出她那肥胖的、赤裸的胳臂去拿酒瓶。
    “别管!别纠缠不休!我要打你啦!”他叫着。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流露出柔和温厚的微笑,感动得尼古拉也露出笑容,她拿到了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都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任何人都懂得多。她不是真的有些善良可爱的地方吗?”

    “您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吗?”康斯坦丁对她说,只是为了找点话说而已。

    “你可不要和她客气。这会吓慌她。除了那位因为她要脱离妓院而审问过她的保安官以外,再也没有人对她这样客气地说过话。天啊,这世界上多么没有意思啊!”他突然叫道。

    “这些新机关,这些保安官、县议会,这一切是多么可恶啊!”

    于是他开始详细叙述他和新机关的冲突。

    康斯坦丁·列文倾听着他的话,在否定一切公共机关这点上,他和他哥哥是抱着同感的,而且他自己也常常说的,但是现在从他哥哥嘴里说出来,他就感觉得不愉快了。

    “到阴间我们就会明白这一切的,”他开玩笑地说。

    “到阴间?噢,我不喜欢什么阴间!我不喜欢,”他说,他那吃惊的怪异的眼光紧盯着他弟弟的脸。“人总以为逃脱一切卑鄙龌龊——不论是自己的或别人的——是一件快事,但我却怕死,非常怕死。”他颤抖着。“喝点什么吧。你喜欢香槟吗?或者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走走?我们到茨冈那里去吧!你知道我变得非常爱好茨冈和俄国歌曲呢。”

    他说话语无伦次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康斯坦丁靠着玛莎的帮助,总算劝阻住他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而把他安顿到床上,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玛莎答应有事的时候就写信给康斯坦丁,并且劝尼古拉·列文到他弟弟那里去住。

    二十六

    康斯坦丁·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就到了家。一路上他在火车里和邻座的旅客谈论着政治和新筑的铁路,而且,像在莫斯科时的情形一样,他因为自己思路混乱,对自己不满,和某种羞耻心情而感到苦恼。但是当他在自己家乡的车站下了车,看见了他那翻起外衣领子的独眼车夫伊格纳特的时候;当他在车站的朦胧灯光下看见他的垫着毛毯的雪橇,他的系住尾巴、套上带着铃铛和缨络的马具的马的时候;当车夫伊格纳特一面把他的行李搬上车来,一面告诉他村里的消息,告诉他包工头来了,帕瓦养了小牛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的混乱心情渐次澄清,而羞耻和对自己不满的心情也正在消失。他一看见伊格纳特和马就这样感觉到了;但是当他穿上给他带来的羊皮大衣,裹紧身子坐在雪橇里,驱车前进,一路上想着摆在面前的村里的工作,凝视着拉边套的马(那曾经做过乘骑的,现在虽然衰老了,但始终是一匹顿河产的剽悍的骏马)的时候,他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了。他感到自在起来,不再作分外之想了。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要变得比从前更好一些。第一,他下决心从此不再希望结婚能给予他罕有的幸福,因此也不再那么轻视他现有的东西。第二,他再也不让自己沉溺于卑劣的情欲中,在他决心求婚的时候,回想起过去的情欲曾经使他那么苦恼。接着又想起他哥哥尼古拉,他暗自下了决心再不让自己忘记他,他将跟踪他,不要不知他的去向,这样,在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帮助他。他感觉得,那事不久就要发生了。接着,他哥哥讲到关于共产主义那一番话,他听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现在却使他思考起来了。他认为经济改革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始终觉得他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两相比较是不公平的,现在他下决心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虽然他过去很勤劳而且生活过得并不奢侈,但是他以后要更勤劳,而且要自奉更俭朴。这一切在他看来是那么容易实行,以致他一路上都沉浸在最愉快的幻想中。怀着对更美好的新生活的愉快的希望,他在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家。

    房子前面小广场上的积雪被他的老乳母,现在在他家做女管家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寝室窗子里的灯光照耀着,她还没有睡。库兹马被她叫醒了,赤着脚半睡不醒地跑出来,跑到台阶上。一只塞特尔种母猎犬拉斯卡,也跳了出来,差一点把库兹马绊倒,它吠叫着,挨着列文的膝头跳跃着,想把它的前爪放到他的胸脯上,却又不敢那样。

    “您这么快就回来了,老爷!”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我想家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作客固然不错,但是在家里更好,”他回答,走进书房。

    书房被拿进去的蜡烛慢慢地照亮了。各种熟悉的物件显露在眼前:鹿角、书架、镜子、早就该修理的装着通风口的火炉、他父亲的沙发、大桌子、摆在桌上的一本摊开的书、破烟灰碟、一本有他的笔迹的抄本。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刹那间怀疑袭上他的心头,他对梦想了一路的建立新生活的可能性怀疑起来了。他的生活的这一切痕迹好像抓住了他,对他说:“不,你不会离开我们,你不会变成另外的样子,你还会和从前一样的:老是怀疑,永远不满意自己,徒劳无益地妄想改革,结果总是失败,永远憧憬着你不会得到、而且不可能得到的幸福。”

    这些东西就是对他这样说的,但是他心里的另一种声音却对他说不应当墨守成规,要尽力而为。听从了这声音,他走到放着一对两普特重的哑铃的角落里去,像运动员似地举起它们,竭力使自己振作起来。门外有脚步声,他急忙放下哑铃。

    管家走进来,说谢谢上帝,一切都很好;但是报告说荞麦在新烘干机里稍稍烘焦了一点。这个消息激怒了列文。新烘干机是列文设计的,而且一部分还是他发明的。管家一向反对烘干机,而现在宣告荞麦被烘焦了,就带着被压抑着的幸灾乐祸心情。列文坚信如果荞麦被烘焦了,那也只是因为没有采取他的办法,这他曾经叮嘱了几百次。他恼了,责备起管家来。但是有件重大喜事:帕瓦,他在展览会用高价买来的一头良种的、顶贵重的母牛,养了小牛了。

    “库兹马,把羊皮大衣给我。你吩咐人拿一盏灯笼来。我要去看看它,”他对管家说。

    饲养贵重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穿过院落,经过紫丁香树下的雪堆,他走到牛棚。当冻住的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热烘烘的牛粪气味扑鼻而来,那群母牛,看到未见惯的灯笼的光都惊骇起来,在新鲜稻草上骚动起来。他瞧见那头荷兰牛的宽阔、光滑、有黑白花的背脊。牡牛别尔库特套着鼻环卧在那里,好像要站起来的模样,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仅仅在他们经过它身边时喷了两下鼻息。红美人儿帕瓦,大得像河马一样,背向他们,护着小牛不让他们看到,一面在它身上到处嗅着。

    列文走进牛棚,审视着帕瓦,把红白花小牛扶起来,使它用细长的、蹒跚的腿站稳。焦急不安的帕瓦正要吼叫起来,但是当列文把小牛推到它身边的时候,它这才安下心来,沉重地舒了一口气,开始用粗糙的舌头舐它。小牛摸索着,把鼻子伸到母亲的Rx房下,摇着尾巴。

    “拿灯来,费奥多尔,这边,”列文说,打量着小牛。“像母亲!虽然毛色像父亲;但是那没有什么。好极了。腰又长又宽。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它不是很出色吗?”他对管家说,由于他喜欢这头小牛的缘故,关于荞麦的事,他已经完全饶恕他了。

    “它怎么会不好呢?啊,包工头谢苗在您走后第二天就来了。我们得雇下他来,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机器的事我已经告诉您了。”

    单是这个问题就使列文陷入繁琐的农务中,那农务是规模宏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他从牛棚一直走到账房,跟管家和包工头谢苗谈了一会之后,他就回到房里,径自走到楼上的客厅。

    二十七

    这是一所宽敞的旧式房子,虽然只有列文一个人居住,但是整个房子他都使用着,而且都生上火。他知道这未免有些傻,而且也知道这太过分了,违反他现在的新计划,但是这所房子对于列文来说是整个的世界,这是他父母生死在这里的世界。他们过着在列文看来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曾梦想和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一同重新建立那样的生活。

    列文差不多记不得他母亲了。她给他的印象在他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记忆,而他想像中的未来妻子必然是像他母亲那样优美圣洁的理想的女人的副本。

    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情,他首先想像家庭,其次才想像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所以他的结婚观和他的大多数熟人的完全两样,在那些人看来,结婚只是日常生活中无数事情之一;在列文,这是人生大事,终生的幸福全以它为转移。而现在他却不能不抛弃这个了。

    他走进他平素喝茶的小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拿着一本书,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给他端来了茶,照例说了声,“哦,我要坐一会呢,老爷,”就坐在窗旁一把椅子上,这时候,说来也奇怪,他感觉到他还是没有抛弃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他就不能生活。不管是和她或是和旁的女性,总归是要成为事实的。他读着书,思索着他所读到的东西,时而停下来听喋喋不休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话;但同时未来的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各种景象毫不连贯地浮现在他的想像中。他感觉得在他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已经稳定下来,抑制住了,平静下来了。

    他听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谈起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了上帝,拿列文给他买马的钱一味去喝酒,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听,一面读书,回想着由于读书而引起的一系列思想。这是丁铎尔[1820—1893,物理学家]的《热学》。他想起他曾批评过丁铎尔对于他的实验本领过分自负和缺乏哲学眼光。突然一个愉快的思想涌上他的心头:“两年之后我可以有两头荷兰牛,帕瓦自己也许还活着,别尔库特的十二个小女儿,再加上这三头牛——妙极了!”他又拿起书本。

    “不错,电和热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能够在方程式中用某种量代替另一种量来解决任何问题吗?不能。那么怎么办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用直觉感知的……要是帕瓦的女儿长成一头红白花母牛,这一群牛,其中再加上这三头牛,那就特别好啦!妙极了!同我的妻子和客人一道出去参观那群牛……我的妻子说,‘科斯佳和我照顾那小牛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哩。’‘你对这个怎么会那样感兴趣呢?’客人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感到兴趣呢。’但是她是谁呢?”于是他想起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哦,怎么办呢?……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现在一切都要按照新的路线进行。说生活不允许这样,过去不允许这样,全是无稽之谈。应该努力生活得更好,好得多……”他抬起头,沉溺在梦想里。老拉斯卡,还没有完全领略到主人归来的欢喜,跑到院子里吠了几声,就带着新鲜空气的芳香摇着尾巴跑回来,走到他面前,把头伸在他手下,哀叫着,要求他抚摸。

    “它只是不会说话,”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它不过是一条狗,可是它也知道主人回来了,而且知道他闷闷不乐哩。”

    “为什么闷闷不乐呢?”名利场

    “难道我还看不出吗,老爷?我这个年纪应该懂得老爷们了。哦,我从小就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不要紧,老爷,只要身体健康,问心无愧就好。”

    列文凝神望着她,她这样了解他的心思,倒使他不胜诧异了。

    “要我再给您倒一杯茶吗?”她说,端着他的茶杯走出去。

    拉斯卡依然把头伸在他手下。他抚摸它,它立刻蜷伏在他脚旁,把头搁在伸出去的后脚上。好像表示现在一切都美满了似的,它稍稍张开嘴巴,吮着嘴唇,把粘糊糊的嘴唇安放得更舒适地包住它的衰老牙齿,它在幸福的安宁里静下来了。列文留神注视着它最后的一个动作。

    “我就是这样,”他暗自说;“我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很圆满。”

    二十八

    舞会后第二天清早,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打了个电报给她丈夫,说她当天就离开莫斯科。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她用那么一种声调向她嫂嫂说明她为什么改变了计划,好似她忽然记起了她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一样。“不,实在还是今天走的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在家吃饭,但是他约定了在七点钟回来送他妹妹。

    基蒂也没有来,只送来了一个字条说她头痛。只有多莉和安娜跟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道吃饭。不知道是孩子们易变呢,还是他们很敏感,感觉出来那天安娜变得跟他们那么爱她的时候有点两样,而且感觉出来她不再关心他们呢,——总之他们忽然不再和姑母游戏,不再爱她了,而对于她走也就十分淡漠了。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作动身的准备。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们,记下账目,收拾行李。多莉总觉得她心绪不宁,而且带着烦恼的心情,那种心情多莉自己也体验过,那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多半包含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多莉跟在她后面。

    “今天你多么异样啊!”

    “我?你这样觉得吗?我没有什么异样,我只是有点别扭。我常常这样。我真想哭出来。这真傻极了,但是一会就会好的,”安娜迅速地说,她把变红了的面孔俯向一个小提包,她正在把一顶睡帽和几条细纱手帕装进提包里。她的眼睛格外发亮,频频盈溢着眼泪。“就像我当时不愿意离开彼得堡一样,现在我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你到这里来,做了一件好事,”多莉说,凝神望着她。

    安娜眼泪汪汪地向她望着。

    “别这样说,多莉。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联合一致地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心里有足够的爱来饶恕……”

    “假使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你多幸福呵,安娜!”

    多莉说。“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skeletons[英:隐私],像英语所说的。”

    “你没有什么skeletons,你有吗?你的一切都是那么明白。”

    “我有!”安娜突然说,于是意外地流过眼泪之后,一种狡狯的、讥讽的微笑使她的嘴唇缩拢了。

    “哦,你的skeletons至少很有趣,不忧郁。”多莉笑着说。

    “不,很忧郁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走,不在明天?这事坦白说出来是叫我很难受的;我要向你说,”安娜说,果断地往扶手椅里一靠,正视着多莉的脸。

    多莉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直到她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鬈发那里,这可使她惊骇了。

    “是的,”安娜继续说。“你知道基蒂为什么不来吃饭?她嫉妒我。我破坏了……这次舞会对于她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实在说起来,并不是我的过错,或者是我的一点儿小过错,”她说,细声地拖长“一点儿”三个字。

    “啊,你说这话多像斯季瓦啊!”多莉笑着说。

    安娜感到受了委屈。

    “啊不,啊不!我可不是斯季瓦,”她说,愁眉紧锁。“我所以对你说,就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

    安娜说。

    但是就在她说这话那一瞬间,她已经感到这并不是真话;她不但怀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弗龙斯基就情绪激动,她所以要比预定的提早一点走,完全是为了避免再和他会面。

    “是的,斯季瓦告诉我你和他跳了玛佐卡舞,而他……”

    “你想像不出这一切弄得多么可笑。我原来只想撮合这门婚事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也许违反我的本意……”

    她涨红了脸,停住了。
    “啊,他们立刻觉察出来了!”多莉说。

    “但是假如在他那方面有什么认真的地方,我就会失望了,”安娜打断她。“我相信都会忘记这件事的,基蒂也就不会再恨我。”

    “总之,安娜,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希望基蒂结成这门婚事。假使他,弗龙斯基能够一天之内就对你钟情,那么这门婚事还是断了的好。”

    “啊,天啊,那样就太傻了,”安娜说,当她听见了萦绕在她心中的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愉悦的红晕又泛露在她的脸上了。“我现在离开这里,和我那么喜欢的基蒂成了敌人,噢!她是多么可爱啊!但是你有办法补救的吧,多莉?呃?”

    多莉几乎禁不住笑了起来。她爱安娜,但是她看到她也有弱点,觉得很高兴。
    “敌人?那是决不会的。”

    “我那样盼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现在我更加爱你们了,”安娜眼泪盈眶地说。“噢,我今天多傻啊!”

    她用手帕抹了一下脸,开始穿起衣服来。

    正在动身那一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姗姗来迟地回来了,他红光满面,散发出酒和雪茄的气味。

    安娜的情绪感染了多莉,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她小姑的时候,她低低地说:

    “记住,安娜,你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记住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朋友!”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安娜说,吻她,遮掩着眼泪。

    “你过去了解我,你现在也了解我。再见,我的亲爱的!”

    二十九

    “哦,一切都完结了,谢谢上帝!”这就是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向她那堵住车厢过道,直站到第三次铃响的哥哥最后道别的时候,浮上她的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她坐在软席上安努什卡旁边,在卧车的昏暗光线中向周围环顾着。“谢谢上帝!明天我就看见谢廖沙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了,我的生活又要恢复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虽然还怀着她那一整天的烦恼心情,安娜却高兴而细心地安排好她的旅行。她用灵巧的小手打开又关上红提包,拿出一只靠枕,放在膝上,于是小心地裹住她的脚,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一个有病的妇人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个妇人和安娜攀谈起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一边裹住脚,一边对火车里的暖气发表了一点意见。安娜回答了几句,但是看见谈不出什么味道来,就叫安努什卡去拿一盏灯来,钩在座位的扶手上,又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最初她读不下去。骚乱和嘈杂搅扰着她;而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又不能不听到那些响声;接着,飘打在左边的窗上、粘住玻璃的雪花,走过去的乘务员裹得紧紧的、半边身体盖满雪的那姿态,以及议论外面刮着的可怕的大风雪的谈话,分散了她的注意力。这一切接连不断地重复下去:老是震动和响声,老是飘打在窗上的雪花,老是暖气忽热忽冷的急遽变化,老是在昏暗中闪现的人影,老是那些声音,但是安娜终于开始读着,而且理解她所读的了。安努什卡已经在打瞌睡,红色小提包放在她膝上,她那一只手上戴着破手套的宽阔的双手握牢它。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读着而且理解了,但是读书可以说是追踪别人的生活的反映,因此她觉得索然寡味。她自己想要生活的欲望太强烈了。她读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看护病人的时候,她就渴望自己迈着轻轻的步子在病房里走动;她读到国会议员演说时,她就渴望自己也发表那样的演说;她读到玛丽小姐骑着马带着猎犬去打猎,逗恼她的嫂嫂,以她的勇敢使众人惊异的时候,她愿竟自己也那样做。但是她却无事可做,于是她的小手玩弄着那把光滑的裁纸刀,她勉强自己读下去。

    小说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得到英国式的幸福、男爵的爵位和领地,而安娜希望和他一同到领地去,她突然觉得他应当羞愧,她自己也为此羞愧起来。但是他有什么可羞愧的呢?“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她怀着愤怒的惊异自问。她放下书来,往后一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一一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经过。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舞会,回想起弗龙斯基和他那含情脉脉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在她回想弗龙斯基的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坚决地自言自语说,在软席上挪动了一下。“那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害怕正视现实吗?哦,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这个青年军官之间存在着或者能够存在什么超出普通朋友的关系吗?”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又拿起书本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脸颊上,一种欢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攫住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她的神经好像是绕在旋转着的弦轴上越拉越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越张越大了,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搐着,身体内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半暗的灯光里以其稀有的鲜明使她不胜惊异。瞬息即逝的疑惑不断地涌上她的心头,她弄不清火车是在向前开,还是往后倒退,或者完全停住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努什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椅子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什么东西却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掀开方格毛毯和暖和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个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着他从门口吹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啃墙上什么东西,老妇人把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里布满了黑影;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和轰隆声,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耀眼的通红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立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努什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努什卡问。

    “是,我想透一透气。这里热得很呢。”

    于是她开开门。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但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出去。风好像埋伏着等待着她,欢乐地呼啸着,竭力想擒住她,把她带走,但是她抓牢了冰冷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来,到月台上,离开了车厢。风在踏板上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月台上,被火车挡住,却处于静息的状态。她快乐地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含雪的空气,站立在火车旁边,环顾着月台和灯火辉煌的车站。

    三十

    暴风雪在火车车轮之间、在柱子周围、在车站转角呼啸着,冲击着。火车、柱子、人们和一切看得出来的东西半边都盖满了雪,而且越盖越厚。风暴平静了片刻,接着又那么猛烈地刮起来,简直好像是不可抵挡的。但是人们跑来跑去,快乐地交谈着,咯吱咯吱地在月台的垫板上跑过去,他们不断地开关着大门。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影在她脚旁悄然滑过,她听到了锤子敲打铁的声音。“把那电报递过来!”从那边暴风雪的黑暗里传来一个生气的声音。“请到这边!二十人号!”各种不同的声音又叫喊起来,人们裹住脖颈,身上落满白雪跑过去。两个绅士叼着燃着的纸烟从她身边走过。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正待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握住门柱走回车厢的时候,另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近她身边,遮住了路灯的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了弗龙斯基的面孔。他把手举在帽檐上,向她行礼,问她有什么事,他能否为她略效微劳。她凝视了他好一会,没有回答,而且,虽然他站在阴影中,她看出了,或者自以为她看出了他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这又是昨天那么打动了她的那种崇敬的狂喜的表情。她在最近几天中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说,就是刚才她还在说,弗龙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以遇见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她决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他重逢的最初一刹那,她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骄矜心情。她无须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知道得那么确切,就像他告诉了她他来这里是为了要到她待的地方一样。

    “我不知道您也去。您为什么去呢?”她说,放下她那只本来要抓牢门柱的手。压抑不住的欢喜和生气闪耀在她脸上。

    “我为什么去吗?”他重复着说,直视着她的眼睛。“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儿去,”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呢。”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掉了的什么铁片发出铿锵声,火车头的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惋而又忧郁地鸣叫着。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她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他说了她心里希望的话,但是她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她没有回答,他在她的脸上看出了内心的冲突。

    “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就请您原谅我吧,”他谦卑地说。

    他说得很文雅谦恭,但又是那么坚定,那么执拗,使得她好久答不出话来。

    “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像我忘记它一样,”她终于说了。

    “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够了,够了!”她大声说,徒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他贪婪地凝视着。她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火车的走廊。但是在狭小的过道里她停住脚步,在她的想像里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她记不起她自己的或他的话,但是她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使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她为此感到惊惶,也感到幸福。静立了几秒钟之后,她走进车厢,在她的座位上坐下。以前苦恼过她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她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她的胸中爆裂。她彻夜未眠。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她想像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或阴郁的地方;相反地,却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火车驶近彼得堡。家、丈夫和儿子,快要来临的日子和今后的一切琐事立刻袭上她的心头。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她就下来,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啊哟!他的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她想,望着他的冷淡的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双撑住他的圆帽边缘的耳朵。一看见她,他就走上来迎接她。他的嘴唇挂着他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他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她。当她遇到他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她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的不满情绪。那种情绪,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她是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她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点,现在她才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

    “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他用缓慢的尖细声音说,而且是用他经常用的那种声调对她说的,那是一种讥笑任何认真地说他这种话的人的声调。

    “谢廖沙很好吗?”她问。

    “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吗?”他说,“他很好,很好……”

    三十一

    弗龙斯基整整那一夜连想都没有想要睡觉。他坐在躺椅上,有时直视着前方,有时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假使说他先前以他的异常沉着的态度使不认识他的人们惊异不安,那么他现在似乎更加傲慢自满了。他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职员的神经质青年,憎恨他的这副神气。这位青年向他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使他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弗龙斯基凝视着他,正如他凝视路灯一样,那青年做了个鬼脸,感觉得他在这种不把他当作人看待的压迫下失去镇定了。

    弗龙斯基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使安娜产生了印象——他还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他的印象使他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他甚至也没有想。他感觉得他以前消耗浪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集中在一件东西上面,而且以惊人的精力趋向一个幸福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把真话告诉了她:她在哪儿,他就到哪儿去,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见她和听她说话。当他在博洛戈沃车站走下车去喝矿泉水,一看见安娜就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就把他所想的告诉她了。他把这个告诉了她,她现在知道了,而且在想这个了,他觉得很高兴。他整夜没有入睡。当他回到车厢的时候,他尽在回忆着他看见她时的一切情景,她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他的想像里浮现出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他的心激动得要停止跳动了。

    当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的时候,他在彻夜不眠之后感觉好像洗了冷水澡一般地痛快和清爽。他在他的车厢近旁站住,等待她出来。“再看看她,”他自言自语说,情不自禁地微笑着,“我要再看看她的步态、她的面貌,她许会说句什么话,掉过头来,瞟一眼,说不定还会对我微笑呢。”但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见了她的丈夫,站长正毕恭毕敬地陪着他穿过人群。“噢,是的!丈夫!”这时弗龙斯基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他原来也知道她有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见了他本人,看见了他的头部和肩膀,以及穿着黑裤子的两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所有主的神情平静地挽着她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

    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过的脸和严峻的自信的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他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这样一种不快之感,就好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走到泉水边,却发见一条狗、一只羊或是一只猪在饮水,把水搅浑了的时候感到的心情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种摆动屁股、步履蹒跚的步态格外使弗龙斯基难受。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爱她的无可置疑的权利。但是她还是那样,她的姿态还是打动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心中充满了狂喜。他吩咐他那从二等车厢跑来的德国听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走到她跟前。他看到夫妻刚一见面的情景,而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她对他讲话时那种略为拘束的模样。“不,她不爱他,也不会爱他的,”

    他心里断定了。

    在他从后面走近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那一瞬间,他高兴地注意到她感到他接近了,回头看了一下,但是认出他来,就又转向她丈夫。

    “您昨晚睡得很好吗?”他说,向她和她丈夫一并鞠躬,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为这个躬是向他鞠的,他认不认得他,就随他的便了。

    “谢谢您,很好呢,”她回答。

    她的脸色露出倦容,脸上那股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神里流露的生气,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一刹那间,当她瞥见他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虽然那闪光转眼就消逝了,但是他在那一瞬间却感到了幸福。她瞟了丈夫一眼,想弄清楚他认不认识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满意地望了弗龙斯基一眼,茫然地回忆着这个人是谁。在这里,弗龙斯基的平静和自信,好像镰刀砍在石头上一样,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冷冰冰的过分自信上。

    “弗龙斯基伯爵,”安娜说。

    “噢!我想我们认得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淡地说,伸出手来。“你和母亲同车而去,和儿子同车而归,”他说,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好像每个字都是他赏赐的恩典。“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说,不等他回答,他就用戏谑的语调对他的妻子说:“哦,在莫斯科离别的时候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这样对他妻子说,为的是使弗龙斯基明白他要和她单独在一起,于是,略略转向他,他触了触帽边;但是弗龙斯基却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说:“希望获得登门拜访的荣幸。”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疲倦的眼睛瞥了弗龙斯基一眼。

    “欢迎,”他冷淡地说。“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随后,完全撇开弗龙斯基,他对他妻子说:“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一表我的柔情,”他用同样戏谑的口吻继续说。

    “你把你的柔情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啰,”她用同样的戏谑口吻说,不由自主地倾听着走在他们后面的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但是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吗?”她暗自说,于是开口问她丈夫她不在时谢廖沙可好。

    “啊,好得很呢!Mariette[法:玛利埃特]说他很可爱,而且……很抱歉,我一定会使你伤心……他可并没有因为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但是再说声merci[法:感谢],亲爱的,因为你赐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们的亲爱的‘茶炊’会高兴得很哩。(他常把那位驰名于社交界的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叫作‘茶炊’,因为她老是兴奋地聒噪不休。)她屡次问起你。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冒昧奉劝你的话,你今天该去看看她。你知道她多么关怀人啊。就是现在,她除了操心自己的事情以外,她老是关心着奥布隆斯基夫妇和解的事。”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社交界某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安娜通过她丈夫而和那团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我给她写了信。”

    “可是她要听一听详情。如果不太疲倦的话,就去看看她吧,亲爱的。哦,孔德拉季会给你驾马车,就要到委员会去。我再不会一个人吃饭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已经不再是讥讽的口吻了。“你不会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啊……”

    于是他紧紧地握了她的手好久,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中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下了楼梯就朝她跑去,欢喜欲狂地叫起来:“妈妈!妈妈!”跑到她跟前,他就搂住她的脖子。

    “我告诉你是妈妈吧!”他对家庭女教师叫道。“我知道的!”

    她儿子,也像她丈夫一样,在安娜心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幻灭的感觉。她把他想像得比实际上的他好得多。她不能不使自己降到现实中来欣赏他本来的面目。但就是他本来的面目,他也是可爱的,他长着金色的鬈发、碧蓝的眼睛和穿着紧裹着双腿的长袜的优美的小腿。安娜在他的亲近和他的爱抚中体验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当她遇到他的单纯、信赖和亲切的眼光,听见他天真的询问的时候,就又感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安娜把多莉的小孩们送给他的礼物拿出来,告诉他莫斯科的塔尼娅是怎样的一个小女孩,以及塔尼娅多么会读书,而且还会教旁的小孩。

    “哦,我没有她那么好吗?”谢廖沙问。

    “在我眼里,你比世界上什么人都好哩。”

    “我知道,”谢廖沙微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来得及喝完咖啡,就通报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拜访了。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一个高个子的胖女人,脸色是不健康的黄色,长着两只美丽的沉思似的黑眼睛。安娜很喜欢她,但是今天她好像第一次看出了她的一切缺点。

    “哦,亲爱的,您采到了橄榄枝[和平的标志,此句的意思是问安娜调解成功没有]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一进房门就问。
    “是的,一切都了结了,但是事情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安娜回答。“大概我的bellesoeur[法:嫂嫂]也太急躁了一点。”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虽然对于一切和她无关的事情都感到兴味,但是却有一种从来不耐心听取她所感到兴味的事情的习惯;她打断安娜说:“是的,世界上充满了忧愁和邪恶呢。我今天苦恼死了。”
    “啊,怎么回事呢?”安娜说,竭力忍住不笑。
    “我开始感到毫无结果地为真理而战斗有点厌烦了,有时候我简直弄得无可奈何哩。小姊妹协会的事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进行得很好。但是和这些绅士一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带着讥讽的、听天由命的语调补充说。“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了,然后又那么卑俗无聊地谈论它。仅仅两三个人,你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懂得这事业的全部意义,而其余的人只会把这事弄糟。昨天普拉夫金写了封信给我……”

    普拉夫金是侨居国外的一位有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政治流派。其基本思想是在俄国沙皇制度统治下将所有斯拉夫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述说了这封信的大意。

    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诉了她一些反对教会合并运动的不愉快事件和阴谋,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那天还要出席某团体的集会和斯拉夫委员会的会议。

    “这自然和以前毫无两样;但是我以前怎样没有注意到呢?”她自言自语。“莫非她今天特别气愤?不过真好笑;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基督徒,但是她却总是怒气冲天;她总有敌人,而且那些敌人也都是假基督和行善之名哩。”

    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另一个朋友,某长官的太太,告诉了她城里的一切新闻。到三点钟,她也走了,答应来吃晚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在部里。安娜,剩下一个人,照顾她儿子吃了饭(他是和父母分开吃的),整理好东西,看过了堆积在她桌上的书信和便条,写了回信,就这样把饭前的时间度过去了。

    她在旅途中所感到的无端的羞耻之情和她的兴奋都完全消逝了。在她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感觉得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

    她惊异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弗龙斯基说了些傻话,那本来是容易制止的,而我回答得也很得体。对我丈夫说出来是不必要的,而且不可能的。说出来反而是小题大做了。”她想起她怎样告诉过她丈夫,彼得堡有一个青年,是她丈夫的部下,差一点向她求爱,以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怎样回答她说凡是在社交界生活的女人总难免要遇到这种事,他完全信赖她的老练,决不会让嫉妒来损害她和他自己的尊严。“这样何必说出这件事来呢?

    真的,谢谢上帝,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自言自语。

    三十三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没有来得及进来看她。他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请愿的人们,在他的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在用餐时(总有几个客人在卡列宁家用餐)来了一位老太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部下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进来了,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带,因为他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活中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了。为了要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他严格地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他的格言。他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他的妻子微笑。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呀。”(他特别着重不舒服这个字眼。)

    吃饭时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向她询问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一般性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各种新闻。饭后,他陪了客人们半个钟头,又含着微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那位听见她回来了就邀请她去赴晚会的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去,也没有去那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她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该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感觉得惭愧哩。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安置他睡了,给他画了十字,给他盖上被子。她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把晚上的时间那么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感觉得这么轻松平静,她这么清楚地看出来她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切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她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着她丈夫。正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哩,”她说,于是她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他:她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说她开头怎样可怜她哥哥,后来又怎样可怜多莉。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她知道她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哩,”他继续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地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相反地,这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贝姨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使他愉快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用问题去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的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个法案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喝完了第二杯加奶油的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你一定很闷吧,我想?”

    他说。

    “啊,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通过这房间走到他书房去。“你现在读什么呢?”她问。

    “现在我在读DucdeLille,《Poésiedesenfers》法语: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李尔公爵似乎是托尔斯泰虚构的名字,有些像诗人卢孔德·得·李尔〔1818—1894〕),”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书哩。”

    安娜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微笑一样,于是,挽住他的胳臂,她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吞没了他的全部时间,但他却认为注意知识界发生的一切值得注目的事情是他的义务。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虽然这样,或者毋宁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发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他十分清晰精确加以分类——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去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决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支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的时候,她听到了平稳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回忆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种眼光。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已经丝毫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地,现在激情的火花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时候,把他在莫尔斯基大街上的那幢大房子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里茨基照管。

    彼得里茨基是一个青年中尉,门阀并不十分显贵,不仅没有钱,而且老是负债累累,到晚上总是喝得烂醉,他常常为了各种荒唐可笑的、不名誉的丑事而被监禁起来,但是僚友和长官都很宠爱他。十二点钟从火车站到达他的住宅的时候,弗龙斯基看见大门外停着一辆他很熟悉的出租马车。当他还站在门外按铃的时候,就听到了男性的哄笑声,一个女性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彼得里茨基的叫声:“如果是个什么流氓,可不要让他进来!”弗龙斯基叫仆人不要去通报,悄悄地溜进了前厅。彼得里茨基的一个女友,西尔顿男爵夫人,长着玫瑰色小脸和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缎连衣裙,光彩夺目,她用巴黎话聊着闲天,像一只金丝雀一样,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时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得里茨基穿着大衣,骑兵队长卡梅罗夫斯基,大概是刚下了班跑来的,还是全身军装,他们坐在她的两边。

    “好!弗龙斯基!”彼得里茨基叫着,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推开椅子。“我们的主人来了!男爵夫人,拿新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吧。啊呀,我们没有想到你来!我希望你会满意你的书房里这个装饰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彼此一定认识的吧?”

    “我想是认识的,”弗龙斯基浮上一种愉快的微笑说,紧紧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可不是吗!我们是老朋友哩。”

    “您是旅行回来吧?”男爵夫人说。“那么我就要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立刻就走。”

    “您随便在哪里都当在家里一样,男爵夫人,”弗龙斯基说。“你好,卡梅罗夫斯基?”他补充说,冷淡地和卡梅罗夫斯基握了握手。

    “听听,您再也讲不出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转向彼得里茨基说。

    “不,那为什么?吃了饭以后我也能讲得那样好。”

    “吃了饭以后就不稀奇了!哦,那么我给你煮一点咖啡,你先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又坐下来,当心地旋转着新咖啡壶的小螺旋。“皮埃尔,拿咖啡给我,”她向彼得里茨基说,她叫他皮埃尔,那是他的姓的爱称,她并不隐讳她和他的关系。“我再加点进去。”

    “您会弄坏的!”

    “不,我不会弄坏的!哦,您的夫人呢?”男爵夫人突然说,打断了弗龙斯基和他的同僚的谈话。“我们这里已经把您招赘出去了哩。您把您的夫人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天生是一个茨冈,而且一直到死也还是一个茨冈。”

    “这样倒更好了,例更好了!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不放松弗龙斯基,开始边笑边讲地告诉他她最近的生活计划,征求他的意见。

    “他怎么也不让我离婚!哦,我怎么办呢?(他,就是她的丈夫。)现在我想去告他。您有什么高见?卡梅罗夫斯基,留心咖啡啊,它已经在滚了;您看,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要告状,因为我得保全我的财产。您明白这有多么荒唐呀,他借口说我对他不贞,”她轻蔑地说,“公然想霸占我的财产。”

    弗龙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位娇艳少妇的有趣的闲谈,随声附和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她出些主意,总之他立刻采取了他和这一类妇人谈话时惯用的调子。在他的彼得堡的世界里,所有的人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下层阶级:他们是粗俗的、愚蠢的、特别可笑的人们,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以及各种同样荒唐的事。这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但是另外有一类人: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

    仅仅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因为刚从莫斯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好像把脚套进一双旧拖鞋里一样,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

    咖啡实际上没有煮好,只是泼溅在每个人身上,烧干了,恰好尽了它应尽的义务——就是,成了他们吵闹大笑的理由,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连衣裙。

    “哦,现在,再见吧,要不然,您再也不会去洗脸,而在我的良心上就会留下一位体面的绅士所能犯的最大罪行——

    不爱清洁。哦,您劝我拿一把刀刺进他的喉咙吗?”

    “当然啰。可是要设法使您的手贴近他的嘴唇。那么他就会吻吻您的手,一切就会圆满地收场,”弗龙斯基回答。

    “那么在法兰西戏院再见吧!”她的衣裙发出一阵窸窣声,她走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了起来,弗龙斯基没有等到他走掉,就和他握了握手,走进盥洗室去了。在他洗脸的时候,彼得里茨基把从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以后他境况的变迁简单扼要地对他讲了一讲。他一个钱都没有。他父亲说再也不给他一个钱,而且不肯替他还债。裁缝想使他坐牢,另外一个人也威吓着要把他关进监狱。联队队长声言如果他继续干出这些丑事的话,他就得离开联队。男爵夫人像个辣萝卜一样,使他讨厌得要死,特别是她总想给他钱用。但是有另外一个女子——他可以带来给弗龙斯基看看——艳丽惊人,完全是东方型的,“奴隶利百加利百加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是一位容貌极其俊美的女子。彼得里茨基在这里是指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里的犹太女子蕊贝卡型的型的,你要知道。”他和别尔科舍夫又吵了架,差一点要和他决斗,但是自然这是没有结果的。总之,一切都非常有趣和畅快。为了不让他的同僚更深地了解他的境遇的底细,彼得里茨基开始告诉他一切有趣的新闻。当他在这幢消磨了他三年岁月的熟悉住宅的环境之中,听着彼得里茨基讲那些熟悉的故事的时候,弗龙斯基体会到又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中的快感——

    “决不会吧!”他叫起来,放下脸盆踏板,他正在脸盆里洗他的健康的、红润的脖子。“决不会吧!”听到洛拉抛弃了费尔京戈夫和米列耶夫同居的消息的时候,这样叫了起来。

    “他还是那样蠢笨和洋洋自得吗?哦,布祖卢科夫怎样了?”

    “哦,布祖卢科夫闹了一个笑话——真好玩极了!”彼得里茨基叫嚷着。“你知道他是个舞迷,没有一次宫廷舞会他不在场的。他戴了一顶新式头盔去参加盛大舞会。你看见过新式头盔吗?非常好,很轻。哦,他就这样站在那里……不,我说,你听呀。”

    “我是在听呀,”弗龙斯基回答,一面用粗毛巾擦身体。

    “大公夫人同着一位公使什么的来了,也是活该倒霉,他们谈起新式头盔来。大公夫人一定要拿新式头盔给公使看。他们看见我们的朋友站在那里。(彼得里茨基摹拟他戴着头盔站在那里的样子。)大公夫人向他要头盔,他不给她。这是怎么回事呢?哦,大家都对他使眼色,点头,皱眉——把帽子给她,给她!他不给她。他呆呆地站着不动。你就想他那副神气吧!……哦,那……他姓什么,随便他姓什么吧……向他要帽子……他不肯!……他就把它抢过来,递给了大公夫人。‘这里,夫人,’他说,‘是新式头盔,’她把帽子翻过来,而——你想想吧——扑通一声从里面掉下一只梨,许多糖果,糖果恐怕有两磅!……他把它们藏在里面,好乖乖!”

    弗龙斯基捧腹大笑了。好久以后,在他谈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一想到头盔,就又爆发出他那种健康的笑声来,露出两排健全的密密的牙齿。

    听了这一切消息,弗龙斯基靠着听差帮助,穿好制服,就去报到。他打算报到以后,驾车到他哥哥家里和贝特西家里去,然后再拜访几个地方,以便开始去那可以会见卡列宁夫人的交际场所。他出了门总要到深夜才回来,正如他在彼得堡一向的习惯一样。

    第二部

    冬末,谢尔巴茨基家举行了一次医生会诊,为的是诊断基蒂的健康状态和决定采取什么治疗方案来挽回她的日益衰弱的体力。她病了,随着春天的到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家庭医生给她开了鱼肝油,以后是铁剂,再以后是硝酸银剂,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没有效验,后来因为他劝告她春天的时候到国外易地疗养,因此他们请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是一位年纪不大而又十分漂亮的男子,要求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似乎带着特殊的乐趣坚持说处女的羞怯只是蛮性的残余,再没有比还不年老的男子来检查少女的裸体更自然的事了。他认为这很自然,因为他每天都这样做,而且他这样做似乎并没有感到和想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此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但是蛮性的残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虽然所有的医生上的都是同样的学校,读同样的书,学同样的学科,虽然有人说这位名医是一个庸医,但是在公爵夫人那种人家不知是什么道理总相信只有这位名医有特殊高明的学问,只有他才能挽救基蒂。仔细地检查和听诊了羞得惊惶失措的病人之后,这位名医仔细地洗了手,站在客厅里和公爵讲话。公爵一边听医生说话,一边皱着眉头咳嗽着。他本来是一个阅历很深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病人,对于医术本来没有信仰,况且他也许是唯一完全了解基蒂的病因的人,所以他看到这幕滑稽剧实在生气极了。“吹牛大王!”他听着这位名医喋喋不休地谈论她女儿的病情时这样想。同时医生好容易才抑制住了他蔑视这位老绅士的心情,费力地迁就着他的理解水平。他觉察出和这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母亲。他决定在她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本领。恰好这时,公爵夫人和家庭医生一道走进了客厅。公爵退了出去,为的是不要表露出他觉得这一场戏有多么可笑。公爵夫人的心乱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她感觉到是她害了基蒂。

    “哦,医生,决定我们的命运吧,”公爵夫人说。“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她本来想说,“有希望吗?”但是她的嘴唇发抖,她不能发出这问题。“哦,医生?”

    “稍微等一等,公爵夫人。我要先和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后我再来奉告。”

    “那么我们要走开吧?”

    “请便。”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只剩下医生两个人的时候,家庭医生开始畏怯地陈述他的意见,说恐怕是肺结核初期,但是……等等,等等。名医听着他讲,在他说到一半时看了看他的大金表。

    “是的,”他说。“但是……”

    家庭医生恭敬地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肺结核初期,您知道,我们是还不能断定的;不到发现空洞的时候,无法断定。但是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征状已经有了,营养不良,神经容易激动等等。问题在这里:在具有肺结核征状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去保持营养呢?”

    “但是您知道,在这种病状之下总是潜伏着道德的、精神的因素,”家庭医生含着机警的微笑大胆地插嘴。

    “是的,那是不用说的,”名医回答,又看了看表,“对不起,亚乌查桥修好了吗,还是仍旧要坐车绕路?”他问。“噢!修好了。啊,那么我不消二十分钟就到那里了。我们刚才在说,问题可以这样提出:保持营养,调养神经。两者是互相关联的,必须双管齐下。”

    “到国外易地疗养怎样?”家庭医生问。

    “我不赞成到外国易地疗养。要注意:假使真是肺结核初期,这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断定,那样到外国易地疗养就一点益处都没有。要紧的是用什么方法增加营养,而且不损害身体。”

    于是名医发表了他用苏登温泉①治疗的方法。显然他开这个药方主要是因为它不会有害处——

    ①苏登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小村和疗养地,有温泉。

    家庭医生注意地而且恭敬地听他说完了。

    “但是到国外易地疗养的好处,就是可以变换一下习惯,换换环境,免得触景伤情。而且母亲也希望这样,”他补充说。

    “噢!要是那样,让她们去也好。只是那些德国庸医是害人的……您得说服她们……哦,那么让她们去也好。”

    他又看了看表。幻灭

    “啊!时候到了,”他走到门口。

    名医向公爵夫人声言(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礼节),他要再看看病人。

    “什么!再检查一次!”母亲恐怖地叫道。

    “啊,不,只是再问问详细,公爵夫人。”

    “请这边来。”

    于是母亲陪着医生走进基蒂待着的客厅。基蒂站在房间中央,面容消瘦,脸色泛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那光辉是她所受的羞耻的痛苦留下的。医生进来的时候,她脸上泛出红晕,眼睛里盈溢着泪水。她的全部疾病和治疗在她看来是多么无聊,甚至多么可笑的事情!医治她在她看来好像想把打破了的花瓶碎片拼拢起来一样可笑。她的心碎了,他们为什么要用丸剂和药粉来医治她呢?但是她不能使她母亲伤心,特别是因为她母亲把过错都归在自己身上。

    “我可以请您坐下吗,公爵小姐,”名医对她说。

    他微笑着面对着她坐下,摸着她的脉搏,又开始问她一些讨厌的问题。她回答了他,突然冒火了,站了起来。

    “对不起,医生,可是这实在毫无好处。同样的话您问过我三次了。”

    各医没有生气。

    “神经易受刺激,”他在基蒂走出房间的时候对公爵夫人说。“可是,我已经看完了……”

    于是医生对公爵夫人像对一个格外聪明的妇人一样,很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状,结论是坚决主张水疗法,那本来是不需要的。对于她们要不要到外国去这个问题,医生沉思着,好像在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最后他的决定宣布了:她们可以到国外去,但是千万不要误信外国的庸医,有事尽管来找他。

    医生走了之后,像是什么好事降临了似的。母亲回到女儿这里来的时候快活得多了,而基蒂也装出快活的样子。她现在常常、差不多老是得装假。

    “真的,我很健康哩,maman。但是假使您要到外国去,那么我们就去吧!”她说,极力装得对这次旅行感到兴味,她开始谈着对旅行的准备。

    医生走后,多莉就来了。她知道那天举行会诊,尽管她产后刚刚起床(她在冬末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尽管她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已经够多的了,她却把婴儿和一个病了的女孩子丢在家里,特地来探听在那天决定的基蒂的命运。

    “哦,怎么样?”她走进客厅,没有摘下帽子,就说。“你们都很快活的样子。那么一定有好消息吧?”

    她们打算告诉她医生说的话,但是虽然医生说得非常有条有理而且非常详细,但要传达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有趣的事是他们已经决定出国旅行。

    多莉不禁叹了口气。她最亲爱的朋友,她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她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好以后的关系是很委屈的。安娜促成的结合原来并不稳固,家庭的和睦又在老地方破裂了。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事实,只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总是不在家,家里也几乎总是没有钱,多莉又因为猜疑他不忠实而不断地苦恼着,她惧怕她曾经尝过的那种嫉妒的痛苦,竭力想祛除这些猜疑。一度遭受过的那嫉妒的最初袭击是不会再来的了,现在就是发觉他不忠实也决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影响她。发觉这样的问题现在也只不过是破坏习惯的家庭生活,她听任自己受骗,为了这个弱点而轻视他,特别是轻视她自己。此外,她要照管一个大家庭使得她不断地操心受苦:时而,婴儿哺乳不当,时而,乳母又走了,时而,现在另一个小孩又害了病。

    “哦,你们都好吧?”她母亲问。

    “噢,maman,你们的苦难也够多的了。莉莉病了,恐怕是猩红热。我趁现在来探问一下消息,过后我恐怕要完全关在家里,如果——但愿不会——真是猩红热的话。”

    老公爵在医生离开后也从书房里走进来,于是,让多莉吻了吻他的面颊,和她说了一两句话之后,他就转向他的妻子: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要走吗?哦,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亚历山大,”他的妻子说。

    “随你们的便。”

    “Maman,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道去?”基蒂说。“那样对他,对我们都要愉快得多哩。”

    老公爵站起身来,抚摸了基蒂的头发。她抬起头,强颜欢笑地望着他。她总觉得他比家中任何人都了解她,虽然他很少提到她。她是最小的一个,是父亲的爱女,她觉得他对她的爱使他洞察一切。现在当她的视线遇到他那双凝视着她的碧蓝的仁慈的眼睛时,她感到好像他看透了她,觉察出她心中产生的一切不良念头。她红着脸,向他探过身子去,期待他吻吻她,但是他只轻轻拍了拍她的头,说:

    “这些愚蠢的假发!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是抚摸着死妇人的硬毛。哦,多林卡[多莉的小名],”他转向他大女儿,“你家那位浪荡公子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爸爸,”多莉回答,明白那是指她丈夫。“他总不在家,我难得见着他的面,”她不禁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什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办理卖树林的事吗?”

    “没有,他老准备着要去。”

    “啊,原来这样!”公爵说。“难道我也要准备旅行吗?听你吩咐好了,”他坐下来对他妻子说。“我告诉你怎样办吧,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他继续对小女儿说:“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早上起来会对自己说:我很健康而且很快乐,又要和父亲一道在清早冒着风霜出去散步了。是吧?”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是听了这些话,基蒂就好似一个罪犯被人揭发了一样狼狈惊惶。“是的,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他说这些话是在告诉我,虽然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必须克服羞愧心情。”她鼓不起勇气来回答。她正想要开口,却蓦地哭起来,从房间里冲出去。

    “你看你开的好玩笑!”公爵夫人攻击她的丈夫。“你总是……”她就开始责备起他来。

    公爵听着夫人责备有好一会没有说话,但是他的面色越发愁眉不展了。

    “她多可怜呵,这可怜的孩子。多可怜,你没有感觉到她一听见别人略略提起这事的起因就多么伤心呵。唉!看错人到这种地步!”公爵夫人说,由她声调的变化,多莉和公爵两人都明白她说的是弗龙斯基。“我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类卑劣可耻的人。”

    “噢,我真不要听了!”公爵阴郁地说,从安乐椅上站起来,好像要走开的样子,但是在门口停住了。“法律是有的,亲爱的,你既然引我说,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吧:你,你,都是你呀!制裁这类绔袴子弟的法律一向就有的,现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我尽管老了,也会和他,那位花花公子决斗的。是的,你现在给她治病吧,把那些庸医都请来吧。”

    公爵显然还有许多话再说,但是公爵夫人一听到他那种语调,她立刻平静下来,感到后悔了,像她在严重场合常有的情形一样。

    “Alexandre,Alexandre,”她低声说,走近他,开始哭泣起来了。

    她一哭,公爵也就平静下来了。他走到她面前。

    “哦,得了,得了吧!你也怪可怜的,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慈悲的……谢谢,”他说,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同时他手上感触到公爵夫人淌着泪水的接吻,于是回了一吻,公爵就走出了房间。

    在这以前,当基蒂哭着走出房间的时候,多莉凭着母性的、家庭中的本能,立刻看出在她面前摆着女人应尽的职责,她准备来完成。她脱下帽子,而且在精神上好像卷起了袖子,预备行动。当她母亲攻击她父亲的时候,她竭力在孝敬所允许的范围内制止她母亲。在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她却默不作声;她为她母亲羞愧,而且,她父亲这么快又变温和了,这使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是当她父亲离开她们的时候,她就准备来做一件重要的急待做的事情——到基蒂那里去,安慰她一番。

    “我早想告诉你一件事,maman。你知道列文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想要向基蒂求婚吗?他亲口对斯季瓦说的。”

    “哦,怎样?我不知道……”

    “说不定基蒂拒绝了他?她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不论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她都没有对我说起过;

    她太自负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的缘故。”

    “是的,你想想,假定她拒绝了列文,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那个人,她是不会拒绝他的……后来,那个人又那么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她。”

    公爵夫人想起来她在女儿面前问心有愧,觉得太可怕了,她恼怒起来。

    “啊,我真不明白!如今女孩子们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告诉母亲,结果……”

    “Maman,我去看看她。”

    “哦,去吧。难道我不许你去吗?”她母亲说。

    当她走进基蒂的小房间——一间精致的、粉红色的小房间,摆满了vieuxsaxe[法: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的玩具,正像两个月前基蒂自己一样鲜嫩、绯红和快乐,——多莉想起去年她们是怎样满怀深情和欢乐一道装饰这房间。当她看见基蒂坐在靠近门口的矮凳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在地毯角上的时候,她的心都发冷了。基蒂望了她姐姐一眼,她脸上那种冷冷的、有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我就要走了,我得关在家里,而你又不能来看我,”多莉说,在她身旁坐下。“我要和你谈谈。”

    “谈什么?”基蒂连忙问,惊讶地抬起头。

    “有什么呢,还不是你的痛苦?”

    “我没有痛苦。”

    “得了,基蒂。莫非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我通通知道。相信我,这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哩。”

    基蒂没有开口,她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继续说,直入本题。

    “不,他轻视了我,”基蒂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不要谈这个吧!请不要谈这个吧!”

    “可是谁对你这样说过呢?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你,而且依然爱你,如果不是……”

    “啊,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基蒂叫道,突然冒火了。她在椅子上掉转身去,脸上泛着红晕,手指急速地乱动着,时而用这只手时而用那只手捏住衣带上的钮扣。多莉知道她妹妹在激动时有捏紧两手的习惯;她也知道在激动时基蒂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愉快的、不应当说的话来,多莉原想安慰她的,但是已经太迟了。

    “你要我感觉到什么,什么呢?呃,”基蒂迅速地说。“是我爱上了一个丝毫不关心我的男子,而且我会为爱他而死吗?这就是我姐姐对我说的话,她以为……以为,以为……她在同情我哩!我不需要这样的怜悯和虚情假意!”

    “基蒂,你不公平。”

    “你为什么折磨我?”

    “可是我……完全相反……我知道你难受……”

    但是基蒂在激怒中根本没有听她的话。交际花盛衰记

    “我没有什么好难受的,也不需要安慰。我还有自尊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男子。”

    “是的,我也并没有这样说……只有一件事,你把真话告诉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拉着她的手,“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吗?……”

    提起列文似乎使基蒂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把钮扣扔在地板上,迅速地用两手做着手势,说:

    “为什么又把列文扯进来?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对你说过,我再说一遍,我还有自尊心,我决,决不能像你那样干……回到变了心、爱上另一个女人的男子那里去。我真不明白!你可以,我可不能!”

    说了这些话,她望了她姐姐一眼,看见多莉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她的头忧愁地垂着,基蒂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跑出房间,却在门边坐下,用手帕掩住脸,低下头来。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多莉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时时意识到的那种屈辱,经她妹妹一提,格外痛切地刺伤了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她妹妹会这样残酷,因此她生她的气了。但是突然她听到衣服的窸窣声,和随之而来的凄恻的、遏制着的呜咽声,而且感到一双手臂搂住她的脖颈。基蒂跪在她面前了。

    “多林卡,我多么,多么不幸呀!”她愧悔地低声说。

    她那满面泪痕的可爱的脸埋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裙子里了。

    仿佛眼泪是不可缺少的润滑油,没有它,姐妹间互相信赖的机器就不能畅快地转动,两姐妹流了一阵眼泪之后并没有谈她们的心事;但是,虽然她们谈的是不相干的事,她们却已互相了解了。基蒂知道她在气头上说出来的关于她丈夫不忠实和关于她的屈辱处境的话,刺伤了她可怜的姐姐的心,但她却饶恕了她。多莉在她那一方面也明白了她要了解的一切;她确信不疑她的推测是正确的,就是,基蒂的悲痛,无可慰藉的悲痛正是由于列文向她求过婚,她拒绝了他,而弗龙斯基欺骗了她,她现在情愿爱列文,憎恶弗龙斯基了。基蒂并没有说出一句这样的话;她只诉说着她的精神状态。

    “我没有什么痛苦,”她说,渐渐镇静下来了;”但是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可怕的、讨厌的、粗野的,尤其是我自己,这你能了解吗?你想像不出我对于一切抱着多么卑劣的想法呀?”

    “哦,你会有什么卑劣的想法?”多莉微笑着说。

    “最肮脏、最粗野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闷,而是更坏的。仿佛我心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丑恶的东西。哦,我怎样对你说呢?”她继续说,看出她姐姐眼睛里那种迷惑的眼神。“爸爸刚才对我说的话……在我看来好像他以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结婚。妈妈带我去赴舞会:在我看来好像她只是想把我尽快地嫁掉了事。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却驱散不了这些念头。所谓的求婚者——我简直看不顺眼。我总觉得他们在打量我。从前穿着舞衣到处走动对于我简直是一种乐趣,我欣赏我自己;现在我觉得非常羞愧和尴尬。你想怎么办呢!还有,那医生……

    还有……”

    基蒂踌躇了一下;她本来想往下说,自从她心中发生这种变化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她眼里变得讨厌不堪了,她一看见他,她的想像里就不能不浮现出最粗鄙丑恶的概念。

    “啊,哦,一切都在我眼前呈现出最粗鄙、最可憎的形象,”

    她继续说。“这是我的病。也许就会好的……”

    “可是你不要想这些……”

    “我毫无办法。我除了在你家里和小孩们在一起是不会快活的。”

    “你不能到我家来有多可惜呀!”

    “啊,我要来的。我得过猩红热,我一定要说服maman让我去。”

    基蒂固执己见,到她姐姐家里去了,小孩们果然都是患的猩红热,她一直看护着他们。两姊妹把六个小孩安然地护理好了,但是基蒂却没有恢复健康,在大斋期内谢尔巴茨基一家就出国旅行去了。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在那里大家彼此都认识,甚至互相来往。但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又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宁娜在这上流社会三个不同的集团里都有朋友和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员的集团,包括他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又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安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她起初对这些人所抱着的那种近似畏惧的虔敬之感了。现在她熟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村镇上的人们互相熟识一样;她知道他们的习惯和弱点,和他们每个人的苦衷;她知道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和从属的关系;知道谁袒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意见相合,什么事情上面发生分歧;但是这个男性的官僚集团,虽然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屡次劝诱,却从来不曾引起她的兴味,她避开它。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集团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借以发迹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这是一个由年老色衰、慈善虔敬的妇人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聪明人之一称它作“彼得堡社会的良心”。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重视这个集团,安娜凭着她那善于和人相处的禀性,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和这个集团有了交谊。现在,自从她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集团变得使她不能忍受了。在她看来好像她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她在这个集团里感觉得这样厌倦和不舒服,她尽量地少去拜访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了。

    与安娜有关系的第三个集团是道地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个集团中的人自以为是鄙视娼妓的,虽然她们的趣味不仅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她和这个集团的联系是通过她的表嫂贝特西·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而保持着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十二万卢布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现于社交界的时候她就格外喜欢她,给了她许多的照顾,把她拉进她的集团里来,嘲笑着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一群。

    “当我又老又丑了的时候,我也会那样的,”贝特西常说,“但是像你这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进那种养老院还未免太早。”

    安娜起初尽可能地避开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集团,因为这里需要的花费超过她的进项,而且她心里也的确比较爱第一个集团;但是自从她去莫斯科回来以后,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她避开她的道义的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她在那些地方遇见了弗龙斯基,每次相逢都体验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她在贝特西家里遇见他的次数特别多,原来贝特西是弗龙斯基一族的,是他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弗龙斯基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就向她倾诉爱情。她并没有给他鼓励,但是每次遇见他的时候,她心里就涌起她在火车中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所产生的那同样生气勃勃的感觉。她自己意识到了,只要一看到他,她的欢喜就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她的嘴唇挂上了微笑,她抑制不住这种欢喜的表情。

    开头安娜老老实实地以为她是不满意他那么大胆追求她的;可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不久,她赴一个她原来以为可以遇见他的晚会,而他却没有来的时候,她由于失望的袭击这才清楚地理解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这种追求她不但不讨厌,而且成为她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了。

    名歌星克里斯丁·尼尔松(1842—1921),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演出在举行第二场演出,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剧场来了。弗龙斯基从正厅前排的座位上看见了他堂姐,没有等到幕间休息时间,就走到她的包厢那里——

    “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她对他说。“我真诧异情人们的千里眼,”她微笑着补充说,只让他听到;“·她·没·有·在。等歌剧演完了的时候来吧。”

    弗龙斯基询问般地望了她一眼。她点了点头。他以微笑向她表示感谢,就在她身旁坐下。

    “可是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您的嘲笑啊!”贝特西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特别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种热情的发展。“这一切都哪里去了呢?您被抓住了吧,我的亲爱的。”

    “我但愿被抓住,”弗龙斯基浮着沉静的善良微笑回答。欧也妮·葛朗台

    “老实说,如果我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我给人抓得还不够牢哩。我开始失去希望了。”

    “哦,您能抱着什么样的希望呢。”贝特西说,为她的朋友生气了。“entendonsnous法语:大家开诚布公吧……”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光辉,表示她跟他一样清楚地明白他抱着什么样的希望——

    “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哩,”弗龙斯基说,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对不起,”他补充说,从她手里拿过望远镜,开始越过她的赤裸的肩膊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排包厢。“恐怕我变得很可笑了吧。”

    他十分明白他在贝特西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人们的眼里并没有成为笑柄的危险。他十分明白在他们心目中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女性的单恋者的角色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她勾引到手,这个男子的角色就颇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气概,而决不会是可笑的;因此他的胡髭下面隐隐藏着一种夸耀的快乐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着他的堂姐。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她说,一面赞赏着他。

    “我得告诉您呢。我忙不过来,您猜我在做什么呢?我让你猜一百次,一千次……您也猜不中。我在替一个丈夫和一个侮辱了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哩。是的,当真!”

    “哦,您调解成功了吗?”

    “差不多。”

    “您一定要讲给我听听,”她站起身来说,“下一次休息时间来我这里吧。”

    “我不能够;我要到法兰西剧场去了。”

    “不听尼尔松唱吗?”贝特西惊愕地问,虽然她自己也辨别不出尼尔松的嗓子和任何别的歌星有什么两样。

    “没有办法。我和人约好在那里会面,都是为我那调解的使命。”

    “‘和事佬是有福的,他们可以进天国,’”贝特西说,隐约地记起了她听见什么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好,请坐下,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于是她又坐下来。

    “这事有点荒唐,但是有趣极了,我忍不住要把这故事讲给您听呢,”弗龙斯基说,用他的含笑的眼睛望着她。“我不讲名字。”

    “但是我来猜,更好。”

    “哦,听吧:两个快乐的青年坐着车——”

    “自然是你们联队的士官啰。”

    “我并没有说他们是士官,——只不过是两个在一道吃过早饭的青年。”

    “换句话说,就是一道喝过酒吧。”

    “也许。他们兴致勃勃地坐车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吃饭。他们遇见一个坐在出租马车里的美丽的女人超过了他们,回过头来瞟了他们一眼,向他们点了点头,而且笑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他们自然跟踪着她。他们纵马全速奔跑。使他们吃惊的,就是这美人儿也在他们去的那家人家的门口下了车。美人儿飞跑到顶上一层楼去了。他们瞥见了短面纱下的红唇和一双秀丽小巧的脚。”

    “您描写得那么有声有色,我想您一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吧。”

    “您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呀!哦,两个青年走进他们同僚的房间,他是在请饯行酒。在那里他们自然多喝了一杯,这在饯行宴席上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席上他们问起住在这房子楼上的是个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主人的仆人听见有没有姑娘们①住在楼上这个问题,就回答说那里的确住着不少。吃过饭,两个青年就走进主人的书房,写了封信给那位不相识的美人。他们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简直是一封表示爱情的信,而且他们亲自把这信送上楼去,以便当面说明信中容或还有不甚明瞭的地方。”——

    ①指浪荡女人。

    “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丑事呢?哦?”

    “他们按了铃。一个使女开开门,他们就把信递给了她,并且对那使女一再保证,说他们两人是这样狂恋着,他们马上就会死在门口。那使女怔住了,把他们的话传进去。突然一位生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红得像龙虾一般的绅士走出来,声明在那一层楼上除了他的妻子没有别人,于是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

    “您怎么知道他长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像您所说的?”

    “噢,您听吧。我刚给他们调解过。”

    “哦,以后呢?”

    “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原来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一个九品官和他的太太。那位九品官提出控诉,我做了调解人,而且是多么高明的一位调解人啊!……我敢对你说,就是塔力蓝①也不能和我媲美哩。”——

    ①塔力蓝(1754—1838),法国一个不重国际间道德而善于玩弄手段的外交家。

    “有什么困难呢?”

    “噢,您听吧……我们依照正当的方式赔了罪:‘我们非常抱歉,发生了这次不幸的误会我们请求您原谅。’那位腊肠络腮胡子的九品官开始软化下来,但是他也想要表白他的情感,他一开始表白,就冒火了,说了好些粗野的话,弄得我不能不施展我所有的外交手腕。‘我承认他们的行为不对,但是我劝您姑念他们年少轻浮;而且他们刚在一道吃过早餐。您知道他们深为后悔,请求您宽恕他们的过失。’那九品官又软化下来了。‘我答应,伯爵,而且愿意宽恕这个;但是您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个可尊敬的女人——居然遭受了恶少痞徒们的迫害,侮辱和无理……’您要知道那恶少一直在场,我于是不得不从中调解。我又施展出我的外交手腕,事情刚有点结果,我那位九品官又冒了火,脸涨得通红,他的腊肠络腮胡子因为愤怒而竖了起来,我就又使用了外交的机谋。”

    “哦,您一定要他告诉您这故事!”贝特西笑着对一个走进她的包厢的妇人说。“他叫我笑死了呢。”

    “哦,bonnechance,①”她补充说,把没有握住扇子的一个手指给了弗龙斯基,耸了耸肩膊,使她那渐渐缩上来的连衣裙的紧身围腰滑下去,为的是在她临近脚灯,给煤气灯光照着,在众目所视的时候,会适当地裸露出来——

    ①法语:祝您成功!

    弗龙斯基坐车到法兰西剧场去,他当真是去见他的联队长,那位联队长从来不错过这里的一次表演的。他要见他,报告调停的结果,三天来他一直饶有兴趣地忙着进行调停工作。他所喜欢的彼得里茨基和这件事有关系,另一个嫌疑犯是新近加入联队的一位出色人物兼出色的同僚,年轻的克待罗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这事涉及联队的荣誉。

    这两位青年都是弗龙斯基那一骑兵联队的。那位九品官文坚来找联队长,控告他部下的士官侮辱了他的妻子。据文坚说,他年轻的妻子(他结婚还不过半年)和她母亲在教堂里,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那是怀孕的反应,她再也站不住了,她就雇了最先碰到的一辆漂亮的马车回家来。士官们立刻出发追赶她;她吓慌了,而且感到身体更不舒服了,跑上楼梯回到了家。文坚自己从办公处回来时听到门铃声和人声,走出来,看见喝醉的士官们手里拿着一封信,他将他们赶出去了。他请求处罚示儆。

    “是的,无论怎么说,”联队长对他邀请来的弗龙斯基说。

    “彼得里茨基可真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出一点丑事来。这位九品官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追究到底。”

    弗龙斯基看到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决斗不可能,只有设法缓和那位九品官,把事件暗中了结。联队长请弗龙斯基来商量,就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高尚聪明的人,尤其是一个关心联队名誉的人。他们商谈的结果,决定彼得里茨基和克德罗夫跟着弗龙斯基一道到文坚那里去赔罪。联队长和弗龙斯基两人都十分明白弗龙斯基的姓氏和侍从武官的身份在打动那九品官的感情这一点上是一定大有助益的。这两样东西实际上也并非没有发生效力;虽然结果如弗龙斯基叙述的,还在未定之天。

    一到法兰西剧场,弗龙斯基就和联队长一道退入休息室,向他报告他的成败。联队长思索了一番,决心不再继续进行调解了;可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询问了弗龙斯基会见的情形;当弗龙斯基述说那位九品官怎样平静了一会之后回想起一些小事又冒起火来,以及弗龙斯基怎样说了调解的话最后半个字时,自己就见机而退,而把彼得里茨基推到面前去的时候,联队长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很不名誉的事,但是笑煞人了。克德罗夫可真打不过那位绅士哩!他气得那么厉害吗?”他笑着评论道。“可是您看今天克莱列怎样?她真叫人惊异哩,”他接着说到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怎样常常看见她,她每天都不同。只有法国人才能够这样呵。”

    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到最后一幕完结就离开剧场坐车回家了。她刚走进梳妆室,在她长长的、苍白的脸上扑了一些粉,擦匀了,整理好衣裳,吩咐在大客厅里安排下茶,一辆一辆的马车就陆续地来到莫尔斯基大街上她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们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他早上时常在大玻璃门外面读报以启迪过路的行人,轻轻地开开了大门,让宾客们经过他身边走进屋子去。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女主人,新梳了头,擦了脸,从一扇门走进客厅来,而客人们却又从另一扇门走进来,这是一间大客厅,有暗色的墙壁、柔软的地毯、和一张照耀得通亮的桌子,桌上铺的白桌布、银茶炊和透明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烁着。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下手套。由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动的仆人们摆好椅子;大家就了座,分成了两组:一组挨近女主人围着茶炊,另一组在客厅尽头,围着那位穿黑天鹅绒衣裳、生着两道乌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在两组里谈话开头都照常游移了一会,被迎接、寒暄、献茶所打断,而且好像还在摸索着话题。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真是举世无双,可以看出她研究过考尔巴哈①,”大使夫人那一组中一个外交官说。“您注意到她怎样倒下去的吗?……”

    “啊,请不要谈论尼尔松了吧!她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好谈,”一个穿着旧绸服、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说。这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和态度粗暴著名,绰号叫enfantterrible②。米亚赫基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参与这一组,一会又参与那一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考尔巴哈,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喜欢那句话。”

    谈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

    “请对我们说一点有趣味而不刻毒的话吧,”公使夫人说,她是深谙英语所谓smalltalk③那种文雅的谈话艺术的。她这话是向那个外交官出的,他也不知道现在从何说起了——

    ①考尔巴哈(1804—1874),德国画家。考尔巴哈除了大壁画以外,还画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的著作中的插画;在尼尔松创造奥菲丽雅、苔丝德蒙娜和甘泪卿的歌剧角色时,这些幅画像似乎供给了她很有用的提示。

    ②法语:淘气的孩子。

    ③英语:闲话。

    “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毒是不会有趣的,”他带着微笑开口了。“但是我来试试看。给我一个题目吧。关键全在题目。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我常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来的。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陈词滥调了……”

    “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说长道短了。

    “你不觉得图什克维奇很有几分LouisXV①的风度吗?”他说,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发的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啊,对啦!他和这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到这里来哩。”

    这谈话得到了支持,原来它是影射着在这客厅里不能说的事情——那就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

    这时,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地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就是恶意的诽谤上。

    “你们听到马利季谢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

    定制了一件diablerose②衣裳吗?”——

    ①法语:路易十五(法国国王)。

    ②法语:血红色的。

    “瞎说!不,那可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

    她竟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马利季谢娃夫人这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快地唧唧喳喳讲起来,像燃烧着的篝火一般。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的男子,一个酷爱搜集版画的人,听见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了客厅。他轻轻地踏过厚地毯,走到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面前。

    “您觉得尼尔松怎样?”他问。

    “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哩!您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请不要和我谈歌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可迁就您,谈您的陶器和版画。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什么珍宝吗?”

    “您要我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这一套。”

    “啊,给我看看吧!我向那些……他们叫做什么呢?……那些银行家领教过哩……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了。”

    “啊呀!您到许茨堡那里去过吗?”女主人从茶炊边问。

    “是的,machère①。他们请了我丈夫和我去吃饭,并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一千卢布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大声说,感到大家都在听她。“其实是顶劣等的酱油,带点绿色。我们不能不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都很满意。我可买不起一千卢布的酱油呢。”——

    ①法语:亲爱的。

    “她真了不起呢!”女主人说。

    “真了不得哩!”又有谁说。幽谷百合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引起的效果总是如此,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虽然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她说的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社会里面,她的这种话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的效果。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种效果,她只知道它有,而且利用它。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两方拉拢来,她转向公使夫人说:

    “您当真不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这边惬意得很呢,”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后她继续谈那已谈开了的话题。

    这是非常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

    “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来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哦,那有什么?格林童话作家,兄名雅各(1785—1863),弟名威廉(1786—1859)有篇童话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子,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哩。”——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没有好下场的,”安娜的朋友说。

    “您这烂舌根的!”听见这些话,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他那样的政治家呢。”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但是我不相信,”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假使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我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傻瓜。我说这句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了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为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说他是一个傻瓜哩,虽然只是低声地,而这么一说,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可不是吗?”——

    “您今天多么恶毒呀!”

    “一点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官重述着法国的名言。

    “正是,正是啦,”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她是那么可爱,那么魅人。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地跟着她的时候,那她有什么办法呢?”

    “我并没有想责备她!”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地说。

    “假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责备她的权利。”

    这样很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里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贝特西问。

    “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旁坐下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望着门口。

    “噢,您终于来了!”她在弗龙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说。

    弗龙斯基不只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看见他们;因此他带着悠闲自得的态度走进来,就像一个人回到他刚刚离开不久的人群中来一样。

    “我从什么地方来吗?”他回答着公使夫人的询问,说。

    “哦,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哩。我相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但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

    “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哩。”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可以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他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

    她只微微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但是给留住了。约翰爵士在那里。他真怪有趣的。”

    “啊,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了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呢。”

    由于她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

    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爱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事情。”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恋爱的?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

    “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了的时候,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地去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是您使得我感觉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他望着她,被她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

    “您要我怎样?”他简单而严肃地说。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蒂宽恕,”她说。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他说。

    他看出来她这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假使您真爱我,像您所说的,”她低语着,“那么就这样做,让我安宁吧。”

    他喜笑颜开了。

    “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的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呀!……难道就没有可能吗?”他小声说,但是她听见了。

    她竭尽心力想说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的充满了爱的眼睛盯住他,并没有回答。

    “终于到来了!”他狂喜地想着。“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她爱我!她自己承认了!”

    “那么为了我的缘故这样做吧: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她的眼睛却说出了全然不同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的。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

    她本来想说句什么话的,但是他打断了她。

    “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有权利希望,痛苦,就像我现在这样。可是假如连那也不能够,那么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要是您讨厌我在您面前,您就不会再看到我。”

    “我并不要赶走您。”基督山伯爵

    “只要不改变什么。让一切都照旧吧,”他带着颤栗的声调说。“您丈夫来了。”

    在那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果真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房间里。

    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素常那种嘲弄口吻讥刺着什么人。

    “你们兰布利埃①的人们到齐了,”他说,向在座的人环视了一下;“格雷斯和缪斯②。”——

    ①兰布利埃原为巴黎兰布利埃公爵夫人(1588—1665)所组织的文艺沙龙,为政治家、作家、诗人集会之处,他们自命为“审美的示范人”,在此泛指充满机智与礼法的社交界。

    ②格雷斯,希腊神话中司美、优雅、喜之女神;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女神。

    但是贝特西公爵夫人忍受不了他的这种腔调——如她用英语所谓sneering①的腔调,于是,像一个精明的女主人一样,她立即把他的话头引到普遍征兵问题②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立刻对这问题发生了兴味,开始热诚为新敕令辩护以防御贝特西公爵夫人的攻击——

    ①英语:讥诮的。

    ②一八七四年一月一日颁布了一道谕旨,采用短期(六年)普遍兵役法代替二十五年的兵役法。兵役普及所有阶层。贵族丧失了最后的特权——免服兵役。

    弗龙斯基和安娜还坐在小桌旁。

    “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一位妇人低声说,向卡列宁夫人、弗龙斯基和她丈夫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

    “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吗?”安娜的朋友说。

    但是不单这两位妇人,几乎全房间的人,甚至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和贝特西本人,都朝那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一样。只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次都没有朝那方向望过,他正谈得很起劲哩。

    注意到在每个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贝特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个什么人悄悄地塞在她的位置上来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话,自己走到安娜面前。

    “我始终很佩服您丈夫讲话非常明了精确。”她说,“他一说,好像连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领会呢。”

    “啊,是的!”安娜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说,贝特西对她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她走到大桌面前,参与了大家的谈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坐了半个钟头之后,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但是她不望着他回答说,她要留在这里晚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卡列宁家的车夫,穿着光亮皮外衣的胖胖的老鞑靼人,好容易才制服了在门口冻得后腿直立起来的一匹灰色副马。一个仆人开开车门站在那里。看门人站在那里把房子的大门开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用敏捷的小手,正在解开被皮大衣的钩子缠住了的袖口花边,垂着头,欢喜地听着弗龙斯基在送她下来时向她说的话。

    “您自然什么都没有说,我也并不要求什么,”他说,“但是您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只有一桩幸福,就是您那么厌恶的那个字眼……是的,就是爱……”

    “爱,”她用内心的声音慢慢重复说,突然,就在她把花边从钩子上解下来的那一瞬间,她补充说:“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

    说着,她凝视着他的面孔。“再见!”

    她把手伸给他握了一握,就迈着迅速的、富于弹性的步子,从看门人身边走过去,消失在马车里了。

    她的目光,和她的手的接触,使他燃烧起来了。他吻着他手掌上她接触过的部位,意识到他今晚比过去两个月中距离达到目的更加近了,觉得非常幸福,就这样回家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他妻子和弗龙斯基坐在另外一张桌旁,热烈地在谈着什么,并不觉得有什么希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希罕和有失体统,因此他也感觉得有失体统了。他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

    回到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走进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在他夹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一点钟的时候,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擦着他的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像在驱除什么似的。在惯常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梳洗了一下预备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他腋下挟着一本书,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样对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妻子和与她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占据了。违反他平常的习惯,他没有去睡,却倒背着两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睡觉,感觉到他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情况仔细考虑一番。

    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决心要和他妻子谈谈这件事的时候,那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一开始考虑这新发生的情况,他就觉得这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不嫉妒。嫉妒,照他的看法,是对于自己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自己的妻子。至于为什么应当信赖——就是说,完全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永远爱他——他可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不信赖的心情,因为他一向信赖她,而且对自己说过他应当那样。虽然他一向以为嫉妒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当信赖人,他的这种信念到现在还没有打破,但是他感觉到他正面对着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现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面对现实,面对着他的妻子有爱上另一个男子的可能,这在他看来是非常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都在和生活的反映发生关系的官场中过日子,做工作。而每一次他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逃避现实。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走过深渊上的桥梁的时候,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无底深渊。那深渊就是现实本身,而桥梁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他的妻子有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浮上了他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了。

    他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厅的咯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仅仅反射在挂在沙发上面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走着,于是又走过她的房间,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照耀着她的亲戚和女友们的画像,和她的写字台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的小玩意。他穿过她的房间到了寝室门口,又往回走。

    他每次走来走去,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厅的镶花地板上的时候,他就站住对自己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于起他又往回走。“可是表示什么——什么决心呢?”他在客厅里自言自语说,得不出答案。“但是到底,”他在转回她的房间之前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她和他谈了好久,但是那有什么呢?社交界的妇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嫉妒会贬低我自己和她,”他在走进她的房间的时候对自己说;但是这个格言,以前他曾那么看重的,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分量,没有一点意义了。他到了寝室门口又转回来,但是他一走进幽暗的客厅,某种内心的声音就对他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旁人都已注意到了,那就可见有些蹊跷。于是他又在餐室里暗自说:“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事的意见……”而在客厅转角处他又问自己:“怎样解决呢?”于是他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呢?”于是回答:“没有什么。”并且想起了嫉妒是一种侮辱他妻子的感情;但是在客厅里他又相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一点,揉了揉前额,在她的房间里坐下来。

    在那里,望着她的桌子,上面摆着带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夹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她的事,想她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她的个人生活、她的思想、她的愿望,他也想到她可能并且一定会有她自己特殊的生活,这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可怕,他连忙驱除掉这个念头。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感情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是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想入非非。

    “最糟糕的是,”他想,“恰好在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时候(他在想他当时提出的计划),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到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遇到麻烦和烦恼,却没有勇气正视它们的人。”

    “我得考虑一下,作出决定,然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大声说。

    “她的感情问题,她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他自言自语说,意识到他找到了新发生的情况可以划入的正式范畴,而聊以自慰了。

    “所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自言自语,“她的感情问题是她的良心问题,那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规定好的。作为一家之主,就是有义务指导她的人,因而我要对她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觉察到的危险,警告她,甚至行使我的权力。我得明白地跟她说说。”

    于是今晚将要对他妻子说的话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脑海里很明确地形成了。他一面考虑他将要说的话,一面又有几分惋惜他不能不为家务事而无形中耗费自己的智力和时间;但是,虽然这样,摆在他眼前的措辞的形式和顺序已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我要充分说明下面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体面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如果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到的不幸;第四,暗示她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于是,十指交叉着,手心朝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扳直手指,指关节哔剥地响了。

    这种把手指交叉弄得哔剥作响的动作,这种坏习惯常常使他镇定下来,使他恢复了他现在那么需要的清醒的理智。听到马车驶到前门的声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房间的中央站住。

    可以听到一个女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准备发表意见,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会不会再发出哔剥声。一个关节哔剥地响了。

    由楼梯上轻微的脚步声,他就感觉到她已走近,虽然他对他的言辞很满意,但是他对于迫在眉睫的说明感到恐惧……

    安娜垂着头,一面摩弄着头巾的缨络走进来。她容光焕发;但这不是欢乐的光辉,它使人想起黑夜中大火的可怕的红光。看见她丈夫,安娜抬起头,微笑着,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你还没有睡?奇怪!”她说,脱下头巾,没有停住脚步,一直向梳妆室走去。“该睡觉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走过门口的时候说。

    “安娜,我有话要和你谈谈。”

    “和我?”她吃惊地说,从梳妆室门里走出来,朝他望着。“哦,什么事?谈什么?”她问,坐了下来。“哦,要是那么必要,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去睡的好。”

    安娜说这话是随口而出的,她自己听了,都非常惊异自己说谎的本领。她的话多么简单而又自然,她多么像只是要睡啊!她感到自己披上了虚伪的难以打穿的铠甲。她感到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帮助她和支持她。

    “安娜,我必须警告你,”他开口了。

    “警告我?”她说。“什么事?”

    她这么单纯,这么快活地望着他,要是换了一个不像她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无论在声调和她这句话的意思上,谁都看不出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但是他了解她,知道每当他比平常迟上床五分钟她就会立刻注意到,而且问他理由;知道她每逢有欢喜、快乐和愁苦就立刻向他诉说;而现在看到她不顾他的心情,也不愿说一句关于她自己的话,这在他看来可非同小可了。他看到,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是向他开放的,现在却对他关闭起来了。不仅这样,他从她的声调听出来她并没有为这事情感到羞愧不安,而只是好像直截了当地在对他说:“是的,它关闭起来了,这不能不这样,而将来也还要这样。”现在他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家,发觉自家的门上了锁的时候所体验的一样。“但是也许还可以找到钥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

    “我要警告你,”他低声说,“由于不小心谨慎,你会使自己遭受到社会上的非议。今晚你和弗龙斯基伯爵(他坚决地、从容不迫地说出这个名字)的过分热烈的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她那双正以神秘莫测的神色使他惊骇的含笑的眼睛,而且他一面说话,一面感到他的话是白费口舌。

    “你老像那样,”她回答,好像完全不了解他,故意装出只听懂了他最后一句话的模样。“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我沉闷,有的时候你又不喜欢我活泼。我不沉闷。这使你生气了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颤抖着,弯曲他的两手使关节哔剥地响着。

    “哦,请别弄出响声来,我不喜欢这样。”

    “安娜,你这样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镇静地抑制住自己,止住手指的动作。

    “但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带着那样纯真和戏谑的惊异神情问。“你要我怎样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吟了一会儿,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看到他并没有照他所想的那样做,就是说,警告他的妻子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过失,却因为牵涉到她的良心的事情而不觉激动起来,正在和他虚构出来的某种障碍斗争。

    “这就是我打算对你说的,”他冷淡而又镇静地说,“我求你听一听。你也知道我认为嫉妒是一种屈辱的卑劣的感情,我决不会让自己受它支配;但是有些礼法,谁要是违犯了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今晚注意到这事的倒不是我,但是从在众人心目中引起的印象来判断,每个人都注意到你的举止行动很不得体。”

    “我简直不明白,”安娜说,耸耸肩膀。“他并不在乎,”她想。“但是别人注意到这个,这才使他不安了。”“你身体不舒服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补充说,她站起身来,要向门口走去,但是他向前走了两步,好像要拦住她似的。

    他的面孔是丑陋阴沉的,安娜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模样。她停住脚步,把头仰起来,歪在一边,用敏捷的手开始取下发针。

    “哦,我在听,还有些什么,”她平静而讥讽地说。“我甚至在热心地听,我倒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她说着,她说话的那种确信、平静而又自然的语气和她的措辞用语的得体口吻,使她自己都很惊异。

    “我没有权利来追究你的感情,而且我认为那是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开口了。“挖掘自己的心,我们常常挖掘出顶好加以忽视地摆在那里的东西。你的感情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职责所在,却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的责任。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

    “我一句都不明白。啊呀!我的天,我多么想睡呀!”她说,迅速地用手摸摸头发,摸索着剩下的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像那样说话吧!”他温和地说。“也许我错了,但是相信我,我说这话,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她的脸马上就沉下来,眼睛里的嘲弄的光芒也消失了;但是“爱”这个字眼却又激起了她的反感。她想:“爱?他能够爱吗?假使他没有听到过有爱这么一回事,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吧。爱是什么,他连知都不知道呢。”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真不明白,”她说。“请把你感到的明白说出来吧……”

    “对不起,让我通通说完吧。我爱你。但是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关于这件事,最重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的话在你看来也许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不适宜的;也许这只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那样,那就请你饶恕我。不过假使你自己意识到还有丝毫的根据,那么我就请你想一想,而且假如你的良心驱使你的话,就把一切都告诉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自觉地说了和他原来准备好的完全两样的话。三剑客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匆忙地说,好容易忍住没有笑出来,“实在该睡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

    当她走进寝室的时候,他已经上床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他的眼睛避开她。安娜躺在自己的床上,时刻等待着他再开口和她说话。她害怕他说话,同时却又希望他说话。但是他却沉默着。她一动也不动地等待了好久,而终于忘掉他了。她想到了另一个;她看见他,而且感觉到她一想到他,她的心就洋溢着感情和有罪的喜悦。突然她听到了安谧的、平稳的鼾声。最初一瞬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好像被自己的鼾声吓醒了,停止了;但是在两次呼吸之后,鼾声又响起来了,带着一种新的平静的节奏。

    “迟了,已经迟了,”她微笑着低声说。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她几乎感觉到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她自己眼睛的光芒。

    从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贝特西公爵夫人那里去的次数格外频繁了,而且到处都遇得见弗龙斯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和她开诚相见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用一道他不能穿透的、愉悦的迷惑的壁垒抵挡住了。表面上一切都如旧,但是他们内在的关系完全变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位在政界那么有力的人物,在这方面却感到自己束手无策了。像一条公牛一样垂着头,他服服帖帖地等待着他已感到举在他头上的利斧。每次他一想到这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应当再试一次,还有希望用亲切、温情和劝说来挽救她,使她醒悟,因此他天天准备和她谈话。但是每次他开始和她谈话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支配着她的那种恶意和虚伪也支配了他,他和她所说的话完全不是他所想要说的,语调也不是他所想要用的。他和她说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用了他素常的那种语调,那是嘲笑任何说他现在这种话的人的。用那种语调,要说出他必须对她说的话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

    有一个欲望几乎整整一年是弗龙斯基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因而也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脸色苍白,下颚发抖地站在她面前,恳求她镇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才能使她镇静。

    “安娜!安娜!”他用战栗的声音说,“安娜,发发慈悲吧……”

    但是他越大声说,她就越低下她那曾经是非常自负的、快乐的、现在却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头,她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他的脚边;要不是他拉住的话,她一定扑跌在地毯上了。

    “天呀!饶恕我吧!”她抽抽噎噎地说,拉住他的手紧按在她的胸口。

    她感觉到这样罪孽深重,这样难辞其咎,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觉得如同一个谋杀犯看见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一样。那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一想起为此而付出的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由于自己精神上的赤裸裸状态而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感染了他。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享受通过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犯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换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那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拚命在控制住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逗人怜爱了。

    “一切都完了,”她说。“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我的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一刹那这样的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啊!”她带着恐怖和厌恶说,她的恐怖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发发慈悲,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吧。”

    她迅速地立起身来,避开了他。

    “不要再说了吧,”她重复说,带着他所不能理解的冷冰冰的绝望表情,她离开了他。她感觉得此时此刻她不能把她踏进新生活时所感到的羞耻、欢喜和恐怖用言语表达出来,而且她也不愿意说这个,不愿意用不适当的言语把这种感情庸俗化。但是往后,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她不仅找不出言语来表达她那千头万绪的心情,而且她甚至也找不出可以明确地反映出她心中所想的一切的思路。

    她对自己说:“不,现在我不能够考虑,等到以后,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可是这种平静的心情永远没有到来;每当她想到她做了什么,她会遭遇到什么,以及她应当做什么的时候,一种恐怖感就袭上心头,于是她就把这些思想驱除掉。

    “以后,以后,”她说,“当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但是在梦里,当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丑恶地、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眼前。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着她。她梦见两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两人都对她滥施爱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哭泣着,吻着她的手说:“现在多么好呀!”而阿列克谢·弗龙斯基也在那里,他也是她的丈夫。她非常诧异她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笑着向他们说明这样真是简单得多了,现在他们两人都快乐和满足。但是这个梦像噩梦似地使她难受,她吓醒了。

    十二

    从莫斯科回来的头几天,每当列文想起他遭到拒绝的耻辱而浑身战栗,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从前因为物理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的一生完了,也是这样发抖和红脸的;我办错了姐姐托我办的事情以后,我照样也以为自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怎样了呢?现在过了几年之后,我回想起这些来,就奇怪当时怎么会使我那样痛苦。这场苦恼结果也会如此的。过些时候,我对于这个也就会释然于心了。”

    但是三个月已经过去,他对于这事还是不能释然于心,他想起这事来还是和前些日子一样痛苦。他不能平静,因为他梦想了那么久家庭生活,而且感觉到自己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他却依旧没有娶亲,而且离结婚更加遥远了。他自己痛苦地感觉得,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感觉的一样,他这样年龄的男子是不宜于独身的。他记起了他去莫斯科之前有一次怎样对他的牧人尼古拉,一个他乐意和他攀谈的心地单纯的农民说:“哦,尼古拉!我打算讨亲哩,”而尼古拉又怎样像谈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一样迅速地回答:“也是时候了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但是现在结婚越发遥遥无期了。位子本来已经有人占据了,现在当他在想像中试着把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子摆在那个位子上的时候,他总感觉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一回想起他遭到的拒绝和他在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羞愧得痛苦不堪。尽管他常常对自己说这并不能归咎于他,但是那种回忆,就像旁的类似的屈辱的往事一样,使他心痛和脸红。他的过去,就像每个人的过去一样,有他自认很不好的行为,他应当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回想起那些恶劣行为并没有像回忆起这些虽然琐细但是屈辱的往事这么使他痛苦。这些创伤从没有平复。除了这些往事,现在还有他遭到拒绝和他那晚在众人眼中呈现的可怜相。但是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悲痛的记忆渐渐地被田园生活中的小事——那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是重要的——掩盖住了。他想念基蒂的时候一星期少似一星期了。他在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她已经结婚或行将结婚的消息,希望这样的消息会像拔掉一颗病牙一样完全治好他的隐痛。

    这其间,春天到来了,明媚而又温和,不像春天素常那样拖延时日和变幻莫测,是一个草木、动物和人类皆大欢喜的少有的春天。这明媚的春天更鼓舞了列文,加强了他抛弃过去的一切,坚定而独立地安顿他独身生活的决心。虽然他回到乡下时所抱的许多计划都没有实行,但是他的最重要的决心——力求纯洁的决心——他已遵守了。他没有感到每次失败之后照例使他苦恼的那种羞耻之念,他能够正视所有的人。二月间,他接到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封信,说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越来越坏了,但是他不愿医治,由于这封信的缘故,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他哥哥,总算说服了他去看医生,并且到国外海水浴场去转地疗养。他这样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哥哥,还借了路费给他,而没有惹得他生气,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得意。除了春天需要特别注意的农事以外,除了读书以外,列文在那个冬天还着手写了一部论述农业的著作,企图阐明在农业中劳动者的性质与气候和土壤一样,同为绝对的因素,因而农业学的一切原理不单应当根据土壤和气候这两个因素,而且要根据土壤、气候和劳动者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性质这三个因素推定出来。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因为孤独,他的生活是格外充实的;只是间或,他感到一种不满足的欲望,就是想把萦绕在他脑际的思想告知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以外的什么人,虽说他和她也时常谈论物理学、农业原理、特别是哲学;哲学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爱好的话题。

    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最后两三个星期天气一直是晴朗而严寒的。白天,在阳光下温暖得可以融解冰雪,但是在晚间,却冷到零下七度。雪面上冻结了这么厚一层冰,以致他们可以坐着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复活节的时候还是遍地白雪。但是突然之间,在复活节第二天刮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大地,温暖的、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了,灰色的浓雾弥漫了大地,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变化的奥秘一样。在浓雾里面,水流淌着,冰块坼裂和漂浮着,溷浊的、泡沫翻飞的急流奔驰着;在复活节一周后的第一天,在傍晚时候,云开雾散,乌云分裂成朵朵轻云,天空晴朗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早晨,太阳灿烂地升起来,迅速地融解了覆盖在水面上的薄薄冰层,温暖的空气随着从苏生的地面上升起来的蒸汽而颤动着。隔年的草又返青了。鲜嫩的青草伸出细微的叶片;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桦树的粘性的嫩枝都生机勃勃地萌芽了;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正围绕着布满柳树枝头的金色花朵嗡嗡叫着。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雪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巍巍地歌唱着;田凫在积满了黄褐色污水的洼地和沼泽上面哀鸣;仙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脱落了的毛还没有全长出来的家畜在牧场上吼叫起来了;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着的母亲身边欢蹦乱跳;敏捷的小孩在印满了赤脚印迹的干巴巴的路上奔跑,可以听见在池旁浣衣的农妇们的快活的闲谈声,和农民们在院子里修理犁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了。

    十三

    列文穿上大长靴,第一次换下皮大衣,穿起呢外套,去视察农场,涉过在太阳光里令人目眩的溪流,一会儿踩在冰上,一会儿又陷进胶泥里。

    春天是计划和设计的时节。当列文走到农场的时候,他好比一棵春天的树不知道向何处和怎样伸展它那含苞的嫩枝和幼芽,他也不十分知道现在要在他所喜爱的农事上做些什么,但是他感觉得他有满腹绝妙的计划和设计。首先他就去看家畜。母牛已经放进围场里,它们身上闪耀着春天新换的、光滑的毛,晒着太阳,哞叫着要到草地上去。列文叹赏地凝视着这群母牛,它们的情况他一点一滴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于是吩咐把它们放到草地上去,小牛放进围场里。牧人们高高兴兴地跑去准备到草地上去。牧牛的妇女们提着裙子,迈动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嫩的赤脚溅起泥浆跑过去,手里拿着树枝,追逐那群因为春天来临而欢喜若狂的小牛。

    叹赏了一番今年生下的格外优良的小牛之后——早先生的小牛有农民的母牛那么大,而帕瓦的女儿才三个月就已经有一岁牛犊那么大了,——列文吩咐把槽搬到外面去,在围场里喂它们干草吃。但是结果发现因为围场在冬天没有使用过,秋天修筑的木栏已经坏了。他差人去叫木匠,本来照他的吩咐,木匠该制造打谷机了。但是结果木匠还在修理耙,而耙原来应该在大斋期之前就修理好的。这可使列文非常恼怒了。农事上这种永远懒懒散散的现象,他曾竭尽全力和它斗争了那么多年,现在还要遇到,这真是恼人。他查明了木栏因为冬季不用,搬进了耕马的马厩里,丢在那里弄坏了,因为它们只是围小牛用的,做得并不牢固。此外,看来同样分明是:耙和一切农具。他原来吩咐了在冬季检查和修理,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才特地雇了三个木匠来的,却也没有修理好,现在到了该耙田的时候,却还在修理耙。列文差人叫管家来,但是立刻又亲自去找他。管家,像那天所有的人一样容光焕发,穿着羊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走出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小根干草折断。

    “为什么木匠没有做打谷机?”

    “啊,我昨天就要告诉您的,耙需要修理。您要知道,是耙田的时候了哩。”

    “那么冬天干什么去了呢?”

    “可是您要木匠来做什么?”

    “小牛围场的木栏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吩咐他们搬到原来的地方。这些农民你拿他们真没有办法呢!”管家说,挥了挥手。

    “没有办法的倒不是那些农民,而是这位管家!”列文说,冒起火来了。“请问我雇了您来做什么的?”他叫嚷着;但是一想这话说也无益,他说了一半就住口了,只是叹气。“哦,怎么样?可以开始播种了吗?”他停了停之后又问。

    “在土耳钦那边,明后天就可以开始了。”

    “苜蓿呢?”

    “我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他们此刻正在播种。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干不干得完;地面是那么泥泞。”

    “有多少亩?”

    “六俄亩光景。”

    “为什么不全部播了种?”列文嚷着。

    仅仅播种了六俄亩苜蓿,没有把二十俄亩全部播上,这件事更使他恼怒了。苜蓿,按照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除非是尽早地几乎趁着冰雪未化的时候就播了种,否则决不会有好收成。可是这事列文却从没有办到过。

    “再也没有人好差遣了。这班人您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三个没有来。还有谢苗……”

    “那么,你该把稻草的事先搁一搁呀。”

    “我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

    “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

    “五个人在调制康波特①(他是说康波斯特),四个人在翻燕麦,怕它发霉,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

    ①康波特是蜜饯水果,康波斯特是混合肥料,他把康波斯特误说成康波特,混合肥料就变成蜜饯水果了。

    列文十分明白“怕它发霉”这话的意思就等于说他的英国燕麦种已经糟蹋了。他们又没有照他所吩咐的那样去做。

    “啊唷,我在大斋期前就对你说了要安通风筒,”他叫嚷起来了。

    “您不要担心吧,我们终会把一切办理妥当的。”

    列文愤怒地挥了挥手,走进谷仓,先去察看燕麦,然后又回到马厩那里。燕麦还没有损坏。但是雇工们用铲子翻动燕麦,他们原本可以直接把燕麦倒进底下的谷仓去的;吩咐了这样做,并且从这里拨了两个工人去帮助播种苜蓿,列文对管家也就息怒了。真的,这样天清气朗的日子,人是不能够生气的。

    “伊格纳特!”他向那卷起袖子在井边刷洗马车的车夫叫着,“给我备马……”

    “哪一匹,老爷?”

    “哦,就科尔皮克吧。”

    “好的,老爷。”

    当他们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他面前转来转去的管家叫过来,为了跟他言归于好,和他谈起迫在眉睫的春天的工作和农事上的计划。

    “运送肥料得趁早动手,好在第一趟刈草之前把一切做完。远处的田地要不断地犁耕,好把它留作休耕地。刈草全部不按对分制①,而是雇人给现钱。”——

    ①雇主和农民按对分制种地和分配收获物。

    管家注意地听着,而且显然竭力想要赞成主人的计划;但是他仍然露出列文非常熟悉的那种常使他激怒的神情,一种绝望和沮丧的神情。那神情好像是在说:“这一切都不错,只是要看天意如何。”

    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痛心的了。但这正是他雇用过的所有管家的共同的态度。他们对于他的计划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现在他已不再因此生气,而只是痛心,感觉得更加振奋起来,要和这种老是和他作对的自然力斗争,这种自然力就是所谓“要看天意如何”。

    “要是我们来得及的话,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管家说。

    “你们怎么会来不及呢?”

    “我们至少还得有十五个工人。而他们都不来,今天来了几个,都要七十卢布一个夏天。”

    列文沉默了。他又遇到了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样努力,他们用公道的工钱无论如何雇不到四十个——或者三十七,三十八个——工人。已经雇了四十来个人,再多就没有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斗争。

    “打发人到苏里,到契菲罗夫卡去呀,要是他们不来。我们得去找人呀。”

    “啊,我就打发人去。”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垂头丧气地说。“但是还有马,也变得没有劲了。”

    “我们再去买几匹来呀。自然我知道,”列文笑着补充说,“你总喜欢做得寒酸一些;但是今年我可不让你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了。我要亲自照料一切。”

    “啊唷,事实上我觉得您也并没有怎样休息。在主人的监视下工作,那我们是很高兴的……”

    “那么,他们这时正在白桦谷那边播种苜蓿吗?我要去看一看,”他说,跨上了车夫牵来的那匹栗色的小马科尔皮克。

    “小溪过不去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车夫叫着。

    “好的,我从树林里走。”

    于是列文走过围场的泥地,出了大门,到了广漠的田野,他那匹好久不活动的小骏马在水池边打着响鼻,昂摆着缰绳,轻快地迈着溜蹄步子朝前走。

    假使说列文刚才在畜栏和粮仓里感觉得很愉快,那么现在他到了田野就更加感觉得愉快了。随着他那匹驯顺肥壮的小马的溜蹄步子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吸着冰雪和空气的温暖而又新鲜的气息,他踏着那残留在各处的、印满了正在溶解的足迹的、破碎零落的残雪驰过树林的时候,他看见每棵树皮上新生出青苔的、枝芽怒放的树而感到喜悦。当他出了树林的时候,无边无际的原野就展现在他面前,他的草地绵延不绝,宛如绿毯一般,没有不毛地,也没有沼泽,只是在洼地里有些地方还点缀着融化的残雪。不论他看见农民们的马和小马驹践踏了他的草地(他叫他遇见的一个农民把它们赶开),或者听了农民伊帕特的讥刺而愚笨的答话——他在路上遇见他,问:“哦,伊帕特,我们马上要播种了吧?”“我们先得耕地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伊帕特回答。——他都没有生气。他越策马向前,他就越感觉得愉悦,而农事上的计划也就越来越美妙地浮上他的心头:在他所有的田亩南面都栽种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划分田亩,六成作耕地,三成作牧场,在田地尽头开辟一个畜牧场,掘凿一个池子,建造可移动的畜栏来积肥。于是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苜蓿,没有一亩地荒废了。

    沉浸在这样的梦想里,小心地使马靠地边走,免得践踏了麦田,他策马走向被派遣来播种苜蓿的工人面前。一辆装着种子的大车没有停在田边,却停在田当中,冬季的小麦已被车轮轧断,被马践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边上,大概是在一块儿抽烟斗。车里用来拌种子的泥土并没有磨碎,倒压成了或是冻成了硬块。看见主人来了,工人瓦西里就向大车走去,而米什卡就动手播种起来。这是不应当的,但是列文不轻易对工人动气。当瓦西里走上来的时候,列文叫他把马牵到田边上去。

    “不碍事,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瓦西里回答。

    “请不要争论,”列文说,“照吩咐的去做吧。”

    “是,老爷,”瓦西里回答,然后他拉住了马头。“播种得多好呀,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讨好地说,“头等的哩。

    只是好难走呵!靴子上好像拖了一普特泥土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把泥土筛过呢?”列文问。

    “哦,我们把它捏碎就行了,”瓦西里回答,拿起一把种子来,把泥土在手心里揉了几揉。

    他们把未筛过的泥土装上车,是不能责怪瓦西里的,但这事还是叫人烦恼。

    列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试过平息自己的恼怒、使一切似乎不如意的事变得称心如意起来的老办法,那办法他现在又在试用了。他瞧着米什卡怎样几步跨上前来,晃动着粘在两只脚上的大泥块;于是下了马,他从瓦西里手里接过筛子来,亲自动手播种。

    “你在什么地方停止的呢?”

    瓦西里用脚指指一个地点,于是列文尽量走向前去,把种子散播在地里。地里像在沼地里一样地难走,列文播完一行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于是他停住脚步,把筛子还给瓦西里。

    “哦,老爷,到了夏天,可不要为了这一行的缘故骂我呀,”

    瓦西里说。

    “呃,”列文快活地说,已经感到了他运用的方法的效力。

    “哦!到夏天您再看看吧。它会显得两样的。您看我去年春天播种的地方。播种得多么好!我尽了力,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知道,我替我亲生父亲做事也不过如此呢。我自己不喜欢做事马虎,我也不能让别人这样。对东家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请看那边,”瓦西里指着那边的田地说,“真叫人开心啦。”

    “这真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呵,瓦西里。”

    “是呀,像这样的春天,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呢。我在家的时候,我家的老头子也播种了小麦,有一亩的光景。他说你简直辨别不出这小麦和稞麦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播种小麦有好久了吗?”

    “啊,老爷,是您前年教给我们的啦。您给了我一蒲式耳①种子。我们卖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就都种上了。”——

    ①1蒲式耳合36公斤。

    “哦,留心捏碎泥块,”列文说,向马跟前走去,“看看米什卡。要是收成好的话,每亩给你半个卢布。”

    “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谢您呢。”

    列文跨上马,向去年种的苜蓿地,向已经耕过准备播种春麦的田地驰去。

    在残梗中发出芽来的苜蓿长势良好。它又复苏了,不断地从去年小麦的残茎中绿油油地长起来。马在泥里一直陷到了踝骨,从冰雪半溶解了的泥泞里一拔起蹄子来,就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在耕地上面,骑马是完全不可能的;马仅仅在结上一层薄冰的地方可以立足,在冰雪溶解了的畦沟里,它就深陷进去。耕地情况良好;两天之内它就可以把地和播种了。一切都很美满,一切都很愉快。列文顺着涉过溪流的路回去,希望水已经退去。他果然涉过了溪流,惊起了两只野鸭。“一定还有水鹬呢,”他想,正当他走到回家的转弯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管林人,证实了他猜想有水鹬是猜对了。

    列文纵马向家驰去,为的是赶上吃饭,准备好猎枪在傍晚去打猎。

    十四

    当列文兴致勃勃地驰近家门的时候,他听到大门外有铃响。

    “哦,一定是从车站来的人吧,”他想,“莫斯科的火车正是这时候到达的……会是谁呢?万一是尼古拉哥哥呢?他不是说了:‘我也许到温泉去,或者也许到你那里来。’”最初一瞬间他感到惊慌和困惑,恐怕尼古拉哥哥的到来会扰乱他春天的快乐心境。但是他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情而羞愧,于是立刻他无异敞开了心灵的怀抱,怀着柔和的喜悦和期待,现在他从心底希望这是他哥哥。他策马向前,从洋槐树后面飞驰出来,他看见了一辆从车站驶来的租用的三匹马拉的雪橇,和坐在里面的一位穿皮大衣的绅士。这不是他的哥哥。“哦,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就好啦!”他想。

    “噢,”列文快活地叫起来,把两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来了一位贵客!噢,我看见你多么高兴呀!”他叫,认出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

    “我可以探听确实她结了婚没有,或者她将在什么时候结婚,”他想。

    在这美好的春日里,他感觉得想到她也一点不伤心。

    “哦,你想不到我来吧,呃?”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下了雪橇,他的鼻梁上、面颊上、眉毛上都溅上泥,但是却健康和快活得红光满面。“第一我是来看你,”他说,拥抱他,和他亲吻,“第二是来打猎,第三是来买叶尔古绍沃的树林。”

    “好极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呀!你怎么坐雪橇来呢?”

    “坐马车恐怕还要糟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和他相识的马车夫回答。

    “哦,我看见你真是非常,非常高兴呀,”列文说,浮上纯真的孩子般的欢喜的微笑。

    列文领他的朋友到一间客房里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行李也搬进了那房间——一只手提皮包,一支套上枪套的猎枪,一只盛着雪茄烟的小口袋。趁他一个人在那里洗脸换衣的时候,列文走到账房去吩咐关于耕地和苜蓿的事。一向非常顾到家庭体面的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在前厅遇到他,向他请示如何设宴招待。

    “随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要快一点。”他说了,就走到管家那里去了。

    当他返回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洗了脸,梳好头发,喜笑颜开的,正从他房里走出来,他们就一道上楼去。

    “哦,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真是高兴得很!现在我才明白你在这里埋头干的那种神秘事业是什么。说起来我真羡慕你呢。多好的房子,一切都多么好啊!这么明朗,这么愉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忘记了并非一年四季都是春天,都像今天这样天清气朗。“你的乳母简直可爱极了!系着围裙的美丽的使女也许会更合意些;但是以你的严肃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这样子最好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列文特别感到兴味的是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算在夏天到乡间来看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句也没有提到基蒂和谢尔巴茨基家;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他的体贴周到,十分高兴他的来访。在他独居的时间内,他总是有许多不能对他周围的人表达的思想感情累积在心里,现在他把春天那种富有诗意的欢喜、他农事上的失败和计划、他对他读过的书的意见和批评、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大意——那著作,虽然他自己没有觉察到,实际上是以批评一切有关农业的旧著作为基础的——一一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倾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原是很有风趣,什么事情只要稍一暗示就能领悟,在这次访问中格外妙趣横生了,列文在他身上觉察出好似有一种特别和蔼可亲和新的又尊敬又体贴他的态度,那使得他非常高兴。

    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和厨师尽力想把晚餐弄得分外丰盛,结果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不等正菜上桌就大吃起来,吃了不少黄油面包、咸鹅和腌菌,列文末了还吩咐盛汤来,不要等馅饼,厨师原来特别想以馅饼来使客人惊叹的。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惯了完全不同的饭菜,他依然觉得一切都很鲜美;草浸酒、面包、黄油,特别是咸鹅、菌、荨麻汤、白酱油子鸡、克里米亚葡萄酒——一切都精美可口。

    “妙极了,妙极了!”他说,在吃过烧肉之后点燃了一支粗雪茄烟。“我到你这里来感觉得好像是由一艘喧闹颠簸的汽船上登上了平静的海岸一样。那么你认为工人本身就是一个应当研究的因素,农事方法的选择都是由这个因素来决定的吗?自然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想理论和它的应用对于工人也会有影响的。”

    “是的,可是等一等;我并不是在谈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谈农业科学。它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来观察现存的现象,对于工人应当从经济学的、人种学的观点来观察……”

    正在这个时候,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端着果酱走进来。

    “啊,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吻了吻自己的肥胖的指尖,“多么鲜美的咸鹅,多么鲜美的草浸酒啊!……是出发的时候了吧,你看怎样,科斯佳?”

    他补充说。包法利夫人

    列文望着窗外正从树林光秃秃的梢头后面落下去的太阳。

    “是的,是时候了哩,”他说。“库兹马,套马车吧,”于是他跑下楼去。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下去,小心地亲手取下他那猎枪漆匣的帆布套,开开匣子,动手把那贵重的新式猎枪装配起来。库兹马已经猜测到会得到一大笔酒钱,寸步也不离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替他穿上了长统袜和靴子,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乐于把这些事交给他办。

    “科斯佳,请吩咐一声,要是商人里亚比宁来了……我约了他今天来的,就领他进来,叫他等我……”

    “哦,你原来打算把树林卖给里亚比宁吗?”

    “是的。你认得他吗?”

    “我当然认得。我和他有过交易,是‘一言为定’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起来。“一言为定”是商人最爱说的话。

    “是的,他说话的那副神气好笑极了。它知道它的主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他补充说,轻轻拍了拍拉斯卡,它正在列文身边跳来跳去,低吠着,一会儿舐舐他的手,一会儿又舐舐他的靴子和他的枪。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马车已停在门口了。

    “虽然不远,但我叫他们套了马车;不过你要愿意我们就走着去!”

    “不,我们还是乘车去的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跨进了马车。他坐下来,把虎皮毯盖在膝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你怎么不抽烟?雪茄是这么一种东西,并不完全是享乐,而是享乐的顶峰和标志。哦,这才算得是生活啊!多么好呀!

    我真想过这样的生活呢!”

    “可是谁阻挠你呢?”列文微笑着说。

    “不,你才是个幸运儿哩!你随心所欲。你喜欢马——就有马;狗——就有狗;打猎——就打猎;耕作——就耕作。”

    “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我所有的东西,却不为我所没有的东西苦恼的缘故,”列文说,想起了基蒂。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理会了他的意思,望着他却没有说一句话。

    奥布隆斯基凭着素常的机敏注意到列文怕提起谢尔巴茨基家,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他们,为此列文非常感激他;但是现在列文很想探听一下那桩使他那么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勇气开口。

    “哦,你的事情怎样?”列文说,觉得只想自己的事情是不应当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快活地闪耀着。

    “我知道你不承认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的时候还会爱好新的面包卷——照你看来,这是一种罪恶;但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无法生活,”他说,照自己的意思理解了列文的问话。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性如此。实在说,那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却能给予自己那么大的乐趣……”

    “呀!那么又有什么新鲜事情吗?”列文问。

    “是的,老弟,有呀!你知道奥西安型①的女人……就像在梦里见过的那样的女人……哦,在现实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你知道女人这个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她,她始终还是一个崭新的题目。”——

    ①奥西安是三世纪传说中克尔特人的英雄和弹唱诗人马克芬森(1736—1796)于一七六五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的《奥西安之歌》中的女主人公。奥西安歌颂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女性。

    “那就不如不研究的好。”

    “不。有位数学家说过快乐是在寻求真理,而不在发现真理。”

    列文默不作声地听着,不管他怎样费尽心力,他还是一点也体会不了他朋友的感情,理解不了他的情绪和他研究那种女人的乐趣何在。

    十五

    打猎的地点并不远,就在小白杨树林中小溪旁边。到了小树林的时候,列文就下了马车,把奥布隆斯基领到一块冰雪完全融化了的、长满青苔的、潮湿的、空旷草地的角落上去。他自己回到对角一棵双杈的白桦树那里,把枪斜靠在枯萎了的低垂杈枝上,他脱下大衣,再把腰带束紧,活动了一下手臂,试试胳臂是否灵活。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灰色老狗拉斯卡在他的对面小心翼翼地蹲下,竖起耳朵。太阳正在繁密的森林后面落下去,在落日的余晖里,点缀在白杨树林里的白桦树披挂着一枝枝缀满饱实丰满、即将怒放的嫩芽的低垂细枝,轮廓分明地映现出来。

    从还积着残雪的密林里,传出来蜿蜒细流的低微的潺潺声。小鸟啭鸣着,而且不时地在树间飞来飞去。

    在万籁俱寂中可以听到由于泥土融解和青草生长而触动了去年落叶的沙沙声。

    “想想看吧!人简直可以听见而且看见草在生长哩!”列文自言自语,看到了一片潮湿的、石板色的白杨树叶在嫩草的叶片旁边闪动。他站着倾听,时而俯视着潮湿的、布满青苔的地面,时而凝视着竖耳静听的拉斯卡,时而眺望着伸展在他下面的斜坡上的茫茫无际的光秃的树梢,时而仰望着布满了片片白云的正在暗下来的天空。一只鹰悠然地搏动着双翼在远处的树林上面高高飞过;还有一只也用同样的动作向同一个方向飞去,接着就消失了。小鸟越来越大声而忙碌地在丛林里啁啾啭鸣着。一只猫头鹰在不远的地方号叫,拉斯卡惊起,小心地往前跨了几步,就把头歪在一边,开始凝神静听着。溪流那边可以听见杜鹃在叫。它发出了两声它素常的啼声,接着就粗厉地、急速地乱叫了一阵。

    “想想看!已经有杜鹃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从灌木后面走出来。

    “是的,我听到了,”列文回答,不愿意用他自己听来都不愉快的声音打破树林中的寂静。“快来了呢!”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隐身在灌木后面了,列文只看见火柴的闪光,接着是纸烟的红焰和青烟。

    咔!咔!——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扳上枪机的声音。

    “那是什么叫?”奥布隆斯基问,使列文注意听那好像一匹小马在嬉戏中尖声嘶叫那样拖长的叫声。

    “啊,你不知道吗?是公兔叫哩。但是不要再讲话了!听,飞来了!”列文几乎尖叫起来,扳上了枪机。

    他们听到远处尖锐的鸟鸣,正好在猎人非常熟悉的时间,两秒钟以后——第二声,第三声,紧接着第三声可以听到粗嗄的叫声。

    列文环顾左右,他看见在那里,正在他对面,衬托着暗蓝色的天空,在纵横交错的白杨树的柔嫩枝芽上面有一只飞鸟。它一直向他飞来;越来越近的像撕裂绷紧的布片一样的嗄声在他耳边响着;可以看见鸟的长喙和脖颈,正在列文瞄准的那一瞬间,从奥布隆斯基站着的灌木后面,有红光一闪;鸟好像箭一般落下,随后又飞上去。又发出红色闪光和一发枪声,于是拍击着翅膀好像竭力想要留在空中一样,鸟停留了一刹那,就泼剌一声落在泥地上。

    “难道我没有射中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叫着,他给烟遮住了,看不见前面。

    “在这里呢!”列文说,指着拉斯卡,它正竖起一只耳朵,摇着它那翘得老高的毛茸茸的尾巴尖,慢吞吞地走回来,好像故意要延长这种快乐一样,而且俨若在笑的样子,把死鸟衔给她的主人。“哦,你射中了,我真高兴哩,”列文说,同时因为自己没有把鹬射中,不免怀着妒羡的心情。

    “右枪筒发出的那一枪打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回答,装上枪弹。“嘘……又飞来了!”

    真的,尖锐的鸟叫声接二连三地又听到了。两只鹬嬉戏着互相追逐,只是鸣啸着,并没有啼叫,一直向猎人们头上飞来。四发枪声鸣响着,鹬像燕子一样迅速地在空中翻了个筋斗,就无影无踪了。

    ··························打猎的成绩甚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又打下了两只鸟,列文也打下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天色渐渐暗下来。灿烂的银色金星发出柔和的光辉透过白桦树枝缝隙在西边天空低处闪耀着,而高悬在东方天空中的昏暗的猎户星已经闪烁着红色光芒。列文看见了头上大熊座的星星,旋又不见了。鹬已不再飞了;但是列文决定再等一会,直等到他看见的白桦树枝下面那颗金星升到树枝头上面,大熊座的星星完全显露出来。金星已经升到了树枝上面,大熊座的星座和斗柄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他却还在等待。

    “该回家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现在树林里寂静无声,没有一只鸟在动。

    “我们再待一会吧,”列文回答。

    “随你的便。”

    他们现在站着,相隔有十五步的光景。

    “斯季瓦!”列文突如其来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姨妹结了婚没有,或者要在什么时候结婚?”

    列文感觉得自己是这样沉着坚定,他以为什么回答都不可能使他情绪波动。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回答。

    “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结婚,现在也不想;只是她病得很重,医生叫她到国外易地疗养去了。大家简直怕她活不长了哩。”

    “什么!”列文大叫了一声。“病得很重?她怎么啦?她怎么?……”

    当他们这么说话的时候,拉斯卡竖起耳朵,仰望着天空,又责备般地回头望了望他们。

    “他们倒拣了个好时间谈话哩,”它在想。“飞来了呀……

    的确飞来了呀。他们会错过时机呢,”拉斯卡想。

    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两人突然听到了尖锐的鸟叫声,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于是两人连忙抓起枪,两道火光一闪,两发枪声在同一瞬间发出。高高飞翔着的水鹬猝然合拢翅膀,落在丛林里,压弯了柔弱的嫩枝。

    “妙极了!两人一齐!”列文喊叫了一声,他跟拉斯卡一道跑到丛林里去搜索水鹬。“啊,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他回忆着。“是的,基蒂病了……哦,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我难过得很!”他想。

    “它找着了!它多伶俐!”他说,把温暖的鸟从拉斯卡的口里取下,装进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里。“我找到了哩,斯季瓦!”他大叫了一声。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询问了基蒂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是他听到的消息实在使他很快意。他快意的是他还有希望,尤其快意的是她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也很痛苦了。但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说到基蒂的病因,而且提起弗龙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列文就打断了他。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预闻人家的私事,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感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隐隐地微微一笑,在列文的脸色上觉察出他非常熟悉的那种迅速的变化,脸色刚才那样开朗,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阴沉了。

    “你和里亚比宁的树林买卖完全讲妥了吗?”列文问。

    “是的,已经讲妥了。价钱真了不起哩,三万八千。八千现款,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奔走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

    “这样你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忧郁地说。

    “你怎么说是白白送掉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温厚的微笑说,知道这时在列文眼中看来什么都是不称心的。

    “因为那座树林每俄亩至少要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约翰·克里斯朵夫

    “啊,你们这些土财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戏谑地说。

    “你们那种蔑视我们这些可怜的城里人的轻蔑口吻!……但是做起生意来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人都高明。我敢对你说我通盘计算过的,”他说,“这树林实在卖到了很高的价钱——老实说,我还怕那家伙变卦哩。你知道这不是‘材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希望用这种区别来使列文完全信服他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薪木每俄亩地也到不了十三俄丈以上,他平均每亩地给了我二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笑着。“我知道这种态度,”他想,“不但他如此,所有城里人都一样,他们十年中间到乡间来过两三次之后,学来两三句方言土语,就信口乱说起来,而且自以为完全懂了。‘·材·木·每·俄·亩·地·达·多·少·多·少·俄·丈’。他说这些话其实自己一窍不通。”

    “我并不想教你在办公室里书写公文,”他说,“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你请教哩。不过你未免过分自信了,竟然认为你懂得树林的一切门径。这是很困难的呀。你数过树了吗?”

    “树怎么数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着说,还在想为他的朋友解闷。“‘数海滨的沙,星星的光芒,那得有天大的本领……’”①——

    ①奥布隆斯基引用的是杰尔查文的颂歌《上帝》开头的两句。

    “啊,里亚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林不数树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给他们,像你现在这样。我知道你的树林。我每年都到那里去打猎,你的树林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却只给你二百卢布,并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实际上你奉送给他三万卢布。”

    “哦,不要想入非非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诉苦似地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和旁的商人串通好了呀;他收买了他们。我和他们全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家。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赢利的生意,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要等待机会用二十个戈比买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哦,算了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哩。”

    “一点都不,”列文忧郁地说,正在这时他们到家了。

    在台阶跟前停着一辆紧紧地包着铁祭和柔皮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宽皮带紧紧系着的肥壮的马。马车里坐着替里亚比宁当车夫的那位面色通红、束紫腰带的管账。里亚比宁本人已走进了屋子,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里亚比宁是一个高个子的、瘦削的中年男子,长着胡髭、突出的剃光的下巴和鼓出来的无神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背部腰里钉着一排钮扣的蓝色长礼服,和一双踝上起皱、腿肚上很平板的长靴,外面罩上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揩了揩脸,然后整了整本来就十分妥帖的外套,他带着微笑迎接他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手来,好像他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

    “您已经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把手伸给他。

    “好极了。”

    “我不敢违背阁下的命令,虽然路实在太坏了。我简直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我还是准时到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想去握他的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做没有看见他的手,把鹬拿了出来。“诸位打猎消遣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鸟呵,请问?”里亚比宁补充说,轻蔑地朝鹬瞧了一眼。“想必是一宗美味吧。”他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对于这玩意是否合算抱着很大怀疑似的。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阴郁地皱着眉头。“到书房里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里谈。”

    “好的,随便哪里都行,”里亚比宁神气十足地说,好像要使大家感觉到,在这种场合别人可能感到难以应付,但是他是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的。

    走进书房,里亚比宁依照习惯四处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寻找圣像一般,但是当他找着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柜和书架,然后怀着像他对待鹬那样的怀疑姿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决不认为这是很合算的一样。

    “哦,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请坐。”

    “啊,不用担心钱。我特地来和您商量哩。”

    “有什么事要商量呢?请坐吧。”

    “好的,”里亚比宁说,坐了下来,以一种最不舒服的姿势把臂肘支在椅背上。“您一定得稍为让点价,公爵。这样子未免太叫人为难了。钱通通预备好了,一文钱也不少。至于钱决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刚把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到门外去,但是听到商人的话,他就停下脚步。

    “实际上您没有花什么代价白得了这片树林,”他说。“他来我这里太迟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标出价钱来。”

    里亚比宁立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浮上一丝微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很吝啬的,”他带着微笑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简直买不成他的任何东西。我买过他的小麦,出了很大价钱哩。”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白送给您?我不是在地上拾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啊唷!现在哪能偷呢?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得光明正大,现在要偷是办不到的啊。我们老老实实地在商量。这树林价钱太高,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让点价,哪怕是一点点。”

    “但是这笔生意你们已经讲定了没有?如果讲定了,那就用不着再讨价还价;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列文说,“我买这座树林。”

    微笑立刻从里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兀鹰一般的、贪婪残酷的表情。他用敏捷的、骨瘦如柴的手指解开常礼服,露出衣襟没有塞进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青铜钮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个装得鼓鼓的破旧皮夹来。

    “请收下这个,树林是我的了,”他说,迅速地画着十字,伸出手来。“收下这笔钱,树林是我的了。里亚比宁做生意就是这样,他不喜欢锱铢计较,”他补充说,皱着眉,挥着皮夹。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急的,”列文说。

    “唉呀!”奥布隆斯基惊愕地说。“你知道我答应了呀。”

    列文走出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里亚比宁望着门口,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完全是年轻气盛——简直是孩子脾气哩。哦,我买这个,凭良心说,请您相信吧,完全是为了名誉的缘故,就是要人家说买了奥布隆斯基家的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里亚比宁。至于赢利,那可就听天由命了。我对上帝发誓。现在请在地契上签字吧……”

    一点钟之后,这商人仔细地掩上衣襟,扣上常礼服,契约放在口袋里,坐上他那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驰回家去。

    “喔,这些绅士!”他对管账说,“他们都是一模一样哩!”

    “对啦,”管账回答,把缰绳交给他,扣上皮车篷。“可是我要为这宗买卖向您道贺呢,米哈伊尔。伊格纳季奇。”

    “哦,哦……”

    十七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走上楼去,口袋被那商人预付给他的三个月的期票塞得鼓鼓的。树林的买卖已经成交了,钱已到了他的口袋里,打猎成绩又很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高兴之至,因此他特别要想排遣列文心上的不快情绪。他希望在吃晚饭的时候让这一天像开始一样愉快地完结。

    列文确实是闷闷不乐的,虽然他极力想要对他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是他仍然控制不了他的情绪。基蒂没有结婚这个喜讯开始渐渐地使他情绪波动起来。

    基蒂没有结婚,却生病了,并且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冷落了她的男子而病重的。这种侮辱仿佛落在他身上了。弗龙斯基冷落了她,而她又冷落了他列文。因此弗龙斯基有权利轻视列文,所以他是他的敌人。但是列文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他只模糊地感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东西侮辱了他,而现在他倒不是因为伤害了他的事情而恼怒,而是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吹毛求疵。出卖树林这桩愚蠢的买卖,那桩使奥布隆斯基受骗上当并且是在他家里成交的骗局,激怒了他。

    “哦,完了吗?”他在楼上遇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时说。

    “你要吃晚饭吗?”

    “好的,我不会拒绝的。我到了乡下胃口不知有多好呢,真奇怪呀!你为什么不请里亚比宁吃东西?”

    “啊,那个该死的家伙!”

    “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他的呀!”奥布隆斯基说。“你连手都不跟他握。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因为我不和仆人握手,而仆人比他还好一百倍呢。”

    “你真是一位顽固分子呀!打破阶级界限是怎样讲的呢?”

    奥布隆斯基说。

    “谁喜欢打破就请便吧,但这却使我作呕。”

    “我看你是个十足的顽固派呢。”

    “真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什么人。我就是康斯坦丁·列文,再不是别的什么了。”

    “而且康斯坦丁·列文情绪很不好,”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

    “是的,我情绪不好,你可知道为什么?就为了,对不起——你那桩愚蠢的买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温和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人无辜地受到嘲弄责骂一样。

    “啊,算了吧!”他说。“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卖了一件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人说‘这值更多的钱’呢?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却没有谁肯出钱……不,我知道你恨那个不幸的里亚比宁。”

    “也许是那样。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叫我是顽固派,或旁的什么可怕的名字!但是看着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败落下去,实在使我懊恼,使我痛心,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情愿属于贵族阶级哩。而且他们家道败落下去并不是由于奢侈——那样倒算不了什么;过阔绰生活——这原是贵族阶级份内的事;只有贵族才懂得这些门径。现在我们周围的农民买了田地,这我倒也不难过。老爷们无所事事,而农民却劳动,把懒人排挤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为农民欢喜。但是我看到贵族们之所以败落下去,完全是由于——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由于他们自己太幼稚无知的缘故,我实在有点难受。这里一个波兰投机家用半价买到了住在尼斯的一位贵夫人的一宗上好的田产。那里值十个卢布一亩的地,却以一个卢布租赁给一个商人。这里你又毫无道理地奉送三万卢布给那流氓。”

    “哦,那么怎么办呢?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数吗?”

    “自然要数呀!你没有数,但是里亚比宁却数过了。里亚比宁的儿女会有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你的也许会没有!”

    “哦,原谅我吧,可是那样去数未免太小气了呢。我们有我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的,而且他们不能不赚钱。总之,事情做了,也就算了。端来了煎蛋,我最喜爱的食品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还会给我们那美味的草浸酒……”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桌旁坐下,开始和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笑起来,对她说他好久没有吃过这样鲜美可口的午饭和晚饭了。

    “哦,您至少还夸奖一句哩,”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说,“但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无论你给他什么东西吃——即使是一块面包皮——他吃过就走开了。”

    虽然列文极力想控制自己,但他仍然是阴郁而沉默的。他想要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问题,但是又下不了决心,而且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或机会来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下去到他自己房间里去了,脱了衣服,又洗了洗脸,而且穿上皱边的睡衣,上了床,但是列文还在他的房间里徘徊着,谈着各种琐碎的事情,就是不敢问他要知道的事。

    “这肥皂制造得多么精美呀!”他说,看着一块香皂并将它打开,那是阿加菲娅·米哈伊罗夫娜放在那里预备客人用的,但是奥布隆斯基并没有用。“你看,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呢。”

    “是的,现在一切东西都达到了这样完美的境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眼泪汪汪地,悠然自得地打了一个哈欠。

    “比方剧场和各种游艺……哎—哎—哎!”他打着哈欠。“到处是电灯……哎—哎—哎!”

    “是的,电灯,”列文说。“是的,哦,弗龙斯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突如其来地问,放下了肥皂。

    “弗龙斯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停止打哈欠。“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一次都没有到过莫斯科。你知道,科斯佳,我老实告诉你吧,”他继续说,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用手托着他那漂亮红润的脸,他那善良的、湿润的、昏昏欲睡的眼睛像星星一般在他脸上闪烁着。

    “这都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见了情敌就慌了。但是,像当时我对你说过的,我断不定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猛打猛冲一下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他仅仅动了动下巴额,打了个哈欠,并没有张开口。

    “他知不知道我求过婚呢?”列文想,望着他。“是的,他脸上有些狡猾的、耍外交手腕的神气,”他感到自己脸红了,默默地直视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

    “假使当时她那一方面有过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外表的吸引力而已,”奥布隆斯基说。“他是一个十足的贵族,你知道,再加上他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些倒不是对她,而是对她的母亲起了作用。”

    列文皱着眉头。他遭到拒绝的屈辱刺痛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刚受的新创伤一样。但他是在家里,而家中的四壁给了他支持。

    “等一等,等一等,”他开始说,打断了奥布隆斯基。“你说他是一个贵族。但是请问弗龙斯基或者旁的什么人的贵族身份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竟然会瞧不起我?你把弗龙斯基看作贵族,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凭着阴谋诡计赤手起家,而他的母亲呢——天晓得她和谁没有发生过关系……不,对不起,我把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样的人倒看做是贵族呢,这些人的门第可以回溯到过去三四代祖先,都是有荣誉的,都有很高的教养(才能和智力,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像我父亲和祖父一样从来没有谄媚过谁,从来也没有依赖过谁。而且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人呢。你以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而你却白白奉送了里亚比宁三万卢布;但是你征收地租以及我所不知道的什么等等,而就却不,所以我珍贵我祖先传下来的或是劳动得来的东西……我们才是贵族哩,而那些专靠世界上权贵的恩典而生活的,以及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人是不能算的。”

    “哦,你在影射谁呢?我倒很同意你的意见,”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诚恳而又温和地说,虽然他感觉到列文也把他归入了二十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那一类人中。列文的激动使他真地觉得很有趣。“你在影射谁呢?虽然你说的关于弗龙斯基的话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说那个。我老实告诉你,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一定要同我一道回莫斯科去,然后……”

    “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在我说来都无所谓,我告诉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绝了,而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痛苦而屈辱的回忆罢了。”

    “为什么?瞎说!”

    “但是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有什么唐突的地方,”列文说。现在他说出了心事,他又变得像早晨那样了。“你不生我的气吧,斯季瓦?请你不要生气,”他说,微笑着,拉住他的手。

    “当然没有,一点也没有!而且没有理由要生气呢。我很高兴我们把话都说明白了。你知道,早上打猎照倒是很有趣的。去不去呢?我今晚情愿不睡,我可以从猎场直接到车站去。”

    “好极了!”

    十八

    虽然弗龙斯基的内在生活完全沉浸在热情里,但是他表面的生活仍然毫无变化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与联队生活和种种利害关系构成的惯常轨道进行。联队的利益在弗龙斯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爱联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联队爱他。联队里的人不但爱弗龙斯基,而且也敬重他,以他而自豪;引以自豪的是,这个人,既有钱,又有才学,还有导致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前程,而他竟把这一切完全置之度外,而在全部生活的利益中把联队和同僚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弗龙斯基理解同僚们对他所抱的这种看法,因此除了爱好这种生活之外,他还感觉得不能不保持这个名誉。

    这是不消说的,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事件,就是在最放荡不羁的酒宴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醉到完全失掉自制力的程度)也从不曾泄漏他的秘密。他还堵住了任何想要暗示他这种关系的轻率的同僚的口。但是,虽然这样,他的恋爱还是传遍了全城;大家都多多少少准确地猜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大多数青年人都很羡慕他,也无非是为了他的恋爱中那种最讨厌的因素——卡列宁的崇高地位,以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特别耸人听闻等等。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了人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年轻妇人看见她们猜对了,都幸灾乐祸起来,只等待着舆论明确转变了,就把所有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她们已准备好一把把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她掷来。大多数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于这种快要发生的社交界的丑闻感到不快。

    弗龙斯基的母亲,听到他的恋爱关系,起初很高兴,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还有,那就是卡列宁夫人,那么使她中意而且讲过不少她自己儿子的情况的,竟然也和所有旁的美丽端庄妇人的行径一样——至少照弗龙斯基伯爵夫人看来是那样。但是她最近听到她儿子拒绝了人家给他的一个对于他的前途关系重大的位置,只是为了要留在联队里,可以常会见卡列宁夫人,而且她听到许多大人物因此都对他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还有叫她心焦的是,从她听来的关于这个关系的一切看来,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美艳的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像她听说的那样一种可能使他干出愚蠢的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①。自从他突然离开莫斯科以后,她就没有看见过他,因此她差她的大儿子去叫他来看她——

    ①维特是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为了他所爱的女友绿蒂同别人结婚而自杀。

    这位长兄也不满意他的弟弟。他没有分析他的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伟大的还是渺小的,热情的还是非热情的,轻佻的还是严肃的(他自己也姘上了一个舞女,虽然他已经有了子女,所以他在这些事情上倒是很宽大的);但是他知道这恋爱事件是那些大家都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他弟弟的行为。

    除了军职和社交以外,弗龙斯基还有一个嗜好——骑马。

    他是爱马如命的。

    今年规定了要举行士官的障碍赛马。弗龙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的纯种牝马,虽然他沉醉在恋爱中,但是他依然热烈地、虽说是有节制地向往着即将举行的赛马……

    这两种热情并不互相抵触。相反地,他需要超出他的恋爱以外的事务和消遣,这样他可以摆脱那使他过分激荡的情绪而得到镇静和休息。

    十九

    在克拉斯诺村赛马那一天,弗龙斯基比平常更早地来到联队的公共食堂吃牛排。他用不着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他的体重是四个半普特,正合规定的重量;但是他还得不发胖才好,因此他避免吃淀粉质和甜食。他坐下来,解开上衣钮扣,露出白背心来,把两肘支在桌子上,他一面等着他叫的牛排,一面望着一本摊开在他碟子上的法国小说。他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和进进出出的士官们谈话;他在沉思。

    他想着安娜答应在今天赛马后来看他。但是他有三天没有看见她了,因为她丈夫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和她会面,他也不知道怎样去探听。他和她最近一次会见是在他的堂姐贝特西的别墅①。他不轻易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他想到那里去,他开始考虑怎样去法——

    ①当时在俄国城市里供职的人夏天通常总在郊外租一所别墅,家眷住在别墅里,而在城内有职务的人就可以来回往返。

    “我当然说是贝特西派我来问她去不去看赛马的。我当然要去,”他暗自决定了,抬起头来不看书。当他在心里栩栩如生地描绘着看到她时的那种快乐情景,他眉开眼笑起来。

    “派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赶快把三马篷车套好,”他对那个把一银碟热气腾腾的牛排端给他的仆人说,然后把碟子拉到面前,开始吃起来。

    从隔壁台球房里传来了撞球和谈笑的声音。两位士官在门口出现:一个是年轻人,长着一副消瘦而柔弱的面孔,新近才从贵胄军官学校加入联队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士官,腕上戴着手镯,长着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

    弗龙斯基瞟了他们一眼,皱起眉头,就斜着眼看书,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似的,他边读边吃起来。

    “怎样?加了油好去工作吗?”胖士官说,在他旁边坐下。

    “对啦,”弗龙斯基回答,皱着眉头,揩揩嘴,不望着那士官。

    “那么你不怕发胖吗?”对方说,替那年轻士官拖过一把椅子来。

    “什么?”弗龙斯基生气地说,显出厌恶的脸色,露出整齐的牙齿来。

    “你不怕发胖吗?”漂亮朋友

    “来人,雪利酒!”弗龙斯基说,没有回答,把书移到另一边,他继续读着。

    那胖士官拿起一张酒单,转向年轻士官。

    “我们喝什么酒,你挑吧,”他说,把酒单递给他,向他望着。

    “我看就莱茵葡萄酒吧,”年轻士官说,胆怯地斜眼看了弗龙斯基一眼,极力去扯他那几乎看不见的胡髭。看见弗龙斯基没有回转身来,青年士官就站了起来。

    “我们到台球房去吧,”他说。

    胖士官顺从地立起身来,他们向门口走去。

    这时,魁梧奇伟的亚什温大尉走进了房里,他带着一种傲慢的轻蔑态度头一昂对两位士官点了点头,就走到弗龙斯基身旁去。

    “噢!他在这里!”他叫起来,用大手重重地拍拍他的肩章。弗龙斯基生气地回头一望,但是他的脸上立刻闪烁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亲切神情。

    “你真聪明,阿廖沙,”大尉用洪亮的男中音说。“你现在得吃一点,喝一小杯。”

    “啊,我并不想吃。”

    “真是形影不离的两搭档,”亚什温加上说,讥讽地瞥视着这时正在离开这房间的两位士官。他弯着紧紧地裹在马裤里的长腿,在椅子上坐下来,那椅子对他说是太矮了,以至他的两膝弯成了锐角形。“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克拉斯宁剧场?努梅罗娃可真不错呢。你到哪里去了?”

    “我在特维尔斯基家耽搁得太久了。”弗龙斯基说。

    “噢!”亚什温回答。

    亚什温,一个赌徒和浪子,一个不单不讲道德,而且品行不端的人,这个亚什温是弗龙斯基在联队里最好的朋友。弗龙斯基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体力过人,他那体力主要是以能够纵情狂饮,能够彻夜不睡而毫无倦意来显示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坚强的意志力,那种意志力表现在他对同僚和长官的关系上,他博得了他们的畏惧和尊敬,同时也表现在赌博上,他赌上万的输赢,不管他喝得多醉,他总是那样熟练和果断,以至他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第一流的赌客。弗龙斯基尊敬而又喜欢亚什温,特别是因为他感觉得亚什温喜欢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姓氏和财富,而是为了他本人。在所有的人当中,弗龙斯基只愿意同他一个人谈他的恋爱问题。他感觉到亚什温虽然看起来轻视一切感情,却是唯一能够理解那充溢了他的整个生命的强烈热情的人。此外,他相信亚什温的确不喜欢流言蜚语,而且真正理解他的感情,那就是说,知道而且相信这场恋爱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更为严肃更为重要的事情。

    弗龙斯基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他全知道,而且对这恋爱有正确的理解,他很高兴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

    “哦,是的!”他听到弗龙斯基在特维尔斯基家的时候这样说;他的黑眼睛闪耀着,他捋着左边的胡髭,依照他的坏习惯,开始把它塞进嘴里。

    “哦,你昨天干了什么?赢了吗?”弗龙斯基问。

    “八千。但是三千不能算数;他不见得会给呢。”

    “啊,那么你在我身上输掉也不要紧了,”弗龙斯基笑着说。(亚什温在这次赛马中在弗龙斯基身上下了一大笔赌注。)

    “我绝对不会输。只有马霍京有点危险性。”

    于是谈话转移到今天赛马的预测上,弗龙斯基此刻只能想到这件事情。

    “走吧,我已经吃完了,”弗龙斯基说着,站起身来,他向门口走去。亚什温也站了起来,伸直了他的长腿和长背。

    “我吃饭还嫌太早,但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喂,酒!”他大声叫,那声音在喊口令时叫得顶响,现在使玻璃窗都震动了。“不要了,”他立刻又叫了一声。“你要回家,我和你一道去。”

    于是他和弗龙斯基一同走了出去。

    二十

    弗龙斯基寄宿在一所宽敞清洁,用板壁隔成两间的芬兰式小屋里。彼得里茨基在野营里也和他一道住。当弗龙斯基和亚什温走进小屋的时候,彼得里茨基已经睡着了。

    “起来,你睡够了,”亚什温说,走到板壁那边去,在那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睡着的彼得里茨基的肩膊上推了一下。

    彼得里茨基突然爬起来跪着,四下张望。

    “你哥哥来过这里,”他对弗龙斯基说。“他叫醒了我,那该死的家伙,并且说他还要来。”于是拉上毛毯,又扑到枕头上。“啊,别闹了,亚什湿!”他说,对正在拉开他的毛毯的亚什温生气了。“别闹了!”他翻转身来张开眼睛。“你倒告诉我喝点什么好呢,我嘴里的味道真难受!……”

    “伏特加最好了,”亚什温用低声说。“捷列先科,给你主人拿伏特加和黄瓜来,”他叫了一声,显然很欣赏自己的嗓子。

    “你觉得伏特加顶好吗?呃?”彼得里茨基问,做着怪脸,揉了揉眼睛。“你要喝点吗?那么好,我们一道喝吧!弗龙斯基,喝一杯吧?”彼得里茨基说,起了床,用虎皮毯子裹着身体。

    他走到板壁门口去,举起双手,用法语哼着;“‘昔有屠勒国之王①。’弗龙斯基,你要喝一杯吗?”——

    ①这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甘泪卿的歌词的首句。

    “走开吧!”弗龙斯基说,把仆人拿给他的常礼服穿上。

    “你到哪里去呢?”亚什温说。“啊,你的三马篷车来了?”

    他看见马车驶近了的时候补充说。

    “到马厩去,而且为了马的事情我还得去看看布良斯基,”

    弗龙斯基说。

    弗龙斯基的确约好了去看望住在离彼得戈夫约莫十里光景的布良斯基,把买马的钱还给他;因此他也希望赶得及去那里一趟。但是他的同僚们立刻明白他并不只是到那里去。

    彼得里茨基口里还在哼着,使了个眼色,努着嘴,好像在说:“啊,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布良斯基是什么样的人。”

    “当心不要迟到!”亚什温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就改变了话题:“我的栗毛马怎样?还行吗?”他问,望着窗外三匹马当中的一匹,那是他卖给弗龙斯基的。

    “等一等!”彼得里茨基向已经走出去的弗龙斯基叫着。

    “你哥哥留了一封信和一个字条给你。等一等,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

    弗龙斯基停下脚步。

    “哦,它们放在哪里呢?”

    “它们放在哪里去了呢?这倒是个问题!”彼得里茨基郑重其事地说,把食指从鼻端往上移。

    “快告诉我,这简直是胡闹呢!”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上壁炉。一定是在这里什么地方。”

    “花样玩得够了!信到底在哪里呢?”

    “不,我真的忘了。难道是做梦吗?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何必生气呢?假使你昨天像我那样每人喝了那么四大瓶酒,你也会忘了你睡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我来想一想!”

    彼得里茨基走到板壁那边去,在床上躺下来。

    “等一等!我是这样躺着的,而他是这样站着的。对啦—对啦—对啦……在这里呢!”彼得里茨基从卧褥下面掏出一封信来,他把信藏在那下面。

    弗龙斯基拿了那信和他哥哥的字条。这正是他意料到的信——他母亲写来的信,责备他没有去看过她,而他哥哥留下的字条说一定要和他谈一谈。弗龙斯基知道这都是关于那件事情。“关他们什么事呢!”弗龙斯基想,于是折起信笺,把信从常礼服钮扣之间塞进去,这样他可以在路上仔细看一遍。在小屋门口,他碰见了两个士官,一个是他的联队里的,一个是属于另外的联队的。

    弗龙斯基的住所经常是所有士官聚会的场所。

    “你到哪里去?”

    “我得到彼得戈夫去。”

    “你的马已经从皇村来了吗?”

    “来了,但我还没有看到。”

    “据说马霍京的‘斗士’①瘸了。”——

    ①马名。

    “瞎说!可是在这样的泥地里你怎么赛马呢?”另一个问。

    “我的救星来了!”彼得里茨基看见进来了人这样地叫着。

    勤务兵端了一个盛着伏特加和盐渍黄瓜的盘子站在他面前。

    “亚什温叫我喝点酒,好提提精神呢。”

    “哦,你昨天真把我们弄苦了,”进来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说,“你害得我们整整一夜没有睡。”

    “啊,我们不是收场很妙吗!”彼得里茨基说。“沃尔科夫爬上屋顶,告诉我们他是多么伤心!我说:‘我们听听音乐,听听葬礼进行曲吧!’他听着葬礼进行曲就在屋顶上面睡着了。”

    “喝吧,你一定得喝伏特加,然后来点矿泉水,多来些柠檬,”亚什温说,在彼得里茨基旁边监视着,就像一位哄小孩吃药的母亲一样。“然后再来少许香槟酒——那么一小瓶。”

    “哦,这倒有道理。等一等,弗龙斯基,我们大家一道喝吧。”

    “不;各位,再会。我今天不喝。”

    “哦,你怕增加体重吗?好的,那么我们就自己来喝。给我们矿泉水和柠檬。”

    “弗龙斯基!”当他已经走出门的时候什么人喊道。

    “什么?”

    “你最好把头发剪了,要不然太重了,特别是秃顶上。”

    弗龙斯基的确过早地开始有了秃顶的痕迹。他快活地笑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来,然后把帽子拉得遮住秃顶,走出去,上了马车。

    “到马房去!”他说,正要掏出信来读一遍,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读了,为的是在看牝马之前不要分散了注意力。“以后再说吧!”

    二十一

    临时的马厩,一个木板搭的棚子,建在跑马场附近,他的牝马昨天就应该牵到那里去了。他还没有去看过它。在最近几天内,他自己没有骑着它练习,却把它委托给调马师了,因此现在他简直不知道他的牝马过去以及现在情况如何。他还没有下马车,他的马夫,所谓“马僮”的,老远就认出了他的马车,把调马师叫出来。一个干瘦的英国人,穿着长统靴和短衣,刮净了脸,仅在下巴下面留了一撮胡须,迈着骑手那种不灵活的步伐,张着臂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他。

    “哦,佛洛佛洛①怎样了?”弗龙斯基用英语问——

    ①马名。

    ②英语:很好,先生。

    “Allright,sir,”②英国人的声音从咽喉深处发出来回答说。“还是不进去的好,”他补充说,举起帽子。“我给它套上了笼头,那马不安静得很哩。还是不进去的好,那会使它激动起来。”

    “不,我要进去。我要看一看它。”

    “那么,来吧,”英国人皱着眉,还是没有张开嘴说,于是摆动着胳臂肘,他迈着拖沓的步伐走在前头。

    他们走进马厩前面的一个小院子。一个穿着干净的短上衣,又年轻又漂亮的值班的马僮,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迎接他们,跟着他们走去。马厩里有五匹马站立在各自的厩室里,弗龙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京的马“斗士”,一匹高大的栗色马,也牵到了那里,一定在那群马中间。弗龙斯基想看看他没有见过的“斗士”的心情比要看他自己的牝马还要急切;但是他知道依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非但不允许看,就是探问一下都有失体统。正在他走过走廊的时候,马僮把通左边第二厩室的门开开,于是弗龙斯基瞥见了一匹长着雪白蹄子的高大的栗色马。他知道这就是“斗士”,但是抱着避而不看别人拆开的信那样的心情,他扭过头去,走近了佛洛佛洛的厩室。

    “这儿这匹马是属于马克……马克……我总说不出那名字来,”英国人回过头来说,用他那指甲很脏的大拇指头指着“斗士”的厩室。

    “马霍京的?是的,那是我的最厉害的对手呢,”弗龙斯基说。

    “要是你骑那匹马的话,”英国人说,“我一定在你身上下赌注了。”

    “佛洛佛洛神经质一点,那匹马要强壮一些,”弗龙斯基说,因为自己的骑术受了赞美而微笑着。

    “在障碍赛马中,一切全靠骑术和pluck,”英国人说。说到pluck——那就是,精力和胆量的意思——弗龙斯基不但觉得他已经够多的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有pluck。

    “您的确觉得我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啊,不需要,”英国人回答。“请别大声说话。那匹马很激动哩,”他补充说,向对面那间关上门的厩室点了点头,从那厩室里面传出来马蹄践踏稻草的声音。

    他开开门,弗龙斯基走进由一扇小小的窗里透进微弱的光线的厩室。在厩室里站着一匹黑褐色的牝马,它套上了笼头,用蹄子翻腾着新鲜稻草。在厩室的昏暗光线中环顾着周围,弗龙斯基不由自主地又仔细端详了一遍他的爱马的全部体格。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看来,并非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它全身骨骼细小;虽然它的胸膛向前突出,但却是窄狭的。它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明显地往里弯,后腿弯曲得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不怎样丰满;但是这匹牝马的肋骨却特别宽,这个特点因为它被调练得消瘦了的缘故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部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上去,不过手指那么粗细,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整个身体,除了肋骨,看上去好像是被两边挟紧,挟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的一切缺点的最大的优点。那优点就是·血·统,如英语所说的那种奏效的·血·统。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像缎子一般光滑的皮肤下,筋肉从血管的网脉下面突出地隆起来,像骨头一般坚硬。它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明亮、喜气洋洋的眼睛的瘦削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的张开的通红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它的整个身躯,特别是它的头部,有一种富有精力同时很柔和的神情。它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它所以不能说话,只是因为它的口腔的构造不允许它说话。

    至少,在弗龙斯基看来,好像他望着它那一瞬间所体会到的心情,它全都懂得。

    弗龙斯基刚走到它面前,它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且,斜着它那凸起的眼睛,以致眼白都露出血丝来,它从对面惊视着走近的人,摇摆着笼头,富于弹性地轮流用四只蹄子蹴踢着地面。

    “您看,它多么激动呀,”英国人说。红与黑

    “啊,亲爱的!啊!”弗龙斯基说,走到牝马面前抚慰它。

    但是他越走近,它就变得越兴奋了。仅仅在他站到它头旁的时候,它这才突然静下来,而筋肉在它那柔软的、优美的毛皮下面颤动。弗龙斯基轻轻地拍了拍它的结实的脖颈,理好它那隆起的颈背上垂到一边的鬣毛,把他的脸凑近它那好像蝙蝠的羽翼一样的张大的鼻孔。它从紧张的鼻孔里大声吸进一口气,又喷出来,战栗了一下,竖起尖尖的耳朵,向弗龙斯基伸出它那又厚又黑的嘴唇,好像要咬他的袖子似的,但是记起套着笼头,它又抖动起来,又开始不安定地轮流用它那纤细的腿践踏着。

    “安静些,亲爱的,安静些!”他说,又轻轻抚摸了一下马的臀部,愉快地觉察到他的牝马是处在最良好的状态中,他走出了厩室。

    牝马的兴奋感染了弗龙斯基。他感觉得热血往心头直涌,感觉到他也像那牝马一样,渴望活动、咬人;这是又可怕又愉快的。

    “哦,那么我托付您了,”他对英国人说。“六点半到赛马场。”

    “好的,”英国人说。“您到什么地方去,阁下?”他问,突然用了他差不多从来不曾用过的mylord①这样的称呼——

    ①英语:阁下。

    弗龙斯基惊讶地抬起头来,很知趣地不望英国人的眼睛,只望着他的前额,惊异他问得这么大胆。但是觉察到英国人这样问时并没有把他看成主人而只当他骑手,于是他回答道:

    “我得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一下,一个钟头以后就回家。”

    “今天人家这样问了我多少回呀!”他暗自说,涨红了脸,他是不轻易红脸的。英国人注意地望着他,好像他也知道弗龙斯基要到什么地方去似的,他补充说:

    “最要紧的是在赛马之前保持镇静,”他说,“不要动怒,不要为什么烦恼。”

    “Allright”弗龙斯基笑着回答,于是跨进马车,他吩咐马车夫驱车到彼得戈夫去。

    他还没有走多远,从早上起大有风雨欲来之势的乌云密布了,一阵倾盆大雨降下来。

    “多糟糕呀!”弗龙斯基想,张起车篷。“路本来就很泥滑,现在简直变成沼泽了。”独自坐在遮上车篷的篷车里,他取出他母亲的信和他哥哥的字条来,看了一遍。

    是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件事情。每个人,他母亲也好,他哥哥也好,每个人都觉得应当来干涉他的私事。这种干涉在他心中唤起了一种愤恨的心情——一种他以前很少体验到的心情。“关他们什么事呢?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得有关心我的义务呢?为什么他们要跟我找麻烦?就是因为他们看出这是一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假使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他们就不会干涉我了。他们感觉到这有点儿不同,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于我比生命还要宝贵。而且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使得他们恼怒了。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或是将要成为怎样,我们自作自受,毫无怨尤,”他说,以·我·们这个字眼把他自己和安娜联系起来。“不,他们一定要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丝毫不懂得幸福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恋爱,我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他沉思。

    就因为他们横加干涉,他生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气,正因为他内心里感觉到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感觉到把他和安娜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恋爱并不是一种一时的冲动,就像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那样,在双方的生活上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记忆以外,不留另外一点痕迹。他感到他自己和她的处境是痛苦的,感觉到以他们在社交界人士心目中的显著地位,要隐瞒他们的恋爱,要说谎和欺骗是困难的;在把他们结合起来的那热情强烈到使得他们两人除了恋爱忘怀了一切的时候,还要说谎、欺骗、装假和不断地顾及别人,那实在是困难的。

    他十分真切地回想起他不得不违反本性而几次三番地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形。他特别清晰地回想起他不止一次在她脸上看出她由于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感到羞耻的神情。而且他体验到自从他和安娜秘密结合以来就有时浮上他心头的那种奇怪的心情。这是对什么东西抱着的厌恶感——是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呢,还是对自己呢,或者是对整个社交界呢,他不知道,但他总是把这种奇怪的心情排遣开去。现在,他抖擞起精神,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是的,她以前是不幸的,但却很自负和平静;而现在她却不能够平静和保持尊严了,虽然她不露声色。是的,这事一定得了结,”他下了决心。

    于是他的脑际第一次明确地起了这样的念头:这种虚伪的处境必须了结,而且越快越好。

    “抛弃一切,她和我,带着我们的爱情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吧;”他自言自语说。

    二十二

    大雨没有下多久,当弗龙斯基驶近目的地,驱赶着辕马全速飞跑,松开缰绳让两侧拉边套的马在泥泞的地面上奔驰过去的时候,太阳又露出来,别墅的屋顶和大街两旁庭院里的古老菩提树水淋淋的闪耀着光辉,水珠轻快地从树枝上滴下,水从屋顶上滔滔地流下来。他不再想这场骤雨会怎样毁坏了赛马场,现在只觉得高兴——多亏这场雨——他准会赶上她一个人在家,因为他知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近才从温泉回来,还没有从彼得堡来到这里。

    弗龙斯基希望看到她一个人在家,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像往常一样还没有过桥就下了车,徒步向那幢房子走去。他没有走上大门的台阶,却走进院子里去。

    “你们的主人回来了吗?”他问园丁。

    “没有。太太在家呢。请您走前门;那里有仆人,他们会开门的,”园丁回答。

    “不,我由花园里穿过去。”

    证实了只有她一个人,想出其不意地使她吃一惊,因为他并没有约定今天来,而她也决不会料想到他在赛马之前还会来,他握住佩刀,小心地踏着两旁栽着花草的沙石小径朝面向花园的凉台走去。弗龙斯基完全忘了他在路上所想起的自己处境的艰难。他一心想着他马上就要看见她,不是在想像里,而是整个活生生的,如她实际上那样。当他已经走进去,为了不要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踏上凉台的不陡的台阶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他常常忘记了的东西,形成了他和她的关系中最苦恼的一面的东西,那就是,她那露出一双询问般的——在他看来好像是含有敌意的——眼神的儿子。

    这小孩比什么人都频繁地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障碍。当他在旁边的时候,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不但都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说的话,甚至也不讲一句小孩听不懂的暗示的话。他们并没有商量好这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是他们欺骗了小孩的话,自己一定会觉得可耻的。他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像朋友一样交谈着。但是虽然这样小心,弗龙斯基还是常常看到这小孩凝视着他的注意而迷惑的目光,在这小孩对他的态度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怯和游移不定的神态,时而很亲密,时而却冷淡而隔阂。似乎这小孩感觉到了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关系,那关系的意义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实际上这小孩自己也感觉到他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极力想要弄明白他对于这个人应当抱着怎样的感情,但他却弄不明白。由于小孩对于感情的流露非常敏感,他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教师和他的保姆,——不但都不欢喜弗龙斯基,而且用恐怖和厌恶的眼光看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而他的母亲却把他看作最好的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什么人呀?我该怎样去爱他呢?要是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错;我不是笨,就是一个坏孩子,”这小孩这样想着。因此他露出试探的、询问的、有时多少含着一些敌意的表情和使得弗龙斯基那么着恼的羞怯而游移不定的神态。但凡小孩在场的时候,总在弗龙斯基心里引起一种异样的无缘无故的厌恶心情,那是他最近常常体验到的。这小孩在场的时候,在弗龙斯基和安娜两人心里都唤起这样一种心情,好比一个航海家根据罗盘看出他急速航行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但要停止航行却又非他力所能及,而且随时随刻都在载着他偏离得越来越远了,而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要灭亡了。

    这小孩,抱着他对人生的天真见解,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向他们指示出,他们偏离他们所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的正确方向有多么远了。

    这回谢廖沙不在家,只有她一个人在,她正坐在凉台上,等待她的出去散步遇了雨的儿子回来。她差了一个男仆和一个使女去寻找他。穿着镶着宽幅绣花的白色连衣裙,她坐在凉台角落上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弗龙斯基的脚步声。低下黑色鬈发的头,她把前额紧贴着摆在栏杆上的冰冷的喷水壶,用她那双戴着他那么熟悉的戒指的纤手捧住那把壶。她的整个身姿、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手的美丽每次都像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使弗龙斯基倾倒。他站住了,狂喜地望着她。但是,他刚要向她再走近一步的时候,她就感到他到来了,于是推开水壶,把她那泛着红晕的脸转向他。

    “怎么回事?你病了吗?”他走向她,用法语对她说。他本想跑到她面前去,但是想到也许附近有人,他就回头向凉台的门望了一望,微微涨红了脸,就像他在感觉到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小心提防的时候,常常红脸那样。

    “不,我很好哩,”她说,立起身来,紧紧地握着他伸出的手。“我没有想到……你来。”

    “啊唷!多么冰凉的手呀!”他说。

    “你吓了我一跳,”她说。“我一个人在等谢廖沙。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这边进来。”

    但是,虽然她努力镇静,她的嘴唇却在颤抖着。

    “请你原谅我来你这里,但是我一天不看见你都过不下去,”他继续说,照例是用法语,为的是要避免俄语的“您”和“你”这两个字眼,前者听起来未免太冷淡难堪,后者却又亲密到危险的地步。

    “为什么原谅?我多么高兴呀!”

    “可是你身体不好,要么就是心中烦恼,”他继续说,没有放下她的手,弯腰向着她。“你在想什么呢?”

    “老是想那件事情呢,”她微笑着说。

    她说的是真话。无论什么时刻有人问她在想什么的时候,她准都会这样回答的,老是想那件事情,想她的幸福和不幸。正当他到来的时候她就在这样想着:她奇怪为什么在别人,比方在贝特西(她知道她和图什克维奇的秘密关系),这完全不算一回事,而在她却是这样痛苦。今天这个念头不知什么原因使她特别痛苦。她问他赛马的事。他回答了她的问题,看见她很激动,就极力给她解闷,开始用最平常的语调把赛马的准备详细地告诉她。

    “告诉他呢,还是不告诉他?”她想,望着他那镇静的、亲切的眼睛。“他是这样快乐,这样全神贯注在赛马的事情上面,他不会很好地了解这件事,他不会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当我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打断了自己的话说,“请告诉我吧!”

    她没有回答,微微低着头,她皱着眉头询问般地望着他,她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耀着。她的手一面摩弄着她摘下的一片树叶,一面在发抖。他看到了这个,他的脸表露出曾经博得过她那样的欢心的那种完全的顺从,那种奴隶般的忠心的神色。

    “我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想我知道你有什么忧愁,而我却没有为你分担的时候,我还能够安心吗?告诉我吧,看在上帝面上!”他恳求地重复说。

    “是的,假使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我是不能够原谅他的。还是不告诉他的好;为什么要考验他呢?”她想,还是那样盯视着他,而且感觉得那只拿着树叶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看在上帝面上吧!”他拉着她的手重复说。

    “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要,要,要呀……”母亲

    “我怀孕了,”她低声慢慢地说。

    她手里的树叶抖动得更加厉害了,但是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注视着他将怎样接受这个消息。他脸色变白了,想说句什么话,却又停住了,他放下她的手,他的头垂下去。“是的,他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她想,于是感激地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但是她以为他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像她,一个女人,所了解的那样,这就错了。听了这个,他感觉得他对于不知什么人所怀的那种异样的厌恶心情以十倍的强度袭上他的心头!但是同时他感觉得他所渴望的转变关头现在来到了,感觉得再要瞒住她的丈夫已经不可能,无论如何非得把这不自然的状态了结不可了。但是,除此以外,她肉体上的激动也感染了他。他用顺从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她,吻了吻她的手,立起身来,于是,默默无言地在凉台上来回走着。

    “是的,”他说,毅然决然地走到她面前。“你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做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了结,”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了结我们所过的这种弄虚作假的生活。”

    “了结?怎样了结法,阿列克谢?”她低低地说。

    她现在镇静些了,她的脸上闪烁着温柔的微笑。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她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是的,但是完完全全地,完完全全地。”

    “但是怎样做法,阿列克谢,告诉我怎样做法?”她用嘲笑自己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的忧愁的口吻说。“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呢?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什么处境都有办法摆脱的。我们得打定主意,”他说。

    “随便什么情况都比你现在这种处境好。自然,我看出你为了一切多么苦恼——为了社会和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

    “啊,就是没有为我的丈夫,”她露出平静的微笑说。“我不了解他,我不想他。他在我看并不存在。”

    “你说的不是真话。我了解你。你为了他也苦恼着。”

    “啊,他连知都不知道呢,”她说,突然她的脸涨得通红;她的两颊、她的前额、她的脖颈都红了,羞愧的眼泪盈溢在她的眼里。

    “可是我们不要谈他了吧。”

    二十三

    弗龙斯基曾经好几次,虽然没有像这次这样坚决,极力想使她考虑她自己的处境,而每次他都遭到了她现在用来答复他的请求的那种同样肤浅而轻率的判断。好像这里面有什么她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正视的东西,好像她一开始说到这个,她,真正的安娜,就隐退到内心深处,而另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女人,一个他所不爱、他所惧怕的、处处和他作对的女人就露出面来了。但是他今天下了决心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他知不知道,”弗龙斯基用平素那种镇静而坚决的语调说,“那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够……你不能够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你说,怎么办好呢?”她还是带着轻松的讥讽口吻问。她原来那么惧怕他把她的怀孕看得太随便,现在却唯恐他由此断定非采取某种步骤不可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离开他就是。”

    “很好,假定我这样做,”她说。“你知道那结果会怎样?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于是一道邪恶的光芒在她那一分钟前还是那么柔和的眼睛里闪烁。“‘呃,你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和他发生了有罪的关系吗?(摹拟着她的丈夫,她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样特别强调有罪的这个字眼,)我曾警告过你,这在宗教、公民和家庭的关系上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名声和……和我的儿子,’”她原来想这样说的,但是她却不能拿她儿子开玩笑,“‘玷污我的名声,’和诸如此类一套话,”她补充说。“总而言之,他会打官腔,用清楚明确的话说他不能让我走,他要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来防止丑闻四播。他会冷静认真地照他的话去做。事情准会弄到这种地步。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她补充说,一面说一面细想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姿态和说话的样子,她历数着可能在他身上找得出来的一切缺点,并不因为她自己对他犯了可怕的罪而稍微原谅他一点。

    “可是,安娜,”弗龙斯基极力想要安慰她,用柔和的劝导声调说,“我们无论如何非得把一切都告诉他不可,然后再针对他采取的措施采取对策。”

    “那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并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知道你很痛苦啊。”

    “是的,逃走,做你的情妇吗?”她愤怒地说。

    “安娜,”他说,温柔中含着谴责。

    “是的,”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了……”

    她原来又想说“把我的儿子”的,但是这句话她说不出口来。

    弗龙斯基不能了解以她那坚强而又诚实的性格,她怎么能忍受这种弄虚作假的状态而不想摆脱。但是他没有猜想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字眼,这个她不便说出口的字眼。她一想到她的儿子,以及他将来会对这位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会抱着怎样的态度的时候,为了自己做出的事她感到万分恐怖,她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好像一个妇道人家一样,极力以虚伪的判断和言辞来安慰自己,好使一切维持原状,使她也能忘记她儿子会落到怎样的结局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恳切而又柔和的声调说,“永远也不要再对我说这话了吧!”

    “可是,安娜……”

    “永远不要说了吧。由我去吧。我的处境的全部卑劣,全部恐怖情况,我都知道;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解决。由我去吧,照我所说的做吧。再也不要对我说这个了。你答应我吧?……答应,答应呀……”

    “我什么都答应,可是我安不下心,特别是听了你刚才说的话以后。你不安心的时候,我是怎样也安不下心呀……”

    “我?”她重复说。“是的,我有时候苦恼;但是只要你不再提起这个,那就会过去的。当你提这个的时候,只有这时才使我苦恼……”

    “我真不明白,”他说。

    “我知道,”她打断他,“以你的诚实性格说谎有多么困难,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是为了我毁了一生。”

    “我也在这样想哩,”他说:“你怎么可以为了我把一切都牺牲了呢?你若是不幸,我就不能饶恕我自己。”

    “我不幸?”她说,更挨近他了,露出热情洋溢、含情脉脉的微笑望着他。“我好像一个得到了食物的饿汉一样。他也许很冷,穿得很破烂,而且害臊,但他却不是不幸的。我不幸吗?不,这才是我的幸福哩……”

    她听见她儿子走近的声音,于是迅速地向凉台周围瞥了一瞥,她突然立起身来。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他所熟悉的火焰,她用迅速的动作举起她那双戴着戒指的纤手,捧着他的头,看了他的面孔许久,然后把脸凑上去,嘴微微张开,含着微笑,迅速地吻了吻他的嘴和两眼,就把他推开。她正待走开,但是他把她拉住了。

    “什么时候?”他低低地说,神魂颠倒地望着她。

    “今晚一点钟,”她低声说,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迈着她那轻快的、敏捷的步伐走出去迎接她的儿子。

    谢廖沙在大花园里遇了雨,他和保姆一道在凉亭里避雨。

    “那么,再见,”她对弗龙斯基说。“我马上就该去看赛马了。贝特西约好了来邀我一道去的。”

    弗龙斯基看了看表,就匆匆地走了。

    二十四

    当弗龙斯基在卡列宁家的凉台上看表的时候,他是这样激动,这样心神不定,以至他看了表面上的指针,却没有能够看清时间。他走上大道,小心地踏着泥泞,一直向他的马车走去。他是这样完全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情里,他连想都没想到这时候几点钟以及他还有没有时间到布良斯基那里去。他像惯常那样只保持住了表面上的记忆力,指示他第一步做了以后第二步该怎样做而已。他走到他的马车夫面前,马车夫正在一株葱郁的菩提树的倾斜阴影下面坐在车台上打瞌睡;他叹赏那在冒汗的马身上盘旋着的成群的蚋,唤醒马车夫,他跨进马车,命他驱车到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将近七里路,他才定下神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那天规定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其次是士官两里比赛,其次是四里比赛,再其次就是他参加的比赛。他还来得及赶上他的那场比赛,但是假如他到布良斯基那里去的话,他就刚赶得上,而他到的时候全宫廷的人一定都已经就座了。那是不大好的。但是他答应了布良斯基去的,因此他还是决定去,叫马车夫不要顾惜马。

    他到了布良斯基家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就急急地乘车返回来。这急速行驶倒使他安静了。他和安娜的关系中一切使人痛苦的东西,他们谈话所遗留下的渺茫的感觉,都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现在带着欢喜和兴奋的心情想着赛马,想着他总算来得及赶上,而今宵欢会的期望不时地像一道火光一样在他的想像里闪过。

    当他超过从别墅或彼得堡驶来的马车,越来越接近赛马场的环境的时候,近在眼前的赛马的兴奋就越加支配着他了。

    他的宿舍里没有一个人:他们都到赛马场去了,他的仆人在门口等候着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他的仆人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好几位先生来找过他,马僮从马厩跑来过两次。

    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他从来没有慌张过,从来不曾失去过自制力),弗龙斯基吩咐驱车上马厩去。从马厩那里,他就可以看见赛马场周围像海洋似的马车,行人和兵士们,和挤满人群的亭子。看来正在进行第二场比赛,因为当他走进马厩的时候他听到了钟声。走向马厩,他碰见了马霍京那匹白脚的栗色马“斗士”,正披着蓝边橙黄色马被,竖起镶着蓝色边饰的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去。

    “科尔德在哪里?”他问马僮。

    “在马厩里备马胺。”

    在打开了门的单间马棚里站着已备好马鞍的佛洛沸洛。

    他们正预备牵出它来。

    “我不太迟吗?”

    ‘Allright!Allright!”英国人说,“不要心慌!”

    弗龙斯基又瞥了一眼那浑身颤动的牝马的优美可爱的形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它,走出了马厩。他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趁最有利的时机向亭子走去。两里比赛刚要结束,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跑在前面的一个近卫骑兵士官和在后面追赶的一个轻骑兵士官,两人都在使出最后的气力向终点冲去。所有的人都一齐从赛马场的中央和外面涌向终点,近卫骑兵队的一群兵士和士官对于他们的长官和同僚即将取得的胜利,大声高呼表示喜悦。弗龙斯基悄悄地钻进人群的中心,差不多正是在鸣钟宣告赛跑终结的时候,这时捷足先登的溅得满身是泥的高个子近卫骑兵士官正俯伏在马鞍上,放松了他那匹因为出汗显得黧黑的气喘喘的灰色马的缰绳。

    牡马用力站定脚,减缓它那庞大躯体的迅速前进的运动,骑兵士官恍如从酣睡中醒来的人一样向周围打量了一番,勉强笑了一笑。一群朋友和旁观者簇拥着他。

    弗龙斯基有意避开那沉着冷静、自由自在地在亭子前面走动和谈话的上流社会那一群人。他知道卡列宁夫人、贝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里,他故意不走近她们,怕的是乱了心。但是他不断地遇到熟人,他们拦住他,告诉他刚才几场比赛的详情,而且问他为什么这样迟才到。

    当骑手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一方向的时候,弗龙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个佩着金边肩章的上校走到他面前,他身材不高,虽然生得和阿列克谢一样强壮,但却比他更漂亮,更红润,他有着一个红鼻子,和一副坦率的醉醺醺的面孔。

    “你接到我的字条没有?”他说。“怎样也找不着你哩。”

    亚历山大·弗龙斯基,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尤其以酗酒著名,却完全是宫廷圈子里的人。

    现在,当他和他弟弟谈论一件一定会使他弟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许多人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装出笑脸,好像他是为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在和他弟弟说笑话一样。

    “我接到了,我真不明白你担忧什么,”阿列克谢说。

    “我担忧的是因为我刚才听到别人说你不在这里,并且说星期一有人看见你在彼得戈夫。”

    “有的事情是和外人不相干的,而你那么担心的那件事……”

    “是的,假如那样的说,你就可以脱离军职……”

    “我请求你不要管别人的事,这就是我所要说的。”

    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皱眉蹙额的脸变得苍白了,他的突出的下颚发抖,他是从来不轻易这样的。他是一个富于温情的人,不轻易生气,但是他一旦生了气,而且他的下颚发抖的时候,那么,亚历山大·弗龙斯基知道,他就变成危险的人了。亚历山大·弗龙斯基愉快地微笑着。

    “我只想把母亲的信带给你。回她封信吧,赛马之前不要心烦吧。Bonnechance!”他微笑着补充说,就从他身旁走开。

    但是接着又一声亲切的招呼使弗龙斯基停步了。

    “你连朋友都不认得了吗?你好呀,moncher?”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在彼得堡所有的显要人物中显得像在莫斯科一样地出众,他的脸泛着玫瑰色,他的颊髭润泽而又光滑。“我是昨天到的,我很高兴看到你胜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明天请到食堂来,”弗龙斯基说,抓住他外衣的袖子,道了声歉,就拔腿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比赛的马正给牵到那里来。

    参加过比赛的马,汗淋淋的,精疲力尽,被马僮牵回马厩去,而预备参加下一场赛跑的新马就一个一个地出现,大部分都是英国种的,精神抖擞,戴着头罩,肚带勒得紧紧的,像奇异的巨鸟一样。牵到右边的是佛洛佛洛,纤弱而俊俏,举起它那富于弹性的、长长的脚胫,好像上了弹簧一样地蹬踏着。离它不远,他们正在把马被从两耳下垂的“斗士”身上取下来。这雄马的健壮美丽而又十分匀称的身材,它那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的异常短的脚胫,不由地引起了弗龙斯基的注意。他正待向他的牝马那里走去,但是又被一个熟人拦住。

    “啊,卡列宁在那里!”和他交谈的熟人说。“他在寻找他的妻子,她在亭子当中哩。你没有看见她吗?”

    “没有,”弗龙斯基回答,连望都没有望一眼他的朋友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那亭子,他就走到他的牝马那里去。

    弗龙斯基还未来得及检查马鞍,关于这个他原应有所指示的,骑手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抽签决定他们的番号和出发点。十七个士官,显得庄重而严肃,大多数脸色都变了,齐集在亭子里,抽鉴来决定番号。弗龙斯基抽了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叫喊:“上马!”

    感觉到和旁的骑手们一道成了众目所视的焦点,弗龙斯基带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他的马跟前去,在那种心情中他总是举动从容而又沉着的。科尔德为了赛马穿上最讲究的衣服,扣上钮扣的黑礼服,撑住两颊的浆硬领子,黑圆帽和长统靴。他像平常一样镇静而又庄严,站在马前面,亲手牵住佛洛佛洛的两根缰绳。佛洛佛洛还是像害着热病一样颤抖着。它的眼睛,充满了怒火,斜睨着走近前来的弗龙斯基。弗龙斯基把手指伸进它的腹带下面去。牝马更加斜视着他,露出牙齿,竖起耳朵来。英国人撅起嘴唇,无论什么人检查他备的马鞍他都要露出一丝微笑。

    “您骑上去,它就不会这么兴奋了。”

    弗龙斯基向他的对手们最后瞥了一眼。他知道到了赛跑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其中两个已经骑上马向出发点驰去。加利钦,弗龙斯基的友人而又是他的可畏的对手之一,在一匹不让他骑上去的栗毛牝马周围绕圈子。一位穿着紧身马裤的小个子轻骑兵士官纵马驰去,摹拟英国的骑手,像猫一样弯腰伏在马鞍上。库佐夫列夫公爵脸色苍白地骑在他那匹由格拉波夫斯基养马场运来的纯种牝马上,一个英国马夫拉着马缰绳。弗龙斯基和他所有的僚友都了解库佐夫列夫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可怕的虚荣心的特性。他们知道他惧怕一切,惧怕骑上战马;但是现在,正因为这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会折断脖颈,而每个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个医生,一部缀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和护士,所以他打定了主意来参加赛马。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弗龙斯基亲切而带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只有一个人他却没有看见,那就是他的劲敌,骑在“斗士”上的马霍京。

    “不要性急,”科尔德对弗龙斯基说,“记住一件事:在临近障碍物的时候不要控制它,也不要鞭打它;让它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的,好的,”弗龙斯基说,接过缰绳。

    “要是你能够的话,就跑在前头;但是即使你落在后面也不要失望,一直到最后一分钟。”

    牡马还没有来得及动一动,弗龙斯基就已灵活矫健地踏上装着铁齿的马镫,轻快而又牢稳地坐在那咯吱作响的皮马鞍上。把他的右脚也伸进马镫,他很熟练地在手指间把两根缰绳弄齐,而科尔德就松开手了。好像不知道哪一只脚先迈步的好,佛洛佛洛突然用长脖颈拉直缰绳,好像装着弹簧一样动起来,使骑在它的柔韧的背上的骑手摇晃着。科尔德加快脚步,跟在后面。兴奋的牝马使劲地把缰绳一会拉向这边,一会又拉向那边,想把骑手摔下来,弗龙斯基竭力想以声音和手来使它镇静,但是没有用。

    他们向出发点走去,已走近了筑着堤坝的小河。有的骑手在前面,有的在后面,而这时弗龙斯基突然听到背后有马驰过泥地的声音,他被骑在那匹蹄的,两耳下垂的“斗士”背上的马霍京追过去,马霍京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大牙齿,但是弗龙斯基却生气地望着他。他本来就不喜欢他,现在更把他看作最可怕的对手,他生气的是他在他身边疾驰过去,惊了他的马。佛洛佛洛突然抬起左脚奔驰起来,跳了两下,由于拉紧缰绳很恼怒,换成颠簸的快步,使骑手颠簸得更厉害。

    科尔德也皱起眉头,差不多跑步似地跟在弗龙斯基后面。

    二十五

    参加这次赛马的一共有十七个士官。赛马将在亭子前面周围四俄里①的大椭圆形广场举行。在赛马场上设置了九道障碍物:小河;亭子正前面的一堵两俄尺②高的又大又坚固的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一座爱尔兰防寨(最难跨越的障碍物之一),这是由一座围着枯枝的土堤构成的,在土堤那边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沟渠,这样,马就得跨越两重障碍物,否则就有性命之虞;其次还有两道水沟和一道干沟,赛马场的终点正对着亭子。但是比赛并不在场子里开始,而在离场子一百俄丈的地方,而横在这一段距离当中的是第一个障碍物,一道七俄尺宽的筑着土堤的小河,骑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越或是渡过——

    ①1俄里合1.06公里。

    ②1俄尺合0.71公尺。

    骑手们三次排成行列出发,但每一次都是有人的马冲出了行列,他们只得又从头再来。起点评判员,谢斯特林上校都已经弄得有点发火了,到最后他第四次叫“出发!”骑手们才一齐出动。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远镜从骑手们整列待发的时候起就都已转向这五光十色的一群。

    “他们出发了!他们出动了!”在期待的沉默之后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

    观众中成群的人和单独的个人为了想要观看得更清楚一点而四处奔跑着。在最初的一瞬间,密集的一群骑手们拉开来,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三三两两,一个跟一个地驰近小河。在观众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同时出发的,但是骑手们却感到了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两秒钟的差异。

    兴奋而又过于神经质的佛洛佛洛错过了最初的瞬间,好几匹马都在它之前出发,但是还没有达到小河的时候,弗龙斯基就用全力驾御住他那使劲地拉着缰辔的牝马,一下子就追过了三匹马,在他前头的就只剩下了马霍京的栗色的“斗士”,它的屁股正在弗龙斯基前面轻快而又平稳地晃来晃去,而在最前面的是载着半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那美丽的牝马狄亚娜。

    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他的马。在到第一道障碍物——小河之前,他一直没有能够指挥他的牝马的动作。

    “斗士”和狄亚娜一道而且几乎在同一瞬间临近了小河;它们纵身一跃,飞越到了对岸;佛洛佛洛也飞一般地跟着猛跃过去;但是就在弗龙斯基感到自己腾身空中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到差不多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佐夫列夫和狄亚娜一道在小河对岸地面上辗转挣扎着(库佐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牝马就栽倒在地上,把他从它的头上摔了下去)。这些详情,弗龙斯基到后来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只注意到,正在他脚下,在佛洛佛洛要落脚的地方,可能踩住狄亚娜的脚或头。但是佛洛佛洛却像一只跳下的猫一样,在跳跃中伸长了它的脚和背,就越过了那马,向前跑去。

    “啊,亲爱的!”弗龙斯基想。

    跨过小河以后,弗龙斯基完全驾御住了他的马,开始控制着它,想要跟在马霍京之后越过大栅栏,然后在约莫二百俄丈光景的平地上超过他去。

    大栅栏正矗立在御亭前面。当他和在他前面相隔有一马之遥的马霍京逼近“恶魔”(这是那坚固的栅栏的名称)的时候,沙皇、全体朝臣和群众都凝视着他们。弗龙斯基感到了那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的眼睛,但是他除了他自己的马的耳朵和脖颈,迎面驰来的地面,和那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节拍而且始终保持着同样距离的“斗士”的背和白蹄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斗士”飞腾起来,没有发出一点撞击什么的声音,摇了摇它的短尾,就从弗龙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好!”什么人的声音叫。

    正在这一瞬间,在弗龙斯基的眼下,在他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他的牝马飞越过去,动作没有发生丝毫变化;木板消逝了,他只听到背后什么东西发出砰的一声。被走在前面的“斗士”弄得兴奋了的牝马在栅栏前飞腾得太早,用它的后蹄碰上了它。但是它的步子并没有变化,而弗龙斯基感到脸上溅了污泥,觉察出来他又和“斗士”保持了原来的距离。他又在他前面看见了那马的背和短尾,和那隔得不远的迅速闪动的雪白的蹄子。

    弗龙斯基想现在是超过马霍京的时候了,正在他这么想的那一瞬间,佛洛佛洛也懂得了他的心思,没有受到他的任何鞭策,就大大地加速了步子,开始在最有利的地方,靠围绳那边,追近马霍京身旁了。马霍京不会让它在那边通过的。弗龙斯基刚想到他可以从外边追过去,佛洛佛洛就已转换了步子,开始在外边追上去。佛洛佛洛的肩,因为流汗变得黧黑,和“斗士”的背平行着。他们并肩跑了几步。但是在他们逼近的障碍物前面,弗龙斯基开始握牢缰绳,切望避免绕外圈,迅速地恰在斜坡上追过了马霍京。当他飞驰而过的时候,他瞥见了他的溅满污泥的面孔,他甚至感到好像看到他微微一笑。弗龙斯基追过了马霍京,但是他立刻觉出了他紧跟在后面,而且他不断地听到了“斗士”的一丝不乱的蹄声和它鼻孔里发出的急促但还是精神饱满的呼吸。

    下两道障碍物,沟渠和栅栏,是容易越过的,但是弗龙斯基听到“斗士”的鼻息和蹄声越来越近了。他鞭策他的牝马前进,愉快地感觉到它很轻松地加速了步子,听到“斗士”的蹄声又离得像以前那么远了。

    弗龙斯基跑在前面了,正如他所希望,如科尔德劝告他的,现在他确信他会获胜了。他的兴奋、他的欢喜和他对佛洛佛洛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了。他渴望回头望一望,但又不敢那样做,极力想平静下来,不再鞭策马,这样使它保留着如他感觉“斗士”还保留着的那样的余力。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物了;假使他能抢先越过它的话,他就一定第一个到了。他正向爱尔兰防寨驰去。他和佛洛佛洛从遥远的地方就望见了防寨,人和马都起了一刹那的疑惑。他在牝马的耳朵上看出了踌躇之色,举起鞭子来,但是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疑惑是毫无根据的:牝马知道应当怎样做。正如他期望的那样,它加快了步子,平稳地腾跃着,它一股劲地纵身一跃远远地飞越到沟渠那边;于是一点不费力地,用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步态,佛洛佛洛继续奔跑。

    “好,弗龙斯基!”他听到站在障碍物旁边的一群人——他知道他们是他联队里的朋友——的叫声。他辨别出了亚什温的声音,虽然他没有看见他。

    “啊,我的宝贝!”他一边听着背后的动静,一边想到佛洛佛洛。“他越过了哩!”他听到背后“斗士”的蹄声,这样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贮满了水的二俄尺宽的沟渠了。弗龙斯基连望都没有望它,只是急切地想要远远地跑在前面,开始前后拉动着缰绳,使马头合着它的疾速的步子一起一落。他感觉到牝马在使用它最后的力量了;不单是它的头和肩湿透,而且汗珠一滴滴地浮在它的鬣毛上、头上、尖尖的耳朵上,而它的呼吸是变成急促的剧烈的喘气了。但是他知道它还有足够的余力跑完剩下的二百丈。弗龙斯基由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愈益贴近地面,由于运动的特殊的柔软,这才知道了他的牝马是怎样大大地加快了步伐。

    它飞越过沟渠,好像全不看在眼下似的。它像鸟一样飞越过去;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弗龙斯基吃惊地觉察到他没有能够跟上马的动作,他不知道怎么一来,跌坐在马鞍上的时候犯了一个可怕的、不能饶恕的错误。突然他的位置改变了,他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他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匹栗色马的白蹄就在他旁边闪过,马霍京飞驰过去了。弗龙斯基一只脚触着了地面,他的牝马向那只脚上倒下去。他刚来得及抽出了那只脚,它就横倒下来了,痛苦地喘着气,它那细长的、浸满了汗的脖颈极力扭动着想要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它好像一只被击落了的鸟一样在他脚旁的地面上挣扎。弗龙斯基做的笨拙动作把它的脊骨折断了。但是这一点他是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马霍京跑过去很远了,而他却一个人蹒跚地站立在泥泞的、不动的地面上,佛洛佛洛躺在他面前喘着气,弯过头来,用它的美丽的眼睛瞪着他。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弗龙斯基用力拉着马缰绳。它又像鱼似地全身扭动着,它的肩擦得鞍翼发响;它前脚站起,但举不起后脚,它浑身颤抖,又横倒下去。弗龙斯基的脸因为激怒而变了模样,两颊苍白,下颚发抖,他用脚跟踢踢马肚子,又使劲地拉着缰绳。它没有动,只是把它的鼻子钻进地里去,它只用它那好像要说话一般的眼睛凝视着它的主人。

    “唉—唉—唉!”弗龙斯基呻吟着,抓着他的头。“唉!我做了什么呀!”他叫。“赛马失败了!是我自己的过错!可耻的、不可饶恕的!这可怜的,多可爱的马给毁了啊!唉!我做了什么呀!”

    一群人,医生和助手,他联队里的士官们,一齐跑上他面前来。他觉得难受的是自己倒好好的,没有受一点伤。马折断了脊骨,大家决定打死它。弗龙斯基回答不出问话,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掉转身去,没有拾起落下去的帽子,就离了赛马场,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十分不幸。他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最悲惨的不幸,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的、不可挽救的不幸。

    亚什温拿了帽子追上他去,送他到了家,半个钟头以后,弗龙斯基恢复了镇静。但是这次赛马的记忆却作为他一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记忆而长久地留在他心里。

    二十六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妻子表面上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像往年一样,一到春天,他就为了恢复他那被一年繁重一年的冬天的工作所损坏了的健康而到外国的温泉去休养。也正像往年一样,他到七月就回来了,立刻用增加了的精力从事素常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像往年一样,搬到郊外的别墅去避暑,而他却仍旧留在彼得堡。

    自从他们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晚会之后那次谈话以来,他就再没有对安娜说起过他的猜疑和嫉妒,而他惯常的那种挖苦取笑的口吻正适合他现在对他妻子的关系。他对他的妻子稍微冷淡了一点。他好像只为了她第一次夜深拒绝不和他谈话而对她稍有不满。在他对她的态度上有几分烦恼,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什么了。“你是不愿意和我开诚布公的了,”他好像在心里对她说,“这样你就更倒霉。现在无论你怎样请求,我也不会和你开诚布公了。这样你就更倒霉!”他在心里说,好像企图扑灭火灾没有成功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徒劳而恼怒地说,“啊,那么好!让你去烧吧!”

    这个人,在公务上是那么聪明而又机敏,竟没有觉出这样对待妻子是毫无意思的。他没有觉出这一点,因为觉察出他的实际处境在他是太可怕了,所以他把自己心里藏着他对他的家庭,即是对他的妻子和儿子的感情的那隐处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他本来是一位那么细心的父亲,从今年冬末以来竟变得对他儿子格外冷淡,而且也用对待他妻子同样的嘲弄口吻对待他。“啊哈,年轻人!”他看见他的时候总是这样地称呼。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而且逢人便说,他以前任何一年都不曾有过像今年这样繁重的公务;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今年他是自找工作,这是他的一种手段,为了要让那藏着他对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和想念的隐处关闭着,那些感情和想念藏在那里面越久就变得越可怕了。假如谁有权利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他妻子的行为怎样想的时候,温和敦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不会回答的,而对于这样问的人他是会大为生气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逢有人问起他妻子的健康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现出一种傲慢而严厉的脸色。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而他真的做到了不想的地步。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固定的别墅是在彼得戈夫,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每年照例到那里避暑,和安娜比邻而居,不断地和她来往。今年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来住,一次也没有到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家里来,而且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同贝特西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厉地制止住她的话,极力表示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从此以后就回避起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他不愿意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许多人都已经斜着眼看他的妻子了;他不愿了解,也没有了解他的妻子为什么那样坚决主张住到贝特西住的而又离弗龙斯基联队的野营地不远的皇村去。他不让自己想这个,他也没有想想到这个;但是在他的心坎里,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而且关于这个也并没有任何证据或甚至猜疑,他却很清楚地知道他是受了欺骗的丈夫,因此他变得非常不幸了。

    在和他妻子一道过的八年幸福生活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少次望着别人的不贞的妻子和别的受了欺骗的丈夫暗自说:“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为什么不结束这种可怕的处境呢?”但是现在,当不幸落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想到要结束这种处境,并且根本不愿意承认,而他的不承认又只是因为这是太可怕、太不自然了。

    自从他从国外回来以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别墅来过两次。有一次他在这里吃饭,另外一次他和几位朋友在这里消磨了一晚上,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在这里留宿,如他往年所习惯的那样。

    赛马那天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是当早上他在心里计划那天的日程的时候,他决定一吃完中饭就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然后从那里到赛马场去,满朝大臣都会去参观赛马,而他也非到场不行。他要去看他的妻子,无非是因为他决定了每星期去看她一次,以装装门面。此外,那天,正逢十五日,照他们一向的规定,他得给他的妻子一笔钱作为生活费用。

    凭他素常控制自己思想的能力,他虽然想到了关于他妻子这一切,但却没有让他的思想再想下去。

    那天早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分忙碌。昨晚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送来一本小册子,是彼得堡一位游历过中国的有名的旅行家写的,她还附了一封短信,要求他亲自接见这位旅行家,因为从种种方面看来他都是一个极端有趣的、而且有用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来得及在昨晚读完它,到今天早上才把它读完了。接着来了请愿者,又是报告、接见、任命、免职、赏赐、年金和俸给的分配、通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称作日常事务的这一切,占去了他那么多的时间。然后是他的私事。医生和账房来访。账房没有占去许多时间,他只给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需要的钱,简单地报告了一下并不十分好的状况,今年因为旅行多次,用度增加,所以开支比平常年间大,以致入不敷出了。但是医生,彼得堡的名医,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有友情,却占去了不少的时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料到他今天来,看到他来访非常惊讶,而当医生仔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听诊他的胸部,轻叩触摸他的肝脏的时候,他就越加惊讶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知道,他的朋友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看到他今年不及往常健康,就请求医生来给他检查。“请为了我这样做吧,”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对他说。

    “我为了俄国这样做,伯爵夫人,”医生回答。

    “一个非常宝贵的人!”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说。

    医生对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健康感到极不满意。他发觉他的肝脏肿大,营养不良,而温泉并没有发生丝毫效果。他劝他尽量多运动,尽量减少精神上的紧张,而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忧虑——实在说起来,这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叫他不呼吸一样办不到。医生走了,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留下这样不愉快的感觉,似乎他有了什么病,而且没有治好的希望了。

    走的时候,医生恰巧在台阶上碰见了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秘书斯柳金。他们上大学时同学,虽然他们很少会面,但他们却互相尊敬,交情很深,因此医生在谁面前都不会像在斯柳金面前那样坦白地说出他对于病人的意见。

    “您来看了他,我多么高兴呀!”斯柳金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觉得……哦,您看他怎样呢?”

    “我告诉您,”医生说,一面越过斯柳金的头招手示意他的马车夫把车赶过来。“是这样的,”医生说,用他的一双白皙的手拿起羔皮手套的一个指头,把它拉直。“假使您不把弦拉紧,要拉断它,是不容易的;但是把弦拉紧到极点,在拉紧的弦上只要加上一个指头的重量就会将它弄断。以他对职务的勤勉和忠实而言,他被拉紧到了极点;又有外来的负担压在他身上,而且不是很轻的负担,”医生结论说,意味深长地扬起眉毛。“您去看赛马吗?”他走下台阶,向马车走去的时候补充说。“是,是,当然这要费很多时间哩,”医生含混其词地回答他没有听清的斯柳金的一句什么话。

    占去了那么多时间的医生走后不久,有名的旅行家就来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凭着他刚读完的这本小册子和他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学识的渊博和见识的广博而使旅行家惊叹不置。

    和旅行家同时,通报有一位到彼得堡来的地方长官来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事要和他商谈。他走了以后,他就得和他的秘书一道办完日常事务,而且为了一件重要的事,他还得坐车去访问一位要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五点钟,他吃中饭的时候,才赶回家来,他和秘书一道吃了饭,就邀他一道坐车到别墅去,然后去看赛马。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每逢和他妻子会面的时候,总是极力寻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机会,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

    二十七

    安娜在楼上,站在镜子面前,由安努什卡帮着,在钉连衣裙上的最后一个蝴蝶结,正在这时,她听到门外有车轮轧碎砂石的声音。

    “贝特西来还太早哩,”她想,从窗口一望,她看见一辆马车和车里露出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黑帽,以及她十分熟悉的耳朵。“多倒霉!他会在这里过夜吗?”她惊异着,想到这件偶然的事可能引起的后果是那样恐怖和可怕,以致她一刻也不敢再想,她和颜悦色地跑下去迎接他;虽然她意识到她近来已经习惯的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精神又在她身上出现,但她还是立刻沉溺在那种精神里,开始谈着话,几乎连自己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噢,多好呀!”她说,把手伸给她丈夫,同时微笑着对好像是自家人一样的斯柳金招呼。“你今晚住在这里,好吗?”这就是那虚伪的精神鼓励她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现在我们一道去吧。可惜我约了贝特西。她会来接我。”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见贝特西的名字就皱起眉头。

    “啊,我不来拆散你们两搭档,”他用向来那种嘲弄的口吻说。“我和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一道去。医生也劝我多多运动。我要走路去,想像自己又在温泉了。”

    “别忙,”安娜说。“你们要喝茶吗?”她按铃。

    “拿茶来,对谢廖沙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了。

    哦,你好吗?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您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你们看外面阳台上多么好啊,”她说,时而望望丈夫,时而望望斯柳金。

    她说话简单而又自然,只是说得太多太快了。她自己感觉到这一点,而当她在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望着她的那种好奇的眼光中觉察到好像他在观察她,她就更这样感觉了。

    米哈伊尔·瓦西里维奇立刻走到阳台上去。

    她在她丈夫身旁坐下。

    “你脸色不大好呢,”她说。

    “是的,”他说,“今天医生来看过,花去了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想一定是我们哪位朋友叫他来的,好像我的健康是这样宝贵。”

    “啊,他怎样说呢?”

    她询问他的健康和他的事务,竭力劝他休养,住到她这里来。

    她快活地、迅速地、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辉说着这一切;

    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现在已毫不看重她的语调了。他只听了听她的话,只听取了她的话字面上的意义。他简单地,但有点开玩笑似地回答她。在整个谈话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后来每逢安娜回想起这些短短的场面的时候,就羞愧得痛苦难言。

    谢廖沙由家庭教师领着走了进来。假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让自己观察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谢廖沙用畏怯的迷惑眼光望望父亲又望望母亲的那副神情。但是他什么也不愿看,所以他也没有看到。

    “噢,年轻人!他长大了哩。真的,他完全变成大人了。

    你好吗,年轻人?”

    说着他把手伸给吓慌了的谢廖沙。

    谢廖沙本来就畏惧他父亲,而现在,自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叫他做年轻人以后,自从他心中产生了弗龙斯基是朋友呢还是敌人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后,他就躲避起他父亲来了。他回过头来望着他母亲,好像在寻求保护一样,只有和母亲一道他才安心。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一面扶住他儿子的肩膀,一面在和家庭教师说话,而谢廖沙是这样难受地局促不安,安娜看出他已经眼泪盈盈了。

    在儿子进来时微微泛红了脸的安娜,看到谢廖沙不安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手从她儿子的肩上拉开,吻了吻这孩子,把他领到阳台上去,自己很迅速地转来了。

    “是动身的时候了,”她看了看表说,“贝特西为什么还没有来?……”

    “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站起身来,双手交叉,把指头扳得哔剥作响。“我一方面也是给你送钱来的,因为,你知道,夜莺们不能靠童话充饥呢,”他说。“你需要吧,我想?”

    “不,我不……好,我需要,”她说,没有望着他,脸红到发根了。“但是你看过赛马以后会来这里吧。”

    “啊,好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彼得戈夫的红人,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到了,”他补充说,眺望窗外一辆驶近的、座位高起的配着全套皮辔头的雅致的英国马车。

    “多豪华呀!多魅人啊!哦,那么我们也出发吧。”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没有下马车,只是她的穿着长统靴、披着肩衣、戴着黑帽的仆人,跑到门口。

    “我走了,再见!”安娜说,吻了吻她的儿子,她走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面前,把手伸给他。“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吻了吻她的手。

    “哦,那么,再见!你回来喝茶,那多么愉快呵!”她说着,就走了出去,快活而开朗。但是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就意识到她手上他的嘴唇接触过的地方,带着厌恶的心情颤抖着。

    二十八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赛马场的时候,安娜已经坐在亭子里贝特西旁边,所有上流社会的人们齐集在这个亭子里。她老远地就看见了她丈夫。两个男子,丈夫和情人,是她生活的两个中心,而且不借助外部感官,她就感觉到他们近在眼前。她远远地就感觉到她丈夫走近了,不由得注视着他在人群中走动的姿影。她看见他向亭子走来,看见他时而屈尊地回答着谄媚的鞠躬,时而和他的同辈们交换着亲切的漫不经心的问候,时而殷勤地等待着权贵的青睐,并脱下他那压到耳边的大圆帽。她知道他的这一套。而且在她看来是很讨厌的。“只贪图功名,只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她想;“至于高尚理想,文化爱好,宗教热忱,这些不过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罢了。”

    从他朝妇女坐的亭子眺望的眼光(他一直望着她的方向,但是在海洋一样的绢纱、丝带、羽毛、阳伞和鲜花中认不出他的妻子来),她知道他在寻找她,但是她故意不去注意他。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贝特西公爵夫人叫他,“我相信您一定没有看见您的夫人;她在这里呢。”

    他露出冷冷的微笑。

    “这里真是五光十色,不免叫人目迷五色了,”他说着,向亭子走去。他对他的妻子微微一笑,就像丈夫和妻子刚分离一会又见面的时候应有的微笑那样,然后上前招呼公爵夫人和旁的熟人们,给每人以应得之份——那就是说,和妇人们说笑,同男子们亲切寒暄。下面,靠近亭子,站着一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尊敬的、以其才智和教养而闻名的侍从武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攀谈起来。

    在两场赛马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谈话。侍从武官反对赛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反驳他,替赛马辩护。安娜听着他那尖细而抑扬顿挫的声调,没有遗漏掉一个字,而每个字在她听来都是虚伪的,很刺耳。

    当四俄里障碍比赛开始的时候,她向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弗龙斯基,看他正走到马旁,跨上马去,同时她听着她丈夫的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她为弗龙斯基提心吊胆,已经很痛苦,但是更使她痛苦的却是她丈夫的那带着熟悉语气的尖细声音,那声音在她听来好像是永不休止似的。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她想,“但是我不喜欢说谎,我忍受不了虚伪,而他(她的丈夫)的食粮——就是虚伪。他明明知道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假使他能够这么平静地谈话,他还会感觉到什么呢?假使他杀死我,假使他杀死弗龙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哩。不,他需要的只是虚伪和体面罢了,”安娜暗自说,并没有考虑她到底要求她丈夫怎样,她到底要他做怎样一个人。她也不了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今天使她那么生气,话特别多,只是他内心烦恼和不安的表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小孩跳蹦着,活动全身筋肉来减轻痛苦一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同样需要精神上的活动来不想他妻子的事情,一看到她,看到弗龙斯基和经常听到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不能不想起这些事情。正如跳蹦对一个小孩是自然的一样,聪明畅快地谈话在他也是自然的。他说:

    “士官骑兵赛马的危险是赛马必不可少的因素。假如说英国能够炫耀军事历史上骑兵最光辉的业绩的话,那就完全是因为它在历史上发展了人和马的这种能力。运动在我看来,是有很大价值的,而我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最肤浅的东西。”

    “这不是表面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说。“他们说有一个士官折断了两根肋骨哩。”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浮上素常的微笑,露出了牙齿,但是再也没有表示什么。

    “我们承认,公爵夫人,那不是表面的,”他说,“而是内在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于是他又转向那位一直在和他认真谈话的将军说:“不要忘了那些参加赛马的人都是以此为业的军人,而且我们得承认每门职业都有它不愉快的一面。这原属军人的职责。像斗拳,西班牙斗牛之类的畸形运动是野蛮的表征。但是专门的运动却是文明的表征。”

    “不,我下次再也不来了;这太令人激动了哩!”贝特西公爵夫人说。“不是吗,安娜?”

    “这是激动人的,但是人又舍不得走,”另一个妇人说。

    “假使我是一个罗马妇人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一次格斗表演的。”

    安娜一句话没有说,尽拿着她的望远镜,老盯住一个地方。

    这时,一位高大的将军穿过亭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中止谈话,急忙地、但是庄严地立起身来,向将军谦卑地鞠躬。

    “您不参加赛马吗?”将军跟他开玩笑说。童年

    “我参加的竞赛可更难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恭敬地回答。

    虽然这回答毫无意思,将军却显出好像从富于机智的人口里听到机智的回答那样一副神情,细细地品尝着lapointedelasauce①——

    ①法语:话中的风趣。

    “有两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演员和观众两方面;我承认,爱看这种东西正是观众文化程度很低下的铁证,但是……”

    “公爵夫人,打赌吧!”从下面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贝特西说话的声音。“您赌谁赢呢?”

    “安娜和我都赌库佐夫列夫,”贝特西回答。

    “我赌弗龙斯基。一副手套吧?”

    “好的!”

    “多么好看呀,可不是吗?”

    当周围有人谈话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默了一会,但是随即又开口了。

    “我同意,但是需要勇气的运动不是……”他继续着。

    但是正在这时骑手们出发了,于是一切的谈话都停止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静默下来,每个人都站起来,把视线转向小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赛马并不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看骑手们,只是用他那疲倦的眼睛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观众。他的眼光停在安娜身上了。

    她的脸色苍白而严峻。显然除了一个人以外,她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她的手痉挛地紧握着扇子,她屏住呼吸。他望了望她,连忙回过头去,打量着别人的面孔。

    “但是这里这位妇人和旁的妇人都很兴奋呢;这是非常自然的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他极力想要不看她,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光被吸引到她身上去了。他又观察了她的脸,竭力想不看出那明显地流露在那上面的神情,可是终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怀着恐怖,他在上面看出了他不愿意知道的神色。

    库佐夫列夫在小河旁第一个堕下马来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安娜的苍白的、得意的脸上却清楚地看出了,她所注视的人并不是跌下马的那一个。当马霍京和弗龙斯基越过了大栅栏之后,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士官跌下马来,受了重伤,而一阵恐怖的叹息声在全体观众中间掠过去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安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好容易才明白她周围的人们在谈什么。但是他更频频地、执拗地注视着她。安娜虽然全神贯注在飞驰的弗龙斯基身上,却感觉到她丈夫的冷冷的眼光在旁边盯着她。

    她回过头来,询问般地望了他一眼,微微皱着眉,又回过头去。

    “噢,我才不管哩!”她像在对他这样说,就再也没有望过他一眼了。

    这场赛马是不幸的,在参加比赛的十七个士官中有半数以上堕马,受了伤。到比赛将要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激动,因为沙皇不高兴,大家就更激动了。

    二十九

    大家都大声地表示不满,大家都在重复不知谁说出来的一句话:“只差和狮子角斗哩,”而且大家都感到恐怖,因此当弗龙斯基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了一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后来安娜的脸上起了一种实在有失体面的变化。她完全失去主宰了。她像一只笼中的鸟儿一样乱动起来,一会起身走开,一会又转向贝特西。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是贝特西没有听见。她弯着身子,正跟走到她面前的一位将军说话。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臂伸给她。

    “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他用法语说;但是安娜正在听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丈夫。

    “听说他也摔断了腿,”将军说,“真是太糟糕了。”

    安娜没有回答她丈夫,她举起望远镜,朝弗龙斯基堕马的地方眺望;但是离那地方那么远,而且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她什么都看不见。她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但是正在这时一个士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了什么消息。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倾听。

    “斯季瓦!斯季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预备走。

    “我再一次把胳臂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触了触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他,没有望着他的脸,回答说:“不,不,不要管我,我要留在这里。”

    她这时看到从弗龙斯基出事的地点一个士官正穿过赛马场朝着亭子跑来。贝特西向他挥着手帕。

    士官带来了骑者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的消息。

    一听到这消息,安娜就连忙坐下,用扇子掩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她在哭泣,她不仅控制不住眼泪,连使她的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身子遮住她,给她时间来恢复镇静。

    “我第三次把胳臂伸给你,”他过了一会之后向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贝特西公爵夫人来解围了。

    “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贝特西插嘴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说,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顺从地站起身来,挽住她丈夫的胳臂。

    “我派人到他那里去探问明白,就来通知你,”贝特西低声对她说。

    当他们离开亭子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和他遇见的人们应酬,而安娜也要照常寒暄应酬;但是她完全身不由已了,像在梦中一样挽住她丈夫的胳臂走着。

    “他跌死了没有呢?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来呢?我今天要不要去着他?”她想着。

    她默默地坐上她丈夫的马车,他们默默地从马车群里驶出去。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看见了这一切,却还是不让自己考虑他妻子的实际处境。他只看见了外表的征候。他看见了她的举动有失检点,认为提醒她是自己的职责。不过单提这件事,不说别的,在他是非常困难的。他张开嘴,想要对她说她举动不检,但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完全另外的话。

    “说起来,我们大家多么爱好这些残酷的景象啊!”他说。

    “我看……”

    “什么?我不明白,”安娜轻蔑地说。

    他被激怒了,立刻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我不能不对你说,”他开口了。

    “现在我们一切都要说穿了!”她想,感到恐惧。

    “我不能不对你说今天你的举动是有失检点的,”他用法语对她说。

    “我的举动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大声说,迅速地掉转头来,正视着他的眼睛,但已经不带着以前那种有所隐瞒的快活神色,而是带着一种坚定的神色,她很费力地想借此把她感到的恐怖隐藏起来。

    “注意,”他指着马车夫背后开着的窗子说。

    他起身把窗子关上。

    “你觉得我什么地方有失检点?”她重复说。

    “一个骑手出了事的时候,你没有能够掩盖住你的失望的神色。”

    他等待她回答;但是她却沉默着,直视着前方。

    “我曾要求你在社交场中一举一动都要做到连恶嘴毒舌的人也不能够诽谤你。有个时候我曾说过你内心的态度,但是现在我却不是说那个。现在我说的只是你外表的态度。你的举动有失检点,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再发生。”

    他说的话她连一半都没有听进去,她在他面前感到恐惧,而心里却在想着弗龙斯基没有跌死是不是真的。他们说骑手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骨,他们说的是他吗?当他说完的时候,她只带着假装的嘲弄神情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因为她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大胆地说了,但是当他明白地意识到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她感到的恐怖也感染了他。他看见她的微笑,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错觉。

    “她在嘲笑我疑心太重哩。是的,她马上就会对我说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说我的猜疑是无根据的,是可笑的。”

    在全部真相即将揭露的时刻,他最希望的是她还会像以前一样嘲笑地回答说他的猜疑是可笑的、毫无根据的。他所知道的事是这样可怕,以至他现在什么都愿意相信了。但是她脸上的惊惶而又忧郁的表情,现在看样子连欺骗也不会了。

    “也许我错了,”他说。“假如是那样的话,就请你原谅我吧。”

    “不,你没有错,”她从容地说,绝望地望着他的冷冷的面孔。“你没有错。我绝望了,我不能不绝望呢。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吧。”

    她仰靠在马车角落里,突然呜咽起来,用两手掩着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动,直视着前方。但是他的整个面孔突然显出死人一般庄严呆板的神色,而这神色直到他们到了别墅都没有变化。快到家的时候,他回过头转向她,还是带着同样的神色。

    “很好!但是我要求你严格地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这种时候,”他的声音发抖了,“直到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而且把那办法通知你为止。”

    他先下车,然后扶她下了车。在仆人面前,他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又坐上马车,驶回彼得堡去。

    他走后不一会,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仆人来了,给安娜送来一封短信。

    “我差人到阿列克谢那里去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回信说他很好,没有受伤,只是感到失望。”

    “这样,他会来了,”她想。“我把一切都对他讲明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

    她看了看表。她还得等三个钟头,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详细情节使她的血沸腾起来。

    “唉呀,多么光明啊!这是可怕的,但是我爱看他的脸,我爱这奇幻的光明……我的丈夫!啊!是的……哦,谢谢上帝!和他一切都完了。”

    三十

    在谢尔巴茨基一家前往的德国的小温泉,像在所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一样,照例发生了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结晶那样的过程,把社会中每个人都指派在固定不变的地位上。正如水滴在严寒中一成不变地会变成冰晶的特定形状一样,到温泉来的每个新人同样也立刻被安置在特定的地位上。

    Fürst谢尔巴茂基:sammtGemahlinundTochter德语:谢尔巴茨基公爵及夫人与女公子,由于他们所住的房间,由于他们的名望和结交的朋友,立刻被结晶化在为他们指定的一定地位上了。

    今年有一位真正的德国Fürstin(德语:公爵夫人到温泉来,因此,结晶化的过程就进展得比以前更加剧烈了——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地想要她的女儿谒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这个仪式。基蒂穿着一件从巴黎定制的极其朴素的,就是说,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衣裙,深深地而又娴雅地行了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盼望玫瑰色很快回到这美丽的小脸上来,”这样就立刻给谢尔巴茨基一家确定了一定的生活轨道,要脱离这轨道是不可能的。谢尔巴茨基家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的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她那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受了伤的儿子,一位瑞典的学者,和康纳特兄妹。但是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位莫斯科的贵夫人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尔季谢娃和她女儿(基蒂不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一样,也是为恋爱而病的)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这位上校,基蒂从小就认识,而且老看见他穿着制服,佩着肩章,现在,由于他的小眼睛、他的袒露脖颈和花花哨哨的领带而显得格外可笑,同时又因为无法摆脱他而使人厌烦。当这一切状态这样固定下来的时候,基蒂开始感到非常厌倦了,特别是因为公爵到卡尔斯巴德[即卡罗维发利,捷克共和国城市,为著名矿泉疗养地]去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二人。她对于她认识的人们不感兴趣,觉得从他们身上不会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她在温泉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她不认识的人。这是基蒂的特性,她顶希望在人们身上,特别是在她不认识的人们身上找出最优秀的品质。而现在当她猜测那些人是谁,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基蒂把最令人惊叹的高贵性格赋予他们,通过观察来证实自己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吸引她注意的是一位俄国姑娘,她是和一个俄国夫人,大家叫她做施塔尔夫人的一同来到温泉的。施塔尔夫人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但是她病得不能走路,只在罕见的晴朗日子里坐着轮椅在浴场出现。但是施塔尔夫人和俄国人一个也没有来往,这与基说是由于疾病,毋宁说是由于骄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是这样解释的。这个俄国姑娘照顾着施塔尔夫人,而且,如基蒂所观察出的,她还和所有害重病的病人都很要好,那样的病人在温泉是很多的,而且大大方方地照顾他们。这个俄国姑娘,如基蒂推断的,和施塔尔夫人并没有亲属关系,她也不是一个雇用的陪伴。施塔尔夫人叫她做瓦莲卡,而旁的人都叫她做“m-lle瓦莲卡”。除了这个姑娘和施塔尔夫人以及和旁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使基蒂发生兴趣之外,基蒂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对于m-lle瓦莲卡感到说不出来的好感,而且在她们的视线相遇时觉出来她也喜欢她——

    这位m-lle瓦莲卡,倒未必是度过了青春,但是她好像没有青春的人一样:她可以看成十九岁,也可以看成三十岁,假使对她的容貌细加品评的话,她与其说是不美,毋宁说是美丽的,虽然她脸上带着病容。如果她不是太瘦,她的头配着她的中等身材显得太大的话,她一定是很好看的;但是她对于男子大概是没有吸引力的。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虽然花瓣还没有凋谢,却已过了盛开期,不再发出芳香了。而且,她不能吸引男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缺乏洋溢在基蒂身上的东西——压抑住的生命火焰,和意识到自己富有魅力的感觉。

    她好像总是忙于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好像她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她以自己和基蒂形成的对照,特别吸引住基蒂。基蒂感觉到在她身上,在她的生活方式上,她可以找到她苦苦追求的榜样:那就是超脱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生活价值,那种男女关系现在那么使基蒂厌恶,而且在她看来就像是等待买主的可耻的陈列品一样。基蒂越仔细观察她那素不相识的朋友,她就越确信这位姑娘是如她所想像的十全十美的人物,因此也就越加急切地想要和她结识了。

    两个姑娘每天要遇见好几次,而每当她们相遇的时候,基蒂的眼神就说:“你是谁?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真是如我想像的那样优美的人吗?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她的眼色补充说,“我一定要和你结识,我不过是羡慕你,喜欢你罢了。”“我也喜欢你呢,你是非常、非常可爱啊。要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欢你的,”不认识的姑娘的眼色回答。基蒂确实看见她老是忙碌着:她一会把一家俄国人的小孩从浴场带回去,一会去给一个病妇拿毛毯围在身上,一会去竭力安慰易怒的病人,一会又给什么人挑选和购买喝咖啡吃的点心。

    谢尔巴茨基一家到来以后没有多久,一天早晨在温泉出现了两个人,引起了大家不友好的注意。一个是高大、驼背的男子,他两手粗大,有一双纯真而又可怕的黑眼睛,身穿一件短得不合身的破大衣,一个是麻脸的、面目可爱的、穿得很坏而俗气的女人。认出他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基蒂就已经开始在想像里构想着关于他们的美好动人的恋爱关系。但是公爵夫人从Kurliste[德语:旅客簿]上查出来他们就是尼古拉·列文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向基蒂说明这个列文是怎样个坏蛋,这样,关于这两个人的一切幻想就全破灭了。与其说是由于她母亲告诉她的那些话,还不如说是由于这是康斯坦丁的哥哥,基蒂突然觉得这两个人讨厌极了。现在,这个列文,以他扭动脑袋的习惯,在她心里唤起了抑制不住的厌恶心情——

    她感到他那双紧盯着她的可怕的大眼睛好像表露出憎恶和嘲笑的神色,于是她极力避免遇见他。

    三十一

    是一个阴雨的日子,雨下了整整一早上,病人们拿着伞,蜂拥到回廊里。

    基蒂和她母亲,还有那位穿着在法兰克福买现成的西服昂首阔步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着。他们在回廊的一边走着,竭力避开在那一边走动的列文。瓦莲卡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垂边的黑帽,陪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妇人从回廊那头走到这头,每当她碰见基蒂的时候,她们就交换着亲切的眼光。

    “妈妈,我可以和她讲话吗?”基蒂说,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而且注意到她正向矿泉走去,她们可以在那里相见。

    “啊,要是你很想这样的话,我先去探听她的情况,亲自去认识她,”她母亲回答。“你看出她身上有什么地方特别呢?她一定是一个陪伴人的。要是你想的话,我就去和施塔尔夫人结识一下。我本来认识她的bellesoeur①的,”公爵夫人补充说,傲慢地抬起头来——

    ①法语:弟妇。

    基蒂知道,公爵夫人因为施塔尔夫人好像避免和她结识而生气。基蒂没有坚持。

    “她多可爱啊!”她说,望着瓦莲卡正在把杯子递给那法国妇人。“您看,一切都是多么自然和可爱啊。”

    “看了你的engouements①真好笑呢,”公爵夫人说。“不,我们还是转回去吧,”她补充说,注意到列文偕同他的女人和一个德国医生正迎面走来,他高声地、愤怒地和那医生谈论着——

    ①法语:迷恋。

    她们转身走回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已经不是高声谈话而是叫嚷的声音。列文突然停住脚步,对医生叫嚷着,而医生也发火了。一群人围住他们看。公爵夫人和基蒂连忙退避,可是上校加入人群中去探听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以后上校追上了她们。

    “怎么回事呢?”公爵夫人问。

    “可耻呀,丢人呀!”上校回答。“最怕的是在国外遇到俄国人呢。那位高大的绅士在和医生争吵,用各种话辱骂他,为了不满意他治疗的办法,他还当着他的面挥动起手杖来。简直丢人呢!”

    “啊,多不愉快呀!”公爵夫人说。“哦,结果怎样呢?”

    “幸亏……一位戴菌形帽子的姑娘……出来调解。我想她是一位俄国姑娘,”上校说。

    “Mademoiselle瓦莲卡吧?”基蒂高兴地问。

    “是,是。她第一个挺身出来解围,她挽住那个男子的胳臂,把他领走了。”

    “您看,妈妈,”基蒂对她母亲说。“您还奇怪我为什么那么赞美她哩。”

    第二天,当基蒂注视着她那不相识的朋友的时候,她注意到瓦莲卡小姐对待列文和他的女人已像对待旁的protégés①一样了。她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交谈,给那位任何外语都不会说的女人当翻译。

    基蒂开始更急切地恳求她母亲允许她和瓦莲卡认识。虽然好像首先要和妄自尊大的施塔尔夫人去攀交,在公爵夫人是不愉快的,但她还是探听了瓦莲卡的情况,而且知道了她的底细,使她断定这种结识益处虽少却也无害,她就亲自走近瓦莲卡,去和她结识。

    挑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她女儿到矿泉去了,瓦莲卡正站在面包店外面,公爵夫人走到她面前。

    “请允许我和您认识,”她带着庄严的微笑说。“我女儿迷恋上您了,”她说。“您也许还不认得我。我是……”

    “那是超出相互的感情了,公爵夫人,”瓦莲卡连忙回答。

    “昨天您对我们可怜的本国人真是做了好事!”公爵夫人说。

    瓦莲卡微微红了脸。在人间

    “我记不得了;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她说。

    “可不是,您使那个列文避免了不愉快的后果。”

    “是这样,sacompagne②叫我,我就竭力使他安静下来;——

    ①法语:被保护者们。

    ②法语:他的女伴。

    他病得很重,对医生不满。我常照顾这种病人哩。”

    “是的,我听说您和您姑母——我想是您姑母吧——施塔尔夫人一道住在孟通[法国有名的疗养地]。认得她的bellesoeur呢。”——

    “不,她不是我的姑母。我叫她maman,但是我和她没有亲属关系;我是她抚养的,”瓦莲卡回答,又微微涨红了脸。

    这话说得那么朴实,她脸上的正直坦白的表情又是那么可爱,公爵夫人这才明白了基蒂为什么那样喜欢这个瓦莲卡。

    “哦,这个列文打算怎样呢?”公爵夫人问。

    “他快要走了,”瓦莲卡回答。

    正在这时,基蒂从矿泉走回来,看见母亲和她的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而显出喜悦的神色。

    “哦,基蒂,你那么想认识m-lle……”

    “瓦莲卡,”瓦莲卡微笑着插嘴说,“大家都这样叫我。”

    基蒂快乐得涨红了脸,久久地、默默地紧握着她的新朋友的手,那手没有报以紧握,只是动也不动地放在她的手里。虽然那手没有报以紧握,但是瓦莲卡小姐的脸上却闪烁着柔和的、喜悦的、虽然有几分忧愁的微笑,露出了大而美丽的牙齿。

    “我也早就这样希望呢,”她说。

    “但您是这样忙……”

    “啊,恰好相反,我一点也不忙,”瓦莲卡回答,但是就在这时,她不能不离开她的新朋友,因为两个俄国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儿,向她跑来。

    “瓦莲卡,妈妈在叫呢!”她们嚷着。

    于是瓦莲卡跟着她们走了。

    三十二

    公爵夫人所探知的关于瓦莲卡的身世和她同施塔尔夫人的关系以及施塔尔夫人本人的详情是这样的:

    施塔尔夫人是一个多病而热忱的妇人,有人说是她把她丈夫折磨死的,也有人说是她丈夫行为放荡,而使她陷于不幸。当她和她丈夫离婚以后生下她仅有的一个小孩的时候,那小孩差不多一生下来就死掉了,施塔尔夫人的亲戚知道她多愁善感,恐怕这消息会使她送命,就用同天晚上在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生下的一个御厨的女儿替换了她死去的孩子。这就是瓦莲卡。施塔尔夫人后来才知道瓦莲卡不是她亲生的女儿,但是她继续抚养她,特别是因为不久以后瓦莲卡就举目无亲了。

    施塔尔夫人在国外南方一直住了十多年,从来不曾离开过卧榻。有人说施塔尔夫人是以一个慈善而富于宗教心的妇人而获得她的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她心地上一如她表现的一样,是一个极有道德的、完全为他人谋福利的人。谁也不知道她的信仰是什么——天主教呢,新教呢,还是正教;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她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保持着亲密关系。

    瓦莲卡和她经常住在国外,凡是认识施塔尔夫人的人就都认识而且喜欢m-lle瓦莲卡,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探听到这一切底细,公爵夫人觉得没有理由反对她女儿和瓦莲卡接近,况且瓦莲卡的品行和教养都是极其优良的:她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挺好,而最重要的是——她传达了施塔尔夫人的话,说她因病不能和公爵夫人会晤很为抱歉。

    认识了瓦莲卡以后,基蒂就越来越被她的朋友迷住了,她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新的美德。

    公爵夫人听说瓦莲卡唱得好,就邀请她晚上来给她们唱歇。

    “基蒂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虽说琴不好,但是您一定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快乐,””公爵夫人说,露出她那做作的微笑,基蒂这时特别不喜欢这微笑,因为她注意到瓦莲卡并没有意思要唱歌。但是晚上瓦莲卡来了,而且带来了乐谱。

    公爵夫人把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和上校也邀请了来。

    瓦莲卡看见有她不认识的人在座,完全没有显出局促不安的神态,她立刻向钢琴走去。她自己不能伴奏,但她却能照歌谱唱得很好。擅长弹琴的基蒂给她伴奏。

    “您有非凡的才能,”公爵夫人在瓦莲卡美妙地唱完了第一支歌曲之后对她说。

    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母女表示了她们的感激和赞赏。

    “看,”上校说,向窗外眺望,“多少听众聚拢来听您唱呀。”

    在窗下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很高兴能使你们快乐,”瓦莲卡简单地回答。

    基蒂得意地望着她的朋友。她为她的才能、她的歌喉和她的容貌而倾倒,而尤其令她倾倒的是她的这种态度——瓦莲卡显然不觉得她的歌唱有什么了不起,对于大家对她的赞美毫不在意;她好像只是在问:“我还要唱呢,还是够了?”

    “假使我是她的话,”基蒂想,“我会多么引以自豪啊!我看到窗下的人群会多么高兴呀!但是她却毫不动情。她唯一的愿望是不拒绝我的maman,要使她快乐。她心中有什么呢?是什么给了她这种超然物外的力量呢?我多么想要知道这个,而且跟她学习呀!”基蒂望着她的安静的面孔,这样想。公爵夫人要求瓦莲卡再唱一支歌,瓦莲卡就又唱了一支,又是那样柔婉、清晰而美妙,她直立在钢琴旁,用瘦削的、浅黑皮肤的手打着拍子。

    乐谱中下一支歌曲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基蒂弹了序曲,回头望了瓦莲卡一眼。

    “我们跳过这个吧,”瓦莲卡说,稍稍涨红了脸。

    基蒂吃惊地、询问似地盯着瓦莲卡的脸。

    “哦,那就下一个吧,”她连忙说,翻着歌谱,立刻明白了那个歌一定有什么隐情。

    “不,”瓦莲卡微笑着回答,把手放在乐谱上。“不,我们就唱这支吧。”于是她唱得和前几支歌一样平静,一样美好。

    当她唱完了的时候,大家又感谢了她,就走去喝茶了。基蒂和瓦莲卡出去走到和房子相连的小花园里。

    “您联想起和那个歌有关系的往事,我说的对吗?”基蒂说。“不要告诉我,”她连忙补充说,“只说对不对。”

    “不,为什么不?我会告诉您呢,”瓦莲卡直率地说,不等她回答,就继续说:“是的,它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曾经是痛苦的回忆。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常常唱那支歌给他听。”

    基蒂睁大眼睛,默默地、感动地凝视着瓦莲卡。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赞成,因此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子。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有时看到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恋爱史吧?”她说,在她的美丽的面孔上闪现了一刹那的热情火花,那火花,基蒂觉得也曾经燃烧过她自己的整个身心。

    “我没有这样想吗?啊,假使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认识您以后就再也不会爱旁人了。只是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为了要顺着他母亲的心意就忘记您,使您不幸呢;他是无情的。”

    “啊,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相反,我幸福得很哩。哦,今晚我们不再唱了吧?”她补充说,向屋子走去。

    “您多好呀!您多好呀!”基蒂叫道,于是拦住她,和她亲吻。

    “我要是能够有一点点像您就好了啊!”

    “您为什么要像谁呢?您本来就很好啊,”瓦莲卡说,流露出温和的疲倦的微笑。

    “不,我一点都不好呢。来,告诉我……等一等,我们坐下来,”基蒂说,让她又在她旁边的长凳上坐下。“告诉我,想到一个男子轻视你的爱情,而且他一点也不想要……难道不觉得侮辱吗?……”

    “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我的爱情;我相信他爱我,但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是的,可是假如不是为了他母亲,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呢?……”基蒂说,感到她泄漏了自己的秘密,而她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暴露了她的心事。

    “假如是那样,那是他做得不对,我也就不惋惜他了,”瓦莲卡回答,显然觉察出她们谈着的已不是她,而是基蒂。

    “但是那种侮辱呢?”基蒂说。“那侮辱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的,”她说,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的时候她望着弗允斯基的那种眼光。

    “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哦,您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事呀?”

    “比不对还要坏呢——是羞耻呀。”

    瓦莲卡摇摇头,把手放在基蒂的手上。

    “哦,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她说。“您总不会对那冷落了您的男子说您爱他,您说了吗?”

    “自然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举止,看得出来呀。我活到一百岁也不会忘记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瓦莲卡说,她是什么话都照直说的。

    “我恨他;我不能饶恕自己。”

    “哦,那有什么关系呢?”

    “羞耻,侮辱!”

    “啊!假使大家都像您这样敏感可不得了!”瓦莲卡说。

    “没有一个女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到底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基蒂问,带着好奇的惊异神情凝视着她的脸。

    “啊,重要的事多着呢,”瓦莲卡微笑着说。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啊,更重要的事还多着呢,”瓦莲卡回答,不知道怎样说才好。但是正在这时候,她们听到从窗口传来公爵夫人的声音说:

    “基蒂,冷起来了!披条披肩吧,要么就进屋里来。”

    “真的,我该走了!”瓦莲卡说,站起来。“我还得顺便到伯尔特夫人那里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

    基蒂拉着她的手,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恳求的神情,她的眼神问她:“是什么,是什么最重要呢,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镇静呢?您知道,告诉我吧!”但是瓦莲卡甚至都不明白基蒂的眼神在问她什么。她只知道她今晚还得去看伯尔特夫人,而且要在十二点钟赶回家去给妈妈预备茶。她走进屋子,收拾起乐谱,向大家道了别,就准备走。

    “让我送您回家吧,”上校说。我的大学

    “对啦,这样夜深您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公爵夫人附和着。“无论如何,我叫帕拉沙送您。”

    基蒂看出瓦莲卡听说她需要人护送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不,我常常一个人走,决不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拿起帽子。于是又吻了基蒂一次,没有说出什么是重要的,她把乐谱挟在腋下,迈着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里,把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给了她那样使人羡慕的平静和庄严的那些秘密一同带走了。

    三十三

    基蒂跟施塔尔夫人也认识了,这种结识,连同她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她发生了强大影响,而且安慰了她精神上的苦痛。她在由于这种结识而展现在她面前的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中,和她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从那世界的高处她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找到了这种安慰。它向她显示出除了基蒂一直沉湎的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却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和基蒂从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祷仪式上,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①里的通宵的礼拜上,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教文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

    ①寡妇院是一八○三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的慈善机关,收容在国家机关供职至少十年的官员或阵亡军官的贫病及年迈的寡妇。

    基蒂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施塔尔夫人同基蒂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那使她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来;仅仅有一次她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与安慰,并且说照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看来,没有一种悲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她立刻转移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在施塔尔夫人的每一个举止行动、每一言谈话语、每一天国般的——像基蒂所称呼的——眼光中,特别是在她从瓦莲卡口中听来的她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基蒂发现了她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东西。

    但是,虽然施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基蒂却不禁在她身上发觉了某些使她困惑的特征。她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的时候,施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慈善精神不符合的。她还注意到当她看见她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施塔尔夫人就特意使她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微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使她迷惑了,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但是,瓦莲卡,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怀着悲哀的失望,无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基蒂只敢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莲卡身上,她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安静、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基蒂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基蒂不以心驰神往为满足,她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她面前的新生活中。根据瓦莲卡讲述的关于施塔尔夫人以及旁的人们的所做所为,基蒂已经构思出她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她要像瓦莲卡屡屡谈及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琳一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去寻找在苦难中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听。像阿琳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格外使基蒂着迷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基蒂既没有对她母亲,也没有对瓦莲卡说起过的秘密的梦想。

    但是,虽然等待着可以大规模地执行她的计划的时机,基蒂,就在现在,在有这么多害病和不幸的人们的温泉,很容易就找到仿效瓦莲卡来实行她的新主义的机会。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受到施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她所谓engouement的强烈影响。她看到基蒂不但在活动上仿效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眨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仿效她。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基蒂在读施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圣经》,这种事她以前是从来不曾做过的;而且看到她躲避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基蒂很明显以在那个家庭担负看护的职责而自豪。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没有理由反对,况且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德国公爵夫人,注意到基蒂的行为,又极口称赞她,叫她做安慰的天使。假如不是太过分了的话,这一切本来会是很好的。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她的女儿在走极端,因此她就把这意思跟她谈了。

    “Ilnefautjamaisrienoutrer,”①她对她说——

    ①法语:凡事总不要过分。

    但是她的女儿没有回答她;只是她心里想,牵涉到基督教是不能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扭过来让他打,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能有什么过分呢?但是公爵夫人不高兴这种过分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感觉得基蒂不愿把她的心事向她尽情吐露。基蒂也的确对她母亲隐瞒了她的新的见解和热情。她隐瞒并不是因为她不尊敬,或是不爱她母亲,只是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她与其说愿意对她母亲,倒不如说宁愿对任何旁人表露。

    “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呢。”

    “不,我没有这样觉得,maman,”基蒂说,脸红了。

    “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

    “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基蒂回答。

    “哦,你去吧,”公爵夫人回答,端相着她女儿的困惑的脸,竭力想要猜出她困惑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饭,通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基蒂的脸红了。

    “基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公爵夫人在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她为什么不再打发小孩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基蒂回答说她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好像很不满意。基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她却猜到了几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够对她母亲说,也不能够向自己说的事情。这是那样一种事情,即使自己知道了,但是连对自己也决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会是那样可怕和可耻的。

    她反复回忆着她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她记起了她们初次会见时表露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圆圆的、善良的脸上的纯真喜悦;她记起她们怎样秘密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她记起了叫她做“我的基蒂”,她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的那个顶小的男孩对她多么依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接着她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长长的脖颈,稀疏的鬈发,一双询问般的碧蓝眼睛,那眼睛基蒂初看见时感到那么可怕,还有他竭力在她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病态挣扎。她记起了开头她是怎样努力克制着她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她记起了他凝视她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她感到的怜悯、不安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到自己的善行的奇异心情。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现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破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用虚情假意的亲热迎接基蒂,不断地观察她和她丈夫。

    她走近时他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

    “是,”她回想着,“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他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不肯喝咖啡,虽说他已衰弱到这种地步了。’”

    “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他的时候她也很不高兴。那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他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那么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了。还有他给我画得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眼光!是,是,一定是的!”基蒂恐怖地暗自重复说。“不,这是不会的,这是不应该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啊!”她随即对自己说。

    这种疑惑把她的新生活的魅力毁坏了。

    三十四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启星根①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谓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家里人身边了——

    ①巴敦和启星根均德国地名,为有名的温泉。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于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社会里有她的确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西欧的太太,其实她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太太,——因此她矫揉造作,很不自在。相反地,公爵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比他实际上的样子更不像西欧人。

    公爵回来时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松软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顶愉快。当他看见基蒂完全复原了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更愉快了。基蒂同施塔尔夫人和瓦莲卡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述说的她观察到基蒂心中起了某种变化的消息扰乱了公爵,引起了他对于一切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东西一向怀着的嫉妒心情,引起了他的恐惧,唯恐他女儿摆脱他的影响,而进入他所不能达到的境地。但是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没在像海洋一样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里了,公爵向来是善良和愉快的,他游历了卡尔斯巴德温泉回来就更是如此了。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的皱纹,浆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

    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整洁的、愉快的、有小花园的房子,红脸、赤胳臂、喝足了啤酒、快活地工作着的德国女仆的姿影,灿烂的阳光,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他们越走近浴场,就越加频繁地遇见病人,这些病人的样子在有秩序的德国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显得更加可怜。基蒂对这种鲜明对照已不感到惊异了。明朗的阳光,葱茏的绿树,音乐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这些熟识的人的天然背景,在这些人身上,像她所看到的,总是起着不是变好就是变坏的变化。但是在公爵着来,六月早晨的明朗和愉悦,奏着流行的欢快的华尔兹舞曲的乐队的声音,尤其是健壮的女仆的姿影,和这些从欧洲各处聚拢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些不协调而又很可怕。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他却为他的有力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前面赤身露体的人一样。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他对女儿说,用胳臂肘挟紧她的胳臂,“因为治好了你的病,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起来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基蒂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她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盲妇伯尔特夫人和她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蒂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她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他攀谈起来,称赞他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蒂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珍珠、安慰的天使。

    “哦,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公爵微笑着说。“她管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哩。”

    “啊,Mademoiselle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呢,allez①,”伯尔特夫人接上说——

    ①法语:真是的。

    在回廊里他们遇见了瓦莲卡本人。她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

    “您看,爸爸回来了,”基蒂对她说。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她做别的任何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就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她和旁的任何人谈话一样。

    “当然我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呢,”公爵对她说,流露出一丝微笑,基蒂根据那微笑看出来她父亲喜欢她的朋友,觉得非常高兴。“您这么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呢?”

    “Maman在这儿,”她转向基蒂说。“她整整一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

    “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基蒂看出她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的,但是因为他喜欢她而不能那样做。

    “哦,这样我们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他继续说,“甚至施塔尔夫人,假使她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怎么,难道你原来认识她吗,爸爸?”基蒂看见提起施塔尔夫人的名字时,公爵的眼睛就燃烧着嘲弄的火焰,于是惴惴不安地问。

    “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儿认识,在她加入虔诚派①以前。”——

    ①虔诚主义是一种宗教学说,认为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内心笃信宗教,而不是外表的宗教仪式。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虔诚主义就在俄国宫廷范围内传播,与极端狂热、残酷及“坏脾气”的表现并存。因此“虔诚主义”一字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地和不愉快地显示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Erlaucht,Excellenz,Durchlaucht’①地叫。他们一叫‘Durchlacuht’,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②就花掉了。”——

    ①德语:大人,阁下,殿下。

    ②塔勒是德国的一种银币。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

    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五十个戈比就可以牺牲一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卡坚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呢?”

    “我没有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要回家了,”瓦莲卡站起来说,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当她收敛了笑容的时候,她告辞了,就走进屋里去取帽子。

    基蒂跟随着她。在她看来好像连瓦莲卡都有些异样了。她并没有变坏,只是和她以前所想像的两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呢!”瓦莲卡说,收拾起她的伞和提包。“他多慈爱,您父亲!”

    基蒂沉默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瓦莲卡问。

    “Maman打算到彼得罗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里去吗?”

    基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

    “那么我也来吧。”

    “不,您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基蒂说,睁大了眼睛,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呢?”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哩。”

    “不,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

    “我并没有那样说,”瓦莲卡镇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通通告诉您?”瓦莲卡问。

    “通通!通通!”基蒂应声说。

    “哦,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本来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哦,哦!”基蒂性急地催促着,忧郁地望着瓦莲卡。

    “哦,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夫妻两个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爱发脾气呀。”

    基蒂把眉头皱得更紧,依然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想使她消气或安慰她,而且预料到一阵风暴要来了——是眼泪呢还是言语,她不知道。

    “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吧,您不会生气吧?

    ……”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基蒂连忙叫道,从瓦莲卡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着她朋友的眼睛。

    瓦莲卡看到她那小孩子般的怒气真要笑了,但是她怕伤害她的感情。

    “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她说。

    “是我自己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呀!”

    “虚伪?为的什么目的呢?”瓦莲卡静静地说。

    “啊,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呀!我毫无必要……只是虚伪!”

    她一面说,一面把伞撑开又收拢。

    “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再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好像……”

    但是基蒂是在勃然大怒中。她不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决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啦。还是让我像我原来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这完全错了,错了。”

    “什么事情错了呢?”瓦莲卡迷惑地问。

    “全都错了。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我只是喜欢您,而您大概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

    “您这话是不公平的,”瓦莲卡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基蒂!”她们听见她母亲的声音,“来呀,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

    基蒂没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脸涨得这样红。”她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转来,”说着她就又跑回来了。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啊呀!我做了什么事,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为什么让她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呀?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基蒂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饶恕我,饶恕我吧!”基蒂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说。“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瓦莲卡说,微笑了。

    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蒂看来,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她没有放弃她学得的一切,但是她明白了她以为能够做到如她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她还感觉到她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她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她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她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她接到信知道她的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叶尔古绍沃去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情意并没有衰减。当她道别的时候,基蒂要求她到俄国时去看望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结婚。”

    “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留心,记住您的诺言呀,”基蒂说。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蒂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平静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

    第三卷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理解农民,在他看来就等于说他理解一般人一样。他不断地观察和理解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他认为善良而有趣的农民,他不断地发现他们新的特点,改变自己以前对他们的看法,形成新的观念。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恰好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那很有条理的头脑里对农民生活清楚地形成了一定的看法,那一部分是由于生活本身,而主要地却是由于和别的生活方式相对照而推论出来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农民的看法和他对他们抱着的同情态度。

    在议论农民时兄弟间发生的争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是战胜他的弟弟,正是因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对于他们的性格、特长和趣味有固定的看法,而康斯坦丁·列文关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坚定不移的意见,因此在他们的辩论中康斯坦丁就经常陷于自相矛盾中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中,他弟弟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心放得正(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但是他的头脑,虽然相当敏捷,却太容易受一时的印象所影响,因而充满矛盾。以长兄的恳切,他有时向他解释事物的真谛,但是他和他争辩得不到乐趣,因为征服他是太容易了。

    康斯坦丁·列文把他哥哥看成是一个才智过人和修养很高的人,十分高尚,而且赋有一种献身公益事业的特殊能力。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年纪越大以及了解他哥哥越深,他就越发常常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完全缺少的这种从事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什么美德,反倒是缺乏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的、正直的、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生命力,缺乏所谓激情这种东西,缺乏可以使人从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无数人生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只憧憬这一条的那股热劲。他对哥哥了解得越深,他就越注意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旁的许多献身公益事业的人并不是衷心关怀公益,而是从理性上推论出致力于公益事业是正当的事情,因而就致力于这些事业了。使列文更加强这个信念的,是他观察出来他哥哥对于公益的问题或是灵魂不灭的问题并不比对象棋问题或新机械的精巧构造更为关心。

    除此以外,康斯坦丁·列文和他哥哥在一起感到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在乡下列文正忙于农事,要做完一切该做的事,漫长的夏日还不够用,而谢尔蓝·伊万诺维奇却在休养。但是虽然他正在休养,那就是说,他没有写作,他却这样习惯于脑力活动,他喜欢把涌上脑海的思想用优美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喜欢有人倾听。他的最经常的、最自然的听众就是他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康斯坦丁丢下他一个人还是感到不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喜欢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着。

    “你不会相信,”他对他弟弟说,“这种田园式的懒散对于我是怎样的一种快乐。脑子里没有一个念头,空虚得一无所有!”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坐着听他闲聊感觉到很沉闷,特别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他们就会把肥料运到没有犁过的田里,要是不在那里监督着,天知道他们会把肥料撒在什么地方;而且犁铧也不会拧紧,却会让它脱落掉,过后他们还会说新式犁是愚蠢的发明,没有老式安德列夫纳犁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哦,这样热的天,你走动得够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他说。

    “不,我还得到账房去一下,”列文回答,就跑到农场去了。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老乳母兼女管家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了一瓶刚腌好的菌子送到地窖去的时候,滑了一下,跌倒了,跌伤了腕关节。当地医生,一位健谈的年轻的刚毕业的医学生,来给她诊治。他检查了腕关节,说她并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了绷带,留下吃了午饭,很高兴有和鼎鼎大名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谈话的机缘,为了表示他对于事物的进步的见解,告诉了他地方上的一切流言蜚语,抱怨县议会所陷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留心地倾听着,问他问题,因为有新的听众在场兴奋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发表了几点切中要害和很有分量的意见,博得了年轻医生的敬佩,立刻陷入了他弟弟所熟悉的那种总是随着出色的热烈谈话之后而来的兴奋心情。医生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带了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而且好像以能够喜欢这种无聊的玩意而自豪。

    康斯坦丁·列文需要去巡视耕地和草场,就提议套上马车顺路把他哥哥送去。

    这是一年中正值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成定局,要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割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麦穗还没有饱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麦浪随风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竖立在播种迟了的田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铺展开,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低地上河畔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开镰收割,在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混杂着除去杂草的一堆堆酸模草的茎秆。

    在农作中,这是一年一度的、需要农民倾注全力的收获前的短短的休息时节。丰收在望,明朗炎热的夏日和短促多露的夜晚到来了。

    两兄弟到草场去必须穿过树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路赞赏着枝叶繁茂的树林之美,向他弟弟时而指着一棵背荫那边显得非常黑暗、缀满黄色托叶、含苞欲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着像绿宝石一般闪烁着的、今年新生的幼树嫩芽。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说、也不喜欢听人讲自然的美。言语在他看来好像损坏了他所见的事物之美。他附和着他哥哥说的话,但是他情不自禁想别的事情上去了。当他们驶出树林的时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住了,休耕地里有的地方被草渲染成了黄色,有的地方被践踏和被犁沟割裂,有的地方点缀着成堆的肥料,有的地方翻耕过了。一串大车从田间驶过。列文数着车辆,看到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运出来了,觉得很高兴。看见草场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转移到割草的问题上去了。一想到割草他总是感觉到特别激动。到了草场,列文勒住了马。

    朝露还残留在繁密草丛的根株上,为了不把脚弄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要求他弟弟驱车驶过草场,一直驶到可以钓到鲈鱼的柳树那里。康斯坦丁·列文虽然觉得把草压坏很可惜,但是他仍然驶进了草场。长长的草柔软地缠绕住车轮和马蹄。把种籽粘在潮湿的车辐和车毂上面了。

    哥哥坐在灌木丛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把马牵开去,拴起来,就走进风都吹不动的、辽阔的、灰绿色的、像海洋一般的草场里去了。结着成熟种子的、像丝样柔软的草在春季被水淹过的地方差不多长得齐腰深。

    穿过草场,康斯坦丁·列文走到路上,遇见一个肩上掮着一只蜂箱,两眼浮肿的老头子。

    “怎样,捉到一窝离巢的蜜蜂吗,福米奇?”他问。

    “哪里捉得到,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们只要能保得住自己的就好啦!这是第二次离巢了……亏得孩子们捉回来了。他们正在犁您的地,卸下马,就骑上马去追……”

    “哦,你看怎样,福米寄——就动手割草呢,还是再稍微等一等?”

    “哦,哦。按照我们的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哩。但是您总是割得早一点。哦,为什么不呢,上帝保佑,干草好极了。够给牲口吃的了。”

    “你看天气怎样?”

    “那可要听天由命。也许会晴下去的。”

    列文向他哥哥走去。毁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什么都没有钓到,但是他并不觉得厌倦,而且似乎兴致很好。列文看出他因为同医生的谈话而兴奋起来,很想要谈谈话了。相反地,列文却只想尽可能地快回家去,以便吩咐召集明天的割草人和解决他时时挂在心上的割草问题。

    “哦,我们走吧,”他说。

    “为什么这样急?我们再待一会吧。但是你怎么湿得这样啊!虽然什么都没有钓到,还是愉快得很。渔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和大自然接触。这种钢灰色的水多么美丽呀!”他说。

    “长满青草的河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来——你知道吗?草对水说:‘我们颤动,我们颤动。’”

    “我不知道这个谜,”列文懒懒地回答。

    “你知道我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照那位医生对我说的,县里的事简直糟到极点了;那医生是个聪明人呢。我以前也对你说过,我现在还要对你说,不出席会议,完全不管县议会的事,是不对的。假如公正的人都退到一边,当然一切都会弄得很糟糕。我们出的钱通通用做薪金,但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也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哦,我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地不愿意地说,“但是我不能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你怎么会不能够呢?我承认我不明白。我不承认你不关心或是没有能力;难道完全是因为懒惰吗?”

    “通通不是。我试过,但是我看出来我什么也不能够做,”

    列文说。

    他不大注意哥哥说的话。望着河对岸的耕地,他看出有一团黑的东西,但是他分辨不清是马呢还是骑在马上的管家。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你尝试过,但是按照你自己的见解你觉得失败了,于是你就灰心了。你怎么这样缺少雄心呢?”

    “雄心!”列文说,被他哥哥的话刺伤了。“我不明白。要是在大学里他们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而我不懂,那才会产生雄心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首先要相信他干这种事确有相当的才干,尤其要相信这种事确实很重要。”

    “什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感兴味的事情,他弟弟竟毫不重视,这可刺伤了他的心,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弟弟显然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

    “我不觉得重要,这件事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认清了他看见的是管家,而且好像管家让农民们离开了耕地。他们正在翻转犁头。“难道他们犁完了吗?”他想。

    “哦,不过你且听一听,”长兄说,他那漂亮聪明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有个限度。要做个独特的、真诚的人,憎恶虚伪,这都是很好的——这我全知道;但是实在,你说的话不是没有意思,就是意思很坏。你是声称爱农民的,那么你怎么可以不看重他们的死活……”

    “我从来没有这样声称过,”康斯坦丁·列文想。

    “……看着他们无依无靠地死去呢?无知的农妇饿死小孩,农民停滞在愚昧里,听凭每个乡村文书的摆布,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叫他两者之中必择其一:或者你是这样智力不发达,弄不明白你能够做的事;或者是你不愿为此牺牲你的安逸、你的虚荣,或别的什么。

    康斯坦丁·列文感觉到他除了屈服,或者是承认自己对于公益事业缺乏热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而这就羞辱了他,伤害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有,”他决然地说。“我不觉得这是可能的……”

    “什么?合理地分配一下金钱作为医疗之用,也是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我觉得……这地方周围四千平方里,有融雪的积水,有暴风雪,有田里的工作,要供给全区的医疗,我看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医药。”

    “喂,对不起;这是不公平的……我可以向你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但是学校总得有吧。”

    “为什么要有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对于教育的效用也怀疑吗?假使对你有用,对大家也有用。”

    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青年近卫军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

    “不,他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回来一趟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康斯坦丁·列文起得比平常早,但是他为了安排农场上的事耽搁了一会儿,当他到草场的时候,割草人已经在割第二排了。

    从高坡上他可以看到下面草场有阴影的、割了草的那部分草场,那儿有一堆堆灰色的草,还有割草人在开始刈割的地方脱下的黑魆魆的一堆上衣。

    渐渐地,当他驰近草场的时候,可以望见农民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着衬衫,连成一串地在割草,用各自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人。

    他们在草场上高低不平的低处慢慢地刈割,那里曾经是一个堤坝。列文认出了几个他自己的人。这里,穿着白色长衬衫的叶尔米尔老头弯着腰在挥着镰刀;那里,曾经做过列文马车夫的年轻小伙子瓦西卡把一排排的草一扫而光。这里,还有季特,列文割草的师傅,一个瘦小的农民。他在顶前面,大刀阔斧地割着,连腰也不弯,好像是在舞弄着镰刀一样。

    列文下了马,把马系在路旁,走到季特面前,季特从灌木丛里取出第二把镰刀,递给他。

    “弄好了,老爷;它像剃刀一样,自己会割哩,”季特说,带着微笑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他。

    列文接了镰刀,试了试。当他们割完一排的时候,割草的人们,流着汗,愉快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到路上来,微笑着和主人招呼。他们都盯着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高个子、满脸皱纹、没有胡须、身穿羊毛短衫的老头儿走到路上,向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这才说起话来。

    “当心,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啊!”他说,列文听到割草的人们中间压抑住的笑声。

    “我竭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季特背后,等待着开始割的时间。

    “当心,”老头子重复说。

    季特让出地位,列文就在他背后开始了。路边的草是短而坚韧的,列文很久没有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注视着,弄得很狼狈,开头割得很坏,虽然他使劲挥动着镰刀。他听到背后议论的声音:

    “没有装好呢,镰刀把太高了;你看他的腰弯成那样,”有人说。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另一个说。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老头子继续说。“他开了头了……你割得太宽了,会弄得精疲力竭呢……主人的确为自己尽了力了!但是你看草还是没有割干净哩。这种样子,要是我们的话,是一定要挨骂的呀!”

    草渐渐柔软了,听着他们的话,列文没有回答,跟着季特,尽力割得好一点。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季特继续前进,没有停步,也没有露出丝毫疲惫的样子;但是列文已经开始担心他要支持不下去了,他是这样地疲倦。

    他一面挥动着镰刀,一面感觉得他的气力已经使尽了,下了决心要季特停下来。但是正在这时,季特自动停下了,弯下腰拾起一把草,擦净他的镰刀,开始磨刀。列文伸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向四周望了一眼。他背后走来一个农民,他显然也疲倦了,因为他等不及赶上列文就立刻停下了,开始磨他的镰刀。季特磨快了自己的和列文的镰刀,他们又继续前进。

    第二次还是一样。季特连续挥着镰刀没有停过,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样子。列文跟着他,竭力想不落在后面,他感觉到越来越吃力了;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感觉到所有力气都用尽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季特又停下来磨镰刀。

    就这样他们割完了第一排。这长长的一排,列文觉得特别吃力;但是当刈割完了,季特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沿着他在刈割了的草地上留下的足迹走回来,而列文也同样在他刈割的那块地面上走回来的时候,这时候,尽管汗流满面,从鼻子上滴下,把他的脊背湿透得好像浸在水里一样,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特别使他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支持得了。

    只有一件事使他扫兴,就是他那一排割得不好。“我要少动胳膊,多用整个身子,”他想,拿季特那看去像切齐了一样的一排,和自己那满地是草,参差不齐的一排比较着。

    如列文觉察出的,第一排,季特割得特别快,大概是想考验考验他的主人,而这一排恰巧又是很长的。往后几排就容易些了,但是列文还得使出全部力量才不致于落在农民后面。

    他除了想不落在农民们后面,尽可能把工作做好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飕飕声,眼前只看见季特渐渐远去的挺直的姿态,刈割了草的一片半圆形草地,在镰刀前面慢慢地像波浪一样倒下的青草和花穗,以及前面可以休息的刈幅的终点。

    突然,正在工作当中,也不知是什么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感到他的热汗淋漓的肩膊上有一种愉快的凉爽感觉。他在磨刀的时候仰望了一下天空。阴沉的、低垂的乌云密布了,大颗的雨点落下来。有的农民走去拿上衣穿上;有的农民,正如列文自己一样,只耸耸肩,享受着愉快的凉意。

    割完一排,又割一排。有长排和短排,草也有好有坏。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此刻天色是早是晚完全不知道了。他的工作开始发生了一种使他非常高兴的变化。在劳动中竟有这样的时刻,他有时忘记了他在做什么,一切他都觉得轻松自如了,在这样的时候,他那一排就割得差不多和季特的一样整齐出色了。但是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而且开始竭力要做得好一些,他就立刻感觉到劳动很吃力,而那一排也就割得不好了。

    又割了一排的时候,他本来要再开始第二排的,但是季特停下了,走到那老头跟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两人都望了望太阳。“他们在谈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接着割下去?”列文想,没有想到农民们已经刈割了四个多钟头没有休息,现在是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了。

    “吃早饭的时候了,老爷,”那老头子说。

    “已经是时候了吗?好的,那么吃早饭吧。”

    列文把镰刀交给季特,就和正要到放上衣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道,穿过一片被雨微微淋湿了的刈割了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雨淋湿了他的干草。

    “干草会给糟蹋掉呢,”他说。

    “不会的,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那老头子说。

    列文解下马缰,骑马回家去喝咖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刚起来。列文喝完咖啡又回草场去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走进餐室。

    早饭以后,列文已经不在行列中他原来的地方了,却夹在那位爱说说笑笑、请求跟他并排的老头子和一个去年秋天刚结了婚、今年夏天还是第一次割草的青年农民中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朝外撇着,跨着长长的、有规则的步伐,用一种在他似乎并不比走路时挥动两臂更费力的准确而匀称的动作走在前头,他好像在游戏一样把草铺成高高的、平整的一排排。好像并不是他在割草,而是锐利的镰刀自动地在多汁的草丛中飕飕地响着。

    在列文背后的是年轻小伙子米什卡。他那可爱的、稚气的面孔,头发用新鲜的草缠住,因为使劲而抽搐着;但是每逢有人望着他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显然他宁死也不肯承认他觉得劳动很吃力。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在最炎热的时候,割草在他倒不觉得怎样辛苦。浸透全身的汁水使他感到凉爽,而那炙灼着他的背、他的头和袒露到肘节的手臂的太阳给予他的劳动以精力和韧性;那种简直忘怀自己在做什么的无意识状态的瞬间,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镰刀自动地刈割着。这是幸福的瞬间。而更愉快的瞬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到了地头的小溪,老头子用一大把湿润的、茂盛的草揩拭着镰刀,把刀口在清澈的溪水里洗濯着,用盛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我的克瓦斯①怎么样,呃?好喝吗,呃?”他眨着眼说——

    ①克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真的,列文从来没有喝过像这种浮着绿叶、带点白铁盒子的铁锈味的温水这么可口的饮料。接着是心悦神怡的、从容的散步,一只手放在镰刀上,这时他有闲暇揩去流着的汗水,深深吸了一口空气,观望着长列的割草人以及四周的森林和田野发生的变化。

    列文割得越久,他就越是频繁地感觉到那种忘我状态的瞬间,好像不是他的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自动在刈割,变成充满生命和自我意识的肉体,而且,好像施了魔法一样,不用想工作,工作竟自会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这是最幸福的瞬间。

    只有在他不能不中止这种已变成无意识的动作而思索的时候,在他不能不绕着小丘或是难割的酸模刈割的时候,劳动才是艰苦的。老头子却很轻松地做着这事。遇到小丘的时候,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靠近刀把的刀刃,时而用刀尖,以急促的突击动作从两侧去刈割小丘周围的草。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断地观着和注意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有时他拾起一枚野果吃下去或是给列文吃;有时他用镰刀尖挑开小树枝;有时他去看鹌鹑的巢,鸟就从镰刀下面飞走;有时去捉路上的一条蛇,用镰刀挑起来,像用叉子叉起一样,给列文看了,就把它扔掉。

    对于列文和在他背后的年轻农民,这样变换动作是困难的。他们两人都陷入一种紧张的动作中,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里,没有一面变换动作一面贪看眼前事物的余裕。

    列文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少时间,他一定会说半个钟头——而实际上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踏着刈割了的草走回来的时候,老头子促使列文注意那在高高的草丛中几乎看不见的、沿着道路从四面八方向割草人走来的男孩和女孩们,他们用伸开的小胳膊抱来一袋袋面包,拿来一罐罐口上用破布塞着的克瓦斯。

    “看,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哩!”他指着他们说,用手遮住眼睛看太阳。他们又割了两排,老头子停下了。

    “哦,老爷,吃午饭了!”他断然地说。割草的人们到了小河边,就跨过割了一行行草的草地,向他们放着上衣的地方走去,给他们送饭的孩子们正坐在那里等候着。农民们集合了——从远处来的聚在大车下面,近的聚在铺着草的柳树下面。

    列文在他们旁边坐下;他不想走开了。

    在主人面前感到拘束的心情早已消失了。农民们预备午餐。有的洗脸,年轻的在小溪里沐浴,有的在安排休息的地方,解开放面包的口袋,揭开克瓦斯罐的塞子。老头子把一片面包捏碎,放进碗里,用匙柄捣烂,从盒子里倒些水在上面,再捏一些面包进去,撒上一点盐,于是他转向东方祷告。

    “哦,老爷,尝尝我的面包渣汤吧,”他说,跪在碗前。

    这面包渣汤是这么甘美,竟使列文放弃了回家去吃饭的念头。他和老头子一道吃着,同他谈起家常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自己的家事和能够引起老头子兴趣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他感觉得他对这老头子比对他哥哥还亲,由于他对这个人产生的温情不禁微笑起来。当老头又站起来,做了祷告,就用草垫在头下,在小树丛下面躺下的时候,列文也照样做了,尽管阳光下有一群群纠缠不休的苍蝇,还有小虫子叮得他那流汗的面孔和身体发痒,他依然立刻睡熟了,直到太阳偏到矮树丛那边,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才醒来。老头子早已醒了,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列文向周围眺望,几乎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大片草场被刈割了,排列着一行行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在夕阳斜照里闪耀着一种特异的清新光辉。河畔割了草的矮树丛,以前看不见、现在却像钢铁一般闪烁着的蜿蜒的河流,站起来走动的农民们,剩下的一部分还没有刈割的草的峭壁,和在割光了草的草地上飞翔的鹞鹰——一切都是全然新奇的。列文完全醒了,他开始估量今天已经割了多少,还可以割多少。

    四十二个人做了这么些工作是非常不少了。他们割了整个大草场,那在农奴时代是需要三十把镰刀割两天的。只剩下角落里很小的几片没有割完。但是列文渴望今天尽可能多割些,看见太阳那么快就西沉下去,感到十分懊恼了。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他只想干得更快些,而且尽量多些。

    “我们能不能把马什金高地也割了呢?——你看怎么样?”他问老头子。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不高了啊。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在午后休息时间内,当他们又坐下来,而那些抽烟的人点燃了烟袋的时候,老头子对小伙子们说了:“割完马什金——大家会有伏特加喝。”

    “干吗不割呢?去吧,季特!我们加劲干吧!我们可以在夜里吃饭。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叫着,割草的人们一边吃面包,一边走了。

    “哦,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季特说,几乎跑步似地走在前头。

    “去吧,去吧!”老头子说,在他后面赶去,一下子就追上了他。“我要打败你呢,当心呀!”

    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在使劲割,好像他们在竞赛一般。但是不管他们工作得多么快,他们都没有把草损坏,一排排的草还是同样整齐而准确地摆着。角落里剩下的没有割的那部分草五分钟之内就割掉了。后面的割草人刚割完他们那几排的时候,前面的就已经把上衣搭在肩头上,穿过道路向马什金高地走去了。

    当他们带着玎珰作响的磨刀石盒子走进马什金高地树木繁茂的洼地的时候,太阳已落到树梢上了。在洼地中央,草长得齐腰深,柔软的、纤细的、羽毛般的,在树林中间到处点缀着三色紫罗兰。

    在简短的商议——直割呢还是横割——之后,普罗霍尔·叶尔米林走在前头;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割草人,是个大个子黑头发的农民。他走上前去,又回转来,再动手刈割,于是大家排成一行跟在他后面,沿着洼地走下山坡,又走上山坡树林的边缘。太阳在树林后面落下去。露水已经降下来;割草人只有在山坡顶上才照得到太阳,但是在雾正升腾起来的山坡下边,在正对面,他们就处在凉爽的,多露的阴凉里。工作进行得很快。

    散发芳香的草给割下来的时候发出汁液饱满的声音,高高地、一排一排地堆放着。从四面齐集在刈幅很短的草地上来的割草人,合着磨刀石盒子的玎珰声和镰刀的铿锵声,磨刀石的咝咝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互相催促着。

    列文还是夹在年轻农民和老头子中间。老头子穿上了羊皮袄,还是那样愉快、诙谐、动作灵活。在树林中他们不断地用镰刀割掉那在多液的草丛里长得肥肥大大的所谓“白桦菌”。老头子每遇见一个菌就弯下腰,把它拾起来揣在怀里。

    “又是一件送给我的老婆子的礼物呢。”他总是这样说。

    刈割濡湿柔软的草虽然很容易,但沿着洼地的陡峭斜坡走上走下却是件困难的事。但是这并没有把那个老头子难倒。还是照样地挥动着镰刀,他那穿着大树皮鞋的脚迈着稳重的小步子,慢慢地爬上陡峭的斜坡,虽然他衬衣下面的松垂短裤和全身,因为吃力的缘故抖动着,但他却没有放过路上一株草或一个菌,而且还不断地跟农民们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走在他后面,每当他手里拿着镰刀爬上就是空着手也很难爬上去的险峻斜坡的时候,常常感觉得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竟爬上去了,而且做了他必须做的事。他感到好像有一种外力在推动他。

    马什金高地的草割完了,农民们割掉了最后一排草就穿上上衣,快活地走回家去。列文跨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民们,向自己家里驰去。从山坡上,他回头望了一眼;他望不见他们,因为从山谷里升起的浓雾把他们遮住了;他只听见粗犷的、愉快的谈话声,笑声和镰刀的玎珰声。

    当列文满身是汗,乱发粘在前额,背部和胸膛弄得又脏又湿,快乐地谈笑着,闯进他哥哥房间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早已吃过晚饭,正在自己房间里喝冰柠檬水,看刚从邮局收到的报纸杂志。

    “我们把整个草场都割完了!真是好极了,妙极了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列文说,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

    “啊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最初一瞬间多少带点不满地望着他弟弟。“那扇门,把那扇门关起来呀!”他叫。“你至少带进来十只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顶讨厌苍蝇,他的房间里除了夜间从来不开窗,门总是小心地掩上。

    “我敢担保一只都没有。但是假如我带进来了的话,我会捕捉的。你不会相信我今天多么快乐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真割了一整天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狼一样了吧。库兹马给你把一切都预备好了。”

    “不,我倒不想吃东西。我在那里吃了点东西。但是我要去洗洗脸了。”

    “好的,去吧,去吧,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一面望着他弟弟,一面摇头。“去吧,快一点,”他微笑着补充说,于是收拾起书本,他也准备走。他也突然感到很愉快,不愿离开他弟弟了。“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下雨?啊哟!几乎就下了几滴雨。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也过得很惬意吗?那真好极了。”说着,列文就走去换衣服了。

    五分钟以后,兄弟两个在餐室里相遇了。虽然列文觉得好像并不饿,好像他坐下来吃只是为了不让库兹马扫兴,但是当他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这顿饭特别鲜美可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望着他。

    “啊,是的,还有你一封信呢,”他说。“库兹马,请你到下面把那封信拿来。当心要关上门呀。”

    信是奥布隆斯基写来的。列文高声朗读着。奥布隆斯基从彼得堡写信说:“我接到多莉的信,她在叶尔古绍沃,一切事情都不如意。骑马去看看她吧,出出主意,帮助她一下,你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她看见你一定非常高兴。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我的岳母和他们一家人现在还在国外。”“好极了!我一定要骑马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然我们一道去吧。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不是吗?”

    “离这里远不远呢?”

    “三十里。也许四十里吧。但是路很好走。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坐车去哩。”

    “我很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还在微笑着。

    看见他弟弟的样子,他显然也立刻愉快起来。

    “啊,你胃口真不坏!”他说,望着他那俯在盘子上的晒得又红又黑的面孔和脖颈。

    “好极了!你真想像不到这对各种各样的愚行是多么有效的灵丹妙药。我要用一个新辞Arbeitscur①来增加医学的词汇。”——

    ①德语:劳动疗法。

    “但是我想你并不需要这个吧。”

    “不,但是各种神经性的病人却很需要呢。”

    “是的,这应该试验一下。我本来打算到割草场来看你的,但是天气热得这样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就穿过树林向村子走去,遇见了你的老乳母,向她探听了农民们对你的看法。照我看来,他们并不赞成这个。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干的事。’总之,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对于他们所说的‘老爷们做的事’是有一定的确切看法的,他们不允许老爷们越出他们心目中所定下的界限。”

    “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尝到过的乐趣。而且你知道,这也没有什么害处。不是吗?”列文回答。

    “假使他们不高兴,那我也没有法子。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呃?”

    “总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接下去说,“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吧?”

    “真是满意得很。我们割了整个草场。我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老头子哩!你想像不出他是多么有趣啊!”

    “哦,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了。我也是呢。第一,我解决了两个象棋问题,有一个妙极了——用卒子开头的。我让你看看吧。其次,我仔细想了想我们昨天的谈话。”

    “呃?我们昨天的谈话?”列文说,餐后幸福地眯缝着眼睛,大声喘着气,完全想不起他们昨天谈话的内容了。

    “我想你也有几分道理。我们意见的分歧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动力,而我却认为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教养的人的责任。或许你说的也对,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活动也许更合心愿。你的性情,就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未免太prime-sautière①了,你要么需要强烈的、精力旺盛的活动,要么就什么都不需要。”——

    ①法语:容易冲动。

    列文听着他哥哥说,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而且也不想听懂。他只怕他哥哥问他问题,会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这就是我所想的,好弟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用手触碰他的肩。

    “是的,当然啦。但是那又有什么呢!我并不固执己见哩,”

    列文回答,露出惭愧的、稚气的微笑。“我争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想,“当然,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都不错呢。只是我得到账房去料理一下。”他立起来,伸了伸懒腰,微笑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微微一笑。静静的顿河

    “你要出去的话,我们一道走吧。”他说,不想离开他那容光焕发、生气蓬勃的弟弟了。“哦,我们一同到账房去吧,假如你一定要去的话。”

    “啊哟!”列文叫喊了一声,这么大声,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事呀?”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胳臂怎样了?”列文说,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我把她都忘了呢。”

    “好多了。”

    “哦,我还是要跑去看看她。你还没有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就回来了。”

    他跑下楼去,靴跟噼啪地响着,就像木屐一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为了完成一件最自然的重要公务到彼得堡去了,那种公务局外人虽然不了解,但是每个官场中人都很熟悉,那就是使部里注意自己,因为非此不能在官场供职。他为了举行这种仪式,携带了家里所有的钱,逍遥自在地在赛马场和别墅过日子。同时为了尽量节省开支,多莉和孩子们一道搬到乡下去。她到了叶尔古绍沃,这块地产原是她的嫁奁,今年春天卖出的树林就在这个地产上。这里离列文住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有五十里光景。

    叶尔古绍沃的宏伟古老的宅邸早已拆毁了,老公爵曾把一所厢房修理好,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小孩的时候,那厢房还算是宽敞舒适的,虽然同普通厢房一样位于马车道侧面,而且不朝南。但是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颓败了。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春天为了卖树林的事到那里去的时候,多莉曾请他去察看那幢房子,吩咐把必须修理的地方修理一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正像所有问心有愧的丈夫一样,非常关心他妻子的舒适,他亲自去察看了那房子,并且吩咐了把他认为必要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他认为必要的事是把印花棉布重新铺在一切家具上,挂起窗帷,扫除庭园,在小池上搭一座桥,种植一些花草;但是他忘掉了许多其他必要的事情,这种疏忽后来使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大地吃了苦头。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努力想要做个关怀备至的父亲和丈夫,但他怎么也记不住他是有妻室儿女的。他有独身者的嗜好,他只想按照这种方式过活。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妻子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房子简直是一座小乐园,劝她一定去。妻子住到乡下去,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惬意的:于小孩健康有益,可以节省费用,他可以更自由。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认为到乡下去避暑,对于小孩,尤其是对于那害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小女孩是必要的,而当作逃避卑微的屈辱,逃避那使她痛苦不堪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小笔债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她所以高兴到乡下去是因为她梦想要她妹妹基蒂住到她那里来,基蒂将在仲夏回国,医生曾嘱咐她用水浴治疗。基蒂从温泉写信来说,再没有比和多莉一道在叶尔古绍沃过夏天那么令她高兴的了,叶尔古绍沃在她们姊妹两人心里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乡间生活的头几天在多莉是极其困难的。她小时候曾在乡间住过,她保留下的印象就是乡间是逃避城市一切烦恼的避难所,乡下生活虽不豪华——多莉对此倒是容易迁就的——却是便宜的,舒适的:一切都充裕,一切都便宜,一切都弄得到,对孩子们也是好的。但是现在以一家的主妇来到乡下,她觉察出一切和她所想像的完全两样。

    她们到达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夜里雨漏进了走廊和儿童室,以致不能不把床搬到客厅里。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养牛的女人说,有的快要生小牛了,有的刚刚生过头胎,其余的不是太老了,就是乳汁很少;乳酪和牛乳给小孩们吃都不够。蛋也没有。他们找不到母鸡;他们煎和煮的尽是些褐紫色的咬不动的老公鸡。找不到擦洗地板的妇人——大家都去刨马铃薯了。坐车出游也不可能,因为有一匹马很难驾驭,在车辕间暴跳着。没有洗浴的地方;整个河岸都被家畜践踏坏了,而且从大路上可以一览无遗!连散步也不可能,因为家畜从栅栏裂缝里侵入了庭园,并且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它吼叫着,有牴伤人的架势。没有合适的衣柜;原有的衣柜不是完全关不拢,就是人一走过就自动开开来。没有壶罐和铁锅;洗衣房没有蒸汽锅,使女房间里连熨板都没有一块。

    没有得到安静和休息,倒遭遇到这一切在她看来非常可怕的困难,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头很失望。她尽力忙碌,仍然感到境况毫无希望,时时强忍着不让涌进眼里的泪水落下来。管家是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喜欢他,因为他仪容俊秀而又恭顺服从,特地把他从看门人的地位提拔上来的,他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愁苦没有表示一点同情。他恭敬地说:“没有法子呢,农民都是那么可恶,”却没有帮她一点忙。

    这种境况看来似乎毫无希望了。但是在奥布隆斯基家,也像在一般家庭里一样,有一位不惹人注目、但是最重要最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她安慰女主人,向她担保说一切·自·会·好·起·来·的(这是她的用语,马特维就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于是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动手操作。

    她立刻和管家的妻子有了交情,就在头一天,她和她同管家三人一道在洋槐树下喝茶,讨论着一切的事务。不久,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在洋槐树下成立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管家的妻子、村里的长老和管账组成的,这么一来,生活上的困难就逐渐消除了,一个礼拜内一切就真的·好·起·来·了。屋顶修葺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里长老的亲戚,母鸡也买来了,母牛开始有奶了,庭园用栅栏围好了,木匠做了个轧光机,衣柜装上了钩子,不再自动地敞开了,蒙着粗布的熨板搭在椅背和有抽屉的衣柜上,在使女房间里发出了熨斗的气味。

    “现在你看!您先前还那么失望呢,”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指着熨板说。

    他们甚至造了一个围着干草编成的篱笆的浴场。莉莉开始洗浴,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开始实现了她那纵然不算安宁、但至少很舒适的田园生活的愿望,虽则这种愿望还只实现了一部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六个孩子是不能够安宁的。不是一个病了,就是另一个快要生病的模样,要么就是第三个缺少什么营养,第四个露出坏癖性的征候,等等问题。短暂的安宁时刻真是少而又少。但是这些操劳和牵挂对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来说,却是她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要没有这些,她会剩下一个人孤单单地想念着她那不爱她了的丈夫。而且,担心孩子生病,疾病本身,看着小孩出现恶癖征候时的愁苦,对母亲虽然是难受的——但是现在孩子们自身已经在用微小的欢乐补偿她的痛苦。这些欢乐是这样微小,就像砂里的金子一样不惹人注目,在心绪不佳的时候她只看见痛苦,只看见砂石;但是也有兴致好的时候,那时她眼睛里看见的就尽是欢乐,尽是金子。

    现在,在乡间的寂静生活里,她开始愈益频繁地感到这些欢乐了。常常,望着他们的时候,她竭力使自己相信她错了,她作为母亲,对于孩子们是有偏爱的;虽然这样,她还是不能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通通是逗人喜爱的,六个小孩各不相同,但都是不可多得的小孩,她为他们感到幸福,以他们而自豪了。

    在五月末,当一切事情都布置得差强人意的时候,她接到了丈夫给她的回信,她曾写信给他,向他抱怨乡间的紊乱状况。他回信说,他事先考虑不周,请她原谅,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到她这里来。这种机会没有来到,直到六月初,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前的星期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带着所有的小孩坐车去领圣餐。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和她妹妹、她母亲和友人亲密地谈论哲学性问题中,屡屡以她论述宗教的自由见解使她们惊异,她有她的独特奇异的轮回说的宗教,她笃信这种宗教,对于教会的教义很少关怀。但是在她的家庭里,她却严格地执行教会的一切要求——不单是为了做榜样,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圣餐,这件事使她非常担忧,于是得到了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完全赞许,她决心就在夏天此刻举行这个仪式。

    好几天以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忙着考虑孩子们出去穿什么衣服。连衣裙做好了,或是改好了,洗了,衣缝和皱边都放开了,钮扣钉上了,丝带也预备好了。为了英国家庭女教师担任缝改的塔尼娅的一件衣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生了很大的气。英国家庭女教师改这件衣服时把衣缝弄错了地方,袖子剪去太多了,以致完全糟蹋了这件衣服。这衣服穿在塔尼娅的肩膀上显得那么窄,看上去难受极了。亏得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想出一个妙法:嵌进一块尖角布,再加上一条小披肩。衣服总算弄好了,可是差一点和英国家庭女教师吵了一场。虽然这样,但是早晨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帖,到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她们要求牧师等到她们九点钟才做礼拜——孩子们就穿了新衣服,喜笑颜开地站在台阶旁马车面前,等候他们的母亲。

    没有用烈性的乌黑马套车,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情面,套上了管家的棕色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因为焦虑自己的服装而耽搁了一会儿,她穿着纯白的棉纱连衣裙走出来,上了马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细心而又兴奋地梳好头发,打扮起来。过去,她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后来,当她年纪渐渐大起来,她就对服装渐渐不感兴趣了;她知道她姿色日衰。但是现在她又开始对于服装感到愉快和有兴趣了。现在她打扮可并不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显得俏丽,而只是作为这些漂亮小孩的母亲,她不愿损坏整个的印象。最后又照了一次镜子的时候,她对自己感到满足了。她很美丽。不是她从前赴舞会时想望的那种美丽,而是合乎她眼前所抱着的目的的一种美丽。

    在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以外再没有人了。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来,或者自以为看出来,她的孩子们和她自己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惊叹神情。孩子们穿了华丽的小衣裳看上去不仅非常美丽,而且他们的举止行动也是魅人的。不错,阿廖沙还站不大好,他尽在回过头来,竭力想望望他那件小短衫的背部;但他仍是非常可爱的。塔尼娅像大人一样照顾着小的孩子们。最小的莉莉看到一切事物都露出天真的惊异,那样子怪魅惑人的,当她领过圣餐之后,用英语说:“Please,somemore。”①的时候,令人禁不住微笑——

    ①英语:请再给一点点。

    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感到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庄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地沉静了。

    在家里,一切事情也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用早餐时格里沙吹起口哨来,而更加恶劣的,是公然不听英国家庭女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甜馅饼。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是在场的话,在这样的节日是不会让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但是她不得不支持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权威,因此她赞成了不准格里沙吃甜馅饼的决定。这事多少有点使大家扫兴。

    格里沙哭着,诉说尼古连卡也吹了口哨,他却没有受罚,他哭并不是为了馅饼,——他不在乎那个——而是为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也的确是太可怜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下了决心去说服英国家庭女教师,要她饶了格里沙,于是她就走去找她。但是在她走过客厅的时候,她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使她的心这样充满了快乐,泪水涌进她的眼睛里,她自己已经饶恕犯罪者了。

    受罚的人坐在客厅窗台的角上;塔尼娅手里端着一只碟子站在他旁边。她借口拿点心给洋娃娃吃,请求家庭女教师允许她把她的一份馅饼拿到育儿室去,而实际上她却拿到她弟弟这里来了。他一面还在哭诉着他受的处罚不公平,一面吃馅饼,而且尽在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吃吧,我们一道吃吧……一道。”

    塔尼娅开始因为怜悯格里沙,随后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高尚而感动,泪水也盈溢在她的眼睛里了;但是她没有拒绝,吃了她的一份。

    看见母亲,他们都吓慌了,但是看到她的脸色,他们看出来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嘴里塞满了馅饼,突然笑起来,他们开始用手揩着带笑的嘴唇,在他们快活的脸上涂满了眼泪和果酱。

    “啊哟!你的雪白的新连衣裙!塔尼娅!格里沙!”母亲说,竭力想保全那件连衣裙,但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露出幸福的、欢喜的微笑。

    新衣服脱下来了,她吩咐给女孩们穿上短衫,男孩们穿上短上衣,并且驾好小马车去采鲜蘑和水浴,使管家懊恼的是又套上他的棕色马。欢乐的叫声在育儿室里喧腾起来,一直到他们出发到浴场的时候才停止。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鲜蘑;连莉莉都拾到了一只白桦菌。以前一向是古里小姐找到一个就指给她看;但是这一回她亲手拾到一个大的,因此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采到一个鲜蘑呢!”

    随后他们坐车到了河边,把马留在白桦树下,走向小浴场去。马车夫捷连季把那尽在摇拂着尾巴驱逐苍蝇的马系在树上,就在白桦树荫下躺下来,把青草压倒了,抽着劣等烟草,同时,小孩们不停的欢乐的叫声从浴场传到他的耳边来。

    虽然要照管所有这些小孩,不让他们淘气,是一件麻烦事,虽然要记住这么多不同的脚的长袜、短裤和靴子而不弄乱,要解开又系上所有的带子和钮扣,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再没有比和所有这些小孩一道水浴更快乐的了,她自己原是喜欢水浴,而且相信这对于小孩是极其有益的。检视所有这些胖胖的小腿,给他们穿上长袜,抱住这些赤裸的小身体在水里浸一浸,以及听着他们的又惊又喜的嚷叫,看着她的这些溅着水的小天使圆睁着惊奇而又快乐的眼睛,喘着气的那副神情,在她是极大的快乐。

    当一半小孩穿起了衣服的时候,几个打扮得很漂亮出来采药草的农妇走近水浴小屋,怯生生地停下脚步。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唤她们中间的一个来,请她把掉到水里的一块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晒干,而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和那些农妇攀谈起来。开头,她们用手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什么,但是不一会她们就胆大了,开始谈起话来,立刻以她们对于小孩们所表示出来的纯真的叹赏而博得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欢心。

    “嗳呀,看看这个小美人,白得像糖一样哩!”一个说,一边叹赏着塔涅奇卡,一边摇着头。“只是瘦……”

    “是的,她生过病呢。”

    “他们也给你洗了澡吗?”另一个望着婴儿说。

    “不,他才三个月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夸耀般地回答。

    “当真吗!”日瓦戈医生

    “你有小孩吗?”

    “我生过四个;只剩下两个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我就在上个狂欢节给她断的奶。”

    “她多大了?”

    “哦,有两岁了。”

    “你为什么喂她那么久的奶呢?”

    “这是我们的习惯,要过三个斋期……”

    于是谈话就转移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最感兴趣的话题上:她生孩子的时候怎样?男孩有什么病?丈夫在哪里?

    他是否常回家?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简直不愿离开农妇们了,和她们谈话她觉得这么有趣,她们的趣味又是这么完全相投。使她顶高兴的是她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妇人最羡慕的是她有这么多小孩,而且都是那么可爱。农妇们甚至逗得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笑了,却触怒了英国家庭女教师,因为她就是使她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原因。一个年轻妇人尽盯着看那个最后穿衣服的英国妇人,而当她穿上第三条裙子的时候,她就忍不住下了这样的评语:“嗳哟,她穿了一条又一条,永远穿不完呢!”于是大家一齐笑开了。

    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她那群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小孩们环绕着,自己头上系着头巾,坐车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马车夫说:

    “哪家的老爷来了,我想一定是波克罗夫斯科耶的老爷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望着前方,当她认出迎面而来的、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外套的列文的熟悉的姿态的时候,她快活极了。她什么时候都高兴看见他,而这时他正逢她最得意的时候看到她,就更加使她高兴了。谁也比不上列文能赏识她的伟大了。

    看见她,他就感到好像面对着他想像中的家庭生活的一幅图景。

    “您好像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哩,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噢,我真高兴看见您!”她说,把手伸给他。

    “高兴看见我,可是您却不让我知道。我哥哥住在我那里。

    我接到斯季瓦的信,才知道您到这里来了。”

    “斯季瓦的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惊讶地问。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到这里来了,他想也许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列文说,这样说了之后,他突然感得狼狈起来,于是中止了话,他默默地和小马车并排地走着,摘下菩提树的嫩芽,细细咀嚼着。他感到狼狈,是因为他感到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本来应该由自己丈夫照料的事情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会不愉快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确实不高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别人的那种做法。她立刻觉出列文觉察到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敏锐的感觉和这种细致的感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才这么喜欢列文。

    “自然,我知道,”列文说,“那意思只是说您想要看看我,而我也非常高兴呢。不用说我也想得到,像你们在城市里住惯了的,在这里会感觉得很简陋,假如您需要什么的话,一切我都愿为您效劳。”

    “啊,不!”多莉说。“起初是有点不大舒适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安顿得好好的了——这都是我的老乳母的功劳哩,”她指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老乳母看见他们说到她,快活地、亲切地向列文微笑着。她认识他,并且知道他是她最小的小姐的佳偶,极其盼望这门婚事成功。

    “您不坐上车来吗,老爷?我们可以往这边挤一挤!”她对他说。

    “不,我要走路。孩子们,有谁要跟我一道和马赛跑吗?”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是对于他,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到孩子们对于做假的大人常常感到的那种畏怯和敌视混织在一起的奇怪情绪。那是常常使孩子们受罪不浅的。伪善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也许可以欺骗最聪明最机灵的大人,但是最不灵敏的小孩也能识破伪善,对它抱着恶感,不管它掩饰得多么巧妙。列文尽管也有缺点,但是在他身上是没有丝毫伪善的地方,因此孩子们对他表示了像他们在母亲脸上看出的同样的亲切。接受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向他跳下来,和他一道跑着,好像和他们的乳母或是古里小姐或是他们的母亲一道跑着一样地自然。莉莉也嚷着要到他那里去,于是她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把她掮在肩头上,扛着她跑。

    “不要怕,不要怕,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向母亲愉快地微笑着。“我绝不会让她受伤,也绝不会把她摔下来的。”

    看着他那敏捷的、有力的、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的动作,母亲也就放心了,于是她一面注视着他,一面愉快地、赞许地微笑着。

    在乡间这儿,和孩子们,和他所同情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一道,列文体验到他常有的那种孩子般的快活心情,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当他和孩子们一道跑的时候,他教他们体操,用他那种怪腔怪调的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发笑,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谈着自己在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他两人坐在凉台上,开始谈到基蒂了。

    “您知道吗?基蒂要来这里,和我一道过夏天。”

    “真的吗?”他说,涨红了脸,为了改变话题,他立刻改口说道:“那么我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吧?假使您一定要算钱的话,就一个月付我五个卢布吧;但是您这样可就太对不起人了。”

    “不,谢谢。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呢。”

    “啊,那么好,我去看看您的母牛,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指点您怎样喂牛吧。一切全靠饲料呢。”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讲了一套喂牛的道理,说母牛只是把饲料变成牛乳的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谈着这个,但却热烈地渴望听到关于基蒂的详情,同时又怕听到。他害怕他那得来不易的内心平静又要被破坏了。

    “是的,但是这一切都得要有人照料,这里可有谁来照料呢,”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没精打采地说。

    她靠着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料理得这么井井有条,她不想再有所改变;加以,她对于列文的农业知识并不信任。说母牛是产乳的机器这一类道理,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道理只会妨碍农事。一切照她想来要简单得多:像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说的那样,只要多给花斑牛和白胸牛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师把厨房的泔水给洗衣妇去喂母牛就行了。这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关于用谷类和草做饲料的一般道理是靠不住的,模糊的。而且,最重要的,她要谈基蒂的事。

    “基蒂来信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孤独和平静是她更渴望的了,”多莉在沉默了一会之后说。

    “她怎样呢,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谢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不相信她的肺有毛病呢。”

    “啊,我真高兴得很!”列文说,当他这么说着而且默默地凝视着她的时候,多莉感到好像在他的脸上看出了有些叫人怜悯的、无助的表情。

    “让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流露出她那温和而又略带嘲弄的微笑,“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呢?”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说。

    “是的。您生气了。要不然,您为什么到了莫斯科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呢?”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红到发根了,“我真奇怪以您这样个好心肠的人竟会感觉不到这个。您怎么一点也不怜悯我,您既然知道……”

    “我知道什么?”

    “您知道我求过婚,被拒绝了,”列文说,于是一分钟以前他对基蒂所抱着的满腔柔情,立刻转化为由于受到侮辱而产生的愤恨之情了。

    “您怎么会以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您误解了;我确实不知道,虽然我这样猜测过。”

    “那么现在您总知道了。”

    “我先前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事情。假使她连我都没有告诉的话,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但是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里去的时候。”

    “您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了伤害……”

    “也许是这样,”列文说,“但是……”

    她打断他的话头。

    “但是她,可怜的孩子……我非常、非常替她难过呢,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说,站起身来。“我要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吧!”

    “不,再待一会,”她说,抓住他的袖子。“再待一会,坐下吧。”

    “请,请不要再谈这个了吧!”他说,坐下来,同时感觉得他原以为埋葬了的那种希望又在他心中觉醒和骚动了。

    “假使我不是喜欢您的话,”她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假使我过去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的话……”

    那种原来以为死了的感情逐渐复活了,抬起头来,把列文的心占据了。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您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们男子是自由自在的,样样都随自己选择。你们爱什么人自己总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一个女子处在悬而不决之中,带着女性的、少女的羞涩,她从远远的地方观看你们男子,什么话都只好听信——她可能有,而且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是的。假使不吐露感情的话……”

    “不,会吐露感情的;但是只想想:你们男子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着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后来,当您确信您爱她的时候,您就求婚……”

    “哦,也不完全是这样。”

    “无论怎样说,当您的爱成熟了或是在您所要选择的两个人中间看中了一个的时候,您就求婚。但是人们并不问少女的。我们希望她自己选择,但她却选择不了;她只能回答‘是’或是‘不’。”

    “是的,在我和弗龙斯基两人中间选择一个,”列文想,而在他心中复活了的死去的希望又死去了,只是使他感到痛苦的压抑。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人会这样选择新衣裳或是别的物品,但却不是爱情。选定了最好……翻来覆去可不成。”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好像很轻视他的这种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比起只有女人才理解的别种感情来就显得很低下了。“当您向基蒂求婚的时候,她正处在一种不能回答的境地。她犹疑不定。在您和弗龙斯基两人之间犹疑。他,她天天看见,而您,她却好久没有看到了。假若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比方我处在她的地位就决不会犹疑的。我一向就不喜欢他,而结果果然这样。”

    列文想起了基蒂的回答。她说了:“不,那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淡地说,“我看重您对我的信赖,但是我相信您是误解了。但是不管我做的对不对,您那么鄙视的那自尊心使得我根本不可能想念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知道,完全不可能了。”

    “我只再说一句:您知道我是在说我的妹妹,我疼爱她如同疼爱自己的小孩们一样。我也并没有说她爱您,我的意思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列文说,跳起来了。“要是您知道您是在怎样地伤害我呀。这正像您的一个孩子死了,而他们却对您说:如果他在的话会是怎样,他本来可以活着的,您看见他会多么快乐。但是他却死了!死了,死了!……”

    “说得多好笑!”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尽管列文非常激动,她仍然带着怅惘而又嘲讽的微笑说。“是的,我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那么基蒂在这里的时候您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自然我不会躲避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但是我要尽可能使她不看到我,免得她讨厌。”

    “您真是说得好笑得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复说,含着深情凝视着他的面孔。“那么好,就当作我们没有谈过吧。你来做什么,塔尼娅?”她用法语对走进来的小女孩说。

    “我的铲子在哪里,妈妈?”白痴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小女孩试着用法语说,但是记不起法语铲子这个字来了;母亲指点她,用法语对她说铲子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这给了列文一种很不愉快的印象。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家里和她的小孩们的一切,现在对他说来,再也不像一会儿以前那样富于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和孩子们说法语呢?”他想;“这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揉造作啊!孩子们也感觉到这点。学习了法语,忘掉了真诚,”他暗自思索,却不知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于这事已经再三想过,结果还是相信:即使要牺牲真诚也不能不用那种方法去教孩子们法语。

    “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急着走呢?再待一会吧。”

    列文留下喝了茶,但是他的愉快心情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感到不安起来。

    喝过了茶,他走到门厅去吩咐套上马车,而当他转来的时候,他看见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很激动,面带愁容,泪水盈溢在她的眼睛里。正在列文走到外面去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把她今天一天所感到的幸福和她对她的孩子们所抱着的夸耀完全粉碎了。格里沙和塔尼娅为了争一个球打起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育儿室的叫声跑去看见他们处在可怕的光景里。塔尼娅揪着格里沙的头发,而他呢,愤怒得脸都变了模样,正用拳头往她身上乱打。这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见这种光景,好像她的心碎了。好像黑暗遮住了她的生活;她感到她引以自豪的这些孩子不但极其平凡,而且简直是不良的、没有教养的、具有粗暴野蛮癖性的孩子,坏孩子。

    她不能说,也不能想别的事情了;她不能向列文诉说她的不幸。

    列文看出来她很不快乐,竭力安慰她,说这并不能证明有什么不好,小孩们没有不打架的;但是就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却想:“不,我对我的小孩们可不会矫揉造作,不会和他们说法语;但是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只要不宠坏小孩们,不伤害他们的天性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是很可爱的。不,我的小孩们不会像那种样子的。”

    他告别了,坐车走了,她没有挽留他。

    十一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科耶约有二十里的、列文姐姐的地产所在的村子里的村长,到列文这里来报告那里的情况和割草的事情。他姐姐的地产上的主要收入来自河边每年春天被水淹的草场。往年,草是二十个卢布一亩卖给农民的。当列文接手管理这地产的时候,他估量这草场值更多的钱,他就定了二十五卢布一亩。农民们不肯出这个价钱,并且,如列文所猜疑的,他们拦阻了别的买主。列文便亲自到那里去,安排了一部分用雇工,一部分用按收成分摊的办法去割草。他自己的农民想尽办法来阻挠这个新的方法,但是事情终于办成了,第一年草场就获得将近两倍的赢利。去年——正是第三年——农民们还在继续反对,但是草却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收割了。今年农民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担任刈割全部的草,现在村长就是来报告草已经割完了,并且说恐怕下雨,他们已经请来管账,当着他的面分配了收获物,一共收集了十一堆作为地主的一份。当他问最大的草场收割了多少干草时,村长回答得吞吞吐吐;他未经允许就那么急急忙忙地把收获物擅自分配了;从农民说话的整个语调听上去又有些异样;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列文觉出这回草的分配里面一定有蹊跷,于是就下定决心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个明白。

    列文在午饭时到达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的乳母的丈夫,他的一个年老的朋友的小屋里,就走到养蜂场去看这老头,想从他口里探听出割草的真情。帕尔梅内奇,一个饶舌的、漂亮的老头,热烈地欢迎列文,把他所有的工作指给他看,把关于他的蜜蜂和今年离巢的蜂群的一切详情都告诉他;但是列文向他问起割草的事情时,他却含糊其辞,不愿回答。这就更证实了列文的猜疑。他走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恐怕还装不满五十车,为了要揭发农民们的罪迹,列文吩咐立刻把运草的车拉来,抄起一堆运到仓库去。这堆竟只装了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竭力辩白说干草有压缩性,它们堆积过久变得干硬了,以及他怎样赌咒说一切事情都是做得对得起上帝的,列文还是坚持己见,说干草的分配是没有经他吩咐的,因此他不能把那干草当作一堆五十车来接受。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问题方才得到解决,就是:这十一堆按一堆五十车计算归农民接受,而主人的一份重新分配。争辩和干草堆的分配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干草分配到最后的时候,列文把监督分配干草的任务委托给管账,自己在以柳树枝作标记的干草堆上坐下,叹赏地眺望着农民的草场。

    在他面前,在沼地那边的河湾上有一列穿得花花绿绿、高声谈笑的农妇们在移动,而散开的干草在淡绿色草场上很迅速地形成了灰色的蜿蜒的草垛。拿着叉子的男子们跟在妇人们后面走来,灰色的草垛堆成了宽阔的、高高的柔软的草堆。在左边,大车在割光了的草地上辚辚地驶过,干草一大叉一大叉地被抛起,草堆一个一个地消失,代替的是载满大堆芬芳干草,干草直垂到马臀上的一辆辆大车。

    “多么好的割草的天气啊!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干草呢!”一个老头子说,在列文身旁蹲下来。“简直是茶叶,哪里是干草!你看他们把干草拾起来,就像鸭子拾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着逐渐变大的草堆,补充说。“午饭过后他们运了一多半了。”

    “最后一车吗,呃?”他向一个青年农民说,那青年赶着车在他身边驶过,停在一辆空车前面,摇晃着大麻制的缰绳绳头。

    “最后一车了,爹!”年轻人叫着,勒住了马,微笑着掉转头来,望了望一个坐在大车里也在微笑的、活泼的、玫瑰色面颊的年轻农妇,然后就驱车前进。

    “那是谁?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的小儿子,”老头子露出亲切的微笑说。

    “一个多好的小伙子呀!”

    “这孩子还算不坏哩。”

    “已经娶了亲吗?”罪与罚

    “是的,到今年圣菲利普节①恰好两年了。”——

    ①圣菲利普节,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而且还害臊呢,”老头子回答。“哦,多好的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哩!”

    他重复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列文更注意地凝视着伊万·帕尔梅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把干草装上车去。伊万·帕尔梅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挺起身子,昂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胸部,灵活地转动叉子,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万显然想尽力使她不要多费力气,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干草,把它们平平地摊放在车上。当年轻的农妇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的时候,她拂去落在她脖颈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前额的红头巾,爬到车底下去捆扎。伊万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富于青春活力的、刚刚觉醒的爱情。

    十二

    干草车捆好了。伊万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子投掷在大车上,就迈着有力的步子,摇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圈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万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的花花绿绿的衣衫闪烁着异彩,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声粗气的、未经训练的女人声音蓦地唱起歌来,唱到叠句的时候,随即有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渐渐走近列文,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合着那狂野而快乐的,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的歌声的节拍颤动起伏着。列文羡慕她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只好躺着观看倾听。当农民们和歌声一道从视线和听觉中消失的时候,一种由于自己很孤独,由于身体不活动,由于他的愤世嫉俗而引起的沉重的忧郁之情就袭上列文的心头。

    几个为干草的事和他争吵得最凶的农民,他责骂过的、想要欺骗他的农民,正是这几个农民愉快地向他点头致意,显然没有而且也不能怀恨他,对于曾经想要欺骗他这件事也不但毫不懊悔,而且连记都不记得了。一切都淹没在愉快的共同劳动的大海中了。上帝赐与了岁月,上帝赐与了力量。岁月和力量都贡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劳动是为了谁?劳动的结果又怎样?这些都是无谓的考虑——无关宏旨的。

    列文常常叹赏这种生活,他常常对于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抱着羡慕之意;但是今天第一次,特别是由于看了伊万·帕尔梅诺夫对他年轻妻子的态度而深受影响,他的脑海里明确地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他能否把他现在所过的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独身的生活换取这种勤劳的、纯洁的、共同的美好生活,这全在他自己。

    坐在他旁边的老头子早已回家去了;人们都已星散。住在近处的回家去了,远处来的聚在一起晚餐,在草场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们看到,依旧躺在草堆上,还在凝望、静听和沉思。留在草场上过夜的农民们在短短的夏夜里几乎整夜不睡。起初可以听见大家一道晚餐的欢乐的谈笑声,随后又是歌声和哄笑。

    漫长的整整一天的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黎明之前,一切都寂静了。除了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笼罩草场的破晓前晨雾里发出的马的喷鼻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夜晚别的声音了。清醒了,列文从草堆上爬起,仰望着繁星,他知道夜已经过去了。

    “哦,我做什么好呢?我怎样着手呢?”他自言自语,极力想替自己把他在这短短的一夜里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他所体会到的一切思想感情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是抛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抛弃自己的完全无用的学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会给与他快乐,而且对他说来是简单容易的。另一类的思想和想像是有关他现在所渴望过的生活的。他明晰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而且深信他会在这种生活中寻找到他所痛感缺乏的满足、平静和高尚品德。但是第三类的思想却围绕着怎样使旧生活转变成新生活的问题。而这里面他没有一个念头是明确的。“要娶妻吗?要劳动和有劳动的必要吗?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吗?买地吗?加入农民一起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怎样办才好呢,”他又问自己,仍旧找不出答案。“不过,我整整一夜没有睡,我想不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我以后会想通的吧。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这一夜把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过去所做的家庭生活的美梦都是荒谬的,简直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一切都简单得多,好得多……”

    “多么美呀!”他仰望着正在他头上天空中央的那片洁白的羊毛般的云朵所变幻出的奇异的珍珠母贝壳状云彩,这样想。“在这美妙的夜里,一切都多么美妙啊!那贝壳一下子是怎样形成的呢?刚才我还望着天空,什么都没有,只有白白的两条。是的,我的人生观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他走出草场,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微风吹拂,天空显得灰暗阴沉。在光明完全战胜黑暗的黎明将要来临之前,通常总有一个幽暗的顷刻。

    冻得瑟缩着,列文迅速地走着,眼睛望着地面。“什么?谁来了?”他想,听到了铃铛的玎珰声,抬起头来。在离他四十步远的地方,一辆驾着四匹马的、车顶上放着皮箱的马车沿着他正走着的长满了草的大路迎面驶来。辕马在辕木间挤着避免踏在辙迹上,但是斜坐在车夫台上的熟练的马车夫却掌握着,使辕木对准辙迹,这样,车轮又在平坦的道路上转动了。

    列文只看见了这些,并不想知道来的会是什么人,他漠然地向马车里望了一眼。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盹,而在窗旁,坐着一位年轻姑娘,两手拉住白帽子的丝带,显然是刚醒过来。脸上喜气洋溢,若有所思,充满了列文不了解的微妙复杂的内心生活,她越过他的头上眺望着东方的曙光。

    就在这景象消失的一瞬间,那双诚实的眼睛望了望他。她认出他来,她的面孔惊喜得开朗起来。

    他决不会看错的。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睛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给他把生活的一切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这就是她。这就是基蒂。他明白了她正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在那不眠的一夜里使列文激动不安的一切事情,他所下的一切决心,全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怀着憎恶回想起他要娶一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在那向道路那边疾驰而去的、转眼就要消逝了的马车里面,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解决最近使他那么苦恼的生活之谜。

    她没有再朝外面眺望。车轮声已听不到了,铃声也只隐隐约约听得见了。犬吠声证明马车已经穿过村子,剩下的只有周围空旷的原野、前面的村落和他孤单单一个人在荒凉的大路上踽踽独行。

    他仰望了一下天空,期望看到他所叹赏的、他看成那夜的思想感情的象征的那贝壳形的云朵。天上可一点也没有像贝壳形的东西。在那里,在深不可测的高空,起了神秘的变化。没有丝毫贝壳的踪影,在大半边天上铺展着一层越来越小的羊毛般的云朵。天空渐渐变得蔚蓝和明亮了;带着同样的柔和,但也带着同样的疏远,它回答了他的询问眼光。

    “不,”他对自己说,“不管这单纯和劳动生活有多么好,我也不能回到这里来了。我爱她。”

    十三

    除了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上虽然最冷静、最有理智的人,却有一种和他的性格总的倾向正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听到或看见小孩或是女人哭就不能无动于衷。看到眼泪,他就会激动起来,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他部里的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都懂得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请愿的女人们千万不要流泪,如果她们不想错过良机的话。“他会冒起火来,不听你的话了,”他们这样说。而实际上,在这种场合,眼泪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所激起的混乱情绪的确是表现在急躁的愤怒上面。“我无能为力。请你走吧!”他在这种场合总是这样喊叫。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安娜把她和弗龙斯基的关系告诉了他,随着就蓦地哭起来,两手掩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心中对她产生了愤恨之情,但同时也感到了眼泪所照常引起的那种情绪的激动。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当时流露任何感情都是不适宜的,他竭力把生命的一切表现压抑在自己心中,因此没有动一动,也没有望她一眼。这就是他脸上呈现出那种死人般的僵冷的奇怪表情的原因,那表情给了安娜那么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他扶她下了马车,极力控制住自己,带着他惯常的有礼貌的态度向她道了别,说了句含含糊糊的话;他说他明天把会他的决定告知她。

    他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给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心以剧烈的创痛。由于她的眼泪所引起的那种对她的生理上的怜悯使创痛加剧了。但是当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车里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感到完全摆脱了那种怜悯,并且也摆脱了最近苦恼着他的那种猜疑和嫉妒的痛苦,这就使得他又惊异又欢喜了。

    他体验到就像一个人拔了一颗痛了好久的龋齿那样的感觉。经过了可怕的痛楚和好像把什么巨大的、比头还大的东西从牙床拔下来那样一种感觉之后,患者,几乎还不相信他自己的幸运,忽然感到败坏了他的生活那么久,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不复存在,而他又能够生活和思想,以及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味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痛楚是奇怪而又可怕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他感到他又能够生活,又能够思索他妻子以外的事情了。

    “没有廉耻,没有感情,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一向就知道这一点,一向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为了顾全她,极力欺骗自己,”他暗自说。而他真的觉得好像他一向就看到了似的;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的详细情景,他以前从来不曾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情景却明白地表明了她原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能怪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而在她。但是我和她没有关系了。在我心目中她已不存在了……”

    她和她儿子将遭遇到的一切——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地变了——已不再使他关心。现在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抖落掉由于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继续沿着他的活跃的、光明正大的、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如何做才是最好、最得体、最于自己有利、因而也是最正当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下贱女人犯了罪的缘故而使自己不幸;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摆脱她使我陷入的这种困境。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方法,”他对自己说,愈益愁眉紧锁了。

    “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例证且撇开不讲,从最近大家从新回忆起来的《美丽的爱莲娜》中密尼拉依作曲家奥芬巴哈(1819—1880)所作滑稽歌剧,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极为流行。密尼拉依是该剧中被欺骗的丈夫的可笑的角色起,现代上流社会中妻子对丈夫不贞的实例一一浮上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想像中。“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就连德拉姆,这么个正直有为的人物……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想着。“纵然有一种不合理的ridicule法语:嘲笑落在这些人头上,但是我从来只把这个看做一种不幸,而且总是对这种事抱着同情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这并非事实,他对这种不幸从来不曾同情过,而他听到背弃丈夫的不贞的妻子的事例越多,他就越重视他自己。“这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不幸已经降临到我头上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逃脱这种处境。”于是他开始一一思考着和他同样处境的人们所采用过的方法——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这件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候是特别醉心的,正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他自己也十分明白这一点的缘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的情景就毛骨悚然,所以他生平从来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怖心理在他年轻时候常常使他想起决斗,设想他将不能不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的那种情景。功成名就,获得了巩固的社会地位以后,他早已忘却这种心情了;但是这种心情的惯性又抬头了,害怕自己胆怯的心情现在变得这样强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各方面把决斗的问题考虑了好久,用决斗的念头来聊以自慰,虽然事先他十分清楚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都不会和人决斗的。

    “无疑地,我们的社会还是这样野蛮(英国又当别论),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的意见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尊重的),把决斗看做很对的事;但是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定我找他决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对自己说,于是在这里历历在目地想像着他在挑战之后将要度过的一夜和那瞄准他的手枪,他战栗了,了解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我怎样射击,”他尽自想下去,“并且把我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我扳了枪机,”他自言自语说,闭上眼睛,“结果我打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自言自语说,一面摇着头,好像要驱除这些无谓的念头似的。“为了要确定自己与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谋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还得决定怎样处置她。但是更可能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事是——我将会被打死或是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会成为牺牲者——被打死或打伤。这就更没有意思了。但是撇开这个不说,挑战出于我这一方面也不算是正直的行为。我的朋友们不会让我决斗——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这一点我事先不是就知道的吗?结果会怎样呢?事先明明知道决不会有真正的危险,结果就成了好像我只是以这样的挑战来沽名钓誉似的。这是不正直的,这是虚伪的,这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毫无道理的,谁都不会期望我这样。我的目的只是保护我的名誉,为了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公务上的活动,名誉是不可缺少的。”一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关系非常重大的公务上的活动,这时在他看来就格外重要了。

    经过考虑,抛弃了决斗的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转到离婚的念头上——他所记得的好些被侮辱的丈夫所选取的另一个解决方法。他一一思量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的例子(这种例子在他非常熟悉的上流社会里是很多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竟找不出一个实例的离婚的目的和他现在所抱着的目的一样。在所有这些例子里,丈夫实际上是把不贞的妻子出让或是出卖了,而因为犯了罪、没有权利再结婚的一方,就和一个自命为丈夫的人结上了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关系。在他现在的情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了,要获得合法的离婚,就是说,把犯罪的妻子休弃了事的那种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来,以他所处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不可能找到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罪行的丑恶证据;他看出来即使有可能,他们生活的一定的体面也不容许把那样的证据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徒然使他在舆论中受到比她更大的贬责而已。按照俄国法律,离婚中犯罪的一方不能再结婚,同时必须有通奸的见证方准离婚

    离婚的企图只会弄到涉讼公庭,丑声四播,给他的敌人们以绝好的机会来诽谤和攻击他,贬低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息事宁人,这也不是离婚所能达到的。而且,假若离婚,或甚至企图离婚的话,那么,妻子会和丈夫断绝关系,而和情人结合,这是很显然的。虽然他现在觉得他对妻子完全抱着轻蔑和冷淡的态度,然而在他的心底,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于她还剩下这样一种感情——就是,不愿意看见她毫无阻碍地和弗龙斯基结合,使得她犯了罪反而有利。单只这个念头就使得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激怒,他一想起这个,就痛心得呻吟起来,他抬起身子,在马车里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很长时间内他皱着眉坐在那里,把他的容易受寒的、瘦骨嶙嶙的两腿包在毛茸茸的绒毯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status quo拉丁语:维持现状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一八七三年的饥荒之后,出现了许多灌溉萨马拉草原的方案。不管这些方案的实际意义如何,但它们可以领取津贴,而且是可以不费力气发财的途径,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①。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老人与海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

    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于是,按了按铃,把它交给了仆人。

    “我们不走了,”她对走进来的安努什卡说。

    “一直不走了吗?”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解开,叫马车等着。我要到公爵夫人家去。”

    “我拿什么衣服来呢?”

    十七马丁·伊登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请安娜来参观的槌球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妇人是彼得堡一个新的上流社交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团体以模仿之模仿自称为lesseptmervoillesdumonde①。这两位妇人所属的社交团体,虽是最上流的,却和安娜所出入的社交团体是完全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人,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由于这一切顾虑,安娜原来不打算去的,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信上的暗示就是针对她可能拒绝而发的。但是安娜现在却急于想去,希望在那里见到弗龙斯基——

    ①法语:世界七奇。

    安娜到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比其他的客人们都早。

    正在她进门的时候,弗龙斯基的仆人,颊髭梳理得像侍从武官一样,也走了进来。他在门边站住,脱下帽子,给她让了路。安娜认出他来,这时才想起弗龙斯基昨天对她说过他今天不来,他大概是送信来通知这事的。

    当她在门厅脱下外衣的时候,她听到那仆人连发卷舌音也像侍从武官一样,说了句:“伯爵给公爵夫人的,”就把信交了。

    她真想问问他的主人在什么地方。她真想转回去,写封信叫他来看她,或是她亲自去看他。但是这几个办法都行不通了。她已经听到铃响通报她的到来,而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仆人已经侧着身子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候她走进里面的房间去。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会有人去通报的。您愿意到花园去吗?”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仆人报告说。

    犹豫不定的心情还是和在家里一样,实际上是更加厉害了,因为不能够有所行动,不能够见到弗龙斯基,反倒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些不相干的、和她现在的心情那么不相投合的人们里面。但是她穿着她知道很合身的衣服;她不是孤单单一个人,周围都是她所熟悉的那种奢华懒散的气氛,她感觉到比在家里轻松一些了;她不用去想她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看见贝特西穿着一件雅致得使她惊讶的雪白服装向她走来,安娜像往常一样地对她微微一笑。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同图什克维奇和一位年轻小姐一道走着,那位小姐是她的一个亲戚,她在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过夏天,这使她那在外省的父母大为高兴。

    安娜的神色一定有些异样,因为贝特西立刻觉察出来。

    “我没有睡好,”安娜回答,注视着朝着她们走来的仆人,据她猜想,他一定拿来了弗龙斯基的信。

    “您来了我多高兴呀!”贝特西说。“我累极了,正想在他们来之前喝一杯茶呢。您去吧,”她对图什克维奇说,“和玛莎一道去试试槌球场,就是割了草的那地方。我们喝着茶还有时间谈谈心呢,we’llhaveacosychat①,好吗?”她用英语对安娜说,带着微笑,握着她的拿伞的那只手——

    ①英语:我们来促膝谈心吧。

    “好的,特别是因为我不能在您这里逗留很久,我还得去看弗列达老夫人呢。我答应去看她总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来是违反她的本性的,但在社交场中,说谎对于她不但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并且给与她一种乐趣。

    她为什么说了她在一秒钟以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她怎么也解释不清。她说这话只是因为想到弗龙斯基既不会来这里,她就不如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好想个别的方法去和他会面。但是她为什么单单说了老女官弗列达,她去看她同去看许多旁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她可解释不出来;但是结果证明,要想出一条去看弗龙斯基的妙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不,我怎样也不放您走,”贝特西回答说,紧盯着安娜的脸。“真的,我如果不是爱您的话,我简直要生气了。真要使人认为您是害怕我的朋友会妨碍您的名誉哩。在小客厅里预备好茶,”她照平常一样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从他手里接过信来,她看了一遍。“阿列克谢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她补充说,用一种那么单纯而又自然的口吻,好像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对于安娜,弗龙斯基竟会比槌球球员更有意义。

    安娜明白贝特西什么都知道,但是,听见她在自己面前这样说弗龙斯基,她一时间几乎要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哦!”安娜漠不关心地说,好像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味似的,她微笑着继续说:“您的朋友怎么会妨碍人家的名誉呢?”这种语言游戏,这种隐瞒秘密,对于安娜像对所有的妇人一样,有一种莫大的魅力。并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隐瞒有什么目的,而是隐瞒的过程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起来,他们都是社交界的精华之精华呢。而且他们到处受人欢迎,而我,”她特别着重我这个字眼,“从不苛刻和褊狭。

    我只是没有时间。”

    “不,您也许不愿意看见斯特列莫夫吧?让他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委员会上去互相攻击吧,那不干我们的事。但是在社交界,我知道他是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而且是一个热心的槌球家。您等等就会看到的。以他那么大的年纪,做丽莎的痴心情郎,处境虽然很好笑,但是您该看看他处在这种境地是怎样应付自如的。他真是有趣极了。萨福·施托尔茨,你不认识吧。啊,那是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典型。”

    贝特西一口气说下去,同时从她的愉快、机灵的眼光,安娜感觉到她有几分猜到了她的处境,正在替她有所筹划。她们是坐在小房间里。

    “可是我得回阿列克谢一封信,”说着贝特西就在桌前坐下,写了两三行,把它放进信封里去。“我写信叫他来吃饭。我说有一位太太在这里吃饭,没有男子作陪。您看我这样措辞会说动他吗?对不起,我要走开一会。请您把信封起来,叫人送去,好吗?”她从门口说:“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吩咐呢。”

    片刻也不思索,安娜在放着贝特西的信的桌子前坐下,连看也没有看,就在下面写着:“我急着要见你。请到弗列达花园来。我六点钟在那里等。”她封好信,待贝特西转来的时候就当着她的面把信交给人送走了。

    茶已摆好在凉爽的小客厅里的小茶桌上,两个妇人真的在客人到来之前作了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所应许的acosychat。她们评论着她们在等候的人,谈话落到丽莎·梅尔卡洛娃身上。

    “她可爱极了,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为您着迷了。昨天她看过赛马后跑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您,大为失望。她说您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哩,并且说她倘若是一个男子的话,她是一定会为您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始终不明白,”安娜沉默了一会之后说,她的声调显露出她并不是在问一个无所谓的问题,她所问的问题对于她比实际上更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和卡卢日斯基公爵,那个人们称做米什卡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难得看见他们一次。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呢?”

    贝特西眼睛里含着笑意,紧盯着安娜。

    “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她说。“他们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他们把什么舆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只是抛法有各种各样的。”

    “是的,可是她和卡卢日斯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贝特西突然发出快乐的抑制不住的大笑,那种笑在她是少有的。

    “您侵入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那是可怕的孩子才会提出的问题哩。”说着,贝特西显然努力想控制自己,但是控制不住,终于迸发出不常笑的人们笑起来的时候那种富于感染性的笑声。“您还是去问他们自己吧,”她含着笑出来的眼泪说。

    “不;您尽管笑,”安娜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不明白丈夫做什么的。”

    “丈夫?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给她拿披肩,随时供她使唤。但是其中的内情,是没有人要打听的。您知道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像化妆的某些细节是没有人去谈论或是去想的。

    这也是一样。”

    “罗兰达克夫人的庆祝宴会,您去不去呢?”安娜说,为的是改变话题。

    “我不想去,”贝特西回答,没有望着她的朋友,她动手把芬芳的茶斟在小小的透明的茶杯里。把茶杯移到安娜面前,她取出一支烟卷,装进纯银烟嘴里,把它点着。

    “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处在一种幸运的地位,”她这回非常严肃地,一面端起茶杯,一面开始说。“我了解您,我也了解丽莎。丽莎是那种性情单纯的人,像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至少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这些。而现在她感到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也许是故意装出天真无知呢,”贝特西带着一种俏皮的微笑说。“但是,无论怎样,这对她正合适。您知道,同一件事可以从悲剧的方面去看,而变成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您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

    “我是多么想要理解别人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啊!”安娜说,严肃而又沉思地。“我比旁人坏些呢,还是好些?我想是坏些。”“可怕的孩子!可怕的孩子!”贝特西重复说。“可是他们来了。”

    十八

    她们听到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萨福·施托尔茨和一个叫做瓦西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嫩牛排、块菌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营养。瓦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萨福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萨福·施托尔茨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灵活的碎步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过分时髦的装束和她的大胆举止,不胜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那么隐蔽,在后面那像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贝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只想想,我们差一点压死两个士兵呢,”她立刻开口对她们说,瞟着眼睛,微笑着,扯好被她甩到一边的裙裾。“我和瓦西卡一道坐车到这里来……噢,你们彼此一定还不认识吧。”于是她介绍了一下年轻人的姓,随即微微涨红着脸,因为她的错误——就是,向不认识的人叫他瓦西卡——而高声大笑起来。

    瓦西卡又向安娜鞠了鞠躬,但是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向萨福说:“您输了。我们先到。交钱来吧!”他微笑着说。

    萨福笑得更加开心了。

    “现在不必,”她说。

    “啊,好的。我以后来讨。”

    “好极了!好极了!啊,真的!”她突然转向贝特西说,“我真是好人……我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哩。他来了。”

    萨福给邀来而又被她忘却的这位不速之客倒是这么一个重要人物,虽然年纪很轻,两位夫人却都站起来迎接他。

    他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跟踪着她,正如瓦西卡一样。

    不一会卡卢日斯基公爵到来了,还有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瘦瘦的黑发妇人,有着一副东方式的、慵懒的面孔和一双美丽的、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的眼睛。她的深色服装的风格(安娜立刻注意到而且赏识了这一点)和她的那种美十分调和。丽莎之柔弱和娇慵正如萨福之结实和洒脱一样。

    但是照安娜的趣味,丽莎是更魅人得多。贝特西对安娜说丽莎学天真未凿的小孩的模样,但是当安娜看到她的时候,她感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实际上是既天真而又堕落,但却是一个可爱而柔顺的女人。固然,她的风度和萨福的相同;而且像萨福一样,她也有两个男子,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牢牢地盯着她,用他们的眼睛吞噬着她;但是在她身上却有超出她周围一切的地方,在她身上有那种混在玻璃制品中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带着黑眼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其完全的真诚打动了人。谁凝视一下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一见安娜,她的脸上立刻喜笑颜开。

    “噢,我看见您多高兴啊!”她一面说,一面向她走去。

    “昨天在赛马场我正想到您跟前来,可是您走了。我是那样想要见您,特别是昨天。那不是可怕得很吗?”她说,用那种好像把她整个的心剖露出来那样的眼色望着安娜。

    “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那样令人激动呢,”安娜说,涨红了脸。

    大家这时起身要到花园去。

    “我不去,”丽莎说,微笑着,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谁愿意玩槌球呢?”

    “啊,我倒很喜欢,”安娜说。

    “哦,您怎么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厌倦呢?望着您,真叫人愉快。您是生气勃勃的,我可什么都厌倦了。”

    “您怎么会厌倦呢?啊,您是生活在彼得堡最快活的圈子里哩,”安娜说。

    “也许不属于我们圈子里的人们还要厌倦得多,但是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倒是厌倦得可怕,可怕哩。”

    萨福抽着烟,和两个青年一道到花园里去了。贝特西和斯特列莫夫仍旧坐在桌旁。

    “什么,厌倦!”贝特西说。“萨福说昨晚他们还在您家里痛快地玩了一夜哩。”

    “噢,一切都是多么乏味!”丽莎·梅尔卡洛娃说。“看过赛马之后我们大家一齐跑到我家里来。老是一样,老是一样!老是那种事情。我们整晚躺在沙发上。那有什么可快乐的?不,您是用什么方法才不厌倦的呢?”她又转向安娜说。“人只消望一望您,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可以幸福,也可以不幸,但决不是一个会感到厌倦的女人。告诉我,您怎么做的呢?”

    “我什么也不做,”安娜回答,由于这寻根究底的盘问羞红了脸。

    “那是最好的方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斯特列莫夫是一个发鬓半白、却还显得年轻,生得丑陋、但有一副极有特色的聪明脸相的五十岁上下的人。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和她在一道消磨了他全部的剩余时间。一见安娜·卡列宁娜,他——在公务上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政敌——就像社交界的聪明人那样,竭力对她,他的政敌的妻子,表示殷勤。

    “什么也不做,”他带着含蓄的微笑说,“那是最好的方法。我老早就对您说过,”他转向丽莎·梅尔卡洛娃说,“假如您要不厌倦,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厌倦。正好比您如果怕睡不着,您就千万不要想您会睡不着。这就是刚才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所说的。”

    “我要是这样说了,我一定高兴得很的,因为这话不但说得很聪明,而且也很正确呢,”安娜带着微笑说。

    “不,您倒告诉我为什么人不能够入睡,不能不感到厌倦呢?”

    “要能够入睡,必须劳动;要心情愉快,也必须劳动。”

    “当我的劳动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为什么去劳动呢?而故意装假是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的。”

    “您真是不可救药,”斯特列莫夫说,没有望着她,他又和安娜说话去了。

    因为他和安娜见面的次数不多,他对她除了寻常的客套也说不出什么,但是他说这些寻常的话,如说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等等,却都带着这样的一种表情,暗示出他是全心全意渴望讨好她,而且对她表示尊敬和甚至不止是尊敬。

    图什克维奇走进来,报告说大家在等候他们去打槌球。

    “不,不要走,请不要走吧!”丽莎·梅尔卡洛娃听到安娜要走,这样地恳求着。斯特列莫夫帮着她请求。

    “这真会有天渊之别,”他说,“离开这里在座的人到年老的弗列达夫人那里去。况且,您只会给予她诽谤的机会,而在这里,您却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极其高尚的、和诽谤正相反的感情,”他对她说。

    安娜犹豫不决地沉思了一会。这个聪明人的谄媚的话语,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小孩般的好感,以及她所熟悉的这一切社交的气氛,——这一切使她感到这么轻松,而在等待着她的事又是那么困难,以致她一时间踌躇不决了,不知道要不要留在这里,要不要把那痛苦的解释时刻再推延一下。但是一想起假如她没有作出决定的话,她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等待着她的将会是什么,一想起她两手揪着头发时的那种姿势(连那回忆都是可怕的),她就告辞了,走了。

    十九

    虽然弗龙斯基过着表面看来是轻浮的社交生活,但是他却是一个憎恶没有秩序的人。当他年纪很小,还在贵胄军官学校的时候,他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尝到了遭人拒绝的屈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境地了。

    为了使他的事务保持着有条不紊的状态,他每年总有五次左右(或多或少,看情形而定)一个人关起门来,整理他的全部事务。这在他通常叫做清理或是fairelalessive法语:洗涤——

    赛马的第二天弗龙斯基很晚才醒来,他穿着制服,没有刮脸,也没有洗澡,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就动手工作起来。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脾气大得很的彼得里茨基醒来看见他的朋友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起衣服,没有打扰他就走出去了。

    凡是对于自己的情况的一切繁杂事情了解得最为详尽的人,总不免以为这些繁杂事情以及解决这些事情的困难是自己所特有的、例外的个人遭遇,决不会想到别人也像他一样被他们自己个人的繁杂事务所包围着。弗龙斯基就是这样想的。他内心里不免带着几分自豪,而且也并非毫无理由,想随便旁的什么人处在他这样困难的境地,恐怕早已弄得十分狼狈,被迫做出不好的事来了。但是弗龙斯基感觉得如果他要避免陷于狼狈境地,那么,把他的状况整顿一番,弄个清楚,现在对于他是极其必要了。

    弗龙斯基先从钱财问题着手,认为它是最容易的问题。用纤细的笔迹把他欠的债务通通写在一页信纸上,他加起来一看,他的欠债竟达一万七千卢布,另外还有几百卢布,他为了便于计算起见把零头略掉了。计算了一下他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他发现他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了,在新年之前再也不会有什么进项。又计算了一遍他的欠债,弗龙斯基把它分成三类写下来。第一类,他列入那些必须立刻偿还,或者至少必须准备好钱以便债主来讨时可以毫不拖延地偿付的欠债。这种欠债大概有四千卢布的光景:一千五百是欠买马的钱,两千五百是给他的年轻同僚韦涅夫斯基作的保,韦涅夫斯基在弗龙斯基面前输给一个赌棍这笔钱。弗龙斯基本来要当场偿付那笔钱的(他那时手头有钱),但是韦涅夫斯基和亚什温坚持着说那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付,不应该由没有赌博的弗龙斯基来付。这样倒也好,但是弗龙斯基知道,在这个肮脏的事件中,虽然他所参与的只是在口头上给韦涅夫斯基作保,但是却一定要预备好两千五百卢布,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把钱掷给那骗子,不和他多费口舌。所以为了这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他就得有四千卢布。第二类,有八千卢布,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欠债。这主要是欠赛马房的债务,欠燕麦和干草的承办人、英国人和马具商等等的。对于这些欠债,他为了使自己安心,也得偿付两千卢布左右。最后一类欠债,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倒不用担心。这样,他至少需要六千卢布作为目前开销,而他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一个像一般人所断定弗龙斯基那样的每年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这一点儿欠债似乎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实际上他的收入和十万卢布差得很远。他父亲的大宗遗产,单这一项每年就有二十万收入,还没有在兄弟之间分开来。当他哥哥负了一身债,和一个毫无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瓦里娅·奇尔科夫公爵小姐结婚的时候,阿列克谢几乎把得自他父亲的领地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他哥哥,每年只给自己留下二万五千卢布。阿列克谢当时对他哥哥说,在他结婚之前这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结婚的。他哥哥,正统率着一支最奢华的联队,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与。他母亲,有她自己一份财产,每年除了他应有的二万五千卢布再补助阿列克谢二万卢布,阿列克谢把这些钱通通花光了。最近他母亲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和他离开莫斯科而生了他的气,已经停止给他钱了。结果,过惯了每年花销四万五千卢布的生活的弗龙斯基,今年只收入了两万五千卢布,他就感到困难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不能向他母亲要钱。他昨天接到的她最近的一封信特别激怒了他,原因是那封信里暗示着她极愿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获得成功,却不愿帮助他过那种使整个上流社会丢脸的生活。他母亲想要收买他的这种企图,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了。但是他又不能够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慷慨的话,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感觉得那种慷慨的话说得未免太轻率了,而且感觉得就是不结婚他或许也需要那十万卢布的全部收入。但是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消回忆起他嫂子,想起那可爱而优美的瓦里娅怎样一有机会就要提到她对于他的慷慨永不忘怀,就知道要收回那笔赠与已是不可能的了。这和殴打妇女、偷窃或说谎是一样不可能的。只有一件事能够而且也不能不做了,弗龙斯基毫不踌躇就决定那样做:向放债人借一万卢布,这是毫无困难的,此外就只好一般地节省费用,卖掉他的跑马。这样决定了之后,他立刻写信给那位再三要求买他的马的罗兰达克。接着,他写信请英国人和放债人来,照他要付的账目分配好他的现钱。办完了这些事务之后,他就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他母亲。接着,他从笔记簿里取出三封安娜的信,又读了一遍,然后烧毁了,他回想起他们昨天的谈话,又沉入深思中了。

    二十

    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他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不多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与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

    “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

    二十一

    “我来接你的。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哩!”彼得里茨基说。“哦,完了吗?”

    “完了,”弗龙斯基回答,只有眼睛里含着微笑,并且那么细心地捻着胡髭,就好像把他的事务弄得井井有条之后,任何太鲁莽或者急遽的动作都会搅乱它似的。

    “你每次这样以后总是像洗了个澡似的,”彼得里茨基说。

    “我从格里茨基(他们这样叫那联队长)那里来,他们都在等你。”

    弗龙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哦,音乐就是他那里发出来的吗?”他一面说,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华尔兹舞曲的管弦乐的熟悉的音调。“又是什么庆祝宴会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来了。”

    “啊哈!”弗龙斯基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呢。”

    他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

    既已下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心——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龙斯基就不能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羡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联队没有先来看他而感到不快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他的好友,他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噢,我高兴极了!”

    联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的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龙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伏特加的大桶旁边的一队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着的联队长的壮健的、快乐的姿容。他走到凉台第一级台阶上,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兵士大声地叫嚷着吩咐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兵士,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龙斯基一道走到凉台上。联队长回到桌子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跟在联队长后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台阶上来。

    “你越来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正站在他面前的两颊红润、风度潇洒的军需官说,那位军需官虽然在服第二期的兵役,却还是显得那么年轻。

    弗龙斯基有三年没有见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颊髭,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他的面貌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它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是在于它们的文雅高贵风度。弗龙斯基在他身上看出的唯一的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龙斯基知道那种光辉,因此立刻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觉察出来。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台阶的时候,他看到了弗龙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仰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龙斯基招呼,而且用这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军需官已挺直了身子,噘着嘴唇在等待着接吻。

    “他来了!”联队长叫着。“亚什温告诉我说你又在忧郁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的濡润、鲜嫩的嘴唇,用手帕揩拭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到弗龙斯基面前去。

    “我真高兴!”他说,紧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您照顾他吧,”联队长指着弗龙斯基对亚什温叫了一声,就走到下面兵士们那里去了。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弗龙斯基说,打量着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他补充说,转向副官说:“请尽这点钱平分给大家吧。”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三张一百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

    “弗龙斯基!要吃点或是喝点什么吗?”亚什温问。“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噢,来了,喝一杯吧!”

    联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联队长往上抛。随后,在歌手们面前,联队长本人和彼得里茨基跳起舞来。后来,联队长已显出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温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看见弗龙斯基在那里;弗龙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擦着脖颈和头。等他洗完了,弗龙斯基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我很高兴你时常看到她。”

    “她和瓦里娅很要好,她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的女人,”弗龙斯基微笑着回答。他微笑是因为他预见到谈话趋向的题目,而他是喜欢那个题目的。

    “唯一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带着微笑反问。

    “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是从你夫人那里,”弗龙斯基说,用脸上的严峻表情阻止对方的暗示。“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一点也不惊奇。我期望的还要大呢。”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龙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不觉得有掩饰这种心情的必要。

    “相反,我原来期望的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

    “要是你没有成功的话,你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弗龙斯基说。

    “我不这样想,”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又微笑了。“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感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内有些才能,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到我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意识到自己辉煌的成功,这样说。“因此我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

    “这在你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这样。我也曾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而活着。”

    “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大笑着说。

    “我开始就说我听到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

    “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翻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

    “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这样就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种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这就是他!”他补充说,听着“乌拉!”的叫声。“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这样就满足的。”

    “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

    “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啊。”

    “谁需要?”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成泡影。”

    “你是什么意思?说的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捷涅夫党吗?”

    “不,”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因为猜疑他有那种荒谬的意见而恼怒了,皱起了眉头。

    “Toutcaestuneblague①。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什么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惯技。不,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为什么呢?”弗龙斯基举出了几个当权者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

    “只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一种什么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的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Celan’estpasplusfinqueca②。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我有一种比他们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那么容易被人收买。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哩。”——

    ①法语:那全是胡诌。

    ②法语:不过如此而已。

    弗龙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的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毋宁说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龙斯基自己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联队以外。弗龙斯基还感觉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那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的能力,以他那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实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力的人物。他有点嫉妒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过去了。”

    “对不起,这不是真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句老实话,至少现在是这样!”弗龙斯基补充说。

    “是的,现在这是真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啊。”

    “也许,”弗龙斯基回答说。

    “你说也许,”谢尔普霍夫斯利伊继续说,好像猜着了他的心思一样,“但是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也就是为了这缘故。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carteblanche①。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超过这个。是的,”他说,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对他微笑着。“给我carteblanche,退出联队,我会让人觉察不出地把你提升。”——

    ①法语:全权委托书。

    “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弗龙斯基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立起身来,面对着他站着。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我懂得这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微笑和姿势告诉弗龙斯基不用惧怕,他会很斯文地、细心地去触那痛处的。“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什么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了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了!”弗龙斯基对一个向房间里张望的士官叫道,那士官是来唤他们到联队长那里去的。

    弗龙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话。

    “这就是我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子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再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欢喜打比喻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等一等,等一等!对啦,正好像你要拿着fardeau①,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那就只有把fardeau系在背上的时候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拖着fardeau而不结婚,你的手就会老给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途毁了。”——

    ①法语:包袱。

    “什么样的女人啊!”弗龙斯基说,想起他提到的这两个人所勾搭上的法国妇人和女演员。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fardeau,而且要从什么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你没有恋爱过,”弗龙斯基低声说,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但是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创造出伟大的事业,但她们却总是terre-à-terre①。”——

    ①法语:讲求实际。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是仆人并不像他所猜想的那样又来叫他们的。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龙斯基。

    “是你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弗龙斯基拆开信,涨红了脸。

    “我的头痛起来了,我要回去,”他对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呀,那么再见!你给我carteblanche吗?”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到彼得堡再来看你。”

    二十二

    已经快六点钟了,为了及时赶到那里,同时又为了不用大家都认得的他自己那辆马车,弗龙斯基坐上亚什温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快跑。这是一辆宽敞的、旧式的、有四个座位的马车。他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堕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好,很好!”他自言自语。他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身体。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里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他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由于用冷水冲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他胡髭上的润发油的香气在新鲜空气中使他觉得特别好闻。他从马车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在清澈的冷空气里的一切,映在落日的淡淡余晖里,就像他自己一样清新、快乐和壮健。在夕阳的斜照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一片静止的青草和绿树,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斜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快点,快点!”他对马车夫说,把头伸到窗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在车夫回过头来的时候放在他的手里。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路行驶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他想,凝视着车窗之间的铃钮,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的安娜的模样。“我越来越爱她了。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她在哪里呢?在哪里呢?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她为什么在贝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想,现在才第一次觉得诧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他就叫马车夫停下,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着的时候就跳下来,走进直通房子的林荫路。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她。她的脸给面纱掩蔽着,但是他用欢喜的眼光拥抱了她所独有的那种特殊步态、肩膊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力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他的嘴唇抽搐起来。

    走到他面前去,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吗?我非得见见你不可呢,”她说;他在她的面纱下看到的她的嘴唇的严肃庄重的线条,立刻使他的心情改变了。

    “我,生气!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呢?”

    “没有关系,”她说,挽住他的胳膊,“一道走走吧,我要和你谈谈哩。”

    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幽会不会是欢乐的。在她面前,他没有了自己的意志:还不知道她的忧愁的原因,他就已经感到那忧愁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了。

    “什么事?什么?”他问她,用胳膊紧挽着她的手,极力想从她的脸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鼓起勇气来,随后突然间她停住脚步。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开口说,迅速而又痛苦地呼吸着,“在我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他听她说着,不觉把整个身子弯向她,好像希望以此来减轻她处境的困苦。但是她一说出这话,他就蓦地挺直身子,一种高傲而严厉的表情显露在他的脸上。

    “是的,是的,这样倒更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那对于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但是她没有听他讲的话,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她猜想不到那种表情与弗龙斯基心中所起的第一个念头——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关。她心中从没有想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于这瞬息间的严厉表情作了别的解释。

    当她接到丈夫的信的时候,她就从心底知道一切都会照以前的样子继续下去,她没有毅力放弃她的地位,抛弃她的儿子,投奔到情人那里去。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度过的早晨更坚定了她这个念头。但是这次幽会对于她还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她希望这次幽会能改变她的处境,能拯救她。要是一听到这消息,他就坚决地、热情地、没有片刻踌躇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一道走吧!”她是会丢弃她的儿子,和他一道走掉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在他身上激起她所期待的变化:他只是好像感到受了什么侮辱的样子。

    “这在我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她激怒地说。

    “你看……”她从手套里掏出她丈夫的信来。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接过那封信,却没有看,竭力想要安慰她。“我只渴望一件事,我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了结这个处境,好让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的幸福。”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假使我怀疑……”

    “谁来了?”弗龙斯基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妇人突然说。

    “也许她们认识我们呢!”说着,他迅速地拉着她一道转进一条小路去。

    “啊,我才不在乎哩!”她说。她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好像她的眼睛从面纱下面含着异样的愤慨望着他。“我告诉你,问题不在那儿,我不会怀疑这个的;但是你看他给我写些什么话吧。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正像在听到她和她丈夫决裂的最初那一瞬间一样,弗龙斯基读着信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沉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触中,那种感触是由于他自己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关系在他心中引起的。现在,他把信拿在手里,他不禁想像着大概他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在家里看到的挑战书,和决斗时他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之后,脸上带着像现在一样的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时那决斗的情景。这时候,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刚刚对他所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所起的念头——还是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好——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他知道这个念头是不能够对她说的。

    看了信,他抬起眼睛望着她,在他的目光里没有坚定的神色。她立刻明白他自己早就想过这事。她知道不论他对她怎样说,他都不会把他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她知道她最后的一线希望落了空。这不是她所期待的结果。

    “你看他是怎样一种人!”她带着颤栗的声调说。“他……”

    “原谅我,但是这样我倒觉得很快活。”弗龙斯基插嘴说。

    “看在上帝面上,请让我说完吧!”他补充说,他的眼睛恳求她给他解释这句话的时间。“我觉得很快活,是因为事情决不会,决不会像他所想的那样照旧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会?”安娜说,她忍住眼泪,而且显然已不重视他所说的话了。她感到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弗龙斯基本来想要说在决斗——他以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了——之后,事情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了,但是他却说了别的话。

    “这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惶惑,涨红了脸,“希望你让我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开口说。

    她没有让他说下去。南回归线

    “但是我的儿子呢?”她叫了一声。“你看见他信上写的话吗?一定要我离开我的儿子,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那样做。”

    “但是,为上帝的缘故,哪一样好些呢?——离开你的儿子呢,还是继续在这种屈辱的处境中过下去?”

    “对谁说来是屈辱的?”

    “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请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她颤声地说。现在她不愿意他说假话。她剩下的只有他的爱,而她也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有了它,我就感到自己这样高尚,这样坚强,什么事对于我都不会是屈辱的。我为我的处境而感到自豪,就因为……我自豪……自豪……”她说不出引以自豪的东西来。羞耻和绝望的眼泪哽住了她。她停住脚步,蓦地呜咽起来。

    他也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使鼻子发酸,他生平第一次要想哭出来。他说不出是什么那么感动了他;他为她难过,而且感觉到爱莫能助,同时他也知道他就是她不幸的原因,是他做了错事。

    “离婚不行吗?”他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摇头,没有回答。“带了你的儿子一道离开他也不行吗?”

    “是的,但是一切都要看他怎样。现在我就得回到他那里去,”她冷冷地说。她预感到一切都会照旧,这种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就回彼得堡去,一切都会解决的。”

    “是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安娜打发走了马车,吩咐再到弗列达花园门前来接她,现在马车已经来了,安娜告别了弗龙斯基,就回家去了。

    二十三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走进会议室,照例向议员和议长打了招呼,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把手放在摆在他面前的文件上。在这些文件里有必要的证据和他预备发表的演讲提纲。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些文件。一切他都记得,他觉得不必要在他记忆里再三再西地重温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他的政敌面对着他,而且徒然想装出一副冷淡的表情的时候,他的演说就会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还要好地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他觉得他的演说的内容是这样重要,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同时,在他听照例的报告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最天真、最平和的态度。看见他那青筋累累、指头很长的白净的双手,那么安闲地抚摸着放在面前的白纸的两端,看见他的头垂到一边那种疲倦的神情,谁都不会猜到几分钟之内从他的嘴里就会吐出的滔滔的言辞,那将卷起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报告完了的时候,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述,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常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他的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的时候,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列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了;但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来报告她来到的时候,他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安娜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依照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应该知道她的到来。但是当她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来迎接她。她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他来。但是一点钟过去了,他还没有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走进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他走到那里来;但是,他没有出来,虽然她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她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以便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她走过大厅,坚决地向他那里走去。当她走进他的书房的时候,他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臂肘搁在桌上,忧郁地凝视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她看出来他是在考虑她的事。

    一看到她,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而后他迅速地站了起来,走去迎接她。他没有看她的眼睛,却看着她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他说,坐到她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她准备和他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蔑他,责备他,她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而且她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继续了一些时候。“谢廖沙很好吗?”他说,没有等待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她说。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他说着,又沉默了。

    看着他没有力量开口,她自己开口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望着她的头发那种凝神注视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他说,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她的眼睛。“我料到会这样的。”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他用尖细刺耳的声调说,“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样急急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们的丈夫。”他特别着重说“愉快的”这个字眼。

    “社会上不知道这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的时候,我就会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但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安娜带着胆怯的声调说,开始惊惶地望着他。

    当她又看到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听到那种刺耳的、孩子一样的讥讽的声调时,她对他的嫌恶就消除了她刚才对他的怜悯,她只觉得恐惧,但是无论如何,她要弄清楚她的处境。

    “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既已……”她开口说。

    他发出冷酷的恶意的笑声。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是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作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他继续说,激昂起来了,“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该受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对您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该受谴责的。”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样?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为妻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他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着头,让她先走。

    二十四

    列文在草堆上度过的一夜,对他并不是虚度过去的。他的农业经营使他厌烦,使他丝毫不感兴趣了。虽然今年丰收,但是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在他和农民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争吵,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造成这些失败和敌意的原因,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在劳动本身上体验到的快乐,由于劳动而和农民的接近,他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所感到的羡慕,他想要过那种生活的愿望——那愿望在那天晚上对于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目的,他已仔细考虑了达到那目的的办法——这一切大大改变了他对于他所经营的农事的看法,使他再也不能够对它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一切的基础的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的关系。一群像帕瓦那样的良种母牛,全部用很好的犁耕过的土地,九块用篱笆围着的平坦的耕地,九十亩施足了肥的田地,各式条播机,以及其他等等——假如这劳动只是由他自己,或者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同情他的人们所共同完成的,这一切就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看得很清楚(他正在写的一本关于农业的著作,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于他大有帮助),他所经营的这种农业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场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这斗争中,一方面,在他这方面,是不断的竭尽全力,要把一切都做到十全十美的理想境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而且在这场斗争中,他看出了尽管他这方面如何紧张,而另一方面却是毫不努力或者甚至毫无目的,而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工作进行得使任何一方都不满意,而很好的农具、很好的家畜和土地,对谁都没有益处地白白糟蹋了。主要的是,花在这种事业上的精力还不只是徒劳无益,现在,这种事业的意义他既已明了,他就不能不感到连他浪费的精力的目的也都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斗争是为了什么呢?他努力争取自己的每一个小钱(而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他只要稍许放松一点,他就会没有钱去偿付劳动者的工资),而他们却只坚持要轻松愉快地干活,那就是说,照他们平常一样地劳动。为了他的利益,每个劳动者都应该尽量辛勤地劳动,而且劳动的时候,应该步步留神,竭力不要把簸谷机、马耙、打谷机弄坏,应该留神自己干的活儿。劳动者需要的则是尽可能快乐地、常常休息地、特别是漫不经心地、无忧无虑地劳动。这个夏天,列文随时都看到这一点。他派人去割苜蓿做干草,他选定了长满了杂草和莠草的、不能留种的最坏的田地让给他们去刈割,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尽割最好的苜蓿地,他们辩解说是管家要他们这样做的,而且说这会制成很出色的干草,这样来安慰他;但是他知道这只是由于那些地比较容易刈割的缘故。他派去了一架翻草机,翻了不到几行就坏了,因为坐在驾驶座位上,听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舞动,农民觉得很沉闷。而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老爷,女人们马上就会把草翻好的。”几张犁实际上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转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把犁头提起,他使劲地把犁头扭转过去,折磨着马匹,毁坏了地面,而他们却要求列文不用担心。马自由自在地闯进了小麦田,原因是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做守夜人,虽然命令不要这样做,农民们还是坚决主张轮流守夜,而万卡,在劳动了整整一晚之后,睡着了,为了他的过失,他很后悔,说道:“随您怎样处置我吧,老爷。”由于把牛放牧到再生的苜蓿地里,又不给牛水喝,他们糟蹋死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而且怎样也不相信,牛是吃多了苜蓿死的。为了安慰他,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位邻人三天里损失了一百十二头家畜。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并不是谁对列文或者对他的农场怀着恶意;相反地,他知道他们都欢喜他,把他当做一位朴实的老爷(他们的最高的赞辞);但是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老想快乐地、无忧无虑地干活,而他的利益不仅与他们无关,难于为他们理解,而且是注定和他们的正当要求相抵触的。老早以前,列文就已不满意自己对农事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舟有了漏洞,但是也许是要故意欺骗自己吧,他并没有找到而且也不去寻找那漏洞,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对于他不仅没有了吸引力,而且使他觉得讨厌了,他对它已不再感到兴趣。

    现在又加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正在离他仅仅三十里的地方,他想要和她见面,却又不能。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奥布隆斯卡娅,在他拜访她的时候曾经劝他再来,来向她妹妹重新求婚,而且她意思之间好像现在她妹妹一定会接受他的要求。列文自己在看到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的时候,也感到他爱着她;但是知道她在奥布隆斯基家里的时候他却不能到那里去。他向她求过婚,而她拒绝了他,这件事,就在她和他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于逾越的障碍。“我不能够仅仅因为她不能够做她所爱慕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想到这个就使他对她感到冷淡和敌意。“我和她说话不可能不带责备的意思;我看到她不由得会怨恨;她也只会更加憎恶我,这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在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说了那些话以后,我怎么能够去看她们呢?难道我能不表示我明白了她告诉我的话吗?而我要宽宏大量地饶恕她,可怜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我的爱情赏赐给她的角色!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告诉我那些话呢?也许我可以偶然会见她,这样一来,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借一副马鞍给基蒂用。“人家告诉我,您有一副女用的马鞍,”她信上写着。“我希望您亲自给我们送来。”

    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使她妹妹处于这样一种屈辱的境地呢!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了,就把马鞍送了去,没有附回信。回信说他会去不行,因为他不能去;说他因事不能抽身,或是他要离开这里了,所以不能来,那就更糟。他没有回信,而且带着一种好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一样的心情,把马鞍送去了;他把他感到厌烦的一切农事交给了管家,第二天,他就出发到一个遥远的县里去看望他的友人斯维亚日斯基,这位友人的邻近有许多极好的松鸡出没的沼泽,他最近还来过信,要求他履行到他家里去小住的诺言。在苏罗夫斯克县有松鸡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了列文,但是由于田庄上的事务缠身,他一直拖延着没去拜访。现在他很高兴离开谢尔巴茨基家的邻近,主要是摆脱农事,尤其高兴的是去打猎,那在他烦恼的时候常常成为他最好的安慰。

    二十五

    去苏罗夫斯克县,没有铁路,也没有驿马,于是列文就乘他自己的旧式四轮马车去了。

    在半路上,他为了喂马,停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一位长着浓密的、在两颊上变花白了的红颊须,秃头,满面红光的老人打开大门,把身子紧贴在门柱上,让三驾马车通过去。老人指点马车夫到院子里一间披屋里去,——那院子是新修的,宽大、干净而又整齐,院里摆着一些烧焦了的木犁,——然后请列文走进客房。一个赤脚穿着套鞋、服装清洁的少妇正在擦洗新门廊的地板。她被跟在列文后面跑进来的狗吓了一跳,发出一声尖叫,但是当她听说狗不会咬人的时候,她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惊惶失措而发笑起来。用她裸露的手臂把通到正房的门指给列文,她又弯下腰去,掩藏起她的美丽的脸,继续擦洗着。

    “您要茶炊吗?”她问。

    “好的,麻烦你了。”

    正房很宽敞,有一个荷兰式火炉,一个隔扇。在圣像下面摆着一张绘着花样的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靠近门口,有一个摆满了杯盘的食器橱。百叶窗关上了,苍蝇很少,房间是这样清洁,使得列文很担心那一路跑来、而且在泥水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弄脏地板,他吩咐它在门边角落里卧下。在正房里环视了一遍之后,列文走到后院里去了。穿套鞋的漂亮的少妇挑着两只摇晃着的空桶,在他前面跑到井边去打水。

    “快一些,我的姑娘!”老人愉快地向她叫着,而后走到列文面前。“哦,老爷,你是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的吗?那位老爷也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把胳膊肘支在台阶的栏杆上,开始闲谈起来。

    在老人正谈到他和斯维亚日斯基的交情时,大门又轧轧地响了,干活的人们曳着木犁和耙从田间走进院子。套在犁和耙上的马匹又光泽又肥壮。干活的人们显然是这一家的人;两个穿印花布衬衫、戴便帽的年轻人,其他两个是雇工,都穿着麻布衬衫,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年轻人。老人从台阶走下,走到马匹前面,开始卸马。

    “他们犁什么田?”列文问。北回归线

    “在犁马铃薯田。我们也租了一小块地哩。费多特,不要牵出那匹阉马,把它牵到马槽那里去吧,我们把另外一匹套上。”

    “啊,爹,我要的犁头拿来了吗?”那高大健壮的汉子问,他显然是老人的儿子。

    “在那里……在门廊里,”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把他解下的缰绳缠绕起来,投在地上。“趁他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犁弄好。”

    漂亮的少妇肩上挑着满满两桶水走进了门廊。更多的女人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年轻美貌的、中年的、又老又丑的、带小孩的和没有带小孩的。

    茶炊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雇工们和家里的人安顿好马匹,进来吃饭了。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来,请老人和他一道喝茶。

    “哦,我今天已经喝过了,”老人说,显然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是再陪您喝一杯吧。”

    喝茶的时候,列文探听到老人农庄上的全部历史。十年前,老人从一位女地主手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干脆就买了下来,另外还从邻近一位地主手里租了三百亩地。他把一小部分土地——最坏的部分——租了出去,自己全家和两个雇工种了四十亩地。老人诉说他境况不佳。但是列文明白,他这样抱怨,不过是出于礼貌的关系,而他的农场的状况是繁荣的。要是他的境况真不好,他就不会以一百零五卢布一亩的价钱买进土地,他就不会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都娶了亲,也不会遭了两次火灾以后重新修建房屋,而且建筑得越来越好了。不管老人怎样诉苦,但是显然他是在夸耀,合乎情理地夸耀他的富裕,夸耀他的儿子们、他的侄儿、他的媳妇们、他的马匹和母牛,特别是夸耀他把这一切农事经营得很好。从他和老人的谈话中,列文看出来他也并不反对新式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而他的马铃薯,像列文坐车走过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而列文的却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邻近一位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步犁来耕马铃薯地。他种了小麦。在筛黑麦的时候,老人把筛下的麦屑留着喂马,这件细小的事特别打动了列文。多少次列文眼看着这种很好的饲料被糟蹋了,竭力收集起来,但总是不可能。这位农民却办到了,他对于用这个来做家畜饲料,真是不胜赞赏。

    “娘儿们做什么呢?她们把它包好送到路边,大车就把它运走了。”

    “哦,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哩,”列文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

    “谢谢你,”老人说,接了茶杯,但是指着他咬剩的一块糖,①他谢绝了再在茶里加糖。“你怎么可以靠雇工干活呢?”他说;“那简直是糟透了!比方,看斯维亚日斯基家吧,我们知道他的土地是怎样的土地——黑得像罂粟籽,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收获。照顾不够——就是这样!”——

    ①俄国农民为了节约,轻易不在茶里放糖,而只拿着一块糖,一边喝茶,一边嚼着。

    “但是你不也是用雇工耕种土地吗?”

    “我们干的是农活儿。一切事情我们都亲自动手。要是雇工不中用,他可以走;而我们可以亲自来做。”

    “爹,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爷!”老人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一连在自己身上画了好几次十字,他向列文道了谢,就走出去了。

    当列文走进厨房去叫他的马车夫的时候,他看见全家都在吃饭。女人们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年轻力壮的儿子口里含满麦粥正在说什么笑话,他们都在笑,正在把菜汤倒在碗里的、穿套鞋的少妇笑得最快活。

    这个农家给列文一种幸福的印象,这同那位穿套鞋的少妇的美丽的面孔大概很有关系;这个印象是这样强烈,使列文永远不能忘记。从老农民的家到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路上,他尽在回想着这个农家,好像在那印象里面有什么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似的。

    二十六

    斯维亚日斯基是他那一县的贵族长。他比列文大五岁,而且早结了婚。他的姨妹,列文非常喜欢的一个少女,住在他家里。列文知道斯维亚日斯基夫妇非常希望这个姑娘和他结婚。他确切地知道这个,正像所谓合格的年轻人一样地知道,虽然他决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事;并且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位极有魅力的少女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但是他要和她结婚,纵令他没有爱上基蒂·谢尔巴茨卡娅,也还是和飞上天一样不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希望由访问斯维亚日斯基而得到的快乐就减色了。

    在接到斯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的时候,列文立刻想到了这点;虽然如此,他还是断定,以为斯维亚日斯基对他有这种意思,不过是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猜想,因此他还是要去。况且,在内心里,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再估量一下自己对这个少女的感情。斯维亚日斯基的家庭生活是极为愉快的,而斯维亚日斯基本人,是列文所认识的地方活动家的模范人物,而且他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斯维亚日斯基是那种经常使列文惊奇的人们之一,那些人的见解虽然不是独创的,却是合乎逻辑的,独自发展的,而他们的生活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与他们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差不多总是背道而驰。斯维亚日斯基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蔑视贵族而且相信大多数贵族暗地里都拥护农奴制,仅仅由于胆怯才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出来。他把俄国看成像土耳其一样衰亡的国家,而且他把俄国政府看得那样坏,以致他觉得不值得认真地去批评它的作为;但他却仍然是那个政府的官吏,而且是一位模范的贵族长,当他乘车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戴着缀着帽章和红帽箍的制帽。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在国外才勉强过得去,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国;同时,他也在俄国实行一种复杂的、改良的农业经营方法,而且带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和了解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阶段,同时,在县议会上,没有人比他更愿意和农民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又非常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和维持他们的收入的问题,而且特别尽力保存他村里的教堂。

    在妇女问题上,他站在极端派一方面,主张妇女绝对自由,特别主张她们拥有劳动权利;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那恩爱的、没有小孩的家庭生活使得谁都羡慕,而且他这样安顿他妻子的生活,使得她除了和她丈夫共同努力尽可能地过得快乐和舒适以外,她什么也不做,而且什么也不能做。

    要是列文没有往好里想人的特性的话,那么斯维亚日斯基的性格是不会使他感到大惑不解或疑问的。他会对他自己说:“不是傻子就是坏蛋,”而一切就都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他不能说他是傻子,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不仅是个聪明人,而且是教养很高,又十分朴实的人,没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但是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炫耀他的学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坏蛋,因为斯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一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他愉快地、热心地、不屈不挠地干着他的工作;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尊敬,而且的确从来没有蓄意做过,而且也决不会做什么坏事。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却又理解不了,他看待他和他的生活,始终像看待一个真正的谜一般。

    列文和他非常要好,因此列文常常大胆地去试探斯维亚日斯基,竭力想要寻究出他的人生观的根底;但却总是徒劳。每当列文竭力想从那向所有人都敞开着的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的接待室再深入一步的时候,他总看到斯维亚日斯基显得有点狼狈。他脸上显出隐约可辨的惊慌神色,好像他害怕列文会看破他,于是他就愉快地婉言拒绝。

    现在,在列文对于农事感到失望以后,他特别高兴到斯维亚日斯基那里去。且不说看见这一对待在舒适的安乐窝里、对己对人都心满意足的幸福夫妇,总给与列文一种愉快的感觉,现在正当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样不满的时候,他就更渴望找到使斯维亚日斯基这样开朗、干脆和愉快的秘诀。此外,列文还知道在斯维亚日斯基家里,他会遇到许多邻近的地主,现在听听和谈谈关于收成、雇农的工资等等农事上的话题,对于他是特别饶有兴趣的,他知道这种谈话照例被认为是非常庸俗的,但是现在在他看来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也许这在农奴制时代并不重要,在英国也不重要。在那两种情况下,农业的条件已经确定了;但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当一切都已颠倒过来,而且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条件会采取怎样一种形式的问题,倒是俄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列文想着。

    结果打猎并不像列文预期的那样好。沼泽干了,而且差不多完全没有松鸡。他到处走了一整天,仅仅打到三只,但是另一方面,正像他平常打猎回来一样,他带回来旺盛的胃口、愉快的心情和那种总是伴随着剧烈的体力运动而来的兴奋的精神状态。在打猎当中,当他好像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忽然回想起那位老人和他的家庭,他们留下的印象好像不仅要求他注意,而且要求他解决好像和他有关的什么问题。

    傍晚喝茶的时候,座上有两个为了监护权的事情而来的地主,于是列文所期望的有趣的谈话开始了。

    列文坐在茶桌旁的主妇旁边,他不得不同她和正坐在他对面的她的妹妹谈话。斯维亚日斯基夫人是一位圆脸、金发、娇小、面带笑容和酒靥的女人。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找到解决她丈夫在他心中引起的重大疑团;但是他没有充分思索的自由了,因为他感到非常局促不安。这种局促不安是因为那位姨妹正坐在他对面,身穿一件领口开成四方形的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脯,列文简直觉得她是特意为他穿的。虽然她的胸脯是这样白,或者正因为这样白的缘故,这个四方形使列文失掉了思想的自由。他想像,也许是想像错了,这个领口是特意为他开的,他感到他没有权利看它,于是竭力不去看它;但是他又感到领口开成这样,仿佛是他的过错似的。列文感到好像他欺骗了谁,好像他必须有所说明,但又不能说明,因此他不断地涨红了脸,局促不安。他的不安也传染给美丽的姨妹了。但是主妇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模样,尽在故意地引她参加谈话。

    “您说,”她接着已经开始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于俄国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在国外固然很快活,但是并不像他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他感到他适得其所,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具有对一切都感到兴趣的才能。啊,您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学校吧?”

    “我看见了……是那所长满常春藤的小房子,是不是?”

    “是的,那是娜斯佳的工作,”她指着她的妹妹说。

    “您自己在那里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忽视她的裸露的脖颈,但是感觉到他无论望着哪个方向,他都看得见它。

    “是的,我自己在那里教过书,而且还在教,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第一流的女教师。我们已经开始做体操了。”

    “不,谢谢您,茶不要了。”列文说,虽然意识到这样做是无礼的,但却不能继续谈下去,他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谈有趣的事哩,”他补充说,就走到斯维亚日斯基和邻近的两位绅士坐的那张桌子的另一端。斯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胳膊搁在桌上,一只手转动着杯子,用另一只手捻拢胡须,把它送到鼻边,然后又让它垂下,好像他在嗅它一样。他的明亮的黑眼睛直盯着那位留着灰色胡髭的兴奋的地主,显然他觉得他的话很有趣。那地主正在抱怨农民,列文看得很明白:斯维亚日斯基本来知道怎样驳斥这位地主的抱怨,他可以立刻粉碎对方的整个论点,不过处在他的地位上,他不能够把这样的回答说出来,于是不无乐趣地倾听着地主的可笑的谈话。

    这位留灰色胡髭的地主显然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一个终生住在乡下的热心的农业家。列文在他的服装上,在他那显然是不常穿的旧式的穿旧的外衣上,在他那精明的、愁闷的眼神里,在他那条理分明、流利的俄语上,在他那久而久之形成习惯的专横的语调上,以及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旧的订婚戒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粗大通红的手的坚决的动作上,看到了这种种特征。

    二十七

    “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就雇人劳动,您还是可以这样经营的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靠谁去这么经营呢?”

    “正是这样——劳动力是农业中的主要因素。”列文心里想。

    “靠雇工们。”

    “雇工不肯好好地干活,而且不肯用好农具干活。我们的雇工只会像猪一样地喝酒,而且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会把你给他的工具通通毁坏掉。他把马饮伤了,弄坏很好的马具,用车轮胎去换酒喝,让铁片落到打谷机里面,把它破坏。凡是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看了就厌恶。这就是整个农业水平低落的缘故。土地荒废了,长满了莠草,或者是给农民瓜分了,本来可以收获上百万的土地,你只收到几十万;国家的财富减少了。同样一件事只要稍加考虑……”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设想的农奴解放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这些缺陷都可以避免。

    这个引不起列文的兴趣,但是当他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又回到他最初的话题上去,转向斯维亚日斯基说,竭力想引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

    “农业的水平在低落下去,而且以现在我们和农民的这种关系,要用一种可以产生利益的合理方式去经营农业是不可能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他说。

    “我不这样认为,”斯维亚日斯基非常认真地回答,“我看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土地,而在农奴制时代我们的农业水平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口,管理不当,我们甚至连怎样记账也不知道。随便问问哪一个地主吧;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没有利的,他都说不上来。”

    “意大利式簿记法!”灰色胡髭的地主讥刺地说。“你可以随便记账,但是如果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毁坏了的话,那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的。”

    “为什么他们会毁坏东西呢?一架蹩脚的打谷机,或是您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损毁,但是我的蒸汽机他们就不会损坏了。可怜的俄国马,您怎么叫的呢?……那种牲口您得揪着它的尾巴走,那种马他们会糟蹋,但要是荷兰马或是别的好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啊,只要花费得起就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这对于您倒是很合式的,但是我,要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小的儿子们在中学读书——因此我可买不起贝尔舍伦马载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银行啊。”

    “结果您要我把剩下的东西通通拍卖掉吗?不,谢谢您!”

    “我不同意说农业水平有再提高一步的必要或可能,”列文说。“我正从事这件事,而且我也有本钱,但是我却什么也做不出来。至于银行,我真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去的钱结果都是损失:家畜——是损失,机器——是损失。”

    “这是千真万确的,”灰色胡髭的地主附和着说,满意得笑出来了。

    “而且不只我是这样,”列文继续说,“我和那些用合理方式经营土地的所有邻近的地主来往;除了少数例外,他们这样做,都遭受了损失。哦,告诉我们,您的土地怎么样——得到利益吗?”列文说,他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每逢他想要从斯维亚日斯基的心房外室再深入一步时所看到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惊愕表情。

    而这个质问,在列文方面,并不是十分诚意的。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的时候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个德国簿记专家来,他得到五百卢布的报酬,核算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发现他们损失了三千多卢布。确数她不记得了,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连一分一毫都计算了的。

    听到提起斯维亚日斯基农业的收益的时候,灰色胡髭的地主微微一笑,显然他知道他的邻人兼贵族长大概得到了多少利益。

    “也许不合算,”斯维亚日斯基回答。“那也不过是证明我要么是一个拙劣的农业经营家,要么证明我把资金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异地叫着。“地租在欧洲也许会有,在那里,土地由于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已经改良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因为花在它上面的劳动而一天天贫瘠下去——换句话说,耗尽地力;所以,谈不到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与规律无关;对于我们地租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反而扰乱了我们。不,告诉我,怎么会有地租这套理论……”

    “你们要吃点凝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他的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然后,斯维亚日斯基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了起来,走开了,显然,正在列文觉得这场谈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终结了。

    失掉了对手,列文继续和灰色胡髭的地主谈话,竭力想对他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劳动者的特性和习惯而来的;但是这位地主,正和所有与世隔绝、独立思索的人一样,理解人家的意见很迟钝,而且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生活,要把他从猪一般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一定要有权力,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有一条鞭子,而我们变得这样自由了,使得我们突然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使用过一千年的鞭子,而在监狱里,还给不中用的、身上散发恶臭的农民吃很好的汤,而且还计算出来给他几立方尺的空气。

    “您为什么认为,”列文说,竭力想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要找到这样一种对劳动者的关系,使劳动产生很高的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呢?”

    “就俄国农民来说,永远不能这样!我们没有权力。”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得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吃了一些凝乳,点上一支香烟,他又来参加争论了。“对于劳动力的一切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了,而且是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农奴制被废除了,剩下来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了的、现成的、非采用不可的。长工,日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是欧洲对于这些形式已经感到不满了。”

    “不满了,正在探求新的。而且多半会探求出来的。”“那正是我所要说的,”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探求呢?”

    “因为这正和重新发明铁路建筑法一样。它们本来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的。”

    “但要是它们不适合我们使用,要是它们并不高明呢?”列文说。

    他又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觉察出惊愕的神情。飘

    “啊,这样我们真要目空一切了,我们居然探索出欧洲正在探索的东西!这套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关于劳动组织问题在欧洲取得的一切成就吗?”

    “不,不大知道。”

    “这个问题现在引起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舒尔兹·杰里奇派①……还有极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②派论劳动问题的浩瀚著作……米尔豪森制度③——这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您大概也知道吧。”——

    ①舒尔兹·杰里奇(1808—1883),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储蓄信贷银行和独立合作社组织的创办人,他认为这可以调和工人和雇主的阶级利益。

    ②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盟”的创办人。他以得到政府支持的生产会社来对抗舒尔兹·杰里奇的独立的合作社组织。在这个基础上他和俾斯麦发生联系。“拉萨尔派”在工人问题上和普鲁士君主制度公开结盟。

    ③米尔豪森制度——工厂主多尔富斯在米尔豪森(法国亚尔萨斯的城市)创办的“关心改善工人生活协会”建造房屋,由工人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用。多尔富斯的“协会”是带有慈善目的的商业企业。它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工人问题。

    “我稍微知道一点,不过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无疑的,关于这一切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自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但是这使我感到兴趣,而且实在的,要是您也感到兴趣的话,您应该研究研究。”

    “但是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立起身来了,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住列文想要窥看他的内心深处那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就去送客去了。

    二十八

    列文那天晚上和女人们在一道,感到十分厌烦;他想到,他对于他的农业经营所感到的不满并不是特殊情形,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他想到,要调整劳动者对于土地的关系,使他们劳动起来,能够像在他到斯维业日斯基家的路上所遇见的那个农家干活一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激动。在他看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他应该试着去解决。

    向妇人们道过晚安并且答应了明天再留一天,好和她们一道骑马到皇家树林去游览一处有趣的占迹,列文在就寝以前走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拿斯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是一个大房间,四围摆着书架,中间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外一张是圆桌,上面摆满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在一盏灯的周围,像一颗星的光线一样排列着。在写字台旁有一个抽屉架,上面标着金字,里面装满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取出书来,就在一把摇椅上坐下。

    “您在那里看什么?”他对站在圆桌旁边翻看杂志的列文说。

    “哦,是的,那里面有一篇很有趣味的论文,”斯维亚日斯基说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看来好像,”他兴致勃勃地补充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腓特烈。原来……”

    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明快的语言,他概括地述说了那些新颖的、非常重要的有趣的发现。虽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里斯维亚日斯基是指斯宾塞的文章《我们的教育是正确理解社会现象的障碍》。

    “哦,我居然和斯宾塞意见一致,这倒使我十分高兴,或者相反地,十分遗憾;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有用的是一种可以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这样一来,学校就自然而然会有的。”

    “可是,现在在全欧洲学校都是义务的。”

    “在这点上您自己怎么会同意斯宾塞的意见呢?”列文问。最后的莫希干人

    但是在斯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闪烁了一下惊异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不,那个治好啼哭病的故事好极了!真是您亲耳听到的吗?”

    列文看出他简直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只是推论的过程。而当议论的过程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不欢喜它了。那是他唯一不欢喜的东西,他总是把话题转到什么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这样避而不该它。

    从在路上遇见的老农民所给与他的印象起,那个印象成为这一天的全部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这一天所有的印象都使列文非常兴奋。这位善良可爱的斯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用的,而且显然还有列文窥探不到的某些生活原则,同时当他和群众在一道的时候,他就用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还有,那位怨天尤人的地主,他说他被生活折磨得苦恼不堪,这话是十分对的,但是他对于俄国整个的阶级,而且是最好的阶级的愤慨,却是不对的;还有,不满意自己所做的工作,茫然地希望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都混合在内心的烦恼和期望迅速解决的心情中。

    列文一个人住在给他准备的房间里,躺在他的手脚每动一下就意想不到地弹跳起来的弹簧垫褥上,他很久没有睡着。和斯维亚日斯基的谈话,虽然他说了许多聪明的话,却没有一次使列文感到兴趣;但是那位地主的话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起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在想像中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因为农民憎恨一切改良,所以应该用权力强制他们接受;假使不改良农业就办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准会成功的,就像我到这里来的路上所看到的那个老农民家那样。你们和我们都对农事感到不满,这证明过错不是在我们,就是在农民。我们采用我们的方式——欧洲的方式——已经很久了,而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劳动力的性质。我们且不要把劳动力看做一种理想的劳动·力,而把它看做具有自己本能的·俄·国·农·民,然后我们就按照这种情况来经营我们的农业。假定,我该对他这样说的,您像那位老农民那样经营农业,您找到了可以使得您的农民对于他们劳动的成果感到兴趣的办法,而且找到了他们承认的改良方法,这样您就不会使土壤贫瘠下来,而得到您以前的收获的两倍或三倍。把收成对半分,一半给劳动者;您剩下来的会多些,而劳动者所得到的也多些。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降低农业水平,使劳动者对农业的成果发生兴趣。至于怎样办?——这是一个涉及细节的问题,但是无疑这是能够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思量着如何实行他的这个思想。他本来不想第二天回去,但是现在他决心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加上,穿着裸露脖颈的衣服的姨妹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似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感到羞愧和悔恨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毫不延迟地回去;他得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们提出他的新计划,这样,播种就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进行。他下决心改革他的整个农业经营方法。

    二十九

    列文的计划的执行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尽力而为,总算达到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不称心如意,却也足以使他毫不欺骗自己地相信这事情是值得费力的。主要的困难之一是农事正在进行,要使一切停顿下来,再从头开始,是不可能的,而只得在运转中调整机器。

    在他到家的当天晚上,当他把他的主意告诉管家的时候,管家带着明显的高兴神情同意他那一部分话,就是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愚笨而不中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样说过,但却不听他的话。可是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对于这个,管家只显出一种大为失望的神色,没有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见,却立刻开始谈起明天急需运走剩下的黑麦捆和派人去锄第二遍地那些事情来;因此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讨论他的计划的时候。

    在开始和农民谈起这事,提议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让给他们的时候,他遭遇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是这样忙碌地干每天的工作,他们没有余暇去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那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对于列文的提议——就是让他和他一家分享牧场的利益——似乎十分理解,而且完全同情这个计划。但是当列文向他提到将来的利益的时候,伊万的脸上就表露出惊异和歉疚,好像表示不能听完他要说的一切,就急急地替自己找出一件什么刻不容缓的工作:他或是拿起叉子去把干草从牲口棚里抛出来,或是跑去打水,或是去扫除牛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想要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些什么)总是秘而不宣的。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说了许多话,但也从来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心思。此外(列文感觉得那位爱动怒的地主说得很对),农民们在订立任何契约的时候,总是把不要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式耕种法,或是使用任何新式农具当作首要的坚定不移的条件。他们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犁也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他们不能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虽然他已经确信不疑这样做他就得降低农业水平,可是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但是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一意孤行,到秋天这个计划就开始实行,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最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依照新的合作条件按照现状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是他立刻看出这是不行的,于是就决定分散经营。畜牧场、菜园、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耕地,分别加以处理。心地单纯的牧牛人伊万,在列文看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一家人组成的劳动组①,承担了畜牧场的管理工作。休耕了八年的一块遥远的荒地,靠着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列祖诺夫的帮助,在新的合作条件之下,由六家农民承受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租下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还照老样耕种,但是这三个组是新组织的基础,占据了列文的全部精力——

    ①劳动组是当时俄国流行的工人们的一种合伙分红的组织。

    这是事实:畜牧场的情形并没有比以前略有起色,伊万激烈反对把母牛安顿到温暖的牛棚里,反对用新鲜乳酪做奶油,断言要是母牛放在冷处,饲料可以吃得少一点,而用酸乳酪做奶油更有利,而且他要求像过去一样付给他工资,对于他领到的钱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份赢利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事实:费奥多尔·列祖诺夫那一组借口时间过于仓促,没有依照契约在播种以前把土地翻耕两次。这是事实:这一组的农民,虽然同意在新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并没有把土地看做大家的共有物,却当做是为了平分收获而租借来的,而且农民们和列祖诺夫本人就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过:“要是您收地租的话,您可以省掉麻烦,而我们也比较自由一点。”而且这些农民还借着种种的口实,把契约上规定了的在农场上建筑家畜场和仓库的事尽拖延下去,一直拖延到冬天。

    这是事实:舒拉耶夫只想把他租下的菜园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很明显是故意误解了把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这也是事实:在他和农民们谈话,对他们说明计划的一切利益的时候,列文常常感到农民们只听了他说话的声音,而且下定决心,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当他和农民中最聪明的那个列祖诺夫谈话的时候,他格外痛切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列祖诺夫的眼睛里觉察出一种光辉,那光辉那么明显地表示出嘲笑列文的神情,表示出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好像是说,尽管有人上当受骗,但决不是他列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仍然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而且由于严格核算和坚持己见,他将来总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那时,这办法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行起来。

    这些事情,加上农场上未了的事务,还有他在书斋内的著述工作,在整个夏天这样地占据了列文的心,使他很少出去打猎。在八月末,他从那个送回女用马鞍的仆人口里听到奥布隆斯基一家人都到莫斯科去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由于这种他现在一想起来就要羞得脸红的无礼举动,他已经破釜沉舟,再也不会去看望她们了。他对于斯维亚日斯基家也是同样无礼:不辞而别。但是他也再不会去看望他们了。现在这些他都不在乎了。他的农业改造问题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了。他又读了一遍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手头没有的材料,他又读了一遍有关这个题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像他预料到的那样,找不到和他所着手的计划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臂如在米勒①的著作里,他最早曾经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过的,时时刻刻希望从中得到盘据在他心头的许多问题的解答,他找到了从欧洲的农业状况得来的规律;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为什么一定会具有普遍性。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不论是在学生时代曾迷惑过他的那种美妙的但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是改良和补救欧洲经济状况的措施,都和俄国农业毫无共同之点。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的、不变的。社会主义却告诉他,沿着这种路线发展只会引向灭亡。他,列文和所有的俄国农民和地主,怎样处理他们的千百万人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使他们提高生产来增进公共福利,对于这个问题,两种书籍都没有答案,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既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就细心地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书籍,而且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一番,为的是避免在这问题上遇到像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常遇到的困难。常常,当他开始理解对方心里的思想,而且开始说明他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对方会突然地对他说:“但是考夫曼和琼斯、久布阿、米歇尔②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吗?读读吧;他们已把那个问题研究透了。”——

    ①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

    ②这些都是虚构的名字。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歇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需要的东西。他知道俄国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某些场合,就像去斯维亚日斯基家半路上那个农家,劳动者和土地能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但在大多数场合,当资本是以欧洲的方式使用的时候,产量就很少,而这完全是因为:只有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法,劳动者才愿意劳动,而且才劳动得好,这种敌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久的,是人民本性中根深蒂固的现象。他想,俄国人民负有占据和开垦广漠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使命,他们有意识地坚持袭用合乎需要的方法,直到所有的土地开垦完了为止,而他们的这个方法也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么坏。他要以他的著作从理论上,以他的农事从实际上来证明这点。

    三十

    在九月末尾,为了在租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上建筑家畜场,运来了大批木材,黄油卖掉了,利润也分了。实际上,农场上的一切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或者至少在列文看来是这样。要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完成他的著作——照他的梦想,那著作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学上卷起一场革命,而且要根本消灭那门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新的科学基础——那就只有出国走一遭,实地考察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列文只等小麦出售,可以拿到一笔钱,就到外国去。但是开始下雨了,影响了残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收割,使一切工作,连出售小麦的事在内,都陷于停顿了。路上泥泞难行;两架风车被大水冲走了,天气越来越恶劣。

    九月三十日,太阳在早晨露了面,列文希望天气会放晴,开始坚决忙着做动身的准备。他吩咐动手装运小麦,并且派管家到商人那里去取卖出小麦的钱,自己骑了马到各处去,在动身之前对农场上的事务作最后一次安排。

    列文办完了一切事务,全身被沿着皮外套流进他的脖颈和长统靴里的雨水浸透,但却怀着最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傍晚回家去。傍晚,天气更坏了;雹子这样无情地打着那湿透的母马,使得它侧着身子走着,抖动着头和两耳。但是列文戴着风帽,所以觉得很舒适,他只顾愉快地向周围眺望,时而望着沿着车辙流过的浊水,时而望着从树叶落尽的细枝上垂下的水滴,时而望着桥板上没有融化的雹子的斑斑白点,时而望着在赤裸裸的榆树周围厚厚地堆积起的还是汁液饱满的、肥厚的落叶。尽管四周的景物很阴暗,他仍然感到异常兴奋。他和较远村落里的农民们的谈话显示出他们已开始习惯于新的状况了。他曾走到一个看管房屋的老头家里去烤干衣服,那个老头显然就很赞成列文的计划,并且自动请求入伙购买家畜。

    “我只要坚定不移地向我的目标前进,我就一定会达到目的,”列文想,“而且这是值得努力去做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公共福利的事。整个农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根本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因为正确的思想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科斯佳·列文,曾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曾遭到谢尔巴茨基家小姐的拒绝,而且自己觉得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用的一个人,居然会是这种事业的创始人——那也没有什么。我相信佛兰克林①想起自己的过去时,也一定觉得自己无用,他也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而且他一定也有一个他可以推心置腹的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①佛兰克林(1706—1790),美国杰出的政治家。在七年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美国反抗法国斗争的组织,战后奋起反抗英国,捍卫移民的政治权利。他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之一,并参加了保证美国独立的英美媾和条约的谈判。在内政上,他主张广泛的地方分权和解放黑奴。

    这样想着,列文在薄暮时分回到家里。

    到商人那里去的管家回来了,拿到一部分卖出小麦得来的钱。和那个看管房屋的老头订了合同,在路上管家看见到处麦子还摊在田里,所以他那没有运走的一百六十堆麦子比起别人的损失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

    晚饭后,列文照常拿着一本书坐在圈手椅里,他一面读,一面想着眼前与他的著作有关的旅行。今天他的著作的全部意义格外鲜明地浮现在他的心头,说明他的理论的整段整段的文句也在他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要写下来,”他想。“那一定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从前以为那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卧在他脚旁的拉斯卡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望着他,好像是在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样。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写下来,因为农民的头头们来到了,列文走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在他接见了那些有事与他相商的农民,安排了明天的工作之后,列文就回到书房,坐下来工作。拉斯卡卧在桌子底下;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拿着袜子坐在她平日常坐的位子上。

    刚写了不一会儿,列文突然历历在目地想起了基蒂,想起了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他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烦闷有什么用呢?”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为什么要老坐在家里啊?您该到什么温泉去住一住,反正您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哦,我后天就走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我得先做完我的工作。”

    “啊,啊,又是您的工作!好像您赐给农民们的还不够哩!实在,他们都这样说:‘你们老爷这样做,会得到皇帝的嘉奖咧。’真的,这是怪事:您为什么要为农民们操心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列文的农事上的计划,是一点一滴都知道的。列文时常把他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向她说明,而且也常常和她辩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是这一回她却完全误解了他所说的话。

    “对于自己的灵魂自然应该看得顶要紧喽,”她叹着气说。“那个帕尔芬·杰尼瑟奇,他虽说不识字,他死得可真清白,但愿大家都像他一样,”她提到最近死去的一个仆人这样说。

    “他领了圣餐,也受了涂油礼呢。”

    “我说的不是这个,”他说。“我只是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做的。要是农民们干活勤快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哦,不管您怎样做,如果他是一个懒汉,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要是他有良心,他就会干活,要是没有,您才拿他没有办法哩。”

    “您自己也说伊万把家畜看管得比以前好了。”

    “我要说的只是,”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回答,显然不是信口说出的,而是严密思考的结果,“您该娶亲了,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提及他刚才想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使他难过。列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她,他又坐下工作,在心里重温着他所想到的那工作的全部意义。只是偶尔在寂静中他听到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织针的声音,他想起了他不愿想起的事,又皱起眉头。

    九点钟的时候他听到了铃声和马车在泥地上驶过的沉重响声。

    “哦,有客人来了,您不会闷气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但是列文超过了她。他的工作正不顺利,他高兴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三十一

    跑下一半楼梯的时候,列文听到门口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咳嗽声;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脚步声,他没有听清楚,而且他希望他弄错了。随即他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瘦骨嶙嶙的、熟悉的身材,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弄错的余地了;但是他还在希望他是看错了,希望这位一面咳嗽,一面脱下毛皮外套的高大男子不是他的尼古拉哥哥。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是和他在一道却始终是一桩苦事。尤其现在,当列文由于受了袭上心头的思想和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暗示的影响,正心绪不宁的时候,他觉得和他哥哥眼前的会面是特别难受的。他得会见的,不是一个健康快活的陌生客人,可以指望他来排遣他的彷徨不定的心绪,却是他的哥哥,那个最了解他,会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会使他吐露一切真情人的,而这正是他不愿意的。

    因为这种卑劣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列文跑到前厅去;他一近看他的哥哥,这种自私的失望情绪就立刻消失,而被怜悯心所代替了。尼古拉哥哥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现在显得更憔悴和疲惫了。这是一个皮包骨的骷髅。

    他站在前厅里,扭了扭他的瘦长的脖颈,摘下围巾,浮着一丝异样的凄恻的微笑。当他看见那温顺而谦卑的微笑的时候,列文感到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的喉咙。

    “你看,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用喑哑的声音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弟弟的面孔。“我老早就想来的,但是我一直身体不大好。现在我算是好多了,”他说,用他的瘦削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胡须。

    “是,是!”列文回答。当他吻着他,自己的嘴唇感觉到他哥哥的干枯的皮肤,逼近地看到他那双洋溢着奇异光辉的大眼睛的时候,他就更加恐惧了。

    两三个星期以前,康斯坦丁·列文写了封信给他哥哥,告诉他还没有分开的那一小部分财产已经变卖了,他可以分到约莫二千卢布。

    尼古拉说他现在就是来取这笔钱的,而更重要的,是到老巢来小住一下,接触故乡的土地,为的是要像古时的勇士一样养精蓄锐来应付当前的工作。尽管他腰弯背驼得很厉害。尽管因为他身材高大,他的憔悴身躯显得格外触目,但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敏捷和急遽。列文领他走进书房。

    哥哥特别细心地换了衣服,他是轻易不这样的,梳了梳他的又稀又直的头发,就微笑着走上楼去。

    他怀着最亲切的愉快心情,正像列文常常想起的他幼年的时候一样,他甚至提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不带一点愤恨的意思。当他看见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时候,他和她说笑,探问老仆人们的状况。帕尔芬·杰尼瑟奇死去的消息给了他很痛苦的影响。恐惧的神色流露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立刻恢复了平静。

    “自然他很老了,”他说,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一两个月,然后去莫斯科。你知道,米亚赫科夫答应了替我在那里谋个位置,我快要有差使了。现在我要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甩掉了那个女人。”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的,为了什么事?”

    “啊,她是一个可恶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哩。”至于是什么麻烦他却没有说。他不能说他抛弃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因为茶泡得太淡,尤其是因为她照顾他,像照顾病人一样。“而且,现在我要完全改变我的生活。自然我像大家一样做过许多蠢事。财产倒是小事,我并不吝惜钱。只要健康在,而我的健康,谢谢上帝,完全恢复了。”

    列文倾听着,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说什么才好。尼古拉大概也有同感吧;他开始询问他弟弟农事的情况;而列文也高兴谈他自己的事,因为那样他可以毫不虚伪地说话。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他哥哥。

    他哥哥听着,但是对此显然不感兴趣。

    两人是这样相亲相近,连最细微的动作和声调,在他们之间也都能表达出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

    现在他们两人只有一个念头——尼古拉的疾病和死期的逼近——那念头压倒所有其余的念头。但是两人都不敢说出来,所以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虚伪的,除非说出盘据在他们心头的那个念头。列文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晚间终于过去,就寝的时刻到来。随便和什么外人一起,随便什么正式访问,他都没有像今晚这样不自然和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然,而且为此感到遗憾,就使得他越发不自然了。他真要为他的快要死去的、亲爱的哥哥大哭,但他却不能不倾听而且尽在谈论他打算如何生活。

    因为屋子潮湿,而只有一间寝室生火,所以列文就让他哥哥睡在他自己的寝室里,和他只隔着一道屏风。

    哥哥上了床——不知道他是睡着了呢,还是没有睡着,像病人一样辗转反侧着,不住地咳嗽,当他咳不出来的时候,就抱怨一句什么。有时他的呼吸非常困难,他就说:‘啊,我的上帝!”有时他给痰堵住了,他就愤怒地埋怨说:“噢,真见鬼!”列文很久睡不着,听着他的动静。列文的思绪万千,但是一切思想只归结到一点——死。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结,第一次势不可挡地出现在他面前。而死——就在这位亲爱的哥哥的身体里,他半睡半醒地呻吟着,而且由于习惯混淆不清地时而呼唤上帝,时而诅咒魔鬼——对于他已不像从前那么遥远了。他感到死也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那么就是三十年以后,难道还不是一样?这不可逃避的死到底是什么——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也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去想。

    “我工作,我要做点什么事,但是我却忘记了一切都要终结,我忘记了——死。”

    他在黑暗中坐在床上,蜷缩着身体,抱着两膝,由于思想紧张而屏息静气,他在沉思。但他越是紧张地思想,他就越看得明白:无疑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他在人生中遗忘了和忽视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死会到来,一切都会完结,没有什么事值得开头,反正是毫无办法。是的,这是可怕的,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还活着。现在怎样办才好呢?怎样办才好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上蜡烛,小心地起了床,走到镜子面前照照他的面孔和头发。是的,他的两鬓已有了白发。他张开嘴。他的臼齿已开始坏了。他露出筋肉丰满的臂膀。是的,很强壮。可是躺在那里用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也曾有过强壮健康的身体呀。于是他突然回想起他们小的时候怎样一道上床,又怎样只等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一走出房间就互相投掷枕头,哈哈大笑,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畏惧费奥多尔·巴格达内奇的心理也抑止不住那沸腾盈溢的人生的幸福之感。

    “现在,那塌陷的、空洞的胸膛……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怎样……”

    “咳,咳!该死!你为什么老折腾,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哥哥的声音向他叫喊。

    “唉,我不知道,我失眠了呢。”

    “我倒睡得很好,现在我不出汗了。你来看看,摸摸我的衬衫。没有湿吧?”

    列文摸了摸,就退到屏风后面,吹熄了蜡烛,但是他却很久没有睡着。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他刚变得明朗一点,就平地出现一个新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死。

    “哦,他快要死了——是的,他恐怕活不到春天了,怎么帮助他呢!我能对他说什么呢?关于这事,我知道什么呢?我甚至忘了有这么回事。”

    三十二

    列文早已观察到,当人们过分随和温顺而使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一下子变得过分苛刻和吹毛求疵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觉得他哥哥就会这样。而他的尼古拉哥哥的温和态度的确没有维持多久。在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好像拚命和弟弟为难似的,专触他的最痛的地方。

    列文感到过错在自己,而又不能改正。他感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装模作样,而说了所谓的真心话——就是照实说出他们所想的,所感到的——的时候,他们是只会面面相觑,而康斯坦丁就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而尼古拉就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呀!”假如他们只说真心话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能说别的什么了。但是那样就不能生活了,所以康斯坦丁极力想做他这一生一直想要做、可是不会做的事情,那种事情,照他观察,许多人都会做,而且非如此就不能生活:他极力想说些不是他心里所想的话,但是他又总感觉得那听起来很虚伪,感觉得哥哥会看穿他的心思,而且会生气。

    第三天,尼古拉又引他弟弟向他说出他的计划,开始不但对它吹毛求疵,而且故意把它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你只是采用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却歪曲了它,极力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它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说这两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否认财产、资本、遗产的正当性,而我,却不否认这种重要的刺激因素,(列文本来讨厌用这种字眼,但是自从他潜心著作以来,他就不自觉地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外国词汇。)我需要的只是调节劳动。”

    “那就是说,你采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了构成它的核心实质的全部要素,而且想使人相信这是什么新的东西,”尼古拉说,忿怒地扭动着打着领带的脖颈。

    “但是我的思想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那边,至少,”尼古拉说,浮着一丝讥刺的微笑,他的眼睛恶意地闪烁着,“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明确和清晰的魅力。那也许是乌托邦。但是一旦承认可能把过去的一切变成tabularasa拉丁语:光板(意即把过去的一切都抹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族,那么劳动就自然地会调整好。可是你呢,你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呢?我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可是我从前倒是,而且我认为它虽然为时尚早,但却是合理的,它正像初期的基督教一样,是有前途的。”

    “我只是主张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分析劳动力;那就是说,应该研究它,承认它的特性……”

    “但那完全是白费劲。劳动力会按照它的发展阶段而自动地找到一定的活动形式的。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metayers英语:佃农;而我们却有收获平分制、地租和雇农,——你到底要探求什么呢?”——

    列文一听到这话就突然冒起火来,因为在他的心底里,他惟恐这是真的——惟恐真的是他极力想在共产主义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之间保持平衡,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想探求一种对于我自己和对于劳动者都有利的劳动方法。我想要组织……”他激烈地回答说。

    “你并不想要组织什么;这不过是你一贯地想要标新立异,想要表示你并不只是在剥削农民,而且还抱着什么理想哩。”

    “啊,好的,你既然这样想,——就不要管我吧!”列文回答说,感觉到他左颊的筋肉在抑制不住地抽搐着。

    “你从来没有过,而且也没有信念;你只不过是想要满足你的自尊心罢了。”
    “啊,好极了,那么就不要管我吧!”

    “我是不管你!而且早就是时候了,你滚吧!我真懊悔不该来!”

    不管列文后来如何费尽苦心去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不听,声言还是大家分手的好,康斯坦丁明白这只是因为生活对于他是太难以忍受的缘故。

    当康斯坦丁又走到他面前,有点不自然地说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就请他原谅的时候,尼古拉已经准备动身了。

    “噢,好宽宏大量!”尼古拉说着,微微一笑。“假如你希望自己是对的,我可以满足你这种愿望。你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要走。”

    仅仅在临走的时候,尼古拉才吻了吻他,突然带着异样的严肃神情望了望弟弟,这样说道:
    “无论怎样,不要怀恨我吧,科斯佳!”说着,他的声音颤抖了。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的真心话。列文明白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而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列文明白这意思,他的眼睛里流出眼泪。他又吻了吻他哥哥,但是他说不出话来,而且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也动身出国去了。恰巧在火车站遇见基蒂的堂兄谢尔巴茨基,列文的忧郁神情使他大为惊异。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啊,没有什么,人生中快乐的事本来不多。”
    “不多?你最好不要去牟罗兹城市名,和我一道到巴黎去吧。你来看看有多么快乐呀。”
    “不,我已经完了。是我该死的时候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谢尔巴茨基说,大笑起来。
    “我还刚刚准备开始哩。”
    “是的,我不久以前也这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是离死不远了。”——

    列文说出了他最近真地在想的事。他在一切事情上只看到死或死的逼近。但是他想的计划却越来越占据了他的心。在死到来之前,总得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都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也正因为黑暗,所以他感觉得黑暗中唯一的引路线索就是他的工作,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抓住它,牢牢地抓住不放。

  •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尽管在一小块地方聚集的好几十万人,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随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四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李树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在墙脚下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种种手段。

    省监狱办公室官员就因为这种缘故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而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受过侦讯的一男两女在押犯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今晨八时监狱看守长就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鬈发花白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的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

    铁锁被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忍受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牢门又带上。

    监狱院子里,有新鲜爽快的空气,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刚一进走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从牢房里传出。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的年轻女人,快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好象储存在地窑里的土豆的新芽,异常苍白。那是长期坐牢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宽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的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她来到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现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而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跟他们多噜嗦,咬定了别改日子,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结局就行。”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

    “结局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老太婆的眼睛在窗洞里消失。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跟在看守长后面,急步走着。他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两个持枪的押送兵正等在办公室里。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说:

    “把她带去!”

    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目光对着那女犯,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不象我们那样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弄到这个下场!”孩子们害怕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会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察觉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却并不转过头,只悄悄地斜睨着那些向她注视的人。大家都注意她,这使她很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些,带有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鞋,她的脚感到疼痛。她看看自己的双脚,竭力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拍翅膀从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一声。

    玛丝洛娃是个有极其平凡的身世的女犯。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这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惯,总是给孩子行洗礼,但不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人间的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孩子因此不久就饿死了。

    就这样五个孩子死了。个个都行了洗礼,个个都没有奶吃,个个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她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可是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斥责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骚气。当时产妇和她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姑娘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因为把产妇放进牲口棚里,便大骂了一通。骂完正要走时,忽然看见那娃娃,觉得很惹人爱怜,就自愿做她的教母。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悯这个教女,便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此就叫她”再生儿”。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害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便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眼睛乌亮亮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

    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就是她给女孩行的洗礼;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娃娃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就罚她甚至打她。由于两个老姑娘持不同的态度,小姑娘长大成人后,便一半成了侍女,一半成了养女。她的名字也不上不下,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卡金卡。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

    有人来给她说媒,她都一概谢绝了,觉得嫁给卖力气过活的男人,日子一定很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生活。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卡秋莎暗暗爱上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却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后,这位侄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待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他引诱了卡秋莎,动身那天又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钞票。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性情烦躁,一味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临头的羞辱。她服侍两个老姑娘,不仅敷衍塞责,而且连自己都没想到,竟发起脾气来了。她说了不少粗话来顶撞老姑娘,事后又觉得懊悔,就要求辞工。

    两个老姑娘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到警察局长家做了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过半百,但还是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过分,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混蛋和老鬼,狠狠地把他推开了。他竟被推倒在地。她因此被解雇了。因为快要分娩了她已不能再找工作了,就寄居到乡下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据送去的老太婆说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去育婴堂,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时,手头只剩下了六个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只会花钱,待人又厚道,总是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另外,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星花掉了。这样,当复原时,她已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她到林务官家干活。林务官虽然已有老婆,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但他比卡秋莎狡猾老练,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做妻子的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乘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就扑进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连工资也没拿到就被赶了出来。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不错,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消愁,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借以养活儿女,并供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艰苦生活,犹豫不决,就到荐头行找工作,给人家当女仆。她找到了一户,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的人家。进去才一星期,那个才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缠住了玛丝洛娃,不让她有丝毫安宁。做母亲的却一味责怪玛丝洛娃,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但在荐头行里无意中遇到了一位手上戴满戒指。肥胖的光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并请她吃馅饼和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男人来到这屋里。这老头子一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只听到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得很呐!”而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作家,钱多得要命,只要她能如他的意,他是不会舍不得花钱的。她果然如了他的意,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常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很快就把钱花光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来请她去。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叫她搬到一个独门独户的寓所去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作家,然后又搬到一个更小的独户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到下城去了,显然是抛弃她了。这样,玛丝洛娃又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她本想独自儿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警署署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接受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便客客气气接待了她,认为现在身价高了,再也不让她作洗衣妇。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对她们充满怜悯。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洗熨衣服。玛丝洛娃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就不禁感到难以忍受。

    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生活无着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而在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抛弃以后,就越来越离不开了酒瓶。她之所以离不开酒瓶,不仅因为酒味醇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暂时解脱烦闷,增强自尊心。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她羞耻难当,不喝酒就觉得意气消沉。

    牙婆招待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取得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一条。此外,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了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使她答应诱惑的条件,使她最后打定主意,牙婆答应她,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衫,等等,任凭挑选。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再也经不住诱惑,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牙婆当天晚上雇来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去了。

    从此以后,玛丝洛娃就经常违背上帝的诫命和人类道德,过起犯罪的生活来了。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受到它的保护。最后,这类妇女十个倒有九个受着恶疾的折磨,未老先衰,早早夭折。

    夜间纵酒作乐,白天昏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或者喝咖啡,身上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几个房间里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再隔着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对骂几句。接着是梳洗,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服饰同老鸨吵嘴,反复照镜子,涂脂抹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客人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通奸。客人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龙钟的老头;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强壮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吵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得脱身睡觉。天天如此,个个星期如此。每到周末,她们便乘车到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有时轻浮粗野,肆意蹂躏不仅为人类所赋有。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使她们可以和同谋者再干上一星期同类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不分冬夏,天天如此,没有假期。

    就这样玛丝洛娃就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住过一次医院,换过两家妓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那时她才二十六岁,出了一件事,使她进了监狱。同杀人犯和盗贼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当玛丝洛娃在士兵押送下走完许多路,精疲力尽,好容易才进到州法院大厦时,她两个养母的侄儿,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鸭绒垫褥,被单被揉得很皱。他敞开领子穿着一件前襟皱裥熨得笔挺的洁净荷兰细麻布睡衣,吸着香烟。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想着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昨天发生过什么事。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了一个黄昏。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他想起昨晚的事,叹了一口气,丢掉手里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忽然改变了主意,便从床上挂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他拿起一件丝绸晨衣往胖胖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沉重的步子,急速走到卧室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香味。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香喷喷的漱口药水漱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块不同的毛巾擦干。他拿香皂洗手,用刷子仔细刷净长指甲,在巨大的大理石洗脸盆里洗了肥胖的脸和脖子,然后走到卧室旁的第三间屋里。那里已为他准备好了淋浴。他用凉水冲洗丰满白净。肌肉累累的身子,再拿软毛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洁净衬衫和擦得象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又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卷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变得稀疏的卷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衬衫。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贵重最讲究的,都很高雅,大方,结实,名贵。

    聂赫留朵夫随手从好多领带和胸针中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以前他对挑选领带和胸针很感兴趣,现在却毫不在意),又从椅子上拿起刷净的衣服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整洁芳香。他走进长方形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得锃光闪亮,上面摆着麻栎大酒台和一张活动大餐桌。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很有气派。桌上铺一块浆得笔挺。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有煮沸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食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从通向走廊的门里忽然悄悄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带,把那宽阔的头部都遮住了。她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阿格拉斐娜。前不久母亲在这个房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斐娜跟随聂赫留朵夫母亲在国外共待了十年,也很有了点贵妇人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聂赫留朵夫戏谑地问:”您早,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您好,阿格拉斐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有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家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现在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斐娜说着把信交给聂赫留朵夫,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下。”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时,察觉阿格拉斐娜脸上的笑意,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斐娜的笑容表示,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以为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她结婚。但阿格拉斐娜笑容却使他感到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斐娜拿起那把放错地方的扫面包屑小刷子,将它放回老地方,悄悄地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斐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看见上面的字迹尖细而稀疏,读了起来:

    “我既已承担责任要把您的事随时提醒您,那现在就通知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因此您不能如昨天您答应的那样照您一贯的轻率作风,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除非您情愿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数目,为的是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想起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公爵小姐。”

    在信纸背面又加了两句:

    “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用无形的千丝万缕把他同自己拴得更紧。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是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得他就算拿定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并非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因为他已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成是结婚的障碍。真实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她却认为不能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的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终于把聂赫留朵夫引入彀中。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迷恋她,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嫌恶她。聂赫留朵夫起初经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在她面前感到害怕,因为若不取得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子上放着那个女人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看见那笔迹和邮戳,就脸红耳赤,心惊肉跳。他每次面临危险,总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他可能会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登位后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一心投入这场斗争,根本不知道家里出了不幸的丑闻。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产生的种种烦恼。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这事,就做好同他决斗的准备,还记得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奔往花园的池塘,想投水自尽,他连忙追了上去。”我现在不能到她那边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星期以前,他写了封语气很坚决的信给她,承认自己有罪,不惜用任何方式赎罪,但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们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正在等她的回信,但没有等到。没有回信多少也是个好兆头。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说不定还会象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又使他心里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再撒谎做假而感到高兴,并松了一口气。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作出决定是继续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再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觉得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不高兴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并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曾把一小块土地(那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来的)分给农民。他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使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象十年前处理父亲遗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承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第一条道路他不能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依赖。他既不能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生活,又不愿意做官。再说,他也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现在已没有了年轻时的信仰。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欲望,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道路,要否定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后来又从亨利。乔治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的”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论点,他可怎么也办不到。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又使他不高兴。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然后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就得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看到这幅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画稿,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他的绘画水平已不能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认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就辞去军职并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没有资格妄自尊大。因此一想到这事就不愉快。他心情沉重地瞧瞧画室里豪华的陈设,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家具。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语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的老仆人,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黝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老爷您才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占据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象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很难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马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是”教养有方”-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与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哪怕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羞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都有理由,聂赫留朵夫因此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了结,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能够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了法院的门廊,”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时快步,有时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还有的呆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到民事法庭,还是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完点心,情绪极好体格魁伟的商人;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后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同时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只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赶紧来同他认识但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这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的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肃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

    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力挽狂澜,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已有妻室,可是生活仍旧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以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他跟她在别墅里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劲地下蹲了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开了门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法官,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说:”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刚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也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洋洋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拿着一份卷宗走了进来。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轻松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四时以前可以结束这个案,然后就可以走了,”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负责提出这个案子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等着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象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空手拚命地向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喝了许多酒,给一个同事饯行,一直打牌到半夜两点钟,正好又到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才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象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起诉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我将向法庭声明缺乏证人。”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起诉。”副检察官说完,又摆动着手臂,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那样就有大得多的判罪机会。

    走廊里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相貌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她就是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老太太。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狠毒了,非逼着那老太太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体肥胖,衣着考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停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帮个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想着自己的心事,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根本没有听见。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快步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浆得笔挺的雪白硬胸,脸上现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因为他使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大家的目光聚集在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

    终于玛特维出现。还有那个脖子很长的瘦子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个民事执行吏不论到哪里都保不住位置,因为他嗜酒成瘾。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保持到现在,并为此觉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从眼镜上方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说。

    “看样子全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有时越过眼镜有时透过眼镜看看被点到名的人。

    “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个仪表堂堂。熟悉各种案情的先生答应。

    “退役上校伊凡诺夫。”

    “有。”那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道。

    “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

    “到。”那个商人和颜悦色。笑得咧开嘴巴答道。”都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民事执行吏越过眼镜向他瞧瞧,十分恭敬而高兴地向他鞠躬,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的身份与众不同。

    “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了一下,没人回答。

    少了两个人,其余的都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请出庭。”民事执行吏轻快地指指门口。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彼此让路,进入走廊然后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一端是一座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一张桌子,桌上铺一块绿呢桌布,边缘饰着深绿色穗子。桌子后面放着雕有花纹三把麻栎扶手椅,椅背很高。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框里嵌着一个色泽鲜明的将军全身像。将军的军服上挂着绶带,一只脚往前跨一步,一只手按住佩刀柄。右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放着检察官的高写字台。左边,同高写字台相对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麻栎栏杆,栏杆后面是被告坐的长凳。现在凳子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高背椅,那是供陪审员坐的,高台下面的几张桌子是给律师用的。大厅被栏杆分成两部分,这一切占据了大厅的前半部。大厅的后半部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后面的墙壁。法庭后半部的前排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又象工厂的女工,又象公馆里的女佣;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明显被法庭的庄严肃穆的气氛镇住了,因此交谈时也怯生生地压低声音。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威吓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

    “开庭了!”

    全体起立。法官们陆续走到台上:领头的是体格魁伟。留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越发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了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向他宣布家里不开饭。

    “看来咱们只好去小饭馆吃饭了。”内弟笑着说。

    “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着,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最后上去的法官就是那个经常迟到的玛特维。他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向下耷拉着的大眼睛。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遵照医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因此今天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久得多。此刻他走上台去,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气,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常用各种不同方式猜测各种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方法是要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肯定能治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走下来是二十六步,但他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就正好走了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仿佛都为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慌忙谦逊地俯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桌上竖着一个上面雕着一只鹰的三角形打击器,还放着几个食品店里盛糖果用的玻璃缸和墨水瓶。钢笔。白纸以及几支削尖的粗细铅笔。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样匆匆忙忙,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样拚命摆动一只手,快步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时间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已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往上爬,因此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并研究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需好好看一遍。

    庭长查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已经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大得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囚袍。他一边走进法庭,一边叉开两手的大拇指,用手紧贴住裤缝,使过分长的衣袖不致于滑下来。他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然后眼睛盯住庭长,颊上的肌肉抖动起来,好象在嘟囔着什么。跟着他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静。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小心地把它扯开,再坐下来。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玛丝洛娃一进来。经过人们面前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打起精神,木然转向窗外。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后,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事情,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到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长满浓密汗毛的双手,象魔术师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面色白中带黄,脸上浮肿。他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个小勋章。他慢悠悠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肿腿,走在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了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过去。

    这个司祭任职已超过四十六年,再过三年就要象大司祭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陪审法院开办以来他就在区法庭任职,并感到十分骄傲,因为由他带领宣誓的已经多达几万人,并且到了晚年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出力。他死后不仅能给家人留了一座房子,而且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人们起誓,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恰当的。这一点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不仅从来不感到于心有愧,而且还乐此不疲,因为可以借此结识许多名流。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名律师,对他非常佩服,因为他就凭击败那个帽子上戴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净到手一万卢布。

    等陪审员都顺着台阶走到台上,司祭就侧着花白头发的秃头,然后理理稀疏的头发,套上油腻的圣带,向陪审员们转过脸去。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慢慢地说,同时举起每个手指上都有小窝的浮肿的手,手指并拢,象捏住什么东西。”现在大家跟着我念。”他说着就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说一句,停一停。”手这样举好,别放下。”他对一个放下手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留络腮胡子的仪表堂堂的人。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举起右手,并拢手指,而且举得很高很有精神,看上去高兴极了,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有点勉强,不大乐意这样做。有些人念誓词念得特别响,仿佛在有意挑衅说:”我照念就是了,照念就是了。”有些人只是喃喃地动动嘴巴,落在司祭后面,后来忽然惊觉了,慌忙赶上去。有些人恶狠狠地使劲捏紧手,仿佛怕落掉什么东西似的。有些人把手指松开又捏拢。个个都觉得别扭,只有小老头司祭满怀信心,自以为在干一件有益的大事。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拥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蒂,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大家又回到原位,跨过别人的脚,在两排高背椅上坐好。

    毫不迟缓,气氛十分庄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使参加者都很满意,更加确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断改变姿势,一会儿身子支在左臂肘上,一会儿支在右臂肘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把一叠纸弄齐,一会儿摩挲裁纸刀,一会儿摸弄着铅笔。

    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任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与外界泄露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大家都虔诚地用心听着。那个商人周身散发着酒气,勉强忍住饱嗝,听到一句话,就点一下头以表赞成。

    庭长讲话完毕,就转向几个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慌张地站起来,颊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粗声粗气急急地说,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辞。

    “你是什么身分?”

    “农民。”

    “什么省,什么县人!”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年纪多大?”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们信俸俄国教,东正教。”

    “曾经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

    “干什么的?”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吃过官司,因为我们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有吃过官司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吃过。”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庭长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

    但西蒙仍旧站着,把包奇科娃挡住。

    “卡尔津金,请坐。”

    卡尔津金还是站着。

    “卡尔津金,坐下!”

    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卡尔津金一直站着侧着头,不自然地睁大眼睛,不胜感触地低声:”坐下吧,坐下吧!”他这才坐下来。

    卡尔津金象站起来时一样快地坐下,把身上的长袍裹紧。颊上的肌肉又不出声地抖动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庭长非常疲劳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眼睛却不瞧她,只顾查阅着面前的文件。对于庭长来说,审理案件已是家常便饭,若要加速审讯,他可以把两个案件一次审完。

    出身科洛美诺城小市民,包奇科娃四十三岁,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以前没有吃过官司,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包奇科娃回答问题非常尖刻,那种口气仿佛在回答每句话时都说:”对,我叫叶菲米雅,奇–書∧網也就是包奇科娃,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我觉得挺有面子,谁也不许嘲笑我。”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不等人家叫她,就立刻自动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好色的庭长非常亲切地问第三个被告,”你得站起来。”他发现玛丝洛娃坐着不动,便和颜悦色地说。

    玛丝洛娃身姿矫捷地站起来,一副唯命是从的神情,并挺起高耸的胸部,用她那双笑盈盈而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直盯住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快速地说。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的审问,挨个儿审视被告。他眼睛没有离开这第三个被告的脸,想:”这不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思考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怒气冲冲地嘀咕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

    “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你登记的并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不作声。

    “我问你,你的真名字叫什么。”

    “你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满面的怒容法官问。

    “以前叫卡吉琳娜。”

    聂赫留朵夫嘴里仍这样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但心里已毫不怀疑,断定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确确实实是热恋过的姑娘,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从此以后,想到这事实在太痛苦了,这事使他原形毕露,表明他这个以正派人自居的人不仅一点也不正派,对那个女人的行为简直是十分下流,因此他再也不去想她。

    对,这个女人就是她。这会儿他看出了她脸上那种独一无二的神秘表情。这种特点使每张脸都自成一格,和他人不同。尽管她的脸色苍白,丰满得有点异样,她的特点,与众不同的可爱特点,还是表现在那脸上,嘴唇上,表现在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烂漫。笑盈盈的目光中,表现在脸上和全身流露出来的唯命是从的神情上。

    “你早就该这么说了。”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父名叫什么?”

    “我是个私生子。”玛丝洛娃说。

    “那么按照你教父的名字该为何称呼你呢?”

    “米哈依洛娃。”

    “她会做什么坏事呢?”聂赫留朵夫心里还在琢磨着,呼吸有点急促了。

    “你姓什么,通常人家叫你什么?”庭长继续问。

    “一般用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身分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

    “职业呢?你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不作声。

    “你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院里。”她说。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你自己知道什么院。”玛丝洛娃说着噗哧一笑,接着迅速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盯住庭长。

    她脸上显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她的话。她的微笑和她迅速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和可怜,弄得庭长不禁垂下了头。庭上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接着,被一个旁听者的笑声打破了这种寂静。有人向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问她:

    “你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审吗?”

    “没有。”玛丝洛娃叹了一口气,低声回答。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象盛装的贵妇人提起拖地长裙那样提了提裙子,然后坐下来。眼睛一直盯住庭长一双白净的不大的手拢在囚袍袖子里。

    接着传证人,再把那些用不着的证人带下去,又推定法医,请他出庭。然后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很响很清楚,但因为念得太快,混淆了舌尖音和卷舌音,以致发出来的声音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子的这边扶手上,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一会儿靠在那边扶手上,一会儿搁在桌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要打呵欠,都勉强忍住。

    卡尔津金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在几个被告中,。包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里,镇定自若,偶尔用一只手指伸到头巾里搔搔头皮。玛丝洛娃忽而一动不动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忽而全身抖动,[www。bookdown。Com。cn]似乎想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沉重地叹着气,双手换一种姿势,往四下里看了看,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的内心展开了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起诉书全文如下: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摩尔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明该旅客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密里央内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法医验明死亡原因是饮酒过量。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尸体当即入土掩埋。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同乡好友商人季莫兴自从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一事,疑有人谋财害命。

    “关于此项怀疑,已由预审查明下列事实:(一)斯梅里科夫死亡前不久曾向银行提取现款三千八百银卢布。然在封存死者遗物清单中只开列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梅里科夫临死前一日曾在妓院和摩尔旅馆同妓女柳波芙(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相处达一昼夜之久。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曾受斯梅里科夫之托,自妓院径赴摩尔旅馆取款。该玛丝洛娃即会同摩尔旅馆茶房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使用斯梅里科夫交与之钥匙,打开皮箱,取出现款。当玛丝洛娃开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场目睹箱内装有面值一百卢布钞票若干叠。(三)斯梅里科夫偕同妓女玛丝洛娃自妓院回到摩尔旅馆后,玛丝洛娃受茶房卡尔津金怂恿,将他交与的白色药粉掺入一杯白兰地中,使斯梅里科夫饮下。(四)次日早晨该妓女玛丝洛娃即将斯梅里科夫钻石戒指一枚售女掌班,即妓院女老板和本案证人基达耶娃,声称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所赠。(五)斯梅里科夫死后第二日,摩尔旅馆女茶房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即至本地商业银行,在本人活期存款户中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经法医解剖尸体,化验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该斯梅里科夫系中毒身亡。

    “在受审时被告玛丝洛娃。包奇科娃与卡尔津金均不承认犯有罪行。玛丝洛娃供称,在彼所谓’工作’的妓院中,斯梅里科夫确曾令彼到摩尔旅馆为该商人取款,彼即用交与之钥匙打开商人皮箱,并遵嘱只取出四十卢布,此点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能证明,因开箱。取款。锁箱之际两人均在场目睹。玛丝洛娃又供称,彼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津金教唆使商人饮下掺有药粉之白兰地,以为此药粉是安眠药,使商人服后熟睡,彼可及早脱身。戒指一枚确系商人斯梅里科夫所赠,因彼受到商人殴打,放声痛哭,且欲离去,商人赠给他这枚戒指。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供称,毫不知道失款的事情,彼从未踏进该商人房间,一切勾当均系玛丝洛娃一人所为,因此该商人如有失窃情事,定系玛丝洛娃持商人钥匙取款时谋财所致。”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全身打了个哆嗦,张开嘴巴,回头瞧了一眼包奇科娃。”当法庭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出示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单并查询该存款来源时,彼供称:此乃彼同西蒙。卡尔津金二人十二年积攒所得,彼并准备同西蒙。卡尔津金结婚。又据西蒙。卡尔津金第一次受审时供称,玛丝洛娃持钥匙自妓院来旅馆,教唆彼与包奇科娃共同窃取现款,然后三人分赃。”玛丝洛娃听到这里身子又哆嗦了一下,脸涨得通红,甚至跳起来,嘴里嘀咕着什么,但被民事执行吏所制止。”最后卡尔津金还供认,彼曾将药粉交给玛丝洛娃,使该商人安眠;但在第二次审讯时又推翻前供,声称并未参与谋财案件,亦未曾将药粉交与玛丝洛娃,而将全部罪责推到玛丝洛娃一人身上。至于银行存款一节,包奇科娃与彼同包奇科娃供词相同,声称系彼二人十二年来在旅馆听差所得之小费。”

    接着,起诉书列举被告对质记录。证人供词。法院鉴定人意见,等等。

    起诉书结尾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经过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以毒药掺酒灌醉斯梅里科夫,致彼死亡。

    “查此项罪行触犯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据此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一条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交由地方法院会同陪审员审理。”

    书记官念完长篇起诉书,收拾好文件,坐下来,双手理理长发。大家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愉快地感觉到审讯就要开始,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正义就可得到伸张。只有聂赫留朵夫一人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玛丝洛娃竟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由得大惊失色。

    十一

    等到起诉书念完,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卡尔津金说话,脸上的神情分明表示:这下子我们就会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身子侧向左边,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贴住裤子两侧的接缝,整个身子向前冲,两边腮帮抖动个不停。

    “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放在酒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他说完把身子侧向右边。

    “绝对没这回事,因为我们的本份是伺候客人……”

    “这话你留到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决地再次打断。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又慌忙奔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悲天悯人地低声制止他。

    庭长表现出对他的审问已经完毕的神情,把拿文件那只手的臂肘挪了个地方,转身对叶菲米雅。包奇科娃说话。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摩尔旅馆串通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盗窃其现款与戒指一枚,三人分赃,为掩盖你们的罪行,用毒酒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致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个女被告神灵活现地断然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既然那个贱货进去过,那就是她作的案。”

    “这话你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么软中带硬地说。”那么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钱不是我拿的,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门都没有踏进去过。要是在场我准会把她赶走。”

    “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从来没犯过。”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个被告说,”你被控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摩尔旅馆,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他把耳朵凑近左边的法官象背书一般熟练地说,那个法官对他说,查对物证清单还少一个酒瓶。”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又说了一遍,”你们分了赃,然后你又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尔旅馆,你给斯梅里科夫喝了毒酒,使他丢了性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说,”无论何时我都会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就是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有拿过,至于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你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你犯了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毒酒的罪行,你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吃了没有关系,我也就相信了。我没有存心要害死他。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发誓,我没有这个念头。”她说。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可是你承认给他喝过毒酒,是吗?”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害死他,我没有这个念头。”

    “很好。”庭长对取得的结果显然很满意。”那么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他说着,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放在桌上。”把全部经过从头到尾说一说。你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眼睛一直盯着庭长,一言未发。

    “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

    “事情的经过吗?”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说。”他们用马车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说到他这个字时,脸上露出异常恐惧的神色,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住了口,仿佛思路突然断了,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还有什么呢?后来在那里待了一阵子,就回家了。”

    这时,副检察官怪模怪样地用一个臂肘支撑着,欠起身来。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后,就做做手势,表示给他提问的权利。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以前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眼睛不望玛丝洛娃,说。

    他提了问题,就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说了一遍。玛丝洛娃盯着副检察官感到十分恐惧。

    “西蒙吗?以前就认识。”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常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吗?他除了找我接客外,谈不到交情。”玛丝洛娃回答,惊惶不安地瞧瞧副检察官,又望望庭长,然后又瞧瞧副检察官。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玛丝洛娃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缝起眼睛,带着阴险奸诈的微笑说。

    “我不知道。教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瞧了瞧,她的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一刹那,回答说。”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胆战心惊,觉得血往脸上直涌。其实玛丝洛娃并没有认出他,她立刻转过身去,又带着惶惑的神情凝视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臂肘从写字台上挪开,动手做笔记。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用钢笔随意描着笔记本上的第一个字母。他常常看到检察官和律师这样做:当他们提了一个巧妙的问题以后,就做个记号表明这地方是以给对方致命的打击。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说话,因为他这时正在问戴眼镜的法官,他同意不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并开列在纸上的那些问题。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又问玛丝洛娃。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继续说,比较大胆地望着庭长一个人,”我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唤醒了。她说:’走吧,你那个做买卖的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叫我去。他就在旁边。”她一说到他字,显然又现出恐惧的神色,”他一直在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身上的钱花光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帐。他就派我到旅馆去取钱,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在同左边那个法官低声交谈,没有听见玛丝洛娃在说什么,就重复说了一遍她最后的那句话,为了表明已全听清她的话。

    “你就乘车去了。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呢?”他说。

    “我到了那里,照他的话办,走进了他的房间。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进房间的,我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一起进去,还有她。”她说着指指包奇科娃。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瞧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

    副检察官刚提问,玛丝洛娃就全身打了个哆嗦。她不知是什么缘故,她觉得他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过,我只看见都是些百卢布钞票。”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钞票,那么,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你把钱取来了?”庭长看看表,又问。

    “取来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走了。”玛丝洛娃说。

    “那么,你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怎样给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下,说。”我被他搞得精疲力尽。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但愿他能放我走。我累坏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把我们也弄得烦死了。我们来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脱身了。’我说:’好的。’我不知道是毒药。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躺在隔板后面,一看见我就要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喝。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递给他。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还会给他吗?”

    “那么,那个戒指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戒指给你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丝洛娃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装腔装调地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几个问题。在取得许可以后,他把脑袋歪在绣花领子上,问道:

    “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玛丝洛娃的神色显得惊惶失措,目光不安地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急急地说:

    “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那么,被告是不是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到过旅馆之外的什么地方呢?”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隔壁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忘乎所以,竟直接向她提问题了。

    “我去理理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喝了那商人剩下的白兰地。”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话?说了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

    “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过什么,我全讲了,除此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罪,就是这样。”

    “我没有别的话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装腔作势地耸起肩膀,动手在他的发言提纲上迅速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法庭上沉默了一阵子。

    “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坐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接着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然后匆匆地站起来,走出法庭。庭长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自己要按摩一下,吃点药水。他把这事告诉了庭长,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

    陪审员。律师。证人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大家愉快地感到一个重要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靠着窗前坐下来。

    十二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的那年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莫斯科郊区他母亲的大庄园里消夏。但那年夏天他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写。姑妈家里没有什么玩乐使他分心,使人感到十分清静,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遗产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淳朴的旧式生活。

    那年夏天,在姑妈家里聂赫留朵夫感到身上充满活力,心情舒畅。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人家的指点,亲身体会到生活的美丽和庄严,领悟到人类活动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对此不仅抱着希望,而且充满信心。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斯宾塞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光景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最高的精神享受是因道德而自我牺牲,因此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那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有时早晨三点钟就起身,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家,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早晨他有时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饭后他去骑马或者划船,晚上又是读书,或者陪姑妈们坐着摆牌阵。夜里,特别是在月光姣明的夜里,他往往睡不着觉,原因只是他觉得生活实在太快乐迷人了。有时他睡不着觉,就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在花园里散步,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快乐而平静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留意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脚步轻快。眼睛乌黑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从小由他母亲抚养成长。当年他是个十分纯洁的十九岁青年。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但事有凑巧,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有个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作客,其中包括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玩”捉人”游戏在屋前修剪平坦的草地上。他们叫卡秋莎也参加。玩了一阵,轮到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高兴,但他从没想到他同她会有什么特殊关系。

    “哦,这下子说什么也捉不到他们两个了。”轮到”捉人”的快乐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短壮罗圈腿跑得飞快,”除非他们自己摔倒。”

    “您才捉不到哪!”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咯咯地笑着,敏捷地同聂赫留朵夫交换着位子。她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被画家捉到,就一个劲儿地飞跑。他回来时看见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灵活地飞奔着,向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没有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头示意,要他也到花坛后面去。聂赫留朵夫领会她的意思,就往丁香花坛后面跑去。谁知花丛前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掉进到沟里去了。他双手沾满了晚露并已被荨麻刺破。但他立刻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好笑,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水灵灵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烁着笑意,她飞也似地迎着他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握住手。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卡秋莎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松开的辫子,一面不住地喘气,一面笑眯眯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道沟。”聂赫留朵夫握着她的手笑着说。

    她向他靠近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避,他于是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卡秋莎说,慌忙抽出被他握着的手,从他身边跑开去。

    卡秋莎跑到丁香花旁,摘下两支已经凋谢的白丁香,打打她那热辣辣的脸,回过头来向他望望,就使劲摆动两臂,向做游戏的人们那里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仿佛世间万物在他眼睛里已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更逗人喜爱,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不仅卡秋莎在场或者同他接近时有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令人不快的信也罢,论文写得不顺利也罢,或者心头起了青年人莫名的惆怅也罢,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他可以看见她,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总能一件件做好家里事情,还偷空看些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看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看。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找机会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跟她同住,-有时聂赫留朵夫就在她们的小房间里喝茶,嘴里含着糖块。他们当着玛特廖娜的面谈话,感到最轻松愉快。可是到了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谈话就比较别扭。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们眼睛所表达的话和嘴里所说的话截然不同,而眼睛所表达的要重要得多。他们总是撅起嘴,提心吊胆,待不了多久就匆匆分开。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同卡秋莎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有点儿担心他们这种关系,甚至写信到国外去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雅姑妈唯恐德米特里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她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聂赫留朵夫也象一切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自觉地爱着卡秋莎,他对她的这种不自觉的爱情就保证了他们不致堕落。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胆战心惊。但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雅姑妈的忧虑就要切实得多。她生怕具有敢作敢为的可贵性格的德米特里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迟疑地同她结婚。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绝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的憨直性格,他就会断然决定非同她结婚不可,无论她怎样,只要他爱她就行。不过,两位姑妈并没有把她们的忧虑告诉他,因此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姑妈家。

    他当时满心相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全身充溢着生的欢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感受。在他动身时,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斜睨的乌溜溜的眼睛送着他,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失去一种美丽。珍贵。一去不返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

    “再见,卡秋莎,一切都得谢谢你!”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雅姑妈的睡帽,对她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忍住的泪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跑到门廊里,在那儿放声哭了出来。

    十三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整整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面。直到三年后他升为军官,动身去部队,路过姑妈家,这才又见到了她。但同三年前的夏天住在她们家里时的他相比,他已换了个人了。

    那时他是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的正派青年;如今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简单明了。那时,接触大自然,接触前人-在他以前生活。思想和感觉过的哲学家。诗人-是重要的;现在呢,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跟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他觉得女人是神秘而迷人的,正因为神秘就更加迷人;现在呢,女人,除了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她们的作用都很清楚: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乐用具。那时他不需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花不掉,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地产,分赠给他的佃户;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仍不够用,为了钱他跟母亲拌过嘴。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自我;现在呢,他认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才是他自己。

    他身上发生了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而无须处理什么,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贬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譬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谈论这些事,人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简直有点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并津津乐道地到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大家就称赞他,鼓励他。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房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但公爵夫人一想到儿子同卡秋莎的关系,而且可能同她结婚,就感到忧心忡忡。

    同样,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他把父亲遗留给他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因为他认为地主拥有土地是不合理的。不料他这种行为却使他的母亲和亲戚大为吃惊,并且从此成为大家嘲弄的话题。人家多次告诉他,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索性不干农活。等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输去许多钱,弄得叶莲娜。伊凡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她却满不在乎,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作过反抗,但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好的,别人却认为是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坏的,别人却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天生热情好动,不久就沉湎于这种受亲友称道的新生活中,把内心的其他要求一概排斥了。这种变化开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而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

    军官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一个人进入军界后就变得终日无所事事,也就是说脱离合理的有益劳动,逃避人们共同负担的义务。换来的则是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再有,一方面是颐指气使,对别人享有无限权力;另一方面,在长官面前却又奴颜婢膝,唯唯诺诺。

    不过,除了进军队服务以及军服。军旗和合法的暴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性堕落外,在有钱有势的军官才能进入的近卫军团里,军官们因为富裕和接近皇室而格外堕落。这批人很容易发展成为疯狂的利己主义者。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象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就陷入了利己主义的疯狂的泥沼之中。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须穿上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就行了。他们没有别的事做,但那些达官贵人,不论老少,连沙皇和他的亲信都赞同他们的活动,甚至因此夸奖他们,感谢他们。结束这些活动以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何而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然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的腐蚀特别厉害,因为平民会感到害臊而不愿过这样的生活。军人过这样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并且自吹自擂,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聂赫留朵夫正好是在向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为国捐躯,因此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在我们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才这样过日子。”

    聂赫留朵夫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也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想法。他由于冲破了以前给自己定下的种种道德藩篱,一直感到轻松愉快,并且经常处于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中。

    三年后他正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中时去了姑妈家,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这次到姑妈家去,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已开赴前方,他中途要经过她们的庄园,而且两位姑妈热情邀请他去,但他想看看卡秋莎,则是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在灵魂深处他已受到那如今脱缰的兽性的冲动,对卡秋莎起了歹念,但这一点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想重游他曾快乐地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两位对他一向十分慈爱和赞赏。可笑而又可亲的姑妈,看看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天真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到达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倾盆大雨,把他淋得浑身湿透,身子冻僵,但他还是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在那个时候,他总是这样的。”她是不是还在她们家里?”马车到达姑妈家熟识的旧式地主庄园时,他心里想。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堆在院子里,周围砌着一道矮墙。他满心希望,她一听见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台阶上,但只看见两个裙裾掖在腰里的赤脚女人提着水桶从边门出来,她们显然正在擦地板。正门入口处也没有她的人影子,只见听差吉洪一人出来。他系着围裙,看来也在打扫房子。索菲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了前厅。

    “啊,你到底来了,太好了!”索菲雅姑妈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我们刚才去领圣餐了她感觉有点累。”

    “恭喜你,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快到房间里去。你浑身都湿透了。瞧你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识的动听声音。

    聂赫留朵夫高兴得心怦怦直跳。”她还在这儿!”好象太阳从云端里露出脸来。聂赫留朵夫兴高采烈地跟着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吉洪打听一下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快出嫁了?可是吉洪的态度是那么毕恭毕敬,庄重严肃,并且一定要亲自给他用水冲手,弄得聂赫留朵夫不好意思再向他打听卡秋莎的事,只能问问他的孙子们好不好,那匹被唤作”哥哥的老马”和看家狗波尔康怎么样。原来孙子们和老马都很好,挺强壮,只有波尔康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刚要穿上干净衣服,就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中听出是谁来了。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潮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卡秋莎果然还和原来一样,但出落得越发俏丽可爱了。那双纯洁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仍旧那么笑盈盈地从脚到头打量人。她仍旧系着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手巾:一条是俄国式大浴巾,一条是毛巾。不论是没有用过的字迹清楚的香皂,还是那两条手巾,或者卡秋莎本人,都是那么洁净。新鲜。纯朴。惹人喜爱。她那两片线条清楚的可爱红唇,象上次看见他时一样,由于内心难以抑制的喜悦而皱了起来。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脸涨得通红,好不容易才说出了口。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对她说话用”你”好还是用”您”好,脸涨得象她一样红。”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您瞧,姑妈叫我给您送您喜爱的玫瑰香皂来了。”她说着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手巾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人家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夸耀客人的阔气说,得意扬扬地指指聂赫留朵夫那个打开的大梳妆箱。箱子里放着许多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蜡。香水和其他化妆用品。

    “您替我谢谢姑妈。我来到这里,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心里象上次一样舒畅和温暖。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走了。

    两位姑妈一向宠爱聂赫留朵夫,这次见到他更是格外高兴。德米特里出去打仗,可能负伤,也可能阵亡。这就使两位姑妈格外疼他。

    在姑妈家聂赫留朵夫原定只停留一天一夜,但见了卡秋莎,他就决定多待两天,过了复活节再走。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申包克打了个电报,请他到姑妈家来。他们原先约定在敖德萨会合。

    聂赫留朵夫第一天看到卡秋莎时,对她就燃起了旧情。他象上次一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兴奋,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就快乐,看见她那双水汪汪象乌梅子一样的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他就心醉,主要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一看见她满脸红晕的模样,就心慌意乱。他发现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恋爱是个谜,他已在恋爱了,他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他在恋爱,并且认为人的一生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又在恋爱了,并且意识到这一点,还因此感到高兴。他隐隐约约地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会怎么样。

    聂赫留朵夫也象所有的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那种对人对已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而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部队生活唤起的利己主义在他身上恶性发作,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把精神的人完全压倒了。不过,他看见了卡秋莎,旧情复发,精神的人又抬头了,并且重新支配着他的行动。在复活节前的这两天里,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不停地展开着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内心斗争。

    他明白他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留在姑妈家里,并且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待在这里实在太快乐了,他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就留了下来。

    在复活节前一天,礼拜六傍晚,司祭带了助祭和诵经士乘雪橇赶来做晨祷。他们说,他们费尽周折才穿过水塘和干地,走完从教堂到姑妈家的三里路。

    聂赫留朵夫同姑妈和仆人站在一起做完晨祷,同时目不转睛地盯住卡秋莎,看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同司祭和两位姑妈互吻了三次,正要到房里去睡觉,忽然听见玛丽雅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同卡秋莎在走廊里,正准备一起到教堂去行复活节蛋糕和奶饼的净化礼。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也去。”

    去教堂的路,马车不能通行,雪橇也不好走。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一向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他吩咐仆人把那匹叫”哥哥的公马”备好鞍子,自己不上床睡觉,却穿上漂亮的军服和紧身马裤,披上军大衣,跨上那匹不住嘶叫的膘肥体壮的老公马,摸黑穿过水塘和雪地向教堂跑去。

    十五

    这次晨祷给聂赫留朵夫一辈子留下极其鲜明极其深刻的印象。

    通过稀稀落落散布着几堆白雪的漆黑道路,他骑马涉着水,来到教堂前的院子里。他的马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竖起了耳朵。这时候,礼拜已开始了。

    有几个农民认出他是玛丽雅小姐的侄儿,就领他到干燥的地方下马,并牵过马来拴好,然后把他领到已挤满了过节的人的教堂里。

    右边都是庄稼汉:老头子身穿土布长袍,脚包白净的包脚布,外套树皮鞋;小伙子身穿崭新的呢长袍,腰束色彩鲜艳的阔腰带,脚登高统皮靴。左边都是女人,她们头上包着红绸巾,身穿棉绒紧身袄,配着大红衣袖,系着蓝色。绿色。红色或者花色的裙子,脚上穿着钉上铁钉的半统靴。老年妇女衣着朴素,站在后面,她们包着白头巾,身穿灰短袄,系着老式毛织裙子,脚穿平底鞋或者崭新的树皮鞋。人群中还夹杂着孩子,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头发抹得油光光的。农民们画十字,甩动头发鞠躬。妇女们,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用她们褪了色的眼睛盯着蜡烛和圣像,用并拢的手指紧紧地按按额上的头巾。双肩和腹部,嘴里念念有词,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在有人看时,就学大人的模样,一个劲儿地做祷告。镀金的圣像壁,被周围饰金大蜡烛和小蜡烛照得金光闪闪。枝形大烛台上插满了蜡烛,光辉灿烂。从唱诗班那里传来业余歌手欢乐的歌声,其中夹杂着嘶哑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声。

    聂赫留朵夫向前走去。教堂中央站着上层人物:一个地主带着妻子和穿水兵服的儿子,警察分局局长,电报员,穿高统皮靴的商人,佩戴奖章的乡长。在读经台右边,地主太太后面站着玛特廖娜。玛特廖娜身穿闪光的紫色连衣裙,披着有流苏的白色大围巾。卡秋莎站在她旁边,身穿一件胸前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根浅蓝带子,乌黑的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蝴蝶结。

    整个教堂里都洋溢着喜悦。庄严。欢乐和美好的气氛。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挂着金十字架的司祭们。助祭和诵经士穿着有金银丝绦装饰的祭服。业余歌手们也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擦得油光锃亮。节日的赞美诗听上去象欢乐的舞曲。司祭们高举插有三支蜡烛。饰有花卉的烛台,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反复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很美丽,但最美丽的却是那穿着雪白连衣裙。系着浅蓝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鲜红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快乐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发觉她虽然没有回过头来,但却看见了他。他是在走向祭坛,经过她身边时注意到的。他对她本没有什么话要说,但就在经过她身边时想出了一句:

    “姑妈说,做完晚弥撒她就开斋。”

    她那可爱的脸蛋上泛起了青春的红晕就象每次见到他那样,乌黑的眼睛闪耀着笑意和欢乐,她天真烂漫地从脚到头瞅着聂赫留朵夫。

    “我知道。”她笑眯眯地说。

    这时,一个诵经士手里拿着一把铜咖啡壶,穿过人群,在经过卡秋莎身边时没有留神,他的祭服下摆触到了卡秋莎。那诵经士有意从他旁边绕过来,表示对聂赫留朵夫的尊敬,结果却触到了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心里奇怪,那个诵经士怎么会不明白,这里的一切,连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人而存在的,他可以忽视世间万物,但不能怠慢卡秋莎,因为她就是世界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才金光闪闪,烛台上的蜡烛才欢乐地燃烧;人们为了她才高歌欢唱,”耶稣复活了,人们啊,欢乐吧!”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为她,为她一人而存在的。他认为卡秋莎也懂得,一切都是为了她。聂赫留朵夫注视着她那穿带皱褶雪白连衣裙的苗条身材,注视着她那张聚精会神的喜气洋洋的脸,心里有这样的感觉。他还从她脸部的表情上看出,她心里所唱的和他心里所唱的是同一首歌。

    聂赫留朵夫在早弥撒和晚弥撒之间那个时刻走出教堂。人们纷纷让路给他,向他鞠躬。有人认识他,有人却问:”他是谁家的?”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停住脚步。乞丐们把他团团围住。等他走下台阶时已把钱包里的零钱都分给他们了。

    天已经亮了,四下里一切都看得清楚,但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分散在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卡秋莎留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站在门口等她。

    人们陆续从教堂里出来,他们靴底的钉子在石板地上敲得叮叮作响。他们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前面的院子里和墓地上。

    玛丽雅姑妈家的糕点师傅,老态龙钟,脑袋不断颤动,拦住聂赫留朵夫,同他互吻了三次。糕点师傅的老伴头上包着一块丝绸三角巾,头巾下面有一个皮肤打皱的小肉团。她从手绢里取出一个黄澄澄的复活节蛋,送给聂赫留朵夫。这当儿,一个体格强壮,身穿一件崭新的紧身外套,腰里束着一条绿色宽腰带的青年庄稼汉,笑嘻嘻地走过来。

    “基督复活了!”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向聂赫留朵夫凑过脸来,使他闻到一股庄稼汉身上所特有的好闻气味,他那卷曲的大胡子扎得聂赫留朵夫脸上发痒,接着就用他那宽厚滋润的嘴唇对住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就在聂赫留朵夫跟那个庄稼汉亲吻,接受他所送的深棕色复活节蛋时,出现了玛特廖娜的闪光连衣裙和那个戴着鲜红蝴蝶结的可爱的乌黑脑袋。

    她隔着前面过路人的头看见了他,他也看到她容光焕发的脸。

    她跟玛特廖娜一起走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站住,散钱给乞丐。一个鼻子烂得只剩块红疤的乞丐走到卡秋莎跟前。她从手绢里取出一样东西送给他,然后向他凑拢去,丝毫没有嫌恶的样子,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同他互吻了三次。正当她同乞丐接吻的时候,她的目光同聂赫留朵夫的目光相遇了。她仿佛在问:她这样做好吗?做得对吗?

    “对,对,宝贝,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美,我喜欢这样。”他的眼神这样回答。

    她们走下台阶,他就走到她跟前。他不想按复活节的规矩同她互吻,只想同她挨得近一点。

    “基督复活了!”玛特廖娜说。她微笑着低下头,那口气仿佛在说:今天大家平等。接着她把手绢揉成一团,擦擦嘴,把嘴唇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同她接吻。

    他回头看了卡秋莎一眼。她飞红了脸,同时向他挨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吻了两次,仿佛为还要不要再吻一次,迟疑了一下。终于决定再吻一次,他们就吻了第三遍。然后两个人都笑了。

    “你们不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卡秋莎说,仿佛在愉快的劳动以后用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同时用她那双温柔。纯洁。热烈而略带斜睨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达到顶点的时刻既没有自觉和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如今他每次回想到卡秋莎,这个夜晚的情景总是盖过了他看见她的其余各种情景。那个头发乌黑光滑的小脑袋,那件束住她处女的苗条身材和高高胸部的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那个泛起红晕的脸蛋,那双由于不眠而略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有她全身焕发出来的魅力:她那纯洁无瑕的少女的爱,他知道不仅对着他-而且对着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不仅对着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对着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这样的爱,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夜他通宵达旦也有这样的感情,并且知道,正是这种爱把他同她连结在一起。

    唉,要是他们的关系能保持在那天夜里的感情上,那该多好!”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呀!”现在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窗前,暗自想着。

    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后,就跟姑妈们一起开斋。为了提提神,他按照军队里的习惯,喝了伏特加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吵醒。他从敲门声上听出是她,就揉揉眼睛,伸着懒腰坐起来。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他下了床。

    她把房门稍微推开一点。

    “请您去吃饭。”她说。

    她仍旧穿着那件雪白的连衣裙,但头发上的蝴蝶结不见了。她满脸春风地瞅了一下他的眼睛,仿佛她告诉了他一件特殊的大喜讯。

    “我这就来。”他一边回答,一边拿起梳子来梳头发。

    她站在那里没有走。他一发觉,就丢下梳子,向她走去。但就在这当儿,她象往常那样,敏捷地转过身,轻快地沿着过道的花地毯走去。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

    他拔腿跑去,在过道里追上她。

    他要拿她怎么样,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他觉得,刚才她走进房间,象一般人在那种场合都会为她做些什么,可是他没有做。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

    她回头一看。

    “您要什么?”她停住脚步说,

    “没什么,不过……”

    他提起精神,想到一般男人处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办,就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站住了,瞧着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别这样。”她脸红得简直要哭出来,同时用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推开那只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感到十分羞愧并觉得自己可恶。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羞耻心正是他灵魂里表现出来的最高尚的感情,反而认为自己愚蠢,他应该象一般人那样行动才对。

    他又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同前两次-那次在丁香花坛后面情不自禁的一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接吻完全不同。这一次的吻是疯狂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仿佛他打碎了一个无价之宝,再也无法补救似的。她拔脚从他身边跑掉了。

    他走到餐厅。两位盛装的姑妈。一个医生和一位女邻居都站在放冷盘的桌旁等着。一切都同平时一样,可是聂赫留朵夫心里却起了风暴。人家对他说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在过道里追上她时的一吻。他没有心思想别的事。她每次进来,他眼睛都没有瞅她,却总是真切地感觉到她就在旁边,他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她。

    他午饭后,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如今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初来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存在的精神的人踩在脚下。如今这个可怕的兽性的人独霸了他的心灵。尽管他一直在守候她,今天他却毫无机会同她单独见面。多半是她在躲避他吧。但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医生原来想留下来过夜,卡秋莎只得替他铺床。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进去,仿佛去干什么犯法的事似的。

    她两只手伸进干净的枕头套里,抓住枕头角,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这笑容仿佛向他表示,他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他刹那间楞住了。现在还能进行斗争。他对她真正爱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还在响着,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断然走到她跟前。那种按捺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搂住她不放,把她按坐在床上。他觉得自己还要做什么事,就在她旁边坐下。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哀求说。”玛特廖娜来了!”她一边叫,一边挣脱身子。这时候真有脚步声从门外传了过来。

    “那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屋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您在说什么?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她嘴里这么说,而她整个兴奋慌乱的神态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

    来的果然是玛特廖娜。她手臂上搭着一条被子走进屋里,不以为然地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责备卡秋莎拿错了被子。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感到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上看出,她在责怪他,而且责怪得有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干的事不对,但原先被他对她的纯洁爱情压制着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霸占了他,把其他一切感情都扼杀了。现在他知道,必须竭力想办法该如何去满足这种兽性。

    整个黄昏他都感到心神不宁,一会儿走到姑妈们屋里,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盘算着怎样同她单独见面。不过,她在躲避他,而玛特廖娜却寸步不离地看住她。

    十七

    黑夜降临黄昏就这样过去了。医生去睡觉了。两位姑妈也安歇了。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此刻在姑妈卧室里,女仆屋里只有卡秋莎一人。他又走到台阶上。户外漆黑,潮湿,温暖。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迷雾。春天里,这样的雾能化开残雪,也许雾本身就是由残雪融化而成的。房子前面百步开外的峭壁下有条小河,从那边传来一种古怪的响声,那是冰层破裂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冰雪覆盖的水塘,来到女仆屋子窗口。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跳得他自己都能听见。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长叹一声。女仆屋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眼睛瞪着前方,独自坐在桌旁沉思。聂赫留朵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好一阵,很想看看在她认为没人看见的时候她会做些什么。她木然不动地坐了两分钟光景,这才抬起眼睛,微微一笑,摆摆头,仿佛在责备自己,然后换了个姿势,突然把双臂往桌上一搁,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

    他站在那里瞧着她,不自觉地同时听着自己的心跳和从小河那边传来的古怪响声。那里,在雾蒙蒙的河上,正在发生持续不断的缓慢的变化:一会儿是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喘气,一会儿是咔嚓一声裂开,一会儿是哗啦一下崩塌,一会儿是薄冰象玻璃一样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瞧着卡秋莎由于内心斗争激烈而显得苦恼的沉思的脸站在那里,他很可怜她,但说来奇怪,这种怜悯心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欲念已完全把他控制住了。

    他敲了敲窗子。她象触电似的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接着她跳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窗玻璃上。她用双手在眼睛上搭了个凉棚,认出是他,但她脸上的恐惧神色并没有消失。她从未见过他的神态是这样严肃。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笑了笑,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笑的。她心里根本不想笑,有的只是恐惧。他对她做了个手势,要她出来。她摇摇头,表示不出来,可是依旧站在窗边。他又一次把脸凑近玻璃窗,想喊她出来,但就在这时她向房门口转过身去,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窗口。雾很浓,离开房子五步就看不见窗子,只剩下一团漆黑的影子,中间现出一个似乎很大的红色灯光。河那边仍旧传来古怪的喘气。崩塌。坼裂和冰块相撞的声音。在附近浓雾弥漫的院子里,有一只公鸡啼起来,附近几只公鸡响应它,然后从远处村子里也传来互相呼应。汇成一片的鸡鸣。不过四下里除了河那边还是一片宁静。这时鸡已啼第二遍了。

    聂赫留朵夫在房子转角处来回走了两下,好几次踩在水塘里,又回到女仆屋子窗边。灯依旧亮着,卡秋莎依旧坐在桌旁,仿佛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他一走到窗口,她便对他望了一眼。他敲了敲窗子。她没有看是谁在敲,就从屋里跑出来。他听见门钩嗒地响了一声,接着外道门吱地一声开了。他在门廊里等她,立刻默默地把她搂住了。她紧偎着他,抬起头,嘴唇凑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廊转角处干燥的地方。那没有满足的欲望煎熬着他的全身。突然外道门又发出咯吱吱的响声,又传来玛特廖娜怒气冲冲的声音:

    “卡秋莎!”

    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回到女仆屋里。他听见门钩又嗒地一声扣上。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窗里的灯火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迷雾和河上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走到窗口,一个人也看不见。他敲窗子时也没有人答应。聂赫留朵夫从前门台阶回到房子里,但睡不着觉。他脱下靴子,光着脚板从过道走到她的房门口,旁边就是玛特廖娜的房间。起初他只听见玛特廖娜平静的鼾声,他刚要进去,忽然听见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铺嘎吱发响。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光景。等到一切又安静下来,又听到平静的鼾声,他就竭力从那些不会吱嘎发响的地板上往前一直走到她的房门口。什么声音也没有。因为听不见她的鼾声,看来她显然还没睡着。他刚低声唤了一下”卡秋莎”,她就霍地跳起来,走到房门边,生气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劝他走开。

    “这象什么话?唉,这怎么行?姑妈她们会听见的。”她嘴里这样说,但整个身子却仿佛在说:”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只有聂赫留朵夫懂得这一点儿。

    “喂,你开一开。我求求你。”他语无伦次。

    她不作声,接着他听见一只手摸索门钩的响声。门钩嗒地一声拉开了,他钻进打开的门里。

    他一把抓住她,她露着两条胳膊只穿着一件又粗又硬的衬衣。他把她抱起来,走出房门。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她喃喃地说。

    他一直把她抱到他的房间里并不理她在说什么。

    “哎呀!别这样,您放手。”她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紧紧地偎着他。

    等她浑身哆嗦,一言不发,也不答理他的话,从他房间里默默地走来走去时,他这才来到台阶上,站在那里,竭力思索刚才发生的事的意义。

    房子外面亮了一些。河那边冰块的坼裂声。撞击声和呼呼声更响了。除了这些响声,如今又增加了潺潺的流水声。迷雾开始下沉,从雾幕后面浮出一钩残月,凄凉地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我这是怎么啦,是交了好运还是倒了大楣?”他问自己。”这种事是常有的,人人都是这样的。”他自己回答,接着就回到房间里睡觉去了。

    十八

    第二天,申包克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来找他。申包克凭他的文雅。殷勤。乐观。慷慨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了两位姑妈的欢心。他那有点儿过分的慷慨,虽然很讨姑妈们喜欢,使她们感到疑惑。门口来了几个瞎眼乞丐,他一给就是一个卢布。他给仆人们发赏钱,一次就发了十五卢布。索菲雅姑妈的小狮子狗修才特卡当着他的面碰破了脚,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花边麻纱手绢亲自对它包扎(索菲雅姑妈知道,这种手绢至少要十五卢布一打),把它撕成一条条,给修才特卡做绷带。姑妈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申包克其实欠了二十万卢布的债,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是永世还不清的,因此多二十五卢布或少二十五卢布对他没有什么区别。

    申包克只逗留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了。他们已不能再待下去,因为到了部队报到的最后期限。

    在姑妈家度过的最后一天里,聂赫留朵夫脑子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一夜的事。他的内心有两种感情在搏斗着:一种是兽性所引起的热辣辣的充满情欲的回忆,这种情欲虽不及预期的那样醉人,但毕竟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另一种感情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坏的事,必须加以弥补,但弥补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自己。

    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利己主义恶性发作了,他只想到他自己。他考虑的是,要是人家知道他对她干的事,会不会责备他,会责备到什么程度。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现在的心情怎样,将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他以为申包克猜到了他同卡秋莎的关系,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难怪你忽然对两位姑妈恋恋不舍,在她们家里住了一个礼拜。”申包克看到卡秋莎,对聂赫留朵夫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也不肯走了。真迷人!”

    聂赫留朵夫还想到,虽然没有尝够同她恋爱的欢乐,就此离开未免有点遗憾,但既然非走不可,那么索性让这种无法维持的关系一刀两断,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还想到,应该送她一些钱,不是为了她,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钱,而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事,通常都是这么做的。既然他玩弄了她,要是不给她一些钱,人家会说他不是个正派人。于是他就给了她一笔钱,那数目,就他的身份和她的地位而言,他认为是相当丰厚的了。

    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在门廊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刷地红了。她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女仆屋里的门开着,便想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我来跟你告别。”他手里揉着装有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说。”这是我……”

    她猜到了是什么,皱起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你拿去。”他喃喃地说,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他象被火烫痛似的,皱起眉头,嘟哝着,跑回自己房里去。

    随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一阵,一想起刚才那一幕,他便浑身抽搐,甚至跳起来大声呻吟,好象肉体上感到痛楚似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这样。申包克同家庭女教师有过这样的事,这是他亲口讲的。格里沙叔叔也有过这类事。父亲也干过这样的事。当时父亲住在乡下,同那个农家女人生了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至今还活着。既然大家都这样做,那就是合情合理的。”他这样安慰自己,可是怎么也宽不了心。他一想起这事,良心就受到谴责。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很卑鄙。恶劣。残酷。一想到这事,他不仅无权责备别人,而且不敢正眼对人,更不要说象原来那样自认为是个高尚。纯洁。慷慨的青年了。但他必须保持原来那种对自己的看法,才能满怀信心快快活活活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遗忘它。他就这样办了。

    他开始过新的生活:来到新的环境,遇见新的同事,投入新的战争。这种生活过得越久,那件事的印象就越淡薄,最后他真的把它完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希望看到卡秋莎,就绕道去了姑妈家,这才知道她已经离去了。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个孩子。两位姑妈听人家说,她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分娩时间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因为她也象她母亲一样淫荡。姑妈们这种说法使他高兴,因为这似乎替他开脱了罪责。起初他还想找寻她和孩子,但后来,由于想到这事内心就感到太痛苦太羞耻,也就不再费力气去找寻,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罪孽,不再想到它了。

    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为时过早。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着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很赞赏商人斯梅里科夫寻欢作乐的方式。

    “嘿,老兄,他过得真够痛快,纯粹是西伯利亚人的作风。他可真是有眼光,看中了这么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员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同那个犹太籍店员开着玩笑,因为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人家的问话,总是只回答一两个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来打搅他。

    民事执行吏步履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胆寒心悸,仿佛不是他去审问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受审判。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坏蛋,没有脸正眼看人;但习惯成自然,他还是大模大样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已被带出去,这时又被押送回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人,都是证人。聂赫留朵夫发现,玛丝洛娃几次三番盯着那个满身绸缎丝绒。珠光宝气的胖女人打量个不停。这个女人头戴饰有花结的高帽,胳膊露到肘部,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坐在栏杆前第一排。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她是证人,是玛丝洛娃所在那个窑子的掌班。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然后庭长征求法官意见,要不要证人宣誓。接着那个老司祭又勉强拖着两条腿走了出来,又把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正,又那么镇定自若地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满心相信他正在干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等到宣誓完毕,证人都被带了出去,只剩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人。法官问她关于本案知道些什么。基塔耶娃堆出一脸媚笑,每说一句话,戴着高帽的头就往下一缩,带着德国口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讲着事情的经过。

    先是那个熟悉的旅馆茶房西蒙到她的窑子里来,要替一位有钱的西伯利亚商人物色一个姑娘。她派柳波芙去。过了一会儿,柳波芙就带着那个商人一道回来了。

    “那个买卖人已经有点醉意了。”基塔耶娃笑嘻嘻地说,”到了我们那里还是喝,又请姑娘们喝;可是他身上的钱没有了,他就派这个柳波芙到他房间里去拿,他对她已经蛮有意思了。”她瞟了一眼被告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玛丝洛娃听到这里似乎微微一笑。这种笑使他感到恶心。他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嫌恶,同时也带着几分怜悯。

    “那么您对玛丝洛娃有什么看法?”那个被指定替玛丝洛娃辩护的见习律师红着脸,怯生生地问。

    “太好了。”基塔耶娃回答,”姑娘受过教育,蛮有派头。她出身上等人家,法国书也看得懂。她有时稍微多喝几杯,但从来不过分。十足是个好姑娘。”

    卡秋莎瞧瞧掌班,但接着突然把视线移到陪审员那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充满愤恨了。她那双恼恨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这双异样的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了很久。聂赫留朵夫虽然心虚,他的目光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双白得惊人的斜睨的眼睛。他突然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冰层坼裂,浓雾弥漫,特别是那钩在破晓前升起。两角朝下的残月,照着黑黝黝。阴森森的地面。这双乌溜溜的眼睛又象在瞧他又象不在瞧他,使他想起了那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想。他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但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看庭长。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唉,但愿快点结束。”他想。此刻他的心情仿佛一个不得已弄死一只受伤的小鸟的猎人:又是嫌恶,又是怜悯,又是悔恨。那只还没有断气的小鸟不住地在猎袋里扑腾,使人觉得又讨厌又可怜,真想赶快把它弄死,丢掉。

    聂赫留朵夫此刻听着审问证人,心里就有类似的复杂感情。

    二十

    可是,仿佛故意跟他为难似的,审讯拖了很长时间。先是法庭逐一审问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煞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检察物证,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戒指,显然原来戴它的手指很粗,戒指上面有钻石镶成的梅花。再有一个滤器,验出来里面有毒。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上面贴有标签。

    陪审员正要去查看物证,不料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检查物证以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

    庭长一心想快点结束这个案子,好赶去同他的瑞士女人相会。庭长明明知道宣读这种报告,除了惹人厌烦,推迟吃饭时间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副检察官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因为他有权这样做。庭长毕竟无法拒绝,只得同意。书记官取出文件,又用他那舌尖音和卷舌音不分的声调,无精打采地念起来:

    “外部检查结果:

    “(一)费拉朋特。斯梅里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

    “那汉子可真高大。”那个商人关切地凑着聂赫留朵夫的耳朵低声说。

    “(二)就外表推测,年约四十岁。

    “(三)尸体浮肿。

    “(四)全身皮肤呈淡绿色,并有深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有大小水泡,有几处脱皮,状如破布。

    “(六)头发深褐色,很浓密,一经触摸,随即脱落。

    “(七)眼球突出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有泡沫状脓液流出,嘴微张。

    “(九)由于面部和胸部肿胀,颈部几乎不复能见。”

    等等,等等。

    就这样在四页报告纸上写的二十七条,详细叙述了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高大肥胖而又浮肿腐烂的可怕尸体的外部检查结果。聂赫留朵夫听了这个验尸报告,原来那种嫌恶感越发强烈了。卡秋莎的一生。从尸体鼻孔里流出来的脓液。从眼眶里暴出来的眼球。他聂赫留朵夫对她的行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同一类事物。这些事物从四面八方把他团团围住,把他吞没了。等外部检查报告好容易宣读完毕,庭长抬起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希望宣读工作就此结束。不料书记官又立刻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又垂下头了,一只手托住脑袋,闭上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努力忍住睡意,身子间或晃晃。被告们却和他们后面的宪兵一样,坐着一动不动。

    “内部检查结果:

    “(一)头盖骨表皮极易从头盖骨分离,无一处瘀血可见。

    “(二)头盖骨厚度中等,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已变色,长约四英寸,脑膜呈浊白色。”等等,另外还有十三条。

    然后是在场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的结论。结论表明,根据尸体解剖并记录在案,死者胃部以及部分肠子和肾脏发生异变,使人有权以高度可能性肯定,斯梅里科夫之死实由于毒药搀入酒内灌进胃里所致。仅根据胃和部分肠子的异变,难以断定用的是什么毒药;但可以肯定毒药是和酒一起进入胃里的,因为胃里有大量酒液。

    “看来他喝得可凶了。”那个商人睡眼惺松,说。

    这份宣读了将近一小时的报告,还是没有使副检察官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对他说:

    “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不用再念了。”

    “我可要求念一念这个报告。”副检察官稍稍欠起身子,眼睛不看庭长,严肃地说。他说话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有权要求宣读,并且决不让步,谁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将有理由提出上诉。

    那个生有一双和善的下垂眼睛的大胡子法官,因患有胃炎,觉得体力不支,就对庭长说:

    “这个又何必念呢?不过是拖延时间。这种新扫帚会越扫越脏,白白浪费时间。”

    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一言不发,只是忧郁而执拗地瞪着前方。不论对妻子还是对生活他都不抱任何希望。

    宣读文件开始了。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局委托,遵照第六三八号指令。”书记官提高嗓门,仿佛想驱除所有在场者的睡意,又断然念起来。”在副医务检察官监督下,作下列内脏检查:

    “(一)右肺和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内所有物(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脏。脾脏和肾脏(盛于三磅玻璃瓶内)。

    “(五)肠(盛于六磅陶罐内)。”

    庭长等这次宣读一开始,就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个法官。在获得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打断书记官说:

    “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没有必要。”

    书记官住了口,收拾文件。副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记着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宣布。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纷纷起立,茫然地走到桌子旁边。他们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那商人在自己手指上试了试那戒指。

    “嚯,手指好粗。”他回到他的座位,说,”活象一条粗黄瓜。”又补充说,并津津乐道地猜想那个中毒丧命的商人一定象个大力士。

    二十一

    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休息,接着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他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这人天生十分愚蠢,加上中学毕业时又获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使他洋洋自得),结果是他变得越发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便慢悠悠地站起来,显示出穿着绣有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承审的案件。”他开始发表刚才在宣读报告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犯罪案件。”

    副检察官自以为他的演说应该有社会影响,就象那些名律师发表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演说。社会名流也都是这样崭露头角的。副检察官的行事原则,就是要永远向前看,换句话说,就是要探索犯罪心理奥秘,揭露社会溃疡。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你们面前这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世纪末罪行。这种罪行具有可耻的腐化堕落的特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某些分子就受到这种堕落风气的严重影响……”

    副检察官讲了好半天,一方面,竭力思索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使他的演讲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一阵唾沫,但立刻振作精神,更加口若悬河地说下去,以弥补这个间歇。他一会儿换一只脚站着,眼睛盯着陪审员,对他们曲意奉承;一会儿看看笔记本,声音平静而老练;一会儿又用慷慨激昂的语气控诉,身子忽而对着旁听者,忽而对着陪审员。只有那三个被告他一眼也不看,尽管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当时很时髦,就是到今天也还是被看成学术上的新事物,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塔尔德。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颓废论。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个强壮淳朴,天性忠厚,气度宽大,轻信别人的俄罗斯人,以致落入无耻男女之手,不幸丧生。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缺乏教养,毫无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身上具有精神退化的种种征状。但玛丝洛娃是造成罪行的主要动力,她是颓废派的最恶劣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不看她,说,”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是个孤儿,多半生来带着犯罪的基因。她出身于有教养的贵族家庭,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她投身妓院是为了满足情欲,并由于受过教育而在姑娘中间特别走运。不过,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刚才你们在这里听她掌班说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本领控制嫖客。这种本领最近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被称为’暗示说’。她就是凭这种本领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而富裕的俄罗斯壮士,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丧尽天良要了他的命。”

    “哼,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笨蛋。”严厉的法官回答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副检察官姿势优美地扭动细腰,继续说下去,”你手里掌握着这些人的命运,不过社会的命运也多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切注意这种罪行的危害性,注意玛丝洛娃之类病态人物对社会形成的威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危害,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不因此而导致常见的灭亡。”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软软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词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骗得商人的信任,用催眠术把他迷倒,再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装腔作势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把全部罪责都加在玛丝洛娃身上而为他们两人开脱。

    律师批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是个已被揭发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毫无价值。他还说,至于两千五百卢布,那么两个勤劳正直的茶房是挣得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五个卢布赏钱。至于玛丝洛娃盗窃的商人的钱,可能已转交给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因此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尾时刺激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没有查明包奇科娃父母的身份。

    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又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蔑视而惊讶的神情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结结巴巴的辩护,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全部堕落的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他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

    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又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这种种事实不如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洋洋地坐下了。

    接着,法庭让被告们替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

    西蒙只是反复说: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象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眼睛来向他望望,又望望其他人,接着垂下眼睛,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嘴里突然发出古怪的声音,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勉强忍住抽噎。

    聂赫留朵夫还弄不清他目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把强自克制的抽噎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是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他戴上夹鼻眼镜,掏出手绢,擤了擤鼻涕。

    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良知。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二十二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

    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了好长时间以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久,说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盗就是偷盗,从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锁着的地方盗窃,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他解释的时候,老是瞧瞧聂赫留朵夫,好象希望他领会这个重要关节,然后好向同事们解释。当他认为陪审员们已充分理解这些道理,就开始解释另一个道理:致人于死的行为叫做谋杀,因此毒死也是一种谋杀。等他觉得这个道理也为陪审员们所理解时,就又向他们阐明:如果盗窃和谋杀同时发生,那么盗窃和谋杀就构成犯罪因素。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脱身,尽管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习惯成自然,一旦开讲就难以收嘴。他向陪审员们详详细细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接着他又向他们说明,他们虽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表示他们裁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提出的全部罪行,那就应该声明对不同意的地方持保留态度。这当儿,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即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着话,两边法官都表现出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示意他的讲话很好,就是说照章办事,只是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好,法庭上其他官员和在场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说了,可是庭长怎么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抑扬顿挫的声音,沾沾自喜,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指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因为他们已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神圣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生怕听漏一个字。这样,聂赫留朵夫不用担心会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他心里发生了一种常见的心情: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外貌由于这些年饱经风霜,变得使他吃惊,但透过外貌,她的本来面目逐渐恢复。聂赫留朵夫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举世无双的佳人的倩影。

    聂赫留朵夫心想不错,尽管她身穿囚袍,身体发胖,胸部高耸;尽管她下巴放宽,额上和鬓角出现皱纹,眼睛浮肿,但她确实就是卡秋莎,就是在复活节黎明时用她那双充满朝气欢乐的热情眼睛,天真地从脚到头笑盈盈瞅着他这个心爱之人的卡秋莎。

    “居然会有这样的巧遇!偏偏排在我陪审的庭上审讯,十年不见,偏偏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事将怎样收场啊?但愿快一点,快一点收场!”

    他心里产生了悔恨情绪,但他还不愿受它支配。他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久就会过去,不会损害了他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做了坏事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颈背,把它的鼻子按在闯祸的地方。那小狗尖声狂吠,四脚抵住地面,身子往后退,想远远离开自己闯祸的地方,并且把它忘掉。但主人铁面无情,不肯罢休。聂赫留朵夫也感到他以前的行为多么卑劣,也感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但他还是不了解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有一个支配他命运的主人。他还是不愿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他,使他感到无法脱身。他还在硬充好汉,若无其事地坐在第一排第二座上,习惯成自然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便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不过,在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不仅那个行为,而且他的整个闲散。放荡。残忍和自私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卑劣。在以往的十二年里,有一块可怕的幕布一直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件罪行和犯罪后所过的全部生活。如今这块幕布在飘动,他已经偶尔看到了幕布后面的景象。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然后洒脱地拿起问题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退庭而高兴,但又似乎害臊似的,两手不知往哪儿搁,就这样走进了议事室。等他们走进去一关上门,就有一个宪兵来到门口,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搁在肩上,在门外站住。法官们站起来,走出去。被告们也被带走了。

    陪审员走进议事室,象原先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烟来吸。刚才在法庭里,他们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多少都觉得自己的处境有点尴尬,自己的行为有点做作。但是一走进议事室开始吸烟,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你们如释重负,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兴意盎然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有罪,她是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该从宽发落才是。”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能凭个人印象办事。”

    “庭长的总结做得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一点听着睡着了。”

    “要是玛丝洛娃没有同他们串通好,他们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笔钱。关键就在这里。”脸型象犹太人的店员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钱是她偷的?”一个陪审员问道。

    “这话我说什么也不信。”好心肠的商人叫起来,”全部坏事都是那个红眼睛的女骗子干的。”

    “他们都是一路货。”上校说。

    “可是她说她没有踏进那个房门。”

    “您太相信她了。我这辈子说什么也不会相信那个贱货的。”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也不解决问题。”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一再讲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买卖人脾气暴躁,再加喝了酒,就把她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呢,自然又疼她了。他就说:’这个给你,别哭了。’那个家伙,据说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打断他的话说,”问题在于是她还是那两个茶房策划和教唆了这件事?”

    “钥匙在她手里不可能光是那两个茶房干的嘛!”

    他们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咱们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吧。请。”他说着在主席位子上坐下。

    “那种姑娘都是坏蛋。”店员说。为了证实玛丝洛娃是主犯,他就讲到他的一个朋友怎样在林荫路上被一个这样的姑娘偷走了怀表。

    上校就乘机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银茶炊具失窃的案子。

    “诸位先生,大家请按问题次序讨论。”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敲桌子说。

    大家都住了口。要讨论的问题有这样几个: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现年三十三岁。他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意对商人斯梅里科夫谋财害命,串通他人在白兰地酒里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窃他的钱财约二千五百卢布和钻石戒指一枚?

    (二)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三)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夫娜。玛丝洛娃,现年二十七岁,她有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雅。包奇科娃没有犯第一个问题里所列举的罪行,那么她有没有犯下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摩尔旅馆服务时,从投宿该旅馆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款二千五百卢布,并为此用随身带去的钥匙开启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很快就作了回答。大家一致认为说:”是的,他犯了罪。”-认定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不论什么问题,他都为被告开脱。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不懂法律,就向他解释,不论从哪方面看,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无疑都是有罪的。他回答说他也明白这一点,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

    经过长时间讨论和解释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之后,大家都认为:”她没有犯罪。”因为说她参与毒死人命案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点她的律师尤其强调。

    商人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罪责,就坚持包奇科娃是罪魁祸首。好几个陪审员都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员要严格按法律办事,认为包奇科娃是毒死人命案的同谋犯根据不足。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胜利了。

    至于有关包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犯了罪。”不过应劳动组合成员的要求加了一句:”但可以从宽发落。”

    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说,她在毒死人命和盗窃钱财方面都犯了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上校。店员和劳动组合成员都支持商人。其余的人动摇不定。但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取得优势,主要因为陪审员个个都累了,情愿附和那种可以早些获得统一的意见,以便大家离开法庭,自由行动。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况和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毒死人命两方面都没有罪。起初他相信大家会这样裁定,但后来看到,那商人由于贪恋玛丝洛娃的美色,对这一点直认不讳,并且替她辩护得十分拙劣。同时由于首席陪审员据此对他进行攻击,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累了,因此都倾向于判玛丝洛娃有罪。聂赫留朵夫很想起来反驳,但他怕替玛丝洛娃说话,大家就会立刻发现他同她的特殊关系。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保持缄默,应该起来反驳。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刚要开口,不料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种唯我独尊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对他进行反驳,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因为她有钥匙,你就说她偷了钱,。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会在她走后用万能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响应说。

    “再说,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有地方去放那笔钱。”

    “对,我也这么说。”商人支持他的意见。

    “多半是她到旅馆取钱,那两个茶房起了歹心。他们就乘机作案,事后又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首席陪审员也恼火起来,因此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丝洛娃并没有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当谈到她有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时,热心替她辩护的商人说,必须裁定她没有犯这样的罪,因为她根本没有理由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员则说,因为她本人招认药粉是她放的,所以不能裁定她无罪。

    “放是她放的,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鸦片也能致人死命的。”上校说。他喜欢把话岔到题外去,就乘机讲到他的内弟媳妇有一次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抢救及时,她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自信,那么威严,谁也不敢打断他的话。受了上校离题发挥的影响店员,受了他的影响,决定打断他,好讲讲他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人可习惯了。”他讲了起来,”一次就能服四十滴鸦片。我有一个亲戚……”

    但上校不让他打岔,继续讲鸦片对他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哦,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个陪审员说。

    “那么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我们就裁定她犯了罪,但没有蓄意抢劫,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看到自己取得胜利,很得意,就表示了同意。

    “但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了一句。

    大家都同意,只有劳动组合成员一人坚持:”不,她没有罪。”

    “这样岂不是说。”首席陪审员歪曲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她也就没有罪了。”

    “就这么办吧,再加上从宽发落,那就尽善尽美了。”商人兴高采烈地说。

    大家争论得头昏脑胀,都很疲劳,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里要加上一句:是有罪,但并非蓄意谋杀。

    聂赫留朵夫太激动了,他没有发觉这个疏忽。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被送到了庭上。

    拉伯雷写过一个法学家,他在办案时引证各种法律条款,念了二十页莫名其妙的拉丁文法典,最后却建议法官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通过这个决定而不是通过那个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而是因为,第一,会议主持者的总结虽然做得那么长,却偏偏漏掉平日讲惯的那句话:”是的,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第二,上校讲他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当时太激动,竟没有注意到漏掉”并非蓄意杀人”这个保留条款,他还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个保留条款就足以撤销公诉;第四,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房间里,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正好出去了;不过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感到疲劳,都想快点脱身,因此就一致同意那个可以早一点结束的决定。

    陪审员摇了摇铃。掮着出鞘军刀的宪兵把刀放回鞘里,身子闪到一旁。法官纷纷就位。陪审员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出来。

    首席陪审员郑重地拿着那张表格。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格递给他。庭长看完表格,显然大为吃惊,双手一摊,就同其余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因为陪审员提出了第一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保留条款:”并非蓄意杀人”。照陪审员这个决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却毒死了一个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谬。”庭长对左边的法官说,”这样的话她没有罪,也要被判服苦役。”

    “嗯,她怎么没有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依我看,这种情形可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法庭如发现裁决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看怎么样?”庭长问那个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刻回答,却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算了算那个数目能不能被三除尽。他决定,要是能除尽,他就同意。结果这个数目除不尽,但他这人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庭长的意见。

    “我也认为应当这么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个怒气冲冲的法官。

    “说什么也不行。”他坚决地回答。”现在报纸上已经议论纷纷,说陪审员总是替罪犯开脱。要是法官也替罪犯开脱,人家又会怎么讲呢?我说什么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着把那份答案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全体起立。首席陪审员掉换一只脚站着,清了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宣读了一遍。法庭上的官员,包括书记官。律师,甚至检察官,个个露出惊奇的神色。

    三个被告都泰然无事地坐在那里,显然并不了解这答案的利害关系。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该判处那几个被告什么刑罚。

    这样处理玛丝洛娃使副检察官感到意外的胜利。他心里十分高兴,并把这胜利归因于他出色的口才。他查了查法典,站起来说: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这几条都是法律所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暂时休庭,法官商议判决。”庭长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随他起立,带着办完一件好事的轻松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哦,老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太丢人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当儿首席陪审员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讲话:”我们这是把她送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会儿他完全不计较这位教师大大咧咧的态度。

    “可不是。”他说。”我们在决论里没有注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刚才书记官告诉我:副检察官判她服十五年苦役。”

    “我们不就是这样裁定的吗?”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争议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就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顺理成章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以前我不是把答案念了一遍吗?”首席陪审员分辩说。”当时谁也没有反对。”

    “当时我正好离开议事室。”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会没注意?”

    “我真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哼,您没有想到!”

    “这事还可以补救。”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那几个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旧呆呆地坐在栏杆和士兵中间。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有一种卑劣的感情在蠢蠢活动。他原以为她会被无罪释放并将留在城里,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就他来说,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如今呢,服苦役,去西伯利亚,这样就完全消除了同她保持任何关系的可能:那只负伤而没有死去的鸟就不会再在猎物袋里扑腾,也就不会使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按照诸位陪审员先生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担,如被告无力缴纳,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追还,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泰然处之。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忽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声叫起来。”冤枉啊!我没有罪!我根本没有起过坏心,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她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已走出法庭,可是玛丝洛娃还坐在那里痛哭,宪兵只好拉拉她的衣袖。

    “不,可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猥琐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己地赶到走廊里,想再去看她一眼。门口挤满了陪审员和律师,他们有说有笑,为办完案子而兴奋。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门口停留几分钟。等他来到走廊里,玛丝洛娃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走去,也不顾人家的留意,直到追上她方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哽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追到门房那里才截住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穿上浅色大衣,从门房手里接过镶银手杖,”我可以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太荣幸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着同聂赫留朵夫握手,同时愉快地回忆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当时聂赫留朵夫舞跳得多么漂亮多么轻快,比所有的青年都出色。”我能为你做什么事?”

    “有关玛丝洛娃那个结论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聂赫留朵夫紧皱着眉头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作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结论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既然他们回答:”是的,她犯了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人,那就是肯定了蓄意杀人,但他当时忙着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改正吗?”

    “这事得找律师商量要上诉的理由。”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

    “这可太不象话了。”

    “不过,您要了解,玛丝洛娃前面也无非只有两条路。”庭长说,显然想尽量讨好聂赫留朵夫,对他客气些。他理理大衣领子外面的络腮胡子,轻轻挽着聂赫留朵夫的臂肘,往门口走去,嘴里说:”您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慌忙穿上大衣,跟着他一道出去。

    他们来到令人快乐的灿烂阳光下,立刻由于街上辘辘的车轮声不得不提高声音说话。

    “您瞧,情况是有点别扭。”庭长放开嗓门说,”那个玛丝洛娃前面本来是有两条路摆着:一条几乎可以无罪开释,只坐一阵子牢,还可以扣除已监禁的日子,那简直只能算是拘留;另一条是服苦役。中间的路是没有的。你们原来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一面看看表。

    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您要是愿意,现在还可以去找律师。一定要找个上诉的理由。要找总是找得到的。上贵族街。”他回答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不给。”

    “是,老爷,请上车。”

    “再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请光临贵族街德伏尔尼科夫的房子。这地名好记。”

    他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二十五

    同庭长谈完了话,又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聂赫留朵夫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想,刚才他所以感到特别难耐,是由于在那么不习惯的环境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想办法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赶快动手。立刻就动手。对,我得在这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者米基兴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两位有名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脱下大衣,走上楼去。他在第一条走廊里就遇见了法纳林。他便拦住他,说有事要同他商量。法纳林认识他,知道他的姓名,表示极愿意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疲劳……但要是时间不长,您就给我讲讲您的事吧。咱们到这里来。”

    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带到一个房间里,大概是哪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下。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要请求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子。”

    “噢,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我今天做了一次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服苦役。这件事使我很伤心。”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竟然面红耳赤,说不下去了。

    “哦。”法纳林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成了有罪。我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最高法院重新审理。”

    “转到枢密院去。”法纳林纠正他说。

    “对了,我就是来请求您办这件事的。”

    聂赫留朵夫想赶快说出最难出口的话,因此马上就接着说:

    “至于办这个案子的酬谢和费用,不管多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以后好商量。”律师说。他看到聂赫留朵夫的幼稚,宽厚地笑一笑。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聂赫留朵夫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好吧,这事我明天就来办。要研究一下案情。后天,不,礼拜四晚上六点钟您到我家来,我给您答复。这样好吗?那咱们走吧,我还有些事,要在这里检查一下。”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走了出去。

    他同律师谈过话,又采取了措施替玛丝洛娃辩护,觉得心里踏实多了。他走到法院。天气晴朗,他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向他兜揽生意,可是他情愿步行。有关卡秋莎以及他对她的种种思绪和回忆,顿时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他又变得垂头丧气,闷闷不乐了。”不行,这事以后再说吧。”他自言自语,”现在我得抛开这些烦恼,去散散心。”

    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午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还赶得上。正好有一辆公共马车叮响着驶过来。他跑了几步,跳上马车。他在广场上下了车,另外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过了十分钟,来到了柯察金家大门口。

    二十六

    “老爷,请进,都在等您呢。”柯察金家那个笑容可鞠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有英国饺链。不会发出声响的麻栎大门。”他们已经入席了,但关照过,您一到就请进。”

    门房走到楼梯口,拉了拉通到楼上的铃。

    “有其他客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脱衣服,一面问。

    “柯洛索夫先生,还有米哈伊尔少爷,其余都是家里人。”门房回答。

    一个身穿燕尾服。手戴白手套的漂亮侍仆从楼梯顶上往下看了看。

    “您请,老爷。”他说。”关照过了,请您上来。”

    聂赫留朵夫上了楼,穿过熟悉的华丽宽敞的大客厅,走进餐厅。餐厅里,一家人都已围坐在饭桌旁,除了母亲沙斐雅公爵夫人之外。她是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饭桌上首坐着柯察金老头;他的左边坐着医生,右边坐着客人柯洛索夫,柯洛索夫当过省首席贵族,如今是银行董事,又是柯察金的具有自由派思想的朋友;左边再下去是米西小妹的家庭教师蓝德小姐,还有就是才四岁的小妹;她们对面,右边再下去是米西的哥哥,柯察金的独生子,六年级中学生彼嘉,一家人就是因为等他考试而留在城里没有走;彼嘉旁边是那个担任补习教师的大学生;左边再下去是斯拉夫派信徒,四十岁的老姑娘卡吉琳娜;她对面是米哈伊尔,或者叫米沙,是米西的表哥。饭桌下首是米西本人,她旁边放着一份没有动用过的餐具。

    “哦,这就好了。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柯察金老头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道,抬起看不出眼皮的满是血丝的眼睛望望聂赫留朵夫。”斯吉邦。”他嘴里塞满食物,用眼睛示意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转身对那个神情庄重的餐厅胖侍仆吩咐。

    聂赫留朵夫同柯察金老头虽然很熟,同他一起吃过多次饭,可是今天聂赫留朵夫不知怎的特别讨厌他那张红脸。他那被背心上掖着的餐巾衬托着的两片吃得津津有味的贪婪嘴唇。他那粗大的脖子,尤其是他那吃得大腹便便的将军式身躯。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这个老头的残酷。他在任地区长官的时候,常常无缘无故把人鞭笞一顿,甚至把人绞死,其实他有钱有势,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来邀功行赏。

    “马上就来,老爷。”斯吉邦一面说,一面从摆满银餐具的酒橱里拿出一个大汤勺,又向那个蓄络腮胡子的漂亮侍仆点点头。那个侍仆就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用过的餐具摆摆正。那副餐具上原来盖着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浆过的餐巾,餐巾上面绣着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同大家一一握手。他走过的时候,除了柯察金老头和太太小姐们,一个个都站起来。聂赫留朵夫跟多数人从没交谈过,但还是一一握手问好。这种应酬他今天觉得特别别扭,特别无聊。他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正想在米西和卡吉琳娜之间的空位上坐下,但柯察金老头要他即使不喝酒,也要先到那张摆着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冷菜桌上去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肚子那么饿,一吃干酪面包就放不下,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哦,怎么样,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柯洛索夫借用反动报纸抨击陪审制度的用语挖苦说:”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是不是?”

    “把是非彻底颠倒了……把是非彻底颠倒了……”老公爵笑着连声说,他无限信任这位自由派同志和朋友的博学多才。

    聂赫留朵夫顾不上是否失礼,未答理柯洛索夫,却坐到一盘刚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旁边,继续吃着。

    “您让他先吃吧。”米西笑眯眯地说,用他这个代词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时柯洛索夫情绪激动,大声讲到那篇使他愤怒的反对陪审制的文章。公爵的表侄米哈伊尔附和他的看法,介绍了那家报纸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打扮得象平时一样雅致。她衣着讲究,但讲究得并不刺眼。

    “您一定累坏了,饿坏了,是不是?”她等聂赫留朵夫咽下食物后问。

    “不,还好。那么您呢?去看过画展了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改期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草地网球。说实在的,密丝脱克鲁克斯打得真漂亮。”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是感到很快活,不仅因为这种豪华的气派使他觉得舒服,而且周围那种亲切奉承的气氛也使他高兴。今天呢,说也奇怪,这座房子里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侍仆。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什么都使他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拿调,很不自然。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妄自尊大的自由派论调,讨厌柯察金老头那种得意洋洋的好色的公牛似的身材,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的满口法国话,讨厌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那种拘谨,尤其讨厌米西说到自己时单用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常常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眯细眼睛或者在月光底下看她,看到的是她身上的种种优点,他觉得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有时他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瞧她,这样就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种种缺点。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见她脸上的每道皱纹,看见她头发蓬乱,看见她的臂肘尖得难看,尤其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简直同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模一样。

    “那玩意儿没意思。”柯洛索夫谈到网球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要有趣得多了。”

    “不,您没有尝到那种乐趣。那种球好玩极了。”米西不同意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说好玩极了几个字时有点装腔作势,怪不自然的。

    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米哈伊尔和卡吉琳娜也都参加进去。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没作声,显然插不上话。

    “老是吵嘴!”柯察金老头哈哈大笑,从背心上拉下餐巾,哗啦啦地推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仆人把他的椅子接过去。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纷纷起立,走到放有漱口杯和香喷喷温水的小桌旁,漱了一下口,继续那种谁也不感兴趣的争论。

    “您说是吗?”米西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要他赞成她的意见,她认为,人的性格再没有比在运动中显露得更清楚的了。可她在他脸上却看到那种心事重重而且-她觉得-愤愤不平的神色。她感到害怕,很想知道那是什么缘故。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聂赫留朵夫回答。

    “您去看看妈妈,好吗?”米西问。

    “好,好。”他一面说,一面拿出香烟,听他的口气分明表示他不愿意去。

    她不作声,只困惑地对他瞧瞧。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不错,既然来看人家,可不能弄得人家扫兴啊。”他暗想,便竭力做出亲切的样子说,要是公爵夫人肯接见,他是高兴去的。

    “当然,当然,您去,妈妈会高兴的。烟到那边也可以抽。伊凡。伊凡内奇也在那里。”

    这家的女主人沙斐雅公爵夫人长期卧病在床,她躺着会客已经有八年了。身上穿的满是花边。缎带和丝绒,周围都是镀金。象牙。青铜摆件和漆器,还有各种花草。她从不出门,一向只接见她所谓”自己的朋友”,其实就是她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聂赫留朵夫属于这种被接见的”朋友”之列,因为她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又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的老朋友,更因为米西要是嫁给他,那就更加称心如意了。

    沙斐雅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但一走进大客厅,她就突然站住,双手扶住涂金椅子背,对他瞧了瞧。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是个好对象。再说,她喜欢他,她惯于想: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还用精神病患者常用的那种无意识而又固执的狡诈手法来达到目的。此刻她同他说话,是要他说出他的心事来。

    “我看出您准遇到什么事了。”米西说。”您这是怎么了?”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卡秋莎,就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

    “是的,遇到了事。”他说,想把今天的事如实说出来,”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大事。”

    “什么事啊?您不能告诉我吗?”

    “这会儿我不能。请您别问我。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涨得更红了。

    “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手里的椅子也挪了挪。

    “不,我不能。”他回答,觉得这样回答她,等于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噢,那么我们走吧。”

    米西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不必要的想法,接着迈开步子急急向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不自然地咬紧嘴唇,忍住眼泪。弄得她伤心,他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难过,但他知道只要心一软,就会把自己毁掉的,也就是说同她结合在一起,就再也拆不开。而这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事。于是他也一言不发地同她一起来到公爵夫人屋里。

    二十七

    沙斐雅公爵夫人刚吃完她那顿烹调讲究。营养丰富的午饭。她总是单独吃饭,免得人家看见她在做这种毫无诗意的俗事时的模样。她的卧榻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咖啡。她在吸烟。沙斐雅公爵夫人身材瘦长,黑头发,牙齿很长,眼睛又黑又大。她总是竭力打扮成年轻的模样。

    关于她同医生的关系,有不少流言蜚语。聂赫留朵夫以前没把它放在心上,但今天他不仅想了起来,而且看见那个油光光的大胡子分成两半的医生坐在她旁边的软椅上,他感到有说不出的嫌恶。

    沙斐雅公爵夫人身边的矮沙发上坐着柯洛索夫,他正在搅动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而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赶你们走,你们再来找我。”她对柯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说,那语气仿佛她跟聂赫留朵夫根本没有闹过什么别扭。她快乐地嫣然一笑,轻轻地踩着厚地毯走了出去。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长长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你会常常感到你没有……你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似乎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使人一目了然。他怎么勉强也装不出亲切的样子。

    “这可不行!不瞒您说,列宾亲口对我说过,他很有才能。”她对柯洛索夫说。

    “她这样撒谎怎么不害臊。”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暗想。

    等到沙斐雅公爵夫人确信聂赫留朵夫心情不佳,不可能吸引他参加愉快有趣的谈话,她就把身子转向柯洛索夫,征求他对一出新戏的意见,仿佛柯洛索夫的意见能消除一切疑问,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永成真理。柯洛索夫对这出戏批评了一通,还乘机发挥了他的艺术观。沙斐雅公爵夫人对他的精辟见解大为惊奇,试图为剧本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刻就认输了,最多只能提出折衷看法。聂赫留朵夫看着,听着,可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同眼前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听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听柯洛索夫说话,他发现:第一,沙斐雅公爵夫人也好,柯洛索夫也好,他们对戏剧都毫无兴趣,彼此也漠不关心,他们之所以要说说话,无非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活动舌头和喉咙肌肉的生理要求罢了;第二,柯洛索夫喝过伏特加。葡萄酒和甜酒,有了几分酒意,但不象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如泥,而是嗜酒成癖的那种人的微醺。他身子并不摇晃,嘴里也不胡言乱语,只是情绪有点反常,洋洋自得,十分兴奋;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到,沙斐雅公爵夫人在谈话时总是心神不定地望望窗子,因为有一道阳光斜射进窗口,这样就可能把她的老态照得一清二楚。

    “这话真对。”她就柯洛索夫的话评价道,接着按了按床边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就走了出去,仿佛是家里人一样。沙斐雅公爵夫人边说话边目送他出去。

    “菲利浦,请您把这窗帘放下来。”那个模样漂亮的侍仆听到铃声走进来,公爵夫人用眼睛示意那窗帘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其中总得有点神秘的地方,没有神秘就不成其为诗。”她说,同时斜着一只黑眼睛生气地瞅着那个正在放窗帘的侍仆。

    “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的诗就成了散文。”她忧愁地微笑着,眼睛没有离开那正在拉直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您不该放那块窗帘,要放大窗子上的窗帘。”沙斐雅公爵夫人痛心地说,为了说出这两句话得费那么大的劲,她显然很怜惜自己。接着提起戴满戒指的手,把那支冒烟的香气扑鼻的纸烟送到嘴边,使自己平静下来。

    胸膛宽阔。肌肉发达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表示歉意似地微微鞠了一躬,在地毯上轻轻迈动两条腿肚发达的腿,一言不发,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留神瞧着公爵夫人,动手拉窗帘,使她的身上照不到一丝阳光。可他还是没有做对,害得苦恼不堪的沙斐雅公爵夫人不得不放下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去纠正头脑迟钝。无情地使她烦恼的菲利浦。菲利浦的眼睛里有个火星亮了一亮。

    “‘鬼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吧。”聂赫留朵夫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暗自想道。不过,菲利浦,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掩藏住不耐烦的态度,沉住气,按照这位精疲力尽。虚弱不堪而又矫揉造作的沙斐雅公爵夫人的话做去。

    “达尔文学说自然有部分道理。”柯洛索夫说,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上,同时睡眼惺松地瞧着沙斐雅公爵夫人,”但他有点过头了。对了。”

    “那么您相信遗传吗?”沙斐雅公爵夫人问聂赫留朵夫,对他的沉默感到难受。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信。”他嘴里这样说,头脑里不知怎的却充满了各种古怪的形象。他想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浦赤身露体,旁边则是一丝不挂的柯洛索夫,肚子象个西瓜,脑袋光秃,两条没有肌肉的手臂好象两根枯藤。他还模模糊糊地想象着,沙斐雅公爵夫人用绸缎和丝绒裹着的肩膀其实是个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象太可怕了,他连忙把驱除它。

    沙斐雅公爵夫人却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米西可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不好受。”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情绪不好哇?”

    “我不愿意说,请您原谅。”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曾经说过做人要永远说实话,而且您还给我们讲过一些极其可怕的事。为什么您今天就不愿意说呢?你还记得吗,米西?”卡吉琳娜对走近来的米西说。

    “因为当时只是开开玩笑。”聂赫留朵夫严肃地回答。”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太糟糕了,我是说,我太糟糕了,至少我无法说实话。”

    “您不用打岔,最好还是说说,我们糟在什么地方。”卡吉琳娜说。她抓住聂赫留朵夫的语病,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是那么严肃。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情绪不好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不承认,因此情绪总是很好。走,到我那儿去吧。让我们来努力驱散你的不佳情绪。”

    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象一匹被人抚摩着而要它戴上笼头。套上车子的马。今天他特别不高兴拉车。他抱歉说他得回家去,就向大家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您要记住,凡是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明天您来吗?”

    “多半不来。”聂赫留朵夫说着感到害臊,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为自己害臊还是为她害臊。他涨红了脸,匆匆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可很感兴趣呢。”等聂赫留朵夫一走,卡吉琳娜说。”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我们的米哈伊尔怄气了。”

    “恐怕是件不体面的桃色案件吧。”米西原想这样说,但是没有出口,她痴痴地瞪着前方,那阴沉的神色同刚才望着他时完全不同。不过,即使对卡吉琳娜她也没有把这句酸溜溜的俏皮话说出来,而只是说:

    “我们人人都有开心的日子,也有不开心的日子。”

    “难道连这个人都要欺骗我吗?”米西暗自想。”事到如今他还要这样,未免太不象话了。”

    要是叫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她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她无疑确信,他不仅使她心里存着希望,而且简直已经答应她了。倒不是说他已经明确对她说过,而是通过眼神。微笑。暗示和默许表明了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他是属于她的,要是失掉他,那她真会太难堪了。

    二十八

    “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聂赫留朵夫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一路上反复骂着。刚才他同米西谈话时的沉重心情到现在始终没有消除。他觉得,表面上看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对她并没有什么过错: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话,也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同她联系在一起,已经应许过她了。然而今天他从心里感到,他无法同她结婚。”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他反复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同米西的关系,而且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又可憎又可耻。”他走到自己家的大门口,又暗自说了一遍。

    “晚饭我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准备好餐具和茶了)的侍仆柯尔尼答应着,”你去吧。”

    “是。”柯尔尼说,但没有走,却动手收拾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瞧着柯尔尼,觉得他很讨厌。他希望谁也别来打扰他,让他安静一下,可是大家似乎都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柯尔尼拿着餐具走掉,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到茶炊旁去斟茶,忽然听见阿格拉芬娜的脚步声。他慌忙走到客厅里,随手关上门,免得同她见面。这个做客厅的房间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这会儿,他走进这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看到那两盏装有反光镜的灯,一盏照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照着他母亲的画像,不自觉想起了他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他觉得这关系是不自然的,令人憎恶的。这也是又可耻又可憎。他想到,在她害病的后期他简直巴不得她死掉。他对自己说,他这是希望她早日摆脱痛苦,其实是希望自己早日摆脱她,免得看见她那副痛苦的模样。

    他存心唤起自己对她的美好回忆,就瞧了瞧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名家画成的。她穿着黑丝绒连衣裙,袒露着胸部。画家显然有意要充分描绘高耸的胸部。双乳之间的肌肤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可实在是又可耻又可憎。把他的母亲画成半裸美女,这就带有令人难堪和亵渎的味道。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三个月前这女人就躺在这个房间里,她当时已干瘪得象一具木乃伊,还散发出一股极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不仅充溢这个房间,而且弥漫在整所房子里,怎么也无法消除。他仿佛觉得那股味道至今还闻得到。于是他想起,在她临终前一天,她用她那枯瘦发黑的手抓住他强壮白净的手,同时盯住他的眼睛说:”米哈伊尔,我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说着她那双痛苦得失去光辉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可憎!”他望了望那长着象大理石一般美丽的肩膀和胳膊。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的半裸美女,又一次自言自语。画像上袒露的胸部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几天前他看到她也这样裸露着胸部和肩膀。那个女人就是米西。那天晚上她找了一个借口把他叫去,为的是让他看看她去赴舞会时穿上舞会服装的模样。他有点儿反感地想到她那白嫩的肩膀和胳膊。此外还有她那个粗鲁好色的父亲,他可耻的经历和残忍的行为,以及声名狼籍的爱说俏皮话的母亲。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

    “不行,不行,必须摆脱……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对,到国外去自由自在地生活,到罗马去,去学绘画……”他怀疑自己有这种才能。”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就行。先到君士坦丁堡,再到罗马,但必须赶快辞去陪审员职务。还得同律师商量好这个案子。”

    于是他的头脑里突然浮起了那个女犯的异常真切的影子,出现了她那双斜睨的乌黑眼睛。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于是,他同她一起度过的景象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他的兽性的欲望,以及欲望满足后的颓丧情绪。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唉,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实在相差太远了。这个差距,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在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如果不是更大,至少也一样大。当年他生气蓬勃,自由自在,前途未可限量;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他想起当年他以性格直爽自豪,立誓要永远说实话,并且恪守这个准则;可如今他完全掉进虚伪的泥淖里,掉进那种被他周围一切人认为真理的虚伪透顶的泥淖里。至少他在这样的虚伪的泥淖里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深陷在里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还洋洋自得。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解决跟她丈夫的关系,使自己看到他和他孩子们的眼睛不至于害臊?怎样才能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他一面认为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继承母亲遗下的领地,这个矛盾该怎样解决?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象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应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了。”哦,那笔钱!”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心里也象当时一样又恐慌又无措。”唉,多么卑鄙!”他也象当时一样骂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我就是无赖,就是流氓!”他大声说。”难道我真的是……”他停了停,”难道我真的是无赖吗?如果我不是无赖,那还有谁是呢?”他自问自答。”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发自己。”难道你同玛丽雅的关系,同她丈夫的关系就不卑鄙,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借口钱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你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你的生活整个儿都是吊二郎当。卑鄙无耻的。而你对卡秋莎的行为可说是登峰造极了。无赖,流氓!人家要怎样评判我就怎样评判我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他恍然大悟,近来他对人,特别是今天他对公爵,对沙斐雅公爵夫人,对米西和对柯尔尼的憎恶,归根到底都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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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情是既痛苦又欣慰的。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他所谓”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忽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

    在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是订出一些日常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写日记,开始一种他希望能坚持下去的新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翻开新的一页”。但每次他总是经不住尘世的诱惑,不知不觉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比以前陷得更深。

    他这样清洗灵魂,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那年夏天他到姑妈家去,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这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奋发,而且持续了相当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觉醒。但不久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有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太不协调了。他看到这个矛盾,不由得诚惶诚恐。

    这个差距是那么大,积垢是那么多,以致他起初对净化丧失了信心。”你不是尝试过修身,希望变得高尚些,但毫无结果吗?”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魔鬼那么说。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了,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管他所过的生活同他的理想之间差距有多大,对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我要冲破捆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不管这得花多大代价。我要承认一切,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说。”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不配同她结婚,这一阵我只给她添了麻烦。我要对玛丽雅(首席贵族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对,我将象孩子一样要求她的饶恕。”他站住了。”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象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上苍说:

    “主哇,你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清除他身上的一切污垢。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机,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如今他都能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好的一面是由于多年来沉睡在他心里的精神的人终于觉醒了;坏的一面是由于他自怜自爱,自以为有什么美德。

    他感到浑身发热。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窗子通向花园。这是一个空气清新而没有风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辘辘的马车声,然后是一片寂静。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杨树,那光秃的树枝纵横交错,把影子清楚地投落在广场干净的沙地上。左边是仓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白糊糊的。前面是一片交织的树枝,在树枝的掩映下看得见一堵黑黝黝的矮墙。聂赫留朵夫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房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

    “太好了!哦,太好了,我的上帝,太好了!”他为自己灵魂里的变化而不断欢呼。

    二十九

    玛丝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可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里石子路,她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意想不到的严厉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

    在一次审讯暂停时,法警们在她旁边吃着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涌满口水。她感到饥饿,但去向他们讨一点来吃,又觉得失面子。这以后又过了三小时,她不再想吃东西,但觉得浑身无力。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判决。最初一刹那,她以为是她听错了,无法相信听到的话,无法把苦役犯这个词儿同自己联系起来。不过,她看见法官和陪审员脸上都那么一本正经,无动于衷,判决时都泰然自若,感到十分气愤,就向整个法庭大声叫屈。但看到就连她的叫屈人家也不当一回事,又不能改变局面,她就哭了,觉得只好顺受那个硬加到她头上的天大冤屈。特别使她感到惊讶的是,那么残酷地给她判刑的竟是那些一直和蔼可亲地打量着她的中年和青年男人。她看出,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副检察官,心情一直与别人不同。她起初坐在犯人拘留室里等待开庭,后来在审讯暂停时又坐在那里,她看到这些男人都假装有什么事,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房间里来,只是为了要好好地看看她。谁想到就是这些男人竟狠心地判她服苦役,尽管她并没有犯被控告的那些罪。开头她放声痛哭,后来停止了哭泣,呆呆地坐在拘留室里,等待押回监狱。现在她只渴望一件事:吸烟。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她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丝洛娃,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赢了?没罪了?这回怕逃不掉了吧,贱货!你这是恶有恶报。服了苦役,看你还怎么卖俏?”

    玛丝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

    “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我可没惹您。”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吭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你是玛丝洛娃吗?”他问。”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法警说着把钱交给她。

    “哪位太太?”

    “你拿去就是了,谁高兴跟你多罗唆。”

    这钱是妓院掌班基达耶娃叫他送来的。她不在法庭的时候,问民事执行吏,她能不能给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说可以。她获得许可,就脱下钉有三个钮扣的麂皮手套,露出又白又胖的手,从绸裙的后面皱褶里掏出一个时式钱包。钱包里装着厚厚一叠息票,那都是她从妓院挣得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取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再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唤来一名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这些钱交给法警。

    “请您务必交给她。”基达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人家如此不信任他而生气,所以才那么怒不可遏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拿到钱很高兴,因为有了这钱就可以弄到此刻她所想要的唯一东西。

    “真想弄些烟来抽抽。”她渴望抽烟,暗自想着。她实在想抽烟,就拚命吸着弥漫在走廊里的烟味-那是从各个办公室里飘出来的。但她还得等待好多时候,因为负责派人遣送她回狱的书记官把被告给忘了,只顾同一名律师谈论一篇查禁的文章,甚至同他发生了争吵。审判结束后,有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特意走来看她一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但她此刻根本不去理会他们。

    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狱。押解她的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庭。还在法庭门厅里,她就给了他们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什人笑了,接过钱说:

    “好的,我们去给你买。”他说完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头交给她。

    路上是不准吸烟的。这样玛丝洛娃只得带着没有满足的烟瘾回到牢房。她回到监狱门口,大约有一百名男犯正好从火车站被解到这里来。她在过道里遇见了他们。

    那些犯人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还有些人被剃了阴阳头,脚上哐啷哐啷地带着铁镣。他们弄得前屋里灰尘飞扬,并且充满脚步声。说话声和汗酸气。这些犯人从玛丝洛娃身边走过时,都色迷迷地打量着她,有几个擦着她的身子走过,脸上现出淫猥的丑态。

    “嘿,这妞儿,长得多俏。”一个犯人说。

    “你好哇,小娘子。”另一个挤挤眼说。

    一个脸色黝黑的犯人,后脑壳剃得发青,刮得精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哐啷啷响的脚镣,跳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难道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哼,别装腔了!”他露出牙,闪亮着眼睛嚷道。玛丝洛娃把他推开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混蛋?”副典狱长从后面走过来,对他吆喝道。

    那犯人缩紧身子,慌忙躲开。副典狱长就转身对玛丝洛娃骂道: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玛丝洛娃想说她从法院里刚回来,但她实在太困累了,所以懒得开口。

    “刚从法院里来,长官。”那个年纪大些的押解兵穿过人群,手举到帽沿上敬礼说。

    “噢,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简直不象话!”

    “是,长官。”

    “索柯洛夫!把她带走。”副典狱长嚷道。

    看守长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往玛丝洛娃的肩上一推,对她点点头,再把她领到女监的走廊里。在那里她被浑身上下搜摸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那包香烟已被塞在面包里),就又被送回早晨出来的那间牢房里。

    三十

    玛丝洛娃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地位。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很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差不多一直用囚袍蒙住头睡觉;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这个女人用囚袍枕着头,睁大一双眼睛躺在那里没有睡着,勉强忍着咳嗽,压下一口涌上喉咙而感到发痒的粘痰。其余的女人都披着头发,只穿一件粗布衬衫。有的坐在板铺上缝补,有的站在窗边望着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丝洛娃去受审时送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神色忧郁,蹙着眉头,满脸皱纹,下巴底下皮肉松弛,象挂着一个口袋。她身材高大,淡褐色头发编成一根短小的辫子,两鬓花白,脸颊上有一个疣子,上面长着汗毛。这个老太婆因为用斧头砍死亲夫,被判处苦役。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他纠缠她的女儿。她是这个牢房里的头,她还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那双做惯粗活的大手象一般农妇那样用三个手指捏着针,针尖对着自己的身子。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儿不高的女人。她生着狮子般的鼻子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模样和善,喜欢唠叨,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都叫她费尼奇卡。她是一个脸色白里透红。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生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浅蓝色眼睛,两条淡褐色长辫子盘在小小的脑袋上。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她出嫁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结婚后就想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当法院开庭的时候,她跟丈夫已经十分恩爱了。尽管丈夫和公公,特别是十分疼爱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竭力替她开脱,但她还是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善良乐观。总是笑眯眯的费多霞就睡在玛丝洛娃旁边。她不仅很喜爱玛丝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年轻时一定长得很美,如今可变得又黄又瘦了。她手里抱着一个娃娃,露出又长又白的乳房给他喂奶。她犯的罪是:她的村子里被押走一名新兵,老百姓认为这样不合法,就拦住警察局长,把新兵夺回来。她就是那个被非法押走的小伙子的姑妈,是她带头抓住新兵所骑的马的缰绳。板铺上还闲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相貌和善,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这个老太婆坐在火炉旁边的板铺上。一个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嘻嘻哈哈地从她旁边跑过,她装出要捉他的样子。那孩子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她面前跑来跑去,嘴里一直嚷着:”哈哈,老婆婆,你抓不住我的,你抓不住我的!”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控犯了纵火罪。她心平气和地忍受着监禁生活,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难过,但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老头子,唯恐她不在,他会生满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跑掉了,没有人叮嘱他洗澡。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丝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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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其中有个因犯偷窃罪而被判刑的女人,生得高大笨重,一身是肉,头发火红色,白里透黄的脸上和手上生满雀斑,粗大的脖子从敞开的衣领里露了出来。她对着窗口声音嘶哑地拚命嚷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她旁边站着一个皮肤发黑。相貌难看的女犯,上身很长,两腿短得出奇,身材象十岁的小姑娘。她脸色发红,长满面疱,两只黑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嘴唇又厚又短,遮不住她那暴出的白牙齿。她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这个女犯喜欢打扮,大家都叫她”俏娘们”。她因犯盗窃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后面站着一个模样可怜的孕妇。她身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挺着大肚子,形容憔悴,青筋毕露。她被指控犯了窝藏贼赃罪。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但看到院子里的情景,一直露出赞许和亲切的微笑。站在窗口的第四个女人因贩卖私酒而判刑。她是个矮壮的乡下女人,生有一双圆圆的突眼睛,相貌很和善。这个女人就是老太婆逗着玩的小男孩的母亲。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没有人照管,也跟她一起坐牢。她也瞧着窗外,手里不停地织袜子。听到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的话,她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那个七岁的女儿,披着一头浅色头发,只穿一件衬衫,站在那个火红色头发的女人旁边,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拉住她的裙子,眼神呆滞,用心听着男女囚犯对骂,低声学说,伤佛要把它们记住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活活淹死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浅褐色头发扎成一根不长的粗辫子,但辫子松了,披散开来。她那双眼睛呆滞无神。她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只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每次走到墙跟前又急促地转过身来。

    三十一

    铁锁哐啷响了一声,玛丝洛娃又被关回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也站住,扬起眉毛,瞧了瞧进来的人,但一声不吭,接着又迈开她那有力的大步走了起来。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狐疑地凝视着玛丝洛娃。

    “哎呀,老天爷!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你坐牢喽。”

    她摘下眼镜,把针线活放在身边的板铺上。

    “好姑娘,我刚才还跟大婶说过,也许会当场把你释放的。据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还会给些钱呢,全得看你的造化了。”道口工立刻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唉,真是没想到。看来我们占的卦都不灵。好姑娘,看来上帝有上帝的安排。”她一口气说出一套亲切动听的话来。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露出满腔的同情,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丝洛娃,问。她那张快乐而年轻的脸整个儿变了样,仿佛要哭了出来。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你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背有点驼的老太婆在板铺另一头逗着小男孩玩,这时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面前。

    “啧,啧,啧!”她满心怜惜地摇摇头,啧着舌头说。

    那个男孩子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眼睛睁得老大,翘起上嘴唇,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白面包。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以后,玛丝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不住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了。但她尽力忍住,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子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脸都哆嗦着,接着放声痛哭起来。

    “我早就说过,得找一位有本事的律师。”柯拉勃列娃说。”怎么,要把你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是说不出话。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个脸色白里透红的太太,头发梳得很高,敞开的领子露出一块三角形的胸部。玛丝洛娃把那包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瞧了瞧烟盒上的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奇#書*網收集整理主要是怪玛丝洛娃不该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拚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她呜咽着说。

    “这帮恶霸,该死的吸血鬼,不敬畏上帝。”柯拉勃列娃说。”平白无故就把人家姑娘判了刑。”

    这当儿,那些留在窗口的女人迸发出一阵哄笑声。小女孩也笑了。她那尖细的孩子的笑声,同三个大人沙哑而刺耳的笑声汇成了一片。院子里有个男犯作了个什么怪动作,逗得窗口的看客都忍不住笑起来。

    “呸,这条剃光头毛的公狗!他这是干什么呀!”那个红头发的女人说,笑得浑身的胖肉都抖动起来。她把脸贴在铁栅栏上,嘴里胡乱嘟哝着下流话。

    “嘿,这没良心的东西!有什么好笑的!”柯拉勃列娃对红头发女人摇摇头,说。接着她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好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丝洛娃愤怒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道口工虽然不吸烟,却连忙把烟头捡起来,把它弄直了,同时嘴里说个不停。

    “看来一点儿也不错,好姑娘。”她说,”真理让骗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大婶说他们会把你放了的,我说不会。我说,好人儿,我的心觉得出来,他们不会放过她的。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她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这时,男犯都已从院子里走掉,同他们搭话的女人也都离开窗口,来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的突眼睛私酒贩子。

    “怎么判得这么重啊?”她一边问,一边挨着玛丝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快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要是有钱,请上一个有本事的讼师,包管就没有事了。”柯拉勃列娃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呀……蓬头散发的,大鼻子……嘿,我的太太,要是能把他请来,他就会把你从水里捞起来,让你身上不沾一滴水。”

    “哼,怎么请得起。”俏娘们龇着牙冷笑了一声,挨着她们坐下,”没有一千卢布你就甭想请得动他。”

    “看样子,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因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的命也真苦,人家把我的儿媳妇抢走了,还把儿子关到牢里喂虱子,连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都被关了进来。”她又讲起她那讲过百遍的身世来。”看样子,坐牢也罢,要饭也罢,你就甭想躲开它。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他们都是一路货。”贩私酒的女人说,她仔细察看女孩的头,就放下手里的袜子,把女孩拉过来夹在两腿中间,手指灵活地在她的头上找虱子。”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贩卖私酒?’请问,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她一面说,一面熟练地做她做惯的活儿。

    私酒贩子的这番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她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三十二

    玛丝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接过息票,瞧了瞧。她不识字,但信任那个无所不知的俏娘们。俏娘们告诉她息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藏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丝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丝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道比茶味更浓,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当儿,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过了几分钟,玛丝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和法庭上特别使她吃惊的一件事,还滑稽地摹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感兴趣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

    “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你的。’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拿文件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我看出,他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要用眼睛把我吞下去。”她笑嘻嘻地说,摇摇头,好象她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全会演戏。”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道口工附和着,立刻用她那好听的声音絮絮叨叨地说起来。”好比苍蝇见了糖。他们别的都不在意,可是见了女人就没命了。他们这帮男人光吃饭还不行……”

    “这儿也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的话说。”到了这儿,我也遇到了那类事。他们刚把我带回来,正好有一批家伙从火车站上押到。他们死乞白赖地纠缠人,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多亏副典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死缠住不放,好容易才被我挣脱了。”

    “那家伙什么模样?”俏娘们问。

    “皮肤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多半是他。”

    “他是谁?”

    “就是谢格洛夫。你看,他刚走过去。”

    “这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走。这回又被抓住了,可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都怕他呢。”俏娘们说,她同男犯人们传递纸条,监狱里发生的事她都知道。”他准会逃走的。”

    “哼,他会逃走,可不会把咱们带走!”柯拉勃列娃说。”你最好还是讲讲。”她对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那理事(律师)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如今总得去上诉吧?”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长满雀斑的双手伸到蓬乱的浓密头发里,用指甲搔着头皮,走到那三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

    “卡秋莎,我把该办的事都告诉你。”她开口道。”劈头第一件事,你得写个呈子,说你对那个判决不服,然后再向检察官提出。”

    “关你什么事?”柯拉勃列娃怒冲冲地用低沉的声音说。”你闻到酒味了。这事不用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多嘴。”

    “人家又不是跟你说话,要你罗唆什么!”

    “想喝点酒吧?也赶过来了。”

    “好哇,就给她喝一点吧。”玛丝洛娃说。她一向很大方,有了东西就分给大家。

    “让我来给她尝尝……”

    “哼,来吧!”红头发女人逼近柯拉勃列娃说。”我才不怕你呢。”

    “臭犯人!”

    “你自己才是臭犯人!”

    “骚货!”

    “我是骚货?你是苦役犯,凶手!”红头发女人嚷道。

    “对你说,走开!”柯拉勃列娃板起脸来。

    但红头发女人反而逼拢来。柯拉勃列娃猛然往她敞开的胖胸部推了一下。红头发女人仿佛就在等她来这一手,出其不意用一只手揪住柯拉勃列娃的头发,举起另一只手想打她耳光,但被柯拉勃列娃抓住。玛丝洛娃和俏娘们拉住红头发女人的双手,竭力想把她拉开,但红头发女人揪住对方的辫子,不肯松手。她刹那间把对方的头发松了一松,但目的是要把它缠在自己的拳头上。柯拉勃列娃歪着脑袋,一只手揍着她的身体,同时用牙咬她的手臂。女人们都围着这两个打架的人,劝阻着,叫嚷着。就连那个害痨病的女犯也走过来,一面咳嗽,一面瞧着这两个扭成一团的女人。孩子们拥挤着,啼哭着。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他们把打架的女人拉开。柯拉勃列娃拆散她那灰白的辫子,拉掉那几绺被拔下的头发。红头发女人拉拢撕破的衬衫,盖住枯黄的胸部。两人都边哭边诉,大声叫嚷。

    “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灌酒灌出来的。明天我告诉典狱长,让他来收拾你们。我闻得出来,这儿有酒味。”女看守说。”你们当心点儿,快把那些东西拿掉,要不你们会倒霉的。我们可没功夫来给你们评理。现在各就各位,保持安静。”

    但过了好久还没有安静下来。两个女人又对骂了一阵,争辩着吵架是谁开的头,是谁的不是。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都走了,女人们才安静下来,准备睡觉。那个老太婆随即跪在圣像前面做起祷告来。

    “两个苦役犯凑在一起了。”红头发女人突然从板铺另一头哑着哑子说,每说一句就插进几个刁钻古怪的骂人字眼。

    “当心别再自讨苦吃。”柯拉勃列娃也夹杂着类似的骂人话回敬她。于是两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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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声了。

    “要不是他们拦着我,我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又开口了,柯拉勃列娃又立刻回敬。

    然后又是沉默,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但接着又是对骂。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安静了。

    大家都睡了,有几个已发出鼾声,只有那个一向要祷告得很久的老太婆还跪在圣像前叩头。诵经士的女儿等看守一走,就从床上起来,又在牢房里来回踱步。

    玛丝洛娃没有睡着,头脑里念念不忘她是个苦役犯。人家已经两次这样称呼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柯拉勃列娃原来背对她躺着,这时转过身来。

    “唉,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玛丝洛娃低声说。”人家做尽坏事,也没什么。我平白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别难过,姑娘。西伯利亚照样有人活着。你到那里也不会完蛋的。”柯拉勃列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完蛋,但到底太气人了。我不该有这个命,我过惯好日子了。”

    “人拗不过上帝呀!”柯拉勃列娃叹了一口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这我知道,大婶,但到底太难受了。”

    她们沉默了一阵。

    “你听见吗?又是那个骚娘们。”柯拉勃列娃说,要玛丝洛娃注意那从板铺另一头传来的古怪声音。

    这是红头发女人勉强忍住的痛哭声。红头发女人所以痛哭,是因为刚才挨了骂,遭了打,她想喝酒,却又喝不着。她所以痛哭,还因为她这辈子除了挨骂。嘲弄。侮(奇*书*网-整*理*提*供)辱和被打以外没有尝过别的滋味。她想找点开心的事来安慰自己,就回忆她同工人费吉卡的初恋,但一回忆,也就想到这次初恋的结果。那个费吉卡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拿明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接着看到她痛得身子缩成一团,就跟同伴们哈哈大笑。她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她想起这件事,觉得伤心极了,他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就出声哭起来。她哭得象个孩子,嘴里嘟哝着,吸着鼻子,咽着咸滋滋的眼泪。

    “她真可怜。”玛丝洛娃说。

    “可怜是可怜,可她不该来捣乱嘛!”

    三十三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就意识到他遇上一件事。他甚至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就断定那是一件大好事。”卡秋莎,审判。”对了,再不能撒谎了,必须把全部真相说出来。说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这封信聂赫留朵夫期待已久,现在对他特别重要。玛丽雅给了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他记得昨天还准备把全部真相告诉她的丈夫,向他道歉,并且愿意听凭他发落。但今天早晨他觉得这事并不象昨天想的那么好办。”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使他难堪呢?如果他问起来,那我当然会告诉他。但何必主动去告诉他呢?不,这可没有必要。”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今天早晨他也觉得很困难。这种事确实很难启齿,会让人笑话的。世界上有些事只能心照不宣。今天早晨他做了决定: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但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

    “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的饶恕。如果有必要,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同她结婚。”他想。

    不惜牺牲一切同她结婚,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个想法今天早晨他觉得特别亲切。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抖擞地迎接过新的一天了。阿格拉芬娜一进来,他就断然-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那么果断-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座住宅,也不再需要她的伺候了。原来他同阿格拉芬娜都心照不宣,他保留这座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为结婚用的。因此,退租一事就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芬娜吃惊地对他瞧瞧。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一切照顾,阿格拉芬娜,我今后不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也不需要仆人了。要是您愿意帮我的忙,那就麻烦您清理这些东西,暂且象妈妈在世时那样把它们都收拾好。等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芬娜摇摇头。

    “怎么处理呢?这些东西不是都要用的吗?”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芬娜,多半用不着了。”聂赫留朵夫看见她摇头,就这样回答。”还要请您费心对柯尔尼说一下,我多给他两个月工资,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这样做可不行啊!”她说。”嗯,您就是要到外国去,以后回来还是需要房子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芬娜。外国我不去;我要去也得到别的地方去。”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对,应该告诉她。”聂赫留朵夫想,”不用隐瞒,应该把全部真相告诉一切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您记得玛丽雅姑妈家的那个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针线活还是我教她的呢。”

    “啊,就是那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判,正好碰到我做陪审员。”

    “哎呀,老天爷,多可怜哪!”阿格拉芬娜说。”她犯了什么罪该受审判啊?”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导致的。”

    “怎么会是您呢?您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芬娜说。她那双老花眼闪出俏皮的光辉。

    她知道他同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是罪魁祸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把我的全部生活都改变了。”

    “那件事怎么会弄得您改变主意呢?”阿格拉芬娜忍住笑着说。

    “既然我害她走上了那条路,我就应该竭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因为您有一副好心肠,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那种事谁都免不了。要是冷静想一想,这一切本来就无所谓,都会被忘记的。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阿格拉芬娜严肃地说,”您也不必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又能怪谁呢?”

    “怪我。因此我想补救。”

    “啊,这事可不好补救。”

    “这可是我的责任。您要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那就想想妈妈生前怎么希望……”

    “我倒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对先夫人一直感激不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我的丽莎叫我去(丽莎是她已出嫁的侄女),等到这儿用不着我了,我就到她那儿去。您可不用把那种事放在心上,谁都免不了的。”

    “嗯,我可不那么想。不过我还是请您帮我退掉这座住宅,把东西收拾收拾。您也别生我的气。您的种种好处我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的。”[奇+書网-QISuu。cOm]

    说也奇怪,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因而憎恨自己那时起,他就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却感到阿格拉芬娜和柯尔尼亲切而可敬。他很想把自己的悔恨心情告诉柯尔尼,但看到柯尔尼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他又不敢这样做了。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还是坐着原来那辆马车,经过平日经过的那些街道,但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今天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同米西结婚,昨天他还感到很称心,今天却觉得根本不可能。昨天他认为就自己的地位来说,她同他结婚无疑将得到幸福,今天他却觉得他不仅不配同她结婚,简直不配同她亲近。”如果她知道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决不会同我来往了。我却还要埋怨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不行,就算她现在嫁给我,而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本地监狱里,明后天就要同大批犯人流放出去服苦役,我还能幸福吗?不仅不能幸福,而且内心也不能平静。那个被我糟蹋的女人去服苦役,我却在这里接受人家的祝贺,还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出去拜客。或者,我瞒住首席贵族,同他的妻子无耻地勾搭,同时又同他一起出席会议,统计票数,看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由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和类似的提案,事后又同同她幽会,这是多么卑鄙下流呀!或者,我将继续去画画,虽然明知那幅画永远也画不成,我根本就不该去干那种无聊的事。事实上我也根本无法做那种事。”他自言自语,由于内心发生的变化而暗自高兴。

    “首先得去找律师。”他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来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人,全部事实都对她讲了。”

    他一想到怎样跟她见面,怎样把心里话都讲给她听,怎样向她认罪,为了赎罪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他一想到这儿,心情异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一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这类犯人见面须得到谁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宣布判决以前,监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一定来告诉您,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您就等审讯结束吧。现在先请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他谢了谢他的好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近那个房间,正好陆续从那里出来了一群陪审员,到法庭上去。那个商人象昨天一样快乐,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象老朋友那样招呼他。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亲昵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跟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全体陪审员。”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应该站起来,我的罪状要当众宣布。”不过,他同其他几个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御像,又是那个司祭,-这当儿聂赫留朵夫觉得,尽管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同昨天一样,他无法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

    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窃盗案。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到庭上。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一件灰色囚袍。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着每一个出庭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同一个伙伴撬开仓库的挂锁,从那里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破旧粗地毯。起诉书控告说,这个小伙子跟一个掮粗地毯的同伙在一起走时,被警察截获了。两人都认了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原是个小炉匠,不久就死在牢里。今天就剩下小伙子单独受审。破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案件同昨天一模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交相讯问,等等。庭长被。检察官和辩护人问话,作为证人的警察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大人。”接着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显出当兵的那种呆头呆脑的神气,说着简单刻板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很可怜小伙子,不大愿意讲述逮捕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也就是房东和粗地毯的所有者。这个小老头看来肝火很旺,问他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地毯作什么用,他对这些地毯是不是很需要,他勃然大怒,回答说:

    “哼,这些破地毯,去他妈的,我根本用不着。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呢。哪怕一张红票心我也甘心情愿倒贴,就是两张也情愿,只要不把我拉到这儿来受审。我坐马车差不多已花了五卢布。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他好象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犯罪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案情明明白白,可是副检察官象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想叫狡猾的罪犯上钩。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所以罪行是无可否认的,但罪犯还不致象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庭长又象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公平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法庭又象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老板解雇了他。他找不到活儿干,便在城里东游西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了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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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不等审讯小炉匠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我们也很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被抓住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尽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用劳动,结交一批象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没有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整。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使自己的安全得到保障,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

    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四下张望着,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里有这样的队伍,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会怎样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惜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会骂人。会打架。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使他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妄想借此来纠正这类事。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顶点。”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些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三十五

    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无论怎么出罚他,他反正再不能参与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蠢事。

    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差役不肯放他进去了,说是检察官此刻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进门去。有一个官吏迎面走来,聂赫留朵夫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员,有要事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官吏报告了检察官,就放聂赫留朵夫进去。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显然不以为然。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肃地问。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有事要同被告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涨得通红,意识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起着决定的作用。

    检察官个儿不高,肤色浅黑,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灵活的眼睛炯炯有神,浓密的山羊胡子长在突出的下巴上。

    “玛丝洛娃吗?我当然知道。她被指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泰然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因为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

    “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瞧。”她的案子有没有审理过?”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枉判了四年苦役。她没有罪。”

    “噢,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无罪那句话根本不加理会,”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拘留所的探望日期是有规定的。我看您还是到那里问一下吧。”

    “但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这些话他没有必要说。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玩弄了她,使她成了现在的情形。要不是我使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夺眶而出。

    “是吗?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事件。您好象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检察官问,好象此刻宣布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听说过似的。

    “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怒不可止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隐的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特别太出格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请您稍微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

    “请您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不动。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然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聂赫留朵夫一走,就有个法官走进办公室,问检察官。

    “是聂赫留朵夫,说实在的,他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自治会上就发表过种种怪论。您倒想想,他是陪审员,竟发现被告中有个女人被判服苦役,他说他玩弄过她,现在打算跟她结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激动得厉害。”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有点不正常。”

    “可他已经不太年轻了。”

    “嘿,老兄,你们那个大名鼎鼎的伊凡申科夫可真把人烦死了。他说呀说呀说个没完,简直叫人受不了。”

    “干脆制止这种人发言,要不真是十足的扰乱公堂……”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里出来,乘车直奔拘留所。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玛丝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说,她准是在老的解犯监狱。聂赫留朵夫就去那里。

    玛丝洛娃果然在那里。检察官忘记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发生过一次政治案件,宪兵夸大其词,弄得拘留所所有的牢房里都关满大学生。医生。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和女医士。

    解犯监狱离拘留所很远,聂赫留朵夫傍晚才到那里。哨兵不让他过去,他想走近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门口,只好拉了拉铃。看守听见铃声走出来。聂赫留朵夫出示许可证,但看守说没有典狱长的准许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就去找典狱长。他在楼梯上听见房间里传出一阵钢琴声。有人在弹奏一首复杂而雄壮的短曲。一个侍女一只眼睛上包着纱布,气冲冲地给他开了门。这当儿,琴声从房里冲出来,直灌到他的耳朵里。那是一首听腻了的李斯特狂想曲,虽然弹得很好,但弹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又从头弹起。聂赫留朵夫问侍女典狱长在不在家。

    侍女说他不在家。

    “快回来了吗?”

    狂想曲又停下了,接着又生机勃勃地从头弹起,直到那个仿佛被魔法停住的地方。

    “让我去问问。”

    侍女走了。

    狂想曲刚刚又热情奔放地弹奏起来,还没有弹到那个被魔法停住的地方,突然中断了。传来了说话声。

    “对他说,典狱长不在家,今天不会回来。他出去做客了。干吗纠缠不清啊!”门里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响起狂想曲,又突然停止了。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准是弹钢琴的女人发火了,要亲自训斥一下这个纠缠不清的不速之客。

    “爸爸不在家。”一个头发蓬松。面容忧郁的姑娘走出来,生气地说。她脸色苍白,眼睛疲乏无神,眼圈发黑。一看见一个身穿讲究大衣的年轻人,口气马上变得温和了。”请进来……您有什么事啊?”

    “我要到监狱里去探望一个囚犯。”

    “大概是个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许可证。”

    “嗯,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您请进来!”她又从狭小的前室里招呼他。”不然您去办公室找副典狱长吧,您去同他谈一谈。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就走了。

    他一走,房门还没有关上,就又响起雄壮而欢乐的琴声。这声音同弹琴的地点和面容忧郁而顽强地学琴的姑娘都是很不相称的。聂赫留朵夫在院子里遇见一个两撇小胡子抹过油的年轻军官,就向他打听副典狱长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就是副典狱长。他接过许可证,看了看说,这是拘留所的许可证,他不敢让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再说时间也已经晚了……

    “您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望的时间再来吧,典狱长本人也将在家。明天您可以在大间里探望;要是典狱长许可,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同她见面。”

    这天聂赫留朵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就回家了。想到明天将同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心情十分激动。他此刻在街上走着,不去回想法庭上的情景,而回想着他同检察官和副典狱长的谈话。想到他怎样努力要同她见面,怎样把他的愿望告诉检察官,怎样到拘留所和解犯监狱去,准备见她,他内心好半天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好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念了几段,就写了下面这些话:”两年没有记日记,原以为再也不会干这种孩子气的玩意儿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孩子气的玩意儿,而是同自己谈话,同人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圣洁的我谈话。这个我长期沉睡不醒,因此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我当陪审员,在那次法庭上,那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了被我玩弄过的卡秋莎,身穿囚袍,坐在被告席上。由于荒谬的误会和我的过错,她被判服苦役。我刚才去找了检察官,去过监狱。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主哇,你帮助我!我感到很快乐,心里充满喜悦。”

    三十七

    玛丝洛娃这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望着那不时被来回踱步的诵经士女儿身子遮住的门,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想着心事。

    ————

    分节阅读 19

    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总要另外找个归宿,或者嫁个长官,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或者副看守。他们都是色鬼。”只是人不能再瘦下去,要不然就完了。”她想起那个辩护人怎样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在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盯住她。她想起别尔塔到监狱里来探望她时说起,她在基塔耶娃妓院里爱上的那个大学生问起过她,对她的遭遇很表同情。她想起红头发女人同人打架的事,她非常可怜这个红头发女人。她想起面包店老板怎样多给了她一个白面包。她想到许许多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特别是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她从来不回想,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她连一次也没有梦见过聂赫留朵夫。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只蓄着两撇小胡子,鬈曲的头发很短很浓密,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未来的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要求他顺路来一次,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事,决定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火车将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当地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她穿上一双旧的半统靴,戴上头巾,把衣服收拾了一下,就跟玛莎一起往火车站跑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作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田野里,看不清脚下的路;树林里象炕里一样黑黝黝的。卡秋莎虽然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火车在那个小站上只停三分钟。她原希望能提早赶到车站,可是当她到达时已铃响第二遍了。卡秋莎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没有穿上衣的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正在打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淌油的粗蜡烛。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在椅背,不知在笑些什么。卡秋莎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开动了。它先往后一退,接着,车厢一节碰着一节依次向前移动。有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这时她面前的那节车厢也猛地一震,动了起来。她跟着那节车厢走去,眼睛往窗子里张望。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聂赫留朵夫推开那个军官站起来,动手把窗子放下。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她跑到站台尽头,好容易才收住脚步免得摔倒,然后从台阶上跑下地面。她还在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她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她已越过水塔。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悲伤哭泣!”卡秋莎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他走啦!”卡秋莎叫道。

    玛莎害怕地搂住卡秋莎湿淋淋的衣服。

    “阿姨,我们回家去。”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卡秋莎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决定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如同通常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那样,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使劲一撞,慢慢地伸开四肢,然后用一种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顶了她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走回家去。

    她浑身湿透,溅满泥浆,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自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不再相信善了。以前她自己相信善,并且以为别人也相信善,但从那一晚起,她断定谁也不相信善,人人嘴里说着上帝说着善,无非只是为了骗骗人罢了。她知道,他爱过她,她也爱过他,可是他亵渎了她的感情,把她玩够了,又把她抛弃了。而他还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的人就更坏了。她的全部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他那两位姑妈,两位虔诚的老婆子,看到她不能象以前那样侍侯她们,就把她从家里撵走。她遇到的一切人,凡是女人都把她当作摇钱树;凡是男人,从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到监狱看守,个个都把她看成玩物。不论什么人,除了寻欢作乐,除了肉体的淫乐,活在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事了。在她过自由生活的第二年,她跟一个老作家同居,那个作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这种欢乐富有诗意,充满美感,是人生的全部幸福。

    人人活着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欢乐,一切有关上帝和善的话都是骗骗人的。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间安排得如此糟糕,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情说爱,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三十八

    第二天,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女监里照例响起哨子声,柯拉勃列娃早已起床,这时就把玛丝洛娃叫醒。

    “我是一个苦役犯。”玛丝洛娃恐怖地想。她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室内到早晨臭不堪闻的空气,想再睡一会儿,重返茫茫睡乡,可是心惊胆战的习惯驱除了睡意。她一骨碌爬起来,盘腿坐好,向四下里张望着。女人都已起床,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贩卖私酒的女人鼓着一双暴眼睛,小心翼翼地抽出孩子们身下的囚袍,唯恐把他们弄醒。反抗募兵的女人把包孩子用的破布晾在火炉旁边。她的娃娃在蓝眼睛的费多霞怀里拚命啼哭。费多霞把他摇荡着,柔声柔气地给他唱催眠曲。患痨病的女人揪住胸口,脸涨得通红,拚命咳嗽;在咳嗽的间歇大声喘气,简直象叫嚷一样。红头发女人醒了,仰天躺在床上,曲着两条肥大的腿,津津有味地大声讲着她的梦景。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前,反复叨念着同一套祷词,画着十字,鞠着躬。诵经士的女儿一动不动地坐在板铺上,她那双睡意未消的呆滞眼睛茫然瞧着前方。俏娘们把她那抹过油的粗硬黑发缠在一个手指上,想把它弄鬈曲。

    走廊里传来大棉鞋走路的啪哒啪哒声,接着铁锁一响,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他们身穿短上衣和裤脚管高出踝骨一大截的灰色裤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用扁担挑起臭气熏天的便桶,把它送到牢房外面。女人纷纷到走廊里水龙头旁洗脸。红头发女人在水龙头旁同隔壁牢房一个女人争吵起来。又是辱骂,叫嚷,诉怨……

    “你们是不是想蹲单人牢房!”男看守大声喝道,他啪地一声朝红头发女人肥胖的光脊背上打了一巴掌,声音响得整个走廊里都听得见。”小心别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你看,老头子又来劲了。”红头发女人把这举动当作抚爱,说。

    “喂,快一点!收拾好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有梳好头,典狱长就带卫兵来了。

    “点名了!”典狱长吆喝道。

    从另一个牢房里又出来一批女犯。所有的女犯在走廊里站成两排,后排女人照规矩必须把手搭在前排女人的肩上。全体点名完毕。

    点好名以后,女看守走来把女犯人领到教堂里。从各个牢房里出来的女犯有一百多名,她们排成一个纵队。玛丝洛娃和费多霞就在队伍中间。她们个个包着囚犯的白头巾,穿着白衣白裙,只有少数几个穿着自己的花衣服。这几个女人带着孩子,是跟随丈夫去流放的。整座楼梯都被这个队伍挤得满满的。只听得穿大棉鞋走路的脚步声,说话声,间或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玛丝洛娃看见自己的冤家包奇科娃凶相毕露地走在前头,就指给费多霞看。女人们走下楼梯,不再作声,画着十字,鞠着躬,开始走进还很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给她们规定的位置在右边。她们互相拥挤着,停住脚步。紧接着女人之后进来的是穿灰色囚袍的男犯,其中有解犯,有监犯,有经村社判决的流放犯。他们大声咳嗽着,紧挤在教堂左边和中间。在教堂上边的敞廊里站着许多先进来的男犯,一边是剃阴阳头。脚镣哐啷作响的苦役犯;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不戴脚镣的拘留犯。

    这座监狱教堂是一个富商花了几万卢布重建的,显得色彩艳丽,金碧辉煌。

    教堂里一片肃静,只听得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声,偶尔还有铁链的哐啷声。接着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忽然挪动身子,彼此挤紧,在正中让出一条路来。典狱长就从这条路走到教堂正当中全体犯人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仪式是这样的:司祭身穿一件样子古怪而行动不便的锦缎法衣,把碟子里的面包切成许多小块,放到一个葡萄酒杯子里,同时嘴里念着各种名字和祷词。诵经士不停地念各种斯拉夫语祷词,然后又同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唱歌。这些祷词本来都艰涩难懂,如今既念得快,又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祷词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福寿康宁。这种祈福的祷词大家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祷词一起念,时而单独念。此外,诵经士又念了几节《使徒行传》,声音那么古怪,紧张,简直一句也听不出来。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中的一段,倒念得很清楚。内容是说耶稣复活后在升天。坐到圣父右边以前,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从她身上驱除七个魔鬼,后来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万民传布福音,并声明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还能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好,还能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礼拜的要义据说是,司祭把面包切成小块,放到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那手法是这样的:司祭身穿碍手碍脚的口袋般锦缎法衣,从容不迫地高举起双臂,这样举着不动,然后跪下来,吻吻圣坛和上面的东西。不过关键性的仪式是司祭两手拿起一块餐巾,慢吞吞地在碟子和金杯上挥动着。据说,面包和葡萄酒就在这时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因此这很隆重。

    “最大的荣耀归于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司祭做完这些仪式,隔着隔板大声叫道。接着唱诗班就庄严地唱起来:荣耀理应归于童女马利亚,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她应该比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六翼天使得到更大的荣耀。于是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面包切成四份,先在酒里蘸了蘸,然后送进嘴里。大家认为,他这就是吃了,喝了一小口上帝身上的血。随后司祭撩开帘幕,推开中间的门,手拿金杯,从门里走出来,请想进圣餐的信徒也来吃喝泡在杯里的上帝的血肉。

    有几个孩子想进圣餐。

    司祭先问了每个孩子的姓名,然后用茶匙小心地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深深地送进每个孩子的嘴里。诵经士就当场给孩子们擦擦嘴,又快乐地歌唱孩子们吃上帝的身体,喝上帝的血。接着,司祭把杯子端到隔板后面,在那里喝干杯子里的血,吃完上帝的身体,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非常高兴,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但司祭存心安慰安慰不幸的囚犯们,就在通常礼拜之外增加一项特殊仪式,即:司祭站在那由十支蜡烛照亮的铸铁包金。黑脸黑臂的圣像-据认为就是刚才被吃掉的上帝-面前,用怪声怪气的假嗓又象唱又象念,添了下面一段后:

    “至亲至爱的耶稣哇!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哇!殉道者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哇!拯救我,我的救主耶稣,我的至美的耶稣,拯救找你的人,救主耶稣哇!饶恕我,全体圣徒,全体先知祷告中诞生的耶稣,我的救主耶稣哇!赐给我们天堂的快乐,爱人类的耶稣哇!”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换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照他的样子做了一遍。典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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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节阅读 20

    长。看守。囚犯都跪了下去。上边敞廊里脚镣的哐啷声格外响亮。

    “天使的创造者,万军之主。”他继续念道,”最最神妙的耶稣,天使们的惊奇,万能的耶稣,祖先的救主,至亲至爱的耶稣,族长们的赞美,最最光荣的耶稣,皇帝的后盾,至善的耶稣,预言的实现,最最奇妙的耶稣,殉道者的堡垒,最最温和的耶稣,修士们的喜悦,最最仁爱的耶稣,神父们的快乐,最最仁慈的耶稣,苦斋徒的克制,最最乐天的耶稣,圣徒们的欢乐,至洁的耶稣,童贞者的贞洁,万古永存的耶稣,罪人的救星,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最后总算念完了,又反复呼喊着”耶稣”,但声音越来越沙哑了。他一手稍稍提起绸里子的法衣,曲着一条腿,跪在地上叩头。唱诗班都唱着最后那句话:”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还哐啷发响。

    这项仪式持续了很久。总是以赞美词开始,以”饶恕我吧”结束。然后又是一套新的赞美词,最后以”阿利路亚”终结。犯人们画十字,跪下去,匍匐在地。开头每赞颂一次,犯人们就跪拜一次;后来隔一次跪拜,甚至隔两次跪拜。等到全部赞颂完毕,司祭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板后面去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剩下最后一项仪式,就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中央。首先是典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了吻十字架,然后是副典狱长,然后是看守们,最后是犯人们。犯人们互相拥挤,低声咒骂,走到司祭跟前。司祭一面跟典狱长谈话,一面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凑到犯人嘴边和鼻子旁,犯人们就竭力去吻十字架和同祭的手。这次专门为安慰和教训迷途弟兄而做的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四十

    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声嘶力竭地反复叨念和用种种古怪字眼颂扬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仅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以师尊自居的司祭使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亵渎法术,而且斩钉截铁地禁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师尊,禁止在教堂里祈祷,并叮嘱各人单独祈祷。他甚至禁止人们修建教堂,说要毁坏教堂,还说人们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而应该在心灵里和真理中祈祷。主要是他不但禁止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象这里所做的那样,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人亲吻的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他之所以上绞架,就是因为他禁止此刻这里所做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自以为是在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吃喝基督的血肉,不过并非因为他们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蛊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他们最大的幸福,使他们遭到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从前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身体,说许多空话会有益于灵魂,或者他真的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块肉。这类事是不足信的。他相信的只是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使他确立这种信心的,主要是十八年来他靠这种礼拜收入钱财,养家活口,让儿子读中学,送女儿进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信心比司祭更坚定,因为他压根儿忘记了这种教义的实质,只知道香火。追荐亡灵。诵经。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都有一定的价格,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乐意缴付,因此他叫喊”饶恕吧,饶恕吧”也好,唱赞美诗也好,念经也好,总是镇定沉着,满心相信非这样做不可,就象人家出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至于典狱长和看守,他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研究教义和教堂里各种圣礼的意义,但却相信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除此以外,他们还感觉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残酷的职务辩解,虽然这种感觉是隐隐约约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恐怕很难甚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拚命折磨人。典狱长天性善良,要不是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支持,他绝对不可能这样生活下去。就因为有了这种支持,他才能俨然挺直身子站在那里,又是跪拜,又是画十字,听到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就情绪激动,而在给孩子们授圣餐时,就走上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孩子,把他举得高高的。

    在犯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看透这类玩意儿纯属骗局,只是用来愚弄这一类信徒的把戏,因此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人却相信,这种包金的圣像。蜡烛。金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叼念的”至亲至爱的耶稣”和”饶恕吧”,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许多好处。虽然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想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在今世得到好处,结果却一无所得,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如愿,但大家还是坚信,失败是偶然的,这一套做法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同,总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对今世没有作用,对来世也一定会起作用。

    玛丝洛娃也这样相信。她在做礼拜时也象别人一样,产生一种又虔诚又厌烦的复杂心情。起初她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间,除了同牢的几个女伴以外,谁也看不见。后来,领圣餐的人往前走去,她跟费多霞也一起往前移动,于是就看见了典狱长,还看见典狱长后面的看守中间有一个矮小的农民,长着浅褐头发,留着淡白胡子。这人就是费多霞的丈夫。他正目不转睛地盯住妻子。玛丝洛娃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不断打量他,同时跟费多霞交头接耳地谈话,直到大家画十字和跪拜时,她才也跟着这样做。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一清早从家里出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赶着一辆大车在巷子里走,怪腔怪调地叫道:

    “卖牛奶,卖牛奶,卖牛奶!”

    昨晚下了第一场春雨。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一下子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花园里的桦树枝上布满了翠绿的绒毛,稠李和杨树抽出了芳香的细长叶子。住宅和商店都卸去了套窗,把窗子擦得干干净净。在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的旧货市场上,一座座货棚旁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群。有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得笔挺的长裤和背心,在市场上走来走去。

    小饭馆周围挤满了不上工的男人,他们穿着干净的腰部打褶的上衣和擦得发亮的皮靴;还有些女人,头上包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钉有玻璃珠的外套。警察挎着用黄丝带系住的手枪,站着岗,窥察什么地方有纠纷,好借此排遣他们难堪的无聊。在林荫道上,在一片新绿的草地上,孩子们和狗在奔跑嬉戏;保姆们兴致勃勃地坐在长凳上聊天。

    大街上,左半边路面没有照到阳光,还很潮湿阴凉,中间的路面已经干了。沉重的载货马车不停地在街上隆隆驶过,四轮轻便马车辘辘地行驶着,公共马车不断发出叮叮的响声。四面八方响起教堂错落有致的钟声,震得空气不住地颤抖,号召人们去参加和监狱教堂一样的礼拜。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向各自的教区走去。

    聂赫留朵夫所雇的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门口,而在通往监狱的路口停下。

    在这通往监狱的路口,在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手里多半拿着包袱。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屋,左边是一座两层的楼房,门口挂着招牌。用石块砌成的巨大监狱就在前面,但探监的人不得走近。一个持枪的哨兵走来走去,谁想从他身旁绕过,他就向谁吆喝。

    木屋小门旁边,在岗哨对面的右边长凳上坐着一个看守。他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来探监的人都走到他跟前,报了他们要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报了玛丝洛娃的姓名,穿制服的看守也记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

    “他们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放你们进去。”

    聂赫留朵夫走到探监的人群那里。人群中走出一个人,衣服褴褛,帽子揉皱,光脚上套着一双破鞋,脸上布满一道道伤痕,向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溜?”持枪的哨兵对他吆喝道。

    “你嚷嚷什么呀?”衣服褴褛的人全没被哨兵的吆喝吓倒,顶嘴说,然后走回来。”你不放,我等着就是。何必大声嚷嚷,倒象个将军似的。”

    人群发出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很寒酸,甚至破破烂烂,但也有一些男女衣着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旁边站着一个服饰讲究的男人,脸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显然是衬衣裤。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探监。那人回答说,他每星期日都来。他们就这样攀谈起来。原来他是银行的看门人,是来探望犯制造伪证罪的弟弟的。这人和蔼可亲,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给了聂赫留朵夫听,还想打听聂赫留朵夫的情况,但这时来了一辆橡胶轮胎的轻便马车,由一匹高大的良种黑马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小姐。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袱,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向他打听,可不可以散发施舍物(他带来的白面包),以及为此要办什么手续。

    “这是未婚妻要我来办的。她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爹妈要我们把东西散发给犯人。”

    “我也是头一次来,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问问那个人。”聂赫留朵夫说,指指身穿制服。手里拿着小本子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同大学生谈话的时候,正中开有小窗洞的监狱大铁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那个手拿小本子的看守就宣布探监开始。哨兵退到一边,所有探监的人都争先恐后,有的甚至跑步,纷纷向监狱大门涌去。站在门口的看守高声数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探监人:”十六,十七……”在监狱里面,另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个进入二道门的人,也在点数,目的是避免让任何探监的人留在狱里,也不致跑掉一个犯人。这个点数的看守,眼睛不看走过去的人,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看守这一拍起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屈辱,但他立刻想到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事。这种屈辱使他感到害臊。

    二道门里面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拱形大房间,房间里有几个不大的窗子,上面装着铁栅栏。在这个称为聚会厅的房子里,聂赫留朵夫怎么也没有料到,壁龛里竟会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像。

    “挂这个干什么?”他想,情不自觉地把耶稣像同自由人联系起来,却怎么也无法把他同囚犯联系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慢吞吞地走着,让急于探监的人走在前面。他百感交集,想到关在这里的恶人就感到不寒而栗,对昨天的男孩和卡秋莎那样的无辜者则满怀同情;而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又觉得胆怯和爱怜。他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听见看守在那一头说着些什么。但聂赫留朵夫心事重重,没有理会看守的话,继续往多数探监人走的方向走去,也就是走往男监,而不是他要去的女监。

    聂赫留朵夫让性急的人走在前头,自己最后一个走进会面的房间。他推开门,走进房间,首先使他吃惊的是一片喧闹声,那是由几百个人的叫嚷声汇合成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直到他走过去,看见房间被一道铁丝网隔成两半,人们象苍蝇钉在糖上那样紧贴在铁丝网上,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后墙上开有几个窗洞的房间,不是由一道铁丝网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而且铁丝网都是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上。有几个看守在这两道铁丝网之间来回监视。铁丝网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距离有三俄尺宽,因此双方不但无法私相授受什么东西,连要看清对方的脸都很困难,特别是近视眼。谈话也很困难,一定要拚命叫嚷,才能使对方听见。两边的人都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大家都想看清对方的脸,说出要说的话。大家都想让对方听见,但他们的声音相互干扰,因此大家都放开嗓门大叫,要压倒别人的声音。聂赫留朵夫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被这片大叫大嚷的喧闹声吓呆了。要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从脸部表情上判断他们在谈些什么,彼此是什么关系。聂赫留朵夫旁边有个扎头巾的老太婆,脸贴紧铁丝网,下巴哆嗦,正对一个脸色惨白。剃阴阳头的年轻人大声说话。那男犯扬起眉毛,皱紧眉头,用心听着她的话。老太婆旁边是一个穿农民外衣的年轻人,双手遮在耳朵后边,听一个面貌同他相象。脸色憔悴。胡子花白的男犯说话,不住地摇头。再过去一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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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节阅读 21

    人,挥动一条胳膊,一边叫嚷一边笑。他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手抱婴儿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上等羊毛头巾,放声痛哭,显然是第一次看到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囚衣,剃了阴阳头,戴着脚镣。这个女人后边站着同聂赫留朵夫谈过话的银行看门人,他正竭力向对面一个头上光秃。眼睛明亮的男犯叫嚷着。当聂赫留朵夫明白他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说话时,对规定并实行这套办法的人不由得产生了满腔愤恨。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可怕的状况,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亵渎,竟没有人感到屈辱。士兵也罢,典狱长也罢,探监的人也罢,囚犯也罢,都在这样做,仿佛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五分钟,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痛苦,觉得自己软弱无能,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其厌恶,难受得仿佛晕船一般。

    四十二

    “不过,该办的事还是要办。”聂赫留朵夫鼓励自己说,”可是该怎么办呢?”

    他用眼睛找寻长官。他看见一个佩军官肩章。留小胡子。身材瘦小的人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

    “先生,请问,女犯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同她们见面?”他非常紧张而又谦恭地问。

    “难道您要探望女监吗?”

    “是的,我希望同一个关在这里的女人见面。”聂赫留朵夫依旧那么紧张而谦恭地回答。

    “您刚才在聚会厅里就该这么说了。那么您要见什么人?”

    “我要见玛丝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典狱长问。

    “不,她只不过是……”

    “她怎么,判决了吗?”

    “是的,她前天判决了。”聂赫留朵夫恭顺地回答,生怕破坏这个似乎同情他的副典狱长的情绪。

    “既然您要探女监,那就请到这里来。”副典狱长说,显然从聂赫留朵夫的外表上看出为他效劳是值得的。”西多罗夫。”他吩咐胸前挂着几个奖章的留小胡子军士说,”把这位先生带到女监探望室去。”

    “是,长官。”

    这当儿,铁栅栏那边传来一阵令人心碎的痛哭声。

    聂赫留朵夫觉得一切都很古怪,而最古怪的是,他还得感激典狱长和看守长,感激在这座房子里干着种种暴行的人,还得认为他承受了他们的恩惠。

    看守长把聂赫留朵夫从男监探望室领到走廊里,随即打开对面的房门,又把他领进女监探望室。

    这个房间也象男监探望室一样,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三部分,但地方要小得多,来探监的人和囚犯也都少些,不过里面的喧闹声同男监一样。在两道铁丝网中间也有个长官在来回踱步。不过,这里的长官是一个女看守,也穿着制服,袖口上镶有丝绦,滚着蓝边,腰里也象男看守一样系一条宽腰带。两边铁丝网上,也象男监探望室一样,贴满了人:这边是穿着各式衣服的城里居民,那边是穿着白色囚衣或便服的女犯。整个铁丝网上都挤满了人。有人踮起脚,这样可以超过人家的头说话,使对方听得清楚些;有人坐在地板上同对方交谈。

    在所有女犯中间有一个女人特别显眼,她的叫嚷和模样也特别引人注意。这是一个头发蓬乱。身体瘦弱的吉卜赛女犯,头巾从她那鬈曲的头发上滑了下来。她站在铁丝网那边,挨近柱子,几乎就在房间中央,对一个身穿蓝上衣。腰里紧束着皮带的吉卜赛男人嚷着什么,同时迅速地做着手势。在吉卜赛男人旁边,蹲着一个士兵,正同一个女犯说话。再过去,站着一个穿树皮鞋的矮小农民,留着浅色胡子,脸涨得通红,显然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同他谈话的是一个头发浅黄。相貌好看的女犯。她用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瞅着对方。这就是费多霞和她的丈夫。他们旁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同一个披头散发的宽脸膛女人说话。再过去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他们各自都同对面的女犯说着话。在女犯中没见到玛丝洛娃。但在那一边,在那些女犯后面还站着一个女人。聂赫留朵夫立刻认出那个女人就是她,他的心怦怦直跳,气都快喘不上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他走到铁丝网旁边,认清了是她。她站在蓝眼睛的费多霞后面,笑眯眯地听她说话。她不象前天那样穿着囚袍,只穿着一件腰带紧束的白上衣,高耸着胸部。头巾里露出鬈曲的黑发,就象那天在法庭上一样。

    “马上就要摊牌了。”他暗自想。”我该怎么称呼她呢?也许她会自动过来吧?”

    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为她来的。

    “您要找谁?”那个在铁丝网中间踱步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说出口。

    “玛丝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叫道。

    四十三

    玛丝洛娃转过身,抬起头,挺起胸部,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温顺表情,走到铁栅栏跟前,从两个女犯中间挤过来,惊奇地盯着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

    她从衣衫上看出他是个有钱人,就嫣然一笑。

    “您找我吗?”她问,把她那张眼睛斜睨的笑盈盈的脸凑近铁栅栏。

    “我想见见……”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用”您”还是”你”,但随即决定用”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我想见见您……我……”

    “你别跟我罗唆了。”他旁边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道。”你到底拿过没有?”

    “对你说,人都快死了,你还要什么?”对面有一个人嚷道。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那副神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痛苦地皱起来。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叫起来,眯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来是……”

    “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说不下去,竭力控制住感情,免得哭出声来。

    “对你说,你去管闲事干什么……”这边有人喝道。

    “老天爷在上,我连知道都不知道。”那边有个女犯大声说。

    玛丝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气,完全认出他来了。

    “您好象是……但我不敢认。”玛丝洛娃眼睛不看他,叫道。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

    “我来是要请求你饶恕。”聂赫留朵夫大声说,但音调平淡得象背书一样。

    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感到害臊,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他立刻想到,要是他觉得羞耻,那倒是好事,因为他是可耻的。于是他高声说下去:

    “请你饶恕我,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他又叫道。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斜睨的目光盯住他不放。

    他再也说不下去,就离开铁栅栏,尽力忍住翻腾着的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来的副典狱长,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这时走了过来。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栅栏旁边,就问他为什么不同他要探望的女犯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涕,提起精神,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回答说:

    “隔着铁栅栏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副典狱长沉思了一下。

    “嗯,好吧,把她带到这儿来一下也行。”

    “马丽雅。卡尔洛夫娜!”他转身对女看守说。”把玛丝洛娃带到外边来。”

    过了一分钟,玛丝洛娃从边门走出来。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乌黑的鬈发也象前天那样一圈圈飘在额上;苍白而微肿的脸有点病态,但很可爱,而且十分镇定;她那双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在浮肿的眼皮下显得特别有神。

    “可以在这里谈话。”副典狱长说完就走开了。

    聂赫留朵夫走到靠墙的长凳旁边。

    玛丝洛娃困惑地瞧了瞧副典狱长,然后仿佛感到惊奇,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理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又停住,觉得喉咙哽住了,”过去的事既已无法挽回,那么现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您说说……”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不理他的话,径直问。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又象在瞧他,又象不在瞧他。

    “上帝呀!你帮助我,教教我该怎么办!”聂赫留朵夫望着她那张变丑的脸,暗自说。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在做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来?”

    “没有,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当时我根本没有看。”玛丝洛娃说。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脸红了。

    “赞美上帝,他当时就死了。”她气冲冲地简单回答,转过眼睛不去看他。

    “真的吗?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自己也病了,差一点也死掉。”玛丝洛娃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的?”

    “谁还会把一个怀孩子的女佣人留在家里呢?她们一发现这事,就把我赶出来了。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记得,全都忘了。那事早完了。”

    “不,没有完。我不能丢下您不管。哪怕到今天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全完了。”玛丝洛娃说。接着,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忽然瞟了他一眼,又嫌恶又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因此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最初一刹那,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想到了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的幸福降临而产生的。她感到痛苦,但她无法理解这事。她就照例把这些往事从头脑里驱除,竭力用堕落生活的种种迷雾把它遮住。此刻她就是这样做的。最初一刹那,她把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接着觉得太痛苦了,就不再这样做。现在这个衣冠楚楚。脸色红润。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另外一个人。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象她这样的女人,而象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就因为这个缘故,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到些好处。

    “那事早就完了。”她说。”如今我被判决,要去服苦役了。”

    她说出这句悲伤的话,嘴唇都哆嗦了。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我当然没有罪。我又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这儿大家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大家都说应该上诉,可是得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别舍不得花钱,得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象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些钱,要是您答应的话。不多……只要十个卢布就行。”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窘态毕露,伸手去掏皮夹子。

    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

    “当着他的面别给,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会被他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他心里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饱经风霜的浮肿的脸,以及那双妖媚的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这双眼睛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他的内心刹那间发生了动摇。

    昨晚迷惑过聂赫留朵夫的魔鬼,此刻又在他心里说话,又竭力阻止他思考该怎样行动,却让他去考虑他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怎样才能对他有利。

    “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了。”魔鬼说,”你只会把石头吊在自己脖子上,活活淹死,再也不能做什么对别人有益的事了。给她一些钱,把你身边所有的钱全给她,同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岂不更好?”他心里这样想。

    不过,他同时又感到,他的心灵里此刻正要完成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这会儿仿佛搁在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力气,就会向这边或者那边倾斜。他花了一点力气,向昨天感到存在于心灵里的上帝呼救。果然上帝立刻响应他。他决定此刻把所有的话全向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饶恕我,或者,什么时候能饶恕我。”他说,忽然对玛丝洛娃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说话,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一转身,她连忙把手伸过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

    ————

    分节阅读 22

    带里。

    “您的话真怪。”她鄙夷不屑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微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身上有一样东西,同他水火不相容,使她永远保持现在这种样子,并且不让他闯进她的内心世界。

    不过,说也奇怪,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他疏远她,反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力量,使他去同她接近。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应该在精神上唤醒她,这虽然极其艰难,但正因为困难就格外吸引他。他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其中不带丝毫私心。他对她毫无所求,只希望她不要象现在这样,希望她能觉醒,能恢复她的本性。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要明白,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当时你在巴诺伏的样子……”

    “何必提那些旧事。”她冷冷地说。

    “我记起这些事是为了要改正错误,赎我的罪,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开了头,本来还想说他要同她结婚,但接触到她的目光,发觉其中有一种粗野可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他不敢开口了。

    这时候,探监的人纷纷出去。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探望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待人家把她带回牢房。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时间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一只手。”我还要来的。”

    “话好象都已说过了……”

    她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同他握。

    “不,我要设法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同您见面,我还有些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的,那您就来吧。”她说着,露出一种要讨男人喜欢的媚笑。

    “您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哪!”聂赫留朵夫说。

    “真怪!”她又说了一遍,接着摇摇头,向铁栅栏那边走去。

    四十四

    第一次重逢的时候,聂赫留朵夫以为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要为她出力并且感到悔恨,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感动,一定又会恢复原来的面目。他万万没有料到,原来的那个卡秋莎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现在的玛丝洛娃。这使他感到又惊奇又恐惧。

    使他感到惊奇的,主要是玛丝洛娃不仅不以自己的身分为耻(不是指她囚犯的身分,当囚犯她是感到羞耻的,而是指她妓女的身分),而且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不过话也得说回来,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也就非如此不可。不论什么人,倘若要活动,必须自信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因此,一个人,不论地位怎样,他对人生必须具有这样的观点,使他觉得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

    通常人们总以为小偷。凶手。间谍。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卑贱,会感到羞耻。其实正好相反。凡是由命运安排或者自己造了孽而堕落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卑贱,他们对人生往往抱着这样的观点,仿佛他们的地位是正当的,高尚的。为了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总是本能地依附那些肯定他们对人生和所处地位的看法的人。但要是小偷夸耀他们的伎俩,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我们就会感到惊奇。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惊奇,无非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狭小,生活习气特殊,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不过,要是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他们的巧取豪夺;军事长官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血腥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力,也就是他们的强暴残忍,还不都是同一回事?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生活概念,看不出他们为了替自己的地位辩护而颠倒善恶,这无非因为他们的圈子比较大,人数比较多,而且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她的生活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她是个妓女,被判处服苦役,然而她也有她的世界观,而且凭这种世界观她能自我欣赏,甚至自命不凡。

    这个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不论年老年轻,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将军,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一例外,个个认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性交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因此,凡是男人,表面上都装作在为别的事忙碌,其实都一味渴望着这件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全都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在这十年中间,不论在什么地方,她都看见,一切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开始,到谨慎小心的监狱看守为止,个个都需要她。至于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她没有看到,对他们也不加注意。因此,照她看来,茫茫尘世无非是好色之徒聚居的渊蔽,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不择手段-欺骗。暴力。金钱。诡计-去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从这样的人生观出发,她不仅不是一个卑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珍重它,因为一旦抛弃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生活在人间的意义。为了不丧失自己的生活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具有同样人生观的人。她发觉聂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就加以抵制,因为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从而也就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她竭力避免回忆年轻时的事和她同聂赫留朵夫最初的关系。那些往事的回忆同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此已从她的记忆里抹掉,或者说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象蜜蜂把一窝螟虫(幼虫)封起来,免得它们糟蹋蜜蜂的全部劳动成果一样。因此,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来说已不是她一度以纯洁的感情爱过的人,而只是一个阔老爷。她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他,她和他只能维持她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

    “嗯,我没有能把主要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跟人群一起往出口处走去时想。”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同她结婚。尽管没有说,但我会这样做的。”

    门口的两个看守又用手逐个拍着探监的人,点着数,免得多放一个人出去,或者把一个人留在牢里。这一次他们拍聂赫留朵夫的背,聂赫留朵夫不仅没有生气,而且简直没有注意到。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退掉这座大住宅,解散佣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芬娜竭力说服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季以前改变生活方式,因为夏季谁也不要租大住宅,再说自己也总得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杂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过学生般简朴生活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家里不仅一切如旧,而且还紧张地忙起家务事来,把全部毛料和皮子衣服拿出来晾一晾,挂开来吹吹风,掸去灰尘。扫院子的人。他的下手。厨娘和柯尔尼都一齐忙碌着。他们先把军服。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穿过的古怪皮货晾晒在绳子上,然后把地毯和家具也都搬出去。扫院子人和他的下手卷起袖子,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膊,很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东西。个个房间都弥漫着樟脑味儿。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后来又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见那么多东西,而且都是毫无用处的,不禁感到惊讶。”保存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聂赫留朵夫想,”就在于让阿格拉芬娜。柯尔尼。扫院子的人。他的下手和厨娘有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

    “玛丝洛娃的事还未解决,暂时用不着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再说改变生活方式也实在困难。等她得到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那时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改变了。”在同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天,聂赫留朵夫乘马车去看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堂皇富丽,摆满高大的盆花,窗子上挂满精美的窗帘。总之,排场十分阔气,表明主人发了横财,因为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走进这座房子,在接待室里看到许多来访的人,好象医生的候诊室那样,大家无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阅消遣的画报,等待着接见。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儿一张很高的办公桌旁。他一眼认出聂赫留朵夫,走过来同他寒暄,并且说马上去报告律师。但不等律师助手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传出来响亮而热烈的交谈声。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脸色红润,留着浓密的小胡子,一身崭新,正同法纳林谈话。两人的神色表明,他们刚办完一件有利可图但不太正当的事。

    “是您自己造孽呀,老兄。”法纳林笑嘻嘻地说。

    “想进天堂,可就是罪孽深重,上天无门哪。”

    “行了,行了,这些我们知道。”

    两人都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瞥见聂赫留朵夫,说道。同时对出去的商人又点了一下头,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陈设庄重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下,竭力忍住因刚才得意的买卖而浮起的笑容。

    “谢谢,我为玛丝洛娃的案子而来。”

    “好,好,我们立刻来研究。哼,那些暴发户都是骗子手!”他说。”您看到刚才那个家伙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财。可他还说什么’上天无门哪’。哼,只要能从您身上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他就是用牙也要把它咬到手。”

    “他说’上天无门’,你就说’二十五卢布钞票’。”聂赫留朵夫想,对这个肆无忌惮的人感到按捺不住的憎恶。律师说话的腔调想表示,他同他聂赫留朵夫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那些委托他办案的和其他的人则属于另一个圈子,与他们截然不同。

    “嘿,他把我折腾得够苦的了,这混蛋!我真想散散心哪。”律师说,仿佛在为他没有立刻谈正经事辩护。”好好,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仔细审阅了案卷,可是就象屠格涅夫说的那样,’它的内容我不赞成’。那个该死的律师糟透了,没有给上诉留下任何余地。”

    “那您决定怎么办?”

    “等一下。告诉他。”律师转身对进来的助手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他认为行,很好;他认为不行,就拉倒。”

    “可他不同意。”

    “哼,那就拉倒。”律师说。他的脸色顿时由快乐亲善变得阴郁愤怒了。

    “有人说,律师都是白拿人家的钱的。”很快他恢复原来的快乐神色,又说,”前不久有个破产的债务人遭到诬告,我救了他。如今大家都纷纷找上门来。但每办一个案子我都得费尽心血。有位作家说,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留在墨水缸里,这话也适用于我们。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您感兴趣的这个案子吧。”他继续说,”情况很糟,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但还是可以试一试的。您看,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跳过那些乏味的套话,振振有词地念着正文:

    “谨呈刑事案上诉部,……。上诉事由,……。该案经某某等裁决,……,玛丝洛娃犯用毒药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根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判处该犯服苦役,……。”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显而易见,他虽然惯于长年累月办案,但此刻还是津津有味地念着自己写的状子。

    “‘此项判决是由严重破坏诉讼程序的错误造成的,’”他振振有词地继续念道,”‘理应给以撤销。第一,在开庭审讯时,斯梅里科夫内脏检查报告刚开始宣读,就被庭长所阻止。’这是一。”

    “不过,您也知道,这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呀。”聂赫留朵夫惊奇地说。

    “那没关系,辩护人也有理由要求宣读的。”

    “不过,说实话,宣读毫无必要。”

    “但这毕竟是个上诉理由哇。再有,’第二,玛丝洛娃的辩护人,’”律师继续念下去,”‘在发言时特意说明玛丝洛娃的人品,因此推理出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为庭长所阻挠,理由是辩护人这些话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根据枢密院多次指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品德和精神的关系至为重大,至少有利于裁定罪责。’这是二。”他瞅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继续说,”那家伙当时讲得糟透了,简直叫人摸不着头绪。”聂赫留朵夫感到越发惊奇,说:”那小子很笨,当然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法纳林笑着说:”但仍不失为一个理由。好吧,下面还有。’第三,庭长在总结时完全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八○一条第一款,没有向陪审员们解释,犯罪的概念是由什么法律因素构成的,也没有向他们说明,即使他们裁定玛丝洛娃对斯梅里科夫下毒事实的确凿,也无权根据她非蓄意谋害而认定她有罪,因此也不能裁定她犯有刑事罪。只是由于一种过失,一种疏忽,使商人出乎玛丝洛娃的意料死于非命。’这一点是主要的。”

    “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应该懂得。这是我们的过错。”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员们对法庭所提出的玛丝洛娃犯罪事件的答复,显然是矛盾的。玛丝洛娃被控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目的是谋财,因此她杀人的唯一动机是谋财。然而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否定玛丝洛娃有掠夺钱财和参与盗窃贵重财物的目的,由此可见他们本来就要否定被告有谋财害命的意图。但由于庭长总结不完善而引起误解,致使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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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节阅读 23

    审员们在答复中没有用恰当方式表明。因此对陪审员们的答复,必须援引《刑事诉讼法》第八一六和八○八条,即庭长应当向陪审员们解释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复,要求他们重新协商,就被告犯罪动机作出新的答复,’”法纳林读到这里停下来。

    “那么庭长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呢。”法纳林笑着说。

    “那么,枢密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要看,到时候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老废物了。”

    “怎么是老废物呢?”

    “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哇。嗯,就是这么一回事。接下去是这样的:’这样的裁决使法庭无权判定对玛丝洛娃刑事处分。对她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显然是严重破坏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wwwwww。bookdown书com网基于上述理由,谨呈请某某。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九条。第九一○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撤销原判,并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审理。’就是这样。凡是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不过恕我直言,成功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但话要说回来,关键在于枢密院里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人。要有熟人,您可以去奔走奔走。”

    “我认得一些人。”

    “那可得抓紧,否则他们都出去医治痔疮,就得等上三个月了……嗯,万一不成功,还可以向皇上告御状。这也要靠幕后活动。这方面我也愿意为您效劳,当然不是指幕后活动,而是指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

    “我的助手会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教,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望这人的许可证,可是监狱官员对我说,要在规定时间和地点以外探监,还得经省长批准。真的需要这个手续吗?”

    “我想是的。不过现在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可那人是个十足的笨蛋,您找他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您是说马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正在此时,一个长着狮子鼻。奇丑无比的黄瘦矮小女人快步闯进房间里来。她就是律师的妻子。显然她对自己的丑陋毫不在意,不仅打扮得与众不同,十分古怪-身上的衣服又是丝绒又是绸缎,颜色鹅黄加上碧绿,-而且她那稀疏的头发也卷过了。她得意洋洋地闯进接待室。和她同来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男人,脸色如土,满面笑容,身穿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条白领带。这是个作家,聂赫留朵夫认得他。

    “阿纳托里。”她推开门说,”你来。谢苗。伊凡内奇答应给我们朗诵他的诗,你可得念念迦尔逊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可是律师的妻子同丈夫低语了几句后,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对不起,公爵,我认得您,我想不用介绍了。我们有个文学晨会,请您光临指点。那一定挺有意思。阿纳托里朗诵得好极了。”

    “您瞧,我有多少杂差呀!”阿纳托里说。他摊开两手,笑嘻嘻地指指太太,表示无法抗拒这么一位的命令。

    聂赫留朵夫脸色忧郁而严肃,彬彬有礼地感谢律师太太的盛情邀请,但自己实在无暇而不能参加,接着便走进了接待室。

    “好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他走后,律师太太这样说他。

    在接待室里,律师助手交给聂赫留朵夫一份誉清的状子。谈到报酬问题,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定了一千卢布,并解释说他本来不接受这类案件,而这次是看在聂赫留朵夫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署,由谁出面?”聂赫留朵夫问。

    “可以由被告自己出面,要是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由他出面。”

    “不,我去一趟,叫她自己签个名。”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机会在预定日期之前见到玛丝洛娃他感到高兴。

    四十六

    到了规定时间监狱看守在走廊里吹响哨子。铁锁和铁门哐啷啷地响着,走廊门和牢房门纷纷打开,光脚板与棉鞋后跟一起发出啪哒啪哒与咯噔咯噔的响声。倒便桶的男犯在走廊里来回忙碌,弄得空气里充满恶臭。男女犯人都在洗脸,穿衣,然后到走廊里点名,点完名就去打开水冲茶。

    今天喝茶的时候,各个牢房里群情激愤,纷纷谈论着一件事,就是有两个男犯今天将受笞刑。其中有一个是年轻的店员瓦西里耶夫。他很有文化,由于醋劲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同监犯人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乐观。慷慨,且对长官态度强硬。他懂得法律,要求依法办事,长官因此不喜欢他。三星期前,有个看守殴打倒便桶的男犯,因为那个男犯把粪汁溅到他的新制服上。瓦西里耶夫为那个犯人抱不平,说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允许殴打犯人。”我要让你瞧瞧什么叫法律!”看守说罢把瓦西里耶夫臭骂了一顿。瓦西里耶夫就回敬他几句。看守于是想动手打他,瓦西里耶夫就抓住他的手,紧紧捏了三分钟光景,然后反拧着他的手让他转过身子,一下子把他推到门外。看守告到上边,典狱长下令把瓦匹里耶夫关进单身牢房。

    单身牢房是一排黑暗潮湿的仓房,外面上了锁。这种牢房又黑又冷,没有床,没有桌椅,关在里面的人只能在肮脏潮湿的泥地上坐着或者躺着,听任老鼠在周围或者身上跑来跑去,而那里的老鼠又特别多且大胆,因此在黑暗中连一块面包都无法保存。老鼠常常从囚犯手里抢面包吃,要是囚犯一动不动,它们就咬他们的身体。瓦西里耶夫不肯蹲单身牢房,因为他没有罪。几个看守硬把他拉过来。他拚命挣扎,另外两个男犯帮他从看守手里挣脱身子。看守们于是都跑过来,其中有个叫彼得罗夫的,以力气大出名。犯人们敌不过,一个个被推进单身牢房。省长立刻得到报告,说发生了一件类似暴动的事件。监狱里接到一纸公文,命令对两个主犯,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聂波姆尼亚西,各用树条鞭打三十下。

    这项刑罚将在女监探望室里执行。

    这事昨天傍晚全体囚犯就都听说了,因此各个牢房里的犯人便都纷纷议论着即将执行的刑罚。

    柯拉勃列娃。俏娘们。费多霞和玛丝洛娃挤坐在她们那个角落里,已经喝过伏特加,个个脸色通红,精神亢奋。现在玛丝洛娃手头经常有酒,她总是大方地请大伙一起喝。此刻她们正在喝茶,也在谈论这事。

    “难道是他闹事还是怎么的?”柯拉勃列娃说到瓦西里耶夫,同时用她坚固的牙齿一小块一小块地咬着糖。”他只是替同伴打抱不平罢了。如今谁也不兴打人哪。”

    “听说这人不错。”费多霞插嘴说,她抱着两条长辫子,没有扎头巾,坐在板铺对面的一块劈柴上。板铺上放着一把茶壶。

    “我说,这事得告诉他,玛丝洛娃大姐。”道口工说道。这里的他指的是聂赫留朵夫。

    “我会对他说的。他为了我什么事都会做。”玛丝洛娃笑吟吟地把头一晃,回答说。

    “可就是不知道他几时来。据说看守马上要去收拾他们了。”费多霞说。”可不得了!”她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有一次看见乡公所里揍一个庄稼汉。那天我公公让我去找乡长,我一到那里,抬头一看,他呀……”道口工就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来。

    道口工故事刚讲到一半,就被楼上走廊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打断了。

    女人们安静下来,留心听着。

    “他们来抓人了,那些魔鬼。”俏娘们说。”这下子会把他活活打死的。那些看守因为他总是不肯向他们低头,恨透他了。”

    楼上的响声又沉寂了。道口工继续讲她的故事,讲到他们在乡公所仓房里怎样毒打那个庄稼汉,吓得她魂不附体。俏娘们却说,谢格洛夫曾挨过鞭子,可是他一声不吭。随后费多霞把茶具收掉,柯拉勃列娃和道口工动手做针线活,玛丝洛娃则抱住双膝,坐在板铺上,感到十分无聊。她刚想躺下睡觉,女看守就跑过来,说有人探望她,要她到办公室去。

    “你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他。”玛丝洛娃正对着水银剥落一半的镜子整理头巾,明肖娃老婆子对她说,”火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不是我们放的。有一个工人也看到了,他不会昧着良心乱说的。你对他说,让他把米特里叫来。米特里会原原本本把这事讲给他听的。要不然也太不象话了,我们平白无故被关在这里,可那个坏蛋却霸占着人家的老婆,又在酒店里吃喝玩乐。”

    “真是无法无天!”柯拉勃列娃肯定地说。

    “我去说,我一定对他说。”玛丝洛娃回答。”要不,再喝一点壮壮胆也好。”她挤挤眼,补充说。

    柯拉勃列娃给她倒了半杯酒。玛丝洛娃一饮而尽,擦擦嘴,兴高采烈地又说了一遍”壮壮胆也好”,然后摇摇头,笑嘻嘻地跟着女看守沿长廊走去。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的门廊里已等了很久。

    他来到监狱,在大门口打了下铃,接着把检察官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

    “您要找谁?”

    “我要探望女犯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典狱长正在忙着呢。”

    “他在办公室里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里,在探望室里。”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觉得他的神色有些慌张。

    “难道今天是探监的日子吗?”

    “不,今天有一件很特殊的事。”他说。

    “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回头他出来,您自己跟他说吧。您先等一会儿。”

    这时,司务长从边门出来。他穿一身亮闪闪的丝绦制服,容光焕发,小胡子上满是烟草味,厉声对看守说:

    “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带到办公室去……”

    “他们对我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看到司务长也有点紧张,不禁感到纳闷。

    这时候,里边的一扇门打开了,彼得罗夫神情激动。满头大汗地走了出来。

    “这下子他准会记住了。”他转过身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说聂赫留朵夫在这里,彼得罗夫便不再作声,皱起眉头,从后门走掉了。

    “谁会记住?为什么他们都这样慌慌张张?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了个眼色?”聂赫留朵夫心里思忖着。

    “不能在这儿等,您请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刚要出去,典狱长正好从后门进来,神色比他的部下更加慌张。他不住地叹气,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转身对看守说:

    “费陀托夫,把五号女牢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去。”

    “您请到这里来。”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沿着陡峭的楼梯走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扇窗,放着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典狱长坐下来。

    “这差使真苦,真苦。”他一边对聂赫留朵夫说,一边掏出一支很粗的香烟来。

    “看样子您累了。”聂赫留朵夫说。

    “这差使我干够了,实在太痛苦了。我想减轻些他们的苦难,结果反而更糟。我真想早点离开。这差使真苦,真苦哇。”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什么事使典狱长感到特别苦,但他看出典狱长今天情绪非常沮丧,惹人怜悯。

    “是的,我看您是很痛苦的。”他说。”可您何必担任这种差使呢?”

    “我没有财产,可是得养家糊口。”

    “您既然觉得苦……”

    “嗯,老实跟您说,我还是尽我的努力做些好事,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要是换了别人,决不会这么办的。您看,这儿有两千多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真是谈何容易!得懂得怎么对付他们。他们也是人,也挺可怜的。可又不能放纵他们。”

    典狱长讲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几个男犯打架,结果弄出了人命。

    这当儿,看守领着玛丝洛娃进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玛丝洛娃走到门口,还没有看见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就看见她了。她脸色红红的,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来,摇头晃脑,不住地笑着。她一看见典狱长,脸上马上现出惊惶的神色盯住他,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脸上挂着微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这跟上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表现出来的活泼样子,感到有些奇怪。”律师写了个状子,您签个字,我们就把它送到彼得堡去。”

    “行,签个字也行。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走到桌子旁边。

    “可以在这里签字吗?”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你到这儿来,坐下。”典狱长说,”给你笔。你识字吗?”

    “以前识过。”她说,微笑着一边理理裙子和上衣袖子,一边坐到桌子旁边,用她有力的小手笨拙地握住笔,笑起来,又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他指点她该怎么签,签在什么地方。

    她拿起笔,用心在墨水缸里蘸了蘸,抖掉一滴墨水,在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

    分节阅读 24

    “没有别的事了?”她问,忽而望望聂赫留朵夫,忽而望望典狱长,随后把笔插在墨水缸里,接着又放在纸上。

    “有些话我要跟您说。”聂赫留朵夫接过她手里的笔,说。

    “好,您说吧。”她说着忽然好象想起了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脸色变得严肃了。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

    四十八

    带玛丝洛娃来的看守在离桌子稍远的窗台上坐下。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他不断在心中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说出他打算跟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话说出来。玛丝洛娃坐在桌子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屋子里光线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看清她的脸:眼睛边上已有鱼尾纹,嘴角也有了皱纹,眼皮浮肿。他见了越发怜悯她了。

    他把臂肘搁在桌上,身子凑近她。这样说话就不会让那个坐在窗台上。络腮胡子花白。脸型象犹太人的看守听见,而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说:

    “如果这个状子不管用,那就去告御状。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去办。”

    “唉,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蛋。他老是对我说肉麻的话。”她说着笑了,”要是当初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可现在呢?他们总是把大家都看成小偷。”

    “她今天好怪。”聂赫留朵夫想,刚要说出自己的心事,却又被她抢过话头。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那儿有个老婆子,人挺好。说实在的,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搞的,这样一个好老女人,竟然也坐牢,不但她坐牢,连她儿子也一起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犯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他们就坐了牢。她呀,说实在的,知道我跟您认识。”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转动脑袋,不时瞟聂赫留朵夫一眼,”她就说:’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原原本本讲给他听的。’那老婆子叫明肖娃。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说实在的,她真是个很不错的老婆子,分明是受了冤枉。好人儿,您就给她帮个忙吧。”玛丝洛娃说,抬眼瞧瞧他,又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来办,我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那么随便的态度,越来越感到惊奇。”但我有事要跟您谈谈。您还记得我那次对您说的话吗?”他说。

    “您说了好多话。上次您说了些什么呀?”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微笑,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是为了请求您的饶恕。”聂赫留朵夫说。

    “嘿,何必呢,老是饶恕饶恕的,用不着来那一套……您最好还是……”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光只是说说,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我决定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脸上顿时现出恐惧的神色。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愣了,又象在瞧他,又象不在瞧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玛丝洛娃愤愤地皱起眉头说。

    “在上帝面前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又弄出个上帝来了?您说的话总是让人不明白。上帝?什么上帝?咳,当初您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她说了这些话,又张开嘴,但没有再说下去。

    聂赫留朵夫这时闻到她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味,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请安静点儿。”他说。

    “我可用不着安静。你以为我醉了吗?我是有点儿醉,但我明白我在说什么。”玛丝洛娃突然急急地说,脸也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是个……您是老爷,是公爵,你不用来跟我惹麻烦,免得辱没你的身份。还是去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是一张红票子。”

    “不管你说得怎样尖刻,也不明白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低声说,”你不会懂得,我觉得我对你犯了太多的罪!……”

    “‘我觉得犯了太多的罪……’”玛丝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你并没有感觉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瞧,这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道。”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着说,”我说到一定会做到。”

    “可我敢说,你做不到!”玛丝洛娃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面说着,一面抚摸着她的手。

    “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尖声叫道,气得脸都变色了,从他手里抽出手来。”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玛丝洛娃继续说,迫不及待地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出来。”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她霍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走过来。

    “你闹什么呢!怎么可以这样……”

    “您就让她去吧。”聂赫留朵夫说。

    “叫她别太放肆了。”看守说。

    “不,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看守又走到窗子那边。

    玛丝洛娃垂下眼睛,将她那双小手的手指紧紧地交叉在了一起,又坐了下来。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的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和我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是您自己的事。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帮忙。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玛丝洛娃说。”唉,我当初为什么没死掉哇?”说到这里她伤心得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说不出话,玛丝洛娃的眼泪引得他也哭了起来。

    玛丝洛娃抬起眼睛,对他瞧了一眼,仿佛感到很惊奇似的,接着用头巾擦擦脸颊上的眼泪。

    这时看守又走了过来,提醒他们该分手了。玛丝洛娃便站了起来。

    “您今天有些激动。若是可能,我明天会再来。您再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再瞧一眼他,便跟着看守走了出去。

    “嘿,姑娘,这下子你要走运了。”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柯拉勃列娃就对她说。”看样子,他被你迷住了。趁他还来找你,你千万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人什么事都有办法。”

    “这倒是真的。”道口工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穷人连成亲夜晚也短,有钱人想什么有什么,要怎么办就准能办到。好姑娘,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体面人,他呀……”

    “怎么样,我的事你提了没有?”那个老婆子插嘴问道。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伴们的话,却在板铺上躺下来。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墙角。她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她的内心展开了痛苦的活动。聂赫留朵夫那番话使她回到了那个她因无法理解而对之满怀仇恨的世界。她在受尽了折磨后离开了那个地方。现在她已经无法把往事搁在一边,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而要清醒地生活下去又实在太痛苦了。到傍晚,她就又买了些酒,跟同伴们一起痛饮起来。

    四十九

    “唉,真没想到会这么糟,这么糟!”聂赫留朵夫边想,边走出监狱。直到现在,他才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罪孽。要不是他决心赎罪自新,他也不会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不仅如此,她也不会感觉到被他害到什么地步。直到现在,这一切才暴露无遗,使人触目惊心。直到现在,他才看到他怎样摧残了一个女人的心灵;她也才懂得他怎样伤害了她。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甚至对自己的忏悔都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非常可怕。他觉得再也不能把她抛开不管,但又无法想象他们的关系将会有怎样的结局。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挂满奖章的看守露出一副使人讨厌的媚相,鬼鬼祟祟地递给他一封信。

    “嗯,这信是一个女人写给阁下的……”他说着交给聂赫留朵夫一封信。

    “哪一个女人?”

    “您看了就会知道。是个女政治犯。我跟他们在一起。这事是她托我办的。这种事虽然犯禁,但从人道出发……”看守不自然地说。

    一个专管政治犯的看守,在监狱里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纳闷。他还不知道,这人既是看守又是密探。他接过信,一面走出监狱,一面看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老练,且不用旧体字母,内容如下:

    “听说您对一个刑事犯很关心,常到监狱里来看她。我很想同您见一次面。请您要求当局准许您同我见面。如果得到批准,我可以向您提供许多有关那个您关心的人以及我们小组的重要情况。感谢您的薇拉。”

    薇拉原是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偏僻乡村的女教师。有一次聂赫留朵夫和同伴去那里猎熊。这个女教师曾要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笔钱,以帮助她进高等学校念书。聂赫留朵夫给了她钱,事后就忘记了。现在才知道她是成为一个政治犯,关在这个监狱里。她大概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所以愿意替他效劳。当时一切事情都很简单,如今却变得那么复杂。聂赫留朵夫生动而愉快地回忆起,他同薇拉认识的经过。那是谢肉节之前发生在一个离铁路线六十俄里的偏僻乡村的事。那次打猎很顺手,打死了两头熊。他们正在吃饭,准备动身回家。这时,他们借宿的农家主人走来告诉他们,本地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要求见一见聂赫留朵夫公爵。

    “长得好看吗?”有人问。

    “嘿,住口!”聂赫留朵夫板起脸说,他从饭桌旁站起来,擦擦嘴,心里感到奇怪,助祭的女儿为什么要见他,随即走到主人屋里。

    屋子里有一个姑娘,他头戴毡帽,身穿皮外套,脸容消瘦,青筋毕露,相貌并不好看,只有一双眼睛和两道扬起的眉毛长得很美。

    “喏,薇拉。叶夫列莫夫娜,这位就是公爵。”上了年纪的女主人说,”你跟她谈谈吧。我走了。”

    “我能为您效劳吗?”聂赫留朵夫说。

    “我……我……您瞧,您有钱,可您把钱花在打猎这些无聊的事上,这我知道。”那个姑娘很难为情地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益的人,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因为什么也不懂。”

    她的一双眼睛诚恳而善良,脸上的神色既果断又胆怯,十分动人。聂赫留朵夫不由得设身处地替她着想-他有这样的习惯,-立即懂得了她的心情,很怜悯她。

    “可是我能为您出什么力呢?”

    “我是个教员,想进高等学校念书,可是进不去。倒不是人家下让进,人家是让我进的,可是要有钱。您愿意借我一笔钱吗?等我将来毕业了还您。我想,有钱人打熊,还给庄稼人喝酒,这样不好。他们何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就够了。您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她忽然怒气冲冲地说。

    “正好相反,我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这就去拿来。”聂赫留朵夫说。

    他走出屋子,看见他那个同伴正在门廊里偷听他们的谈话。他没有答理同伴的取笑,从皮夹子里取出钱,交给她。

    “您请收下,收下,不用谢。我应该谢谢您才是。”

    聂赫留朵夫此刻想起这一切,心里感到很高兴。他想到有个军官想拿那事当作桃色新闻取笑他,他差点儿同他吵架,而另一个同事为他说话,从此他同他更加要好,又想到那次打猎很顺手很快活,那天夜里回到火车站,他心里特别高兴。双马雪橇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一长串,无声地在林间狭路上飞驰。两边树木,高矮不一,中间杂着积雪累累的枞树。在黑暗中,红光一闪,有人点着一支香味扑鼻的纸烟。猎人奥西普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从这个雪橇跑到那个雪橇,讲起麋鹿怎样徘徊在深雪地上,啃着白杨树皮,又讲到熊怎样躲在密林的洞穴里睡觉,洞口冒着嘴里吐出来的热气。

    聂赫留朵夫想到这一切,想到自己当年身强力壮,无忧无虑,多么幸福。他鼓起胸膛,深深地呼吸着冰凉的空气。树枝上的积雪被马轭碰下来,撒在他脸上。他感到周身暖和,脸上凉快,心里没有忧虑,没有悔恨,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望。那时是多么快乐呀!如今呢?我的天,如今一切都是那么痛苦,那么艰难哪!……

    薇拉显然是个革命者,她由于革命活动而坐了牢。应该见见她,尤其是因为她答应帮他出主意,来改善玛丝洛娃的处境。

    五十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回想起昨天的种种事情,心里不由得感到害怕。

    不过,心里虽然害怕,他还是更坚强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开了头的事做下去。

    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走出家门,乘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要求准许他到牢房探望玛丝洛娃,以及玛丝洛娃要他去探望的明肖夫母子。此外他还想要求探望薇拉,因为她可能帮玛丝洛娃的忙。

    聂赫留朵夫在团里服役的时候就认识玛斯连尼科夫。玛斯连尼科夫当时任团的司库,忠心耿耿,奉公守法,除了

    ————

    分节阅读 25

    团里和皇室以外,天下什么事也不关心,什么事也不想过问。聂赫留朵夫发现,他现在已当上行政长官,他所管辖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省和省政府。他娶了一个既有钱又泼辣的女人,那女人逼他脱离军队,改任文职。她一会儿嘲弄他,一会儿又象对驯服的小猫小狗那样爱抚他。聂赫留朵夫去年冬天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但他觉得这对夫妻十分乏味,以后就再也没去过。

    玛斯连尼科夫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满面笑容。他的脸还是那样又胖又红,身材还是那样高大,衣服还是象在军队里一样讲究。以前他总是穿一身款式新颖的军装或者制服,干干净净,紧包着他的肩膀和胸膛;如今他穿着时髦的文职服装,也是那样紧包着肥胖的身子和宽阔的胸膛。今天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他们两人虽然年龄悬殊(玛斯连尼科夫已近四十岁了),但彼此还是不拘礼节,你我相称。

    “啊,你来了,真是太感谢了。到我太太那儿去吧。我此刻正好有十分钟的空,过后要去开会。我们的上司出门了。省里的事现在我在管。”他说着,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神色。

    “我有事找你帮忙。”

    “什么事啊?”玛斯连尼科夫仿佛一下子警惕起来,用惊恐而又有点严厉的音调说。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很关心(玛斯连尼科夫一听见’监狱’两个字,脸色变得更严厉了),我很想探望,但不是在普通探监室里,要在办公室里,并且不限于规定的日子,要多探望几次。听说这事要由你决定。”

    “行,老弟,我随时为你效劳。”玛斯连尼科夫说着,双手摸摸聂赫留朵夫的膝盖,好像要表示自己多么平易近人,”这可以,不过你也知道,我只是个临时皇帝。”

    “那么你能开一张证明给我,让我同她见面吗?”

    “你说的是一个女人?”

    “是的。”

    “那么她为什么事坐牢呢?”

    “毒死人命罪。但她是被错判的。”

    “你瞧,这就是所谓的公正审判,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不知怎的他夹着法语说。”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坚定不移地这样相信的。”他补充说,把他一年来从顽固的保守派报上看到的各种文章的相同观点说了出来。”我知道你是个自由派。”

    “我不知道我是自由派还是什么派。”聂赫留朵夫笑嘻嘻地说。他常常感到惊讶,为什么人家总是把他归到什么派,并且说他是个自由派,无非因为他主张在审判的时候,先要听完人家的话,在法庭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主张不该折磨人,拷打人,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判刑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派,我只知道现在的审判制度再糟也比以前好得多。”

    “那么,你请的律师是哪一个?”

    “我找过法纳林。”

    “嗨,法纳林!”玛斯连尼科夫皱着眉头说,回想起去年他在法庭上作证,法纳林曾经客客气气地捉弄他足足半小时,引得法庭上哄堂大笑。”我劝你别去跟他打交道,法纳林是个名誉扫地的人。”

    “我还有一件事要求你。”聂赫留朵夫无心听他的话,径自说:”有一个当教员的姑娘,是我老早就认识的。可怜的人,如今也在坐牢,她很想同我见面。你能不能再开一张条子,让我也去探望探望她?”

    玛斯连尼科夫稍稍侧着头,思忖着。

    “她是个政治犯吗?”

    “是的,据说是个政治犯。”

    “不瞒你说,凡是政治犯,只能同他们的家属见面,但我可以给你开一张特别通行证,哪儿都可以通用。我知道你是不会随意滥用的。你关心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薇拉?她长得美吗?”

    “长得很丑。”

    玛斯连尼科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走到桌子跟前,在一张印有头衔的信纸上写道:”准许来人-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会见在押小市民玛丝洛娃及医士薇拉,请洽办。”他写完信,潦草地签了名。

    “你将会看到那边的秩序是个什么样子。那边的秩序很难维持,因为关的人太多,特别罪犯太多,但我还是对他们加强管理。我喜爱这工作。你将会看到他们在那边过得很好,大家都很满意。就是要善于对付他们。前几天发生过一次麻烦,有人违抗命令。换了别人就会把它作为暴动来对待,好多人就会遭殃。可我们这里解决得很顺利。一方面得关心他们,另一方面又要对他们严加管理。”他说着,从浆得笔挺。扣着金钮扣的白衬衫袖子里伸出一只又白又胖的戴着绿松石戒指拳头,”要做到恩威并施。”

    “嗯,这一套我确实不知道。”聂赫留朵夫说,”那边我去过两次,感到难受极了。”

    “我老实告诉你,你得跟巴赛克伯爵夫人见一次面。”玛斯连尼科夫谈得起了劲,继续说,”她把全部心血都花在这项工作上。她做了许多好事。亏了她,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也亏了我,这儿才面目一新,消灭了以前种种可怕的现象,他们在那边确实过得不错。是的,你会看见的。至于法纳林,我同他没有私交,但就我的社会地位来说,我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但他的确是个坏人,他在法庭上竟然说出那样的话来,竟然说出那样的话来……”

    “好,谢谢你。”聂赫留朵夫接过通行证说。他听完这位老同事的话,就起身向他告辞了。

    “你不到我太太那儿去了?”

    “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嗯,那也没有办法。可她不会原谅我的。”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把老同事送到楼梯的第一个平台上。凡不是头等重要而是次等重要的客人,他总是送到这里为止。他把聂赫留朵夫也归到这一类客人里面。”不,还是请你去一下,哪怕只待一分钟也好。”

    但聂赫留朵夫主意已定。男仆和门房走到他跟前,把大衣和手杖递给他,他一边推开外面有警察站岗的大门,他回答玛斯连尼科夫说,他今天实在没有空。

    “好吧,那么星期四请您务必来。每逢星期四她招待客人。我会告诉她!”玛斯连尼科夫站在楼梯上,对他大声说。

    五十一

    从玛斯连尼科夫家出来,聂赫留朵夫乘车赶到监狱,向他熟悉的典狱长家里走去。象上次一样他又听到那架蹩脚钢琴的声音,不过今天弹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克莱曼蒂的练习曲,但也弹得异常有力。清晰。快速。开门的还是那个一只眼睛用纱布包着的侍女。她说上尉在家,然后把聂赫留朵夫带到小会客室。会客室里摆着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灯下垫着一块毛线织成的方巾,粉红色的纸灯罩有一角被烧焦了。不一会儿典狱长走进来,脸上现出惊讶和阴郁的神色。

    “请问有什么事吗?”他一面说,一面扣上制服中间的钮扣。

    “我刚才去见了副省长,这是许可证。”聂赫留朵夫把证件交给他,说,”我想看看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典狱长因琴声太响听不清楚,反问道。

    “玛丝洛娃。”

    “哦,有的!哦,有的!”

    典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那里传来克莱曼蒂练习曲的华彩乐段。

    “玛露霞,你就稍微停一下吧。”他说。,从口气里听出这种音乐已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大苦恼,”简直什么也听不见。”

    钢琴声停了。传来不知谁的不愉快的脚步声。有人往房门里望了一眼。

    典狱长仿佛因音乐停止而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淡味的粗烟卷,并且向聂赫留朵夫敬了一支。聂赫留朵夫谢绝了。

    “我很想见见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今天不便会客。”典狱长说。

    “为什么?”

    “没什么,这得怪您自己不好。”典狱长微微地笑着说。”公爵,您不要把钱直接交给她。要是您愿意,可以交给我。她的钱还是属于她的。您昨天一定给了她钱,她就又弄到了酒-这个恶习她怎么也戒不掉,-今天她喝得烂醉,醉得发酒疯了。”

    “真的吗?”

    “可不是,我只好采取严厉措施,把她搬到另一间牢房里。这女人本来倒也本份。您今后再别给她钱了。他们那些人都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清楚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心里又感到害怕。

    “那么,薇拉,那个政治犯,可以见见吗?”聂赫留朵夫沉默了一会儿,问。

    “嗯,这可以。”典狱长说。”哎,你来做什么。”他问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说,她正扭过头,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向父亲走来。”瞧你要摔跤了。”典狱长看见女孩眼睛不看地面向他这个做父亲的跑来,脚在地毯上绊了一下,就笑着说。

    “要是可以,我去看看她。”

    “好的,可以。”典狱长抱起那个一直盯住聂赫留朵夫瞧的小女孩说,接着站起身,温柔地把女孩放下,走到前厅。

    典狱长接过眼睛包纱布的侍女递给他的大衣,还没有穿好,就走出门去。克莱曼蒂练习曲的华彩乐段声又清楚地响了起来。

    “她原来在音乐学院里学琴,可是那边的教方法不对头。她这人倒是很有才气的。”典狱长一边下楼,一边说。”她想到音乐会上演出呢。”

    典狱长陪着聂赫留朵夫走到监狱门口。典狱长刚走近边门,那门就立刻开了。看守们都把手举到帽沿上,目送典狱长走过去。四个剃阴阳头的人,抬着满满的便桶,在前厅里遇见他们。那几个人一见典狱长,都弯下身子。其中一个身子弯得特别低,阴沉沉地皱起眉头,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有才能就应该培养,不应该被埋没,但是,不瞒您说,房子小,练琴招来了不少麻烦。”典狱长继续说,根本不理睬那些犯人。他拖着疲劳的步子,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会见室。

    “您想见谁呀?”典狱长问。

    “薇拉。”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会儿。”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不能先看看明肖夫母子俩?他们被指控犯了纵火罪。”

    “明肖夫关在二十一号牢房。行,可以把他们叫出来。”

    “我不能到明肖夫牢房里去看他吗?”

    “你们还是在这里见面安静些。”

    “不,我觉得还是在牢房里见面有意思。”

    “您居然觉得有意思!”

    这时候,衣着讲究的副典狱长从边门走出来。

    “好,您把公爵领到明肖夫牢房里。第二十一号牢房。”典狱长对副典狱长说,”然后把公爵带到办公室。我去把她叫来。她叫什么名字?”

    “薇拉。”聂赫留朵夫说。

    副典狱长是个青年军官,头发淡黄,好看的小胡子上涂过香油,周身散发出花露水的香味。

    “请吧。”他微笑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这地方感兴趣吗?”

    “是的,我对这个人也感兴趣。据说他被关在这里是完全冤枉的。”

    副典狱长耸耸肩膀。

    “是的,这种事是有的。”他若无其事地说,彬彬有礼地让客人走在前头,来到宽大而发臭的走廊里。”但有时他们也会撒谎。请。”

    牢房门都没有上锁。有几个男犯呆在走廊里。副典狱长向看守们点点头,眼睛瞟着犯人。那些犯人,有的身子紧贴着墙,溜回牢房里,有的双手贴住裤缝,象士兵那样目送长官走过去。副典狱长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走廊,把他领到由铁门隔开的左边一条走廊里。

    这条走廊比刚才那条更窄狭,更阴暗,更霉臭。走廊两边的牢房都上着锁。每个牢门上有个小洞,称为门眼,直径不到一寸。走廊里,除了一个满脸皱纹。神色忧郁的老看守,一个人也没有。

    “明肖夫在哪个牢房?”副典狱长问看守。

    “左边第八个。”

    五十二

    “可以看看里面吗?”聂赫留朵夫问。

    “请吧。”副典狱长笑容可掬地说,接着就向看守问起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凑近一个小洞往里看:牢房里有个高个子年轻人,只穿一套衬衣裤,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在快速地走来走去。他一听见门外的沙沙声,抬头看了看,皱起眉头,又继续踱步。

    聂赫留朵夫从另一个小洞往里望,他的眼睛正好与一只从里面望出来的恐惧的大眼睛相遇,他赶忙躲开。他凑近第三个小洞,看见床上躺着一个矮小个子的人,蜷缩着身子,用囚袍蒙住脑袋。第四个牢房里坐着一个阔脸的人,脸色苍白,低垂着头,臂肘支在膝盖上。这人一听见脚步声,就抬起头来,向前看了看。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大眼睛,现出万念俱灰的神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是谁在向他张望。不论谁来看他,他显然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聂赫留朵夫感到害怕,不再看其它牢房,就径直来到关押着明肖夫的第二十一号牢房。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肌肉发达的年轻人,长着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小撮胡子,站在床铺旁边。他现出恐惧的神色,慌忙穿上囚袍,眼睛盯着来人。特别使聂赫留朵夫感动的是他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又困惑又恐惧地瞧瞧他,又瞧瞧看守,再瞧瞧副典狱长,然后又回过来瞧瞧聂赫留朵夫。

    “喏,这位先生要了解一下你的案子。”

    “万分感谢。”

    “是的,有人给我讲了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走进牢房里,站在装有铁栅的肮脏窗子旁,说,”我很想听

    ————

    分节阅读 26

    您自己谈一谈。”

    明肖夫也走到窗前,马上讲起他的事来。他先是怯生生地瞧瞧副典狱长,随后胆子逐渐大起来。等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到走廊里去吩咐什么事,他就毫无顾虑了。从语言和姿态上看,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极其淳朴善良的农村小伙子。但在监狱里听一个身穿囚服的犯人亲口讲述,聂赫留朵夫觉得特别别扭。聂赫留朵夫边听边打量着铺草垫的低矮床铺。钉着粗铁条的窗子。涂抹得一塌胡涂的又潮又脏的墙壁,以及这个身穿囚鞋囚服。受尽折磨的不幸的人,他那痛苦的神色和身子,使聂赫留朵夫心里觉得越来越难受。他不愿相信,这个极其善良的人所讲的事情是真的。他想到一个人平白无故被抓起来,硬给套上囚服,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因为有人要恣意加以凌辱,他不禁感到心惊胆战。不过,想到如果这个相貌和善的人所讲的事只是欺骗和捏造,他就感到更加心惊胆战。事情是这样的: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就夺了他的妻子。他到处申诉告状。可是酒店老板买通了官府,官方就一直庇护他。有一次明肖夫把妻子硬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找。酒店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他进去的时候分明看见她在里面),喝令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就伙同一名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起火。明肖夫同他的母亲被指控放火,其实他当时正在他教父家里,根本不可能放火。

    “那你真的没放火吗?”

    “老爷,我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准是那混蛋自己放的火。据说,他刚刚保过火险。他却说我和我妈去过他家,还吓唬过他。不错,我那次确实把他大骂了一顿,我实在气不过。至于放火,我确实没有放过。再说,起火的时候,我也不在那里。他却硬说我和我妈在那里。他贪图保险费,自己放了火,还把罪名硬栽在我们头上。”

    “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起誓,这都是真的。您就算是我的亲爹吧!”他说着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把他拦住。”求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太冤枉了,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

    明肖夫的脸颊忽然抽搐起来,他哭了。接着他卷起囚袍袖子,用肮脏的衬衫袖子揉揉眼睛。

    “你们谈完了吗?”副典狱长问。

    “谈完了。那么您不要灰心,我一定努力想办法帮您。”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明肖夫站在门口,所以看守关上牢门时,那门正好撞在他身上。看守锁门的时候,明肖夫就从门上的小洞往外张望。

    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牢房门都敞着),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既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还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害臊。

    在一条走廊里,有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犯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作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在这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连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是这样,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暂不把他们送回去。您瞧,其他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批人。”

    “怎么,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道。

    一群人,大约有四十人左右,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立刻制止他们说:

    “让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高高的个儿,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驱逐和关押就因为没有身份证。其实他们是有身份证的,只是过期了两个礼拜。身份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有人因此坐牢,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泥瓦匠,在同一个作坊做工的。据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这又不能怪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求您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却没听清那个相貌端正的老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一只有许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在这个泥瓦匠的络腮胡子缝里爬着。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副典狱长说。

    副典狱长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个,也穿着囚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在这里受尽折磨的情况。

    “我们过得比狗还不如……”他说。

    “喂,喂,少说废话,闭嘴,不然要你知道……”

    “要我知道什么?”矮个不顾死活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

    “闭嘴!”长官一声吆喝,矮个不作声了。

    “为什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走出牢房,问着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几百双眼睛盯住他,他觉得简直象穿过一排用棍棒乱打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大批无辜的人关起来吗?”聂赫留朵夫同副典狱长一起走出长廊,问道。

    “那有什么办法?不过有许多话他们是胡说的。照他们说来,简直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不过,刚才那些人确实没有罪。”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教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上边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剥夺公民权的人不在其内。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种种情景,这才明白那时进行的就是那场刑罚。他心里觉得好奇,又感伤,又困惑。这种心情使他感到阵阵精神上的恶心,逐渐又变成近乎生理上的恶心。以前虽也有过这种感觉,但从没象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四下里张望,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了派人去叫薇拉。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他的事。

    “我这就叫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会儿。”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共有两间。第一间里有一个炉膛凸出。灰泥剥落的大壁炉和两扇肮脏的窗子。屋角立着一把给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另一个角落挂着一幅巨大的基督像,-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挂着这种像,仿佛是对基督教义的嘲弄。这个房间里站着几个看守。另一个房间里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有的几人一起,有的两人一对,低声交谈着。窗口放着一张写字台。

    典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在边上时一把椅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屋里的人。

    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一相貌好看的穿短上装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眉毛女人面前,情绪激动地对她说着话,打着手势。旁边坐着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拉住一个穿囚衣的年轻女人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对他讲着什么。一个念实科中学的男孩,脸上现出惊恐的神色,眼睛一直盯住那个老人。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情人。那姑娘年纪很轻,留着淡黄短头发,模样可爱,容光焕发,身穿一件时髦连衣裙。小伙子很漂亮,生得眉清目秀,头发鬈曲,身穿橡胶短上衣。他们两人坐在屋角窃窃私语,显然陶醉在爱情里。最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身穿黑色连衣裙,看样子是个母亲。她睁大一双眼睛,瞅着一个也穿橡胶上衣,看上去象害痨病的青年。她想说话,可是喉咙被哽住,刚开口,就说不下去了。那青年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怒气冲冲地不住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丰满。脸色红润的姑娘,相貌娇好,但生着一双暴眼睛,身穿灰色连衣裙,外加一件短披肩。她坐在啜泣的母亲旁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肩膀。这个姑娘十分完美:那白净的大手,鬈曲的短发,线条清楚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迷人的却是那双诚挚善良,象绵羊一般的深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一进去,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就从母亲的脸上移开,同他的目光相遇。但她立刻又转过头去,对母亲说了些什么。距那对情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头发蓬乱,脸色阴沉,正气愤地对一个象是阉割派教徒的没有胡子的探监人说话。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旁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忽然有个剃光头的男孩走到他跟前,尖声对他说:

    “您在等谁?”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话感到惊奇,他瞧了一眼男孩,见他脸色严肃老成,眼睛活泼有神,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的吗?”男孩子问。

    “不,不是。”聂赫留朵夫奇怪地回答。”那么,你是跟谁一起到这儿来的?”他问那孩子。

    “我跟妈妈在一起。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您把柯里亚带走。”典狱长说,大概觉得聂赫留朵夫同男孩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漂亮姑娘。她站起来,挺直高高的身子,迈着象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向聂赫留朵夫和男孩走去。

    “他问了您什么话?您是谁呀?”她问聂赫留朵夫,微微笑着,信任地瞧着他的眼睛,眼神那么坦率,看来她一定对谁都是这样朴实。亲切和友好。”他什么都想知道。”她说,对着男孩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男孩和聂赫留朵夫看见她的微笑也都忍不住笑了。

    “噢,他问我来找谁。”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不准跟外面人说话。这您是知道的。”典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用她白净的大手拉着一直盯住聂赫留朵夫看的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痨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是谁家的孩子?”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牢里生的。”典狱长带点得意的口气说,似乎这是监狱里少见的奇迹。

    “真的吗?”

    “真的,他不久就要跟他母亲去西伯利亚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典狱长耸耸肩膀回答道。”喏,薇拉来了。”

    五十五

    薇拉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头发剪得很短,长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步态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谈吧。”

    “没想到您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嘿,我倒觉得挺好!挺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睁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从又脏又皱的短袄领子里露出来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事业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而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讲这种事。可怜她,但绝不象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模糊思想。她分明认为自己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朋友,叫舒斯托娃,据她说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捕禁,她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求交游广阔的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她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薇拉讲到她自己的经历时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参加他们的活动。开始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一切都很顺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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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由于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其余的人也都被捕了。

    “我也被捕了,如今就要被流放……”她讲完了自己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我觉得不错,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她说着,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寓所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和宪兵来搜查,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破门而入,地下党中有人开了枪,一个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审问是谁开的枪,她就说是她开的,其实她一辈子没有拿过枪,连蜘蛛也没有弄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也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谢了她的好意,并说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做。

    五十六

    典狱长站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聂赫留朵夫同薇拉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聂赫留朵夫站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各位先生,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典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典狱长的要求使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更加紧张,他们都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有些仍坐着说话;有些在那里告别,哭泣。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激愤。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使他母亲更加悲伤。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着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意着她-站在哭泣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着注视对方的眼睛。

    “看,只有他们俩儿才开心。”穿短上衣的青年,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也象他那样冷眼旁观着,这时指着那对情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衣的小伙子和浅黄头发。面容可爱的姑娘-发觉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着,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监牢里结婚,然后那姑娘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我采取严厉措施。”典狱长再三说。”请吧,是的,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啊。我这是最后一次对你们说。”他没精打采地重复说,一会儿点上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那些纵容一些人欺凌另一些人而又无需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冠冕堂皇。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典狱长显然还是不能不承认,在造成这一屋子人痛苦上,他是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纷纷走散,犯人往里走,探监的人向外道门走。男人们,包括穿橡胶上衣的,患痨病的和皮肤黝黑。头发蓬乱的,都走了;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带着在狱里出生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都走了。戴蓝眼镜的老头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出去。

    “是的,这里的情况真怪。”那个健谈的青年跟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楼时说,仿佛他的话头刚被打断,需要继续说下去。”还得谢谢上尉,他真是个好心人,不死扣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过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根本不行。得一个一个分开来谈,还得隔一道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健谈青年一边谈,一边下楼。这时,典狱长带着疲劳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

    “您要见玛丝洛娃,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急急地走了出去。

    明肖夫无缘无故饱受煎熬,真是可怕。但可怕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他对那些无故折磨他的人的残忍,心里产生困惑,因此对善与上帝不再相信;可怕的是那几百个人没有一点儿罪,只因为身份证上有几个字不对,就受尽屈辱和苦难;可怕的是那些看守的麻木不仁,他们折磨同胞兄弟,还满以为是在做一件重大有益的工作。不过,聂赫留朵夫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年老体弱。心地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拆散人家的父子和母女,而他们都是亲骨肉,就同他和他的子女一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问着自己,同时精神上感到极度恶心,又逐渐发展成为生理上的恶心。他每次来到监狱都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找到。

    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明肖夫母子的案件讲给他听,请求他替他们辩护。律师听完聂赫留朵夫的介绍,说要看一看案卷,又说事情要是确实象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这是很可能的,-他愿意担任辩护,而且分文报酬不取。聂赫留朵夫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冤枉坐牢的事,并问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下,显然在考虑怎样作出正确的回答。

    “谁的过错?谁也没有过错。”他断然说。”您去对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对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总之,谁也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去。”

    “哼,这没有用。”律师笑嘻嘻地反对说,”那个家伙,是个……他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吧?……他呀,我不客气说一句,是个笨蛋,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记起玛斯连尼科夫讲过律师的坏话,于是一言不发,跟他告了别,坐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求玛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去;一件是解决那一百三十名囚犯因身份证过期而坐牢的事。去向一个他瞧不起的人求情,显然很难堪。但要达到目的,这是唯一的途径,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做。

    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玛斯连尼科夫家,远远看见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四轮弹簧马车,有轿车。他这才想起今天正好是玛斯连尼科夫夫人会客的日子,上次玛斯连尼科夫曾邀请他今天来他家。聂赫留朵夫到达公馆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一个帽子上钉有帽徽。身披短披肩的男仆正扶着一位太太走下台阶,准备上车。她提着长裙的下摆,脚穿便鞋,露出又黑又瘦的脚踝。聂赫留朵夫在停着的一排马车中认出柯察金家扯起篷的四轮马车。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马车夫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向他这位特别熟识的老爷致意。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问门房,主人在什么地方,玛斯连尼科夫就出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他正好送一位贵客出来,因为那人的身份很高,他就不是把他送到梯台上,而是一直送到楼下。这位显要的军界客人一边下楼,一边用法语说市里举办摸彩会,为孤儿院募捐。这是太太小姐们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她们既可以借此机会玩一番,又可以募捐到钱。”

    “让她们快活快活,愿上帝保佑她们……啊,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了?”客人向聂赫留朵夫招呼说。”您去向女主人问个好吧。柯察金一家也来了。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也来了。全市的美人都来了。”他一面说,一面微微耸起他那穿军服的肩膀,让他那个身着金绦制服的跟班替他穿上军大衣。”再见,老兄!”他又握了握玛斯连尼科夫的手。

    “哦,上去吧,你来我真高兴!”玛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尽管他身体肥胖,还是敏捷地把聂赫留朵夫带上楼去。

    玛斯连尼科夫所以特别兴奋,原因是那位显要人物对他另眼相看。玛斯连尼科夫在近卫军团供职,本来就接近皇室,经常同皇亲国戚交往,恶习就越来越厉害,上司的每次垂青总弄得玛斯连尼科夫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就象一只温顺的小狗得到主人拍打。抚弄和搔耳朵那样。它会摇摇尾巴,缩成一团,扭动身子,垂下耳朵,疯疯癫癫地乱转圈子。玛斯连尼科夫此刻正处在这种状态。他根本没有注意聂赫留朵夫脸上严肃的神色,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就硬把他拉进客厅里,聂赫留朵夫无法推辞,只得跟着他去。

    “正事以后再说。只要你吩咐,我一定全部照办。”玛斯连尼科夫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客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仆人说。那仆人就抢到他们前头,跑去通报。”你有事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但你一定得去看看我的太太。我上次没有带你去,挨过一顿骂了。”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通报了。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这位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这时淹没在长沙发周围的许多女帽和脑袋中间,满脸春风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致意。客厅另一头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具。有几位太太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站着几个男人,有军人,也有文官。男女喧闹的说话声从那边不断传来。

    “您到底来了!您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们来往啊?恐怕我们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用这样的话来迎接客人,表示她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非常亲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利亚夫斯卡雅太太,这位是契尔诺夫。请坐过来一点。

    “米西,您到我们这一桌来吧。茶会给您送过来的……还有您……”她对那个正在同米西谈话的军官说,显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请到这儿来。公爵,您用茶吗?”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就是不爱他嘛。”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只爱油煎包子。”

    “您老是说无聊的笑话。”另一个头戴高帽。身着绸缎。浑身珠光空气的太太笑着说。

    “太美了,这种华夫饼干,又薄又松。请再给我们一点。”

    “怎么样,您快走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特地跑来。”

    “春光可美啦,现在去乡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米西戴着帽子,身上那件深色条纹连衣裙紧裹着她那纤细的腰肢,没有一点皱褶,仿佛她生下来就穿着这样的衣裳,显得十分美丽。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情。”

    “您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呢。”她嘴里这么说,心里明白这是在撒谎,而且他也懂得这一层,因此她的脸更红了。

    “恐怕没有工夫了。”聂赫留朵夫冷冷地回答,竭力装作没有发觉她的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耸肩膀,转身去同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周旋。那军官从她手里接过一只空茶杯,精神抖擞地把它放到另一张桌上,弄得身上的军刀不断碰撞周围的椅子。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钱哪!”

    “我又没有拒绝,不过我想在摸彩会上让大家看看,我这人有多慷慨。到那时我一定要大显身手。”

    “嗨,那您可得记住哇!”接着又发出一阵装腔作势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过得很热闹,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更是兴高采烈。

    “小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小米卡就是指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小米卡可能有其他缺点,但您要知道,他这人心地真好。他待那些不幸的囚犯就象自己的孩子。他待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这人心地真好……”

    她停住了,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她丈夫的善良,-事实上,鞭打犯人的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接着她笑眯眯地招呼一个刚走进房来的满脸皱纹。头上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

    “那么,对不起,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哦,当然!你有什么事啊?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五十八

    “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缸。”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沮丧了。那种象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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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节阅读 28

    神色顿时消失得踪影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还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麻烦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紧抿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心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倒是会心发出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很俏皮。”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份证过期了,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又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忧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哇?”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儿罪,只因为身份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这就是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奇–書∧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心里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胖手熄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边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客厅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红了。

    “啊,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又非常激动,就象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利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未说什么,脸色忧郁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穿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粗鲁人作风。”

    “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仍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没有问题。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粗大的花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词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地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五十九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本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恰恰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象一条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则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出于生理原因,或者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则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决不会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异常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仍然准许他同她会面,但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以往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典狱长说,”见面是可以的,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同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这帮人就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什么也没说。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他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紧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

    “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的话……”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自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

    “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不仅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而恨他,不能饶恕他,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心平气和地再次拒绝他,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疑虑,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觉得说不下去了,也不作声。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突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在微笑的眼睛。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两手扶住膝盖,坐到铺板上。牢房里只有几个人: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婴儿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说吧!”她两手灵巧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或两个白面包。费多霞马上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费多霞,她那双明亮的浅蓝色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问”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说着她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到彼得堡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赞同说,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点儿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第 二 部

    玛丝洛娃的案子过两星期后可能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需要做好准备,现在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在那里他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那里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其中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帐房的关系,即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

    ————

    分节阅读 29

    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且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且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并被抛置脑后。他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并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作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并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但他却不能再维持现状,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虽并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到达库兹明斯科耶已中午时分。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身穿黄土布长外套小伙子,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同其它马车夫一样的习惯侧坐在驾驶座上,并喜欢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骖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主人,同他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拿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配三匹草黄大马的大马车,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好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什么事都办得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无论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着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发芽较晚的麻栎外都已披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于是他想到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这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帐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当地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都分给农民。通过查帐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是收割,打捆,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甚至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由雇来的农民耕种耕地以外的土地,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无视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也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召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协商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帐房出来,一面考虑着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美丽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作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想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下定了决心后,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悬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整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打开盖子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几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抽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准备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起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脑海里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自己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自己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一切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然后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品德?”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从打开的窗子里飘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低呤浅唱-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唇不断地哆嗦,简直象鸡鸣时的青蛙一般。于是恍惚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帐房派来侍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聚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拚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这样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绵绵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有的拄着拐杖,众人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讲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土地,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绵绵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大耳。体格强壮的人,也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老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愿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们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或者不相信他的话。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谁存心把它放过?我整天从早到晚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的中年农民说。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栏。”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栏!”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

    ————

    分节阅读 30

    年年在树林里偷树,均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重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则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农民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体弱多病。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嚷嚷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了。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计划和愿望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且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的树林,出售的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但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目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一直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置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一早来到巴诺伏。他的马车驶进庄园,使他触目惊心的,首先是全部建筑物特别是正房那种衰败荒凉的景象:原来的绿铁皮屋顶,因好久没有油漆,已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多半是被暴风雨掀起的。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的已被人撬走,主要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掉的地方。前门廊和后门廊都已朽烂倒塌,只剩下梁架。特别是后门廊,他记得尤其清楚。有几个窗子由于玻璃损坏已钉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还有厨房和马厩,都已破旧,色泽灰暗。唯独花园没有衰败,更加繁茂,枝叶扶疏,百花争妍;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盛开,白花花一片仿佛天上的浮云。编成篱笆的丁香也象十二年前一样盛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捉迷藏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摔了一跤,被荨麻刺伤了。当年索菲亚姑妈在正房旁边种的一棵小得象木橛子似的落叶松,如今已长大成材,枝条上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河水在两岸之间奔流,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地往下冲去。对岸草地上放牧着农家毛色斑驳的牛马。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笑吟吟地请他到帐房里去,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面,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将有什么特殊的事在等着他。隔板后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谈话,随后又沉默了。马车夫领到酒钱后,叮叮地把车赶出院子,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追去,她赤着脚,耳朵上挂着绒球当耳环。一个农民跟在她后面跑过,大靴子的铁钉在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坐在窗口,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从双扉小窗子里飘进来春天的清新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风轻轻地吹动他汗滋滋的额前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河上传来妇女们劈里啪啦的捣衣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飘荡在阳光灿烂的河面上。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声音。一只苍蝇从聂赫留朵夫耳边飞过,发出惊恐的响亮嗡嗡声。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年纪很轻。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也在这儿,在磨坊有节奏的喧闹声中,听河上的捣衣声;春风也是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前的头发和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而且也有这样的一只苍蝇惊恐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不仅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情景,忽然觉得自己象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转瞬间他感到无比惆怅,觉得象梦景一样不可能重现。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哪?”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是不是先到房子里看看,房子里我都收拾得干净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表上……”

    “不,以后再看,请您先告诉我,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

    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当然有,就住在村子里,我真拿她没办法。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年纪大了,妇道人家,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想讨好东家,同时满心相信东家看事情都同他一样。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看看她。”

    “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第三家。左边是一座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管家笑着说。

    “不用了,谢谢您,我自己找得着的。倒是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也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处理好土地的事情,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的农家姑娘。她正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的左胳膊则拚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时而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背有点驼的老太婆,挑着两只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象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炎热晴朗,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十分难闻的畜粪味,有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敞开的大门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见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点,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经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的畜粪,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脚穿树皮鞋,年轻的农民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把马赶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草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草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老头继续说,同时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清出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老头冷笑一声说。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但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每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一下吗?”聂赫留朵夫说着,穿过院子,从那已经铲除畜粪的地方走到用大叉翻过。冒出强烈气味儿的红棕色畜粪上。

    “当然可以,请吧。”老头说。他迅速迈动脚趾缝里冒出粪汁的两只光脚,跑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小屋的门。

    那两个农妇理好头巾,放下裙摆,露出好奇和恐惧的神情,瞧着袖口钉着金钮子的整洁的老爷走进来。

    两身穿粗布衫的小姑娘,从小屋里跑出来。聂赫留朵夫弯下腰,脱去帽子,进了门廊,接着又走进充满着食物酸味的肮脏小屋。小屋里放着两台织布机。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卷着袖子,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毕露的胳膊。

    “瞧,东家少爷看我们来了。”老头说。

    “哦,那太高兴了。”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热地说。

    “我要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您就瞧吧。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倒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房子挺不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大胆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晃动着脑袋,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

    “你们吃些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是面包下克瓦斯,第二道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笑着说。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今天你们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你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伙食吗?老爷,我看你这人太认真了。什么都想知道。我说过,面包下拌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婆娘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菜汤,吃完汤就是土豆。”

    “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呢,最多在汤里加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说,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门廊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怀抱婴儿的女人都挤在门口,瞅着这个察看庄稼人伙食的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同老爷周旋感到很得意。

    “是啊,老爷,我们真是糟得很。”老头说,”你们跑来干什么!”他回头又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了。”聂赫留朵夫说他,觉得又窘迫又羞愧,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多谢您来看望我们。”老头说。

    门廊里互相挤紧的人,给聂赫留朵夫让出一条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年纪大些的穿一件脏得要命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色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瞧了瞧他们。

    “你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问。

    “去找玛特廖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笑起来,而岁数大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哪一个玛特廖娜?是很老的那一个吗?”

    “对了,她很老了。”

    “哦—哦。”他拖长声音说。”那是谢梅尼哈,她住在村子尽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马怎么办?”

    “那不要紧!”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沿着街道往坡上走。

    聂赫留朵夫觉得同孩子们一起比同大人一起自在得多。一路上他同他们随便聊天。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再笑,而象那个大孩子一样懂事地说话。

    “那么,你们村里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谁家穷?米哈伊拉,谢苗。玛卡罗夫,还有玛尔法也穷得要命。”

    “还有阿尼霞,比她还要穷。阿尼霞连一头母牛都没有,他们在过讨饭的生活呢?”小费吉卡说。

    “她没有牛,但他们家总共才三个人,可玛尔法家有五个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可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哇。”穿粉红衬衫的男孩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人家玛尔法也同寡妇没什么两样。”大孩子接着说。”她丈夫不在家,同寡妇一样。”

    “她丈夫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蹲监牢,喂虱子。”大孩子用老百姓惯常的说法回答。

    “去年夏天他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被送去坐牢。”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补充说。”到如今都关了有五个多月了,他老婆在要饭,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仔仔细细地说。

    “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喏,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所房子说。房子前面有一个非常瘦小的淡黄头发男孩。那孩子生着一双罗圈腿,身子摇摇晃晃,站在聂赫留朵夫走着的那条小路上。

    “华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穿着脏得象沾满炉灰的布衫的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喊叫道。她神色惊惶地跑到聂赫留朵夫前面,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跑,好象怕聂赫留朵夫会欺负他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坐牢。

    “那么,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他们已经快走到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穷吗?她在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断然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打发走,自己走进门廊,进到屋子里。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要是高个子躺到炉子后面的床上,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了孩子,后来又生了病的。”玛特廖娜的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老婆子和她的孙女正在修理织布机。聂赫留朵夫进门时,头在门楣上撞了一下。另外两个孩子紧跟着他钻进小屋,小手抓住门框,站在他后面。

    “你找谁?”老婆子正因织布机出了毛病,心里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再说,她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婆子不再吭声,仔细对他瞧了瞧,他脸色顿时变了。

    “啊呀,我的主人儿,我这傻瓜可没认出您来呀,我还以为是什么过路人呢。”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哎哟,我的好老爷呀……”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打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后面站着一个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那娃娃十分虚弱,但一直笑嘻嘻的,头上戴着一顶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把拐杖给我!”老婆子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把门关上,听见没有!”

    孩子们一哄而散,抱娃娃的女人把房门关上。

    “我正在琢磨,这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是我们的心肝宝贝,百看不厌的美男子!”老婆子说。”您怎么光临我们这个穷地方了,也不嫌这儿脏。啊,您真象金刚钻一样好看!来吧,老爷,这儿坐,就坐在这个矮柜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擦擦矮柜。”我还以为是哪个鬼溜进来了,原来是东家,是好老爷,是恩人,是养活我们的好人。你可得原谅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臂肘,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讲起来:

    “老爷,你也见老了。想当年你真是棵鲜嫩鲜嫩的牛蒡。可是现在呢,简直认不出来了!你准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的,您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卡吉琳娜吗?怎么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怎么不记得,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流过多少眼泪!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作过孽?谁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法?年轻人嘛,就是这样的,再加上喝了咖啡红茶,就让魔鬼迷了心窍。要知道,魔鬼可厉害了。有什么办法呢!你又没有把她扔掉,你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可她干了什么呀?她就是没有头脑糊涂。她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会过日子了。她虽是我的外甥女,我得直说,这姑娘不走正道。我后来给她安排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不听话,竟然骂起东家来了。难道我们这类人可以骂老爷吗?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又到林务官家里干,日子本来也过得去,可她又不干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

    “当年为了那娃娃我费了不少心思,我的好老爷。她那时病得太厉害,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哎,做母亲的眼看就要死了,何必叫这小宝贝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把娃娃撂下不管,也不会给他吃,让他去死算了。可我想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还有几个钱,就打发人把他送去了。”

    “有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刚一送到,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女人。她是专干这个行当的。她叫玛拉尼雅,现在死了。这女人可聪明啦,干得挺灵巧!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养在家里,喂他吃。喂了一阵子,另外凑几个再送去。咳,我的好老爷!等凑满三四个,一起送去。她干这事可聪明了:先做一个大摇篮,好象双层床,上上下下都装娃娃。摇篮上还有把手。她就这样一下子装四个娃娃,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各在一边,免得相碰,这样一次就送走四个。她还用几个假奶头塞在娃娃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卡吉琳娜的娃娃就这么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的样子。那娃娃在她家里就生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娃娃了。长得跟您一模一样。”老太婆一只眼睛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弱?一定是喂得很差吧?”

    “哪里谈得上喂!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送到的时候活着就行。那女人说刚把他送到莫斯科,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就只打听到这些。

    聂赫留朵夫出来时在小屋的门楣上和门廊的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的。穿灰衬衫的。穿粉红衬衫的几个孩子都在门外等他。另外还有几个孩子也凑到他身边来。另有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包括那个不费劲地抱着头戴碎布小圆帽。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笑容,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明白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霞。”岁数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身招呼阿尼霞。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过活?”

    “怎么过活吗?要饭。”阿尼霞说着哭起来。

    模样象小老头的娃娃整个脸上浮起笑容,同时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还没有走出两步,另一个抱娃娃的女人就追上了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都诉说着自己的穷困,要求周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零钱都散发掉后,十分忧郁地走回家,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没有进房间,而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徘徊,回忆着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先是静悄悄的,但过了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传来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管家笑吟吟的平静声音。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你为什么还要扯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一个女人的愤怒声音说。

    “你要知道,它刚闯进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说,你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还害得我孩子没有牛奶吃!”

    “你得赔钱,或者做工来抵偿。”管家若无其事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厢房的台阶前。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要分娩了。管家身穿帆布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也站在门口台阶上。两个女人一看见东家,都不作声了,动手理理头上的头巾;管家从口袋里抽出手,脸上泛起了笑容。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常常故意把小牛甚至奶牛放到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捉住,被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罚每头奶牛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再三说,第一,她们的奶牛是偶然闯进来的,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她们即使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先立刻放还这两头牛,因为它们一早就在太阳底下曝晒,没有吃过一点饲料,正在那里可怜地哞哞叫。

    “我向你们提过多少次了。”管家一面笑嘻嘻地说,一面回头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要请他做见证似的,”要是你们回家吃午饭,一定得把牲口看好。”

    “我刚离开去看看我的娃娃,那些畜生就离开了。”

    “你既然在放牛,就不能随便走掉。”

    “那么叫谁去喂娃娃呢?总不能要你去喂奶吧。”

    “要是牲口真的踩坏了草场,那我们也没有话说,可是它只是刚跑进去。”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都被踩坏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一点干草都收不到。”

    “哎,别造孽了。”怀孕的女人叫道。”我的牲口从来没有被人捉住过。”

    “喏,这会儿可被捉住了,你要么罚款,要么做工抵偿。”

    “算了,做工就做工,你快把牛放了,别把它饿死了!”她恶狠狠地嚷道。”人家没日没夜地干。我婆婆生病。我丈夫只知道灌酒。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忙个没完,气力都用尽了。你还要逼人家做工,也不怕罪过!”

    聂赫留朵夫叫管家把牛放了,自己走到花园里继续想心事,但此时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觉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象这样清楚的问题人家怎么看不出,他自己又怎么这样长久一直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未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知道并经常提及,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而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渴望土地,由于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被卖到国外去,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礼帽。手杖。马车。青铜摆件等东西。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十分清楚,就象不放马到牧场上去吃草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光围墙里的草就会消瘦,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可怕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消灭,至少自己不能参与。”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他在最近一条桦树夹峙的小径上徘徊,同时想。”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讨论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唯独忽略这种切实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象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害臊。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他知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或用作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但在现行制度下是最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他回到房子里,看见管家笑得特别高兴,还请他吃午饭,还说什么他担心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球的侍女帮助下做的菜会煮得太烂,烤得太熟。

    还铺着一块粗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手巾代替餐巾。桌上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断,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一会儿伸出这条黑腿。一会儿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切成块,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吃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连毛都烤焦的公鸡。然后是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聂赫留朵夫还是吃了下去,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都忘记了。

    神色慌张。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每次上菜,管家的妻子总要从门缝向里张望,而管家则一直以他妻子的烹饪手艺而自鸣得意,笑得更欢了。

    饭后,聂赫留朵夫好容易使管家坐定下来。为了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对头,同时也想对人家说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似乎早就想到过这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其实他对这个方案可说是一窍不通。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现在聂赫留朵夫竟主张土地的全部收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管家满脸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开始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并且断定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他做管家的一定能从中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明白没有这样的可能时,他对方案就不再感兴趣,并且只是为了讨好东家,脸上才保持着笑容。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再理解他,就让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旁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吐出翠绿新叶的菩提树后面,蚊群飞进屋里,不住叮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帐房来,他决定亲自到集合农民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匆匆往村子里走去。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鼎沸,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交谈,并且象在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粗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院子里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也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清楚,农民也都是明白的,但这会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的,权柄在您手里。”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是村,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连眼睛都未抬,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象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由于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非得破产不可。”

    “用不着这一套。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还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自己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罗?”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轻轻。面色红润的赤脚农民说。这个农民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衣,弯着左胳膊,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象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他显然还没有改掉士兵的习惯,一听到口令,就好象中了催眠术。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气回答,竭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仿佛要把它奉送给愿意要的人。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想想吧。”聂赫留朵夫感到困感不解,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想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对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失望地回到帐房里。

    “我老实对您说吧,公爵。”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到一起的,这些老百姓顽固得很。开起会来,他们总是固执得要命,谁也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有顾虑。那些庄稼汉,白头发的也好,黑头发的也好,尽管不同意你的办法,可人都挺聪明。他们到帐房里来,你只要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管家笑嘻嘻地说,”一谈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活象一位大臣。可是一开会,就换了个人,咬定一点,死不改口……”

    “那么,能不能找几个最明白事理的农民来这里?”聂赫留朵夫说,”我想给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这个行。”管家笑嘻嘻地说。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一下。”

    “这都好办,我召集他们明天来就是了。”管家说,更加欢畅地笑了笑。

    “瞧,他这人真鬼!”一个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晃晃荡荡地骑着一匹肥马,对旁边那个身穿破旧老式长外衣。又老又瘦的庄稼汉说。那个庄稼汉所骑的马,腿上的铁绊索叮咚作响。

    这两个庄稼汉夜里到大路上放马,并无视他们的马溜到地主的树林里吃草。

    “‘你只要签个字,我就把土地白白送给你。’哼,他们捉弄咱们还不够吗!不成,老兄,办不到,如今我们也学乖了。”他接着说,同时叫唤一匹离群的周岁马驹。”小驹子,小驹子!”他想把马驹叫住,可是回头一看,马驹不在后面,而是往斜里闯到草场上去了。

    “瞧你这狗杂种,溜到东家草场上去了。”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听见那匹离群的马驹一面嘶鸣,一面在露珠滚滚。野草芳香的洼地上奔跑,踩得嚓嚓发响,叫嚷着。

    “你听见吗,草场上都长满杂草了,到了休息日得打发娘儿们到对分制田里去锄草。”穿破旧老式长外衣的瘦庄稼汉说,”要不然镰刀都会割坏的。”

    “他说’你签个字吧’。”胡子蓬乱的庄稼汉继续评论东家的话。”你一签字,他就会把你一口活活吞下肚子去。”

    “这话一点不错。”年纪老的那一个应和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听得坚硬的大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他们已把帐房收拾干净供他过夜。帐房里有一张高大的床,铺着鸭绒垫子,放着两个枕头,还有一条厚得卷不拢的大红双人被子,织得很细密,带有花纹,大概是管家妻子的嫁妆。管家请聂赫留朵夫吃中午剩下的饭菜,但被聂赫留朵夫谢绝了。管家对伙食的粗劣和条件简陋表示歉意,然后告辞,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农民们的拒绝并没有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丝毫困惑。正好相反,尽管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他的建议并再三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却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敌意,他却觉得心情平静而快乐。帐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户外,想到花园里去,可是一想到那个夜晚,想到侍女房间的窗户,想到后门廊,他就不愿再到那些被罪恶的往事玷污的地方去。他又坐在门廊里,吸着充满桦树嫩叶浓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花园,聆听磨坊汩汩的流水声。夜莺的鸣啭和门廊附近灌木丛里一只小鸟的单调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早已熄灭了。东方,在仓房后面,初升的月亮倾泻出一片银光。远处传来雷声,三分之一的天空被乌云遮住。空中的闪电越来越清楚地照亮鲜花盛开的花园和颓败的房子。夜莺和其他鸟类都停止了鸣叫。在磨坊的流水声中传来鹅的嘎嘎声。然后在村子里,在管家院子里,早醒的公鸡开始啼叫-每逢雷雨交加前夕的闷热夜晚,它们总是叫得特别早。俗话说:夜晚过得好,公鸡啼得早。对聂赫留朵夫来说,那个夜晚不止过得好。是个欢乐幸福的夜晚。他那时还是个单纯的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种种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他觉得现在不仅同当年一样快活,而且如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样幸福。他不仅记得,而且重新体验到,在十四岁那年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的真理。他还记得,小时候怎样伏在妈妈膝盖上,哭着向她告别,答应她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他还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为一切人谋幸福。

    这会儿,他也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受的诱惑:他留恋他的房子。树林。农庄和土地。如今他问自己:他是不是还舍不得那些东西?他甚至觉得奇怪,他居然会留恋那些东西。他想起白天见到的种种景象:那带着几个孩子而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他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树木而坐牢的;还有那荒唐的玛特廖娜,她居然认为或者至少口头上说,象她们那种女人理应充当东家的情妇;还有她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往育婴堂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样子象小老头。不住地苦笑的不幸孩子,因为吃不饱而奄奄一息;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劳累过度,没有看好饥饿的奶牛而被迫为他白白做工。他又想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和镣铐,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以及京城里全体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事情一清二楚,不容怀疑。

    一轮近乎圆满的明月从仓房后面升起,院子里布满了黑黑的阴影,破房子的铁皮屋顶都被照得闪闪发亮。

    一只夜莺沉默了一阵,似乎不愿辜负这皎洁的月光,又在花园里鸣啭起来。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决定今后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他想起他怎样被这些问题困扰,无法解决,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顾虑重重。现在他又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发现它们都很简单,不禁感到奇怪。所以变得简单,因为他现在不再考虑对他将有什么后果,甚至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而只考虑照道理应该怎么办。说也奇怪,应该为自己作些什么,他简直毫无主张,可是应该为别人作些什么,他却一清二楚。现在他明白,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保留土地是很自私的。他明白,不应该撇下卡秋莎,而应该帮助她,不惜任何代价向她赎罪。他明白,必须研究。分析。理解一切同审判和刑罚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看出一些别人没有看出的事。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他不知道,但他明白,不论是第一件事,亦或第二件事,还是第三件事,他都非做不可。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

    乌云逼近了。现在看见的已不是远处朦胧的电光,而是照亮整个院子。破屋和倒塌门廊的明亮闪电。雷声在头上隆隆震响。鸟雀都已停止鸣叫,但树叶却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吹到聂赫留朵夫坐着的门廊里,吹动了他的头发。大颗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屋顶。一道明晃晃的闪电照亮整个天空,刹那间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一声霹雳就在头上打响,接着空中隆隆地滚过一阵响雷。

    聂赫留朵夫走进屋里。

    “真的,真的。”他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两个姑妈?为什么尼科连卡死了,可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卡秋莎?我怎么会对她疯疯癫癫?为什么要发生那场战争?后来我怎么过起放荡的生活来?要理解这一切,理解主的全部事情,我无能为力。但执行深铭在我心灵里的主的意志,则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这样做,自然就心安理得。”

    滴滴答答的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雨水从屋顶上泻下来,哗哗地落到一个木桶里;闪电不时照亮院子和房屋,但不那么频繁了。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脱下衣服,躺到床上,但担心有臭虫,因为肮脏的破墙纸里很可能藏着臭虫。

    “是的,我不是东家而是仆人。”他这样想,心里感到高兴。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刚一熄灯,小虫就来咬他了。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有的是跳蚤。臭虫。肮脏……那有什么了不起,既然得受这种罪,我也受得了。”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他还是受不了这个罪。他起来坐到打开的窗口前,欣赏着渐渐远去的乌云和重新露面的月亮。

    聂赫留朵夫直到下半夜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庄稼汉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的苹果树下。管家安排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都是用木桩打进地里,再铺上木板搭成的。聂赫留朵夫和管家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农民戴上帽子,在板凳上坐下。那个退伍的士兵现在包着干净的包脚布,穿一双干净的树皮鞋,特别恭敬地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胸前,仿佛送丧一般。直到那个肩膀宽阔。相貌端正的老农戴上他的大帽子,紧了紧崭新的土布长外衣,走到长凳旁坐下,其余的人才学着他的样,戴上帽子,落坐了。这个老农留着花白的鬈曲大胡子,活象米开朗琪罗塑造的摩西,他那光秃的前额被太阳晒得发黑,周围生着花白的鬈发。

    等大家都坐好,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臂肘撑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张纸,他根据纸上的提纲开始说明他的方案。

    不知是因为今天农民少一些呢,还是因为聂赫留朵夫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只关心大家的事,今天他并不感到心慌意乱。他自然而然地主要对肩膀宽阔。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农说话,看他赞成还是反对。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估计错了。这个相貌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派的头,有时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摇摇头,但其实他并不太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往往要等别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重新解释一番,他才明白。倒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老头比较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几乎没有胡子,身穿一件打过补丁的土黄布紧身外衣,脚上套着一双后跟磨歪的旧皮靴。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砌炉匠。这个小老头飞速地动着眉毛,留神倾听,立刻把聂赫留朵夫的话翻译一遍。那个身材矮壮。留着雪白大胡子。一双机灵炯炯有神的眼睛的老头儿也很能领会他的话,并且找各种时机插几句嘴嘲弄东家,借此卖弄自己的小聪明。退伍士兵看样子也很懂事,可惜长期的士兵生活使他头脑迟钝,而士兵的习惯又使他讲起话来叫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事态度最认真的是那个声音低沉。鼻子很长。蓄有一小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树皮鞋,完全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不得已不开口。还有两个老头儿-一个就是昨天在会上坚决反对聂赫留朵夫一切建议的牙齿脱落的老头儿;另一个老头个儿很高,头发全白,相貌和善,瘸腿,两只瘦脚用雪白的包脚布裹着,外套一双农民靴子-几乎没有开过口,虽然一直很用心地听着。

    聂赫留朵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照我看。”他说,”土地不能买进,也不能卖出。如果可以买卖,那么有钱人就可以买进全部土地,他们就可以凭土地所有权任意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哪怕你在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向你收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能不能上天。”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头眼含笑意说。

    “这话说得不错。”长鼻子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是的,老爷。”退伍的士兵说。

    “有个婆娘给她的奶牛割了点儿草,就被抓起来,送去坐牢。”相貌和蔼的瘸腿老头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地又贵得要命;付了地租,本钱都不能捞回来。”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人家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比劳役制还糟。”

    “我同你们想的一样。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孽。因此我要把土地交出去。”聂赫留朵夫说。

    “嗯,这可是好事。”留摩西式鬈曲大胡子的老头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想出租土地。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就是要想一下,土地应该怎么分。”

    “把地交给庄稼汉,不就成了吗?”牙齿脱落。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句话含有怀疑他诚意的味道,乍一听来叫人很不舒服。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赶紧说完自己要说的话。

    “我是愿意交的。”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汉?还有,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这是邻近的一个村,那里份地很少。)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退伍士兵说了一句:

    “是的,老爷。”

    “那么,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倒说说,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牙齿脱落的老头儿说。

    “没有,皇上什么也没有说。这只是我说的: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出来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又怎么办?按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使人人满意。

    “到底怎样按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做佣人的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爷。”退伍士兵说,竭力想显出既快乐又有精神的样子。

    不过,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同意他的意见。

    “既然分,那就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想了想,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行。”聂赫留朵夫事先就准备好反驳意见。”要是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劳动的人,譬如老爷。官吏。听差。厨师。文书。所有的城里人,就都可以领到一份,他们可以把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又集中到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一小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人口增加,土地就更加分散。财主又能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爷。”退伍士兵赶快响应。

    “那就得禁止买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有地。”砌炉匠怒气冲冲地打断退伍士兵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说,谁在给自己耕种,谁在给别人耕种,很难区别。

    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这样打架就打不完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娘儿们肯定会彼此把眼珠都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贫,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能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粘土和砂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各省都要全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

    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不象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仅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谁敢拦着你?你作主就行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窘迫,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舞,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不错。”有几个人同声回答。

    “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谁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该这么办: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比较合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些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鬈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对,这话有理。行,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

    “他的头脑行。”肩膀宽阔。头发鬈曲的老头又说。”那个乔治!想出来的办法多好。”

    “那么,要是我希望弄到一块地,该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空地,您就自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没有地你也够饱的了。”眼睛含笑的老头说。

    会议到此结束。

    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告别了东家,心情激动地走了。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顾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的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取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但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的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俱。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如何舍不得放弃财产的感觉,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象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城,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新奇。傍晚,他穿过一片光亮的街灯,从火车站回到寓所。个个房间里都还有臭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都疲劳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而那些衣物的就在于挂出来晾一晾,透透风,再收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有被占用,但也没有收拾好。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十分不便,因此聂赫留朵夫这时回来,显然妨碍了出于奇怪的习惯而发生在这里。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觉得这种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十分反感。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衣物-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直到他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清理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配备家俱的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气很冷。在雷雨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很冷,风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伐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妇女。孩子。老人,他们的贫穷和困顿(他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是那个模样象小老头。乱蹬着两条细细的腿。一味苦笑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他经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肥头大耳。衣冠楚楚的老板,不禁感到惊奇,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乡下没有这样的人。这些老板显然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十分有益的活动。在城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背上钉有钮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饰丝绦制帽的看门人,头发鬈曲。身着围裙的侍女。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聂赫留朵夫发现这些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丧失了土地,因此被迫进城。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过起上等人的生活,并且洋洋自得。但有的在城里过的生活比乡下还不如,因此更显得可怜。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在地下室窗口干活的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还有那些洗衣女工也是挺可怜的,她们身体干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子里不断冒出带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也同样可怜,他们系着围裙,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晒得黑黑的筋脉毕露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摇摇晃晃,也是同样的脸色。那些衣衫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站在街角要饭的男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小饭店,从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脸色。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白衣服的堂倌正摇晃着身子,来回穿梭,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而神情呆滞的人,嘴里又嚷又唱。有一个人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眼睛呆呆地瞪着前方,坐在窗口仿佛在拚命回想什么事。

    “他们聚集在这儿想做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由寒风送来的灰尘和空气中新鲜油漆的刺鼻味儿。

    在一条街上,一队运铁器的货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追上了他,震得他脑袋和耳朵作痛。他加紧步伐,想赶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隆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慌忙停住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容光焕发,肤色红润,留着两端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涂过油。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开始感到很高兴。

    “啊!申包克!”他快活地说,但他立刻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就是当年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去过的申包克。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听说他尽管一身是债,从步兵团调到了骑兵队,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圈子里。证明这一点的是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气。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眼下我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把胸脯挺起来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饭馆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为什么事来这儿?”他问。

    “有事啊,老兄。关于监护的事。我现在当上监护人了。在管理萨玛诺夫的产业。说实在的,他是个财主。他得了脑软化症。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呢!”他神气活现地说,仿佛他自己拥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产业被糟蹋得厉害。土地全都租给了农民。可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就达八万多卢布。我去了一年就改变了局面,让东家增加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怎么样?”他洋洋得意地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听人说过,申包克因为败光了家产,还欠下一屁股债,这才通过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挥霍成性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就靠这种监护工作生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瞧着他那张容光焕发。胡子抹油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谈论哪家饭馆的菜好,吹嘘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

    “嗯,咱们究竟上哪儿去吃饭呢?”

    “我可没工夫。”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吗?”

    “不,我不去。”

    “去吧!我自己现在虽然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我也不能去吃晚饭。”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我送你去吗?”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是不是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说说!”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街上怎么说好呢!”

    “是的,是的,你一向是个怪人。那么赛马你去看吗?”

    “不,我没有时间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噢,生气,哪儿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包克问,忽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停滞,眉头皱起。显然他想回忆一件什么事。聂赫留朵夫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迟钝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窗口里惊奇地望见的那个皱起眉头。努起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是很冷的吧?”

    “是的,是的,很冷。”

    “我买的东西在你车上吗?”申包克转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遇见你真是愉快,真是愉快。”申包克说,接着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白麂皮手套的大手举到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照旧露出白得异样的牙齿笑了笑。

    “难道我原来也是个这样的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继续往律师家走去。”是的,原来我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很希望做个这样的人,这样过上一辈子。”

    十一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缺乏根据控告他们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为捞到一笔保险费自己放的。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是免费服务。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把它一下子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见皇上去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最高当局。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封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太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在礼拜日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这样的事难道真有吗?”

    “这并不奇怪?”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草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不错他们曾经是这样的人,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都可以。”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这样的法律天下真有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胆敢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会被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而且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会的。”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他们的恩德得被感谢。至于要剥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看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我家里吧。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这些问题了(奇*书*网-整*理*提*供)。”律师说”这些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我妻子您是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感觉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所谓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这些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他还觉得尽管现在他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则更大得多。

    十二

    到监狱的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从相貌看起来人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好象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洋洋得意。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式样别致,结构复杂。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溅满石灰浆的工人,象蚂蚁似的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斗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衣着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划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满货物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驶过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这样过日子是他们公认的。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不能胜任的重活还得在家里做;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象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并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不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它可不说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意义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说话了,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进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这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扔去,简直象刨花一样。人到处都挤满了。”

    “为什么这样多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象一个负伤未愈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把他的伤疤碰痛,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土地有多少,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待在城里。

    “老爷,我们乡下的地,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可是活不多,一会儿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地来种吗?”

    “如今租不着地了?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死死抓在手里。从他们手里你租不上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也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曾经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任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是挺好的。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碰上她。她搜刮起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

    十三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大门口拉了铃。他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情绪怎样,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不禁心神不定,精神紧张。他向出来开门的看守说明要见玛丝洛娃。看守回去打听了一下,告诉他玛丝洛娃现在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去了医院。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去,问明他要见什么人,就把他领到儿科病房。

    一个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的青年医生,在走廊里接见聂赫留朵夫,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对囚犯非常同情,因此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生发生冲突。他唯恐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违章要求,就表示他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病人,这里是儿科病房。”青年医生说。

    “我知道,不过这里有个是从监狱里调来担任助理护士的女人。”

    “对,这样的女人这儿有两个。您究竟有什么事?”

    “其中有个叫玛丝洛娃的,我同她是熟人。”聂赫留朵夫说,”我想见见她,我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我想把这东西交给她。里面只有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行,这个可以。”医生态度缓和下来说,接着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来。”您坐在这儿吗?到候诊室去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

    “还不错,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是很好的了。”医生说。”喏,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穿着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了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刷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不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了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一种新的表情在脸上出现了: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很旧的一张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扬起黑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奇地瞅了瞅他,仿佛在问这给她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里。

    “您的姨妈我在那里看到了。”聂赫留朵夫说。

    “看到了。”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辛苦吗?”

    “不,不算什么。可我还没有过习惯。”

    “我很替您高兴。与那边相比要好一些。”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呀?”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比那边的人好些。”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就去彼得堡。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并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那双斜睨的黑眼睛既象瞅着他的脸,又象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得够多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象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来的手,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想把她得意的神气竭力掩饰起来,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是她要考验我,或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无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仍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奇#書*網收集整理。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起来。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温暖充满心间。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倒。脖子上扎着绷带的一个男孩,正在休息,看见她差点儿跌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几个孩子被逗得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把饭拿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了,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当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之后,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快速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又从信封里把照片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了看照片,问道。”这难道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你难道看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看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完。她的活泼样儿突然消失了。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一条皱纹凹进去。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服苦役都比那儿强。”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的,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愤怒的眼泪好容易忍住,砰地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刚才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起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目前的处境,那边的生活也使她想起来了。-那种痛苦的生活,她当时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却不让自己去深入思量。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夜晚,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的她。她想起那天她穿着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红蝴蝶结,精疲力尽,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时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间歇,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粉刺的给小提琴伴奏的弹钢琴女人旁边坐下,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向她诉说。弹钢琴女人也诉说她处境的不幸,很想改变环境。这当儿,克拉拉也走到她们跟前。她们三人立刻决定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刚要走散,忽然听见有几个喝醉酒的客人在前厅喧闹。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也使劲又敲着琴键,弹奏卡德里尔舞曲第一节,用的是一首欢乐的俄罗斯歌曲。一个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矮小男人,满头大汗,酒气醺天,打着饱嗝,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到弹第二节时,他连燕尾服也脱掉。另外一个留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了克拉拉的腰。他们旋转,跳舞,叫嚷,喝酒,闹了好一阵……就这样,年复一年,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人怎么能不变!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顿时又涌上心头。她真想把他痛骂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对他说: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决不受他欺骗,不让他在精神上利用她,就象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也不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责备他,又是怜惜自己。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怒火。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厌恶同男人来往。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丝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与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事薇拉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诵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离开家人,流放高加索。其说是答应他们,不如说是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自从聂赫留朵夫上次访问玛斯连尼科夫,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他不是随便断定,而是全身心感觉到,他开始憎恶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憎恶那个为了确保少数人享福而迫使千万人受苦并且竭力加以掩盖的圈子。那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也看不到穷人的苦难,因此也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那个圈子里的人交往,不能不觉得厌恶,不能不责备自己。不过,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他的亲友也吸引着他。而主要是因为要办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事-帮助玛丝洛娃和他愿意帮助的其他一切受难者,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尽管那些人不仅无法使他尊敬,而且常常使他感到愤慨和蔑视。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住下。他的姨父做过大臣。他一到姨妈家,就落到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里。他很反感这样,但又无可奈何。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把姨妈得罪。而他知道姨妈交际广阔,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可能极有帮助。

    “啊,关于你,什么事我听到啦?真是太奇怪了。”姨妈等他一到马上请他喝咖啡,这样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你帮助罪犯,视察监狱,平反冤案。”

    “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那很好。不过,这里面好象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吧。嗯,你倒说说!”

    聂赫留朵夫把他同玛丝洛娃的往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爱伦对我说起过,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她们好象要你同她们的养女结婚。”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原来就是她吗?她现在还漂亮吗?”

    这位姨妈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很健谈。她的身材又高又胖,唇上有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她生气蓬勃和快活开朗的性格使他从小就受到影响。

    “不,姨妈,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再说她这辈子弄到如此地步,我更是罪责难逃。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力量替她奔走。”

    “可我怎么听人说你要同她结婚呢?”

    “是的,这样的想法我有过,可是她不愿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默默瞧了瞧外甥。她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高兴的样子。

    “嗯,她比你聪明。嘿,你可真是个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过那种营生,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更加愿意了。因为我是罪魁祸首。”

    “哼,你简直是个蠢货。”姨妈忍住笑说。”十足的蠢货,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她反复说,特别喜欢”蠢货”这个名词,因为她认为这个名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说来也真凑巧。”她说下去。”阿林办了个出色的抹大拉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恶心。我回来从头到脚都好好地洗了一遍。不过阿林办这事是真心真意的。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女人,交给她吧。要叫她们这批人改恶从善,再没有比阿林更有办法了。”

    “不过她被判服苦役了。我就是来替她奔走,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是这样!那么她的案子归哪里管呢?”

    “枢密院。”

    “枢密院吗?对了,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当承宣官。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天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不是德国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无奇不有,就是什么伊凡诺夫啦,谢苗诺夫啦,尼基丁啦,再不然就是什么伊凡宁科啦,西蒙宁科啦,尼基丁科啦,五花八门,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好吧,反正我对丈夫说一下就是了。他认识他们。他什么人都认识。我会对他说的。但你对他得交待清楚,我的话他总是听的。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什么也不明白。他这是存心装不懂。人家个个听得懂,就是他听不懂。”

    这时,一个穿长统袜的男仆端来一个银托盘,一封信在上面放着。

    “正好是阿林写来的信。这下子你就可以听见基泽维特的讲话了。”

    “基泽维特是什么人?”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晚上来吧。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死不改悔的罪犯听了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诚心忏悔。”

    不论这事有多怪,也不论这事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脾气多么格格不入,她却狂热地信奉基督教的精神关于赎罪那种学说。她常到宣传这种学说的聚会场所,有时还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这种风行一时的学说不仅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否定圣礼,但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却在每个房间里挂着圣像,甚至圣像连床头上都有,她还参与一切教会仪式,并不认为这同赎罪说有什么矛盾。

    “对了,应该让你的抹大拉听听他的讲道,她会皈依的。”伯爵夫人说。”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听听他的讲道。那是位出色的人物。”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来。那么,你倒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

    “在要塞那边?好,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到那边去找克里斯穆特男爵。他这人人品极好。你自己会知道的。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就是对死亡着了迷。不过,这也没关系。他这人心地不错。你在那边有什么事?”

    “我要求他们准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斯穆特管,它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我可不喜欢切尔维扬斯基这人,但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可以托托她,她肯为我出力的。她挺可爱。”

    “我再要为另一个女人求情。她坐了几个月牢,可是为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不会的,她自己一定知道为了什么。她们清楚得很。她们都是罪有应得,这批剃光头的家伙。”

    “是不是罪有应得我们不知道。可是她们在受罪。您是位基督徒,相信福音书,可是心肠这么硬……”

    “这可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讨厌就是讨厌。譬如说,我恨虚无党,特别是那些剪短头发的女虚无党,我假装喜欢他是不好的。”

    “您到底为什么恨她们呢?”

    “在出了三月一日事件以后,你还要问原因吗?”

    “那些女人又不是个个都参加了三月一日事件。”

    “还不是一样,闲事她们为什么要管?那又不是女人家的事。”

    “那么,为什么您认为玛丽爱特就可以过问那种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玛丽爱特吗?玛丽爱特是玛丽爱特。可是天知道她的路数是什么。一个轻薄的女人倒想教训起大家来了。”

    “不是教训人,只是想帮助老百姓。”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

    “不过,您要知道,老百姓穷得很。喏,我刚从乡下回来。农民干活干得累死累活,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这难道合理吗?”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受他姨妈善心的影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那你是不是要我也去做工而不吃饭呢?”

    “不,我不是要您不吃饭。”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由得笑了,”我只是要人人工作,个个有饭吃。”

    姨妈又拧紧眉头,垂下眼帘,又好奇地瞧着他。

    “我的好外甥,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说。

    “那是为什么呀?”

    这时候,一个身材很高。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里来。这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凑过刮得光光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几时来的?”

    接着,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哦,他这个人真是少见。”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丈夫说。”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光吃土豆过日子。十足的傻瓜是他,不过他求你的事,你还是帮他办一下吧。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她又说。”你有没有听到,据说卡敏斯卡雅伤心得不得了,大家怕她的命会保不住。”她对丈夫说,”最好你去看她一下。”

    “是吗,这太可怕了。”做丈夫的说。

    “好,你去同他谈谈,我要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她就对他叫道:

    “那么要给玛丽爱特写封信吗?”

    “劳驾您了,姨妈。”

    “那么我就在信纸上留一块空白,你自己把那个短头发女人的事写上去,玛丽爱特会叫她丈夫去办的。他一定会办的。你别以为我这人心眼儿坏。她们,就是那批受你保护的人,都很可恶,但我不希望她们倒霉。上帝保佑她们!你去吧。不过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的讲道。我们一块儿做祷告。只要你不反对,对你这是很有益外的。我知道,爱伦也好,你也好,在这方面都很落后。那么再见了。”

    十五

    察尔斯基伯爵是位退休大臣,对某些事情自己有不可改变的看法。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坚定相信,鸟儿天生要吃昆虫,要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同样,他生下来就该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该穿轻暖舒适的华贵衣服,该坐最快最稳的马车,因此都得为他准备好这一切。此外,察尔斯基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支取的现款越多,他获得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的交往越频繁,他就越满意。同这种基本宗旨相比,察尔斯基伯爵认为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都无所谓。本着这种信念,察尔斯基伯爵在彼得堡生活了四十年,活动了四十年,并在四十年届满时当上了大臣。

    察尔斯基伯爵谋得这种高位的主要条件是,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时可以装得十分自负,甚至使人感到高不可攀,威风凛凛,在另一种场合,却又可以卑躬屈膝,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处理上他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使人不觉得他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规范,对俄罗斯帝国或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益处还是极大害处,他都无所谓。

    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所有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和他的亲信极多),甚至一切局外人和他自己都深信,他是一个英明的治国之材。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却毫无政绩。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公文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只好退休。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鼠目寸光,不学无术,甚而刚愎自用。其实照他的程度只能勉强读懂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的确,他同那些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区别。这一层他自己也十分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他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公款,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讲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谁也不敢停止给他这些酬劳。他照旧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年年获得他所珍重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珐琅星章。这样,察尔斯基伯爵的交际就越发广阔了。

    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象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一定会竭尽气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帝,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透露的。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这件事他可能谈一谈。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关于他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冷酷无情,且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自己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把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稍稍减轻一下。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自怨自艾,对求情与否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这样做,他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但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受罪的不幸女人却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就不会再备受折磨。此外,他觉得向那批人求情往往言不由衷,因为他已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处身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入惯常的旧轨道,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笼罩这个圈子的轻浮罪恶的气氛。他在察尔斯基姨妈家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口吻。

    总的说来,久别的彼得堡仍旧对他起了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在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沿着洒过水的干净漂亮的街道,经过干净漂亮的房子,来到河滨玛丽爱特的房子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模仿英国人气派的马车夫,留着络腮胡子,穿着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驭座上。

    门房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打开通往门廊的大门。门廊里站着一个跟班,号衣更加干净,上面镶着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更加整齐好看。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刺刀。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拿出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拿起笔来写道:”来访未晤,甚以为憾。”他刚写到这里,跟班走到楼梯口,门房走到大门外,喝道:”来车!”勤务兵就挺身立正,两手贴住裤缝,用目光迎接从楼上下来的身材瘦小而步伐快得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太太。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戴崭新的黑手套,面纱遮在了脸上。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把面纱撩起,露出她那非常可爱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充满疑问地对他瞅了一眼。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公爵!”她用愉快动听的声音叫道。”我该认得……”

    “怎么,您连我的头衔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我跟我妹妹当年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唉,您的模样变化可真大。可惜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到楼上去吧。”她说着,犹豫地站住了。

    她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她非常伤心。”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跟波森决斗。他是独生子。真是可怕。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下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迈开轻快的步子向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他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回答说。”要知道,我有事找您。”他说着,眼睛却瞧着那对向门口走来的棕黄马。

    “什么事啊?”

    “喏,这是我姨妈的信,信上讲的就是那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递给她上面印有很大花体姓氏字母的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以为我在公事上可以左右丈夫。她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当然罗,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可以破一次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她说,用那只戴黑手套的小手摸索她的口袋,却没有找着。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可是她有病,吃了冤枉官司了。”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李迪雅。舒斯托娃。信上写了。”

    “好吧,我去试试。”她说,接着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马车,打开阳伞。跟班在驭座上坐下来,示意车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种母马就被缰绳拉住,仰起好看的头,站住,但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细腿。

    “您务必要来,且不光是为了办您那些事。”她说着嫣然一笑,而且很懂得这一笑的力量。接着,仿佛戏演完放下幕布,她把面纱放下。”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棕黄色母马喷着鼻子,蹄子得得地敲击着马路,飞奔而去,马车的新橡胶轮胎在道路坎坷的地方不时偶尔轻轻跳动一下。

    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把头摇了摇,对自己感到很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并不尊敬的人时,这样的感觉总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白走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在这次未必能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小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这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了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种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说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在自己名下把钱存上了-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一个学校也没有念完,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不少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改悔,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对父亲肆无忌惮地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在书房里沃尔夫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认为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着,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礼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每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必须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来。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故事。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教义信得入迷。而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便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我家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上桌,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拿出男子汉气概,为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们就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助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也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洋洋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的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迟早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象原来那样生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言语了。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厅里象开会似的摆着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玻璃水瓶在上面放着,那是给讲道的人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

    大门口停着许多华贵的马车。在摆设考究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假发在头上戴着,腰身勒得很细。在贵妇人中间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讲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致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怎样才能得救哇?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哇?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出来,他自己就更加激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精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相貌很象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捂住脸,跪在地上。

    口若悬河的讲道人忽然容光焕发,露出那种象演员表示高兴的可以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

    “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拯救。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用苦难,他用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他又流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贝……”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十八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正准备下楼,听差就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他说,如果玛丝洛娃一案枢密院即将审理,他愿意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同他掠身而过。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他听了微微一笑。

    “这三个枢密官正好是三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他在三人中间最有生气。”律师说。”希望也在他身上。那么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了?”

    “喏,今天我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是没有机会遇到他的。”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在说这个纯粹俄国姓和外国爵位时露出滑稽的口吻。”这是保罗皇帝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大概是个听差。他不知什么事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说:’封他为男爵吧,这是我的旨意,谁也不准拦着。’这样就冒出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来。他为此很得意。其实是个老滑头。”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嗯,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走吧。用车子我送您去。”

    临走以前,聂赫留朵夫在前厅里接到听差交给他的玛丽爱特的法文信。

    “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遵嘱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情。不久此人即可获释。丈夫已对该司令官发了手谕。那么,您就堂而皇之来看我吧。我等您。玛。”

    “这叫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被关了七个月,原来什么罪也没有。如今把她释放,也只需要一句话。”

    “这种事向来如此。嗯,至少您的愿望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容易解决,反而使我觉得不是滋味。请问:那里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追本溯源的好。我送您去吧。”律师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轿车来到门前。”您现在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是吗?”

    律师告诉车夫到什么地方。几匹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他的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出,步伐特别轻快。另外还有两位太太。

    “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洒脱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把姓名报了过去。

    “男爵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走进一个房门关着的房间,从那里领出一个身穿丧服。满脸泪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瘦削的手指放下随便卷起的面纱将泪痕掩饰。

    “请进!”青年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步态轻盈地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则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身穿礼服,快活地用眼睛瞧着前方。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双颊鲜红。胡子雪白的和蔼的脸立即浮出亲切的微笑。

    “见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过,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好吧,请坐,您说说,我能为您做什么事。是的,是的。”他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摇摇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说吧,说吧,我全明白。是的,是的,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提出上诉了?”

    “上诉书我已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我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向上奏明这个案子。”男爵说着,那张快乐的脸上竭力想装出怜悯的样子,但装不象。”这个案子很动人。看样子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使她嫌恶他,但过了一阵,他们又和好了……是的,我要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

    “察尔斯基伯爵说,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话音未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把上诉书送到办公室去吧,我将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这时候,青年官员又走了进来,显然有意卖弄着他那种潇洒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老弟,你在这儿会看到很多眼泪,要是能把大家的眼泪都擦干就好了!但也只能尽力而为。”

    那位太太走了进来。

    “我忘记求您,女儿可不能让他抛弃,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我不是说过我会尽力而为吗?”

    “男爵,看在上帝份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虔诚地吻了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

    等那位太太走了,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一定尽力去做。我们要同司法部商量一下。他们会给我们答复的。到那时我们再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间,穿过办公室。象在枢密院那样,他在这个漂漂亮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漂亮亮的官员,个个整齐清洁,彬彬有礼,服装端庄大方,说话严肃清楚。

    “为什么这种人这样多,真是多得要命!他们的身子都保养得这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都多么干净,他们的靴子又擦得多么亮。他们靠的是谁?别说同囚犯比,就是同乡下人比,他们也显得多么阔绰优裕呀!”聂赫留朵夫又不由自主去想。

    十九

    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他一生有卓著战功,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钮扣孔里挂一个白十字章。据说现在他头脑已糊涂了。这枚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是他在高加索服务时获得的。当时他统率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人。后来他在波兰服务时,又驱使俄国农民犯下种种罪行,为此他又获得了勋章和军服上新的饰品。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如今他已是个龙钟的老人,但获得了这个重要职位,再加一座好房子。一笔可观的年俸和尊贵的地位。上司的各种命令他认真执行,对派给他的任务特别卖力。他非常重视上司的命令,认为天下万事都可以改变,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

    这一切老将军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触动他的良心,就象雷击和洪水等天灾造成的苦难不会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一切都是执行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意的。老将军也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容许他考虑,免得在执行时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规定的职责,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囚犯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都不动声色地听着,对他们的要求总是置之不理,认为这些要求都是非法的。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老将军寓所,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钟声奏出《荣耀归于上帝》的乐曲,然后敲了两下。聂赫留朵夫听着这钟声,不禁回想起十二月党人的笔记,其中谈到这种每小时响一次的可爱音乐怎样打动终身囚徒的心。聂赫留朵夫来到的时候,老将军正坐在阴暗的会客室里,挨着一张嵌花小桌,跟一个年轻人一起在纸上转动一个小碟。那年轻人是他一个部下的弟弟,是个画家。画家潮润的细弱手指嵌在老将军皮肤发皱。瘦骨嶙峋的僵硬手指中。这两只合在一起的手一起按住一个倒扣的茶碟,茶碟在那张写有全部字母的纸上转动。那个茶碟正在解答将军的问题:人死后灵魂怎样才能相互认识?

    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名片进来的时候,贞德的灵魂正在通过茶碟说话。贞德的灵魂刚用一个个字母拼成的字句说:”他们相互认识是……”这几个字刚记下来。勤务兵一进来,茶碟刚拼完”通过”两字,正在滑来滑去转动。茶碟所以这样游移不定,老将军认为是由于下一个字应该是”清”,也就是贞德要说,人的灵魂只有通过清除一切尘世杂念,相互才能认识。画家却认为下一个字应该是”灵”,即贞德的灵魂将说,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的光。老将军阴郁地拧紧两条浓密的白眉毛,盯住茶碟上面的两只手,拚命把茶碟往拼成”清”的字母上推,但却以为那是茶碟自己在移动。脸色苍白的年轻画家则把稀疏的头发撩到耳朵后面,一双暗淡无神的浅蓝眼睛瞧着会客室里阴暗的角落,神经质地动着嘴唇,努力把茶碟往拼成”灵”的字母那里推。老将军因为手头的事被打断而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会儿,接过名片,戴上夹鼻眼镜,因为他的粗腰作痛哼了一声,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揉揉发麻的手指。

    “请他到书房里去。”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来弄完他吧。”画家站起来说。”我觉得灵魂还在这儿。”

    “好的,您把它弄完吧。”老将军果断而严厉地说,迈开僵直的腿,刚毅而均匀地大步朝书房走去。”欢迎,欢迎!”将军用粗糙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写字台旁那张圈椅请他坐。”到彼得堡好长时间了吗?”

    聂赫留朵夫说来了没多久。

    “令堂大人,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妈妈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太遗憾了。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了。”

    将军的儿子象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就进侦察局工作,并为这个差事洋洋得意。管理暗探是他的工作。

    “是啊,我跟令尊同过事。我们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怎么样,您在担任什么差事吗?”

    “不,我没有担任什么差事。”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麻烦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如果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但这件事我不得不来麻烦您。”

    “什么事啊?”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话,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侧着头,眯缝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根本不在思考,对聂赫留朵夫的问题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回答。他只是在闭目养神,根本没想什么。

    “这件事,老实说,我做不了主。”他歇了一会儿说。”探监的问题,最高当局有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可以同意。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无事生非罢了。”

    “不过,他们处境是这么艰难的,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消磨时间哪。”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老是诉苦。”将军说。”我们可知道他们。”他谈到他们就象谈到一群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服,这在监狱里是少见的。”将军继续说。

    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就详详细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各项舒服条件,仿佛他们的宗旨就是为囚犯安排舒适的居留地。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经常吃三道菜,而且总是有肉吃: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礼拜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点心。啊,上帝保佑,但愿每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伙食!”

    将军也象一切老年人那样,一旦遇到他要强调的事,总会唠唠叨叨讲上好几遍。此刻他只不过想证明,那些囚犯都是贪得无厌,不知感恩的。

    “我们给他们提供宗教书籍,还有旧杂志。在我们图书馆里合适的书有的是,可是难得去翻阅。开头他们似乎还感兴趣,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没有人问津。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有,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发给他们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而且可以擦掉再写。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完全安定下来了。只是开头有点烦躁,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十分安静。”将军说,根本没想到他的话其实是多么残酷。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数太多。他打了打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就劝告聂赫留朵夫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高尚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个)都是皇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罢了。

    “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当好差。”

    办事员瘦小而结实,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有关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是不会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挤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并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的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老弟,请勿见怪,我这是爱护您才说这些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打交道。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可了解他们了。”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对这一点确实毫不怀疑,倒不是因为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不这样想,他就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位可敬的英雄,无法心安理得地过优裕的生活,而变成为一个出卖过良心。到晚年还在出卖良心的泼皮。”您最好还是去担任些差事。”他继续说。”皇上需要正直的人……祖国也需要正直的人。”他补充说。”嗯,要是我们这些人都象您那样不当差,这怎么能行呢?叫谁来干呢?我们动不动就批评现在的制度,可自己又不愿帮政府的忙。”

    聂赫留朵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腰,又回到会客室里。画家已把贞德灵魂的答复记录下来,正在那里等候将军。老将军戴上夹鼻眼镜,念道:”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来的光。”

    “啊。”将军闭上眼睛,怀疑地说,”要是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认得清楚呢?”他问,又在小桌旁坐下来,手指同画家的手指夹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这时正好驶出大门。

    “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

    “是的,很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和涅瓦河上被小舟与轮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波浪。

    二十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下来。房间里有一个留着银白长发的小老头,穿着短上衣和灰长裤,样子象个家长。他的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跟班。

    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候,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律师,马上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乘机打量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十五个人来旁听,其中两个是女的: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比较多,主要是新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穿着漂亮的制服的民事执行吏,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哪一个案子要办。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大橱的门这时候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里面出来,已经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胸前挂满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活像一只大鸟。

    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使小老头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慌忙匆匆走到入口处对面的一扇门里。

    “这位就是,德高望重的贝。”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又介绍同行与他认识,然后讲起当前即将审理的是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唯一的区别是枢密官面前桌上铺的不是绿呢,而是镶有金边的深红色丝绒。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机关的标志:守法镜。圣像。皇帝御像等,这里一一齐备。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都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枢密官也那样纷纷走进法庭,也那样在高背扶手椅上坐下,也那样用臂肘支在桌上,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噘起嘴唇,用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接着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就是那个样子象家长的小老头,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体形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的年轻人。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还立刻认出他是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双方已有六年未见面。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对了,您本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聚精会神倾听着案情报告,低声说。

    原来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改变地方法院的判决,现在开庭就是审理对高等法院裁定的上诉。

    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着,竭力想弄明白目前开审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象在地方法庭上一样,使他理解不了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讲的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些枝节琐事。这个案子涉及报上一篇揭发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的文章。问题的关键在于股份公司董事长有没有真的侵占股东利益,他的侵占行为怎样才能制止。可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谈到。他们谈论的只是按照法律,报纸发行人有没有在报上刊登小品文的权利而已。发表了小品文,又是犯了什么罪,是诽谤还是诬蔑,是诽谤中含有诬蔑,还是诬蔑中含有诽谤。此外还涉及某个总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决议,这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

    聂赫留朵夫只理解了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此刻在报告时却显然有意偏袒被告,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裁定。谢列宁呢,一反向来的稳重作风,用意料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意见。一向老成持重的谢列宁如此愤激,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其中却是有原因的。原来谢列宁无意中得知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沃尔夫几乎就在临开庭之前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此刻沃尔夫在报告案情,虽然措辞十分慎重,但分明是在偏袒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火冒三丈,就用异常愤激的口气痛加驳斥。他的话显然触犯了沃尔夫:他面红耳赤,身子哆嗦,惊讶的神气默默地装出来,带着威风凛凛而又深受冒犯的样子跟其他几个枢密官一起向议事室走去。

    “请问,哪一个案子你来办?”等枢密官们一走,民事执行吏又问法纳林。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是办玛丝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对,对,这个案子今天要审理。不过……”

    “不过怎么样?”律师问。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不公开辩论了,因此枢密官先生在宣布案子的裁定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但我可以去通报……”

    “怎么去通报?……”

    “我会去通报的。”在纸上民事执行吏又记了些什么。

    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诽谤案的裁定后,不再离开议事室,在那里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其他案子,包括玛丝洛娃一案在内。

    二十一

    枢密官们在议事室里刚围桌坐下,沃尔夫就滔滔不绝地说出必须撤销本案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尼基丁为人一向刻薄,今天心情更是格外恶劣。在审案的时候,听着案情报告,他就有了主意。此刻他坐在那里听沃尔夫发言,心里却在想自己的事。他在回想昨天写在备忘录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垂涎已久的一个肥缺,没有委派给他,却委派给了维梁诺夫。尼基丁深信,凡是在他任职期间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一二等文官,他对他们的评述将成为重要历史文献。他昨天写了一章备忘录,猛烈抨击几个一二等文官,说他们阻挠他拯救俄国,而他却要使俄国避免被当今那些统治者所摧毁。事实上,他们只是阻挠他领取更多的薪俸罢了。此刻他正在思考,怎样使子孙后代对这些事有个全新的认识。

    “是啊,那当然。”他回答沃尔夫说,其实他根本就没听沃尔夫说什么。

    贝脸色忧郁地听着沃尔夫的话,同时在面前的一张纸上画着花环。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忠心耿耿地捍卫六十年代的传统,即使有时放弃严格的公正立场,那也只是为了偏袒自由派。因此当前审理这个案子,除了提出控诉的董事长是个卑鄙的人之外,贝之所以主张驳回上诉,还因为控告报馆人员犯诽谤罪,就是对新闻自由压制。等沃尔夫报告完毕,贝就撂下没有画完的花环,将闷闷不乐的神色露出-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象这样起码的常识还要他多费口舌,-用温柔悦耳的声音,简单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低下白发苍苍的头,继续把花环画完。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坐在沃尔夫对面,不停地用粗手指把上下胡子塞进嘴里咀嚼。等到贝的话音一落,他就不再咀嚼胡子,用尖厉刺耳的声音说,虽然董事长是个坏蛋,如果有法律根据,他还是主张撤销原判,但既然没有法律根据,那他就只有支持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他借此机会对沃尔夫挖苦了一番。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这样被否决了。

    沃尔夫很不高兴,特别是因为他那种不正当的偏袒行为似乎被揭穿了。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翻开由他报告的玛丝洛娃案的卷宗,用心阅读。枢密官们这时打了打铃,叫人送茶来,又纷纷谈起与卡敏斯基决斗案同时轰动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长的案子,他触犯刑法第九九五条,遭到揭发检举。

    “太下流了!”贝不胜嫌恶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图书资料里找出一位德国作家的文章给您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事不算犯罪,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拚命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揉皱的香烟,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

    “那不可能。”贝说。

    “我可以拿给您看。”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还说出出版年份和地点。

    “据说他已被调到西伯利亚某城当省长去了。”尼基丁说。

    “太好了。主教准会举着十字架去迎接他。应该找一个同他一样的主教。我倒可以推荐一个给他们。”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着,把烟蒂丢进茶碟,然后又竭力把上下胡子都塞到嘴里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时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啊。”沃尔夫说,”倒是一件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就这事谈了一阵,吸足烟,喝够茶,然后回到法庭,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接着开始审理玛丝洛娃案。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子详细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又不很公正,明显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有什么您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身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措辞庄重而准确,逐条证明法庭有六点背离了法律规定。此外他还扼要提了一下本案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令人发指。法纳林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他的口气仿佛是在表示歉意,因为他相信所坚持的理由,诸位枢密官凭他们明察秋毫的目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更透彻地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的要求罢了。法纳林这番话似乎使人觉得,枢密院无疑会撤销原判。法纳林发言完毕后,得意洋洋地微微一笑。聂赫留朵夫望望律师,看见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不过,他向枢密官们瞅了一眼,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人在笑,一人在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都没有笑,也没有得意的神色,却露出厌烦的神色,象是在说:”你们这种人发言我们听得多了,毫无意思。”直到律师发言完毕,不再耽搁他们了,他们才感到满意。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转身对副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要求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又纷纷起立,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意见有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并且根据他的正确理解,给同事们生动地描摹了当时开庭的情景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经过。尼基丁照例主张严格从事,恪守官样文章,反对撤销原判。这样,本案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理由是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之极。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任何抽象道德的表现,或者更坏一点,任何宗教的表现,不仅是一种恶劣的癫狂,而且是对本人的侮辱。由这个妓女而引起的这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的亲自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至。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天真地装做并不了解本案内情,只不过认为撤销原判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意见,不批准本案的上诉。

    就这样驳回了上诉。

    二十二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个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抠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还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头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充足的理由没有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你来彼得堡我根本不知道。”

    “你当上了检察官我也不知道……”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是这样到这儿来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完全缺乏根据。”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知。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这样说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暂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无辜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话锋一转,”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是不能这样说的。说来奇怪只有一点,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仔细瞧瞧谢列宁。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忧郁,却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太奇怪了。”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对往外走的谢列宁说,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他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

    二十三

    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学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非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却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除了进政府机关工作,没有其他途径,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实现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尽了本份。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位。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他在婚姻问题上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结婚的原因,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被证实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也可以说一无所获。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愿望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并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明争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并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的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冲突。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为他做安魂礼拜,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可以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在心中他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们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都消失了。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神的启示,等等。自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感到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还没有沾染这种虚伪的习气,他是个怎样的人。尤其是在他迫不及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心里十分悲哀。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一阵高兴以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表示再要见面,却没有找机会会晤,结果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就没有再见过面。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了。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的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尽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就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时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使他十分不愉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程前来致谢她女儿的救命恩人,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他在明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觉得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就象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走进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于是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立刻收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张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嘟囔着什么,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连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论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可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可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如此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些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以及整个情绪,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似乎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过程,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人呢?”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她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这太糟了,我非常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把她的愤慨表现了出来。

    “您不用对我说这些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她演得太好了,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你不要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看完法国戏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信仰会使人快活。”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恐怕我去不成……”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没意思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向客厅轻快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着,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难过。”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似乎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没有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不够。”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到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那些苦难的人您想给予帮助,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搞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似乎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回想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缘,仿佛老朋友一般。且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好象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一件要紧事她要同他谈。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要说您一定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灭了蜡烛,在床上躺下,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似乎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月夜,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游移不定。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思绪,继续思索原来的那些事情,可是他自己无法被他说服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天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

    他开始回想:卑劣的事没有做过,坏行为也没有,但有过一些想法,一些坏的想法,那就是他现在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无法坚持,都脱离实际,都不自然,他应该象过去那样生活才是。

    坏的行为也确实没有,但有比坏行为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引起种种坏行为的思想。坏行为可以不再重犯,并为此感到后悔,但坏思想却经常产生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能为其他坏行为开路;而坏思想却会拖着人顺着那条路一直往下滑。

    早晨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重温昨天的思想,不由得感到惊奇,自己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哪怕只有一刹那。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也知道,这样行动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他现在觉得,昨天的诱惑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已经不想再睡,却还要赖在床上,迷糊一会儿,虽然他明明知道,他该起床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快乐的事。

    今天是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了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惊喜交集的神色在那女人脸上却出现了。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是您救了我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拚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说。”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一张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鬈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象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绣花领子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滑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用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着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漂亮的牙齿,象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来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着那青年,就说。

    那青年也象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以说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生活得如何?”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总是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替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委托我,那些文件我也会保管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一直没有讲。”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张望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着,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一言未发,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丽达慌慌张张地继续说,”他便来说服我。他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哼,可我还是咬定不说。于是他就说:’嗯,好吧,您不说就不说,但我说出来您也别否认。’于是他就举出一个个名字来,也提到了米丁。”

    “啊,你别讲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着她那绺头发,不断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真是想不到,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这要使我发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从这边墙跟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头脑难以安静。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我想睡,睡不着;而不想又做不到。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

    “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没有说完就开始哭起来。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了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统统绞死那些混蛋!”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姨妈问。

    “我没说什么……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摇摇头说着,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可以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等等,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有了一个孩子时,我才二十二岁,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也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亦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伤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不再相信人就是从那时起,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不好,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这样摧残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康复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费了心,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这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她说。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

    信他没看,把口封好,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二十七

    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社会最上层,却只看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要么保持沉默,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的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递上去。当面呈交皇上,这没有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呵呵大笑。”你不想吃,悉心尊便。”他用餐巾抹抹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接着,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说,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他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托波罗夫。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其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暴力也包括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但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而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或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象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拘无束,十分惬意,但他唯恐老百姓也百无禁忌。因此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神圣职责是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

    有本烹调书说,龙虾天生喜欢被活活煮死;同样,他充分相信老百姓天生喜欢成为迷信的人。不过,烹调书里用的是转义,他的话却是本义。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就象养鸡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招人讨厌,但鸡却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

    不用说,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得维护这种愚昧。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容易接受迷信,就是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象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这批人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还要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在黑暗之中。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里同女修道院院长谈话。那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她在俄国西部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中间传播东正教,维护它的势力。

    在接待室里,值班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打算为教派信徒向皇上呈送状子,值班官员就问能不能先让他看一看。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他,他接了状子走进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戴修道帽,脸上飘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长裙走出来。她拿着一串茶晶念珠,雪白的双手把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合抱在胸前,往出口处走去。但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被请到办公室去。托波罗夫正在里面看状子,一边看一边摇头。他读着这个叙述清楚。行文有力的状子,心里感到惊奇和不快。

    “这状子万一落到皇帝手里,就可能引起麻烦,造成误会。”他看完状子想。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打了打铃,吩咐手下人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且早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原来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无罪释放。于是主教会同省长就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拆散丈夫。妻子和孩子,流放到不同地方。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则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行为。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可如今,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际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则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还是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这事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默不做声,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象假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自己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麻烦您坐一下。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象他这样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好像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个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

    “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马上又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想。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闪现被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和教育人民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他想到了因贩卖私酒而被判刑的农妇。因盗窃而被判刑的小伙子。因流浪而被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以及仅仅因为要从她身上弄到必要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丽达,还有因反东正教而被判刑的教派信徒,还有因要求制订宪法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仔细考虑,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轨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小偷,藏匿传单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所以聂赫留朵夫觉得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起,直到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反而把这些危险分子清除。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决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信条,恰恰相反,他们宁可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就象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

    这样解释眼前的种种现象,聂赫留朵夫觉得真是再简单明白不过了,但也就因为太简单明白,聂赫留朵夫反而犹豫不决,不敢肯定这样的解释。这样复杂的现象总不能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能只是一些空话,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吧。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原定那天傍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玛丽爱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明明知道不该去,但他还是违背理性,以履行诺言为理由,到戏院去了。

    “我能抵挡得住那种诱惑吗?”他内心斗争着。”我再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场。这时,《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那个从国外新来的女演员正用新的演技表现患痨病的女人怎样渐渐死去。

    剧场满座。聂赫留朵夫打听玛丽爱特的包厢在哪里,立刻就有人恭恭敬敬地指给他看。

    走廊里有一个穿号衣的跟班,象见到熟人一般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给他打开包厢门。

    对面几个包厢里一排排坐着的和站在后面的人,在包厢旁边靠墙坐着的看客,正厅里的观众,有的白发苍苍,有的头发全秃,有的头顶半秃,有的涂过发蜡,有的头发鬈曲,总之,全体观众都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身裹绸缎和花边。瘦得皮包骨头的女演员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地念着独白。包厢门打开时,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两股气流,一股冷,一股热,向聂赫留朵夫脸上袭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爱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女人披着红披肩,头上盘着又高又大的发髻。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爱特的丈夫,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将军-神情严肃,高深莫测,生着鹰钩鼻子,胸部用棉花和土布胸衬垫得很高。另外一个男人头发浅黄,头顶半秃,留着威严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很光洁。玛丽爱特妩媚,雅致,身材苗条,袒胸露肩的夜礼服更显露出她那丰满的美人肩和脖子与肩膀之间的一块黑痣。聂赫留朵夫一走进包厢,她立刻转过头来,用扇子指指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嫣然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但他觉得她的笑还别有一番情意。她的丈夫若无其事地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了一下头。从他的姿势,从他同妻子交换眼色的神气中都可以看出,他就是这个美人的主人和所有者。

    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剧场里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提起沙沙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后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将军眼睛里一直含着笑意,嘴里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心平气和而又莫测高深地不再吭声。

    “我本来今天要走,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您要是不愿来看我,那么您就看看那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爱特针对他话中的话说。”她在最后一幕里演得太漂亮了,是吗?”她转身对丈夫说。

    丈夫点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太多不幸的事……”

    “您坐下来,讲一讲。”

    她丈夫留神听着,眼睛里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了。

    “我去看过那个长期坐牢。刚刚放出来的女人。她完全垮了。”

    “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爱特对丈夫说。

    “是啊,她获得了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摇摇头,在小胡子底下露出聂赫留朵夫认为显然是嘲讽的微笑。”我出去吸吸烟。”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待玛丽爱特对他讲她要告诉他的那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甚至没有要讲的意思,老是开着玩笑,谈着那个戏,说它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无非是要让他看看自己穿着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迷人罢了。他感到又愉快又嫌恶。

    她那娇艳的外表原来遮盖了一切,如今在聂赫留朵夫面前虽不能说已经完全揭开,但毕竟让他看到了里面隐藏着的东西。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着她的姿色,但心里明白她是个虚伪的女人,她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猎取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却完全无动于衷。他还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只是一味要把他迷往。至于为了什么,他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对她又迷恋又嫌恶。他几次拿起帽子想走,却又留下了。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浓密的小胡子散发着烟味,他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门关上,就来到走廊里,找到大衣,走出剧场。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发现在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有个女人悄无声息地走着。这女人个儿很高,身段优美,装束妖冶。从她的脸上和整个体态上都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具有一种淫荡的魅力。凡是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后面赶上去的人,个个都要瞧她一眼。聂赫留朵夫走得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她的脸擦过脂粉,很好看。眼睛闪闪发亮,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说也奇怪,聂赫留朵夫顿时又想到了玛丽爱特,因为他又象在剧场里那样产生了又迷恋又嫌恶的感觉。聂赫留朵夫匆匆赶到她的前头,不由得生自己的气。他转身拐到海军街,然后又来到滨河街,在那里来回踱步,引起警察的注意。

    “刚才我走进剧场包厢的时候,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嫣然一笑。”他心里想,”不论是那个的微笑,还是这个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根本没想到这种事,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这个女人至少老实些,那个女人却一味装假。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那个女人却是放纵这种又可爱又可恶又可怕的肉欲,寻欢作乐。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肮脏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那个女人却是一剂毒药,谁接触她,谁就会不知不觉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跌进它的陷阱,分不清好坏。这才可怕呢。”

    这一层聂赫留朵夫现在看得一清二楚,就象他看见前面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天夜里没有让人静心休息。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朦朦胧胧的奇怪亮光。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同样不再存在愚昧的黑暗,使他昏然入睡。一切都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卑鄙龌龊,不值一提的。而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司空见惯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风靡一时,被人们费尽心机加以美化。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这些事忘掉,避开,但他却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还没有看到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象他不知道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光显得朦胧,暗淡,古怪,他却不能无视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又快乐又惶恐。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将让玛丝洛娃签字准备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这事他现在倒不希望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难以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或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的确,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当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这里了。

    “她去哪里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感到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感到难受极了。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拒绝接受他的牺牲,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只不过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又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既然她这样做,我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对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着,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象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被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简直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皮不抬说。

    “我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可以交给我。”

    “我要求见一见这个犯人。以前一向允许我探望的。”

    “那是以前的事了。”典狱长匆匆地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同时伸出瘦长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吞吞地看了一遍。”您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翻阅着桌上的文件,显然想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再同政治犯薇拉见面,典狱长很干脆回答说不行。

    “政治犯不准探望。”他说着,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模模口袋里藏着的那封给薇拉的信,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企图犯罪的人,被人揭穿了企图。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没有抬起头来,他眼睛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可以谈了!”他说完继续埋头看文件。

    玛丝洛娃又象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围着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色冰冷,气愤,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垂下眼睛一只手揉着上衣底边。她的窘态使聂赫留朵夫相信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象上次那样对待她,但他已不能象上次那样主动同她握手。此刻他对她反感极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呆板地说,眼睛并不看她,也不向她伸出手,”上诉被枢密院驳回了。”

    “我早就料到了。”她音调古怪地说,仿佛在喘气。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准会问她怎么会料到的,但此刻他仅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更加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但他还是觉得应该为这事向她表示遗憾。

    “您不要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状子可能有结果。我希望……”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她泪汪汪的眼睛凄苦地斜睨着他,说。

    “那您在想什么?”

    “您去过医院了,他们大概向您谈到过我了……”

    “哦,那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冷地说。

    他自尊心受到触犯而产生的强烈反感原来已平息了,此刻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变得更强烈了。”象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上流社会随便哪个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去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偏偏又迫不及待地去跟一个医士调情。”他恼怒地瞧着她,心里想。

    “喏,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放在桌上。她用头巾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写在哪里,写什么。

    他指点着她写什么,写在哪里。她坐在桌子旁边,左手理着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默默地俯视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忍住呜咽而颤动的弓起的脊背。在他的心里,善与恶,受屈辱的自尊心,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斗争得很激烈。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起哪种感情首先产生的:是先从心底里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现在也正为这种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签上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疼爱。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定会跟着您。”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像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而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想法使他高兴,使他的精神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即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把他使劲推了一把,使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砸碎瓶子的声音,又看见玛丝洛娃脸面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

    “喂,小娘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搞鬼,就请你开路。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说。

    医士为自己辩白时陪着笑脸。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因同男人调情的罪名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已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分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却竟然遭到她的拒绝,都不禁感到惊奇。她却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暗自流泪。这会儿,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想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哽住喉咙,说不下去。

    尽管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让自己相信,正象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但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只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而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种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又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三十

    玛丝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聂赫留朵夫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但要做的事太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时间都来不及。他现在的情况同以前正好相反。以前他要想出些事来做,而且永远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不过,尽管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他本人,那些事情本身却都很乏味。现在的事情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但这些事情却是有意义的,很吸引人,而且多得数不清。

    不仅如此,以前别人为聂赫留朵夫办事总使他感到烦恼和不满;如今为别人做事却使他心情十分愉快。

    聂赫留朵夫现在要做的事可分三类。他把事情这样凭他的古板作风分了类,并且据此把有关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第一类事是为了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方面主要就是为告御状奔走,争取支持,以及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第二类事是处理地产。在巴诺沃,农民已得到土地,由他们缴付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为了使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他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且在上面签字。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象他生前安排的一样,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规定交租期限,并且确定从这笔钱中提取多少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给农民做福利。他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需要花多少钱,因此这笔收入他还不敢全部放弃,只是把它减去了一半。第三类事是帮助囚犯们,并且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无法一一帮助他们,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来。这一类事他近来最感兴趣。第四类事就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有了这种机关,也就产生了他同部分囚徒相识的监狱,即从彼得保罗要塞起到萨哈林岛止的种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有了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同囚徒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牧师和典狱长的谈话,以及对被监禁人的经历了解,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谓罪犯,归纳为五种人。第一种是完全无罪的,是法庭错判的受害者。例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明肖夫,又如玛丝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很多,据神父估计,大约占百分之七,但他们的遭遇尤其引人同情。第二种人是在狂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做了什么事而被判刑的。那些审判他们的人,要是处在同样情况下,多半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种人,据聂赫留朵夫估计,大概超过全体罪犯的半数。第三种人受惩罚是由于他们做了自认为极其平常甚至良好的事,但他们的行为,按照那些和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制定法律的人看来,就是犯罪。属于这一种的有贩卖私酒的,有走私的,有在地主和公家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还有盗窃成性的山民。不信教的和打劫教堂的也属于这一种。第四种人成为罪犯,只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社会上的一般人。这些人包括教派信徒,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也包括为反抗政府而被判刑的各种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工人。这种人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据聂赫留朵夫估计,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很大。

    最后,第五种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要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重得多。社会把他们抛弃,他们经常受到压迫和诱惑,以致头脑愚钝,就象那个偷旧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内外看到的几百名罪犯那样。他们不断受到生活的压力,以致做出那些所谓犯罪的行为来。据聂赫留朵夫观察,有好多盗贼和凶手就属于这一种。近来他同其中的一部分人有过接触。至于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聂赫留朵夫通过深入了解,认为也可归到这一种。然而犯罪学新派却把他们称为”犯罪型”,认为社会上存在这种人,就是刑法和惩罚必不可少的主要证据。照聂赫留朵夫看来,社会对这些人所犯的罪,其实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不过,社会不是对他们本人犯了罪,而是以前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了罪。

    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的是这些人中的惯窃奥霍京。奥霍京是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活到三十岁也没有见过一个道德比警察更高尚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盗贼群中厮混,却有天赋的滑稽的才能,招人喜爱。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帮忙,同时却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一切法律-不但嘲笑刑法,而且嘲笑神的律法。另一个是相貌英俊的费多罗夫,他带领一伙匪徒劫掠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打死。费多罗夫出身农民,他父亲的房屋被别人非法霸占,他自己后来当了兵,在军队里因为爱上军官的情妇而吃尽了苦头。他天生活泼热情,到处寻欢作乐。在他的心目中,天下没有一个人会克制欲望,及时享乐。他也从来不知道,人生在世除了享乐还有其他目标。聂赫留朵夫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都禀赋优异,只是缺少教养,以致畸形发展,犹如植物无人照管就会疯长,长成畸形一样。他还见过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麻木迟钝。表面残酷,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就是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谓的”犯罪型”。他只觉得他讨厌他们,就象他讨厌监狱外面那些穿礼服。佩肩章的男人和全身饰满花边的女人一样。

    为什么上述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与他们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这就是聂赫留朵夫所关心的第四类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上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的著作,用心阅读,但越读越感到失望。有些人研究学问,目的不是在学术方面做点什么事,例如写作。辩论。教书等等,而是在寻找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其结果往往令人失望。聂赫留朵夫现在碰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上万个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押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被他们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回答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议论:人有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头盖骨测定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道德败坏的人?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摹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有哪些责任?等等,等等。

    这些议论使聂赫留朵夫想起一个放学回家的男孩曾这样回答他的问题。聂赫留朵夫问他有没有学会拼法。男孩回答说:”学会了。””好,那么你拼一下’爪子’这个词。””什么’爪子’?是狗爪子吗?”那个男孩狡猾地回答他。在那些学术著作里,聂赫留朵夫为他的主要问题所找到的,也就是这种反问式的答案。

    那些书里有许多聪明。深奥。有趣的见解,但就是没有回答他的主要问题:凭什么有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议论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替惩罚作辩解,认为不能缺少惩罚,这是天经地义。聂赫留朵夫看了很多书,但断断续续,这样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钻研不足,希望答案以后能寻找到。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还不能肯定近来越来越频繁地萦绕在头脑里的那个答案。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他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他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象同龄人那样默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曾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很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则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对她同弟弟之间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不仅不喜爱,甚至不理解他们的感情,还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说成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大家面前出风头。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头脑灵活的官场老手。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他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还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并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不是门当户对。聂赫留朵夫也憎恨姐夫,虽然他竭力克制这种情绪,避免想到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所以对姐夫反感,是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且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感到按捺不住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后,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到娘家去,但在那里没有碰到弟弟。阿格拉斐娜告诉她,弟弟已搬到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里。娜塔丽雅又到那里去找他。在光线昏暗。恶臭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走廊里,一个肮脏的茶房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房间里,给他留一张字条。茶房就领她去。

    娜塔丽雅走进聂赫留朵夫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也发觉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又对眼前的景象摇了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对弟弟的两件事很关心: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那里对此事议论纷纷;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娜塔丽雅心里一方面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因为又看到了出嫁前他们姐弟俩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则感到不寒而栗。相比之下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于是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义,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租金也归农民使用,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他说,”要是他真想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这样还说得过去。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精神失常。”拉戈任斯基说,并且心里已经在考虑聂赫留朵夫需要有个监护人。他要妻子务必同弟弟认真谈谈他这个古怪的意图。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此时时髦的款式。显然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一看见弟弟,她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沙沙的响声。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便开始交谈,谈话就不那么真挚了。自从母亲去世以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知心话要说,却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丁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去你那里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寂寞。孤独。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默默不语。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都了解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什么地方可放,留神地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重新做人。”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没有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如何?”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把自己应做的做好。”聂赫留朵夫说,同时瞧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懂。”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感情亲切。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就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计划呢?”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打算陪送她,还有其它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您的动机我不了解。”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开始生自己的气了。”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为此要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使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上诉已被枢密院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认为人云亦云地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询,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询,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直接向法庭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洋洋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是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用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还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在某种环境成长,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而政府官员用税收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毅然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也在盗窃他们的东西,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后来,他们仅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其实他们明白,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必须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心里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天赋的人类权利。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他认为这种理论是驳不倒的,即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象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象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疯!难道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念念不忘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这种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是从原则出发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着,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都不错吧?”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结束争论,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使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予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的分歧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都固执己见,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并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使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不许别人在他说话的时候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种看法我仍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关在监狱里改造是很好的事情。”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才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有一定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不学好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衣食不愁而又无所事事,并且又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这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无疑使他们害怕。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会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远远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拉戈任斯基又听不进去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让人不能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这工作我参加了。”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能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颤抖地说。

    “我曾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是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干不了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忽然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那会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接着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于是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奇怪的情感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想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在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自己的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感到又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行为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找到自己的良知,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就要开始过新生活了。别了,过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一个头绪也理不出。”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把行李匆匆收拾好,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最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要早开两小时,因此他已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七月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脏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不多,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黑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不停挪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丁丁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犯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一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的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呼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完没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吗?”

    文书把各册查了查。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分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左右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拐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在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群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杂乱的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口令最后传出来。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被剃光头发,头上戴着象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苦役犯是先出来的,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苦役犯标志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拚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急着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按顺序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农民……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还有一些孩子是跟女犯一起走的,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象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看见了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对全体人犯进行了清点,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连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请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些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些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的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着,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移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阵阵尘土。士兵带着头,接着的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再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最后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三十五

    队伍很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让车夫跟上前面的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寻找玛丝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一丝风也没有,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由于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手,似乎在给自己鼓气。他们人数那么多,模样那么单调,又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气氛下,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殊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中认出凶手费多罗夫,在流放犯中认出滑稽家伙奥霍京和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才改变了这种印象。犯人几乎个个回过头来,斜视着那辆赶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和车上那个不断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扬了扬头,表示他认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也挤了挤眼。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也走到女犯旁边,立刻认出了玛丝洛娃。她在女犯的第二排。这一排边上走着一个女犯,红脸庞,黑眼睛,短腿,模样难看,把囚袍前摆掖在腰里,她就是俏娘们;她旁边是个孕妇,勉强拖着两腿走着;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肩上扛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第四个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一件短袍,象农妇那样扎着头巾,步伐矫健,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丝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到跟前,军士认出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这儿是不允许的。””别掉队,快走!”他又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回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和队伍并排走去。队伍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注意的目标,大家看到它又是同情又是恐惧。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犯人们,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站住,又惊又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则象中了催眠术一般,跟着队伍走去,但走了一阵又站住,摇摇头,只用眼睛目送着队伍。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默不作声。在一处十字路口,一辆豪华马车被队伍挡住了。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钮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消瘦,苍白,戴一顶浅色帽子,打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前座上,两个孩子面对他们坐着: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娇嫩得象朵小花,披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八岁的男孩脖子细长,锁骨突出,戴一顶水手帽,托着两条长飘带。做父亲的怒气冲冲地责备车夫,怪他没有抢在队伍前面及时穿过马路;做母亲的也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以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正的责备,皱起眉头,面带怒色,因为走这条路,正好是主人吩咐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的汗光闪闪。一个劲儿往前冲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想为豪华马车的主人效劳,要把犯人拦住,放马车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伍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不能破坏,即使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也不能破例。于是只好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表示他对财富的尊重,然后严厉地瞅着犯人,仿佛决心保护车上的贵客,不让犯人们侵犯。因此这辆豪华的马车也不得不等整个队伍走完,直到最后一辆装载行李及坐在行李上的女犯的大车过去,才继续赶路。在那辆大车上,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刚安静下来,一看到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尖叫和号哭起来。直到这时,车夫才轻轻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鬃骏马就在马路上迈开步子,拉动那辆微微晃动的橡皮轮马车,得得地往别墅跑去,把丈夫。妻子。女儿和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一起送到那里去消夏享乐。

    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都没有向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解释,他们看见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问题。

    女孩子察看父母的脸色,这样来解答问题:这批人同她的父母和亲友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坏人,因此就该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女孩子只觉得害怕,直到那些人看不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盯住犯人的队伍,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与女孩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决相信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怜悯他们。也害怕这些戴着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同时也害怕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撅得越来越高,并好容易忍住眼泪,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丢脸的。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象犯人们一样快步向前走去。他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尘烟飞扬,空气炎热,让人闷得难以喘过气来。他走了半里路光景,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让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这事此刻已不象早晨那样使他不安了。这事已被囚犯们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景象所冲淡。更主要是天气实在热得厉害。在矮墙旁边的树荫下,有个卖冰淇淋小贩蹲在地上,他的面前站着两个中学学生。其中一个孩子正舔着牛角小匙,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个孩子则等待小贩把黄糊糊的东西盛满玻璃杯。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喝点东西解解渴?”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很想喝点什么,就问车夫。

    “有一家好饭店在这。”车夫说着,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家挂有大招牌的饭店门口。

    肥头胖耳的掌柜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柜台里。几个堂倌穿着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都散坐在桌子旁。这当儿看到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赶紧迎上前来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着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玻璃瓶。他们擦着额上的汗,和颜悦色地算着帐。其中一个皮肤很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留着一圈黑发,跟拉戈任斯基一样。这个景象使聂赫留朵夫又想起昨天跟姐夫的谈话,他很想在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一面喝着泡沫翻滚的清凉矿泉水,一面考虑该写些什么。可是他脑子里千头万绪,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接下去写些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会以为我放弃原来的看法了。再说他这是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感到对这个同他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人的厌恶,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帐,来到街上,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光脚走在滚烫的石子路上一定象火烧火燎。聂赫留朵夫的光手接触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象被火烫着似的。

    马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的坎坷路上发出均匀的得得声。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什么事啊?”他问扫院子的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这犯人肩膀宽阔,留着棕红色大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长一会儿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而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恐怕他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哆嗦的粗手指笨拙地解开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然又激动又紧张,但仍然认为必须呵斥一番群众。

    “你们围着干什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把风挡住吗?”

    “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把身体虚弱的都留下。要不然把半死不活的都拉了来。”店员说,有意显示他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犯人衬衣上的带子,挺直腰板,向四下里扫视了一下。

    “对你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过脸来对着聂赫留朵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看不到同情,就又瞅了一眼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着自己踩歪了的靴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

    “该管的人都不管。活活把人折磨死,天下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虽是囚犯,可到底也是人哪!”人群中有人说。

    “把他的头枕得高些,给他点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拿水了。”警察边回答,边把手伸到犯人的胳肢窝下,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忽然传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警官穿一身白得耀眼的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快步向人群走来。”都走开!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吆喝道。

    他走到跟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囚犯,肯定地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对警察说:

    “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有一批犯人押过,其中一个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把他留下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局里去。叫一辆马车来。”

    “扫院子的去叫了。”警察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说。

    店员刚说了一句天气太热,警官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事轮得到你管吗?呃?走你的路!”店员就不作声了。

    “得喝点水给他。”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对聂赫留朵夫也狠狠地瞧了一眼,但没有说什么。扫院子的端来一杯水,警官吩咐警察端给犯人喝。警察把犯人的脑袋托起,想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咽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把上衣前襟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都弄湿了。

    “在他脑袋上泼点水!”警官命令道。警察脱下犯人头上薄饼般的帽子,对准他红棕色的鬈发和秃顶泼了水。

    犯人仿佛受惊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不过没有改变姿势。他脸上流着沾有尘土的污水,嘴里仍旧均匀地呻吟着,全身不停地颤抖。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车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叫你过来!”

    “有客人了。”马车夫眼睛没有抬起,阴沉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用好了。钱我来付。”他对马车夫补了一句。

    “喂,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

    警察。扫院子的和押解兵把奄奄一息的犯人抬起来,送上马车,放在座位上。可是那犯人自己坐不住,头老是往后倒,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平!”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把他送去。”警察说着,稳稳当当地坐在垂死的人旁边,用有力的右胳膊插到他的胳肢窝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囚鞋的脚,放到驭座底下,让两条腿伸直。

    警官环顾了一下,瞧见犯人那顶薄饼般的帽子掉在马路上,就把它捡起来,戴在犯人向后倒的湿淋淋的脑袋上。

    “走!”他命令道。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犯人的脑袋一直前后左右晃动着。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不时把犯人的腿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

    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身旁,驶进警察分局院子,在一个门口停下。

    院子里有几个消防队员,卷起袖子,大声说笑,正在冲洗几辆大车。

    马车一停下来,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他们从胳肢窝下抱住没有生气的犯人身体,抬起他的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马车被他们踩得吱嘎作响。

    送犯人来的警察跳下马车,甩甩发麻的胳膊,脱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死人被抬进门,送到楼上。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们上去。他们把死人抬到一个不大的肮脏房间里,里面放着四张床。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扎着绷带在脖子上;另一个害着痨病。另外两张床空着。他们就把那犯人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这时有一个矮小的人,身上只穿衬衣裤和袜子,双目闪亮,不停地动着眉毛,蹑手蹑脚地走到犯人跟前,对他瞧瞧,然后又瞧瞧聂赫留朵夫,放声大笑。这是一个留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想吓唬我。”他说。”那不行,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跟着抬死人的警察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人跟前,摸了摸犯人雀斑累累的蜡黄的手,那只手虽然还软,但已现出死灰色。那只手被拿起来,然后又被放开,那只手就软绵绵地落在死人肚子上。

    “完了。”医士摇摇头说,但显然是为了照章办事,解开死人身上湿漉漉的粗布衬衫,把自己的鬈发撩到耳朵后面,弯下腰,把耳朵贴在犯人蜡黄的一动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都不吱声。医士直起腰来,又摇了摇头,用一根手指拨开一只眼皮,又拨开另一只眼皮,那两只淡蓝色眼睛已经木然不动了。

    “你们吓不倒我,吓不倒我。”那疯子说,不住地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照样说了一遍。”送太平间。”

    “您得留点儿神。是不是真的死了?”警官问。

    “到这地步,错不了。”医士说着,不知为什么拉拉死人的衬衫把他的胸脯盖住。”我打发人去找马特维。伊凡内奇,让他来瞧瞧。彼得罗夫,你去一下!”医士说着,从死人旁边走开。

    “把它抬到太平间去。”警官说。”你回头到办公室来一下,签个字。”他对那个一直跟着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押解兵回答。

    那几个警察抬起死人,又把他抬下楼。聂赫留朵夫想跟他们去,可是疯子拦住了他。

    “您该没有参加他们的阴谋吧,那么给我一支烟抽!”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递给他。疯子扬起眉毛,急急地讲起来,他们怎样用种种提审法折磨他。

    “他们全都跟我作对,用妖术折磨我,把我搞得好苦……”

    “对不起,我还有事。”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看看死人被他们抬到哪里去。

    那几个警察抬着死人穿过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警官拦住了他。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

    “不干什么,那就走开。”

    聂赫留朵夫服从了,向他雇的那辆马车走去。车夫在打盹。聂赫留朵夫把他叫醒,又坐上马车到火车站去。

    马车走了不到一百步,聂赫留朵夫看见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由持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明显已经咽气了。那犯人仰天躺在大车上,留着黑色大胡子,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覆着一顶薄饼般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滑到鼻子上。大车每颠动一下,他的脑袋就摇晃一下,撞在车板上。大车的车夫穿着大皮靴,在大车旁边走着赶车。一个警察在后面跟着。聂赫留朵夫拍拍他的车夫的肩膀。

    “看他们弄的!”车夫勒住马说。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跟着那辆大车走去,又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把车子洗好了,走开了。只剩下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他戴着镶蓝帽圈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严厉地瞧着一匹由消防队员牵来的颈部膘很厚的浅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点瘸,消防队长生气地对站在旁边的兽医说着话。

    警官也站在这里。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旁边。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运来的。”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是第二个了。”警官说。

    “哼,真不象话!天气也实在太热了。”消防队长说,接着转身对那个牵着浅黄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拐角那个单马房里去!你这狗崽子我要教训教训,你把这些好马都弄残废了,它们可是比你这混蛋值钱多了。”

    这个死人也象刚才那个一样,由几个警察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象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仍旧往他们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铺上,拚命吸着聂赫留朵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您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一看见死人,就把眉头皱起来。”又来了。”他说。”我都看腻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是吗?”他带着疑问的微笑,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瞧着现在没有被人遮住的死尸。死尸的脸原先盖着帽子,此刻也暴露无遗。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丑,可是这个犯人面貌和体型都长得非常好。这个人体格强壮,正当盛年。虽然他被剃了怪模怪样的阴阳头,可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如今毫无生气的黑眼睛却显得很美,还有那个不大的高鼻子和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也都生得很好看。他的嘴唇发青,笑意在唇边挂着。他的大胡子只盖住下半截脸,在那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结实而好看的不大的耳朵。脸上的神情平静。严肃而善良。且不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精神上原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今却被断送了,-单从他双手和套着脚镣的双脚的细小骨骼和匀称四肢的强壮肌肉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优秀。强壮和灵巧的人类动物。作为一种动物来说,他在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生气的浅黄马完美得多。然而他却被活活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哀悼,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被活活折磨死的会做工的动物来可怜。他的死在所有的人心里引起的唯一情绪,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体眼看就要腐烂,必须尽快收拾掉,这样就给大家添了麻烦。

    医师带着医士在警察分局长陪同下来到候诊室。医师是个矮壮结实的人,穿一件茧绸上装和一条裹紧粗壮大腿的茧绸裤子。警察分局长是个矮胖子,红润的脸庞圆滚滚的,象个球。他有个习惯,喜欢把双颊鼓起,然后再把气慢慢吐出来。这样鼓着双颊,他的脸就显得更圆了。医师挨着死人坐到床上,也象刚才医士那样先摸摸死人的双手,再听听心脏,然后站起来把自己的裤子拉拉。

    “完全死了。”他说。

    警察分局长的双颊鼓得满满的,又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答了他,又提到要把死人的脚镣收回。

    “我会叫他们取下来的。感谢上帝,我们这里还有铁匠。”警察分局长说,接着又鼓起脸颊向门口走去,再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医师说。

    医师透过眼镜瞧瞧他。

    “怎么会这样吗?您是说,他们怎么会中暑死掉吗?您看,整整一个冬天蹲在牢里,没有活动,不见天日,突然给带到今天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不中暑才怪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流放?”

    “那您去问他们好了。不过,请问您是谁?”

    “我是局外人。”

    “噢!……对不起,我可没闲时间。”医师说,又恼火地把裤腿往下拉拉,向病人床铺走去。

    “喂,你怎么样?”他问那个脸色苍白。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说。

    这当儿疯子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不再吸烟,只是朝医师那边吐唾沫。

    聂赫留朵夫下楼走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匹。几只母鸡和戴铜盔的哨兵旁边走过,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车夫又在打瞌睡),向火车站跑去。

    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押解兵今天特别操心。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他们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押解兵此刻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没有办完以前,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获得许可走近车厢,因为他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快点谈,谈完就走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车厢总共十八节,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节节车厢都被犯人挤得满满的。聂赫留朵夫走过那些车厢窗口,留神听听里面在干什么。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一个押解兵打开手铐上的锁,脱掉手铐。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头刚凑近窗口,就有一股充满汗臭的热气扑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有长凳上都坐着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身穿囚袍和短袄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谈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我们要到下城才能再见面了。”

    “您难道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高兴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事实吗?”一个表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如魔鬼一般!”

    “妇女中间没有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体格好着呢。”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那儿不断传来同一种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不然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老爷,不可以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些正把犯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有些跑去给自己买食物,或者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些在伺候跟押解官一起动身的太太。他们都不高兴回答聂赫留朵夫的话。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那只短手擦擦盖住嘴巴的小胡子,耸起肩膀,不知因为什么事在斥责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拚命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号叫声。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看一节节带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一个个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掠过。接着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露着头发,有的扎着头巾。然后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再后面就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瞧着聂赫留朵夫,他发出凄苦的微笑。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要搭乘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本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他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更觉极其困倦。他侧过身子,一只手垫在脸颊下,就立即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各种事情。

    他头脑里留下的景象是: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有铁窗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女犯,其中一个在临产的阵痛中,无人照料,另一个从铁栅后面向他凄凉地微笑。可是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种相反的景象: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和餐具,几个机灵的茶房在桌子周围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的酒橱前站着一个侍者,柜台上放着各种果盘和酒瓶,在柜台旁旅客都背对外站着。

    聂赫留朵夫,头脑刚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看见一伙人抬着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前面抬圈椅的那个跟班,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戴着镶金绦的制帽,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雅致的侍女。她头发鬈曲,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一个装着圆滚滚东西的皮盒子和两把阳伞。再后面走着的就是柯察金公爵。公爵生着两片厚嘴唇,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奥斯登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神气和情绪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同笑盈盈的米西说话,但带点戏谑的味道。最后是那个怒气冲冲地吸着烟的医生。

    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鱼贯进入女客候车室,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把茶房唤到跟前,向他要了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个熟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去。原来她就是娜塔丽雅。娜塔丽雅在阿格拉斐娜伴同下走进餐厅,不住地向两边张望。她几乎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对聂赫留朵夫只点点头,先走到米西跟前。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就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把你找到了。”娜塔丽雅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了招呼,站住同他们谈话。米西把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逼得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告诉聂赫留朵夫。奥斯登乘机讲了一个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说,却转身同姐姐谈话。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来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那个女管家头戴帽子,身穿防雨布大衣,现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我们四处找你。”

    “可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两人在交谈,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如何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她的情意感动了他。她原来想表示,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他们之间的任何龃龉在她都是痛苦的。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什么了!”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说。”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被害死了?”

    “就这样被害死了。这样的大热天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吗?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他们的尸体我看见了。”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害死他们的?”娜塔丽雅问。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押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觉得她看待这事用的也是丈夫那种目光。

    “啊,我的天!”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遭到什么待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我们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瞧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围好餐巾,坐在放有一瓶混合酒的桌旁,回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看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叫道,”要不要喝一点解解暑气?出门喝一点再好没有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了,把身子转过来。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我一定尽力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分手了?”

    “分手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嗯,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娜塔丽雅胆怯地说。”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对待姐姐这样冷淡,使他立刻感到羞愧。”我怎么不把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斐娜也听听好了。”他瞅了一下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斐娜在场,这就鼓励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句心里话,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我想这只是她出于一时冲动。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雅一言不发。阿格拉斐娜用疑问的目光瞧瞧娜塔丽雅,摇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一伙人又从女客候车室里出来,仍旧由漂亮的跟班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吩咐停下来,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露出一副疲劳不堪的可怜相,伸给他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他有力的握手。”真要人的命!”她望着炎热的天气说。”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真要我的命。”接着她谈了一阵俄罗斯气候的恶劣,又请聂赫留朵夫到他们家去玩,然后示意抬圈椅的人继续上路。”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在圈椅上,转过她的长脸,又向聂赫留朵夫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伙人往右拐了个弯,向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和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很高兴。

    前面,在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瞧着柯察金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按座位坐好。几个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把站台的木板踩得咚咚直响。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请旅客就座,请送客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刚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出现在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在车厢旁边站着,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而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他们的手足之情就破坏了;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如何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也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令人讨厌的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四十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冲出来,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头脑里充满了今天各种印象,特别是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剃得发青的头盖皮和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那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也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活活死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都没有注意到天气变了。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大雨。湿润的空气被雨云送来。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雨点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气息,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大点儿,大点儿!”聂赫留朵夫望着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的痛苦哀号。”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是。”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肯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很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连恻隐之心都没有。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将现有秩序维持,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以把别人当作物品看待,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是不需要的;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派,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来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有爱心,但人对待人爱心却不能没有,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最好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能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凉快下来的天气,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答案。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戴着几只手镯在裸露的手臂上。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呢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洋洋自得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衣,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打算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住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把长袍前摆掖起,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经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望着小姑娘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加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咕咚咕咚喝着酒;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紧紧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喝了几口。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在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看不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比较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在罗唆什么呀?”她补充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咳,他又瞎扯了……”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就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向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只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里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并且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的到来,使他暂时住了口。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高兴地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生气地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没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一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全都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用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抵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抓起公文,一口气跑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被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文?’我就马上把公文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车套上,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嗯,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嗯,爹也没事吧?’我说

    ————

    分节阅读 52

    :’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腰酸背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变了个人是的。’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已经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也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还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只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站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的少爷。那位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柯察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来住的。列车长身穿金绦闪亮的制服,脚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拉开车厢门,并且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拉住那门,好让菲利浦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把马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圈椅小心地抬下车来。两姐妹相互问好,还听到他们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坐轿车还是篷车。于是队伍就以手拿阳伞和帽盒的鬈发侍女殿后,向车站出口处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再次告别,就站住,等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侍女走在前头,老公爵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在公爵所讲的话中,有一句不知怎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脑海里。

    “啊!他可真正是个上等人,真正是个上等人。”公爵用洪亮而自信的声音提到什么人,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向站台走来。工人们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他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彼此拥挤着,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他们背上的袋子不断地撞在车角和车门上。这当儿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大声赶他们出去。这批工人有年纪老的,有年纪很轻的,总共二十人光景,个个又黑又瘦,满面风霜。他们受到老爷太太的驱逐,显然觉得自己错了,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他们背上的袋子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他们的神情表明似乎准备走到天涯海角,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闯到哪儿去,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迎着他们走来,嚷道。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两位太太中年轻的那一位说,自以为她那口漂亮的法国话会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那位戴手镯的太太只是皱起眉头,嗅个不停,嘴里嘲弄说,跟这批臭庄稼佬坐在一起真是受益非浅。

    工人们却象度过重大危险似的,感到如释重负,停住脚步,分头找位子坐下,卸下背上的袋子,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

    同塔拉斯攀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三个位子来。有三个工人就坐在这些空位子上,可是聂赫留朵夫一走到他们跟前,他那副老爷的装束便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站起来想走,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坐着不要动,自己在靠近过道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

    那几个工人中,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头同一个年纪轻的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疑惑甚至恐惧的神色。聂赫留朵夫不象一般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呼幺喝六,把他们赶走,反而给他们让座,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甚至担心到头来会不会出现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不过,他们看到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这才放下心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起初畏畏缩缩,拚命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后来他同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甚至在他想让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的话时,还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讲到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泥炭田的工作。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干了两个半月活,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有一部分工资他们在受雇时已经预支了,-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他讲到,他们干活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从日出干到日落,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

    “谁没有干惯,干这活当然很苦。”他说,”但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就是伙食要象样。起初伙食很糟,大伙儿都挺不满意,后来伙食有了改进,干活也就轻松了。”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当家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找点乐子。

    “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罪过。”他露出歉疚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显然在发疟疾,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那孩子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给些钱,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他自己会买的。

    “哦,我出过多少次门,这样的老爷还没有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让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各不相同的。”他最后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筋骨强壮而又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心里想,同时觉得他周围这些人,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他们有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起了柯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同时想起了柯察金之流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猥琐无聊的兴趣。

    他好象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

    第 三 部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已走了将近五千俄里路。在到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一直同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到了彼尔姆,聂赫留朵夫才向有关方面疏通好,把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中。这个主意是同行的薇拉给他出的。

    在到达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感到十分痛苦。肉体上痛苦,是由于拥挤。肮脏以及虱子等小虫的骚扰;精神上痛苦,则是由于跟虫子一样讨厌的男人-虽然每到一站都换一批-都同样死乞白赖,纠缠不清,使人不得安宁。在女犯人同男犯人。男看守。男押解人员之间淫乱成风,因此一个女犯人,尤其是年轻的,要是不愿牺牲自己做女人的贞洁,就得时刻小心戒备。由于经常处于这种恐惧和挣扎中,是很痛苦的。玛丝洛娃由于相貌迷人和尽人皆知的身世,特别容易受到这一类袭击。现在她对纠缠她的男人一律严加抗拒,这样使他们觉得受了侮辱,就会恼羞成怒。这种状况在她同费多霞和塔拉斯接近后有所改善。塔拉斯知道妻子受到男人的进攻后,就自愿加入犯人队伍来保护她,因此从下城起他就以犯人身分同他们一起赶路。

    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她的处境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且不说政治犯的膳宿比较好,受到的待遇不那么粗暴,而且玛丝洛娃自从加入政治犯队伍后,不再受到男人迫害,日子过得也比较太平,更没有人再提起她现在极想忘却的往事。不过,这次调动的最大好处还是她认识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对她起了极好的影响,并决定了她的前途。

    玛丝洛娃获准在旅途中跟政治犯同住,但她身体健康,赶路还得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她从托木斯克起就一直这样步行。跟她一起步行的还有两名政治犯:一名是谢基尼娜,也就是聂赫留朵夫到狱里探望薇拉时,惊奇地看到的那个生有羔羊般眼睛的美丽姑娘;另一名是流放到雅库茨克省的名叫西蒙松的男犯,他肤色浅黑,头发蓬松,眼睛凹得很深,聂赫留朵夫那次探监也见到过他。谢基尼娜所以步行,因为把座位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至于西蒙松,那是因为他觉得享受阶级特权是不合理的。这三人同其他政治犯不同,大清早就跟刑事犯一起上路。其他政治犯坐大车,要晚一点出发。在到达大城市前,这种方式一直维持到最后一个旅站。到了大城市,就会有新的押解官来接班。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九月早晨。天忽而落雪,忽而下雨,寒风阵阵。这批犯人总共有四百名男的和近五十名女的,都集合在旅站院子里,其中一部分围着正在把两天伙食费发给犯人头的押解官,另一部分则在向放进院子里的女贩购买食物。犯人纷纷数钱买食物,女贩们尖声说话,一片嘈杂。

    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都穿着高统皮靴和羊皮袄,扎着头巾,一起从旅站房间出来,向女贩们走去。女贩都坐在北面墙脚背风的地方,高声地叫卖着各种东西:新鲜面包。馅饼。鱼。面条。麦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等等。有个女贩甚至带了一头烤乳猪来卖。

    西蒙松穿一件橡胶短上衣,脚穿羊毛袜,外套胶鞋,用带子扎紧(他是个素食者,不穿戴皮革制品)。也来到院子里,等待出发。他站在台阶旁,在笔记本里记着刚想到的话:

    “要是细菌能观察和研究人的指甲,它准会认为指甲是无机物。同样,我们观察地球外壳,也会认为地球是无机物。这是不

    ————

    分节阅读 53

    正确的。”

    玛丝洛娃同女贩讲好价钱,买了几个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小麦面包,放进袋子里;谢基尼娜也在同女贩算帐。付钱。这时犯人们不再说话,纷纷站好队。押解官走出来,在出发前对犯人作最后一次训话。

    一切都照规定办理:清点人数,检查镣铐,把犯人们排成双行,一对对用手铐锁在一起。但突然响起军官的怒斥声。打人的响声和孩子的啼哭声。人群里顿时静了下来,接着发出低低的埋怨声。玛丝洛娃和谢基尼娜闻声都向吵闹的地方走去。

    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走到吵闹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留很长淡黄小胡子的强壮军官,皱着眉,左手揉着打犯人耳光打痛的右手掌心,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瘦长男犯人。身穿一件短囚袍,下身穿一条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擦着被打得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尖声啼哭的包围巾的小女孩。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那军官骂了一句粗话,”叫你懂得顶嘴的滋味……”他又骂了一句。”把孩子交给婆娘们。快戴上手铐。”他吆喝道。

    原来那犯人是个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他的妻子在托木斯克得伤寒病死了,给他留下了这个小女儿,一路上他就得抱着她走。押解官下令给他戴上手铐,他说要抱孩子,不能戴手铐。押解官本来就不高兴,一听这话更加火冒三丈,便动手毒打了这个违抗命令的犯人。

    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留黑色大胡子的男犯。这个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阴郁地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押解官,一会儿看看那个挨打的抱孩子犯人。押解官再次命令押解兵把小女孩抱走。犯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木斯克起从没叫他戴过手铐。”后排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又不是狗崽子,是个娃娃呀。”

    “叫他拿这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是违反法律的。”另一个人说。

    “这话是谁说的?”那押解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扑去,嘴里嚷道。”我要让你懂得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是你?”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矮个儿。阔脸膛的男犯说。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押解官就左右开弓朝他的脸上打去。

    “你们要造反啦!我要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象狗那样统统毙掉。上级知道还会感谢我呢。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不再作声。一个押解兵夺下拚命啼哭的小女孩,另一个则给顺从地伸出手的犯人戴上了手铐。

    “把她抱给娘们去。”押解官对押解兵嚷完,整了整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挣扎着从围巾里伸出小手,不停地尖声啼哭,脸涨得通红。谢基尼娜从人群里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这娃娃让我来抱吧。”

    押解兵抱着小女孩站住了。

    “你是什么人?”押解官问。

    “我是个政治犯。”

    谢基尼娜美丽的脸蛋和她那双好看的金鱼眼睛,显然对押解官起了作用(他在接收犯人时已见过她)。他默默地对她瞧了瞧,仿佛在权衡什么似的。

    “我无所谓,你要,就抱去好了。你可怜他们不要紧,可是万一跑掉一个人,叫谁负责呢?”

    “他抱着娃娃怎么跑得掉?”谢基尼娜说。

    “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你要,就抱去吧。”

    “您说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她。”

    “你来,到我这儿来!”谢基尼娜召唤着,竭力把小女孩叫到自己身边。

    小女孩却从押解兵怀抱里向父亲探过身去,仍旧尖声啼哭,不肯到谢基尼娜那边去。

    “您等一下,谢基尼娜,瞧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面包圈,说。

    小女孩认得玛丝洛娃,看见她和面包圈,就向她走去。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大门已打开,犯人们排好队。押解兵重新清点人数。大家把口袋放到大车上,捆在一起,又让体弱的人上车。玛丝洛娃抱着小女孩,走到女犯队伍里,站在费多霞旁边。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事,这时他大踏步向军官走去。军官刚把事情安排好,准备跳上他的四轮马车。

    “您这样做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回队伍里去,不关您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们这种做法不对,我就是要说,而且我也说了。”西蒙松紧锁住两道浓眉,盯住押解官的脸说。

    “都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押解官不理西蒙松,大声喊道,接着按住赶车士兵的肩膀,钻进马车。

    队伍缓缓动了起来,拉成长长的一串,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两边是沟的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前进。

    玛丝洛娃在城里过了六年奢侈放荡的生活,又在监狱里同刑事犯一起度过了两个月。如今同政治犯待在一起,尽管处境艰苦,她却觉得心情舒畅。每天步行二三十俄里,伙食很好,走两天休息一天。这样,她的身体便逐渐强壮起来。再有,她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使她发现了以前一无所知的生活乐趣。她认为目前同她一起赶路的人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

    “是啊,判刑的时候,我哭了。”玛丝洛娃说。”但我要永远感谢上帝。如今我懂了好多事,那在以前是一辈子都不会懂得的。”

    玛丝洛娃毫不费力就理解了这些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动机。她出身平民,对他们自然很同情。她明白,这些人原来也是老爷太太,但他们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牺牲特权。自由和生命。站在老百姓一边,反对老爷太太们;这就使她格外敬重他们,钦佩他们。

    她钦佩所有的新朋友,但最钦佩谢基尼娜。她不仅钦佩她,而且怀着特殊的敬意热爱她。使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富裕将军家庭出身的能讲三种外语的美丽姑娘,却过着最普通的工人生活,甚至把有钱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全都分赠给人家,自己穿戴得不仅很朴素,简直可以说很粗陋,但她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意。谢基尼娜从不卖弄风情,这使玛丝洛娃感到特别惊奇,因此对她格外钦佩。玛丝洛娃看到谢基尼娜明知自己长得美,并因此感到高兴,但她不仅不因男人欣赏她的美貌而快乐,并且有点恐惧,她对谈情说爱甚至觉得嫌恶和害怕。凡是知道她脾气的男人,即使爱慕她,也不敢有所表示,总是象对待普通朋友那样对待她。那些不熟悉她的男人,往往对她纠缠不清,但据她自己说,全靠她力气大才把他们摆脱掉,而她也以力气大自豪。她笑着讲道:”有一次,有个老爷在街上缠住我不放,我就抓住他使劲摇晃了几下,把他吓得拔脚就跑。”

    她之所以成为革命家,据她自己说,是因为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而喜欢平民生活。那时她常常挨骂,因为喜欢待在女仆室。厨房和马房里,却不愿待在客厅里。

    “我跟厨娘和车夫在一起,总是很快活,可是跟我们那些老爷太太在一起却觉得无聊。”谢基尼娜讲道。”后来我懂事了,看出我们的生活真是糟透了。我没有母亲,我不喜欢父亲。十九岁那年我就离开家,跟一个女朋友一起到厂里做工。”

    谢基尼娜离开工厂后住到了乡下。后来又回到城里,住在一处设有秘密印刷所的房子里,不幸被捕,判处苦役。这些事她自己从没讲过,但玛丝洛娃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被判苦役,是因为那所房子被搜查时,有个革命者在黑暗中开了一枪,而她却把开枪的罪名揽到自己头上。

    玛丝洛娃自从认识她以来就看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遇到大小事情,谢基尼娜从来不顾自己,总是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她现在的同志中有个叫诺伏德伏罗夫的,讲到她时总是戏称她为慈善迷。这话确实不错。她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寻找机会为别人出力,象猎人找寻猎物一样。这种爱好已成为习惯,并且成为她的终身事业。她做起来十分自然,以致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不客气地要求她帮助,而且都认为不值得一提。

    玛丝洛娃刚加入政治犯的队伍时,谢基尼娜有点嫌恶她。玛丝洛娃注意到这一点,但后来又发现谢基尼娜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待她特别和蔼可亲。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竟如此和蔼可亲,这使玛丝洛娃深为感动,她就把整颗心都交给她,并且不知不觉接受她的观点,情不自禁地处处模仿她。玛丝洛娃的一片赤忱感动了谢基尼娜,她也就真心喜欢玛丝洛娃了。

    这两个女人特别投机,还因为她们对性爱都十分嫌恶。一个憎恨这种感情,是因为在这方面尝够了痛苦;另一个虽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却认为这是一种辱没人格并且难以理解的可憎的事。

    谢基尼娜的影响是玛丝洛娃甘心情愿接受的。玛丝洛娃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她喜欢谢基尼娜。另一种影响来自西蒙松。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由于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

    任何人过日子,做事情,总是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部分顺从别人的想法。人在生活中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重大区别之一。有些人运用自己的思想往往象做智力游戏那样,把理智当作带动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它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往往顺从别人的想法,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另一些人却把自己的思想看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几乎总是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偶尔服从别人的决定,而且服从以前先要经过分析批判,看它是否正确。西蒙松就是属于后一类人。不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理智地反复思考,然后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就坚决实行。

    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断定做军需官的父亲挣来的钱是不义之财。他要父亲把财产还给老百姓,可是父亲不仅不听他,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从此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他就离开大学,参加民粹派,到乡下去当教师,大胆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反对他认为谬误的东西。

    他被捕了,受到审讯。

    在法庭上,他公然声明法官无权审问他。法官不理他的话,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回答,对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教义,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这种教义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人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大家所无法理解的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人既是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和所有组成其生命的部分。因此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屠杀。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而且反对杀害一切动物。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生儿育女只是人类的低级职能,而人类的高级职能在于为活着的人服务。他用血液里存在吞噬细胞这个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他认为,单身汉相当于吞噬细胞,它们的责任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有病的部分。自从他确立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就一直按照它生活,尽管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但他现在认为自己同谢基尼娜一样,是人间的吞噬细胞。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个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种爱情不仅不会妨碍他象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而且会更加激励他去这样做。

    不仅对解决精神问题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有自己的方式。他处理各种实际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论,并定出一套规则:每天应当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样生炉子,怎样点灯,等等。

    虽然如此,西蒙松在人前却非常胆怯和谦逊。但他一旦做出决定,那就什么也不能拦阻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影响特别大。玛丝洛娃凭着女人的敏感很快察觉他在爱她。她想到她居然能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的心里唤起爱情,她的自信心也就提高了。聂赫留朵夫向她求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而西蒙松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是因为喜欢她。此外,她觉得西蒙松把她看作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品德特别高尚,跟一般女人不一样。她不太清楚究竟他认为她具有哪些品德,但不管怎样,为了不使他失望,她就竭力把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好品德表现出来。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好人。

    这种情况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有一天,政治犯会见探监人,她发觉有双纯朴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前额和眉毛下特别执拗地盯住她。早在那时,她就发觉他有点特别,瞧她的神气也有点特别,她还发现虽然他那直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显得很严肃,但眼神却象孩子一般纯洁善良,这两种表情竟能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到了托木斯克后,她调到政治犯中间来,又看到了他。尽管他们没有谈过一句话,但是两人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都还认得,而且相互都很尊重。此后他们也没有作过意味深长的谈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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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丝洛娃觉得,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说给她听的,是为她而说的,并且竭力把话说得明白易懂。而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则是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的。

    从下城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坐上装有铁丝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里。这两次见面,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对他态度冷淡。聂赫留朵夫问她最近身体怎样,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那是以前没有过的。这种阴郁的情绪是过去她遭到了男人的纠缠曾出现的,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他担心一路上处在这种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会自暴自弃,对生活感到绝望,借烟酒来麻醉自己,并对他产生恼恨。但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阶段,他一直没有机会同她见面。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忧虑是毫无根据的。不仅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出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她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了出来。她变得又瘦又黑,似乎变老了;两鬓和嘴角出现了皱纹,她包上一块头巾,不再让一绺头发飘落到额上。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她这种已经发生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变化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地高兴。

    现在他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诗意洋溢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肉体的诱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决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心的那种心情。他现在纯粹是怜悯和同情她,就象第一次在监狱里同她见面时那样。他去过医院以后,竭力克制着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暧昧关系(后来知道她是受冤枉的),这种感情曾变得非常强烈。其实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时是暂时的,现在却是经常的。现在,他不论想什么事,做什么事,总是满怀怜悯和同情,不仅对她一人,而且对一切人。

    这种感情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使原先徘徊不前的爱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直到与他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里,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事件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由于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以致他们这样做往往是迫不得已的。

    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象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当局对付他们就象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就近关在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也要看他是否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

    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只能用同样的手段还击。军人通常总是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血腥罪行掩盖起来,还说是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受到他们团体舆论的影响,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危险,开展残酷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是英勇行为。这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善良的人,原来甚至不忍心伤害随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们受苦,现在却能若无其事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以杀人作为手段,来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自视也很高,其实那是政府必须重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结果。是的,为了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必须自视很高。

    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接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并不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蛋,也不象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样。有些人成为革命者,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只是出于自私的虚荣心。不过多数人倾向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冒险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要求清心寡欲。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能为共同事业随时牺牲一切,直至献出生命。就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过一般水平,成为道德高尚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有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

    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次面,还同他谈过话。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念中学和念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并获得硕士学位。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他犹豫不决。他还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因此他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痨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案被捕的,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象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象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象死一般地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兵。他们经过我的门口,在旁边那个牢房门前站住。我听见副典狱长声音古怪地叫道:’洛靖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听见牢门吱嘎响了一声,他们走到他跟前,接着就听见洛靖斯基的脚步声。他向过道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一个人。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一会儿解开胸前的钮扣,一会儿又扣上,还耸耸肩膀。是啊!忽然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闪开身子。原来是洛靖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门外。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有一副好看的波兰人脸型:前额开阔平直,一头细密的淡黄鬈发,一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是个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站在我的窗洞前面,因此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脸庞。他的脸瘦削。灰白,怪可怕的。他问我:’克雷里卓夫,有烟吗?’我刚要拿出烟来给他,可是副典狱长仿佛怕耽误时间,掏出自己的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烟,副典狱长给他划亮火柴,点上烟。他抽起烟来,仿佛在想心事。后来忽然想到什么事似的,开口说:’太残酷,太不讲理了!我什么罪也没有。我……’我的眼睛一直盯住他那白嫩的脖子,看见他喉咙里有样东西在抖动,他说不下去。是啊!这当儿,我听见罗卓夫斯基在过道里用尖细的犹太人嗓子嚷着什么。洛靖斯基丢掉烟头,从我的牢门口走过去。于是,罗卓夫斯基就出现在我的窗洞口。他那张孩子气的脸涨得通红,还在冒汗,眼睛泪汪汪的。他也穿着一身干净的衬衣,但裤子太大,他老是用两手把它往上提,整个身子直打哆嗦。他把他那张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说:’克雷里卓夫,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不是?我觉得不舒服,还要再喝一点润肺汤。’谁也没有理他,他就用询问的目光对我瞧瞧,又对典狱长瞧瞧。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我始终没有弄懂。是啊!副典狱长顿时板起脸,又尖声尖气地嚷道:’开什么玩笑?快走。’罗卓夫斯基显然弄不懂有什么事在等着他,急急地沿着过道走去,简直是想抢在所有人的前头。但接着他站住不肯走,我听见他尖声大叫和嚎哭。传来一片喧闹,还有顿脚的声音。他刺耳地嚎叫,痛哭。后来,声音越去越远,过道的门哗啦响了一声,接下来就一片肃静……是啊!他们就这样被绞死了。两个都被绳子勒死了。有个看守看见这景象,告诉我,说洛靖斯基没有反抗,罗卓夫斯基却挣扎了好半天,因此他们只好把他拖上绞架,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是啊!那看守傻乎乎的。他对我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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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人家都说这事很可怕。其实一点不可怕。他们被绞死的时候,只这么耸了两下肩膀,’他作出肩膀猛一下往上耸,然后又耷拉下来的样子,’后来刽子手把绳子一拉,喏,就是把绳套拉得紧些,这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哼,’一点也不可怕,’”克雷里卓夫把看守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想笑,没有笑成,却放声痛哭起来。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阵,吃力地喘着气,把涌到喉咙里的哽咽硬压下去。

    “是啊,从那时起我就成了革命者。”他平静下来说,简短地讲完了他的身世。

    他参加了民意党,还当上破坏小组的组长,专门对政府官员采用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放弃政权,让人民掌权。他为这个目的到处奔走,一会儿去彼得堡,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到基辅,一会儿到敖德萨,一次又一次取得成功。后来却被一个他十分信任的人出卖了。他被捕了,受审讯,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终身苦役。

    他在狱中得了痨病。在现在这种条件下,看来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他知道这一点,但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后悔。他说,要是让他再活一辈子,他还是会那么干,也就是破坏他目睹的那种罪恶累累的社会制度。

    克雷里卓夫的身世和与他的接触,使聂赫留朵夫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事。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象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去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了,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尖声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并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大约过了三分钟的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走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要紧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象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立刻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哗啦地响了几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着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十分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的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小伙子热情地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诡秘地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许多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着,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着咕唧咕唧作响的大皮靴,跟那些女人一起消失在黑暗中。

    半边门再次哗啦作响,队长请聂赫留朵夫跟他一起去见押解官时,从迷雾里还传来那小伙子的说话声,中间夹杂着女人的说笑声。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时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很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着灯,围墙四周另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得通明。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统黄皮靴,弯着腰,正拿着另一只靴统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立刻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士兵小声说。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象嘲讽又象疑惑地盯住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立刻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凶狠地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放好(军官睁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慢条斯理地说:

    “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平静地说,没有坐下来。

    “是政治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政治犯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趟呢?”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搜身的。”押解官说,露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旁。”加一点好不好?哦,随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鬼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另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行的,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些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干笑声,都使聂赫留朵夫很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象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他们也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都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喝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象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完全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象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的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迫不及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说得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瞧着聂赫留朵夫。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大声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黑暗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就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人们活动的声音,好象一群将要离窝的蜜蜂。聂赫留朵夫走进去,推开门,喧闹声就更响了。听得出有叫嚷。有谩骂和哄笑。还听见哐啷啷的镣铐声。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以忍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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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节阅读 56

    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

    “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找水,或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此时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处乌青块。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小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仗。”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汽。还听见女人们一刻不停的叫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等待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钱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他的同伴,吃了他的肉。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他多次来到他们中间,而象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外,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高声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声。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就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

    “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早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连连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十分惊奇。这人中等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的,而是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拿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橇,穿好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于是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了。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那个声音又对我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雪橇上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大声地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我的手,严厉地骂道:’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猛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了许多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

    十一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从两道浓眉下抬起眼睛,并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想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着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了。她手中拿着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统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立刻放下扫帚,用裙子擦擦手,笔直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紧握她的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象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轻轻地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板铺上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打开水和取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更加瘦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她身穿一件灰短袄,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不停地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她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彼得堡,不再来了呢。”她高兴地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好极了。见到玛丝洛娃吗?”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抖动着,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面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著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打招呼。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着急跟他打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着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然后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问好。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不少。”聂赫留朵夫说,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充满芥蒂。诺伏德伏罗夫的话,以及他的不怀好意,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哆嗦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赶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管得很严。今天这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坐着没动,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wwwwww。bookdown书com网现在去打扫女的那一间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望望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走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拿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挂面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统皮靴。他迈着轻快地步伐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一些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看着艾米丽雅说,”来,现在你来沏茶吧。”

    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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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节阅读 57

    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快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嶙峋,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着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神态忧郁,精神萎靡,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身上穿着一件旧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瞅着他。然后他勉强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人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人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而纳巴托夫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他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诵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仍受到暗中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其它省的一个乡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于是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坚定了革命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从那里他逃跑了,并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那里他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和无精打采。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他热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智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就为自己确定了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也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大家利益为重。他自己一无所求,安贫乐道,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工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工作。他出身农民,勤劳机智,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体贴别人的感情,而且能尊重大家的意见。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不坐牢时常去看望她。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青年,频繁来往。他跟他们一起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宣传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平民出身的他,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会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及其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

    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

    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蛹变成蝴蝶,橡果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有了这样的信念,他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着各种会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平民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寻求知识。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也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被流放到伏洛戈德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牢记在心里,这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为此他再次被捕,判处剥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他对宗教也象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一旦他看出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

    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他象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能愉快胜任,得心应手。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并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十三

    炉子生好,房间里顿时暖和起来。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面包圈。精白粉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劳顿把它收拾整齐。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这样,待在这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以外,他们也象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以致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又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他象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无微不至。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象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特别忠贞的妻子。

    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便也成了革命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对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自己的确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为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母亲领去抚养-而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她知道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久久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之情。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十四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喜欢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仔细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大声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么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政府掌了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别人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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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生命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象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象发表演说似地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明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让人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他们迷失了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了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鸦雀无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奋斗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便沉默不语,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十五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非常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被自己的理智所指导,由自己的理智所决定。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种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

    诺伏德伏罗夫尽管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但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非想出人头地罢了。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诺伏德伏罗夫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感到非常得意。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头地了。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又得到了满足。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非常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别人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这样,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召开重要会议,并在全上通过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充分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严格执行。

    同志们因为他大胆果断而尊敬他,但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一切杰出人物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并且总是想用老猴对待小猴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恨不得剥夺人家的一切智慧和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才能。只有对那些崇拜他的人,他才好意相待。现在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玛尔凯,对待倾心于他的薇拉和相貌美丽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虽然口头上也主张解决妇女问题,但心底里却认为女人都是很愚蠢的,猥琐的,除了他所热恋的女人之外,譬如他现在所爱的格拉别茨。只有这些女人才不同一般,她们的优点也只有他一人能够发现。

    他认为男女关系也象其他一切问题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算彻底解决问题。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过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后来同正式的妻子脱离了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同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诺伏德伏罗夫看不起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问题上”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在看待现行制度的缺点和纠正办法上,竟敢跟他诺伏德伏罗夫不一样,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老爷的想法,愚蠢的想法。聂赫留朵夫尽管一路上心情很好,但知道诺伏德伏罗夫对他抱有这样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以眼还眼的态度,却怎么也无法克制对他的极度反感。

    十六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的说话声。大家都安静下来,接着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房间。这是来点名的。队长指着每一个人,计算着人数。他指到聂赫留朵夫时,就和颜悦色地陪笑说:

    “公爵,现在点过名可不能再待着了。您得走了。”

    聂赫留朵夫懂得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三个卢布钞票塞在他手里。

    “嘿,拿您有什么办法呢!您就再坐一会儿吧。”

    队长刚要出去,另外有个军士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那男犯留着一把稀疏的胡子,一只眼睛底下有青伤。

    “我是来看我那个小丫头的。”那个男犯说。

    “啊,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忽然响起了孩子响亮的快乐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艾米丽雅身后探出来。艾米丽雅正在跟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一起用艾米丽雅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新衣。

    “是我,孩子,是我。”布卓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谢基尼娜说,同情地瞧着布卓夫金那张被打伤的瘦脸。”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太太她们在给我做新衣裳呢。”女孩指给父亲看艾米丽雅手里的针线活,说。”可好看啦,真漂亮。”她含糊不清地说。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过夜吗?”艾米丽雅抚爱着小女孩说。

    “愿意。爸爸也留下来吧。”

    艾米丽雅脸上泛起笑容。

    “爸爸可不行。”她说。”那么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她转身对做父亲的说。

    “好,那就留下吧。”站在门口的队长说,说完就跟军士一起走了出去。

    等押解人员一出去,纳巴托夫立刻走到布卓夫金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

    “喂,老兄,你们那里的卡尔玛诺夫真的要同别人调包吗?”

    布卓夫金和蔼可亲的脸容突然变得很忧郁,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白翳。

    “我们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说。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仿佛仍旧蒙着一层白翳,接着又对女儿说:”哦,阿克秀特卡,你就跟太太她们一起在这儿享享福吧。”说完就连忙走了出去。

    “这事他全知道,他们如果真的调包了。”纳巴托夫说。”那您现在怎么办呢?”

    “我到城里去告诉长官。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不作声,显然担心再次发生争吵。

    西蒙松双手枕在脑后,一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的板铺上。这会儿突然坐起来,下了床,小心翼翼地绕过坐着的人们,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听我说几句好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想跟他出去。

    卡秋莎轻轻地瞟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眼睛同他的目光相遇,他顿时涨红了脸,仿佛摸不着头脑似地摇摇头。

    “我有这样一件事要跟您详细地谈谈。”聂赫留朵夫跟着西蒙松来到过道里,西蒙松开口说。在过道里,刑事犯那边的喧嚣和说话声听得特别清楚。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毫不在意。”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他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留神地直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有责任……”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牢房门口有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

    “我对你说,笨蛋,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高声嚷道。

    “巴不得呛死你这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候,谢基尼娜来到过道里。

    “这里怎么能够随便谈话呢?”她说,”你们到那间屋里去吧,那儿只有薇拉一个人。”她说着就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到隔壁一个很小的。显然是间单身的牢房中,那房间如今专门拨给女政治犯住宿。薇拉躺在板铺上,头蒙在被子里。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走了!”谢基尼娜说。

    “不,你别走!”西蒙松轻声说,”我没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别人,更不要说瞒你了。”

    “嗯,好吧。”谢基尼娜说,象孩子一般扭动整个身子,坐到板铺深处,准备听他们谈话。她那双羔羊般的美丽眼睛静静地看着远处。

    “我有这样一件事。”西蒙松接着又说,”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究竟是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不由得很欣赏西蒙松跟他说话的那种坦率诚恳的态度。

    “就是我想跟玛丝洛娃结婚……”

    “真没想到!”谢基尼娜眼睛紧紧地盯住西蒙松说。

    “……我决定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这事得由她自己作主。”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不过这件事她不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之前,她是不会作出什么选择的。”

    “从我这方面说,事情早就明确了。我愿意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同时减轻她的苦难,但我绝不希望使她受到什么约束。”

    “对,可是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谈不上牺牲。”

    “不过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绝不会动摇的。”

    “哦,那么有什么必要找我谈这件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要您也同意这一点。”

    “可是,我怎么能同意不做我应该做的事呢?我只能说一句:我是不自由的,可她享有自由。”

    西蒙松沉思起来,默不作声。

    “好的,我就这样对她说。您别以为我迷上她了。”西蒙松继续说。”我爱她,因为她是个少见的好人,却受尽了折磨。我对她一无所求,但我真心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的声音在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要是她不愿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只要她同意,我就要求把我调到她监禁的地方去。四年又不是一辈子。我愿意待在她的身边,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些她的苦难……”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聂赫留朵夫说。”她能找到象您这样的保护人,我很高兴……”

    “喏,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西蒙松继续说。”我还想要知道,既然您爱她,愿她幸福,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幸福吗?”

    “一定会的。”聂赫留朵夫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全得由她自己作主,我只希望这个受尽苦难的心灵能得到喘息。”西蒙松说,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瞧着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神情出现在这个平时脸色阴沉的人的脸上,那是很意外的。

    西蒙松说完站起来,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把脸凑到他跟前,羞怯地微笑着,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去告诉她。”西蒙松说着走了。

    十七

    “哦,怎么搞的?”谢基尼娜说。”他在谈恋爱了,真的在谈恋爱了。嘿,西蒙松简直象个孩子,居然这样傻头傻脑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万万没想到。真是太奇怪了,说实在的,也真是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说。

    “那么,卡秋莎呢?您想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

    分节阅读 59

    “她吗?”谢基尼娜停了停,显然在考虑怎样才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以前有过那样的经历,人倒是挺本份的……也很能体贴人……她爱您,是真心爱您,她要是能为您做件事,哪怕是从消极方面考虑,只要您不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很高兴了。对她来说,跟您结婚将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干的什么事都更堕落,因此她决不会同意。再说,您在她身边,反而使她感到更加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这儿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微一笑。

    “是的,多多少少得这么办。”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儿呢?”

    “我这是胡说了。不过,她的事,我想告诉您,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荒唐(他其实还没有向她表白过),所以又喜又惊。不瞒您说,这种事我不是内行,但我觉得,他的感情虽然比较含蓄,也不外乎男人的那种感情。他说这种爱情使他精神上变得高尚,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看,这种爱情即使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肮脏的……就象诺伏德伏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谢基尼娜一谈到她心爱的题目,就离开了本题。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得对她说一说。把事情好好讲清楚总是好的。您同她谈一谈,我去把她叫来。好吗?”谢基尼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谢基尼娜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独自留在小小的牢房里,听着薇拉轻微的呼吸声,偶尔还夹杂着呻吟,以及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那里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他心头涌起一种奇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但没有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和别人的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现在的内心世界,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迅速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对您说。您请坐。西蒙松和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安静地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立刻涨得通红。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扭曲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作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无言的目光对双方都意味深长。

    “这事应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象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默默地走了出去。

    十八

    聂赫留朵夫跟着玛丝洛娃回到男犯牢房,看见那里人人都非常激动。纳巴托夫平时总爱走动,同每个人交往,留心观察各种动静,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他在墙上发现被判苦役的革命家彼特林写的条子。大家都以为彼特林早已到了卡拉河流域,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如今却发现他不久前才同刑事犯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我单独同刑事犯一起上路。涅维罗夫原先和我一起,可他在喀山疯人院里上吊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希望万事如意。”他在条子里这样写着。

    大家都在议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里卓夫却聚精会神,一声不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着前方。

    “我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错乱,不时看见鬼魂。”艾米丽雅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承受不了的。”诺伏德伏罗夫说。”我蹲单身牢房的时候,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总是井井有条地安排时间,因此总能熬过去。”

    “有什么不好熬的?让我蹲牢房,总是挺高兴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本来总有点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捕,牵累别人,坏了事业,一旦坐牢,就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可以歇一口气。你就坐下来抽抽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谢基尼娜不安地打量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变色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个幻想家?”克雷里卓夫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个人哪,就象我们的门房说的那样,天下少见……对了……这是个象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仅不会撒谎,甚至不会做假。他不仅脸皮薄,浑身上下就象被剥掉皮似的,每根神经都暴露在外面。是啊……他的个性复杂得很,可不是那种……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阵。”我们争论究竟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再有,我们争论该怎样斗争,开展和平宣传,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老是争论不休。可他们并不争论,他们懂得该怎么办。死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且都是那么好的好人,但他们谁在乎!相反,他们巴不得好人都死掉。对了,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能不下降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那辈人都被取缔了。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些人……”

    “人是消灭不完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不,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人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不让人家打断他的话,说。”给我一支烟。”

    “抽烟对你可不好哇,阿纳托里。”谢基尼娜说,”请你别抽了。”

    “哼,你别管我。”他怒气冲冲地说着,吸起烟来,但立刻咳嗽,恶心得象要呕吐。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要光发表议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把他们消灭掉。就该这样。”

    “不过他们也都是人哪。”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只要干得出他们干的那种事,就不是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我说,我们要是坐着飞艇飞上天,在他们头顶上扔炸弹,把他们象臭虫一样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咳得更加厉害,接着吐出大口大口鲜血。

    纳巴托夫立刻跑到外面去取雪。谢基尼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吃,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苍白的瘦手把她推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直到雪和凉水使他稍微镇静下来,大家才扶他睡好。聂赫留朵夫也同大家告辞,跟那个早就来接他的军士一起回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安静,大多数睡着了。尽管牢房里板铺上和板铺下都睡了人,过道里也睡了人,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囚犯,因此有一部分就头枕着包裹,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睡在走廊地板上。

    从牢房门里,走廊里,传出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到处可以看见身上盖着囚袍的身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只有在刑事犯的单身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在墙角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一看见士兵走来,就把它熄灭。有一个老头儿坐在走廊的灯下,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弥漫病菌的空气,同这里臭气熏天的恶浊空气相比,似乎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油灯看上去仿佛在雾中发亮。人在这里呼吸都感到困难。穿过这条走廊,要是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着的人,必须先看清前面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再找下一步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也没有找到空地方,只好躺在门廊里,靠着一个从裂缝里渗出粪汁来的臭烘烘的便桶。其中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旅途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另外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躺在两个男犯中间,一只手托着脸颊,头枕在一个男犯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停住脚步,挺起胸脯,久久地。久久地使劲呼吸着冰凉的空气。

    十九

    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走进门廊。从门廊右边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现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景象中,最可怕的最难忘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十分重大,但他已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预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清晰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渗出的粪汁的便桶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一些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那么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自己是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象有些人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美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身处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变质的人,就象酵母菌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也是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的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播到全民中去。”简直象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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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想到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都被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播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中,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自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了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即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会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早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后,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时,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就把同伴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目睹一个人被指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供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的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而且他们还把这种理论传播给其它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播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象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全面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见,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也不再用大车而改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愤发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状况就会得到改善。这种解释也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愤恨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象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的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中结束罢了。他看出,象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部长,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目前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在这样的思考中他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象喷泉那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二十

    聂赫留朵夫醒来时,马车夫都早已上路。老板娘喝够了茶,用手绢擦擦湿淋淋的粗脖子,走进房间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说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预料的更严重。”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能得到许可。我们就带着他上路,可是怕他在路上出事。请您到城里去疏通一下,要是能让他留下,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伴他。如果因此需要我嫁给他,那我也情愿。”

    聂赫留朵夫急忙打发跑堂的到驿站去叫马车,自己则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带铃铛的三驾驿车来到大门前。驿车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滚动,就象在石板路上那样隆隆作响。聂赫留朵夫给粗脖子的老板娘付清了帐,就匆匆走出门,在马车软座上坐下,吩咐车夫尽可能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他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果然赶上了他们的大车。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在冰冻的泥地上辘辘行进。押解官不在这里,他赶到前头去了。士兵们显然喝过酒,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跟着车队,走在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很拥挤。后头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最后一辆大车上坐着诺伏德伏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症的瘦弱女人。谢基尼娜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了。倒数第三辆铺着干草和枕头,上面躺着克雷里卓夫。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下来,自己便向他走去。一个酒意十足的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摆摆手,但聂赫留朵夫没有理他,径自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在旁边走着。克雷里卓夫身穿土皮袄,头戴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虚瘦和苍白。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的身子在大车上微微摇晃,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健康状况,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全部精力显然因大车的颠簸而消耗光了。谢基尼娜坐在大车另一边。她向聂赫留朵夫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表示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很忧虑,接着就用愉快的声调说起话来。

    “那军官无论如何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大声说,好让聂赫留朵夫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他们给布卓夫金去了手铐。现在他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拉接替了我的位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克雷里卓夫指着谢基尼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他皱起眉头,显然在忍住咳嗽,接着又摇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从手绢里露出嘴来,喃喃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同谢基尼娜交换了一个眼色。

    “哦,三个天体的问题怎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没有理解他的话,谢基尼娜就向他解释说,这原是一个确定太阳。月亮。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里卓夫点点头,表示谢基尼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吗?这事您肯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发现克雷里卓夫脸上有点不愉快,就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双手扶住马车两侧,因为道路坎坷不平,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人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延伸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很快认出道路另一边有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和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和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西蒙松跟妇女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地讲着什么事。

    妇女们看见聂赫留朵夫,都向他点头招呼,西蒙松也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和他们没有讲话,也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的马车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快多了,但为了超车,又不时离开大路,绕过长长的车队,赶到前面去。

    这条车辙纵横的大路通向一片幽暗的针叶树林。道路两旁,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叶,现出耀眼夺目的土黄色。这段路走了一半,树林就没有了,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出现了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天气逐渐晴了,云都慢慢消散了,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圆顶和教堂的十字架都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现出白忽忽的远山。聂赫留朵夫的三驾马车来到城郊一个大村子。村街上到处都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少数民族。喝醉酒的与没有喝过酒的男男女女群集在商铺。饭店。酒馆和货车旁边,吵吵嚷嚷。城市显然不远了。

    车夫给了右边骖马一鞭子,紧了紧缰绳,侧身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显然想显显身手,让马车在大街上飞跑,马车加快速度,一直跑到河边的渡口。这时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心,从对面划过来。这奇#書*網收集整理边渡口大约有二十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很多工夫。渡船远远地划到上游,又被急流冲下来,不多一会儿就靠拢木板搭成的码头。

    几个船夫长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们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默默无言,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放下船板,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再把等船的车辆装到船上,让渡船装满车辆和马匹。宽阔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的两舷,把缆索绷紧。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车子和卸下的马匹,在周围大车的拥挤下,在渡船边上停住,船夫就关上船板,也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沉静,只听见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响船板的声音。

    二十一

    聂赫留朵夫站在渡船边上,眼睛望着宽阔湍急的河水。两个形象在他的头脑里交替出现着:一个是垂死的克雷里卓夫。他满脸怒容,脑袋被大车颠得摇摇晃晃;一个是精神抖擞地同西蒙松一起在路边走着的卡秋莎。一个形象使他沉重而悲伤,那就是濒临死亡而不愿死去的克雷里卓夫。另一个形象则是生气勃勃的卡秋莎,她获得西蒙松这样好人的爱,走上了稳当可靠的善的道路,这本是件喜事,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难受,而且无法打消这样的感觉。

    城里教堂的大铜钟被敲响了,颤动的钟声荡漾在水面上。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马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一个个脱下帽子,在胸前画着十字。只有站在栏杆旁的一位个头不高。头发蓬乱的老头儿没有画十字,只是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聂赫留朵夫,而聂赫留朵夫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他。这老头儿身穿一件打过补钉的短褂和一条粗呢裤,脚穿一双补过的长统靴。他的肩上背着一个很小的口袋,头上戴着一顶破皮帽。

    “老头子,你怎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夫戴上帽子,拉拉正,问他说。”莫非你不是基督徒吗?”

    “叫我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生硬地回答说。他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当然是向上帝罗。”马车夫含嘲带讽地说。

    “那你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老头儿的神气那么严肃坚决,马车夫觉得他在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竭力不让老人的话使自己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急忙回答说:

    “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上帝。那是活在上帝心里的独生子宣告的。”老头儿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洞穴教徒。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着,把马鞭柄插到腰里,扶正骖马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那么,老大爷,你信什么教呢?”站在船边大车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

    “我什么教都不信。除了自己,我谁也不信,谁也不信。”老头儿还是又快又果断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能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这样会做错事的。”

    “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错事。”老头儿把头一扬,断然地回答。

    “世界上怎么会有各种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就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过人,结果象走进原始森林一样迷了路。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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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象瞎眼的狗崽子一样,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说得很响,不住朝四下里张望,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他说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好久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怎么个迫害法?”

    “他们迫害我,就象当年迫害基督那样。他们把我抓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送到读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人家问我:’你多大岁数?’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无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人家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说,我没有父母,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家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上?’我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简直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有要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人。”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听天由命。有活我就干活,没有活我就要饭。”老头儿发现渡船就要靠岸,得意扬扬地扫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

    渡船在对岸停住了。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想给老头儿一点钱。被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拿。面包我会拿的。”他说。

    “哦,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有得罪我。其实,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头儿说着,动手把放下的口袋背到肩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还有兴趣跟他费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身强力壮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正派。”

    二十二

    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

    “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和绿色的屋顶的房子,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回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他还是感到十分舒适。首先得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它们。安置好行李,他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上浆硬的衬衫。压褶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遭拒后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了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面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下面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请不要见怪,我穿着睡袍见客,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着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细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其间他只打断了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这种人。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消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在度过了三十五年军旅生涯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度日。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因为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这种早晨,他才象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虽然知道他是个酒鬼,但毕竟他受的教育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份,所以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他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最迟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依旧盯着聂赫留朵夫,伸出指头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雾,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默默地听下去。

    “因此我有个请求,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暂时把她留在此地。”

    这时候,一个穿军服的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来。那么,您还有别的事吗?”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请求。”聂赫留朵夫说,”牵涉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

    “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

    “他病得很厉害,人都快死了。得把他留下来住院。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准备嫁给他。”

    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默默地听着,显然想用这种目光在使得对方感到局促不安。他不住地吸着烟。

    等聂赫留朵夫说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迅速地舔了舔手指,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要是判了这种刑,即使结了婚,也不能改善待遇。”

    “可是您要知道……”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了婚,她照样得服满她的刑。这儿有个问题:谁判的刑更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两人都判了苦役。”

    “嘿,那倒是门当户对了。”将军笑着说。”他俩倒是待遇相同。他有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而且当然会设法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即使嫁给他,(奇*书*网-整*理*提*供)也不能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点头,继续说:

    “不过再让我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病人见面,说,”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里确实钱能通神。上面要我彻底消灭贿赂。可如今大家都在接受贿赂,怎么消灭得了?官位越小,贿赂收得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外受贿,怎么查得出来?他在那边是个土皇帝,就象我在这儿一样。”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过您大概经常跟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钱,他们就放您进去,是吗?”他笑嘻嘻地问。”是这么回事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您非这样做不可。您想见见那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他得养家活口,非接受贿赂不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或者您的地位,我也会那么办的。可是就我的地位来说,我不能容许自己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可我是个执法官,凭一定条件才得到信任,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好吧,这事就到此为止。那么,现在您给我讲讲,京城里有些什么新闻?”

    于是将军就开始发问,同时也发表意见,分明既想听听新闻,又想显示自己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二十三

    “哦,请问您在哪里下榻?在玖可夫旅馆吗?哦,那地方真是糟透了。回头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将军一面送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下午五点钟。您会说英语吗?”

    “会,会说。”

    “哦,那太好了。不瞒您说,我们这儿来了一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的情况。今天他要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您也来吧,我们五点钟开饭,我妻子要求严格遵守时间。至于怎样处置那个女人,还有那个病人,我下午给您答复。也许可以留下一个人来照顾他。”

    聂赫留朵夫辞别将军,心情特别振奋,于是就乘车到邮政局去。

    邮政局设在一个低矮的拱顶房间里。几名邮务员坐在斜面办公桌后,把邮件分发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个邮务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打上邮戳。聂赫留朵夫没有久等,他一说出名字,就有一大堆邮件交到他手里。邮件中有汇款。几封信。几本书,还有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聂赫留朵夫收下信,走向木板长凳。长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在等着领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在他旁边坐下,翻阅收到的信。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信封很考究,上面还盖有字迹清楚的鲜红火漆印。他拆开信封,信是谢列宁写的,还附着一份公文,他的血顿时涌上脸孔,心脏也缩紧了。这就是关于卡秋莎案的批复。是个怎样的批复?难道是驳回吗?聂赫留朵夫匆匆看了一下字迹很小。难以辨认。但笔力刚健的信,不由得高兴地松了一口气。批复是令人满意的。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你上次同我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关于玛丝洛娃一案,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仔细查阅了这个案件,看出她受到不白之冤,确实令人愤慨。这事只能由你递交状子的上诉委员会来改正。我协助他们裁决了这个案件,现随信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地址是叶卡吉琳娜。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给我的。公文正本已送往她当初受审的监禁地,即将转到西伯利亚总署。我赶紧把这个喜讯告诉你。友好地握你的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由某某号,案卷某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令,兹特通知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皇帝陛下披阅玛丝洛娃御状,体恤下情,恩准所请,着将该犯所判苦役改为流放,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

    这是一个大喜讯。凡是聂赫留朵夫希望为卡秋莎和自己做的事,如今都已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同她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以前她是个苦役犯,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只能徒具形式,至多稍稍改善她的处境罢了。如今可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又怎么办呢?她昨天那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她同意跟西蒙松结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清楚,就索性不去想它们。”以后这一切都会清楚的。”他想,”现在得赶快去同她见面,把这个喜讯告诉她,并要求把她释放出来。”他以为凭到手的副本就足以办到这一点。他走出邮政局,吩咐车夫把他送到监狱。

    尽管将军不准许上午探监,聂赫留朵夫凭经验知道,在上级长官那里绝对办不到的事,在下级官员那里却很容易办到,因此决定先到监狱去一下,把这个喜讯告诉卡秋莎,也许马上可以把她释放出来,同时打听一下克雷里卓夫的健康情况,并把将军

    ————

    分节阅读 62

    的话转告他和谢基尼娜。

    典狱长身材魁梧,威风凛凛,留着唇髭和一直长到嘴角的络腮胡子。他接待聂赫留朵夫态度很严厉,直率地声称,未经长官批准,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探监。聂赫留朵夫说,他在京城里也常去探监。典狱长听了回答说:

    “这很可能,但我不能容许这样做。”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京城里来的老爷,准以为可以吓唬我们,弄得我们束手无策,可我们虽然身居西伯利亚,也知道严守法纪,还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皇帝陛下办公厅发的公文副本对典狱长也不起作用。他断然拒绝让聂赫留朵夫进监狱。聂赫留朵夫天真地以为只要他一出示公文副本,玛丝洛娃就可以当场获得释放,不料典狱长只轻蔑地微微一笑,声称要释放任何人犯,必须有他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所能答应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可以通知玛丝洛娃,告诉她已获得减刑,一旦接到上级批文,就会立刻把她释放,不会耽搁一个钟头。

    关于克雷里卓夫的健康,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情况。他说连有没有这样一个犯人他都不清楚。聂赫留朵夫一无所获,只得坐上马车回旅馆。

    典狱长所以这样严厉,主要是因为监狱里收容了比平常多一倍的犯人,拥挤不堪,而且伤寒流行。聂赫留朵夫的车夫路上告诉他说:”监狱里死了很多人,那边流行瘟疫,每天都有二十人被埋葬。”

    二十四

    虽然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碰了壁,但他还是兴奋地乘车去省长办公室,查问玛丝洛娃的减刑公文到达没有。公文还没有到,因此聂赫留朵夫一回到旅馆,就立刻写信把这事告诉谢列宁和律师。他写完信,看了看表,已经是去将军家赴宴的时间了。

    路上他又想到,不知道卡秋莎对她的减刑会有什么想法。她会被规定居留在什么地方?他将怎样跟她一起生活?西蒙松怎么办?她对他究竟抱什么态度?聂赫留朵夫想起她精神上的变化,同时也想起了她的往事。

    “必须忘记那些事,一笔勾销。”他想,连忙把有关她的念头从头脑里赶走。”到时候都会见分晓的。”他自言自语,接着他考虑该对将军说些什么。

    将军家的宴会十分豪华,显示出富豪和达官贵人的生活排场。这种排场是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但他已长期丧失奢侈的享受,甚至连最起码的舒适条件都没有,因此这样的宴会就使他分外愉快。

    女主人是位彼得堡的老派贵夫人,在尼古拉宫廷里做过女官,法语讲得很流利,讲俄语反而有点别扭。她身子总是挺得笔直,两手不论做什么事,臂肘总是贴住腰部。她尊敬丈夫,态度文静而有点忧郁;对待客人异常亲切,但程度因人而异。她把聂赫留朵夫当作自己人,待他特别殷勤,奉承他而使人不易察觉。这使聂赫留朵夫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尊贵,从而感到得意扬扬。她使他觉得西伯利亚之行虽然古怪,却是高尚的,而且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将军夫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和将军家里豪华的生活,使聂赫留朵夫陶醉于漂亮的陈设。美味的食品以及同有教养的人们的愉快周旋之中。仿佛这段时期的生活是一场梦,如今梦醒了,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在筵席上就座的,除了将军的女儿和她丈夫以及将军的副官等家里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和一个从西伯利亚边城来的省长。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些人都和蔼可亲。

    那个英国人身体强壮,脸色红润,法语讲得很差,但英语讲得象演说家一般优美动听。他见多识广,谈到美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见闻,使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

    开采金矿的年轻商人,原是个农民的儿子,如今穿着一身在伦敦定做的燕尾服,衬衫袖子上配着钻石钮扣,家里藏书丰富,为慈善事业捐过很多钱。他信奉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给聂赫留朵夫留下愉快的印象。他是欧洲文化通过教育接种到健康农民身上的一个好标本。

    那个边城的省长,原来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时闹得满城风雨的某局局长。这人长得胖乎乎的,生着稀疏的鬈发和一双温和的浅蓝色眼睛,下身特别肥胖,两只保养得很好的白嫩手上戴满戒指,脸上浮着使人愉快的微笑。男主人特别赏识这位省长,因为在大批惯于受贿的官员中间,唯独他不接受贿赂。女主人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之所以看重这位省长,因为他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常同她四手联弹。聂赫留朵夫今天心情特别愉快,连这个人也没使他反感。

    副官精力充沛,情绪极好,下巴刮得发青。他处处为人效劳,殷勤的态度很招人喜爱。

    不过,聂赫留朵夫最喜欢的还是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对年轻夫妇。将军的女儿长得并不美,但生性忠厚,全部身心都用在她的头两个孩子身上。她与丈夫经过自由恋爱结婚,为此同父母长期争吵过。她丈夫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天资聪明,为人谦逊,在官府做统计工作。他特别关心非俄罗斯人问题,喜爱他们,竭力要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人人对聂赫留朵夫都很亲切殷勤,而且因为能同他这样一位有趣的新伙伴结交而感到高兴。将军身穿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章,出来主持宴会。他对聂赫留朵夫象对老朋友似的打了个招呼,立刻邀请客人们吃冷盘和伏特加。将军问聂赫留朵夫从他家出去后做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他去过邮政局,知道早晨谈起的那个人已得到减刑,同时再次要求将军准许他探监。

    将军对吃饭时谈公事,显然很不满意,他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您要来点伏特加吗?”他转身用法语招呼那个走过来的英国人。英国人喝干一杯伏特加,说他今天参观了大教堂和一座工厂,还希望参观一所大监狱。

    “那正好。”将军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可以一起去。您给他们开张通行证。”他对副官说。

    “您希望什么时候去?”聂赫留朵夫问英国人。

    “我希望晚上去参观监狱。”英国人说,”所有的人都在监狱里,事先不作准备,一切都保持本来面目。”

    “哦,他想看看其中奥妙吗?那就让他看吧。我写过呈文,可是他们不听我的话。那就让他们通过外国报纸去领教吧。”将军说着走到餐桌旁,女主人招待客人们入席。

    聂赫留朵夫坐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他对面坐着将军的女儿和某局前任局长。

    筵席上谈话时断时续,一会儿谈到印度-那是英国人首先谈到的,一会儿谈到法国人远征东京-将军对这事严加谴责,一会儿谈到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和受贿行为。对这些谈话,聂赫留朵夫都不太感兴趣。

    不过,饭后大家到客厅里喝咖啡,聂赫留朵夫跟英国人和女主人谈到格拉斯顿时,却谈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自己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他们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吃了一顿美餐,喝了一些美酒,这会儿坐在柔软的沙发里,一面喝咖啡,一面同和蔼可亲。教养有素的人谈话,心里越来越高兴。而当女主人应英国人的要求,跟前任局长一起弹奏他们弹得很熟练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聂赫留朵夫产生了一种好久没有过的自我陶醉的感觉,仿佛现在才意识到他是个多么好的好人。

    那架大钢琴音色优美,演奏得很出色。至少喜欢和熟悉这支交响曲的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感觉。他听着优美的行板,感到鼻子发酸,对自己的各种高尚行为十分感动。

    聂赫留朵夫感谢女主人的盛情招待,说这样的快乐他好久没有享受过了。他正要告辞,不料女主人的女儿神情果断地走到他跟前,涨红了脸说:

    “您刚才问起我那两个孩子,您愿意去看看他们吗?”

    “她总以为人家都想看看她的孩子呢。”做母亲的看到女儿如此天真不懂事,微笑着说。”公爵才不感兴趣呢。”

    “不,正好相反,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被这种洋溢的母爱所感动,说。”请吧,请您带我去看看。”

    “居然把公爵都领去看她的小娃娃了。”将军正同他的女婿。金矿主和副官一起打牌,从牌桌那边笑着叫起来,”您去吧,去尽尽义务吧。”

    少妇想到客人马上要对她的孩子进行评判,显然很激动,就快步把聂赫留朵夫领到里屋。他们来到第三个房间。那个房间很高,糊着白色墙纸,点着一盏小灯,灯上扣着一个深色灯罩。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中间坐着一个颧骨很高。模样忠厚。身披白披肩的奶妈,看上去象是个西伯利亚人。奶妈站起来,向他们鞠躬。做母亲的向第一张小床弯下身去,床上安静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张着小嘴,长长的鬈发散落在枕头上。

    “喏,这就是卡嘉。”做母亲的说,拉拉天蓝条纹的线毯,把从毯子底下伸出来的一只雪白的小脚盖好。”好看吗?她才两岁呢。”

    “太美了!”

    “这是华秀克,是他外公起的名。他可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他是个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聂赫留朵夫看着背朝天睡的胖娃娃说。

    “是吗?”做母亲的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此时此刻,聂赫留朵夫又想起脚镣手铐、阴阳头、殴打、淫乱,想起垂死的克雷里卓夫,想起卡秋莎和她的全部身世。他心里十分羡慕,巴不得多享受享受这里优雅的幸福。

    他反复称赞这两个孩子,多少满足了贪婪地听着赞美辞的母亲,然后跟着她回到客厅。英国人已在客厅里等他,准备一起乘车去监狱。聂赫留朵夫跟一家老少告了别,同英国人一起来到将军府的大门口。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漫天飞舞,覆盖了道路,覆盖了屋顶,覆盖了花园里的树木,覆盖了门前的台阶,覆盖了马车,覆盖了马背。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聂赫留朵夫就吩咐英国人的车夫把车驾到监狱里去。他自己也坐上四轮马车,因为要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就这样他坐在柔软的马车上,跟在英国人后面,在雪地上剧烈地颠簸着,往监狱驶去。

    二十五

    阴森森的监狱门前站着岗哨,门口点着风灯。尽管蒙着一层洁白的雪幕,使大门。屋顶和墙壁都显出一片雪白;尽管监狱正面一排排窗子灯火通明,但它给聂赫留朵夫的印象却比早晨更加阴森。

    威风凛凛的典狱长走到大门口,凑近门灯,看了看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通行证,困惑不解地耸耸强壮的肩膀,但还是执行命令,邀请这两位来访者跟他进去。他先领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沿着楼梯走上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要他效劳。他听说聂赫留朵夫要跟玛丝洛娃见面,就派看守去把她找来,自己则准备回答英国人通过聂赫留朵夫的翻译向他提出的问题。

    “这座监狱照规定可以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关着多少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儿童?有多少苦役犯,多少流放犯,多少自愿跟着来的?有多少得病的?”

    聂赫留朵夫嘴上给英国人和典狱长作着翻译,脑子里并没想他们话里的意思。他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有点紧张。他给英国人翻译到一半,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开了,象以往历次探监那样,先是一个看守走进来,接着是身穿囚服。头包头巾的卡秋莎。他一见卡秋莎,心情立刻感到沉重。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卡秋莎垂着眼睛,快步走进房间里时,聂赫留朵夫的头脑里迅速掠过这样的念头。

    他站起身来,迎着她走了几步。他觉得她的脸严肃而痛苦,就象上次她责备他时那样。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的手指机械地卷着衣服的边。她一会儿对他望望,一会儿又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这样,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西蒙松去哪里,我就跟他去哪里。”

    她十分激动,抬起眼睛看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走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呢?我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也许她真的爱上西蒙松,根本不要我为她作什么牺牲;也许她仍旧爱我,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不惜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想到这里,不禁感到害臊。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要是您爱他……”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那一套我早已丢掉了。不过,西蒙松这人确实与众不同。”

    “是,那当然。”聂赫留朵夫又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想……”

    她又打断他的话,仿佛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或者生怕自己来不及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要是我做的不

    ————

    分节阅读 63

    合您的心意,那您就原谅我吧。”她用她那斜睨的目光神秘地瞧着他的眼睛,说。”嗯,看来只好这样了。您自己也得生活呀。”

    她说的正好是他刚才所想的,但此刻他已不这样想,他的思想和感情已完全变了。他不仅感到害臊,而且感到惋惜,惋惜从此失去了她。

    “我真没料到会是这样。”他说。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罪呢?您受的罪也受够了。”她说,怪样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罪,我挺好。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为您出力。”

    “我们,”她说”我们”两个字时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出的力已经够多了。要不是您……”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发抖了。

    “您不用谢我,不用。”聂赫留朵夫说。

    “何必算帐呢?我们的帐上帝会算的。”她说,那双乌黑的眼睛泪光闪闪。

    “您是个多好的女人哪!”他说。

    “我好?”她含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使她容光焕发。

    “您好了吗?”这时英国人问。

    “马上就好。”聂赫留朵夫回答。接着他向卡秋莎打听克雷里卓夫的情况。

    她强自镇定下来,平静地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克雷里卓夫一路上身体很虚弱,一到这里就被送进医院。谢基尼娜很不放心,要求到医院去照顾他,可是没有被准许。

    “那么我可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聂赫留朵夫,就说。

    “我现在不和您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请您原谅。”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从她古怪的斜睨的眼神里,以及说”请您原谅”而不说”那么我们分手了”时伤感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了,她作出决定的原因是后一种。她爱他,认为自己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她跟西蒙松一起走,就可以使他恢复自由。现在她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因为要跟他分手而觉得惆怅。

    她握了握他的手,慌忙转身走出办公室。

    聂赫留朵夫回头瞅了一眼英国人,准备跟他一起走,可是英国人正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不想去打断他,在靠墙的木榻上坐下来。他忽然感到十分疲劳,他所以疲劳,不是由于夜里失眠。旅途辛苦。也不是由于心情激动,而是由于他对整个生活感到厌倦。他靠着木榻的背,闭着眼睛,顿时沉沉睡去,象死人一般。

    “怎么样,现在去看看牢房好吗?”典狱长问道。[奇+書网-QISuu。cOm]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看到自己竟在这里睡着了,不禁感到惊讶。英国人已写完笔记,很想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茫然地跟着他走去。

    二十六

    典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个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过道,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在过道里,他们看见两个男犯直对着地板小便,不禁吃了一惊。牢房中央放着一排板床,犯人们都已睡了。里面大约有七十个人。他们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躺着。参观的人一进来,个个都从床上跳下来,铁链哐啷发响,他们站在床边,新剃的阴阳头闪闪发亮。只有两个人躺着没动。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显然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嘴里不住地呻吟着。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人是不是病了很久。典狱长说他是今天早晨才发病的,至于那个老头儿,闹胃病已有好久,可是没有地方安顿,因为医院早就住满了。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请聂赫留朵夫替他当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除了要写一篇反映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禁地的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讲通过信仰和赎罪来拯救灵魂的道理。

    “请您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而且为他们死去。”他说。”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就可以得救。”他讲话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挺直身子,双手贴住裤缝,默默地站在板床前。”请您告诉他们。”他最后说,”在这本书里所有的道理都有。这儿有人识字吗?”

    原来这里有二十多人识字。英国人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就有几只粗壮。生有坚硬黑指甲的大手,从粗麻布衬衫袖口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来要书。英国人在这个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往下一个牢房走去。

    下一个牢房情况也一样。里边也是那样气闷,那样恶臭。两个窗子中间同样挂着圣像,左边放着一个便桶,犯人也都身子挨着身子,拥挤地躺在那里。听到有人来,他们同样都从床上跳下来,挺直身子站在那儿,同样也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其中两个勉强爬起来,坐在床上,还有一个躺着不动,对进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三个人都有病。英国人又同样讲了道,同样发给他们两本福音书。第三个牢房里传出来叫嚷声和吵闹声。典狱长敲敲门,叫道:”立正!”房门一打开,除了几个病人和两个打架的人以外,全体犯人也都挺直身子站在床边。那两个打架的人,满脸怒容,扭在一起,这个抓住对方的的头发,那个揪住对方的的胡子。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才松手。一个被打破鼻子,鼻子里直流鼻涕和血,他不住用外衣袖子擦着;另一个则不停捋去被对方拔下的一根根胡子。

    “班长!”典狱长恶狠狠地叫道。

    一个身强力壮。相貌端正的人走了出来。

    “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眼睛里露出笑意,说。

    “那就让我来对付他们。”典狱长皱着眉头说。

    “他们为什么打架?”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就问班长,他们为什么打架。

    “为了一块包脚布,他错拿了别人的包脚布。”班长仍旧笑着说。”这个推了一下,那个就还了一拳。”

    聂赫留朵夫翻译给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对典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典狱长说:”行。”于是英国人就拿出他那本精装的皮面福音书来。

    “麻烦您给我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嘴,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给我们提出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争端。您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按基督教义该怎样对待欺负我们的人?”

    聂赫留朵夫把英国人的话和问题翻译了一遍。

    “告诉长官,听凭长官发落,对吗?”有一个人斜睨着看了眼威严的典狱长,试探着说。

    “揍他一顿,他就不会再欺负人了。”另一个说。

    有几个人笑着表示赞成。聂赫留朵夫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

    “请您告诉他们,按基督教义行事正好相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英国人一面说,一面做出把脸送给人家打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作了翻译。

    “最好让他自己尝一尝。”有人说。

    “要是他两边都挨了揍,那还拿什么给人家打呢?”有个病人躺在床上说。

    “那就让他把你打个稀巴烂。”

    “嘿,那就来试一试吧。”后面有个人说,快乐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爆发出一片哄堂的大笑。就连那个挨打的人也一面流血。吐痰,一面哈哈大笑。连几个病人也笑了。

    英国人不动声色,要求聂赫留朵夫转告他们,有些事看来似乎办不到,但信徒却能轻而易举地办到。

    “您问问他们喝不喝酒。”

    “喝的,老爷。”一个人说,接着又是一片嗤鼻声和大笑声。

    这个牢房里有四名病人。英国人问为什么不把病人集中在一间牢房里。典狱长回答说,他们自己不愿意。这些病人得的都不是传染病,而且有一名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治疗。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有人说。

    典狱长没理说话人,就把客人带到下一个牢房。又是打开房门,又是全体起床,肃静无声,又是英国人发福音书。在第五个牢房,第六个牢房,在过道两边,个个牢房里都是同样的景象。

    他们从苦役犯的牢房走到流放犯的牢房,从流放犯的牢房走到村社判刑农民的牢房,再到自愿跟随犯人的家属房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到处都是受冻。挨饿。无所事事。染上疾病的人,都是受尽凌辱。丧失自由的人,就象畜生一样。

    英国人发完一些福音书,不再发了,甚至不再讲道了。难堪的景象,尤其是使人窒息的空气,显然耗尽了他的精力。他从这个牢房到那个牢房,听着典狱长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介绍,只是随口说一句:”行了。”聂赫留朵夫则象梦游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感到精疲力尽,心灰意懒,但又没有勇气中途退出,离开这地方。

    二十七

    在关押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看见早晨在渡船上见到过的怪老头,不由感到惊奇。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着同样破旧的长裤,赤脚坐在板床旁边的地板上,目光严肃而疑惑地瞧着进来的人。他那皮包骨头的身子从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来,显得虚弱可怜,但神色比在渡船上更加专注,更富有生气。犯人们也象别的牢房里那样,看见长官进来,都跳下床,挺直身子站着;可是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双眉愤怒地立起来。

    “站起来!”典狱长对他喝道。

    老头儿却一动不动,只是轻蔑地微微一笑。

    “只有你的奴仆见到你才站起来。我可不是你的奴仆。瞧你头上还有烙印……”老头儿指着典狱长的前额说。

    “什—么?”典狱长向他逼近一步,威胁说。

    “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慌忙对典狱长说。”为什么逮捕他?”

    “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身份证,把他送来了。我们要求他们别把这种人送来,可他们还是往这儿送。”典狱长怒气冲冲地斜睨着老头儿说。

    “看来你也是个反基督的家伙吧?”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们来见识见识反基督的家伙怎样折磨人吗?那就看吧。他们把人抓起来,在铁笼子里关满了人。人应当靠辛勤劳动过活,可他们把人都锁起来,象养猪一般养着,不让干活,弄得人都变成畜生了。”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说,老头儿责备典狱长把人都关起来。

    “您问问他,照他看来应该怎样对付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个问题翻译了一遍。

    老头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怪怪地笑起来。

    “法律!”他鄙夷不屑地说了一遍,”那些反基督的家伙先抢劫大家,霸占所有的土地,掠夺人家的财产,统统归他们所有,把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打死。然后他们再定出法律来,说是不准抢劫,不准杀人。他们早就应该定出这样的法律来了。”

    聂赫留朵夫把这些话翻译了一遍。英国人微微一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付小偷和杀人犯呢,您问问他。”

    聂赫留朵夫又作了翻译。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

    “告诉他,叫他先除掉身上反基督的烙印,这样他就不会再遇到小偷和杀人犯了。你就这样告诉他。”

    “他疯了。”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翻译的老头儿的话说,接着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你干你的事,别去管人家,各人管各人的事。谁该受惩罚,谁可以得到宽恕,上帝都知道,可不用我们操心。”老头儿说,”自己做自己的长官,这样就不需要什么长官了。走开,走开!”他补充说,并生气地皱起眉头,眼睛炯炯有神地瞅着牢房里迟疑不决的聂赫留朵夫。”反基督的奴仆怎样拿人喂虱子,你看得也够了。走吧,走吧!”

    聂赫留朵夫走进过道,英国人和典狱长却在一个门开着的空牢房门口站住了。英国人问这个牢房是做什么用的。典狱长说这是停尸室。

    “哦!”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要求进去看一看。

    停尸室是一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点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着屋角的几个背包和一堆木柴,也照着右边板床上的四具尸体。第一具尸体穿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衬裤,身材高大,留着山羊胡子,剃着阴阳头。这具尸体已经僵硬,两只发青的手原来一定交叉在胸前,现在已经分开,两只光脚也分开着,脚掌竖起。旁边躺着一个老妇人,她穿着白裙白袄,没包头巾,留着一条短短的稀疏辫子,瘦小的脸又黄又皱,鼻子很尖。老妇人旁边还有一具男尸,穿着紫色衣服。这颜色使聂赫留朵夫一怔。

    他走近前去,仔细看看那具尸体。

    往上翘起的山羊胡子,挺拔好看的鼻子,白净的高高前额,稀疏的鬈发,这些特征是他所熟悉的。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还看见这张激愤和痛苦的脸,今天却变得宁静。安详而且美得出奇。

    是的,他就是克雷里卓夫,至少是他物质生命留下的遗迹。

    “他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他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他现在明白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觉得这些问题无法解答,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他感到痛苦。

    聂赫留朵夫没有跟英国人告别,就要求看守把他领到院子里。他觉得今晚经历的一切必须独自好好思考一下,于是就坐上马车回了旅馆。

    二十八

    回到旅馆,聂赫留朵夫没有上床睡觉,而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他跟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她不再需要他,这使他感到伤心和羞愧。不过此刻使他痛苦的倒不是这件事。而是空前剧烈地折磨着他的另外一件事,并要他有所行动。

    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今天在这座可怕的监狱里目睹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那毁了亲爱的克雷里卓夫的罪恶,正泛滥成灾,不仅看不到战胜它的可能,甚至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战胜。

    他的头脑里浮现起千百个人的影子,他们被冷酷的将军。检察官。典狱长关在病菌弥漫的恶浊空气里,受尽凌辱。他想起自由不羁。痛骂长官而被看作疯子的怪老头。他还想起夹在其他几具尸体中间含恨而死的克雷里卓夫,相貌俊美,脸色蜡黄。究竟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以为正确而干出这些勾当的人疯了?这个老问题此刻又更加执拗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他解释。

    他来回走得有点累了,脑子也思索得有点累了,就在靠近灯光的沙发上坐下,随手打开英国人送给他留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刚才清理口袋时丢在桌上的。据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他想着,顺手翻开福音书,开始读他翻到的一页。那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 耶稣便让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转世,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得进天国。

    四 所以凡自己谦卑象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对了,对了,确实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只有在谦卑的时候才能领略生活的宁静和欢乐。

    五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象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 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为什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象这小孩子的’?在什么地方接待?’凡为我的名’是什么意思?”聂赫留朵夫问自己,觉得这些话很不好懂。”还有,为什么要把大磨石拴在颈项上,还要沉在深海里?不,这话有点不对头,不确切,不清楚。”他想到他生平读过好几次福音书,总是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因而读不下去。他又读完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这几节讲到将人绊倒,讲到他们必须进入永生,讲到把人扔进地狱的火里作为惩罚,讲到孩子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可惜这些话很不连贯。”他想,”但还能看出其中有些好东西。”

    十一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何如?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么?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是的,他们的灭亡并非出自天父的意志,但他们却成百上千地死去,而且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聂赫留朵夫想。

    二十一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二十二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 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帐。

    二十四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来。

    二十五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七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三十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之事,甚为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三十三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象我怜恤你么?

    “难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聂赫留朵夫读完这些字句,忽然大声说。接着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回答说:”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聂赫留朵夫也遇到了一切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情况。那就是起初他觉得古怪。荒诞甚至可笑的思想,不断被生活证实,直至有朝一日他忽然发现这原是个极其平凡的不可怀疑的真理。现在他懂得了一点:要消灭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现在他才明白,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目睹的一切骇人听闻的罪恶,以及制造这种罪恶的人所表现的泰然自若的态度,都是由于他们想做一件做不到的事:他们自身有罪,却想去纠正罪恶。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又贪财的人把没道理的惩罚。纠正别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惨事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加以消灭。他找不到的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宽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吧。”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但同时又明白,这种与本来的习惯相反的说法,尽管初看起来古怪,却无疑是正确的解答,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这样。”怎样对待作恶的人?难道就放任他们不加惩罚吗?”这一类常见的反驳,如今已不会使他感到为难了。倘若惩罚能减少罪行,改造罪犯,那么,这样的反驳还有点道理。但事实证明情况正好相反,人无权改造其它人,那么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停止做这种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甚至是残忍荒谬的事。”几百年来你们一直惩办你们认为有罪的人。结果怎么样?这种人绝迹了吗?并没有绝迹,人数反而增加,因为不仅添了一批因受惩罚而变得腐化的罪犯,还添了一批因审判和惩罚别人而自己堕落的人,也就是审判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聂赫留朵夫现在明白,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存在这种腐败的现象,人们毕竟还是相怜相爱的。

    聂赫留朵夫希望在这本福音书里能找到证实这种思想的文字,就把它从头读起。他读着一向使他感动的《登山训众》,今天才第一次看出这段训诫并非抽象的美好思想,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并不是难以实现,而是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戒律。一旦实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极其愤慨的种种暴行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

    那些戒律总共有五条。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对弟兄动怒,不可轻视别人,骂别人是”拉加”。倘若同人家发生争吵,就应该在向上帝奉献礼物以前,也就是祷告以前同他和好。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奸淫,而且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要对她永不变心。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就是人在允诺的时候不可起誓。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能以牙还牙,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人家求你什么,都不可拒绝。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恨敌人,打敌人,而且要爱敌人,帮助敌人,为敌人效劳。

    聂赫留朵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光,想得出了神。他想到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又设想要是人们能接受这些箴规,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怎样。于是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受到的喜悦,仿佛经历了长久的劳累和痛苦以后忽然获得了宁静和自由。

    他通宵没睡。他象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读着读着,第一次忽然领会了以前读过多次却没有领悟的字句的含义。他象海绵吸水那样,拚命吸取面前这本书里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似乎把他早已知道却没有充分领会和相信的道理重新加以证实,使他彻底领悟。现在他领悟了,相信了。

    不过,他不仅领悟和相信人们履行这些戒律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他还领悟和相信人人只要履行这些戒律就是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凡是违背这些戒律的就是错误,立刻会招来惩罚。这是从全部教义归纳出来的道理,而关于葡萄园的比喻尤其有说服力。园户被派到葡萄园替园主工作,他们却把那园子看作他们的私产,仿佛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置办的,他们忘记了园主,杀害了那些向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应对园主尽义务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在那个园里享乐。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却认为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就象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可是我们却先要求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没能得到。

    “看来这就是我的终身事业。做完一件,再做一件。”

    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境界,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将来自会明。

  • 扎米亚金《我们》

    记事一

    这里,我仅将登载在今天《国家报》上的公告逐字抄录如下:“一百二十天后,一统号[Интеграл,原义为“积分”,转义为“一统”、“整体”,译为“积分号”或“一统号”宇宙飞船,表示对星球进行一统化、整体化的征服]宇宙飞船即将竣工。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第一艘一统号飞船即将腾空飞入太空。一年前,你们英雄的祖先征服了全球,建立了大一统王国。现在,你们面临更光荣的任务:你们的玻璃电飞船,将喷射着火焰,腾入宇宙。它将对宇宙的无穷方程式求得积分,大一统。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的生物置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他们可能至今仍生活在自由的蛮荒时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精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但是在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先使用文字语言。

    在此,仅以大恩主名义向大一统王国全体号码公告如下:凡有能力者,均有义务撰写专题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和其他形式的创作,对美好和伟大的大一统王国进行论述和歌颂。

    这些作品,将由一统号首批载入宇宙空间。

    大一统王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大恩主万岁!

    当我写这篇记事时,激动得两颊发烫。的确,我们应对浩瀚的宇宙方程求得积分,一统。是的,我们应该将不文明的曲线,按正切渐近线,按直线纠正过来,因为大一统王国的线是直线。而最英明的线就是伟大而完美、准确而英明的直线。

    我是号码Д—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只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数学家。我的这支写惯了数字的秃笔,创作不出悦耳而富于音韵的乐章。我只能将我的见闻实录下来,将我的思想,确切些说,将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的确是我们。好吧,就让我这部记事录也以《我们》来命名吧)。但是它不过是我们的生活,大一统王国数学般完美的生活所派生的一个导数。既然如此,它自然就是一部史诗,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必将是一部史诗。对此我坚信不移。

    在写这篇记事时,我兴奋得两颊飞红。也许,这就像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腹内尚未睁眼的小生命的搏动。这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将以我的精力、我的心血月复一月地滋养它,孕育它。然后,忍痛地把它从躯体上撕裂下来,敬献给大一统王国。

    但我已准备这样去做,就像所有的号码(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号码)一样。我已经准备就绪。

    记事二

    春天。从绿色大墙外面,我们所看不到的野地里,春风送来了甜蜜的黄色花粉。这甜蜜的花粉使人嘴唇发干,你不停地想用舌头舔它。看来,路上任何一个女性的嘴唇也是甜蜜的(当然,男性也不例外)。这多少有些妨碍逻辑思维。

    但是,天空却不然! 一片湛蓝,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古代人的鉴赏力真不可理喻。那种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团团雾气,多么奇形怪状又毫无秩序。他们的诗人竟能从中获得灵感)。我只爱今天这样经过消毒的、完美无瑕的天空。如果我说,我们只爱这样的天空。我相信决没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用最坚固的、永世长存的玻璃烧铸成的,就像那道绿色大墙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在这些日子,你可以看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深处,可以看到它们至今无人知晓的令人惊叹的方程式,这些你可以在最普通、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见到。

    就以下述事件为例吧。今天早上,我正在一统号飞船站工作,突然我发现眼前的机床十分清楚:车床的调速飞球不停地旋转着,一个个闭着眼睛,忘我地勤奋地转呀转;亮闪闪的曲柄歪来扭去地转着圈;平衡器神气活现地晃动着肩膀;钻头在无声音乐节拍伴奏下一升一降。在浅蓝色太阳照耀下,我突然间发现了这庞然大物的机械芭蕾舞的全部美。

    接下来必然会问,何谓美? 为什么舞蹈是美的? 回答是:因为这是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意义正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在于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在生活最富灵感的时候,也曾沉浸于舞蹈中,(例如,在秘密宗教仪式和军事检阅仪式上),这只说明,自古以来人类就具有非自由的自然属性,而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只是有意识地……

    今天的记事来不及写完,只好以后再补写了。因为显示机喀嚓响了。我抬眼一看,显示机上闪现着О-90——当然是她罗。再过半分钟,她就会来这儿,找我出去散步。

    可爱的О!我总觉得她长得像她的名字О,她的身高比母性标准矮十公分,所以整个形体都显得圆滚滚的。她的嘴也是一个粉红色的О:总是张大着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此外,她手腕上还鼓着一道胖乎乎的肉褶,就像孩子的手。

    她进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逻辑飞轮还在嗡嗡地旋转,由于惯性作用,我只能和她谈谈我刚才得出来的想法,其中也谈到了我们(今人和古人)的机器和舞蹈。

    “妙极了,您说是吗?”我问道。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О-90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你瞧,春天! 她说的是春天。女人家嘛……我不再往下说了。

    下面大街上熙熙攘攘,因为碰到这样的好天气,我们都将午饭后一小时的个人活动时间,用来散步。像往常一样,这时音乐机器的铜管齐鸣,吹奏着《大一统王国进行曲》。成百上千身着浅蓝色制服[可能源自古代的“Uniform”]的号码们,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如沐春风一般,有节奏地在街上走。每个男号码和女号码胸前都别着一枚金色的国家号码的号码牌。而我——我们,四人一排是这波浪层迭的巨大洪流中的一道波浪。我左边是О-90(这篇记事,如果由一千年前,我们那些汗毛浓重的某位祖先来执笔,他大概会可笑地称她是“我的”女人);我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码,一男一女。

    天空蓝得可爱,每个号码牌上映着一个小小的太阳,还有一张思想纯正、毫无邪念的面孔。不知你是否能明白……这里的光芒仿佛来自一种统一的、辉亮的、含笑的物质。而随着铿锵的节拍声:特拉——嗒——嗒姆,特拉——嗒——嗒姆,我们迈着哐啷哐啷的步伐在太阳光照射下,我们愈走愈高,直上九重蓝天……

    这时,又像早上在飞船站时那样,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发现了周围的一切:一条条街道都笔直笔直,玻璃马路明光锃亮,房子都是绝妙的透明的平行六面体居室,还有那四方形的和谐的灰蓝色的队列。我觉得,好像不是以前几代人,而是我,正是我战胜了古代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一座高塔,不敢挪动自己的臂肘,否则房墙、屋顶、机器都会散架坍塌……

    然后,转眼间我倒退了好几个世纪,从正号跳到负号。显然,由于对比,我联想到了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油画:画面上是二十世纪先祖们的一条大街,街上乱糟糟地拥挤着人群、车轮、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和五颜六色……颜色驳杂得使人发昏。可是听说过去确曾如此,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我忍俊不禁,竟哈哈大笑起来。

    立刻,从右边像回声似的也响起了笑声。我扭过头去,投入我眼帘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和两排洁白的牙齿,非常洁白的利齿。

    “对不起,”她说,“您刚才打量四周的眼神充满激情,就像神话中创世后第七天的上帝。我想,您一定以为,连我也是您创造的吧。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话的时候毫无笑意,倒不妨说,还带着某些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但是我很纳闷为什么在她眉头还是眼睛里总有一种奇特的、撩拨人的未知数 X,我怎么也捉摸不定它,不知怎样用数字来表示。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发窘。我按逻辑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笑,可是话说得多少有些颠三倒四。还说什么,显而易见,今天和二十世纪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多么洁白的牙齿!)鸿沟上可以架上桥梁嘛!您设想一下。就譬如,乐鼓、军队、队伍吧,您想想,这些过去也曾有过,因此……”

    “说的是,这明白无疑!”我大声说。这里是惊人的思想上的重合。她说的几乎就是我散步前在记事中写的一样的文字。请注意,甚至思想也相同。这是因为,谁也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彼此何等相似……

    她说:“您很肯定吗?”

    我看见了她两道在太阳穴旁挑起的尖尖的眉梢(就像符号X上端的两个犄角)。我不知怎么又慌神了,我看了看右边,又看了看左边……

    我右边的她,苗条、线条毕露、身材挺拔、柔韧,就像一条马鞭。她的号码是 ?I-330(现在我看清了她的号码)。左边是О,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身上一切都是圆的,手腕上还有一道像娃娃手上的肉褶。我们这行四人横列最靠边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码,身体像条双曲线,就像字母 S。我们四个人彼此各不相同……

    右边的 I-330,看来已经觉察到我六神无主的目光,叹了口气说:“唉!……”

    说实在的,这声叹气叹得正是时候。但是她脸上,也许在声音里却又透露出令人费解的东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没什么可以‘唉’的。科学在发展,如果现在不行,那么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这是很明白的……”

    “连大家的鼻子……”

    “对,包括鼻子,”我几乎喊着说,“如果有差别,就有产生妒嫉心的基础。……既然我的是蒜头鼻子,而别人……”

    “可是您的鼻子倒可以说是‘古希腊式’的呢,古时候的人都这么说。可是您的手……别抽回去,请您伸出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我最不愿意别人看我的手。手上满是汗毛,这是不成体统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尽可能装得无所谓地说:“像猴子的手呢。”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脸,说:“这可真是最最希奇古怪的和弦,”她的眼睛打量着我,仿佛在掂我的分量,眉梢又显出 X上面的两个角。

    “他已登记了我,”О喜滋滋地张着粉红色的嘴说。

    她还不如少说两句,纯属废话。总而言之,这个可爱的О……怎么说呢……她对语言速度计算不准确。语言的秒速总是应该小于思想的秒速,而决不能相反。

    在大街尽头的蓄电塔上,钟声洪亮地敲了十七下。个人活动时间结束了。 I-330和 S形体的男性号码一起走了。他的脸使人肃然起敬。可是现在发现这张脸很熟悉。在哪儿见到过?可就是记不起来。

    分手的时候,I又那么莫测高深地对我微微笑了笑:“后天有便请来 l12号讲演厅。”

    我耸了耸肩膀说:“如果通知我的正好是去您所说的那个讲演厅的话……”

    真让人奇怪,她回答得十分有把握:“您会收到通知单的。”

    这个女人使我感到反感和不快,仿佛她是一个偶然钻进方程式里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我很乐意能和可爱的。留下来两人呆在一起,尽管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挽着她的手走过了四条街。到了街口,现在她该向右拐,我——向左拐。”我多么想今天去您那里,放下窗帘……今天就去,现在马上去……”О怯生生的抬起蓝莹莹的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可是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昨天刚来过。她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性生活日子最早是后天。这不过又是她那种“思想超前”的表现,就像给发动机超前点火一样,有时是有害的。

    我俩道别时、我两次……不,应该精确,我三次吻了她美丽的、湛蓝的、没有一丝云翳的眼睛。

    记事三

    我把昨天的记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内容不够清楚,也就是说,这一切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明明白白,但是对你们就不然了,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将要收到一统号送去的我的记事。但是伟大的人类文化史,也许你们也只读到九百年前我们祖先看到的地方。很可能你们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例如什么是守时戒律表,什么是个人活动时间、母性标准、绿色大墙、大恩主。要我来谈这些,未必有些可笑,同时也使我感到为难。就像要一位二十世纪的作家,在他小说里解释什么是“男式上装”、“套间住房”、“妻子”一样。但是,如果他的小说要翻译给野蛮的、不开化的人看,而不对“男式上装”作注释,那是行不通的。

    我可以肯定,野人瞅着“男式上装”,心里不免会琢磨:“这有啥用?只是个累赘。”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你们,自从二百年大战后,我们谁也没有走出过绿色大墙,你们也会像野蛮人一样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应该多少动动脑筋,这对你们会有好处的。如所周知,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由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的历史。难道不应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吗? 那就是,最少变动的定居生活方式(我们的),同时也就是最完美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们在大地上东流西窜,这只是史前时期的情况。那时还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形形色色的商业经济,并且还发现了两个美洲大陆。但是如今谁还需要这些? 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对这种定居生活并非一朝一夕、轻轻松松就能习惯的。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所有的道路都被破坏,遍地荒草。城市被无法通行的绿色密林,一个个分隔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不方便,但是又怎么样呢? 人的尾巴在脱落以后,大概开始时没了尾巴,他并没有立刻学会怎样驱赶苍蝇的。无疑,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没了尾巴很发愁。可是现在你们能设想自已有一条尾巴吗? 或者,你们能想象自己光着身子,不穿“男式上装”在街上走吗? (可能你们还穿着“上装”散步呢)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不能设想哪个城市可以不围上绿色大墙,我不能想象,没有庄严的数字守时戒律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守时戒律表……此刻它正挂在我房间墙上,它金底红字,既威严又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之为“圣像”之物,我不禁想要吟诗或祈祷(两者都一样),唉,为什么我不是个诗人呢,否则我就可以对你作一番光荣的礼赞。啊,守时戒律表啊,大一统王国的心脏和脉搏!

    当我们还是孩子在学校念书时(也许你们也如此),我们都读过古代文学中那篇流传至今的最伟大的文献:《铁路时刻表》。

    但是如果把它和我们的守时戒律表放在一起你们就会发现,一个只是石墨,一个则是金刚石,虽然它们都是元素 C——碳,但金刚石却晶光闪亮,透剔晶莹,价值永恒。当你们急匆匆地啪啪翻阅《火车时刻表》的时候,你们谁不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守时戒律表却真正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伟大史诗中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几百万人像六轮机器一样准确: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然后去讲演厅、去泰勒[(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曾创造泰勒管理制,要点是仔细观察每一名工人劳动,尽量减少在操作中浪费的时间和多余的动作,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训练大厅,最后回去睡觉……

    我可以完全直言不讳地说,关于幸福的命题,我们也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统一的巨大机体,一天中有两次(16点到17点,21点到22点)分散为单个个体细胞。这些时间就是守时戒律表所规定的个人时间。这些时间里,你们可以观察到,有些人房间里的窗帘圣洁地放了下来,另一些人步伐整齐地在《进行曲》洪亮乐声伴奏下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书桌旁写东西。任人管我叫理想主义者也罢,幻想家也罢,但是我坚信,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在我们的总公式中,这些时间会占一席位置,总有一天这86400秒全都会纳入守时戒律表。

    我曾从书本上看到,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古代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当时他们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的、野蛮的情况下。使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尽管还不成熟,怎么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没有必要的散步,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甚至谈到,当时好像街上灯火彻夜不灭,行人车马通宵达旦。

    对此我实在无法理解。虽然他们智慧有限,但他们总应该明白,这样的生活是真正的全民性大屠杀,只不过是慢性的,是日积月累的。国家(出于人道主义)有禁令不准杀害某一个人,但是却没有禁令把数百万人弄得半死不活。杀死一个人,是从人口寿命总和中减少五十岁,这是犯罪行为;可是使人口寿命总和减少五千万岁,却不构成犯罪。你们瞧,这难道不可笑吗? 这则数学道德演算题,我们任何一个十岁的号码,半分钟就可演算出来。

    他们就不行,把他们的康德们都请出来也不行。因为没有哪个康德会想到要建立科学伦理学体系,也即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科学伦理学体系。

    这个国家(竟敢自诩为国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岂非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都悉听尊便。完全不按科学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地随便生娃娃。真让人觉得可笑! 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学(我们有确凿可靠的材料,证明他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他们没有按逻辑发展程序发展到最后的领域——婴儿生育学。没有考虑要制定我们的母性标准和父性标准。

    多么可笑,多么离奇! 我刚写下这些,却又感到担心:你们这些我不相识的读者们,会不会突然以为我在开玩笑,在恶作剧。

    你们会不会以为我不过是想嘲笑你们,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说一些荒唐透顶的怪事。

    但是首先要说明的是,开玩笑我并不擅长,因为任何玩笑总隐含着谎言的成分;其次,大一统王国科学已经证实,古代人生活确实如此,而大一统王国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再说,如果人们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即处于野兽、猴群和畜群的状态,国家逻辑的水平从何谈起呢。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在汗毛浓重的号码的内心深处,还时而能听到猴子野性的回声。怎么能苛求于他们呢!

    幸好这种回声仅仅是偶然现象,只是机器零件无足轻重的故障,易于修复,不必中断整部机器伟大的、永恒的运转。如果要卸掉已变形的螺栓,我们有大思主熟练的铁手,铁指,我们有护卫局人员训练有索的眼睛……

    噢,附带写一笔。现在我想起来了:昨天见到的那个双曲线的 S,我好像有一次见他从护卫局里出来。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对他怀有一种本能的尊敬,而当举止奇怪的 I当着他面……我觉得有些尴尬。应该说,这个 I……

    睡觉铃响了。22点半。明天见。

    记事四

    迄今为止,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大概我之所以常爱用“明白”这两个宇,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今天……我却糊涂了。

    第一:我真的收到了一张去 112号讲演厅的通知单,就像她那天说的,虽说可能性只是一千万分之一千五百,也就是等于二万分之三(一千五百是讲演厅的数目,一千万是号码的数目)。第二……不过还是依次叙述为好。

    讲演厅。这是个巨大的半圆形建筑,是用又厚又沉的玻璃砌建的,太阳光照得满屋都是。四周围坐着一圈圈尊贵的圆球似的光脑袋。我不无激动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大概是想看看,在这一片蓝制服的海洋里,会不会有О的粉红色的月牙儿嘴。咦,我看到有一副洁白而锋利的牙齿,倒像……哦不,不对。今天晚上21点О要来我这里。希望在这里遇到她,这才完全合乎情理。

    铃响了。我们起立,唱《大一统王国国歌》。接着,在讲演台上出现了一位录音讲演员[一架播音机器人],他全身披着扩音机的金光,满嘴幽默俏皮地说道:“尊敬的号码们! 不久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一本二十世纪的书。那位幽默作家在书中谈到了野蛮人和晴雨计。野蛮人发现,每当晴雨计停在‘雨’字上的时候,确实就会下雨。野蛮人正想求雨,他就把晴雨计中的水银弄出来些,使晴雨计正好停在‘雨’上(屏幕上映出一个带着羽毛夹饰的野蛮人,正在抠水银。一阵哄笑)。你们觉得可笑。但是难道你们不觉得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更可笑吗? 欧洲人和野蛮人一样也要求‘雨’,但这里的雨是特殊的雨,是代数意义的雨。可是他只会可怜巴巴地站在晴雨计前,一筹莫展。野蛮人至少比他还多些勇气、干劲和逻辑性(虽说是野蛮逻辑)。因为他做出了判断,知道结果与原因是有联系的。他把水银弄出来,也就使他在那通向伟大的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我坐在讲演厅里,可是有一阵子我已听而不闻(我再次重申:我一切如实记录,没有任何隐瞒),尽管讲演员讲得生动有趣,滔滔不绝。突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来这里(为什么“没有必要”,既然给了我通知单,我能不来吗?)我觉得讲的都是废话,空洞无聊。我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转回到录音讲演员身上,这时他已开始讲主要问题——谈论我们的音乐和它的数学结构(数学家是因,音乐是果),开始介绍不久前发明的音乐创作机。

    “……只需简单地摇动手把,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小时内生产出三部奏鸣曲。可是你们祖先作曲时却非常藏书网艰难。为了进行创作,他们要使自己的‘灵感’激发起来,就像犯了莫名其妙的羊角风。现在请你们来听一段他们所创作的音乐吧,这是非常可笑的音乐,作曲家是二十世纪的斯克里亚宾。(这时台上的帷幕拉开了,台上放着他们一架最古老的乐器)这个黑色大箱,他们称之为大三角钢琴,或称皇室乐器。这件乐器也说明了,他们整个音乐水平有多……”

    下面录音讲演员的讲话内容,我又没记住,很可能因为……

    得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因为这时候 I-330走到了“钢琴”大黑箱跟前。大概,她的突然出现,使我简直大吃一惊。

    她身着古代稀奇古怪的服装。黑色的长裙紧裹着身子,使她的裸露的双肩和前胸衬托得分外白皙。随着呼吸,她胸前那道暖融融的、埋在……之间的乳沟也随之起伏……还有那一口白得耀眼、几乎怀有恶意的牙齿……

    她脸上漾起一个微笑,就像一根尖刺,扎进胸膛,刺在心上。

    她坐下开始演奏。音乐是野性的,疯狂的,光怪陆离,就像他们当时的生活,没有一丝理智的机械性。我周围的人都笑了,当然他们笑得有道理,只有少数人例外……可是为什么我也……

    我——我怎么啦?嗯……羊角风……精神病——疼痛……我被蜇了一下,感到一阵轻微的、甜丝丝的疼痛,但愿蜇得深些,厉害些。现在,慢慢地升起了太阳。但这不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透过玻璃墙砖的光线均匀的蓝晶晶的太阳。这个太阳是野性的太阳,它转动着,燃烧着,要把身上的一切都甩下来砸成粉碎。

    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号码,斜睨了我一眼,嘻嘻冷笑了一声。

    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模样我记得好清楚:我看见一个小小的唾沫星子冒出在他嘴唇上,破了。这个唾沫星子一下子使我清醒了过来。我——又是原来的我。

    我和大家一样,听到的只是敲打琴键的不成体统的、匆促杂乱的丁丁当当的声音。我笑了。我又变得很轻松,很单纯。那位天才的录音讲演员把野蛮时代描绘得太生动了——不必再多费口舌了。

    后来,为了进行对比,最后演奏了当代音乐。当我欣赏我们当代音乐时,真感到美不胜收。厅里回响起了水晶般清亮的无穷无尽的半音音阶,它们时而集中,时而散落;流涌着泰勒·马克洛连[数学家]公式的综合和音;振荡着毕达哥拉斯的短裤[学生对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谑称,因为把定理划出来很像一条短裤]全音二次方的低沉浑厚的转调;低回着滞缓振荡的忧郁的旋律;还可听到随着休止的弗朗和费谱线条而变换的(行星光谱分析)的鲜明节奏……多么伟大的音乐! 它的规律坚如磐石! 而古代人的恣肆任意、自由不羁的音乐,除了狂野的妄想,别无其他,他们的音乐多么渺小可怜……

    像往常一样,大家又排成四人一列,整整齐齐地从玻璃讲演厅宽大的门里走出来。我身旁闪过一个熟悉的双曲线身影。我彬彬有礼地向他行礼致意。

    再过一小时可爱的О就该到了。我觉得很激动,是一种愉快而有益身心的激动。回到家,我赶紧跑到办事处,把一张粉红色的票子交给值班人员。她给我一张下窗帘的证明。我们只有在性活动日,才有权放下窗帘。平时,生活在四壁透明的、仿佛是空气织成的玻璃房里,我们一切活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彼此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此外,这样也可以减轻护卫局人员光荣而又繁重的劳动。否则,少不了会惹出麻烦。可能,正是古代人那奇怪的、不透亮的住房形成了他们可怜的、狭隘的个人心理。“我的(sic!)[拉丁文,意为“原文如此”;置放于括号内,表示前面的宇或叙述,纵然不妥,但仍照原文引用]房子是我的堡垒。”真亏他们想得出!

    22点,我放下窗帘,正巧在这个时候,О微喘着进屋来了。

    她迎我送过来粉红的小嘴和一张粉红的票子。我扯下票根,而我的嘴却没法从她那粉红的嘴唇上扯开去,直到最后一分钟——22点15分。

    后来,我给她看我的《记事录》,还和她谈了会儿话。好像谈得挺不错,什么正方形和立方体之美呀,什么直线之美呀。她听着听着,脸上泛起迷人的玫瑰色的红晕——突然她的蓝眼睛里掉下一滴眼泪,接着又一滴,又一滴。正好就掉在我打开的稿页(第7页)上。蓝墨水化开了——没办法,我得重抄一遍。

    “亲爱的Д,只要您愿意,我希望……”

    “希望什么?”希望什么呀?又是她想要个孩子的老话题。也许要说什么别的新问题,要说那个女人?虽说好像……不可能,这也未免太荒唐了。

    记事五

    提要: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又有益的功能。

    又不对了。我不相识的读者们,我和你们谈着谈着,好像你们也是……比方说,你是我的老朋友R-13。他是个诗人,嘴唇厚得像黑人,谁都知道他。可是你们却生活在月球、金星、火星和水星上,谁也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是些什么人。

    你们设想一下:有一个正方形,一个活生生的、绝妙的正方形。它需要谈谈自己,谈谈自己的生活。你们也明白,正方形最少想到要去谈论自己四个角是相等的:它压根儿就看不到这些,因为天天见,习以为常,也就视而不见了。我也总是处于这种正方形的状态下。比如,就拿粉红票子和与它相关的那些事来说吧,它们对我来说不过是正方形四角相等现象,但对你们来说可能比牛顿的二项式定理更难理解。

    听我往下说:古代有位哲人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当然是很偶然的):“主宰世界的是爱情和饥饿。”εrgo[拉丁语,通常用于表示“所以嘛”,带有较强的恢谐语气],人想统治世界,就应该控制世界的主宰。我们的祖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才征服了饥饿,我指的是伟大的二百年战争,也即城市和乡村的战争。大概,出于宗教的偏见,野蛮的基督徒牢牢抓住自己的“面包”不肯放手。但是,在大一统王国建立前35年,就发明了我们目前的石油食物。的确,地球上只有十分之二的人活下来,但因此地球表面倒清除了千年垃圾而变得光洁明亮了,而这十分之二的人在大一统王国的琼楼玉宇里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欢乐和嫉妒不过是“幸福”的比分的分子和分母——这是很明白的。如果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引起嫉妒的根由,那么在二百年大战中无数人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嫉妒的根由还存在,因为还有“蒜头”鼻子和“希腊式”鼻子之分(上次散步时我们曾谈到过),因为有的人有许多爱慕和追求者,而有的人却谁也不爱。

    不言而喻大一统王国制服了饥饿之后(代数的饥饿外在物质福利的总和),就开始向世界的另一个主宰爱情宣战。最后这种本能也被战胜,也就是说,它被组织起来,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于是,三百多年前就颁布了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Lexsexu-alis》[拉丁语,意为《性法典》]。按此法典“每一个号码——作为性的产物对任何一个号码,享有权利”。

    至于具体办法,那就是技术性问题了。先由性管理局的化验室对号码们作全面检查,准确确定血液中性激数的含量,据此制订出相应的性活动日期表。然后你们就可以提出申报,自己在哪些日子里愿意和某某或某某号码发生性关系,并有权得到一个粉红票子小本子。至此就万事大吉了。

    这样就清楚了:不再存在任何嫉妒的理由,幸福分数的分母变成了零,而分数变成了绝妙的无穷大。对古代人来说,曾经酿成无数极其荒唐的悲剧的爱情,在我们时代已成为和谐、愉快又有益于机体生理功能。它像做梦、体力劳动、吃饭、排泄等其他功能一样。由此可见,逻辑的伟大力量能够使它所涉足的一切得到净化。啊,如果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也能来体验一下这奇妙的功能,如果你们也能师承此道,并一以贯之,那该多好!

    ……奇哉怪哉吧!今天我笔下写的是人类历史的顶峰成就,呼吸的是高山最清新的思想空气,可是我心上却阴霾多云,像蒙上了蜘蛛网一般,还压着交叉的四只爪子未知数X。也许,这就是我的爪子,因为我那两只毛茸茸的手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我不愿意谈起它们。也不喜欢它们——这是野蛮时代留下的痕迹。难道在我身上真的还有……

    我想把这些都划掉,它们超出了我提要的范围。但是后来我又决定保留。就让我的记事像最精确的地震仪,把我脑子里最细微的震颤也弯弯曲曲地记录下来。因为有时正是这种震颤预兆着未来的……

    这可真是胡言乱语了,真应该把它涂了去,因为一切自然力量和本能都被我们纳入了轨道,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的灾祸。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刚才我心里感到奇怪,这一切都源于我所处的正方形状态,关于这一点开头我已谈到过。而在我心里并不存在X(这不可能)。我只是为你们担心,我的不相识的读者们,会不会有什么X盘踞在你们心上。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苛求于我。我相信,你们会体谅我,知道我很难下笔。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位作家比我更为难。有的作家为同时代人创作,有的作家——为了留诸后世,但从未有过哪位作家为祖先写作,或为那些和远古祖先同样蒙昧的生灵……

    记事六

    提要:意外事件。该死的“明白”。24小时。

    我再次重申:我认为毫不隐讳地创作,是我的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在此遗憾地指出:我们的生活,连定型化、固定化都还没完成——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离开理想境界还有一定距离。理想境界——就是不发生任何意外(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我们生活里……瞧,真让人无可奈何,今天我在《国家报》上竟读到一则消息说,两天后将在“立方体”广场举行审判大典。

    一定是哪个号码又破坏了伟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又发生了没有预见到的、没有预先计算出来的意外事件。

    除了上面所说的意外事件,我也出了点意外。虽说事情发生在个人时间内,也就是说发生在专门为意外而安排的时间内,但是还是……

    16点左右(准确些说,是16点差10分),当时我在家里。

    突然电话铃响了:“您是Д-503吗?”是个女人的声音。

    “是的。”

    “您有空吗?”

    “有空。”

    “我是I-330。我现在马上飞去找您一起去参观古宅。您同意吗?”

    I-330……这个I总使我恼火,我讨厌她,几乎有点怕她。但正因为如此,我就对她说,我同意去。

    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坐在飞船上了。五月湛蓝的天空就像彩釉陶瓷一般。明亮轻盈的太阳坐在它自己的金灿灿的飞船里,跟在我们后面,嗡嗡响着,不超过我们,也不落下。但在我们前方,飘浮着白翳似的云朵,胖乎乎的模样怪可笑,倒像古代丘比特的脸颊。这朵云也令人不安。飞船前舱舱盖已经推起,风吹得嘴唇发干,你不由得老想去舔它,还不断地想到嘴唇。

    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大墙外远远的一块块模糊的绿地。接着,不由自主地感到心里微微发紧。我们在降落,往下,再往下,仿佛正从陡峭的山坡上往下滑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古宅门前。

    这是一幢奇特的、没有窗户的破朽旧屋。整幢房子都盖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如果不这样它肯定早就坍塌了。玻璃门旁有个老太太,她满脸皱纹,嘴巴四周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褶小褶,嘴唇已经瘪了进去。嘴好像已被皱纹封死,简直设法相信她会张口说话。可是她还真说起话来了。

    “怎么啦,亲爱的,你们想来看看我的房子?”她的皱纹都放出了光芒(这里的意思大致是,她的皱纹都是放射状形态的,所以让人觉得皱纹“放出了光芒”)。“是的,老奶奶,又想来看看呢。”I对她说。

    皱纹又辉亮起来:“多好的太阳!你又怎么啦?嗨,真淘气!嗨,真淘气!我可知道,我明白!得了,你们自己去吧,我还是在这儿晒晒太阳舒服些……”

    嗯……看来我这位女伴常来这里。我总觉得心里想摆脱什么东西,可是又甩不掉,有什么东西在碍事——大概还是那块浮在蓝色彩釉天幕上的白云,总在眼前萦绕不去吧。

    当我们从宽阔的、幽暗的楼梯上楼时,I说道:“我爱她——这位老奶奶。”

    “爱她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能……爱她的嘴巴。可能没有什么道理,爱她就是了。”

    我耸了耸肩。她还在往下说,带着些微的笑意——也可能根本没笑:“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很明白,不应该‘为爱而爱’,而应该‘为某理由而爱’。一切自然本性都应该……”

    “很明白……”我正想往下说,可是我马上发现自己说了“明白”这两个字。我偷觑了I一眼:不知她听见没有?

    她眼睛朝下望着,眼睑像窗帘似的放了下来。

    我脑子里浮现出夜晚的情景:22点左右,当你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见,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方格之中有一些是放下窗帘的黑方[奇書網整理提供]格——在窗帘后面……那么在她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她要打电话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吱哑推开了一扇沉甸甸的不透明的门,我们走进了一个昏暗的、乱糟糟的住处(这是古人所谓的“套间住房”)。里面有一台以前曾见过的最奇形怪状的“皇室的”乐器,还有杂乱的、毫无秩序、疯狂的色彩和线条——就像那次我听到的音乐一样。上面是白色的平面,四周是深蓝的墙壁,摆着五颜六色书皮的古旧书籍——有红的、绿的、橙黄的;还有黄铜枝形烛台、铜佛像;家具的线条歪歪扭扭像发羊角风似的,没有一条线条能列入方程式。

    这种混乱情景我简直难以忍受。但是我的女伴看来身体素质比我强许多。

    “这是我最喜爱的套间……”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露出一个蜇人的微笑和一口洁白锋利的牙齿,“应该说,这个套间是这些套间中最荒诞不经的。”

    “也许说它是‘王国’更确切,而不是什么‘套间’,”我更正她说,“是无数个微型的永远充满战乱的、残忍的王国,就像……”

    “嗯,很明白……”显然她说得很严肃。

    我们穿过一间房间,这里放着几张儿童小床(在那个时代,孩子也归私人所有)。前面,又是一个个房间、亮晶晶的镜子、阴沉沉的柜子、花里胡哨得叫人受不了的沙发、硕大的“壁炉”,还有一张红木大床。在这里,我们的现代透明的永久性优质玻璃,只被用来做不起眼的、易碎的方窗玻璃。

    “真难以想象,在这里人们竟‘为爱而爱’,他们爱得发狂,为爱情而受折磨……(她眼睛上的窗帘又垂下了)。人类精力如此消耗实在太不明智。我说得对吗?”

    她好像在替我说话,说的都是我的想法。但在她的微笑中总流露出一个刺激人的X。她眼睑后面总好像有些什么,可是我又弄不明白。这使我快按捺不住了。我真想和她争论一番,大声向她嚷嚷(真要这样),但是我不能不同意,不可能不同意啊。

    我们在镜子前停了下来。这时候,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两只眼睛。我脑子里闪过—个念头,我想:其实人的构造也和这些荒唐的“套间住房”一样,够怪的,人的头部是不透明的,只开着两扇小小的窗户——眼睛……她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朝我转过脸来。“瞧吧,这是我的眼睛。怎么样呢?”(这些话她当然没有说出来)。我眼前是两扇黑幽幽的窗户,里面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生活。我只看到有火光,是那里一个“壁炉”的熊熊炉火,还有人影在晃动,好像是……

    这当然很自然,我看见的是自已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不自然,也不像我(显然,周围的环境使我感到压抑)。我明显地感到恐惧,好像被人逮住了,并关进了奇怪的笼子里。我仿佛被古代生活狂野的旋风卷进了旋涡。

    “怎么样,”I说,“请您到隔壁房间去呆一会儿?”她的声音是从黑幽幽眼睛后面,生着壁炉的那儿传出来的。

    我走进另一间房间,坐下。墙架上有一个古代诗人的头像(好像是普希金),不匀称的脸上长着个翘鼻头。他直勾勾地看着我,似笑非笑。我干吗坐在这儿,老老实实看着他半笑不笑的模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来?怎么竟落到如此荒唐的地步?这个刺激我、使我反感的女人,这场莫名其妙的把戏……

    她那间屋里柜子门砰地响了一声,隐约听到丝质衣服悉悉簌簌的响声,我真想跑到她那里去到底要去干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想狠狠地骂她一顿,可是我总算忍住了没去。

    她倒已经从屋里出来了。身上穿着一件古色古香的明黄色短裙,头戴一顶宽边黑色呢帽,脚上穿着黑色长统袜。裙子是薄绸料的,所以我看得很清楚,袜子很长,过膝头一大截。她裸露着颈胸,还有那道在……之间的乳沟……

    “显然,您是想别出心裁,但是难道您……”

    I打断了我的话:“很清楚,别出心裁就是与众不同。因此,别出公裁就意味着打破平衡……古代人愚蠢地称之为‘甘居平庸’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履行义务’。因为……”

    “说的是,说得对!正是这祥,”我忍不住了“您何必……”

    她走到翘鼻子诗人雕像前,又垂下眼睑,遮住了眼睛那两扇窗户里面的野性的火光。她又开口说话了。这次她态度很严肃(也许想让我变得平静些),讲得简直头头是道:“过去的人怎么竟能容忍这样的诗人!您不觉得奇怪吗?他们不仅容忍他们,还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奴才思想!我说得对吗?”

    “很明白……我的意思是说……(这讨厌极了的‘明白’!)”

    “嗯,我懂。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比皇帝更为强有力的主宰。

    可是为什么那些皇帝不把他们关起来,消灭掉?在我们国家……”

    “是啊,在我们国家……”我还没说几个宇,她突然哈哈大笑——我只是看见她在笑:那是一条激越高昂、像鞭子般柔韧的笑的曲线。

    我记得,当时我浑身发颤。我想揪住它——但我日记不清了……反正我需要干点什么。这时,我下意识地打开自己金黄色的号码牌,看了看表:17点差10分。

    “您不觉得已经该走了吗?”我尽可能彬彬有礼地说。

    “如果我想请您和我一起留在这儿呢?”

    “您听我说,您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10分钟以后,我必须到讲演厅去……”

    “……所有号码都有义务修读艺术和科学必修基础课程……”I说出了我要说的话。然后她拉起窗帘——抬起眼。黑幽幽的眼睛里面壁炉仍火光熊熊。“在卫生局有个医生,他登记了我。如果我去求他,他会给您开病假条,证明您有病。怎么样?”

    我懂了。现在我才明白,她这套把戏的目的何在!

    “原来是这样!告诉您,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老实说,应该立刻去护卫局并且……”

    “如果不老实说呢?”又是一个蜇人的微笑,“我非常想知道,您去护卫局还是不去?”

    “您不走?”我伸手捏住门把;它是铜的,我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铜的。

    “稍等一会儿……可以吗?”

    她走到电话机旁。叫了一个号码。当时我太激动,竟没记住这个号码。她大声说:“我在古宅等您。对,是的,就我一个人……”

    我拧动了冷冰冰的铜把:“您允许我用飞船吗?”

    “哦,那当然!请吧……”

    门口,老太太坐在太阳光下打瞌睡,就像一株植物。她那密不透风被皱纹封死的嘴又张开了,我又不禁暗暗称奇。她说:“您的那位,怎么,她一个人留下了?”

    “一个人。”

    老太太的嘴又合上了。她摇了摇脑袋。看来,连她那已经开始衰退的脑子都明白,这女人干的事是荒唐的,危险的。

    正17点,我已经在听课了。这时不知怎么,我突然意识到,刚才我对老太婆说了谎:I现在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我并非有意,但却骗了老太太。大概正是这件事使我难受得都没法集中精力听课。是啊,她不是一个人在那儿——问题就在这儿。

    21点半以后,我有一小时自由支配时间。今天就可以去护卫局报案。但经历了这么件荒唐事之后,我觉得十分疲倦。

    再说,只要两昼夜之内去报案都是合法的。明天去也不迟,还有整整24小时呢。

    记事七

    提要:一根眼睫毛。泰勒。天仙子草和铃兰草。

    夜。周围有绿的、火红的、蓝的各种颜色;还有一架红色的“皇室的”乐器和桔黄色的连衣裙。过一会儿,又看见一尊佛像,突然它抬起了铜眼皮,从佛眼里流出液计来;桔黄色的连衣裙也渗出液汁来,镜面上流淌着一滴滴的液汁,大床也往外渗液汁,还有儿童床……现在我自己也……感到一阵甜蜜得要命的恐怖……

    梦醒了。屋里满是柔和的浅蓝的光。墙玻璃、玻璃椅子、玻璃桌子都在闪闪发亮。这使我平静下来,心不再怦怦狂跳。液汁、佛像……怎么这么荒诞不经?很明白:我病了。以前我从不做梦。

    据古代人说,做梦是最普通和最正常的现象。可不是吗,他们整个生活中都可怕地旋转着五光十色:有绿的、棕红的,有佛像,有液体。可是我们认为梦是很严重的精神性疾病。我也知道,在此之前,我的脑子是一台被调校得十分精确的、纤尘不染的闪亮的机器,可是现在……真的,现在我确实感到脑子里进了个什么异物,就像眼睛里掉进了一根很细的睫毛。你感到全身都正常,可是那只落进了眼睫毛的眼睛——你一秒钟也忘不了人……

    床头响起了清脆、响亮的铃声:7点,该起床了。透过左边和右边的玻璃墙望出去,我仿佛看见的就是我自己、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衣服和重复过上千次的动作。当你看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你会感到振奋。整齐划一的手势、弯腰、转身——多么准确的美啊。

    的确,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没有想到要把他的管理方法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中去,推广到生活的每一步骤,整整24小时中去。他没能把他的体系从一小时到二十四小时都进行一统化处理。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有关比如康德他们写了整整好几个图书馆的书,总算发现了泰勒这个预见到了十世纪以后的世界的未卜先知。

    早饭结束了。齐声唱完《大一统王国国歌》。然后四人一列整整齐齐地向电梯走去。耳朵里响着马达轻微的嗡嗡声——人很快地往下降落,往下,往下,心徽微有些发紧……

    这时,突然不知怎么又浮现了那个荒诞的梦,也许是梦留下的模糊印象。唤,对了,昨天在飞船上,也曾有过同样的降落。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结束了。我对她态度很坚决,毫不犹豫,我做得很对。

    我坐在地下铁道的车厢里,急急赶往一统号。典雅端庄的飞船停在装配台上,还没有点火。它凝然不动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闭目思考着公式:我又一次心算着飞船冲出地球时所需的初速。每一秒的最小数值的变化,都会引起一统号巨大重量的变化,由于爆炸,原料随之在消耗。反应式非常复杂,超越的大小、数量都必须计算在内。

    当我正沉浸于严谨的数学世界中,朦胧中觉得有人在我旁边坐下,他轻轻碰了我一下,说了声“对不起”。

    我微微睁开眼。开始时(由于一统号产生的联想)我似乎看见有个东西疾速地向远处飞去;那是个飞动着的脑袋,因为它支棱着两只粉红色的招风耳朵。然后又看见后脑勺自上而下的曲线和双曲线的驼背——像字母S……

    透过我代数世界的玻璃,我又感到了那根眼睫毛。我心中感到不快,我今天应该去……

    “没关系,没关系,不必介意,”我对坐在旁边的人笑了笑,向他点头致意。他胸前的金属号牌上闪现着S-47ll几个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把他和S联系起来了——那是无意识的视觉印象)。他炯炯的目光朝我投来一瞥,射出两根尖利的芒刺,飞快旋转着朝我钻进来,愈钻愈深,眼看就要钻到最深层,这时,他就会看到那些对我自己也还不敢……

    突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根眼睫毛是护卫局人员。现在可以来个快刀断麻,不再拖延,马上就把事情全告诉他。

    “我,是这么回事,昨天去了古宅……”我的声音好怪,又扁又平。我想咳嗽几下清清喉咙。

    “这有什么关系,挺好嘛。从那儿的材料里可以得出很有意义的结论。’’“可是,您明白吗,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陪I—330去的,所以……”

    “I-330?我为您感到高兴。她是个很有才气的、很有意思的女性。崇拜她的人不少。”

    ……哦,对了,那次散步不是也有他吗,也许,他甚至登记的就是她?不,不能对他说,绝对不行——这是很明白的。

    “您说得对,正是这样!确实如此!很对,”我微笑着,脸上笑容愈堆愈多,样子愈来愈蠢。我觉得脸上的微笑使我赤身裸体,丑态百出……

    他那两根芒刺一直钻到我心底,然后又飞旋着退出来,回到他眼睛里。S摸棱两可地笑了笑,向我点了点头,很快已经到了门口。

    我用报纸挡着脸读报(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很快我就忘记了眼睫毛、芒刺和其他——报上的一则消息使我十分激动,其中有一小段这样写着:“根据可靠情报,我们又发现一个至今尚未查获的组织的线索,此组织的目的在于要从‘王国’的仁厚恩德的枷锁下获得解放。”

    “解放”?真奇怪,人类犯罪的本能竟如此有生命力。我称它为“犯罪的本能”是有道理的: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

    要使人不去犯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我们刚刚得到解放(从宇宙范畴来说,几个世纪当然不过是“刚刚而已),竟又突然冒出这种可怜的白痴来……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立即——就在昨天,去护卫局。

    今天16点以后非去不可……

    16点10分我上了街。在街口马上就看见了O。她见到我高兴得满脸粉红。“嗯,她的头脑是个简单的圆环。我正需要这样。

    她会理解我,支持我的。”……不过,也不必:我不需要别人支持,我主意已经拿定。

    音乐机器的铜管齐声吹奏着《进行曲》,就是那支每天重复的《进行曲》。在“每天的”、“重复的”、“明白如镜的”这些概念中蕴藏着多少难以言传的魅力啊!

    O抓任了我的手。

    “散步去吧,”她两只圆圆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我。这是两扇蓝色的通往内心的窗户。我可以畅行无阻地长驱直入,因为里面空空如也,也就是说,那里不相干的、不应有的东西一概没有。

    “不,不去散步。我需要去……”我告诉她要去哪儿。她的模样使我大吃一惊:那粉红色的圆嘴变成了一道粉红的弯月,嘴角往下耷拉着,好像晚了什么酸倒牙的东西。我一下子就火了。

    “你们这些女性号码,我看,都让偏见害得无可救药了。你们完全不会抽象思维。请原谅,但这简直就是麻木。”

    “您要去找特务……呸,不说了!可是我刚才在植物馆给您采了一枝铃兰……”

    “您为什么要说‘可是我’,为什么要用‘可是’这两个字呢?

    真是女人气。”我愤愤地(我承认自己不对)夺过她的铃兰。“这就是您的铃兰?您闻闻,香吧,啊?您哪怕多少有一点儿逻辑头脑也好嘛。铃兰有香气,嗯,是这样。可是你不能就气味谈气味,不能就气味的‘概念’来说好或坏。您不能这样说吧,嗯,是不是?有铃兰的香气,也有天仙子草的臭气,两者都是气味。古代国家有过特务,我们国家也有……特务——我不怕说这两个字。但是事情很明白,那时候的特务是天仙子草,现在我们国家的特务是铃兰。的的确确是铃兰!”

    她那粉红的月牙儿般的嘴唇索索发抖,像要笑。现在我才明白,这只是我当时的印象。可是当时我确实以为她要笑了。于是我的嗓门提得更高了:“对,是铃兰。这有什么可笑的,没有什么可笑的。”

    一个个光球似的脑袋从我们身边过去,然后又回过头来看我们。O亲昵地挽住我的手说:“您今天怎么有点……您是不是病了?”

    梦……黄颜色……佛像……这时我马上明白了:我应该去卫生局。

    “是的,我确实病了,”我说,心里非常高兴(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矛盾,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那您现在就该去看医生。您当然也明白,您必须是个健康人,向您解释其中的道理是可笑的。”

    “亲爱的O,您说的当然对,绝对正确!”

    我没有去护卫局,因为没办法,我得去卫生局。在那里一直耽搁到17点。

    而晚上,(其实这已经无所谓了,晚上那里已经关门下班),晚上O来我这里。窗帘没有放下。我们演算着一本古老的习题集的算术。这很能使脑子安静下来,达到净化的目的。O-90坐在那里在练习本里演算,向左歪着脑袋,舌头顶着左颊,正冥思苦想。她满脸孩子气,真让人着迷。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好,什么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

    她走了。剩我一个人。我深呼吸了两口气(临睡前深呼吸对健康极为有益)。突然,我意外地闻到一股香气,它使我想起某件极不愉快的事……很快我就找到了藏在被褥里的铃兰。

    顷刻之间,我感到五内翻腾,情绪奔涌。她这样做简直太有失检点,怎么能偷偷把铃兰放在这儿。是的,我没去护卫局。可是,我病了嘛,这不是我的过错。

    记事八

    提要:不尽根。R-13。三角形。

    我第一次碰到√ˉ-1,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还在小学里。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像刻在脑子里一般:在一间明亮的球形大厅里,坐着几百个脑袋圆圆的小男孩,前面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普利亚帕①。普利亚帕是我们给它取的外号,因为它实在太旧了,机体都松了。每次值日生在它背上插上插头时,扩音机开始总是“普利亚一普利亚——咝……”地响一阵,然后才开始讲课。一天,普利亚帕讲授无理数。我记得,我流着泪用拳头捶着桌子哭喊着说:“我不要√ˉ-1!把我脑子里的√ˉ-1揪出去!”这个不尽根就像别人的、可怕的异物,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它使我痛苦之极,我弄不明白它,没法制服它——因为它是得不出ratio②的,是除不尽的。

    ①是机器人。②拉丁语:比值、比率。

    现在又碰到了这个√ˉ-1。我翻阅了自己的记事手稿。我明白了,仅仅为了避开√ˉ-1我耍花招,欺骗自己,什么生病等等,都是一派胡言。如果事情发生在一星期以前,我会去那儿的,我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为什么现在……为什么?

    今天又这样。正16点10分,我已经站在亮晶晶的玻璃墙前面了。头上护卫局那块牌子上的字母,在黄灿灿的太阳光下明光锃亮。透过玻璃墙往里瞧,只见里面远远地排着一列穿灰蓝色制服的长蛇阵。他们的脸部发出幽幽的蓝光,就像古代教堂里点着的长明灯。他们来这里都负有重大使命:他们来向大一统王国敬献忠心——献出自己心爱的人、自己的朋友,甚至自己。而我急着也要去他们那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然而我又做不到,两只脚牢牢地和下面的玻璃板面焊住了,我站在那里,傻呆呆地望着,一步也挪动不了……

    “喂,数学家,想得出神啦?”

    我吓了一哆嗦。我眼前是一对乌黑锃亮闪着笑意的眼睛和黑人般的厚嘴唇。这是诗人R-13,我的老朋友,和他在一起的是粉红色的O。我生气地扭过头去。我想,要不是他们来碍事,我最终会把脑袋里的那个√ˉ-1连血带肉地揪出来——就进护卫局去。

    “与其说想得出神,还不如说欣赏得出神,”我毫不客气。

    “那当然,那当然!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您还不如不当数学家,当个诗人呢!真的,和我们诗人到一起来吧,啊?怎么样,您要愿意,我三下两下就帮您办好,怎么样?”

    R-13说话像放连珠炮,话从两片厚嘴唇里劈劈啪啪地往外喷,到处是唾沫星子,每逢说到送气的辅音字母,口水溅得活像喷泉。

    “我是搞学问的,将来也这样,”我皱着眉头说,我不喜欢开“墙是一切有人性的东西的基础……”我议论了起来……

    R噗哧喷出一串唾沫,O也笑得圆中透出粉红色来。我甩了下手:你们笑去吧,我无所谓,我顾不上这些。我需要往脑子里填点东西,把这可恶的√ˉ-1压下去。

    “你们看怎么样,”我继续往下说,“咱们一起去我那儿坐坐,算几道算术题(我想起了昨天那宁静的时刻,也许今天也能这样)。”

    O看了看R,眼睛睁得圆圆地看了看我,意思很明白,脸颊上微微泛起一层温情脉脉的、令人心醉的粉红色,就像我们票子的颜色。

    “可是今天我……今天我的票子登记的是去他那儿,”她朝R点了点脑袋,“可是他晚上有事……所以……”

    R湿润的亮晶晶的嘴唇,憨厚地翕动着:“那有什么关系,我和她半小时就够了。O,是这样吧?对您的算术题我可兴趣不大,还不如上我那儿去坐坐吧。”

    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呆着。也许确切地说,我害怕和新的我呆在一起,他对我是陌生的,仿佛只是由于奇怪的巧合,也用了我的号码Д-503。于是我就去R那里了。其实,他既缺乏科学的精密,也缺乏诗的音韵,他的逻辑是颠倒的、可笑的,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嘛。三年前,我和他同时都选了这个可爱的、粉红色的O,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在学校时代,更密切。

    后来,我们到了R的房间。他那里的一切和我屋里都一模一样:守时戒律表、玻璃软椅和桌子、玻璃柜子和床。但是,当R一进屋,就挪动了一张圈椅,接着又一张——屋里的平面图形发生了移位,一切都离开了原来规定的模式,破坏了欧几里得几何公理。R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要用泰勒管理法和数学来衡量,他总是个劣等生。

    我们回想起了老普利亚帕。那时我们这帮男孩子常常在他的玻璃腿上,贴满了表示感谢的纸条(我们很爱普利亚帕)。还想起了法律课老师③。我们这位法律课老师嗓门特别大,扬声器里总送出一阵阵风来。我们这些孩子拔直了喉咙跟着他念课文。有一天,天不怕地不怕的R-13,在喇叭里塞了些揉皱的纸团(每次念课文时,从喇叭里就飞出纸团来)。R当然受了惩罚,他干得也太糟了。可是现在我们哈哈大笑。我们三个人都笑了,当然我也在其中。

    ③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古代人的“神学课”,而是大一统王国的法律。——原注(俄语中,神学课教师与法律课教师是同词异意。——译注)

    “要是它像古代人那样是个活人,那会怎么样?那就会……”

    R说到这儿,两片厚嘴唇劈劈啪啪又送出一阵唾沫……

    太阳透过天花板和四壁照进屋来。上面,左右两侧都是阳光,下面是太阳的反光。O坐在R-13的膝盖上,她两只蓝眼睛也闪着太阳小小的光点。我身上的冷气赶跑了,不再心烦,√ˉ-1也平静了下来,不再动弹了……

    “您的一统号怎么样了?我们很快就要飞到别的星球上,去启蒙那儿的居民了吧,啊?赶紧吧,快点吧!要不然我们诗人会给你们写下许多许多诗,连您的一统号也载不动罗。每天8点到11点……”R笑了笑,挠了挠后脑勺他的后脑勺像个捆在后面的四方的小手提箱,使人想起古代的一幅画——《在马车上》。

    我又活跃起来了:“哦,您也在为一统号写诗?您说说都写了些什么?比如,就说今天吧。”

    “今天,没写什么。我去忙了别的事……”他说到这儿又喷我一脸唾沫。

    “什么别的事?”

    R皱起了眉头:“您一定要问,就告诉您吧,嗯,是写一份判决书,用诗的形式写的,被处决的还是我们的一位诗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白痴……两年来一直呆在你身旁,相安无事。突然把你吓一跳,他说什么:‘我是天才,天才比法律更高’。还胡乱写了不少东西……

    唉!说这有什么意思……”

    R的厚嘴唇耷拉了下来,眼里的光泽也没有了。R-13倏地站起来,转过身,眼睛透过玻璃朝外面凝视着。我看着他后脑勺那紧锁着的小箱子,心想,这会儿他在那个小箱子翻腾什么呀?

    接着我们很别扭地、很不自然地沉默了片刻。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觉得其中是有原因的。

    “很幸运,出现类似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其他作家的太古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故意提高嗓门说。

    R转过脸来,他的话又像刚才那样滔滔不绝地向外喷涌着,但我觉得,他眼睛已失去了快活的神情。

    “您说得对,我亲爱的数学家,我们很幸运,很幸运啊!我们是最幸运的算术平均数……就像我们所谓的:从零到无限大,从呆小病患者到莎士比亚进行积分化,一统化……就是如此!”

    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号码,想起了她说话的口吻。

    在她和R之间连着一条很细的线(什么线呢?)。这时候想到这些,真不是时候。我脑子里的√ˉ-1又开始活动了。我打开号码牌小盒看了看,16点25分。他们粉红票上的时间只剩下45分了。

    “我该走了……”我吻了吻O,和R握手告别后,就朝电梯走去。

    在大街上,当我已经横过马路走到对面时,才回头看了看那幢在夕照中明亮的玻璃大楼。现在都一块块放下了不透明的灰蓝色窗——一律的泰勒式的幸福小方格。我的目光在七层楼找到了R-13的小方格,那里已经放下了窗帘。

    亲爱的O……亲爱的R……在R身上也有(不知为什么我要写上这个“也”字?听其自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他身上也有某种我不太明白的东西。反正,我、他和O——我们构成了个三角形,虽然不是等腰三角形,但反正是个三角形。我们,如果用我们祖先的语言来说(这种语言,也许对你们星球的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我们是个家庭。有时能在这里休息一下,把自己关进这简单的、牢靠的三角形内避开外部的一切……哪怕时间不久,也令人感到欣慰。

    记事九

    提要:大祭。抑扬格和扬抑格。铁腕。

    这是盛大而又光辉的日子。这千天,你会忘记自己的弱点、不精确性和疾病,一切就像我们崭新的玻璃那样,透明坚实,永恒不变。

    立方体广场。广场上有66个同心圆的观众台,坐着66排号码,他们的脸泛着安详的清辉,眼睛里映着天光(也许是大一统王国的光辉)。

    那猩红似血的花,是女号码的嘴唇。前几排,紧挨着立方体高台的,是一串串娇嫩的花带,那是孩子们的脸。四周静谧,深邃,严峻,仿佛是哥特式建筑的肃穆气氛。

    据留传材料判断,古代人的祈祷仪式,与我们的大祭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膜拜的是他们荒唐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上帝,而我们膜拜的是不荒唐的、十分明确的上帝。他们的上帝除了让他们永无止境地痛苦探索外,什么也没恩赐给他们,他们的上帝只是莫名其妙地牺牲了自己,舍此别无更好的办法。我们奉献给我们上帝大一统王国的却是平静的、深思熟虑的理性祭物。这是大一统王国最盛大的祭典,是对二百年大战残酷岁月的回忆,是全体对个人,是总和对个人取得胜利的庄严节日……

    现在,在洒满阳光的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号码。他脸色苍白……甚至不能说苍白,而是没有颜色,如同玻璃一般,还有玻璃般的嘴唇,唯有两只眼睛黑森森,仿佛连那个即将来临的可怕的世界,他的双眼也要吸入,吞噬下去。他胸前的金色号码牌已被摘除。两只手用火红的带子捆住(这是古代习俗,看来只能这样来解释:古时候,并不是以大一统王国名义进行这项活动的,被判罪的人当然觉得有权反抗,所以他们的手一般用铁链铐住)。在上面,在立方体高台上,在机器旁端坐着一个凝然不动、仿佛是金属铸成的身躯,他就是我们的大恩主。从下面朝上看,他的脸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严厉、肃穆的方方正正的脸部轮廓。

    但是他的两只手……由于离得很近,看起来很大,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它们吸引了过去,把其他一切都挡住了——照片上有时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一双沉甸甸的手,眼下还安详地放在膝盖上,很明显,这是两只铁石巨掌,膝盖有点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

    突然,一只巨手慢慢抬了起来,缓慢又沉重地做了个手势。

    于是观众台上的一个号码就遵照手势发出的命令,走上立方体高台。他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位诗人。今天将荣幸地向大祭庆典献上自己的诗歌。接着,全场回响起美妙的黄铜般铮铮有声的诗句。句句都指向那个玻璃眼睛的狂人。他正站在台阶上,等待自己狂妄的终局。

    ……一片火海。在激越的诵诗声中,房屋摇摇欲坠,腾起黄色火焰,墙垣倒塌了。绿色的树干在烈火中痉挛,流淌出滴滴树液……最后只剩下一些焦黑的枯枝和残垣。但是普罗米修斯降临了(当然是我们),于是:

    “火焰被锁住,赶进机器,铸进钢铁,混吨的世界在法律链锁中凝固。”

    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一切如钢似铁:钢铸的太阳、钢铸的森林、钢铸的人们……突然来了个狂人,“打开锁链放出了火”,于是世界又开始遭殃……

    很遗憾,我总记不住诗。我只记得,没有比这里的意象更完美,更富教育意义。

    那沉甸甸的铁石巨掌又慢慢做了个手势。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又出现了一个诗人。我差点没有欠起身来,难道这是真的吗?但眼前确实是他那黑人般的厚嘴唇,这是他……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负有如此伟大使命……他嘴唇索索抖着,变成了灰色。

    我能理解,因为他正站在大恩主面前,在护卫局全体人员面前;不过即使这样,也不必如此激动嘛……

    扬抑格的诗句急促、干脆,就像用利斧砍削出来一般。诗中述说的是闻所未闻的罪恶,他竟写了亵渎大恩主的诗篇,称他为……不不,我不敢在这里重复这些话语。

    R-13脸色苍白,目不旁视地走下台来,坐下。(我没想到他竟如此腼腆)。在他脸旁突然忽闪过另一张脸,是一个尖尖的黑三角,它出现了只一秒钟的最小的微分时间,立刻就消失了。此时,我的眼睛以及数千双眼睛的目光,都向上投向了机器。那只非人的铁腕第三次又做了个手势。只见囚徒在劲风中摇晃着慢慢往立方体高台上走去。他跨上一个台阶,再一个台阶……现在是他生命最后的一步了。他到达了生命终结的安息地,头后仰着,脸望着苍穹。

    像命运一般沉重的铁石大恩主,在机器四周绕了一圈,把巨掌放在操纵杆上……全场鸦雀无声,四面八方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这只巨掌。作为相当于几十万电压的工具,他会感到火焰般强烈的感情,他负有多么伟大的使命!

    这一秒钟长得无法计算。巨掌压下操纵杆,电流通了。明晃晃的锋利的刀刃,仿佛只颤动了一下,机器管道里发出极其轻微的喀嚓声,一股轻烟笼罩了这个摊开双手的身躯。眼看着他以骇人的速度消融着,顷刻之间归于灭绝。只剩下一摊具有化学成分洁净的液体。仅仅一分钟前,这摊液体还是心脏里涌动的鲜红的血液……

    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不过是物质的分解,不过是人体原子的分裂。但是它每次都奇迹般地象征地显示着大恩主非人的伟力。

    在上面,面对着大恩主,是十个女号码红彤彤的脸,她们都激动地半张着嘴……还有一些在微风中拂动的鲜花①。

    ①这些鲜花当然是从植物博物馆搬来的。我个人并不觉得花美。凡属于野蛮世界的东西,早已被赶到绿色大墙外面,它们都不美。只有理性的、有益的东西才是美的,例如机器、靴子、公式、食物等等。——原注

    按照以往的习惯,这十个女人在大恩主身上那件血渍未干的制服上饰上鲜花以示庆贺。大思主像最高司祭那样,庄严肃穆地慢步跨下台阶,缓缓地从观众台中通过。他所过之处女人们都高举着如林的玉臂欢迎他,万众齐声欢呼,犹如狂涛一般。然后,人们又向护卫局全体人员同样地欢呼致敬。现在他们正坐在观众台上,就在我们身旁,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谁知道,也许古代人所幻想的未来人类,正是这种护卫局人员——既体贴又严厉的大天使,每个人从你一出生他们就伴随左右,不离不弃。

    整个祭典仪式,有些像古代宗教仪式,有时又像雷雨和风景一般能使人得到净化。有幸读到我的这段描绘的人们,不知你们曾否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们还未曾领略过的话,那我认为你们是很可怜的……

    记事十

    提要:信。音响振动膜片[窃听器中的膜片]。毛茸茸的我。

    昨天对我来说是一张过滤纸,就是化学家们用来过滤化学液体的滤纸。所有的悬浮粒子,所有的无用物质都被滤层截留在这纸面上。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时,觉得自己蒸馏得干干净净,纯正透明。

    楼下前厅里,小桌后面坐着一位女检票员,不时看看表,登记着进来的号码。她的名字叫Ю……不过最好还是别写她的号码,因为我担心会写下她的什么丑闻。其实她是个很让人敬重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惟一令人感到不快的是,她两颊有些下坠,活像鱼鳃(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她的笔吱扭一响,我一看:纸上写下了Д-503,旁边还滴了个墨水渍。

    我刚想提意见,可是她突然抬起头来,朝我甜甜一笑——朝我也洒了个墨水渍。

    “有您的信。嗯。亲爱的,您会收到的。是的,您会收到的。”

    我知道,她读过的信,还应该送护卫局(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程序,不必多费唇舌),12点以前我会收到信的。但是,她[奇書網整理提供]那甜甜的微笑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她洒来的墨滴,把我身上纯正透明的液体搅浑了。这对我干扰竟如此厉害,后来我在一统号施工现场工作时,怎么也无法集中思想。一次甚至把数据都算错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12点,我又看见了红褐色的鱼鳃和甜腻的微笑。信最后到了我的手里。不知为什么,我没就在那儿看信,而揣进了口袋,然后就急忙回屋里去了。拆开信封,眼睛很快地溜了一遍,然后才坐下来……这是份正式通知,上面写着:I-330登记了我,今天21点我应该去她那里——下面是地址……

    不对,我已经一清二楚向她表明了我的态度,在此之后,怎么可能呢!再说她还不知道,我是否去过护卫局,因为她也无从知道我病了——反正我没能去成……尽管……

    我脑袋里像有台发电机在转动,嗡嗡地响。佛像、黄颜色、铃兰、粉红的月牙儿……对了,还有呢,还有件事呢:今天О要来我这儿。能给她看这张与I-330有关的通知单吗?我想,她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不相干,我完全是……(确实很难让人相信)。但我相信,肯定我们之间会有一场十分费劲的、荒唐的、绝对无逻辑的对话……不,可千万别这样,还不如采取机械的办法,干脆就寄她一份通知单的复制件。

    我急匆匆地把通知单塞进兜里——这时我瞅见了自己那只怕人的猴子手。我记得,那次I和我散步时曾拿起我的手看过难道她真的……

    21点差15分。白夜。四周是绿莹莹的玻璃世界。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那种真正的玻璃,是另一种脆性玻璃,一种薄薄的玻璃罩。罩子下边一切都在旋转、疾驰、嗡嗡作响……如果现在讲演厅的圆顶盖像团团烟雾似的慢慢飞升;那已经不年轻的月亮(就像今天早上坐在小桌后面的那个女人那样)像洒墨水渍似的嫣然一笑;所有房间里的窗帘都马上刷刷地落下来,而窗帘后面……这一切都不会使我感到惊奇……

    真奇怪,我觉得自己的肋骨是一根根铁条,挺碍事,简直妨碍了我的心脏,挤得它都没地方了。

    我正站在一个玻璃门旁,上面写的是金色号码I-330。I背朝我,正伏案埋头写什么。我进了屋……

    “这是票子……”我递过去一张粉红票子。“今天我接到了通知,所以就来了。”

    “您很认真嘛!稍等一下,可以吗?请先坐一坐,我这就完。”

    她又垂下眼写信。在那垂下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再过一秒钟她会说些什么,要干什么呢?这怎么能知道呢,怎么能计算出来呢,因为她自己就来自那个梦幻中的野蛮的古代世界。

    我静静地看着她。肋骨像一根根铁条,挤得厉害……每回说话的时候,她的脸就像飞速转动着的闪亮的车轮,很难看清轮上的辐条。可是现在轮子不在转。我眼前的是一个奇特的线条结构:两条在太阳穴旁高高挑起的黛眉,构成一个嘲讽的尖三角,从鼻端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构成一个角尖朝上的三角。这两个三角相互对峙着,在整个脸上划上了一个像十字架似的大叉,一个令人感到不快、刺激人的X。轮子开始转动了,辐条转动着连成一片……

    “看来您没去护卫局吧?”

    “我去了……我没能去,我病了。”

    “哦。我就知道,总会有什么事使您没去成,至于是什么事倒无所谓(露出尖利的牙,微微一笑)。可现在您可捏在我手里了。

    您还记得吧:‘任何号码如果48小时内隐情不向护卫局报告,将被认为是……”

    我的心扑通一跳——肋骨的铁条都挤弯了。我简直是个孩子,傻得就像个孩子,上她当了。我傻呆呆地一声不吭。我觉得自己落进了一张网里,用手扯用脚踹都无济于事……

    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她按了一下键钮,屋墙四周的窗帘轻轻地咔咔响着垂了下来。我和外界隔断了——只单独和她呆在一起。

    I站我背后的柜子旁,悉悉簌簌地脱下制服——我听着,全神贯注地听着。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不,它只是一闪念,只出现了0。01秒的时间……

    不久前,曾让我计算过一种新型街道音响振动膜片的曲率(现在这些外观精美的膜片已在所有的街道上为护卫局服务——将人们的街谈巷议录下音来)。我记得,安装在里面的粉红色的振动薄膜是一只奇特的耳朵。现在我正是这样的膜片。

    现在她领口上的按扣吧嗒一声扯开了——接着是胸上的,然后再往下。玻璃丝织品簌簌响着滑过肩膀、膝盖,落到地板上。

    现在我听见(这比用眼看更清楚)从浅灰蓝的那堆丝质衣服里,跨出一条腿来,然后又跨出另一条腿……

    绷得紧紧的膜片在索索发颤,记录着这里悄无声息的一切。

    不,记录的是心脏不断一下下撞击在铁条上当当声。我听见——我看见:她在我背后思忖了一秒钟。

    现在是柜门的声音,又有个什么盖子碰响了,接着又是丝质衣服悉悉簌簌……

    “好了,请吧。”

    我转过身去。她穿着一件飘飘然的杏黄色的古式衣裙。她穿上这件衣服,比不穿时要可恶一千倍。薄薄的衣服后面尖尖地耸起两个尖峰,像火力微弱的两块煤,泛出粉红的颜色,还有两个圆圆的柔嫩的膝盖……

    她坐在一张低低的软椅里。她前面的那张方形小桌上,是一个盛着绿色毒液的小瓶和两个高脚小酒杯。她含着一根细细的纸管,嘴角喷着烟——古时候称这为抽烟(现在管这叫什么我一时记不得了)。』膜片还不停地震颤着。胸膛里的锤子敲击着烧得通红的铁条。我清晰地听到每一声撞击声……她会不会也听到了呢?

    可是她只是神态安然地吸着烟,静静地不时朝我投来几眼,漫不经心地把烟灰抖落在我的粉红票子上。

    我尽量冷静地问她道:“我说,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登记我呢?干吗让我来这儿?”

    她仿佛没听见。拿起小瓶往杯里斟酒,呷了一口。

    “真是好酒。您来点儿?”

    这时我才明白,这原来是酒。突然,昨天的情景又在脑际闪现了:大恩主那只冷冰冰的铁石巨掌、炫目的亮闪闪的利刃,还有立方体高台上的那个仰面摊手的躯体。我感到一阵战栗。

    我对她说:“您听我说,您不是不知道,凡是吸食尼古丁,特别是烈酒的人,大一统王国可不轻饶……”

    两道黛眉高高挑到太阳穴——一个嘲讽的尖三角。她说:“痛快地杀掉几个人比让许多人自我毁灭和堕落等等,要英明些。这样做是正确的,正确到不顾体面的地步。”

    “对……到了不顾体面的地步。”

    “要是有人把这些赤裸裸、光秃秃的真理放到街上去的话……您想想吧……就拿我的那位最忠实的追求者来说吧(此人您也认识),如果他把遮丑的外衣全都脱下,让他以真实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您想想吧……噢唷唷!”

    她笑了起来。但我清楚地看到:她脸下端由嘴角到鼻子两道深沟,显出了一个悲伤的三角形。看着这两道深沟,我不知怎么就明白过来了,那个双曲线的招风耳驼子把她楼在怀里时,她就是这副模样的……他……

    话又说回来,这里我不过是尽量想把当时我的不正常的感觉描述出来。现在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的意识很清楚:一切都应该如此,他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也有享受生活欢乐的平等权利,否则就不公平……这是很明白的……

    I笑得挺怪,笑了好久。然后,她神情专注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一直钻透我的心:“我和您在一起很放心,这很重要。您太可爱了,噢,我深信,您不会去护卫局告我,说我喝酒,抽烟。您也许会生病,也许会很忙,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此外,我相信,现在您会和我一起喝下这迷人的毒酒……”

    她那嘲讽的口吻多么放肆。我清楚地感到,我现在又要恨她了。不过,为什么要说“现在”呢?我一直就恨她。

    她把一满杯绿色毒液都倒进了嘴里,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杏黄色衣裙下面透出粉红的肉色,在我软椅后面站住了……

    突然,她的手搂住了我的颈脖,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

    不,不是贴在上面,还要深些,还要可怕些……我敢发誓,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只因为……因为我不可能(现在我更是十分明确),我不可能对后面发生的事有主动的要求。

    嘴唇甜得发腻(我想,这是酒的甜味),……我喉咙里灌进一口又一口浓烈的毒液……我离开了大地,像一颗独立的行星,疯狂地旋转着,沿着一条谁也没有计算过的轨道,向下飞快地坠落……

    下面我只能写个大概,只能用多少近似的类比来描述。

    以前我不知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但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生活在地面上,下面是埋藏在地心的红彤彤的沸腾的火海。但是我们从来不想到这一点。如果一旦我们脚下的薄薄的外壳变成玻璃的,突然我们看到了……

    我成了玻璃人,我看到自身的内部。

    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过去的Д-503,号码Д-503,另一个……以前他只从躯壳里稍稍探出两只毛茸茸的手,可是现在整个人都爬出来了,外面的躯壳裂缝了,马上就会变得七零八落……那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拼命想抓住根救命稻草。我抓住了软椅的扶手,我想听听过去的我的声音。我向她问道:“从哪儿……您从哪儿弄来这……这毒酒?”

    “噢,这个!很简单,有个医生,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我的一个’什么人?”

    那另外一个我,突然跳出来大声嚷道:“我不答应!只能有我,不能有别人。谁要是……我就杀了他……因为我爱……,我爱……”

    我看见,他用毛茸茸的手搂住了她,撕开了她身上的薄丝裙,用牙吮吸住她不放。我记得一清二楚,他就是用牙吮吸住的。

    不知怎的,I竟脱身挣出来了。现在她的眼睛又遮上了那讨厌的不透亮的窗帘。她斜倚着柜子站在那里,听着我说话。

    我记得,当时我跪在地上,抱住了她的腿,吻她的膝盖,哀求说:“现在,就现在吧,马上……”

    她露出了锋利的牙齿,眉毛挑起了尖刻讥讽的三角形。她弯下腰来,默默摘下了我的号脾。

    “啊!亲爱的,亲爱的,”我手忙脚乱地扒下身上的制服。可是I还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地把号牌上的表送到我眼前。表上是22点半差5分。

    我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明白,这就是说,等我到街上时,22点半已经过了。刚才那股子狂热一下子全都消散得无影无踪。我仍旧是我。只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恨她,恨她,恨极了!

    我没向她说声再见,头也不回地就往屋外跑。一边跑一边凑凑合合地把号牌别上,从备用楼梯(我怕在电梯上碰见人)一步几级地窜到了空荡荡的大街。

    一切都照旧:简单,普通,正常。眼前都是亮着灯的玻璃房子,玻璃般白苍苍的天弯和绿莹莹凝然不动的夜。但是在静悄悄、冷丝丝的玻璃下,一种狂暴的、鲜红的、毛茸茸的东西在无声中奔突。我气喘吁吁地奔跑着——可不能迟到啊!

    突然,我发觉,刚才急急忙忙别在胸前的号牌脱钩了,掉下来了,丁当一声落在人行道玻璃路面上。我弯腰去拾——这当儿有一秒钟静止。这时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扭头一看:有个不高的弯腰驼背的身影正从街角那边拐过弯来——至少当时我觉得确实看见了他。

    我拼命跑了起来,只听得风在耳旁呼呼地响。跑到门口,我停了下来,表上是22点半差1分。侧耳细细听了听,后面没有人。这一切显然是荒唐的幻觉,是毒酒的作用。

    夜是很难熬的。我躺的那张床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降下去,又再升起来——沿着正弦曲线上上下下地浮动。我劝诫自己说:“夜里号码们应该睡觉,这是义务,就像白天应该工作一样。

    为了白天能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夜里不睡觉是犯罪行为……”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无法入眠。

    我完了。我无法履行对大一统王国的义务……我……

    记事十一

    提要:……不,我不能。就不写提要吧。

    傍晚、薄雾。天空蒙上了一张金光灿灿的乳白色帷幕,所以看不到更高、更远处是什么。古人以为,那里是上帝,是他们最伟大的孤独的怀疑主义者。我们知道,那里不过是一片晶蓝,光秃秃的一无所有,寒伧得可以。现在我不知道天上有什么,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坚信知识的正确,这就是信念。我坚信自己,我相信我了解自己的一切。可是现在……

    我站在镜子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明白、清醒地看到了自己。我惊奇地发现,我好像是另一个“他”。这个我就是他:两道浓黑的剑眉,中间是一道刀疤似的垂直的皱褶(我不记得,以前是否也有?)浅灰色的眼睛四周映着一圈因失眠而起的黑圈。在浅灰色眼睛后面……现在我才发现,原来过去我一直不知道那里有些什么。我从“那里”(这个“那里”既存在我身上,又同时存在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望着自己,也就是看着他。我可以肯定,那个有两道浓黑剑眉的他,不是我,是别人,我不认识他,我是生来第一次和他相遇。而我是真的,我不是他……

    别写了,到这儿就打住吧。所有这些都是扯淡,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不过是昨天中毒的后果和暗语……是中了绿色毒酒的毒,还是中了她的毒?反正都一样。我写下这些,目的是要让大家看看,一个思想极为精密的机敏的理智的人,竟会莫名其妙地神魂颠倒、晕头转向到如此地步。而他原来的头脑,即使对付连古代人都怕三分的无穷大,也不在话下……

    显示机响了:显示出了R-13几个数字。让他来吧,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要是此刻我一个人独处……

    20分钟以后

    在这张纸上,在这个平面的二维世界里,一行行的字排列着,但在另一个世界,我对数字的感觉正在消失:这20分钟,可能是200分钟,也可能是20万分钟。当我平静地、有条不紊地把R在我屋里的情形,字斟句酌地记下时,我的感觉真奇怪,仿佛一个坐在床旁圈椅里的人,跷着二郎腿、好奇地看着躺在床上抽风的人——他自己。

    R13进屋时,我已完全平静正常了。说起他写的诗歌形式的判决书,我感到心悦诚服,赞扬他写得十分成功,我还说到,那个狂人主要是被他的诗句的扬抑格置于死地而粉身碎骨的。

    “……甚至如果他们提议让我为大恩主的机器做示意图,我必定(非如此不可)要想办法用上你的扬抑格的诗韵,”我说。

    突然我一看:R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嘴唇灰白。

    “您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嗯……很简单,我烦腻了:到处在谈判决书,判决书。我不想再谈它了,够了。我不愿意!”

    他皱起眉头,揉着后脑勺那个小箱子,那里装的是另一种我所不理解的东西。两人都默不作声。过一会儿他在小箱子里找到了什么,拿出来,展示出来了……他的眼睛又闪亮起来,充满笑意。他倏地站了起来:“为您的一统号我要写首诗,一定要写!这样的诗值得一写!”

    这又是过去的R:他嘴唇劈劈啪啪地喷着唾沫星子,话又滔滔不绝地往外涌:“您听我说(啪啪地喷水),古代有个关于天堂的传说……其实这里说的就是我们,我们的当今时代。真的!您好好想想。上帝曾经让天堂里那两位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他们这两个傻瓜选择了自由。那还用说,明摆着的——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对脚镣手铐想得好苦。您明白吗,对手铐脚镣的相思——这才是世界性的悲哀。有好几百年啊!只有我们才重新认识到,如何使幸福回归……不,您再听我往下说!那时候的上帝和我们呆在一起,坐一张桌子。真的!是我们帮助上帝,才彻底制服了魔鬼——就是他撺掇人去犯禁,去偷吃那害人的自由的禁果。他是那阴险毒辣的蛇。可是我们抬起脚用大靴子照它脑袋咔嚓一踩……好了,重新又有了天堂。于是我们又像亚当、夏娃一样,无忧无虑,纯洁无瑕。我们不必费脑筋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一切都很简单,像天堂一般美好,像儿童一样单纯。大恩主、机器、立方体高台、气钟罩、护卫局人员——这一切都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和纯洁。因为这一切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只有古代人才爱没完没了地论证,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什么是伦理,什么是反伦理……好了,就这样,总之,写一部这样的天堂史诗很不错吧,对吗?而且语气还应非常严肃……您明白吗?很不错吧,啊?”

    怎么会不明白呢!我记得,当时我曾这样想过:“别看他长得歪瓜裂枣其貌不扬,脑袋倒真好使。”难怪他和我——真的我——很要好(我至今还是认为,过去的我是真我,目前的一切都是病态的)。显然,R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他搂着我的肩膀,哈哈笑了起来:“啊,您呀……亚当!对了,顺便提一下夏娃的事……”

    他在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看了一下,说:“后天……不不,两天以后,O有一张来这儿的粉红票子。您怎么样?还和以前一样吗?您愿意让她……”

    “那还用说,这很明白嘛。”

    “我就这么对她说。要不然,您知道吗,她自己还不好意思……我告诉您,怎么回事,她对我只不过按粉红票子行事罢了,可是对您……但她又不明说,是哪第四位插进我们的三角。

    风流汉子,您坦白吧,她是谁?”

    我心里的帘子哗地掀了起来——我又听见了丝绸的悉簌声,看见了绿色的酒瓶,她的嘴唇……突然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要是忍住了不说该多好!):“告诉我,您尝过尼古丁和酒的滋味没有?”

    R抿了抿嘴唇,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我听得一清二楚:“虽说你是我的朋友……可还是得……”他回答我说:“怎么说呢?我自己——没有尝过。可是我知道有个女人……”

    “I,”我喊了出来。

    “怎么……您,您也和她有来往?”他嘎嘎大笑,气都喘不过来——马上要喷唾沫星子了。

    屋子里的镜子挂在桌子那边,我坐在软椅里,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额和眉毛。

    这时我——真的我——从镜子里看见两道剑眉的直线歪扭着,拧着,颤个不停。那个真我还听到一阵野性的嚎叫:“‘也’是什么意思?你说,‘也’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要求你说!”

    R两片厚嘴唇紧紧抿了起来,眼睛也瞪得圆圆的……

    我——真的我——狠狠扭住另一个我的衣领,就是那个野性的、满身毛发的、气喘吁吁的我。真的我对R说:“看在大恩主的份上原谅我吧。我病得厉害,睡不着觉。我这是怎么啦,我都糊涂了。”

    厚嘴唇上掠过一丝笑意:“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能理解!这些我都并不陌生……当然,是从理论上讲。再见吧!”

    走到门口,R像个黑球似的又转身回过来,走到桌子跟前,朝桌上扔下本书说:“这是最近写的……专门带给您的,差点儿忘了。再见……”

    说着又喷我一脸唾沫,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也许准确些应该说:我和另一个“我”单独在一起。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软椅里,好奇地看着我(我自己)在床上抽风。

    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我和O整整三年能生活得如此和睦,而现在突然只要有一个字提到那个I……难道爱情、嫉妒这些疯狂的东西,不仅仅在古人愚蠢的书里才有?主要是我出了问题!方程式、公式、数字我都明白,可是对这些东西却一窍不通!

    一无所知……明天就去找R,告诉他……

    不,那不是真心话。明天也罢,后天也罢——我永远不会去。

    我不能也不想见到他。完了!我们的三角垮台了。

    我独自一人。傍晚。扯起了薄雾。金光灿灿的乳白色天幕遮住了天空。要是能知道那里高处是什么该多好!但愿我能知道,我是谁,我是什么人?

    记事十二

    提要:对无穷大的限制。天使。对诗歌的思考。

    我总觉得,我身体会好的,能恢复健康。近来睡眠很不错。不再做那些梦,也没有别的什么病痛。明天可爱的O要来看我。一切都将是简单的,规矩的,有限的,就像一个圆圈那样。我不怕“限制”这两个字,因为人最高理性活动的目的,就在于要对无穷大不断的限制,在于要将无穷大化小为灵活方便的、易于接受的微分。我热爱的数学的无与伦比的美也正在于此。

    而她正好对这种美缺乏理解。不过,这仅仅是偶然的联想而已。

    这些都是我坐在地下铁路车厢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想到的。伴着轰响的车轮声,我抑扬顿挫地低声吟诵R昨天送我的《诗集》中的篇章。这时,我感到,我背后有个人小心翼翼地探过身子,从肩膀上低头看着我打开的那页诗。我没有回头,只用眼睛的余光就膘见了那一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朵和双曲线身影……是他!我不想打扰他,装得无所察觉的样子。我不明,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我进车厢时,好像并没有他。

    其实,这不过是件小事,对我却起了很好的影响;可以说,使我信心倍增。当你感到有双警惕的眼睛随时爱护地关注着你,不让你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让你半步也不偏离正道,这时你会感到多么愉快。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于多情,但是我脑子里总浮出这样类似的比喻,例如把护卫局人员比喻为古人曾幻想过的天使。古人许多美好的憧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我感到我背后站着一个天使般的护卫局人员时,我真感到了十四行诗《幸福》的魅力。我想,如果说,这首诗是兼有诗意美和思想深度的难得珍品,这样的评价是不会错的。下面是开头的四行:

    二乘二是永恒相恋的数,不离不分融进四,炽热相恋的男和女,正是二乘二永不分的数……

    下面的诗句,也都是关于明智的、永恒的、幸福的乘法口诀表。

    任何真正的诗人无疑都应该是哥伦布。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这块大陆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但只有哥伦布才发现了它。在R-13以前,乘法表也早就有了,但只有R-13能在数字的原始丛林中发现新的黄金国[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想象中的神奇、富庶的国家]。确实,哪里还能找到比这美好的世界更智慧、更美满的幸福。钢铁会生锈。古代上帝创造了古代人,也就是说,创造了会犯错误的人——当然,这么一来上帝自己也犯了错误。乘法表比古代上帝更聪明,更准确可靠些。因为乘法表从来(请注意)从来不出错。按乘法表严整、永恒规律生活的数字是最幸福的。这里没有犹豫,也不会发生迷误。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道理也只有一条。真理就是二乘二,正确道理就是四。如果这两个幸福地、完美地互乘的两个二也考虑什么自由(换句话说,它们明显地想得不对头),难道这不荒唐吗?R-13抓住了最重要、最……对此我绝不须再加以论证。

    这时,我后脑勺感到了护卫局的天使呼出的暖融融的柔和的鼻息,接着又转到了左耳。显然,他发现我膝头的书已经合上,而我自己早已遐思飞越。其实即使他要我打开脑子里的书页,我也乐于立即从命。这样做使人感到平静和愉快。我记得,当时我还回了一下头,眼睛定定地、询问地望了他一下。可是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也不想弄明白什么——他一句也没问我……我不相识的读者们,我只能向你们来倾吐这一切。现在你们对我来说,也像当时的他那样,无比珍贵,既近在咫尺却又高不可攀。

    我由一个个人——R-13扩展开去,想到了宏伟的整体——我们的国家诗人和作家学院。我曾想过,古代人怎么没有发现他们文学和诗歌的极度荒诞可笑呢?文艺无比巨大的力量,竟被他们毫无价值地浪费掉了!作家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简直可笑!同样滑稽、荒唐的是,在古代世界,海洋竟毫无目的地昼夜不舍地拍激海岸,那潜藏于水力中的巨大能量只用来激发恋人的爱情。而我们却从海浪的絮絮情语中,索取了电力。我们把狂啸发威像野兽一般的海洋,变成驯顺的家畜。对狂野不羁的诗歌,我们也如法炮制,驯化和制服了它。现在的诗歌不再是夜莺无所顾忌的啼鸣。诗歌是国家的工具,诗歌应带来效益。

    我们有几部著名的《数学诗歌》,没有它们,试想我们在学校里能如此真诚、如此深挚地爱上算术四则吗?《玫瑰花刺》这是经典性作品,其中护卫局人员就像玫瑰花刺一般保护着娇嫩的国家之花,以防人们粗野的触摸……当孩子们喃喃诵读诗句“顽童顽童采玫瑰,花刺尖尖扎得疼,顽童失声噢噢叫,吓得急忙往家逃”时,当你看到孩子诵读时天真、虔诚的神情,任你铁石心肠,也会感触万千呢。还有那本《大恩主日日颂》,谁读过后会不对这位最伟大的号码的忘我劳动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那部猩红得痉人的《法庭判决书集萃》、不朽的悲剧《上班迟到的人》,以及案头必备《性事卫生诗抄》!

    我们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美都永恒地镂刻在金子般的诗歌语言中了。

    我们的诗人已经不再生活在幻想的天国,他们降到了人间。

    他们和我们一起踩着音乐机器进行曲那严肃、机械的节拍,步调一致地踏步前进。他们诗的灵感来自早晨电牙刷的簌簌声,来自大恩主的机器火星飞溅时可怕的喀嚓声、大一统王国国歌庄严肃穆的回响、晶亮的夜壶里不堪入耳的响声、窗帘垂下时使人耳热心跳的咔咔声,还有最新烹饪指南轻松快活的语言和街上膜片的极其微弱的震颤声——它们都是诗的灵感的泉源。

    我们的众神就在这里,在人间,与我们同在;他们在护卫局、在厨房、在工厂作坊、在厕所。众神变得和我们一样了,apro[拉丁语:所以]我们也变得和神一样了。不相识的星球读者们,我们就要去你们那里,要使你们的生活变得和我们那样无比理智和准确划一……

    记事十三

    提要:雾。你。荒唐透顶的事。

    天蒙蒙亮,我就醒了。一睁眼就看见一大块玫瑰色的坚实的霞天。一切都很好,圆圆满满。晚上O要来。我身体当然已经好了。我微微一笑,又睡着了。

    起床铃声响了。我穿衣起床。再一看,天气大变:从天花板和四壁的玻璃望出去,左右前后到处都弥漫着云雾。雾气缭绕,一片混沌,狂乱的云层愈来愈厚,然后又变淡,愈来愈近。天地之间已茫无界线,一切都在飞快地运动,融化,坠落,什么也抓不住。房子看不见了,玻璃墙在迷雾中消失了,就像晶盐在水中化开一般。如果站在街上,你会看到屋里黑影憧憧的人影,就像浸在荒诞的奶液里的悬浮粒子,有的沉在低处,有的高些,有的再高些——在十层楼。一切都烟雾腾腾——也许那里是一片听不见声音的大火。

    到正11点45分的时候,我有意看了看表,想抓住几个数字,让它们来救我一把。

    按守时戒律表,14点45分应该是体力劳动时间。出去劳动之前,我急匆匆回屋一下:突然,电话铃响了。那说话的声音像一根根长长的针慢慢扎进我心里:“噢,您在家啊?我很高兴。请在街口等我。咱们一起出去一次……就这样,到那儿您就会知道去哪儿。”

    “您明明知道,现在我要去劳动。”

    “您明明知道,您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再见,两分钟以后……”

    两分钟以后,我已站在街口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告诉她,我听命于大一统王国,而不是她。还说什么“按照我说的去做”……

    听她声音还很自信。好吧,现在我要严肃地跟她谈谈……

    一件件潮雾织成的灰制服急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一秒就过去了,然后马上就在雾中融化了。我眼睁睁地盯着表;我变成了那根尖尖的、颤动着的秒针。8分,10分……12点差3分,差2分……

    不消说,去劳动,我已经迟了。我真恨透她了。可是我应该让她知道……

    在街口的蒙蒙白雾中,露出两片血红的嘴唇,就像用尖刀拉开的口子。

    “我好像耽误了您的事儿了。不过,也无所谓。现在您已经晚了。”

    我不作声地看着她的嘴唇。所有的女人都是嘴唇,只有两片嘴唇。有一个女人的嘴唇是粉红色的,圆圆的富于弹性,是个圆圈,可以阻挡整个世界柔软的围墙,而这个女人的嘴唇,一秒钟以前还不存在,就是刚刚才用刀拉开的,还倘着甜蜜的鲜血。

    她挨得更近了,肩膀倚在我身上。我们融成了一个人,她慢慢融进我的躯体——我知道,需要这样。我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头发、每一下甜蜜得作疼的心跳都明白,需要这样。对这种“需要”我俯首听命,喜不自胜。大概,一块铁也同样乐意服从必然的、科学的规律——紧紧吸附在磁石上。抛向天空的石块必定会有一秒钟的犹豫,然后急速地往下坠落。人也这样,经过弥留状态,最后呼出最后一口气——就一命呜呼了。

    我记得,当时我窘迫地笑了笑,没话找话地说道:“雾”……挺大。”

    “你喜欢雾?”

    这个“你”是古代统治者对奴隶的称呼,早已被人遗忘。它缓慢地,尖刺似的钻进我的脑子:对,我是奴隶,而这也是需要,也很好。

    “是啊,很好……”我自言自语说出了声。接着我又对她说:“我讨厌雾。我怕雾。”

    “那就是说,你喜欢。你怕它,因为它比你强;你恨它,因为你怕它;你爱它,因为你不能使它屈服于你。因为只能爱不顺从的对象。”

    言之有理。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

    我们俩定着——是一个整体。透过雾霭远远地可以听到太阳低微的歌唱,到处都生机勃勃,金黄的,玫瑰色的,红艳艳的都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

    整个世界是一个完整博大的女性,而我们正孕育在她腹胎之中,还没有出生,我们正欢乐地在成长。我很明白,我决不会糊涂:这一切——太阳、雾霭、那玫瑰色的和金黄色的,都为我而存在……

    我没有问,我们去哪里。何必问呢,但愿能这样不停地向前走,让我们不断地发育成熟,愈来愈丰满茁壮……

    “到了……”I在门口停下。“今天在这里值班的正好是……

    上次在古宅里我曾说起过他。”

    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正在成熟的萌芽,从远处只用眼睛读了读牌子上的那几个字卫生局,我全都懂了。

    这是一间洒满金色云雾的玻璃房间。玻璃吊顶棚上放着各种颜色的瓶子和罐子。拉着电线。管子里闪亮着蓝色的火花。

    屋里的那个人身体很单薄,仿佛是个纸剪的人,不管他怎么转动身子,看到的只是他的侧影。鼻子是亮闪闪尖削的刀刃,嘴唇是两片剪刀片子。

    我没听见I对他说了些什么。我只看见她在说话,我觉得自己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医生的剪刀片子嘴唇忽闪了一下,说道:“噢,是这样。我懂了。这病最危险,据我所知没有比它更危险的……”他笑了起来。薄纸似的手很快写了几行字,然后把纸递给I,又写了一张,递给了我。

    这是两张诊断书,证明我们有病,不能干活。我偷盗了大一统王国的工作时间,我是个窃贼,应该受到大恩主的机器的惩罚。但是这对我来说是遥远的,无所谓的,就像是书本里的东西……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接过了纸条。我(还有我的眼睛、嘴唇、双手),知道需要这样。

    在拐角处空荡荡的车库里,我们坐进了飞船。I又像上次那样,坐进驾驶舱,把起动器推到“前方”,我们就飞离地面,朝前缓缓地飞去。金红色的雾、太阳和医生那尖削如刀刃的侧影(突然他变得非常亲切,可爱)——这一切都跟在我们的后面。以前,一切都围着太阳转,现在我知道,一切都缓慢地、幸福地闭上了眼睛围着我转……

    古宅门口还是那个老太太。她那张可爱的像一束皱纹的嘴又长拢了。大概,这些日子嘴巴一直闭合着,只是现在才张开来,微微地笑了笑,说:“啊,你真不守本分!你不跟大家一起去干活……既然来了,就算了!要有什么事,我就赶紧去告诉你们……”

    那扇沉甸甸的不透亮的门吱扭一声关上了,几乎同时我的心带着疼痛打开了,愈开愈大,最后完全敞开了。她的嘴唇——我的嘴唇,我吸吮着,吸吮着;我放开她,默默地望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看着我的眼睛——于是又……

    房间半明半暗,有蓝的、杏黄的,还有墨绿的山羊皮,金灿灿的佛像堆着微笑,镜子在闪闪发亮。我又旧梦重温,现在我已能理解,一切都浸润着金灿灿的玫瑰色的琼浆,它快要漫溢和喷射出来……

    已经成熟了。我紧紧吸附在她身上,就像铁块和磁石一般必然,我甜蜜地陶醉了,听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的支配。没有粉红的票子,不必计算时间,不再存在大一统王国,我已化为乌有。

    只有两排紧如列贝温情脉脉的利齿和望着我的、睁得大大的金光闪烁的眼睛——我往这双眼睛里慢慢地、愈来愈深地走进去。

    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屋角的洗脸池里有滴水声。那水滴来自几千海里以外的远方。而我是整个宇宙,在水滴声中流逝着漫长的时代和纪元……

    我披上制服,向I俯下身——我眼睛最后一次贪婪地看着她。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知道你……”I声音很轻地说。她很快下了床,穿上制服,脸上又浮现出她惯常的尖刻得像刺一般的微笑。

    “得了,堕落的天使。现在您可完了。您不害怕吗?好,再见吧。您一个人回去。怎么样?”

    她打开镶着镜子的大柜门,侧过头对我看着,等我出去。我听话地出了房间。可是我刚跨出门坎,突然感到我需要她再把肩紧紧依偎在我身上,哪怕只一秒钟,别无他求。

    我急忙回转去。可能她现在还站在镜子前扣制服纽扣。我跑进房间一看——楞住了:柜门上钥匙的老式圆坏还在晃动(这我看得很清楚),可是I已不在了。她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呢,房间只有一扇门,可是她的确不在。我搜遍了各个角落,甚至还打开柜子,把那里花里胡哨的古代衣裙都摸找了一遍——什么人也没有……

    我的星球读者们,给你们讲这荒诞的故事,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既然事实确实如此,我也无可奈何。不过你们每天从早到晚生活中不是都充满了荒诞吗,不也都像做梦(古代人的疾病)吗?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了,不过是荒诞大小有异罢了。此外,我确信,或迟或早我会将任何荒诞不经的现象都纳入某种三段逻辑论。这又使我感到坦然,希望也能解除你们的疑虑。

    ……我感到很充实!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充实啊!

    记事十四

    提要:“我的”。不准许。冰冷的地板。

    下面写的还是昨天的事。昨天临睡前的个人时间我忙着有别的事,所以记事没写成。可是那些事在我脑子里都像刀刻斧凿一般清晰,很不一般,大概永远也忘不了,我清楚记得那冷得难受的地板……

    晚上,O应该来我这儿,今天是她的时间。我下楼去值班员处领取下窗帘许可证。

    “您怎么啦?”值班员问,“您今天怎么有点儿……”

    “我……我病了。”

    从实质上说,这是真话。我当然是病了。这一切都是病态。

    我马上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我还有医生证明呢……我伸进口袋摸了摸:证明在那儿还簌簌作响呢。这么说,那些事都发生过,是确有其事……

    我把粉红票子递给值班员。我感到两颊发烫。我没看值班员,可我看见她正奇怪地望着我……

    21点30分。左边屋里已放下了窗帘。在右边屋里,我看见我的邻居正在看书。俯首在书页上的是他疙疙瘩瘩的秃顶和额头——一个很大的黄色抛物线,我挺苦恼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出了那些事以后,我和O该怎么办?我明显地感到从右边向我投来的目光,清楚地看到他额头的皱纹——一行行字迹不清的黄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里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22点差15分。我房间里卷起了一阵快活的粉红色的旋风,两只粉红色的胳膊紧紧围住了我的颈脖。后来我感到,围住我颈脖的圈愈来愈松……愈来愈松……最后完全松开了。她两只手垂了下来……

    “您不是以前的那个……您不是我的!”

    “‘我的’——多么不开化的用语。我从来也不是……”我一时口讷: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倒确实不属于谁,可是现在……因为现在我并不再生活在我们这个理性的世界里,而生活在古代的、荒诞的、√ˉ一l的世界里。

    窗帘慢慢放下。右屋,邻居的一本书从桌上掉了下来。在窗帘马上要碰到地板的一瞬间,在窗帘和地板之间窄窄的细缝里,我看见一只蜡黄的手捡起了书,而我又多么想拼命攥住这只手啊……

    “我以为,我希望,今天在散步的时候能遇到您……我有许多话……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可爱又可怜的O!她那粉红色的嘴——粉红色的月牙儿耷拉着两个角。可是我却不能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也不妨这么说,我不告诉她是免得她成为我的同谋犯。因为我知道,她是没有勇气去护卫局的,这样就必然会……

    O躺在床上。我慢悠悠地吻着她,我吻着她手腕上那条孩子般的胖胖的肉褶。她蓝色的眼睛闭着,粉红色的半月形的嘴慢慢绽开了,有了笑意——我吻遍了她全身。

    突然我清楚地感到,我一切都已耗尽,一无所有。我不能,我不可能。应该——可是不可能。我的嘴唇一下子冷了下来……

    粉红色的月牙儿颤动起来,失去了色泽,痛苦地变了形。O把床上的罩单披在身上,裹住了身体,然后把脸埋在枕头里……

    我坐在床旁的地板上。地板彻骨冰冷。我默不作声地坐着。

    下面冒出逼人的寒气,它不断地往上冒。大概,在那蓝色的无声的星球空间,也和这里一样沉寂、寒冷吧。

    “您要理解我、我并不愿意……”我嘟哝着……“我千方百计……”

    这是真话,我——那个真的我,并不愿意。可是我怎么对她说呢。我怎么向她解释:铁块并不愿意,可是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必然的……

    O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闭着眼睛对我说:“您走吧,”因为她在哭,这个“走”字听起来像“抖”。这个莫名其妙的细节,不知为什么却牢牢地刻在我脑子里了。

    我浑身凉透。四肢麻木地出了房间来到走廊。玻璃外面浮着一缕淡得几乎看不见的薄雾;可是到了夜里,大概又会降下漫天大雾。夜里会出什么事吗?

    O悄悄地从我身旁溜了过去,进了电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等一等,”我喊了一声,因为我感到害怕了。

    但是电梯嗡嗡响着一直往下去了,下去了……

    她夺走了我的R。她赶走了我的O。然而……然而……

    记事十五

    提要:气钟罩。明净如镜的海面。

    我命该永远心躁如焚。

    我刚走进一统号飞船站,迎面过来了第二设计师。他的脸总是圆圆的,像个白瓷盘,一说话,就像在瓷盘里给你端来了馋人的好吃东西:“您前不久生病了。可是这儿没了您,没了领导,昨天,可以说出事了呢。”

    “出事了?”

    “可不是!铃响了,工作结束了。大家开始离开飞船站。您知道怎么着?清场的人抓到了一个没有号码的人。可是他怎么混进来的,真叫人弄不明白,把他弄到手术局去了。在那儿,亲爱的,会让他开口的:他为什么来,又怎么来的……”接着他又送来一个微笑——甜美无比……

    在手术局里工作的都是我们经验丰富、手术高明的医生,由大恩主直接领导。手术局拥有各种器械,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台尽人皆知的气钟罩。其实,很像古代学校里做实验用的仪器:把耗子放在玻璃罩里,用空气泵将罩里的空气慢慢抽掉……但是气钟罩当然是完备得多的器械,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气体。另外,气钟罩当然不是为了折磨可怜的小动物,它负有崇高的使命,那就是保障大—统王国的安全,换句话说,保障数百万人的幸福。

    大约在五百年前,当时手术局还在初创阶段,居然有些糊涂人把手术局和古代宗教裁判所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实在太荒唐,就像把做气管切开术的外科医生和拦路抢劫的强盗混为一谈。他们手上可能都同样有把刀,两人干的事也一样,都要切开活人的喉咙。但是归根到底,一个是为了救人,另一个则是犯罪,一个是带“十”号的人,另一个是带“-”号的……

    这一切简单明了,我只需一秒钟,逻辑推理机器只要转一圈,就可以解决,但是机器的齿轮一下子钩住了负号,于是头脑里反映的就是另一副图景:柜子上钥匙的圆环还在轻轻晃动。显然,门刚刚匆匆关上,可是I已经不在了,消失了。转到这儿,逻辑推理机怎么也转不过去了。是梦吗?可是我现在还感觉到右肩那难以言传的甜蜜的疼痛——I曾紧倚着我右肩,和我一起在迷雾中行走。“你喜欢雾吗?”是的,我也喜欢雾……一切富有生机的、新的、奇特的我都喜欢。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我脱口说了出来。

    “很好?”那一对瓷眼瞪得圆圆的。“您指什么,这里有什么好的?如果这个没有号码的人得逞的话……看来,哪儿没有他们,周围都有,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就在这儿,在一统号附近,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您明白吗?我总有这种感觉。”

    “您听说过没有,好像发明了一种切除幻想的手术?”(最近我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嗯,听说了。这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我会去请他给我动手术。”

    那张瓷盘脸上显出一副柠檬般酸溜榴的神情。他多么可怜,对他来说,即使很间接地暗示他可能有幻想,他也会不高兴。

    ……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我在一星期以前也会生气。可是现在,现在就不然了。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脑子里有幻想,我知道自己有病。我还明白,我并不想治愈它。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不愿意。我们俩踩着玻璃台阶往上走。下面的一切,我们都看得十分清楚……

    我的读者们,不管你们是谁,但是你们都生活在太阳下。如果你们过去也曾像我现在一样生过病,你们就会知道早晨的太阳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是粉红的、透明的、暖融融的金子。连空气也微微带些粉红的颜色,一切都浸染了太阳柔和的粉红的鲜血。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石块是有生命的,是柔软的,铁是暖融融的、活生生的,所有的人都生机勃勃,他们每个人都在微笑。然而,再过一小时可能一切都会消失。一小时以后,粉红色的鲜血将会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现在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看到一统号躯体内的玻璃血液在涌动,在闪耀发光,一统号正在思考自己伟大和可怕的未来,在思考它将带给宇宙的沉重的载重——必将到来的幸福。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它将带给你们幸福——你们一直在寻求、而又没有得到的幸福。你们会找到的,你们将成为幸福的人,你们必然成为幸福的人。这已指日可待。

    一统号船体基本竣工。椭圆形长长的船体显得高雅端庄,通体用的是我们的玻璃——它像金子一般永恒,像钢铁一般坚韧。

    玻璃船舱内架着的条条横的加强肋是隔框,纵向加强肋是纵桁,尾部是装载巨型火箭发动机的基座。每隔三秒钟就发生一次爆炸,每隔三秒钟,一统号巨大的尾部就向宇宙空间喷射出火焰和气体。这艘幸福的铁木儿火焰喷射飞船,将不停地向太空疾速飞驰……

    在地面上,人们就像一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个操纵杆,正按泰勒工作法有规律地、迅速而有节奏地不停地弯腰、直腰、转身。他们手执闪亮的割炬,喷着火在切割和焊接玻璃板、弯管接头和托板。千架架透明玻璃大吊车,正在玻璃轨道上慢慢滑动。它们也像人们一样驯服地转动、弯曲,把吊车上的物体送进一统号船体内部。它们也都是一样的,是人化了的完美的人。这是最高层次的、撼人心魄的美、和谐和音乐……让我快些下去,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我和他们肩并肩地汇合在一起,钢铁般的节奏,使我感到激动,兴奋。丰满红润的圆脸颊,镜子般明净、没有非分之想的额头,都有节奏地运动着……我在这明镜般的海洋里浮游。我得到了休息。

    突然,有一个人转过脸平静地问我说:“怎么样,还可以吧?今天好些了?”

    “什么好些了?”

    “昨天,您没来。我们还以为您出了什么危险的事……”他额头明亮,说着朝我徽微一笑。天真得像个孩子。

    血一下子就涌上了我的脸。我不能,我不能面对这样的眼睛撒谎。我没说话,心在往下沉……

    舱口盖里探出一张白瓷圆盘:“喂,Д-503,刚性悬臂架的中心力矩怎么不对头……请快些上来!”

    还没听他说完,我就赶紧朝上面向他跑去——我很不光彩地逃跑了。我没有勇气抬起眼睛,脚底下的玻璃台阶发出耀眼的光芒,弄得我眼花缭乱。我愈往上走,愈觉得没希望:我是个有罪之人,中了毒的人,这里没有我的位置。以后我再也不能和这里准确划一的、机械的旋律融合在一起,不能在这平静如镜的海面上浮游。我命该永远心躁如焚,东奔西走地寻找一个可以让我不再抬眼见人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力量摆脱……我将永远……

    一颗冰冷的火花穿透了我的心,我一阵发冷。我已无所谓,随便怎样都可以。但是她也会被告发,她也会被……

    我从舱口盖出来,站在甲板上。我不知道现在该去哪儿,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抬头望了望天。被正午的溽暑折磨得黯淡无光的太阳已升到中天。下面静卧着一统号灰色的、没有生命的玻璃身躯。粉红色的鲜血已经流尽。我很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这里,一切依然故我,同时又很明白……

    “您怎么了,Д-503,耳朵聋了?我喊了您半天……您怎么啦?”这是第二设计师的声音,他简直是趴在我耳朵上在喊,看来已经喊了很久了。

    我怎么了?我失去了方向盘,马达轰轰地响,飞船颤动着飞速向前,但是没有方向盘。我也不知道在往哪里飞,如果往下,马上就会撞在地上,也许该往上飞——飞向太阳,飞向火海……

    记事十六

    提要:黄颜色。一个二维影子。不可救药的灵魂。

    我已经好多天没写记事。不记得有多少天,因为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这些日子都是单一的黄色,就像干燥已极的、晒得火辣辣的黄沙,没有一点蔽荫,没有一滴水,只有望不到头的黄沙。

    我不能没有她,而她自从在古宅莫名其妙地消失以后……

    在那以后,只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我见到过她。二三天以前,还是四天以前?我记不清,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是一个日子。她一闪而过。在那一霎间,黄沙般的、空漠的世界又变得充实了。和她挽着手一起走的是那位只够她肩膀高的双曲线S,还有那单薄得像纸一般的医生,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号码——我只记住了他的手指,手指特别细长,苍白,好像是从制服袖里射出来的一束光。I抬起手向我打招呼。I隔着S的脑袋伸过头去向那个长着光束般手指头的人说话。我只听见一统号几个字:四个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一转眼,他们已消失在灰蓝色的天幕上,眼前又是那黄沙般的、干旱已极的道路。

    那天晚上,她有一张来我这里的粉红票子。我又爱又恨地站在显示机前,我祈求着,希望显示机快些响,快些在白道上显示出I-330的数字。电梯门响了,从电梯里走出一个个号码,有高个儿的,有脸色苍白的、粉红的、黝黑的……四周的窗帘都纷纷落下。但没有她。她没来。

    也许,在整22点的此时此刻,她正闭目侧肩依偎着某个人,同样也对这个人说:“你爱我吗?”她会对谁说呢?他是谁?是那个长着光束般手指的号码,还是口水四溅的大嘴R,再不难道是S?

    S……为什么这些天来,我耳边总是听到他扁平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仿佛是踩在水洼里的响声?

    为什么这些日子他总像影子似的跟踪我?总有一个灰蓝色的二维影子出现在我前面、旁边、后面。人们踏着它过去,或是踩着了它,可是它还是始终在这儿,在你身旁,好像有一根无形的脐带把它和你拴在一起。也许,这根无形的脐带就是她I?我说不上来。也许护卫局人员已经知道,我……

    如果有人对你说,你的影子看得见你,什么时候都看得见,你懂这意思吗?于是,你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觉得两只手不是你自己的,它们净碍事。我也突然发现,我两只手挥动得很滑稽,和脚步不协调。或者突然觉得非回头看看不可,可是又不能回头,怎么也不行,脖子发僵,动不了。我就跑了起来、愈跑愈快。这时我的后背感到,那影子也快步跑了起来,我怎么也躲不开它,无处藏身……

    终于回到了我屋里。最后总算只有我一人了。但是屋里有台电话——这样又来事儿了。我又拿起话筒:“对,请找一下I-330。”话筒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有人在那边走动,从走廊经过她房门过去了。没人说话……我扔下话筒,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我要去找她!

    这是昨天的事。我急匆匆地去找她。在她住的那幢房子外面,我从16点到17点转悠了整整一小时。号码们列队一排排从我身旁走过,就像长着百万只脚的巨兽,几千只脚有节奏地踩在地上,晃动着身躯,慢慢过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风浪抛到了荒凉的孤岛上。我还在寻找,在灰蓝色的海洋中寻找……

    现在,也许立刻会看到那辛辣讥讽的吊梢眉三角形和黑幽幽眼睛的两个窗洞,里面正炉火熊熊,人影憧憧。我要径直往里走,并且对她用“你”,一定用“你”,我要说:“你很清楚,我不能没有你。你为什么这样?”

    但是她——不说话。突然我觉得静极了,突然传来了音乐机器的乐声。我知道已经过17点了,大家早已走了,我——只有我一个人,我——迟到了。四下里是一片抹着黄色阳光的玻璃的荒漠。我可以看见,那倒映在玻璃镜面上的底儿朝上悬挂着的晶亮的屋墙和可笑地倒悬在那里的我。

    我需要尽快地,马上就赶到卫生局去,去要一张诊断书。证明我有病,否则我会被抓走……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走,呆在这儿,安静地等他们来发现我,把我送去手术局——这样一下子全都结束了,什么罪恶都勾销了。

    有一阵轻微的声响,在我前面出现了一个双曲线的影子。我不是用眼睛看到,而是感觉到,有两只尖利的灰色钢锥很快地朝我身上钻来。我强打笑脸说(这时候应该说点什么):“我……需要去卫生局。”

    “为什么?您干吗站在这儿?”

    我荒唐地倒立着,脚朝上地挂在那里。我没吭声,臊得全身发烫。

    “跟我来,”S声音很严厉。

    我乖乖地跟他走,毫无必要地甩动着两只不属于自己的手。

    我眼睛抬不起来,所以总是走在一个倒立的世界里:这儿的机器也基座朝上,人呢也和机器一样脚贴在天花板上站着;再往下是凝固在马路玻璃面里的天空。我记得,当时使我最难受的是,我生活中最后一次看到的世界是倒置的,不是它真正的样子。可是我抬不起眼睛来。

    我们停下来了。我面前是台阶。只要跨前一步,我就会看见那些穿白色手术围裙的医生和巨大的无声的气钟罩……

    我使出螺杆传动的力量,好不容易才把眼光从脚下的玻璃上拔起。猛然间,扑人我眼帘的是卫生局几个金灿灿的大字……

    为什么他把我带到这儿来,而没去手术局呢,为什么他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呢——其实这些当时我根本顾不得想。当时我向上一蹿,蹦过几级台阶,砰一声就把门紧紧关上了。这时才喘过一口气来,好像今天我从一大早起还没有喘过气,也没有心跳过,只是这会儿才喘了第一口气,现在才打开了胸中的闸门……

    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个头矮墩结实,两只眼睛从下往上打量着病人,好像要把人挑上崎角去似的;另一个精瘦,两片嘴唇是闪闪发光的剪刀片子,鼻子尖利如刃……不就是那个医生吗!

    我冲他奔了过去,仿佛见到亲人一般,我径直往那锋利刀刃上扑,和它们讲起了我的不眠之夜、我的梦、影子和黄色的世界。

    两片剪刀片子闪着亮——它们在微笑。

    “您的情况不妙!看来您已经有灵魂了。”

    灵魂?这是个奇怪的、古老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词。我们有时也说什么“心心相印”、“漠不关心”、“狼子野心”、“狼心狗肺”

    ……可是,灵魂……

    “这……很危险……”我喃喃道。

    “不治之症。”剪刀片子说得斩钉截铁。

    “可是……症结究竟何在?我怎么……不明白。”

    “是这样……这怎么对您……您是个数学家吧?”

    “是的。”

    “比方说,平面,表面,就像这个镜面。我和您就站在这个平面上,不是吗?这里阳光耀眼,我们眯着眼,这儿闪射着割炬蓝色的火花,那边还有飞机闪过的影子。但只是发生在表面上,只有瞬间的存在。但是您设想一下,如果这层坚硬的表面,由于受到火的灼烤,突然变软了。它的表面坍陷了,不再是平滑的,一切往里凹陷,落入了一个镜子世界里。我们像孩子一般好奇地往里窥视。您要知道,好奇的孩子可并不愚蠢。这样,平面变成了容积、物体、世界。而在镜子内部(在我们内部)有太阳、飞机螺旋桨的旋风,还有您颤抖的嘴唇,还有别人的。您也明白,冰冷的镜子的作用是反映,反射,而这个镜子世界却能容纳、吸收,一切都能在这里留下永久的痕迹。比如,一天您看见某人脸上有一道刚能察觉的皱纹,以后它就永远留在您记忆中了。有一天,您听到在寂静中水的滴答声,您现在还觉得余音在耳吧……”

    “是的,正是这样……”我抓住了他的手。现在我又听见洗脸盆龙头在静静地滴水。我熟悉这声音,永远忘不了。可是怎么突然有了灵魂了呢?以前一直没有啊,可是现在突然……“为什么别人谁也没有,而我却……”

    我更紧地捏住了他瘦削的手,害怕丢掉这个救生圈。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羽毛,没有翅膀,而只有翅膀底下的肩胛骨呢?因为翅膀已经没有用处,有了飞机,翅膀只会碍事。

    翅膀为的是飞翔,我们还能往哪儿飞呢,我们已经飞到目的地,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说得对吗?”

    我心神慌乱地点了点头。他看了我一眼,接着是一阵尖厉的笑声,像手术刀一般锋利。另外那个医生听到我们的谈话,迈着粗粗的短腿从自己办公室走了出来。他那双眼睛先把我那位薄纸大夫挑到了犄角上,接着又挑了我。

    “怎么回事?什么灵魂?,你们在谈什么灵魂?真不像话!这样下去快要流行传染病了呢。我对您说过(他又把薄纸大夫朝上一挑),我对您说过,应该摘除所有人的幻想……摘除幻想只需要外科手术,只有外科手术……”

    他戴上一付硕大的X光眼镜。围着我来回转了半天,透过我的颅骨仔细检查着我的脑子,一边在小本子里记着什么。

    “异常,十分异常!您听我说,您同不同意用酒精泡浸消毒呢?您这种情况在大一统王国里是很不正常的……酒精消毒可以预防传染病……当然,如果您没有什么特殊理由的话……”

    “您不知道吧,号码Д-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认为,这样做当然会破坏……”

    “哼,”矮个子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又迈着短腿回自己办公室去了。

    留下了我们两个。他那薄纸似的手亲切地轻轻搭在我手上,侧着脸挨近我低声说:“我只悄悄告诉您,有您这种情况的,不止您一个。我的同事说它是传染病,不是没有根据的。您回忆回忆吧,难道您自己没有发现别人也有类似现象,十分相像、十分相近的情况?……”他盯着我的眼睛。他暗中指的是谁?是什么?难道……

    “我告诉您……”我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是他已经提高嗓门说起了别的事:“……至于您的失眠症和您做梦的毛病,我只能建议您多散散步。您可以马上去做,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散散步……比方说,也不妨去古宅走走。”

    他的眼光又把我看了个透,脸上露着难以觉察的笑容。当时我觉得,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藏在他淡淡的笑容里的字母——也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名字……会不会这些又都不过是幻想?我好不容易等他给我开了病假条,今天和明天两天的病假,我默默地又一次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就跑到了外面。

    我的心载着我,像飞船那样轻盈、飞快地向上腾飞着。我知道,明天有很快乐的事。它会是怎么样的呢?

    记事十七

    提要:透过大墙玻璃。我死了。长廊。

    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昨天,正当我以为,一切都豁然开朗,所有X都已解决的时候,在我的方程式里又冒出了新的未知数。

    这件事的坐标原点,当然是那幢古宅。过原点引x—x’轴,y—y’轴,z—z’轴,而由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不久前是我生活的全部。现在我沿着x—x’轴(第59号大街),朝原点步行过去。在我脑海里,昨天发生的一切,又像五彩缤纷的旋风似的翻卷了起来:那倒挂的房子和人,我那两条不属自己的胳膊,还有亮闪闪的剪刀片子和洗脸池里清晰的滴水声(以前我虽听到过一次)这一切都在烤软而坍陷的表层内部,也即“灵魂”所在之处,飞速地旋转着连血带肉撕扯着灵魂。

    遵照医生的建议,我有意不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而沿着直角边线走。现在我已经拐过直角上了第二道边线,也就是紧挨绿色大墙墙根的那道坡路。大墙外是无际无涯的绿色海洋,从那里涌来一阵阵树根、树枝和花叶的旷野气息,这气浪铺天盖地而来,眼看就会把我淹没,我就会从一个人,即一个最最精细、最最精密的机器变成……

    但是,幸运的是,在我和荒野的绿色海洋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大墙。啊,墙和障碍物的限制功能多么伟大英明!啊!这是最最伟大的发明。当人筑起第一道大墙时,人才不再是野性的动物。

    当我们筑起绿色大墙时,当我们用这道大墙把我们机械的、完美的世界,与树木、禽鸟的世界——不理智的、乱糟糟的世界——隔绝的时候,那时人才不再是野人……

    大墙那边,有一头野兽,面目模糊不清,隔着玻璃正痴呆呆地望着我,它那对黄眼睛一直表示着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意思。

    我们俩眼睁睁地彼此瞪了好久——就像是平面世界和非平面世界两口相对而望的深井。我脑子里起了个念头:“别看这黄眼睛的家伙在又脏又乱的绿树林里过日子,也没日没月,没准儿比我们还幸福些?”

    我举手一挥,黄眼睛眨巴了一下,然后就朝后退去,消失在绿叶丛里了。可怜的家伙!他比我们更幸福——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也许,比我幸福,这有可能,但是我是个例外,我有病啊。

    再说,我也不错……现在我已经看见了古宅的朱红色院墙,还有那老太大合拢了的可爱的嘴。我急不可待地朝老太太奔去:“她在这儿吗?”

    合上的嘴慢慢张开来了:“她?指的是谁呀?”

    “嗨,还能是谁?当然是I咯……那次就是我和她一起坐飞船……”

    “哦,是这样……是这样……”

    她瘪嘴的条条皱纹和那双狡黠的黄眼睛,投射出光束朝我身上钻进来,愈钻愈深……最后她才说:“好吧,告诉您吧……她在这儿,刚进去一会儿。”

    这时,我发现,在老太太脚旁长着一丛银白色的苦艾(古宅是史前风格博物馆,一切都保存得很完好),一根枝条爬在老太太手上,她抚弄着枝条,膝益上还映着一道金黄的阳光。在这一瞬间,我、太阳、老太太、苦艾、黄眼睛——我们是一个整体,仿佛有某种血管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血管里涌动的都是同样的、热情的、最美好的血……

    现在我觉得不好意思往下写。可是我保证过,我的记事是绝对坦诚的。这时,我低下头吻了吻老太大那张合拢的毛茸茸的软嘴。老太太用手擦了擦嘴,笑了……

    我噔噔踩着地板,跑过了那几间熟悉的、堆放着不少东西的房间。不知为什么我直奔卧室去了。我已经到了门口,手已捏住了门把,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她不是一个人在里面呢?”我停下脚步,侧章听了听。但是我只听见我的心跳声,不过我的心不在我胸膛里,在旁边什么地方突突地跳。

    我进了房间。只见有一张被褥整齐的大床,一面镜子,还有一面镶在柜子里的镜子,锁眼里还插着一个带古香古色圆环的钥匙。一个人也没有。

    我低低唤了一声:“I!你在这儿吗?”接着又一声,声音压得更低、我闭目屏息,仿佛已经跪在了她面前:“I,亲爱的!”

    悄无声息。只听见水龙头在往白色洗脸池里滴水,声音匆促。但是这声音我听着觉得很不愉快,我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拧上龙头就出来了。她不在这儿,这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他在别的“套间”。

    我从昏暗的宽楼梯上跑下来。我伸手拉了第一扇门、第二扇和第三扇门,但都锁着。除了我们的那个“套间”外,门都锁着,而那里——没有人……

    于是我又回到了那里,自己也不知道,要去那儿干什么。我慢慢走着,步履艰难,鞋底突然成了铁铸似的。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想法:“地心引力不变一说有误。这么看来,我那些公式也都……”

    想到这儿突然思想被打断了:最低层的那扇门砰的—声响了,有个人踩着石板地进来了。我又觉得身子轻快了。我简直身轻如燕地飞到栏杆旁。我正想俯下身来,大喊一声“你”——仅这一个宇就可以把我心里的一切都倾吐出来。

    突然,我愣住了。楼下,我看见在方窗格的阴影里飞快闪过S的脑袋和扇动着的两只粉红色的像翅膀一样的耳朵。

    我脑袋里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不能,决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只是一个没有逻辑前提的光秃秃的结论(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结论的前提)。我踮起脚紧紧贴着墙悄悄地往楼上溜去,想躲进那间没有锁上的套间里去。

    我才到门口一秒钟,S橐橐的脚步声也上楼来了。但愿门别出声!我祈求着,可是门是木头的,吱扭一声好响!屋子里那些绿的、红的和黄澄澄的佛像都从身旁飞快地闪过——我跑到了柜子的玻璃镜前:镜子里是我那张苍白的脸、凝神谛听的眼睛和嘴巴……我听到血液在涌动……听着听着,我又听见门吱扭了一声……这是他,是他!

    我一把抓住了柜门上的钥匙,那上面的圆环晃动起来、它提醒了我:“那次I……”脑子里又闪出了一个局促的、没有前提的、光秃秃的结论——应该说是没头没尾的一闪念。我赶紧打开柜门钻进去,严严实实地又把门关上。现在我在柜子里了,黑漆漆的。我跨出了一步——脚底下一晃悠,身体开始慢慢地、轻轻地往下飘落,眼前一片漆黑。我死了……

    后来,当我有可能来记述这一段奇遇时,我曾苦苦回忆当时的情景,也曾想在书本里寻找答案。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了,那是暂时死亡现象。古代人明白这道理,而我们,据我所知,却毫无概念。

    我不记得自己死过去有多久,很可能是五至十秒钟。但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复活了。我睁开了眼睛。周围黑天黑地一片,我感到自己不停地在下沉,往下落……我伸出手想抓住个东西。可是飞快向上升去的粗糙的墙面蹭着了我,手指流血了。很明白——眼前这一切并不是我病态的想入非非。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听到自己发颤的呼吸,仿佛在抽噎(我真不好意思写出来;这一切太突然。太莫名其妙了)。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我继续在往下沉。最后,下面轻轻往上一顶,我脚下那块东西不再往下坠落。在黑暗中,我摸到了个把手,使劲一推,门打开了。透进半明半暗的光线。我再一看:我背后一块方形小平台,很快往上升去。我赶忙扑过去,但已经晚了。我被截在这儿了……“这儿”是哪儿?我不知道。

    这儿有一条长廊。静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像有一千普特的重量压着你。圆形拱顶下是一长串望不到头的小灯,灯米明明灭灭,摇曳不走。这里有点儿像我们地下铁道的甬道,但要窄得多,也不是用我们的玻璃建造的,是另一种古代材料。我突然一闪念:难道是古代的地下通道……好像在二百年大战时期有人在这里避难……顾不得这些了,我得走啊。

    我估计走了有二十来分钟。然后又向右拐。这时走廊变宽了,灯也亮些。听到有嗡嗡的声响。也许是机器声,也许是人声,不好说。不过当时我正站在一扇沉甸甸的不透亮的门旁——声音就是从那里来的。

    我敲了敲门。再使劲重重敲了敲。门里的声音静下来了。里面当啷响了一下,笨重的门慢慢地朝两边推开。

    我面前站着的是我认识的那佼鼻薄如刃、瘦削如纸的医生!

    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俩谁比谁更惊愕。

    “您?在这儿?”说完,他那两片剪刀片啪地就合上了。而我好像根本听不懂人话似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对我说什么。很可能他在说、我应该离开这儿。因为后来他用那扁扁的薄纸肚皮把我挤到走廊比较亮的地方,又朝我背上推了一把。

    “请问……我想……我以为她,I-330……可是后面有人跟踪我……”

    “您在这儿等着,”医生打断了我。他走了……

    最后我总算见到了她!她终于来到我身旁,到了这儿。现在“这儿”是哪儿已经无所谓了。眼前是我熟悉的杏黄的绸衣裙,尖刺般的微笑,垂着帘子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我的膝盖都在索索发颤,而我脑子里的想法更愚蠢:“振动产生声音。颤抖应该是有声的。怎么接听不见呢?”

    她的眼睛向我洞开着,我走到了里面……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刚才在哪里?为什么……”我直勾勾地看着她,目光一秒钟也移不开。我好像在说梦话,忙不迭地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也许只是我的思想,还没有说出来:“有个影子……跟在我背后……我死过去了……从柜子里……

    因为您的那个剪刀片子说,我有了灵魂……是不可救药的……”

    “不可救药的灵魂!我可怜的人儿!”I纵声大笑。她的笑声淋了我一头,我的梦呓给浇没了,四下里满处都是一短截一短截的笑声,熠熠闪光,发出银铃般的声音。一切显得多么美好。

    拐角处又冒出来了那个医生。啊,多么好、多么可爱的薄纸医生。

    “怎么回事?”他站在她旁边。

    “没什么,没什么!我以后再告诉您。他这是偶然的……告诉他们,我就回去……再过十五分钟吧……”

    医生在拐角一转身就不见了。

    她等着,听那边门重重地关上。这时I把一根甜蜜的尖针,慢慢地、愈来愈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她的肩膀、手和整个身子紧紧依偎着我。我和她在一起走,我和她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

    不记得我们在哪儿拐进了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们踩着台阶往上走,没完没了地走啊走,谁也不说话。我没看见,但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仰着头,抿着嘴唇在静听音乐,静听我身上发出的低微的颤音。

    等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古宅院内的一个隐蔽角落里(院里这种地方难以计数),旁边有一道围墙,地面上戳着残垣断壁留下的光石条和高低不平的黄砖。她睁开眼说:“后天16点。”

    说完就走了。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后天就都清楚了。活生生的痕迹只有一个:我右手手指尖上的皮都蹭掉了。但是,今天在一统号飞船上工作的时候,第二设计师千真万确地对我说,似乎他亲眼看见我无意中让砂轮蹭着了手指。嗯,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我说不上来。我糊涂了。

    记事十八

    提要:逻辑的迷宫。伤口和膏药。从此洗手不干。

    昨天我一躺下,立刻就沉入了梦的海底,就像一艘超载的船翻船沉底了。四周是沉寂的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水。我慢慢从水底浮了上来。浮到水中央,睁开眼一看:这里是我的房间!还正是湖绿色的凝然不动的早晨。在玻璃镜柜门上映着太阳的一块光斑,直照我的眼睛,使我无法准确地按守时戒律表规定的时间睡足时间。要能把柜门拉开就好了。可是我整个人好像被网在蜘蛛网里,无法动弹,起不来,连眼睛上也蒙上了蛛网。

    最后我总算起来了,把柜门拉开——突然,在镜子柜门后面冒出个全身粉红的I,正在拽下身上的衣裙。我已经对什么都见怪不惊,哪怕最神乎其神的事。我记得当时毫不吃惊,什么也没问,赶忙就进了柜子,砰地把背后的门关上。我气喘吁吁、用手胡乱摸着,急不可耐地和I联成一体了。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透过黑暗中的那道门缝,我看见有一道耀眼的阳光,它像闪电白光道似的,一曲一折地映在地板上、柜壁上,再往上去——这道凶光闪闪的光刃落在了I向后仰着的裸露的脖子上……我感到毛骨悚然,忍不住大喊了一声——我又睁开了眼睛。

    我的房间。还是湖绿色的凝然不动的早晨。柜门上映着一块太阳的光斑。我正躺在床上。是个梦。可是我的心还咚咚直跳,它在颤栗,在振荡,我的手指尖和膝盖微微作疼。事情肯定发生过。而我现在却弄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在毫无疑问的、习以为常的和三维空间的一切事物中,都冒出了无理数,原来的光滑的平面却变得毛糙了,凹凸不平……

    离响铃还很早。我躺在床上思考,脑子里开始了非常奇特的逻辑推理。

    曲线和物体在平面世界都有相应的方程式和公式。我们却不知道无理数公式和我的√ˉ-1相应的是什么物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可怕的是,这些无形的物体是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回避不了的。因为在数学里就像显示在屏幕上似的,我们看到了它们奇怪的、带钩刺的身影——无理数公式。数学和死亡不会有错。如果在我们的世界,平面世界,看不到这些物体,它们在非平面空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巨大的世界……

    我没等起床铃响,就急急忙忙下了床,在屋里急促地来回踱步。迄今为至,我的数学在我脱轨的生活中,是我唯一坚实可靠的安全岛,但是现在它离开了河床,浮动起来,在水里打起旋来。

    这不可恩议的“灵魂”究竟是什么?难道也像我的制服、我的靴子(它们都在玻璃镜柜里放着)那样实在吗?如果靴子不是病,为什么“灵魂”是病呢?我思索着,不知怎样才能从这荒唐的逻辑迷宫里走出来。这是一座神奥莫测的、可怕的密林,就像绿色大墙那边的奇怪的、不可理解的,没有语言而能说话的生灵一样。我仿佛感到,透过厚厚的玻璃,我可以看到一个无限大、同时又无限小的√ˉ-1。这里有个像蝎子般的东西,里面躲着一根随时让你感觉到的带负号的尖刺……也许它不是别的,正好是我的“灵魂”。它也像古代人神话中的蝎子那样心甘情愿地拼出自己的性命去蜇自己……

    铃响了。白天到了。上述的一切并没有死亡,也没有消失,只是披盖上了白天的日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一样,到了夜里它们并没有死亡,只是罩上了夜的黑色。我脑袋里缭绕着轻雾。透过雾气,我看见一条条长玻璃桌,和一个个不声不响的圆脑袋,正慢慢地有节奏地在咀嚼。远处,一个节拍机穿过云雾传来滴答声。在这熟悉的、亲切的音乐伴奏下,我和大家一起机械地数数——50下。50是咀嚼一块食物的规定次数。然后,我机械地有节拍地迈步下楼,和大家一样在登记离场人数的本子里在自己的名字上做个记号。可是我总感到自己并没有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只是独自一人;一堵隔音的软墙挡住了我,这里面是我的世界……

    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只属于我一个人,那又何必要在这部记事小说里费笔墨呢?何必在这儿写那些荒唐的“梦”、柜子和没有尽头的长廊呢?我很遗憾,没有写颂扬大一统王国的诗韵严谨的数学长诗,却写了一部幻想惊险小说。啊,但愿它真的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我现在的生活,那充满X、√ˉ-1和堕落的真实生活。

    不过,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很显然,你们和我们相比,不过是儿童罢了(因为我们是大一统王国哺育长大的人,当然我们已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你们是儿童,只有这样,你们才可能乖乖地吞下这丸精巧地包裹着惊险小说厚厚糖衣的苦药……

    傍晚。

    不知你们是否也曾有过如下的体验?当飞船在蓝空盘旋上升,当开着的舷窗里呼啸的狂风扑面而来时,你们会感到大地消失了,你们也忘记了它,因为它就像土星、木星和金星一样,离开你们无比遥远。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狂风向我劈头盖脸袭来,我忘记了大地,忘记了可爱的粉红的О。但是大地还是存在着,或迟或早我总要在大地上着落。我只是闭眼不看登记着О-90的那张性生活表罢了……

    今天晚上遥远的大地向我提醒了它的存在。

    遵照医嘱(我真心诚意,确实真心诚意地希望恢复健康),我在那直线形的空寂的玻璃大街上散步了整整两小时,而此时大家都按守时戒律表坐在玻璃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从实质上讲,这是反常现象。试想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啊!一根孤零零的手指(从一只手的整体上割下的)在玻璃人行道上弯曲着身子,连蹦带跳地跑着。这根手指——就是我。最奇怪,最反常的是,这根手指完全不想和其他手指一起呆在手上。它愿意就这样孤身独处,或者……是啊,我已不必隐瞒,或者和那个她呆在一起,通过她的肩膀,通过紧紧相握的手指……把自己整个身心融进她的身心里。

    我回到家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晚霞玫瑰色的余晖映在房屋四壁的玻璃上,映在电塔的金色尖顶上和迎面而来的号码们的声音和笑脸上。真奇怪:即将燃尽的阳光,和早晨初升的阳光的角度完全一样,而其他一切却迥然不同,连玫瑰色的霞光也各具异彩:晚霞宁静而略带苦涩,而早霞——又将是响亮和悦耳的。

    楼下前厅里,检查员Ю从一堆映着玫瑰色霞光的信件里,抽出一封信递给了我。我再次说明一下,这是一位很值得人们尊敬的妇女,找确信,她对我怀有着最美好的感情。

    可是,每当我看见那挂在脸颊上的鱼鳃,不知为什么我就感别不愉快。

    Ю伸出骨节嶙峋的手把信递给我,这时她叹了口气。但是这声叹息,仅微微拂动了一下隔在我和这世界之间的帷幔,因为当时我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这封索索发颤的信上了——我确信这信是I的。

    这时Ю又发出一声叹息,声音有两道加重线,太明显了,我不得不把目光从信封上移开。在鱼鳃和羞涩低垂的眼睑之间,露出一个温情脉脉的、像膏药般使人目眩的微笑。然后她说:“您真可怜,真可怜啊,’叹一声叹息,是有三道加重线的叹息,接着她朝信微微地点了点头(信的内容她当然知道——这是她的义务)。“不,其实我……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不,亲爱的,因为我比您自己更了解您。我早就开始观察您了。我觉得,您生活中需要一个能和您手挽手一起走的人,需要一个对生活已有过多年研究的人……”

    我觉得全身都贴满了她的微笑。这是治疗创伤的膏药,而这些创伤会来自我手上这封颤抖着的信。最后,她透过羞答答的眼睑,悄声地说道:“我再想一想,亲爱的,我再想一想。您可以放心:如果我有足够勇气的话——不不,首先我还是应该再想一想……”

    伟大的大恩主啊!难道我命中注定……难道她想对我说……

    我眼睛发花了,眼前好像有成千上百根心弦曲线,信在手里颤得要跳起来。我走到墙旁亮处。阳光渐渐暗淡了,在我身上、地板上、我的手上和信上洒下愈来愈浓重的伤感的绛红色的霞光。

    信封拆开了。赶紧先看谁写的——我的心被扎了一刀:不是I,不是她,是О。

    在信页右下方还有一个化开来的墨水渍,这里滴了一滴墨水——这又是一道伤。我最讨厌墨水渍,不论是墨水渍或别的什么,我都受不了。我知道,要是在以前,这个墨渍顶多使我感到不高兴,让人心烦而已。可是现在这灰不溜秋的墨水渍却像块乌云,而且愈来愈沉重,愈来愈乌黑,这是为什么?也许又是“灵魂”在作祟?

    信:

    您知道……也许,您不知道(我现在信也没法好好地写——这些我都顾不得了)。现在您知道,没有您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再有晨光,不再有春天,因为R对我来说只是……当然,这对您是无所谓的,尽管如此,我对他是很感激的。这些日子如果没有他,我一个人真不知怎么办……这些日日夜夜多么漫长,它们仿佛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我的房间好像不是四方形的了,它成了圆形的——没有尽头,我走了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都是一个样,连一扇门都没有。

    我不能没有您,因为我爱您。我知道,我明白,现在世界上除了那个女人,您谁也不需要。您知道,正因为我爱您,我就应该……

    还需要再过两三天,我就可以把破碎的我弥合起来,能多少恢复得像过去的О-90。然后我会自己提出申请,撤销对您的登记。这样对您会好些。您会觉得很好。以后我不再来了。请原谅。

    不再来。这样当然再好不过,她做得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记事十九

    提要:第三级数的无限小。蹙额的人。越过栏墙。

    她对我说过“后天见”。这句话她是在哪说的?是在那亮着一串颤悠悠的黯淡小灯的奇怪的长廊?……也许不是那儿?不对,不是那儿。是后来,在古宅院子一个荒凉的角落里。这“后天”就是今天。一切都长上了翅膀,时间在飞,我们的一统号也已经插上了翅膀,火箭发动机的安装工程已经结束,今天已经无负载地作了试验运转。那隆隆的轰鸣是多么美妙动听,多么雄壮威武!对我来说,每一声轰鸣都是对我的唯一的她的敬礼,是对今天的敬礼。

    火箭发动机口下面,有十来个飞船站工作人员站在那儿——他们太粗心大意了。当响起第一声轰鸣时,他们立即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些渣子和黑焦炭。此刻,不无骄傲地指出: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有分秒的停顿,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震惊。我们和我们的机器继续着自己直线和圆周运动,没有些微的偏差,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十个号码只不过是大一统王国人口的一亿分之一。如果用应用数学计算,这不过是三级数的无限小。

    由于缺乏数学概念而产生的怜悯和同情心,只有古代人才有,我们认为这是很可笑的。

    我觉得自己也很可笑:昨天我居然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灰溜溜的污点,为一个墨水渍而伤神(甚至还写进了记事)。这都是平面软化的表现,而平面应该像钻石般坚硬,像我们的墙一样,“豆子蹦上去也要弹回来”,也即“毫不生效”——古人谚语。

    16点。第二次补充散步我没有去:她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正好这时候想来呢,因为这时候太阳光下的一切都铮铮地在作响……

    我——玻璃大楼里几乎可说是一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我可以向左、向右、向下看得很远;到处都是一个个悬在空中的空荡无人的、像镜子照出来那般一模一样的房间。只有在浅蓝色的投射着太阳阴影的灰暗楼梯上,一个单薄的灰色影子正慢慢往上走着。听,脚步声都听见了。我透过门往外看:我感到—个膏药似的微笑朝我贴了过来。过一会儿,这影子走过去了,从另一条楼梯下去了……

    显示机喀嚓响了。我紧张地奔到机器前,那白色狭长的显示屏上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号码(是辅音字母开头)。电梯嗡嗡响了,门啪地关上了。我眼前是一个人的额头——一顶不在意地歪戴着压得低低的帽子,而眼睛……他给人的印象好奇怪:仿佛紧蹙的眉头下的那双眼睛在说话:“这是她给您的信(声音从紧蹙的眉头,从帽沿下发出的)……她请您一定……一切按信中说的去做。”

    他紧蹙眉头,从帽遮下向四周扫了一眼。没有人,什么人也没有,快点给我吧!他又打量了一下四周,把信塞给了我,走了。

    剩我一个人。

    不,不是一个人:信封里是一张粉红票子,还有一股她的淡谈的香水味。这是她,她要来,要到我这儿来。快些看信,要亲自看过信才能真信……

    什么?不可能!我又看一遍,简直一目十行:“这儿有票子……并请您一定放下窗帘,好像我真的在您屋里……必须让他们以为我……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我把信撕得粉碎。我在镜子里瞥见了自己那皱起的、折断了的剑眉。我拿起票子,也想把它撕碎,就像她的信那样……

    “她请您一定一切都按信中说的去做。”

    我的手软了下来,手指松开了。票子落到了桌子上。她比我强,看来我会按照她说的去做。不过……不过还不好说,再看看吧,因为晚上还早……票子留在了桌上。

    镜子里是我的两道紧锁的愁眉。怎么今天我又没有医生证明呢。要不然就可以出去走走,沿着绿色大墙不停地散步,然后往床上一倒——就沉沉睡去……可是,我应该去13号讲演厅。

    在那儿我必须牢牢控制自己,还要一动不动坐上两个小时……

    可是这时我应该大声喊叫,应该使劲跺脚……

    正在讲课。非常奇怪,今天那台闪闪发亮的机器发出来的不是平时的金属声音,而是软绵绵的、毛茸茸的像青苔般的声音。

    是个女人的声音,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女人的模样,她弯腰驼背,矮个头,就象古宅门口的老妇人。

    古宅……一提到它,思绪一下予全都涌上了脑子,就像喷泉似的。我需要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喊叫起来,否则会把整个讲演厅都淹没。软绵绵、毛茸茸的声音从左耳进,右耳出。

    我只记得讲到了儿童和儿童学。我像照相感光板似的,把一些不相干的、别人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极其准确地照了下来:一把金色的镰刀(那是扩音机上的反光),镰刀下面是一个孩子(是实物教具),他正朝听众们挪动着。嘴里塞着小制服的衣角,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大拇指(应该说是很小的指头)朝里按着,淡淡的一道胖乎乎的黑道道,是手腕上的肉褶。我像一块感光板那样照着相:孩子一条裸露的腿伸到了桌子外边,粉红色的脚趾像扇子似撑开来,它往下踩着……眼看就要摔下来了……

    这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喊声。一件制服扇动着透明的翅膀飞到了台上,抱起了孩子,嘴唇吻着孩子手腕上的胖乎乎的肉褶,把孩子挪到桌子当中,然后又从台上下来。我照下了粉红的、耷拉着嘴角的月牙儿和满眶蓝色的眼睛。这是О。突然,我感到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像我遇到的某个逻辑严密的公式那样合理和必要。

    她坐在我左边稍稍靠后一些。我回过头去。她顺从地把眼光从桌上孩子身上移开,投向我,注视着我。于是她、我和台上的桌子又形成三个点,通过三点连成三条线,它是某些难以避免的、还无人知晓的事件的投影。

    我沿着绿色的、暮色浓重的街道回家,路灯像一只只盯着你的眼睛。我听到自己整个人都像钟表似的在滴答作响。我身上的指针,现在马上就要越过某个数字,再走下去,将无法回头。她需要让人以为她在我这儿。而我需要她,至于她的“需要”,与我又有何相干!我不愿去当别人的窗帘——我不愿意,很简单。

    背后又响起了我熟悉的踩水洼的啪哒啪哒的声音。我已经用不着回头看,我知道这是S。他会一直跟到大门口,然后大概就在下边人行道上站着,往上放出一根根芒刺,钻进我的房间,直到我放下那遮掩他人罪恶的窗帘。

    他,护卫局的天使,已拿走主意。我也已决定不这么干。我决心已定。

    我上楼进了房间,打开灯。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桌旁站着О,确切说是挂在那儿。她就像一件脱下来挂在那儿的空荡荡的衣服。衣服里面仿佛已没有一根发条,手脚也都没了发条,头发也直直地、无力地垂着。

    “我来是想谈谈我的那封信。您收到了吧?收到了?我需要知道您的答复,我今天就需要知道。”

    我耸了耸肩。我颇为自得地望着她满眶的蓝色的眼睛,好像她什么都错了似的。我拖延着不马上回答她。后来,我得意地,一个字一个字把话送进她的耳朵里:“答复?有什么可说的……您说对了。毫无疑问,您说的都是对的。”

    “这就是说……(她微笑了一下,想以此掩饰轻微的颤动,但是我看出来了)。很好!我这就……我这就走。”

    她靠着桌子挂在那儿。眼睛、手和脚都垂着。桌上还放着那个女人的揉皱了的粉红票子。我赶紧打开《我们》的手稿,遮住了粉红[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票子(也许主要是不想让我自己看见,而不是О)。“瞧,我不停地在写。已经写了170页了……这有些出乎意料……”

    她说,不,是声音的影子在说:“还记得吗……那时我在您的第7页上……洒了个墨渍——您还……”

    满碟的蓝色溢出了碟沿,急匆匆的泪水无声地从脸颊上淌下,急促的话也满得往外溢淌:“我受不了了,我马上就走……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就这样吧。

    但是我只希望——我应该有您的孩子。您给我留下一个孩子,我就走,我马上就走!”

    只见她制服底下全身都在发抖,我感到自己马上也要……

    我把手背到后面,笑了笑说:“怎么?难道想尝尝大恩主机器的威力?”

    她的话像决堤的洪水又向我冲来:“随便吧!可是我会感觉到,感觉到我腹中的他,哪怕只有几天……只要能看到,哪怕只看到一次他手上的皱褶,就像那天桌上的那个孩子。哪怕只有一天!”

    三个点:她、我,还有桌上那带着胖乎乎肉褶的小拳头……

    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被带去参观电塔。当爬到最高杆距的时候,我俯身探出玻璃栏墙,只见下面的人都成了小点点儿。我心里一阵发紧,但又很兴奋,我想:“要是我跳下去怎么样?”可是我两只手却把扶手抓得更紧,如果现在——我就跳下去了。

    “您甘愿这样?您明明知道……”

    好像面对着阳光,她闭上了眼睛,脸上漾起一个满是泪水的欣慰的微笑。

    “对,是的!我愿意!”

    我从手稿底下拿出那张粉红票子——那个女人的票子。我跑下楼去找值班员。О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但我当时没听清楚,等我回来后才明白过来。

    她坐在床沿儿上,两只手紧紧地夹在膝盖中间。

    “这……这是她的票子?”

    “这无所谓。嗯,是她的。”

    有个东西喀嚓一声断裂了。大概是О身子动了一下。她坐着,两只手挤在膝盖中间,一声不响。

    “怎么啦?快点……”我粗鲁地重重地捏了她的手腕,在那道孩子般胖乎乎的肉褶旁,现出几个红印——明天会变成青紫斑。

    这是最后的记忆……接着,熄了灯,思想也熄灭了,黑漆漆的一片,飞溅着火星——我从栏墙上跳了下去……

    记事二十

    提要:放电。思想的材料。零度悬崖。

    放电——这是最合适的形容。现在我发现这最符合我的情况。这些日子我的脉搏愈来愈干燥,愈来愈频繁和紧张,阴阳两极日益靠近,已发出干裂声,只要再移近一毫米,立刻就会爆炸——然后是一片寂静。

    现在我心里很平静,空空洞洞,就像家里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人,躺在床上生病。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思想铮铮的敲击声。

    也许,这次“放电”可以彻底治愈折磨我的“灵魂”。我又会变得和大家一样。至少现在当我想到О站在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或坐在气钟罩下时,可以丝毫不感到内疚。如果她在手术局供出了我,那也无妨。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必将虔诚地、感激涕零地去亲吻大恩主的惩罚之手。在大一统王国里,我享有接受惩罚的权利。我不会放弃这一权利。我们任何一个号码都不应该、也不敢拒绝这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它也就更珍贵。

    ……思想在脑子里清晰地发出轻微的金属般的铮铮声。那玄妙的飞船将把我载往我喜爱的抽象思维的蓝色高空。在这最纯净的稀薄空气中,我的“有效权利”的观念,像气胎一般破裂了,发生轻微的脆裂声。我很明白,这不过是古代人荒唐偏见的再现,是他们关于“权利”的思想。

    有的思想是粘土质的,有的思想是由金子和我们贵重的玻璃雕凿出来的,它们是永世长存的。为了对思想材料进行检验,只需在材料上滴一滴强酸溶液。其中有种酸液是reducfioadfinem①,古人也知道这种试剂,好像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但是他们害怕这种有毒的试剂。他们宁愿要粘土质的,或是孩子般玩具似的天空,而不屑要那蓝色的空朦。至于我们,感谢大恩主,我们是成年人,我们不需要玩具。

    ①拉丁语,意为“还原剂”、“脱氧剂”。

    好吧,我们来给“权利”做次滴定试验吧。甚至古代人中最有头脑的人也知道:权利的根源在于力量,而权利又是力量的功能。现在有两个天平盘:一个盘里的重量是一克,另一个是一吨;一个盘里站的是“我”,另一个是我们、大一统王国。很显然,认为“我”可以对王国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是一吨的等量,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以得出下列的分配方法:给一吨以权利,给一克以义务。而由渺小到伟大的必由之路,就是要忘记你是一克,而记住你是百万分之一吨……

    脸色红润、躯体肥胖的是金星人,脸皮粗黑得像铁匠般的是天王星人!在蓝色的寂静中,我听到了你们的不满和埋怨。但是你们应该明白,一切伟大的都是简单的;你们应该明白,唯有算术四则是不可动摇和永恒的。只有建立在算术四则基础之上的道德,才永远是伟大的、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这真理是最新的发现,这是几百年来人们不畏艰辛、孜孜仡仡奋力攀登的金字塔的顶峰。站在这样的高峰上,你会看到,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残留着祖先的野性,它像蛆虫般地还在蠕动;站在这样的高峰上,非去的母亲О、杀人犯、亵渎大一统王国狂妄的诗人,都是同样的罪犯,对他们定罪判刑也毫无二致——死刑。这是最理想的秉公断案。这也正是历史早期,充满天真的玫瑰色遐想、住砖瓦房的古人所憧憬的公正裁决。他们的上帝同样把诽谤神圣教会的罪愆,作杀人罪来判决。

    严厉的、黑皮肤的天王星人,你们也像古代西班牙人那样聪明地想出了火刑,你们沉默不语,我觉得,你们与我同在。但是,我听到了玫瑰色的金星人的议论,他们在谈论刑讯和惩罚,谈论要回到野蛮时代去。我亲爱的星球人!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不会进行数学哲理思考。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像飞船的上升,是呈螺旋形的。然而圆周与圆周又各自有别:有的金光灿灿,有的却鲜血淋淋。但是它们都是360度。从零度开始,往前:10度,20度,200度到360度,然后又回到零度。是的,我们又回到了零。但是这对我的数学头脑来说,是很明了的:这个零完全是另一个新的零。我们从零开始向右出发,却从零的左边回来,因为原来的正零被我们的负零所取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零在我眼里仿佛是—条狭长的巨大的悬岩,它默不作声,尖削如利刃。在骇人的黑森森的一片夜色中,我们屏息凝神离开了零度悬岩黑夜的那一边。几百年来,我们这些哥伦布们,在海上扬帆,不断地航行……我们绕过了整个地球,最后,终于胜利了!

    礼炮轰鸣!大家都爬上了桅杆:我们看到的是零度悬岩完全陌生的另一侧。这里是大一统王国的北极光笼罩的天地,漂浮着浅蓝色的巨大浮冰,彩虹和太阳五彩缤纷,璀璨明媚,仿佛有几百个太阳,几亿条彩虹……

    只有一把刀子的厚度,就把我们与零度悬岩的黑暗面隔了开来,这里的原因何在呢?刀是人所创造的最牢固、最不朽、最天才之物。刀是断头台,刀是可用来斩断乱麻的万能工具,而那沿着刀刃的路正是谬误邪说之路,唯一无愧于无畏思想之路……

    记事二十一

    提要:作者的责任。坚冰将溶化。好事多磨的爱情。

    昨天是她该来的日子,可是她没来,又让人送来一张含糊不清、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短笺。但是我很平静,很坦然。如果我还是照她信中吩咐的去做,如果我把她的粉红色票子送交给值班员,然后放下窗帘而一人独坐在屋里——我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我无力违抗她的意志。可笑!当然决非如此!只是因为,窗帘对以把我和所有的药物性膏药的微笑隔开,这样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写记事,此其一。其二,我怕以后找不到打开所有未知数的唯一的那把钥匙,而它只可能在她那里,只能在I那里找到(例如,柜子之谜,我假死之谜及其他)。我现在认为,揭开这些谜,即使只作为记事的作者,我也义不容辞,何况人对未知数,从生理上都感到反感。而作为一个homosapiens(智人),只有在他的语言中完全不存在问号,而只有惊叹号、逗号和句号时,人才是完全意义的homosapiens。我觉得,只是出于本记事作者的责任感,今天16点的时候,我坐上飞船,又向古宅飞去了。当时朔风怒号,飞船在空中艰难地前进,仿佛正在空中穿越一座密林,透明的树枝呼啸着,抽打着船身。城市在下面,整个城市都由浅蓝色的坚冰垒筑而成。突然,出现了云彩,飞掠过斜斜的影子,冰层变成了铅灰色,泡胀起来,就像在春天,当你站在岸上观看河面的冰层,它似乎就要断裂、涌动、旋转起来,然后飘走。但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冰层纹丝不动,而你自己倒觉得身上发胀,心跳加快,心境愈来愈不安宁(不过,我为什么要写这些?这些古怪的感觉从何而来?

    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可以摧毁我们生活中最透明的、最坚固的水晶玻璃的破冰船……)古宅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我在四周走了一圈,看见在绿色大墙旁有一个看门老太太。她用手掌挡着太阳,朝上看着。那里大墙上面盘旋着一只只像尖三角似的飞鸟,嗷嗷叫着俯冲下来,胸脯冲撞在坚固的电压围墙上,然后又飞回去,又在绿色大墙上空回旋。

    在她暗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我看到不时飞掠过斜斜的影子和朝我投来的疾速的目光。

    “什么人也没有,谁也不在!真的!所以没必要去那儿。真的……”

    为什么没必要?

    这种说法也真怪,为什么认为我必定是某个人的影子呢!也许你们才全都是我的影子呢!可不是吗,我把你们都写进了记事稿页。原来这些还只是一页页四方形的空白纸呢。没有我,那些由我引路在一行行字迹小径中行走的人们,能见到你们吗?当然,这些我都没对她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最痛苦的莫过于,别人怀疑你不是现实——不是三维空间现实,而是别的什么。我只板着脸对她说,她应该去开门。她放我进了院子。

    院子里空空落落,悄无声息。墙外风声喧嚣,但离得很远,就像那天一般遥远。那天我俩从地下长廊里出来,两人肩挨着肩,合二为一了——如果那一切确曾发生过的话。我在一个石砌的拱形屋顶下走着,脚步声撞到潮湿的拱顶,又折回来落在我背后,仿佛后面老有人跟踪着我。布满朱红色小疙瘩的砖墙,透过墙面上窗户的一扇扇方形墨镜,窥视着我的举动,看我如何打开吱扭作响的板棚房门,看我如何探头张望那些犄角旮旯儿和各处的通道。围墙上有个门,门外是一片荒芜的空地——这已是伟大的二百年大战的古迹了。地上戳着一条条光秃秃的砖石斜脊,墙基的黄砖高高低低地露在外面,还有一座竖着笔直烟囱的古代炉灶,它就像一艘永恒的舰艇化石,停泊在黄色和朱红砖石的浪涛中。

    这些高低不平的黄砖正是它们,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但记不清楚,好像在底下,在很深的水里。于是我开始在各处寻找:我跌进坑里,绊着了石块,黄锈斑斑的铁条钩住了我的制服,我累得大汗淋漓,咸涩的汗水从额头往下淌,流进了眼睛……

    哪儿也没有!地下长廊的地面出口我哪儿也找不到——没有出口。不过,这样也许更好:这一切更可能是我的那些荒唐“梦”中的一个罢了。

    我浑身粘黏着蛛网,满是尘垢,疲惫之极。我打开围墙门,想回到大院里去。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响声,还有扑哧扑哧的脚步声,我眼前又出现了那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和S双曲线的微笑。

    他眯缝起眼睛,放出一根根芒刺,直朝我钻来,一边问道:“您散步?”

    我没回答。两只手直碍事。

    “怎么样,现在您觉得好些了?”

    “是的,谢谢您。好像快基本正常了。”

    他放过我,拾眼朝上望,头后仰着,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喉结。

    在不太高的上空,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有飞船的嗡嗡声。飞船飞得不高,速度又慢,飞船上还吊着长筒观察镜。因此我知道这些飞船都是护卫局的。但是它们不像往常那样只有两架或三架,而有十架到十二架之多(很抱歉,这里我只能用约数)。“为什么飞船这么多?”我斗胆问了一声。

    “为什么?嗯……一个好医生,当病人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着手治疗了;实际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会生病。这是预防措施!”

    他向我点了点头,又啪嗒啪嗒踩着院子的石板地走了。后来,他又回过头来,半侧着身子对我说:“请您多加小心!”

    我一个人。静悄悄,空荡荡。绿色大墙上空鸟儿翻飞盘旋,吹过阵阵清风。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飞船很快在空中掠过。云彩轻轻地投下沉重的影阴。下面是浅蓝色的圆屋顶,一个个冰块似的玻璃立方体,它们渐渐变成铅灰色,渐渐变潮、泡胀起来……

    傍晚。

    我打开了手稿。我想就伟大的一致同意节,写一写我认为(对你们读者)不无裨益的一些想法。这一节日即将到来。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还不能写。眼下我总要留神去倾听风的黑色翅膀扑打玻璃墙的声音,我总要回头张望,我在等待什么。等待什么呢?我不知道。所以当我熟悉的红棕色的鱼鳃到我屋里来时,我高兴极了这是我的真心话。她坐了下来,郑重其事地把夹在两膝之间的制服裙的裙褶扯平,然后很快地送过来一个又一个微笑,把我身上的裂缝一块块地黏住,于是我觉得身体牢牢地粘紧了。我觉得很牢固,很愉快。

    “您知道吗,今天我一进教室(她在儿童教育工厂工作),就看见墙上贴着幅漫画。真的,不骗您!他们把我画得像条鱼。也许,我真的……”

    “不不,瞧您说的,“我忙不选地说(说真的,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像鱼鳃,这很清楚,至于我说过的关于鱼鳃之类的话,是很不恰当的)。“当然,归根结底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您要明白,问题在于行为本身。我当然把护卫局的人叫来了。我很爱孩子,我认为,最难于做到、最伟大的爱——是严酷,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哪能不明白!这和我的思想正好有共同之处。我忍不住把记事二十章中的一段念给她听,这段开头的那句是:“思想在脑子里清晰地发出轻微的金属般的铮铮声……”

    我不用看就知道,她红棕色的脸颊正在发颤,愈来愈向我凑近过来,现在她那瘦骨嶙峋有些扎人的手指伸到我手里:“给我,把这个给我!我要把它录下音来,让孩子们背出来。

    我们更需要它,比火星人更需要,今天、明天、后天我们都需要。”

    她回头看了一下,声音很低很低地对我说:“您听说了吗?听人说,在一致同意节……”

    我倏地站了起来:“听人说什么?什么?一致同意节怎么啦?”

    那道舒适的围墙没有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被抛到了外面,狂风在屋顶上肆虐,斜移的乌云……愈来愈低……

    Ю毅然决然地搂住了我的肩膀(虽然我已发现,她的手指的节骨都在颤抖——我激动的情绪引起了她的共鸣)。“坐下吧,亲爱的,不要激动。说什么的没有啊……再说,只要您需要,到那天我就陪伴在您身旁。我把孩子托付给别人。我来陪您,亲爱的,因为说实在的,您也是个孩子,您也需要……”

    “不不,”我摆着手说,“完全不必!要这样,您真会以为我是个孩子,以为我一个人不能……完全不必!”(坦白说,那天我还有别的计划)她笑了笑。她微笑的不成文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唉,您真是个固执的孩子!”后来,她又坐下,垂着眼睛。手又羞羞答答地把制服裙卡在两膝间的褶子弄平。现在说起了别的事:“我想,我应该拿定主意了……为了您……不,我求求您,别催我,我还需要想一想……”

    我没有催她。虽说我明白,我应该是幸福的,也明白我若能使别人在晚年得到幸福,我将无尚光荣。

    ……整整一夜的梦。我梦见了翅膀,我用手抱着脑袋,来回躲着这些翅膀。后来又梦见一把椅子。但这把椅子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是古代款式的木椅。我像匹马似的倒换着脚(右前脚——左后脚,左前脚——右后脚),朝我的床跑过去,还上了床。我喜欢木椅子,虽然坐着它不舒服,还硌得疼。

    真怪,难道就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治治做梦的毛病,或使它变成理性的,甚至于有益于健康?

    记事二十二

    提要: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在完善之中。我是个细菌。

    假如您现在站在岸边:阵阵波浪有节奏地向岸上扑来……

    突然,掀起的波浪就此停住不动,凝固了,这多么可怕和反常。如果一天我们正按守时戒律表在散步,突然散了队形,乱了阵脚,停了下来,那你会同样感到可怕和反常。我们编年史上曾记载过类似的情况,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19年以前:从天空坠落下一块陨石,它咝咝响着,冒着烟,落在正在散步的稠密的人群之中。

    我们正在散步,像平时那样走着,也就是说,我们就像亚述人古迹上凿刻的勇士那样:有一千个脑袋,却只有组合在一起的、统一的两条腿和统一甩动着的两只手。在大街街尾,电塔发出令人胆寒的呜呜声。从街尾迎着我们走来一个四方队形:前后左右都有卫兵押解,中间走着三个穿制服的号码。他们胸前的金色号牌已被摘掉。这十分明白,明白得吓人。

    高塔顶端是一个巨大的刻度盘,这是从云端低俯下来的一张脸,向下吐出一秒一秒的时间,冷漠地等待着。到了正13点6分钟,四方形队列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离我很近,最微小的细节我都看得很真切。我非常清楚地记住了一个青年细长的脖颈和布满蓝色血管的太阳穴,它们就像小小神秘世界的地图上的河流。这个神秘的世界,看来就是这个青年。大概,他看见了我们队列中的某个人,就踮起脚,伸长了脖子,停了下来。一个卫兵拿起电鞭子啪的一声朝他抽去,射出蓝莹莹的火花,青年像小狗似的尖叫一声。接着,差不多每隔两秒钟就听见清脆的啪的响声,接着一声尖叫,啪的一声——尖叫一声。

    我们还像刚才那样,步伐整齐,像亚述人那样迈着步子。我看见火花迸射时弯弯曲曲的美丽的光带,心想:“人类社会一切都不断完善着,永无止境。应该如此。古代人的鞭子多么丑陋……而我们的多么美……”

    这时,从我们队伍里跑出一个纤细矫健的女人,她喊道:“住手!不许打!”她径直冲向四方形队列。这就像119年前的陨石;散步的队列停下了,队伍凝固了,仿佛蓝灰色的海浪被突然袭来的寒流封冻了。

    有一秒钟,我和大家一样像个局外人似的看着她。她已经不是号码,而只是一个人,是个侮辱大一统王国的超现象的物质。

    当她转过身,并把大腿扭向左边时——她的这一动作突然点醒了我。我熟悉这柔韧得像软枝条的身躯,我的眼睛、我的嘴唇和手接触过它。当时我已确信无疑。

    两个卫兵朝她冲过去想截住她。在马路路面那一块目前还明光锃亮的地方,他们马上就要……接触上了,她马上会被逮捕。我的心格登一下,停住不跳了。我来不及思考:这样做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荒唐还是理智——就冲了过去……

    我感到,有几千双惊恐得圆睁的眼睛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我。但这却使那个野性的、手上汗毛浓重的我,更不顾一切地亢奋地、勇敢地奔去。他从我身体里窜了出来,愈跑愈快,离她还剩两步了,突然她回过头来……

    我看见的是一张雀斑点点的颤抖的脸和棕红的眉毛……不是她!不是I!

    我喜不自禁,乐极忘形。我想喊:“别放了她!”“抓住她!”这类话。可是我听到的只是自己的低语。而在我的肩头,一只手重重地落了下来。他们抓住了我。押着我朝前走。我想向他们解释……

    “你们听我说,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以为,这是……”

    但是我哪能把自己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呢,也说不清记在记事稿页里的我的病。我没精打采,乖乖地被押着走……骤起的疾风刮落了一片树叶,它无可奈何地落下地来,飘落着旋转着,想能挂住在任何一根它所熟悉的枝条、树叉和树枝上。我也像这片树叶,想抓住任何一个无声的圆球玻璃房,抓住屋墙的透明玻璃,抓住电塔直指云霄的浅蓝色的尖针。

    现在,当沉重的帷幕将把我和这整个美妙的世界彻底隔绝开来的时候,我发现,在玻璃马路上不远处一个我熟悉的大脑袋正疾速地过来了,甩动着两只粉红色的翅膀似的大手。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扁平的声音:“我认为有义务在这里证明一下,号码Д-503有病,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相信,他只是受了不自觉的不满情绪的影响……”

    “是的,是这样,”我抓住了这句话,“我还喊了‘抓住她’呢!”

    背后有人说:“您什么也没喊。”

    “可是我是想喊的,我敢向大恩主起誓,我想喊的。”

    一根根灰色冰冷的尖锥往我身上钻了有一秒钟。我弄不清楚,也许他发现,我说的(差不多)是真话,也许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暂时再饶我一次。但他还是写了张条子,交给了抓着我的一个卫兵。于是我又自由了,确切些说,我又被关进了严整的、不见首尾的亚述人队列之中。

    那个押着雀斑脸和太阳穴(上面画着地图似的蓝线)的方形队列,拐过街口就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我们走着。这是一个有百万个脑袋的身躯,每个人都感到驯服的欢乐。大概也就是分子、原子和吞噬细胞所感到的欢乐。古代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唯一的前人,虽说他们还很不成熟)懂得这个道理:顺从是善行,而骄傲是罪孽,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而我是魔鬼的子孙。

    现在,我正和大家齐步走着,但是我还是单独的,和大家不一样。刚才的惶急和不安,使我现在还浑身发抖,就像大桥上刚刚轰隆隆地驶过了一列古代铁甲列车,余颤不止。我感觉到了自己。但是,只有眯上了的眼睛、化脓的手指和病牙才会感觉到自己,意识自己这个个别。健康的眼睛、手指和牙齿仿佛是不存在的。个人意识,不过是一种病态,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可能,我已经不是那个能认真地、平静地吞食细菌(比如那个蓝色太阳穴和雀斑脸)的吞噬细胞。我可能是个细菌。这种细菌可能在我们中间已滋生了上千个,可是也像我这样乔装打扮成吞噬细胞的模样……

    如果今天的风波,从实质上来说不太重要的话,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开端,是第一块陨石,而后面还云集着不计其数的轰响着、燃烧着的巨石,它们将无穷无尽地坠落到我们这玻璃极乐世界来,那会怎么样呢?

    记事二十三

    提要:鲜花。晶体的融化。只要。

    据说,有的花百年难得一开。为什么就没有千年、万年一开的花呢!可能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因为正是今天我们才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日子。我陶醉在幸福之中。我从楼梯上下去,去找值班员。局围千年的花蕾我眼看着它们静静地在绽开。一切都喜气洋洋,争芳吐艳:椅子、鞍子、金色号码牌、电灯、长睫毛的黑眼睛、栏杆的玻璃柱子、掉在台阶上的头巾、值班员的小桌子以及坐在桌旁的Ю的浅棕色的雀斑脸,一切都与平日迥然不同,都是崭新的,光鲜的,娇嫩的,玫瑰色的,滋润的。

    Ю拿过我的粉红票子。在她脑袋上方,玻璃墙外的一支无形的树枝上,悬挂着一轮浅蓝色的、清馨的月亮。我得意地指指月亮说,“月亮——您明白吗?”

    Ю抬眼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票上的号码,接下去又是她那熟悉的处女般贞洁的动作:把夹在两膝之间的裙褶整平。

    “亲爱的,您的脸色不正常,有病容,因为不正常和疾病是一回事。您在糟踏自己,这谁也不会对您说的,谁也不会。”

    这个“谁”指的当然就是票子上的号码I-330。可爱的Ю,好心肠的Ю!您当然很正确。我不理智,我有病,我有灵魂,我是个细菌。但是开花——这就不是疾病?花蕾绽开的时候,难道不疼吗?您是不是认为,精子是最可怕的微生物呢?我在楼上,在自己房间里。在宽敞的大软椅里坐着I。我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她两条腿,头枕在她的膝盖上,我们默默无语。静悄悄的,只有脉博在跳动……于是,我这个晶状体,在她,在I身上融化开来。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被打磨出来的棱角(它们在空间里限制着我)在融化,我慢慢在消失,在她两膝之间融化,在她身上融化。我变得愈来愈小;同时,我又在不断膨胀、增大和难以包容。因为她不是I,而是宇宙。在这一瞬间,我和这充满快乐的床边的这张软椅——我们是一个整体。还有,那古宅门口笑盈盈的老太太(她笑得多可爱),绿色大墙外的荒野的丛林,半睡不醒的银黑色的瓦砾堆(就像那个打瞌睡的老太太),还有一扇在十万八千里外砰然作响的门——这一切都包容在我身上,和我在一起,它们听着我脉搏的跳动,在这美妙的一瞬间流逝……

    我想告诉她,我是个晶体,因此在我身上有扇门,所以我觉得这把软椅多么幸福——但是我说得颠三倒四,荒唐可笑,乱七八糟,结果什么名堂也没说出来,我只好闭上嘴,感到无地自容,我怎么突然说了这些话呢……

    “亲爱的I,原谅我!我这是怎么啦,说了些什么胡话呀……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胡话呢,难道这不好?如果千百年来对人类的蠢话、蠢事,能像对待智慧一样精心培养,教育,也许可以培养出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她说得对,她现在怎么能不对呢?)“就因为你干的那件蠢事,因为你昨天在散步时干的事,我更爱你,更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拆磨我呢?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给我送来了票子,为什么非让我……”

    “也许,我需要考验考验你?也许,我需要知道,你是否会按照我所要求的一切去做,你是否完全属于我?”

    “当然,完全属于你!”

    她用手捧住我的脸(整个我),抬起我的头,说:“要这样的话,你把《诚实号码的义务》置于何地了呢?啊?”

    她微笑了——露出了一口甜蜜的、尖利的皓齿。她坐在宽敞的软椅里,就像一只蜜蜂,既有刺,又有蜜。

    是啊,义务……我回忆着最近写的一些记事:真的,记事里哪儿也没写,甚至我连想都不曾想过,从实质上讲,我有义务……

    我有没有回答。我情绪激动地(大概样子很蠢)望着她的眼睛,从这个瞳孔看到那个瞳孔,每个瞳孔里我都看见了自己:我极小极小,只有一毫米高,我被框在这小巧的令人快意的牢房里。接着又是——蜜蜂——嘴唇,以及花朵绽开时甜蜜的疼痛……

    我们每个号码身上都有一台看不见的、轻轻滴答作响的计时机,所以我们不看表,也能准确地(误差不超过五分钟)知道时间。但是当时我的计时机停了。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当我惊慌地从梳头下抽出带表的号码牌……

    感谢大恩主,还有二十分钟!可是那一分钟一分钟短得可笑,撅着根短尾巴在奔跑。可是我还有多少话要对她说,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我要告诉她О写的信,还有我给О孩子的那个可怕夜晚。不知为什么,我还想谈谈我的童年,告诉她普利亚帕数学老师的事还有√ˉ-1以及我第一次参加一致同意节的事:那天我曾伤心地哭过,因为在这么不平常的节日,我制服上竟落上了个墨水渍。

    I抬着脑袋,用胳膊支着。嘴角两边是又深又长的两道线,高高挑起的眉毛拧成黛色的三角——一个X。“也许到那一天……”她打住话头不往下说了,黛眉变得更浓重。她拿起我的手,紧紧捏着说:“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你永远记住我吧!”

    “你说这些干吗?这什么意思呀?I,亲爱的?”

    I没有回答,也没看着我,她的目光穿过我望得很远很远。

    突然我听到,墙外的大风正像巨大的翅膀扑打着玻璃(当然,刚才也一直在刮风,只是我现在才听到)。

    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盘旋在绿色大墙上的飞鸟清脆的鸣叫声。

    I甩了一下脑袋,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上抖落下来。她整个人又一次和我接触了一下,只一秒钟,就像飞船着陆前的那一秒钟回弹时的接触。

    “好了,把我的长袜给我!快些!”

    她的长袜扔在我桌上,就在打开的记事稿第193页。匆忙之中我蹭着了手稿,稿纸撤了一地,怎么也没法按顺序再摞齐。最要命的是,即使摞齐了,反正也不是真正的秩序了。随它去吧,反正还会变得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和一些X。“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我说,“现在你就在这儿,就在我身旁,但好像你还是在那不透亮的古墙里。我听到墙里的簌簌声、说话声,可是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儿有什么。我不能这样忍受下去。你总是只说半句话,你从来没告诉过我,那次在古宅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长廊是什么?那医生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I把手放在我肩上,慢慢地、深深地进到了我眼睛里:“你想知道这一切吗?”

    “是的,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

    “你不怕跟我走、任我把你带到哪儿,永不回头?”

    “是的,任哪儿都可以!”

    “好吧。我可以答应你:等过了节日,只要……哦,你的一统号就快了吧?这事我总忘了问。”

    “等等,你说‘只要’什么?你又吞吞吐吐!‘只要’什么?”

    她已经到了门口,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只剩我一个人。她只留下了一股淡淡的幽香,就像大墙外飘来的阵阵甜蜜的、干燥的黄色花粉香;还有就是那深深印在我心里的一个个钩状的问号,它们很像古代人用来钓鱼的鱼钩(在史前博物馆里有陈列品)。……为什么她突然问起一统号呢?

    记事二十四

    提要:函数的极限。复活节。全部划掉。

    我就像一台超速运转的机器,轴承发烫,再过一分钟,那熔化了的金属就会滴出金属液体来,于是一切都完了。快浇些冷水,来些逻辑吧!我一桶一桶地往上浇,但是逻辑在灼热的轴承上咝咝作响,升腾起冥蒙的白色蒸汽,然后就在空中消散了。

    这很明白,要想确定函数的真正意义,应该考虑函数的极限。还有一点也很明白,昨天荒唐的“在宇宙中的融化”过程的极限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正是我在宇宙中最彻底的融化。由此可知,如果用“Л”来表示爱情,而用“С”来表示死亡,那么Л=f(С),也即爱情和死亡……

    对,正是这样。因此我害怕I,我和她斗争着,我不愿意。可是为什么在我脑子里,和“我不愿意”同时存在着“我不由自主地愿意”呢?可怕的是,我不由自主地希望,昨天令人快意的死能再来。可怕的是,即使现在,当逻辑函数已经一统化,而且它隐隐约约地包括着死亡,但是我的手、我的胸膛、我的嘴唇,以及我肉体的每一毫米都在追求她……

    明天是一致同意节。她肯定会去参加。我会见到她,但只能在远处看她。隔着距离,会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需要,我难以克制地渴望能和她在一起,让她的手、她的肩膀、她的头发……但是即使要忍受这种痛苦我也愿意——听之任之了。

    伟大的大恩主!您听我都胡说些什么,居然希望痛苦。谁不明白,痛苦是负值,加在一起的负值会减少我们称之为幸福的总和。

    因此……

    现在——没有什么“因此”的下文了。到此为止,一切都干干净净,明白无遗了。

    傍晚。

    从大楼房间的玻璃门望出去,只见风卷云霞,一片刺目的粉红色的霞光,令人惶然不安。我把软椅转过来,不让这片粉红色的霞光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翻看着笔记。我发现自己又忘记了:记事不是为自己写的,而是写给你们看的。我的不相识的读者们,我爱你们,怜悯你们,因为你们现在还在遥远的世纪,步履艰难地蹒跚在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

    下面我要写一写一致同意节这一伟大的节日了。我觉得这节日对我们来说,有点像古代人的复活节。我记得,在节日前夕,我总要给自己画一张按小时计算的时间表。每过一小时就郑重其事地划掉一小时——这样就离节日近了一小时,等待的时间少了一小时……如果我确信别人不会发现的话,老实说,现在我还要随身带上这么一张时间表,随时看看离明天还有多少时间。

    (有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缝纫工厂送来了刚做好的新制服——一般在一致同意节节日前夕给全体号码发新制服。走廊里喧哗了起来,响起了脚步声和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我再继续往下写。明天我将目睹年年重复又年年新的感人的场景。可以看到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伟力,可以看到号码们虔诚地举起的如林的手臂的景观。明天是每年选举大恩主的节日。明天我们又将向大恩主敬献上我们幸福坚固的玻璃王国的钥匙。

    不言而喻,这和古代人无秩序、无组织的选举大不一样。说来可笑,古代人在选举之前居然对选举结果一无所知。最愚蠢莫过于,他们竟毫无预见,凭偶然性盲目地建设国家。不管怎么说,看来要明白这道理,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不消说,在我们王国不论在选举或其他方面,任何偶然性都没有它们的位置,也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就连选举本身的意义主要也是象征性的:为的是提醒我们,别忘了我们是统一的、强大的由百万个细胞构成的一个机体,用古代人《福音书》的话说,我们是统一的教会。因为大一统王国有史以来,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没有任何声音敢破坏这庄严肃穆的齐声合唱——连一个声音都没有。

    听说,古代人选举是秘密的。他们隐姓埋名、躲躲闪闪,活像一个个贼。我们有的史学家还肯定地说,古人去参加选举仪式时,还要精心化装一番。在我想象中,选举是这样一幅荒诞阴森的图景:黑夜。广场。一个个身着黑色披肩的影子,蹑手蹑脚贴着墙根走过来,火把的红色火舌被风吹得时明时灭。为什么要这么神秘?对于这问题,至今也没完全解释清楚。很可能选举与某种神秘主义的、迷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的仪式有关吧。我们可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选举,是公开的,坦诚的。我看着大家如何选举大恩主,大家也看着我如何选举大恩主。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既然“大家”和“我”——都是统一的我们。这种选举比古代人那种贼头贼脑、胆小如鼠的“秘密”要光明正大、高尚得多。此外,这种选举也合理得多。因为如果建议某种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常规的单音和声里响起一个不协和音),那么还有隐身的护卫局人员呢,他们就在这里,就在我们队伍里,立时就可以确定那些号码误入了歧途,并前来挽救他们以免再迈错步子,这也使大一统王国免受其害。最后,还有……

    从左边玻璃墙望出去,只见有个妇女正在柜门的镜子前急急忙忙地解开制服纽扣。有一秒钟的时间,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她的眼睛、嘴唇和两个高耸的粉红色的乳房。接着,窗帘就落了下来。刹那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了昨天的一切。我不知道“最后,还有”是指什么。我不愿意写这些,不愿意!我要的只有I,只要她。我希望她时时刻刻总和我在一起——只和我在一起。现在我写的一致同意节,都是废话,刚才我写下的,我很想划掉它,把它们撕碎扔掉。因为我明白,只有与她同在,只有当我们俩肩并肩在一起时,才是我的喜庆节日。没有她,明天的太阳只是一个白铁皮的圆圈,天空是一片涂上蓝色的大铁片,而我自己也同样……

    我情急地抓起话筒:“I,是您吗?”

    “是我,您怎么这么晚?”

    “可能还不算晚。我想求您……我希望您明天和我呆在一起。亲爱的……”

    “亲爱的”这三个字我说得轻如耳语。不知为什么脑子里闪过今天早上在飞船站的一件事:人们开玩笑地把一块表放在百吨级汽锤之下,脸上拂过一阵风——汽锤落下,百吨的重量轻轻地、绵软地接触到了脆性的表……

    没有人说话。我仿佛听到电话那边——在I的房间里,有低低的说话声。后来她说话了:“不行,不能这样。您也知道,要说我自己……不不,这不可能。为什么?明天您就明白了。

    夜晚

    记事二十五

    提要:自天而降。历史上最大的灾祸。已知的到此结束。

    典礼开始之前,全体起立,音乐机器几百支铜管和几百万人齐声高唱国歌。乐声像一张庄严肃穆的帷幕缓慢地在全体号码头部上方飘荡。有一秒钟的财间,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I说过的有关今天节日的令人不安的话,仿佛连I本人我都忘了。现在我又是当年一致同意节为一个滴在制服上只有我自己能看出来的小墨水渍而哭泣的小男孩。但愿周围人都没发现我身上无法洗褪的黑墨斑。我知道,我这个有罪之人,在这些坦荡无私的人群中,不该有我一席之地。唉,我应该站起来,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大声宣扬出来,哪怕就此我会遭殃,也都听之任之了!但我会有一秒钟的时间感到自己是天真和纯洁无瑕的,就像这孩子般纯净的蓝天。

    所有的眼睛都朝上凝视着。清晨的天空湛蓝明澈,还闪烁着滴滴泪珠似的夜露。

    这时,出现了一个难以察觉的小点,它时而呈现黑色,时而闪射出道道金光。这是他——新耶和华,乘坐着飞船自天而降。他和古代耶和华一样英明,慈爱又残忍。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离我们愈来愈近。百万颗心腾飞起来向他迎去。现在他已经看见我们了。我设想自己和他在一起自上往下鸟瞰:那圆形的观众台上围着一圈圈蓝点的同心圆,上面点缀着细小光点(号码牌的亮光),就像蜘蛛网上的一道道蛛丝。在蛛网中央,那只白色的英明的蜘蛛——全身着白的大恩主,即将就座。他用幸福的有益健康的蜘蛛网英明地网佐了我们的手脚。

    大恩主自天而降的庄严场面结束了。管乐的奏乐停止了,全体坐下。这时我立刻领悟到:的确,一切就像一张薄薄的蜘蛛网,它紧绷着,徽微发颤,好像马上就会抻断,发生不可思议的意外……

    我微微抬起身子,朝四周扫视一遍。我的目光遇到了一双双充满敬爱而又惶恐不安的眼睛,这样的目光从一张脸上移到另一张脸上。有一个人举起了手,手指微微地、几乎难以觉察向另外一个人打了个暗号,对方也同样打着手势回答他,还有……

    我明白了,他们是护卫局人员。我知道,他们十分紧张不安,蜘蛛网绷得很紧,在颤动。我的脑子像调到相同波长的无线电,也发生了相应的颤动。

    在台上,一位诗人在朗诵选举前的颂诗,可是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只听到大钟摆锤按六音步扬抑抑格在规则地摆动。而摆锤每晃动一次,那指定的时间就逼近一分。我一直慌张急促地看着人群里一张一张的脸,就像在翻阅一页一页的书页。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我要找的、那唯一的脸庞。我必须尽快找到她,因为现在摆锤再摆动一下,就……

    他——当然是他。在下面,从台旁光亮的玻璃地面上,一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朵很快地飞窜而过,玻璃地面上映出一个像双环扣似的黑色的S形体。他正急匆匆地朝观众台之间横七竖八的通道那儿跑去。

    S和I之间有某种联系。依我看他们之间总有一条什么线连着,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迟早我会弄明白的。我眼睛紧紧盯住了他。他像一团线团似的滚了过去,后面拖着一条线。好,现在他停下来了……

    我仿佛被雷电的高压电打着了,穿透了,拧成了一个结。在我这圆形横排离我只40度角的地方,S停了下来,弯下了腰。我发现了I。她旁边是那讨厌的嘿嘿笑着的厚嘴唇R-13。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冲过去向她喊道:“你今天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要我?”可是那张无形的良性的蛛网牢牢缠住了我的手脚。我咬紧牙关,铁沉沉地坐在那儿不动,眼睛盯着他俩不放。我感到心里一阵剧烈的肉体上的疼痛。我记得当时我曾想:“由于非肉体原因引起的肉体上的疼痛,显然是……”

    很遗憾,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记得一时间脑子里无意识地闪过一个关于“心”的古代熟语“心惊胆战”。这时六音步颂诗已经念完,我战战兢兢地一动不动:眼下就要出事了吧?……会出什么事呢?选举前,一般规定有五分钟的休息。这时通常总是静默的时间。但是,现在的静默不是平常的那种真正虔诚的、肃穆的平静,它倒像古代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那时候古代人还没有我们的电塔,末被驯服的天空还时常雷雨交加。狂风肆虐。

    空气仿佛是块透明的铸铁。你不由得想大口大口地吸气。我耳朵紧张得发疼。记录着周围的声响:后面传来像耗子咬东西的令人不安的沙沙声。我垂着眼睛,总是看见肩并肩坐在一起的I和R,还有我膝盖上的两只手——不是我的手,是令人厌恶的、毛茸茸的手。

    每个人手里都握着带表的号码牌。一分,两分,三分……五分……台上传来一个铸铁般沉重的、缓慢的声音:“赞成的,请举手。”

    以前,我能忠诚地、坦荡地直视他的眼睛,意思是说:“我的一切都在这儿。一切都在这儿。毫无保留地献给你!”但是现在我不敢。我艰难地举起了手,仿佛所有的关节都锈住了。

    几百万只手簌簌响着举了起来。有人压低嗓子“啊!”了一声。我感到已经出事了,发生得好快。但是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我没有勇气,不敢拾眼……

    “有反对的吗?”

    以往,这一刻是节日最庄重的时刻。全体肃穆端坐,对最伟大号码赐予我们的良性桎梏,低首下心,喜不自胜。但此刻,我惶恐地又听到了簌簌的响声,声音轻得像—声喘息,但却比刚才铜乐齐奏的国歌听得更真切。它像人在生命终结时吐出的最后的一口气,局围的人脸色煞白,每个人的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我抬起眼来……

    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在此一发千钧之际,我看见几千只“反对”的手刷地举起又落下了。我看见了I那张打着X的苍白的脸和她举起的手。我眼前一阵发黑。

    又是一个百分之一秒的须臾的瞬间,冷场,悄无声息,只有脉博声隐约可闻。接着,仿佛全场听从一个疯子的指挥似的,所有看台上霎时间响起了喀嚓声、喊叫声;制服在奔跑,在飞扬,像一阵旋风,护卫局人员惊慌失措地狂奔乱跑;就在我眼前闪过一双双的鞋底,旁边是一张拼命喊叫的张得大大的嘴,却又听不见声音。几千张嘴在大声喊叫,但没有声音,就像恐怖影片里的一个镜头——不知为什么这个片断像刀刻斧凿一般地留在我记忆中了。

    好像也在银幕上似的,在下边远处,我有一秒钟的时间瞥见了O毫全无血色的嘴唇。她紧贴着通道的墙站在那儿,两只手交叉地挡在腹部。一眨眼,她已经不见了,被冲掉了,也许我忘记了她,因为……

    下面发生的事不再是银幕上的镜头,它发生在我脑子里,在我抽紧的心里,在我扑扑跳的太阳穴里:在我左上方,R-13突然从长凳上跳了起来,满嘴唾沫,脸涨得通红,像疯了一般。他手上抱着脸色惨白的I,她身上的制服从肩头撕裂到胸口,白皙的皮肤上淌着鲜红的血。她紧紧勾住了R的颈脖。他跨着大步从一条长凳跳到另一条长凳,模样丑陋,但又灵活,就像只大猩猩,抱着她往上跑去。

    就像古代失火了一般,四周火红一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跳过去,抓住他们。现在我也无法解释,哪来那么大的气力。

    我像个冲锤似的冲开人群,踏着别人的肩头,跳过一条条长凳……很快就赶了上去,一把抓住了R的衣领中:“你敢!你敢!听见没有I马上……”幸亏我的声音听不见,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喊叫,都在奔窜。

    “谁?怎么回事?怎么啦?”他回过头来,喷着睡沫星子的嘴唇在索索发抖。他大概以为护卫局人员逮住了他。

    “怎么啦!我不愿意,我不答应!把她放下来,立刻放下来!”

    但是他只是忿忿地用嘴唇噗地吐了口气、摇摇头,又往前跑去。下面要写的事真使我感到十分羞愧。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记下来,可以让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对我的病史做出全面的研究。当时,我挥起手朝他脑袋使劲打去。你们明白吗,我打了他!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这一拳打下去,我当时感到一种解脱,全身都感到轻松。

    I一下子从他手上出溜到地上。

    “您走吧,”她对R大声说,“您还看不出来,他……走吧,R,走吧!”

    R龇着黑人般的白牙,冲我啪啪喷出一句话,就往下窜去,不见了。我把I抱在手上,紧紧贴在身上,抱着她走了。

    我的心通通地在跳,心脏在膨胀变大,每跳一下,就涌出一股炽热的、疯狂的、欢乐的激浪!任凭天塌地陷,我全然不顾!但愿能永远这样抱着她走啊走……

    夜晚,22点。

    我的手连笔杆都快握不住了。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么多令人头晕目眩的意外,我感到疲惫不堪。难道大一统王国保障我们安全的、永恒的大墙果真坍塌了?难道我们又将无家可归,像我们远祖那样生活在自由的野蛮状态?难道没有大恩主了?反对票……在一致同意节投反对票?我为他们感到羞傀、心痛、担心害怕。可是“他们”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我属于“他们”,还是“我们”,难道我说得清楚吗?我把她抱上了最高一级看台。现在她坐在晒得发烫的玻璃长凳上。她右肩和右肩下方——那最美妙的、难以计算的曲线的开端处——裸露在外,一道纤细的鲜红血流逶迤在上面。她仿佛没有注意这道血迹和裸露着的胸……不,不尽然。她注意到了这一切,但她正需要这样,如果现在她穿的是紧扣的制服,她会把它撕开,她……

    “明天,”她透过亮晶晶的咬紧的牙齿缝深深地吸着气说:“明天,不知会发生什么。你明白吗,不仅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不清楚。要知道,我们已知的一切已经结束,新的无法揣测,也无先例可循。”

    下面,人海在沸腾,飞溅着浪花,东西奔突,喊叫不止。但这一切离我们很远,而且愈来愈远,因为她正凝视着我,把我慢慢地拉进她狭窄的金黄瞳孔的窗户里去。我们很久地默默坐着。不知怎么我回忆起,曾有一天我隔着绿色大墙,也朝那对莫名其妙的眼睛凝视了许久,大墙上还有一群飞鸟在盘旋,翻飞(也许是另一次)。“你听我说,如果明天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带你去那儿,你明白吗?”

    我,我没听懂,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已经融化了,变成了无限小,只是一个点……

    但是,在这个点的形态中,归根到底也有自己的逻辑(今天的逻辑):在点的状态中,包含最多的未知数,只要这个点移动或微微晃动一下,它就会变成几千条形态各异的曲线和几百个主体形态……

    现在,我不敢动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觉得,所有号码都和我一样一动也不敢动。现在,当我写这篇记事时,他们都关在自己的玻璃斗室里,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走廊里听不到平时嗡嗡的电梯声、笑声和脚步声。只偶尔能见到两个两个的号码从走廊里过去,他们踞着脚尖,悄悄耳语几句,不时回头张望着……

    明天会出什么事?明天我会变成什么呢?

    记事二十六

    提要:世界是存在的。斑疹。41度体温。

    清晨。透过玻璃天花板望出去,天空还像往常那般结实,圆圆的就像红红的脸颊。如果今天我睁眼看到天上是个四方形的太阳,如果看到的是披着各种颜色兽皮的人们,而四周的墙都是不透亮的砖墙——这样,我大概不会感到十分惊奇。这么说,世界——我们的世界,当然依然是存在的罗?也许世界之所以存在,只是惯性的缘故,就像一台已切断电源的发电机,它的齿轮还咔咔地在转动,还要再转上两圈、三圈,要转到第四圈时才会停歇下来……

    你曾经有过这种奇特的体验吗?半夜你醒了过来,睁开眼,只见一片漆黑,你突然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不知东西南北了。

    你就想赶紧,尽快确定周围的环境。你想要寻找你所熟悉的和牢靠的东西,比如,能摸到一墙墙壁、一盏灯或一把椅子。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着《大一统王国报》在寻找,我急急忙忙地找着……找到了:“大家久已期待的一致同意节庆典昨天举行了。无数次证明自己绝对英明的我们的大恩主,第48次再度全票当选。选举庆典上曾发生了某些骚乱。这是反对幸福的敌人蓄意捣乱,从而破坏了庆典的良好气氛。因此,他们也就无权再保持作为大一统王国新任政权基础的普通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确知,如果承认他们的选票,那是十分荒唐的,就像音乐大厅里正演奏一曲雄壮的英雄交响乐时,把大厅里几个病人偶然发出的咳嗽声,也当成交响曲的组成部分……”

    啊,英明的大恩主!难道我们最终还是得救了?对这透彻清晰如水晶的逻辑三段推理,难道还可能提出什么异议吗?下面还有几行字:“今天12点正,将召开行政局、卫生局和护卫局的联席会议。近日即将采取一项重要的全民性措施。”

    是的,一座座大墙仍屹然挺立。它们还在!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失落无措的感觉,那种不知身在何处、不辨方向的感觉。当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和圆圆的太阳,我毫不感到惊奇,大家都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工作……

    我走在大街上,脚步特别坚定、有力。我觉得,别人走路时也和我一样。前面是十字路口的拐角。我发现,人们都奇怪地绕着拐角上的那幢楼房走,好像墙里有条管子正朝外滋凉水,人们都无法从人行道上过去。

    再往前走五步到十步,我也感到有一股凉水朝我劈头盖脸浇来,一下子把我从人行道上冲开去……大约在二米左右高的墙上,贴着一张四方形的纸,上面用毒汁似的绿墨水写着两个莫名其妙的字:靡菲①纸下面站着一个双曲线的人形,背朝着我,两只透明的招风大耳朵由于愤怒,也许由于激动在索索发颤。他伸出胳赌使劲去够那张纸,左胳膊像一只受伤的翅膀无力地向后垂着。他又蹦又跳地想扯下那张纸。但是他够不着纸——只差一点儿。

    ①《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的简称。

    大概每个过路人都这么想:“这儿有这么多人,如果只有我上去帮他忙,他会不会以为我有过错,所以才想去……”

    坦白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想起,他曾多次充当过我的真正的护佑神,多次救过我,于是我鼓起勇气伸手把那张纸撕了下来。

    S转过身,无数根芒刺迅疾地朝我飞来,钻进我心里,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接着,他朝墙上原先贴着“靡菲”的地方抬了抬左眉。他微微笑了笑——奇怪,仿佛临了他的笑容里还透出几分快活的神情。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医生宁愿病人出斑疹,体温升高到40度,而不愿病人在潜伏期令人心焦的、缓慢上升的体温。因为前者至少容易确诊这是什么病症。我理解他笑的含义②。

    ②应该说,我只是在经过好多天之后,经历了那几天充满了意外的、怪异件之后.才了解了他微笑的确切含义。——原注

    我下了地下铁道。脚下干净的玻璃梯级上又贴着一张“靡菲”的白纸。在地铁的墙上、长凳上、车厢的镜子上,都是一张张吓人的白色斑疹点。看来贴得很匆促、马虎,还歪歪扭扭。

    车轮的嗡嗡声在寂静中使人感到好响,就像发高烧时的血液中的呜呜声。有个号码肩膀被人撞了一下,他一哆嗦,手里的一卷纸就掉了下来。我左边的一个号码正在读报,眼睛总是盯着一行字,就那一行字,一直在看着,他手上的报纸正微微地、难以觉察地在颤动。我到处都感到脉博在加快,无论在车轮里,在手上,在报纸里,甚至在眼睫毛里。大概今天我和I-330到那儿时,温度会升高到温度计黑色刻度的39度,40度,41度……

    在飞船站,在同样的寂静中,响着远处我们看不见的螺旋桨的嗡嗡声。车床阴沉着脸默默站在那儿。只有起重机悄悄地,仿佛踮着脚尖在滑动着,不时弯下腰来,用它们的大爪子抱起一团团冷缩的空气,往一统号的船槽里装。第一次试航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怎么样,一星期能装完吗?”我问第二设计师。他的脸像个瓷盘,上面描着甜蜜的蓝色和娇嫩的小粉花(那是眼睛和嘴唇),但是今天这些小花仿佛褪色了,冲淡了。我们出声数着数。我数到半截,突然打住了,张着大嘴楞在那儿:在圆顶之下,装载着蓝色空气团的大起重机上也隐约可见一张四角见方的白纸。我只觉得浑身直抖,大概是笑得发颤了,真的,我感到自己在笑(你感到过自己的笑吗,有过这种体验吗?)“您听我说,假如您坐在一架古代飞机上,高度五千米,突然机翼折断,您头朝下栽去……可是在坠落的半空中,您还计算着什么明天12点到2点干什么……2点到6点……6点吃饭!这难道不可笑吗?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我对第二设计师说。

    小蓝花移动起来,并且瞪了出来。如果我是个玻璃人,不知道三四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的话,那会怎样呢?……

    记事二十七

    提要:不能没有提要。

    在无止境的长廊里(以前我曾去过),只有我一个人。天空哑然无声,仿佛是水泥浇灌的。不知哪儿有水滴落在石头上的声响。我前面是那扇熟悉的、沉甸甸的,不透亮的门,里面传出来低沉的嘈杂声。

    她说,她正16点出来见我。但是现在已经16点过5分了,过10分了,过15分了,可是还不见人出来……

    突然(只一秒的瞬间)我(原先的我)感到害怕——如果这扇门打开的话……再等最后五分钟,如果她再不出来……

    不知什么地方有水滴在石头上的声音。没有人。我又愁又高兴,觉得自己得救了。我慢慢地从长廊往回走。长廊顶上成串的盏盏小灯在颤抖,灯光愈来愈模糊,愈来愈昏暗。

    突然,我后面的门急促地眶哪一声响了,接着是匆匆的脚步声。声音撞到廊顶和四壁,又轻轻折回空中。她像飞似的奔来,张着嘴微喘着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这儿的!我知道,你—你……”

    长矛似的睫毛,往两旁闪开,让我进去……当她嘴唇印在我嘴唇上时,这种古代的、荒谬的、令人陶醉的礼仪,对我所起的作用真无法言传!怎样来形容在我心灵中卷起的那股狂飙呢?它席卷了我心灵中的一切,唯有她留下了。真的,她确实就在我心灵里,你们要笑话我吧,那就请便吧。

    她费力地慢慢抬起眼睑,又费力地慢悠悠地说道:“不,够了……以后吧。现在我们走吧。”

    门开了。那里台阶都己踩旧,磨损,声音嘈杂得使人难以忍受,还有尖哨声,亮光……

    自此以后,一昼夜已过去,我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可是即使让我对此作出相对准确的描绘,我也无能为力。我脑袋里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那一张张嚎叫的大嘴、翅膀、喊叫声、树叶的簌簌声,说话声,石块……它们都近在身旁,成群成堆,使你应接不暇。

    我记得,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赶紧回来。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在长廊里等待时,他们炸毁了,破坏了绿色大墙。墙外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涌了过来,浸漫了我们这个已经没有低级世界脏物的净界。

    大概我对I说了类似的话。她笑了起来:“不不!我们只是离开那边走到绿色大墙外边来了。”

    这时我睁开了眼睛。现在我面对面地、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号码们谁也不曾见过的事物,过去由于隔了一层模糊的大墙玻璃,它们被缩小了一千倍,而且面目不清。

    太阳……这里的太阳不是我们那个均匀地洒照在马路玻璃面上的太阳。

    这里的太阳是活生生的多棱面的闪烁的光体。它不停地跳动着放射出令人头晕目眩的道道亮光。树木像直窜天空笔直的蜡烛,有的像趴在地上的蜘蛛爪子,又有的像无声的绿色喷泉……它们都在运动、颤悠、沙沙作响。一个毛糙的小圆球状的东西匆匆忙忙地从我脚下滚了开去,可是我仿佛钉在那里,一步也挪动不了——因为我脚下的不是平面,你明白吗,不是平面,而是讨厌的、软绵绵的、暄乎乎的、绿色的、柔韧的活物。

    我被这一切震得发昏,喘不过气来——这大概是最恰当的用词。我站在那儿,两只手紧紧抓住了一根晃晃悠悠的树枝。

    “不要紧,不要紧!因为你刚来,会过去的。胆子放大些!”

    和I一起站在那跳动得令人头晕的绿色网上的,是某个纸剪的薄薄的侧影……不,不是“某个”,我认识他。我记得,他是医生……是的,我对此非常清楚。我心里非常明白:他俩挽着我的胳膊,笑着拉着我往前走。我的脚磕磕绊绊,打着滑,走不稳。四周是乌鸦哑哑的叫声,地上到处是青苔和坑洼,老鹰嗷嗷地叫着,还有树枝、树干、翅膀、树叶、尖哨声……

    现在,树林子往两边让出道来,中间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林中空地。空地上站着一群人……其实我真不知该怎么称呼才对,可能确切地说是——生灵。

    下面的事最使我为难。因为这已超出了一切可能的界限。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I总是避而不谈这些。如果她谈了,我反正也不会信的,连她也不相信。可能明天我连自己也不信了,也不相信这里写的事。

    林中空地上有一块像头盖骨似的光秃的石头,石旁喧喧嚷嚷围立着三四百来……人——姑且称为“人”吧,真不知用什么词才好。在人头攒动的石头高台周围,你一眼望去,首先看见的是熟人的脸;在这里,同样我首先看见的只是我们灰蓝色的制服。过一秒钟后,在制服群中,我又十分清晰、很容易地辨出了黑色、红棕、金黄、深褐、灰色和白色的人们——看来,他们都是人。

    他们都不穿衣服,披着亮晶晶的短毛,就像史前期历史博物馆中公开陈列的骑在马(标本)背上的那个女性。但是这里的女性的脸和我们妇女的脸完全一样,无丝毫差异,粉嫩而且没有毛,胸部那具有美丽的几何曲线的结实丰满的乳房上也没有毛。而男性,只有脸部没有毛,就像我们祖先一般。

    这一切太难以置信,太突然,以致我反倒平静地站在那儿。

    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我平静地站在那儿看着。比方说,有一架天平秤,当你在一个称盘里放上过多的重量,以后任凭你再放多少,指针反正也不再会移动了……

    突然,只剩我独自一人了。I已经不在我身旁。我不知道她怎么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周围都是披着毛皮的人,在阳光下他们身上的毛像晶亮的缎子闪闪发亮。我抓住一个热呼呼的结实的黑色肩膀问道:“看在大恩主的份上,请问您有没有看见她去哪儿了?她刚才还在,一下子就……”

    我眼前是两条毛茸茸的、紧蹙的眉毛:“嘘——!别说话,”他朝林中空地中央那块头盖骨似的黄石头扬了扬毛烘烘的眉毛。

    在那儿我看见了她,正高高地站在众人之上。太阳光明晃晃地从对面直射眼睛。她站在蓝色天幕上,太阳从背后照射过来,把她全身勾勒出一个轮廓清晰的黑炭似的身影。离她头不远处飘浮着云彩。仿佛不是云而是石头在移动,而她正站在石头上,后面是人群,林中空地像只舰船无声息地在滑翔——脚下的大地在轻轻地飘向远方……

    “弟兄们……”她说,“弟兄们!你们都知道,大墙那边的那座城里,正在建造一统号。你们也知道,摧毁这座大墙以及所有的墙的日子已经到来,让绿色的风从这里吹向那边,吹遍大地。但是,一统号将把那些墙带上太空,带到几千个其他的星球上去。

    这些星星今夜又将在黑色的树叶孔隙闪闪烁烁地向我们絮语……”

    人的浪潮,水花和风向石头涌去:“打倒一统号!滚它的蛋!”

    “不,弟兄们,不必打倒它。但是,一统号应该是我们的。当它第一次离开地球驶向太空时,飞船上的人将是我们。因为一统号的设计师和我们在一起。他抛弃了那些墙,和我一起来到了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设计师万岁!”

    霎时间,我已经站到高处,下面满眼是脑袋,一个个的脑袋……脑袋……和呼喊着的张得大大的嘴,举起来又落下去的手臂。这情景十分奇特又令人陶醉。我觉得自己在众人之上,我是我,一个单独的个体,我是一个世界,我不再是整体的一部分(像往常那样),而成了一个个体。

    现在我又在下面紧靠在石头旁。我仿佛经过恋人热情的拥抱后,浑身幸福地被揉皱了。太阳照耀着,上面传来各种声音,还有I的微笑。一个金发女人,全身像缎子般晶亮;身上散发着草的芳香,手上拿着一只看来是木制的碗。她殷红的嘴啜饮一口后,递给我喝。我闭上眼饥渴地喝着这甘美、亮晶晶的辛辣的饮料,想用它来浇灭我胸中之火。

    然后,我浑身血液和整个世界,加速一千倍地流动和旋转起来,地球轻快地飞旋,轻如羽毛。我感到身上轻松,简单,明快。

    现在我才看到石块上有两个我曾见过的硕大的字“靡菲”。

    不知为什么让人觉得这两个字是很需要的,它们像一条简单的、牢固的线把一切都串联了起来。好像也在这块石头上,我看见有个粗线勾勒的青年人体图像,长着翅膀,身体透明,位于心脏处的是一块夺目的、燃烧着的红彤彤的煤块。我又觉得我理解它……也许不是理解,而是感觉,就像我听不见I说的话,但我却感觉到她说的每一个字(她正站在石头上讲话);我感觉到大家都一起在呼吸,一起都会飞往某个地方,就像那天大墙上飞翔的鸟群……

    后面,稠人广众呼吸着的人群中,突然有个声音嚷嚷了起米:“但这是狂热!”

    这时,好像是我,对,我想这的确是我,我跳上石头,站在石头上,我看到了太阳,众人的脑袋和蓝色天幕上一排排绿色的锯齿,我喊道:“是的,一点不错!所有的人都必须发狂,必须让所有人都发狂,要尽可能快些!我知道,这是必须的。”

    我身旁站着I。她微笑着,从嘴角向上有两道深色的沟印。

    我胸中是一块燃着的煤,这感觉只有一瞬间,我感到轻松,又有些微的疼痛,美极了……

    后来,在我心里却只剩下一些散乱的感情和回忆的碎片。

    一只鸟慢慢地低飞着。我发现,它也和我一样是有生命的,它的头也和人一样能左右旋转,圆圆的黑眼珠向我投来锥子般的目光……

    我又看见一个人的背部,长着锃亮的棕黄色皮毛。一只翅膀透明的黑色小飞虫在上面爬,他背部抖了一下,想把小虫甩掉,又抖了一下……

    我还看见,地上映着树枝和树叶编织成的扶疏的绿荫。暗影里有些人躺着,嚼着像古代人食用的稀奇古怪的食物:长条状的黄色果物和一块黑色的食品。有个女人塞我手里一块,我觉得很可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眼前又是人群,他们的一个个脑袋、胳膊、腿脚和嘴巴。人们的脸有时很快抬起来,然后又低下看不见了——就像气泡似的破了,消失了。突然,我仿佛看见了那对透明的、忽闪着飞过招风耳朵,也许只是我的感觉,只一秒钟就不见了。

    我使劲捏住了I的手。她回过头来:“你怎么啦?”

    “他在这儿……我觉得……”

    “他是谁?”

    “……就刚在……在人群里……”

    黑炭似的细眉眉梢向上一挑——一个尖利的三角形——她笑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怎么还笑呢?“你不明白,I,你不明白。如果他,或者他们那帮人之中有谁在这儿,那意味着什么吗?”

    “你真可笑!大墙那边谁会想到我们在这儿呢?你不妨回想一下,就拿你来说吧,以前难道你曾想过,这是可能的吗?他们正在搜捕我们,任他们抓去吧!你在说胡话!”

    她轻松、愉快地微笑了,我也笑了。整个大地都陶醉了,它快活地、轻盈地在飘荡……

    记事二十八

    提要:她俩。熵[最大的熵指热量的最终平衡状态,能量差别趋向于零,最终归于永恒的死寂]与力。人体中不透明的部位。

    如果你们的世界和我们远古祖先的世界相似的话,你们不妨设想,一天你们无意中突然发现了世界的第六或第七大洲阿特兰提斯[据柏拉图记载,阿特兰提斯是直布罗陀海峡西大西洋上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那里的城市是我们前所未闻的,都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迷宫。那里的人无需借助翅膀或乘坐飞船,就可以在空中飞翔,人们凭目力就可以举起石块。总之,那里的东西,即使当你患了梦幻症也难以想象。昨天我就遇上了类似情况。因为自二百年大战以来,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过绿色大墙外边——以前我曾对你们说起过。

    我不相识的朋友们,我知道自己有义务向你们详尽地描述我昨天见到的那个奇特而又难以想象的世界。但是目前我仍很难来谈这个题目。新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在不断发生,就像暴雨一般倾泻而来,我真是应接不暇:我扯起了制服的衣襟去接,伸出了双手去捧,但整桶整桶的雨水仍然拨洒掉了。这里我所记的,只是溅落到纸上的几滴水珠罢了。

    起初,我听到我背后房间门外有人在大声吵闹,其中有I的声音——坚韧有力,铮铮作响;另一个声音,死板板的,像把木尺——这是Ю的声音。

    接着,我的门突然哗拉一声敞开,她俩飞速弹射了进来——用“弹射”正是形神兼备。

    I的手扶着我的椅背,向右侧着头面对着Ю,只有牙齿露出些微笑意——真是这样。我不太愿意看见她这副模样:含笑高踞在我之上。

    “您听我说,”I对我说,“这个女人似乎以为她有责任,把您像个孩子似的保护起来,以免和我接触。这是您同意的吗?”

    这时,那个女人说话了,脸上的鱼鳃直颤:“是的,他就是一个孩子。确实如此!所以他没有发现,您这样对待他只是为了……这一切不过是场闹剧。的确如此!所以我有责任……”

    镜子里闪现出我那折断了的、颤抖着的剑眉。我倏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克制住那个捏着索索发颤的毛茸茸拳头的“我”;我费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个字,直视着她的腮帮子喊道:“马上给我——出去!马上滚!”

    鱼鳃帮子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臌了起来,随即又瘪了下去,变成了灰色。她张大了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砰地一甩门走了。

    我急忙跑到I跟前:“这件事我永远,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她竟敢来阻拦你!

    但你不会想到,她……我知道,因为她想登记我,而我……”

    “幸好,她来不及登记了,像她这样的,即使有一千个,我都无所谓。我知道,你不会去相信她那样的一千个,而只相信我一个。昨天的事发生以后,我整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你眼前了,这本是你的愿望。我已掌握在你的手里,你随时都可以去……”

    随时可以去干……什么?我马上明白她指的是什么。血顿时涌上我的耳朵和脸颊。我喊道,“别这么说,再别这么说!难道你还不知道,那是另一个我,过去的我,而现在……”

    “谁了解你呢……一个人就像一本小说,没读到最后一页,你是无法知道最后结局的。否则也就不值得一读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看不见她的脸,但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她正凝望着远处,眼睛紧随着一片云彩,缓缓地不知飘向何方……

    突然,她的充满柔情的手又毅然决然地推开了我:“我告诉你,我这次来是要对你说,也许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你知道吗,从今天晚上开始所有的讲演厅都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刚才我路过讲演厅时,看见里面正在准备什么,摆上了一张张桌子,还有穿白大褂的医生。”

    “这什么意思?”

    “不知道。目前谁都不清楚。这是最糟糕的。我只感觉到,他们已接通电源,电光在闪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但是,也许他们来不及了。”

    我早已不再考虑,他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也弄不清楚。我希望他们来得及呢,还是来不及?只有一点我很明白:I现在正走在悬崖边缘,眼看就会……

    “但这太不明智,”我说,“你们和大—统王国较量,这无异于用手去捂住枪口,以为这样子弹就射不出来。这简直是发疯!”

    I微微一笑:“‘所有的人必须发疯,要尽快地发疯!’有个人昨天这样说过,你还记得吗?在那边……”

    是的,这句话已经记在记事稿里了。当然确有其事。我默默看着她的脸,此刻她脸上那深色的X分外明显。

    “I,亲爱的,现在还为时不晚……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抛下一切,忘记过去,和你一起去大墙那边,和他们一起……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

    她摇了摇头。在她黑幽幽眼睛的两扇窗户里,我看到那里已是干柴烈火,炉火正旺,火苗直往上窜,飞溅着火星。我明白了:已经晚了,我的话已无济于事……

    她站起来准备走了。也许这已是最后的几天,也许只是最后的几分钟……我抓住了她的手。

    “不!求你再呆一会儿,看在……份上,看在……的份上……”

    她拿起我毛茸茸的手,慢慢地举到亮处。我最讨厌这只手,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

    “你的手……你不知道,很少有人知道,从这城里去的女人常常会爱上那些男人。很可能,你身上有几滴太阳和森林的血。

    也许因此我爱上了你……”

    沉默。多么奇怪,由于沉默,由于空寂和一无所有——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我喊道:“啊!你还不能走!你不能走!在这之前,你要告诉我那些男人是谁,因为你爱他们……可是我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谁?他们是我们失去的一半,H2和O,为了要获得水、小溪、大海、瀑布、浪涛和暴风雨,这两个一半必须合起来成为H2O……”

    当时她的每个动作我记得都很清晰。我记得,她从桌上拿起我的一块玻璃三角尺。我说话的时候,她用尺子的边棱按着自己的脸颊,上面印出一道白杠杠,然后又平复了,变成粉红色,最后消失了。奇怪的是,她说的话我都忘记了,尤其是开头说的话,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些个别的意象和色彩。

    我记得,一开始谈到了二百年大战。绿色的草地上洒遍殷红的颜色,在深色的土地上、蓝色的雪地上随处可见一摊摊永不干涸的红色水洼。后来,出现了一片片被太阳晒得焦枯的黄草地,还有赤身裸体、面容枯黄、蓬首垢面的人和毛发蓬乱的狗——旁边是死了的狗,也许是饿殍浮肿的人的尸体……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墙之外,因为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城里已经开始食用我们今天的石油食物。

    几乎从苍穹到地面都是黑沉沉的片片烟雾,它们飘浮着,在树林的村庄的上空烟雾变成了缓缓移动的烟柱。人们低沉地嚎哭着,望不到尽头的黑压压的人流,正被驱赶进城市去,为了要强制地拯救他们,迫使他们得到幸福。

    “这一切你差不多都知道吧?”

    “是的,差不多都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当然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之中有很少一部分人活了下来,留在了大墙之外。他们赤身裸体躲进了森林。在那里他们向树林、野兽、飞禽、花草和太阳学会了一切。他们身上长出了长长的毛发,但是在毛发之下却保留了鲜红的热血。你们却比他们糟。你们身上长满了像虱子一样的数字,它们在你们身上乱爬。应该把你们身上这些东西都撕下来,扒得光光的,把你们赶到森林里去。让你们也学会因恐惧、喜悦、激怒、寒冷而发颤,让你们去向火祷告乞求。而我们靡菲,我们要……”

    “等一等,什么是‘靡菲’?‘靡菲’是什么意思?”

    “靡菲吗?这是个古代人名,他就是那个……你记得大墙外边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的青年人形吗?……不,我还是用你们的语言来解释更好,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熵和力,一种力量导致舒适的平静和幸福的平衡,另一种导致平衡的破坏,使事物永远处于无穷尽的痛苦的运动之中。我们的祖先,确切地说,你们的祖先基督徒们崇尚熵,像上帝般对它顶礼膜拜,但我们是反基督的,我们……”

    正在这时,我忽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声音轻得像耳语——一个人飞快地冲了进来。就是那个帽子压到眼睛上、鼻子扁平的人,以前曾多次给我带来I的便条。

    他跑到我们跟前收住脚时,喘得像台气泵,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概是一路拼命跑来的。

    “快说话呀!出什么事了?”I抓住他的手问。

    “他们上——这儿来了……”气泵总算缓过气来了,“警卫队来了……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那个……怎么说呢……像驼背模样的……”

    “S?”、“对了!他们已经到了,进楼了。马上就会来这儿。快,快!”

    “没关系!来得及……”I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活的火花。

    她这种表现,也许可以说是荒唐又不理智的蛮勇——也许其中还有我无法理解的奥妙。

    “I,看在大恩主的份上!你要明白,这可是……”

    “看在大恩主的份上,”她笑了,脸上显出一个尖刻的三角形。

    “就真……看我的面子……我求求你。”

    “噢,我还有件事要和你谈一下……算了,没什么关系,明天吧……”

    她快活地(的确是快活地)朝我点点头,那个人也从前额的帽檐下露了露脸,也朝我点了点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快些坐到书桌旁去!我打开记事书稿,拿起了笔。希望他们来时发现我正在干有利于大一统王国的事。突然,我觉得头上一根一根头发都活了,分开了,动了起来:“万一他们突然要读最近写的那几篇记事——只要读上一页,就完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但我看见四周的墙壁都在颤动,手里的笔也索索抖着,眼前的字浮动着都挤到一起去了……

    把记事稿藏起来?可是往哪里藏呢?周围到处是玻璃,烧了它们。但是他们从走廊和隔壁的房间里会看到火光的。再说我也不能这么做,我没有勇气去毁掉这部充满痛苦,却又是我最珍贵的身心的一部分。

    远处走廊里已传来了说话声和脚步声。我只来得及顺手抄起一摞稿页塞在屁股下面。然后像焊住在椅子上似的一动也不动了。椅子上每个最小的粒子都在颤动,而脚下的地板晃悠得像船上的甲板,上上下下……

    我全身缩成一小团,躲在我那凸起的前额下,从蹙紧的眉头下贼溜溜地偷眼瞧着他们:他们挨着房间从走廊右边的房间查起,越来越近了。

    有些号码坐在自己房间里一动不动,就像我一样,有些号码则赶紧站起来欢迎他们的到来,把大门敞得大大的。他们多幸福!如果我也能像他们那样……

    “大恩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最佳、最优质的消毒剂。由于进行了这种消毒,大一统王国机体内不再存在任何动乱……”我索索发抖的手使劲在纸上挤出这样一些纯属废话的语言,我俯首在桌上,头越趴越低,而脑袋却像一个疯狂的打铁铺……我的背部凝神听着……我听见门把咔嚓拧动了……带进一阵风来……

    我坐着的椅子晃动起来……

    这时,我好不容易才从书稿上抬起头来,朝进屋的人转过脸去(演滑稽戏可不容易……对了,今天有人对我说起过滑稽戏的事)。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S,他绷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像锥子似的深深钻进我的心里,钻进我的椅子和我手下那叠索索颤抖的稿页。然后,在我门口闪过一些我熟悉的、天天见到的面孔——只一秒钟;其中有一张脸与众不同,那脸上鼓着棕红色的鱼鳃帮子……

    一下子我想起了半小时以前,这房间里发生的那一幕,所以我很清楚,她现在可能……我全身发抖,心抨抨地跳(幸亏那个部位不是透明的)我用稿页遮着它。

    Ю在S后面,她朝他走去,小心翼翼地扯了一下他的袖子,低声说:“他是Д-503,一统号设计师。您大概听说过吧?他总是这样坐在他的书桌旁……一点不知惜力呢!”

    我真无颜以对!她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

    S悄悄地溜到我背后,从我肩头俯身往桌上看。我用胳膊肘挡住我刚刚写下的东西。他厉声喝道:“马上把这拿出来,纸上写的是什么?”

    我羞赧地涨红着脸递上了那页纸。他看了一遍。我看见他眼角流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悄悄移到脸上,摇晃着小尾巴,停在他嘴唇的右角上……

    “有点含混不清,但是还可以……没什么,您可以继续写,我们以后不再打扰您了。”

    他啪嗒啪嗒地朝门外走去,就像船上水轮片拍击在水面上的声音。他一步步走远了,随之我觉得我的腿、我的胳膊和我的手指,一一都回到了我身上,我的灵魂又均匀地布及了全身,我又开始呼吸了……

    最后,Ю在我屋里还留了一会儿。她走到我跟前,弯下腰凑到我耳边低声说:“这是您运气,为此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后来晚上我听说,他们带走了三个号码。不过谁都闭口不谈这件事,同样也没人谈论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是隐藏在我们之中的护卫局人员的教育起了作用)。号码们谈论的主要是天气的变化以及温度计气温骤然下降的事。

    记事二十九

    提要:脸上的线条。萌芽。反常的压缩。

    真奇怪,气压计的水银柱在下降,可是还是不起风,很平静。

    可是那里的上空已经开始刮起了风暴,可是我们还听不到,乌云疾速飞驰。目前还不多,只是一些分散的、边缘如锯齿状的碎云。

    仿佛上空有座城市被摧毁了,大墙和塔楼的残垣断壁正往下坠落,同时以骇人的速度愈变愈大,向地面逼近;但要穿过那蓝色的无限空间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坠落到我们这里。

    地面上,一片平静。空中飘浮着一些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长丝,不知是什么物质。每年秋天它们总会从大墙那边飘过来。

    它们在空中慢慢飘浮着——你会突然地感到脸上粘上一种异样的、看不见的物质,你想把它们从脸上挥去,不行,毫无办法,怎么也无法摆脱……

    早晨,当我沿着绿色大墙走时,感到那里这种细丝简直源源不断。I约我在古宅我们的那个“套间”里会面。

    当我已经走过那幢古宅大院时,听见身后响起了急促的小碎步和短促的呼吸声。我扭过头,看见O正在追赶我。

    她浑身上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显得特别圆润、丰腴和有弹性。我十分熟悉的她的双手和乳胸,还有她的身体——都变圆了,制服紧绷在身上,仿佛她的身躯马上就会撑破薄薄的衣衫来见阳光和光明。我不由得想到春天绿色的丛林,那里幼芽也这样顽强地想顶出地面来,为的是快些抽枝、绽叶和开花。

    她沉默了几秒钟,蓝色的明亮的眼睛望着我的脸。

    “一致同意节那天,我看见您了。”

    “我也看见您了。”我立刻想起她站在下面的情景:她站在狭窄的过道里,紧贴着墙,双手护着腹部。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她制服下隆起的圆圆的腹部。

    她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一下子又变得圆润又粉红,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我很幸福,我太幸福了……我感到很美满,您明白吗,我觉得不能再幸福了。当我走路时,周围的一切我都听不见,我只是听着我腹内的动静,听着自己身体里面……”

    我没说话。总觉得脸上有个异物,它老碍事。可又没法摆脱它。突然,她蓝晶晶的眼睛变得更蓝了。她抓住我的手——我感到了她印在我手上的吻……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它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古人的温存。我感到十分羞赧和一阵心疼。

    我抽出了自己的手——大概还很粗暴。

    “您听我说,您疯了吗!先不说你疯不疯,您居然……您高兴什么呢?难道您竟忘了您未来是什么吗?现在还没事,反正也逃不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去……”

    她变得黯然无光了。她身上所有的圆形都瘪了,变形了。我心中感到怜悯,与此同时又感到一种不愉快的、甚至感到心脏病态的收缩(心脏的确像一个完美的气泵。一压缩,一挤压它,就吸入液体,这是技术上的荒谬。由此可见,所有的“爱情”,“怜悯”及其他能引起心脏收缩的感情,从实质上来讲是十分荒唐的,反常和病态的)。悄无声息。左侧是大墙模糊的绿色玻璃。前面是朱红色的古宅大楼。这两种颜色合起来,成为一种合成色,它使我产生了一个我认为了不起的想法。

    “等一等!我有办法能救您!我要救您,让您躲过那可怕的命运——只让你看一眼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死去。您可以抚养他长大,您明白吗?您将好好抚养他,看着他在您怀里长大,变得茁壮丰满,就像果实一样……”

    她浑身发颤,紧紧抓住了我。

    “您还记得那个女人吗……很久以前在散步时见过的那个女人。她现在就在这里的古宅里。我们一起去找她,我保证我会立刻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我仿佛已经看见,我和I两人领着O在长廊里走……后来,她又来到了那边花草和绿叶的世界里……但是她向后退了一步,粉红色的半月形的嘴角颤动起来,耷拉了下来。

    “就是那个女人吗?”她问道。

    “您指的是……”不知为什么我感到窘迫。“是的,就是她。”

    “您想让我去找她,让我去求她……让我……以后你绝对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

    她弯着腰很快走开了……后来她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转过头来,大声喊道:“死就死罢,无所谓!这与您无关,对您也无所谓!”

    静悄悄的没一点声音。天空中,蓝色的大墙和塔楼的残砖碎瓦不停坠落着,愈变愈大,速度快得惊人,但是它们要穿越那无限的空间,还需要不少时间也许需要好几天。空气里浮动着看不见的细丝,飘落在我脸上,我怎么也无法把它们从脸上抹去,怎么也躲不开。

    我慢慢向古宅走去。我的心脏在收缩,是荒唐的、痛苦的收缩。

    记事三十

    提要:最后的数。伽利略的错误。岂不更好吗?

    下面写的,是昨天我和I在古宅里的谈话。我们周围是驳杂的色彩:红的、绿的、黄铜色的、白的、橙黄的……乱哄哄的,使人无法进行逻辑思考……再加那个翘鼻子古代诗人的大理石雕像,总是含笑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

    我一字不差地记述着这次谈话,因为我觉得,它对大一统王国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不仅对大一统王国,乃至对宇宙也同样。此外,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读到这里也许会为我开脱几句……

    I开门见山把所有的问题一古脑儿向我提了出来:“我知道,后天你们的一统号将作首次试航。到这一天,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怎么?后天?”

    “是的。你坐下,别着急。我们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昨天,护卫局逮捕了几百个涉嫌分子,其中有十二个靡菲。再耽误两三天,他们就没命了。”

    我没作声。

    “他们为了对试航过程进行考察,会给你们派去电气师、技师、医生和气象学家。整12点,请记住,当午饭铃打响后,当全体都去食堂的时候,我们将留在走廊上,把他们锁在食堂里——这样一统号就是我们的了……你懂了吗,我们的目的非达到不可。

    我们手里的一统号将是个武器。它能快刀斩乱麻、痛快地解决一切,没有痛苦。

    至于他们的飞船……那算什么!那不过是渺小的蚊子去和苍鹰较量。以后,如果无法避免的话,可以把发动机的筒口拨向地面,光靠这就足以……”

    我跳了起来:“简直难以想象!这太荒唐!难道你不明白,现在你搞的就是革命吗?”

    “是的,是革命!为什么这是荒唐的呢?”

    “说它荒唐,因为不可能再发生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你说的革命,是我说的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一次。

    在此之后,不可能再发生任何革命。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一个尖刻的讥讽的吊梢眉三角形:“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不仅是数学家,而且是个数学出身的哲学奇www書qisuu網com家。这样吧,请你告诉我最后的数。”

    “什么意思?我……我不理解,哪个是最后的数?”

    “就是那最后的、最高的、最大的数。”

    “可是,I,这不是胡话吗。数是无穷的,怎么可能有最后的数呢?”

    “那么你所说的革命又是什么呢?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是无穷尽的。最后的革命只是哄孩子的。无穷大会吓着了孩子,为了让孩子们晚上能安心睡觉,所以……”

    “看在大恩主的份上,你说,你说这些话意义何在呢?既然所有的人都已很幸福,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方说……好吧,就算像你所说的那样吧。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可笑!简直是个小娃娃提的问题。即使你对孩子已说得一清二楚,他们总还会问:后来呢?为什么呀?”

    “孩子是唯一的最最大胆的哲学家。无所畏惧的哲学家非孩子莫属。我们正应该像孩子那样,永远需要问,后来怎么样?”

    “后来什么也没有!到此为止。整个宇宙一切都是均匀的,平均的……”

    “嗬,到处都是均匀的!这本身就是熵,心理上的熵。你作为数学家难道不明白,生命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有差异,温度的差异,热的反差。如果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同样的温度,或都是冷冰冰的物体……那就应该使它们发生撞击,迸发火花,发生爆炸,燃起炼狱之火。所以我们要使它们碰撞!”

    “但是,I,你应该理解,我们祖先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正是这么做的……”

    “噢,所以他们是正确的,一千个正确。他们唯一的错误是,后来他们竟认定自己是最后的数,其实这样的数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不可能有。他们犯了与伽利略相同的错误。伽利略正确地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转,但是他不知道,整个太阳系又围绕着某个中心旋转,他不知道地球真正的(而非相对的)轨道,它根本不是简单的圆形……”

    “那你们呢?”

    “我们,目前我们认为没有最后的数。也许,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不,当我们上了年纪,甚至我们很可能会忘记。一切事物都会衰老,这是无法避免的。到那时我们会像秋天树上的落叶,不可避免地会落下来,就像你们后天也……不不,亲爱的,不是说你。你和我们在一起,你和我们是一起的!”

    我从未见过她这般模样。她像炽烈的火焰,像疾速的狂风,像飞溅的火星。她以她整个身心拥抱我。我消失了……

    最后,她定定地、凝然不动地望着我的眼睛说:“你可记住了:12点。”

    我说:“嗯,记住了。”

    她走了。我独自呆着,四周的嘈杂声震耳欲聋,蓝的、红的、绿的、黄铜色的、橙黄的……

    嗯,12点……突然,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脸上沾了个什么东西,怎么也拂不去。突然,又浮现出了昨天早晨的情景、Ю以及她对I的喊骂……我怎么啦?真奇怪。

    我急急忙忙往外走,想快些回家……

    在我背后,听到大墙上面飞鸟清脆的啼鸣,在我前面,在落日的余辉里,我看到一个个闪闪发亮的红火的圆屋顶、熊熊燃着烈火的巨大的立方体的房屋,还有那像凝固在天空一条闪电似的电塔顶上的尖针。所有这一切,这完美的几何美,难道将由我用我自己的手来……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出路吗?我路过一个讲演厅(不记得是第几讲演厅)。大厅里的长凳都摞了起来,中间放着一张张桌子,上面铺着雪白的玻璃罩布,白单子上有一摊摊太阳光粉红的血影。这一切都隐藏着某种不知晓的,因此是可怕的明天。这是反常悖理的:一个有思想、有视觉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无规则的、未知的X中。就像别人蒙住了你的眼睛,让你摸索着,磕磕绊绊地往前走,而你又明知,悬崖的边缘近在咫尺,只要再跨前一步,你就会摔成一块难以入目的、扁扁的肉饼。目前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我不再等待,自己投身下去,会怎么样?这也许是唯一的正确办法,那时也就一了百了吧?

    记事三十一

    提要:伟大的手术。我宽恕了一切。列车相撞。

    当你感到已经没有得救的希望,当你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在这最后一刻……我们竟得救了!

    仿佛你已经一步步跨上了大恩主那台骇人的机器,玻璃气钟罩已眶啷啷响着盖住了你的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无比留恋地凝望着蓝天……

    突然,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个“梦”。太阳还是玫瑰色的,快快活活的。那墙,那冷冰冰的墙摸上去,仍使人感到无比欢欣,还有那枕头——你仍将永远陶醉在枕着你脑袋的低陷的小坑里……

    以上写的,大致就是今天早上我读完《国家报》时的感受。过去我曾做了个噩梦,但现在梦已醒。而我,胆小怕事,不信鬼神的人,竟已经想到了身不由己的死亡。现在我无颜再谈昨天写的记事的最后的一些细节。但随它们去吧,这也无所谓,就让它们保留下来吧,就算是对不可思议的事的回忆吧。它曾有过可能,但以后不会再发生……不可能。

    翻开《国家报》,头版赫然入目的是:欢呼雀跃吧!

    因为从今以后,你们将变得完美无瑕!而在此之前,你们所创造的机器曾比你们更为完美。

    何以更完美?发动机迸溅的每个火花,都是最清纯的理智的火花;活塞每一次的冲程,都是无可指责的三段逻辑。难道你们的理智不也同样准确无误吗?起重机、压力机、抽水机的哲理,完整并且清晰,就像圆形的圈。难道你们的哲理不如它们圆?机械之美,就像钟摆和节律一样,在于始终一贯和精确无误。难道从小受泰勒体系熏陶的你们,会不如钟摆精确?差异只有一点:机械没有幻想。

    你们曾否见过,某个正在工作的压力汽缸会浮现出毫无意义的、遐想联翩的微笑?你们曾否听说过,起重机在深夜休息时,不安地辗转反侧,唉声叹气?没有!

    你们应该感到羞愧!护卫局人员愈来愈频繁地发现你们脸上有这样的微笑和你们的唉声叹气,你们应该感到无比羞愧,大一统王国的历史学家正申请退休,他们不愿来记述这类不光彩的事件。

    但是,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因为你们染上了疾病。这疾病的名称是:幻想。

    幻想是蠢虫,它们会在你们的额头啃啮出一道道黑色的皱纹。幻想是狂热,它撵着你们向远方不停地奔跑,其实这“远方”

    正始于幸福的终点。幻想是通向幸福之途的最后路障。

    你们欢呼雀跃吧,路障已被炸毁。

    道路通畅无阻。

    王国科学最近发现:幻想的要害是位于瓦罗里①桥部位的一个不起眼的脑神经结。用X射线对神经结作三次烧灼手术,就可以根治幻想——永不复发!

    ①瓦罗里(1543——1575)意大利解剖学家。

    你们——完美无缺,你们——机器化了,通向百分之百的幸福之路通达无阻。你们全体人员,不论老少,请立即来接受此项伟大的手术,请速来讲演厅,接受手术。伟大的手术万岁!大一统王国万岁!大恩主万岁!

    ……如果这里所写的一切,你们并不是从我这本颇像古代荒诞的记事中读到,如果你们手上也拿着一份和我一样的、正散发着油墨香的索索发颤的报纸,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知道这一切正是当前的现实——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现实,那么你们的感觉难道会和我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很可能你们也和我一样会感到头晕目眩吧?也许你们背部和手上也会冒出鸡皮疙瘩,也会感到既甜丝丝,同时又不寒而栗吧?可能你们会感到自己是伟岸的巨人,是阿特拉斯②,只要你们直起腰来,头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我抓起了电话筒:“I-330……对,对,330,”接着我声音急促地喊道:“您在家啊?您读报了吗?您正看报吗?告诉您,这可是……这可……这太好啦!”

    ②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肩扛天宇的提坦神。

    “嗯……”阴沉沉地半天不说话。话筒发出低微的嗡嗡声,思索着什么……“我今天一定要见您。对,在我这儿,16点以后,一言为定。”

    多可爱!她太可爱了!“一言为定”……我觉得脸上总挂着笑,而且欲罢不能。我将带着微笑上街,让它像盏灯似的高高地照着……

    街上疾风扑面,打着旋,呼啸着,砭人肌肤,但是我只觉得更快活。任你号吧,任你吼吧,反正现在你已经不能吹倒大墙。即使天空沉铁般的飞云倾泻下来,也不必介意,你们遮不住太阳,我们约书亚们③已经用铁索将太阳永远牢锁在苍穹。

    ③《圣经》神话中摩西的仆人和继承人。

    在街口,讲演厅旁密密层层围着一群群约书亚们,额头紧贴在玻璃墙上。里面,在白得耀眼的桌上,已经躺着一个号码。

    在白布罩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他两只向外撇着的黄色脚掌。几个穿大白褂的医生,正俯身在他头部,一只白色的手向医生递过去吸了药水的针管。

    “你们怎么不进去呀?”我没问哪一个,应该说,我问的是大家。

    “那您呢?”一个圆脑袋回过头问我。

    “我,过一会儿。我先要去……”

    我觉得脸上有些发讪,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我确实首先需要去见I,可是,为什么“首先”要见她呢?我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

    飞船台。晶蓝如冰的一统号闪闪发亮,光斑点点,机舱里发动机呜呜响着,好像温情地不停地重复着一个我所熟悉的字。我俯身抚摸了一下发动机身上冷丝丝的长管。多么可爱……太可爱了。明天你将获得生命,明天你机体内会迸溅出灼热的火星,你将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震颤……

    如果一切还和昨天一样,我会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台威力巨大的玻璃的宏构巨制呢?如果我知道,明天12点我会出卖它……是的,出卖它的话……

    有人小心翼翼在后面碰了碰我的臂肘。我回过头去,是第二设计师那张扁平的盘子脸。

    “您已经知道了?”他说。

    “知道什么?手术吗?真的吗?怎么——事情一下子都来了呢……”

    “不,不是这件事。试飞取消了,改期到后天。都是因为手术的关系……我们白赶了一场,白费了好大劲儿……”

    “都是因为手术”!……他既可笑,又头脑简单。只能看到他脸盘前那么一丁点儿地方,别的就看不见了。他可不知道,要不是因为明天有手术,明天12点,他会被锁在玻璃房里急得团团转,还会狗急跳墙呢……

    15点30分,我在房间里。我一进门,就发现Ю在屋里。她坐在我桌子那儿,瘦骨嶙峋的身子绷得笔直,右手托着右颊。大概她已等我很久了,因为她见我进去马上站起来的时候,脸颊上清晰地留下了五个手指印。

    只一秒钟,我脑子里闪过了那不幸的早晨的情景:也是在这儿,在桌旁,她和怒气冲天的I……但只有一秒钟的回想,这一切就在今天的阳光下消失了。这种情况倒也常有:比方,遇到大晴天,你走进屋里,漫不经心地扭动了开关,灯亮了,但好像并没有光,灯显得挺可笑,又可怜,毫无用处……

    我毫不犹豫地向她伸出手去,我什么都宽恕了。她抓住我两只手,紧紧地捏着,硌得我手作疼。她松垂的两颊激动地直发颤,倒像古代人的装饰物。她说:“我等您……才等了一分钟……我不过想来告诉您:我很幸福,我为您感到十分高兴!您明白吗,过了明天,您就会彻底恢复健康!您就新生了……”

    我看见桌上有纸。这是我昨天写的记事的最后两页,昨天写完后就这么一直放到了今天。如果她看了我所写的内容……不过,这也无所谓。现在这些不过是历史罢了。这一切太遥远,使人感到可笑,仿佛你倒拿着望远镜所看见的远景……

    “嗯,”我说,“告诉您,我刚从街上来,我前面有一个人,他的影子映在马路上,您明白吗,影子还发光呢,我觉得,不,我相信,明天不会再有影子,什么人都不会有影子,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影子,因为阳光可以照透一切……”

    她既温柔又严厉地说:“您真是个幻想家!我可不允许我学校里的孩子这么说……“她还说了些孩子们的事。她说她如何一下子把全体学生都带去做了手术,在那儿不得不把他们捆绑起来,还说什么“要爱,就不能手软,不能姑息”,还说什么她好像最后要做出决定……

    她把两膝之间灰蓝色的裙子整好,默默地用她的微笑在我全身贴上膏药,然后走了。

    幸好,今天太阳还没有停住不动,它急急地在奔跑,现在已经16点了。我敲了敲门——我的心也在突突地敲击……

    “请进!”

    我坐在她软椅旁的地板上,搂住了她两只脚。我仰着头,凝神望着她的眼睛。我轮流着一会儿望这只,一会儿望那只,在每只眼睛里都看到了那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我……

    在墙外,正风雨交加,黑云沉沉,这些都随它们去!我脑子里塞得好满,语言就像倾泻的激流,我说着话和太阳一起飞向某个地方……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飞行的方向,跟着我的还有其他星球,它们喷着火焰,星球上火一般的花朵在歌唱;跟在后面的还有默默无声的蓝色的星球,那里理智的石块组成了井然有序的社会,它们也像我们地球一样,达到了绝对的、百分之百幸福的顶峰……

    突然,I坐在软椅里说道:“你是否认为,位于顶峰的就是有组织的社会里的那些石头?”

    她脸上的三角形愈来愈尖利,愈来愈阴暗:“幸福……幸福是什么?愿望都是令人痛苦的,对吗?显而易见,当你没有任何愿望,连一点要求也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我们直到现在还给幸福打正号,这是多大的错误,多么荒唐的偏见;应该给绝对幸福打上负号——神圣的负号!”

    我记得,当时我窘迫地嘟哝说:“绝对的负值是273度……”

    “对,正是负273。冷了些,但事实本身不正好说明,我们位于顶峰吗?”

    就像很久以前那样,她仿佛正替我说话,把我的思想都抖落出来。但这些话里有一种使人骇怕的东西,我不能……我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个“不”字。

    “不,”我说,“你……你在开玩笑……”

    她笑了起来,笑声很响——太响了。她的笑声达到了某个最高极限,但只一秒钟,很快它撤退了,低落下来……没有声音了。

    她站起来,把两只手放在我肩上,久久地、定定地望着我。然后把我拉入她的怀中——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她那火辣辣的嘴唇。

    “永别了!”

    这一声道别来自遥远的地方,从上空飘落下来,我并不是马上就听到的,可能过了一分钟,或许两分钟。

    “为什么说‘永别’呢?”

    “你是有病的,因为我你犯了罪,难道你不感到痛苦吗?现在要做手术,你会治好因为我而得的病。所以我们——永别了。”

    “不!”我喊了起来。

    她白哲的脸显出一个无情的尖利的黑三角:“怎么?你不愿意得到幸福?”

    我的脑袋要裂了,两列逻辑火车相撞了,撞了个正着,车身断裂,发出轰响,全毁了……

    “那好吧,我等等,你选择吧:或是接受手术去获得百分之百的幸福,或者……”

    “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什么都没意思了,”这句话我是说了呢,还是心里想的?我弄不清楚,但是I听见了。

    “嗯,我知道,”她在回答我。后来,她还一直把手放在我的肩头,眼睛也一直望着我,说:“那么——明天见吧。明天——12点,你还记得吗?”

    “不行。试航推迟了一天……是后天……”

    “这对我们来说更好。12点——后天。”

    我一个人沿着暮色苍茫的街道回家。风扑打着我旋着圈,吹着我朝前走,好像我是一张纸。黑压压的天空上残云疾速地飞驰着……它们还可以无止境地飞舞一天、两天……迎面过来的号码的制服擦着了我——但我在街头只是一个人。我很清楚,大家都得救了,但是我已没有希望,我不愿得到拯救……

    记事三十二

    提要:我不相信。拖拉机。小小的身影。

    你们是否相信,你们是要死的?是的,人都难免一死。我是人,因此……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你们明白这道理。

    我的问题是:你们是否曾经相信过这种说法,而且笃信不疑,完全彻底地相信,不是用你的大脑去相信,而是用你的身体去感觉:有朝一日,现在你们拿着这页纸的手指会变得枯黄、冰凉……

    不,当然你们并不相信,所以至今没有人从十层楼往马路上跳下来,所以你们至今还吃饭,看书,刮胡子,微笑,写东西……

    我现在也正处于这种情况,真的,正处于这种情况。我知道,钟表上的那根黑色的小指针,从这儿往下爬,移向午夜,然后又慢慢往上爬,再越过最后的界限。于是那难以置信的明天就将来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不知怎么不相信这一切。也许,在我看来,24小时是24年吧。因此,我还来得及做些事,赶到某处去一趟,回答别人的提问,从航梯登上一统号。我还可以感受一下一统号在水面上如何晃悠;我明白,应该抓住冰冷的玻璃扶手。我还可以看见,那些透明的、仿佛有生命的起重机,弯着像鹤一般的长颈,伸出嘴,爱护地、深情地给一统号的发动机喂食——可怕的炸药粮食。在下边河面上,我能看到被风吹皱的清晰的蓝色的道道水流和漩涡。但这一切并不和我在一起,它们完全是单独存在着的,它们是别的东西,是平面的,就像绘图纸上的平面图。当第二设计师那张平面图纸般的脸,突然对我说话时我都觉得有些奇怪:“您看,我们给发动机上多少燃料?如果作三小时计算……

    三个半小时……”

    在我面前,在投影图纸上方,是我握着计算器的手,对数刻度表盘上显示的是15。

    “十五吨。但是最好上……对,最好上一百吨……”

    我这么说,因为我心中有数,明天……

    我从旁看到,我手里握着的刻度表盘难以察觉地开始发颤。

    “一百?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量?这些足够一周的消耗。还不止一周,还可以更长些!”

    “以防不测嘛……谁知道……”

    “我知道……”

    风呼啸着,空气里充塞着无形的物质,填得结结实实直至高空。我觉得呼吸困难,举步艰难。街尾的电塔上的钟表的指针也艰难地、缓慢地,但一秒不停地爬着。塔顶的尖顶高耸入云,蓝幽幽的,黯然无光。它低沉地呜呜响着,吸储着云中的电。音乐机器的铜管乐声吼叫着。

    队伍还像往常一样,四人一排地走着。但是队伍有些散乱,也许是因为风刮的,队伍晃来晃去,歪歪扭扭,愈来愈厉害。在路口,队伍被什么挡住了,往后退了下来。人们停了下来,挤成了一团。他们呼吸急促,一下子都伸出了像鹅一般的长脖子望着。

    “看!不,往那边看,快看!”

    “他们!这是他们!”

    “……要是我,我决不同意!决不,宁可把头颅送进机器……”

    “小声些!疯啦……”

    在路口的讲演厅的门敞开着,从里面脚步缓慢又沉重地走出五十来人的队伍。不过这些“人”不同寻常,他们没有腿脚,而是沉重的、固定的轮子,由一条无形的传动装置牵引转动。他们不是人,是人形拖拉机。他们头上打着一面白旗在风中啪啪作响,旗面上绣着金色的太阳,在太阳光线里绣着一行字:“我们是开创者!我们是手术过的人!跟随我们来吧!”

    他们慢慢地、不可阻挡地从人群中碾压着过去了。不消说,如果挡在他们路上的不是我们,而是墙、树或房屋,他们照样会不停步地碾过大墙、树木和房屋。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大路中央。

    他们紧紧地,像拧上螺丝一般,挽起了手,围成一条长列,面向着我们。我们这一堆十分紧张的人群一个个伸出了脑袋,伸长了鹅一般的颈脖,等着看下一步会怎么样。乌云翻滚,狂风呼啸。

    突然,长列的侧翼从左右两方围拢来,向我们包抄过来。速度愈来愈快,就像往山下滚落的沉重的机器。长列紧缩成圆圈,把人们往讲演厅敞开的门那边挤,想把他们逼进门里去……

    有人声嘶力竭的呼喊道:“要把我们撵进去!快跑啊!”

    霎时一切都涌动了起来。紧挨着墙,还有一扇狭窄的可以通行的小门,大家伸着脑袋都往那里冲去。霎那间,脑袋都变成了楔子的模样,臂肘、肋骨、肩膀和两侧都尖削起来。四周是杂沓和散乱的脚步、挥动着的手臂和飞起的制服,它们就像扇面似的往四周扩散开来,仿佛是消防水龙带挤压出来的喷水。

    突然,在我眼前(不知从哪儿)忽地闪过一个双曲线的S形状的身影,还有一双透明的招风大耳朵——但一闪就不见了,像钻进地下去了一般。我独自一个,混在疾速闪动的手和脚中奔跑……

    我跑进一个门洞里稍事喘息,背紧贴在门上。转眼之间,像风似的吹进来一个小小的身影。

    “我一直……我一直跟着您……我不愿意接受……您明白吗,我不愿意。我同意去……”

    抚摸着我衣袖的是一双圆滚滚的小手;还有一对圆圆的蓝眼睛。这是她——O。她倚着墙整个人仿佛出溜着坐到了地上。

    在地上,在冰冷的台阶上,她身体蜷曲成了一团。我俯身望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和脸——我的手是濡湿的。这时,我显得很大。而她很小,仿佛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这和我对I的态度迥然不同。现在我觉得,我对O,有些像古代人对待他们属于个人的孩子的态度。

    她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脸,从指缝里漏出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低语:“我每天夜里……我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手术……我每天夜里……独自一个,在黑漆漆的夜里我想着他:将来他是什么样的,我将如何疼爱他……如果我的病被治愈了,那时我会空虚得无法生活。您明白吗?所以您有责任,您应该……”

    多么荒唐的想法,但我的确相信,我有义务,有责任。这所以荒唐,因为我的这一义务又是我的罪行。荒唐的是:白的不可能同时又是黑的,义务和罪行不能相等同。也许生活中既没有黑,也没有白,而颜色只取决于主要的逻辑前提。如果前提是:我非法地使她怀了孩子……

    “好吧,只是您别这样,别这样……,”我说。“您听我说,我应该把您带到I那儿去,这我以前向您提过,让她……”

    “好吧(声音很低微,手仍捂在脸上)。”

    我搀扶着她站起来。我们沿着暮色昏昏的街道走着,默默各想各的心事,也许想的都是相同的。我们在悄无声息的铅灰色的房屋中走着,顶着强劲的、抽打着我们的烈风……

    透过呼啸的风声,我清晰又紧张地听到背后又响起了那熟悉的、啪啪踩在水洼里的脚步声。当我拐弯的时候,我扭过头看了一下:在倒映在马路模糊的玻璃上的急速飞渡的乱云中,我看见了S。顿时,我的手就不自在起来,好像不是自己的,甩手的节奏也乱了。我开始大声对O说话,我说,明天……对,明天,一统号要首次试航,这是真正空前的、了不起的、震撼人心的事件。

    O惊讶地圆瞪着蓝眼睛看着我,看我莫名其妙地使劲哗哗地大甩胳膊。我没让她说话,我一个人说了又说。可是我脑子里,极其紧张地思考着。一个念头不断敲击着脑子,嗡嗡作响,这只有我一人知道:“不能这样……得想个办法……不能让他跟我们去I那儿……”

    本来应该向左拐,我却拐向右边。一座桥像恭顺的奴隶似的拱着背,任我们三个:我、O和我们后面的S,踩在它背上。对岸幢幢大楼里的万盏灯火洒落在河水里,变成千万条剧烈跳动的疯狂飞溅着白色泡沫的火花。风呜呜响着,仿佛在不太高的地方有一条扯紧的低音粗弦在鸣响。在低音里一直可以听到我背后的啪啪的脚步声……

    到了我的住处。O在门口站住了。她开口刚说了半句话……

    “不对!您不是答应……”

    但我没让她把话说完,急急忙忙把她推进了门里。我们进了楼。在前厅里。在检票桌那儿我看见了那熟悉的松弛的脸颊,正激动得直颤悠。桌子四周紧紧围着一堆号码。正在争论什么。二楼栏杆上探出了好些脑袋,然后也一个接一个跑下楼来。但这些——以后再说吧……我赶紧把O带到大厅对面的一个角落里。

    我背朝墙坐了下来(因为我看见墙外人行道上,有一个大脑门的黑影正来回走动)。我掏出了小本子。

    O慢慢地、无力地在自己的衣服堆里坐下,仿佛她制服下面的躯体在蒸发,在消融,只剩下了一件空落落的衣服和空漠的、蓝得一无所有的眼睛。她疲倦地说:“您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您欺骗了我?”

    “嘘……别说话!您看那儿,看见墙外有什么吗?”

    “嗯。有个影子。”

    “他总是跟踪我……我不能,您明白吗,我不能带您去。现在我给您写个条儿,您拿着它自己去。我知道,他会留在这里的。”

    在她的制服下面,她的血肉之躯又有了生机,腹部已渐渐变圆,在脸颊上微微露出一丝希望和光彩。

    我把便条塞在她冰冷的手里,紧紧握了握,最后一次从她蓝色的眼睛里舀出了一点蓝色。

    “永别了!也许,以后还会……”

    她抽出了手。曲背弓腰慢慢地走了。刚走两步,很快又转过身来,又回到了我跟前。她的嘴唇翕动着,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整个人向我只说着一句话,而脸上是一个痛苦不堪的微笑和深深的伤痛……

    后来,她那拱肩驼腰的瘦弱身影出了门,墙外映出小小的影子,她头也不回地很快地走了,愈走愈快……

    我走到Ю的桌子跟前。她激动地、懊恼地鼓着鱼鳃帮子对我说:“您知道吗,大家都好像发了疯!这个人就一口咬定说,好像他在古宅那里看见了一个浑身是毛的光身子的人……”

    那撮人头里有个人说:“真的!我再说一遍,我是看见了!”

    “怎么,您喜欢这些是吗?真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这几个字,她说得十分肯定,斩钉截铁,我不禁自问道:“说不定,最近我出的那些事,以及周围的事,真的也全是梦呓?”

    但是,我看了看我那毛烘烘的手,就想起了她的话:“你身上大概有森林的血液……也许因此我爱你……”

    不,幸好这不是做梦。不,幸运的是,这不是在做梦。

    记事三十三

    提要:(这篇是无提要的急就章。最后的。)

    这一天——来临了。

    我赶紧拿过报纸。也许报纸上……我眼睛读着报纸(的确是用眼睛在读报:因为现在我的眼睛,就像钢笔,就像计算机,你可以拿在手上,感觉到它们。它们是身外之物,是件工具)。报纸上,大号黑字占了整整一页头版:

    幸福的敌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你们要用双手卫护你们的幸福!明日暂停工作一天。全体号码均需参加手术治疗。拒不参加者,必将受到大恩主机器的惩治。

    明天!难道能有明天吗?还可能有什么明天吗?我习惯成自然地,像每天那样,伸出手(也是工具奇+書*網)到书架上,想把今天的报纸与夹着其他报纸的金色硬皮夹放到一起,手在半空停住了:“何必多此一举?

    反正都无所谓了。这间房我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

    报纸从手里落到地板上。我站在屋里,环顾着四周,环顾着整个房间。我匆匆地归置着东西。我忙乱地把一切舍不得留下的东西,都塞进自己那无形的箱子里。桌子、书籍和软椅。在这把软椅上,I曾经坐过,我坐在她脚下地板上……还有那张床……

    后来,又过了一分钟,两分钟,我荒唐地在等待什么奇迹——会不会有电话来,也许她会让我……

    不,没有奇迹……

    我要离开这里走向未知。这是我最后的几页记事。永别了,我不相识的星球人们,我亲爱的读者们,和你们一起我经历和写下了这么多的记事。我这个患有灵魂疾病的人,把我的一切全都袒露在你们面前了,连一根磨坏的螺丝钉,连最后一条崩断的发条,都毫无保留地公开了……

    我要走了。

    记事三十四

    提要:获释的奴隶。阳光明媚的夜。

    无线电瓦尔基里女神①

    ①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帮助英雄们战斗,并将阵亡将士的灵魂引入瓦尔哈拉大殿。

    啊,如果我真的彻底毁了自己和所有的人,如果我真的和她一起到了大墙之外,与龇着黄牙的野兽为伍,如果我真的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那该多么好。我会感到一千倍、百万倍的轻松。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让我去扼杀我的灵魂吗?但是难道这能于事有补吗?不不,绝对不可能!凡-503,你要镇静。你要把自己放到坚实的逻辑轴线上——哪怕只有不长的时间,使尽全身的力量压住杠杆,要像古代的奴隶那样,推动三段论的碾轮——直到你能提笔来记下一切,直到你能彻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当我走上一统号时,人们都已到齐,已各就各位,巨大的玻璃蜂箱内的所有蜂房都不是空的。从甲板上的玻璃望下去,到处都是蚂蚁般的小人,他们分布在电报机、发电机、变压器、测高计、整流器、道岔、发动机、水泵、导管等处。在休息大厅里,有些人正俯身在图表和仪器上,大概是科学局的指挥人员。第二设计师和他的两位助手站在一旁。

    他们三人的脑袋都像乌龟似的缩在肩膀里,脸色灰白。一副秋景萧瑟的样子,阴沉沉不见阳光。

    “怎么样?”我问。

    “没什么……怪怕人的,”其中一个笑了笑,灰溜溜的,没有一丝阳光。“可能要降落的地方还不清楚。总之,什么都不清楚……”

    这几个人我看着他们就讨厌。这种人,再过一小时,我就用自己的这双手,把他们从守时戒律表井然有序的数字中彻底勾掉,彻底从大一统王国的母体上清除掉。他们使我想起了《三个获释的农奴》中的悲剧形象。这个故事我们每个小学生都知道。

    讲的是,为了进行试验,有三个号码被解除一个月的劳动,任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②。这三个可怜虫在过去劳动惯了的地方逛来逛去,眼馋地朝里面张望,在场院里站着不走,一小时一小时地重复原来的劳动动作。因为到了规定的时间,这些动作已成了他们机体的需要。他们空手拉锯子,推刨子,好像握着锤子在叮叮当当锤打铸铁块。总算挨到了第十天,他们再也忍受不了了,就手拉手,在《进行曲》的乐声中,往河里走去,慢慢地沉入水中,直到河水最后解除了他们的痛苦……

    ②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在守时戒律表制订后的第三世纪。——原注

    我再说一遍:我看着第二设计师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就想赶紧离开这儿。

    “我去检查一下机舱情况,”我说,“然后就可以出发了。”

    他们问了我些问题,例如发射点火需用多大电压,船尾液舱需要多重水压载。我身体内部有台留声机,它能对一切问题作出迅速又准确的回答,而我自己不停地默默盘算着自己的事。

    突然,在那条狭窄的走廊上,我看见了一张脸,从那一刻起,实际上行动就开始了。

    在狭窄的走廊上,不时闪过穿灰色制服的号码和一张张灰不溜秋的脸。其中有一张脸一闪而过,我看见它只有一秒钟的时间。他头发低低耷拉在前额,一对眼睛藏在蹙紧的眉头下——他就是刚才那个人。我明白了,他们已经在这里了。这一切我是躲不开的,而时间已经有限,总共才几十分钟……我浑身上下的分子开始微弱地颤抖(它们就这样一直颤到最后事件结束)。仿佛我是一幢房子,房子里放了一台硕大的马达,而这幢楼房分量太轻,于是所有的墙壁、隔墙、电缆、房梁、所有的灯——全都在发颤。

    我还不知道,她是否在这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了。他们已派人来,命令我尽快上去,到指挥室去。应该出发了……驶往哪儿去呢?一张张灰扑扑的没有光泽的脸。下面,在水面上映着一道道紧张的蓝色的水纹。天空是沉重的、铸铁般的层层云天。我的手臂也像铸铁一般,当我在指挥室接电话时,沉重得连话筒也拿不起来。

    “向上,45度!”

    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一个冲撞,飞船尾部掀起湖绿色的白色狂澜,脚下的甲板驶向前去,甲板软软的,仿佛是橡胶。现在一切都留在下面了,我的全部生活将永远……那立体图纸似的蓝色水晶的城市、圆瓶似的屋预,电塔上铅灰色的孤零零的手指——这一切只一秒钟都深深地坠入了旋涡里,周围的一切都收缩了。接着,厚厚的浓云忽闪而过,我们穿过云层,飞向太阳和蓝天。蓝色逐渐变深,黑色弥漫开来,星星像冰冷的银白的汗珠从天幕上渗了出来……

    这是一个可怕的、亮得使人目眩的黑色的夜,是个阳光灿烂的星夜。仿佛你突如其来变聋了,你还能看见铜管正在狂吹,但是你只能看见,因为铜管是哑然无声的。太阳也一样,它悄然无声。

    这都是很自然的。这本是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冲出了地球的大气层。但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胆怯了,静寂了下来。而我,在充满幻想的、喑哑无声的太阳下,却感到更轻松了。仿佛我经过最后一次阵痛后,已经跨过了非跨不可的界限。我的躯壳留在了下面,而我自己却在新的世界飞翔。这里的一切都应该不同于过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继续前进!”我对指挥话筒机器发出了号令。于是留声机的机械传动铰链手便把指挥话筒,递给了第二设计师。我全身的分子都在微微发颤。这颤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我跑下去想去找……

    这是大厅的门——这扇门再过一小时就将哐啷啷地重重地关上……门旁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矮个头,脸是一张千次百次混在人群中难以辨认的普通人的脸,只是两只手特别长,直到膝盖。仿佛在组装他的时候,因为手忙脚乱错拿了另一套组合零件的手。

    他伸出一只长手挡住了我:“您去哪儿?”

    我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随他去吧,也许这样更好。我俯视着他,故意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是我在指挥这次试航,您明白吗?”

    手撤走了。

    大厅。在仪器和地图上方,凑着几个灰头发的脑袋,还有黄头发的、秃头的、暗黄的秃脑袋。我眼睛只很快一瞟就全都扫了一遍。然后退出来,通过走廊,下了舷梯,来到机舱。这里十分燥热,噪音很大,爆炸后管道变得十分灼热;闪闪发亮的曲柄像喝醉了似的剧烈地上下升降着;刻度表面上的指针一秒不停地微微颤动着……

    最后,我到了测速仪那儿。那个帽子盖住前额的人,正低头在本子里写什么……

    “请问(由于机器轰响,我必须对着他耳朵大声喊)……她在这儿吗?她在哪儿?”

    帽檐底下暗处露出了个微笑:“她?在那儿,在无线电机房……”

    于是我就去了。那里一共有三个人。都头戴支棱着耳机的头盔。她好像比平时高出了一头,支棱着的耳机闪闪发亮,仿佛要飞起来。她就像古代的瓦尔基里女神。上面无线电天线上巨大的蓝色火花好像是她放出来的,这里的那股淡淡的闪电的臭氧,仿佛也是她放出来的。

    “我要找个人……不,比如找你就可以……”我跑得气喘吁吁地对她说,“我需要向下面,向地面,飞船站,发信号……我们走吧,由我口授……”

    机房旁是一个小得像盒子般的舱房。我们一起坐在桌旁。我摸到她的手,紧紧捏住说:“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你能体会吗,这简直太妙了:我们飞行着,却没有目的,任你自由地飞吧……很快就到12点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等到晚上……晚上我和你又会在哪儿呢?也许,在草丛里,在干枯的树叶堆里……”

    她放出蓝色的火花,可以闻到闪电的气味。我颤抖得更厉害了。

    “请记下,”我大声地气喘吁吁(因为刚才跑的)地说:“时间ll点30分,速度:6800……”

    她头戴着支棱着耳机的帽盔,眼睛看着纸,低声说:“……昨天晚上,她拿着你的便条来找我……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你别说话。但是孩子是你的吧?我把她送走了,她已经在大墙那边了。她会活下去的……”我又回到了指挥室。前方又是那荒唐的黑夜,既有昏黑的星空,又有耀眼的太阳。墙上的时钟的指针一瘸一拐慢慢地从一分移到另一分。一切仿佛都沉浸在迷雾之中,都难以觉察地在颤抖(只有我一个人能发现)。不知怎么我觉得,如果这一切不发生在这儿,而发生在下面,离地球近些的地方,就更好。

    “停止!”我向话筒发出命令。

    由于惯性,一切还继续在向前,但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现在,一统号在空中滞留了一秒钟,像挂住了根头发丝,接着那根发丝断了,一统号像块石头似的往下坠落,速度愈来愈快。在静默中,时间一分接一分,十分又十分地在过去。能听到脉搏的搏动。我眼看着指针愈来愈向12靠近。我很明白:我是块石头,I是地球。我是被人抛向了天空的石块,我急切地要往下坠落,摔到地上,砸得粉碎……可是如果……下面蓝色的云海已是坚硬的……如果……

    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灵便地、准确地拿起了话筒发出了命令:“慢速!”石块不再往下降落。只有飞船下部四条管子(两个位于船尾,两个位于船首),疲惫地在噗噗喷气,为使一统号能维持原重量不变。一统号震颤着,就像抛了锚似的牢牢停住在空中,离开地面约有一千米。

    飞船上的人都涌上了甲板(很快就到12点,马上就要响起吃饭铃声),他们从玻璃船弦上面探出身子,急不可耐地、贪婪地望着下面这个陌生的墙外的世界。下面有琥珀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那是秋天的金黄的树林、翠绿的草坪和湛蓝的湖泊。在一个蓝碟子般的湖边上,有几堆黄色的残砖碎瓦,还有一根令人森然的枯黄的手指——这大概是奇迹般留下来的古代教堂的尖塔。

    “看呀,看呀!那边,靠右些!”

    那里,在绿色的荒原上,飞快移动着一片棕色的暗影。我下意识地拿起了手上的望远镜朝那儿看去:只见那里一群棕色的马扬着马尾,在齐胸高的草丛中奔驰,而骑在它们背上的,是那些披着褐色、白色和黑色毛皮的人……

    我听见后面有人在说:“我告诉您,我见了面孔呢。”

    “得了吧!您对别人说去吧!”

    “拿去,给你们望远镜……”

    但是马群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荒原……

    在荒原上方响起了铃声刺耳的颤音。铃声响彻了整个荒原,震撼着我整个人和所有的人。这是吃饭的铃声,再过一分钟就到12点了。

    世界对我来说,分裂成了短促的、互不联系的断片。在台阶上,不知谁的金色号码牌当地掉到地上。这对我已无所谓。我一脚踩了上去,它咔嚓一声碎了。我听见有人在说:“您听我说嘛,有面孔!”眼前大厅幽暗的四方大门敞开着;还有一副含着尖酸微笑的细密的白齿……

    这时,响起了一声又一声仿佛没有间歇的极其缓慢的钟声。

    前面的队伍已经开始朝前走了……突然,那四方的大门被两只长得出奇的手交叉着挡住了(这手我曾见过):“站住!”

    她的手指塞进我的手里,是I。她正站在我旁边:“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难道……难道他不是你们的……”

    他站在别人肩头。下面是上百张脸,上面是他那张千百次见过的脸,又和所有脸不同的一张脸。

    “我代表护卫局……你们知道我在对谁说话,你们每个人都听见了。告诉你们,我们已经都清楚了。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号码,但是,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一统号不会成为你们的!试航将进行到底,现在不许你们再乱动。你们,将按原计划去完成试航。

    以后……好了,我说完了……”

    静悄悄的。脚底下的玻璃砖变软了,像棉花一般,我的脚也软得像棉花。我旁边的I脸上,是苍白已极的笑容和疯狂的蓝色的火花。透过牙缝,她对我耳语说:“啊,这是您于的?您‘履行了义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手从我手里抽了出来。她那瓦尔基里女神忿怒的带翅膀的头盔一下子已经到了前面很远的地方。我一个人怔怔地、一言不发地和大家一起往大厅里走去……

    “但是,其实并不是我,不是我!这件事我对谁也没有说过,除了那些不会说话的白纸……”

    我的心无声地、绝望地、大声向她喊着。她隔着一张桌子坐在我对面。她甚至没有瞥我一眼。她旁边是一个暗黄的秃头。我听见有人在说话(是I):“‘高尚之举’?但是,最亲爱的教授,对这几个字甚至只作简单的社会学的分析,谁都明白,这是偏见,是古代封建时代的残余,而我们……”

    我感到自己的脸愈来愈苍白,很快大家就会发现的……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对每块食物做着那规定的五十下咀嚼动作。

    我自我封闭了起来,就像把自己锁在古代人不透光的房子里,用石块把门堵死,在窗上挂上窗帘……

    后来,我又拿起了指挥话筒。我们在寒气逼人的、濒临死亡的忧伤中飞行,穿过乌云,飞向冰凉彻骨、星光灿烂的夜空。一分又一分,一小时一小时在过去。不用说,我身上那台连我自己也听不见声音的逻辑马达,一直不停地在紧张、全速地运转。因为突然在我记忆中,在一个蓝色空间,我看见了我的书桌;坐在桌旁的是Ю的鱼鳃腮帮,书桌上是我忘在那里的记事稿页。我明白了,除了她没有别人,我恍然大悟……

    唉,我一定要到无线电机房去……那带翅膀的头盔,那蓝色闪电的气味……我记得,后来我大声地对她说话;我也记得,她的目光穿过我望着别处,好像我是玻璃人。她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我忙着有事,正接地面发来的信号。请您向她口授吧……”

    在盒子般的小舱房里,我略作思索后,毫不踌躇地发出了命令:“时间:14点40分。下降!熄灭发动机。到此结束。”

    指挥舱。一统号的机器心脏已经停止工作。我们在降落。我的心跟不上一统号下降的速度,它慢得多,不停地升到喉咙口来。云彩,然后是远处绿色的斑块,它愈来愈苍翠,愈来愈鲜明,像疾风似的扑向我们——很快就将结束……

    眼前是第二设计师那张不同平常的斜眉歪脸的白瓷盘。可能是他狠狠推了我一下。我的头部撞着了什么。我眼前一阵发黑就栽倒了,迷迷糊糊听见他说:“船尾舵手——全速前进!”

    猛烈地向上一冲……别的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记事三十五

    提要:被箍住了。胡萝卜。杀人。

    我彻夜未眠。反复想着一件事……

    昨天事发后,我的头部被紧紧缠上了绷带。其实,这不是绷带,是头箍,是毫不留情的玻璃钢箍。头箍铆在我头颅四周,而我就在这个铐在我头上的圆箍里来回来去地兜圈子:我要杀死Ю。杀死Ю以后,我去找I对她说:“现在你相信了吧?”最叫人厌恶的是,杀人是肮脏、原始的做法。想到要去砸碎别人的脑袋,我总很奇怪地感到嘴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腻味。我连口水也咽不下去,总要不停地往手帕里吐唾沫,嘴里开始发干。

    我柜子里放着一截沉甸甸的断裂的铸铁活塞杆(原来我要用它在显徽镜下观察一下断裂情况)。我把记事卷成卷(让她把我彻底读个够,连一个宇母也不落),塞在活塞杆的断截里就下楼去了。楼梯总也走不完,梯级滑得让人恼火,上面还有水,我还总想用手帕擦嘴巴……

    下到底层,我的心扑通一沉。我停下脚步,抽出断杆,朝检票桌走去……

    可是Ю不在,只看到一张空荡荡的、冰冷的桌面。我记起来了,今天工作全都停了,所有的号码都应该去做手术。所以,她没事可做,因为没人去登记。

    街上在刮风。满天都是一块块飞驰着的沉重的铁片。很像昨天的一个场景:那时,整个世界都碎裂成了互不相干的尖利的碎块,它们急促地掉下来,从我眼前飞过,只一秒钟的停留,然后就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请设想一下,如果这纸页上字迹清晰工整的黑色字母突然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由于惊慌各自东奔西窜起来,那就一个字都没有了,只是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堆砌:“怕—害—跳—怎—”。现在,在街上人们也这样散乱无序。他们排不起队伍,朝前的,往后的,斜走的,横越的,什么都有。

    街上已经没有人。急速奔驰的生活,突然停住了:在二层楼一间仿佛吊在空中的小玻璃方格房间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站着接吻。她整个身子仿佛断了似的朝后仰着。这是最后的一次,永恒的一吻。

    在一个路口,有一撮人头在摆动,像一丛刺灌木丛似的。他们脑袋上方打着一面孤零零的旗,上面写着:“打倒机器!打倒手术!”我独自(不是真的我)只有一秒钟的思索,“难道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如此强烈,要想彻底消除它,非要和心一起剜出来吗,每个人都应该去行动,否则……”有一秒钟的时间,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只有(我的)野兽般的手和这一卷铸铁般沉重的记事稿……”

    这时,街上一个小男孩飞奔而过,整个身子朝前探着,冲向前方。下唇朝外翻着,就像卷起的袖口边,唇下是一块小小的阴影。他哭喊着,脸都变了模样,有人在后面追赶他,已响起了脚步声……

    孩子使我想起了Ю。“对了,Ю现在应该在学校里,我要赶紧上那儿去。”我朝附近一个地下铁道入口处跑去。

    在门口,有个人正往上跑,嘴里说着:“没有车!

    今天火车不开!那里正……”

    我下了地下铁道。那里简直是一个梦的世界。多棱的水晶玻璃像无数个太阳在熠熠闪光。月台上一眼望去全是脑袋,压得月台结结实实,火车是空的,停着。

    寂静中,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没看见她,可是我知道,我熟悉这个柔韧的、激越的、像鞭子抽出来的声音,还在那边什么地方看那眉梢高挑的尖三角……我喊了起来:“让我过去!让我上那边去!我必须……”

    但是我的手和肩膀不知被谁紧紧夹住了,无法动弹。四下静静的,她在说话:“……不,你们快上去吧!那里能治好你们的病,让你们饱尝甜蜜的幸福,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去睡觉,有组织地、有节奏地打鼾——难道你们没有听到这伟大的鼾声交响乐吗?你们真可笑:他们要把你们从问号里解放出来,那些弯弯扭扭像蛆虫的问号正折磨你们,而你们却在这里听我说话。快些上去,去接受伟大的手术吧!我一个人将留在这里,与你们毫不相干!你们别管了,我要自己去追求,而不愿让别人为我去争取,如果我争取的是不可能的……”

    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沉重而缓慢:“啊哈!争取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你追求的是愚蠢的幻想,你想任这些幻想在你面前耍花招?不,我们要逮住它们,让它们动弹不得,然后……”

    “然后,吃掉它们,再倒床睡去,鼾声大作。这时在你面前会出现一个新玩意儿。听说,古代有一种动物叫驴子。人们要想让它不停地向前走,就要在前面车辕上,在驴子面前,吊一根胡萝卜,但又不能让它咬到。要是让它咬到了,那它就把萝卜吃了……”

    忽然钳子松开了,我冲到中间她讲话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你推我挤地乱了起来。后面有人喊叫道:“他们来这儿啦!他们来啦I”灯光闪了一下就灭了。有人剪断了电线。到处是如潮的人流、喊叫声、呼哧声、脑袋、手指……

    我不知道,我们在地下铁道里乱哄哄呆了多久。最后,才摸到了台阶,看到了昏暗的光线,慢慢愈来愈亮了;于是我们像扇形似的四散往街上跑去……

    现在,我只是一个人。刮着风,灰暗的暮霭低垂下来,简直就要落在你头上。在人行道湿漉漉的玻璃板底下很深的地方,倒映着灯光、房墙和移动着脚步的憧憧人影。我手里的那卷稿纸格外沉重,它拽着我往下沉。

    在楼下大厅里,桌子那儿还是不见Ю。她的房间也空荡荡的,黑着灯。

    我上楼回到自己屋里,打开灯。紧紧箍着的太阳穴怦怦地跳。我还在那套在脑袋上的圆箍里来回兜圈子;桌子、桌子上那卷白色稿纸、床、门;桌子、那卷白色的稿纸……我左边的房间里垂着窗帘。右边可以看见一个满是疙瘩的秃脑袋,额头像一个巨大的黄色抛物线,正埋头读书。额上是一行行字迹模糊的黄字,那是额上的皱纹。我们有时目光遇到一起,这时我总觉得,他额头上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事情发生在21点整。Ю来了,是她自己来的。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一个细节:当时我喘气声特别响,我都听见自己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我想小声些,可是不行。

    她坐下来,把膝盖中间的制服裙扯平。粉红的褐色鱼鳃抖动着。

    “啊,亲爱的,这么说,您真的受伤了?我一听说,马上就……”

    那截活塞杆就在我面前的桌上放着。我倏地站了起来,气喘得更粗了。她也听见了,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不知为什么她也站了起来。我已经看准了她脑壳上我该下手的地方,可是嘴里觉得甜得发腻……想找块手帕,但是没找到手帕,就把口水吐到了地板上。

    右边那位(额头上布有写着我事的黄色皱纹)总在窥伺我。

    我不能让他看见,如果他朝这边注意看,我更受不了。我按了一下电钮,其实我并没有下窗帘的权利,但是现在反正什么无所谓了,窗帘落了下来。

    不消说,她感觉到了,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朝门外冲去。但是,我截住了她。我呼呼喘着粗气,目光一秒钟也不离开她脑壳上的那块地方……

    “您……您疯了!您不能这样……”她往后退去,一屁股坐了下来,准确地说,她倒在了床上,索索抖着把合十的手掌塞在两个膝盖中间。我浑身是劲,眼睛还是紧盯着她不放,慢慢伸出手(只一只手在移动),抓起了活塞杆。

    “求求您!只要等一天,只要一天!我明天,明天,我就去,把一切都办妥……”

    她在说什么?我已扬起了手……

    我认为,我把她打死了。我不相识的读者们,你们有权称我是杀人犯。我知道,要不是当时她大喊一声,我的活塞杆已经砸了她的脑袋……她喊道:“看在……看在……的份上……我答应您……我……这就……”

    她索索发抖的手扯下了身上的制服,一个枯黄的、肌肉松弛的硕大躯体倒在了床上……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她以为我放下窗帘是为了想和她……

    这太出乎意外,太荒唐滑稽了,我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我那根紧绷着的发条马上抻断了,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活塞杆当的一声落到了地上。这时我才亲身体验到,笑是最最可怕的武器。笑可以把一切置于死地,连杀人也不例外。

    我坐在桌子那边,哈哈地笑这是绝望的、最后的笑,不知道如何摆脱这荒唐的处境。如果任事态自然发展下去,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但这时屋里突然又发生了新情况:电话铃响了。

    我赶紧去接。紧紧捏住了话筒:也许是她?可是电话里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请等一下。”

    话筒嗡嗡没完没了地响着,等得让人心焦。从那边远处传来铸铁般的脚步声,慢侵走近了,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沉重,终于说话了。

    “Д-503?嗯……我是大恩主。立刻来见我!”

    丁的一声,电话挂上了,又丁的一声。

    Ю还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脸上的微笑把鱼鳃都撑开了。

    我从地板上抱起她的衣服,扔到她身上,从牙缝挤着说:“喂!快些,快些!”

    她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体,两个乳房垂到了一边去,眼睛睁得圆圆的,整个人变得蜡黄。

    “怎么啦?”

    “没怎么。让您穿上衣服!”

    她缩成一团,紧紧揪住了衣服,声音瘪瘪地说:““您转过身去……”

    我转过身体,把额头靠在玻璃上。灯火、人影、火花都在黑色的湿漉漉的镜子上颤动。不,这是我,这确实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见我?难道他已经知道她的事、我的事,他什么都知道了?

    Ю已经穿好衣服站在门旁。我朝她跨前两步,使劲捏住她的手,仿佛要从她手里一滴滴地挤出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您听着……她的名字您是知道的,她……您报告了没有?

    您一定要说实话,我需要……我已经无所谓,只需要实话……”

    “没有。”

    “没有?可这为什么呢,因为您已经去了那儿,而且报告了……”

    她下唇突然翻了出来,就像那天我见到的那个小男孩一样。

    她两腮淌下泪水,沿着腮帮流淌下来……

    “因为我……我怕如果把她……为这您可能……您不会再爱……哦,我不能,我不能啊!”

    我知道这是真话。荒唐而又可笑的人类的真话!我打开了门。

    记事三十六

    提要: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我的母亲。

    真奇怪,我的脑袋里仿佛留下了一张空白页。我怎么去那儿的,怎么等待的(我知道等过)——这些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没有留下任何声音、面容和动作。仿佛我和世界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

    等我头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战战兢兢低垂着眼,只能看到他那两只放在膝盖上的铸铁般的巨掌。这两只巨掌也重重压着他自己。他慢慢地动了动手指。他脸在高处缭绕着迷雾,因此他的声音也从很高处传过来——声音不像洪钟或巨雷,并不使人感到震耳欲聋,倒很像一个普通的人的声音。

    “这么说,您也是?您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您有幸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您的名字本应该在大一统王国历史上开辟新的光辉篇章……您也是参加者?”

    热血冲上了我的脑袋和面颊——又是一页没有字的白页。

    我只觉得太阳穴怦怦地跳,上面传来低沉的声音,但一个字也听不清。只是当声音停下来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看见他那千斤重的手慢慢移动起来,伸出一根手指直直地指着我说:“怎么?您怎么不说话?我是刽子手?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是的,”我顺从地回答说。这以后他的话每个字都清晰可辩了。

    “怎么?您以为我害怕这个字吗?难道您不曾去撕下这个字的外壳,看一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吗?现在让我来告诉您吧。您回忆一下那个场景吧:在阴沉的黄昏时分,一座山丘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下边有一群人。一些身溅血迹的人,在山丘上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另一些满面泪水的人在下面观看,您是否觉得,山丘上面的那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最难演的,最重要的呢?要是没有他们,那么这幕伟大庆严的悲剧是演不成的!愚昧的人群嘘他们,向他们喝倒彩。然而,悲剧的作者上帝却应该更慷慨地犒劳他们。

    基督教的慈悲为怀的上帝自己,把一切不顺从的人都放在地狱之火里慢慢烧死,难道他不是刽子手?而被基督徒捆在篝火上烧死的人,比被烧死的基督徒又少吗?您要明白,就是这位上帝,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称他为仁慈的上帝。荒谬吗?不,相反,这是对人的难移的本性——理智——的血写的明证。甚至当人还是野蛮的、满身披毛的时候,他也明白:对人类真正的、代数的爱,必定是反人性的,而真理的必然标志,是真理的残酷。难道有不灼烧人的火吗?好吧,您来论证一下,辩论辩论吧!”

    我哪能辩论呢?这些思想以前也曾是我的思想,我哪能辩论呢?只是我从来不会把它们形之于如光彩夺目的坚硬的外部形式。我沉默不语……

    “如果可以认为您的沉默就意味着同意,那么我们再往下谈谈。我们要彻底地谈谈,不躲躲闪闪,就像孩子们已经去睡觉,只留下大人的时候那样。我问您个问题:人生下来就开始祈祷,幻想,折磨自己。他企求什么呢?他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人来告诉他一个永恒的真理:什么是幸福,并用锁链把他和幸福拴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吗?古人曾幻想进天堂……您回忆一下吧,在天堂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愿望,什么是怜悯,什么是爱。天堂里的天使是幸福的,他们被摘除了幻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幸福),是上帝的奴隶……我们已经追赶上了幻想,已经把它这样抓住了(他的手紧紧攥住了——如果他手里捏着块石头,大概会从石头里挤出水来),现在只需要把猎获物开膛剥皮,剁成块块,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您……”

    沉重的铸铁般的说话声突然中断了。我全身红得像一块放在铣砧上的铁锭。锤子默默地又举了起来,我等着,这一下更……可怕……

    突然:“您几岁?”

    “三十二。”

    “可是您比只有您一半年龄的儿童更天真一倍!您听我说,难道您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确信,从您那儿,我们能知道。他们需要您,只因为您是一统号的设计师,只是想通过您……”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喊道。

    ……这就像你用手挡住了自己,向子弹在喊叫,你还听见自己那可笑的“别这么说”,而子弹已经射穿了你,你已经倒地抽搐。

    对的,不错,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是的,是的……突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天早晨Ю那张忿怒的、颤抖的砖红色的鱼鳃腮帮,那时她俩都在我房间里……

    现在我又记得很清楚:我笑了,抬起了眼向上看。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秃顶的人,秃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一切都非常简单。一切都多么伟大平庸,简单得令人好笑。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声团团往外涌。我用手掌堵住嘴,急急忙忙冲了出来。

    一级级的台阶,风,湿漉漉的跳动着的灯光和人脸的闪闪光影。我奔跑着:“不,我一定要见她!只要再见她一面!”

    到这儿,又是一张空白页。我只记得一双双脚。不见人,而只见他们的脚:它们乱糟糟地走着,马路上不知从哪儿来了这几百双脚,就像落下一阵沉重的脚步的雨点。我听到有人快活地、俏皮地在唱歌,有个声音喊道:“嗨,嗨!过来,上我们这儿来!”大概这是对我喊的。

    然后,是空荡无人的广场,广场上急风阵阵,漫天飞舞。广场中央是一台乌蒙蒙的、骇人的、有千钧之重的庞然大物——大恩主的机器。仿佛响起了突如其来的回声,机器使我联想到了一幕情景:雪白的梳头,上面枕着半闭着双眸的向后仰着的头和甜蜜的、尖利的两排牙齿……这一切和机器联想到一起,使人感到荒唐,惶悚。我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但我还不愿正视它,也不想说出来,我不愿意,不能这样啊!

    我闭上了眼睛,坐在通向立方体高台机器的台阶上。大概正在下雨,我的脸湿淋淋的。远处隐隐听见有沉闷的喊叫声。但是谁也听不见,谁也听不见我的呼喊:把我从这里救出去吧,救救我吧!

    如果我像古代人那样有个母亲,那该多好!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正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对她来说,我不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不是号码Д-503,不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分子,而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躯体,是母亲身上一块被蹂躏、被窒息、被抛弃的一块肉……或者我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别人把我钉上十字架(也许两者都一样),但愿她能听到这些,而别人谁也听不到,但愿她老人家布满皱纹的合拢了的瘪嘴能来亲吻我……

    记事三十七

    提要:鞭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早晨在食堂里,我左边的人满脸惊恐地悄悄对我说:“您吃呀!他们看着您哪!”

    我使劲挤出一个微笑,觉得脸皮裂开了一道口子,微笑使这裂口的两端愈撕愈宽,我觉得愈来愈疼……

    后来,我刚叉起一块食物,手里的叉子突然一颤,当地敲着了盘子。一下子桌子、墙壁、杯盘空气都震颤了,发出了铮铮的响声。外面,响起了一声震天巨响,就像腾起了沉重的圆形声柱。它越过我们头顶,越过房屋,传向远处,逐渐变弱,最后终于像水面上扩散开去的微波,消失了。

    霎时间,我眼前的一张张脸都没了血色,变得苍白,那些正起劲咀嚼的嘴,像出了故障似的停住了,叉子都凝固在半空中。

    以后,全都乱了套,脱离了永恒不变的轨道。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国歌也没唱完),也顾不上节拍,马马虎虎还没嚼满数,连吞带咽地吃了下去。他们相互抓住对方问道:“怎么?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这台伟大的机器,曾几何时是那么严谨有序,现在乱纷纷地一块块地散架了。他们朝楼下跑去,奔向电梯。楼梯上、梯级上都是它们杂沓的脚步声和匆促的片语只言,就像被风刮起的信纸的碎片……

    附近所有房子里的人都涌了出来。再过一分钟这条大街就会像显微镜下的一滴水;封闭在玻璃般透明的滴液里的鞭毛虫,正在那里慌张地东西左右,上上下下地乱窜、乱奔。

    “嗬嗬,”有个人扬扬自得地说了一声。我看见他的后脑勺和朝上指着的一根手指。我清楚记得他那根黄中透点粉红的手指,还有指甲盖下端一个白色的半圆形,就像从地平线上刚爬上来的半个月亮。这手指就像个指南针,几百双眼睛,循着手指的方向,朝天空望去。

    天空中,乌云好像在逃避无形的侦缉队的追捕。它们逃窜着,互相挤压着,你追我赶朝前飞奔。护卫局深色的、挂着黑色探视镜的飞船在空中巡察,乌云在四周点缀着它们,再远处,在西边,有一群……很像……

    开始时,谁也看不清那些是什么,甚至连我(我很幸运,要比别人看得清楚些)也不明白。那好像是一大群黑色的飞船,飞得很高几乎使人难以置信,成了一个个难以觉察的飞动的小黑点。

    它们愈来愈近。天空响起嘶哑的、嗷嗷的啼鸣。最后,在我们头上出现了飞鸟。天空布满黑色的、尖声鸣叫着往下降落的三角形;强大的气浪把它们撵下地面,它们落在圆屋顶上、房顶上,停栖在木杆和阳台上。

    “嗬嗬,”那扬扬自得的脑袋转过脸来。这时我发现他就是那个紧蹙额头的家伙。但如今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称呼,他仿佛整个人都从永远紧蹙的额头下爬了出来,他眼角、嘴角像一束头发丝似仍放射出条条光芒——他喜眉笑眼地说:“您知道吗,”他在风的呼啸声中,在飞鸟的鼓翼和聒噪声中,对我大声喊道,“您知道吗,大墙,大墙炸坍了!您明白这意思吗?”

    在离街很远的那边,有几个人影闪了过去,他们伸着脑袋,急匆匆往屋里跑去。马路中央有一大群手术过了的人,匆促但又缓慢地(他们已变得沉重)向西走去。

    那个嘴角和眼角扎着一束束头发丝光束的人……我拽住他的手,问道:“请问她在哪儿,I在哪儿?在大墙那边吗?还是……我—定要找她,您听明白了吗?马上告诉我,我不能……”

    “在这儿,”他陶醉似的快活地叫道,露出满口结实的黄板牙……“她在这儿,在城里,她在行动。噢……我们也在行动!”

    我们——是谁?我——是谁?他身边大约有五十来个和他一样的人,都是从阴沉的蹙紧的眉头下爬出来的,嗓门很大,快快活活,一口坚固的好牙齿。

    他们张大了嘴迎着狂风,手里挥舞着电绳索(他们从哪里弄到的?),电绳索的外观也显得慈眉善目毫不吓人。他们也往西走去,跟在手术过的人的后面,但走的是48号街,走另一条道,平行着走……

    我脚步踉跄,常常绊在拉得紧紧的风的绳索上。我朝她跑去。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磕磕绊绊地跑着,一条条街都空无一人,这里对我是陌生的,野蛮的,鸟儿欢天喜地地鸣叫不停,世界一片混乱。透过屋墙玻璃,我吃惊地看到在几个房间里,女号码和男号码恬不知耻地在做爱,甚至连窗帘也不放下,也没有任何票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她住的楼。大门茫然地敞开着。在下面,检票桌那儿没有人。电梯停在升降井的半中央。我气喘吁吁地沿着没有尽头的楼梯往上跑。走廊。我飞快地一间间房门看过去,门上的号码就像轮子里的辐条,320,326,330,I-330,到了!

    透过玻璃门望进去,只见屋里东西散乱着,什么都皱皱巴巴,乱七八糟。一把椅子倒在地上,大概匆忙中被碰翻了。它四脚朝天翻倒在地上,就像一头断了气的畜生。床,莫名其妙地斜着移开了屋墙。在地板上,踩脏了的粉红色小票子洒了一地。

    我弯腰拾起一张,一张,又一张。每张上都是Д-503,所有的票子上都是我,这上面有我融化了的、炽热的感情。这是留下来的唯一的……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不能让它们就这么洒落在地上任人践踏。我又捡拾起一把,放在桌上,小心地把一张张捋平,我看了一眼……我笑了起来。

    你们也许知道吧,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以前我不懂这道理,现在我明白了。笑不过是你内心爆炸的回声:它可能是红色、蓝色、金黄色的节日焰火,也可能是人体血肉的飞溅……

    有几张票子上,我瞥见了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号码。我没记住数字,只记住了字母,是Ф。我把桌上的票子都撸到地上,用脚踩着它们——也踩着我自己……我就出来了……

    我在走廊对面的窗台上坐着,还等待着什么。我木然坐了很久。左边响起了脚步声。过来一个老头儿,脸上的皱纹就像扎了窟窿、漏了气的气球;扎破的孔眼里还渗出透明的水滴,慢慢往下流淌。我慢慢似乎感觉到这是眼泪。当老人已经走远了,我才想起来要问他,我招呼他说:“喂,请问您,请问您认不认识号码I-330?……”

    老人回过头来,伤心绝望地甩了一下手,一瘸一拐地走远傍晚,我回到了自己屋里。西边灰蓝色的天空每秒钟都紧张地在抽搐、发颤。从那儿传来沉闷的轰响声。屋顶上布满了焦炭似的黑鸟。

    我倒床睡去。噩梦立刻像野兽似的向我压来,憋得我难以呼吸……

    记事三十八

    提要:我不知道怎么写提要。也许整个提要可以一言蔽之为:被扔掉的香烟。

    我醒了。光线很亮,照得眼睛发疼。我眯起了双眼。脑子里迷漫着蓝色的烟雾,一切都沉浸在迷雾之中。我懵懵懂懂地想起:“可是我并没有开过灯呀,怎么……”

    我倏地从床上下来,一看:桌子后面I坐在那儿,用手支着下巴额,目光讥诮,嘴上挂着一丝笑意望着我……

    现在我正坐在这张桌旁写这篇记事。那紧张得像箍得最紧的弹簧似的十至十五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好像她刚刚关上门出去,还可以追上她,抓住她的双手——也许她会笑起来并对我说……

    I坐在桌子那儿。我向她奔去。

    “是你啊,你!我去过,我看见了你的房间,我以为你……”

    但我还没冲到她面前,她长矛枪似的尖硬的睫毛顶住了我。

    我收住了脚步。我记得,在一统号上,她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我的,我需要立刻,在一秒钟内,把奇+書*網一切都告诉她……要让她相信我,否则永远也不……

    “你听我说,I,我必须……我必须把一切都对你说……不,不,就现在,让我先喝口水……”

    嘴里发干,仿佛里面贴满了吸墨水纸。我倒了杯水,还是干;我把杯子放到桌上,两只手紧紧地捧起了水瓶……

    现在,我眼前飘过一缕蓝烟,这是香烟的烟雾。她把香烟送到嘴边,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贪婪地把烟吞下去,就像我喝水一样,然后她说:“不必了。别说了。你不是已经看见了,我还是来了。下面有人等我。你愿意在我们这最后的几分钟里……”

    她把香烟扔到地上。她倚着软椅的扶手整个身子朝后仰去(那边墙上有开关,可是她手够不到)……我记得,当时软椅一晃,椅子两只脚就离开地面跷了起来。接着窗帘落了下来。

    她走到我面前,紧紧搂住了我。她的膝盖透过衣裙,慢慢地、温柔地、暖融融地,朝我身躯注入能愈合我一切创伤的毒液。

    突然……有时带有这种感觉:当你已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温馨的甜蜜的梦中,突然,有个东西刺痛了你,你猛然一惊,眼睛就又大大地睁开了……现在就是这样:在她房间里那些踩脏的粉红票子里,中间有一张上写着字母Ф和几个数字……这时它们在我脑子里搅和成了一团。甚至现在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感情,但我狠狠挤压了她一下,她竟疼得失声叫了起来……

    那十到十五分钟只剩下最后一分钟。雪白的枕头托着她向后仰着头,眼睛半闭着,还有那一口甜蜜的利齿。这情景总是使我想起什么。这联想既荒唐又使人痛苦,又怎么也挥之不去,其实现在这样想是不应该的,是不必要的。我愈来愈深情地,也愈来愈不留情地紧挤她,我留在她身上青紫的手指印愈来愈清晰……

    她说(没睁开眼睛我注意到了):“听人说,你昨天去见了大恩主?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这时,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好大。我颇有兴味地看着她的脸如何很快地变白,渐渐模糊起来,隐没了——只剩下一对眼睛。

    我一一如实告诉了她。只有一件事,我瞒着没对她说:那就是大恩主最后讲的那些话,说他们需要我只因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说……不,不对,我知道……

    她的脸慢慢又显现出来了,就像在显影液里的一张照片:脸颊、洁白的牙齿和嘴唇。她站了起来,走到衣柜镜子跟前。

    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我倒了杯水想喝,但是心里很不舒服。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问她说:“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件事?”

    她从镜子里望着我。镜子里是一个尖刻的嘲讽的吊梢黛眉三角形。她转过身来,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结果什么也没说。

    她不必说。我知道。

    和她告别吧?我挪动着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腿,把一把椅子碰翻了。它趴在地下,四脚朝天像死了似的,就像她屋里的那把椅子。她的嘴唇冰冷。以前也就在这间房间里,那床前的地板也这么冰冷。

    她走后,我坐在地板上,低头看着她扔在地上的香烟。

    我写不下去,我不愿再写了!

    记事三十九

    提要:结局。

    所有这一切,就像抛进了饱和液中最后的一颗盐粒:它很快分解成一截截针状晶体,硬结了,凝固了,我很明白:一切都已决定——明天早上我要去护卫局,这就等于杀死我自己,但是,可能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复活,因为只有死去后才能复活。

    西边的天空每隔一秒钟,就紧张地震颤几下发出深蓝的颜色。我的脑袋在发热,噗噗地敲击着。我就这样坐了一夜,只是到了早上七点才睡去,那时黑暗已经退去,开始泛出绿色,停栖着黑鸟的屋顶也慢慢显出了轮廓……

    我醒来时,已经十点了(看来,今天铃声没有响过),桌上还是那杯昨晚留下来的水。我口渴之极,一饮而尽,然后赶紧就走:我需要尽快去做,愈快愈好。

    天空——空空荡荡,一片蔚蓝,仿佛狂风暴雨把天空洗劫一空。阴影的边角很尖利,一切仿佛都是由秋天蓝色的空气剪裁出来的,薄薄的,你都不敢用手去碰它,一碰它就会碎成玻璃粉尘。

    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不能想,别想,别想,否则……

    我没有想,甚至我可能没有真正看到什么,只不过反映着外界罢了。这里,马路上方不知从哪里伸展出条条树枝,叶子有绿色的、琥珀色的、绛红色的;天空里飞鸟和飞船交叉着飞来飞去;还有人们的脑袋和张开的嘴,挥动着树枝的手。可能,这一切都在呼喊、啼鸣、嗡嗡营营地作响……

    然后,是一条条空荡荡的街,仿佛瘟疫肆虐后已杳无人迹。

    我记得,我的脚绊着了一个绵软得使人难受的暄松的东西,它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我弯腰一看——是具尸体。他仰天躺着,像女人似的叉开两条弯曲的腿。他的脸……

    我认出了他厚厚的黑人般的嘴唇,他的牙齿仿佛现在还迸发出笑声。他紧眯着眼睛,仿佛还在对我笑。只一秒钟的停留——我跨过他的躯体,赶紧跑了,因为我不能再耽搁,我需要把事情尽快做完,否则我感到,我会像那超量载重的铣轨,发生断裂,坍塌……

    幸好,护卫局那块金字牌子已经离我只有二十来步路。我在门口站住,深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护卫局走廊里,排着不见首尾的长蛇阵,号码们一个挨一个排着,手里拿着几张纸,或是厚厚的本子。他们慢慢地朝前挪上一二步,过一会儿又停住不动了。

    我在队伍旁来回地窜,脑袋像奔马似的在疾驰。我拽住他们的衣袖恳求他们,就像一病人渴望能得到一种虽有剧痛而能药到病除的苦口良药。

    有一个身着制服的妇女,她腰束皮带,臀部两个半球形明显地撅着。她不停地向四周扭动着这两个半球形,仿佛她的眼睛正长在半球上似的。她冲我扑哧笑了声,说:“他肚子疼!你们带他去厕所,那边,右边第二个门……”

    一阵哄笑声。听到这笑声,我觉得喉咙里堵住了,我要马上大喊大叫起来,再不然……再不然……

    突然,背后有人拽住了我的胳膊肘。我回头一看,是一对透明的招风大耳朵。但它们不是平时常见的粉红色,而是红彤彤的。颈脖里的喉结上下移动着,眼看就会把薄薄的外皮扎破。

    “您来这里干什么?”他问我,尖尖的芒刺很快向我钻了进来。

    我抓住了他不放手:“快些,去您的办公室吧!……我需要把一切,马上就去吧!

    能向您报告,这很好……不过向您本人报告可能很可怕,但这样很好,很好……”

    他也认识她,而这使我更痛苦,但是,也许他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那时我们会两个人一起去杀死她,在这最后的一秒钟,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记得,门底下带住了一张纸。当门关上去的时候,它在地板上蹭着。后来,屋里仿佛罩上了一个奇特的、没有空气的大盖子,静悄悄的。如果他说上一句话,哪怕只说一个字,一个无关紧要的字,我会马上全都痛快地说了。但是他缄默着。j我全身紧张得连耳朵都鸣响起来。我对他说(眼睛不敢正视他):“我觉得,我一直恨她,从一开始就恨她。我心里有斗争……

    不过,不不,您别信我说的,我本来可以,但我不愿自拔,我愿意毁灭,这对我来说曾经是最珍贵的……也就是说,不是毁灭,是希望她……甚至现在,现在我已经全都知道了,可是现在我还……您知道,您知道吧,大恩主传我去见过他?”

    “是的,知道。”

    “但是,他对我说的话……您明白吗,他那番话,仿佛从我脚底下抽走了地板,于是我和桌上所有的东西:稿纸、墨水都……墨水泼了,什么都洒上了墨水渍……”

    “还有什么,说吧!快点说!那里还有人等着。”

    于是,我急急忙忙、颠三倒四地把所有的事,所有本子里记的事都说了。说起了那个真正的我,又说起了那个毛茸茸的我。

    说到她当时怎么谈起了我的手——对了,一切都是从这儿开的头。我还说,当时我不愿履行义务,怎么欺骗了自己,她怎么给我弄了假证明,我又如何一天天地生锈腐蚀;还说到了地下长廊和大墙外的种种所见所闻……

    我说得七零八碎,像一团团的乱麻,弄得我气喘吁吁,哼哼哧哧话也说不上来。他那两片双曲线的嘴唇上,挂着一丝讪笑,帮我补上几句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我感激地点头称是……

    后来(不知怎么的)已经由他替我在说话了,我只是听着他,说:“对,后来……对,正是这样,对,对!”

    我感到自己仿佛服用了醚麻剂,从脖子根儿开始发凉,我讷讷问道,“可是怎么,您怎么得知这一切的呢……”

    又一个讥诮的冷笑,没说话,嘴唇的双曲线弯得更厉害……

    后来他说:“告诉您,您对我隐瞒了什么吧?您历数了本墙外所见到的人,但有一个人您却忘记了。您否认得了吗?您记不记得在那里见过我一眼只一秒钟?对,您见到过我。”

    哑场。

    突然,我脑子里像闪电似的一亮,我明白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原来他,他也是他们的人……我拼着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这里报告,以求完成伟绩。岂料这一切,乃至我整个人,我所忍受的痛苦——都是可笑的,就像古代笑话里所写的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①。亚伯拉罕浑身冷汗,已经举刀过头要杀死自己的儿子,突然天上有声音喊道:“何必这样!我不过开了个玩笑……”

    ①耶和华想考验亚伯拉罕对他是否忠诚,吩咐亚伯拉罕把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他带着以撒上山,把以撒绑起来,然后举起尖刀照以撒刺去。上帝让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上帝因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吩咐,肯献出自己独生手作为燔祭,对亚伯拉罕表示称赞和祝福。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嘴上愈来愈明显的双曲线的冷笑,两只手紧紧撑住了桌子边沿,身体随着后面的软椅慢慢地从桌旁移开。然后,我猛然用双手抱住自己,冲了出去,顾不得别人的喊叫,跳下台阶,旁边闪过人们一张张张大的嘴,我慌张地逃跑了……

    我不记得,怎么跑到了地下铁道的公共厕所里。在地面上,一切都在毁灭。历史上最伟大、最理智的文化在崩溃;而这里,不知是谁开的玩笑,一切都照旧,都很美好。四壁亮堂堂,水声轻快地在潺潺流淌,还有那像水流一样的看不见的透明的音乐。但是只要想一想,这一切都在劫难逃,都将埋没于荒草丛中,只有“神话”中才会提到它们……

    我痛苦地大声呻吟起来。这时我感到有人深情地抚摸着我的肩膀。

    这是厕所间里坐在我左边的一个人。他秃头的前额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抛物线,额头上是一道道模糊的、字迹不清的皱纹。

    那里写的都是关于我的事。

    “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他说,“但您无论如何也应该冷静些,何必如此!这一切都会回来的,必定会回来的。只是我的新发现应该公之于世,这很重要。现在我第一个告诉您:我已经计算出来了,并不存在无穷大!”

    我奇怪地瞪了他一眼。

    “真的,我告诉您,无穷大是没有的。如果世界是无限的话,那么物质的密度应该等于零。但我们都知道,它不是零,所以宇宙是有限的。它是球形的,它的半径的平方y2等于平均密度乘以……所以我只需要计算出数值系数,那么……您明白吗,一切都是有限的,简单的,可以计算的。那时我们在哲学上就胜利了,您明白吗?而您,我尊敬的朋友,您妨碍我把题最后演算完,您总在哼哼……”

    我弄不清,什么最使我感到吃惊:是他的发现呢,还是他对开创新时代的坚定不移的态度。这时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和对数刻度表。我明白了,即使全世界都毁灭了,我对你们,我不相识的亲爱的读者们,也有责任把我的记事完整地保留下来”

    我向他要了几张纸。在这些纸上记下了我最后的记事……

    我已经准备结束记事,点上句点,就像古代人在埋葬死者后,在墓穴上插上十字架。但我手里的铅笔哆嗦了一下,从手指缝上掉了下去……

    “您听我说,”我拽了拽他的衣袖说,“您听我对您说嘛!您应该,应该回答我:您的那有限宇宙的最终极限在哪儿?再往远处又是什么呢?”

    他没来得及回答,上面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

    记事四十

    提要:事实。气钟罩。我确信。

    白天。天气晴朗。晴雨表760。难道这里的230页记事,是我Д-503写的吗?难道过去我确实这样感受过,或者只是我自以为这些是我的感受?这里是我的笔迹。下面还是同样的笔迹。但是,幸运的是,仅仅笔迹相同而已,没有什么梦呓,没有荒唐的隐喻,没有什么感情的流露,有的只是事实。因为我很健康,十分健康,绝对健康。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不能大笑:因为我脑袋里的那根刺已被拔除,现在头脑很轻松,空空荡荡。确切地说,不是空荡,而是没有任何妨碍我微笑的奇思异想(微笑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状态)。事实如下:那天晚上,我那位发现宇宙有限之说的邻居和我,以及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被带走了。我们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讲演厅(讲演厅的号码是l12,不知怎么我觉得挺熟悉)。我们被捆在手术台上,接受了伟大的手术。

    第二次,我,Д-503,谒见了大恩主,并对他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幸福的敌人的一切。怎么以前我会感到难以理解呢?真莫名其妙。唯一能解释的是,因为过去我有病(有灵魂)。同天晚上,我和大恩主他大人同桌而坐。这是我初次坐在气钟罩室内。押上来一个女人。她应该当着我的面招供。但这女人坚决不开口,只是微笑着。我发现这女人的牙齿雪白坚利,非常漂亮。

    后来,把她押到气钟罩下。她脸雪白,而眼睛黑幽幽,大大的,十分美丽。当开始从气钟罩里抽出空气时,她的头向后仰去,微微闭上了眼睛,紧紧咬着嘴唇——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她望着我,双手紧紧抓佐了刑椅的扶手,她望着我直到眼睛完全合上。

    于是把她拖出来。电极很快使她苏醒过来。然后又送进气钟罩。

    这样反复了二次,但是她始终不吐一词。和这个女人一起押来的人比她老实些。许多人只受了一次刑,就开始招供了。明天他们全都要送上大恩主的机器,处以极刑。

    已经不能再拖延: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

    但是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

    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

    因为理性必胜。

    奥威尔评评叶·扎米亚京的《我们》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其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十月革命前,也在其后出版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Autres》),我终于借到了一本。

    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于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察——称为“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他经常因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如此重复了三遍,可她没招一个字。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进许多的型号,能使受害者完全液化,瞬间将他化为一缕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处决是以人为祭,而描写处决的那一幕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是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

    不难看出,这本书为何被禁止出版。下面D-503和I-330之间进行的对话(我做了少许删节)完全足以使审查员行使大权:

    “你意识到你所暗示的是革命吗?”

    “当然是革命。为什么不呢?”

    “因为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永远不会再来一场,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几?”

    “你什么意思,最后的数字?”

    “噢,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荒唐啊。数字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干吗说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段落。然而很有可能的是,扎米亚京并非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目标。他写时大约在列宁死的前后,不可能想到斯大林进行的独裁,而1923年俄罗斯的状况并非谁都会反抗,因为生活正变得太安全和舒适了。扎米亚京所针对的,似乎并非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而是工业文明不言自明的目标。他别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不过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我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从《我们》看来,他显然强烈倾向于尚古主义。他1906年坐过沙皇政府的牢,1922年又坐过布尔什维克的牢,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上,他有理由讨厌他在其中生活过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书并非单纯为发泄不满。实际上,它是对“机器”进行的研究,人类有欠思量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却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瓶中。此书倘在英国出版,应该留意找来一读。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 George Orwell《ANIMAL FARM》

    Chapter I

    Mr. Jones, of the Manor Farm, had locked the hen-houses for the night, but was too drunk to remember to shut the pop-holes. With the ring of light from his lantern dancing from side to side, he lurched across the yard, kicked off his boots at the back door, drew himself a last glass of beer from the barrel in the scullery, and made his way up to bed, where Mrs. Jones was already snoring.

    As soon as the light in the bedroom went out there was a stirring and a fluttering all through the farm buildings. Word had gone round during the day that old Major, the prize Middle White boar, had had a strange dream on the previous night and wished to communicate it to the other animals. It had been agreed that they should all meet in the big barn as soon as Mr. Jones was safely out of the way. Old Major (so he was always called, though the name under which he had been exhibited was Willingdon Beauty) was so highly regarded on the farm that everyone was quite ready to lose an hour’s sleep in order to hear what he had to say.

    At one end of the big barn, on a sort of raised platform, Major was already ensconced on his bed of straw, under a lantern which hung from a beam. He was twelve years old and had lately grown rather stout, but he was still a majestic-looking pig, with a wise and benevolent appearanc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is tushes had never been cut. Before long the other animals began to arrive and make themselves comfortable after their different fashions. First came the three dogs, Bluebell, Jessie, and Pincher, and then the pigs, who settled down in the straw immediately in front of the platform. The hens perched themselves on the window-sills, the pigeons fluttered up to the rafters, the sheep and cows lay down behind the pigs and began to chew the cud. The two cart-horses, Boxer and Clover, came in together, walking very slowly and setting down their vast hairy hoofs with great care lest there should be some small animal concealed in the straw. Clover was a stout motherly mare approaching middle life, who had never quite got her figure back after her fourth foal. Boxer was an enormous beast, nearly eighteen hands high, and as strong as any two ordinary horses put together. A white stripe down his nose gave him a somewhat stupid appearance, and in fact he was not of first-rate intelligence, but he was universally respected for his steadiness of character and tremendous powers of work. After the horses came Muriel, the white goat, and Benjamin, the donkey. Benjamin was the oldest animal on the farm, and the worst tempered. He seldom talked, and when he did, it was usually to make some cynical remark–for instance, he would say that God had given him a tail to keep the flies off, but that he would sooner have had no tail and no flies. Alone among the animals on the farm he never laughed. If asked why, he would say that he saw nothing to laugh at. Nevertheless, without openly admitting it, he was devoted to Boxer; the two of them usually spent their Sundays together in the small paddock beyond the orchard, grazing side by side and never speaking.

    The two horses had just lain down when a brood of ducklings, which had lost their mother, filed into the barn, cheeping feebly and wandering from side to side to find some place where they would not be trodden on. Clover made a sort of wall round them with her great foreleg, and the ducklings nestled down inside it and promptly fell asleep. At the last moment Mollie, the foolish, pretty white mare who drew Mr. Jones’s trap, came mincing daintily in, chewing at a lump of sugar. She took a place near the front and began flirting her white mane, hoping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red ribbons it was plaited with. Last of all came the cat, who looked round, as usual, for the warmest place, and finally squeezed herself in between Boxer and Clover; there she purred contentedly throughout Major’s speech without listening to a word of what he was saying.

    All the animals were now present except Moses, the tame raven, who slept on a perch behind the back door. When Major saw that they had all made themselves comfortable and were waiting attentively, he cleared his throat and began:

    “Comrades, you have heard already about the strange dream that I had last night. But I will come to the dream later. I have something else to say first. I do not think, comrades, that I shall be with you for many months longer, and before I die, I feel it my duty to pass on to you such wisdom as I have acquired. I have had a long life, I have had much time for thought as I lay alone in my stall, and I think I may say that I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life on this earth as well as any animal now living. It is about this that I wish to speak to you.

    “Now, comrades,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is life of ours? Let us face it: our lives are miserable, laborious, and short. We are born, we are given just so much food as will keep the breath in our bodies, and those of us who are capable of it are forced to work to the last atom of our strength; and the very instant that our usefulness has come to an end we are slaughtered with hideous cruelty. No animal in England knows the meaning of happiness or leisure after he is a year old. No animal in England is free. The life of an animal is misery and slavery: that is the plain truth.

    “But is this simply part of the order of nature? Is it because this land of ours is so poor that it cannot afford a decent life to those who dwell upon it? No, comrades, a thousand times no! The soil of England is fertile, its climate is good, it is capable of affording food in abundance to an enormously greater number of animals than now inhabit it. This single farm of ours would support a dozen horses, twenty cows, hundreds of sheep–and all of them living in a comfort and a dignity that are now almost beyond our imagining. Why then do we continue in this miserable condition? Because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produce of our labour is stolen from us by human beings. There, comrades, is the answer to all our problems. It is summed up in a single word–Man. Man is the only real enemy we have. Remove Man from the scene, and the root cause of hunger and overwork is abolished for ever.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He does not give milk, he does not lay eggs, he is too weak to pull the plough, he cannot run fast enough to catch rabbits. Yet he i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 Our labour tills the soil, our dung fertilises it, and yet there is not one of us that owns more than his bare skin. You cows that I see before me, how many thousands of gallons of milk have you given during this last year? And what has happened to that milk which should have been breeding up sturdy calves? Every drop of it has gone down the throats of our enemies. And you hens, how many eggs have you laid in this last year, and how many of those eggs ever hatched into chickens? The rest have all gone to market to bring in money for Jones and his men. And you, Clover, where are those four foals you bore, who should have been the support and pleasure of your old age? Each was sold at a year old–you will never see one of them again. In return for your four confinements and all your labour in the fields, what have you ever had except your bare rations and a stall?

    “And even the miserable lives we lead are not allowed to reach their natural span. For myself I do not grumble, for I am one of the lucky ones. I am twelve years old and have had over four hundred children. Such is the natural life of a pig. But no animal escapes the cruel knife in the end. You young porkers who are sitting in front of me, every one of you will scream your lives out at the block within a year. To that horror we all must come–cows, pigs, hens, sheep, everyone. Even the horses and the dogs have no better fate. You, Boxer, the very day that those great muscles of yours lose their power, Jones will sell you to the knacker, who will cut your throat and boil you down for the foxhounds. As for the dogs, when they grow old and toothless, Jones ties a brick round their necks and drowns them in the nearest pond.

    “Is it not crystal clear, then, comrades, that all the evils of this life of ours spring from the tyranny of human beings? Only get rid of Man, and the produce of our labour would be our own. Almost overnight we could become rich and free. What then must we do? Why, work night and day, body and soul,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human race! That is my message to you, comrades: Rebellion! I do not know when that Rebellion will come, it might be in a week or in a hundred years, but I know, as surely as I see this straw beneath my feet, that sooner or later justice will be done. Fix your eyes on that, comrades, throughout the short remainder of your lives! And above all, pass on this message of mine to those who come after you, so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shall carry on the struggle until it is victorious.

    “And remember, comrades, your resolution must never falter. No argument must lead you astray. Never listen when they tell you that Man and the animals have a common interest,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he one is the prosperity of the others. It is all lies. Man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no creature except himself. And among us animals let there be perfect unity, perfect comradeship in the struggle. All men are enemies. All animals are comrades.”

    At this moment there was a tremendous uproar. While Major was speaking four large rats had crept out of their holes and were sitting on their hindquarters, listening to him. The dogs had suddenly caught sight of them, and it was only by a swift dash for their holes that the rats saved their lives. Major raised his trotter for silence.

    “Comrades,” he said, “here is a point that must be settled. The wild creatures, such as rats and rabbits–are they our friends or our enemies? Let us put it to the vote. I propose this question to the meeting: Are rats comrades?”

    The vote was taken at once, and it was agreed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that rats were comrades. There were only four dissentients, the three dogs and the cat, who was afterwards discovered to have voted on both sides. Major continued:

    “I have little more to say. I merely repeat, remember always your duty of enmity towards Man and all his ways. Whatever goes upon two legs is an enemy. Whatever goes upon four legs, or has wings, is a friend. And remember also that in fighting against Man, we must not come to resemble him. Even when you have conquered him, do not adopt his vices. No animal must ever live in a house, or sleep in a bed, or wear clothes, or drink alcohol, or smoke tobacco, or touch money, or engage in trade. All the habits of Man are evil. And, above all, no animal must ever tyrannise over his own kind. Weak or strong, clever or simple, we are all brothers. No animal must ever kill any other animal. All animals are equal.

    “And now, comrades, I will tell you about my dream of last night. I cannot describe that dream to you. It was a dream of the earth as it will be when Man has vanished. But it reminded me of something that I had long forgotten. Many years ago, when I was a little pig, my mother and the other sows used to sing an old song of which they knew only the tune and the first three words. I had known that tune in my infancy, but it had long since passed out of my mind. Last night, however, it came back to me in my dream. And what is more, the words of the song also came back-words, I am certain, which were sung by the animals of long ago and have been lost to memory for generations. I will sing you that song now, comrades. I am old and my voice is hoarse, but when I have taught you the tune, you can sing it better for yourselves. It is called ‘Beasts of England’.”

    Old Major cleared his throat and began to sing. As he had said, his voice was hoarse, but he sang well enough, and it was a stirring tune, something between ‘Clementine’ and ‘La Cucaracha’. The words ran:

    Beasts of England, beasts of Ireland, Beasts of every land and clime, Hearken to my joyful tidings Of the golden future time.

    Soon or late the day is coming, Tyrant Man shall be o’er thrown, And the fruitful fields of England Shall be trod by beasts alone.

    Rings shall vanish from our noses, And the harness from our back, Bit and spur shall rust forever, Cruel whips no more shall crack.

    Riches more than mind can picture, Wheat and barley, oats and hay, Clover, beans, and mangel-wurzels Shall be ours upon that day.

    Bright will shine the fields of England, Purer shall its waters be, Sweeter yet shall blow its breezes On the day that sets us free.

    For that day we all must labour, Though we die before it break; Cows and horses, geese and turkeys, All must toil for freedom’s sake.

    Beasts of England, beasts of Ireland, Beasts of every land and clime, Hearken well and spread my tidings Of the golden future time.

    The singing of this song threw the animals into the wildest excitement. Almost before Major had reached the end, they had begun singing it for themselves. Even the stupidest of them had already picked up the tune and a few of the words, and as for the clever ones, such as the pigs and dogs, they had the entire song by heart within a few minutes. And then, after a few preliminary tries, the whole farm burst out into ‘Beasts of England’ in tremendous unison. The cows lowed it, the dogs whined it, the sheep bleated it, the horses whinnied it, the ducks quacked it. They were so delighted with the song that they sang it right through five times in succession, and might have continued singing it all night if they had not been interrupted.

    Unfortunately, the uproar awoke Mr. Jones, who sprang out of bed, making sure that there was a fox in the yard. He seized the gun which always stood in a corner of his bedroom, and let fly a charge of number 6 shot into the darkness. The pellets buried themselves in the wall of the barn and the meeting broke up hurriedly. Everyone fled to his own sleeping-place. The birds jumped on to their perches, the animals settled down in the straw, and the whole farm was asleep in a moment.

    第一章

    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里。这天晚上,庄园的主人琼斯先生说是已经锁好了鸡棚,但由于他喝得醉意十足,竟把里面的那些小门都忘了关上。他提着马灯踉踉跄跄地穿过院子,马灯光也跟着一直不停地晃来晃去,到了后门,他把靴子一脚一只踢了出去,又从洗碗间的酒桶里舀起最后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才上床休息。此时,床上的琼斯夫人已是鼾声如雷了。

    等那边庄主院卧室里的灯光一熄灭,整个庄园窝棚里就泛起一阵扑扑腾腾的骚动。还在白天的时候,庄园里就风传着一件事,说是老麦哲,就是得过“中等白鬃毛”奖的那头雄猪,在前一天晚上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想要传达给其他动物。老麦哲(他一直被这样称呼,尽管他在参加展览时用的名字是“威灵顿美神”)在庄园了一直德高望重,所以动物们为了聆听他想要讲的事情,都十分乐意牺牲一小时的睡眠。当时,大家都已经同意,等琼斯先生完全走开后,他们就到大谷仓内集合。

    在大谷仓一头一个凸起的台子上,麦哲已经安稳地坐在草垫子上了,在他头顶上方的房梁上悬挂着一盏马灯。他已经十二岁了,近来长得有些发胖,但他依然仪表堂堂。尽管事实上他的犬牙从来没有割剪过,这也并不妨碍他面带着智慧和慈祥。不一会,动物们开始陆续赶来,并按各自不同的方式坐稳了。最先到来的是三条狗,布鲁拜尔、杰西和平彻,猪随后走进来,并立即坐在台子前面的稻草上。鸡栖在窗台上,鸽子扑腾上了房梁,羊和牛躺在猪身后并开始倒嚼起来。两匹套四轮货车的马,鲍克瑟和克拉弗,一块赶来,他们走进时走得很慢,每当他们在落下那巨大的毛乎乎的蹄子时,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草堆里藏着什么小动物。克拉弗是一匹粗壮而慈爱的母马,接近中年。她在生了第四个小驹之后,体形再也没有能恢复原样。鲍克瑟身材高大,有近两米高的个头,强壮得赛过两匹普通马相加,不过,他脸上长了一道直到鼻子的白毛,多少显得有些戆相。实际上,他确实不怎么聪明,但他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干活时那股十足的劲头,使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跟着马后面到的是白山羊穆丽尔,还有那头驴,本杰明。本杰明是庄园里年龄最老的动物,脾气也最糟,他沉默寡言,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少不了说一些风凉话。譬如,他会说上帝给了他尾巴是为了驱赶苍蝇,但他却宁愿没有尾巴也没有苍蝇。庄园里的动物中,唯有他从来没有笑过,要问为什么,他会说他没有看见什么值得好笑的。然而他对鲍克瑟却是真诚相待,只不过没有公开承认罢了。通常,他俩总是一起在果园那边的小牧场上消磨星期天,肩并着肩,默默地吃草。

    这两匹马刚躺下,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小鸭子排成一溜进了大谷仓,吱吱喳喳,东张西望,想找一处不会被踩上的地方。克拉弗用她粗壮的前腿象墙一样地围住他们,小鸭子偎依在里面,很快就入睡了。莫丽来得很晚,这个愚蠢的家伙,长着一身白生生的毛,是一匹套琼斯先生座车的母马。她扭扭捏捏地走进来,一颠一颠地,嘴里还嚼着一块糖。她占了个靠前的位置,就开始抖动起她的白鬃毛,试图炫耀一番那些扎在鬃毛上的红饰带。猫是最后一个来的,她象往常一样,到处寻找最热乎的地方,最后在鲍克瑟和克拉弗当中挤了进去。在麦哲讲演时,她在那儿自始至终都得意地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压根儿没听进麦哲讲的一个字。

    那只驯顺了的乌鸦摩西睡在庄主院后门背后的架子上,除他之外,所有的动物都已到场,看到他们都坐稳了,并聚精会神地等待着,麦哲清了清喉咙,开口说道:

    “同志们,我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个你们都已经听说了,但我想等一会再提它。我想先说点别的事。同志们,我想我和你们在一起呆不了多久了。在我临死之前,我觉得有责任把我已经获得的智慧传授给你们。我活了一辈子,当我独自躺在圈中时,我总在思索,我想我敢说,如同任何一个健在的动物一样,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活在世上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问题。

    “那么,同志们,我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凄惨而艰辛。一生下来,我们得到的食物不过仅仅使我们苟延残喘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还能动一下,我们便会被驱赶着去干活,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我们就会在难以置信的残忍下被宰杀。在英格兰的动物中,没有一个动物在一岁之后懂得什么是幸福或空闲的涵意。没有一个是自由的。显而易见,动物的一生是痛苦的、备受奴役的一生。

    “但是,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那些生长在这里的动物之所以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难道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贫瘠了吗?不!同志们!一千个不!英格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可以养活为数比现在多得多的动物。拿我们这一个庄园来说,就足以养活十二匹马、二十头牛和数百只羊,而且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会过得多么舒适,活得多么体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悲惨境况没有得到改变呢?这是因为,几乎我们的全部劳动所得都被人类窃取走了。同志们,有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我们的所以问题,我可以把它总结为一个字——人,人就是我们唯一真正的仇敌。把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掉,饥饿与过度劳累的根子就会永远拔掉。

    “人是一种最可怜的家伙,什么都产不了,只会挥霍。那些家伙产不了奶,也下不了蛋,瘦弱得拉不动犁,跑起来也是慢吞吞的,连个兔子都逮不住。可那家伙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宰,他驱使他们去干活,给他们报偿却只是一点少得不能再少的草料,仅够他们糊口而已。而他们劳动所得的其余的一切则都被他据为己有。是我们流血流汗在耕耘这块土地,是我们的粪便使它肥沃,可我们自己除了这一副空皮囊之外,又得到了什么呢!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牛,去年一年里,你们已产过多少加仑的奶呢!那些本来可以喂养出许多强壮的牛犊的奶又到哪儿去了呢?每一滴都流进了我们仇敌的喉咙里。还有你们这些鸡、这一年里你们已下了多少只蛋呢?可又有多少孵成了小鸡?那些没有孵化的鸡蛋都被拿到市场上为琼斯和他的伙计们换成了钞票!你呢,克拉弗,你的四匹小马驹到哪儿去了?他们本来是你晚年的安慰和寄托!而他们却都在一岁时给卖掉了,你永远也无法再见到他们了。补偿给你这四次坐月子和在地里劳作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饲料和一间马厩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我们也不能被允许享尽天年。拿我自己来说,我无可抱怨,因为我算是幸运的。我十二岁了,已有四百多个孩子,这对一个猪来说就是应有的生活了。但是,到头来没有一个动物能逃过那残忍的一刀。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小肉猪们,不出一年,你们都将在刀架上嚎叫着断送性命。这恐怖就是我们——牛、猪、鸡、羊等等每一位都难逃的结局。就是马和狗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你,鲍克瑟,有朝一日你那强健的肌肉失去了力气,琼斯就会把你卖给屠马商,屠马商会割断你的喉咙,把你煮了给猎狗吃。而狗呢,等他们老了,牙也掉光了,琼斯就会就近找个池塘,弄块砖头拴再他们的脖子上,把他们沉到水底。

    “那么,同志们,我们这种生活的祸根来自暴虐的人类,这一点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只要驱除了人,我们的劳动所得就会全归我们自己,而且几乎在一夜之间,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奋斗!为了消除人类,全力以赴,不分昼夜地奋斗!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造反!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造反会在何时发生,或许近在一周之内,或许远在百年之后。但我确信,就象看到我蹄子底下的稻草一样确凿无疑,总有一天,正义要申张。同志们,在你们整个短暂的余生中,不要偏离这个目标!尤其是,把我说的福音传给你们的后代,这样,未来的一代一代动物就会继续这一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记住,同志们,你们的誓愿决不可动摇,你们决不要让任何甜言蜜语把你们引入歧途。当他们告诉你们什么人与动物有着共同利益,什么一方的兴衰就是另一方的兴衰,千万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心里想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的利益,此外别无他有。让我们在斗争中协调一致,情同手足。所以的人都是仇敌,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就在这时刻,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嘈杂声。原来,在麦哲讲话时,有四只个头挺大的耗子爬出洞口,蹲坐在后腿上听他演讲,突然间被狗瞧见,幸亏他们迅速窜回洞内,才免遭一死。麦哲抬起前蹄,平静了一下气氛:

    “同志们”,他说,“这里有一点必须澄清。野生的生灵,比如耗子和兔子,是我们的亲友呢还是仇敌?让我们表决一下吧,我向会议提出这个议题:耗子是同志吗?”

    表决立即进行,压倒多数的动物同意耗子是同志。有四个投了反对票,是三条狗和一只猫。后来才发现他们其实投了两次票,包括反对票和赞成票。麦哲继续说道:

    “我还有一点要补充。我只是重申一下,永远记住你们的责任是与人类及其习惯势不两立。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所有靠四肢行走的,或者有翅膀的,都是亲友。还有记住:在同人类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要模仿他们。即使征服了他们,也决不沿用他们的恶习。是动物就决不住在房屋里,决不睡在床上,决不穿衣、喝酒、抽烟,决不接触钞票,从事交易。凡是人的习惯都是邪恶的。而且,千万要注意,任何动物都不能欺压自己的同类。不论是瘦弱的还是强壮的;不论是聪明的还是迟钝的,我们都是兄弟。任何动物都不得伤害其他动物。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

    “现在,同志们,我来谈谈关于昨晚那个梦的事。那是一个在消灭了人类之后的未来世界的梦想,我无法把它描述出来。但它提醒了我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很多年以前,当我还是头小猪时,我母亲和其他母猪经常唱一只古老的歌,那支歌,连她们也只记得个曲调和头三句歌词。我很小的时候就对那曲调熟悉了。但我也忘了很久了。然而昨天晚上,我又在梦中回想起来了,更妙的是,歌词也在梦中出现,这歌词,我敢肯定,就是很久以前的动物唱的、并且失传很多代的那首歌词。现在我就想唱给你们听听,同志们,我老了,嗓音也沙哑了,但等我把你们教会了,你们会唱得更好的。他叫‘英格兰兽’。”

    老麦哲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唱了起来,正如他说的那样,他声音沙哑,但唱得很不错。那首歌曲调慷慨激昂,旋律有点介于“Clementine”和“LaCucuracha”之间。歌词是这样的:

    英格兰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的兽,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

    倾听那金色的未来。

    那一天迟早要到来,

    暴虐的人类终将消灭,

    富饶的英格兰大地,

    将只留下我们的足迹。

    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

    我们的背上不再配鞍,

    蹶子、马刺会永远锈蚀

    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

    那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

    小麦、大麦、干草、燕麦

    苜宿、大豆还有甜菜,

    那一天将全归我侪。

    那一天我们将自由解放,

    阳光普照英格兰大地,

    水会更纯净,

    风也更柔逸。

    哪怕我们活不到那一天,

    但为了那一天我们岂能等闲,

    牛、马、鹅、鸡

    为自由务须流血汗。

    英格兰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的兽,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

    倾听那金色的未来。

    唱着这支歌,动物们陷入了情不自禁的亢奋之中。几乎还没有等麦哲唱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唱了。连最迟钝的动物也已经学会了曲调和个别歌词了。聪明一些的,如猪和狗,几分钟内就全部记住了整首歌。然后,他们稍加几次尝试,就突然间齐声合唱起来,整个庄园顿时回荡着这震天动地的歌声。牛哞哞地叫,狗汪汪地吠,羊咩咩地喊,马嘶嘶地鸣,鸭子嘎嘎地唤。唱着这首歌,他们是多么地兴奋,以至于整整连着唱了五遍,要不是中途被打断,他们真有可能唱个通宵。

    不巧,喧嚣声吵醒了琼斯先生,他自以为是院子中来了狐狸,便跳下床,操起那支总是放在卧室墙角的猎枪,用装在膛里的六号子弹对着黑暗处开了一枪,弹粒射进大谷仓的墙里。会议就此匆匆解散。动物们纷纷溜回自己的窝棚。家禽跳上了他们的架子,家畜卧到了草堆里,顷刻之间,庄园便沉寂下来。

    Chapter II

    Three nights later old Major died peacefully in his sleep. His body was buried at the foot of the orchard.

    This was early in March. During the next three months there was much secret activity. Major’s speech had given to the more intelligent animals on the farm a completely new outlook on life. They did not know when the Rebellion predicted by Major would take place, they had no reason for thinking that it would be within their own lifetime, but they saw clearly that it was their duty to prepare for it. The work of teaching and organising the others fell naturally upon the pigs, who were generally recognised as being the cleverest of the animals. Pre-eminent among the pigs were two young boars named Snowball and Napoleon, whom Mr. Jones was breeding up for sale. Napoleon was a large, rather fierce-looking Berkshire boar, the only Berkshire on the farm, not much of a talker, but with a reputation for getting his own way. Snowball was a more vivacious pig than Napoleon, quicker in speech and more inventive, but was not considered to have the same depth of character. All the other male pigs on the farm were porkers. The best known among them was a small fat pig named Squealer, with very round cheeks, twinkling eyes, nimble movements, and a shrill voice. He was a brilliant talker, and when he was arguing some difficult point he had a way of skipping from side to side and whisking his tail which was somehow very persuasive. The others said of Squealer that he could turn black into white.

    These three had elaborated old Major’s teachings into a complete system of thought, to which they gave the name of Animalism. Several nights a week, after Mr. Jones was asleep, they held secret meetings in the barn and expounded the principles of Animalism to the others. At the beginning they met with much stupidity and apathy. Some of the animals talked of the duty of loyalty to Mr. Jones, whom they referred to as “Master,” or made elementary remarks such as “Mr. Jones feeds us. If he were gone, we should starve to death.” Others asked such questions as “Why should we care what happens after we are dead?” or “If this Rebellion is to happen anyway,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ether we work for it or not?”, and the pigs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making them see that this wa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Animalism. The stupidest questions of all were asked by Mollie, the white mare.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she asked Snowball was: “Will there still be sugar after the Rebellion?”

    “No,” said Snowball firmly. “We have no means of making sugar on this farm. Besides, you do not need sugar. You will have all the oats and hay you want.”

    “And shall I still be allowed to wear ribbons in my mane?” asked Mollie.

    “Comrade,” said Snowball, “those ribbons that you are so devoted to are the badge of slavery. Can you not understand that liberty is worth more than ribbons?”

    Mollie agreed, but she did not sound very convinced.

    The pigs had an even harder struggle to counteract the lies put about by Moses, the tame raven. Moses, who was Mr. Jones’s especial pet, was a spy and a tale-bearer, but he was also a clever talker. He claimed to know of the existence of a mysterious country called Sugarcandy Mountain, to which all animals went when they died. It was situated somewhere up in the sky, a little distance beyond the clouds, Moses said. In Sugarcandy Mountain it was Sunday seven days a week, clover was in season all the year round, and lump sugar and linseed cake grew on the hedges. The animals hated Moses because he told tales and did no work, but some of them believed in Sugarcandy Mountain, and the pigs had to argue very hard to persuade them that there was no such place.

    Their most faithful disciples were the two cart-horses, Boxer and Clover. These two had great difficulty in thinking anything out for themselves, but having once accepted the pigs as their teachers, they absorbed everything that they were told, and passed it on to the other animals by simple arguments. They were unfailing in their attendance at the secret meetings in the barn, and led the singing of ‘Beasts of England’, with which the meetings always ended.

    Now, as it turned out, the Rebellion was achieved much earlier and more easily than anyone had expected. In past years Mr. Jones, although a hard master, had been a capable farmer, but of late he had fallen on evil days. He had become much disheartened after losing money in a lawsuit, and had taken to drinking more than was good for him. For whole days at a time he would lounge in his Windsor chair in the kitchen, reading the newspapers, drinking, and occasionally feeding Moses on crusts of bread soaked in beer. His men were idle and dishonest, the fields were full of weeds, the buildings wanted roofing, the hedges were neglected, and the animals were underfed.

    June came and the hay was almost ready for cutting. On Midsummer’s Eve, which was a Saturday, Mr. Jones went into Willingdon and got so drunk at the Red Lion that he did not come back till midday on Sunday. The men had milked the cows in the early morning and then had gone out rabbiting, without bothering to feed the animals. When Mr. Jones got back he immediately went to sleep on the drawing-room sofa with the News of the World over his face, so that when evening came, the animals were still unfed. At last they could stand it no longer. One of the cows broke in the door of the store-shed with her horn and all the animals began to help themselves from the bins. It was just then that Mr. Jones woke up. The next moment he and his four men were in the store-shed with whips in their hands, lashing out in all directions. This was more than the hungry animals could bear. With one accord, though nothing of the kind had been planned beforehand, they flung themselves upon their tormentors. Jones and his men suddenly found themselves being butted and kicked from all sides.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out of their control. They had never seen animals behave like this before, and this sudden uprising of creatures whom they were used to thrashing and maltreating just as they chose, frightened them almost out of their wits. After only a moment or two they gave up trying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ook to their heels. A minute later all five of them were in full flight down the cart-track that led to the main road, with the animals pursuing them in triumph.

    Mrs. Jones looked out of the bedroom window, saw what was happening, hurriedly flung a few possessions into a carpet bag, and slipped out of the farm by another way. Moses sprang off his perch and flapped after her, croaking loudly. Meanwhile the animals had chased Jones and his men out on to the road and slammed the five-barred gate behind them. And so, almost before they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the Rebellion had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through: Jones was expelled, and the Manor Farm was theirs.

    For the first few minutes the animals could hardly believe in their good fortune. Their first act was to gallop in a body right rou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arm, as though to make quite sure that no human being was hiding anywhere upon it; then they raced back to the farm buildings to wipe out the last traces of Jones’s hated reign. The harness-room at the end of the stables was broken open; the bits, the nose-rings, the dog-chains, the cruel knives with which Mr. Jones had been used to castrate the pigs and lambs, were all flung down the well. The reins, the halters, the blinkers, the degrading nosebags, were thrown on to the rubbish fire which was burning in the yard. So were the whips. All the animals capered with joy when they saw the whips going up in flames. Snowball also threw on to the fire the ribbons with which the horses’ manes and tails had usually been decorated on market days.

    “Ribbons,” he sai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clothes, which are the mark of a human being. All animals should go naked.”

    When Boxer heard this he fetched the small straw hat which he wore in summer to keep the flies out of his ears, and flung it on to the fire with the rest.

    In a very little while the animals had destroyed everything that reminded them of Mr. Jones. Napoleon then led them back to the store-shed and served out a double ration of corn to everybody, with two biscuits for each dog. Then they sang ‘Beasts of England’ from end to end seven times running, and after that they settled down for the night and slept as they had never slept before.

    But they woke at dawn as usual, and suddenly remembering the glorious thing that had happened, they all raced out into the pasture together. A little way down the pasture there was a knoll that commanded a view of most of the farm. The animals rushed to the top of it and gazed round them in the clear morning light. Yes, it was theirs–everything that they could see was theirs! In the ecstasy of that thought they gambolled round and round, they hurled themselves into the air in great leaps of excitement. They rolled in the dew, they cropped mouthfuls of the sweet summer grass, they kicked up clods of the black earth and snuffed its rich scent. Then they made a tour of inspection of the whole farm and surveyed with speechless admiration the ploughland, the hayfield, the orchard, the pool, the spinney. It was as though they had never seen these things before, and even now they could hardly believe that it was all their own.

    Then they filed back to the farm buildings and halted in silence outside the door of the farmhouse. That was theirs too, but they were frightened to go inside. After a moment, however, Snowball and Napoleon butted the door open with their shoulders and the animals entered in single file, walking with the utmost care for fear of disturbing anything. They tiptoed from room to room, afraid to speak above a whisper and gazing with a kind of awe at the unbelievable luxury, at the beds with their feather mattresses, the looking-glasses, the horsehair sofa, the Brussels carpet, the lithograph of Queen Victoria over the drawing-room mantelpiece. They were just coming down the stairs when Mollie was discovered to be missing. Going back, the others found that she had remained behind in the best bedroom. She had taken a piece of blue ribbon from Mrs. Jones’s dressing-table, and was holding it against her shoulder and admiring herself in the glass in a very foolish manner. The others reproached her sharply, and they went outside. Some hams hanging in the kitchen were taken out for burial, and the barrel of beer in the scullery was stove in with a kick from Boxer’s hoof, otherwise nothing in the house was touched. A unanimous resolution was passed on the spot that the farmhouse should be preserved as a museum. All were agreed that no animal must ever live there.

    The animals had their breakfast, and then Snowball and Napoleon called them together again.

    “Comrades,” said Snowball, “it is half-past six and we have a long day before us. Today we begin the hay harvest. But there is another matter that must be attended to first.”

    The pigs now revealed that during the past three months they had taught themselves to read and write from an old spelling book which had belonged to Mr. Jones’s children and which had been thrown on the rubbish heap. Napoleon sent for pots of black and white paint and led the way down to the five-barred gate that gave on to the main road. Then Snowball (for it was Snowball who was best at writing) took a brush between the two knuckles of his trotter, painted out MANOR FARM from the top bar of the gate and in its place painted ANIMAL FARM. This was to be the name of the farm from now onwards. After this they went back to the farm buildings, where Snowball and Napoleon sent for a ladder which they caused to be set against the end wall of the big barn. They explained that by their studies of the past three months the pigs had succeeded in reducing the principles of Animalism to Seven Commandments. These Seven Commandments would now be inscribed on the wall; they would form an unalterable law by which all the animals on Animal Farm must live for ever after. With some difficulty (for it is not easy for a pig to balance himself on a ladder) Snowball climbed up and set to work, with Squealer a few rungs below him holding the paint-pot. The Commandments were written on the tarred wall in great white letters that could be read thirty yards away. They ran thus:

    THE SEVEN COMMANDMENTS1. Whatever goes upon two legs is an enemy.2. Whatever goes upon four legs, or has wings, is a friend.3. No animal shall wear clothes.4. No animal shall sleep in a bed.5. No animal shall drink alcohol.6. No animal shall kill any other animal.7. All animals are equal.

    It was very neatly written, and except that “friend” was written “freind” and one of the “S’s” was the wrong way round, the spelling was correct all the way through. Snowball read it alou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thers. All the animals nodded in complete agreement, and the cleverer ones at once began to learn the Commandments by heart.

    “Now, comrades,” cried Snowball, throwing down the paint-brush, “to the hayfield! Let us make it a point of honour to get in the harvest more quickly than Jones and his men could do.”

    But at this moment the three cows, who had seemed uneasy for some time past, set up a loud lowing. They had not been milked for twenty-four hours, and their udders were almost bursting. After a little thought, the pigs sent for buckets and milked the cows fairly successfully, their trotters being well adapted to this task. Soon there were five buckets of frothing creamy milk at which many of the animals looked with considerable interes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all that milk?” said someone.

    “Jones used sometimes to mix some of it in our mash,” said one of the hens.

    “Never mind the milk, comrades!” cried Napoleon, placing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buckets. “That will be attended to. The harvest is more important. Comrade Snowball will lead the way. I shall follow in a few minutes. Forward, comrades! The hay is waiting.”

    So the animals trooped down to the hayfield to begin the harvest, and when they came back in the evening it was noticed that the milk had disappeared.

    第二章

    三天之后,老麦哲在安睡中平静地死去。遗体埋在苹果园脚下。

    这是三月初的事。

    从此以后的三个月里,有很多秘密活动。麦哲的演讲给庄园里那些比较聪明的动物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观念。他们不知道麦哲预言的造反什么时候才能发生,他们也无法想象造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内到来。但他们清楚地晓得,为此作准备就是他们的责任。训导和组织其他动物的工作,自然地落在猪的身上,他们被一致认为是动物中最聪明的。而其中最杰出的是两头名叫斯诺鲍和拿破仑的雄猪,他们是琼斯先生为出售喂养的。拿破仑是头伯克夏雄猪,也是庄园中唯一的伯克夏种,个头挺大,看起来很凶,说话不多,素以固执而出名。相比之下,斯诺鲍要伶俐多了,口才好,也更有独创性,但看起来个性上没有拿破仑那么深沉。庄园里其他的猪都是肉猪。他们中最出名的是一头短小而肥胖的猪,名叫斯奎拉。他长着圆圆的面颊,炯炯闪烁的眼睛,动作敏捷,声音尖细,是个不可多得的演说家。尤其是在阐述某些艰深的论点时,他习惯于边讲解边来回不停地蹦跳,同时还甩动着尾巴。而那玩意儿不知怎么搞地就是富有蛊惑力。别的动物提到斯奎拉时,都说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这三头猪把老麦哲的训导用心琢磨,推敲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称之为“动物主义”。每周总有几个夜晚,等琼斯先生入睡后,他们就在大户仓里召集秘密会议,向其他动物详细阐述动物主义的要旨。起初,他们针对的是那些迟钝和麻木的动物。这些动物中,有一些还大谈什么对琼斯先生的忠诚的义务,把他视为“主人”,提出很多浅薄的看法,比如“琼斯先生喂养我们,如果他走了,我们会饿死的”。等等。还有的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干嘛要关心我们死后才能发生的事情?”或者问:“如果造反注定要发生,我们干不干又有什么关系?”因而,为了教他们懂得这些说法都是与动物主义相悖离的,猪就下了很大的功夫。这愚蠢的问题是那匹白雌马莫丽提出来的,她向斯诺鲍最先问的问题是:“造反以后还有糖吗?”

    “没有”,斯诺鲍坚定地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庄园制糖,再说,你不需要糖,而你想要的燕麦和草料你都会有的”。

    “那我还能在鬃毛上扎饰带吗?”莫丽问。

    “同志”,斯诺鲍说,“那些你如此钟爱的饰带全是奴隶的标记。你难道不明白自由比饰带更有价值吗?”

    莫丽同意了,但听起来并不十分肯定。

    猪面对的更困难的事情,是对付那只驯顺了的乌鸦摩西散布的谎言。摩西这个琼斯先生的特殊宠物,是个尖细和饶舌的家伙,还是个灵巧的说客。他声称他知道有一个叫做“蜜糖山”的神秘国度,那里是所有动物死后的归宿。它就在天空中云层上面的不远处。摩西说,在蜜糖山,每周七天,天天都是星期天,一年四季都有苜蓿,在那里,方糖和亚麻子饼就长在树篱上。动物们憎恶摩西,因为他光说闲话而不干活,但动物中也有相信蜜糖山的。所以,猪不得不竭力争辩,教动物们相信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一个地方。

    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是那两匹套货车的马,鲍克瑟和克拉弗。对他们俩来说,靠自己想通任何问题都很困难。而一旦把猪认作他们的导师,他们便吸取了猪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还通过一些简单的讨论把这些道理传授给其他的动物。大谷仓中的秘密会议,他们也从不缺席。每当会议结束要唱那首“英格兰兽”时,也由他们带头唱起。

    这一阵子,就结果而言,造反之事比任何一个动物所预期的都要来得更早也更顺利。在过去数年间,琼斯先生尽管是个冷酷的主人,但不失为一位能干的庄园主,可是近来,他正处于背运的时候,打官司中赔了钱,他更沮丧沉沦,于是拼命地喝酒。有一阵子,他整日呆在厨房里,懒洋洋地坐在他的温莎椅上,翻看着报纸,喝着酒,偶尔把干面包片在啤酒里沾一下喂给摩西。他的伙计们也无所事事,这不守职。田地里长满了野草,窝棚顶棚也漏了,树篱无人照管,动物们饥肠辘辘。

    六月,眼看到了收割牧草的时节。在施洗约翰节的前夕,那一天是星期六,琼斯先生去了威灵顿,在雷德兰喝了个烂醉,直到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正午时分才赶回来。他的伙计们一大早挤完牛奶,就跑出去打兔子了,没有操心给动物添加草料。而琼斯先生一回来,就在客厅里拿了一张《世界新闻》报盖在脸上,在沙发上睡着了。所以一直到晚上,动物们还没有给喂过。他们终于忍受不住了,有一头母牛用角撞开了贮藏棚的门,于是,所有的动物一拥而上,自顾自地从饲料箱里抢东西。就在此刻,琼斯先生醒了。不一会儿,他和他的四个伙计手里拿着鞭子出现在贮藏棚,上来就四处乱打一气。饥饿的动物哪里还受到了这个,尽管毫无任何预谋,但都不约而同地,猛地扑向这些折磨他们的主人。琼斯先生一伙忽然发现他们自己正处在四面被围之中。被犄角抵,被蹄子踢,形势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从前还没有见到动物这样的举动,他们曾经是怎样随心所欲的鞭笞和虐待这一群畜牲!而这群畜牲们的突然暴动吓得他们几乎不知所措。转眼工夫,他们放弃自卫,拔腿便逃。又过了个把分钟,在动物们势如破竹的追赶下,他们五个人沿着通往大路的车道仓皇败逃。

    琼斯夫人在卧室中看到窗外发生的一切,匆忙拆些细软塞进一个毛毡手提包里,从另一条路上溜出了庄园。摩西从他的架子上跳起来,扑扑腾腾地尾随着琼斯夫人,呱呱地大声叫着。这时,动物们已经把琼斯一伙赶到外面的大路上,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五栅门。就这样,在他们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造反已经完全成功了:琼斯被驱逐了,曼纳庄园成了他们自己的。

    起初,有好大一会,动物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好运气。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沿着庄园奔驰着绕了一圈,仿佛是要彻底证实一下再也没有人藏在庄园里了。接着,又奔回窝棚中,把那些属于可憎的琼斯统治的最后印迹消除掉。马厩端头的农具棚被砸开了,嚼子、鼻环、狗用的项圈,以及琼斯先生过去常为阉猪、阉羊用的残酷的刀子,统统给丢进井里。缰绳、笼头、眼罩和可耻的挂在马脖子上的草料袋,全都与垃圾一起堆到院中,一把火烧了。鞭子更不例外。动物们眼看着鞭子在火焰中烧起,他们全都兴高采烈的欢呼雀跃起来。斯诺鲍还把饰带也扔进火里,那些饰带是过去常在赶集时扎在马鬃和马尾上用的。

    “饰带”,他说道,“应该视同衣服,这是人类的标记。所有的动物都应该一丝不挂”。

    鲍克瑟听到这里,便把他夏天戴的一顶小草帽也拿出来,这顶草帽本来是防止蝇虫钻入耳朵才戴的,他也把它和别的东西一道扔进了人火中。

    不大一会儿,动物们便把所有能引起他们联想到琼斯先生的东西全毁完了。然后,拿破仑率领他们回到贮藏棚里,给他们分发了双份玉米,给狗发了双份饼干。接着,他们从头至尾把“英格兰兽”唱了七遍。然后安顿下来,而且美美睡了一夜,好象他们还从来没有睡过觉似的。

    但他们还是照常在黎明时醒来,转念想起已经发生了那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全都跑出来,一起冲向大牧场。通向牧场的小路上,有一座小山包,在那里,可以一览整个庄园的大部分景色。动物们冲到小山包顶上,在清新的晨曦中四下注视。是的,这是他们的——他们目光所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的!在这个念头带来的狂喜中,他们兜着圈子跳呀、蹦呀,在喷涌而来的极度激动中,他们猛地蹦到空中。他们在露水上打滚,咀嚼几口甜润的夏草;他们踢开黑黝黝的田土,使劲吮吸那泥块中浓郁的香味。然后,他们巡视庄园一周,在无声的赞叹中查看了耕地、牧场、果树园、池塘和树丛。仿佛他们以前还从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似的。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刻,他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

    后来,他们列队向庄园的窝棚走去,在庄主院门外静静地站住了。这也是他们的,可是,他们却惶恐得不敢进去。过一会儿,斯诺鲍和拿破仑用肩撞开门,动物们才鱼贯而入,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弄乱了什么。他们踮起蹄子尖一个屋接一个屋地走过,连比耳语大一点的声音都不敢吱一下,出于一种敬畏,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难以置信的奢华,盯着镜子、马鬃沙发和那些用他们的羽绒制成的床铺,还有布鲁塞尔毛圈地毯,以及放在客厅壁炉台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平版肖像。当他们拾级而下时,发现莫丽不见了。再折身回去,才见她呆在后面一间最好的卧室里。她在琼斯夫人的梳妆台上拿了一条蓝饰带,傻下唧唧地在镜子前面贴着肩臭美起来。在大家严厉的斥责下,她这才又走了出来。挂在厨房里的一些火腿也给拿出去埋了,洗碗间的啤酒桶被鲍克瑟踢了个洞。除此之外,房屋里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过。在庄主院现场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庄主院应保存起来作为博物馆。大家全都赞成:任何动物都不得在次居住。

    动物们用完早餐,斯诺鲍和拿破仑再次召集起他们。

    “同志们”,斯诺鲍说道,“现在是六点半,下面还有整整一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牧草,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得先商量一下”。

    这时,大家才知道猪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从一本旧的拼读书本上自学了阅读和书写。那本书曾是琼斯先生的孩子的,早先被扔到垃圾堆里。拿破仑叫拿来几桶黑漆和白漆,带领大家来到朝着大路的五栅门。接着,斯诺鲍(正是他才最擅长书写)用蹄子的双趾捏起一支刷子,涂掉了栅栏顶的木牌上的“曼纳庄园”几个字,又在那上面写上“动物庄园”。这就是庄园以后的名字。写完后,他们又回到窝棚那里,斯诺鲍和拿破仑又叫拿来一架梯子,并让把梯子支在大谷仓的墙头。他们解释说,经过过去三个月的研讨,他们已经成功地把动物主义的原则简化为“七戒”,这“七戒”将要题写在墙上,它们将成为不可更改的法律,所有动物庄园的动物都必须永远遵循它生活。斯诺鲍好不容易才爬了上去(因为猪不易的梯子上保持平衡)并开始忙乎起来,斯奎拉在比他低几格的地方端着油漆桶。在刷过柏油的墙上,用巨大的字体写着“七诫”。字是白色的,在三十码以外清晰可辨。它们是这样写的:

    七诫

    1.凡靠两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

    2.凡靠四肢行走者,或者长翅膀者,皆为亲友;

    3.任何动物不得着衣;

    4.任何动物不得卧床;

    5.任何动物不得饮酒;

    6.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

    7.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写得十分潇洒,除了把亲友“friend”写成了“freind”,以及其中有一处“S”写反之外,全部拼写得很正确。斯诺鲍大声念给别的动物听,所有在场的动物都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较为聪明一些的动物立即开始背诵起来。

    “现在,同志们”,斯诺鲍扔下油漆刷子说道,“到牧场上去!我们要争口气,要比琼斯他们一伙人更快地收完牧草”。

    就在这时刻,早已有好大一会显得很不自在的三头母牛发出振耳的哞哞声。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给她们挤奶了。她们的奶子快要胀破了。猪稍一寻思,让取来奶桶,相当成功地给母牛挤了奶,他们的蹄子十分适于干这个活。很快,就挤满了五桶冒着沫的乳白色牛奶,许多动物津津有味地瞧着奶桶中的奶。

    “这些牛奶可怎么办呢?”有一个动物问答。

    “琼斯先生过去常常给我们的谷糠饲料中掺一些牛奶”,有只母鸡说道。

    “别理会牛奶了,同志们!”站在奶桶前的拿破仑大声喊道,“牛奶会给照看好的,收割牧草才更重了,斯诺鲍同志领你们去,我随后就来。前进,同志们!牧草在等待着!”

    于是,动物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大牧场,开始了收割。当他们晚上收工回来的时候,大家注意的:牛奶已经不见了。

    Chapter III

    How they toiled and sweated to get the hay in! But their efforts were rewarded, for the harvest was an even bigger success than they had hoped.

    Sometimes the work was hard; the implements had been designed for human beings and not for animals, and it was a great drawback that no animal was able to use any tool that involved standing on his hind legs. But the pigs were so clever that they could think of a way round every difficulty. As for the horses, they knew every inch of the field, and in fact understood the business of mowing and raking far better than Jones and his men had ever done. The pigs did not actually work, but directed and supervised the others. With their superior knowledge it was natural that they should assume the leadership. Boxer and Clover would harness themselves to the cutter or the horse-rake (no bits or reins were needed in these days, of course) and tramp steadily round and round the field with a pig walking behind and calling out “Gee up, comrade!” or “Whoa back, comrade!” as the case might be. And every animal down to the humblest worked at turning the hay and gathering it. Even the ducks and hens toiled to and fro all day in the sun, carrying tiny wisps of hay in their beaks. In the end they finished the harvest in two days’ less time than it had usually taken Jones and his men. Moreover, it was the biggest harvest that the farm had ever seen. There was no wastage whatever; the hens and ducks with their sharp eyes had gathered up the very last stalk. And not an animal on the farm had stolen so much as a mouthful.

    All through that summer the work of the farm went like clockwork. The animals were happy as they had never conceived it possible to be. Every mouthful of food was an acute positive pleasure, now that it was truly their own food, produced by themselves and for themselves, not doled out to them by a grudging master. With the worthless parasitical human beings gone, there was more for everyone to eat. There was more leisure too, inexperienced though the animals were. They met with many difficulties–for instance, later in the year, when they harvested the corn, they had to tread it out in the ancient style and blow away the chaff with their breath, since the farm possessed no threshing machine–but the pigs with their cleverness and Boxer with his tremendous muscles always pulled them through. Boxer was the admiration of everybody. He had been a hard worker even in Jones’s time, but now he seemed more like three horses than one; there were days when the entire work of the farm seemed to rest on his mighty shoulders. From morning to night he was pushing and pulling, always at the spot where the work was hardest. He had made an arrangement with one of the cockerels to call him in the mornings half an hour earlier than anyone else, and would put in some volunteer labour at whatever seemed to be most needed, before the regular day’s work began. His answer to every problem, every setback, was “I will work harder!”–which he had adopted as his personal motto.

    But everyone worked according to his capacity The hens and ducks, for instance, saved five bushels of corn at the harvest by gathering up the stray grains. Nobody stole, nobody grumbled over his rations, the quarrelling and biting and jealousy which had been normal features of life in the old days had almost disappeared. Nobody shirked–or almost nobody. Mollie, it was true, was not good a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s, and had a way of leaving work early on the ground that there was a stone in her hoof.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cat was somewhat peculiar. It was soon noticed that when there was work to be done the cat could never be found. She would vanish for hours on end, and then reappear at meal-times, or in the evening after work was over, as though nothing had happened. But she always made such excellent excuses, and purred so affectionately, that it was impossible not to believe in her good intentions. Old Benjamin, the donkey, seemed quite unchanged since the Rebellion. He did his work in the same slow obstinate way as he had done it in Jones’s time, never shirking and never volunteering for extra work either. About the Rebellion and its results he would express no opinion. When asked whether he was not happier now that Jones was gone, he would say only “Donkeys live a long time. None of you has ever seen a dead donkey,” and the others had to be content with this cryptic answer.

    On Sundays there was no work. Breakfast was an hour later than usual, and after breakfast there was a ceremony which was observed every week without fail. First came the hoisting of the flag. Snowball had found in the harness-room an old green tablecloth of Mrs. Jones’s and had painted on it a hoof and a horn in white. This was run up the flagstaff in the farmhouse garden every Sunday morning. The flag was green, Snowball explained, to represent the green fields of England, while the hoof and horn signified the future Republic of the Animals which would arise when the human race had been finally overthrown.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flag all the animals trooped into the big barn for a general assembly which was known as the Meeting. Here the work of the coming week was planned out and re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and debated. It was always the pigs who put forward the resolutions. The other animals understood how to vote, but could never think of any resolutions of their own. Snowball and Napoleon were by far the most active in the debates. But it was noticed that these two were never in agreement: whatever suggestion either of them made, the other could be counted on to oppose it. Even when it was resolved–a thing no one could object to in itself–to set aside the small paddock behind the orchard as a home of rest for animals who were past work, there was a stormy debate over the correct retiring age for each class of animal. The Meeting always ended with the singing of ‘Beasts of England’, and the afternoon was given up to recreation.

    The pigs had set aside the harness-room as a headquarters for themselves. Here, in the evenings, they studied blacksmithing, carpentering, and other necessary arts from books which they had brought out of the farmhouse. Snowball also busied himself with organising the other animals into what he called Animal Committees. He was indefatigable at this. He formed the Egg Production Committee for the hens, the Clean Tails League for the cows, the Wild Comrades’ Re-education Committee (the object of this was to tame the rats and rabbits), the Whiter Wool Movement for the sheep, and various others, besides instituting class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On the whole, these projects were a failure. The attempt to tame the wild creatures, for instance, broke down almost immediately. They continued to behave very much as before, and when treated with generosity, simply took advantage of it. The cat joined the Re-education Committee and was very active in it for some days. She was seen one day sitting on a roof and talking to some sparrows who were just out of her reach. She was telling them that all animals were now comrades and that any sparrow who chose could come and perch on her paw; but the sparrows kept their distance.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classes, however, were a great success. By the autumn almost every animal on the farm was literate in some degree.

    As for the pigs, they could already read and write perfectly. The dogs learned to read fairly well, but were not interested in reading anything except the Seven Commandments. Muriel, the goat, could read somewhat better than the dogs, and sometimes used to read to the others in the evenings from scraps of newspaper which she found on the rubbish heap. Benjamin could read as well as any pig, but never exercised his faculty. So far as he knew, he said, there was nothing worth reading. Clover learnt the whole alphabet, but could not put words together. Boxer could not get beyond the letter D. He would trace out A, B, C, D, in the dust with his great hoof, and then would stand staring at the letters with his ears back, sometimes shaking his forelock, trying with all his might to remember what came next and never succeeding. On several occasions, indeed, he did learn E, F, G, H, but by the time he knew them, it was always discovered that he had forgotten A, B, C, and D. Finally he decided to be content with the first four letters, and used to write them out once or twice every day to refresh his memory. Mollie refused to learn any but the six letters which spelt her own name. She would form these very neatly out of pieces of twig, and would then decorate them with a flower or two and walk round them admiring them.

    None of the other animals on the farm could get further than the letter A.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stupider animals, such as the sheep, hens, and ducks, were unable to learn the Seven Commandments by heart. After much thought Snowball declared that the Seven Commandments could in effect be reduced to a single maxim, namely: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This, he said, contained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of Animalism. Whoever had thoroughly grasped it would be safe from human influences. The birds at first objected, since it seemed to them that they also had two legs, but Snowball proved to them that this was not so.

    “A bird’s wing, comrades,” he said, “is an organ of propulsion and not of manipulation. It should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leg. The distinguishing mark of man is the HAND, the instrument with which he does all his mischief.”

    The birds did not understand Snowball’s long words, but they accepted his explanation, and all the humbler animals set to work to learn the new maxim by heart.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was inscribed on the end wall of the barn, above the Seven Commandments and in bigger letters When they had once got it by heart, the sheep developed a great liking for this maxim, and often as they lay in the field they would all start bleating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and keep it up for hours on end, never growing tired of it.

    Napoleon took no interest in Snowball’s committees. He said that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for those who were already grown up. It happened that Jessie and Bluebell had both whelped soon after the hay harvest, giving birth between them to nine sturdy puppies. As soon as they were weaned, Napoleon took them away from their mothers, saying that he would make himself responsible for their education. He took them up into a loft which could only be reached by a ladder from the harness-room, and there kept them in such seclusion that the rest of the farm soon forgot their existence.

    The mystery of where the milk went to was soon cleared up. It was mixed every day into the pigs’ mash. The early apples were now ripening, and the grass of the orchard was littered with windfalls. The animals had assum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se would be shared out equally; one day, however, the order went forth that all the windfalls were to be collected and brought to the harness-room for the use of the pigs. At this some of the other animals murmured, but it was no use. All the pigs were in full agreement on this point, even Snowball and Napoleon. Squealer was sent to make the necessary explanations to the others.

    “Comrades!” he cried. “You do not imagine, I hope, that we pigs are doing this in a spirit of selfishness and privilege? Many of us actually dislike milk and apples. I dislike them myself. Our sole object in taking these things is to preserve our health. Milk and apples (this has been proved by Science, comrades) contain substance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he well-being of a pig. We pigs are brainworkers. The whole management and organisation of this farm depend on us. Day and night we are watching over your welfare. It is for YOUR sake that we drink that milk and eat those apples. Do you know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pigs failed in our duty? Jones would come back! Yes, Jones would come back! Surely, comrades,” cried Squealer almost pleadingly, skipping from side to side and whisking his tail, “surely there is no one among you who wants to see Jones come back?”

    Now if there was one thing that the animals were completely certain of, it was that they did not want Jones back. When it was put to them in this light, they had no more to say.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the pigs in good health was all too obvious. So it was agreed without further argument that the milk and the windfall apples (and also the main crop of apples when they ripened)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pigs alone.

    第三章

    收割牧草时,他们干得多卖力!但他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因为这次丰收比他们先前期望的还要大。

    这些活时常很艰难:农具是为人而不是为动物设计的,没有一个动物能摆弄那些需要靠两条后腿站着才能使用的器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是,猪确实聪明,他们能想出排除每个困难的办法。至于马呢,他们这些田地了如指掌,实际上,他们比琼斯及其伙计们对刈草和耕地精通得多。猪其实并不干活,只是指导和监督其他动物。他们凭着非凡的学识,很自然地承担了领导工作。鲍克瑟和克拉弗情愿自己套上割草机或者马拉耙机(当然,这时候根本不会用嚼子或者缰绳),迈着沉稳的步伐,坚定地一圈一圈地行进,猪在其身后跟着,根据不同情况,要么吆喝一声“吁、吁,同志!”要么就是“喔、喔,同志!”在搬运和堆积牧草时,每个动物无不尽力服从指挥。就连鸭子和鸡也整天在大太阳下,辛苦地用嘴巴衔上一小撮牧草来来回回忙个不停。最后,他们完成了收获,比琼斯那伙人过去干的活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两天!更了不起的是,这是一个庄园里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没有半点遗落;鸡和鸭子凭他们敏锐的眼光竟连非常细小的草梗草叶也没有放过。也没有一个动物偷吃哪怕一口牧草。

    整个夏季,庄园里的工作象时钟一样运行得有条有理,动物也都幸福愉快,而这一切,是他们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而今,既然所有食物都出自他们自己劳作,自己生产,而不是吝啬的主人施舍的嗟来之食,因而他们吃的是自己所有的食物,每嚼一口都是一种无比的享受。尽管他们还没有什么经验,但随着寄生的人的离去,每一个动物便有了更多的食物,也有了更多的闲暇。他们遇到过不少麻烦,但也都顺利解决了。比如,这年年底,收完玉米后,因为庄园里没有打谷机和脱粒机,他们就有那种古老的方式,踩来踩去地把玉米粒弄下来,再靠嘴巴把秣壳吹掉。面对困难,猪的机灵和鲍克瑟的力大无比总能使他们顺利度过难关。动物们对鲍克瑟赞叹不已。即使在琼斯时期,鲍克瑟就一直是个勤劳而持之以恒的好劳力,而今,他更是一个顶三个,那一双强劲的肩膀,常常象是承担了庄园里所有的活计。从早到晚,他不停地拉呀推呀,总是出现在工作最艰苦的地方。他早就和一只小公鸡约好,每天早晨,小公鸡提前半小时叫醒他,他就在正式上工之前先干一些志愿活,而这些活看起来也是最急需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鲍克瑟的回答总是:“我要更加努力工作”,这句话也是他一直引用的座右铭。

    但是,每个动物都只能量力而行,比如鸡和鸭子,收获时单靠他们捡拾零落的谷粒,就节约了五蒲式耳的玉米。没有谁偷吃,也没有谁为自己的口粮抱怨,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争吵、咬斗和嫉妒也几乎一扫而光。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动物开小差逃工。不过,倒真有这样的事:莫丽不太习惯早晨起来,她还有一个坏毛病,常常借故蹄子里夹了个石子,便丢下地里的活,早早溜走了。猫的表现也多少与众不同。每当有活干的时候,大家就发现怎么也找不到猫了。她会连续几小时不见踪影,直到吃饭时,或者收工后,才若无其事一般重新露面。可是她总有绝妙的理由,咕咕噜噜地说着,简直真诚得叫谁也没法怀疑她动机良好。老本杰明,就是那头驴,起义后似乎变化不大。他还是和在琼斯时期一样,慢条斯理地干活,从不开小差,也从不支援承担额外工作。对于起义和起义的结果,他从不表态。谁要问他是否为琼斯的离去而感到高兴,他就只说一句:“驴都长寿,你们谁都没有见过死驴呢”。面对他那神秘的回答,其他动物只好就此罢休。

    星期天没有活,早餐比平时晚一个小时,早餐之后,有一项每周都要举行的仪式,从不例外。先是升旗。这面旗是斯诺鲍以前在农具室里找到的一块琼斯夫人的绿色旧台布,上面用白漆画了一个蹄子和犄角,它每星期天早晨在庄主院花园的旗杆上升起。斯诺鲍解释说,旗是绿色的,象征绿色的英格兰大地。而蹄子和犄角象征着未来的动物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在人类最终被铲除时诞生。升旗之后,所有动物列队进入大谷仓,参加一个名为“大会议”的全体会议。在这里将规划出有关下一周的工作,提出和讨论各项决议。别的动物知道怎样表决,但从未能自己提出任何议题。而斯诺鲍和拿破仑则分别是讨论中最活跃的中心。但显而易见,他们两个一直合不来,无论其中一个建议什么,另一个就准会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对已经通过的议题,比如把果园后面的小牧场留给年老体衰的动物,这一个实际上谁都不反对的议题,他们也是同样如此。为各类动物确定退休年龄,也要激烈争论一番。大会议总是随着“英格兰兽”的歌声结束,下午留作娱乐时间。

    猪已经把农具室当作他们自己的指挥部了。一到晚上,他们就在这里,从那些在庄主院里拿来的书上学习打铁、木工和其他必备的技艺。斯诺鲍自己还忙于组织其他动物加入他所谓的“动物委员会”。他为母鸡设立了“产蛋委员会”,为牛设立了“洁尾社”,还设立了“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目的在于驯化耗子和兔子),又为羊发起了“让毛更白运动”等等。此外,还组建了一个读写班。为这一切,他真是不知疲倦。但总的来说。这些活动都失败了,例如,驯化野生动物的努力几乎立即流产。这些野生动物仍旧一如既往,要是对他们宽宏大量,他们就公然趁机钻空子。猫参加了“再教育委员会”,很活跃了几天。有动物看见她曾经有一天在窝棚顶上和一些她够不着的麻雀交谈。她告诉麻雀说,动物现在都是同志,任何麻雀,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到她的爪子上来,并在上面休息,但麻雀们还是对她敬而远之。

    然而,读书班却相当成功。到了秋季,庄园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不同程度地扫了盲。

    对猪来说,他们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读写。狗的阅读能力也练得相当不错,可惜他们只对读“七诫”有兴趣。山羊穆丽尔比狗读得还要好,她还常在晚上把从垃圾堆里找来的剪报念给其他动物听。本杰明读得不比任何猪逊色,但从不运用发挥他的本领。他说,据他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值得读的东西。克拉弗学会了全部字母,可是就拼不成单词。鲍克瑟只能学到字母D,他会用硕大的蹄子在尘土上摹写出A、B、C、D,然后,站在那里,翘着耳朵,目不转睛地盯着,而且还不时抖动一下额毛,竭尽全力地想下一个字母,可总是想不起来。有好几次,真的,他确实学到了E、F、G、H,但等他学会了这几个,又总是发现他已经忘了A、B、C、D。最后,他决定满足于头四个字母,并在每天坚持写上一两遍,以加强记忆。莫丽除了那六个拼出她自己名字的字母Mollie外,再也不肯学点别的。她会用几根细嫩的树枝,非常灵巧地拼出她的名字,然后用一两支鲜花装饰一下,再绕着它们走几圈,赞叹一番。

    庄园里的其他动物都只学会了一个字母A。另外还有一点,那些比较迟钝的动物,如羊、鸡、鸭子等,还没有学会熟记“七诫”。于是,斯诺鲍经过反复思忖,宣布“七诫”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一条准则,那就是“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他说,这条准则包含了动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无论是谁,一旦完全掌握了这个准则,便免除了受到人类影响的危险。起初,禽鸟们首先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好像也只有两条腿,到斯诺鲍向他们证明这其实不然。

    “同志们”,他说道,“禽鸟的翅膀,是一种推动行进的器官,而不是用来操作和控制的,因此,它和腿是一回事。而人的不同特点是手,那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器官。”

    对这一番长篇大论,禽鸟们并没有弄懂,但他们接受了斯诺鲍的解释。同时,所有这类反应较慢的动物,都开始郑重其事地在心里熟记这个新准则。“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还题写在大谷仓一端的墙上,位于“七诫”的上方,字体比“七诫”还要大。羊一旦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准则之后,就愈发兴致勃勃。当他们躺在地里时,就经常咩咩地叫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一叫就是几个小时,从不觉得厌烦。

    拿破仑对斯诺鲍的什么委员会没有半点兴趣。他说,比起为那些已经长大成型的动物做的事来说,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才更为重要。赶巧,在收割牧草后不久,杰西和布鲁拜尔都崽了,生下了九条强壮的小狗。等这些小狗刚一断奶,拿破仑说他愿意为他们的教育负责,再把它们从母亲身边带走了。他把他们带到一间阁楼上,那间阁楼只有从农具室搭着梯子才能上去。他们处于这样的隔离状态中,庄园里其他动物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

    牛奶的神秘去向不久就弄清了。原来,它每天被掺到猪饲料里。这时,早茬的苹果正在成熟,果园的草坪上遍布着被风吹落的果子。动物们以为把这些果子平均分配乃是理所当然。然而,有一天,发布了这样一个指示,说是让把所有被风吹落下来的苹果收集起来,带到农具室去供猪食用。对此,其他有些动物嘟嘟囔囔地直发牢骚,但是,这也无济于事。所有的猪对此都完全赞同,甚至包括斯诺鲍和拿破仑在内。斯奎拉奉命对其他动物作些必要的解释。

    “同志们”,他大声嚷道,“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于自私和特权吧?我希望你们不。实际上,我们中有许多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很不喜欢。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牛奶和苹果(这一点已经被科学所证明,同志们)包含的营养对猪的健康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斯奎拉一边左右蹦跳着,一边甩动着尾巴,几乎恳求地大喊道:“真的,你没有谁想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

    此时,如果说还有那么一件事情动物们能完全肯定的话,那就是他们不愿意让琼斯回来。当斯奎拉的见解说明了这一点以后,他们就不再有什么可说的了。使猪保持良好健康的重要性再也清楚不过了。于是,再没有继续争论,大家便一致同意:牛奶和被风吹落的苹果(并且还有苹果成熟后的主要收获)应当单独分配给猪。

    Chapter IV

    By the late summer the news of what had happened on Animal Farm had spread across half the county. Every day Snowball and Napoleon sent out flights of pigeons whose instructions were to mingle with the animals on neighbouring farms, tell them the 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teach them the tune of ‘Beasts of England’.

    Most of this time Mr. Jones had spent sitting in the taproom of the Red Lion at Willingdon, complaining to anyone who would listen of the monstrous injustice he had suffered in being turned out of his property by a pack of good-for-nothing animals. The other farmers sympathised in principle, but they did not at first give him much help. At heart, each of them was secretly wondering whether he could not somehow turn Jones’s misfortune to his own advantage. It was lucky that the owners of the two farms which adjoined Animal Farm were on permanently bad terms. One of them, which was named Foxwood, was a large, neglected, old-fashioned farm, much overgrown by woodland, with all its pastures worn out and its hedges in a disgraceful condition. Its owner, Mr. Pilkington, was an easy-going gentleman farmer who spent most of his time in fishing or hunting according to the season. The other farm, which was called Pinchfield, was smaller and better kept. Its owner was a Mr. Frederick, a tough, shrewd man, perpetually involved in lawsuits and with a name for driving hard bargains. These two disliked each other so much that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me to any agreement, even in defenc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Nevertheless, they were both thoroughly frightened by the rebellion on Animal Farm, and very anxious to prevent their own animals from learning too much about it. At first they pretended to laugh to scorn the idea of animals managing a farm for themselves. The whole thing would be over in a fortnight, they said. They put it about that the animals on the Manor Farm (they insisted on calling it the Manor Farm; they would not tolerate the name “Animal Farm”) were perpetually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and were also rapidly starving to death. When time passed and the animals had evidently not starved to death, Frederick and Pilkington changed their tune and began to talk of the terrible wickedness that now flourished on Animal Farm. It was given out that the animals there practised cannibalism, tortured one another with red-hot horseshoes, and had their females in common. This was what came of rebelling against the laws of Nature, Frederick and Pilkington said.

    However, these stories were never fully believed. Rumours of a wonderful farm, where the human beings had been turned out and the animals managed their own affairs, continued to circulate in vague and distorted forms, and throughout that year a wave of rebelliousness ran through the countryside. Bulls which had always been tractable suddenly turned savage, sheep broke down hedges and devoured the clover, cows kicked the pail over, hunters refused their fences and shot their riders on to the other side. Above all, the tune and even the words of ‘Beasts of England’ were known everywhere. It had spread with astonishing speed. The human beings could not contain their rage when they heard this song, though they pretended to think it merely ridiculous.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y said, how even animals could bring themselves to sing such contemptible rubbish. Any animal caught singing it was given a flogging on the spot. And yet the song was irrepressible. The blackbirds whistled it in the hedges, the pigeons cooed it in the elms, it got into the din of the smithies and the tune of the church bells. And when the human beings listened to it, they secretly trembled, hearing in it a prophecy of their future doom.

    Early in October, when the corn was cut and stacked and some of it was already threshed, a flight of pigeons came whirling through the air and alighted in the yard of Animal Farm in the wildest excitement. Jones and all his men, with half a dozen others from Foxwood and Pinchfield, had entered the five-barred gate and were coming up the cart-track that led to the farm. They were all carrying sticks, except Jones, who was marching ahead with a gun in his hands. Obviously they were going to attempt the recapture of the farm.

    This had long been expected, and all preparations had been made. Snowball, who had studied an old book of Julius Caesar’s campaigns which he had found in the farmhouse, was in charge of the defensive operations. He gave his orders quickly, and in a couple of minutes every animal was at his post.

    As the human beings approached the farm buildings, Snowball launched his first attack. All the pigeons, to the number of thirty-five, flew to and fro over the men’s heads and muted upon them from mid-air; and while the men were dealing with this, the geese, who had been hiding behind the hedge, rushed out and pecked viciously at the calves of their legs. However, this was only a light skirmishing manoeuvre, intended to create a little disorder, and the men easily drove the geese off with their sticks. Snowball now launched his second line of attack. Muriel, Benjamin, and all the sheep, with Snowball at the head of them, rushed forward and prodded and butted the men from every side, while Benjamin turned around and lashed at them with his small hoofs. But once again the men, with their sticks and their hobnailed boots, were too strong for them; and suddenly, at a squeal from Snowball, which was the signal for retreat, all the animals turned and fled through the gateway into the yard.

    The men gave a shout of triumph. They saw, as they imagined, their enemies in flight, and they rushed after them in disorder. This was just what Snowball had intended. As soon as they were well inside the yard, the three horses, the three cows, and the rest of the pigs, who had been lying in ambush in the cowshed, suddenly emerged in their rear, cutting them off. Snowball now gave the signal for the charge. He himself dashed straight for Jones. Jones saw him coming, raised his gun and fired. The pellets scored bloody streaks along Snowball’s back, and a sheep dropped dead. Without halting for an instant, Snowball flung his fifteen stone against Jones’s legs. Jones was hurled into a pile of dung and his gun flew out of his hands. But the most terrifying spectacle of all was Boxer, rearing up on his hind legs and striking out with his great iron-shod hoofs like a stallion. His very first blow took a stable-lad from Foxwood on the skull and stretched him lifeless in the mud. At the sight, several men dropped their sticks and tried to run. Panic overtook them, and the next moment all the animals together were chasing them round and round the yard. They were gored, kicked, bitten, trampled on. There was not an animal on the farm that did not take vengeance on them after his own fashion. Even the cat suddenly leapt off a roof onto a cowman’s shoulders and sank her claws in his neck, at which he yelled horribly. At a moment when the opening was clear, the men were glad enough to rush out of the yard and make a bolt for the main road. And so within five minutes of their invasion they were in ignominious retreat by the same way as they had come, with a flock of geese hissing after them and pecking at their calves all the way.

    All the men were gone except one. Back in the yard Boxer was pawing with his hoof at the stable-lad who lay face down in the mud, trying to turn him over. The boy did not stir.

    “He is dead,” said Boxer sorrowfully. “I had no intention of doing that. I forgot that I was wearing iron shoes. Who will believe that I did not do this on purpose?”

    “No sentimentality, comrade!” cried Snowball from whose wounds the blood was still dripping. “War is war. The only good human being is a dead one.”

    “I have no wish to take life, not even human life,” repeated Boxer, and his eyes were full of tears.

    “Where is Mollie?” exclaimed somebody.

    Mollie in fact was missing. For a moment there was great alarm; it was feared that the men might have harmed her in some way, or even carried her off with them. In the end, however, she was found hiding in her stall with her head buried among the hay in the manger. She had taken to flight as soon as the gun went off. And when the others came back from looking for her, it was to find that the stable-lad, who in fact was only stunned, had already recovered and made off.

    The animals had now reassembled in the wildest excitement, each recounting his own exploits in the battle at the top of his voice. An impromptu celebration of the victory was held immediately. The flag was run up and ‘Beasts of England’ was sung a number of times, then the sheep who had been killed was given a solemn funeral, a hawthorn bush being planted on her grave. At the graveside Snowball made a little speech, emphasising the need for all animals to be ready to die for Animal Farm if need be.

    The animals decided unanimously to create a military decoration, “Animal Hero, First Class,” which was conferred there and then on Snowball and Boxer. It consisted of a brass medal (they were really some old horse-brasses which had been found in the harness-room), to be worn on Sundays and holidays. There was also “Animal Hero, Second Class,” which was conferred posthumously on the dead sheep.

    There was much discussion as to what the battle should be called. In the end, it was named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since that was where the ambush had been sprung. Mr. Jones’s gun had been found lying in the mud, and it was known that there was a supply of cartridges in the farmhouse. It was decided to set the gun up at the foot of the Flagstaff, like a piece of artillery, and to fire it twice a year–once on October the twelfth,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and once on Midsummer Day, the anniversary of the Rebellion.

    第四章

    到了那里夏末,有关动物庄园里种种事件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半个国家。每一天,斯诺鲍和拿破仑都要放出一群鸽子。鸽子的任务是混入附近庄园的动物中,告诉他们起义的史实,教他们唱“英格兰兽”。

    这个时期,琼斯先生把大部分时间都在泡在威灵顿雷德兰的酒吧间了。他心怀着被区区畜牲撵出家园的痛苦,每逢有人愿意听,他就诉说一通他的冤屈。别的庄园主基本上同情他,但起初没有给他太多帮助。他们都在心里暗暗寻思,看是否能多少从琼斯的不幸中给自己捞到什么好处。幸而,与动物庄园毗邻的两个庄园关系一直很差。一个叫作福克斯伍德庄园,面积不小,却照管得很差。广阔的田地里尽是荒芜的牧场和丢人现眼的树篱。庄园主皮尔金顿先生是一位随和的乡绅,随着季节不同,他不是钓鱼消闲,就是去打猎度日。另一个叫作平彻菲尔德庄园,小一点,但照料得不错。它的主人是弗雷德里克先生,一个精明的硬汉子,却总是牵扯在官司中,落了个好斤斤计较的名声。这两个人向来不和,谁也不买谁的帐,即使事关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也是如此。

    话虽如此,可是这一次,他们俩都被动物庄园的造反行动彻底吓坏了,急不可待地要对他们自己庄园里的动物封锁这方面的消息。开始的时候,他们对动物们自己管理庄园的想法故作嘲笑与蔑视。他们说,整个事态两周内就会结束。他们散布说,曼纳庄园(他们坚持称之为曼纳庄园,而不能容忍动物庄园这个名字)的畜牲总是在他们自己之间打斗,而且快要饿死了。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动物显然并没有饿死,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就改了腔调,开始说什么动物庄园如今邪恶猖獗。他们说,传说那里的动物同类相食,互相用烧得通红的马蹄铁拷打折磨,还共同霸占他们中的雌性动物。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造反是悖于天理的。

    然而,谁也没有完全听信这些说法。有这样一座奇妙的庄园,在那儿人被撵走,动物们掌管自己的事务,这个小道消息继续以各种形式流传着。整个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造反之波此起彼伏:一向温顺的公牛突然变野了,羊毁坏了树篱,糟踏了苜蓿,母牛蹄翻了奶桶,猎马不肯越过围栏而把背上的骑手甩到了另一边。更有甚者,“英格兰兽”的曲子甚至还有歌词已经无处不知,它以惊异的速度流传着。尽管人们故意装作不屑一顾,认为它滑稽可笑,但是,当他们听到了这支歌,便怒不可遏。他们说,他们简直弄不明白,怎么就连畜牲们也竟能唱这样无耻的下流小调。那些因为唱这支歌而被逮住的动物,当场就会被责以鞭笞。可这支歌还是压抑不住的,乌鸦在树篱上啭鸣着唱它,鸽子在榆树上咕咕着唱它,歌声渗进铁匠铺的喧声,渗进教堂的钟声,它预示着人所面临的厄运,因而,他们听到这些便暗自发抖。

    十月初,玉米收割完毕并且堆放好了,其中有些已经脱了粒。有一天,一群鸽子从空中急速飞回,兴高采烈地落在动物庄园的院子里。原来琼斯和他的所有伙计们,以及另外六个来自福克斯伍德庄园和平彻菲尔德庄园的人,已经进了五栅门,正沿着庄园的车道向这走来。除了一马当先的琼斯先生手里握着一支枪外,他们全都带着棍棒。显然,他们企图夺回这座庄园。

    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所有相应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就绪。斯诺鲍负责这次防御战。他曾在庄主院的屋子里找到一本谈论儒略-凯撒征战的旧书,并且钻研过。此时,他迅速下令,不出两分钟,动物们已经各就各位。

    当这伙人接近庄园的窝棚时,斯诺鲍发动第一次攻击,所有的鸽子,大概有三十五只左右,在这伙人头上盘旋,从半空中向他们一齐拉屎。趁着他们应付鸽子的“空袭”,早已藏在树篱后的一群鹅冲了出来,使劲地啄他们的腿肚子。而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计策,只不过制造点小混乱罢了。这帮人用棍棒毫不费力就把鹅赶跑了。斯诺鲍接着发动第二次攻击,穆丽尔、本杰明和所有的羊,随着打头的斯诺鲍冲向前去,从各个方向对这伙人又戳又抵,而本杰明则回头用他的小蹄子对他们尥起蹶子来。可是,对动物们来说,这帮拎着棍棒、靴子上又带着钉子的人还是太厉害了。突然,从斯诺鲍那里发出一声尖叫,这是退兵的信号,所有的动物转身从门口退回院子内。

    那些人发出得意的呼叫,正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看到仇敌们溃不成军,于是就毫无秩序的追击着。这正是斯诺鲍所期望的。等他们完全进入院子后,三匹马,三头牛以及其余埋伏在牛棚里的猪,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这时,斯诺鲍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他自己径直向琼斯冲出,琼斯看见他冲过来,举起枪就开了火,弹粒擦过斯诺鲍背部,刻下了一道血痕,一只羊中弹伤亡。当时迟,那时快,斯诺鲍凭他那两百多磅体重猛地扑向琼斯的腿,琼斯一下子被推到粪堆上,枪也从手中甩了出去。而最为惊心动魄的情景还在鲍克瑟那儿,他就像一匹没有阉割的种马,竟靠后腿直立起来,用他那巨大的钉着铁掌的蹄子猛打一气,第一下就击中了一个福克斯伍德庄园的马夫的脑壳,打得他倒在泥坑里断了气。看到这个情形,几个人扔掉棍子就要跑。他们被惊恐笼罩着,接着,就在所有动物的追逐下绕着院子到处乱跑。他们不是被抵,就是被踢;不是被咬,就是被踩。庄园里的动物无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他们复仇。就连那只猫也突然从房顶跳到一个放牛人的肩上,用爪子掐进他的脖子里,疼得他大喊大叫。趁着门口没有挡道的机会,这伙人喜出望外,夺路冲出院子,迅速逃到大路上。一路上又有鹅在啄着他们的腿肚子,嘘嘘的轰赶他们。就这样,他们这次侵袭,在五分钟之内,又从进来的路上灰溜溜地败逃了。

    除了一个人之外,这帮人全都跑了。回到院子里,鲍克瑟用蹄子扒拉一下那个脸朝下趴在地上的马夫,试图把它翻过来,这家伙一动也不动。

    “他死了”,鲍克瑟难过地说,“我本不想这样干,我忘了我还钉着铁掌呢,谁相信我这是无意的呢?”

    “不要多愁善感,同志!”伤口还在滴滴答答流血的斯诺鲍大声说到。“打仗就是打仗,只有死人才是好人。”

    “我不想杀生,即使对人也不”,鲍克瑟重复道,两眼还含着泪花。

    不知是谁大声喊道:“莫丽哪儿去了?”

    莫丽确实失踪了。大家感到一阵惊慌,他们担心人设了什么计伤害了她,更担心人把她抢走了。结果,却发现她正躲在她的厩棚里,头还钻在料槽的草中。她在枪响的时候就逃跑了。后来又发现,那个马夫只不过昏了过去,就在他们寻找莫丽时,马夫苏醒过来,趁机溜掉了。

    这时,动物们又重新集合起来,他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每一位都扯着嗓子把自己在战斗中的功劳表白一番。当下,他们立即举行了一个即兴的庆功仪式。庄园的旗帜升上去了,“英格兰兽”唱了许多遍。接着又为那只被杀害的羊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为她在墓地上种了一棵山楂树。斯诺鲍在墓前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强调说,如果需要的话,每个动物都当为动物庄园准备牺牲。

    动物们一致决定设立一个“一级动物英雄”军功勋章,这一称号就地立即授予斯诺鲍和鲍克瑟。并有一枚铜质奖章(那是在农具室里发现的一些旧的、货真价实的黄铜制做的),可在星期天和节日里佩戴。还有一枚“二级动物英雄”勋章,这一称号追认给那只死去的羊。

    关于对这次战斗如何称谓的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命名为“牛棚大战”,因为伏击就是在那儿发起的。他们还把琼斯先生那支掉在泥坑里的枪找到了,又在庄主院里发现了存贮的子弹。于是决定把枪架在旗杆脚下,像一门大炮一样,并在每年鸣枪两次,一次在十月十二日的“牛棚大战”纪念日,一次在施洗约翰节,也就是起义纪念日。

    Chapter V

    As winter drew on, Mollie became more and more troublesome. She was late for work every morning and excused herself by saying that she had overslept, and she complained of mysterious pains, although her appetite was excellent. On every kind of pretext she would run away from work and go to the drinking pool, where she would stand foolishly gazing at her own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But there were also rumours of something more serious. One day, as Mollie strolled blithely into the yard, flirting her long tail and chewing at a stalk of hay, Clover took her aside.

    “Mollie,” she said, “I have something very serious to say to you. This morning I saw you looking over the hedge that divides Animal Farm from Foxwood. One of Mr. Pilkington’s men was stand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edge. And–I was a long way away, but I am almost certain I saw this–he was talking to you and you were allowing him to stroke your nose. What does that mean, Mollie?”

    “He didn’t! I wasn’t! It isn’t true!” cried Mollie, beginning to prance about and paw the ground.

    “Mollie! Look me in the face. Do you give me your word of honour that that man was not stroking your nose?”

    “It isn’t true!” repeated Mollie, but she could not look Clover in the face, and the next moment she took to her heels and galloped away into the field.

    A thought struck Clover.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to the others, she went to Mollie’s stall and turned over the straw with her hoof. Hidden under the straw was a little pile of lump sugar and several bunches of ribbon of different colours.

    Three days later Mollie disappeared. For some weeks nothing was known of her whereabouts, then the pigeons reported that they had seen her on the other side of Willingdon. She was between the shafts of a smart dogcart painted red and black, which was standing outside a public-house. A fat red-faced man in check breeches and gaiters, who looked like a publican, was stroking her nose and feeding her with sugar. Her coat was newly clipped and she wore a scarlet ribbon round her forelock. She appeared to be enjoying herself, so the pigeons said. None of the animals ever mentioned Mollie again.

    In January there came bitterly hard weather. The earth was like iron, and nothing could be done in the fields. Many meetings were held in the big barn, and the pigs occupied themselves with planning out the work of the coming season. It had come to be accepted that the pigs, who were manifestly cleverer than the other animals, should decide all questions of farm policy, though their decisions had to be ratified by a majority vote. This arrangement would have worked well enough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 disputes between Snowball and Napoleon. These two disagreed at every point where disagreement was possible. If one of them suggested sowing a bigger acreage with barley, the other was certain to demand a bigger acreage of oats, and if one of them said that such and such a field was just right for cabbages, the other would declare that it was useless for anything except roots. Each had his own following, and there were some violent debates. At the Meetings Snowball often won over the majority by his brilliant speeches, but Napoleon was better at canvassing support for himself in between times. He was especially successful with the sheep. Of late the sheep had taken to bleating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both in and out of season, and they often interrupted the Meeting with this. It was noticed that they were especially liable to break into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at crucial moments in Snowball’s speeches. Snowball had made a close study of some back numbers of the ‘Farmer and Stockbreeder’ which he had found in the farmhouse, and was full of plans for innovations and improvements. He talked learnedly about field drains, silage, and basic slag, and had worked out a complicated scheme for all the animals to drop their dung directly in the fields, at a different spot every day, to save the labour of cartage. Napoleon produced no schemes of his own, but said quietly that Snowball’s would come to nothing, and seemed to be biding his time. But of all their controversies, none was so bitter as the one that took place over the windmill.

    In the long pasture, not far from the farm buildings, there was a small knoll which was the highest point on the farm. After surveying the ground, Snowball declared that this was just the place for a windmill, which could be made to operate a dynamo and supply the farm with electrical power. This would light the stalls and warm them in winter, and would also run a circular saw, a chaff-cutter, a mangel-slicer, and an electric milking machine. The animals had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of this kind before (for the farm was an old-fashioned one and had only the most primitive machinery), and they listened in astonishment while Snowball conjured up pictures of fantastic machines which would do their work for them while they grazed at their ease in the fields or improved their minds with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

    Within a few weeks Snowball’s plans for the windmill were fully worked out. The mechanical details came mostly from three books which had belonged to Mr. Jones–‘One Thousand Useful Things to Do About the House’, ‘Every Man His Own Bricklayer’, and ‘Electricity for Beginners’. Snowball used as his study a shed which had once been used for incubators and had a smooth wooden floor, suitable for drawing on. He was closeted there for hours at a time. With his books held open by a stone, and with a piece of chalk gripped between the knuckles of his trotter, he would move rapidly to and fro, drawing in line after line and uttering little whimpers of excitement. Gradually the plans grew into a complicated mass of cranks and cog-wheels, covering more than half the floor, which the other animals found completely unintelligible but very impressive. All of them came to look at Snowball’s drawings at least once a day. Even the hens and ducks came, and were at pains not to tread on the chalk marks. Only Napoleon held aloof. He had declared himself against the windmill from the start. One day, however, he arrived unexpectedly to examine the plans. He walked heavily round the shed, looked closely at every detail of the plans and snuffed at them once or twice, then stood for a little while contemplating them out of the corner of his eye; then suddenly he lifted his leg, urinated over the plans, and walked out without uttering a word.

    The whole farm was deeply divided on the subject of the windmill. Snowball did not deny that to build it would be a difficult business. Stone would have to be carried and built up into walls, then the sails would have to be made and after that there would be need for dynamos and cables. (How these were to be procured, Snowball did not say.) But he maintained that it could all be done in a year. And thereafter, he declared, so much labour would be saved that the animals would only need to work three days a week. Napoleon, on the other hand, argued that the great need of the moment was to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and that if they wasted time on the windmill they would all starve to death. The animals formed themselves into two factions under the slogan, “Vote for Snowball and the three-day week” and “Vote for Napoleon and the full manger.” Benjamin was the only animal who did not side with either faction. He refused to believe either that food would become more plentiful or that the windmill would save work. Windmill or no windmill, he said, life would go on as it had always gone on–that is, badly.

    Apart from the disputes over the windmill, there was the question of the defence of the farm. It was fully realised that though the human beings had been defeated in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they might make another and more determined attempt to recapture the farm and reinstate Mr. Jones. They had all the more reason for doing so because the news of their defeat had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side and made the animals on the neighbouring farms more restive than ever. As usual, Snowball and Napoleon were in disagreement. According to Napoleon, what the animals must do was to procure firearms and train themselves in the use of them. According to Snowball, they must send out more and more pigeons and stir up rebellion among the animals on the other farms. The one argued that if they could not defend themselves they were bound to be conquered, the other argued that if rebellions happened everywhere they would have no need to defend themselves. The animals listened first to Napoleon, then to Snowball, and could not make up their minds which was right; indeed, they always found themselves in agreement with the one who was speaking at the moment.

    At last the day came when Snowball’s plans were completed. At the Meeting on the following Sunda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begin work on the windmill was to be put to the vote. When the animals had assembled in the big barn, Snowball stood up and, though occasionally interrupted by bleating from the sheep, set forth his reasons for advocating the building of the windmill. Then Napoleon stood up to reply. He said very quietly that the windmill was nonsense and that he advised nobody to vote for it, and promptly sat down again; he had spoken for barely thirty seconds, and seemed almost indifferent as to the effect he produced. At this Snowball sprang to his feet, and shouting down the sheep, who had begun bleating again, broke into a passionate appeal in favour of the windmill. Until now the animals had been about equally divided in their sympathies, but in a moment Snowball’s eloquence had carried them away. In glowing sentences he painted a picture of Animal Farm as it might be when sordid labour was lifted from the animals’ backs. His imagination had now run far beyond chaff-cutters and turnip-slicers. Electricity, he said, could operate threshing machines, ploughs, harrows, rollers, and reapers and binders, besides supplying every stall with its own electric light, hot and cold water, and an electric heater. By the time he had finished speaking, there was no doubt as to which way the vote would go. But just at this moment Napoleon stood up and, casting a peculiar sidelong look at Snowball, uttered a high-pitched whimper of a kind no one had ever heard him utter before.

    At this there was a terrible baying sound outside, and nine enormous dogs wearing brass-studded collars came bounding into the barn. They dashed straight for Snowball, who only sprang from his place just in time to escape their snapping jaws. In a moment he was out of the door and they were after him. Too amazed and frightened to speak, all the animals crowded through the door to watch the chase. Snowball was racing across the long pasture that led to the road. He was running as only a pig can run, but the dogs were close on his heels. Suddenly he slipped and it seemed certain that they had him. Then he was up again, running faster than ever, then the dogs were gaining on him again. One of them all but closed his jaws on Snowball’s tail, but Snowball whisked it free just in time. Then he put on an extra spurt and, with a few inches to spare, slipped through a hole in the hedge and was seen no more.

    Silent and terrified, the animals crept back into the barn. In a moment the dogs came bounding back. At first no one had been able to imagine where these creatures came from, but the problem was soon solved: they were the puppies whom Napoleon had taken away from their mothers and reared privately. Though not yet full-grown, they were huge dogs, and as fierce-looking as wolves. They kept close to Napoleon. It was noticed that they wagged their tails to him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dogs had been used to do to Mr. Jones.

    Napoleon, with the dogs following him, now mounted on to the raised portion of the floor where Major had previously stood to deliver his speech. He announced that from now on the Sunday-morning Meetings would come to an end. They were unnecessary, he said, and wasted time. In future all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working of the farm would be settled by a special committee of pigs, presided over by himself. These would meet in private and afterwards communicate their decisions to the others. The animals would still assemble on Sunday mornings to salute the flag, sing ‘Beasts of England’, and receive their orders for the week; but there would be no more debates.

    In spite of the shock that Snowball’s expulsion had given them, the animals were dismayed by this announcement. Several of them would have protested if they could have found the right arguments. Even Boxer was vaguely troubled. He set his ears back, shook his forelock several times, and tried hard to marshal his thoughts; but in the end he could not think of anything to say. Some of the pigs themselves, however, were more articulate. Four young porkers in the front row uttered shrill squeals of disapproval, and all four of them sprang to their feet and began speaking at once. But suddenly the dogs sitting round Napoleon let out deep, menacing growls, and the pigs fell silent and sat down again. Then the sheep broke out into a tremendous bleating of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which went on for nearly a quarter of an hour and put an end to any chance of discussion.

    Afterwards Squealer was sent round the farm to explain the new arrangement to the others.

    “Comrades,” he said, “I trust that every animal here appreciates the sacrifice that Comrade Napoleon has made in taking this extra labour upon himself. Do not imagine, comrades, that leadership is a pleasure!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deep and heavy responsibility. No one believes more firmly than Comrade Napoleon that all animals are equal. He would be only too happy to let you make your decisions for yourselves. But sometimes you might make the wrong decisions, comrades, and then where should we be? Suppose you had decided to follow Snowball, with his moonshine of windmills–Snowball, who, as we now know, was no better than a criminal?”

    “He fought bravely at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said somebody.

    “Bravery is not enough,” said Squealer. “Loyalty and obedience are more important. And as to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I believe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we shall find that Snowball’s part in it was much exaggerated. Discipline, comrades, iron discipline! That is the watchword for today. One false step, and our enemies would be upon us. Surely, comrades, you do not want Jones back?”

    Once again this argument was unanswerable. Certainly the animals did not want Jones back; if the holding of debates on Sunday mornings was liable to bring him back, then the debates must stop. Boxer, who had now had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 voiced the general feeling by saying: “If Comrade Napoleon says it, it must be right.” And from then on he adopted the maxim, “Napoleon is always right,” in addition to his private motto of “I will work harder.”

    By this time the weather had broken and the spring ploughing had begun. The shed where Snowball had drawn his plans of the windmill had been shut up and it was assumed that the plans had been rubbed off the floor.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ten o’clock the animals assembled in the big barn to receive their orders for the week. The skull of old Major, now clean of flesh, had been disinterred from the orchard and set up on a stump at the foot of the flagstaff, beside the gun.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flag, the animals were required to file past the skull in a reverent manner before entering the barn. Nowadays they did not sit all together as they had done in the past. Napoleon, with Squealer and another pig named Minimus, who had a remarkable gift for composing songs and poems, sat on the front of the raised platform, with the nine young dogs forming a semicircle round them, and the other pigs sitting behind. The rest of the animals sat facing them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barn. Napoleon read out the orders for the week in a gruff soldierly style, and after a single singing of ‘Beasts of England’, all the animals dispersed.

    On the third Sunday after Snowball’s expulsion, the animals were somewhat surprised to hear Napoleon announce that the windmill was to be built after all. He did not give any reason for having changed his mind, but merely warned the animals that this extra task would mean very hard work, it might even be necessary to reduce their rations. The plans, however, had all been prepared, down to the last detail. A special committee of pigs had been at work upon them for the past three weeks. The building of the windmill, with various other improvements, was expected to take two years.

    That evening Squealer explained privately to the other animals that Napoleon had never in reality been opposed to the windmill. On the contrary, it was he who had advocated it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 plan which Snowball had drawn on the floor of the incubator shed had actually been stolen from among Napoleon’s papers. The windmill was, in fact, Napoleon’s own creation. Why, then, asked somebody, had he spoken so strongly against it? Here Squealer looked very sly. That, he said, was Comrade Napoleon’s cunning. He had SEEMED to oppose the windmill, simply as a manoeuvre to get rid of Snowball, who was a dangerous character and a bad influence. Now that Snowball was out of the way, the plan could go forward without his interference. This, said Squealer, was something called tactics. He repeated a number of times, “Tactics, comrades, tactics!” skipping round and whisking his tail with a merry laugh. The animals were not certain what the word meant, but Squealer spoke so persuasively, and the three dogs who happened to be with him growled so threateningly, that they accepted his explanation without further questions.

    第五章

    冬天快要到了,莫丽变得越来越讨厌。她每天早上干活总要迟到,而且总为自己开脱说她睡过头了,她还常常诉说一些不可思议的病痛,不过,她的食欲却很旺盛。她会找出种种借口逃避干活而跑到饮水池边,呆呆地站在那儿,凝视着她在水中的倒影。但还有一些传闻,说起来比这更严重一些。有一天,当莫丽边晃悠着她的长尾巴边嚼着一根草根,乐悠悠的闲逛到院子里时,克拉弗把她拉到一旁。

    “莫丽”,她说,“我有件非常要紧的事要对你说,今天早晨,我看见你在查看那段隔开动物庄园和福克斯伍德庄园的树篱时,有一个皮尔金顿先生的伙计正站在树篱的另一边。尽管我离得很远,但我敢肯定我看见他在对你说话,你还让他摸你的鼻子。这是怎么回事,莫丽?”

    “他没摸!我没让!这不是真的!”莫丽大声嚷着,抬起前蹄子搔着地。

    “莫丽!看着我,你能向我发誓,那人不是在摸你的鼻子。”

    “这不是真的!”莫丽重复道,但却不敢正视克拉弗。然后,她朝着田野飞奔而去,逃之夭夭。

    克拉弗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谁也没有打招呼,她就跑到莫丽的厩棚里,用蹄子翻开一堆草。草下竟藏着一堆方糖和几条不同颜色的饰带。

    三天后,莫丽不见了,好几个星期下落不明。后来鸽子报告说他们曾在威灵顿那边见到过她,当时,她正被驾在一辆单驾马车上,那辆车很时髦,漆得有红有黑,停在一个客栈外面。有个红脸膛的胖子,身穿方格子马裤和高筒靴,象是客栈老板,边抚摸着她的鼻子边给她喂糖。她的毛发修剪一新,额毛上还佩戴着一条鲜红的饰带。所以鸽子说,她显得自鸣得意。从此以后,动物们再也不提她了。

    一月份,天气极其恶劣。田地好象铁板一样,什么活都干不成。倒是在大谷仓里召开了很多会议,猪忙于筹划下一季度的工作。他们明显比其它动物聪明,也就自然而然地该对庄园里所有的大政方针做出决定,尽管他们的决策还得通过大多数表决同意后才有效。本来,要是斯诺鲍和拿破仑相互之间不闹别扭,整个程序会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每一个论点上,他们俩一有可能便要抬杠。如果其中一个建议用更大面积播种大麦,另一个则肯定要求用更大面积播种燕麦;如果一个说某某地方最适宜种卷心菜,另一个就会声称那里非种薯类不可,不然就是废地一块。他们俩都有自己的追随者,相互之间还有一些激烈的争辩。在大会议上,斯诺鲍能言善辩,令绝大多数动物心诚口服。而拿破仑更擅长在会议上休息时为争取到支持游说拉票。在羊那儿,他尤其成功。后来,不管适时不适时,羊都在咩咩地叫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并经常借此来捣乱大会议。而且,大家注意到了,越是斯诺鲍的讲演讲到关键处,他们就越有可能插进“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的咩咩声。斯诺鲍曾在庄主院里找到一些过期的《农场主和畜牧业者》杂志,并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装了满脑子的革新和发明设想。他谈起什么农田排水、什么饲料保鲜、什么碱性炉渣,学究气十足。他还设计出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把动物每天在不同地方拉的粪便直接通到地里,以节省运送的劳力。拿破仑自己无所贡献,却拐弯抹角地说斯诺鲍的这些东西最终将会是一场空,看起来他是在走着瞧了。但是在他们所有的争吵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关于风车一事的争辩。

    在狭长的大牧场上,离庄园里的窝棚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包,那是庄园里的制高点。斯诺鲍在勘察过那地方之后,宣布说那里是建造风车最合适的地方。这风车可用来带动发电机,从而可为庄园提供电力。也就可以使窝棚里用上电灯并在冬天取暖,还可以带动圆锯、铡草机、切片机和电动挤奶机。动物们以前还从未听说过任何这类事情(因为这是一座老式的庄园,只有一台非常原始的机器)。当斯诺鲍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奇妙的机器的情景时,说那些机器可以在他们悠闲地在地里吃草时,在他们修养心性而读书或聊天时为他们干活,动物们都听呆了。

    不出几个星期,斯诺鲍为风车作的设计方案就全部拟订好了。机械方面的详细资料大多取自于《对居室要做的1000件益事》、《自己做自己的瓦工》和《电学入门》三本书,这三本书原来也是琼斯先生的。斯诺鲍把一间小棚作为他的工作室,那间小棚曾是孵卵棚,里面铺着光滑的木制地板,地板上适宜于画图。他在那里闭门不出,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他把打开的书用石块压着,蹄子的两趾间夹着一截粉笔,麻利地来回走动,一边发出带点兴奋的哼哧声,一边画着一道接一道的线条。渐渐地,设计图深入到有大量曲柄和齿轮的复杂部分,图面覆盖了大半个地板,这在其他动物看来简直太深奥了,但印象却非常深刻。他们每天至少要来一次,看看斯诺鲍作图。就连鸡和鸭子也来,而且为了不踩踏粉笔线还格外小心谨慎。惟独拿破仑回避着。一开始,他就声言反对风车。然而有一天,出乎意料,他也来检查设计图了。他沉闷不语地在棚子里绕来绕去,仔细查看设计图上的每一处细节,偶尔还冲着它们从鼻子里哼哼一两声,然后乜斜着眼睛,站在一旁往图上打量一阵子,突然,他抬起腿来,对着图撒了一泡尿,接了一声不吭,扬长而去。

    整个庄园在风车一事上截然地分裂开了。斯诺鲍毫不否认修建它是一项繁重的事业,需要采石并筑成墙,还得制造叶片,另外还需要发电机和电缆(至于这些如何兑现,斯诺鲍当时没说)。但他坚持认为这项工程可在一年内完成。而且还宣称,建成之后将会因此节省大量的劳力,以至于动物们每周只需要干三天活。另一方面,拿破仑却争辩说,当前最急需的是增加食料生产,而如果他们在风车上浪费时间,他们全都会饿死的。在“拥护斯诺鲍和每周三日工作制”和“拥护拿破仑和食料满槽制”的不同口号下,动物们形成了两派,本杰明是唯一一个两边都不沾的动物。他既不相信什么食料会更充足,也不相信什么风车会节省劳力。他说,有没有风车无所谓,生活会继续下去的,一如既往,也就是说总有不足之处。

    除了风车争执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庄园的防御问题。尽管人在牛棚大战中被击溃了,但他们为夺回庄园并使琼斯先生复辟,会发动一次更凶狠的进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进一步说,因为他们受到挫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国家,使得附近庄园的动物比以前更难驾驭了,他们也就更有理由这样干了。可是斯诺鲍和拿破仑又照例发生了分歧。根据拿破仑的意见,动物们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武装起来,并自我训练使用武器。而按斯诺鲍的说法,他们应该放出越来越多的鸽子,到其他庄园的动物中煽动造反。一个说如不自卫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另一个则说如果造反四起,他们就断无自卫的必要。动物们先听了拿破仑的,又听了斯诺鲍的,竟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实际上,他们总是发现,讲话的是谁,他们就会同意谁的。

    终于熬到了这一天,斯诺鲍的设计图完成了。在紧接着的星期天大会议上,是否开工建造风车的议题将要付诸表决,当动物们在大谷仓里集合完毕,斯诺鲍站了起来,尽管不时被羊的咩咩声打断,他还是提出了他热衷于建造风车的缘由。接着,拿破仑站起来反驳,他非常隐讳地说风车是瞎折腾,劝告大家不要支持它,就又猛地坐了下去。他斤斤讲了不到半分钟,似乎显得有点说不说都一个样。这时,斯诺鲍跳了起来,喝住了又要咩咩乱叫的羊,慷慨陈词,呼吁大家对风车给予支持。在这之前,动物们因各有所好,基本上是平均地分成两派,但在顷刻之间,斯诺鲍的雄辩口才就说得他们服服贴贴。他用热烈的语言,描述着当动物们摆脱了沉重的劳动时动物庄园的景象。他的设想此时早已远远超出了铡草机和切萝卜机。他说,电能带动脱粒机、犁、耙、碾子、收割机和捆扎机,除此之外,还能给每一个窝棚里提供电灯、热水或凉水,以及电炉等等。他讲演完后,表决会何去何从已经很明显了。就在这个关头,拿破仑站起来,怪模怪样地瞥了斯诺鲍一眼,把了一声尖细的口哨,这样的口哨声以前没有一个动物听到他打过。

    这时,从外面传来一阵凶狠的汪汪叫声,紧接着,九条强壮的狗,戴着镶有青铜饰钉的项圈,跳进大仓谷里来,径直扑向斯诺鲍。就在斯诺鲍要被咬上的最后一刻,他才跳起来,一下跑到门外,于是狗就在后面追。动物们都吓呆了,个个张口结舌。他们挤到门外注视着这场追逐。斯诺鲍飞奔着穿过通向大路的牧场,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地跑着。而狗已经接近他的后蹄子。突然间,他滑倒了,眼看着就要被他们逮住。可他又重新起来,跑得更快了。狗又一次赶上去,其中一条狗几乎就要咬住斯诺鲍的尾巴了,幸而斯诺鲍及时甩开了尾巴。接着他又一个冲刺,和狗不过一步之差,从树篱中的一个缺口窜了出去,再也看不到了。

    动物们惊愕地爬回大谷仓。不一会儿,那些狗又汪汪地叫着跑回来。刚开始时,动物们都想不出这些家伙是从哪儿来的,但问题很快就弄明白了:他们正是早先被拿破仑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的那些狗崽子,被拿破仑偷偷地养着。他们尽管还没有完全长大,但个头都不小,看上去凶得象狼。大家都注意到,他们始终紧挨着拿破仑,对他摆着尾巴。那姿势,竟和别的狗过去对琼斯先生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时,拿破仑在狗的尾随下,登上那个当年麦哲发表演讲的凸台,并宣布,从今以后,星期天早晨的大会议就此告终。他说,那些会议毫无必要,又浪费时间。此后一切有关庄园工作的议题,将有一个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定夺,这个委员会由他亲自统管。他们将在私下碰头,然后把有关决策传达给其他动物。动物们仍要在星期天早晨集合,向庄园的旗帜致敬,唱“英格兰兽”,并接受下一周的工作任务。但再也不搞什么辩论了。

    本来,斯诺鲍被逐已经对他们刺激不小了,但他们更为这个通告感到惊愕。有几个动物想要抗议,却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辩词。甚至鲍克瑟也感到茫然不解,他支起耳朵,抖动几下额毛,费力地想理出个头绪,结果没想出任何可说的话。然而,有些猪倒十分清醒,四只在前排的小肉猪不以为然地尖声叫着,当即都跳起来准备发言。但突然间,围坐在拿破仑身旁的那群狗发出一阵阴森恐怖的咆哮,于是,他们便沉默不语,重新坐了下去。接着,羊又声音响亮地咩咩叫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一直持续了一刻钟,从而,所有讨论一下的希望也付诸东流了。

    后来,斯奎拉受命在庄园里兜了一圈,就这个新的安排向动物作一解释。

    “同志们”,他说,“我希望每一位在这儿的动物,会对拿破仑同志为承担这些额外的劳动所作的牺牲而感激的。同志们,不要以为当领导是一种享受!恰恰相反,它是一项艰深而繁重的职责。没有谁能比拿破仑同志更坚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也确实很想让大家自己为自己作主。可是,万一你们失策了,那么同志们,我们会怎样呢?要是你们决定按斯诺鲍的风车梦想跟从了他会怎样呢?斯诺鲍这家伙,就我们现在所知,不比一个坏蛋强多少。”

    “他在牛棚大战中作战很勇敢”,有个动物说了一句。

    “勇敢是不够的”,斯奎拉说,“忠诚和服从更为重要。就牛棚大战而言,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有一天发现斯诺鲍的作用被吹得太大了。纪律,同志们,铁的纪律!这是我们今天的口号。一步走错,我们的仇敌便会来颠覆我们。同志们,你们肯定不想让琼斯回来吧?”

    这番论证同样是无可辩驳的。毫无疑问,动物们害怕琼斯回来;如果星期天早晨召集的辩论有导致他回来的可能,那么辩论就应该停止。鲍克瑟细细琢磨了好一阵子,说了句“如果这是拿破仑同志说,那就一定没错”,以此来表达他的整个感受。并且从此以后,他又用“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句格言,作为对他个人的座右铭“我要更加努力工作”的补充。

    到了天气变暖,春耕已经开始的时候。那间斯诺鲍用来画风车设计图的小棚还一直被封着,大家想象着那些设计图早已从地板上擦掉了。每星期天早晨十点钟,动物们聚集在大谷仓,接受他们下一周的工作任务。如今,老麦哲的那个风干了肉的颅骨,也已经从果园脚下挖了出来,驾在旗杆下的一个木墩上,位于枪的一侧。升旗之后,动物们要按规定恭恭敬敬地列队经过那个颅骨,然后才走进大谷仓。近来,他们还没有像早先那样全坐在一起过。拿破仑同斯奎拉和另一个叫梅尼缪斯的猪,共同坐在前台。这个梅尼缪斯具有非凡的天赋,擅于谱曲作诗。九条年轻的狗围着它们成半圆形坐着。其他猪坐在后台。别的动物面对着他们坐在大谷仓中间。拿破仑用一种粗暴的军人风格,宣读对下一周的安排,随后只唱了一遍“英格兰兽”,所有的动物就解散了。

    斯诺鲍被逐后的第三个星期天,拿破仑宣布要建造风车,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终究有些吃惊。而拿破仑没有为改变主意讲述任何理由,只是简单地告诫动物们,那项额外的任务将意味着非常艰苦的劳动:也许有必要缩减他们的食料。然而,设计图已全部筹备好,并已经进入最后的细节部分。一个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为此在过去三周内一直工作着。风车的修建,加上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改进,预期要两年时间。

    当天晚上,斯奎拉私下对其他动物解释说,拿破仑从来没有真正反对过风车。相反,正是由他最初做的建议。那个斯诺鲍画在孵卵棚地板上的设计图,实际上是他早先从拿破仑的笔记中剽窃的。事实上,风车是拿破仑自己的创造。于是,有的动物问道,为什么他曾说它的坏话说得那么厉害?在这一点上,斯奎拉显得非常圆滑。他说,这是拿破仑同志的老练,他装作反对风车,那只是一个计谋,目的在于驱除斯诺鲍这个隐患,这个坏东西。既然现在斯诺鲍已经溜掉了,计划也就能在没有斯诺鲍妨碍的情况下顺利进行了。斯奎拉说,这就是所谓的策略,他重复了好几遍,“策略,同志们,策略!”还一边带着欢快的笑声,一边甩动着尾巴,活蹦乱跳。动物们吃不准这些话的含意,可是斯奎拉讲的如此富有说服力,加上赶巧了有三条狗和他在一起,又是那样气势汹汹的狂叫着,因而他们没有进一步再问什么,就接受了他的解释。

    Chapter VI

    All that year the animals worked like slaves. But they were happy in their work; they grudged no effort or sacrifice, well aware that everything that they did w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mselves and those of their kind who would come after them, and not for a pack of idle, thieving human beings.

    Throughout the spring and summer they worked a sixty-hour week, and in August Napoleon annou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work on Sunday afternoons as well. This work was strictly voluntary, but any animal who absented himself from it would have his rations reduced by half. Even so,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leave certain tasks undone. The harvest was a little less successful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and two field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sown with roots in the early summer were not sown because the ploughing had not been completed early enough. It was possible to foresee that the coming winter would be a hard one.

    The windmill presented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There was a good quarry of limestone on the farm, and plenty of sand and cement had been found in one of the outhouses, so that all the materials for building were at hand. But the problem the animals could not at first solve was how to break up the stone into pieces of suitable size. There seemed no way of doing this except with picks and crowbars, which no animal could use, because no animal could stand on his hind legs. Only after weeks of vain effort did the right idea occur to somebody-namely, to utilise the force of gravity. Huge boulders, far too big to be used as they were, were lying all over the bed of the quarry. The animals lashed ropes round these, and then all together, cows, horses, sheep, any animal that could lay hold of the rope–even the pigs sometimes joined in at critical moments–they dragged them with desperate slowness up the slope to the top of the quarry, where they were toppled over the edge, to shatter to pieces below. Transporting the stone when it was once broken was comparatively simple. The horses carried it off in cart-loads, the sheep dragged single blocks, even Muriel and Benjamin yoked themselves into an old governess-cart and did their share. By late summer a sufficient store of stone had accumulated, and then the building began,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pigs.

    But it was a slow, laborious process. Frequently it took a whole day of exhausting effort to drag a single boulder to the top of the quarry, and sometimes when it was pushed over the edge it failed to break. Nothing could have been achieved without Boxer, whose strength seemed equal to that of all the rest of the animals put together. When the boulder began to slip and the animals cried out in despair at finding themselves dragged down the hill, it was always Boxer who strained himself against the rope and brought the boulder to a stop. To see him toiling up the slope inch by inch, his breath coming fast, the tips of his hoofs clawing at the ground, and his great sides matted with sweat, filled everyone with admiration. Clover warned him sometimes to be careful not to overstrain himself, but Boxer would never listen to her. His two slogans, “I will work harder” and “Napoleon is always right,” seemed to him a sufficient answer to all problems. He had made arrangements with the cockerel to call him three-quarters of an hour earlier in the mornings instead of half an hour. And in his spare moments, of which there were not many nowadays, he would go alone to the quarry, collect a load of broken stone, and drag it down to the site of the windmill unassisted.

    The animals were not badly off throughout that summer, in spite of the hardness of their work. If they had no more food than they had had in Jones’s day, at least they did not have less. The advantage of only having to feed themselves, and not having to support five extravagant human beings as well, was so great that it would have taken a lot of failures to outweigh it. And in many ways the animal method of doing things was more efficient and saved labour. Such jobs as weeding, for instance, could be done with a thoroughness impossible to human beings. And again, since no animal now stole, it was unnecessary to fence off pasture from arable land, which saved a lot of labour on the upkeep of hedges and gates. Nevertheless, as the summer wore on, various unforeseen shortages began to make them selves felt. There was need of paraffin oil, nails, string, dog biscuits, and iron for the horses’ shoes, none of which could be produced on the farm. Later there would also be need for seeds and artificial manures, besides various tools and, finally, the machinery for the windmill. How these were to be procured, no one was able to imagine.

    One Sunday morning, when the animals assembled to receive their orders, Napoleon announced that he had decided upon a new policy. From now onwards Animal Farm would engage in trade with the neighbouring farms: not, of course, for any commercial purpose, but simply in order to obtain certain materials which were urgently necessary. The needs of the windmill must override everything else, he said. He was therefore making arrangements to sell a stack of hay and part of the current year’s wheat crop, and later on, if more money were needed, it would have to be made up by the sale of eggs, for which there was always a market in Willingdon. The hens, said Napoleon, should welcome this sacrifice as their own special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building of the windmill.

    Once again the animals were conscious of a vague uneasiness. Never to have any dealings with human beings, never to engage in trade, never to make use of money–had not these been among the earliest resolutions passed at that first triumphant Meeting after Jones was expelled? All the animals remembered passing such resolutions: or at least they thought that they remembered it. The four young pigs who had protested when Napoleon abolished the Meetings raised their voices timidly, but they were promptly silenced by a tremendous growling from the dogs. Then, as usual, the sheep broke into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and the momentary awkwardness was smoothed over. Finally Napoleon raised his trotter for silence and announced that he had already made all the arrangements.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any of the animals to come in contact with human beings, which would clearly be most undesirable. He intended to take the whole burden upon his own shoulders. A Mr. Whymper, a solicitor living in Willingdon, had agreed to act as intermediary between Animal Farm and the outside world, and would visit the farm every Monday morning to receive his instructions. Napoleon ended his speech with his usual cry of “Long live Animal Farm!” and after the singing of ‘Beasts of England’ the animals were dismissed.

    Afterwards Squealer made a round of the farm and set the animals’ minds at rest. He assured them that the resolution against engaging in trade and using money had never been passed, or even suggested. It was pure imagination, probably traceable in the beginning to lies circulated by Snowball. A few animals still felt faintly doubtful, but Squealer asked them shrewdly, “Are you certain that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dreamed, comrades? Have you any record of such a resolution? Is it written down anywhere?” And since it was certainly true that nothing of the kind existed in writing, the animals were satisfied that they had been mistaken.

    Every Monday Mr. Whymper visited the farm as had been arranged. He was a sly-looking little man with side whiskers, a solicitor in a very small way of business, but sharp enough to have realised earlier than anyone else that Animal Farm would need a broker and that the commissions would be worth having. The animals watched his coming and going with a kind of dread, and avoided him as much as possible. Nevertheless, the sight of Napoleon, on all fours, delivering orders to Whymper, who stood on two legs, roused their pride and partly reconciled them to the new arrangement.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human race were now not quite the same as they had been before. The human beings did not hate Animal Farm any less now that it was prospering; indeed, they hated it more than ever. Every human being held it as an article of faith that the farm would go bankrupt sooner or later, and, above all, that the windmill would be a failure. They would meet in the public-houses and prove to one another by means of diagrams that the windmill was bound to fall down, or that if it did stand up, then that it would never work. And yet, against their will, they had developed a certain respect for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the animals were managing their own affairs. One symptom of this was that they had begun to call Animal Farm by its proper name and ceased to pretend that it was called the Manor Farm. They had also dropped their championship of Jones, who had given up hope of getting his farm back and gone to live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ounty. Except through Whymper, there was as yet no contact between Animal Farm and the outside world, but there were constant rumours that Napoleon was about to enter into a definite business agreement either with Mr. Pilkington of Foxwood or with Mr. Frederick of Pinchfield–but never, it was noticed, with both simultaneously.

    It was about this time that the pigs suddenly moved into the farmhouse and took up their residence there. Again the animals seemed to remember that a resolution against this had been passed in the early days, and again Squealer was able to convince them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he said, that the pigs, who were the brains of the farm, should have a quiet place to work in. It was also more suited to the dignity of the Leader (for of late he had taken to speaking of Napoleon under the title of “Leader”) to live in a house than in a mere sty. Nevertheless, some of the animals were disturbed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 pigs not only took their meals in the kitchen and used the drawing-room as a recreation room, but also slept in the beds. Boxer passed it off as usual with “Napoleon is always right!”, but Clover, who thought she remembered a definite ruling against beds, went to the end of the barn and tried to puzzle out the Seven Commandments which were inscribed there. Finding herself unable to read more than individual letters, she fetched Muriel.

    “Muriel,” she said, “read me the Fourth Commandment. Does it not say something about never sleeping in a bed?”

    With some difficulty Muriel spelt it out.

    “It says, ‘No animal shall sleep in a bed with sheets,”‘ she announced finally.

    Curiously enough, Clover had not remembered that the Fourth Commandment mentioned sheets; but as it was there on the wall, it must have done so. And Squealer, who happened to be passing at this moment, attended by two or three dogs, was able to put the whole matter in its proper perspective.

    “You have heard then, comrades,” he said, “that we pigs now sleep in the beds of the farmhouse? And why not? You did not suppose, surely, that there was ever a ruling against beds? A bed merely means a place to sleep in. A pile of straw in a stall is a bed, properly regarded. The rule was against sheets, which are a human invention. We have removed the sheets from the farmhouse beds, and sleep between blankets. And very comfortable beds they are too! But not more comfortable than we need, I can tell you, comrades, with all the brainwork we have to do nowadays. You would not rob us of our repose, would you, comrades? You would not have us too tired to carry out our duties? Surely none of you wishes to see Jones back?”

    The animals reassured him on this point immediately, and no more was said about the pigs sleeping in the farmhouse beds. And when, some days afterwards, it was announced that from now on the pigs would get up an hour later in the mornings than the other animals, no complaint was made about that either.

    By the autumn the animals were tired but happy. They had had a hard year, and after the sale of part of the hay and corn, the stores of food for the winter were none too plentiful, but the windmill compensated for everything. It was almost half built now. After the harvest there was a stretch of clear dry weather, and the animals toiled harder than ever, thinking it well worth while to plod to and fro all day with blocks of stone if by doing so they could raise the walls another foot. Boxer would even come out at nights and work for an hour or two on his own by the light of the harvest moon. In their spare moments the animals would walk round and round the half-finished mill, admiring the strength and perpendicularity of its walls and marvelling that they should ever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anything so imposing. Only old Benjamin refused to grow enthusiastic about the windmill, though, as usual, he would utter nothing beyond the cryptic remark that donkeys live a long time.

    November came, with raging south-west winds. Building had to stop because it was now too wet to mix the cement. Finally there came a night when the gale was so violent that the farm buildings rocked on their foundations and several tiles were blown off the roof of the barn. The hens woke up squawking with terror because they had all dreamed simultaneously of hearing a gun go off in the distance. In the morning the animals came out of their stalls to find that the flagstaff had been blown down and an elm tree at the foot of the orchard had been plucked up like a radish. They had just noticed this when a cry of despair broke from every animal’s throat. A terrible sight had met their eyes. The windmill was in ruins.

    With one accord they dashed down to the spot. Napoleon, who seldom moved out of a walk, raced ahead of them all. Yes, there it lay, the fruit of all their struggles, levelled to its foundations, the stones they had broken and carried so laboriously scattered all around. Unable at first to speak, they stood gazing mournfully at the litter of fallen stone. Napoleon paced to and fro in silence, occasionally snuffing at the ground. His tail had grown rigid and twitched sharply from side to side, a sign in him of intense mental activity. Suddenly he halted as though his mind were made up.

    “Comrades,” he said quietly, “do you know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o you know the enemy who has come in the night and overthrown our windmill? SNOWBALL!” he suddenly roared in a voice of thunder. “Snowball has done this thing! In sheer malignity, thinking to set back our plans and avenge himself for his ignominious expulsion, this traitor has crept here under cover of night and destroyed our work of nearly a year. Comrades, here and now I pronounce the death sentence upon Snowball. ‘Animal Hero, Second Class,’ and half a bushel of apples to any animal who brings him to justice. A full bushel to anyone who captures him alive!”

    The animals were shocked beyond measure to learn that even Snowball could be guilty of such an action. There was a cry of indignation, and everyone began thinking out ways of catching Snowball if he should ever come back. Almost immediately the footprints of a pig were discovered in the grass at a little distance from the knoll. They could only be traced for a few yards, but appeared to lead to a hole in the hedge. Napoleon snuffed deeply at them and pronounced them to be Snowball’s. He gave it as his opinion that Snowball had probably come from the direction of Foxwood Farm.

    “No more delays, comrades!” cried Napoleon when the footprints had been examined. “There is work to be done. This very morning we begin rebuilding the windmill, and we will build all through the winter, rain or shine. We will teach this miserable traitor that he cannot undo our work so easily. Remember, comrades, there must be no alteration in our plans: they shall be carried out to the day. Forward, comrades! Long live the windmill! Long live Animal Farm!”

    第六章

    那一年,动物们干起活来就像奴隶一样。但他们乐在其中,流血流汗甚至牺牲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干的每件事都是为他们自己和未来的同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帮游手好闲、偷摸成性的人类。

    从初春到夏末这段时间里,他们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到了八月,拿破仑又宣布,星期天下午也要安排工作。这项工作完全是自愿性的,不过,无论哪个动物缺勤,他的口粮就要减去一半。即使这样,大家还是发觉,有些活就是干不完。收获比去年要差一些,而且,因为耕作没有及早完成,本来应该在初夏播种薯类作物的两快地也没种成。可以预见,来冬将是一个艰难的季节。

    风车的事引起了意外的难题。按说,庄园里就有一个质地很好的石灰石矿,又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大量的沙子和水泥,这样,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已齐备。但问题是,动物们刚开始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石头弄碎到适用的规格。似乎除了动用十字镐和撬棍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动物们都不能用后腿站立,也就无法使用镐和撬棍。在他们徒劳几个星期之后,才有动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利用重力的作用。再看那些巨大的圆石,虽然大都无法直接利用,但整个采石场上到处都是。于是,动物们用绳子绑住石头,然后,由牛、马、羊以及所有能抓住绳子的动物合在一起——甚至猪有时也在关键时刻搭个帮手——一起拖着石头,慢慢地、慢慢地沿着坡拖到矿顶。到了那儿,把石头从边上堆下去,在底下就摔成了碎块。这样一来,运送的事倒显得相对简一些了。马驾着满载的货车运送,羊则一块一块地拖,就连穆丽尔和本杰明也套上一辆旧两轮座车,贡献出了他们的力量。这样到了夏末,备用的石头便积累足了,接着,在猪的监督下,工程就破土动工了。

    但是,整个采石过程在当时却进展缓慢,历尽艰辛。把一块圆石拖到矿顶,常常要竭尽全力干整整一天,有些时候,石头从崖上推下去了,却没有摔碎。要是没有鲍克瑟,没有他那几乎能与所有其他动物合在一起相匹敌的力气,恐怕什么事都干不成。每逢动物们发现圆石开始往下滑,他们自己正被拖下山坡而绝望地哭喊时,总是多亏鲍克瑟拉住了绳索才稳了下来。看着他蹄子尖紧扣着地面,一-一-吃力地爬着坡;看着他呼吸急促,巨大的身躯浸透了汗水,动物们无不满怀钦佩和赞叹。克拉弗常常告诫他小心点,不要劳累过度了,但他从不放在心上。对他来说,“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两句口头禅足以回答所有的难题。他已同那只小公鸡商量好了,把原来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叫醒他,改为提前三刻钟。同时,尽管近来业余时间并不多,但他仍要在空闲时间里,独自到采石场去,在没有任何帮手的情况下,装上一车碎石,拖去倒在风车的地基里。

    这一夏季,尽管动物们工作得十分辛苦,他们的境况还不算太坏,虽然他们得到的饲料不比琼斯时期多,但至少也不比那时少。除了自己食用外,动物们不必去并供养那五个骄奢淫逸的人,这个优越性太显著了,它足以使许多不足之处显得不足为道。另外,动物们干活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不但效率高而且省力。比如锄草这类活,动物们可以干得完美无缺,而对人来说,这一点远远做不到。再说,如今的动物们都不偷不摸了,也就不必用篱笆把牧场和田地隔开,因此便省去了大量的维护树篱和栅栏的劳力。话虽如此,过了夏季,各种各样意料不到的缺欠就暴露出来了。庄园里需要煤油、钉子、线绳、狗食饼干以及马蹄上钉的铁掌等等,但庄园里又不出产这些东西。后来,又需要种子和人造化肥,还有各类工具以及风车用的机。可是,如何搞到这些东西,动物们就都想像不出了。

    一个星期天早晨,当动物们集合起来接受任务时,拿破仑宣布,他已经决定了一项新政策。说是往后动物庄园将要同邻近的庄园做些交易,这当然不是为了任何商业目的,而是仅仅为了获得某些急需的物资。他说,为风车所需要的东西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他正在准备出卖一堆干草和和当年的部分小麦收成,而且,再往后如果需要更多的钱的话,就得靠卖鸡蛋来补充了,因为鸡蛋在威灵顿总是有销路的。拿破仑还说,鸡应该高兴地看到,这一牺牲就是他们对建造风车的特殊贡献。

    动物们再一次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决不和人打交道,决不从事交易,决不使用钱,这些最早就有的誓言,在琼斯被逐后的第一次大会议上,不就已经确立了吗?订立这些誓言的情形至今都还历历在目;或者至少他们自以为还记得有这回事。那四只曾在拿破仑宣布废除大会议时提出抗议的幼猪胆怯地发言了,但在狗那可怕的咆哮声下,很快又不吱声了。接着,羊又照例咩咩地叫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一时间的难堪局面也就顺利地对付过去了。最后,拿破仑抬起前蹄,平静一下气氛,宣布说他已经作好了全部安排,任何动物都不必介入和人打交道这种明显最为讨厌的事体中。而他有意把全部重担放在自己肩上。一个住在威灵顿的叫温普尔先生的律师,已经同意担当动物庄园和外部社会的中介人,并且将在每个星期一早晨来访以接受任务。最后,拿破仑照例喊一声:“动物庄园万岁!”就结束了整个讲话。接着,动物们在唱完“英格兰兽”后,纷纷散场离去。

    后来,斯奎拉在庄园里转了一圈才使动物们安心下来。他向他们打保票说,反对从事交易和用钱的誓言从来没有通过过,搞不好连提议都不曾有过。这纯粹是臆想,追溯其根源,很可能是斯诺鲍散布的一个谎言。对此,一些动物还是半信半疑,斯奎拉就狡黠问他们:“你们敢肯定这不是你们梦到一些事吗?同志们!你们有任何关于这个誓约的记录吗?它写在哪儿了?”自然,这类东西都从没有见诸文字。因此,动物们便相信是他们自己搞错了。

    那个温普尔是个律师,长着络腮胡子,矮个子,看上去一脸奸诈相。他经办的业务规模很小,但他却精明过人,早就看出了动物庄园会需要经纪人,并且佣金会很可观的。按协议,每个星期一温普尔都要来庄园一趟。动物们看着他来来去去,犹有几分畏惧,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在他们这些四条腿的动物看来,拿破仑向靠两条腿站着的温普尔发号施令的情景,激发了他们的自豪,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他们感到这个新协议是顺心的。现在,他们同人类的关系确实今非昔比了。但是,人们对动物庄园的嫉恨不但没有因为它的兴旺而有所消解,反而恨之弥深。而且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个信条:动物庄园迟早要破产,并且关键是,那个风车将是一堆废虚。他们在小酒店聚会,相互用图表论证说风车注定要倒塌;或者说,即便它能建成,那也永远运转不起来云云。虽然如此,他们对动物们管理自己庄园能力,也不由自主地刮目相看了。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在称呼动物庄园时,不再故意叫它曼纳庄园,而开始用动物庄园这个名正言顺的名称。他们放弃了对琼斯的支持,而琼斯自己也已是万念俱焚,不再对重主他的庄园抱有希望,并且已经移居到国外另一个地方了。如今,多亏了这个温普尔,动物庄园才得以和外部社会接触,但是不断有小道消息说,拿破仑正准备同福克斯伍德的皮尔金顿先生,或者是平彻菲尔德的弗雷德里克先生签订一项明确的商业协议,不过还提到,这个协议永远不会同时和两家签订的。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猪突然搬进了庄主院,并且住在那里了。这一下,动物们又似乎想起了,有一条早先就立下的誓愿是反对这样做的。可斯奎拉又教他们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猪是庄园的首脑,应该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这一点绝对必要。再说,对领袖(近来他在谈到拿破仑时,已经开始用“领袖”这一尊称)的尊严来说,住在房屋里要比住在纯粹的猪圈里更相称一些。尽管这样,在一听到猪不但在厨房里用餐,而且把客厅当作娱乐室占用了之后,还是有一些动物为此深感不安。鲍克瑟到蛮不在乎,照例说了一句“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但是克拉弗却认为她记得有一条反对床铺的诫律,她跑到大谷仓那里,试图从题写在那儿的“七诫”中找出答案。结果发现她自己连单个的字母都不认不过来。她便找来穆丽尔。

    “穆丽尔”她说道,“你给我念一下第四条诫律,它是不是说决不睡在床上什么的?”

    穆丽尔好不容易才拼读出来。

    “它说,‘任何动物不得卧床铺盖被褥’,”她终于念道。

    克拉弗觉得太突兀了,她从不记得第四条诫律提到过被褥,可它既然就写在墙上,那它一定本来就是这样。赶巧这时候,斯奎拉在两三条狗的陪伴下路过这儿,他能从特殊的角度来说明整个问题。

    “那么,同志们,你们已经听到我们猪现在睡到庄主院床上的事了?为什么不呢?你们不想想,真的有过什么诫律反对床吗?床只不过是指一个睡觉的地方。如果正确看待的话,窝棚里的稻草堆就是一张床。这条诫律是反对被褥的,因为被褥是人类发明的。我们已经把庄主院床上的被褥全撤掉了,而睡在毯子里。它们也是多么舒服的床啊!可是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所有的脑力工作得靠我们来做,和我们所需要的程度相比,这些东西并不见得舒服多少。同志们,你们不会不让我们休息吧?你们不愿使我们过于劳累而失职吧?肯定你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琼斯回来吧?”

    在这一点上,动物们立刻就使他消除了疑虑,也不再说什么有关猪睡在庄主院床上的事了。而且数日之后,当宣布说,往后猪的起床时间要比其他动物晚一小时,也没有谁对此抱怨。

    直到秋天,动物们都挺累的,却也愉快。说起来他们已经在艰难中熬过整整一年了,并且在卖了部分干草和玉米之后,准备过冬的饲料就根本不够用了,但是,风车补偿这一切,它这时差不多建到一半了。秋收以后,天气一直晴朗无雨,动物们干起活来比以前更勤快了。他们整天拖着石块,辛劳地来回奔忙。他们想着这样一来,便能在一天之内把墙又加高一-了,因而是多么富有意义啊!鲍克瑟甚至在夜间也要出来,借着中秋的月光干上一两个小时。动物们则乐于在工余时间绕着进行了一半的工程走来走去,对于那墙壁的强度和垂直度赞叹一番。并为他们竟能修建如此了不起的工程而感到惊喜交加。唯独老本杰明对风车毫无热情,他如同往常一样,除了说驴都长寿这句话神乎其神的话之外,就再也无所表示了。

    十二月到了,带来了猛烈的西北风。这时常常是雨天,没法和水泥,建造工程不得不中断。后来有一个夜晚,狂风大作,整个庄园里的窝棚从地基上都被摇撼了,大谷仓顶棚的一些瓦片也刮掉了。鸡群在恐惧中嘎嘎乱叫着惊醒来,因为他们在睡梦中同时听见远处在打枪。早晨,动物们走出窝棚,发现旗杆已被风吹倒,果园边上的一棵榆树也象萝卜一样被连根拔起。就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动物喉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哭喊。一幅可怕的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风车毁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冲向现场。很少外出散步的拿破仑,率先跑在最前头。是的,他们的全部奋斗成果躺在那儿了,全部夷为平地了,他们好不容易弄碎又拉来的石头四下散乱着。动物们心酸地凝视着倒塌下来的碎石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拿破仑默默地来回踱着步,偶尔在地面上闻一闻,他的尾巴变得僵硬,并且还忽左忽右急剧地抽动,对他来说,这是紧张思维活动的表现。突然,他不动了,似乎心里已有了主意。

    “同志们,”他平静地说,“你们知道这是谁做的孽吗?那个昨晚来毁了我们风车的仇敌你们认识吗?斯诺鲍!”他突然用雷鸣般的嗓音吼道:“这是斯诺鲍干的!这个叛徒用心何其毒也,他摸黑爬到这儿,毁了我们近一年的劳动成果。他企图借此阻挠我们的计划,并为他可耻的被逐报复。同志们,此时此刻,我宣布判处斯诺鲍死刑。并给任何对他依法惩处的动物授予‘二级动物英雄’勋章和半莆式耳苹果,活捉他的动物将得到一整莆式耳苹果。”

    动物们得知斯诺鲍竟能犯下如此罪行,无不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他们在一阵怒吼之后,就开始想象如何在斯诺鲍再回来时捉住他。差不多就在同时,在离小山包不远的草地上,发现了猪蹄印。那些蹄印只能跟踪出几步远,但看上去是朝着树篱缺口方向的。拿破仑对着蹄印仔细地嗅了一番,便一口咬定那蹄印是斯诺鲍的,他个人认为斯诺鲍有可能是从福克斯伍德庄园方向来的。

    “不要再迟疑了,同志们!”拿破仑在查看了蹄印后说道:“还有工作要干,我们正是要从今天早晨起,开始重建风车,而且经过这个冬天,我们要把它建成。风雨无阻。我们要让这个卑鄙的叛徒知道,他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破坏我们的工作。记住,同志们,我们的计划不仅不会有任何变更,反而要一丝不苟地实行下去。前进,同志们!风车万岁!动物庄园万岁!”

    Chapter VII

    It was a bitter winter. The stormy weather was followed by sleet and snow, and then by a hard frost which did not break till well into February. The animals carried on as best they could with the rebuilding of the windmill, well knowing that the outside world was watching them and that the envious human beings would rejoice and triumph if the mill were not finished on time.

    Out of spite, the human beings pretended not to believe that it was Snowball who had destroyed the windmill: they said that it had fallen down because the walls were too thin. The animals knew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Still, it had been decided to build the walls three feet thick this time instead of eighteen inches as before, which meant collecting much larger quantities of stone. For a long time the quarry was full of snowdrifts and nothing could be done. Some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dry frosty weather that followed, but it was cruel work, and the animals could not feel so hopeful about it as they had felt before. They were always cold, and usually hungry as well. Only Boxer and Clover never lost heart. Squealer made excellent speeches on the joy of service and the dignity of labour, but the other animals found more inspiration in Boxer’s strength and his never-failing cry of “I will work harder!”

    In January food fell short. The corn ration was drastically reduced, and it was announced that an extra potato ration would be issued to make up for it. T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otato crop had been frosted in the clamps, which had not been covered thickly enough. The potatoes had become soft and discoloured, and only a few were edible. For days at a time the animals had nothing to eat but chaff and mangels. Starvation seemed to stare them in the face.

    It was vitally necessary to conceal this fac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Embolden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windmill, the human beings were inventing fresh lies about Animal Farm. Once again it was being put about that all the animals were dying of famine and disease, and that they were continually fighting among themselves and had resorted to cannibalism and infanticide. Napoleon was well aware of the bad results that might follow if the real facts of the food situation were known, and he decided to make use of Mr. Whymper to spread a contrary impression. Hitherto the animals had had little or no contact with Whymper on his weekly visits: now, however, a few selected animals, mostly sheep, were instructed to remark casually in his hearing that rations had been increased. In addition, Napoleon ordered the almost empty bins in the store-shed to be filled nearly to the brim with sand, which was then covered up with what remained of the grain and meal. On some suitable pretext Whymper was led through the store-shed and allowed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bins. He was deceived, and continued to report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there was no food shortage on Animal Farm.

    Nevertheless, towards the end of January it became obvious that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procure some more grain from somewhere. In these days Napoleon rarely appeared in public, but spent all his time in the farmhouse, which was guarded at each door by fierce-looking dogs. When he did emerge, it was in a ceremonial manner, with an escort of six dogs who closely surrounded him and growled if anyone came too near. Frequently he did not even appear on Sunday mornings, but issued his orders through one of the other pigs, usually Squealer.

    One Sunday morning Squealer announced that the hens, who had just come in to lay again, must surrender their eggs. Napoleon had accepted, through Whymper, a contract for four hundred eggs a week. The price of these would pay for enough grain and meal to keep the farm going till summer came on and conditions were easier.

    When the hens heard this, they raised a terrible outcry. They had been warned earlier that this sacrifice might be necessary, but had not believed that it would really happen. They were just getting their clutches ready for the spring sitting, and they protested that to take the eggs away now was murder.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xpulsion of Jones, there was something resembling a rebellion. Led by three young Black Minorca pullets, the hens made a determined effort to thwart Napoleon’s wishes. Their method was to fly up to the rafters and there lay their eggs, which smashed to pieces on the floor. Napoleon acted swiftly and ruthlessly. He ordered the hens’ rations to be stopped, and decreed that any animal giving so much as a grain of corn to a hen should be punished by death. The dogs saw to it that these orders were carried out. For five days the hens held out, then they capitulated and went back to their nesting boxes. Nine hens had died in the meantime. Their bodies were buried in the orchard, and it was given out that they had died of coccidiosis. Whymper heard nothing of this affair, and the eggs were duly delivered, a grocer’s van driving up to the farm once a week to take them away.

    All this while no more had been seen of Snowball. He was rumoured to be hiding on one of the neighbouring farms, either Foxwood or Pinchfield. Napoleon was by this time on slightly better terms with the other farmers than before. It happened that there was in the yard a pile of timber which had been stacked there ten years earlier when a beech spinney was cleared. It was well seasoned, and Whymper had advised Napoleon to sell it; both Mr. Pilkington and Mr. Frederick were anxious to buy it. Napoleon was hesitating between the two, unable to make up his mind. It was noticed that whenever he seemed on the point of coming to an agreement with Frederick, Snowball was declared to be in hiding at Foxwood, while, when he inclined toward Pilkington, Snowball was said to be at Pinchfield.

    Suddenly, early in the spring, an alarming thing was discovered. Snowball was secretly frequenting the farm by night! The animals were so disturbed that they could hardly sleep in their stalls. Every night, it was said, he came creeping in under cover of darkness and performed all kinds of mischief. He stole the corn, he upset the milk-pails, he broke the eggs, he trampled the seedbeds, he gnawed the bark off the fruit trees. Whenever anything went wrong it became usual to attribute it to Snowball. If a window was broken or a drain was blocked up, someone was certain to say that Snowball had come in the night and done it, and when the key of the store-shed was lost, the whole farm was convinced that Snowball had thrown it down the well. Curiously enough, they went on believing this even after the mislaid key was found under a sack of meal. The cows declared unanimously that Snowball crept into their stalls and milked them in their sleep. The rats, which had been troublesome that winter, were also said to be in league with Snowball.

    Napoleon decre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full investigation into Snowball’s activities. With his dogs in attendance he set out and made a careful tour of inspection of the farm buildings, the other animals following at a respectful distance. At every few steps Napoleon stopped and snuffed the ground for traces of Snowball’s footsteps, which, he said, he could detect by the smell. He snuffed in every corner, in the barn, in the cow-shed, in the henhouses, in the vegetable garden, and found traces of Snowball almost everywhere. He would put his snout to the ground, give several deep sniffs, ad exclaim in a terrible voice, “Snowball! He has been here! I can smell him distinctly!” and at the word “Snowball” all the dogs let out blood-curdling growls and showed their side teeth.

    The animals were thoroughly frightened. It seemed to them as though Snowball were some kind of invisible influence, pervading the air about them and menacing them with all kinds of dangers. In the evening Squealer called them together, and with an alarmed expression on his face told them that he had some serious news to report.

    “Comrades!” cried Squealer, making little nervous skips, “a most terrible thing has been discovered. Snowball has sold himself to Frederick of Pinchfield Farm, who is even now plotting to attack us and take our farm away from us! Snowball is to act as his guide when the attack begins. But there is worse than that. We had thought that Snowball’s rebellion was caused simply by his vanity and ambition. But we were wrong, comrades. Do you know what the real reason was? Snowball was in league with Jones from the very start! He was Jones’s secret agent all the time. It has all been proved by documents which he left behind him and which we have only just discovered. To my mind this explains a great deal, comrades. Did we not see for ourselves how he attempted–fortunately without success–to get us defeated and destroyed at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The animals were stupefied. This was a wickedness far outdoing Snowball’s destruction of the windmill. But it was some minutes before they could fully take it in. They all remembered, or thought they remembered, how they had seen Snowball charging ahead of them at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how he had rallied and encouraged them at every turn, and how he had not paused for an instant even when the pellets from Jones’s gun had wounded his back. At first it was a little difficult to see how this fitted in with his being on Jones’s side. Even Boxer, who seldom asked questions, was puzzled. He lay down, tucked his fore hoofs beneath him, shut his eyes, and with a hard effort managed to formulate his thoughts.

    “I do not believe that,” he said. “Snowball fought bravely at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I saw him myself. Did we not give him ‘Animal Hero, first Class,’ immediately afterwards?”

    “That was our mistake, comrade. For we know now–it is all written down in the secret documents that we have found–that in reality he was trying to lure us to our doom.”

    “But he was wounded,” said Boxer. “We all saw him running with blood.”

    “That was part of the arrangement!” cried Squealer. “Jones’s shot only grazed him. I could show you this in his own writing, if you were able to read it. The plot was for Snowball,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o give the signal for flight and leave the field to the enemy. And he very nearly succeeded–I will even say, comrades, he WOULD have succeeded if it had not been for our heroic Leader, Comrade Napoleon. Do you not remember how, just at the moment when Jones and his men had got inside the yard, Snowball suddenly turned and fled, and many animals followed him? And do you not remember, too, that it was just at that moment, when panic was spreading and all seemed lost, that Comrade Napoleon sprang forward with a cry of ‘Death to Humanity!’ and sank his teeth in Jones’s leg? Surely you remember THAT, comrades?” exclaimed Squealer, frisking from side to side.

    Now when Squealer described the scene so graphically, it seemed to the animals that they did remember it. At any rate, they remembered that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f the battle Snowball had turned to flee. But Boxer was still a little uneasy.

    “I do not believe that Snowball was a traitor at the beginning,” he said finally. “What he has done since is different. But I believe that at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he was a good comrade.”

    “Our Leader, Comrade Napoleon,” announced Squealer, speaking very slowly and firmly, “has stated categorically–categorically, comrade–that Snowball was Jones’s agen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yes, and from long before the Rebellion was ever thought of.”

    “Ah, that is different!” said Boxer. “If Comrade Napoleon says it, it must be right.”

    “That is the true spirit, comrade!” cried Squealer, but it was noticed he cast a very ugly look at Boxer with his little twinkling eyes. He turned to go, then paused and added impressively: “I warn every animal on this farm to keep his eyes very wide open. For we have reason to think that some of Snowball’s secret agents are lurking among us at this moment!”

    Four days later, in the late afternoon, Napoleon ordered all the animals to assemble in the yard. When they were all gathered together, Napoleon emerged from the farmhouse, wearing both his medals (for he had recently awarded himself “Animal Hero, First Class”, and “Animal Hero, Second Class”), with his nine huge dogs frisking round him and uttering growls that sent shivers down all the animals’ spines. They all cowered silently in their places, seeming to know in advance that some terrible thing was about to happen.

    Napoleon stood sternly surveying his audience; then he uttered a high-pitched whimper. Immediately the dogs bounded forward, seized four of the pigs by the ear and dragged them, squealing with pain and terror, to Napoleon’s feet. The pigs’ ears were bleeding, the dogs had tasted blood, and for a few moments they appeared to go quite mad. To the amazement of everybody, three of them flung themselves upon Boxer. Boxer saw them coming and put out his great hoof, caught a dog in mid-air, and pinned him to the ground. The dog shrieked for mercy and the other two fled with their tails between their legs. Boxer looked at Napoleon to know whether he should crush the dog to death or let it go. Napoleon appeared to change countenance, and sharply ordered Boxer to let the dog go, whereat Boxer lifted his hoof, and the dog slunk away, bruised and howling.

    Presently the tumult died down. The four pigs waited, trembling, with guilt written on every line of their countenances. Napoleon now called upon them to confess their crimes. They were the same four pigs as had protested when Napoleon abolished the Sunday Meetings. Without any further prompting they confessed that they had been secretly in touch with Snowball ever since his expulsion, that they had collaborated with him in destroying the windmill, and that they had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him to hand over Animal Farm to Mr. Frederick. They added that Snowball had privately admitted to them that he had been Jones’s secret agent for years past. When they had finished their confession, the dogs promptly tore their throats out, and in a terrible voice Napoleon demanded whether any other animal had anything to confess.

    The three hens who had been the ringleaders in the attempted rebellion over the eggs now came forward and stated that Snowball had appeared to them in a dream and incited them to disobey Napoleon’s orders. They, too, were slaughtered. Then a goose came forward and confessed to having secreted six ears of corn during the last year’s harvest and eaten them in the night. Then a sheep confessed to having urinated in the drinking pool–urged to do this, so she said, by Snowball–and two other sheep confessed to having murdered an old ram, an especially devoted follower of Napoleon, by chasing him round and round a bonfire when he was suffering from a cough. They were all slain on the spot. And so the tale of confessions and executions went on, until there was a pile of corpses lying before Napoleon’s feet and the air was heavy with the smell of blood, which had been unknown there since the expulsion of Jones.

    When it was all over, the remaining animals, except for the pigs and dogs, crept away in a body. They were shaken and miserable. They did not know which was more shocking–the treachery of the animals who had leagued themselves with Snowball, or the cruel retribution they had just witnessed. In the old days there had often been scenes of bloodshed equally terrible, but it seemed to all of them that it was far worse now that it was happening among themselves. Since Jones had left the farm, until today, no animal had killed another animal. Not even a rat had been killed. They had made their way on to the little knoll where the half-finished windmill stood, and with one accord they all lay down as though huddling together for warmth–Clover, Muriel, Benjamin, the cows, the sheep, and a whole flock of geese and hens–everyone, indeed, except the cat, who had suddenly disappeared just before Napoleon ordered the animals to assemble. For some time nobody spoke. Only Boxer remained on his feet. He fidgeted to and fro, swishing his long black tail against his sides and occasionally uttering a little whinny of surprise. Finally he said:

    “I do not understand it. I would not have believed that such things could happen on our farm. It must be due to some fault in ourselves. The solution, as I see it, is to work harder. From now onwards I shall get up a full hour earlier in the mornings.”

    And he moved off at his lumbering trot and made for the quarry. Having got there, he collected two successive loads of stone and dragged them down to the windmill before retiring for the night.

    The animals huddled about Clover, not speaking. The knoll where they were lying gave them a wide prospect across the countryside. Most of Animal Farm was within their view–the long pasture stretching down to the main road, the hayfield, the spinney, the drinking pool, the ploughed fields where the young wheat was thick and green, and the red roofs of the farm buildings with the smoke curling from the chimneys. It was a clear spring evening. The grass and the bursting hedges were gilded by the level rays of the sun. Never had the farm–and with a kind of surprise they remembered that it was their own farm, every inch of it their own property–appeared to the animals so desirable a place. As Clover looked down the hillside her eyes filled with tears. If she could have spoken her thoughts, it would have been to say that this was not what they had aimed at when they had set themselves years ago to work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human race. These scenes of terror and slaughter were not what they had looked forward to on that night when old Major first stirred them to rebellion. If she herself had had any picture of the future, it had been of a society of animals set free from hunger and the whip, all equal, each working according to his capacity, the strong protecting the weak, as she had protected the lost brood of ducklings with her foreleg on the night of Major’s speech. Instead–she did not know why–they had come to a time when no one dared speak his mind, when fierce, growling dogs roamed everywhere, and when you had to watch your comrades torn to pieces after confessing to shocking crimes. There was no thought of rebellion or disobedience in her mind. She knew that, even as things were, they were far better off than they had been in the days of Jones, and that before all else it was needful to prevent the return of the human beings. Whatever happened she would remain faithful, work hard, carry out the orders that were given to her, and accept the leadership of Napoleon. But still, it was not for this that she and all the other animals had hoped and toiled. It was not for this that they had built the windmill and faced the bullets of Jones’s gun. Such were her thoughts, though she lacked the words to express them.

    At last, feeling this to be in some way a substitute for the words she was unable to find, she began to sing ‘Beasts of England’. The other animals sitting round her took it up, and they sang it three times over–very tunefully, but slowly and mournfully, in a way they had never sung it before.

    They had just finished singing it for the third time when Squealer, attended by two dogs, approached them with the air of having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He announced that, by a special decree of Comrade Napoleon, ‘Beasts of England’ had been abolished. From now onwards it was forbidden to sing it.

    The animals were taken aback.

    “Why?” cried Muriel.

    “It’s no longer needed, comrade,” said Squealer stiffly. “‘Beasts of England’ was the song of the Rebellion. But the Rebellion is now completed. The execution of the traitors this afternoon was the final act. The enem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has been defeated. In ‘Beasts of England’ we expressed our longing for a better society in days to come. But that society has now been established. Clearly this song has no longer any purpose.”

    Frightened though they were, some of the animals might possibly have protested, but at this moment the sheep set up their usual bleating of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which went on for several minutes and put an end to the discussion.

    So ‘Beasts of England’ was heard no more. In its place Minimus, the poet, had composed another song which began:

    Animal Farm, Animal Farm,

    Never through me shalt thou come to harm!

    and this was sung every Sunday morning after the hoisting of the flag. But somehow neither the words nor the tune ever seemed to the animals to come up to ‘Beasts of England’.

    第七章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狂风暴雨的天气刚刚过去,这又下起了雨夹雪,接着又是大雪纷飞。然后,严寒来了,冰天冻地一般,直到二月才见和缓。动物们都在全力以赴地赶建风车,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外界正在注视着他们,如果风车不能重新及时建成,那些妒火中烧的人类便会为此幸灾乐祸的。

    那些人不怀好意,佯称他们不相信风车会是斯诺鲍毁坏的。他们说,风车之所以倒塌纯粹是因为墙座太薄。而动物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这一次要把墙筑到三-厚,而不是上一次的一-半。这就意味着得采集更多的石头。但采石场上好长时间积雪成堆,什么事也干不成。后来,严冬的天气变得干燥了,倒是干了一些活,但那却是一项苦不堪言的劳作,动物们再也不象先前那样满怀希望、信心十足。它们总感到冷,又常常觉得饿。只有鲍克瑟和克拉弗从不气馁。斯奎拉则时不时来一段关于什么劳动的乐趣以及劳工神圣之类的精彩演讲,但使其他动物受到鼓舞更大的,却来自鲍克瑟的踏实肯干和他总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一月份,食物就开始短缺了。谷类饲料急骤减少,有通知说要发给额外的土豆来弥补。可随后却发现由于地窖上面盖得不够厚,绝大部分土豆都已受冻而发软变坏了,只有很少一些还可以吃。这段时间里,动物们已有好些天除了吃谷糠和萝卜外,再也没有别的可吃的了,他们差不多面临着饥荒。

    对外遮掩这一实情是非常必要的。风车的倒塌已经给人壮了胆,他们因而就捏造出有关动物庄园的新奇的谎言。这一次,外面又谣传说他们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在饥荒和瘟疫中垂死挣扎,而且说他们内部不断自相残杀,已经到了以同类相食和吞食幼崽度日的地步。拿破仑清醒地意识倒饲料短缺的真相被外界知道后的严重后果,因而决意利用温普尔先生散布一些相反的言论。本来,到目前为止,对温普尔的每周一次来访,动物们还几乎与他没有什么接触。可是这一次,他们却挑选了一些动物,大都是羊,要他们在温普尔能听得到的地方,装作是在无意的聊天中谈有关饲料粮增加的事。这还不够,拿破仑又让储藏棚里那些几乎已是完全空空如也的大箱子满沙子,然后把剩下的饲料粮盖在上面。最后找个适当的借口,把温普尔领到储藏棚,让他瞥上一眼。温普尔被蒙骗过去了,就不断在外界报告说,动物庄园根本不缺饲料云云。

    然而快到一月底的时候,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其关键就是,必须得从某个地方弄到些额外的粮食。而这些天来,拿破仑轻易不露面,整天就呆在庄主院里,那儿的每道门都由气势汹汹的狗把守着。一旦他要出来,也必是一本正经,而且,还有六条狗前呼后拥着,不管谁要走近,那些狗都会吼叫起来。甚至在星期天早晨,他也常常不露面,而由其他一头猪,一般是斯奎拉来发布他的指示。

    一个星期天早晨,斯奎拉宣布说,所有重新开始下蛋的鸡,必须把鸡蛋上交。因为通过温普尔牵线,拿破仑已经承诺了一项每周支付四百只鸡蛋的合同。这些鸡蛋所赚的钱可买回很多饲粮,庄园也就可以坚持到夏季,那时,情况就好转了。

    鸡一听到这些,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虽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预先通知,说这种牺牲恐怕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并不相信真会发生这种事。此时,他们刚把春季孵小鸡用的蛋准备好,因而便抗议说,现在拿走鸡蛋就是谋财害命。于是,为了搅乱拿破仑的计划,他们在三只年轻的黑米诺卡鸡的带动下,索性豁出去了。他们的做法是飞到椽子上下蛋,鸡蛋落到地上便打得粉碎。这是自琼斯被逐以后第一次带有反叛味的行为。对此,拿破仑立即采取严厉措施。他指示停止给鸡供应饲料,同时下令,任何动物,不论是谁,哪怕给鸡一粒粮食都要被处以死刑。这些命令由狗来负责执行。坚持了五天的鸡最后投降了,又回到了鸡窝里。在这期间共有九只鸡死去,遗体都埋到了果园里,对外则说他们是死于鸡瘟。对于此事,温普尔一点也不知道,鸡蛋按时交付,每周都由一辆食品车来庄园拉一次。

    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没有再见到斯诺鲍。有谣传说他躲在附近的庄园里,不是在福克斯伍德庄园就是在平彻菲尔德庄园。此时,拿破仑和其他庄园的关系也比以前稍微改善了些。碰巧,在庄园的场院里,有一堆十年前在清理一片榉树林时堆在那儿的木材,至今已经很合用了。于是温普尔就建议拿破仑把它卖掉。皮尔金顿先生和弗雷德里克先生都十分想买。可拿破仑还在犹豫,拿不准卖给谁好。大家注意到,每当他似乎要和弗雷德里克先生达成协议的时候,就有谣传说斯诺鲍正躲在福克斯伍德庄园;而当他打算倾向于皮尔金顿时,就又有谣传说斯诺鲍是在平彻菲尔德庄园。

    初春时节,突然间有一件事震惊了庄园。说是斯诺鲍常在夜间秘密地潜入庄园!动物们吓坏了,躲在窝棚里夜不能寐。据说,每天晚上他都在夜幕的掩护下潜入庄园,无恶不作。他偷走谷子,弄翻牛奶桶,打碎鸡蛋,践踏苗圃,咬掉果树皮。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搞糟了,通常都要推到斯诺鲍身上,要是一扇窗子坏了或者水道堵塞了,准有某个动物断定这是斯诺鲍在夜间干的。储藏棚的钥匙丢了,所有动物都坚信是斯诺鲍给扔到井里去了。奇怪的是,甚至在发现钥匙原来是被误放在一袋面粉底下之后,他们还是这样坚信不移。牛异口同声地声称斯诺鲍在她们睡觉时溜进牛棚,吸了她们的奶。那些在冬天曾给她们带来烦恼的老鼠,也被指责为斯诺鲍的同伙。

    拿破仑下令对斯诺鲍的活动进行一次全面调查。他在狗的护卫下,开始对庄园的窝棚进行一次仔细的巡回检查,其他动物谦恭地在几步之外尾随着。每走几步,拿破仑就停下来,嗅一嗅地面上是否有斯诺鲍的气味。他说他能借此分辨出斯诺鲍的蹄印。他嗅遍了每一个角落,从大谷仓、牛棚到鸡窝和苹果园,几乎到处都发现了斯诺鲍的踪迹。每到一处他就把嘴伸到地上,深深地吸上几下,便以惊异的语气大叫到:“斯诺鲍!他到过这儿!我能清楚地嗅出来!”一听到“斯诺鲍”,所有的狗都呲牙咧嘴,发出一阵令动物们胆颤心惊的咆哮。

    动物们被彻底吓坏了。对他们来说,斯诺鲍就象某种看不见的恶魔,浸透在他们周围的空间,以各种危险威胁着他们。到了晚上,斯奎拉把他们召集起来,带着一幅惶恐不安的神情说,他有要事相告。

    “同志们!”斯奎拉边神经质地蹦跳着边大叫道,“发现了一件最为可怕的事,斯诺鲍已经投靠了平彻菲尔德庄园的弗雷德里克了。而那家伙正在策划着袭击我们,企图独占我们的庄园!斯诺鲍将在袭击中给他带路。更糟糕的是,我们曾以为,斯诺鲍的造反是出自于自命不凡和野心勃勃。可我们搞错了,同志们,你们知道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吗?斯诺鲍从一开始就和琼斯是一伙的!他自始至终都是琼斯的密探。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些他丢下的文件,这一点在那些文件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同志们,依我看,这就能说明不少问题了。在牛棚大战中,虽然幸亏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他想使我们遭到毁灭的企图,难道不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吗?”

    大家都怔住了。比起斯诺鲍毁坏风车一事,这一罪孽要严重得多了。但是,他们在完全接受这一点之前,却犹豫了好几分钟,他们都记得,或者自以为还记得,在牛棚大战中,他们曾看到的是斯诺鲍在带头冲锋陷阵,并不时的重整旗鼓,而且,即使在琼斯的子弹已射进它的脊背时也毫不退缩。对此,他们首先就感到困惑不解,这怎么能说明他是站在琼斯一边的呢?就连很少质疑的鲍克瑟也或然不解。他卧在地上,前腿弯在身子底下,眼睛紧闭着,绞尽脑汁想理顺他的思路。

    “我不信,”他说道,“斯诺鲍在牛棚大战中作战勇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战斗一结束,我们不是就立刻授予他‘一级动物英雄’勋章了吗?”

    “那是我们的失误,同志们,因为我们现在才知道,他实际上是想诱使我们走向灭亡。在我们已经发现的秘密文件中,这一点写得清清楚楚。”

    “但是他负伤了,”鲍克瑟说,“我们都看见他在流着血冲锋。”

    “那也是预谋中的一部分!”斯奎拉叫道,“琼斯的子弹只不过擦了一下他的皮而已。要是你能识字的话,我会把他自己写的文件拿给你看的。他们的阴谋,就是在关键时刻发出一个信号,让斯诺鲍逃跑并把庄园留给敌人。他差不多就要成功了,我甚至敢说,要是没有我们英勇的领袖拿破仑同志,他早就得逞了。难道你们不记得了,就在琼斯一伙冲进院子的时候,斯诺鲍突然转身就逃,于是很多动物都跟着他跑了吗?还有,就在那一会儿,都乱套了,几乎都要完了,拿破仑同志突然冲上前去,大喊:‘消灭人类!’同时咬住了琼斯的腿,这一点难道你们不记得了吗?你们肯定记得这些吧?”斯奎拉一边左右蹦跳,一边大声叫着。

    既然斯奎拉把那一场景描述得如此形象生动,动物们便似乎觉得,他们果真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管怎么说,他们记得在激战的关键时刻,斯诺鲍曾经掉头逃过。但是鲍克瑟还有一些感到不自在。

    他终于说道:“我不相信斯诺鲍一开始就是一个叛徒。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在牛棚大战中,他是一个好同志。”

    “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斯奎拉以缓慢而坚定的语气宣告,“已经明确地——明确了,同志们——声明斯诺鲍一开始就是琼斯的奸细,是的,远在想着起义前就是的。”

    “噢,这就不一样了!如果这是拿破仑同志说的,那就肯定不会错。”鲍克瑟说。

    “这是事实的真相,同志们!”斯奎拉大叫着。但动物们注意到他那闪亮的小眼睛向鲍克瑟怪模怪样地瞥了一眼。在他转身要走时,停下来又强调了一句:“我提醒庄园的每个动物要睁大眼睛。我们有理由相信,眼下,斯诺鲍的密探正在我们中间潜伏着!”

    四天以后,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拿破仑召集所有的动物在院子里开会。他们集合好后,拿破仑从屋里出来了,佩戴着他的两枚勋章(他最近已授予他自己“一级动物英雄”和“二级动物英雄”勋章),还带着他那九条大狗,那些狗围着他蹦来蹦去,发出让所有动物都毛骨悚然的吼叫。动物们默默地蜷缩在那里,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拿破仑严厉地站在那儿向下面扫了一眼,接着便发出一声尖细的惊叫。于是,那些狗就立刻冲上前咬住了四头猪的耳朵,把他们往外拖。那四头猪在疼痛和恐惧中嗥叫着,被拖到拿破仑脚下。猪的耳朵流出血来。狗尝到了血腥味,发狂了好一会儿。使所有动物感到惊愕的是,有三条狗向鲍克瑟扑去。鲍克瑟看到他们来了,就伸出巨掌,在半空中逮住一条狗,把他踩在地上。那条狗尖叫着求饶,另外两条狗夹着尾巴飞跑回来了。鲍克瑟看着拿破仑,想知道是该把那狗压死呢还是放掉。拿破仑变了脸色,他厉声喝令鲍克瑟把狗放掉。鲍克瑟抬起掌,狗带着伤哀号着溜走了。

    喧嚣立即平静下来了。那四头猪浑身发抖地等待发落,面孔上的每道皱纹似乎都刻写着他们的罪状。他们正是抗议拿破仑废除星期天大会议的那四头猪。拿破仑喝令他们坦白罪行。他们没等进一步督促就交代说,他们从斯诺鲍被驱逐以后一直和他保持秘密接触,还配合他捣毁风车,并和他达成一项协议,打算把动物庄园拱手让给弗雷德里克先生。他们还补充说斯诺鲍曾在私下里对他们承认,他过去几年来一直是琼斯的特务,他们刚一坦白完,狗就立刻咬穿了他们的喉咙。这时,拿破仑声色俱厉地质问别的动物还有什么要坦白的。

    那三这曾经试图通过鸡蛋事件领头闹事的鸡走上前去,说斯诺鲍曾在她们的梦中显现,并煽动她们违抗拿破仑的命令。她们也被杀掉了。接着一只鹅上前坦白,说他曾在去年收割季节藏了六穗谷子,并在当天晚上吃掉了。随后一只羊坦白说她曾向饮水池里撒过尿,她说是斯诺鲍驱使她这么干的。另外两只羊交待道,他们曾经谋杀了一只老公羊,一只十分忠实的拿破仑的信徒,他们在他正患咳嗽时,追着他围着火堆转来转去。这些动物都被当场杀掉了。口供和死刑就这样进行着,直到拿破仑脚前堆起一堆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这样的事情自从赶走琼斯以来还一直是闻所未闻的。

    等这一切都过去了,剩下的动物,除了猪和狗以来,便都挤成一堆溜走了。他们感到震惊,感到害怕,但却说不清到底什么更使他们害怕——是那些和斯诺鲍结成同盟的叛逆更可怕呢,还是刚刚目睹的对这些叛逆的残忍的惩罚更可怕。过去,和这种血流遍地的情景同样可怕的事也时常可见,但对他们来说是一次要阴森得多,因为这就发生在他们自己同志中间。从琼斯逃离庄园至今,没有一个动物杀害过其他动物,就连老鼠也未曾受害。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小山包上,干了一半的风车就矗立在那里,大伙不约而同地躺下来,并挤在一起取暖。克拉弗、穆丽尔、本杰明、牛、羊及一群鹅和鸡,实际上,除了那只猫外全都在这儿,猫在拿破仑命令所有动物集合的时候突然失踪了。一时间,大家都默默不语,只有鲍克瑟还继续站着,一边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一边用他那又长又黑的尾巴不断地在自己身上抽打着。偶尔还发出一丝惊叫声,最后他说话了。

    “我不明白,我真不愿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庄园里,这一定得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某些失误。要解决这个,我想关键就是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从今天起,早上我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

    他步履沉重地走开了,走向采石场。到了那儿,他便连续收集了两车石头,并且都拉到风车那里,一直忙到晚上才收工。

    动物们挤在克拉弗周围默默不语。从他们躺着的地方,可以俯视整个村庄,在那里,动物庄园的绝大部分都尽收眼底。他们看到:狭长的牧场伸向那条大路,耕种过的地里长着茁壮而碧绿的麦苗,还有草滩、树林、饮水池塘,以及庄园里的红色屋顶和那烟囱里冒出的袅袅青烟。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傍晚,夕阳的光辉洒在草地和茂盛的丛林上,荡漾着片片金辉。他们此刻忽然想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庄园,每一-土地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是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发现这里竟是如此令他们心驰神往。克拉弗看着下面的山坡,热泪不禁涌上眼眶。如果她有办法说出此时的想法的话,她肯定就会这样说,现在的情形可不是几年前他们为推翻人类而努力奋斗的目标,这些可怕的情形以及这种杀戮并不是他们在老麦哲第一次鼓动起义的那天晚上所向往的。对于未来,如果说她还曾有过什么构想,那就一定是构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饥饿和鞭子的折磨,一律平等,各尽其能,强者保护弱者,就象是在麦哲讲演的那天晚上,她曾经用前腿保护着那是最后才到的一群小鸭子一样。但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现在竟处在一个不敢讲真话的世界里。当那些气势汹汹的狗到处咆哮的时候,当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在坦白了可怕的罪行后被撕成碎片而无可奈何的时候,她的心里没有反叛或者违命的念头。她知道,尽管如此,他们现在也比琼斯在的时候强多了,再说,他们的当务之急还是要防备人类卷土重来。不管出了什么事,她都要依然忠心耿耿,辛勤劳动,服从拿破仑的领导,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然而,她仍相信,她和其他的动物曾期望并为之操劳的,并不是今天这般情景;他们建造风车,勇敢地冒着琼斯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也不是为着这些。这就是她所想的,尽管她还一下说不清。

    最后,她觉得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措词,而只能换个方式来表达,于是便开始唱“英格兰兽”。围在她周围的动物跟着唱起来。他们唱了三遍,唱得十分和谐,但却缓慢而凄然。他们以前还从没有用这种唱法唱过这支歌。

    他们刚唱完第三遍,斯奎拉就在两条狗的陪同下,面带着要说什么大事的神情向他们走过来。他宣布,遵照拿破仑同志的一项特别命令,“英格兰兽”已被废止了。从今以后禁止再唱这首歌。

    动物们怔住了。

    “为什么?穆丽尔囔道。

    “不需要了,同志们,”斯奎拉冷冷地说到,‘英格兰兽’是起义用的歌。但起义已经成功,今天下午对叛徒的处决就是最后的行动。另外仇敌已经全部打垮了。我们在‘英格兰兽’中表达的是在当时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渴望,但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建立。这首歌明显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他们感到害怕,可是,恐怕还是有些动物要提出抗议。但就在这时,羊大声地咩咩叫起那套老调子来:“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持续了好几分钟,也就结束了这场争议。

    于是再也听不到“英格兰兽”这首歌了,取而代之的,是善写诗的梅尼缪斯写的另外一首歌,它是这样开头的:

    动物庄园,动物庄园,

    我永远不会损害您!

    从此,每个星期天早晨升旗之后就唱这首歌,但不知怎么搞的,对动物们来说,无论是词还是曲,这首歌似乎都不再能和“英格兰兽”相提并论了。

    Chapter VIII

    A few days later, when the terror caused by the executions had died down, some of the animals remembered–or thought they remembered–that the Sixth Commandment decreed “No animal shall kill any other animal.” And though no one cared to mention it in the hearing of the pigs or the dogs, it was felt that the killings which had taken place did not square with this. Clover asked Benjamin to read her the Sixth Commandment, and when Benjamin, as usual, said that he refused to meddle in such matters, she fetched Muriel. Muriel read the Commandment for her. It ran: “No animal shall kill any other animal WITHOUT CAUSE.” Somehow or other, the last two words had slipped out of the animals’ memory. But they saw now that the Commandment had not been violated; for clearly there was good reason for killing the traitors who had leagued themselves with Snowball.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animals worked even harder than they had worked in the previous year. To rebuild the windmill, with walls twice as thick as before, and to finish it by the appointed date, together with the regular work of the farm, was a tremendous labour. There were times when it seemed to the animals that they worked longer hours and fed no better than they had done in Jones’s day. On Sunday mornings Squealer, holding down a long strip of paper with his trotter, would read out to them lists of figures proving that the production of every class of foodstuff had increased by two hundred per cent, three hundred per cent, or five hundred per cent, as the case might be. The animals saw no reason to disbelieve him, especially as they could no longer remember very clearly what conditions had been like before the Rebellion. All the same, there were days when they felt that they would sooner have had less figures and more food.

    All orders were now issued through Squealer or one of the other pigs. Napoleon himself was not seen in public as often as once in a fortnight. When he did appear, he was attended not only by his retinue of dogs but by a black cockerel who marched in front of him and acted as a kind of trumpeter, letting out a loud “cock-a-doodle-doo” before Napoleon spoke. Even in the farmhouse, it was said, Napoleon inhabited separate apartments from the others. He took his meals alone, with two dogs to wait upon him, and always ate from the Crown Derby dinner service which had been in the glass cupboard in the drawing-room. It was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gun would be fired every year on Napoleon’s birthday, as well as on the other two anniversaries.

    Napoleon was now never spoken of simply as “Napoleon.” He was always referred to in formal style as “our Leader, Comrade Napoleon,” and this pigs liked to invent for him such titles as Father of All Animals, Terror of Mankind, Protector of the Sheep-fold, Ducklings’ Friend, and the like. In his speeches, Squealer would talk with the tears rolling down his cheeks of Napoleon’s wisdom the goodness of his heart, and the deep love he bore to all animals everywhere, even and especially the unhappy animals who still lived in ignorance and slavery on other farms. It had become usual to give Napoleon the credit for every successful achievement and every stroke of good fortune. You would often hear one hen remark to anoth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our Leader, Comrade Napoleon, I have laid five eggs in six days”; or two cows, enjoying a drink at the pool, would exclaim, “Thanks to the leadership of Comrade Napoleon, how excellent this water tastes!” The general feeling on the farm was well expressed in a poem entitled Comrade Napoleon, which was composed by Minimus and which ran as follows:

    Friend of fatherless! Fountain of happiness! Lord of the swill-bucket! Oh, how my soul is on Fire when I gaze at thy Calm and commanding eye, Like the sun in the sky, Comrade Napoleon!

    Thou are the giver of All that thy creatures love, Full belly twice a day, clean straw to roll upon; Every beast great or small Sleeps at peace in his stall, Thou watchest over all, Comrade Napoleon!

    Had I a sucking-pig, Ere he had grown as big Even as a pint bottle or as a rolling-pin, He should have learned to be Faithful and true to thee, Yes, his first squeak should be” Comrade Napoleon!”

    Napoleon approved of this poem and caused it to be inscribed on the wall of the big barn, at the opposite end from the Seven Commandments. It was surmounted by a portrait of Napoleon, in profile, executed by Squealer in white paint.

    Meanwhile, through the agency of Whymper, Napoleon was engaged in complicated negotiations with Frederick and Pilkington. The pile of timber was still unsold. Of the two, Frederick was the more anxious to get hold of it, but he would not offer a reasonable pri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renewed rumours that Frederick and his men were plotting to attack Animal Farm and to destroy the windmill, the building of which had aroused furious jealousy in him. Snowball was known to be still skulking on Pinchfield Farm. In the middle of the summer the animals were alarmed to hear that three hens had come forward and confessed that, inspired by Snowball, they had entered into a plot to murder Napoleon. They were executed immediately, and fresh precautions for Napoleon’s safety were taken. Four dogs guarded his bed at night, one at each corner, and a young pig named Pinkeye was given the task of tasting all his food before he ate it, lest it should be poison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it was given out that Napoleon had arranged to sell the pile of timber to Mr. Pilkington; he was also going to enter into a regular agre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certain products between Animal Farm and Foxwood.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poleon and Pilkington, though they were only conducted through Whymper, were now almost friendly. The animals distrusted Pilkington, as a human being, but greatly preferred him to Frederick, whom they both feared and hated. As the summer wore on, and the windmill neared completion, the rumours of an impending treacherous attack grew stronger and stronger. Frederick, it was said, intended to bring against them twenty men all armed with guns, and he had already bribed the magistrates and police, so that if he could once get hold of the title-deeds of Animal Farm they would ask no questions. Moreover, terrible stories were leaking out from Pinchfield about the cruelties that Frederick practised upon his animals. He had flogged an old horse to death, he starved his cows, he had killed a dog by throwing it into the furnace, he amused himself in the evenings by making cocks fight with splinters of razor-blade tied to their spurs. The animals’ blood boiled with rage when they heard of these things beingdone to their comrades, and sometimes they clamoured to be allowed to go out in a body and attack Pinchfield Farm, drive out the humans, and set the animals free. But Squealer counselled them to avoid rash actions and trust in Comrade Napoleon’s strategy.

    Nevertheless, feeling against Frederick continued to run high. One Sunday morning Napoleon appeared in the barn and explained that he had never at any time contemplated selling the pile of timber to Frederick; he considered it beneath his dignity, he said, to have dealings with scoundrels of that description. The pigeons who were still sent out to spread tidings of the Rebellion were forbidden to set foot anywhere on Foxwood, and were also ordered to drop their former slogan of “Death to Humanity” in favour of “Death to Frederick.” In the late summer yet another of Snowball’s machinations was laid bare. The wheat crop was full of weeds, an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on one of his nocturnal visits Snowball had mixed weed seeds with the seed corn. A gander who had been privy to the plot had confessed his guilt to Squealer and immediately committed suicide by swallowing deadly nightshade berries. The animals now also learned that Snowball had never–as many of them had believed hitherto–received the order of “Animal Hero, First Class.” This was merely a legend which had been spread some time after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by Snowball himself. So far from being decorated, he had been censured for showing cowardice in the battle. Once again some of the animals heard this with a certain bewilderment, but Squealer was soon able to convince them that their memories had been at fault.

    In the autumn, by a tremendous, exhausting effort–for the harvest had to be gathered at almost the same time–the windmill was finished. The machinery had still to be installed, and Whymper was negotiating the purchase of it, but the structure was completed. In the teeth of every difficulty, in spite of inexperience, of primitive implements, of bad luck and of Snowball’s treachery, the work had been finished punctually to the very day! Tired out but proud, the animals walked round and round their masterpiece, which appeared even more beautiful in their eyes than when it had been built the first time. Moreover, the walls were twice as thick as before. Nothing short of explosives would lay them low this time! And when they thought of how they had laboured, what discouragements they had overcome, and the enormous difference that would be made in their lives when the sails were turning and the dynamos running–when they thought of all this, their tiredness forsook them and they gambolled round and round the windmill, uttering cries of triumph. Napoleon himself, attended by his dogs and his cockerel, came down to inspect the completed work; he personally congratulated the animals on their achievement, and announced that the mill would be named Napoleon Mill.

    Two days later the animals were called together for a special meeting in the barn. They were struck dumb with surprise when Napoleon announced that he had sold the pile of timber to Frederick. Tomorrow Frederick’s wagons would arrive and begin carting it away. Throughout the whole period of his seeming friendship with Pilkington, Napoleon had really been in secret agreement with Frederick.

    All relations with Foxwood had been broken off; insulting messages had been sent to Pilkington. The pigeons had been told to avoid Pinchfield Farm and to alter their slogan from “Death to Frederick” to “Death to Pilkington.” At the same time Napoleon assured the animals that the stories of an impending attack on Animal Farm were completely untrue, and that the tales about Frederick’s cruelty to his own animals had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All these rumours had probably originated with Snowball and his agents. It now appeared that Snowball was not, after all, hiding on Pinchfield Farm, and in fact had never been there in his life: he was living–in considerable luxury, so it was said–at Foxwood, and had in reality been a pensioner of Pilkington for years past.

    The pigs were in ecstasies over Napoleon’s cunning. By seeming to be friendly with Pilkington he had forced Frederick to raise his price by twelve pounds. But the superior quality of Napoleon’s mind, said Squealer, was shown in the fact that he trusted nobody, not even Frederick. Frederick had wanted to pay for the timber with something called a cheque, which, it seemed, was a piece of paper with a promise to pay written upon it. But Napoleon was too clever for him. He had demanded payment in real five-pound notes, which were to be handed over before the timber was removed. Already Frederick had paid up; and the sum he had paid was just enough to buy the machinery for the windmill.

    Meanwhile the timber was being carted away at high speed. When it was all gone, another special meeting was held in the barn for the animals to inspect Frederick’s bank-notes. Smiling beatifically, and wearing both his decorations, Napoleon reposed on a bed of straw on the platform, with the money at his side, neatly piled on a china dish from the farmhouse kitchen. The animals filed slowly past, and each gazed his fill. And Boxer put out his nose to sniff at the bank-notes, and the flimsy white things stirred and rustled in his breath.

    Three days later there was a terrible hullabaloo. Whymper, his face deadly pale, came racing up the path on his bicycle, flung it down in the yard and rushed straight into the farmhouse. The next moment a choking roar of rage sounded from Napoleon’s apartments. The news of what had happened sped round the farm like wildfire. The banknotes were forgeries! Frederick had got the timber for nothing!

    Napoleon called the animals together immediately and in a terrible voice pronounced the death sentence upon Frederick. When captured, he said, Frederick should be boiled alive. At the same time he warned them that after this treacherous deed the worst was to be expected. Frederick and his men might make their long-expected attack at any moment. Sentinels were placed at all the approaches to the farm. In addition, four pigeons were sent to Foxwood with a conciliatory message, which it was hoped might re-establish good relations with Pilkington.

    The very next morning the attack came. The animals were at breakfast when the look-outs came racing in with the news that Frederick and his followers had already come through the five-barred gate. Boldly enough the animals sallied forth to meet them, but this time they did not have the easy victory that they had had in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There were fifteen men, with half a dozen guns between them, and they opened fire as soon as they got within fifty yards. The animals could not face the terrible explosions and the stinging pellets, and in spite of the efforts of Napoleon and Boxer to rally them, they were soon driven back. A number of them were already wounded. They took refuge in the farm buildings and peeped cautiously out from chinks and knot-holes. The whole of the big pasture, including the windmill,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enemy. For the moment even Napoleon seemed at a loss. He paced up and down without a word, his tail rigid and twitching. Wistful glances were sent in the direction of Foxwood. If Pilkington and his men would help them, the day might yet be won. But at this moment the four pigeons, who had been sent out on the day before, returned, one of them bearing a scrap of paper from Pilkington. On it was pencilled the words: “Serves you right.”

    Meanwhile Frederick and his men had halted about the windmill. The animals watched them, and a murmur of dismay went round. Two of the men had produced a crowbar and a sledge hammer. They were going to knock the windmill down.

    “Impossible!” cried Napoleon. “We have built the walls far too thick for that. They could not knock it down in a week. Courage, comrades!”

    But Benjamin was watching the movements of the men intently. The two with the hammer and the crowbar were drilling a hole near the base of the windmill. Slowly, and with an air almost of amusement, Benjamin nodded his long muzzle.

    “I thought so,” he said. “Do you not see what they are doing? In another moment they are going to pack blasting powder into that hole.”

    Terrified, the animals waited. It was impossible now to venture out of the shelter of the buildings. After a few minutes the men were seen to be running in all directions. Then there was a deafening roar. The pigeons swirled into the air, and all the animals, except Napoleon, flung themselves flat on their bellies and hid their faces. When they got up again, a huge cloud of black smoke was hanging where the windmill had been. Slowly the breeze drifted it away. The windmill had ceased to exist!

    At this sight the animals’ courage returned to them. The fear and despair they had felt a moment earlier were drowned in their rage against this vile, contemptible act. A mighty cry for vengeance went up, and without waiting for further orders they charged forth in a body and made straight for the enemy. This time they did not heed the cruel pellets that swept over them like hail. It was a savage, bitter battle. The men fired again and again, and, when the animals got to close quarters, lashed out with their sticks and their heavy boots. A cow, three sheep, and two geese were killed, and nearly everyone was wounded. Even Napoleon, who was directing operations from the rear, had the tip of his tail chipped by a pellet. But the men did not go unscathed either. Three of them had their heads broken by blows from Boxer’s hoofs; another was gored in the belly by a cow’s horn; another had his trousers nearly torn off by Jessie and Bluebell. And when the nine dogs of Napoleon’s own bodyguard, whom he had instructed to make a detour under cover of the hedge, suddenly appeared on the men’s flank, baying ferociously, panic overtook them. They saw that they were in danger of being surrounded. Frederick shouted to his men to get out while the going was good, and the next moment the cowardly enemy was running for dear life. The animals chased them right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field, and got in some last kicks at them as they forc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thorn hedge.

    They had won, but they were weary and bleeding. Slowly they began to limp back towards the farm. The sight of their dead comrades stretched upon the grass moved some of them to tears. And for a little while they halted in sorrowful silence at the place where the windmill had once stood. Yes, it was gone; almost the last trace of their labour was gone! Even the foundations were partially destroyed. And in rebuilding it they could not this time, as before, make use of the fallen stones. This time the stones had vanished too. The force of the explosion had flung them to distances of hundreds of yards. It was as though the windmill had never been.

    As they approached the farm Squealer, who had unaccountably been absent during the fighting, came skipping towards them, whisking his tail and beaming with satisfaction. And the animals heard,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farm buildings, the solemn booming of a gun.

    “What is that gun firing for?” said Boxer.

    “To celebrate our victory!” cried Squealer.

    “What victory?” said Boxer. His knees were bleeding, he had lost a shoe and split his hoof, and a dozen pellets had lodged themselves in his hind leg.

    “What victory, comrade? Have we not driven the enemy off our soil–the sacred soil of Animal Farm?”

    “But they have destroyed the windmill. And we had worked on it for two years!”

    “What matter? We will build another windmill. We will build six windmills if we feel like it. You do not appreciate, comrade, the mighty thing that we have done. The enemy was in occupation of this very ground that we stand upon. And now–thanks to the leadership of Comrade Napoleon–we have won every inch of it back again!”

    “Then we have won back what we had before,” said Boxer.

    “That is our victory,” said Squealer.

    They limped into the yard. The pellets under the skin of Boxer’s leg smarted painfully. He saw ahead of him the heavy labour of rebuilding the windmill from the foundations, and already in imagination he braced himself for the task.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he was eleven years old and that perhaps his great muscles were not quite what they had once been.

    But when the animals saw the green flag flying, and heard the gun firing again–seven times it was fired in all–and heard the speech that Napoleon made, congratulating them on their conduct, it did seem to them after all that they had won a great victory. The animals slain in the battle were given a solemn funeral. Boxer and Clover pulled the wagon which served as a hearse, and Napoleon himself walked at the head of the procession. Two whole days were given over to celebrations. There were songs, speeches, and more firing of the gun, and a special gift of an apple was bestowed on every animal, with two ounces of corn for each bird and three biscuits for each dog.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battle would be called the Battle of the Windmill, and that Napoleon had created a new decoration, the Order of the Green Banner, which he had conferred upon himself. In the general rejoicings the unfortunate affair of the banknotes was forgotten.

    It was a few days later than this that the pigs came upon a case of whisky in the cellars of the farmhouse. It had been overlooked at the time when the house was first occupied. That night there came from the farmhouse the sound of loud singing, in which, to everyone’s surprise, the strains of ‘Beasts of England’ were mixed up. At about half past nine Napoleon, wearing an old bowler hat of Mr. Jones’s, was distinctly seen to emerge from the back door, gallop rapidly round the yard, and disappear indoors again. But in the morning a deep silence hung over the farmhouse. Not a pig appeared to be stirring. It was nearly nine o’clock when Squealer made his appearance, walking slowly and dejectedly, his eyes dull, his tail hanging limply behind him, and with every appearance of being seriously ill. He called the animals together and told them that he had a terrible piece of news to impart. Comrade Napoleon was dying!

    A cry of lamentation went up. Straw was laid down outside the doors of the farmhouse, and the animals walked on tiptoe. With tears in their eyes they asked one another what they should do if their Leader were taken away from them. A rumour went round that Snowball had after all contrived to introduce poison into Napoleon’s food. At eleven o’clock Squealer came out to make another announcement. As his last act upon earth, Comrade Napoleon had pronounced a solemn decree: the drinking of alcohol was to be punished by death.

    By the evening, however, Napoleon appeared to be somewhat better, and the following morning Squealer was able to tell them that he was well on the way to recovery. By the evening of that day Napoleon was back at work, and on the next day it was learned that he had instructed Whymper to purchase in Willingdon some booklets on brewing and distilling. A week later Napoleon gave orders that the small paddock beyond the orchard, which it had previously been intended to set aside as a grazing-ground for animals who were past work, was to be ploughed up. It was given out that the pasture was exhausted and needed re-seeding; but it soon became known that Napoleon intended to sow it with barley.

    About this time there occurred a strange incident which hardly anyone was able to understand. One night at about twelve o’clock there was a loud crash in the yard, and the animals rushed out of their stalls. It was a moonlit night. At the foot of the end wall of the big barn, where the Seven Commandments were written, there lay a ladder broken in two pieces. Squealer, temporarily stunned, was sprawling beside it, and near at hand there lay a lantern, a paint-brush, and an overturned pot of white paint. The dogs immediately made a ring round Squealer, and escorted him back to the farmhouse as soon as he was able to walk. None of the animals could form any idea as to what this meant, except old Benjamin, who nodded his muzzle with a knowing air, and seemed to understand, but would say nothing.

    But a few days later Muriel, reading over the Seven Commandments to herself, noticed that there was yet another of them which the animals had remembered wrong. They had thought the Fifth Commandment was “No animal shall drink alcohol,” but there were two words that they had forgotten. Actually the Commandment read: “No animal shall drink alcohol TO EXCESS.”

    第八章

    几天以后,这次行刑引起的恐慌已经平息下来后,有些动物才想起了第六条诫律中已经规定:“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至少他们自以为记得有这条规定。尽管在提起这个话题时,谁也不愿让猪和狗听见,但他们还是觉得这次杀戮与这一条诫律不相符。克拉弗请求本杰明给她念一下第六条诫律,而本杰明却像往常一样说他不愿介入这类事情。她又找来穆丽尔。穆丽尔就给她念了,上面写着:“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而无缘无故”。对后面这五个字,动物们不知怎么回事就是不记得了。但他们现在却清楚地看到,杀掉那些与斯诺鲍串通一气的叛徒是有充分根据的,它并没有违犯诫律。

    整整这一年,动物们比前些年干得更加卖力。重建风车,不但要把墙筑得比上一次厚一倍,还要按预定日期完成;再加上庄园里那些日常性活计,这两项合在一起,任务十分繁重。对动物来说,他们已经不止一次感觉到,现在干活时间比琼斯时期长,吃得却并不比那时强。每到星期天早上,斯奎拉蹄子上就捏着一张长纸条,向他们发布各类食物产量增加的一系列数据,根据内容分门别类,有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有的增加了百分之三百或者百分之五百。动物们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他,尤其是因为他们再也记不清楚起义前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了。不过,他们常常觉得,宁愿要这些数字少一些,而吃得更多些。

    现在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斯奎拉,或者另外一头猪发布的。拿破仑自己则两星期也难得露一次面。一旦他要出来了,他就不仅要带着狗侍卫,而且还要有一只黑色小公鸡,象号手一样在前面开道。在拿破仑讲话之前,公鸡先要响亮地啼叫一下“喔——喔——喔!”据说,这是在庄主院,拿破仑也和别的猪分开居住的。用他在两头狗的侍侯下独自用餐,而且还总要德贝陶瓷餐具用餐,那些餐具原来陈列在客厅的玻璃橱柜里。另外,有通告说,每年逢拿破仑生日也要鸣枪,就向其他两个纪念日一样。

    如今,对拿破仑给不能简单地直呼“拿破仑”了。提到他就要用正式的尊称:“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而那些猪还喜欢给他冠以这样一些头衔,如“动物之父”,“人类克星”,“的羊保护神”,“鸭子的至亲”等等。斯奎拉每次演讲时,总要泪流满面地大谈一番拿破仑的智慧和他的好心肠,说他对普天之下的动物,尤其是对那些还不幸地生活在其它庄园里的受歧视和受奴役的动物,满怀着深挚的爱等等。在庄园里,把每遇到一件幸运之事,每取得一项成就的荣誉归于拿破仑已成了家常便饭。你会常常听到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这样讲道:“在我们的领袖拿破仑的指引下,我在六天之内下了五只蛋”,或者两头正在饮水的牛声称:“多亏拿破仑同志的领导,这水喝起来真甜!”庄园里的动物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充分体现在一首名为“拿破仑同志”的诗中,诗是梅尼缪斯编写的,全诗如下:

    孤儿之至亲!

    辛福之源泉!

    赐给食料的的恩主!

    您双目坚毅沉静

    如日当空,

    仰着看您

    啊!我满怀激情

    拿破仑同志!

    是您赐予

    您那众生灵所期求之一切,

    每日两餐饱食,

    还有那洁净的草垫,

    每个动物不论大小,

    都在窝棚中平静歇睡,

    因为有您在照看,

    拿破仑同志!

    我要是有头幼崽,

    在他长大以前,

    哪怕他小得像奶瓶、像小桶,

    他也应学会

    用忠诚和老实待您,

    放心吧,

    他的第一声尖叫肯定是

    “拿破仑同志!”

    拿破仑对这首诗很满意,并让手下把它刻在大谷仓的墙上,位于与“七诫”相对的另一头。诗的上方是拿破仑的一幅侧身画像,是斯奎拉用白漆画成的。

    在这期间,由温普尔牵线,拿破仑正着手与弗雷德里克及皮尔金顿进行一系列繁冗的谈判。那堆木材至今还没有卖掉。在这两个人中,弗雷德里克更急着要买,但他又不愿意出一个公道的价钱。与此同时,有一个过时的消息重新开始流传,说弗雷德里克和他的伙计们正在密谋袭击动物庄园,并想把那个他嫉恨已久的风车毁掉,据说斯诺鲍就藏在平彻菲尔德庄园。仲夏时节,动物们又惊讶地听说,另外有三只鸡也主动坦白交待,说他们曾受斯诺鲍的煽动,参与过一起刺杀拿破仑的阴谋。那三只鸡立即被处决了,随后,为了拿破仑的安全起见,又采取了新的戒备措施,夜间有四条狗守卫着他的床,每个床脚一条狗,一头名叫平克埃的猪,接受了在拿破仑吃饭前品尝他的食物的任务,以防食物有毒。

    差不多同时,有通知说拿破仑决定把那堆木材卖给皮尔金顿先生;他还拟订一项关于动物庄园和福克斯伍德庄园交换某些产品的长期协议。尽管是通过温普尔牵线,但拿破仑和皮尔金顿现在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对于皮尔金顿这个人,动物们并不信任。但他们更不信任弗雷德里克,他们对他又怕又恨。夏天过去了,风车即将竣工,那个关于弗雷德里克将要袭击庄园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据说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弗雷德里克打算带二十个全副武装的人来,还说他已经买通了地方官员和警察,这样,一旦他能把动物庄园的地契弄到手,就会得到他们的认可。更有甚者,从平彻菲尔德庄园透露出许多可怕的消息,说弗雷德里克正用他的动物进行残酷无情的演习。他用鞭子抽死了一匹老马,饿他的牛,还把一条狗扔到炉子里烧死了,到了晚上,他就把刮脸刀碎片绑在鸡爪子上看斗鸡取乐。听到这些正加害在他们同志身上的事,动物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他们不时叫嚷着要一起去进攻平彻菲尔德庄园,赶走那里的人,解放那里的动物。但斯奎拉告诫动物们,要避免草率行动,要相信拿破仑的战略布署。

    尽管如此,反对弗雷德里克的情绪还是越来越高涨。在一个星期天早上,拿破仑来到大谷仓,他解释说他从来未打算把那堆木料卖给弗雷德里克。他说,和那个恶棍打交道有辱他的身份。为了向外传播起义消息而放出去的鸽子,以后不准在福克斯伍德庄园落脚。他还下令,把他们以前的口号“打倒人类”换成“打倒弗雷德里克”。夏末,斯诺鲍的另一个阴谋又被揭露了,麦田里长满了杂草,原来发现是他在某个夜晚潜入庄园后,往粮种里拌了草籽。一只与此事件有牵连的雄鸡向斯奎拉坦白了这一罪行,随后,他就吞食了剧毒草莓自尽了。动物们现在还得知,和他们一直想像的情况正相反,斯诺鲍从来都没有受到过“一级动物英雄”嘉奖。受奖的事只不过是在牛棚大战后,斯诺鲍自己散布的一个神话。根本就没有给他授勋这回事,倒是因为他在战斗中表现怯懦而早就受到谴责。有些动物又一次感到不好接受,但斯奎拉很快就使他们相信是他们记错了。

    到了秋天,动物们在保证完成收割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终于使风车竣工了,而且几乎是和收割同时完成的。接下来还得安装机器,温普尔正在为购买机器的事而奔忙,但是到此为止,风车主体已经建成。且不说他们经历的每一步如何困难,不管他们的经验多么不足,工具多么原始,运气多么不佳,斯诺鲍的诡计多么阴险,整个工程到此已经一丝不差按时竣工了!动物们精疲力尽,但却倍感自豪,他们绕着他们自己的这一杰作不停地转来转去。在他们眼里,风车比第一次筑得漂亮多了,另外,墙座也比第一次的厚一倍。这一次,除了炸药,什么东西都休想摧毁它们!回想起来,他们为此不知流过多少血和汗,又克服了不知多少个困难,但是一想到一旦当风车的翼板转动就能带动发电机,就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观,——想到这前前后后的一切,他们于是就忘却了疲劳,而且还一边得意地狂呼着,一边围着风车雀跃不已。拿破仑在狗和公鸡的前呼后拥下,亲自莅临视察,并亲自对动物们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宣布,这个风车要命名为“拿破仑风车”。

    两天后,动物们被召集到大谷仓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拿破仑宣布,他已经把那堆木料卖给了弗雷德里克,再过一天,弗雷德里克就要来拉货。顿时,动物们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拿破仑只是与皮尔金顿表面上友好而已,实际上他已和弗雷德里克达成了秘密协议。

    与福克斯伍德庄园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他们就向皮尔金顿发出了侮辱信,并通知鸽子以后要避开平彻菲尔德庄园,还把“打倒弗雷德里克”的口号改为“打倒皮尔金顿”。同时,拿破仑断然地告诉动物们说,所谓动物庄园面临着一个迫在眉睫的袭击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还有,有关弗雷德里克虐待他的动物的谣传,也是被严重地夸张了的。所有的谣言都极可能来自斯诺鲍及其同伙。总之,现在看来斯诺鲍并没有藏在平彻菲尔德庄园。事实上他生平从来没有到过那儿,他正住在福克斯伍德庄园,据说生活得相当奢侈。而且多年来,他一直就是皮尔金顿门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食客。

    猪无不为拿破仑的老练欣喜若狂。他表面上与皮尔金顿友好,这就迫使弗雷德里克把价钱提高了十二英镑。斯奎拉说,拿破仑思想上的卓越之处,实际上就体现在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上,即使对弗雷德里克也是如此。弗雷德里克曾打算用一种叫做支票的东西支付木料钱,那玩意儿差不多只是一张纸,只不过写着保证支付之类的诺言而已,但拿破仑根本不是他能糊弄得了的,他要求用真正的五英镑票子付款,而且要在运木料之前交付。弗雷德里克已经如数付清,所付的数目刚好够为大风车买机器用。

    这期间,木料很快就被拉走了,等全部拉完之后,在大谷仓里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让动物们观赏弗雷德里克付给的钞票。拿破仑笑逐颜开,心花怒放,他戴着他的两枚勋章,端坐在那个凸出的草垫子上,钱就在他身边,整齐地堆放在从庄主院厨房里拿来的瓷盘子上。动物们排成一行慢慢走过,无不大饱眼福。鲍克瑟还伸出鼻子嗅了嗅那钞票,随着他的呼吸,还激起了一股稀稀的白末屑和嘶嘶作响声。

    三天以后,在一阵震耳的嘈杂声中,只见温普尔骑着自行车飞快赶来,面色如死人一般苍白。他把自行车在院子里就地一扔,就径直冲进庄主院。过来一会,就在拿破仑的房间里响起一阵哽噎着嗓子的怒吼声。出事了,这消息象野火一般传遍整个庄园。钞票是假的!弗雷德里克白白地拉走了木料!

    拿破仑立即把所有动物召集在一起,咬牙切齿地宣布,判处弗雷德里克死刑。他说,要是抓住这家伙,就要把他活活煮死。同时他告诫他们,继这个阴险的背信弃义的行动之后,最糟糕的事情也就会一触即发了。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同伙随时都可能发动他们蓄谋已久的袭击。因此,已在所有通向庄园的路口安装了岗哨。另外,四只鸽子给福克斯伍德庄园送去和好的信件,希望与皮尔金顿重修旧好。

    就在第二天早晨,敌人开始袭击了。当时动物们正在吃早饭,哨兵飞奔来报,说弗雷德里克及其随从已经走进了五栅门。动物们勇气十足,立刻就向敌人迎头出击,但这一回他们可没有像牛棚大战那样轻易取胜。敌方这一次共有十五个人,六条枪,他们一走到距离五十码处就立刻开火。可怕的枪声和恶毒的子弹使动物们无法抵挡,虽然拿破仑和鲍克瑟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集结起来,可不一会儿他们就又被打退了回来。很多动物已经负伤。于是他们纷纷逃进庄园的窝棚里躲了起来,小心翼翼地透过墙缝,透过木板上的节疤孔往外窥探。只见整个大牧场,还有风车,都已落到敌人手中。此时就连拿破仑似乎也已不知所措了。他一言不发,走来走去,尾巴变得僵硬,而且还不停抽搐着。他不时朝着福克斯伍德庄园方向瞥去渴望的眼光。如果皮尔金顿和他手下的人帮他们一把的话,这场拼斗还可以打胜。但正在此刻,前一天派出的四只鸽子返回来了,其中有一只带着皮尔金顿的一张小纸片。纸上用铅笔写着:“你们活该。”

    这时,弗雷德里克一伙人已停在风车周围。动物们一边窥视着他们,一边惶恐不安地嘀咕起来,有两个人拿出一根钢钎和一把大铁锤,他们准备拆除风车。

    “不可能!”拿破仑喊道,“我们已把墙筑得那么厚。他们休想在一星期内拆除。不要怕,同志们!”

    但本杰明仍在急切地注视着那些人的活动。拿着钢钎和大铁锤的两个人,正在风车的地基附近打孔。最后,本杰明带着几乎是戏谑的神情,慢腾腾地呶了呶他那长长的嘴巴。

    “我看是这样”他说,“你们没看见他们在干什么吗?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往打好的孔里装炸药。”

    太可怕了。但此时此刻,动物们不敢冒险冲出窝棚,他们只好等待着。过了几分钟,眼看着那些人朝四下散开,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鸽子就立刻飞到空中,其它动物,除了拿破仑外,全都转过脸去,猛地趴倒在地。他们起来后,风车上空飘荡着一团巨大的黑色烟云。微风慢慢吹散了烟云:风车已荡然无存!

    看到这情景,动物们又重新鼓起勇气。他们在片刻之前所感到的胆怯和恐惧,此刻便被这种可耻卑鄙的行为所激起的狂怒淹没了。他们发出一阵强烈的复仇呐喊,不等下一步的命令,便一齐向敌人冲去。这一次,他们顾不上留意那如冰雹一般扫射而来的残忍的子弹了。这是一场残酷、激烈的战斗。那帮人在不断地射击,等到动物们接近他们时,他们就又用棍棒和那沉重的靴子大打出手。一头牛、三只羊、两只鹅被杀害了,几乎每个动物都受了伤。就连一直在后面指挥作战的拿破仑也被子弹削去了尾巴尖。但人也并非没有伤亡。三个人的头被鲍克瑟的蹄掌打破;另一个人的肚子被一头牛的犄角刺破;还有一个人,裤子几乎被杰西和布鲁拜尔撕掉,给拿破仑作贴身警卫的那九条狗,奉他的命令在树篱的遮掩下迂回过去,突然出现在敌人的侧翼,凶猛地吼叫起来,把那帮人吓坏了。他们发现有被包围的危险,弗雷德里克趁退路未断便喊他的同伙撤出去,不一会儿,那些贪生怕死的敌人便没命似地逃了。动物们一直把他们追到庄园边上,在他们从那片树篱中挤出去时,还踢了他们最后几下。

    他们胜利了,但他们都已是疲惫不堪,鲜血淋漓。它们一瘸一拐地朝庄园缓缓地走回。看到横在草地上的同志们的尸体,有的动物悲伤得眼泪汪汪。他们在那个曾矗立着风车的地方肃穆地站了好长时间。的的确确,风车没了;他们劳动的最后一点印迹几乎也没了!甚至地基也有一部分被炸毁,而且这一下,要想再建风车,也非同上一次可比了。上一次还可以利用剩下的石头。可这一次连石头也不见了。爆炸的威力把石头抛到了几百码以外。好像这儿从未有过风车一样。

    当他们走近庄园,斯奎拉朝他们蹦蹦跳跳地走过来,他一直莫名其妙地没有参加战斗,而此时却高兴得摇头摆尾。就在这时,动物们听到从庄园的窝棚那边传来祭典的鸣枪声。

    “干嘛要开枪?”鲍克瑟问。

    “庆祝我们的胜利!”斯奎拉囔道。

    “什么胜利?”鲍克瑟问。他的膝盖还在流血,又丢了一只蹄铁,蹄子也绽裂了,另外还有十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腿。

    “什么胜利?同志们,难道我们没有从我们的领土上——从神圣的动物庄园的领土上赶跑敌人吗?”

    “但他们毁了风车,而我们却为建风车干了两年!”

    “那有什么?我们将另建一座。我们高兴的话就建它六座风车。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我们已经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敌人曾占领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而现在呢,多亏拿破仑同志的领导,我们重新夺回了每一-土地!”

    “然而我们夺回的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鲍克瑟又说道。

    “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斯奎拉说。

    他们一瘸一拐地走进大院。鲍克瑟腿皮下的子弹使他疼痛难忍。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将是一项从地基开始再建风车的沉重劳动,他还想像他自己已经为这项任务振作了起来。但是,他第一次想到,他已十一岁了。他那强壮的肌体也许是今非昔比了。

    但当动物们看到那面绿旗在飘扬,听到再次鸣枪——共响了七下,听到拿破仑的讲话,听到他对他们的行动的祝贺,他们似乎觉得,归根到底,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大家为在战斗中死难的动物安排了一个隆重的葬礼。鲍克瑟和克拉弗拉着灵车,拿破仑亲自走在队列的前头。整整两天用来举行庆祝活动,有唱歌,有演讲,还少不了鸣枪,每一个牲口都得了一只作为特殊纪念物的苹果,每只家禽得到了二盎司谷子,每条狗有三块饼干。有通知说,这场战斗将命名为风车战役,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个新勋章“绿旗勋章”,并授予了他自己。在这一片欢天喜地之中,那个不幸的钞票事件也就被忘掉了。

    庆祝活动过后几天,猪偶然在庄主院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箱威士忌,这在他们刚住进这里时没注意到。当天晚上,从庄主院那边传出一阵响亮的歌声,令动物们惊奇的是,中间还夹杂着“英格兰兽”的旋律。大约在九点半左右,只见拿破仑戴着一顶琼斯先生的旧圆顶礼帽,从后门出来,在院子里飞快地跑了一圈,又闪进门不见了。但在第二天早晨,庄主院内却是一片沉寂,看不到一头猪走动,快到九点钟时,斯奎拉出来了,迟缓而沮丧地走着,目光呆滞,尾巴无力地掉在身后,浑身上下病怏怏的。他把动物们叫到一起,说还要传达一个沉痛的消息:拿破仑同志病危!

    一阵哀嚎油然而起。庄主院门外铺着草甸,于是,动物们踮着蹄尖从那儿走过。他们眼中含着热泪,相互之间总是询问:要是他们的领袖拿破仑离开了,他们可该怎么办。庄园里此刻到处都在风传,说斯诺鲍最终还是设法把毒药掺到拿破仑的食物中了。十一点,斯奎拉出来发布另一项公告,说是拿破仑同志在弥留之际宣布了一项神圣的法令:饮酒者要处死刑。

    可是到了傍晚,拿破仑显得有些好转,次日早上,斯奎拉就告诉他们说拿破仑正在顺利康复。即日夜晚,拿破仑又重新开始工作了。又过了一天,动物们才知道,他早先让温普尔在威灵顿买了一些有关蒸馏及酿造酒类方面的小册子。一周后,拿破仑下令,叫把苹果园那边的小牧场耕锄掉。那牧场原先是打算为退休动物留作草场用的,现在却说牧草已耗尽,需要重新耕种;但不久以后便真相大白了,拿破仑准备在那儿播种大麦。

    大概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几乎每个动物都百思不得其解。这事发生在一天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当时,院子里传来一声巨大的跌撞声,动物们都立刻冲出窝棚去看。那个夜晚月光皎洁,在大谷仓一头写着“七诫”的墙角下,横着一架断为两截的梯子。斯奎拉平躺在梯子边上,一时昏迷不醒。他手边有一盏马灯,一把漆刷子,一只打翻的白漆桶。狗当即就把斯奎拉围了起来,待他刚刚苏醒过来,马上就护送他回到了庄主院。除了本杰明以外,动物们都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本杰明呶了呶他那长嘴巴,露出一副会意了的神情,似乎看出点眉目来了,但却啥也没说。

    但是几天后,穆丽尔自己在看到七诫时注意到,又有另外一条诫律动物们都记错了,他们本来以为,第五条诫律是“任何动物不得饮酒”,但有两个字他们都忘了,实际上那条诫律是“任何动物不得饮酒过度”。

    Chapter IX

    Boxer’s split hoof was a long time in healing. They had started the rebuilding of the windmill the day after the victory celebrations were ended. Boxer refused to take even a day off work, and made it a point of honour not to let it be seen that he was in pain. In the evenings he would admit privately to Clover that the hoof troubled him a great deal. Clover treated the hoof with poultices of herbs which she prepared by chewing them, and both she and Benjamin urged Boxer to work less hard. “A horse’s lungs do not last for ever,” she said to him. But Boxer would not listen. He had, he said, only one real ambition left–to see the windmill well under way before he reached the age for retirement.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e laws of Animal Farm were first formulated, the retiring age had been fixed for horses and pigs at twelve, for cows at fourteen, for dogs at nine, for sheep at seven, and for hens and geese at five. Liberal old-age pensions had been agreed upon. As yet no animal had actually retired on pension, but of late the subject had been discussed more and more. Now that the small field beyond the orchard had been set aside for barley, it was rumoured that a corner of the large pasture was to be fenced off and turned into a grazing-ground for superannuated animals. For a horse, it was said, the pension would be five pounds of corn a day and, in winter, fifteen pounds of hay, with a carrot or possibly an apple on public holidays. Boxer’s twelfth birthday was due in the late summer of the following year.

    Meanwhile life was hard. The winter was as cold as the last one had been, and food was even shorter. Once again all rations were reduced, except those of the pigs and the dogs. A too rigid equality in rations, Squealer explained, would have been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Animalism. In any case he had no difficulty in proving to the other animals that they were NOT in reality short of food, whatever the appearances might be. For the time being, certainly, it had been found necessary to make a readjustment of rations (Squealer always spoke of it as a “readjustment,” never as a “reduction”), bu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days of Jones, the improvement was enormous. Reading out the figures in a shrill, rapid voice, he proved to them in detail that they had more oats, more hay, more turnips than they had had in Jones’s day, that they worked shorter hours, that their drinking water was of better quality, that they lived longer, that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ir young ones survived infancy, and that they had more straw in their stalls and suffered less from fleas. The animals believed every word of it. Truth to tell, Jones and all he stood for had almost faded out of their memories. They knew that life nowadays was harsh and bare, that they were often hungry and often cold, and that they were usually working when they were not asleep. But doubtless it had been worse in the old days. They were glad to believe so. Besides, in those days they had been slaves and now they were free, and tha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as Squealer did not fail to point out.

    There were many more mouths to feed now. In the autumn the four sows had all littered about simultaneously, producing thirty-one young pigs between them. The young pigs were piebald, and as Napoleon was the only boar on the farm, it was possible to guess at their parentage. It was announced that later, when bricks and timber had been purchased, a schoolroom would be built in the farmhouse garden. For the time being, the young pigs were given their instruction by Napoleon himself in the farmhouse kitchen. They took their exercise in the garden, and were discouraged from playing with the other young animals. About this time, too, it was laid down as a rule that when a pig and any other animal met on the path, the other animal must stand aside: and also that all pigs, of whatever degree, were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wearing green ribbons on their tails on Sundays.

    The farm had had a fairly successful year, but was still short of money. There were the bricks, sand, and lime for the schoolroom to be purchased, and it would also be necessary to begin saving up again for the machinery for the windmill. Then there were lamp oil and candles for the house, sugar for Napoleon’s own table (he forbade this to the other pigs, on the ground that it made them fat), and all the usual replacements such as tools, nails, string, coal, wire, scrap-iron, and dog biscuits. A stump of hay and part of the potato crop were sold off, and the contract for eggs was increased to six hundred a week, so that that year the hens barely hatched enough chicks to keep their numbers at the same level. Rations, reduced in December, were reduced again in February, and lanterns in the stalls were forbidden to save oil. But the pigs seemed comfortable enough, and in fact were putting on weight if anything. One afternoon in late February a warm, rich, appetising scent, such as the animals had never smelt before, wafted itself across the yard from the little brew-house, which had been disused in Jones’s time, and which stood beyond the kitchen. Someone said it was the smell of cooking barley. The animals sniffed the air hungrily and wondered whether a warm mash was being prepared for their supper. But no warm mash appeared, and on the following Sunday it was announced that from now onwards all barley w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pigs. The field beyond the orchard had already been sown with barley. And the news soon leaked out that every pig was now receiving a ration of a pint of beer daily, with half a gallon for Napoleon himself, which was always served to him in the Crown Derby soup tureen.

    But if there were hardships to be borne, they were partly offset by the fact that life nowadays had a greater dignity than it had had before. There were more songs, more speeches, more processions. Napoleon had commanded that once a week there should be held something called a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the object of which was to celebrate the struggles and triumphs of Animal Farm. At the appointed time the animals would leave their work and march round the precincts of the farm in military formation, with the pigs leading, then the horses, then the cows, then the sheep, and then the poultry. The dogs flanked the procession and at the head of all marched Napoleon’s black cockerel. Boxer and Clover always carried between them a green banner marked with the hoof and the horn and the caption, “Long live Comrade Napoleon!” Afterwards there were recitations of poems composed in Napoleon’s honour, and a speech by Squealer giving particulars of the latest increases in the production of foodstuffs, and on occasion a shot was fired from the gun. The sheep were the greatest devotees of the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 and if anyone complained (as a few animals sometimes did, when no pigs or dogs were near) that they wasted time and meant a lot of standing about in the cold, the sheep were sure to silence him with a tremendous bleating of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But by and large the animals enjoyed these celebrations. They found it comforting to be reminded that, after all, they were truly their own masters and that the work they did was for their own benefit. So that, what with the songs, the processions, Squealer’s lists of figures, the thunder of the gun, the crowing of the cockerel, and the fluttering of the flag, they were able to forget that their bellies were empty, at least part of the time.

    In April, Animal Farm was proclaimed a Republic,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to elect a President. There was only one candidate, Napoleon, who was elected unanimously. On the same day it was given out that fresh documents had been discovered which revealed further details about Snowball’s complicity with Jones. It now appeared that Snowball had not, as the animals had previously imagined, merely attempted to lose the Battle of the Cowshed by means of a stratagem, but had been openly fighting on Jones’s side. In fact, it was he who had actually been the leader of the human forces, and had charged into battle with the words “Long live Humanity!” on his lips. The wounds on Snowball’s back, which a few of the animals still remembered to have seen, had been inflicted by Napoleon’s teeth.

    In the middle of the summer Moses the raven suddenly reappeared on the farm, after an absence of several years. He was quite unchanged, still did no work, and talked in the same strain as ever about Sugarcandy Mountain. He would perch on a stump, flap his black wings, and talk by the hour to anyone who would listen. “Up there, comrades,” he would say solemnly, pointing to the sky with his large beak–“up there, ju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dark cloud that you can see–there it lies, Sugarcandy Mountain, that happy country where we poor animals shall rest for ever from our labours!” He even claimed to have been there on one of his higher flights, and to have seen the everlasting fields of clover and the linseed cake and lump sugar growing on the hedges. Many of the animals believed him. Their lives now, they reasoned, were hungry and laborious; was it not right and just that a better world should exist somewhere else? A thing that wa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as the attitude of the pigs towards Moses. They all declared contemptuously that his stories about Sugarcandy Mountain were lies, and yet they allowed him to remain on the farm, not working, with an allowance of a gill of beer a day.

    After his hoof had healed up, Boxer worked harder than ever. Indeed, all the animals worked like slaves that year. Apart from the regular work of the farm, and the rebuilding of the windmill, there was the schoolhouse for the young pigs, which was started in March. Sometimes the long hours on insufficient food were hard to bear, but Boxer never faltered. In nothing that he said or did was there any sign that his strength was not what it had been. It was only his appearance that was a little altered; his hide was less shiny than it had used to be, and his great haunches seemed to have shrunken. The others said, “Boxer will pick up when the spring grass comes on”; but the spring came and Boxer grew no fatter. Sometimes on the slope leading to the top of the quarry, when he braced his muscles against the weight of some vast boulder, it seemed that nothing kept him on his feet except the will to continue. At such times his lips were seen to form the words, “I will work harder”; he had no voice left. Once again Clover and Benjamin warned him to take care of his health, but Boxer paid no attention. His twelfth birthday was approaching. He did not care what happened so long as a good store of stone was accumulated before he went on pension.

    Late one evening in the summer, a sudden rumour ran round the farm that something had happened to Boxer. He had gone out alone to drag a load of stone down to the windmill. And sure enough, the rumour was true. A few minutes later two pigeons came racing in with the news; “Boxer has fallen! He is lying on his side and can’t get up!”

    About half the animals on the farm rushed out to the knoll where the windmill stood. There lay Boxer, between the shafts of the cart, his neck stretched out, unable even to raise his head. His eyes were glazed, his sides matted with sweat. A thin stream of blood had trickled out of his mouth. Clover dropped to her knees at his side.

    “Boxer!” she cried, “how are you?”

    “It is my lung,” said Boxer in a weak voice. “It does not matter. I think you will be able to finish the windmill without me. There is a pretty good store of stone accumulated. I had only another month to go in any case.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my retirement. And perhaps, as Benjamin is growing old too, they will let him retire at the same time and be a companion to me.”

    “We must get help at once,” said Clover. “Run, somebody, and tell Squealer what has happened.”

    All the other animals immediately raced back to the farmhouse to give Squealer the news. Only Clover remained, and Benjamin who lay down at Boxer’s side, and, without speaking, kept the flies off him with his long tail. After about a quarter of an hour Squealer appeared, full of sympathy and concern. He said that Comrade Napoleon had learned with the very deepest distress of this misfortune to one of the most loyal workers on the farm, and was already making arrangements to send Boxer to be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at Willingdon. The animals felt a little uneasy at this. Except for Mollie and Snowball, no other animal had ever left the farm, and they did not like to think of their sick comrade in the hands of human beings. However, Squealer easily convinced them that the veterinary surgeon in Willingdon could treat Boxer’s case more satisfactorily than could be done on the farm. And about half an hour later, when Boxer had somewhat recovered, he was with difficulty got on to his feet, and managed to limp back to his stall, where Clover and Benjamin had prepared a good bed of straw for him.

    For the next two days Boxer remained in his stall. The pigs had sent out a large bottle of pink medicine which they had found in the medicine chest in the bathroom, and Clover administered it to Boxer twice a day after meals. In the evenings she lay in his stall and talked to him, while Benjamin kept the flies off him. Boxer professed not to be sorry for what had happened. If he made a good recovery, he might expect to live another three years, and he looked forward to the peaceful days that he would spend in the corner of the big pasture. It would be the first time that he had had leisure to study and improve his mind. He intended, he said, to devote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learning the remaining twenty-two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However, Benjamin and Clover could only be with Boxer after working hours, and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when the van came to take him away. The animals were all at work weeding turnip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pig, when they were astonished to see Benjamin come galloping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farm buildings, braying at the top of his voic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y had ever seen Benjamin excited–indeed,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one had ever seen him gallop. “Quick, quick!” he shouted. “Come at once! They’re taking Boxer away!” Without waiting for orders from the pig, the animals broke off work and raced back to the farm buildings. Sure enough, there in the yard was a large closed van, drawn by two horses, with lettering on its side and a sly-looking man in a low-crowned bowler hat sitting on the driver’s seat. And Boxer’s stall was empty.

    The animals crowded round the van. “Good-bye, Boxer!” they chorused, “good-bye!”

    “Fools! Fools!” shouted Benjamin, prancing round them and stamping the earth with his small hoofs. “Fools! Do you not see what is written on the side of that van?”

    That gave the animals pause, and there was a hush. Muriel began to spell out the words. But Benjamin pushed her aside and in the midst of a deadly silence he read:

    “‘Alfred Simmonds, Horse Slaughterer and Glue Boiler, Willingdon. Dealer in Hides and Bone-Meal. Kennels Supplied.’ Do you not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They are taking Boxer to the knacker’s!”

    A cry of horror burst from all the animals. At this moment the man on the box whipped up his horses and the van moved out of the yard at a smart trot. All the animals followed, crying out at the tops of their voices. Clover forced her way to the front. The van began to gather speed. Clover tried to stir her stout limbs to a gallop, and achieved a canter. “Boxer!” she cried. “Boxer! Boxer! Boxer!” And just at this moment, as though he had heard the uproar outside, Boxer’s face, with the white stripe down his nose, appeared at the small window at the back of the van.

    “Boxer!” cried Clover in a terrible voice. “Boxer! Get out! Get out quickly! They’re taking you to your death!”

    All the animals took up the cry of “Get out, Boxer, get out!” But the van was already gathering speed and drawing away from them. It was uncertain whether Boxer had understood what Clover had said. But a moment later his face disappeared from the window and there was the sound of a tremendous drumming of hoofs inside the van. He was trying to kick his way out. The time had been when a few kicks from Boxer’s hoofs would have smashed the van to matchwood. But alas! his strength had left him; and in a few moments the sound of drumming hoofs grew fainter and died away. In desperation the animals began appealing to the two horses which drew the van to stop. “Comrades, comrades!” they shouted. “Don’t take your own brother to his death!” But the stupid brutes, too ignorant to realise what was happening, merely set back their ears and quickened their pace. Boxer’s face did not reappear at the window. Too late, someone thought of racing ahead and shutting the five-barred gate; but in another moment the van was through it and rapidly disappearing down the road. Boxer was never seen again.

    Three days later it was announced that he had died in the hospital at Willingdon, in spite of receiving every attention a horse could have. Squealer came to announce the news to the others. He had, he said, been present during Boxer’s last hours.

    “It was the most affecting sight I have ever seen!” said Squealer, lifting his trotter and wiping away a tear. “I was at his bedside at the very last. And at the end, almost too weak to speak, he whispered in my ear that his sole sorrow was to have passed on before the windmill was finished. ‘Forward, comrades!’ he whispered. ‘Forward in the name of the Rebellion. Long live Animal Farm! Long live Comrade Napoleon! Napoleon is always right.’ Those were his very last words, comrades.”

    Here Squealer’s demeanour suddenly changed. He fell silent for a moment, and his little eyes darted suspicious glances from side to side before he proceeded.

    It had come to his knowledge, he said, that a foolish and wicked rumour had been circulated at the time of Boxer’s removal. Some of the animals had noticed that the van which took Boxer away was marked “Horse Slaughterer,” and had actually jump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oxer was being sent to the knacker’s. It was almost unbelievable, said Squealer, that any animal could be so stupid. Surely, he cried indignantly, whisking his tail and skipping from side to side, surely they knew their beloved Leader, Comrade Napoleon, better than that? But the explanation was really very simple. The van had previously been the property of the knacker, and had been bought by the veterinary surgeon, who had not yet painted the old name out. That was how the mistake had arisen.

    The animals were enormously relieved to hear this. And when Squealer went on to give further graphic details of Boxer’s death-bed, the admirable care he had received, and the expensive medicines for which Napoleon had paid without a thought as to the cost, their last doubts disappeared and the sorrow that they felt for their comrade’s death was tempered by the thought that at least he had died happy.

    Napoleon himself appeared at the meeting on the following Sunday morning and pronounced a short oration in Boxer’s honour. It had not been possible, he said, to bring back their lamented comrade’s remains for interment on the farm, but he had ordered a large wreath to be made from the laurels in the farmhouse garden and sent down to be placed on Boxer’s grave. And in a few days’ time the pigs intended to hold a memorial banquet in Boxer’s honour. Napoleon ended his speech with a reminder of Boxer’s two favourite maxims, “I will work harder” and “Comrade Napoleon is always right”–maxims, he said, which every animal would do well to adopt as his own.

    On the day appointed for the banquet, a grocer’s van drove up from Willingdon and delivered a large wooden crate at the farmhouse. That night there was the sound of uproarious singing, which was followed by what sounded like a violent quarrel and ended at about eleven o’clock with a tremendous crash of glass. No one stirred in the farmhouse before noon on the following day, and the word went round that from somewhere or other the pigs had acquired the money to buy themselves another case of whisky.

    第九章

    鲍克瑟蹄掌上的裂口过了很长时间才痊愈。庆祝活动结束后第二天,动物们就开始第三次建造风车了。对此,鲍克瑟哪里肯闲着,他一天不干活都不行,于是就忍住伤痛不让他们有所察觉。到了晚上他悄悄告诉克拉弗,他的掌子疼得厉害。克拉弗就用嘴巴嚼着草药给他敷上。她和本杰明一起恳求鲍克瑟干活轻一点。她对他说:“马肺又不能永保不衰。”但鲍克瑟不听,他说,他剩下的唯一一个心愿就是在他到退休年龄之前,能看到风车建设顺利进行。

    想当初,当动物庄园初次制定律法时,退休年龄分别规定为:马和猪十二岁,牛十四岁,狗九岁,羊七岁,鸡和鹅五岁,还允诺要发给充足的养老津贴。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动物真正领过养老津贴,但近来这个话题讨论得越来越多了。眼下,因为苹果园那边的那块小牧场已被留作大麦田,就又有小道消息说大牧场的一角要围起来给退休动物留作牧场用。据说,每匹马的养老津贴是每天五磅谷子,到冬天是每天十五磅干草,公共节假日里还发给一根胡萝卜,或者尽量给一个苹果。鲍克瑟的十二岁生日就在来年的夏末。

    这个时期的生活十分艰苦。冬天象去年一样冷,食物也更少了。除了那些猪和狗以外,所有动物的饲料粮再次减少。斯奎拉解释说,在定量上过于教条的平等是违背动物主义原则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毫不费力地向其他动物证明,无论表面现象是什么,他们事实上并不缺粮。当然,暂时有必要调整一下供应量(斯奎拉总说这是“调整”,从不认为是“减少”)。但与琼斯时代相比,进步是巨大的。为了向大家详细说明这一点,斯奎拉用他那尖细的嗓音一口气念了一大串数字。这些数字反映出,和琼斯时代相比,他们现在有了更多的燕麦、干草、萝卜,工作的时间更短,饮用的水质更好,寿命延长了,年轻一代的存活率提高了,窝棚里有了更多的草垫,而且跳蚤少多了。动物们对他所说的每句话无不信以为真。说实话,在他们的记忆中,琼斯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几乎已经完全淡忘了。他们知道,近来的生活窘困而艰难,常常是饥寒交迫,醒着的时候就是干活,但毫无疑问,过去更糟糕。他们情愿相信这些。再说,那时他们是奴隶,现在却享有自由。诚如斯奎拉那句总是挂在嘴上的话所说,这一点使一切都有了天壤之别。

    现在有更多的嘴要吃饭。这天,四头母猪差不多同时都下小崽,共有三十一头。他们生下来就带着黑白条斑。谁是他们的父亲呢?这并不难推测,因为拿破仑是庄园里唯一的种猪。有通告说,过些时候,等买好了砖头和木材,就在庄主院花园里为他们盖一间学堂。目前,暂时由拿破仑在庄主院的厨房里亲自给他们上课。这些小猪平常是在花园里活动,而且不许他们和其他年幼的动物一起玩耍。大约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一项规定,规定说当其他的动物在路上遇到猪时,他们就必须要站到路边;另外,所有的猪,不论地位高低,均享有星期天在尾巴上戴饰带的特权。

    庄园度过了相当顺利的一年,但是,他们的钱还是不够用。建学堂用的砖头、沙子、石灰和风车用的机器得花钱去买。庄主院需要的灯油和蜡烛,拿破仑食用的糖(他禁止其他猪吃糖,原因是吃糖会使他们发胖),也得花钱去买。再加上所有日用的勤杂品,诸如工具、钉子、绳子、煤、铁丝、铁块和狗食饼干等等,开销不小。为此,又得重新攒钱。剩余的干草和部分土豆收成已经卖掉,鸡蛋合同又增加到每周六百个。因此在这一年中,孵出的小鸡连起码的数目都不够,鸡群几乎没法维持在过去的数目水平上。十二月份已经减少的口粮,二月份又削减了一次,为了省油,窝棚里也禁止点灯。但是,猪好像倒很舒服,而且事实上,即使有上述情况存在,他们的体重仍有增加。二月末的一个下午,有一股动物们以前从没有闻到过的新鲜、浓郁、令他们馋涎欲滴的香味,从厨房那一边小酿造房里飘过院子来,那间小酿造房在琼斯时期就已弃置不用了。有动物说,这是蒸煮大麦的味道。他们贪婪地嗅着香气,心里都在暗自猜测:这是不是在为他们的晚餐准备热乎乎的大麦糊糊。但是,晚饭时并没有见到热乎乎的大麦糊糊。而且在随后的那个星期天,又宣布了一个通告,说是从今往后,所有的大麦要贮存给猪用。而在此之前,苹果园那边的田里就早已种上了大麦。不久,又传出这样一个消息,说是现在每头猪每天都要领用一品脱啤酒,拿破仑则独自领用半磅,通常都是盛在德贝郡出产的瓷制的带盖汤碗里。

    但是,不管受了什么气,不管日子多么难熬,只要一想到他们现在活得比从前体面,他们也就觉得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歌声多,演讲多,活动多。拿破仑已经指示,每周应当举行一次叫做“自发游行”的活动,目的在于庆祝动物庄园的奋斗成果和兴旺景象。每到既定时刻,动物们便纷纷放下工作,列队绕着庄园的边界游行,猪带头,然后是马、牛、羊,接着是家禽。狗在队伍两侧,拿破仑的黑公鸡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鲍克瑟和克拉弗还总要扯着一面绿旗,旗上标着蹄掌和犄角,以及“拿破仑同志万岁!”的标语。游行之后,是背诵赞颂拿破仑的诗的活动,接着是演讲,由斯奎拉报告饲料增产的最新数据。而且不时还要鸣枪庆贺。羊对“自发游行”活动最为热心,如果哪个动物抱怨(个别动物有时趁猪和狗不在场就会发牢骚)说这是浪费时间,只不过意味着老是站在那里受冻,羊就肯定会起响亮地叫起“四条腿号,两条腿坏”,顿时就叫得他们哑口无言。但大体上说,动物们搞这些庆祝活动还是兴致勃勃的。归根到底,他们发现正是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才感到他们真正是当家做主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谋福利,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心满意足。因而,在歌声中,在游戏中,在斯奎拉列举的数字中,在鸣枪声中,在黑公鸡的啼叫声中,在绿旗的飘扬中,他们就可以至少在部分时间里忘却他们的肚子还是空荡荡的。

    四月份,动物庄园宣告成为“动物共和国”,在所难免的是要选举一位总统,可候选人只有一个,就是拿破仑,他被一致推举就任总统。同一天,又公布了有关斯诺鲍和琼斯串通一气的新证据,其中涉及到很多详细情况。这样,现在看来,斯诺鲍不仅诡计多端地破坏“牛棚大战”,这一点动物们以前已有印象了,而且是公开地为琼斯作帮凶。事实上,正是他充当了那伙人的元凶,他在参加混战之前,还高喊过“人类万岁!”有些动物仍记得斯诺鲍背上带了伤,但那实际上是拿破仑亲自咬的。

    仲夏时节,乌鸦摩西在失踪数年之后,突然又回到庄园。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照旧不干活,照旧口口声声地讲着“蜜糖山”的老一套。谁要是愿意听,他就拍打着黑翅膀飞到一根树桩上,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在那里,同志们,”他一本正经地讲着,并用大嘴巴指着天空——“在那里,就在你们看到的那团乌云那边——那儿有座‘蜜糖山’。那个幸福的国度将是我们可怜的动物摆脱了尘世之后的归宿!”他甚至声称曾在一次高空飞行中到过那里,并看到了那里一望无际的苜蓿地,亚麻子饼和方糖就长在树篱上。很多动物相信了他的话。他们推想,他们现在生活在饥饿和劳累之中,那么换一种情形,难道就不该合情合理地有一个好得多的世界吗?难以谈判的是猪对待摩西的态度,他们都轻蔑地称他那些“蜜糖山”的说法全是谎言,可是仍然允许他留在庄园,允许他不干活,每天还给他一吉尔的啤酒作为补贴。

    鲍克瑟的蹄掌痊愈之后,他干活就更拼命了。其实,在这一年,所有的动物干起活来都象奴隶一般。庄园里除了那些常见的活和第三次建造风车的事之外,还要给年幼的猪盖学堂,这一工程是在三月份动工的。有时,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长时间劳动是难以忍受的,但鲍克瑟从未退缩过。他的一言一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干劲不如过去,只是外貌上有点小小的变化:他的皮毛没有以前那么光亮,粗壮的腰部似乎也有点萎缩。别的动物说:“等春草长上来时,鲍克瑟就会慢慢恢复过来”;但是,春天来了,鲍克瑟却并没有长胖。有时,当他在通往矿顶的坡上,用尽全身气力顶着那些巨型圆石头的重荷的时候,撑持他的力量仿佛唯有不懈的意志了。这种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但猛地看上去,似乎还隐约见到他口中念念有词“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克拉弗和本杰明又一次警告他,要当心身体,但鲍克瑟不予理会。他的十二岁生日临近了,但他没有放在心上,而一心一意想的只是在领取养老津贴之前把石头攒够。

    夏天的一个傍晚,快到天黑的时候,有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传遍整个庄园,说鲍克瑟出了什么事。在这之前,他曾独自外出,往风车那里拉了一车石头。果然,消息是真的。几分钟后两只鸽子急速飞过来,带来消息说:“鲍克瑟倒下去了!他现在正-着身体躺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庄园里大约有一半动物冲了出去,赶到建风车的小山包上。鲍克瑟就躺在那里。他在车辕中间伸着脖子,连头也抬不起来,眼睛眨巴着,两肋的毛被汗水粘得一团一团的,嘴里流出一股稀稀的鲜血。克拉弗跪倒在他的身边。

    “鲍克瑟!”她呼喊道,“你怎么啦?”

    “我的肺,”鲍克瑟用微弱的声音说,“没关系,我想没有我你们也能建成风车,备用的石头已经积攒够了。我充其量只有一个月时间了。不瞒你说,我一直盼望着退休。眼看本杰明年老了,说不定他们会让他同时退休,和我作个伴。”

    “我们会得到帮助的,”克拉弗叫到,“快,谁跑去告诉斯奎拉出事啦。”

    其他动物全都立即跑回庄主院,向斯奎拉报告这一消息,只有克拉弗和本杰明留下来。本杰明躺在鲍克瑟旁边,不声不响地用他的长尾巴给鲍克瑟赶苍蝇。大约过了一刻钟,斯奎拉满怀同情和关切赶到现场。他说拿破仑同志已得知此事,对庄园里这样一位最忠诚的成员发生这种不幸感到十分悲伤,而且已在安排把鲍克瑟送往威灵顿的医院治疗。动物们对此感到有些不安,因为除了莫丽和斯诺鲍之外,其他动物从未离开过庄园,他们不愿想到把一位患病的同志交给人类。然而,斯奎拉毫不费力地说服了他们,他说在威灵顿的兽医院比在庄园里能更好地治疗鲍克瑟的病。大约过了半小时,鲍克瑟有些好转了,他好不容易才站起来,一步一颤地回到他的厩棚,里面已经由克拉弗和本杰明给他准备了一个舒适的稻草床。

    此后两天里,鲍克瑟就呆在他的厩棚里。猪送来了一大瓶红色的药,那是他们在卫生间的药柜里发现的,由克拉弗在饭后给鲍克瑟服用,每天用药两次。晚上,她躺在他的棚子里和他聊天,本杰明给他赶苍蝇。鲍克瑟声言对所发生的事并不后悔。如果他能彻底康复,他还希望自己能再活上三年。他盼望着能在大牧场的一角平平静静地住上一阵。那样的话,他就能第一次腾出空来学习,以增长才智。他说,他打算利用全部余生去学习字母表上还剩下的二十二个字母。

    然而,本杰明和克拉弗只有在收工之后才能和鲍克瑟在一起。而正是那一天中午,有一辆车来了,拉走了鲍克瑟。当时,动物们正在一头猪的监视下忙着在萝卜地里除草,忽然,他们惊讶地看着本杰明从庄园窝棚那边飞奔而来,一边还扯着嗓子大叫着。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本杰明如此激动,事实上,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奔跑。“快,快!”他大声喊着,“快来呀!他们要拉走鲍克瑟!”没等猪下命令,动物们全都放下活计,迅速跑回去了。果然,院子里停着一辆大篷车,由两匹马拉着,车边上写着字,驾车人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男人,阴沉着脸,头戴一顶低檐圆礼帽。鲍克瑟的棚子空着。

    动物们围住车,异口同声地说:“再见,鲍克瑟!再见!”

    “笨蛋!傻瓜!”本杰明喊着,绕着他们一边跳,一边用他的小蹄掌敲打着地面:“傻瓜!你们没看见车边上写着什么吗?”

    这下子,动物们犹豫了,场面也静了下来。穆丽尔开始拼读那些字。可本杰明却把她推到了一边,他自己就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念到:

    “‘威灵顿,艾夫列-西蒙兹,屠马商兼煮胶商,皮革商兼供应狗食的骨粉商。’你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要把鲍克瑟拉到在宰马场去!”

    听到这些,所有的动物都突然迸发出一阵恐惧的哭嚎。就在这时,坐在车上的那个人扬鞭催马,马车在一溜小跑中离开大院。所有的动物都跟在后面,拼命地叫喊着。克拉弗硬挤到最前面。这时,马车开始加速,克拉弗也试图加快她那粗壮的四肢赶上去,并且越跑越快,“鲍克瑟!”她哭喊道,“鲍克瑟!鲍克瑟!鲍克瑟!”恰在这时,好像鲍克瑟听到了外面的喧嚣声,他的面孔,带着一道直通鼻子的白毛,出现在车后的小窗子里。

    “鲍克瑟!”克拉弗凄厉地哭喊道,“鲍克瑟!出来!快出来!他们要送你去死!”

    所有的动物一齐跟着哭喊起来,“出来,鲍克瑟,快出来!”但马车已经加速,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说不准鲍克瑟到底是不是听清了克拉弗喊的那些话。但不一会,他的脸从窗上消失了,接着车内响起一阵巨大的马蹄踢蹬声。他是在试图踹开车子出来。按说只要几下,鲍克瑟就能把车厢踢个粉碎。可是天啊!时过境迁,他已没有力气起了;一忽儿,马蹄的踢蹬声渐渐变弱直至消失了。奋不顾身的动物便开始恳求拉车的两匹马停下来,“朋友,朋友!”他们大声呼喊,“别把你们的亲兄弟拉去送死!”但是那两匹愚蠢的畜牲,竟然傻得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管竖起耳朵加速奔跑。鲍克瑟的面孔再也没有出现在窗子上。有的动物想跑到前面关上五栅门,但是太晚了,一瞬间,马车就已冲出大门,飞快地消失在大路上。再也见不到鲍克瑟了。

    三天之后,据说他已死在威灵顿的医院里,但是,作为一匹马,他已经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消息是由斯奎拉当众宣布的,他说,在鲍克瑟生前的最后几小时里,他一直守候在场。

    “那是我见到过的最受感动的场面!”他一边说,一边抬起蹄子抹去一滴泪水,“在最后一刻我守在他床边。临终前,他几乎衰弱得说不出话来,他凑在我的耳边轻声说,他唯一遗憾的是在风车建成之前死去。他低声说:‘同志们,前进!以起义的名义前进,动物庄园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永远正确。’同志们,这些就是他的临终遗言。”

    讲到这里,斯奎拉忽然变了脸色,他沉默一会,用他那双小眼睛射出的疑神疑鬼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才继续讲下去。

    他说,据他所知,鲍克瑟给拉走后,庄园上流传着一个愚蠢的、不怀好意的谣言。有的动物注意到,拉走鲍克瑟的马车上有“屠马商”的标记,就信口开河地说,鲍克瑟被送到宰马场了。他说,几乎难以置信竟有这么傻的动物。他摆着尾巴左右蹦跳着,愤愤地责问,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真的很了解敬爱的领袖拿破仑同志吗?其实,答案十分简单,那辆车以前曾归一个屠马商所有,但兽医院已买下了它,不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旧名字涂掉。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引起大家的误会。

    动物们听到这里,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接着斯奎拉继续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鲍克瑟的灵床和他所受到的优待,还有拿破仑为他不惜一切代价购置的贵重药品等等细节。于是他们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想到他们的同志在幸福中死去,他们的悲哀也消解了。

    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天早晨的会议上,拿破仑亲自到会,为向鲍克瑟致敬宣读了一篇简短的悼辞。他说,已经不可能把他们亡故的同志的遗体拉回来并埋葬在庄园里了。但他已指示,用庄主院花园里的月桂花做一个大花圈,送到鲍克瑟的墓前。并且,几天之后,猪还打算为向鲍克瑟致哀举行一追悼宴会。最后,拿破仑以“我要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两句鲍克瑟心爱的格言结束了他的讲话。在提到这两句格言时,他说,每个动物都应该把这两句格言作为自己的借鉴,并认真地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到了确定为宴会的那一天,一辆杂货商的马车从威灵顿驶来,在庄主院交付了一只大木箱。当天晚上,庄主院里传来一阵鼓噪的歌声,在此之后,又响起了另外一种声音,听上去象是在激烈地吵闹,这吵闹声直到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在一阵打碎了玻璃的巨响声中才静了下来。直到第二天中午之前,庄主院不见任何动静。同时,又流传着这样一个小道消息,说猪先前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笔钱,并给他们又买了一箱威士忌。

    Chapter X

    Years passed. The seasons came and went, the short animal lives fled by. A time came when there was no one who remembered the old days before the Rebellion, except Clover, Benjamin, Moses the raven, and a number of the pigs.

    Muriel was dead; Bluebell, Jessie, and Pincher were dead. Jones too was dead–he had died in an inebriates’ home in another part of the country. Snowball was forgotten. Boxer was forgotten, except by the few who had known him. Clover was an old stout mare now, stiff in the joints and with a tendency to rheumy eyes. She was two years past the retiring age, but in fact no animal had ever actually retired. The talk of setting aside a corner of the pasture for superannuated animals had long since been dropped. Napoleon was now a mature boar of twenty-four stone. Squealer was so fat that he could with difficulty see out of his eyes. Only old Benjamin was much the same as ever, except for being a little greyer about the muzzle, and, since Boxer’s death, more morose and taciturn than ever.

    There were many more creatures on the farm now, though the increase was not so great as had been expected in earlier years. Many animals had been born to whom the Rebellion was only a dim tradition, passed on by word of mouth, and others had been bought who had never heard mention of such a thing before their arrival. The farm possessed three horses now besides Clover. They were fine upstanding beasts, willing workers and good comrades, but very stupid. None of them proved able to learn the alphabet beyond the letter B. They accepted everything that they were told about the Rebell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Animalism, especially from Clover, for whom they had an almost filial respect; but it was doubtful whether they understood very much of it.

    The farm was more prosperous now, and better organised: it had even been enlarged by two fields which had been bought from Mr. Pilkington. The windmill had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last, and the farm possessed a threshing machine and a hay elevator of its own, and various new buildings had been added to it. Whymper had bought himself a dogcart. The windmill, however, had not after all been used for generating electrical power. It was used for milling corn, and brought in a handsome money profit. The animals were hard at work building yet another windmill; when that one was finished, so it was said, the dynamos would be installed. But the luxuries of which Snowball had once taught the animals to dream, the stalls with electric light and hot and cold water, and the three-day week, were no longer talked about. Napoleon had denounced such ideas a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Animalism. The truest happiness, he said, lay in working hard and living frugally.

    Somehow it seemed as though the farm had grown richer without making the animals themselves any richer-except, of course, for the pigs and the dogs. Perhaps this was partly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pigs and so many dogs. It was not that these creatures did not work, after their fashion. There was, as Squealer was never tired of explaining, endless work in the supervision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farm. Much of this work was of a kind that the other animals were too ignorant to understand. For example, Squealer told them that the pigs had to expend enormous labours every day upon mysterious things called “files,” “reports,” “minutes,” and “memoranda”. These were large sheets of paper which had to be closely covered with writing, and as soon as they were so covered, they were burnt in the furnace. This was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farm, Squealer said. But still, neither pigs nor dogs produced any food by their own labour; and there were very many of them, and their appetites were always good.

    As for the others, their life, so far as they knew, was as it had always been. They were generally hungry, they slept on straw, they drank from the pool, they laboured in the fields; in winter they were troubled by the cold, and in summer by the flies. Sometimes the older ones among them racked their dim memories and tried to determine whethe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bellion, when Jones’s expulsion was still recent, things had been better or worse than now. They could not remember. There was nothing with which they could compare their present lives: they had nothing to go upon except Squealer’s lists of figures, which invariably demonstrated that everything wa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The animals found the problem insoluble; in any case, they had little time for speculating on such things now. Only old Benjamin professed to remember every detail of his long life and to know that things never had been, nor ever could be much better or much worse–hunger, hardship, and disappointment being, so he said, the unalterable law of life.

    And yet the animals never gave up hope. More, they never lost, even for an instant, their sense of honour and privilege in being members of Animal Farm. They were still the only farm in the whole county–in all England!–owned and operated by animals. Not one of them, not even the youngest, not even the newcomers who had been brought from farms ten or twenty miles away, ever ceased to marvel at that. And when they heard the gun booming and saw the green flag fluttering at the masthead, their hearts swelled with imperishable pride, and the talk turned always towards the old heroic days, the expulsion of Jones, the writing of the Seven Commandments, the great battles in which the human invaders had been defeated. None of the old dreams had been abandoned. The Republic of the Animals which Major had foretold, when the green fields of England should be untrodden by human feet, was still believed in. Some day it was coming: it might not be soon, it might not be with in the lifetime of any animal now living, but still it was coming. Even the tune of ‘Beasts of England’ was perhaps hummed secretly here and there: at any rate, it was a fact that every animal on the farm knew it, though no one would have dared to sing it aloud. It might be that their lives were hard and that not all of their hopes had been fulfilled; but they were conscious that they were not as other animals. If they went hungry, it was not from feeding tyrannical human beings; if they worked hard, at least they worked for themselves. No creature among them went upon two legs. No creature called any other creature “Master.” All animals were equal.

    One day in early summer Squealer ordered the sheep to follow him, and led them out to a piece of waste ground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farm, which had become overgrown with birch saplings. The sheep spent the whole day there browsing at the leaves under Squealer’s supervision. In the evening he returned to the farmhouse himself, but, as it was warm weather, told the sheep to stay where they were. It ended by their remaining there for a whole week, during which time the other animals saw nothing of them. Squealer was with them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every day. He was, he said, teaching them to sing a new song, for which privacy was needed.

    It was just after the sheep had returned, on a pleasant evening when the animals had finished work and were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arm buildings, that the terrified neighing of a horse sounded from the yard. Startled, the animals stopped in their tracks. It was Clover’s voice. She neighed again, and all the animals broke into a gallop and rushed into the yard. Then they saw what Clover had seen.

    It was a pig walking on his hind legs.

    Yes, it was Squealer. A little awkwardly, as though not quite used to supporting his considerable bulk in that position, but with perfect balance, he was strolling across the yard. And a moment later, out from the door of the farmhouse came a long file of pigs, all walking on their hind legs. Some did it better than others, one or two were even a trifle unsteady and looked as though they would have liked the support of a stick, but every one of them made his way right round the yard successfully. And finally there was a tremendous baying of dogs and a shrill crowing from the black cockerel, and out came Napoleon himself, majestically upright, casting haughty glances from side to side, and with his dogs gambolling round him.

    He carried a whip in his trotter.

    There was a deadly silence. Amazed, terrified, huddling together, the animals watched the long line of pigs march slowly round the yard. It was as though the world had turned upside-down. Then there came a moment when the first shock had worn off and when, in spite of everything-in spite of their terror of the dogs, and of the habit, developed through long years, of never complaining, never criticising, no matter what happened–they might have uttered some word of protest. But just at that moment, as though at a signal, all the sheep burst out into a tremendous bleating of–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ETTER!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ETTER!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ETTER!”

    It went on for five minutes without stopping. And by the time the sheep had quieted down, the chance to utter any protest had passed, for the pigs had marched back into the farmhouse.

    Benjamin felt a nose nuzzling at his shoulder. He looked round. It was Clover. Her old eyes looked dimmer than ever.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she tugged gently at his mane and led him round to the end of the big barn, where the Seven Commandments were written. For a minute or two they stood gazing at the tatted wall with its white lettering.

    “My sight is failing,” she said finally. “Even when I was young I could not have read what was written there. But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at wall looks different. Are the Seven Commandments the same as they used to be, Benjamin?”

    For once Benjamin consented to break his rule, and he read out to her what was written on the wall. There was nothing there now except a single Commandment. It ran: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After that it did not seem strange when next day the pigs who were supervising the work of the farm all carried whips in their trotters. It did not seem strange to learn that the pigs had bought themselves a wireless set, were arranging to install a telephone, and had taken out subscriptions to ‘John Bull’, ‘Tit-Bits’, and the ‘Daily Mirror’. It did not seem strange when Napoleon was seen strolling in the farmhouse garden with a pipe in his mouth–no, not even when the pigs took Mr. Jones’s clothes out of the wardrobes and put them on, Napoleon himself appearing in a black coat, ratcatcher breeches, and leather leggings, while his favourite sow appeared in the watered silk dress which Mrs. Jones had been used to wearing on Sundays.

    A week later, in the afternoon, a number of dog-carts drove up to the farm. A deputation of neighbouring farmers had been invited to make a tour of inspection. They were shown all over the farm, and expressed great admiration for everything they saw, especially the windmill. The animals were weeding the turnip field. They worked diligently hardly raising their faces from the ground, and not knowing whether to be more frightened of the pigs or of the human visitors.

    That evening loud laughter and bursts of singing came from the farmhouse. And suddenly, at the sound of the mingled voices, the animals were stricken with curiosity. What could be happening in there, now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were meeting on terms of equality? With one accord they began to creep as quietly as possible into the farmhouse garden.

    At the gate they paused, half frightened to go on but Clover led the way in. They tiptoed up to the house, and such animals as were tall enough peered in at the dining-room window. There, round the long table, sat half a dozen farmers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more eminent pigs, Napoleon himself occupying the seat of honour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The pigs appeared completely at ease in their chairs. The company had been enjoying a game of cards but had broken off for the moment, evidently in order to drink a toast. A large jug was circulating, and the mugs were being refilled with beer. No one noticed the wondering faces of the animals that gazed in at the window.

    Mr. Pilkington, of Foxwood, had stood up, his mug in his hand. In a moment, he said, he would ask the present company to drink a toast. But before doing so, there were a few words that he felt it incumbent upon him to say.

    It was a source of great satisfaction to him, he said–and, he was sure, to all others present–to feel that a long period of mistrust and misunderstanding had now come to an end. There had been a time–not that he, or any of the present company, had shared such sentiments–but there had been a time when the respected proprietors of Animal Farm had been regarded, he would not say with hostility, but perhaps with a certain measure of misgiving, by their human neighbours. Unfortunate incidents had occurred, mistaken ideas had been current. It had been felt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farm owned and operated by pigs was somehow abnormal and was liable to have an unsettling effect in the neighbourhood. Too many farmers had assumed, without due enquiry, that on such a farm a spirit of licence and indiscipline would prevail. They had been nervous about the effects upon their own animals, or even upon their human employees. But all such doubts were now dispelled. Today he and his friends had visited Animal Farm and inspected every inch of it with their own eyes, and what did they find? Not only the most up-to-date methods, but a discipline and an orderliness which should be an example to all farmers everywhere. He believed that he was right in saying that the lower animals on Animal Farm did more work and received less food than any animals in the county. Indeed, he and his fellow-visitors today had observed many features which they intended to introduce on their own farms immediately.

    He would end his remarks, he said, by emphasising once again the friendly feelings that subsisted, and ought to subsist, between Animal Farm and its neighbours. Between pigs and human beings there was not, and there need not be, any clash of interests whatever. Their struggles and their difficulties were one. Was not the labour problem the same everywhere? Here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Mr. Pilkington was about to spring some carefully prepared witticism on the company, but for a moment he was too overcome by amusement to be able to utter it. After much choking, during which his various chins turned purple, he managed to get it out: “If you have your lower animals to contend with,” he said, “we have our lower classes!” This BON MOT set the table in a roar; and Mr. Pilkington once again congratulated the pigs on the low rations, the long working hours, and the general absence of pampering which he had observed on Animal Farm.

    And now, he said finally, he would ask the company to rise to their feet and make certain that their glasses were full. “Gentlemen,” concluded Mr. Pilkington, “gentlemen, I give you a toast: To the prosperity of Animal Farm!”

    There was enthusiastic cheering and stamping of feet. Napoleon was so gratified that he left his place and came round the table to clink his mug against Mr. Pilkington’s before emptying it. When the cheering had died down, Napoleon, who had remained on his feet, intimated that he too had a few words to say.

    Like all of Napoleon’s speeches, it was short and to the point. He too, he said, was happy that the period of misunderstanding was at an end.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d been rumours–circulated, he had reason to think, by some malignant enemy–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subversive and even revolutionary in the outlook of himself and his colleagues. They had been credited with attempting to stir up rebellion among the animals on neighbouring farms.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Their sole wish, now and in the past, was to live at peace and in normal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their neighbours. This farm which he had the honour to control, he added, was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The title-deeds, which were in his own possession, were owned by the pigs jointly.

    He did not believe, he said, that any of the old suspicions still lingered, but certain changes had been made recently in the routine of the farm which should have the effect of promoting confidence still further. Hitherto the animals on the farm had had a rather foolish custom of addressing one another as “Comrade.” This was to be suppressed. There had also been a very strange custom, whose origin was unknown, of marching every Sunday morning past a boar’s skull which was nailed to a post in the garden. This, too, would be suppressed, and the skull had already been buried. His visitors might have observed, too, the green flag which flew from the masthead. If so, they would perhaps have noted that the white hoof and horn with which it had previously been marked had now been removed. It would be a plain green flag from now onwards.

    He had only one criticism, he said, to make of Mr. Pilkington’s excellent and neighbourly speech. Mr. Pilkington had referred throughout to “Animal Farm.” He could not of course know–for he, Napoleon, was only now for the first time announcing it–that the name “Animal Farm” had been abolished. Henceforward the farm was to be known as “The Manor Farm”–which, he believed, was its correct and original name.

    “Gentlemen,” concluded Napoleon,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toast as before, but in a different form. Fill your glasses to the brim. Gentlemen, here is my toast: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Manor Farm!”

    There was the same hearty cheering as before, and the mugs were emptied to the dregs. But as the animals outside gazed at the scene, it seemed to them that some strange thing was happening. What was it that had altered in the faces of the pigs? Clover’s old dim eyes flitted from one face to another. Some of them had five chins, some had four, some had three. But what was it that seemed to be melting and changing? Then, the applause having come to an end, the company took up their cards and continued the game that had been interrupted, and the animals crept silently away.

    But they had not gone twenty yards when they stopped short. An uproar of voices was coming from the farmhouse. They rushed back and looked through the window again. Yes, a violent quarrel was in progress. There were shoutings, bangings on the table, sharp suspicious glances, furious denials. The source of the trouble appeared to be that Napoleon and Mr. Pilkington had each played an ace of spades simultaneously.

    Twelve voices were shouting in anger, and they were all alike. No question, 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 faces of the pigs. The creatures outside looked from pig to man, and from man to pig, and from pig to man again; but already it was impossible to say which was which.

    November 1943-February 1944

    第十章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寿命较短的动物都已相继死去。眼下,除了克拉弗、本杰明、乌鸦摩西和一些猪之外,已经没有一个能记得起义前的日子了。

    穆丽尔死了,布鲁拜尔、杰西、平彻尔都死了,琼斯也死了,他死在国内其他一个地方的一个酒鬼家里。斯诺鲍被忘掉了。鲍克瑟也被忘掉了,所不同的是,唯有几个本来就相识的动物还记得。克拉弗如今也老了,她身体肥胖,关节僵硬,眼里总带着一团眼屎。按退休年龄来说,她的年龄已超过两年了,但实际上,从未有一个动物真正退休。拨出大牧场一角给退休动物享用的话题也早就搁到一边了。如今的拿破仑已是一头完全成熟的雄猪,体重三百多磅。斯奎拉胖得连睁眼往外看都似乎感到困难。只有老本杰明,几乎和过去一个样,就是鼻子和嘴周围有点发灰,再有一点,自从鲍克瑟死去后,他比以前更加孤僻和沉默寡言。

    现在,庄园里的牲口比以前多得多了,尽管增长的数目不象早些年所预见的那么大。很多动物生在庄园,还有一些则来自别的地方。对于那些出生在庄园的动物来说,起义只不过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口头上的传说而已;而对那些来自外乡的动物来说,他们在来到庄园之前,还从未听说过起义的事。现在的庄园,除了克拉弗之外,另外还有三匹马,他们都是好同志,都很了不起,也都十分温顺,可惜反应都很慢。看起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学会字母表上“B”以后的字母。对于有关起义和动物主义原则的事,凡是他们能听到的,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尤其是对出自克拉弗之口的更是如此。他们对克拉弗的尊敬,已近乎于孝顺。但是,他们究竟是不是能弄通这些道理,仍然值得怀疑。

    现在的庄园更是欣欣向荣,也更是井然有序了。庄园里增加了两块地,这两块地是从皮尔金顿先生那里买来的。风车最终还是成功地建成了,庄园里也有了自己的一台打谷机及草料升降机。另外,还加盖了许多种类不一的新建筑。温普尔也为自己买了一辆双轮单驾马车。不过,风车最终没有用来发电,而是用来磨谷子啦,并且为庄园创收了数目可观的利润。如今,动物们又为建造另一座风车而辛勤劳作,据说,等这一座建成了,就要安装上发电机。但是,当年谈论风车时,斯诺鲍引导动物们所想像的那种享受不尽的舒适,那种带电灯和冷热水的窝棚,那种每周三天工作制,如今不再谈论了。拿破仑早就斥责说,这些想法是与动物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他说,最纯粹的幸福在于工作勤奋和生活俭朴。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看上去,庄园似乎已经变得富裕了,但动物们自己一点没有变富,当然猪和狗要排除在外。也许,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猪和狗都多吧。处在他们这一等级的动物,都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从事劳动。正像斯奎拉乐于解释的那样,在庄园的监督和组织工作中,有很多没完没了的事,在这类事情中,有大量工作是其它动物由于无知而无法理解的。例如,斯奎拉告诉他们说,猪每天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用来处理所谓“文件”、“报告”、“会议记录”和“备忘录”等等神秘的事宜。这类文件数量很大,还必须仔细填写,而且一旦填写完毕,又得把它们在炉子里烧掉。斯奎拉说,这是为了庄园的幸福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但是至今为止,无论是猪还是狗,都还没有亲自生产过一粒粮食,而他们仍然为数众多,他们的食欲还总是十分旺盛。

    至于其它动物,迄今就他们所知,他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他们普遍都在挨饿,睡的是草垫,喝的是池塘里的水,干的是田间里的活,冬天被寒冷所困,夏天又换成了苍蝇。有时,他们中间的年长者绞尽脑汁,竭尽全力从那些淡漠的印象中搜索着回忆的线索,他们试图以此来推定起义后的早期,刚赶走琼斯那会,情况是比现在好呢还是糟,但他们都记不得了。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用来和现在的生活做比较,除了斯奎拉的一系列数字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凭据用来比较,而斯奎拉的数字总是千篇一律地表明,所有的事正变得越来越好。动物们发现这个问题解释不清,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很少有时间去思索这类事情。唯有老本杰明与众不同,他自称对自己那漫长的一生中的每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还说他认识到事物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更好或更糟之分。因此他说,饥饿、艰难、失望的现实,是生活不可改变的规律。

    不过,动物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确切地说,他们身为动物庄园的一员,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荣誉感和优越感,哪怕是一瞬间也没有过。他们的庄园依然是整个国家——所有英伦三岛中——唯一的归动物所有、并由动物管理的庄园。他们中间的成员,就连最年轻的,甚至还有那些来自十英里或二十英里以外庄园的新成员,每每想到这一点,都无不感到惊喜交加。当他们听到鸣枪,看到旗杆上的绿旗飘扬,他们内心就充满了不朽的自豪,话题一转,也就时常提起那史诗般的过去,以及驱除琼斯、刻写“七诫”、击退人类来犯者的伟大战斗等等。那些旧日的梦想一个也没有丢弃。想当年麦哲预言过的“动物共和国”,和那个英格兰的绿色田野上不再有人类足迹践踏的时代,至今依然是他们信仰所在。他们依然相信: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会到来,也许它不会马上到来,也许它不会在任何现在健在的动物的有生之年到来,但它终究要到来。而且至今,说不定就连“英格兰兽”的曲子还在被到处偷偷得哼唱着,反正事实上,庄园里的每个动物都知道它,尽管谁也不敢放声大唱。也许,他们生活艰难;也许,他们的希望并没有全部实现,但他们很清楚,他们和别的动物不一样。如果他们还没有吃饱,那么也不是因为把食物拿去喂了暴虐的人类;如果他们干活苦了,那么至少他们是在为自己辛劳。在他们中间,谁也不用两条腿走路,谁也不把谁称做“老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初夏的一天,斯奎拉让羊跟着他出去,他把他们领到庄园的另一头,那地方是一块长满桦树苗的荒地。在斯奎拉的监督下,羊在那里吃了整整一天树叶子,到了晚上,斯奎拉告诉羊说,既然天气暖和了,他们就呆在那儿算了。然后,他自己返回了庄主院。羊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别的动物连他们的一丝影子也没见着。斯奎拉每天倒是耗费大量时间和他们泡在一起。他解释说,他正在给他们教唱一首新歌,因此十分需要清静。

    那是一个爽朗的傍晚,羊回来了。当时,动物们才刚刚收工,正走在回窝棚的路上。突然,从大院里传来了一声马的悲鸣,动物们吓了一跳,全都立即停下脚步。是克拉弗的声音,她又嘶叫起来。于是,所有的动物全都奔跑着冲进了大院。这一下,他们看到了克拉弗看到的情景。

    是一头猪在用后腿走路。

    是的,是斯奎拉。他还有点笨拙好象还不大习惯用这种姿势支撑他那巨大的身体,但他却能以熟练的平衡,在院子里散步了。不大一会,从庄主院门里又走出一长队猪,都用后腿在行走。他们走到好坏不一,有一两头猪还有点不稳当,看上去好像他们本来更适于找一根棍子支撑着。不过,每头猪都绕着院子走得相当成功。最后,在一阵非常响亮的狗叫声和那只黑公鸡尖细的啼叫声中,拿破仑亲自走出来了,他大模大样地直立着,眼睛四下里轻慢地瞥了一下。他的狗则活蹦乱跳地簇拥再他的周围。

    他蹄子中捏着一根鞭子。

    一阵死一般的寂静。惊讶、恐惧的动物们挤在一堆,看着那一长溜猪慢慢地绕着院子行走。仿佛这世界已经完全颠倒了。接着,当他们从这场震惊中缓过一点劲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他们顾不上顾虑任何事——顾不上他们对狗的害怕,顾不上他们多少年来养成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也从来不抱怨、从批评的习惯——他们马上要大声抗议了,但就在这时,象是被一个信号激了一下一样,所有的羊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咩咩声——

    “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

    喊叫声不间歇地持续了五分钟。等羊安静下来后,已经错过了任何抗议的机会了,因为猪已列队走回庄主院。

    本杰明感觉到有一个鼻子在他肩上磨蹭。回头一看,是克拉弗。只见她那一双衰劳的眼睛比以往更加灰暗。她没说一句话,轻轻地拽他的鬃毛,领着他转到大谷仓那一头,那儿是写着“七诫”的地方。他们站在那里注视着有白色字体的柏油墙,足有一两分钟。

    “我的眼睛不行了”,他终于说话了,“就是年轻时,我也认不得那上面所写的东西。可是今天,怎么我看这面墙不同以前了。‘七诫’还是过去那样吗?本杰明?”

    只有这一次,本杰明答应破个例,他把墙上写的东西念给她听,而今那上面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了,只有一条诫律,它是这样写的:

    所有动物一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

    更加平等

    从此以后,似乎不再有什么可稀奇的了:第二天所有的猪在庄园监督干活时蹄子上都捏着一根鞭子,算不得稀奇;猪给他们自己买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并正在准备安装一部电话,算不得稀奇;得知他们已经订阅了《约翰-牛报》、《珍闻报》及《每日镜报》,算不得稀奇;看到拿破仑在庄主院花园里散步时,嘴里含着一根烟斗,也算不得稀奇。是的,不必再大惊小怪了。哪怕猪把琼斯先生的衣服从衣柜里拿出来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如今,拿破仑已经亲自穿上了一件黑外套和一条特制的马裤,还绑上了皮绑腿,同时,他心爱的母猪则穿上一件波纹绸裙子,那裙子是琼斯夫人过去常在星期天穿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午,一位两轮单驾马车驶进庄园。一个由邻近庄园主组成的代表团,已接受邀请来此进行考查观光。他们参观了整个庄园,并对他们看到的每件事都赞不绝口,尤其是对风车。那时,动物们正在萝卜地里除草,他们干得细心认真,很少扬起脸,搞不清他们是对猪更害怕呢,还是对来参观的人更害怕。

    那天晚上,从庄主院里传来一阵阵哄笑声和歌声。动物们突然被这混杂的声音吸引住了。他们感到好奇的是,既然这是动物和人第一次在平等关系下济济一堂,那么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呢?于是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尽量不出一点声音地往庄主院的花园里爬去。

    到了门口,他们又停住了,大概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再往前走,但克拉弗带头进去了,他们踮着蹄子,走到房子跟前,那些个头很高的动物就从餐厅的窗户上往里面看。屋子里面,在那张长长的桌子周围,坐着六个庄园主和六头最有名望的猪,拿破仑自己坐在桌子上首的东道主席位上,猪在椅子上显出一副舒适自在的样子。宾主一直都在津津有味地玩扑克牌,但是在中间停了一会,显然是为了准备干杯。有一个很大的罐子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杯子里又添满了啤酒。他们都没注意到窗户上有很多诧异的面孔正在凝视着里面。

    福克斯伍德庄园的皮尔金顿先生举着杯子站了起来。他说道,稍等片刻,他要请在场的诸位干杯。在此之前,他感到有几句话得先讲一下。

    他说,他相信,他还有其他在场的各位都感到十分喜悦的是,持续已久的猜疑和误解时代已经结束了。曾有这样一个时期,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在座的诸君,都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当时,可敬的动物庄园的所有者,曾受到他们的人类邻居的关注,他情愿说这关注多半是出于一定程度上的焦虑,而不是带着敌意。不幸的事件曾发生过,错误的观念也曾流行过。一个由猪所有并由猪管理经营的庄园也曾让人觉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有容易给邻近庄园带来扰乱因素的可能。相当多的庄园主没有做适当的调查就信口推断说,在这样的庄园里,肯定会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歪风邪气在到处蔓延。他们担心这种状况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动物,甚至影响他们的雇员。但现在,所有这种怀疑都已烟消云散了。今天,他和他的朋友们拜访了动物庄园,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观察了庄园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发现了什么呢?这里不仅有最先进的方法,而且纪律严明,有条不紊,这应该是各地庄园主学习的榜样。他相信,他有把握说,动物庄园的下级动物,比全国任何动物干的活都多,吃的饭都少。的确,他和他的代表团成员今天看到了很多有特色之处,他们准备立即把这些东西引进到他们各自的庄园中去。

    他说,他愿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再次重申动物庄园及其邻居之间已经建立的和应该建立的友好感情。在猪和人之间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奋斗目标和遇到的困难是一致的。劳工问题不是到处都相同嘛?讲到这里,显然,皮尔金顿先生想突然讲出一句经过仔细琢磨的妙语,但他好一会儿乐不可支,讲不出话来,他竭力抑制住,下巴都憋得发紫了,最后才蹦出一句:“如果你们有你们的下层动物在作对,”他说,“我们有我们的下层阶级!”这一句意味隽永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皮尔金顿先生再次为他在动物庄园看到的饲料供给少、劳动时间长,普遍没有娇生惯养的现象等等向猪表示祝贺。

    他最后说道,到此为止,他要请各位站起来,实实在在地斟满酒杯。“先生们,”皮尔金顿先生在结束时说,“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为动物庄园的繁荣昌盛干杯!”

    一片热烈的喝彩声和跺脚声响起。拿破仑顿时心花怒放,他离开座位,绕着桌子走向皮尔金顿先生,和他碰了杯便喝干了,喝采声一静下来,依然靠后腿站立着的拿破仑示意,他也有几句话要讲。

    这个讲话就象拿破仑所有的演讲一样,简明扼要而又一针见血。他说,他也为那个误解的时代的结束而感到高兴。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他有理由认为,这些谣言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仇敌散布的,说在他和他的同僚的观念中,有一种主张颠覆、甚至是从根本上属于破坏性的东西。他们一直被看作是企图煽动邻近庄园的动物造反。但是,事实是任何谣言都掩盖不了的。他们唯一的愿望,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与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他补充说,他有幸掌管的这个庄园是一家合营企业。他自己手中的那张地契,归猪共同所有。

    他说道,他相信任何旧的猜疑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了。而最近对庄园的惯例又作了一些修正,会进一步增强这一信心。长期以来,庄园里的动物还有一个颇为愚蠢的习惯,那就是互相以“同志”相称。这要取消。还有一个怪僻,搞不清是怎么来的,就是在每个星期天早上,要列队走过花园里一个钉在木桩上的雄猪头盖骨。这个也要取消。头盖骨已经埋了。他的来访者也许已经看到那面旗杆上飘扬着的绿旗。果然如此的话,他们或许已经注意到,过去旗面上画着的白色蹄掌和犄角现在没有了。从今以后那面旗将是全绿的旗。

    他说,皮尔金顿先生的精采而友好的演讲,他只有一点要作一补充修正。皮尔金顿先生一直提到“动物庄园”,他当然不知道了,因为就连他拿破仑也只是第一次宣告,“动物庄园”这个名字作废了。今后,庄园的名字将是“曼纳庄园”,他相信,这个名字才是它的真名和原名。

    “先生们,“他总结说,“我将给你们以同样的祝辞,但要以不同的形式,请满上这一杯。先生们,这就是我的祝辞:为曼纳庄园的繁荣昌盛干杯!”

    一阵同样热烈而真诚的喝采声响起,酒也一饮而尽。但当外面的动物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情景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有一些怪事正在发生。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克拉弗那一双衰老昏花的眼睛扫过一个接一个面孔。他们有的有五个下巴,有的有四个,有的有三个,但是有什么东西似乎正在融化消失,正在发生变化。接着,热烈的掌声结束了,他们又拿起扑克牌,继续刚才中断的游戏,外面的动物悄悄地离开了。

    但他们还没有走出二十码,又突然停住了。庄主院传出一阵吵闹声。他们跑回去,又一次透过窗子往里面看。是的,里面正在大吵大闹。那情景,既有大喊大叫的,也有捶打桌子的;一边是疑神疑鬼的锐利的目光,另一边却在咆哮着矢口否认。动乱的原因好象是因为拿破仑和皮尔金顿先生同时打出了一张黑桃A。

    十二个嗓门一齐在愤怒地狂叫着,他们何其相似乃尔!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1943年11月——1944年2月

  • 乔治·奥威尔《1984》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

    第一部

    这是明朗但清冷的四月天,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低着头,将下巴埋进胸前,试图躲过凛冽的寒风。他快速地闪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但动作还是不够快,一阵正打着转的沙土随着他一起进了门。

    一进走廊,一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扑鼻而来。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副彩色的宣传画,画有点大,不太适宜在室内展览。画上是一个男人巨大的脸,宽度超过一米,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模样,还留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样子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拾梯而上,坐电梯是没什么希望的,这电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很少开,何况现在白天连电源都关掉了。“仇恨周”快到了,一切都得从简。温斯顿住的公寓在七楼,今年才三十九岁的他,右脚踝处患有静脉曲张,所以走得很慢,一路歇了好几回。他每上一层楼,悬挂在电梯门对面墙上的那幅宣传画,画中那张巨大的面孔就静静地凝视着他。这是一张设计奇特的宣传画,无论你走往哪个方向,总有一双眼睛跟着你。“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画的下方如此写道。

    一踏进自己的房间,温斯顿就听见一个圆润的嗓音在念叨一系列和生产生铁有关的数字。房间右边的墙上内嵌了一块长方形的铁板,看起来像灰蒙蒙的镜子一般,声音就是从那传过来的。温斯顿扭动一下开关,声音稍微低了一点,但仍然听得清楚。这个装置(被称之为“电幕”)的声音可以调低,但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身材羸弱,穿上那件蓝色的党内制服,就更显得单薄了。他头发颜色很淡,面色红润自然,但皮肤却因用了劣质的肥皂和硬钝的剃须刀片,加上刚刚结束的冬天,变得粗糙不堪。

    即使透过紧闭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冰冷的模样。在街道上,一阵阵的风吹卷起尘土和碎纸片,越飞越高。虽然艳阳高照,天空也出奇的蓝,但除去无处不在的宣传画,似乎什么东西都没了颜色。那张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脸,在每一个居高临下的角落直直盯着一切。温斯顿对面那个房子的前面就贴有一张,下面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那双眼睛如利剑,直逼他心底。街上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边角已破,随风微微拍打着墙面。“英社”这个词一会儿被盖住,一会儿被打开。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掠过,像一只绿头大苍蝇,盘旋一会儿又疾驰而去。这是巡逻警察所用的直升飞机,他们从人家的窗户中探视里面的动静。不过巡逻警察没什么好惧怕的,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中的声音仍旧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生铁产量的情况和超额完成的第九个三年计划。这电幕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是比窃窃私语高一点点,都能被识别。不仅如此,只要温斯顿在那块金属铁板的视线之内,他的声音不仅能被听到,他的样子还能被看到。当然,在特定的时刻里,你是无法知道你的一言一行是否正在被人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接收哪一个人的线路,这些都只能自我猜测罢了,甚至说不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一个人。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可以随意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去生活——确确实实地生活,从开始的习惯到后来的本能——在这种充满假设中去生活,也就是,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有可能被偷听,除非在黑暗中,否则你所作的每个动作也可能被细细观察到。

    温斯顿站在原地,继续背对着那块电幕,这样做比较安全一些;不过他心里明白得很,即使只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问题。一公里以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一座屹立在灰暗之中的白色大厦。这里,他带着几分厌恶的情绪想着——这就是所谓的伦敦了,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本身就是大洋国人口排名第三的省份。他竭力回忆,想找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确认一下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满眼都是始建于十九世纪现已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需要用木头硬撑着,而窗户用硬纸板钉上,屋顶盖上铁皮,花园的围墙也破旧得东倒西歪,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在那被轰炸过的地方,尘土飞扬,断壁残垣上野草丛生;炸弹所落下的地方,腾出了一大片地,现在都变成了一座座像鸡笼一样的木板平房,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没用的,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光亮画面,他的童年什么都没有留下。

    真理部——用新话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有关其结构和词源学解释见附录。——原注来说就是“真部”,和视线内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这是一座庞大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发亮,一层叠加着一层,耸入云端,有三百米之高。在温斯顿所站立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标语,是用漂亮的美术字雕刻在真理部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此外还有相应的地下层附属建筑。在伦敦的其他地方,还有三座外表和规模都与这类似的建筑。它们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建筑顿时渺小了不少,所以站在胜利大厦的屋顶,就可以同时看到这四座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大职能部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那里连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未到过仁爱部,也从未涉足过它半公里范围以内的地方。那里非公事要办不得入内,进去时候还要经过重重铁丝网、铁门以及机枪暗堡,甚至在它的外围屏障之外的街道上,警卫也在不停地巡逻,他们身穿黑色制服,随身携带着警棍,模样凶神恶煞。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脸上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时,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穿过房间,来到那间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点离开真理部,就意味着吃不到食堂的午餐了,而他也知道,他的厨房里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外别无他物,而他还得把它留着作为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取下一瓶无色液体,上面的白色标签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字样。它散发出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油味,像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倒出一茶匙的量,打起精神,像吃药一般一口气咽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色变得通红起来,眼泪也随之流出。这玩意儿像是硝酸,还不止这样,喝下去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后脑勺挨了一顿胶皮警棍似的。不过,紧接着,他胃里灼烧的感觉慢慢消退,这世界好像也跟着慢慢好起来一样。他从压扁了的胜利牌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但不小心拿反了,烟丝全部落到了地板上。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卧室,在电幕左侧的小桌子前坐了下来。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只鹅毛笔管、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本子,本子底色是红色,封面印有大理石花纹。

    不知道什么缘故,电幕安放在卧室里是不同寻常的。按照通常的做法,它会被装在远一点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但现在却是安在正对着窗户较长的墙上。墙的一边正好有一个浅浅的壁龛,大概是当时建造这房子时打算做书架用的,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他尽可能躲得远远的,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幕的视线范围之外,这仅仅是对视线而言的。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被监听到的,但只要待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正是因为这个房间特殊位置的缘故,他才想到要马上动手做他想做的事情。

    躲在电幕边缘写日记的温斯顿

    同样使得他想要做这件事的,还有那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个本子非常精美,纸张光滑细腻,但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但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年头还远远不止四十年。他当时是在市内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至于是哪个区,他现在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瞬间被一股无法阻挡的冲动所击中,想要马上拥有它。党员是不应该进入普通商店的(去了就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但这项规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因为很多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除了到这里,在其他地方是根本无法买到的。他瞅了瞅街道的两头,就迅速溜进了杂货铺,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下了那个本子。他当时也没想过它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装进皮包里,他心有不安地回家去了。他知道,即使本子上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违规的。

    他正着手准备做的事,是写日记。这不算什么非法(没有什么是非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然而一旦被发现,肯定是会受到死刑的惩罚,或者接受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改。温斯顿将钢笔尖装到笔管上,用口舔了一下上面的油脂。这种蘸水笔已经是老古董了,甚至签名时候也很少用到它。他偷偷地费了不少劲才弄到一支,只因他觉得这个精美的本子只配得上这种真正笔尖的书写,不能用那种墨水笔来涂画。其实他已经不太喜欢手写字了,除了一些极其简短的字条以外,他通常都是使用口述器记录一切,而对目前所想要做的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做。他把钢笔蘸进墨水里,然后又犹豫了那么一会。他全身感到一阵战栗,下笔真是一件颇具决定意义的行为。他用笨拙而纤细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身体往后一靠,他瘫坐下来,一阵非常无助的感觉攫住了他。首先,就说日期吧,他实在毫无把握今年就是一九八四年。不过想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自己是三十九岁这是错不了的,而自己要么出生在一九四四年,要么出生在一九四五年。如今要确定具体的年份,不可能不存在一两年的误差的。

    他突然想到,他为了谁而写日记呢?为未来,为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那细微的心绪在那年份上犹豫了一会,心底忽然咯噔一下,跑出了一个新话中叫“双重思想”的词语来。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做之事的艰巨性:你要如何与未来进行沟通?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当然也不会听他所说的;要么未来不同于现在,那么他的预言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呆呆地坐着,看着那个本子。电幕此刻传来刺耳的军乐声。说来也奇怪,他似乎不仅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甚至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要说出口的话。过去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从未想到过除了勇气,他还需要些别的什么。真正下笔不是难事,只需要将多年来萦绕在他大脑里那些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此刻,这种独白也变得枯竭,他感到脑袋空空如也。更致命的是,此刻他的静脉曲张患处也开始痒了起来,十分难受。他不敢去抓它,一抓必定是会发炎红肿的。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除了摆在面前空白的本子,脚踝上的瘙痒,电幕中刺耳的音乐,以及酒精带来的丝丝醉意,他再无其他感觉。

    突然间,他慌慌张张开始写了起来,但对于自己所写为何物,心底是朦朦胧胧的。他那纤细又像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随意写着,文法错乱,漏了大写,到最后干脆连标点符号也省略掉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几场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那部讲述的是关于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炸掉的事。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游开船体去追赶一架直升飞机的镜头,我感到很开心。一开始他像一只海豚一样在水里扑通扑通,然后是透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了他,紧接着他就全身都是枪眼了,身边的海水也慢慢被染成红色,他突然下沉,看起来像是枪眼导致了他的身体进了水似的,观众在他下沉那一刻哄堂大笑。然后你会看到一艘载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位中年妇女,像是个犹太人,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坐在船头。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叫,把头深深扎进她的怀里,像是要钻个洞躲进去一样,尽管那个妇女也早已吓得脸色发青,但依然用胳膊环抱着他,安慰他,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双臂能为他阻挡住子弹。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声爆炸后小艇变成了碎片四分五裂。紧接着出现的一个精彩的镜头是个小孩子的手臂举了起来越来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在直升飞机上安置了一台摄影机跟着他手臂拍摄党员那边座位传来一阵掌声但是在无产者的座位部分有个妇女突然无缘无故吵了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面前放这种电影在孩子面前反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来了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应该不至于碰到什么事的谁也不关心无产者说了些什么也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从来不会——温斯顿就此停下了笔,部分原因是因为手指握笔太久产生了痉挛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一发不可收地说了那么多的废话来。但奇怪的是,在写下这些字眼的时候,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一切历历在目。现在的他才明白,正是这件事使得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的。

    这是那天上午发生在部里的事——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之为发生过的话。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人们开始将椅子从小隔间办公室里往外搬,摆放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正对着那台大电幕,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那两分钟的仇恨会而准备的。温斯顿正打算在中间那排的一个位置坐下来的时候,有两个他只认得面孔但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话的人意外地向他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他在走廊里经常碰见的。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有时候看见她满手是油污,还拿着扳手——大概是做机械类的工作,负责维修那些生产小说的机器吧。她是一个看起来挺大胆的女孩,约二十七岁,头发浓黑,脸上长有雀斑,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一条鲜红色的丝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刚刚好,衬托出她臀部的优美曲线来。温斯顿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心生讨厌,他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身上无时无刻地彰显出一种曲棍球场、冷水鱼、集体远足,再就是思想纯洁毫无杂念的氛围来。他几乎讨厌所有的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不经大脑就相信所有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打听者。但眼前这个女人给他一种比其他大多数的女人更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她瞟了他一眼,那种感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感到内心充满一股黑色的恐惧。他脑子里甚至忍不住这样想:她有可能就是那种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他就会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那是一种混淆了恐惧和敌意的情绪在起作用。

    另外一位是个男的,名字叫奥布兰,是一名党内分子。温斯顿只知道他身居要职,但也因为他的高不可攀,温斯顿对他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党员走过的时候,椅子周围的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奥布兰块头大,脖子又短又粗,皮肤粗糙,面部表情看起来既幽默又冷酷。虽然外表让人望而生畏,但他的行为举止还是充满着一定的魅力的。他有一个小动作,就是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这一举止很奇怪,但居然让人感到亲切——谈不上是为什么,但就是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之感。如果还有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小动作或许能使人联想到一位十八世纪的绅士拿出鼻烟来待客的情景。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温斯顿大概就看见过奥布兰十多次。他觉得奥布兰颇具吸引力,不仅仅因为某些温文尔雅的小动作和像职业拳击手般的大块头所形成的反差让他觉得挺有意思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一个秘密的信念——或许还称不上信念,只是一丝希望,那就是奥布兰在政治信仰上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表情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什么政治正统性,只是单纯的睿智。但不管怎么样,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可以和你谈谈心的人,如果你能躲过电幕的监视和他单独呆在一起的话。温斯顿从未付出过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努力来证实自己这种猜想,事实上也没办法去证实。这时,奥布兰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等那两分钟的仇恨会结束。他和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中间隔了几张椅子,一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坐在他们中间,她是在温斯顿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的,而那个黑头发女孩则正好坐在温斯顿的背后。

    接着,屋子尽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难以忍受的摩擦声,像一台没有了油的大机器一样。这种噪声让人咬牙切齿、毛发直竖,两分钟的仇恨大会要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出现了人民公敌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面孔。观众中间响起了各种鄙夷之声。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尖叫声。戈斯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曾经(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几乎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因为参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最后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会的节目每天都不一样,但毫无例外的是每次都由戈斯坦因担当主角。他是头号卖国贼,是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反党罪行、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直接源自于他的煽动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依旧活着,策划着造反的阴谋;也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得到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着——有时就有这样的谣传。

    温斯顿顿时感觉胸口像被堵住了。每次看到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脸出现在大电幕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百感交集,这使他感到痛苦。戈斯坦因是个犹太人,脸型瘦削,一头蓬松的白发,一小撮山羊胡须——这是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总是觉得有些天生的可鄙,长而尖的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老又昏庸的感觉。这张像绵羊的脸,连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戈斯坦因正在对党进行他一贯夸张恶毒的攻击,他这样不讲道理,即使是三岁的孩童也能一眼看穿,但听起来却似乎有些道理,说不定有人就没有三岁小孩那么清醒的头脑,就上当受骗了。他在骂老大哥呢!攻击党的独裁统治,要求立即同欧亚国言和,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已被出卖了——所有这一切的话语都是用多音节的方式飞快地说出的,是模仿党的演说家一贯讲话的风格,甚至还包含一些新话;说真的,这比任何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新话词汇还要多。在他说话的时候,唯恐有人会对他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有所怀疑,电幕中他脑袋后面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一队又一队结实的士兵从电幕的表面蜂拥而过,他们的亚洲人的面孔上没有表情,跟上来的是完全一样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沉重有节奏的踩踏声变成了戈斯坦因叫嚷声的背景。

    两分钟仇恨大会现场

    仇恨大会开始还不到半分钟,大厅里有一半的人已经忍不住开始大喊大叫了。那张自我感觉良好、像绵羊般的脸孔以及他后面那些欧亚国军队的可怕力量都让人难以忍受,而且,只要想到戈斯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是想到他这个人,就自然而然感到一阵恐惧和愤怒。和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成为仇恨的对象,因为大洋国和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进行战争时,一般和另外一个都会处于和平的关系之中。但是奇怪的是,尽管他被所有人仇恨鄙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可以在讲台、电幕、报纸和书本上听到或看到他的理论,这些理论遭到否定、粉碎、嘲笑,被一般人认为是可恶的垃圾,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削减他的影响力,总会有一些新的受害者被他诱惑上当,每天都有信奉着他指令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揪出来。他成了一支庞大而隐秘的军队的司令,是一群阴谋者组成的以颠覆国家为目标的地下组织。据说这个组织叫兄弟会,传言还有一本可怕的书,由戈斯坦因所写,汇集了各种异端邪说,到处秘密散发。这本书连书名都没有,人们在迫不得已提起它的时候,只能简单地说“那本书”。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来的,凡是一般的党员,都会尽量避免提及兄弟会或者“那本书”。

    到了第二分钟,仇恨会达到了巅峰状态。人们开始在座位上手舞足蹈,大声高喊,想盖过大电幕里传过来的像羊叫声一样难以忍受的声音。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脸色变得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像一条离开水的鱼儿。甚至连奥布兰那张粗犷的脸也开始胀得红红的。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那硕大的胸膛也一鼓一鼓的,还在不停地颤抖,似乎正在抵抗着波浪的袭击。坐在温斯顿后排那个黑头发女孩开始大声喊道:“猪猡!猪猡!猪猡!”突然间,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朝着电幕的方向扔过去,击中戈斯坦因的鼻子并反弹了回来,但那个像羊一样的声音依旧在我行我素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有过那么片刻的清醒,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也加入大家的行列,一起大喊大叫,还用脚后跟猛踢椅子上的横挡板。两分钟的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不是你会被迫参与进来,而是无法避免参与其中。不用三十秒的时间,任何的矜持都变得毫无必要。这是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快感,一种要去杀戮、拷打,用大铁锤去砸对方的脸的渴望,通通像一股电流一样迅速穿越人群,甚至使人变成一个违反自我意志面目狰狞的疯子。但是,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愤怒是抽象而盲目的,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随意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所以,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心中的仇恨并没有指向戈斯坦因,而是反过来针对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在这样的时刻,他是打心底里同情电幕上那个被嘲笑的孤独的异端分子,他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捍卫着真理和理智的人。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又跟周围的人重新站在了一起,攻击戈斯坦因的那些话都是真实正确的。在这个时候,他对老大哥那种憎恶又变成了崇拜,老大哥形象越来越高大,像一个所向披靡、毫无畏惧之心的保护者,如岩石般屹立着,对抗着从亚洲来的乌合之众。尽管戈斯坦因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他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都还是一个疑问,但他似乎成为一个阴险狡诈的巫师,仅仅凭借他自身话语的能量就能将文明摧毁。

    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自动地将自己的仇恨对象如变魔术一般变来变去。突然间,温斯顿把仇恨从电幕上的脸孔转到了坐在他背后的那个黑发女孩的身上,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像做恶梦醒来时猛地坐起来一样。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幻觉: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扒光她的衣服并把她绑到一根木桩上,像异教徒对待圣塞巴斯蒂安一样射她满身的箭,如“万箭穿心”。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时候割断了她的喉管。此外,他比以前更加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无性感可言,想同她上床却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她那芊芊细腰似乎在引诱你伸出胳膊去抱住她,但永远只有那条可恶的红色腰带系在那,那是代表贞操咄咄逼人的象征。

    仇恨会达到了最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了真正的羊叫声,而且有那么一会他的脸也变成了羊脸。接着那张羊脸又化为一个欧亚国的军人,凶神恶煞的样子,似乎在踏步前进,手中的冲锋枪在乱喷,有夺幕而出之势,吓得第一排上有些人真的从椅子上站起来往后退。但是,就在这一刻,每个人都如释重负,电幕上的敌人变成了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镇定沉着,脸庞大得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幕。没有人听见老大哥究竟在说什么。不过,应该就是几句鼓动人心的话,这种话一般都是在战斗中说出的,无法一字一句听得清楚,但是仅仅说出这些话,他们的信心就又回来了。紧接着,老大哥的面孔又渐渐隐去,党的三条标语以醒目的大写字母出现在电幕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面孔在大电幕上持续了几秒钟,似乎是因为对每个人的眼球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而不能马上消失。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扑倒在前面的椅背上,向着电幕的方向伸出双手,颤抖着喃喃自语,像在说:“我的大救主呀!”接着又开始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显然是在祈祷。

    就在这时,全场的人开始了缓慢但有节奏的呼喊:“B-B!……B—B!……B—B!”

    B-B是老大哥(Big Brother)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语速非常缓慢,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特别是两个B之间会停顿很久,这种声音奇怪得有点野蛮的味道,仿佛听到赤着脚踩踏和敲打锣鼓那样的声音。他们持续喊了大约三十秒。每当情绪高涨的时候,你就能听到这种声音。一定意义上它是对老大哥的伟大智慧和威严所表示的一种赞颂,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一种故意用节奏感强的噪音来压制心智丧失理性的行为方式。温斯顿心底觉得发凉。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里,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参与到和大家一起疯狂的状态中去,但这种不像正常人所发出的“B—B!……B—B!”的叫喊声让他不寒而栗。当然,他也必须和他们一起大声高喊,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掩饰住你自己的感情,控制你自己面部的表情,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些属于本能的反应。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也会失控,也会因此泄露了天机,这是可想而知的。而正好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了的话。

    此刻,他和奥布兰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时的奥布兰已经站了起来,那时的他正在以他自己特有的姿势摘下眼镜放在鼻梁上。就在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的一瞬间,温斯顿就知道——是啊,他就知道了!——他知道奥布兰心底所想的和自己的一样。他们好像开始在交换着确切无疑的信息,好像彼此的脑袋都打开了一个洞,透过眼神的交流,思想可以从这个洞流向另外一个洞里。“我和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奥布兰似乎在跟他这样说,“我完全理解你心底的想法,你所蔑视的,所仇恨的,所厌恶的,我全都知道。但是尽管放心好了,我会站在你这一边的!”心有灵犀的神情稍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又变得和别人的一样了,令人难以揣测。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可是他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后续的,能留下的,不过是在他的心中保持着这样的信念,或者说是希望:除了他自己,党的敌人还会有别的人。也许那些关于大规模地下组织的谣言真有其事——或许真的有兄弟会存在呢!尽管关于逮捕、招供和处决的事情层出不穷,但还不能下定论说兄弟会真的就存在着,温斯顿有时信其有,有时信其无。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只不过有一些浮光掠影般的现象,这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什么意思也没有:无意中听到的一些聊天,厕所墙上真假难辨的涂鸦,甚至是两个偶遇的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小动作,也被认为是在打暗号。这全都是瞎猜而已:很可能这一切都只是他自己的想象。他不再看奥布兰,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也几乎不曾想过要将他和奥布兰这种一瞬间的接触延续下去,即使他知道怎么去延续,这也是危险至极的。他们只不过在这一两秒钟的时间里交换了彼此的眼神,全部的经过无非如此。纵然如此,在这样自我隔绝的非人生活里,这短暂的目光碰撞,也是值得铭记的。

    温斯顿挺了挺腰板,坐得更直了。他打了一个嗝,之前喝下的杜松子酒的劲头又从胃里冒了出来。

    他的视线又重新回到面前的本子上。他发现,在自己冥思苦想的同时,也一直在写,像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且写下的字也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歪歪斜斜模糊难辨了。在那光滑的纸上,他手中的钢笔写下了这些漂亮的大写字母: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恐慌。这也挺荒谬的,按道理,写下的这些字与开始记日记的行为相比,并没有更危险,但就有那么一阵子,他是真想撕掉这几页写了字的日记,彻底放弃整个写日记的计划。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也是于事无补的,不管他是写下“打倒老大哥”还是忍住没写,是继续写他的日记还是停止了这个计划,这都没什么区别,思想警察一样还是会抓住他。他犯下了滔天大罪——即使他从未写到纸上去,他还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他们管这个叫“思想罪”。思想罪是永远没办法掩饰的,你可以成功逃过那么一阵子,甚至好几年,但他们迟早是要逮到你的。

    总是在夜里——逮捕的行动毫无例外都是在夜里执行的。睡着的时候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一把捏住你的肩膀,手电筒直射你的双眼,床的周围出现了一圈冷峻的面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审讯和逮捕报告的,人就这么消失了,在悄无声息的夜里。你的名字会从档案里删掉,你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也会销声匿迹,甚至你一度的存在也会被否定,然后被遗忘。你被抛弃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人间蒸发”这个词来形容它。

    刹那间,他变得歇斯底里,开始慌乱地写道: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在我后脑勺蹦上一枪我也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会在后脑勺给你一枪的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往椅背靠了靠,放下笔,有点为自己感到羞愧。不一会,他又开始胡乱地写了起来,这时他猛然发现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要来了!他像只老鼠一样动也不敢动,心中满是希望无论这个人是谁,希望他听不到有人回应就走吧。然而并没有,敲门声一直在重复着。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一直愣着不去开门了。他的心怦怦直跳,但脸上或许没有什么表情可言,因为已经长期习惯这样了。他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门口。

    当温斯顿把手放到门的把手上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放在桌子上的日记本还没合上,“打倒老大哥”的大字全在上面了,字体大得即使从房间的这边看过去也清晰可见。这样做实在是愚蠢至极。但是,他也意识到就算在这种六神无主的时刻,自己也不想在墨水还没干的时候就合上那个本子,这样会弄脏那张细腻洁白的纸的。

    他深呼吸一口气,打开了门。一个面容憔悴、苍白无力的女人映入眼帘,稀疏的头发,满脸的皱纹。这时,他心头那块石头才落了地,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流遍全身。

    “呀,同志呀,”她用一种近乎悲切的疲惫声问道,“我刚才听见你进了房间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我家帮我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怎么回事,好像堵住了,还——”

    原来是帕森斯太太,是住在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太太”这个称呼在党内是不太受党的欢迎的——你应该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称呼某些女人为“太太”。)她大约三十岁,但看起来却要更老一些,看起来像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灰尘。温斯顿跟着她走到过道的另一头,像这种业余的维修工,他每天都得接手,真是烦死人了。这座胜利大厦是栋老房子,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都摇摇欲坠了。天花板和墙壁上的水泥总是不断地剥落。到了寒冬时候,水管就爆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由于节约需要关闭掉的话,一般也只能烧到半温半热的状态。这种维修的事情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就需要经过某个高层委员的批准才有人来维修,可像换块玻璃这种小事,该委员会都很有可能拖上两年时间才批准。

    “汤姆如果在家就不用麻烦你啦。”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的还要大一些,但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肮脏。房间里看起来像被什么东西敲打和践踏过一样,犹如刚刚来过一头凶猛的大野兽。尽是一些体育用品——曲棍球棍、拳击手套、被踢爆了的足球、一条向外翻着的汗迹短裤——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桌子上还放着一堆脏兮兮的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挂着青少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副老大哥的巨大画像。这房间和整座大楼一样,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也掩盖不了那股更强烈的汗臭味,这汗臭味——只要闻一闻就知道,但这味道不是从这间屋子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虽然这实在是很难解释得通。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有人用卫生纸贴在梳子上做乐器来吹,想跟上电幕上那些军乐的节拍。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慌张地朝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呢,当然了——”

    她有一种话只说半句的习惯。厨房的水池里的水已经脏得开始长绿毛了,而且满得快要溢出来,味道比那些卷心菜还难闻。温斯顿弯下腰,检查了水管的拐弯接头处。他不是很愿意干这种活,也不愿意弯下腰去,这样做总是会引起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在一边又帮不上忙,只能在旁边看着他忙乎。

    “当然了,要是汤姆在家,他一下子就能弄好的。”她说,“他喜欢干这个,他的手非常灵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身材发胖、头脑简单但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满腔低智商的热情——是那种完全忠心耿耿的顺从之士,毫无情趣可言。他们比思想警察更能维持党的稳定。他今年三十五岁,前不久刚刚被青年团请了出来,在升上青年团之前超过了规定年龄但还是赖在侦察队多呆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的职位,这不需要什么智力就可以胜任,但另一方面,他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可是个核心人物,此外其他那些需要集合群众来参加的活动,譬如在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中,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他会一边叼着烟,一边心平气和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到集体活动中心去。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染上他那浓烈的汗臭味,这无意中便成为了他生活精力充沛的象征。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摸了摸接头处的螺丝帽问道。

    “扳手呀,”帕森斯太太说着马上又变得不太有把握了,“我不知道呢,说不定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的踢踏声和吹梳子的声音响起,孩子们冲进了房间。帕森斯太太找到了扳手,温斯顿把水放掉,强忍着呕吐的冲动把堵在水池里的那一团头发取了出来。他在水龙头下洗干净了手,然后回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举起手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叫嚷道。

    一个九岁的男孩子,长得英俊但表情冷酷,正拿着一把玩具自动枪正对准他,还有那个大约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在一旁做着相同的动作。他们两个都穿着蓝色的短裤,灰色的衬衫,戴着红领巾,那一套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将手举过头顶,心里隐隐感到不安,男孩做出如此恶狠狠的动作,可不是闹着玩呀。

    “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大声说道,“你这个思想犯,你这个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将你蒸发掉,我要把你送到盐场去!”

    突然,两个小孩子开始围着温斯顿不停地跳,还大声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模仿着哥哥动作的每一个细节。不知怎么的,看着真的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像两只小虎崽在相互嬉戏,不久就会长大成那种会吃人的大猛兽。男孩眼神流露出一种恶狠狠的神色,显然想要对温斯顿又打又踢,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到可以做这件事了。温斯顿暗地里想,幸好他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的眼光在温斯顿和孩子之间不安地游来游去。客厅的光线挺明亮的,所以温斯顿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藏有灰尘,觉得真有趣。

    “他们真会闹,”她说道,“不能去看绞刑,孩子们都很失望,所以才会闹得这么厉害。我又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等汤姆下班的话又来不及。”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呢?”男孩扯大嗓门问道。

    “我要看绞刑,要看绞刑!”女孩蹦蹦跳跳喊着。

    温斯顿猛地想起来了,今晚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会在公园里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个月都会进行一次,大家都很爱看。孩子们总喜欢吵着去看热闹,温斯顿向帕森斯太太告辞后就朝门口走去了。他在房子的过道里还没走上几步,就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中他的脖子,瞬间疼痛难忍,像是一根烧得通红的铁丝狠狠戳了进去。他转过身来,只看见帕森斯太太把孩子拽到了房间,男孩正往自己兜里塞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在被房门关上的时候吼了一声,但让温斯顿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女人苍白脸上那种无助又恐惧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温斯顿快步走过电幕,又坐到那个桌子的前面,手还在揉着脖子。电幕上的音乐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脆利落的军人的声音,正在以一种残酷的口吻宣读一篇关于新式水上堡垒武器装备的文章,这个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地方抛锚了。

    他在心底想,养着这样一群孩子,那个可怜女人的生活一定是过得提心吊胆的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夜监视着她,企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迹象。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诸如侦察队这样的组织,孩子们被系统地训练成一种无法管教的小野人,但又不会引起他们任何对党的纪律控制的反对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关于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打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呼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在他们身上,所有的残暴都是一致对外的,针对的对象是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卖国贼、破坏分子、思想犯等等。过了三十岁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泰晤士报》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刊登出一篇关于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告密者的文章——而一般都是“小英雄”这样的称呼——他们偷听父母说的一些不敬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们。

    弹弓造成的刺痛感慢慢消退了。温斯顿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想看看是不是可以想到更多的事情写在日记本上。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究竟有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梦见自己正在穿过一个漆黑的房间。在他走过的时候,一个坐在旁边的人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说得很平静,几乎是随意脱口而出,是一种陈述的语气,不是命令。他继续往前走,没有停留。奇怪的是,当时在梦中,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是慢慢到了后来,这句话的意义才突显出来。现在的他也记不清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前还是做梦后了,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认定了是奥布兰在黑暗中同他说话。

    温斯顿从来都不太确定——即使在今天上午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一闪之后也不能确定——奥布兰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其实这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之间这条理解的纽带,比起友爱和党派之间的情谊更重要。“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他曾经这样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它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来显示的。

    电幕上的声音暂停了,在这浑浊的空气中响起一阵悦耳动听的声音。接着那声音又刺耳地响起:

    “注意!请注意!现在我们插播一下马拉巴尔前线的急电。我们前方的军队在印度南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宣布,我们所插播的这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结束的步伐。急电如下——”

    坏消息要来了,温斯顿想了想。果不其然,在插播完一段描述如何消灭一支欧亚国军队并报告了大量的死伤和俘虏数字之后,来了一个通告:从下周开始,巧克力的定量将从每天的三十克降低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劲头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幕上——或许为了庆祝胜利,或许为了掩盖大家对巧克力供应减量的印象——奏响了雄伟的《大洋国呀,这是为了你》的歌曲。这个时候按照常理是要立正的,但他此刻所站的位置,电幕是看不到他的。

    《大洋国呀,这是为了你》之后来了一段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保持着背对电幕。天气仍然明朗而清冷。远处某个地方一枚火箭弹爆炸了,沉闷的轰鸣声在久久回荡着。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一个星期要掉下二三十枚左右。

    在下面的街道上,风把这张撕破了角的宣传画吹得啪啪响,“英社”二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无常的过去。他感觉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漫步一样,迷失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恶魔。他形单影只。过去已经死亡,未来却无法想象。他如何能确定有一个活着的人站在他那边呢?他又怎么知道党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呢?真理部白色墙面上那三句宣传标语像答案一样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上面压铸着同样的宣传标语,小而清晰,另外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烟盒包装上——无处不在,那双眼睛总是会盯着你,那声音总包围着你。无论是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你无处可逃。除去脑子里那几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

    太阳已经西斜了,真理部的无数窗口因为没有阳光的照耀显得阴森恐怖,像一座堡垒上的枪眼。在这座巨大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前,他的内心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无法被占据,即使是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摧毁它。他又开始想,自己究竟是在为了谁写日记。为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乌托邦的时代。等待着他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会被烧成灰烬,他自己也将被人间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再把它销毁,再把它从记忆中清除。你自己,甚至你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的一句匿名的话都不可能实际地存在,你又怎么能向未来呼吁呢?

    窗口如枪眼一般恐怖的真理部

    电幕上的钟敲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在十四点三十分之前赶回去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刚刚响完,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个孤独的鬼魂,正在讲述一个谁也不会听的真相。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某种连贯性就以一种不明显的方式延续下去。不是通过让他人听到你所说的话,而是通过保持理智的清醒,将人性的传统继承下去。他回到桌子边上,蘸了一下墨水,又继续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自由、人们各自不同但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真理尚存、发生过的事实不会被清零的时代:我们从千篇一律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敬!

    他已经死了,他想。对他而言,好像只是现在,在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表达之后,他才迈出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之中。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致人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既然他已经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已是死人一个,那么尽量长久地活着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他右手的两个指头沾了墨水,像这样的小细节是可能暴露自己的行为的。部里有个爱到处打听消息的热心人(很可能是个女的,像那位黄红色头发矮个子女人或者小说司里那个黑头发女孩这样的女人)或许会琢磨他为什么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写东西,为什么会用那种老式的钢笔,他究竟在写什么呢?——然后向有关部门暗示一下这个事情。他跑到厕所里用一块深褐色粗糙的肥皂擦洗干净手中的墨迹,这种肥皂像砂纸一样摩擦着你的皮肤,用来擦洗墨迹还蛮管用的。

    他把日记放回抽屉里,要把它藏好是没什么用的,但至少可以确认自己的笔记本是否已经被发现。要是夹一根头发就太明显了。于是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自己能辨认出来的白色灰尘放进封面的一个角落里,要是有人动过日记本的话,它肯定是会被抖掉的。

    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他想,母亲失踪时,他肯定有十或者十一岁了。她身材高大健美,仪态端庄,但比较沉默寡言,做事动作也很缓慢,一头漂亮的金头发。至于父亲,他的记忆更模糊了,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穿着深颜色的整洁衣服(温斯顿对父亲那双鞋底很薄的鞋子印象深刻),还戴着一副眼镜。显然,他们两个人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最早那几次大清洗中被吞噬掉的。

    此时的梦中,他的母亲正坐在距离他下面很深的某个地方,怀里还抱着他的妹妹。但是他根本记不得妹妹了,只记得她身材娇小,体质虚弱,长着一双机警的大眼睛,但总是不爱出声说话。她们两个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地下某个地方,比如说井底或者很深的墓穴里——但这个地方虽然很深了,但仍旧在坠落。她们是在一艘正往下沉的船的大厅里,抬头透过颜色不断变黑的海水看见他的。客厅里还是有些空气,她们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她们,但她们不断下坠,一直下坠到绿色的海水中去。再过一会儿,绿色的海水一定会吞没她们。他留在有光线和空气的地方,而她们正被死亡吞没,她们之所以会在那里,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清楚这一点,她们也明白。无论脸上还是心里,他们都毫无责备之意,只是明白为了使他能活下去,她们除了死去别无他法,这也是事情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梦中他是明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母亲和妹妹是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生命的。有一种这样的梦境:它保留了梦的特点,但人的思维活动仍旧在继续进行着,在梦里会遇到一些事实和想法,在醒来的时候仍然觉得新鲜且珍贵。这时候,温斯顿突然想到,母亲在三十年前的死亡是那么的悲惨,令人扼腕痛心,这样的死亡在现在已经不再可能了。他意识到这种悲剧只属于那个遥远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还存在隐私权、爱情和友谊。一家人相互支持,不需要问什么。想起母亲的这一切,让他痛彻心扉,因为至死之时,她都是爱他的。而当时的他太年幼,太自私,不知道用爱来回报爱,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记不清是为什么了——她是为了一个内心不可改变的信念牺牲了自己的。他明白,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今天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但不再有情感的尊严,也没有深刻或者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些,他仿佛都从母亲和妹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看见了,那两双眼睛透过几百米以下的绿色海水看着他,而且她们还在不断下坠。

    突然,他站在一块草很短但很有弹性的草地上,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晚霞把大地染成了金黄色。他看到的这些风景经常会在他梦中出现,以至于他无法确定这些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过。他醒来后,就把这个地方叫“黄金乡”。这是一片旧牧场,到处都有兔子啃咬的痕迹,中间有一条踩出来的小路,到处都可以看见田鼠打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中,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簇簇树叶微微颤动,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在离这不远处,尽管看不见,但是也知道有一条清澈溪流在缓缓流动,还有小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中游来游去。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边向柳树下走过去,手好像简单动一下就脱下了衣服,并且很高傲地把它扔到一边去。她的身体光滑白皙,但丝毫挑逗不起他的欲望。他确实不怎么看她。此时此刻,他心底最强烈的感情反而是佩服她扔掉衣服的那种姿态,这个动作潇洒又优雅,像是把整个文化和思想都摧毁了,单单是手臂一个无比漂亮的动作,就能把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甩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同样,这个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醒来,嘴里还在默默念叨着“莎士比亚”。

    电幕里传来一声刺耳的哨音,还以同一个调子持续了半分钟。那时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间。温斯顿挣扎着爬起来——赤身裸体,因为外党的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张配给券,但一套睡衣就要六百张了——他抓起放在椅子上的一件很脏的背心和短裤。三分钟后体操就要开始了。此时,他却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几乎每次醒来都会这样,咳得他几乎伸不直腰,肺部像被清空了一样。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好好喘了几口气才恢复了正常呼吸。这时候的他,因为咳嗽连青筋都显露出来,脚踝的静脉曲张处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归到一组!”一个刺耳的女声叫道,“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赶紧找好你们的位置,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赶紧一蹦而起,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已经出现了一位年轻女人的模样,尽管她很瘦,但肌肉发达,穿着一身束腰的外衣和帆布鞋。

    “举手弯腰!”她大声喊道,“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打起十二分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每天跟着电幕做体操运动

    咳嗽所引起的肺部疼痛还是没能驱散温斯顿在梦中所形成的印象,而现在这种有节奏的体操运动又或多或少恢复了这种印象。他一边机械般挥动着他的胳膊,脸上挂着做操时所需要的乐观表情,一边拼命回想早期童年时候的记忆。这是非常难的,五十年代后期再往前的记忆都很模糊了。当可以参考的档案记录都不再存在,甚至你自己的生活轮廓都失去了它形状的时候,你所记得的重大事件很可能根本都没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但不能重新感受到当时的气氛,还会存在一些很长的空白期,你根本记不起都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时候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甚至国家的名字还有地图上的形状都有所区别。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不是这样叫的,而是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就一直都叫伦敦,温斯顿对这一点还是很有把握的。

    温斯顿记不清他的国家究竟什么时候不是处于战争的状态了,不过在他的童年时期是明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的,因为他有一段早期的记忆是关于空袭的。那一次简直让大家大吃一惊,措手不及。也许就是原子弹扔在科尔彻斯特那次。他已经记不得空袭本身了,但是记得父亲紧紧拽住他的手往下走呀走,绕着那一圈又一圈的螺旋形扶梯走到下面一个很深的地方去,直到他的双腿再也走不动开始嚎啕大哭的时候才停下来休息。他的母亲精神有点恍惚,远远地跟在后面。她抱着他的妹妹——很可能抱着的是几条毛毯,他记不清那时候妹妹是否已经出生了。最后,他们走到了一个人声鼎沸、拥挤不堪的地方,他意识到那是一个地铁站。

    铺着石头的地板上到处都是人,那些双层的铁铺上也是,而且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的爸爸妈妈在地上找到一块空地,旁边是个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肩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老头儿穿着一身不错的深色衣服,头发花白,头顶后方戴着一顶黑色的布料帽子。他脸色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杜松子酒味道,从他皮肤里冒出的好像是酒而不是汗,也令人猜想他眼眶里装着的是酒而不是泪。虽然他有点醉了,但他还是在为某件难以忍受的真实事情而伤心着。那时候,温斯顿以小孩子特有的心灵感受到,刚刚发生了一件恐怖的、无法被原谅、无法挽救的事情。他看起来好像知道是什么事情:一个被这个老头深爱着的人——或许是他的小孙女——被炸死了。每过几分钟,这个老头儿就唠叨着:

    “我们是不应该相信他们的。我不是这样说过吗?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下场,我全都说过了,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混蛋的。”

    但温斯顿想不起来,他们究竟不应该相信哪些混蛋了。

    自从那一次以后,战争就一直连续不断,不过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并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孩童时期,伦敦发生过持续好几个月的混乱巷战,有些巷战他还能清晰地记起来,但是要描述那一整段历史,或者说出谁和谁在哪个时间段打仗,那是完全没办法做到的,因为没有任何的文字档案,也没有任何人的讲话提到除了现在这个同盟之外的其他同盟国。例如当前一九八四年(如果这一年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和欧亚国在打仗,和东亚国结盟。但无论是在公开或者私底下的谈话中,从未有人承认过这三个大国之间有过战争或者结盟的关系。事实上,温斯顿记得很清楚,大洋国和东亚国打仗,和欧亚国结盟是在四年前的事情。但这也只不过是他碰巧知道的事情,因为他对自己的记忆控制还达不到要求。官方说法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改换同盟国的事情,大洋国和欧亚国在打仗——所以大洋国是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目前的敌人总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和它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

    他把肩膀尽量往后仰(把手放在臀部,腰部以上的身体做旋转运动,据说这样做对背部的肌肉是有好处的),一边想着这件恐惧万分的事情——他几乎成千上万次这样想过了,这有可能会是真的。如果党插手参与过去,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不曾发生过,那岂不是比单纯的拷打或者判处死刑更可怕吗?

    党说大洋国从来没有同欧亚国结过盟,但温斯顿知道在四年前,大洋国和欧亚国是结盟过的。这种知识存在于何处呢?只存在于他自己的意识之中,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的。如果其他的人全都接受了党所宣传的谎言——如果所有的档案上都记录着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么谎言就被写入历史并成为真理的一部分。党的宣传标语里有这么一句话:“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虽然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从性质上这么说,但是从来没有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会是真实的。其实很简单,需要的不过是持续不断地战胜自己的记忆。他们喜欢管这个叫“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大声喊道,口气稍微和气了一点。

    温斯顿放下胳膊,慢慢地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了。知道或者不知道;明白全部的事实但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明知道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但又深信不疑;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不可能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然后又马上忘掉它,最重要的是,对于过程本身,他也是这样处理的。双重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有意识地诱导自己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中,然后,再次意识不到自己刚刚所完成的自我催眠行为。甚至要理解“双重思想”本身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开始叫他们立正了。“现在看看我们中间谁能摸到自己的脚趾!”她满怀热情地说,“请把上身弯下去,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讨厌做这一节体操了,这让他从脚后跟一路疼到臀部,而且还经常因此引起咳嗽。他原先在沉思中所感受到的那一丝丝乐趣此刻消失得一干二净。“过去不但是被篡改了,简直就是被消灭了。”他又沉入到思考的境界中去了。如果除去自己的记忆,此外再无任何记录可言,人们怎么来确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努力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见老大哥这个名字是在哪一年。他觉得肯定是在六十年代中的某一年,然而要确定具体是哪一年则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党史中,老大哥从建党开始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他最早建立功业的时间一直在往前推,一直推到奇迹般的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时候的资本家们还戴着各种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锃亮的大汽车里或者两边镶着玻璃窗的马车在伦敦的街道来回跑。这种传说有几分真假,还真无从知道。温斯顿甚至都记不清党是在哪一年成立的。他记得1960年代以前是没听说过“英社”这个词的,然而也有可能是以旧话的形式——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在那以前就流行而开了。一切都变得如此的暧昧不清。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可以明确地指出什么话是谎言的。例如,在党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飞机是党发明的,可是他记得很清楚他很小的时候就有飞机了。但是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证据都不曾存在过。他这一辈子只有那么一次,在他的手里拿过证据确凿的文件,可以证实有一个历史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史密斯!”电幕上那个女尖声又开始叫道。“6079号的史密斯·W!对,就是你!再弯得低一些!你完全可以做得到。你没有尽力。低一些!这样就好多了,同志。现在全体注意,稍息,看我的。”

    温斯顿一下子直冒冷汗。他的脸部表情深不可测,可千万别露出沮丧的神色,千万别露出不满的神色!哪怕只是眼神一闪,都有可能暴露了你自己。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就这样把胳膊抬起来,然后——虽然谈不上姿势优美,但是动作是相当干净利索的——弯下腰来,手指尖就碰到了脚趾。

    “嘿,同志们,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遍,我都三十九岁,有四个孩子了。看着我。”她又弯下腰去,“你们看看,我的膝盖这里是不弯曲的。你们想做到的话都是可以做到的。”她一边说一边直起腰来。“凡是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摸到自己的脚趾。咱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前线去打仗,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想想我们那些在马拉巴尔前线打仗的弟兄们吧!还有那些在水上堡垒的水兵们!想一想,他们得经受多少的艰苦考验。同志们,现在再来一次。好多了,这次表现好多了。”她看到温斯顿把身子猛地向下弯去,膝盖一点也没弯,终于摸到了脚趾,就鼓励地说。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即使距离电幕如此的近,也阻止不了温斯顿不自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把口述器拉到跟前,吹走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把已经从办公桌右边气力输送管中送出来的四小卷纸打了开来,夹在了一起。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气筒喷口。口述器的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要输送的是一些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输送来的是报纸。在温斯顿触手可及的侧面墙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口子,被铁丝罩着,用来处理废纸。类似这样的口子在这座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而且每条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口子有一种绰号叫“记忆洞”。当你明白哪一份文件应该被销毁时,甚至你看见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最近的“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扔进去,而且马上就会被一股暖和的气流所卷走,卷到楼下一个不知名字的大锅炉里烧掉。

    正在工作的温斯顿

    温斯顿看了一下他所打开的四张纸条,每张上面都只有一两句话的信息,是以行话写的——并不是真正的新话,但包含着大量的新话词语——供内部所使用的。这些信息是: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测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排错核正最新一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报错巧克力定量请改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则信息放在一旁,心底隐约有种满足感。那是一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是要留到最后做的。另外的三则信息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尽管第二则或许需要去整理一大串的数字,有些单调乏味。

    温斯顿在电幕上拨打了“过期报刊”的号码,要了对应日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气力输送管就送来了。他接到的信息中提到一些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必须篡改,或者用官方的话来说,必须改正的文章或新闻。例如,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中预言南印度前线将平静无事,但欧亚国不久将在北非发起进攻。结果却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在北非毫无动静。因此需要改写老大哥讲话中的那一段话,使他的预言符合实际的情况。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数字。今天出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对比之下,原来的估计每一项都错得厉害。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核正原来预测的数字,使它们和后来的数字达成一致。至于第三则信息,指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距离现在最近的二月,富裕部曾许下诺言(官方的话是“明确保证”)在1984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的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也知道的,这个星期刚刚过完,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将要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四月间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诺言就行了。

    温斯顿每处理完一则信息,就把口述器记录下的更正纸条和那天的《泰晤士报》别在一起送进气力输送管。然后,尽量表现得像无意为之,把原来的信息和他所记下的笔迹揉成一团丢进记忆洞,为大火所吞噬。

    气力输送管最终会通向何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发生着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并不清楚,但一般的情况他还是了解的。一旦对《泰晤士报》上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集齐全并改正后,那一天的报纸就要进行重印,原来的报纸也需要被销毁,改正后的报纸则进行存档所用。这种不断篡改的工作不仅仅用在报纸上,也会在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上——但凡涉及到政治或者思想层面的印刷品或者文件,都是如此。每一天,几乎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对过去进行修改,改动成和现在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党所做的每一个预言都被档案所证明是正确的,凡是和当前的需要不相符的任何新闻或者意见,都不允许留有记录。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写的本子,只要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擦干净重新记录。这些行为一旦完成,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篡改历史的事情了。在档案司最大的一个处里——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处要大得多——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把一切内容过时需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统统收回来。因为政治结盟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了错,有些《泰晤士报》可能已经篡改过了十几次,但是档案的日期仍旧是原来的,不会有原来的报纸或者其他版本留下来。书籍也被一遍遍回收改写,重新发行时候也不会承认做过任何的修改。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之后立即销毁的——也从来没有明言过或暗示过要他进行伪造,提及的总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而已。

    实际上,当他在修改富裕部数字的时候想到,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伪造,只不过是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而已。你所处理的绝大多数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和现实之间的那种关联也不存在。修改前后的统计数字都是荒诞不经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而已。例如,富裕部预测这个季度的靴子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但实际的产量却只有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数据时将一亿四千五百万双降低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照样可以宣称超额完成计划。反正,无论六千二百万、五千七百万还是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的情况比起来,都是一样的离谱,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不用说关心这些事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着赤脚。不论大小每一样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一切都褪去色彩,变成了一个影子的世界,最后甚至连年份也无法确定了。

    温斯顿朝大厅那边望去。在位置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名叫狄洛森的矮个子男人在忙碌着。他外表精明、下巴稍微有点黑,膝盖上放着一卷报纸,嘴巴凑近口述器的话筒。他的样子仿佛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除了电幕以外。他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向着温斯顿的方向白了一眼。

    温斯顿一点都不了解狄洛森,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档案司的人并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工作。在这条长而无窗的大厅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小办公室,站在这里总是能听见纸张的沙沙声和对着口述器说话的嗡嗡声。在这些小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中,有十几个人是温斯顿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虽然他每天都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或者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手舞足蹈。他知道,在他隔壁小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是从早忙到晚的,她所做的就是在报纸上查找那些已经被人间蒸发,所以被认为是从来就不存在过的人的名字,然后删除掉。她来做这类工作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前被人间蒸发了。再过去几间小办公室,是一个性情温和,样子有点窝囊,而且工作心不在焉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非常浓密,在诗词韵律方面却造诣颇高。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删改一些在思想方面有问题,但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下来并集合起来进行篡改的诗歌合集——他们称之为定稿本。在这个大厅里工作的大概有五十多人,这仅仅是一个科而已,只不过是整个档案司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上下左右,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着各种各样无法想象的工作。这里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里面有编辑校对人员、排版专家和一些制造假照片需要的精密暗房;还有电视节目部,有工程师、制作人员和许多的演员参与其中,这些演员能够被选中,是因为他们具备模仿别人说话的特长;还有大批的资料员,他们要做的是列出那些应该被回收的书籍和期刊的名单;有很大的仓库来储藏篡改后的文件和隐秘的锅炉来焚烧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匿名的智囊团,他们在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事实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篡改,另外的部分则需要完全消除,不能留下蛛丝马迹。

    说到根本上,档案司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任务不是重新塑造过去,而是面向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信息、指示或者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字书到新话辞典。真理部不仅仅要满足党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要搞出一套层次稍低的东西来供无产阶级享用,所以设立了一系列不同的部门,来负责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大众娱乐,所制造出来的垃圾报纸,除了体育、凶杀案、占星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言,还有骇人听闻五分钱一本的廉价小说和色情电影,一些完全是通过一种作曲机器谱写出来的伤感歌曲。甚至还有整整一科——用新话来说叫“色情科”的——从事的是最粗俗的色情创作,发行时候用的也是密封的包装,除了有关工作人员外,任何党员都不得偷看。

    温斯顿在工作的时候,气力输送管的口子里又滑出了三则信息,不过都是一些简单的事情而已,在两分钟仇恨大会开始之前他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词典,将口述器推到一边去,擦了擦眼镜,然后开始干这天上午最主要的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例行公事而已,但的确有一些难度大而且复杂的工作,做起来能让人像钻研数学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一些精细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和党希望你写什么样的话有所理解之外,是没什么可以作为指南的了。温斯顿很擅长做这种事,他曾经受命修改《泰晤士报》中完全是用新话写的社论。他打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信息通知单,上面写着: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这则信息通知用旧话(或者标准的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非常不好,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到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报道。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主要是为了表扬一个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向水上堡垒中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可以改善生活的用品。有一位名字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一名内党成员——被特别点名并授予了二等功。

    但是,三个月后,FFCC突然解散了,什么原因无法得知。可以猜想到的是威瑟斯和他的同伴们如今已经失势,但是报纸或者电幕都没有报道这一相关事件。这也在预料之中,因为政治犯一般都不会进行公开审判或者谴责的。在对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卖国贼和思想犯被要求公审,他们低声下气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然后被处决,那都是几年才有一次的事,而且是特意做给大家看的。更常见的是,干脆就让那些对党有所不满的人无故失踪,销声匿迹。谁都无法得知,他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下场。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死。在温斯顿所认识的人中,先后这样无缘无故失踪的就有差不多三十来个,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用一枚回形针轻轻地刮着他的鼻子。对面那个小办公室里,狄洛森同志还在那台口述器面前诡异地说着话。他抬了一下头,眼镜片里又折射出一阵白眼之光。温斯顿心里在嘀咕,狄洛森是不是和自己干着一样的工作,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像这种高难度工作是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完成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个工作交付给一个委员来做的话就等于公开承认伪造了。极其有可能同时有十几个人在修改老大哥所说过的话,将来再由一个党内的智囊团来选择其中一个版本,重新进行编辑,再让人进行必要的反复核对。经过这一复杂工序后,最后那个当选的谎言就载入永久档案,成为真理。

    温斯顿想不明白为什么威瑟斯会失势,要么是因为腐败或者无能,要么是老大哥只不过想铲除掉一个太过于张扬的下属而已,要么威瑟斯或者他身边某个亲近的人有异端的倾向,要么可能是——这是最有可能的——这种事情的发生,只不过是因为清洗和人间蒸发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政府运转机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了。通知信息上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这几个字,这就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捕的时候,你不能每次都做这样的假想。有时候他们会获释出来,在被处决之前可以多享受一两年的自由生活。也有这样的偶然情况,你以为早已死了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一次公开审判会上,他的证词又牵涉到好几百人,然后再次人间蒸发,这次是永远性消失了。但是威瑟斯已经是个“非人”了,他不在了,不曾存在过了。温斯顿想好了,仅仅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最好是将讲话的内容修改得和原来的毫无相关才好。

    他可以把讲话转变成常见的那种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这有点过于明显了,但活生生编造出一次前线战争的胜利,或者是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这种事情,对于修改工作又过于复杂,最好还是能够进行纯粹天马行空的幻想。突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叫奥吉维同志的形象来,他最近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有时候老大哥的每日指示,是为了纪念某个地位很一般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都成为了学习的榜样。今天,他应该纪念一下奥吉维同志,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但只要印刷上几行字和伪造几张照片,这样一个人马上就活生生地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然后将口述器拉向自己,开始用老大哥所熟悉的口吻进行口授:这个口吻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采用了先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的招式(“同志们,我们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样的教训呢?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诸如此类),是很容易模仿的。

    三岁,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架直升飞机模型,别的玩具都不要;六岁,由于受到特殊照顾比一般情况要早一年参加了少年侦察队;九岁,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偷听了叔叔的谈话,觉得有犯罪的倾向,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了叔叔;十七岁,担任青少年反对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设计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在战斗中牺牲,当时他携带着重要文件飞行在印度洋上空,被敌军的喷气机追击,他就把自己和机关枪紧紧绑在一起,跳出直升飞机,带着文件葬身海底——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不得不羡慕的结局。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忠心耿耿补充了几句。他烟酒都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呆上一个小时以外,再无任何消遣活动可言。他发誓要过一种独身的生活,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这种生活方式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尽心尽责工作是互相矛盾的。除了英社的原则,他与人再无共同话题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敌军和挖出哪些间谍、破坏分子、思想和卖国贼以外,没其他目标可言。

    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的功勋奖章,温斯顿犹豫不决,最后决定还是不要为妙,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反复核对工作。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小办公室的那个竞争者,似乎有种东西在告诉他,狄洛森正和他做着一模一样的工作。没有办法知道最后究竟会采用谁的创作成果,但他深信一定会是他自己那份。一个小时以前,都还没想象过的奥吉维同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温斯顿忽然想到,死人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活人却不行,这真是一件荒唐的事。奥吉维同志,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现在却被载入史册,一旦伪造这个行为被遗忘掉,他就能像查理曼大帝或者凯撒大帝那样真实存在着,而且有理有据。

    位于地下深处的食堂,天花板很低,排队吃午饭的人在慢慢向前挪动着。食堂里人满为患,嘈杂不堪。柜台的格子窗上,炖菜的热气一直往上冒着,还带着一股酸酸的铁腥味,却盖不住胜利牌杜松子酒的气味。食堂的那头有一个小酒吧,只是在墙上开了个小洞,只要花上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上一大杯杜松子酒。

    “嘿,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呀。”温斯顿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道。

    他转过身,原来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确切来说,也算不上是“朋友”。今时今日,不再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和一些同志在一起,比起另外一些同志,还是要愉快一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还是新话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他是正在进行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编撰工作的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微凸,眼神中带着悲伤和嘲讽之情。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你的脸。

    “我想问一下你,你有刀片吗?”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且着急地回答道,“我哪都找过了,全都用完了。”

    人们总是会问你有没有剃须刀片。其实温斯顿还留着两片没用。过去几个月里,剃须刀片一直缺货。某一段时间,党自营的商店里总是有几种商品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现在轮到刀片了。实在非要不可,只能去偷偷“自由”市场才能买上了。

    “我的那片已经用了整整六个星期了。”他口是心非地补充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挪动了一点点。他们又停下脚步,温斯顿转过身和塞姆面对面。他们两个人都从柜台边一堆铁盘中取出一个油腻腻的盘子。

    “昨天你有去看战俘绞刑吗?”塞姆问。
    “在上班呢,”温斯顿冷冷地回了一声,“我会在电影上看到的。”
    “那就相差太远了。”
    他那嘲讽的眼神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的。“我知道你的,”他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你为什么不去看战俘绞刑我心里清楚得很。”从思维本身的角度来看,塞姆的正统思想到了恶毒的程度,他经常会讲起直升飞机如何对敌人的村庄进行袭击,思想犯先被审讯然后招供,再有仁爱部在地下室进行处决,诸如此类的事情,带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娓娓道来。和他一起聊天,主要是要将他从这些话题中引开,如果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问题将他套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也很有兴趣谈论这些。温斯顿稍微转过他的头,为了避开他那双黑色大眼睛的“搜索”。

    “绞得很不错,”塞姆回忆道,“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他们把战俘的脚都捆绑在一起,我可想看他们在挣扎时蹬脚的样子了。特别是到了最后,舌头一直往外伸,颜色发青——青得发亮。我就喜欢看这种小细节。”
    “下一个!”系着白色围裙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塞姆都把他们手中的盘子塞到铁窗下,很快一份午餐就盛好了:一盒粉中带白的炖菜,一块大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塞姆说,“我们也顺带去点杯酒。”

    酒吧的服务人员把酒盛在没有把手的瓷杯子里,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到了那张桌子边,然后把盘子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桌子一角还留有一滩炖菜,黏糊糊的像一堆呕吐物。温斯顿拿起他的酒,愣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一股脑咽下那带着油味的酒。他眨了眨眼睛,等眼泪流出来,他忽然发现肚子已经饿了,就开始一口一口地把炖菜往嘴里送。炖菜除了有点黏糊糊的感觉,还有一些粉红色的硬块的东西,大概是肉制品。吃完小盒子里的炖菜之前他们都没再说一句话。温斯顿身后左边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声音嘶哑粗粝得像鸭子在嘎嘎叫,饭堂里虽然嘈杂,但还是听得很刺耳很清晰。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提高嗓音,想盖过那些嘈杂声。

    “慢着呢,”塞姆说,“我负责编撰的是形容词,挺有意思的。”

    一提到新话,塞姆就精神抖数。他推开那个炖菜盒子,用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外一只手拿起干酪,身体向前倾趴在桌子上,这样就用不着扯着嗓门说话了。

    “第十一版是定本了,”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下来——也就是大家都得用这种语言作为说话时候的形式。等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像你这样的人就得重新学习了。我敢说,你们一定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创造新词,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是在消灭旧词,几十个,几百个地去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除得只剩下一个骨架。第十一版中不会有任何一个词是在二零五零年以前过时的。”

    他饿得狼吞虎咽地啃了几口面包,然后带着一种学究气式的热情继续说。这时候他那黑黝黝的瘦尖的脸庞开始变得生动起来,眼神里的嘲讽也消失了,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

    “把多余的单词消灭掉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浪费的是动词和形容词了,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可以不要。不仅指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归根到底,那些词只不过是其他一些词的相反意思,这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以‘好’为例,如果有一个‘好’字了,为什么还需要‘坏’字呢?用“不好”就行啦——而且还要更好一些呢,因为它才是更准确的反义词,另一个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需要比‘好’字语气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用一连串像‘很棒’‘一流’这样语义不明的词呢?用‘加好’就能包括这其中的意思了,如果还想再加强的话,就用‘加加好’。当然,我们目前已经在使用这些词形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这就是唯一的形式了。到那个时候,关于好和坏的观念只能用这六个词来表达了——实际上只用了一个词。温斯顿,是不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当然,这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加了一句。

    塞姆一提到老大哥,温斯顿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热情度不够。

    “你还没真正领会到新话的奇妙之处,温斯顿。”他几乎是带着一种悲哀的口吻说道,“甚至说你在用新话来创作的时候,仍旧是用旧话在思考。我读过几篇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是写得不错,不过都是翻译而来的。你的内心里还是偏爱旧话,尽管它含糊不清,含义多变但毫无用处可言。你理解不了消灭词汇的微妙之处。难道你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总量逐年减少的语言吗?”

    当然,温斯顿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笑了笑,希望自己脸上露出的是赞同的笑容。塞姆又咬了一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难道你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思想的范围吗?到最后,我们几乎连思想罪都不可能犯了,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凡是需要使用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精确表达,它的意义会受到严格的控制,所有引申义都将被消除,然后被遗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词汇在逐年减少,我们意识的范围也相应减少。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是找不到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的,这是一个自觉性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到最后,这也会变得毫无必要了。语言变得完美之时,就是革命成功之日,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说到这里,他带着某种神秘又满足的表情补充道,“温斯顿,你想过吗?最迟到二零五零年,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得懂我们现在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犹豫了一下,就此打住了。

    “除了无产者”,这话到了嘴边又被吞了回去,他克制住自己,不太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算不算异端意见。但是,塞姆很快就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随意一说,“到二零五零年,或许更早一些,所有关于旧话中的真正知识都消失殆尽,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也被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仅仅是变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是变成了和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要改,标语也一样。在自由的概念都被取消的时候,怎么还可能有‘自由即奴役’这种宣传标语呢?到时候整个思想氛围都不一样了。事实上,不会再有什么思想了。思想正确意味着没有思想,不必有思想,思想正确就是无意识。”

    塞姆迟早是要被人间蒸发的,温斯顿突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露骨了。党可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的,这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了。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移了一下椅子,开始喝起他那杯咖啡来。左边的桌子上,那个大嗓门的男人还在高谈阔论,喋喋不休。一个大概是他秘书的年轻女人,坐在温斯特的背面,正在听他说话,似乎对他所说的一切都非常赞同似的。温斯特时不时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太对了,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那个女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也很愚蠢。而那个男人的声音根本停不下来,即使那个女人在插嘴时候也是如此。温斯顿只是跟这个男人有一面之缘,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担任重要职位。他大约三十岁,喉头发达,嘴巴大而灵活。他的头向后仰,所坐的角度使得他的眼镜片有点反光,所以温斯特看到的东西是有点像两片玻璃而不是眼睛。让人感到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嘴里源源不断奔流而出的声音中,一个字都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一句话——“通通彻底消灭戈斯坦因主义”——很快地一蹦而出,像是铸成一整块的一行铅字。其他的仅仅是噪音而已,一片叽叽喳喳。虽然你无法真正听得清他究竟在说什么,但是对他所说的内容,还是能猜得到个大概的。他可能是在谴责戈斯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可能在对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大唱赞歌——这都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无论他说的是什么,可以很肯定的是,他所说的每一字都是绝对正统的,绝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看不到眼睛的脸以及那一张一合的嘴巴的时候,心底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个假人。根本不是他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着说话。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也是由一系列的词语组成的,但那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发出来的噪音而已,像是一群鸭子在嘎嘎大叫。

    塞姆一阵沉默,他开始用汤匙在桌子那摊炖菜上划来划去。隔壁座位上的声音还是在噼里啪啦,尽管周围都是一片嘈杂,但还是听得很清楚。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知道:叫‘鸭讲’(duckspeak),就是说起话来像鸭子那样嘎嘎叫。这种词挺有意思的,有两种相反的含义在其中。用在敌人身上是辱骂,但用在和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赞美之词了。”

    毫无疑问,塞姆是要被人间蒸发的,温斯顿忍不住又想了想。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心底忍不住涌起一阵阵的悲哀,尽管他很清楚塞姆也瞧不起他,也不是那么喜欢他,而且只要他认为理由充分的话,完全有可能把温斯顿当思想犯来揭发的。反正塞姆身上有一种不太对劲的地方,但究竟哪里不对劲,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塞姆身上有着某种自己缺乏的东西:谨慎、超脱、一种难得糊涂的能力。不能说他这是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尊敬有加,听到战争胜利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真心实意,而且也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他的消息灵通,是一般党员无法企及的。但他身上有一种无法真正依靠的感觉,总会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读书太多,还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经常聚一起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不成文的法律来规定不能经常光顾这个栗树咖啡馆,但那个地方隐隐约约还是有点邪门的。那些身败名裂的党的前领导人,在清洗之前都是那里的常客。据说戈斯坦因本人在几年还是十几年前就光顾过那里。塞姆未来的命运是不难预测的,但更为肯定的是,只要塞姆发现温斯顿隐秘的思想,哪怕只有三秒钟之短,也会立马向思想警察汇报揭发他的。谁都会这样做,但塞姆会是最积极的。光有热情是不够的,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里似乎还有潜台词:那个残忍的蠢货。帕森斯,也就是那个和温斯顿一起住在胜利大厦的邻居,正穿过屋子走过来。他胖乎乎的,身材中等,头发颜色很淡,脸像青蛙一般。他今年三十五岁,脖子和腰部已经冒出一圈圈的脂肪来,但动作还可以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那种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至于他虽然穿着制服,但你还是觉得他像是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色短裤、灰色衬衫和红领巾那种打扮一样。只要你闭上眼睛一想到他,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胖乎乎的膝盖和卷起袖子后那又短又粗的胳膊来。确实,只要有像集体远足或者其他体育活动之类的,他总是会穿上他那条短裤。他挺愉快地向他们两个打了声招呼“你好,你好!”就在桌子前面坐下,马上一股浓烈的汗臭味扑鼻而来。他红扑扑的脸上满是汗珠,他的汗腺一定十分发达。在集体活动中心,看到湿漉漉的球拍,你就知道他刚刚打过球。塞姆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印满了字,他手指间夹着一只墨水笔,正仔细研究着。

    “你瞧,你吃饭时间还不忘工作呢,”帕森斯用肘部碰了一下温斯顿说,“嘿,这么积极?你在忙什么呢,伙计,对我来说可能太高深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追着你走,你忘记你要捐款啦。”

    “捐什么款?”温斯顿问,一边下意识地去掏钱。每个人工资的四分之一都得留出来应付各种志愿捐款,名目多得你很难记得清都有哪些捐款。

    “仇恨周的捐款,你是知道的,按房子片区来收的,我是我们那个片区的出纳。我们现在正准备轰轰烈烈表现一番,做出点成绩来。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的红旗不是在整条街上遥遥领先,你可怪不得我呀,你答应过我要捐两块钱的。”

    温斯顿找了两张又脏又破的纸币给了帕森斯,帕森斯用他那文盲式的整洁字体一笔一划记到一个小笔记本里。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家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伤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告诉他,下次还这样就要没收他的弹弓了。”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没看成那个绞刑,所以有点不开心吧。”温斯顿说道。

    “啊,是呢——我正想这样说,这表明他的思想动机还是正确的,是不是?他们两个都还是淘气的小孩子,两个都还是,但是态度方面,热情可没得说。他们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当然还包括打仗在内。你知道上周六我家那个小女孩都干了什么吗?在她们中队远足去伯克海姆斯德的时候,她居然叫上另外两个小女孩一起开溜了,然后花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去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一直跟踪他足足两个小时,穿过森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就向巡逻队揭发了他。”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温斯顿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自我感觉良好地继续说:

    “我的小孩能认出他是敌军特务之类的——比如说是通过跳伞空投下来的。但关键就在这了,伙计。你知道她一开始是怎样瞄上他的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很奇怪的鞋子,所以很可能是个外国人。这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脑袋怪好使的了,是不是?”

    “那人后来咋样了?”

    “哦,这个呀,我当然没法知道了。但要是这样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的。”说着他做了个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啊。”塞姆心不在焉地说,头也不抬,继续看他那张小纸条。

    “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按照本分附和道。

    “我是说我们现在还在打着仗呢。”帕森斯说。

    像是要确认他说的这一点,他们头顶上方的电幕传来一阵喇叭声。但这次不是要宣布军事胜利,只不过是富裕部的一个公告而已。

    “同志们!”一个年轻的声音慷慨激昂地说,“注意了,同志们,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生产战线又打了漂亮的一仗,根据公告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结果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指数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在大洋国的各地都有自发组织的庆祝游行活动,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道上游行,为的就是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在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过上了崭新而幸福的生活。我这里有一些已经统计出来的数字。食品——”

    “我们过上了崭新而幸福的生活”这句话反复出现了很多次。这是富裕部最近最爱用的话。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小喇叭声吸引住了,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听着,脸上挂着一种受到启发时的无聊表情。他跟不上喇叭上说的那些数字,不过他明白,这些数字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人感到满足的。他掏出一根脏兮兮的大烟斗,里面装着一半烧黑了的烟丝。烟丝一个星期的供应量是固定的,只有一百克,所以很少可以将烟斗装到满。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横拿着。下一份定量供应要明天才能开始买,他现在只剩下四根了。此刻的他,只专心听电幕上传出来的声音,远处的嘈杂声他一概充耳不闻。电幕里似乎还提到,有人要庆祝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上升到了一个星期二十克。他心里想,昨天才刚刚宣布定量要降低到一星期二十克。相隔才二十四小时,难道他们就相信了吗?是啊,他们硬是相信了。帕森斯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以他那种畜牲般的愚蠢就这么相信了。旁边那张桌子看不到眼睛的家伙热烈疯狂地相信了,还满怀激情要追查是谁提出上星期的定量供应是三十克的,将他挖出来,人间蒸发掉。塞姆也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相信了,他用到了双重思想。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我独自一人还没失去这种记忆呢?

    神话般的数字继续从电幕上喷涌而出。和去年相比,我们今年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家具,更多的铁锅,更多的燃料,更多的轮船,更多的直升飞机,更多的书籍,更多的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一切都更多了。每年每月每分每秒,每个人每件事都在迅速往上升。和塞姆刚刚做的一样,温斯顿也拿起勺子,在桌子上那滩黏糊糊的东西上划来划去的,把原来画的那道长直线变成了一个图案。他带着怨恨的情绪在思考生活的物质层面。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是不是食物也一直这个味道?他环视了一下食堂四周。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满为患的屋子,墙壁上由于人们身体无数次的擦来擦去,变得脏兮兮的;铁桌铁椅之间挨得很近,以至于坐下来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碰到别人的肘部;勺子的把柄弯了,盘子变了形,白色杯子显得很粗糙;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是一层油腻,所有的裂缝里都积满灰尘;到处还弥漫着一股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你的肚子和皮肤里,总会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就是那种人生来就有权拥有的某样东西被无端骗走的感觉。的确如此,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向来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在他还能清楚记得的记忆里,无论什么时候,东西总是不够吃的,袜子和内衣内裤总是千疮百孔,家具也破旧不堪得像要散架,暖气严重不足,地铁拥挤,房子摇摇欲坠,面包是黑乎乎的,茶叶买不到,咖啡里有股脏水的味道,香烟也不够——除了人造的杜松子酒以外,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不够。虽然,这样的情况势必会随着你的年纪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人在一种不舒服、布满灰尘,所用的东西总不够的环境里生活。冬天长得要命,袜子破破烂烂,电梯停开,自来水冰冷,肥皂粗糙,烟丝会掉,食物百般难吃的环境会令人心生厌恶,但是,这不也正表示这种生活一点也不正常吗?为什么需要某种久远的记忆来想起过去并非如此,否则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如此不可忍受的呢?

    他又环顾了一下饭堂的四周。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即使不穿蓝色制服,也还是丑陋的。屋子的那头,一个长相奇怪,像甲壳虫的矮个子男人独自坐着,他在喝咖啡,一双带着怀疑神情的小眼睛在扫来扫去。温斯顿想,如果你往自己周围一看,那你就很容易相信党所树立起来的完美体格形象——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和胸部丰满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充满生机,无忧无虑——这些不仅仅存在着,而且是大多数。可是,就他目前所能了解到的,一号空降场的大部分人都是身材矮小,皮肤发黑,长相难看。奇怪的是,那种长相像甲壳虫的人是怎么在真理部里激增的:又矮又胖的男人,还没上年纪就身材发福,四肢短小,走起路来动作飞快,肥胖的脸上表情难以猜测,眼睛又细得可怜。似乎在党的统治下,这样的人最盛产了。

    富裕部的公告播报结束后,又是一阵小喇叭声,紧接着来了点轻音乐。帕森斯在一大串数字的轰炸下被唤醒了一丝的热情,取下了嘴里的烟斗。

    “富裕部今年做得还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晃了一下头,“顺便问一下,史密斯伙计,我猜你也没剃须刀片可以借给我用一用?”

    “一片都不剩了,”温斯顿说,“我自己那一片都用了六个星期了。”

    “啊,好吧——我只是想问一下而已,伙计。”

    “对不起啊。”温斯顿说。

    刚才由于富裕部播报公告而暂停了的,像鸭子般嘎嘎大叫的邻座声音,这会又响了起来,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大声。温斯顿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帕森斯太太来,想起她那稀疏的头发,还有藏在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的时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帕森斯太太将会被人间蒸发,奥布兰也会被人间蒸发。而帕森斯将永远不会被蒸发,那个看不到眼睛,嘴里像鸭子嘎嘎大叫的家伙也不会被蒸发,那些像甲壳虫一样在真理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忙碌穿行的男人也不会。那个小说司里的黑发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人间蒸发。温斯顿好像靠着本能就能知道,谁能活下来,谁又会被消灭,只不过要靠什么活下来,则是很难说得明白的。

    就在此时,温斯顿从沉思中被猛然拉回现实。邻座那个黑发女孩半转着身子,正在看着他。奇怪的是,她是斜着眼睛看的,还盯得很紧,令人感到不舒服。在他们眼睛相碰那一刻,她又望向别处。

    温斯顿的后背开始冒冷汗,一阵恐惧袭上心头,但很快就消失了,留下一种惴惴不安之感。她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他?为什么总在跟踪他?遗憾的是,他记不清他坐到这里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已经坐在那张桌子上了,还是她后来才过来的。但不管如何,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也无缘无故地坐在他后面。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就是偷听他,看他是不是喊得足够响亮。

    他早先的想法又回来了:或许她不一定就是思想警察中的一份子,但业余性质的警察才是最危险的。他不知道她偷看了他多久,但有可能有五分钟这么长,很有可能他都没能完全控制住他脸上的表情。在公共场合和电幕的视线范围内,让自己的思想如脱缰的野马一般驰骋真是危险至极,最细微的事情都有可能暴露出来。比如一次面部抽筋,无意中显露的焦虑表情,自言自语的习惯——任何暗示着不正常或者要刻意掩盖什么的小细节,都有可能使你暴露。无论如何,脸上挂着不适当的表情(例如在听到宣告胜利消息的时候有所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一件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女孩又转过身来。归根到底她或许并不是在跟踪他,或许连续两天和他坐得那么近也纯属巧合。他的烟已经熄火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子边上,要是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倒是可以留着到下班后再吸的。邻桌坐着的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他会在三天之内到仁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但是烟头可不能白白浪费掉。塞姆已经折叠好他的纸条放进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说起话来:

    “伙计,我有跟你说过吗?”他一边含着烟斗一边笑着说,“那次我的两个小家伙把市场上一个老女人的裙子给点着了,因为他们看见她居然敢用印有老大哥头像的宣传画来裹香肠。他们偷偷溜到她的身后,然后点上一根火柴,裙子就着火了,我想把她烧得够呛。他们还是个小屁孩呢,是不是?但真是热情似火呀!这就是他们当前在少年侦察队里接受最一流的训练的结果——甚至比我小时候都还要好。你知道他们最近给配备了什么吗?插在钥匙孔上的窃听器!那天晚上我家那个小女孩带回来一个在我们的客厅上试了试,说她只是用耳朵靠在锁眼上就能听到大一倍的声音。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玩具而已,但还是可以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的,对不对?”

    这时,电幕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哨音,该回去上班了。他们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长长的人流去坐电梯,温斯顿那截烟头里的烟丝掉了下来。

    温斯顿正在写日记:
    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狭长的小街上,她倚墙而站,门口的路灯几乎一点也不亮。她面容姣好,粉却抹得很厚,吸引着我的其实就是这一抹粉,白得像面具一般,还有那鲜红的嘴唇。女党员是从来都不涂脂抹粉的。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也没有电幕。她说两块钱,我——此时此刻他觉得太难写下去了。于是闭上眼睛,用手指按摩眼球,想把那些不断重现的画面挤出来。他有股无法按捺的冲动,想大开嗓门,狂喊脏话,或者拿脑袋去撞墙,用脚去踢桌子,把墨水扔出窗外——也就是做任何一种要么很激烈,要么声音很大,要么会带来疼痛的事情,好让他忘记那些不断折磨他的记忆。

    他心里想,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都可能由你的外表表现出来。他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在街上碰到的一个人,相貌平平,是个党员,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又高又瘦,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在他们还相差几米远的时候,他留意到那个男人的左脸忽然抽搐了一下。在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这动作又来了一下:仅仅是抽动一下,颤抖一下,快得像相机的快门咔擦一声而过,很明显看得出这是习惯使然。他还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想的:这个可怜的家伙要完蛋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温斯顿自己能知道的而言,这完全是防不胜防的。

    他倒吸了一口气,继续写道:
    我跟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间厨房里。里面靠墙的地方有张床,桌子上有一盏灯,灯光很暗。她——他咬紧牙关,有种想吐的感觉。想到地下室这个女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已婚的——无论如何,是已婚的,很可能现在还是已婚状态,到目前为止,据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活着。他似乎又闻到地下室那股浑浊闷热的气味了,混杂着臭虫、脏衣服和廉价的劣质香水的味道,但还是很吸引人,因为女党员从来都不用香水的,也不可能想象她们会用。只有无产者会用香水。在温斯顿的心中,香水的气味和偷情总是难解难分。

    他跟这个女人偷情,是他这两三年以来第一次的不检点。当然,和妓女搞在一起是被禁止的,不过这是一种偶尔你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规定。这当然是一件危险之事,但还不至于事关生死那么严重。如果被抓到和妓女在一起的话,可能会被判劳改五年,如果没其他罪的话,也不会判更久的。这种事情也很容易的,只要不是被当场抓到。贫民窟里,愿意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女人的价格只需要一杯杜松子酒,因为普通人是无法买到这种酒喝的。党虽然不鼓励,但暗地里还是倾向于鼓励卖淫的,因为这可以作为一个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途径。只要是和底层那些被鄙视的女人在偷偷摸摸、在没什么乐趣之中进行,偶尔放荡一下并不伤大雅。罪大恶极的是党员之间的乱搞,但是——尽管在大清洗中,每个被告都毫无例外地供认曾犯下这种罪——很难想象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党之所以会阻止男人和女人之间形成彼此忠诚的关系,当然是因为这种关系是老大哥也无法掌控的。党不曾明说但实际上的真正目的是要抹除掉性行为的全部乐趣。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都不要爱得太浓烈过分,因为性欲就是敌人。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都需要经过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批准才有效——尽管原则不曾清晰列举过——但只要两个人的结合给别人的印象是因为他们在肉体上彼此吸引,那是不被批准的。传宗接代,生出孩子为党服务,这是婚姻唯一得到认可的目的。性交被认为是一种让人有点恶心的小手术,像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不曾明确表述过的,但从小就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根植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像青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就曾经提倡过男女之间要过独身的生活,所有孩子都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的方式来生育,然后由公家抚养成人。温斯顿很清楚,他们这么说,但并不会说到做到的,但不管怎么样,这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类的性本能,如果消灭不了,那就扭曲它,丑化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看起来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至少就女性而言,党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开已经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吧。很奇怪,他不常想起她,他有时连着好几天都会忘记自己是已婚人士。他们相处过的日子,也不过十五个月而已。党是不允许离婚的,但如果两个人没有孩子的话,分居倒是很鼓励的。

    凯瑟琳是一个身材高挑,头发淡黄的女人,性格直率,婀娜多姿。她的脸形轮廓鲜明,像老鹰一般,如果你没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其实是空洞无物的话,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张高贵的脸。在他们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他就一口咬定,她是他所有认识的人中最愚蠢,最俗气,最无脑的一个,这也许是因为比起对其他人,他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她的脑子里除了宣传标语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无论什么样的蠢话,只要是党说的,她一概接受。他在心底默默给她起了一个“人体录音带”的绰号。但如果不是为了性的话,他还是勉强可以忍受和她生活在一起的。

    只要他一碰她,她仿佛就要往后缩一样,而且身体变得紧绷起来,抱着她和抱着有关节的木偶没什么区别。奇怪的是,即使她在抱紧他的时候,仍旧能感觉到她在用尽全力推开他,她那紧绷的肌肉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经常就躺在那里,既不反抗,但也不合作,只是默默地顺从。这一点是最让人难堪的,再这样过上一段时间,就令人心生厌恶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还是可以忍受和她在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保持禁欲就好。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凯瑟琳居然拒绝禁欲。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必须生出一个小孩来,所以要继续房事。这样,一个星期一次,除非是在特别时期。她甚至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提醒他这事,把它当成一件非要在当天晚上完成,不可忘记的事情来执行。她对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是“生宝宝”,二是“咱们对党的义务”——没错,她还真的就这样叫。很快,当那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就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幸好孩子没有生出来,最后她决定放弃再尝试了,不久他们也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又提起笔继续写道:

    她一下子就扑到床上去,然后一点前奏都没有,就马上撩起她的裙子,用上你所能想象得到的那种最粗野,最可怕的动作。我——他好像又看到自己站在那盏昏暗的灯光下,充满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扑鼻而来,心底翻滚着一种失败和憎恨之感,甚至这些感觉在当时还和想到凯瑟琳那雪白的肌体的回忆纠缠在一起——那个已被党的催眠永远定格的身体。为什么总是要这样?为什么他不能拥有自己的女人,而只能隔几年来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但是真正的恋爱几乎不可想象呀。那些女党员都差不多,禁欲的思想就像对党的忠诚一样牢牢根植在她们的心底。通过孩童时代的熏陶,通过各种比赛游戏和洗冷水澡,在学校、少年侦察队和青年团中进行没完没了的洗脑教育,通过演讲、游行、唱歌、口号和军乐,人性中本能的情感在她们心底早已荡然无存。理性告诉他,然而他自己的内心也不相信。她们坚不可摧,就像党所希望的那样。他想做的,与其说希望有人疼爱,不如说是摧毁这道贞操之墙,这一辈子哪怕只是成功一次也心满意足了。一次满意成功的性行为本身就已是造反。欲望是思想罪。即使只是唤醒凯瑟琳自己的欲望——如果他做到过——也算是诱奸,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这个故事还是需要一个结尾的,得完成它,他写道:
    我把灯调亮了一些,当我在灯光下看到她时——

    在黑暗中待过一会后,此时的煤油灯好像显得更亮了。他第一次看清楚那个女人的模样。他向她走近了一步,然后停了下来,心里满是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待在这种地方是很危险的,巡逻队的人完全有可能会在他出门的时候把他逮个正着;说不定他们此时正在外面等着呢。但是,怎么可以还没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逃走呢?!

    一定要把这些写下来,一定要坦白交代。在那灯光下,他忽然留意到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脸上那厚厚的脂粉,看上去像那种纸板面具一样,随时都可能破裂而开。她的头上有几缕白发,但真正让人觉得恐怖的是,此时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里面除了深不见底的黑洞什么也没有。她的牙齿全都掉光了。

    他心急如焚地写着,笔迹甚是潦草:
    我在灯下看清楚了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至少已经五十岁了,但是我还是走向她,干了那件事。

    他又把手指按在眼球上。他终于还是把它写出来了,但是感觉上也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办法失效了,那种想扯开嗓门骂脏话的冲动又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强烈了。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真的有希望,那它一定是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大批被忽略掉的的人身上,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拥有摧毁党的可能性力量。是无法从内部来推翻党的存在的。它的敌人,如果说它有敌人的话,是无法集中在一起或者甚至是把彼此辨认出来的。即使有传说中的兄弟会的存在——很可能是存在的——其成员之间也只能三三两两碰一下面而已。造反也只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碰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顶多是偶然能接上头说几句悄悄话而已。但是,对于无产者而言,只要你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力量的话,那就不需要地下密谋了,需要的是站起来,像一匹马一样抖动一下身体甩掉苍蝇一样。只要他们真的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撕得粉碎。毫无疑问,迟早他们会想到去这样做的,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记得曾经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从前面不远的小街道上冒出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喊大叫。这是一种充满着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大而深沉的“噢—噢—噢—噢—噢!”叫声像是一口充满回音的钟。他的心猛地怦怦直跳。开始了!他想。暴乱!无产者终于挣脱了束缚!当他来到事发地点之后,他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正拥挤在街边市场的摊位周围,一脸的悲惨相,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里那些无力回天的乘客。就在那时候,普遍的绝望又开始变成一张张嘴的争吵。原来只不过是有一个摊位在卖铁锅,都是一些容易碎裂的劣质产品,但是无论哪一种烹饪用锅,都是很难买到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断货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们,正在一群女人的推推搡搡中费劲地拎着铁锅准备离开。还有十几个人还在那个摊位上围着叽叽喳喳,指责那个摊主是看人卖货,还私藏着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叫嚷声。两个身材发胖的女人,正在相互抢着铁锅,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有那么一会,她们都在同时用力拉扯,结果把铁锅的把手给扯断了。温斯顿恶心地看着她们。但是,刚刚那瞬间,几百人的喉咙里一起发出几乎让人可怕的力量来,可那些真正值得如此呼叫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从来就没喊起来过呢?

    温斯顿写道:
    除非他们真的觉醒了,否则反抗永远不会发生,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永远不会觉醒。

    他想,这句话简直就像是在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当然了,党是会宣称自己将无产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是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饭吃不饱,还要挨揍,妇女被迫要到煤矿里干活(其实现在也还有),儿童在六岁的时候就要被卖到工厂里去。但与此同时,又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会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来圈住他们,让他们处于服从的地位,像牲口一样。其实,对于无产者,大家的了解是微乎其微的,当然也没有必要了解太多。只要让他们能继续工作和繁殖后代,其他的行为也没什么重要性可言了。他们过着放任自流的生活,就像阿根廷平原上无人管束的牛群一样。他们似乎在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像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那样。他们在贫民窟里出生,然后长大,十二岁开始工作,度过一个充满生机却非常短暂的青春期和性冲动期,二十岁就结婚,三十岁就人到中年,接着衰老,然后死去,大多数人的寿命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满脑子都是沉重的体力活,如何养家糊口,和邻居之间为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电影、足球、啤酒,特别是赌博。要控制住他们,并非难事。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总会在他们中间活动,散播谣言,看到具有危险的个别人,就揪出来消灭掉;但没有人尝试着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无产者而言,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觉,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爱国之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唤起他们内心的这种热情,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加班和减少定量供应。甚至在他们心生不满之时——有时的确会这样——这种不满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缺乏整体上那种抽象概念的思维能力,只会关注一些具体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无暇关注或者说无法上升到关注那种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家里甚至连电幕都没有,普通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非常高,这里到处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贩和各种骗子,但是这些都发生在无产者的生活中,因而无足轻重。在所有的道德问题上,是允许他们按照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办事的。关于党在两性问题上的禁欲要求,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他们乱交是不受惩罚的,离婚也很简单。甚至,无产者表现出有信仰宗教的需求,也是可以得到允许的,他们配不上被怀疑的份,正如党的宣传标语上所写的“无产者和动物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伸,小心地挠了挠脚踝的静脉曲张处,那里又痒了起来。其实,绕来绕去,都离不开这样一个问题: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真正生活会是怎么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帕森斯太太那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中的一段话抄写到日记里:

    过去(教科书上写着),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的伦敦,肮脏、黑暗、无比糟糕,很少人能吃上饱饭,成千上万的人没鞋子可穿,头上无遮挡之处。年龄比不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们,每天得为残暴的老板工作上十二个小时,如果他们的动作慢的话就要遭到鞭子的抽打,但只能吃一些过期的面包屑和水来填饱肚子。然而,在普遍都是贫困的时代里,还有几栋高大雄伟的房子,里面住着那些富贵人家,伺候他们的仆人就有三十个。这些富贵人家被称为资本家。他们大腹便便,无比丑陋,面相凶残就像本页后面的那幅插图那样。从图中你可以看见他们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叫礼服;头上戴着的叫高礼帽,光亮又古怪,像烟囱一样。这就是资本家们的统一着装,其他的任何人是不允许穿的。资本家占据着世界上的一切,其他的人只能是作为他们的奴隶而存在。他们拥有一切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金钱。任何敢和他们作对的人,就会被送进监狱里去,或者因为失去工作而活生生饿死。普通人在和资本家说话的时候,需要表现得毕恭毕敬的样子,取下自己的帽子,称呼他为“先生”。整个资本家的头头被称为国王,而且——不需要再读下去,温斯顿就已经知道下文了。接下来他们会提及到穿着细麻法衣的主教,披着貂皮长袍的法官,手脚铐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宴会以及亲吻教皇的脚趾等等。另外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玩意,这个大概不会出现在儿童教科书上。所谓的“初夜权”,它是一道法律规定,就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有权力和他工厂里上班的女人睡觉。

    这其中蕴含多少谎言,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呢?这有可能是真的,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比革命前的好。唯一相反的依据是,来自你骨子深处那无声的抗议,你凭借本能就知道现在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从前和现在相比,一定也有某种不同。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酷和不安全性,而是生活本身已经沦落为荒芜、肮脏和厌倦。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和电幕上那不绝入耳的说辞毫无关系,和党所描绘的雄伟蓝图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生活中的最大部分,其实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即使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不过是每天完成枯燥无味的工作,在地铁占上一个位置,缝补一双破了洞的袜子,蹭一片糖精来吃,节省一个烟头等等。而党所描绘的伟大蓝图则是一个巨大的、可怕并光辉灿烂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勇敢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组成的国家,迈着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一样的思想,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争胜、迫害——三亿人的面孔都是长一样的。现实却是城市衰败肮脏,吃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在慢慢移动,住的是年久失修的十九世纪的老房子,里面充斥着煮卷心菜的味道和厕所里那种恶臭。他好像看到眼前的伦敦,宽阔但衰败,有上百万个垃圾桶。在这幅画面里,帕森斯太太的模样也混杂其中,她脸上满是皱纹,头发稀少,正在无奈地捣腾着她家那堵塞了的下水道。

    温斯顿又伸下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幕正夜以继日地往你的耳朵里输送统计数字,以此来证明我们今天和五十年前相比,有了更多的食物,有更多的衣服,更好的房子,更棒的娱乐体验——人们比五十年前更长寿了,上班时间缩短了,更健康了,更强壮了,更幸福了,更聪明了,更有素质了。没有一个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例如,党宣称今天的无产者中的成年人有百分之四十是识字的,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宣称现在的婴儿死亡率仅有千分之一百六十,革命前则是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的数字,就像方程式上两边的未知数一样。很有可能,我们历史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是我们已经深信不疑的事实,都完全是捏造的。谁知道呢,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初夜权”这样的规定,或者像上文谈及的那样的资本家,或者像高礼帽那样的装饰。

    一切都坠入迷雾之中。过去已被篡改,而篡改本身已经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理。在他的一生之中,仅有一次是抓住了党篡改历史的确凿证据的。那真是宝贵至极,因为是事后才弄到手的。那个证据文件在他手指之间紧紧捏住了三十秒。这大概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反正是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和这件事真正有关的日期,还需要回溯到七八年前。

    实际上这件事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是那个清洗革命元帅的时期。到一九七零年,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几乎一概不留,都是被冠上卖国贼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头目揭发出来的。戈斯坦因逃逸了,藏了起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至于其他人,有几个是失踪了,其他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公开审判的时候对自己的罪行坦白供认后进行了处决。最后的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跟和以前发生的案子一样,他们神秘消失了一年多,没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然后又像通常一样,他们突然出现并坦白供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招供自己曾经通敌(那时候的敌人也是欧亚国),挪用公款,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密谋刺杀党内的负责人,要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造反,还策划过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供认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还恢复了党籍,安置在一个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只是挂个名的闲置职位上。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又长又无聊的检讨文章,并登在《泰晤士报》上,检讨自己的背叛,并承诺改过自新。

    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确实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三个人。温斯顿依旧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眼角偷瞄他们的。他们三个人都比温斯顿要年长一些,可以说是古老世界的遗物呀,几乎是党早期的辉煌岁月遗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身上隐藏着那时候地下斗争和内战的气息在。他觉得,虽然早已忘记了事实和具体的日期,但他是久仰他们的大名呀,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上几年。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不法分子,是敌人,不可接触者,是注定要在一两年之内灰飞烟灭的。无论任何人,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都妄想逃脱这个厄运。他们不过是一具等待着被送进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他们旁边的那张桌子没人坐,甚至被人看到和他们走得太近也不是明智之举。他们沉默不言,面前放了几杯有丁香的杜松子酒,这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酒。在这三个人之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鲁瑟福,他以前是一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曾经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鼓舞人心。即使今时今日,《泰晤士报》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刊登一幅他的漫画,不过只是对他早期绘画风格的临摹而已,毫无生气,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可言,看着就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的人们,饥饿的孩子,巷战,带着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靠铁丝保证生命安全的路障中,他们还是要戴高礼帽。总之,他在革命后所作的画,大多是看不到希望,拽着过去不放的。他身材高大,一头白发浓密又油腻,面容松弛,嘴唇非常突出。他以前身材一定很魁梧,但现在却是松松垮垮的样子,还发胀,像要朝各个方向散开一样。像一座快要坍塌的大山,马上就要在你的面前崩溃掉。

    在栗树咖啡馆下棋的“世界遗老”

    现在是下午三点,咖啡馆里冷冷清清的。温斯顿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电幕里传来一阵轻音乐的声音。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角落的桌子边,从不开口说话。服务员不等他们打招呼就自动上前加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盘棋,棋子都摆好了,但没有人去下。这时候,大约是半分钟,电幕开始换台,调子和音色都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难描述的声音,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在心中称它为预警调子。接着,电幕上开始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荫的栗树下。”

    他们三个人听了,动也不动。但是当他再次看到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的时候,发现他热泪盈眶。他第一次留意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塌了,他心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不久他们三个又被捕了。传言他们在被释放那时候起就在密谋新的造反计划了。在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了过去的全部勾当外,还供认了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这下场被记录在党史中,以示后人。大约是在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在打开由气力输送管传进来放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时,意外发现一张小报纸片,很显然是无心之举,夹杂其中又忘记拿开的。打开纸片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是一张从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上半版——上面印刷着年份和日期——上面的照片是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代会时代表们的合影,在中间那突显的位置上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三个人。没错,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片下面还印着他们的名字呢。

    问题在于,他们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大会上都对他们那天在欧亚国境内的事情供认不讳。他们从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秘密之地,然后和欧亚国指挥部的人员碰头,并向他们透露了我们的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会深深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这天刚好是夏至,而且像这种纽约大会,也会在无数的文件中保有记录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了:他们坦白说的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还谈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这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的人,实际上真的犯了他们在供词中所说的那种罪行。但这张报纸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那些被抹杀了的过去留下的一个碎片,就像地质学家在某个地层发现了一块不该在此出现的化石一样,由此推翻了某种地质理论。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将它公布于世,并让人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就足以将党置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他继续工作着。一看到那张照片并明白它的意义所在,他就马上找另外一张纸来盖住它。幸运的是,当他翻开这半版报纸的时候,从电幕那个角度看过来刚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笔记本搁在膝盖上,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离电幕远一些。要保持住面部表情其实并不难,再努力一些连呼吸都可以掌控自如,但是,你是无法控制你的心跳的,这电幕已经灵敏到可以监控你的心跳频率了。他等了大约十分钟,琢磨着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比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就暴露了自己。然后,他连盖着的纸都没有打开,就把那张照片连同一些废纸一起丢进那个记忆洞里了。用不了一分钟,它们就会化为灰烬。

    这都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情了。要是发生在今天,他说不定会留下那张照片。奇怪的是,虽然那张照片和那半版的文字早已成为记忆,但他双手拿过这张照片的经历竟然影响至今。他想弄明白的是,是不是因为这份本应化为灰烬的文件曾经存在过,他觉得党对历史的控制是不是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牢不可破了?

    然而,假如在今天,即使这张照片能从灰烬中恢复原形,也可能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证据。因为在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和欧亚国停火了,而那三个人是向东亚国的特务泄露机密来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从那时候开始,打仗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了,他记不清是几次了。很大可能是,供认的材料一再被修改,一直修改到真正的事实和日期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过去不仅仅被篡改,而且是一直被篡改着。最让他备受煎熬、噩梦连连的是,他从未真正搞清楚,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思来做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伪造过去所能获得的直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最根本的动机却深不可测。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成为疯子了,这样的想法他已经琢磨过好几次。或许,疯子就是这样的少数派。疯子曾经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在今天,相信过去不可被篡改的也是疯子。抱着这种信念的人,大概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吧。如果仅有一个,那么他就是疯子了。不过,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或许也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教科书,看了看放在扉页里老大哥的照片。那双颇具催眠力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看,像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天而降把你压住——一种能够穿透你的头颅的东西,在敲击着你的大脑,恐吓你要放弃自己内心的信念,几乎要说服你否定自己的知觉判断。到最后,党要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这样宣称的,他们的立场所内含的逻辑就必然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就是,不仅仅否定你在经验上的正确性,连同客观现实本身的存在,也会遭受无声的否定。常识成为了异端邪说,可怕的不是他们因为你拥有其他的想法而想要杀了你,可怕的是他们或许是对的。因为,归根到底,我们是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的呢?怎么知道重力在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不可篡改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但意识又是可被操控的,那怎么办?

    不,不能这样!他的勇气似乎自动地迸发出来。奥布兰的脸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他并没有故意要去联想到他。他比以前更有把握了,奥布兰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是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这是一封不会有人读到的长信,但因为有了具体要写给的人,因此有了某种生机。

    党告诉你要排除掉你自己的所见所闻,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联想到自己所面对的那些庞大的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驳倒他,他的心不由得沉了一下。他连那些辩词都理解不了,更不用说去反驳了。但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纯粹的真理。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是正确的,必须要捍卫它,客观世界存在着,它的规律是不变的。石头是硬邦邦的,水是湿漉漉的,缺少东西支撑,物体就会向着地心的方向下坠。他觉得自己是在和奥布兰对话,也是在阐释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这一点若成立,其他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巷子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是真咖啡的味道,不是胜利牌的。温斯顿不由得停下脚步,大约有那么两秒钟的时间,他的思绪又飘回到那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童年记忆里去了。紧接着,那扇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像是突然把香味的来源给切断了,好像它是声音一般。

    他沿着人行道一直走了好几公里,脚踝的静脉曲张溃疡处在隐隐作痛。三个星期来他第二次没有去参加邻里活动中心的节目了。这真是太草率了,可以肯定的是,你所在活动中心参加节目的次数是要记录在册的。原则上,党员是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闲时间可言的,除了上床睡觉外,平时都不能单独行动。如果不是工作、吃饭或者睡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娱乐活动中。做任何具有独处意味的事情,甚至像一个人自己去散步这种行为,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有个专门的词语,叫“个活”(own life),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古怪。但今天傍晚从真理部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醉人的春风已经撩动了他的心。那湛蓝的天空看起来比今年任何时候都要更有暖意,于是刹那间,他觉得在活动中心度过的那些漫长而嘈杂的夜晚,那些无聊累人的游戏,那些报告演讲,那些需要靠杜松子酒来维持的同志关系,都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他突发奇想地离开了公共汽车站,漫步在伦敦那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中。先是朝南走,然后转东,最后向北走,让自己迷失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街道上,几乎都不考虑自己要往哪儿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曾经在日记本上写过,“它就在无产者身上。”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脑海里出现,它陈述的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事实,但它的荒谬又是显而易见的。他走到了原来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那里是一片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那条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旁边是又低又矮的两层式楼房,破烂不堪的大门就朝着人行道敞开着,看起来奇怪得有点像老鼠洞。鹅卵石的路面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积水。数不清有多少人在这黑乎乎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街道两边的小巷子里——抹着老土口红、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身材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欲坠的女人,像在给你展示十年后这些女孩会长成什么样,还有那用八字步走路的驼背老人在慢吞吞地走着路,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赤着脚在积水坑里玩耍,一听到母亲的呵斥声又像小鸟一样四处逃散。街道上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打破了的,并用木板钉上了。根本没人会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地瞄了他几眼。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站在门口说话,腰里系着围裙,两条像砖那么红的手臂交叉抱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候,听到了她们聊天的只言片语:

    “‘是呀,’我对她说,‘这样是挺好的,’我说,‘不过,要是你站在我的立场上,你就也会像我一样了。说别人是很容易的,’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声音戛然而止。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妇女还怀着敌意冷不丁地看着他。但是,准确点说,那不算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一种片刻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陌生的动物经过一样。党员穿的这种蓝色制服可不常出现在这种街道上。确实,让别人在这种地方看到自己是有点不太明智了,除非真的有公务非来不可。如果遇上巡逻队的话,还会被拦截下来盘问一番。“同志,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是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回家经常要走的路吗?”——诸如此类。他们这样问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另外的路回家,而是这些细节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的话,你的行踪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陷入一阵骚乱中,警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人们像兔子一样躲进门道里。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的门道里一跃而出,一把抓起在积水坑里玩耍的小孩,用围裙一裹,又跳回那个门洞里,动作敏捷得如神出鬼没。就在这时候,有个穿着黑色套装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子里向温斯顿走过来,用手激动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声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上,快趴下!”

    “汽船”是无产者给火箭起的外号,至于是为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温斯顿脸朝下,迅速趴在地上。无产者每次给你提出这种警告的时候,几乎都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之前的几秒就感应到它的存在,尽管火箭弹速度比声音的要快。温斯顿双臂抱头,这时候传来一阵轰鸣声,那种感觉像是要把人行道都撬起来了,一些比较轻巧的物体像雨滴一样滴答落在他的后背上。他站起来,原来离他最近的那扇窗户的玻璃被震碎了,飞出一些玻璃渣。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掉了街道前面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缕黑烟正在慢慢升腾到空中,烟雾下面笼罩着一团团墙灰,人们已经聚集在那了。他前方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墙灰中间有一滩血迹,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块从手腕部炸掉的手。除了手腕处血迹斑斑外,那只手完全变成了白色,像是一块石膏。

    温斯顿把它踢到排水沟里,然后躲开人群,钻进右边的小巷子里。走了三四分钟后,他就离开了刚才受炸弹影响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依旧人潮汹涌,肮脏而拥挤的生活在继续着,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已经快到晚上八点了,无产者经常去喝酒的地方(他们叫“酒馆”)依旧人头攒动,脏兮兮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又合上,里面还飘出一股尿骚、锯木屑、酸啤酒的味道。在一个房子门口凸出的角落里,三个人紧紧地站靠在一起,中间那位手里拿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个人站在边上看着。在温斯顿走近看清他们表情之前,他就注意到他们的全神贯注了。显然他们在看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距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散开了,其中两个还吵了起来,像要动手似的。

    “你他妈的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以来,尾数是七的号码从来没中过!”

    “中过!”

    “没有,从来没中过!”这些中奖号码我家全都有,两年来全都记在一张纸条上了,一次不落,全记着呢,我告诉你,尾号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的,七字是中过的!我现在就差不多可以告诉你那个数字,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中奖号码,就是四-○-七!”

    “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着呢,白纸黑字的,一字不差。我告诉你,没有——”

    “唉,你们都给我住口吧!”第三个人说。

    原来他们是在谈论买彩票的事情。温斯顿走了三十米远后又回头看了看他们,他们还在争得面红耳赤。彩票每个星期都会开一次,数额巨大,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话题。对几百万无产者而言,彩票即使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彩票成为他们快乐的源泉,愚蠢的证明,止痛的灵药,智力的刺激。谈到彩票,即使是只认识几个字的文盲,也能熟练于心,记忆超群。有些人就仅仅靠卖这种彩票中奖秘籍,预测中奖号码和兜售一些吉祥物营生。温斯顿跟彩票的经营没什么关系,那都是由富裕部负责的,但他心底清楚着(其实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的中奖,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构出来的。只有很小数额的奖金才会发放到中奖者手里,那些中头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在大洋国内,信息之间的传播并不通畅,要安排这些并不难。

    然而,“如果有希望的话,它就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当你从口中说出这句话,它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当你行走在人行道上时,看着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这就需要一种信仰的力量才能相信了。他刚才钻进来的这条街是个下坡路,他感觉好像曾经来过这边似的,前面不远处是一条主干道,从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声。这条街突然改变了走向,然后到了尽头,那是一个台阶,台阶再往下走就是一条凹进去的小巷,有几个人在那摆摊,卖着已经发蔫的蔬菜。此时此刻,温斯顿已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了。这条小巷子也通向那条大街,下一个拐弯的地方再走五分钟,就是他上次买那本空白本子当笔记本的旧杂货铺了。在隔壁不远那家文具店里,他还买过笔管和墨水。

    他停在了台阶的最高处。小巷子对面是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窗户的玻璃看上去像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蒙上一层尘而已。一个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很矫健的老人推开旋转门走了进去,他有点驼背,花白的胡须像虾的触须一样翘了起来。温斯顿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忽然想起,这个老头一定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已经成为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在革命前思想已经定格的人,在党内是不多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大部分人已经被扫除出党,几个侥幸留下来的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在幸存者中,能把本世纪初期的真实情况叙述清楚的,那只能是在无产者中找了。突然间,之前从历史教科书中摘抄到日记本里的那些话又浮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他顿时感到心潮涌动,像发疯一样,想去酒馆和那老头儿打打招呼,问他个究竟。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聊聊你小时候的事吧,那时候是怎样过日子的,比起现在,是更好还是更差了?”

    他匆匆忙忙走下台阶,穿过那条狭窄的巷子,生怕自己再迟疑就心生恐惧而改变主意了。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确实是疯了。按照常理,并没有什么命令规定他们不能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这种行为想不引起注意却是很难的。如果遇上巡逻队,他当然可以辩解说自己是因为突然的头晕,不过他们一般都不会相信的。他推开门,一股非常难闻的酸啤酒味迎面扑来。他走进去的时候,里面那嘈杂的声音就降了下来。他感觉到了背后每个人都在盯着他那套蓝色制服看,屋子尽头正在玩飞镖游戏的人们也暂停了半分钟。比他先进门的那个老头就站在吧台边上,不知因何事和酒保正吵着架。酒保是个身材蛮结实的小伙子,手臂粗壮,长着鹰钩鼻。有几个人拿着酒杯在看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了,是不是?”那老头儿挺起腰板儿说,“你是说你们这个破地方居然找不到一个一品脱的杯子来?”

    “妈的,品脱到底什么是个什么玩意呀?“酒保手压柜面,身体靠近老头儿问道。

    “你们都听听他说的是啥,连品脱都不知道是什么还敢自称是酒保呢!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看来下次我还得从ABC开始教你呢。”

    “这玩意,闻所未闻,”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这里就这样卖。杯子就在你面前的酒架上。”

    “我就是要一品脱,”老头儿还在坚持着,“你就给我倒一品脱的分量就好,我年轻那会还没一升半升这种鬼玩意。”

    “你年轻那会我们还在树顶上住着呢。”酒保扫了一眼其他酒客说道。

    随之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好像温斯顿进来时带来的那种不自在感也随之消失了。老头儿那满是胡渣的脸此时气得通红,嘴里嘀咕个不停,转过身的时候正好撞到温斯顿,温斯顿轻轻地扶起了一下他。

    “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温斯顿说。

    “你算是一个绅士,”老头儿又挺了一下肩膀说,好像并没留意到温斯顿穿着蓝色制服。“品脱!”他有意挑衅着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拿着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冲洗了一下,利索地盛上两份半升的深棕色啤酒来。在无产者的酒吧里,你能喝到的就只有啤酒了。按说无产者是不准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很容易就能搞到手。玩飞镖游戏的那边又重新热闹起来了,吧台边上一群人又聊起彩票来,显然已经暂时忘记了温斯顿的存在。桌子下方有张木桌子,他和老头儿就坐在这儿聊天,不必担心被人听到。危险归危险,但好在没有电幕,这是他刚踏进这个酒馆就确定了的。

    “想不让我喝品脱,没门,”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时还在发牢骚,“半升哪够呀,一点都不过瘾。一升呢又太多了,老让我想去尿尿,更别提还要考虑价钱了。”

    “从年轻到现在,你一定经历不少。”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那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到吧台,再从吧台到男厕所门口,像是要在这里找出些变化的蛛丝马迹来。

    “啤酒是比以前要好喝些了,”他最后说了一句,“还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淡啤酒——我们那时管它叫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都是战争前的事了。”

    “你说的是哪个战争?”温斯顿问道。

    “一直都在打仗呢。”老头儿含含糊糊地应道,然后拿起酒杯,又一次挺了挺肩膀说:“我祝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他那尖尖的喉结在瘦长的脖子上快速地上下抖动,啤酒一会就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带回来两半升的啤酒。老头儿好像忘记了自己之前说过死硬不喝一升的了。

    “你比我年纪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出生前,想必你已经是到中年了。你一定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从前的事一无所知,只能看书来了解,但书上说的那些事情却未必可靠,所以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老百姓都遭受严重的迫害,贫困日益加重,生活毫无正义可言,情况糟糕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里,大部分的人们从出生到死去,从未吃饱过,他们中间的一般人,甚至得赤着脚走路,无鞋可穿。他们九岁就得辍学,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间房子住上十个人。但是同时又有少部分人,只有几千个——就是那些被称呼为资本家的——他们就有钱有势,要的东西应有尽有,住着高楼大厦,仆人成群,出入有汽车马车代步,喝香槟酒,戴高礼帽——”

    老头儿这时候突然眼前一亮。

    “啊,高礼帽!”他说,“真奇怪,你也提到这个,昨天我还想起它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在想好多年没见过这玩意了,连影子都没有。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在参加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差不多是五十年前了吧。当然,那时候可买不起高礼帽,只是租来应付一下葬礼的。你懂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高礼帽本身,”温斯顿耐心地说着,“问题在于,这些资本家——他们以及仗着他们而生活的那些律师和牧师们——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因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普普通通的人们,工人们——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尽情摆布你们,可以把你们当牛马一样运送到加拿大去,可以随意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可以命令人用鞭子抽打你们。碰上他们的时候,你们还得脱下帽子来致敬。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走狗跟随,他们——”

    老头儿眼睛又亮了起来。

    “走狗!”他说,“我很久没听过这个词了。走狗,这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起来了。噢,就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去海德公园听那些人的演讲。救世主啦,天主教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总之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个家伙,唉,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了,不过他挺能侃的,真的算是。他骂起那些人来可一点儿都不客气!‘走狗们!’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统治阶级的奴才!’对了,他还喜欢用‘寄生虫’这个词,还有

    ‘狼心狗肺’。当然了,他们都是在说工党,你知道的。”

    温斯顿觉得他们在各说各的,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觉得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自由?您现在更像一个人一样被对待?在过去,都是那些有钱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有点怀旧地打了个岔。

    “就贵族院,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吧。我想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有钱,你是穷光蛋,就可以把你看得低人一等呢?比如说,当你走过他们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得脱下你的帽子,毕恭毕敬地叫他们一声‘先生’,是不是?”

    老头儿似乎陷入沉思中。把第二杯啤酒喝掉四分之一后,才开始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点点帽子以示尊重。我自己是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做,但最后还是乖乖做了,能怎么样?”

    “这种事情是不是很普遍存在——我只是引用了我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走狗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人行道上往水沟里推呢?”

    “有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说,“现在想起来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所以我记得。就是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一般都会热闹得很——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穿得很绅士,真的是——白色衬衫,高礼帽,黑外套。他在大街上走得扭扭捏捏的,一不留神我就撞上他了。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呀?’我回答他:‘你以为整条人行道都被你买下了吗?’他说:‘你再啰里吧嗦的看我扭不扭断你的头?’我说:‘你喝醉了,我一会再跟你算账。’我可没乱说,他当时就把手往我胸口一推,几乎要把我推到一部正驶过来的公共汽车底下去了!那时候我还年轻气盛的,真想还手,只是——”

    温斯顿陷入一阵无助感中。这个老头儿脑子里装的都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细节而已,即使再问上那么一整天,也会毫无所获。从某种角度来看,党所记载的那些历史,或许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或许全部都可能是正确的。但他还是有点不甘心,又试探了一下。

    “或许我还没表达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您已经活了一把年纪了,一半时间是在革命前度过的。比如说在一九二五年,您已经是一位成年人了。在你的记忆里,你能不能说说那时候的生活比现在是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呢?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宁愿回到过去还是选择现在呢?”

    老头儿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飞镖靶。啤酒被他一饮而尽,但速度比之前要慢一些,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脸上似乎有种哲学家那种洞若观火的神情,似乎啤酒让他变得更成熟了似的。

    “我知道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他说,“你指望我说用不了多久,我会变得再年轻一次。很多人在遇到这种问题时,都想着自己能否返老还童。年轻时候,身强力壮,但如果你活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身上呀,没一件东西是对劲的。我的脚有毛病,膀胱更差,每天晚上都得起来上六七次厕所。但是,做个老头还是有好处的,你不用再为那些同样的事情而操心了。不用去讨好女人了,这可省下不少功夫,我都快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你信不信,我也不想碰。”

    温斯顿倚窗而坐,知道再谈下去也是白费功夫。他正打算去多买些啤酒来的时候,老头儿突然站了起来,快步走到酒馆那头臭气熏天的厕所里去。多点的那半升啤酒已经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温斯顿默默地坐着,对着那个空空的杯子发了一两分钟的呆后,几乎没留意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又跑到街上来。他想,不用二十年,像“革命前的生活比现在要好过一些吗?”这种再简单不过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可以回答了。其实,现在也是回答不上来的,因为那几个遗老已经无法将这两个新旧世界联系起来做比较了。留在他们记忆里的东西,多半是琐碎无用的:哪天跟同事吵架了,自行车的气筒弄丢了怎么找回来,一个死去很久的妹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个刮着大风的冬天的早晨那股被风卷起沙尘等等,但都没有事实可讲。他们真像蚂蚁,眼前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别的一概看不到。等到大家的记忆都差不多消失,文字记录也已经被伪造篡改的时候,党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比革命前提高了,那也只能相信了,因为除了眼前的生活,你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供参考的标准来比较,这种标准现在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这时,他的思绪戛然而止,他停下脚步向四周望了一下。他是走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除了两旁的住户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商店。就在他面前的那一家,挂着三个褪色的金属球

    这种金属球曾经是当铺的标记。,看起来以前是镀金的。噢,他好像认识这地方,没错,它正好在那间杂货铺的外面,他曾经在那买过日记本的。

    一阵恐惧袭上心头。开始时买这个本子已经够不谨慎的了,而且自己也曾经发过誓不再到这附近来。但当他任由自己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自由奔驰的时候,他的脚就已经把他带到这里来了。他要开始写日记,就是想及时阻止自己这种自取灭亡的冲动。这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一点了,店门还开着。他琢磨着这样站在人行道上反而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就干脆钻进铺子里了。要是遇上巡逻警察的话,就撒谎说是来买剃须刀片的。

    店主刚刚点亮了一盏悬挂着的油灯,味道虽然不太好闻,但是灯光还是给人一种友好的感觉。他大概六十岁,身材偏瘦,有点驼背,鼻子长长的,透过厚厚的镜片,能看到他那和蔼可亲的目光。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眉毛还是浓黑的,那副眼镜,还有那温柔的举动,特别是他身上那件老旧的黑天绒夹克,看起来颇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说不定他就是一个文人呢,或者一位音乐家?他的声音细细的,口气不像无产者那般粗暴。

    “你刚踏进门口我就认出你了。”店主马上对温斯顿说,“你从我这里买过一本女士用的日记本。那本子的纸质可真漂亮,以前这种纸叫‘白条纸’,现在都已经停产了——我敢说,都有五十年没再生产了。”说到这里,他的眼光透过镜框的上方,瞄了一眼温斯顿,“您还想要点什么吗?还是只是随便看看?”

    “我只是路过这里而已,”温斯顿搪塞过去,“我只是进来看看,没想过特意要买什么。”

    “也好,”店主应道,“估计我这里也没什么合适你的。”他摊开手掌,做了个抱歉的动作说,“你也看到了,我的店铺空空如也,是不是?坦白和你说吧,古董生意呀,差不多要走到尽头了。没什么人会来买,我也没什么库存。那些家具、瓷器、玻璃之类的,全都慢慢坏掉了。当然,金属类的东西大多数是可以回炉熔掉再做成别的东西。这么说来我也很多年没见过那种铜制的烛台了。”

    店铺的空间很小,东西塞得满满的,走动起来不是很方便。里面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是值钱货。最挤的就是地板了,因为墙壁的四周都堆满了尘封已久的画框。窗台上放着一盘盘螺丝钉和螺母、一些陈旧的凿刀、已经走不动没有光泽的旧手表,还有很多没什么用处的废品等等。只有墙角那张桌子上面,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玩意——烤漆的鼻烟壶、玛瑙胸针等等——说不定还有值得看一看的东西呢。温斯顿慢慢走过去,目光被一个圆滑的小玩意给吸引住了,它在油灯的照耀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他捡起来看了看。

    这是一块沉甸甸的水晶玻璃,一边是平的,一边有点隆起,差不多像个球状。玻璃的色泽和结构看起来都很精致,给人一种雨水滋润过的柔和感。隆起那部分像一块放大镜,透过它,温斯顿看到里面有一个卷着的东西,像玫瑰,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有点被迷住了。

    “那是珊瑚,”店主说,“一定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以前喜欢把这种珊瑚嵌在玻璃里面,制造时间在一百多年前了,不过看样子,可能还要更早。”

    “真漂亮。”温斯顿说。

    “是呀,真漂亮。”那个老头附和着一起赞赏说,“但今天没几样东西经得起这样的赞美了。”他咳了一下,接着说:“要不就这样吧,你如果想买的话,就给四块钱好了。我记得以前像这种东西,是可以卖到七八块的呢——唉,反正我也不会算,总之是蛮多钱的。今时今日还有谁对古董感兴趣呢?再说了,实际上留下来的也没几件了。”

    温斯顿连忙掏出四块钱给他,然后把这宝贝收入囊中。这东西的美,当然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但更令他着迷的是,它有着那种不同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外观。那种柔和的颜色,如雨水浸润过的玻璃,和他所见识过的都不一样。这件东西之所以那么吸引人,正是因为它的毫无用处,尽管他还是可以猜测得到,它在以前是用来当镇纸用的。它在口袋里挺沉的,但至少还不会让他的口袋显得很鼓。无论如何,一个党员收藏一个这样的玩意,不但有点儿奇怪,而且说不定还需要作出某种妥协。任何陈旧的,甚至美的东西,都会引来注意和怀疑。老店主从他手里接过四块钱,喜上眉梢。温斯顿这才意识到,或许只给他两三块,他也会接受的。

    “楼上还有一间房,你有兴趣要看看吗?”店主问,“除了有几件家具摆那,也没什么东西了。如果你想看,那我去点灯。”

    他又点了一盏油灯,弯着腰在前面蹒跚带路。爬上又陡又烂的楼梯后穿过一段狭窄的小过道,就到了那个房间。房间不对着街边,对着的是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带烟囱的丛林。温斯顿注意到房间摆着家具,像是还有人住着的感觉。地板上铺着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靠近壁炉的地方还有一张又脏又破的扶手椅,炉架上有个十二小时制的老式玻璃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窗户底下放了张大床,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床上还留着床垫。

    “我妻子去世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店主略带歉意地说,“我正一件件卖掉这些家具。那张漂亮的红木床,如果你有办法把那些臭虫清理掉的话,它还不错呢,可惜就是有点儿太笨重了。”

    说着,他举高了一点油灯,好把整个房间都照亮。在温暖光线的照耀下,整个房间看起来充满诱人的好奇。这时候温斯顿的脑海里掠过一个念头,要是每周花上个几块钱,或许就能把这个房间租下来了,问题是他敢不敢冒这个险。这真是一个荒唐离谱的想法,他刚一想到就放弃了,但那个房间又唤醒了他心中那股怀旧之情,一些久远年代的记忆。他似乎完全能想象得到以前的人坐在这个屋子里是怎么样一种情景:壁炉里的火在熊熊烧着,你随意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双脚搭在壁炉前面的挡板里,铁架里放上一壶水在烧。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绝对的独处空间,绝对的安全感,没有人监视你,没有声音纠缠你,只有水壶喷出的声音和玻璃钟的滴答声,一片静谧。

    “关键是没有电幕啊。”温斯顿忍不住低声说道。

    “啊,”店主说,“我可没这种东西,太贵了,再说我也用不上这东西。你瞧,角落里还有一张折叠式的桌子,不过你要用的时候换上新的铰链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角落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架,温斯顿已经被它吸引住并走了过去。不过,书架上只有几本很垃圾的书。搜查和焚烧旧书的命令执行得真彻底,连无产者的居住区也不例外,在大洋国内,你几乎没办法再找到一本一九六零年以前出版的书。店主还在高高举着灯,站在一副带蔷薇画框的画前面,画挂在壁炉的一侧,正对着床。

    “嘿,要是碰巧你喜欢旧版画的话——”店主试探性地问了问。

    温斯顿走过去仔细看了一下那幅画。那是一副钢板雕刻的画,画里有一座椭圆形的建筑,长方形的窗户,有座小塔在前面。建筑周围有扶手栏杆,后面还有一座像是雕像之类的东西。温斯顿盯着它看了一会,感到似曾相识,虽然那座雕像是记不起了。

    欣赏墙上的版画

    “画框是嵌在墙壁上的,”店主说,“不过,如果你要的话,我当然可以把螺丝钉取下来。”

    “我想起这座房子了,”温斯顿终于说,“不过现在都已经坍塌了,它就在正义宫外面那条街的中间是不是?”

    “是的,就是在法院外面,很多年前就被炸毁了。以前那里是一座教堂,叫圣克莱门特教堂。”店主略带歉意地笑了笑,像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些荒谬的故事,他接着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什么?”温斯顿问。

    “噢,‘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歌谣,其他的都记不起来了,就只记住了结尾:‘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我们是一边跳舞一边唱的。他们手牵手抬高胳膊让你穿过去,等唱到‘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的时候,就把胳膊往下压拦住你。这歌谣只是一些教堂的名字,全伦敦教堂的名字都在里面了,所有主要的教堂都在了。”

    温斯顿很想知道这圣克莱门特教堂是哪个世纪建造的。要想确定伦敦那些建筑是哪个时代建造的可不是一件易事。凡是令人惊叹的大建筑,只要样子还算比较新,党是一定要说这是革命后的成果的,而那些看上去很早以前就建造的,都会被归类到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建筑中去。资本主义主导的那几百年,被认为是没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年代。如果想从建筑上来认识历史,是不会比在书本上认识到的要多的。雕像、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凡是可以和过去扯上关系的痕迹,都被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性的改头换面了。

    “我不曾想过那会是个教堂。”温斯顿说。

    “还是有很多被留下来的,真的,不过都被另作他用了。好吧,那首歌谣怎么唱来着?噢,我记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法新

    法新,英国旧时候值1/4便士的硬币。。’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我所记得的,也就剩下这么点了。法新式硬币,和我们现在用的一分钱差不多。

    “圣马丁教堂在哪儿呢?”温斯顿问道。

    “圣马丁教堂?它还保留着呢,在胜利广场,和画廊一起。前面是个三角门廊,有很多柱子和长长的台阶那栋。”

    温斯顿对那熟悉得很。它是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宣传资料,比如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展示敌人如何凶残的蜡像等等。

    “以前它叫‘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店主补充说道,“不过我从来没在那附近看见过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买那张钢板雕刻的画,这玩意比刚才买的那个水晶玻璃难带,除非能把它从画框里取下来,否则都没办法带回家去。但是,他还是在那多呆了几分钟,和店主聊上几句,才知道他的名字并不是威克斯,那是人们根据他的杂货铺门口的题字所猜测的,而是叫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是个鳏夫,今年六十三岁,在这间杂货铺住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他一直想着亲手把橱窗上的名字修正过来,但一直没动手。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温斯顿一直对那首不太记得的歌谣念念不忘。“‘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说来也怪,当你念着这首歌谣时候,似乎真的能听到那钟声——那已经消失了的伦敦钟声,依旧在某个地方被更改着,被遗忘着。从一个鬼影般的教堂尖顶到另一个尖顶,他似乎听到了那洪亮的钟声。但事实上,在他的真实生活里,他从未听过教堂的钟声。

    他告别了查林顿先生,一个人走下楼梯,不想让店主看到他出门前还要观望一下街道周围的情况。他已经下定决心在合适的时候再来一次这里(大概一个月以后吧)。这或许比缺席集体活动中心的活动危险不了多少。最愚蠢的是自己跟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信赖的店主买完日记本之后还要“故地重游”。他已经这样做了,可是——是的,没错,他还是要回来,回来买一些“美而无用”的东西。他要买下那副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钢板雕刻画,然后把它从画框里取下来,藏在制服的上衣内带回家去。他要继续从查林顿先生那模糊的记忆里把歌谣的剩下部分继续挖出来,甚至还要租下那间房的疯狂念头也一闪而过。大概过了五秒钟,兴奋感让他变得粗心大意了,出门前没在橱窗里先观望一下就走到人行道里了。他甚至即兴唱起了刚才听来的歌词: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哼着哼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吓得心惊胆战,魂飞魄散。在前面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有个穿着蓝制服的人正朝他走过来。噢,是小说司那个女孩,一头黑发那个。天色越来越暗,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她正瞪着他看了一眼,然后又飞快地走开了,似乎没看见他一样。

    温斯顿吓得一下子就软了下来,好一会都动弹不了。慢慢地,他才转身向右走,一点都没留心自己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无论如何,问题总算水落石出了:这个女孩在监视他。她一定是跟踪他来到这里的,这个地方离任何一个党员的住宅区都有好几公里远,她总不可能在同一个晚上也碰巧在这些大街小巷散步吧?如果是这样,那太巧合了。不管她的身份是思想警察还是一名爱管闲事的业余侦探,都不太重要了。她是在监视他,跟踪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说不定她还跟踪他进过那个酒馆呢。

    他走得异常吃力,每走一步,口袋里装着的那块玻璃就撞他一下,他几乎都忍不住想拿出来扔掉了。最难受的还是这时候肚子开始隐隐胀痛。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自己再找不到厕所,就要死掉了。但这种地方哪可能有什么公共厕所可言。幸好后来胀痛慢慢消退了,只留下一阵麻木感而已。

    这条街是个死胡同。温斯顿停了下来,呆呆站了几秒钟,琢磨着该怎么办,然后他掉头原路返回。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三分钟前和他擦肩而过的那个女孩,如果现在快马加鞭,说不定可以追上她呢。他可以尾随着她,遇到偏僻的地方就用石块把她脑袋砸破,再说了,他口袋里那块水晶玻璃也是够分量派上用场的。但他很快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脑袋想那些费劲的事情,真是不能忍受。他既跑不动,也没勇气拿石块去砸人,再说了,她年轻力壮的,说不定就还手了。他也想着要不要快点到集体活动中心那边去,然后一直在那里待到关门,以此来作为自己下半个夜不在场的证据。可是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此刻被一种倦怠感所包围着,只想能尽快回家静坐下来休息一下。

    他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二点了,电闸会在二十三点半的时候准时关掉。他走近厨房,将一茶杯的杜松子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到那张桌子前,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但没翻开它。电幕里此刻传来一个嗓音粗糙的女声,在唱着爱国歌曲。他就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日记本那印着大理石花纹的封面,想对电幕里传来的声音说不,但怎么也做不到。

    他们经常是在夜里来抓你,总是在夜里。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来抓你之前,你自行了断,毫无疑问有些人就是这么干的,许多所谓的失踪事件其实都是自杀而已。然而,在对拿到枪支或者任何有效的速成毒药之前,在大洋国自杀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他领会到肉身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和恐惧是会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力的,但更意识到,每次采取一种特别的行动前,自己身体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争气,瞬间就崩溃了。如果动作够快的话,说不定他早已经干掉了那个黑发女孩,但一想到所要面对的危险,他就丧失了行动的力量。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要反抗的并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现在喝了杜松子酒的自己,心情也是受到腹部隐隐作痛的影响而没办法做系统性的思考。他意识到,在表面看起来是英勇或者悲剧性的情况下,也总是如此。在战场中,在审讯室,或者在一条往下沉的船中,你总是会忘记你真正需要对抗的是什么,因为你全部的体力和精神都集中在你的身体这个驱壳上了,并成为唯一的问题持续到最后。即使你没被恐吓得瘫软在地,没被痛得倒地大叫,你剩下的生命也不过是每时每刻在和饥寒斗争、和失眠纠缠、和胃痛和牙痛交战而已。

    他打开日记本。写下点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电幕上那个女人的声音已经换了一个曲子,她那尖刺一般的声音像玻璃碎片一样插进他的大脑里。他在努力回忆奥布兰的样子,这日记也是为他而写的,或者说就是写给他的。但是,他反而开始想象警察把他抓走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如果他们立马就把你干掉那倒没什么关系,被处死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死前(没有人提到这些事情,但每个人都是知道的)还要经历一场招供时候必不可少的过程:趴在地上大喊饶命,骨头被活活打断,牙齿被打飞,头发浸满鲜血。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些?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又有何不可?从来就不存在有人逃得掉监视的,从来就不存在有人敢不坦白的。一旦犯了“思想罪”,总有一天要承受被人间蒸发的命运。既然恐惧是无法改变的既定的命运,为什么还要这样苟延残喘下去呢?

    他的思绪终于慢慢成功地回归到奥布兰身上了。“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是的,奥布兰和他说过这种话,他懂这句话的意义,至少他认为自己是懂的。在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虽然永远看不见,但却可以凭借一种先见之明参与其中。电幕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他无法顺着这个思绪继续往前走。他点上一根烟,一不留神,半根烟丝都掉舌头里去了。其实说“烟丝”是不太准确的,应该是“烟沙”,这种东西一沾上舌头就难以吐掉。这时,老大哥的面孔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占据了奥布兰的位置。就像几天前一样,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那张脸就直直地盯着他,沉重,冷静,警觉,但在那两撇黑色八字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微笑?像一个沉重的预兆,那几句话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第二部

    这天早上,上班时间大概过了一半,温斯顿离开办公室去了厕所。

    长长的走廊亮堂堂的,只有他一个人在那。突然,一个人影从那边的尽头向他走来。黑发女孩!自打那天晚上在杂货铺门口碰见她后,他们已经整整四天都见过面了。当她走近他跟前的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她的右手上系着一条纱带,颜色和制服的一样,所以在远处的时候才看不见。可能是她在操作哪台大型机器时候弄伤了手的,小说的情节就是在这种机器里出产初稿的。在小说司里,这是常见之事。

    距离温斯顿差不多四米远的时候,黑发女孩的脚被什么绊了一下,突然摔倒了,痛得哇的大叫一声。她肯定是摔到伤口处了。温斯顿立马停下脚步。那个女孩已经半跪在地上想站起来,脸色惨白,但两片嘴唇却更加红润了。她盯着温斯顿看,哀求的眼神里,恐惧多于痛苦。

    温斯顿此时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在他面前的,不正是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吗?但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痛苦万分,说不定还摔成骨折了。他本能地向前一步想扶起她,看着她那绑着纱带的手臂被压倒在地,他自己的身体似乎也感到了一阵疼痛。

    “有摔伤吗?”他问。

    “没关系,只是手臂有点疼而已,一会就没事的。”

    听着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心脏在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但脸色却已经苍白得厉害。

    “你没摔断骨头吧?”

    “没有,真的没事,只是会痛一会,真的。”

    她伸出自己的左手给他,他拉着她就站了起来。她的脸色开始慢慢恢复,看起来好多了。

    “没关系的,”她又说了一遍,“也只是手腕撞了一下。同志,谢谢你呀。”

    说完这句话,她就继续朝她原来行走的方向走了,脚步轻盈,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整个过程,也不过半分钟而已。面不改色,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的本能习惯了。再说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是站在电幕前面,但要不表现出任何的惊讶之情是很困难的,因为在他拉起那个女孩那短短的两三秒之际,她塞了一个什么东西在他手里。她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是某种扁平的东西,当他走近厕所的时候,他顺手把它塞进口袋里,用手指捏了一下,原来是个折成小方块的纸片。

    站在便池前,他尝试着用手指摸索着打开它。显而易见这一定是纸条之类的东西,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忍不住想马上拿进一间厕格里看看究竟写了什么,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这样做真是太愚蠢了。同时他也很清楚,比起其他地方,厕格间更是处于电幕连续不断的监控之中的,这一点他是很确定的。

    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温斯顿随手就把那张纸片和桌面上其他的文件混在一起,然后戴上眼镜,把口述器拉到面前。就等五分钟,他心里想着,至少五分钟!他的心像揣了只小兔子在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幸好他现在正需要处理的只是一般性的公事,订正一下数字而已,不需要特别专心。

    不管纸条上写了什么,它一定是和政治意味相关的。就目前他所能想到的,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也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一直所担心的,这个女孩是个思想警察。但他想不明白的是,思想警察怎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来传递通知之类的,但或许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吧。如果猜对的话,那纸条的内容说不定就是恐吓信、传唤令、要求他自杀的指令,再不然就是一种陷阱,引诱他上当,都是有可能的。但还有一种更离谱一点的可能,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想把它摁下去却徒劳无功。这种可能就是,这张纸条根本不是来自思想警察的,而是某个地下组织。说不定还真的存在兄弟会呢!也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当然,这种想法荒谬至极,但在他一接触到这张纸条的时候,脑子里就立马蹦出这么一个想法来。几分钟之后他才联想到另外一种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性。即使此时此刻,他的理智告诉他这张纸条有可能会给他带来杀生之祸——然而他还是不相信,他那不切实际的希望在继续酝酿着,心跳加速跳动。他对口述器低声说话的时候,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不显露出颤抖的痕迹。

    他卷起处理好的文件,投进气力输送管。从厕所回来都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分钟。他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轻轻叹了口气,又开始拉了一堆文件过来。那个女孩塞给他的那张纸片就在这堆文件上面。他摊平了它,上面露出三个不太工整的大字:

    我爱你

    他瞬间惊呆了,好几秒都没回过神来,还差点忘记把这张足以定罪的纸条扔到记忆洞去。等他清醒过来真的要往里面扔的时候,虽然很清楚如果表现出很大兴致也是会招致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只想再次确认自己究竟有没看错。

    这天上午剩下的时间,要再专心做点什么是很难的。想在电幕前隐藏自己那兴奋的心情,比专心做那些不得不做的无聊之事还要难。他觉得腹中有熊火在燃烧,到闷热拥挤又嘈杂的饭堂里吃午饭更是受不了。他真想在午餐的时候可以独自待一会,没想到帕森斯那个蠢货,又一骨碌坐在他的旁边来,他身上那浓烈的汗臭味几乎要盖过了炖菜的味道,而且还在喋喋不休说着仇恨周的筹备工作。他特别热衷制作老大哥的头像这件事,头像的直径是两米宽,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专门为仇恨周而策划的。最烦人的是在那种吵得要死的环境里,他根本听不清帕森斯在说什么,所以偶尔还得叫他重复那些无聊至极的话。在这时间段里,他只是看见那个黑发女孩一次,她坐在食堂很远那个角落的一张桌子前面,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她好像没留意到他,他也没再往那边看过去。

    下午的时间就没那么难熬了。吃完午餐回来,气筒就传来一件很费脑子的文件要处理。即使把其他事情都搁到一边,集中精神只办这一件,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使得一位如今失势的党内要员名誉扫地,需要伪造一系列两年前的生产报道。这正是温斯顿所擅长做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埋头苦干,居然完全没想起过那个黑发女孩来。但工作完成后,她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了。他真希望可以独自待一会,好好想一想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以后该怎么办。今天晚上他还得到集体活动中心去,在饭堂狼吞虎咽吃了一顿无味的饭后,他就赶到那边去了。他参加了看起来无比庄严,实际上无比愚蠢的小组讨论,打了两局乒乓球,喝了几杯酒,听了半个小时题目为“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演讲。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无聊得快要窒息了,但今天晚上是他人生第一次没想过要逃离活动中心。自从看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后,他心底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意志,即使只是去冒个小小的风险,他也认为太不值得了。一直到晚上二十三点,他回家上床休息后,他才真正有连续沉思的机会。在一片漆黑中,只要你默不出声,电幕也无法看到你,你就是安全的。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如何才能和那个黑发女孩联系上并安排一次约会呢?现在他可不再怀疑那个女孩是引诱他上当的了,因为在她塞字条的时候,那种激动的表情是没办法伪装出来的。很明显当时她已经吓坏了,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他根本没想过要拒绝她的主动。虽然五天前他还想过要拿一块鹅卵石去砸她的脑袋,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他现在脑子里想的是她那赤裸裸、充满生机的胴体,正如自己在梦中所见到的一样。曾经他把她看成是和别人一样的笨蛋,满脑子全是谎言和仇恨,还铁石心肠。现在,一想到有可能失去她,失去那洁白的少女胴体,他就心急如焚。最担心的还是如果不赶紧跟她联系上,她会不会就改变主意了,但是怎么才能联系上呢,他又毫无头绪。就像在下象棋时候,都已经被人将死了还想往前走一步。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电幕的监控。其实,在看见那三个字后的五分钟内,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尽了能与她联系上的方法。但也只有到了现在,他才有时间和心情对这些方法进行逐一的检视,就像审视一堆摆在桌子上的工具一样,看看究竟哪一件合适。

    显然,早上那种“邂逅”是不能再重复的了。如果她是在档案司上班的话,那还比较好办,但对于小说司,他真是印象模糊,不知道它在这栋大楼的哪个位置,而且也找不到什么借口到那边去。如果他能知道她住在哪里,什么时候下班,那就有办法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偶遇”一次她了。但不能在真理部的门口等她回家,这样太不安全了,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至于通过邮局的方式寄上一封信,那更不靠谱了,因为全部的信件都是需要经过检查的,根本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现在都没什么人会写信了,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的话,就去邮局买一张明信片,上面会印着很多日常用语,你自己把合适表达自己信息的话语打勾就可以了。其实要给她写信也是做不到的,他压根儿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更不用说地址了。最后,他还是觉得在饭堂跟她联系上是最安全的。如果碰见她是一个人吃饭,最好那张桌子是在食堂的中央,这样可以离电幕远一点,周围的人在叽叽喳喳说着话。只要这些条件都能持续上半分钟,那么他就有把握和她说上几句话。

    此事发生后的一个星期,他简直如坐针毡,噩梦不断。第二天,他都快要走了,她才刚刚到饭堂,而且这时候哨声已经响了,看来她应该是被调到另外一个晚一点的班次了。擦肩而过的时候,彼此也没看对方一眼就走开了。第三天,她倒是在通常的饭点到饭堂的,不过是和另外三个女孩在一起,还坐在了电幕的下方。接下来的三天她都没有出现过,真让他生不如死,整个人的身心都被一种难以忍受的敏感所折磨着,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掩饰不来。这让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声音、和人的每一次接触,以及他说出或者听到的每句话都成为难以忍受的折磨。即使是在梦中,他也无法忘记她的样子。那几天,他碰都没碰过他的日记本,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他稍感安慰的话,那就只剩下工作了,有时候他可以忘记自我连续一口气工作上十分钟。她究竟怎么了,他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更不能向谁打听她的下落。或许她也人间蒸发了,也可能自杀了,或者调离到大洋国的另一边去了,而在全部的可能性中,最糟糕、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或许她仅仅是改变了她的主意,决定躲开他了。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她手臂上的纱带已经拿掉了,只是手腕上还贴了块膏药。重新见到她,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以至于忍不住直愣愣地看了好几秒钟。接着那一天,他几乎要跟她说上话了。当他走近饭堂的时候,她正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前,而且只是她一个人。时间还很早,没什么人。排队领午餐的队伍在慢慢移动,但在温斯顿快到柜台的时候就停住了,前面有人还抱怨说还没拿到糖精片,所以耽搁了两分钟。等他拿到自己饭菜的时候,那个女孩还是一个人独自坐着。于是温斯顿就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向她,眼睛也假装在她那张桌子以外的地方找位置。他与她仅仅剩下三米的距离了,只需要两秒钟就到了。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从温斯顿的背后传来:“史密斯——”声音越叫越响亮了。完全没辙,只好往后转过身去。原来是那个叫威舍尔的小伙子,正笑着邀请他坐到旁边的位置去。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的他,脸型看起来有点傻傻的,跟温斯顿并不太熟。这时候拒绝他的邀请可不太安全。既然都已经被认出来了,他怎么能还在这个时候置他于不顾之地,去和旁边一个孤零零的女孩一起坐呢?那太惹人注目了,所以只好对着威舍尔报以微笑,然后坐到他那边去,他也对着温斯顿傻笑了一下。温斯顿想象自己这时候拿着一把丁字斧在凿他的脸。女孩那张桌子几分钟后就坐满了人。

    但是,她应该是看见他有向她走过去的,或许能了解到他的暗示呢。第二天,他提前了一点到饭堂了,她果然已经在那了,一个人在昨天那张桌子的附近坐着。排队的时候,他前面站着一个像甲虫一样的男人,身手敏捷,两颗怀疑的小眼睛在那扁平的脸上骨碌骨碌转动着。在温斯顿盛满食物转身准备要走的时候,看到这个甲虫人一直朝那个女孩的方向走去,顿时觉得这一次希望又要落空了。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个空位置,但看他走路那模样,他肯定会为了自己的舒服选择一个最空旷的桌子来坐下。温斯顿紧跟其后,心里一阵冰凉。没用的,除非他能想到法子和女孩单独在一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此时,前面突然轰的一声响,只见甲虫男人已经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了,他手上的餐盘像飞碟一样飞了出去,汤汁和咖啡在地板上汇聚成两道小溪状。甲虫人爬起来后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他一定觉得是后面的人搞了鬼,还好只是瞪个眼而已。五秒钟后,温斯顿终于在女孩的桌子上坐下来了,心还一直怦怦直跳。

    他没有正面看她,只是默默把餐盘饭菜端上桌台来,开始吃饭。在有人来之前,和她说上话是很重要的,但此时的他已经被恐惧占据于心。自从那次见面后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说不定她已经改变主意了。她一定会改变主意的!这种事情才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期待有什么结果。这个时候,要是没发现那个耳朵上长了很多汗毛的诗人——安普福斯,正端着餐盘在有气无力地找位置,他可能就临阵退缩了。安普福斯对温斯顿还挺有好感的,如果他这时候发现温斯顿在的话,一定会坐到他这张桌子来的。如果要行动的话,大概也只剩一分钟时间了,但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吃着豆芽汤。一会儿,温斯顿开始低声说话了,两个人还是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拿着勺子把那些像水一样的东西送进嘴巴里,在一勺勺吃着的空隙里,他们面无表情,压着声音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温斯顿问。
    “十八点半。”
    “我们可以在哪碰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
    “那里全是电幕。”
    “只要人多就没事。”
    “打暗号么?”
    “不用。除非你看见我周围有很多人,否则别走过来,也别盯着我看,在我周围转着就好。”
    “几点?”
    “十九点。”
    “好的。”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坐到了另外一张桌子上了。他们两个也没再说话,只要两个人是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不会相互看着对方。那个女孩匆匆吃完就走了,温斯顿还在那,并点上了一根烟。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温斯顿就到了胜利广场。他在放着老大哥铜像的柱子附近转悠着。铜像中的老大哥,目光凝望着南边的天空,正是这个方向,他曾在一号空降场大战中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还是东亚国的)。铜像对面是一个骑着马的雕像,那个人应该是奥利弗·克伦威尔

    奥利弗·克伦威尔(155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候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已经是十九点十五分了,女孩还没出现。温斯顿再次被恐惧占据于心,他心里想,她不会再来了,她一定是改变主意了!他慢慢地走向广场的北边,有些开心,他居然意外发现了圣马丁教堂。曾经那里的大钟鸣叫着:“你欠我三法新。”就在这时,他发现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下面,在念着(或者假装念着)纪念碑下盘旋而上的宣传画。现在人还不是很多,就这样接近她不太安全,教堂廊顶的三角楣处全是电幕。但这时左边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喝彩声和大型汽车的轰鸣声,那个女孩也迅速绕过纪念碑下的狮子铜像,加入到人群中去。温斯顿紧跟其后。跑起来的时候,才从人们的喊叫声中知道原来有辆车队正押着欧亚国俘虏经过。

    人群一下子都涌到广场的南边了。一般这种情况,温斯顿都只是在混乱的人群的外围中走动而已,此时此刻他却拼命推着人群,一点点往中间挤过去,不一会他离那个女孩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了,但又被一对看起来像无产者的夫妇挡死了去路,两个人都牛高马大的,像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血肉之墙。温斯顿只好侧着身体,一点点向前挪,想把肩膀挪到那两个人的中间去。有那么一会,他被夹在两个肌肉结实的臀部之间,感觉内脏都快要被挤爆了。还好过一阵子就挤出来了,还出了一身汗。黑发女孩就站在他的身边,站个人肩并肩站着,两眼直直盯着前面。

    前面经过一排长卡车,卡车的四个角都站着一个面无表情,手执冲锋枪的士兵。卡车内就是一些矮个子的黄种俘虏,他们穿着破旧不堪的绿色军装拥挤在一起。他们那忧郁的面孔朝卡车外看,一点好奇的样子都没有。卡车偶尔颠簸一下,这时候就会发出金属撞击的叮当声,那是因为俘虏们都戴着脚镣的缘故。一卡车一卡车的忧郁面孔从温斯顿的面前经过,他知道他们在车上,但只是间歇性看他们一眼。女孩的肩膀到肘部位置的手臂都一直贴着温斯顿的,她的脸颊贴着他,几乎让他感受到她的热气。像上次在饭堂一样,女孩又开始见机行事起来。她只是用不露声色的音调,嘴唇像是没动似的呢喃着。卡车声和人声轻而易举就掩盖过她的声音了。

    押送的俘虏们

    “你能听见我说的话吗?”

    “能。”

    “星期天下午方便走开吗?”

    “可以。”

    “那你仔细听好,好好记着,周日下午去帕丁顿车站。”

    接着她以军事般的精确,描绘了他要走的路线和方向,这着实吓了温斯顿一跳:先是坐半个小时的火车,到站后向左拐;沿路走两公里,然后穿过一条没有横梁的大门,进去后走过一条有田野的小径和杂草丛生的巷子;最后再走过一条有灌木丛的小道到达一个一棵已经长满苔藓的枯树前——她脑袋里就像安装了一张地图似的。“你都记住了吗?”最后她问了一句。

    “记得。”

    “你就先左转,然后右转,再左转。那道门上面是缺一道横梁的。”

    “记住了。什么时候呢?”

    “十五点吧。可能你需要等我一会,我自己是走另外一条路线的。你确定自己都记住了吗?”

    “是的。”

    “那你赶快走吧。”

    她毫无必要这样告诉他,但是当时的他们无法从人群中抽身离开。卡车还在一辆一辆地驶过,人们还张着嘴巴百看不厌的样子。一开始还有几句唏嘘声,是混迹在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但很快就停止了。其实现在大家都只是好奇而已。外国人,不管是来自欧亚国还是东亚国,都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动物而已。他们除了以俘虏的面孔在大洋国出现外,几乎一个都没有见过,现在即使是俘虏,但人们也只是短暂性地看上一眼而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场究竟如何,除了几个是作为战争犯绞死外,其他的战俘只是会消失,或许是进了劳改场之类的。蒙古面孔的战俘陆续离开后,接着出现了一些像欧洲人的面孔,脏兮兮的,满脸的胡子,看起来疲惫不堪。那些藏在满脸胡渣上方的眼睛,偶尔带着好奇扫了温斯顿一眼,但很快又转向别处去。卡车的队伍很快就过完了,在最后一辆车上,温斯顿看见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直挺挺地站着,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像习惯了双手被绑在一起似的。几乎都到了温斯顿和女孩分开的时候了,在最后的时刻,人群还紧紧包围着他们,女孩的手摸了一下他的,还握住了一会。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的时间,连十秒钟都不到,但这种感觉却像紧紧握在一起很久很久,让他有时间去了解她手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着她那细长的手指,整齐的指甲,因做粗重活而长满了老茧的掌心,皮肤细嫩顺滑的手腕。就是这么一摸,他却感觉像亲眼所见一样。这时,他很想看一看女孩眼睛究竟是什么颜色来着,很可能是褐色吧,但一般黑发女孩的眼睛都是蓝色的多。这时候如果回过头去看她的话,就有点愚蠢了。他们仍旧十指紧扣,人潮汹涌,所以并没被发现,他们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前方。这时候,不是那个女孩,而是那个老俘虏的眼睛,正透过凌乱的头发悲伤地看着温斯顿。

    温斯顿正沿着小径走着,阳光透过树荫,地上一片光影斑驳。那些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他一脚踏进去便是一个个金黄色的池塘。他左手的树林下,蓝铃花正怒放着迷人的芬芳。微风像是在亲吻着他的肌肤。今天是五月二日,附近的森林深处,传来了一阵阵斑鸠的叫声。

    他早到了一点点,一路没遇上什么困难。那个女孩显然经验丰富得很,否则他会比通常情况下要担心一些。找这么一个地方约会,她应该是值得信任的。不过一般说来,乡下就比伦敦安全,但也说不准。当然,乡下是没有电幕的,但危险无处不在,说不好哪儿就隐藏着麦克风,能将你的声音辨认出来。再说了,一个人出远门也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一百公里以内活动,虽然不需要申请通行证之类的,但有时候火车站也会有巡逻队,遇上党员就会上前询问。但一路上他没遇上巡逻队,从车站步行到这里,他也是经常回头盯着,以确定没有人跟踪。火车上全是无产者,因为天气晴朗的缘故,还显现出一片假期的欢乐气氛来。他坐的那节木质椅子车厢,就给一家子坐满了,上至老到掉牙的曾祖母,小到还裹着尿布的婴儿,听说这都是为了到乡下亲戚家聚会去的,还可以趁机到那边的小黑市里买点黄油。

    小径路面变得宽阔起来,不一会他就走上那条女孩跟他说过的小道来,是一条夹在灌木丛中赶牛时候通过的小道。他没带手表,但应该还没到十五点。脚下的蓝铃花开得太茂盛了,路过的时候难免会踩碰到。于是他蹲下来,想采一些。一半是为了打发时间,一半是因为忽而有了个念头,想一会儿见面时候给女孩送上一束花!他摘上一大束,正闻着那模糊难辨的气味时,听到背后有人踩着树枝走过来的声音,吓得他浑身发抖。他继续采花,这是最好的办法了。说不定是那个女孩呢,但也许他真的被跟踪上了,这个时候往周围看反而显得心虚了。他就一直采着花,一朵又一朵,有只手轻轻放在他肩上。

    手拿蓝铃花,第一次约会

    他抬起头,原来是那个女孩。她摇了摇头,显然是想告诉他先别出声,然后她拨开灌木丛,带着他穿过那条窄窄的小道往树林深处走去。很明显她以前是来过这里的,因为能习惯性地避开地上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温斯顿跟着她,手里还抓着那束花。看到女孩,他第一感觉就是松了一大口气,可是现在这个结实又苗条的身体在前面晃动,系在腰里的红丝带刚好把臀部的曲线衬托出来,他心头涌上一阵沉重的自卑感。即使是在这一刻,如果她转过身来瞧上他一眼然后再离开的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微甜的空气和绿意盎然的树叶让他感到害怕。这种感觉自从离开火车站就产生了。五月的阳光让他觉得自己是肮脏的,苍白的。他是个宅男,连皮肤的毛孔里都藏匿了伦敦煤烟的气息。他想着,可能到现在,她都还没在太阳底下看过他的模样呢。他们到了她之前说的那个倒地的枯树旁,女孩跳过去,拨开上面的荆棘。开始看时,这个地方是没有出口的。温斯顿跟着她,才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一个天然形成的空地上,边上的土墩里长满了青草,四边是高高的树苗,把这里完全封闭起来了。这时候女孩停住,转过身来。

    “我们到啦。”她说。

    他距离她只有几步而已,可是他还是不敢向前。

    “刚才我在那条小道上不敢和你说话,就是担心那里藏着麦克风。”她接着说,“我猜应该没有的,但谁敢保证呢,要是被那些猪猡辨认出我们的声音来,那就完了,在这里就没事。”

    他还是不够勇气去接近她。“我们在这里就没事?”他像傻瓜一样重复地问了一句。

    “是的,你看那些树枝。”那是一些小小的白蜡树,曾经被砍掉了,后来又慢慢长成了一片小树林,它们都比我的手腕还要细呢,没有一棵可以藏得住麦克风,我以前也来过这边。”

    他们只是在找话说。现在他试着靠近她一点点了,她就直直地站在他的跟前,面带微笑,像是在微微地嘲笑着他为什么这般拖后腿。蓝铃花散落一地,像自己掉下来似的。他牵起她的手。

    “你会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一刻前,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呢。”是棕色的,他注意到了,一种浅棕色,眼睫毛黑黑的。“现在你看见我的样子了,你觉得还受得住么?”

    “怎么说这种话呢?”

    “我今年三十九岁,有个死缠烂打的老婆,脚踝上有静脉曲张溃疡,还有五颗假牙。”

    “那又怎么样,我不在乎这些。”女孩说。

    下一分钟,她已在他怀里,说不清是谁的主动。开始,除了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毫无感觉。如今,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就贴在他胸前,一头浓密的黑发噌着他的脸,棒极了!她转过脸,他开始亲吻那两片微微张开的红嘴唇。她的双手紧紧搂住温斯顿的脖子,在耳边叫他亲爱的,心肝宝贝,还有爱人。他拉起她,让她躺到地面上,她一点儿都不反抗,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但此时的他一点生理上的冲动都没有,仅仅是肌肤上的触觉而已。他只是感到骄傲,还有难以置信。虽然没有生理上冲动的渴望,但这一切居然都发生了,他感到高兴。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的年轻和美丽惊艳了他,但他说不出那种害怕。或许是这么久以来,他都习惯没有女人的生活了。女孩站了起来,从头上扯下一根风铃草。她靠在温斯顿的身旁,搂住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着急什么,一整个下午都是我们的。这里是不是特别棒,可以把我们藏起来,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时在这迷了路。要是有人过来,一百米之外都能听见。”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

    “茱莉亚,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会知道?”

    “大概是我比你强一点,在刨根问底方面。好啦,那你告诉我,在我塞纸条给你之前,你对我有什么印象?”

    他觉得没有任何欺骗她的理由。一开始就告诉她最糟糕的,这甚至是一种表达爱情的方式。

    “我讨厌看见你,”他说,“我想过对你先奸后杀。就在两周前,我还想过要用石块来砸破你的脑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那我不妨告诉你,我曾经怀疑你和思想警察有某种关系。”

    茱莉亚听完,哈哈大笑起来,显然她是把这个当作自己高明伪装的一种赞美之词。

    “别总是思想警察,你该不会真的那么想吧?”

    “怎么说呢,也许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从你的外表看——只是因为你年轻、活力四射、身体健康,你明白的——所以我忍不住想你或许就是——”

    “你以为我是个模范党员呀。就是言行举止都很纯洁,举着旗子参加游行、喊口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比赛,还有集体远足这些破事。你还琢磨着要是有一点儿机会,我就会把你当思想犯检举,然后把你干掉,是不是这样?”

    “是,就是这些。很多年轻的女孩都是这样,你知道的。”

    “就是这破玩意惹的祸。”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系在腰间那条红色饰带扯下来挂到一根树枝上。解腰带时好像碰到什么似的,她伸进制服的口袋里,掏出一片巧克力来,把它掰成两半,给了温斯顿一半。他在接过来之前,就从气味上知道这是一块不常见的巧克力。黑中带有光泽,包在一张锡纸内。平时见到的那些巧克力都是浅褐色的玩意,味道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像是燃烧垃圾中那种烟火的气味。以前他也尝过类似这种味道的巧克力,它那芬芳的味道勾引起他的回忆。什么时候尝过,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那种深刻的印象和让人不安的思绪还在。

    “你从哪儿弄到这些玩意?”他问道。

    “在黑市里。”一脸的不在乎,“其实表面看来,我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女孩,擅长各种比赛,还在侦察队当过队长。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是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里做志愿者,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在伦敦的满大街张贴那些扯淡的宣传画。在游行的时候,我总是会举着横幅的一端,看上去精神抖擞,也从不推辞任何事情。我总是和大众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一片巧克力已经在温斯顿的舌尖融化了。味道很棒,但刚才所勾起的回忆还在他的意识边缘游荡着,印象鲜明但无法捕捉它的模样,就像从眼角的方向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推开这种感觉,只知道这是某种行为所留下的记忆,但想解开这个谜团却是做不到的。

    “你还很年轻,”他说,“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呢,跟我说说,像我这样一个男人,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

    “是你的面孔,有些东西我想冒冒险。我很善于发现那些格格不入的面孔。在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要和他们作对的。”

    他们,她所指代的似乎是党,首先是指内党。谈论起这些,她的神情里流露出一种公开性的嘲讽和恨意,即使他知道没有地方比这里更安全的了,但还是感到很不安。最令他惊讶不已的是,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满口脏话。按道理党员是不能说脏话的,在任何情况下,温斯顿自己也很少大声说。但是,茱莉亚不一样,每次提到党,特别是内党,她用上的那些脏话,只能在那些小巷子的墙壁里才能看见。温斯顿并不是不喜欢这样,他知道这也只是她对党和党所代表的一切的反抗姿态而已。不但不讨厌,反而觉得挺正常的,很健康的一种方式,就像一匹马在嗅到一股难闻的稻草味会打个喷嚏一样。他们已经离开那片空地,在光影稀疏的树荫下散步,在遇上可以容纳两个人并肩走的路上时,他们就彼此搂着腰走。他注意到去掉那条饰带后,她的腰间有多么的柔软。他们就一直压着嗓门窃窃私语,茱莉亚说在空地以外的地方最好就是默默走路。不久,他们来到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停下来别再往前走了。

    “别往那片空地上走,可能有人在监视着,我们躲在树后面就没事的。”

    他们站在榛树丛下。阳光透过树梢散落下来照到脸上,还是一阵火辣辣的。温斯顿望着远处的田野,心里慢慢泛起一阵讶异。他认得这个地方,一切都似曾相识。这是一个破旧的草场,但那些草差不多都被啃光了,有条人行道穿插其中,到处都是鼹鼠洞。对面是一个很久没修剪的篱笆,里面浓密的榆树叶子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扬,像女人的头发。尽管看不见,但附近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条小溪,成群的鲮鱼在绿色的池塘悠然游荡着。

    “附近难道不是有条小溪吗?”他低声问道。

    “没错,那边是有一条,在另外一片田野边上。里面还有很多条鱼呢,你可以看见那些鱼儿在柳树荫下摆着尾巴游来游去。”

    “那就是黄金乡了,几乎是了。”他低声说道。

    “黄金乡?”

    “没什么,我说的是在梦中看见的风景。”

    “快看!”茱莉亚轻声对他说。

    一只画眉鸟停在离他们头顶不到五米远的树枝上,和他们的脸差不多在一个水平线。鸟儿应该没看见他们,它站在阳光下,而他们在树荫里。画眉鸟拍了拍翅膀,还猛然点了下头,像在对太阳行礼一般,然后还唱起歌儿来。在这无比静谧的下午里,它歌声的音量可真吓人。温斯顿和茱莉亚紧紧抱在一起,陶醉其中。这鸟鸣声真是马不停蹄呀,一首完了还有一首,各种声调都有,从不重复,像是在展示它那完美的歌唱技巧一样。有时候会停下歇几秒钟,拍打一下翅膀后,又继续高歌。温斯顿就这样看着它,冥冥中感受到一种敬畏之情。它究竟是在为谁而歌唱?为什么要歌唱?没有伴侣,没有对手可言,为什么要飞到这种偏僻的树林里,独自高歌?他实在想知道这附近是不是真的藏有麦克风,他和茱莉亚因为说话声音比较低而没被辨认到,但画眉鸟的歌声被辨认到。或许就在设备的另一端,有个像甲虫的矮个子男人正在专心监视着——监听着这种歌声。渐渐地,这种纯天然的音乐抹去了他心底的顾虑,他像整个人的身心都沉浸在这种洒满阳光味道的温暖液体中。他再也不思考了,只是静静地感受。茱莉亚的腰肢就在他的臂弯里,柔软而温暖。他把她翻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胸贴着胸,她的整个身体像是融化在他面前了。温斯顿的手摸到哪里,哪里就变得和水一样柔软。他们在一起吻了好久,跟开始时候那种生硬笨拙的亲吻很不同。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鸟儿像被吓了一跳,拍拍翅膀就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唇贴近她的耳边,悄悄问:“现在,好不好?”

    “不能在这里。”她悄然回了一句,“我们回去那个老地方,这样安全些。”

    很快地,他们又穿过树林回到那片空地上,路上只是偶尔踩到几根小树枝,发出点声音而已。一到那空地上,她就转过身面对着他。两个人开始呼吸加速,但她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她站着,就这样看了他一会,然后伸手去拉衣服的链子。真是美妙,这一切几乎要跟温斯顿梦见的一模一样了,几乎跟他所想象的那样,她迅速地扯下衣服,往边上一扔,姿势优雅且潇洒,像在一瞬间摧毁了整个英社文化。她赤裸着的身体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但温斯顿没盯着她的身体看,反而看着她那长有雀斑的脸,还有脸上那淡淡的、无所顾忌的微笑。他跪着,捧着她的双手。

    “你以前这样做过么?”

    “当然,几百次呢——最少也有几十次吧。”

    “跟党员一起?”

    “是的,经常和党员来。”

    “内党党员?”

    “才不跟那些猪猡一起做,从来就没有。不过他们那些人,只要有半点机会,就会对我垂涎三尺,求之不得,可不像表面伪装的那般道岸貌然。”

    他的心瞬间激动得怦怦直跳。她已经做过几十次了,真希望这个数字是几百次,甚至几千次。任何与堕落有关的事情,都能让他激情澎湃。谁知道呢,或许党早已烂透了,表面宣传的那些艰苦奋斗和克己奉公的精神,都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罪恶的。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把麻风或者梅毒传染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真是乐此不疲呀。一切能使他们堕落、腐朽、崩溃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他拉下茱莉亚,两个人面对面跪坐着在一起。

    “听着,你跟越多的人做,我就越爱你,明白我说的吗?”

    “明白,完全理解你说的。”

    “我憎恨纯洁,憎恨善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还存在着任何德行,我希望每个人都堕落到骨髓里。”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亲爱的,我已经堕落到骨髓了。”

    “你喜欢这样做吗?我不是说只是和我做,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再喜欢不过了。”

    这都是他愿意听到的,不仅仅爱着某个人,而且携带着那种动物般的本能,这种人皆有之的简单欲望,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之中。他把她摁倒在地,在那些散落的蓝铃花中间。这次毫无问题。不久,他们两个人急速的呼吸慢慢趋于正常,带着某种愉悦的无助感,他们分开而卧。太阳似乎越来越猛烈了,两个人累得睡意朦胧。他伸出手拿过那件扔在地上的制服,盖在她身上。然后他们几乎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温斯顿先睡醒的,他坐起来,仔细端详着这张带有雀斑的脸庞。她还在梦中,头枕在手臂上。除了双唇,她算不上漂亮。仔细看的话,还能在眼角找到一两道鱼尾纹来。她的头发不长,但十分浓密,还很柔软。这时候他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她究竟姓什么,住在哪里。

    面前这个还沉浸在熟睡中年轻有活力的胴体,它唤醒了温斯顿心底那股怜悯之情,他想要好好保护她。但此刻这种感觉,和刚才在树下因为画眉鸟唱歌而产生的又不太一样。他拉开盖在她身上的制服,仔细欣赏起她那光滑洁白的身体来。他心里想,在以前,男人看见女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肉体的欲望,就这么简单。但现在,已经不存在那种纯粹的爱情了,也没有那么纯粹的肉欲了。没有什么感情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种胜利。这是对党沉重的攻击,这是一种政治行为。

    “我们还可以来一次这里,”茱莉亚说,“一般来说,一个藏身之处去两次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要相隔一两个月再去第二次。”

    她醒过来,神色也变了,变得警惕,动作也利索起来。她穿上衣服,系上红色的贞操饰带后就开始安排回去的路程了。看起来真应该听她的,温斯顿身上就缺乏她这种处理生活的常识和世故。她似乎还对伦敦的乡间了如指掌,这都是她在无数次的集体远足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她给温斯顿规划回去的路线,和来时颇有不同,连下车的车站也不一样。“回家时候千万别走相同的路。”她说道,像在阐述一条重要且普遍适用的原则一样。她要先动身,半个小时后温斯顿才能跟着离开。

    茱莉亚指定了一个四天后他们下班相见的地方。那是在一个贫民窟的街上,因为有个露天市场,所以总是人声鼎沸。她会在各种摊位面前晃悠,假装在找鞋带和缝衣线之类的东西。在他靠近她的时候,如果她觉得周围没有什么可疑人员的话,她会擤鼻子以示安全,否则就假装只是路过而已。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聊上十几分钟,还能安排下一次的见面。

    “现在我必须走了。”温斯顿明白了所有的指示后,茱莉亚就对他说:“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的,晚上得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呆上两个小时,忙发传单或者做点其他事情。你说这是不是挺扯淡的?帮我拍拍身上的尘,头发上有树枝树叶什么的吗?确定喔。那么再见了,亲爱的,再见了!”

    她一下子就扑到他的怀里,几乎用尽力气去亲吻他,然后轻手轻脚拨开前面的小树苗,很快就消失在树林中。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她的姓,住在哪儿。不过这些都没关系了,他们根本没办法在室内见面,或者有什么文字书信来往之类的。

    事实上他们再也没回去过那片树林空地中去。整个五月份,他们仅仅有另外一次机会发生关系。那是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教堂钟楼上,是茱莉亚找到的地方,三十年前那里曾经被原子弹炸过,现在已经是个荒凉之地。那里确实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地,但一路上却危险重重。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选择在街上见面了,每天晚上换一个地方,每次聊天也不超过半个小时。他们在街上走着,可以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他们混迹在拥挤的人群中,不能肩并肩走着,前后需要保持一小段距离,也从不相互看对方,只是前后一句一句地聊着,像灯塔和航海船只之间一闪一灭的信号交流。如果碰见身穿党员制服的人员靠近,或者走到附近有电幕的地方,就立马打住,保持沉默,然后几分钟后再接上原来的话继续说。到了约定好的分手地点,就自动中断聊天,第二天几乎不用怎么找话就自动接上之前的聊天继续说。茱莉亚似乎很适应这种聊天模式,她还给这种模式起了个名字叫“分期聊天”。她也很擅长用不动嘴唇的方式来说话,这真让人讶异。这样的每晚见面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但他们只是亲吻过一次。那一次,他们在一条小街上默默走着(茱莉亚在大街以外的地方都是沉默不语的),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大地在震动,空气中全冒着黑烟。温斯顿发现自己已经倒卧在地,有些皮外伤,人也吓呆了。肯定是在他们附近掉下了一枚火箭弹。突然他发现茱莉亚的脸只距离他几厘米而已,死一般的苍白,连嘴唇也是。难道她已经死了?他紧紧抱起她亲吻起来。原来她还活着,是一张温暖的脸。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嘴里卷进了一些粉末之类的东西,两人脸上,都是厚厚一层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到了约会的地方后,连信号都不来及发就得假装互不相识擦肩而过,因为街角边上正好有巡逻队路过,或者头顶上方有直升飞机在盘旋着。即使不至于这么危险,他们见面的时间也很有限,温斯顿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十个小时,而茱莉亚的更长,他们的休息时间是根据工作的强度来灵活变化的,经常是凑不到一块去。茱莉亚很少一整个晚上有空,她几乎都在为听演讲、参加游行、派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单、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收集捐款之类的事情忙碌。她说这都是值得做的,一种伪装艺术,守住一些小规则,才能突破那些大戒律。她因此还想着说服温斯顿每周都牺牲一个晚上的时间,到火车站和其他那些忠诚自愿的党员分子一起参加军火装备工作。就这样,温斯顿每个星期都得花上四个小时去装炸药的导火线,他觉得无聊得要命,工作是用螺丝刀把那些小金属块拧在一起。工作的地方还漏风滴雨,光线昏暗,那些锤子的声音和电幕里播放的音乐混合在一起,无比讨厌。

    一到教堂的钟楼上,他们就忙着补上在街上还没说完的话。那是个闷热的下午,钟楼上的小房间一点都不透气,热气烤人般难受。鸽子屎在猛烈的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阵阵恶臭。他们就坐在那个满是灰尘和树叶的地板上聊了几个小时,他们中的一个还得偶尔朝那个像箭头一般的洞口往外看,以确保没有人会上来。

    茱莉亚今年二十六岁,和三十个女孩子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无论走到哪里,你都逃不掉女人那种臭味!我真是受够了那些女人!”她补充说)。她上班的地方,正如温斯顿之前所猜想的那样,是在小说司负责保养那部小说机。她挺享受自己的工作,上班主要是负责开启和维护这部功率很大且有点难搞的电动马达而已。其实她并非聪明,只是手脚灵活,是捣腾机械方面的行家。她可以把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陈述清楚,从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总指令开始,到修改小组进行相关的润色。但是,她对最终完成的成品不感兴趣,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对读书不怎么喜欢”。书籍也只是一种必须生产出来的东西,和果酱鞋带之类的一样。

    关于六十年代的事情,她没什么印象了。在她所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经常会提到革命前那些事。这个人就是她的祖父,但他在她八岁那年就神秘失踪了。读书那会她还是学校曲棍球队队长,曾连续两年获得体育奖章。她还担任过少年侦察队的中队长,在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还是一个团支部书记。她的综合素质很高,甚至被色情科(那是声誉很好的一种标志)选中,在小说司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专门负责生产一些低级趣味的黄色书籍,在无产者中发行传阅。她自己说,这个部门被自己的员工起了个外号叫“粪坑”。她在那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那种密封起来的读物,书名如《打屁股的故事》和《在女校的那一夜》之类的书。无产者中的青少年都喜欢偷偷地买上这种书来读,那种感觉就像自己买了某种违禁品一样。

    “这种书中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温斯顿很好奇地问道。

    “噢,完全就是垃圾书。他们实在无聊至极,真的。整本书只有六个情节,但都被他们翻来覆去地用。不过我工作时只是在小说机旁边,没在修改小组待过。我文笔太差了,亲爱的,还远远不够格呀。”

    他惊讶不已,原来在色情科工作的那些人,除了科长外,其他的全是女孩子。据说是因为男人的性本能要比女人的难控制,而且经过这些书的浸淫后,会变得更加危险。

    “他们甚至不喜欢那些已婚妇女在那工作。”她又说,“他们总是认为女孩子应该是更纯洁的,当然,我不在其中。”

    她十六岁那年就开始和男人发生性关系,那是一个六十岁的党员,后来畏罪自杀了。“这还差不多,”茱莉亚说,“否则他被刑讯逼供的时候会供出我的名字的。”自打那以后,她还和很多的其他人这样做。在她的眼中,生活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你要追求自我的快乐,但是“他们”——说的是党——会极力阻止你,那么你就用力去打破这个规矩。她似乎认为既然“他们”要剥夺你追求快乐的自由,那你就应该竭尽全力不让“他们”抓到你,好像这样才显得自然一些。她对党充满仇恨,会以最粗鲁的语言说出那些话,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看不顺眼,批评一通,除非它已经影响到她的个人生活,党那些理论她才没兴趣去搭理。温斯顿注意到她从来不使用新话那些词语,除了那些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她连兄弟会都没听说过,也不相信真有这种组织存在。在她看来,那些要反抗党统治的组织,都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而且这种方式是愚不可及,聪明人的做法是钻党的漏洞,打破那些规定,同时有能力保住自己的脑袋。他想知道在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会像她那样,在革命中成长起来,对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坚定不移地接受了党,就像接受天空的存在一样理所当然,从未想过要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去逃避它,就像兔子也会逃避狗的追赶一样。

    他们不去讨论是否要结婚这种事情,那真是遥不可及,不值得现在费心思来琢磨。即使温斯顿可以甩掉凯瑟琳,也无法想象会有任何一个委员会能批准他们结婚,这一切无望得像个白日梦。

    “你太太是个怎么样的人?”茱莉亚问。

    “她是一个——你知道新话里有个词语叫‘思想好’的吗?意思是说你与生俱来就是正统的,从来不会产生那些坏想法。”

    “没,我不知道这个词语,但我知道那一类人是怎么样的,我太了解他们了。”

    温斯顿开始给她讲他婚姻生活中的故事,但奇怪的是,茱莉亚对其中的基本情节似乎早已了然于心。她描述给温斯顿听,像一个过来人:只要温斯顿一碰到凯瑟琳的身体,凯斯林就浑身僵硬起来;凯瑟琳抱紧他的时候,他却感觉到她是在暗中用力推开他,尽管当时她的手臂是紧紧环绕着他的。和茱莉亚讲起这些事情,他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凯瑟琳带给他的痛苦记忆,他早已忘却,只不过还剩下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而已。

    “要不是遇上那件事,我本来还是可以继续忍受这种关系的。”他说。然后他告诉她,凯瑟琳强迫他在每周周一晚上必须遵守的一种仪式。“她也恨透了这个仪式,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她。她称这种东西为——你是猜不到的。”

    “对党履行的责任。”她马上接着他的话说。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呀。十六岁以上的孩子每个月都得参加一次性教育课,这在青年团里也是有的。他们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塞进人的脑子里,我敢说这在大部分人身上都是见效的,但有时候也很难说,人们总是这么虚伪。”

    她开始慢慢展开她的话题。对茱莉亚而言,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她的性欲。只要与之相关的东西,她都是极其敏锐的。不像温斯顿,她抓住了党推行禁欲主义的内在本质:党要扼杀性,不仅仅是因为党根本无法掌控性本能所造就的那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性压抑能引发歇斯底里的情绪的爆发,而这能转化为一种好战心态和狂热的领袖崇拜。关于这一点,茱莉亚是这样解释的:

    “当你做爱的时候,你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后只感到一阵愉悦,而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怎么忍受得了你们这样闹,他们要的是你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精神饱满。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熟视无睹的那些游行示威、摇旗欢呼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发泄性压抑的方式而已。如果你的内心是快乐的,还会有心思去搭理老大哥这种所谓的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和其他那些破玩意吗?”

    确实如此,温斯顿心底想着。禁欲主义的推行和政治正统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党员内心那些恐惧、仇恨和因为狂热而引发的轻信是必须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并加以利用的,党除了压抑某种强烈的本能并将之转换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内驱力,还有别的办法吗?性冲动已经危害到党的统治,党是非整治不可的。在对待父母的天性上,他们的计谋也如出一辙。家庭制度的存在是无法被消灭的,因此人们被鼓励像旧社会的做法一样去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是孩子从小就受到系统的训练,要去监视父母的行为,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已经沦落为思想警察的延伸地。就这样,每个人日日夜夜都身陷各种包围中,还是那种和你最亲近的人在监视着你。

    突然他又想到了凯瑟琳。如果发现温斯顿有什么不正统的思想观念,毫无疑问凯瑟琳是会愚蠢至极地向思想警察揭发他的。然而,此刻之所以会联想到凯瑟琳,却是因为那天下午那种让人窒息的闷热所致,他的额头早已满头大汗。他开始和茱莉亚讲起十一年前发生过,或者说几乎要发生的一件事,那同样是发生在一个夏天闷热的下午。

    那是在他们结婚三四个月之后的事情。他们参加了一次集体远足活动,在肯特郡那里迷了路。本来他们只是落后其他人几分钟而已,但他们不小心又拐错了弯,居然就拐到了一个老旧采矿场的悬崖上。从边上到崖底,十多二十米全是石块。走到这种地方,压根儿找不到可以问路的人儿。凯瑟琳一发现他们已经迷路了,就开始烦躁起来。只要离开那个吵吵闹闹的远足组织一分钟,她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她想尽快沿路返回,然后再按另外一个方向去找他们。但是,此时的温斯顿留意到在脚下的悬崖缝隙里,开着一排排的黄连花。有一排还长出两种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紫红一个是砖红,但居然是长在同一个茎上。他以前从未看见过这样的花儿,就赶紧叫上凯瑟琳一起看。

    “凯瑟琳,快看,看那些花,就在下面那一排里,看到了吗?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那时候她已经转身准备离开了,但还是勉强回来看了一会。她甚至还把身体朝温斯顿说的方向探出去看,而他就站在她的身后,搂住她的腰部好让她能站稳一点。刹那间,他突然意识到,这里只有他们孤孤单单的两个人,到处都找不到一个人影,甚至树叶也是纹丝不动的,小鸟也不再啼叫。即使要在这里安装上麦克风,那可能性也是很低的,即使真的有,那也只能接收到一些声音而已。这是最让人昏昏欲睡无比闷热的下午,太阳在头顶烤着,汗流不止。这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你为什么不推她一下?”茱莉亚问,“如果换了我,我就会那样做。”

    “当然,亲爱的,你当然会那样做。如果我当时的想法和现在一样,我也会那样做。或者说,真的会,不是太确定。”

    “你后悔当初没那样做吗?”

    “是的,整体上来说,是后悔的。”

    他们在铺满灰尘的地板上相互挨着坐下。他把她搂近自己一点,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头发的香味盖过了鸽子的粪味。他心里想,她还很年轻,对生活还有期盼,是不会明白即使把一个碍手碍脚的人推下悬崖也是于事无补的。

    “其实那也没什么区别。”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后悔呢?”

    “我只是更喜欢积极一点,不喜欢消极。在这场我们都参与进来的游戏中,我们是注定要输得彻底的,只是输掉的方式,有一些是要更好一些,就这样而已。”

    他感觉到她简单耸了一下肩,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每次和他意见不合的时候,这就是她的表达方式。她不能接受的是,个人的反抗注定是要一败涂地这种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早已意识到自己在所难逃,思想警察是迟早要找上她,杀掉她的。但不管怎么样,在她脑海中还有另外一个秘密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按照你的喜好穿行其中,你所需要的是运气、阴谋和胆略。她不明白在这种制度的碾压之下根本就没有幸福这回事,唯一的胜利只是存在于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很久的以后。在你想好要向党宣战的那一刻,你最好将自己想象为死人一个。

    “我们都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还活着。”茱莉亚随意地应了一句。

    “我不是说肉体上的活着,那半年,一年,甚至五年,谁晓得呢。我怕死,你比我还年轻,理应比我更怕死。当然,我们也会尽量多活几年,但这其实没什么不同,只要人性还在,生与死其实都是一样的。”

    “噢,真是在说胡话,你一会要和谁一起睡觉呢?和我还是一副空骨架?你不喜欢开开心心地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来,这是我,我的手,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活生生的,难道你不喜欢这些吗?”

    她围着他,开始扭动着自己的身体,用胸脯去挺着他。虽然他们之间隔着工作服,但他还是能感觉到她那坚挺成熟的乳房,像是为他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

    “喜欢,我当然喜欢。”他说。

    “那就别整天都在要死要活的了,好不好?听着,亲爱的,我们现在得开始计划下次见面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回去上次那片树林的空地里,我们够久没去那边了。不过这一次你得走一条新的路线,我都想好了,你坐火车——好吧,我还是给你画出来比较靠谱。”

    雷厉风行的她马上用手在地板上扫了点灰尘,从鸽子窝里拿下一个枯枝,画起地图来。

    温斯顿还是租下了查林顿铺子上面那间简陋的房子了,他环视四周,窗边那张大床已经铺好了,上面放着一张破旧的毛毯和不带枕巾的枕头。壁炉架上的那台有十二小时刻度的老式钟正滴滴答答地走着,角落边的折叠桌上,上次过来时买下的那块玻璃镇纸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散发出柔美的光辉。

    壁炉前面的那块挡板上,查林顿先生为他准备了一个破旧的煤油炉,一口平底锅和两个杯子。温斯顿点上煤油灯,装上一壶水到炉子上烧。他带了一包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来。这时候,老式钟已经指着十九点二十分了,还有十分钟茱莉亚就到了。

    他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是愚蠢呀,愚蠢!这是明知故犯的愚蠢,多此一举的自杀式愚蠢。在党员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中,就这种最不能掩盖了。最先让他萌发租下这个房子的念头,是来自于那块放在折叠桌面上的玻璃镇纸,它所散发出的那种气质令温斯顿久久不能忘怀。正如温斯顿所预想的那样,查林顿一口成交了租房的事,爽快得很。很明显他自己也为挣了几个钱开心着。明白温斯顿租房是为与情人幽会而用,查林顿先生既不感到惊讶,也不觉得受冒犯。相反,他目光微微看着前方,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无意中让温斯顿形成一种印象,就是自己已经处于那种有形和无形之间了。他说,独处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情,任何人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偶尔让自己放松一下,而当他们找到这么一个地方,知道实情的人都应该心照不宣,独守秘密。说起这些事情,温斯顿都觉得他快隐形了。临走前,他还告诉温斯顿这栋房子有两个出口,其中一个是穿过后院直通小巷子去的。

    窗子下面有人在唱着歌,温斯顿隔着厚厚的窗帘向外偷着看。六月天的太阳还很高,楼下那个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大块头女人,壮得像根圆柱子,结实的胳膊已经发红,腰间绑着一条粗布围裙,笨重地在洗衣盆跟晾衣绳间走来走去,晾出一大堆白色的方布,温斯顿认出那是婴儿用的尿布。只要嘴里没含着衣服夹子,她就用那浑厚深沉的女低音唱起来:

    “不过是些无望的幻想,

    像春日般飞逝,

    岂料颦笑之间,春梦重生,

    令我心猿意马,难以停止!”

    这首曲子已经风靡伦敦好几个星期了。其实,它不过是音乐司下面某个科为了迎合无产者的口味生产出的无数歌曲之一而已。这首曲子的歌词是由一部叫乐谱机的东西制作出来的,根本用不上人手。本来这首歌挺低级趣味的,声调也难以入耳,只是这个女人把它唱得铿锵有力,才不至于那么不堪。温斯顿听得清她唱歌的声音,还有她鞋子走在石板路上的摩擦声和孩子在街上的呼喊声,以及远处某个地方传来的汽鸣声。房间里没了电幕,真是出奇地安静。

    真是愚蠢呀,真是愚蠢!愚蠢!他又想起这个来。他们连续几个星期都到这里来的话,如果不被抓住,那真不可想象。然而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密空间,而且不必走太远,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诱惑呀。自从在教堂钟楼后,他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安排到见面了。为了筹备仇恨周的事情,工作时间延长了不少。其实距离仇恨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但随着准备工作的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复杂,每个人都得加班才能完成额外的工作量。最终,他们只能安排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约定好再到那个树林的空地去的。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他们在街上有个短暂的会面。像过去见面那样,彼此在人群中迎面走来,都假装不认识对方,但这一次温斯顿在快速瞄了她一眼的时候,发现茱莉亚的颜色比平常时要苍白很多。

    “全完了,”她判断一下周围是安全的,趁机说,“我是说明天的事情,吹了。”

    “什么?”

    “明天下午的事,我没办法过去了。”

    “为什么去不了?”

    “唉,还是那个原因呢,这次提前了。”

    有那么一会,他感觉肺都气炸了。认识她一个月以来,他对她的欲望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欲望中的性欲成分很少。第一次做爱也仅仅是意志力作用的行为,但第二次之后,一切都变了。她头发的香味,她嘴唇的味道,她皮肤的触感,似乎都已经渗透到他的心里来了,或者说已经在他身边的空气中围绕着他,她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种不仅仅想拥有,还想去占有的存在。当她说她没办法赴约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她在欺骗他。就在这时候,路上的行人推推搡搡的,无意中把他们的手搭在了一起。情急之下她捏了一下他的指尖,他立刻感受到她的爱意,而不是那种欲望。他意识到,和女人相处,遇到这种沮丧之时也是正常的,而且会继续出现。这时,一种发自内心深处,从未有过的柔情占据了他的内心。这一刻他真希望他们是已经结婚十年的夫妇,像现在一样漫步街头,没有恐惧,光明正大,一边唠叨着家里的琐碎事,一边买着家庭日用品。最渴望的是,他们能有一个完全不受打扰的空间让他们静静地待在一起,也并不是说每次见面都非做爱不可。那天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认真考虑租下查林顿先生那间房子了。咨询茱莉亚意见的时候,没想到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像是故意向自己的坟墓走近一步似的。他坐在床边等茱莉亚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仁爱部里的牢房来。怪异的是,这种注定要到来的恐怖事件这时候在他的意识里若隐若现。它就在那里,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固定着,在死亡之前。这种事情跟九十九之后是一百那么确定无疑。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但或许可以把它往后拖。相反,温斯顿不但没有想着延后这种日子的到来,反而时不时有意地缩短它到来的时间。

    这时候,楼梯里传来急促的上楼声,茱莉亚一下子就闪进了房间里。她拎着一个棕色的帆布工具包,有时候他在真理部上班时也看见过她拎着。他向前一步,想拥她入怀,但她急急忙忙地挣开了,大概是手里还拿着东西的缘故。

    “等一下啦,”她说,“给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你是不是又带了那种胜利牌咖啡过来了?我猜你就会带,把它都扔了吧,我们用不上了,你看。”

    她就跪在地板上,打开她的工具包,掏出放在最上层的那些扳手和螺丝刀之类的东西来。下层是几个干干净净的纸包。她把第一个纸包递给温斯顿,他只觉得怪怪的,但朦胧间又感到很熟悉。那东西拿在手里沉甸甸,样子有点像砂粒,拿手一碰,感觉软软的。

    “是糖么?”他问。

    “是真的糖,不是那种糖精,这里还有块面包——正宗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破玩意——还有一瓶小果酱,还有牛奶——看,这些才是我最得瑟的东西,你看我都包了好几层帆布,因为——”

    用不着跟温斯顿解释那么多,因为气味已经弥漫在整个房间里。这是一股很浓郁的香味,几乎唤醒了温斯顿童年的记忆,即使在今天,这种香气也还是偶尔可以闻到的。有时候在过道的门缝里,有时候在人潮拥挤的街头,但飘着飘着就消失了。

    “是咖啡,”他喃喃自语,“是真的咖啡。”

    “这是内党党员专供的咖啡,这里足足有一斤。”她说。

    “你是怎么整到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都是给内党党员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那些猪猡没有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当然,那些服务员呀,仆人呀,还有能偷上东西的人也会有——看,我还弄了一包茶叶过来了。”

    温斯顿在她身旁蹲下,撕开包装的小角。

    “是真的茶叶,不是那种黑莓叶子。”

    “最近茶叶真不少。听说他们好像打下了印度还是什么地方。”她模模糊糊地说,“听着,亲爱的,你转过身去三分钟别看我,要不你干脆坐到床那边去,别靠窗太近,我叫你之后你再转身。”

    温斯顿透过棉布窗帘,心不在焉地朝外面看着。楼下那个院子里,那个胳膊红红的大个子女人还是徘徊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她又取下嘴里的夹子,又饱含深情般唱了起来:

    “谁说时间能治愈一切,

    谁说早晚都忘掉。

    过去的笑容和泪水,

    历历在心头。”

    她似乎把这首愚蠢的歌曲都熟记于心了。她的声音随着六月那心旷人怡的微风徐徐上升,优美动听,深情饱满,快乐中隐约有种悲伤的味道。从这歌声中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夏日的黄昏若无穷无尽,这婴儿的尿布永远也洗不完,她就可以一直站在那里唱上千年这样的垃圾歌曲。突然,他想到,自己还没见过一个党员会自发性地唱起歌来。这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叛的意味,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像是在自言自语一样。或许是因为人快要被饿死了,才觉得需要唱出点什么来。

    “好了。”茱莉亚说。

    温斯顿转过身,好几秒钟才认出她来。他本以为她会赤裸着身体,然而她没有。他看到比这更让人吃惊的:她化了妆。

    她肯定是溜进无产者居住区的小店铺里买了一整套的化妆品。抹了口红,涂了胭脂,鼻子上了粉,眼皮上还刷了什么东西,眼睛看起来明亮不少。看得出她的化妆技术很一般,但温斯顿也对这种事情了解甚少。他也从来没见过女党员是会在脸上涂涂抹抹的。化了妆,她的容貌看起来好太多了,让人吃惊。往脸上涂抹了几下子,不仅使她看起来漂亮不少,而且更重要的是,更有女人味了。她的短发和男性化的制服更加反衬出这种效果来。把她拥入怀中的时候,一阵仿制品味道的紫罗兰香水扑鼻而进,令他不由得想起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厨房以及那个血盆大开般嘴巴的女人来,和她用的那种香水的味道太像了,但此刻的他,也懒得有心思去顾及这些了。

    “还喷了香水呢。”他说。

    “是呀,亲爱的,是用了香水。你猜一下,我下一步想做什么?我要想办法弄到一条连衣裙来穿,才不想再穿这种破裤子了。我还要穿丝袜,穿高跟鞋,在这个房间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什么党的同志。”

    接着,他们都脱下身上的制服,爬上那张大红木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自己,他一直难为情于自己那羸弱的身体见不得人,更别提脚踝上还有静脉曲张这个伤疤了。没有床单,铺在上面的那张旧旧的毛毯已经摩擦得甚是光滑,但那张床的宽度和弹性都让他们很吃惊。“里面肯定有很多臭虫吧,但不管了。“茱莉亚说。除非在无产者的家里,否则今时今日是很难再看到这种双人床了。温斯顿小时候还睡过,但在茱莉亚的记忆中,自己是见都没见过的。

    很快,他们就睡着了。温斯顿醒来的时候,那台老式钟的指针都快走到了九点。他没动,因为茱莉亚枕着他的手臂睡着了。她脸上大部分的胭脂都跑到温斯顿的脸和枕头上去了,剩下脸颊那点绯红,正好把她的颧骨衬托得很好看。落日的余晖洒在床脚上,照亮了壁炉,那里的水也已经沸腾了。院子下面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唱歌了,但街上孩子的叫嚷声还是隐隐听得见。蓦然间,温斯顿想弄明白,在过去的社会中,这样一幅情景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经历:在一个凉风习习夏日的黄昏,他们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爱,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不一定非起床不可,就这样平躺在床上,悠然听着外面那寂寥的声响。或许在那时,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谁又能断定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是不平常的呢?这时,茱莉亚醒了过来,她揉了揉眼睛,支起胳膊肘,看了看煤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起床泡杯咖啡吧,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那边什么时候关灯呢?”

    “二十三点半。”

    “我们宿舍是二十三点,但是得早点进去,因为——嘿,滚进去,你这破东西!”

    突然间,她弯下腰在地板上抓起一只鞋子,像个男孩一样挥动她的臂弯,一下子把鞋子扔到墙角去,这动作和在两分钟仇恨会上把词典扔向戈斯坦因的一个模样。

    “那是什么?”温斯顿诧异地问。

    “老鼠,我看见它虎头虎脑地伸出鼻子来,那边有个洞,不过,估计我都把它吓坏了。”

    “老鼠?”温斯顿嘀咕着,“这房间还有老鼠呀?”

    “到处都是老鼠,”茱莉亚又躺下来,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说:“我们宿舍连厨房都有呢。伦敦一些地区简直都成老鼠的家了,到处都是。你还不知道老鼠也会咬小孩子吧?真的会,在那种街上,妈妈都不敢把孩子单独放下来两分钟,就是那种个头大,棕色毛的老鼠专干这种事,最讨厌它们了,总是——”

    “别再说了!”温斯顿喊了起来,双眼紧闭。

    “我最亲爱的,你脸色苍白,怎么了?我说的老鼠让你不舒服了?”

    “全世界最恐怖的就是老鼠了!”

    她紧紧搂住他,用自己的手臂和双腿一起裹着他,好像要用自己的体温让他安心。他没有马上就挣开双眼,感觉自己一下子又掉到那个他一生中时不时会做的噩梦中去。实在是太像了:他就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壁前方,墙壁后面存在着某种他实在无法忍受又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中,他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是知道那道墙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可以痛下决心,像从脑袋中扯下一块东西那样用尽全力的话,说不定就能把那个恐怖的存在拉出来重见天日,但每次醒来都是茫然不知所措。无论怎么样,他意识到和他打断茱莉亚说话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其实没什么,我不过是讨厌老鼠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以后我们这里不会再出现这种破东西了。”一会我们离开前先找些碎布把那个洞口给堵上,下次我会那些水泥过来把它封上的。”

    经茱莉亚这么一说,温斯顿刚才那种恐怖感就消失了一半。他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有些不堪,倚靠着床头坐了起来。茱莉亚起床穿上衣服,开始煮咖啡。屋子里飘着一股浓郁的咖啡味,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关上窗户防止有些多管闲事的人感到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的咖啡变得丝滑爽口,这是吃了多年糖精的温斯顿快忘记的味道。一手插在口袋中,一手捧着抹上果酱的面包,茱莉亚在房间里随意闲逛。她只是简单扫了一眼书架,指着那张破烂的折叠桌子说该如何好好修理一番,突然坐到破扶手椅里,看看是否坐得舒服,还仔细端详了那个怪异的老式钟,觉得挺有意思。她把那块玻璃镇纸捧到床上来,想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好好看一看。温斯顿从她的手中拿过来,他早就被这块表面如雨水般晶莹剔透的镇纸所迷住。

    “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用的?”茱莉亚问。

    “我觉得呀,它什么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根本没什么实用价值,但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它就是一块被忘记篡改的历史见证,来自百年前的信息,如果我们看得懂的话。”

    “那么挂在那边的画呢?”说着她示意了一下对面墙上的版画,“会不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或许更长一些,我敢说有两百年了。没人拿捏得准,现在对任何有历史性的东西都不可能有什么新发现了。”

    她走过去看了看说:“老鼠就是把鼻子露出来嗅了嗅。”她用脚踢了一下版画下面的墙壁,“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圣克莱门特是它的名字。”他又想起查林顿先生之前和他说起的那首歌谣,于是带着怀旧的心情唱了出来:“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他大吃一惊,茱莉亚居然接了下去:

    “‘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我不记得后面的怎么唱了,但最后一句记得是这样唱的: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

    这歌谣真像一问一答的口令。但是,“老百利”后面肯定还有一行的,或许查林顿先生什么时候灵感一现,就能把它想起来。

    “谁教你这些的?”他问。

    “我爷爷,我小时候他经常给我念这些。我八岁那年他就被人间蒸发了——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失踪了。我想知道,柠檬是怎么样的?”她随意问了一下,“橘子我就见过,是黄色圆圆的,皮有点厚。”

    “我记得柠檬,”他说,“在五十年代这种水果还是很普遍的,只是闻一下就能把你的牙齿酸到发软。”

    “那副版画后面肯定有臭虫在,”茱莉亚说,“我哪天得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我想我们差不多到时间走了,我得马上卸妆才行。真是烦人,等一下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唇印抹掉。”

    茱莉亚走了,温斯顿在床上多躺了几分钟。房间慢慢变暗,他朝光亮的地方挪了挪,一直盯着那块玻璃镇纸看。一直让他着迷不已的并不是那片珊瑚,而是玻璃本身。虽然它如空气般透明,但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尽管玻璃表面如苍穹一般,里面却自有它的世界。他觉得自己能进入到这个世界中去,实际上他早已身在其中,还有这张大红木床、折叠桌子、老式钟、版画,甚至那块玻璃镇纸也一并包括在内。他所在的这个房间,就是一块玻璃镇纸,里面的珊瑚就是茱莉亚和他的生命,他们被固定在这块清透的玻璃中心,永恒不朽。

    塞姆消失了。有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当时还有几个没心没肺的人在谈论他,但第二天就再也没人提起了。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公告栏,其中贴了一张象棋委员会的名单,塞姆的名字曾经一直都是赫然在列的。现在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少了塞姆的名字。一切都了然于心,证据充足,塞姆不在了。他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忍。虽然那像迷宫一般的真理大厦无窗可挡,但有了空调,房间里的温度还比较正常,不过人行道上的温度却高得可以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期间的地铁则恶臭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真理部的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完成工作。游行示威、开会、阅兵、演讲、蜡像馆展览、电影展、电幕节目,这些都需要一一安排妥当。此外,还需要搭建舞台、制作模拟像、写标语口号、谱新曲、散播谣言和伪造照片等等。茱莉亚所在的小说司,已经停止生产长篇小说了,开始忙碌制作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而温斯顿,除了常规的工作外,还得每天费劲心思搜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那些即将被引用到领导讲话稿中的新闻进行润色或者修改。深夜时分,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产者就会在大街上游荡,为这个城市徒增一些奇怪的热烈气氛。跟以前相比,火箭的袭击也日益增加,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也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这是为什么,谣言也因此风生水起。

    专门为仇恨周准备的主题曲《仇恨之歌》已经完成,正在电幕上没玩没了地播放着。音调粗野,节奏野蛮,根本算不上是音乐,而是比较像捣鼓的声音。音乐响起的时候,附和着几百个嗓门异口同声喊出的操步声,真叫人胆战心惊。无产者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首歌,和之前深受欢迎的《这只是一种无用的幻想》比拼上了。帕森斯家那两个孩子拿着梳子和纸巾不分日夜地在吹着唱,真让人不堪忍受。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以前更满了。在帕森斯的组织下,成群结队的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忙碌着布置街道、缝纫旗帜、粘贴宣传画、在屋顶竖上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两边拉上铁丝,以此来拦截火箭。帕森斯口出狂言说单单在胜利大厦就要摆上四百米长的彩旗。策划这种活动对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他简直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热气腾腾的天气以及这种颇费体力的活儿让他有绝好的借口来穿短裤和开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他的影子,都是在那里推呀、拉呀、锯呀、捶呀。一会儿在这里即兴来个好点子,一会在那和别人称兄道弟来点同志般的鼓励。他身上那厚得可以折叠起来的肌肉,真像是那源源不断臭汗的发源地。

    一张新的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地。画中没有任何说明性的文字,只有一个手持到臀部位置的冲锋枪,穿着大大的军靴,面无表情的欧亚国士兵。这幅画有三四米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那个像透视镜一样的画法总能表现出一种枪口在对准你的效果来。每堵墙的空白处都贴满了这张画,比老大哥的肖像画还要多。无产者一向对战争的态度都很冷淡,现在进行周期性的煽动活动就是要激发他们的爱国情绪。好像为了配合大众这种普遍的狂热情绪,火箭弹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比平时要多很多。其中一颗火箭弹落到斯泰普尼区的一家影院上,四百名无辜民众就这样被活活埋在废墟之下。周边居住的人们都到街上参加了这次出殡仪式,长长的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发泄大会。还有一颗是落到一个小孩子玩耍的空地上,几十个小孩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紧接着是无产者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开始焚烧戈斯坦因的画像,也有几百张从墙上撕下来的欧亚国士兵图像被扔到火中,有些人趁火打劫,把商店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不久就传出消息说这些火箭都是间谍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来控制的。一对有外国血统的老夫妇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房子被烧毁,人也被困其中窒息而死。

    只要能寻上机会,他们两个人就到查林顿先生店铺上面那个房间去,打开窗户,赤身裸体并排躺在窗口下面那张没有床单的床上。老鼠果然没有再次出现,那些臭虫在这种大热天却拼命繁殖,但似乎也无关紧要了。不管这里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这里都是他们的天堂。一到那,他们就会把从黑市里弄来的胡椒粉到处都洒上一点,然后就迫不及待脱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起爱来。一觉醒来,就会发现那些臭虫正在紧急集合,准备联合反击呢。

    整个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已经摒弃了他身上那种不分时间都要喝酒的习惯,那种需要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他长胖了一点,静脉曲张处的溃疡也好了,只是在脚踝上方留下一小块褐色的疤痕,早晨起床后也不再咳嗽了。日常生活不再是不能忍受的模样,也不再有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骂脏话的冲动了。现在他们有了自己安全的藏身之地,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家,即使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多,每次也只能留几个小时而已,但这也不再是什么艰难之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那个房间还在,心里知道它完好无损地在那里,就像自己已经身处其中了。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世界,是一块关于过去的小地方,连灭绝动物也可以在其中自由行走。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也是另外一种灭绝了的动物,每次上楼前,他都要跟查林顿先生寒暄几句。这个老头似乎很少或者可以说从不外出,另外他那里好像也没什么人光顾。他生活得像一知幽灵,来往于阴暗狭小的店铺和铺子后面那个更狭窄的厨房之间。除了做饭需要用到的厨具外,还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在那里,喇叭大得很。有机会和别人聊天,他看起来挺开心的。当他游走在那堆一文不值的物品中时,他那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以及被那件天鹅绒上衣压得很低的肩膀,都让他看起来有一种艺术收藏家的气质,而不是一个生意人。每次看到温斯顿,他指着一堆破铜烂铁,像瓷器瓶子塞、破鼻烟盒上了油漆的盖子、里面放着一缕某个已不在人世孩子头发的仿金项链盒——他从来都不开口说温斯顿你应该买下,只是说你应该欣赏一下。跟他一起聊天,感觉声音是从一个古老的音乐盒里出来的。他从自己记忆的角落里,又扯出了一些原本已经忘掉的歌谣片段,有一首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另外一首是关于一只奶牛如何把牛角弄掉了的,还有一首是讲述了一只大公鸡罗宾死亡的故事。“我恰好想起或许你会感兴趣呢。”每次他想起一首新歌谣的时候,就会轻轻笑着说上这么一句,有点自我嘲笑的意味。遗憾的是,每次他只能记起几句而已。

    温斯顿和茱莉亚都知道,这种日子不会持续很久。实际上这个阴影也一直存在于他们心中。有一段时间,死亡临近之感犹如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手可及。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以绝望的心情紧紧抱在一起,像一个即将走进刑场的人,在钟声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拼命抓住生命中最后的快乐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幻想着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着他们会天长地久地在一起。他们觉得,只要能留在这个房间里,就不会有东西来伤害他们。要到这个房间来,道路虽然是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一个避难所。这种感觉就像温斯顿每次盯着玻璃镇纸看的时候一样,他感觉自己可以进入这个玻璃世界中去,但一进入里面,时间就停住了。他们经常做起逃避现实的白日梦来,相信自己会永远手持幸运走下去,像现在一样偷偷摸摸过上一辈子。或者凯瑟琳会突然死去,而他和茱莉亚耍上一些微妙的计谋,他们就可以顺利结婚;或者他们两个一起自杀;再或者他们就一起消失,通过改头换面之后再学无产者的口音到工厂中找工作,然后在某条街住下,不为人知地过一辈子。这都是白日梦,他们也都知道,在现实中,其实根本无路可逃。即使是惟一可操控的计划——自杀,他们也不愿意就这样了结此生。有一天就活一天,有一星期就活一星期吧,过着这种得过且过毫无未来可言的生活,似乎也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自然本能,像肺功能一样,只要有一口空气,就会呼吸上一口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会谈论如何采取积极的反抗行动来和党对着干,然而如何下手却心里毫无底数。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但怎么加入进去也是个问题。温斯顿告诉茱莉亚他和奥布兰之间那种时隐时现奇怪的亲近感,他自己也偶尔会感受到心底那股冲动,想走到他跟前,跟他直接说出“我就是党的敌人,请你帮我”的冲动。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茱莉亚并不觉得这是莽撞之举。她习惯了通过别人的表情来判断一个人,对她而言,温斯顿会通过一个眼神来确定奥布兰值得信赖,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她觉得更理所当然的是,几乎每个人在私底下都是憎恨党的存在的,如果判断这样做是安全的话,他们肯定会违反所谓的规定。但是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以及那些地下军队的传言都是一派胡言,那只是党为了迎合自身的实际需要而编造出来的,而你们不得不假装相信他们的存在。在那些数不清的党的集会和那些自发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那个拉扯着大嗓门高喊处死那些她闻所未闻人名字的人,但却是一点儿都不相信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当遇上公审时,她所参加的那个青年团分队,就会从早到晚都包围住法院,还时不时发出“处死那些卖国贼!”的口号。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上,她骂起戈斯坦因来比任何人都要卖力,但对于戈斯坦是何人,他持何种主义,却只有模糊的印象。她成长于革命后,太小所以根本记不清五六十年代曾发生过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无法想象会存在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任何情况下,党都是所向披靡的,它会永远存在,而且永远如初。如果你想反抗,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充其量也不过是搞出些独立暴力事件来反抗而已,如暗杀某个人或者炸掉一些建筑物之类的。

    但在某些方面,她远比温斯顿要敏锐,也更不容易受到党宣传的影响。有一次,他刚好说到一件事,提及了我们跟欧亚国的战争。但她很随意地说,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战争,那些落到伦敦街头的火箭弹很可能就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想让人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这实在让他很惊讶,而且他自己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她还说到,在那两分钟的仇恨大会上,她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忍着不笑出声来,这也让他也心生羡慕。除非党的宣传教育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影响到她的生活,否则她是不会去质疑它的。她是经常做好准备要接受这种官方神话了,反正在她看来,党所说的是真是假对她而言都无足轻重。譬如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从学校就学来的(温斯顿记得在五十年代上学的时候,党只说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多年后到茱莉亚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按照这样的推算,党会在下一代的孩子中说自己已经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和革命以前就有飞机了,但这件事对她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毕竟,是谁发明了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更令温斯顿震惊的是,他从谈话中知道,茱莉亚完全忘记了四年前和大洋国交战的是东亚国,而不是她记得的欧亚国。虽然她认为整场战争不过是个骗人的玩意,但总不能连敌人的名字变了都没留意到呀。“我以为我们一直是跟欧亚国打仗呢。”她淡淡地说着。这又让温斯顿感到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可以追溯到她出生以前,但是战争对象的转换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候她已成年。他和她争论了大约十五分钟,最后成功扭转了她的记忆,她确实依稀记起大洋国的敌人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还是坚持认为这些事情无关痛痒。“管他呢,”她很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挨着一个,而所有的消息全都是撒谎。”

    有时候,他谈起他在档案司以及他所从事的那种无耻的伪造工作,这些事情好像都吓不到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她感受不到脚下的深渊正张开血盆大口。接着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故事,还有那张他手里捏过的可以证明党篡改历史的纸条。这也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起初,她根本没领会到温斯顿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所在。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没认识过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而且,他们年纪比我的大多了,他们是属于革命前那一代人,我只是从外貌上认出他们而已。”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杀掉,不是吗?”

    他尝试着想让她明白:“这是一个特例。这不仅仅是某些人被杀掉的问题那么简单。你还记得从昨天开始往前推的那些过去吗?其实已经完全被消灭掉了。如果它还存在某个地方的话,那就是存在于某些少数的实在之物上,没有附带任何文字说明,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块玻璃一样。对于革命和革命前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一无所知了。每份记录都被销毁或被伪造,每本书都经过改写,每张图画都被重新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道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个日期都被修改过,而这一切的一切,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着。历史已经戛然而止,除了党所认可的正确的无穷无尽的‘现在’,其他一切都荡然无存。我当然知道过去一切都被篡改过,但对我而言却永远无法去证明这一点,甚至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篡改工作的。只要这件事完成了,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仅仅存在于我的大脑中,但我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拥有这种记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在事后,在那件事过去很多年以后,我还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因为没过几分钟我就把它扔掉了。但如果今天还遇上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把它留下来。”

    “这个呢,我才不会这样干!”茱莉亚说,“我已经做好随时冒险的准备,但是要为值得的事情而干,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如果你保存下来的话,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不会怎么处理,但至少它是一个存在的证据,或许可以播下一点怀疑的种子来,或许哪天我也敢于拿给别人看一看。我不敢想象我们这一辈子能改变什么,但还是可以想象它会落到一些角落去,产生一些反抗的情绪——起先是一小群人结合在一起,然后慢慢壮大,甚至会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这样下一代的人就可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继承我们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毫无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的腰部以下才算得上是个叛徒。”他对她说。

    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妙了,开心得一下子抱住了他。

    对于党的洗脑教育引发的后果,她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他开始谈论英社原则、双重思想、历史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定以及使用那些新话单词,她就变得厌烦,不知所措。她说她从来不关心这种事情,既然知道那都是一些垃圾,为什么还让自己去瞎操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起来,什么时候该发出嘘嘘声就足够了。如果温斯顿非谈论这些事情不可,她就亮出她那令人难堪的习惯:倒头大睡。她是那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就能倒头大睡的人。通过和她聊天,温斯顿知道,对于一个根本不知正统为何物的人来说,要摆出正统的姿势来真是太容易了。在某种意义上,最容易接受党那一套世界观的人,反而是对党毫无了解的人。只要稍微加以引导,他们就可以接受那些被严重歪曲的事实,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考虑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另外,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公共事件,不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了解这些也是一种难得的糊涂,至少他们是不会发疯的。他们轻易就接受一切,而他们所吞咽下去的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不留一点残渣,就像一粒谷物完全没经过咀嚼就吞下肚子了。

    终于还是发生了,这个一直等待的信息已经来临。他这一辈子,似乎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发生。

    当时,他正走在真理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差不多走到茱莉亚塞字条给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紧跟其后,而且身材比他的还要高大。那个人,不管是谁,反正他轻轻咳了一声,很明显是准备说话了。温斯顿突然停住,转身一看,原来是奥布兰。

    终于等上面对面的机会了,可此刻温斯顿内心唯一的冲动却是拔腿就跑。他的心脏怦怦直跳,几乎说不出话来。而奥布兰却用同样的步伐继续往前走着,还友善地把手臂搭在温斯顿的肩膀上,使得两个人可以肩并肩一起走。他说话了,礼貌又严肃,这一点让他和大多数的党内党员都显得不一样。

    “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聊聊,”他说,“我前几天在《泰晤士报》上拜读了你的大作,我想你对新话一定很有学术方面的兴趣,是不是?”

    温斯顿慢慢恢复了部分常态。“谈不上是学术上,”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那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都没参加过这种语言的编写工作。”

    “但你的文章写得优雅得体,”奥布兰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最近还和你的一位朋友聊过,他倒是一位专家,只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心里猛然一颤,这个想不起来的专家如果不是指塞姆,那真的不敢想象了。但塞姆不仅仅死了,而且被消灭了,是一个“非人”的存在了。任何明显涉及到他的东西,都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奥布兰那句话显然是在发出一种信号,一种暗语。这就是“思想罪”的一种,奥布兰是在告诉温斯顿这就是塞姆的下场,通过这么一个细微的行为,就可以把他们变成共谋者。他们走了一段路后,奥布兰就停了下来,用他那习惯性善良的模样推了推眼镜,然后继续说:

    “我真正想说的是,你那篇文章里有两个已经淘汰了的词语,不过也是最近才淘汰的。你有看过第十版的新话词典吗?”

    “没有,”温斯顿说,“还没发行吧,我们档案司的工作人员都还是在用第九版。”

    “第十版还要几个月才能发行流通,但是已经发行了一批试用版,我自己就留有一本。或许你也有感兴趣看看?”

    “非常感兴趣,”温斯顿说,立马明白了他的用意所在。

    “这个版本改进的地方还真不少呢,都是极具天才的修改。我想你会对里面减少动词这一点感兴趣的。我看看,我找人给你送来好不好?这种事情我是常常忘记的,或者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到我家里来取一下,你看如何?等一下,我写个地址给你。”

    他们就站在电幕前面。奥布兰心不在焉地摸了一下他的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牛皮封面的记事本和一只金色的钢笔来。他就站在电幕后下方,他写什么,在那个位置能让设备另一端任何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他潦草地写上自己的地址,然后撕下那一页递给了温斯顿。

    “晚上我一般都会在家的,如果不在,我的仆人会把词典给你的。”

    他走了。这一次温斯顿再也不用藏着手中的那张纸片了,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记下上面所写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和其他文件一起扔到记忆洞中去了。

    他们之间至多聊了几分钟,这段插曲只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奥布兰以此让他知道他的住址。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大洋国根本没有什么通讯录之类的,除非开口问别人要地址,否则你是无法得知别人住在哪里的。“如果你想见我,那就来这里找我。”这就是奥布兰对他说的。甚至在字典的某个地方,藏着什么信息。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已经得到确认,那就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谋反组织真的存在着,而且他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缘了。

    他明白,自己早晚是要听从于奥布兰的召唤,也许是在明天,也许要到很久的以后,他无法确定这个。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一个延续而已。第一步只是萌发了一个发动了的意念,第二步就是开始写日记了。从只是有想法变成文字,到现在是要变成行动了,第三步是将会发生的仁爱部的牢房里。他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这一切的开始都已经酝酿着结局。但这一切还是让人感到恐惧,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就像预先尝了一口死亡的滋味,像在经历着生不如死。即使是在和奥布兰一起说话,当他明白话中有话的时候,心里还是会不寒而栗。他感觉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那个阴冷的坟墓,即使他一直都知道坟墓就在那里,但这也帮不上什么忙。

    温斯顿醒了,泪眼朦胧。茱莉亚睡眼惺忪,倚着他,嘴里喃喃问道:“怎么了?”

    “我梦见了——”刚开口就立马打住了。太复杂了,语言描述不来。除了梦本身外,还有醒来几秒钟之后那些奔涌而进的记忆。

    他又躺下来,眼睛紧闭,还沉浸在刚才的梦境里。那是一个长而清晰的梦,他的一生似乎就像一副夏日黄昏时分雨后的景色一样全部展现在他的面前,晶莹剔透。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但玻璃的表面就像苍穹一般,里面的万物都沐浴在清晰柔和的光线中,可以极目远眺。他在梦中看到很多东西,还包括他母亲挥动手臂的姿势,这和三十年后,他在电影里看到那个犹太女人试图在直升飞机炸死他们之前,用手臂挡住子弹的姿势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是我害死了我妈妈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茱莉亚问道,几乎是睡着的状态。

    “我的意思是害死,并不是杀死。”

    在梦中,他想起自己最后一次看见母亲的情景。醒来之前那一小段时间里,所有围绕这个情景的小事情都涌了出来。这些记忆,这么多年以后,他一定是故意把它拒绝在意识门之外了。虽然他无法确定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但当时他应该不会小于十岁,或许是十二岁左右吧。

    他的父亲在早些时候就失踪了,究竟是多早,他自己也记不清了。那个时候一切都糟糕透了,他记得那段时间喧闹不安的情景:阶段性的空隙所引发的惊慌和跑到地铁站的躲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街角的地方张贴着不明其意的公告。青少年穿着一样颜色的衬衫三五成群游荡在街头,面包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机枪声——而最重要的是,肚子未曾填饱过这件事。他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花上一整个下午徘徊在垃圾桶和废物堆之间,就为了能捡上别人扔掉的卷心菜梗和土豆皮,有时候幸运的话能捡到发了霉的面包皮,他们也不会放过,抖掉上面的煤渣就放进嘴里去。有时候,他们还会在运输牲口饲料货车的必经之地傻傻等着,货车走到颠簸的地段,有时候会甩出一些油渣饼的碎片来。

    他父亲失踪后,母亲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之情,也没有悲恸得呼天抢地,但还是有些变化的:她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温斯顿也看得出,她是在静静等待那无处可逃命运的到来。她静静做着那些需要做的事情:煮饭、洗衣、缝补、铺床、拖地、擦洗壁炉桌台,但一切都是缓慢的,没一点多余的动作,像一个艺术家一样的人体模型的自行走动。她那高大的身体似乎能自己恢复到静止状态。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几个小时都抱着温斯顿的妹妹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妹妹那时候大概两三岁,体弱多病,也不爱说话,脸瘦得像个猴子一样。有时候,母亲也会一句话也不说就紧紧抱上温斯顿不放手。虽然那时候他还小,做什么事情也只考虑自己,虽然母亲从来也没提起过,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一切都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过的那个房间,阴暗且空气不流通,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床似乎占据了一半的空间。壁炉挡板处还有个煤气灶和一个放食物用的架子,门外的平台上有个褐色的陶瓷水槽,是几家一起共用的。他记得母亲那轮廓清晰的背影站在煤气灶前捣腾平底锅里的什么东西的情景,可能是因为他总是吃不饱的缘故。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缠着母亲问为什么没有吃的了,对着她大喊大叫(他甚至记得他那时候开始提前变声,声音有时候阴阳怪气的),有时候甚至用悲情计来争取超过自己应有的那一份。他的母亲也很愿意给他多一份,觉得他作为男孩子也理应多得一些,但是不管给他多少,他总是要求更多。每次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会恳求他不要那么自私,要知道他的小妹妹还在生病中,也需要吃东西,但也无济于事。看到母亲不再给自己添饭的时候,他就脾气大发,从母亲手里夺过锅和勺子,再从妹妹那里抓一把。他知道这样做会让母亲和妹妹挨饿的,但还是忍不住,甚至觉得自己是有权利这样做的,那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就是最好的理由。在两顿饭之间,如果母亲没看住的话,他就到食物架子上偷东西来吃。

    有一天,家里拿到了分发的巧克力,已经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都没吃过这个了。他记得很清楚那珍贵的一小片两盎司的巧克力(他们那时候还是用旧制),很明显应该平分成三份。但是,他脑子里似乎听见有人跟他说话,于是他大声地嚷叫着要拿那一整片。母亲告诉他不能太贪心,于是两母子之间出现了各种争辩,伴随着喊叫、哽咽、哭泣、抗议和讨价还价等等。妹妹两只手紧紧搂着母亲,活像一只猴子,她睁着忧伤的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最后,母亲把巧克力的四分之三都掰给了温斯顿,剩下的一点点给了妹妹。妹妹拿着巧克力后有点发愣,似乎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温斯顿站了一会,突然一跳而起把她手中的巧克力抢过来,夺门而出。

    饥饿使然,温斯顿强抢妹妹的巧克力

    “温斯顿,温斯顿!”母亲在身后喊,“你快回来,把巧克力还给妹妹!”

    温斯顿停住了,但没有回去。他母亲那双焦灼的双眼一直盯着他的脸庞。即使在这一刻,他心里还想着那件事,但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他的妹妹意识到自己的什么东西已经被抢走了,开始低声哭了起来。母亲搂起她的双臂,把她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他从这个动作中知道,妹妹快要死了。他转过身,顺着楼梯而下,手里的巧克力变得黏稠稠的。

    从那以后,他再没见过他的母亲,咽下那块巧克力后,他觉得自己有点羞愧,于是在大街上晃悠了几个小时,直到肚子饿到无法再忍受了才打道回府。当他回到家,才发现母亲不见了。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屋子里什么都在,只是母亲和妹妹不见了,她们没带走什么衣服,甚至连母亲的外套也还在。直到今天,他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母亲是不是已经死去,或许是被遣送到劳改场里了。至于他的妹妹,可能就像温斯顿一样,被送到一家孤儿院里(那时候叫感化中心),这是因为内战才设立的机构;又或者跟随着母亲一起被送到劳改场里,又或者只是被扔到某个地方自寻生死了。

    他脑海中的梦境依旧鲜活,特别是母亲用手臂保护怀中孩子的那个姿势,包含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又想起了两三个月前做的另外一个梦。那时候,母亲像之前坐在那张铺着白色被单但还是很脏的床上一样,怀里抱着妹妹,而这一次是坐在一条每一秒都在不断往下沉的船上,他在上面,母亲一直抬着头,透过颜色越来越深的海水看着他。

    他把母亲失踪的消息告诉茱莉亚,但她并没有睁开双眼,只是翻了个身,睡得更舒服些。

    “我猜你小时候一定是个调皮捣蛋鬼,”她模模糊糊地说着,“每个小孩子都是这样。”

    “是的,但我不是想说这个——”

    听着茱莉亚的呼吸声,知道她又睡过去了。他原想继续谈谈他母亲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没什么过人之处,也不是那种聪明人,但身上还是散发出一种高贵纯洁的气质来,那是因为她所信奉的做人的标准都是发自内心的,外面那些变化是无法改变她的。她也从未想过,一个没有实际用处的行动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去爱他,当你什么也给不了他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给他爱。当最后一块巧克力也没了的时候,他母亲就用胳膊搂紧她的孩子。那也无济于事,什么也改变不了,它不会因此多出几块巧克力来,也不会让她或者她的孩子免于一死,但对她而言,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纪录片中那个乘着小艇逃命的妈妈,也用自己的手臂来掩护她的孩子,这不会比用一张纸来抵挡子弹的袭击更有效。党所做的恐怖之事,就是说服人们相信仅仅靠一时的冲动或者感情用事,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又剥夺你在物质世界中的全部力量,让你陷入一种软弱无力的境地。一旦落入党的手中,你有感觉或者没感觉,你采取行动反抗或者控制自己什么也不做,从表面上看,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最后都逃不过被销声匿迹的命运,你和你的所作所为同样不再为世人所知,在历史的长河中,你已被清出行列。但仅仅对上两辈人而言,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会想着去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那种忠诚,他们从来都不怀疑这一点。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绝望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垂死挣扎的人说一句安慰的话,都有着它自身的价值所在。他突然想到,今天的无产者还保持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会忠诚于一个党派、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彼此忠诚。第一次,他不再看低无产者,或者仅仅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某天突然觉醒并能改变世界的潜在力量。他们保持了人性,内心还没被异化,一直留存着人类最原始的朴素情感,这一点是需要温斯顿重新用心学习的。想到这里,他忽而记起几个星期前的那次空袭,他在人行道上看见一只断掉的手,他自己不就像踢一棵卷心菜一样把它踢到阴沟里去的吗?

    “无产者才是人,”他大声地说出来,“而我们不是。”

    “为什么?”茱莉亚问道,她又醒了。

    他想了想,换了种说法问,“你想过没有,对你和我而言,最好是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离开这里,永远不再见面?”

    “亲爱的,我当然想过这一点,还想过好几次,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们运气一直不错,”他说,“不过现在看来运气不会持续太久,你还年轻,看起来既正常又纯洁。如果你不和我这种人来往,说不定还可以再活五十年。”

    “不,我全都想了个遍,你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你不必那么泄气,要活下去,对我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

    “或许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待半年,甚至一年,没人知道会怎样。但是,最后我们肯定是要分开的。你知道我们将会面临多孤立的境地吗?一旦他们抓住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我们谁都无法为对方做些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我坦白了,他们会枪毙你;我拒绝坦白,他们同样会枪毙你。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甚至控制自己不说什么,都无法把你的死延迟哪怕仅仅五分钟。我们双方甚至都不会知道彼此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将会完全的无能为力。不过,有一点非常要紧,那就是我们不会相互出卖对方,虽然这也影响不了最后的结果。”

    “你是在说招供吗?”她问,“我们当然会招供,毫无疑问的,每个被抓进去的人都会招供,他们会用酷刑折磨你。”

    “我不是说招供。招供并不等于出卖。被抓进去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感情。如果他们有办法让我不再爱你,这才是出卖。”

    她琢磨了一下,最后肯定地说:“他们做不到的,这是他们唯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能逼迫你供认所有的事情——任何事情——但却不能迫使你去相信它。他们跑不到你的心里去。”

    “对,”他应道,心底也多了一丝希望,“确实如此,他们跑不到你的心里去。如果你认为保持人性是最值得的事情,即使这带不来任何的结果,但在精神上,你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那个不曾停歇过的电幕,他们可以没日没夜地监听你的一切,但如果你能保持头脑的清醒,还是可以以智取胜的。即使他们穷尽所有的聪明手段,也掌握不了你内心在想的秘密。不过要是真的落到他们手里,这一点就难说了。人们无法得知在仁爱部会遭遇到什么,不过这也不难猜测:酷刑、药品、测探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不让你睡觉、单独监禁和没完没了的审讯,通过这些手段,一点一滴地击垮你。事实上,无论怎么样,你是无法保持闭口不谈的,他们总会不择手段从你口中挖出东西来。但是,如果你认为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苟活着一条命,而是活得像一个人,那说到底他们怎么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改变不了你内心的感情,就连你自己也改变不了这种感情,即使你自己也想着要改变。他们能挖出你的一切,你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但在你的内心,不曾被屈服,它的流转轨迹,仍旧保持着它的神秘。

    来了,他们终于还是来了。

    他们站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灯光柔和地照着,电幕里的声音很小,深蓝色的厚地毯给人一种像走在天鹅绒上的感觉。奥布兰正坐在房间尽头的桌子前工作着,桌前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桌子两边摆满了文件。仆人把温斯顿和茱莉亚领进来的时候,他都懒得抬一下头。

    温斯顿的心脏猛烈地跳个不停,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他脑子里只能想到这些。来这里见奥布兰已经是鲁莽的决定,把茱莉亚一并带来更是愚蠢至极。尽管他们是走不同路线过来的,而且是在奥布兰的门口汇合,但仅仅到这样的地方来,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能够进入到一个内党党员的家里,或者说到他们所住的这一带转转,这种事情是少之又少的。那公寓大楼的整体氛围,那所有东西的华丽宽敞,那美味佳肴陌生的香味,那升降迅速又无声的电梯,那身穿白色短上衣忙里忙外的仆人——这一切全都叫人吓得慌。尽管他有很好的借口来这里,但还是走得提心吊胆,生怕在哪个角落会冒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看守员来盘问他的证件,并命令他赶紧滚蛋。但是奥布兰的仆人却没怎么为难他们两个就放行了。他很矮,头发乌黑,身穿一身白色夹克,面部毫无表情,看起来像是个中国人。他领着他们穿过一条走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一片洁白,还贴有奶黄色的墙纸,全都一尘不染。这太让人害怕了。温斯顿还没见过一条走廊不是被人的身体摩擦得脏兮兮的。

    奥布兰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手里捏住的那份文件。他那沉重的脸庞低垂着,所以温斯顿可以看见他鼻子的轮廓,样子看起来既让人敬畏,又很聪明。在可能有二十秒的时间里,他就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然后把口述器拉向自己,用部里那种行话说道:

    “项目一逗号五逗号其批准句号建议包括第六项加加荒谬近于罪想取消句号前所未有建设性不敢加满可能机械顶上句号通知结束。”

    他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步过那静得无声的地毯朝他们走过来。念完那段用新话读的公文后,他身上的官场气息似乎有所减少,但表情却比平时更阴郁了,似乎因为被打扰而感到不高兴。这时候,温斯顿原来感受到的恐惧慢慢变成一种普通的尴尬。他似乎觉得自己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现实的意义上,他自己又怎么知道奥布兰会是一个政治反叛者呢?除了那个一闪而过的眼神,仅有的一句含糊不清的话,他一无所有,剩下的,不过是他根据自己的梦境所建立起来的内心想象而已。这个时候,即使再拿出是过来借字典的理由来,也派不上用场了,因为这样一来茱莉亚的到来就无法解释了。奥布兰路过电幕的时候,似乎想到了些什么,于是停下脚步,转身按下电幕上的开关,只听见啪的一声响,声音就停止了。

    茱莉亚忍不住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声。温斯顿也惊呆了,但还是忍不住舌头的速度溜了一句话出来:

    “您能关掉这个电幕呢!”他问。

    “对,”奥布兰回答道,“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此刻,他们面对面站着,奥布兰那魁梧的身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两个,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有点严肃地等待着温斯顿开口,可是能说什么呢?即使在这一刻,作为一个大忙人的他,估计正在琢磨着自己怎么被打扰的。没人吭声。自从电幕关掉后,房间里弥漫着死一般的沉寂,每一秒都被拖得很长很长。温斯顿费劲儿地盯着奥布兰的眼睛看。紧接着那张阴郁的面容忽而松了下来,似乎要示以微笑。奥布兰推了推眼镜,那是他的经典动作。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他问。

    “我先说吧。”温斯顿马上应道,“电幕真的关掉了吗?”

    “是的,全都关了。现在在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

    温斯顿愣了一下,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来这里的动机如此不清晰。因为在根本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从奥布兰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要说出为什么来这里是很不容易的。他继续说着,感觉自己所表达的一定听起来很不充分,也有点自命不凡。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相信你会和一个地下的反党组织有某种联系。我们也想加入,想为它而服务。我们要与党为敌,不相信那一套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是通奸者。我之所以会把这些告诉你,无非是为了听凭你的安排。如果你想揭发我们,我们也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说到这里,温斯顿停了下来,感觉房门被打开。转头一看,果然是那个黄色面孔的仆人不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见他手里捧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个玻璃瓶和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自己人,”奥布兰淡淡地说了一句,“马丁,把酒拿到这个圆桌上来,椅子都够了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坐着来聊了。马丁,你自己也拿张椅子来一起坐吧,我们谈的都是公事,你有十分钟时间不用做仆人了。”

    矮个人男人听从吩咐坐了下来,动作很自然,但还是带着一种仆人的神态,是那种享受到特殊待遇贴身男仆的模样。温斯顿用眼角瞟了他一眼,他察觉到这个男人的一生都在扮演着一种角色,即使是卸下伪装的身份一分钟,仍旧觉得是危险的。奥布兰拿起玻璃瓶的瓶颈,把一种深红色的液体倒入玻璃杯中。这个动作唤起了温斯顿那已经模糊了的记忆,那是他很久以前在墙上或者广告牌上看到的情景——一个由点灯组装而成的大瓶子在上下摆动,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杯子里。从上面看,这种液体几乎是黑色的,而从玻璃瓶外面看,则有一种红宝石般的光芒在,味道又酸又甜。他看见茱莉亚拿起她自己那杯,好奇地闻了闻。

    “这东西叫葡萄酒,”奥布兰微笑着淡淡地说,“你们在书上肯定看过这个,不过恐怕你们这种外党党员是很少能喝到。”他的脸色又暗沉下来了,但举起了酒杯。“我想我们应该先为我们的健康干杯,为我们的领袖伊曼纽尔·戈斯坦因干杯。”

    温斯顿有点急切地举起杯子来。他曾经在书中知道葡萄酒这种东西,就像那块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那隐约记得的歌谣一样,这都是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浪漫存在——他在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称呼旧时代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误解葡萄酒是一种味道很甜的东西,就像黑莓酱那样,而且很容易就喝醉了。而实际上,当他喝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实在是失望之极。可能是他在喝了多年的杜松子酒之后,已经无法真正地品酒了。他把空杯子放了下来。

    “那么说真的存在戈斯坦因这么一个人?”他问道。

    “是的,真的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还活着。但是,他现在在哪里,我也无从知道。”

    “那么那些反叛组织呢?也真的存在着?不会是思想警察自己杜撰出来的吧?”

    “不,是真的,我们叫它兄弟会。除非你相信它的存在和成为它中间的一员,否则你不会知道很多关于它的事情,这一点我一会再跟你解释。”他看了看腕表,又说,“即使我是个内党党员,但是要把电幕关掉半个小时以上的话,也不是明智之举。你们不应该一起过来的,离开时候也需要分开走。你,这位同志——”他朝茱莉亚点了点头,“你要先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来处理我们的事情。你们得明白,我必须先问你们几个问题。大概地说,你们准备做点什么?”

    “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温斯顿说。

    奥布兰转了一下椅子,这样就能正面对着温斯顿。他几乎忽视了茱莉亚的存在,理所当然地认为温斯顿可以代表她来发言。他半闭着眼睛,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开始他的发问,像是在教堂进行洗礼时候问答式一般的例行公事,对于大多数的答案,其实他早已心中有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吗?”

    “愿意。”

    “你们愿意奉命杀人吗?”

    “愿意。”

    “去执行可能导致几百名无辜群众丧命的破坏活动呢?”

    “愿意。”

    “向国外势力出卖你自己的国家呢?”

    “愿意。”

    “去欺骗、敲诈勒索,去做毒害儿童心灵的事,去散发令人上瘾的毒品,去逼良为娼,去传染性病——总之,去做任何有可能引发党的道德败坏以及削弱它的力量的事情。”

    “愿意。”

    “如果,打个比方说,把硫酸泼到某个小孩子身上这件事也会符合我们组织的利益——你也愿意这样做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都当一名服务员或者码头工人吗?”

    “愿意。”

    “如果我们要你们自杀呢?”

    “愿意。”

    “你们两个人愿意分开,永远不再见面?”

    “不!”茱莉亚突然插了一句进来。

    温斯顿似乎停了好一会才回答他。有那么一阵子,他好像失去了说话的力气,他的舌头在动,但是毫无声响,蹦出一个音节,再一个音节,一次又一次。他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是说了个“不”字。

    “你跟我们说了实话,这很好。”奥布兰说,“我们有必要了解一切的细节。”

    他转过身去,正对着茱莉亚,并且话语间加了点感情说:

    “你想过没有,即使他这样活着,他也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许我们有义务要给他换一个新的身份。他的脸,动作,手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甚至他说话的声音也会完全不同。而你自己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们的整形医生能给任何一个人改头换面,有时候甚至要进行截肢。”

    这时候温斯顿忍不住快速地瞟了一眼旁边马丁那张脸,倒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疤痕之类的。茱莉亚的脸色却越显苍白,雀斑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她还是勇敢地看着奥布兰,嘟囔着似乎说了句同意的话。

    “好,那我们就这样定了。”

    桌子上放着一个银色的香烟盒,奥布兰心不在焉地把烟盒推给温斯顿他们抽,他自己也抽上一根,然后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似乎站着更有助于思考。那是一种高级香烟,卷得很好,有点粗,连外面的卷纸都带着一种不常见的顺滑感。奥布兰再次看了看手表。

    “马丁,你现在最好就回到餐具室里去,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打开电幕了。你走之前,好好看看这两位同志的脸,你可能会再看到他们,我估计就不会了。”

    和刚才进门时候一样,这个矮小的男人那双黑色的眼睛又开始在他们的脸上扫来扫去。没有一丝的友好,他是在记住他们的外表,但对他们本身却没一点兴趣,至少是看不出他有什么兴趣。温斯顿突然想到,他那张整容过合成的面孔,可能是不能随便改换表情的。马丁走了出去,没说话,也没打招呼,就静静地关上了门。奥布兰依旧在来回踱步,一只手插在制服的口袋里,另外一只手则掐着烟。

    “你们要明白,”他说,“你们将来是在黑暗中战斗,而且永远都是这样。你们会收到命令,然后就是不问究竟地去执行。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本书看看,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它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还有我们会制定怎样的策略来摧毁它。当你读完这本书,你就是兄弟会中的一份子了。但是除了我们奋斗的总目标和目前的任务之外,关于兄弟会你不会了解到更多。我告诉你真的存在兄弟会,但不会告诉你它究竟有一百还是一千万个成员。你们会同时和三四个人接触,但下一次再接触的就未必是原来的同志了。这是你们第一次接触,所以会保持下去。你们所收到的命令,都是从我这里发出的。如果有必要和你们联系,我们会找上马丁的。如果你最后被抓,你会招供,这当然是无可避免的,但你能招供的东西非常少,除了你自己本身的行动,或者再供出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来。甚至,你们都不会出卖我,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也可能变身为另外一个人,换了另外一张脸。”

    奥布兰继续在那张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踱着步。虽然他长得蛮壮实的,但一举一动之间却透露着非凡的气质,即使是把手插在裤袋里,或者在摆弄着那根香烟,他给人的印象——不仅有力量,而且是自信且善解人意的,尽管言谈举止之间充满着嘲讽的意味。虽然他的内心可能充满着渴望,但狂热分子那种偏执在他身上近乎不存在。当他谈及谋杀、自杀、性病、截肢和整容的时候,空气中似乎漂浮着一种嘲讽的氛围,似乎在说:“这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我们要毫不妥协地做下去的事情,但等到我们的生活有了尊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金盆洗手不干了。”温斯顿的内心燃起对奥布兰由衷的敬佩之情,甚至近乎崇拜了。那一刻他忘记了戈斯坦因这个幽灵一般的人物了。当你看着奥布兰那强壮有力的肩膀和粗糙的面孔,既丑陋又文明,几乎不能相信他会被打败。他是一个精通谋略,能预测危险的人物,甚至连茱莉亚也被他所折服。她专心听着他讲话,任由手中那根烟自个儿燃烧殆尽。奥布兰继续说:

    “你们已经听说过兄弟会存在的谣言,毫无疑问你们自己脑中也会有一副关于它的图景。你们或许会想象,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地下反叛组织,会秘密聚会,在墙上涂鸦各种信息,通过暗号或者打手势的方式来接头等等,但是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曾存在过。兄弟会之间的成员是无法彼此确认的,任何一个成员,至多也仅仅是知道另外几个人的身份而已。即使是戈斯坦因自己落到思想警察的手中,也不可能交出全部成员的名单来,或者供出任何信息找到全部的名单。根本就没这样一份名单。兄弟会不能被消灭掉,就是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它的存在,依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法被摧毁的信念把人们联结在一起。除了这种信念,再无其他东西来支撑你。既无同志之间的友谊,也没有人会来鼓励你,当你最终被捕之际,你也不会得到任何的援助,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援助我们的成员,至多在非常必要的时候要求某人保持沉默,有时候会偷偷送一个剃须刀片到牢房里。你们必须要适应这种毫无结果也毫无希望的生活。你们会为此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捕,然后招供,然后死去。这些就是你们能看见的结果。在我们这一生中,不会发生任何可见的变化。我们是死去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我们会化为几缕尘土,以及剩下几块骨头,来参与到这未来中去,但这所谓的未来究竟有多远,没有人会知道,或许在一千年以后。现在,除了微乎其微地扩大那些具有清醒意识的人群,我们别无他法。我们不能集体性行动,我们只能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我们的认识和经验。在思想警察当道的时代,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奥布兰停了一下,第三次看了看他的表。

    “你差不多得走了,同志。”他对茱莉亚说,“等一下,瓶里的酒还有一半没喝呢。”

    他斟满了一杯,然后举起他那一杯。

    “这次为了什么而干杯呢?”他说,依旧半带着嘲讽的语气,“为了愚弄思想警察?为了老大哥的死去?为了人性?还是为了将来?”

    “为了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更重要,”奥布兰认真地附和着说。

    喝完杯子里的酒后不久,茱莉亚起身准备走。奥布兰从壁橱里取下一个小盒子,从中拿出一片扁平的白色药片给她,要她放进舌头里。他说不能让外面的人闻出她口中的酒味,那些负责开电梯的人看得非常仔细。关上门后,奥布兰似乎就忘记了茱莉亚的存在了。他又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停住。

    “我们还得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他说,“我想你们总该有个藏身之地吧?”

    温斯顿跟他说起查林顿先生楼上的那间房。

    “暂时住在那里是可以的,迟点我再安排另外一个地方给你们,经常变换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同时我还要把那本书给你。”温斯顿留意到奥布兰在说这个词语的时候加重了语气。“你也知道的,就是戈斯坦因的书,但是可能要再过几天我才能拿到一本。你应该想象得到,没几本这样的书能流传下来,几乎是我们印刷一本,思想警察就查抄和销毁一本,但也没关系了,这本书是不可能被毁灭的。上一本没有了,我们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再印刷一本。对了,你上班时候会带公文包吗?”

    “一般来说,都带的。”

    “什么样子的?”

    “黑色,很破旧了,还有两条带子。”

    “黑色,破旧,两条带子——好。这段时间的某一天——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哪一天——你早上上班时候会收到一份有错别字的文件,你就要求再送一份,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别带公文包。就在这天的某个时候,大街上会有个人按按你的胳膊对你说:‘我想这是你掉的公文包。’在他给你的这个公文包里,就会有戈斯坦因的书。然后你要在两个星期之内归还回来。”

    他们沉默了一会。

    “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了,”奥布兰说,“我们会再见面的——如果真有机会再见面的话——”

    温斯顿抬起头看着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有点迟疑地说。

    奥布兰点了点头,没有觉得惊讶。

    “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似乎领会了温斯顿的暗示,“但现在,在你离开之前,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有什么口信需要我捎的么?或者还有什么疑问吗?”

    温斯顿想了一下,似乎没什么问题想问的,更不想在这个时候来唱高调。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的倒不是和奥布兰、兄弟会有直接关系的事,而是浮现出一个混合的图景:在母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住的那间阴暗的房子,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那块玻璃镇纸以及带玫瑰木框的版画。他几乎是随便就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也知道这首歌谣?它的开头是这样唱的:‘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奥布兰又点了点头,紧接着他用虔诚的声音念出了那一整节: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法新。’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等我阔了再说。’肖尔迪奇教堂的大钟说。”

    “你居然知道最后一行!”温斯顿惊讶地说。

    “是的,我知道最后一行。不过恐怕现在你得走了,时间已经到了。再等一下,我去给你取片药。”

    温斯顿站起来,奥布兰就伸出他的手,那只强有力的手几乎要把温斯顿的掌心捏碎。到门口的时候,温斯顿转过头来,但奥布兰似乎已经把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他的手指正按着电幕的开关,等待着温斯顿的离开。在他的身后,温斯顿可以看见一张写字桌,桌面上放着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口述器和堆放在铁篮子里的一沓沓文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温斯顿想到,半分钟内奥布兰就会恢复刚刚被打断的重要工作,继续为党服务。

    温斯顿累得像一块果冻。真的,果冻是最恰当不过的词语了,这是自然而然在他的脑海里蹦出来的。他的身体似乎像果冻那样柔软,而且也是半透明状。他觉得自己要是把手举起来,都会看见光线穿过。他的血肉之躯全都被大量繁重的工作所抽干,剩下的只是一些神经、骨骼和皮肤组成的柔弱骨架。他的知觉似乎被放大了,因此感到敏感。工作服摩擦着他的肩膀,走在人行道上感到脚底在发痒,甚至伸缩一下自己的手臂也能感觉到关节在咯咯响。

    他在五天之内的工作时间几乎超过九十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也一样。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到明天上午之前,他都无事可干,党也没给他安排什么公务。他可以去查林顿先生那个房间待上六个小时,然后回自己的宿舍待九个小时。下午的太阳非常柔和,他慢吞吞地走在那条通向查林顿先生店铺的街道上,路上脏兮兮的,他继续留意着是否有巡逻队的出现,但直觉告诉他今天下午不会有什么危险,没人会上前盘问他。每走一步,他身上携带的那个沉重的公文包就碰一下他的膝盖,使得腿部从上到下都有一阵发麻的感觉。公文包里放的正是“那本书”,他已经随身携带整整六天了,但至今还没打开过,更别说翻开来看了。

    仇恨周的第六天,在经过各种游行、演讲、呼喊、歌唱、摇旗、贴宣传画、电影、蜡像、击鼓演奏和喇叭的尖叫、操正步的脚踏声坦克履带的倾轧声、一呼而过的飞机声和枪炮的轰鸣声之后,民众的情绪达到顶峰,对欧亚国的仇恨也已经飙升到不同戴天的程度。在这个时候,原本安排在仇恨周最后一天才执行绞刑的两千名欧亚国俘虏,如果落到他们的手中,一定会被四五分尸。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传来的消息却说不是跟欧亚国,而是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同盟国。

    当然,不会有人承认发生过任何的改变,只是大家都突如其来地知道了东亚国是敌人,欧亚国是友国而已。这件事刚发生的时候,温斯顿正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参加示威活动。当时是晚上,那些苍白的脸孔和鲜艳的旗帜都在灯光的照耀下渲染而开。广场上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千人是身穿侦察队制服的小学生。在铺满红布的讲台上,一个内党党员正在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个子矮小,手臂硕长,脑袋奇大,和身体极度不相称,头上只有几缕稀稀疏疏的头发。他长得像个小侏儒,身体因仇恨而扭动着,一只手紧紧抓住话筒,另一只骨瘦如柴的胳膊却在头顶的空中各种比划着。他的声音穿透扩音器,显得非常刺耳,口中不停地发出欧亚国的各种罪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战犯、滥杀平民、散发不实的宣传、侵略、撕毁合约等等。听他的演讲,起先你不得不暗暗相信,继而变得疯狂不已。每隔一两分钟,民众就被他的煽风点火弄得义愤填膺,喇叭的声音也被这从几千个喉咙里迸发而出咆哮般的声音压制下去,而喊得最猛的,就是那些小学生。讲话持续了大概二十分钟,突然一个通讯员急急忙忙走上讲台,塞了一张纸条给他。他打开看了一眼,但并不停止他的演讲。他的声音、动作甚至演讲的内容都没发生丝毫的改变,但是那些国家的名字却悄悄变得不同。一句话也不用说,理解的波浪就层层盖过人群,大家马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大洋国是在跟东亚国打仗!然后是一阵剧烈的骚动。广场上那些旗帜和宣传画全都错了,有一半以上的宣传画印的都是错误的人像。这还不是明摆着吗?准是戈斯坦因那群阴谋分子在搞破坏!接着出现一阵狂欢般的插曲,有人开始把墙上的宣传画扯下来,旗帜也被撕成碎片踩在脚底。侦察队的成员个个身手敏捷,他们爬上楼顶,剪掉在烟囱上随风飘扬的三角旗。不过才两三分钟时间,一切就都改换妥当了。那位演讲者还是紧紧握着他的话筒,肩膀前倾,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直接继续他的演讲。不到一分钟,台下那些人群又爆发出声嘶力竭的咆哮声。仇恨周照常进行着,只不过仇恨的对象变了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演讲者在看完那张纸条后,可以完全在不停顿、不改变语法规则的情况下把欧亚国变成东亚国。但在那一刻,他心里想着另外一件事。在那些宣传画被扯下的混乱中,有个他看不清面孔的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打扰一下,我想这个公文包是你掉的。”他没说话,随手就接过那个公文包。他明白,书虽然是到手了,但还是得等上几天才有机会一睹真容。示威活动一结束,他就马上回到真理部去,虽然那时候已经快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其他员工,也都这样。电幕上已经在发号施令要他们回到岗位上了,真是多此一举。

    大洋国正和东亚国交战,大洋国一直都是在跟东亚国交战。过去五年内的政治文件,大部分也因此而作废,所有的报道、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和照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火速校正。没人发布什么正式的指示,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部里的首长是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再提起和欧亚国打仗、和东亚国结盟的事情。这件事情本来就很艰巨,同时还需要拐弯抹角地说,搞得就更复杂了。每天二十四个小时,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得工作十八个小时,中间小睡两次,一次三个小时。从地窖里拿出床垫,摆得满走廊都是;他们吃的是三明治和胜利咖啡,饭堂的服务员会用推车推过来分发。温斯顿每次去走廊眯一会前,都尽量把桌面的工作完成,但每次拖着沉重的脚步睡眼朦胧回来后,发现桌面的纸卷又堆积如山了,不仅把口述记录器埋了一半,还有很多都飘到地上去了,所以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纸卷整理成堆,好腾出地方开始干活。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地例行公事就可以了,有些地方只把一个名字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但有些详细的报告就需要费上不少心思和想象力。就说把某场战争的地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都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才能驾驭得了。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无法忍受,而且每过几分钟就得擦一遍镜片,这真是像在为了应付一件累人的体力活而苦苦挣扎,一件本身有权利拒绝去做,但同时又鬼使神差般想把它做完才觉得满足的体力活。就他所记得的,自己并不为自己睁着眼说瞎话的行为感到不安,虽然他对口述器所说的每个字,用笔修改过的每一划,都不过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而已。他和部里其他人一样焦虑,希望把这种伪造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在第六天的早上,纸卷慢慢减少了,有时候等了半个多小时,气力输送管啥都没喷出来,然后出了个纸卷,然后又没了。同时,各个单位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于是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悄悄地叹了口气,一项无法被光明正大提起的伟大工程要完成了。从此,再也不会有人可以拿出文件来证明,大洋国是跟欧亚国打过仗的。十二点时候,部里忽然意外发了条通知说,下午到明天早上都不用上班。温斯顿自从七天之前从那个人手上接过那个公文包后,就一直带在身边。他上班的时候就把它夹在两腿之间,睡觉时候就垫在身体下面。回到家后,他刮了个胡子后就开始洗澡,水只不过是微热的,但他居然睡着了。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房子楼梯的时候,关节在吱吱响,他觉得有点舒服。虽然很累,但不再睡意昏沉。他打开窗子,点亮那个肮脏的油炉,准备烧水煮咖啡。一会茱莉亚也要过来,可以先看看“那本书”。他坐在那张脏兮兮的扶手椅上,打开公文包。

    这本书的封面是黑色的,装订看起来也很业余,封面上也没印上作者或者书的名字,印刷的字体和常见的不太一样。书的边角已经破破烂烂的,很容易就裂开,像是经过很多人的传阅。扉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为的是感受一下此时的自己正在安全又舒服地看着书。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幕,钥匙孔中也无人会偷听,更不用紧张地扭过头去看有没人在监视着,或者用手不安地捂着书。夏日的微风轻轻地吹着他的脸庞,小孩子的叫喊声隐隐约约从远处某个地方传来。房间里除了那台老式钟的滴答声外,一切都是静谧的。温斯顿往扶手椅中坐得更深一点,把脚搭在壁炉前的挡板上。这真是不朽的天赐之福呀!突然,正如一般人在拿到一本书后,知道自己会一再读这本书一样,他随意翻了翻这本书,发现翻到了第三章。他继续读着: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就可以真实预测到这个世界即将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美国吞并了大英帝国,这三个大国中的两个,也就是欧亚国和大洋国,事实上已经存在了。第三个大国,也就是东亚国,在经过十年的混战之后才崛起。这三个大国的边境,在一些地区是任意而定的;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根据战争的结果来决定,但一般而言,是根据地理界限来划分的。欧亚国的版图包括欧亚大陆的整个北部,从葡萄牙一直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则包括美洲、大西洋列岛、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端。东亚国要比另外两个小一点,西部的疆域还不太稳定,包括中国、南洋、日本群岛等地。

    这三个超级大国,一国结盟另一国来攻打第三国,处于这种混战状态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不再像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那样,打得如此绝望与疯狂了。他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很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法彻底摧毁另外一个国家的,他们不是为了物质而战,意识形态方面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是说对于战争方式或者战争的态度变得没那么嗜血成性或者多了些武侠风度,相反,这三个国家的战争氛围已经持续不断,并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了。强暴妇女、抢劫、滥杀儿童、大批人口被迫成奴,甚至把战俘活埋或者煮死这种事情,都被视为正常现象,而且如果是自己人而不是敌方来做这种事情,就更是英雄行为了。但在实际的数字上,战争所涉及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经过高度训练的专家,伤亡人数也比以前的战争要少很多。战争一般都是发生在一些模糊的边境地带,对于真实的地点,一般的人也只能猜猜而已。如果不是在边境地带作战,那就会是在游浮堡垒防卫的海上地带附近。对于居住在大都市中的人而言,战争除了经常造成消费物品的长期短缺外,就是偶尔飞来一颗火箭弹,炸死几十个人而已。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发生改变,更准确一点来说,就是战争的重要性顺序已经悄然改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中,这种动机只是在较小范围内得到呈现,现在已经变得明显起来,并有意执行。

    要了解现在这场战争的本质,(虽然每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结盟或者拆伙的事,但实质上都是同一场战争)首先,必须弄明白,这种战争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即使是两国联合起来,也不能完全打垮第三个国家。三国鼎立,势均力敌,它们与生俱来的防御能力也各有特色。欧亚国土地面积辽阔,大洋国则依靠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东亚国人口稠密,人们辛苦劳作。其次,从物质的意义层面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再大打出手的了。随着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和消费都已经平衡,过去战争中因为争夺市场的驱动力已经荡然无存,不再是为了原材料而争得你死我活的了。无论如何,三个超级大国都已经建立了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如果说战争的发动还有直接经济方面的原因的话,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了。在各个大国的边界之间,有一个不曾被任何一个国家所占领的地方,它是一个四角形,四个角分别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以及香港,加起来的人口占据全球的五分之一。三个超级大国就是为了占据这些人口密集地区和北极区的所有权而冲突不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地区,它的各个部分经常易主,要见风使舵才能占据下那么一小块地方,因此,结盟的方式真是千变万化。

    这些必争之地都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有些地区则盛产重要的植物,比如橡胶。在不生产这些东西的寒冷地区,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提炼,成本高出不少。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占领了赤道非洲,或中东地区,或者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能够主宰这几千万甚至几亿个廉价劳动力的命运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奴隶的地位或多或少是公开化的,一个征服者前脚刚走,另外一个后脚就来了,而且他们被当成像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来对待,是制造军火武器的燃料,侵略战争的卒兵。以竞赛来制造更多的军备,掠夺更多的领土,就这样无限地循环下去。应该留意到,战争也蔓延到这争夺地区以外的地方去。欧亚国的国界,就在刚果河和地中海的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辗转于大洋国和东亚国之间;而蒙古,在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中一直也不稳定。在北极地区,三个大国都声称对它那辽阔的疆域拥有主权,其实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荒无人烟的,未曾被探索过。这三个超级大国也维持着平衡的力量,所以都是在边缘地带开战,从未蔓延到三国的中心地带。而且,靠近赤道地区的人们虽然备受剥削,但他们对世界的经济和财富并没什么大贡献,因为不管他们生产的是什么,总是消耗在战争上,而发动战争的目的又在于争取更多的人力物力,让自己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说这种奴隶还有什么用的话,就是所投入的劳动力使得战争的节奏变得更快了。但假如这些奴隶不存在,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运行的原则,也不会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

    现代战争最主要的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内党的头目可以认识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同时也可能完全不当一回事)是尽量消耗机器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就是工业社会的潜在问题。现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在挨饿,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即使不进行人为的销毁,剩余消费品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今天这个世界,与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是个缺乏物质、遍地饥饿、破落不堪的世界,跟当时人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相比的话,那差距就更远了。二十世纪初期,人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富裕、休闲,社会有秩序、有效率,是一个由钢铁和雪白水泥所建构起来的美丽新世界,是一个几乎每个识字的人都曾意识到的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般的人也很自然地想象着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部分原因是长期战争和革命所引起的贫困,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科学技术进步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思想习惯,在这种严格军事化管理的社会里,无法存在下去。总体而言,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的那个世界更原始。有些落后地区确实得到发展,一些和战争武器或者思想警察用来监视平民有关的技术也取得某种进步,但重要的科技实验和发明,总体上都停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一直都没恢复过来。机器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还存在着。机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有思考力的人马上就想到,人们不必再从事苦力活了,因此很大程度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会消失。如果机器真的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一种工具,那么饥饿、苦力、肮脏、文盲和疾病就会在两三代之间被消灭掉。实际上,机器并不是为以上任何一种目的而服务的,而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机器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有时候不可能不分发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期间,机器的出现确实提高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很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也会对政治集团产生威胁。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威胁到的只是等级社会的存在。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食物充足,住的地方有浴室和冰箱,还拥有私家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明显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平等现象将会消失殆尽。如果这演变成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就变得没有任何区别了。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的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能进行平均分配,而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这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这样的社会也是无法保持长期稳定的。如果所有人都享受到既奢侈又安定的生活,那么平时遭受贫困折磨的大部分人都将开始读书认字,并学会独立思考。等他们学会这一点之后,他们早晚会意识到这些少数特权分子毫无作为,会将之清出历史的舞台。从长远的目光来看,等级社会的存在只会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之上。如二十世纪初期一些思想家所梦想的,回到农业社会中去,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第一,这和已经成为全球人们天性的机械化是对着干;第二,凡是在工业方面落后的国家,在军事中也会处于疲软状态,最终是会直接或者间接被先进国家所控制。

    不过,如果通过控制物质的产量来让老百姓处于贫穷的状态,也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在资本主义的末期(大约是一九二零年到一九四零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就是走这种路子。允许许多国家的经济停滞下来,土地不再耕种,器材也不添加,大部分人都处于失业状态,需要靠政府的救济金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军事上的力量,而且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这种缺乏本身就是人为的,根本毫无必要,那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反抗了。问题在于如何继续运转工业生产这个车轮,同时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产品是必须要继续生产的,但同时又不能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通过不断发动战争了。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是非要取人性命,而是消耗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就是把这些产品炸个粉碎,抛到太空或者沉没海底,否则这些东西就会让人们生活得太过于舒服。从长远的意义来讲,这样会使他们变得太过于聪明而不受控制。虽然这些战争武器会被摧毁,但仍旧可以通过投入劳动力进行再生产,他们宁愿这样,也不想生产任何消费品。举例来说,建一个水上堡垒所消耗的劳动力就能造几百艘货船,这座堡垒在根本上也会废弃并拆掉,它永远也不会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并且接着还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继续再建一个。原则上,发动战争的目的就在于消耗那些满足国民基本需求以外所剩余的物资,但事实是,国民的基本需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满足,导致的结果是一半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常常是处于短缺状态,但这一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政府别有用心的政策,为的就是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偶尔也吃点苦头,这样他们在得到甜头的时候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也能更加凸显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别所在。用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甚至内党党员也是过着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生活。然而,他们也正因为手中的特权得以享受一些奢侈品,比如宽敞豪华的房子,质地更好的衣服,美味佳肴,上好烟草,私人汽车或者直升飞机,还有两三个仆人听候差遣——这就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了天壤之别,而外党党员和那些所谓的普罗大众相比,又拥有着这种相似的特权地位。整个社会就处于一种四面受困的氛围之中,贫富之间的差距就表现在谁能吃上一块马肉;同时,人们意识到此时身陷战争之中,危机四伏,为了求生存,也只能把手中的权力交付给一个小阶层来说了算。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仅是完成破坏这个任务,而且在心理层面也是需要被接受的。从原则上来说,要消耗世界上这些剩余劳动力,其实非常简单,建庙宇和金字塔,挖坑再填上,甚至可以生产出一大堆产品然后放火全都烧掉。但是,这仅仅是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除此之外,还有情感基础需要考虑。但是,要紧的并不是无产者的精神面貌如何,只要他们像牛马一样不停地工作就可以了,要紧的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即使是身份最底下的内党党员,也被要求表现得既称职又勤勉,甚至在有限的范围内还能耍点小聪明。同样必要的是,他们应该是那种盲目轻信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脑子里装的就是恐惧、仇恨、崇拜和胜利的亢奋。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保持着一种战时的状态,而是不是真正发生战争,那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打得是进是退也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应该继续保持着这种战争的状态。党会要求党员做到理智分裂,而这种境界在战争的氛围中是最容易达成的,现在都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党员的地位越高,这种心态就越明显,所以,恰恰是内党党员对战争的情绪是最歇斯底里,恨意最强的。作为一名管理者,内党党员是需要经常知道在那些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中,孰真孰假。有时候他也知道战争不过是无中生有之事,要么压根儿没发生过,要么战争目的和党所宣传的是南辕北辙。不过也无关紧要,因为运用“双重思想”的手段就极其容易将这种认识中立化。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会怀疑大洋国和敌国交战的真实性,而战争注定是以我们大洋国的胜利为结束,大洋国也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的主宰。

    征服世界,向来都是所有内党党员的信仰。如何征服世界?有两条途径,第一可以通过一步步掠夺更多的土地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则是研制出他们无法抵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于那些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天才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在今天的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荡然无存。在新话中,不存在“科学”这个单词,过去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所依赖的经验主义思维和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连技术上的进步,它的目标也在于减少人类的自由。在实用技术层面,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是开历史的倒车。用牛马来耕田,用机器来创作,但在关键问题上——指的是战争和警察监视——鼓励的还是采用经验主义的方式,至少是容忍这样做。党的两大目标就是征服世界以及全面消灭任何关于独立思想的苗头。因此,党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在非本人自愿的前提下如何得知一个人在想什么,二是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何一口气杀死几亿人。今天的科学研究,也集中在这两大课题上。而今天的科学家,也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兼具心理学家和审讯者的身份,他们会对人的面部表情、举止动作和说话语调所代表的含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而且对那些能测试人讲真话的药物,震惊治疗、催眠术和毒打的各种效果也进行试验,以此来获得罪犯招供的手段。第二类是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要他的研究专业能和杀人沾上关系就可以。在和平部的大型实验室里,在巴西的隐秘森林中,在澳洲的沙漠地带,或者南极洲的荒野列岛上,专家团队们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人负责制定未来战争的作战计划,有人在设计更大型的火箭弹,威力更强悍的炸药和更难以穿透的装甲钢板,也有人在研究更具杀伤力的毒气,或者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可溶性毒药,它的产量要足以毁灭整个大陆的植被,或者是繁殖不怕一切抗体的细菌。有的专家则想造出某种类似潜水艇的工具,可以在地底下穿梭而行,或者造出类似轮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类似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些专家在做一些更不可思议的研究,例如能不能用悬挂在几千米高空的棱镜来把太阳射线聚焦,能不能利用地心的热能来人为制造地震和海啸等等。

    但是,这些所谓的项目没有一个是接近所设定的目标的,三大国中,也没任何一个国家会完全领先于谁。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三者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这比他们目前所想研制的任何一种武器都更具威力。虽然党总是惯性般把发明原子弹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但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原子弹的身影,十年后就开始投入大规模的使用中。当时,几百颗炸弹落到工业中心地带中去,主要集中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和北美。这次世界性的灾难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再扔几颗的话,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都要完蛋了,如果这样,他们的权力也就没了用武之地。从那以后,虽然大家都没签订什么条约或者留下口头承诺,但是,谁都没有再扔原子弹了。三大国只是继续埋头研制原子弹,并把它们储存着,等待着在某种迟早会到来的关键性的时机中能独领风骚。同时,这种战争方式已经固定了三四十年了。直升飞机比以前用得更频繁了,因为飞弹已经取代了轰炸机,军舰也让位给几乎难以击沉的水上堡垒,但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进展。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那些步枪和手榴弹都还在继续使用。虽然报纸和电幕还在夸夸其谈,但是那种在几周内就丧命几十万几百万人的早期恐怖战争,却从未重复过。

    三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会尝试调遣部队来发动大规模伤亡的战争,如果非要发动不可,一般会选择突袭盟国的方式,这是他们共同采用的策略,或者表面上假装遵从这样,这都是一样的。他们心底打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战斗、谈判、恰当时机的算计等手段,来夺下围绕在敌国周边的一批基地,然后和他签下友好条约来维持多年的同盟关系,以此来消除对方的疑虑,变得麻痹起来。在这期间,装有核弹头的火箭弹就可以集中在那些战略要塞上,最后万弹齐发,打对手个措手不及。解决一个对手之后,再和剩下的那个大国签订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的袭击做准备。这种阴谋计划,几乎不用说都知道不过是在做白日梦而已,永无实现之日。再者,三大国从未在敌国领土上开过战,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只是围绕在赤道到北极那些存在争议的地带展开,这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三大国边界地带的某些地方仍是不固定的。例如,欧亚国轻轻松松就可以拿下不列颠群岛,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些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若想把边界推到莱茵河或者波兰的维斯瓦河,就会违反了“文化整体”这个虽然不成明文但各国一直都恪守的原则。因为,如果大洋国要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很必要的一点,就是要么把当地的居民都杀个精光(那也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要么把他们那一亿人全都同化了。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发展和大洋国的国民的水平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三大强国都面临着一样的难题,就他们的社会结构而言,民众除了需要必要地与战俘和黑奴进行有限的联系以外,不能和外国人发生任何的联系,即使是现在的盟友,也是揣怀着一颗黑暗之心怀疑之心。除了战俘,大洋国那些普通的国民从未能见过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国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他们是被禁止学习外语的。党所担心的是,国民一旦和外国人接触,不仅仅会发现他们也是和自己长得差不多,而且最后也会发现,党所宣传的那些东西尽是谎言。这样,他们所身处的那个封闭世界将被打开一个窗口,而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的道德感也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因此,三国都意识到,不管波斯、埃及、爪哇岛或者锡兰多几经转手都已无所谓,除了扔炸弹外,主要的疆域绝对不允许任何东西跨过。

    在这个“不破坏整体文化原则”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不曾明言的事实,但这已被默认成规,并遵照不误,那就是这三大国的生活状态都八九不离十。在大洋国,大家安身立命的哲学是英社,在欧亚国流行的则是新布尔什维克思想,而在东亚国的信仰中,有个中文名字,叫“死亡崇拜”,但翻译成“消灭自我”更贴切一些。大洋国的民众并不被允许去学习其他两国的哲学思想,他们教导民众的那些思想不过是一些败坏道德和违背常识的言论而已。事实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清你我,他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在根本上也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千篇一律的金字塔结构,都有着半神半人式的个人崇拜,同样是靠源源不断的战争来支撑经济的运行。由此可见,这三国不仅无法征服任何一方,而且即使征服了也毫无益处可言。恰恰相反,只要这三者之间保持着战争冲突的状态,反而会像三脚架一般彼此支撑。通常来说,这三者对其所作所为既有所了解又并非真正洞悉真相。在生活中,他们都极力想征服世界,但他们也明白,让战争处于一种不可战胜的状态并持续下去也是一种需要。同时,因为并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性,所以歪曲事实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正是英社的特色之处,其他两个对手的思想体系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得重复之前说过的话:连续不断的战争把战争的基本性质都改变了。

    在以前,战争之所以成为战争,只不过因为它迟早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胜负之间也是清清楚楚,确定无疑的。过去的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和现实世界之间保持接触的一种主要方式。在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穷尽一切手段来瞒住老百姓,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于他们的追随者,但这种方法也并非是万能的。一旦局势的发展遇到军事上的胜负,他们就很难再自圆其说了。只要是打了败仗,那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就得接受战败所带来的惨痛后果,所以一定要认真准备,以防战败。在哲学、宗教、伦理学和政治的范畴中,二加二或许可以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中,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迟早要被人征服,而错觉对效率的提升毫无帮助。而且,要追求效率,必须以史为镜,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准确的判断。当然,过去的历史也难免存在歪曲和夸张的成分,但不可能像今天这般进行伪造。战争的存在能让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而于统治阶级而言,战争也是一个颇残酷的考验,无论输赢,没有哪个统治阶级能逃脱责任。

    上面所谈及的,乃古代之战争。今天所打的连续战争,已无危险可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军事需要。科技的发展可以暂停,而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否认或者抛到一边去。正如我们所见,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着的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还是为了战争这个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讲,这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能否出成果并不重要。效率,甚至是军事效率,也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称不上有效率可言。既然这三大强国每一个都无法被征服,因此他们各自独立,自成一体,可以放开手去散播自己那歪曲了的思想。而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你才感受到现实的压力: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冷了要穿衣,深夜要找地方睡……要提防误喝毒药或者从高楼窗户跌下。当然,在生与死之间、肉体的快感和痛苦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的,但这几乎是人类仅存的差别了。大洋国的民众和过去的历史相割裂,与外面的世界相隔绝,他们俨然成了漂浮于星际之间的太空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在这类国家中,统治者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就连古埃及的法老或者罗马的凯撒大帝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们的责任不是让民众吃得太饱,但也不能让他们饿死很多,否则就难以为继了。他们只要保持着和对手一样低的水平线,就可以大施拳脚,为所欲为了。

    由此,如果我们按照以前的战争标准来看的话,现代战争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看起来正如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搏斗,头上的角度早预先设定好角度,看起来是打得你死我活,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伤及对方。但这种徒有虚名的战争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一方面它消耗掉剩余物质,也有助于保持那种在等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精神状态。可以看出,这种战争纯粹是内部所演的把戏而已。在过去,虽然所有的统治阶级都认清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和敌国进行交战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及,尽量控制破坏的程度。但是,他们是真正在开战,获胜者也确实在战争结束后对战败者进行掠夺。我们今天的战争可不一样了,它瞄准的不是敌国,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子民,而且战争的目的并不在于防止敌国的侵略或者去侵略敌国,而是为了保存着现有社会结构的不变。因此,“战争”一词就难免让人产生误解了,说得更准确一点,正是这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战争不复存在。自新石器时代起到二十世纪初,战争所赋予人类那种特殊的压力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种不同凡响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相互开战,而是和平共处,保持各自边界不受侵犯,结果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自成一体,外来的危险能使人清醒的影响也无法得以进入。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战争将是一回事。虽然大部分的党员对此仅仅是一知半解,但这就是党的口号中“战争即和平”的精髓所在。

    看到这里,温斯顿停了下来。远处传来火箭弹爆炸的声音。这种独自一人在没有电幕的房间里阅读被禁之书所带来的愉悦之感,还萦绕在心头。他的身体感到独处的宁静和安全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和身体上的疲惫感,椅背的舒服感以及从窗外迎面吹来的微风混杂在一起了。他被这本书迷住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这本书给了他信心。书上所谈及的,于他而言并无新奇之处,但这正是让人着迷的地方。如果他能将自己那凌乱的思想梳理一遍,整理成书,那这本书将是他所要说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和他具有某种类似的思想,但更具力量,而且系统性更强,鲜有顾忌之处。在他眼里,那些能描述你所知事情的书籍,才是真正的好书。他刚刚翻回第一章,就听见茱莉亚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去迎接她。她把那个褐色的工具袋扔到地上,一下子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整整一周没见面了。

    “我拿到那本书了。”温斯顿松开手后对她说。

    “噢,你真的拿到了?真不错。”她随口一说,显然没多大兴趣,接着就蹲在煤油炉旁边开始煮咖啡了。

    他们躺在床上半小时之后才开始谈到那本书。夜晚的风渐渐大了起来,他们拉了一下被罩盖在身上。楼下又传来那熟悉的歌声,还有皮鞋在石板路上来回摩擦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大块头的妇女,她几乎成了这个院子里的一个摆设。只要太阳还没完全下山,她就时刻不停地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游荡,嘴里不含着衣夹的时候就高歌一曲。茱莉亚躺在他的身边,像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上的那本书,然后倚床而坐。

    “我们要把这本书看完,”他说,“你也得看看,这是兄弟会的全部成员都要看的。”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读大声一点,这个方法最好了,你可以一边念一边给我解释。”

    时钟走到了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就分为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三类人还以很多方式往下细分,称谓也有无数种,他们的人数以及对他人的态度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是那些看起来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不变的社会格局总是能自行恢复,就像陀螺仪一样,无论你把它往哪个方向推得多远,它最后还是会恢复平衡。

    “茱莉亚,你还醒着吗?”

    “亲爱的,我在听着呢!你继续念,说得太好了。”

    温斯顿继续念道:

    这三类人的目标是永远不可调和的。上等人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中等人则想着抢占上等人的位置,而下等人呢?如果说他们还有目标的话,那就是想消除社会的等级,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终日被劳力所缠绕,只是偶尔想起才会注意到生活以外的事情)。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和这种运动轨迹大致一样的斗争反反复复发生,贯穿了整个历史。上等人在掌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迟早会在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信仰,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耐继续高效统治下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候,中等人就会借助为了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名义,拉拢下等人进入自己的阵营,一起对付上等人。等达到目标后,中等人又是一脚踢开下等人,让他们滚回自己原来受奴役的生活中去,自己一跃上升为上等人了。就这样,很快就有一个新的中等人从上等人或者下等人阶级中分裂出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斗争又重新开始了。在这三类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无法实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要是说自古以来,人类的物质生活从未改变过,那是有夸张之嫌,即使是处于衰退期的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是要比几个世纪前的要好得多。但是,无论财富增长了多少,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步多少,改革或者革命所抛洒下的鲜血,都不曾把人人平等这个理想推进哪怕那么一点点。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的变化所带来的,除了换了个主子,别无他物。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许多观察者注意到,这种斗争模式越来越明显。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兴思想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周期性的,并认为不平等的现象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改变的准则。这一学说,向来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不同的是,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大大不一样了。在过去,上等阶层不断宣扬等级社会存在的必要性,除了王侯将相,那些依靠他们而存在的神职人员和法律人士,也鼓吹这一点。通常来说,他们是通过承诺人生最后的归宿乃是天国之类的言论,来淡化大家对现世等级社会的严酷性。中等阶层只要还在为掌权而的奋斗,就离不开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幌子。现在不一样了,寄希望于将来夺权但实际上还没掌握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攻击博爱这个观念。过去的中等人就打着平等的旗帜来搞革命,但是,当旧的专制被推翻后,就马上建立起新的专制来,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早就预先了要实行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十九世纪初期,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连接古代奴隶起义思想上最后一个环节,它依然受到旧时代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从一九○○年以来所出现的社会主义变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伟大目标。本世纪出现的新运动中,无论是大洋国的英社,还是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死亡崇拜”,都打上“反自由”和“反平等”的烙印。当然,这些新运动都是旧运动的衍生物而已,除了还套用它的旧名以外,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口头上宣扬一下而已。但在这三种运动的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抑制进步,让历史在某个可选择的时刻如被冻住一样,停止不前。如同过去一样,历史的钟摆再次启动,不同的是,这次摆到另一边的时候就停止了。按照过去的惯例,上等人被中等人给推翻了,中等人跃居高位,不过这一次,通过耍些计谋,他们将永远稳坐顶座,难以被推翻。

    这种社会主义的新学说之所以出现了,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得到累积,以及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是没有的。历史的循环运动在这时已经是可以辨别的,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同时,既然能够分辨,它也就能够被改变了。但更主要、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有了实现的可能。确实,每个人仍然天赋不等,特长不同,有的比别人更占便宜,但阶级的划分,财富的悬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必要了。在更早的时代中,阶级的划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所渴望的。不平等是文明所必须承担的代价。随着机械式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现在还需要人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者经济水平之中了。因此,从那些为了获得权力这一派人的观点来看,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而奋斗,而需要对它存在的危险加以克服。在更为久远的时代,那时事实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把它作为一种信仰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几千年来,人们相信一种现世的天堂观念,在那里人人都生活在友爱之中,没有法律,没有繁重的工作,甚至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是获得实际利益的群体,都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也部分相信他们那套人权、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一类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还使自己的行为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种主要的政治思潮都倾向了专制。就在它可以实现的那一刻起,早先所谓的天堂,不再为人所相信了。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打上什么幌子,都退回到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控制之中。到了一九三零年左右,各种观点开始普遍地变得冷酷了,一些很久不再使用的做法,比如不加审讯就抓进监狱、将战俘用作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甚至被逼放逐这种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再度变得流行起来;更可怕的是,它得到了那些自视为开明进步的人士的容忍,甚至是辩护。

    全世界都卷入了一场国际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在经历这十年之后,英社和它的敌国才有了体系成熟的政治理论。但它们的出现,在世纪之初时各种统称为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就有了萌芽的迹象。从这种混乱中将要诞生的世界,它的轮廓在那时候也显现出来了;哪一类人将统治世界,也已经变得很清晰:新贵族的主要组成人员包括行政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领导、宣传方面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这些人员论出身,他们属于在中产阶级中拿着工资的那一部分人,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垄断工业和集权政府所造就的这个单调机械的世界。论贪婪,论奢侈,他们都比不上以往的贵族;但他们却更加渴求权力,尤其是,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更加热衷于干掉对手。最后这个区别很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历史上的所有暴政都显得心慈手软,并没什么效率可言;统治阶级总是会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凡事也愿意留有余地,更看重所公开的行为,对臣民的思想则毫无兴趣。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还是宽容大度的。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一个政府,要把它的人民置于频繁的监视之下,都是有心而力不足的。但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操纵舆论变得容易多了,电影和广播就走得更远。然后又有了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同一台机器上就可以接收和发送,这时候,私人生活走到了终点。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宣传的包围之中,其他的通讯渠道对他都是关闭的。现在,政府不仅可以强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而且在观点上也没有任何分歧,这真是开创历史之先举。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之后,社会再度自我恢复,重新分成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人。这些新的上等人不同于从前,他们不再根据本能行动,而是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统治唯一安全可靠的基础。财富和特权由一小撮人把持着,更容易得到保护。本世纪中期进行的所谓“废除私有制”运动,实际只是把财产集中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的人手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拥有财产的是集团而非个人。从个人来看,党的成员中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财物外一无所有;从集体来看,党拥有了大洋国的一切,它不仅控制了一切,还可以随意支配可生产的一切。在革命结束以后的那些年里,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在集体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一般人都设想过,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之后社会主义就会到来。毫无疑问资本家确实被消灭了;工厂、矿山、土地、楼房、交通,这一切被公有化了。既然这些已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应该是公有财产。是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脱胎出来并沿袭了这个运动的语汇的英社,事实上,也是第一个履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政治集团,而结果,是人们事先就预见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永久的现象。

    但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等级社会,还不仅仅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四种因素才会使一个统治集团丧失它的权力。外部的征服;统治效率低下,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防范不周,让一个强大且对现实不满的中等阶层团体强大起来;丧失了对统治天下的自信和积极性。这些因素很少单独起作用,通常都是并发引起的,只是各自程度不同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克服上述这些问题,就能够永远掌控自己的权力。最后,关键之处就在于统治者的心态了。

    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个危险因素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三分天下的超级大国事实上都不可能被征服。它们如果被征服,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口增长方面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但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一点;第二种危险,它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人民群众从来不会自愿起来造反,更不会仅仅因为受到一点压迫就起来造反。事实上,只要不让他们以外界的标准作为参照物,他们就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压迫。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也会尽力避免。而可能发生的其他同样严重的局面,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危害,因为不可能有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之情。至于从机器工艺发明以来就一直潜伏着的生产过剩问题,现在由于设计出了一种持久战而得到了解决(详情见第三章),持久战还能保持公众那昂扬的斗志。因而,从现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唯一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的集团中是否会分裂出一个权力欲望旺盛且无处施展才华的集团来。换言之,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就是对于领导集团和属下更大的执行集团,要不断地塑造他们的意识。至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只需要从反面来施加影响就可以了。

    一个人即使不知情,也能从这种给出的背景中猜想到大洋国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画上一张脸,电幕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如热爱、恐惧、尊敬,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在老大哥的下面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内党的下面是外党;如果把内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外党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至于赤道地区的奴隶人口,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统治者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手里,这部分在整个结构中不是永久或者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类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相传,理论上内党的后代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内党。一个人在十六岁的时候,是要通过参加考试的方式来决定他进入党的哪一个分支结构的。种族歧视或者地方偏见都不存在。犹太人、黑人、纯种印第安血统的南部美洲人,在党的最高层都能找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多半从该区域的居民中选拔而出。无论身在大洋国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被某个遥远的首都统治着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身在何处也无人知晓。除了英语是它主要的通用语,新话是官方使用的语言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形成集中性的统一。统治者能够团结一心不是出于血统,而是由于某种共同坚守的学说。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社会是存在阶级的,而且是很严格的阶级分层,粗略一看像是一种世袭的标准。阶级之间的人员来往,比资本主义,甚或前工业文明的时代,都更为少见。内党和外党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动,但仅限于把内党中犹豫不决的成员清除,同时允许外党内野心勃勃的成员有提升的机会,以此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满而已。在实践中,无产阶级是不能跃升到党内的。对待他们中间最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不满意见的那些人,只需要出动思想警察把他们揪出来消灭即可。但这一切未必永远不变,也并不是一种原则。党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种派别了,它的目的并不是把权力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使最高层都是最出色的人才,它是非常乐意从无产阶级中招揽新一代接班人。党并非一个世袭的机构,这一点在某些至关重要的年份里对于消除反对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消灭所谓的“阶级特权”,他们都认定,这种制度只要不是世袭,就不会持久。他们既没有看到寡头统治的延续未必就表现在身体的方面,也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世袭贵族制往往短命,像天主教会这样实行选拔制度的组织却有时能延续成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核心不是父子继承关系,而是坚持着某种世界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一套由死人强加给活人的制度。一个统治集团只要它能够选拔自己的继任者,它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血脉不朽,而是它自身不朽。究竟是谁人在行使权力,这并非关键,只要等级结构始终如一。

    我们时代独有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情感、内心态度,它的真实目的都是要保持党的神秘,不让人看清当前社会的真相。武装反抗,或者任何有预谋的反抗,目前而言都不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那点动作,根本不足为惧。让他们放任自流,他们会继续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工作、繁衍、死亡,不但没有任何反抗的冲动,也不具备理解“世界除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是什么样子”的能力,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必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才会变得危险起来。如前面所讲的,军事和商业上的争夺已经不再重要,民众的教育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无论群众持有赞成或反对的观点,都可以视为无关紧要。无产者可以享受知识所带来的自由,因为他们本身毫无知识可言;但另一方面,对于党员,哪怕在最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有微不足道的背离,这都是不能容忍的。

    一个党员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都是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活着的。即使当他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保证只是自己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入睡或醒着,工作或休息,在浴室或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受到监视,而且毫无知情。他的言行举止,一切都不被放过。他交友、休息、对待家庭的态度、独处时的神情、做梦的呓语,甚至身体的特殊姿势,都一滴不漏地受到监视。且不说实际的越轨行为,只要任何微小的背离,任何生活习惯的变化,任何可能反映内心冲突的神经质的习惯动作,都会被察觉。他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明白表述的行为准则来管理的。大洋国不存在法律,那些一旦察觉必定会处死的思想言行并没有正式禁止,无数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它们不是作为对当下实际所犯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要惩罚那些将来某个时刻可能犯罪的人们。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党要求他必须持有许多信念、态度,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是为什么,因为一旦说明,势必暴露英社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他如果是个天生的正统派(这在新话中叫作“好思者”),任何时候他都不用思考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感情。但不管怎样,他在幼年时代经历过的,以“罪行停止”、“黑白”、“双重思想”这些新话的词汇为核心的,精心安排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也不能深入思考任何问题。

    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应当有私人的情感,同时需要保持着内心的热情之火。他应当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内奸的强烈憎恨之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庆颂扬之中,完全拜倒在党的强大、英明之下。他对匮乏生活的不满,被有意地引向外部,并通过两分钟仇恨大会这类安排加以消解,而那些可能引发怀疑反叛态度的思考,会由于他早年受到的内心的训练而早早扼杀。这种训练最初,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在新话中叫“罪行停止”,对小孩子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在思想快要接近危险边缘的时候近乎本能地突然停止的能力,这包括拒绝去看到相似性,拒绝去推敲逻辑的错误,对不利于英社的、最简单明了的论证也要加以曲解,对任何能够导向异端的思路都感到厌恶、排斥。简单地说,“罪行停止”意味着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统思想还需要完全控制自身的智力过程,犹如柔术专家一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大洋国社会最终是建立在对老大哥的全知全能、党的永远正确的信念之上,但既然现实中老大哥并不是全知全能,党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事实的处理上就有必要时时刻刻、从不厌倦地保持一种灵活性。在这方面,关键词叫“黑白”。这个词也像很多新话一样,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当它指的是敌人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种强词夺理、无耻地颠倒事实;如果它指的是党员,就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把黑说成白的时候要忠诚主动。但它也意味着你要有相信黑是白的能力,有承认黑是白的本能,而且要忘记以前自己有能分辨黑白的那种能力。这就需要不断地篡改历史,这种改头换面的工作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能做到,这种黑白思维逻辑,在新话中就叫“双重思想”。

    篡改历史的理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是补充性质的,也可以说一种起预防作用的,这就是,党员之所以会像无产者那样忍受眼前这种生活状况,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标准。他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这样才能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祖辈的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需要维护党永远正确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要经常更新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篡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遭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仁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的多变性是英社的核心内容。它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历史,历史事件只存在于文字和人的记忆中。凡是记载和记忆相互吻合的,这就是历史。既然党已经完全控制了各种文字的记录,又控制了民众的思想,那么历史其实就是党说了算数的一个东西,是可以任意修改的。而且,尽管历史现在仍在修改中,但就具体的事例而言,它是从来没有修改过的。因为它一旦按照我们现在的需要重新制造一份历史出来,那么这个版本就是历史了,与之不同的历史都不再存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在一年之中被多次修改,最终落得面目全非了。任何时候党都拥有绝对的真理,并且,很清楚的是,所谓绝对的真理永远就是它现在的模样。以后会看到,对过去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对记忆进行调整。要保证所有文字记录符合今天的正统观点,这只是一项纯技术的工作。但必须谨记的是,一切事件都是要符合党的愿望的。同时,如果有必要重新调整人的记忆,修改文字记录,那也就有必要把我们曾经这么做过这个过程也忘记掉。这种技巧和其他智力手段一样,是可以学习的。多数的党员,所有聪明正统的人,都学会了这一招。这在老话中有个很直白的说法,叫“控制现实”;在新话里它叫“双重思想”,尽管它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心里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且拥有同时接受这两者的能力。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应该朝哪个方向变化,当然也知道自己是在玩弄历史,但受到双重思想的训练之后,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么做并没有违背历史。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否则它就显得没那么准确了;但同时它又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就会因此产生造假,甚至负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正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的行为本质就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要保留一种对目标的坚定态度,这是需要绝对的诚实的。故意撒谎的同时又真心相信这些谎言;忘记那些不符的事实,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又重新把它从记忆中召唤出来;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同时又慎重对待那已经否认的现实,这一切,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的时候,也必须进行“双重思想”的思维。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承认了我们在篡改现实,那么用一下双重思想,我们就会抛开这种意识。这么反反复复进行下去,谎言总是比真理先走一步。最终,党就是靠“双重思想”才能够阻断历史的进程,就我们所知道的,可能还会持续几千年。

    过去一切的寡头统治所以会垮台,要么因为老化,要么因为软化了。他们不是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推翻,就是变得开明软弱,在应当使用暴力的时候却作出让步,于是也被推翻。这就是说,他们的垮台不外乎两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党的成功表现在它有一套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里面上述两种状况可以同时并存,换成其他任何思想做基础,党的领导地位都不可能永久。无论谁要统治,而且要使统治持久,他都必须能够使人们对现实产生混淆之感,因为统治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又要能够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借鉴经验。

    无需赘言,在一切“双重思想”的实践者中,最狡猾的当属那些发明这一思想的人,他们知道这是一整套智力骗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了解现状的人是那些不仅仅从现状来观察世界的人。一般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受的蒙蔽越大;越是聪明,神智越不正常。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对战争的情绪就越是歇斯底里。能够用最理性的态度看待战争的,是有争议地区那些被统治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战争只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它像潮水一样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身体。哪一方获胜对于他们完全无关紧要。他们知道,主人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做从前一样的事情,因为新主人会用和老主人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处境稍好、我们称作“无产者”的工人,只是偶而意识到战争。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被鼓动起来,产生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当只有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长时间地忘记正在进行着的战争。只是在党这一级,尤其在核心党内,我们才能发现对战争真正的狂热。他们知道世界不可被征服,却抱着坚定的信念执意为之。知识伴随着无知,玩世不恭伴随着盲目的信仰,这种奇怪的两极现象是大洋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方的意识形态即使在没有任何实际原因的情况下也充满了矛盾。例如,党是排斥和抨击社会主义运动原先所主张的一切原则的,但又要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来继续进行。它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它的党员却穿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工作服。一方面它有系统地破坏家庭的纽带,可是对自己的领袖又直称“老大哥”。即使是统治我们的四大部门,它们的命名也是有意歪曲事实而显得极端无耻的。和平部关心的是战争,真理部供应谎言,仁爱部关心酷刑,富裕部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它是“双重思想”中有意为之的杰作。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权力才能永久,其他的方法都不能打破古代历史覆辙的循环。如果要永远避免人人平等理想的出现,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变,那么所流行的精神状况必须是一种处于控制中的疯狂状态。

    但还有一个至今我们都没注意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阻止人类的平等呢?假定这一过程确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么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把历史凝固在某一时刻,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就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秘密了。正如我们看到,党的神秘,尤其是内党的神秘色彩,完全依赖于“双重思想”。但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动机,一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本能,是它最初引导人们去夺取权力,以后又导致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持久战以及其他的附带产物。这个动机实际就是……温斯顿发现周围一片寂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他觉得茱莉亚半天没动了。她侧身躺着,裸露着腰,脸颊枕在手心里,几缕黑发散在眼睛上,胸脯有规律地起伏着。

    “茱莉亚?”

    没回答。

    “茱莉亚,你睡着了?”

    还是没回答,她睡着了。温斯顿合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地板上,然后自己也躺下来,拉了拉床罩盖住他们俩。

    他还是搞不懂那本书所说的“秘密动机”指的是什么。他知道的是怎样去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并没有告诉他任何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实,只不过比他以前所知道的表达得更系统而已。读完这些文字,他更清楚了,自己并没有疯掉。作为少数分子,即使至少一个人的少数分子,也不会疯掉。世界上存在着真理与非真理,如果你选择站在真理这一边,即使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你也不会疯掉。一抹夕阳的残照透过窗户,投射在枕边。他闭上眼,阳光洒在脸上,茱莉亚那柔滑的身体贴着他,让他感到信心满满,睡意朦胧。他是安全的,一切都安然无恙。他念叨着“理智不是数字可以统计的”入睡,他觉得这句话蕴含着无穷的智慧。

    温斯顿醒来了,觉得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但瞟了一眼那台老式钟,发现不过是晚上八点半而已。他迷迷糊糊又躺了一会,院子里传来熟悉的歌声,如往日一样深沉。

    “不过是些无望的幻想,

    像春日般飞逝,

    岂料颦笑之间,春梦重生,

    令我心猿意马,难以停止!”

    这首傻里傻气的歌儿居然流行这么久,无论在哪,你都可以听见它,比那首《仇恨之歌》还要长命。茱莉亚也听见了这歌声,伸了个舒服的懒腰后,就下床了。

    “我肚子饿了,”她说,“我们来煮些咖啡吧。妈的!煤油炉熄火了,水也是冷冰冰的。”她举起炉子晃了一下,“煤油烧完了。”

    “我想,我们或许可以问查林顿先生要一点的。”

    “真是奇怪了,本来还是满满的。我先把衣服穿上了。”茱莉亚又补充说道,“好像越来越冷了。”

    温斯顿也跟着起床穿好衣服,歌声又从院子里飘来了:

    “谁说时间能治愈一切,

    谁说早晚都忘掉。

    过去的笑容和泪水,

    历历在心头。”

    他系好制服的带子,踱步到窗边。太阳准是落到了屋后去了,院子里都看不见阳光了。那些石板很湿,像是刚刚洗过;他感觉天空也刚刚被洗过一般,烟囱之间那片天,蓝得清澈透亮。院子里那个女人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夹子含在嘴里,时进时出,所以歌声也是时有时无,尿布一块块地晾上,越来越多。温斯顿想知道,她是不是就靠洗衣为生,或者给二三十个孙儿当牛做马。朱莉亚走到他身边,他们一起看着下面那个壮实的妇人,像着了迷一般。他远远看着她,那样子真有意思:粗壮的胳膊举到绳子上,肥硕的屁股翘起来像一匹母马。他第一次觉得她还挺漂亮的。没想到,一个五十岁的女人,生孩子生到出奇的肥胖,干粗活干到手掌粗糙得像个熟透的萝卜,竟然也可以这么漂亮。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为什么不能漂亮呢?那健美却毫无曲线之美,像花岗岩一般的躯体,再加上那粗糙无比的红皮肤,比起姑娘的皮肤,恰便似玫瑰的果实之于玫瑰花一样,但是,为什么说果实就比不上花朵呢?

    “她真是漂亮。”温斯顿喃喃细语。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那么宽。”茱莉亚说。

    “那正是属于她自己的风格美。”温斯顿说。

    他一只手臂轻松地在茱莉亚的腰上绕了一周,从臀部到膝盖,她身体的一侧紧紧贴着他。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但注定是无法生育自己的孩子的,他们永远也无法抵达这一点。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口语相传的方式来传递各自大脑里的秘密。下面那个女人,谈不上有什么头脑,她有的是粗壮的胳膊、仁慈的内心和多产的肚子。温斯顿突然想知道,眼下这个女人究竟生了多少个孩子,他猜想至少有十五个。她也曾有过花季雨季般的年华,也许有一年也如玫瑰般怒放自己的生命。后来呢,突然就像一颗受了精的果实一般,开始变得壮实、红润和粗糙了,然后生活中就充满着洗衣、拖地、缝补、做饭、扫地、擦地板、缝补、浆洗、熨烫这些事情了,先是为子女,然后为孙儿,一直干上三十年。但到最后,她仍旧在歌唱。不知为何,温斯顿对这个女人产生的神秘又尊敬的感觉,此时和烟囱后面的天空混杂在一起了,那片天空万里无云,一直延伸到无限远的远方。说来奇怪,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欧亚国、东亚国,还是此时的这里。天底下的人们,也几乎是一样,在全部的地方,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跟这里的人一样,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被仇恨和谎言所相隔。但正如大洋国的人们一样,尽管他们是无知的,从未学会思考,但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心里,蕴藏着一种未来之日可以推翻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那就得看无产者的了!虽然没阅读完那本书,但他知道戈斯坦因最后肯定会表达这样的信息的。未来是属于无产者的。但他又是怎么知道,无产者在未来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也如党所创造的世界一样,会让他感到陌生呢?可能会,但至少那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世界,只要有平等的地方,就会是一个精神健全的地方。力量最后会变成理性,这是迟早要发生的。无产者是不朽的,你只要看看院子里那个勇敢的女人,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一定会觉醒过来的。在这到来之前,虽然可能会等上一千年,他们也会在各种逆境中生存下来,像鸟儿一样,活力从一个身体向另一个身体传递,这是党所缺乏的,也是党无法消灭的存在。

    “你还记得吗?”他问道,“在我们约会的第一天,那只在树林边上对着我们歌唱的画眉鸟?”

    “它才不是对着我们歌唱,”茱莉亚说,“它是为自己的快乐而唱。也不能这么说,或许它只是在唱歌而已。”

    鸟儿在歌唱,无产者在歌唱,而党不歌唱。在全世界,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巴西和边疆那些神秘地带,在巴黎和柏林的大街上,在辽阔宽广的俄国平原的村庄里,在中国,在日本的集市上——每一个地方,都站立着坚强不可被征服的身体,虽然因为生儿育女和干苦力活备受煎熬,身躯日渐庞大,从出生一直干到死去,但她们仍旧在歌唱。在这强健的腰身中,一定会诞生一代觉醒的人们。你们已经死去,未来是他们的。但是,如果你能像他们保持身体一样保持你的精神,并传递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你也可以分享到未来。

    “我们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已经死了,”茱莉亚随声附和着。

    “你们已经死了,”身后传来一个冷酷的声音。

    他们一跳而开。温斯顿吓得如冰块般不敢动弹,他看到茱莉亚那睁得圆圆的大眼睛,脸色如蜡黄般模样,那残留在脸颊的胭脂,显得格外耀眼,像是脱离了皮肤独自升起一般。

    “你们已经死了,”那个冷酷的声音再次说道。

    “是在画的后面,”茱莉亚轻声说。

    “是在画的后面,”那个声音说,“站着别动,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动。”

    来了,他们终于开始了。他们站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看着对方的眼睛。去逃命吧,趁着为时未晚,逃出这间屋子——他们从未动过这种念头。不敢想象会去违抗从墙上传来的冷酷之声。只听见啪的一声,像门把被扭动了,接着是玻璃掉地的声音。那张画掉到地上,露出了后面的电幕。

    “他们现在看见我们了,”茱莉亚说。

    “我们现在看见你们了,”那声音说,“站到房间中间去,背靠背给我站好了。手放到脑袋后面,谁也不准碰谁。”

    他们没有碰触,但温斯顿似乎感觉到茱莉亚在发抖,也说不准是他自己的身体在发抖而已。他努力控制住牙齿不打寒颤,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膝盖。楼下传来皮靴的声音,内外都是,院子里像是挤满了人。他听见什么东西拖过地板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也戛然而止。地上又传来东西滚动的声音,像是洗衣盆被扔到院子那头去了。接着是各种愤怒的呼喊声,最后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声。

    “房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房子被包围了,”那个声音说。

    他听到茱莉亚咬紧牙齿的声音。“恐怕我们得说再见了。”茱莉亚说。

    “你们得说再见了,”那声音说。接着传来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文弱雅致之声,温斯顿觉得好像曾经在哪听见过。“趁你们还没跑题我顺便说一下,‘这里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这里有把斧头把你的头砍掉!’”

    什么东西从温斯顿的背后砸了进来,掉到床上。一把梯子从窗口闯进来,把窗框也弄坏了。有人正从窗户跳进来,还有上楼梯的皮靴声。房间里站满了穿着黑色制服的大汉,全是穿着铁钉一般的皮靴,手里握着警棍。

    温斯顿不再颤抖了,连眼睛也不转了。只有一件事最要紧了:千万别动,千万别动,别让他们找到揍你的理由!一个长得像职业拳击手的家伙站在他的面前,他下巴扁平,嘴巴纤细得只有一条缝,拇指和食指捏着警棍上下摇晃着。温斯顿与他的眼睛对视,那种暴露之感,像把手放在脑袋后面,脸和身体毫无遮掩一样,令人无法忍受。那家伙伸出白色的舌尖,舔了舔算是嘴唇的地方,便走开了。这时,又传来一阵响声,原来是有人抓起桌子上的玻璃镇纸砸向壁炉底部的石头上,瞬间摔了个粉碎。

    那一小片珊瑚碎片呀,那小小的红粒儿,犹如蛋糕上糖做的花蕾,在地板上滚动着。真小呀,它总是那样小!温斯顿听见身后有人吸了口气,接着是砰的一声,他的脚踝处被狠狠踢上一脚,让他失去平衡几乎摔在地上。另一个家伙,挥拳就砸在茱莉亚的太阳穴上,揍得她一下子弯了腰。她倒在地上扭动着身体,拼命想要喘过这口气。温斯顿脑袋一点都不敢动,然而有时候,她憋得铁青的面孔,他依然能从眼角处看得见。尽管吓得要命,他还是觉得仿佛就疼在他的身上,而这剧痛,倒不如喘不过气来更急人。那两个家伙一个抓膝盖,一个扯肩膀,把她提了起来,像个麻袋似的拎了出去。温斯顿瞥一眼她倒悬着的脸,蜡黄扭曲,双眼紧闭,脸上还剩一点脂粉印儿——这便是他最后一眼看到她。

    他站着一动不动。还没有人来打他。各种想法,自动地跑进了他的脑袋里,他却丝毫没有兴趣。他们是不是逮着了查林顿先生?他们对院里那女人干了些什么?他觉得自己憋不住尿。真怪,两三个小时以前才尿过呀。他留意到炉架上的钟指着九点,也就是二十一点。可外面依然亮得很。难道八月的晚上,都二十一点了,还没有天黑吗?难道是他跟茱莉亚搞错了时间——他们多睡了十二个小时,当时其实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然而他没有想下去,这有什么意思呢?

    走廊里传来一阵轻缓的脚步声,查林顿先生迈步进了门。那些黑衣汉子突然老实了下来。查林顿先生的模样也有点不同以前。他的目光落在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这碎片拣起来,”他厉声道。

    有人弯腰从命。查林顿先生的口音不见了,温斯顿猛然认出来,几分钟前他在电幕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查林顿先生,依然穿着旧黑绒夹克,可从前几乎全白的头发现在变成了黑色。他也没有戴眼镜。他只是严厉地朝温斯顿扫了一眼,仿佛在验明正身,就再也不去注意他。他纵然还能认得出,然而再不是原来那个人。他身体挺直,个子也像高了一些。脸上倒变得很小,不过那神情却彻底改了样。黑眉不再那样浓,皱纹再也看不出,脸的轮廓也成了另一种样子。甚至鼻子,仿佛也短了一些。这明明是张警觉冷静的面孔,年纪不过三十五岁!温斯顿想,他这一辈子,明明白白地看见个思想警察,这还是头一回。

    第三部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仁爱部,但也不能确定真的是在这里。

    他是在一间天花板很高但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墙上还贴满了亮晶晶的白瓷砖,那藏起来的电灯一直发出冰冷的光线,还有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在响个不停,估计是换气系统抽风机的声音。墙壁的四面都有一排板凳——其实说是木架更合适,一直延伸到门口,宽度只够刚刚坐在上面。门对面是个马桶,上面却连个坐圈也没有。牢房里有四个电幕,每面墙各安一个。

    他觉得肚子隐隐作痛,这种感觉自从他们捆绑住他并用小货车把他拉到这里来后就没停过。肚子是痛,但同时也饿得要命。他应该二十四小时没吃过东西了,甚至三十六个小时都有可能。他到现在还弄不清楚,自己被抓的时候究竟是早晨还是夜晚,或者永远也不会弄清楚的。总之,被捕后,肚子还没吃过东西就是了。

    温斯顿安静地坐着,沉思中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狭小的板凳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要是随便有某个动作,他们就从电幕上对着你大喊大叫。对食物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他可真想吃上一片面包呀。制服的口袋里似乎还有些面包渣,他之所以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感觉时不时有东西在摩擦着他的腿,或许是块大面包呢!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诱惑,偷偷把手伸向口袋中。

    “史密斯!”电幕上果然传来一句喊叫声,“6079号史密斯!手不准放在口袋里!”

    他又安静地坐着,双手又交叉放在膝盖上。在被带到这里来之前,他还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里应该是个普通的看守所或者巡警用的临时拘留所之类的。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待了多久,但几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没有钟表也没有太阳光,是很难判断时间的。这个地方一团糟,还臭气冲天的,他曾经也被关在一个和现在差不多的牢房里,也是脏得要命,还关着十至十五个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普通罪犯而已,也有少数几个是政治犯。他靠墙静静地坐着,身上脏兮兮的人不停地挤来挤去,他的心满是恐惧和肚子的疼痛,对周围的事情根本提不起兴趣来。不过,他还是注意到了党员囚犯与其他囚犯之间在行为上的惊人差异。党员总是一声不吭,一副恐惧的模样,但那些一般罪犯,谁都不入他眼似的,把坐牢都不当一回事。他们大声嚷叫骂着看守员,在财物被没收的时候会拼命反击,在地上随处写着他们发泄的脏话,从衣服里拿出藏着的食物偷偷吃,甚至电幕那头喊他们保持秩序的时候,他们也要回骂上几句。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跟看守员的关系又很好,可以叫他们的外号,还可以通过门上的监视孔骗上几根香烟来抽。看守员对普通的囚犯也很宽容,虽然有时候职责在身下手会严格了点。他们经常谈论劳改场的事情,这些囚犯多半都是得送到那里去的。温斯顿算是听明白了,在劳改场里,只要你懂得搞好人际关系,有熟人帮忙打点,在里面还是很吃得开的。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走后门拉关系,敲诈勒索,更有同性恋和卖淫活动,甚至还能买到用马铃薯酿造的酒。政府信任的工作,都会给那些普通罪犯来干,特别是那些流氓和杀人犯,他们组成了一种贵族帮派,而那些累活脏活,都是留给政治犯的。

    各种各样的罪犯进进出出,有毒贩子、小偷、土匪、奸商、酒鬼、妓女等等。有些酒鬼闹起事来,得大伙合力才能把他制止。一个壮实得很的妇女,看模样有六十岁了,被四个看守员一人抓一边抬了进来,她喊着叫着,乳房沉沉地往下掉,头发也在挣扎中弄得乱糟糟的。她想伸腿来踢人,看守就把她的鞋子扯了下来,把她一下子撂到温斯顿的大腿上,快要把他大腿的骨头给压断了。那个女人坐正后,朝着他们的背影大声骂起来:“你们这些狗杂种!”然后,才发现自己坐得不稳,赶紧挪开自己的屁股,坐在板凳上。

    “真是不好意思,亲爱的,”她说,“不是我要坐在这里的,你也看到了,是那几个家伙把我扔到这的,他们对女人也敢这样,是不是?”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拍拍胸脯打了个嗝。“真不好意思,我不太舒服。”

    她身体往前一倾,吐了一地。

    “吐出来就感觉好多了,”她说完就闭上眼睛,靠在后面墙壁上说,“要我说呀,千万别忍着,要趁这酒精还没在胃里消化就吐出来。”

    她恢复了不少,转过脸看了看温斯顿,像瞬间被迷住了一样。她伸出胳膊搂住温斯顿的肩膀,一下子把他拉了过来,她嘴里那股混淆着啤酒和呕吐物的味一下子全冲到温斯顿的脸上了。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妇女问道,“真好玩,我也叫史密斯!这是怎么回事?”她有些悲伤,说,“说不好我是你妈妈呢!”

    温斯顿想,她没准还真的是他的妈妈,她看起来和妈妈岁数差不多,体型也很像,人要是呆在劳改场里过上二十年,样子总会变的。

    没有一个囚犯会跟他说话。令人不解的是,普通囚犯对党员囚犯是不甚理睬的,他们称党员囚犯为“吃党饭的”,语气中不但毫无兴趣,甚至带着某种轻蔑之情。而党员囚犯自己,也很害怕和旁人说话,特别是和同样是党员的囚犯说话。只有一次是例外的,两个女党员在板凳上被挤到一块,在人声混乱之际,温斯顿无意中听到她们快速说了几句话,其中特别提到了“101房间”。他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

    大概是两三个小时前,他被带到这里来。肚子的隐隐作痛从未停止过,不过是时轻时重而已,他的情绪也跟着此起彼伏。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只想到疼痛本身,以及充满对食物的渴望;感觉好一些的时候,他就万分恐惧。有时候想到将要遭遇的这一切,便会心跳加速,呼吸中止。仿佛看到警棍就抽在他的胳膊上,带着铁掌的靴子踹到他的小腿上。他似乎看见自己趴在地上,牙齿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但依旧在大声尖叫着喊饶命。而关于茱莉亚,他却没怎么想起她来,也没办法集中精神来想她。他爱过她,也不会背叛她,可这只是一个事实,他了解这个事实,如同了解算术法则一样。可这一刻,他不爱她,也不去想她究竟会遭遇怎样的命运。他此刻想得更多的是奥布兰,心里怀着一丝希望。奥布兰肯定知道自己已经被抓了。他说过,兄弟会从来都不营救自己的成员。可是还有刀片呀!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该会把刀片送过来的。如果他要自杀,在看守员冲进来之前他有五秒钟的时间就够了。刀片割进血管的时候,将会是一种热辣辣的冰凉之感,那个拿刀片的手指,说不定也会受伤,没准一下子就会割到骨头了。全部的感觉都涌向这病怏怏的躯体中来,即使是很小的痛苦,都把它吓得往后缩。即使有刀片在手,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勇气去自杀。心底明明清楚地知道,到最后都是难逃一顿毒打的,但现在能活上一分钟算一分钟吧。

    为了消磨时间,他有时候就去数墙上的瓷砖,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每次还没数到一半就把数字给混淆了。更多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现在身居何处,现在是几点了。有时候他确定外面是白天,但瞬间又肯定,外面应该是漆黑一片。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地方的灯光是永远都不会关上的。这便是没有黑暗的地方,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奥布兰听出他话中的暗示了指

    “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这句话。。在仁爱部,到处都是看不到窗户的,他所待的牢房可能就在这栋大楼的中心,也可能靠着外墙,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地上十三层。他在心底里把自己移动起来,想凭借身体的感觉来判断,自己究竟是被提到了天上,还是被埋入了地底中。

    外面传来皮靴操步的声音,紧接着铁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进来一个年轻的警官,步伐甚是敏捷。他穿着整洁的黑色制服,皮靴擦得锃亮,映照着全身发光,那苍白的面孔,犹如戴上了蜡制的面具一般。他示意看守员把外面的犯人押进来。于是,诗人安普福斯踉踉跄跄地走进牢门,门砰的一声又被关上了。

    安普福斯迟疑地左右动了动,并在里面来回踱着步,然后停下来,像是发现这里有另外一个门可以出去一样。他还没注意到温斯顿的存在,不安的眼神一直盯着温斯顿头上高一米的墙。他没穿鞋,脏兮兮的大脚趾从破烂的袜洞里露出来,看起来应该是好几天都没刮胡子了,腮帮子上全是又短又硬的胡须,看起来凶巴巴的样子,这和那高大虚弱的身材、神经兮兮的动作不甚相符。

    温斯顿勉强振作起来。他得和安普福斯说说话,即使有被电幕上声音呵斥的危险,但说不定这就是兄弟会的人托安普福斯送刀片来的呢。

    “安普福斯。”他说。

    电幕上并没有传来呵斥声。安普福斯愣了一下,有点吃惊,眼光慢慢转到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里!”

    “你犯了什么事?”

    “跟你说实话吧……”他笨拙地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坐了下来。“只有一种罪,是吧?”他说。

    “你犯了?”

    “很明显就是!”

    他的手放在额头的太阳穴上揉了揉,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

    “是有这种情况,”他含含糊糊地说,“我能想到一个例子——算得上是个例子吧。毫无疑问,就是不够谨慎。那时候我们在给吉卜林的诗集出版做最后的定稿,我当时把诗歌最后一行那个‘God’(上帝)给留了下来。我实在是没办法呀!”他抬头看了一下温斯顿,愤愤不平地补充了一句,“那一行实在没办法改,它押的韵是‘rod’(棍子),你知道吗?英语里总共只有十二个词和‘棍子’相押韵的?我绞尽脑汁想了好几天,但就是没有别的词可以代替。”

    说完,诗人脸上的神情变了,喜悦之情代替了原先的烦恼。这蓬头垢面的家伙,脸上洋溢着沾沾自喜的光彩。书呆子发现了什么毫无用处的事实,往往就是一副这样的表情。

    “你想过没有,”他说,“英语诗歌的全部历史,竟会取决于英语太缺乏韵脚?”

    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而且,在这样的场合,对这种问题他也不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也打不起兴趣来。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温斯顿问。

    安普福斯看起来有点吃惊的样子,随后他回答:“这个呀,我想都没想过呢。他们大概是两三天前把我抓过来的。”他的眼睛盯着那片墙壁转个不停,仿佛在那里可以找出个窗户来一样。“在这种地方,无所谓什么白天和黑夜,谁又能算出时间来呢?”

    他们漫无边际地谈了几分钟。然后,电幕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叫他们不许再说话。温斯顿双手交叉,又安静地坐着。安普福斯是个大块头,坐在窄板凳上怎么也不舒服,身子扭来扭去,那双长手,一会儿放到这个膝头,一会儿又换到那个膝头。电幕又冒出一句,叫他安静坐好。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分钟,一小时——谁知道有多久呢?不久,外面又传来一阵皮靴声,温斯顿的心头又是一紧。快了,很快了,也许就五分钟,也许就现在,皮靴声的到来可能就意味着轮到他了。

    门打开了。那冷冰冰的年轻警官迈进牢房里。他的手轻轻一动,指了一下安普福斯。

    “101房间,”他说道。

    安普福斯被夹在两个看守员中间,笨拙地走了出去,脸色隐约中带着不安,不太理解眼前的一切。

    好像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肚子又开始疼了起来。他的思绪一直是围绕着六个念头不停地转动:肚子疼,面包片,流血和尖叫,奥布兰,茱莉亚和刀片。这些念头,就像是一个球,无论如何转动,总逃不过掉进那个槽口的命运一样。皮靴声又出现了,他的肚子抽搐了一下。门被打开,一阵浓烈的汗臭味随之飘了进来。帕森斯走进了牢房,穿着卡其布料的短裤和运动衫。

    这一次是温斯顿惊讶得快要忘记了自己。

    “你怎么也来了!”他问。

    帕森斯看了温斯顿一眼,对这个问题,他既不觉得惊奇,也没显露出什么兴趣,脸上只是挂着一副自己遭受苦难的模样。进来后他就在里面走来走去,显然是无法安静下来的。每次他把那圆胖胖的膝盖伸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实际上他是在发抖。他的眼睛睁得奇大,一直盯着东西看,好像忍不住非得要审视身边的一切似的。

    “你为什么也被关进来了?”温斯顿问。

    “思想罪呀!”帕森斯说道,几乎要哭出来了。从这腔调中,可以看得出他的矛盾心态:他显然完全承认自己犯了罪,但又诚惶诚恐,似乎连自己也无法相信思想罪这个词儿居然会掉到自己的头上来。他停了下来,站在温斯顿的面前,急切地问他:“你说,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对不对,老兄?如果你并非真的做了那件事,仅仅是一个念头,而且这是你无法控制的念头,他们不会因此而枪毙你的,对不对?我知道他们会给我一个公平审讯的机会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他们了解我过去的表现,不是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也是知道的,我虽然头脑简单,但我热心办事呢,我还想着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呢,是不是?判我五年就差不多了,你说呢?要么判个十年?像我这种人,在劳改场里可有用了。我这一辈子就犯这么一次错,他们该不会就这样把我给枪毙了吧?”

    “你有罪么?”温斯顿问。

    “那是当然有罪的!”帕森斯哭着说,还一副奴才相地看了一眼电幕,呜咽道:“党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抓无罪的人?”他那张像青蛙一样的脸平静了一点,带着几分虚伪的虔诚说:“思想罪是个恐怖得要死的东西呀,老兄。”他的语气中充满着说教的味道:“它是阴险的东西,根本防不胜防,你知道我是怎么被抓住的么?在我睡着的时候,对,这就是事实了。我如此恪守本分,像卖命一样——谁曾想到,我脑子里居然也装着这些坏思想!唉,我睡着的时候竟然说起了梦话来,你知道他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了嗓音,那表情仿佛为了健康而遵从某种义务来说脏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对,我就这样说了,而且看样子我还连续说了好几遍。老兄,不怕跟你说,我挺感激他们的,他们是及时拯救了我呀,让我不至于在这条思想罪的路上越走越远。你知道吗?将来到了法庭上,我会对他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是谁揭发了你的?”温斯顿问。

    “是我那个小女儿,”帕森斯那悲伤的语调中带着某种骄傲,“她是在钥匙孔里听到我所说的话,第二天就去和巡逻队报告了。这小家伙才七岁,就这么聪明了,是不是?我才不会恨她呢,我为她感到骄傲,这也证明我对她的教育是正确的。”

    说完,他又像之前那样开始坐立不安了,目光好几次在马桶那边游离着。后来,他突然扯下自己的短裤。

    “对不起啊,老伙计。”他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憋得慌呀。”

    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大屁股就一骨碌坐在马桶上了,温斯顿赶紧用手捂住了脸。

    “史密斯!”电幕上又传来一阵呵斥声,“6079号的史密斯,不许捂住脸,牢房里是不许捂脸的。”

    温斯顿只好把手放下来。帕森斯开始方便了,稀里哗啦地响个不停。不巧的是,排水开关坏了,牢房里好一阵子都是臭气熏天,难以忍受。

    帕森斯被带走了。许多囚犯进了又出,神神秘秘的。温斯顿注意到,有个女人被带到“101房间”,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她浑身发抖,脸色大变。到后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带到这里来的,如果是早晨来的,那么现在就是下午了;如果是下午带来的,那么现在就是半夜了。此时牢房里有六个人,有男有女,都很安分地坐着。坐在温斯顿对面那个男人,因为没了下巴,所以牙齿看起来特别突出,像一只块头很大但不伤人的啮齿动物。他那胖胖的脸颊满是斑点,并且松松垮垮往下掉,让人很容易想到他在那藏了吃的东西。一双灰色的眼睛胆怯地盯着人看来看去,目光一旦相遇,就马上转向别处。

    门被打开了,又带进来一个囚犯。温斯顿看见他那模样,心里掠过一阵冰凉之感。他长得一般,有点猥琐,看样子像是个工程师或者技术人员之类的。令人害怕的是,他的脸太瘦削了,活像一具骷髅。因为脸实在太瘦了,所以眼睛和嘴巴就显得非常地大,眼睛看上去像是充满了杀气,像对什么有着无法化解的仇恨一般。

    那个男人就在离温斯顿不远的板凳上坐下来,温斯顿没有再看他,然而他那张瘦削痛苦的脸庞却在温斯顿心里异常鲜明,就像还站在他眼前一样。突然间,他明白了:那个人快要饿死了。这一点,似乎牢房里的人同时都想到了,因为他留意到了板凳上出现了轻微的躁动。那个没有下巴的人不停地盯着骷髅人打量,但很快又带着负罪感一般移开目光,不久又像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拉了回来。他开始坐不住了,终于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牢房这边,把手伸进那个深深的制服口袋里,有点不好意思地掏出一块脏兮兮的面包,递给了那个骷髅人。

    这时候,电幕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暴怒声。那个没下巴的人吓了一大跳,骷髅人迅速地把手藏到背后,似乎在向全世界表明,他是不要那个没下巴的人的馈赠的。

    “巴姆斯德!”那声音怒吼道,“2713号的巴姆斯德,把面包放到地上去!”

    没下巴的人把面包丢到了地上。

    “站在原地,”那个声音又说道,“脸朝门,不许动!”

    没下巴的人乖乖遵命站着,那松松垮垮往下掉的脸庞禁不住颤抖起来。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年轻的警官进来站在一边,后面还跟随着一个又矮又胖的看守员,胳膊粗,肩膀宽。他站在没下巴的人面前,等警官点了点头,他就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朝没下巴的人的嘴巴上砸了一大拳,差点把他打得飞起来。他一下子从牢房这头摔到那头,倒在了马桶边下。他就躺在那里,像晕了过去,鲜血从鼻孔和口中流了出来,无意识中还发出微弱的呻吟声。他翻了一下身,用手撑着地板,摇摇晃晃地想要爬起来。从口中流出的除了鲜血和口水,还有那两排假牙。

    囚犯们坐着纹丝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没下巴的人爬回座位上,一边脸开始变得青紫,嘴巴也肿成两片红色的肉块一样,中间是嘴巴的黑洞,偶尔还有鲜血滴到工作服上。他那双灰白色的眼睛还像之前一样在旁人脸上来回看,只是目光中多了一些负罪感,好像想要弄明白,他受了这样的侮辱,别人是不是会更看不起他。

    门又开了。警官轻轻挥了一下手,指了指那个骷髅人。

    “101房间,”他说道。

    温斯顿身旁有人吓得倒吸一口气,还有人开始惶恐不安。骷髅人几乎是一头栽倒在地上,双手合十开始求饶。

    “同志!长官!”他哭着说,“别送我去那,我全都交代了,你还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坦白,全都交代,只要你告诉我,我什么都交代。你写下来,我签字——什么都行,只要别带我到101房间!”

    终极受刑室101房间

    “101房间,”警官说。

    骷髅人脸色本来就惨白如纸,瞬间变了颜色。温斯顿开始还不相信,但那就是一片绿色,毫无疑问地。

    “你想怎样对我都行!”他叫嚷道,“你们都让我饿了好几个星期的肚子了,干脆让我死了吧。枪毙我吧,把我吊死吧,判我二十五年吧。你们还想让我供谁出来?你们尽管说就是了,我全都招了,我才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你们会怎样处置他们。我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够六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都带走,在我的面前割掉他们的喉咙,我可以站在旁边看,但就是不要带我到101房间去呀!”

    “101房间,”警官说。

    骷髅人的眼睛发疯似的扫了一圈牢房里的囚犯,像是在寻找替死鬼一样。最后,他的目光落在那个没下巴的人那张被打烂的脸上。他举起自己那条瘦削的胳膊。

    “这个才是你们应该带走的,不是我!”他大声喊道,“你们没听见他被打脸之后所说的吗?给我一个机会,我把他说的全都告诉你们。他才是反党的,不是我呀。”看守员又向前走一步,那个男人的声音演变成尖叫声。“你们没听见他说了什么吗?”他又重复了一遍,“是电幕出毛病弄错了,他才是你们要带走的,带他走吧,别带我呀!”

    两个粗壮的看守员弯下腰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这时候,他一下子扑倒在牢房的地板上,抓住板凳腿,像野兽一样发出无词的嘶叫声来。看守员抓住他,想拉开他的手,可他力气大得惊人,一直紧紧抓着不放。他们就这样拉着他二十多秒钟,囚犯们都静静地坐着,双手都交叉放在膝盖上,眼睛紧紧盯着前方。嘶叫声停了下来,他除了双手还抓着板凳腿,已经没有了力气再出声了。但突然又是一声嘶叫,这声音却不大一样——原来是一个看守员抬腿一脚,踢断了他的手指头。他们终究把他拽了起来。

    “101房间,”警官说。

    骷髅人被带出去了,他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低着头,捧着那只被踢伤的手,之前那些反抗的意志全都不见了。

    又过了很久。如果骷髅人是半夜带走的,那么现在就是早晨了;如果是早晨带走的,那么现在就是下午了。温斯顿孤身一人过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坐在窄板凳上弄得疼,于是他站起来走动一下,电幕居然也没责骂他。那块面包,还留在没下巴的人丢下的地方。一开始,他需要费不少劲才说服自己不去看它,后来,口渴的难受取代了肚子饿,他嘴巴干得很,还有一股口臭味。嗡嗡的响声,还有那一直亮着的灯光,都给他一种晕眩的感觉,脑子似乎也一片空白。他之所以会站起来,是因为骨头真的疼痛难忍,但又需要马上坐下去,因为晕乎乎得实在难以站稳。当身体稍微感觉好一些的时候,恐惧又开始冒头了。有时候,他也怀着越发渺茫的希望,想到奥布兰和刀片。如果会给他送饭吃,那里面还是有可能藏着刀片的。茱莉亚也在他脑海里若隐若现,或许她也在某地受着苦,说不定比他还难受呢,说不定正在尖叫着喊救命。他心里想:“要是我受到加倍的苦,但能救出茱莉亚,我会愿意吗?对的,我愿意。”但这只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应该这样做。可是他的心底并没有这种感觉。在这里,除了感受到的痛苦和预知痛苦会快来临,你什么感觉都不会有。而且,正当你受着苦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了某种原因而增加自己的痛苦呢?这个问题,他一时还找不到答案。

    皮靴的声音又响起来了。门打开了,进来的居然是奥布兰。

    温斯顿吃惊地站起来。奥布兰的出现太惊讶了,他完全没了戒备之心,这是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忘记了电幕的存在。

    “他们把你也抓了?”他嚷着说。

    “他们很久以前就抓到我了。”奥布兰的话中,带着一种温和的、几乎是抱歉的讽刺。他站到一旁去,身后出现了一个宽胸壮臂的看守员,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黑色警棍。

    “你是知道的,温斯顿,”奥布兰说,“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你以前就知道了,你一直是知道的。”

    对,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都明白的。但压根儿没时间想这些,他现在需要盯着的是看守员手中那根警棍,它有可能落到任何一个地方:脑袋、耳朵、胳膊、手肘……手肘!他突然倒下,跪在地上,一只手握着那只手肘,全身几乎要瘫痪了,眼前的东西都在冒黄光。真是没想到呀,一棍打下来,居然这般痛苦。黄光慢慢消失了,他看见奥布兰和看守员正高高俯视着他。看见温斯顿那扭曲的样子,看守员不禁笑了起来。刚才那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无论什么理由,你绝对不能再增加自己的痛苦了。面对痛苦,你只会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停止痛苦。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肉体承受痛苦更难受的事情了。“痛苦面前,逞不了英雄,没英雄可言。”他抱着那只受伤的手,在地上翻滚着,心里一遍遍地想着这句话。

    他好像躺在像行军床一样的东西上,不过离地面要高一些。他的身体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灯光比平常的还要亮,直接照在他的脸上。奥布兰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另一边,站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手里还拿着注射器。

    温斯顿躺在受刑床上,接受审讯虽然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但只能慢慢地分辨清楚周边的模样。那种感觉,像自己是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游离到这里来的,那是个深埋在水底的世界。而自己在那个世界待了多久,他不得而知。自从被捕后,他就没看见过白天和黑夜,而且,记忆也是断断续续的。他脑子里的意识,甚至入睡时候的意识,都会突然迎来一阵停止状态,等过了一段空白期后,再度重启。这空白期,是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只是几秒,他更是无从知道。

    自从手肘那被打之后,噩梦便降临了。后来他才了解到,提堂审讯不过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每个囚犯都是逃不掉的。罪行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间谍呀,搞破坏之类——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坦白的。坦白只是一种程序,但拷打起来确是实实在在的。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挨过几次打,也记不清每次打了多长时间,他只记得总是会有五六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人一起来揍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皮靴,有时用钢条,有时用警棍。好几次他都像个动物一样,疼得不知羞耻地在地上打滚,蜷缩着身体各种闪躲,想避开一些踢打,但只能招惹来更多的拷打,他们打在肋骨、肚皮、手肘、小腿、腹股沟、睾丸和背后的尾龙骨上。这种拷打有过好几次,像是没完没了,到最后,他觉得最残酷和无法原谅的事情,已经不是看守员那连续的毒打了,而是自己为什么不能强迫自己昏死过去。有时候,他完全吓坏了,甚至在毒打之前就开始跪地求饶,见到那只收回去又准备出击的拳头,他便能滔滔不绝地坦白起罪行来;有时候又顽抗到底,决心什么也不坦白,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说两句;又或者想软弱无力地坦白,就对自己说:“我会坦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招供。再踢我三次,再踢我两次,我就坦白。”有时候,他被打得实在无法站得住了,便像一袋土豆一般,被扔到牢房的地板上,休息几个小时,又被再次拖出去毒打一顿。有些时候他们会让他歇息更久一点再拖出去,但实在无法记得清楚,因为他不是昏迷不醒就是睡着了。他记得自己进过一间牢房,里面摆着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突出来像搁板之类的东西,还有个铁盆,能喝上热汤吃上面包,有时还会有咖啡。他记得有个粗暴的理发员,是来给他刮脸剪头发的,另外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也来了,职业般按了一下他的脉搏,查验了他的反射,翻翻眼皮,粗糙的手在他全身摸来摸去,看看是否有骨折,还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让他好好睡上一觉。

    毒打没那么厉害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威胁。要是回答得不满意,随时都会迎来一顿毒打。审讯他的不再是身穿制服的打手们,而是变成了党员知识分子们,那都是长相矮胖,但身手非常敏捷的人。他们轮流审讯他,一次该有十到十二个小时,虽然不能十分确定,但他觉得是有这么久的。这些后来的审讯者并非想让他感受疼痛,只不过想让他吃点苦头而已,他们扇他嘴巴,拧耳朵,拽头发,逼他单腿站立,叫他憋着尿,用强光来照他的脸,直到他满眼热泪。可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要侮辱他,毁了他论辩推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那无情的审讯,没完没了,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让他说漏嘴,掉进陷阱里,歪曲他所说的一切,抓住他话中的矛盾和谎言,一直到他因为羞愧和精疲力尽而痛哭不止。审讯一次,他就会哭上五六次。每次审讯的时候,他们都会辱骂他,如果他表现出迟疑之情,他们就威胁要把他交回给看守员那去挨打;但有些时候,他们又变了腔调,称呼他为同志,要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来感召他,问他事到如今是否还对党保有忠诚,是否想过要洗刷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之前几个小时的审讯已让他接近崩溃,现在又用这些花言巧语的软话来引诱他的眼泪。疲劳审讯的效果果然比那些看守员的毒打还要有效,他的意志力全线崩溃了,变成了一个随随便便就招供和签字的机器人。眼前他最关心的是他们想要他招认什么罪行,在他们发问之前就坦白出来,免得再次挨揍。他坦白自己暗杀党的领袖,散发煽动情绪的小册子,私吞公款,出卖情报以及参与各色破坏活动等等。他坦白,早在一九六八年他就曾被东亚国收买了,做他们的间谍。他坦白,他信仰宗教,贪恋女色,还是个资本主义崇拜者。他坦白杀害了自己的老婆——虽然他知道,审讯他的人更清楚,至今他的老婆还活着。他坦白,多年来他就跟戈斯坦因有交集,自己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至于那个组织,差不多包括了他认识的所有人。坦白一切,把所有人都牵连进来,这样做容易多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也没什么错。事实上,他真个是党的敌人;而在党看来,思想和行动之间,毫无差别可言。

    然而,他还记起其他一些事情,不过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孤立的片段而已,无法联结成片,像是包裹在黑暗中的一张张照片。

    他是呆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是亮还是暗,他都记不起了,因为除了一双眼睛外,别的一概看不见。他的旁边是一个仪器,滴滴答答很有规律地响着。那双眼睛越睁越大,越睁越亮,突然他从座位上漂浮而起,陷入那双眼睛之中,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他被绑在一把周围全是仪表的椅子之上,灯光刺眼得很,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在读着仪表。外面有沉重的皮靴声,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脸如蜡像般的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看守员。

    “101房间,”警官说。

    穿白大褂那个人没转身,他甚至没看温斯顿一眼,只是在看着他的仪表。

    温斯顿被推进了一条敞阔得足足有一公里宽的走廊中,在金黄色光线的照耀下,他放声大笑,并叫着坦白的话语,他什么都交代出来了,甚至那些在拷打时候忍住没说的话都坦白出来了。他把自己这辈子所经历的东西全都讲给一个对此早已无比熟悉的人听。他的身边有看守员、其他的被审讯者、白大褂人、奥布兰、茱莉亚、查林顿等等,他们全都在这走廊中转着轮椅走动,又喊又笑的。有些隐藏在未来之中的事情,不知为何,最终却没有发生。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会有痛苦,这一生最后的细节都赤裸裸地摆了出来,他得到了谅解,也得到了宽恕。

    他想从木板床上坐起来,想确定一下自己听到的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在整个审讯中,他从来没见到过奥布兰,但却有种感觉他就在他的身边,只是藏起来不让他看见而已。奥布兰,正是他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是他叫看守员毒打温斯顿,也是他说不让打死,是他来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会尖叫,又是什么时候可以暂缓松口气,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在手臂上来一针,是他来提问温斯顿,又暗示温斯顿该如何回答。奥布兰毒打他,但又保护他;审讯他,又成为他的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还是在正常的睡眠中,或者甚至是在没入睡的状态中——有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轻声细语道:“别担心,温斯顿,我在看着你呢,我看着你七年了,现在该到了转折的时候了。我会拯救你的,我会让你变得完美!”他搞不清楚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不过他知道,这与七年前在梦中对他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的,是同一个人。

    他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只记得有段时间周围是漆黑一片的,而在他现在所在的这个牢房,或者说小房间里,他才渐渐看清楚周围的一切。他平躺着,无法动弹,身体上每一个重要的部位,都被绑得严严实实的,连后脑勺也给什么东西给勒住了。奥布兰正低头看着他,眼神严肃,甚至还带着一丝的悲哀之情。温斯顿从下面往上看,他毛孔粗糙,尽是憔悴,眼睛下还带着黑眼袋,满脸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还要老,应该有四十八或者五十岁了。他手中握着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控制杆,表中有数字。

    “我曾告诉过你,”奥布兰说,“如果我们再见面,就是在这里。”

    “是啊,”温斯顿说。

    完全没有任何警告,奥布兰用手轻轻一动,温斯顿瞬间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疼痛。这种痛让人感到太恐怖了,他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感觉像被夺了命似的。他无法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痛苦,还是由于通了电流造成的效果。不过,他的身体已经被拉扯得变了形,关节慢慢在被撕开。他的额头直冒冷汗,最让他担心的是这样下去脊梁会不会被拉断。他咬紧牙关,用鼻子来呼吸,尽可能保持长时间的沉默。

    “你害怕了,”奥布兰盯着温斯顿的脸说,“再过一会,就会有个东西要断了。你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脊梁骨了。你的脑海中,其实已经有了自己脊椎骨被撕裂开,那些脊髓一滴滴往下掉的情景,你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温斯顿?”

    温斯顿没回答他的问题。奥布兰拉回仪表上的控制杆,疼痛感迅速消失了,如来时一样快。

    “这只不过是四十而已,”奥布兰说,“你看,这仪表上的数字,可以到一百。在我们说话这个过程的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调整任何一种级别的疼痛来让你感受。如果你企图对我撒谎,企图来搪塞我,甚至是你的智力表现比平时的水平要低的话,你就会立刻感受到痛得跳起来的滋味,懂了吗?”

    “我懂,”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变得和气一点了。他沉思般推了推眼镜,来回踱着步。当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却变得温柔和耐心了许多,像医生,像老师,甚至有点像牧师的感觉,仿佛只是想解释或者说服他而已,并非要惩罚他。

    “温斯顿,我愿意为你倾注我的时间和心血。”他说,“因为你值得我这么做,你自己很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多年以前你就明白了这一点,但你就是不肯承认。你已经精神失常,记忆也是有缺陷的。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你总是记不住,反而是强迫自己去记住那些压根儿没发生过的事情。幸运的是,你还是可以被治愈的。你从来都没想过要治愈自己,你自己根本就不想这样做。这只不过需要费一点点意志力而已,你也不肯。现在,我也清楚得很,你还是抱着那些毛病死不放手,当它是一种美德。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吧,现在大洋国是和哪个国家在打仗?”

    “我被捕之时,大洋国是和东亚国在打仗。”

    “和东亚国,好。那大洋国是一直和东亚国在打仗,对不对?”

    温斯顿倒吸了一口气。他欲言又止,他没办法不去看那个仪表。

    “请老实回答,温斯顿,你的实话。请告诉我,你还记得的东西。”

    “我所记得的,在我被捕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还没和东亚国打仗。它那时候还是我们的盟国,我们那会是和欧亚国在打仗,而且这场战争打了四年。再往前的话……”

    奥布兰摇摇手,示意他住口。

    “再来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确实得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症。那时候你相信那三个名字为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旧党员,在被指控犯了背叛和破坏罪之后坦白并被枪决了这件事是毫无根据的。你相信自己看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文件,可以证明它们的坦白都是虚假的。曾经有一张照片让你产生了幻觉,你自以为自己真的拿在手上。那张照片就像这一张。”

    奥布兰的手指间拿着一张长方形的报纸,他停着让温斯顿从他自己的角度看去能看大概五秒钟。那是一张照片,至于是什么照片,毫无疑问,就是那张照片,是它的复印件。照片上琼斯、艾伦森跟卢瑟福正在参加一项在纽约举行的党会议,温斯顿在十一年前曾有幸看见它,又当场销毁了。它在他眼前仅仅停了一瞬间,便被拿走了。然而他看到了,确定无疑地看到了!他奋不顾身拼命挣扎着想要坐起来,但无论是朝哪个方向,他都动不了一点点。就在那时候,他甚至忘记了仪表的存在,一心只想把照片抢回来,哪怕仅仅是看上一眼也好。

    “它是存在的!”温斯顿叫道。

    “不。”奥布兰说。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那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兰打开了它的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顷刻间被一阵热风卷了进去,闪了一下火光,瞬间就化为灰烬了,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身走回来。

    “烟消灰灭了,”他说,“这已经变成了无法辨认的灰烬,变成尘埃了。它不存在了,从来就没存在过。”

    “不,它是存在过的!它确实存在过!它就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我才不记得它,”奥布兰回答。

    温斯顿的心猛地一沉。他意识到,这就是双重思想,这真让他绝望透顶了。要是他能确定奥布兰是在撒谎,那么事情也就没什么要紧的了,但要命的是,奥布兰或许真的就忘记了照片的存在啊。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已经忘记自己否认过照片存在的事实,连忘记的过程也是忘记的。那又该如何确定这仅仅是个小把戏呢?也许人的思想真的可以这样随意发生混乱疯狂的状态吧。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打败了。

    奥布兰低着头,沉思般看着他。他的表情越来越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正在拯救一个迷途但前途无量的孩子一般。

    “我们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你把他念出来吧。”奥布兰说。

    “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温斯顿听从了命令重复了一遍。

    “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奥布兰慢悠悠地点了点头,以示赞同,“温斯顿,按照你的想法,过去真的存在吗?”

    温斯顿又心生绝望之感。他又盯着那个仪表看,他根本不知道,该回答“是”还是“否”可以拯救他免于痛苦之中,他甚至不知道,究竟哪个答案才是真正的答案。

    奥布兰淡淡地笑了笑,“温斯顿呀,你还算不上什么玄学家。”他说,“直到今天,你还不曾想想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来明确地告诉你吧。过去,它是具体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之中的吗?它会不会在某个地方,某一个实际的世界之中继续发展下去呢?”

    “不会。”

    “那么,你要去哪里寻找这个过去呢?”

    “在档案里,它会记录在册的。”

    “在档案里。还有吗?”

    “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记忆中。很好,那么,我们党,控制了所有的档案,控制了全部的记忆。这样说来,我们控制了过去,不是吗?”

    “但是,你们要怎么控制人们不去回忆呢?”温斯顿嚷了起来,再次忘记了仪表的存在,“记忆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是情不自禁的,你们怎么控制得了记忆呢?你连我的记忆都控制不了!”

    奥布兰变得严肃起来,他的手又放在仪表上面了。

    “完全相反,”他说,“是你自己没控制好记忆,所以我们才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妄自菲薄,不知自律。你不想通过服从的代价来换取心智的健全,你宁愿选择做个疯子,做少数中的少数。但是,只有严格训练过的头脑,才可以看见现实的。你却相信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外在的、不需求证的,是自己存在的;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你欺骗了自己,以为自己看见了的东西,别人也同你一样看到了它。但是,我要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东西,现实就是存在于人的思想里,它不在其他地方。它不会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是会犯错误的,而且是很快就会消亡的。现实,它只存在于党的思想里,党才是集体的,才是永恒不朽的。无论如何,党认为对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不通过党的眼睛,你是无法看见现实的。事实上,你需要重新学习了,温斯顿。这需要你发挥意志力的努力,因为你需要消灭自我,要想做到头脑清醒,首先你得让自己变得谦卑起来。”

    他暂停了一会,像是为了等温斯顿消化一下他所说的。

    “你还记得吗?”他接着说,“你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我记得。”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他把拇指压下去,剩下的四根手指伸出来。

    “温斯顿,我举的是几个手指?”

    “四个。”

    “如果党说是五个,而不是四个呢?那么,该是几个?”

    “四个。”

    话音未落,他就疼得直喘气了。仪表盘上的数字指着五十五。温斯顿浑身都是汗,他拼命地喘息,那些被吸进肺里的空气似乎化为了痛苦的呻吟声喊出来。他咬紧牙关,但一点也不解痛。奥布兰看着他,还是伸出四个手指。他拉回了控制杆,这一次稍微减轻了痛苦。

    “温斯顿,几个手指?”

    “四个。”

    指针飙升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别的吗?就是四个呀!”

    仪表里的指针肯定在上升,但温斯顿是看不到的,他能看见的就是奥布兰那张严厉又阴沉的脸,以及那四根手指。手指在他的眼前就像石柱一般,粗大但模糊,还微微颤动着,但毫无疑问就是四个。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停下来,停下来,你怎能再继续?四个!四个呀!”

    “几个手指,温斯顿?”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没用了。你是在撒谎,你还是觉得是四个。几个手指,说!”

    “四个,啊五个,四个,你喜欢几个就是几个,只要你停下来,别再让我疼了!”

    突然间,他想依靠奥布兰放在他肩膀上的手臂坐起来,之前几秒钟的他应该是昏过去了,绑着他的那些绳子也松开了。他觉得很冷,忍不住发着抖,牙齿也在打寒战,眼泪流了一脸。刹那间他像个孩子一样,紧紧抱住奥布兰,奥布兰那粗壮的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到出奇地舒服。他有一种感觉,奥布兰就是他的保护神,痛苦全都是来自于外面,来自于别的地方,只有奥布兰才能让他免于受这些疼痛。

    “你学得很慢呀,温斯顿。”奥布兰温和地说道。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抽噎着说,“我怎能看不见眼前的东西,二加二就等于四呀。”

    “有时候是四,温斯顿。有时候是五,有时候又是三,还有些时候,它是四是五又是三。你得加油呀,要想变成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把温斯顿放回木板床上躺下来,四肢又开始绑紧,但他不感到疼,也不发抖了,只是觉得全身虚弱寒冷。这时候,奥布兰朝那个白大褂点了点头,白大褂刚才一直只是站在旁边不动。白大褂弯下腰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摸了摸他的脉搏,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听他的心跳,到处敲了敲,然后对奥布兰点了点头。

    “再来。”奥布兰说。

    疼痛一下子涌进温斯顿的身体,指针一定上升到七十甚至七十五了。这一次他选择闭上双眼,他心知肚明,奥布兰还是会竖着他的手指,而且还是四个。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忍住疼痛,等待痉挛过去。他也无心留意自己是哭出来还是没哭。疼痛减弱了一些,他睁开双眼,看见奥布兰拉低了控制杆。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我想应该是四个。要是能看到五个我就会看到五个,我也正努力想看到五个呀。”

    “那你要选择哪一样?让我相信你看到五个,还是说你真的看见了五个?”

    “真的看见了五个。”

    “再来。”奥布兰又下命令。

    指针上的数字大概到了八十,甚至是九十吧。温斯顿只是断断续续想起他为什么会这样疼。他紧闭上眼睛后,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片手指森林,正若隐若现般起舞。他想数一数,但怎么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要去数。他只知道根本没办法数清楚有几个,因为五个和四个之间纠缠着某种神秘的东西。疼痛又减轻了,等他张开双眼,看到的还是原来那一幕:无数个手指像可移动的树木,正朝着两个方向不断地交叉游动。他又闭上了眼睛。

    “我现在伸出几个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这么玩下去,我就要被玩死了。四个,五个,六个——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呀。”

    “有进步。”奥布兰说。

    白大褂在温斯顿手臂上扎了一针,就在那一瞬间,一股暖流穿过全身,舒服得让他几乎忘记了刚才的疼痛。他张开双眼,带着感激之情看着奥布兰。他那长满皱纹的阴沉之脸,如此丑陋又如此聪慧,真让温斯顿的心忍不住在翻滚。此时要是他能动一下,他就会伸出手搭在奥布兰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敬爱着奥布兰,爱得如此深沉,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奥布兰为他止住了疼痛,而是以前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那就是,无论奥布兰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是一个可以对谈的人。或许,有人懂自己比有人爱更重要吧。奥布兰已经把他折磨得几近崩溃,他也知道,用不了多久,他还会把他送上黄泉路,可这一切都没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是至交了,这是比友谊更深刻的感情,他们便是这样。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面对面交流,虽然有些真正想讲出口的话,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来。奥布兰低下头看着他,那神情,正说明他自己的心底也可能是这样想的。他开口了,语气平静得像平常的聊天。

    “知道你这是在哪里吗?温斯顿?”他问。

    “不知道,我猜,应该是在仁爱部吧。”

    “知道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了吗?”

    “不知道。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我觉得有几个月了。”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把人们带到这里来?”

    “让他们坦白交代。”

    “不,这不是原因,你再想想。”

    “为了惩罚他们。”

    “不是!”奥布兰大吼一声,他的声音大变,脸色也变得严肃又激动起来,“不是,不仅仅要你们坦白,要惩罚你们。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我们是为了给你们治病,要让你们清醒,让你们心智健全。温斯顿,你要知道,带到这里来的人,走的时候没有人是治不好的!我们对你们犯下的那些愚蠢之事一点都不感冒。党对那些公开的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仅仅要摧毁敌人,我们还要改造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奥布兰弯下腰靠近温斯顿。靠得太近了,他那张脸看起来大得要命,从下面往上看,丑得怕人。而且,这张脸还充满了兴奋和疯狂。温斯顿的心再次一紧,恨不得钻到木床里面去。很肯定的是,奥布兰性急起来是又会扭动指针的。但,就在这时候,奥布兰转过身去,来回走了几步,平静了一下,然后继续说:

    “首先你要明白,这里不存在殉道这个东西。那些宗教迫害异端分子的故事,你以前一定读过。在中世纪,有过宗教大审判,那种行动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他们本意是要铲除这些异端,没想到却让他们扎下了根。烧死了一个异端,千百万个异端站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宗教法庭公开杀害了他们的敌人,是在他们还没悔悟之前就烧死了。准确来说,他们之所以会被烧死,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信仰。自然,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牺牲者,罪名则由施刑者来承担。到了二十世纪,则出现了所谓的极权主义者,这就是德国的纳粹和俄国的共产党。俄国人对待异端分子的手段,比宗教法庭的还要残酷。他们自以为自己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了教训。他们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能制造殉道者。将牺牲者送往公开审讯前,得先决意摧毁他们的尊严。严刑拷打,独自关押,反正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卑躬屈膝,畏畏缩缩的可怜虫,让他们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他们将自己骂得体无完肤,指责别人,寻找替死鬼,跪地求饶。可是没过几年,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死去的人成了殉道者,之前的受辱的过程已经被人所淡忘。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他们所坦白的一切很显然都是假的,是伪造的,我们不会再犯这种错误。我们这里所坦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要它是真实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给死者反抗我们的机会。所以,温斯顿,你别做后来人会为你平反洗冤的白日梦了,后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你这个人的存在。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你早已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我们要把你变成气体,让你消失在太空之中。你在世上不留一丝痕迹:档案里没有你的名字,活着的人的脑海里也不会有关你的记忆。过去不会有你,将来也不会有,你将不复存在过!”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我?温斯顿这样想着,真感到痛苦。奥布兰好像感觉到是温斯顿在大声说出这些心里话,于是停下了脚步。他凑近他那张丑陋的脸庞,还眯着眼睛。

    “你心里想,”奥布兰说,“既然我们决意要把你消灭得一干二净,你的所作所为到最后都毫无差别,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周折先来审讯你?这就是你心里想的,是吧?”

    “是的。”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微微一笑。“温斯顿,你是我们这个模式中的一个缺陷,一个污点,我们必须把你弄掉。刚才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我们不再像过去的迫害者那样,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即使是最卑贱的服从也不能。你的投降,必须是出自于你的自由意志。异端起来反抗我们,我们不会消灭他,只要他继续反抗下去,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要改造他的信仰,捕捉他内心的思想,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他,我们要把他心中一切的邪恶和幻想都燃烧干净,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不是表面上这样,而是实实在在的,内心和灵魂都属于我们。在杀掉他之前,我们要把他改造成我们的人。对于我们而言,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居然有错误的思想存在着,即使只是秘密存在着,即使没什么能量,但这也是不可容忍的。行刑前的犯人,也是不允许有任何背离之处的。过去,异端分子走向刑场的时候还是个异端,可以到处宣扬他们的异端邪说,并为此疯狂。甚至在俄国,那些被大清洗的牺牲者,在走向刑场吃子弹的时候,满脑子都还是那些反抗的思想。可是,我们在敲碎这颗脑袋之前,要将它变得完美无瑕。旧专制的律条是‘勿以身试法’,到极权主义的时候变成了‘为自己的信仰牺牲’,而我们的律条是‘你是我们的’。我们所带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会反抗我们的,他们的思想全都被清洗得一干二净,甚至那三个你曾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卑鄙叛徒——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最后也被我们打垮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审讯工作,看着他们的意志力一点点地垮掉,他们趴在地上,哭泣着,求饶着——到最后,他们不再感到痛苦,也不再害怕,只有一颗悔悟之心。结束审讯后,他们只不过剩下一副皮囊。除了懊悔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和对老大哥的热爱,他们什么都不剩下。看着他们最后如此热爱老大哥,真是让人感动呀。他们央求我赶紧枪毙他们,趁着他们的内心是纯洁的时候。”

    他的声音变得如梦境一般迷离,脸上依然洋溢着一种疯狂的热情。温斯顿想,这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再说了,他也不是一个伪君子,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最让温斯顿忍受不了的是,和奥布兰相比,自己的智力远不如他。他看着那个粗犷却优雅的身体在来回踱着步,时进时出。无论哪一方面,奥布兰都要比他强大,凡是他所想到过的,甚至可能会想到的思想,都事先被奥布兰所想到,所思考,所抛弃过。他的思想包含了温斯顿的思想。这样说来,奥比兰又怎么会是疯狂的呢?一定是他自己疯掉了。奥布兰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他,声音又开始变得严厉起来。

    “温斯顿,你千万别妄想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即使是你向我们彻底屈服都不行。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都别想着可以逃得掉。即使我们让你得以善终,颐养天年,但你一样是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你在这里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抹不掉的,你必须先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将你砸个粉碎,让你永世不得卷土重来。即使是活上一千年,都无法恢复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正常人拥有的那种感情,对你而言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你已心如死灰,再也不可能感受到爱、友谊、活着的喜悦、欢声笑语、对世界的好奇、勇气和正直之心了。你不过是一个空心的人,我们把你的全部都掏空了,然后灌入我们的东西。”

    奥布兰停下脚步,向白大褂示意了一下。温斯顿感觉到一个很重的仪器放在他脑袋后面。奥布兰坐在床边上,脸和温斯顿的一样高。

    “三千。”他对着温斯顿后面的那个白大褂说。

    两块湿漉漉的软垫夹在温斯顿的太阳穴上,他紧张得蜷缩着身体。来了,是一种全新的疼痛。奥布兰把手放在温斯顿手上,几乎带着和蔼的表情,好让他安心。

    “这次是不会疼的。”他说,“看着我的眼睛。”

    就在这时候,传来一声毁灭性的爆炸声,只是说像爆炸声,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声音发出来,但毫无疑问的是,看到了一道刺眼的闪光。温斯顿没感觉到疼,只是感觉被弄得平贴了,虽然在发生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是仰着睡的,但总有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像被打到了什么地方。一种毫无痛感的恐怖的一击把他整平了,他的脑子也受到影响。等到视力恢复了之后,他记起了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也认出了那张盯着他的脸。然而脑袋里总感觉有一块空白处,像被人给挖走了一样。

    “很快就好的,”奥布兰说,“看着我,现在大洋国和谁在打仗?”

    温斯顿想了想,他记得大洋国,也记得自己是大洋国的公民,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究竟是和谁打仗,他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仗。

    “我不记得了。”

    “大洋国和东亚国在打仗,现在你记起了吗?”

    “嗯。”

    “大洋国一直和东亚国在打仗。自从你出生后,自从党诞生以来,自从有了历史,战争就从未停歇过,而且一直都是同一场战争。你记起了吗?”

    “记起了。”

    “十一年前,你编了个传说故事,是关于有三个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的,你自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份可以证明他们是无罪的报纸。从来就不存在过这样一份报纸,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但后来你自己居然相信了。你还记得自己当初是怎样编造这个故事的吗?”

    “记得。”

    “刚才我举起我的手指给你看,你看到五个手指,你还记得吗?”

    “记得。”

    奥布兰再次举起左手,把大拇指藏在下面。

    “这是五个手指。你是看见五个手指吗?”

    “是的。”

    他真的看见了,虽然只是一瞬间,是在他脑海里的景象还没发生改变之前看见的。他看到了五个手指,简直完美。但很快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的状态,之前感受到的恐惧、仇恨和困惑又全都席卷回来了。但也有那么一瞬间——他不知道有多久,或者有三十秒吧——他觉得自己似乎胜券在握,奥布兰的每个新的暗示,都变成了绝对的真理,并填补了温斯顿脑海中的空白。如果有所需要,那么二加二轻而易举就等于三,或者等于五。但这一刻很快就消失了,连奥布兰的手都还没放下,不过虽然他无法再捕捉到这种情景,但却记住了它,一如一个人记住了生命中某个印象深刻的经历一样。

    “现在你看到了吧,”奥布兰说,“无论如何,这都是有可能的。”

    “是的。”温斯顿答道。

    奥布兰满足地站了起来。温斯顿看到在他的左边,白大褂弄破了一个注射剂瓶子,还把针管插了进去。奥布兰转过身,微笑地看着温斯顿,并像往常一样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

    “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在日记本上写过。”他说,“对你而言,我是你的朋友还是敌人,这都无所谓的,至少我是理解你的,我能与你谈心,是不是?你说得对,和你一起聊天,我很享受。我对你的思想很感兴趣,它和我的很相似,只不过你是精神失常的。在这次谈话结束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问我几个问题。”

    “问什么都可以么?”

    “什么都可以。”他看见温斯顿的眼睛正看着仪表,“都关着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对茱莉亚都做了什么?”温斯顿问。

    奥布兰又微笑起来。“她背叛了你,温斯顿。很快且彻底,我还没见过哪个人,投靠我们如此地快速。你如果再次见到她,估计你都认不出她来的。她脑子里所有的反叛、欺骗、愚蠢、肮脏的思想——都从她的心底里消除得一干二净了。真是一个完美的改造,教科书式的典范。”

    “因为你们刑讯逼供了?”

    奥布兰不屑回答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他说。

    “真的存在老大哥吗?”

    “当然,党是存在的,老大哥就是党的化身。”

    “他是像我这样存在的吗?”

    “你是不存在的。”奥布兰说。

    他再次心生绝望。他知道,或者说他也想象得到,那些证明他不存在的理由,都毫无意义,他们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说这样的话,如“你是不存在的”,这在逻辑上不是很荒诞的吗?然而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想到奥布兰可以用那些疯狂的理由将他反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他觉得万分沮丧。

    “我想我是存在的,”他疲惫地说,“我能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我曾经出生,也将死去,我有胳膊有腿,我占据着一定的空间,没有别的东西同时跟我占据一样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说,老大哥存在吗?”

    “这根本不重要,他就是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可能死?下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关于这个,温斯顿,你是永远也别想知道答案的。如果我们审讯完放你出去,你能够活到九十岁,你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答案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只要你还活着,这就是一个不解之谜。”

    温斯顿安静地躺在那里,呼吸加速。他还没问那个最先涌进他脑海中的问题,他很想问,但舌头似乎不听使唤。奥布兰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就连他的眼镜,似乎也自带嘲笑的光芒。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他知道我要问什么,他知道!就这样,他想问的话瞬间就脱口而出了:“101房间里有什么?”

    奥布兰的表情丝毫未变,他冷冰冰地说:“你知道101房间里有什么,温斯顿,每个人都知道那里面有什么。”

    他朝白大褂举起一个手指。显然,这一次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一根针头突然刺向温斯顿的手臂,他几乎是瞬间睡着了。

    “你的改造分为三步,”奥布兰说,“一是学习,二是理解,三是接受。现在是时候进入第二步了。”

    温斯顿照例仰卧在床,不过最近这段时间,那根绑他的带子松了一点。虽然还是绑在床上,但他的膝盖是可以活动的,脑袋也可以转,手臂可以抬一抬。那个仪表,也没像以前那样吓人了。要是他的思维可以转得快一些,他还能少吃点苦头。只有在他表现得非常愚蠢的时候,奥布兰才会拉动那个控制杆。有时候他们谈完一次话,仪表也没有用一次。他记不得一共谈了几次话,只觉得那过程相当漫长,时间又没有限制——或许有几个星期吧。两次之间的间隔,有时有几天,有时只不过是一两个小时。

    “你躺在那里,”奥布兰说,“你总是在想,你也问过我,仁爱部为什么要在你的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大的力气。我记得当你还是个自由人的时候,这问题就叫你很困惑。你生活的这个社会,你知道它的结构,但你搞不懂它本质的动机何在。你还记得吗?你曾经在日记里写,‘我知道怎么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当你一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你自己是否精神正常了。你也读过那本书,戈斯坦因的书,或者说你至少读过一部分。它有告诉你哪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吗?”

    “你也读过么?”温斯顿问。

    “是我写的,或者说,我参与了这本书的撰写。你知道的,没什么书是一个人可以单独完成的。”

    “里面说的,都是对的吗?”

    “从它所描述的来看,都是对的。但它所提出的那些纲领,不过是废话而已。比如秘密地积累知识,慢慢开始启蒙,最终期待老百姓起来造反,推翻党的统治等等,这些不用看完整本书,都能推测出它的结论会是这样。完全是一堆废话,无产者永远都不会起来反抗,再过一千年也不会,一百万年都不会。他们才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至于原因,不用我说,你都能猜得到的。如果你还抱着老百姓会起来造反的梦想的话,我告诉你,你可以死心了。党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党的统治是千秋万代的,你应该把这个作为你思想的出发点。”

    他走近一些温斯顿的床。“千秋万代都不变。”他重复说道,“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怎么样’和‘为什么’这个事情。你对党是如何维护自己权力的手段是很清楚的,现在你来告诉我,党为什么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动机?我们为什么如此渴望权力?说吧,再说一点。”看到温斯顿沉默不语,他多说了几句话。

    温斯顿又沉默了几秒钟,他已经疲惫不堪。可是,奥布兰却越说越带劲,脸上又洋溢着若隐若现的疯狂激情。他早就知道奥布兰要说什么:党根本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追逐权力,党是为大多数的人民在争取权力。群众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动物,不懂追求真理,又害怕面对自由,所以必须有一群比他们强的人来统治他们,来欺骗他们,这就是党追逐权力的全部理由。人类需要在自由和幸福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对大部分的民众而言,幸福要比自由重要。党永远都站在弱者这一边,保护弱者,具有献身精神。他们做那些罪恶之事,是为了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给别人带来更大的幸福。温斯顿想,可怕的是,奥布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居然相信这一套,这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奥布兰什么都知晓。他比温斯顿厉害一千倍,他知道这世界真实的面貌,知道人类堕落到了何种的程度,而党又应该用怎样的谎言和野蛮来统治,让他们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奥布兰,他对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思考得明明白白。不过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终极的目的,会使得一切手段看起来都是正义的。这样一个人,比你还要聪明,还让你畅所欲言,他却依然执迷不悟——面对这样的狂人,你又有什么办法?

    “你们统治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相信的是,人类不适合自己统治自己,所以你们才……”

    他刚刚开口说话,但几乎要哭出来了。一阵强痛几乎要穿透他的身体。奥布兰把仪表上的控制杆拉到了三十五。

    “蠢货,温斯顿,你可真是蠢透了!”他说,“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废话,你应该想到些更好的来说。”

    他拉回控制杆,接着说:“现在,还是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听好了:党之所以会追逐权力,完全是为它自己所用。我们才不管别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只是对权力有兴趣,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长生不死,也不是幸福快乐,是权力,纯粹的权力。纯粹的权力是什么?很快你就会明白了。我们跟从前所有寡头政治集团都不一样,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些所谓的寡头政治集团,不过都是些胆小鬼而已,全都是伪君子,就连那些看起来和我们很像的,也一样。德国的纳粹,俄国的共产党,在做法上倒是和我们很像,可他们从来没有勇气来承认自己的动机。他们假称,或许也真相信,他们不是自愿夺了权,只会执掌有限的一段时期,用不着多久,便会出现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乐园。我们才不这样做。我们知道,谁夺权的目的,都不可能是为了放弃权力。权力就是目的,它不是手段。没有人是会为了捍卫所谓的革命果实而去建立一个独裁政权的。迫害的目的就是为了迫害,拷打的目的就是拷打。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你现在懂我说的了么?”

    奥布兰那疲惫不堪的神情再次吸引了温斯顿的眼光。这张脸是刚毅的,容易感动的,但同时也是残酷的,有智慧,有克制着的激情。在这张脸面前,温斯顿感到自己的无助。但是,这张脸确实也累了,眼睛下面有突出的眼袋,皮肤也是松松垮垮的模样。奥布兰弯下腰,故意让自己这张老脸离温斯顿近一些。

    “你是在想,”他说,“我这张脸又老又累。你在想,我在谈论所谓的权力,但连自己的衰老也挡不住。温斯顿,难道你不明白,一个人只不过是细胞而已吗?细胞衰老,才能换来机体的活力呀,要不你试试,你给自己剪指甲,会不会死去?”

    他从床边转身走开,又开始来回踱步,有只手插在裤袋里。

    “我们是上帝的祭司,”他说道,“上帝就是权力。不过现在在你的眼里,权力只不过是个词语而已。现在是时候让你明白权力的真正意义了。首先,你要意识到,所谓的权力,一定是集体的权力,个人,只有在他不再是个人的情况下,才能拥有权力。你知道有一句这样的口号:‘自由即奴役。’你可曾想过,这句话也可以颠倒过来说:‘奴役即自由。’一个单独存在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每个人注定都是要死去的,这是人类最大的失败之处。可是,如果他能够与党打成一片,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放弃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么它就成了党,那么这个他就是全能的,就是永垂不朽的。其次,你还需要知道,所谓的权力,是对人行使的权力,是对人的身体,特别是人的思想所行使的权力,对那些所谓的物质,或者你称之为现实的权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对现实的控制,早就达到了巅峰的境界。

    温斯顿听得入神,一下子忘记仪表的存在,想用力坐起来,反而弄得自己一身疼。

    “但是,你们怎么能控制得了现实呢?”他大声嚷道,“难道你们能控制气候,控制地心引力?还有那么些疾病,痛苦死亡呢?……”

    奥布兰挥挥手,示意他安静下来。“我们控制思想,也就等于控制了现实。现实,实际上就存在人的脑袋里,这一点你慢慢就会明白的,温斯顿。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天下地,我们无所不能。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像泡沫一样浮离这块地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党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十九世纪流行的关于自然法则的那些思想,你得把它们通通抛弃掉,因为我们创造了自然的法则。”

    “你们才做不到,甚至在这个行星上,你们都还算不上是主人,还有欧亚国,东亚国,你们也还没征服它们!”

    “这个关系不大,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征服它们。即使没征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可以否定它们的存在,大洋国就是整个世界。”

    “但世界只不过一缕尘土而已,人也是如此的渺小——真让人绝望,人类才存在多长时间?地球有好几百万年荒无人迹呢。”

    “胡说,我们多老,地球就多老,地球怎么可能比我们还老?没有人的意识,一切都不复存在。”

    “可是地下不是藏着一些已经绝迹生物的化石吗?像那些猛犸、柱牙像呀,恐龙之类的,在出现人类之前,它们早就存在于地球上了。”

    “你看见过这种化石吗?温斯顿。当然不可能,这是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家发明出来的东西。人类出现之前,什么都没有;人类灭绝之后,也什么都不剩下——如果人类真的会灭绝的话。总之在人类之外,什么都没有。”

    “可是,在我们之外的整个宇宙呢?你看那些星星,有些星星离我们有一百万光年,我们这辈子都够不着它们。”

    “星星算什么东西?”奥布兰冷冷地说,“只不过是几公里之外的一些光而已,只要我们想去,我们就能到达。或者我们把它抹掉也成,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呢!太阳和星星也是围绕着地球转的。”

    温斯顿又动了一下那痛苦的身体,但这一次他不再说话。奥布兰接着说话,像在回答温斯顿那沉默的抗议似的:

    “当然,出于某种目的,我们说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当我们的船在大海上航行,或者当我们为了预测月食日食,就会假设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就会假设星星距离我们有百万光年,这样完全是为了方便而已。可这样做,又能怎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一种双重的天文学体系来解释这一切吗?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星星可以离我们近,也可以离我们远。你觉得我们的数学家做不了这种工作吗?难道你忘记我们有双重思想了吗?”

    温斯顿不禁又蜷缩着身子。无论他开口说什么,奥布兰很快就能反驳回去,像给他沉重的一击。可他知道,他心底里知道,自己才是对的。一定有方法可以揭露这个自认为思想之外别无它物的荒谬之处。不是早揭露了这想法的错误吗?它还有个名称呢——可他想不起来了。奥布兰低头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的微笑。

    “我跟你说过的,温斯顿,”他说,“形而上学不是你的强项。你打算想起的名称,叫做唯我论。可你又错了。这不是唯我论,我们暂且叫它做集体唯我论吧,这两者差别很大的。严格来说,恰恰相反。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他又换了种口气,“真正的权力,我们夜以继日为之战斗的权力,绝不是对事物的权力,而是对人的权力!”他停一停,又换上那种老师向有出息的学生提问的模样说话:“一个人是如何向别人表明自己的权力的,温斯顿?”

    温斯顿想了想,“通过让别人受苦的方式。”他回答道。

    “完全准确到位,对,就是叫别人受苦,仅仅是服从是不够的。不让他们受苦,怎么能判断他们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偷偷在遵从他们自己的呢?权力,它是带来痛苦和耻辱的;权力,就是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撕个粉碎,再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拼凑成新的模样。那么,现在你看到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个崭新的世界了吗?那些老一辈的改革家们,他们所想象的那个乌托邦世界,简直就是愚蠢至极,我们要建立的世界,和他们刚刚好相反。这个世界将是充满恐惧、背叛和痛苦的,这个世界到处都上演着践踏和被践踏的事情,在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世界显示出来的将是更加地残酷而不是温情。我们这个世界越是进步,就越是走向痛苦。过去的文明说自己的基础是爱和正义,但我们的基础却是仇恨。在我们这个世界中,除了恐惧、仇恨、狂欢和自卑之外,再不会有其他的情感了,我们会将其他的情感消灭干净。事实上,我们已经把革命前遗留下来的那些思想习惯都改变了,我们割裂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丈夫也不再信任妻子,父母不再信任儿女,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不复存在。在未来,人们连妻子和朋友都不需要了,孩子一出生就被党领养,就像我们从鸡窝里拿走鸡蛋一样。性本能将会铲除掉,生育繁衍将变成年度的手续一样,如同去更换一个配给证。男女之间的性高潮也要废掉,我们的神经病学家正在研究这件事。除去对党的忠诚,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出卖掉;除去对老大哥的爱,就没有别的爱了。欢声笑语,也只有在打倒敌人的时候才会出现。不再会有文学和艺术,不再会有科学——我们已经无所不能,还要什么科学,要什么美和丑,它们再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不再有什么好奇心,生命中毫无乐趣可言。消灭所有留下来的快乐,可不要忘了,温斯顿——对权力的沉迷,却永远存在,永远存在,而且会不断增长,越来越精致。每时每刻,永远都有胜利的激动,践踏毫无抵抗力的敌人的快感。要是你想看到未来的图景,那就想象你的一只脚踩在别人的脸上——而且是要永远地踩下去。

    他停下来,似乎等着温斯顿说话。温斯顿真的希望自己只是蜷缩在床上,因为自己的心早已冷得说不出话来了。奥布兰接着说:

    “你要记住了,是要永远地踩踏下去,那张脸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踩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的脸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等着你们打败他们,羞辱他们。自从你落到我们手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只会变本加厉地继续下去。侦察,背叛,逮捕,折磨,处决,失踪,这些都是会没完没了的。这将是一个既恐怖又疯狂的世界。党越强大,宽容就越少;反抗的力量越弱,专制就越残酷。戈斯坦因和他那一套理论将永远存在下去。每一天,每一刻,它们都会遭受打击、怀疑、嘲笑甚至是抛弃,但它们会永远地存在下去。我和你已经演了七年的戏,它将会一遍遍,一代代地演下去,形式也会越来越精致。这里总是有让我们摆布的异端分子,他们因为疼痛而发出尖叫声,他们精神会崩溃,会变得面目全非,最后是彻底地醒悟过来,爬到我们的面前求饶。这就是我们正在建造的世界,温斯顿,它会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世界,它会不断压迫着权力的经的世界。我看得出,你已经开始明白我所说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了。但最后,你还需要理解更多,你需要去接受它,欢迎它,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温斯顿有点力气说话了,“你们不能这样做。”他虚弱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温斯顿。”

    “你描述的这个世界,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它只是一个梦,是不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文明的基础是不可能建立在恐惧、仇恨和残酷之上的,它是无法持续发展的。”

    “为什么不能?”

    “它不会有活力,会解体,会自动毁灭的。”

    “胡说。你的印象是仇恨比爱更消耗人的精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就算这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假如我们就想着老得更快一些呢?假如我们要加速人生的速度,三十岁的时候就老了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难道不明白,个人的死亡并不是死亡,而党是不朽的吗?”

    同样,这一段话又把温斯顿反驳得哑口无言,而且他害怕的是,他的不同意会招致奥布兰再次拉动那个控制杆,但他无法保持沉默。他有气无力地开始反击,不算是争论,除了对奥布兰的话表示极端的厌恶之外,他也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撑他的了。

    “我不知道这些,也不在乎。不管怎么样,你们会失败的,总有一些东西会打败你们,生活就会打败你们。”

    “我们都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温斯顿。你是在想象一种所谓人性的东西,会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愤怒,继而会反抗我们。可是,你忘记了,人性都是我们所创造的。人的身上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或者你又想起你那破烂的思想了,你以为那些群众,那些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忘记这白日梦吧,他们像动物一样毫无依靠,人性就是党,其他一切都是外在的,根本毫无关系。”

    “我不在乎,反正最后它们一定会打败你们的,迟早它们会看清你们的庐山真面目,会把你们撕得粉碎的。”

    “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会发生这样的过程,你看见了吗?凭什么会有这样的过程?”

    “没什么证据,可我就是相信。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里有些东西,我虽然不知道,或许是一种精神,一种原则——但是它是你们根本没办法战胜的。”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信。”

    “那这个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是人的精神吧。”

    “你觉着自己是个人?”

    “是的。”

    “温斯顿,如果你还算是个人,那你就是最后的人了。可是,像你这样的人,已经绝种了,我们才是新的继承者。你知道你是孤身一人的吗?你在历史之外,你根本就不存在。”他的态度突变,口气也随之严厉起来,“你以为我们会撒谎,我们残忍,所以你就自以为在道德上高我们一等了吗?”

    “是的,我自认为比你们要高一等。”

    奥布兰没再说话,另外有两个声音倒是说起话来。过了一会,温斯顿辨认出其中一个声音就是自己的,那是他报名加入兄弟会时候和奥布兰的谈话录音。他听见自己保证过会撒谎、偷盗、造假、杀人、教唆人吸毒卖淫、传染性病、往孩子脸上泼硫酸。奥布兰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仿佛在说,播放这个录音,实在是不值得呀。他按了一下开关,声音戛然而止。

    “你起床吧。”他说。

    他身上的绑带自动就松开了。温斯顿下了床,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你是最后一个人了。”奥布兰说,“你还是人类精神的捍卫者呢,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模样,把衣服脱了。”

    温斯顿解开那根把工作服绑在一起的绳子,拉链扣子早就被拿走了。他都记不清,自己被捕后,有没脱过衣服。在工作服里面,还有一些颜色有点发黄脏兮兮的布片,勉强认得出是残留着的内衣。把衣服脱到地上后,他看见房间另一边有个三面的镜子。他走了过去,瞬间突然停下脚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走过去,”奥布兰说,“站在镜子中间,这样就能看见你的侧面是怎么样的了。”

    他停下来时被吓呆了。一个驼着背,脸色苍白,像一具骷髅的东西正向他走来。他被自己的外表吓坏了,而不是仅仅从镜子上看见那个就是自己。他向着镜子走近了一些,那个东西弯着腰,脸凸了出来。那张脸孔,简直就是一个可怜的囚徒:前额全是皱纹,光秃秃的头顶,鼻子也已经变形了,脸颊开始深陷,眼睛却炯炯有神,充满着戒备。毫无疑问,这张脸就是自己的,可是完全想不到呀,这外表的改变比内心的还要可怕。脸上的表情,与他内心的感情完全不同。他的头发已经掉了一半,刚开始他以为自己也已经变得灰白了,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头皮变成了灰白色。除了双手,还有脸上,他浑身上下满是灰垢,脏兮兮的,灰垢下面还有很多的红色疤痕。脚踝处的静脉曲张红了一大片,开始往下掉一些皮屑。但真正可怕的是,他身体的瘦削程度。肋骨窄得和骷髅一般,大腿居然也瘦得不如膝盖处粗了。他才明白过来,刚才奥布兰让他看侧面时的用意何在了。他的脊椎弯曲得恐怖,那瘦削的肩膀向前倾,胸膛像被人挖空了一样,瘦得皮包骨的脖子被脑袋的重量压着如对折了似的。如果让他来猜,他会说这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还得了某种不治之症之类的。

    “你曾经想过,”奥布兰说,“我这张脸,一个内党党员的脸,看起来衰老又疲惫了。你看你自己的脸,你又有什么想法呢?”

    他一把抓住温斯顿的肩膀,扭转过来正对着自己。

    “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模样!”他说,“看你全身上下脏兮兮的样子,看你连脚趾的缝隙里都塞满了灰尘,看你脚踝处那让人恶心的脓疮。难道你不知道,你都臭得像只山羊了吗?不过我知道你是闻不出来的。看看你瘦成这模样,看见了吗?我都可以捏住你的胳膊,把你像只胡萝卜一样给拧断了。你知道吗?自从落到我们手上来,你都瘦了二十五斤肉了,还有你的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掉。不信你看吧。”他揪下温斯顿头上的一把头发,“张开你的嘴巴,九,十,还有十一颗牙齿。你来这里的时候还有几颗,你看你,就连剩下的这几颗都快要掉光啦。”

    他那强有力的拇指和食指,伸进去抓出温斯顿剩下的最后一颗门牙。温斯顿的上颚一阵剧痛,奥布兰把拧下的那颗门牙,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去了。

    “你正在烂掉。”他说,“你看你都开始解体了。你算什么东西?一堆垃圾而已。现在再转过身看看镜子,看到眼前这个东西了吗?那是最后一个人了,如果你算是人类,那你就是人性了。穿上你的衣服吧。”

    温斯顿笨手笨脚地穿上他的衣服,直到现在,他才留意到自己是这样的羸弱。他只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呆在这里的时间,一定会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久。他穿上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后,对着自己的这副模样真是心生凄凉呀。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跌坐在旁边的一个小板凳上了,一时放声大哭起来。后来他才明白,是自己太丑了,太难看了,不过是包裹在脏衣服里面的一堆骨头,现在坐在刺眼的灯光下痛哭流泪的人而已,可他就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奥布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带着亲切的口吻说:

    “你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就什么时候能避免这一切,一切的主动权都在你的手上。”

    “都是拜你所赐。”温斯顿呜咽着,“都是你们,都是你们把我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不,温斯顿,是你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的。自从你开始反党,你就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这些全都包含在你踏出的第一步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全都应该预料到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我们打败了你,温斯顿,我们击垮了你。你都看到了,你的身体都成什么模样了,你的内心,也差不多如此,我不认为你还剩下什么自尊心。你被毒打过,被辱骂过,因疼痛而尖叫过,在自己的血迹和呕吐物中翻滚过,你乞求过宽恕,你背叛了所有的人,你自己想想吧,还有什么堕落的事情是你没干过的?”

    温斯顿不再哭泣了,但还是泪盈满眶。他抬起头,看着奥布兰。

    “我没有背叛茱莉亚。”他说。

    奥布兰沉思般低头看着他,说:“对,你没有,完全正确,你没有背叛茱莉亚。”

    温斯顿的心里又充满着对奥布兰的敬意,这种敬意仿佛什么都无法将之摧毁。他想,奥布兰多么地聪明,多么地有智慧,他从来不会听不懂我的话,如果是换成别人,肯定马上就说我已经背叛了茱莉亚。在拷打中,我还有什么是没坦白的吗?我已经向他交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她的全部,我知道的我全都说了,她的生活习惯,她的个性,她过去经历怎样的生活,还有他们约会时候的一切细节,他们之间说过的话,在黑市上吃买过的东西,还有通奸,策划着如何造反。这一切的一切,都坦白了。但是,按照他的意思,我并没有背叛她,我还在继续爱着她,我对这依然不变。对于奥布兰,我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告诉我吧。”温斯顿说,“你们什么时候会枪毙我?”

    “或许还需要很久。”奥布兰说,“你是个例外,情况很复杂。或早或晚,每个人都会被治好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枪毙你。”

    温斯顿看起来精神好多了,每天都在变胖变强壮,如果用“每天”这个词语是合适的话。

    这间牢房还和以前的一样,到处都是白色的灯光和嗡嗡的声音,但比他之前呆过的要舒服了些。木板床上多了一个枕头,也加了床垫,还会给他一个小板凳坐,也允许他经常拿脸盆来洗洗澡,有时候甚至还给他提供热水。他们还给他买了一套新内衣和干净的工作服,也给他的静脉曲张处涂上止痛膏,剩下的牙齿被拔光后,又给他装上一套全新的假牙。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如果他有兴趣的话,还是能计算出时间来的,因为他们现在会定时给他送饭。按照他的判断,一般都是每二十四小时吃三顿饭,但有时候也分不清那几顿饭是白天还是黑夜吃的。这里的伙食好得很,每三顿饭就有一顿可以吃到肉,甚至,还给过他一包烟,他当时身上没带火柴,于是负责送饭的看守员就给他点火了。第一次吸烟的时候他有点恶心,不过慢慢就习惯了,他习惯在饭后抽上半根,一包烟够他抽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们还给他带来一块可以记事的白板,边角处还绑上一根铅笔头,刚开始他没用它,即使是睡醒了,也根本不想动。吃完一顿饭,他便躺着不想动,等下一顿饭送来。中间这些时候,他有时候会睡觉,有时候也会迷迷糊糊地幻想一些东西,这种时候,完全不想睁开眼睛,太麻烦了。现在,即使那些强光照在脸上,他也照睡不误,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除了会做一些连贯起来的清楚的梦。这段日子以来,他做过很多的梦,而且梦里大多是一些愉快的事。他梦见自己在黄金乡里,和母亲、茱莉亚还有奥布兰一起坐在那一大片金灿灿的废墟之中,聊着家常话。醒来的时候,他想的多半也是他的梦。他仿佛失却了思考的能力,连疼痛也感觉不到了。他并不觉得无聊,但不太想说话,也不想什么娱乐活动。他只想独自一个人,没人来拷打他,也没有人审讯他,他能吃得饱,全身都是干干净净的,他便彻底满足了。

    慢慢地,他入睡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虽然他也不愿意下床去活动一下。他只想安静地躺着,让自己慢慢恢复元气。他偶尔用手指在身体的各个地方摸一摸,想搞清楚他那越来越结实的肌肉和皮肤究竟是不是一种幻觉。最后,连他自己也相信自己真的长胖了,大腿要比膝盖粗了。从这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开始那一两天还是很困难,只是在牢房里像兜圈子一样走走路而已,不久之后居然发现自己可以走上三公里远了,这用牢房里的宽度可以算得出来。他的脊椎也慢慢可以挺直了,他想开始做一些复杂的运动,但还是心有余力不足,那些复杂的运动还真做不来。他不能快步走,不能举板凳,也不能单腿站着,蹲下去再站起来,大腿跟小腿都会很疼。如果趴下来做做俯卧撑,同样也是连一厘米都撑不起。但几天后,或者说几顿饭后,他竟然做到了,有时候还能做上六次。从此,他为自己感到骄傲,有时候他也相信,自己的脸也正在慢慢恢复正常了。只是偶尔伸出手摸到那光秃秃的头顶,他才想起之前在镜子中看到自己那可怕的模样。

    他的思维也越来越活跃了。他坐在木板床上,背靠着墙,把白板放在膝盖上,正准备开始改造自己了。

    他已经向党投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现在来看,实际上他在做这个决定以前,他已经准备着投降了。从他第一天踏进仁爱部开始——应该说自从他和茱莉亚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听从电幕的声音指示的时候,他就应该清楚,他们反党是一件多么轻率且肤浅的事情。七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明白了。这些年,思想警察一直在秘密监视着他,犹如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一个甲虫一般清楚。他的一举一动,大声说过的话,他心里的思绪,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不敢想象吧,他们甚至把那颗白色的灰尘也小心地放回日记本的原处。他们放录音给他听,拿照片他看,有些照片就是他跟朱莉亚,没错,甚至是……他再也不能跟党斗争了,而且,党是对的,不是吗?事情一定是这样的,集体的大脑,不朽的大脑,又怎么会犯错误呢?有什么外在标准来衡量它做出的判断呢?理智是一个统计学的玩意,问题不过是,得学会按照他们思维来思考问题,只是……他用手指夹着铅笔,觉得粗得不太好用。他开始把脑海里出现的念头写下来。他先用大写字母笨拙地写道:

    自由即奴役

    然后不停顿地继续写:

    二加二等于五

    但他突然停住了,他的思维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很难集中精神。他知道,自己明明想到下一句写什么,但就是想不起来,真正记起来的时候,是透过有意进行推理得到的,而不是自动出现的念头。他写道:

    上帝即权力

    他全盘接受了,过去是可以改变的,过去未曾篡改过。大洋国也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琼斯、艾朗森跟鲁瑟福,他们就是犯了所被指控的罪,他也从来没见过什么能证明他们是无罪的照片。那照片根本不存在,全是他编造出来的东西。他记得,以前所记住的那些东西全都颠倒了,都是错误的记忆,是自欺欺人的东西。真是轻而易举,只要肯投降,一切都水到渠成。就像逆水游泳,不管你多么卖力游,水流还是会把你往回推,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你决定了要顺流而下。你变化的只是你的态度,其他都不变,命里注定要发生的,总会发生。他几乎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反抗了,一切多么容易呀,只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对的。那些所谓的自然法则,不过是在胡说八道而已,什么地心引力,也是如此。奥布兰曾经说过:“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像泡沫一样浮离这块地板。”温斯顿想:“要是他认为自己真的能浮离地板,同时我也认为自己看到的是这样,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发生的了。”突然,他的念头像一块埋藏在海底的木板船块一样冒出水面来。“对,这不是真实发生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一种幻觉。”但是,他很快又压住了这个念头。真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呀,他事先就预想在思想之外,有那么一个地方,一个“真实”的世界,发生着“真实”的事情。但怎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呢?我们关于一切的知识,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思想,才能得以确认,一切都是需要经过我们的头脑才可以发生的。发生在大脑中的事情,才是真正地发生过呀。

    要揭露这个谬论其实并不难,他也不会危险到会接受这种谬论,但是他还是意识到,他不应该去想这些。大脑应该在危险思想有所抬头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盲点,这个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本能的反应,这在新话里,就叫做“罪行停止”。

    于是,他开始让自己练习这种“罪行停止”。他给自己提出很多命题——“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比水要重”——诸如此类的命题来训练自己看不到,或者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矛盾之处的能力。这真的很难,它需要很强的推理能力和瞬间的反应能力。像“二加二等于五”这种算术题,就超出他的思维水平了。他还需要一种思维的训练,一种先运用精细的逻辑,然后又抛弃自己所具备的基本逻辑的能力。愚蠢和聪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也一样难以熟练到手。

    同时,他大脑里还在思索着他们多久才会枪毙他。“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奥布兰曾经这样对他说,但他知道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让这一天提前到来。这一刻或许在十分钟后发生,或许需要等上十年才到来。他们可能会单独监禁他好几年,也可能把他送到劳改场去,也可能把他放出去一阵子。也很可能在枪毙之前,还得重新演一遍那一套逮捕和审讯时候做的戏。他唯一能确定的是,死亡是不会按照预定的时刻来临。传统的做法——那些不曾说出口的传统做法,就是在你的后脑勺来一枪,没有任何警告,就在你从这个牢房走向另外一个牢房的时候。

    有一天——但这“一天”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因为也可能是在半夜,所以应该说有一次——他陷入一种奇怪又幸福的幻觉中。他正顺着走廊走着,等待着那颗子弹。他知道不久子弹就要来了,一切都解脱了,和解了。不再有怀疑,不再有争论,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害怕。他身强力壮,走得轻快,像沐浴在阳光之中,心情愉悦。他不再走在仁爱部那条狭窄的白色走廊上,他是走在阳光普照一公里宽的大路中。走在那里,他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有点恍惚之感。他感受到脚下那有弹性的短草,脸上洋溢着灿烂的阳光。在草地边上有榆树在微微颤动着,远处还有一条小溪,有鲮鱼在柳树下的池塘里畅游。

    突然间,他醒了,感到恐惧万分,背脊发凉,冷汗直冒。原来他在梦里大叫:

    “茱莉亚!茱莉亚!茱莉亚!我的最爱,茱莉亚!”

    那一瞬间他有一种强烈的幻觉,觉得茱莉亚就在他身边,而且是在他的体内。她好像钻进了他的皮肤肌理之中。那一刻,他感受到自己比他们自由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更爱她。他也知道,或许在某个地方,茱莉亚还活着,她正需要他的帮助。

    他躺在床上,努力安静下来。这是怎么了?这样软弱一下,又得增加多少年的奴役呀?

    不久,他听见牢房外面传来一阵皮靴声。他们不可能让你这样狂叫而不惩罚你的。如果之前他们有所不知,那么这次就完全知道了,他违反了他们之间签订的协议。他服从党,但也还是仇视党。过去,他是表面服从党,但私底下却隐藏着异端思想,现在倒是好了,又倒退一大步了:大脑上他是投降了,但还是想保持内心的完整性。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却要一错再错。他们会知道的。奥布兰也会知道的。这一切都在这愚蠢的叫喊声中,全都曝光了。

    他只能从头再来了,或许得花上几年时间。他伸出手,想让自己先熟悉一下自己的新样貌。他的脸颊陷得很深,颧骨摸起来尖尖的,鼻子也已经坍塌下去。而且,上次照过镜子后,他们给他装了一副新的假牙。他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很难保持出一副神秘的表情。反正,仅仅控制表情也是不够的。他第一次意识到,你要是想保持住自己的秘密,同时还需要把秘密藏得连自己都不知道。你需要时刻知道它在哪里,但不到关键的时刻就不能以任何一种可以叫得出名称的形式出现在你的意识之中。从现在开始,他不仅仅需要正确的思想,更需要正确的感觉,做正确的梦。同时,他需要把自己的仇恨紧紧锁在身体内,它就像一个有形的物体,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和其他的部分不发生关联,就像那些囊肿一样。

    他们终有一天是要枪毙他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在事前几秒钟是可以猜想到的。这总是从后脑勺来开枪,在你走在走廊里的时候,十秒钟就够了。在这十秒钟来临之前,你的内心世界会各种翻滚。然后,突然间,二话不说,也不停下脚步,没一丝表情——面具就突然卸下。砰的一声,他的仇恨开炮了。仇恨像一团燃烧着的火焰把他吞噬掉,也在那一瞬间,子弹夺膛而出,但一切都太迟了,或者说太早了。他们还来不及改造就把他的脑袋瓜打得粉碎。异端思想不会受到惩罚,在未曾悔悟之前,永远都在他们的掌握之外。这颗子弹,会在他们所谓的完美制度之中打上一个洞,死去之时还在仇恨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自由。

    他闭上眼睛,这比接受一条思想准则还要困难。这是一个自己糟蹋自己、自己作践自己的问题。他一定会投到最肮脏的污秽中去,什么事情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情呢?他想到老大哥。那张庞大的脸(由于他经常在宣传画上看到,他总觉得这脸有一米宽),浓密的八字胡,目不转睛地盯着你,好象自动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老大哥的真实情感是什么呢?

    过道中传来沉重的皮靴声,铁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奥布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如蜡像般模样的警官和穿着黑色制服的看守员。

    “起来。”奥布兰说,“你过来。”

    温斯顿站在他的对面,他把双手放在温斯顿的肩膀上,盯着他看。

    “你曾经想过要欺骗我,”他说,“这真是愚蠢呀!你给我站直一点,看着我的脸。”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声音温柔了一些:

    “你已经有所进步了。从思想上讲,你已经问题不大了,只是在感情方面,你进步不大。告诉我,温斯顿——记住,千万别撒谎,你知道我能识破你的谎言——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的真实感情是什么?”

    “我恨他。”

    “你恨他。很好,那么你该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仅仅是服从是不够的,你必须热爱他。”

    他松开手,把温斯顿推向那个看守员。

    “101房间。”他说。

    在他被囚禁的每个阶段里,他都知道,或者说似乎知道,他在那栋大楼的哪个位置,但气压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警卫拷打他的那个牢房是在地面以下,奥布兰审讯他的房间是在高高的顶层,现在这个地方则在地下有好几公尺深,到了不能再下去的程度了。

    这个牢房比他呆过的地方都要大,不过他很少留意周边的环境,只看见他的正前方有两张小桌子,每张上面都铺着绿色的桌布。有张桌子距离他大概只有一两米,另外一张就要远一些,靠近门口。他被绑在一把椅子上,紧得无法动弹,甚至连脑袋也无法转动。他的脑袋后面有个软垫子把它卡住了,所以他只能向前看着。

    刚开始只有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后来打开了门,奥布兰走了进来。

    “你曾经问我,”他说,“101房间里有什么,现在我来告诉你,其实你自己早已有了答案,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答案。101房间里有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门又被打开了,进来一个看守员,手中拿着一只用铁丝做的像篮子那样的东西,并把它放在远处那张桌子上,但因为奥布兰站在那个位置挡住了,所以他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

    “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他说,“这都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觉得是活埋,有人觉得是活活烧死,或者淹死,或者被钉子钉死,或者其他五十种死法。但有时候,最可怕的东西反而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一种看起来根本不致命的东西。”

    奥布兰移动了一下,温斯顿看清楚桌上究竟是什么了。那是一只铁笼子,椭圆形,上面有个手柄可以提起来。固定在前面的,是一个看着像击剑用的面罩,凹面在外。虽然相隔三四米,但是他还是看清楚了这个笼子被分成两部分,里面装着一些小动物,是老鼠。

    “对你来说,”奥布兰说,“老鼠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温斯顿刚刚看到那个笼子的时候,就预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铁笼子正面那个面罩一样的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他开始吓得屁滚尿流。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你不会这样做,你不会,那不可能!”

    “你还记得吗?”奥布兰说,“你经常梦见惊慌失措的时候,你的面前有一片黑暗的墙,耳朵里划过隆隆的响声,墙的另一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那里。你自己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敢公开说。墙的另一面是老鼠。”

    “奥布兰!”温斯顿说,他尽量控制自己的音量,“你知道的,根本不需要这样,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

    奥布兰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等他说话的时候,他再用他惯有的那种说教语气,若有所思地看着前面,就像温斯顿的后面坐着一排听众一样:

    “就痛苦本身而言,”他说,“这并没什么效果。有时候一个人即使快痛死了,他也能够咬紧牙关不怕痛,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各自无法忍受的事情——或者连想也不能想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勇敢和懦弱的问题。要是你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能抓住一根绳子,这并不是懦弱;如果你从水底浮上水面来,尽量吸一口气,这也并不是懦弱。这不过是一种无法不服从的本能而已。老鼠也一样。对你来说,它们是无法忍受的,是你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使你心里想着要去承受,也承受不起。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但你说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我怎么去做呀?”

    奥布兰拿起铁笼子,放到较近的一张桌子上。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绿桌布上。温斯顿好像听到自己血脉喷涌而出的声音。他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好象处身在一个空旷又辽阔的平原上,声音隔着被阳光烤着的沙漠,从遥远的四面八方传入他的耳中。其实,放老鼠的笼子距离他只有两米而已。那是一些硕大无比的老鼠,毛色已经长到深棕色,正是最凶猛的时候。

    用吃人的老鼠来审讯温斯顿

    “老鼠,”奥布兰仍旧对着那隐形的观众在说话,“它是一种啮齿动物,但是也吃肉,我想你也清楚这一点。你一定也听到过本市贫民区中发生的惨案吧。在一些街道,妈妈都不敢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哪怕只有五分钟,老鼠就能把孩子的皮骨都啃光光,只剩几根小骨头。它们也吃病人和那些快要死去的人。它们能知道谁没办法还手,智力真是超群。”

    笼子里,那老鼠尖声叫了一下,温斯顿感觉这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是老鼠在打架吧,它们想穿过隔板,然后杀死对方。他还听到一声绝望的呻吟,同样好像来自他身后的什么地方。

    奥布兰提起笼子,按一下笼子上的什么东西。温斯顿拼命地挣扎,想从椅子上挣脱开来——可毫无用处,身体的每个部分,连他的脑袋,都无法动弹。奥布兰把笼子再挪近一点,离温斯顿的脸不到一米了。

    “我已经按下第一个手柄了。”奥布兰说,“你是知道这个笼子的结构的,它和你的脸正好吻合。只要我打开第二个手柄,笼子的门就会开,那些饥肠辘辘的老鼠,它们会像子弹一样冲出来。你有看见过老鼠跳得很高的样子吗?它会跳上你的脸,然后一直钻进去。有时候会先咬你的眼睛,有时候会从口中钻进去先把舌头给吃了。”

    笼子越来越近了,就要来到面前了。温斯顿听到连续不断的尖叫声,仿佛是从他脑袋后面传来的,他拼命想要保持冷静。想,想,想,哪怕只剩下半秒钟——也得想法子呀,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突然间,他闻到那一股强烈的腐臭味,一阵恶心,几乎失去了知觉,眼前一片漆黑。一时间,他尖叫着,像一只发狂的动物。然而他抓住了一个念头,从黑地里挣了出来。有一个方法,唯有那一个办法,才救得了他。他必须得在他跟老鼠之间,插进去一个人,插进去一个人的身体。

    面罩的铁圈,大得刚好遮住旁边的一切。铁门离他,只有一两只手的距离。老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只已经开始上窜下跳,另一只已经老态龙钟,居然站了起来,粉色的爪子扒着铁丝,正在嗅来嗅去的。温斯顿甚至看得见它的胡子和黄色的牙齿了。一种漆黑的恐惧,再次袭击了也。他束手无策,眼前一片黑暗,大脑里一片空白。

    “在中华帝国,这种刑罚已是家常便饭了。”奥布兰还是好为人师的模样说道。

    面罩挨到他的脸上,铁丝贴在他的面颊上。于是,噢,已经逃不掉,只是个希望,一线渺茫的希望。太晚了,或许太晚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转移他现在所承受的惩罚——只有一个身体,她可以隔在他跟老鼠之间。他就一遍又一遍,拼命嚷了起来:

    “咬朱莉亚!咬朱莉亚!别咬我,咬朱莉亚呀!你想怎样对她我都不管了,去咬她的脸,啃她的骨头呀!别咬我!咬茱莉亚呀!别咬我呀!”

    他身子往后倾,像坠落一片深渊之中,逃离了老鼠。他还给绑在椅子上,可却穿越了地板,穿越了墙壁,穿越了地球,穿越了海洋,穿越了穿越了大气层,一直到星际之间。他远远地落,远远地落,远离了老鼠。他落下了很多的光年,可奥布兰依然站在身边。他的脸上,还感觉得到铁丝的冰凉。然而透过黑暗,他分明又听到一声金属的咔嗒声。他知道,笼门是已经关上了,不再打开。

    栗树咖啡馆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一抹晚霞透过窗户,打在那满是灰尘的桌子上。这是孤单单的十五点钟,电幕上流淌着轻音乐的声音。

    温斯顿习惯坐在那个角落里,发呆地看着那只空酒杯。对面的墙上老大哥的画像,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眼。画像下面写着: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不用打招呼,服务员会自动过来给你斟满胜利牌杜松子酒,再用吸管穿过另外一个瓶子的木塞,吸取几滴东西加到他的杯子里,这就是丁香味的糖精了,是这家栗树咖啡馆的特色。

    温斯顿听着电幕的声音,现在只是放着音乐,但很可能随时都插播和平部的简报。这段时间非洲前线的消息让人担心,他也忐忑不安了一整天。欧亚国(大洋国和欧亚国在交战,一直都是这样)大军南迁,神速得很。午间新闻虽然没说得很具体,但战场很可能已经转移到刚果海岸了。布拉柴维尔和利奥彼德维尔也岌岌可危。我们不用看地图就明白危险何在。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大洋国不但会丧失中非,而且本土也会迎来第一次的威胁。

    一种莫名的激动袭上心头,但很快又平息下去了。他不再去想战争的事情了。这些日子里,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精神来思考几分钟。端起酒杯,他一饮而尽。和平常一样,这酒让他直打哆嗦,甚至有些恶心。丁香油和糖精本来就已够令人恶心的,更盖不过杜松子酒的油味儿。最糟糕的是杜松子酒味在他身上难以散去,使得他脑海中偶尔联想到那个东西的气味——即使只是在脑中,他也不敢叫出这个东西的名字,也努力不去想他的模样。那是在隐约之中会想起的东西,曾经爬近过他的脸,味道直扑鼻孔。酒精反胃涌上来的时候,他张开发紫的嘴唇打了个嗝。他从牢房里出来后,就开始发胖了,也慢慢恢复了以前的颜色,老实来说,比以前还要好。鼻子和脸颊上的皮肤是粗糙的红色,甚至那秃顶的头皮也成了深粉色。他没打招呼,服务员就送上棋盘和当天的《泰晤士报》,还把刊登棋艺栏的那一页打开。看到温斯顿酒杯已空,又斟满。不需要叫酒,他们知道他的习惯。棋盘总是等着他,角落的桌子也总是给他预留着,甚至其他座位满人了,他还是自己坐一桌,因为没有人愿意靠着他太近。他从来都不去数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送来一张脏兮兮的纸,说是他喝酒的账单,但他总觉得他们少收他的钱了。即使是多收一点也无所谓了,他现在有的是钱,甚至还有一份工作,虽然是个闲职,但收入比以前的还要多。

    电幕上的音乐声停止了,有人开始说话。不过也不是前方的捷报,只是富裕部的简短公告而已。原来上个季度,第十个三年计划中的鞋带生产指标居然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八。

    他研究了一下那盘残局,就把棋子都摆开了。这局棋结局巧妙得很,“白子先走,两步将死”。温斯顿抬头看了看老大哥。白子总是将死黑子,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感觉思考着。总是这样,没有例外。自世界开始,黑子就从来没取胜过。这是不是象征着永恒不变的真理:邪不胜正呢?那张庞大的脸看着他,充满着沉静的力量。白子总是赢的。

    电幕上的声音停了一会,然后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宣告:“大家听好了,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十五点三十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不要错过。”音乐又响了起来。

    温斯顿心里咯噔一下,一定是前方来了新闻简报,直觉告诉他这会是个坏消息。这几天一想到在非洲打了败仗,他就莫名地兴奋起来。他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欧亚国的军队如蚂蚁一般,接踵而至冲破了从未断过的防线,涌进非洲的下端。为什么不能用一种办法来包抄他们呢?西非的海岸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拿起白子向前,这里就是走对了的地方。甚至在他看到黑色的大军往南奋进的时候,他也看到另外一支大军,不知在什么地方集合起来,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后方,割断了他们的陆海交通。这支部队就像是从他的意念中产生的。必须立马行动,如果让他们控制了整个非洲,打下好望角的机场和潜艇基地,那大洋国就要一分为二了,后果将是战败、倾覆、重新划分版图、党末日的来临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五味杂陈,感情在一层层地叠加着,真不知道哪一层才是最底层最隐秘的。

    内心的冲突过去了,他把白子放回原位,现在的他,还不能集中精神来研究棋谱。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沾了沾桌上的灰尘,心不在焉地写下:

    2+2=5

    “他们跑不到你的心里去。”茱莉亚曾经说过,但他们能钻到你的脑子里来。“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都抹不掉。”奥布兰曾经这样说过。这是真心话,你所做的决定,你所采取的行动,永远是无法挽回的。他们已经把你心胸的某些东西杀死了,烧掉了,腐蚀了。

    被释放后,他早已见过她,也和她说过话,没什么危险可言。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现在不再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兴趣。如果茱莉亚和他都愿意的话,他就可以再安排一次见面,而事实上他们也是碰巧在公园遇见而已。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三月天,大地冷得如铁块,草地也干枯,除了几颗刚从地下钻出来就被吹得七零八落的藏红花外,到处都看不到一颗花蕾。他当时正行色匆匆,双手都冻僵了,眼泪直流。在距离他十米左右的地方,他看见了她,刹那间他意识到她的样子变了,但无法说出具体哪里变化了。他们几乎不打招呼,如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但很快他又转过身去跟着她,但没多热心的样子。他知道这毫无危险可言,因为不会有人对他有什么兴趣了。她没说话,在草地上斜穿而过,像是要甩开他,后来见难以甩开,就让他走到自己身旁来了。他们终于走到一片没有叶子的灌木丛中,既不能藏身,也无法挡风。他们停住了脚步。那天真是冷得要命,风儿呼呼地刮,打在那些灌木树枝和剩余的藏红花上。他用手臂搂住了她的腰。

    这里不会有电幕,但说不定有麦克风。而且,他们所在的地方,可以被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愿意,此刻就躺下,干起那事来。但,一想到这,他的身体就因为厌恶变得僵硬起来。他抱着她,但她毫无反应,甚至也不想着要挣脱。他现在知道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她瘦了,脸上多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从前额到太阳穴的位置,部分隐藏在头发底下了。不过他说的变化并不是指这些,他是说她的腰身变粗了,而且也变得僵硬了。他记得有一次火箭弹爆炸,他从废墟里拖出一具尸体,让他非常震惊的,不是尸体的重量,而是他已经僵硬得难以收拾了。与其说这是血肉之躯,还不如说是一块硬邦邦的石头。现在,抚摸着茱莉亚的身体,也有这种感觉,他忍不住想到她的皮肤一定不像以前那般柔软了。

    他并没吻她,他们也不说话。他们再走回草地的时候,她第一次正面看着他。在那短暂的一瞥中,他感觉她心里充满了厌恶和鄙视。他想知道,这种冷漠的眼神,究竟是来源于她曾在仁爱部待过,还是因为看见他那张臃肿的脸,或者因为刮风导致眼泪不断外流而产生的厌恶之情?他们在两张铁椅子上并排坐下,椅子是并排在一起,但没挨着。他看见她打算开口说话。她把那双笨重的鞋子移开了几厘米,故意踩断一根树枝。这时候,他留意到她的脚似乎比以前要宽一些了。

    “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也出卖了你,”他说。

    她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一些你无法忍受的东西来威胁你,这些东西甚至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于是,你就会说,‘不要这样对我,你去折磨别人吧,折磨谁谁谁’。然后你就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事后,你也会自我安慰,认为这不过是个缓兵之计,只不过想让他们停下来,而并非真的想让他们去折磨那个人。这都是假话。他们在折磨你的时候,你是真的希望有人来替你承受这痛苦,你知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办法,你是很乐意用这个办法来拯救自己的。你想着让这一切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根本不在乎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罪。你只关心你自己。”

    “你只关心你自己,”温斯顿随着附和道。

    “在这之后,你对那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对,”他说,“感觉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话想要说了。那单薄的工作服被风吹得紧贴着身体,他们都觉得,坐在这里,不说话多尴尬呀,而且干坐着不动是很冷的。于是她说自己要去赶地铁了,站起来转身想离开。

    “我们以后一定要再见面,”他说。

    “是的,”她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再见面。”

    他优柔寡断般跟着她走了一段路,差半步之遥而已。他们都没再开口说话。她也不是真的想这样甩掉他,只是不想让他跟上一起并排走,而他已经下定主意要跟着她送到地铁站,但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寒风中这样跟着她走真是没什么意思,天气也冷得难以忍受,于是想着躲开茱莉亚回到栗树咖啡馆去,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着他。他怀念地想着他在角落上的那张桌子,还有那报纸、棋盘、不断斟满的杜松子酒,最重要的是,那里现在一定温暖极了。于是,也并不是完全出于偶然,他让一小群人走在他与她的中间。他半真半假地追了几步,就放下脚步,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他走了五十米左右,转过头远远看过去,街上的人并不多,但都看不见她在哪了。十几个匆匆赶路的人中,或许有一个就是她,但也很难从她那发胖且僵硬的身体中辨认出来了。

    “他们折磨你的时候,”她刚才说,“你真的希望有人代替你来受苦。”他真的是这样希望过。他不但这样说过,还这样祈祷过。他当时真的希望奥布兰是拿着茱莉亚而不是自己去喂——电幕上的音乐又变了调子,流淌而出的是那种浮靡之音,正是这种黄色的腔调。不久,一个声音唱了起来,或许不是真音,只是他记起来了这个声音:

    “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一个服务员刚好经过,看到酒杯是空的,于是又给斟满了。

    他端起杯子闻了闻。这个玩意,不知道喝了多少年了,但还是无法习惯它的味道,真是难以入口。但这已经成为他每天沉迷的东西,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之物。每晚他靠杜松子酒喝得昏天黑地,到早晨,他又靠杜松子酒挣扎着起床。出狱后,他很难在十一点前就起床。醒来时候也全是眼屎,嘴巴发干,背部的脊椎像被折断一样疼,要不是前晚把酒瓶和茶杯放在床边,他肯定是爬不起来的。中午那几小时,他就呆呆地坐着听电幕,面前放着酒瓶子。到十五点,他照例要去栗树咖啡馆,直到人家关门才肯回家。再没人管他干什么,再没有哨子声让他起床做操,再没有电幕会来骂他。有时候,每星期该有个一两次吧,他要去真理部,那里有间灰头土脸的办公室,他要在那里干点活,不过都是一些闲活。为解决十一版新话词典编纂过程中出现的次要问题,设置了不计其数的委员会;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下设的小组委员会,他便给任命了进去。他们正忙着起草一份东西,叫什么中期报告,可报告的是什么鬼东西,他却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好像是什么逗号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这个小小的委员会还有另外四个人,和他差不多一样。偶尔正儿八经地开一些会议,但很快就散会了。大家都承认,其实没什么正经事可做,但也会认认真真把会议记录写一遍。还想着要写一份备忘录之类的,但也没写成。因为他们开会先是讨论,后来就演变为争论,越搞越复杂,还为一些词语的定义争得面红耳赤的,离谱的是说话不着边际,离题万里,最后就变成私人恩怨之间的纷争了,你吓我,我吓你,还说要报告给上级来处理。但一瞬间,大家也会忽然就泄气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坐在桌子前,你看我,我看你。犹如听到鸡鸣声的鬼魂一样。

    电幕声停了下来,温斯顿以为是要开始报告前线消息了,实际上只是转换音乐节目而已。仿佛在他的眼前,就是一幅非洲地图,军队的动向都在图表上表示出来了:一个黑箭头径直开向南,一个白箭头却横向冲向东,斩断那黑箭头的尾巴。他抬头看看海报上那冷酷的面孔,像是跟他求证自己想得对一样。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存在那根白箭头呢?

    他又没了兴趣继续想下去,喝了口杜松子酒,拿起白子试着走一走。显然这是走错了的,因为——往事又再涌上心头。他仿佛看见一间屋子,被烛光照亮着,有一张铺着白色床罩的大床。他大概九或十岁,就坐在地板上,兴致盎然地摇着手中的骰子。妈妈就坐在对面,微笑地看着他。

    这一定是她失踪前一个月发生的事情了。那时候算是他们暂时的和解,温斯顿忘记了肚子中没完没了的饥饿感,恢复了对母亲的爱意。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发生的事情。外面电闪雷鸣,大雨滂沱,雨水顺着窗棂流了下来。屋子里太暗了,根本无法看书。两个孩子在这一团漆黑且狭窄的房间里简直无聊透顶了。温斯顿开始吵闹着要买吃的,翻衣倒柜地找东西,直到邻居敲打隔墙表示抗议。而他的小妹也在断断续续地哭个不停。最后,妈妈说:“你要乖乖的,我去给你买个玩具回来,你一定会喜欢的。”然后就冒雨出门,附近有家杂货店,偶尔还是会开门的。她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纸板盒,里面装了一副蛇梯棋。他还记得那硬纸板潮乎乎的味儿。真是个破玩意。盒子破破糟糟,木头小骰子也很粗糙,站也站不稳。温斯顿绷着脸看一眼,一点兴趣都没有。可妈妈点了根蜡烛,他们就坐在地板上面玩起来。没一会儿,见棋子就要走到终点,却又退了回去,险些儿退到了起点,温斯顿兴奋得大笑起来。他们玩了八局,每人都赢了四局。小妹太小了,看不懂他们玩什么。她靠着枕头坐着,见他们俩笑,便也跟着笑。那个下午,他们快活得像回到早期的童年时光一样。

    他努力着想忘记这一幕,这都是虚假的记忆,他偶尔会受到这种记忆的困扰。只要你知道它们是假的,就没有关系。有的事情的确是发生过,有的没有。他又回到棋盘上,拣起白子。他刚拣起,那个棋子就啪的一声掉在棋盘上了。吓了一跳,好像身上给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来。公告来了,胜利!在播放公告之前响起喇叭声,总是意味着胜利的消息。咖啡馆里兴奋极了,像是接通了电流一样。甚至连服务员也吓了一跳,竖起耳朵来听。

    喇叭的声音大得可怕,大概广播员也有点兴奋过度,说话语速有点急,都被外面的欢呼声给盖住了。新闻传到街上去了,他从电幕上听到的消息,真如他之前所预料的一样:一支海上大军秘密集合,突然插入敌军后方,白色的箭头切断了黑色箭头的尾巴。人声喧哗之中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得意扬扬的话:“伟大战略部署——完美配合作战——彻底溃退——五十万俘虏——完全丧失斗志——控制整个非洲——战争结束向前推进一大步——胜利——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脚在桌子底下胡乱踢着,虽然他没离开椅子一步,但他的心早已飞出咖啡馆外,和群众一起奔跑欢呼着。他又抬起头看了一眼老大哥,噢,这个操控世界的巨人呀,这个把亚洲的乌合之众们打得屁滚尿流的神人呀!他想起十分钟之前,是的,不过才十分钟,他在思考前线是战胜还是失败的时候,心中的疑团。现在,不仅仅是一只欧亚国的军队被消灭了呀!自打他进入了仁爱部后,他已经发生过不少的变化,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发生必不可少的、治愈性的变化呀。

    电幕上还在继续播放关于这次战争的其他消息,关于有多少俘虏、战利品以及敌人的暴行。街道上的欢呼声也渐渐减弱了,服务员又各司其职了。温斯顿仍旧沉浸在这胜利的喜悦之中,完全没留意到服务员又给他斟满了酒。现在的他,不再逃跑了,也不再尖叫了,他又回到了仁爱部,一切都被宽恕了,他的灵魂像冬雪一样洁白如新。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坦白了一切,供认了全部有关的人。他走在那条贴满白色瓷砖的走廊上,就像走在阳光之中,后面跟着一个持枪的看守员。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越了他的脑袋瓜。

    他抬头看着那张巨大的脸。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弄明白那两撮黑色八字胡下隐藏的微笑意味着什么。噢,残酷呀,不必要的误解呀!噢,顽固不化呀,你这个要挣脱老大哥慈悲的胸怀的游子!他鼻翼两端流下带着酒味的眼泪。但现在一切都解脱了,斗争已经结束,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附录

    一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是为了满足“英社”(Ingsoc)——或称为“英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到1984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新话作为唯一的交流手段,无论其是讲话还是写作。《泰晤士报》上的头条社论是用新话写成的,但这种精心力作,只有专家才写得出来。预计在2050年前后,新话会彻底取代旧语(或者我们称之为“标准英语”)。在这期间,新话会稳步地普及开来,所有的党员都会倾向于在日常谈话中越来越多地运用新话的词汇和语法结构。1984年所使用的版本(被收录于第九及第十版的新话词典中),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冗余的字眼以及陈旧的词形,以后都会被废止。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已臻完美并收录于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的最终版本。

    新话的目标,并非只是为英社的信徒提供一种适合他们表达世界观及思维习惯的媒介,更是要让所有其他的思考方式都不复存在。所预期的结果是,当新话被彻底采纳而旧语被遗忘之后,简直不能够再想象异端的思想,也就是有违英社原则的思想,还能够存在——至少只要思想的形成还依赖于词语的话。新话的词汇之所以被如此构建,为的是使党员在渴望适当表达时能够有一套精准而又微妙的措辞,同时又排除掉了所有其他含义以及通过间接方法得出这些含义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新词汇的发明,但主要是由于消除了不合需要的词汇,清除了具有非正统含义的词汇——并且只要有可能,还将所有的次要含义全部清除。举个简单的例子。新话中依然保留了“free”(自由)这个单词,但是它只能用在这样的语句之中,例如“这条狗身上没虱子(The dog is free from lice)”或“这块地不生杂草”(The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可是这个词无法再表述其原来所包含的意思,比如“政治自由(politically free)”或“思想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因为政治和思想上的自由即使作为概念都已不复存在,因此必然是难以名之的。除了消除那些明显带有异端色彩的词汇,减少词汇的数量也是新话所要实现的,凡是能够省略不用的词汇一概被消除。设计新话,并非为了扩展思想的范围,而是为了缩减它——将对词汇的选择降到最低,正有利于间接地促成这个目的的实现。

    新话是以目前我们所懂得的英语为基础的,然而许多新话的句子即便不包含新创造的词汇,对我们当下说英语的人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新话的词汇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即A类词汇、B类词汇(又被称为复合词)和C类词汇。分别讨论这三类词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关于新话在文法上的独特性,可以在涉及到A类词汇的部分予以处理,因为这三类词汇所适用的都是同一个规则。

    A类词汇。A类词汇包括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各种词汇,例如关于吃、喝、工作、穿衣服、上下楼梯、乘车、打理花草、做饭等等。这一类词基本上全是我们已掌握的,像“打”、“奔跑”、“狗”、“树木”、“糖”、“房子”、“田野”——但是跟我们当下所用的英语相比,这类词的数量极少,而且含义也被限定得更为死板。凡是含混不清、有着多层含义的,全都被清除了。在最大的限度下,这类词汇仅仅就是表达清晰无歧义概念的声音而已。要用A类词汇进行文学创作或者进行政治和哲学性的讨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只能用来表达简单的、目的明确的想法,通常与具体事物及人体活动相关。

    新话的语法有两大突出特点。第一,不同词类的功能几乎完全可以混用。新话中的任何一个词(这对于像if和when这样的非常抽象的词,基本上也适用)都既可作为动词、名词、形容词,又可作为副词。如果动词与名词的词根相同,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词形上的变化,这条规则就消除了许多旧的词形。比如说“thought”这个词,在新话中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think”,而这个词既可以当名词,又可以当动词。这跟词源学没有什么关系:在有些情况下保留了原来的名词形式,而另一些情况下却保留了原本的动词面貌。甚至两个有相近意义的名词和动词,如果没有词源学的关系,那么其中一个常常是会被废止掉的。例如,并不存在“cut”这个词,它的含义完全被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knife”所涵盖了。把名词和动词加上“ful”这个后缀,就可以得到形容词;加上“wise”就会变成副词。这样的话,speedful的意思就是rapid,而speedwise的意思是quickly。我们当下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词,例如good,strong big,black,soft等等,都被保留下来了,但是这类词的数量非常少——确实也不怎么用得着它们,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通过对既能作动词又能作名词的词加ful而形成。除了非常少的一些本来就以wise结尾的词以外,现有的副词全部都被消除了。例如well这个词,就被goodwise取代了。

    此外,任何词——基本上新话中的任何词都不例外——加上前缀“un”便带有否定意义,加上前缀“plus”就能加以强调,或者加上前缀“boubleplus”就更加具有强调意味。例如,uncold取代了warm的意思;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各自的意思是“冷”和“非常冷”。就像当今的英语一样,也可以通过添加如ante,post, up ,down等这样的前缀改变几乎所有单词的意思。可以发现,通过这种方式,词汇的数量被大副度地削减了。比如说,有了good这个词,那么bad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用ungood就可以更好地表达同样所需要的含义。总之,如果两个词是一对天然的反义词,那么便需要去决定废止它们中的哪一个。比如说dark这个词,就能用unlight来替代,light也能被undark取代——这都全凭喜好了。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它的规则性。除了下面要提及的几个例外,所有的词形变化都遵守一样的规则。如此一来,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整个新话中都是这样,诸如swam,gave,brought spoke,taken这样的旧的词形全都被废止了。所有复数形式都是加上s或es——视具体情况而定。Man ,ox ,life这些词的复数形式是mans,oxes, 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全部都是加上er或者est(例如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的形式,以及像more和most这样的,都被废止了。

    词语中唯一被允许进行词形变化的,是名词、关系代词、指示形容词以及副词。在这些词中,除了whom被认为是多余的而被删去以外,连shall ,should这两种时态也被废止,因为它们的功能已经被will和would给涵盖了。由于表达即时和方便的需要,还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的变化。一个不容易发音或者有可能让听者产生误解的词,就会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个坏词,出于悦耳动听的考虑,有时会插入一些另外的字母,或者保留旧的词形。不过,主要是B类词汇有这种需求。至于词汇容易发音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将会在下文中解释清楚。

    B类词汇。这一类词汇都是由于政治目的而被特意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有着政治的意图,而且意在使词汇的使用者具有所应当有的思想态度。若是未全面地理解英社的原则,是很难正确地使用这些词汇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被翻译成旧语,甚至可以转化成A类词汇,但是这通常都需要一长段的解释文字,并且还总是会导致其失去言外之意。B类词汇可以看成是一种口头上的速记,常常把一系列的概念包含在几个音节里面,而同时又比普通的语言更为准确和有力。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像speakwriter这样的复合词,肯定也存在于A类词汇中,但这些只是缩写,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或者几个词的某一部分所构成,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容易发音的形式。这些词主要是动名词,按一般的规则进行变化。举一个例子,goodthink这个词,大体上也可以理解为“正统”,如果有人把它理解为动词的话,那就是“正统地思考”。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名词、动词形式是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是goodthinked;现在分词是goodthinking;形容词是goodthinkful;副词是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汇不是按照任何词源学的规则构成的,什么词性的词都可以成为它的构成组件。可以随意地安插位置或进行删节,也可以为了方便发音而移位,只要能表明它的词源就行。比如crimethink(思想罪行)这个词,think放在第二个位置;在thinkpol(思想警察)中,它又排在了开头,而police的第二个音节则被省去了。由于想让词汇听起来悦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B类词汇的不规则形态比A类词汇更为普遍。比如说,“Minitrue”“Minipax”和“Miniluv”这三个词的形容词格式本来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但是

    “trueful”“paxful”和“loveful”都有些不太容易发音。不过从原则上而言,所有的单词都可以变形,并且都遵循同一个规则。

    一些B类词汇的含义极度隐晦,无法从整体上掌握新话的人,几乎难以理解。就拿《泰晤士报》社论中的一个典型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为例。用旧语把它表达出来所能用的最简洁的说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在革命之前思想就已经成形的人无法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感情上充分理解)。但是,这翻译并不适当。首先,一个人为了能充分理解新话的含义,应该对英社有明确的概念。此外,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于英社的人,才能够领略到bellyfeel这个词完满的魅力——它意味着一种盲目而狂热的接受,这种状态在今天很难想象。oldthink这个词也是,它跟邪恶和堕落的观念纠葛不清。但是新话中的有些特定的词的功能,与其说是表达意思,还不如说是将其摧毁,比如oldthink就是一个代表。这一类的词为数不多,其含义扩张,直到能包揽众多词的含义时并能够被一个单个的结合性术语所涵盖时,它们就能够被剔除和忘掉了。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并非发明新词汇,而是在发明了词汇之后,要确定好它们的意思——也就是说,弄清楚一个词发明之后,要相应地废除多少个词。

    就像我们已经在free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为了方便起见,带有异端含义的词有时候也会被保留下来,不过其中不合需要的含义会被消除掉。许多别的词汇,像humour, justice, morality, internationalism, democracy, science和religion这些词都已不复存在。一小部分能够表达总称概念的词涵盖了它们——通过涵盖而消除了它们。所有围绕着“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的词汇都被crimethink这一个词给概括了。所有跟“客观”和“理性”这两个概念有关的词汇都被oldthink这个词给取代了。定义越准确,越容易产生危险。一个党员的世界观被要求像古代的希伯莱人的那样,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只需要知道除自身以外,别的民族所信的神都是“假神”——党员们也不必知道这些假神的名字叫Baal,Osiris,Moloch,Ashtaroth,等等。或许他们知道得越少,越有利于保持正统的思想。他们知道耶和华以及耶和华的诫命;因此他们知道,所有有着别的各种名字和别的特性的神都是假的。稍微有些类似的是,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并且非常模糊和笼统地了解违反这种正当行为的可能限度在哪里。比如说,他的性生活完全被新话中的两个词汇sexcrime和goodsex所限制。sexcrime一词概括了所有的性行为,包括乱伦、通奸、同性恋及其他的堕落行为——此外,因正常的性欲而性交也是犯罪。没必要将它们分别列举出来,因为它们都是应该受到责罚的,而且原则上都被判为死刑。C类词汇是科学和技术类的术语,或许需要给特定的性变态行为进行专业的命名,但是普通的公民是用不到这些词的。他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男女之间正常的性交只能有唯一的目的,即繁衍后代,而女性的一方没有肉体上的欢愉感——其他的性行为都属于犯罪。运用新话时,极少能够在认识到某个想法是具有异端色彩了之后还能继续进行下去;超出这个限度所需的词汇都不存在了。

    没有一个B类词汇是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有很多都是委婉语。这类的词汇,比如joycamp(劳改营)或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其字面意思和实际的含义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另一方面,有一些词汇所展现的是对大洋国真正本质的直白而轻蔑的理解。例如prolefeed,其含义是党施予民众的垃圾娱乐和虚假新闻。别的一些词也有着相互矛盾的不同含义,用来形容党的时候就是好的,而用到敌人那里就是坏的。不过,此外还有许多的词汇,乍一看好像是缩写形式,并且其意识形态色彩并非来自于它们的含义,而是来自于它们的构造。

    只要有可能的话,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词汇都被归类于B类词汇。每一个组织的名称、人民团体、学说、机构或公共建筑,全都被削减为常见的词形,即单个的易于发音、具有音节尽可能少的词汇,同时又保留了最初的词源。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部门档案科,被称作是Recdep,小说科被称为Ficdep,电视节目科被称为Teledep,诸如此类的。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使用缩略语已经成为政治语言的一个特色,并且人们也注意到,在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中,最倾向于使用这种缩略语。例如这些词:Nazi,Gestapo,Comintern,Inprecorr, Agiprop。一开始,采用缩略语仿佛是一种本能,但是在新话中则是有明确目的地被使用的。造词的人认为,通过对一个名称进行缩略,删除掉附着在它之上的大部分联想,就能够收缩并巧妙地更改它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个词,可以让人联想起一幅全人类的兄弟之情,以及由红旗、路障、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所组成的画面。另一方面,comintern一词则仅仅代表着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一个定义明确的学说。它是指几乎像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那样的易于辨识且有特定意义的东西。comintern这个词可以几乎不经思考地被表达出来,而人们在表达communist international时则肯定至少会有稍稍的停顿。同样的,像minitrue这样的词汇所带来的联想比ministry of truth要更少一些,并且更容易操控。这不仅解释了为何会尽可能地使用缩略语,而且可以弄清楚为什么新话被拼命地设计得使每个词汇都易于发音。

    在新话中,除了含义要准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和谐悦耳。为了满足这一点,语法的规则甚至常常都可以被牺牲。音节短促、含义清晰无误的词汇也确实是需要如此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体现政治目的,以便说话的人可以快速地发出这些词汇并且在头脑中尽可能地不对这些话进行思考。B类词汇甚至因为每个都非常类似而变得更铿锵有力。几乎一成不变的,是这些单词,诸如goodthink, minipax, prolefeed, sexcrime, joycamp, Ingsoc, bellyfeel, thinkpol以及无数的其他单词,都只有两个或三个音节,而重音都是放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节上。使用这些词会促使形成一种急促而含糊、非常不连贯而且又千篇一律的说话风格。而这正是目的之所在。它的用意就是使得讲话,特别是使任何主题的讲话都体现出政治倾向,并且几乎不受意识的控制。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时候肯定需要——或者有时候需要——开口之前先好好想想,但是一个党员被要求,在表达一个政治或道德化的判断时,应该像一架机枪发射出子弹那样从口中迸出正确的观点。他所受的训练能够让他达到这一步,新话给了他一种安全无误的工具,并且这些词汇的构造——刺耳的发音和肯定有意为之的粗鄙——和英社的精神原则相符合,更是使得他用起来得心应手。

    而且实际上可供选择的单词也非常少。相比于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新话的词汇量非常小,并且还常常设计出减少词汇的新方法。的确,同几乎所有的其他语言相比,新话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词汇量每一年都在减少,而不是增加。而对新话而言,每减少了一个词,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可供选择的词汇里越少,寻思的诱惑也就越少。新话希望最终达到这样的结果,即让人可以从喉咙里清晰且不间断地说话,而这些话完全不需要经过大脑中枢。新话中的duckspeak直白地体现了这个目的,它的意思是“说话时像一只鸭子的嘎嘎叫”。就像各种各样的其他B类词汇一样,duckspeak同时具有褒义和贬义:如果讲出来的是正统观点,那么它不过是在暗示着鼓励;当《泰晤士报》上称党的某位演说家是一位”double plus good duckspeaker”的时候,那就是在对其表达热情而可贵的称赞。

    C类词汇。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词汇的补充,并且完全是由科学和技术类的术语所组成的。这些词汇同今天所使用的科学术语很像,由相同的词根而构造,但是通常也要注意严格地给它们下定义,并且剥除掉不合需要的含义。C类词汇和其他两类词汇都遵循相同的语法规则。这一类词汇很少运用在日常交谈或政治演讲中。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能够在为他的专业领域所编纂的清单中找到他所需要的全部词汇。但是,对于非本领域的清单中所出现的单词,则基本上都不怎么了解。只有极少数的词汇是不同领域的清单中所共用的,然后无论在哪个特定的科学分支中,都不存在能够把科学作为一种思考的习惯或思考方法加以表述的词汇。的确,没有能表达science这个含义的词,它所可能承载的含义都被Ingsoc彻底地包含了。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想用新话表达出稍微具有些水平的非正统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也可以用一种非常粗鲁的方式表达异端邪说,即一种亵渎侮辱的话语。比如说,或许可以说出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是不好的)这样的话,但是这句判断在一个具有正统意识的人听来,只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荒谬言行,不可能被理由充足的论据所支持,因为在新话中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词汇。与英社为敌的思想只能以一种含糊不明、无言的形式存在于心中,并且只能笼统地一概而论——被判定为全部的异端邪说而没有对其进行定义。事实上,一个人能够出于异端的目的使用新话——通过这种方式,即非法地把一些词汇转换回旧语。例如,All mans are equal(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一个新话中的句子,但是就像旧语中的All men are red haired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句子并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它表达的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体形、体重和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并且equal的这个第二层含义被清除掉了。在1984年,当旧语依然是交流时的常规媒介时,从理论上而言有着这种可能,即人们在使用新话词汇的时候,可能会想起它们最初的含义。实际上,任何有着很好的“双重思想”根底的人都不难避免这样,但是在两三代人以内,甚至连这种失误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对于一个在新话这唯一的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知道equal这个词曾经有“政治自由”这样的次要含义,也不会知道free这个词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就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国际象棋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的次要含义。可能有许多罪行和错误是一个人无力去犯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名状,因此也是难以想象的。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突出特色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的词汇会变得越来越少,含义也越来越死板,并且将其用于不正当用途的可能性也会一直降低。

    当新话被彻底地取代之后,同过去的最后一缕联系也会被断绝。历史已经被改头换面了,但是以往的文献片段会幸存于各处,没有完全被删除掉,并且只要一个人还保留着关于旧语的知识,就有可能读懂它们。但是在未来,这样的片段即使侥幸得以留存下来,也没有人能理解和破译了。没有可能将用旧语写就的文章转译成新话,除非它指涉的是某种技术化的步骤或者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又或者已经变成正统的东西(用新话的表达方式,就是goodthinkful)。事实上,这意味着写于大约1960年以前的书,没有一本能被完全翻译了。革命之前的文献只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翻译——也就是说,在文字和意义上都被修改了。就拿《独立宣言》中这个知名的段落为例: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用新话把这一段文字给翻译出来并且依然保有原来的意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最接近这段话意思的可以用crimethink这个词给概括总结了。想要全文翻译出这段文字,也只能是意识形态化的翻译,而这会使得杰斐逊的话变成对专制政治的颂歌。

    的确,大量过去的文献都被以这种方式给改变了。出于声誉的考虑,保存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是有用处的,但是与此同时,也要使得这些历史人物的成就和英社的思想体系相一致。因此,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作家以及其他作者的作品都将被翻译:当这项任务被完成之后,这些作家的原作以及所有其他幸存下来的作品都会被毁于一旦。翻译这些作品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情,不要期望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或者二十年内能把它完成。另外,还有一大批只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文献,即不可或缺的技术手册,无疑也会被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掉。主要是为了给初步的翻译工作留出时间,才使得最终采用新话的时间给安排到了2050年那么晚。

    二    我为何写作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有五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作家。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试过放弃这个念头,然而在放弃时,也意识到那样做违背自己的真正天性,早晚我会不得不专注于写书的。

    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但往上往下都差了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我父亲。种种原因之下,我多少感到孤独,不久我就有了些不讨人喜欢的癖性,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独小孩拥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跟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野心一开始混合了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我当时就知道我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而且具有直面不愉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创造出了一个有点个人化的世界,在其中我可以找回自信,平衡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尽管这样,我童年和少年期间所有的严肃作品——即出发点是严肃的——总量不会超过六页纸。四岁或五岁时,我写下了第一首诗,我母亲记录下来,我全忘了,只知道是关于一头老虎的,它长着“椅子般的牙齿”——很不错的短语,可是我想是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十一岁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后,我写了首爱国诗发表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又发表了一首,是关于基钦纳(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死)牺牲的。我长大一点后,时不时写过糟糕而且是写了半截的“自然诗”,是乔治时代风格(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的英国文学风格。我还大约尝试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差得目不忍睹。那就是我那么多年的确写到了纸上,而且是立意严肃的全部作品。

    不过,这段时间从头到尾,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从事过文学活动。先是下单交货的东西,我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写出来,也不曾感到过多大乐趣。除了学校的作业,我还写过应景之作和打油诗,那些我能以如今看来惊人的速度写出来——十四岁时,我一星期左右就写了一部诗剧,仿的是阿里斯托芬(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风格。我帮着编过学校里的杂志,有印出来的,也有手抄的。那些杂志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滑稽和令人同情的东西,我编杂志比现在写最垃圾的新闻报道还要轻松许多。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我也以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文学训练:即编写关于自己的连载“故事”,那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小孩子和青少年都会有的习惯。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是比如说罗宾汉这样的人,幻想自己是从事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活动的英雄。但是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有拙劣的自恋性质,开始越来越多变成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及所见的描写。一次几分钟地,会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入我的脑海:“他推门进入房间,一束经过细棉布窗帘过滤过的黄色太阳光斜照在桌子上,那里放了一盒半打开的火柴,旁边是墨水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下面的街上,一只毛色是龟背纹的猫正在追赶一片落叶。”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贯穿了我的非文学生涯。虽然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词,也确实寻找过,但我好像在几乎违背自己意愿地做这种描写性尝试,是处于外界的某种压力之下的行为。我想我的“故事”肯定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时仰慕过的作家的风格,但就我能回忆起的,“故事”总是具有一丝不苟的描写性特点。

    十六岁前后,我突然发现了纯粹属于单词本身的乐趣,即单词的发音和关联。如《失乐园》的这一行——

    于是他面对困厄,辛苦劳作

    度日;困厄劳作也将其压迫。

    如今在我看来,这好像也并非特别精彩,但那时却让我浑身发颤;而且以“hee”来拼写“he”( “hee”(他)是“he”的古体写法更是锦上添花。至于需要描写事物,当时我已经全知道了。如果说我当时就想写书,要写什么则已经清楚。我要写自然主义长篇巨著,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为贴切的比喻,也充满了词藻华丽的段落,其中的用词部分是因为单词本身的发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那种风格,那是我在三十岁时写的,但立意在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我给出了所有背景方面的信息,因为我认为人们在一点也不了解某个作家早期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不可能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的写作主题由其所处的时代而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然而在动笔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当然,他有一样工作要做,就是控制自己的性情,避免纠缠在某一不成熟的阶段,或者陷入某种不正常的情绪。但是,如果完全脱离早期所受的影响,他就会扼杀自己的写作冲动。暂不论谋生需要,我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对非诗歌写作而言是如此。这些动机在每位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所占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

    纯粹的个人主义。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死后被记着、报复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装做个人主义不是动机或者很强的动机,那是欺人之谈。在此特点上,作家跟这些人有相通之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战士,商界成功者——简而言之,是人类中的全体精英。人类中的大多数并非很自私。一过三十岁左右,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人的感觉——主要为了别人活着,要么在苦差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有另外少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他们决心一辈子到头为自己生活,作家就属于这类人。至于严肃作家,我要说总体而言,他们比记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美学热情。即对外部世界之妙处的感知,或者另一方面,对词语以及它们恰到好处排列的美感上的认知;对于一个发音对另一个发音的影响,或是好文字的精当,或是好小说的节奏给人的愉悦;渴望跟别人分享本人认为很有价值、不容错过的一段经历。美学冲动在很多作家身上很不明显,但即便是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教科书作者,也会有些喜欢用的词,这些词为他所偏爱,并非出自实用方面的原因;要么他可能对印刷样式、边缘宽度等等有强烈的偏爱。除了铁路时刻表之类,没有哪本书完全排除了美学考虑。

    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相并将其载存,以供后来者使用。

    政治目的——此处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义。即渴望将世界向某一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应该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哪本书完全无政治倾向。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为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冲动一定互相争斗,而且一定会在不同人身上在不同时候波动不已。从本性上说——把“本性”当做刚踏入成人时具有的状态——我是个前三种<a></a>动机大于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我可能只会写些文字绚丽或者单纯描写性的书本,也可能几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所持的政治信念。的确,我曾经不得不成为类似小册子作者的人。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有过失败的感觉。这些增强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认识。然而这些经历不足以让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未能做出明确决定。我记得当时写了首小诗,表达了我的两难心态。

    我也许会当个快乐的牧师,

    活在两百年前,

    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树长高;

    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

    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胡须,

    而教士们的脸都刮得光光。

    后来的日子仍是不错,

    我们曾是如此易于高兴,

    我们把烦心事轻轻放下

    置于树冠之中。

    我们曾不以无知为耻,

    欢乐如今却被我们掩饰;

    苹果树枝上的黄鹂鸟

    就能让我的敌人战栗。

    可是姑娘的腰腹和杏林,

    树荫下溪流里的斜齿鳊,

    马匹,破晓时争斗的鸭子,

    所有这些都成了泡影。

    禁止再次做梦;

    我们把欢乐粉碎或是藏起;

    马匹是由不锈钢所造,

    由矮个胖男人把它们骑。

    我就是那条永远不动的蚯蚓,

    一个无后宫可以逞威的宦官;

    像尤金·亚拉姆((1704——1759):英国哲学家,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他第一个发现克尔特人的语言与欧洲大陆某些语言的关系。1758年,他正在编纂克尔特语词典时,他14年前谋杀一位朋友的罪行败露,因此被判处绞刑)一样走在牧师和政委(苏联时期的政治委员)两人中间;

    政委正给我算命,

    收音机在响着,

    而牧师保证我会有辆奥斯汀牌小汽车,

    因为克已奉公(原文为“Fgie alays”,其中的Duggie似应指法国法学家莱昂·狄骥,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几乎排斥了个人的权利。其理论曾为德国法西斯所采用)总有收获

    我梦见住在大理石厅

    醒来后发现竟是真的

    我生在如今可谓不逢时

    史密斯呢?琼斯呢?(此处提到的人名是英国常见人名,类似于张三李四)你呢?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写它们,无非是简单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自己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的目的。

    过去全部十年里,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为杂志写一篇长文。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读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宣传,其中还是包括很多一个全职的政治家会认为跟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意完全抛弃我自孩提时期开始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乐于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压制自己的这种天性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

    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结构及语言的难题,而且以新的方式引出了真实性的难题。我可以举例说明出现的基本困难。我那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确是政治性作品,但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超脱心态和体例上的考虑写成的。我确实很努力地想在里面说清全部事实,又不与我的文学本能相悖。但除了别的,这本书中还包括篇幅很长的一章,里面全是引用报纸上的片段之类,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的,他们被指控阴谋串通佛朗哥。很明显,再过一两年,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对这样一章失去兴趣。这必定将毁了这本书。一个我所尊敬的评论家给我上了一课:“你干吗要把那些玩意儿放进去?”他说:“你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不错,可我只能这么做。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还会以种种方式一再出现,而语言方面的问题与之相比更为微妙,讨论起来也需要太长时间。我只是要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得不那么栩栩如生,更追求准确性。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已经完美地形成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总是已经超越了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第一本对自己写作意图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的书。我有七年时间没写过长篇小说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写一部。它注定会失败,每本书都会失败,但我对要写什么样的书则多少已经心中有数。

    回头看看前面的一两页,我看到似乎我的写作动机完全出自于热心公众利益,我不想让这成为别人对我的最终印象。凡是作家都自负自私,也是懒惰的,在他们各种写作动机的根子里面,还存在一个谜团。写作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一段时间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为某种他既无力抵抗又无法理解的魔鬼所驱使,他永远不会做起这样一件事。就人们所知,这只不过跟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一样属于一种本能。但同样正确的是,除非他不停奋力消除自己的个性,否则就写不出任何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种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 Aldous Leonard Huxley《Brave New World》

    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

    Chapter One

    A SQUAT grey building of only thirty-four stories. Over the main entrance the words, CENTRAL LONDON HATCHERY AND CONDITIONING CENTRE, and, in a shield, the World State’s motto, COMMUNITY, IDENTITY, STABILITY.

    The enormous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faced towards the north. Cold for all the summer beyond the panes, for all the tropical heat of the room itself, a harsh thin light glared through the windows, hungrily seeking some draped lay figure, some pallid shape of academic goose-flesh, but finding only the glass and nickel and bleakly shining porcelain of a laboratory. Wintriness responded to wintriness. The
    overalls of the workers were white, their hands gloved with a pale corpse-coloured rubber. The light was frozen, dead, a ghost. Only from the yellow barrels of the microscopes did it borrow a certain rich and living substance, lying along the polished tubes like butter, streak after luscious streak in long recession down the work tables.

    “And this,” said the Director opening the door, “is the Fertilizing Room.” Bent over their instruments, three hundred Fertilizers were plunged, as the Director of Hatcheries and Conditioning entered the room, in the scarcely breathing silence, the absent-minded, soliloquizing hum or whistle, of absorbed concentration. A troop of newly arrived students, very young, pink and callow, followed nervously, rather abjectly, at the Director’s heels. Each of them carried a notebook, in which, whenever the great man spoke, he desperately scribbled.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It was a rare privilege. The D. H. C. for Central London always made a point of
    personally conducting his new students round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Just to give you a general idea,” he would explain to them. For of course some sort of general idea they must have, if they were to do their work intelligently–though as little of one, if they were to be good and happy members of society, as possible.

    For particulars, as every one knows, make for virture and happiness; generalities are intellectually necessary evils. Not philosophers but fretsawyers and stamp collectors compose the backbone of society.

    “To-morrow,” he would add, smiling at them with a slightly menacing geniality, “you’ll be settling down to serious work. You won’t have time for generalities. Meanwhile …”

    Meanwhile, it was a privilege.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into the notebook. The boys scribbled like mad.

    Tall and rather thin but upright, the Director advanced into the room. He had a long chin and big rather prominent teeth, just covered, when he was not talking, by his full, floridly curved lips. Old, young? Thirty? Fifty? Fifty-five? It was hard to say. And anyhow the question didn’t arise; in this year of stability, A. F. 632, it didn’t occur to you to ask it.

    “I shall begin at the beginning,” said the D.H.C. and the more zealous students recorded his intention in their notebooks: Begin at the beginning. “These,” he waved his hand, “are the incubators.” And opening an insulated door he showed them explained, “at blood heat; whereas the male gametes,” and here he opened another door, “they have to be kept at thirty-five instead of thirty-seven. Full blood heat sterilizes.” Rams wrapped in theremogene beget no lambs.

    Still leaning against the incubators he gave them, while the pencils scurried illegibly across the pag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modern fertilizing process; spoke first, of course, of its surgical introduction–”the operation undergone voluntarily for the good of Society,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it carries a bonus amounting to six months’ salary”; continued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technique for preserving the
    excised ovary alive and actively developing; passed on to a consideration of optimum temperature, salinity, viscosity; referred to the liquor in which the detached and ripened eggs were kept; and, leading his charges to the work tables, actually showed them how this liquor was drawn off from the test-tubes; how it was let out drop by drop onto the specially warmed slides of the microscopes; how the eggs
    which it contained were inspected for abnormalities, counted and transferred to a porous receptacle; how (and he now took them to watch the operation) this receptacle was immersed in a warm bouillon containing free-swimming spermatozoa–at a minimum concentration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per cubic
    centimetre, he insisted; and how, after ten minutes, the container was lifted out of the liquor and its contents re-examined; how, if any of the eggs remained unfertilized, it was again immersed, and, if necessary, yet again; how the fertilized ova went back to the incubators; where the Alphas and Betas remained until definitely bottled; while the Gammas, Deltas and Epsilons were brought out again,
    after only thirty-six hours, to undergo Bokanovsky’s Process. “Bokanovsky’s Process,” repeated the Director, and the students underlined the words in their little notebooks.

    One egg, one embryo, one adult-normality. But a bokanovskified egg will bud, will
    proliferate, will divide. From eight to ninety-six buds, and every bud will grow into a
    perfectly formed embryo, and every embryo into a full-sized adult. Making
    ninety-six human beings grow where only one grew before. Progress.
    “Essentially,” the D.H.C. concluded, “bokanovskification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arrests of development. We check the normal growth and, paradoxically enough, the egg responds by budding.”
    Responds by budding. The pencils were busy.
    He pointed. On a very slowly moving band a rack-full of test-tubes was entering a
    large metal box, another, rack-full was emerging. Machinery faintly purred. It took
    eight minutes for the tubes to go through, he told them. Eight minutes of hard
    X-rays being about as much as an egg can stand. A few died; of the rest, the least
    susceptible divided into two; most put out four buds; some eight; all were returned
    to the incubators, where the buds began to develop; then, after two days, were
    suddenly chilled, chilled and checked. Two, four, eight, the buds in their turn
    budded; and having budded were dosed almost to death with alcohol; consequently
    burgeoned again and having budded–bud out of bud out of bud–were
    thereafter–further arrest being generally fatal–left to develop in peace. By which
    time the original egg was in a fair way to becoming anything from eight to ninety-six
    embryos– a prodigious improvement, you will agree, on nature. Identical twins–but
    not in piddling twos and threes as in the old viviparous days, when an egg would
    sometimes accidentally divide; actually by dozens, by scores at a time.
    “Scores,” the Director repeated and flung out his arms, as though he were
    distributing largesse. “Scores.”
    But one of the students was fool enough to ask where the advantage lay.
    “My good boy!” The Director wheeled sharply round on him. “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 He raised a hand; his expression was solemn. “Bokanovsky’s Process is
    one of the major instruments of social stability!”
    Major instruments of social stability.
    Standard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batches. The whole of a small factory staffed
    with the products of a single bokanovskified egg.
    “Ninety-six identical twins working ninety-six identical machines!” The voice was
    almost tremulous with enthusiasm. “You really know where you a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He quoted the planetary motto. “Community, Identity, Stability.”
    Grand words. “If we could bokanovskify indefinitely the whole problem would be
    solved.”
    Solved by standard Gammas, unvarying Deltas, uniform Epsilons. Millions of
    identical twins. The principle of mass production at last applied to biology.
    “But, alas,” the Director shook his head, “we can’t bokanovskify indefinitely.”
    Ninety-six seemed to be the limit; seventy-two a good average. From the same
    ovary and with gametes of the same male to manufacture as many batches of
    identical twins as possible–that was the best (sadly a second best) that they could
    do. And even that was difficult.
    “For in nature it takes thirty years for two hundred eggs to reach maturity. But our
    business is to stabilize the population at this moment, here and now. Dribbling out
    twins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what would be the use of that?”
    Obviously, no use at all. But Podsnap’s Technique had immensely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ripening. They could make sure of at least a hundred and fifty mature
    eggs within two years. Fertilize and bokanovskify–in other words, multiply by
    seventy-two–and you get an average of nearly eleven thous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 hundred and fifty batches of identical twins, all within two years of the same age.
    “And in exceptional cases we can make one ovary yield us over fifteen thousand
    adult individuals.”
    Beckoning to a fair-haired, ruddy young man who happened to be passing at the
    moment. “Mr. Foster,” he called. The ruddy young man approached. “Can you tell
    us the record for a single ovary, Mr. Foster?”
    “Sixteen thousand and twelve in this Centre,” Mr. Foster replied without hesitation.
    He spoke very quickly, had a vivacious blue eye, and took an evident pleasure in
    quoting figures. “Sixteen thousand and twelve; in one hundred and eighty-nine
    batches of identicals. But of course they’ve done much better,” he rattled on, “in
    some of the tropical Centres. Singapore has often produced over sixteen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Mombasa has actually touched the seventeen thousand mark.
    But then they have unfair advantages. You should see the way a negro ovary
    responds to pituitary! It’s quite astonishing, when you’re used to working with
    European material. Still,” he added, with a laugh (but the light of combat was in his
    eyes and the lift of his chin was challenging), “still, we mean to beat them if we can.
    I’m working on a wonderful Delta-Minus ovary at this moment. Only just eighteen
    months old. Over twelve thousand seven hundred children already, either decanted
    or in embryo. And still going strong. We’ll beat them yet.”
    “That’s the spirit I like!” cried the Director, and clapped Mr. Foster on the shouder.
    “Come along with us, and give these boys the benefit of your expert knowledge.”
    Mr. Foster smiled modestly. “With pleasure.” They went.
    In the Bottling Room all was harmonious bustle and ordered activity. Flaps of fresh
    sow’s peritoneum ready cut to the proper size came shooting up in little lifts from
    the Organ Store in the sub-basement. Whizz and then, click! the lift-hatches hew
    open; the bottle-liner had only to reach out a hand, take the flap, insert,
    smooth-down, and before the lined bottle had had time to travel out of reach along
    the endless band, whizz, click! another flap of peritoneum had shot up from the
    depths, ready to be slipped into yet another bottle, the next of that slow
    interminable procession on the band.
    Next to the Liners stood the Matriculators. The procession advanced; one by one the
    eggs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ir test-tubes to the larger containers; deftly the
    peritoneal lining was slit, the morula dropped into place, the saline solution poured
    in … and already the bottle had passed, and it was the turn of the labellers.
    Heredity, date of fertilization, membership of Bokanovsky Group–details were
    transferred from test-tube to bottle. No longer anonymous, but named, identified,
    the procession marched slowly on; on through an opening in the wall, slowly on into
    the Social Predestination Room.
    “Eighty-eight cubic metres of card-index,” said Mr. Foster with relish, as they entered.
    “Containing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dded the Director.
    “Brought up to date every morning.”
    “And co-ordinated every afternoon.”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y make their calculations.”
    “So many individuals, of such and such quality,” said Mr. Foster.
    “Distributed in such and such quantities.”
    “The optimum Decanting Rate at any given moment.”
    “Unforeseen wastages promptly made good.”
    “Promptly,” repeated Mr. Foster. “If you knew the amount of overtime I had to put
    in after the last Japanese earthquake!” He laughed goodhumouredly and shook his
    head.
    “The Predestinators send in their figures to the Fertilizers.”
    “Who give them the embryos they ask for.”
    “And the bottles come in here to be predestined in detail.”
    “After which they are sent down to the Embryo Store.”
    “Where we now proceed ourselves.”
    And opening a door Mr. Foster led the way down a staircase into the basement.
    The temperature was still tropical. They descended into a thickening twilight. Two
    doors and a passage with a double turn insured the cellar against any possible
    infiltration of the day.
    “Embryos are like photograph film,” said Mr. Foster waggishly, as he pushed open
    the second door. “They can only stand red light.”
    And in effect the sultry darkness into which the students now followed him was
    visible and crimson, like the darkness of closed eyes on a summer’s afternoon. The
    bulging flanks of row on receding row and tier above tier of bottles glinted with
    innumerable rubies, and among the rubies moved the dim red spectres of men and
    women with purple eyes and all the symptoms of lupus. The hum and rattle of
    machinery faintly stirred the air.
    “Give them a few figures, Mr. Foster,” said the Director, who was tired of talking.
    Mr. Foster was only too happy to give them a few figures.
    Two hundred and twenty metres long, two hundred wide, ten high. He pointed
    upwards. Like chickens drinking, the students lifted their eyes towards the distant
    ceiling.
    Three tiers of racks: ground floor level, first gallery, second gallery.
    The spidery steel-work of gallery above gallery faded away in all directions into the
    dark. Near them three red ghosts were busily unloading demijohns from a moving
    staircase.
    The escalator from the Social Predestination Room.
    Each bottle could be placed on one of fifteen racks, each rack, though you couldn’t
    see it, was a conveyor traveling at the rate of thirty-three and a third centimetres an
    hour. Two hundred and sixty-seven days at eight metres a day. Two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metres in all. One circuit of the cellar at ground level, one on
    the first gallery, half on the second, and on the two hundred and sixty-seventh
    morning, daylight in the Decanting Room. Independent existence–so called.
    “But in the interval,” Mr. Foster concluded, “we’ve managed to do a lot to them. Oh,
    a very great deal.” His laugh was knowing and triumphant.
    “That’s the spirit I like,” said the Director once more. “Let’s walk around. You tell
    them everything, Mr. Foster.”
    Mr. Foster duly told them.
    Told them of the growing embryo on its bed of peritoneum. Made them taste the
    rich blood surrogate on which it fed. Explained why it had to be stimulated with
    placentin and thyroxin. Told them of the corpus luteum extract. Showed them the jets
    through which at every twelfth metre from zero to 2040 it was automatically injected.
    Spoke of those gradually increasing doses of pituitary administered during the final
    ninety-six metres of their course. Described the artificial maternal circulation
    installed in every bottle at Metre 112; showed them the resevoir of blood-surrogate,
    the centrifugal pump that kept the liquid moving over the placenta and drove it
    through the synthetic lung and waste product filter. Referred to the embryo’s
    troublesome tendency to an?mia, to the massive doses of hog’s stomach extract
    and foetal foal’s liver with which, in consequence, it had to be supplied.
    Showed them the simple mechanism by means of which, during the last two metres
    out of every eight, all the embryos were simultaneously shaken into familiarity with
    movement. Hinted at the gravity of the so-called “trauma of decanting,” and
    enumerated the precautions taken to minimize, by a suitable training of the bottled
    embryo, that dangerous shock. Told them of the test for sex carried ou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Metre 200. Explained the system of labelling–a T for the males, a
    circle for the females and for those who were destined to become freemartins a
    question mark, black on a white ground.
    “For of course,” said Mr. Foster,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fertility is merely a
    nuisance. One fertile ovary in twelve hundred–that would really be quite sufficient for
    our purposes. But we want to have a good choice. And of course one must always
    have an enormous margin of safety. So we allow as many as thirty per cent of the
    female embryos to develop normally. The others get a dose of male sex-hormone
    every twenty-four metres for the rest of the course. Result: they’re decanted as
    freemartins–structurally quite normal (except,” he had to admit, “that they do have
    the slightest tendency to grow beards), but sterile. Guaranteed sterile. Which brings
    us at last,” continued Mr. Foster, “out of the realm of mere slavish imitation of
    nature into the much more interesting world of human invention.”
    He rubbed his hands. For of course, they didn’t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merely
    hatching out embryos: any cow could do that.
    “We also predestine and condition. We decant our babies as socialized human
    beings, as Alphas or Epsilons, as future sewage workers or future …” He was going
    to say “future World controllers,” but correcting himself, said “future Directors of
    Hatcheries,” instead.
    The D.H.C. acknowledged the compliment with a smile.
    They were passing Metre 320 on Rack 11. A young Beta-Minus mechanic was busy
    with screw-driver and spanner on the blood-surrogate pump of a passing bottle. The
    hum of the electric motor deepened by fractions of a tone as he turned the nuts.
    Down, down … A final twist, a glance at the revolution counter, and he was done. He
    moved two paces down the line and began the same process on the next pump.
    “Reducing the number of revolutions per minute,” Mr. Foster explained. “The
    surrogate goes round slower; therefore passes through the lung at longer intervals;
    therefore gives the embryo less oxygen. Nothing like oxygen-shortage for keeping
    an embryo below par.” Again he rubbed his hands.
    “But why do you want to keep the embryo below par?” asked an ingenuous student.
    “Ass!” said the Director, breaking a long silence. “Hasn’t it occurred to you that an
    Epsilon embryo must have an Epsilon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n Epsilon heredity?”
    It evidently hadn’t occurred to him. He was covered with confusion.
    “The lower the caste,” said Mr. Foster, “the shorter the oxygen.” The first organ
    affected was the brain. After that the skeleton. At seventy per cent of normal
    oxygen you got dwarfs. At less than seventy eyeless monsters.
    “Who are no use at all,” concluded Mr. Foster.
    Whereas (his voice became confidential and eager), if they could discover a
    technique for shortening the period of maturation what a triumph, what a
    benefaction to Society!
    “Consider the horse.”
    They considered it.
    Mature at six; the elephant at ten. While at thirteen a man is not yet sexually
    mature; and is only full-grown at twenty. Hence, of course, that fruit of delayed
    development, the human intelligence.
    “But in Epsilons,” said Mr. Foster very justly, “we don’t need human intelligence.”
    Didn’t need and didn’t get it. But though the Epsilon mind was mature at ten, the
    Epsilon body was not fit to work till eighteen. Long years of superfluous and wasted
    immaturity. If the physical development could be speeded up till it was as quick,
    say, as a cow’s, what an enormous saving to the Community!
    “Enormous!” murmured the students. Mr. Foster’s enthusiasm was infectious.
    He became rather technical; spoke of the abnormal endocrine co-ordination which
    made men grow so slowly; postulated a germinal mutation to account for it. Could
    the effects of this germinal mutation be undone? Could the individual Epsilon
    embryo be made a revert, by a suitable technique, to the normality of dogs and
    cows? That was the problem. And it was all but solved.
    Pilkington, at Mombasa, had produced individuals who were sexually mature at four
    and full-grown at six and a half. A scientific triumph. But socially useless.
    Six-year-old men and women were too stupid to do even Epsilon work. And the
    process was an all-or-nothing one; either you failed to modify at all, or else you
    modified the whole way. They were still trying to find the ideal compromise between
    adults of twenty and adults of six. So far without success. Mr. Foster sighed and
    shook his head.
    Their wanderings through the crimson twilight had brought them to the
    neighborhood of Metre 170 on Rack 9. From this point onwards Rack 9 was enclosed
    and the bottle performed the remainder of their journey in a kind of tunnel,
    interrupted here and there by openings two or three metres wide.
    “Heat conditioning,” said Mr. Foster.
    Hot tunnels alternated with cool tunnels. Coolness was wedded to discomfort in the
    form of hard X-rays. By the time they were decanted the embryos had a horror of
    cold. They were predestined to emigrate to the tropics, to be miner and acetate silk
    spinners and steel workers. Later on their minds would be made to endorse the
    judgment of their bodies. “We condition them to thrive on heat,” concluded Mr.
    Foster. “Our colleagues upstairs will teach them to love it.”
    “And that,” put in the Director sententiously, “that is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and
    virtue–liking what you’ve got to do. All conditioning aims at that: making people like
    their unescapable social destiny.”
    In a gap between two tunnels, a nurse was delicately probing with a long fine
    syringe into the gelatinous contents of a passing bottle. The students and their
    guides stood watching her for a few moments in silence.
    “Well, Lenina,” said Mr. Foster, when at last she withdrew the syringe and
    straightened herself up.
    The girl turned with a start. One could see that, for all the lupus and the purple
    eyes, she was uncommonly pretty.
    “Henry!” Her smile flashed redly at him–a row of coral teeth.
    “Charming, charming,” murmured the Director and, giving her two or three little
    pats, received in exchange a rather deferential smile for himself.
    “What are you giving them?” asked Mr. Foster, making his tone very professional.
    “Oh, the usual typhoid and sleeping sickness.”
    “Tropical workers start being inoculated at Metre 150,” Mr. Foster explained to the
    students. “The embryos still have gills. We immunize the fish against the future
    man’s diseases.” Then, turning back to Lenina, “Ten to five on the roof this
    afternoon,” he said, “as usual.”
    “Charming,” said the Dhector once more, and, with a final pat, moved away after
    the others.
    On Rack 10 rows of next generation’s chemical workers were being trained in the
    toleration of lead, caustic soda, tar, chlorine. The first of a batch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 embryonic rocket-plane engineers was just passing the eleven hundred metre
    mark on Rack 3. A special mechanism kept their containers in constant rotation. “To
    improve their sense of balance,” Mr. Foster explained. “Doing repairs on the outside
    of a rocket in mid-air is a ticklish job. We slacken off the circulation when they’re
    right way up, so that they’re half starved, and double the flow of surrogate when
    they’re upside down. They learn to associate topsy-turvydom with weli-being; in fact,
    they’re only truly happy when they’re standing on their heads.
    “And now,” Mr. Foster went on, “I’d like to show you some very interesting
    conditioning for Alpha Plus Intellectuals. We have a big batch of them on Rack 5.
    First Gallery level,” he called to two boys who had started to go down to the ground
    floor.
    “They’re round about Metre 900,” he explained. “You can’t really do any useful
    intellectual conditioning till the foetuses have lost their tails. Follow me.”
    But the Director had looked at his watch. “Ten to three,” he said. “No time for the
    intellectual embryos, I’m afraid. We must go up to the Nurseries before the children
    have finished their afternoon sleep.”
    Mr. Foster was disappointed. “At least one glance at the Decanting Room,” he
    pleaded.
    “Very well then.” The Director smiled indulgently. “Just one glance.”

    Chapter Two

    MR. FOSTER was left in the Decanting Room. The D.H.C. and his students stepped
    into the nearest lift and were carried up to the fifth floor.
    INFANT NURSERIES. NEO-PAVLOVIAN CONDITIONING ROOMS, announced the notice
    board.
    The Director opened a door. They were in a large bare room, very bright and sunny;
    for the whole of the southern wall was a single window. Half a dozen nurses,
    trousered and jacketed in the regulation white viscose-linen uniform, their hair
    aseptically hidden under white caps, were engaged in setting out bowls of roses in a
    long row across the floor. Big bowls, packed tight with blossom. Thousands of
    petals, ripe-blown and silkily smooth, like the cheeks of innumerable little cherubs,
    but of cherubs, in that bright light, not exclusively pink and Aryan, but also
    luminously Chinese, also Mexican, also apoplectic with too much blowing of celestial
    trumpets, also pale as death, pale with the posthumous whiteness of marble.
    The nurses stiffened to attention as the D.H.C. came in.
    “Set out the books,” he said curtly.
    In silence the nurses obeyed his command. Between the rose bowls the books were
    duly set out–a row of nursery quartos opened invitingly each at some gaily coloured
    image of beast or fish or bird.
    “Now bring in the children.”
    They hurried out of the room and returned in a minute or two, each pushing a kind
    of tall dumb-waiter laden, on all its four wire-netted shelves, with eight-month-old
    babies, all exactly alike (a Bokanovsky Group, it was evident) and all (since their
    caste was Delta) dressed in khaki.
    “Put them down on the floor.”
    The infants were unloaded.
    “Now turn them so that they can see the flowers and books.”
    Turned, the babies at once fell silent, then began to crawl towards those clusters of
    sleek colours, those shapes so gay and brilliant on the white pages. As they
    approached, the sun came out of a momentary eclipse behind a cloud. The roses
    flamed up as though with a sudden passion from within; a new and profound
    sigruficance seemed to suffuse the shining pages of the books. From the ranks of
    the crawling babies came little squeals of excitement, gurgles and twitterings of
    pleasure.
    The Director rubbed his hands. “Excellent!” he said. “It might almost have been
    done on purpose.”
    The swiftest crawlers were already at their goal. Small hands reached out
    uncertainly, touched, grasped, unpetaling the transfigured roses, crumpling the
    illuminated pages of the books. The Director waited until all were happily busy.
    Then, “Watch carefully,” he said. And, lifting his hand, he gave the signal.
    The Head Nurse, who was standing by a switchboard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room,
    pressed down a little lever.
    There was a violent explosion. Shriller and ever shriller, a siren shrieked. Alarm
    bells maddeningly sounded.
    The children started, screamed; their faces were distorted with terror.
    “And now,” the Director shouted (for the noise was deafening), “now we proceed to
    rub in the lesson with a mild electric shock.”
    He waved his hand again, and the Head Nurse pressed a second lever. The
    screaming of the babies suddenly changed its tone. There was something
    desperate, almost insane, about the sharp spasmodic yelps to which they now gave
    utterance. Their little bodies twitched and stiffened; their limbs moved jerkily as if to
    the tug of unseen wires.
    “We can electrify that whole strip of floor,” bawled the Director in explanation. “But
    that’s enough,” he signalled to the nurse.
    The explosions ceased, the bells stopped ringing, the shriek of the siren died down
    from tone to tone into silence. The stiffly twitching bodies relaxed, and what had
    become the sob and yelp of infant maniacs broadened out once more into a normal
    howl of ordinary terror.
    “Offer them the flowers and the books again.”
    The nurses obeyed; but at the approach of the roses, at the mere sight of those
    gaily-coloured images of pussy and cock-a-doodle-doo and baa-baa black sheep,
    the infants shrank away in horror, the volume of their howling suddenly increased.
    “Observe,” said the Director triumphantly, “observe.”
    Books and loud noises, fiowers and electric shocks–already in the infant mind these
    couples were compromisingly linked; and after two hundred repetitions of the same
    or a similar lesson would be wedded indissolubly. What man has joined, nature is
    powerless to put asunder.
    “They’ll grow up with what the psychologists used to call an ‘instinctive’ hatred of
    books and flowers. Reflexes unalterably conditioned. They’ll be safe from books
    and botany all their lives.” The Director turned to his nurses. “Take them away
    again.”
    Still yelling, the khaki babies were loaded on to their dumb-waiters and wheeled
    out, leaving behind them the smell of sour milk and a most welcome silence.
    One of the students held up his hand; and though he could see quite well why you
    couldn’t have lower-cast people wasting the Community’s time over books, and that
    there was always the risk of their reading something which might undesirably
    decondition one of their reflexes, yet … well, he couldn’t understand about the
    flowers. Why go to the trouble of making it psychologically impossible for Deltas to
    like flowers?
    Patiently the D.H.C. explained. If the children were made to scream at the sight of a
    rose, that was on grounds of high economic policy. Not so very long ago (a century
    or thereabouts), Gammas, Deltas, even Epsilons, had been conditioned to like
    flowers–flowers in particular and wild nature in general. The idea was to make them
    want to be going out into the country at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and so compel
    them to consume transport.
    “And didn’t they consume transport?” asked the student.
    “Quite a lot,” the D.H.C. replied. “But nothing else.”
    Primroses and landscapes, he pointed out, have one grave defect: they are
    gratuitous. A love of nature keeps no factories busy. It was decided to abolish the
    love of nature, at any rate among the lower classes; to abolish the love of nature,
    but not the tendency to consume transport. For of course it was essential that they
    should keep on going to the country, even though they hated it. The problem was
    to find an economically sounder reason for consuming transport than a mere
    affection for primroses and landscapes. It was duly found.
    “We condition the masses to hate the country,” concluded the Director. “But
    simultaneously we condition them to love all country sports. At the same time, we
    see to it that all country sports shall entail the use of elaborate apparatus. So that
    they consume manufactured articles as well as transport. Hence those electric
    shocks.”
    “I see,” said the student, and was silent, lost in admiration.
    There was a silence; then, clearing his throat, “Once upon a time,” the Director
    began, “while our Ford was still on earth, there was a little boy called Reuben
    Rabinovitch. Reuben was the child of Polish-speaking parents.”
    The Director interrupted himself. “You know what Polish is, I suppose?”
    “A dead language.”
    “Like French and German,” added another student, officiously showing off his
    learning.
    “And ‘parent’?” questioned the D.H.C.
    There was an uneasy silence. Several of the boys blushed. They had not yet learned
    to draw the significant but often very fine distinction between smut and pure science.
    One, at last, had the courage to raise a hand.
    “Human beings used to be …” he hesitated; the blood rushed to his cheeks. “Well,
    they used to be viviparous.”
    “Quite right.” The Director nodded approvingly.
    “And when the babies were decanted …”
    “‘Born,’” came the correction.
    “Well, then they were the parents–I mean, not the babies, of course; the other
    ones.” The poor boy was overwhelmed with confusion.
    “In brief,” the Director summed up, “the parents were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The smut that was really science fell with a crash into the boys’ eye-avoiding silence.
    “Mother,” he repeated loudly rubbing in the science; and, leaning back in his chair,
    “These,” he said gravely, “are unpleasant facts; I know it. But then most historical
    facts are unpleasant.”
    He returned to Little Reuben–to Little Reuben, in whose room, one evening, by an oversight, his father and mother (crash, crash!) happened to leave the radio turned on.
    (“For you must remember that in those days of gross viviparous reproduction, children were always brought up by their parents and not in State Conditioning Centres.”)
    While the child was asleep, a broadcast programme from London suddenly started
    to come through; and the next morning, to the astonishment of his crash and crash
    (the more daring of the boys ventured to grin at one another), Little Reuben woke
    up repeating word for word a long lecture by that curious old writer (“one of the very
    few whose works have been permitted to come down to us”),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was speaking, according to a well-authenticated tradition, about his own genius.
    To Little Reuben’s wink and snigger, this lecture was, of course, perfectly
    incomprehensible and, imagining that their child had suddenly gone mad, they sent
    for a doctor. He, fortunately, understood English, recognized the discourse as that
    which Shaw had broadcasted the previous evening, real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had happened, and sent a letter to the medical press about it.
    “The principle of sleep-teaching, or hypnop?dia, had been discovered.” The D.H.C.
    made an impressive pause.
    The principle had been discovered; but many, many years were to elapse before
    that principle was usefully applied.
    “The case of Little Reuben occurred only twenty-three years after Our Ford’s first
    T-Model was put on the market.” (Here the Director made a sign of the T on his
    stomach and all the students reverently followed suit.) “And yet …”
    Furiously the students scribbled. “Hypnop?dia, first used officially in A.F. 214. Why not
    before? Two reasons. (a) …”
    “These early experimenters,” the D.H.C. was saying, “were on the wrong track. They
    thought that hypnop?dia could be made an instrument of intellectual education …”
    (A small boy asleep on his right side, the right arm stuck out, the right hand
    hanging limp over the edge of the bed. Through a round grating in the side of a
    box a voice speaks softly.
    “The Nile is the longest river in Africa and the second in length of all the rivers of
    the globe. Although falling short of the length of the Mississippi-Missouri, the Nile is
    at the head of all rivers as regards the length of its basin, which extends through 35
    degrees of latitude …”
    At breakfast the next morning, “Tommy,” some one says, “do you know which is the
    longest river in Africa?” A shaking of the head. “But don’t you remember something
    that begins: The Nile is the …”
    “The – Nile – is – the – longest – river – in – Africa – and – the – second – in – length –
    of – all – the – rivers – of – the – globe …” The words come rushing out. “Although –
    falling – short – of …”
    “Well now, which is the longest river in Africa?”
    The eyes are blank. “I don’t know.”
    “But the Nile, Tommy.”
    “The – Nile – is – the – longest – river – in – Africa – and – second …”
    “Then which river is the longest, Tommy?”
    Tommy burst into tears. “I don’t know,” he howls.)
    That howl, the Director made it plain, discouraged the earliest invesfigators. The
    experiments were abandoned. No further attempt was made to teach children the
    length of the Nile in their sleep. Quite rightly. You can’t learn a science unless you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Whereas, if they’d only started on moral education,” said the Director, leading the
    way towards the door. The students followed him, desperately scribbling as they
    walked and all the way up in the lift. “Moral education, which ought never, in any
    circumstances, to be rational.”
    “Silence, silence,” whispered a loud speaker as they stepped out at the fourteenth
    floor, and “Silence, silence,” the trumpet mouths indefatigably repeated at intervals
    down every corridor. The students and even the Director himself rose automatically
    to the tips of their toes. They were Alphas, of course, but even Alphas have been
    well conditioned. “Silence, silence.” All the air of the fourteenth floor was sibilant with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Fifty yards of tiptoeing brought them to a door which the Director cautiously opened.
    They stepped over the threshold into the twilight of a shuttered dormitory. Eighty
    cots stood in a row against the wall. There was a sound of light regular breathing
    and a continuous murmur, as of very faint voices remotely whispering.
    A nurse rose as they entered and came to attention before the Director.
    “What’s the lesson this afternoon?” he asked.
    “We had Elementary Sex for the first forty minutes,” she answered. “But now it’s
    switched over to Elementary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Director walked slowly down the long line of cots. Rosy and relaxed with sleep,
    eighty little boys and girls lay seftly hreathing. There was a whisper under every
    pillow. The D.H.C. halted and, bending over one of the little beds, listened
    attentively.
    “Elementary Class Consciousness, did you say? Let’s have it repeated a little louder
    by the trumpet.”
    At the end of the room a loud speaker projected from the wall. The Director walked
    up to it and pressed a switch.
    “… all wear green,” said a soft but very distinct voice,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and Delta Children wear khaki. Oh no, I don’t want to play with Delta
    children. And Epsilons are still worse. They’re too stupid to be able to read or write.
    Besides they wear black, which is such a beastly colour. I’m so glad I’m a Beta.”
    There was a pause; then the voice began again.
    “Alpha children wear grey They work much harder than we do, because they’re so
    frightfully clever. I’m really awfuly glad I’m a Beta, because I don’t work so hard.
    And then we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 Gammas and Deltas. Gammas are stupid.
    They all wear green, and Delta children wear khaki. Oh no, I don’t want to play with
    Delta children. And Epsilons are still worse. They’re too stupid to be able …”
    The Director pushed back the switch. The voice was silent. Only its thin ghost
    continued to mutter from beneath the eighty pillows.
    “They’ll have that repeated forty or fifty times more before they wake; then again
    on Thursday, and again on Saturday. A hundred and twenty times three times a
    week for thirty months. After which they go on to a more advanced lesson.”
    Roses and electric shocks, the khaki of Deltas and a whiff of asafoetida–wedded
    indissolubly before the child can speak. But wordless conditioning is crude and
    wholesale; cannot bring home the finer distinctions, cannot inculcate the more
    complex courses of behaviour. For that there must be words, but words without
    reason. In brief, hypnop?dia.
    “The greatest moralizing and socializing force of all time.”
    The students took it down in their little books.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Once more the Director touched the switch.
    “… so frightfully clever,” the soft, insinuating, indefatigable voice was saying, “I’m
    really awfully glad I’m a Beta, because …”
    Not so much like drops of water, though water, it is true, can wear holes in the
    hardest granite; rather, drops of liquid sealing-wax, drops that adhere, incrust,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 what they fall on, till finally the rock is all one scarlet
    blob.
    “Till at last the child’s mind is these suggestions, and the sum of the suggestions is
    the child’s mind. And not the child’s mind only. The adult’s mind too–all his life
    long. The mind that judges and desires and decides–made up of these
    suggestions. But all these suggestions are our suggestions!” The Director almost
    shouted in his triumph. “Suggestions from the State.” He banged the nearest table.
    “It therefore follows …”
    A noise made him turn round.
    “Oh, Ford!” he said in another tone, “I’ve gone and woken the children.”

    Chapter Three

    OUTSIDE, in the garden, it was playtime. Naked in the warm June sunshine, six or
    seven hundred little boys and girls were running with shrill yells over the lawns, or
    playing ball games, or squatting silently in twos and threes among the flowering
    shrubs. The roses were in bloom, two nightingales soliloquized in the boskage, a
    cuckoo was just going out of tune among the lime trees. The air was drowsy with the
    murmur of bees and helicopters.
    The Director and his students stood for a short time watching a game of Centrifugal
    Bumble-puppy. Twenty children were grouped in a circle round a chrome steel tower.
    A ball thrown up so as to land on the platform at the top of the tower rolled down
    into the interior, fell on a rapidly revolving disk, was hurled through one or other of
    the numerous apertures pierced in the cylindrical casing, and had to be caught.
    “Strange,” mused the Director, as they turned away, “strange to think that even in
    Our Ford’s day most games were played without more apparatus than a ball or two
    and a few sticks and perhaps a bit of netting. imagine the folly of allowing people to
    play elaborate games which do nothing whatever to increase consumption. It’s
    madness. Nowadays the Controllers won’t approve of any new game unless it can be
    shown that it requires at least as much apparatus as the most complicated of
    existing games.” He interrupted himself.
    “That’s a charming little group,” he said, pointing.
    In a little grassy bay between tall clumps of Mediterranean heather, two children, a
    little boy of about seven and a little girl who might have been a year older, were
    playing, very gravely and with all the focussed attention of scientists intent on a
    labour of discovery, a rudimentary sexual game.
    “Charming, charming!” the D.H.C. repeated sentimentally.
    “Charming,” the boys politely agreed. But their smile was rather patronizing. They
    had put aside similar childish amusements too recently to be able to watch them
    now without a touch of contempt. Charming? but it was just a pair of kids fooling
    about; that was all. Just kids.
    “I always think,” the Director was continuing in the same rather maudlin tone, when
    he was interrupted by a loud boo-hooing.
    From a neighbouring shrubbery emerged a nurse, leading by the hand a small boy,
    who howled as he went. An anxious-looking little girl trotted at her heels.
    “What’s the matter?” asked the Director.
    The nurse shrugged her shoulders. “Nothing much,” she answered. “It’s just that
    this little boy seems rather reluctant to join in the ordinary erotic play. I’d noticed it
    once or twice before. And now again to-day. He started yelling just now …”
    “Honestly,” put in the anxious-looking little girl, “I didn’t mean to hurt him or
    anything. Honestly.”
    “Of course you didn’t, dear,” said the nurse reassuringly. “And so,” she went on,
    turning back to the Director, “I’m taking him in to see the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of Psychology. Just to see if anything’s at all abnormal.”
    “Ouite right,” said the Director. “Take him in. You stay here, little girl,” he added, as
    the nurse moved away with her still howling charge. “What’s your name?”
    “Polly Trotsky.”
    “And a very good name too,” said the Director. “Run away now and see if you can
    find some other little boy to play with.”
    The child scampered off into the bushes and was lost to sight.
    “Exquisite little creature!” said the Director, looking after her. Then, turning to his
    students, “What I’m going to tell you now,” he said, “may sound incredible. But
    then, when you’re not accustomed to history, most facts about the past do sound
    incredible.”
    He let out the amazing truth. For a very long period before the time of Our Ford,
    and even for some generations afterwards, erotic play between children had been
    regarded as abnormal (there was a roar of laughter); and not only abnormal,
    actually immoral (no!): and had therefore been rigorously suppressed.
    A look of astonished incredulity appeared on the faces of his listeners. Poor little
    kids not allowed to amuse themselves? They could not believe it.
    “Even adolescents,” the D.H.C. was saying, “even adolescents like yourselves …”
    “Not possible!”
    “Barring a little surreptitious auto-erotism and homosexuality–absolutely nothing.”
    “Nothing?”
    “In most cases, till they were over twenty years old.”
    “Twenty years old?” echoed the students in a chorus of loud disbelief.
    “Twenty,” the Director repeated. “I told you that you’d find it incredible.”
    “But what happened?” they asked. “What were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were terrible.” A deep resonant voice broke startlingly into the dialogue.
    They looked around. On the fringe of the little group stood a stranger–a man of
    middle height, black-haired, with a hooked nose, full red lips, eyes very piercing
    and dark. “Terrible,” he repeated.
    The D.H.C. had at that moment sat down on one of the steel and rubber benches
    conveniently scattered through the gardens; but at the sight of the stranger, he
    sprang to his feet and darted forward, his hand outstretched, smiling with all his
    teeth, effusive.
    “Controller! What an unexpected pleasure! Boys,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This is
    the Controller; this is his fordship, Mustapha Mond.”
    In the four thousand rooms of the Centre the four thousand electric clocks
    simultaneously struck four. Discarnate voices called from the trumpet mouths.
    “Main Day-shift off duty. Second Day-shift take over. Main Day-shift off …”
    In the lift, on their way up to the changing rooms, Henry Foster and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Predestination rather pointedly turned their backs on Bernard Marx from
    the Psychology Bureau: averted themselves from that unsavoury reputation.
    The faint hum and rattle of machinery still stirred the crimson air in the Embryo
    Store. Shifts might come and go, one lupus-coloured face give place to another;
    majestically and for ever the conveyors crept forward with their load of future men
    and women.
    Lenina Crowne walked briskly towards the door.
    His fordship Mustapha Mond! The eyes of the saluting students almost popped out
    of their heads. Mustapha Mond! The Resident Controller for Western Europe! One of
    the Ten World Controllers. One of the Ten … and he sat down on the bench with the
    D.H.C., he was going to stay, to stay, yes, and actually talk to them …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Straight from the mouth of Ford himself.
    Two shrimp-brown children emerged from a neighbouring shrubbery, stared at them
    for a moment with large, astonished eyes, then returned to their amusements
    among the leaves.
    “You all remember,” said the Controller, in his strong deep voice, “you all
    remember, I suppose, that beautiful and inspired saying of Our Ford’s: History is
    bunk. History,” he repeated slowly, “is bunk.”
    He waved his hand; and it was as though, with an invisible feather wisk, he had
    brushed away a little dust, and the dust was Harappa, was Ur of the Chaldees;
    some spider-webs, and they were Thebes and Babylon and Cnossos and Mycenae.
    Whisk. Whisk–and where was Odysseus, where was Job, where were Jupiter and
    Gotama and Jesus? Whisk–and those specks of antique dirt called Athens and
    Rome, Jerusalem and the Middle Kingdom–all were gone. Whisk–the place where
    Italy had been was empty. Whisk, the cathedrals; whisk, whisk, King Lear and the
    Thoughts of Pascal. Whisk, Passion; whisk, Requiem; whisk, Symphony; whisk …
    “Going to the Feelies this evening, Henry?” enquired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I
    hear the new one at the Alhambra is first-rate. There’s a love scene on a bearskin
    rug; they say it’s marvellous. Every hair of the bear reproduced. The most amazing
    tactual effects.”
    “That’s why you’re taught no history,” the Controller was saying. “But now the time
    has come …”
    The D.H.C. looked at him nervously. There were those strange rumours of old
    forbidden books hidden in a safe in the Controller’s study. Bibles, poetry–Ford knew
    what.
    Mustapha Mond intercepted his anxious glance and the corners of his red lips
    twitched ironically.
    “It’s all right, Director,” he said in a tone of faint derision, “I won’t corrupt them.”
    The D.H.C. was overwhelmed with confusion.
    Those who feel themselves despised do well to look despising. The smile on
    Bernard Marx’s face was contemptuous. Every hair on the bear indeed!
    “I shall make a point of going,” said Henry Foster.
    Mustapha Mond leaned forward, shook a finger at them. “Just try to realize it,” he
    said, and his voice sent a strange thrill quivering along their diaphragms. “Try to
    realize what it was like to have a viviparous mother.”
    That smutty word again. But none of them dreamed, this time, of smiling.
    “Try to imagine what ‘living with one’s family’ meant.”
    They tried; but obviously without the smallest success.
    “And do you know what a ‘home’ was?”
    They shook their heads.
    From her dim crimson cellar Lenina Crowne shot up seventeen stories, turned to the
    right as she stepped out of the lift, walked down a long corridor and, opening the
    door marked GIRLS’ DRESSING-ROOM, plunged into a deafening chaos of arms and
    bosoms and underclothing. Torrents of hot water were splashing into or gurgling out
    of a hundred baths. Rumbling and hissing, eighty vibro-vacuum massage machines
    were simultaneously kneading and sucking the firm and sunburnt flesh of eighty
    superb female specimens. Every one was talking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A Synthetic
    Music machine was warbling out a super-cornet solo.
    “Hullo, Fanny,” said Lenina to the young woman who had the pegs and locker next
    to hers.
    Fanny worked in the Bottling Room, and her surname was also Crowne. But as the
    two thousand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he plant had only ten thousand names between
    them, the coincidence was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Lenina pulled at her zippers-downwards on the jacket, downwards with a
    double-handed gesture at the two that held trousers, downwards again to loosen her
    undergarment. Still wearing her shoes and stockings, she walked off towards the
    bathrooms.
    Home, home–a few small rooms, stiflingly over-inhabited by a man, by a
    periodically teeming woman, by a rabble of boys and girls of all ages. No air, no
    space; an understerilized prison; darkness, disease, and smells.
    (The Controller’s evocation was so vivid that one of the boy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rest, turned pale at the mere description and was on the point of being sick.)
    Lenina got out of the bath, toweled herself dry, took hold of a long flexible tube
    plugged into the wall, presented the nozzle to her breast, as though she meant to
    commit suicide, pressed down the trigger. A blast of warmed air dusted her with the
    finest talcum powder. Eight different scents and eau-de-Cologne were laid on in little
    taps over the wash-basin. She turned on the third from the left, dabbed herself with
    chypre and, carrying her shoes and stockings in her hand, went out to see if one of
    the vibro-vacuum machines were free.
    And home was as squalid psychically as physically. Psychically, it was a rabbit hole, a
    midden, hot with the frictions of tightly packed life, reeking with emotion. What
    suffocating intimacies, what dangerous, insane, obscen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group! Maniacally, the mother brooded over her children (her
    children) … brooded over them like a cat over its kittens; but a cat that could talk, a
    cat that could say, “My baby, my baby,” over and over again. “My baby, and oh, oh,
    at my breast, the little hands, the hunger, and that unspeakable agonizing
    pleasure! Till at last my baby sleeps, my baby sleeps with a bubble of white milk at
    the corner of his mouth. My little baby sleeps …”
    “Yes,” said Mustapha Mond, nodding his head, “you may well shudder.”
    “Who are you going out with to-night?” Lenina asked, returning from the vibro-vac
    like a pearl illuminated from within, pinkly glowing.
    “Nobody.”
    Lenina raised her eyebrows in astonishment.
    “I’ve been feeling rather out of sorts lately,” Fanny explained. “Dr. Wells advised
    me to have a Pregnancy Substitute.”
    “But, my dear, you’re only nineteen. The first Pregnancy Substitute isn’t compulsory
    till twenty-one.”
    “I know, dear. But some people are better if they begin earlier. Dr. Wells told me
    that brunettes with wide pelvises, like me, ought to have their first Pregnancy
    Substitute at seventeen. So I’m really two years late, not two years early.” She
    opened the door of her locker and pointed to the row of boxes and labelled phials
    on the upper shelf.
    “SYRUP OF CORPUS LUTEUM,” Lenina read the names aloud. “OVARIN,
    GUARANTEED FRESH: NOT TO BE USED AFTER AUGUST 1ST, A.F. 632. MAMMARY
    GLAND EXTRACT: TO BE TAKEN THREE TIMES DAILY, BEFORE MEALS, WITH A LITTLE
    WATER. PLACENTIN: 5cc TO BE INJECTED INTRAVENALLY EVERY THIRD DAY … Ugh!”
    Lenina shuddered. “How I loathe intravenals, don’t you?”
    “Yes. But when they do one good …” Fanny was a particularly sensible girl.
    Our Ford–or Our Freud, as, for some inscrutable reason, he chose to call himself
    whenever he spoke of psychological matters–Our Freud had been the first to reveal
    the appalling dangers of family life. The world was full of fathers–was therefore full
    of misery; full of mothers–therefore of every kind of perversion from sadism to
    chastity; full of brothers, sisters, uncles, aunts–full of madness and suicide.
    “And yet, among the savages of Samoa, in certain islands off the coast of New
    Guinea …”
    The tropical sunshine lay like warm honey on the naked bodies of children tumbling
    promiscuously among the hibiscus blossoms. Home was in any one of twenty
    palm-thatched houses. In the Trobriands conception was the work of ancestral
    ghosts; nobody had ever heard of a father.
    “Extremes,” said the Controller, “meet. For the good reason that they were made to
    meet.”
    “Dr. Wells says that a three months’ Pregnancy Substitute now will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to my health for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Well, I hope he’s right,” said Lenina. “But, Fanny, do you really mean to say that
    for the next three moaths you’re not supposed to …”
    “Oh no, dear. Only for a week or two, that’s all. I shall spend the evening at the
    Club playing Musical Bridge. I suppose you’re going out?”
    Lenina nodded.
    “Who with?”
    “Henry Foster.”
    “Again?” Fanny’s kind, rather moon-like face took on an incongruous expression of
    pained and disapproving astonishment. “Do you mean to tell me you’re still going
    out with Henry Foster?”
    Mothers and fath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But there were also husbands, wives,
    lovers. There were also monogamy and romance.
    “Though you probably don’t know what those are,” said Mustapha Mond.
    They shook their heads.
    Family, monogamy, romance. Everywhere exclusiveness, a narrow channelling of
    impulse and energy.
    “But every one belongs to every one else,” he concluded, citing the hypnop?dic
    proverb.
    The students nodded, emphatically agreeing with a statement which upwards of
    sixty-two thousand repetitions in the dark had made them accept, not merely as
    true, but as axiomatic, self-evident, utterly indisputable.
    “But after all,” Lenina was protesting, “it’s only about four months now since I’ve
    been having Henry.”
    “Only four months! I like that. And what’s more,” Fanny went on, pointing an
    accusing finger, “there’s been nobody else except Henry all that time. Has there?”
    Lenina blushed scarlet; but her eyes, the tone of her voice remained defiant. “No,
    there hasn’t been any one else,” she answered almost trucuently. “And I jolly well
    don’t see why there should have been.”
    “Oh, she jolly well doesn’t see why there should have been,” Fanny repeated, as
    though to an invisible listener behind Lenina’s left shoulder. Then, with a sudden
    change of tone, “But seriously,” she said, “I really do think you ought to be careful.
    It’s such horribly bad form to go on and on like this with one man. At forty, or
    thirty-five, it wouldrl’t be so bad. But at your age, Lenina! No, it really won’t do. And
    you know how strongly the D.H.C. objects to anything intense or long-drawn. Four
    months of Henry Foster, without having another man–why, he’d be furious if he
    knew …”
    “Think of water under pressure in a pipe.” They thought of it. “I pierce it once,” said
    the Controller. “What a jet!”
    He pierced it twenty times. There were twenty piddling little fountains.
    “My baby. My baby …!”
    “Mother!” The madness is infectious.
    “My love, my one and only, precious, precious …”
    Mother, monogamy, romance. High spurts the fountain; fierce and foamy the wild
    jet. The urge has but a single outlet. My love, my baby. No wonder these poor
    pre-moderns were mad and wicked and miserable. Their world didn’t allow them to
    take things easily, didn’t allow them to be sane, virtuous, happy. What with mothers
    and lovers, what with the prohibitions they were not conditioned to obey, what with
    the temptations and the lonely remorses, what with all the diseases and the endless
    isolating pain, what with the uncertainties and the poverty–they were forced to feel
    strongly. And feeling strongly (and strongly, what was more, in solitude, in
    hopelessly individual isolation), how could they be stable?
    “Of course there’s no need to give him up. Have somebody else from time to time,
    that’s all. He has other girls, doesn’t he?”
    Lenina admitted it.
    “Of course he does. Trust Henry Foster to be the perfect gentleman–always correct.
    And then there’s the Director to think of. You know what a stickler …”
    Nodding, “He patted me on the behind this afternoon,” said Lenina.
    “There, you see!” Fanny was triumphant. “That shows what he stands for. The
    strictest conventionality.”
    “Stability,” said the Controller, “stability. No civilization without social stability. No
    social stability without individual stability.” His voice was a trumpet. Listening they
    felt larger, warmer.
    The machine turns, turns and must keep on turning–for ever. It is death if it stands
    still. A thousand millions scrabbled the crust of the earth. The wheels began to turn.
    In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re were two thousand millions. Stop all the wheels.
    In a hundred and fifty weeks there are once more only a thousand millions; a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men and women have starved to death.
    Wheels must turn steadily, but cannot turn untended. There must be men to tend
    them, men as steady as the wheels upon their axles, sane men, obedient men,
    stable in contentment.
    Crying: My baby, my mother, my only, only love groaning: My sin, my terrible God;
    screaming with pain,muttering with fever, bemoaning old age and poverty–how can
    they tend the wheels? And if they cannot tend the wheels … The corpses of a
    thousand thousand thousand men and women would be hard to bury or burn.
    “And after all,” Fanny’s tone was coaxing, “it’s not as though there were anything
    painful or disagreeable about having one or two men besides Henry. And seeing
    that you ought to be a little more promiscuous …”
    “Stability,” insisted the Controller, “stability. The primal and the ultimate need.
    Stability. Hence all this.”
    With a wave of his hand he indicated the gardens, the huge building of the
    Conditioning Centre, the naked children furtive in the undergrowth or running across
    the lawns.
    Lenina shook her head. “Somehow,” she mused, “I hadn’t been feeling very keen
    on promiscuity lately. There are times when one doesn’t. Haven’t you found that
    too, Fanny?”
    Fanny nodded her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But one’s got to make the effort,”
    she said, sententiously, “one’s got to play the game. After all, every one belongs to
    every one else.”
    “Yes, every one belongs to every one else,” Lenina repeated slowly and, sighing,
    was silent for a moment; then, taking Fanny’s hand, gave it a little squeeze.
    “You’re quite right, Fanny. As usual. I’ll make the effort.”
    Impulse arrested spills over, and the flood is feeling, the flood is passion, the flood
    is even madness: it depends on the force of the current, the height and strength of
    the barrier. The unchecked stream flows smoothly down its appointed channels into
    a calm well-being. (The embryo is hungry; day in, day out, the blood-surrogate
    pump unceasingly turns its eight hundred revolutions a minute. The decanted infant
    howls; at once a nurse appears with a bottle of external secretion. Feeling lurks in
    that interval of time between desire and its consummation. Shorten that interval,
    break down all those old unnecessary barriers.
    “Fortunate boys!” said the Controller. “No pains have been spared to make your
    lives emotionally easy–to preserve you, so far as that is possible, from having
    emotions at all.”
    “Ford’s in his flivver,” murmured the D.H.C. “All’s well with the world.”
    “Lenina Crowne?” said Henry Foster, echoing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s question
    as he zipped up his trousers. “Oh, she’s a splendid girl. Wonderfully pneumatic. I’m
    surprised you haven’t had her.”
    “I can’t think how it is I haven’t,” said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I certainly will.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From his plac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changing-room aisle, Bernard Marx
    overheard what they were saying and turned pale.
    “And to tell the truth,” said Lenina, “I’m beginning to get just a tiny bit bored with
    nothing but Henry every day.” She pulled on her left stocking. “Do you know Bernard
    Marx?” she asked in a tone whose excessive casualness was evidently forced.
    Fanny looked startled. “You don’t mean to say …?”
    “Why not? Bernard’s an Alpha Plus. Besides, he asked me to go to one of the
    Savage Reservations with him.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a Savage Reservation.”
    “But his reputation?”
    “What do I care about his reputation?”
    “They say he doesn’t like Obstacle Golf.”
    “They say, they say,” mocked Lenina.
    “And then he spends most of his time by himself–alone.” There was horror in
    Fanny’s voice.
    “Well, he won’t be alone when he’s with me. And anyhow, why are people so beastly
    to him? I think he’s rather sweet.” She smiled to herself; how absurdly shy he had
    been! Frightened almost–as though she were a World ControUer and he a
    Gamma-Minus machine minder.
    “Consider your own lives,” said Mustapha Mond. “Has any of you ever encountered
    an insurmountable obstacle?”
    The question was answered by a negative silence.
    “Has any of you been compelled to live through a long time-interval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of a desire and its fufilment?”
    “Well,” began one of the boys, and hesitated.
    “Speak up,” said the D.H.C. “Don’t keep his fordship waiting.”
    “I once had to wait nearly four weeks before a girl I wanted woud let me have her.”
    “And you felt a strong emotion in consequence?”
    “Horrible!”
    “Horrible; precisely,” said the Controller. “Our ancestors were so stupid and
    short-sighted that when the first reformers came along and offered to deliver them
    from those horrible emotions, they wou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m.”
    “Talking about her as though she were a bit of meat.” Bernard ground his teeth.
    “Have her here, have her there.” Like mutton. Degrading her to so much mutton.
    She said she’d think it over, she said she’d give me an answer this week. Oh, Ford,
    Ford, Ford.” He would have liked to go up to them and hit them in the face–hard,
    again and again.
    “Yes, I really do advise you to try her,” Henry Foster was saying.
    “Take Ectogenesis. Pfitzner and Kawaguchi had got the whole technique worked out.
    But would the Governments look at it? No. There was something called Christianity.
    Women were forced to go on being viviparous.”
    “He’s so ugly!” said Fanny.
    “But I rather like his looks.”
    “And then so small.” Fanny made a grimace; smallness was so horribly and typically
    low-caste.
    “I think that’s rather sweet,” said Lenina. “One feels one would like to pet him. You
    know. Like a cat.”
    Fanny was shocked. “They say somebody made a mistake when he was still in the
    bottle–thought he was a Gamma and put alcohol into his blood-surrogate. That’s
    why he’s so stunted.”
    “What nonsense!” Lenina was indignant.
    “Sleep teaching was actually prohibited in England. There was something called
    liberalism. Parliament, if you know what that was, passed a law against it. The
    records survive. Speeches about liberty of the subject. Liberty to be inefficient and
    miserable. Freedom to be a round peg in a square hole.”
    “But, my dear chap, you’re welcome, I assure you. You’re welcome.” Henry Foster
    patted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on the shoulder. “Every one belongs to every one
    else, after all.”
    One hundred repetitions three nights a week for four years, thought Bernard Marx,
    who was a specialist on hypnop?dia. Sixty-two thousand four hundred repetitions
    make one truth. Idiots!
    “Or the Caste System. Constantly proposed, constantly rejected. There was
    something called democracy. As though men were more than physico-chemically
    equal.”
    “Well, all I can say is that I’m going to accept his invitation.”
    Bernard hated them, hated them. But they were two, they were large, they were
    strong.
    “The Nine Years’ War began in A.F. 141.”
    “Not even if it were true about the alcohol in his blood-surrogate.”
    “Phosgene, chloropicrin, ethyl iodoacetate, diphenylcyanarsine, trichlormethyl,
    chloroformate, dichlorethyl sulphide. Not to mention hydrocyanic acid.”
    “Which I simply don’t believe,” Lenina concluded.
    “The noise of fourteen thousand aeroplanes advancing in open order. But in the
    Kurfurstendamm and the Eighth Arrondissement, the explosion of the anthrax
    bombs is hardly louder than the popping of a paper bag.”
    “Because I do want to see a Savage Reservation.”
    Ch3C6H2(NO2)3+Hg(CNO)2=well, what? An enormous hole in the ground, a pile of
    masonry, some bits of flesh and mucus, a foot, with the boot still on it,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nd landing, flop, in the middle of the geraniums–the scarlet ones;
    such a splendid show that summer!
    “You’re hopeless, Lenina, I give you up.”
    “The Russian technique for infecting water supplies was particularly ingenious.”
    Back turned to back, Fanny and Lenina continued their changing in silence.
    “The Nine Years’ War, the great Economic Collapse. There was a choice between
    World Control and destruction. Between stability and …”
    “Fanny Crowne’s a nice girl too,” said the Assistant Predestmator.
    In the nurseries, the Elementary Class Consciousness lesson was over, the voices
    were adapting future demand to future industrial supply. “I do love flying,” they
    whispered, “I do love flying, I do love having new clothes, I do love …”
    “Liberalism, of course, was dead of anthrax, but all the same you couldn’t do things
    by force.”
    “Not nearly so pneumatic as Lenina. Oh, not nearly.”
    “But old clothes are beastly,” continued the untiring whisper. “We always throw away
    old clothes. Ending is better than mending, ending is better thast mending, ending
    is better …”
    “Government’s an affair of sitting, not hitting. You rule with the brains and the
    buttocks, never with the fists. For example, there was the conscription of
    consumption.”
    “There, I’m ready,” said Lenina, but Fanny remained speechless and averted. “Let’s
    make peace, Fanny darling.”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compelled to consume so much a year. In the
    interests of industry. The sole result …”
    “Ending is better than mending. The more stitches, the less riches; the more
    stitches …”
    “One of these days,” said Fanny, with dismal emphasis, “you’ll get into trouble.”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on an enormous scale. Anything not to consume. Back to
    nature.”
    “I do love flying. I do love flying.”
    “Back to culture. Yes, actually to culture. You can’t consume much if you sit still and
    read books.”
    “Do I look all right?” Lenina asked. Her jacket was made of bottle green acetate
    cloth with green viscose fur; at the cuffs and collar.
    “Eight hundred Simple Lifers were mowed down by machine guns at Golders Green.”
    “Ending is better than mending, ending is better than mending.”
    Green corduroy shorts and white viscose-woollen stockings turned down below the knee.
    “Then came the famous British Museum Massacre. Two thousand culture fans
    gassed with dichlorethyl sulphide.”
    A green-and-white jockey cap shaded Lenina’s eyes; her shoes were bright green
    and highly polished.
    “In the end,” said Mustapha Mond, “the Controllers realized that force was no good.
    The slower but infinitely surer methods of ectogenesis, neo-Pavlovian conditioning
    and hypnop?dia …”
    And round her waist she wore a silver-mounted green morocco-surrogate cartridge
    belt, bulging (for Lenina was not a freemartin) with the regulation supply of
    contraceptives.
    “The discoveries of Pfitzner and Kawaguchi were at last made use of. An intensive
    propaganda against viviparous reproduction …”
    “Perfect!” cried Fanny enthusiastically. She could never resist Lenina’s charm for
    long. “And what a perfectly sweet Malthusian belt!”
    “Accompanied by a campaign against the Past; by the closing of museums, the
    blowing up of historical monuments (luckily most of them had already been
    destroyed during the Nine Years’ War); by the suppression of all books published
    before A.F. 15O.”
    “I simply must get one like it,” said Fanny.
    “There were some things called the pyramids, for example.
    “My old black-patent bandolier …”
    “And a man called Shakespeare. You’ve never heard of them of course.”
    “It’s an absolute disgrace–that bandolier of mine.”
    “Such are the advantages of a really scientific education.”
    “The more stitches the less riches; the more stitches the less …”
    “The introduction of Our Ford’s first T-Model …”
    “I’ve had it nearly three months.”
    “Chosen as the opening date of the new era.”
    “Ending is better than mending; ending is better …”
    “There was a thing, as I’ve said before, called Christianity.”
    “Ending is better than mending.”
    “The ethics and philosophy of under-consumption …”
    “I love new clothes, I love new clothes, I love …”
    “So essential when there was under-production; but in an age of machines and the
    fixation of nitrogen–positively a crime against society.”
    “Henry Foster gave it me.”
    “All crosses had their tops cut and became T’s. There was also a thing called God.”
    “It’s real morocco-surrogate.”
    “We have the World State now. And Ford’s Day celebrations, and Community Sings,
    and Solidarity Services.”
    “Ford, how I hate them!” Bernard Marx was thinking.
    “There was a thing called Heaven; but all the same they used to drink enormous
    quantities of alcohol.”
    “Like meat, like so much meat.”
    “There was a thing called the soul and a thing called immortality.”
    “Do ask Henry where he got it.”
    “But they used to take morphia and cocaine.”
    “And what makes it worse, she tlainks of herself as meat.”
    “Two thousand pharmacologists and bio-chemists were subsidized in A.P. 178.”
    “He does look glum,” said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pointing at Bernard Marx.
    “Six years later it was being produced commercially. The perfect drug.”
    “Let’s bait him.”
    “Euphoric, narcotic, pleasantly hallucinant.”
    “Glum, Marx, glum.” The clap on the shoulder made him start, look up. It was that
    brute Henry Foster. “What you need is a gramme of soma.”
    “All the advantages of Christianity and alcohol; none of their defects.”
    “Ford, I should like to kill him!” But all he did was to say, “No, thank you,” and fend
    off the proffered tube of tablets.
    “Take a holiday from reality whenever you like, and come back without so much as
    a headache or a mythology.”
    “Take it,” insisted Henry Foster, “take it.”
    “Stability was practically assured.”
    “One cubic centimetre cures ten gloomy sentiments,” said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citing a piece of homely hypnop?dic wisdom.
    “It only remained to conquer old age.”
    “Damn you, damn you!” shouted Bernard Marx.
    “Hoity-toity.”
    “Gonadal hormones, transfusion of young blood, magnesium salts …”
    “And do remember that a gramme is better than a damn.” They went out, laughing.
    “All the physiological stigmata of old age have been abolished. And along with
    them, of course …”
    “Don’t forget to ask him about that Malthusian belt,” said Fanny.
    “Along with them all the old man’s mental peculiarities. Characters remain constant
    throughout a whole lifetime.”
    “… two rounds of Obstacle Golf to get through before dark. I must fly.”
    “Work, play–at sixty our powers and tastes are what they were at seventeen. Old
    men in the bad old days used to renounce, retire, take to religion, spend their time
    reading, thinking–thinking!”
    “Idiots, swine!” Bernard Marx was saying to himself, as he walked down the corridor
    to the lift.
    “Now–such is progress–the old men work, the old men copulate, the old men have
    no time, no leisure from pleasure, not a moment to sit down and think–or if ever by
    some unlucky chance such a crevice of time shoud yawn in the solid substance of
    their distractions, there is always soma, delicious soma, half a gramme for a
    half-holiday, a gramme for a week-end, two grammes for a trip to the gorgeous
    East, three for a dark eternity on the moon; returning whence they find themselv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revice, safe on the solid ground of daily labour and
    distraction, scampering from feely to feely, from girl to pneumatic girl, from
    Electromagnetic Golf course to …”
    “Go away, little girl,” shouted the D.H.C. angrily. “Go away, little boy! Can’t you see
    that his fordship’s busy? Go and do your erotic play somewhere else.”
    “Suffer little children,” said the Controller.
    Slowly, majestically, with a faint humming of machinery, the Conveyors moved
    forward, thirty-three centimters an hour. In the red darkness glinted innumerable
    rubies.

    Chapter Four

    THE LIFT was crowded with men from the Alpha Changing Rooms, and Lenina’s entry
    wars greeted by many friendly nods and smiles. She was a popular girl an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d spent a night with almost all of them.
    They were dear boys, she thought, as she returned their salutations. Charming
    boys! Still, she did wish that George Edzel’s ears weren’t quite so big (perhaps he’d
    been given just a spot too much parathyroid at Metre 328?). And looking at Benito
    Hoover, she couldn’t help remembering that he was really too hairy when he took his
    clothes off.
    Turning, with eyes a little saddened by the recollection, of Benito’s curly blackness,
    she saw in a corner the small thin body, the melancholy face of Bernard Marx.
    “Bernard!” she stepped up to him. “I was looking for you.” Her voice rang clear
    above the hum of the mounting lift. The others looked round curiously. “I wanted to
    talk to you about our New Mexico plan.” Out of the tail of her eye she could see
    Benito Hoover gaping with astonishment. The gape annoyed her. “Surprised I
    shouldn’t be begging to go with him again!” she said to herself. Then aloud, and
    more warmly than ever, “I’d simply love to come with you for a week in July,” she
    went on. (Anyhow, she was publicly proving her unfaithfulness to Henry. Fanny ought
    to be pleased, even though it was Bernard.) “That is,” Lenina gave him her most
    deliciously significant smile, “if you still want to have me.”
    Bernard’s pale face flushed. “What on earth for?” she wondered, astonished, but at
    the same time touched by this strange tribute to her power.
    “Hadn’t we better talk about it somewhere else?” he stammered, looking horribly
    uncomfortable.
    “As though I’d been saying something shocking,” thought Lenina. “He couldn’t look
    more upset if I’d made a dirty joke–asked him who his mother wa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mean, with all these people about …” He was choked with confusion.
    Lenina’s laugh was frank and wholly unmalicious. “How funny you are!” she said;
    and she quite genuinely did think him funny. “You’ll give me at least a week’s
    warning, won’t you,” she went on in another tone. “I suppose we take the Blue
    Pacific Rocket? Does it start from the Charing-T Tower? Or is it from Hampstead?”
    Before Bernard could answer, the lift came to a standstill.
    “Roof!” called a creaking voice.
    The liftman was a small simian creature, dressed in the black tunic of an
    Epsilon-Minus Semi-Moron.
    “Roof!”
    He flung open the gates. The warm glory of afternoon sunlight made him start and
    blink his eyes. “Oh, roof!” he repeated in a voice of rapture. He was as though
    suddenly and joyfully awakened from a dark annihilating stupor. “Roof!”
    He smiled up with a kind of doggily expectant adoration into the faces of his
    passengers. Talking and laughing together, they stepped out into the light. The
    liftman looked after them.
    “Roof?” he said once more, questioningly.
    Then a bell rang, and from the ceiling of the lift a loud speaker began, very softly
    and yet very imperiously, to issue its commands.
    “Go down,” it said, “go down. Floor Eighteen. Go down, go down. Floor Eighteen. Go
    down, go …”
    The liftman slammed the gates, touched a button and instantly dropped back into
    the droning twilight of the well, the twilight of his own habitual stupor.
    It was warm and bright on the roof. The summer afternoon was drowsy with the hum
    of passing helicopters; and the deeper drone of the rocket-planes hastening,
    invisible, through the bright sky five or six miles overhead was like a caress on the
    soft air. Bernard Marx drew a deep breath. He looked up into the sky and round the
    blue horizon and finally down into Lenina’s face.
    “Isn’t it beautiful!” His voice trembled a little.
    She smiled at him with an expression of the most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Simply perfect for Obstacle Golf,” she answered rapturously. “And now I must fly,
    Bernard. Henry gets cross if I keep him waiting. Let me know in good time about
    the date.” And waving her hand she ran away across the wide flat roof towards the
    hangars. Bernard stood watching the retreating twinkle of the white stockings, the
    sunburnt knees vivaciously bending and unbending again, again, and the softer
    rolling of those well-fitted corduroy shorts beneath the bottle green jacket. His face
    wore an expression of pain.
    “I should say she was pretty,” said a loud and cheery voice just behind him.
    Bernard started and looked around. The chubby red face of Benito Hoover was
    beaming down at him–beaming with manifest cordiality. Benito was notoriously
    good-natured. People said of him that he could have got through life without ever
    touching soma. The malice and bad tempers from which other people had to take
    holidays never afflicted him. Reality for Benito was always sunny.
    “Pneumatic too. And how!” Then, in another tone: “But, I say,” he went on, “you do
    look glum! What you need is a gramme of soma.” Diving into his right-hand
    trouser-pocket, Benito produced a phial. “One cubic centimetre cures ten gloomy …
    But, I say!”
    Bernard had suddenly turned and rushed away.
    Benito stared after him. “What can be the matter with the fellow?” he wondered,
    and, shaking his head, decided that the story about the alcohol having been put
    into the poor chap’s blood-surrogate must be true. “Touched his brain, I suppose.”
    He put away the soma bottle, and taking out a packet of sex-hormone
    chewing-gum, stuffed a plug into his cheek and walked slowly away towards the
    hangars, ruminating.
    Henry Foster had had his machine wheeled out of its lock-up and, when Lenina
    arrived, was already seated in the cockpit, waiting.
    “Four minutes late,” was all his comment, as she climbed in beside him. He started
    the engines and threw the helicopter screws into gear. The machine shot vertically
    into the air. Henry accelerated; the humming of the propeller shrilled from hornet to
    wasp, from wasp to mosquito; the speedometer showed that they were rising at the
    best part of two kilometres a minute. London diminished beneath them. The huge
    table-topped buildings were no more, in a few seconds, than a bed of geometrical
    mushrooms sprouting from the green of park and garden. In the midst of them,
    thin-stalked, a taller, slenderer fungus, the Charing-T Tower lifted towards the sky a
    disk of shining concrete.
    Like the vague torsos of fabulous athletes, huge fleshy clouds lolled on the blue air
    above their heads. Out of one of them suddenly dropped a small scarlet insect,
    buzzing as it fell.
    “There’s the Red Rocket,” said Henry, “just come in from New York.” Looking at his
    watch. “Seven minutes behind time,” he added, and shook his head. “These Atlantic
    services–they’re really scandalously unpunctual.”
    He took his foot off the accelerator. The humming of the screws overhead dropped
    an octave and a half, back through wasp and hornet to bumble bee, to cockchafer,
    to stag-beetle. The upward rush of the machine slackened off; a moment later they
    were hanging motionless in the air. Henry pushed at a lever; there was a click.
    Slowly at first, then faster and faster, till it was a circular mist before their eyes, the
    propeller in front of them began to revolve. The wind of a horizontal speed whistled
    ever more shrilly in the stays. Henry kept his eye on the revolution-counter; when
    the needle touched the twelve hundred mark, he threw the helicopter screws out of
    gear. The machine had enough forward momentum to be able to fly on its planes.
    Lenina looked down through the window in the floor between her feet. They were
    flying over the six kilometre zone of park-land that separated Central London from
    its first ring of satellite suburbs. The green was maggoty with fore-shortened life.
    Forests of Centrifugal Bumble-puppy towers gleamed between the trees. Near
    Shepherd’s Bush two thousand Beta-Minus mixed doubles were playing
    Riemann-surface tennis. A double row of Escalator Fives Courts lined the main road
    from Notting Hill to Willesden. In the Ealing stadium a Delta gymnastic display and
    community sing was in progress.
    “What a hideous colour khaki is,” remarked Lenina, voicing the hypnop?dic
    prejudices of her caste.
    The buildings of the Hounslow Feely Studio covered seven and a half hectares. Near
    them a black and khaki army of labourers was busy revitrifying the surface of the
    Great West Road. One of the huge travelling crucibles was being tapped as they flew
    over. The molten stone poured out in a stream of dazzling incandescence across
    the road, the asbestos rollers came and went; at the tail of an insulated watering
    cart the steam rose in white clouds.
    At Brentford the Television Corporation’s factory was like a small town.
    “They must be changing the shift,” said Lenina.
    Like aphides and ants, the leaf-green Gamma girls, the black Semi-Morons
    swarmed round the entrances, or stood in queues to take their places in the
    monorail tram-cars. Mulberry-coloured Beta-Minuses came and went among the
    crowd. The roof of the main building was alive with the alighting and departure of
    helicopters.
    “My word,” said Lenina, “I’m glad I’m not a Gamma.”
    Ten minutes later they were at Stoke Poges and had started their first round of Obstacle Golf.
    § 2
    WITH eyes for the most part downcast and, if ever they lighted on a fellow creature,
    at once and furtively averted, Bernard hastened across the roof. He was like a man
    pursued, but pursued by enemies he does not wish to see, lest they should seem
    more hostile even than he had supposed, and he himself be made to feel guiltier
    and even more helplessly alone.
    “That horrible Benito Hoover!” And yet the man had meant well enough. Which only
    made it, in a way, much worse. Those who meant well behaved in the same way as
    those who meant badly. Even Lenina was making him suffer. He remembered those
    weeks of timid indecision, during which he had looked and longed and despaired of
    ever having the courage to ask her. Dared he face the risk of being humiliated by a
    contemptuous refusal? But if she were to say yes, what rapture! Well, now she had
    said it and he was still wretched–wretched that she should have thought it such a
    perfect afternoon for Obstacle Golf, that she should have trotted away to join Henry
    Foster, that she should have found him funny for not wanting to talk of their most
    private affairs in public. Wretched, in a word, because she had behaved as any
    healthy and virtuous English girl ought to behave and not in some other, abnormal,
    extraordinary way.
    He opened the door of his lock-up and called to a lounging couple of Delta-Minus
    attendants to come and push his machine out on to the roof. The hangars were
    staffed by a single Bokanovsky Group, and the men were twins, identically small,
    black and hideous. Bernard gave his orders in the sharp, rather arrogant and even
    offensive tone of one who does not feel himself too secure in his superiority. To
    have dealings with members of the lower castes was always, for Bernard, a most
    distressing experience. For whatever the cause (and the current gossip about the
    alcohol in his blood-surrogate may very likely–for accidents will happen–have been
    true) Bernard’s physique as hard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average Gamma. He
    stood eight centimetres short of the standard Alpha height and was slender in
    proportion. Contact with members of he lower castes always reminded him painfully
    of this physical inadequacy. “I am I, and wish I wasn’t”; his self-consciousness was
    acute and stressing. Each time he found himself looking on the level, instead of
    downward, into a Delta’s face, he felt humiliated. Would the creature treat him with
    the respect due to his caste? The question haunted him. Not without reason. For
    Gammas, Deltas and Epsilons had been to some extent conditioned to associate
    corporeal mass with social superiority. Indeed, a faint hypnop?dic prejudice in
    favour of size was universal. Hence the laughter of the women to whom he made
    proposals, the practical joking of his equals among the men. The mockery made
    him feel an outsider; and feeling an outsider he behaved like one, which increased
    the prejudice against him and intensified the contempt and hostility aroused by his
    physical defects. Which in turn increased his sense of being alien and alone. A
    chronic fear of being slighted made him avoid his equals, made him stand, where
    his inferiors were concerned, self-consciously on his dignity. How bitterly he envied
    men like Henry Foster and Benito Hoover! Men who never had to shout at an Epsilon
    to get an order obeyed; men who took their position for granted; men who moved
    through the caste system as a fish through water–so utterly at home as to be
    unaware either of themselves or of the beneficent and comfortable element in which
    they had their being.
    Slackly, it seemed to him, and with reluctance, the twin attendants wheeled his plane out on the roof.
    “Hurry up!” said Bernard irritably. One of them glanced at him. Was that a kind of
    bestial derision that he detected in those blank grey eyes? “Hurry up!” he shouted
    more loudly, and there was an ugly rasp in his voice.
    He climbed into the plane and, a minute later, was flying southwards, towards the
    river.
    The various Bureaux of Propaganda and the College of Emotional Engineering were
    housed in a single sixty-story building in Fleet Street. In the basement and on the
    low floors were the presses and offices of the three great Lodon newspapers–The
    Hourly Radio, an upper-caste sheet, the pale green Gamma Gazette, and, on khaki
    paper and in words exclusively of one syllable, The Delta Mirror. Then came the
    Bureaux of Propaganda by Television, by Feeling Picture, and by Synthetic Voice and
    Music respectively–twenty-two floors of them. Above were the search laboratories
    and the padded rooms in which Sound-Track Writers and Synthetic Composers did
    the delicate work. The top eighteen floors were occupied the College of Emotional
    Engineering.
    Bernard landed on the roof of Propaganda House and stepped out.
    “Ring down to Mr. Helmholtz Watson,” he ordered the Gamma-Plus porter, “and tell
    him that Mr. Bernard Marx is waiting for him on the roof.”
    He sat down and lit a cigarette.
    Helmholtz Watson was writing when the message came down.
    “Tell him I’m coming at once,” he said and hung up the receiver. Then, turning to
    his secretary, “I’ll leave you to put my things away,” he went on in the same official
    and impersonal tone; and, ignoring her lustrous smile, got up and walked briskly to
    the door.
    He was a powerfully built man, deep-chested, broad-shouldered, massive, and yet
    quick in his movements, springy and agile. The round strong pillar of his neck
    supported a beautifully shaped head. His hair was dark and curly, his features
    strongly marked. In a forcible emphatic way, he was handsome and looked, as his
    secretety was never tired of repeating, every centimetre an Alpha Plus. By
    profession he was a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Emotion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Writing) and the intervals of hi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 working Emotional Engineer.
    He wrote regularly for The Hourly Radio, composed feely scenarios, and had the
    happiest knack for slogans and hypnop?dic rhymes.
    “Able,” was the verdict of his superiors. “Perhaps, (and they would shake their
    heads, would significantly lower their voices) “a little too able.”
    Yes, a little too able; they were right. A mental excess had produced in Helmholtz
    Watson effects very similar to those which, in Bernard Marx, were the result of a
    physical defect. Too little bone and brawn had isolated Bernard from his fellow men,
    and the sense of this apartness, being, by all the current standards, a mental
    excess, became in its turn a cause of wider separation. That which had made
    Helmholtz so uncomfortably aware of being himself and and all alone was too much
    ability. What the two men shared was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were individuals. But
    whereas the physically defective Bernard had suffered all his life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separate, it was only quite recently that, grown aware of his
    mental excess, Helmholtz Watson had also become aware of his difference from the
    people who surrounded him. This Escalator-Squash champion, this indefatigable
    lover (it was said that he had had six hundred and forty different girls in under four
    years), this admirable committee man and best mixer had realized quite suddenly
    that sport, women, communal activities were only, so far as he was concerned,
    second bests. Really, and at the bottom, he was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else. But
    in what? In what? That was the problem which Bernard had come to discuss with
    him–or rather, since it was always Helmholtz who did all the talking, to listen to his
    friend discussing, yet once more.
    Three charming girls from the Bureau of Propaganda by Synthetic Voice waylaid him
    as he stepped out of the lift.
    “Oh, Helmholtz, darling, do come and have a picnic supper with us on Exmoor.”
    They clung round him imploringly.
    He shook his head, he pushed his way through them. “No, no.”
    “We’re not inviting any other man.”
    But Helmholtz remained unshaken even by this delightful promise. “No,” he
    repeated, “I’m busy.” And he held resolutely on his course. The girls trailed after
    him. It was not till he had actually climbed into Bernard’s plane and slammed the
    door that they gave up pursuit. Not without reproaches.
    “These women!” he said, as the machine rose into the air. “These women!” And he
    shook his head, he frowned. “Too awful,” Bernard hypocritically agreed, wishing, as
    he spoke the words, that he could have as many girls as Helmholtz did, and with as
    little trouble. He was seized with a sudden urgent need to boast. “I’m taking Lenina
    Crowne to New Mexico with me,” he said in a tone as casual as he could make it.
    “Are you?” said Helmholtz, with a total absence of interest. Then after a little pause,
    “This last week or two,” he went on, “I’ve been cutting all my committees and all my
    girls. You can’t imagine what a hullabaloo they’ve been making about it at the
    College. Still, it’s been worth it, I think. The effects …” He hesitated. “Well, they’re
    odd, they’re very odd.”
    A physical shortcoming could produce a kind of mental excess. The process, it
    seemed, was reversible. Mental excess could produce, for its own purposes, the
    voluntary blindness and deafness of deliberate solitude, the artificial impotence of
    asceticism.
    The rest of the short flight was accomplished in silence. When they had arrived and
    were comfortably stretched out on the pneumatic sofas in Bernard’s room,
    Helmholtz began again.
    Speaking very slowly, “Did you ever feel,” he asked, “as though you had something
    inside you that was only waiting for you to give it a chance to come out? Some sort
    of extra power that you aren’t using–you know, like all the water that goes down the
    falls instead of through the turbines?” He looked at Bernard questioningly.
    “You mean all the emotions one might be feeling if things were different?”
    Helmholtz shook his head. “Not quite. I’m thinking of a queer feeling I sometimes
    get, a feeling that I’ve got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and the power to say it–only
    I don’t know what it is, and I can’t make any use of the power. If there was some
    different way of writing … Or else something else to write about …” He was silent;
    then, “You see,” he went on at last, “I’m pretty good at inventing phrases–you
    know, the sort of words that suddenly make you jump, almost as though you’d sat
    on a pin, they seem so new and exciting even though they’re about something
    hypnop?dically obvious. But that doesn’t seem enough. It’s not enough for the
    phrases to be good; what you make with them ought to be good too.”
    “But your things are good, Helmholtz.”
    “Oh, as far as they go.” Helmholtz shrugged his shoulders. “But they go such a little
    way. They aren’t important enough, somehow. I feel I could do something much
    more important. Yes, and more intense, more violent. But what? What is there more
    important to say? And how can one be violent about the sort of things one’s
    expected to write about? Words can be like X-rays, if you use them properly–they’ll
    go through anything. You read and you’re pierced.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I try to
    teach my students–how to write piercingly. But what on earth’s the good of being
    pierced by an article about a Community Sing, or the latest improvement in scent
    organs? Besides, can you make words really piercing–you know, like the very
    hardest X-rays–when you’re writing about that sort of thing? Can you say something
    about nothing? That’s what it finally boils down to. I try and I try …”
    “Hush!” said Bernard suddenly, and lifted a warning finger; they listened. “I believe
    there’s somebody at the door,” he whispered.
    Helmholtz got up, tiptoed across the room, and with a sharp quick movement flung
    the door wide open. There was, of course, nobody there.
    “I’m sorry,” said Bernard, feelling and looking uncomfortably foolish. “I suppose
    I’ve got things on my nerves a bit. When people are suspicious with you, you start
    being suspicious with them.”
    He passed his hand across his eyes, he sighed, his voice became plaintive. He was
    justifying himself. “If you knew what I’d had to put up with recently,” he said almost
    tearfully–and the uprush of his self-pity was like a fountain suddenly released. “If
    you only knew!”
    Helmholtz Watson listened with a certain sense of discomfort. “Poor little Bernard!” he said to himself.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felt rather ashamed for his friend. He wished Bernard would show a little more pride.

    Chapter Five

    BY EIGHT O’CLOCK the light was failing. The loud speaker in the tower of the Stoke Poges Club House began, in a more than human tenor, to announce the closing of the courses. Lenina and Henry abandoned their game and walked back towards the Club. From the ground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retion Trust came the lowing of those thousands of cattle which provided, with their hormones and their milk, the raw materials for the great factory at Farnham Royal.

    An incessant buzzing of helicopters filled the twilight. Every two and a half minutes a
    bell and the screech of whistles announced the departure of one of the light
    monorail trains which carried the lower caste golfers back from their separate course
    to the metropolis.
    Lenina and Henry climbed into their machine and started off. At eight hundred feet
    Henry slowed down the helicopter screws, and they hung for a minute or two poised
    above the fading landscape. The forest of Burnham Beeches stretched like a great
    pool of darkness towards the bright shore of the western sky. Crimson at the
    horizon, the last of the sunset faded, through orange, upwards into yellow and a
    pale watery green. Northwards, beyond and above the tre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retions factory glared with a fierce electric brilliance from every window of
    its twenty stories. Beneath them lay the buildings of the Golf Club–the huge Lower
    Caste barracks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a dividing wall, the smaller houses
    reserved for Alpha and Beta members. The approaches to the monorail station were
    black with the ant-like pullulation of lower-caste activity. From under the glass vault
    a lighted train shot out into the open. Following its southeasterly course across the
    dark plain their eyes were drawn to the majestic buildings of the Slough
    Crematorium. For the safety of night-flying planes, its four tall chimneys were
    flood-lighted and tipped with crimson danger signals. It was a landmark.
    “Why do the smoke-stacks have those things like balconies around them?”
    enquired Lenina.
    “Phosphorus recovery,” explained Henry telegraphically. “On their way up the
    chimney the gases go through four separate treatments. P2O5 used to go right out
    of circulation every time they cremated some one. Now they recover over
    ninety-eight per cent of it. More than a kilo and a half per adult corpse. Which
    makes the best part of four hundred tons of phosphorus every year from England
    alone.” Henry spoke with a happy pride, rejoicing whole-heartedly in the
    achievement, as though it had been his own. “Fine to think we can go on being
    socially useful even after we’re dead. Making plants grow.”
    Lenina, meanwhile, had turned her eyes away and was looking perpendicularly
    downwards at the monorail station. “Fine,” she agreed. “But queer that Alphas and
    Betas won’t make any more plants grow than those nasty little Gammas and Deltas
    and Epsilons down there.”
    “All men are physico-chemically equal,” said Henry sententiously. “Besides, even
    Epsilons perform indispensable services.”
    “Even an Epsilon …” Lenina suddenly remembered an occasion when, as a little girl
    at school, she had woken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become aware,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e whispering that had haunted all her sleeps. She saw again the
    beam of moonlight, the row of small white beds; heard once more the soft, soft
    voice that said (the words were there, unforgotten, unforgettable after so many
    night-long repetitions): “Every one works for every one else. We can’t do without
    any one. Even Epsilons are useful. We couldn’t do without Epsilons. Every one works
    for every one else. We can’t do without any one …” Lenina remembered her first
    shock of fear and surprise; her speculations through half a wakeful hour; and th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ose endless repetitions, the gradual soothing of her mind,
    the soothing, the smoothing, the stealthy creeping of sleep. …
    “I suppose Epsilons don’t really mind being Epsilons,” she said aloud.
    “Of course they don’t. How can they? They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being anything
    else. We’d mind, of course. But then we’ve been differently conditioned. Besides, we
    start with a different heredity.”
    “I’m glad I’m not an Epsilon,” said Lenina, with conviction.
    “And if you were an Epsilon,” said Henry, “your conditioning would have made you
    no less thankful that you weren’t a Beta or an Alpha.” He put his forward propeller
    into gear and headed the machine towards London. Behind them, in the west, the
    crimson and orange were almost faded; a dark bank of cloud had crept into the
    zenith. As they flew over the crematorium, the plane shot upwards on the column of
    hot air rising from the chimneys, only to fall as suddenly when it passed into the
    descending chill beyond.
    “What a marvellous switchback!” Lenina laughed delightedly.
    But Henry’s tone was almost, for a moment, melancholy. “Do you know what that
    switchback was?” he said. “It was some human being finally and definitely
    disappearing. Going up in a squirt of hot gas. It would be curious to know who it
    was–a man or a woman, an Alpha or an Epsilon. …” He sighed. Then, in a resolutely
    cheerful voice, “Anyhow,” he concluded, “there’s one thing we can be certain of;
    whoever he may have been, he was happy when he was alive. Everybody’s happy
    now.”
    “Yes, everybody’s happy now,” echoed Lenina. They had heard the words repeated
    a hundred and fifty times every night for twelve years.
    Landing on the roof of Henry’s forty-story apartment house in Westminster, they
    went straight down to the dining-hall. There, in a loud and cheerful company, they
    ate an excellent meal. Soma was served with the coffee. Lenina took two
    half-gramme tablets and Henry three. At twenty past nine they walked across the
    street to the newly opened Westminster Abbey Cabaret. It was a night almost
    without clouds, moonless and starry; but of this on the whole depressing fact Lenina
    and Henry were fortunately unaware. The electric sky-signs effectively shut off the
    outer darkness. “CALVIN STOPES AND HIS SIXTEEN SEXOPHONISTS.” From the
    fa?ade of the new Abbey the giant letters invitingly glared. “LONDON’S FINEST SCENT
    AND COLOUR ORGAN. ALL THE LATEST SYNTHETIC MUSIC.”
    They entered. The air seemed hot and somehow breathless with the scent of
    ambergris and sandalwood. On the domed ceiling of the hall, the colour organ had
    momentarily painted a tropical sunset. The Sixteen Sexophonists were playing an
    old favourite: “There ain’t no Bottle in all the world like that dear little Bottle of
    mine.” Four hundred couples were five-stepping round the polished floor. Lenina
    and Henry were soon the four hundred and first. The saxophones wailed like
    melodious cats under the moon, moaned in the alto and tenor registers as though
    the little death were upon them. Rich with a wealth of harmonics, their tremulous
    chorus mounted towards a climax, louder and ever louder–until at last, with a wave
    of his hand, the conductor let loose the final shattering note of ether-music and
    blew the sixteen merely human blowers clean out of existence. Thunder in A flat
    major. And then, in all but silence, in all but darkness, there followed a gradual
    deturgescence, a diminuendo sliding gradually, through quarter tones, down, down to
    a faintly whispered dominant chord that lingered on (while the five-four rhythms still
    pulsed below) charging the darkened seconds with an intense expectancy. And at
    last expectancy was fulfilled. There was a sudden explosive sunrise, and
    simultaneously, the Sixteen burst into song:
    “Bottle of mine, it’s you I’ve always wanted!
    Bottle of mine, why was I ever decanted?
    Skies are blue inside of you,
    The weather’s always fine;
    For
    There ain’t no Bottle in all the world
    Like that dear little Bottle of mine.”
    Five-stepping with the other four hundred round and round Westminster Abbey,
    Lenina and Henry were yet dancing in another world–the warm, the richly coloured,
    the infinitely friendly world of soma-holiday. How kind, how good-looking, how
    delightfully amusing every one was! “Bottle of mine, it’s you I’ve always wanted …”
    But Lenina and Henry had what they wanted … They were inside, here and
    now-safely inside with the fine weather, the perennially blue sky. And when,
    exhausted, the Sixteen had laid by their saxophones and the Synthetic Music
    apparatus was producing the very latest in slow Malthusian Blues, they might have
    been twin embryos gently rocking together on the waves of a bottled ocean of
    blood-surrogate.
    “Good-night, dear friends. Good-night, dear friends.” The loud speakers veiled their
    commands in a genial and musical politeness. “Good-night, dear friends …”
    Obediently, with all the others, Lenina and Henry left the building. The depressing
    stars had travelled quite some way across the heavens. But though the separating
    screen of the sky-signs had now to a great extent dissolved, the two young people
    still retained their happy ignorance of the night.
    Swallowing half an hour before closing time, that second dose of soma had raised a
    quite impenetrable wall between the actual universe and their minds. Bottled, they
    crossed the street; bottled, they took the lift up to Henry’s room on the
    twenty-eighth floor. And yet, bottled as she was, and in spite of that second
    gramme of soma, Lenina did not forget to take all the contraceptive precautions
    prescribed by the regulations. Years of intensive hypnop?dia and, from twelve to
    seventeen, Malthusian drill three times a week had made the taking of these
    precautions almost as automatic and inevitable as blinking.
    “Oh, and that reminds me,” she said, as she came back from the bathroom, “Fanny
    Crowne wants to know where you found that lovely green morocco-surrogate
    cartridge belt you gave me.”
    § 2
    ALTERNATE Thursdays were Bernard’s Solidarity Service days. After an early dinner at
    the Aphroditzeum (to which Helrnholtz had recently been elected under Rule Two) he
    took leave of his friend and, hailing a taxi on the roof told the man to fly to the
    Fordson Community Singery. The machine rose a couple of hundred metres, then
    headed eastwards, and as it turned, there before Bernard’s eyes, gigantically
    beautiful, was the Singery. Flood-lighted, its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metres of
    white Carrara-surrogate gleamed with a snowy incandescence over Ludgate Hill; at
    each of the four corners of its helicopter platform an immense T shone crimson
    against the night, and from the mouths of twenty-four vast golden trumpets
    rumbled a solemn synthetic music.
    “Damn, I’m late,” Bernard said to himself as he first caught sight of Big Henry, the
    Singery clock. And sure enough, as he was paying off his cab, Big Henry sounded
    the hour. “Ford,” sang out an immense bass voice from all the golden trumpets.
    “Ford, Ford, Ford …” Nine times. Bernard ran for the lift.
    The great auditorium for Ford’s Day celebrations and other massed Community
    Sings was at the bottom of the building. Above it, a hundred to each floor, were the
    seven thousand rooms used by Solidarity Groups for their fortnight services. Bernard
    dropped down to floor thirty-three, hurried along the corridor, stood hesitating for a
    moment outside Room 3210, then, having wound himself up, opened the door and
    walked in.
    Thank Ford! he was not the last. Three chairs of the twelve arranged round the
    circular table were still unoccupied. He slipped into the nearest of them as
    inconspicuously as he could and prepared to frown at the yet later comers whenever
    they should arrive.
    Turning towards him, “What were you playing this afternoon?” the girl on his left
    enquired. “Obstacle, or Electro-magnetic?”
    Bernard looked at her (Ford! it was Morgana Rothschild) and blushingly had to admit
    that he had been playing neither. Morgana stared at him with astonishment. There
    was an awkward silence.
    Then pointedly she turned away and addressed herself to the more sporting man on
    her left.
    “A good beginning for a Solidarity Service,” thought Bernard miserably, and foresaw
    for himself yet another failure to achieve atonement. If only he had given himself
    time to look around instead of scuttling for the nearest chair! He could have sat
    between Fifi Bradlaugh and Joanna Diesel. Instead of which he had gone and blindly
    planted himself next to Morgana. Morgana! Ford! Those black eyebrows of hers–that
    eyebrow, rather–for they met above the nose. Ford! And on his right was Clara
    Deterding. True, Clara’s eyebrows didn’t meet. But she was really too pneumatic.
    Whereas Fifi and Joanna were absolutely right. Plump, blonde, not too large … And
    it was that great lout, Tom Kawaguchi, who now took the seat between them.
    The last arrival was Sarojini Engels.
    “You’re late,” said the President of the Group severely. “Don’t let it happen again.”
    Sarojini apologized and slid into her place between Jim Bokanovsky and Herbert
    Bakunin. The group was now complete, the solidarity circle perfect and without flaw.
    Man, woman, man, in a ring of endless alternation round the table. Twelve of them
    ready to be made one, waiting to come together, to be fused, to lose their twelve
    separate identities in a larger being.
    The President stood up, made the sign of the T and, switching on the synthetic
    music, let loose the soft indefatigable beating of drums and a choir of
    instruments–near-wind and super-string–that plangently repeated and repeated the
    brief and unescapably haunting melody of the first Solidarity Hymn. Again,
    again–and it was not the ear that heard the pulsing rhythm, it was the midriff; the
    wail and clang of those recurring harmonies haunted, not the mind, but the yearning
    bowels of compassion.
    The President made another sign of the T and sat down. The service had begun.
    The dedicated soma tablets were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the table. The loving cup of
    strawberry ice-cream soma was passed from hand to hand and, with the formula, “I
    drink to my annihilation,” twelve times quaffed. Then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synthetic orchestra the First Solidarity Hymn was sung.
    “Ford, we are twelve; oh, make us one,
    Like drops within the Social River,
    Oh, make us now together run
    As swiftly as thy shining Flivver.”
    Twelve yearning stanzas. And then the loving cup was passed a second time. “I
    drink to the Greater Being” was now the formula. All drank. Tirelessly the music
    played. The drums beat. The crying and clashing of the harmonies were an
    obsession in the melted bowels. The Second Solidarity Hymn was sung.
    “Come, Greater Being, Social Friend,
    Annihilating Twelve-in-One!
    We long to die, for when we end,
    Our larger life has but begun.”
    Again twelve stanzas. By this time the soma had begun to work. Eyes shone, cheeks
    were flushed, the inner light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 broke out on every face in
    happy, friendly smiles. Even Bernard felt himself a little melted. When Morgana
    Rothschild turned and beamed at him, he did his best to beam back. But the
    eyebrow, that black two-in-one–alas, it was still there; he couldn’t ignore it, couldn’t,
    however hard he tried. The melting hadn’t gone far enough. Perhaps if he had been
    sitting between Fifi and Joanna … For the third time the loving cup went round; “I
    drink to the imminence of His Coming,” said Morgana Rothschild, whose turn it
    happened to be to initiate the circular rite. Her tone was loud, exultant. She drank
    and passed the cup to Bernard. “I drink to the imminence of His Coming,” he
    repeated, with a sincere attempt to feel that the coming was imminent; but the
    eyebrow continued to haunt him, and the Coming, so far as he was concerned, was
    horribly remote. He drank and handed the cup to Clara Deterding. “It’ll be a failure
    again,” he said to himself. “I know it will.” But he went on doing his best to beam.
    The loving cup had made its circuit. Lifting his hand, the President gave a signal;
    the chorus broke out into the third Solidarity Hymn.
    “Feel how the Greater Being comes!
    Rejoice and, in rejoicings, die!
    Melt in the music of the drums!
    For I am you and you are I.”
    As verse succeeded verse the voices thrilled with an ever intenser excitement. The
    sense of the Coming’s imminence was like an electric tension in the air. The
    President switched off the music and, with the final note of the final stanza, there
    was absolute silence–the silence of stretched expectancy, quivering and creeping
    with a galvanic life. The President reached out his hand; and suddenly a Voice, a
    deep strong Voice, more musical than any merely human voice, richer, warmer,
    more vibrant with love and yearning and compassion, a wonderful, mysterious,
    supernatural Voice spoke from above their heads. Very slowly, “Oh, Ford, Ford,
    Ford,” it said diminishingly and on a descending scale. A sensation of warmth
    radiated thrillingly out from the solar plexus to every extremity of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listened; tears came into their eyes; their hearts, their bowels seemed to
    move within them, as though with an independent life. “Ford!” they were melting,
    “Ford!” dissolved, dissolved. Then, in another tone, suddenly, startlingly. “Listen!”
    trumpeted the voice. “Listen!” They listened. After a pause, sunk to a whisper, but a
    whisper, somehow, more penetrating than the loudest cry. “The feet of the Greater
    Being,” it went on, and repeated the words: “The feet of the Greater Being.” The
    whisper almost expired. “The feet of the Greater Being are on the stairs.” And once
    more there was silence; and the expectancy, momentarily relaxed, was stretched
    again, tauter, tauter, almost to the tearing point. The feet of the Greater Being–oh,
    they heard thern, they heard them, coming softlydown the stairs, coming nearer and
    nearer down the invisible stairs. The feet of the Greater Being. And suddenly the
    tearing point was reached. Her eyes staring, her lips parted. Morgana Rothschild
    sprang to her feet.
    “I hear him,” she cried. “I hear him.”
    “He’s coming,” shouted Sarojini Engels.
    “Yes, he’s coming, I hear him.” Fifi Bradlaugh and Tom Kawaguchi rose
    simultaneously to their feet.
    “Oh, oh, oh!” Joanna inarticulately testified.
    “He’s coming!” yelled Jim Bokanovsky.
    The President leaned forward and, with a touch, released a delirium of cymbals and
    blown brass, a fever of tom-tomming.
    “Oh, he’s coming!” screamed Clara Deterding. “Aie!” and it was as though she were
    having her throat cut.
    Feeling that it was time for him to do something, Bernard also jumped up and
    shouted: “I hear him; He’s coming.” But it wasn’t true. He heard nothing and, for
    him, nobody was coming. Nobody–in spite of the music, in spite of the mounting
    excitement. But he waved his arms, he shouted with the best of them; and when
    the others began to jig and stamp and shuffle, he also jigged and shuffled.
    Round they went, a circular procession of dancers, each with hands on the hips of
    the dancer preceding, round and round, shouting in unison, stamping to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with their feet, beating it, beating it out with hands on the buttocks in
    front; twelve pairs of hands beating as one; as one, twelve buttocks slabbily
    resounding. Twelve as one, twelve as one. “I hear Him, I hear Him coming.” The
    music quickened; faster beat the feet, faster, faster fell the rhythmic hands. And all
    at once a great synthetic bass boomed out the words which announced the
    approaching atonement and final consummation of solidarity, the coming of the
    Twelve-in-One, the incarnation of the Greater Being. “Orgy-porgy,” it sang, while the
    tom-toms continued to beat their feverish tattoo:
    “Orgy-porgy, Ford and fun,
    Kiss the girls and make them One.
    Boys at 0ne with girls at peace;
    Orgy-porgy gives release.”
    “Orgy-porgy,” the dancers caught up the liturgical refrain, “Orgy-porgy, Ford and
    fun, kiss the girls …” And as they sang, the lights began slowly to fade–to fad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row warmer, richer, redder, until at last they were dancing in
    the crimson twilight of an Embryo Store. “Orgy-porgy …” In their blood-coloured and
    foetal darkness the dancers continued for a while to circulate, to beat and beat out
    the indefatigable rhythm. “Orgy-porgy …” Then the circle wavered, broke, fell in
    partial disintegration on the ring of couches which surrounded–circle enclosing
    circle–the table and its planetary chairs. “Orgy-porgy …” Tenderly the deep Voice
    crooned and cooed; in the red twilight it was as though some enormous negro dove
    were hovering benevolently over the now prone or supine dancers.
    They were standing on the roof; Big Henry had just sung eleven. The night was calm
    and warm.
    “Wasn’t it wonderful?” said Fifi Bradlaugh. “Wasn’t it simply wonderful?” She looked
    at Bernard with an expression of rapture, but of rapture in which there was no trace
    of agitation or excitement–for to be excited is still to be unsatisfied. Hers was the
    calm ecstasy of achieved consummation, the peace, not of mere vacant satiety and
    nothingness, but of balanced life, of energies at rest and in equilibrium. A rich and
    living peace. For the Solidarity Service had given as well as taken, drawn off only to
    replenish. She was full, she was made perfect, she was still more than merely
    herself. “Didn’t you think it was wonderful?” she insisted, looking into Bernard’s face
    with those supernaturally shining eyes.
    “Yes, I thought it was wonderful,” he lied and looked away; the sight of her
    transfigured face was at once an accusation and an ironical reminder of his own
    separateness. He was as miserably isolated now as he had been when the service
    began–more isolated by reason of his unreplenished emptiness, his dead satiety.
    Separate and unatoned, while the others were being fused into the Greater Being;
    alone even in Morgana’s embrace–much more alone, indeed, more hopelessly
    himself than he had ever been in his life before. He had emerged from that crimson
    twilight into the common electric glare with a self-consciousness intensified to the
    pitch of agony. He was utterly miserable, and perhaps (her shining eyes accused
    him), perhaps it was his own fault. “Quite wonderful,” he repeated; but the only
    thing he could think of was Morgana’s eyebrow.

    Chapter Six

    ODD, ODD, odd, was Lenina’s verdict on Bernard Marx. So odd, inde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succeeding weeks she had wonde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 she
    shouldn’t change her mind about the New Mexico holiday, and go instead to the
    North Pole with Benito Hoover. The trouble was that she knew the North Pole, had
    been there with George Edzel only last summer, and what was more, found it pretty
    grim. Nothing to do, and the hotel too hopelessly old-fashioned–no television laid
    on in the bedrooms, no scent organ, only the most putrid synthetic music, and not
    more than twenty-five Escalator-Squash Courts for over two hundred guests. No,
    decidedly she couldn’t face the North Pole again. Added to which, she had only been
    to America once before. And even then, how inadequately! A cheap week-end in New
    York–had it been with Jean-Jacques Habibullah or Bokanovsky Jones? She couldn’t
    remember. Anyhow, it was of absolutely no importance. The prospect of flying West
    again, and for a whole week, was very inviting. Moreover, for at least three days of
    that week they would be in the Savage Reservation. Not more than half a dozen
    people in the whole Centre had ever been inside a Savage Reservation. As an
    Alpha-Plus psychologist, Bernard was one of the few men she knew entitled to a
    permit. For Lenina, the opportunity was unique. And yet, so unique also was
    Bernard’s oddness that she had hesitated to take it, had actually thought of risking
    the Pole again with funny old Benito. At least Benito was normal. Whereas Bernard …
    “Alcohol in his blood-surrogate,” was Fanny’s explanation of every eccentricity. But
    Henry, with whom, one evening when they were in bed together, Lenina had rather
    anxiously discussed her new lover, Henry had compared poor Bernard to a
    rhinoceros.
    “You can’t teach a rhinoceros tricks,” he had explained in his brief and vigorous
    style. “Some men are almost rhinoceroses; they don’t respond properly to
    conditioning. Poor Devils! Bernard’s one of them. Luckily for him, he’s pretty good at
    his job. Otherwise the Director would never have kept him. However,” he added
    consolingly, “I think he’s pretty harmless.”
    Pretty harmless, perhaps; but also pretty disquieting. That mania, to start with, for
    doing things in private. Which meant, in practice, not doing anything at all. For what
    was there that one could do in private. (Apart, of course, from going to bed: but one
    couldn’t do that all the time.) Yes, what was there? Precious little. The first
    afternoon they went out together was particularly fine. Lenina had suggested a swim
    at Toquay Country Club followed by dinner at the Oxford Union. But Bernard thought
    there would be too much of a crowd. Then what about a round of Electro-magnetic
    Golf at St. Andrew’s? But again, no: Bernard considered that Electro-magnetic Golf
    was a waste of time.
    “Then what’s time for?” asked Lenina in some astonishment.
    Apparently, for going walks in the Lake District; for that was what he now proposed.
    Land on the top of Skiddaw and walk for a couple of hours in the heather. “Alone
    with you, Lenina.”
    “But, Bernard, we shall be alone all night.”
    Bernard blushed and looked away. “I meant, alone for talking,” he mumbled.
    “Talking? But what about?” Walking and talking–that seemed a very odd way of
    spending an afternoon.
    In the end she persuaded him, much against his will, to fly over to Amsterdam to
    see the Semi-Demi-Finals of the Women’s Heavyweight Wrestling Championship.
    “In a crowd,” he grumbled. “As usual.” He remained obstinately gloomy the whole
    afternoon; wouldn’t talk to Lenina’s friends (of whom they met dozens in the
    ice-cream soma bar between the wrestling bouts); and in spite of his misery
    absolutely refused to take the half-gramme raspberry sundae which she pressed
    upon him. “I’d rather be myself,” he said. “Myself and nasty. Not somebody else,
    however jolly.”
    “A gramme in time saves nine,” said Lenina, producing a bright treasure of
    sleep-taught wisdom. Bernard pushed away the proffered glass impatiently.
    “Now don’t lose your temper,” she said. “Remember one cubic centimetre cures ten
    gloomy sentiments.”
    “Oh, for Ford’s sake, be quiet!” he shouted.
    Lenina shrugged her shoulders. “A gramme is always better than a damn,” she
    concluded with dignity, and drank the sundae herself.
    On their way back across the Channel, Bernard insisted on stopping his propeller
    and hovering on his helicopter screws within a hundred feet of the waves. The
    weather had taken a change for the worse; a south-westerly wind had sprung up,
    the sky was cloudy.
    “Look,” he commanded.
    “But it’s horrible,” said Lenina, shrtnking back from the window. She was appalled by
    the rushing emptiness of the night, by the black foam-flecked water heaving
    beneath them, by the pale face of the moon, so haggard and distracted among the
    hastening clouds. “Let’s turn on the radio. Quick!” She reached for the dialling knob
    on the dash-board and turned it at random.
    “… skies are blue inside of you,” sang sixteen tremoloing falsettos, “the weather’s
    always …”
    Then a hiccough and silence. Bernard had switched of the current.
    “I want to look at the sea in peace,” he said. “One can’t even look with that beastly
    noise going on.”
    “But it’s lovely. And I don’t want to look.”
    “But I do,” he insisted. “It makes me feel as though …” he hesitated, searching for
    words with which to express himself, “as though I were more me, if you see what I
    mean. More on my own, not so completely a part of something else. Not just a cell
    in the social body. Doesn’t it make you feel like that, Lenina?”
    But Lenina was crying. “It’s horrible, it’s horrible,” she kept repeating. “And how can
    you talk like that about not wanting to be a part of the social body? After all, every
    one works for every one else. We can’t do without any one. Even Epsilons …”
    “Yes, I know,” said Bernard derisively. “‘Even Epsilons are useful’! So am I. And I
    damned well wish I weren’t!”
    Lenina was shocked by his blasphemy. “Bernard!” She protested in a voice of
    amazed distress. “How can you?”
    In a different key, “How can I?” he repeated meditatively. “No, the real problem is:
    How is it that I can’t, or rather–because, after all, I know quite well why I can’t–what
    would it be like if I could, if I were free–not enslaved by my conditioning.”
    “But, Bernard, you’re saying the most awful things.”
    “Don’t you wish you were free, Lenina?”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I am free. Free to have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Everybody’s happy nowadays.”
    He laughed, “Yes, ‘Everybody’s happy nowadays.’ We begin giving the children that
    at five. But wouldn’t you like to be free to be happy in some other way, Lenina? In
    your own way, for example; not in everybody else’s way.”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she repeated. Then, turning to him, “Oh, do let’s go
    back, Bernard,” she besought; “I do so hate it here.”
    “Don’t you like being with me?”
    “But of course, Bernard. It’s this horrible place.”
    “I thought we’d be more … more together here–with nothing but the sea and moon.
    More together than in that crowd, or even in my rooms.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she said with decision, determined to preserve her
    incomprehension intact. “Nothing. Least of all,” she continued in another tone “why
    you don’t take soma when you have these dreadful ideas of yours. You’d forget all
    about them. And instead of feeling miserable, you’d be jolly. So jolly,” she repeated
    and smiled, for all the puzzled anxiety in her eyes, with what was meant to be an
    inviting and voluptuous cajolery.
    He looked at her in silence, his face unresponsive and very grave–looked at her
    intently. After a few seconds Lenina’s eyes flinched away; she uttered a nervous
    little laugh, tried to think of something to say and couldn’t. The silence prolonged
    itself.
    When Bernard spoke at last, it was in a small tired voice. “All right then,” he said,
    “we’ll go back.” And stepping hard on the accelerator, he sent the machine rocketing
    up into the sky. At four thousand he started his propeller. They flew in silence for a
    minute or two. Then, suddenly, Bernard began to laugh. Rather oddly, Lenina
    thought, but still, it was laughter.
    “Feeling better?” she ventured to ask.
    For answer, he lifted one hand from the controls and, slipping his arm around her,
    began to fondle her breasts.
    “Thank Ford,” she said to herself, “he’s all right again.”
    Half an hour later they were back in his rooms. Bernard swallowed four tablets of
    soma at a gulp, turned on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and began to undress.
    “Well,” Lenina enquired, with significant archness when they met next afternoon on
    the roof, “did you think it was fun yesterday?”
    Bernard nodded. They climbed into the plane. A little jolt, and they were off.
    “Every one says I’m awfully pneumatic,” said Lenina reflectively, patting her own legs.
    “Awfully.” But there was an expression of pain in Bernard’s eyes. “Like meat,” he
    was thinking.
    She looked up with a certain anxiety. “But you don’t think I’m too plump, do you?”
    He shook his head. Like so much meat.
    “You think I’m all right.” Another nod. “In every way?”
    “Perfect,” he said aloud. And inwardly. “She thinks of herself that way. She doesn’t
    mind being meat.”
    Lenina smiled triumphantly. But her satisfaction was premature.
    “All the same,” he went on, after a little pause, “I still rather wish it had all ended
    differently.”
    “Differently?” Were there other endings?
    “I didn’t want it to end with our going to bed,” he specified.
    Lenina was astonished.
    “Not at once, not the first day.”
    “But then what …?”
    He began to talk a lot of incomprehensible and dangerous nonsense. Lenina did
    her best to stop the ears of her mind; but every now and then a phrase would insist
    on becoming audible. “… to try the effect of arresting my impulses,” she heard him
    say. The words seemed to touch a spring in her mind.
    “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the fun you can have to-day,” she said gravely.
    “Two hundred repetitions, twice a week from fourteen to sixteen and a half,” was all
    his comment. The mad bad talk rambled on. “I want to know what passion is,” she
    heard him saying. “I want to feel something strongly.”
    “When the individual feels, the community reels,” Lenina pronounced.
    “Well, why shouldn’t it reel a bit?”
    “Bernard!”
    But Bernard remained unabashed.
    “Adults intellectually and during working hours,” he went on. “Infants where feeling
    and desire are concerned.”
    “Our Ford loved infants.”
    Ignoring the interruption. “It suddenly struck me the other day,” continued Bernard,
    “t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be an adult all the time.”
    “I don’t understand.” Lenina’s tone was firm.
    “I know you don’t. And that’s why we went to bed together yesterday–like
    infants–instead of being adults and waiting.”
    “But it was fun,” Lenina insisted. “Wasn’t it?”
    “Oh, the greatest fun,” he answered, but in a voice so mournful, with an expression
    so profoundly miserable, that Lenina felt all her triumph suddenly evaporate.
    Perhaps he had found her too plump, after all.
    “I told you so,” was all that Fanny said, when Lenina came and made her
    confidences. “It’s the alcohol they put in his surrogate.”
    “All the same,” Lenina insisted. “I do like him. He has such awfully nice hands. And
    the way he moves his shoulders–that’s very attractive.” She sighed. “But I wish he
    weren’t so odd.”
    § 2
    HALTING for a moment outside the door of the Director’s room, Bernard drew a
    deep breath and squared his shoulders, bracing himself to meet the dislike and
    disapproval which he was certain of finding within. He knocked and entered.
    “A permit for you to initial, Director,” he said as airily as possible, and laid the paper
    on the writing-table.
    The Director glanced at him sourly. But the stamp of the World Controller’s Office
    was at the head of the paper and the signature of Mustapha Mond, bold and black,
    across the bottom. Everything was perfectly in order. The director had no choice. He
    pencilled his initials–two small pale letters abject at the feet of Mustapha Mond–and
    was about to return the paper without a word of comment or genial Ford-speed,
    when his eye was caught by something written in the body of the permit.
    “For the New Mexican Reservation?” he said, and his tone, the face he lifted to
    Bernard, expressed a kind of agitated astonishment.
    Surprised by his surprise, Bernard nodded. There was a silence.
    The Director leaned back in his chair, frowning. “How long ago was it?” he said,
    speaking more to himself than to Bernard. “Twenty years, I suppose. Nearer
    twenty-five. I must have been your age …” He sighed and shook his head.
    Bernard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A man so conventional, so scrupulously
    correct as the Director–and to commit so gross a solecism! lt made him want to hide
    his face, to run out of the room. Not that he himself saw anything intrinsically
    objectionable in people talking about the remote past; that was one of those
    hypnop?dic prejudices he had (so he imagined) completely got rid of. What made
    him feel shy was the knowledge that the Director disapproved–disapproved and yet
    had been betrayed into doing the forbidden thing. Under what inward compulsion?
    Through his discomfort Bernard eagerly listened.
    “I had the same idea as you,” the Director was saying. “Wanted to have a look at
    the savages. Got a permit for New Mexico and went there for my summer holiday.
    With the girl I was having at the moment. She was a Beta-Minus, and I think” (he
    shut his eyes), “I think she had yellow hair. Anyhow she was pneumatic, particularly
    pneumatic; I remember that. Well, we went there, and we looked at the savages,
    and we rode about on horses and all that. And then–it was almost the last day of
    my leave–then … well, she got lost. We’d gone riding up one of those revolting
    mountains, and it was horribly hot and oppressive, and after lunch we went to sleep.
    Or at least I did. She must have gone for a walk, alone. At any rate, when I woke
    up, she wasn’t there. And the most frightful thunderstorm I’ve ever seen was just
    bursting on us. And it poured and roared and flashed; and the horses broke loose
    and ran away; and I fell down, trying to catch them, and hurt my knee, so that I
    could hardly walk. Still, I searched and I shouted and I searched. But there was no
    sign of her. Then I thought she must have gone back to the rest-house by herself.
    So I crawled down into the valley by the way we had come. My knee was agonizingly
    painful, and I’d lost my soma. It took me hours. I didn’t get back to the rest-house
    till after midnight. And she wasn’t there; she wasn’t there,” the Director repeated.
    There was a silence. “Well,” he resumed at last, “the next day there was a search.
    But we couldn’t find her. She must have fallen into a gully somewhere; or been
    eaten by a mountain lion. Ford knows. Anyhow it was horrible. It upset me very
    much at the time. More than it ought to have done, I dare say. Because, after all,
    it’s the sort of accident that might have happened to any one; and, of course, the
    social body persists although the component cells may change.” But this
    sleep-taught consolation did not seem to be very effective. Shaking his head, “I
    actually dream about it sometimes,” the Director went on in a low voice. “Dream of
    being woken up by that peal of thunder and finding her gone; dream of searching
    and searching for her under the trees.” He lapsed into the silence of reminiscence.
    “You must have had a terrible shock,” said Bernard, almost enviously.
    At the sound of his voice the Director started into a guilty realization of where he
    was; shot a glance at Bernard, and averting his eyes, blushed darkly; looked at him
    again with sudden suspicion and, angrily on his dignity, “Don’t imagine,” he said,
    “that I’d had any indecorous relation with the girl. Nothing emotional, nothing
    long-drawn. It was all perfectly healthy and normal.” He handed Bernard the permit.
    “I really don’t know why I bored you with this trivial anecdote.” Furious with himself
    for having given away a discreditable secret, he vented his rage on Bernard. The
    look in his eyes was now frankly malignant. “And I sh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Mr. Marx,” he went on, “of saying that I’m not at all pleased with the
    reports I receive of your behaviour outside working hours. You may say that this is
    not my business. But it is. I have the good name of the Centre to think of. My
    workers must be above suspicion, particularly those of the highest castes. Alphas
    are so conditioned that they do not have to be infantile in their emotional behaviour.
    But that is all the more reason for their making a special effort to conform. lt is their
    duty to be infantile, even against their inclination. And so, Mr. Marx, I give you fair
    warning.” The Director’s voice vibrated with an indignation that had now become
    wholly righteous and impersonal–w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disapproval of Society
    itself. “If ever I hear again of any lapse from a proper standard of infantile
    decorum, I shall ask for your transference to a Sub-Centre–preferably to Iceland.
    Good morning.” And swivelling round in his chair, he picked up his pen and began to
    write.
    “That’ll teach him,” he said to himself. But he was mistaken. For Bernard left the
    room with a swagger, exulting, as he banged the door behind him, in the thought
    that he stood alone, embattled against the order of things; elated by the
    intoxicating consciousness of his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Even the
    thought of persecution left him undismayed, was rather tonic than depressing. He
    felt strong enough to meet and overcome amiction, strong enough to face even
    Iceland. And this confidence was the greater for his not for a moment really
    believing that he would be called upon to face anything at all. People simply weren’t
    transferred for things like that. Iceland was just a threat. A most stimulating and
    life-giving threat. Walking along the corridor, he actually whistled.
    Heroic was the account he gave that evening of his interview with the D.H.C.
    “Whereupon,” it concluded, “I simply told him to go to the Bottomless Past and
    marched out of the room. And that was that.” He looked at Helmholtz Watson
    expectantly, awaiting his due reward of sympathy, encouragement, admiration. But
    no word came. Helmholtz sat silent, staring at the floor.
    He liked Bernard; he was grateful to him for being the only man of his acquaintance
    with whom he could talk about the subjects he felt to be important. Nevertheless,
    there were things in Bernard which he hated. This boasting, for example. And the
    outbursts of an abject self-pity with which it alternated. And his deplorable habit of
    being bold after the event, and full, in absenc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presence
    of mind. He hated these things–just because he liked Bernard. The seconds
    passed. Helmholtz continued to stare at the floor. And suddenly Bernard blushed
    and turned away.
    § 3
    THE journey was quite uneventful. The Blue Pacific Rocket was two and a half
    minutes early at New Orleans, lost four minutes in a tornado over Texas, but flew
    into a favourable air current at Longitude 95 West, and was able to land at Santa Fé
    less than forty seconds behind schedule time.
    “Forty seconds on a six and a half hour flight. Not so bad,” Lenina conceded.
    They slept that night at Santa Fé. The hotel was excellent–incomparably better, for
    example, than that horrible Aurora Bora Palace in which Lenina had suffered so
    much the previous summer. Liquid air, television, vibro-vacuum massage, radio,
    boiling caffeine solution, hot contraceptives, and eight different kinds of scent were
    laid on in every bedroom. The synthetic music plant was working as they entered
    the hall and left nothing to be desired. A notice in the lif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sixty Escalator-Squash-Racket Courts in the hotel, and that Obstacle and
    Electro-magnetic Golf could both be played in the park.
    “But it sounds simply too lovely,” cried Lenina. “I almost wish we could stay here.
    Sixty Escalator-Squash Courts …”
    “There won’t be any in the Reservation,” Bernard warned her. “And no scent, no
    television, no hot water even. If you feel you can’t stand it, stay here till I come
    back.”
    Lenina was quite offended. “Of course I can stand it. I only said it was lovely here
    because … well, because progress is lovely, isn’t it?”
    “Five hundred repetitions once a week from thirteen to seventeen,” said Bernard
    wearily, as though to himself.
    “What did you say?”
    “I said that progress was lovely. That’s why you mustn’t come to the Reservation
    unless you really want to.”
    “But I do want to.”
    “Very well, then,” said Bernard; and it was almost a threat.
    Their permit required the signature of the Warden of the Reservation, at whose
    office next morning they duly presented themselves. An Epsilon-Plus negro porter
    took in Bernard’s card, and they were admitted almost imrnediately.
    The Warden was a blond and brachycephalic Alpha-Minus, short, red, moon-faced,
    and broad-shouldered, with a loud booming voice, very well adapted to the
    utterance of hypnop?dic wisdom. He was a mine of ir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unasked-for good advice. Once started, he went on and on–boomingly.
    “… fiv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square kilometres, divided into four distinct
    Sub-Reservations, each surrounded by a high-tension wire fence.”
    At this moment, and for no apparent reason, Bernard suddenly remembered that he
    had left the Eau de Cologne tap in his bathroom wide open and running.
    “… supplied with current from the Grand Canyon hydro-electric station.”
    “Cost me a fortune by the time I get back.” With his mind’s eye, Bernard saw the
    needle on the scent meter creeping round and round, antlike, indefatigable.
    “Quickly telephone to Helmholtz Watson.”
    “… upwards of five thousand kilometres of fencing at sixty thousand volts.”
    “You don’t say so,” said Lenina politely, not knowing in the least what the Warden
    had said, but taking her cue from his dramatic pause. When the Warden started
    booming, she had inconspicuously swallowed half a gramme of soma, with the result
    that she could now sit, serenely not listening, thinking of nothing at all, but with her
    large blue eyes fixed on the Warden’s face in an expression of rapt attention.
    “To touch the fence is instant death,” pronounced the Warden solemnly.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a Savage Reservation.”
    The word “escape” was suggestive. “Perhaps,” said Bernard, half rising, “we ought to
    think of going.” The little black needle was scurrying, an insect, nibbling through
    time, eating into his money.
    “No escape,” repeated the Warden, waving him back into his chair; and as the
    permit was not yet countersigned Bernard had no choice but to obey. “Those who
    are born in the Reservation–and remember, my dear young lady,” he added,
    leering obscenely at Lenina, and speaking in an improper whisper, “remember that,
    in the Reservation, children still are born, yes, actually born, revolting as that may
    seem …” (He hoped that this reference to a shameful subject would make Lenina
    blush; but she only smiled with simulated intelligence and said, “You don’t say so!”
    Disappointed, the Warden began again. ) “Those, I repeat who are born in the
    Reservation are destined to die there.”
    Destined to die … A decilitre of Eau de Cologne every minute. Six litres an hour.
    “Perhaps,” Bernard tried again, “we ought …”
    Leaning forward, the Warden tapped the table with his forefinger. “You ask me how
    many people live in the Reservation. And I reply”–triumphantly–”I reply that we do
    not know. We can only guess.”
    “You don’t say so.”
    “My dear young lady, I do say so.”
    Six times twenty-four–no, it would be nearer six times thirty-six. Bernard was pale
    and trembling with impatience. But inexorably the booming continued.
    “… about sixty thousand Indians and half-breeds … absolute savages … our
    inspectors occasionally visit … otherwise, no communication whatever with the
    civilized world … still preserve their repulsive habits and customs … marriage, if you
    know what that is, my dear young lady; families … no conditioning … monstrous
    superstitions … Christianity and totemism and ancestor worship … extinct languages,
    such as Zu?i and Spanish and Athapascan … pumas, porcupines and other ferocious
    animals … infectious diseases … priests … venomous lizards …”
    “You don’t say so?”
    They got away at last. Bernard dashed to the telephone. Quick, quick; but it took
    him nearly three minutes to get on to Helmholtz Watson. “We might be among the
    savages already,” he complained. “Damned incompetence!”
    “Have a gramme,” suggested Lenina.
    He refused, preferring his anger. And at last, thank Ford, he was through and, yes,
    it was Helmholtz; Helmholtz, to whom he explained what had happened, and who
    promised to go round at once, at once, and turn off the tap, yes, at once, but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tell him what the D.H.C. had said, in public, yesterday evening …
    “What? He’s looking out for some one to take my place?” Bernard’s voice was
    agonized. “So it’s actually decided? Did he mention Iceland? You say he did? Ford!
    Iceland …” He hung up the receiver and turned back to Lenina. His face was pale,
    his expression utterly dejected.
    “What’s the matter?” she asked.
    “The matter?” He dropped heavily into a chair. “I’m going to be sent to Iceland.”
    Often in the past he had won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subjected (soma-less
    and with nothing but his own inward resources to rely on) to some great trial, some
    pain, some persecution; he had even longed for affliction. As recently as a week
    ago, in the Director’s office, he had imagined himself courageously resisting,
    stoically accepting suffering without a word. The Director’s threats had actually elated
    him, made him feel larger than life. But that, as he now realized, was because he
    had not taken the threats quite seriously, he had not believed that, when it came to
    the point, the D.H.C. would ever do anything. Now that it looked as though the
    threats were really to be fulfilled, Bernard was appalled. Of that imagined stoicism,
    that theoretical courage, not a trace was left.
    He raged against himself–what a fool!–against the Director–how unfair not to give
    him that other chance, that other chance which, he now had no doubt at all, he had
    always intended to take. And Iceland, Iceland …
    Lenina shook her head. “Was and will make me ill,” she qUoted, “I take a gramme
    and only am.”
    In the end she persuaded him to swallow four tablets of soma. Five minutes later
    roots and fruits were abolished; the flower of the present rosily blossomed. A
    message from the porter announced that, at the Warden’s orders, a Reservation
    Guard had come round with a plane and was waiting on the roof of the hotel. They
    went up at once. An octoroon in Gamma-green uniform saluted and proceeded to
    recite the morning’s programme.
    A bird’s-eye view of ten or a dozen of the principal pueblos, then a landing for lunch
    in the valley of Malpais. The rest-house was comfortable there, and up at the
    pueblo the savages would probably be celebrating their summer festival. It would be
    the best place to spend the night.
    They took their seats in the plane and set off. Ten minutes later they were crossing
    the frontier that separated civilization from savagery. Uphill and down, across the
    deserts of salt or sand, through forests, into the violet depth of canyons, over crag
    and peak and table-topped mesa, the fence marched on and on, irresistibly the
    straight line, the geometrical symbol of triumphant human purpose. And at its foot,
    here and there, a mosaic of white bones, a still unrotted carcase dark on the tawny
    ground marked the place where deer or steer, puma or porcupine or coyote, or the
    greedy turkey buzzards drawn down by the whiff of carrion and fulminated as though
    by a poetic justice, had come too close to the destroying wires.
    “They never learn,” said the green-uniformed pilot, pointing down at the skeletons
    on the ground below them. “And they never will learn,” he added and laughed, as
    though he had somehow scored a personal triumph over the electrocuted animals.
    Bernard also laughed; after two grammes of soma the joke seemed, for some
    reason, good. Laughed and then, almost immediately, dropped off to sleep, and
    sleeping was carried over Taos and Tesuque; over Nambe and Picuris and Pojoaque,
    over Sia and Cochiti, over Laguna and Acoma and the Enchanted Mesa, over Zu?i
    and Cibola and Ojo Caliente, and woke at last to find the machine standing on the
    ground, Lenina carrying the suit-cases into a small square house, and the
    Gamma-green octoroon talking incomprehensibly with a young Indian.
    “Malpais,” explained the pilot, as Bernard stepped out. “This is the rest-house. And
    there’s a dance this afternoon at the pueblo. He’ll take you there.” He pointed to
    the sullen young savage. “Funny, I expect.” He grinned. “Everything they do is
    funny.” And with that he climbed into the plane and started up the engines. “Back
    to-morrow. And remember,” he added reassuringly to Lenina, “they’re perfectly
    tame; savages won’t do you any harm. They’ve got enough experience of gas
    bombs to know that they mustn’t play any tricks.” Still laughing, he threw the
    helicopter screws into gear, accelerated, and was gone.

    Chapter Seven


    THE MESA was like a ship becalmed in a strait of lion-coloured dust. The channel
    wound between precipitous banks, and slanting from one wall to the other across
    the valley ran a streak of green-the river and its fields. On the prow of that stone
    ship in the centre of the strait, and seemingly a part of it, a shaped and geometrical
    outcrop of the naked rock, stood the pueblo of Malpais. Block above block, each
    story smaller than the one below, the tall houses rose like stepped and amputated
    pyramids into the blue sky. At their feet lay a straggle of low buildings, a criss-cross
    of walls; and on three sides the precipices fell sheer into the plain. A few columns of
    smoke mounted perpendicularly into the windless air and were lost.
    “Queer,” said Lenina. “Very queer.” It was her ordinary word of condemnation. “I
    don’t like it. And I don’t like that man.” She pointed to the Indian guide who had
    been appointed to take them up to the pueblo. Her feeling was evidently
    reciprocated; the very back of the man, as he walked along before them, was
    hostile, sullenly contemptuous.
    “Besides,” she lowered her voice, “he smells.”
    Bernard did not attempt to deny it. They walked on.
    Suddenly it was as though the whole air had come alive and were pulsing, pulsing
    with the indefatigable movement of blood. Up there, in Malpais, the drums were
    being beaten. Their feet fell in with the rhythm of that mysterious heart; they
    quickened their pace. Their path led them to the foot of the precipice. The sides of
    the great mesa ship towered over them, three hundred feet to the gunwale.
    “I wish we could have brought the plane,” said Lenina, looking up resentfully at the
    blank impending rock-face. “I hate walking. And you feel so small when you’re on
    the ground at the bottom of a hill.”
    They walked along for some way in the shadow of the mesa, rounded a projection,
    and there, in a water-worn ravine, was the way up the companion ladder. They
    climbed. It was a very steep path that zigzagged from side to side of the gully.
    Sometimes the pulsing of the drums was all but inaudible, at others they seemed to
    be beating only just round the corner.
    When they were half-way up, an eagle flew past so close to them that the wind of
    his wings blew chill on their faces. In a crevice of the rock lay a pile of bones. It was
    all oppressively queer, and the Indian smelt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y emerged
    at last from the ravine into the full sunlight. The top of the mesa was a flat deck of
    stone.
    “Like the Charing-T Tower,” was Lenina’s comment. But she was not allowed to
    enjoy her discovery of this reassuring resemblance for long. A padding of soft feet
    made them turn round. Naked from throat to navel, their dark brown bodies painted
    with white lines (“like asphalt tennis courts,” Lenina was later to explain), their faces
    inhuman with daubings of scarlet, black and ochre, two Indians came running along
    the path. Their black hair was braided with fox fur and red flannel. Cloaks of turkey
    feathers fluttered from their shoulders; huge feather diadems exploded gaudily
    round their heads. With every step they took came the clink and rattle of their silver
    bracelets, their heavy necklaces of bone and turquoise beads. They came on
    without a word, running quietly in their deerskin moccasins. One of them was
    holding a feather brush; the other carried, in either hand, what looked at a distance
    like three or four pieces of thick rope. One of the ropes writhed uneasily, and
    suddenly Lenina saw that they were snakes.
    The men came nearer and nearer; their dark eyes looked at her, but without giving
    any sign of recognition, any smallest sign that they had seen her or were aware of
    her existence. The writhing snake hung limp again with the rest. The men passed.
    “I don’t like it,” said Lenina. “I don’t like it.”
    She liked even less what awaited her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ueblo, where their
    guide had left them while he went inside for instructions. The dirt, to start with, the
    piles of rubbish, the dust, the dogs, the flies. Her face wrinkled up into a grimace of
    disgust. She held her handkerchief to her nose.
    “But how can they live like this?” she broke out in a voice of indignant incredulity. (It
    wasn’t possible.)
    Bernard shrugged his shoulders philosophically. “Anyhow,” he said, “they’ve been
    doing it for the last five or six thousand years. So I suppose they must be used to it
    by now.”
    “But cleanliness is next to fordliness,” she insisted.
    “Yes, and civilization is sterilization,” Bernard went on, concluding on a tone of irony
    the second hypnop?dic lesson in elementary hygiene. “But these people have
    never heard of Our Ford, and they aren’t civilized. So there’s no point in …”
    “Oh!” She gripped his arm. “Look.”
    An almost naked Indian was very slowly climbing down the ladder from the first-floor
    terrace of a neighboring house–rung after rung, with the tremulous caution of
    extreme old age. His face was profoundly wrinkled and black, like a mask of
    obsidian. The toothless mouth had fallen in. At the corners of the lips, and on each
    side of the chin, a few long bristles gleamed almost white against the dark skin.
    The long unbraided hair hung down in grey wisps round his face. His body was bent
    and emaciated to the bone, almost fleshless. Very slowly he came down, pausing at
    each rung before he ventured another step.
    “What’s the matter with him?” whispered Lenina. Her eyes were wide with horror and
    amazement.
    “He’s old, that’s all,” Bernard answered as carelessly as he could. He too was
    startled; but he made an effort to seem unmoved.
    “Old?” she repeated. “But the Director’s old; lots of people are old; they’re not like
    that.”
    “That’s because we don’t allow them to be like that. We preserve them from
    diseases. We keep their internal secretions artificially balanced at a youthful
    equilibrium. We don’t permit their magnesium-calcium ratio to fall below what it was
    at thirty. We give them transfusion of young blood. We keep their metabolism
    permanently stimulated. So, of course, they don’t look like that. Partly,” he added,
    “because most of them die long before they reach this old creature’s age. Youth
    almost unimpaired till sixty, and then, crack! the end.”
    But Lenina was not listening. She was watching the old man. Slowly, slowly he came
    down. His feet touched the ground. He turned. In their deep-sunken orbits his eyes
    were still extraordinarily bright. They looked at her for a long moment
    expressionlessly, without surprise, as though she had not been there at all. Then
    slowly, with bent back the old man hobbled past them and was gone.
    “But it’s terrible,” Lenina whispered. “It’s awful. We ought not to have come here.”
    She felt in her pocket for her soma–only to discover that, by some unprecedented
    oversight, she had left the bottle down at the rest-house. Bernard’s pockets were
    also empty.
    Lenina was left to face the horrors of Malpais unaided. They came crowding in on
    her thick and fast. The spectacle of two young women giving breast to their babies
    made her blush and turn away her face. She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so indecent in
    her life. And what made it worse was that, instead of tactfully ignoring it, Bernard
    proceeded to make open comments on this revoltingly viviparous scene. Ashamed,
    now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soma had worn off, of the weakness he had displayed
    that morning in the hotel, he went out of his way to show himself strong and
    unorthodox.
    “What a wonderfully intimate relationship,” he said, deliberately outrageous. “And
    what an intensity of feeling it must generate! I often think one may have missed
    something in not having had a mother. And perhaps you’ve missed something in
    not being a mother, Lenina. Imagine yourself sitting there with a little baby of your
    own. …”
    “Bernard! How can you?” The passage of an old woman with ophthalmia and a
    disease of the skin distracted her from her indignation.
    “Let’s go away,” she begged. “I don’t like it.”
    But at this moment their guide came back and, beckoning them to follow, led the
    way down the narrow street between the houses. They rounded a corner. A dead dog
    was lying on a rubbish heap; a woman with a goitre was looking for lice in the hair of
    a small girl. Their guide halted at the foot of a ladder, raised his hand
    perpendicularly, then darted it horizontally forward. They did what he mutely
    commanded–climbed the ladder and walked through the doorway, to which it gave
    access, into a long narrow room, rather dark and smelling of smoke and cooked
    grease and long-worn, long-unwashed clothes. At the further end of the room was
    another doorway, through which came a shaft of surdight and the noise, very loud
    and close, of the drums.
    They stepped across the threshold and found themselves on a wide terrace. Below
    them, shut in by the tall houses, was the village square, crowded with Indians.
    Bright blankets, and feathers in black hair, and the glint of turquoise, and dark
    skins shining with heat. Lenina put her handkerchief to her nose again. In the open
    space at the centre of the square were two circular platforms of masonry and
    trampled clay–the roofs, it was evident, of underground chambers; for in the centre
    of each platform was an open hatchway, with a ladder emerging from the lower
    darkness. A sound of subterranean flute playing came up and was almost lost in the
    steady remorseless persistence of the drums.
    Lenina liked the drums. Shutting her eyes she abandoned herself to their soft
    repeated thunder, allowed it to invade her consciousness more and more
    completely, till at last there was nothing left in the world but that one deep pulse of
    sound. It reminded her reassuringly of the synthetic noises made at Solidarity
    Services and Ford’s Day celebrations. “Orgy-porgy,” she whispered to herself. These
    drums beat out just the same rhythms.
    There was a sudden startling burst of singing–hundreds of male voices crying out
    fiercely in harsh metallic unison. A few long notes and silence, the thunderous
    silence of the drums; then shrill, in a neighing treble, the women’s answer. Then
    again the drums; and once more the men’s deep savage affirmation of their
    manhood.
    Queer–yes. The place was queer, so was the music, so were the clothes and the
    goitres and the skin diseases and the old people. But the performance itself–there
    seemed to be nothing specially queer about that.
    “It reminds me of a lower-caste Community Sing,” she told Bernard.
    But a little later it was reminding her a good deal less of that innocuous function.
    For suddenly there had swarmed up from those round chambers unterground a
    ghastly troop of monsters. Hideously masked or painted out of all semblance of
    humanity, they had tramped out a strange limping dance round the square; round
    and again round, singing as they went, round and round–each time a little faster;
    and the drums had changed and quickened their rhythm, so that it became like the
    pulsing of fever in the ears; and the crowd had begun to sing with the dancers,
    louder and louder; and first one woman had shrieked, and then another and
    another, as though they were being killed; and then suddenly the leader of the
    dancers broke out of the line, ran to a big wooden chest which was standing at one
    end of the square, raised the lid and pulled out a pair of black snakes. A great yell
    went up from the crowd, and all the other dancers ran towards him with out-stretched
    hands. He tossed the snakes to the first-comers, then dipped back into the chest
    for more. More and more, black snakes and brown and mottled-he flung them out.
    And then the dance began again on a different rhythm. Round and round they went
    with their snakes, snakily, with a soft undulating movement at the knees and hips.
    Round and round. Then the leader gave a signal, and one after another, all the
    snakes were flung down in the middle of the square; an old man came up from
    underground and sprinkled them with corn meal, and from the other hatchway came
    a woman and sprinkled them with water from a black jar. Then the old man lifted his
    hand and, startingly, terrifyingly, there was absolute silence. The drums stopped
    beating, life seemed to have come to an end. The old man pointed towards the two
    hatchways that gave entrance to the lower world. And slowly, raised by invisible
    hands from below, there emerged from the one a painted image of an eagle, from
    the other that of a man, naked, and nailed to a cross. They hung there, seemingly
    self-sustained, as though watching. The old man clapped his hands. Naked but for a
    white cotton breech-cloth, a boy of about eighteen stepped out of the crowd and
    stood before him, his hands crossed over his chest, his head bowed. The old man
    made the sign of the cross over him and turned away. Slowly, the boy began to walk
    round the writhing heap of snakes. He had completed the first circuit and was
    half-way through the second when, from among the dancers, a tall man wearing the
    mask of a coyote and holding in his hand a whip of plaited leather, advanced
    towards him. The boy moved on as though unaware of the other’s existence. The
    coyote-man raised his whip, there was a long moment af expectancy, then a swift
    movement, the whistle of the lash and its loud flat-sounding impact on the ftesh.
    The boy’s body quivered; but he made no sound, he walked on at the same slow,
    steady pace. The coyote struck again, again; and at every blow at first a gasp, and
    then a deep groan went up from the crowd. The boy walked. Twice, thrice, four times
    round he went. The blood was streaming. Five times round, six times round.
    Suddenly Lenina covered her face shish her hands and began to sob. “Oh, stop
    them, stop them!” she implored. But the whip fell and fell inexorably. Seven times
    round. Then all at once the boy staggered and, still without a sound, pitched forward
    on to his face. Bending over him, the old man touched his back with a long white
    feather, held it up for a moment, crimson, for the people to see then shook it thrice
    over the snakes. A few drops fell, and suddenly the drums broke out again into a
    panic of hurrying notes; there was a great shout. The dancers rushed forward,
    picked up the snakes and ran out of the square. Men, women, children, all the
    crowd ran after them. A minute later the square was empty, only the boy remained,
    prone where he had fallen, quite still. Three old women came out of one of the
    houses, and with some difficulty lifted him and carried him in. The eagle and the
    man on the cross kept guard for a little while over the empty pueblo; then, as
    though they had seen enough, sank slowly down through their hatchways, out of
    sight, into the nether world.
    Lenina was still sobbing. “Too awful,” she kept repeating, and all Bernard’s
    consolations were in vain. “Too awful! That blood!” She shuddered. “Oh, I wish I had
    my soma.”
    There was the sound of feet in the inner room.
    Lenina did not move, but sat with her face in her hands, unseeing, apart. Only
    Bernard turned round.
    The dress of the young man who now stepped out on to the terrace was Indian; but
    his plaited hair was straw-coloured, his eyes a pale blue, and his skin a white skin,
    bronzed.
    “Hullo. Good-morrow,” said the stranger, in faultless but peculiar English. “You’re
    civilized, aren’t you? You come from the Other Place, outside the Reservation?”
    “Who on earth … ?” Bernard began in astonishment.
    The young man sighed and shook his head. “A most unhappy gentleman.” And,
    pointing to the bloodstains in the centre of the square, “Do you see that damned
    spot?” he asked in a voice that trembled with emotion.
    “A gramme is better than a damn,” said Lenina mechanically from behind her
    hands. “I wish I had my soma!”
    “I ought to have been there,” the young man went on. “Why wouldn’t they let me
    be the sacrifice? I’d have gone round ten times–twelve, fifteen. Palowhtiwa only got
    as far as seven. They could have had twice as much blood from me. The
    multitudinous seas incarnadine.” He flung out his arms in a lavish gesture; then,
    despairingly, let them fall again. “But they wouldn’t let me. They disliked me for my
    complexion. It’s always been like that. Always.” Tears stood in the young man’s
    eyes; he was ashamed and turned away.
    Astonishment made Lenina forget the deprivation of soma. She uncovered her fac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looked at the stranger.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you wanted
    to be hit with that whip?”
    Still averted from her, the young man made a sign of affirma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pueblo–to make the rain come and the corn grow. And to please Pookong and
    Jesus. And then to show that I can bear pain without crying out. Yes,” and his voice
    suddenly took on a new resonance, he turned with a proud squaring of the
    shoulders, a proud, defiant lifting of the chin “to show that I’m a man … Oh!” He
    gave a gasp and was silent, gaping. He had se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the
    face of a girl whose cheeks were not the colour of chocolate or dogskin, whose hair
    was auburn and permanently waved, and whose expression (amazing novelty!) was
    one of benevolent interest. Lenina was smiling at him; such a nice-looking boy, she
    was thinking, and a really beautiful body. The blood rushed up into the young
    man’s face; he dropped his eyes, raised them again for a moment only to find her
    still smiling at him, and was so much overcome that he had to turn away and
    pretend to be looking very hard at someth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quare.
    Bernard’s questions made a diversion. Who? How? When? From where? Keeping his
    eyes fixed on Bernard’s face (for so passionately did he long to see Lenina smiling
    that he simply dared not look at her), the young man tried to explain himself. Linda
    and he–Linda was his mother (the word made Lenina look uncomfortable)–were
    strangers in the Reservation. Linda had come from the Other Place long ago, before
    he was born, with a man who was his father. (Bernard pricked up his ears.) She had
    gone walking alone in those mountains over there to the North, had fallen down a
    steep place and hurt her head. (“Go on, go on,” said Bernard excitedly.) Some
    hunters from Malpais had found her and brought her to the pueblo. As for the man
    who was his father, Linda had never seen him again. His name was Tomakin. (Yes,
    “Thomas” was the D.H.C.’s first name.) He must have flown away, back to the Other
    Place, away without her–a bad, unkind, unnatural man.
    “And so I was born in Malpais,” he concluded. “In Malpais.” And he shook his head.
    The squalor of that little house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pueblo!
    A space of dust and rubbish separated it from the village. Two famine-stricken dogs
    were nosing obscenely in the garbage at its door. Inside, when they entered, the
    twilight stank and was loud with flies.
    “Linda!” the young man called.
    From the inner room a rather hoarse female voice said, “Coming.”
    They waited. In bowls on the floor were the remains of a meal, perhaps of several
    meals.
    The door opened. A very stout blonde squaw stepped across the threshold and
    stood looking at the strangers staring incredulously, her mouth open. Lenina
    noticed with disgust that two of the front teeth were missing. And the colour of the
    ones that remained … She shuddered. It was worse than the old man. So fat. And
    all the lines in her face, the flabbiness, the wrinkles. And the sagging cheeks, with
    those purplish blotches. And the red veins on her nose, the bloodshot eyes. And
    that neck–that neck; and the blanket she wore over her head–ragged and filthy.
    And under the brown sack-shaped tunic those enormous breasts, the bulge of the
    stomach, the hips. Oh, much worse than the old man, much worse! And suddenly
    the creature burst out in a torrent of speech, rushed at her with outstretched arms
    and–Ford! Ford! it was too revolting, in another moment she’d be sick–pressed her
    against the bulge, the bosom, and began to kiss her. Ford! to kiss, slobberingly,
    and smelt too horrible, obviously never had a bath, and simply reeked of that
    beastly stuff that was put into Delta and Epsilon bottles (no, it wasn’t true about
    Bernard), positively stank of alcohol. She broke away as quickly as she could.
    A blubbered and distorted face confronted her; the creature was crying.
    “Oh, my dear, my dear.” The torrent of words flowed sobbingly. “If you knew how
    glad–after all these years! A civilized face. Yes, and civilized clothes. Because I
    thought I should never see a piece of real acetate silk again.” She fingered the
    sleeve of Lenina’s shirt. The nails were black. “And those adorable viscose
    velveteen shorts! Do you know, dear, I’ve still got my old clothes, the ones I came
    in, put away in a box. I’ll show them you afterwards. Though, of course, the acetate
    has all gone into holes. But such a lovely white bandolier–though I must say your
    green morocco is even lovelier. Not that it did me much good, that bandolier.” Her
    tears began to flow again. “I suppose John told you. What I had to suffer–and not a
    gramme of soma to be had. Only a drink of mescal every now and then, when Popé
    used to bring it. Popé is a boy I used to know. But it makes you feel so bad
    afterwards. the mescal does, and you’re sick with the peyotl; besides it always made
    that awful feeling of being ashamed much worse the next day. And I was so
    ashamed. Just think of it: me, a Beta–having a baby: put yourself in my place.”
    (The mere suggestion made Lenina shudder.) “Though it wasn’t my fault, I swear;
    because I still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seeing that I did all the Malthusian
    Drill–you know, by numbers, One, two, three, four, always, I swear it; but all the
    same it happened, and of course there wasn’t anything like an Abortion Centre
    here. Is it still down in Chelsea, by the way?” she asked. Lenina nodded. “And still
    floodlighted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Lenina nodded again. “That lovely pink
    glass tower!” Poor Linda lifted her face and with closed eyes ecstatically
    contemplated the bright remembered image. “And the river at night,” she
    whispered. Great tears oozed slowly out from behind her tight-shut eyelids. “And
    flying back in the evening from Stoke Poges. And then a hot bath and vibro-vacuum
    massage … But there.” She drew a deep breath, shook her head, opened her eyes
    again, sniffed once or twice, then blew her nose on her fingers and wiped them on
    the skirt of her tunic. “Oh, I’m so sorry,” she said in response to Lenina’s
    involuntary grimace of disgust. “I oughtn’t to have done that. I’m sorry. But what
    are you to do when there aren’t any handkerchiefs? I remember how it used to
    upset me, all that dirt, and nothing being aseptic. I had an awful cut on my head
    when they first brought me here. You can’t imagine what they used to put on it.
    Filth, just filth. ‘Civilization is Sterilization,’ I used to say t them. And
    ‘Streptocock-Gee to Banbury-T, to see a fine bathroom and W.C.’ as though they
    were children. But of course they didn’t understand. How should they? And in the
    end I suppose I got used to it. And anyhow, how can you keep things clean when
    there isn’t hot water laid on? And look at these clothes. This beastly wool isn’t like
    acetate. It lasts and lasts. And you’re supposed to mend it if it gets torn. But I’m a
    Beta; I worked in the Fertilizing Room; nobody ever taught me to do anything like
    that. It wasn’t my business. Besides, it never used to be right to mend clothes.
    Throw them away when they’ve got holes in them and buy new. ‘The more stiches,
    the less riches.’ Isn’t that right? Mending’s anti-social. But it’s all different here. It’s
    like living with lunatics. Everything they do is mad.” She looked round; saw John and
    Bernard had left them and were walking up and down in the dust and garbage
    outside the house; but, none the less confidentially lowering her voice, and leaning,
    while Lenina stiffened and shrank, so close that the blown reek of embryo-poison
    stirred the hair on her cheek. “For instance,” she hoarsely whispered, “take the way
    they have one another here. Mad, I tell you, absolutely mad. Everybody belongs to
    every one else–don’t they? don’t they?” she insisted, tugging at Lenina’s sleeve.
    Lenina nodded her averted head, let out the breath she had been holding and
    managed to draw another one, relatively untainted. “Well, here,” the other went on,
    “nobody’s supposed to belong to more than one person. And if you have people in
    the ordinary way, the others think you’re wicked and anti-social. They hate and
    despise you. Once a lot of women came and made a scene because their men
    came to see me. Well, why not? And then they rushed at me … No, it was too awful.
    I can’t tell you about it.” Linda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s and shuddered.
    “They’re so hateful, the women here. Mad, mad and cruel. And of course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Malthusian Drill, or bottles, or decanting, or anything of that
    sort. So they’re having children all the time–like dogs. It’s too revolting. And to
    think that I … Oh, Ford, Ford, Ford! And yet John was a great comfort to me. I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have done without him. Even though he did get so upset
    whenever a man … Quite as a tiny boy, even. Once (but that was when he was
    bigger) he tried to kill poor Waihusiwa–or was it Popé?–just because I used to have
    them sometimes. Because I never could make him understand that that was what
    civilized people ought to do. Being mad’s infectious I believe. Anyhow, John seems
    to have caught it from the Indians. Because, of course, he was with them a lot. Even
    though they always were so beastly to him and wouldn’t let him do all the things the
    other boys did. Which was a good thing in a way, because it made it easier for me
    to condition him a little. Though you’ve no idea how difficult that is. There’s so much
    one doesn’t know; it wasn’t my business to know. I mean, when a child asks you
    how a helicopter works or who made the world–well, what are you to answer if you’re
    a Beta and have always worked in the Fertilizing Room? What are you to answer?”

    Chapter Eight

    OUTSIDE, in the dust and among the garbage (there were four dogs now), Bernard
    and John were walking slowly up and down.
    “So hard for me to realize,” Bernard was saying, “to reconstruct. As though we were
    living on different planets, in different centuries. A mother, and all this dirt, and
    gods, and old age, and disease …” He shook his head. “It’s almost inconceivable. I
    shall never understand, unless you explain.”
    “Explain what?”
    “This.” He indicated the pueblo. “That.” And it was the little house outside the
    village. “Everything. All your life.”
    “But what is there to say?”
    “From the beginning. As far back as you can remember.”
    “As far back as I can remember.” John frowned.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It was very hot. They had eaten a lot of tortillas and sweet corn. Linda said, “Come
    and lie down, Baby.” They lay down together in the big bed. “Sing,” and Linda sang.
    Sang “Streptocock-Gee to Banbury-T” and “Bye Baby Banting, soon you’ll need
    decanting.” Her voice got fainter and fainter …
    There was a loud noise, and he woke with a start. A man was saying something to
    Linda, and Linda was laughing. She had pulled the blanket up to her chin, but the
    man pulled it down again. His hair was like two black ropes, and round his arm was
    a lovely silver bracelet with blue stones in it. He liked the bracelet; but all the same,
    he was frightened; he hid his face against Linda’s body. Linda put her hand on him
    and he felt safer. In those other words he did not understand so well, she said to
    the man, “Not with John here.” The man looked at him, then again at Linda, and
    said a few words in a soft voice. Linda said, “No.” But the man bent over the bed
    towards him and his face was huge, terrible; the black ropes of hair touched the
    blanket. “No,” Linda said again, and he felt her hand squeezing him more tightly.
    “No, no!” But the man took hold of one of his arms, and it hurt. He screamed. The
    man put up his other hand and lifted him up. Linda was still holding him, still
    saying, “No, no.” The man said something short and angry, and suddenly her hands
    were gone. “Linda, Linda.” He kicked and wriggled; but the man carried him across
    to the door, opened it, put him down on the floor in the middle of the other room,
    and went away, shutting the door behind hirn. He got up, he ran to the door.
    Standing on tiptoe he could just reach the big wooden latch. He lifted it and pushed;
    but the door wouldn’t open. “Linda,” he shouted. She didn’t answer.
    He remembered a huge room, rather dark; and there were big wooden things with
    strings fastened to them, and lots of women standing round them–making
    blankets, Linda said. Linda told him to sit in the corner with the other children, while
    she went and helped the women. He played with the little boys for a long time.
    Suddenly people started talking very loud, and there were the women pushing Linda
    away, and Linda was crying. She went to the door and he ran after her. He asked
    her why they were angry. “Because I broke something,” she said. And then she got
    angry too. “How should I know how to do their beastly weaving?” she said. “Beastly
    savages.” He asked her what savages were. When they got back to their house,
    Popé was waiting at the door, and he came in with them. He had a big gourd full of
    stuff that looked like water; only it wasn’t water, but something with a bad smell
    that burnt your mouth and made you cough. Linda drank some and Popé drank
    some, and then Linda laughed a lot and talked very loud; and then she and Popé
    went into the other room. When Popé went away, he went into the room. Linda was
    in bed and so fast asleep that he couldn’t wake her.
    Popé used to come often. He said the stuff in the gourd was called mescal; but
    Linda said it ought to be called soma; only it made you feel ill afterwards. He hated
    Popé. He hated them all–all the men who came to see Linda. One afternoon, when
    he had been playing with the other children–it was cold, he remembered, and there
    was snow on the mountains–he came back to the house and heard angry voices in
    the bedroom. They were women’s voices, and they said words he didn’t understand,
    but he knew they were dreadful words. Then suddenly, crash! something was upset;
    he heard people moving about quickly, and there was another crash and then a
    noise like hitting a mule, only not so bony; then Linda screamed. “Oh, don’t, don’t,
    don’t!” she said. He ran in. There were three women in dark blankets. Linda was on
    the bed. One of the women was holding her wrists. Another was lying across her
    legs, so that she couldn’t kick. The third was hitting her with a whip. Once, twice,
    three times; and each time Linda screamed. Crying, he tugged at the fringe of the
    woman’s blanket. “Please, please.” With her free hand she held him away. The whip
    came down again, and again Linda screamed. He caught hold of the woman’s
    enormous brown hand between his own and bit it with all his might. She cried out,
    wrenched her hand free, and gave him such a push that he fell down. While he was
    lying on the ground she hit him three times with the whip. It hurt more than
    anything he had ever felt–like fire. The whip whistled again, fell. But this time it was
    Linda who screamed.
    “But why did they want to hurt you, Linda?” he asked that night. He was crying,
    because the red marks of the whip on his back still hurt so terribly. But he was also
    crying because people were so beastly and unfair, and because he was only a little
    boy and couldn’t do anything against them. Linda was crying too. She was grown up,
    but she wasn’t big enough to fight against three of them. It wasn’t fair for her
    either. “Why did they want to hurt you, Linda?”
    “I don’t know. How should I know?” It was difficult to hear what she said, because
    she was lying on her stomach and her face was in the pillow. “They say those men
    are their men,” she went on; and she did not seem to be talking to him at all; she
    seemed to be talking with some one inside herself. A long talk which she didn’t
    understand; and in the end she started crying louder than ever.
    “Oh, don’t cry, Linda. Don’t cry.”
    He pressed himself against her. He put his arm round her neck. Linda cried out.
    “Oh, be careful. My shoulder! Oh!” and she pushed him away, hard. His head
    banged against the wall. “Little idiot!” she shouted; and then, suddenly, she began
    to slap him. Slap, slap …
    “Linda,” he cried out. “Oh, mother, don’t!”
    “I’m not your mother. I won’t be your mother.”
    “But, Linda … Oh!” She slapped him on the cheek.
    “Turned into a savage,” she shouted. “Having young ones like an animal … If it
    hadn’t been for you, I might have gone to the Inspector, I might have got away.
    But not with a baby. That would have been too shameful.”
    He saw that she was going to hit him again, and lifted his arm to guard his face.
    “Oh, don’t, Linda, please don’t.”
    “Little beast!” She pulled down his arm; his face was uncovered.
    “Don’t, Linda.” He shut his eyes, expecting the blow.
    But she didn’t hit him. After a little time, he opened his eyes again and saw that
    she was looking at him. He tried to smile at her. Suddenly she put her arms round
    him and kissed him again and again.
    Sometimes, for several days, Linda didn’t get up at all. She lay in bed and was sad.
    Or else she drank the stuff that Popé brought and laughed a great deal and went to
    sleep. Sometimes she was sick. Often she forgot to wash him, and there was
    nothing to eat except cold tortillas. He remembered the first time she found those
    little animals in his hair, how she screamed and screamed.
    The happiest times were when she told him ahout the Other Place. “And you really
    can go flying, whenever you like?”
    “Whenever you like.” And she would tell him about the lovely music that came out
    of a box, and all the nice games you could play, and the delicious things to eat and
    drink, and the light that came when you pressed a little thing in the wall, asd the
    pictures that you could hear and feel and smell, as well as see, and another box for
    making nice smells, and the pink and green and blue and silver houses as high as
    mountains, and everybody happy and no one ever sad or angry, and every one
    belonging to every one else, and the boxes where you could see and hear what was
    happening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nd babies in lovely clean
    bottles–everything so clean, and no nasty smells, no dirt at all–and people never
    lonely, but living together and being so jolly and happy, like the summer dances
    here in Malpais, but much happier, and the happiness being there every day, every
    day. … He listened by the hour. And sometimes, when he and the other children
    were tired with too much playing, one of the old men of the pueblo would talk to
    them, in those other words, of the great Transformer of the World, and of the long
    fight between Right Hand and Left Hand, between Wet and Dry; of Awonawilona, who
    made a great fog by thinking in the night, and then made the whole world out of
    the fog; of Earth Mother and Sky Father; of Ahaiyuta and Marsailema, the twins of
    War and Chance; of Jesus and Pookong; of Mary and Etsanatlehi, the woman who
    makes herself young again; of the Black Stone at Laguna and the Great Eagle and
    Our Lady of Acoma. Strange stories, all the more wonderful to him for being told in
    the other words and so not fully understood. Lying in bed, he would think of Heaven
    and London and Our Lady of Acoma and the rows and rows of babies in clean
    bottles and Jesus flying up and Linda flying up and the great Director of World
    Hatcheries and Awonawilona.
    Lots of men came to see Linda. The boys began to point their fingers at him. In the
    strange other words they said that Linda was bad; they called her names he did not
    understand, but that he knew were bad names. One day they sang a song about
    her, again and again. He threw stones at them. They threw back; a sharp stone cut
    his cheek. The blood woudn’t stop; he was covered with blood.
    Linda taught him to read. With a piece of charcoal she drew pictures on the wall–an
    animal sitting down, a baby inside a bottle; then she wrote letters. THE CAT IS ON
    THE MAT. THE TOT IS IN THE POT. He learned quickly and easily. When he knew
    how to read all the words she wrote on the wall, Linda opened her big wooden box
    and pulled out from under those funny little red trousers she never wore a thin little
    book. He had often seen it before. “When you’re bigger,” she had said, “you can
    read it.” Well, now he was big enough. He was proud. “I’m afraid you won’t find it
    very exciting,” she said. “But it’s the only thing I have.” She sighed. “If only you
    could see the lovely reading machines we used to have in London!” He began
    reading. The Chemical and Bacteriological Conditioning of the Embryo. Practical
    Instructions for Beta Embryo-Store Workers. It took him a quarter of an hour to read
    the title alone. He threw the book on the floor. “Beastly, beastly book!” he said, and
    began to cry.
    The boys still sang their horrible song about Linda. Sometimes, too, they laughed
    at him for being so ragged. When he tore his clothes, Linda did not know how to
    mend them. In the Other Place, she told him, people threw away clothes with holes
    in them and got new ones. “Rags, rags!” the boys used to shout at him. “But I can
    read,” he said to himself, “and they can’t. They don’t even know what reading is.” It
    was fairly easy, if he thought hard enough about the reading, to pretend that he
    didn’t mind when they made fun of him. He asked Linda to give him the book again.
    The more the boys pointed and sang, the harder he read. Soon he could read all
    the words quite well. Even the longest. But what did they mean? He asked Linda;
    but even when she could answer it didn’t seem to make it very clear, And generally
    she couldn’t answer at all.
    “What are chemicals?” he would ask.
    “Oh, stuff like magnesium salts, and alcohol for keeping the Deltas and Epsilons
    small and backward, and calcium carbonate for bones,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But how do you make chemicals, Linda?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Well, I don’t know. You get them out of bottles. And when the bottles are empty,
    you send up to the Chemical Store for more. It’s the Chemical Store people who
    make them, I suppose. Or else they send to the factory for them. I don’t know. I
    never did any chemistry. My job was always with the embryos. It was the same with
    everything else he asked about. Linda never seemed to know. The old men of the
    pueblo had much more definite answers.
    “The seed of men and all creatures, the seed of the sun and the seed of earth and
    the seed of the sky–Awonawilona made them all out of the Fog of Increase. Now the
    world has four wombs; and he laid the seeds in the lowest of the four wombs. And
    gradually the seeds began to grow …”
    One day (John calculated later that it must have been soon after his twelfth
    birthday) he came home and found a book that 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Iying on
    the floor in the bedroom. It was a thick book and looked very old. The binding had
    been eaten by mice; some of its pages were loose and crumpled. He picked it up,
    looked at the title-page: the book was call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Linda was lying on the bed, sipping that horrible stinking mescal out of a cup. “Popé
    brought it,” she said. Her voice was thick and hoarse like somebody else’s voice. “It
    was lying in one of the chests of the Antelope Kiva. It’s supposed to have been
    there for hundreds of years. I expect it’s true, because I looked at it, and it seemed
    to be full of nonsense. Uncivilized. Still, it’ll be good enough for you to practice your
    reading on.” She took a last sip, set the cup down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bed,
    turned over on her side, hiccoughed once or twice and went to sleep.
    He opened the book at random.
    Nay, but to live
    In the rank sweat of an enseamed bed,
    Stew’d in corruption, honeying and making love
    Over the nasty sty …
    The strange words rolled through his mind; rumbled, like talking thunder; like the
    drums at the summer dances, if the drums could have spoken; like the men
    singing the Corn Song, beautiful, beautiful, so that you cried; like old Mitsima
    saying magic over his feathers and his carved sticks and his bits of bone and
    stone–kiathla tsilu silokwe silokwe silokwe. Kiai silu silu, tsithl–but better than
    Mitsima’s magic, because it meant more, because it talked to him, talked
    wonderfully and only half-understandably, a terrible beautiful magic, about Linda;
    about Linda lying there snoring, with the empty cup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bed;
    about Linda and Popé, Linda and Popé.
    He hated Popé more and more. A man can smile and smile and be a villain.
    Remorseless, treacherous, lecherous, kindless villain. What did the words exactly
    mean? He only half knew. But their magic was strong and went on rumbling in his
    head, and somehow it was as though he had never really hated Popé before; never
    really hated him because he had never been able to say how much he hated him.
    But now he had these words, these words like drums and singing and magic. These
    words and the strange, strange story out of which they were taken (he couldn’t
    make head or tail of it, but it was wonderful, wonderful all the same)–they gave him
    a reason for hating Popé; and they made his hatred more real; they even made
    Popé himself more real.
    One day, when he came in from playing, the door of the inner room was open, and
    he saw them lying together on the bed, asleep–white Linda and Popé almost black
    beside her, with one arm under her shoulders and the other dark hand on her
    breast, and one of the plaits of his long hair lying across her throat, like a black
    snake trying to strangle her. Popé’s gourd and a cup were standing on the floor
    near the bed. Linda was snoring.
    His heart seemed to have disappeared and left a hole. He was empty. Empty, and
    cold, and rather sick, and giddy. He leaned against the wall to steady himself.
    Remorseless, treacherous, lecherous … Like drums, like the men singing for the
    corn, like magic, the words repeated and repeated themselves in his head. From
    being cold he was suddenly hot. His cheeks burnt with the rush of blood, the room
    swam and darkened before his eyes. He ground his teeth. “I’ll kill him, I’ll kill him,
    I’ll kill him,” he kept saying. And suddenly there were more words.
    When he is drunk asleep, or in his rage
    Or in the incestuous pleasure of his bed …
    The magic was on his side, the magic explained and gave orders. He stepped back
    in the outer room. “When he is drunk asleep …” The knife for the meat was lying on
    the floor near the fireplace. He picked it up and tiptoed to the door again. “When he
    is drunk asleep, drunk asleep …” He ran across the room and stabbed–oh, the
    blood!–stabbed again, as Popé heaved out of his sleep, lifted his hand to stab once
    more, but found his wrist caught, held and–oh, oh!–twisted. He couldn’t move, he
    was trapped, and there were Popé’s small black eyes, very close, staring into his
    own. He looked away. There were two cuts on Popé’s left shoulder. “Oh, look at the
    blood!” Linda was crying. “Look at the blood!” She had never been able to bear the
    sight of blood. Popé lifted his other hand–to strike him, he thought. He stiffened to
    receive the blow. But the hand only took him under the chin and turned his face, so
    that he had to look again into Popé’s eyes. For a long time,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suddenly–he couldn’t help it–he began to cry. Popé burst out laughing. “Go,” he
    said, in the other Indian words. “Go, my brave Ahaiyuta.” He ran out into the other
    room to hide his tears.
    “You are fifteen,” said old Mitsima, in the Indian words. “Now I may teach you to
    work the clay.”
    Squatting by the river, they worked together.
    “First of all,” said Mitsima, taking a lump of the wetted clay between his hands, “we
    make a little moon.” The old man squeezed the lump into a disk, then bent up the
    edges, the moon became a shallow cup.
    Slowly and unskilfully he imitated the old man’s delicate gestures.
    “A moon, a cup, and now a snake.” Mitsima rolled out another piece of clay into a
    long flexible cylinder, trooped it into a circle and pressed it on to the rim of the cup.
    “Then another snake. And another. And another.” Round by round, Mitsima built up
    the sides of the pot; it was narrow, it bulged, it narrowed again towards the neck.
    Mitsima squeezed and patted, stroked and scraped; and there at last it stood, in
    shape the familiar water pot of Malpais, but creamy white instead of black, and still
    soft to the touch. The crooked parody of Mitsima’s, his own stood beside it. Looking
    at the two pots, he had to laugh.
    “But the next one will be better,” he said, and began to moisten another piece of
    clay.
    To fashion, to give form, to feel his fingers gaining in skill and power–this gave him
    an extraordinary pleasure. “A, B, C, Vitamin D,” he sang to himself as he worked.
    “The fat’s in the liver, the cod’s in the sea.” And Mitsima also sang–a song about
    killing a bear. They worked all day, and all day he was filled with an intense,
    absorbing happiness.
    “Next winter,” said old Mitsima, “I will teach you to make the bow.”
    He stood for a long time outside the house, and at last the ceremonies within were
    finished. The door opened; they came out. Kothlu came first, his right hand
    out-stretched and tightly closed, as though over some precious jewel. Her clenched
    hand similarly outstretched, Kiakimé followed. They walked in silence, and in
    silence, behind them, cam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cousins and all the troop
    of old people.
    They walked out of the pueblo, across the mesa. At the edge of the clid they halted,
    facing the early morning sun. Kothlu opened his hand. A pinch of corn meal lay
    white on the palm; he breathed on it, murmured a few words, then threw it, a
    handful of white dust, towards the sun. Kiakimé did the same. Then Khakimé’s
    father stepped forward, and holding up a feathered prayer stick, made a long
    prayer, then threw the stick after the corn meal.
    “It is finished,” said old Mitsima in a loud voice. “They are married.”
    “Well,” said Linda, as they turned away, “all I can say is, it does seem a lot of fuss
    to make about so little. In civilized countries, when a boy wants to have a girl, he
    just … But where are you going, John?”
    He paid no attention to her calling, but ran on, away, away, anywhere to be by
    himself.
    It is finished Old Mitsima’s words repeated themselves in his mind. Finished,
    finished … In silence and frum a long way off, but violently, desperately, hopelessly,
    he had loved Kiakimé. And now it was finished. He was sixteen.
    At the full moon, in the Antelope Kiva, secrets would be told, secrets would be done
    and borne. They woud go down, boys, into the kiva and come out again, men. The
    boys were all afraid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atient. And at last it was the day. The
    sun went down, the moon rose. He went with the others. Men were standing, dark, at
    the entrance to the kiva; the ladder went down into the red lighted depths. Already
    the leading boys had begun to climb down. Suddenly, one of the men stepped
    forward, caught him by the arm, and pulled him out of the ranks. He broke free and
    dodged back into his place among the others. This time the man struck him, pulled
    his hair. “Not for you, white-hair!” “Not for the son of the she-dog,” said one of the
    other men. The boys laughed. “Go!” And as he still hovered on the fringes of the
    group, “Go!” the men shouted again. One of them bent down, took a stone, threw
    it. “Go, go, go!” There was a shower of stones. Bleeding, he ran away into the
    darkness. From the red-lit kiva came the noise of singing. The last of the boys had
    climbed down the ladder. He was all alone.
    All alone, outside the pueblo, on the bare plain of the mesa. The rock was like
    bleached bones in the moonlight. Down in the valley, the coyotes were howling at
    the moon. The bruises hurt him, the cuts were still bleeding; but it was not for pain
    that he sobbed; it was because he was all alone, because he had been driven out,
    alone, into this skeleton world of rocks and moonlight. At the edge of the precipice
    he sat down. The moon was behind him; he looked down into the black shadow of
    the mesa, into the black shadow of death. He had only to take one step, one little
    jump. … He held out his right hand in the moonlight. From the cut on his wrist the
    blood was still oozing. Every few seconds a drop fell, dark, almost colourless in the
    dead light. Drop, drop, drop.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
    He had discovered Tirne and Death and God.
    “Alone, always alone,” the young man was saying.
    The words awoke a plaintive echo in Bernard’s mind. Alone, alone … “So am I,” he
    said, on a gush of confidingness. “Terribly alone.”
    “Are you?” John looked surprised. “I thought that in the Other Place … I mean,
    Linda always said that nobody was ever alone there.”
    Bernard blushed uncomfortably. “You see,” he said, mumbling and with averted
    eyes, “I’m rather different from most people, I suppose. If one happens to be
    decanted different …”
    “Yes, that’s just it.” The young man nodded. “If one’s different, one’s bound to be
    lonely. They’re beastly to one. Do you know, they shut me out of absolutely
    everything? When the other boys were sent out to spend the night on the
    mountains–you know, when you have to dream which your sacred animal is–they
    wouldn’t let me go with the others; they wouldn’t tell me any of the secrets. I did it
    by myself, though,” he added. “Didn’t eat anything for five days and then went out
    one night alone into those mountains there.” He pointed.
    Patronizingly, Bernard smiled. “And did you dream of anything?” he asked.
    The other nodded. “But I mustn’t tell you what.” He was silent for a little; then, in a
    low voice, “Once,” he went on, “I did something that none of the others did: I stood
    against a rock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in summer, with my arms out, like Jesus on
    the Cross.”
    “What on earth for?”
    “I wanted to know what it was like being crucified. Hanging there in the sun …”
    “But why?”
    “Why? Well …” He hesitated. “Because I felt I ought to. If Jesus could stand it. And
    then, if one has done something wrong … Besides, I was unhappy; that was another
    reason.”
    “It seems a funny way of curing your unhappiness,” said Bernard. But on second
    thoughts he decided that there was, after all, some sense in it. Better than taking
    soma …
    “I fainted after a time,” said the young man. “Fell down on my face. Do you see the
    mark where I cut myself?” He lifted the thick yellow hair from his forehead. The scar
    showed, pale and puckered, on his right temple.
    Bernard looked, and then quickly, with a little shudder, averted his eyes. His
    conditioning had made him not so much pitiful as profoundly squeamish. The mere
    suggestion of illness or wounds was to him not only horrifying, but even repulsive
    and rather disgusting. Like dirt, or deformity, or old age. Hastily he changed the
    subject.
    “I wonder if you’d like to come back to London with us?” he asked, making the first
    move in a campaign whose strategy he had been secretly elaborating ever since, in
    the little house, he had reahzed who the “father” of this young savage must be.
    “Would you like that?”
    The young man’s face lit up. “Do you really mean it?”
    “Of course; if I can get permission, that is.”
    “Linda too?”
    “Well …” He hesitated doubtfully. That revolting creature! No, it was impossible.
    Unless, unless … It suddenly occurred to Bernard that her very revoltingness might
    prove an enormous asset. “But of course!” he cried, making up for his first
    hesitations with an excess of noisy cordiality.
    The young man drew a deep breath. “To think it should be coming true–what I’ve
    dreamt of all my life. Do you remember what Miranda says?”
    “Who’s Miranda?”
    But the young man had evidently not heard the question. “O wonder!” he was
    saying; and his eyes shone, his face was brightly flushed. “How many go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 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The flush suddenly
    deepened; he was thinking of Lenina, of an angel in bottle-green viscose, lustrous
    with youth and skin food, plump, benevolently smiling. His voice faltered. “O brave
    new world,” he began, then-suddenly interrupted himself; the blood had left his
    cheeks; he was as pale as paper.
    “Are you married to her?” he asked.
    “Am I what?”
    “Married. You know–for ever. They say ‘for ever’ in the Indian words; it can’t be
    broken.”
    “Ford, no!” Bernard couldn’t help laughing.
    John also laughed, but for another reason–laughed for pure joy.
    “O brave new world,” he repeated.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
    Let’s start at once.”
    “You have a most peculiar way of talking sometimes,” said Bernard, staring at the
    young man in perplexed astonishment. “And, anyhow, hadn’t you better wait till you
    actually see the new world?”
    Chapter Nine
    LENINA felt herself entitled, after this day of queerness and horror, to a complete
    and absolute holiday. As soon as they got back to the rest-house, she swallowed six
    half-gramme tablets of soma, lay down on her bed, and within ten minutes had
    embarked for lunar eternity. It would be eighteen hours at the least before she was
    in time again.
    Bernard meanwhile lay pensive and wide-eyed in the dark. It was long after
    midnight before he fell asleep. Long after midnight; but his insomnia had not been
    fruitless; he had a plan.
    Punctually, on the following morning, at ten o’clock, the green-uniformed octoroon
    stepped out of his helicopter. Hemard was waiting for him among the agaves.
    “Miss Crowne’s gone on soma-holiday,” he explained. “Can hardly be back before
    five. Which leaves us seven hours.”
    He could fly to Santa Fé, do all the business he had to do, and be in Malpais again
    long before she woke up.
    “She’ll be quite safe here by herself?”
    “Safe as helicoplers,” the octoroon assured him.
    They climbed into the machine and started off at once. At ten thirty-four they
    landed on the roof of the Santa Fé Post Offiee; at ten thirty-seven Bernard had got
    through to the World Controller’s Office in Whitehall; at ten thirty-seven he was
    speaking to his fordship’s fourth personal secretary; at ten forty-four he was
    repeating his story to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at ten forty-seven and a half it was the
    deep, resonant voice of Mustapha Mond himself that sounded in his ears.
    “I ventured to think,” stammered Bernard, “that your fordship might find the matter
    of sufficient scientific interest …”
    “Yes, I do find it of sufficient scientific interest,” said the deep voice. “Bring these
    two individuals back to London with you.”
    “Your fordship is aware that I shall need a special permit …”
    “The necessary orders,” said Mustapha Mond, “are being sent to the Warden of the
    Reservation at this moment. You will proceed at once to the Warden’s Office.
    Good-morning, Mr. Marx.”
    There was silence. Bernard hung up the receiver and hurried up to the roof.
    “Warden’s Office,” he said to the Gamma-green octoroon.
    At ten fifty-four Bernard was shaking hands with the Warden.
    “Delighted, Mr. Marx, delighted.” His boom was deferential. “We have just received
    special orders …”
    “I know,” said Bernard, interrupting him. “I was talking to his fordship on the phone
    a moment ago.” His bored tone implied that he was in the habit of talking to his
    fordship every day of the week. He dropped into a chair. “If you’ll kindly take all the
    necessary steps as soon as possible. As soon as possible,” he emphatically
    repeated. He was thoroughly enjoying himself.
    At eleven three he had all the necessary papers in his pocket.
    “So long,” he said patronizingly to the Warden, who had accompanied him as far as
    the lift gates. “So long.”
    He walked across to the hotel, had a bath, a vibro-vac massage, and an electrolytic
    shave, listened in to the morning’s news, looked in for half an hour on the televisor,
    ate a leisured luncheon, and at half-past two flew back with the octoroon to Malpais.
    The young man stood outside the rest-house.
    “Bernard,” he called. “Bernard!” There was no answer.
    Noiseless on his deerksin moccasins, he ran up the steps and tried the door. The
    door was locked.
    They were gone! Gone! It was the most terrible thing that had ever happened to
    him. She had asked him to come and see them, asd now they were gone. He sat
    down on the steps and cried.
    Half an hour later it occurred to him to look through the window. The first thing he
    saw was a green suit-case, with the initials L.C. painted on the lid. Joy flared up like
    fire within him. He picked up a stone. The smashed glass tinkled on the floor. A
    moment later he was inside the room. He opened the green suit-case; and all at
    once he was breathing Lenina’s perfume, filling his lungs with her essential being.
    His heart beat wildly; for a moment he was almost faint. Then, bending over the
    precious box, he touched, he lifted into the light, he examined. The zippers on
    Lenina’s spare pair of viscose velveteen shorts were at first a puzzle, then solved, a
    delight. Zip, and then zip; zip, and then zip; he was enchanted. Her green slippers
    wer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he had ever seen. He unfolded a pair of
    zippicamiknicks, blushed, put them hastily away again; but kissed a perfumed
    acetate handkerchief and wound a scarf round his neck. Opening a box, he spilt a
    cloud of scented powder. His hands were floury with the stuff. He wiped them on his
    chest, on his shoulders, on his bare arms. Delicious perfume! He shut his eyes; he
    rubbed his cheek against his own powdered arm. Touch of smooth skin against his
    face, scent in his nostrils of musky dust–her real presence. “Lenina,” he whispered.
    “Lenina!”
    A noise made him start, made him guiltily turn. He crammed up his thieveries into
    the suit-case and shut the lid; then listened again, looked. Not a sign of life, not a
    sound. And yet he had certainly heard something–something like a sigh, something
    like the creak of a board. He tiptoed to the door and, cautiously opening it, found
    himself looking on to a broad landing.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landing was
    another door, ajar. He stepped out, pushed, peeped.
    There, on a low bed, the sheet flung back, dressed in a pair of pink one-piece
    zippyjamas, lay Lenina, fast asleep and so beautiful in the midst of her curls, so
    touchingly childish with her pink toes and her grave sleeping face, so trustful in the
    helplessness of her limp hands and melted limbs, that the tears came to his eyes.
    With an infinity of quite unnecessary precautions–for nothing short of a pistol shot
    could have called Lenina back from her soma-holiday before the appointed time–he
    entered the room, he knelt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bed. He gazed, he clasped his
    hands, his lips moved. “Her eyes,” he murmured,
    “Her eyes, her hair, her cheek, her gait, her voice;
    Handlest in thy discourse O! that her hand,
    In whose comparison all whites are ink
    Writing their own reproach; to whose soft seizure
    The cygnet’s down is harsh …”
    A fly buzzed round her; he waved it away. “Flies,” he remembered,
    “On the white wonder of dear Juliet’s hand, may seize
    And steal immortal blessing from her lips,
    Who, even in pure and vestal modesty,
    Still blush, as thinking their own kisses sin.”
    Very slowly, with the hesitating gesture of one who reaches forward to stroke a shy
    and possibly rather dangerous bird, he put out his hand. It hung there trembling,
    within an inch of those limp fingers, on the verge of contact. Did he dare? Dare to
    profane with his unworthiest hand that … No, he didn’t. The bird was too dangerous.
    His hand dropped back. How beautiful she was! How beautiful!
    Then suddenly he found himself reflecting that he had only to take hold of the
    zipper at her neck and give one long, strong pull … He shut his eyes, he shook his
    head with the gesture of a dog shaking its ears as it emerges from the water.
    Detestable thought! He was ashamed of himself. Pure and vestal modesty …
    There was a humming in the air. Another fly trying to steal immortal blessings? A
    wasp? He looked, saw nothing. The humming grew louder and louder, localized itself
    as being outside the shuttered windows. The plane! In a panic, he scrambled to his
    feet and ran into the other room, vaulted through the open window, and hurrying
    along the path between the tall agaves was in time to receive Bernard Marx as he
    climbed out of the helicopter.

    Chapter Ten

    THE HANDS of all the four thousand electric clocks in all the Bloomsbury Centre’s
    four thousand rooms marked twenty-seven minutes past two. “This hive of
    industry,” as the Director was fond of calling it, was in the full buzz of work. Every
    one was busy, everything in ordered motion. Under the microscopes, their long tails
    furiously lashing, spermatozoa were burrowing head first into eggs; and, fertilized,
    the eggs were expanding, dividing, or if bokanovskified, budding and breaking up
    into whole populations of separate embryos. From the Social Predestination Room
    the escalators went rumbling down into the basement, and there, in the crimson
    darkness, stewingly warm on their cushion of peritoneum and gorged with
    blood-surrogate and hormones, the foetuses grew and grew or, poisoned,
    languished into a stunted Epsilonhood. With a faint hum and rattle the moving
    racks crawled imperceptibly through the weeks and the recapitulated aeons to
    where, in the Decanting Room, the newly-unbottled babes uttered their first yell of
    horror and amazement.
    The dynamos purred in the sub-basement, the lifts rushed up and down. On all the
    eleven floors of Nurseries it was feeding time. From eighteen hundred bottles
    eighteen hundred carefully labelled infants were simultaneously sucking down their
    pint of pasteurized external secretion.
    Above them, in ten successive layers of dormitory, the little boys and girls who were
    still young enough to need an afternoon sleep were as busy as every one else,
    though they did not know it, listening unconsciously to hypnop?dic lessons in
    hygiene and sociability, in class-consciousness and the toddler’s love-life. Above
    these again were the playrooms where, the weather having turned to rain, nine
    hundred older children were amusing themselves with bricks and clay modelling,
    hunt-the-zipper, and erotic play.
    Buzz, buzz! the hive was humming, busily, joyfully. Blithe was the singing of the
    young girls over their test-tubes, the Predestinators whistled as they worked, and in
    the Decanting Room what glorious jokes were cracked above the empty bottles! But
    the Director’s face, as he entered the Fertilizing Room with Henry Foster, was grave,
    wooden with severity.
    “A public example,” he was saying. “In this room, because it contains more
    high-caste workers than any other in the Centre. I have told him to meet me here
    at half-past two.”
    “He does his work very well,” put in Henry, with hypocritical generosity.
    “I know. But that’s all the more reason for severity. His intellectual eminence carries
    with it corresponding moral responsibilities. The greater a man’s talents, the greater
    his power to lead astray. It is better that one should suffer than that many should
    be corrupted. Consider the matter dispassionately, Mr. Foster, and you will see that
    no offence is so henious as unorthodoxy of behaviour. Murder kills only the
    individual–and, after all, what is an individual?” With a sweeping gesture he
    indicated the rows of microscopes, the test-tubes, the incubators. “We can make a
    new one with the greatest ease–as many as we like. Unorthodoxy threatens more
    than the life of a mere individual; it strikes at Society itseff. Yes, at Society itself,”
    he repeated. “Ah, but here he comes.”
    Bernard had entered the room and was advancing between the rows of fertilizers
    towards them. A veneer of jaunty self-confidence thinly concealed his nervousness.
    The voice in which he said, “Good-morning, Director,” was absurdly too loud; that in
    which, correcting his rnistake, he said, “You asked me to come and speak to you
    here,” ridiculously soft, a squeak.
    “Yes, Mr. Marx,” said the Director portentously. “I did ask you to come to me here.
    You returned from your holiday last night, I understand.”
    “Yes,” Bernard answered.
    “Yes-s,” repeated the Director, lingering, a serpent, on the “s.” Then, suddenly
    raising his voice, “Ladies and gentlemen,” he trumpeted,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inging of the girls over their test-tubes, the preoccupied whistling of the
    Microscopists, suddenly ceased. There was a profound silence; every one looked
    round.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Director repeated once more, “excuse me for thus
    interrupting your labours. A painful duty constrains m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 are in danger. Yes, in danger,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n,” he pointed
    accusingly at Bernard, “this man who stands before you here, this Alpha-Plus to
    whom so much has been given, and from whom, in consequence, so much must be
    expected, this colleague of yours–or should I anticipate and say this
    ex-colleague?–has grossly betrayed the trust imposed in him. By his heretical views
    on sport and soma, by the scandalous unorthodoxy of his sex-life, by his refusal to
    obey the teachings of Our Ford and behave out of office hours, ‘even as a little
    infant,’” (here the Director made the sign of the T), “he has proved himself an
    enemy of Society, a subverter,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all Order and Stability, a
    conspirator against Civilization itself. For this reason I propose to dismiss him, to
    dismiss him with ignominy from the post he has held in this Centre; I propose
    forthwith to apply for his transference to a Subcentre of the lowest order and, that
    his punishment may serve the best interest of Society, as far as possible removed
    from any important Centre of population. In Iceland he will have small opportunity
    to lead others astray by his unfordly example.” The Director paused; then, folding
    his arms, he turned impressively to Bernard. “Marx,” he said, “can you show any
    reason why I should not now execute the judgment passed upon you?”
    “Yes, I can,” Bernard answered in a very loud voice.
    Somewhat taken aback, but still majestically, “Then show it,” said the Director.
    “Certainly. But it’s in the passage. One moment.” Bernard hurried to the door and
    threw it open. “Come in,” he commanded, and the reason came in and showed
    itself.
    There was a gasp, a murmur of astonishment and horror; a young girl screamed;
    standing on a chair to get a better view some one upset two test-tubes full of
    spermatozoa. Bloated, sagging, and among those firm youthful bodies, those
    undistorted faces, a strange and terrifying monster of middle-agedness, Linda
    advanced into the room, coquettishly smiling her broken and discoloured smile, and
    rolling as she walked, with what was meant to be a voluptuous undulation, her
    enormous haunches. Bernard walked beside her.
    “There he is,” he said, pointing at the Director.
    “Did you think I didn’t recognize him?” Linda asked indignantly; then, turning to the
    Director, “Of course I knew you; Tomakin,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anywhere,
    among a thousand. But perhaps you’ve forgotten me. Don’t you remember? Don’t
    you remember, Tomakin? Your Linda.” She stood looking at him, her head on one
    side, still smiling, but with a smile that became progressively, in face of the
    Director’s expression of petrified disgust, less and less self-confident, that wavered
    and finally went out. “Don’t you remember, Tomakin?” she repeated in a voice that
    trembled. Her eyes were anxious, agonized. The blotched and sagging face twisted
    grotesquely into the grimace of extreme grief. “Tomakin!” She held out her arms.
    Some one began to titter.
    “What’s the meaning,” began the Director, “of this monstrous …”
    “Tomakin!” She ran forward, her blanket trailing behind her, threw her arms round
    his neck, hid her face on his chest.
    A howl of laughter went up irrepressibly.
    “… this monstrous practical joke,” the Director shouted.
    Red in the face, he tried to disengage himself from her embrace. Desperately she
    clung. “But I’m Linda, I’m Linda.”‘The laughter drowned her voice. “You made me
    have a baby,” she screamed above the uproar. There was a sudden and appalling
    hush; eyes floated uncomfortably, not knowing where to look. The Director went
    suddenly pale, stopped struggling and stood, his hands on her wrists, staring down
    at her, horrified. “Yes, a baby–and I was its mother.” She flung the obscenity like a
    challenge into the outraged silence; then, suddenly breaking away from him,
    ashamed, ashamed, covered her face with her hands, sobbing. “It wasn’t my fault,
    Tomakin. Because I always did my drill, didn’t I? Didn’t I? Always … I don’t know how
    … If you knew how awful, Tomakin … But he was a comfort to me, all the same.”
    Turning towards the door, “John!” she called. “John!”
    He came in at once, paused for a moment just inside the door, looked round, then
    soft on his moccasined feet strode quickly across the room, fell on his knees in
    front of the Director, and said in a clear voice: “My father!”
    The word (for “father” was not so much obscene as–with its connotation of
    something at one remove from the loathsomeness and moral obliquity of
    child-bearing–merely gross, a scatological rather than a pornographic impropriety);
    the comically smutty word relieved what had become a quite intolerable tension.
    Laughter broke out, enormous, almost hysterical, peal after peal, as though it would
    never stop. My father–and it was the Director! My father! Oh Ford, oh Ford! That was
    really too good. The whooping and the roaring renewed themselves, faces seemed
    on the point of disintegration, tears were streaming. Six more test-tubes of
    spermatozoa were upset. My father!
    Pale, wild-eyed, the Director glared about him in an agony of bewildered humiliation.
    My father! The laughter, which had shown signs of dying away, broke out again more
    loudly than ever. He put his hands over his ears and rushed out of the room.
    Chapter Eleven
    AFTER the scene in the Fertilizing Room, all upper-caste London was wild to see this
    delicious creature who had fallen on his knees before the Director of Hatcheries and
    Conditioning–or rather the ex-Director, for the poor man had resigned immediately
    afterwards and never set foot inside the Centre again–had flopped down and called
    him (the joke was almost too good to be true!) “my father.” Linda, on the contrary,
    cut no ice; nobody had the smallest desire to see Linda. To say one was a
    mother–that was past a joke: it was an obscenity. Moreover, she wasn’t a real
    savage, had been hatched out of a bottle and conditioned like any one else: so
    coudn’t have really quaint ideas. Finally–and this was by far the strongest reason for
    people’s not wanting to see poor Linda–there was her appearance. Fat; having lost
    her youth; with bad teeth, and a blotched complexion, and that figure (Ford!)–you
    simply couldn’t look at her without feeling sick, yes, positively sick. So the best
    people were quite determined not to see Linda. And Linda, for her part, had no
    desire to see them. The return to civilization was for her the return to soma, was the
    possibility of lying in bed and taking holiday after holiday, without ever having to
    come back to a headache or a fit of vomiting, without ever being made to feel as
    you always felt after peyotl, as though you’d done something so shamefully
    anti-social that you could never hold up your head again. Soma played none of
    these unpleasant tricks. The holiday it gave was perfect and, if the morning after
    was disagreeable, it was so, not intrinsically, but only by comparison with the joys of
    the holiday. The remedy was to make the holiday continuous. Greedily she
    clamoured for ever larger, ever more frequent doses. Dr. Shaw at first demurred;
    then let her have what she wanted. She took as much as twenty grammes a day.
    “Which will finish her off in a month or two,” the doctor confided to Bernard. “One
    day the respiratory centre will be paralyzed. No more breathing. Finished. And a
    good thing too. If we could rejuvenate, of course it would be different. But we can’t.”
    Surprisingly, as every one thought (for on soma-holiday Linda was most conveniently
    out of the way), John raised objections.
    “But aren’t you shortening her life by giving her so much?”
    “In one sense, yes,” Dr. Shaw admitted. “But in another we’re actually lengthening
    it.” The young man stared, uncomprehending. “Soma may make you lose a few
    years in time,” the doctor went on. “But think of the enornous, immeasurable
    durations it can give you out of time. Every soma-holiday is a bit of what our
    ancestors used to call eternity.”
    John began to understand. “Eternity was in our lips and eyes,” he murmured.
    “Eh?”
    “Nothing.”
    “Of course,” Dr. Shaw went on, “you can’t allow people to go popping off into eternity if they’ve got any serious work to do. But as she hasn’t got any serious work…”
    “All the same,” John persisted, “I don’t believe it’s right.”
    The doctor shrugged his shoulders. “Well, of course, if you prefer to have her
    screaming mad all the time …”
    In the end John was forced to give in. Linda got her soma. Thenceforward she
    remained in her little room on the thirty-seventh floor of Bernard’s apartment
    house, in bed, with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always on, and the patchouli tap just
    dripping, and the soma tablets within reach of her hand–there she remained; and
    yet wasn’t there at all, was all the time away, infinitely far away, on holiday; on
    holiday in some other world, where the music of the radio was a labyrinth of
    sonorous colours, a sliding, palpitating labyrinth, that led (by what beautifully
    inevitable windings) to a bright centre of absolute conviction; where the dancing
    images of the television box were the performers in some indescribably delicious
    all-singing feely; where the dripping patchouli was more than scent–was the sun,
    was a million saxophones, was Popé making love, only much more so,
    incomparably more, and without end.
    “No, we can’t rejuvenate. But I’m very glad,” Dr. Shaw had concluded, “to have had
    this opportunity to see an example of senility in a human be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calling me in.” He shook Bernard warmly by the hand.
    It was John, then, they were all after. And as it was only through Bernard, his
    accredited guardian, that John could be seen, Bernard now found himself,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treated not merely normally, but as a person of outstanding
    importance. There was no more talk of the alcohol in his blood-surrogate, no gibes
    at his personal appearance. Henry Foster went out of his way to be friendly; Benito
    Hoover made him a present of six packets of sex-hormone chewing-gum;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came out and cadged almost abjectly for an invitation to one
    of Bernard’s evening parties. As for the women, Bernard had only to hint at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vitation, and he could have whichever of them he liked.
    “Bernard’s asked me to meet the Savage next Wednesday,” Fanny announced
    triumphantly.
    “I’m so glad,” said Lenina. “And now you must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about
    Bernard. Don’t you think he’s really rather sweet?”
    Fanny nodded. “And I must say,” she said, “I was quite agreeably surprised.”
    The Chief Bottler, the Director of Predestination, three Deputy Assistant
    Fertilizer-Generals, the Professor of Feelies in the College of Emotional Engineering,
    the Dean of the Westminster Community Singery, the Supervisor of
    Bokanovskification–the list of Bernard’s notabilities was interminable.
    “And I had six girls last week,” he confided to Helmholtz Watson. “One on Monday,
    two on Tuesday, two more on Friday, and one on Saturday. And if I’d had the time
    or the inclination, there were at least a dozen more who were only too anxious …”
    Helmholtz listened to his boastings in a silence so gloomily disapproving that
    Bernard was offended.
    “You’re envious,” he said.
    Helmholtz shook his head. “I’m rather sad, that’s all,” he answered.
    Bernard went off in a huff. Never, he told himself, never would he speak to
    Helmholtz again.
    The days passed. Success went fizzily to Bernard’s head, and in the process
    completely reconciled him (as any good intoxicant should do) to a world which, up
    till then, he had found very unsatisfactory. In so far as it recognized him as
    important, the order of things was good. But, reconciled by his success, he yet
    refused to forego the privilege of criticizing this order. For the act of criticizing
    heightened his sense of importance, made him feel larger. Moreover, he did
    genuinely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things to criticize. (At the same time, he genuinely
    liked being a success and having all the girls he wanted.) Before those who now, for
    the sake of the Savage, paid their court to him, Bernard would parade a carping
    unorthodoxy. He was politely listened to. But behind his back people shook their
    heads. “That young man will come to a bad end,” they said, prophesying the more
    confidently in that they themselves would in due course personally see to it that the
    end was bad. “He won’t find another Savage to help him out a second time,” they
    said. Meanwhile, however, there was the first Savage; they were polite. And because
    they were polite, Bernard felt positively gigantic–gigantic and at the same time light
    with elation, lighter than air.
    “Lighter than air,” said Bernard, pointing upwards.
    Like a pearl in the sky, high, high above them, the Weather Department’s captive
    balloon shone rosily in the sunshine.
    “… the said Savage,” so ran Bernard’s instructions, “to be shown civilized life in all
    its aspects. …”
    He was being shown a bird’s-eye view of it at present, a bird’s-eye view from the
    platform of the Charing-T Tower. The Station Master and the Resident Meteorologist
    were acting as guides. But it was Bernard who did most of the talking. Intoxicated,
    he was behaving as though, at the very least, he were a visiting World Controller.
    Lighter than air.
    The Bombay Green Rocket dropped out of the sky. The passengers alighted. Eight
    identical Dravidian twins in khaki looked out of the eight portholes of the cabin–the
    stewards.
    “Twelve hundred and fifty kilometres an hour,” said the Station Master impressivel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Mr. Savage?”
    John thought it very nice. “Still,” he said, “Ariel could put a girdle round the earth in
    forty minutes.”
    “The Savage,” wrote Bernard in his report to Mustapha Mond, “shows surprisingly
    little astonishment at, or awe of, civilized inventions. This is partly due, no doubt, to
    the fact that he has heard them talked about by the woman Linda, his m–––.”
    (Mustapha Mond frowned. “Does the fool think I’m too squeamish to see the word
    written out at full length?”)
    “Partly on his interest being focussed on what he calls ‘the soul,’ which he persists in
    regarding as an entity independent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whereas, as I tried
    to point out to him …”
    The Controiler skipped the next sentences and was just about to turn the pag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ly concrete, when his eye was caught by a
    series of quite extraordinary phrases. ” … though I must admit,” he read, “that I
    agree with the Savage in finding civilized infantility too easy or, as he puts it, not
    expensive enough;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drawing your
    fordship’s attention to …”
    Mustapha Mond’s anger gave place almost at once to mirth. The idea of this
    creature solemnly lecturing him–him-about the social order was really too grotesque.
    The man must have gone mad. “I ought to give him a lesson,” he said to hiniself;
    then threw back his head and haughed aloud. For the moment, at any rate, the
    lesson would not be given.
    It was a small factory of lighting-sets for helicopters, a branch of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They were met on the roof itself (for that circular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Controller was magical in its effects) by the Chief
    Technician and the Human Element Manager. They walked downstairs into the
    factory.
    “Each process,” explained the Human Element Manager, “is carried out, so far as
    possible, by a single Bokanovsky Group.”
    And, in effect, eighty-three almost noseless black brachycephalic Deltas were
    cold-pressing. The fifty-six four-spindle chucking and turning machines were being
    manipulated by fifty-six aquiline and ginger Gammas. One hundred and seven
    heat-conditioned Epsilon Senegalese were working in the foundry. Thirty-three Delta
    females, long-headed, sandy, with narrow pelvises, and all within 20 millimetres of
    1 metre 69 centimetres tall, were cutting screws. In the assembling room, the
    dynamos were being put together by two sets of Gamma-Plus dwarfs. The two low
    work-tables faced one another; between them crawled the conveyor with its load of
    separate parts; forty-seven blonde heads were confronted by forty-seven brown
    ones. Forty-seven snubs by forty-seven hooks; forty-seven receding by forty-seven
    prognathous chins. The completed mechanisms were inspected by eighteen identical
    curly auburn girls in Gamma green, packed in crates by thirty-four short-legged,
    left-handed male Delta-Minuses, and loaded into the waiting trucks and lorries by
    sixty-three blue-eyed, flaxen and freckled Epsilon Semi-Morons.
    “O brave new world …” By some malice of his memory the Savage found himself
    repeating Miranda’s words.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
    “And I assure you,” the Human Element Manager concluded, as they left the factory,
    “we hardly ever have any trouble with our workers. We always find …”
    But the Savage had suddenly broken away from his companions and was violently
    retching, behind a clump of laurels, as though the solid earth had been a helicopter
    in an air pocket.
    “The Savage,” wrote Bernard, “refuses to take soma, and seems much distressed
    because of the woman Linda, his m–––, remains permanently on holiday.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in spite of his m–––’s senility and the extreme repulsiveness of
    her appearance, the Savage frequently goes to see her and appears to be much
    attached to her–an interesting example of the way in which early conditioning can be
    made to modify and even run counter to natural impulses (in this case, the impulse
    to recoil from an unpleasant object).”
    At Eton they alighted on the roof of Upper School.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School
    Yard, the fifty-two stories of Lupton’s Tower gleamed white in the sunshine. College
    on their left and, on their right, the School Community Singery reared their
    venerable piles of ferro-concrete and vita-glass. In the centre of the quadrangle
    stood the quaint old chrome-steel statue of Our Ford.
    Dr. Gaffney, the Provost, and Miss Keate, the Head Mistress, received them as they
    stepped out of the plane.
    “Do you have many twins here?” the Savage asked rather apprehensively, as they
    set out on their tour of inspection.
    “Oh, no,” the Provost answered. “Eton is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upper-caste boys
    and girls. One egg, one adult. It makes education more difficult of course. But as
    they’ll be called upon to take responsibilities and deal with unexpected
    emergencies, it can’t be helped.” He sighed.
    Bernard, meanwhile, had taken a strong fancy to Miss Keate. “If you’re free any
    Monday, Wednesday, or Friday evening,” he was saying. Jerking his thumb towards
    the Savage, “He’s curious, you know,” Bernard added. “Quaint.”
    Miss Keate smiled (and her smile was really charming, he thought); said Thank
    you; would be delighted to come to one of his parties. The Provost opened a door.
    Five minutes in that Alpha Double Plus classroom left John a trifle bewildered.
    “What is elementary relativity?” he whispered to Bernard. Bernard tried to explain,
    then thought better of it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should go to some other
    classroom.
    From behind a door in the corridor leading to the Beta-Minus geography room, a
    ringing soprano voice called, “One, two, three, four,” and then, with a weary
    impatience, “As you were.”
    “Malthusian Drill,” explained the Head Mistress. “Most of our girls are freemartins,
    of course. I’m a freemartin myself.” She smiled at Bernard. “But we have about
    eight hundred unsterilized ones who need constant drilling.”
    In the Beta-Minus geography room John learnt that “a savage reservation is a place
    which, owing to unfavourable climatic or geological conditions, or poverty of natural
    resources, has not been worth the expense of civilizing.” A click; the room was
    darkened; and suddenly, on the screen above the Master’s head, there were the
    Penitentes of Acoma prostrating themselves before Our Lady, and wailing as John
    had heard them wail, confessing their sins before Jesus on the Cross, before the
    eagle image of Pookong. The young Etonians fairly shouted with laughter. Still
    wailing, the Penitentes rose to their feet, stripped off their upper garments and, with
    knotted whips, began to beat themselves, blow after blow. Redoubled, the laughted
    drowned even the amplified record of their groans.
    “But why do they laugh?” asked the Savage in a pained bewilderment.
    “Why?” The Provost turned towards him a still broadly grinning face. “Why? But
    because it’s so extraordinarily funny.”
    In the cinematographic twilight, Bernard risked a gesture which, in the past, even
    total darkness would hardly have emboldened him to make. Strong in his new
    importance, he put his arm around the Head Mistress’s waist. It yielded, willowily. He
    was just about to snatch a kiss or two and perhaps a gentle pinch, when the shutters
    clicked open again.
    “Perhaps we had better go on,” said Miss Keate, and moved towards the door.
    “And this,” said the Provost a moment later, “is Hypnop?dic Control Room.”
    Hundreds of synthetic music boxes, one for each dormitory, stood ranged in shelves
    round three sides of the room; pigeon-holed on the fourth were the paper
    sound-track rolls on which the various hypnop?dic lessons were printed.
    “You slip the roll in here,” explained Bernard, initerrupting Dr. Gaffney, “press down
    this switch …”
    “No, that one,” corrected the Provost, annoyed.
    “That one, then. The roll unwinds. The selenium cells transform the light impulses
    into sound waves, and …”
    “And there you are,” Dr. Gaffney concluded.
    “Do they read Shakespeare?” asked the Savage as they walked, on their way to the
    Bio-chemical Laboratories, past the School Library.
    “Certainly not,” said the Head Mistress, blushing.
    “Our library,” said Dr. Gaffney, “contains only books of reference. If our young
    people need distraction, they can get it at the feelies. We don’t encourage them to
    indulge in any solitary amusements.”
    Five bus-loads of boys and girls, singing or in a silent embracement, rolled past
    them over the vitrified highway.
    “Just returned,” explained Dr. Gaffney, while Bernard, whispering,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 Head Mistress for that very evening, “from the Slough
    Crematorium. Death conditioning begins at eighteen months. Every tot spends two
    mornings a week in a Hospital for the Dying. All the best toys are kept there, and
    they get chocolate cream on death days. They learn to take dying as a matter of
    course.”
    “Like any other physiological process,” put in the Head Mistress professionally.
    Eight o’clock at the Savoy. It was all arranged.
    On their way back to London they stopped at the Television Corporation’s factory at Brentford.
    “Do you mind waiting here a moment while I go and telephone?” asked Bernard.
    The Savage waited and watched. The Main Day-Shift was just going off duty. Crowds
    of lower-caste workers were queued up in front of the monorail station-seven or
    eight hundred Gamma, Delta and Epsilon men and women, with not more than a
    dozen faces and statures between them. To each of them, with his or her ticket, the
    booking clerk pushed over a little cardboard pillbox. The long caterpillar of men and
    women moved slowly forward.
    “What’s in those” (remembering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hose caskets?” the Savage
    enquired when Bernard had rejoined him.
    “The day’s soma ration,” Bernard answered rather indistinctly; for he was masticating
    a piece of Benito Hoover’s chewing-gum. “They get it after their work’s over. Four
    half-gramme tablets. Six on Saturdays.”
    He took John’s arm affectionately and they walked back towards the helicopter.
    Lenina came singing into the Changing Room.
    “You seem very pleased with yourself,” said Fanny.
    “I am pleased,” she answered. Zip! “Bernard rang up half an hour ago.” Zip, zip!
    She stepped out of her shorts. “He has an unexpected engagement.” Zip! “Asked
    me if I’d take the Savage to the feelies this evening. I must fly.” She hurried away
    towards the bathroom.
    “She’s a lucky girl,” Fanny said to herself as she watched Lenina go.
    There was no envy in the comment; good-natured Fanny was merely stating a faet.
    Lenina was lucky; lucky in having shared with Bernard a generous portion of the
    Savage’s immense celebrity, lucky in reflecting from her insignificant person the
    moment’s supremely fashionable glory. Had not the Secretary of the Young
    Women’s Fordian Association asked her to give a lecture about her experiences?
    Had she not been invited to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Aphroditeum Club? Had she
    not already appeared in the Feelytone News–visibly, audibly and tactually appeared
    to countless millions all over the planet?
    Hardly less flattering had been the attentions paid her by conspicuous individuals.
    The Resident World Controller’s Second Secretary had asked her to dinner and
    breakfast. She had spent one week-end with the Ford Chief-Justice, and another
    with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of Canterbury.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retions Corporation was perpetually on the phone, and she had been to
    Deauville with the Deputy-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urope.
    “It’s wonderful, of course. And yet in a way,” she had confessed to Fanny, “I feel as
    though I were getting something on false presences. Because, of course, the first
    thing they all want to know is what it’s like to make love to a Savage. And I have to
    say I don’t know.” She shook her head. “Most of the men don’t believe me, of
    course. But it’s true. I wish it weren’t,” she added sadly and sighed. “He’s terribly
    good-looking; don’t you think so?”
    “But doesn’t he like you?” asked Fanny.
    “Sometimes I think he does and sometimes I think he doesn’t. He always does his
    best to avoid me; goes out of the room when I come in; won’t touch me; won’t even
    look at me. But sometimes if I turn round suddenly, I catch him staring; and
    then–well, you know how men look when they like you.”
    Yes, Fanny knew.
    “I can’t make it out,” said Lenina.
    She couldn’t make it out; and not only was bewildered; was also rather upset.
    “Because, you see, Fanny, I like him.”
    Liked him more and more. Well, now there’d be a real chance, she thought, as she
    scented herself after her bath. Dab, dab, dab–a real chance. Her high spirits
    overflowed in a song.
    ”Hug me till you drug me, honey;
    Kiss me till I’m in a coma;
    Hug me, honey, snuggly bunny;
    Love’s as good as soma.”
    The scent organ was playing a delightfully refreshing Herbal Capriccio–rippling
    arpeggios of thyme and lavender, of rosemary, basil, myrtle, tarragon; a series of
    daring modulations through the spice keys into ambergris; and a slow return
    through sandalwood, camphor, cedar and newmown hay (with occasional subtle
    touches of discord–a whiff of kidney pudding, the faintest suspicion of pig’s dung)
    back to the simple aromatics with which the piece began. The final blast of thyme
    died away; there was a round of applause; the lights went up. In the synthetic music
    machine the sound-track roll began to unwind. It was a trio for hyper-violin,
    super-cello and oboe-surrogate that now filled the air with its agreeable languor.
    Thirty or forty bars–and then, against this instrumental background, a much more
    than human voice began to warble; now throaty, now from the head, now hollow as
    a flute, now charged with yearning harmonics, it effortlessly passed from Gaspard’s
    Forster’s low record on the very frontiers of musical tone to a trilled bat-note high
    above the highest C to which (in 1770, at the Ducal opera of Parma, and to the
    astonishment of Mozart) Lucrezia Ajugari, alone of all the singers in history, once
    piercingly gave utterance.
    Sunk in their pneumatic stalls, Lenina and the Savage sniffed and listened. It was
    now the turn also for eyes and skin.
    The house lights went down; fiery letters stood out solid and as though
    self-supported in the darkness. THREE WEEKS IN A HELICOPTER . AN
    ALL-SUPER-SINGING, SYNTHETIC-TALK1NG, COLOURED, STEREOSCOPIC FEELY.
    WITH SYNCHRONIZED SCENT-ORGAN ACCOMPANIMENT.
    “Take hold of those metal knobs on the arms of your chair,” whispered Lenina.
    “Otherwise you won’t get any of the feely effects.”
    The Savage did as he was told.
    Those fiery letters, meanwhile, had disappeared; there were ten seconds of
    complete darkness; then suddenly, dazzling and incomparably more solid-looking
    than they would have seemed in actual flesh and blood, far more real than reality,
    there stood the stereoscopic images, locked in one another’s arms, of a gigantic
    negro and a golden-haired young brachycephalic Beta-Plus female.
    The Savage started. That sensation on his lips! He liited a hand to his mouth; the
    titillation ceased; let his hand fall back on the metal knob; it began again. The
    scent organ, meanwhile, breathed pure musk. Expiringly, a sound-track super-dove
    cooed “Oo-ooh”; and vibrating only thirty-two times a second, a deeper than African
    bass made answer: “Aa-aah.” “Ooh-ah! Ooh-ah!” the stereoscopic lips came
    together again, and once more the facial erogenous zones of the six thousand
    spectators in the Alhambra tingled with almost intolerable galvanic pleasure. “Ooh …”
    The plot of the film was extremely simple. A few minutes after the first Oohs and
    Aahs (a duet having been sung and a little love made on that famous bearskin,
    every hair of which–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was perfectly right–could be
    separately and distinctly felt), the negro had a helicopter accident, fell on his head.
    Thump! whata twinge through the forehead! A chorus of ow’s and aie’s went up from
    the audience.
    The concussion knocked all the negro’s conditionimg into a cocked hat. He
    developed for the Beta blonde an exclusive and maniacal passion. She protested.
    He persisted. There were struggles, pursuits, an assault on a rival, finally a
    sensational kidnapping. The Beta blond was ravished away into the sky and kept
    there, hovering, for three weeks in a wildly anti-social tête-à-tête with the black
    madman. Finally, after a whole series of adventures and much aerial acrobacy three
    handsome young Alphas succeeded in rescuing her. The negro was packed off to an
    Adult Re-conditioning Centre and the film ended happily and decorously, with the
    Beta blonde becoming the mistress of all her three rescuers. They interrupted
    themselves for a moment to sing a synthetic quartet, with full super-orchestral
    accompaniment and gardenias on the scent organ. Then the bearskin made a final
    appearance and, amid a blare of saxophones, the last stereoscopic kiss faded into
    darkness, the last electric titillation died on the lips like a dying moth that quivers,
    quivers, ever more feebly, ever more faintly, and at last is quiet, quite still.
    But for Lenina the moth did not completely die. Even after the lights had gone up,
    while they were shuffling slowly along with the crowd towards the lifts, its ghost still
    fluttered against her lips, still traced fine shuddering roads of anxiety and pleasure
    across her skin. Her cheeks were flushed. She caught hold of the Savage’s arm and
    pressed it, limp, against her side. He looked down at her for a moment, pale,
    pained, desiring, and ashamed of his desire. He was not worthy, not … Their eyes
    for a moment met. What treasures hers promised! A queen’s ransom of
    temperament. Hastily he looked away, disengaged his imprisoned arm. He was
    obscurely terrified lest she should cease to be something he could feel himself
    unworthy of.
    “I don’t think you ought to see things like that,” he said, making haste to transfer
    from Lenina herself to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the blame for any past or
    possible future lapse from perfection.
    “Things like what, John?”
    “Like this horrible film.”
    “Horrible?” Lenina was genuinely astonished. “But I thought it was lovely.”
    “It was base,” he said indignantly, “it was ignoble.”
    She shook her head.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Why was he so queer? Why did
    he go out of his way to spoil things?
    In the taxicopter he hardly even looked at her. Bound by strong vows that had
    never been pronounced, obedient to laws that had long since ceased to run, he sat
    averted and in silence. Sometimes, as though a finger had plucked at some taut,
    almost breaking string, his whole body would shake with a sudden nervous start.
    The taxicopter landed on the roof of Lenina’s apartment house. “At last,” she
    thought exultantly as she stepped out of the cab. At last–even though he had been
    so queer just now. Standing under a lamp, she peered into her hand mirror. At last.
    Yes, her nose was a bit shiny. She shook the loose powder from her puff. While he
    was paying off the taxi–there would just be time. She rubbed at the shininess,
    thinking: “He’s terribly good-looking. No need for him to be shy like Bernard. And
    yet … Any other man would have done it long ago. Well, now at last.” That fragment
    of a face in the little round mirror suddenly smiled at her.
    “Good-night,” said a strangled voice behind her. Lenina wheeled round. He was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of the cab, his eyes fixed, staring; had evidently been
    staring all this time while she was powdering her nose, waiting–but what for? or
    hesitating, trying to make up his mind, and all the time thinking, thinking–she
    could not imagine what extraordinary thoughts. “Good-night, Lenina,” he repeated,
    and made a strange grimacing attempt to smile.
    “But, John … I thought you were … I mean, aren’t you? …”
    He shut the door and bent forward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driver. The cab shot up
    into the air.
    Looking down through the window in the fioor, the Savage could see Lenina’s
    upturned face, pale in the bluish light of the lamps. The mouth was open, she was
    calling. Her foreshortened figure rushed away from him; the diminishing square of
    the roof seemed to be fall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Five minutes later he was back in his room. From its hiding-place he took out his
    mouse-nibbled volume, turned with religious care its stained and crumbled pages,
    and began to read Othello. Othello, he remembered, was like the hero of Three
    Weeks in a Helicopter–a black man.
    Drying her eyes, Lenina walked across the roof to the lift. On her way down to the
    twenty-seventh floor she pulled out her soma bottle. One gramme, she decided,
    would not be enough; hers had been more than a one-gramme affliction. But if she
    took two grammes, she ran the risk of not waking up in time to-morrow morning.
    She compromised and, into her cupped left palm, shook out three half-gramme
    tablets.

    Chapter Twelve

    BERNARD had to shout through the locked door; the Savage would not open.
    “But everybody’s there, waiting for you.”
    “Let them wait,” came back the muffled voice through the door.
    “But you know quite well, John” (how difficult it is to sound persuasive at the top of
    one’s voice!) “I asked them on purpose to meet you.”
    “You ought to have asked me first whether I wanted to meet them.”
    “But you always came before, John.”
    “That’s precisely why I don’t want to come again.”
    “Just to please me,” Bernard bellowingly wheedled. “Won’t you come to please me?”
    “No.”
    “Do you seriously mean it?”
    “Yes.”
    Despairingly, “But what shall I do?” Bernard wailed.
    “Go to hell!” bawled the exasperated voice from within.
    “But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of Canterbury is there to-night.” Bernard was
    almost in tears.
    “Ai yaa tákwa!” It was only in Zu?i that the Savage could adequately express what he
    felt about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Háni!” he added as an after-thought; and
    then (with what derisive ferocity!): “Sons éso tse-ná.” And he spat on the ground, as
    Popé might have done.
    In the end Bernard had to slink back, diminished, to his rooms and inform the
    impatient assembly that the Savage would not be appearing that evening. The news
    was received with indignation. The men were furious at having been tricked into
    behaving politely to this insignificant fellow with the unsavoury reputation and the
    heretical opinions. The higher their position in the hierarchy, the deeper their
    resentment.
    “To play such a joke on me,” the Arch-Songster kept repeating, “on me!”
    As for the women, they indignantly felt that they had been had on false
    pretences–had by a wretched little man who had had alcohol poured into his bottle
    by mistake–by a creature with a Gamma-Minus physique. It was an outrage, and
    they said so, more and more loudly. The Head Mistress of Eton was particularly
    scathing.
    Lenina alone said nothing. Pale, her blue eyes clouded with an unwonted
    melancholy, she sat in a corner, cut off from those who surrounded her by an
    emotion which they did not share. She had come to the party filled with a strange
    feeling of anxious exultation. “In a few minutes,” she had said to herself, as she
    entered the room, “I shall be seeing him, talking to him, telling him” (for she had
    come with her mind made up) “that I like him–more than anybody I’ve ever known.
    And then perhaps he’ll say …”
    What would he say? The blood had rushed to her cheeks.
    “Why was he so strange the other night, after the feelies? So queer. And yet I’m
    absolutely sure he really does rather like me. I’m sure …”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Bernard had made his announcement; the Savage
    wasn’t coming to the party.
    Lenina suddenly felt all the sensations normally experienc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Violent Passion Surrogate treatment–a sense of dreadful emptiness, a breathless
    apprehension, a nausea. Her heart seemed to stop beating.
    “Perhaps it’s because he doesn’t like me,” she said to herself. And at once this
    possibility became an established certainty: John had refused to come because he
    didn’t like her. He didn’t like her. …
    “It really is a bit too thick,” the Head Mistress of Eton was saying to the Director of
    Crematoria and Phosphorus Reclamation. “When I think that I actually …”
    “Yes,” came the voice of Fanny Crowne, “it’s absolutely true about the alcohol.
    Some one I know knew some one who was working in the Embryo Store at the time.
    She said to my friend, and my friend said to me …”
    “Too bad, too bad,” said Henry Foster, sympathizing with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It may interest you to know that our ex-Director was on
    the point of transferring him to Iceland.”
    Pierced by every word that was spoken, the tight balloon of Bernard’s happy
    self-confidence was leaking from a thousand wounds. Pale, distraught, abject and
    agitated, he moved among his guests, stammering incoherent apologies, assuring
    them that next time the Savage would certainly be there, begging them to sit down
    and take a carotene sandwich, a slice of vitamin A paté, a glass of
    champagne-surrogate. They duly ate, but ignored him; drank and were either rude
    to his face or talked to one another about him, loudly and offensively, as though he
    had not been there.
    “And now, my friends,” said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of Canterbury, in that
    beautiful ringing voice with which he led the proceedings at Ford’s Day Celebrations,
    “Now, my friends, I think perhaps the time has come …” He rose, put down his
    glass, brushed from his purple viscose waistcoat the crumbs of a considerable
    collation, and walked towards the door.
    Bernard darted forward to intercept him.
    “Must you really, Arch-Songster? … It’s very early still. I’d hoped you would …”
    Yes, what hadn’t he hoped, when Lenina confidentially told him that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would accept an invitation if it were sent. “He’s really
    rather sweet, you know.” And she had shown Bernard the little golden
    zipper-fastening in the form of a T which the Arch-Songster had given her as a
    memento of the week-end she had spent at Lambeth. To meet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of Canterbury and Mr. Savage. Bernard had proclaimed his
    triumph on every invitation card. But the Savage had chosen this evening of all
    evenings to lock himself up in his room, to shout “Háni!” and even (it was lucky that
    Bernard didn’t understand Zu?i) “Sons éso tse-ná!” What should have been the
    crowning moment of Bernard’s whole career had turned out to be the moment of his
    greatest humiliation.
    “I’d so much hoped …” he stammeringly repeated, looking up at the great dignitary
    with pleading and distracted eyes.
    “My young friend,” said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in a tone of loud and solemn
    severity; there was a general silence. “Let me give you a word of advice.” He
    wagged his finger at Bernard. “Before it’s too late. A word of good advice.” (His voice
    became sepulchral.) “Mend your ways, my young friend, mend your ways.” He made
    the sign of the T over him and turned away. “Lenina, my dear,” he called in another
    tone. “Come with me.”
    Obediently, but unsmiling and (wholly insensible of the honour done to her) without
    elation, Lenina walked after him, out of the room. The other guests followed at a
    respectful interval. The last of them slammed the door. Bernard was all alone.
    Punctured, utterly deflated, he dropped into a chair and, covering his face with his
    hands, began to weep. A few minutes later, however, he thought better of it and
    took four tablets of soma.
    Upstairs in his room the Savage was reading Romeo and Juliet.
    Lenina and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stepped out on to the roof of Lambeth
    Palace. “Hurry up, my young friend–I mean, Lenina,” called the Arch-Songster
    impatiently from the lift gates. Lenina, who had lingered for a moment to look at
    the moon, dropped her eyes and came hurrying across the roof to rejoin hirn.
    “A New Theory of Biology” was the title of the paper which Mustapha Mond had just
    finished reading. He sat for some time, meditatively frowning, then picked up his
    pen and wrote across the title-page: “The author’s mathematical treat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purpose is novel and highly ingenious, but heretical and, so far as the
    present social order is concerned, dangerous and potentially subversive. Not to be
    published.” He underlined the words. “The author will be kept under supervision. His
    transference to the Marine Biological Station of St. Helena may become necessary.”
    A pity, he thought, as he signed his name. It was a masterly piece of work. But once
    you began admitting explanations in terms of purpose–well, you didn’t know what
    the result might be. It was the sort of idea that might easily decondition the more
    unsettled minds among the higher castes–make them lose their faith in happiness
    as the Sovereign Good and take to believing, instead, that the goal was somewhere
    beyond, somewhere outside the present human sphere, that the purpose of life was
    not the maintenance of well-being, but some intensification and refining of
    consciousness, some enlargement of knowledge. Which was, the Controller
    reflected, quite possibly true. But not,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 admissible. He
    picked up his pen again, and under the words “Not to be published” drew a second
    line, thicker and blacker than the first; then sighed, “What fun it would be,” he
    thought, “if one didn’t have to think about happiness!”
    With closed eyes, his face shining with rapture, John was softly declaiming to
    vacancy:
    “Oh! she doth teach the torches to burn bright.
    It seems she hangs upon the cheek of night,
    Like a rich jewel in an Ethiop’s ear;
    Beauty too rich for use, for earth too dear …”
    The golden T lay shining on Lenina’s bosom. Sportively,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caught hold of it, sportively he puled, pulled. “I think,”
    said Lenina suddenly, breaking a long silence, “I’d better take a couple of grammes
    of soma.”
    Bernard, by this time, was fast asleep and smiling at the private paradise of his
    dreams. Smiling, smiling. But inexorably, every thirty seconds, the minute hand of
    the electric clock above his bed jumped forward with an almost imperceptible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 And it was morning. Bernard was back among the miseries
    of space and time. It was in the lowest spirits that he taxied across to his work at
    the Conditioning Centre. The intoxication of success had evaporated; he was
    soberly his old self; and by contrast with the temporary balloon of these last weeks,
    the old self seemed unprecedentedly heavier than the surrounding atmosphere.
    To this deflated Bernard the Savage showed himself unexpectedly sympathetic.
    “You’re more like what you were at Malpais,” he said, when Bernard had told him his
    plaintive story.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first talked together? Outside the little
    house. You’re like what you were then.”
    “Because I’m unhappy again; that’s why.”
    “Well, I’d rather be unhappy than have the sort of false, lying happiness you were
    having here.”
    “I like that,” said Bernard bitterly. “When it’s you who were the cause of it all.
    Refusing to come to my party and so turning them all against me!” He knew that
    what he was saying was absurd in its injustice; he admitted inwardly, and at last
    even aloud, the truth of all that the Savage now said about the worthlessness of
    friends who could be turned upon so slight a provocation into persecuting enemies.
    But in spite of this knowledge and these admission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is
    friend’s support and sympathy were now his only comfort, Bernard continued
    perversely to nourish, along with his quite genuine affection, a secret grievance
    against the Savage, to mediate a campaign of small revenges to be wreaked upon
    him. Nourishing a grievance against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was useless;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being revenged on the Chief Bottler or the Assistant
    Predestinator. As a victim, the Savage possessed, for Bernard, this enormous
    superiority over the others: that he was accessible. One of the principal functions of
    a friend is to suffer (in a milder and symbolic form) the punishments that we should
    like, but are unable, to inflict upon our enemies.
    Bernard’s other victim-friend was Helmholtz. When, discomfited, he came and asked
    once more for the friendship which, in his prosperity, he had not thought it worth his
    while to preserve. Helmholtz gave it; and gave it without a reproach, without a
    comment, as though he had forgotten that there had ever been a quarrel. Touched,
    Bernard felt himself at the same time humiliated by this magnanimity–a
    magnanimity the more extraordinary and therefore the more humiliating in that it
    owed nothing to soma and everything to Helmholtz’s character. It was the Helmholtz
    of daily life who forgot and forgave, not the Helmholtz of a half-gramme holiday.
    Bernard was duly grateful (it was an enormous comfort to have his friend again) and
    also duly reseritful (it would be pleasure to take some revenge on Helmholtz for his
    generosity).
    At their first meeing after the estrangement, Bernard poured out the tale of his
    miseries and accepted consolation. It was not till some days later that he learned,
    to his surprise and with a twinge of shame, that he was not the only one who had
    been in trouble. Helmholtz had also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Authority.
    “It was over some rhymes,” he explained. “I was giving my usual course of
    Advanced Emotional Engineering for Third Year Students. Twelve lectures, of which
    the seventh is about rhymes. ‘On the Use of Rhymes in Moral Propaganda and
    Advertisement,’ to be precise. I always illustrate my lecture with a lot of technical
    examples. This time I thought I’d give them one I’d just written myself. Pure
    madness, of course; but I couldn’t resist it.” He laughed. “I was curious to see what
    their reactions would be. Besides,” he added more gravely, “I wanted to do a bit of
    propaganda; I was trying to engineer them into feeling as I’d felt when I wrote the
    rhymes. Ford!” He laughed again. “What an outcry there was! The Principal had me
    up and threatened to hand me the immediate sack. l’m a marked man.”
    “But what were your rhymes?” Bernard asked.
    “They were about being alone.”
    Bernard’s eyebrows went up.
    “I’ll recite them to you, if you like.” And Helmholtz began:
    “Yesterday’s committee,
    Sticks, but a broken drum,
    Midnight in the City,
    Flutes in a vacuum,
    Shut lips, sleeping faces,
    Every stopped machine,
    The dumb and littered places
    Where crowds have been: …
    All silences rejoice,
    Weep (loudly or low),
    Speak–but with the voice
    Of whom, I do not know.
    Absence, say, of Susan’s,
    Absenee of Egeria’s
    Arms and respective bosoms,
    Lips and, ah, posteriors,
    Slowly form a presence;
    Whose? and, I ask, of what
    So absurd an essence,
    That something, which is not,
    Nevertheless should populate
    Empty night more solidly
    Than that with which we copulate,
    Why should it seem so squalidly?
    Well, I gave them that as an example, and they reported me to the Principal.”
    “I’m not surprised,” said Bernard. “It’s flatly against all their sleep-teaching.
    Remember, they’ve had at least a quarter of a million warnings against solitude.”
    “I know. But I thought I’d like to see what the effect would be.”
    “Well, you’ve seen now.”
    Helmholtz only laughed. “I feel,” he said, after a silence, as though I were just
    beginning to have something to write about. As though I were beginning to be able
    to use that power I feel I’ve got inside me–that extra, latent power. Something
    seems to be coming to me.” In spite of all his troubles, he seemed, Bernard
    thought, profoundly happy.
    Helmholtz and the Savage took to one another at once. So cordially indeed that
    Bernard felt a sharp pang of jealousy. In all these weeks he had never come to so
    close an intimacy with the Savage as Helmholtz immediately achieved. Watching
    them, listening to their talk, he found himself sometimes resentfully wishing that he
    had never brought them together. He was ashamed of his jealousy and alternately
    made efforts of will and took soma to keep himself from feeling it. But the efforts
    were not very successful; and between the soma-holidays there were, of necessity,
    intervals. The odius sentiment kept on returning.
    At his third meeting with the Savage, Helmholtz recited his rhymes on Solitud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m?” he asked when he had done.
    The Savage shook his head. “Listen to this,” was his answer; and unlocking the
    drawer in which he kept his mouse-eaten book, he opened and read:
    “Let the bird of loudest lay
    On the sole Arabian tree,
    Herald sad and trumpet be …”
    Helmholtz listened with a growing excitement. At “sole Arabian tree” he started; at
    “thou shrieking harbinger” he smiled with sudden pleasure; at “every fowl of tyrant
    wing” the blood rushed up into his cheeks; but at “defunctive music” he turned pale
    and trembl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emotion. The Savage read on:
    “Property was thus appall’d,
    That the self was not the same;
    Single nature’s double name
    Neither two nor one was call’d
    Reason in itself confounded
    Saw division grow together …”
    “Orgy-porgy!” said Bernard, interrupting the reading with a loud, unpleasant laugh.
    “It’s just a Solidarity Service hymn.” He was revenging himself on his two friends for
    liking one another more than they liked him.
    In the course of their next two or three meetings he frequently repeated this little
    act of vengeance. It was simple and, since both Helmholtz and the Savage were
    dreadfully pained by the shattering and defilement of a favourite poetic crystal,
    extremely effective. In the end, Helmholtz threatened to kick him out of the room if
    he dared to interrupt again. And yet, strangely enough, the next interruption, the
    most disgraceful of all, came from Helmholtz himself.
    The Savage was reading Romeo and Juliet aloud–reading (for all the time he was
    seeing himself as Romeo and Lenina as Juliet) with an intense and quivering
    passion. Helmholtz had listened to the scene of the lovers’ first meeting with a
    puzzled interest. The scene in the orchard had delighted him with its poetry; but the
    sentiments expressed had made him smile. Getting into such a state about having
    a girl–it seemed rather ridiculous. But, taken detail by verbal detail, what a superb
    piece of emotional engineering! “That old fellow,” he said, “he makes our best
    propaganda technicians look absolutely silly.” The Savage smiled triumphantly and
    resumed his reading. All went tolerably well until, in the last scene of the third act,
    Capulet and Lady Capulet began to bully Juliet to marry Paris. Helmholtz had been
    restless throughout the entire scene; but when, pathetically mimed by the Savage,
    Juliet cried out:
    “Is there no pity sitting in the clouds,
    That sees into the bottom of my grief?
    O sweet my mother, cast me not away:
    Delay this marriage for a month, a week;
    Or, if you do not, make the bridal bed
    In that dim monument where Tybalt lies …”
    when Juliet said this, Helmholtz broke out in an explosion of uncontrollable
    guffawing.
    The mother and father (grotesque obscenity) forcing the daughter to have some
    one she didn’t want! And the idiotic girl not saying that she was having some one
    else whom (for the moment, at any rate) she preferred! In its smutty absurdity the
    situation was irresistibly comical. He had managed, with a heroic effort, to hold down
    the mounting pressure of his hilarity; but “sweet mother” (in the Savage’s
    tremulous tone of anguish) and the reference to Tybalt lying dead, but evidently
    uncremated and wasting his phosphorus on a dim monument, were too much for
    him. He laughed and laughed till the tears streamed down his face–quenchlessly
    laughed while, pale with a sense of outrage, the Savage looked at him over the top
    of his book and then, as the laughter still continued, closed it indignantly, got up
    and, with the gesture of one who removes his pearl from before swine, locked it
    away in its drawer.
    “And yet,” said Helmholtz when, having recovered breath enough to apologize, he
    had mollified the Savage into listening to his explanations, “I know quite well that
    one needs ridiculous, mad situations like that; one can’t write really well about
    anything else. Why was that old fellow such a marvellous propaganda technician?
    Because he had so many insane, excruciating things to get excited about. You’ve
    got to be hurt and upset; otherwise you can’t think of the really good, penetrating,
    X-rayish phrases. But fathers and mothers!” He shook his head. “You can’t expect
    me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about fathers and mothers. And who’s going to get
    excited about a boy having a girl or not having her?” (The Savage winced; but
    Helmholtz, who was staring pensively at the floor, saw nothing.) “No.” he concluded,
    with a sigh, “it won’t do. We need some other kind of madness and violence. But
    what? What? Where can one find it?” He was silent; then, shaking his head, “I don’t
    know,” he said at last, “I don’t know.”

    Chapter Thirteen

    HENRY FOSTER loomed up through the twilight of the Embryo Store.
    “Like to come to a feely this evening?”
    Lenina shook her head without speaking.
    “Going out with some one else?” It interested him to know which of his friends was
    being had by which other. “Is it Benito?” he questioned.
    She shook her head again.
    Henry detected the weariness in those purple eyes, the pallor beneath that glaze of
    lupus, the sadness at the corners of the unsmiling crimson mouth. “You’re not
    feeling ill, are you?” he asked, a trifle anxiously, afraid that she might be suffering
    from one of the few remaining infectious diseases.
    Yet once more Lenina shook her head.
    “Anyhow, you ought to go and see the doctor,” said Henry. “A doctor a day keeps
    the jim-jams away,” he added heartily, driving home his hypnop?dic adage with a
    clap on the shoulder. “Perhaps you need a Pregnancy Substitute,” he suggested.
    “Or else an extra-strong V.P.S. treatment. Sometimes, you know, the standard
    passion surrogate isn’t quite …”
    “Oh, for Ford’s sake,” said Lenina, breaking her stubborn silence, “shut up!” And
    she turned back to her neglected embryos.
    A V.P.S. treatment indeed! She would have laughed, if she hadn’t been on the point
    of crying. As though she hadn’t got enough V. P. of her own! She sighed profoundly
    as she refilled her syringe. “John,” she murmured to herself, “John …” Then “My
    Ford,” she wondered, “have I given this one its sleeping sickness injection, or
    haven’t I?” She simply couldn’t remember. In the end, she decided not to run the
    risk of letting it have a second dose, and moved down the line to the next bottle.
    Twenty-two years, eight months, and four days from that moment, a promising
    young Alpha-Minus administrator at Mwanza-Mwanza was to die of
    trypanosomiasis–the first case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Sighing, Lenina went on with
    her work.
    An hour later, in the Changing Room, Fanny was energetically protesting. “But it’s
    absurd to let yourself get into a state like this. Simply absurd,” she repeated. “And
    what about? A man–one man.”
    “But he’s the one I want.”
    “As though there weren’t millions of other men in the world.”
    “But I don’t want them.”
    “How can you know till you’ve tried?”
    “I have tried.”
    “But how many?” asked Fanny, shrugging her shoulders contemptuously. “One, two?”
    “Dozens. But,” shaking her head, “it wasn’t any good,” she added.
    “Well, you must persevere,” said Fanny sententiously. But it was obvious that her
    confidence in her own prescriptions had been shaken. “Nothing can be achieved
    without perseverance.”
    “But meanwhile …”
    “Don’t think of him.”
    “I can’t help it.”
    “Take soma, then.”
    “I do.”
    “Well, go on.”
    “But in the intervals I still like him. I shall always like him.”
    “Well, if that’s the case,” said Fanny, with decision, “why don’t you just go and take
    him. Whether he wants it or no.”
    “But if you knew how terribly queer he was!”
    “All the more reason for taking a firm line.”
    “It’s all very well to say that.”
    “Don’t stand any nonsense. Act.” Fanny’s voice was a trumpet; she might have been
    a Y.W.F.A. lecturer giving an evening talk to adolescent Beta-Minuses. “Yes, act–at
    once. Do it now.”
    “I’d be scared,” said Lenina
    “Well, you’ve only got to take half a gramme of soma first. And now I’m going to
    have my bath.” She marched off, trailing her towel.
    The bell rang, and the Savage, who was impatiently hoping that Helmholtz would
    come that afternoon (for having at last made up his mind to talk to Helmholtz
    about Lenina, he could not bear to postpone his confidences a moment longer),
    jumped up and ran to the door.
    “I had a premonition it was you, Helmholtz,” he shouted as he opened.
    On the threshold, in a white acetate-satin sailor suit,and with a round white cap
    rakishly tilted over her left ear, stood Lenina.
    “Oh!” said the Savage, as though some one had struck him a heavy blow.
    Half a gramme had been enough to make Lenina forget her fears and her
    embarrassments. “Hullo, John,” she said, smiling, and walked past him into the
    room. Automatically he closed the door and followed her. Lenina sat down.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You don’t seem very glad to see me, John,” she said at last.
    “Not glad?” The Savage looked at her reproachfully; then suddenly fell on his knees
    before her and, taking Lenina’s hand, reverently kissed it. “Not glad? Oh, if you only
    knew,” he whispered and, venturing to raise his eyes to her face, “Admired Lenina,”
    he went on, “indeed the top of admiration, worth what’s dearest in the world.” She
    smiled at him with a luscious tenderness. “Oh, you so perfect” (she was leaning
    towards him with parted lips), “so perfect and so peerless are created” (nearer and
    nearer) “of every creature’s best.” Still nearer. The Savage suddenly scrambled to
    his feet. “That’s why,” he said speaking with averted face,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irst … I mean, to show I was worthy of you. Not that I could ever really
    be that. But at any rate to show I wasn’t absolutely un-worthy.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Why should you think it necessary …” Lenina began, but left the sentence
    unfinished. There was a note of irritation in her voice. When one has leant forward,
    nearer and nearer, with parted lips–only to find oneself, quite suddenly, as a clumsy
    oaf scrambles to his feet, leaning towards nothing at all–well, there is a reason,
    even with half a gramme of soma circulating in one’s blood-stream, a genuine
    reason for annoyance.
    “At Malpais,” the Savage was incoherently mumbling, “you had to bring her the skin
    of a mountain lion–I mean, when you wanted to marry some one. Or else a wolf.”
    “There aren’t any lions in England,” Lenina almost snapped.
    “And even if there were,” the Savage added, with sudden contemptuous
    resentment, “people would kill them out of helicopters, I suppose, with poison gas
    or something. I wouldn’t do that, Lenina.” He squared his shoulders, he ventured to
    look at her and was met with a stare of annoyed incomprehension. Confused, “I’ll
    do anything,” he went on, more and more incoherently. “Anything you tell me.
    There be some sports are painful–you know. But their labour delight in them sets
    off. That’s what I feel. I mean I’d sweep the floor if you wanted.”
    “But we’ve got vacuum cleaners here,” said Lenina in bewilderment. “It isn’t
    necessary.”
    “No, of course it isn’t necessary. But some kinds of baseness are nobly undergone.
    I’d like to undergo something nobly. Don’t you see?”
    “But if there are vacuum cleaners …”
    “That’s not the point.”
    “And Epsilon Semi-Morons to work them,” she went on, “well, really, why?”
    “Why? But for you, for you. Just to show that I …”
    “And what on earth vacuum cleaners have got to do with lions …”
    “To show how much …”
    “Or lions with being glad to see me …” She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exasperated.
    “How much I love you, Lenina,” he brought out almost desperately.
    An emblem of the inner tide of startled elation, the blood rushed up into Lenina’s
    cheeks. “Do you mean it, John?”
    “But I hadn’t meant to say so,” cried the Savage, clasping his hands in a kind of
    agony. “Not until … Listen, Lenina; in Malpais people get married.”
    “Get what?” The irritation had begun to creep back into her voice. 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now?
    “For always. They make a promise to live together for always.”
    “What a horrible idea!” Lenina was genuinely shocked.
    “Outliving beauty’s outward with a mind that cloth renew swifter than blood decays.”
    “What?”
    “It’s like that in Shakespeare too. ‘If thou cost break her virgin knot before all
    sanctimonious ceremonies may with full and holy rite …’”
    “For Ford’s sake, John, talk sense. I can’t understand a word you say. First it’s
    vacuum cleaners; then it’s knots. You’re driving me crazy.” She jumped up and, as
    though afraid that he might run away from her physically, as well as with his mind,
    caught him by the wrist. “Answer me this question: do you really like me, or don’t
    you?”
    There was a moment’s silence; then, in a very low voice,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e world,” he said.
    “Then why on earth didn’t you say so?” she cried, and so intense was her
    exasperation that she drove her sharp nails into the skin of his wrist. “Instead of
    drivelling away about knots and vacuum cleaners and lions, and making me
    miserable for weeks and weeks.”
    She released his hand and flung it angrily away from her.
    “If I didn’t like you so much,” she said, “I’d be furious with you.”
    And suddenly her arms were round his neck; he felt her lips soft against his own. So
    deliciously soft, so warm and electric that inevitably he found himself thinking of the
    embraces in Three Weeks in a Helicopter. Ooh! ooh! the stereoscopic blonde and anh!
    the more than real black-amoor. Horror, horror, horror … he fired to disengage
    himself; but Lenina tightened her embrace.
    “Why didn’t you say so?” she whispered, drawing back her face to look at him. Her
    eyes were tenderly reproachful.
    “The murkiest den, the most opportune place”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thundered
    poetically), “the strongest suggestion our worser genius can, shall never melt mine
    honour into lust. Never, never!” he resolved.
    “You silly boy!” she was saying. “I wanted you so much. And if you wanted me too,
    why didn’t you? …”
    “But, Lenina …” he began protesting; and as she immediately untwined her arms,
    as she stepped away from him, he thought, for a moment, that she had taken his
    unspoken hint. But when she unbuckled her white patent cartridge belt and hung it
    carefully over the back of a chair, he began to suspect that he had been mistaken.
    “Lenina!” he repeated apprehensively.
    She put her hand to her neck and gave a long vertical pull; her white sailor’s blouse
    was ripped to the hem; suspicion condensed into a too, too solid certainty. “Lenina,
    what are you doing?”
    Zip, zip! Her answer was wordless. She stepped out of her bell-bottomed trousers.
    Her zippicamiknicks were a pale shell pink.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s golden
    T dangled at her breast.
    “For those milk paps that through the window bars bore at men’s eyes….” The
    singing, thundering, magical words made her seem doubly dangerous, doubly
    alluring. Soft, soft, but how piercing! boring and drilling into reason, tunnelling
    through resolution. “The strongest oaths are straw to the fire i’ the blood. Be more
    abstemious, or else …”
    Zip! The rounded pinkness fell apart like a neatly divided apple. A wriggle of the
    arms, a lifting first of the right foot, then the left: the zippicamiknicks were lying
    lifeless and as though deflated on the floor.
    Still wearing her shoes and socks, and her rakishly tilted round white cap, she
    advanced towards him. “Darling. Darling! If only you’d said so before!” She held out
    her arms.
    But instead of also saying “Darling!” and holding out his arms, the Savage retreated
    in terror, flapping his hands at her as though he were trying to scare away some
    intruding and dangerous animal. Four backwards steps, and he was brought to bay
    against the wall.
    “Sweet!” said Lenina and, laying her hands on his shoulders, pressed herself
    against him. “Put your arms round me,” she commanded. “Hug me till you drug
    me, honey.” She too had poetry at her command, knew words that sang and were
    spells and beat drums. “Kiss me”; she closed her eyes, she let her voice sink to a
    sleepy murmur, “Kiss me till I’m in a coma. Hug me, honey, snuggly …”
    The Savage caught her by the wrists, tore her hands from his shoulders, thrust her
    roughly away at arm’s length.
    “Ow, you’re hurting me, you’re … oh!” She was suddenly silent. Terror had made her
    forget the pain. Opening her eyes, she had seen his face–no, not his face, a
    ferocious stranger’s, pale, distorted, twitching with some insane, inexplicable fury.
    Aghast, “But what is it, John?” she whispered. He did not answer, but only stared
    into her face with those mad eyes. The hands that held her wrists were trembling.
    He breathed deeply and irregularly. Faint almost to imperceptibility, but appalling,
    she suddenly heard the gneding of his teeth. “What is it?” she almost screamed.
    And as though awakened by her cry he caught her by the shoulders and shook her.
    “Whore!” he shouted “Whore! Impudent strumpet!”
    “Oh, don’t, do-on’t,” she protested in a voice made grotesquely tremulous by his
    shaking.
    “Whore!”
    “Plea-ease.”
    “Damned whore!”
    “A gra-amme is be-etter …” she began.
    The Savage pushed her away with such force that she staggered and fell. “Go,” he
    shouted, standing over her menacingly, “get out of my sight or I’ll kill you.” He
    clenched his fists.
    Lenina raised her arm to cover her face. “No, please don’t, John …”
    “Hurry up. Quick!”
    One arm still raised, and following his every movement with a terrified eye, she
    scrambled to her feet and still crouching, still covering her head, made a dash for
    the bathroom.
    The noise of that prodigious slap by which her departure was accelerated was like a
    pistol shot.
    “Ow!” Lenina bounded forward.
    Safely locked into the bathroom, she had leisure to take stock of her injuries.
    Standing with her back to the mirror, she twisted her head. Looking over her left
    shoulder she could see the imprint of an open hand standing out distinct and
    crimson on the pearly flesh. Gingerly she rubbed the wounded spot.
    Outside, in the other room, the Savage was striding up and down, marching,
    marching to the drums and music of magical words. “The wren goes to’t and the
    small gilded fly does lecher in my sight.” Maddeningly they rumbled in his ears.
    “The fitchew nor the soiled horse goes to’t with a more riotous appetite. Down from
    the waist they are Centaurs, though women all above. But to the girdle do the gods
    inherit. Beneath is all the fiend’s. There’s hell, there’s darkness, there is the
    sulphurous pit, burning scalding, stench, consumption; fie, fie, fie, pain, pain! Give
    me an ounce of civet, good apothecary, to sweeten my imagination.”
    “John!” ventured a small ingratiating voice from the bathroom. “John!”
    “O thou weed, who are so lovely fair and smell’st so sweet that the sense aches at
    thee. Was this most goodly book made to write ‘whore’ upon? Heaven stops the
    nose at it …”
    But her perfume still hung about him, his jacket was white with the powder that had
    scented her velvety body. “Impudent strumpet, impudent strumpet, impudent
    strumpet.” The inexorable rhythm beat itself out. “Impudent …”
    “John, do you think I might have my clothes?”
    He picked up the bell-bottomed trousers, the blouse, the zippicamiknicks.
    “Open!” he ordered, kicking the door.
    “No, I won’t.” The voice was frightened and defiant.
    “Well, how do you expect me to give them to you?”
    “Push them through the ventilator over the door.”
    He did what she suggested and returned to his uneasy pacing of the room.
    “Impudent strumpet, impudent strumpet. The devil Luxury with his fat rump and
    potato finger …”
    “John.”
    He would not answer. “Fat rump and potato finger.”
    “John.”
    “What is it?” he asked gruffly.
    “I wonder if you’d mind giving me my Malthusian belt.”
    Lenina sat, listening to the footsteps in the other room, wondering, as she listened,
    how long he was likely to go tramping up and down like that; whether she would
    have to wait until he left the flat; or if it would be safe, after allowing his madness a
    reasonable time to subside, to open the bathroom door and make a dash for it.
    She was interrupted in the midst of these uneasy speculations by the sound of the
    telephone bell ringing in the other room. Abruptly the tramping ceased. She heard
    the voice of the Savage parleying with silence.
    “Hullo.”
    . . . . .
    “Yes.”
    . . . . .
    “If I do not usurp myself, I am.”
    . . . . .
    “Yes, didn’t you hear me say so? Mr. Savage speaking.”
    . . . . .
    “What? Who’s ill? Of course it interests me.”
    . . . . .
    “But is it serious? Is she really bad? I’ll go at once …”
    . . . . .
    “Not in her rooms any more? Where has she been taken?”
    . . . . .
    “Oh, my God! What’s the address?”
    . . . . .
    “Three Park Lane–is that it? Three? Thanks.”
    Lenina heard the click of the replaced receiver, then hurrying steps. A door
    slammed. There was silence. Was he really gone?
    With an infinity of precautions she opened the door a quarter of an inch; peeped
    through the crack; was encouraged by the view of emptiness; opened a little further,
    and put her whole head out; finally tiptoed into the room; stood for a few seconds
    with strongly beating heart, listening, listening; then darted to the front door,
    opened, slipped through, slammed, ran. It was not till she was in the lift and
    actually dropping down the well that she began to feel herself secure.

    Chapter Fourteen

    THE Park Lane Hospital for the Dying was a sixty-story tower of primrose tiles. As
    the Savage stepped out of his taxicopter a convoy of gaily-coloured aerial hearses
    rose whirring from the roof and darted away across the Park, westwards, bound for
    the Slough Crematorium. At the lift gates the presiding porter gave him the
    information he required, and he dropped down to Ward 81 (a Galloping Senility
    ward, the porter explained) on the seventeenth floor.
    It was a large room bright with sunshine and yellow paint, and containing twenty
    beds, all occupied. Linda was dying in company–in company and with all the modern
    conveniences. The air was continuously alive with gay synthetic melodies. At the foot
    of every bed, confronting its moribund occupant, was a television box. Television
    was left on, a running tap,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Every quarter of an hour the
    prevailing perfume of the room was automatically changed. “We try,” explained the
    nurse, who had taken charge of the Savage at the door, “we try to create a
    thoroughly pleasant atmosphere here–something between a first-class hotel and a
    feely-palace, if you take my meaning.”
    “Where is she?” asked the Savage, ignoring these polite explanations.
    The nurse was offended. “You are in a hurry,” she said.
    “Is there any hope?” he asked.
    “You mean, of her not dying?” (He nodded.) “No, of course there isn’t. When
    somebody’s sent here, there’s no …” Startled by the expression of distress on his
    pale face, she suddenly broke off. “Why, whatever is the matter?” she asked. She
    was not accustomed to this kind of thing in visitors. (Not that there were many
    visitors anyhow: or any reason why there should be many visitors.) “You’re not
    feeling ill, are you?”
    He shook his head. “She’s my mother,” he said in a scarcely audible voice.
    The nurse glanced at him with startled, horrified eyes; then quickly looked away.
    From throat to temple she was all one hot blush.
    “Take me to her,” said the Savage, making an effort to speak in an ordinary tone.
    Still blushing, she led the way down the ward. Faces still fresh and unwithered (for
    senility galloped so hard that it had no time to age the cheeks–only the heart and
    brain) turned as they passed. Their progress was followed by the blank, incurious
    eyes of second infancy. The Savage shuddered as he looked.
    Linda was lying in the last of the long row of beds, next to the wall. Propped up on
    pillows, she was watching the Semi-finals of the South American Riemann-Surface
    Tennis Championship, which were being played in silent and diminished
    reproduction on the screen of the television box at the foot of the bed. Hither and
    thither across their square of illuminted glass the little figures noiselessly darted,
    like fish in an aquarium–the silent but agitated inhabitants of another world.
    Linda looked on, vaguely and uncomprehendingly smiling. Her pale, bloated face
    wore an expression of imbecile happiness. Every now and then her eyelids closed,
    and for a few seconds she seemed to be dozing. Then with a little start she would
    wake up again–wake up to the aquarium antics of the Tennis Champions, to the
    Super-Vox-Wurlitzeriana rendering of “Hug me till you drug me, honey,” to the
    warm draught of verbena that came blowing through the ventilator above her
    head–would wake to these things, or rather to a dream of which these things,
    transformed and embellished by the soma in her blood, were the marvellous
    constituents, and smile once more her broken and discoloured smile of infantile
    contentment.
    “Well, I must go,” said the nurse. “I’ve got my batch of children coming. Besides,
    there’s Number 3.” She pointed up the ward. “Might go off any minute now. Well,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She walked briskly away.
    The Savage sat down beside the bed.
    “Linda,” he whispered, taking her hand.
    At the sound of her name, she turned. Her vague eyes brightened with recognition.
    She squeezed his hand, she smiled, her lips moved; then quite suddenly her head
    fell forward. She was asleep. He sat watching her–seeking through the tired flesh,
    seeking and finding that young, bright face which had stooped over his childhood in
    Malpais, remembering (and he closed his eyes) her voice, her movements, all the
    events of their life together. “Streptocock-Gee to Banbury T …” How beautiful her
    singing had been! And those childish rhymes, how magically strange and mysterious!
    A, B, C, vitamin D:
    The fat’s in the liver, the cod’s in the sea.
    He felt the hot tears welling up behind his eyelids as he recalled the words and
    Linda’s voice as she repeated them. And then the reading lessons: The tot is in the
    pot, the cat is on the mat; and the Elementary Instructions for Beta Workers in the
    Embryo Store. And long evenings by the fire or, in summertime, on the roof of the
    little house, when she told him those stories about the Other Place, outside the
    Reservation: that beautiful, beautiful Other Place, whose memory, as of a heaven,
    a paradise of goodness and loveliness, he still kept whole and intact, undefiled by
    contact with the reality of this real London, these actual civilized men and women.
    A sudden noise of shrill voices made him open his eyes and, after hastily brushing
    away the tears, look round. What seemed an interminable stream of identical
    eight-year-old male twins was pouring into the room. Twin after twin, twin after twin,
    they came–a nightmare. Their faces, their repeated face–for there was only one
    between the lot of them–puggishly stared, all nostrils and pale goggling eyes. Their
    uniform was khaki. All their mouths hung open. Squealing and chattering they
    entered. In a moment, it seemed, the ward was maggoty with them. They swarmed
    between the beds, clambered over, crawled under, peeped into the television boxes,
    made faces at the patients.
    Linda astonished and rather alarmed them. A group stood clustered at the foot of
    her bed, staring with the frightened and stupid curiosity of animals suddenly
    confronted by the unknown.
    “Oh, look, look!” They spoke in low, scared voices. “Whatever is the matter with
    her? Why is she so fat?”
    They had never seen a face like hers before–had never seen a face that was not
    youthful and taut-skinned, a body that had ceased to be slim and upright. All these
    moribund sexagenarians had the appearance of childish girls. At forty-four, Linda
    seemed, by contrast, a monster of flaccid and distorted senility.
    “Isn’t she awful?” came the whispered comments. “Look at her teeth!”
    Suddenly from under the bed a pug-faced twin popped up between John’s chair and
    the wall, and began peering into Linda’s sleeping face.
    “I say …” he began; but the sentence ended prematurely in a squeal. The Savage
    had seized him by the collar, lifted him clear over the chair and, with a smart box on
    the ears, sent him howling away.
    His yells brought the Head Nurse hurrying to the rescue.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to him?” she demanded fiercely. “I won’t have you
    striking the children.”
    “Well then, keep them away from this bed.” The Savage’s voice was trembling with
    indigation. “What are these filthy little brats doing here at all? It’s disgraceful!”
    “Disgraceful? But what do you mean? They’re being death-conditioned. And I tell
    you,” she warned him truculently, “if I have any more of your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conditioning, I’ll send for the porters and have you thrown out.”
    The Savage rose to his feet and took a couple of steps towards her. His movements
    and the expression on his face were so menacing that the nurse fell back in terror.
    With a great effort he checked himself and, without speaking, turned away and sat
    down again by the bed.
    Reassured, but with a dignity that was a trifle shrill and uncertain, “I’ve warned you,”
    said the nurse, “I’ve warned you,” said the nurse, “so mind.” Still, she led the too
    inquisitive twins away and made them join in the game of hunt-the-zipper, which
    had been organized by one of her colleague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room.
    “Run along now and have your cup of caffeine solution, dear,” she said to the other
    nurse. The exercise of authority restored her confidence, made her feel better. “Now
    children!” she called.
    Linda had stirred uneasily, had opened her eyes for a moment, looked vaguely
    around, and then once more dropped off to sleep. Sitting beside her, the Savage
    tried hard to recapture his mood of a few minutes before. “A, B, C, vitamin D,” he
    repeated to himself, as though the words were a spell that would restore the dead
    past to life. But the spell was ineffective. Obstinately the beautiful memories
    refused to rise; there was only a hateful resurrection of jealousies and uglinesses
    and miseries. Popé with the blood trickling down from his cut shoulder; and Linda
    hideously asleep, and the flies buzzing round the spilt mescal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bed; and the boys calling those names as she passed. … Ah, no, no! He shut
    his eyes, he shook his head in strenuous denial of these memories. “A, B, C,
    vitamin D …” He tried to think of those times when he sat on her knees and she put
    her arms about him and sang, over and over again, rocking him, rocking him to
    sleep. “A, B, C, vitamin D, vitamin D, vitamin D …”
    The Super-Vox-Wurlitzeriana had risen to a sobbing crescendo; and suddenly the
    verbena gave place, in the scent-circulating system, to an intense patchouli. Linda
    stirred, woke up, stared for a few seconds bewilderly at the Semi-finalists, then,
    lifting her face, sniffed once or twice at the newly perfumed air and suddenly
    smiled–a smile of childish ectasy.
    “Popé!” she murmured, and closed her eyes. “Oh, I do so like it, I do …” She
    sighed and let herself sink back into the pillows.
    “But, Linda!” The Savage spoke imploringly, “Don’t you know me?” He had tried so
    hard, had done his very best; why woudn’t she allow him to forget? He squeezed her
    limp hand almost with violence, as though he would force her to come back from
    this dream of ignoble pleasures, from these base and hateful memories–back into
    the present, back into reality: the appalling present, the awful reality–but sublime,
    but significant, but desperately important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immience of that
    which made them so fearful. “Don’t you know me, Linda?”
    He felt the faint answering pressure of her hand. The tears started into his eyes. He
    bent over her and kissed her.
    Her lips moved. “Popé!” she whispered again, and it was as though he had had a
    pailful of ordure thrown in his face.
    Anger suddenly boiled up in him. Balk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passion of his
    grief had found another outlet, was transformed into a passion of agonized rage.
    “But I’m John!” he shouted. “I’m John!” And in his furious misery he actually caught her by the shouder and shook her.
    Linda’s eyes fluttered open; she saw him, knew him–”John!”–but situated the real
    face, the real and violent hands, in an imaginary world–among the inward and
    private equivalents of patchouli and the Super-Wurlitzer, among the transfigured
    memories and the strangely transposed sensations that constituted the universe of
    her dream. She knew him for John, her son, but fancied him an intruder into that
    paradisal Malpais where she had been spending her soma-holiday with Popé. He was
    angry because she liked Popé, he was shaking her because Popé was there in the
    bed–as though there were something wrong, as though all civilized people didn’t do
    the same. “Every one belongs to every …” Her voice suddenly died into an almost
    inaudible breathless croaking. Her mouth fell open: she made a desperate effort to
    fill her lungs with air. But it was as though she had forgotten how to breathe. She
    tried to cry out–but no sound came; only the terror of her staring eyes revealed
    what she was suffering. Her hands went to her throat, then clawed at the air–the air
    she coud no longer breathe, the air that, for her, had ceased to exist.
    The Savage was on his feet, bent over her. “What is it, Linda? What is it?” His voice
    was imploring; it was as though he were begging to be reassured.
    The look she gave him was charged with an unspeakable terror–with terror and, it
    seemed to him, reproach.
    She tried to raise herself in bed, but fell back on to the pillows. Her face was horribly
    distorted, her lips blue.
    The Savage turned and ran up the ward.
    “Quick, quick!” he shouted. “Quick!”
    Standing in the centre of a ring of zipper-hunting twins, the Head Nurse looked
    round. The first moment’s astonishment gave place almost instantly to disapproval.
    “Don’t shout! Think of the little ones,” she said, frowning. “You might decondition …
    But what are you doing?” He had broken through the ring. “Be careful!” A child was yelling.
    “Quick, quick!” He caught her by the sleeve, dragged her after him. “Quick!
    Something’s happened. I’ve killed her.”
    By the time they were back at the end of the ward Linda was dead.
    The Savage stood for a moment in frozen silence, then fell on his knees beside the
    bed and, covering his face with his hands, sobbed uncontrollably.
    The nurse stood irresolute, looking now at the kneeling figure by the bed (the
    scandalous exhibition!) and now (poor children!) at the twins who had stopped their
    hunting of the zipper and were staring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ward, staring with
    all their eyes and nostrils at the shocking scene that was being enacted round Bed
    20. Should she speak to him? try to bring him back to a sense of decency? remind
    him of where he was? of what fatal mischief he might do to these poor innocents?
    Undoing all their wholesome death-conditioning with this disgusting outcry–as
    though death were something terrible, as though any one mattered as much as all
    that! It might give them the most disastrous ideas about the subject, might upset
    them into reacting in the entirely wrong, the utterly anti-social way.
    She stepped forward, she touched him on the shoulder. “Can’t you behave?” she
    said in a low, angry voice. But, looking around, she saw that half a dozen twins were
    already on their feet and advancing down the ward. The circle was distintegrating. In
    another moment … No, the risk was too great; the whole Group might be put back
    six or seven months in its conditioning. She hurried back towards her menaced
    charges.
    “Now, who wants a chocolate éclair?” she asked in a loud, cheerful tone.
    “Me!” yelled the entire Bokanovsky Group in chorus. Bed 20 was completely
    forgotten.
    “Oh, God, God, God …” the Savage kept repeating to himself. In the chaos of grief
    and remorse that filled his mind it was the one articulate word. “God!” he whispered
    it aloud. “God …”
    “Whatever is he saying?” said a voice, very near, distinct and shrill through the
    warblings of the Super-Wurlitzer.
    The Savage violently started and, uncovering his face, looked round. Five khaki
    twins, each with the stump of a long éclair in his right hand, and their identical faces
    variously smeared with liquid chocolate, were standing in a row, puggily goggling at
    him.
    They met his eyes and simultaneously grinned. One of them pointed with his éclair
    butt.
    “Is she dead?” he asked.
    The Savage stared at them for a moment in silence. Then in silence he rose to his
    feet, in silence slowly walked towards the door.
    “Is she dead?” repeated the inquisitive twin trotting at his side.
    The Savage looked down at him and still without speaking pushed him away. The
    twin fell on the floor and at once began to howl. The Savage did not even look
    round.

    Chapter Fifteen

    THE menial staff of the Park Lane Hospital for the Dying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two Deltas divided into two Bokanovsky Groups of eighty-four red headed
    female and seventy-eight dark dolychocephalic male twins, respectively. At six,
    when their working day was over, the two Groups assembled in the vestibule of the
    Hospital and were served by the Deputy Sub-Bursar with their soma ration.
    From the lift the Savage stepped out into the midst of them. But his mind was
    elsewhere–with death, with his grief, and his remorse; mechanicaly, without
    consciousness of what he was doing, he began to shoulder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Who are you push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High, low, from a multitude of separate throats, only two voices squeaked or
    growled. Repeated indefinitely, as though by a train of mirrors, two faces, one a
    hairless and freckled moon haloed in orange, the other a thin, beaked bird-mask,
    stubbly with two days’ beard, turned angrily towards him. Their words and, in his
    ribs, the sharp nudging of elbows, broke through his unawareness. He woke once
    more to external reality, looked round him, knew what he saw–knew it, with a
    sinking sense of horror and disgust, for the recurrent delirium of his days and
    nights, the nightmare of swarming indistinguishable sameness. Twins, twins. … Like
    maggots they had swarmed defilingly over the mystery of Linda’s death. Maggots
    again, but larger, full grown, they now crawled across his grief and his repentance.
    He halted and, with bewildered and horrified eyes, stared round him at the khaki
    mob, in the midst of which, overtopping it by a full head, he stood. “How many
    go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 The singing words mocked him derisively. “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O brave new world …”
    “Soma distribution!” shouted a loud voice. “In good order, please. Hurry up there.”
    A door had been opened, a table and chair carried into the vestibule. The voice was
    that of a jaunty young Alpha, who had entered carrying a black iron cash-box. A
    murmur of satisfaction went up from the expectant twins. They forgot all about the
    Savage. Their attention was now focused on the black cash-box, which the young
    man had placed on the table, and was now in process of unlocking. The lid was
    lifted.
    “Oo-oh!” said all the hundred and sixty-two simultaneously, as though they were
    looking at fireworks.
    The young man took out a handful of tiny pill-boxes. “Now,” he said peremptorily,
    “step forward, please. One at a time, and no shoving.”
    One at a time, with no shoving, the twins stepped forward. First two males, then a
    female, then another male, then three females, then …
    The Savage stood looking on. “O brave new world, O brave new world …” In his mind
    the singing words seemed to change their tone. They had mocked him through his
    misery and remorse, mocked him with how hideous a note of cynical derision!
    Fiendishly laughing, they had insisted on the low squalor, the nauseous ugliness of
    the nightmare. Now, suddenly, they trumpeted a call to arms. “O brave new world!”
    Miranda was proclaiming the possibility of loveliness,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ing
    even the nightmare into something fine and noble. “O brave new world!” It was a
    challenge, a command.
    “No shoving there now!” shouted the Deputy Sub-Bursar in a fury. He slammed down
    he lid of his cash-box. “I shall stop the distribution unless I have good behaviour.”
    The Deltas muttered, jostled one another a little, and then were still. The threat had
    been effective. Deprivation of soma–appalling thought!
    “That’s better,” said the young man, and reopened his cash-box.
    Linda had been a slave, Linda had died; others should live in freedom, and the
    world be made beautiful. A reparation, a duty. And suddenly it was luminously clear
    to the Savage what he must do; it was as though a shutter had been opened, a
    curtain drawn back.
    “Now,” said the Deputy Sub-Bursar.
    Another khaki female stepped forward.
    “Stop!” called the Savage in a loud and ringing voice. “Stop!”
    He pushed his way to the table; the Deltas stared at him with astonishment.
    “Ford!” said the Deputy Sub-Bursar, below his breath. “It’s the Savage.” He felt
    scared.
    “Listen, I beg of you,” cried the Savage earnestly. “Lend me your ears …” He had
    never spoken in public before, and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express what he wanted
    to say. “Don’t take that horrible stuff. It’s poison, it’s poison.”
    “I say, Mr. Savage,” said the Deputy Sub-Bursar, smiling propitiatingly. “Would you
    mind letting me …”
    “Poison to soul as well as body.”
    “Yes, but let me get on with my distribution, won’t you? There’s a good fellow.” With
    the cautious tenderness of one who strokes a notoriously vicious animal, he patted
    the Savage’s arm. “Just let me …”
    “Never!” cried the Savage.
    “But look here, old man …”
    “Throw it all away, that horrible poison.”
    The words “Throw it all away” pierced through the enfolding layers of
    incomprehension to the quick of the Delta’s consciousness. An angry murmur went
    up from the crowd.
    “I come to bring you freedom,” said the Savage, turning back towards the twins. “I
    come …”
    The Deputy Sub-Bursar heard no more; he had slipped out of the vestibule and was
    looking up a number in the telephone book.
    “Not in his own rooms,” Bernard summed up. “Not in mine, not in yours. Not at the
    Aphroditaum; not at the Centre or the College. Where can he have got to?”
    Helmholtz shrugged his shoulders. They had come back from their work expecting
    to find the Savage waiting for them at one or other of the usual meeting-places,
    and there was no sign of the fellow. Which was annoying, as they had meant to nip
    across to Biarritz in Helmholtz’s four-seater sporticopter. They’d be late for dinner if
    he didn’t come soon.
    “We’ll give him five more minutes,” said Helmholtz. “If he doesn’t turn up by then,
    we’ll …”
    The ringing of the telephone bell interrupted him. He picked up the receiver. “Hullo.
    Speaking.” Then, after a long interval of listening, “Ford in Flivver!” he swore. “I’ll
    come at once.”
    “What is it?” Bernard asked.
    “A fellow I know at the Park Lane Hospital,” said Helmholtz. “The Savage is there.
    Seems to have gone mad. Anyhow, it’s urgent. Will you come with me?”
    Together they hurried along the corridor to the lifts.
    “But do you like being slaves?” the Savage was saying as they entered the Hospital.
    His face was flushed, his eyes bright with ardour and indignation. “Do you like being
    babies? Yes, babies. Mewling and puking,” he added, exasperated by their bestial
    stupidity into throwing insults at those he had come to save. The insults bounced off
    their carapace of thick stupidity; they stared at him with a blank expression of dull
    and sullen resentment in their eyes. “Yes, puking!” he fairly shouted. Grief and
    remorse, compassion and duty–all were forgotten now and, as it were, absorbed into
    an intense overpowering hatred of these less than human monsters. “Don’t you
    want to be free and men? Don’t you even understand what manhood and freedom
    are?” Rage was making him fluent; the words came easily, in a rush. “Don’t you?”
    he repeated, but got no answer to his question. “Very well then,” he went on grimly.
    “I’ll teach you; I’ll make you be free whether you want to or not.” And pushing open
    a window that looked on to the inner court of the Hospital, he began to throw the
    little pill-boxes of soma tablets in handfuls out into the area.
    For a moment the khaki mob was silent, petrified, at the spectacle of this wanton
    sacrilege, with amazement and horror.
    “He’s mad,” whispered Bernard, staring with wide open eyes. “They’ll kill him. They’ll
    …” A great shout suddenly went up from the mob; a wave of movement drove it
    menacingly towards the Savage. “Ford help him!” said Bernard, and averted his eyes.
    “For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And with a laugh, actually a laugh of
    exultation, Helmholtz Watson pushed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Free, free!” the Savage shouted, and with one hand continued to throw the soma
    into the area while, with the other, he punched the indistinguishable faces of his
    assailants. “Free!” And suddenly there was Helmholtz at his side–”Good old
    Helmholtz!”–also punching–”Men at last!”–and in the interval also throwing the
    poison out by handfuls through the open window. “Yes, men! men!” and there was
    no more poison left. He picked up the cash-box and showed them its black
    emptiness. “You’re free!”
    Howling, the Deltas charged with a redoubled fury.
    Hesitant on the fringes of the battle. “They’re done for,” said Bernard and, urged by
    a sudden impulse, ran forward to help them; then thought better of it and halted;
    then, ashamed, stepped forward again; then again thought better of it, and was
    standing in an agony of humiliated indecision–thinking that they might be killed if
    he didn’t help them, and that he might be killed if he did–when (Ford be praised!),
    goggle-eyed and swine-snouted in their gas-masks, in ran the police.
    Bernard dashed to meet them. He waved his arms; and it was action, he was doing
    something. He shouted “Help!” several times, more and more loudly so as to give
    himself the illusion of helping. “Help! Help! HELP!”
    The policemen pushed him out of the way and got on with their work. Three men
    with spraying machines buckled to their shoulders pumped thick clouds of soma
    vapour into the air. Two more were busy round the portable Synthetic Music Box.
    Carrying water pistols charged with a powerful an?sthetic, four others had pushed
    their way into the crowd and were methodically laying out, squirt by squirt, the more
    ferocious of the fighters.
    “Quick, quick!” yelled Bernard. “They’ll be killed if you don’t hurry. They’ll … Oh!”
    Annoyed by his chatter, one of the policemen had given him a shot from his water
    pistol. Bernard stood for a second or two wambling unsteadily on legs that seemed
    to have lost their bones, their tendons, their muscles, to have become mere sticks
    of jelly, and at last not even jelly-water: he tumbled in a heap on the floor.
    Suddenly, from out of the Synthetic Music Box a Voice began to speak. The Voice of
    Reason, the Voice of Good Feeling. The sound-track roll was unwinding itself in
    Synthetic Anti-Riot Speech Number Two (Medium Strength). Straight from the depths
    of a non-existent heart, “My friends, my friends!” said the Voice so pathetically, with
    a note of such infinitely tender reproach that, behind their gas masks, even the
    policemen’s eyes were momentarily dimmed with tear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Why aren’t you all being happy and good together? Happy and good,” the
    Voice repeated. “At peace, at peace.” It trembled, sank into a whisper and
    momentarily expired. “Oh, I do want you to be happy,” it began, with a yearning
    earnestness. “I do so want you to be good! Please, please be good and …”
    Two minutes later the Voice and the soma vapour had produced their effect. In
    tears, the Deltas were kissing and hugging one another–half a dozen twins at a
    time in a comprehensive embrace. Even Helmholtz and the Savage were almost
    crying. A fresh supply of pill-boxes was brought in from the Bursary; a new
    distribution was hastily made and, to the sound of the Voice’s ricuy affectionate,
    baritone valedictions, the twins dispersed, blubbering as though their hearts would
    break. “Good-bye, my dearest, dearest friends, Ford keep you! Good-bye, my
    dearest, dearest friends, Ford keep you. Good-bye my dearest, dearest …”
    When the last of the Deltas had gone the policeman switched off the current. The
    angelic Voice fell silent.
    “Will you come quietly?” asked the Sergeant, “or must we an?sthetize?” He pointed
    his water pistol menacingly.
    “Oh, we’ll come quietly,” the Savage answered, dabbing alternately a cut lip, a
    scratched neck, and a bitten left hand.
    Still keeping his handkerchief to his bleeding nose Helmholtz nodded in
    confirmation.
    Awake and having recovered the use of his legs, Bernard had chosen this moment
    to move as inconspicuously as he could towards the door.
    “Hi, you there,” called the Sergeant, and a swine-masked policeman hurried across
    the room and laid a hand on the young man’s shoulder.
    Bernard turned with an expression of indignant innocence. Escaping? He hadn’t
    dreamed of such a thing. “Though what on earth you want me for,” he said to the
    Sergeant, “I really can’t imagine.”
    “You’re a friend of the prisoner’s, aren’t you?”
    “Well …” said Bernard, and hesitated. No, he really couldn’t deny it. “Why shouldn’t I
    be?” he asked.
    “Come on then,” said the Sergeant, and led the way towards the door and the
    waiting police car.

    Chapter Sixteen

    THE ROOM into which the three were ushered was the Controller’s study.
    “His fordship will be down in a moment.” The Gamma butler left them to themselves.
    Helmholtz laughed aloud.
    “It’s more like a caffeine-solution party than a trial,” he said, and let himself fall
    into the most luxurious of the pneumatic arm-chairs. “Cheer up, Bernard,” he
    added, catching sight of his friend’s green unhappy face. But Bernard would not be
    cheered; without answering, without even looking at Helmholtz, he went and sat
    down on the most uncomfortable chair in the room, carefully chosen in the obscure
    hope of somehow deprecating the wrath of the higher powers.
    The Savage meanwhile wandered restlessly round the room, peering with a vague
    superficial inquisitiveness at the books in the shelves, at the sound-track rolls and
    reading machine bobbins in their numbered pigeon-holes. On the table under the
    window lay a massive volume bound in limp black leather-surrogate, and stamped
    with large golden T’s. He picked it up and opened it. MY LIFE AND WORK, BY OUR
    FORD. The book had been published at Detroit by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Fordian Knowledge. Idly he turned the pages, read a sentence here, a paragraph
    there, and had just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ook didn’t interest him, when
    the door opened, and the Resident World Controller for Western Europe walked
    briskly into the room.
    Mustapha Mond shook hands with all three of them; but it was to the Savage that
    he addressed himself. “So you don’t much like civilization, Mr. Savage,” he said.
    The Savage looked at him. He had been prepared to lie, to bluster, to remain
    sullenly unresponsive; but, reassured by the good-humoured intelligence of the
    Controller’s face, he decided to tell the truth, straightforwardly. “No.” He shook his
    head.
    Bernard started and looked horrified. What would the Controller think? To be
    labelled as the friend of a man who said that he didn’t like civilization–said it openly
    and, of all people, to the Controller–it was terrible. “But, John,” he began. A look
    from Mustapha Mond reduced him to an abject silence.
    “Of course,” the Savage went on to admit, “there are some very nice things. All that
    music in the air, for instance …”
    “Sometimes a thousand twangling instruments will hum about my ears and
    sometimes voices.”
    The Savage’s face lit up with a sudden pleasure. “Have you read it too?” he asked.
    “I thought nobody knew about that book here, in England.”
    “Almost nobody. I’m one of the very few. It’s prohibited, you see. But as I make
    the laws here, I can also break them. With impunity, Mr. Marx,” he added, turning
    to Bernard. “Which I’m afraid you can’t do.”
    Bernard sank into a yet more hopeless misery.
    “But why is it prohibited?” asked the Savage. In the excitement of meeting a man
    who had read Shakespeare he had momentarily forgotten everything else.
    The Controller shrugged his shoulders. “Because it’s old; that’s the chief reason. We
    haven’t any use for old things here.”
    “Even when they’re beautiful?”
    “Particularly when they’re beautiful. Beauty’s attractive, and we don’t want people to
    be attracted by old things. We want them to like the new ones.”
    “But the new ones are so stupid and horrible. Those plays, where there’s nothing
    but helicopters flying about and you feel the people kissing.” He made a grimace.
    “Goats and monkeys!” Only in Othello’s word could he find an adequate vehicle for
    his contempt and hatred.
    “Nice tame animals, anyhow,” the Controller murmured parenthetically.
    “Why don’t you let them see Othello instead?”
    “I’ve told you; it’s old. Besides,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it.”
    Yes, that was true. He remembered how Helmholtz had laughed at Romeo and Juliet.
    “Well then,” he said, after a pause, “something new that’s like Othello, and that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at’s what we’ve all been wanting to write,” said Helmholtz, breaking a long
    silence.
    “And it’s what you never will write,” said the Controller. “Because, if it were really like
    Othello nobody could understand it, however new it might be. And if were new, it
    couldn’t possibly be like Othello.”
    “Why not?”
    “Yes, why not?” Helmholtz repeated. He too was forgetting the unpleasant realities
    of the situation. Green with anxiety and apprehension, only Bernard remembered
    them; the others ignored him. “Why not?”
    “Because our world is not the same as Othello’s world. You can’t make flivvers
    without steel–and you can’t make tragedies without social instability. The world’s
    stable now. People are happy; they get what they want, and they never want what
    they can’t get. They’re well off; they’re safe; they’re never ill; they’re not afraid of
    death; they’re blissfully ignorant of passion and old age; they’re plagued with no
    mothers or fathers; they’ve got no wives, or children, or lovers to feel strongly
    about; they’re so conditioned that they practically can’t help behaving as they ought
    to behave. And if anything should go wrong, there’s soma. Which you go and chuck
    out of the window in the name of liberty, Mr. Savage. Liberty!” He laughed.
    “Expecting Deltas to know what liberty is! And now expecting them to understand
    Othello! My good boy!”
    The Savage was silent for a little. “All the same,” he insisted obstinately, “Othello’s
    good, Othello’s better than those feelies.”
    “Of course it is,” the Controller agreed. “But that’s the price we have to pay for
    stability. You’ve got to choose between happiness and what people used to call high
    art. We’ve sacrificed the high art. We have the feelies and the scent organ instead.”
    “But they don’t mean anything.”
    “They mean themselves; they mean a lot of agreeable sensations to the audience.”
    “But they’re … they’re told by an idiot.”
    The Controller laughed. “You’re not being very polite to your friend, Mr. Watson.
    One of our most distinguished Emotional Engineers …”
    “But he’s right,” said Helmholtz gloomily. “Because it is idiotic. Writing when there’s
    nothing to say …”
    “Precisely. But that require the most enormous ingenuity. You’re making fiivvers out
    of the absolute minimum of steel–works of art out of practically nothing but pure
    sensation.”
    The Savage shook his head. “It all seems to me quite horrible.”
    “Of course it does. Actual happiness always looks pretty squali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ver-compensations for misery. And, of course, stability isn’t nearly so
    spectacular as instability. And being contented has none of the glamour of a good
    fight against misfortune, none of the picturesqueness of a struggle with temptation,
    or a fatal overthrow by passion or doubt. Happiness is never grand.”
    “I suppose not,” said the Savage after a silence. “But need it be quite so bad as
    those twins?” He passed his hand over his eyes as though he were trying to wipe
    away the remembered image of those long rows of identical midgets at the
    assembling tables, those queued-up twin-herd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Brentford
    monorail station, those human maggots swarming round Linda’s bed of death, the
    endlessly repeated face of his assailants. He looked at his bandaged left hand and
    shuddered. “Horrible!”
    “But how useful! I see you don’t like our Bokanovsky Groups; but, I assure you,
    they’re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built. They’re the gyroscope that
    stabilizes the rocket plane of state on its unswerving course.” The deep voice
    thrillingly vibrated; the gesticulating hand implied all space and the onrush of the
    irresistible machine. Mustapha Mond’s oratory was almost up to synthetic standards.
    “I was wondering,” said the Savage, “why you had them at all–seeing that you can
    get whatever you want out of those bottles. Why don’t you make everybody an
    Alpha Double Plus while you’re about it?”
    Mustapha Mond laughed. “Because we have no wish to have our throats cut,” he
    answered. “We believe in happiness and stability. A society of Alphas couldn’t fail to
    be unstable and miserable. Imagine a factory staffed by Alphas–that is to say by
    separate and unrelated individuals of good heredity and conditioned so as to be
    capable (within limits) of making a free choice and assuming responsibilities.
    Imagine it!” he repeated.
    The Savage tried to imagine it, not very successfully.
    “It’s an absurdity. An Alpha-decanted, Alpha-conditioned man would go mad if he
    had to do Epsilon Semi-Moron work–go mad, or start smashing things up. Alphas
    can be completely socialized–but only on condition that you make them do Alpha
    work. Only an Epsilon can be expected to make Epsilon sacrifices, for the good
    reason that for him they aren’t sacrifices; they’re the line of least resistance. His
    conditioning has laid down rails along which he’s got to run. He can’t help himself;
    he’s foredoomed. Even after decanting, he’s still inside a bottle–an invisible bottle
    of infantile and embryonic fixations. Each one of us, of course,” the Controller
    meditatively continued, “goes through life inside a bottle. But if we happen to be
    Alphas, our bottles are, relatively speaking, enormous. We should suffer acutely if
    we were confined in a narrower space. You cannot pour upper-caste
    champagne-surrogate into lower-caste bottles. It’s obvious theoretically. But it has
    also been proved in actual practice. The result of the Cyprus experiment was
    convincing.”
    “What was that?” asked the Savage.
    Mustapha Mond smiled. “Well, you can call it an experiment in rebottling if you like.
    It began in A.F. 473. The Controllers had the island of Cyprus cleared of all its
    existing inhabitants and re-colonized with a specially prepared batch of twenty-two
    thousand Alphas. All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equipment was handed over to them
    and they were left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The result exactly fulfilled all the
    theoretical prediotions. The land wasn’t properly worked; there were strikes in all the
    factories; the laws were set at naught, orders disobeyed; all the people detailed for
    a spell of low-grade work were perpetually intriguing for high-grade jobs, and all the
    people with high-grade jobs were counter-intriguing at all costs to stay where they
    were. Within six years they were having a first-class civil war. When nineteen out of
    the twenty-two thousand had been killed, the survivors unanimously petitioned the
    World Controllers to resume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nd. Which they did. And that
    was the end of the only society of Alphas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he Savage sighed, profoundly.
    “The optimum population,” said Mustapha Mond, “is modelled on the
    iceberg–eight-ninths below the water line, one-ninth above.”
    “And they’re happy below the water line?”
    “Happier than above it. Happier than your friend here, for example.” He pointed.
    “In spite of that awful work?”
    “Awful? They don’t find it so. On the contrary, they like it. It’s light, it’s childishly
    simple. No strain on the mind or the muscles. Seven and a half hours of mild,
    unexhausting labour, and then the soma ration and games and unrestricted
    copulation and the feelies. What more can they ask for? True,” he added, “they
    might ask for shorter hours. And of course we could give them shorter hours.
    Technically, it would be perfectly simple to reduce all lower-caste working hours to
    three or four a day. But would they be any the happier for that? No, they wouldn’t.
    The experiment was tried,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The whole of Ireland
    was put on to the four-hour day. What was the result? Unrest and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of soma; that was all. Those three and a half hours of extra leisure
    were so far from being a source of happiness, that people felt constrained to take a
    holiday from them. The Inventions Office is stuffed with plans for labour-saving
    processes. Thousands of them.” Mustapha Mond made a lavish gesture. “And why
    don’t we put them into execution? For the sake of the labourers; it would be sheer
    cruelty to afflict them with excessive leisure. It’s the same with agriculture. We could
    synthesize every morsel of food, if we wanted to. But we don’t. We prefer to keep a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on the land. For their own sakes–because it takes longer to
    get food out of the land than out of a factory. Besides, we have our stability to think
    of. We don’t want to change. Every change is a menace to stability. That’s another
    reason why we’re so chary of applying new inventions. Every discovery in pure
    science is potentially subversive; even science must sometimes be treated as a
    possible enemy. Yes, even science.”
    Science? The Savage frowned. He knew the word. But what it exactly signified he
    could not say. Shakespeare and the old men of the pueblo had never mentioned
    science, and from Linda he had only gathered the vaguest hints: science was
    something you made helicopters with, some thing that caused you to laugh at the
    Corn Dances, something that prevented you from being wrinkled and losing your
    teeth. He made a desperate effort to take the Controller’s meaning.
    “Yes,” Mustapha Mond was saying, “that’s another item in the cost of stability. It
    isn’t only art that’s incompatible with happiness; it’s also science. Science is
    dangerous; we have to keep it most carefully chained and muzzled.”
    “What?” said Helmholtz, in astonishment. “But we’re always saying that science is
    everything. It’s a hypnop?dic platitude.”
    “Three times a week between thirteen and seventeen,” put in Bemard.
    “And all the science propaganda we do at the College …”
    “Yes; but what sort of science?” asked Mustapha Mond sarcastically. “You’ve had no
    scientific training, so you can’t judge. I was a pretty good physicist in my time. Too
    good–good enough to realize that all our science is just a cookery book, with an
    orthodox theory of cooking that nobody’s allowed to question, and a list of recipes
    that mustn’t be added to except by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 head cook. I’m the
    head cook now. But I was an inquisitive young scullion once. I started doing a bit of
    cooking on my own. Unorthodox cooking, illicit cooking. A bit of real science, in
    fact.” He was silent.
    “What happened?” asked Helmholtz Watson.
    The Controller sighed. “Very nearly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you young men. I was
    on the point of being sent to an island.”
    The words galvanized Bernard into violent and unseemly activity. “Send me to an
    island?” He jumped up, ran across the room, and stood gesticulating in front of the
    Controller. “You can’t send me. I haven’t done anything. lt was the others. I swear it
    was the others.” He pointed accusingly to Helmholtz and the Savage. “Oh, please
    don’t send me to Iceland. I promise I’ll do what I ought to do. Give me another
    chance.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The tears began to flow. “I tell you, it’s
    their fault,” he sobbed. “And not to Iceland. Oh please, your fordship, please …”
    And in a paroxysm of abjection he threw himself on his knees before the Controller.
    Mustapha Mond tried to make him get up; but Bernard persisted in his grovelling;
    the stream of words poured out inexhaustibly. In the end the Controller had to ring
    for his fourth secretary.
    “Bring three men,” he ordered, “and take Mr. Marx into a bedroom. Give him a
    good soma vaporization and then put him to bed and leave him.”
    The fourth secretary went out and returned with three green-uniformed twin
    footmen. Still shouting and sobbing. Bernard was carried out.
    “One would think he was going to have his throat cut,” said the Controller, as the
    door closed. “Whereas, if he had the smallest sense, he’d understand that his
    punishment is really a reward. He’s being sent to an island. That’s to say, he’s
    being sent to a place where he’ll meet the most interesting set of men and women
    to be fou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All the people who,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ave got too self-consciously individual to fit into community-life. All the people who
    aren’t satisfied with orthodoxy, who’ve got independent ideas of their own. Every
    one, in a word, who’s any one. I almost envy you, Mr. Watson.”
    Helmholtz laughed. “Then why aren’t you on an island yourself?”
    “Because, finally, I preferred this,” the Controller answered. “I was given the choice:
    to be sent to an island, where I could have got on with my pure science, or to be
    taken on to the Controllers’ Council with the prospect of succeeding in due course to
    an actual Controllership. I chose this and let the science go.” After a little silence,
    “Sometimes,” he added, “I rather regret the science. Happiness is a hard
    master–particularly other people’s happiness. A much harder master, if one isn’t
    conditioned to accept it unquestioningly, than truth.” He sighed, fell silent again,
    then continued in a brisker tone, “Well, duty’s duty. One can’t consult one’s own
    preference. I’m interested in truth, I like science. But truth’s a menace, science is a
    public danger. As dangerous as it’s been beneficent. It has given us the stablest
    equilibrium in history. China’s was hopelessly insecure by comparison; even the
    primitive matriarchies weren’t steadier than we are. Thanks, l repeat, to science. But
    we can’t allow science to undo its own good work. That’s why we so carefully limit the
    scope of its researches–that’s why I almost got sent to an island. We don’t allow it
    to deal with any but the most immediate problems of the moment. All other
    enquiries are most sedulously discouraged. It’s curious,” he went on after a little
    pause, “to read what people in the time of Our Ford used to write about scientific
    progress. They seemed to have imagined that it could be allowed to go on
    indefinitely, regardless of everything else. Knowledge was the highest good, truth
    the supreme value; all the rest was secondary and subordinate. True, ideas were
    beginning to change even then. Our Ford himself did a great deal to shift the
    emphasis from truth and beauty to comfort and happiness. Mass production
    demanded the shift. Universal happiness keeps the wheels steadily turning; truth
    and beauty can’t. And, of course, whenever the masses seized political power, then
    it was happiness rather than truth and beauty that mattered. Still, in spite of
    everytung, unrestricted scientific research was still permitted. People still went on
    talking about truth and beauty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sovereign goods. Right up
    to the time of the Nine Years’ War. That made them change their tune all right.
    What’s the point of truth or beauty or knowledge when the anthrax bombs are
    popping all around you? That was when science first began to be controlled–after
    the Nine Years’ War. People were ready to have even their appetites controlled then.
    Anything for a quiet life. We’ve gone on controlling ever since. It hasn’t been very
    good for truth, of course. But it’s been very good for happiness. One can’t have
    something for nothing. Happiness has got to be paid for. You’re paying for it, Mr.
    Watson–paying because you happen to be too much interested in beauty. I was too
    much interested in truth; I paid too.”
    “But you didn’t go to an island,” said the Savage, breaking a long silence.
    The Controller smiled. “That’s how I paid. By choosing to serve happiness. Other
    people’s–not mine. It’s lucky,” he added, after a pause, “that there are such a lot
    of islands in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at we should do without them. Put you all in
    the lethal chamber, I suppose. By the way, Mr. Watson, would you like a tropical
    climate? The Marquesas, for example; or Samoa? Or something rather more
    bracing?”
    Helmholtz rose from his pneumatic chair. “I should like a thoroughly bad climate,”
    he answered. “I believe one would write better if the climate were bad. If there were
    a lot of wind and storms, for example …”
    The Controller nodded his approbation. “I like your spirit, Mr. Watson. I like it very
    much indeed. As much as I officially disapprove of it.” He smiled. “What about the
    Falkland Islands?”
    “Yes, I think that will do,” Helmholtz answered. “And now, if you don’t mind, I’ll go
    and see how poor Bernard’s getting on.”

    Chapter Seventeen

    ART, SCIENCE–you seem to have paid a fairly high price for your happiness,” said
    the Savage, when they were alone. “Anything else?”
    “Well, religion, of course,” replied the Controller. “There used to be something
    called God–before the Nine Years’ War. But I was forgetting; you know all about
    God, I suppose.”
    “Well …” The Savage hesitated. He would have lik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solitude, about night, about the mesa lying pale under the moon, about the
    precipice, the plunge into shadowy darkness, about death. He would have liked to
    speak; but there were no words. Not even in Shakespeare.
    The Controller, meanwhile, had crosse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and was
    unlocking a large safe set into the wall between the bookshelves. The heavy door
    swung open. Rummaging in the darkness within, “It’s a subject,” he said, “that has
    always had a great interest for me.” He pulled out a thick black volume. “You’ve
    never read this, for example.”
    The Savage took it.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he read
    aloud from the title-page.
    “Nor this.” It was a small book and had lost its cover.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Nor this.” He handed out another volume.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By William James.”
    “And I’ve got plenty more,” Mustapha Mond continued, resuming his seat. “A whole
    collection of pornographic old books. God in the safe and Ford on the shelves.” He
    pointed with a laugh to his avowed library–to the shelves of books, the rack full of
    reading-machine bobbins and sound-track rolls.
    “But if you know about God, why don’t you tell them?” asked the Savage
    indignantly. “Why don’t you give them these books about God?”
    “For the same reason as we don’t give them Othello: they’re old; they’re about God
    hundreds of years ago. Not about God now.”
    “But God doesn’t change.”
    “Men do, though.”
    “What difference does that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said Mustapha Mond. He got up again and walked
    to the safe. “There was a man called Cardinal Newman,” he said. “A cardinal,” he
    exclaimed parenthetically, “was a kind of Arch-Community-Songster.”
    “‘I Pandulph, of fair Milan, cardinal.’ I’ve read about them in Shakespeare.”
    “Of course you have. Well, as I was saying, there was a man called Cardinal
    Newman. Ah, here’s the book.” He pulled it out. “And while I’m about it I’ll take this
    one too. It’s by a man called Maine de Biran. He was a philosopher, if you know
    what that was.”
    “A man who dreams of fewer things than there are in heaven and earth,” said the
    Savage promptly.
    “Quite so. I’ll read you one of the things he did dream of in a moment. Meanwhile,
    listen to what this old Arch-Community-Songster said.” He opened the book at the
    place marked by a slip of paper and began to read. “‘We are not our own any more
    than what we possess is our own. We did not make ourselves, we cannot be
    supreme over ourselves. We are not our own masters. We are God’s property. Is it
    not our happiness thus to view the matter? Is it any happiness or any comfort, to
    consider that we are our own? It may be thought so by the young and prosperous.
    These may think it a great thing to have everything, as they suppose, their own
    way–to depend on no one–to have to think of nothing out of sight, to be without the
    irksomeness of continual acknowledgment, continual prayer, continual reference of
    what they do to the will of another. But as time goes on, they, as all men, will find
    that independence was not made for man–that it is an unnatural state–will do for a
    while, but will not carry us on safely to the end …’” Mustapha Mond paused, put
    down the first book and, picking up the other, turned over the pages. “Take this, for
    example,” he said, and in his deep voice once more began to read: “‘A man grows
    old; he feels in himself that radical sense of weakness, of listlessness, of
    discomfort, which accompanies the advance of age; and, feeling thus, imagines
    himself merely sick, lulling his fears with the notion that this distressing condition is
    due to some particular cause, from which, as from an illness, he hopes to recover.
    Vain imaginings! That sickness is old age; and a horrible disease it is. They say
    that it is the fear of death and of what comes after death that makes men turn to
    religion as they advance in years. But my own experience has given me the
    conviction that, quite apart from any such terrors or imaginings,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tends to develop as we grow older; to develop because, as the passions
    grow calm, as the fancy and sensibilities are less excited and less excitable, our
    reason becomes less troubled in its working, less obscured by the images, desires
    and distractions, in which it used to be absorbed; whereupon God emerges as from
    behind a cloud; our soul feels, sees, turns towards the source of all light; turns
    naturally and inevitably; for now that all that gave to the world of sensations its life
    and charms has begun to leak away from us, now that phenomenal existence is no
    more bolstered up by impressions from within or from without, we feel the need to
    lean on something that abides, something that will never play us false–a reality, an
    absolute and everlasting truth. Yes, we inevitably turn to God; for this religious
    sentiment is of its nature so pure, so delightful to the soul that experiences it, that
    it makes up to us for all our other losses.’” Mustapha Mond shut the book and
    leaned back in his chair. “One of the numerous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that
    these philosophers didn’t dream about was this” (he waved his hand), “us, the
    modern world. ‘You can only be independent of God while you’ve got youth and
    prosperity; independence won’t take you safely to the end.’ Well, we’ve now got
    youth and prosperity right up to the end. What follows? Evidently, that we can be
    independent of God.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will compensate us for all our losses.’
    But there aren’t any losses for us to compensate; religious sentiment is
    superfluous. And why should we go hunting for a substitute for youthful desires,
    when youthful desires never fail? A substitute for distractions, when we go on
    enjoying all the old fooleries to the very last? What need have we of repose when
    our minds and bodies continue to delight in activity? of consolation, when we have
    soma? of something immovable, when there is the social order?”
    “Then you think there is no God?”
    “No, I think there quite probably is one.”
    “Then why? …”
    Mustapha Mond checked him. “But he manifests himself in different ways to
    different men. In premodern times he manifested himself as the being that’s
    described in these books. Now …”
    “How does he manifest himself now?” asked the Savage.
    “Well, he manifests himself as an absence; as though he weren’t there at all.”
    “That’s your fault.”
    “Call it the fault of civilization. God isn’t compatible with machinery and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universal happiness. You must make your choice. Our civilization has
    chosen machinery and medicine and happiness. That’s why I have to keep these
    books locked up in the safe. They’re smut. People would be shocked it …”
    The Savage interrupted him. “But isn’t it natural to feel there’s a God?”
    “You might as well ask if it’s natural to do up one’s trousers with zippers,” said the
    Controller sarcastically. “You remind me of another of those old fellows called
    Bradley. He defined philosophy as the finding of bad reason for what one believes
    by instinct. As if one believed anything by instinct! One believes things because one
    has been conditioned to believe them. Finding bad reasons for what one believes
    for other bad reasons–that’s philosophy. People believe in God because they’ve
    been conditioned to.
    “But all the same,” insisted the Savage, “it is natural to believe in God when you’re
    alone–quite alone, in the night, thinking about death …”
    “But people never are alone now,” said Mustapha Mond. “We make them hate
    solitude; and we arrange their lives so that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m ever to
    have it.”
    The Savage nodded gloomily. At Malpais he had suffered because they had shut
    him out from the communal activities of the pueblo, in civilized London he was
    suffering because he could never escape from those communal activities, never be
    quietly alone.
    “Do you remember that bit in King Lear?” said the Savage at last. “‘The gods are
    just and of our pleasant vices make instruments to plague us; the dark and vicious
    place where thee he got cost him his eyes,’ and Edmund answers–you remember,
    he’s wounded, he’s dying–’Thou hast spoken right; ’tis true. The wheel has come
    full circle; I am here.’ What about that now? Doesn’t there seem to be a God
    managing things, punishing, rewarding?”
    “Well, does there?” questioned the Controller in his turn. “You can indulge in any
    number of pleasant vices with a freemartin and run no risks of having your eyes put
    out by your son’s mistress. ‘The wheel has come full circle; I am here.’ But where
    would Edmund be nowadays? Sitting in a pneumatic chair, with his arm round a girl’s
    waist, sucking away at his sex-hormone chewing-gum and looking at the feelies.
    The gods are just. No doubt. But their code of law is dictated, in the last resort, by
    the people who organize society; Providence takes its cue from men.”
    “Are you sure?” asked the Savage. “Are you quite sure that the Edmund in that
    pneumatic chair hasn’t been just as heavily punished as the Edmund who’s wounded
    and bleeding to death? The gods are just. Haven’t they used his pleasant vices as
    an instrument to degrade him?”
    “Degrade him from what position? As a happy, hard-working, goods-consuming
    citizen he’s perfect. Of course, if you choose some other standard than ours, then
    perhaps you might say he was degraded. But you’ve got to stick to one set of
    postulates. You can’t play Electro-magnetic Golf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Centrifugal
    Bumble-puppy.”
    “But value dwells not in particular will,” said the Savage. “It holds his estimate and
    dignity as well wherein ’tis precious of itself as in the prizer.”
    “Come, come,” protested Mustapha Mond, “that’s going rather far, isn’t it?”
    “If you allowed yourselves to think of God, you wouldn’t allow yourselves to be
    degraded by pleasant vices. You’d have a reason for bearing things patiently, for
    doing things with courage. I’ve seen it with the Indians.”
    “l’m sure you have,” said Mustapha Mond. “But then we aren’t Indians. There isn’t
    any need for a civilized man to bear anything that’s seriously unpleasant. And as for
    doing things–Ford forbid that he should get the idea into his head. It would upset
    the whole social order if men started doing things on their own.”
    “What about self-denial, then? If you had a God, you’d have a reason for
    self-denial.”
    “Bu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re’s no self-denial.
    Self-indulgence up to the very limits imposed by hygiene and economics. Otherwise
    the wheels stop turning.”
    “You’d have a reason for chastity!” said the Savage, blushing a little as he spoke
    the words.
    “But chastity means passion, chastity means neurasthenia. And passion and
    neurasthenia mean in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means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You
    can’t have a lasting civilization without plenty of pleasant vices.”
    “But God’s the reason for everything noble and fine and heroic. If you had a God …”
    “My dear young friend,” said Mustapha Mond, “civilization has absolutely no need of
    nobility or heroism. These things are symptoms of political inefficiency. In a
    properly organized society like ours, nobody has any opportunities for being noble
    or heroic. Conditions have got to be thoroughly unstable before the occasion can
    arise. Where there are wars, where there are divided allegiances, where there are
    temptations to be resisted, objects of love to be fought for or defended–there,
    obviously, nobility and heroism have some sense. But there aren’t any wars
    nowadays. The greatest care is taken to prevent you from loving any one too much.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divided allegiance; you’re so conditioned that you can’t
    help doing what you ought to do. And what you ought to do is on the whole so
    pleasant, so many of the natural impulses are allowed free play, that there really
    aren’t any temptations to resist. And if ever, by some unlucky chance, anything
    unpleasant should somehow happen, why, there’s always soma to give you a holiday
    from the facts. And there’s always soma to calm your anger, to reconcile you to your
    enemies, to make you patient and long-suffering. In the past you could only
    accomplish these things by making a great effort and after years of hard moral
    training. Now, you swallow two or three half-gramme tablets, and there you are.
    Anybody can be virtuous now. You can carry at least half your mortality about in a
    bottle. Christianity without tears–that’s what soma is.”
    “But the tears are necessary. Don’t you remember what Othello said? ‘If after every
    tempest came such calms, may the winds blow till they have wakened death.’
    There’s a story one of the old Indians used to tell us, about the Girl of Mátaski. The
    young men who wanted to marry her had to do a morning’s hoeing in her garden. It
    seemed easy; but there were flies and mosquitoes, magic ones. Most of the young
    men simply couldn’t stand the biting and stinging. But the one that could–he got
    the girl.”
    “Charming! But in civilized countries,” said the Controller, “you can have girls without
    hoeing for them, and there aren’t any flies or mosquitoes to sting you. We got rid
    of them all centuries ago.”
    The Savage nodded, frowning. “You got rid of them. Yes, that’s just like you.
    Getting rid of everytfung unpleasant instead of learning to put up with it. Whether
    ’tis bett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 But you don’t do
    either. Neither suffer nor oppose. You just abolish the slings and arrows. It’s too
    easy.”
    He was suddenly silent, thinking of his mother. In her room on the thirty-seventh
    floor, Linda had floated in a sea of singing lights and perfumed caresses–floated
    away, out of space, out of time, out of the prison of her memories, her habits, her
    aged and bloated body. And Tomakin, ex-Director of Hatcheries and Conditioning,
    Tomakin was still on holiday–on holiday from humiliation and pain, in a world where
    he could not hear those words, that derisive laughter, could not see that hideous
    face, feel those moist and flabby arms round his neck, in a beautiful world …
    “What you need,” the Savage went on, “is something with tears for a change.
    Nothing costs enough here.”
    (“Twelve and a half million dollars,” Henry Foster had protested when the Savage
    told him that. “Twelve and a half million–that’s what the new Conditioning Centre
    cost. Not a cent less.”)
    “Exposing what is mortal and unsure to all that fortune, death and danger dare, even for an eggshell. Isn’t there something in that?” he asked, looking up at Mustapha Mond. “Quite apart from God–though of course God would be a reason for it. Isn’t there something in living dangerously?”
    “There’s a great deal in it,” the Controller replied. “Men and women must have their adrenals stimulated from time to time.”
    “What?” questioned the Savage, uncomprehending.
    “It’s one of the conditions of perfect health. That’s why we’ve made the V.P.S. treatments compulsory.”
    “V.P.S.?”
    “Violent Passion Surrogate. Regularly once a month. We flood the whole system with
    adrenin. It’s the complete physiological equivalent of fear and rage. All the tonic
    effects of murdering Desdemona and being murdered by Othello, without any of the
    inconveniences.”
    “But I like the inconveniences.”
    “We don’t,” said the Controller. “We prefer to do things comfortably.”
    “But I don’t want comfort. I want God, I want poetry, I want real danger, I want
    freedom, I want goodness. I want sin.”
    “In fact,” said Mustapha Mond, “you’re claiming the right to be unhappy.”
    “All right then,” said the Savage defiantly, “I’m claiming the nght to be unhappy.”
    “Not to mention the right to grow old and ugly and impotent; the right to have
    syphilis and cancer; the right to have too little to eat; the right to be lousy; the right
    to live in constant apprehension of what may happen to-morrow; the right to catch
    typhoid; the right to be tortured by unspeakable pains of every kind.” There was a
    long silence.
    “I claim them all,” said the Savage at last.
    Mustapha Mond shrugged his shoulders. “You’re welcome,” he said.

    Chapter Eighteen

    THE DOOR was ajar; they entered.
    “John!”
    From the bathroom came an unpleasant and characteristic sound.
    “Is there anything the matter?” Helmholtz called.
    There was no answer. The unpleasant sound was repeated, twice; there was silence.
    Then, with a click the bathroom door opened and, very pale, the Savage emerged.
    “I say,” Helmholtz exclaimed solicitously, “you do look ill, John!”
    “Did you eat something that didn’t agree with you?” asked Bernard.
    The Savage nodded. “I ate civilization.”
    “What?”
    “It poisoned me; I was defiled. And then,” he added, in a lower tone, “I ate my own wickedness.”
    “Yes, but what exactly? … I mean, just now you were …”
    “Now I am purified,” said the Savage. “I drank some mustard and warm water.”
    The others stared at him in astonishment.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you were doing it on purpose?” asked Bernard.
    “That’s how the Indians always purify themselves.” He sat down and, sighing, passed his hand across his forehead. “I shall rest for a few minutes,” he said. “I’m
    rather tired.”
    “Well, I’m not surprised,” said Helmholtz. After a silence, “We’ve come to say good-bye,” he went on in another tone. “We’re off to-morrow morning.”
    “Yes, we’re off to-morrow,” said Bernard on whose face the Savage remarked a new expression of determined resignation. “And by the way, John,” he continued,
    leaning forward in his chair and laying a hand on the Savage’s knee, “I want to say
    how sorry I am about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yesterday.” He blushed. “How
    ashamed,” he went on, in spite of the unsteadiness of his voice, “how really …”
    The Savage cut him short and, taking his hand, affectionately pressed it.
    “Helmholtz was wonderful to me,” Bernard resumed, after a little pause. “If it hadn’t
    been for him, I should …”
    “Now, now,” Helmholtz protested.
    There was a silence. In spite of their sadness–because of it, even; for their sadness
    was the symptom of their love for one another–the three young men were happy.
    “I went to see the Controller this morning,” said the Savage at last.
    “What for?”
    “To ask if I mightn’t go to the islands with you.”
    “And what did he say?” asked Helmholtz eagerly.
    The Savage shook his head. “He wouldn’t let me.”
    “Why not?”
    “He said he wanted to go on with the experiment. But I’m damned,” the Savage
    added, with sudden fury, “I’m damned if I’ll go on being experimented with. Not for
    all the Controllers in the world. l shall go away to-morrow too.”
    “But where?” the others asked in unison.
    The Savage shrugged his shoulders. “Anywhere. I don’t care. So long as I can be
    alone.”
    From Guildford the down-line followed the Wey valley to Godalming, then, over
    Milford and Witley, proceeded to Haslemere and on through Petersfield towards
    Portsmouth. Roughly parallel to it, the upline passed over Worplesden, Tongham,
    Puttenham, Elstead and Grayshott. Between the Hog’s Back and Hindhead there
    were points where the two lines were not more than six or seven kilometres apart.
    The distance was too small for careless flyers–particularly at night and when they
    had taken half a gramme too much. There had been accidents. Serious ones. It
    had been decided to deflect the upline a few kilometres to the west. Between
    Grayshott and Tongham four abandoned air-lighthouses marked the course of the
    old Portsmouth-to-London road. The skies above them were silent and deserted. It
    was over Selborne, Bordon and Farnham that the helicopters now ceaselessly
    hummed and roared.
    The Savage had chosen as his hermitage the old light-house which stood on the
    crest of the hill between Puttenham and Elstead. The building was of ferro-concrete
    and in excellent condition–almost too comfortable the Savage had thought when he
    first explored the place, almost too civilizedly luxurious. He pacified his conscience
    by promising himself a compensatingly harder self-discipline, purifications the more
    complete and thorough. His first night in the hermitage was, deliberately, a
    sleepless one. He spent the hours on his knees praying, now to that Heaven from
    which the guilty Claudius had begged forgiveness, now in Zu?i to Awonawilona, now
    to Jesus and Pookong, now to his own guardian animal, the eagle. From time to
    time he stretched out his arms as though he were on the Cross, and held them thus
    through long minutes of an ache that gradually increased till it became a tremulous
    and excruciating agony; held them, in voluntary crucifixion, while he repeated,
    through clenched teeth (the sweat, meanwhile, pouring down his face), “Oh, forgive
    me! Oh, make me pure! Oh, help me to be good!” again and again, till he was on
    the point of fainting from the pain.
    When morning came, he felt he had earned the right to inhabit the lighthouse; yet,
    even though there still was glass in most of the windows, even though the view from
    the platform was so fine. For the very reason why he had chosen the lighthouse had
    become almost instantly a reason for going somewhere else. He had decided to live
    there because the view was so beautiful, because, from his vantage point, he
    seemed to be looking out on to the incarnation of a divine being. But who was he to
    be pampered with the daily and hourly sight of loveliness? Who was he to be living
    in the visible presence of God? All he deserved to live in was some filthy sty, some
    blind hole in the ground. Stiff and still aching after his long night of pain, but for
    that very reason inwardly reassured, he climbed up to the platform of his tower, he
    looked out over the bright sunrise world which he had regained the right to inhabit.
    On the north the view was bounded by the long chalk ridge of the Hog’s Back, from
    behind whose eastern extremity rose the towers of the seven skyscrapers which
    constituted Guildford. Seeing them, the Savage made a grimace; but he was to
    become reconciled to them in course of time; for at night they twinued gaily with
    geometrical constellations, or else, flood-lighted, pointed their luminous fingers
    (with a gesture whose significance nobody in England but the Savage now
    understood) solemnly towards the plumbless mysteries of heaven.
    In the valley which separated the Hog’s Back from the sandy hill on which the
    lighthouse stood, Puttenham was a modest little village nine stories high, with silos,
    a poultry farm, and a small vitamin-D factor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ghthouse,
    towards the South, the ground fell away in long slopes of heather to a chain of
    ponds.
    Beyond them, above the intervening woods, rose the fourteen-story tower of
    Elstead. Dim in the hazy English air, Hindhead and Selborne invited the eye into a
    blue romantic distance. But it was not alone the distance that had attracted the
    Savage to his lighthouse; the near was as seductive as the far. The woods, the
    open stretches of heather and yellow gorse, the clumps of Scotch firs, the shining
    ponds with their overhanging birch trees, their water lilies, their beds of
    rushes–these were beautiful and, to an eye accustomed to the aridities of the
    American desert, astonishing. And then the solitude! Whole days passed during
    which he never saw a human being. The lighthouse was only a quarter of an hour’s
    flight from the Charing-T Tower; but the hills of Malpais were hardly more deserted
    than this Surrey heath. The crowds that daily left London, left it only to play
    Electro-magnetic Golf or Tennis. Puttenham possessed no links; the nearest
    Riemann-surfaces were at Guildford. Flowers and a landscape were the only
    attractions here. And so, as there was no good reason for coming, nobody came.
    During the first days the Savage lived alone and undisturbed.
    Of the money which, on his first arrival, John had received for his personal
    expenses, most had been spent on his equipment. Before leaving London he had
    bought four viscose-woollen blankets, rope and string, nails, glue, a few tools,
    matches (though he intended in due course to make a fire drill), some pots and
    pans, two dozen packets of seeds, and ten kilogrammes of wheat flour. “No, not
    synthetic starch and cotton-waste flour-substitute,” he had insisted. “Even though it
    is more nourishing.” But when it came to pan-glandular biscuits and vitaminized
    beef-surrogate,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resist the shopman’s persuasion. Looking
    at the tins now, he bitterly reproached himself for his weakness. Loathesome
    civilized stuff!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that he would never eat it, even if he were
    starving. “That’ll teach them,” he thought vindictively. It would also teach him.
    He counted his money. The little that remained would be enough, he hoped, to tide
    him over the winter. By next spring, his garden would be producing enough to make
    him independent of the outside world. Meanwhile, there would always be game. He
    had seen plenty of rabbits, and there were waterfowl on the ponds. He set to work at
    once to make a bow and arrows.
    There were ash trees near the lighthouse and, for arrow shafts, a whole copse full of
    beautifully straight hazel saplings. He began by felling a young ash, cut out six feet
    of unbranched stem, stripped off the bark and, paring by paring, shaved away the
    white wood, as old Mitsima had taught him, until he had a stave of his own height,
    stiff at the thickened centre, lively and quick at the slender tips. The work gave him
    an intense pleasure. After those weeks of idleness in London, with nothing to do,
    whenever he wanted anything, but to press a switch or turn a handle, it was pure
    delight to be doing something that demanded skill and patience.
    He had almost finished whittling the stave into shape, when he realized with a start
    that he was singing-singing! It was as though, stumbling upon himself from the
    outside, he had suddenly caught himself out, taken himself flagrantly at fault.
    Guiltily he blushed. After all, it was not to sing and enjoy himself that he had come
    here. It was to escape further contamination by the filth of civilized life; it was to be
    purified and made good; it was actively to make amends. He realized to his dismay
    that, absorbed in the whittling of his bow, he had forgotten what he had sworn to
    himself he would constantly remember–poor Linda, and his own murderous
    unkindness to her, and those loathsome twins, swarming like lice across the
    mystery of her death, insulting, with their presence, not merely his own grief and
    repentance, but the very gods themselves. He had sworn to remember, he had
    sworn unceasingly to make amends. And there was he, sitting happily over his
    bow-stave, singing, actually singing. …
    He went indoors, opened the box of mustard, and put some water to boil on the fire.
    Half an hour later, three Delta-Minus landworkers from one of the Puttenham
    Bokanovsky Groups happened to be driving to Elstead and, at the top of the hill,
    were astonished to see a young man standing 0utside the abandoned lighthouse
    stripped to the waist and hitting himself with a whip of knotted cords. His back was
    horizontally streaked with crimson, and from weal to weal ran thin trickles of blood.
    The driver of the lorry pulled up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with his two
    companions, stared open-mouthed at the extraordinary spectacle. One, two
    three–they counted the strokes. After the eighth, the young man interrupted his
    self-punishment to run to the wood’s edge and there be violently sick. When he had
    finished, he picked up the whip and began hitting himself again. Nine, ten, eleven,
    twelve …
    “Ford!” whispered the driver. And his twins were of the same opinion.
    “Fordey!” they said.
    Three days later, like turkey buzzards setthug on a corpse, the reporters came.
    Dried and hardened over a slow fire of green wood, the bow was ready. The Savage
    was busy on his arrows. Thirty hazel sticks had been whittled and dried, tipped with
    sharp nails, carefully nocked. He had made a raid one night on the Puttenham
    poultry farm, and now had feathers enough to equip a whole armoury. It was at
    work upon the feathering of his shafts that the first of the reporters found him.
    Noiseless on his pneumatic shoes, the man came up behind him.
    “Good-morning, Mr. Savage,” he said. “I a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urly Radio.”
    Startled as though by the bite of a snake, the Savage sprang to his feet, scattering
    arrows, feathers, glue-pot and brush in all directions.
    “I beg your pardon,” said the reporter, with genuine compunction. “I had no
    intention …” He touched his hat–the aluminum stove-pipe hat in which he carried his
    wireles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Excuse my not taking it off,” he said. “It’s a bit
    heavy. Well, as I was saying, I a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urly …”
    “What do you want?” asked the Savage, scowling. The reporter returned his most
    ingratiating smile.
    “Well, of course, our readers would be profoundly interested …” He put his head on
    one side, his smile became almost coquettish. “Just a few words from you, Mr.
    Savage.” And rapidly, with a series of ritual gestures, he uncoiled two wires
    connected to the portable battery buckled round his waist; plugged them
    simultaneously into the sides of his aluminum hat; touched a spring on the
    crown–and antenn? shot up into the air; touched another spring on the peak of the
    brim–and, like a jack-in-the-box, out jumped a microphone and hung there,
    quivering, six inches in front of his nose; pulled down a pair of receivers over his
    ears; pressed a switch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hat-and from within came a faint
    waspy buzzing; turned a knob on the right–and the buzzing was interrupted by a
    stethoscopic wheeze and cackle, by hiccoughs and sudden squeaks. “Hullo,” he said
    to the microphone, “hullo, hullo …” A bell suddenly rang inside his hat. “Is that you,
    Edzel? Primo Mellon speaking. Yes, I’ve got hold of him. Mr. Savage will now take
    the microphone and say a few words. Won’t you, Mr. Savage?” He looked up at the
    Savage with another of those winning smiles of his. “Just tell our readers why you
    came here. What made you leave London (hold on, Edzel!) so very suddenly. And,
    of course, that whip.” (The Savage started. How did they know about the whip?)
    “We’re all crazy to know about the whip. And then something about Civilization. You
    know the sort of stuff. ‘What I think of the Civilized Girl.’ Just a few words, a very
    few …”
    The Savage obeyed with a disconcerting literalness. Five words he uttered and no
    more-five words, the same as those he had said to Bernard about the
    Arch-Community-Songster of Canterbury. “Háni! Sons éso tse-ná!” And seizing the
    reporter by the shoulder, he spun him round (the young man revealed himself
    invitingly well-covered), aimed and, with all the force and accuracy of a champion
    foot-and-mouth-baller, delivered a most prodigious kick.
    Eight minutes later, a new edition of The Hourly Radio was on sale in the streets of
    London. “HOURLY RADIO REPORTER HAS COCCYX KICKED BY MYSTERY SAVAGE,”
    ran the headlines on the front page. “SENSATION IN SURREY.”
    “Sensation even in London,” thought the reporter when, on his return, he read the
    words. And a very painful sensation, what was more. He sat down gingerly to his
    luncheon.
    Undeterred by that cautionary bruise on their colleague’s coccyx, four other
    reporters, representing the New York Times, the Frankfurt Four-Dimensional
    Continuum, The Fordian Science Monitor, and The Delta Mirror, called that afternoon at
    the lighthouse and met with receptions of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violence.
    From a safe distance and still rubbing his buttocks, “Benighted fool!” shouted the
    man from The Fordian Science Monitor, “why don’t you take soma?”
    “Get away!” The Savage shook his fist.
    The other retreated a few steps then turned round again. “Evil’s an unreality if you
    take a couple of grammes.”
    “Kohakwa iyathtokyai!” The tone was menacingly derisive.
    “Pain’s a delusion.”
    “Oh, is it?” said the Savage and, picking up a thick hazel switch, strode forward.
    The man from The Fordian Science Monitor made a dash for his helicopter.
    After that the Savage was left for a time in peace. A few helicopters came and
    hovered inquisitively round the tower. He shot an arrow into the importunately
    nearest of them. It pierced the aluminum floor of the cabin; there was a shrill yell,
    and the machine went rocketing up into the air with all the acceleration that its
    super-charger could give it. The others, in future, kept their distance respectfully.
    Ignoring their tiresome humming (he likened himself in his imagination to one of
    the suitors of the Maiden of Mátsaki, unmoved and persistent among the winged
    vermin), the Savage dug at what was to be his garden. After a time the vermin
    evidently became bored and flew away; for hours at a stretch the sky above his
    head was empty and, but for the larks, silent.
    The weather was breathlessly hot, there was thunder in the air. He had dug all the
    morning and was resting, stretched out along the floor. And suddenly the thought of
    Lenina was a real presence, naked and tangible, saying “Sweet!” and “Put your
    arms round me!”–in shoes and socks, perfumed. Impudent strumpet! But oh, oh,
    her arms round his neck, the lifting of her breasts, her mouth! Eternity was in our
    lips and eyes. Lenina … No, no, no, no! He sprang to his feet and, half naked as he
    was, ran out of the house. At the edge of the heath stood a clump of hoary juniper
    bushes. He flung himself against them, he embraced, not the smooth body of his
    desires, but an armful of green spikes. Sharp, with a thousand points, they pricked
    him. He tried to think of poor Linda, breathless and dumb, with her clutching hands
    and the unutterable terror in her eyes. Poor Linda whom he had sworn to remember.
    But it was still the presence of Lenina that haunted him. Lenina whom he had
    promised to forget. Even through the stab and stmg of the juniper needles, his
    wincing fiesh was aware of her, unescapably real. “Sweet, sweet … And if you wanted
    me too, why didn’t you …”
    The whip was hanging on a nail by the door, ready to hand against the arrival of
    reporters. In a frenzy the Savage ran back to the house, seized it, whirled it. The
    knotted cords bit into his flesh.
    “Strumpet! Strumpet!” he shouted at every blow as though it were Lenina (and how
    frantically, without knowing it, he wished it were), white, warm, scented, infamous
    Lenina that he was dogging thus. “Strumpet!” And then, in a voice of despair, “Oh,
    Linda, forgive me. Forgive me, God. I’m bad. I’m wicked. I’m … No, no, you
    strumpet, you strumpet!”
    From his carefully constructed hide in the wood three hundred metres away, Darwin
    Bonaparte, the Feely Corporation’s most expert big game photographer had
    watched the whole proceedings. Patience and skill had been rewarded. He had spent
    three days sitting inside the bole of an artificial oak tree, three nights crawling on
    his belly through the heather, hiding microphones in gorse bushes, burying wires in
    the soft grey sand. Seventy-two hours of profound discomfort. But now me great
    moment had come–the greatest, Darwin Bonaparte had time to reflect, as he
    moved among his instruments, the greatest since his taking of the famous
    all-howling stereoscopic feely of the gorillas’ wedding. “Splendid,” he said to
    himself, as the Savage started his astonishing performance. “Splendid!” He kept his
    telescopic cameras carefully aimed–glued to their moving objective; clapped on a
    higher power to get a close-up of the frantic and distorted face (admirable!);
    switched over, for half a minute, to slow motion (an exquisitely comical effect, he
    promised himself); listened in, meanwhile, to the blows, the groans, the wild and
    raving words that were being recorded on the sound-track at the edge of his film,
    tried the effect of a little amplification (yes, that was decidedly better); was
    delighted to hear, in a momentary lull, the shrill singing of a lark; wished the
    Savage would turn round so that he could get a good close-up of the blood on his
    back–and almost instantly (what astonishing luck!) the accommodating fellow did
    turn round, and he was able to take a perfect close-up.
    “Well, that was grand!” he said to himself when it was all over. “Really grand!” He
    mopped his face. When they had put in the feely effects at the studio, it would be a
    wonderful film. Almost as good, thought Darwin Bonaparte, as the Sperm Whale’s
    Love-Life–and that, by Ford, was saying a good deal!
    Twelve days later The Savage of Surrey had been released and could be seen,
    heard and felt in every first-class feely-palace in Western Europe.
    The effect of Darwin Bonaparte’s film was immediate and enormous. On the
    afternoon which followed the evening of its release John’s rustic solitude was
    suddenly broken by the arrival overhead of a great swarm of helicopters.
    He was digging in his garden–digging, too, in his own mind, laboriously turning up
    the substance of his thought. Death–and he drove in his spade once, and again,
    and yet again.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A
    convincing thunder rumbled through the words. He lifted another spadeful of earth.
    Why had Linda died? Why had she been allowed to become gradually less than
    human and at last … He shuddered. A good kissing carrion. He planted his foot on
    his spade and stamped it fiercely into the tough ground.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Thunder again; words that proclaimed
    themselves true–truer somehow than truth itself. And yet that same Gloucester had
    called them ever-gentle gods. Besides, thy best of rest is sleep and that thou oft
    provok’st; yet grossly fear’st thy death which is no more. No more than sleep.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His spade struck against a stone; he stooped to pick it
    up.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
    A humming overhead had become a roar; and suddenly he was in shadow, there
    was something between the sun and him. He looked up, startled, from his digging,
    from his thoughts; looked up in a dazzled bewilderment, his mind still wandering in
    that other world of truer-than-truth, still focused on the immensities of death and
    deity; looked up and saw, close above him, the swarm of hovering machines. Like
    locusts they came, hung poised, descended all around him on the heather. And
    from out of the bellies of these giant grasshoppers stepped men in white
    viscose-flannels, women (for the weather was hot) in acetate-shantung pyjamas or
    velveteen shorts and sleeveless, half-unzippered singlets–one couple from each. In
    a few minutes there were dozens of them, standing in a wide circle round the
    lighthouse, staring, laughing, clicking their cameras, throwing (as to an ape)
    peanuts, packets of sex-hormone chewing-gum, pan-glanduar petite beurres. And
    every moment–for across the Hog’s Back the stream of traffic now flowed
    unceasingly–their numbers increased. As in a nightmare, the dozens became
    scores, the scores hundreds.
    The Savage had retreated towards cover, and now, in the posture of an animal at
    bay, stood with his back to the wall of the lighthouse, staring from face to face in
    speechless horror, like a man out of his senses.
    From this stupor he was aroused to a more immediate sense of reality by the
    impact on his cheek of a well-aimed packet of chewing-gum. A shock of startling
    pain–and he was broad awake, awake and fiercely angry.
    “Go away!” he shouted.
    The ape had spoken; there was a burst of laughter and hand-clapping. “Good old
    Savage! Hurrah, hurrah!” And through the babel he heard cries of: “Whip, whip, the
    whip!”
    Acting on the word’s suggestion, he seized the bunch of knotted cords from its nail
    behind the door and shook it at his tormentors.
    There was a yell of ironical applause.
    Menacingly he advanced towards them. A woman cried out in fear. The line wavered
    at its most immediately threatened point, then stiffened again, stood firm.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in overwhelming force had given these sightseers a courage
    which the Savage had not expected of them. Taken aback, he halted and looked
    round.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one?” There was an almost plaintive note in his anger.
    “Have a few magnesium-salted almonds!” said the man who, if the Savage were to
    advance, would be the first to be attacked. He held out a packet. “They’re really
    very good, you know,” he added, with a rather nervous smile of propitation. “And
    the magnesium salts will help to keep you young.”
    The Savage ignored his offer. “What do you want with me?” he asked, turning from
    one grinning face to another. “What do you want with me?”
    “The whip,” answered a hundred voices confusedly. “Do the whipping stunt. Let’s see
    the whipping stunt.”
    Then, in unison and on a slow, heavy rhythm, “We-want-the whip,” shouted a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line. “We–want–the whip.”
    Others at once took up the cry, and the phrase was repeated, parrot-fashion, again
    and again, with an ever-growing volume of sound, until, by the seventh or eighth
    reiteration, no other word was being spoken. “We–want–the whip.”
    They were all crying together; and, intoxicated by the noise, the unanimity, the
    sense of rhythmical atonement, they might, it seemed, have gone on for
    hours-almost indefinitely. But at about the twenty-fifth repetition the proceedings
    were startlingly interrupted. Yet another helicopter had arrived from across the Hog’s
    Back, hung poised above the crowd, then dropped within a few yards of where the
    Savage was standing, in the open space between the line of sightseers and the
    lighthouse. The roar of the air screws momentarily drowned the shouting; then, as
    the machine touched the ground and the engines were turned off: “We–want–the
    whip; we–want–the whip,” broke out again in the same loud, insistent monotone.
    The door of the helicopter opened, and out stepped, first a fair and ruddy-faced
    young man, then, in green velveteen shorts, white shirt, and jockey cap, a young
    woman.
    At the sight of the young woman, the Savage started, recoiled, turned pale.
    The young woman stood, smiling at him–an uncertain, imploring, almost abject
    smile. The seconds passed. Her lips moved, she was saying something; but the
    sound of her voice was covered by the loud reiterated refrain of the sightseers.
    “We–want–the whip! We–want–the whip!”
    The young woman pressed both hands to her left side, and on that peach-bright,
    doll-beautiful face of hers appeared a strangely incongrous expression of yearning
    distress. Her blue eyes seemed to grow larger, brighter; and suddenly two tears
    rolled down her cheeks. Inaudibly, she spoke again; then, with a quick,
    impassioned gesture stretched out her arms towards the Savage, stepped forward.
    “We–want–the whip! We–want …”
    And all of a sudden they had what they wanted.
    “Strumpet!” The Savage had rushed at her like a madman. “Fitchew!” Like a madman, he was slashing at her with his whip of small cords.
    Terrified, she had turned to flee, had tripped and fallen in the heather. “Henry,
    Henry!” she shouted. But her ruddy-faced companion had bolted out of harm’s way
    behind the helicopter.
    With a whoop of delighted excitement the line broke; there was a convergent
    stampede towards that magnetic centre of attraction. Pain was a fascinating horror.
    “Fry, lechery, fry!” Frenzied, the Savage slashed again.
    Hungrily they gathered round, pushing and scrambling like swine about the trough.
    “Oh, the flesh!” The Savage ground his teeth. This time it was on his shoulders that
    the whip descended. “Kill it, kill it!”
    Drawn by the fascination of the horror of pain and, from within, impelled by that
    habit of cooperation, that desire for unanimity and atonement, which their
    conditioning had so ineradicably implanted in them, they began to mime the frenzy
    of his gestures, striking at one another as the Savage struck at his own rebellious
    flesh, or at that plump incarnation of turpitude writhing in the heather at his feet.
    “Kill it, kill it, kill it …” The Savage went on shouting.
    Then suddenly somebody started singing “Orgy-porgy” and, in a moment, they had
    all caught up the refrain and, singing, had begun to dance. Orgy-porgy,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beating one another in six-eight time. Orgy-porgy …
    It was after midnight when the last of the helicopters took its flight. Stupefied by soma, and exhausted by a long-drawn frenzy of sensuality, the Savage lay sleeping in the heather. The sun was already high when he awoke. He lay for a moment, blinking in owlish incomprehension at the light; then suddenly remembered–everything.
    “Oh, my God, my God!” He covered his eyes with his hand.
    That evening the swarm of helicopters that came buzzing across the Hog’s Back was a dark cloud ten kilometres long. The description of last night’s orgy of atonement had been in all the papers.
    “Savage!” called the first arrivals, as they alighted from their machine. “Mr. Savage!”
    There was no answer.
    The door of the lighthouse was ajar. They pushed it open and walked into a shuttered twilight. Through an archway on the further side of the room they could see the bottom of the staircase that led up to the higher floors. Just under the crown of the arch dangled a pair of feet.
    “Mr. Savage!”

    Slowly, very slowly, like two unhurried compass needles, the feet turned towards the right; north, north-east, east, south-east, south, south-south-west; then paused, and, after a few seconds, turned as unhurriedly back towards the left.

    South-south-west, south, south-east, east. …

  • 雨果《悲惨世界》2

    第二十一部

     一 马吕斯穷愁潦倒

    人生对马吕斯来说,变得严峻起来了。吃自己的衣服和自己的表,这不算什么。他还吃着人们所谓“疯母牛”的那种说不出的东西。这可怕的东西包含着没有面包的白天,没有睡眠的黑夜,没有蜡烛的晚间,没有火的炉子,没有工作的星期,没有希望的前途,肘弯有窟窿的衣服,惹姑娘们嘲笑的破帽子,由于欠付房租因而大门夜晚紧闭,看门人和客店主人的傲慢,邻居的捉弄,屈辱,被糟蹋的尊严,被迫接受的任何活计,厌恶,苦恼,疲惫。马吕斯学会了怎样吞这些东西,也知道了常常是除这些以外便没有什么可吞的东西。他正处在一个人由于需要爱而需要自尊心的时候,却感到自己由于衣服破旧而受人嘲弄,由于贫穷而显得可笑。在那种年龄,青春使你心里充满雄心壮志,而他呢,不止一次地低着眼去望他那双穿了孔的靴子,认识到贫穷所引起的那种种不公平的耻辱和锥心的羞惭。可喜可怕的考验,通过它,意志薄弱的人能变得卑鄙无耻,坚强的人能转为卓越非凡。每当命运需要一个坏蛋或是一个英雄时,它便把一个人丢在这种试验杯里。

    因为在小小的斗争里,常有许多伟大的活动。常有些顽强而不为人知的勇敢行为使人在黑暗中步步提防那些因生活所需和丑恶的动机的致命袭击。高贵隐秘的胜利是任何肉眼所不见,任何声誉所不被,任何鼓乐所不歌颂的。生活,苦难,孤独,遗弃,贫困,这些都是战场,都有它们的英雄,无名英雄,有时比显赫的英雄更伟大。

    坚强稀有的性格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苦难经常是后娘,但有时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

    在马吕斯的生活中有个时期,他自己扫楼梯,到水果店去买一个苏的布里干酪,有时要等到天快黑了才走进面包铺买个面包,遮遮掩掩地回到自己的顶楼,那面包好像是他偷来的。有时,人们看见一个形容笨拙的青年,一只胳臂夹着几本书,神气腼腆而莽撞,溜进那街角上的肉铺子,挤在一些嘴里没好话、把他东推西撞的厨娘中间,一进门便摘下帽子,满额头的汗珠直冒,对那受宠若惊的老板娘深深一鞠躬,继又对砍肉的伙计另外行个礼,要一块羊排骨,付六个或七个苏,用张纸把它裹上,夹在胳膊下的两本书中走了。这人便是马吕斯。他有了这块排骨,亲自煮熟以后便能过三天。

    第一天,他吃肉,第二天,吃油,第三天,啃骨头。

    吉诺曼姑奶奶曾多次设法,把那六十个皮斯托尔送给他。马吕斯每次都退了回去,说他什么也不需要。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他内心的革命,那时,他还在为父丧戴孝。从那时起,他便没有脱离过黑衣服。可是衣服脱离了他。到后来,他连短上衣也没有了。只有一条长裤还过得去。怎么办呢?他以前曾替古费拉克办过几件事,古费拉克这时便送了他一件旧的短上衣。花上三十个苏,马吕斯随便找个看门的妇人把它翻过来,便又成了一件新衣。可是这件衣是绿色的。马吕斯只在天黑以后才出门。这样他的衣服便是黑的了。他要永远居丧,只好以夜色为丧服。

    在这期间他已被接受为律师。他自称住在古费拉克的那间屋里,那原是间雅洁的屋子,里面也有一定数量的法律书籍,加上一些残缺不全的小说,凑合布置一下,便也算有了些业务需要的藏书。他的通讯地址就是古费拉克的这间房。

    马吕斯当了律师以后,写了一封信,把这消息通知他外祖父,措词是冷冰冰的,但也全是恭顺的话。吉诺曼先生接到那封信,双手发颤,念完以后,撕成四片,扔在字纸篓里。两三天过后,吉诺曼姑娘听见她父亲在他的卧室里独自一人高声说话。他每次在心情非常激动时总是这样。她听见那老人说道:“假使你不是蠢材,你便应当知道,人不能同时是男爵又是律师。”

     二 马吕斯生活清苦

    穷困和其他事物是一样的。它可以由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它能定形,并且稳定下来。人们节衣缩食,也就是以一种仅足维持生活的清苦方式成长着。我们来看看马吕斯·彭眉胥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他从最窄的路上走出来,眼见那狭路逐渐开阔了。由于勤劳,振作,有恒心和志气,每年他终于能从工作中获得大概七百法郎。他学会了德文和英文,古费拉克把他介绍给他那个开书店的朋友,马吕斯?便成了那书店文学部门里一个低微而有用的人。他写书评,译报刊资料,作注解,编纂一些人的生平事迹,等等。无论旺年淡年,净得七百法郎。他以此维持生活。怎样过的呢?过得不坏。我们就来谈谈。

    马吕斯在那戈尔博老屋里每年花上三十法郎的租金,占了一间名为办公室而没有壁炉的破烂屋子,至于里面的家具只是些必不可少的而已。家具是他自己的。他每月付三个法郎给那当二房东的老妇人,让她来打扫屋子,每天早晨送他一点热水,一个新鲜蛋和一个苏的面包。这面包和蛋便是他的午餐。午餐得花二至四个苏,随着蛋价的涨落而不同。傍晚六点,他沿着圣雅克街走下去,到马蒂兰街转角处巴赛图片制版印刷铺对面的卢梭餐馆去吃晚饭。他不喝汤。他吃一盘六个苏的肉,半盘三个苏的蔬菜和一份三个苏的甜品。另添三个苏的面包。至于酒,他代以白开水。柜台上,端坐着当时仍然肥硕鲜润的卢梭大娘,付账时,他给堂倌一个苏,卢梭大娘则对他报以微笑。接着,他便走了。花上十六个苏,他能得到一掬笑容和一顿晚饭。

    在卢梭餐馆里,酌空的酒瓶非常少,倒空的水瓶却非常多,那好像是一种安神的地方,而不是果腹之处。今天它已不存在了。那老板有个漂亮的绰号,人们称他为“水族卢梭”。

    因此,午餐四个苏,晚餐十六个苏,他在每天伙食上得花二十个苏;每年便是三百六十五法郎。加上三十法郎房租,三十六法郎给那老妇人,再加上一点零用,一共四百五十法郎,马吕斯便有吃有住有人服侍了。外面衣服得花费他一百法郎,换洗衣服五十法郎,洗衣费五十法郎。总共不超过六百五十法郎。还能剩余五十法郎。他宽裕起来了。他有时还能借十个法郎给朋友,有一次,古费拉克竟向他借了六十法郎。至于取暖,由于没有壁炉,马吕斯也就把这一项“简化”了。

    马吕斯经常有两套外面的衣服,一套旧的,供平时穿着,一套全新的,供特殊用途。两套全是黑的。他只有三件衬衫,一件穿在身上,一件放在抽斗里,一件在洗衣妇人那里。磨损了,他便补充。那些衬衫经常是撕破了的,因此他总把短外衣一直扣到下巴。

    马吕斯经过了好几年才能达到这种富裕的境地。这些年是艰苦的、困难的,有些是度过去的,有些是熬过去的。马吕斯一天也不曾灰心丧气。任何窘困,他全经历过了,什么他都干过,除了借债。他扪心自问,不曾欠过任何人一个苏。他感到借债便是奴役的开始。他甚至认为债主比奴隶主更可怕,因为奴隶主只能占有你的肉体,而债主却占有你的尊严,并且能伤害你的尊严。他宁肯不吃,也不愿借债。他曾多次整天不吃东西。他感到人间事物是一一相承,物质的缺乏可以导致灵魂的堕落,于是便疾恶如仇捍卫着自己的自尊心。在其他不同的情况下,当某种习俗或某种举动使他感到低贱或使他觉得卑劣时,他便振作起来。凡事他都不图侥幸,因为他不愿走回头路。在他的脸上常有一种不可辱的羞涩神情。他腼腆到了鲁莽的程度。

    在他所受到的各种考验中,他感到他心里有种秘密的力量在鼓励他,有时甚至在推动他。灵魂扶助肉体,某些时刻甚至还能提挈它。这是惟一能忍受鸟笼的鸟。

    在马吕斯心里,在他父亲的名字旁边还铭刻着另一个名字:德纳第。马吕斯天性诚挚严肃,在他思想里这勇敢的中士曾在滑铁卢把上校从炮弹和枪弹中救出来,是他父亲的恩人,因而他常在想象中把一圈光轮绕在这人的头顶上。他从不把对这人的追念和对他父亲的追念分开来,他把他俩合并在他崇敬的心中。这好像是一种两级的崇拜,大龛供上校,小龛供德纳第。他知道德纳第已陷入逆境,每次想到,他那感戴不尽的心情便变得格外凄惘。马吕斯曾在孟费郿听人谈到过这位不幸的客店老板亏本和破产的情况。从那时起,他便作了空前的努力去寻访他的踪迹,想在那淹没德纳第的黑暗深渊里到达他的跟前。马吕斯走遍了那一带,他到过谢尔,到过邦迪,到过古尔内,到过诺让,到过拉尼。三年当中他顽强地东寻西访,把他积蓄的一点钱全花在这上面了。谁也不能为他提供德纳第的消息,人们认为他已到国外去了。他的债主们也在寻他,爱慕的心不及马吕斯,而顽强却不在马吕斯之下,也都没能抓到他。马吕斯探寻不出,便责怪自己,几乎怨恨自己。这是上校留给他惟一的一件未了的事,如果不办妥,他将愧为人子。“怎么!”他想道,“当我的父亲奄奄一息躺在战场上时,他,德纳第,知道从硝烟弹雨中去找到他,把他扛在肩上救走,当时他并不欠他一点什么,而我,有这么大的恩德要向德纳第报答,我却不能在他呻吟待毙的困境中和他相见,让我同样去把他从死亡中救活!啊!我一定能找到他!”为了找到德纳第,马吕斯确实愿牺牲一条胳膊,为了把他从困苦中救出来,他也确实愿流尽他的血。和德纳第相见,为德纳第出任何一点力并对他说:“您不认识我,没有关系,而我,却认识您!我在这里!请吩咐我应当怎么办吧!”这便是马吕斯最甜、最灿烂的梦想了。

     三 马吕斯成长了

    当时,马吕斯已二十岁了。他离开他的外祖父已有三年。他们彼此之间都保持着原有状态,既不想接近,也不图相见。此外,见面,这有什么好处?为了冲突吗?谁又能说服谁呢?马吕斯是铜瓶,而吉诺曼公公是铁钵。

    说实在的,马吕斯误解了他外祖父的心。他以为吉诺曼先生从来不曾爱他,并且认为这个粗糙、心硬而脸笑、经常咒骂、叫嚷、发脾气、举手杖的老先生,对他至多也只是怀着喜剧中常见的那种顽固老长辈的轻浮而苛刻的感情罢了。马吕斯错了。天下有不爱儿女的父亲,却没有不疼孙子的祖父。究其实,吉诺曼先生对马吕斯是无比钟爱的。他以他的方式爱着他,爱他而又任性,甚至要打他嘴巴,可是,当孩子不在眼前时,他心里又感到一片漆黑和空虚。他曾禁止旁人再向他提到他,心里却在悄悄埋怨别人对他会那么顺从。最初,他还抱着希望,这波拿巴分子,这雅各宾分子,这恐怖分子,这九月暴徒[九月暴徒,指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屠杀。一七九二年八月底,巴黎公社为了粉碎国内反革命阴谋,逮捕了约一万二千名嫌疑分子,其中有贵族和奸细。但监狱管理不严,被捕者竟在狱中张灯结彩,庆祝革命军队军事失利。这一切使人民愤怒,九月二日下午二时,无套裤汉奔到各监狱去镇压被捕的人,动用私刑。巴黎公社不赞成这种镇压,派代表去各监狱拯救许多囚犯的生命。尽管如此,九月二日至三日,被击毙的囚犯仍在一千名左右]总会回来的。但是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一月又一月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吉诺曼先生大失所望,这吸血鬼竟一去不复返。那位老祖宗常对自己说:“除了撵他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呀。”他又常问自己:“假使能再和好,我能再和好么?”他的自尊心立刻回答能,但是他那频频点着的老顽固脑袋却又悲伤地回答说不能。他万分颓丧,感到日子好难挨。他一心惦念着马吕斯。老人需要温情如同需要日光。这是热。无论他的性格是多么顽强,马吕斯的出走使他的心情多少改变了一点。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向这“小把戏”走近一步,但他心里痛苦。他从不探听他的消息,却又随时在想他。他生活在沼泽区,越来越不和人接近了。他和往常一样,还是又愉快又暴躁的,但是他那愉快有一种痉挛性的僵硬味儿,好像那里有着苦痛和隐怒,他那暴躁也老是以一种温和而阴郁的颓丧状态结束。有时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啊!要是他回来,我得好好给他几个耳光!”

    至于那位姨母,由于脑子动得太少,也就不大知道什么是爱,马吕斯,对她来说,已只是一种朦胧的黑影,她对马吕斯反而不及她对猫儿和鹦鹉那么操心,很可能她是有过猫儿和鹦鹉的。

    加深吉诺曼公公的内心痛苦的是他把痛苦全部闷在心里,绝不让人猜到。他的悲伤就像那种新近发明的连烟也烧尽的火炉。有时,有些不大知趣的应酬朋友和他谈到马吕斯,问他说:“您的那位外孙先生近来怎么样了?”或是“他在干什么呀?”这老绅士,当时如果过于郁闷,便叹口气,如果要装作愉快,便弹着自己的衣袖回答说:“彭眉胥男爵先生大概在什么地方兜揽诉讼。”

    当这老人深自悔恨时,马吕斯却在拍手称快。正如所有心地善良的人那样,困难已扫除了他的苦恼。他只是心平气和地偶尔想到吉诺曼先生,但是他坚持不再接受这个“待他父亲不好”的人的任何东西。现在他已从他最初的愤恨中变得平和了。另外,他为自己曾受苦、并继续受苦而感到快乐。这是为了他的父亲。生活的艰难使他感到满足,使他感到舒适。他有时大为得意地说:“这不算什么”,“这是一种赎罪行为”,“不这样,由于对自己的父亲,对这样一个父亲极其可耻的不关心,他日后也还是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受到惩罚的”,“他父亲从前受尽了苦痛而他一点也不受,这未免太不公平”,“况且,他的辛劳,他的穷困和上校英勇的一生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归根结底,他要和他父亲接近,向他学习的惟一办法便是对贫苦奋勇斗争,正如他父亲当年敢与敌人搏斗那样,这一定就是上校留下的‘他是当之无愧的’那句话的含义了”。那句话,由于上校的遗书已经丢失,他不能再佩带在胸前,但仍铭刻在他心里。

    此外,他外祖父把他撵走时,他还只是个孩子,现在他已是成人了。他自己也这样觉得。穷苦,让我们强调这点,对他起了好的作用。青年时代的穷苦当它成功时,有这样一种可贵之处,就是它能把人的整个意志转向发愤的道路,把人的整个灵魂引向高尚的愿望。穷苦能立即把物质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并使它显得异常丑恶,从而产生使人朝着理想生活发出无可言喻的一往无前的毅力。阔少们有百十种华贵而庸俗的娱乐,赛马,打猎,养狗,抽烟,赌博,宴饮和其他种种,这全是些牺牲了心灵高尚优美的一面来满足心灵低劣一面的消遣。穷苦少年为一块面包而努力,他吃,吃过以后,剩下的便只是梦幻。他去欣赏上帝准备的免费演出,他望着天、空间、群星、花木、孩子们、使他受苦的人群、使他心花怒放的天地万物。对人群望久了,他便能看见灵魂,对天地万物望久了,他便能看见上帝。他梦想,觉得自己伟大,他再梦想,感到自己仁慈。他从受苦人的自私心转到了深思者的同情心。一种可喜的感情,忘我悯人的心在他胸中开花了。当他想到天地专为胸襟开豁的人提供无穷无尽的乐事让他们尽情受用,而对心地狭窄的人们则加以拒绝,他便以智慧方面的富豪自居,而怜悯那些金钱方面的富豪了。光明进入他的心灵,憎恨也就离开他的意念。这样他会感到不幸吗?不会。年轻人的穷苦是从来不苦的。任何一个年轻孩子,无论穷到什么地步,有了他的健康、他的体力、他那矫健的步伐、明亮的眼睛、热烘烘流着的血液、乌黑的头发、鲜润的双颊、绯红的嘴唇、雪白的牙齿、纯净的气息,便能使年老的帝王羡慕不止。后来,每个早晨他又开始挣他的面包,当他的手挣到了面包,他的脊梁里也赢得了傲气,他的头脑里也赢得了思想。工作完毕了,他又回到那种不可名状的喜悦、景慕、欢乐之中,在生活里,他的两只脚不离痛楚、障碍、石块路、荆棘丛,有时还踏进污泥,头却伸在光明里。他是坚定、宁静、温良、和平、警惕、严肃、知足和仁慈的,他颂扬上帝给了他许多富人没有的这两种财富:使他自由的工作和使他高尚的思想。

    这便是在马吕斯心中发生的一切。他甚至,说得全面一点,有点过于偏向景慕一面了。从他的生活大体上能稳定下来的那天起,他便止步不前,他认为安贫是好事,于是放松了工作去贪图神游。这就是说,他有时把整整好几天的时光都花在冥想里,如同老僧入定,沉浸迷失在那种怡然自得和游心泰玄的寂静享受中了。他这样安排他的生活,尽可能少做物质方面的工作,以便尽可能多做捉摸不到的工作,换句话说,留几个钟点在实际生活里,把其余的时间投入太空。他自以为什么也不缺了,却没有看到这样去认识景慕,结果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他以能争取到生活的最低要求而心满意足,他歇息得过早了。

    当然,像他这样一个坚强豪迈的性格,这只可能是一种过渡状况,一旦和命运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复杂问题发生冲突时,马吕斯是会觉醒的。

    他目前虽是律师,也不管吉诺曼公公的看法如何,他却从不出庭辩护,更谈不上兜揽诉讼。梦幻使他远离了耍嘴皮子的生涯。和法官们鬼混,随庭听讼,穷究案由,太厌烦。为什么要那么干呢?他想不出任何理由要他改变谋生方式。这家默默无闻的商务书店向他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工作,一种劳动强度不大的工作,我们刚才说过,这已使他感到满足了。

    他为之工作的几家书商之一,我想,是马其美尔先生吧,曾建议聘他专为他的书店服务,供给他舒适的住处和固定的工作,年薪一千五百法郎。舒适的住处!一千五百法郎!当然不错。但是放弃自由!当一种书役!一种雇用文人!在马吕斯的思想里,如果接受这种条件,他的地位会好转,但同时也会变得更坏,他能得到优裕的生活,但也会丧失自己的尊严,这是以完全清白的穷苦换取丑陋可笑的束缚,这是使瞎子变成独眼龙。他拒绝了。

    马吕斯过着孤独的生活。由于他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情,也由于他所受的刺激太大了,他完全没有参加那个以安灼拉为首的组织。大家仍是好朋友,彼此之间也有在必要时竭力互相帮助的准备,如是而已。马吕斯有两个朋友,一个年轻的,古费拉克,一个年老的,马白夫先生。他和那年老的更相投一些。首先,他内心的革命是由他引起的,受赐于他,他才能认识并爱戴他的父亲。他常说:“他切除了我眼珠上的白翳。”

    毫无疑问,这位理财神甫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可是马白夫先生在这里只不过是上苍所遣的一个平静的无动于衷的使者罢了。他偶然不自觉地照亮了马吕斯的心,仿佛是一个人手里的蜡烛,他是那支烛,不是那个人。

    至于马吕斯心中的政治革命,那绝不是马白夫先生所能了解,所能要求,所能指导的。

    我们在下面还会遇到马白夫先生,因此在这里谈上几句不是无用的。

     四 马白夫先生

    那次,马白夫先生说“政治上的见解,我当然全都赞同”,当时他确实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思想状况。任何政治见解对他来说全是无所谓的,他一概不加区别地表示赞同,只要这些见解能让他自由自在,正如希腊人可以称那些蛇发女神为“美女、善女、仙女“欧墨尼得斯[Euménides,复仇三女神]那样。马白夫先生的政治见解是热爱花木,尤其热爱书籍。像大家一样也属于一个“派”,当时,无派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但是他既不是保王派,也不是波拿巴派,也不是宪章派,也不是奥尔良派,也不是无政府主义派,他是书痴派。

    他不能理解,在世上有种种苔藓草木可观赏,有种种对开本、甚至三十二开本可浏览,而偏偏要为宪章、民主、正统、君主制、共和制……这一些劳什子去互相仇恨。他严防自己成为无用的人,有书并不妨碍他阅读,做一个植物学家也不妨碍他当园艺工人。当他认得了彭眉胥,他和那位上校之间有着这样一种共同的爱好,就是上校培植花卉,他培植果树。马白夫先生能用梨籽结出和圣热尔曼梨[一种多汁的大蜜梨]那样鲜美的梨,今天广受欢迎的那种香味不亚于夏季小黄梅的十月小黄梅,据说是用他发明的一种嫁接方法栽培出来的。他去望弥撒是为修心养性,并非全为敬神,他喜欢看见人的脸,却又厌恶人的声音,只有在礼拜堂里,他才能找到人们聚集一堂而又寂静无声。他感到自己不能没有一个职业,于是便选择理财神甫这一行当。他从来没能像爱一个洋葱的球茎那样去爱一个妇女,也从没有能像爱一册善本书那样去爱一个男人。一天在他早已过了六十岁时,有个人问他:“难道您从来没有结过婚吗?”他说:“我忘了。”当他偶然想起了要说(谁不想要这样说呢?):“啊!假使我有钱!”那决不会在瞄一个漂亮姑娘时,像吉诺曼公公那样,而是在观赏一本旧书时。他孤零零一个人过活,带着一个老女仆。他有点痛风,睡着的时候他那些被风湿病僵化了的手指在被单的皱褶里老弓曲着。他编过并印过一本《柯特雷茨附近的植物图说》,那是本评价相当高的书,书里有不少彩色插图,铜版是他自己的,书也由他自己卖。每天总有两三个人到梅齐埃尔街他家门口去拉动门铃,来买一本书。他因而每年能挣两千法郎,这便是他的全部家产了。虽然穷,他却有能力通过耐心、节约和时间来收藏许多各种类型的善本书。他在出门时,手臂下从来只夹一本书,而回家时却常常带着两本。他住在楼下,有四间屋子和一个小花园,家里惟一的装饰是些嵌在玻璃框里的植物标本和一些老名家的版画。刀枪一类的东西使他见了胆寒。他一生从不曾走近一尊大炮,即使是在残废军人院里。他有一个过得去的胃、一个当本堂神甫的兄弟、一头全白的头发、一张掉光了牙的嘴和一颗掉光了牙的心、一身的抖颤、一口庇卡底的乡音、童子的笑声、易惊的神经、老绵羊的神情。除此以外,在活着的人中,他只有一个常来往的知心朋友,圣雅克门的一个开书店的老头,叫鲁瓦约尔。他的梦想是把靛青移植到法国来。

    他的女仆,也是个天真无邪的人物。那可怜慈祥的妇人是个老处女。苏丹,她的猫,一只能在西斯廷教堂咪嗷咪嗷歌唱阿列格利所作《上帝怜我》诗篇的老雄猫,已经充满了她的心,也满足了她身上那点热情。在梦中她也从没有接触到男人,她从来没有超越过她这只猫。她,和它一样,嘴上也生胡须。她的光轮出自始终白洁的睡帽。星期天,望过弥撒后,她的时间便用来清点她箱子里的换洗衣裳,并把她买来而从不找人裁缝的裙袍料子一一摊在床上。她能阅读。马白夫替她取了个名字,叫“普卢塔克妈妈”。

    马白夫先生喜欢马吕斯,是因为马吕斯年少温存,能使他在衰年感到温暖而又不使他那怯弱的心情受惊扰。老年人遇到和善的青年犹如见了日暖风和的佳日。每当马吕斯带着满脑子的军事光荣、火药、进攻、反攻以及所有那些有他父亲在场挥刀大砍同时也受人砍的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去看马白夫先生时,马白夫先生便从品评花卉的角度和他谈论这位英雄。

    一八三〇年前后,他那当本堂神甫的兄弟死了,死得很突然,如同黑夜降临,马白夫先生眼前的景物全暗下去了。一次公证人方面的背约行为使他损失了一万法郎,这是他兄弟名下和他自己名下的全部钱财。七月革命引起了图书业的危机。在困难时期,卖不出去的首先是《植物图说》这一类的书。《柯特雷茨附近的植物图说》立即无人过问了。几星期过去也不见一个顾主。有时马白夫先生听到门铃响而惊动起来。普卢塔克妈妈愁闷地说道:“是送水的。”后来,马白夫先生离开梅齐埃尔街,辞去理财神甫的职务,脱离了圣稣尔比斯,卖掉一部分……不是他的书,而是他的雕版图片——这是他最放得下的东西了——搬到巴纳斯山大街的一栋小房子里去住。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季度,为了两种原因,第一,那楼下一层和园子得花三百法郎,而他不敢让自己的房租超出二百法郎;第二,那地方隔壁便是法都射击场,他整天听到手枪射击声,这使他受不了。

    他带走了他的《植物图说》、他的铜版、他的植物标本、他的书包和书籍,去住在妇女救济院附近,奥斯特里茨村的一种茅屋里,每年租金五十埃居,有三间屋子和一个围着篱笆的园子,还有一口井。他趁这次搬家的机会,把家具几乎全卖了。他迁入新居那天,心情非常愉快,亲自钉了许多钉子,挂那些图片和标本,余下的时间,便在园里锄地,到了晚上,看见普卢塔克妈妈神情郁闷,心事重重,便拍着她的肩头,对她微笑说:“不要紧!我们还有靛青呢!”

    只有两个客人,圣雅克门的那个书商和马吕斯得到许可,可以到奥斯特里茨的茅屋里来看他,奥斯特里茨这名字对他来说,毕竟是喧嚣刺耳的。

    可是正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凡是钻在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癖好里,或者这是常有的事,两种同时都钻的头脑,才能很慢被生活中的事物所渗透。他们觉得自己的前程还很远大。从这种专一的精神状态中产生出来的是一种被动性,这被动性,如果出自理智,便像哲学。这些人偏朝一边,往下走,往下溜,甚至往下倒,而他们自己并不怎么警觉。这种状况到后来确也会有觉醒的一天,但这一天不会早日来到。在目前,这些人仿佛是处在自身幸福与自身苦难的赌博中而无动于衷。自己成了赌注,却漠不关心地听凭别人摆布。

    马白夫先生便是这样,他在处境日益黯淡、希望一一消失的情况下心境却仍然宁静如初,这虽然带点稚气,但很固执。他精神的习性有如钟摆的来回摆动。一旦被幻想上紧发条,他就要走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幻想已经破灭。挂钟不会正在钥匙丢失的那会儿突然停摆的。

    马白夫先生有些天真的乐趣。这不需要多大的代价,并且往往是无意中得来的,一点偶然机会便能提供这种乐趣。一天,普卢塔克妈妈坐在屋角里读一本小说。她老喜欢大声读,觉得这样容易领会些。大声读,便是不断对自己肯定我确实是在从事阅读。有些人读得声音极高,仿佛是在对他们所读的东西发誓赌咒。

    普卢塔克妈妈正使出这种活力读着她捧在手里的那本小说。马白夫先生漫不经心地听着她读。

    一路读来,普卢塔克妈妈读到了这样一句,那是关于一个龙骑兵军官和一个美人的故事:

    “……美人弗特和龙……”

    读到此地,她停下来擦她的眼镜。

    “佛陀和龙,”马白夫先生低声说,“是呀,确有过这回事。从前有条龙,住在山洞里,口里吐出火焰来烧天。好几颗星星已被这怪物烧到着火了,它脚上长的是老虎爪子。佛陀进到它洞里,感化了它。您读的是本好书呢,普卢塔克妈妈。没有比这再好的传奇故事了。”

    马白夫先生随即又沉浸在美妙的梦幻中了。

    五 穷是苦的好邻居

    马吕斯喜欢这个憨厚的老人,老人已看到自己慢慢为贫寒所困,逐渐惊惶起来了,却还没有感到愁苦。马吕斯常遇见古费拉克,也常去找马白夫先生,可是次数很少,每月至多一两次。

    马吕斯的兴趣是独自一人到郊外的大路上、或马尔斯广场或卢森堡公园中人迹罕到的小路上去作长时间的散步。他有时花上半天时间去看蔬菜种植场的园地、生菜畦、粪草堆里的鸡群和拉水车轮子的马。过路的人都带着惊奇的眼光打量他,有些人还觉得他服装可疑,面目可憎。这只是个毫无意图站着做梦的穷少年罢了。

    他正是在这样闲逛时发现那戈尔博老屋的,这地方偏僻,租价低廉,中了他的意,他便在那里住下来了。大家只知道他叫马吕斯先生。

    有几个引退的将军或是他父亲的老同事认识了他,曾邀请他去看看他们。马吕斯没有拒绝。这是些谈他父亲的机会。因此他不时去巴若尔伯爵家、培拉韦斯纳将军家、弗里利翁将军家和残废军人院。那些人家有音乐,也跳舞。马吕斯在这样的晚上便穿上他的新衣。但是他一定要到天气冻得石头发裂时才去参加这些晚会或舞会,因为他没有钱雇车,而又要在走进人家大门时脚上的靴子能和 955c.” >镜子一般亮。

    他有时说(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人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客厅里,全身都可以脏,鞋子却不能。那些地方的人为了要好好接待你,只要求你一件东西必须是无可指摘的,良心吗?不,是靴子。”

    任何热情,除非出自内心,全会在幻想中消失。马吕斯的政治狂热症已成过去,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满足他安慰他的同时,也在这方面起了帮助作用。他还和从前一样,除了那种愤激心情,他对事物还抱着原来的见解,不过变得温和一些了。严格地说,他并没有什么见解,只有同情心。他偏爱什么呢?偏爱人类。在人类中,他选择了法兰西;在国家中,他选择了人民;在人民中,他选择了妇女。这便是他的怜悯心所倾注的地方。现在他重视理想胜于事实,重视诗人胜于英雄,他欣赏《约伯记》[《圣经·旧约》中的一篇]这类书胜过马伦哥的事迹。并且,当他在遐想中度过了一天,傍晚沿着大路回来时,从树枝间窥见了无限广阔的天空,无名的微光、深远的空间、黑暗、神秘后,凡属人类的事物他都感到多么渺小。

    他觉得他已见到了,也许真正见到了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哲理,到后来,除了天以外的一切他全不大注意了,天,是真理惟一能从它的井底见到的东西。

    这并不阻止他增多计划、办法、空中楼阁和长远规划。在这种梦境中,如果有人细察马吕斯的内心,他的眼睛将被这人心灵的纯洁所炫惑。的确,如果我们的肉眼能看见别人的心,我们便能根据一个人的梦想去判断他的为人,这比从他的思想去判断会更可靠些。思想?有意愿,梦想却没有。梦想完全是自发的,它能反映并保持我们精神的原有面貌,即使是在宏伟和理想的想象跟前,只有我们对命运的光辉所发的未经思考和不切实际的向往才是出自我们灵魂深处的最直接和最真诚的思想。正是在这些向往中,而不是在那些经过综合、分析、组织的思想中,我们能找出每个人的真实性格。我们的幻想是我们最逼真的写照。每个人都随着自己的性格在梦想着未知的和不可能的事物。

    在一八三一这年的夏秋之间,那个服侍马吕斯的老妇人告诉他说,他的邻居,一个叫容德雷特的穷苦人家,将要被撵走。马吕斯几乎整天在外面,不大知道他还有邻居。

    “为什么要撵走他们?”他说。

    “因为他们不付房租。他们已经欠了两个季度的租金了。”

    “那是多少钱呢?”

    “二十法郎。”老妇人说。

    马吕斯有三十法郎的机动款在一只抽屉里。

    “拿着吧,”他向那老妇人说,“这儿是二十五法郎。您就替这些穷人付了房租吧,另外五个法郎也给他们,可不要说是我给的。”

     六 接替人

    恰巧,那位忒阿杜勒中尉所属的团队调来巴黎驻防了。这事为吉诺曼姑奶奶提供了进行第二个计谋的机会。第一次,她曾想到让忒阿杜勒去监视马吕斯,现在,她暗中策划要让忒阿杜勒接替马吕斯。

    不管怎么样,老人也很可能多少会感到家里需要一张年轻人的脸,正如曙光有时能给古迹以温暖的感觉。另找一个马吕斯确是个好主意。“就这样,”她想道,“简单得很,这好像是我在好些书里看见的那种勘误表;马吕斯应改为忒阿杜勒。”

    侄孙和外孙,区别不大,丢了个律师,来个长矛兵。

    一天早晨,吉诺曼先生正在念着《每日新闻》这一类的东西,他的女儿走了进来,用她最柔和的声音对他说,因为这里涉及到她心疼的人儿:

    “我的父亲,今天早晨忒阿杜勒要来向您请安。”

    “谁呀,忒阿杜勒?”

    “您的侄孙。”

    “啊!”老头说。

    他随即又开始读报,不再去想那侄孙,一个什么不相干的忒阿杜勒,并且他心里已经上了火,这几乎是他每次读报必定会发生的事。他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用说,是保王派的刊物,那上面报道在明天,风雨无阻,又将发生一件在当时的巴黎天天发生的那种小事,说是中午十二点,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将在先贤祠广场聚集,举行讨论会。内容涉及时事问题之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问题以及军政部与民兵队因卢浮宫庭院里大炮的排列而发生的争执。学生们将在这上面进行“讨论”。不用更多的消息已够使吉诺曼先生气胀肚子了。

    他想到了马吕斯,他正是个大学生,很可能,他会和大家一道,“中午十二点,在先贤祠广场,开会讨论”。

    正当他想着这痛心的事时,忒阿杜勒中尉进来了,穿着绅士服装——这一着大有讲究——由吉诺曼姑娘引导着。这位长矛兵作过这样的<samp></samp>考虑:这老祖宗也许不曾把全部财产变作终身年金。常常穿件老百姓的衣服是值得的。

    吉诺曼姑娘对她父亲大声说:

    “忒阿杜勒,您的侄孙。”

    又低声对中尉说:

    “顺着他说。”

    接着便退出去了。

    中尉对这么庄严的会见还不大习惯,怯头怯脑地嘟囔着:“您好,我的叔公。”同时无意中机械地行了个以军礼开头却以鞠躬结尾的综合礼。

    “啊!是你,好,坐吧。”那老祖宗说。

    说完这话,他把那长矛兵完全丢在脑后了。

    忒阿杜勒坐下去,吉诺曼先生却站了起来。

    吉诺曼先生来回走着,两手插在衣袋里,高声说着话,继又用他那十个激动的老指头把放在两个背心口袋里的两只表乱抓乱捏。

    “这堆流鼻涕的小鬼!居然要在先贤祠广场集会!我的婊子的贞操!一群小猢狲,昨天还吃着娘奶!你去捏捏他们的鼻子吧,准有奶水流出来!而这些家伙明天中午要开会讨论!成什么世界!还成什么世界!不用说,昏天黑地的世界!这是那些短衫党人带给我们的好榜样!公民炮队!讨论公民炮队问题!跑到广场上去对着国民自卫军的连珠屁胡说八道!他们和一些什么人混在一起呢?请你想想雅各宾主义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随你要我打什么赌,我赌一百万,我赢了,不要你一文,明天到会的,肯定尽是些犯过法的坏种和服过刑的囚犯。共和党和苦役犯,就像鼻子和手绢是一伙。卡诺说:‘你要我往哪里走,叛徒?’富歇回答说:‘随你的便,蠢材!’这就是所谓共和党人。”

    “这是正确的。”忒阿杜勒说。

    吉诺曼先生把头转过一半,看见了忒阿杜勒,又继续说:

    “当我想起这小把戏竟能狂妄到要去学烧炭党!你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为了去当共和党。慢点,慢点!首先人民不赏识你那共和制,他们不赏识,他们懂道理,他们知道自古以来就有国王,将来也永远会有国王,他们知道,说来说去,人民还只不过是人民,他们瞧着不顺眼,你那共和制,你听见吗,傻蛋!够叫人恶心的了,你那种冲动!爱上杜善伯伯,和断头台眉来眼去,溜到九三号阳台下面去唱情歌,弹吉他,这些年轻人,真该朝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吐上一口唾沫,他们竟会蠢到这种地步!他们全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例外。只要嗅点街上的空气就已使你鬼迷心窍的了。十九世纪是种毒物。随便一个小鬼也要留上一撮山羊胡子,自以为的的确确像个人样了,却把年老的长辈丢下不管。这就是共和党人。这就是浪漫派。什么叫做浪漫派?请你赏个脸,告诉我什么叫做浪漫派吧。疯狂透顶。一年前,这些家伙使你跑去捧《艾那尼》[Hernani,雨果所作戏剧。一八三〇年首次公演],我倒要问问你,《艾那尼》!对比的词句,丑恶不堪的东西,连法文也没有写通!而且,卢浮宫的院子里安上了大炮。这些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土匪行为。”

    “您说得对,我的叔公。”忒阿杜勒说。

    吉诺曼先生往下说:

    “博物馆的院子里安上大炮!干什么?大炮,你要对我怎么样?你想轰贝尔韦德尔的《阿波罗》吗?火药包和梅迪契的《维纳斯》又有什么关系?呵!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全是些无赖!他们的班加曼·贡斯当简直算不了什么东西!这些家伙不是坏蛋也是脓包!他们挖空心思要出丑,他们的衣服好难看,他们害怕女人,他们围着一群小姑娘,就像叫化子在乞讨,惹得那些女招待放声大笑,说句良心话,这些可怜虫,仿佛想到爱情便害臊似的。他们的样子很难看,加上傻头傻脑,真算得上是才貌双全,他们嘴上离不了蒂埃斯兰和博基埃的俏皮话,他们的衣服像个布口袋,穿着马夫的坎肩、粗布衬衫、粗呢长裤、粗皮靴子,衣料上的条纹像鸟毛。他们粗俗的语言只配拿来补他们的破鞋底。而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娃娃在政治问题上有他们的意见。应当严厉禁止发表政治意见。他们创立制度,他们改造社会,他们推翻君主制,他们把整套法律扔在地上,他们把顶楼放在地窖所在处,又把我的门房放在王位上,他们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他们重建世界,而他们的开心事是贼头贼脑地去偷看那些跨上车去的洗衣女人的大腿!啊!马吕斯!啊!淘气包!到公共广场上去鬼喊怪叫吧!讨论,争辩,决定办法!他们把这叫做办法,公正的老天爷!捣乱鬼缩小了身体,变成个笨蛋。我见过兵荒马乱的世界,今天又见到乱七八糟的局面。小学生居然讨论国民自卫军的问题,这种事在蛮子国里也不见得有吧!那些赤身露体、脑袋上顶着一个毽子似的发髻,爪子里抓着一根大头棒的野蛮人也赶不上这些学士们的野蛮劲儿!几个苏一个的猴崽子,也自以为了不起,要发号施令!要讨论,要开动脑袋瓜子!这是世界的末日。肯定是这个可怜的地球的末日。还得打个最后的嗝,法兰西正准备着。讨论吧,你们这些流氓!这些事总是要发生的,只要他们到奥德翁戏院的走廊下去读报纸。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一个苏,加上他们的理性,再加上他们的智慧,再加上他们的心,再加上他们的灵魂,再加上他们的精神,从那地方出来的人也就不愿再回家了。一切报纸全是瘟神,一概如此,连《白旗报》也算在内!马尔坦维尔在骨子里也还是个雅各宾党人。啊!公正的天!你把你的外公折磨得好苦,你这总算得意了吧,你!”

    “这当然。”忒阿杜勒说。

    趁着吉诺曼先生要松一口气时,那长矛兵又一本正经地补上一句:

    “除了《通报》以外,就不应再有旁的报纸,除了军事年刊以外,也不应再有旁的书。”

    吉诺曼先生继续说:

    “就好像他们的那个西哀士[Sieyès,1748—1836,神甫,革命时期的制宪议会代表,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派中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元老院元老]!从一个弑君贼做到元老院元老!因为他们最后总是要达到那地位的。起初,大家不怕丢人,用公民来你我相称,到后来,却要人家称他为伯爵先生,像手臂一样粗的伯爵先生,九月的屠夫[即“九月暴徒”]!哲学家西哀士!我敢夸句口:我从来没有把这批哲学家的哲学看得比蒂沃利的那个做丑脸的小丑的眼镜更重一些!有一次我看见几个元老院的元老打马拉盖河沿走过,披着紫红丝绒的斗篷,上面绣的是蜜蜂[拿破仑曾把蜜蜂定为勤劳的标志],头上戴着亨利四世式的帽子。他们那模样真是丑态百出,就像老虎手底下的猴儿。公民们,我向你们宣告,你们的进步是一种疯癫病,你们的人道是一种空想,你们的革命是一种罪行,你们的共和是一种怪物,你们的年轻美丽的法兰西是臭婊子家里生出来的,并且我在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前坚持我的看法,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政论家也好,是经济学家也好,是法学家也好,也不管你们在自由、平等、博爱方面是否比对断头台上的板斧有更深的体会!我告诉你们这些,我的傻小子们!”

    “佩服,佩服,”中尉嚷着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吉诺曼先生把一个已开始要作的手势停下来,转身瞪眼望着那长矛兵忒阿杜勒,对他说:

    “你是个蠢材。”

    一 绰号:名字的形成方式

    马吕斯在这时已是个美少年,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整个面貌有种说不出的高傲、若有所思和天真的神态。他侧面轮廓的线条全是圆的,但并不因此而失其刚强,他有经阿尔萨斯和洛林传到法兰西民族容貌上来的那种日耳曼族的秀气,也具有使西康伯尔[Sicɑmbre,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个支系]族在罗马人中极容易被识别出来并使狮族不同于鹰族的那种完全不见棱角的形象。他现在处于人生中深沉和天真几乎相等各占思想一半的时期。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中,他完全可以愕然不知所措,把钥匙拨转一下,他又能变得<big>.</big>卓越不凡。他的态度是谦逊、冷淡、文雅、不很开朗的。由于他的嘴生得动人,是世上嘴唇里最红的,牙齿里最白的,他微微一笑便可纠正整个外貌的严肃气氛。有时,那真是一种奇特的对比,额头高洁而笑容富于肉感。他的眼眶小,目光却远大。

    在他最穷困时,他发现年轻姑娘们见他走过,常把头转过来望他,他连忙避开,或是躲起来,心情万分颓丧。他以为她们看他是因为他的衣服破旧,在讥笑他,其实她们看他是为了他的风韵,她们在梦想。

    和这些漂亮过路女子之间的误会他都憋在心里,使他变成一个性情孤僻的人。在她们中他一个也没选中,绝妙的理由是他见到任何一个都逃走。他便这样漫无目标地活着,古费拉克却说他是傻里呱唧地活着。

    古费拉克还对他这样说:“你不该有当道学先生的想法(他们之间已用“你”相称,这是年轻人友情发展的必然趋向)。老兄,我进个忠告,不要老这样钻在书本里,多看看那些破罐子。风骚女人是有些好处的,呵,马吕斯!你老这样开溜,老这样脸嫩,你会变成个憨子。”

    在另一些时候,古费拉克遇见了他,便对他说:

    “你好,神甫先生。”

    在古费拉克对他讲了这一类话以后,马吕斯整个星期都不敢见女人,无论是年轻的或年老的,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避得更厉害,尤其避免和古费拉克见面。

    在整个广阔的宇宙间却有两个女人是马吕斯不逃避也不提防的。老实说,假使有人告诉他,说这是两个女人,他还会大吃一惊。一个是那替他打扫屋子的老妇人,因为她嘴上生了胡子,古费拉克曾经说:“马吕斯看见他的女用人已经留了胡子,所以他自己便不用留了。”另一个是个小姑娘,是他经常见到却从来不看的。

    一年多以来,马吕斯发现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就是沿着苗圃石栏杆的那条小路上,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几乎每次都是并排坐在靠近游人最少的西街那边的一条板凳上,从来不换地方。每次当机缘,那些只管眼睛朝里看的人散步时的机缘,把马吕斯引上这条小路时,也就是说,几乎每天引他上那儿时,他准能在老地方遇到那一老一小。那男子大致有六十来岁,他神情抑郁而严肃,他整个人表现出退伍军人的那种强健和疲乏的形象。假使他有一条勋带,马吕斯还会说:“这是个退伍军官。”他那神气是善良的,但又使人感到难于接近,他的目光从来不停留在别人的眼睛上。他穿一条蓝色长裤,一件蓝色骑马服,戴顶宽边帽,好像永远是新的,结一条黑领带,穿件教友派衬衫,就是说,那种白到耀眼的粗布衬衫。一天,有个俏女人打他身边走过,说道:“好一个干净的老光棍。”他的头发雪白。

    那年轻姑娘,当她初次陪同他来坐在这条仿佛是他们的专用板凳上时,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娃,瘦到近乎难看,神情拙笨,毫无可取之处,只有一双眼睛也许还能变得秀丽。不过她抬起眼睛望人时,总有那么一种不懂得避嫌疑的神气,不怎么讨人喜欢。她的打扮是修道院里寄读生的那种派头,既像老妇人,又像小孩,穿一件不合身的黑色粗呢裙袍。看上去他们是父女俩。

    马吕斯把这个还不能称为老头儿的老人和那个还没成人的小姑娘研究了两三天,便再也不去注意了。至于他们那方面,他俩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他。他们安安静静谈着话,全不注意旁人。那姑娘不停地又说又笑。老人不大开口,不时转过眼睛,满含着一种说不出的父爱望着她。

    马吕斯已经养成机械的习惯,必定要到这小路上来散步。他每次准能遇见他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吕斯最喜欢一直走到那条小路的尽头,他们的板凳对面。他在那条小路上,从一头走到一头,经过他们面前,再转身回到原处,接着又走回来。他每次散步,总得这样来回五六趟,而这样的散步,每星期又有五六次,可是那两个人和他却从来不曾打过一次招呼。那男子和那年轻姑娘,虽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别人的注视,也许正因为他们有意要避开别人的注视,便自然而然地多少引起了五六个经常沿着苗圃散步的大学生的注意,有些是来作课后散步的用功学生,另一些是弹子打够了来散步的。古费拉克属于后者,也曾对他们留意观察了一些时候,但是觉得那姑娘生得丑,便很快地小心谨慎地避开了。他像帕尔特人 <Parthes,伊朗北部里海一带的古代游牧民族,以善于骑在马上向后射杀著名>射回马箭那样,在逃走时射了个绰号。由于那小姑娘的裙袍和那老人的头发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因此他称那姑娘为“黑姑娘”,老人为“白先生”,谁也不知道他们姓啥名谁,没有真名,绰号便也成立了。那些大学生常说:“啊!白先生已在他的板凳上了!”马吕斯和他们一样,觉得称那不知名的先生为白先生也还方便。

    我们仿效他们,为了叙述方便,也将称他为白先生。

    这样,在最初一年当中,马吕斯几乎每天在同一钟点,总见到他们。他对那男子的印象不坏,对那姑娘却感到不怎么入眼。

    二 光明是实

    第二年,正是在本故事的读者刚读到的这个时刻,马吕斯常去卢森堡公园的习惯忽然中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几乎一连六个月没有到那条小路上去走过一步。可是,有一天,他又去了。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晴朗的上午。马吕斯心情欢畅,和风丽日给予人的感受正是如此。他仿佛觉得所有他听到的雀鸟唱和的声音,所有他从树叶中望见的片片蓝天全深入到了他的心里。

    他直向“他的小路”走去。到了尽头,他又望见了那两个面熟的人,仍旧坐在从前的那条板凳上。不过当他走近时,那男子还是那男子,姑娘却不像是从前的那个了。现在在他眼前的是个秀长、美丽、有着女性已届成年却仍全部保有女孩那极尽天真情态的体形的最动人的人儿,这是倏忽和纯洁的时刻,要表达只能用这几个字:芳龄十五。那便是使人惊叹并夹着金丝纹的栗色头发,光洁如玉的额头,艳如一瓣蔷薇的双颊,晶莹的红,含羞的白,一张妙嘴,出来的笑声如同光明、语声如同音乐,一个让·古戎<Jean Goujon,1510—1568,法国雕塑家和建筑学家>要摹刻的维纳斯的颈子而拉斐尔要描绘的马利亚的头。并且,为了使动人的脸什么也不缺,那鼻子虽生得不美,却是生得漂亮的,不直不弯,非意大利型也非希腊型,而是巴黎型的鼻子,那就是说某种俏皮、秀气、不正规、纯净、使画家失望诗人迷惑的鼻子。

    马吕斯走过她身边,却没能看见她那双一直低垂着的眼睛。他只见到栗色的长睫毛,掩映着幽娴贞静的神态。

    这并不妨碍她微笑着听那白发老人和她谈话,并且再没有什么比低着眼睛微笑更荡人心魂的了。

    最初,马吕斯以为这是同一男子的另一个女儿,大致是从前那一个的姐姐。但是,当那一贯的散步习惯第二次引他到那板凳近旁,他留意打量以后才认出她还是原来的那一个。六个月,小姑娘已经变成了少女,如是而已。这种现象是极常见的。有那么一种时刻,姑娘们好像是忽然吐放的蓓蕾,一眨眼便成了一朵朵玫瑰。昨天人们还把藏书网她们当做孩子没理睬,今天重相见,已感到她们乱人心意了。

    这一个不但长大了,而且理想化了。正如在四月里一样,三天的时间足使某些树木花开满枝,六个月已同样够使她周身秀美了。她的四月已经到来。

    我们有时看见一些穷而吝啬的人,好像一觉醒来,忽然从赤贫转为巨富,一下子变得奢侈豪华。那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一笔年金,昨天到了付款日期。这姑娘领到了一个季度的利息。

    并且她已不是从前那个戴着棉绒帽子,穿件毛呢裙袍和双平底鞋,两手发红的寄读生,审美力已随容光的焕发来到了,她已是个打扮得简单、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她穿一件黑花缎裙袍,一件同样料子的短披风,戴一顶白绉纱帽子。白手套显出一双细长的手,手里玩着一把中国象牙柄的遮阳伞,一双缎鞋衬托出她脚的秀气。当人们走过她身边,她的全身衣着吐着青春的那种强烈香气。

    至于那男子,还是从前那一个。

    马吕斯再次走近她时,那姑娘抬起了眼睑。她的眼睛是深蓝色的,但是在这蒙蒙的天空中还只有孩子的神气。她自自然然地望着马吕斯,仿佛她望见的只是一个在槭树下跑着玩的孩子,或是照在那板凳上的一个云石花盆的影子,马吕斯也只管往前走,心里想着旁的事儿。

    他在那年轻姑娘的板凳旁边又走了四五趟,连眼睛也没有向她转一下。

    后来几天,他和平时一样,天天去卢森堡公园,和平时一样,他总在那地方见到那“父女俩”,但是他已不再注意了。

    他在那姑娘变美了的时候并不比她丑的时候对她想得多些,他照旧紧挨着她坐的那条板凳旁边走过,因为这是他的习惯。

    三 春天的效果

    一天,空气温和,卢森堡公园中一片阳光和绿影,天空明净,仿佛天使们一早便把它洗过了似的,小鸟在栗林深处轻轻地叫着,马吕斯把整个胸怀向这良辰美景敞开了。他什么也不想,他活着,呼吸着。他从那条板凳旁边走过,那年轻姑娘抬起了眼睛向着他,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了。

    这次在那年轻姑娘的目光里,有了什么呢?马吕斯搞不清楚。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可是什么也全在那里了,那是一种奇特的闪光。

    她低下了眼睛,他也继续往前走。

    他刚才见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单纯的眼光,而是一种奥秘莫测的深窟,稍稍张开了一线,接着又立即关闭了。

    每一个少女都有这样望人的一天。谁碰上了,就该谁苦恼!

    这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灵的最初一望,有如天边的曙光。不知是种什<tt>?.t>么灿烂的东西的醒觉。这种微光,乘人不备,突然从朦胧可爱的黑夜中隐隐地显现出来,半是现在的天真,半是未来的情爱,它那危险的魅力,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那是一种在期待中偶然流露的迷离惝恍的柔情。是天真于无意中设下的陷阱,勾摄了别人的心,既非出于有意,自己也并?99lib.不知道。那是一个以妇人的神情望人的处子。

    在这种目光瞥到的地方,很少能不惹起连绵的梦想。所有的纯洁感情和所有的强烈欲念都集中在这一线天外飞来、操人生死的闪光里,远非妖冶妇女做作出来的那种绝妙秋波所能及,它的魔力能使人在灵魂深处突然开出一种奇香异毒的黑花,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爱。

    那天晚上,马吕斯回到他的破屋子里,对身上的衣服望了一眼,第一次发现自己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穿着这样的“日常”衣服,就是说,戴一顶帽边丝带附近已破裂的帽子,穿双赶车夫的大靴,一条膝头泛白的黑长裤,一件肘弯发黄的黑上衣,却要到卢森堡公园里去.散步,真是荒唐透了顶。

    四 一场大病的开始

    第二天,到了寻常的钟点,马吕斯从衣柜里拖出了他的新衣、新裤、新帽、新靴,他把这全副盔甲穿上身,戴上手套——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到卢森堡公园去。

    半路上,他遇到古费拉克,只装作没看见。古费拉克回到家里对他的朋友们说:“我刚才遇见了马吕斯的新帽子和新衣服,里面裹着一个马吕斯。他一定是去参加考试。脸上一副傻相。”

    到了公园,马吕斯围着喷水池绕了一圈,看天鹅,接着又站在一座满头黑霉并缺一块腰胯的塑像跟前,呆呆地望了许久。喷水池旁边,一个四十来岁的大肚子绅士,手里牵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对他说:“凡事不能过分,我的儿,应当站在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中间,不偏这边也不偏那边。”马吕斯细听着那老财谈论。随后,他又围着喷水池兜了个圈子。最后他才朝着“他的小路”走去,慢吞吞地,仿佛懊悔不该来,仿佛有谁在逼着他去阻止他去似的。他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感到这一切,还自以为和平时一样在散步。

    在走上那小路时,他望见路的尽头白先生和那姑娘已经坐在“他们的板凳”上了。他把自己的上衣一直扣到顶,挺起腰板,不让它有一丝皱褶,略带满足的心情望了望长裤上光泽的反射,向那板凳进军。他的步伐带着一股冲锋陷阵的味道,想必也有旗开得胜的想望。因此我说,他向那板凳进军,正如我说汉尼拔向罗马进军。

    此外,他的动作没有一个不是机械的,他也绝没有中断他平时精神方面和工作方面的思想活动。这时,他心里正在想:“《学士手册》确是一本荒谬的书,一定是出自一伙稀有蠢材的手笔,才会在谈到人类思想代表作时去对拉辛的三个悲剧作分析,而莫里哀的喜剧反而只分析一个。”他耳朵里起了一阵尖锐的叫声。他一面朝板凳走去,一面拉平衣服上的皱褶,两眼盯住那姑娘。他仿佛看见她把整个小路尽头都洒满了蓝色的光辉。

    他越往前走,他的脚步也越慢。他走到离板凳还有相当距离,离小路尽头还很远的地方,忽然停了下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转身走回来了。他心里一点也没想过不要再往前走。很难说那姑娘是否从远处望见了他,是否看清了他穿上新衣的漂亮风度。可是他仍旧把腰板挺得笔直,以备万一有人从他后面望来,他仍是好样儿的。

    他走到了这一端的尽头,再往回走,这一次,离板凳比较近了。他居然到达相隔还有三棵树的地方,这里,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确实无法再前进,心里迟疑起来了。他认为已看到那姑娘把脸转向了他。于是他作一番心雄气壮的努力,解除了顾虑,继续往前走。几秒钟后,他从那板凳前面走过,身躯笔直,意志坚强,连耳朵也涨红了,不敢向右看一眼,也不敢向左看一眼,一只手插在衣襟里,像个政府要人。当他走过……那炮台的时候,他感到心跳得真难受。她呢,和昨天一样,花缎裙袍,绉纱帽。他听到一种形容不出的谈话声音,那一定是“她的声音”了。她正在安详地谈着话。她长得美极了。这是他感到的,他并不曾打算要看她。他心里想道:“她一定不能不敬重我,假使她知道弗朗沙·德·纳夫夏多先生出版的《吉尔·布拉斯》前面那篇关于马可·奥白尔贡·德·拉龙达的论文是冒用的,而真正的作者却是我!

    他走过了板凳,直到相距不远的尽头,接着又回头,再次经过那美丽姑娘的面前。这次,他的脸白得像张纸。他的感受也完全不是味儿。他离开了那条板凳和那姑娘,背对着她,却感到她正在打量自己,这一想象几乎使他摔倒。

    他不想再到那板凳近旁去试了,走到小路中段便停下来,并且,破天荒第一次,在那里坐下了,斜着眼睛朝一边频频偷看,在极端模糊的精神状态中深深地在想,他既然羡慕别人的白帽子和黑裙袍,别人也就很难对他那条发亮的长裤和那件新上衣完全无动于衷。

    坐了一刻钟,他站起来,仿佛又要向那条被宝光笼罩着的板凳走去。可是他立着不动。十五个月以来第一次,他心里想到那位天天陪着女儿坐在那里的先生也许已经注意他,并会觉得他这样殷勤有些古怪。

    也是第一次,他感到用“白先生”这个绰号,即使是在心里去称呼这个不相识的人,多少也有些不恭敬。

    他这样低着头,呆想了几分钟,同时用手里的一根棍子在沙上画了许多画。

    随后,他突然转身过来,背对着那条板凳以及白先生和他的女儿,一径回家去了。

    那天他忘了吃晚饭。晚上八点钟,他才想起来,但是时间已经太迟,不用再去圣雅克街了,他说:“嘿!”吃了一块面包。

    他刷净衣服裤子,仔仔细细叠好,然后上床睡了。

    五 连续落在布贡妈头上的雷火

    第二天,布贡妈——古费拉克给戈尔博老屋的看门兼二房东兼管家老妇人的称呼,她的真名是毕尔贡妈妈,这我们已经见过,而古费拉克这个冒失鬼对什么也不尊敬,——布贡妈大吃一惊,注意到马吕斯又穿上全身新衣出门去了。

    他回到卢森堡公园,但是他不越过小路中段的他那条板凳。和前一天一样,他在那里坐了下来,从远处瞭望,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顶白帽子,那件黑裙袍,尤其是那一片蓝光。他没有离开过那地方,直到公园门要关了他才回家。他没有看见白先生和他的女儿走出去。他得出结论,他们是<big>.</big>从临西街的那道铁栏门出去的。过了好些日子,几个星期以后,当他回想起这一天的经过时,他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他是在什么地方吃饭的。

    翌日,就是说,第三天,布贡妈又像碰上了晴天霹雳,马吕斯又穿上新衣出去了。

    “一连三天!”她喊着说。

    她决计要跟踪他,但是马吕斯走得飞快,一步跨好远。那好像是河马追麂子,不到两分钟,她便找不着他的影子了,她回到家里还喘不过气来,几乎被自己的气喘病噎死,她恨到极点,骂道:“太没道理,每天都穿上漂亮衣服,还害别人跑个半死!”

    马吕斯又进了卢森堡公园。藏书网

    那姑娘和白先生已在那里。马吕斯捧着一本书,装作读书的样子,竭力要往前走近一些,但是,还隔得老远他便不前进了,反而转身回来,坐在他的板凳上。他在那里坐了四个钟头<bdo>99lib?</bdo>,望着那些自由活泼的小麻雀在小路上跳跃,心里以为它们是在讥诮他。

    半个月便这样过去了。马吕斯去卢森堡公园,不再是为了散步,而是去呆坐,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到了那里,他便不再动了。他每天早晨穿上新衣,却不是让人看,第二天又重来。

    她肯定是个无与伦比的美人。惟一可以指摘的一点——这好像是一种批评了——便是她眼神抑郁而笑容欢畅,这种矛盾使她的面部表情带上一种心神不定的样子,因而这柔美的面貌有时会显得异常,但仍然是动人的。

    六 被俘

    在第二个星期最后几天中的一天,马吕斯照常坐在他的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打开已经两个钟头了,却一页还没有翻过。他忽然吃了一惊。在那小路的那一头发生了一件大事。白先生和他的女儿刚刚离开了他们的板凳,姑娘挽着她父亲的手臂,两个人一同朝着小路的中段,马吕斯所在的地方,慢慢走来了。马吕斯连忙合上他的书,继又把它打开,继又强迫自己阅读。他浑身发抖。那团宝光直向他这面来了。“啊!我的天主!”他想,“我再也来不及摆出一个姿势了。”这时,那白发男子和姑娘向前走着。他仿佛觉得这事将延续一个世纪,同时又感到只要一秒钟便完了。“他们到这边来干什么?”他问他自己,“怎么!她要走过这儿!她的脚会在这沙子上踩过去,会在这小路上,离我两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他心慌得厉害,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个极美的男子,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十字勋章。他听到他们脚步的软柔、有节奏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想白先生一定瞪着一双生气的眼睛在望他。他想道:“难道这位先生要来找我的麻烦不成?”他把头埋了下去;当他重行抬起头来时,他们已到了他身边。那姑娘走过去了,一面望着他一面走过去。她带一种若有所思的和蔼神情,定定地望着他,使马吕斯从头颤抖到脚。他仿佛觉得她是在责备他这么多天不到她那边去,并且是在对他说:“我只好找来了。”马吕斯面对这双光辉四射、深不可测的眸子,心慌目眩,呆呆地发愣。

    他感到在他脑子里燃起了一团炽炭。她居然来就他,多大的喜悦啊!并且她又是怎样望着他的呵!她的相貌,比起他从前见到的显得更加美丽了。她的美是由女性美和天仙美合成的,是要使彼特拉克<Pétrarque,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诗人>歌唱、但丁拜倒的完全的美。他好像已在遨游碧空了。同时他又感到事不凑巧,心里好不难过,因为他的靴子上有尘土。

    毫无疑问他认为她一定也注视过他的靴子。

    他用眼睛伴送着她,直到望不见她的时候。随后,他像个疯子似的在公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他曾多次独自大笑,大声说话。他在那些领孩子的保姆跟前显得那么心事重重,使她们每个人都认为他爱上了自己。

    他跑出公园,希望能在街上遇到她。

    他在奥德翁戏院的走廊下碰见了古费拉克,他说:“我请你吃晚饭。”他们去到卢梭店里,花了六个法郎。马吕斯像饿鬼似的吃了一顿,给了堂倌六个苏。在进甜食时,他对古费拉克说:“你读过报纸了?奥德利·德·比拉弗<当时夏朗德省极左派议员>的那篇讲演多么漂亮!

    他已经爱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晚饭后,他又对古费拉克说:“我请你看戏。”他们走到圣马尔丹门去看弗雷德里克演《阿德雷客店》。马吕斯看得兴高采烈。

    同时,他也比平日显得格外腼腆。他们走出戏院时,有个做帽子的女工正跨过一条水沟,他避而不看她的吊袜带,当时古费拉克说:“我很乐意把这女人收在我的集子里。”他几乎感到恶心。

    第二天,古费拉克邀他到伏尔泰咖啡馆吃午饭。马吕斯去了,比前一晚吃得更多。他好像有满腹心事,却又非常愉快。仿佛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来扯开嗓子狂笑。有人把一个不相干的外省人介绍给他,他竟一往情深地拥抱他。许多同学走来挤在他们的桌子周围,大家谈了些关于由国家出钱收买到巴黎大学讲坛上散播的傻话,继又谈到多种词典和基什拉<Quicherat,1799—1884,法国哲学家,文字学家>诗律学中的错误和漏洞。马吕斯忽然打断大家的谈话大声嚷道:“能搞到一个十字勋章,那才惬意呐!”

    “这真滑稽!”古费拉克低声对让·勃鲁维尔说。

    “不,”让·勃鲁维尔回答,“这真严重。”

    确实严重。马吕斯正处在狂烈感情前期那惊心动魄的阶段。

    这全是望了一眼的后果。

    当炸药已装好,引火物已备妥,这就再简单也没有了。一盼便是一粒火星。

    全完了。马吕斯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的命运进入了未知的境地。

    女性的那一眼很像某些成套的齿轮,外表平静,力量却猛不可当。人每天安安稳稳、平安无事地打它旁边走过,并不怀疑会发生什么意外,有时甚至会忘记身边的这样东西。大家走来走去,胡思乱想,有说有笑。突然一下有人感到被夹住了,全完了。那齿轮把你拖住了,那一眼把你勾住了。它勾住了你,无论勾住什么地方,怎样勾住你的,勾住你拖沓的思想的一角也好,勾住你一时的大意也好——你算是完了。你整个人将滚进去。一连串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你。你挣扎,毫无用处。人力已无能为力。你将从一个齿轮转到另一个齿轮,一层烦恼转到另一层烦恼,一场痛苦转到另一场痛苦,你,你的精神,你的财富,你的前途,你的灵魂,而且,还得看你是落在一个性情凶恶的人手里还是落在一个心地高尚的人手里,你将来从这骇人的机器里出来时只能羞惭满面,不成人形,或是被这狂烈感情改变得面目一新。

    七 “U”字谜

    孤单,.和一切脱节,傲气,独立性格,对自然界的爱好,物质方面日常活动的缺少,与世隔绝的生活,为洁身自好而进行的秘密斗争,对天地万物的爱慕,这一切都为马吕斯准备了被狂烈感情控制的条件。对他父亲的崇拜已逐渐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并且,和任何宗教信仰一样,已退藏在灵魂深处了。表层总还得有点什么,于是爱情便乘虚而入。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马吕斯天天去卢森堡公园。时间一到,什么也不能阻挡他。古费拉克常说他“上班去了”。马吕斯生活在好梦中。毫无疑问,那姑娘常在注视他。

    到后来,他能放大胆逐渐靠近那条板凳了。但是他仍同时服从情人们那种怯弱和谨慎的本能,不再往前移动。他意识到不引起“父亲的注意”是有好处的。他运用一种深得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策略,把他的据点布置在树和塑像底座的后面,让那姑娘很可能见到他,也让那老先生很不可能见到他。有时,在整整半个钟点里,他一动不动,待在任何一个莱翁尼达斯或任何一个斯巴达克<span class=”” data-note=”莱翁尼达斯和斯巴达克,公园里的塑像。”></span>的阴影里,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却从书本上微微抬起,去找那美丽的姑娘,她呢,也带着不明显的微笑,把她那动人的侧影转向他这边。她一面和那白发男子极自然极安详地谈着话,一面又以热情的处女神态把一切梦想传达给马吕斯。这是由来已久的老把戏,夏娃在混沌初开的第一天便已知道,每个女人在生命开始的第一天也都知道。她的嘴在回答这一个,她的眼睛却在回答那一个。..

    但也应当相信,到后来白先生还是有所察觉的,因为,常常马吕斯一到,他便站起来走动。他放弃了他们常坐的地方转到小路的另一端,选择了那手帕。一块极简单的手帕,没有绣花,但是白洁,细软,微微发出一种无以名之的芳香。他心花怒放地把它收了起来。手帕上有两个字母“U.F.”,马吕斯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孩子的情况,她的家庭,她的名字,她的住处,全不知道,这两个字母是他得到的属于她的第一件东西,从这两个可爱的起首字母上,他立即开始营造他的空中楼阁。“U”当然是教名了。“Ursule!”(玉秀儿!)他想,“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他吻着那手帕,闻它,白天,把它放在贴胸的心坎上,晚上,便压在嘴唇下面睡。

    “我在这里闻到了她的整个灵魂!”他兴奋地说。

    这手帕原是那老先生的,偶然从他衣袋里掉出来罢了。

    在拾得这宝物后的几天中,他一到公园便吻那手帕,把它压在胸口。那美丽的孩子一点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连连用一些察觉不出的动作向他表示。

    “害羞了!”马吕斯说。

    八 残废军人也能自得其乐

    我们既已提到“害羞”这个词儿,既然什么也不打算隐藏,我们便应当说,有一次,正当他痴心向往的时候,“他的玉秀儿”可给了他一场极严重的苦痛。在这些日子里,她常要求白先生离开座位,到小路上去走走,事情便是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那天,春末夏初的和风吹得正有劲,摇晃着悬铃木的梢头。父亲和女儿,挽着手臂,刚从马吕斯的坐凳跟前走了过去。马吕斯在他们背后站了起来,用眼睛跟着他们,这在神魂颠倒的情况下是会做出来的。

    忽然来了一阵风,吹得特别轻狂,也许负有什么春神的使命,从苗圃飞来,落在小路上,裹住了那姑娘,惹起她一身寒噤,使人忆及维吉尔的林泉女仙和泰奥克利特<Théocrite,希腊诗人,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牧羊女那妩媚的姿态,这风竟把她的裙袍,比伊希斯<Isis,埃及女神,是温存之妻的象征>的神衣更为神圣的裙袍掀起来,几乎到了吊袜带的高度。一条美不胜收的腿露了出来。马吕斯见了大为冒火,怒不可遏。

    那姑娘以一种天仙似的羞恼动作,连忙把裙袍拂下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息怒。他是独自一人在那小路上,这没错。但也可能还有旁人。万一真有旁人在呢?这种样子真是太不成话!她刚才那种行为怎能不叫人生气!唉!可怜的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这里惟一的罪人是风,但是马吕斯心里的爱火和妒意正在交相煎逼,他下决心非生气不可,连对自己的影子也妒忌。这种苦涩离奇的妒忌确是会这样从人的心里冒出来,并且无缘无故强迫人去消受。另外,即使去掉这种妒忌心,那条腿的动人形相对他来说也丝毫没有什么可喜的,任何一个女人的白长袜也许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来。

    当“他的玉秀儿”从那小路尽头转回来时,马吕斯已坐在他的板凳上,她随着白先生走过他跟前,马吕斯瞪起一双蛮不讲理的眼睛对她狠狠望了一眼。那姑娘把身体向后微微挺了一下,同时也张了一下眼皮,意思仿佛说:“怎么了,有什么事?”

    这是他们的“初次争吵”。

    正好在马吕斯用眼睛和她闹性子时,小路上又过来一个人。那是个残废军人,背驼得厉害,满脸皱皮,全白的头发,穿一身路易十五时期的军服,胸前有一块椭圆形的小红呢牌子,上面是两把交叉的剑,这便是大兵们的圣路易十字勋章,他另外还挂一些别的勋章:一只没有手臂的衣袖、一个银下巴和一条木腿。马吕斯认为已经看出这人的神气是极其得意的。他甚至认为仿佛已看见这刻薄鬼在一步一拐地打他身边走过时对他非常亲昵、非常快乐地挤了一下眼睛,似乎有个什么偶然机会曾把他俩串连到一起,共同享受一种意外的异味。这战神的废料,他有什么事值得这么高兴呢?这条木腿和那条腿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马吕斯醋劲大发。“刚才他也许正在这儿,”他心里想,“他也许真看见了。”他恨不得把那残废军人消灭掉。

    时间能磨秃利器的锋尖。马吕斯对“玉秀儿”的怒火,不管它是多么公正,多么合法,终于熄灭了。他到底谅解了,但是得先经过一番很大的努力,他一连赌了三天气。

    可是,经过这一切,也正因为这一切,那狂烈的感情更加炽热了,成了疯狂的感情。

    九 失踪

    我们刚才已看到马吕斯是怎样发现,或自以为发现了她的名字叫玉秀儿。

    胃口越爱越大。知道她叫玉秀儿,这已经不坏,但是还太少。马吕斯饱啖这一幸福已有三或四个星期。他要求另一幸福。他要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他犯过第一次错误:曾在那角斗士旁边的板凳附近中计。他犯了第二次错误:白先生单独去公园,他便不待下去。他还要犯第三次错误,绝大的错误,他跟踪“玉秀儿”。

    她住在西街行人最少的地方,一栋外表朴素的四层新楼房里。

    从这时起,马吕斯在他那公园中相见的幸福之外又添了种一直跟她到家的幸福。

    他的食量增加了。他已经知道她的名字,她的教名,至少,那悦耳的名字,那个真正的女性的名字,他也知道了她住在什么地方,他还要知道她是谁。

    一天傍晚,他跟着他们到了家,看见他们从大门进去以后,接着他也跟了进去,对那看门的大模大样地说:

    “刚才回家的是二楼上的那位先生吗?”

    “不是,”看门的回答说,“是四楼上的先生。”

    又进了一步。这一成绩壮了马吕斯的胆。

    “是住在临街这面的吗?”

    “什么临街不临街,”看门的说,“这房子只有临街的一面。”

    “这先生是干什么事的?”马吕斯又问。

    “是靠年金生活的人,先生。一个非常好的人,虽然不很阔,却能对穷人做些好事。”

    “他叫什么名字?”马吕斯又问。

    那门房抬起了头,说道:

    “先生是个密探吧?”

    马吕斯很难为情,走了,但是心里相当高兴,因为他又有了收获。

    “好,”他心里想,“我知道她叫‘玉秀儿’,是个有钱人的女儿,住在这里,西街,四楼。”

    第二天,白先生和他的女儿只在卢森堡公园待了不大一会儿,他们离开时,天还很亮。马吕斯跟着他们到西街,这已成了习惯。走到大门口,白先生让女儿先进去,他自己在跨门坎以前,停下来回头对着马吕斯定定地看了一眼。

    次日,他们没有来公园。马吕斯白等了一整天。

    天黑以后,他到西街去,看见第四层的窗子上有灯光,便在窗子下面走来走去,直到熄灯。

    再过一日,公园里没人。马吕斯又等了一整天,然后再到那些窗户下面去巡逻,直到十点。晚饭是谈不上了。高烧养病人,爱情养情人。

    这样过了八天。白先生和他的女儿不再在卢森堡公园出现了。马吕斯无精打采地胡思乱想,他不敢白天去张望那扇大门,只好在晚上以仰望窗口玻璃片上带点红色的灯光来满足自己。有时见到人影在窗子里走动,他的心便跳个不停。

    第八天,他走到窗子下面,却不见灯光。“咦!”他说,“还没有点灯,可是天已经黑了,难道他们出去了?”他一直等到十点,等到午夜,等到凌晨一点。四楼窗口还是没有灯亮,也不见有人回来。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第二天——因为他现在是老靠第二天过活的,可以说他已无所谓有今天了——第二天,他又去公园,谁也没遇见,他在那儿等下去,傍晚时又到那楼房下面。窗子上一点光也没有,板窗也关上了,整个第四层是漆黑的。

    马吕斯敲敲大门,走进去问那看门的:

    “四楼上的那位先生呢?”

    “搬了。”看门的回答。

    马吕斯晃了一下,有气无力地问道:

    “几时搬的?”

    “昨天。”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他没把新地址留下?”

    “没有。”

    看门的抬起鼻子,认出了马吕斯。

    “嘿!是您!”他说,“您肯定是个探子。”

    一 地下层和地下活动者

    人类的各种社会全有剧院里所说的那种“第三地下层”。在社会的土壤下面,处处都有活动,有的为善,有的为恶。这些坑道是层层相叠的。有上层坑道和下层坑道。在这黑暗的地下层里,有一个高区和一个低区,地下层有时会崩塌在文明的底下,并因我们的不闻不问和麻木不仁而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百科全书》在前一世纪,是个坑道,几乎是露天的。原始基督教义的一种未受重视的孵化设备——黑暗,它只待时机成熟,便在暴君们的座下爆炸开来,并以光明照耀人类。因为神圣的黑暗有它潜在的光。火山是充满了黑暗的,但有能力使烈焰腾空。火山的熔液是在黑暗中开始形成的。最初举行弥撒的地下墓道,不仅只是罗马的地下建筑,也是世界的坑道。<基督教在四世纪以前受到罗马帝国的仇视,教徒常被杀害,因而在地下墓道里秘密举行宗教仪式,宣传教义。地下墓道原是废弃了的采矿坑道。罗马人火化尸体,而基督教徒一定要埋葬尸体,废矿道便成了基督教徒的墓地>

    在社会建筑的下面有着形形色色的挖掘工程,犹如一栋破烂房屋下的错综复杂的奇迹。有宗教坑道、哲学坑道、政治坑道、经济坑道、革命坑道。有的用思想挖掘,有的用数字挖掘,有的用愤怒挖掘。人们从一个地下墓道向另一个地下墓道互相呼应。种种乌托邦都经过这些通道在地下行进。它们向各个方向伸展蔓延。它们有时会彼此接触,并相互友爱。让-雅克<卢梭的名字。尖镐应指他的笔>把他的尖镐借给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也把他的灯笼<有一次第欧根尼白天提着灯笼在雅典街上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找一个人。”>借给他。有时它们也互相排斥。加尔文<Calvin,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教的创始人>揪住索齐尼<1525—1562,又译苏西努,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倡导“上帝一位论”学说。”>的头发。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或中断这一切力量向目标推进的张力和活动,那些活动同时在黑暗中往来起伏,再起,并从下面慢慢改变上面,从里面慢慢改变外面,这是人所未知的大规模的蠕动。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给它留下表皮、换掉脏腑的挖掘工作。有多少地下层,便有多少种不同的工程,多少种不同的孔道。从这一切在深处进行的发掘中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呢?未来。

    人们越往下看,所发现的活动者便越是神秘。直到社会哲学还能认识的一级,活动总还是好的,再下去,那种活动便可怕了。到了某一深度,那些洞窟孔道便不再是文明的精神力量能钻得进的,人的呼吸能力的限度已经被超出,魔怪有了开始出现的可能。

    这下行梯阶是奇怪的,它的每一级都通到一个哲学可以立足的地下层,在那里,人还可以遇到一个那样的工人,有的是高明的,有的不成人形。在扬·胡斯<Jan Hus,约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被控为异教徒后被处以死刑>的下面有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在路德的下面有笛卡儿,在笛卡儿的下面有伏尔泰,在伏尔泰的下面有孔多塞,在孔多塞的下面有罗伯斯庇尔,在罗伯斯庇尔的下面有马拉,在马拉的下面有巴贝夫<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并且这还没有完。再往下去,朦朦胧胧,在不清晰和看不见之间的分界线上,人们可以望见其他一些现在也许还不存在的人的黑影。昨天的那些是一些鬼物,明天的那些是一些游魂。智慧眼能隐隐约约地见到它们。未来世界的萌芽工作是哲学家的一种景象。

    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鬼蜮里的世界,这是多么离奇的形象!

    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也都在那里的一些侧坑里。

    所有这些地下开路先锋几乎经常认为他们彼此 之间是隔绝的,其实不然,有一条他们不知道的神链在他们之间联系着,虽然如此,他们的工作是大不相同的,这一些人的光和另一些人的烈焰形成对比。有的属于天堂,有的属于悲剧。可是,尽管他们各不相似,所有这些工作者,从最高尚的到最阴狠的,从最贤明的到最疯狂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忘我。马拉能像耶稣一样忘我。他们把自己放在一旁,取消自我,绝不考虑自己。他们看见的是本人以外的东西。他们有种目光,这种目光搜寻的是绝对真理。最初的那个有整个天空在他的眼睛里,最末的那个,尽管他是多么莫测高深,在他的眉毛下却也还有那种苍白的太空的光。任何人,不问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有这一特征,便应受到崇敬,这特征是:充满星光的眸子。

    充满黑影的眸子是另一种特征。

    恶从它开始。在眼睛阴森的人面前,想想吧,发抖吧。社会秩序有它的黑帮。

    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挖掘便是埋葬,光明已经绝灭。

    在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一切坑道下,在所有那些走廊下,在进步和乌托邦那整个庞大的地下管道系统下,在地下还更深许多的地方,比马拉还要低,比巴贝夫也还要低,再往下,再往下深入许多,和上面的那几层绝无关系的地方,还有最低的泥坑。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第三地下层”。那是个一片漆黑的阴沟,瞎子的窟窖、地狱。

    它通向深渊。

    二 底层

    在这里,忘我精神已经消失。魔鬼隐约初具形象,各自为己。没有眼睛的我在吼着,寻着,摸着,啃着。群居的乌戈林<Ugolin,十三世纪比萨的暴君,大主教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一同关在塔里,让他们饿死。乌戈林在试着吃他的儿孙以后才死去>便在这黑洞里。

    在这黑<var></var>洞里游荡着的那些近似猛兽恶魔的狰狞鬼影是不管普遍的进步的,它们不理解思想和文字,它们所关心的只是个人满足。它们几乎没有善恶观念,内心空虚得骇人。它们有两个母亲,两个全是后娘:无知和穷困;一个向导:需要;惟一的满足形式:吃喝。它们粗鲁地大嚼大啖,这就是说,凶残到……不是像暴君那样,而是像猛虎。这些鬼怪从受苦走到犯罪,不可避免的传承,令人晕眩的接续,黑区的逻辑。匍匐在这社会第三地下层里的已不是对绝对真理发出那种受到窒息的要求,而是肉体的抗议。在这里,人成了毒龙。饥渴是起点,终点是成为撒旦。从这地窖里产生着拉色内尔。

    我们刚才在第四卷里已经见过上层坑道的一角,那是政治、革命和哲学的大坑道。在那里,我们指出,一 切都是高尚、纯洁、尊贵、诚实的。在那里,当然,人们可能走错路,而且是在错误的路上,但是那里的错误是可敬佩的,因为它含有牺牲精神。那里的工作,从全局看,有一个名称:进步。

    现在是时候了,来看看另外一些深处,一些丑恶到极点的深处。

    在社会的底下,让我们强调这一点,直到愚昧状态被清除的那一天,总还会有藏恶的大窟窖。

    这个窟窖在一切窟窖之下,也是一切窟窖的敌人。那是普遍的恨。这窟窖不知道有哲学,它的尖刀从来没有削过一支笔。它的黑色和墨迹的卓越的黑色毫无关系。那些蜷曲在这毒气熏人的洞里的黑手指从不翻一页书,也从不打开一张报纸。对卡图什来说,巴贝夫是个剥削者,对施因德汉斯<Sdehannes,原名约翰·毕克列尔(Johann Bückler,约1780—1803),德国强盗,莱茵区匪帮的魁首,绰号“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斯”)。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侠盗、打抱不平的斗士和穷人的保护者的形象而久负盛名>来说,马拉还是个贵族。这窟窖的目的是推翻一切。

    一切。包括它所唾弃的那些上层坑道。在它那极为丑恶的蠕动当中,它不仅只是要钻垮现在的社会秩序,它还要钻垮哲学,钻垮科学,钻垮法律,钻垮人类的思想,钻垮文明,钻垮革命,钻垮进步。它的名字,简简单单地说,叫做偷盗,邪淫,谋害,暗杀。它代表黑暗,它要的是漆黑一团。这窟窖的顶是无知构成的。

    在它上面的那些地窖全都只有一个愿望,把它消灭掉。这便是哲学和进步同时运用它们的全部人力物力,通过现实的改善和对绝对真理的向往,全力奔赴的目标。摧毁这个无知窟窖,那罪恶渊薮也就毁灭掉了。

    让我们把刚才所说的一部分用几个字概括起来,社会的惟一危害是黑暗。

    人类,便是同类。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块粘土。在前定的命运里毫无区别,至少在下界是这样的。从前,同样的一个影子;现在,同样的一个肉体;将来,同样的一撮灰。但是,在做人的面糊里搀上无知,它便变成黑的。这种无法挽救的黑色透入人心,便成为恶。

    三 巴伯、海嘴、铁牙和巴纳斯山

    一个四人黑帮,巴伯、海嘴、铁牙和巴纳斯山,从一八三〇到一八三五,统治着巴黎的第三地下层。

    海嘴是个超级大力士。他的窝在马利容桥拱的暗沟里。他有六尺高,石胸,铜臂,山洞里风声似的鼻息,巨无霸的腰身,小雀的脑袋。人们见了他,还以为是法尔内斯的《赫拉克勒斯》穿上了棉布裤和棉绒褂子。海嘴有这种塑像似的身体,本可以驱除魔怪,但是他觉得不如自己当个魔怪来得更方便些。额头低,额角阔,不到四十岁两只眼角便有了鹅掌纹,毛发粗而短,板刷腮帮,野猪胡子。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其人。他的一身肌肉要求工作,但是他的愚蠢不愿意。这是个大力懒汉,凭懒劲杀人的凶手。有人认为他是个在殖民地生长的白人。他大致和布律纳<span class=”” data-note=”布律纳(Brune,1763—1815),法国元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丹东分子,后为拿破仑的拥护者。在王朝复辟的白色恐怖时期,在阿维尼翁被害。”></span>元帅有点关系,一八一五年曾在阿维尼翁当过扛夫。在那以后,他便当了土匪。

    巴伯的清癯和海嘴的肥壮适成对比。巴伯瘦小而多才。他虽是透明的,却又叫别人看他不透。人们可以透过他的骨头看见光,但是透过他的瞳孔却什么也瞧不见。他自称是化学家。他在波白什戏班里当过丑角,在波比诺戏班里当过小花脸。他在圣米耶尔演过闹剧。这是个装腔作势的人,能言会道,突出他的笑容,重视他的手势。他的行当是在街头叫卖石膏半身像和“政府首脑”的画片。此外,他还拔牙。他也在市集上展览一些畸形的怪物,并且有一个售货棚子,带个喇叭,张贴广告:“巴伯,牙科艺术家,科学院院士,金属和非金属实验家,拔牙专家,经营同行弟兄们抛弃的断牙根。收费:拔一个牙,一法郎五十生丁;两个牙,两法郎;三个牙,两法郎五十生丁。机会难得。”(这“机会难得”的意思是说“请尽量多拔”。)他结过婚,也有过孩子,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女在干什么。他把他们丢了,像丢一块手帕。在他那黑暗的世界里,他是个了不起的突出人物:巴伯常看报纸。一天,那还是在他把妻子和流动货棚随身带上的时候,他在《消息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有个妇人刚生下一个还能活的孩子,嘴巴像牛嘴,他大声喊道:“这是一笔好生意!我老婆是不会有本领替我生这么一个孩子的!”

    从这以后,他放弃了一切,去“经营巴黎”。他的原话如此。

    铁牙又是什么东西呢?那是个夜猫子。他要等天上涂上黑色才出门。要到晚上他才从在天亮以前钻进去的那个洞里钻出来。这洞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即<u></u>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对他同伙的人,他也只是在把背对着人时才说话。他真叫铁牙吗?不。他说:“我叫啥也不是。”碰到蜡烛突然亮时他便蒙上一个脸罩。他能用肚子说话。巴伯常说:“铁牙是个二声部夜曲。”铁牙是个行踪不定,东游西荡,可怕的人。他是否真有一个名字,这很难说,“铁牙”原是个绰号;他是否真能说话,这也很难说,他肚子说话时比嘴多;他是否真有一张脸,也很难说,人们看见的从来就只是他那脸罩。他能像烟一样忽然无影无踪,他出现时也好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

    还有一个阴森人物,那便是巴纳斯山。巴纳斯山是个小伙子,不到二十岁,一张漂亮的脸,樱桃似的嘴唇,动人的黑头发,满眼春光,他干尽缺德事,任何罪恶他都想犯。干了坏事还想干更坏的事,食量越吃越大。他从野孩子变成流氓,又从流氓变成凶手。他是温和、娇柔、文雅、强健、软绵绵、凶狠毒辣的。他帽子的边照一八二九年的式样,卷起左面,让位给那丛蓬松的头发。他以暴力行劫为生。他的骑马服的剪裁是最好的,但是已经磨旧了。巴纳斯山,那是时装画册中的一张图片,是个谋财害命的穷苦人。这少年犯罪的惟一动机是要穿得考究。最先向他说“你漂亮”的那个轻佻女人已把恶念撒在他的心上,于是他成了那亚伯的该隐<span class=”” data-note=”该隐和亚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哥哥杀害了弟弟。(见《圣经·旧约》)”></span>。觉得自己漂亮,他便要求优美,优美的第一步是悠闲,穷人的悠闲便是犯罪。在盗匪中很少有像巴纳斯山那样可怕的。十八岁,他便已丢下好几个尸体。两臂张开、面朝血泊、倒在这无赖汉的黑影中的行人不止一个。烫头发,擦香膏,细腰,女人的胯,普鲁士军官的胸,街头的姑娘在他前后左右喁喁称羡的声音,结得别致的领带,衣袋里藏个阎王锤,饰孔上插朵鲜花,这个使人入墓的花花公子便是如此。

    四 黑帮的组成

    这四个匪徒联合起来,成了一种变化多端的海怪,迂回曲折地钻警察的空子,“用不同的外貌、树、火焰、喷泉”来竭力躲避维多克阴沉的眼光,互相交换姓名和窍门,藏身在自己的影子里,共同使用他们的秘密窟和避难所,好像在化装舞会上取下自己的假鼻子那样改变他们的个人特征,有时把几个人简化为一人,有时又把一人化为几人,以致可可·拉古尔本人也以为他们是一大帮匪徒。

    这四个人绝不是四个人,是一种有四个脑袋、在巴黎身上做大买卖的神秘大盗,是住在人类社会的地道里作恶的怪章鱼。

    由于他们势力的伸张和因他们的关系而结成的地下网,巴伯、海嘴、铁牙和巴纳斯山总揽着塞纳省的一切盗杀活动。他们对着路上行人进行下面的政变。善于出这类主意,富于黑夜幻想的人都来找他们实现计划。人们把脚本供给他们,他们负责导演。他们还布置演出。任何杀人越货的勾当只要油水足,需要找人帮一把,他们总有办法分配胜任和适当的人手。当一件犯罪行为在寻找助力,他们便转租帮凶。他们有能力对任何阴惨悲剧提供黑演员。

    他们经常傍晚——这是他们睡醒的时候——在妇女救济院附近的草地上碰头。在那里,他们进行会商。他们面前有十二个黑钟点,足供他们安排利用。

    “猫老板”,这是在地下流传的人家送给这四<tt></tt>人帮会的名称。在日趋消失的那种怪诞的古老民间语言中,“猫老板”的意思是早晨,正如“犬狼之间”的词义是傍晚。这名称,猫老板,也许是指他们活计结束的时刻天刚蒙蒙亮,正是鬼魂消散,匪徒分手的时候。这四个人是用这个字号露面的。刑事法院院长到监狱里去看拉色内尔时,曾向拉色内尔问到一件他不肯承认的案子。院长问道:“是谁干的?”拉色内尔回答了这样一句官员不懂、警察有数的话:“也许是猫老板。”

    我们有时能从一张出场人物表去猜测一个剧本,同样,我们也几乎可以从一张匪徒的名单去估计这匪帮。下面——这些名<mark></mark>字是由专门记录保存下来的——便是猫老板的主要伙伴的传呼称号:

    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

    普吕戎(原有过一个普吕戎世系,我们还会提到的)。

    蒲辣秃柳儿,那个已经出现过的路工。<见本书第二部第二卷第二章>

    寡妇。

    地角。

    荷马·阿巨,黑人。

    星期二晚。

    快报。

    弗宛恩勒洛瓦,又叫卖花姑娘。

    光荣汉,被释放了的苦役犯。

    煞车,又叫杜邦先生。

    南苑。

    普萨格利弗。

    小褂子。

    克吕丹尼,又叫比查罗。

    吃花边。

    脚朝天。

    半文钱,又叫二十亿。

    等等。

    我们只提这几个,最坏的几个已经提到了。这些名字都有代表性。它不只是说明个人,而是说明一种类型。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都代表文明底下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毒<big></big>蕈中的一种。

    这些人是不轻易露面的,并不是人们在街头巷尾看见走过的那些。他们在黑夜里狠狠地干了一晚以后,疲乏了,白天便去睡觉,有时睡在石灰窑里,有时睡在蒙马特尔或蒙鲁日一带被抛弃了的采石场里,有时睡在阴沟里。他们把自己掩埋起来。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仍然存在。他们从来就一贯存在。贺拉斯曾说他们是吹笛子的穷汉、卖艺人、小丑、江湖郎中。并且,只要社会将来还是今天这个样,他们将来<bdi></bdi>便也还是今天这个样。在他们窟窖的黑顶下面,他们将永远从社会潮湿的漏隙中生长出来。他们成了鬼,再回来,依然如故,不过他们的名字换了,他们的外皮换了。

    个人被剔除,族类仍存在。

    他们的感觉器官还是那么一些。从剪径贼到挡路虎,那是一个纯血统。他们能猜出衣袋里的钱包,能嗅出背心口袋里的表。金和银对他们来说,是有味的。有些憨老财,可以说是具有可偷性的。那些人便耐心地跟着这些老财们。他们见到一个外国人或外省人走过,便会突然惊觉,像个蜘蛛。

    那些人,当人们夜半在荒凉的大路上遇到或瞧见了,那模样是可怕的。他们不像是人,而是有生命的雾所构成的形象,他们好像经常和黑暗合成一体,是看不清的,除了阴气以外没有旁的灵魂,并且只是为了过几分钟的厉鬼生活才和黑夜暂时分离一下。

    怎样才能清除这些厉鬼呢?要有光明。要有滔天泻地的光明。没有一只蝙蝠能抗拒朝曦。应该去把地下社会照亮才是。

    一 马吕斯找一个戴帽子的姑娘,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夏季过去了,秋季也过了,冬季到了。白先生和那姑娘都没有去过卢森堡公园。马吕斯只有一个念头,再见到那张温柔和令人拜倒的脸儿。他无时不找,无处不找,可是什么也没有找着。他已不是那个以一腔热藏书网忱梦想着未来的马吕斯,那个顽强、热烈、坚定的汉子,对命运的大胆挑战者,有着建造空中重楼叠阁的头脑,一个计划、远谋、豪情、思想、壮志满怀的青年,而是一条丧家之犬。他已陷在一筹莫展的苦境里。完了。工作使他反感,散步使他疲倦,孤独使他烦恼;广大的天地从前是如此充满形象、光彩、声音、启导、远景、见识和教育的,现在在他眼里竟成了一片空虚。他仿佛觉得一切全消失了。

    他老在想,因为他不能不想,但是他已不能再感到想的乐趣。对他的思想向他不断低声建议的一切,他都黯然回答.说:“有什么意义?”

    他不停地埋怨自己。当初我为什么要去跟她?那时我能看见她,便已那么快乐了。她望着我,难道这不是已很了不起吗?看神气,她在爱我。难道这还不美满吗?我还有什么可希求的呢?这以后已不会再有什么。我太傻了,是我错了。等等。他从不把他的心事泄露给古费拉克,这是他的性格,但是古费拉克多少猜到了一点,这也是他的性格,古费拉克开始祝贺他有了意中人,同时也感到这事来得突兀,随后,看见马吕斯那么苦闷,他终于对他说:“我看你这人太简单,只有兽性。来,到茅庐去走走!”

    一次,马吕斯见到九月天美丽的阳光,满怀信心,跟着古费拉克、博须埃和格朗泰尔去参加索城的舞会,希望——多美的梦!——能有机会在那里遇见她。当然,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儿。“可是丢了的女人总能在这里找到的嘛。”格朗泰尔独自嘟囔着。马吕斯把他的朋友甩在舞会里,孤孤单单地走回家去了,摸着黑路,浑身疲倦,脑子发烧,眼睛矇眬忧郁,一辆一辆从舞会回来的车辆满载着尽情歌唱的人从他身边经过,他听到那种欢乐的声音,嗅到车轮卷起的尘土,感到非常烦乱,心灰意懒地呼<big></big>吸着路旁核桃树的涩味来清醒自己的头脑。

    他开始过着越来越孤独的生活,彷徨,沮丧,完全陷在内心的苦痛里,好像笼中狼那样,在他的悲戚中走去走来,四处张望那不在眼前的意中人,被爱情搞得晕头转向。

    另一次,他遇 89c1.” >见一个人,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受。他在残废军人院路附近的那些小街上,劈<var></var>面遇见一个衣着像工人模样的男子,戴一顶长檐鸭舌帽,露出几绺雪白的头发。马吕斯瞥见那些白发,感到美得出奇,只见那人一步一步慢慢走着,好像心事重重,沉浸在忧伤的遐想里。说也奇怪,他仿佛认出了那人便是白先生。同样的头发,同样的侧面轮廓,至少露出在帽檐下的那部分是同样的,同样的走路姿态,只是比较忧郁些。但是为什么穿这身工人服呢?这怎么解释?为什么要乔装?马吕斯见了心里非常惊讶。当他的心情安定下来后,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去追那人,谁知他这次不<samp>.</samp>会抓住他所寻找的线索呢?总之,应当跑到他近处去看个清楚,打破这闷葫芦。可是他的念头转得太迟,那人已不在那里了。他走进了一条横巷,马吕斯没有能再看见他。这次邂逅使他回想了好几天,印象才淡薄下去。他心里想道:“不用大惊小怪,这也许只是个相貌相像的人罢了。”

    二 发现

    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里,从不留意旁人的事。

    当时住在那栋破房子里的,确实也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再没有旁人;容德雷特便是他上次代为偿清房租的那人,他却从来没有和那两老或那两个女儿谈过话。其他的房客都早已搬了,死了,或是因欠付租金而被撵走了。

    那个冬季里的一天,太阳在午后稍稍露了一下面,那天正是二月二日,古老的圣烛节<span class=”” data-note=”圣烛节,基督教徒纪念耶稣初次谒庙的日子,这天,教堂里遍燃蜡烛。这一节日又名“圣母行洁净礼日”或“主进殿节”。”></span>的日子,这种骗人的太阳往往带来六个星期的寒冷,并曾触发过马蒂厄·朗斯贝尔的灵感,使他留下了两句够得上称为古典的诗句:

    <small>大晴或小晴,</small>

    <small>群熊返山洞。</small>

    马吕斯那天却走出了他的洞,天已快黑了,正是去吃晚饭的时候,因为饭总得要吃点,唉!想象的爱情的不治之症!

    他正跨出门坎,布贡妈当时也正在扫地,一面嘴里说着这几句值得回忆的独白:

    “有什么东西是便宜的,现在?全是贵的。只有世上的痛苦是便宜的,它一文也不值,这世上的痛苦!”

    马吕斯慢慢地沿着大路,朝便门方向往圣雅克街走去。他正低着头想心事。

    忽然,在迷雾中,他觉得有人撞了他一下,他回过头,看见两个衣服破烂的年轻姑娘,一个瘦长,一个较矮,两人都喘着气,慌慌张张,飞快地朝前走,好像怕人追上,要逃跑似的。她们向他迎面跑来,没看见他,到身边便碰了他一下。马吕斯在昏暗的暮色中看见她们那蜡黄的脸,光着脑袋,头发散乱,抓着两顶不成形的包头帽子,拖着两条稀烂的裙,赤脚。她们边跑边谈。大的那个用极低的声音说:

    “雷子来了,差点儿铐住了我。”

    另一个回答:“我望见他们,我就溜呀,溜呀,溜呀!”

    通过那种丑恶的黑话,马吕斯懂得:宪兵或市警几乎逮捕了那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却逃跑了。

    她们深入到他背后路旁的大树下去了,只见一种隐隐的微光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马吕斯停下来望了一会儿。

    他正要继续往前走,却看见他脚边地上有个灰色小包,他弯下腰去拾了起来。那是一种类似信封的东西,里面装的好像是纸。

    “哼,”他说,“没准是那两个穷娃子掉的!”

    他转身喊,没有喊住她们,他想她们已经走远了,便把那纸包揣在衣袋里,去吃晚饭。

    走到半路,在穆夫达街的一条窄巷里,他看见一个孩子的棺材,盖一条黑布,放在三张椅子上,并点着一支蜡烛。暮色中的那两个女孩回到了他的脑子里。他想道:

    “可怜的母亲们!有一件比看见亲生儿女死去更伤心的事,那便是看着他们活受苦。”

    随后,这些使他触景生情的阴惨事儿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他重新回到他惯常的忆念中。他又开始想着在卢森堡公园晴光丽日的树影中度过的六个月。

    “我的生活变得多么暗淡!”他心里想。“随时都有年轻姑娘出现在我眼前。可是从前我觉得她们全是天使,而现在觉得她们全是妖精。”

    三 四脸人

    晚上,他正要脱衣去睡,手在上衣口袋里碰到他在路上拾的那包东西。他早已把它忘了,这时才想起,打开来看看,会有好处的,包里也许有那两个姑娘的住址,要是确是属于她们的话;而且,不管怎样,总能找到一些必要的线索,好把它归还失主。

    他打开了那信封。

    那信封原是敞着口的,里面有四封信,也都没有封上。

    四封信上都写好了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从每封信里都发出一种恶臭的烟味。

    第一封信上的姓名地址是:“夫人,格吕什雷侯爵夫人,众议院对面的广场,第……号。”

    马吕斯心想他也许能从这里面得到他要找的线索,况且信没有封口,拿来念念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当。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small>侯爵夫人:</small>

    <small>悲天敏人之心是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请夫人大展基督教徒的敢情,慈悲一望区区,在下是一名西班牙人士,因忠心现身于神圣的正桶事业而糟受牺牲,付出了自己的血,贡现了自己的全部钱财,原为卫护这一事业,而今日竟处于极其穷苦之中。夫人乃人人钦仰之人,必能解襄相助,为一有教育与荣誉,饱尝刀伤而万分痛苦的军人保全其姓命。在下预先深信侯爵夫人必能满怀人道,对如此不幸的国人发生兴趣。国人祈祷,一定必应,国人永远敢激,以保动人的回忆。

    <small>不胜尊敬敢谢之至。专此敬上</small>

    <small>夫人!</small>

    <small class=”right”>堂·阿尔瓦内茨,西</small>

    <small class=”right”>班牙泡兵队长,留法</small>

    <small class=”right”>避难保王党,为国旅</small>

    <small class=”right”>行,因中头短缺经</small>

    <small class=”right”>济,无法前进。</small>

    寄信人签了名,却没有附地址。马吕斯希望能在第二封信里找到地址。这一封的收信人是:“夫人,蒙维尔内白爵夫人,卡塞特街,九号。”

    马吕斯念道:

    <small>白爵夫人:</small>

    <small>这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一家之母,最小的一个才八个月。我从最后一次分免以来便病到了,丈夫五个月以来便遣弃了我,举目无钱,穷苦不甚。</small><tt></tt>

    <small>白爵夫人一心指望,不胜敬佩之至,</small>

    <small>夫人,</small>

    <small class=”right”>妇人巴利查儿。</small>

    马吕斯转到第三封,那也是一封求告的信,信里写道:

    <small>巴布尔若先生:</small>

    <small>选举人,帽袜批发商,</small>

    <small>圣德尼街,铁器街转角。</small>

    <small>我允许我自己寄这封信给您,以便请求您以您的同晴心同意给我以那种宝贵的关怀,并请求您对一个刚才已经寄了一个剧本给法兰西剧院的文人发生兴趣。那是个历史提材,剧晴发生在帝国时代的奥弗涅。至于风格,我认为,是自然的,短小精干,应当能受到一点站扬。有几首唱词,分在四处。滑机,严肃,出人意料之中,又加以人物姓格的变化,并少微带点浪漫主义色彩,轻巧地散布在神秘进行的剧晴当中,经过多次惊心触目的剧晴转变以后,又在好几下子色彩鲜明的场景之中,加以结束。</small><s></s>

    <small>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逐渐振奋本世纪人心的欲望,就是说,时毛风气,那种离奇多变,几乎随着每一次新风而转向的测风旗。

    <small>虽有这些优点,我仍有理由担心那些特权作家的自私心,妒忌心,是否会把我逐出剧院,因为我深深了解人们是以怎样的苦水来灌溉新进的。</small>

    <small>巴布尔若先生,您是以文学作家的贤明保护人著名的,您这一正确的名气鼓励着我派我的女儿来向您陈述我们在冬天没有面包没有火的穷苦晴况。我之所以要向您说我恳求您接受我要以我的这个剧本和我将来要写的剧本来向您表达我的敬佩心晴,那是因为我要向您证明我是多么热望能受到您的屁护并能得到以您的大名来光耀我的作品的荣幸。万一您不见弃,肯以您的最微薄的捐献赐给于我,我将立即着手写出一个韵文剧本,以便向您表达我的敢激心晴。这个剧本,我将怒力尽可能地写得十全十美,并将在编入历史剧的头上以前,在上演以前,呈送给您。</small>

    <small>以最尊敬的敬意谨上,</small>

    <small>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small>

    <small class=”right”>尚弗洛,文学家。</small>

    <small>再启者:哪怕只是四十个苏。</small>

    <small>我不能亲来领教,派小女代表,务请原谅,这是因为,唉!一些焦人的服装问提不允许我出门……</small>

    马吕斯最后展读第四封。这是写给“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的。它里面有这几行字:

    <small>善人:</small>

    <small>假使您不见弃,肯陪着我的女儿,您将看见一种穷苦的灾难,我也可以把我的证件送给您看。</small>

    <small>您的慷慨的灵魂在这几行字的景相面前,一定能被一种敏切的行善心晴所敢动,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总能随时敢到强烈的激动。</small>

    <small>想必您,心肠慈悲的人,也同意我们应当忍受最严酷的缺乏,并且,为了得到救济,要获得当局的证实,是相当痛苦的,仿佛我们在等待别人来解除穷困的时候,我们便没有叫苦和饿死的自由似的。对于一部分人,命运是残酷无晴的,而对于另一部分人,又过于慷慨或过于爱护。</small>

    <small>我净候您的降临或您的捐现,假使承您不弃,我恳求您同意接受我的最尊敬的敢晴,我有荣幸做您的,</small>

    <small>确实崇高的人,</small>

    <small class=”right”>您的极卑贱</small>

    <small class=”right”>和极恭顺的仆人,</small>

    <small class=”right”>白·法邦杜,戏剧艺术家。</small>

    马吕斯读完四封信以后,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收获。

    首先,四个写信人全没有留下地址。

    其次,四封信看去好像出自四个不同的人,堂·阿尔瓦内茨、妇人巴利查儿、诗人尚弗洛和戏剧艺术家法邦杜,但是有一点很费解:四封信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人,又怎能解释呢?

    此外,还有一点也能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四封信的信纸,粗糙,发黄,是一样的,烟味是一样的,并且,虽然写信人有意要使笔调各不相同,可是同样的别字泰然自若地一再出现在四封信里,文学家尚弗洛并不比西班牙队长显得高明些。

    挖空心思去猜这哑谜,未免太不值得。如果这不是别人遗失的东西,便像是故意用它来捉弄人似的。马吕斯正在苦闷中,没有心情来和偶然的恶作剧认真,也不打算投入这场仿佛是由街头的石块出面邀请他参加的游戏。他感到那四封信在和他开玩笑,要他去捉迷藏。

    况且,也无法肯定这几封信确是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遇见的那两个年轻姑娘的。总之,这显然是一叠毫无价值的废纸。

    马吕斯把它们重行插入信封,一总丢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去了。

    早上七点左右,他刚起床,用过早点,正准备开始工作,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

    因为他屋里一无所有,所以他从不取下他的钥匙,除非他有紧急工作要干,才锁房门,那也是很少有的。并且,他即使不在屋里,也把钥匙留在锁上。“您会丢东西的。”布贡妈常说。“有什么可丢的?”马吕斯回答。可是事实证明,一天他真丢过一双破靴,布贡妈大为得意。

    门上又响了一下,和第一下同样轻。

    “请进。”马吕斯说。

    门开了。

    “您要什么,布贡妈?”马吕斯又说,眼睛没有离开他桌上的书籍和抄本。

    一个人的声音,不是布贡妈的,回答说:

    “对不起,先生……”

    那是一种哑、破、紧、糙的声音,一种被酒精和白干弄沙了的男子声音。

    马吕斯连忙转过去,看见一个年轻姑娘。

    四 穷苦中的一朵玫瑰

    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那间破屋子的天窗正对着房门,昏暗的光从上面透进来,照着姑娘的脸。那是个苍白、瘦弱、枯干的人儿,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裸露的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淋巴液色的白皮肤,满是尘垢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开着,两角下垂,缺着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像个未长成的姑娘,眼神像个堕落的老妇,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一起,是一个那种无一处不脆弱而又令人畏惧,叫人见了不伤心便要寒心的人儿。

    马吕斯站了起来,心里颤抖抖的,望着这个和梦中所见的那种黑影相似的人。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姑娘并非生来便是应当变丑的,在她童年的初期,甚至还是生得标致的。青春的风采也仍在跟堕落与贫苦所招致的老丑作斗争。美的余韵在这张十六岁的脸上尚存有奄奄一息,正如隆冬拂晓消失在丑恶乌云后面的惨淡朝辉。

    这张脸在马吕斯看来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他觉得还能回忆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您要什么,姑娘?”他问。

    姑娘以她那酗酒的苦役犯的声音回答说:

    “这儿有一封信是给您的,马吕斯先生。”

    她称他马吕斯,毫无疑问,她要找的一定是他了,可是这姑娘是什么人?她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不经邀请,她便走进来了。她果断地走了进来,用一种叫人心里难受的镇静态度望着整个屋子和那张散乱的床。她赤着脚,裙子上有不少大窟窿,露出她的长腿和瘦膝头。她正冷得发抖。

    她手里真捏着一封信,交给了马吕斯。

    马吕斯拆信时,注意到信封口上那条又宽又厚的面糊还是潮的,足见不会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念道:

    <small>我可爱的邻居,青年人:</small>

    <small>我已经知道您对我的好处,您在六个月以前替我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我为您祝福,青年人。我的大闺女将告诉您:“两天了,我们没有一块面包,四个大人,内人害着病。”假使我在思想上一点也不悲关,我认为应当希望您的慷慨的心能为这个报告实行人道化,并将助我的愿望强加于您,惠我以轻薄的好事。</small>

    <small>我满怀对于人中善士应有的突出的敬意。</small>

    <small class=”right”>容德雷特。</small>

    <small>再启者:小女净候您的分付,亲爱的马吕斯先生。</small>

    马吕斯见了这封信,像在黑洞里见到了烛光,从昨晚起便困惑不解的谜,顿时全清楚了。

    这封信和另外那四封,来自同一个地方。同样的字迹,同样的笔调,同样的别字,同样的信纸,同样的烟草味儿。

    一共五封信,五种说法,五个人名,五种签字,而只有一个写信人。西班牙队长堂·阿尔瓦内茨、不幸的巴利查儿妈妈、诗人尚弗洛、老戏剧演员法邦杜,这四个人全叫做容德雷特,假使这容德雷特本人确实是容德雷特的话。

    马吕斯住在这栋破房子里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我们说过,他只有很少的机会能见到,也只能说略微见到,他那非常卑贱的邻居。他的精神另有所注,而精神所注的地方也正是目光所注之处。他在过道里或楼梯上靠近容德雷特家的人对面走过应当不止一次,但是对他来说,那只是些幢幢人影而已,他在这方面是那么不经心,所以昨晚在大路上碰到那两个容德雷特姑娘,竟没有认出是她们——显然是她们两个。刚才这一个走进了他的屋子,他也只是感到又可厌又可怜,同时恍惚觉得自己曾在什么地方遇见过她。

    现在他看清楚了一切。他认识到他这位邻居容德雷特处境困难,依靠剥削那些行善人的布施来维持生活。他搜集一些人名地址,挑出一些他认为有钱并且肯施小恩小惠的人,捏造一些假名写信给他们,让他的两个女孩冒着危险去送信。想不到这个做父亲的竟走到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地步,他是在和命运进行一场以两个女儿为赌注的赌博。马吕斯认识到,从昨晚她们的那种逃跑的行径,呼吸促迫的情形,惊慌的样子,以及从她们嘴里听到的粗鄙语言来看,极可能这两个不幸的娃子还在干着一种人所不知的暧昧的事,而从这一切产生出来的后果,是人类社会的现实,两个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姑娘,也不是妇人的悲惨生物,两个那种由艰苦贫困中产生出来的不纯洁而天真的怪物。

    一些令人痛心的生物,无所谓姓名,无所谓年龄,无所谓性别,已不再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走出童年,便失去世上的一切,不再有自由,不再有贞操,不再有责任。昨天才吐放今日便枯萎的灵魂,正如那些落在街心的花朵,溅满了污泥,只等一个车轮来碾烂。

    可是,正当马吕斯以惊奇痛苦的目光注视着她时,那姑娘却像个幽灵,不管自己衣不蔽体,在他的破屋子里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有时,她那件披开的、撕裂的衬衫几乎落到了腰际。她搬动椅子,她移乱那些放在抽斗柜上的盥洗用具,她摸摸马吕斯的衣服,她翻看每个角落里的零星东西。

    “嘿!”她说,“您有一面镜子。”

    她还旁若无人地低声哼着闹剧里一些曲调的片断,一些疯疯癫癫的叠句,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哼得惨不忍闻。从这种没有顾忌的行动里冒出了一种无以名之的叫人感到拘束、担心、丢人的味儿。无耻也就是可耻。

    望着她在这屋子里乱走乱动——应当说乱飞乱扑,像个受阳光惊扰或是断了一个翅膀的小鸟,确是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愁惨的了。你会感到在另外一种受教育的情况下或另一种环境中,姑娘这种活泼自在的动作也许还能给人以温顺可爱的印象。在动物中,一个生来要成为白鸽的生物是从来不会变成猛禽的。这种事只会发生在人类中。

    马吕斯心里暗暗这样想着,让她行动。

    她走到桌子旁边,说:

    “啊!书!”

    一点微光透过她那双昏暗的眼睛。接着,她又说——她的语调显出那种能在某方面表现一下自己一点长处的幸福,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感觉不到的。

    “我能念书,我。”

    她兴冲冲地拿起那本摊开在桌上的书,并且念得相当流利:

    “……博丹将军接到命令,率领他那一旅的五连人马去夺取滑铁卢平原中央的乌古蒙古堡……”

    她停下来说:

    “啊!滑铁卢!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从前打仗的地方。我父亲到过那里。我父亲在军队里待过。我们一家人是地地道道的波拿巴派,懂吧!那是打英国佬,滑铁卢。”

    她放下书,拿起一支笔,喊道:

    “我也能写字!”

    她把那支笔蘸上墨水,转回头望着马吕斯说:

    “您要看吗?瞧,我来写几个字看看。”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已在桌子中间的一张纸上写了“雷子来了”这几个字。

    接着,丢下笔,说:

    “我没有拼写错。您可以瞧。我们受过教育,我的妹子和我。我们从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打算要当……”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她那阴惨无神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马吕斯,继又忽然大笑,用一种包含着被一切兽行憋在心头的一切辛酸苦楚的语调说道:

    “呸!”

    接着,她又用一个轻快的曲调哼着这样的句子:

    <small>我饿了,爸爸,</small>

    <small>没得吃的。</small>

    <small>我冷呀,妈妈,</small>

    <small>没有穿的。</small>

    <small>嗦嗦抖吧,</small>

    <small>小罗罗。</small>

    <small>哭鼻子吧,</small>

    <small>小雅各。</small>

    她还没有哼完这词儿,又喊着说:

    “您有时也去看戏吗,马吕斯先生?我,我是常去的。我<dfn></dfn>有一个小弟弟,他和那些艺术家交上了朋友,他时常拿了入场券送给我。老实说,我不喜欢边厢里的那种条凳。坐在那里不方便,不舒服。有时人太挤了,还有一些人,身上一股味儿怪难闻的。”

    随后,她仔细端详马吕斯,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神情,对他说:

    “您知道吗,马吕斯先生?您是个非常美的男子。”

    他俩的心里同时产生了同一思想,使她笑了出来,也使他涨红了脸。

    她挨近他身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您从不注意我,但是我认识您,马吕斯先生。我常在这儿的楼梯<dfn></dfn>上遇见您。有几次,我到奥斯特里茨那边去遛弯儿,我还看见您走到住在那里的马白夫公公家去。这对您很合适,您这头蓬蓬松松的头发。”

    她想把她说话的声音装得非常柔和,结果却只能发出极沉的声音。一部分字消失在从喉头到嘴唇那一段路上了,活像在一个缺弦的键盘上弹琴。

    马吕斯慢慢地向后退。

    “姑娘,”他带着冷淡的严肃神情说,“我这儿有一个包,我想是您的。请允许我拿还给您。”

    他便把那包着四封信的信封递了给她。

    她连连拍手,叫道:

    “我们四处好找!”

    于是她连忙接过那纸包,打开那信封,一面说:

    “上帝的上帝!我们哪里没有找过,我的妹子和我!您倒把它找着了!在大路上找着的,不是吗?应当是在大路上吧?您瞧,是我们在跑的时候丢了的。是我那宝贝妹子干的好事。回到家里,我们找不着了。因为我们不愿挨揍,挨揍没有什么好处,完全没有什么好处,绝对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便在家里说,我们已把那些信送到了,人家对我们说:‘去你们的!’想不到会在这儿,这些倒霉信!您从哪里看出了这些信是我的呢?啊!对,看写的字!那么昨晚我们在路上碰着的是您了。我们看不见,懂吗!我对我妹子说:‘是一位先生吧?’我妹子对我说:‘我想是一位先生!’”

    这时,她展开了那封写给“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的信。

    “对!”她说,“这便是给那望弥撒的老头的。现在正是时候。我去送给他。他也许能有点什么给我们去弄一顿早饭吃吃。”

    随后,她又笑起来,接着说:

    “您知道我们今天要是有早饭吃的话,会怎样吗?会这样:我们会在今天早上把前天的早饭、前天的晚饭、昨天的早饭、昨天的晚饭,做一顿同时全吃下去。嘿!天晓得!你还不高兴,饿死活该!狗东西!”

    这话促使马吕斯想起了这苦娃子是为了什么到这屋子里来找他的。

    他掏着自己的背心口袋,什么也掏不出。

    那姑娘继续往下说,仿佛她已忘了马吕斯在她旁边:

    “有时我晚上出去。有时我不回家。在搬到这儿来住以前,那年冬天,我们住在桥拱下面。大家挤做一团,免得冻死。我的小妹妹老是哭。水,这东西,见了多么寒心!当我想到要把自己淹死在水里,我说:‘不,这太冷了。’我可以随意四处跑,有时我便跑去睡在阴沟里。您知道吗,半夜里,我在大路上走着时,我看见那些树,就像是些大铁叉,我看见一些漆黑的房子,大得像圣母院的塔,我以为那些白墙是河,我对自己说:‘嘿!这儿也是水。’星星好像是扎彩的纸灯笼,看去好像星星也冒烟,要被风吹熄似的,我的头晕了,好像有好多匹马在我耳朵里吹气。尽管是在半夜里,我还听见摇手风琴的声音,纱厂里的机器声,我也搞不清楚还有什么声音了,我。我觉得有人对我砸石头,我也不管,赶紧逃,一切都打转儿,一切都打转儿。肚子里没吃东西,这真好玩。”

    她又呆呆地望着他。

    马吕斯在他所有的衣袋里掏了挖了好一阵,终于凑集了五个法郎和十六个苏。这是他当时的全部财富。“这已够我今天吃晚饭的了,”他心里想,“明天再说。”他留下了十六个苏,把五法郎给那姑娘。

    她抓住钱。说<q></q>道:

    “好呀,太阳出来了。”

    这太阳好像有能力融化她脑子里的积雪,把她的一连串黑话像雪崩似的引了出来,她继续说道:

    “五个法郎!亮晶晶的!一枚大头!在这破窑里!真棒!您是个好孩子。我把我的心送给你。我们可以打牙祭了!喝两天酒了!吃肉了!炖牛羊鸡鸭大锅肉了!大吃大喝!还有好汤!”

    她把衬衣提上肩头,向马吕斯深深行了个礼,接着又作了个亲昵的手势,转身朝房门走去,一面说道:

    “再见,先生。没有关系。我去找我的老头子。”

    走过抽斗柜时,她看见那上面有一块在尘土中发霉的干面包壳,她扑了上去,拿来一面啃,一面嘟囔:

    “真好吃!好硬哟!把我的牙也咬断了!”

    随后她出去了。

    五 天生的贼眼

    马吕斯五年来一直生活在穷困、艰苦、甚至痛苦中,他忽然发现自己还一点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悲惨生活。真正的悲惨生活,他刚才见到了一下。那便是刚才在他眼前走过的那个幽灵。单看到男子的悲惨生活并不算什么,应当看看妇女的悲惨生活;单看到妇女的悲惨生活也不算什么,还得看看孩子的悲惨生活。

    当一个男子走到穷途末路时,他同时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遭殃的是他周围的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工作、工资、面包、火、勇气、毅力,他一下子全没有了。太阳的光仿佛已在他体外熄灭,精神的光也在他体内熄灭,在黑暗中,男子遇到妇女和孩子的软弱,便残暴地强逼她们去干污贱的勾当。

    因此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是可能的。绝望是由脆薄的隔板圈住的,这些隔板,每一片又都紧接着邪恶和罪行。

    健康,青春,尊严,幼弱圣洁的身体发肤,不甘屈辱的羞恶心情,童贞,清白,灵魂的这层护膜,都一齐遭受了这只摸索出路而碰到污秽也就安于污秽的手的穷凶极恶的蹂躏。父母、儿女、兄弟、姊妹、男子、妇人和女孩,几乎像一种矿物的结构,互相搀杂粘附在这种不分性别、血统、年龄、丑行、天真的溷浊污池里。他们彼此背靠着背,蹲在一种黑洞似的命运里。他们凄惶酸楚地面面相觑。啊,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的脸多么苍白!他们身上是多么冷!他们好像是住在一个比我们离太阳更远的星球上。

    这姑娘在马吕斯看来好像是从鬼蜮里派来的。

    她为他显示了黑暗世界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丑恶面。

    马吕斯几乎谴责自己,不该那样终日神魂颠倒,不能自拔于儿女痴情,而对自己的邻居,直到如今,却还不曾瞅过一眼。为他们代付房租,那是一种机械动作,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马吕斯应当做得更好一些<dfn></dfn>。怎么!他和那几个穷苦无告的人之间只有一墙相隔,他们过着摸黑的生活,被隔绝在大众的生活之外,他和他们比邻而居,如果把人类比作链条,那么他,可以说是他们在人类中接触到的最后一环了,他听见他们在他身边生活,应当说,在他身边喘息,而他竟熟视无睹!每天,每时每刻,隔着墙,他听到他们在来回走动,说话,而他竟充耳不闻!在他们说话时,有呻吟哭泣的声音,而他竟无动于衷!他的思想在别处,在幻境中,在不可能的好梦中,在缥缈的爱情中,在痴心妄想中,可是,有一伙人,从耶稣基督来说,和他是同父弟兄,从人民来说,和他是同胞弟兄,而这些人竟在他的身旁作殊死挣扎!作绝望的殊死藏书网挣扎!他甚至是他们的苦难的因素,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因为,假使他们有另一个邻居,一个不这么愚痴而比较关切的邻居,一个乐于为善的普通人,显然,他们的穷困情况会被注意到,苦痛的迹象会被察觉到,他们也许早已得到照顾,脱离困境了!看上去他们当然很无耻,很腐败,很肮脏,甚至很可恨,但是摔倒而不堕落的人是少有的,况且不幸的人和无耻的人往往在某一点上被人混为一谈,被加上一个笼统的名称,置人于死地的名称:无赖,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再说,难道不是在陷落越深时救援便应当越有力吗?

    马吕斯一面这样训斥自己——因为马吕斯和所有心地真正诚实的人一样,时常会自居于教育家的地位,对自己进行过分的责备——,一面望着把他和容德雷特一家隔开的墙壁,仿佛他那双不胜怜悯的眼睛能穿过隔墙去温暖那些穷苦人似的。那墙是一层薄薄的敷在窄木条和小梁上的石灰,并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能让人在隔壁把说话的声音和每个人的嗓音完全听得清清楚楚。只有像马吕斯那样睁着眼做梦的人才会久不察觉。墙上也没有糊纸,无论在容德雷特的一面或马吕斯的一面都是光着的,粗糙的结构赤裸裸暴露在外面。马吕斯,几乎是无意识地仔细研究着这隔层,梦想有时也能和思想一样进行研究,观察,忖度。他忽然站了起来,他刚刚发现在那上面,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三角形的洞眼,是由三根木<tt></tt>条构成的一个空隙。堵塞这空隙的石灰已经剥落,人立在抽斗柜上,便能从这窟窿看到容德雷特的破屋里。仁慈的人是有并且应当有好奇心的。这个洞眼正好是个贼眼。以贼眼窥察别人的不幸而加以援助,这是可以允许的。马吕斯想道:“何妨去看看这人家,看看他们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他跳上抽斗柜,把眼睛凑近那窟窿,望着隔壁。

    六 兽人窟

    城市,一如森林,有它们最恶毒可怕的生物的藏身洞。不过,在城市里,这样躲藏起来的是凶残、污浊、卑微的,就是说,丑的;在森林里,躲藏起来的是凶残、猛烈、壮伟的,就是说,美的。同样是洞,但是兽洞优于人洞。野窟胜于穷窟。

    马吕斯看见的是个穷窟。

    马吕斯穷,他的屋子里也空无所有,但是,正如他穷得高尚,他的屋子也空得干净。他眼睛现在注视的那个破烂住处却是丑陋、腌臜、恶臭难闻、黑暗、污秽的。全部家具只是一把麦秆椅、一张破桌、几个旧瓶旧罐、屋角里两张无法形容的破床。全部光线来自一扇有四块方玻璃的天窗,挂满了蜘蛛网。从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刚刚够使人脸成鬼脸。几堵墙好像害着麻风病,满是补缝和疤痕,恰如一张被什么恶疾破了相的脸。上面浸淫着黄脓似的潮湿,还有一些用木炭涂的猥亵图形。

    马吕斯住的那间屋子,地上还铺了一层不整齐的砖;这一间既没有砖,也没有地板;人直接踩在陈旧的石灰地面上走,已经把它踩得乌黑;地面高低不平,满是尘土,但仍不失为一块处女地,因为它从来不曾接触过扫帚;光怪陆离的破布鞋、烂拖鞋、臭布筋,满天星斗似的一堆堆散在四处;屋子里有个壁炉,为这炉子每年要四十法郎的租金;壁炉里有个火锅,一个闷罐,一些砍好了的木柴,挂在钉子上的破布片,一个鸟笼,灰屑,居然也有一点火。两根焦柴在那里凄凄惨惨地冒着烟。

    使这破屋显得更加丑恶的原因是它的面积大。它有一些凸角和凹角,一些黑洞和斜顶,一些港湾和地岬。因而出现许多无法测探的骇人的旮旯,在那里仿佛藏着许多拳头大小的蜘蛛和脚掌那么宽的土鳖,甚至也许还潜藏着几个什么人妖。

    那两张破床,一张靠近房门,一张靠近窗口。两张床都有一头抵着壁炉,也正对着马吕斯。

    在马吕斯据以窥望的那个窟窿的一个邻近的墙角上,有一幅嵌在木框里的彩色版画,下沿上有两个大字:“梦境”。画面表现的是一个睡着的妇人和一个睡着的孩子,孩子睡在妇人的膝上,云里一只老鹰,嘴衔着一个花环,妇人在梦中用手把那花环从孩子的头上挡开;远处,拿破仑靠在一根深蓝色的圆柱上,头上顶个光轮,柱顶有个黄色的斗拱,上面写着这些字:

    <small class=”ter”>马伦哥</small>

    <small class=”ter”>奥斯特里茨</small>

    <small class=”ter”>耶拿</small>

    <small class=”ter”>瓦格拉姆</small>

    <small class=”ter”>艾劳<span class=”” data-note=”这些地名都是拿破仑打胜仗的地方。”></span></small>

    在那画框下面,有块长的木板似的东西,斜靠着墙竖在地上。那好像是一幅反放的油画,也可能是一块背面涂坏了的油画布,一面从什么墙上取下来的穿衣镜丢在那里备用。

    桌子旁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马吕斯望见桌上有鹅翎笔、墨水和纸张,那男子是个瘦小个子,脸色蜡黄,眼睛阴狠,神态尖刁、凶恶而惶惑不安,是个坏透了顶的恶棍。

    拉华退尔<span class=”” data-note=”拉华退尔(Lavater,1741—1801),瑞士人,通相面术,认为从人的面部结构能识别人的性格。”></span>如果研究过这张脸,就会在那上面发现秃鹫和法官的混合形相;猛禽和讼棍能互相丑化,互相补充,讼棍使猛禽卑鄙,猛禽使讼棍狰狞。

    那人生了一脸灰白的长络腮胡子,穿一件女人衬衫,露着毛茸茸的胸脯和灰毛直竖的光臂膀。衬衫下面,是一条满是污垢的长裤和一双张着嘴的靴子,脚趾全露在外面。

    他嘴里衔一个烟斗,正吸着烟。穷窟里已没有面包,却还有烟。

    他正写着什么,也许是马吕斯念过的那一类的信。

    在桌子的一角上放着一本不成套的旧书,红面,是从前旧式租书铺的那种十二开版本,像是一本小说。封面上标着用大字印的书名:《上帝,国王,荣誉和贵妇人》,杜克雷·杜米尼尔作。一八一四年。

    那男子一面写,一面大声说话,马吕斯听到他说的是:

    “我说,人即使死了也还是没有平等!你看看拉雪兹神甫公墓便知道!那些有钱的大爷们葬在上头,路两旁有槐树,路面是铺了石块的。他们可以用车子直达。小户人家,穷人们,倒霉蛋嘛! 5728.” >在下头烂污泥浆齐膝的地方,扔在泥坑里,水坑里。把他们扔在那里,好让他们赶快烂掉!谁要想去看看他们,便得准备陷到土里去。”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一拳打在桌上,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

    “呵!我恨不得把这世界一口吞掉!”

    一个胖妇人,可能有四十岁,也可能有一百岁,蹲在壁炉旁边,坐在自己的光脚跟上面。

    她也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针织的裙,裙上补了好几块旧呢布。一条粗布围腰把那裙子遮去了一半。这妇人,虽然叠成了一堆,却仍看得出,是个极高的大个子。在她丈夫旁边,那真是一种丈六金身。她的头发怪丑,淡赭色,已经半白了,她时时伸出一只生着扁平指甲的大油手去理她的头发。

    在她身边也有一本打开的书躺在地上,和那一本同样大小,也许就是同一部小说的另一册。

    在一张破床上,马吕斯瞥见一个脸色灰白的瘦长小姑娘,几乎光着身体,坐在床边,垂着两只脚,似乎是在不听、不看、不活的状态中。

    这想必是刚才来他屋里那个姑娘的妹子。

    乍看去,她有十一二岁。仔细留意去看,又能<mark>.</mark>看出她准有十五岁。这便是昨晚在大路上说“我就溜呀!溜呀!溜呀!”的孩子。

    她属于那种长期滞留,继又陡然猛长的病态孩子。这种可悲的人类植物是由穷困造成的。这些生物没有童年时期,也没有少年时期。十五岁像是只有十二岁,?十六岁又像有了二十岁。今天是小姑娘,明天成了妇人。仿佛她们在超越年龄,以便早些结束生命。

    这时,那姑娘还是个孩子模样。

    此外,这人家没有一点从事劳动的迹象,没有织机,没有纺车,没有工具。几根形象可疑的废铁件堆在一个角落里。一派绝望以后和死亡以前的那种坐以待毙的阴惨景象。

    马吕斯望了许久,感到这室内的阴气比坟墓里的还更可怕,因为这里仍有人的灵魂在游移,生命在活动。

    穷窟,地窖,深坑,某些穷苦人在社会建筑最底层匍匐着的地方,还不完全是坟墓,而只是坟墓的前厅,但是,正如有钱人把他们最富丽堂皇的东西摆设在他们宫门口那样,死亡也就把它最破烂的东西放在隔壁的这前厅里。

    那男子住了口,妇人不吭声,那姑娘也好像不呼吸。只有那支笔在纸上急叫。

    那男子一面写,一面嘟囔:

    “混蛋!混蛋!一切全是混蛋!”

    所罗门的警句<span class=”” data-note=”所罗门说过:“虚荣,虚荣,一切全是虚荣。””></span>的这一变体引起了那妇人的叹息。

    “好人,安静下来吧,”她说。“不要把你的身体气坏了,心爱的。你写信给这些家伙,你已很对得起他们了,我的汉子。”

    人在穷苦中,正如在寒冷中,身体互相紧靠着,心却是离得远远的。这个妇人,从整个外表看,似乎曾以她心中仅有的那一点情感爱过这男子;但是,很可能,处于那种压在全家头上的悲惨苦难中,由于日常交相埋怨的结果,那种感情也就熄灭了。在她心里,对她的丈夫只剩下一点柔情的死灰。可是那些甜蜜的称呼还没有完全死去,也时常出现在口头。她称他为“心爱的”、“好人”、“我的汉子”,等等,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起波澜。

    那汉子继续写他的。

    七 战略和战术

    马吕斯心里憋得难受,正打算从他那临时凑合的瞭望台上下来,又忽然有一点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留在原来的地方。

    那破屋子的门突然开了。

    大女儿出现在门口。

    她脚上穿一双男人的大鞋,满鞋是污泥迹印,污泥也溅上了她的红脚脖,身上披一件稀烂的老式斗篷,这是马吕斯一个钟头以前不曾看见的,她当时也许是为了引起更多的怜悯心,把它留在门外,出去以后才披上的。她走了进来,顺手把门推上,接着,像欢呼胜利似的喊着说:

    “他来了!”

    她父亲转动了眼珠,那妇人转动了头,小妹没有动。

    “谁?”父亲问。

    “那位先生。”

    “那慈善家吗?”

    “是呀。”

    “圣雅克教堂的那个吗?”

    “是呀。”

    “那老头?”

    “对。”

    “他要来了?”

    “他就在我后面。”

    “你拿得稳?”

    “拿得稳。”

    “是真的,他会来?”

    “他坐马车来的。”

    “坐马车。好阔气哟!”

    那父亲站起来了。

    “你怎么能说拿得稳呢?他要是坐马车,你又怎么能比他先到?你至少把我们的住址对他说清楚了吧?你有没有对他说明是过道底上右边最后一道门?希望他不弄错才好!你是在教堂里找到他的?他看了我的信没有?他说了些什么?”

    “得,得,得!”那女儿说,“你像开连珠炮,老头!听我说:我走进教堂,他坐在平日坐的位子上,我向他请了安,把信递给他,他念过信,问我:‘您住在什么地方,我的孩子?’我说:‘先生,我来带路就是。’他说:‘不用,您把地址告诉我,我的女儿要去买东西,我雇一辆马车坐着,我会和您同时到达您家里的。’我便把地址告诉他。当我说到这栋房子时,他好像有点诧异,迟疑了一会儿,又说:‘没关系,我去就是。’弥撒完了以后,我看见他领着他女儿走出教堂,坐上一辆马车。我并且对他交代清楚了,是过道底上靠右边最后一道门。”

    “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会来呢?”

    “我刚才看见那辆马车已经到了小银行家街。我便连忙跑了回来。”

    “你怎么知道这马车是他坐的那辆呢?”

    “因为我注意了车号嘛!”

    “什么车号?”

    “四四〇。”

    “好,你是个聪明姑娘。”

    女儿大胆地望着父亲,把脚上的鞋跷给他看,说道:

    “一个聪明姑娘,这也可能。但是我说我以后再也不穿这种鞋了,我再也不愿穿了。首先,为了卫生,其次,为了清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出水的鞋底更讨厌的了,一路上只是唧呱唧呱叫。我宁愿打赤脚。”

    “你说得对,”她父亲回答说,语调的温和和那姑娘的粗声粗气造成对比,“不过,赤着脚,人家不让你进教堂。穷人也得穿鞋。……人总不能光着脚板走进慈悲上帝的家。”他挖苦地加上这么一句。继又想到了心里的事:“这样说,你有把握他一定会来吗?”

    “他就在我脚跟后面。”她说。

    那男子挺起了腰板,容光焕发。

    “我的娘子,”他吼道:“你听见了!慈善家马上就到。快把火熄掉。”

    母亲被这话弄傻了,没有动。

    做父亲的带着走江湖的那股矫捷劲儿,在壁炉上抓起一个缺口罐子,把水泼在两根焦柴上。

    接着对大女儿说:

    “你!把这椅子捅穿!”

    女儿一点也不懂。

    他抓起那把椅子,一脚便把它踹通了,腿也陷了进去。

    他一面拔出自己的腿,一面问他的女儿:

    “天冷吗?”

    “冷得很,在下雪呢。”

    父亲转向坐在窗口床边的小女儿,霹雳似的对她吼道:

    “快!下床来,懒货!你什么事也不干!把这玻 7483.” >璃打破一块!”

    小姑娘哆哆嗦嗦地跳下了床。

    “打破一块玻璃!”他又说。

    孩子吓呆了,立着不动。

    “你听见我说吗?”父亲又说,“我叫你打破一块玻璃!”

    那孩子被吓破了胆,只得服从,她踮起脚尖,对准玻璃一拳打去。玻璃破了,哗啦啦掉了下来。

    “打得好。”她父亲说。

    他神气严肃,动作急促,瞪大眼睛把那破屋的每个角落全迅速地扫了一遍。

    他像个战争即将开始,作好最后部署的将军。

    那母亲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她站起来,用一种慢而沉的语调,仿佛要说的话已凝固了似的,问道:

    “心爱的,你要干什么呀?”

    “给我躺到床上去。”那男人回答。

    那种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妇人服<mark></mark>服帖帖,沉甸甸一大堆倒在了一张破床上。

    这时,屋角里有人在抽抽噎噎地哭。

    “什么事?”那父亲吼着问。

    那小姑娘,在一个黑旮旯里缩做一团,不敢出来,只伸着一个血淋淋的拳头。她在打碎玻璃时受了伤,她走到母亲床边,偷偷地哭着。

    这一下轮到做母亲的竖起来大吵大闹了:

    “你看见了吧!你干的蠢事!你叫她打玻璃,她的手打出血了!”

    “再好没有!”那男子说,“这是早料到的。”

    “怎么?再好没有?”那妇人接口说。

    “不许开口!”那父亲反击说,“我禁止言论自由。”

    接着,他从自己身上那件女人衬衫上撕下一条,做一根绷带,气冲冲地把女孩的血腕裹起来。

    裹好以后,他低下头<cite>..</cite>,望着撕破了的衬衫,颇为得意。他说:

    “这衬衫也不坏。看来一切都很像样了。”

    一阵冰冷的风从玻璃窗口飕的一声吹进屋子。外面的浓雾也钻进来,散成白茫茫的一片,仿佛有只瞧不见的手在暗中挥洒着棉絮。透过碎了玻璃的窗格,可以望见外面正下着雪。昨天圣烛节许下的严寒果真到了。

    那父亲又向四周望了一遍,好像在检查自己是否忘了什么要做的。他拿起一把旧铲子,撒了些灰在那两根泼湿了的焦柴上,把它们完全盖没。

    然后他站起来,背靠在壁炉上说:

    “现在我们可以接待那位慈善家了。”

    八 穷窟中的一线光明

    大女儿走过来,把手放在父亲的手上说:

    “你摸摸,我多冷。”

    “这算什么!”她父亲说,“我比这还冷得多呢。”

    那母亲急躁地喊着说:

    “你什么事都比别人强,你!连干坏事也是你强。”

    “<var></var>住嘴!”那男人说。

    母亲看看神气不对,便不再吭气。

    穷窟里一时寂静无声。大女儿闲着,正剔除她斗篷下摆上的泥巴,妹妹仍在抽抽搭搭地哭,母亲双手捧着她的头,频频亲吻,一面低声对她说:

    “我的宝贝,求求你,不要紧的,别哭了,你父亲要生气的。”

    “不!”她父亲喊着说,“正相反!你哭!你哭!哭哭会有好处。”

    接着又对大的那个说:

    “怎么了!他还不来!万一他不来呢!我泼灭了我的火,捅穿了我的椅子,撕破了我的衬衫,打碎了我的玻璃,那才冤呢!”

    “还割伤了小妹!”母亲嘟囔着。

    “你们知道,”父亲接着说,“在这鬼窝窝洞里,冷得像狗一样。假使那人不来!呵!我懂了!他有意叫我们等!他心想:‘好吧!就让他们等等我!这是他们分内的事!’呵!我恨透了这些家伙,我把他们一个个全掐死,这才心里欢畅、兴高采烈呢<mark>藏书网</mark>,这些阔佬!所有这些阔佬!这些自命为善士的人,满嘴蜜糖,望弥撒,信什么贼神甫,崇拜什么瓜皮帽子,颠来倒去,翻不完嘴上两张皮,还自以为要比我们高一等,走来羞辱我们,说得好听,说是来送衣服给我们!全是些不值四个苏的破衣烂衫,还有面包!我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你们这一大堆混蛋!我要的是钱!哼!钱!不用想!因为他们说我们会拿去喝酒,说我们全是醉鬼和懒汉!那么他们自己!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以前做过什么?做过贼!不做贼,他们哪能有钱!呵!这个社会,应当像提起台布的四只角那样,把它整个儿抛到空中!全完蛋,那是可能的,但是至少谁也不会再有什么,那样才合算呢!……他到底在干什么,你那行善的牛嘴巴先生?他究竟来不来!这畜生也许把地址忘了!我敢打赌这老畜生……”

    这时,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一下,那男人连忙赶到门口,开了门,一再深深敬礼,满脸堆起了倾心崇拜的笑容,一面大声说道:

    “请进,先生!请赏光,进来吧,久仰了,我的恩人,您这位标致的小姐,也请进。”

    一个年近高龄的男子和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那穷窟门口。

    马吕斯没有离开他站的地方。他这时的感受是人类语言所无法表达的。

    是“她”来了。

    凡是恋爱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简单的“她”字所包含的种种光明灿烂的意义。

    确实是她来了。马吕斯的眼上登时起了一阵明亮的水蒸气,几乎无法把她看清楚。那正是久别了的意中人,那颗向他照耀了六个月的星,那双眼睛,那个额头,那张嘴,那副在隐藏时把阳光也带走了的美丽容颜。原已破灭了的幻象现在竟又出现在眼前。

    马吕斯心惊体颤,为之骇然。怎么!竟会是她!他心跳到使他的眼睛望不真切。他感到自己要失声痛哭了。怎么!东寻西找了那么久,竟又在此地见到她!他仿佛感到他找到了自己失去的灵魂。

    她仍是原来的模样,只稍微苍白一些,秀雅的面庞嵌在一顶紫绒帽子里,身体消失在黑缎斗篷里。在她的长裙袍下,能隐约看见一双缎靴紧裹着两只纤巧的脚。

    她仍由白先生陪伴着。

    她向那屋子中间走了几步,把一个相当大的包裹放在桌子上。

    容德雷特大姑娘已退到房门背后,带着沉郁的神情望着那顶绒帽,那件缎斗篷和那张幸福迷人的脸。

    九 容德雷特几乎哭出来

    这穷窟是那么阴暗,从外面刚走进去的人会以为是进了地窖。因此那两个新到的客人对四周人物的模样看去有点模糊不清,前进时不免有些迟疑,<bdo>..</bdo>而他们自己却被那些住在这破屋里、早已习惯于微弱光线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并被这些人仔细观察。

    白先生慈祥而抑郁地笑着走向家长容德雷特,对他说:

    “先生,这包里是几件家常衣服,新的,还有几双袜子和几条毛毯,请您收下。”

    “我们天使般的恩人对我们太仁慈了。”容德雷特说,一面深深鞠躬,直到地面。随即又趁那两个客人打量室内惨状的机会,弯下腰去对着他大女儿的耳朵匆匆忙忙地细声说:

    “没有错吧?我早料到了吧?破衣烂衫!没有钱!他们全是这样的!还有,我写给这老饭桶的信上,签的是什么名字?”

    “法邦杜。”他女儿回答。

    “戏剧艺术家,对!”

    算是容德雷特的运气好,因为正在这时,白先生转身过来和他谈话,那说话的神气仿佛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看来您的情况确实是不称心的……先生。”

    “法邦杜。”容德雷特连忙回答说。

    “法邦杜先生,对,是呀,我想起来了。”

    “戏剧艺术家,先生,并且还有过一些成就。”

    说到这里,容德雷特显然认为抓住这“慈善家”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大声谈了起来,那<samp>?</samp>嗓子的声音兼有市集上卖技人的大言不惭的气派和路旁乞丐的那种苦苦哀求的味儿:“塔尔马的学生,先生!我是塔尔马的学生!从前,我有过一帆风顺的时候。唉!可是现在,倒了运。您瞧吧,我的恩人,没有面包,没有火。两个闺女没有火!惟一的一张椅子也坐通了!碎了一块玻璃!特别是在这种天气!内人又躺下了!害着病!”

    “可怜的妇人!”白先生说。

    “还有个孩子受了伤!”容德雷特又补上一句。

    那孩子,由于客人们到来,分了心去细看“那小姐”,早已不哭了。

    “哭嘛!叫呀!”容德雷特偷偷地对她说。

    同时他在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上掐了一把。所有这一切都是用魔术师般巧妙手法完成的。

    小姑娘果然高声叫喊。

    马吕斯心中私自称为“他的玉秀儿”的那个年轻姑娘赶忙走过去:

    “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她说。

    “您瞧,我的美丽的小姐,”容德雷特紧接着说,“她这淌血的手腕!为了每天挣六个苏,她便在机器下碰到这种意外的事故。这手臂也许非锯掉不成呢!”

    “真的?”那位吃惊的老先生说。

    小姑娘以为这是真话,又开始伤心地哭起来。

    “可不是,我的恩人!”那父亲回答。

    在这以前,容德雷特早已鬼鬼祟祟地在留意观察这“慈善家”了。他一面谈着话,一面仔细端详他,仿佛想要回忆起什么旧事。突然,趁那两个新来客人对小姑娘就她的伤势亲切慰问的那一会儿,他走向躺着他那个颓丧痴騃的女人的床边,以极低的声音对她急促地说:

    “留心看那老头儿!”

    随即又转向白先生,继续诉他的苦:

    “您瞧,先生,我只有这么一件衬衫,我,还是我内人的,除此以外,便再没有什么衣服了!并且已破得不成样子!又是在这冬季里最冷的时候。我不能出门,因为没有外面的衣服。要是有一件不管什么样的外衣,我便可以去看看马尔斯小姐了,她认得我,并且对我很够交情。她不是一直住在圣母院塔街吗?您知道吗,先生?我们曾在外省合演过戏。我分享了她的桂冠。我原想色里曼纳<span class=”” data-note=”色里曼纳(Célimène),莫里哀戏剧《厌世者》里的人物,常用以泛指一般演重头戏的女演员。”></span>会来援助我,先生!以为艾耳密尔<span class=”” data-note=”艾耳密尔(Elmire),莫里哀戏剧《伪君子》里的人物,常用以泛指一般诚实而不拘小节的妇女。”></span>会救济维利萨里<span class=”” data-note=”维利萨里(Bélisɑire,约494—565),东罗马帝国的名将,为皇帝所忌,被黜,相传两眼被挖,行乞以终。”></span>的!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并且家里一个苏也没有!内人病了,一个苏也没有!小女受了重伤,很危险,一个苏也没有!我老婆常犯气结病。这是由于她的年龄,这里也有神经系统的问题。她非得有人帮助不成,小女也是这样!可是医生!可是药剂师!用什么来支付呢?一文小钱也没有!我愿对一个大钱下跪,先生!您瞧艺术的价值低到什么程度!并且,您知道吗,我的标致的小姐,还有您,我的慷慨的保护人,您知道吗,您二位都呼吸着美德和仁慈,礼拜堂也因您二位而有了芬芳,您二位每天都去那礼拜堂,我这可怜的女儿也每天要去那里祷告,她天天都看见您二位……因为我是在宗教信仰中培养我这两个女儿的,先生。我不愿她们去演戏。啊!贱丫头!只要她们敢胡来!我决不开玩笑,我!我经常把荣誉、道德、操行的观念灌输给她们!您问问她们便知道。她们应当走正路。她们是有父亲的人。她们不是那种以无家可归开始、以人尽可夫收场的苦命人。确有一些人是从没人管的姑娘变成大众的太太的。谢天谢地!法邦杜的家里幸而没有这种丑事!我要把她们教育成贞洁的人,她们应当是诚实的,并且应当是温雅的,并且应当信仰天主!信仰这神圣的称号!……可是,先生,我的尊贵的先生,您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明天,二月四日,是个要命的日子,是我的房东给我的最后期限,假使今晚我不把钱付给他,那么,明天我的大女儿、我自己、我这发高烧的妻子、受了伤的孩子,全会从这里被驱逐出去,丢到外面去,丢在街上、大路上、雨里、雪里,没有安身的地方。就这样,先生。我欠了四个季度的租金,整整一年!就是说,六十法郎。”<s></s>></a>

    容德雷特在撒谎。四个季度也只是四十法郎,他也不可能欠上四个季度,马吕斯在六个月以前便替他付了两个季度。

    白先生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五个法郎,放在桌上。

    容德雷特觑个空,对着他大女儿的耳朵抱怨:

    “坏蛋!他要我拿他这五个法郎去干什么?还不够赔偿我的椅子和玻璃!我得有钱花呀!”

    这时白先生已把他套在那身蓝色骑马服上的一件栗壳色大衣从身上脱了下来,放在椅背上。

    “法邦杜先生,”他说,“我身边只有这五个法郎,但是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以后,今晚再来一趟,您不是今晚要付款吗?”

    容德雷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表情。他兴冲冲地回答说:

    “是呀,我的尊贵的先生。八点钟,我得到达我房东家。”

    “我六点钟来此地,把那六十法郎带来给您。”

    “我的恩人!”疯了似的容德雷特喊着说。

    他又极低声地说:

    “注意看他,我的妻!”

    白先生挽着那年轻貌美的姑娘的胳臂,转向房门,一面说:

    “今晚再见,我的朋友们。”

    “六点吗?”容德雷特问。

    “六点整。”

    这时,留在那椅背上的外套引起了容德雷 7279.” >特大姑娘的注意。<s>藏书网</s>

    “先生,”她说,“别忘了您的大衣。”

    容德雷特对他女儿狠巴巴地瞪了一眼,同时怪怕人地耸了一下肩头。

    白先生转过来笑眯眯地回答:

    “我不是把它忘了,是留下的。”

    “哦,我的保护人,”容德雷特说,“我的崇高的恩主,我真的泪下如雨了!请不要嫌弃,允许我来领路,一直送您上车吧。”

    “假使您一定要出去,”白先生接着说,“您就穿上这 4ef6.” >件外套吧。天气确是很冷呢。”

    容德雷特不用别人请两次,他连忙套上那件栗壳色大衣。

    他们三个人一同出去了,容德雷特走在两个客人的前面。

    十 公营马车定价:每小时两个法郎

    这一切经过的全部细节都没有漏过马吕斯的眼睛,可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眼睛完全盯在那年轻姑娘的身上,他的心,从她第一步踏进这破屋子时起,便已经,可以这么说,把他整个抓住并裹住了。她留在那里的那一整段时间里,他过的是那种使感官知觉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并使整个灵魂专注在一点上的仰慕生活。他一心景仰着,不是那姑娘,而是那一团有缎斗篷和丝绒帽的光辉。天狼星进了这屋子,也不会那么使他感到耀眼。

    当姑娘解开包裹展示了衣服和毛毯后,她和蔼地问母亲的病情,不胜怜惜地问小妹的伤势,他都随时窥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并窃听她说话的声音。他已经认识她的眼睛、她的额头、她的容貌、她的身材、她走路的姿态,他还不认识她说话的声音。一次在卢.森堡公园里,他仿佛捉到了她所说的几个字的音,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听真切。他宁肯减少十年寿命也要听听她的声音,要在自己的灵魂里留下一点点这样的音乐。但是一切都消失在容德雷特一连串讨人厌的胡扯淡和他那像喇叭样的怪叫声中了。这在马吕斯狂喜的心中引起了真正的愤怒。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他不能想象的是,出现在这种丑恶的魔窟里这群邋遢的瘪三当中的竟真会是那个天女似的人儿。他好像在癞蛤蟆群里见到一只蜂鸟。

    bbr>藏书网</abbr>她走出去时,他惟一的想法是紧紧跟着她,不找到她的住处决不离开她,至少是在这样的一种巧遇之后不能又把她丢了。他从抽斗柜上跳下来,拿起他的帽子。当他的手触着门闩正要出去,这时另一考虑使他停了下来。那条过道很长,楼梯又陡,容德雷特的话又多,白先生一定还没有上车,万一他在过道里,或是楼梯上,或是大门口,回转头来看见他马吕斯在这房子里,他肯定会诧异的,并且会再想办法来避开他,这样就把事又搞糟了。怎么办?等一等吗?但在等的时候车子可能走了。马吕斯一时失了主意。最后,他决计冒一下险,从他屋子里出去了。

    过道里已没有人,他冲到楼梯口。楼梯上也没有人。他急忙下去,赶到大路上,正好看见一辆马车转进小银行家街,回巴黎城区去了。

    马吕斯朝那方向追去。到了大路转弯的地方,他又看见了那辆马车在穆夫达街上急往下走,马车已经走得很远,无法追上了,怎么办?跟着跑?没用,况且别人从车子里一定会看见有人在后面飞跑追来,那父亲会认出是他在追。正在这时,真是出人意料的大好机会,马吕斯看见一辆空的出租马车在大路上走过。只有一个办法,跳上这辆马车去赶那一辆。这办法是切实可行,没有危险的。

    马吕斯做手势让那车夫停下来,喊道:

    “照钟点算!”

    马吕斯当时没有结领带,身上穿的是那件丢了几个钮扣的旧工作服,衬衫也在胸前一个褶子处撕破了。

    车夫停下来,挤着一只眼,把左手伸向马吕斯,对他轻轻搓着大拇指和食指。

    “怎么?”马吕斯说。

    “先付钱。”那车夫说。

    马吕斯这才想起他身上只有十六个苏。

    “要多少?”他问。

    “四十个苏。”

    “我回头再付。”

    那车夫用嘴唇吹着《拉·巴利斯》的曲调,作为惟一的回答,并对着他的马甩了一鞭。

    马吕斯只得愣头愣脑望着那马车往前走。由于缺少二十四个苏,他丧失了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他的爱!他又落在黑暗中了!他已看见了她,现在又成了瞎子!他万分苦恼地想起,应当说,深深懊悔,早上不该把五法郎送给那穷丫头。假使他有那五个法郎,他便有救了,便能获得重生,脱离迷惘黑暗的境地,脱离孤独、忧郁、单身汉的生活>..</a>了,他已把他命运的黑线系在那根在他眼前飘了一下的美丽金线上,可又一次断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来。

    他原应想到白先生曾约定傍晚再来,这回好好准备跟踪便成了,但是他当时正在凝视,几乎没有听到这话。

    正要踏上楼梯,他忽然看见容德雷特,身上裹着“慈善家”的外套,在大路的那一边,沿着哥白兰便门街的那堵人迹少到的墙下,和一个那种形迹可疑、可以称为“便门贼”的人谈着话,这是一种面目></a>可疑,语言暧昧,神气险恶的人,他们时常在白天睡觉,因而使人猜想他们在黑夜工作。

    那两人站在飞旋的大雪下面,挤作一团在谈话,一动也不动,城区的警察见了肯定会注意,马吕斯对此警惕却不高。

    但是,尽管他正想着心里的伤心事,却不能不对自己说,那个和容德雷特谈话的便门贼颇像某个叫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人,因为从前有一次,古费拉克曾把这人指给他看过,说他在黑夜里经常出没在这一带,是个相当危险的家伙。我们在前一卷里,已经见过这人的名字。这个又叫做春天或比格纳耶的邦灼,日后犯过好几起刑事案子,因而成了大名鼎鼎的恶棍。这时,他还只是个小有名的恶棍。到今天,他在盗窃犯和杀人犯中已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前朝末年曾创立一个学派。在拉弗尔斯监狱的狮子沟里,每到傍晚天正要黑下来时,是人们三五成群低声谈话时的题材。这监狱有一条粪便沟,它穿过围墙通到外面,墙头上是供巡逻队使用的路,发生在一八四三年那次空前大越狱案子里的三十名犯人便是从这条粪沟里逃出去的,也正是在这粪沟的石板上方,人们可以看见他的名字:邦灼,那是他在某次企图越狱时大胆刻在围墙上的。在一八三二年,警察已开始注意他,但是当时他还没有正式开业。

    十一 穷苦请为痛苦效劳

    马吕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了老屋的楼梯,他正要回到他那冷清清的屋子里去时,忽然看见容德雷特大姑娘从过道里跟在他后面走来。他见了那姑娘,不禁心里有气,把他五法郎拿走的正是她,向她讨还吧,已经太迟,那辆出租马车早已不在原处,那辆轿车更是走得很远了,并且她也未必肯还。至于向她打听刚才来的那两个人的住址,也不会有什么用处,首先她自己就不知道,因为签着法邦杜名字的那封信上是写着给“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dfn>藏书网</dfn>善的先生”的。

    马吕斯走进他的屋子,反手把门关上。

    门关不上,他回转身,看见有只手把住了那半开着的门。

    “什么事?”他问,“是谁呀?”

    是那容德雷特姑娘。

    “是您?”马吕斯又说,声音几乎是狠巴巴的,“老是您!您要什么?”

    她仿佛在想着什么,没有回答。她已不像早晨那种大模大样的样子。她不进门,只站在过道中的黑影里,马吕斯能从半开着的门口望见她。

    “怎么了,您怎么不回答?”马吕斯说。“您来干什么?”

    她抬起一双阴郁的眼睛望着他,那里似乎隐隐约约也有了一点神采,她对他说:

    “马吕斯先生,看您的神气不快乐。您心里有什么事?”

    “我?”马吕斯说。

    “对,您。”

    “我没有什么。”

    “一定有!”

    “没有。”

    “我说您一定有!”

    “不要找麻烦!”

    马吕斯又要把门推上,她仍把住不让。

    “您听我说,”她说,“您不必这样。您虽然没有钱,但是今天早上您做了个好人。现在您再做个好人吧。您已给了我吃的,现在把您的心事告诉我。您有苦恼,看得出来。我不愿意您苦恼。要怎样 624d.” >才能使您开心呢?我能出点力吗?利用我吧。我不想知道您的秘密,您用不着告诉我,但我究竟是有用处的。我既然能帮助我父亲,我也一定能帮助您。假使要送什么信,跑什么人家,挨门挨户去问什么的,打听谁的住址呀,跟踪个什么人呀,我都干得了。对吗?您可以放心把您的事告诉我,我可以去传话。有时要个人传话,只要把话告诉他便够了,事情也就办通了。让我来替您出点力吧。”<q>?</q>

    马吕斯心里忽然有了个主意。人在感到自己要摔倒时,还能藐视什么样的树枝吗?

    他向容德雷特姑娘靠近一步。

    “你听我……”他对她说。

    她立刻打断了他的话,眼里闪出了快乐的光。

    “呵!对呀,您对我说话,称‘你’就得了。我喜欢您这样做!”

    “好吧,”他又说,“刚才是你把那老先生和他女儿带来这儿的?”

    “是的。”

    “你知道他们的住址吗?”

    “不知道。”

    “你替我找吧。”

    容德雷特姑娘的眼睛曾由抑郁转为快乐,这会儿又从快乐转为阴沉。

    “您要的就是这个?”她问。

    “是的。”

    “您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就是说,”她连忙改口,“您不认识她,但是您要想认识她。”

    她把“他们”改为“她”,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bbr></abbr>耐人寻味的苦涩。

    “别管,你能办到吗?”

    “替您把那美丽的小姐的住址找到吗?”

    在“那美丽的小姐”这几个字里又有一股使马吕斯感到不快的味道。他接着说:

    “反正都一样!那父亲和女儿的住址,他们的住址,就得了!”

    她定定地望着他。

    “您给我什么报酬?”

    “随你要什么,全可以。”

    “随我要什么,全可以?”

    “是的。”

    “我一定办到。”

    她低下了头,继而以急促的动作,突然一下把门带上了。

    又剩下马吕斯孤孤单单一个人。

    他坐进一张椅子,头和两肘靠在床边,沉陷在理不清的万千思绪里,只感到晕头转向,不能自持。这一天从清早便陆续不断发生的事,天使的忽现忽灭,这姑娘刚才跟他说的话,飘浮在茫茫苦海中的一线微光,一点希望,这一切都零乱杂沓地充塞在他的脑子里。

    一下子他又突然从梦幻中警觉过来。

    他听到容德雷特响亮生硬的声音在说着这样几句话,使他感到非常奇特,和他大有关系:

    “告诉你,我准没有看错,我已认清了,是他。”

    容德雷特说的是谁?他认清了谁?白先生?“他的玉秀儿”的父亲吗?怎么!容德雷特早就认<bdi>藏书网</bdi>识他?马吕斯难道竟能这样突如其来地,出人意料地了解到一切情况,使他不再感到自己的生命凄清黯淡吗?他难道终于能知道他爱的是谁?那姑娘是谁?她父亲是谁?把他们掩蔽起来的那么厚的一层黑影难道已到了消散的时候?幕罩即将撕裂?啊!天呀!

    他不是爬上那抽斗柜,而是一纵身便到了柜上,他又守在隔墙上面那个小洞的旁边了。

    容德雷特那个洞窝里的情况重新展现在他眼前。

    十二 白先生的五个法郎的用途

    那家里的样子一点没有改变,只是那妇人和姑娘们取用了包里的衣服,穿上了袜子和毛线衫。两条新毛毯丢在两<big></big>张床上。

    容德雷特显然是刚刚回来。他还有从户外带来的那种急促的呼吸。他的两个女儿坐在壁炉旁边的地上,姐姐在包扎妹妹的手。他的女人好像泄了气似的躺在靠近壁炉的那张破床上,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容德雷特在屋子里大踏步地来回走动。他的眼睛异乎寻常。

    那妇人,在她丈夫跟前好像有些胆怯,愣住了似的,壮着胆子对他说:

    “怎么,真的吗?你看准了吗?”

    “看准了!已经八年了!但是我还认识他!啊!我还认识他!我一下便把他认出来了!怎么,你就没有看出来?”

    “没有。”

    “但是我早就提醒过你,要你注意!当然,是那身材,是那相貌,没有老多少,有些人是不会老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是那说话的声音。他穿得比较好些就是了!啊!神秘的鬼老头,今天可落在我掌心里了,哈!”

    他停下来,对他两个女儿说:

    “不要待在这儿,你们两个!怪事,你竟没有看出来。”

    为了服从,她们站起来了。

    那母亲怯生生地说:

    “她手痛也要出去?”

    “冷空气会对她有好处的,”容德雷特说,“<bdi>..</bdi>去吧。”

    这显然是个那种不容别人表示不同意见的人。两个姑娘出去了?。

    她们正要走出房门,父亲拉住大姑娘的胳膊,用一种特殊的口气说:

    “五点正,你们得回到这儿来。两个人都回来。我有事要你们办。”

    马吕斯加倍集中了注意力。

    容德雷特独自和他女人待在一道,又开始在屋子里走起来,一声不响地兜了两三个圈子。接着他花了几分钟把身上穿的那件女人衬衫的下摆塞进裤腰。

    突然他转向他女人,叉起两条胳膊,大声说:

    “你要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吗?那小姐……”

    “怎么?”那女人接着说,“那小姐?”

    马吕斯心下明白,他们要谈的一定是她了。他以炽烈的焦急心情倾耳细听。他的全部生命力都集中在两只耳朵上。

    但是容德雷特弯下腰,放低了声音和他女人谈话。过后他才站起来,大声结束说:

    “就是她!”

    “那东西?”女人说。

    “那东西!”丈夫说。

    任何语言都不能表达那母亲所问的“那东西?”这句话里的意思。那是搀杂在一种凶狠恶毒的声调中的惊讶、狂暴、仇恨、愤怒。这痴肥疲软的女人,经她丈夫在耳边说了几个字,大致是个什么人的名字,便立即醒觉过来,从丑陋可憎变成狰狞可怕了。

    “决不可能!”她吼着说,“当我想到我的女儿都还赤着脚,而且还穿不上一件裙袍时,怎么!又是缎斗篷,又是丝绒帽,缎子靴,一切!身上就已是两百多法郎的家当!简直像个贵妇人!不会的,你搞错了!首先,那一个丑得很,这一个生得并不坏!她的确生得不坏!这不可能是她!”

    “我说一定是她。你等着瞧吧。”

    听见这斩钉截铁的话,容德雷特婆娘抬起一张又红又白的宽脸,用一种奇丑的神情,注视着天花板。这时,马吕斯感到她的模样比容德雷特更吓人。那是一头虎视眈眈的母猪。

    “不成话!”她又说,“这个用怜悯神气望着我那两个闺女的不讨人喜欢的漂亮小姐,竟会是那个小叫化子!呵!我恨不得提起木鞋,几脚踢出她的肚肠。”

    她从床上跳下来,蓬头散发,鼓起两个鼻孔,掀着嘴,捏紧拳头,身体向后仰着,站了不大一会儿,又倒在破床上。她男人只顾来回走动,毫不理会他老婆。

    一会儿的寂静无声,他又走近女人跟前停住,像先头那样,叉起两条胳膊。

    “还要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她问。

    他用干脆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我发了财了。”

    女人呆望着他,那神气仿佛是在想:“和我谈话的这个人难道疯了?”

    他又说:

    “他妈的!时间不短了,我老在这个‘不挨冻你就得挨饿不挨饿你就得挨冻’的教区里当一个教民!我可受够穷罪了!我受罪,别人也受罪!我不愿再开玩笑,我已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玩的,好话听够了,好天主!不用再捉弄人吧,永生的天父!我要吃个够,喝个痛快!塞饱,睡足,什么事也不做!也该轮到我来享福了!在进棺材前,我要过得稍稍像个百万富翁!”

    他在那穷窟里走了一圈,又加上一句:

    “跟别人一样。”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那妇人问。

    他摇头晃脑,眯一只眼睛,提高嗓门,活像一个在十字路口准备开始表演的卖艺人:

    “什么意思?听我说!”

    “轻点!”容德雷特大娘悄悄地说,“不要说这么响,假使这是一些不能让别人听见的事。”

    “没关系!谁听?隔壁那个人?我刚才看见他出去了。再说他能听见吗,这大傻子?没有问题,我看见他出去了。”

    可是,出于一种本能,容德雷特放低了声音,却也没有低到使马吕斯听不见他的话。马吕斯能完全听清这次对话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街上的积雪减轻了过往车辆震动的声音。

    马吕斯听到的是:

    “留心听我说。他已被逮住了,那财神爷!等于被逮住了。已经不成问题。一切全布置好了。我约了好几个人。他今晚六点钟便会来,送他那六十法郎来,坏蛋!你看到我是怎样替你们操心的吧,我的那六十法郎,我的房东,我的二月四号!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季度的期限!真滑稽!他六点钟要来!正是邻居去吃晚饭的时候。毕尔贡妈妈也到城里洗碗去了。这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隔壁的邻居在十一点以前是从不回来的。两个小把戏可以把风。你也可以帮帮我们。他会低头的。”

    “万一他不低头呢?”那妇人问。

    容德雷特做了个阴森森的手势,说道:

    “我们便砍他的头。”

    接着,他一阵大笑。

    这是马吕斯第一次看见他笑。笑声是冷漠而平静,教人听了寒毛直竖。

    容德雷特拉开壁炉旁的壁柜,取出一顶鸭舌帽,用自己的袖口擦了几下,把它戴在头上。

    “现在,”他说,“我要出去一下。我还要去看几个人。几个好手。你可以看见一切都会很顺当。我尽早赶回来,这是一笔好买卖。你看好家。”

    接着,他把两个拳头插在裤袋里,想了一会儿,又大声说:

    “你知道,幸而他没有认出我来,他!假使他也认出了我,便不会再来了。他一向是躲着我们的!是我这胡子把我救了!我这浪漫派的络腮胡子!我这漂亮的浪漫派的小络腮胡子!”

    他又笑了出来。

    他走到窗口。雪仍在下,把灰色的天划成无数的条条。

    “狗天气!”他说。

    他裹紧大衣。

    “这腰身太宽了,不过没关系,”他又加上一句,“幸亏他把它留下给我穿,那老杂种!要是没有它,我便出不了门,这一套也就玩不起来了!可见事物是怎样关连着的!”

    他把鸭舌帽拉到眼<mark>?99lib.</mark>皮上,走了。

    他在外面还没有走上几步,房门又开了,他那险恶狡猾的侧影从门缝里伸了进来。

    “我忘了,”他说,“你得准备一炉煤火。”

    同时他把“慈善家”留给他的那枚当五法郎的钱扔在女人的围裙兜里。

    “一炉煤火?”那女人问。

    “对。”

    “要几斗煤?”

    “两斗足足的。”

    “这就得花三十个苏。剩下的钱,我拿去买东西吃顿晚饭。”

    “见鬼,那不成。”

    “为什么?”

    “不要花光这块钱。”

    “为什么?”

    “因为我这方面也有些东西要买。”

    “什么东西?”

    “有些东西。”

    “你得花多少钱?”

    “附近有五金店吗?”

    “穆夫达街上有。”

    “啊,对,在一条街的拐角上,我想起那铺子了。”

    “你总可以告诉我你得花多少钱去买你的那些东西吧?”

    “五十个苏到三法郎。”

    “剩下的用来吃饭已经不多了。”

    “今天还谈不上吃。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

    “也够了,我的宝贝。”

    听他女人说完,容德雷特又带上了门,这一次,马吕斯听到他的脚步在过道里越走越远,很快便下了楼梯。

    这时,圣美达教堂的钟正敲一点。

    十三 独在远方,不想念诵“我们的天父”

    马吕斯尽管是那么神魂颠倒,但是,我们已经提到,他具有坚定刚强的性格。独自思索的习惯,在他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发展的同时,也许打磨了那种易于激动的性情,但是一点没有影响他见义勇为的气质。他有婆罗门教徒的慈悲和法官的严厉,他不忍伤害一只癞蛤蟆,但能踏死一条毒蛇。而他现在所注视的正是一个毒蛇洞,摆在他眼前的是个魔窟。

    “必须踏住这帮无赖。”他心里想。

    他希望猜出的种种哑谜一个也没有揭开,正相反,也许每个都变得更加难于看透了。关于卢森堡公园里那个美丽的女孩和他私自称为白先生的那个男子,除了知道容德雷特认识他们外,其他方面 7684.” >的情况却一点也没有增加。通过听到的那些暧昧的话,有一点却揣摸清楚了,那就是一场凶险的暗害阴谋正在准备中,他们两个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她也许还能幸免,她父亲却一定要遭毒手,必须搭救他们,必须粉碎容德雷特的恶毒诡计,扫掉那些蜘蛛的网。

    他对容德雷特大娘望了一阵。她从屋角里拖出一个旧铁皮炉子,又去翻动一堆废铁。

    他极轻地从抽斗柜上跳下来,小心谨慎,不弄出一点声音。

    在策划中的事给予他的惊恐以及容德雷特两口子在他心里激起的憎恶中,他想到自己也许能有办法为他心爱的人出一把力,不禁感到一种快慰。

    但是应当怎么办呢?通知那两个遭暗算的人吗?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呢?他不知道他们的住址。她在他眼前重现了片刻,随即又隐没在巴黎的汪洋大海中了。傍晚六点,在门口守候白先生,等他一到便把阴谋告诉他吗?但是容德雷特和他的那伙人会看出他的窥探意图,那地方荒凉,力量对比悬殊,他们有方法或把他扣住,或把他带到远处去,这样他要救的人也就完了。刚敲过一点,谋害行动要到六点才能实行,马吕斯眼前还有五个钟点。

    只有一个办法。

    他穿上那身勉强过得去的衣服,颈子上结一方围巾,拿起帽子,好像赤着脚在青苔上走路那样一点声息也没有,溜出去的。

    而容德雷特大娘仍在废铁堆里乱翻乱捞。

    出了大门,他便走向小银行家街。

    在这条街的中段,有一道很矮的墙,墙上有几处是可以一步跨过去的,墙后是一片荒地。他一路心中盘算,从这地方慢慢走过,脚步声消失在积雪里。他忽然听见有人在他耳边细声谈话。他转过头去望,街上一片荒凉,不见有人,又是在大白天,他却明明听见有人在谈话。

    他想起要把头伸到身边的墙头上去望望。

    果然有两个人,背靠着墙,坐在雪里低声谈话。

    那两个人的面孔是他从没见过的。一个生一脸络腮胡子,穿件布衫,一个留一头长发,衣服破烂。生络腮胡子的那个戴一顶希腊式的圆统帽,另一个光着头,雪花落在他的头发里。

    马吕斯把脑袋伸在他们的头上面,可以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留长发的那个用肘弯推着另一个说:

    “有猫老板,不会出娄子的。”

    “你以为?”那胡子说。接着留长发的那个又说:

    “每人一张五百大头的票子,就算倒尽了霉吧,五年,六年,十年也就到了顶了。”

    那一个伸手到希腊帽子下面去搔头皮,迟疑不决地回答:

    “是呀,这东西一点不假。谁也不能说不想。”

    “我敢说这次买卖不会出娄子,”留长发的那个又说,“那个老什么头的栏杆车还会套上牲口呢。”

    接下去他们谈起前一晚在逸乐戏院看的一出音乐戏剧。

    马吕斯继续走他的路。

    他感到这两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墙背后,蹲在雪里,说了那些半明不白的话,这也许和容德雷特的阴谋诡计不是没有关系的。“问题”便在这里了。

    他向圣马尔索郊区走去,向最先遇到的一家铺子探听什么地方有警察的哨所。

    人家告诉他蓬图瓦兹街十四号。

    马吕斯向那里走去。

    在走过一家面包店时,他买了两个苏的面包,吃了,估计到晚饭是不大靠得住的。

    他一面走,一面感谢上苍。他心里想,他bbr></abbr>早上如果没有把那五法郎送给容德雷特姑娘,他早已去跟踪白先生的那辆马车了,因而什么也不会知道,也就没有什么能制止容德雷特两口子的暗害阴谋,白先生完了,他的女儿也一定跟着他一同完了。

    十四 一个警官给了一个律师两拳头

    到了蓬图瓦兹街十四号,他走上楼,要求见哨所所长。

    “所长先生不在,”一个不相干的勤务说,“但是有一个代替他的侦察员。您要和他谈谈吗?事情急吗?”

    “急。”马吕斯说。

    勤务把他领进所长办公室。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一道栅栏后面,紧靠着一个火炉,两手提着一件宽大的、有三层披肩的加立克大衣的下摆。那人生就一张方脸,嘴唇薄而有力,两丛浓厚的灰色鬓毛,形象极其粗野,目光能把你的衣服口袋翻转。我们不妨说那种目光不能穿透却会搜索。

    这人神气的凶恶可怕,比起容德雷特来也差不了多少,有时我们遇见一头恶狗并不比遇见狼更放心。

    “您要什么?”他对马吕斯说,并不称一声先生。

    “是所长先生吗?”

    “他不在。我代替他。”

    “我要谈一件很秘密的事。”

    “那么谈吧。”

    “并且很紧急。”

    “那么赶紧谈。”

    这人,冷静而突兀,让人见了又害怕,又心安。他使人产生恐惧心和信心。马吕斯把经过告诉他,说一个他只面熟而不相识的人在当天晚上将遭到暗害;他说自己,马吕斯·彭眉胥,律师,住在那兽穴隔壁的屋子里,他隔墙听到了全部阴谋;说主谋害人的恶棍是个叫容德雷特的家伙;说这人还有一伙帮凶,也许是些便门贼,其中有个什么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说容德雷特的两个女儿将担任把风;说>99lib.</a>他没有办法通知那被暗算的人,因为他连他的姓名也不知道;最后还说这一切都将在当晚六点动手,地点在医院路上最荒凉的地方,五零—五二号房子里。

    提到这号数时,侦察员抬起头,冷冷地说:

    “那么是在过道底上的那间屋子里吧?”

    “正是,”马吕斯说,他又加问一句,“您知道那所房子吗?”

    侦察员沉默了一阵,接着,他一面在火炉口上烘他的靴子后跟,一面回答:

    “表面的一点。”

    他又咬着牙齿,不全是对着马吕斯,主要是对着他的领带,继续说:

    “这里多少有点猫老板的手脚。”

    这话提醒了马吕斯。

    “猫老板,”他说,“对,我听到他们提到这个名称。”

    于是他把在小银行家街墙背后雪地上一个长头发和一个大胡子的对话告诉了侦察员。

    侦察员嘴里嘟囔着:

    “那长头发一定是普吕戎,大胡子是半文钱,又叫二十亿。”

    他又垂下了眼睑细想。

    “至于那个老什么头,我也猜到了几分。瞧,我的大衣烧着了。这些倒霉的火炉里的火老是太旺。五零—五二号。从前是戈尔博的产业。”

    接着他望着马吕斯说:

    “您只看见那大胡子和那长头发吗?”

    “还看见邦灼。”

    “您没有看见一个香喷喷的小个子妖精吗?”

    “没有。”

    “也没有看见一个又高又壮、长得像植物园的大象那样结结实实一大块的人吗?”

    “没有。”

    “也没有看见一个类似从前红尾那种模样的刁棍?”

    “没有。”

    “至于第四个,谁也没有见过,连他的那些帮手、同伙和喽罗也没见过。您没发现,那并不奇怪。”

    “当然。这是些什么东西,这伙人?”马吕斯问。

    侦察员继续说:

    “并且这也不是他们的时间。”

    他又沉默下来,随后说:

    “五零—五二号。我知道那地方。没办法躲在房子里而不惊动那些艺术家。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表演。他们是那么谦虚的!见了观众便扭扭捏捏。那样不成,那样不成。我要听他们歌唱,让他们舞蹈。”

    这段独白结束以后,他转向马吕斯,定定地望着他说:

    “您害怕吗?”

    “怕什么?”

    “怕这伙人。”

    “不会比看见您更害怕些。”马吕斯粗声大气地回答,他开始注意到这探子还没有对他称过一声先生。

    侦察员这时更加定定地望着马吕斯,堂而皇之地对他说:

    “您说话像个有胆量的人,也像个诚实人。勇气不怕罪恶,诚实不怕官家。”

    马吕斯打断他的话,说道:

    “好吧,但是您打算怎么办?”

    侦察员只是这样回答他:

    “那房子里的住户都有一把路路通钥匙,晚上回家用的。您应当也有一把。”

    “有。”马吕斯说。

    “您带在身上了?”

    “在身上。”

    “给我。”侦察员说。

    马吕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他的钥匙,递了给侦察员,说:

    “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最好多带几个人去。”

    侦察员对马吕斯望了一眼,那神气仿佛是伏尔泰听到一个外省的科学院院士向他提供一个诗韵,他同时把两只粗壮无比的手一齐插进那件加立克大衣的两个宽大无比的口袋里,掏出两管小钢枪,那种叫做“拳头”的手枪,他递给马吕斯,干脆而急促地说:

    “拿好这个。回家去,躲在您的屋子里。让别人认为您不在家。枪是上了子弹的<q></q>。每支里有两粒。您注意看守。那墙上有个洞,您对我说过。那些人来了,让他们多少活动一下。当您认为时机已到,应当及时制止了,便开一枪,不能太早。其余的事,有我。朝空地方开一枪,对天花板,对任何地方,都行。特别留意,不能开得太早。要等到他们已开始行动后,您是律师,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马吕斯接了那两支手枪,塞在他上衣旁边的一个口袋里。

    “这样鼓起一大块,别人能看出来,”侦察员说,“还是放在您背心口袋里好。”

    马吕斯把两支枪分藏在两个背心口袋里。

    “现在,”侦察员接着说,“谁也不能再浪费一分钟。什么时候藏书网了?两点半。他们要到七点才动手吧?”

    “六点。”马吕斯说。

    “我还有时间,”侦察员说,“但只有这一点时间了。您不要忘了我说的话。砰。一枪。”

    “放心。”马吕斯回答。

    马吕斯正伸手要拉门闩出去,侦察员对他喊道:

    “我说,万一您在那以前还需要我,您来或是派人来这里找我就是。您说要找侦察员沙威就行了。”

    十五 容德雷特采购用品

    过了一会儿,将近三点钟,古费拉克在博须埃陪同下,偶然经过穆夫达街。雪下得更大了,充满了空间。博须埃正在向古费拉克说:

    “见了这种成团的雪落下来,就会说天上有成千上万的白蝴蝶。”忽然,博须埃瞧见马吕斯在街心朝着便门向上走去,神气有些古怪。

    “嘿!”博须埃大声说,“马吕斯!”

    “我早看见了,”古费拉克说,“不用招呼他。”

    “为什么?”

    “他正忙着。”

    “忙什么?”

    “你就没看见他那副神气?”

    “什么神气?”

    “看来他是在跟一个什么人。”

    “的确是。”博须埃说。

    “你看他那双眼睛。”古费拉克接着说。

    “可是他在跟什么鬼呢?”

    “一定是个什么美美妹妹花花帽子!他正发情呢。”

    “可是,”博须埃指出,“这街上我没看见有什么美美,也没有妹妹,也没有花花帽子。一个女人也没有。”

    古费拉克仔细望去,喊道:“他跟一个男人!”

    确是一个男人,戴鸭舌帽的,走在马吕斯前面,相隔二十来步,虽然只望见他的背,却能看出他的灰白胡须。

    那人穿一件过于宽大的全新.?大衣和一条破烂不堪、满是黑污泥的长裤。

    博须埃放声大笑。

    “这是个什么人?”

    “这?”古费拉克回答,“是>藏书网</a>个诗人。诗人们常常爱穿收买兔子皮的小贩的裤子和法兰西世卿的骑马服。”

    “我倒要看看马吕斯去什么地方,”博须埃说,“看看那人去什么地方,我们去跟他们,好吗?”

    “博须埃!”古费拉克兴奋地说,“莫城的鹰!您真是个空前的捣蛋鬼。去跟一个跟人的人!”

    他们返回往前走。

    马吕斯确是看见了容德雷特在穆夫达街上走过,便跟在后面侦察他。

    容德雷特在前面走,没想到已有只眼睛盯住他了。

    他离开了穆夫达街,马吕斯看见他走进<q>?99lib?</q>格拉西尔斯街上一栋最破烂的房子里,待了一刻钟左右又回到穆夫达街。他走进当年开设在皮埃尔-伦巴第街转角处的一家铁器店,几分钟过后,马吕斯看见他从那铺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白木柄的钝口凿,往大衣下面藏。到了珀蒂-让蒂伊街口,他向左拐弯,急匆匆走到小银行家街。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停过一会儿的雪又开始下起来。马吕斯隐藏在素来荒凉的小银行家街拐角的地方,没有再跟容德雷特走。他幸亏没有跟,因为容德雷特走近那道矮墙——刚才马吕斯听见长头发和大胡子说话的地方,忽然回转头来,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肯定没有人,他才跨过墙头,不见了。

    墙背后的那片荒地通向一个最初以出租马车为业的人的后院,那人名声素来很坏,已经破产,不过在他那停车棚里还有几辆破车。

    马吕斯想起,趁容德雷特不在家,赶快回去,比较稳妥。况且时间已经不早,每天下午,毕尔贡妈妈照例总在去城里洗碗以前,在将近黄昏时把大门锁上,马吕斯已把他的钥匙给了那侦察员,因此他必须赶快。

    夜幕四合,天色几乎完全黑了,在寥廓的天边,只有一点是被太阳照着的,那便是月亮。

    月亮的红光从妇女救济院的矮圆顶后面升起来。

    马吕斯迈开大步赶回了五零—五二号。他到家时,大门还开着。他踮起脚尖上了楼,再沿着过道的墙溜到自己的房门口。那过道两旁,我们记得,是些破房间,当时全空着待人来租。毕尔贡妈妈经常是让那些房门敞开着的。在走过那些空屋子门口时,马吕斯仿佛看见在其中的一间里有四个人头待着不动,被残余的日光透<s></s>过天窗照着,隐隐约约有点发白。马吕斯怕引起注意,不便细看。他终于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没有让别人看见。这也正是时候,不大一会儿,他便听见毕尔贡妈妈走了,大门也关上了。

    十六 用一首流行于一八三二年的英国曲调改编的歌

    马吕斯坐在自己的床上。当时大致是五点半钟。离动手的时间只有半个钟头了。他听见自己动脉管跳动的声音,正如人在黑暗中听到表响。他想到这时有两种力量正同时在暗中活跃。罪恶正从一方面前进,法律也正从另一方面到来。他不害怕,但想到即将发生的种种,也不能没有战栗之感。就像那些突然遭到一场惊人风险袭击的人们,这一整天的经过,对他也像是一场噩梦,为了向自己证实完全没有受到梦魇的控制,他随时需要伸手到背心口袋里去接受那两支钢手枪给他的冷的感觉。

    雪已经不下了,月亮穿透浓雾,逐渐明朗,它的清光和积雪的白色反光交相辉映,给那屋子一种平明时分的景色。

    容德雷特的穷窟里却有着光。马吕斯望见阵阵红光从墙上的窟窿里像鲜血似的射出来。

    从实际观察,那样的光是不大可能由一支蜡烛发出的。况且,在容德雷特家里,没有一个人活动,没有一个人说话,声息全无,那里的寂静是冰冷和深沉的,要是没有这一点火光,马吕斯会以为他是在坟墓的隔壁。

    他轻轻地脱下靴子,把它们推到床底下。

    几分钟过后,马吕斯听到下面的门砰在斗里转动的声音,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上了楼梯,穿过过道,隔壁门上的铁闩一声响,门就开了,容德雷特回来了。

    立即有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原来全家的人都在那破窝里,不过家长不在时谁也不吭气,正如老狼不在时的小狼群。

    “是我。”他说。

    “你好,好爸爸!”两个姑娘尖声叫起来。

    “怎么说?”那母亲问。

    “一切溜溜顺,”容德雷特回答,“只是我的脚冷得像冻狗肉一样。好。对的,你换了衣服。你得取得人家的信任,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全准备好了,要走就走。”

    “你没有忘记我教你的话吧?你全能做到?”

    “你放心。”

    “可是……”容德雷特说。他没有说完那句话。

    马吕斯听见他把一件重东西放在桌上,也许是他买的那把钝口凿。

    “啊,你们吃了东西没有?”

    “吃了,”那母亲说,“我吃了三个<q>藏书网</q>大土豆,加了点盐。我利用这炉火烘熟的。”

    “好,”容德雷特说。“明天我领你们一道去吃一顿。有全鸭,还有配菜。你们可以吃得像查理十世那样好。一切顺利!”

    继又放低声音加上一句:

    “老鼠笼已经打开了。猫儿也全到了。”

    他把声音压得更低,说道:

    “把这放在火里。”

    马吕斯听到一阵火钳或其他铁器和煤块相撞的声音。容德雷特又说:

    “你在门斗里涂上了油吧?不能让它出声音。”

    “涂过了。”那母亲回答。

    “什么时候了?”

    “快六点了。<q>??</q>圣美达刚敲过半点。”

    “见鬼!”容德雷特说。“小的应当去望风了。来,你们两个,听我说。”

    接着是一阵喁喁私语的声音。

    容德雷特又提高嗓子说:99lib?

    “毕尔贡妈走了吗?”

    “走了。”那母亲说。

    “你担保隔壁屋子里没有人吗?”

    “他一整天没回来,你也知道现在是他吃晚饭的时候。”

    “你拿得稳?”

    “拿得稳。”

    “没关系!”容德雷特又说,“到他屋子里去看看他是不是在家,总没有坏处。大姑娘,带支蜡烛去瞧瞧。”

    马吕斯连忙两手两膝一齐着地,悄悄地爬到床底下去了。

    他在床下还没有蜷伏好,便看见从门缝里射来的光。

    “爸,”一个人的声音喊着说,“他出去了。”

    他听出是那大姑娘的声音。

    “你进去看了没有?”她父亲问。

    “没有,”姑娘回答,“他的钥匙在门上,那他一定是出去了。”

    她父亲喊道:

    “还是要进去看看。”

    房门开了,马吕斯看见容德雷特大姑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她还是早上那模样,不过在烛光中显得更加可怕。

    她直向床边走来,马吕斯一时慌到无可名状,但是在床边墙上,挂了一面镜子,她要去的是这地方。<bdi></bdi>她踮起脚尖,对着镜子顾影自盼。隔壁屋子里传来一阵翻动废铁的声音。

    她用手掌抹平自己的头发,一面对着镜子装笑脸,一面用她那破裂阴惨的嗓子轻轻地哼着:

    <small>我们的恩爱整整延续了八天,</small>

    <small>但是幸福的时刻短得可怜!</small>

    <small>相亲相爱八昼夜,快乐无边!</small>

    <small>爱的时间,应当永远延绵!</small>

    <small>应当永远延绵!应当永远延绵!</small>

    可是马吕斯抖得厉害。他感到她不可能不听到他呼吸的声音藏书网。

    她走到窗口,望着外面,用她所特有的半疯癫的神态大声说话。

    “巴黎是真丑,当它穿上白衬衫的时候!”她说。

    她又走到镜子跟前,再作种种怪脸,时而正面,时而四分之三的侧面,把自己欣赏个不停。

    “怎么了!”她父亲喊,“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在看床底下,看家具底下,”她一面理自己的头发,一面回答,“一个人也没有。”

    “傻丫头!”她父亲吼了起来,“赶快回来!不要白费时间。”

    “我就来!我就来!”她说,“在他们这破窑里,老是急急忙忙,啥也干不成。”

    她又哼着:

    <small>你撇下了我去追求荣誉,</small>

    <small>我这碎了的心,将随时随地与你同行。</small>

    她对着镜子望了最后一眼,才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过一会儿,马吕斯听到两个姑娘赤脚在过道里走路的声音,又听到容德雷特对她们喊:

    “要好好留心!一个在便门这边,一个在小银行家街的角上。眼睛一下也不要离开这房子的大门。要是看见一点点什么,便赶快回来!四步当一步跑!你们带一把进大门的钥匙。”

    大姑娘嘴里嘟囔着:

    “大雪天还得光着脚板去放哨!”

    “明天你们就有闪缎靴子穿!”那父亲说。

    她们下了楼梯,几秒钟过后,下面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这说明她们已到了外面。

    现在,房子里只剩下马吕斯和容德雷特两口子了,也许还有马吕斯在昏暗中隐隐望见过的、待在一间空屋子门背后的那几个神秘人物。

    十七 马吕斯的五个法郎的用途

    马吕斯认为重上他那瞭望台上的岗位的时刻已经到来。凭他那种年龄的轻捷劲儿,一眨眼,他便到了那墙上的小孔旁边。

    他注视着。

    容德雷特住处的内部呈现着一种奇特的景象,马吕斯还看出他刚才发现的那种怪光的来源,在一个起了铜绿的烛台上点了一支蜡烛,但是真正照亮那屋子的并不是蜡烛,而是一个相当大的铁皮炉子里的一满炉煤火,也就是容德雷特大娘在早上准备好的那个炉子,炉子放在壁炉里,煤火的反射光把那屋子照得雪亮,火烧得正旺,炉皮已被烧红,蓝<var></var>色的火焰在炉里跳跃,使人容易看到容德雷特在皮埃尔-伦巴第街买来的那把钝口凿的形状,它正深深地插在烈火中发红。他还看见门旁角落里有两堆东西,一堆仿佛是铁器,一堆仿佛是绳子,都像是事先安排好,放在那里备用的。对一个不明内幕的人,这一切能使他的思想在一种极其凶险的和一种极为简单的想法之间徘徊。这火光熊熊的窟穴与其说像地狱口,不如说像锻冶房,可是那火光中的容德雷特不像是个铁匠,而是个魔鬼。

    炉火的温度是那么高,使桌子上那支蜡烛靠炉子的半边熔了,烛芯在斜面上燃烧。壁炉上放着一个有掩光活门的旧铜灯笼,够得上供给变成卡图什的第欧根尼使用。

    铁皮炉放在壁炉膛里几根即将熄灭的焦柴旁边,把它的煤气送进壁炉的烟囱,没有气味散开来。

    白洁的月光穿过窗子的玻璃,照着那红光闪耀的穷窟,这对在斗争关口仍然诗情萦绕的马吕斯来说,竟好像是上苍的意图来与人间的噩梦相会。

    从那玻璃碎了的窗格里吹进来的阵阵冷气,也有助于驱散煤味并隐蔽那火炉。

    我们从前曾谈到过这所戈尔博老屋,读者如果还能回<cite>99lib?</cite>忆起,便会知道容德雷特这兽穴,选来作行凶谋害的场所、犯罪的地点是最恰当不过的。这是巴黎一条最荒僻大路上的一所最孤单的房屋里的那间最靠后的屋子。在这种地方,即使人间不曾有过绑架的暴行,也会有人创造出来的。

    整所房子的进深和许多间没人住的空屋子把这兽穴从大路隔离开来,它惟一的窗户又正对着一片被围在砖墙和木栅栏里的大荒地。

    容德雷特点燃了他的烟斗,坐在那张捅破了的椅子上吸烟。他的女人在和他低声谈话。

    假使马吕斯是古费拉克,就是说,是个能在生活中随时发现笑料的人,见了容德雷特婆娘的模样就一定会忍俊不禁。她头上戴着一顶插满了羽毛的黑帽子,颇像那些参加查理十世祝圣大典的武士们所戴的帽子。在她那条棉线编结的裙子上面扎了一块花花绿绿的方格花纹的特大围巾,脚上穿的是一双男人鞋,也就是这天早上她女儿抱怨过的那双。正是这身打扮曾获得容德雷特的称赞:“好!你换了衣服!你得取得人家的信任,这是完全必要的!”

    至于容德雷特本人,他一直没有脱掉白先生给他的那件过分宽大的全新外套,他这身衣服继续保持着大衣与长裤<dfn>?99lib.</dfn>间的对比,也就是古费拉克心目中的所谓诗人的理想。

    忽然,容德雷特提高了嗓子:

    “正是!我想起了。像这种天气,他一定会乘马车来。你把这灯笼点起来,带着它下楼去。你去待在下面的门背后。你一听到车子停下来,便立刻打开门,他上来时,你一路替他照着楼梯和过道,等他走进这屋子,你赶快再下楼去,付了车钱,打发马车回去就是。”

    “可是钱呢?”那妇人问。

    容德雷特搜着自己的裤口袋,给了她一枚值五法郎的硬币。

    “这是哪里来的?”她喊道。

    容德雷特神气十足地回答:

    “这是邻居今天早上给的那枚大头。”

    他又接着说:

    “你知道?这儿得有两把椅子才行。”

    “干什么?”

    “坐。”

    马吕斯感到自己腰里.99lib?一阵战栗,当他听到容德雷特大娘轻轻松松地回答:

    “成!我去替你把隔壁人家的那两把找来就是。”

    话没说完,她已开了房门,到了过道里。

    马吕斯说什么也来不及跳下抽斗柜,再去躲在床底下。

    “把蜡烛带去。”容德雷特喊道。

    “不用,”她说,“不方便,我有两把椅子要搬。月亮照着呢。”

    马吕斯听见容德雷特大娘的笨手在黑暗中摸索他的钥匙。门开了。他惊呆了,只好待在原处不动。

    容德雷特大娘进来了。

    从天窗透进一道月光,光的两旁是两大片黑影,马吕斯靠着的那堵墙完全在黑影中,因而隐没了他。

    容德雷特大娘昂着脑袋,没有瞧见马吕斯,拿起马吕斯仅有的两把椅子走了,房门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又关上了。

    她回到了那穷窟:

    “两把椅子在这儿。”

    “灯笼在那儿,”她丈夫说,“赶快下去。”

    她连忙服从。容德雷特独自留下。

    他把椅子放在桌子两旁,又把炉火里的钝口凿翻了个身,放了一道旧屏风在壁炉前面,遮住火炉,继又走到那放着一堆绳子的屋角里,弯下腰去,好像在检查什么。马吕斯这才看出他先头认为不成形的那一堆东西,原来是一条做得很好的软梯,结有一级级的木棍和两个挂钩。

    这条混在废铁堆中堆在房门后面的软梯,和几件真像是大头铁棒的粗笨工具,早上还没有在容德雷特的屋子里,显然是下午马吕斯外出时,搬来放在那里的。

    “这是些铁匠师傅的工具。”马吕斯想。

    假使马吕斯在这方面阅历较多,他便会认出在他所谓的铁匠工具中,有某些撬锁撬门和某些能割能砍的工具,两大类盗贼们称之为“小兄弟”和“一扫光”的凶器。

    壁炉、桌子和那两把椅子都正对着马吕斯。火炉被遮住了,屋子里只有那支蜡烛的光在照着,桌上或壁炉上的一点点小破烂也都投出高大的黑影。一只缺嘴水罐就遮没半边墙。屋子里的平静使人感到说不出的阴森可怕,感到有什么凶险的事即将发生。

    容德雷特已让他的烟斗熄灭掉——思想集中的重要的迹象,并又转回头坐了下来。烛光把他脸上凶横和阴险的曲角突现出来。他时而蹙起眉头,时而急促地张开右手,仿佛是在对自己心中的密谋深算作最后的问答。在一次这样的反复暗自思量<q>?99lib?</q>的过程中,他忽然拉开桌子的抽屉,把藏在里面的一把尖长厨刀取出来,在自己的指甲上试着刀锋。试过以后,又把那刀子放进抽屉,重行推上。

    在马吕斯这方面,他也从背心右边的口袋里取出手枪,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手枪在子弹进膛的时候,发出了一下轻微清脆的声音。

    容德雷特惊了一下,从椅子上欠身起来。

    “谁呀?”他喊道。

    马吕斯屏住呼吸,容德雷特细听了一阵,笑了起来,说道:

    “我真傻!是这板墙发裂。”

    马吕斯仍把手枪捏在手里。

    十八 马吕斯的两张椅子对面摆着

    令人怅惘的钟声忽然从远处传来,震撼着窗上的玻璃。圣美达正敲六点。

    容德雷特<bdo></bdo>用脑袋数着钟声,一响一点头。第六响敲过以后,他用手指掐熄了烛芯。

    接着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细听过道里的动静,听听走走,走走又听听。他嘴里嘟囔着:“只要他真肯来!”随后他又回到椅子边。

    他刚坐下,房门开了。

    容德雷特大娘推开房门,自己留在过道里,掩光灯上的一个窟窿眼儿从下面照着她那副满脸堆笑的丑态。

    “请进吧,先生。”她说。

    “请进,我的恩人。”容德雷特连忙站起来跟着<bdo></bdo>说。

    白先生出现了。

    他神态安详,使他显得异样地庄严可敬。

    他拿四个路易放在桌上。

    “法邦杜先生,”他说,“这是给您付房租和应急的。以后我们再说。”

    “天主保佑您,我的慷慨的恩人!”容德雷特说,随即又连忙走近他女人身边说道:

    “把马车打发掉!”

    她悄悄地退了出去。她丈夫在白先生跟前极尽恭敬殷勤,扶着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过一会儿,她回来了,在他耳边低声说:

    “成了。”

    从早不断落下的雪已积得那么厚,没人听到马车来,也没人听到马车走。

    这时白先生已经坐下。

    容德雷特占了白先生对面的那把椅子。

    现在,为了对以后的情节能有一个概念,希望读者能从自己心中想象出一个严寒的夜晚,妇女救济院那一带荒凉地段全盖满了雪,在月光中,白得像一幅漫无边际的殓尸布,稀疏的路灯把那些阴惨惨的大路和长列的黑榆树映成了红色,在周围四分之一法里以内,也许一个行人也没有,戈尔博老屋寂静、黑暗,可怕到了极点,在这老屋里,在这凄凉昏黑的环<tt></tt>境中,惟有容德雷特的那间空阔屋子里点着一支蜡烛,两个男人在这穷窟里坐在一张桌子的两旁,白先生神色安详,容德雷特笑容可掬而险恶骇人,他的女人,那头母狼,待在一个屋角里。隔墙背后,隐着马吕斯,他立着不动,不动声色,不漏掉一句话,不漏掉一个动作,眼睛窥察,手捏着枪。

    马吕斯只受到鄙视心情的激动,毫不畏怯。他紧捏着枪柄,满怀信心。他心里想道:“这坏蛋,我随时都可以制伏他。”

    他还觉得警察已埋伏在左近,等待着约好的信号,准备一齐动手。

    此外,他还希望从容德雷特和白先生这次凶险的遭遇中透露出一点消息,使他能够知道他所怀念的一切。

    十九 提防暗处

    白先生刚坐下,便转眼去望那两张空着的破床。

    “那可怜的小姑娘,受了伤,现在怎样了?”他问。

    “不好,”容德雷特带着苦恼和感激的笑容回答,“很不好,我的高贵的先生。她姐领她到布尔白包扎去了。您回头就能看见她们,她们马上便要回来的。”

    “法邦杜夫人好像已经好些了?”白先生又问,眼睛望着容德雷特大娘那身奇装异服,这时她正站在他和房门之间,仿佛她已开始在把住出口,摆出一副威胁的、几乎是战斗的架势注视着他。

    “她快咽气了,”容德雷特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先生?这女人,她素来是那么顽强的!这不是个女人,是一头公牛。”

    容德雷特大娘,深受这一赞扬的感动,像一条受到拂弄的怪兽,装腔作势地大声嚷道:

    “你对我老爱过分夸奖,容德雷特先生!”

    “容德雷特,”白先生说,“我还以为您的大名是法邦杜呢。”

    “法邦杜,又叫容德雷特!”她丈夫赶紧声明,“艺术家的艺名!”

    同时,对他女人耸了一下肩头,白先生却没有看见,接着他又改用紧张激动而委婉动听的语调往下说:

    “啊!可不是么,我和我这可怜的好人儿之间是一向处得很欢的!要是连这一点情分也没有,我们还能有什么呢!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了,我的可敬的先生!我有胳膊,却没有工作!我有心,却没有活计!我不知道政府是怎样安排这些事的,但是,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先生,.99lib.我不是雅各宾派,先生,我不是布桑戈派,我不埋怨政府,但是如果我当了大臣,说句最神圣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原想让我的两个女儿去学糊纸盒子的手艺。您也许要对我说:‘怎么!学一种手艺?’是呀!一种手艺!一种简单的手艺!一种吃饭本领!多么丢人,我的恩人!回想起我们从前的情况,这是何等的堕落!唉!我们当年兴盛时期的陈迹一点也没能留下来。只剩下一件东西,一幅油画,是我最舍不得的,却也可以忍痛出让,因为,我们得活下去,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活下去呀!”

    容德雷特显然是在胡诌,虽然语无伦次,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却仍然是心里有底和机灵的,这时,马吕斯抬起眼睛,忽然发现屋子的底里多了一个人,是他先头不曾见过的。这人刚进来不久,他动作那么轻,因而没人听见门枢转动的声音。他穿一件针织的紫色线背心,已经破旧,满是污迹,皱褶处都裂着口,下面是一条宽大的棉绒长裤,脚上套一双垫木鞋用的布衬鞋,没有<u>99lib?</u>衬衫,露着颈脖,光着两条刺了花纹的胳膊,脸上抹了黑。他一声不响地叉着手臂坐在最近的那张床上,由于他坐在容德雷特大娘后面,别人便不大能看见他。

    白先生在那种触动视觉的磁性直觉的影响下,几乎和马吕斯同时转过头去。他不期而然地作了一个惊讶的动作,容德雷特立即看出来了。他以殷勤讨好的姿态扣着身上的衣扣,大声说道:

    “啊!我知道!您在看您这件大衣吧?我穿得很合身!的确,我穿得很合身!”

    “这是个什么人?”白先生说。

    “这?”容德雷特说,“是个邻居。您不用管他。”

    那邻居的模样却有些特殊。当时在圣马尔索郊区有不少化工厂,许多工人的脸确是熏黑了的。白先生对人也处处表现出一种憨直无畏的信心。他接着说:

    “对不起,法邦杜先生,您刚才在和我谈什么呀?”

    “我刚才在和您谈着,先生,亲爱的保护人,”容德雷特说下去,同时把两肘支在桌上,用固定而温柔的眼睛,像一条大蟒似的注视着白先生,“我刚才在和您谈到一幅想出卖的油画。”

    房门轻微响了一下。又进来一个人,走去坐在床上,容德雷特大娘的后面。这第二个人,和第一个一样,也光着胳膊,还戴着一个涂了墨汁或松烟的面具。

    这人尽管是溜进来的,却没办法不让白先生发觉。

    “您不用理会,”容德雷特说,“都是些同屋住的人。我刚才说,我还有一幅油画,一幅珍贵的油画……先生,您来瞧瞧吧。”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把我们先头提到过的那画幅,从墙根前提起翻过来,仍旧把它靠在墙上。那确是一种像油画似的东西,烛光多少也照着它。马吕斯一点也瞧不清楚,因为容德雷特正站在画和他之间,他只隐约望见一种用拙劣手法涂抹出来的东西,上面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形象,色彩生硬刺目,类似那种在市集上叫卖的图片或屏风上的绘画。

    “这是什么东西?”白先生问。

    容德雷特赞不绝口:

    “这是一幅名家的手笔,一幅价值连城的作品,我的恩人!对我来说,它是和我的两个闺女一样宝贵的,它使我回忆起不少往事!但是,我已经向您说过,现在仍这么说,我的境遇太困苦了,因而我想把它卖掉……”

    也许是出于偶然,也>99lib?</a>许是由于开始有了戒心,白先生的眼睛尽管看着那油画,却也在注意那屋子的底里。这时,已经来了四个人,三个坐在床上,一个站在门框边,四个全光着胳膊,呆着不动,脸上抹了黑。在床上的那三个人中,有一个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这是个老人,黑脸白头发,形状骇人。其他两个还年轻,一个有胡须,一个披着长发。没有一个人穿皮鞋,不是穿着布衬鞋,便光着脚底板。

    容德雷特注意到白先生的眼睛老望着这些人。

    “这是些朋友,挨着住的人。”他说,“他们脸上乌黑,是因为他们整天在煤堆里干活。他们是通烟囱的。您不用管他们,我的恩人,还是买我的这张油画吧。您发发慈悲,搭救我这穷汉。我不会向您讨高价的。您看它能值多少呢?”

    “可是,”白先生,像个开始戒备的人那样,瞪着眼,正面望着容德雷特说,“这是一种酒铺子的招牌,值三个法郎。”

    容德雷特和颜悦色地回答:

    “您的钱包带来了吧?我只要一千埃居就够了。”

    白先生直立起来,靠墙站着,眼睛很快地向屋子四面扫了一遍。他有容德雷特在他左边,靠窗的一面,容德雷特大娘和那四个男人在他右边,靠门的一面。那四个男人没有动,甚至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容德雷特又开始带着可怜巴巴的声音唠叨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迷迷瞪瞪,语调是那么凄惨,几乎使白先生认为在他眼前的只不过是一个穷到发疯的人。

    “亲爱的恩人,假使您不买我这幅油画,”容德雷特说,“我没有路走,便只好去跳河了。当我想到我只一心指望我的两个女儿能学会糊那种半精致的纸盒,送新年礼物的那种纸盒。可是!总得先有一张那种靠里有块挡板的桌子,免得玻璃掉到地上,也非得有一个专用的炉子,一个那种隔成三格的钵子,用来盛各种密度不同的浆糊,有的是糊木皮的,有的是糊纸或 7cca.” >糊布料的,也还得有一把切硬纸板的刀,一个校正纸板角度的模子,一个钉铁件的锤子,还有排笔,和其他的鬼玩意儿,我哪能知道那么多呢,我?而这一大摊子只是为了每天挣四个苏!还得工作十四小时!每个盒子在一个工人的手里得经过十三道工序!又得把纸弄潮!又不许弄上迹印!又不能让浆糊冷掉!说不完的鬼名堂,我告诉您!每天四个苏!您要我们怎么活下去?”

    容德雷特只顾往下说,白先生注意地望着他,他却不望白先生。白先生的<u></u>眼睛盯在容德雷特身上,容德雷特的眼睛老瞟着房门。马吕斯心跳气急,来回注视着他俩。白先生似乎在想:这难道是个痴子不成?容德雷特用种种有气无力、哀求诉苦的声调,接二连三地说着:“我只有去跳河,没有其他办法了!前些日子,在奥斯特里茨桥附近的河岸上,我已经朝水里走下去过三步!”

    忽然,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睛一下子突然亮了,冒着凶狠的光焰,这小子竖起来了,气势咄咄逼人,向着白先生走上一步,像炸雷似的对他吼道:

    “这全是废话!你可认得我?”

    二十 陷害

    穷窟的门突然开了,出现三个男子,身上穿着蓝布衫,脸上戴着黑纸面具。第一个是个瘦子,拿着一根裹了铁的粗木棒。第二个是一种彪形大汉,倒提着一把宰牛的板斧,手捏在斧柄的中段。第三个,肩膀宽阔,不像第一个那么瘦,不像第二个那么壮,把一把从监狱门上偷来的奇大的钥匙紧捏在拳头里。

    容德雷特等待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人的到来。他急忙和那拿粗木棒的瘦子问答了几句话。

    “全准备好了?”容德雷特问。

    “全准备好了。”那瘦子回答。

    “巴纳斯山呢?”

    “小伙子在和你的闺女谈话。”

    “哪一个?”

    “老大。”

    “马车在下面了?”

    “在下面了。”

    “那栏杆车也套上了牲口?”

    “套好了。”

    “是两匹好马吧?”

    “最好的两匹。”

    “在我指定的地方等着吗?”

    “是的。”

    “好。”容德雷特说。

    白先生脸色苍白。他好像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切实注意着那屋子里在他四周的一切,他的头在颈子上慢慢转动,以谨慎惊讶的神情,注视着那些围绕他的每一个脑袋,但是绝没有一点畏怯的样子。他把那张桌子当作自己的临时防御工事,这人,刚才还只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头,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赳赳武夫,把两只粗壮的拳头放在他那椅背头上,形态威猛惊人。

    这老者,在这样一种危险关头,还那么坚定,那么勇敢,想必是出于那种因心善而胆益壮,临危坦然无所惧的性格。我们绝不会把衷心爱慕的女子的父亲当作路人。马吕斯觉得自己在为这个相见不相识的人感到骄傲。

    那三个光着胳膊、被容德雷特称为“通烟囱的”的人,从那废铁堆里,一个拣起了一把剪铁皮用的大剪刀,一个拣了一根平头短撬棍,另一个拣了个铁锤,全一声不响地拦在房门口。老的那个仍旧待在床上,只睁了一下眼睛。容德雷特大娘坐在他旁边。

    马吕斯认为只差几秒钟便是应当行动的时候了,他举起右手,朝过道的一面,斜指着天花板,准备随时开枪。

    容德雷特和拿粗木棒的人密谈过后,又转向白先生,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低沉、含蓄、可怕的笑声,再次提出他的问题:

    “难道你不认得我吗?”

    白先生直对着他的脸回答:

    “不认得。”

    于是容德雷特一步跨到桌子边,身躯向前凑到蜡烛的上面,叉着手臂,把他那骨角外凸、凶形恶状的下巴伸向白先生的脸,尽量逼近,正像一头张牙待咬的猛兽,白先生却泰然自若,纹丝不退。他在这种姿势中大声吼道:

    “我并不叫法邦杜,也不叫容德雷特,我叫德纳第!我就是孟费郿的那个客店老板!你听清楚了吧?德纳第!你现在认得我了吧?”

    白先生的额上起了一阵不显著的红潮,他以一贯的镇静态度,声音既不高,也不抖,回答说:

    “我还是不认得。”

    马吕斯没有听到这回答。谁要是在这时在黑影中看见了他,就能见到他是多么惶惑、呆傻、惊慌。当容德雷特说着“我叫德纳第”时,马吕斯的四肢一下全抖了起来,他连忙靠在墙上,仿佛感到有一把利剑冷冰冰地刺穿了他的心。接着,他的右臂,原要开枪告警的,也慢慢垂了下来,当容德雷特重复着说“你听清楚了吧?德纳第!”时,他那五个瘫软了的手指几乎让手枪落了下来。容德雷特在揭露自己时,没有惊扰白先生,却把马吕斯搞得六神无主。德纳第这名字,白先生似乎不知道,马吕斯却知道。让我们回忆一下,这名字对他意味着什么!这名字,是他铭篆在心的,是写在了他父亲的遗嘱上的!这名字,是印在他思想的深处,记忆的深处,载在那神圣的遗训中的:“一个叫德纳第的人救了我的命。我儿遇见他,望尽力报答他。”这名字,我们记得,是他灵魂所倾倒的对象之一,是和他父亲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来崇拜的。怎么!在眼前的便是德纳第,在眼前的便是他这么多年来寻求不着的那位孟费郿的客店老板!他到底遇见他了,可真是无奇不有!他父亲的救命恩人竟会是一个匪徒!他,马吕斯,一心希望舍命报答的这个人竟会是一个魔怪!搭救彭眉胥上校的那位义士竟在干着犯罪的勾当,马吕斯虽然还闹不清楚他打算干的究竟是什么,但却已具有谋财害命的迹象了!况且是谁的命呵,伟大的上帝!这遭遇太险恶了!命运也未免太捉弄人了!他父亲从棺材中命令他尽力报答德纳第,四年来,马吕斯惟一的思想便是要为他父亲了清这笔债,可是,正当他要用法律的力量逮捕一个行凶匪徒的时候,命运却向他吼道:“这是德纳第!”在壮烈的滑铁卢战场上他父亲的生命,被人从弹雨中救出来,他正可以对这人偿愿报恩了,却又报以断头台!他私自许下的心愿是,一旦找到了这位德纳第,他一定要在相见时拜倒在他的膝前,现在他果然找到了,但又把他交给刽子手!他父亲对他说:“救德纳第!”而他以消灭德纳第的行动来回答自己所爱慕的这一神圣的声音!他父亲把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这个人托付给他马吕斯,现在却要他父亲从坟墓中望着这人在他儿子的告发下被押藏书网到圣雅克广场上去受极刑!多少年来,他一直把他父亲亲笔写下的最后愿望牢记在心,却又背弃遗训,反其道而行之,这将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在另一方面,眼见这场谋害而不加以制止!怎么!坐视受害人受害并听凭杀人犯杀人!对这样一个恶棍,难道能因私恩而缩手?马吕斯四年来所有的种种思想全被这一意外搅乱了。他浑身战栗。一切都取决于他。他一手掌握着这些在他眼下纷纷扰扰的人,虽然他们全不知道。假使他开枪,白先生能得救,德纳第却完了;假使他不开枪,白先生便遭殃,并且,谁知道?德纳第逃了。镇压这一个,或是让那一个去牺牲!他都问心有愧。怎么办?怎么选择?背弃自己素来引以自豪的种种回忆,背弃自己在心灵深处私自许下的种种诺言,背弃最神圣的天职,最庄严的遗言!背弃他父亲的遗嘱,要不就纵容罪行,让它成功!他仿佛一方面听见“他的玉秀儿”在为她的父亲向他央求,一方面又听见那上校在叫他照顾德纳第。他觉得自己疯了。他的两个膝头只往下沉。他甚至没有充分时间来仔细思考,因为他眼前的事态正在疯狂地向前演变。那好像是一阵狂澜,他自以为居于操纵着它的地位,其实已处于被动。他几乎昏了过去。

    德纳第——我们以后不再用旁的名字称呼他了——这时却在桌子前面踱来踱去,既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又得意到发狂。

    他一把抓起烛台,砰的一下把它放在壁炉上,他用力是那么猛,使烛芯几乎熄灭,烛油也飞溅到了墙上。

    接着,他转向白先生,龇牙咧嘴地狂叫着:

    “火烧的!烟熏的!千刀万剐的!抽筋去骨的!”

    跟着他又来回走动起来,暴跳如雷地吼道:

    “啊!我到底找着你了,慈善家先生,穿破烂的百万富翁!送泥娃娃的大好佬!装蒜的傻老头!啊!你不认得我!当然不会认得我!八年前,一八二三年的圣诞前夕来到孟费郿,到我那客店里来的不是你!从我家里把芳汀的孩子百灵鸟拐走的不是你!穿一件黄大氅的不是你!不是!手里还提一大包破衣烂衫,就和今早来到我这里一样!喂,我的妻!这个老施主,他走人家,手里不拿几包毛线袜,好像就不过意似的!百万富翁先生,敢情你是衣帽店老板!你专爱把你店里的底货拿来送给穷人,你这圣人!你的把戏算耍得好!啊!你不认得我?可我,我认得你!你这牛头一钻进这地方,我便立刻把你认出来了。啊!你现在总学到了乖了吧,像那样随随便便跑到别人家里去,借口是住客店,穿上旧衣服,装穷酸相,一个苏也肯要的样子,欺瞒人家,摆阔气,骗取人家的摇钱树,还要在树林里进行威吓,不许人家带回去,等到人家穷下来了,便送上一件大得不成样子的外套和两条医院用的蹩脚毯子,老光棍,拐带孩子的老贼,你现在总学到乖了吧,你的这一套不一定耍得成!”

    他停下了,好像是在对自己说着什么。他的那股厉气平息下去了,有如大河的巨浪泻进了落水洞,随后,好像是要大声结束他刚才低声开始的那段对自己说的话,他一拳捶在桌上吼道:

    “还带着他那种老好人的样子!”

    他又指着白先生说:

    “说正经的!你当初开过我的玩笑。你是我的一切苦难的根子!你花一千五百法郎把我的一个姑娘带走了,这姑娘肯定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她已替我赚过许多钱,我本应好好靠她过一辈子的!在我那倒霉的客马店里,别人吃喝玩乐,可我,像个傻子,把我的一切家当全赔进去了,我原要从那姑娘身上全部捞回来的!呵!我恨不得那些人在我店里喝下去的酒全都是毒药!这些都不用提了!你说说!你把那百灵鸟带走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我是个傻瓜蛋吧!在那树林里,你捏着一根哭丧棍!你比我狠。一报还一报。今日却是我捏着王牌了!你玩完了,我的好老头!啊呀,我要笑个痛快。说真话,我要笑个痛快!这下子他可落在圈套里了!我对他说,我当过戏剧演员,我叫法邦杜,我和马尔斯小姐、缪什小姐演过喜剧,明天,二月四号,我的房东要收房租,可他一点也没看出来,限期是二月八号,并不是二月四号!傻透了的蠢材!他还带来这四个可怜巴巴的菲力浦<span class=”” data-note=”菲力浦,就是值二十法郎的路易。”></span>!坏种!他连一百法郎也舍不得凑足!再说,我的那些恭维话说得他心里好舒服哟!真有意思。我心里在想:‘冤桶!这下子,我逮住你了!今天早晨我舔了你的爪子,今天晚上,我可要啃你的心了!’”<var>?99lib.</var>

    德纳第停了下来。他的气喘不过来了。他那狭窄的胸膛,像个熔炉上的风箱,不断起伏。他的眼睛充满了那种下贱的喜色,也就是一个无能、不义、凶残成性的人在有机会践踏和侮辱他所畏惧过、谄媚过的对象时具有的那种喜色,一个能把脚跟踩在巨人头上的侏儒的欢乐,一只豺狗在开始撕裂一头病到已不能自卫、却还有知觉感受痛苦的雄牛时的欢乐。

    白先生不曾打断过他的话,只是在他住嘴时,才向他说:

    “我不知道您要说的是什么。您弄错了。我是一个很穷的人,远不是个百万富翁。我不认得您。您把我当作另一个人了。”

    “啊!”德纳第语不成声,“你真会胡扯!你坚决要开玩笑!你是在自欺欺人,我的老朋友!啊!你想不起来吗?你看不出我是谁吗?”

    “对不起,先生,”白先生以一种在这种时刻难免显得很奇特有力的斯文口吻回答,“我看得出您是个匪徒。”

    谁也了解,卑鄙的人同样也有自尊心,妖魔鬼怪也爱听恭维话。提到匪徒这两个字,那德纳第的女人从床上跳下来了,德纳第抓住了他的椅子,好像要把它捏碎。“不许动,你!”他对他的女人吼道,继又转向白先生:

    “匪徒!对,我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可不是!确是这样,我破了产,我躲了起来,我没有面包,我连个苏都没有,我是个匪徒!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我是个匪徒!啊!至于你们,你们烘脚,你们穿沙可斯基式的轻便鞋,你们穿那种舒适的大衣,同有些大主教一样,你们住在有门房的房子的二层楼上,你们吃蘑菇,你们吃那种在正月里要卖四十法郎一扎的龙须菜,你们用青豌豆来填脖子,当你们要知道天气冷不冷,你们只消到报纸上去找舍华列工程师的寒暑表的记录。我们呢!我们自己便是寒暑表!我们用不着跑到河沿钟楼角上去看冷到多少度,我们自己知道血管里的血在冻结,冰已进入心脏,我们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你现在却来到我们的洞里,是呀,我们的洞里,来叫我们匪徒!但是我们会把你吃掉!我们这些穷小子,会把你吞下去!百万富翁先生!你应当懂得这一点:我是个经营过事业的人,我领到过执照,我当过选民,我是个绅士,我!而你,你却不一定是!”

    说到这里,德纳第朝那几个守在房门口的人跨上一步,浑身发抖地说道:

    “当我想到他竟敢跑来把我当做一个补破鞋的看待!”

    随后又以更加狂暴的气势对着白先生说:

    “慈善家先生!你也还应该懂得这一点:我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我不是一个那种没名没姓跑到人家家里去拐带孩子的人!我是一个法兰西的退伍军人,我本应得到一个勋章!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我!我在那次战斗中救出过一个叫做什么伯爵的将军!他曾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但是他那狗声音是那么小,因而我没有听清楚。我只听到什么‘眉胥’<span class=”” data-note=”“眉胥”,原文是“merci”(谢谢),和“Pontmercy”(彭眉胥)的后面两个音节发音相同。”></span>。我宁愿知道他的名字,不在乎他谢不谢。知道了名字,我便有办法找到他。你看见的这张油画是大卫在布鲁克塞尔<span class=”” data-note=”布鲁克塞尔,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误读。”></span>画的,你知道他画的是谁吗?他画的是我。大卫要让这一英勇事迹永垂不朽。我背上背着那位将军,把他从炮火中救出来。经过就是这样。那位将军,他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点什么事,他并没有什么地方比其他的人好些!我却没有因此就不冒生命的危险去救他的命,我的口袋里装满证件。我是滑铁卢的一名战士,他妈的上帝!现在,我没有嫌麻烦,已把这一切告诉了你,言归正传,我要钱,我要许多钱,我要大量的钱,要不,我就要你的命,慈悲上帝的雷火!”

    马吕斯已能稍稍控制他的焦虑心情,他在静听着。最后的一点疑云已经消散,这人确是遗嘱里所指的那个德纳第了。马吕斯听到他责备他父亲有恩不报,不禁浑身战栗,内心万分痛苦,几乎要承认那种责备是对的。因此他更感到左右为难,不<s></s>知所措了。并且,在德纳第所说的那一切话里,在那种语调、那种姿势、那种使每一个字都发出火焰的眼神里,在一个性情恶劣的人的这种和盘托出的爆发里,在这种夸耀和猥琐、傲慢和卑贱、狂怒和傻乐的混合表现里,在这种真悲愤和假感情的搀杂现象里,在一个陶醉于逞凶泄愤的欢畅滋味中的这种狂妄行为里,在一个丑恶心灵的这种无耻的暴露里,在一切痛苦和一切仇恨的这种汇合里,也确有一种像罪恶一样不堪注目,像真情一样令人心酸的东西。

    他要求白先生收买的那幅所谓名家手笔,大卫的油画,读者已经猜到,只不过是他从前那客马店的招牌,我们记得,是他自己画的,是他在孟费郿破产时留下来的惟一的破烂。

    由于他这时没有挡住马吕斯的视线,马吕斯能细看那货色了,他果真看出涂抹在那上面的是一个战场,远处是烟,近处是一个背上背着一个人的人。那两个人便是德纳第和彭眉胥,救人的中士和被救的上校。马吕斯好像醉了似的,他仿佛看见他的父亲在画上活了起来,那已不是孟费郿酒店的招牌,而是死者的复活,墓石半开,亡魂起立了。马吕斯听见自己的心在太阳穴里卜卜地响,他耳朵里有滑铁卢的炮声,他父亲隐隐约约出现在那丑恶的画面上,流着血,神色仓皇,他仿佛看见那个不三不四的形象在定定地望着他。

    德纳第,当他气息平复以后,把他一双血红的眼睛盯着白先生,轻声干脆地对他说: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在我们请您干几杯以前?”

    白先生没有作声。在这沉寂当中,有一个破嗓子从过道里发出了这么一句阴森的玩笑话:

    “假使要砍木头,有我在!”

    是那个拿板斧的人在寻开心。

    同时,一张毛茸茸、黑不溜秋的大宽脸咧着嘴从门口笑着进来,形状骇人,露着满嘴的獠牙。

    这便是那个拿板斧的人的脸。

    “你为什么把脸罩取掉?”德纳第对他暴跳如雷大吼起来。

    “笑起来方便。”那人回答。

    已经好一会儿了,白先生似乎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德纳第的每一个动作,而德纳第却已被他自己的冲天怒气搞得头晕眼花,老在那穷窟里来回走动,满以为可以万无一失,房门有人把守住了,他们人人有武器,被逮的人却手无寸铁,并且是以九个人对付一个人,假定德纳第大娘只算是一个人的话。当他斥责那个拿板斧的人时,他的背是对着白先生的。

    白先生趁这机会,一脚踢开椅子,一拳推开桌子,一个纵步,轻捷得出奇,德纳第还没有来得及转身,他已到了窗口。开窗,跳上窗台,跨出窗外,那只是一秒钟的事。他已经半截身子到了外面,六只强壮的手一齐抓住了他,又使劲把他拖回那穷窟里。跳上去抓他的人是那三个“通烟囱的”。德纳第大娘也同时揪住了他的头发。

    其他的匪徒,听到众人蹿动的声音,全从过道里跑来了。那个躺在床上、仿佛喝醉了酒的老头从床上跳下来,手里捏一个修路工人用的铁锤,和大家站在一道。

    蜡烛正照着那几个“通烟囱的”中的一个,尽管他脸上抹了黑,马吕斯仍认出那人就是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这人把一根那种在铁杆两端装了两个铅球的闷棍举在白先生的头顶上。

    马吕斯见到这情况,实在忍不住了。他私自说道:“我的父亲,请原谅我!”同时他的手指也在找手枪的扳机。正要开枪时,他又听见德纳第喊道:

    “不要伤害他!”

    受害人这次所作的挣扎,不但没有激怒德纳第,反而使他镇静下来了。他原是由两个人构成的,一个凶横的人和一个精明的人。直到这时,在他踌躇满志的情况下,在受害人束手无策、不动弹的时候,支配着他的是那个凶横的人;现在受害人挣扎起来了,并且似乎要斗争,那精明的人便又出现并占了上风。

    “不要伤害他!”他又说了一次。他这话的最直接的效果,这是他不知道的,是把那待发的枪声止住了,并软化了马吕斯,在马吕斯看来,紧急关头已过,在新形势面前再观望一下,丝毫没藏书网有不妥的地方。谁知道不会出现什么机会能把他从无法使玉秀儿的父亲和上校的救命恩人两全的难题中拯救出来呢?

    一场恶斗开始了。当胸一拳,白先生把那老头送到了屋子中间去乱滚,接着就是两个反巴掌把两个对手打倒在地上,两个膝头各压住了一个;那两个无赖,处在这种压力下,好像被石磨压住了似的,只有呻吟的份儿;但是其余那四个抓住了这勇猛非凡的老人的臂膀和后颈,把他压伏在那两个被压的“通烟囱的”身上。这样,既制人,又为人所制,既压着在他下面的人,又被在他上面的人所扼住,尽力挣扎而无法摆脱堆在他身上的力量,白先生消失在那一群横蛮的匪徒下面了,正如一头野猪消失在一堆怪叫的猎狗下面。

    他们终于把他掀翻在最近窗口的那张床上,使他动弹不得。德纳第大娘一直没有放松他的头发。

    “你,”德纳第说,“不用你管。小心撕破你的围巾。”

    德纳第大娘放了手,好像母狼服从公狼,咬着牙低声咆哮了一阵。

    “你们,”德纳第又说,“搜他身上。”

    白先生仿佛已放弃了抵抗的念头。大家上去搜他身上。他身上只有一个皮荷包和一条手绢,荷包里盛着六个法郎,再没有旁的东西。

    德纳第把手绢揣在自己的衣袋里。

    “怎么!没有票夹子?”他问。

    “也没有表。”一个“通烟囱的”回答。

    “没有关系,”那个脸上戴了面具、手里捏着一把大钥匙的人用肚子里的声音阴阴地说,“这是个老滑串子!”

    德纳第走到门角落里,拿起一把绳子,丢向他们。

    “把他捆在床脚上,”他说。继又望着那个被白先生一拳打倒、直挺挺躺在屋子中间不动的老头:

    “蒲辣秃柳儿是不是死了?”他问。

    “没有死,”比格纳耶回答,“他喝醉了。”

    “把他扫到屋角里去。”德纳第说。

    两个“通烟囱的”用脚把那醉汉推到了那堆废铁旁边。

    “巴伯,你为什么带来了这么多的人?”德纳第低声问那拿粗木棒的人,“用不着这样。”

    “我不好办,”拿粗木棒的人回答,“他们全要插一手。这季度清淡,找不着买卖。”

    白先生躺着的那张床是医院里用的那种粗木床,四只床脚都几乎没有好好加工过。白先生任他们摆布。匪徒们要他立在地上,牢牢地把他绑在离窗口最远、离壁炉最近的床脚上。

    最后一个结打好了,德纳第拿了一把椅子,走来坐在白先生的斜对面。德纳第已不像他原来的样子,他的面容已从凶横放肆慢慢转为温和安静而狡猾。马吕斯很不容易从这斯文人的笑容里认出那张近似猛兽、刚才还唾沫横飞的嘴。他望着这一奇怪、令人不安的转变,为之骇然,他的感受正如一个人看到一只老虎变成了律师。

    “先生……”德纳第说。

    同时他做个手势叫那些还抓住白先生的强盗走开:

    “你们站远一点,让我和这位先生谈谈。”

    大家一齐退向门口。他接着说:

    “先生,您打错主意了,您不该想到要跳窗子。万一折断一条腿呢?现在,假使您允许,我们来心平气和地谈谈。首先,我应当把我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告诉您,那就是您直到现在还没有喊过一声。”

    德纳第说得对,这一细节是实在的,尽管马吕斯在慌乱中没能察觉出来。白先生只稍稍说过几句话,并且没有提高过嗓子,更怪的是,即使是在窗口旁和那六个匪徒搏斗时,他也紧闭着口,一声不吭。德纳第继续说:

    “我的天主!您原可以喊上一两声‘抢人啊’,我决不会感到那有什么不妥当。救命啊!在这种情况下是谁也要喊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不会说这不应该。当我们看见自己遇到了一些不能使我们十分相信的人时,我们哇哩哇啦一阵子,那原是非常简单的。要是您那么做了,我们也不会打扰您的。连一个塞子我们也不会塞到您的嘴里。让我来告诉您这是为什么。因为这屋子是间哑屋子。它只有这么一个优点,但是它有这个优点。这是间地窨子。您就在这里丢一个炸弹吧,最近的警察哨所听了,也只当是个酒鬼的鼾声。在这里,大炮也只‘砰’那么一下,雷也只‘噗’那么一下。这是个舒服的住处。但是,总而言之,您没有喊一声,这样最好,我佩服您的高明,我并且要把我从这里得出的结论说给您听:我的亲爱的先生,要是您喊,谁会来呢?警察。警察来过以后呢?法律制裁。因而您没有喊,足见您并不比我们更乐于看见警察和法律制裁来到我们身上。也可以看出——我早已怀疑到这一点——由于某种利害关系,您就有某种东西需要加以隐藏。在我们这方面,我们也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是可以谈得拢的。”

    德纳第一面这样谈着,他那双盯着白先生的眼睛,仿佛也在着意要把从它瞳孔里冒出的尖针一一刺到他俘虏的心里去。此外,他所用的语言,虽然带着一种温和而隐蔽的侮辱意味,却是含蓄的,几乎是经过一番斟酌的。这人,刚才还只是个盗匪,现在在我们的印象中却是个“受过传教士教育的人”了。

    那俘虏所保持的沉默,他的那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坚持的戒备,对叫喊这一极自然的动作的抗拒,这一切,我们应当指出,对马吕斯都是不愉快的,并且使他惊讶到了痛苦的程度。

    这个被古费拉克栽上“白先生”绰号的人,在马吕斯的心目中,原是一个隐现在神秘氛围中的严肃奇特的形象,现在经过德纳第的这一切合实情的观察,马吕斯感到更加看不清楚了。但是,不管他是什么人,他虽已受到绳索<tt></tt>的捆绑,刽子手的层层包围,半陷在,不妨这样说,一个随时往下沉的土坑里,无论是在德纳第的狂怒或软磨面前,这人始终岿然不动,马吕斯此时也不能不对这沉郁庄严的容貌肃然起敬。

    这显然是个恐惧不能侵袭,也不知什么叫惊慌失措的心灵。这是一个那种能在绝望的环境中抑制慌乱情绪的人。尽管情况是那么极端凶险,尽管灾难是那么无可避免,这里却一点也没有像惨遭灭顶的人在水底下睁着一双惊骇万状的眼睛的那种悲痛神情。

    德纳第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走向壁炉,挪动屏风,把它靠在炉旁的破床边上,让烧着一炉旺火的铁皮炉子露出来,被绑的人完全可以看见躺在炉子里的那把已经烧到发白、密密麻麻散布着许多小红点的钝口凿。

    接着,德纳第又过来坐在白先生旁边。

    “我继续谈,”他说。“我们是可以谈得拢的。让我们对这问题来一个友好的解决。刚才我发了火,不应该,我不知道我的聪明刚才到哪里去了,我确是做得太过分了,我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比方说,因为您是百万富翁,我便向您要钱,要许多钱,大量的钱。那样做是不近情理的。我的天主,您有钱也不一定就宽舒,您有您的种种负担,谁又没有负担呢?我并不想要您倾家荡产,我究竟还不是一个泼皮。我也不是一个那种因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便利用形势来变得庸俗可笑的人。听我说,我可以让一步,牺牲一点我这方面的利益。我只要求二十万法郎。”

    白先生一个字也没有说。德纳第跟着又说:

    “您瞧我在我的酒里已搀了不少的水了。我不知道您的经济情况,但是我知道您花钱是不大在乎的,并且像您这样一位慈善家很可以赠送二十万法郎给一个境遇不好的家长。同时您也是个明理的人,您决不至于认为:像我今天这样劳民伤财,像我今晚这样布置——在场的诸位先生们都一致同意,认为这一工作是安排得很好的——只是为了向您弄几文到德努瓦耶店里去喝喝十五法郎一瓶的红葡萄酒和吃吃小牛肉而已。二十万法郎,值得呢。只要您把这一点点鸡毛蒜皮从您的袋子里掏出来了,我担保,决不改口,您尽可以放心,谁也不会再动您一根毛。您一定会对我说:‘可是我身上没有带二十万法郎。’呵!我是不喜欢小题大做的。我现在并不要您付钱。我只要求您一件事。劳您驾把我要念的写下来。”

    德纳第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随即又以着重的语气,朝小火炉那面丢了一个笑脸,说道:

    “我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说您不会写字,我是不能同意的。”

    高明的检察官见了他那笑脸也要自愧不如。

    德纳第把桌子推向白先生,紧紧地靠着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墨水瓶、一杆笔和一张纸,让那抽屉半开着,露出一把雪亮的长尖刀。

    他把纸放在白先生面前。

    “写。”他说。

    那被绑的人终于说话了。

    “您要我怎么写?我是绑着的。”

    “这是真话,请原谅!”德纳第说,“您说得很对。”

    他转向比格纳耶说:

    “放开先生的右边胳膊。”

    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执行了德纳第的命令。当被绑人的右手松了绑以后,德纳第拿着笔,蘸上墨水,递给他,说:

    “请您好好注意,先生,您是在我们的管制中,在我们的掌握中,绝对在我们的掌握中,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把您从这里救出去,要是我们被迫而不得不干出一些不愉快的极端行为,那我们真会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您的姓名,也不知道您的住址,但是我要预先告诉您,您马上要写一封信,我会派一个人去送信,在送信的人回来以前,我不会松您的绑。现在请您好好地写。”

    “写什么?”被绑人问。

    “我念,你写。”

    白先生拿起了笔。

    德纳第开始念:

    “我的女儿……”

    被绑人吃了一惊,抬起眼睛望着德纳第。

    “写‘我亲爱的女儿’。”德纳第说。

    白先生照写了。德纳第再念:

    “你立即到这里来……”

    他停住不念了,说道:

    “您平时对她说话是说‘你’的,对吗?”

    “谁?”白先生问。

    “还待问!”德纳第说,“当然是说那小姑娘,百灵鸟。”

    白先生面色不改,回答说:

    “我不懂您的话。”

    “您照写就是。”德纳第说,接着他又开始念:

    “你立即到这里来。我绝对需要你。送这封信的人是我派来接你的。我等你。放心来。”

    白先生全照写了。德纳第又说:

    “啊!不要‘放心来’,这句话可能引起猜疑,使人认为事情不那么简单,不敢放心来。”

    白先生涂掉了那三个字。

    “现在,”德纳第跟着又说,“请签名。您叫什么名字?”

    被绑人把笔放下,问道:

    “这信是给谁的?”

    “您又不是不知道,”德纳第回答,“是给那小姑娘的。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

    德纳第显然不愿意把那姑娘的名字说出来。他只说“百灵鸟”,他只说“小姑娘”,可是他不提名字。这是精明人在他的爪牙面前保密的戒备手段。说出名字,便会把“整个买卖”揭露出来,把不需要他们知道的东西也告诉了他们。

    他又说:

    “请签名。您叫什么名字?”

    “玉尔邦·法白尔。”被绑人说。

    德纳第,像只老猫似的,连忙伸手到他的衣袋里,把那条从白先生身上搜到的手绢掏出来。他找那上面的记号,凑近蜡烛去看。

    “‘U.F.’,对。玉尔邦·法白尔。好吧,您就签上‘U.F.’。”

    被绑人签了。

    “您折信得有两只手,给我,我来折。”

    折好信,德纳第又说:

    “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法白尔小姐’,还有您的住址。我知道您住的地方离此地不会很远,在圣雅克·德·奥·巴附近,您每天都去那儿望弥撒,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街。在名字上,您既没有撒谎,在住址上,想必您也不会撒谎吧。您自己把住址写上。”

    被绑人若有所思地呆了一会,继又拿起笔来写:

    “圣多米尼克·唐斐街十七号,玉尔邦·法白尔先生寓内,法白尔小姐收。”

    德纳第以痉挛性的急促动作抓着那封信。

    “我的妻!”他喊。

    德纳第大娘跑上前去。

    “信在这儿了。你知道你应当怎么办。下面有辆马车。快去快来。”

    又转向那拿板斧的人说:

    “你,既然已经取掉脸罩,你就陪着老板娘去走一趟。你坐在马车后面。你知道栏杆车停的地方吗?”

    “知道。”那人说。

    他把板斧放在屋角,便跟着德纳第大娘往外走。

    他们出去后,德纳第把脑袋从半开着的门缝中伸到过道里,喊道:

    “小心不要把信弄丢了!好好想想你身上带着二十万法郎呢。”

    德纳第大娘的哑嗓子回答说:

    “放心。我已把它放在肚子里了。”

    不到一分钟,便听见马鞭挥动的劈啪声,声音越来越弱,很快便听不到了。

    “好!”德纳第嘟囔着。“他们走得很快。像这样一路大跑,只要三刻钟,老板娘便回来了。”

    他把一张椅子移向壁炉,坐下,交叉着胳膊,朝铁皮炉伸出两只靴子。

    “我脚冷。”他说。

    在那穷窟里,同德纳第和那被绑人一道留下来的只有那五个匪徒了。这伙人,为了制造恐怖,脸上都戴着脸罩或抹了黑脂胶,装成煤炭工人、黑种人、鬼怪的样子,在这副外貌下面,却露着呆傻郁闷的神情,使人感到他们是抱着干活计的态度在执行一项罪恶勾当,安安静静,无精打采,没有愤恨,也不怜悯。他们好像是一群白痴,一句话也不说,挤在一个角落里。德纳第在烘他的脚。那被绑的人又回复到沉默状态。刚才还充满这屋子的凶暴的喧嚷已被一种阴沉沉的寂静所代替。

    烛芯上结了个大烛花,把那空阔的破烂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煤火也暗下去了,所有那些鬼怪似的脑袋把一些不成形的影子映在墙壁和天花板上。

    除了那老醉汉从熟睡中发出的匀静的鼻息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这一切使马吕斯的心情变得更加焦灼万分,他等待着。这哑谜越来越猜不透了。被德纳第称为“百灵鸟”的那个“小姑娘”究竟是什么人?是指他的“玉秀儿”吗?被绑的老人听到“百灵鸟”这称呼似乎全无反应,只毫无所谓地淡淡回答了一句:“我不懂您的话。”在另一方面,“U.F.”这两个字母有了解释,是玉尔邦·法白尔的首字。玉秀儿已不再叫玉秀儿了。这是马吕斯看得最清楚的一点。一种丧魂失魄似的苦恼心情把他钉了在那俯瞰全盘经过的位置上。他立在那里,好像已被眼前的种种穷凶极恶的事物搞得精疲力竭,几乎失去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他呆等着,盼望能发生某种意外,任何意外;他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也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管怎样,”他暗暗想道,“如果百灵鸟就是她,我一定能看见她,因为德纳第大娘将会把她带来。到那时候,毫无问题,必要时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和血,把她救出来!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我。”

    这样过了将近半点钟。德纳第仿佛沉浸在阴暗的思索中。被绑人没有动。可是,有好一阵子,马吕斯似乎听到一种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若断若续地从被绑人那方面传出来。

    忽然,德纳第粗声大气地对被绑人说:

    “法白尔先生,听我说,我现在把这话告诉您也一样。”

    这句话仿佛要引出一段解释。马吕斯侧耳细听。德纳第继续说:

    “我的老伴快回来了,您不用急。我想百灵鸟确实是您的女儿,您把她留在身边,我也认为那是极自然的。不过,您听我说。我的女人带着您的信,一定会找到她。我曾嘱咐我的女人换上衣服,像您刚才看见的样子,为的是好让您那位小姐能跟着她走,不至于感到为难。她们俩会坐在马车里,我那伙计坐在车子后头。在门外的某个地方,有一辆栏杆车,套上了两匹极好的马。他们会把您的小姐带到那地方。她将走下马车。我那伙计领她坐上栏杆车,我的女人回到此地对我们说:‘办妥了。’至于您那小姐,不会有人虐待她的,那辆栏杆车会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她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等到您把区区二十万法郎交了给我,我们立即把她送还给您。要是您叫人逮捕我,我那伙计便会给百灵鸟一脚尖。就这样。”

    那被绑人一个字也不答。停了一会,德纳第又说:

    “事情很简单,您也懂得。不会有什么为难的事,如果您不想为难的话。我把这话说给您听。我事先告诉您,让您知道知道。”

    他煞住了。被绑人仍不做声,德纳第接着又说:

    “等到我的老伴回来了,并告诉我说‘百灵鸟已在路上了’,我们便放您走,您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家去睡觉。您瞧,我们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在马吕斯的脑子里,却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景象。怎么!他们要绑走那姑娘,他们不把她带来此地?这一伙妖魔鬼怪中的一个要把她带去隐藏起来?那是什么地方?……并且万一就是她呢!并且显然就是她了!马吕斯感到他的心停止跳动了。怎么办?开枪吗?把这些恶棍全交到法律的手中吗?可是那个拿板斧的凶贼会仍然扣着那姑娘,逍遥法外,马吕斯想到德纳第的这句话,隐隐感到话里的血腥味:“要是您叫人逮捕我,我那伙计便会给百灵鸟一脚尖。”

    现在不仅是上校的遗嘱,也还有他的恋情,他意中人的危险,都在使他进退两难。

    这种已经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的险恶遭遇仍在随时改变形势。马吕斯已有勇气来反复剖析种种最痛心的臆测,想找出一线希望,但是一无所得。他脑子里的喧嚣和那穷窟里坟墓般的寂静恰成对比。

    在这沉寂中,楼梯下忽然传来大门开闭的声音。

    被绑的人在他的绑索中动了一下。

    “老板娘回来了。”德纳第说。

    话还没说完,德纳第大娘果然冲进了屋子,涨红了脸,呼吸促迫,喘不过气来,眼里冒着火,用她的两只肥厚的手同时捶自己的屁股,吼道:

    “假地址!”

    她带去的那个匪徒跟在她后面进来,重新拿起了板斧。

    “假地址?”德纳第跟着说。

    她又说道:

    “鬼也没有找到一个!圣多米尼克街十七号,没有法白尔先生!谁也不知道他。”

    她喘不过气,只得停下来,继又说道:

    “德纳第先生!这老鬼给你上了当!你太老实了,懂吗!要是我呀,一上来我就先替你,替你们把他的嘴巴砍作四块再说!要是他逞强,我就活活地把他烤熟!他应当说实话,说出那姑娘在什么地方,说出那隐藏的钱财在什么地方!要是我,我就那么办,我!怪不得人家要说男人总比女人蠢些!鬼也没有一个,十七号!那是一扇大车门。没有法白尔先生,圣多米尼克街!又是一路大跑,又是马车夫的小费,又是什么的!我问了门房和他的女人,那女人倒生得又漂亮又结实,可他们不知道!”

    马吕斯吐了口气。她,玉秀儿或百灵鸟,他已不知道应当怎样称呼的那个人儿,脱险了。

    当他那气疯了的女人大嚷大叫时,德纳第坐到了桌子上,他有好一阵子没说话,晃着他的右腿,横眉瞪眼地望着小火炉发呆。

    最后,他用慢腾腾的、狠得出奇的语调对被绑人说:

    “一个假地址?你究竟是怎样打算的?”

    “争取时间!”被绑人以洪亮的嗓子大声回答。

    同时,他一下子挣脱了身上的绑索,绑索早已断了。他只有一条腿还被绑在床脚上。

    那七个人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向他冲上去,他已钻到壁炉下面,把手朝小火炉伸去,接着立了起来;到这时,德纳第,他的女人,还有那七个匪徒,都一齐被他吓倒,全向屋子的底里退去,惊愕失措地望着他把那发出一片凶光的、通红的钝口凿高举在头顶上,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形象好不吓人。

    法院调查戈尔博老屋谋害案件的记录时曾提到,警察进入现场以后,找到一个经过特殊加工的很大的苏。这种很大的苏是苦役牢里的一种极为精巧的工艺品,靠耐力在黑暗中精心制造出来为秘密活动服务的奇异产品,也就是说,是一种越狱的工具。这种出自高超手艺的精细而丑恶的产物,在奇珍异宝中,有如诗歌里的俚语俗话。狱中有不少的贝弗努托·切利尼<span class=”” data-note=”贝弗努托·切利尼(Be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及金银器皿镂刻艺术家。”></span>,正如文坛上有维庸<span class=”” data-note=”维庸(Villon,1431—约1463),法国诗人,一生好与盗匪为伍。”></span>这一类人物。在狱中煎熬的人们渴望自由,便想尽方法,用一把木柄刀,或是一把破刀,有时全无工具,把一个苏剖成两个薄片,并在不损坏币面花纹的情况下,把这两个薄片挖空,再在边沿上刻一道螺旋纹,使这两个薄片能重行合拢,可以随意旋开合上,成为一个匣子。匣子里藏一条表的弹簧,这条表弹簧,在好好加工以后,能锯断粗链环和铁条。别人以为这苦役犯带着的只是一个苏,一点也不对,他带着的是自由。日后调查本案案情的警察在那穷窟窗子前面的破床下找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分成两片的大个的苏。他们还找到一条蓝钢小锯,可以藏在那大个的苏里面。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匪徒们搜查被绑人时,他把带在身上的这大个的苏捏在手里,随后,他有一只手松了绑,便把那个苏旋开,用那条锯子割断了身上的绳索,这正好说明马吕斯注意到的那种觉察不出来的动作和轻微的声音。

    当时他怕人发现,不便弯腰,因而左腿上的绑索未能割断。

    那些匪徒已从最初的惊讶中醒了过来。

    “不用慌,”比格纳耶对德纳第说,“他还有一条腿是绑着的,他没法逃走。我担保。是我把他那蹄子捆上的。”

    这时被绑人提高嗓子说:

    “你们这些倒霉蛋,要知道,我的这条命是不值得怎么保护的。可是,你们如果认为有本领强迫我说话,强迫我写我不愿意写的什么,说我不愿意说的话……”

    他揎起左边衣袖,说道:

    “瞧。”

    同时他伸直左臂,右手捏住钝口凿的木柄,把白热的凿子压在赤裸裸的肉上。

    肉被烧得哧哧作响,穷窟里顿时散布开了行刑室里特有的臭味。马吕斯吓得心惊肉跳,两腿发软,匪徒们也人人战栗,而那奇怪的老人只是脸上微微有点紧蹙,当那块红铁向冒着烟的肉里沉下去时,他若无其事地,几乎是威风凛凛地,把他那双不含恨意的美目紧盯着德纳第,痛苦全消失在庄严肃穆的神态中了。

    在伟大崇高的性格里,躯壳和感官因肉体的痛苦而起的反抗能使灵魂显现于眉宇,正如士兵们的哗变迫使军官露面。

    “你们这些可怜虫,”他说,“不要以为我有什么比你们更可怕的地方。”

    说着,他把凿子从伤口里拔出来,向开着的窗子丢出去,那发红的骇人工具连翻几个筋斗,消失在黑夜中,远远地落在积雪里熄灭了。

    那被绑人又说:

    “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已经放弃了自卫武器。

    “抓住他!”德纳第说。

    两个匪徒把住了他的肩膀,那个戴着面具、用肚子说话的人,走过去立在他对面,举起那把钥匙,准备在他稍稍动一下的时候,便捶通他的脑门。

    这时,马吕斯听到有人在他的下面,墙脚边,低声交谈,但因靠得太近,望不见说话的人,他们说的是:

    “只有一个办法了。”

    “把他一劈两!”

    “对。”

    是那夫妇俩在商量。

    德纳第慢腾腾地走到桌子跟前,抽开抽屉,拿出那把尖刀。

    马吕斯紧捏着手枪的圆柄,为难到了极点。两种声音在他心里已经搅了一个钟头了,一个教他尊重父亲的遗嘱,一个喊着要他救那被绑的人。这两种声音仍在无休无止地搏斗,使他濒于死亡。他一直在渺渺茫茫地希望能找到一条孝义两全的路,却始终没有发现这种可能性。但是危险已逼近,观望已超出最终的极限,德纳第手执尖刀,站在和被绑人相距几步的地方思忖。

    马吕斯慌乱无主,朝四面乱望。这是人在绝望中的无可奈何的机械动作。

    他忽然惊了一下。

    圆月的一道亮光正照射在他脚旁的桌子上,仿佛要把一张纸指给他看。他瞥见了德纳第家大姑娘早晨在纸上写下的那行大字:

    <small>雷子来了。</small>

    一线光明穿过马吕斯的脑子,他有了一个主意,这正是他所寻求的方法,解决那个一直使他痛苦万分,既要撇开凶手,又要搭救受害人的难题的办法。他跪在抽斗柜上,伸出手臂,抓起那张纸,轻轻地从墙上剥下一块石灰,裹在纸里面,通过墙窟窿丢到了隔壁屋子中间。

    正是时候。德纳第已克服他最后的恐惧或最后的顾虑,正走向那被绑人。

    “掉下了什么东西!”德纳第大娘喊道。

    “什么?”她的丈夫问。

    那妇人向前抢上一步,把裹在纸里的石灰拾了起来。

    她把它递给丈夫。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德纳第问。

    “见鬼!”那妇人说,“你要它从什么地方来?是从窗口来的。”

    “我看见它飞进来的。”比格纳耶说。

    德纳第连忙把纸打开,凑到蜡烛旁边去看。

    “这是爱潘妮的字。有鬼!”

    他向他女人做了个手势,她连忙上前,他把写在纸上的那行字指给她看,随即低声说:

    “快!准备软梯!让这块肥肉留在老鼠洞里,我们赶快逃!”

    “不捅这人的脖子了?”德纳第大娘问。

    “来不及了。”

    “从哪儿逃?”比格纳耶接着问。

    “从窗口,”德纳第回答。“潘妮既然能从窗口把这石子丢进来,说明房子的这面还没有被包围。”

    那个戴着脸罩、用肚子说话的人把他的大钥匙放在地上,向空中举起他的两条胳膊,一言不发,急急忙忙把他的两只手开合了三次。这好比船员发出准备行动的信号。抓住被绑人的那两个匪徒也立即松了手,一转眼,那条软梯已吊在窗子外面,两个铁钩牢固地钩住了窗沿。

    被绑人没有注意到他身旁发生的这些事,他好像是在沉思或祈祷。

    软梯刚挂好,德纳第便喊道:

    “来!老板娘!”

    他自己也冲向窗口。

    但是,正当他要跨过窗台,比格纳耶却狠命一把拖住他的衣领。

    “喂,客气点,老贼!让我们先走!”

    “让我们先走!”匪徒们一齐喊。

    “你们真是孩子,”德纳第说,“不要浪费时间。冤家已在我们脚跟后面了。”

    “好吧,”一个匪徒说,“我们来抽签,看谁应当最先走。”

    德纳第吼道:

    “你们疯了!你们发痴了!你们这一堆傻瓜蛋!耽误时间,是吧?抽签,是吧?猜手指头!抽草梗儿!写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放在帽子里!……”

    “你们要不要我的帽子?”有人在房门口大声说。

    大家回转头去看。是沙威。

    他手里捏着他的帽子,微笑着把它伸向他们。

    二十一 捉贼总应先捉受害人

    傍晚,沙威便已把人手布置好了,他自己躲在戈尔博老屋门前大路对面的那条哥白兰便门街的树后面。他一上来便“敞开了口袋”,要把那两个在穷窟附近把风的姑娘装进去。但他只“筐”住了阿兹玛。至于爱潘妮,她不在她的岗位上,她开了小差,因此他没有能逮住她。沙威随即埋伏下来,竖着耳朵等候那约定的信号。那辆马车的忽来忽往<q>?99lib.</q>早已使他心烦意乱。到后来,他耐不住了,并且,看准了那里面有一个“窠”,看准了那里面有一笔“好买卖”,也认清了走进去的某些匪徒的面孔,他决定不再等待枪声,径直上楼去了。

    我们记得他拿着马吕斯的那把路路通钥匙。

    他到得正是时候。

    那些吓慌了的匪徒全又把先头准备逃跑时扔在屋角里的凶器捡起来。不到一秒钟,七个人都龇牙咧嘴地相互靠在一起,摆出了抗拒的阵势,一个拿着他的棍棒,一个拿着他的钥匙,一个拿着他的板斧,其余的拿着凿子、钳子和锤子,德纳第捏着他的尖刀。德纳第大娘从窗旁的屋角里拿起她女儿平日当凳子坐的一块奇大的石磴抱在手里。

    沙威戴上帽></a>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剑在鞘中。

    “不许动!”他说。“你们不用打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七个,我们是十五个。你们不用拼老命,大家客客气气才好。”

    比格纳耶从布衫下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朵说:

    “他是沙威。我<q></q>不敢对他开枪。你敢吗,你?”

    “有什么不敢!”德纳第回答。

    “那么,你开。”

    德纳第接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离他才三步,定定地望着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说:

    “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

    德纳第扳动枪机。没有射中。

    “我早已说过了!”沙威说。

    比格纳耶把手里的大头棒丢在沙威的脚前。

    “您是魔鬼的皇帝!我投降。”

    “你们呢?”沙威问其余的匪徒。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投降。”

    沙威冷静地说:

    “对了,这样才好,我早说过,大家应当客客气气。”

    “我只要求一件事,”比格纳耶接着说,“在牢里,一定要给我烟抽。”

    “一定做到。”沙威回答。

    他回过头来向后面喊道:

    “现在你们进来。”

    一个排的持剑的宪兵和拿着大头棒、短棍的警察,听到沙威喊,一齐涌进来了。他们把那些匪徒全绑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在那微弱的烛光照映下,把那兽穴黑压压地挤得水泄不通。

    “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说。

    “你们敢动我!”有个人吼着说,那声音不像是男人的,但谁也不能说是女人的声音。

    德纳第大娘守在靠窗口的一个屋角里,刚才的吼声正是她发出的。

    宪兵和警察都往后退。

    她已丢掉了围巾,却还戴着帽子,她的丈夫,蹲在她后面,几乎被那掉下来的围巾盖住了,她用自己的身体遮着他,两手把石磴举过头顶,狠巴巴像个准备抛掷岩石的女山魈。

    “小心!”她吼道。

    人人都向过道里退去。破屋子的中间顿时空了一大片。

    德纳第大娘向束手就缚的匪徒们望了一眼,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咒骂道:

    “全是胆小鬼。”

    沙威笑眯眯地走到那空处,德纳第大娘睁圆双眼盯着他。

    “不要过来,滚开些,”她喊道,“要不我就砸扁你。”

    “好一个榴弹兵!”沙威说,“老妈妈!你有男人的胡子,我可有女人的爪子。”

    他继续朝前走。

    蓬头散发、杀气腾腾的德纳第大娘叉开两腿,身体向后仰,使出全身力气把石磴对准沙威的脑袋抛去。沙威一弯腰,石磴打他头顶上过去了,碰在对面墙上,砸下了一大块石灰,继又弹回来,从一个屋角滚到另一屋角,幸而屋里几乎全是空的,最后在沙威的脚跟前不动了。

    这时沙威已走到德纳第夫妇面前。他那双宽大的手,一只抓住了妇人的肩膀,一只贴在她丈夫的头皮上。

    “手铐拿来。”他喊着说。

    那些警探又涌进来,几秒钟过后,沙威的命令便执行好了。

    德纳第大娘完全泄了气,望着自己和她丈夫的手全被铐住了,便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嘴里喊着:

    “我的闺女!”

    “都已看管好了。”沙威说。

    这时警察去料理睡在门背后的那个醉汉,使劲摇他。他醒来了,迷迷糊糊地问道:

    “完事了吧,容德雷特?”

    “完了。”沙威回答说。

    接着,他以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波茨坦检阅部队的神气,挨个儿对那三个“通烟囱的”说:

    “您好,比格纳耶。您好,普吕戎。您好,二十亿。”

    继又转向那三个面罩,对拿板斧的人说:

    “您好,海嘴。”

    对拿粗木棒的人说:

    “您好,巴伯。”

    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

    “敬礼,铁牙。”

    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俘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替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

    说过后,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跟前,桌上还摆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

    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语以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这些先生们捆住的那位先生带上来。”

    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

    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不见了。

    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便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推我挤,烛光昏暗,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间,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不见人。

    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切齿地说,“也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二十二 在第三册中叫喊的孩子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次日,有一个男孩,仿佛来自奥斯特里茨桥的那面,顺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便门。当时天已全黑。这孩子,脸色苍白,一身瘦骨,穿着撕条挂缕的衣服,二月里还穿一条布裤,却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街的转角处,一个老婆子正弯着腰在回光灯下掏垃圾堆,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随即后退,一面喊道:

    “哟!我还以为是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他的第二个“非常大的”是用那种恶意的刻薄声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稍可以把那味道表达出来:是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老婆子伸直了腰,怒容满面。

    “戴铁枷<big></big>的小鬼!”她嘟囔着,“要是我没有弯着腰,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早已走远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

    老婆子恨得喉咙也梗塞了,完全挺直了腰板,路灯的带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绕到嘴角。她身体隐在黑影中,只现出一个头,好像是黑夜中被一道微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老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向她仔细望去,说道:

    “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仍旧赶他的路,放开嗓子唱着:

    <small>大王“踢木鞋”</small>

    <small>出门去打猎,</small>

    <small>出门打老鸦……</small>

    唱了这三句,他便停下来了。他已到了五零—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用脚去踢,踢得又响又猛,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

    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上帝救世主!门要被踢穿了!房子要被捅垮了!”

    孩子照旧踢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是这个魔鬼!”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

    老妇人做了个表情复杂的鬼脸,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人看见。她回答说: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父亲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span class=”” data-note=”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span>

    那孩子抓抓自己的耳朵背后,望着毕尔贡妈说:

    “啊!”

    接着他旋起脚跟,来了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嗓子在唱歌,一<dfn></dfn>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

    <small>大王“踢木鞋”</small>

    <small>出门去打猎,</small>

    <small>出门打老鸦,</small>

    <small>踩在高跷上。</small>

    <small>谁打他的下面过,</small>

    <small>还得给他两文钱。</small>

    一 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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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像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span class=”” data-note=”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span>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它王<span class=”” data-note=”伊弗它王(roi d’Yvet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span>而舍弃拿破仑。“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s>藏书网</s>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

    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99lib.</a>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像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big></big>生在人民中。构成这些深入土中生气勃勃的根须的,绝不是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伸到四处,王位底下却没有。

    波旁家族,对法兰西来说,是它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疤,但已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丢开,确也把它丢开过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而他们竟没有见到这一点。他们这伙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见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像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绝大的谬见导致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之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应当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

    在复辟王朝统治下,人民已习惯于平静气氛中的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于和平中的强大,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各国来说,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台。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来。人们望见在宁静的顶峰上闪烁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景象。在这十五年中,在和平环境和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理,在思想家眼里已<s>藏书网</s>非常陈旧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零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台是充满了伟大气势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冠冕,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有了面子,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种正视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的,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崩溃中的君权更关心。这种琐碎的作风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不曾动怒。人民进行了自卫,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span class=”” data-note=”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uillaume 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span>那天以后所说99lib.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像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像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

    人权 7c89.” >粉碎事实。一八三零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胜利的人权丝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便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便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当代的人所最赞同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权过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权,通过时间的演进,必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立即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维利<span class=”” data-not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span>。马基雅维利绝不是个凶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烂污作家,他只是事实罢了。并且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仿佛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如此。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便是哲人的工作。

    二 无终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零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机灵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都自加封号,自命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这个词儿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当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气。所谓机灵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

    按照那些机灵人的说法,革命,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管破裂,应当赶快把它缝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高,便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经认可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到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机灵人分离,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机灵人似乎听不见这种窃窃私议的反对意见,仍旧继续他们的勾当。

    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便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便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治创伤和修补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够格当国王。波拿巴是前一种例子,伊土比德<span class=”” data-note=”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span>是后一种例子。

    可是并非>99lib?</a>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王族的世系。还得多少有点古老的根源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去看——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在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var>..</var>裔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不即不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已往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便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论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室颇像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棵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成一个王朝。惟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机灵人的理论。

    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响起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big></big>怖气氛,拉长过渡工作中的弯路以使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穿上龙钟肥厚的衣服,把魁伟高大的人民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强迫过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铁汉子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请那些害远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过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八三零年便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span class=”” data-note=”一六八八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span>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

    一八三零是一次在半山腰里停了下来的革命。半吊子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不离,绝对像太阳不承认藏书网蜡烛那样。

    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饿,今天是饱,明天将是胀。

    出现在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零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人是那种现在有时间坐下来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由于过早地要求坐下,人们甚至要停止人类前进的步伐。这向来是资产阶级犯下的错误。

    人并不因为犯一次错误而成为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并且,说话应当公正,即使对利己主义,也应当如此;在一八三零年的震动以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并不是由淡漠和懒惰所构成并含着一点羞愧心情的那种无所<mark>..</mark>作为的局面,也不是那种类似沉沉入梦暂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奇特的并且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行进中的部队来说是前进,对进驻来说是休整。

    立定,是力量的休整,是拿着武器的警觉的休息,是布置哨兵进行防卫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零和一八四八的中间站。

    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

    因此,无论对资产阶级或对政治家们来说,都必须有一个人出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一个“虽然·因为”。一个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稳定,换言之,一个能以其调和过去和未来的显明力量来巩固现在的两面人。

    这个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便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他称他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的天主堂。<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span>

    这样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零年的成绩”。

    那些机灵人的大功告成以后,他们的灵药的大毛病便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于绝对人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绝对人权喊了一声:“我抗议!”紧跟着,一种可怕的现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三 路易-菲力浦

    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手,打得坚定,选得好。即使不彻底,甚至蜕化了,变了种,并且降到了雏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零年的革命,革命也几乎必定能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s>99lib.</s>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革命也一样能犯错误,并且有过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是来谈谈一八三零。一八三零在它的歧路上是幸运的。在那次突然中止的革命以后建立的所谓秩序的措施中,国王应..当优于王权。路易-菲力浦是个难得的人。

    他的父亲在历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亲值得受谴责。他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他关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事业。他认识一分钟的价值,却不一定认识一年的价值。节俭,宁静,温良,能干,好好先生和好好亲王。和妻子同宿,在他的王宫里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嫡系专爱夸耀淫风以后,这种展示严肃家规的作法是有好处的)。他能懂并且能说欧洲的任何种语言,尤其难得的是能懂能说代表各种利益的语言。他是“中等阶级”的可钦佩的代言人,但又超出了它,并且,从所有各方面看,都比它更伟大。他尽管尊重自己的血统,但又聪敏过人,特别重视自身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宗枝问题上,他宣称自己属于奥尔良系,不属于波旁系;当他还只是个至宁极静亲王殿下的时候,他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一旦成了国王陛下,却又是个诚实的平民。在大众面前,不拘形迹,与友朋相处,平易近人;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原不难为自己的豪兴或职责而从事挥霍,但他能勤俭持家。有文学修养,但不大关心文采;为人倜傥而不风流,朴素安详而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谈吐娓娓动听,是一个知过能改、内心冷淡、服从目前利益、事必躬亲、不知报怨也不知报德、善于无情地利用庸材来削弱雄才,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来挫败那些在王权下面隐隐责难的一致意见。爱说真心话,真心话有时说得不谨慎,不谨慎处又有非凡的高明处。善于随机应变,富于面部表情,长于装模作样。常用欧洲来恫吓法国,又常用法国来恫吓欧洲。不容置辩地爱他的祖国,但更爱他的家庭。视治理重于权力,视权力重于尊严,这种性格,在事事求成方面,有它的短处,它允许耍花招,并不绝对排斥卑劣手段,但也有它的长处,它挽救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灾难。精细,正确,警惕,关心,机敏,不辞疲劳;有时自相矛盾,继又自我纠正。在安科纳大胆地反抗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地反抗英国,炮轰安特卫普,赔偿卜利查<span class=”” data-note=”卜利查(Gee Pritchard,1796—1883),英国传教士,毁坏他在塔希提岛的财产是引起一八四三年英法冲突的导火线。”></span>。满怀信心地歌唱《马赛曲》,不知道有颓丧疲劳,对美和理想的爱好,大无畏的豪气,乌托邦,幻想,愤怒,虚荣心,恐惧,具有个人奋战的各种形式。瓦尔米的将军,热马普的士兵,八次险遭暗杀,仍一贯笑容满面,和榴弹兵一样勇敢,和思想家一样坚强。只在欧洲动荡的机会面前担忧,不可能在政治上冒大风险,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从不放松自己的事业,用影响来掩盖自己的意图,使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英才而不是当作一个国王来服从,长于观察而不善于揣度,不甚重视人的才智,但有知人之明,就是说,不以耳代目。明快锐利的感觉,重视实利的智力,辩才无碍,强记过人;不断地借用这种记忆,这是他惟一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地方。知道实况、细节、日期、具体的名字;不知趋势、热情、群众的天才、内心的呼吁、灵魂的隐秘动乱,简言之,一切人可以称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无形活动。为上层所接受,但和法兰西的下层不甚融洽,通权达变,管理过多,统治不足,自己当自己的内阁大臣,极善于用一点小小事物来阻挡思想的洪流,在教化、整顿和组织等方面的真正创造力中,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讲究程序、斤斤计较的精神状态。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和享有人,有些地方像查理大帝,有些地方又像个书吏,总之,是个超卓不凡的形象,是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况下建立政权并在欧洲心怀嫉妒的情况下巩固势力的亲王。路易-菲力浦将被列于他这一世纪中杰出人物之列,并且,假使他稍稍爱慕荣誉,假使他对伟大事物的感情能和他对实用事物的感情达到同样的高度,他还可以跻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治者之列。<bdo></bdo>

    路易-菲力浦生得俊美,老了以后,仍然有风采;不一定受到全国人的赞许,却得到了一般老百姓的好感;他能讨人喜欢。他有这么一种天赋:魅力。他缺少威仪,虽是国王,却不戴王冕,虽是老人,却没有白发。他的态度是旧时代的,习惯却是新时代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正适合一八三零的要求。路易-菲力浦代表王权占统治地位的过渡时期,他保持古代的语音和写法,用来为新思想服务,他爱波兰和匈牙利,但却常写成“polonois”,说成“hongrɑis”。<span class=”” data-note=”正确的拼法应为“polonɑis”(波兰人)和“hongrois”(匈牙利人)。”></span>他像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像拿破仑那样,佩一条荣誉勋章的勋标。

    他很少去礼拜堂,从不去打猎,绝不去歌剧院。不受教士、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这和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声望是有关系的。他没有侍臣。他出门时,胳膊下常夹着一把雨伞,这雨伞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光轮。他懂一点泥瓦工手艺,也懂一点园艺,也懂一点医道,他曾为一个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车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老揣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老揣着一把匕首一样。保王派常嘲笑这可笑的国王,笑他是第一个用放血来治病的国王。

    在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指责方面,有一个减法要做。有对王权的控诉,有对王政的控诉,也有对国王的控诉,三笔账,每一笔的总数都不同。民主权利被废除,进步成了第二位利益,市民的抗议被暴力平息,起义被武装镇压,骚乱被刺刀戳通,特兰斯诺南街<span class=”” data-note=”特兰斯诺南街,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span>,军事委员会,真正的国家被合法的国家所合并,和三十万特权人物对半分账的政策是王权的业绩;比利时被拒绝,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得过分猛烈,并且,正如英国对待印度那样,野蛮手段多于文明方法,对阿布德-艾尔-喀德<span class=”” data-note=”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ɑder,1808—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span>的背信,白莱伊、德茨被收买,卜利查受赔偿,这些是王政的业绩;家庭重于国家的政策,这是国王的业绩。

    可以看到,账目清理以后,国王的负担便轻了。

    他的大缺点是:在代表法国时,他过于谦逊了。

    这缺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们来谈谈。

    路易-菲力浦,作为一个国王,他太过于以父职为重;人们希望能把一个家庭孵化为一个朝代,而他处处害怕,不敢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了过度的畏怯,使这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权传统和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厌烦。

    此外,如果我们把那些应当最先履行的公职放下不谈,路易-菲力浦对他家庭的那种深切关怀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称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备,值得敬佩。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她的族名送进了艺苑,正如查理·德·奥尔良把它送上了诗坛。她感情充沛地塑造过一尊名为《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曾从梅特涅的嘴里得到这样一句带蛊惑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多见的青年,也是两个没见到过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菲力浦不减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实况。

    蓄意要作一个平等亲王,本身具有王朝复辟和革命之间的矛盾,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心的革命趋向,这些便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零的幸运;人和时势之间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圆满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体体现。这就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零的运气。此外,他还有这样一个登上王位的大好条件:流亡。他曾被放逐,四处奔波,穷苦。他曾靠自己的劳力过活。在瑞士,这个法国最富饶的亲王采地的承袭者曾卖掉一匹老马来填饱肚子。他曾在赖兴诺为人补习数学,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从事刺绣和缝纫。一个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中人所津津乐道的。他曾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并曾被路易十五使用过的。他是杜木里埃<span class=”” data-note=”杜木里埃(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span>的袍泽故旧,拉斐德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丹东曾称呼他为年轻人!九三年时,他二十四岁,还是德·沙特尔先生<span class=”” data-note=”德·沙特尔先生,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span>,他曾坐在国民公会的一间黑暗的小隔厢底里,目击对那个被人非常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决。革命的昏昧的灼见,处理君主以粉碎君权,凭借君权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粗暴压力下几乎没有注意那个人,审判大会上的那种漫天风暴,纷纷质问的群众愤怒,卡佩<span class=”” data-note=”卡佩(Cɑpet),指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span>不知怎样回答,国王的脑袋在阴风中岌岌可危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在这悲剧中的相对清白,这些事物,他都见过,这些惊险场面,他都注视过;他看见了若干个世纪在国民公会的公案前受审;他看见了屹立在路易十<bdi>99lib?</bdi>六——这个应负责的倒霉蛋——背后黑影中的那个骇人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灵魂里一直保存着对那种几乎和天谴一样无私而又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的敬畏心情。

    革命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回忆仿佛是那些伟大岁月一分钟接一分钟的生动图片。一天,他曾面对一个我们无法怀疑的目击者,把制宪议会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单中的“A”字部分,单凭记忆,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个朗如晴天的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出版是自由的,开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虽然懂得阳光对特权的侵蚀作用,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阳光下。历史对这种赤诚,将来自有公论。

    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台的历史人物一样,今天正受着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在初步审查期间。

    历史爽朗直率发言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到对这国王下定论的时候;严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便已减缓了自己最初的判词;路易-菲力浦是由两个半吊子,所谓二二一和一八三零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革命选出来的;并且,无论如何,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以绝对民主为原则作出的某些保留情况下来评论他,正如读者已在前面大致见到过的那样;在绝对原则的眼睛里,凡是处于这两种权利——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之外的,全是篡夺;但是,在作了这些保留后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总而言之,无论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就路易-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他有时甚至好到令人钦佩。常常,在最严重的忧患中,和大陆上所有外交进行了一整天的斗争之后,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很浓,这时,他干什么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披阅一桩刑事案件,直到深夜,认为这也是和欧洲较量有关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刽子手争夺一条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强辩力争,和检察长争断头台前的一寸土,他常称他们为“啰嗦法学家”。有时,他的桌上满是成堆的案卷,他一定要一一研究,对于他,放弃那些凄惨的犯人头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最初几年中,死刑几乎被废除了,重建的断头台是对这位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消逝了,继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被命名为圣雅克便门刑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里狭隘思想的那部分人的卡齐米尔·佩里埃<span class=”” data-note=”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span>对代表自由主义派的路易-菲力浦的胜利之一。路易-菲力浦曾亲手注释贝卡里亚的著作。在菲埃斯基<span class=”” data-note=”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成被处死。”></span>的炸弹被破获以后,他喊着说:“真不幸,我没有受伤!否则我便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们这时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为政治犯,他在处理这案件时,联想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作出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争取。”路易-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也和亨利四世一样善良。<u>..</u>

    因此,对我们来说,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路易-菲力浦受到某些人严峻的评论,也许还受到另一些人粗鲁的评论,一个曾熟悉这位国王、今日已成游魂的人<span class=”” data-note=”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span>,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那也是极自然的;这种证词,不管怎样,首先,明明白白,是不含私意的;一个死人写出的墓志铭总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里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用害怕人们指着海外的两堆黄土说:“这堆土向那堆土献媚。”

    四 基础下面的裂缝

    在路易-菲力浦当国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叙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模棱两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王权,并非通过他本人的直接行动,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去甚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加上这一称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罢了;他深信,当然错了,但他深信授予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享国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菲力浦享国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种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冲突有如物质间的冲突。海洋护卫水,狂风护卫空气,国王护卫王权,民主主义护卫人民;相对抗拒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抗拒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不管怎样,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此地是丝毫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两派中的一派显然是错了,人权并不像罗得岛的巨像<span class=”” data-note=”罗得岛的巨像,公元前二八零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span>那样,同时脚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它是分不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不是罪人,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把这些猛烈的冲突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人负不了责任。<dfn></dfn>

    让我们来完成这一叙述。

    一八三零年的政府立即面对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生下来,今日便得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搭起,装配得还很不牢固,便已感到处处暗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便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

    对抗势力一月一月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

    七月革命,我们已经说过,在法国国外并没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意图通过种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原是一种晦涩难解的天书。人们拿来立即加以解释,解释得草率不正确,充满了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冷静、最深刻的人慢慢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局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译本。每一种译本产生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以为掌握了惟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以为光明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流游泳的人,这些人都属于旧党派。

    旧党派自以为秉承上帝的恩宠,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者是一种正常的事业,它本身具有它的合法性,有时会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满身血迹,也一样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由偶然事件产生的,而是由需要产生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不得不发生而发生的。

    旧正统主义派也凭着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戾气对一八三零年革命大肆攻击。谬见常是极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打中那次革命的要害,打中它的铁甲的弱点,打中它缺少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

    这种吼声,也是共和派常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逻辑。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瞎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灼见。一八三零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问罪。

    七月政权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两面夹击中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权之间的那一刹那。

    此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零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便更加复杂。违反潮流,倒转去寻求和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忍气而不尽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自身也信不过的殃民办法。七月王朝无可奈何地像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腾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七月王朝在法国受着进步力量的推动,又在欧洲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行走缓慢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一大堆问题: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岌岌可危。

    在真正的政党以外,还出现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人物和一般群众都感到困惑,情况各不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考,然而土壤,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潮流的冲击,却在他们下面,被一种无以名之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汇合成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坚忍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人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挖向火山的深处,几乎不为潜在的震动和隐约可辨的烈焰所动摇。

    那种平bbr>藏书网</abbr>静并非是那动荡时代最不美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一心致力于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在其中,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搀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已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的。

    他们试图凿穿这岩石,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里源源喷出,这些人,各自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属名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都被包括在内。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一一从理论上作出详尽的论述,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

    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q></q>第二个涉及享受的配给。

    从劳力的合理使用产生大众的权利。

    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配给,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外面的大众权利和里面的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便产生了社会的繁荣。

    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

    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失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丑恶不堪的豪华和丑恶不堪的穷苦。全部享受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就是说,归于人民;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利建立在私人的穷苦上面,国家的强盛扎根于个人的痛苦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形势。这是一种组织得不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搞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授予取消竞争。从而也取消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不可能停留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上。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一同解决,才能解决得当。两个问题必须并为一个来加以解决。

    只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吧,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假的强盛,或是像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盛,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在暴力前灭亡,像威尼斯的末日那样,或是在破产中灭亡,像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让你死亡,让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为人类代表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事物,世界总是让它们倒下去,死去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那些民族,而是那些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上面的寡头政治,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倾覆,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这话说了以后,我们继续谈下去。

    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困,制止强者对弱者所施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路上的人对已达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道的嫉妒,精确地并兄弟般地调整对劳动的报酬,结合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国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而言之,要知道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物质上的强大,也有精神上的强大,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这便是不同于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宗派并高出于它们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说的,这便是它在实际事物中所探索的,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设计的。

    可贵的毅力!神圣的意图!

    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国务活动家必须和哲学家们一同正视的那种出人意料的需要,一些零乱而隐约可见的论据,一种有待于创始、既能调和旧社会而又不过分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不得不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span class=”” data-note=”在法国一八三零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波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臣。”></span>的形势,对从暴动中明显反映出来的进步力量的预感,议会和街道,发生在他左右的那些有待平衡的竞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模糊地接受了一种从正式而崇高的权利里产生的临时退让心情,他重视自己血统的意志,他的家庭观念,他对人民的真诚尊重,他自己的忠厚,这一切,常使路易-菲力浦心神不定,几乎感到痛苦,并且,有时,尽管他是那么坚强、勇敢,也使他在当国王的困难前感到灰心丧气。

    他觉得在他脚下有种可怕的分裂活动,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

    阴霾遮住天边。一团奇特的黑影越移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慢慢散开,是种种仇恨和种种派系的黑影。被突然堵住了的一切又在移动酝酿了。有时,这忠厚人的良心不能不在那种夹杂诡辩和真理的令人极不舒畅的空气里倒抽一口气。人们的心情如同风暴将临时的树叶,在烦惑的社会中发抖。电>99lib?</a>压是那么强,以致常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种时刻突然闪过。接着又是一片黑暗昏黄。间或有几声闷雷在远处隐隐轰鸣,使人们意识到云中蕴蓄着的电量。

    七月革命发生后还不到二十个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紧急危殆的气氛中开始了。人民的疾苦,没有面包的劳动人民,最后一个孔代亲王的横死<span class=”” data-note=”孔代(dé),波旁家族的一个支系,一八三零年孔代亲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未破案。”></span>,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驱.逐纳索家族的布鲁塞尔,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而终被交给一个英格兰亲王的比利时,尼古拉的俄罗斯仇恨,站在我们背后的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意大利的地震,把手伸向博洛尼亚的梅特涅,在安科纳以强硬手段对付奥地利的法兰西,从北方传来把波兰钉进棺材的那阵无限悲凉的锤子声音,整个欧洲瞪眼望着法国的那种愤激目光,随时准备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不可靠的盟国英格兰,躲在贝卡里亚背后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的贵族院,从国王车子上刮掉的百合花,从圣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产了的拉菲特,死于贫困的班加曼·贡斯当,死于力竭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这王国的两个都市中——一个思想的城市,一个劳动的城市——同时发生了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的民权战争,里昂的奴役战争,两个城市中的同一种烈焰,出现在人民额头上的那种类似火山爆发的紫光,狂烈的南方,动荡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阴谋,颠覆活动,暴乱,霍乱,这些都在种种思潮的纷争之上增添了种种事变的纷起。

    五 历史所自出而为历史所不知的事物

    将近四月底时,一切情况都严重起来了。酝酿成了沸腾。从一八三零年起,这里那里都有过一些局部的小骚动,立即遭到了扑灭,但是随扑随起,这是地下暗流进行大汇合的信号。大动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可能的革命已露出若隐若现的迹象。法国望着巴黎,巴黎望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进入沸腾。

    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来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的。

    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店的一些后间里,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问敌人多少,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以后,一个坐在那店角落里的人便“敞着嗓门”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一层楼上的一间关上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个类似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入组织的人作出诺言:“为他服务,如同对家长那样。”那是一种公式。

    在那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性”的小册子。“他们冒犯政府”,当时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首领们的姓名。我们,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每人十个苏吧,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和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指望六个月,也不指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不睡,因为我整夜做子弹。”有些“资产阶级模样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画脚”和那些“重要角色”握握手,便走了。他们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布置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了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的原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那样说。”群情是那样激奋,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满店的人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大兵们有!”这样便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更重要的秘密,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旁人不大明了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瞒着些什么。

    那些会有时是定期举行的。在某些会里,从来不超过八个或十个人,并且老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会,任人随意参加,会场便拥挤到有些人非立着不可。到会的人,有的是出于激情和狂热,有的是因为“那是找工作的路子”。和革命时期一样,在那些饮料店里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她们拥抱那些新到会的人。

    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

    有一个人走进一家饮料店,喝过以后,走出店门说道:“酒老板,欠账,革命会照付的。”

    人们常在<samp></samp>夏罗纳街对面、一个饮料店老板的家里选派革命工作人员。选票是投在鸭舌帽里的。

    有些工人在柯特街一个收学生的剑术教师家里聚会。他家里陈列了各种武器:木剑、棍、棒、花剑。一天,他们把那些花剑头上的套子全去掉了。有个工人说:“我们是二十五个人,但是他们不把我算在内,因为他们把我看作一个饭桶。”这饭桶便是日后的凯尼赛<span class=”” data-note=”凯尼赛(Qué),巴黎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谋刺奥马尔公爵及奥尔良公爵,未遂。”></span>。

    预先思考过的种种琐事也渐渐传开了。一个扫着大门台阶的妇人曾对另一个妇人说:“大家早已在拼命赶做枪弹了。”人们也对着街上的人群宣读一些对各省县国民自卫军发出的宣言。有一份宣言的签字人是“酒商,布尔托”。

    一天,在勒努瓦市场的一个酒铺门前,有个生着络腮胡子、带意大利口音的人立在一块墙角石上,高声朗读一篇仿佛是由一个秘密权力组织发出的文告。一群群的人向他的四周聚拢来,并对他鼓掌。那些最使听众激动的片段曾被搜集记录下来:“……我们的学说被禁止了,我们的宣言被撕毁了,我们的宣传员受到了暗中侦察并被囚禁起来了……”“……最近棉纱市场的混乱现象替我们说服了许多中间派……”“……人民的将来要由我们这个惨淡的行列来经营……”“……摆着的问题就是这样: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已不承认有什么无为状态或不动状态。为人民还是反人民,问题就在这里。再没有旁的。”“……等到有一天,你们感到我们不再适合你们的要求了,粉碎我们就是,但是在那以前,请协助我们前进。”这一切都是公开说的。

    另外一些更大胆的事,正因为它们大胆,引起了人民的怀疑。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个走在街上的人跳上一块圣玛格丽特街转角处的墙角石并且喊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但是,人民在他那巴贝夫的下面嗅到了吉斯凯的臭味<span class=”” data-note=”吉斯凯(Gisquet),七月王朝时期大金融家,一八三一年曾任警署署长。”></span>。

    那个人还说了许多话,其中有这么一段:

    “打倒私有财产!左派的反对是无耻的,口是心非的。当他们要显示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们便宣传革命。可是,为了不失败,他们又自称是民主派,为了不战斗,他们又自称是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一些生着羽毛的动物。你们得对共和主义者提高警惕,劳动的公民们。”

    “闭嘴,当暗探的公民!”一个工人这样喊。

    这一声喊便堵住了那篇演说。

    还发生过一些费解的事。

    天快黑时,一个工人在运河附近遇见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人”对他说:“你去什么地方,公民?”那工人回答说:“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却认识你,我。”那人接着还说:“你不用怕。我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疑你不怎么可靠。你知道,要是你走漏消息,人家的眼睛便盯在你身上。”接着,他和那工人握了一下手,临走时还说:“我们不久再见。”

    不止是在那些饮料店里,在街上,伸着耳朵的警察们也听到一些奇怪的对话:“赶快申<u></u>请参加。”一个纺织工人对一个细木工说。

    “为什么?”

    “不久就要开火了。”

    两个衣服破烂的人在街上一面走,一面说出了这么几句耐人寻味、富有明显的扎克雷<span class=”” data-note=”扎克雷(Jɑcquerie),指一三五八年法国的农民起义。”></span>味道的话:

    “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谁要是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到“扎克雷味道”含有恶意,那他便误会了。扎克雷,指的是穷人。而挨饿的人都有权利。

    另一次,有两个人走过,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进攻计划。”

    四个人蹲在宝座便门圆路边的土坑里谈心,旁人只听到这么一句话:

    “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他不再在巴黎溜达。”

    谁呀,“他”?吓坏人的闷葫芦。

    那些“主要头儿”——这是郊区的人常用的称号——不露面。人们认为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突角附近的一家饮料店里开讨论会。一个叫奥古什么的人,蒙德都街缝衣业互助社的首领,被认为是那些头儿和圣安东尼郊区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是头儿们的情况始终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任何一点具体事实能回击一个被告日后在贵族院作出的那句怪傲慢的答词:

    “您的首领是什么人?”

    “我一个也不知道,一个也不认得。”

    这也只不过是一些隐隐闪闪的片言只语,有时,也只是一些道听途说而已。另外还有一些偶然出现的迹象。

    一个木工在勒伊街一处房屋建筑工地周围的栅栏上钉木板时,在工地上拾到一封被撕破的信的一个片段,从那上面还可以看出这样几行字:

    “……委员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为防止各种不同的社团在各组征调人员……”

    另有附言:

    “据我们了解,在郊区鱼市街附五号,一个武器商人家的院子里有五千或六千支步枪。本组毫无武器。”

    使那木工惊奇并把这东西递给他的伙伴们看的是,在相隔几步的地方,他又拾到另外一张纸,同样是撕破了的,但更有意义,这种奇特的材料具有历史价值,因此我们照原样把它抄录下来:

    <table><tr><td>Q</td><td>C</td><td>D</td><td>E</td><td>请将本表内容背熟记牢。随后加以撕毁。已被接纳人员,在接受了你们所传达的指示以后,以应同样办理。

    敬礼和博爱。

    u og a<sup>1</sup>fe    L。</td></tr></table>

    当日发现这张表格并为之保密的那几个人直到日后才知道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uinturions”(五人队长),“turions”(百人队长),“Décurions”(十人队长),“Eclаireurs”(先锋队),“u og а1 fe”这几个字母代表一个日期: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在每个大写字母下面,登记着姓名和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8支,枪弹83粒,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1支,枪弹40粒。D.罗莱,花剑1柄,手枪1支,火药1斤。E.德西埃,马刀1把,枪弹匣1个,准时。德赫尔,步枪8支,勇敢。等等。

    木工在同一处工地上,还找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很清楚地写了这么一个费解的单子:

    <small>团结。布朗夏尔。枯树。6。</small>

    <small>巴拉。索阿兹。伯爵厅。</small>

    <small>柯丘斯科。奥白利屠夫?</small>

    <small>J.J.R.</small>

    <small>凯尤斯·格拉古。</small>

    <small>审核权。迪丰。富尔。</small>

    <small>吉伦特派垮台。德尔巴克。莫布埃。</small>

    <small>华盛顿。班松。手枪1,弹86。</small>

    <small>《马赛曲》。</small>

    <small>人民主权。米歇尔。坎康布瓦。马刀。</small>

    <small>奥什。</small>

    <small>马尔索。柏拉图。枯树。</small>

    <small>华沙。蒂伊,《人民报》叫卖。</small>

    那个保存这张单子的诚实的市民知道它的含义。据说这单子上是人权社第四区各组组长的姓名住址的全部登记。所有这些被埋没了的事到今天已成历史,我们不妨把它公开出来。还应当补充一点,人权社的成立似乎是在发现这张单子的日期以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初步名单。

    可是,在那些片言只语和道听途说以后,在那些纸上的一鳞半爪以后,又有一些具体事实开始冒出头来。

    波邦古街,在一个旧货商人的铺子里,人们从一张抽斗柜的一个抽斗里搜出了七张一式一样从长里一折四的灰色纸,这几张纸下面还有二十六张用同样的灰色纸裁成的四方块,并且卷成了枪弹筒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

    <small>硝     十二英两</small>

    <small>硫磺 二英两</small>

    <small>炭     二英两半</small>

    <small>水     二英两</small>

    搜查报告还证明抽斗里有强烈的火药味。

    一个收工回家的泥瓦工人把他的一个小包忘了,丢在奥斯特里茨桥旁的一条长凳上。这小包被人送到警察哨所。打开来看,包里有两份问答体的印刷品,作者叫拉奥杰尔,还有一首题名为《工人们,团结起来》的歌,和一个盛满了枪弹的白铁盒子。

    一个工人在和一个同伴喝酒时,要那同伴摸摸他多么热,那同伴发现他的褂子下有一支手枪。

    一群孩子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便门之间、那段行人最少的公路旁的坑里游戏,他们从一堆刨花和垃圾下找出了一个布口袋,袋里盛着一个做枪弹的模子,一根做枪弹筒的木棍,一个还剩有一些猎枪火药的瓢和一个生铁锅,锅里留有明显的熔铅痕迹。

    几个警务人员在早晨五点钟突然冲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的家里,发现他正立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枪弹筒在做。这人便是日后参加美里街垒的一员,一八三四年四月起义时牺牲了的。

    快到工人们休息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在比克布斯便门和夏朗东便门之间,在两堵墙间的一条巡逻小道旁的一家大门前、有一套暹罗游戏的饮料店附近碰头。一个从工作服下取出一支手枪,把它交给另一个。正要给他时,他发现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药浸潮了一点。他重新上那支手枪,在药池里原有的火药上添上一些火药。随后,那两个人便分头走开了。

    一个名叫加雷、日后四月事件发生那天在博布尔街被杀的人,常夸口说在他家里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颗火石。

    政府在某天得到通知说最近有人向郊区散发了一些武器和二十万发枪弹。一星期过后,又散发了枪弹三万发。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一点也没有破获。一封被截留的信里说:“八万爱国志士在四个钟头以内一齐拿起武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所有这些酝酿活动全是公开的,几乎可以说是安然无事的。即将发作的暴动从容不迫地在政府面前准备它的风雷。这种仍在暗中进行、但已隐约可见的危机可说是无奇不有。资产阶级泰然自若地和工人们谈论着正在准备中的事。人们问道:“暴动进行得怎么样了?”问这话的语气正如问:“您的女人身体健康吧?”

    莫罗街的一个木器商人问道:“你们几时进攻呀?”

    另一个店铺老板说:

    “马上就要进攻了。我知道。一个月以前,你们是一万五千人,现在你们有两万五千人了。”他献出了他的步枪,一个邻居还愿意出让一支小手枪,讨价七法郎。

    总之,革命的热潮正在高涨。无论是在巴黎或法国,没有一处能例外。动脉处处在跳动。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体内形成的那种薄膜那样,秘密组织的网已开始在全国四散蔓延。从那既公开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生了人权社,这人权社曾在它的一份议事日程上写上这样的日期:“共和纪元四十年雨月”,虽经重罪裁判所宣判勒令解散,它仍继续活动,并用这样一些有意义的名称为它的小组命名:

    <small>长矛。</small>

    <small>警钟。</small>

    <small>警炮。</small>

    <small>自由帽。</small>

    <small>一月二十一。<span class=”” data-note=”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span></small>

    <small>穷棒子。</small>

    <small>流浪汉。</small>

    <small>前进。</small>

    <small>罗伯斯庇尔。</small>

    <small>水平仪。</small>

    <small>《会好的呵》。</small>

    人权社又产生了行动社。这是一些分化出来向前跑的急躁分子。另外还有一些社在设法从那些大的母社中征集社员。组员们都因为此拉彼扯而感到为难。例如高卢社和地方组织委员会。又如出版自由会、个人自由会、人民教育会、反对间接税会。还有工人平等社,曾分为三派,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还有巴士底军,一种按军队编制组合的队伍,四个人由下士率领,十个人由中士率领,二十人由少尉率领,四十人由中尉率领,从来没有五个以上互相认识的人。一种小心与大胆相结合的创造,似乎具有威尼斯式的天才。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条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一个正统主义的组织叫忠贞骑士社,在这些共和主义的组织中蠕蠕钻动。结果它被人揭发,并被排斥。

    巴黎的这些会社在一些主要城市里都建立了分社。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它们的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社。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的组织叫苦古尔德社。我们已经提到过。

    在巴黎,圣马尔索郊区比圣安东尼郊区安静不了多少,学校也并不比郊区平静多少。圣亚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馆和圣雅克-马蒂兰街的七球藏书网台咖啡馆是大学生们的联络站。跟昂热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的苦古尔德社结盟的ABC的朋友们社,我们已经见过,常在缪尚咖啡馆里聚会。这一伙年轻人,我们以前曾提到过,也常出现在蒙德都街附近一家酒店兼饭馆的称作科林斯的店里。这些聚会是秘密的。另一些会却尽量公开,我们可以从日后审讯时的这段口供看出他们的大胆:“会议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和平街。”“谁的家里?”“街上。”“到了哪几个组?”“只到一个组。”“哪一个?”“手工组。”“谁是头儿?”“我。”“你太年轻了,不见得能单独一人担负起这个攻击政府的重大任务吧。你接受什么地方的指示?”“中央委员会。”

    日后从贝尔福、吕内维尔、埃皮纳勒等地发生的运动来判断,军队和民众一样,也同时有所准备。人们所指望的是第五十二联队、第五、第八、第三十七、第二十轻骑队。在勃艮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里,种植了自由树,也就是说,一根顶着一顶红帽子的旗杆。

    当时的局势便是这样。

    圣安东尼郊区,我们在开始时便已提到,比任何其他地区的民众使这种局势变得更敏锐更紧张。这里是症结所在。

    这个古老的郊区,拥挤得像个蚂蚁窝,勤劳、勇敢和愤怒得像一窝蜂,在等待和期望剧变的心情中骚动。一切都在纷攘中,但并不因此而中止工作。这种振奋而阴郁的面貌是无法加以说明的。在这郊区里,无数顶楼的瓦顶下掩盖着种种惨痛的苦难,同时也有不少火热的和稀有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苦难和聪明才智这两个极端碰在一起,情况尤为危殆。

    圣安东尼郊区还有其他一些震颤的原因;因为它经常受到和重大政治动荡连结在一起的商业危机、倒闭、罢工、失业的灾殃。在革命时期,穷苦同时是原因也是后果。它的打击常回到它自身。这些民众,有着高傲的品德,充满了最高的潜在热力,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一触即发,郁怒,深沉,跃跃欲试,所等待的仿佛只是一粒火星的坠落。每当星星之火被事变的风吹逐着,飘在天边时,人们便不能不想到圣安东尼郊区,也不能不想到这个由苦难和思潮所构成的火药库,可怕的机缘把它安置在巴黎的大门口。

    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饮料店,我们在前面的速写里已经多次描绘过,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在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在那些地方所痛饮的,不仅仅是酒,更多的是语言。一种预感的精神和未来的气息在那里奔流,鼓动着人们的心并壮大着人们的意志。圣安东尼郊区的饮料店有如阿梵丹山上那些建造在巫女洞口暗通神意的酒家,一种人们凭着类似香炉的座头酌饮着厄尼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厄尼乌斯(Ennius),公元前二世纪的拉丁诗人。”></span>所谓巫女酒的酒家。

    圣安东尼郊区是人民的水库。革命的冲力造成水库的裂口,人民的主权便沿着裂口流出。这种主权可能有害,它和任何其他主权一样,难免发生错误,但是,尽管迷失方向,它仍是伟大的。我们不妨说它像瞎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吼叫声。

    在九三年,根据当时流传着的思想是好还是坏,根据那天是狂热的日子还是奋激的日子,从圣安东尼郊区出发的,时而是野蛮的军团,时而是英雄的队伍。

    野蛮。让我们来把这词说明一下。这些毛发直竖的人们,在破天荒第一次爆发的革命的混乱中,衣服破烂,吼声震天,横眉怒目地抡着铁锤,高举长矛,一齐向丧魂落魄的老巴黎涌上去,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压迫的终止,暴政的终止,刑戮的终止,成人有工作,儿童有教育,妇女有社会的温暖,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世界乐园化,进步;他们要的便是这神圣、美好、温和的东西:进步;他们走投无路,控制不了自己,这才大发雷霆,袒胸攘臂,抓起棍棒,大吼大叫地来争取。这是一些野蛮人,是的,但是是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宣布人权,即使要经过战栗和惊骇,他们也要强迫人类登上天堂。他们貌似蛮族,却都是救世主。他们蒙着黑夜的面罩要求光明。

    这些人很粗野,我们承认,而且狞恶,但他们是为了为善而粗野狞恶的。在这些人之外另有一种人,满脸笑容,周身锦绣,金饰,彩绶,宝光,丝袜,白羽毛,黄手套,漆皮鞋,肘弯支在云石壁炉旁的丝绒桌子上,慢条斯理地坚持要维护和保持过去、中世纪、神权、信仰狂、愚昧、奴役、死刑、战争,细声细气彬彬有礼地颂扬大刀、火刑和断头台。至于我们,假如一定要我们在那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有所选择的话,我们宁肯选择那些野蛮人。

    但是,谢谢皇天,另一种选择也是可能的。无论朝前和朝后,陡直的下坠总是不必要的。既不要专制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要的是舒徐上升的进步。

    上帝照顾。务使坡度舒徐,这便是上帝的全部政策。

    六 安灼拉和他的副将们

    就在这个时期,安灼拉感到事变可能发生,便暗中着手清理队伍。

    大家全在缪尚咖啡馆里举行秘密会议。

    安灼拉正以某种闪烁然而说明问题的语言在说着话:

    “应当明确一下目<q>藏书网</q>前的情况,有些什么人是可靠的。假如需要战士,便应动员起来。准备好打击力量。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过路的人,在路上有牛时,要比在路上没牛时有更多的机会碰上牛角。因此,让我们来数数这牛群。我们这里有多少人?这工作不能留到明天去做。干革命的人随时都应抓紧时间。进步不容许延误时机。我们应当提防意外。不要措手不及。现在便应检查一下,我们所做的缝缀工作是否有脱线的地方。这件事今天便应摸清底。古费拉克,你去看看综合工科学校的那些同学。这是他们休假的日子。今天星期三。弗以伊,我说,你去看看冰窖的那些人。公白飞已同意去比克布斯。那儿有一股极好的力量,巴阿雷将去访问吊刑台。勃鲁维尔,那些泥瓦工人有些冷下来了,你到圣奥诺雷-格勒内尔街的会址里去替我们探听一下消息。若李,你到杜普伊特朗医院去了解一下医学院的动态。博须埃到法院去走一趟,和那些见习生谈谈。我,负责苦古尔德。”

    “全布置好了。”古费拉克说。

    “没有。”

    “还有什么事?”

    “一件极重要的事。”

    “什么事?”公白飞问。

    “梅恩便门。”安灼拉回答说。

    安灼拉聚精会神凝想了一阵,又说道:

    “在梅恩便门,有些云石制造工人、画家、雕刻工场的粗坯工人。那是一伙劲头很大的自己人,但是有点忽冷忽热。我不知道他们最近出了什么事。他们想到旁的事上去了。他们泄了气。有空便打骨牌。应当赶快去和他们谈谈,并且扎扎实实地谈谈。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利什弗店里。从中午到一点,可以在那里遇见他们。这一炉快灭的火非打气不可了。我原想把这事交给马吕斯去办,这人心乱,但还是个好人,可惜他不再来这儿了。我非得有个人去梅恩便门不可。可我没有人了。”

    “还有我呢?”格朗泰尔说,“我不是在这儿吗?”

    “你?”

    “我。”

    “你,去教育共和党人!你,用主义去鼓动冷却了的心!”

    “为什么不?”

    “你也能做点像样的事吗?”

    “我的确马马虎虎有这么一点雄心。”格朗泰尔说。

    “你一点信仰也没有。”

    “我信仰你。”

    “格朗泰尔,你肯替我帮个忙吗?”

    “帮任何忙都可以。替你擦皮鞋都成。”

    “那么,请你不要过问我们的事。去喝你的苦艾酒吧。”

    “你太不识好歹了,安灼拉。”

    “你会是去梅恩便门的人!你会有这能耐!”

    “我有能耐走下格雷街,穿过圣米<samp></samp>歇尔广场,打亲王先生街斜插过去,进入伏吉拉尔街,走过加尔默罗修院,转到阿萨斯街,到达寻午街,把军事委员会甩在我后面,跨过老瓦厂街,踏上大路,沿着梅恩大道走去,越过便门,并走进利什弗店里去。我有能耐干这些。我的鞋便有这能耐。”

    “你也稍稍认识利什弗店里的那些同志吗?”

    “不多。我们谈话都是‘你’来‘你’去的罢了。”

    “你打算和他们谈些什么呢?”

    “谈罗伯斯庇尔呗,这还用问!谈丹东。谈主义。”

    “你!”

    “我。你们对我太不公道了。我上了劲以后,可一点也不含糊。我念过普律多姆<span class=”” data-note=”普律多姆(Prudhomme),领导当时巴黎革命活动的一个新闻记者。”></span>的著作。我知道民约<span class=”” data-note=”指《民约论》(du trɑt sociɑl),也译作 href=’1584/im’>《社会契约论》,卢梭的著作。”></span>。我能背我的《二年宪法》。‘公民的自由终止于另一公民自由的开始。’难道你以为我是个傻瓜蛋?我抽屉里还有一张旧指券<span class=”” data-note=”指券(ɑssignɑt),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当通货使用。”></span>呢。人的权利,人民的主权,活见鬼!我甚至有点阿贝尔<span class=”” data-note=”阿贝尔(Hébert,1799—1887),法国的法学家和保守派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议会议员(1834—1848)。一八四一年起是王家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曾任司法大臣。一八四九年为立法议会议员。”></span>主义的倾向。我还可以一连六个钟点,手里拿着表,天花乱坠地大谈一通。”

    “放严肃点。”安灼拉说。

    “我原是一本正经的。”格朗泰尔回答说。

    安灼拉思考了几秒钟,作出了一个下决心的人的姿势。

    “格朗泰尔,”他沉重地说,“我同意让你去试试。你去梅恩便门就是。”

    格朗泰尔原住在贴近缪尚咖啡馆的一间带家具出租的屋子里。他走出去,五分钟过后,又回来了。他回家去跑了一趟,穿上了一件罗伯斯庇尔式的背心。

    “红的。”他走进来,眼睛盯着安灼拉说。

    他接着便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自己的胸脯上,按着那件背心通红的两只尖角。

    他又走上去,凑在安灼拉的耳边说:

    “你放心。”

    他拿起他的帽子,猛按在头上,走了。

    一刻钟过后,缪尚咖啡馆的那间后厅已经走空。ABC的朋友们社的成员全都各走一方,去干自己的工作了。负责苦古尔德社的安灼拉最后走。

    艾克斯的苦古尔德社的成员当时有一部分来到<big></big>了巴黎,他们常在伊西平原上一处废弃了的采石场开会,在巴黎这一面,这种废弃了的采石场原是很多的。

    安灼拉一面朝这聚会的地方走去,同时也全面思考着当时的情势。事态的严重是明显的。事态有如某些潜伏期中的社会病所呈现的症状,当它笨重地向前移动时,稍微出点岔子便能阻止它的进展,打乱它的步伐。这便是崩溃和再生由此产生的一种现象。安灼拉展望前途,在未来昏暗的下摆下面,隐隐望见了一种恍惚有光的晃荡。谁知道?也许时机临近了。人民再度掌握大权,何等美好的景象!革命再度庄严地占有法兰西,并且对世界说:“下文且听明天分解!”安灼拉心中感到满意。炉子正在热起来。这时,安灼拉那一小撮火药似的朋友正分赴巴黎各处。他有公白飞的透辟的哲学辩才,弗以伊的世界主义的热忱,古费拉克的劲头,巴阿雷的笑,让·勃鲁维尔的郁闷,若李的见识,博须埃的嬉笑怒骂,这一切,在他脑子里形成一种从四面八方同时引起大火的电花。人人都在做工作。效果一定会随毅力而来。前途乐观。这又使他想起了格朗泰尔。他想道:“等一等,梅恩便门离我要走的路不远。我何不到利什弗店里去转一趟呢?正好去看看格朗泰尔在干什么,看他的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

    安灼拉到达利什弗店时,伏吉拉尔的钟楼正敲一点。他推开门,走进去,交叉起两条胳膊,让那两扇门折回来抵在他的肩头上,望着那间满是桌子、人和烟雾的厅堂。

    从烟雾里传出一个人大声说话的声音,被另一个声音所打断。格朗泰尔正在和他的一个对手你一言我一语。

    格朗泰<samp>藏书网</samp>尔和另一张脸对坐在一张圣安娜云石桌子的两旁,桌上撒满了麸皮屑和骨牌,他正用拳头敲那云石桌面,下面便是安灼拉所听到的对话:

    “双六。”

    “四点。”

    “猪!我没有了。”

    “你死了。两点。”

    “六点。”

    “三点。”

    “老幺。”

    “归我出牌。”

    “四点。”

    “不好办。”

    “你出。”

    “我大错特错。”

    “你出得好。”

    “十五点。”

    “再加七点。”

    “这样我便是二十二点了。(若有所思。)二十二!”

    “你没有料到这张双六吧。我一上来先出了张双六,局面便大不相同。”

    “还是两点。”

    “老幺。”

    “老幺!好吧,五点。”

    “我没有了。”

    “刚才是你出牌的吧,对吗?”

    “对。”

    “白板。”

    “他运气多好!啊!你真走运!(出了好一会神。)两点。”

    “老幺。”

    “没有五点,也没有老幺。该你倒霉。”

    “清了。”

    “狗东西!”

    一 百灵场

    马吕斯曾把沙威引.?向那次谋害案的现场,并目击了出人意料的结局。但是,正当沙威把他那群俘虏押送到三辆马车里还不曾离开那座破房子时,马吕斯便已从屋子里溜走了。当时还只是夜间九点钟。马吕斯去古费拉克住的地方。古费拉克已不是拉丁区固定的居民,为了一些“政治理由”,他早就搬到玻璃厂街去住了,这一地区,当时是那些容易发生暴动的地段之一。马吕斯对古费拉克说:“我到你这儿来过夜。”古费拉克把他床上的两条褥子抽出了一条,摊在地上说:“请便。”

    第二天早上七点,马吕斯又回到那破房子,向布贡妈付了房租,结清账目,找人来把他的书籍、床、桌子、抽斗柜和两把椅子装上一辆手推车,便离开了那里,也没有留下新地址,因此,当沙威早晨跑来向马吕斯询问有关昨晚那件事时,他只听到布贡妈回答了一声:“搬走了!”

    布贡妈深信马吕斯免不了是昨晚被捕那些匪徒的同伙。她常和左近那些看门的妇人嚷着说:“谁能料到?一个小伙子,看上去,你还以为是个姑娘呢!”

    马吕斯匆匆搬走,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那所房子里已见到社会上的一种丑恶面貌:一种比有钱的坏种更为丑恶的穷坏种的面貌,把它那最使人难堪、最粗暴的全部发展过程那么近的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现在对这地方已有了强烈的反感。其次,他不愿被别人牵着走,在那必然会跟着来的任何控诉书上去出面揭发德纳第。

    沙威猜想这年轻人由于害怕而逃避了,或是甚至在那谋害行为进展时,他也可能并没有回家,沙威曾想方设法要把他找出来,但没能做到。

    一个月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月。马吕斯始终住在古费拉克那里。他从一个经常在法院接待室里走动的实习律师嘴里听到说德纳第已下了监狱。每星期一,马吕斯送五个法郎到拉弗尔斯监狱的管理处,托人转给德纳第。

    马吕斯没有钱,便向古费拉克借那五个法郎。向人借钱,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五个到时必付的法郎,对出钱的古费拉克和收钱的德纳第两方面都成了哑谜。古费拉克常想道:“这究竟是给谁的呢?”德纳第也常在问自己:“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马吕斯心中也苦闷万分。一切又重新堕入五里雾中了。他眼前又成了一片漆黑,他的日子又重陷在那种摸不着边的疑团中。他心爱的那个年轻姑娘,仿佛是她父亲的那个老人,这两个在这世上惟一使他关心、惟一使他的希望有所寄托而又不相识的bbr>99lib?</abbr>人,曾从黑暗中、在咫尺之间偶然在他眼前再现了一下,正当他自以为已把他们抓住时,一阵风却又把这两个人影吹散了。没有一点真情实况的火星从那次最惊心动魄的冲突中迸射出来。没有可能作任何猜测。连他自以为知道了的那个名字也落了空。玉秀儿肯定不是她的名字。而百灵鸟又只是一个别名。对那老人,又应当怎样去看呢?难道他真的不敢在警察跟前露面吗?马吕斯又回想起从前在残废军人院左近遇见的白发工人。现在看来,那工人和白先生很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么,他要经常改变装束吗?这人,有他英勇可敬的一面,也有他暧昧可疑的一面。他为什么不喊救命?他又为什么要溜走?他究竟是不是那姑娘的父亲?最后,难道他果真就是德纳第自以为认出的那个人吗?德纳第认错了吧?疑问丛生,无从解答。所有这一切,确也丝毫无损于卢森堡公园中那个年轻姑娘所具有的那种天仙似的魅力。令人心碎的苦恼,马吕斯满腔热爱,却又极目苍茫。他被推着,他被拉着,结果动弹不得。一切又全幻灭了,只剩下一片痴情。便连痴情的那种刺激本能和启人急智的力量他也失去了。在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心里燃烧着的那种火焰也稍稍能照亮我们的眼睛,向体外多少发射出一点能起作用的微光。马吕斯,却连恋情的那种悄悄的建议也全听不见了。他从来不作这样的打算:假使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呢?假使我这样去试试呢?他已不能再称为玉秀儿的她当然总还活在某个地方,却没有任何事物提醒马吕斯应当朝哪个方向去寻找。他现在的生活可以简括为这么一句话:自信心已完全丧失在一种穿不透的阴霾中了。他始终抱着和她再次相见的心愿,可是他已不再存这种希望。

    最不幸的是贫困又来临了。他感到这股冷<u></u>气已紧紧靠在他身边,紧靠在他背后。在那些苦恼的时日里,长期以来,他早已中断了他的工作,而中断工作正是最危险不过的,这是一种习惯的消逝。容易丢弃而难于抓回的习惯。

    一定程度的梦想,正如适量的镇静剂,是好的。它可以使在工作中发烧、甚至发高烧的神智得到安息,并从精神上产生一种柔和清凉的气息来修整纯思想的粗糙形象,填补这儿那儿的漏洞和罅隙,连缀段落,并打磨想象的棱角。但过分的梦想能使人灭顶下沉。干精神工作的人而让自己完全从思想掉入梦想,必遭不幸!他自以为进得去便随时出得来,并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想错了!

    思想是智慧的活动,梦想是妄念的活动。以梦想代思想,便是把毒物和食物混为一谈。

    我们记得,马吕斯便是从这儿开始的。狂热的恋情忽然出现,并把他推到了种种无目的和无基础的幻想中。他出门仅仅为了去胡思乱想。缓慢的渍染。喧闹而淤止的深渊。并且,随着工作的减少,需要增加了。这是一条规律。处于梦想状态中的人自然是不节约、不振作的,弛懈的精神经受不住紧张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有坏处也有好处,因为慵懒固然有害,慷慨却是健康和善良的。但是不工作的人,穷而慷慨高尚,那是不可救药的。财源涸竭,费用急增。

    这是一条导向绝境的下坡路,在这方面,最诚实和最稳定的人也能跟最软弱和最邪恶的人一样往下滑,一直滑到两个深坑中的一个里去:自杀或是犯罪。

    经常出门去胡思乱想的人总有一天会出门去跳水。

    过分的梦想能使我们变成艾斯库斯或利勃拉<span class=”” data-note=”艾斯库斯(Escousse)和利勃拉(Libras),当时两个年轻诗人,七月革命时曾参加巷战;一八三二年他们在一出戏剧失败后自杀。”></span>这类人。

    马吕斯眼望着那个望不见的意中人,脚却在这条下坡路上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下滑。我们刚才描写的这种情况,看来好像奇怪,其实是真实的。那个不在眼前的人的形象在心里的黑暗处发出光辉,它越消逝,便越明亮,愁苦阴沉的灵魂老看见这一点光明出现在天边,这是内心的沉沉黑夜中的一点星光。她,已经成了马吕斯整个心灵的寄托处。他不再思考旁的事情了,他昏昏沉沉地感到他那身旧衣服已不可能再穿了,新的那身也变旧了,他的衬衣破烂了,帽子破烂了,靴子破烂了,就是说,他的生命也破烂了。他常暗自想道:“只要我能在死去以前再见她一面!”

    给他留下的惟一甘美的念头,便是她曾爱过他,她的眼睛已向他表达了这一心事,她不认识他,却了解他的心,也许现在在她所在的地方,不管这地方是多么神秘,她仍爱着他呢。谁知道她不也在想念他,正如他想念她呢?每一颗恋爱的心都有这么一种无可言喻的时刻,在只有理由感受痛苦的情况下,却又会隐隐感到一种喜悦心情的惊扰。他心里有时想道:“这是因为她的思想向我飞来了!”随后他又加上一句:“我的思想应当也能飞向她那里。”

    这种幻想,这种使他过后频频点头的幻想,果然在他的心灵里倾注了一种类似希望的光辉。他断断续续地,尤其是在那种易使苦苦思索的人感到怅惘的夜晚,拿起一叠白纸,专把爱情灌注在他脑子里的一些最纯洁、最空泛、最超绝的梦想随笔写了上去。他称这为“和她通信”。

    不应当认为他的理智是混乱的。正相反。他失去了从事工作和朝着一个固定目标稳步前进的能力,但是他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通达和正直。马吕斯常以冷静、现实、不无奇特的目光对待他眼前的事物,形形色色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他对一切,常以诚实的沮丧心情和天真的无私态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的判断,几乎摆脱了希望,是高超出众的。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任何事物都逃不过他,骗不了他,他随时在发现人生、人类和命运的底蕴。这是一个由上帝赋予的具有经得住爱情和苦难的灵魂,它即使在煎熬中也仍然是快乐的!凡是不曾在这双重的光里观察过世事和人心的人,都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看真切,什么也看不懂的。

    在恋爱和痛苦中的心灵是处在卓绝的状态中。

    总之,一天接着一天过去了,却一点也没有新的发现。他只觉得剩下来要他去度过的凄凉时日随时都在缩短。他仿佛已清清楚楚地望见那无底深渊边上的陡壁。

    “怎么!”他常这样想,“难道在这以前,我就不会再遇见她了!”

    人们顺着圣雅克街往上走,走过便门,再朝左沿着从前的那条内马路往前走一段,便到了健康街,接着便是冰窖,在离哥白兰小河不远的地方,人们会见到一块空地,在围绕巴黎的那种漫长而单调的环城马路的一带,是惟一可以吸引鲁伊斯达尔<span class=”” data-note=”鲁伊斯达尔(Ruysdal,1629—1682),荷兰风景画家。”></span>坐下来的场所。

    那地方散发着一种无以名之的淡远的情趣,一片青草地,上面有几根拉紧的绳索,迎风晾着一些旧衣破布,蔬菜地边有所路易十三时代的古老庄屋,庞大的屋顶上开着光怪陆离的顶楼窗,倾斜破烂的木栅栏,白杨树丛中有个小池塘,几个妇女,笑声,谈话声,朝远处看,能望见先贤祠、盲哑院的树、军医学院,黑黝黝,矮墩墩,怪模怪样,有趣,美不胜收,在更远处,有圣母院钟塔的严峻的方顶。

    由于这地方很值得一看,便谁也不来看这地方。一刻钟里难得有一辆小车和一个车夫走过。

    一次,马吕斯独自闲逛,偶然走到这地方的小池边。这天,路上恰巧有个难逢难遇的过路人。马吕斯多少有点被这里近似蛮荒的趣味所感动,他问那过路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过路人回答:“百灵场。”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乌尔巴克杀害伊夫里的那个牧羊姑娘,正在这地方。”

    但是“百灵”这两个字一出口,马吕斯便什么也听不<bdo>藏书网</bdo>见了。在神魂颠倒的情况下,一两个字足使那种急速凝固状态出现。全部思想突然紧紧围绕着一个念头,再不能察觉任何其他事物了。百灵鸟,在马吕斯愁肠深处早已代替了玉秀儿的名字。他在那种迷了心窍的痴情中,傻头傻脑地对自己说:“嘿!这是她的场子。我一定能在这地方找到她的住处。”

    这是荒唐的想法,然而却不可抗拒。

    从此他天天必去百灵场。

    二 监牢孵化中的罪恶胚胎

    沙威在戈尔博老屋中的胜利看来好像是很全面的,其实不然。

    首先,也是他的主要忧虑,当时沙威并没使那俘虏成为俘虏。那个逃走了的受害人比那些谋害人更可疑,这个人,匪徒对他既然那么重视,对官方来说,也应当同样是一种奇货吧。

    其次,巴纳斯山也从沙威手中漏网。

    他得另候机会来收拾这个“香喷喷的妖精”。当时爱潘妮在路边大树底下把风,巴纳斯山遇见了她,便把她带走了,他宁愿去和姑娘调情,不愿跟老头儿找油水。幸亏这样,他仍能逍遥自在。至于爱潘妮,沙威派人把她“钉”住了,这可算不了什么慰藉。爱潘妮和阿兹玛一道,都进了玛德栾内特监狱。

    最后,在从戈尔博老屋押往拉弗尔斯监狱的路上,那些主要罪犯中的一个,铁牙,不见了。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警察和卫队们都“莫名其妙”,他化成了一股烟,他从手铐里滑脱了,他从车子的缝里流掉了,马车开裂了,他溜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知道到监狱时,铁牙丢了。那里面有仙人的手法或是警察的手法。铁牙能像一朵雪花融?在水里那样融化在黑夜里吗?这里有没有警察方面的默契呢?这人是不是一个在混乱和秩序两方面都有关连的哑谜呢?难道他是犯法和执法的共同中心吗?这个斯芬克司是不是两只前爪踩在罪恶里,两只后爪踩在法律里呢?沙威一点也不接受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如果他知道有这种两面手法,他浑身的毛都会倒竖起来,在他的队伍里也还有其他一些侦察人员,虽然是他的下属,但警务方面的种种秘密却比他知道得多些,铁牙正是那样一个能成为一个相当好的警察的暴徒。在偷天换日的伎俩方面能和黑暗势力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这对盗窃来说,是上好的,对警务来说也是极可贵的。这种双刃歹徒是有的。不管怎样,铁牙渺无影踪了。沙威对这件事,躁急甚于惊讶。

    至于马吕斯,“这个怕事的傻小子律师”,沙威却不大在乎,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并且,一个律师算什么,律师是随时都能找到的。不过,这玩意儿真就是个律师吗?

    审讯开了个头。

    裁判官觉得在猫老板匪帮那一伙中间,有一个人可以不坐牢,这样做有好处,希望能从他那里听到一点口风。这人便是普吕戎,小银行家街上的那个长头发。他们把<tt>?t>他放在查理大帝院里,狱监们都睁着眼睛注视他。

    普吕戎这个名字,在拉弗尔斯监狱里是大伙儿记得的。监狱里有一座丑恶不堪的所谓新大楼院子,行政上称这为圣贝尔纳院,罪犯们却称为狮子沟,这院子有一道锈了的旧铁门,通向原拉弗尔斯公爵府的礼拜堂,后来这里改作囚犯的宿舍。在这门的左边附近,有一堵高齐屋顶、布满了鳞片和扁平苔藓的条石墙,在那墙上,十二年前,还能见到一种堡垒样的图形,是用钉子在石头上胡乱刻画出来的,下方签了这样的字:

    <small>普吕戎,一八一一。</small>

    这个一八一一年<big></big>的普吕戎是一八三二年的普吕戎的父亲。

    这小普吕戎,我们在戈尔博老屋谋害案里只随便望过一眼,那是个非常狡猾、非常能干、外表憨气十足、愁眉苦脸的健壮小伙子。正因为这股憨气,裁判官才放了他,认为把他放在查理大帝院里比关在隔离牢房里会得用些。

    囚犯们并不因为受到法律的管制便互不往来。他们不至于为这点小事而缩手缩脚。因犯罪而坐监并不妨碍再犯他罪。艺术家已有了一幅油画陈列在展览馆里,他照样可以在他的工作室里另创一幅新作。

    普吕戎好像已被监牢关傻了。人们有时看见他在查理大帝院里,一连几个钟头呆立在小卖部的窗子附近,像个白痴似的老望着那块肮脏的价目表,从最初的“大蒜,六十二生丁”起直念到最末的“雪茄,五生丁”。要不,他就不停地发抖,磕牙,说他在发烧,并问那病房里那二十八张床可有一张空的。

    忽然,在一八三二年二月的下半月里,人们一下子发现普吕戎这瞌睡虫,通过狱里的几个杂工,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而是用他三个伙伴的名义,办了三件不同的事,总共花了他五十个苏,这是一笔很不寻常的费用,引起了监狱警务班长的注意。

    经过调查,并参照张贴在犯人会客室里那张办事计费表加以研究之后,终于知道了那五十个苏是这样分配的:三件事,一件是在先贤祠办的,十个苏;一件是在军医学院办的,十五个苏;一件在格勒内尔便门办的,二十五个苏。最末这一笔是计费表上最高的数字。同时,先贤<df</dfn>祠、军医学院和格勒内尔又正是三个相当凶恶的便门贼所住的地方,一个叫克吕伊丹涅,又叫皮查罗,一个叫光荣,是个被释放了的苦役犯,一个叫拦车汉子,这次的事又把警察的眼睛引向了他们。普吕戎送出去的那些信不是按地址送达,而是交给一些在街上等候的人,因而警察猜测那里面一定有些为非作歹的秘密通知。加上其他一些蛛丝马迹,他们便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以为普吕戎的任何密谋都已被挫败。

    大致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一星期光景,有个晚上,一个巡夜的狱监,在巡查新大楼下层的宿舍并正要把他的栗子丢进栗子箱时——这是当时用来保证狱监们严格执行任务的方法,钉在每个宿舍门口的那些箱子里,每一小时都应有一个栗子落进去——那狱监从宿舍的侦察孔里望见普吕戎正曲腿弯腰地坐在床上,借着墙上的蜡烛光在写什么。守卫跑进去,把普吕戎送到黑牢房里关了一个月,但是没有找到他写的东西。警察便没有能掌握其他情况。

    有一件事却是肯定无疑的:第二天,一个“邮车夫”从查理大帝院里被丢向天空,越过那座六层大楼,落在大楼另一面的狮子沟里了。

    囚犯们所说的“邮车夫”,是一个用艺术手法团起来,送到“爱尔兰”去的面包团子;所谓送到爱尔兰,便是越过牢房的房顶,从一个院子抛到另一个院子。(词源学:越过英格兰,从一个陆地到另一个陆地,爱尔兰。)总之,面包团落到了那个院子里。拾起面包团的人,把它剖开,便能在里面找到一张写给那院子里某个囚犯的字条; 53d1.” >发现这字条的,如果是个囚犯,便把它转到指定地点;如果是个守卫,或是一个被暗中收买了的囚犯,也就是监狱里所说的绵羊和苦役牢里所说的狐狸,那字条便会被送到管理处,转给警察。<mark></mark>

    这一次,那邮车夫达到了目的地,尽管收件人当时正在“隔离”期间。那收件人正是巴伯,猫老板的四巨头之一。

    那邮车夫裹着一条卷好的纸,上面只有两行字:

    <small>巴伯,卜吕梅街有笔生意好做。</small>

    <small>一道对着花园的铁栏门</small>

    这便是普吕戎在那天晚上写的东西。

    尽管有层层的男搜查人员和女搜查人员,巴伯终于想到办法把那字条从拉弗尔斯监狱送到他的一个被关在妇女救济院的“相好”手里。这姑娘又把那字条转到一个她认识的叫作马侬的女人那里,后者已受到警察的密切注意,但还未被捕。关于这个马侬,读者已经见过她的名字,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她和德纳第一家人的关系,她通过爱潘妮,能在妇女接济院和玛德栾内特监狱之间起桥梁作用。

    正在这时,在指控德纳第的案子里,由于有关他的两个女儿的部分缺乏证据,爱潘妮和阿兹玛都被释放了。

    爱潘妮出狱时,马侬在玛德栾内特的大门外偷偷候着她,把普吕戎写给巴伯的那张字条给了她,派她去把这件事“弄清楚”。

    爱潘妮去卜吕梅街,认清了那铁栏门和花园,细看了那栋房子,窥伺了几天,然后到钟锥街马侬家里,给了她一块饼干,马侬又把这饼干送到妇女救济院巴伯的相好手里。一块饼干,对监狱中的象征主义暗号来说,便是“没有办法”。

    因此,不到一星期,巴伯和普吕戎,一个正去“受教导”,一个正受了教导回来,两个人在巡逻道上碰了面。普吕戎问:“怎样了,卜街?”巴伯回答:“饼干。”

    普吕戎在拉弗尔斯监狱里制造的罪胎就这样流产了。

    这次堕胎还有下文,不过和普吕戎的计划完全不相干。我们将来再谈。

    我们常常会在想接这一根线的时候,接上了另一根线。

    三 马白夫公公的奇遇

    马吕斯已不再访问任何人,不过他有时会遇见马白夫公公。

    这时,马吕斯正沿着一种阴暗凄凉的梯级慢慢往下走。我们不妨称之为地窨子阶梯的这种梯级,把人们带到那些不见天日、只听到幸福的人群在自己头上走动的地方,当马吕斯这样慢慢往下走时,马白夫先生也同时在他那面往下走。

    《柯特雷茨附近的植物图说》已绝对销不出去了。靛青的试种,由于奥斯特里茨的那个小园子里阳光不足,也毫无成绩。马白夫先生在那里只能种些性喜阴湿的稀有植物。但他并不灰心。他在植物园里获得一角光照通风都好的地,用来“自费”试种靛青。为了做这试验,他把《植物图说》的铜版全押在当铺里。他把每天的早餐缩<cite>.</cite>减到两个鸡蛋,其中一个留给他那年老的女仆,他已十五个月没有付给她工资了。他的早餐经常是一天中惟一的一餐。他失去了那种稚气十足的笑声,他变得阴沉了,也不再接待朋友。好在马吕斯也不想去看他。有时,马白夫先生去植物园,老人和那青年会在医院路上迎面走过。他们彼此并不交谈,只愁眉苦眼地相互点个头罢了。伤心啊,贫苦竟能使人忘旧!往日是朋友,于今成路人。

    书店老板鲁瓦约尔已经死了。现在马白夫先生认识的仅只是他自己的书籍、他的园子和他的靛青,这是<cite></cite>他的幸福、兴趣和希望所呈现的三个形象。这已够他过活了。他常对自己说:“到我把那蓝色团子做成的时候,我便有钱了,我要把我的那些铜版从当铺里赎回来,我要大吹大擂地把我那本《植物图说》推销一番,敲起大鼓,报纸上登上广告,我就可以去买一本皮埃尔·德·梅丁的《航海艺术》了。我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一五五九年版带木刻插图的。”目前,他天天去培植他那方靛青地,晚上回家浇他的园子,读他的书。马白夫先生这时已年近八十了。

    一天傍晚,他遇到一件怪事。

    那天,大白天他便回了家。体力日渐衰退的普卢塔克妈妈正病倒在床上。晚餐时,他啃了一根还剩有一点点肉的骨头,又吃了一片从厨房桌上找到的面包,出去坐在一条横倒的界石上面,这是他在花园里用来当长凳的。

    在这条长凳近旁,按照老式果园的布局,竖着一个高大的圆顶柜,它的木条、木板都已很不完整,下层是兔子窝,上层是果子架。兔子窝里没有兔子,果子架上却还有几个苹果。这是剩余的过冬食物。

    马白夫先生戴着眼镜,手里捧着两本心爱的书在翻翻念念,这两本书不但是他心爱的,对他那样年纪的人来说,更严重的是那两本书常使他心神不安。他那怯懦的生性原已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些迷信思想。那两本书之一是德朗克尔院长的有名著作,《魔鬼的多变》,另一本是米托尔·德·拉鲁博提埃尔的四开本,《关于沃维尔的鬼怪和皮埃弗的精灵》。他的园子在从前正是精灵不时出没的地方,因而那后一本书更使他感到兴趣。暮色的残晖正开始把上面的东西变白,下面的东西变黑。马白夫公公一面阅读,一面从他手里的书本上望着他的那些花木,其中给他最大安慰的是一株绚烂夺目的山踯躅,四天的干旱日子刚过去,热风,烈日,不见一滴雨,枝头下垂了,花骨朵儿蔫了,叶子落了,一切都需要灌溉,那棵山踯躅尤其显得憔悴多愁。和某些人一样,马白夫公公也认为植物是有灵魂的。老人在他那块靛青地里工作了一整天,已精疲力竭了,可他仍站起来,把他的两本书放在条凳上,弯着腰,摇摇晃晃,一直走到井边,但他抓住铁链想把它提起一点,以便从钉子上取下来也做不到了。他只好转回来,凄凄惨惨,抬头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

    暮色有那么一种静穆的气象,它能把人的苦痛压倒在一种无以名之的凄凉和永恒的喜悦下。这一夜,看来又将和白天一样干燥。

    “处处是星!”那老人想道,“一丝云彩也不见!没有一滴水!”

    他的头,抬起了一会儿,又落在了胸前。

    他继又把头抬起,望着天空嘟囔:

    “下点露水吧!怜惜怜惜众生吧!”

    他又试了一次,要把井上的铁链取下来,但是他气力不济。

    正在这时,他听见一个人的声音说道:

    “马白夫公公,要我来替您浇园子吗?”

    同时,篱笆中发出一种声响,仿佛有什么野兽穿过似的,他看见从杂草丛里走出一个瘦长的大姑娘,站在他跟前,大胆地望着他。这东西,与其说像个人,倒不如说是刚从暮色中显现出来的一种形象。

    马白夫公公原很容易受惊,并且,我们说过,很容易害怕的,他一个字还没有来得及<var>.99lib?</var>回答,那个神出鬼没的生灵已在黑暗中取下铁链,把吊桶垂下去,随即又提起来,灌满了浇水壶,老人这才看见那影子是赤着脚的,穿一条破烂裙子,在花畦中来回奔跑,把生命洒向她的四周。从莲蓬头里喷出来的水洒在叶子上,使马白夫公公心里充满了快乐。他仿佛觉得现在那棵山踯躅感到幸福了。

    第一桶完了,那姑娘又汲取第二桶,继又第三桶。她把整个园子全浇遍了。

    她那浑身全黑的轮廓在小道上这样走来走去,两条骨瘦如柴的长胳臂上飘着一块丝丝缕缕的破烂披肩,望上去,真说不出有那么一股蝙蝠味儿。

    当她浇完了水,马白夫公公含着满眶眼泪走上前去,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说:

    “天<big>99lib?</big>主保佑您,您是一个天使,您能这样爱惜花儿。”

    “不,”她回答说,“我是鬼,做鬼,我并不在乎。”

    那老人原就没有等她答话,也没听见她的回答,便又大声说:

    “可惜我太不成了,太穷了,对您一点也不能有所帮助!”

    “您能帮助我。”她说。

    “怎样呢?”

    “把马吕斯先生的住址告诉我。”

    老人一点也不懂。

    “哪个马吕斯先生?”

    他翻起一双白蒙蒙的眼睛,仿佛在搜索什么消失了的往事。

    “一个年轻人,早些日子常到这儿来的。”

    马白夫先生这才回忆起来。

    “啊!对……”他大声说,“我懂了您的意思。等等!马吕斯先生……男爵马吕斯·彭眉胥,可不是!他住在……他已不住在……真糟,我不知道。”

    他一面说,一面弯下腰去理那山踯躅的枝子,接着又说道:

    “有了,我现在想起来了。他经常走过那条大路,朝着冰窖那面走去。落须街。百灵场。您到那一带去找。不难遇见他。”

    等马白夫先生直起身子,什么人也没有了,那姑娘不见了。

    他确有点儿害怕。

    “说真话,”他想,“要是我这园子没有浇过水,我真会当是遇见鬼了呢。”

    一个钟头过后,他躺在床上,这念头又回到他的脑子里,他就要入睡了,也就是思想像寓言中所说的、为过海而变成鱼的鸟似的,渐渐化为梦境,进入模糊的睡乡,这时,在朦胧中他对自己说:

    “确实,这很像拉鲁博提埃尔谈到的那种精灵。真是个精灵吗?”

    四 马吕斯的奇遇

    在“鬼”访问马白夫公公的几天以后,一个早晨——是个星期一,马吕斯为德纳第向古费拉克借五个法郎的那天—<u>..</u>—,马吕斯把那值五法郎的钱放进衣袋,决定在送交管理处以前,先去“蹓跶一会儿”,希望能在回家后好好工作。他经常是这样的。一起床,便坐在一本书和一张纸跟前,胡乱涂上几句译文。他这时的工作是把两个德国人的一场著名争吵,甘斯和萨维尼的不同论点译成法文,他看看萨维尼,他看看甘斯,读上四行,试着写一行,不成,他老看见在那张纸和他自己之间有颗星,于是他离座站起来说道:“我出去走走。回头就能顺利工作了。”

    他去了百灵场。

    到了那里,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只见那颗星,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见不到萨维尼和甘斯了。

    他回到家里,想再把工作捡起来,但是一点也办不到,即使是断在他脑子里线索里的一根,也没法连起来,于是他说:“我明天再也不出去了。那会妨碍我工作。”可是他没有一天不出门。

    他的住处,与其说是古费拉克的家,倒不如说是百灵场。他的真正的住址是这样的:健康街,落须街口过去第七棵树。

    那天早晨,他离开了第七棵树,走去坐在哥白兰河边的石栏上。一道欢快的阳光正穿过那些通明透亮的新发的树叶。

    他在想念“她”。他的想念继又转为对自己的责备,他痛苦地想到自己已被懒惰——灵魂麻痹症所控制,想到自己的前途越来越黑暗,甚至连太阳也看不见了。

    这时他心里有着这种连自言自语也算不上的模糊想法,由于他的内心活动已极微弱,便连自怨自艾的力量也失去了,在这种百感交集的迷惘中,他感受了外界的种种活动,他听到在他后面,他的下面,哥白兰河两岸传来了<u>..</u>洗衣妇的捣衣声,他又听到鸟雀在他上面的榆树枝头嘤鸣啼唱。一方面是自由、自得其乐和长了翅膀的悠闲的声音,另一方面是劳动的声音。这一切引起了他的无穷感慨,几乎使他陷入深思,这是两种快乐的声音。

    他正这样一筹莫展在出神时,突然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在说:“嘿!他在这儿。”

    他抬起眼睛,认出了那人便是有天早上来到他屋里的那个穷娃子,德纳第的大姑娘,爱潘妮,他现在已知道她的名字了。说也奇怪,她显得更穷,却也漂亮些了,这好像是她绝对不能同时迈出的两?.步。但她确已朝着光明和苦难两个方面完成了这一双重的进步。她赤着一双脚,穿一身破烂衣服,仍是那天那么坚定地走进他屋子时的那模样,不过她的破衣又多拖了两个月,洞更大了,烂布片也更脏了。仍是那种嘶哑的嗓子,仍是那个因风吹日晒而发黑起皱的额头,仍是那种放肆、散乱、浮动的目光。而她新近经历过的牢狱生活,又在她那蒙垢受苦的面貌上添上一种说不上的叫人见了心惊胆寒的东西。

    她头发里有些麦秆皮和草屑,但不像那个受了哈姆莱特疯病感染而癫狂的奥<s>99lib?</s>菲利娅,而是因为她曾在某个马厩的草堆上睡过觉。

    尽管这样,她仍是美丽的。呵!青春,你真是颗灿烂的明星。

    这时,她走到马吕斯跟前停下来,枯黄的脸上略带一点喜色,并稍露一点笑容。

    她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我到底把您找着了!”她终于这样说,“马白夫公公说对了,是在这条大路上!我把您好找哟!要是您知道就好了!您知道了吧?我在黑屋子里关了十五天!他们又把我放了!看见我身上啥也找不出来,况且我还不到受管制的年龄!还差两个月。呵!我把您好找哟!已经找了六个星期。您已不住在那边了吗?”

    “不住那边了。”马吕斯说。

    “是呀,我懂。就为了那件事。是叫人难受,那种抢人的事。您就搬走了。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戴一顶这么旧的帽子?像您这样一个青年,应当穿上漂亮衣服才对。您知道吗,马吕斯先生?马白夫公公管您叫男爵马吕斯还有什么的。您不会是什么男爵吧。男爵,那都是些老家伙,他们逛卢森堡公园,全待在大楼前面,太阳最好的地方,还看一个苏一张的《每日新闻》。有一次,我送一封信给一个男爵,他便是这样的。他已一百多岁了。您说,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马吕斯不回答。

    “啊!”她接着说,“您的衬衣上有个洞。我得来替您补好。”

    她又带着渐渐沉郁下来的神情往下说:

    “您的样子好像见了我不高兴似的。”

    马吕斯不出声,她也静了一会儿,继又大声喊道:

    “可是只要我愿意,我就一定能使您高兴!”

    “什么?”马吕斯问,“您这话什么意思?”

    “啊!您对我一向是说‘你’的!”她接着说。

    “好吧,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似乎拿不定主意,内心在作斗争。最后,她好像下定了决心。

    “没有关系,怎么都可以。您老是这样愁眉苦脸,我要您高兴。不过您得答应我,您一定要笑。我要看见您笑,并且听您说:‘好呀!好极了。’可怜的马吕斯先生!您知道!您从前许过我,无论我要什么,您都情愿给我……”

    “对,你说吧!”

    她瞪眼望着马吕斯,向他说:

    “我已找到那个住址。”

    马吕斯面无人色。他的全部血液都回到了心里。

    “什么住址?”

    “您要我找的那个住址!”

    她又好像费尽无穷气力似的加上一句:

    “就<samp></samp>是那个……住址。您明白吗?”

    “我明白!”马吕斯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小姐的!”

    说完这几个字,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马吕斯从他坐着的石栏上跳了下来,狠狠捏住她的手:

    “呵!太好了!快领我去!告诉我!随你向我要什么!在什么地方?”

    “您跟我来,”她回答,“是什么街,几号,我都不清楚,那完全是另一个地方,不靠这边,但是我认得那栋房子,我领您去。”

    她抽回了她的手,以一种能使旁观者听了感到苦恼,却又绝没有影响到如醉如痴的马吕斯的语气接着说:

    “呵!瞧您有多么高兴!”

    一阵阴影浮过马吕斯的额头。他抓住爱潘妮的手臂。

    “你得向我发个誓!”

    “发誓?”她说,“那是什么意思?奇怪!您要我发誓?”

    她笑了出来。

    “你的父亲!答应我,爱潘妮!我要你发誓你不把那住址告诉你父亲!”

    她转过去对着他,带着惊讶的神气说:

    “爱潘妮!您怎么会知道我叫爱潘妮?”

    “答应我对你提出的要求!”

    她好像没有听见他说话似的:

    “这多有意思!您叫了我一声爱潘妮!”

    马吕斯同时抓住她的两条胳膊:

    “你回我的话呀,看老天面上!注意听我向你说的话,发誓你不把你知道的那个住址告诉你父亲!”

    “我的父亲吗?”她说。“啊,不错,我的父亲!您放心吧。他在牢里。并且,我父亲关我什么事!”

    “但是你没有回答我的话!”马吕斯大声说。

    “不要这样抓住我!”她一面狂笑一面说,“您这样推我干什么!好吧!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这有什么关系?我不把那住址告诉我父亲。就这样!这样行吗?这样成吗?”

    “也不告诉旁人?”马吕斯说。

    “也不告诉旁人。”

    “现在,”马吕斯又说,“你领我去。”

    “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

    “来吧。呵!他多么高兴呵!”她说。

    走上几步,她又停下来:

    “您跟得我太近了,马吕斯先生。让我走在前面,您就这样跟着我走,不要让别人看出来。别人不应当看见像您这样一个体面的年轻人跟着我这样一个女人。”

    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从这孩子嘴里说出的“女人”这两个字的含义。

    她走上十来步,又停下来,马吕斯跟上去。她偏过头去和他谈话,脸并不转向他:

    “我说,您知道您从前曾许过我什么吗?”

    马吕斯掏着自己身上的口袋。他在这世上仅有的财富便是那准备给德纳第的五法郎。他掏了出来,放在爱潘妮手里。

    她张开手指,让钱落在地上,愁眉不展地望着他:

    “我不要您的钱。”她说。

    一 秘密房子

    在前一世纪<span class=”” data-note=”指十八世纪。”></span>的中叶,巴黎法院的一位乳钵<span class=”” data-note=”乳钵,古代法国高级官员所戴的一种礼帽的名称,上宽下窄,圆筒无边,形如倒立的乳钵。”></span>院长私下养着一个情妇,因为当时大贵族们显示他们的情妇,而资产阶级却要把她们藏起来。他在圣日耳曼郊区,荒僻的卜洛梅街——就是今天的卜吕梅街——所谓“斗兽场”的地方,建起了一所“小房子”。

    这房子是一座上下两层的楼房,下面两间大厅,上面两间正房,另外,下面有间厨房,上面有间起坐间,屋顶下面有间阁楼,整栋房子面对一个花园,临街一道铁栏门。那园子大约占地一公顷,这便是过路的人所能望见的一切了。可是在楼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底里,又有两间带地窖的平房,这是个在必要时可以藏一个孩子和一个乳母的地方。平房后面有扇伪装了的暗门,通向一条长而窄的小巷:下面铺了石板,上面露天,弯弯曲曲,夹在两道高墙的中间;这小巷经过极巧妙的设计,顺着墙外两旁一些园子和菜地的藩篱,转弯抹角,向前延伸,一路都有掩蔽,从外面看去,绝无痕迹可寻,就这样直通半个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另一扇暗门,开门出去,便是巴比伦街上行人绝少的一端,那已几乎属于另一市区了。

    院长先生便经常打这道门进去,即使有人察觉他每天都鬼鬼祟祟地 53bb.” >去到一个什么地方,要跟踪侦察,也决想不到去巴比伦街便是去卜洛梅街。<dfn></dfn>这个才智过人的官员,通过巧妙的土地收购,便能无拘无束地在私有的土地上修造起这条通道。过后,他又把巷子两旁的土地,分段分块,零零碎碎地卖了出去,而买了这些地的业主们,分在巷子两旁,总以为竖在他们眼前的是一道公用的单墙,决想不到还存在那么一长条石板路蜿蜒伸展在他们的菜畦和果园中的夹墙里。只有飞鸟才能望见这一奇景。上一世纪的黄鸟和兰花雀一定叽叽喳喳谈了不少关于这位院长先生的事。

    那栋楼房是照芒萨尔<span class=”” data-note=”芒萨尔(Mansard,1646—1708),法国建筑师。”></span>的格调用条石砌成的,并按照华托的格调嵌镶了壁饰,..陈设了家具,里面是自然景色,外面是古老形式,总的一共植了三道花篱,显得既雅致,又俏丽,又庄严,这对男女私情和达官豪兴的一时发泄来说,都是恰当的。

    这房子和小巷,今天都已不在了,十五年前却还存在。九三年,有个锅炉厂的厂主买了这所房子,准备拆毁,但因付不出房价,国家便宣告他破产。因此,反而是房子拆毁了厂主。从这以后,那房子便空着没人住,也就和所有一切得不到人间温暖的住宅一样,逐渐颓废了。它仍旧陈设着那一套老家具,随时准备出卖或出租,每年在卜吕梅街走过的那十个或十二个人,自从一八一〇年以来,都看见一块字迹模糊的黄广告牌挂在花园外面的铁栏门上。

    到了王朝复辟的末年,从前的那几个过路人忽然发现广告牌不见了,甚至楼上的板窗也开了。那房子确已有人住进去。窗子上都挂了小窗帘,说明那里有个女人。

    一八二九年十月,有个年岁相当大的男人出面把那房子原封不动地,当然包括后院的平房和通向巴比伦街的小巷在内,一总租了下来。他又雇人把那巷子两头的两扇暗门修理好。陈设在房子里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大致仍是那院长的一些旧家具,这位新房客稍加修葺了一下,各处添补了一些缺少的东西,院子里铺了石板,屋子里铺了方砖,修理了楼梯上的踏级、地板上的木条、窗上的玻璃,这才带着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老女仆悄悄地搬来住下,好像是溜着进去的,说不上迁入新居。邻居们也绝没有议论什么,原因是那地方没有邻居。

    这个无声无息的房客便是冉阿让,年轻姑娘便是珂赛特。那女仆是个老姑娘,名叫杜桑,是冉阿让从医院和穷苦中救出来的,她年老,外省人,口吃,有这三个优点,冉阿让才决定把她带在身边。他以割风先生之名,固定年息领取者的身分,把这房子租下来的。有了以上种种叙述,关于冉阿让,读者想必知道得比德纳第要更早一点。

    冉阿让为什么要离开小比克布斯修院呢?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出。

    我们记得,冉阿让在修院里是幸福的,甚至幸福到了心里不安的程度。他能每天和珂赛特见面,他感到自己的心里产生了父爱,并且日益发展,他以整个灵魂护卫着这孩子,他常对自己说:“她是属于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他那里把她夺去,生活将这样无尽期地过下去,在这里她处在日常的启诱下,一定会成为修女,因此这修院从今以后就是他和她的宇宙了,他将在这地方衰老,她将在这地方成长,她将在这地方衰老,他将在这地方死去,总之,美妙的希望,任何分离都是不可能的。”他在细想这些事时,感到自己坠在困惑中了。他反躬自问。他问自己这幸福是否完全是他的,这里面是否也搀有被他这样一个老人所侵占诱带得来的这个孩子的幸福,这究竟是不是一种盗窃行为?他常对自己说:“这孩子在放弃人生以前,有认识人生的权利,如果在取得她的同意以前,便借口要为她挡开一切不幸而断绝她的一切欢乐,利用她的蒙昧无知和无亲无故而人为地强要她发出一种遁世的誓愿,那将是违反自然,戕贼人心,也是向上帝撒谎。”并且谁能断言,将来有朝一日,珂赛特懂得了这一切,悔当修女,她不会转过来恨他吗?最后这一念,几乎是自私的,不如其他思想那样光明磊落,但这一念使他不能忍受。他便决计离开那修院。

    他决定这样做,他苦闷地意识到他非这样做不可。至于阻力,却没有。他在那四堵墙里,销声匿迹,住了五年,这已够清除或驱散那些可虑的因素了。他已能安安稳稳<mark>.</mark>地回到人群中去。他也老了,全都变了。现在谁还能认出他来呢?何况,即使从最坏的情况设想,有危险的也只可能是他本人,总不能因自己曾被判处坐苦役牢,便可用这作理由,认为有权利判处珂赛特去进修院。并且,危险在责任面前又算得了什么?总之,并没有什么妨碍他谨慎行事,处处小心。

    至于珂赛特的教育,它已经告一段落,大致完成。

    决心下了以后,他便等待机会。机会不久便出现了。老割风死了。

    冉阿让请求院长接见,对她说由于哥哥去世,他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从今以后,他不工作也能过活了,他打算辞掉修院里的职务,并把他的女儿带走,但是珂赛特受到教养照顾,却一直没有发愿,如果不偿付费用,那是不合理的。他小心翼翼地请求院长允许他向修院捐献五千法郎,作为珂赛特五年留院的费用。

    冉阿让便这样离开了那永敬会修院。

    他离开修院的时候,亲自把那小提箱夹在腋下,不让任何办事人替他代拿,钥匙他也是一直揣在身上的。这提箱老发出一股香料味,常使珂赛特困惑不解。

    我们现在便说清楚,这只箱子,从此以后,不会再离开他了。他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屋子里。在他每次搬家时,也总是他要携带的第一件东西,有时并且是惟一的东西。珂赛特常为这事笑话他,称这箱子为“难分难舍的朋友”,又说:“我要吃醋啦。”

    冉阿让回到了自由的空气里,其实他心里仍怀着深重的忧虑。

    他发现卜吕梅街的那所房子,便蜷伏在那里。从此他成了于尔迪姆·割风这名字的占有人。

    他在巴黎还同时租了另外两个住处,免得别人注意他老待在一个市区里,在感到危险初露苗头时,他也可以有个迁移的地方,不致再像上次险遭沙威毒手的那个晚上,自己走投无路。那两个住处是两套相当<dfn></dfn>简陋、外貌寒碜的公寓房子,分在两个相隔很远的市区,一处在西街,另一处在武人街。

    他常带着珂赛特,时而在武人街,时而在西街,住上一个月或六个星期,让杜桑留在家里。住公寓时,他让门房替他料理杂务,只></a>说自己是郊区的一个有固定年息的人,在城里要有个歇脚点。这年高德劭的人在巴黎有三处寓所,为的是躲避警察。

    二 冉阿让参加了国民自卫军

    其实,严格说来,他是住在卜吕梅街的,他把他的生活作了如下的安排:

    珂赛特带着女仆住楼房,她有那间墙壁刷过漆的大卧房,那间装了金漆直线浮雕的起坐间,当年院长用的那间有地毯、壁衣和大围椅的客厅,她还有那个花园。冉阿让在珂赛特的卧房里放了一张带一顶古式三色花缎帐幔的床和一条从圣保罗无花果树街戈什妈妈铺子里买来的古老而华丽的波斯地毯,并且,为了冲淡这些精美的古老陈设所引起的严肃气氛,在那些古物之外,他又配置了一整套适合少女的灵 5de7.” >巧雅致的小用具:多宝槅、书柜和金边书籍、文具、吸墨纸、嵌螺钿的工作台、银质镀金的针线盒、日本瓷梳妆用具。楼上窗子上,挂的是和帐幔一致的三色深红花缎长窗帘,底层屋子里是毛织窗帘。整个冬季,珂赛特的房子里从上到下都是生了火的。他呢,住在后院的那种下房里,帆布榻上放一条草褥、一张白木桌、两张麦秸椅、一个陶瓷水罐,一块木板上放着几本旧书,他那宝贝提箱放在屋角里,从来不生火。他和珂赛特同桌进餐,桌上有一块为他准备的陈面包。杜桑进家时他对她说:“我们家里的主人是小姐。”杜桑感到有些诧异,她反问道:“那么,您呢,先——生?”“我嘛,我比主人高多 4e86.” >了,我是父亲。”<bdo></bdo><var>99lib.</var>

    珂赛特在修院里学会了管理>藏书网</a>家务,现在的家用,为数不多,全归她调度。冉阿让每天都挽着珂赛特的臂膀,带她去散步。他领她到卢森堡公园里那条游人最少的小路上去走走,每星期日去做弥撒,老是在圣雅克·德·奥·巴教堂,因为那地方相当远。这是个很穷的地段,他在那里常常布施,在教堂里,他的四周总围满了穷人,因此德纳第在信里称他为“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他喜欢带珂赛特去访贫问苦。卜吕梅街的那所房子从没有陌生人进去过。杜桑采购食物,冉阿让亲自到门外附近大路边的一个水龙头上去取水。木柴和酒,放在巴比伦街那扇门内附近的一个不怎么深的地窨子里,地窨子的壁上,铺了一层鹅卵石和贝壳之类的东西,是当年院长先生当作石窟用的,因为在外室和小房子盛行一时的那些年代里,没有石窟是不能想象爱情的。

    在巴比伦街的那独扇的大门上,有个扑满式的箱子,是用来放信件和报刊的,不过住在卜吕梅街楼房里的这三位房客,从没有收到过报纸,也没有收到过信,这个曾为人传达风情并听取过脂粉贵人倾诉衷肠的箱子,到现在,它的惟一作用已只限于收受税吏的收款单和自卫军的通知了。因为,割风先生,固定年息领取者,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他没能漏过一八三一年那次人口调查的密bbr></abbr>网。当时市府的调查一直追溯到小比克布斯修院,在那里遇到了无法穿透的神圣云雾,冉阿让既是从那面出来的,并经区政府证明为人正派,当然也就够得上参加兵役。

    冉阿让每年总有三次或四次,穿上军服去站岗,而且他很乐意,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正当的障眼法,既能和大家混在一起,又能单独值勤。冉阿让刚满六十岁,合法的免役年龄,但是他那模样还只像个五十以下的人,他完全没有意思要逃避他的连长,也不想去和罗博伯爵<span class=”” data-note=”罗博(Lobau,1770—1838),想是当时国民自卫军的长官。”></span>抬杠,他没有公民地位,他隐瞒自己的姓名,他隐瞒自己的身份,他隐瞒自己的年龄,他隐瞒一切,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个意志坚定的国民自卫军。能和所有的人一样交付他的税款,这便是他的整个人生志趣。这个理想人物,在内心,是天使,在外表,是资产阶级。

    然而有个细节我们得留意一下。冉阿让带着珂赛特一道出门时,他的衣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当像一个退役军官。当他独自出门时,并且那总是在天黑以后,便经常穿一身工人的短上衣和长裤,戴一顶鸭舌帽,把脸遮起来。这是出于谨慎还是出于谦卑呢?两样都是。珂赛特已习惯于自己的离奇费解的命运,几乎没有注意她父亲的独特之处。至于杜桑,她对冉阿让是极其敬服的,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无可非议。一天,那个经常卖肉给她的屠夫望见了冉阿让,对她说:“这是个古怪的家伙。”她回答说:“这是个圣人。”

    冉阿让、珂赛特和杜桑从来都只从巴比伦街上的那扇门进出。如果不是他们偶然也在花园铁栏门内露露面,别人便难于猜想他们住在卜吕梅街。那道铁栏门是从来不开的。冉阿让也不修整那园子,免得惹人注意。

    在这一点上他也许错了。

    三 茂叶繁枝

    这个被弃置了半个世纪无人过问的园子是别具一番气象、令人神往的。四十年前,从这街上走过的人常会久久伫立瞻望,却谁也没有意识到隐藏在那深密葱翠的枝叶后面的秘密。一道加了扣锁的弯曲晃动的古式铁栏门,竖在两根绿霉浸渍的柱子中间,顶上有一道盘绕着离奇不可解的阿拉伯式花饰的横楣,当年不止一个好作遐想的人曾让自己的目光和思想从那些栏杆缝里穿过去。

    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石凳,两个或三个生了青苔的雕像,几处贴墙的葡萄架,钉子已被时间拔落,在墙上腐烂;此外,既无路径可寻,也没有浅草地,处处是茅根。园艺已成过去,大自然又回来了。杂草丛生,在一角荒地上争荣斗胜。桂竹香的盛会在这里是美不胜收的。这园子里,绝没有什么阻扰着万物奔向生命的神圣意愿,万物在此欣欣向荣,如在家园。树梢低向青藤,青藤攀援树梢,藤蔓往上援,枝条向下垂,在地上爬的找到了那些在空中开放的,迎风招展的屈就那些在苔藓中匍匐的,主干,旁枝,叶片,纤维,花簇,卷须,嫩梢,棘刺,全都搀和、交绕、纠缠、错杂在一起了。这儿,在造物主的满意的目光下,在这三百尺见方的园地里,紧密深挚拥抱着的植物已在庆贺并完成了它们的神秘的友爱——人类友爱的象征。这花园已不是花园,而是一片广大的榛莽地,就是说,一种像森林那样幽深,像城市那样热闹,像鸟巢那样颤动,像天主堂那样阴暗,像花束那样芬芳,像坟墓那样孤寂,像人群那样活跃的地方。

    到了花开的<s></s>季节,这一大片树丛草莽,在那铁栏门后四道墙中随意寻欢,暗自进行着普遍的繁殖,并且,几乎像一头从曙光中嗅到了漫山遍野求偶气息的野兽,感到暮春三月的热流在血管里急走沸腾,猛然惊起,迎风抖动头上披纷茂密的绿发,向着湿润的地面、剥蚀的雕像、楼前的破落台阶直到荒凉的街心石,遍撒着繁星似的花朵、珍珠似的露水、丰盛、美丽、生命、欢乐、芬芳。在中午,千百只白蝴蝶躲在那里,一团团有生命的六月雪在万绿丛中轻飞乱舞,望去真是一片只应天上有的景色。在那里,在那些爽心悦目、绿叶浅阴的地方,有无数天真的声音在轻轻叙诉衷肠,嘤嘤鸟语忘了说的,嗡嗡虫声在追补。傍晚时从园里升起一层梦幻似的雾气。把它笼罩起来,把它覆盖在一条烟霭织成的殓巾、一种缥缈安静的伤感下,金角花和牵牛花那使人欲醉的香味,像一种醇美沁人心脾的毒气,从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里散发出来,你能听到鹪鹩和鹡鸰在枝叶下沉沉入睡前发出的最后呼唤,你能感到鸟雀和树木之间的坚贞友情,白天,鸟翅取悦树叶,黑夜,树叶护卫鸟翅。

    入冬以后,丛莽成了黑的,潮的,枯枝散乱,临风抖动,那栋房子便也隐约可见。人们所望见的已不是枝上的花朵和花上的露水,而是蜒蚰在那冷而厚的地毯似的层层黄叶上留下的蜿蜒曲折的银丝带,但是,无论如何,从各个方面看,在每个季节,不论春冬夏秋,这个小小的园林,总有着一种惆怅、怨慕、幽独、悠闲、人踪绝而上帝存的味儿,那道锈了的老铁栏门仿佛是在说:“这园子是我的。”

    巴黎的铺石路白白在那一带围绕,华伦街上的那些典雅富丽的府第相隔才两步路,残废军人院的圆顶近在咫尺,众议院也不远,勃艮第街上和圣多米尼克街上的那些软兜轿车白白地在那一带炫耀豪华,驶来驶去,黄色的、褐色的、白色的、红色的公共马车也都白白地在那附近的十字路口交织奔驰,卜吕梅街却仍是冷清清的;旧时财主们的死亡,一次已成过去的革命,古代豪门望族的崩溃、迁徙、遗忘,四十年的抛弃和寡居,已足使这个享受过特权的地段重新生满了羊齿、锦葵、霸王鞭、蓍草、长茅草,还有那种叶子宽大、颜色灰绿、斑驳的高大植物<u></u>,蜥蜴、蜣螂、种种仓皇急窜的昆虫,使那种无可言喻的蛮荒粗野的壮观从土壤深处滋长起来,再次展现在那四道围墙里,使自然界——阻扰着人类渺小心机的、随时随地在蚂蚁身上或雄鹰身上都肆意孳息的自然界,在巴黎的一个陋劣的小小园子里,如同在新大陆的处女林中那样,既犷悍又庄严地炫耀着自己。

    确也没有什么是小的,任何一个能向自然界深入观察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虽然哲学在确定原因和指明后果两个方面都同样不能得到绝对圆满的解答,但穷究事理的人总不免因自然界里种种力量都由分化复归于一的现象而陷入无止境的冥想中。一切都在为一个整体进行工作。

    代数可运用于云层,日光施惠于玫瑰,任何思想家都不敢说山楂的香气于星群无涉。谁又能计算一个分子的历程呢?我们又怎能知道星球不是由砂粒的陨坠所形成的呢?谁又能认识无限大和无限小<u></u>的相互交错、原始事物在实际事物深渊中的轰鸣和宇宙形成中的坍塌现象呢?一条蛆也不容忽视,小就是大,大就是小,在需求中,一切都处于平衡状态,想象中的骇人幻象。物与物之间,存在着无从估计的联系,在这个取之不竭的整体中,从太阳到蚜虫,谁也不能藐视谁,彼此都互相依存,光不会无缘无故把地上的香气带上晴空,黑夜把天体的精华散给睡眠中的花儿。任何飞鸟的爪子都被无极的丝缕所牵。万物的化育是复杂的,有风云雷电诸天象,有破壳而出的乳燕,一条蚯蚓的出生和苏格拉底的来临同属于化育之列。在望远镜无能为力的地方显微镜开始起作用。究竟哪一种镜子的视野更为广阔呢?你去选择吧。一粒霉菌是一簇美不胜收的花朵,一撮星云是无数天体的蚁聚。思想领域和物质范畴中的种种事物也同样是错综复杂的,并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种种元素和始因彼此互相混合、搀和、交汇、增益,以使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达到同样的光辉。现象永远隐藏着自身的真相。在宇宙广袤无边的运动中,无量藏书网数的空间活动交相往来,把一切都卷进那神秘无形的散漫中,并也利用一切,即使是任何一次睡眠中的任何一场梦也不放弃,在这儿播下一个微生物,在那里撒上一个星球,摇摆,蛇行,把一点光化为力量,把一念变成原质,散布八方而浑然一体,分解一切,而我,几何学上的这一点,独成例外;把一切都引回到原子——灵魂,使一切都在上帝的心中放出异彩;把一切活动,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交织在一种惊心动魄的机械的黑暗中,把一只昆虫的飞行系在地球的运转上,把彗星在天空的移动附属于——谁知道?哪怕只是由于规律的同一性——纤毛虫在一滴水中的环行。精神构成的机体。一套无比巨大的联动齿轮,它最初的动力是小蝇,最末的轮子是黄道。

    四 换了铁栏门

    这园子,当初曾被用来掩盖邪恶的秘密,后来似乎已变得适合于庇护纯洁的秘密了。那里已没有了摇篮、浅草地、花棚、石窟,而只是一片郁郁葱葱、了无修饰、处处笼罩在绿荫中的胜地了。帕福斯<span class=”” data-note=”帕福斯(Paphos),塞浦路斯岛上一城市,以城里的维纳斯女神庙著名。”></span>已恢复了伊甸园的原来面目。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悔恨心情圣化了这块清静土。这个献花女现在只向灵魂献出她的花朵了。这个俏丽的园子,从前曾严重地被玷污,如今又回到幽娴贞静的处女状态。一个主席在一个园丁的帮助下,一个自以为是拉莫瓦尼翁<span class=”” data-note=”拉莫瓦尼翁(Chrétien-Franois de Lamoignon,1644—1709),巴黎法院第一任院长之子,布瓦洛曾称赞过他的别墅。”></span>的后继者的某甲和一个自以为是勒诺特尔<span class=”” data-note=”勒诺特尔(Le Ntre,1613—1700),法国园林设计家。”></span>的后继者的某乙,把它拿来扭,剪,揉,修饰,打扮,以图博取美人的欢心,大自然却把它收回,使它变得葱茏幽静,适合于正常的爱。?99lib.

    在这荒园里,也有了一颗早已准备好了的心。爱随时都可以出现,它在这里已有了一座由青林、绿草、苔藓、鸟雀的叹息、柔和的阴影、摇曳的树枝所构成的寺庙和一个由柔情、信念、诚意、希望、志愿和幻想所构成的灵魂。

    珂赛特离开修院时,几乎还是个孩子,她才十四岁零一点,并且是在那种“不讨好”的年纪里,我们说过,她除了一双眼睛以外,不但不标致,而且还有点丑,不过也没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只显得有些笨拙、瘦弱、既不大方,同时又莽撞,总之,是个大孩子的模样。

    她的教育已经结束,就是说,她上宗教课,甚至,尤其是,也学会了祈祷,还有“历史”,也就是修院中人这样称呼的那种东西:地理、语法、分词、法国的历代国王、一点音乐、画一个鼻子,等等,此外什么也不懂,这是种惹人爱的地方,但也是一种危险。一个小姑娘的心灵不能让它蒙昧无知,否则日后她心灵里会出现过分突然、过分强烈的影像,正如照相机的暗室那样。它应当慢慢地、适度地逐渐接触光明,应当先接触实际事物的反映,而不是那种直接、生硬的光线。半明的光,严肃而温和的光,对解除幼稚的畏惧心情和防止堕落是有好处的。只有慈母的本能,含有童贞时期的回忆和婚后妇女的经验的那种令人信服的直觉,才知道怎样并用什么来产生这种半明的光。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这种本能。在培养一个少女的心灵方面,世界上所有的修女也比不上一个母亲。

    珂赛特不曾有过母亲,只有过许许多多的嬷嬷。

    至于冉阿让,他心里有的是种种慈爱和种种关怀,但他究竟只是个啥也不懂的老人。

    而在这种教育里,在这种为一个女性迎接人生作好准备的严肃事业里,得用多少真知灼见来向这个被称作天真的极其愚昧的状态进行斗争!

    最能使少<bdi>藏书网</bdi>女具备发生狂热感情的条件的莫过于修院。修院把人的思想转向未知的世界。被压抑了的心,它无法扩展,便向内挖掘,无法开放,便钻向深处。因而产生种种幻象,种种迷信,种种猜测,种种空中楼阁,种种向往中的奇遇,种种怪诞的构思,种种全部建造在心灵黑暗处的海市蜃楼,种种狂情热爱一旦闯进铁栏门便立即定居下来的那些隐蔽和秘密的处所。修院为了驾驭人心,便对人心加以终生的钳制。

    对于初离修院的珂赛特来说,再没有比卜吕梅街这所房子更美好,也更危险的了。这是孤寂的继续,也是自由的开始;一个关闭了的园子,却又有浓郁、畅茂、伤情、芳美的自然景物;心里仍怀着修院中那些梦想,却又能偶然瞥见一些少年男子的身影;有一道铁栏门,却又临街。

    不过,我们重复一下,当她来到这里时,她还只是个孩子。冉阿让把荒园交付给她,说道:“你想在这里干啥就干啥。”珂赛特大为高兴,她翻动所有的草丛和石块,找“虫子”,她在那里玩耍,还没到触景生情的时候,她爱这园子,是因为她能在草中脚下找到昆虫,而不是为能从树枝中抬头望见星光。

    此外,她爱她的父亲,就是说,冉阿让,她以她的整个灵魂爱bbr>藏书网</abbr>着他,以儿女孝亲的天真热情待这老人,把他作为自己一心依恋的伴侣。我们记得,马德兰先生读过不少书,冉阿让仍不断阅读,他因而获得谈话的能力。他知识丰富,有一个谦虚、真诚、有修养的人从自我教育中得来的口才。他还保留了一点点刚够调节他的厚道的粗糙性子,这是个举动粗鲁而心地善良的人。在卢森堡公园里,当他俩并坐交谈时,他常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磨难中汲取资料,对一切问题作出详尽的解释。珂赛特一面细听,一面望空怀想。

    这个淳朴的人能使珂赛特的思想感到满足,正如这个荒园在游戏方面使她满意一样。当她追够了蝴蝶,喘吁吁地跑到他身边说:“啊!我再也跑不动了!”他便在她额头上亲一个吻。

    珂赛特极爱这老人。她随时跟在他后面。冉阿让待在哪儿,哪儿便有幸福。冉阿让既不住楼房,也不住在园子里,她便感到那长满花草的园子不如后面的那个石板院子好,那间张挂壁衣、靠墙摆着软垫围椅的大客厅也不如那间只有两张麦秸椅的小屋好。有时,冉阿让因被她纠缠而高兴,便带笑说:“还不到你自己的屋子里去!让我一个人好好歇一会吧!”

    这时,她便向他提出那种不顾父女尊卑、娇憨动人、极有风趣的责问:

    “爹,我在您屋子里冻得要死了!您为什么不在这儿铺块地毯放个火炉呀?”

    “亲爱的孩子,多少人比我强多了,可他们头上连块瓦片也没有呢。”

    “那么,我屋子里为什么生着火,啥也不缺呢?”

    “因为你是个女人,并且是个孩子。”

    “不对!难道男人便应当挨冻受饿吗?”

    “某些男人。”

    “好吧,那么我以后要时时刻刻待在这儿,让您非生火不可。”

    她还对他这样说:

    “爹,您为什么老吃这种坏面包?”

    “不为什么,我的女儿。”

    “好吧,您要吃这种,我也就吃这种。”

    于是,为了不让珂赛特吃黑面包,冉阿让只好改吃白面包。

    对童年珂赛特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些。她回忆早上和晚上为她所不认识的母亲祈祷。德纳第夫妇在她的记忆中好像是梦里见过的两张鬼脸。她还记得“某天晚上”她曾到一个树林里去取过水。她认为那是离巴黎很远的地方。她仿佛觉得她从前生活在一个黑洞里,是冉阿让把她从那洞里救出来的。在她的印象中,她的童年是一个在她的前后左右只有蜈蚣、蜘蛛和蛇的时期。她不大明白她怎么会是冉阿让的女儿,他又怎么会是她的父亲,她在夜晚入睡前想到这些事时,她便认为她母亲的灵魂已附在这老人的身体里,来和她住在一起了。

    在他坐着的时候,她常把自己的脸靠在他的白发上,悄悄掉下一滴眼泪,心里想道:“他也许就是我的母亲吧,这人!”

    还有一点,说来很奇怪:珂赛特是个由修院培养出来的姑娘,知识非常贫乏,母性,更是她在童贞时期绝对无法理解的,因而她最后想到她只是尽可能少的有过母亲。这位母亲,她连名字也不知道。每次她向冉阿让问起她母亲的名字,冉阿让总是默不作声。要是她再问,他便以笑容作答。有一次,她一定要问个清楚,他那笑容便成了一眶眼泪。

    冉阿让守口如瓶,芳汀这名字便也湮灭了。

    这是出于谨慎小心吗?出于敬意吗?是害怕万一传到别人耳朵里也会引起一些回忆吗?

    在珂赛特还小的时候,冉阿让老爱和她谈到她的母亲,当她成了大姑娘,就不能这样了。他感到他不敢谈。这是因为珂赛特呢,还是因为芳汀?他感到有种敬畏鬼神的心情使他不能让这灵魂进入珂赛特的思想,不能让一个死去的人在他们的命运中占一个第三者的地位。在他心中,那幽灵越是神圣,便越是可怕。他每次想到芳汀,便感到一种压力,使他无法开口。他仿佛看见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像一只按在嘴唇上的手指。芳汀原是个识羞耻的人,但在她生前,羞耻已粗暴地从她心中被迫出走了,这羞耻心是否在她死后又回到她的身上,悲愤填膺地护卫着死者的安宁,横眉怒目地在她坟墓里保护着她呢?冉阿让是不是已在不知不觉中感到这种压力呢?我们这些信鬼魂的人是不会拒绝这种神秘的解释的。因此,即使在珂赛特面前,也不可能提到芳汀这名字了。

    一天,珂赛特对他说:

    “爹,昨晚我在梦里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有两个大翅膀。我母亲在她活着的时候,应当已到圣女的地位吧。”

    “通过苦难。”冉阿让回答说。

    然而,冉阿让是快乐的。

    珂赛特和他一道出门时,她总紧靠在他的臂膀上,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幸福。冉阿让知道这种美满的温情是专属于他一个人的,感到自己心也醉了。这可怜的汉子沉浸在齐天的福分里,乐到浑身抖颤,他暗自庆幸他将能这样度此一生,他心里想他所受的苦难确还不够,不配享受这样美好的幸福,他并从灵魂的深处感谢上苍,让他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受到这个天真孩子如此真诚的爱戴。

    五 玫瑰发现自己是战斗的武器

    一天,珂赛特偶然拿起一面镜子来照她自己,独自说了一声:“怪!”她几乎感到自己是漂亮的。这使她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烦恼。她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脸蛋儿的模样。她常照镜子,但从来不望自己。况且她常听到别人说她生得丑,只有冉阿让一人细声说过:“一点也不!一点也不!”不管怎样,珂赛特一向认为自己丑,并且从小就带着这种思想长大,孩子们对这些原是满不在乎的。而现在,她的那面镜子,正和冉阿让一样,突然对她说:“一点也不!”她那一夜便没有睡好。“我漂亮又怎样呢?”她心里想,“真滑稽,我也会漂亮!”同时,她回忆起在她的同学中有过一些长得美的,在那修院里怎样引起大家的羡慕,于是她心里想道:“怎么!难道我也会像某某小姐那样!”

    第二天,她又去照照自己,这已不是偶然的举动,可她又怀疑:“我的眼力到哪里去了?”她说,“不,我生得丑。”很简单,她没有睡好,眼皮垂下来了,脸也是苍白的。前一天,她还以为自己漂亮,当时并没有感到非常快乐,现在她不那么想了,反而感到伤心。她不再去照镜子了,一连两个多星期,她老是试着背对镜子梳头。

    晚饭过后,天黑了,她多半是在客厅里编织,或做一点从修院学来的其他手工,冉阿让在她旁边看书。一次,她在埋头工作时,偶然抬起眼睛,看见她父亲正望着她,露出忧虑的神气,她不禁大吃一惊。

    另一次,她在街上走,仿佛听到有个人——她没有看见——在她后面说:“一个漂亮女人!可惜穿得不好。”她心里想:“管他的!他说的不是我。我穿得好,生得丑。”当时她戴的是一顶棉绒帽,穿的是一件粗毛呢裙袍。

    还有一天,她在园子里,听见可怜的杜桑老妈妈这样说:“先生,您注意到小姐现在长得多漂亮了吗?”珂赛特没有听清她父亲的回答。杜桑的那句话已在她心里引起一阵惊慌。她立即离开园子,逃到楼上自己的卧房里,跑到镜子前面——她已三个月不照镜子了——叫了一声。这一下,她把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

    她是既漂亮又秀丽,她不能不对杜桑和镜子的意见表示同意。她的身躯长成了,皮肤白净了,头发润泽了,蓝眼睛的瞳孔里燃起了一种不曾见过的光采。她对自己的美,一转瞬间,正如突然遇到耀眼的阳光,已完全深信无疑,况且别人早已注意到,杜桑说过,街上那个人指的也明明是她了,已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她又下楼来,走到园子里,自以为当了王后,听着鸟儿歌唱,虽是在冬天,望着金黄色的天空、树枝间的阳光、草丛里的花朵,她疯了似的晕头转向,心里是说不出的欢畅。

    在另一方面,冉阿让却感到心情无比沉重,一颗心好像被什么揪住了似的。

    那是因为,许久以来,他确是一直怀着恐惧的心情,注视那美丽的容光在珂赛特的小脸蛋上一天比一天更光辉夺目。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清新可喜的晓色,而对他,却是阴沉暗淡的。

    在珂赛特觉察到自己的美以前,她早已是美丽的了。可是这种逐渐上升的、一步步把这年轻姑娘浑身缠绕着的阳光,从第一天起,便刺伤了冉阿让忧郁的眼睛。他感到这是他幸福生活中 7684.” >的一种变化,他的生活过得那么幸福,以至使他一动也不敢动,惟恐打乱了他生活中的什么。这个人,经历过一切灾难,一生受到的创伤都还在不断流血,从前几乎是恶棍,现在几乎是圣人,在拖过苦役牢里的铁链以后,现在仍拖着一种无形而有分量的铁链——受着说不出的罪名的责罚,对这个人,法律并没有松手,随时可以把他抓回去,从美德的黑暗中丢到光天化日下的公开羞辱里。这个人,能接受一切,原谅一切,饶恕一切,为一切祝福,愿一切都好,向天,向人,向法律,向社会,向大自然,向世界,但也只有一个要求:让珂赛特爱他!

    让珂赛特继续爱他!愿上帝不禁止这孩子的心向着他,永远向着他!得到珂赛特的爱,他便觉得伤口愈合了,身心舒坦了,平静了,圆满了,得到酬报了,戴上王冕了。得到珂赛特的爱,他便心满意足!除此以外,他毫无所求。即使有人问他:“你还有什么奢望没有?”<tt>.99lib?t>他一定会回答:“没有。”即使上帝问他:“你要不要天?”他也会回答:“那会得不偿失的。”

    凡是可以触及这种现状的,哪怕只触及表皮,都会使他胆战心惊,以为这是另一种东西的开始。他从来不太知道什么是女性的美,但是,通过本能,他也懂得这是一种极可怕的东西。

    这种青春焕发的美,在他身旁,眼前,在这孩子天真开朗、使人心惊的脸蛋上,从他的丑,他的老,他的窘困、抵触、苦恼的土壤中开放出来,日益辉煌光艳,使他瞪眼望着,心慌意乱。

    他对自己说:“她多么美!我将怎么办呢,我?”

    这正是他的爱和母<mark>.</mark>爱之间的不同处。使他见了便痛苦的,也正是一个母亲见了便快乐的东西。

    初期症状很快就出现了。

    从她对自己说“毫无疑问,我美!”的那一日的第二天起,珂赛特便留意她的服饰。她想起了她在街上听到的那句话:“漂亮,可惜穿得不好。”这话好像是从她身边吹过的一阵神风,虽然一去无踪影,却已把那两粒将要在日后支配女性生活方式的种子中的一粒——爱俏癖——播在她心里了。另一粒是爱情的种子。

    对她自己的美貌有了信心以后,女性的灵魂便在她心中整个儿开了花。她见了粗毛呢便厌恶,见了棉绒也感到羞人。她父亲对她素来是有求必应的。她一下子便掌握了关于帽子、裙袍、短外套、缎靴、袖口花边、时式衣料、流行颜色这方面的一整套学问,也就是把巴黎女人搞得那么动人、那么深奥、那么危险的那套学问。“勾魂女人”这个词儿便是为巴黎妇女创造的。

    不到一个月,珂赛特在巴比伦街附近的荒凉地段里,已不只是巴黎最漂亮的女人之一,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还是“穿得最好的”女人之一,做到这点就更了不起了。她希望能遇见从前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并“教训教训他”。事实是:她在任何方面都是楚楚动人的,并且能万无一失地分辨出哪顶帽子是热拉尔铺子的产品,哪顶帽子是埃尔博铺子的产品。

    冉阿让看着她胡闹,干着急。他觉得他自己只能是个在地上爬的人,至多也只能在地上走,现在却看见珂赛特要生翅膀。

    其实,只要对珂赛特的衣着随便看一眼,一个女人便能看出她是没有母亲的。某些细微的习俗,某些特殊的风尚,珂赛特都没有注意到。比方说,她如果有母亲,她母亲便会对她说年轻姑娘是不穿花缎衣服的。

    珂赛特第一次穿上她的黑花缎短披风,戴着白绉纱帽出门的那天,她靠近冉阿让,挽着他的臂膀,愉快,欢乐,红润,大方,光艳夺目。她问道:“爹,您觉得我这个样子怎么样?”冉阿让带着一种自叹不如的愁苦声音回答说:“真漂亮!”他和平时一样蹓跶了一阵子。回到家里时,他问珂赛特<tt>.t>:

    “你不打算再穿你那件裙袍,戴你那顶帽子了吗?你知道我指的是……”

    这话是在珂赛特的卧房里问的,珂赛特转身对着挂在衣柜里的那身寄读生服装。

    “这种怪服装!”她说,“爹,您要我拿它怎么办?呵!简直笑话,不,我不再穿这些怪难看的东西了。把那玩意儿顶在头上,我成了个疯狗太太。”

    冉阿让长叹一声。

    从这时候起,他发现珂赛特已不像往日那样老爱待在家里,说着:“爹,我和您一道在这儿玩玩还开心些”,她现在总想到外面去走走。确实,假使不到人前去露露面,又何必生一张漂亮的脸,穿一身入时出众的衣服呢?

    他还发现珂赛特对那个后院已不怎么感兴趣了。她现在比较喜欢待在花园里,并不厌烦常到铁栏门边去走走。冉阿让一肚子闷气,不再涉足花园。他待在他那后院里,像条老狗。

    珂赛特在知道自己美的同时,失去了那种不自以为美的藏书网神态——美不可言的神态,因为由天真稚气烘托着的美是无法形容的,没有什么能像那种容光焕发、信步向前、手里握着天堂的钥匙而不知的天真少女一样可爱。但是,她虽然失去了憨稚无知的神态,却赢回了端庄凝重的魅力。她整个被青春的欢乐、天真和美貌所渗透,散发着一种光辉灿烂的淡淡的哀愁。

    正是在这时候,马吕斯过了六个月以后,又在卢森堡公园里遇见了她。

    六 战争开始

    珂赛特和马吕斯都还在各自的掩蔽体里,燎原之火,一触即发。命运正以它那不可抗拒的神秘耐力慢慢推着他们两个去相互接近,这两个人,蓄足了爱情之 7535.” >电,随时都可引起一场狂风骤雨般的殊死战,两个充满了爱情的灵魂,正如两朵满载着霹雷的乌云,只待眼睛一望,或电光一闪,便将对面迎上去,进行一场混战。bbr></abbr>

    人们在爱情小说里把眼睛的一望写得太滥了,以至于到后来大家对这问题都不大重视。我们现在几乎不怎么敢说两个人相爱是因为他们彼此望了一眼。可是人们相爱确是那样的,也只能是那样的。其余的一切只是其余的一切,并且那还是后来的事。再没有什么比两个灵魂在交换这一星星之火时给予对方的强烈震动更真实的了。

    在珂赛特无意中向马吕斯一望使他心神不定的那一时刻,马吕斯同样没料到他也有这样一望使珂赛特心神不定。

    他害她苦恼,也使她感到快乐。

    从许久以前起,她便在看他,研究他,和其他的姑娘一样,她尽管在看在研究,眼睛却望着别处。在马吕斯还觉得珂赛特丑的时候,珂赛特已觉得马吕斯美了。但是,由于他一点也不注意她,这青年人在她眼里也就是无所谓的了。

    但是她不能阻止自己对自己说,他的头发美,眼睛美,牙齿美,当她听到他和他的同学们谈话时,她也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动人,他走路的姿态不好看,如果一定要这么说的话,但是他有他的风度,他那模样一点也不傻,他整个人是高尚、温存、朴素、自负的,样子穷,但是好样儿的。

    到了那天,他们的视线交会在一起了,终于突然互相传送了那种隐讳不宣、语言不能表达而顾盼可以细谈的一些最初的东西,起初,珂赛特并没有懂。她若有所思地回到了西街的那所房子里,当时冉阿让正按照他的习惯在过他那六个星期。她<cite>.</cite>第二天醒来时,想起了这个不认识的青年,他素来是冷冰冰、漠不关心的,现在似乎在注意她了,这种注意她却全不称心。她对这个架子十足的美少年,心里有点生气。一种备战的意图在她的心里起伏。她仿佛觉得,并且感到一种具有强烈孩子气的快乐,她总得报复一下子。

    知道了自己美,她便十分自信——虽然看不大清楚——她有了一件武器。妇女们玩弄她们的美,正如孩子们玩弄他们的刀。她们是自讨苦吃。

    我们还记得马吕斯的迟疑,他的冲动,他的恐惧。他老待在他的长凳上,不近前来。这使珂赛特又气又恼。一天,她对冉阿让说:“我们到那边去走走吧,爹。”看见马吕斯绝不到她这边来,她便到他那边去。在这方面,每个女人都是和穆罕默德一样的。<span class=”” data-note=”据说穆罕默德说过:“山不过来,我就到山那边去。””></span>并且,说也奇怪,真正爱情的最初症状,在青年男子方面是胆怯,在青年女子方面却是胆大。这似乎不可解,其实很简单。这是两性试图彼此接近而相互采纳对方性格的结果。<u></u>

    那天,珂赛特的一望使马吕斯发疯,而马吕斯的一望使珂赛特发抖。马吕斯满怀信心地走了,珂赛特的心却是七上八下的。自那一天起,他们相爱了。

    珂赛特的最初感受是一种慌乱而沉重的愁苦。她觉得她的灵魂一天比一天变得更黑了。她已不再认识它了。姑娘们的灵魂的白洁是由冷静和轻松愉快构成的,像雪,它遇到爱情便融化,爱情是它的太阳。

    珂赛特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她从来没有听过别人从尘世的意义用这个词。在修院采用的世俗音乐教材里,“amour”(爱情)是用“tambour”(鼓)或“pandour”(强盗)代替的。这就成了锻炼那些大姑娘想象力的闷葫芦,例如:“啊!鼓多美哟!”或者:“怜悯心并不是强盗!”但是,珂赛特离开修院时,年纪还太小,不曾为“鼓”烦心。因此她不知道对她目前的感受应给以什么名称。难道人不知道一种病的名称便不害那种病?

    她越不知道爱是什么,越是爱得深。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必要的还是送命的,是长远的还是暂时的,是允许的还是禁止的,她只是在爱。她一定会莫名其妙,假使有人对她这样说:“您睡不好吗?不准这样!您吃不下东西吗?太不成话!您感到吐不出气心跳吗?不应当这样!您看见一个黑衣人出现在某条小路尽头的绿荫里,您的脸便会红一阵,白一阵?这真是卑鄙!”她一定听不懂,她也许会回答说:“对某件事我既无能为力也一点不知道,那又怎么会有我的过错呢?”

    她所遇到的爱又恰是一种最能适合她当时心情的爱。那是一种远距离的崇拜,一种无言的仰慕,一个陌生人的神化。那是青春对青春的启示,已成好事而又止于梦境的梦境,向往已久,终于实现并有了血肉的幽灵,但还没有名称,也没有罪过,没有缺点,没有要求,没<tt>藏书网</tt>有错误,一句话,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停留在理想境界中的情人,一种有了形象的幻想。在这发轫时期,珂赛特还半浸在修院那种萦回着的烟雾里,任何更实际、更密切的接触都会使她感到唐突。她有着孩子的种种顾虑和修女的种种顾虑。她在修院里待了五年,她脑子里的修院精神仍在慢慢地从她体内散发出来,使她感到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是岌岌可危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所要的不是一个情人,甚至也还不是一个密友,而是一种幻影。她开始把马吕斯当作一种动人的、光明灿烂的、不可能的东西来崇拜。

    天真的极端和爱俏的极端是相连的,她向他微笑,毫无意图。

    她每天焦急地等待着散步的钟点,她遇见马吕斯,感到说不出的快乐,当她对冉阿让这样说时,自以为确实表达了自己的全部思想:“这卢森堡公园真是个美妙的地方!”

    .99lib.马吕斯和珂赛特之间彼此还是一片漆黑。他们彼此还没交谈,不打招呼,不相识,他们彼此能看得见,正如天空中相隔十万八千里的星星那样,靠着彼此对看来生存。

    珂赛特就是这样渐渐成长为妇人的,貌美,多情,知道自己美而不知道多情是怎么回事。她特别爱俏,由于幼稚无知。

    七 愁,更愁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预感。高寿和永生的母亲——大自然——把马吕斯的活动暗示给了冉阿让。冉阿让在他思想最深处发抖。冉阿让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但却正以固执的注意力在探索他身边的秘密,仿佛他一方面已觉察到有些什么东西在形成,另一方面又有些什么在崩溃。马吕斯也得到了这同一个大自然母亲的暗示——这是慈悲上帝的深奥法则,他竭尽全力要避开“父亲”的注意。但是有时候,冉阿让仍识破了他。马吕斯的举动极不自然。他有一些鬼头鬼脑的谨慎态度,也有一些笨头笨脑的大胆行为。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走近他们身边,他老坐在远处发怔,他老捧着一本书,假装阅读,他在为谁装假呢?从前,他穿着旧衣服出来,现在他天天穿上新衣,不清楚他是否烫过头发,他那双眼睛的神气也确是古怪,他戴手套,总而言之,冉阿让真的从心里讨厌这个年轻人。

    珂赛特丝毫不动声色。她虽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心事,但感到这是件大事,应当把它隐瞒起来。

    在珂赛特方面,出现了爱打扮的癖好,在这陌生人方面,有了穿新衣的习惯,冉阿让对这两者之间的平行关系感到很不痛快。这也许……想必……肯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是一种带威胁性的偶合。

    他从不开口和珂赛特谈那个陌生人。可是,有一天,他耐不住了,苦恼万分,放不下心,想立即试探一下这倒霉的事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对她说:“你看那个青年的那股书呆子味儿!”

    在一年以前,当珂赛特还是个漠不关心的小姑娘时,她也许会回答:“不,他很讨人喜欢。”十年以后,心里怀着对马吕斯的爱,她也许会回答:“书呆子气,真叫人受不了!您说得对!”可是在当时的生活和感情的支配下,她只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句:

    “那个年轻人!”

    好像她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他。

    “我真傻!”冉阿让想道,“她并没有注意他。倒是我先把他指给她看了。”

    呵,老人的天真!孩子的老成!

    初尝恋爱苦恼的年轻人在设法排除最初困难的激烈斗争中,这是一条规律:女子绝不上当,男子有当必上。冉阿让已开始对马吕斯进行暗斗,而马吕斯,受着那种狂热感情的支配和年龄的影响,傻透了,一点也见不到。冉阿让为他设下一连串圈套,他改时间,换坐位,掉手帕,独自来逛卢森堡公园,马藏书网吕斯却低着脑袋钻进了每一个圈套,冉阿让在他的路上安插许多问号,他都天真烂漫地一一回答说:“是的。”同时,珂赛特却深深隐藏在那种事不关己、泰然自若的外表下面,使冉阿让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傻小子把珂赛特爱到发疯,珂赛特却不知道有这回事,也不知道有这个人。

    他并不因此就能减轻他心中痛苦的震颤。珂赛特爱的时刻随时都可以到来。开始时不也总是漠不关心的吗?

    只有一次,珂赛特失误了,使他大吃一惊。在那板凳上待了三个钟头以后他立起来要走,她说:“怎么,就要走?”

    冉阿让仍在公园里继续散步,不愿显得异样,尤其怕让珂赛特觉察出来,珂赛特朝着心花怒放的马吕斯不时微笑,马吕斯除此以外什么也瞧不见了,他现在在这世上所能见到的,只有一张容光焕发、他所倾倒的脸,两个情人正感到此时此刻无比美好,冉阿让却狠狠地横着一双火星直冒的眼睛钉在马吕斯的脸上。他自以为不至于再怀恶念了,但有时看见马吕斯,却不禁感到自己又有了那种野蛮粗暴的心情,在他当年充满仇恨的灵魂的深渊里,旧时的怒火又在重新崩裂的缺口里燃烧起来。他几乎觉得在他心里,一些不曾有过的火山口正在形成。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他来干什么?他来转、嗅、研究、试探!他来说:“哼!有什么不可以!”他到他冉阿让生命的周围来打贼主意!到他幸福的周围来打贼主意!他想夺取它,据为己有!

    冉阿让还说:“对,没错!他来找什么?找野食!他要什么?要个小娘们儿!那么,我呢!怎么!起先我是人中最倒霉的,随后又是一个最苦恼的。为生活,我用膝头爬了六十年,我受尽了人能受的一切痛苦,我不曾有过青春便已老了,我一辈子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我把我的血洒在所有的石头上,所有的荆棘上,所有的路碑上,所有的墙边,我向对我刻薄的人低声下气,向虐待我的人讨好,我不顾一切,还是去改邪归正,我为自己所作的<samp></samp>恶忏悔,也原谅别人对我所作的恶,而正当我快要得到好报,正当那一切都已结束,正当我快达到目的,正当我快要实现我的心愿时,好,好得很,我付出了代价,我收到了果实,但一切又要完蛋,一切又要落空,我还要丢掉珂赛特,丢掉我的生命、我的欢乐、我的灵魂,因为这使一个到卢森堡公园来游荡的大傻子感到有乐趣!”

    这时,他的眼里充满了异常阴沉的煞气。那已不是一个看着人的人,那已不是个看着仇人的人,而是一条看着一个贼的看家狗。

    其余的经过,我们都知道。马吕斯一直是没头没脑的。一次,他跟着珂赛特到了西街。另一次,他找门房谈过话,那门房又把这话告诉了冉阿让,并且问他说:“那个找您的爱管闲事的后生是个什么人?”第二天,冉阿让对马吕斯盯了那么一眼,那是马吕斯感到了的。一星期过后,冉阿让搬走了。他发誓不再去卢森堡公园,也不再去西街。他回到了卜吕梅街。

    珂赛特没有表示异议,她没有吭一声气,没有问一句话,没设法去探听为的什么,她当时已到那种怕<u></u>人猜破、走漏消息的阶段。冉阿让对这些伤脑筋的事一点经验也没有,这恰巧是最动人的事,而他又恰巧一窍不通,因此他完全不能识破珂赛特闷声不响的严重意义。可是他已察觉到她变得抑郁了,而他,变阴沉了。双方都没有经验,构成了相持的僵局。

    一天,他进行一次试探。他问珂赛特:

    “你想去卢森堡公园走走吗?”

    珂赛特苍白的脸上顿时喜气洋洋。

    “想。”她说。

    他们去了。那是过了三个月以后的事。马吕斯已经不去那里了。马吕斯不在。

    第二天,冉阿让又问珂赛特:

    “你想去卢森堡公园走走吗?”

    “不想。”

    冉阿让见她发愁就有气,见她柔顺就懊恼。

    这小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年纪这么小,便已这样猜不透?那里正在策划着什么?珂赛特的灵魂出了什么事?有时,冉阿让不睡,常常整夜坐在破床边,双手捧着脑袋想:“珂赛特的思想里有些什么事?”他想到了一些她可能想到的东西。

    呵!在这种时刻,他多少次睁着悲痛的眼睛,回头去望那<mark>?</mark>修院,那个洁白的山峰,那个天使们的园地,那个高不可攀的美德的冰山!他怀着失望的爱慕心情瞻望修院,那生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花卉,关满了与世隔绝的处女,所有的香气和所有的灵魂都能一齐直上天国!他多么崇拜他当初一时迷了心窍自愿脱离的伊甸园,如今误入歧路,大门永不会再为他开放了!他多么悔恨自己当日竟那么克己,那么糊涂,要把珂赛特带回尘世。他这个为人牺牲的可怜的英雄,由于自己一片忠忱,竟至作茧自缚,自投苦海!正如他对他自己所说的:“我是怎么搞的?”

    尽管如此,这一切他都不流露出来让珂赛特知道。既没有急躁的表现,也从不粗声大气,而总是那副宁静温和的面貌。冉阿让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慈父,更加仁爱。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人察觉他不及从前那么快乐的话,那就是他更加和颜悦色了。

    在珂赛特那一面,她终日郁郁不乐。她为马吕斯不在身旁而愁苦,正如当日因他常在眼前而喜悦,她万般苦闷,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冉阿让不再像往常那样带她去散步时,一种女性的本能便从她心底对她隐隐暗示:她不应现出老想念卢森堡公园的样子,如果她装得无所谓,她父亲便会再带她去的。但是,多少天、多少星期、多少个月接连过去了,冉阿让一声不响地接受了珂赛特一声不响的同意。她后悔起来了。已经太迟了。她回到卢森堡公园去的那天,马吕斯不在。马吕斯丢了,全完了,怎么办?她还能指望和他重相见吗?她感到自己的心揪作一团,无法排解,并且一天比一天更甚,她已不知是冬是夏,是晴是雨,鸟雀<dfn></dfn>是否歌唱,是大丽花的季节还是菊花的时节,卢森堡公园是否比杜伊勒里宫更可爱,洗衣妇送回的衣服是否浆得太厚,杜桑买的东西是否合适。她整天垂头丧气,发呆出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眼睛朝前看而一无所见,正如夜里看着鬼魂刚刚隐没的黑暗深处。

    此外,除了她那憔悴面容外她也不让冉阿让发现什么。她对他仍是亲亲热热的。

    她的憔悴太使冉阿让痛心了。他有时问她:

    “你怎么了?”

    她回答说:

    “我不怎么呀。”

    沉寂了一会儿,她觉得他也同样闷闷不乐,便问道:

    “您呢,爹,您有什么事吗?”

    “我?没有什么。”他回答。

    这两个人,多年以来,彼此都极亲爱,相依为命,诚笃感人,现在却面对面地各自隐忍,都为对方苦恼。大家避而不谈心里的话,也没有抱怨的心,而还总是微笑着。

    八 长链

    在他们两人中,最苦恼的还是冉阿让。年轻人,即使不如意,总还有开朗的一面。

    某些时刻,冉阿让竟苦闷到产生一些幼稚的想法。这原是痛苦的特点,苦极往往使人儿时的稚气重现出来。他无可奈何地感到珂赛特正从他的怀抱里溜开。他想挣扎,留住她,用身外的某些显眼的东西来鼓舞她。这种想法,我们刚才说过,是幼稚的,同时也是昏愦糊涂的,而他竟作如此想,有点像那种金丝锦缎在小姑娘们想象中产生的影响,都带着孩子气。一次,他看见一个将军,古达尔伯爵,巴黎的卫戍司令,穿着全副军装,骑着马打街上走过。他对这个金光闪闪的人起了羡慕之心。他想:“这种服装,该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要是能穿上这么一套,该多幸福,珂赛特见了他这身打扮,一定会看得眉飞色舞,他让珂赛特挽着他的手臂一同走过杜伊勒里宫的铁栏门前,那时,卫兵会向他举枪致敬,珂赛特也就满意了,不至于再想去看那些青年男子了。”

    一阵意外的震颤来和这愁惨的思想搀和在一起。

    在他们所过的那种孤寂生活里,自从他们搬来住在卜吕梅街以后,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常去观赏日出,借以消遣,这种恬淡的乐趣,对刚刚进入人生和行将脱离人生的人来说都是适合的。

    一大早起来散步,对孤僻的人来说,等于夜间散步,另外还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朝气。街上没有几个人,鸟雀在歌唱,珂赛特,本来就是一只小鸟,老早便高高兴兴地醒来了。这种晨游常常是在前一天便准备好了。他建议,她同意,好像是当作一种密谋来安排的,天没亮,他们便出门了,珂赛特尤其高兴。这种无害的不轨行为最能投合年轻人的趣味。

    冉阿让的倾向,我们知道,是去那些人不常去的地方,僻静的山坳地角,荒凉处所。当时在巴黎城外一带,有些贫瘠的田野,几乎和市区相连,在那些地方,夏季长着一种干瘪的麦子,秋季收获过后,那地方不像是割光的,而像是拔光的。冉阿让最欣赏那一带。珂赛特在那里也一点不感到厌烦。对他来说这是幽静,对她来说则是自由。到了那里,她又成了个小女孩,她可以随便跑,几乎可以随便玩,她脱掉帽子,把它放在冉阿让的膝头上,四处去采集野花。她望着花上的蝴蝶,但不捉它们,仁慈恻隐的心是和爱情并生的,姑娘们心中有了个颤悠悠、弱不禁风的理想,便要怜惜蝴蝶的翅膀。她把虞美人串成一个花环戴在头上,阳光射来照着它,像火一样红得发紫,成了她那绯红光艳的脸上的一顶炽炭冠。

    即使在他们的心境暗淡以后,这种晨游的习惯仍保持不断。

    因此,在十月间的一天早晨,他们受到一八三一年秋季那种高爽宁静天气的鼓舞,又出去玩了,他们绝早便到了梅恩便门。还不到日出的时候,天刚有点蒙蒙亮,那是一种美妙苍茫的时刻。深窈微白的天空里还散布着几颗星星,地上漆黑,天上全白,野草在微微颤动,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一只云雀,仿佛和星星会合在一起,在绝高的天际歌唱,寥廓的穹苍好像也在屏息静听这小生命为无边宇宙唱出的颂歌。在东方,军医学院被天边明亮的青钢色衬托着,显示出它的黑影,耀眼的太白星正悬在这山岗的顶上,好像是一颗从这座黑暗建筑里飞出来的灵魂。

    绝无动静也绝无声息。大路上还没有人,路旁的小路上,偶尔有几个工人在朦昽晓色中赶着去上工。

    冉阿让在大路旁工棚门前一堆屋架上坐下来。他脸对大路,背对曙光,他已忘了即将升起的太阳,他沉浸在一种深潜的冥想中,集中了全部精力,连视线好像也被四堵墙遮断了似的。有些冥想可以说是垂直的,思想升到顶端以后要再回到地面上来,便需要一定的时间。冉阿让当时正陷在这样的一种神游中。他在想着珂赛特,想着他俩之间如果不发生意外便可能享到的幸福,想到那种充塞在他生命中的光明,他的灵魂赖以呼吸的光明。他在这样的梦幻中几乎感到快乐。珂赛特,站在他身边,望着云彩转红。

    珂赛特突然喊道:“爹,那边好像来了些什么人。”冉阿让抬起了眼睛。

    我们知道,通向从前梅恩便门的那条大路,便是赛伏尔街,它和内马路以直角相交。在大路和那马路的拐角上,也就是在那分岔的地方,他们听到一种在那种时刻很难理解的声音,并且还出现了一群黑压压的模糊形象。不知道是种什么不成形的东西正从那马路转进大路。

    那东西渐渐显得大起来了,好像是在有秩序地向前移动,但是浑身带刺,并在微微颤动,那好像是一辆车,但看不清车上装的是什么。传来了马匹、轱辘和人声,还有鞭子的劈啪声。渐渐地,那东西的轮廓明显起来了,虽然还不清晰。那果然是一辆车,它刚从马路转上了大路,朝着冉阿让所在地附近的便门驶来,第二辆同样的车跟在后面,随即又是第三辆,第四辆,七辆车一辆一辆过来了,马头衔接车尾。一些人影在车上攒 52a8.” >动,微明中露出点点闪光,仿佛是些出了鞘的大刀,又仿佛听到铁链撞击的声音,那队形正朝前走,人声也渐渐大起来了。那真是一种触目惊心的东西,好像是从梦魇里出来的。

    那东西越走越近,形状也渐清楚,惨绿如鬼影,陆续从树身后面走出来,那堆东西发白了,渐渐升起的太阳以苍白的微光照在这群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蠕蠕蠢动的东西上,那影子上的头变成了死尸的面孔,这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七辆车在大路上一辆跟着一辆往前走。头六辆的结构相当奇特。它们像那种运酒桶的狭长车子,是置在两个车轮上的一道长梯子,梯杆的前端也是车辕。每辆车,说得更正确些,每道长梯,由四匹前后排成一线的马牵引着。梯上拖着一串串怪人。在微弱的阳光中,还看不真切那究竟是不是人,只是这样猜想而已。每辆车上二十四个,每边十二个,背靠背,脸对着路旁,腿悬在空中。这些人就是这样往前进的,他们背后有东西当啷作响,那是一条链子,颈上也有东西在闪闪发光,那是一面铁枷。枷是人各一面,链子是大家共有的,因而这二十四个人,遇到要下车走路时,便无可宽容地非一致行动不可,这时他们便像一条大蜈蚣,以链子为脊骨,在地上曲折前进。在每辆车的头上和尾上,立着两个背步枪的人,每人踏着那链子的一端。枷全是四方的。那第七辆,是一辆栏杆车,但没有顶篷,有四个轮子和六匹马,载着一大堆颠得一片响的铁锅、生铁罐、铁炉和铁链,在这些东西里,也夹着几个用绳子捆住的人,直直地躺着,大致是些病人。这辆车四面洞开,栏杆已破损不堪,足见它是囚车里资格最老的一辆。

    车队走在大路的中间。两旁有两行奇形怪状的卫队,头上顶着疲软的三角帽,仿佛督政府时期的士兵,帽子上满是污迹和破洞,邋遢极了,身上穿着老兵的制服和埋葬工人的长裤,半灰半蓝,几乎已烂成丝缕,他们戴着红肩章,斜挎着黄背带,拿着砍白菜<span class=”” data-note=”砍白菜,十九世纪法国步兵用的一种细长刀。”></span>、步枪和木棍——一队叫化子兵。这些刑警队仿佛是由乞丐的丑陋和刽子手的威风组成的。那个貌似队长的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马鞭。这些细部,在朦昽的晓色中原是模糊不清的,随着逐渐明亮的阳光才逐渐清晰起来。一些骑马的宪兵,握着指挥刀,阴沉沉地走在车队的前面和后面。

    这个队伍拉得那么长,第一辆车已到便门时,最后一辆几乎还正从马路转上大路。

    一大群人,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下子便聚集拢来,挤在大路两旁看,这在巴黎原是常有的事。附近的小街小巷里,也响起了一片互相呼唤和跑来看热闹的菜农的木鞋橐橐声。

    那些堆在车上的人一声不响地任凭车子颠簸。他们在清晨的寒气里发抖,脸色青灰。全穿着粗布裤,赤着两只脚,套一双木鞋。其他的人的服装更是可怜,有啥穿啥。他们的装束真是丑到光怪陆离,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一块块破布叠补起来的衣服更令人心酸的了。凹瘪的宽边毡帽,油污的遮阳帽,丑陋的毛线瓜皮帽,并且,肘弯有洞的黑礼服和短布衫挤在一起,有几个人还戴着女人的帽子,也有一些人顶个柳条筐, 4eba.” >人们可以望见毛茸茸的胸脯,从衣服裂缝里露出的刺花纹的身体:爱神庙、带火焰的心、爱神等。还能望见一些脓痂和恶疮。有两三个人把草绳拴在车底的横杆上,像个马镫似的悬在身体的下面,托着他们的脚。他们里面有个人捏着一块黑石头似的东西送到嘴里去啃,那便是他们所吃的面包。他们的眼睛全是枯涩的、呆滞的或杀气腾腾的。那押送的队伍一路叫骂不停,囚犯们却不吭气,人们不时听到棍棒打在背上或头上的声音,在那些人里,有几个在张着嘴打呵欠,衣服破烂到骇人,脚悬在空中,肩头不停摇摆,脑袋互相撞击,铁器丁当作响,眼里怒火直冒,拳头捏得紧紧或像死人的手那样张着不动,在整个队伍后面,一群孩子跟着起哄大笑。

    这个队形,不管怎样,是阴惨的。显然,在明天,在一小时以内,就可能下一场暴雨,接着又来一场,又来一场,这些破烂衣服便会湿透,一次湿了,这些人便不会再干,一旦冻了,这些人便不会再暖,他们的粗布裤子会被雨水粘在他们的骨头上,水会在他们的木鞋里积满,鞭子的抽打不会制止牙床的战抖,铁链还要继续拴住他们的颈脖,他们的脚还要继续悬在空中。看见这些血肉之躯被当做木头石块来拴住,处在寒冷的秋云下面一无表示,听凭雨打风吹、狂飙袭击,是不可能不心寒的。

    即使是那些被绳子捆住扔在第七辆车子里、像一个个破麻袋似的一动不动的病人,也免不了挨棍子。

    突然,太阳出现了,东方的巨大光轮上升了,仿佛把火送给这些蛮悍的人头。一个个的舌头全灵活了,一阵笑谑、咒骂、歌唱的大火延烧起来了。那一大片平射的晨光把整个队伍截成两半,头和身躯在光里,脚和车轮在黑暗中。各人脸上也出现了思想活动,这个时刻是骇人的,一些真相毕露的魔鬼,一些精赤可怕的生灵。这一大伙人,尽管在阳光照射下,也还是阴惨惨的。有几个兴致好的,嘴里含一根翎管,把一条条蛆吹向人群,瞄准一些妇女。初升的日光把那些怪脸上的阴影显得特别阴暗,在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不是被苦难变得奇形怪状的,他们是如此丑恶,人们不禁要说:“他们把日光变成了闪电的微光。”领头的那一车人唱起了一首当时著名的歌,德佐吉埃的《女灶神的贞女》,并用一种鄙俗的轻浮态度来怪喊怪叫。树木惨然瑟缩,路旁小藏书网道上,一张张中产阶级的蠢脸对鬼怪们所唱的烂污调正听得津津有味。

    在这混乱的车队里,所有的惨状全齐备了,那里有各种野兽的面角:老人、少年、光头、灰白胡子、横蛮的怪样、消极的顽抗、.99lib.龇牙咧嘴的凶相、疯癫的姿态、戴遮阳帽的猪拱嘴、两鬓拖着一条条螺旋钻的女儿脸、孩子面孔(因此也特别可怕)、还剩一口气的骷髅头。在第一辆车上,有个黑人,他也许当过奴隶,能和链条相比。这些人蒙受了无以复加的耻辱;受到这种程度的屈辱,他们全都深深地起了极大的变化,并且已变傻的愚昧的人是和变得悲观绝望的聪明人处于同等地位的。这一伙看来好像是渣滓中提炼出来的人彼此不可能再分高下。这一污浊行列的那个不相干的领队官对他们显然没有加以区别。他们是乱七八糟拴成一对一对的,也许只是按字母的先后次序加以排列,胡乱装上了车子。但是一些丑恶的东西聚集在一起,结果总会合成一种力量,许多苦难中人加在一起便有个总和,从每条链子上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灵魂,每一车人有他们共同的面貌。有一车人老爱唱,另一车人老爱嚷,第三车人向人乞讨,还有一车人咬牙切齿,另一车人威胁观众,另一车人咒骂上帝,最后的一车人寂静如坟墓。但丁见了,也会认为这些是行进中的七层地狱。

    这是从判刑走向服刑的行列,惨不忍睹,他们坐的不是《启示录》里所说的那种电光闪耀骇人的战车,而是用来公开示众的囚车,因而形象更惨。

    在那些卫队中有一个拿着一根尖端带钩的棍棒,不时龇牙咧嘴,吓唬那堆人类的残渣。人群中有个老妇把他们指给一个五岁的男孩看,并对他说:“坏蛋,看你还要不要学这些榜样!”

    歌唱和咒骂声<s></s>越来越大了,那个模样像押送队队长的人,劈啪一声,挥出了他的长鞭,这一信号发出以后,一阵惊心动魄的棍棒,像冰雹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劈里啪啦,一齐打在那七车人的身上;许多人狂喊怒骂,跑来看热闹的孩子像群逐臭的苍蝇,见了更加兴高采烈。

    冉阿让的眼睛变得骇人可怕。那已不是眼睛,而是一种深杳的玻璃体,仿佛对现实无动于衷,并反射出面临大难、恐惧欲绝的光芒,一种忧患中人常有的那种眼神。他看到的已不是事物的实体,而是一种幻象。他想站起来,避开,逃走,但是一步也动不了。有时我们看见的东西是会把我们制住,拖着不放的。他像被钉住了,变成了石头,呆呆地待着,心里是说不出的烦乱和痛苦,搞不清楚这种非人的迫害是为了什么,他的心怎么会紊乱到如此程度。他忽然抬起一只手按在额上,猛然想起这地方正是必经之路,照例要走这一段弯路,以免在枫丹白露大道上惊动国王,而且三十五年前,他正是打这便门经过的。

    珂赛特,虽然感受有所不同,但也一样胆战心惊。她不懂这是什么,她吐不出气,感到她所见到的景象是不可能存在的,她终于大声问道:

    “爹!这些车子里装的是什么?”

    冉阿让回答说:

    “苦役犯。”

    “他们去什么地方?”

    “去上大桡船。”

    这时,那一百多根棍棒正打得起劲,还夹着刀背也在砍,真是一阵鞭抽棍打的风暴,罪犯们全低下了头,重刑下面出现了丑恶的服从,所有的人一齐静下来了,一个个像被捆住了的狼似的觑着人。珂赛特浑身战抖,她又问道:

    “爹,这些还算是人吗?”

    “有时候。”那伤心人说。

    那是一批犯人,天亮以前,便从比塞特出发了,当时国王正在枫丹白露,他们要绕道而行,便改走勒芒大路。这一改道便使那可怕的旅程延长三至四天,但是,为了不让万民之上的君王看见酷刑的惨状,多走几天路便也算不了什么。

    冉阿让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这种遭遇是打击,留下的印象也几乎是震撼。

    冉阿让带着珂赛特一路走回家,没有留意她对刚才遇见的那些事再提出什么问题,也许他过于沉痛了,在不能自拔的时候,已听不到她说的话,也无心回答她了。不过到了晚上,当珂赛特离开他去睡觉时,他听到她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感到,要是我在我的一生中遇上一个那样的人,我的天主啊,只要我走近去看一眼,我便会送命的!”

    幸好,在那次惨遇的第二天,现在已想不起是国家的什么盛典,巴黎要举行庆祝活动,马尔斯广场阅兵,塞纳河上比武,爱丽舍宫演戏,明星广场放焰火,处处悬灯结彩。冉阿让,横着一条心,打破了他的习惯,领着珂赛特去赶热闹,也好借此冲淡一下对前一天的回忆,要让她遇见的那种丑恶景象消失在巴黎倾城欢笑的场面里。点缀那次节日的阅兵式自然要使戎装盛服在街头穿梭往来,冉阿让穿上了他的国民自卫军制服,心里隐藏着一个避难人的感受。总之,这次游逛的目的似乎达到了。珂赛特一向是以助她父亲的兴作为行动准则的,并且对她来说,任何场面都是新鲜的,她便以青年人平易轻松的兴致接受了这次散心,因而对所谓公众庆祝的那种乏味的欢乐,也没太轻蔑地撇一下嘴。因此冉阿让认为游玩是成功的,那种奇丑绝恶的幻象已不再存在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们两人全到了园里的台阶上,这对冉阿让自定的生活规则和珂赛特因烦闷而不出卧房的习惯来说,都是又一次破例的表现。珂赛特披一件起床时穿的浴衣,那种像朝霞蔽日那样把少女们裹得楚楚动人的便服,立在台阶上,睡了一个好觉而显得绯红的脸<cite></cite>对着阳光,老人以疼爱的心情轻轻地望着她,她手里正拿着一朵雏菊,在一瓣一瓣地摘花瓣。珂赛特并不知道那种可爱的口诀“我爱你,爱一点点,爱到发狂,”等等,谁会教给她这些呢?她本能地、天真地在玩着那朵花,一点没有意识到:摘一朵雏菊的花瓣便是披露一个人的心。如果有第四位美惠女神,名叫多愁仙子而且是微笑着的,那她就有点像这仙子了。冉阿让痴痴地望着那花朵上的几个小手指,望到眼花心醉,在那孩子的光辉里把一切都忘了。一只知更鸟在旁边的树丛里低声啼唱。片片白云轻盈迅捷地飘过天空,好像刚从什么地方释放出来似的。珂赛特仍在一心一意地摘她的花瓣,她仿佛在想着什么,想必一定是件怪有意思的事,忽然,她以天鹅那种舒徐的优美姿态,从肩上转过头来向冉阿让说:“爹,大桡船是什么东西呀?”

    一 外伤,内愈

    他们的生活便这样一天一天地暗淡下去了。

    他们只剩下一种消遣方法,也就是从前的那种快乐事儿: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把衣服送给挨冻的人。珂赛特时常陪着冉阿让去访贫问苦,他们在这些行动中,还能找到一点从前遗留下来的共同语言,有时,当一天的活动进行顺利,帮助了不少穷人,使不少小孩得到温饱后又活跃起来,到了点灯时,珂赛特便显得欢快一些。正是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去访问了容德雷特的破屋。

    就在那次访问的第二天早晨,冉阿让来到楼房里,和平时一样镇静,只是左臂上带着一条大伤口,相当红肿,相当恶毒,像是火烫的伤口,他随便解释了一下。这次的伤使他发了一个多月的高烧,不曾出门。他不愿请任何医生。当珂赛特坚持要请一个的 65f6.” >时候,他便说:“找个给狗看病的医生吧。”

    珂赛特替他包扎,她的神气无比庄严,并以能为他尽力而感到莫大的安慰,冉阿让也感到旧时的欢乐又回到他心头了,他的恐惧和忧虑烟消云散了,他常望着珂赛特说:“呵!多美好的创伤!呵!多美好的痛苦!”

    珂赛特看见她父亲害病,便背叛了那座楼房,重新跟小屋子和后院亲热起来。她几乎整天整天地待在冉阿让身边,把他要看的书念给他听,主要是些游记。冉阿让再生了,他的幸福也以无可形容的光辉焕然再现了,卢森堡公园,那个不相识的浪荡少年,珂赛特的冷淡,他心灵上的一切乌云全已消逝。因而他常对自己说:“那一切全是我无中生有想出来的。我是一个老疯子。”

    他感到非常宽慰,好像德纳第的新发现——在容德雷特破屋里的意外遭遇——在他身上已经消失了。他已胜利脱身,线索已经中断,其余的事,都无关重要。当他想到那次遭遇时,他只觉得那一伙歹徒可怜。他想,他们已进监牢,今后不能再去害人,可是这穷愁绝望的一家人也未免太悲惨了。

    至于上次在梅恩便门遇见的那种奇丑绝恶的景象,珂赛特没有再提起过。

    在修院时,珂赛特曾向圣梅克蒂尔德嬷嬷学习音乐。珂赛特的歌喉就像一只通灵的黄莺,有时,天黑以后,她在老人养病的那间简陋的小屋里,唱一两首忧郁的歌曲,冉阿让听了,心里大为喜悦。

    春天来了,每年这个季节,园子总是非常美丽的,冉阿让对珂赛特说:“你从不去园子里,我要你到那里去走走。”“我听您的吩咐就是了,爹。”珂赛特这样说。

    为了听她父亲的话,她又常到她的园里去散步了,多半是独自一个人去,因为,我们已指出过,冉阿让几乎从不去那园子,大概是怕别人从铁栏门口看见他。

    冉<mark></mark>阿让的创伤成了一种改变情况的力量。

    珂赛特看见她父亲的痛苦减轻了,伤口慢慢好了,心境也好像宽了些,她便也有了安慰,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感到,因为它是一点一点、自然而然来到的。随后,便是三月,日子渐渐长了,冬天已经过去,冬天总是要把我们的伤感带走一部分的,随后又到了四月,这是夏季的黎明,像晓色一样新鲜,像童年一样欢快,也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间或要哭哭啼啼。大自然在这一月里具<cite></cite>有多种感人的光泽,从天上、云端、林木、原野、花枝各方面映入人心。

    珂赛特还太年轻,不能不让那种和她本人相似的四月天的欢乐透进她的心。伤感已在不知不觉中从她心里无影无踪地消逝了。灵魂在春天是明朗的,正如地窨子在中午是明亮的一样。珂赛特甚至已不怎么忧郁了。总之,情况就是这样,她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早晨,将近十点,早餐过后,当她扶着她父亲负伤的手臂,搀他到园里台阶前散散步,晒上一刻来钟的太阳时,她一点也不觉得她自己随时都在笑,并且是快快活活的。

    冉阿让满腔欢慰,看到她又变得红润光艳了。

    “呵!美好的创伤!”他低声反复这样说。

    他并对德纳第怀着感激的心情。

    伤口好了以后,他又恢复了夜间独自散步的习惯。

    如果认为独自一人在巴黎的那些荒凉地段散步不会遇到什么意外,那将是错误的设想。

    二 普卢塔克妈妈信口开河

    一天晚上,小伽弗洛什一点东西也没有吃,他想起前一晚也不曾有什么东西下肚,老这样下去可真受不了。他决计去找点东西来充饥。他走到妇女救济院那一面的荒凉地方去打主意,在那一带可能有点意外收获,在没有人的地方常能找到东西。他一直走到一个有些人家聚居的地方,说不定就是奥斯特里茨村。

    前几次他来这地方游荡时,便注意到这儿有一个老园子,住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人,园里还有一棵勉强过得去的苹果树。苹果树的旁边,是一口关不严实的鲜果箱,也许能从里面摸到个把苹果。一个苹果,便是一顿夜餐,一个苹果,便能救人一命。害了亚当的<据《圣经》记载,亚当偷吃了乐园的苹果,受到上帝责罚>也许能救伽弗洛什。那园子紧挨着一条荒僻的土巷,两旁杂草丛生,还没有盖房子,园子和巷子中间隔着一道篱笆。

    伽弗洛什向园子走去,他找到了那条巷子,也认出了那株苹果树,看到了那只鲜果箱,也研究了那道篱笆,篱笆是一抬腿便可以跨过去的。天黑下来了,巷子里连一只猫也没有,这时间正合适。伽弗洛什摆起架势准备跨篱笆,又忽然停了下来。园里有人说话。伽弗洛什凑近一个空隙往里望。

    离他两步的地方,在篱笆那一面的底下,恰好在他原先考虑要跨越的那个缺口的地方,地上平躺着一块当坐凳用的条石,园里的那位老人正坐在条石上,他前面站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正在絮叨不休。伽弗洛什不大知趣,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马白夫先生!”那老妇人说。

    “马白夫!”伽弗洛什心里想,“这名字好古怪。”<马白夫(Mabeuf)的发音有点像“我的牛>

    被称呼的老人一点也不动。老妇人又说:

    “马白夫先生!”

    老人,眼不离地,决定回话。

    “什么事,普卢塔克妈妈?”

    “普卢塔克妈妈!”伽弗洛什心里想,“又一个古怪名字。”<普卢塔克(Plutarque,约46—125),古希腊作家,哲学家,写有古希腊罗马杰出活动家比较传记>

    普卢塔克妈妈往下谈,老人答话却极勉强。

    “房主人不高兴了。”

    “为什么?”

    “我们的房租欠了三个季度了。”

    “再过三个月,便欠四个季度了。”

    “他说他要撵您走。”

    “我走就是。”

    “卖柴的大妈要我们付钱。她不肯再供应树枝了。今年冬天您用什么取暖呢?我们不会有柴烧了。”

    “有太阳嘛。”

    “卖肉的不肯赊账。他不再给肉了。”

    “正好。我消化不了肉。太腻。”

    “吃什么呢?”

    “吃面包。”

    “卖面包的要求清账,他也说了:‘没有钱,就没有面包。’”

    “好吧。”

    “您吃什么呢?”

    “我们有这苹果树上的苹果。”

    “可是,先生,我们这样没有钱总过不下去吧。”

    “我没有钱。”

    老妇人走了,老人独自待着。他开始思考。伽弗洛什也在思考。天几乎全黑了。

    伽弗洛什思考的第一个结果,便是蹲在篱笆底下不动,不想翻过去了。靠近地面的树枝比较稀疏。

    “嗨!”伽弗洛什心里想,“一间壁厢!”他便蹲在那里。他的背几乎靠着马白夫公公的石凳。他能听到那八旬老人的呼吸。

    于是,代替晚餐,他只好睡大觉。

    猫儿睡觉,闭一只眼。伽弗洛什一面打盹,一面张望。

    天上苍白的微光把大地映成白色,那条巷子成了两行深黑的矮树中间的一条灰白道藏书网儿。

    忽然,在这白茫茫的道上,出现两个人影。一个走在前,一个跟在后,相隔只几步。

    “来了两个生灵。”伽弗洛什低声说。

    第一个影子仿佛是个老头儿,低着头,在想什么,穿得极简单,由于年事已高,步伐缓慢,正趁着星光夜游似的。

    第二个是挺身健步的瘦长个子。他正合着前面那个人的步伐慢慢前进,从他故意放慢脚步的体态中,可以看出他的轻捷矫健。这个人影带有某种凶险恼人的味道,整个形态使人想起当时的那种时髦少年,帽子的式样是好的,一身黑骑马服,裁剪入时,料子应当也是上等的,紧裹着腰身。头向上仰起,有一种刚健秀美的风度,映着微明的惨白光线,帽子下面露出一张美少年的侧影。侧影的嘴里含着一朵玫瑰,这是伽弗洛什熟悉的,他就是巴纳斯山。

    关于另外那个人,他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个老头儿。

    伽弗洛什立即进入观察。

    这两个行人,显然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有所企图。伽弗洛什所在的地方正便于观察。所谓壁厢恰好是个掩蔽体。

    巴纳斯山在这种时刻,这种地方,出来打猎,那是极可怕的。伽弗洛什觉得他那野孩子的好心肠在为那老人叫苦。

    怎么办?出去干涉吗?以弱小救老弱!那只能为巴纳斯山提供笑料,伽弗洛什明知道,对那个十八岁的凶残匪徒来说,先一老,后一小,他两口便能吞掉。

    伽弗洛什正在踌躇,那边凶猛的突袭已经开始。老虎对野驴的袭击,蜘蛛对苍蝇的袭击。巴纳斯山突然一下丢了那朵玫瑰,扑向老人,抓住他的衣领,掐住他的咽喉,揪着不放,伽弗洛什好不容易没有喊出来。过了一会,那两人中的一个已被另一个压倒在下面,力竭声嘶,还在挣扎,一个铁膝头抵在胸口上。但是情况并不完全像伽弗洛什预料的那样。在底下的,是巴纳斯山,在上面的,是那老头。

    这一切是在离伽弗洛什两步远<cite></cite>的地方发生的。

    老人受到冲击,便立刻狠狠还击,转眼之间,进攻者和被攻者便互换了地位。

    “好一个猛老将!”伽弗洛什心里想。

    他不禁拍起手来。不过这是一种没有效果的鼓掌。掌声达不到那两个搏斗的人那里,他们正在全力搏斗,气喘如牛,耳朵已完全不管事。

    忽然一下,声息全无。巴纳斯山已停止斗争。伽弗洛什对自己说:“敢情他死了!”

    老人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喊一声。他站了起来,伽弗洛什听见他对巴纳斯山说:

    “起来。”

    巴纳斯山起来,那老人仍抓住他不放。巴纳斯山又羞又恼,模样像一头被绵羊咬住了的狼。

    伽弗洛什睁着眼望,竖起耳听,竭力用耳朵来帮助眼睛。他可真乐开了。

    作为一个旁观者,他那从良心出发的焦虑得到了补偿。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们的话从黑暗中传来,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剧味道。老人问,巴纳斯山答。

    “你多大了?”

    “十九岁。”

    “你有气力,身体结实。为什么不工作呢?”

    “不高兴。”

    “你是干哪一行的?”

    “闲游浪荡。”

    “好好说话。我可以替你干点什么吗?你想做什么?”

    “做强盗。”

    对话停止了。老人好像在深思细想。他丝毫不动,也不放松巴纳斯山。

    那年轻的匪徒,矫健敏捷,像一头被铁夹子夹住了的野兽,不时要乱蹦一阵。他突然挣一下,试一个钩腿,拼命扭动四肢,企图逃脱。老人好像没有感到这些似的,用一只手抓住他的两只手臂,镇定自若,岿然不动。

    老人深思了一段时间,才定定地望着巴纳斯山,用温和的语调,在黑暗中向他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劝告,字字进入伽弗洛什的耳朵:

    “我的孩子,你想啥也不干,便进入最辛苦的人生。啊!你说你闲游浪荡,还是准备劳动吧。你见过一种可怕的机器吗?那东西叫做碾片机。对它应当小心,那是个阴险凶恶的东西,假使它拖住了你衣服的一只角,你整个人便会被卷进去。这架机器,便像是游手好闲的习惯。不要去惹它,在你还没有被卷住的时候,赶快避开!要不,你便完了,不用多久,你便陷在那一套联动齿轮里。一旦被它卡住,你便啥也不用指望了。你将受一辈子苦,懒骨头!不会再有休息了。不容情的苦工的铁手已经抓住了你。自己挣饭吃吧,找工作做吧,尽你的义务吧,你不愿意!学别人那样,你不高兴!好吧!你便不会和大家一样。劳动是法则。谁把它当作麻烦的事来抗拒,谁就会在强制中劳动。你不愿意当工人,你就得当奴隶。劳动在这一方面放松你,只是为了在另一方面抓紧你,你不肯当它的朋友,便得当它的奴才。啊!你拒绝人们的诚实的疲劳,你便将到地狱里去流汗。在别人歌唱的地方,你将哀号痛哭。你将只能从远处,从下面望着别人劳动,你将感到他们是在休息。掘土的人、种庄稼的人、水手、铁匠,都将以天堂里的快乐人的形象出现在你眼前的光明里。铁砧里有多大的光芒!使犁、捆草是一种快乐。船在风里自由行驶,多么欢畅!你这个懒汉,去锄吧,拖吧,滚吧,走吧!挽你的重轭吧,你成了在地狱里拖车的载重牲口!啊!什么事都不干,这是你的目的。好吧!你便不会有一个星期、不会有一天、不会有一个钟点不吃苦受罪的。你搬任何东西都将腰酸背痛。每过一分钟都将使你感到筋骨开裂。对别人轻得像羽毛的东西,对你会重得像岩石。最简单的事物也会变得异常艰巨。生活将处处与你为敌。走一步路,吸一口气,同样成了非常吃力的苦活。你的肺将使你感到是个百斤重的负担。bbr>.99lib.</abbr>走这边还是走那边,也将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难题。任何人要出去,他只要推一下门,门一开,他便到了外面。而你,你如果要出去,便非在你的墙上打洞不可。要上街,人家怎么办呢?人家走下楼梯便成了,人人都是这样;而你,你得撕裂你床上的褥单,一条一条地把它接成一根绳子,随后,你得从窗口爬出去,你得临空吊在这根绳子上,并且是在黑夜里,在起狂风、下大雨、飞砂走石的时候,并且,万一那根绳子太短,你便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下去,掉下去。盲目地掉下去,掉在一个黑洞里,也不知道有多深,掉在什么东西上面呢?下面有什么便掉在什么上面,掉在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上面。或者你从烟囱里爬出去,烧死了活该;或者你从排粪道里爬出去,淹死也活该。我还没有跟你说有多少洞得掩盖起来,多少石头每天得取下又放上二十次,多少灰渣得藏在他的草荐里。遇到一把锁,那个有钱的先生,在他的衣袋里,有锁匠替他做好的钥匙。而你呢,假使你要过去,你便非作一件杰作的惊人作品不可,你得拿一个大个的苏,把它剖成两片,用什么工具呢?你自己去想办法。那是你的事。随后,你把那两片的里面挖空,还得小心谨慎,不让它的外表受损伤,你再沿着周围的边,刻出一道螺旋纹,让那两个薄片,像一盖一底似的,能严密地合上。上下两片这样旋紧以后,别人便一点也猜不出了。对狱监们,因为你是受到监视的,这只是一个大个的苏;对你,却是个匣子。你在这匣子里放什么呢?一小片钢。一条表上的发条,你在发条上已凿出了许多齿,使它成为一把锯子。这条藏在苏里的锯子,只有别针一般长,你能用来锯断锁上的梢子,门闩上的横条,挂锁上的梁,你窗上的铁条,你脚上的铁镣。这个杰作告成了,这一神奇的工具做成了,这一系列巧妙、细致、精微、艰苦的奇迹完成了,万一被人发觉是你干的,你会得到怎样的报酬呢?坐地牢。这便是你的前程。懒惰,贪图舒服,多么险恶的悬崖!什么事也不干,那是一种可悲的打算,你知道吗?无所事事地专靠社会的物质来生活!做一个无用的、就是说有害的人!那只能把我们一直带到绝路的尽头。当个寄生虫,结果必然是不幸。那种人只能变成蛆。啊!你不高兴工作!啊!你只有一个念头:喝得好好的,吃得好好的,睡得好好的。你将来只能喝水,吃黑面包,睡木板,还要在你的手脚上铆上铁件,教你整夜都感到皮肉是冷的!你将弄断那些铁件,逃跑。这很好。你将在草莽中爬着走,你将像树林中的野人一样吃草。结果你又被逮回来。到那时候,一连好几年,你将待在阴沟里,一条链子拴在墙上,摸着你的瓦罐去喝水,啃一块连狗也不要吃的怪可怕的黑面包,吃那种在你到嘴以前早已被虫蛀空了的蚕豆。你将成为地窖里的一只土鳖。啊!可怜你自己吧,倒霉的孩子,这样年轻,你断奶还不到二十年,也一定还有母亲!我诚恳地奉劝你,听我的话吧。你要穿优质的黑料子衣服、薄底漆皮鞋、烫头发、在蓬松的头发里擦上香油、讨女人的喜欢、显得漂亮。结果你将被推成光头,戴一顶红帽子,穿双木鞋。你要在指头上戴个戒指,将来你会在颈子上戴一面枷。并且,只要你望一眼女人,便给你一棒子。并且,你二十岁进去,五十岁出来!你进去时是小伙子,绯红的脸、鲜润的皮肤、亮晶晶的眼睛、满嘴雪白的牙齿、一头美丽的乌发,出来的时候呢,垮了,驼了,皱了,没牙了,怪难看的,头发也白了!啊!我可怜的孩子,你走错路了,懒鬼替你出了个坏主意,最艰苦的活计是抢人。相信我,不要干那种当懒汉的苦活计。做一个坏蛋,并不那么方便嘛。做一个诚实人,反而麻烦少些。现在你去吧,把我对你说的话,仔细想想。你刚才想要我的什么东西?我的钱包。在这儿。”

    老人放了巴纳斯山,把他的钱包放在他手里,巴纳斯山拿来托在手上掂了一阵,随后,以一种机械的谨慎态度,把它揣在他骑马服后面的口袋里,好像是他偷了来的。

    老人说了这番话又做了这件事后,便转过背去,安详地继续他的散步。

    “傻老头儿!”巴纳斯山嘟囔着。

    那老人是谁?读者想必早已猜到了。

    巴纳斯山呆呆地望着他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这一凝视必然给他带来不幸。

    老人往远处走去,这时,伽弗洛什却从近处来了。

    伽弗洛什向旁边望了一眼,看见马白夫公公仍坐在石凳上,像是睡着了。那野孩随即从他的草窠里钻出来,隐在黑影里,一直向呆立着的巴纳斯山的背后爬去。他便这样到了巴纳斯山的身边,没有被他看见,也没有被他听见,他轻轻把他的手伸进那身优质黑料子骑马服后面的口袋里,抓住那个钱包,缩回手,再爬回来,像一条在黑暗中溜跑的蛇。巴纳斯山原没有任何理由需要警惕,并且是生平第一次在想问题,便一点也没有发觉。伽弗洛什回到马白夫公公身边时,便把钱包从篱笆上面丢过去,连忙跑开。

    钱包落在了马白夫公公的脚上,把他惊醒了。他弯下腰去,拾起钱包。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它打开来看。那是个分成两格的钱包,一格里有些零钱,另一格里有六枚拿破仑。

    马白夫公公大吃一惊,把这东西拿去交给了他的女仆。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普卢塔克妈妈说。

    一 荒园与兵营相结合

    珂赛特的痛苦,在四五个月以前,还是那么强烈,那么敏锐,现在,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居然平息下去了。大自然、春天、青春、对她父亲的爱、鸟雀的欢乐、鲜花,已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u></u>滴一滴地把一种无以名之的类似遗忘的东西渗入了这个贞洁年轻的灵魂。这里的火已完全熄灭了吗?还是只盖上了一层灰呢?事实是她已几乎不再感到有剧痛的痛处了。

    一天,她忽然想起了马吕斯。

    “啊!”她说,“我已经不再想他了<cite></cite>。”

    正是在那一个星期里,她发现一个相当俊美的长矛兵军官打那园子的铁栏门前走过,那军官有着蜂腰、挺秀的军服、年轻姑娘的脸、手臂下一把指挥刀、上了蜡的菱角胡子、漆布军帽,外加上浅黄头发、不凹不凸的蓝眼睛、圆脸,他庸俗、傲慢而漂亮,完全是马吕斯的反面形象。嘴里衔一根雪茄。珂赛特在想:“这军官一定是驻扎在巴比伦街的那个部队里的。”

    第二天,她又看见他走过。她留意了他走过的钟点。

    从那时候起,难道是偶然吗?几乎每天她都看见他走过。

    那军官的伙伴们也发现了在这座“不修边幅”的园子里,那道难看的老古董铁栏门的后面,有一个相当漂亮的货色,当那俊美的中尉走过时,几乎老待在那地方,这个中尉,对读者来说并不是陌生 4eba.” >人,他叫忒阿杜勒·吉诺曼。<var></var>

    “喂!”他们对他说,“那里有个小娘们儿对你飞眼呢,留意留意吧。”

    “我哪有时间,”那长矛兵回答说,“如果要留意所有对我留意的姑娘,那还了得?”

    正在这时,马吕斯怀着沉痛的心情,向着死亡的边缘走下去,并且常说:“只要我能在死以前再和她见一次面就好了!”假使他的这个愿望果真实现了,他便会看见珂赛特这时正在瞄一个长矛兵,他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饮恨而死。

    这是谁的过错?谁也没有过错。

    马吕斯的性格是陷进了苦恼便停留在苦恼里,而珂赛特是掉了进去便爬出来。

    珂赛特并且正在经历那个危险时期,也就是女性没人指点、全凭自己面壁虚构的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阶段,在这种时候,孤独的年轻姑娘便<var></var>好像葡萄藤上的卷须,不管遇到的是云石柱子上的柱头还是酒楼里的木头柱子,都会一样随缘攀附。这对于每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无论贫富,都是一个危机,一种稍纵即逝、并且起决定作用的时机,因为家财并不能防止错误的择配,错误的结合往往发生在极上层;真正的错误结合是灵魂上的错误结合,并且,多少无声无臭的年轻男子,没有声名,没有身世,没有财富,却是个云石柱子的柱头,能撑持一座伟大感情和伟大思想的庙宇。同样,一个上层社会的男人,万事如意,万贯家财,穿着擦得光<big>.?</big>亮的长靴,说着像上过漆的动人的语言,如果不从他的外表去看他,而是从他的内心,就是说,从他留给一个妇女的那部分东西去看他,便只是一个至愚极蠢、心里暗藏着多种卑污狂妄的强烈欲念的蠢物,一根酒楼里的木头柱子。

    珂赛特的灵魂里有了些什么呢?平息了的或睡眠中的热烈感情,游移状态中的爱,某种清澈晶莹、到了某种深度便有些混浊,再深下去便有些灰暗的东西。那个俊美军官的形影是反映在表面的。在底层上有没有印象呢?在底层的极下面呢?也许有。珂赛特不知道。

    突然发生了一桩少见的意外事件。

    二 珂赛特的恐惧

    在四月的上半月里,冉阿让作了一次旅行。我们知道,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便要出一次门。每次离家一天或两天,至多三天。<bdi></bdi>他去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连珂赛特也不知道。可是有一次,在他动身时,珂赛特坐着马车一直送他到一条小的死胡同口,她看见在那转角的地方有几个字:“小板巷”。到那地方以后他便下了车,原车又把珂赛特送回到巴比伦街。冉阿让作这种短期旅行,常常是在家用拮据的时候。

    冉阿让因而不在家。他临走时说:“三天左右,我便回来。”

    那天上灯以后,珂赛特独自待在客厅里。为了解闷,她揭开了她的钢琴盖,一面唱,一面弹伴奏,唱《欧利安特》<Euryanthe,韦伯的歌剧>里的那支《迷失在森林中的猎人们》,这也许是所有音乐中最美的作品了。唱完以后,她便坐着发怔。

    忽然,她仿佛听见园子里有人走路。

    不会是她的父亲,他出门去了,<q>?</q>也不会是杜桑,她已睡了。当时是晚上十点钟。

    客厅里的板窗已经关上,她过去把耳朵贴在板窗上面听。

    仿佛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并且走得很慢。

    她连忙上楼,回到她的卧室里,打开板窗头上的一扇小窗,朝园里望。那正是月圆的时候。能看得和白天一样清楚。

    园子里却没有人。

    她又打开大窗子。园里毫无动静,她望见街上也和平时一样荒凉。

    珂赛特心里想,是她自己搞错了。她自以为听见了什么声音,其实是韦伯那首阴森神怪的合唱曲所引起的错觉,那曲子展示在人们意境中的原是一种深邃骇人的景色,山林震撼的形象,在那里,人们能听到猎人们在凄迷的暮色中彷徨踯躅时枯枝脆叶在他们脚下断裂的声音。

    她不再去想它了。

    并且珂赛特生来就不怎么知道害怕。在她的血管里,生就了那种光着脚板跑江湖、担风险的女人的血液。我们记得,她是百灵鸟,不是白鸽。她有一种粗放勇敢的气质。

    第二天,比较早,在天刚黑时,她在园里散步。她当时心里正想着一些烦杂的事情,又仿佛听到了昨晚的那种声音,好像有人在离她不远的那些树下的黑地里走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但她对自己说,再没有什么比两根树枝互相磨擦更像人在草丛里走路的声音了,她也就不再注意。况且她并没有看见什么。

    她从那“榛莽地”走出来。还得穿过一小片草坪才能走上台阶。月亮正从她背后升起,当她走出树丛时,月光把她的身影投射在她面前的草地上。

    珂赛特突然站住,心里大吃一惊。

    在她的影子旁边,月光把一个怪可怕、怪吓人的人影清清楚楚地投了在草地上,那影子还戴着一顶圆边帽。

    那影子好像是立在树丛边,在珂赛特的背后,离她只有几步远。

    她好一阵说不出话,不敢叫也不敢喊,不敢动也不敢回头。

    她终于鼓足了全部勇气,突然把身子转过去。

    什么人也没有。

    她再望望地上。那影子也不见了。

    她又回到树丛里,壮起胆子,到那些拐角里去找,一直找到铁栏门,什么也不曾找着。></a>

    她真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难道这又是错觉不成?笑话!一连两天!一次错觉,还说得过去,但是两次错觉呢?最使人放心不下的,是那影子肯定不是个鬼影。鬼从不戴圆边帽子。

    第三天,冉阿让回家了。珂赛特把她仿佛听到的和见到的都讲给他听。她原希望能得到一些宽慰,估计她父亲会耸耸肩头对她说:“你这小姑娘发神经了。”

    冉阿让却显得有些不安。

    “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原因。”他对她说。

    他支吾了几句,便离开她去园子里,珂赛特望见他在仔仔细细地检查那道铁栏门。

    她半夜里醒来,这一回她可听真切了,清清楚楚,在她的窗子下面,紧靠着台阶的地方,有人在走路。她跑去把窗头上的小窗打开。园里果然有一个人,手里捏着一根粗木棒。她正要嚷出来,却又从月光中看清了那个人的侧影。原来是她父亲。

    她又睡下了,心里想:“看来他很担了些心事!”

    冉阿让在园里过了那一夜,接着又连守了两夜。珂赛特能从她的板窗洞里望见他。

    第三天,月亮渐渐缺了,升得也比较迟了,约莫在午夜一点钟,她忽然听见有人大笑,随即又听见她父亲的声音在喊她。

    “珂赛特!”

    她连忙跳下床来,套上她的长睡衣,开了窗子。

    她父亲站在下面的草地上。

    “我把你喊醒,好让你放心,”他说,“瞧,这就是你那戴圆边帽的影子。”

    同时,他把月光投射在草地上的一个影子指给她看,那确实像一个戴圆边帽的人的鬼影。但只是隔壁人家屋顶上一个带罩子的铁皮烟囱的影子。

    珂赛特也笑了出来,她所有种种不祥的猜想打消了,第二天,和她父亲一同吃早点时,这个烟囱鬼盘桓的凶园子使她又说又笑。

    冉阿让又完全安静下来了,至于珂赛特,她并没有十分注意那烟囱是否确实立在她所看见的或自以为看见过的那个人影的方向,也没有注意当时月亮是否在天上的同一方位。她没有追问自己:“那烟囱的影子怎么会那么古怪,当有人注意看它时,它居然怕被人当场捉住,赶忙缩了回去。”因为那天晚上,珂赛特一转身,影子便不见了,这原是珂赛特深信不疑的。现在珂赛特完全放心了。她认为她父亲的解说是圆满的,即使有人可能在天黑以后或半夜里在园里行走,也不至于再使她胡猜。

    可是几天过后,又发生了一件新的怪事。

    三 杜桑说得更生动

    在那园里,靠铁栏门临街的地方,有一条石凳,为了挡住人们好奇的视线,在石凳旁边,栽了一排千金榆,但是,严格地说,一个过路人如果把手臂从铁栏门和千金榆缝里伸过来,仍能伸到石凳上面。

    仍是在那个四月里,一天,将近黄昏时,冉阿让上街去了,珂赛特坐在石凳上,当时太阳已经落山。树林里的风已经有些凉意,珂赛特正想着心事,一种莫来由的伤感情绪渐渐控制了她,苍茫中带来的这种无可克服的伤感,也许,是由在这一时刻的半开着的坟墓里的一种神秘力量引起的吧,谁知道?

    芳汀也许就在迷蒙的暮色中。

    珂赛特站起来,绕着园子,踏着沾满露水的青草,慢慢地走,像个梦游人,她凄声说道:“这种时刻在园里走,真非穿着木鞋<var>?</var>不可。搞不好就要伤风。”

    她回到了石凳前。

    正待坐下去时,她发现在她原先离开的坐处,放了一块相当大的石头,这明明是先头没有的。

    珂赛特望着石头,心里在问那是什么意思。她想这块石头决不会自己跑到座位上来,一定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一定有谁把手臂从铁栏门的缝里伸进来过。这个思想一出现,她便害怕起来了。这一次是真正害了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石头在那里嘛,她没有碰它,连忙逃走,也不敢回头望一眼。躲进房子后她立即把临台阶的长窗门关上,推上板门、门杠和铁闩。她问杜桑说:

    “我爹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回来,姑娘。”

    (我们已把杜桑口吃的情形写过了,提过一次,便不必再提。希望读者能允许我们不再突出这一点。我们厌恶那种把别人的缺陷一板一眼记录下来的乐谱。)

    冉阿让是个喜欢思索和夜游的人,他常常要到夜深才回家。

    “杜桑,”珂赛特又说,“您到夜里想必一定会把对花园的板门关好,门杠上好,把那些小铁件好好插在那些铁环里的吧?”

    “呵!您请放心吧,姑娘。”

    杜桑在这些方面从不大意,珂赛特也完全知道,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加上这么一句:

    “问题是这地方太偏僻了!”

    “说到这点,”杜桑说,“真是不错。要是有人来杀害我们,>?</a>我们连哼一声的时间也不会有。特别是,先生不睡在这大房子里。但是您不用害怕,姑娘。我天天晚上要把门窗关得和铁桶一样。孤零零的两个女人!真是,我一想到,寒毛便会竖起来!您想想吧。半夜里,看见许多男子汉走到你屋子里来,对你说:‘不许喊!’他们上来便割你的颈脖子。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死就死吧,你也明明知道,不死没有旁的路,可怕的是那些人走上来碰你,那可不是滋味。并且,他们那些刀子,一定是割不大动的!天主啊!”

    “不许说了,”珂赛特说,“把一切都好好关上。”

    珂赛特被杜桑临时编出来的戏剧性台词吓得心惊肉跳,也许还回想到在那个星期里遇到的怪事,竟至不敢对她说:“您去看看什么人放在石凳上的石块嘛!”惟恐去园里的门开了,那些“男子汉”便会闯进来。她要杜桑把所有的门窗都<bdo>.</bdo>一一留意关好,把整所房子,从顶楼到地窖,全部检视一番,回头把自己关在卧房里,推上铁闩,检查了床底下,提心吊胆地睡了。一整夜,她都看见那块石头,大得像一座山,满是洞穴。

    出太阳的时候——初升太阳的特点便是叫我们嘲笑夜间的一切惊扰,嘲笑的程度又往往和我们有过的恐惧成正比——,出太阳的时候,珂赛特一醒过来,便把自己的一场虚惊看作了一场噩梦,她对自己说:“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和我上星期晚上自以为在园子里听到脚步声是同一回事!和烟囱的影子也是同一回事!我现在快要变成胆小鬼了吧?”太阳光从板窗缝里强烈地照射进来,把花缎窗帘照得发紫,使她完全恢复了自信心,清除了她思想中的一切,连那块石头也不见了。

    “石凳上不会有石头,正如园里不会有戴圆帽的人,全是由于我做梦,才会有什么石头和其他的东西。”

    她穿好衣服,下楼走到园里,跑向石凳,觉得自己出了身冷汗,石头仍在老地方。

    但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夜间的畏惧一到白天便成了好奇心。

    “有什么关系!”她说,“让我来看看。”

    她搬开那块相当大的石头,下面出现一件东西,仿佛是一封信。

    那是一个白信封。珂赛特拿起来看。看这一面,没有姓名地址,那一面也没有火漆印。信封虽然敞着口,却不是空的。里面露出几张纸。

    珂赛特伸手到里面去摸。这已不是恐惧,也不是好奇心,而是疑惑的开始。

    珂赛特把信封里的东西抽出来看。那是一小叠纸,每一张都编了号,并写了几行字,笔迹很秀丽,珂赛特心里想,并且字迹纤细。

    珂赛特找一个名字,没有,找一个签字,也没有。这是寄给谁的呢?也许是给她的,因为它是放在她坐过的条凳上的。是谁送来的呢?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力把她控制住了。她想把她的眼睛从那几张在她手里发抖的纸上移开。她望望天,望望街上,望望那些沐浴在阳光中的刺槐,在邻居屋顶上飞翔的鸽子,随后她的视线迅捷地朝下看那手稿,并对自己说,她应当知道那里写的究竟是什么。

    她念的是:

    四 石头下面的一颗心

    把宇宙缩减到惟一的一个人,把惟一的一个人扩张到上帝,这才是爱。

    爱,便是众天使向群星的膜拜。

    灵魂是何等悲伤,当它为爱而悲伤!

    不见那惟一充塞天地的人,这是何等的空虚!呵!情人成上帝,这是多么真实。人们不难理解,如果万物之父不是明明为了灵魂而创造宇宙,不是为了爱而创造灵魂,上帝也会伤心的。

    能从远处望见一顶紫飘带白绉纱帽下的盈盈一笑,已够使灵魂进入美梦之宫了。

    上帝在一切的后面,但是一切遮住了上帝。东西是黑的,人是不透明的。爱一个人,便是要使他透明。

    某些思想是祈祷。有时候,无论身体的姿势如何,灵魂却总是双膝跪下的。

    相爱而不能相见的人有千百种虚幻而真实的东西用来骗走离愁别恨。别人不让他们见面,他们不能互通音讯,他们却能找到无数神秘的通信方法。他们互送飞鸟的啼唱、花朵的香味、孩子们的笑声、太阳的光辉、风的叹息、星的闪光、整个宇宙。这有什么办不到呢?上帝的整个事业是为爱服务的。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命令大自然为它传递书信。

    呵春天,你便是我写给她的一封信。

    未来仍是属于心灵的多,属于精神的少。爱,是惟一能占领和充满永恒的东西。对于无极,必须不竭。

    爱是灵魂的组成部分。爱和灵魂是同一本质的。和灵魂一样,爱也是神的火星;和灵魂一样,爱也是不可腐蚀的,不可分割的,不会涸竭的。爱是人们心里的一个火源,它是无尽期、无止境的,任何东西所不能局限,任何东西所不能熄灭的。人们感到它一直燃烧到骨髓,一直照耀到天际。

    呵爱!崇拜!两心相知、两情相投、两目相注的陶醉!你会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吗,幸福!在寥寂中并肩散步!美满、光辉的日子!我有时梦见时间离开了天使的生命,来到下界伴随人的命运。

    上帝不能增加相爱的人们的幸福,除非给予他们无止境的岁月。在爱的一生之后,有爱的永生,那确是一种增益;但是,如果要从此生开始,便增加爱给予灵魂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极乐的强度,那是无法做到的,甚至上帝也做不到。上帝是天上的饱和,爱是人间的饱和。

    你望一颗星,有两个动机,因为它是发光的,又因为它是望不透的。你在你的身边有一种更柔美的光辉和一种更大的神秘,女人。

    无论我们是谁,全有供我们呼吸的物质。如果我们缺少它们,我们便缺少空气,不能呼吸。我们便会死去。因缺爱而死,那是不堪设想的。灵魂的窒息症!

    当爱把两人溶化并掺合在一个极乐和神圣的一体中时,他们才算是找到了人生的秘密,他们便成了同一个命运的两极,同一个神灵的两翼。爱吧,飞翔吧!

    一<s></s>个女人来到你的跟前,一面走,一面放光,从那时起,你便完了,你便爱了。你只有一条路可走,集中全部力量去想她,以迫使她也来想你。

    爱所开始的只能由上帝来完成。

    真正的爱可以为了一只失去的手套或一条找到的手帕而懊恼,而陶醉,并且需要永恒来寄托它的忠诚和希望。它是同时由无限大和无限小所构成的。

    如果你是石头,便应当做磁石;如果你是植物,便应当做含羞草;如果你是人,便应当做意中人。

    爱是不知足的。有了幸福,还想乐园;有了乐园,还想天堂。

    爱中的你呵,那一切已全在爱中了。靠你自己去找来。天上所有的,爱中全有,仰慕;爱中所有的,天上不一定有,欢情。

    “她还会来卢森堡公园吗?”“不会再来了,先生。”“她到这个礼拜堂里来做弥撒,不是吗?”“她现在不来这儿了。”“她仍住在这房子里吗?”“她已经搬走了。”“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没有说。”

    591a.” >多么凄惨,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在何方。

    爱有稚气,其他感情有小气。使人变渺小的感情可耻。使人变孩子的感情可贵!

    这是一件怪事,你知道吗?我在黑暗中。有个人临走时把天带走了。

    呵!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同睡在一个墓穴里,不时在黑暗中相互轻轻抚摸我们的一个手指尖,这已能满足我的永恒的生命了。

    因爱而受苦的你,爱得更多一点吧。为爱而死,便是为爱而生。

    爱吧。在这苦刑中,有星光惨淡的乐境。极苦中有极乐。

    呵鸟雀的欢乐!那是因为它们有巢可栖,有歌可唱。

    爱是吸取天堂空气的至上之乐。

    深邃的心灵们,明智的精灵们,按照上帝的安排来接受生命吧。这是一种长久的考验,一种为未知的命运所作的不可理解的准备工作。这个命运,真正的命运,对人来说,是从他第一步踏出墓穴时开始的。到这时,便会有一种东西出现在他眼前,他也开始能辨认永定的命运。永定,请你仔细想想这个词儿。活着的人只能望见无极,而永定只让死了的人望见它。在死以前,为爱而忍痛,为希望而景仰吧。不幸的是那些只爱躯壳、形体、表相的人,唉!这一切都将由一死而全部化为乌有。应当知道爱灵魂,你日后还能找到它。

    我在街头遇见过一个为爱所苦的极穷的青年。他的帽子是破旧的,衣服是磨损的,他的袖子有洞,水浸透他的鞋底,星光照彻他的灵魂。

    何等大事,被爱!何等更为重大的事,爱!心因激情而英雄化了。除了纯洁的东西以外,心里什么也没有了,除了高贵和伟大的东西以外,它什么也不依附了。邪恶的思想已不能再在这心里滋长,正如荨麻不能生在冰山上。欲念和庸俗的冲动所不能攀缘的崇高宁静的灵魂高踞青天,镇压着人世间的乌云和黑影,疯狂,虚伪,仇恨,虚荣,卑贱,并且只感到来自命运底下的深沉的震撼,有如山峰感知bbr>99lib?</abbr>地震。

    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灭。

    五 珂赛特看信以后

    珂赛特在读信时,渐渐进入梦想。她看到那一叠纸的最后一行,抬起眼睛,恰巧望见那个俊美的军官高仰着脸儿准时打那铁栏门前走过。珂赛特觉得他丑恶不堪。

    她再回头去细细玩味那叠纸。纸上的字迹非常秀丽,珂赛特这样想,字是一个人写的,但是墨迹不一样,有时浓黑,有时很淡,好像墨水瓶里新加了水,足见是在不同的日子里写的。因此,那是一<dfn>99lib?</dfn>种有感而作的偶记,不规则,无次序,无选择,无目的,信手拈来的。珂赛特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东西。这随笔里所谈的,她大都能领会,仿佛见了一扇半开着的宝库门。那些奥妙语言的每一句都使她感到耀眼,使她的心沐浴在一种奇特的光里。她从前受过的教育经常向她谈到灵魂,却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几乎像只谈炽炭而不谈火光。这十五张纸上的随笔一下子便把全部的爱、痛苦、命运、生命、永恒、开始、终止都一一温婉地向她揭示开了。好像是一只张开的手突然向她抛出了一把光明。她感到在那寥寥几行字里有一种激动、热烈、高尚、诚挚的性格,一种崇高的志愿,特大的痛苦和特大的希>?99lib?</a>望,一颗抑郁的心,一种坦率的倾慕。这随笔是什么呢?一封信。一封没有收信人姓名,没有寄信人姓名,没有日期,没有签字,情词迫切而毫无所求的信,一封天使致贞女的书柬,世外的幽期密约,孤魂给鬼影的情书。是仿佛准备安安静静到死亡中去栖身的一个悲观绝望的陌生男子,把命运的秘密、生命的钥匙、爱,寄给了一个陌生的女子。那是脚踏在坟墓里,手指伸在天空中写的。那些字,一个个落在纸上,可以称之为一滴滴的灵魂。

    现在,这几张东西是谁送来给她的呢?是谁写的呢?珂赛特一点没有产生疑问。一定是那个惟一的人。他!

    她心里又亮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一种深切的酸楚。是他!是他写给她的!是他到此地来过了!是他从铁栏门外把手臂伸进来过了!当她把他忘了的时候,他又把她找着了!不过,她真把他忘了吗?没有!从来没有!她在神志不清的时候曾偶然那么想过一下。她始终是爱他的,始终是崇拜他的。她心中的火曾隐在它自己的灰底下燃烧了一段时间。但是她看得很清楚,它只是燃烧得更深入一些,现在重又冒出来了,把她整个人裹在火焰里了。那一叠纸如同从另外一个灵魂里爆出来落..在她的火里的一块炽炭的碎片,她感到一场大火又开始了。她深入领会了那随笔里的每一个字:“是呵!”她说,“我深深体会到这一切!这完全是我从前从他眼睛里看到过的那种心情。”

    当她第三遍读完那手迹时,忒阿杜勒中尉又打那铁栏门前走回来,一路踏着街心的石块路面,把他靴上的刺马距震得一片响,使珂赛特不得不抬起眼睛来望了一下。她觉得他庸俗、笨拙、愚蠢、无用、浮夸、讨厌、无礼并且还非常丑,那军官认为应当向她露个笑脸。她连忙把头转过去,感到丢人,并且生了气,差一点没有抓个什么东西甩在他的头上。

    她逃了进去,回到房子里,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反复阅读那几篇随笔,把它背下来,并细细思索,读够以后,吻了它一下,才把它塞在自己的衬衣里。

    完了。珂赛特又深深地陷在仙境似的爱慕中了。神仙洞府里的深渊又开放了。

    一整天,珂赛特都处在如醉如痴的状态中。她几乎不想什么,脑子里的思路成了一团乱麻。任何问题都无法分析,只能悠悠忽忽地一心期待。她不敢要自己同意什么,也不愿要自己拒绝什么。面容憔悴,身体战惊。有时,她仿佛觉得自己进入幻境;她问自己:“这是真实的吗?”这时,她便捏捏自己 8863.” >衣服里的那一叠心爱的纸,把它压在胸口,感到纸角刺着自己的皮肉,如果冉阿让这时候见了她,一定会在她眼里溢出的那种空前光艳的喜色面前打哆嗦。“是呀!”她想道。“一定是他!是他送来给我的!”99lib?

    她并且认为是天使关怀,上苍垂念,又把他交还给她了。

    呵,爱的美化!呵,幻想!所谓上苍垂念,所谓天使关怀,只不过是一个匪徒从查理大帝院经过拉弗尔斯监狱的房顶抛向狮子沟里另一匪徒的一个面包团罢了。

    六 老人好在走得及时

    黄昏时,冉阿让出去了,珂赛特动手梳妆。她把头发理成最适合自己的式样,穿一件裙袍,上衣的领口,因为多剪了一刀,把颈窝露出来了,按照姑娘们的说法,那样的领口是“有点不正派”的。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正派,只不过比不那样的更漂亮些罢了。她这样装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出去吗?不。

    她等待客人来访问吗?也不。

    天黑了,她从楼上下来,到了园里。杜桑正在厨房里忙着,厨房是对着后院的。

    她在树枝下面走,有时得用手去分开树枝,因为有些枝子很低。

    她这样走到了条凳跟前。

    那块石头仍在原处。

    她坐下来,伸出一只白嫩的手,放在那石头上,仿佛要抚摸它、感谢它似的。

    她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自己背后立着一个人,即使不看,也能感到。

    她转过头去,并且立了起来。

    果然是他。

    他头上没戴帽子,脸色显得苍白,并且瘦了。几乎看不出他的衣服是黑的。傍晚的微光把他的俊美的脸映得发青,两只眼睛隐在黑影里。他在一层无比柔和的暮霭中,有种类似幽灵和黑夜的意味。他的脸反映着奄奄一息的白昼的残晖和行将远离的灵魂的思慕。

    他像一种尚未成鬼却已非人的东西。

    他的帽子落在几步外的乱草中。

    珂赛特蹒跚欲倒,却没有喊一声。她慢慢往后退,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吸引住了。他呢,立着不动。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却感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以表达和忧伤的东西把她裹住了。

    珂赛特往后退时,碰到一棵树,她便靠在树身上。如果没有这棵树,她早已倒下去了。

    她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这确实是她在这之前从来没听到过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比树叶颤动的声音大不了多少:

    “请原谅,我到这儿来了。我心里太苦闷,不能再那样活下去,所以我来了。您已看了我放在这里、这条凳上的东西了吧?您认请我了吧?请不要怕我。已很久了,您还记得您望我一眼的那天吗?那是在卢森堡公园里,在那角斗士塑像的旁边。还有您从我面前走过的那一天,您也记得吗?那是六月十六和七月二日。快一年了。许久许久以来,我再也见不着您。我问过出租椅子的妇人,她告诉我说她也没有再看见过您。您当时住在西街,一栋新房子的四层楼上。您看得出我知道吗?我跟过您,我。我有什么办法?过后,您忽然不见了。有一次,我在奥德翁戏院的走廊下面读报纸,忽然看见您走过。我便跑去追。原来并不是您。是个和您戴着一样帽子的人。到了晚上,我常来这儿。您不用担心,没有人看见我。我到您窗子下面的近处来望望。我轻轻地走路,免得您听见,要不,您会害怕的。有一天晚上,我站在您的背后,您转身过来,我便逃了。还有一次,我听到您唱歌。我快乐极了。我在板窗外面听您唱,您不会不高兴吧?您不会不高兴。不会的,对吗?您明白,您是我的天使,让我多来几次吧。我想我快死了,假使您知道!我崇拜您,我!请您原谅,我和您说话。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也许使您生气了;我使您生气了吗?”<tt></tt>

    “呵,我的母亲!”她说。

    她好像要死似的,瘫软下去了。

    他连忙搀住她,她仍往下坠,他只得用手臂把她紧紧抱住,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踉踉跄跄地扶住她,觉得自己满脑子里烟雾缭绕,睫毛里电光闪闪,心里也迷糊了,他仿佛觉得他是在完成一项宗教行为,却犯了亵渎神明的罪。其实,他怀里抱着这个动人的女郎,胸脯已感到她的体形,却毫无欲念。他被爱情搞得神魂颠倒了。

    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胸口。他感到藏在里面的那叠纸。他怯生生地说:

    “您爱我吗?”

    她以轻如微风,几乎使人听不见的声音悄悄地回答说:

    “不要你问!你早知道了!”

    她把羞得绯红的脸藏在那个出类拔萃、心花怒放的青年的怀里。

    他落在条凳上,她待在他旁边。他们已不再说话。星光开始闪耀。他们的嘴唇又怎么相遇的呢?鸟雀又怎么会唱,雪花又怎么会融,玫瑰又怎么会开,五月又怎么会纷红骇绿,曙光又怎么会在萧瑟的小丘顶上那些幽暗的林木后面泛白呢?

    一吻,便一切都在了。

    他俩心里同时吃了一惊,睁着雪亮的眼睛在黑暗中互相注视。

    他们已感觉不到晚凉,也感觉不到石凳的冷,泥土的潮,青草的湿,他们相互望着,思绪满怀,不知不觉中,已彼此互握着手。

    她没有问他,甚至没有想到要问他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又是怎样来到这园里的。在她看来,他来到此地是一件极简单自然的事!

    马吕斯的膝头间或碰到珂赛特的膝头,他俩便感到浑身一阵颤。

    珂赛特偶尔结结巴巴地说上一两句话。她的灵魂,像花上的一滴露珠,在她的唇边抖颤。

    他们渐渐谈起话来了。倾诉衷肠接替了代表情真意酣的沉默。在他们上空夜色明净奇美。他俩,纯洁如精灵,无所不谈,谈他们的怀念,他们的思慕,他们的陶醉,他们的幻想,他们的忧伤,他们怎样两地相思,他们怎样遥相祝愿,他们在不再相见时的痛苦。他们以已无可增添的极度亲密互诉了自己心里最隐密和最神秘的东西。他们各凭自己的幻想,以天真憨直的信任,把爱情、青春和各自残剩的一点孩子气全部交流了。彼此都把自己的心倾注在对方的心里,这样一个钟头过后,少男获得了少女的灵魂,少女也获得了少男的灵魂。他们互相渗透,互相陶醉,互相照耀了。

    当他们谈完了,当他们倾吐尽了时,她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问他说: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吕斯,”他说,“您呢?”

    “我叫珂赛特。”

    一 风的恶作剧

    从一八二三年起,当孟费郿的那个客店渐渐衰败,逐步向……不是向破产的深渊,而是向零星债务丛集的泥潭沉陷下去时,德纳第夫妇又添了两个孩子,全是雄的。这样便成了五个,两个姑娘,三个男孩。够多的了。

    最小的两个年纪还很小时,德纳第大娘便把他们打发掉了,她心里还怪高兴的。

    说“打发掉”,是对的。这个妇人原只有天性的一个碎片。这种现象的例子不止一个。和拉莫特·乌丹古尔元帅夫人一样,德纳第大娘做母亲只做到她的两个女儿身上为止。她的母爱到此便完了。她对人类的憎恨从她的几个儿子身上开始。在她儿子那边,她的凶狠劲便陡然高耸,在这里她的心有一道阴森的陡壁。我们已经见过她怎样厌恶她的大儿子,对另外两个儿子,她更是恨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可怕的原因和最无可争辩的回答:因为。

    “我不想养一大群牛崽。”那个做母亲的常这样说。

    我们来谈谈德纳第两口子是怎样摆脱他们对两个小儿子的责任,甚至从中找些好处的。

    在前面几页里,我们谈到过一个叫马侬的姑娘,曾取得吉诺曼这个老好人的津贴来抚养她的两个儿子,现在涉及到的便是这个妇人。她当时住在则肋斯定河沿,在那条古老的小麝香街转角的地方,那条街已力所能及地把它的臭名声变为香气。我们还记得三十五年前那次白喉流行症曾广泛侵袭塞纳沿河岸一带的地区,当时的科学还利用了这一机会来大规模试验明矾喷雾疗法的效果,这种疗法幸而今天已被外用碘酒所替代。在那次白喉流行期间,马侬姑娘在一天里,早上一个,傍晚一个,接连失掉了两个儿子,两个年龄都还很小。这是一个打击。那两个孩子对他们的母亲来说是宝贵的,他们代表每月八十法郎的收入。这八十<cite>99lib?</cite>法郎一向是由吉诺曼先生的年息代理人巴什先生——退职公证人,住在西西里王街——准时如数代付的。两个孩子一死,津贴便没有着落了。马侬姑娘便得想办法。她原是那种罪恶的黑社会里的一分子,大家知道一切,并且相互保密,相互支援。马侬姑娘急需两个孩子,德纳第妈妈恰有两个。同一性别,同一年龄。对一方来说,是一笔好交易,对另一方来说,是一笔好投资。两个小德纳第便成了两个小马侬。马侬姑娘离开了则肋斯定河沿,迁到钟锥街去住了。在巴黎,一个人的出身可以由住处换一条街而断绝。

    民政机关一点没有发觉,也就无所谓异议,这一偷换行为便毫不费劲地成功了。不过德纳第在出借那两个孩子时,要求每月非分给他十个法郎不可,马侬姑娘表示同意,甚至每月到期照付。吉诺曼先生当然继续承担义务。他每六个月来看一次那两个小孩。他没有看出破绽。马侬姑娘每次都对他说:“先生,他们长得多么像您!”

    德纳第不难改名换姓,他趁这机会变成了容德雷特。他的两个女儿和伽弗洛什几乎没有时间来注意他们还有两个小弟弟。贫苦到了某种程度,人会变成孤魂野鬼,彼此漠不关心,把生人也当成游魂。你的最亲的骨肉也会被你看作是些憧憧往来的黑影,几乎成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中一些若有若无的形象,很容易和无形的鬼魂混淆在一起。

    德纳第大娘对她的两个小儿子,原已下定决心永远抛弃不要了的,可是在把他们交付给马侬姑娘的那天晚上,她忽然感到心虚,或是故意装作心虚。她对她的丈夫说:“这可是遗弃孩子哟,这种做法!”德纳第见她心虚,便威严地冷冰冰地安慰她说:“让-雅克·卢梭比我们干得更高明呢!”可是大娘由心虚转到了心慌,她说:“万一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呢?我们干的这种事,德纳第先生,你说说,是允许的吗?”德纳第回答说:“全是允许的。谁也会认为这是通明透亮的。并且,对这种没有一文钱的孩子,谁也不会感兴趣,要跑来看个清楚。”

    马侬姑娘是一种作恶的漂亮人物。她爱装饰。她家里的陈设既穷酸又考究,和她同住的是一个有本领的女贼,入了法国籍的英国姑娘。这个取得巴黎户籍的英国姑娘受到人们尊敬,是因为她和一些富人有交往,她同图书馆里的勋章和马尔斯小姐的金刚钻都有密切的关系,日后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还很有名。人们称她为“密斯姑娘”。

    那两个孩子,归了马侬姑娘以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那八十法郎的栽培下,他们和任何有油水可榨的东西一样,是受到照顾的,穿得一点也不坏,吃得一点也不坏,被看待得几乎像两个“小先生”,和假母亲相处得比真母亲还好。马侬姑娘装出一副贵妇人的样子,不在他们面前说行话。

    他们便这样过了几年。德纳第确有先见之明。一天,马侬姑娘来付她那十个法郎的月费,他对她说:“应当由‘父亲’来给他们受点教育了。”

    那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命薄,总算一向受到相当好的保护,没想到他们忽然一下被抛入了人生,非开始自谋生路不可。

    像在德纳第贼窝里进行的那种大规模逮捕,必然还惹出一连串的搜查和拘禁,这对生活在公开社会下的那种丑恶的秘密社会来说,确是一种真正的灾难,这样的风浪常在黑暗世界里造成各式各样的崩塌。德纳第的灾难引起了马侬姑娘的灾难。

    一天,在马侬姑娘把那张关于卜吕梅街的纸条交给了爱潘妮后不久,忽然有一批警察来到钟锥街,马侬姑娘被捕了,密斯姑娘也被捕了,并且那整栋房子里的人,因形迹可疑,都被一网打尽。两个小男孩这时正在一个后院里玩,一点没有看见当时的那种突袭情形。到了他们要回家时,他们发现家里的门已经封了,整栋房子都是空的。对面棚子里的一个补鞋匠把他们找去,把“他们的母亲”留下来的一张纸交给了他们。纸上写的是一个地址:“西西里王街,八号,年息代理人,巴什先生”。棚子里的那个人还对他们说:“你们不再住这儿了。去找这个地方,很近。左边第一条街便是。拿好这张纸,问路去。”

    两个孩子走了,大的牵着小的,手里捏着那张引路的纸。当时天气正冷,他的小指头僵了,抓不大稳,没有把那张纸拿好。走到钟锥街转角的地方,一阵风把他手里的纸吹走了,天已经黑下来,孩子没法把它找回来。

    他们只好在街上随便流浪。

    二 小伽弗洛什沾拿破仑大帝的光

    巴黎的春天常会刮起阵阵峭劲的寒风,它给人们的感受不完全是冷,而是冻,这种风像从关得不严密的门窗缝里吹进暖室的冷空气那样,即使在晴天也能使人愁苦。仿佛冬季的那扇阴惨的门还半开着,风是从那门口吹来的。本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大流行病便是在一八三二年春天突发的,从没有像那次霜风那样冷冽刺骨。比起平时冬季的那扇半开的门,那一年的门来得还更冻人些。那简直是一扇墓门。人们感到在那种寒风里有鬼气。

    从气象学的角度看,那种冷风的特点是它一点不排除强电压。那一时期经常有雷电交加的大风暴。

    有一个晚上,那种冷风正吹得起劲,隆冬仿佛又回了头,资产阶级都重新披上了大氅,小伽弗洛什始终穿着他的那身烂布筋,立在圣热尔韦榆树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的前面出神,冷得发抖但高高兴兴。他围着一条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拾来的女用羊毛披肩,用来当作围巾。看神气,小伽弗洛什是在一心欣羡一个蜡制的新娘,那蜡人儿敞着胸脯,头上装饰着橙花,在橱窗后面两盏煤油灯间转个不停,对过路的人盈盈微笑;其实,伽弗洛什老望着那家铺子的目的,是想看看有没有办法从柜台上“摸”一块香皂,拿到郊区的一个“理发师”那里去卖一个苏。他是时常依靠这种香皂来吃一顿饭的。对这种工作,他颇有些才干,他说这是“刮那刮胡子人的胡子”。

    他一面瞻仰新娘,并一眼又一眼瞟着那块香皂,同时他牙齿缝里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星期二……不是星期二……是星期二吧?……也许是星期二……对了,是星期二。”

    从来不曾有人知道过他这样自问自答究竟是在谈什么。

    要是这段独白涉及到他上一次吃饭的日子,他便是三天没有吃饭了,因为那天是星期五。

    理发师正在那生着一炉好火的店里为一个主顾刮胡子,他不时扭过头去瞧一下他的敌人,这个冷到哆嗦,两手插在口袋里,脑子里显然是在打坏主意的厚脸皮野孩子。

    正当伽弗洛什研究那新娘、那橱窗和那块温莎香皂时,忽然走来另外两个孩子,一高一矮,穿得相当整洁,比他个子还小,看来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羞怯怯地转动门把手,走进那铺子,不知道是在请求什么,也许是在请求布施,低声下气,可怜巴巴的,好像是在哀告而不是请求。他们两个同时说话,话是听不清楚的,因为小的那个的话被抽泣的声音打断了,大的那个又冻到牙床发抖。理发师怒容满面地转过身来,手里捏着剃刀,左手推着大的,一个膝头推着小的,把他们俩一齐推到街上,关上大门,一面说道:

    “无缘无故走来害人家受冻!”

    那两个孩子,一面往前走,一面哭。同时,天上飘来一片乌云,开始下雨了。

    小伽弗洛什从他们后面赶上去,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了,小鬼?”

    “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睡觉。”大的那个回答说。

    “就为了这?”伽弗洛什说。“可了不得。这也值得哭吗?真是两个傻瓜蛋!”

    接着,他又以略带讥笑意味的老大哥派头,怜惜的命令语气和温和的爱护声音说道:

    “伢子们,跟我来。”

    “是,先生。”大的那个说。

    两个孩子便跟着他走,像跟了个大主教似的。他们已经不哭了。

    伽弗洛什领着他们朝巴士底广场的方向走上了圣安东尼街。

    伽弗洛什一面走,一面向后转过头去对着理发师的铺子狠狠地望了一眼。

    “这家伙太没有心肠,老白鱼,”他嘟囔着,“这是个英国佬。”

    一个姑娘看见他们三个一串儿地往前走,伽弗洛什领头,她放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对那一伙失了敬意。

    “您好,公交车<有属于众人的意思>小姐。”伽弗洛什对她说。

    过了一阵,他又想起那理发师,他说:

    “我把那畜生叫错了,他不是白鱼<古代欧洲的男人留长头发,有钱人还在头发里撒上白粉,认为美观。理发师都这样修饰自己的头发,因此人们戏称理发师为白鱼>,是条蛇。理发师傅,我要去找一个铜匠师傅,装个响铃在你的尾巴上。”

    那理发师使他冒火。他在跨过水沟时遇见一个看门婆,她嘴上有胡须,手里拿着扫帚,那模样,够得上到勃罗肯山<在德国,相传是巫女和魔鬼幽会的地方。歌德的《浮士德》中对此有描写>去找浮士德。

    “大婶,”他对她说,“您骑着马儿上街来了?”

    正说到这里,他又一脚把污水溅在一个过路人的漆皮靴子上。

    “小坏蛋!”那过路人怒气冲冲地嚷了起来。

    “先生要告状吗?”

    “告你!”那过路人说。

    “办公时间过了,”伽弗洛什说,“我不受理起诉状了。”

    可是,在顺着那条街继续往上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叫化子,待在一扇大门下冷得发抖,她身上的衣服已短到连膝头也露在外面。那女孩已经太大,不能这样了。年龄的增长常和我们开这种玩笑。恰恰是在赤脚露腿有碍观瞻的时候裙子变短了。

    “可怜的姑娘!”伽弗洛什说,“连裤衩也没有一条。接住,把这拿去吧。”

    他一面说,一面把那条暖暖的围在他颈子上的羊毛围巾解下来,披在那女叫化子的冻紫了的瘦肩头上,这样,围巾又成了披肩。

    女孩呆瞪瞪地望着他,一声不响,接受了那条披肩。人穷到了某种程度时往往心志沉迷,受苦而不再呻吟,受惠也不再道谢。

    这之后:

    “噗……!”伽弗洛什说,他抖得比圣马丁更凶,圣马丁至少还留下了他那大氅的一半。<相传圣马丁曾把身上的半件衣服让给穷人>

    他这一噗……那阵大雨,再接再厉,狂倾猛泻下来了。真是恶天不佑善行。

    “岂有此理,”伽弗洛什喊着说,“这是什么意思?它又下起来了!慈悲的天主,要是你再下,我便只好退票了。”

    他再往前走。

    “没有关系,”他一面说,一面对那蜷缩在披肩下的女叫化子望了一眼,“她这一身羽毛还不坏。”

    他望了望头上的乌云,喊道:

    “着了!”

    那两个孩子照着他的脚步紧跟在后面。

    他们走过一处有那种厚铁丝网遮护着的橱窗,一望便知道是一家面包铺,因为面包和金子一样,是放在铁栅栏后面的,伽弗洛什转过身来问道:

    “我说,伢子们,我们吃了晚饭没有呀?”

    “先生,”大的那个回答说,“我们从今天早上起还没有吃过东西。”

    “难道你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吗?”伽弗洛什一本正经地问。

    “请不要乱说,先生,我们有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有时,知道还不如不知道的好。”伽弗洛什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已经走了两个钟头,”大的那个继续说,“我们在好些墙角旮旯里找过,想找点东西,可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伽弗洛什说,“狗把所有的东西全吃了。”

    沉默了一阵,他接着又说:

    “啊!我们丢了我们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不应当这样,孩子们。把老一辈弄丢了,真是傻。可了不得!我们总得找点吃的。”

    此外他并不向他们问底细。没有住处,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

    两个孩子里大的那个,几乎一下子便完全回到童年时代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里,他大声说道:

    “想想真是滑稽。妈妈还说过,到了树枝礼拜日那天,还要带我们去找些祝福过的黄杨枝呢。”

    “唔。”伽弗洛什回答说。

    “妈妈,”大的那个又说,“是个和密斯姑娘同住的夫人。”

    “了不起。”伽弗洛什说。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在他那身破烂衣服的各式各样的角落里摸摸找找已经有好一阵了。

    最后他终于仰起了头,他那神气,原只想表示满意,而他实际表现的却是极大的兴奋。

    “不用愁了,伢子们。瞧这已经够我们三个人吃一顿晚饭的了。”

    同时他从身上的一个衣袋里摸出了一个苏来。

    那两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表示高兴,他便已推着他们,自己走在他们的背后,把他们一齐推进了面包铺,把手里的那个苏放在柜台上,喊道:

    “伙计!五生丁的面包。”

    那卖面包的便是店主人,他拿起了一个面包和一把刀。

    “切作三块,伙计!”伽弗洛什又说。

    他还煞有介事地补上一句:

    “我们一共是三个人。”

    他看见面包师傅在研究了这三位晚餐客人以后,拿起一个黑面包,他便立即把一个指头深深地塞在自己的鼻孔里,猛吸一口气,仿佛他那大拇指头上捏了一撮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鼻烟,正对着那面包师傅的脸,粗声大气地冲他说了这么一句:

    “Keksekɑ?”

    在我们的读者中,如果有人以为伽弗洛什对面包师傅说的这句话是俄语或波兰语,或是约维斯人和波托古多斯人对着寥寂的江面隔岸相呼的蛮语,我们便应当指出,这不过是他们(我们的读者)每天都在说的一句话,它是“Qu’estce que c’est que cela?”<span class=”” data-note=”法语:“这是什么?””></span>的一种说法而已。那面包师傅完全听懂了,他回答说:

    “怎么!这是面包,极好的二级面包呀。”

    “您是说黑炭团吧,”伽弗洛什冷静而傲慢地反驳说,“要白面包,伙计!肥皂洗过的面包!我要请客。”

    面包师傅不禁莞尔微笑,他一面拿起一块白面包来切,一面带着怜悯的神情望着他们,这又触犯了伽弗洛什。他说:

    “怎么了,面包师傅!您干吗要这样丈量我们啊?”

    其实他们三个连接起来也还不够一脱阿斯。

    当面包已经切好,面包师也收下了那个苏,伽弗洛什便对那两个孩子说:

    “捅吧。”

    那两个小男孩直望着他发愣。

    伽弗洛什笑了出来:

    “啊!对,不错,小毛头还听不懂,还太小!”

    他便改口说:

    “吃吧。”

    同时他递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

    他又想到大的那个似乎更有资格作为他交谈的对象,也应当受到一点特殊的鼓励,使他解除一切顾虑来满足他的食欲,他便拣了最大的一块,递给他,并说道:

    “把这拿去塞在你的炮筒里。”

    他把三块中最小的一块留给了自己。

    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包括伽弗洛什在内,确是饿惨了。他们大口咬着面包往下咽,现在钱已收过了,面包师傅见他们仍挤在他的铺子里,便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们回到街上去吧。”伽弗洛什说。

    他们再朝着巴士底广场那个方向走去。

    他们每次打有灯光的店铺门前走过,小的那个总要停下来,把他那用一根绳子拴在颈子上的铅表拿起来看看钟点。

    “真是个憨宝。”伽弗洛什说。

    说了过后,他又有所感叹似的,从牙缝里说:

    “没有关系,要是我有孩子,我一定会拉扯得比这好一些。”

    他们已经吃完面包,走到了阴暗的芭蕾舞街的转角处,一望便可以看见位于街底的拉弗尔斯监狱的那个矮而森严的问讯窗口。

    “嗨,是你吗,伽弗洛什?”一个人说。

    “哟,是你,巴纳斯山?”伽弗洛什说。

    这是刚碰到那野孩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已化了装的巴纳斯山,他戴着一副夹鼻蓝眼镜。伽弗洛什却仍能认出他来。

    “坏种!”伽弗洛什接着说,“你披一身麻子膏药颜色的皮,又像医生一样戴副蓝眼镜。你真神气,老实说!”

    “嘘,”巴纳斯山说,“声音轻点。”

    他急忙把伽弗洛什拖出店铺灯光所能照到的地方。

    那两个小孩手牵着手,机械地跟了过去。

    他们到了一道大车门的黑圆顶下面,一个人眼望不见,雨也打不着的地方。

    “你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吗?”巴纳斯山问。

    “去悔不该来修道院<span class=”” data-note=”“悔不该来修道院”,指断头台。”></span>。”伽弗洛什说。

    “烂你的舌头!”

    巴纳斯山接着又说:

    “我要去找巴伯。”

    “啊!”伽弗洛什说,“她叫巴伯。”

    巴纳斯山放低了声音。

    “不是她,是他。”

    “啊,巴伯!”

    “对,巴伯。”

    “他不是被扣起来了吗?”

    “他把扣子解了。”巴纳斯山回答说。

    他又急急忙忙告诉那野孩子说,当天早晨,巴伯被押解到刑部监狱去时,走到“候审过道”里,他原应往右转,可是他来了个往左转,便溜走了。

    伽弗洛什对这种机灵劲儿大为欣赏。

    “这老油子!”他说。

    巴纳斯山把巴伯越狱的细情又补充说明了几句,最后,他说:

    “呵!事情还没有完呢。”

    伽弗洛什一面听他谈,一面把巴纳斯山手里的一根手杖取了来,他机械地把那手杖的上半段拔出来,一把尖刀的刀身便露出来了。他赶忙又推进去,说道:

    “啊!你还带了一名便衣队。”

    巴纳斯山眨了眨眼睛。

    “冒失鬼!”伽弗洛什又说,“你还准备和活阎王拚命吗?”

    “不知道,”巴纳斯山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身上带根别针总是好的。”

    伽弗洛什追问一句:

    “你今晚到底要干什么?”

    巴纳斯山又放低了声音,随意回答说:

    “有事。”

    他陡然又改变话题,说:

    “我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前几天发生的一桩事。你想想。我遇见一个阔佬。他给了我一顿教训和一个钱包。我把它拿来放在口袋里。一分钟过后,我摸摸口袋,却什么也没有了。”

    “只剩下那教训。”伽弗洛什说。

    <cite>..</cite>“你呢?”巴纳斯山又说,“你现在去什么地方?”

    伽弗洛什指着那两个受他保护的孩子说:

    “我带这两个孩子去睡觉。”

    “睡觉,去什么地方睡觉?”

    “我家里。”

    “什么地方,你家里?”

    “我家里。”

    “你有住处吗?”

    “对,我有住处。”

    “你的住处在哪儿?”

    “象肚子里。”

    巴纳斯山生来就不大惊小怪,这回却不免诧异起来:

    “象肚子里?”

    “一点没错,象肚子里!”伽弗洛什接着说。“Kekaa?”

    这又是一句谁也不写但人人都说的话。它的意思是:“Qu’estce que cela a?”(这有什么?)

    野孩这一深邃的启发恢复了巴纳斯山的平静心情和健全的理智。他对伽弗洛什的住处似乎有了较好的感情。

    “可不是!”他说,“是啊,象肚子……住得还好吗?”

    “很好,”伽弗洛什说,“那儿,老实说,舒服透了。那里面,不像桥底下,没有穿堂风。”

    “你怎.99lib.样进去呢?”

    “就这么进去。”

    “有一个洞吗?”巴纳斯山问。

    “当然!但是,千万不能说出去。是在前面两条腿的中间。‘croqueurs’<span class=”” data-note=”密探,警察。——原注。”></span>都没有看出来。”

    “你得爬上去?当然,我懂得。”

    “简单得很,嚓嚓两下便成了,影子也没有一个。”

    停了一会,伽弗洛什接着又说:

    “为了这两个娃子,我得找条梯子才行。”

    巴纳斯山笑了起来。

    “这两个小鬼,你是从什么鬼地方找来的?”

    伽弗洛什简单地回答说:

    “这两个小宝贝,是一个理发师好意送给我的。”

    这时,巴纳斯山有所警惕。

    “刚才你一下便认出我来了。”他低声说。

    他从衣袋里掏出两件小东西,两根裹了棉花的鹅翎管,在每个鼻孔里塞了一根。这样一来,他的鼻子便变了个样儿。

    “你变了个样儿了,”伽弗洛什说,“你丑得好一点了,你应当老装上这玩意儿才是。”

    巴纳斯山原是个美男子,但是伽弗洛什爱耍贫嘴。

    “说正经的,”巴纳斯山问道,“你觉得我怎么样?”

    他说话的声音也完全不同了。一转眼,巴纳斯山已变成另一个人。

    “呵!你演一段波里希内儿给我们瞧瞧。”伽弗洛什嚷着说。

    那两个孩子原来并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只一心一意在挖自己的鼻孔,听见提到波里希内儿这名字,便走拢来,开始露出欢乐和羡慕的样子。

    可惜巴纳斯山存了戒心。

    “听我说,孩子,要是我在广场上带着我的夺格,我的达格和我的狄格,你尽管给我十个大个的苏,我也不会拒绝当场耍一套,但是我们不是在过狂欢节。”

    这句怪话对那野孩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他连忙转过身去,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聚精会神地向四面张望,发现一个警察的背影,立在相隔几步的地方。伽弗洛什说了声:“啊,好!”立即又住了嘴,摇着巴纳斯山的手说:

    “好吧,再见,我要领着我的小乖乖去找我的大象了。万一哪个晚上你需要我,可以到那地方去找我。我住在楼上。没有门房。你找伽弗洛什先生就是了。”

    “好的。”巴纳斯山说。

    他们彼此分了手,巴纳斯山走向格雷沃,伽弗洛什走向巴士底广场。伽弗洛什拖着小哥,小哥拖着小弟,五岁的小弟几次回头向后望着越走越远的波里希内儿。

    巴纳斯山在发现警察时,用来通知伽弗洛什的那句黑话,并没有什么巧妙之处,只不过把“狄格”这两个音,用了多种不同的方式,重复五六遍罢了。“狄格”这个音节,不是孤立地说出的,而是经过艺术加工,嵌在一个句子里面的,它的意思是:“小心,不能随便说话。”并且,巴纳斯山的这句话,具有一种文学美,伽弗洛什却没有领会到,“我的夺格,我的达格和我的狄格”,这是大庙一带的黑话,词义是“我的狗,我的刀和我的女人”,这是在莫里哀写作和卡洛<span class=”” data-note=”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法国十七世纪画家及版画家。”></span>绘画的那个大世纪里的一般小丑和红尾所习用的。

    在巴士底广场的东南角,在运河旁古寨监狱下水道开浚出来的那个船坞附近,曾有过一座怪模怪样的建筑物,那是人们在二十年前还能随时见到的,现在已从巴黎人的记忆中消失了,但还值得为它留下一点痕迹,因为那东西出自“科学院院士,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的想象。

    那虽只是一个小模型,我们仍称它为建筑物。因为这小模型本身便是一种庞然大物,是拿破仑某个意念的雄伟尸体,接二连三的阵阵狂风已把它吹得离我们一次比一次更远,变成了历史上的残迹,但反使它那临时性的形体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永久性。那是一头四丈高的大象,内有木架,外有涂饰,背上驮一个塔,像座房子,当初由某个泥水匠涂成绿色,现在则由天时雨露使它变黑了。在那广场的凄凉空旷的角上,这一巨兽的宽额、长鼻、大牙、坐塔、壮阔的臀部、四条庭柱似的腿,夜里星光点点的天空便衬托出一幅异样骇人的剪影。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人民力量的象征。深沉,神秘,宏壮。这不知是种什么样的有形有体的大力神立在巴士底广场上那无形无影的幽灵旁。

    外来的人很少参观这一建筑,过路的人更不会去望它一眼。它已渐渐圮毁,每季都有泥灰从它的腰腹剥落下来,使它伤痕累累,丑恶不堪。从一八一四年以来,在一般斯文人的谈吐中所谓的“市容检查大员”早已把它丢在脑后了。它待在它的旮旯里,一脸愁容病态,沉沉欲倒,被圈在一道朽木栅栏里,随时都受到一些酗酒的车夫们的糟蹋,肚皮龟裂,尾巴上露出一根木条,腿间长满茅草,并且由于这广场的地面,三十年来,在它周围不断升高——大城市的地面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不断上升的——,它便陷在一块凹地里,仿佛土在它的下面往下沉似的。它是污秽,是被人轻视,使人厌恶而又庄严灿烂的,在财主们的眼里显得丑陋,在深思者的眼里却显得悒郁。它好像是一堆即将被清除的秽物,又好像是一个即将被斩首的君王。

    我们先前已经说过,到了夜里,景色便有所不同。每到日暮黄昏时分,那头老象便另有一种神韵,它在那悄冥使人悸栗的夜色中变得肃静威猛了。它是属于过去的,因此它属于黑夜,而沉沉黑夜和它的庄严气象又正相宜。

    这建筑物,粗糙、矮壮、笨拙、枯索、矜庄,几乎不成形,但肯定庄严有威,具有一种美妙的肃穆气息和野趣,现在它已不存在了,已让位给一座带个烟囱的特大火炉,让它昂然稳坐在那座黑不溜秋的九塔堡垒的旧址上,几乎像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制。用一只火炉来象征一个锅的力量的时代,那是极自然的。这个时代必将过去,它已经在过去,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如果锅炉里能产出能量,也只是因为头脑里能产出力量,换句话说,引导人类前进的不是火车头,而是思想。把火车头挂在思想后面,那是对的,但是请不要把坐骑当作骑士。

    不论怎样,为了回到巴士底广场,用泥灰造这大象的建造人表达了伟大的事物,用紫铜造那火炉烟囱的建造人的表现却是渺小的。

    这个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称,被命名为七月纪念碑<span class=”” data-note=”七月纪念碑,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为了纪念七月革命,在巴士底广场上建立了一座高五十米的紫铜纪念碑,方形底座上安一根圆柱,柱上立一个自由神像。”></span>的火炉烟囱是一次流产了的革命的不成器的标志,直到一八三二年——至今仍使我们感到惋惜——,还被罩在一层无比高大的脚手架里,并被一大圈木板栅栏环绕着,把那大象完全孤立起来了。

    野孩领着两个“伢子”所要去的地方,正是那广场的这只被远处一盏回光灯微微照着的角上。

    请读者允许我们在此地离开一下正题,并追述一件简单的事实:轻罪法庭在二十年前曾根据禁止流浪及损坏公共建筑的禁令,判处一个擅自在巴士底广场的大象里住宿的孩子。

    这事交代以后,我们接着往下谈。

    到了那庞然大物附近,伽弗洛什意识到无限大能对无限小所起的作用,他说道:

    “伢子!你们不用害怕。”

    随后,他打木栅栏的一个缺口钻进了围住大象的圈子里,并帮助两个孩子跨过缝隙。那两个孩子有些胆怯,一声不响地跟着伽弗洛什,把自己托付给这位曾分给他们面包,许给他们住处,穿一身破烂的小救主。

    有一条梯子顺着木栅栏倒在地上,那是附近一个工地的工人们在白天使用的。伽弗洛什以少见的体力把它扶了起来,靠在象的一条前腿上。在靠近梯子的尽头处,在巨兽的肚子上露出一个黑洞。

    伽弗洛什把梯子和洞口指给他的两位客人看,对他们说:

    “请上去,请进。”

    两个小孩害怕了,彼此瞪眼望着。

    “你们害怕,伢子们!”伽弗洛什说。

    他随即加上一句:

    “瞧我的。”

    他不屑用梯子,抱住那条粗皮象腿,一眨眼便到了裂口边。他把头伸进去,像条钻缝的蛇似的,一下便滑到里面去了,一会儿之后,两个孩子又隐隐望见他的头,像个苍白模糊的什么东西,出现在那黑咕隆咚的洞口。

    “好吧,”他喊道,“上来吧,小鬼!上来瞧瞧,这儿多舒服!”他又对着大的那个说,“上来,你。我把手伸给你。”

    两个小孩用肩头互相推着,那野孩一面吓唬他们,一面又鼓励他们,并且雨也确实下大了。大的那个决计冒一下险。小的那个,望着他的哥往上爬,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巨兽的两条腿中间,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大的那个顺着梯子的横条,摇摇晃晃地往上攀登,伽弗洛什一路鼓励他,不断地嚷,像武术教师教徒弟或是骡夫赶骡子那样:

    “不要怕!”

    “对头!”

    “照样来!”

    “脚踩在这儿!”

    “手抓住!”

    “大胆!”

    等孩子到了近处,他狠狠一把抓住他的胳臂,猛力向自己身边一拖。

    “成啦!”他说。

    那小把戏已经越过了裂缝。

    “现在,”伽弗洛什说,“等等我。先生,请里面坐一会儿。”

    他像先头钻进裂缝那样,又从裂缝里钻出来,以猕猴的轻捷劲儿,顺着象腿滑下,直立在草地上,把那五岁的孩子拦腰一把抱起来,送他立在梯子的中段,自己跟着爬到他的后面,对大的那个喊道:

    “我来推他,你来拉他。”

    一转眼,他们把那小的朝着洞口又送,又推,又拖,又拉,又捅,又塞,他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伽弗洛什已经跟在他后面钻了进去,顺脚把梯子踢倒在草地上,连连拍手,嚷着说:

    “我们到了!拉斐德将军万岁!”

    欢呼过后,他又说:

    “小兄弟,你们来到我的家里了。”

    伽弗洛什也确有四处为家的快感。

    呵,废物的意外用途!伟大事物的援手!巨人的仁慈!这座大而无当的建筑物原是因皇上的一念而产生的,现在却成了一个野孩的藏身处。小不点儿受到了庞然大物的接待和庇护。穿着节日盛装的阔佬们,从巴士底广场走过时,睁着一双凸出的眼睛,带着轻蔑的神情,打量<samp>藏书网</samp>那头大象,随口说道:“这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这东西的用处是使一个无父、无母、无食、无衣、无家的小人儿免受冷气、寒风、霜、雹、雨的侵袭,不因睡在污泥地上而发烧,不因睡在雪地里而死去。这东西的用处是收容社会所抛弃的无罪的人。这东西的用处是减轻公众的罪恶。这是为每户人家都闭门不纳的那个人敞开着的窝巢。这头老象,穷愁潦倒,被虫豸所侵蚀,被人们遗忘、抛弃、废绝,它遍身疮、痣、黑霉、虫伤,像个立在十字路口向人求怜的彪形乞丐,它仿佛对这个穷小子,这个脚上没鞋,头上无遮,呵着一双冻手,吃着残汤剩饭的小叫化子起了怜悯心。这便是巴士底广场上那头大象的用处。拿破仑的这一设想,虽被人们所鄙弃,却被上帝采纳了。原来只想成为堂皇富丽的东西,结果却变成使人肃然起敬的了。为了实现皇上的意图,原来非使用紫石英、青铜、铁、金、云石不可,而对上帝,却只要几块旧木板、几根椽条、一点石灰便够了。他原想用这头无比壮大、威猛非凡、高仰着鼻子、驮着宝座、四周喷射着欢腾飞溅的清泉的巨象来象征人民的力量,上帝却用它来完成一件更伟大的事业,庇护一个小孩。

    让伽弗洛什钻进去的那个洞,我们已经说过,是隐在象肚子下面的一条裂口里,从外面看去,几乎是看不见的,极窄的一线缝,也只有猫儿和小孩能勉强通过。

    “第一件事,”伽弗洛什说,“便是要叮嘱门房,说我们不在家。”

    他好像一个对自己家里的事物很熟悉的人,以熟练的动作,摸黑进去,取出一块木板,堵住了洞口。

    伽弗洛什又回到黑处。两个孩子听到火柴在磷瓶里嗤响的声音。当时还没有化学火柴,代表那个时代的进步的是菲玛德打火机。

    突然出现的光明使他们睁不开眼;伽弗洛什已经燃起一根那种浸过松脂、叫做地窖老鼠的绳子。地窖老鼠烟多而光小,使象肚子的内部隐约可见。

    伽弗洛什的两位客人向他们的四周望去,他们的感受有如一个关在海德堡大酒桶里的人,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有如圣书所说,被吞没在鲸鱼肚里的约拿。一整套特高特大的骨架出现在他们眼前,把他们包围起来。上面,有一长条褐色的大梁,每隔一定距离,便有两根弓形的粗横木条依附在大梁上,这样便构成了脊梁和肋骨,钟乳石似的石膏,像脏腑似的悬在那上面,左右肋骨之间张挂着大蜘蛛网,形成了满布灰尘的横膈膜。他们看见在那些拐角里,这儿那儿,都有一些大黑点,仿佛是活的,以急促惊慌的动作窜来窜去。

    从象背上落到它肚子上的灰碴已把凹面填平了,因此他们能像在地板上似的走动。

    最小的那个紧靠着他的哥,低声说道:

    “黑洞洞的。”

    这话教伽弗洛什生气了。那两个孩子的颓丧神情得受点震动才成。

    “你们在胡说什么?”他吼道,“想开开玩笑?摆摆架子?非得住杜伊勒里宫不成?难道你们真是两个笨货?你们说吧。告诉你们,我不是傻瓜队伍里的人。难道你们是教皇副官的孩子?”

    惊慌中来一点粗暴是有好处的。它能起安抚作用。两个孩子全向伽弗洛什靠拢了。

    伽弗洛什见到这种信赖,他的心软得和慈父一样,他由刚转柔,对那小的说:

    “笨蛋,”他带着抚慰的口吻说着这种冲犯的话,“外面才是黑洞洞的呢。外面下雨,这儿没有雨;外面刮风,这儿一丝风也没有;外面尽是人,这儿没有一个外人;外面连月亮也没有,这儿有我的蜡烛,你说对吗?”

    两个孩子望着那间公寓,已开始不怎么怕了,但是伽弗洛什不让他们有瞻望的闲情。

    “快。”他说。

    同时他把他们推向那个我们非常乐意称为卧室底里的地方。

    那是他放床的地方。

    伽弗洛什的床是万事俱备的。就是说,有褥子,有被,还有一间带帷幔的壁厢。

    褥子是一条草荐,被是一条相当宽大的灰色粗羊毛毯,很暖,也相当新。那间壁厢是这样的:

    三根相当长的木条,稳稳地插在地上的灰碴里,就是说,插在象肚皮上的灰碴里,两根在前,一根在后,顶端由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构成一个尖塔形的架子。架子顶着一幅铜丝纱,纱是随便罩在那架子头上的,但是以很高的手艺用铁丝扣好了的,因而把那三根木条完全罩起<cite></cite>来了。地上还有一圈大石块,团团压住纱罩的边,不让任何东西钻到纱罩里去。这个纱罩只不过是块动物园里供蒙鸟笼用的铜纱。伽弗洛什的床便好像是安在鸟笼里似的,放在这纱罩下。整个结构像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帐篷。

    所谓帷幔便是这纱罩了。

    伽弗洛什把那几块压在纱罩前面的石块移了移,两片重叠着的纱边便张开了。

    “小家伙,快爬进去!”伽弗洛什说。

    他仔仔细细把他的两位客人送进笼子以后,自己也跟在后面爬了进去,再把那些石块移拢,严密合上帐门。

    他们三人一同躺在那草荐上。

    他们尽管都还小,却谁也不能在壁厢里立起来。伽弗洛什的手里始终捏着那根地窖老鼠。

    “现在,”他说,“睡吧!我要熄灯了。”

    “先生,”大哥指着铜丝纱罩问伽弗洛什,“这是什么东西?”

    “这,”伽弗洛什严肃地说,“这是防耗子的。睡吧!”

    可是他感到应当多说几句,来教育一下这两个嫩小子,他又说道:

    “这些都是植物园里的东西,是野兽用的东西。整个库房全是这些玩意儿。你只要翻过一堵墙,跳一扇窗子,爬进一道门,要多少有多少。”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一边毯子裹住那小的,只听见他嘟囔着:

    “呵!这真好!真暖!”

    伽弗洛什扬扬得意地望着那条毯子。

    “这也是植物园里的,”他说,“我是从猴子那里取来的。”

    他又把他身下的那条编得极好的厚厚的草荐指给大孩子看,说道:

    “这玩意儿,原是给长颈鹿用的。”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这全是那些野兽的。我拿来了,它们也没有什么不高兴。我告诉它们:‘大象要用。’”

    他又静了一会,接着说:

    “我翻墙过去,全不理会政府。这算不了什么。”

    两个孩子怀着惊奇敬畏的心,望着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窍门多,和他们一样流浪,和他们一样孤单,和他们一样瘦弱,带一股穷苦而又万<dfn>99lib.</dfn>能的味儿。在他们的眼里,他仿佛不像凡人,满脸是一副老江湖挤眉弄眼的怪相,笑容极其天真而又妩媚。

    “先生,”大的那个怯生生地问道,“难道您不害怕警察吗?”

    伽弗洛什只回答了这么一句:

    “伢子!我们不说警察,我们说‘es’。<span class=”” data-note=”“e”(警察)以及在这下面出现的“piolle”(住处),“sue”(夜晚)等字都属于黑话。黑话是流行于各行各业的俗话,包括隐语、切口、行话等。本书的下一卷将讨论这个问题。译文中保留原字,注明意义。”></span>”

    小的那个瞪着眼睛,但是他不说话。他原是睡在草荐边上的,他的哥睡中间,伽弗洛什像个母亲似的,拿了一块旧破布,垫在他头边的草荐下面,当做他的枕头。接着,他又对大的那个说:

    “你说,这地方,不是舒服得很吗?”

    “是啊!”大的那个回答说,眼睛望着伽弗洛什,活像个得救的天使。

    浑身湿透的小哥儿俩开始感到温暖了。

    “我问你,”伽弗洛什继续说,“你们刚才为什么要哭鼻子?”

    又指着小的那个对他的哥说:

    “像这么一个小娃儿,也就不去说他了,但是,像你这么一个大人,也哭鼻子,太笨了,像个猪头。”

    “圣母,”那孩子说,“我们先头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住处。”

    “伢子!”伽弗洛什接着说,“我们不说住处,我们说‘piolle’。”

    “后来我们心里害怕,单是我们两个人,这样待在黑夜里。”

    “我们不说黑夜,我们说‘sue’。”

    “谢谢,先生。”那孩子说。

    “听我说,”伽弗洛什说,“以后不要再这样无缘无故地哼哼唧唧。我会照顾你们的。你们会明白,好玩的事多着呢。夏天,我带你们和萝卜,我的一个朋友,到冰窖去玩,到码头上去洗澡,我们光着屁股到奥斯特里茨桥跟前的木排上面去跑,去逗那些洗衣服的娘儿们光火。她们又叫又骂的,你们不知道,那才够味儿呢!我们还要去看那个骨头人。他是活的。在爱丽舍广场。他瘦得真是吓人,这位教民。另外,我还要带你们去看戏。我带你们去看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演戏。我能弄到戏票,我认识好些演员,我并且参加过一次演出。我们全是一伙一般高的小鬼,我们在一块布的下面跑来跑去,装海里的波浪。我还可以把你们介绍到我的戏院子里去工作。我们还要去参观野蛮人。那不是真的,那些野蛮人。他们穿着肉色的紧身衣,衣上会有皱褶,也能看得见他们的胳膊肘上用白线缝补的地方。看了这个以后我们还要去歌剧院。我们跟着捧场队一道进去。歌剧院的捧场队组织得非常好。我不会跟着那些在街上捧场的人走。在歌剧院,你想想,有些人给二十个苏,这全是些傻瓜。人们管这些人叫做擦碗布。另外,我们还要去看杀人。我带你们去看那个刽子手。他住在沼泽街。桑松先生。他的门上有个信箱。啊!开心事儿多着呢!”

    这时,一滴蜡油落在伽弗洛什的手指上,把他拉回到现实生活中。

    “见鬼!”他说,“这烛芯一下子便烧了一大截。注意!我每个月的照明费不能超过一个苏。躺在床上,便应当睡觉。我们没有时间来读保罗·德·柯克的小说。并且灯光会从门缝里露出去,‘es’(警察)一眼便能望见。”

    “并且,”大的那个羞怯地补充一句,他是惟一敢和伽弗洛什对话并交换意见的人,“烛花也可能会掉在草上面,小心别把房子烧了。”

    “我们不说烧房子,”伽弗洛什说,“我们说‘riffauder le bo-card’。”

    风暴更猛了。从滚滚雷声中,能听到瓢泼大雨打在那巨兽的背上。

    “冲吧,雨!”伽弗洛什说,“我最爱听满瓶子的水顺着这房子的大腿淌下去。冬天是个笨蛋,它白白丢失它的货物,白费它的气力,它打湿不了我们,只好叽里咕噜,这送水老倌。”

    伽弗洛什是以十九世纪哲学家的态度接受雷雨的全部效果的,可他的话刚一影射到雷声,立即来了一道极其强烈耀眼的闪电,某种东西还从那裂缝里钻进象肚子。几乎是在同时,轰然一声霹雳,并且极为猛烈。那两个孩子叫了一声,猛然坐起,几乎撞开了纱罩,但是伽弗洛什把他那大胆的脸转过去对着他们,趁这雷声大笑起来。

    “静下来,孩子们。不要把这宅子掀倒了。这雷真打得漂亮,再好没有!这不是那种眨眼睛的闪电。慈悲天主真了不起!好家伙!几乎比得上昂比古。<span class=”” data-note=”昂比古(Ambigu),巴黎的喜剧院。”></span>”

    说了以后,他又把纱罩整理好,轻轻地把那两个孩子推到床头边,把他们的膝头压平,伸直,并说道:

    “慈悲天主既然点起了他的蜡烛,我便可以熄灭我的蜡烛了。孩子们,应当睡了,我的年轻小伙子。不睡觉是很不好的。那样你会‘sguer du couloir’,或是,按照上流社会的说法,你会嘴臭。快盖好被子。我要熄灯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大的那个细声说,“我很舒服。我好像有鸭绒枕头枕着头。”

    “我们不说头,”伽弗洛什喊道,“我们说‘tronche’。”

    那两个孩子彼此挤在一起,伽弗洛什把他们好好安顿在草荐上,又把毯子一直拉到他们的耳朵边,第三次用他那真言神谶似的语言发出命令:

    “睡了。”

    同时,他吹熄了烛芯。

    火刚灭不久,便有一种奇怪的震动摇着那三个孩子头上的纱罩。那是一片窸窣难辨的金属声音,仿佛有些爪子在爬、有些牙齿在啃那铜丝。同时还有种种轻微尖锐的叫声。

    五岁的那个孩子,听到他头上的这一阵骚扰,吓得出了冷汗,他用胳膊肘推推他的哥,但是他的哥已照伽弗洛什的指示睡了。这时,那小孩实在怕得按捺不住,便壮起胆量叫伽弗洛什,憋住呼吸,低声喊道:

    “先生?”

    “嗯?”伽弗洛什说,他刚闭上眼睛不久。

    “这是什么?”

    “是耗子。”伽弗洛什回答说。

    他让自己的头落回到草荐上。

    大象的躯壳里确有成千上万只老鼠在孳生繁衍,也就是我们先头提到过的那些黑点点,有烛光时,它们还不敢活动,刚一熄烛,这黑洞便又立即成了它们的世界,它们嗅到了那位绝妙的童话作家贝洛所说的“鲜嫩的肉”的气味,便一齐扑向伽弗洛什的帐篷,一直爬到了顶上,咬那铜丝网,仿佛要穿透这新型的碧纱橱。

    可是那小的睡不着:

    “先生!”他又喊。

    “嗯?”伽弗洛什说。

    “耗子是什么东西?”

    “就是小老鼠。”

    这一说明使那孩子稍稍安了心。他在他的生活中曾见过几次白色的小鼠,他并没有害怕。可是他又提高嗓子说:

    “先生?”

    “嗯?”伽弗洛什说。

    “您为什么没有猫呢?”

    “我有过一只,”伽弗洛什回答说,“我搞到过一只,但是它们把它吃了。”

    这第二次说明破坏了第一次说明的效果,那孩子又开始发抖了。他和伽弗洛什之间的对话进入了第四轮:

    “先生!”

    “嗯?”

    “是谁给吃掉了?”

    “猫。”

    “是谁把猫吃了?”

    “耗子。”

    “小老鼠吗?”

    “对,那些耗子。”

    孩子想到那些吃猫的小老鼠,吓破了胆,紧追着问:

    “先生,那些小老鼠不会连我们也吃掉吧?”

    “说不定!”伽弗洛什说。

    孩子的恐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伽弗洛什接着又说:

    “别害怕!它们进不来。并且有我在这儿!好啦,抓住我的手。不再说话了,快睡吧!”

    同时,伽弗洛什从他哥的身体上抓住他的手。孩子把这手紧抱在怀里,感到心宽了。勇敢和力量是能产生这种神秘的交流的。他们的周围又静了下来,耗子已被他们说话的声音吓跑,几分钟过后,它们再回来骚扰也不碍事了,三个在酣睡中的孩子是啥也听不见了。

    黑夜的时间悄悄流逝。寥廓的巴士底广场上地暗天昏,寒风夹着雨点阵阵袭来,巡逻队察看着各处的门户、小道、圈地、黑暗的拐角,搜寻夜间活动的游民,他们悄悄地打这大象跟前走过,这怪兽,岿然不动,两眼望着黑处,好像是在梦中默许自己的善行,保卫着那三个睡眠中的孩子,不让他们遭受天灾人祸的侵扰。

    为着便于了解下面即将发生的事,我们应当记得,在当年,巴士底的警卫队是驻扎在广场的另一头的,大象附近发生的事不会被哨兵望见或听到。

    在破晓前不久,有个人从圣安东尼街跑来,穿过广场,绕过七月纪念碑的大围栏,一直溜进象圈,直到它的肚子下面。假使有任何一种光照在这人身上,从他那浑身湿透的情况来看,我们便不难看出他这一整夜是在雨里度过的。走到大象的下面以后,他发出一种奇特的呼唤声,那种声音不属任何一种人类语言,只有鹦鹉才能仿效。他连续喊了两次,下面的这种文字记录也只是近似而已:

    “叽里叽咕!”

    喊到第二次时,一个清脆、愉快和年轻的声音从象肚子里回答说:

    “有。”

    几乎是同时,那块堵洞的木板移开了,一个孩子顺着象腿滑下来,一下便轻轻巧巧地落在那汉子的身边。下来的是伽弗洛什。那汉子是巴纳斯山。

    至于叽里叽咕的喊声,一定就是那孩子先头所说的“你找伽弗洛什先生就是了”。

    他听到他的喊声,一下便惊醒了,他撩起一角纱罩,爬出他的壁厢,又仔细理好纱罩,接着便掀开门板,下来了。

    那汉子和孩子在黑暗中都闷声不响,彼此认清以后,巴纳斯山只说了一句:

    “我们需要你来帮一下忙。”

    那野孩并不问缘由。

    “行。”他说。

    两人便一同顺着巴纳斯山刚才走来的原路走向圣安东尼街,急急忙忙从一长串赶早市的蔬菜车子中间左穿右插,往前奔去。

    菜贩子们都蜷伏在他们车上的蔬菜堆里打盹,由于雨也打得正猛,他们连眼睛也缩在布褂子下面,全没对这两个奇怪的过路人望一眼。

    三 越狱的惊险

    下面是这同一个晚上发生在拉弗尔斯监狱里的事:

    巴伯、普吕戎、海嘴和德纳第之间早已商量好了要越狱,尽管德纳第是关在单人牢房里。巴伯当天便办妥了他自己的事,这是我们已在巴纳斯山向伽弗洛什所作的叙述中见到了的。

    巴纳斯山应当从外面援助他们。

    普吕戎在刑房里住了一个月,趁这期间他做了两件事:一,编好了一根绳子;二,一套计划思考成熟了。从前,狱里的制度是让囚犯自己去处理自己的,囚禁他们的那种严酷的地方,四堵墙是条石砌的,顶上也是条石架的,地上铺了石板,放一张布榻,有一个用铁条拦住的透风洞,一道钉上铁皮的门,这种地方叫做囚牢,<tt>..t>但是有人认为囚牢太可怕了。现在,这种地方的结构是:一道铁门、一个用铁条拦住的透风洞、一张布榻、石板地面、条石架起的顶、条石砌起的四堵墙,而且改称为刑房。那里在中午稍微有点光。这种房间,我们心里明白,已不是囚牢,但仍有它的不便之处,那就是,它让一些应当从事劳动的人待下来动脑筋。

    普吕戎,正因为他爱动脑筋,才带着一根绳子走出了刑房。他在查理大帝院里,被公认为一个相当危险的人物,别人便把他安插在新大楼里。他在新大楼里发现的第一件东西,是海嘴,第二件,是一根钉子。海嘴,意味着犯罪,一根钉子,意味着自由。

    关于普吕戎,我们现在应当有个完整的概念。这人,外表具有文弱的体质和经过预先细想过的忧伤神情,是一条打磨光了的好汉,聪明,诡诈,眼神柔媚,笑容凶残。眼神是他意志的表露,笑容是他本性的表露。他最先学习的技艺是针对屋顶的,他大大发展了拔除铅皮的技能,运用所谓“切牛胃”的方法来破坏屋顶结构和溜槽。

    使当时更有利于实现越狱企图的,是当日有些泥瓦工在掀开重整那监狱房顶上的石板瓦。圣贝尔纳院和查理大帝院以及圣路易院之间已不是绝对隔离的了。那上面架起了不少脚手架和梯子,也就是说,已有了一些可以和外界沟通的天桥和飞梯了。

    新大楼原是那监狱的弱点,已处处开裂,破旧到了举世无双的程度。那些墙被盐硝腐蚀到如此地步,以至每间寝室的拱形圆顶都非加上一层木板来保护不可,因为常有石块从顶上落到睡在床上的囚犯身上。房屋虽已破旧不堪,人们却仍错误地把那些最恼火的犯人,按照狱里的话来说,把那些“重案子”关在新大楼里。

    新大楼有四间上下相叠的寝室和一间叫做气爽楼的顶楼。一道很宽的壁炉烟囱——也许是前拉弗尔斯公爵的厨房里的烟囱,从底层起,穿过四层楼房,把那些寝室一隔为二,像一根扁平的柱子,直通过屋顶。

    海嘴和普吕戎同住一间寝室。为了谨慎起见,人们把这两个人安置在下面的一层楼上。他们两人的床头又都偶然抵在壁炉烟囱上。

    德纳第住在所谓气爽楼的那间顶楼里,正好在他们的头上。

    街上的行人,在走过消防队营房,停在圣卡特琳园地街的班家宅子的大车门前,便能望见一个摆满栽有花木的木盆的院子,院子底里有一座白色的圆亭,亭有两翼,都装了绿色的百叶窗,颇有让-雅克所梦想的那种牧场情趣。前此不出十年,在这圆亭上面,还耸立着一道高大的黑墙,形象奇丑,圆亭便紧靠着这道赤裸裸的墙。墙头便是拉弗尔斯监狱的巡逻道所在之处。

    圆亭背后的这道墙,令人想象出现在贝尔坎背后的密尔顿。

    那道墙尽管很高,但仍从墙头露出一道更黑的屋顶,那便是新大楼的屋顶。屋顶上有四扇全装了铁条的天窗,那便是气爽楼的窗子。一道烟囱从屋顶下伸出来,那便是穿过几层寝室的一道烟囱。

    气爽楼在新大楼的顶层,是一大间顶楼,有几道装了三层铁栏的门和两面都装了铁皮并布满特大铁钉的板门。我们打北头进去,左面有那四扇天窗,右面,正对着天窗有四个相当大的方形铁笼,四个笼子是分开的,它们之间有一条窄过道,笼子的下面一截是齐胸高的墙,上面一截是直达屋顶的铁栅栏。

    德纳第自二月三日晚上起,便被单独关在这样的一个铁笼里。人们始终没能查明,他是如何,以及和谁勾结,得到了一瓶那种据说是德吕发明的含有麻醉剂的药酒,这帮匪徒因而以“哄睡者”闻名于世。

    在好些监狱里都有那种奸役猾吏,半官半匪,他们协助越狱,向警察当局虚报情况,从中捞取油水。

    就在小伽弗洛什收留两个流浪儿的那天晚上,普吕戎和海嘴知道了巴伯已在当天早上逃走并将和巴纳斯山一起在街上接应他们。他们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用普吕戎找来的那根钉子挖通他们床头边的壁炉烟囱。灰碴全落在普吕戎的床上,以免旁人听见。风雨夹着雷声,正推使各处的门在门臼中撞击,以至监狱里响起了一片骇人而有用的响声。被吵醒的囚犯们都假装睡着了,让海嘴和普吕戎行动。普吕戎手脚灵巧,海嘴体力充沛。狱监睡在一间对着寝室开一道铁栏门的单人房间里,在他听出动静以前,那两个凶顽的匪徒早已挖通墙壁,爬上烟囱,破开烟囱顶上的铁丝网,到了屋顶上面。雨和风来得更猛,屋顶是滑溜溜的。

    “一个多么好的开小差的夜晚!”普吕戎说。

    一道六尺宽、八丈深的鸿沟横在他们和那巡逻道之间。在那鸿沟的底里,他们还望见一个站岗兵士的步枪在黑暗中闪光。他们拿出普吕戎在牢里编的绳子,一头拴在烟囱顶上刚被他们扭曲的铁条上,一头向着巡逻道的上面甩出去,一个箭步便跨过了鸿沟,双手攀住墙边,翻身跨上去,一前一后,顺着那根绳子滑下去,落在班家宅子旁边的一个小屋顶上,接着又拉回他们的绳子,跳到班家院子里,穿过院子,推开门房门头上的小窗,抽动那根悬在小窗旁边的索子,开了大车门,便到了街上。

    从他们在黑暗中,手里捏着一根钉子,脑子里有着一个计划,爬起来立在床上算起,还不到三刻钟。

    不久他们便遇上了在附近徘徊的巴伯和巴纳斯山。

    他们的那根绳子,在抽回时断了,有一段还拴在屋顶上的烟囱口上。除了手掌皮几乎全被擦掉以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伤。

    那晚,德纳第便已得到消息,不知他是怎么得到的,他老睡不着。

    将近凌晨一点钟时,夜黑极了,雨大风狂,他望见两个人影,在屋顶上,从他那铁笼对面的天窗外面闪过。其中的一个在天窗口上停了一下,不过一眨眼的时间。这是普吕戎。德纳第认清楚了,他心里明白。这已经够了。

    德纳第是被指控为黑夜手持凶器谋害人命的凶犯而受到囚禁和监视的。老有一个值班的兵士掮着枪在他的铁笼前面走来走去,每两个钟点换一班。气爽楼是由一个挂在墙上的烛台照明的。这犯人的脚上有一对五十斤重的铁球。每天下午四点,由一个狱卒带两只大头狗——当时还采用这种办法——来到他的铁笼里,把一块两斤重的黑面包、一罐冷水、一满瓢带几粒豆子的素汤放在他的床前,检查他的脚镣,敲敲那些铁件。这人每晚要带着他的大头狗来巡查两次。

    德纳第曾得到许可,把一根铁扦似的东西留下来,好插住他的面包钉在墙缝里,“免得给耗子吃了。”他说。由于德纳第是经常受到监视的,便没有人感到这铁扦有什么不妥。直到日后大伙儿才想起有个狱卒曾经说过:“只给他根木扦会更妥当些。”

    早上两点钟换班时把一个老兵撤走了,换来一个新兵。过了一会儿,那个带狗的人来巡查,除了感到那“丘八”过于年轻和“那种乡巴佬的样子”外,并没有发现什么,也就走了。过了两个钟头,到四点,又该换班,这才发现那新兵像块石头似的倒在德纳第的铁笼旁边,睡着了。至于德纳第,已不知去向。他的脚镣断了,留在方砖地上。在他那铁笼的顶上,有一个洞,更上面,屋顶上,也有一个洞。他床上的一块木板被撬掉了,也许还被带走了,因为日后始终没有找回来。在那囚牢里,还找到半瓶迷魂酒,是那兵士喝剩下来的,他已被蒙汗药蒙倒,他的刺刀也不见了。

    到这一切都被发觉时,大伙儿都认为德纳第已经远走高飞了。其实,他只逃出了新大楼,没有脱离危险。他的越狱企图还远没有完成。

    德纳第到了新大楼的屋顶上,发现普吕戎留下的那段绳子,还挂在烟囱顶罩上的铁条上,但是这段绳子太短,他不能像普吕戎和海嘴那样,从巡逻道上面逃出去。

    当我们从芭蕾舞街转进西西里王街时,便几乎立即遇到右手边的一小块肮脏不堪的空地。这地方,在前一世纪,原有一栋房子,现在只剩下一堵后墙了,那真正是一栋破烂房子的危墙,高达四层楼,竖在毗邻的房屋之间。这一残迹不难辨认,现在人们还能望见那上面的两扇大方窗,中间,最靠近右墙尖的那扇窗子顶<var>99lib?</var>上还横着一根方椽,这是作为承受压力的搁条装在那上面的,已有虫伤。过去人们从这些窗口可以望见一道阴森森的高墙,那便是拉弗尔斯监狱的围墙,墙头上便是巡逻道。

    那房屋被毁以后,留下一块临街的空地,空地的一半由一道有五根条石支撑着的栅栏围着,栅栏上的木板已经腐朽。栅栏里隐藏着一间小木棚,紧靠在那堵要倒不倒的危墙下面。栅栏上有一扇门,几年前,门上还有一根销子。

    德纳第在早上三点过后不久到达的地方便是在这危墙顶上。

    他是怎样来到这地方的呢?谁也说不清,也无从理解。闪电大致一直在妨碍他,也一直在帮助他。他是不是利用了那些盖瓦工人的梯子和脚手架,从一个房顶达到一个房顶,一个圈栏达到一个圈栏,一个间隔达到一个间隔,先是查理大帝院的大楼,再是圣路易院的大楼,巡逻道的墙头,从这里再爬到这破房子上的呢?但是在这样一条路线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衔接问题,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他是不是把他床上的那块木板当作桥梁,从气爽楼架到巡逻道的墙头,再顺着围墙边,趴在地上,绕着监狱爬了一圈,才到达这幢破房子的呢?但是拉弗尔斯监狱的这条巡逻道的墙是起伏不平的,它时而高,时而低,在消防队营房那一带,它低下去,到了班家宅子,又高起来,一路上还被一些建筑所隔断,靠近拉莫瓦尼翁府邸那一段的高度便不同于对着铺石街那一段的高度,处处都是陡壁和直角,并且,哨兵们也不会看不见一个逃犯的黑影,因此德纳第所走的路线,要这样去解释,也仍旧bbr></abbr>说不通。以这两种方式,看来逃走都是不可能的。德纳第迫切渴望自由,因而情急智生,把深渊化为浅坑,铁栏门化为柳条篱,双腿残缺者化为运动员,瘫子化为飞鸟,愚痴化为直感,直感化为智慧,智慧化为天才,他是否临时创造发明了第三种办法呢?始终没有人知道。

    越狱的奇迹不总是能阐述清楚的。脱离险境的人,让我们反复说明,常靠灵机一动,在促成逃脱的那种精秘的微明中,常有星光和闪电,探寻生路的毅力是和奇文妙语同样惊人的。我们在谈到一个逃犯时,常会问道:“他怎么会翻过这房顶的呢?”同样,我们在谈到高乃依时,也常会问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想出那句妙语‘死亡’的呢?”

    总之,淌着一身汗,淋着一身雨,衣服缕裂,双手被剥了皮,双肘流血,双膝被撕破了的德纳第来到了那堵危墙的“刃儿”上——照孩子们想象的说法——,他伸直了身体,伏在那上面,精疲力竭了。在他和街面之间还隔着一道四层楼高的陡峭削壁。

    他揣着的那根绳子太短了。

    他只能等待,脸如死灰,气力不济,刚才的指望全成了泡影,虽然仍在黑夜的掩蔽中,心里却老念着不久就要天亮,想到附近圣保罗教堂的钟马上就要报四点了,更是心惊胆战,到那时,哨兵要换班,人们将发现那哨兵躺在捅开了的屋顶下面,他丧魂失魄地望着身下的骇人的深度,望着路灯的微光,望着那湿漉漉、黑洞洞、一心想踏上却又危险万状、既能带来死亡又是自由所在的街心。

    他心里在琢磨,那三个和他同谋越狱的人是否已经脱逃,他们是否在等他,会不会来搭救他。他侧耳细听。自从他到达那上面以后,除了一个巡逻队以外,还没有谁在街上走过。凡是从蒙特勒伊、夏罗纳、万塞纳、贝尔西去市场的蔬菜贩子几乎全是由圣安东尼街走的。

    四点钟报了。德纳第听了毛发直竖。不大一会儿,监狱里便响起一片在发现越狱事件后必有的那种乱哄哄的惊扰声。开门,关门,铁门斗的尖叫,卫队的喧嚷,狱卒们的哑嗓子,枪托在院子里石板地上撞击的声音,都一齐传到了他的耳边。无数灯光在那些寝室的铁窗口忽上忽下,火炬在新大楼的顶上奔跑,旁边营房里的消防队员也调来了。火炬照着他们的钢盔,在各处的房顶上迎着风雨来来往往。同时,德纳第望见,靠巴士底广场那个方向,有一片灰暗的色彩,在苍茫凄惨的天边渐渐转白。

    他呢,陷在那十寸宽的墙头上,躺在瓢泼大雨的下面,左右两边都是绝地,动弹不得,既怕头晕掉下去,又怕重遭逮捕,他的思想,像个钟锤,在这样两个念头间来回摇摆:掉下去便只有死,不动又只有被捕。

    他正在悲痛绝望中,忽然看见——当时街道还完全是黑的——一个人顺着围墙,从铺石街那面走来,停在他德纳第仿佛临空挂着的那地方下面的空地上。这人到了以后,随即又来了第二个人,也是那样偷偷摸摸走来的,随后又是第三个,随后又是第四个。这些人会齐以后,其中的一个提起了栅栏门上的销子,四个人全走进了那有木棚的圈栏里。他们恰巧都站在德纳第的下面。这几个人显然是为了不让街上的过路人和守在几步以外拉弗尔斯监狱瞭望口的那个哨兵看见,才选择了这块空地作为他们交谈的地点。也应当指出,当时的大雨已把那哨兵封锁在他的岗<samp></samp>亭里。德纳第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只得集中一个自叹生机已绝的穷途末路人所具有的那一点无所希冀的注意力,张着耳朵去听他们的谈话。

    德纳第仿佛看见他眼前有了一线希望,这些人说的是黑话。

    第一个轻轻地,但是清晰地说道:

    “我们走吧。我们还待在此地干啥?”

    第二个回答说:

    “这雨下得连鬼火也熄灭了。并且警察就要来了。那边有个兵在站岗。我们会在此地被人逮住。”

    “Icigo”和“icicaille”这两个字全当“此地”讲,头一个字属于便门一带的黑话,后一个属于大庙一带的黑话,这对德纳第来说,等于是一道光明。从“icigo”,他认出了普吕戎,普吕戎原是便门一带的歹徒,从“icicaille”,他认出了巴伯,巴伯干过许多行当,也曾在大庙贩卖过旧货。

    大世纪的古老黑话,也只有大庙一带的人还能说说,巴伯甚至是惟一能把这种黑话说得地道的人。他当时如果没有说“ici-caille”,德纳第绝不会认出他来,因为他把口音完全改变了。

    这时,第三个人插进来说:

    “不用急,再等一下。现在还不能肯定他不需要我们。”

    这句话是用法语说的,德纳第听到,便认出了巴纳斯山,此人的高贵处便在于能听懂任何一种黑话,而自己绝不说。

    第四个人没有开口,但是他那双宽肩膀瞒不了人。德纳第一眼便看出了。那是海嘴。

    普吕戎表示反对,他几乎是急不可耐,但始终压低着嗓子说道:

    “你在和我们说什么?客店老板大致没有逃成功。他不懂得这里的窍门,确是!撕衬衫,裂垫单,用来做根绳子,门上挖洞,造假证件,做假钥匙,掐断脚镣,拴好绳子甩到外面去,躲起来,化装,这些都得有点小聪明!这老倌大致没有能办到,他不知道工作!”

    巴伯说的始终是普拉耶和卡图什常说的那种正规古典的黑话,而普吕戎所用的是一种大胆创新、色彩丰富、敢于突破陈规的黑话,它们之间的不同,有如拉辛的语言不同于安德烈·舍尼埃的语言。巴伯接着说道:

    “你那客店老板也许当场就让人家逮住了。非有点小聪明不成。他还只是个学徒。他也许上了一个暗探的当,甚至被一个假装同行的奸细卖了。听,巴纳斯山,你听见狱里那种喊声没有?你看见那一片烛光。他已被抓住了,你放心!不成问题,他又得去坐他的二十年牢了。我并不害怕,我不是胆小鬼,你们全知道,但是现在只能溜走,要不,我们也跟着倒霉。你不要生气,还是跟我们一道去喝一瓶老酒吧。”

    “朋友有困难,我们总不能不管。”巴纳斯山嘟囔着。

    “我告诉你,他已经完了!”普吕戎说。“到如今,那客店老板已经一文不值。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走吧。我随时都感到一个警察已把我牵在他的手里。”

    巴纳斯山只能微微表示反对了,事情是这样:这四个人,带着匪徒们常有的那种彼此永不离弃的忠忱,曾不顾任何危险,在拉弗尔斯监狱四周徘徊了一整夜,希望看见德纳第忽然出现在某一处的墙头上。但是那天夜里的确太好了,倾盆大雨清除了各处街道上的行人,寒气越来越重,他们的衣服全湿透了,鞋底通了,监狱里响起了一片使人心慌的声音,时间过去了,巡逻队一再走过,希望渐渐渺茫,恐惧心逐渐回复,这一切都在迫使他们退却。巴纳斯山本人,也许多少算是德纳第的女婿,也让步了。再过片刻,他们便全散了。德纳第待在墙头上,气促心跳,正像墨杜萨海船上的罹难者,待在木排上面,远远望见一条船,却又在天边消失了。

    他不敢喊,万一被人听见,便全完了,他心生一计,最后的一计,一线微光;他把普吕戎拴在新大楼烟囱上被他解下来的那段绳子从衣袋里掏出来,往木栅栏圈子里丢去。

    绳子正好落在他们的脚边。

    “一个‘veuve’<span class=”” data-note=”“veuve”(寡妇),指绳子。(大庙的黑话)”></span>。”巴伯说。

    “我的‘tortouse’<span class=”” data-ortouse”(乌龟),指绳子。(便门的黑话)”></span>!”普吕戎说。

    他们抬头望去。德纳第把脑袋稍微伸出了一点。

    “快!”巴纳斯山说,“你另外的那一段绳子还在吗,普吕戎?”

    “在。”

    “把两段结起来,我们把绳子抛给他,他拿来拴在墙上,便够他下来了。”

    德纳第冒着危险提起嗓子说:

    “我冻僵了。”

    “回头再叫你暖起来。”

    “我动不了。”

    “你滑下来,我们接住你。”

    “我的手麻木了。”

    “拴根绳子在墙上,你总成吧。”

    “不成。”

    “我们非得有个人上去不行。”巴纳斯山说。

    “四层楼!”普吕戎说。

    一道泥灰砌的管道——供从前住在木棚里的人生火炉用的管道——贴着那堵墙向上伸展,几乎到达德纳第所在处的高度。烟囱已经有许多裂痕,并且全破裂了,现在早已坍塌,只留下一点痕迹。那管道相当窄。

    “我们可以打这儿上去。”巴纳斯山说。

    “一个‘ue’!”<span class=”” data-note=”“ue”(大风琴),指大人。(黑话)”></span>巴伯说,“钻这烟囱?决过不去!非得有个‘mion’<span class=”” data-note=”“mion”,小孩。(大庙的黑话)”></span>不成。”

    “非得有个‘mme’<span class=”” data-note=”“mme”,小孩。(便门的黑话)”></span>。”普吕戎说。

    “到哪儿去找小孩?”海嘴说。

    “等等,”巴纳斯山说,“我有办法。”

    他轻轻把栅栏门推开了一点,看明了街上没人,悄悄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朝着巴士底广场那个方向跑去了。

    七八分钟过去了,对德纳第来说却是八千个世纪,巴伯、普吕戎、海嘴都一直咬紧了牙,那扇门终于又开了,巴纳斯山,上气不接下气,领着伽弗洛什出现了。雨仍在下,因而街上绝无行人。

    伽弗洛什走进栅栏,若无其事地望着那几个匪徒的脸。头发里雨水直流。海嘴先开口对他说道:

    “伢子,你是个大人吧?”

    伽弗洛什耸了耸肩,回答说:

    “像我这样一个‘mme’是一个‘ue’,像你们这样的‘ues’却是些‘mmes’。”

    “这小子说话好不厉害!”巴伯说。

    “巴黎的孩子不是湿草做的。”普吕戎说。

    “你们要怎么?”伽弗洛什说。

    巴纳斯山回答说:

    “从这烟囱里爬上去。”

    “带着这个寡妇。”巴伯说。

    “还得拴上这只乌龟。”普吕戎跟着说。

    “在这墙上。”巴伯又说。

    “在那窗子的横杠上。”普吕戎补充。

    “还有呢?”伽弗洛什问。

    “就这些!”海嘴回答说。

    那野孩细看了那些绳子、烟囱、墙、窗以后,便用上下嘴唇发出那种无法说清、表示轻蔑的声音,含义是:

    “屁大的事!”

    “那上面有个人要你去救。”巴纳斯山又说。

    “你肯吗?”普吕戎问。

    “笨蛋!”那孩子回答说,仿佛感到那句话问得太奇怪,他随即脱下鞋子。

    海嘴一把提起伽弗洛什,将他放在板棚顶上,那些蛀伤了的顶板在孩子的体重下面直闪,他又把普吕戎在巴纳斯山离开时重新结好了的绳子递给他。孩子向那烟囱走去,烟囱在接近棚顶的地方有一个大缺口,他一下便钻进去了。他正在往上爬的时候,德纳第望见救星来了,有了生路,便把脑袋伸向墙边,微弱的曙光照着他那浸满了汗水的额头,土灰色的颧骨,细长、开豁的鼻子,散乱直竖的灰白头发,伽弗洛什已经认出了他。

    “哟!”他说,“原来是我的老子!……呵!没有关系。”

    他随即一口咬住那根绳子,使劲往上爬。

    他到达破屋顶上,像骑马似的跨在危墙的头上,把绳子牢固地拴在窗子头上的横条上。

    不大一会儿,德纳第便到了街上。

    一踏上街心,感到自己脱离了危险,他便不再觉得疲乏麻木,也不再发抖了,他刚挣脱的那种险恶处境,像一溜烟似的全消逝了,他完全恢复了他固有的那种凶残少见的性格,感到自己能站稳,能自主,踏步前进了。这人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现在,我们打算去吃谁呢?”

    这个透明到可怕的字,不用再解释了,它的含义既是杀,又是谋害,又是抢劫。“吃”的真正意义是“吞下去”。

    “大家站拢点,”普吕戎说,“我们用三两句话来谈一下,然后大家立刻分手。卜吕梅街有件买卖,看来还有点搞头,一条冷清的街,一幢孤零零的房子,一道古老的朽铁门对着花园,孤孤单单的两个女人。”

    “好嘛!何不来一下呢?”德纳第问。

    “你的女儿,爱潘妮,已经去看过了。”巴伯回答说。

    “她给了马侬一块饼干,”海嘴接着说,“没有搞头。”

    “这姑娘并不傻,”德纳第说,“可是应当去瞧瞧。”

    “对,对,”普吕戎说,“应当去瞧瞧。”

    这时,那几个人好像全没注意伽弗洛什,伽弗洛什坐在一块支撑栅栏的条石上,望着他们谈话,他等了一会,也许是在等他父亲向他转过来吧,随后,他又穿上鞋子,说道:

    “事情是不是完了?不再需要我了吧,你们这些人?我要走了。我还得去把我那两个孩子叫起来。”

    说完,他便走了。

    那五个人,一个跟着一个,也走出了木栅栏。

    当伽弗洛什转进芭蕾舞街不见时,巴伯把德纳第拉到一边,问他说:

    “你留意那个孩子没有?”

    “哪个孩子?”

    “爬上墙头,把绳子捎给你的那个孩子。”

    “我没有怎么留意。”

    “嗯,我也不知道,我好像觉得那是你的儿子。”

    “管他的!”德纳第说,“不见得吧。”

    他便也走开了。

    一 源

    “Pigritia”<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懒惰”。”></span>是个可怕的字。

    它生出一个世界,“la pègre”,意思是“盗窃”,和一个地狱,“la pégrenne”,意思是“饥饿”。

    因此,懒惰是母亲。

    她有一个儿子,叫盗窃,和一个女儿,叫饥饿。

    我们现在在谈什么?谈黑话问题。

    黑话是什么?它是民族同时又是土语,它是人民和语言这两个方面的盗窃行为。

    三十四年前,这个阴惨故事的叙述者在另一本和本书同一目的的著作中<span class=”” data-note=”指《一个死囚的末日》。”></span>,谈到过一个说黑话的强盗,在当时曾使舆论哗然。“什么!怎么!黑话!黑话终究是太丑了!这话终究是那些囚犯、苦役牢里的人、监狱里的人、社会上最恶的人说的!”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从来就没有听懂过这类反对意见。

    从那时起,两个伟大的小说家,一个是人心的深刻的观察者,一个是人民的勇敢的朋友,巴尔扎克和欧仁·苏,都像《一个死囚的末日》的作者在一八二八年所作的那样,让一些匪徒们用他们本来的语言来谈话,这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对。人们一再说道:“这些作家写出了这种令人作呕的俗话,他们究竟想要我们怎么样?黑话太丑了!黑话使人听了毛骨悚然!”

    谁会否认这些呢?肯定不会。

    当我们要深入观察一个伤口、一个深渊或一个社会时,从几时起,又有谁说过“下得太深,下到底里去是种错误”呢?我们倒一向认为深入观察有时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至少也是一种朴素有益的行动,这和接受并完成任务是同样值得加以注意并寄予同情的。不全部探测,不全部研究,中途停止,为什么要这样呢?条件的限制可使探测工作中止,但探测者却不应该中止工作。

    当然,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在土壤告罄污泥开始的地方去寻找,到那粘糊糊的浊流中去搜寻,抓起来并把那种鄙俗不堪、泥浆滴答的语言,那种脓血模糊、每个字都像秽土中幽暗处那些怪虫异豸身上的一个肮脏环节,活生生地丢在阳光下和众人前,这并不是种吸引人的工作,也并不是种轻而易举的工作。在思想的光辉下正视着公然大说特说着的骇人的大量的黑话,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了。它确实像一种见不得太阳刚从污池里捞出来的怪兽。人们仿佛见到一片活生生的长满了刺的怪可怕的荆棘在抽搐、匍匐、跳动,钻向黑处,瞪眼唬人。这个字像只爪子,另一个字像只流血的瞎眼,某句话像个开合着的蟹螯。这一切都是活bbr>.99lib?</abbr>着的,以某种杂乱而有秩序的事物的那种奇丑的生命力活动着。

    现在我们要问,丑恶的事物,从几时起被排斥不研究呢?疾病又从几时起驱逐了医生呢?一个人,拒绝研究毒蛇、蝙蝠、蝎子、蜈蚣、蜘蛛,见了这些便把 5b83.” >它们打回到它们的洞里去,同时还说:“啊!这太难看了!”这样还能设想他是个生物学家吗?掉头不顾黑话的思想家有如掉头不顾痈疽的外科医师。这也好比是一个不大想根究语言的实际问题的语言学家,一个不大想钻研人类的实际问题的哲学家。因此,必须向不明真相的人说清楚,黑话是文学范畴中的一种奇迹,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物。所谓的黑话究竟是什么呢?黑话是穷苦人的语言。

    到此,人们可以止住我们,人们可以把这一事理广泛运用到其他范畴,虽然广泛运用有时能起冲淡的作用,人们可以对我们说,所有的手艺,一切职业,也不妨加上等级社会中的所有一切阶层,各种各样的知识都有它们的黑话。商人说“蒙培利埃可发售”,“优质马赛”;兑换商说“延期交割,本月底的手续贴补费”;玩纸牌的人说“通行无阻,黑桃完啦”;诺曼底群岛的法庭执达吏说“在租户有禁令的地段,在宣布对拒绝者的不动产有继承权时,不能从这地段要求收益”;闹剧作家说“喝了倒彩”;喜剧作家说“我垮了”;哲学家说“三重性”;猎人说“红野禽,食用野禽”;骨相家说“友善,好战,热中于秘密”;步兵说“我的黑管”;骑兵说“我的小火鸡”;剑术师说“三度,四度,冲刺”;印刷工人说“加铅条”;所有这些印刷工人、剑术师、骑兵、步兵、骨相家、猎人、哲学家、喜剧作家、闹剧作家、法庭执达吏、玩纸牌的人、兑换商、商人,全是在说黑话。画家说“我的刷子”;公证人说“我的跳来跳去的人”;理发师说“我的助手”;鞋匠说“我的帮手”,也是在说黑话。严格地说,假使我们一定要那么看,所有那些表达右边和左边的种种方式,如海员们所说的“船右舷”和“左舷”,舞台布景人员所说的“庭院”和“花园”,教堂勤杂人员所说的“圣徒的”和“福音的”,也还都是黑话。从前有过女才子的黑话,今天也有娇娘子的黑话。朗布耶的府第和圣迹区相去不远。还有公爵夫人的黑话,王朝复辟时期的一个极高贵又极美丽的夫人在一封情书里写的这句话便可以证明:“你从所有这些诽谤中可以找到大量根据,我是不得不逃出来的啊。”外交界的数字和密码也是黑话,教廷的国务院以“二十六”作为罗马的代号,以“grkztntgzyal”为使臣的代号,以“abfxustgrnogrkzu tu XI”为摩德纳公爵的代号,便是黑话。中世纪的医生称胡萝卜、小红萝卜和白萝卜为“opoponach,perfrosum,reptitalmus,dracatholicum angelorum,postmegorum”,也是在说黑话。糖厂主说“砂糖、大糖块、净化糖、精制块糖、热糖酒、黄糖砂、块糖、方块糖”,这位诚实的厂主是在说黑话。二十年前评论界里的某一派人常说“莎士比亚的一半是来自文字游戏和双关的俏皮话”,他们是在说黑话。有两个诗人和艺术家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德·蒙莫朗西先生对韵文和雕塑不是行家的话,他们便要称他为“布尔乔亚”,这也是在说黑话。古典的科学院院士称花为“福罗拉”,果为“波莫那”,海为“尼普顿”,爱情为“血中火”,美貌为“迷人”,马为“善跑”,白帽徽或三色帽徽为“柏洛娜<span class=”” data-note=”柏洛娜(Bellone),罗马神话中之女战神,战神玛斯之妻或姐妹,为玛斯准备战车。”></span>的玫瑰”,三角帽为“玛斯的三角”,这位古典院士是在说黑话。代数、医学、植物学也都有它们的黑话。人在船上所用的语言,让·巴尔、杜肯、絮弗朗和杜佩雷等人在帆、桅、绳索迎风呼啸,传声筒发布命令,舷边刀斧搏击,船身滚荡,狂风怒吼,大炮轰鸣中所用的那种极其完整、极其别致、令人赞赏的海上语言也完全是一种黑话,不过这种具有英雄豪迈气概的黑话和流行于鬼蜮世界的那种粗野的黑话比起来,确有雄狮与豺狗之分。<dfn></dfn>

    这是无疑的。然而,不论人们说什么,这样去认识黑话这个词,总还是就广义而言,而且还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至于我们,我们却要为这个词保存它旧时的那种确切、分明、固定的含义,把黑话限制在黑话的范围里。真正的黑话,精彩的黑话(假定这两个词可以连缀在一起的话),古老到无从稽考自成一个王国的黑话,我们再重复一次,只不过是穷苦社会里那种丑恶、使人惊疑、阴险、奸宄、狠毒、凶残、暧昧、卑鄙、隐秘、不祥的语言而已。在堕落和苦难的尽头,有一种极端穷苦的人在从事反抗,并决计投入对幸福的总体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的斗争,这种可怕的斗争,有时狡猾,有时猛烈,既险恶又凶狠,它用针刺(通过邪恶手段),也用棍棒(通过犯罪行为),向社会秩序进行攻击。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穷人便发明了一种战斗的语言,这便是黑话。

    把人类说过的任何一种语言,也就是说,由文明所构成或使文明更复杂的因素之一,不论好坏,也不论是否完整,去把它从遗忘和枯井中拯救出来,使它能幸存下去,免于泯没,这也就是对社会提供进行观察的资料,为文明本身作出了贡献。普劳图斯,在有意或无意中,让两个迦太基士兵用腓尼基语谈话,便作了这种贡献;莫里哀曾使他的许多角色用东方语言和各色各样的方言谈话,也作出了这种贡献。这儿又出现了反对意见:腓尼基语,妙极!东方语,也很好!甚至方言,也还说得过去!这些都是某国或某省的语言。可是这黑话?把黑话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让黑话“幸存下去”有什么好处呢?

    对此,我们只打算回答一句话。如果说一国或一省所说的语言是值得关怀的,那么,就还有比这更值得注意研究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穷苦层所说的语言。

    这种语言,在法国,举例说,便说了四百多年,说这种语言的不仅是某一个穷苦层,而是整个穷苦层,在人类中可能存在的整个穷苦层。

    并且,我们要强调,对社会的畸形和残疾进行研究,把它揭示出来以便加以医治,这种工作是绝不能单凭个人好恶而加以选择或放弃的。研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学家的任务的严<dfn>99lib.</dfn>肃性决不在研究大事的历史学家之下。后者所研究的是文明的表层、王冠的争夺、王子的出生、国君的婚姻、战争、会议、著名的大人物、阳光下的兴衰变革,一切外表的东西;而另一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内容、实质、劳动、苦难、期待着的人民、被压迫的妇女、呻吟中的儿童、人与人的暗斗、隐秘的暴行、成见、公开的不平等待遇、法律的暗中反击、心灵的秘密演变、群众的隐微震颤、饿到快死的人、赤脚露臂的无依靠的人、孤儿孤女、穷愁潦倒蒙羞受辱的人和在黑暗中流浪的一切游魂野鬼。他应怀着满腔怜悯心,同时以严肃的态度下到那些进不去的坑窟里,像同胞兄弟和法官似的去接近那些在那里横七竖八搅作一团的人、流血的人和动武的人、哭泣的人和咒骂的人、挨饿的人和大嚼的人、吞声忍泪和为非作歹的人。难道这些观察人们心灵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比不上那些研究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吗?谁能认为但丁要说的东西比马基雅弗利少些呢?文明的底蕴是不是因为比较深奥、比较幽暗便不及表相那么重要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山洞时,我们能说已经认清山了吗?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根据上面所说的那几句话,我们可以推论出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其中的区别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一个研究各族人民公开的、可见的、明显的群众生活的历史学家,如果他不同时也洞悉他们隐蔽的较深的生活,便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需要时成为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内在事物的历史学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是渗透在大事的历史里的,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是两类互相影响、随时互相关连、经常互为因果的不同事物。上苍刻画在一个国家表面上的线条,必有暗淡而明显的平行线,在它的底里的任何骚乱也必然引起表面的震动。历史既然包罗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便应过问一切。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

    黑话只不过是语言在要干坏事时用来改头换面的化妆室。它在这里换上面罩似的词句和破衣烂衫似的隐喻。

    这样,它便成了面目可憎的。

    人们几乎认不出它的真面目了。这确是法兰西语言,人类的伟大语言吗?它准备上台,替罪行打掩护,适合扮演整套坏戏中的任何角色。它不再好好走路,而是一瘸一拐的,它两腋支在圣迹区的拐杖上蹒跚前进,拐杖还可以一下变成大头棒,它自称是托钵行乞的,牛鬼蛇神把它装扮成种种怪模样,它爬行,也能昂头竖起,像蛇的动作。它从此能担任任何角色,作伪的人把它变成斜视眼,放毒的人使它生了铜锈,纵火犯替它涂上松烟,杀人犯替它抹上胭脂。

    当我们在社会的门边,从诚实人这方面去听时,我们的耳朵会刮到一些门外人的对话。我们能分辨出一些问话和一些答话。我们听到一种可恶的声音在窃窃私语,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像是人在说话,但更像狗吠,不全像人话。这便是黑话了。那些字是畸形的,带一种不知是什么怪兽的味道。我们仿佛听见了七头蛇在说话。

    这是黑暗中的鬼语。轧轧聒耳,翕张如风,仿佛黄昏时听人猜哑谜。人在苦难时眼前一片黑,犯罪时眼前更黑,这两种黑凝结在一起便构成黑话。天空中的黑,行动上的黑,语言里的黑。这是种可怕的癞虾蟆语言,它在茫茫一大片由雨、夜、饥饿、淫邪、欺诈、横暴、裸体、毒气、严冬(穷苦人的春秋佳日)所构成的昏黄迷雾中来往跳跃,匍匐,唾沫四溅,像魔怪似的扭曲着身体。

    对于受到惩罚的人我们应当有同情心。唉!我们自己是些什么人?向你们谈话的我是什么人?听我谈话的你们又是什么人?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能肯定我们在出生以前什么也没有做过呢?地球和牢狱并非绝无相似之处。谁能说人不是天条下再次下狱的囚犯呢?

    你们把眼睛凑近去细察人生吧。从各个方面去看,我们会感到人的一生处处是惩罚。

    你是个被人称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有一天不是忧心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小的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发抖,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银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抨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随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什么东西砸破了,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另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没完没了,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有一天是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里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黑夜里。

    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这个世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没有幸福的人。

    人类的真正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人的人数,增加光明中人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便是点燃火炬,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可是光明不一定就是欢乐。人在光明中仍然有痛苦,过度的光能引起燃烧。火焰是翅膀的敌人。燃烧而不中止飞翔,那只是天仙的奇迹。

    当你已有所悟并有所爱,你还是会痛苦的。曙光初现,遍地泪珠。光明中人想到了黑暗中的同类,能不垂泪欷歔。

    二 根

    黑话是黑暗中人的语言。

    思想在它那最幽暗的深处起伏翻腾,社会哲学,面对这种受过烙刑而又顽抗的谜语似的俗话,不能不作最沉痛的思考。这里有明显的刑罚。每个音节都有烙痕。通常语言的词汇在这里出现时也仿佛已被刽子手的烙铁烙得缩蹙枯焦。有些似乎还在冒烟。某些句子会给你这样一种印象:仿佛看见一个盗匪突然剥下了衣服,露出一个有百合花烙印的肩头<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古代用烙刑在犯人右肩上烙一个百合花形的烙印。百合花是法国封建时代的国花。”></span>。人们几乎要拒绝用这些被法律贬斥了的词汇来表达思想。那里所用的隐喻法有时是那么大胆,致使人们感到它是箍过铁枷的。

    可是,尽管这一切情况,也正因为这一切情况,这种奇特的俗话,在对锈铜钱和金勋章都没有成见、一概收藏的方格大柜里,也就是所谓文学的领域里,理应有它的一格地位。这黑话,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是有它的语法和诗律的。这是一种语言。如果我们能从某些单词的丑恶中看出曼德朗<span class=”” data-note=”曼德朗(Mandrin,1724—1755),法国著名强人。”></span>的影响,我们也能从某些换喻的卓越中感到维庸也曾说过这种话。

    这句隽永而极著名的诗:

    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中世纪诗人弗朗索瓦·维庸的名句:“往年的雪又在哪儿呢?””></span>

    就是一句黑话诗。“Antan”(来自“ante annum”),这是土恩王国<span class=”” data-note=”土恩王国(Thunes),十五世纪巴黎乞丐集团之一,聚居在圣迹区。参阅雨果另一小说 href=’310/im’>《巴黎圣母院》。”></span>黑话里的字,意思是“去年”,引申为“从前”。三十五年前,在一八二七年那次大队犯人出发的时期,人们还可在比塞特监狱的一间牢房里看见这句由一个被发配大桡船服刑的土恩王用钉子刻在墙上的名言:“Les dabs d’antan trimaient siempre pour la pierre du Coёsre.”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前的国王总是要去举行祝圣典礼的。”在这个国王的思想里,祝圣,便是苦刑。

    “Décarade”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辆重车飞奔出发,据说这字源出于维庸,这倒也相称。这个字令人想见四只铁蹄下面的火花,把拉封丹这句美好的诗:

    <small>六匹骏马拉着一辆马车。</small>

    压缩在一个巧妙的拟声词里了。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也很少有比黑话更为丰富奇特的研究题材了。这是语言中整整一套语言,一种病态的树瘤,一种产生肿瘤的不健康的接枝,一种根子扎在高卢老树干上,虬枝怪叶满布在整整半边语言上的寄生植物。这可称为黑话的第一个方面,通俗方面。但是,对那些以应有的严肃态度——也就是说像地质学家研究地球那样——研究语言的人来说,黑话却真像一片真正的冲积土。当我们往下挖掘,在深浅不一的地方发现,在黑话中比古代法兰西民族语言更往下的地方有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东方语(地中海沿岸各港口的语言)、英语和德语,有罗曼语的三个分支法兰西罗曼语、意大利罗曼语和罗曼罗曼语,有拉丁语,最后还有巴斯克语和克尔特语。深厚离奇的结构。这是所有穷苦人在地下共同起造的建筑。每一个被诅咒的部族都铺上了它的一层土<dfn></dfn>,每一种痛苦都投入了它的一块石,每一颗心都留下了它的一撮砂。无数恶劣、卑下、急躁、度过人生便消失在悠悠宇宙中的灵魂还几乎以原有形象存留在我们中间,凭借一个词的奇形怪状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要从西班牙语方面谈谈吗?这里大量存在着古老的哥特语的黑话。例如“boffette”(风箱),出自“bofeton”;“vantane”和后来的“vanterne”(窗子),出自“vantana”;“gat”(猫),出自“gato”;“acite”(油),出自“aceyte”。要从意大利语方面谈谈吗?例如“spade”(剑),出自“spada”;“carvel”(船),出自“caravella”。要从英语方面谈谈吗?例如“bichot”(主教),出自“bishop”;“raille”(间谍),出自“rascal”,“rascalion”(流氓);“pilche”(套子),出自“pilcher”(鞘)。要从德语方面谈谈吗?例如“caleur”(侍者),出自“kellner”;“hers”(主人),出自“herzog”(公爵)。要从拉丁语方面谈谈吗?例如“frangir”(破),出自“frangere”;“affurer”(偷盗),出自“fur”;“e”(链条),出自“a”。有一个字,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权威出现在大陆上的一切语言中,那便是“magnus”这个字,苏格兰语用它来构成它的“mac”(族长),如“Mac-Far-lane”,“Mac-Callummore”(应注意“mac”在克尔特语里作“儿子”解释);黑话用它来构成“meck”,后又变为“meg”,也就是说“上帝”。要从巴斯克语方面谈谈吗?例如“gahisto”(鬼),出自“gaztoa”(恶);“sabon”(晚安),出自“gabon”(晚上好)。要从克尔特语谈谈吗?例如“blavin”(手帕),出自“blavet”(喷泉);“ménesse”(女人,含有恶意的说法),出自“meinec”(戴满钻石的);“barant”(溪流),出自“baranton”(泉水);“goffeur”(锁匠),出自“goff”(铁匠);“guédouze”(死神),出自“guenn-du”(白和黑)。最后还要知道这些事吗?黑话称埃居为“maltaise”,这词来自对从前马耳他大桡船上通行的钱币的回忆<span class=”” data-note=”Maitaise,马耳他的钱币。”></span>。<u></u>

    除了刚才就语言学方面指出的种种来源以外,黑话还另有一些更为自然、直接出自人们意识的根源。

    第一,字的直接创造。这在语言中是难于理解的。用一些字去刻画一些有形象的事物,既说不出通过什么方式,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理由。这是人类任何一种语言最原始的基石,我们不妨称它为语言的内核。黑话中充斥着这一类的字,一些自然浑成、凭空臆造、不知来自何处出自何人、既无根源也无旁据也无派生的词,一些独来独往、粗野不文、有时面目可憎、却具有奇特的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刽子手(taule),森林(sabri),恐惧、逃跑(taf),仆从(larbin),将军、省长、部长(pharos),魔鬼(ra-bouin)。再没有比这些又遮掩又揭露的字更奇怪的东西了。有些字,如“rabouin”,既粗俗又骇人,使你想象出独眼巨人作的鬼脸。

    第二,隐喻。一种既要完全表达又要完全隐瞒的语言,它的特点便是增加比喻。隐喻是一种谜语,是企图一逞的盗匪和阴谋越狱的囚犯的藏身之处。没有任何语言能比黑话更富于隐喻的了。“Dévisser le coco”(扭脖子),“tortiller”(吃),“être gerbé”(受审),“un rat”(一个偷面包的贼),“il lansquine”(下雨),这是句非常形象化的古老的话,多少带有它那时代的烙印,它把雨水的斜长线条比作长矛队的斜立如林的矛杆,把“下刀子”这一通俗换喻表现在一个字里了。有时,黑话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某些字会从野蛮的原始状态转入隐喻。“鬼”不再是“rabouin”,而变成“boulanger”,也就是说,把东西送进炉子的人。这样比较风趣,却减了气派,仿佛是继高乃依而起的拉辛,继埃斯库罗斯而起的欧里庇得斯。黑话中某些跨两个时代的句子兼有粗野和隐喻的性格,就像凹凸镜里的鬼影。“Les sueurs vont sollicer des gails à Ia lune”(贼将在夜里去偷马),这给人一种如见鬼群的印象,不知看见的是什么。

    第三,应急之策。黑话凭借语言而生存。它按自己一时兴之所至而加以利用,它在语言中随意信手拈取,并且常常在必要时简单粗暴地加以歪曲。有时,它用一些改变原形的普通字,夹杂在纯黑话的专用词中,构成一些生动的短语,我们能在这里感到前两种因素——直接创造和隐喻——的混合使用:“Le cab jaspine,je marronne que la roulotte de Pantin trime dans le sabri.”(狗在咬,我怀疑巴黎的公共马车已进入树林。)“Le dab est sinve,la dabuge est merloussière,la fée est bative.”(老板傻,老板娘狡猾,姑娘漂亮。)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情况,为了迷惑别人的听觉,黑话只从“aille”,“ue”,“iergue”或“uche”这些字尾中不加区别地任选一个,替日常语言所用的一些字加上一条非常难听的尾巴。例如:“Vousiergue trouvaille bue ce gigotmuche?”(你认为这羊后腿好吗?)这是卡图什对一个狱卒说过的一句话,他要问的是他所赠送的越狱款是否合他的意。近年来,才添了“mar”这个字尾。

    黑话是一种常具有腐蚀性的俗话,因而它自身也易于被腐蚀。此外,它总是要遮遮掩掩,一旦感到自己已被识破,便又改头换面。正和一切植物相反,它一见太阳,便得死亡。因而黑话一直是处在不停的败坏和新生中,它隐秘、迅捷、从不停息地工作。它在十年中所走的路比普通语言在十个世纪中所走的路还远些。于是“larton”(面包)变成“lartif”,“gail”(马)变成“gaye”,“fertanche”(麦秸)变成“fertille”,“momignard”(小孩)成了“momacque”,“siques”(破烂衣服)成了“frusques”,“chique”(教堂)成了“égrugeoir”,“colabre”(颈子)成了“colas”。“鬼”最初是“gahisto”,后来变成“rabouin”,继又改为“boulanger”(面包师傅);神甫是“rati”,继为“sanglier”(野猪);匕首是“vingt-deux”(二十二),继为“surin”,继又为“lingre”;警察是“railles”(耙子),后来改为“roussins”(高大的马),再改为“rousses”(红毛女人),再改为“mards de lacets”(卖棉纱带的小贩),再改为“coqueurs”,再改为“es”;刽子手是“taule”(铁砧的铁皮垫子),后来改为“Charlot”(小查理),再改为“atigeur”,再改为“becquillard”。在十七世纪,“互殴”是“se donner du tabac”(互敬鼻烟),到十九世纪,却成了“se chiquer la gueule”(互咬狗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曾改变过二十种不同的说法。卡图什的黑话对于拉色内尔,几乎是希伯来语。这种语言的词正如说这种语言的人一样,永不停息,总是在逃避。

    但是,在某些时候,由于变来变去,古老的黑话也会再次出现成为新的。它有一些保存自己的据点。大庙保存了十七世纪的黑话;比塞特,当它还是监狱时,也保存了土恩王国的黑话。在那些黑话里,人们可以听到古代土恩王国居民所用的“anche”这字尾。“Boyau”?(你喝吗?)“il croyanche”(他信)。但是永恒的变化仍然是一条规律。

    一个从事哲学的人,如果能有一段时间来研究这种不断消失的语言,他便会落在苦痛而有益的沉思里。没有任何研究工作会比这更有功效,更富于教育意义。黑话中的每个隐喻和每个词源都是一个教训。在那些人中,“打”作“伪装”解释,他“打”病,狡诈是他们的力量。

    对他们来说,“人”的概念是和“黑影”的概念分不开的。夜是“sue”,人是“ue”。人是夜的派生字。

    他们已习惯于把社会当作杀害他们的环境,当作一种致命的力量来看待。他们谈到自己的自由正如人们谈到自己的健康一样。一个被逮捕的人是个“病人”,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是个“死人”。

    被埋在四堵石墙里的囚犯所最怕的是那种冰冷的独居生活,他称地牢为“castus”。在这种阴森凄惨的地方,外界的生活总是以它最欢快的形象出现的。囚犯拖着脚镣,你也许以为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走路吧?不,他所想念的是脚能跳舞,万一他能锯断脚镣,他的第一个念头就将是“他现在能跳舞了”,因此他把锯子叫做“村镇中的舞会”。一个“人名”是一个“中心”,一种极深的相似。匪徒有两个脑袋,一个指导他的行动使他度过一生的脑袋,一个到他临死那天还留在他肩上的脑袋,他称那个唆使他犯罪的脑袋为“神学院”,替他抵罪的那个脑袋为“树桩子”。当一个人到了只剩下一身破衣和一腔恶念、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已堕落到“无赖”这个词所具有的双重意义时,他便是到了犯罪的边缘,他像一把锋利的快刀,有着双刃:穷苦和凶恶,不过黑话不说“一个无赖”,它说“一个磨快了的”。苦役牢是什么?是该诅咒的火坑和地狱。苦役犯叫做“成束的柴枝”。最后,歹徒们替监狱取了个什么名字呢?“学府”。整整一套惩罚制度可以从这个词里产生出来。

    你们要不要知道苦役牢里的那些歌,在专用词汇里所谓“lir onfa”的那种叠歌,多半是从什么地方开出花来的呢?请听我说:

    从前在巴黎的小沙特雷,有个长长的大地牢。这地牢紧贴着塞纳河,比河水低八尺。什么窗子通风洞它全没有,惟一的洞口是一道门。人可以进去,空气却进不去。地牢顶上是石砌的圆拱顶,地上是十寸厚的稀泥。地上原是铺了石板的,但由于水的渗透,石板全腐烂了,遍地是裂缝。离地八尺高的地方有根粗重的长梁,从地道的这一端伸到另一端,从这巨梁上,每隔一定距离便垂下一根三尺长的铁链,链子头上挂一个铁枷。这地牢是用来看管那些发配大桡船的犯人的,直到他们被遣送到土伦去的那天为止。这些犯人,一个个被推到那横梁下面,去接受那条在黑暗中摇摇摆摆等待着他们的铁器。那些链子,像垂着的胳膊,还有那些枷,像张着的手掌,把一个个可怜人的颈子掐起来。铆钉钉上以后,他们便在那里待着。链条太短,他们躺不下去。他们呆呆地待在那地牢里,在那样的一个黑洞里,那样的一根横梁下面,几乎是挂着的,得使尽全力才能摸到面包或水罐,头顶着圆拱顶,半条腿浸在稀泥里,粪便沿着两腿淌下去,疲乏到浑身酥软,如遭四马撕裂的死刑那样,弯着胯骨,屈着膝头,两手攀住链条,这才能喘一口气,只能立着睡觉,还得随时被铁枷掐醒,有些人也就不再醒了。要吃东西,他们得用脚跟把别人丢在污泥里的面包顺着大腿推送到自己的手里。他们这样得待多久呢?一个月,两个月,有时六个月,有一个待了一整年。这里是大桡船的接待室。偷了国王的一只野兔,便得到那里去待待。在这坟墓地狱里面,他们干些什么呢?干人在坟墓里所能干的,他们等死,也干人在地狱里所能干的,他们歌唱。因为凡是希望断 7edd.” >绝的地方,一定有歌声。在马耳他的水面上,当一只大桡船摇来时,人们总是先听到歌声,后听到桡声。苏尔旺尚,那个违禁打猎的可怜人,便在这小沙特雷的地牢里待过,他说:“当时支持着我的便是诗韵。”诗味索然,韵有什么用处呢?几乎所有用黑话唱出的歌全产生在这地牢里。蒙哥马利大桡船上的那首悲切的叠歌“Timаloumisаiimoulаmison”便是从巴黎大沙特雷的那个地牢里唱起的。这些歌多半是凄凄惨惨的,有几首是愉快的,有一首却温柔:<mark></mark>

    <small>这儿是</small>

    <small>小投枪手<span class=”” data-note=”小投枪手,指射箭的爱神。”></span>的舞台。</small>

    你别白费力气。你消灭不了人心中这一点永存的残余:爱。

    在这处处是暧昧行为的世界上,人人相互保守秘密。秘密,这是大众的东西。对那些穷苦人来说,秘密是构成团结基础的统一体。泄密,便是从这个横蛮的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身上夺去他本人的一点东西。在黑话的那种有力的语言里,“揭发”是“吃那块东西”。这仿佛是说,揭发者为他自己,从大众的实体中取走了一点东西,从每个人身上取走了一块肉去养肥他自己。

    挨耳光是什么?庸俗的隐喻回答说:“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在这里参加意见说:“delle,camoufle.”<span class=”” data-note=”“就是看三十六支蜡烛”,黑话称“delle”(蜡烛)为“camoufle”。”></span>于是日常用语便以“camouflet”为“耳光”的同义词。于是黑话在隐喻——这一无法计算的弹道——的帮助下,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渗透,便由匪窟升到文学院,根据普拉耶所说的“我点燃我的‘camoufle’(蜡烛)”,伏尔泰便也写下了“朗勒维·拉波梅尔够得上挨一百下‘camouflets’(耳光)”。

    对黑话进行挖掘,步步都能有所发现。对这种奇特语言深入的钻研能把人引向正常社会和那被诅咒的社会幽奥的交叉点。

    贼,也有他的炮灰,可偷的物质,你,我,任何人都是;“le pan-tre.”(Pan:人人。)

    黑话,便是语言中的苦役犯。

    愿人的思维的活力能深深下降到底层,让厄运的黑暗势力能把它牵曳束缚在那里,让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用具捆扎在那万丈深渊<var></var>里,你必将茫然自失。

    呵穷困中人的苦心!

    唉!难道没有人来拯救黑暗中人的灵魂吗?这些人的命运难道是永远在原处等待着这位精神的解放者,这位跨着飞马和半马半鹰飞兽的伟大天神,这位身披曙光长着双翅从天而降的战士,这位光辉灿烂代表未来的飞将军吗?它将永远毫无结果地向理想的光辉呼救吗?它将永远困在那黑暗的洞里,揪心地听着恶魔的进逼声,望着那狰狞严酷的头、咽着口沫的下颏、虎爪、蛇身、虺腹,时起时伏,翻腾出没在恶水中吗?难道它就该待在那里,没有一线光明,没有希望,听凭祸害来临,听凭魔怪发觉,只好心惊胆战,蓬头散发,扼腕绞臂,像天昏地黑中惨痛、白洁、赤身露体的安德洛墨达<span class=”” data-note=”安德洛墨达(Andromède),希腊神话中被献祭给海怪的少女。”></span>那样,永远拴在幽冥的岩石上吗?

    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正如我们所见,整个黑话,无论是四百年前的黑话或今天的黑话,都渗透了那种时而把抑郁姿态,时而把威吓神情赋予一切词的象征性的阴暗气质。我们能在这里感受到当年在圣迹区玩纸牌的那些流浪汉的郁怒情绪,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独创的纸牌,我们还保存了几副。例如那张梅花八便是一株有八片大花瓣的大树,一种表现森林的怪诞手法。树底下画了一堆燃烧着的火,三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上的猎人在火上烘烤,树后面,另一堆火上挂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锅里露出一个狗头。这上面所画的是对那种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铸私钱犯的火刑的反藏书网击情绪,而竟描绘在一张纸牌上,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阴森的了。在黑话的王国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即使是歌曲、嘲笑或恐吓,也全有那种无可奈何和压抑的特征。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经收集——全是低声下气悲切到使人流泪的。鬼蜮社会自称为“可怜的鬼蜮社会”,它总是像一只随时隐藏的野兔、逃窜的老鼠、飞走的小鸟。它稍微表示了一点意见,便又抑制自己,以一叹了之。我们的耳朵刮到过这么一句诉苦的话:“我不懂,上帝,人的父亲,怎么可以虐待他的子孙后代,听凭他们呼号而无动于衷。”穷苦人每到想问题时,总自以为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在社会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他五体投地地乞求怜悯,人们感到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但在上一世纪的中叶,却起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samp>99lib.</samp>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maluré已被larifla所替代。及至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歌曲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像被微弱的磷光照亮着,随着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似的:

    <small>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small>

    <small>高声歌唱啊,大打牙祭吧!</small>

    <small>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small>

    <small>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small>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死人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

    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了。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一种轻微的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胆量。这说明他们已失去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得以稍稍减掉一点它们的丑恶,却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没有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便将出现巨大的暴动。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span class=”” data-note=”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span>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个先锋,狄德罗驰向美,杜尔哥驰向功利,伏尔泰驰向真理,卢梭驰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旁和底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处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知多少破坏性极强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span class=”” data-note=”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span>的。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挺身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了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藏在里面,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也没有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也没有察觉。每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总是严重的。痛苦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或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一定要这样,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span class=”” data-note=”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泛指一般暴力运动。”></span>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一动作中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

    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

    十九世纪继<big>99lib?</big>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经不再存在中世纪。我们这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听到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遇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发展成责任感。全民的法律,这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人们的眼睛都在诱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不存在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破烂儿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褴褛的人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我对那些机智的人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已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把它当作笑话。

    四 双重责任:关怀和期望

    既然如此,社会的危险是否完全消失了呢?当然不是。扎克雷运动绝不会发生。在这方面,社会可以安心,血液不再上冲使头脑发晕了,但是它得注意呼吸。不用再怕脑溢血了,痨病却还存在。社会的痨病便是穷。

    慢性侵害和突然轰击一样能使人死亡。

    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要最先想到那些没有生计的痛苦民众,为他们减少困难,让他们得到空气和光明,爱护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感到灿烂辉煌,用种种形式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榜样,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榜样,减轻他们个人负担的压力,增加他们对总目标的认识,限制穷困而不限制财富,大量创造人民共同劳动的天地,像布里亚柔斯<span class=”” data-note=”布里亚柔斯(Briarée),神话中的巨人,是天和地的儿子,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span>那样,把一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受压迫和软弱无力的人,为这一伟大职责运用集体的力量,为所有的胳膊开设工厂,为所有的才能开办学校,为所有的智力设立实验室,增加工资,减轻惩罚,平衡收支,也就是说,调整福利与劳动之间和享用与需求之间的比重。总之,要使社会机器为受苦和无知的人的利益发出更多的光明和更多的温暖,使富于同情心的人不忘记这些,这是人间友爱的第一义务,使自私自利的人懂得这些,这是政治的第一需要。<dfn></dfn>

    我们还得指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如果不成为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制。

    我们不在这里细谈,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

    如果自然界是人类的依靠,人类社会便该有预见。

    才智和精神的增长的必要性决不亚于物质的改善。知识是人生旅途中的资粮,思想第一重要,真理是粮食,有如稻麦。缺乏科学和哲理依据的智力必然枯竭。不吸取营养的精神和不吃不喝的胃是一样可怜的。如果还有什么比死于饥渴的躯体更能使人痛心的话,那一定是由于得不到光明而死去的灵魂了。

    进步总倾向于问题的解决。总有一天,人们会大吃一惊。人类既是向高处前进的,处于底层深处的阶层必将自然而然地从灾区冲出。贫困的消灭将由水平的一次简单提高而得以完成。

    人们如果怀疑这种善良的解决,那就错了。

    过去的影响在目前确实还是很强大的。它会卷土重来。再次获得青春的尸体是骇人的。瞧!它大踏步地走来了。它好像是胜利者,这死尸成了征服者。它领着它的军团——种种迷信,带着它的佩剑——专制制度,举着它的大旗——愚昧无知,来到了,不久前它还打了十次胜仗。它前进,它威吓,它笑,它到了我们的门口。至于我们,我们不用气馁。让我们把汉尼拔驻军的营地藏书网卖了吧。

    我们有信念,我们还怕什么呢?

    思想并不比江河有更多倒退的余地。

    可是不要未来的人应当多想想。他们不要进步,其实他们所否认的并不是未来,而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甘愿害暗疾,他们把过去的种种当作疫苗来给自己接种。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拒绝明天,那便是死去。

    因此,不要死亡,躯体的死亡越迟越好,灵魂永不要死亡,这便是我们的愿望。

    是的,谜底终将被揭开,斯芬克司终将说话,问题终将得到解决。是的,人民在十八世纪已经受了启蒙教育,他们必将成熟于十九世纪。对此,只有白痴才怀疑!普遍的美好的生活,在将来,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像鲜花那样遍地开放,这一前景是天经地义,必然会到来的。

    各方无限巨大的推力一同操纵着人间的事物,在一定时期使它们一一合乎逻辑,也就是说,平衡,也就是说,到达平等。一种由天地合成的力量来自人道并统治着人类,那种力量是创造奇迹的能手,对它来说,巧妙地排除困难并不比安排剧情的非常转变更棘手些。在来自人间的科学和来自上方的机缘这两者的帮助下,它对被提出的问题里一些可能会使庸人感到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不怎么惊讶的。它从各种思想的综合分析中找到的解决方法的能力,并不低于从各种事态的综合分析中得出的教训,从进步的这种神秘威力中人可以期望一切,有朝一日,进步将使东方和西方在坟墓的底里相对,将使伊玛目<span class=”” data-note=”伊玛目(Iman),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教长。”></span>和波拿巴在大金字塔的内部对话。

    目前,在这洋洋大观的思想长征中,我们不要止步,不要游移,不要有停顿的时间。社会哲学主要是和平哲学。它的目标,它应有的效果,是从研究敌对的动机中消除愤怒。它调查,它探讨,它分析,随后,它重新组合。它通过切削的办法进行工作,它把一切方面的仇恨全都切除。

    人们不止一次看到一个社会会在一阵风暴中消失,历史中有不少民族和帝国惨遭灭顶,有不少习俗、法律、宗教,在一天之内被一阵突然袭来的飓风全部摧毁。印度、迦勒底、波斯、亚述、埃及的文明都先后消失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灾难的根源何在?我们不了解。这些社会,在当时竟是无从拯救的吗?这中间有没有它们自身的过失呢?它们是不是曾在某种必然带来不幸的罪恶方面坚持错误,以致自取灭亡呢?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这种可怕的绝灭中,自杀的因素应占多大比重呢?这些问题,都无从回答。覆盖在这些消逝了的文明上面的,是一片黑暗。既然它们漏水,它们就被吞没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回溯已往的若干世纪,有如注视汪洋大海中的滔天巨浪,看见一艘艘特大的船:巴比伦、尼尼微、塔尔苏斯<Tarse,即Tarsus,土耳其城市,在阿达纳之西>、底比斯、罗马,在黑风恶浪的狂冲猛袭中,一一沉入海底,不禁意夺神骇。但是,那边黑暗,这边光明。我们不懂古代文明的病害,却知道自己文明的疾患。我们处处都有权利把它拿到阳光下来照照,我们瞻仰它的美丽,也要赤裸裸地揭露它的丑恶。它哪里不对劲,我们便在哪里诊治,一旦查明病情便可研究病因,对症下药。我们的文明是二十个世纪的成果,它既奇形怪状,但也绚烂不凡,它是值得救护的。也一定能得救。救助它,那已经不坏,开导它,就更好。现代社会哲学的一切活动都应集中于这一目标。今天的思想家负有一个重大的职责,那便是对文明进行听诊。

    我们要反复指出,这种听诊是能鼓舞人心的,也正是为了加强这种鼓舞作用,我们才在一个悲惨故事中插进这几页严肃的题外话。社会可以消亡,人类却不会毁灭。地球不会因这儿那儿有了些像伤口那样的火山口,像癣疥那样的硫质喷气孔,也不会因有座像流脓血那样喷射着的火山而死去。人民的疾病杀不了人。

    虽然如此,对社会进行临床诊断的人,谁也会有摇头的时候。最刚强、最柔和、最讲逻辑的人有时也会迷惘。

    未来果真会来到吗?人们被眼前的黑暗吓住时,几乎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自私的人和贫苦的人的会见是阴惨的。在自私的人方面,有种种成见,那种发家致富教育的毒害,越吃越馋的胃口,财迷心窍的丧心病狂,对受苦的惧怕,有些竟恶化到了对受苦人的厌恶,毫不容情地要满足自己的欲念,自负到了精神闭塞的状态;在贫苦的人方面,有羡慕心、嫉妒心、见别人快乐而起的愤恨、因追求满足而发自内心深处的兽性冲动、充满了迷雾的心、忧愁、希求、怨命、不洁而又单纯的无知。

    应当继续仰望天空吗?我们见到的天边的那个光点,是不是那些在熄灭中的天体之一呢?理想,高悬在遥远的天边,是那样微小,孤独,难以觉察,闪着亮光,看去令人心寒,在它四周,还围绕着堆叠如山的险阻危难和恶风黑影,然而它并不比云边的星星更处于危险之中。

    一 春光好

    读者已经懂了,爱潘妮在马侬的授意下,曾去卜吕梅街认清了住在那铁栏门里的女子,并立即挡住了那伙匪徒,随后,她把马吕斯引到那里。马吕斯,如醉如痴地在那铁栏门外张望了几天以后,被那种把铁屑引向磁石、把有情人引向意中人所住房屋门墙的力量所推动,终于仿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钻进了珂赛特的园子,罗密欧当日还得翻过一道围墙,马吕斯却只要稍微用点力,把铁栏门上年久失修、像老年人的牙齿那样、在锈了的门框上摇晃的铁条从臼里移出一根,他那瘦长的身躯便很容易通过了。

    那条街上从没有人走过,马吕斯又只在天黑以后才进那园子,因此他没有被人发现的危险。

    自从他俩在那幸福和神圣的时刻一吻订终身以后,马吕斯便没有一天不去那里。假使珂赛特在她生命的这一关头遇到的是个不检点的放荡男子的爱,她也就完了,因为和善大方的人儿往往轻易顺从,而珂赛特正属于这种性格。女性宽宏大量的一种表现便是让步。爱情,当它到了它的绝对高度时,常搀和着一种使人莫名其妙把贞操观念抛向九霄云外只一味盲从的感情。可是,高贵的人儿,你得闯过多少危险啊!常常,你捧出的是一片真心,别人取的却是肉体。心还是你的心,你在暗地里望着它发抖。爱情绝不走中间路线,它不护助人便陷害人。人的整个命运便是这两端论。这个非祸即福的两端论在人的命运中,没有<q>.</q>什么比爱情奉行得更冷酷无情的了。爱就是生命,如果它不是死亡。是摇篮,也是棺木。同一种感情可以在人的心中作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决定。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

    上帝要珂赛特遇到的爱是那种护助人的爱。

    一八三二那年整个五月的每天夜晚,在那荒芜的小小园子里,在那些日益芬芳茂盛的繁枝杂草丛中,总有那两人在黑暗中相互辉映,他们无比贞洁,无比天真,心中洋溢着齐天幸福,虽是人间情侣却更似天仙,纯洁,忠实,心醉神迷,容光焕发。珂赛特仿佛觉得马吕斯戴着一顶王冠,马吕斯也仿佛觉得珂赛特顶着一圈光轮。他们相偎相望,手握着手,一个挨紧一个,但他们间有一定距离是他们所不曾越过的。他们不是不敢越过,而是从不曾想过。马吕斯感到一道栅栏:珂赛特的贞洁,珂赛特也感到有所依附:马吕斯的忠诚。最初的一吻也就是最后的一吻。马吕斯,从那次以后,也只限于用嘴唇轻轻接触一下珂赛特的手,或是她的围巾、她的一圈头发。对他来说,珂赛特是一种香气,而不是一个女性。他呼吸着她。她无所拒,他也无所求。珂赛特感到快乐,马吕斯感到满足。他们生活在这种幸福无边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也许可以称为一个灵魂对一个灵魂的赞叹吧。那是两颗童贞的心在理想境界中的无可名状的初次燃烧。是两只天鹅在室女星座的相逢。

    在那相爱的时刻,欲念已在景仰亲慕的巨大威力下绝对沉寂的时刻,马吕斯,纯洁如仙童的马吕斯,也许能找一个妓女,但决不会把珂赛特的裙袍边掀起到她踝骨 7684.” >的高度的。一次,在月光下,珂赛特弯腰去拾地上的什么东西,她的衣领开大了一点,开始露出她的颈窝,马吕斯便把眼睛转向别处。

    在这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什么也没有。他们互相爱慕罢了。

    到了夜晚,每当他们在一起时,那园子好像成了个生气勃勃的圣地。所有的花都在他们的周围开放,向他们献出香气,他们,也展开各自的灵魂,撒向花丛。四周的植物,正在精力旺盛、汁液饱满的时节,面对着这两个喁喁私语的天真人儿,也不免感到醉意撩人,春心荡漾。

    他们谈的是些什么呢?只不过是些声息。再没有旁的。这些声息已够使整个自然界骚动兴奋了。我们从书<tt></tt>本中读到这类谈话,总会感到那是只能让风吹散的枝叶下的烟雾,而里面的巨大魔力却是难于理解的。你从两个情人的窃窃私语中,去掉那些有如竖琴的伴奏、发自灵魂深处的旋律,剩下的便只是一团黑影,你说,怎么!就这么点东西!可不是,只是一些孩子话,人人说了又说的话,毫无意义的开玩笑的话,毫无益处的废话,傻话,但也是人间最卓绝最深刻的话!惟一值得一述也值得一听的话!

    这些傻话,这些浅薄的语言,凡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从来没有亲自说过的人,都是蠢材和恶人。

    当时珂赛特对马吕斯说:

    “你知道吗?……”

    (他俩既然都怀着那种绝无浊念的童贞情感,在这一切的谈话中,又怎能随意以“你”相称,这是他和她都说不清楚的。)

    “你知道吗?我的名字是欧福拉吉。”

    “欧福拉吉?不会吧,你叫珂赛特。”

    “呵!珂赛特,这名字多难听,是我小时人家随便叫出来的。我的真名是欧福拉吉。你不喜欢这名字吗,欧福拉吉?”

    “当然喜欢……但是珂赛特并不难听。”

    “你觉得珂赛特比欧福拉吉好些吗?”

    “呃……是的。”

    “那么我也觉得珂赛特好些。没有错,珂赛特确是好听。你就叫我珂赛特吧。”

    她脸上还漾起一阵笑容,使这些对话可以和天国林园中牧童牧女的语言媲美。

    另一次,她定定地望着他,喊道:

    “先生,您生得美,生得漂亮,您聪明,一点也不笨,您的知识比我渊博多了,但是我敢说,说到‘我爱你’这三个字,您的体会却比不上我!”

    马吕斯,在这时候,神游太空,仿佛听到了星星唱出的一首恋歌。

    或者,她轻轻拍着他,因为他咳了一声嗽,她对他说:

    “请不要咳嗽,先生。我不许人家在我家里不先得到我的同意就咳嗽。咳嗽是很不对的,并且叫我担忧。我要你身体健康,因为,首先,我,假使你身体不好,我就太痛苦了。你叫我怎么办呀!”

    这种话地地道道是只应天上才有的。

    一次,马吕斯向珂赛特说:

    “你想想,有一段时间,我还以为你叫玉秀儿呢。”

    他们为这话笑了一整夜。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偶然想起,大声说道:

    “呵!有一天,在卢森堡公园,我险些儿没把一个老伤兵的骨头砸碎。”

    但是他立即停了下来没往下说。要不,他便得谈到珂赛特的吊袜带,那在他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道无形的堤岸,一涉及到肉体问题,自有一种神圣的畏惧心使这天真豪迈的情人向后退缩。在马吕斯的想象中,他和珂赛特的生活,只应是这样而不应有旁的:他每晚来到卜吕梅街,把那法院院长铁栏门上的一根肯成 4eba.” >人之美的老铁条挪动一下,并肩坐在石凳上,仰望傍晚时分树枝中间的闪闪星光,让他裤腿膝头上的褶纹和珂赛特的宽大的裙袍挨在一起,抚摸她的指甲,对她说“你”,轮番嗅一朵鲜花……天长地久,了无尽期。这时,朵朵白云在他们的头上浮过。微风吹走的人间梦幻常多于天上的白云。

    难道在这种近乎朴拙的纯爱中,绝对没有承颜献媚的表现吗?不。向意中人“说奉承话”,这是温存爱抚的最初形式,是试探性的半进攻。奉承,具有隔着面纱亲吻的意味。在其中,狎昵的意念已遮遮掩掩地伸出了它温柔的指尖。在狎昵意念的跟前,心,为了更好地爱,后退了。马吕斯的甜言蜜语是充满了遐想的,可以说,具有碧空的颜色。天上的鸟儿,当它们和天使比翼双飞时,应当听到这些话的。但这里也杂有生活、人情、马吕斯大大的坚强的自信心。那是岩洞里的语言,来日洞房情话的前奏,是真情的婉转披露,歌与诗的合流,鹧鸪咕咕求偶声的亲切夸张,是表达崇拜心情的一切美如花团锦簇、吐放馥郁天香的绮文丽藻,是两心交唤声中无可名状的嘤嘤啼唱。

    “呵!”马吕斯低声说,“你多么美!我不敢看你。因此我只是向往你。你是一种美的形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只要你的鞋子尖儿从你裙袍下伸出来,我便会心慌意乱。并且当你让我猜着你的思想时,我便看见一种多么耀眼的光!你说的话有惊人的说服力。有时我会觉得你只是幻境中的人。你说话吧,我听你说,我敬佩你。呵珂赛特!这是多么奇特,多么迷人,我确实要疯了。你是可敬爱的,小姐。我用显微镜研究你的脚,用望远镜研究你的灵魂。”

    珂赛特回答说:

    “从今早到现在,我一刻比一刻越来越爱你了。”

    在这种对话中,一问一答,漫无目标,随心所欲,最后总像乳水交融,情投意合。

    珂赛特处处显得天真、淳朴、赤诚、白洁、坦率、光明。我们可以说她是明亮的。她让见到她的人仿佛感到如见春光,如见晓色。她眼睛里有露水。珂赛特是曙光凝聚起来的妇女形体。

    马吕斯既崇拜她,便钦佩她,这是极自然的。但事实是,这个新从修院里打磨出来的小寄读生,谈起话来,确有美妙的洞察力,有时也谈得合情合理,体贴入微。她那孩子话未必尽是孩子气。她啥也不会搞错,并且看得准。妇女是凭着她心中的温柔的天性——那种不犯错误的本能——来领悟和交谈的。谁也不会像妇女那样把话说得既甜美又深刻。甜美和深刻,整个女性也就在这里了,全部禀赋也就在这里了。

    在这种美满的时刻,他们随时都会感到眼里泪水汪汪。一个被踏死的金龟子,一片从鸟巢里落下的羽毛,一根被折断的山楂枝,都会使他们伤感,望着发怔,沉浸在轻微的惆怅中,恨不得哭它一场。爱的最主要症状便是一种有时几乎无法按捺的感伤情绪。

    与此同时——这些矛盾现象都是爱情的闪电游戏——他们又常会放声大笑,无拘无束,笑得怪有趣的,有时几乎像是两个男孩子。但是,尽管沉醉了的童心已无顾虑,天生的性别观念总还是难忘的。它依然存在于他俩的心中,既能使人粗俗,也能使人高尚。无论他俩的灵魂如何皎洁无邪,在这种最贞洁的促膝密谈中,仍能感到把一对情人和两个朋友区别开来的那种可敬的和神秘的分寸。

    他们互敬互爱,如对神明。

    永恒不变的事物依然存在。他们相爱,相对微笑,撅起嘴来做小丑脸,相互交叉着手指,说话“你”来“你”去,这并不妨碍时间无尽期地推移。夜晚,两个情人和鸟雀、玫瑰一同躲在昏暗隐秘处,把满腔心事倾注在各自的眼睛里,在黑暗中相互吸引注视,这时,太空中充满着巨大天体的运行。

    二 美满幸福的麻醉作用

    他们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在稀里胡涂地过日子。那个月里,霍乱正在巴黎流行,死亡惨重,他们全不在意。他们互相倾诉衷情,尽量使对方了解自己,而这一切从来没有远离各自的身世。马吕斯告诉珂赛特,说他是孤儿,他叫马吕斯·彭眉胥,他是律师,靠替几个书店编写资料过活,他父亲当初是个上校,是个英雄,而他,马吕斯,却和他那有钱的外祖父闹翻了。他也多少谈了一下他是男爵;但是这对珂赛特一点也没发生影响。马吕斯男爵?她没有听懂。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马吕斯就是马吕斯。从她那方面,她向他说她是在小比克布斯修院里长大的,她的母亲,和他的一样,已经死了,她的父亲叫割风先生,还说他为人非常之好,他大量周济穷人,而他自己并没有钱,他节省自己的费用,却要保证她什么也不缺。

    说也奇怪,马吕斯自从遇见了珂赛特以后,在他所过的那种交响音乐似的生活中,过去的事,甚至是过去不久的事,对他来说都已变得那样模糊遥远,以致珂赛特对他谈藏书网的一切完全可以满足他。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那天夜晚在德纳第穷窟里发生的事,他父亲怎样烧伤自己的胳膊,他那奇怪的态度,机灵的脱险等等经过说给她听。马吕斯一时把那些全忘了,他甚至一到天黑,便想不起自己在上午干了些什么,是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有谁和他说过话,他耳朵里经常有歌声,使他接触不到任何其他思想,他只是在看见珂赛特时才活过来。因此,他既是生活在天堂里,当然想不起尘世的事了。他俩昏昏沉沉地承受着这种非物质的快感的无限重压。这两个所谓情人的梦游病患者便是这样过活的。

    唉!谁又没有经受过这一切考验?为什么好事总会多磨?为什么以后生命还要延续下去?

    爱几乎取代思想。爱是健忘的,它使人忘掉一切。你去同狂热的爱情谈逻辑吧。人心中的绝对逻辑联系并不多于宇宙机构中的规则几何形。对珂赛特和马吕斯来说,世上除了马吕斯和珂赛特以外,便不再有旁的什么了。他们周围的宇宙已落到一个洞里去了。他们生活在黄金的片刻里。前面无所有,后面也无所有。马吕斯几乎没有想过珂赛特有个父亲。在他的脑子里,只是一片耀眼的彩光,把什么都遮没了。这一对情人谈了些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谈花、燕子、落山的太阳、初升的月亮,所有这一类重要的东西。他们什么都谈到了,什么也没有谈到。情人的一切,是一切皆空。那个父亲、那些真人真事、那个穷窟、那些绑匪、那种惊险事,这有什么可谈的?那种噩梦似的情景,是真有过的吗?他们是两个人,他们彼此相爱,这已是一切了。其他全是不存在的。也许是这样:地狱在我们背后的陷落原是和进入天堂连在一起的。谁看见过魔鬼呀?真有魔鬼吗?真有人发过抖吗?确有人受过苦吗?什么全不知道了。在那上面,只有一朵玫瑰色的彩云。

    那两个人便是这样过活的,高洁绝伦,世上少有,他们既不在天底点,<big></big>也不在天顶点,是在人与高级天使之间,在污泥之上,清霄之下,云雾之中;几乎没有了骨和肉,从头到脚全是灵魂和憧憬;着地已感固体太少,升空又嫌人味太重,仿佛是在原子将落未落的悬浮状态中;看来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不知有昨日、今日、明日这样乏味的轮转,陶陶然,醺醺然,飘飘然,有时,轻盈得可以一举升入太虚,几乎能够一去不复返。

    他们便这样睁着眼睛沉睡在温柔乡中。呵,现实被幻想麻醉了的绝妙昏睡症!

    有时,尽管珂赛特是那样美,马吕斯却在她跟前闭上了眼睛。闭眼是观望灵魂的最好方法。

    马吕斯和珂赛特都不曾想过这样将把他们引向什么地方,他们认为这便是他们最后归宿了。想要爱情把人导向某处,那是人们的一种奇怪的奢望。

    三 阴影的初现

    冉阿让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珂赛特不像马吕斯那样神魂颠倒,她比较心情轻快,这样已够使冉阿让快乐了。珂赛特虽有她的心事,她那甜滋滋的忧虑,脑子里充满了马吕斯的形象,但她那无比纯洁美好的面貌,和原先一样,仍是天真烂熳,笑盈盈的。她正处在童贞圣女怀抱爱神、天使怀抱百合花的年龄。因此,冉阿让是心境舒坦的。并且,当两个情人一经商妥以后,事情总能进行得很顺利,企图干扰<dfn></dfn>他们美梦的第三者往往被一些惯用的手法——每个有情人都照例采用的那些办法——蒙蔽过去。因而珂赛特对冉阿让百依百顺。他要出去散步吗?好,我的小爸爸。他要留在家里吗?好极了。他要和珂赛特一同度过这一晚吗?她再高兴没有。由于他总在夜间十点钟上床睡觉,这一天,马吕斯便要到十点过后,从街上听到珂赛特把台阶上的长窗门开了以后,他才跨进园子。不用说,马吕斯白天是从不露面的。冉阿让甚至早已不想到还有马吕斯这么一个人了。只是有一次,一天早晨,他忽然对珂赛特说:“怎么搞的,你背上一背的石灰!”马吕斯在前一天晚上,一时激动,竟把珂赛特挤压在墙上。

    那个老杜桑,睡得早,家务一干完,便只想睡觉,和冉阿让一样,是被蒙在鼓里的。

    马吕斯从来不进那屋子。当他和珂赛特一道时,他俩便藏在台阶附近的一个凹角里,免得被街上的人看见或听见,坐在那里,说是谈心吗?往往只不过是彼此紧捏着手,每分钟捏上二十次,呆呆地望着树枝。在这种时刻,这一个的梦幻是那么深渺,那么深入到另一个的梦幻,即使天雷落在他们身边三十步以内,也不会惊动他们的。

    通明透澈的纯洁。共度的时辰,几乎都一样纯净。这种爱情是一种百合花瓣和白鸽羽毛的收藏。

    整个园子是在他们和街道之间。马吕斯每次进出,总要把铁栏门上被移动了的铁条重新摆好,不让露出丝毫痕迹。

    他经常要到夜半十二点才离开,回到古费拉克家里。古费拉克对巴阿雷说:

    “你信不信?马吕斯现在要到凌晨一时才回家!”

    巴阿雷回答说:

    “你有什么办法?年轻人总是要闹笑话的。”

    有时,古费拉克交叉着手臂,摆出一副严肃面孔,对马吕斯说:

    “小伙子,你也未免太辛苦一点了吧!”

    古费拉克是个讲实际的人,他不欣赏那种由无形的天堂映在马吕斯身上的光辉,他不习惯那些未公开表现的热情,他不耐烦了,不时对马吕斯发出警告,想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一天早晨,他这样数落了他一次:

    “我的亲爱的,看你这副模样,我觉得你现在是在月球、梦国、幻省、肥皂泡京城里。谈谈吧,做个好孩子,她叫什么名字?”

    但是马吕斯怎么也不走漏一点消息。他宁肯让人家拔掉他的指甲,也不会说出构成珂赛特这个不当泄露的神圣名字的那三个音节中的一个。爱情是和黎明一样光辉,和坟墓一样沉寂的。不过古费拉克从马吕斯身上看出这样一种改变:他虽不说话,却是喜气洋洋的。

    在这明媚的五月中,马吕斯和珂赛特尝到了这样一些天大的幸福:

    争吵并以“您”相称,仅仅是为了过一会儿能更好地说“你”;

    没完没了、尽量仔细地谈论一些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人,又一次证明:在爱情这种动人的歌剧里,脚本几乎是无用的;

    对马吕斯来说,听珂赛特谈衣服;

    对珂赛特来说,听马吕斯谈政治;

    膝头碰着膝头,听巴比伦街上的马车驶过;

    凝望天空的同一颗行星或草丛中的同一只萤火虫;

    静静地坐在一起默不作声,比聊天有更大的乐趣;

    等等,等等。

    可是各种各样麻烦事儿正在逼来。

    一天晚上,马吕斯走过残废军人院街去赴约会,他一贯是低着头走路的,他正要拐进卜吕梅街,听到有人在他身边喊他:

    “晚上好,马吕斯先生。”

    他抬起头,认出了是爱潘妮。

    这给了他一种奇特的感受。自从那天,这姑娘把他引到卜吕梅街以后,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她,也从来没有再见过她,他已经完全把她忘了。他对她原只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今天的幸福是从她那里得来的,可是遇见她总不免有些尴尬。

    如果认为幸福和纯洁的感情可以使人进入完善的境界,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见到,专一的感情只能使人健忘。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忘记做坏事,但也会忘记做好事。感激的心情.、责任感、不应疏忽的和讨人厌的回忆都会消逝。在另外一种时刻,马吕斯对爱潘妮的态度也许会完全两样。自从他被珂赛特吸引以后,他甚至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个爱潘妮的全名是爱潘妮·德纳第,而德纳第这个姓是写在他父亲的遗嘱里的,几个月以前,他对这个姓还是那么强烈爱戴的。我们如实地写出马吕斯的心情。连他父亲的形象,在他灵魂中也多少消失在他爱情的光辉中了。

    他带点为难的样子回答说:

    “啊!是您吗,爱潘妮?”

    “您为什么要对我说‘您’?难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您吗?”

    “哪里的话。”他回答说。

    当然,他对她丝毫没有什么不满。远不是那样。不过,他现在已对珂赛特说“你”了,便只能对爱潘妮说“您”,再没有别的办法。

    她看见他不再说话,便嚷道:

    “喂,您……”

    她又停住了。这姑娘在从前原是那样随便,那样大胆的,这时却好像找不出话来说了。她想装出笑脸,但是不成。她接着说:

    “那么……”

    她又不说下去了,低着眼睛站在那里。

    “晚安,马吕斯先生。”她忽然急促地说,随即转身走了。

    四 “cab”在英语中滚,在黑话中叫

    第二天是六月三日,一八三二年六月三日,这个日期是应当指出的,因为当时有些重大的事件,像雷雨云那样,压在巴黎的天边。这天,马吕斯在傍晚时,正顺着他昨晚走过的那条路往前走,心里想着那些常想的开心事,忽然看见爱潘妮在树林和大路之间向他走来。一连两天。太过分了。他连忙转身,离开大路,改变路线,穿过先生街去卜吕梅街。

    爱潘妮跟着他直到卜吕梅街,这是她在过去没有做过的。在这以前,她一向满足于望着他穿过大路,从不想到要去和他打个照面。只是昨天傍晚,她才第一次想找他谈话。

    爱潘妮跟着他,他却没有觉察。她看见他挪开铁栏门上的铁条,钻到园子里去。

    “哟!”她说,“他到她家里去了。”

    她走近铁栏门,逐根地摇撼那些铁条,很容易就找出了马吕斯挪动过的那根。

    她带着阴森森的语调低声说:

    “那可不成,丽赛特!”

    她过去坐在铁栏门的石基上,紧靠着那根铁条,仿佛是在守护它。那正是在铁栏门和邻墙相接的地方,有一个黑暗的旮旯,爱潘妮躲在那里面,一点不现形。

    她这样待在那里,足有一个多钟头,不动也不出气,完全被自己心里的事控制住了。

    将近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有两个或三个行人走过卜吕梅街,其中一个是耽误了时间的老先生,匆匆忙忙走到这荒凉、名声不好的地段,挨着那园子的铁栏门,走到门和墙相接处的凹角跟前,忽然听见一个人的沙嗄凶狠的声音说道:

    “怪不得他每晚要来!”

    那过路人睁大眼睛四面望去,却看不见一个人,又不敢望那黑旮旯,心里好不害怕。他加快脚步走了。

    这过路人幸亏赶快走了,因为不一会儿,有六个人,或前或后,彼此相隔一定距离,挨着围墙,看去好像是一队喝醉了的巡逻兵,走进了卜吕梅街。

    第一个走到那园子的铁栏门前,停了下来,等待其余的几个,过了一会儿,六个人会齐了。

    这些人开始低声说话。

    “就是此地。”其中的一个说。<这一段里,有许多匪徒的黑话,无法一一译出>

    “园子里有狗吗?”另一个问。

    “我不知道。不用管那些,我带了一个团子给它吃。”

    “你带了砸玻璃窗用的油灰吗?”

    “带了。”

    “这是一道老铁栏门。”第五个人说,那是个用肚子说话的人。

    “再好没有,”先头第二个说话的人说,“它不会在锯子下面叫,也不会那么难切断。”

    一直还没有开口的那第六个人,开始察看铁栏门,就像爱潘妮先头做过的那样,把那些铁条逐根抓住,仔细地一一摇撼。他摇到了马吕斯已经弄脱了臼的那根。他正要去抓那铁条,黑暗中突然伸过一只手,打在他的手臂上,他还觉得被人当胸猛推了一掌,同时听到一个人的嘶哑声音对他轻轻吼道:“有狗。”

    他看见一个面色蜡黄的姑娘站在他面前。

    那人猝不及防,大吃一惊,他立即摆开凶猛的架势,猛兽吃惊时的模样是最可怕的,它那被吓的样子也是最吓人的。他退后一步,嘴里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个什么妖精?”

    “你的女儿。”

    那正是爱潘妮在对德纳第说话。

    爱潘妮出现时,那五个人,就是说,铁牙、海嘴、巴伯、巴纳斯山和普吕戎,都无声无息,不慌不忙,没说一句话,带着夜晚活动的人所专有的那种慢而阴狠的稳劲,一齐走拢来了。

    他们手里都带着奇形怪状的凶器。海嘴拿着一把强人们叫做“包头巾”的弯嘴铁钳。

    “妈的<bdi>..</bdi>,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要怎么样,疯了吗?”德纳第尽量压低声音吼着说,“你干吗要来碍我们的事?”

    爱潘妮笑了出来,跳上去抱住他的颈子。

    “我在这儿,我的小爸爸,因为我在这儿。难道现在不许人家坐在石头上了吗?是你们不应当到这儿来。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早知道是块饼干嘛。我也告诉过马侬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儿。但是,亲亲我吧,我的好爸爸,小爸爸!多久我没有看见您老人家了!您已经在外面了,看来?”

    德纳第试图掰开爱潘妮的手臂,低声埋怨说:

    “好了。你已经吻过我了。是的,我已经在外面了,我不在里面。现在,你走开。”

    但是爱潘妮不松手,反而抱得更紧。

    “我的小爸爸,您是怎么出来的?您费尽脑筋才逃了出来的吧。您说给我听听!还有我的妈呢?我妈在什么地方?把我妈的消息告诉我。”

    德纳第回答说:

    “她过得不坏。我不知道,不要缠我,去你的,听见了吗?”

    “我就是不愿意走开,”爱潘妮装顽皮孩子撒娇的样子说,“您放着我不管,已经四个月了,我见不着您,也亲不着您。”

    她又抱紧她父亲的颈子。

    “够了,已经够傻的了!”巴伯说。

    “快点!”海嘴说,“宪兵们要来了。”

    那个用肚子说话的人念出了这两句诗:

    <small>我们不在过新年,</small>

    <small>吻爹吻娘改一天。</small>

    爱潘妮转过身来对着那五个匪徒说:

    “哟,普吕戎先生。您好,巴伯先生。您好,铁牙先生。您不认识我吗,海嘴先生?过得怎样,巴纳斯山?”

    “认识的,大家都认识你!”德纳第说,“但是白天好,晚上好,靠边儿站!不要捣乱了。”

    “这是狐狸活动的时候,不是母鸡活动的时候。”巴纳斯山说。

    “你明明知道我们在此地有活干。”巴伯接着说。

    爱潘妮抓住巴纳斯山的手。

    “小心,”他说,“小心割了你的手,我拿着一把没有套上的刀子呢。”

    “我的小巴纳斯山,”爱潘妮柔声柔气地回答说,“你们应当相信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也许。巴伯先生,海嘴先生,当初人家要了解这桩买卖的情况,那任务是交给我的。”

    值得注意的是,爱潘妮不说黑话。自从她认识马吕斯后,这种丑恶的语言已不是她说得出口的了。

    她用她那皮包骨头、全无力气的小手,紧捏着海嘴的粗壮的手指,继续说:

    “您知道我不是傻子。大家平时都还信得过我。我也替你们办过一些事。这次,我已经调查过了,你们会白白地暴露你们自己,懂吗。我向您发誓,这宅子里弄不出一点名堂。”

    “有几个单身的女人。”海嘴说。

    “没有。人家已经搬走了。”

    “那些蜡烛可没有搬走,总而言之!”巴伯说。

    他还指给爱潘妮看,从树尖的上面,看得见在那凉亭的顶楼屋子里,有亮光在移动。那是杜桑夜里在晾洗好的衣服。

    爱潘妮试作最后的努力。

    “好吧,”她说,“这是些很穷的人,是个没有钱的破棚棚。”

    “见你的鬼去!”德纳第吼着说,“等我们把这房子翻转过来了,等我们把地窖翻到了顶上,阁楼翻到了底下,我们再来告诉你那里究竟有的是法郎,是苏,还是小钱。”

    他把她推过一边,要冲向前去。

    “我的好朋友巴纳斯山先生,”爱潘妮说,“我求求您,您是好孩子,您不要进去!”

    “小心,要割破你了!”巴纳斯山回答她说。

    德纳第以他特有的那种坚决口吻接着说:

    “滚开,小妖精,让我们男人干自己的活。”

    爱潘妮放开巴纳斯山的手,说道:

    “你们一定要进这宅子?”

    “有点儿想。”那个用肚子说话的人半开玩笑地说。

    她于是背靠着铁栏门,面对着那六个武装到牙齿、在黑影里露着一张张鬼脸的匪徒,坚决地低声说:

    “可是,我,我不愿意。”

    那些匪徒全愣住了。用肚子说话的那人咧了咧嘴。她又说:

    “朋友们!听我说。废话说够了。我说正经的。首先,你们如果跨进这园子,你们如果碰一下这铁栏门,我便喊出来,我便敲人家的大门,我把大家叫醒,我要他们把你们六个全抓起来,我叫警察。”

    “她会干得出来的。”德纳第对着普吕戎和那用肚子说话的人低声说。

    她晃了一下脑袋,并说:

    “从我父亲开始!”

    德纳第走近她。

    “站远点,老家伙!”她说。

    他朝后退,牙缝里叽叽咕咕埋怨说,“她究竟要什么?”并加上一句:

    “母狗!”

    她开始笑起来,叫人听了害怕。

    “随便你们要什么,你们反正进不去了。我不是狗的女儿,因为我是狼的女儿。你们是六个,那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全是男人。可我,是个女人。你们吓唬不了我,你们放心。我告诉你们,你们进不了这宅子,因为我不高兴让你们进去。你们如果走近我,我便叫起来。我已经关照过你们了,狗,就是我。你们这些人,我压根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们给我赶快走开,我见了你们就生气!你们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许到这儿来,我禁止你们来这儿!你们动刀子,我就用破鞋子揍你们,反正都一样,你们敢来试试!”

    她向那伙匪徒跨上一步,气势好不吓人,她笑了出来。

    “有鬼!我不怕。这个夏天,我要挨饿,冬天,我要挨冻。真是滑稽,这些男子汉以为他们吓唬得了一个女人!怕!怕什么!是呀,怕得很!就是因为你们有泼辣野婆娘,只要你们吼一声,她们就会躲到床底下去,不就是这样吗!我,我啥也不怕!”

    她瞪着眼睛,定定地望着德纳第,说道:

    “连你也不怕!”

    接着她睁大那双血红的眼睛,对那伙匪徒扫去,继续说:

    “我爹拿起刀子把我戳个稀巴烂,明天早晨人家把我从卜吕梅街的铺石路上拣起来,或者,一年过后,人家在圣克鲁或天鹅洲的河里,在用网子捞起腐烂了的瓶塞子和死狗堆时发现我的尸体,我都不在乎!<dfn></dfn>”

    她不得不停下来,一阵干咳堵住了她的嗓子,从她那狭小瘦弱的胸口里传出一串咯咯的喘气声。

    她接着又说:

    “我只要喊一声,人家就会来,全完蛋。你们是六个人,我是所有的人。”

    德纳第朝她那边动了一下。

    “不许靠近我!”她大声说。

    他立即停了下来,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得,得。我不靠近你,但是说话小声点。我的女儿,你不让我们干活吗?可我们总得找活路。你对你爹就一点交情也没有吗?”

    “你讨厌。”爱潘妮说。

    “可我们总得活下去呀,总得有吃……”

    “饿死活该。”

    说过这话,她坐回铁栏门的石基上,嘴里低声唱着:

    <small>我的胳膊胖嘟嘟,</small>

    <small>我的大腿肥呶呶,</small>

    <small>日子过得可不如。</small>

    她把肘弯支在膝头上,掌心托着下巴颏,摇晃着一只脚,神气满不在乎。从有洞的裙袍里露出她的枯干的肩胛骨。附近一盏路灯照着她的侧影和神气,再没有比那显得更坚决,更惊人的了。

    六个歹徒被这姑娘镇住了,垂头丧气,不知道怎么办,一齐走到路灯的阴影里去商量,又羞又恼,只耸肩膀。

    这时,她带着平静而粗野的神气望着他们。

    “她这里一定有玩意儿,”巴伯说,“有原因。难道她爱上了这里的狗不成?白白跑这一趟,太不合算了。两个女人,一个住在后院的老头,窗上的窗帘确实不坏。那老头一定是个犹太人。我认为这是一笔好买卖。”

    “那么,进去就是,你们五个,”巴纳斯山说,“做好买卖。我留在这儿,看好这闺女,要是她动一动……”

    他把藏在衣袖里的刀子拿出来在路灯光下亮了一下。

    德纳第没吭声,好像准备听从大伙儿的意见。

    普吕戎,多少有点权威性,并且,我们知道,这“买卖是他介绍的”,还没有开口。他好像是在深入思考。他一向是被认为不在任何困难<s></s>面前退却的。大家都知道,有一天,仅仅是为了逞能,他洗劫过一个城区的警察哨所。此外,他还写诗和歌,这些都使他有相当高的威望。

    巴伯问他:

    “你不说话,普吕戎?”

    普吕戎仍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摇晃了几次头,才提高嗓子说:

    “是这样:今早我看见两个麻雀打架,今晚我又碰上一个吵吵闹闹的女人。这一切都不是好事。我们还是走吧。”

    他们走了。

    巴纳斯山,一面走,一面嘟囔:

    “没关系,如果大家同意,我还是可以给她一脚尖。”

    巴伯回答他说:

    “我不同意。我从不打女人。”

    走到街角上,他们停下来,交换了这么几句费解的话:

    “今晚我们睡在哪儿?”

    “巴黎下面。”

    “你带了铁栏门的钥匙吧,德纳第?”

    “还用说。”

    爱潘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看见他们从先头来的那条路走了。她站起来,一路顺着围墙和房屋,跟在他们后面爬。她这样跟着他们一直到大路边。到了那里,他们便各自散了。她看见那六个人走进黑暗里,仿佛和黑暗融合在一起。

    五 夜间的东西

    匪徒们走了以后,卜吕梅街便恢复了它平静的夜间景色。

    刚才在这条街上发生的事,如果发生在森林里,森林决不至于吃惊。那些大树,那些丛林,那些灌木,那些相互纠结的树枝,高深的草丛,形成一种幽晦的环境,荒野中蠕蠕攒动的生物在那里瞥见无形者的突然出现,在人之下者在那里透过一层迷雾,看见了在人之上者,我们生人所不知道的种种东西,夜间在那里会集。鬣毛直竖的野兽,在某种超自然力逼近时,感到惊愕失措。黑暗中的各种力量彼此相识,并且在它们之间,有着神秘的平衡。喝血的兽性,号饥觅食的饕餮,有爪有牙专为饱肚子而生存的本能,惊惊惶惶地望着嗅着那个在殓尸布下披着颤抖的宽大殓衣徘徊或伫立着的无表情的鬼脸,这些鬼脸看来好像在过一种可怕的阴间生活似的。这些纯物质的暴力似乎不敢和那种由广大的黑暗所凝聚而成的未知的实体打交道。一张拦住去路的黑脸断然制止那凶残的野兽。从坟墓里出来的使从洞窟里出来的感到胆 602f.” >怯和张皇失措,凶猛的怕阴险的,狼群在遇到吃尸鬼时退缩了。

    六 马吕斯现实到把他的住址告诉了珂赛特

    正当那生着人脸的母狗坚守铁栏门,六个强人在一个姑娘跟前退却时,马吕斯恰在珂赛特的身旁。

    天上的星星从没有那样晶莹动人,树也从不那样震颤,草也从没那么芬芳,枝头入睡小鸟的啁啾从没有那么甜蜜。天空明静,景物宜人,这与他俩当时心灵内部的音乐,不能唱答得更加和谐了。马吕斯从来没有那么钟情,那么幸福,那么兴高采烈。但是他发现珂赛特闷闷不乐。珂赛特哭过。她的眼睛还是红的。

    这是初次出现在这场可喜的美梦中的阴霾。

    马吕斯的第一句话是:

    “你怎么了?”

    她回答说:

    “不怎么。”

    随后,她坐在台阶旁边的凳上,正当他哆哆嗦嗦过去坐在她身旁时,她继续说:

    “今天早晨,我父亲叫我作好准备,说他有要紧的事,我们也许要走了。”

    马吕斯感到一阵寒噤,从头颤到脚。

    人在生命结束时,死,叫做走;在开始时,走,却等于死。

    六个星期以来,马吕斯一点一点地、一步步、慢慢地、一天天地占有着珂赛特。完全是观念上的占有,但是是深入的占有。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人在爱的初期,取灵魂远远先于肉体;到后来,取肉体又远远先于灵魂,有时甚至全不取灵魂;福布拉斯<Faublas,一七八七年至一七九零年在法国出版的小说《德·福布拉斯骑士》一书主角>和普律多姆<Prudhomme,一八三零年前后漫画中之人物,一般指性情浮夸的人>之流更补充说:“因为灵魂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刻薄话幸而只是一种亵渎。因而马吕斯占有珂赛特,有如精神的占有,但是他用了他的全部灵魂裹绕着她,并以一种难于想象的信念,满怀妒意地抓着她。他占有她的微笑、她的呼吸、她的香气、她那双蓝眼睛的澄澈的光辉、她皮肤的柔润(当他碰到她的手的时候)、她颈子上的那颗迷人的痣、她的全部思想。他们曾经约定:睡眠中必须彼此梦见,他们并且是说话算数的。因此他占有了珂赛特的每一场梦。他经常不停地望着她后颈窝里的那几根短头发,并用他的呼吸轻拂着它们,宣称那些短头发没有一根不是属于他马吕斯的。他景仰并崇拜她的穿着、她的缎带结、她的手套、她的花边袖口、她的短统靴,把这些都当作神圣的东西,而他是这些东西的主人。他常迷迷忽忽地想他自己是她头发里那把精致的玳瑁梳子的主权所有人,他甚至暗自思量(情欲初萌时的胡思乱想):她裙袍上的每根线、她袜子上的每个网眼、她内衣上的每条皱纹,没有一样不是属于他的。他待在珂赛特的身旁,自以为是在他财产的旁边,在他所有物的旁边,在他的暴君和奴隶的旁边。他们好像已把各自的灵魂搀和在一起了,如果要想收回,已无法分清。“这个灵魂是我的。”“不对,是我的。”“我向你保证,你弄错了。肯定是我。”“你把它当作你,其实是我。”马吕斯已是珂赛特的某一部分,珂赛特已是马吕斯的某一部分。马吕斯感到珂赛特生活在他的体内。有珂赛特,占有珂赛特,对他来说,是和呼吸一样分不开的。正是在这种信念、这种迷恋、这种童贞和空前的绝对占有欲、这种主权观念的萦绕中,他突然听到“我们要走了”这几个字,突然听到现实的粗暴声音对他喊道:“珂赛特不是你的!”

    马吕斯惊醒过来了。我们已经说过,六个星期以来,马吕斯是生活在生活之外的。走!这个字又狠狠地把他推进了现实。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珂赛特只觉得他的手是冰冷的。现在轮到她来说了:

    “你怎么了?”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珂赛特几乎听不清,他说:

    “我听不懂你说了些什么。”

    她接着说:

    “今天早晨我父亲要我把我的日用物品收拾起来准备好,说他就要把他的换洗衣服交给我放在大箱子里,他得出门去旅行一趟,我们不久就要走了,要我准备一个大箱子,替他准备一个小的,这一切都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准备好,还说我们也许要去英国。”

    “可是,这太可怕了!”马吕斯大声说。

    毫无疑问,马吕斯这时的思想,认为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任何暴行,最荒谬的暴君的任何罪恶,布西利斯<Busiris,传说中的古代埃及暴君>、提比利乌斯或亨利八世的任何行为,都比不上这一举动的残酷性:割风先生要带女儿去英国,因为他有事要处理。

    他声音微弱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动身?”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马吕斯立了起来,冷冰冰地问道:

    “珂赛特,您去不去呢?”

    珂赛特把她两只凄惶欲绝的秀眼转过来望着他,不知所云地回答说:

    “去哪儿?”

    “英国,您去不去呢?”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您’?”

    “我问您,您去不去?”

    “你要我怎么办?”她扭着自己的两只手说。

    “那么,您是要去的了?”

    “假使我父亲要去呢?”

    “那么,您是要去的了?”

    珂赛特抓住马吕斯的一只手,紧捏着它,没有回答。

    “好吧,”马吕斯说,“那么,我就到别的地方去。”

    珂赛特没有听懂他的话,但已觉得这句话的分量。她脸色顿时大变,在黑暗中显得惨白。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吕斯望着她,随即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回答说:

    “没有什么。”

    当他低下眼皮时,他看见珂赛特在对他微笑。女子对她爱人的微笑,在黑暗中有一种照人的光亮。

    “我们多傻!马吕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走,你也走!回头我再告诉你去什么地方!你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来找我!”

    马吕斯现在是个完全清醒的人了。他又回到了现实。他对珂赛特大声说:

    “和你们一道走!你疯了吗?得有钱呀,我没有钱!去英国吗?我现在还欠古费拉克,我不知道多少,至少十个路易。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你不认识的。我有一顶旧帽子,值三个法郎,我有一件上衣,前面缺着几个扣子,我的衬衫稀烂,衣服袖子全破了,我的靴子吸水。六个星期以来,我全没想到这些,也没向你谈过。珂赛特!我是个穷小子。你只是在夜晚看见我,把你的爱给我了。要是你在白天看见我,你会给我一个苏!到英国去!嗨嗨!我连出国护照费也付不起!”

    他一下冲过去立在旁边的一棵树跟前,手臂伸到头顶上,前额抵着树身,既不感到树在戳他的皮肉,也不觉得热血频频敲着他的太阳穴,他一动不动,只待倒下去,像个绝望的塑像。

    他这样呆了许久。也许永远跳不出这个深渊了<u>..</u>。最后,他转过头来。他听到从他后面传来一阵轻柔凄楚的抽噎声。

    是珂赛特在痛哭。

    他向她走去,跪在她跟前,又慢慢伏下去,抓住她露在裙袍边上的脚尖,吻着它。

    她任他这样做,一声不响。妇女有时是会像一个悲悯忍从的女神那样,接受爱的礼拜的。

    “不要哭了。”他说。

    她低声地说:

    “我也许就要离开此地了,你又不能跟来!”

    他接着说:

    “你爱我吗?”

    她一面抽泣,一面回答,她回答的话,在含着眼泪说出来时,是格外惊心动魄的:

    “我崇拜你!”

    他用一种说不出有多温柔委婉的语声说:

    “不要哭了。你说,你愿意吗,为了我,你就不要再哭了?”

    “你爱我吗,你?”

    他捏着她的手:

    “珂赛特,我从来没有对谁发过誓,因为我怕发誓。我觉得我父亲在我身边。可是现在我可以向你发出最神圣的誓:如果你走,我就死。”

    他说这些话时的声调有着一种庄严而平静的忧伤气息,使珂赛特听了为之战栗。她感到某种阴森而实在的东西经过时带来的冷气。由于恐惧,她停止了哭泣。

    “现在,你听我说,”他说,“你明天不要等我。”

    “为什么?”

    “后天再等我。”

    “呵!为什么?”

    “你会知道的。”

    “一整天见不着你!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牺牲一整天吧,也许能换来一辈子。”

    马吕斯又低声对自己说:

    “这人是从不改变他的习惯的,不到天黑从不会客。”

    “你说的是谁呀?”珂赛特问。

    “我吗?我什么也没有说。”

    “那么你希望的是什么?”

    “等到后天再说吧。”

    “你一定要这样?”

    “是的,珂赛特。”

    她用她的两只手捧着他的头,踮起脚尖来达到他身体的高度,想从他的眼睛里猜出他的所谓希望。

    马吕斯接着说:

    “我想起来了,你应当知道我的住址,也许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个叫古费拉克的朋友家里,玻璃厂街十六号。”

    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把一折两的小刀,用刀尖在石灰墙上刻下了“玻璃厂街,十六号”。

    珂赛特这时又开始观察他的眼睛。

    “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马吕斯,你在想着一件什么事。说给我听。呵!说给我听,让我好好睡一夜!”

    “我的想法是这样:上帝不可能把我们分开。后天你等我吧。”

    “后天,我怎样挨到后天呀?”珂赛特说。“你,你在外面,去去来来。男人们多快乐呀!我,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呵!好不愁人哟!明天晚上你要去干什么,你?”

    “有件事,我要去试试。”

    “那么我就祈祷上帝,让你成功,心里想着你,等你来。我不再问你什么了,你既然不要我问。你是我的主人。我明晚就待在家里唱《欧利安特》,那是你爱听的,是你有一天夜里在我板窗外面听过的。但是后天,你要早点来。我在夜里等你,九点正,预先告诉你。我的上帝!多么愁人,日子过得多么慢呵!你听明白了,准九点,我就在园子里了。”

    “我也一样。”

    他俩在不知不觉中,被同一个思想所推动,被那种不断交驰于两个情人之间的电流所牵引,被并存于痛苦之中的欢情所陶醉,不约而同地相互投入了对方的怀抱,他们的嘴唇也于无意中相遇了,神魂飞越,泪水盈眶,共同仰望着夜空繁星点点。

    马吕斯走出园子时,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爱潘妮这时正跟在那伙匪徒后面爬向大路。

    当马吕斯把脑袋抵在那棵树上冥思苦想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一个念头,是呀<mark></mark>,只可惜在他本人看来,也是怪诞的和不可能的。他硬着头皮决定去试试。

    七 年老的心和年轻的心开诚相见

    吉诺曼公公这时早已满了九十一岁。他一直和吉诺曼姑娘住在受难修女街六号他自己的老房子里。我们记得,他是一个那种笔挺地立着等死、年龄压不倒、苦恼也折磨不了的老古董。

    可是不久前,她的女儿常说:“我父亲瘪下去了。”他已不再打女仆的嘴巴,当巴斯克替他开门开得太慢时,他提起手杖跺楼梯板,也没有从前的那股狠劲了。七月革命的那六个月,没怎么激怒他。他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望着《通报》中这样联起来的字句:“安布洛孔泰先生,法兰西世卿。”其实这老人的苦恼大得很。无论从体质方面或精神方面说,他都能做到遇事不屈服,不让步,但是他感到他的心力日渐衰竭了。四年来,他时时都在盼着马吕斯,自以为万无一失,正如人们常说的,深信这小坏蛋迟早总有一天要来拉他的门铃的,但到后来,在心情颓丧的时刻,他常对自己说,要是马吕斯再迟迟不来……他受不了的不是死的威胁,而是也许不会再和马吕斯相见这个念头。不再和马吕斯相见,这在以前,是他脑子里从来不曾想过的事;现在他却经常被这一念头侵扰,感到心寒。出自自然和真挚情感的离愁别恨,只能增加外公对那不知感恩、随意离他而去的孩子的爱。在零下十度的十二月夜晚,人们最思念太阳。吉诺曼先生认为,他作为长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向外孙迈出一步的。“我宁愿死去。”他说。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但是只要一想到马吕斯,他心里总会泛起一个行将入墓的老人所有的那种深厚的慈爱心肠和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

    他的牙已开始脱落,这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吉诺曼先生一生从来没有像他爱马吕斯那样爱过一个情妇,这却是他不敢对自己承认的,因为他感到那样会使自己狂怒,也会觉得惭愧。

    他叫人在他卧室的床头,挂一幅画像,使他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那是他另一个女儿,死了的那个女儿,彭眉胥夫人十八岁时的旧画像。他常对着这画像看个不停。一天,他一面看,一面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看,他很像她。”

    “像我妹妹吗?”吉诺曼姑娘跟着说。“可不是。”

    老头儿补上一句:

    “也像他。”

    一次,他正两膝相靠坐着,眼睛半闭,一副泄气样子,他女儿壮着胆子对他说:

    “父亲,您还在生他的气吗?……”

    她停住了,不敢说下去。

    “生谁的气?”他问。

    “那可怜的马吕斯?”

    他一下抬起他上了年纪的头,把他那枯皱的拳头放在桌子上,以极端暴躁洪亮的声音吼道:

    “可怜的马吕斯,您说!这位先生是个怪物,是个无赖,是个没天良爱虚荣的小子,没有良心,没有灵魂,是个骄横恶劣的家伙!”

    同时他把头转了过去,免得女儿看见他眼睛里的满眶老泪。

    三天过后,一连四小时没说一句话,他突然对他的女儿说:

    “我早已有过荣幸请求吉诺曼小姐永远不要向我提到他。”

    吉诺曼姑娘放弃了一切意图,并作出了这一深刻的诊断:“自从我妹子干了她那件蠢事后,我父亲也就不怎么爱她了。很明显,他厌恶马吕斯。”

    所谓“自从她干了她那件蠢事”的含义就是自从她和那上校结了婚。

    此外,正如人们所猜测的,吉诺曼姑娘曾试图把她宠爱的那个长矛兵军官拿来顶替马吕斯,但是没有成功。顶替<var></var>人忒阿杜勒完全失败了。吉诺曼先生不同意以伪乱真。心头的空位子,不能让阿猫阿狗随便坐。在忒阿杜勒那方面,他尽管对那份遗产感兴趣,却又不喜欢曲意奉承。长矛兵见了老头,感到腻味,老头见了长矛兵,也看不顺眼。忒阿杜勒中尉当然是个快活人,不过话也多,轻佻,而且庸俗,自奉颇丰,但是交友不慎,他有不少情妇,那不假,但是吹得太多,那也不假,并且吹得不高明。所有这些优点,都各有缺点。吉诺曼先生听他大谈他在巴比伦街兵营附近的种种艳遇,连脑袋也听胀了。并且那位忒阿杜勒中尉有时还穿上军装,戴上三色帽徽来探望他。这就干脆使他无法容忍。吉诺曼公公不得不对他的女儿说:“这个忒阿杜勒已叫我受够了,要是你乐意,还是你去接待他吧。我在和平时期,不大爱见打仗的人。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喜欢耍指挥刀的人还是喜欢拖指挥刀的人。战场上刀剑的对劈声总比较不那么可怜,总而言之,总比指挥刀的套子在石板地上拖得一片响来得动听一点。并且,把胸脯鼓得像个绿林好汉,却又把腰身捆得像个小娘们儿,铁甲下穿一件女人的紧身衣,这简直是存心要闹双料笑话。当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他就应当在大言不惭和矫揉造作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既不夸夸其谈,也不扭捏取宠。把你那忒阿杜勒留给你自己吧。”

    他女儿枉费心机,还去对他说:“可他总是您的侄孙呀。”看来这吉诺曼先生,虽然从头到指甲尖都地地道道是个外祖父,却一点也不像是个叔祖父。

    实际情况是,由于他有点才智,并善于比较,忒阿杜勒所起的作用,只使他更加想念马吕斯。

    一天晚上,正是六月四日,这并不妨碍吉诺曼公公仍在他的壁炉里燃起一炉极好的火,他已把他的女儿打发走了,她退到隔壁屋子里去做针线活。他独自待在他那间满壁牧羊图景的卧室里,两只脚伸在炉边的铁栏上,被围在一道展成半圆形的科罗曼德尔九折大屏风的中间,深深地坐在一把锦缎大围椅里,肘弯放在桌子上(桌上的绿色遮光罩下燃着两支蜡烛),手里拿着一本书,但不在阅读。

    他身上,依照他的癖好,穿一身“荒唐少年”的服装,活像加拉<Garat,路易十六的司法大臣,他是督政府时期时髦人物的代表>的古老画像。他如果这样上街,一定会被许多人跟着起哄,因此每次出门,他女儿总给他加上一件主教穿的那种宽大的外套,把他的服装掩盖起来。他在自己家里,除了早晚起床和上床以外,从来不穿睡袍。“穿了显老。”他说。

    吉诺曼公公怀着满腔的慈爱和苦水,思念着马吕斯,但经常是苦味占上风。他那被激怒了的怨慕心情,最后总是要沸腾并转为愤慨的。他已到了准备固执到底,安心承受折磨的地步了。他这时正在对自己说,到现在,已没有理由再指望马吕斯回来,如果他要回来,早已回来了,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常勉强自己习惯于这个想法:一切已成泡影,此生此世不会再见“那位小爷”了。但是他的五脏六腑全造反,古老的骨肉之情也不能同意。“怎么!”他说,这是他痛苦时的口头禅,“他不回来了!”他的秃头落在胸前,眼睛迷迷矇矇地望着炉膛里的柴灰,神情忧伤而郁忿。

    他正深深陷在这种梦想中时,他的老仆人巴斯克走进来问道:

    “先生,能接见马吕斯先生吗?”

    老人面色苍白,像个受到电击的死尸那样,突然一下,坐得直挺挺的。全身的血都回到了心房,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姓什么的马吕斯先生?”

    “我不知道,”被主人的神气搞得心慌意乱的巴斯克说,“我没有看见他。刚才是妮珂莱特告诉我的,她说‘那儿有个年轻人,您就说是马吕斯先生好了。’”

    吉诺曼公公低声嘟囔着:

    “让他进来。”

    他照原样坐着,脑袋微微颤抖,眼睛盯着房门。门又开了。一个青年走进来。正是马吕斯。

    马吕斯走到房门口,便停了下来,仿佛在等待人家叫他进去。

    他的衣服,几乎破得不成样子,幸而是在遮光罩的黑影里,看不出来。人家只看见他的脸是安静严肃的,但显得异样地忧郁。

    吉诺曼公公又惊又喜,傻傻地望了半晌还只能看见一团光,正如人们遇见了鬼魂那样。他几乎晕了过去,只见马吕斯周围五颜六色的光彩。那确实是他,确实是马吕斯!

    终于盼到了!盼了足足四年!他现在抓着他了,可以这样说,一眨眼便把他整个儿抓住了。他觉得他美,高贵,出众,长大了,成人了,体态不凡,翩翩风<bdi></bdi>度。他原想张开手臂,喊他,向他冲去,他的心融化在欢天喜地中了,多少体己话在胸中汹涌澎湃,这满腔的慈爱,却如昙花一现,话已到了唇边,但他的本性,与此格格不入,表现出来的只是冷峻无情。他粗声大气地问道:

    “您来此地干什么?”

    马吕斯尴尬地回答说:

    “先生……”

    吉诺曼先生恨不得看见马吕斯冲上来拥抱他。他恨马吕斯,也恨他自己。他感到自己粗暴,也感到马吕斯冷淡。这老人觉得自己内心是那么和善,那么愁苦,而外表却又不得不板起面孔,确是一件使人难受也使人冒火的苦恼事。他又回到苦恼中。他不待马吕斯把话说完,便以郁闷的声音问道:

    “那么您为什么要来?”

    这“那么”两个字的意思是“如果您不是要来拥抱我的话”。马吕斯望着他的外祖父,只见他的脸苍白得像一块云石。

    “先生……”

    老人仍是以严厉的声音说:

    “您是来请求我原谅您的吗?您已认识您的过错了吗?”

    他自以为这样能把他的心愿暗示给马吕斯,能使这“孩子”向他屈服。马吕斯浑身寒战,人家指望他的是要他否定自己的父亲,他低着眼睛回答说:

    “不是,先生。”

    “既然不是,您又来找我干什么?”老人声色俱厉,悲痛极了。

    马吕斯扭着自己的两只手,上前一步,以微弱颤抖的声音说:

    “先生,可怜我。”

    这话感动了吉诺曼先生。如果早点说,这话也许能使他软下来,但是说得太迟了。老公公立了起来,双手支在手杖上,嘴唇苍白,额头颤动,但是他的高大身材高出于低着头的马吕斯。

    “可怜您,先生!年纪轻轻,要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头可怜您!您刚进入人生,而我即将退出,您进戏院,赴舞会,进咖啡馆,打弹子,您有才华,您能讨女人喜欢,您是美少年,我吗,在盛夏我对着炉火吐痰,您享尽了世上的清福,我受尽了老年的活罪,病痛,孤苦!您有您的三十二颗牙、好的肠胃、明亮的眼睛、力气、胃口、健康、兴致、一头的黑发,我,我连白发也没有了,我丢了我的牙,我失去了我的腿劲,我失去了我的记忆力,有三条街的名字我老搞不清:沙洛街、麦茬街和圣克洛德街,我已到了这种地步。您有阳光灿烂的前程在您前头,我,我已开始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已进入黑暗,您在追女人,那不用说,而我,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爱我了,您却要我可怜您!老天爷,莫里哀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律师先生们,假使你们在法庭上是这样开玩笑的,我真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您好滑稽。”

    接着,这九旬老人又以愤怒严峻的声音说:

    “您究竟要我干什么?”

    “先生,”马吕斯说,“我知道我来会使您不高兴,但是我来只是为了向您要求一件事,说完马上就走。”

    “您是个傻瓜!”老人说。“谁说要您走呀?”

    这话是他心坎上这样一句体己话的另一说法:“请我原谅就是了!快来抱住我的颈子吧!”吉诺曼先生感到马吕斯不一会儿就要离开他走了,是他的不友好的接待扫了他的兴,是他的僵硬态度在撵他走,他心里想到这一切,他的痛苦随着增加起来,他的痛苦立即又转为愤怒,他就更加硬邦邦的了。他要马吕斯领会他的意思,而马吕斯偏偏不能领会,这就使老人怒火直冒。他又说:

    “怎么!您离开了我,我,您的外公,您离开了我的家,到谁知道是什么地方去,您害您那姨妈好不牵挂,您在外面,可以想象得到,那样方便多了,过单身汉的生活,吃、喝、玩、乐,要几时回家就几时回家,自己寻开心,死活都不告诉我一声,欠了债,也不叫我还,您要做个调皮捣蛋、砸人家玻璃的顽童,过了四年,您来到我家里,可又只有那么两句话跟?99lib.我说!”

    这种促使外孙回心转意的粗暴办法只能使马吕斯无从开口。吉诺曼先生叉起两条胳膊,他的这一姿势是特别威风凛凛的,他对马吕斯毫不留情地吼道:

    “赶快结束。您来向我要求一件事,您是这样说的吧?那么,好,是什么?什么事?快说。”

    “先生,”马吕斯说,他那眼神活像一个感到自己即将掉下悬崖绝壁的人,“我来请求您允许我结婚。”

    吉诺曼先生打铃。巴斯克走来把房门推开了一条缝。

    “把我姑娘找来。”

    一秒钟过后,门又开了,吉诺曼姑娘没有进来,只是立在门口。马吕斯站着,没有说话,两手下垂,一张罪犯的脸,吉诺曼先生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他转身对着他的女儿,向她说:

    “没什么。这是马吕斯先生。向他问好。他要结婚。就是这些。你走吧。”

    老人的话说得简短急促,声音嘶哑,说明他的激动达到了少见的剧烈程度。姨母神色慌张,向马吕斯望了一眼,好像不大认识他似的,没有做一个手势,也没有说一个音节,便在她父亲的叱咤声中溜走了,比狂飙吹走麦秸还快。

    这时,吉诺曼公公又回到壁炉边,背靠着壁炉说道:

    “您要结婚!二十一岁结婚!这是您安排好的!您只要得到许可就可以了!一个手续问题。请坐下,先生。自从我没这荣幸见到你以来,您进行了一场革命。雅各宾派占了上风。您应当感到满意了。您不是已具有男爵头衔成了共和党人吗?左右逢源,您有办法。以共和为男爵爵位的调味品。您在七月革命中得了勋章吧?您在卢浮宫里多少还吃得开吧,先生?在此地附近,两步路的地方,对着诺南迪埃街的那条圣安东尼街上,在一所房子的三层楼的墙上,嵌着一个圆炮弹,题铭上写着: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八日。您不妨去看看。效果很好。啊!他们干了不少漂亮事,您的那些朋友!还有,原来立着贝里公爵先生塑像的那个广场上,他们不是修了个喷泉吗?您说您要结婚?同谁结婚啊?请问一声同谁结婚,这不能算是冒昧吧?”

    他停住了。马吕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又狠巴巴地说:

    “请问,您有职业了吗?您有了财产吗?在您那当律师的行业里,您能赚多少钱?”

    “一文也没有,”马吕斯说,语气干脆坚定、几乎是放肆的。

    “一文也没有?您就靠我给您的那一千二百利弗过活吗?”

    马吕斯没有回答。吉诺曼先生接着又说:

    “啊,我懂了,是因为那姑娘有钱吗?”

    “她和我一样。”

    “怎么!没有陪嫁的财产?”

    “没有。”

    “有财产继承权吗?”

    “不见得有。”

    “光身一个!她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不清楚。”

    “她姓什么?”

    “割风姑娘。”

    “割什么?”

    “割风。”

    “呸!”老头儿说。

    “先生!”马吕斯大声说。

    吉诺曼先生以自言自语的声调打断了他的话。

    “对,二十一岁,没有职业,每年一千二百利弗,彭眉胥男爵夫人每天到蔬菜摊上去买两个苏的香菜。”

    “先生,”马吕斯眼看最后的希望也将幻灭,惊慌失措地说,“我恳切地请求您!祈求您,祈求天上的神,合着手掌,先生,我跪在您跟前,请允许我娶她,结为夫妇。”

    老头儿放声狂笑,笑声尖锐凄厉,边笑边咳地说:

    “哈!哈!哈!您一定对您自己说过:‘见鬼,我去找那老祖宗,那个荒谬的老糊涂!可惜我还没有满二十五岁!不然的话,我只要好好地扔给他一份征求意见书<span class=”” data-note=”征求意见书,按十九世纪法国法律,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一岁,结婚不用家长同意,但须通过公证人正式通知家长,名为征求意见,实即通知。”></span>!我就可以不管他了!没有关系,我会对他说,老呆子,我来看你,你太幸福了,我要结婚,我要娶不管是什么小姐,不管是什么人的女儿做老婆,我没有鞋子,她没有衬衣,不管,我决计把我的事业、我的前程、我的青春、我的一生全抛到水里去,颈子上挂个女人,扑通跳进苦海,这是我的志愿,你必须同意!’那个老顽固是会同意的。好嘛,我的孩子,就照你的意思办吧,拴上你的石块,去娶你那个什么吹风,什么砍风吧……不行,先生!不行!”

    “我的父亲<span class=”” data-note=”原文如此。因马吕斯是吉诺曼先生抚养大的,故书中屡次称吉诺曼先生为“父亲”。”></span>!”

    “不行!”

    听到他说“不行”那两个字的气势,马吕斯知道一切希望全完了。他低着脑袋,踌躇不决,慢慢儿一步一步穿过房间,好像是要离开,但更像是要死去。吉诺曼先生的眼睛一直跟着他,正在房门已开,马吕斯要出去时,他连忙以躁急任性的衰龄老人的矫健步伐向前跨上四步,一把抓住马吕斯的衣领,使尽力气,把他拖回房间,甩在一张围椅里,对他说:

    “把一切经过和我谈谈。”

    是马吕斯脱口而出的“我的父亲”这个词使当时形势发生了变化。

    马吕斯呆呆地望着他。这时表现在吉诺曼先生那张变幻无常的脸上的,只是一种粗涩的淳厚神情。严峻的老祖宗变成慈祥的外祖父了。

    “来吧,让我们看看,你说吧,把你的风流故事讲给我听听,不用拘束,全抖出来!活见鬼!年轻人全不是好东西!”

    “我的父亲。”马吕斯又说。

    老人的脸顿时容光焕发,说不出地满脸堆笑。

    “对,没有错儿!叫我你的父亲,回头你再瞧吧。”

    在当时的那种急躁气氛中,现在出现了某些现象,是那么好,那么甜,那么开朗,那么慈祥,以致处在忽然从绝望转为有望的急剧变化中的马吕斯,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而又欣喜若狂。他正好坐在桌子旁边,桌上的烛光,照着他那身破旧的衣服,吉诺曼先生见了,好不惊奇。

    “好吧,我的父亲。”马吕斯说。

    “啊呀,”吉诺曼先生打断他的话说,“难道你真的没有钱吗?你穿得像个小偷。”

    他翻他的抽屉,掏出一个钱包,把它放在桌上:

    “瞧,这儿有一百路易,拿去买顶帽子。”

    “我的父亲,”马吕斯紧接着说,“我的好父亲,您知道我多么爱她就好了。您想不到,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卢森堡公园,她常去那地方,起初我并不怎么注意,随后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爱上她了。呵!使我十分苦恼!现在我每天和她见面,在她家里,她父亲不知道,您想,他们就要走了;我们是在那花园里相见,天黑了以后。她父亲要把她带到英国去,这样,我才想到:‘我要去看我外公,把这事说给他听。’我首先会变成疯子,我会死,我会得一种病,我会跳水自杀。我绝对需要和她结婚,否则我会发疯。整个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想我没有忘记什么。她住在一个花园里,有一道铁栏门,卜吕梅街。靠残废军人院那面。”

    吉诺曼公公喜笑颜开地坐在马吕斯旁边。他一面听他说,欣赏他说话的声音,同时,深深地吸了一撮鼻烟。听到卜吕梅街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停止吸气,让剩下的鼻烟屑落在膝头上。

    “卜吕梅街!你不是说卜吕梅街吗?让我想想!靠那边不是有个兵营吗?是呀,不错,你表哥忒阿杜勒和我说过的,那个长矛兵,那个军官。一个小姑娘,我的好朋友,是个小姑娘。一点不错,卜吕梅街。从前叫做卜洛梅街。现在我完全想起来了。卜吕梅街,一道铁栏门里的一个小姑娘,我听说过的。在一个花园里。一个小家碧玉。你的眼力不错。听说她生得干干净净的。说句私话,那个傻小子长矛兵多少还对她献过殷勤呢。我不知道他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那没有多大关系。并且他的话不一定可靠。他爱吹,马吕斯!我觉得这非常好,像你这样一个青年会爱上一个姑娘。这是你这种年纪的人常有的事。我情愿你爱上一个女人,总比去当一个雅各宾派强些。我情愿你爱上一条短布裙,见他妈的鬼!哪怕二十条短布裙也好,却不希望你爱上罗伯斯庇尔。在我这方面,我说句公道话,作为无套裤汉,我惟一的爱好,只是女人。漂亮姑娘总是漂亮姑娘,还有什么可说的!不可能有反对意见。至于那个小姑娘,她瞒着她爸爸接待你。这是正当办法。我也有过这类故事,我自己。不止一次。你知道怎么办吗?做这种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头栽进悲剧里去,不要谈结婚问题,不要去找斜挎着佩带的市长先生。只要傻头傻脑地做个聪明孩子。我们是有常识的人。做人要滑,不要结婚。你来找外公,外公其实是个好好先生,经常有几卷路易藏在一个老抽屉里。你对他说:‘外公,如此这般。’外公就说:‘这很简单。’青年人要过,老年人要破。我有过青年时期,你也将进入老年。好吧,我的孩子,你把这还给你的孙子就是。这里是两百皮斯托尔。寻开心去吧,好好干!再好没有了!事情是应当这样应付的。不要结婚,那还不是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吕斯像个石头人,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连连摇头表示反对。

    老头放声大笑,挤弄着一只老眼,在他的膝头上拍了一下,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极轻微地耸着肩膀,对他说:

    “傻孩子!收她做你的情妇。”

    马吕斯面无人色。外祖父刚才说的那一套,他全没有听懂。他啰啰嗦嗦说到的什么卜洛梅街、小家碧玉、兵营、长矛兵,像一串幢幢黑影似的在马吕斯的眼前掠过。在这一切中,没有一件能和珂赛特扯得上,珂赛特是一朵百合花。那老头是在胡说八道。而这些胡言乱语归结到一句话,是马吕斯听懂了的,并且是对珂赛特的极尽恶毒的侮辱。“收她做你的情妇”这句话,像一把剑似的,插进了这严肃的青年人的心中。

    他站起来,从地上拾起他的帽子,以坚定稳重的步伐走向房门口。到了那里,他转身向着他的外祖父,对他深深一鞠躬,昂着头,说道:

    “五年前,您侮辱了我的父亲,今天,您侮辱了我的爱人。我什么也不向您要求了,先生。从此永诀。”

    吉诺曼公公被吓呆了,张着嘴,伸着手臂,想站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房门已经关上,马吕斯也不见了。

    老头儿好像被雷击似的,半晌动弹不得,说不出话,也不能呼吸,像有个拳头紧紧顶着他的喉咙。后来,他才使出全力从围椅里立起来,以一个九十一岁老人所能有的速度,奔向房门,开了门,放声吼道:

    “救人啊!救人啊<mark></mark>!”

    他的女儿来了,跟着,仆人们也来了。他悲伤惨痛地嚎着:

    “快去追他!抓住他!我对他干了什么?他疯了!他走了!啊!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这一下,他不会再回来了!”

    他跑向临街的那扇窗子,用他两只哆哆嗦嗦的老手开了窗,大半个身体伸到窗口外面,巴斯克和妮珂莱特从后面拖住他,他喊道:

    “马吕斯!马吕斯!马吕斯!马吕斯!”

    但是马吕斯已经听不见了,他在这时正转进圣路易街的拐角处。

    这个年过九十的老人两次或三次把他的双手举向鬓边,神情沮丧,蹒跚后退,瘫在一张围椅里,脉搏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眼泪没有了,脑袋摇着,嘴唇发抖,活像个呆子,在他的眼里和心里,只剩下了一些阴沉、幽远、类似黑夜的东西。

    一 冉阿让

    在那同一天下午,将近四点时,冉阿让独自一人坐在马尔斯广场上一条最清静的斜坡上。他现在已很少和珂赛特一道上街,这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出于潜心静养的愿望,也许只是出于人人都有的那种习惯上的逐渐改变。他穿着一件工人的褂子,一条灰色帆布长裤,戴一顶帽舌突出的便帽,遮着自己的面部。他现在对珂赛特方面的事是心情安静的,甚至是快乐的,前些日子,使他提心吊胆的那些疑惧已经消逝,但最近一两个星期以来,他却有了另一种性质的忧虑。一天,他在大路上散步时,忽然望见德纳第,幸而他改了装,德纳第一点没认出他来;但是,从那以后,冉阿让又多次遇见他,现在他可以肯定,德纳第常在那一带游荡。这已够使他要下决心认真对待。德纳第的出现,意味着说不尽的后患。

    另外,当时巴黎不平静,政治上的动乱,对那些隐瞒身世的人来说,带来这样一种麻烦,那就是警察已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多疑,他们在搜寻像佩潘或莫雷<span class=”” data-note=”佩潘和莫雷,菲埃斯基的同伙。”></span>那样一个人时,是很可能会发现像冉阿让这样的人的。<var></var>

    由于这些原因,他已是心事重重了。

    新近又发生件不可解的事,使惊魂初定的他重新受到一次震动,因而他更加警惕起来。在那同一天的早上,他第一个起床,到园里散步时,珂赛特的板窗还没有开,他忽然发现有人在墙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也许是用钉子刻的:

    <small>玻璃厂街十六号。</small>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那堵墙上的石灰原已年久发黑,而刻出的字迹是雪白的。墙脚边的一丛荨麻叶子上,还铺着一层新近落上去的细白粉。这也许是昨晚刚刻的。这究竟是什么?是个通信地址吗?是为别人留下的暗号吗?是给他的警告吗?无论如何,这园子显然已被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偷偷摸进来过了。他回忆起前不久把他一家人搞得惶惑不安的那些奇怪事情。他的脑子老向这些方面转。他绝不把发现墙上有人用钉子刻了一行字的这件事告诉珂赛特,怕她受惊。

    对这一切经过思考,经过权衡以后,冉阿让决计离开巴黎,甚至法国,到英国去待上一段时间。他已向珂赛特提过,要在八天以内起程。现在他坐在马尔斯广场的斜坡上,脑子里反复想着这些事:德纳第、警察、刻在墙上的那一行字、这次的远行以及搞一份出国护照的困难。

    他正在这样思前想后,忽然看见太阳把刚刚来到斜坡顶上紧挨着他背后的一个人的影子投射在他的眼前。他正要转过头去看,一张一折四的纸落在他的膝头上,好像是由伸在他头顶上的一只手扔下来的。他拾起那张纸,展开来看,那上面有几个用粗铅笔写的大字:

    <small>快搬家。</small>

    冉阿让立即站了起来,斜坡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向四面寻找,只见一个比孩子稍大又比成年人稍小的人,穿一件灰色布褂和一条土色的灯芯绒长裤,正跨过矮墙,向马尔斯广场的沟里滑下去。

    冉阿让赶忙回家。心情沉重。

    二 马吕斯

    马吕斯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吉诺曼先生的家。他进去时,原只抱着极小的一点希望,出来时,失望却是大极了。

    此外,凡是对人的心性从头观察过的人,对他必能理解。外祖父向外孙当面胡诌了一些什么长矛兵、军官、傻小子、表哥忒阿杜勒,这都没留下一点阴影在他心里。绝对没有。写剧本的诗人从表面看来也许会在外祖父对外孙的泄露里使情况突然复杂化,但是增加戏剧性会损害真实性。马吕斯正在绝不相信人能做坏事的年龄,但还没有到轻信一切的年龄。疑心有如皮上的皱纹。青年的早期没有这种皱纹。能使奥赛罗心慌意乱的,不能触动老实人<span class=”” data-note=”奥赛罗(Othello),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一般指轻信的人。老实人(dide),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span>。猜疑珂赛特!马吕斯也许可以犯种种罪行,却不至于猜疑珂赛特。>藏书网</a>

    他在街上走个不停,这是苦恼人的常态。他能回忆起的一切他全不去想。凌晨两点,他回到了古费拉克的住所,不脱衣服便一头倒在他的褥子上。当他矇眬入睡时天早已大亮了。他昏昏沉沉地睡着,脑子仍在胡思乱想。他醒来时,看见古费拉克、安灼拉、弗以伊和公白飞都站在屋子里,戴上帽子,非常忙乱,正准备上街。

    古费拉克对他说:

    “你去不去送拉马克将军<span class=”” data-note=”拉马克(Maximilien Lamarque,1770—1832),法国将军,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著名活动家之一。”></span>入葬?”<mark>..</mark>

    他听起来以为古费拉克在说中国话。

    他们走后不久,他也出去了。二月三日发生那次事件时,沙威曾交bbr></abbr>给他两支手枪,枪还一直留在他手中。他上街时,把这两支枪揣在衣袋里。枪里的子弹原封不动。很难说清他心里有什么隐秘的想法要揣上这两支枪。

    他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荡了一整天,有时下着雨,他也全不觉得,他在一家面包铺里买了一个面包卷,准备当做晚餐,面包一经放进衣袋,便完全把它忘了。据说他在塞纳河里洗了一个澡,他自己却没有一点印象。有时脑子里是会有火炉的<span class=”” data-note=”脑子里是会有火炉的,指思想斗争激烈。”></span>。马吕斯正是在这种时刻。他什么也不再指望,什么也无所畏惧,从昨晚起,他已迈出了这一步。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等着天黑,他也只剩下一个清晰的念头:九点他将和珂赛特见面。这最后的幸福将成为他的整个前程,此后,便是茫茫一片黑暗。他在最荒僻的大路上走时,不时听到在巴黎方面有些奇特的声音。他振作精神,伸着脑袋细听,说道:“是不是打起来了?”

    天刚黑,九点正,他遵守向珂赛特作出的诺言,来到了卜吕梅街。当他走近那铁栏门时,什么都忘了。他已有四十八小时不曾和珂赛特见面,他即将看见她,任何其他的想法全消失了,他目前只有这一件空前深刻的称心事。这种以几个世纪的渴望换来的几分钟,总有那么一种胜于一切和美不胜收的感受,它一经到来,便把整个心灵全占了去。

    马吕斯挪动那根铁条,溜进园子。珂赛特却不在她平时等待他的地方。他穿过草丛,走到台阶旁边的凹角里。“她一定是在那里等着我。”他说。珂赛特也不在那里。他抬起眼睛,望见房子各处的板窗全是闭着的。他在园里寻了一圈,园子是空的。他又回到房子的前面,一心要找出他的爱侣,急得心惊肉跳,满腹疑惑,心里乱作一团,痛苦万分,像个回家回得不是时候的家长似的,在各处板窗上一顿乱捶。捶了一阵,又捶一阵,也顾不得是否会看见她父亲忽然推开窗子,伸出头来,狠巴巴地问他干什么。在他这时的心中,即使发生了这种事,这和他猜想的情形相比,也算不了一回事。他捶过以后,又提高嗓子喊珂赛特。“珂赛特!”他喊。“珂赛特!”他喊得更急迫。没有人应声。完了。园子里没有人,屋子里也没有人。

    马吕斯大失所望,呆呆地盯着那所阴沉沉、和坟墓一般黑一般寂静因而更加空旷的房子。他望着石凳,在那上面,他和珂赛特曾一同度过多少美好的时刻啊!接着他坐在台阶的石级上,心里充满了温情和决心,他在思想深处为他的爱侣祝福,并对自己说:“珂赛特既然走了,他只有一死。”

    忽然他听见一个声音穿过树木在街上喊道:

    “马吕斯先生!”

    他立了起来。

    “嗳!”他说。

    “马吕斯先生,是您吗?”

    “是我。”

    “马吕斯先生,”那声音又说,“您的那些朋友在麻厂街的街垒里等您。”

    这人的声音对他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像是爱潘妮嘶哑粗糙的声音。马吕斯跑向铁栏门,移开那根活动铁条,把头伸过去,看见一个人,好像是个小伙子,向着昏暗处跑去不见了。

    三 马白夫先生

    冉阿让的钱包对马白夫先生没起一点作用。可敬的马白夫先生,素来品行端正而饶有稚气,他绝不接受那份来自星星的礼物,他绝不同意星星能自己铸造金路易。他更不会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来自伽弗洛什。他把钱包当作拾得的失物,交给了区上的警察哨所,让失主认领。这钱包便真成了件失物。不用说,谁也不曾去认领,它对马白夫先生也一点没有帮助。

    在这期间,马白夫先生继续走着下坡路。

    靛青的实验工作无论在植物园或在他那奥斯特里茨的园子里都没成功。上一年,他已付不出女管家的工资,现在,他又欠了几个季度的房租未付。那当铺,过了十三个月,便把他那套《植物图说》的铜版全卖了,几个铜匠拿去做了些平底锅。他原有若干册不成套的《植物图说》,现在铜版没有了,也就无法补印,便连那些插图和散页也当作残缺的废纸贱价卖给了一个旧书贩子。他毕生的著作到此已荡然无存。他专靠卖那几部存书度日。当他见到那一点微薄的财源也日渐枯竭时,他便任他的园子荒芜,不再照顾。从前,他也偶然吃上两个鸡蛋和一块牛肉,但是长期以来,连这也放弃了。他只吃一块面包和几个土豆。他把最后的几件木器也卖了,随后,凡属多余的铺盖、衣服、毛毯等物,以及植物标本和木刻图版,也全卖了;但是他还有些极珍贵的藏书,其中有些极为稀有的版本,如一五六零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圣经四行诗》,皮埃尔·德·贝斯写的《圣经编年史》,让·德·拉埃写的《漂亮的玛格丽特》,书中印有献给纳瓦尔王后的题词,贵人维里埃荷特曼写的《使臣的职守和尊严》,一本一六四四年的《拉宾尼诗话》,一本一五六七年迪布尔的作品,上面印有这一卓越的题铭:“威尼斯,于曼奴香府”,还有一本一六四四年里昂印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rce,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的作品,在这版本里,有十三世纪梵蒂冈第四一一号手抄本的著名异文以及威尼斯第三九三号和三九四号两种手抄本的著名异文,这些都是经亨利·埃斯蒂安<Heienne,1531—1598,法国文字学家,以研究希腊古代文字和法国语言著称>校阅并取得巨大成绩的,书中并有多利安方言的所有章节,这是只有那不勒斯图书馆十二世纪的驰名手抄本里才有的。马白夫先生的卧室里从来不生火,为了不点蜡烛,他不到天黑便上床睡觉。仿佛他已没有邻居,当他出门时,人家都及时避开,他也察觉到了。孩子的穷困能引起一个做母亲的妇女的同情,青年人的穷困能引起一个少女的同情,老年人的穷困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是一切穷困中最冷酷无情的穷困。可是马白夫公公没有全部丧失他那种富于孩子气的宁静。当他注视他那些书籍时,他的眼睛总是神采奕奕的,在端详那本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时,他总面带微笑。他的一个玻璃书柜是他保留下来的惟一不属于那些非有不可的家具之列的。

    一天,普卢塔克妈妈对他说:

    “我没有东西做晚餐了。”

    她所说的晚餐,是一块面包和四五个土豆。

    “赊欠呢?”马白夫先生说。

    “您知道人家都不肯赊欠了。”

    马白夫先生打开他的书柜,好像一个做父亲的,在被迫交出他的儿子去让人家砍头以前,不知选谁好,对着他的那些书,他望来望去,久久不决,继又狠心抓出一本,夹在胳膊下面,出去了。两个钟头过后回来时,胳膊下已没有东西,他把三十个苏放在桌上说:

    “您拿去做点吃的吧。”

    从这时起,普卢塔克妈妈看见一道阴暗的面纱落在那憨厚老人的脸上,不再撩起了。

    第二天,第三天,每天,都得重演一次。马白夫先生带一本书出去,带一个银币回来。那些旧书贩子看见他非卖书不可了,只出二十个苏收买他当初花了二十法郎买来的书。有时,向他收购的书商也就是当日卖书给他的同一个人。一本接着一本,整套藏书就这样不见了。他有时对自己说:“不过我已年过八十了。”这好像是想说,在他的书卖完之前,他不知还会有什么希望。他的忧伤,不断加剧。不过有一次他却又特别高兴。他带着一本罗贝尔·埃斯蒂安<span class=”” data-note=”罗贝尔·埃斯蒂安(Robert Estienne,1503—1559),巴黎印书商,他出版的希伯来、希腊、拉丁文古籍,获得学术界广泛的信任。他是前面提到的亨利·埃斯蒂安的父亲。”></span>印的书去马拉盖河沿,卖了三十五个苏,却又在格雷街花四十个苏买了一本阿尔德<span class=”” data-note=”阿尔德,十六世纪威尼斯印书商阿尔德(Alde)印的书。”></span>回家。“我还欠人家五个苏。”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普卢塔克妈妈。这一天,他一点东西没有吃。<samp>?</samp>

    他是园艺学会的会员。学会中人知道他贫苦。会长去看他,向他表示要把他的情况告诉农商大臣,并且也这样做了。“唉,怎么搞的!”大臣感慨地说,“当然啦!一位老科学家!一位植物学家!一个与人无争的老好人!应当替他想个办法!”第二天,马白夫先生收到一张请帖,邀他去大臣家吃饭。他高兴得发抖,把帖子拿给普卢塔克妈妈看。“我们得救了!”他说。到了约定日期,他去到大臣家里。他发现他那条破布筋似的领带,那身太肥大的老式方格礼服,用鸡蛋清擦过的皮鞋,叫看门人见了好不惊讶。没有一个人和他谈话,连大臣也不曾和他谈话。晚上快到十点了,他还在等一句话,忽然听到大臣夫人,一个袒胸露背,使他不敢接近的美人问道:“那位老先生是个什么人?”他走路回家,到家已是午夜,正下着大雨。他是卖掉一本埃尔泽维尔<span class=”” data-note=”埃尔泽维尔(Eizévir),十六、十七世纪荷兰的印书商,所印书籍以字体秀丽著称。”></span>去付马车费赴宴的。

    每晚上床以前,他总要拿出他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来读上几页,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他对希腊文有相当研究,因此能品味这本藏书的特点。现在他已没有其他的享受。这样又过了几个星期。忽然一天,普卢塔克妈妈病了。有比没有钱去面包铺买面包更恼人的事,那便是没有钱去药铺买药。有一天傍晚,医生开了一剂相当贵的药。并且病情也严重起来了,非有人看护不可。马白夫先生打开了他的书柜,里面全空了。最后一本书也不在了。剩下的只是那本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

    他把这孤本夹在胳膊下出去了,那正是一八三二年六月四日,他到圣雅克门找鲁瓦约尔书店的继承人,带了一百法郎回来了。他把那一摞五法郎的银币放在老妇人的床头柜上,没说一句话便回到他屋子里去了。

    第二天,天刚明,他坐在园子里那块倒在地上的石碑上,从篱笆上人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整整坐了一个早晨,纹丝不动,两眼矇眬地望着那枯萎了的花畦。有时下着雨,老人似乎全不觉得。到了下午,巴黎各处都发出一些不寻常的声响,好像是枪声和人群的喧扰声。

    马白夫公公抬起了头。他看见一个花匠走过,便问道:

    “这是什么?”

    花匠背着一把铁铲,以极平常的口吻回答说:

    “暴动了。”

    “怎么!暴动?”

    “对。打起来了。”

    “为什么要打?”

    “啊!天知道!”花匠说。

    “在哪一边?”马白夫又问。

    “靠兵工厂那边。”

    马白夫公公走进屋子,拿起帽子,机械地要找一本书夹在胳膊下面,找不到,便说道:“啊!对!”就恓恓惶惶地走出去了。

    一 问题的表面

    暴动是什么东西构成的?一无所有,而又一切都有。一点一点放出的电,突然燃烧的火焰,飘游的力,流动的风。这风碰到有思想的头脑、虚幻的念头、痛苦的灵魂、炽烈的情感和呼号的苦难,并把这些一齐带走。

    带到什么地方?

    漫无目标。通过政府,通过法律,通过别人的豪华和横恣。

    被激怒的信念,被挫伤的热忱,被煽动的怨愤,被压抑的斗志,狂热少年的勇敢,轻率慷慨的豪情,好奇心,见异思迁的习性,对新鲜事物的渴慕,使人爱看一场新剧的海报并喜欢在剧场里听布景人员吹哨子的那种心情;种种隐恨,宿怨,懊恼,一切怨天尤人自负不凡的意气;不自在,不着边际的梦想,困在重围绝境中的野心;希望在崩塌中寻得出路的人;还有,处于最底层的泥炭,那种能着火的污泥,这些都是暴动的成分。

    最伟大的和最低微的,在一切之外闲游窥伺希图乘机一逞的人,流浪汉,游民,十字路口的群氓,夜间睡在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段,以天上寒云为屋顶的人,从来不肯劳动专靠乞讨糊口的人,贫苦无告两手空空的光棍,赤膊,泥腿,都依附于暴动。

    任何人,为地位、生活或命运等方面的任何一件事在灵魂中暗怀敌意,便已走到暴动的边缘,一旦发生暴动,他便会开始战栗,感到自己已被卷入漩涡。

    暴动是社会大气中的一种龙卷风,在气温的某些条件下突然形成,并在它的旋转运动中奔腾轰劈,把高大个子和瘦小个子、坚强的人和软弱的人、树身和麦秆、一齐卷起,铲平,压碎,摧毁,连根拔起,裹走。

    谁要是被它裹走,谁要是被它碰着,定遭不幸。它会把他们在相互的冲突中毁灭。

    它把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非凡的威力输送给它所控制的人。它把时局造成的力量充实第一个碰到的人,它利用一切制造投射的利器。它使卵石变成炮弹,使脚夫成为将军。

    某些阴险毒辣的政治权威认为,从政权的角度看,稍微来点暴动是可喜的。他们的理论是,推翻不了政府的暴动正可用以巩固政权。暴动考验军队,团结资产阶级,活动警察的肌肉,检查社会结构的力量。这是一种体操,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会更健壮,正如人体经过按摩会更舒畅。

    暴动在三十年前还有过另外一种看法。

    对每件事都有一种自命为“正确思想”的理论,反对阿尔赛斯特的非兰德<span class=”” data-note=”莫里哀戏剧《愤世者》里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坚持是非观念,非兰德调和是非。”></span>,居于真理和谬论之间的折中主义,解释、劝告、既有谴责又有原谅的杂拌儿,自以为高人一等、代表哲理的中庸之道往往只是迂腐之见。一整套政治学说,所谓中庸之道便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处于冷水和热水之间的是温水派。这个学派,貌似精深,实是浅薄,它只细查效果,不问起因,从一种半科学的高度它责骂公共广场上的骚动。

    这个学派说:“那几次暴动搅浑了一八三零年的成就,因而这一伟大事业的部分纯洁性消失了。七月革命是人民的一阵好风,好风过后,立即出现了晴朗的天。可是暴动又使天空阴云密布,使那次为人们一致欢庆的革命在争吵中大为减色。七月革命,和其<bdo></bdo>他连连突击而得来的进步一样,造成不少潜在的骨折,暴动触痛了这些暗伤。人们可以说:‘啊!这里是断了的。’七月革命过后,人们只感到得了救,暴动过后,人们只觉得遭了殃。

    “每次暴动,都使店铺关门,证券跌价,金融萎缩,市面萧条,事业停顿,破产纷至沓来,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失去保障,公众的信 7528.” >用动摇,企业紊乱,资金回笼,劳力贬值,处处人心浮动,波及一切城市。因而险象环生。人们计算过,暴动的第一天使法国损耗了两千万,第二天四千万,第<bdi>..</bdi>三天六千万。三天暴动就花了一亿二千万,这就是说,仅从财政的角度着眼,那等于遭受一场水旱灾害,或是打了一次败仗,一个有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歼灭。

    “当然,在历史上,暴动有它的美,用铺路石作武器的战争和以树枝木梃为武器的战争,两相比较,前者的宏伟悲壮并不亚于后者;一方面有森林的灵魂,另一方面有城市的肝胆;一方面有让·朱安,另一方面有贞德。暴动把巴黎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照得鲜红而又壮丽:慷慨,忠诚,乐观,豪放,智勇兼备的大学生,绝不动摇的国民自卫军,店员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来往行人对死亡的蔑视。学校和兵团对峙。总之,战士与战士之间只有年龄的差别,种族相同,同是一些百折不回的人,有的二十岁为理想而死,有的四十岁为家庭而亡。军队在内战中心情总<cite>藏书网</cite>是沉重的,它以审慎回击果敢。暴动表现了人民的无畏精神,同时也锻炼了资产阶级的勇气。

    “这很好。但是为了这一切,就值得流血吗?并且除了流血以外,你还得想想那暗淡下去的前途,被搅乱了的进步,最<var>..</var>善良的人的不安,失望中的诚实自由派,因见到革命自己伤害自己而感到幸运的外国专制主义,一八三零年被击溃的人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了,他们还这样说:‘我们早说过了的!’再加上:‘巴黎壮大了,也许,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得再加上:‘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应把话说透)固然是胜利地镇压了疯狂的自由,维持了治安,但是这种血腥的治安并不光荣。’总之,暴动是件祸国殃民的事。”

    那伙近似高明的人——资产阶级——这样谈着,那伙近似的人,就很自然地感到满足了。

    至于我们,我们摒弃那过于含糊,因而也过于方便的“暴动”一词。我们要区别对待一个民众运动和另一个民众运动。我们不过问一次暴动是否和一次战争花费同样多的钱。首先,为什么会有战争?这里,提出了一个战争问题。难道战争的祸害不大于暴动的灾难吗?其次,一切暴动全是灾难吗?假使七月十四日得花一亿二千万,那又怎样呢?把菲力浦五世安置在西班牙,<span class=”” data-note=”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机把菲力浦五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因而与英、奥、荷兰联军作战多年。”></span>法国就花了二十亿。即使得花同样的代价,我们也宁愿花在七月十四日。并且,我们不爱用这些数字,数字好像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只是些<var>?</var>空话。既然要谈一次暴动,我们得就它本身加以剖析。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反对言论里,谈到的只是效果,而我们要找的是起因。

    让我们来谈个清楚。

    二 问题的本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愤怒,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是权利。在惟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会篡取政权,于是全体人民站起来,为了恢复自身的权利,可以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杜伊勒里宫接纳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纳的是国王,对它进攻便是正义的,如果它接纳的是国民公会,对它进攻便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span class=”” data-note=”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1795年10月5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span>却是对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保护的是正确的。普选在自由和自主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不能由街道来改变。在纯属文明的事物中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种狂怒,用以反对泰雷<span class=”” data-note=”泰雷(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贪狠。”></span>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是谬误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掘起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横行,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span class=”” data-note=”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span>,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span class=”” data-note=”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span>,这些都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伏西翁,罗马反对西庇阿<span class=”” data-note=”西庇阿(Scipion),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span>,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大陆。向文明赠送一个大陆,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而对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群众成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盐商贩的长期流血斗争,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却忽然归附王朝,一变而为朱安暴乱,使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商贩们逃脱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便又戴上白帽徽。“打倒食盐专卖政策”,忽又变成“国王万岁”。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span class=”” data-note=”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害。”></span>、九月的扼杀者<span class=”” data-note=”九月的扼杀者,即本书第三部所指的“九月暴徒”。”></span>、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span class=”” data-note=”德·朗巴尔夫人(de 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span>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米克雷<span class=”” data-note=”米克雷(Miquelets),原为受招安的西班牙匪帮,参加西班牙军队。拿破仑在一八零八年创建法国的米克雷军团,用以镇压西班牙。”></span>、绿徽党<span class=”” data-note=”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span>、辫子兵<span class=”” data-note=”辫子兵(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span>、热胡帮<span class=”” data-note=”热胡帮(pagnons de Jé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span>、铁臂骑士<span class=”” data-note=”铁臂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span>,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它不一定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狂热和无知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荡。站起来,可以,但只应当是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而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暴动的只是它们的泥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是暴动。<var>藏书网</var>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起义能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也可以是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也有所区别,起义是火山,暴动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发生在政权的内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动,卡米尔·德穆兰治理国家。

    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崭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span class=”” data-note=”赛伊尼(Syè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span>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span class=”” data-note=”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span>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span class=”” data-note=”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span>站在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span class=”” data-note=”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span>,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是罗马人。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像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span class=”” data-note=”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span>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span class=”” data-note=”鲁比肯(Rubi),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span>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务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span>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span class=”” data-note=”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span>时代是这样,康莫德<span class=”” data-note=”康莫德(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span>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span class=”” data-note=”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éliogabale,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span>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span class=”” data-note=”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span>,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span class=”” data-note=”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span>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span class=”” data-note=”比尚赛(Buzancais)事件,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span>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像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dfn></dfn>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解放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像莱茵河那样流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同。普选有这样可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灭了,不论是街垒战或是国境战。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不同于暴动,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纯粹是叛乱,是看门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了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暴动,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无限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态度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a>一八三零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激动的思想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回到平静时期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像高山慢慢达到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谓“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像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像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

    三 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像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像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铁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 590f.” >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bdi>藏书网</bdi>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着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

    六月五日那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穿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稍微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急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bdo>藏书网</bdo>,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可是万众一心,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不隐讳地佩着两支手枪,好像是在检阅他的队伍,那队人便在他前面离开了送葬行列。在大路的横街里、树枝上、阳台上、窗口上、屋顶上,人头像蚂蚁一样攒动,男人、妇女、小孩,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惊惊慌慌地望着。

    政府从旁注视着。它手按在剑柄上注视着。人们可以望见,在路易十五广场上,有四个卡宾枪连,长枪短铳,子弹全上了膛,弹盒饱满,人人骑在鞍上,军号领头,一切准备就绪,待命行动;在拉丁区和植物园一带,保安警察队从一条街到一条街,分段站岗守卫着;在酒市有一中队龙骑兵,格雷沃广场有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半,另一半在巴士底,第六龙骑联队在则肋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全是炮队。其余的军队在军营里,巴黎四周的联队还没计算在内。提心吊胆的政府,在市区把二万四千士兵,在郊区把三万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送葬行列里流传着种种不同的小道消息。有的谈着正统派的阴谋;有的谈到雷希施塔特公爵<span class=”” data-note=”雷希施塔特公爵(Reichstadt),拿破仑之子,即罗马王,又称拿破仑第二,病死于一八三二年。”></span>,正当人民大众指望他起来重建帝国时,上帝却一定要他死去。一个没有暴露姓名的人传播消息说,到了一定时候有两个被争取过来的工头,会把一个武器工厂的大门向人民开放。最突出的是,在这行列中,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已流露出一种既兴奋又颓丧的神情。这一大群人已激动到了急于要干出些什么暴烈而高尚的行动来,其中也偶尔搀杂着几张出言粗鄙、确像歹徒的嘴脸,他们在说着:“抢!”某些骚动可以搅浑一池清水,从池底搅起一阵泥浆。这种现象,对“办得好”的警署来说,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送葬行列从死者的府邸,以激动而沉重的步伐,经过几条大路,慢慢走到了巴士底广场。天不时下着雨,人们全不介意。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柩车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人发现费茨·詹姆斯公爵<span class=”” data-note=”费茨·詹姆斯公爵(Fitz James,1776—1838),法兰西世卿及极端保王派。”></span>站在一个阳台上,戴着帽子,便向他扔了不少石块;有一根旗杆上的高卢雄鸡<span class=”” data-note=”高卢雄鸡,法国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旗杆顶上装一只雄鸡,名为高卢雄鸡,这种装饰,到拿破仑帝国时期被取消了,到一八三零年菲力浦王朝时期又被采用。”></span>被人拔了下来,在污泥里被拖着走;在圣马尔丹门,有个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军官用很大的声音说“我是个共和党人”,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在强制留校不许外出之后突然出现,人们高呼:“万岁!共和万岁!”这是发生在送葬行列行进中的一些花絮。气势汹汹的赶热闹的人群,像江河的洪流,后浪推前浪,从圣安东尼郊区走下来,走到巴士底,便<big></big>和送葬队伍汇合起来,一种翻腾震荡的骇人声势开始把人群搞得更加激动了。

    人们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看见那个下巴下有一小撮红胡子的人吧,等会儿告诉大家应在什么时候开枪的人便是他。”据说后来在引起另一次暴动的凯尼赛事件中,担任同一任务的也是这个小红胡子。

    柩车经过了巴士底,沿着运河,穿过小桥,到达了奥斯特里茨桥头广场。它在这里停下来了。这时,那股人流,如果从空中鸟瞰,就活像彗星,头在桥头广场,尾从布尔东河沿开始扩展,盖满巴士底广场,再顺着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圣马尔丹门。柩车的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哗乱的人群忽然静了下来。拉斐德致词,向拉马克告别。那是一种动人心弦的庄严时刻,所有的人都脱下帽子,所有的心都在怦怦跳动。突然有个穿黑衣骑在马上的人出现在人群中,手里擎着一面红旗,有些人说是一根长矛,矛尖顶着一顶红帽子。拉斐德转过头来。埃格泽尔芒<span class=”” data-note=”埃格泽尔芒(Exelmans,1775—1852),法国元帅。”></span>离开了队伍。

    这面红旗掀起了一阵风暴,随即不见了。从布尔东林荫大道到奥斯特里茨桥,人声鼓噪有如海潮咆哮,人群动荡起来了。两声特别高亢的叫喊腾空而起:“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斐德去市政府!”一群青年,在大片叫好声中,立即动手将柩车里的拉马克推向奥斯特里茨桥,挽着拉斐德的马车顺着莫尔朗河沿走去。

    在围着拉斐德欢呼的人群中,人们发现一个叫路德维希·斯尼代尔的德国人,并把他藏书网指给大家看,那人参加过一七七六年的战争,在特伦顿在华盛顿的指挥下作战,在布朗蒂温,在拉斐德的指挥下作战,后来活到一百岁。

    这时在河的左岸,<mark>..</mark>市政府的马队赶到桥头挡住去路,在右岸龙骑兵从则肋斯定开出来,顺着莫尔朗河沿散开。挽着拉斐德的人群在河沿拐弯处,突然看见他们,便喊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缓步前进,一声不响,手枪插在皮套里,马刀插在鞘里,短枪插在枪托套里,神色阴沉地观望着。

    离开小桥两百步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了。拉斐德坐的马车直到他们面前,他们向两旁让出一条路,让马车通过,继又合拢。这时龙骑兵和群众就面对面了。妇女们惊慌失措地逃散了。

    在这危急时刻发生了什么事呢?谁也搞不清楚。那是两朵乌云相遇的阴暗时刻。有人说听到在兵工厂那边响起了冲锋号,也有人说是有个孩子给一个龙骑兵一匕首。事实是突然连响三枪,第一枪打死了中队长灼雷,第二枪打死了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一个正在关窗的聋老妇,第三枪擦坏了一个军官的肩章。有个妇人喊道:“动手太早了!”人们忽然看见一中队龙骑兵从莫尔朗河沿对面的兵营里冲了出来,举着马刀,经过巴松比尔街和布尔东林荫大道,横扫一切。

    到此,风暴大作,事已无可挽回。石块乱飞,枪声四起,许多人跳到河岸下,绕过现已填塞了的那段塞纳河湾,卢维耶岛,那个现成的巨大堡垒上聚满了战士,有的拔木桩,有的开手枪,一个街垒便形成了,被撵回的那些青年,挽着柩车,一路飞跑,穿过奥斯特里茨桥,向着保安警察队冲去,卡宾枪连冲来了,龙骑兵逢人便砍,群众向四面八方逃散,巴黎的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投入战斗的吼声,人人喊着:“拿起武器!”人们跑着,冲撞着,逃着,抵抗着。怒火鼓起了暴动,正如大风煽扬着烈火。

    四 当年的沸腾

    没有什么比暴动的最初骚乱更奇特的了。一切同时全面爆发。这是预见到的?是的。这是准备好的?不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街心。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云端。在这一处起义有着密谋的性质,而在另一处又是临时发动的。第一个见到的人可以抓住群众的共同趋势并牵着他们跟他一道走。开始时人们心中充满了惊恐,同时也搀杂着一种骇人的得意劲头。最初,喧嚣鼓噪,店铺关门,陈列的商品失踪;接着,零散的枪声,行人奔窜,枪托冲击大车门的声音,人们听到一些女仆在大门后的院子里笑着说:“这一下可热闹了。”

    不到一刻钟,在巴黎二十个不同的地方就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事:

    圣十字架街,二十来个留着胡须和长发的青年走进一间咖啡馆,随即又出来,举着一面横条三色旗,旗上结一块黑纱,他们的三个领头人都带着武器,一个有指挥刀,一个有步枪,一个有长矛。

    诺南第耶尔街,有个衣服相当整洁的资产阶级,腆着肚子,声音洪亮,光头高额,黑胡须硬邦邦地向左右奓开,公开地把枪弹散发给过路行人。

    圣彼得蒙马特尔街,有些光着胳膊的人举着一面黑旗在街上走,黑旗上写着这么几个白字:“共和或死亡!”绝食人街、钟面街、骄山街、曼达街,都出现一群群的人挥动着旗子,上面的金字是“区分部”<span class=”” data-note=”区分部,一七九零年,制宪议会把巴黎划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设立区分部,行政人员由选举产生,以代替从前的教会辖区。”></span>,并且还有一个编号。其中的一面,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窄条白色,窄到教人瞧不见。

    圣马尔丹林荫大道的一个武器工厂被抢,还有三个武器商店也被抢,第一个在波布尔街,第二个在米歇尔伯爵街,另一个,在大庙街。群众的千百只手在几分钟之内便抓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两响的,六十四把指挥刀,八十三支手枪。为了武装较多的人,便一个人拿步枪,一个人拿刺刀。

    在格雷沃河沿对面,有些青年拿着短枪从一些妇女的屋里对外发射。其中的一个有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动门铃,走进去,在里面做子弹<span class=”” data-note=”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药装进子弹壳。”></span>。这些妇女中的一个叙述说:“我从前还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我的丈夫告诉了我才知道。”

    老奥德里耶特街上的一家古玩铺被一群人冲破门,拿走了几把弯背刀和一些土耳其武器。

    一个被步枪打死的泥水匠的尸体躺在珍珠街。

    接着,在右岸、左岸、河沿、林荫大道、拉丁区、菜市场区,无数气喘吁吁的人、工人、大学生、区的工作人员读着告示,高呼:“武装起来!”他们砸破路灯,解下驾车的马匹,挖起铺路的石块,撬下房屋的门板,拔树,搜地窖,滚酒桶,堆砌石块、石子、家具、木板,建造街垒。

    人们强迫资产阶级一同动手。人们走进妇女的住处,要她们把不在家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在门上用白粉写上“武器已交”。有些还在刀枪的收据上签上“他们的名字”,并说道:“明天到市政府去取。”街上单独的哨兵和回到区公所去的国民自卫军被人解除了武装。军官们的肩章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上,有个国民自卫军军官被一群拿着棍棒和花剑的人追赶着,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所房子,直到夜里才改了装出来。

    在圣雅克区,一群群大学生从他们的旅馆里涌出来,向上走到圣亚森特街上的进步咖啡馆,或向下走到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在那里,有些青年立在大门前的墙角石上分发武器。人们抢劫了特兰斯诺南街上的建筑工场去建立街垒。只有一处,在圣阿瓦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转角处,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动手拆毁街垒。只有一处,起义的人退却了,他们已在大庙街开始建立一座街垒,在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排交火以后便放弃了<cite>?.</cite>那街垒,从制绳街逃走了。那个排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包弹药和三百粒手枪子弹。那些国民自卫军把那红旗撕成条条,挂在他们的枪刺尖上。

    我们在此一件件慢慢叙述的一切,在当年却是那城市在每一点上同时发出的喧嚣咆哮,有如无数道闪电汇合成的一阵霹雷滚滚声。

    不到一个钟头,仅仅在那菜市场区,便平地造起了二十七座街垒。中心是那座著名的第五十号房子,也就是从前让娜和她一百零六位战友的堡垒,在它的两旁,一面是圣美里教堂的街垒,一面是莫布埃街的街垒,这三座街垒控制着三条街,阿尔西街、圣马尔丹 8857.” >街和正对面的奥白利屠夫街。两座曲尺形的街垒,一座由骄山街折向大化子窝,一座由热奥弗瓦朗之万街折向圣阿瓦街。巴黎其他的二十个区,沼泽区、圣热纳维埃夫山的无数个街垒没有计算在内,梅尼孟丹街上的一座,有一扇从门臼里拔出来的车马大门,另一座,在天主医院的小桥附近,是用一辆卸了马的苏格兰大车翻过来建造的,离警署才三百步。<bdo></bdo>

    在游乡提琴手街的街垒里,有个穿得相当好的人向工人们发钱。在格尔内塔街的街垒里出现一个骑马的人,向那好像是街垒头目的人交了一卷东西,像是一卷钱币,并说道:“喏,这是作开销用的,葡萄酒,等等。”一个白净的年轻人,没有结领带,从一个街垒到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外一个,握着一把指挥刀,头上戴一顶警察的蓝帽子,在派人放哨。在一些街垒的内部,那些酒厅和门房都变成了警卫室。并且暴动是按最高明的陆军战术进行的。令人折服地选择了那些狭窄、不平整、弯曲、凸凹、转拐的街道,特别是菜市场那一带,有着像森林一样紊乱<bdi></bdi>的街道网。据说,在圣阿瓦区指挥那次起义的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朋索街被杀死,有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巴黎地图。

    真正指挥暴动的,是空气中一种说不出的躁急情绪。那次起义,突然一手建起了街垒,一手几乎全部抓住了驻军的据点。不到三个钟头,像一长串火<mark>..</mark>药连续在延烧,起义的人便侵占了右岸的兵工厂、王宫广场、整个沼泽区、波邦古武器制造厂、加利奥特、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每一条街道,左岸的老军营、圣佩拉吉、莫贝尔广场、双磨火药库和所有的便门。到傍晚五点,他们已是巴士底、内衣商店、白大衣商店的主人,他们的侦察兵已接近胜利广场,威胁着银行、小神父兵营、邮车旅馆。巴黎的三分之一已在暴动中。

    在每一处斗争都是大规模进行的,加以解除武装,搜查住宅,积极抢夺武器商店,结果以石块开始的战斗变成了火器交锋。

    傍晚六点前后,鲑鱼通道成了战场。暴动者在一头,军队在另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栏门对着另一道铁栏门对射。一个观察者,一个梦游人,本书的作者,曾去就近观望火山,被两头的火力夹在那过道里。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这种危殆的处境中几乎待了半个小时。

    这时敲起了集合鼓,国民自卫军连忙穿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走出了区公所,联队走出了兵营。在铁锚通道的对面,一个鼓手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在天鹅街,受到了三十来个青年的围攻,他们捅穿了他的鼓,夺走了他的刀。另一个在圣辣匝禄麦仓街被杀死。米歇尔伯爵街上,有三个军官,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地上死了。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在伦巴第街受伤,退了回去。

    在巴塔夫院子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发现了一面红旗,旗上有这样的字:“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难道那真是一次革命吗?

    那次的起义把巴黎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种曲折错乱、叫人摸不清道路的巨大寨子。

    那地方便是病灶,显然是问题的所在。在其余的一切地方都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在少数几个联队里士兵是不稳的,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人们还记得在一八三零年七月人民对第五十三联队保持中立的欢呼声。两个经受过历次大战考验的猛将,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掌握着指挥权,以罗博为主,毕若为副。由几个加强营组成的巡逻队,在国民自卫军几个连的全体官兵护卫和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务长官的率领下,到起义地区的街道上去进行视察。起义的人也在一些岔路口的路角上布置了哨 5175.” >兵,并大胆地派遣了巡逻队到街垒外面去巡逻。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手里有着军队,却还在犹豫不决,天快黑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当时的陆军大臣,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苏尔特元帅,带着阴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cite>?</cite>

    这些年老的军人,素来只习惯于作正确的战争部署,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限于作战的谋略,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竟到了不辨方向的程度。革命的风向是难于捉摸的。

    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匆匆忙忙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营也从圣德尼跑到了,第十四联队从弯道赶到,陆军学校的炮队已经进入崇武门阵地,不少大炮从万塞纳下来。

    杜伊勒里宫一带冷冷清清。路易菲力浦泰然自若。

    五 巴黎的特色

    两年以来,我们已提到过,巴黎见过的起义不止一次。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巴黎能很快习惯一切;那不过是一场暴动,并且巴黎有那么多事要做,它不会为那一点点事而大惊小怪。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这些广阔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同时容纳内战和那种说不上是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集合或告警的鼓声时,店铺的老板照例只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像又在闹事了。”

    或者说:

    “圣安东尼郊区。”

    常常,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就在那一带。”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

    “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货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

    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q></q>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好奇的人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谈笑风生,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进城宴饮,有时就在交火的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越过火线。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义中,圣马尔丹街上有个残废的小老头,拉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载着一些盛满某种饮料的瓶子,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走向军队,又从军队走向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无政府主义。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这就是巴黎暴动所独具的特征,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没有的。为此,必须具备两件东西:巴黎的伟大和它的豪兴。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可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这次武装反抗中,这个大城市感到了某种也许比它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它害了怕。人们看见,在那些最远和最“无动于衷”的区里,门、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关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胆小的躲了起来。街上已见不到那种不闻不问、单为自己奔忙的行人。许多街道都像早晨四点钟那样,不见人影。大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些惊人的新闻,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是国家银行的主人”,“仅仅在圣美里修院,他们就有六百人,在教堂里挖了战壕并筑了工事”,“防线是不牢固的”,“阿尔芒·加莱尔<span class=”” data-note=”阿尔芒·加莱尔(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span>去见克洛塞尔<span class=”” data-note=”克洛塞尔(Bertrand Clausel,1772—1842),伯爵,法国将军,一八三一年起是元帅,一八零九年至一八一四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后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30—1831和1835—1837)。”></span>元帅,元帅说:‘您首先要调一个联队来’”,“拉斐德在害病,然而他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会跟着你们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摆一张椅子的地方’”,“应随时准备好,晚上会有人在巴黎的荒僻角落里抢劫那些孤零零的人家(在此我们领教了警察的想象,这位和政府混在一起的安娜·拉德克利夫<span class=”” data-note=”安娜·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1764—1823),英国女作家,著有一些描写秘密罪行的小说。”></span>)”,“奥白利屠夫街设了炮兵阵地”,“罗博和毕若已商 91cf.” >量好,午夜或至迟到黎明,就会有四个纵队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攻,第一队来自巴士底,第二队来自圣马尔丹门,第三队来自格雷沃,第四队来自菜市场区;军队也许会从巴黎撤走,退到马尔斯广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次,肯定是严重的”,“大家对苏尔特元帅的犹豫不决都很关心”,“他为什么不立即进攻?”“肯定他是高深莫测的。这头老狮子好像在黑暗中嗅到了一只无名的怪兽”。<samp>?99lib.</samp>

    傍晚时分到了,戏院都不开门,巡逻队,神情郁怒,在街上来回巡视,行人被搜查,形迹可疑的遭逮捕。九点钟已经逮捕了八百人,警署监狱人满,刑部监狱人满,拉弗尔斯监狱人满。特别是在刑部监狱,在人们称为巴黎街的那条长地道里铺满了麦秆,躺在那上面的囚犯挤成了堆,那个里昂人,拉格朗日<span class=”” data-note=”拉格朗日(Charles Lagrange),在里昂建立“进步社”,一八三四年他领导里昂工人起义。”></span>,正对着囚犯们大胆地发表演说。这些人躺在这些麦秆上,一动起来<q></q>,就发出一阵下大雨的声音。其他监狱里的囚犯,都一个压着一个,睡在敞开的堂屋里。处处空气紧张,人心浮动,这在巴黎是少有的。

    在自己的家里,人们也都采取了防御措施。做母亲的,做妻子的,都惴惴不安,只听见她们说:“啊,我的天主!他还没有回来!”难得听到一辆车子在远处滚动。人们立在大门口听着那些隐隐传来的、不清晰的鼓噪、叫喊、嘈杂的声音,他们说:“这是马队走过。”或者说:“这是装弹药箱的马车在跑。”他们听到军号声、鼓声、枪声,最揪心的是圣美里的警钟声。人们等待着第一声炮响。一些拿着武器的人忽然出现在街角,喊道:“回家去,你们!”随即又不见了。大家赶紧推上门闩说道:“几时才闹得完啊?”随着夜色的逐渐加深,巴黎暴动的火焰好像也越来越显得阴惨骇人了。

    一 关于伽弗洛什的诗的来源的几点说明。一位院士对这诗的影响

    人民和军<bdo></bdo>队在兵工厂前发生冲突以后,跟在柩车后紧压着(不妨这样说)送葬行列的头部的人群,这时已不得不折回往后退,前面挤后面,这样一来,连续几条林荫大道上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有如退潮时的骇人情景。人流激荡,行列瓦解,人人奔跑,溃散,躲藏,有的高声叫喊向前冲击,有的面色苍白各自逃窜。林荫大道上的人群有如江河的水,一转瞬间,向左右两岸冲决泛滥,像开了闸门似的,同时注入那二百条大街小巷。这时,有个衣服破烂的男孩,从梅尼孟丹街走下来,手里捏着一枝刚从贝尔维尔坡上采来的盛开的金链花,走到一个卖破烂妇人的店门前,一眼瞧见了柜台上的长管手枪,便把手里的花枝扔在街上,叫道:

    “我说,大娘,您这玩意儿,我借去用用。”

    他抓起那手枪便逃。

    两分钟过后,一大群涌向阿麦洛街和巴斯街的吓破了胆往前奔窜的资产阶级,碰到这孩子一面挥动着手枪,一面唱着:

    <small>晚上一点看不见,</small>

    <small>白天处处阳光照。</small>

    <small>先生收到匿名信,</small>

    <small>乱抓头发心烦躁。</small>

    <small>你们应当修修德,</small>

    <small>芙蓉裙子尖尖帽。</small>

    这男孩便是小伽弗洛什。他正要去投入战斗。

    走到林荫大道上,他发现那手枪没有撞针。

    他用来调节步伐的这首歌和他信口唱出的其他一切曲子,是谁编的?我们答不上。谁知道?也许就是他编的。伽弗洛什原就熟悉民间流行的种种歌谣,他又常配上自<samp></samp>己的腔调。他是小精灵和小淘气,他常把天籁之音和巴黎的声调和成一锅大杂烩。他把鸣禽的节目和车间的节目组合起来。他认识几个学画的小伙子,这是和他意气相投的一伙。据说他当过三个月的印刷业学徒。有一天他还替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巴乌尔洛尔米安办过一件事。伽弗洛什是个有文学修养的野孩子。

    在那凄风苦雨的夜晚,伽弗洛什把两个小把戏 7559.” >留宿在大象里,却没料到他所接待的正是他的亲兄弟,他替老天爷行了一件善事。他在晚上救了他的两个兄弟,早上又救了他的父亲,他便是这样过了那一夜的。天刚亮时他离开了芭蕾舞街,赶忙回到他那大象里,轻轻巧巧地把两个孩子从象肚子里取出来,和他们一同分享了一顿不三不四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早餐,随即和他们分了手,把他们交给了那位叫做街道的好妈妈,也就是从前多少教养过他自己的那位好妈妈。和他们分手时,他和他们约好晚上在原处相会,并向他们作了这样一段临别的讲演:“我要折断手杖了,换句话说,我要开小差了,或者,按照王宫里的说法,我要溜之大吉了。小乖乖们,要是你们找不着爹妈,今晚便回到这里来。我请你们吃夜宵,还留你们过夜。”那两个孩子,也许是被什么警察收留关进拘留所了,或是被什么江湖艺人拐走了,或者压根儿就是迷失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巴黎迷宫里了,他们没有回来。今日社会的底层是充满了这种失踪事件的。伽弗洛什不曾和他们再见过面。从那一夜起,过了十个或十二个星期,他还不时搔着头说:“我那两个孩子究竟到哪儿去了?”bbr>?99lib.</abbr><u>藏书网</u>

    这时,他手里捏着那支手枪,走到了白菜桥街。他注意到这条街上只剩下一间商店是开着门的,并且,值得令人深思的是,那是一间糕饼店。真是上苍安排的一个好机会,要他在进入茫茫宇宙之前再吃一个苹果饺。伽弗洛什停下来,摸摸自己的裤口袋,搜遍了背心口袋,翻过了褂子口袋,什么也没有找出来,一个钱也没有,他只得大声喊道:“救命啊!”

    人生最后的一个饼,却吃不到嘴,这确是难受的。

    伽弗洛什却不因此而中止前进。

    两分钟过后,他到了圣路易街。在穿过御花园街时,他感到需要补偿一下那个无法得到的苹果饺,便怀着无比欢畅的心情,趁着天色还亮,把那些剧场的海报一张张撕了个痛快。

    再远一点,他望见一群红光满面财主模样的人打他眼前走过,他耸了耸肩,随口吐出了这样一嘴富有哲理的苦水:

    “这些吃利息的,养得好肥啊!这些家伙,有吃有喝,天天埋在酒肉堆里。你去问问他们,他们的钱是怎么花去的。他们准答不上。他们把钱吞了,这还不简单!全在他们的肚子里。<s>?</s>”

    二 伽弗洛什在行进中

    捏着一支手枪,一路招摇过市,尽管它没有撞针,这对官家来说总还是件大事,因此伽弗洛什越走越带劲。他大喊大叫,同时还支离破碎地唱着《马赛曲》:

    “全都好。我的左蹄痛得惨。我的风湿毁了我,但是,公民们,我高兴。资产阶级只要稳得住,我来替他们哼点拆台歌。特务是什么?是群狗。狗杂种!我们对狗一定要恭敬。如果我这枪也有一条狗<span class=”” data-note=”法语中,狗和撞针是同一个字()。”></span>,那又多么好。我的朋友们,我从大路来,锅子已烧烫,肉汤已翻滚,就要沸腾了,清除渣滓的时候已来到。前进,好样的!让那肮脏的血浇灌我们的田亩!为祖国,我献出我的生命,我不会再见我的小老婆了,呢,呢,完蛋了,是的,妮妮!这算什么,欢乐万岁!战斗,他妈的!专制主义,我够了。”

    这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长矛兵骑着马走来,马摔倒了,伽弗洛什把手枪放在地上,扶起那人,继又帮他扶起那匹马。这之后他拾起手枪往前走。

    托里尼街,一切平静。这种麻痹状态是沼泽区所特有的,和四周一大片喧杂人声恰成对比。四个老婆子聚在一家大门口聊天。苏格兰有巫婆三重唱,巴黎却有老妈妈四重唱。在阿尔木伊的荒原上,有人向麦克白说:“你将做国王。”<span class=”” data-note=”据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苏格兰爵士麦克白在出征归国途中,遇见三个巫婆,说他将做国王。他便谋害国王,自立为王,但得不到臣民的拥护,死在战场上。”></span>这句话也许又有人在博多瓦耶岔路口阴森森地向波拿巴<span class=”” data-note=”波拿巴,指拿破仑第三。”></span>说过了。这几乎是同样一种老鸦叫。<samp>?99lib?</samp>

    托里尼街的这伙老婆子只关心她们自己的事。其中的三个是看门的。另一个是拾破烂的,她背上背个筐,手里提着一根带钩的棍。

    她们四个仿佛是在人生晚年的枯竭、凋残、衰颓、愁惨这四只角上,各占一角。

    那拾破烂的妇人,态度谦恭,在这伙立在风中的妇人里,拾破烂的问安问好,看大门的关怀照顾。这是由于墙角里的破烂堆由门房支配,或肥或瘦,取决于堆积人一时的心情。扫帚下也大有出入。

    那个背筐拾破烂的妇人识得好歹,她对那三个看门婆微笑,何等的微笑!她们谈着这样一些事:

    “可了不得,您的猫儿还是那么凶吗?”

    “我的天主,猫儿,您知道,生来就是狗的对头。叫苦的倒是那些狗呢。”

    “人也一样叫苦呢。”

    “可猫的跳蚤不跟人走。”

    “这倒不用说它了。狗,总是危险的。我记得有一年,狗太多了。报纸上便不得不把这事报道出来。那时,杜伊勒里宫还有许多大绵羊拉着罗马王的小车子,您还记得罗马王吗?”

    “我觉得波尔多公爵更讨人喜欢些。”

    “我,我看见过路易十七。我比较喜欢路易十七。”

    “肉又涨价了,巴塔贡妈!”

    “啊!不用提了。提到肉,真是糟透了。糟到顶了。除了一点筋筋拉拉的肉渣以外,啥也买不到了。”

    谈到这儿,那拾破烂的妇人抢着说:

    “各位大姐,我这活计才不好干呢。垃圾堆也全是干巴巴的了。谁也不再丢什么,全吃下去了。”

    “也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呢,瓦古莱姆妈。”

    “是啊,这是真话,”那拾破烂的妇人谦卑地说,“我总算还有个职业。”

    谈话停了一下。那拾破烂的妇人被想夸张的人类本性所驱使,接着又说:

    “早上回家,我便理这筐子,我做经理工作(大概是想说清理工作)。我屋里摆满一堆又一堆的东西。我把碎布放在篮子里,水果心子、菜帮子放在木盆里,汗衣汗裤放在我的壁橱里,毛织品放在我的五斗柜里,废纸放在窗角上,那些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瓢里,碎玻璃放在壁炉里,破鞋破袜放在门背后,骨头放在我的床底下。”

    伽弗洛什正立在她们背后听。

    “老婆子们,”他说,“你们为什么谈政治?”

    四张嘴,像一阵排炮,齐向他射来。

    “又来了一个短命鬼。”

    “他那鬼爪子里抓个啥玩意儿?一支手枪!”

    “真不像话,你这小化子!”

    “这些家伙不推翻官府便安顿不下来。”

    伽弗洛什满不在乎,作为反击,只用大拇指掀起鼻尖,并张开手掌。

    拾破烂的妇人嚷起来:

    “光着脚的坏蛋!”

    刚才代表巴塔贡妈答话的那老婆子,没好气,拍着双手说:

    “准出倒霉事,没错。那边那个留一撮小胡子的小坏种,我每天早上都看见他搂着一个戴粉红帽子的姑娘的胳膊打这儿走过,今天我又看见他走过,可他搂着一支步枪。巴舍妈说上星期发生了一场革命,在……在……在……一下想不起来了!在蓬图瓦兹。而这一下你们又瞧见这个叫人作呕的小鬼拿着一支手枪!我听人说,则肋斯定全架起大炮。我们已吃过许多苦头,现在总算能过稍微安顿一点的日子了,这些坏种却又要惹麻烦,您叫政府怎么办?慈悲的天主,那位可怜巴巴坐在囚车里打我面前走过的王后!这一切又得抬高烟叶的价钱。真不要脸!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你上断头台的,坏蛋!”

    “你在用鼻子吸气,我的老相好,”伽弗洛什说,“擤擤你那烟囱管吧。”<span class=”” data-note=”擤鼻子,在法语中又解释为“少管闲事”。”></span>

    他接着就走开了。

    走到铺石街,他又想起了那拾破烂的婆子,独自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侮辱革命的人,你想错了,扒墙角旮旯的妈妈。这手枪,对你是有好处的。是为了让你能在那背箩里多装点好吃的东西。”

    他忽然听到背后有声音,那看门的妇人,巴塔贡,跟了上来,在远处举起一个拳头喊着说:

    “你只是个杂种!”

    “那,”伽弗洛什说,“我深深感到不用我操心。”

    不久,他走过拉莫瓦尼翁公馆,在那门前发出了这一号召:

    “出发去战斗!”

    他随即又受到一阵凄切心情的侵扰。他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那支手枪,像要去打动它似的。他对它说:

    “我已出发了,而你却发不出。”

    这条狗可以使人忘掉那条狗。迎面走来一条皮包骨头的卷毛狗。伽弗洛什心里一阵难受。

    “我可怜的嘟嘟,”他对那瘦狗说,“你吞了一个大酒桶吧?你浑身是桶箍。”

    随后,他向圣热尔韦榆树走去。

    三 理发师的合理愤怒

    从前撵走过伽弗洛什以慈父心肠收容在大象肚子里的那两个孩子的理发师,这时正在?店里替一个曾在帝国时期服役的老军人刮胡子,他们同时也谈着话。理发师当然免不了向那老兵谈到这次起义,继又谈到拉马克将军,从拉马克将军又转到了皇帝。这是一个理发师和一个士兵的谈话。普律多姆当时如果在场,他一定会进行艺术加工,题为《剃刀与马刀的对话》。

    “先生,”那理发师说,“皇上骑马的本领高明吧?”

    “不高明。他不知道从马上下来。但也从没有跌下来过。”

    “他有不少好马吧?他应当有不少好马吧?”

    “他赐十字勋章给我的那天,我仔细看了看他那牲口。那是一匹雌的跑马,浑身全白。两只耳朵分得很开,脊梁凹。细长的头上有一颗黑星,脖子很长,膝骨非常突出,肋宽,肩斜,臀部壮大。比十五个巴尔姆<span class=”” data-note=”巴尔姆(palme),意大利民间的一种长度计算单位,随地区而异。”></span>稍高一点。”>99lib?</a>

    “好漂亮的></a>马。”理发师说。

    “是皇帝陛下的牲口。”

    理发师感到在听到这样的称号之后稍稍肃静一下是适当的。他这样做了以后,接着又说:

    “皇上只受过一次伤,不是吗,先生?”

    老军人以一个当时目击者所应有的平静庄严口吻回答说:

    “脚跟上。在雷根斯堡战场。我从没有见过他穿得像那天那样讲究。他那天洁净得像个新的苏。”

    “您呢,退伍军人先生,您总免不了要常常挂点彩吧。”

    “我,”那军人说,“啊!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在马伦哥我脖子后给人砍了两刀,在奥斯特里茨右臂吃过一颗枪弹,在耶拿左边屁股也吃过一颗,在<u>.</u>弗里德兰挨了一刺刀,刺在……这儿,在莫斯科河,胡乱挨了七八下长矛,在吕岑,一颗开花弹炸掉了我的一个手指……啊!还有,在滑铁卢,一铳打在我的大腿上。就这些。”

    “这<s>..</s>有多好,”理发师带着铿锵的语调高声赞叹着,“死在战场上,有多好!我说句真心话,与其害病,吃药,贴膏药,灌肠,请医生,搞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躺在一张破床上慢悠悠地死去,我宁肯在肚子上挨一炮弹!”

    “您不怕难受。”那军人说。

    他的话刚说完,一种爆破声,好不吓人,震撼着那店子。橱窗上的一大块玻璃突然开了花。

    “啊,天主!”他喊着说,“当真就来了一颗!”

    “一颗什么?”

    “炮弹。”

    “就在这儿。”那军人说。

    他拾起一颗正在地上滚着的什么,是一颗圆石子。

    理发师奔向碎了的玻璃,看见伽弗洛什正朝着圣约翰市场飞跑。他从理发店门前走过时心里正想着那两个小朋友,抑制不住要向他问好的愿望便朝着他的玻璃橱窗扔了块石头。

    “您瞧见了!”那脸色已由白转青的理发师吼着说,“这家伙为作恶而作恶。难道是我惹了他,这野孩子?”

    四 孩子惊遇老人

    这时,圣约翰市场的据点已被缴械,伽弗洛什走来,正好和安灼拉、古费拉克、公白飞、弗以伊率领的人会了师。他们或多或少是武装了的。巴阿雷和让·勃鲁维尔也找到他们,便更壮大了那支队伍。安灼拉有一支双响猎枪,公白飞有一支国民自卫军编了番号的步枪,从他那件没有扣好的骑马服里还露出两支手枪,插在腰带上。让·勃鲁维尔有一支旧式马枪,巴阿雷是一支短枪,古费拉克挥动着一根去了套子的带剑的手杖。弗以伊握着一把出了鞘的马刀走在前面,喊着:“波兰万岁!”<span class=”” data-note=”当时波兰正全国起义,争取独立。”></span><bdi></bdi>在这一群人里往前走的还有一个老人,一个显得很老的老人。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他那神气仿佛是在想着什么,但却仍奋力前进,惟恐落在人后。伽弗洛什发现了他。

    “这是什么?”他问公白飞。

    “是个老人。”

    这是马白夫先生。

    五 老人

    我们先谈谈经过。

    当龙骑兵冲击时,安灼拉和他的朋友们正走到布尔东林荫大道的储备粮仓附近。安灼拉、古费拉克、公白飞和另外许多人,都沿着巴松比尔街一面走一面喊着:“到街垒去。”走到雷迪吉埃街时,他们遇见一个老人,也在走着。

    引起他们注意的是那老人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似的。此外,尽管那天早<q>?</q>晨总在下雨,而且也下得相当大,他却把帽子捏在手里。古费拉克认出了那是马白夫先生。他认识他,是因为他曾多次陪送马吕斯直到他的大门口。他早知道这个年老的有藏书癖的教会事务员,一贯爱好清静,胆小怕事,现在看见他在这嘈杂的环境中,离马队的冲击才两步路,几乎是在炮火中,在雨里脱掉帽子,走在流弹横飞的地区,不免大吃一惊。他向他打了个招呼。这二十五岁的起义战士便和那八十岁的老人作了这样一段对话:

    “马白夫先生,您回家去吧。”

    “为什么?”

    “这儿会出乱子呢。”

    “好嘛。”

    “马刀 5bf9.” >对砍,步枪乱蹦呢。”<u></u>

    “好嘛。”

    “大炮要轰。”

    “好嘛。你们去什么地方,你们这些人?”

    “我们去把政府推翻在地上。”

    “好嘛。”

    他立即跟着他们往前走。从这以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步伐忽然稳健起来了,有些工人想搀着他的胳膊走。他摇摇头,拒绝了。他几乎是走在行列的最前列,他的动作是前进,他的神情却仿佛是睡着了。

    “好一个硬骨头老家伙!”大学生们在窃窃私语。消息传遍了整个队伍,有人说,这人当过国民公会代表,也有人说,这老头投票判处国王死刑。

    队伍走进了玻璃厂街。小伽弗洛什走在前面大声歌唱,用以代替进军的号角。他唱道:

    <small>月亮已经上来了,</small>

    <small>我们几时去森林?</small>

    <small>小查理问小查丽。</small>

    <small>嘟,嘟,嘟,去沙图。</small>

    <small>我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国王、一文小钱、一只靴。</small>藏书网

    <small>百里香上有朝露,</small>

    <small>飞来两只小山雀,</small>

    <small>喝了香露还要喝。</small>

    <small>吱,吱,吱,去巴喜。</small>

    <small>我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国王、一文小钱、一只靴。</small>99lib?

    <small>可怜两只小狼崽,</small>

    <small>醉得像那画眉鸟,</small><bdi></bdi>

    <small>老虎在洞里笑它们。</small>

    <small>咚,咚,咚,去默东。</small>

    <small>我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国王、一文小钱、一只靴。</small>

    <small>你发誓来我赌咒,</small>

    <small>我们几时去森林?</small>

    <small>小查理问小查丽。</small>

    <small>当,当,当,去庞坦。</small>

    <small>我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国王、一文小钱、一只靴。</small>

    他们朝着圣美里走去。

    六 新战士

    队伍越走越壮大。到皮埃特街时,一个头发花白的高大个子加入了他们的>..</a>行列,古费拉克、安灼拉、公白飞,都注意到他那粗犷大胆的容貌,但是没有人认识他。伽弗洛什忙着唱歌,吹口哨,哼调子,走在前面领路,并用他那支没有撞针的手枪的托子敲打那些商店的板窗,没有注意那个人。

    进入玻璃厂街,他们从古费拉克的门前走过。

    “正好,”古费拉克说,“我忘了带钱包,帽子也丢了。”

    他离开队伍,三步当两步地跑到他楼上的屋子里。他拿了一顶旧帽子和他的钱包。他又从一些穿脏了的换洗衣服堆里拿出一只相当大的、有一只大提箱那么大的方匣子。他跑到楼下时,看门女人叫住他。

    “德·古费拉克先生!”

    “门房太太,您贵姓?”古费拉克顶撞她说。

    一下把那看门女人搞傻了。

    “您知道的嘛,我是看大门的,我叫富旺<var>99lib?</var>妈妈。”

    “好,如果您再叫我做德·古费拉克先生,我就要叫您德·富旺妈妈。现在,您说吧,有什么事?有什么话要说?”<q></q>

    “有个人找您。”

    “谁?”

    “我不知道。”

    “在哪儿?”

    “在门房里。”

    “见鬼!”古费拉克说。

    这时,从门房里走出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瘦小个子,皮色枯黄,还有斑点,穿一件有洞的布褂子,一条两旁都有补丁的灯芯绒裤子,不像男人,像个穿男孩衣服的女孩,说起话来,天晓得,一点也不像女人的声音。这小伙子问古费拉克说:

    “请问马吕斯先生在吗?”

    “不在。”

    “今晚他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

    古费拉克又加上一句:

    “我是不会回来的了。”

    那小伙子定定地望着他,问道:

    “为什么?”

    “因为。”

    “您要去什么地方?<s>.</s>”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您肯让我给您背这匣子吗?”

    “我要去街垒呢。”

    “您能让我跟您一道去吗?”

    “随你便,”古费拉克回答说,“街上谁都可以走。街面上的石块是大家的。”

    他随即一溜烟跑去追他那些朋友了。赶上他们,他把匣子交给他们中的一个背着。足足过了一刻钟以后他果然发现那小伙子真跟在他们后面来了。

    队伍不一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已经说过,它是让一阵风吹着跑的。<bdi>.</bdi>他们走过了圣美里,也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圣德尼街。

    一 科林斯开设以来的历史

    现在的巴黎人,从菜市场这面走进朗比托街时,会发现在他的右边正对蒙德都街的地方,有一家编制筐篮等物的铺子,铺子的招牌是一个用柳条编的拿破仑大帝的模拟人像,上面写着:

    <small>拿破仑完全是个柳条人</small>

    过路的人未必料想得到这地方近三十年前所目击的惨状。

    这就是当年的麻厂街,更古老的街名是“verrerie”街,开设在那里的那家著名的酒店叫科林斯。

    读者应当还记得,我们前面谈到过一个建立在这里并被圣美里街垒挡住了的街垒。今天这街垒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毫无影踪了。我们要瞻望的正是这麻厂街的街垒。

    为了叙述方便,请允许我们采用一种简单方法,这方法是我们在叙述滑铁卢战争时采用过的。当时从圣厄斯塔什突角附近到巴黎菜市场的东北角,也就是今天朗比托街的入口处,这一带的房屋原是横七竖八极其紊乱的。对这里的街道,读者如果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不妨假设一个“N”字母,上从圣德尼街起,下到菜市场止,左右两竖是大化子窝街和麻厂街,两竖中间的斜道是小化子窝街,横穿过这三条街的是极尽弯曲迂回的蒙德都街。在这四条街纵横交错如迷宫似的地方,一方面由菜市场至圣德尼街,一方面由天鹅街至布道修士街,在这一块一百平方托阿斯的土地上,分割成奇形怪状、大小不同、方向各异的七个岛状住房群,正像那建筑工地上随意乱丢的七堆乱石,房屋与房屋之间都只留一条窄缝。

    我们说窄缝,是因为我们对那些阴暗、狭窄、转弯抹角、两旁夹着倾斜破旧的九层楼房的小巷找不出更确切的表达方式。那些楼房已经破旧到如此程度,以致在麻厂街和小化子窝街上,两旁房屋的正面都是用大木料面对面互相支撑着的。街窄,但水沟宽,街心终年是湿的,行人得紧靠街边的店铺走,店铺暗到像地窨子,门前竖着打了铁箍的护墙石,垃圾成堆,街旁的小道口上,装有百年以上的古老粗大的铁栏门。这一切都已在修筑朗比托街时一扫而光了。

    蒙德都<span class=”” data-note=” 8499.” >蒙德都(Mondétour),意思是转弯抹角。”></span>这名称,确已把这种街道迂回曲折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稍远一点,和蒙德都相接的陀螺街这个街名则更好地表达这弯曲形象。

    从圣德尼街走进麻厂街的行人,会发现他越朝前走,街面便越窄,好像自己钻进了一个管子延长的漏斗。到了这条相当短的街的尽头,他会看见一排高房子在靠菜市场一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如果没有看出左右两旁都各有一条走得.99lib?通的黑巷子,还会认为自己陷了在死胡同里。这巷子便是蒙德都街了,一头通到布道修士街,一头通到天鹅街和小化子窝。在这种死胡同的底里,靠右边那条巷子的角上,有一幢不像其他房子那么高的房子,伸向街心,有如伸向海中的岬角。

    正是在这幢只有三层的房子里,三百年来,欣欣向荣地开着一家大名鼎鼎的酒店。从这酒店里经常传出人的欢笑声,这里也是老泰奥菲尔<span class=”” data-note=”泰奥菲尔(Théophile,1590—1626),法国诗人。”></span>在这样两行诗里所指出的:

    <small>情郎痛绝悬梁死,</small>

    <small>骸骨飘摇如逐人。</small>

    这是个好地方,那家酒店老板便世世代代在这里开着酒店。

    在马蒂兰·雷尼埃<span class=”” data-note=”马蒂 5170.” >兰·雷尼埃(Mathurin Régnier,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span>的时代,这酒店的店名是“玫瑰花盆”,当时的风尚是文字游戏,那店家便用一根漆成粉红色的柱子<span class=”” data-note=”玫瑰花盆(Pot-aux-Roses)和粉红色的柱子(poteau rose)发音相同。”></span>作为招牌。在前一世纪,那位值得崇敬的纳托瓦尔<span class=”” data-note=”纳托瓦尔(Natoire,1700—1777),法国油画家和木刻家。”></span>——被今日的呆板学派所轻视的奇想派大师之一——曾多次到这酒店里,坐在当年雷尼埃经常痛饮的那张桌子旁边醉酒,并曾在那粉红柱子上画了一串科林斯葡萄,以表谢意。店主人大为得意,便把旧招牌改了,在那串葡萄下面用金字写了“科林斯葡萄酒店”。这便是科林斯这名称的来历。酒徒们喜欢文字简略,原是很自然的。文字简略,有如步履踉跄。科林斯便渐渐取代了玫瑰花盆。最后那一代主人,人们称为于什鲁大爷的,已经不知道这些掌故,找人把那柱子漆成了蓝色。<mark>?99lib.</mark>

    楼下的一间厅里有账台,楼上的一间厅里有球台,一道螺旋式楼梯穿通楼板到楼上,桌上放着酒,墙上全是烟,白天点着蜡烛,这便是那酒店的概貌。楼下的厅里,地上有翻板活门,掀起便是通地窨子的梯子。三楼上是于什鲁一家的住房。二楼的大厅里有一扇暗门,通过楼梯——与其说是楼梯,不如说是梯子——上去,房顶下面有两间带小窗洞的顶楼,那是女仆的窝巢。厨房在楼下,和那间有账台的厅房分占着地面层。

    于什鲁大爷也许生来便是个化学家,事实上,他是个厨师,人们不仅在他店里喝酒,还在那里吃饭。于什鲁发明了一道人们只能在他店里吃到的名菜,那就是在肚里塞上肉馅的鲤鱼,他称它为灌肉鲤鱼(carpes au gras)。人们坐在钉一块漆布以代台布的桌子前面,在一支蜡烛或一盏路易十六时代的油灯的微光里吃着这东西。好些顾客并且是从远道来的。有天早晨,于什鲁忽然灵机一动,要把他这一“拿手好菜”给过路行人介绍一番,他拿起一管毛笔,在一个黑颜料钵里蘸上墨汁,由于他的拼写法和他的烹调法同样有他的独到之处,便在他的墙上信手涂写了这几个引人注目的大字:

    CARPES HO GRAS<span class=”” data-note=”“Ho gras”是“au gras”之误,但发音相同。”></span>

    有一年冬天,雨水和夹雪骤雨,出于兴之所至,把第一个词词尾的“S”和第三个词前面的“G”抹去了,剩下的只是:

    CARPE HO RAS<span class=”” data-note=”念起来像是“Carpe au rat”(耗子肉烧鲤鱼)。”></span>

    为招引食客而写的这一微不足道的广告,在季节和雨水的帮助下竟成了一种有深远意义的劝告。

    于是,这位于什鲁大爷,不懂法文竟懂了拉丁文,他从烹饪中悟出了哲理,并且,在要干脆取消封斋节这一想法上赶上了贺拉斯。尤其出奇的是,它还可以解释为:请光临我店。

    所有这一切,到今天,都已不存在了。蒙德都迷宫从一八四七年起便已被剖腹,很大程度上被拆毁了,到现在也许已不存在了。麻厂街和科林斯都已消失在朗比托街的铺路石下面。

    我们已经说过,科林斯是古费拉克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地点之一,如果不是联系地点的话。发现科林斯的是格朗泰尔。他第一次进去,是为了那“Carpe Ho ras”,以后进去是为了“Carpes au gras”。他们在那里喝,吃,叫嚷;对账目他们有时少付,有时欠付,有时不付,但始终是受到欢迎的。于什鲁大爷原是个老好人。

    于什鲁,老好人,我们刚才说过,是一个生着横胡子的小饭铺老板,一种引人发笑的类型。他的面部表情老是狠巴巴的,好像存心要把顾客吓跑,走进他店门的人都得看他的嘴脸,听他埋怨,忍受他那种随时准备吵架、不情愿开饭侍候的神气。但是,正如我们先头说过,顾客始终是受到欢迎的。这一怪现象使他的酒店生意兴隆,为他引来不少年轻主顾,他们常说:“还是去听于什鲁大爷发牢骚吧。”他原是个耍刀使棍的能手。他常突然放声大笑。笑声雄厚爽朗,足见他心<bdo>.99lib.</bdo>地是光明的。那是一种外表愁苦而内心快活的性格。他最乐意看见你怕他,他有点像一种手枪形状的鼻烟盒,它能引起的爆炸只不过是个喷嚏。

    他的老伴于什鲁大妈是个生着胡子模样儿怪丑的妇人。

    一八三零年左右,于什鲁大爷死了。做灌肉鲤鱼的秘法也随着他的死去而失传。他的遗孀,得不到一点安慰,继续开着那店铺。但是烹调<s></s>远不如前,坏到叫人难以下咽。酒,原来就不好,现在更不成了。古费拉克和他的朋友们却照旧去科林斯,“由于怀念故人。”博须埃常这样说。

    寡妇于什鲁害着气喘病,她对从前的农村生活念念不忘,因而她语言乏味,发音也很奇特。乡下度过的青春时期她还有不完整的印象,她用她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谈论这些,她回忆当年时常说“她从前的幸福便是听知根(更)鸟在三(山)楂树林里歌唱”。

    楼上的厅房是“餐厅”,是一间长而大的房间,放满圆凳、方凳、靠椅、条凳和桌子,还有个瘸腿老球台。厅的角上有个方洞,正如轮船上的升降口,楼下的人,从一道螺旋式楼梯经过这方洞,到达楼上。

    这厅房只靠一扇窄窗子进光,随时都点着一盏煤油灯,形象很是寒伧。凡是该有四只脚的家具好像都只有三只脚。用石灰浆刷过的墙上没有一点装饰,但却有这样一首献给于什鲁大妈的四行诗:

    <small>十步以外她惊人,两步以内她骇人。</small>

    <small>有个肉瘤住在她那冒失的鼻孔里;</small>

    <small>人们见了直哆嗦,怕她把瘤喷给你,</small>

    <small>有朝一日那鼻子,总会落在她嘴里。</small>

    那是用木炭涂在墙上的。

    于什鲁大妈和那形象很相像,从早到晚,若无其事,在那四行诗跟前走来又走去。两个女仆,一个叫马特洛特,一个叫吉布洛特<span class=”” data-note=”马特洛特(matelote),原义是葱、酒烹鱼。吉布洛特(gibelotte)的原义是酒烩兔肉。”></span>,人们从来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有其他名字,帮着于什鲁大妈把盛劣酒的罐子放在每张桌子上,或是把各种喂饿鬼的杂碎汤舀在陶制的碗盏里。马特洛特是个胖子,周身浑圆,红头发,尖声尖气,奇丑,丑得比神话中的任何妖精还丑,是已故于什鲁大爷生前宠幸的苏丹妃子;可是,按习俗仆人总是立在主妇后面的,和于什鲁大妈比起来,她又丑得好一点。吉布洛特,瘦长,娇弱,白,淋巴质的白,蓝眼圈,眼皮老耷拉着,总是那么困倦,可以说她是在害着一种慢性疲乏症,她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侍候每一个人,连另一个女仆也归她侍候,从不吭声,百依百顺,脸上总挂着一种疲劳的微笑,好像是睡梦中的微笑。

    在那账台上面还挂着一面镜子。

    在进入餐厅的门上有这么两句话,是古费拉克用粉笔写的:

    <small>吃吧,只要你能;吞吧,只要你敢。</small>

    二 起初的快乐

    我们知道,赖格尔·德·莫经常住在若李的宿舍里。他有一个住处,正如鸟儿有根树枝。两个朋友同吃,同住,同生活。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共同的,无一例外。他们真是形影不离。六月五日的上午,他们到科林斯去吃午饭。若李正害着重伤风,鼻子不通,赖格尔也开始受到感染。赖格尔的衣服已很破旧,但是若李穿得好。

    他们走到科林斯推门进去时,大致是早上九点钟。

    他们上了楼。

    马特洛特和吉布洛特接待他们。

    “牡蛎、干酪和火腿。”赖格尔说。

    他们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那酒店还是空的,只有他们两个。

    吉布洛特认识若李和赖格尔,往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

    他们正吃着开头几个牡蛎时,有个人头从那楼梯的升降口里伸出来,说道:

    “我正走过这儿。我在街上闻到一阵布里干酪的香味,太美了。我便进来了。”

    说这话的是格朗泰尔。

    格朗泰尔选了一张圆凳,坐在桌子前面。

    吉布洛特看见格朗泰尔来了,便往桌上放了两瓶葡萄酒。

    这样就有了三个人。

    “难道你打算喝掉这两瓶酒吗?”赖格尔问格朗泰尔。

    格朗泰尔回答说:

    “人人都是聪明的,惟有你是高明的。两瓶葡萄酒决吓不倒一个男子汉。”

    那两个已经开始吃,格朗泰尔便也开始喝。一口气便喝了半瓶。

    “你那胃上怕有个洞吧?”赖格尔说。

    “你那衣袖上确也有一个。”格朗泰尔说。

    接着,他又干了一杯,说道:

    “说真的,祭文大师赖格尔,你那衣服也未免太旧了一点吧。”

    “旧点好,”赖格尔回答说,“正因为旧,我的衣服和我才相安无事。它随着我伸屈,从不别扭,我是个什么怪样子,它就变个什么怪样子,我要做个什么动作,它也跟着我做个什么动作。我只是在热的时候,才感到有它。旧衣服真和老朋友一样能体贴人。”

    “这话对,”开始加入谈话的若李大声说,“一件旧衣服就是一个老盆(朋)友。”

    “特别是从一个鼻子堵塞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格朗泰尔说。

    “格朗泰尔,你刚才是从大路来的吗?”赖格尔问。

    “不是。”

    “刚才若李和我看见那送葬行列的头走过。”

    “那是一种使人禁(惊)奇的场面。”若李说。

    “这条街可真是清静!”赖格尔大声说,“谁会想到巴黎已是天翻地覆?足见这一带从前全是修道院!杜布厄尔和索瓦尔开列过清单,还有勒伯夫神甫<span class=”” data-note=”索瓦尔(Sauval,1623—1676)和勒伯夫(Lebeuf,1687—1760),都是法国历史学家,曾编写过巴黎的历史。”></span>。这附近一带,从前满街都是教士,像一群群蚂蚁,有穿鞋的,有赤脚的,有剃光头的,有留胡子的,花白的,黑的,白的,方济各会的, 5c0f.” >小兄弟会<span class=”” data-note=”小兄弟会(minimes),方济各会的一支,在方济各会各支中人数最少,故称“最小的”(minimes)。”></span>的,嘉布遣会的,加尔默罗会的,小奥古斯丁的,大奥古斯丁的,老奥古斯丁的……充满了街头。”

    “不用和我们谈教士吧,”格朗泰尔插嘴说,“谈起教士就叫我一身搔痒。”

    他接着又叫了起来:

    “哇!我把一个坏了的牡蛎吞下去了。我的忧郁病又要发作了。这些牡蛎是臭了的,女招待又生得丑。我恨人类。我刚才在黎塞留街,在那大公共图书馆门前走过。那些图书,只不过是一大堆牡蛎壳,叫我想起就要吐。多少纸张!多少墨汁!多少乱七八糟的手稿!而那全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是哪个坏蛋说过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呀?<span class=”” data-note=”古代欧洲人写字的笔是用鹅毛管做的,因而笔和羽毛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plume)。柏拉图说过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span>另外,我还遇见一个我认识的漂亮姑娘,生得像春天一样美,够得上被称为花神,欢欣鼓舞,快乐得像个天使,这倒霉的姑娘,因为昨天有个满脸麻皮、丑得可怕的银行老板看中了她。天哪!女人欣赏老财,决不亚于欣赏铃兰,猫儿追耗子,也追小鸟。这个轻佻的姑娘,不到两个月前她还乖乖地住在她那小阁楼里,把穿带子的小铜圈一个个缝上紧身衣,你们管那叫什么?做针线活。她有一张帆布榻,她待在一盆花前,她算是快乐的。一下子她变成银行老板娘了。这一转变是在昨晚完成的。我今早又遇见了这个欢天喜地的受害人。可怕的是,这个小娼妇今天还和昨天一样漂亮。从她脸上一点也看不出她那财神爷的丑行。蔷薇花和女人比起来就多这么一点长处,也可以说是少这么一点长处,这就是说,毛虫在蔷薇花上留下的痕迹是看得见的。啊!这世上无所谓道德。我用这些东西来证实:香桃木作为爱情的象征,桂树作为战争的象征,这愚蠢的橄榄树作为和平的象征,苹果树用它的核几乎梗死亚当,无花果树,裙子的老祖宗。至于法权,你们要知道法权是什么吗?高卢人想占领克鲁斯<span class=”” data-note=”克鲁斯(Cluse),在法国上萨瓦省境内,靠近日内瓦,古代为罗马与法国争夺之地。”></span>,罗马保护克鲁斯,并质问他们克鲁斯对他们来说有什么错误?布雷努斯<span class=”” data-note=”布雷努斯(Brennus),古高卢首领,三九零年入侵意大利,攻占罗马。”></span>回答说:‘犯了阿尔巴<span class=”” data-note=”阿尔巴(Albe),意大利古代城市之一。”></span>的错误,犯了菲代纳<span class=”” data-note=”菲代纳(Fidène),意大利古国沙宾一城市。”></span>对你们所犯的错误,犯了埃克人、伏尔斯克人、沙宾人<span class=”” data-note=”埃克人、伏尔斯克人、沙宾人,古意大利各地区人民。”></span>对你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和你们比邻而居。克鲁斯人和我们比邻而居,和你们一样我们和邻居和睦共处。你们抢了阿尔巴,我们要拿下克鲁斯。’罗马说:‘你们拿不了克鲁斯。’布雷努斯便攻占了罗马。他随后还喊道:‘V Victis!’<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把不幸给战败者!””></span>这样便是法权。啊!在这世界上,有多少猛禽!多少雄鹰!我想到这些便起一身鸡皮疙瘩!”<var>..</var>

    他把玻璃杯递给若李,若李给他斟满,他随即喝一大口,接着又说,几乎没有让这杯酒隔断他的话,旁人没有察觉到,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攻占罗马的布雷努斯是雄鹰,占有那花姑娘的银行老板也是雄鹰。这里无所谓羞耻,那里也无所谓羞耻。因此,什么也不要相信。只有一件事是可靠的:喝酒。不论你的见解如何,你们总应当像乌里地区那样对待瘦公鸡,或者像格拉里地区那样对待肥公鸡,关系不大,喝酒要紧。你们和我谈到林荫大道,谈到送殡行列等等。天知道,是不是又要来一次革命?慈悲上帝的这种穷办法确是叫我惊讶。他随时都要在事物的槽子里涂上滑润油。这里卡壳了,那里行不通了。快点,来一次革命。慈悲上帝的一双手老是让这种脏油膏弄黑了的。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就会简单些,我不会每时每刻都上紧发条,我会敏捷利索地引导人类,我会像编花边那样把人间事物一一安排妥帖,而不把纱线弄断,我不需要什么临时应急措施,我不会演什么特别节目。你们这些人所说的进步,它的运行依靠两个发动机:人和事变。但是,恼火的是,有时也得有些例外。对事变和人来说,平常的队伍不够,人中必得有天才,事变中必得有革命。重大的意外事件是规律,事物的顺序不可能省略,你们只须看看那些彗星的出现,就会相信天本身也需要有演员上台表演。正是在人最不注意时天主忽然在苍穹的壁上来颗巨星。好不奇怪的星,拖着一条其大无比的尾巴。恺撒正是因此而死的。布鲁图斯戳了他一刀子,上帝撂给他一颗彗星。突然出现了一片北极光,一场革命,一个大人物,用大字写出的九三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广告牌顶上的一八一一年的彗星。啊!多么美妙的天蓝色广告牌,布满了料想不到的火焰般的光芒!砰!砰!景象空前。抬起眼睛看吧,闲游浪荡的人们。天上的星,人间的戏剧,全是杂乱无章的。好上帝,这太过分了,但也还不够。这些采取的手段,看上去好像是富丽堂皇的,其实寒碜得很。我的朋友们,老天爷已经穷于应付了。一场革命,这究竟证明什么?证明上帝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便来他一次政变,因为在现在和将来之间需要连接,因为他,上帝,没有办法把两头连起来。事实证明我对耶和华的财富的估计是正确的,只要看看上界和下界有这么多的不自在,天上和地下有这么多的穷酸相,鄙吝的作风,贫陋的气派,窘困的境遇,只要从一只吃不到一粒粟米的小鸟看到我这个没有十万利弗年金的人,只要看看这疲敝不堪的人类的命运,甚至也看看拿着绳索的王亲贵族的命运——孔代亲王便是吊死的,只要看看冬天,它不是什么旁的东西,它只是天顶上让冷风吹进来的一条裂缝,只要看看早上照着山冈的鲜艳无比的金光紫气中也有那么多的破衣烂衫,看看那些冒充珍珠的露水,仿效玉屑的霜雪,看看这四分五裂的人类和七拼八凑的情节,并且太阳有那么多的黑点,月球有那么多的窟窿,处处都是饥寒灾难,我怀疑,上帝不是富有的。他的外表不坏,这是真话,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应付自如。他便发起一次革命,正如一个钱柜空了的生意人举行一个跳舞会。不要从外表上去鉴别天神。在这金光灿烂的天空下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贫穷的宇宙。在世界的创造中也有失败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心里感到不高兴。你们瞧,今天是六月五号,天也几乎黑了,从今早起,我便一直在等天亮。可直到现在天还不亮,我敢打赌,今天一整天也不会亮的了。一个低薪办事员把钟点弄错了。是呀,一切都是颠三倒四的,相互间什么也对不上,这个老世界已经完全残废了,我站在反对派这边。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宇宙爱戏弄人,就像孩子们一样,他们要,但什么都得不到,他们不要,却样样都有。总之,我冒火了。另外,赖格尔·德·莫,这个光秃子,叫我见了就伤心。想到我和这孱头同年纪,我便感到难为情。但是,我只批评,我不侮辱。宇宙仍然是宇宙。我在这儿讲话,没有恶意,问心无愧。永生之父,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此致敬礼。啊!我向奥林匹斯的每个圣者和天堂里的每位天神宣告,我原就不该做巴黎人的,就是说,永远像个羽毛球似的,在两个网拍间来去,一下落在吊儿郎当的人堆里,一下又落在调皮捣蛋的人堆里!我原应当做个土耳其人,像在道学先生的梦里那样,整天欣赏东方的娇娘玉女们表演埃及的那些绝妙的色情舞,或是做个博斯的农民,或是在贵妇人的簇拥中做个威尼斯的贵族,或是做个日耳曼的小亲王,把一半步兵供给日耳曼联邦,自己却优游自在地把袜子晾在篱笆上,就是说,晾在国境线上!这样才是我原来应有的命运!是呀!我说过,要做土耳其人,并且一点也不改口。我不懂为什么人们一提到土耳其人心里总不怀好意,穆罕默德有他好的一面,我们应当尊敬神仙洞府和美女乐园的创始人!不要侮辱伊斯兰教,这是惟一配备了天堂的宗教!说到这里,我坚决主张干杯。这个世界是件大蠢事。据说,所有这些蠢材又要打起来了,在这百花盛开的夏季,他们原可以挽着个美人儿到田野中刚割下的麦秸堆里去呼吸广阔天地中的茶香味,却偏要去互相厮杀,打到鼻青脸肿!真的,傻事儿干得太多了。我刚才在一个旧货店里看见一个破灯笼,它使我想起:该是照亮人类的时候了。是呀,我又悲伤起来了!囫囵吞下一个牡蛎和一场革命真不是味儿!我又要垂头丧气了。呵!这可怕的古老世界!人们在这世界上老是互相勾搭,互相倾轧,互相糟蹋,互相屠杀,真没办法!”

    格朗泰尔咿里哇啦说了这一大阵子,接着就是一阵咳嗽,活该。

    “说到革命,”若李说,“好像毫无疑问,巴(马)吕斯正在闹恋爱。”

    “爱谁,你们知道吗?”赖格尔问。

    “不知道。”

    “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马吕斯的爱情!”格朗泰尔大声说,“不难想象。马吕斯是一种雾气,他也许找到了一种水蒸气。马吕斯是个诗人类型的人。所谓诗人,就是疯子。天神阿波罗。马吕斯和他的玛丽,或是他的玛丽亚,或是他的玛丽叶特,或是他的玛丽容,那应当是一对怪有趣的情人。我能想象那是怎么回事。一往情深竟然忘了亲吻。在地球上玉洁冰清,在无极中成双成对。他们是两个能感觉的灵魂。他们双双在星星里就寝。”

    格朗泰尔正准备喝他那第二瓶酒,也许还准备再唠叨几句,这时,从那楼梯口的方洞里,冒出一个陌生人。这是个不到十岁的男孩,一身破烂,个子很小,黄脸皮,突嘴巴,眼睛灵活,头发异常浓厚,浑身雨水淋漓,神情愉快。

    这孩子显然是不认识那三个人的,但是他毫不迟疑,一上来便对着赖格尔·德·莫问道:

    “您就是博须埃先生吧?”

    “那是我的别名,”赖格尔回答说,“你找我干什么?”

    “是这样,林荫大道上的一个黄毛高个子对我说:‘你认得于什鲁大妈吗?’我说:‘认得,麻厂街那个老头儿的寡妇。’他又对我说:‘你到那里去一趟,你到那里去找博须埃先生,对他说,我要你告诉他:ABC。’他这是存心和你开玩笑,不是吗?他给了我十个苏。”

    “若李,借给我十个苏,”赖格尔说,转过头来他又对格朗泰尔说:“格朗泰尔,借给我十个苏。”

    赖格尔把借来的二十个苏给了那男孩。

    “谢谢,先生。”那小孩说。

    “你叫什么名字?”赖格尔问。

    “我叫小萝卜,我是伽弗洛什的朋友。”

    “你就待在我们这儿吧。”赖格尔说。

    “和我们一道吃午饭。”格朗泰尔说。

    那孩子回答说:

    “不成,我是游行队伍里的,归我喊打倒波林尼雅克。”

    他把一只脚向后退一大步,这是行最高敬礼的姿势,转身走了。

    孩子走了以后,格朗泰尔又开动话匣子:

    “这是一个纯粹的野伢子。野伢子种类繁多。公证人的野伢子叫跳沟娃,厨师的野伢子叫沙锅,面包房的野伢子叫炉罩,侍从的野伢子叫小厮,海员的野伢子叫水鬼,士兵的野伢子叫小蹄子,油画家的野伢子叫小邋遢,商人的野伢子叫跑腿,侍臣的野伢子叫听差,国王的野伢子叫太子,神仙鬼怪的野伢子叫小精灵。”

    这时,赖格尔若有所思,他低声说着:“ABC,那就是说,拉马克的安葬。”

    “那个所谓黄毛高个子,一定是安灼拉,他派人来通知你了。”格朗泰尔说。

    “我们去不去呢?”博须埃问。

    “正在下雨,”若李说,“我发了誓的,跳大坑,有我,<bdi>?</bdi>淋雨却不干。我不愿意伤风感报(冒)。”

    “我就待在这儿,”格朗泰尔说,“我觉得吃午饭比送棺材来得有味些。”

    “这么说,我们都留下,”赖格尔接着说,“好吧,我们继续喝酒。再说我们可以错过送葬,但不会错过暴动。”

    “啊!暴动,有我一份。”若李喊着说。

    赖格尔连连搓着两只手:

    “我们一定要替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补一堂课。那次革命确实叫人民不舒服。”

    “你们的革命,在我看来,几乎是可有可无的,”格朗泰尔说,“我不厌恶现在这个政府。那是一顶用棉布小帽做衬里的王冠。这国王的权杖有一头是装了一把雨伞的。今天这样的天气使我想起,路易菲力浦的权杖能起两种作用,他可以伸出代表王权的一头来反对老百姓,又可以<bdo></bdo>把另一头的雨伞打开来反对天老爷。”

    厅堂里黑咕隆咚,一阵乌云把光线全遮没了。酒店里,街上,都没有人,大家全“看热闹”去了。

    “现在究竟是中午还是半夜?”博须埃喊着说,“啥也瞧不见。吉布洛特,拿灯来。”

    格朗泰尔愁眉苦眼,只顾喝酒。

    “安灼拉瞧不起我,”他嘴里念着说,“安灼拉琢磨过:若李病了,格朗泰尔醉了。他派小萝卜是来找博须埃的。要是他肯来找我,我是会跟他走的。安灼拉想错了,算他倒霉!我不会去送他的殡。”

    这样决定以后,博须埃、若李和格朗泰尔便不再打算离开那酒店。将近下午两点时,他们伏着的那张桌子上放满了空酒瓶,还燃着两支蜡烛,一支插在一个完全绿了的铜烛台里,一支插在一个开裂的玻璃水瓶的瓶口里。格朗泰尔把若李和博须埃引向了杯中物,博须埃和若李把格朗泰尔引回到欢乐中。

    中午以后格朗泰尔已经超出了葡萄酒的范围,葡萄酒固然能助人白日做梦,但是滋味平常。对那些严肃的酒客们来说,葡萄酒只会有益不会有害。使人酩酊酣睡的魔力有善恶之分,葡萄酒只有善的魔力。格朗泰尔是个不顾一切、贪恋醉乡的酒徒。当那凶猛迷魂的黑暗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不但不能适可而止,反而一味屈从。他放下葡萄酒瓶,接着又拿起啤酒杯。啤酒杯是个无底洞。他手边没有鸦片烟,也没有大麻,而又要让自己的头脑进入那种昏沉入睡的状态,他便乞灵于那种由烧酒、烈性啤酒和苦艾酒混合起来的猛不可当的饮料,以致醉到神魂颠倒,人事不知。所谓灵魂的铅块便是由啤酒、烧酒、苦艾酒这三种酒的烈性构成的。这是三个不见天日的深潭,天庭的蝴蝶也曾淹死在那里,并在一层仿佛类似蝙蝠翅膀的薄膜状雾气中化为三个默不作声的疯妖:梦魇、夜魅、死神,盘旋在睡眠中的司魂天女的头上。

    格朗泰尔还没有醉到如此程度,还差得远呢。他当时高兴得无以复加,博须埃和若李也从旁助兴。他们频频碰杯。格朗泰尔指手画脚,清晰有力地发挥他的奇想和怪论,他左手捏起拳头,神气十足地抵在膝头上,胳膊肘作曲尺形,解开了领结,两腿叉开骑在一个圆凳上,右手举着个酌满酒的玻璃杯,对着那粗壮的侍女马特洛特,发出这样庄严的指示:

    “快把宫门通通打开!让每个人都进入法兰西学院,并享有拥抱于什鲁大妈的权利!干杯。”

    转身对着于什鲁大妈,他又喊道:

    “历代奉为神圣的古代妇人,请走过来,让我好好瞻仰你一番!”

    若李也喊道:

    “巴(马)特洛特,吉布洛特,不要再拿酒给格朗泰尔喝了。他吃下去的钱太多了。从今早起,他已经报报(冒冒)失失吞掉了两个法郎九十五生丁。”

    格朗泰尔接着说:

    “是谁,没有得到我的许可,便把天上的星星摘了下来,放在桌上冒充蜡烛?”

    博须埃,醉得也不含糊,却还能保持镇静。

    他坐在敞开的窗台上,让雨水淋湿他的背,睁眼望着他的两个朋友。

    他忽然听到从他背后传来一阵鼓噪和奔跑的声音,有些人还大声喊着“武装起来!”他转过头去,看见在麻厂街口圣德尼街上,有一大群人正往前走,其中有安灼拉,手里拿着一支步枪,还有伽弗洛什,捏一支手枪,弗以伊,拿把马刀,古费拉克,拿把剑,让·勃鲁维尔,拿根短铳,公白飞,拿支步枪,巴阿雷,拿支卡宾枪,另外还有一大群带着武器气势汹汹的人跟在他们后面。

    麻厂街的长度原99lib?不比卡宾枪的射程长多少。博须埃立即合起两只手,做个扩音筒,凑在嘴上,喊道:

    “古费拉克!古费拉克!喂!”

    古费拉克听到喊声,望见了博须埃,便向麻厂街走了几步,一面喊道:“你要什么?”这边回答:“你去哪儿?”

    “去造街垒。”古费拉克回答说。

    “来这儿!这地段好!就造在这儿吧!”

    “这话不错,赖格尔。”古费拉克说。

    古费拉克一挥手,那一伙全涌进了麻厂街。

    三 格朗泰尔开始觉得天黑了

    那一地段确是选得非常高明。街口宽,街身窄,街尾像条死胡同,科林斯控制着咽喉,左右两侧的蒙德都街街口都容易堵塞,攻击只能来自圣德尼街,也就是说,来自正面,并且是敞着的。喝醉了的博须埃的眼光不亚于饿着肚子的汉尼拔。

    那一伙涌进来后整条街上的人全惊慌起来了。没有一个过路人不躲避。一眨眼工夫,街底、街右、街左、商店、铺面、巷口的栅栏、窗户、板帘、顶楼、大小板窗,从地面直到房顶全关上了。一个吓破了胆的老妇人,把一块厚床垫bbr></abbr>系在两根晾衣服的杆子上挂在窗口外面,用以阻挡流弹。只有那酒店还开着,原因是那一伙人都已进去了。“啊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于什鲁大妈边叹气边这样说。

    博须埃下楼找古费拉克去了。

    若李待在窗口,喊着说:

    “古费拉克,你应当带把雨伞。你又要伤风感报(冒)了。”

    同时,不到几分钟那酒店的铁栏门上的铁条便被拔走了二十根,二十来米长的街面上的石块也被挖走了。伽弗洛什和巴阿雷看见一个名叫安索的烧石灰商人的两轮马车,载着三满桶石灰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便拦住那车子,把它推翻,把石灰垫在石块的下面。安灼拉掀开地窖的平板门,寡妇于什鲁所有的空酒桶全部拿去支住那些石灰桶了;弗以伊,为了固定那些木桶和那辆马车,用他那十个惯常为精巧扇页着色的手指,在桶和车子的旁边堆砌了高高的两大堆鹅卵石。鹅卵石和其他的东西都是临时收集起来,也没人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从临近的一所房子的外墙上拆下了好些支墙的木柱,用来铺在木桶的面上。当博须埃和古费拉克回来时,半条街已被一座一人多高的堡垒堵塞住了。再没有什么能像群众的双手那样去建造一切为破坏而建的东西。

    马特洛特和吉布洛特也参加了大伙的工作。吉布洛特来回搬运石灰碴。她向街垒贡献了她的那种懒劲。她把铺路的石块递给大家,正像她平时给客人递酒瓶时的神态,睡眼惺忪。

    两匹白马拖着一辆公共马车从那街口经过。

    博须埃见了,便跨过石块奔向前去,叫那车夫停住,让旅客们全部下来,搀扶着“女士们”下了车,打发了售票员,便抓住缰绳,把车子和马一同带了回来。他说:

    “公共马车不从科林斯门前过。”

    一会儿过后,卸下来的那两匹马,从蒙德都街口溜走了,公共马车翻倒在街垒旁边,完成了那条街的堵塞工事。

    于什鲁大妈心慌意乱,躲到楼上去了。

    她眼睛模糊,看东西也看不见,一直在低声叫苦。但可怕的叫声不敢出喉咙。

    “这是世界的末日。”她嘟囔着。

    若李在于什鲁大妈的粗红颈子的皱皮上吻了一下,对格朗泰尔说:

    “我的亲爱的,我还以为女人的颈子总是无比细腻的呢。”

    但是格朗泰尔这时正进入酒神颂的最高潮。马特洛特回到楼上来时,格朗泰尔曾把她拦腰抱了一把,还在窗边狂笑不止。

    “马特洛特真是丑!”他喊着说,“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马特洛特会那么丑!马特洛特是一头怪兽。她出生的秘密是这样的:有个塑造天主堂屋顶水沟瓦档上饕餮头像的哥特人,一天早晨,像皮格马利翁<span class=”” data-note=”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据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对自己所塑造的一座美女像发生爱情,爱神维纳斯使那塑像成为活人。”></span>那样,忽然爱上了那些塑像中最可怕的一个。他央求爱神赐给它生命。那饕餮便变成了马特洛特。公民们,请看!她的头发和提香<span class=”” data-note=”提香(Titien,1477—1576),意大利画家,他有一张画题名是《提香的情妇》。”></span>的情妇一样,都作铬酸铅的颜色。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我向你们保证,她能勇敢战斗。凡是善良的姑娘都有一颗英雄的心。于什鲁大妈也是一个老当益壮的妇人。你们看看她嘴上的胡子!那是从她丈夫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乌萨<span class=”” data-note=”乌萨,匈牙利骑兵。”></span>娘子兵,没有错!她也一定能勇敢作战。有了她们两个,准可以威震郊区。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够推翻这个政府,这是确切可靠的,确切可靠到正如在脂肪酸和蚁酸之间有十五种中介酸那样。这些事与我毫不相干。先生们,我的父亲从来就嫌弃我,因为我不懂数学。我只懂得爱和自由。我是好孩子格朗泰尔!我从来不曾有过钱,也没有找钱的习惯,因此我也从来不缺钱,但是,要是我有钱的话,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穷苦人!那将是人人能看得到的!呵!假使好心肠都有大钱包,那可就好了!我常想,要是耶稣基督能像路特希尔德<span class=”” data-note=”路特希尔德(Rothschild,1743—1812),德国籍犹太银行家,巨富,这里代表最富有者。”></span>那样阔气,他会做出多少好事!马特洛特,拥抱我!您呀,多情而腼腆!您有着招来姐妹亲吻的双颊,有着要求情人亲吻的双唇!”<dfn></dfn>

    “不要闹了,酒桶!”古费拉克说。

    格朗泰尔回答说:

    “我是风流太守!我是品花大师!”

    安灼拉,手里握着步枪,昂起他那俊美庄严的头,直立在街垒的顶上。我们知道,安灼拉像个斯巴达人和清教徒。他可以和莱翁尼达斯一起,战死在塞莫皮莱<span class=”” data-note=”塞莫皮莱(Thermopyles),一译温泉关,在希腊。公元前四八零年,三百名斯巴达人在国王莱翁尼达斯率领下,在此奋战波斯大军,全部阵亡。”></span>,也可以和克伦威尔一起,焚烧德罗赫达<span class=”” data-note=”德罗赫达(Drogheda),爱尔兰城市。”></span>。<bdi>藏书网</bdi>

    “格朗泰尔,”他喊道,“你走开,到别处酗酒去。这儿是出生入死的地方,不是醉生梦死的地方。不要在此地丢街垒的脸!”

    这些含着怒气的话在格朗泰尔的身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他好像让人家对他脸上泼了一杯冷水,忽然清醒过来了。他在窗子旁边,把手肘支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mark></mark>和蔼神情望着安灼拉,对他说:

    “你知道我信服你。”

    “走开。”

    “让我在此地睡睡。”

    “到别处去睡。”安灼拉喊着说。

    但是格朗泰尔的那双温和而尴尬的眼睛一直望着他,嘴里回答说:

    “让我睡在这儿……直到我死在这儿。”

    安灼拉带着藐视他的意味估量着他:

    “格朗泰尔,你啥也不能,信仰,思想,志愿,生,死,你全不能。”

    格朗泰尔以严肃的声音回答说:

    “你走着瞧吧。”

    他还结结巴巴说了几句听不清楚的话,便一头栽了在桌子上,这是酩酊状态的第二阶段,是常有的现象,安灼拉猛然一下把他送进了这阶段,不一会儿,他睡着了。

    四 试图安慰于什鲁寡妇

    巴阿雷望着那街垒出神,他喊道:

    “这条街可以说是袒胸露背的了!好得很!”

    古费拉克也多少把那酒店里的东西损坏了些,他同时试图安慰那当酒店女主人的寡妇。

    “于什鲁大妈,那天您不是在诉苦,说吉布洛特在您的窗口抖了一条床毯,您便接到了通知并罚了款吗?”

    “是啊,我的好古费拉克先生。啊!我的天主,您还要把我的那张桌子也堆到您那堆垃圾上去吗?为了那床毯,还为了从顶楼掉到街上的一盆花,政府便已罚了我一百法郎,你们还要这样来对待我的东西吗?太不像话了!”

    “是啊!于什鲁大妈,我们是在替您报仇呢。”

    于什鲁大妈听了这种解释,似乎不大能理解她究竟得到了什么补偿。从前有个阿拉伯妇人,被她的丈夫打了一记耳光,她走去向她的父亲告状,吵着要报仇,她说:“爸,我的丈夫侮辱了你,你应当报复才对。”她父亲问道:“他打了你哪一边的脸?”“左边。”她父亲便在她的右边脸上给了她一巴掌,说道:“你现在应当满意了。你去对你的丈夫说,他打了我的女儿,我便打了他的老婆。”于什鲁大妈这时感到的满足也无非如此。

    雨已经停了。来了些新战士。有些工人把一些有用的东西,藏在布衫下带了来:一桶火药、一个盛着几瓶硫酸的篮子、两个或三个狂欢节用的火把、一筐三王来朝节剩下的纸灯笼。这节日最近在五月一日才度bbr>藏书网</abbr>过。据说这些作战物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一个名叫贝班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供给的。麻厂街惟一的一盏路灯,和圣德尼街上的路灯遥遥相对以及附近所有的街——蒙德都街、天鹅街、布道修士街、大小化子窝街上的路灯,全被打掉了。

    安灼拉、公<s></s>白飞和古费拉克指挥一切。这时,人们在同时建造两座街垒,两座都靠着科林斯,构成一个曲尺形;大的那座堵住麻厂街,小的那座堵住靠天鹅街那面的蒙德都街。小的那座很窄,只是用一些木桶和铺路石构成的,里面有五十来个工人,其中三十来个有步枪,因为他们在来的路上,把一家武器店的武器全部借来了。

    没有什么比这种队伍更奇特和光怪陆离的了。有一个穿件齐膝的短外衣,带一把马刀和两支长手枪,另一个穿件衬衫,戴一顶圆边帽,身旁挂个盛火药的葫芦形皮盒,第三个穿一件用九层牛皮纸做的护胸甲,带的武器是一把马具制造工人用的那种引绳锥。有一个大声喊道:“让我们把他们歼灭到最后一个!让我们死在我们的刺刀尖上!”这人并没有刺刀。另一个在他的骑马服外面系上一副国民自卫军用的那种皮带和一个盛子弹的方皮盒, 76d2.” >盒盖上还有装饰,一块红毛呢,上面印了“公共秩序”几个字。好些步枪上都有部队的编号,帽子不多,领带绝对没有,许多光胳膊,几杆长矛。还得加上各种年龄和各种面貌的人,脸色苍白的青年,晒成了紫铜色的码头工。所有的人都在你追我赶,互相帮助,同时也在交谈,展望着可能的机会,说凌晨三点前后就会有援兵,说有个联队肯定会响应,说整个巴黎都会动起来的。惊险的话题却含有出自内心的喜悦。这些人亲如兄弟,而彼此都不知道姓名。巨大的危险有这么一种壮美:它能使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博爱精神焕发出来。<bdo>99lib?</bdo>

    在厨房里燃起了一炉火。他们把酒店里的锡器:水罐、匙子、叉子等放在一个模子里,烧熔了做子弹。他们一面工<var></var>作,一面喝酒。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封瓶口的锡皮、铅弹和玻璃杯。于什鲁大妈、马特洛特和吉布洛特都因恐怖而有不同的反常状态,有的变傻了,有的喘不过气来,有的被吓醒了,她们待在有球台的厅堂里,在撕旧布巾做裹伤绷带,三个参加起义的人在帮着她们,那是三个留着长头发和胡须的快活人,他们用织布工人的手指拣起那些布条,并抖抻它们。

    先头古费拉克、公白飞和安灼拉在皮埃特街转角处加入队伍时所注意到的那个高大个子,这时在小街垒工作,并且出了些力。伽弗洛什在大街垒工作。至于那个曾到古费拉克家门口去等待并问他关于马吕斯先生的年轻人,约在大家推翻公共马车时不见了。

    伽弗洛什欢天喜地,振奋得要飞起来似的,他主动干着加油打气的鼓动工作。他去去来来,爬高落低,再爬高,响声一片,火星四射。他在那里好像是为了鼓励每一个人。他有指挥棒吗?有,肯定有:他的穷苦;他有翅膀吗?有,肯定有:他的欢乐。伽弗洛什是一股旋风。人们随时都见到他的形象,处处都听到他的声音。他满布空间,无时不在。他几乎是一种激奋的化身,有了他,便不可能有停顿。那庞大的街垒感到他坐镇在它的臀部。他使闲散的人感到局促不安,刺激懒惰的人,振奋疲倦的人,激励思前想后的人,让这一伙高兴起来,让那一伙紧张起来,让另一伙激动起来,让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对一个大学生戳一下,对一个工人咬一口,这里待一会,那里停一会,继又转到别处,在人声鼎沸、干劲冲天之上飞翔,从<big></big>这一群人跳到那一群人,叨唠着,嗡嗡地飞着,驾驭着那整队人马,正像巨大的革命马车上的一只苍蝇。

    那永恒的活动出自他那瘦小的臂膀,无休止的喧噪出自他那弱小的肺腔:

    “加油干啦!还要石块!还要木桶!还要这玩意儿!哪儿有啊?弄一筐石灰碴来替我堵上这窟窿。太小了,你们的这街垒。还得垒高些。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去,丢上去,甩上去。把那房子拆了。一座街垒,便是吉布妈妈的一场茶会。你们瞧,这儿有扇玻璃门。”

    这话使那些工人都吼起来了。

    “一扇玻璃门,你那玻璃门顶什么用啊,小土豆儿?”

    “你们是大大的了不起!”伽弗洛什反驳说。“街垒里有扇玻璃门,用处可大呢。它当然不能防止人家进攻,但它能阻挡人家把它攻下。你们偷苹果的时候难道从来就没有爬过那种插了玻璃瓶底的围墙吗?有了一扇玻璃门,要是那些国民自卫军想登上街垒,他们脚上的老茧便会被划开。老天!玻璃是种阴险的东西。真是的,同志们,你们也太没有丰富的想象力了!”

    此外,他想到他那没有撞针的手枪便冒火。他从这个问到那个,要求说:“一支步枪。我要一支步枪。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一支步枪?”

    “给你一支步枪!”古费拉克说。

    “嘿!”伽弗洛什回驳说,“为什么不?一八三零年当我们和查理十世翻脸的时候,我便有过一支!”

    安灼拉耸了耸肩头。

    “要等到大人都有了,才分给孩子。”

    伽弗洛什趾高气扬地转身对着他回答说:

    “要是你比我先死,我便接你的枪。”

    “野孩子!”安灼拉说。

    “毛头小伙子!”伽弗洛什说。

    一个在街头闲逛的花花公子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伽弗洛什对他喊道:

    “来我们这儿,年轻人!怎么,对这古老的祖国你不打算出点力吗?”

    花花公子连忙溜走了。

    五 准备

    当时的一些报纸曾报道麻厂街的街垒是一座“无法攻下的建筑”,他们的描绘是这样的。他们说它有一幢楼房那么高,这种说法错了。事实是它的平均高度没有超出六尺或七尺。它的建造设计是让战士能随意隐蔽在垒墙后面或在它上面居高临下,并可由一道砌在内部的四级石块阶梯登上墙脊<q>藏书网</q>,跨越出去。街垒的正面是由石块和木桶堆筑起来的,又用一些木柱和木板以及安索的那辆小马车和翻倒了的公共马车的轮子,纵横交错,连成一个整体,从外面看去,那形象是杈桠歧生、紊乱错杂的。街垒的一头紧接酒店,在另外那一头和对面房屋的墙壁之间,留了一个能容一人通过的缺口作为出路。公共马车的辕杆已用绳索绑扎,让它竖起来,杆端系了一面红旗,飘扬在街垒的上空。

    蒙德都街的那座小街垒,隐在酒店房屋的背后,是瞧不见的。这两处街垒连在一道便构成一座<cite>..</cite>真正的犄角堡。安灼拉和古费拉克曾认为不宜在布道修士街通往菜市场那一段蒙德都街上建造街垒,他们显然是要留一条可以通向外面的路,也不大怕敌人从那条危险和艰难的布道修士街攻进来。

    这条未经阻塞留作通道的出路,也许就是福拉尔<span class=”” data-note=”福拉尔(Folard,1669—1752),法国军事学家。”></span>兵法中所说的那种交通小道;如果这条小道和麻厂街的那条狭窄的缺口都不计算在内,这座街垒内部除了酒店所构成<samp>99lib?</samp>的突角以外,便像一个全部封闭了的不规则四边形。这座大街垒和街底的那排高房子,相隔不过二十来步,因此我们可以说,街垒是背靠着那排房子的。那几座房子全有人住,但从上到下全关上了门窗。

    这一切工程是在不到一小时之内顺利完成了的,那一小伙胆大气壮的人没有见到一顶毛皮帽<span class=”” data-note=”毛皮帽,十九世纪初,法国近卫军头戴高大的毛皮帽,此处泛指政府军。”></span>或一把枪刺。偶尔也有几个资产阶级仍在这暴动时刻走过圣德尼街时,向麻厂街望了一眼,见了这街垒便加快了脚步。

    两个街垒都已完成,红旗已经竖起,他们便从酒店里拖出一张桌子,古费拉克立在桌子上。安灼拉搬来了方匣子,古费拉克打开匣盖,里面盛满了枪弹。枪弹出现时最勇敢的人也起了一阵战栗,大家全静了下来。

    古费拉克面带笑容,把枪弹分给大家。

    每人得到三十发枪弹。好些人有火药,便开始用熔好的子弹头做更多的枪弹。至于那整桶火药,他们把它放在店门旁的另一张桌子上,保存起来。

    集合军队的鼓角声响彻巴黎,迄今未止,但已成一种单调的声音,他们不再注意了。那种声音,时而由近及远,时而由远及近,来回飘荡,惨不忍闻。

    后来街垒建成了,各人的岗位都指定了,枪弹进了膛,哨兵上了岗,行人已绝迹,四周房屋全是静悄悄的,死了似的,绝无一点人的声息,暮色开始加深,逐渐进入黑夜,他们孤孤单单地留在这种触目惊心的街巷中,黑暗和死寂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已和<var>.</var>外面隔绝,向着他们逼来的是种说不出有多悲惨和骇人的事物,他们紧握手中武器,坚定,安闲,等待着。

    六 等待

    在等待的时候他们干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谈出来,因为这是历史。

    当男人做枪弹,妇女做绷带时,当一口大铁锅还在烈火上冒气,里面盛满熔化了的锡和铅,正待注入弹头模子时,当哨兵端着武器立在街垒上守卫时,当安灼拉全神贯注,巡视各处岗哨时,公白飞、古费拉克、让·勃鲁维尔、弗以伊、博须埃、若李、巴阿雷,还有另外几个,互相邀集在一起,正如在平时平静的日子里,同学们促膝谈心那样,坐在那已成为避弹地窖的酒店的一个角落里,离他们建造的堡垒只两步路的地方,把他们上好子弹的枪支靠在他们的椅背上,这一伙壮美的年轻人,开始念一些情诗。

    什么诗呢?这些:

    <small>你还记得我们的甜蜜生活吗?</small>

    <small>当时我俩都年少,</small>

    <small>我们一心向往的,</small>

    <small>只是穿着入时,你我长相好。</small>

    <small>在当时,你的年纪,我的年纪,</small>

    <small>合在一起,四十也还到不了;</small>

    <small>我们那简陋的小家庭,</small>

    <small>即使在寒冬,也处处是春光好。</small>

    <small>那些日子多美好哟!曼努埃尔豪迈而明智,</small>

    <small>帕里斯正坐上圣餐筵席,</small>

    <small>富瓦叱咤似惊雷,</small>

    <small>我被戳痛在你汗衣的别针尖儿上。</small>

    <small>人人都爱偷望你!我,一个无人过问的律师,</small>

    <small>当我陪你去普拉多晚餐时,</small>

    <small>你是多么俏丽!我暗自寻思:</small>

    <small>蔷薇花儿见了你,也会转过脸儿背着你。</small>

    <small>我听到他们说:她多美!她多香!</small>

    <small>她的头发多么像波浪!</small>

    <small>可惜她的短大衣,遮去了她的小翅膀;</small>

    <small>她头戴玲珑小帽,好似蓓蕾初放。</small><s></s>

    <small>我常挽着你温柔的手臂,漫步街头,</small>

    <small>过往行人见了都认为:</small>

    <small>爱神通过我俩这对幸福的情侣,</small>

    <small>已把明媚的初夏许配给艳阳天。</small>

    <small>我们掩上门,不见人,像偷啖天庭禁果,</small>

    <small>饱尝爱的滋味,欢度美好光阴。</small>

    <small>我还没有说出心中话,</small>

    <small>你已先我表同心。</small>

    <small>索邦真是个销魂处,在那里,</small>

    <small>我温存崇拜你,从傍晚到天明。</small><var>.99lib?</var>

    <small>多情种子就这样,</small>

    <small>拉丁区里订鸳盟。</small>

    <small>呵莫贝尔广场!呵太子妃广场!</small>

    <small>在那春意盎然的小楼上,</small>

    <small>当你把长袜穿到你秀美的大腿上,</small><q>99lib?</q>

    <small>我看见一颗明星出现在阁楼里。</small>

    <small>我曾攻读柏拉图<span class=”” data-note=”柏拉图(Platon,约前427—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span>,但已完全无印象,</small>

    <small>马勒伯朗士<span class=”” data-note=”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者。”></span>和拉梅耐,也都不能和你比;</small><tt>.t>

    <small>你给我的一朵花儿,</small>

    <small>比他们更能显示上苍的美意。</small>

    <small>我对你百依百顺,你对我有求必应;</small>

    <small>呵金光闪耀的阁楼!我在那里搂抱你!</small>

    <small>天欲晓,我见你,披睡衣,举旧镜,</small>

    <small>来回移步床前,窥望镜中倩影。</small>

    <small>晨曦,星夜,花间,飘带,绉纱,绫绮,</small>

    <small>美景良辰,谁能忘记!</small>

    <small>相对喁喁私语时,</small>

    <small>村言俚语全无忌。</small>

    <small>我们的花园是一钵郁金香,</small>

    <small>你把你的衬裙当作窗帘挂。</small>

    <small>我将白泥烟斗手中拿,</small>

    <small>并把那日本瓷杯递给你。</small>

    <small>还有那些常使我们笑话的灾难!</small>

    <small>你的手笼烧着了!你的长围巾丢失了!</small>

    <small>有一夜,为了同去吃一餐,</small>

    <small>我们竟把诗圣莎士比亚的画像卖掉了!</small>

    <small>我像个讨饭的化子,而你却乐善好施。</small>

    <small>我常乘你不提防,偷吻你鲜润丰腴的臂膀。</small>

    <small>把但丁的对开本拿来当作台子使,</small>

    <small>我们快乐无边,同吃了一百个栗子。</small>

    <small>当我第一次在那喜气洋洋的破楼里,</small>

    <small>吻了你火热的嘴唇,</small>

    <small>你头发散乱脸绯红,撇下我走了时,</small>

    <small>我面色苍白竟至相信有上帝。</small>

    <small>记取我们种种说不完的幸福,</small>

    <small>还有那废弃了的无数丝巾绸帕!</small>

    <small>呵!叹息声声,</small>

    <small>从我们郁结的心头飞向寥廓天际!</small>

    那样的时刻,那样的环境,对青年时期种种往事的追忆,开始在天<cite>藏书网</cite>空闪烁的星星,荒凉死寂的街巷以及吉少凶多、迫在眉睫的严酷考验,都为让·勃鲁维尔这个温柔悱恻的诗人低声吟诵着的这些诗句,增添了一层凄迷的魅力。

    这时在那小街垒里燃起了一盏彩色纸灯笼,大街垒里也燃起了浇了蜡的火炬。这种火炬,我们已经知道,来自圣安东尼郊区,每年油荤星期二<span class=”” data-note=”油荤星期二,按天主教教规,每年在三月前后的四十天中,教徒不吃肉不喝酒,是为封斋期。封斋期在一个星期三开始。斋期开始前举行狂欢节,大吃大喝大乐若干天,到封斋期前夕星期二晚,进入最高潮,是为油荤星期二。拉古尔第区在巴黎东郊,是狂欢活动最集中的地方。”></span>,人们戴着面具挤上马车向拉古尔第区进发时,点燃在马车前面的那种火炬。

    那火炬被插在三面用石块挡住的避风笼子里,让火炬的光像盏聚光灯似的,全部射在那面红旗上。街道和街垒都仍处在黑暗中,人们只能看见那面亮得可怕的红旗。

    火炬的光在旗子的朱红色上增添一种说不出多么骇人的紫红颜色。

    七 在皮埃特街加入队伍的那个人

    天已完全黑了,还没有发生任何事。人们只听到一些隐隐约约的鼓噪声,有时也听到远处传来的一些有气无力的零散枪声。这种漫长的沉寂状态说明政府正在从容不迫地集结力量。这五十个人在等待六万人。

    在这时,正如那些面临险境性格顽强的人那样,安灼拉感到自己有些急躁。他走去找伽弗洛什,伽弗洛什正在楼下厅堂里的微弱烛光下做枪弹,那些桌子上都撒满了火药,为了安全,只在柜台上放两支蜡烛。烛光一点也不会照到外面。起义的人已注意不在楼上点灯。

    伽弗洛什这时心神不定,并不完全是为那些枪弹。

    来自皮埃特街的那个人刚走进厅堂,他走去坐在烛光最暗的那张桌子旁边,两腿夹着一支大型的军用步枪。伽弗洛什在这以前,一心想着种种“好玩的”事,一点没有注意那个人。

    他走进来时,伽弗洛什的眼光机械地落在他的那支步枪上,心里好生羡慕,随后,当那人坐下去时,这野孩突然立了起来。如果有人在这以前侦察过那人的行动,便早已发现他曾以一种奇特的注意力察看过整个街垒和每一个起义的人。但自从他进入厅堂以后,他又好像陷入一种冥思苦想的状态,全不注意发生在他四周的事了。这野孩踮着脚藏书网走近那个潜心思索的人,绕着他兜圈子,怕惊醒了他似的。这时,在他那张既顽皮又严肃、既放肆又深沉、既高兴又担忧的孩儿脸上,出现了老人的种种奇形丑态,意思是说:“怎么!”“不可能吧!”“我眼花了吧!”“我在做梦吧!”“难道这会是个……”“不,不会的!”“肯定是的!”“肯定不是!”等等。伽弗洛什立在脚跟上左右摇晃,把两个拳头捏紧在他的衣袋里,像只小鸟似的转动着脑袋,用他下嘴唇表现的全部机敏做了一个其丑无比的撇嘴丑脸。他愣住了,没有把握,有所怀疑,有把握了,乐极了。他当时的神态就像一个阉奴总管在奴隶市场的大肚皮女人堆中发现一个维纳斯,在劣等油画堆中识别一幅拉斐尔真迹的鉴赏家。他全部的嗅觉和运筹的才智都活跃起来了。很明显,伽弗洛什正面临一件大事。

    当安灼拉走来找他时,他正处在这种紧张状态的顶点。

    “你个子小,”安灼拉说,“不容易被发现。你 5230.” >到街垒外面去走一趟,沿着房屋的墙壁溜到街上各处去看看,回头再来把外面的情况告诉我。”

    伽弗洛什把两手叉在胯上,挺起胸膛说:

    “小人儿也会有用处!这太好了!我这就去。可是,你信得过小人,也还得提防大人……”同时,伽弗洛什抬起头,瞄着皮埃特街上的那个人,低声说道:

    “你看见那个大个子吗?”

    “怎么呢?”

    “那是个特务。”

    “你有把握?”

    “还不到半个月,我在王家桥石栏杆上乘凉,揪我耳朵把我从栏杆顶上提下来的便是他。”

    安灼拉立即离开了那野孩,旁边正有一个酒码头的工人,他以极小的声音对那工人说了几句话。工人便走出厅堂,立即又领着三个人转回来。这四个人,四个宽肩大汉,绝不惊动那个来自皮埃特街的人,走去立在他的后面,那人仍以肘弯靠在桌上,坐着不动。那四个人显然是准备好了要向他扑上去的。

    这时安灼拉走向那人,问他说:

    “你是什么人?”

    那人,经他这样突如其来地一问,大吃一惊。他把他的目光直射到安灼拉坦率的眸子底里,并显出他已猜出对方的思想。他面带笑容,那种极其傲慢坚定有力的笑容,以倨傲沉着的声音回答说:

    “我懂了是怎么回事……要怎样便怎样吧!”

    “你是暗探吗?”

    “我是公职人员。”

    “你叫什么名字?”

    “沙威。”

    安灼拉对那四个人递了个眼色。一眨眼,沙威还没有来得及转过头去望一眼,他已被揪住衣领,按倒在地,用绳索绑了起来,身上也被搜查了。

    从他身上搜出一张粘在两片玻璃中间的小圆卡片,一面印有铜版雕刻的法兰西国徽和这样的铭文:“视察和警惕”;另一面有这些记载:<u></u>沙威,警务侦察员,五十二岁;还有当时警署署长的签字“M吉斯凯”。

    另外,他有一只表和一个钱包,包里有几个金币。表和钱包都还给了他。在那表的下面口袋底里,摸出一张装在信封里的纸。安灼拉展开来看,上面有警署署长亲笔写的这几行字:

    <small>政治任务完毕以后,沙威侦察员应立即执行特殊任务,前往耶拿桥附近调查是否确有匪群在塞纳河右岸岸边进行活动。</small><bdi>藏书网</bdi>

    搜查完毕以后,他们让沙威立起来,把他的两条臂膀反绑在背后,捆在厅堂中间当年酒店据以命名的那根有名的木柱上。

    伽弗洛什目击这一切经过,他一直没有吭声,只暗暗点头表示赞许,这时,他走近沙威,对他说:

    “这回是小老鼠逮着了猫儿。”

    这件事办得非常迅速,直到完事以后,酒店四周的人才知道。沙威一声也没有叫喊。听说沙威已被绑在木柱上,古费拉克、博须埃、若李、公白飞以及散在两个街垒里的人都跑来看。

    沙威背靠着木柱,身上缠了无数道绳子,一点也动弹不得,带着从不说谎的人那种无畏而泰然自若的神气,他昂着头。

    “这是个特务。”安灼拉说。

    又转过去对着沙威说:

    “你将在这街垒攻陷以前两分钟被枪毙。”

    沙威以极其大胆的语调回答说:

    “为什么不立即动手?”

    “我们要节省弹药。”

    “那么,给我一刀子也就完了。”

    “特务,”俊?99lib?美的安灼拉说,“我们是法官,不是凶手。”

    接着,他喊伽弗洛什。

    “你!快去干你的事!照我刚才对你说的去干。”

    “我这就去。”伽弗洛什大声说。

    正要走时,他又停下来说:

    “我说,你们得把他的步枪给我!”他还加上一句,“我把这音乐家留给你们,但是我要那单簧管。”

    野孩行了个军礼,高高兴兴地从那大街垒的缺口跨出去了。

    八 关于一个名为勒·卡布克而实际也许并非勒·卡布克的人的几个问号

    伽弗洛什走了以后,紧接着便发生了一桩凶残而惊心动魄的骇人事件;我们在这儿既已试图描绘当时情况的轮廓,如果放弃这一事件的经过不谈,我们设计的画面便会不完整,在产生社会、产生革命的阵痛中发生惊厥的伟大时刻,读者会看不到它的确切真实的突出面。

    那些人的组合,我们知道,是由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像滚雪球那样,汇集在一起的。他们并不相互询问各自的来历。在安灼拉、公白飞和古费拉克率领的那一群沿途聚集拢来的过路人当中,有一个,穿件搬运工人的布褂,两肩都已磨损,说话时指手画脚,粗声大气,面孔像个横蛮的醉汉。这人的名字或绰号,叫勒·卡布克,其实那些自称认识他的人也都<u>.99lib.</u>不认识他,当时他已喝得大醉,或是伪装醉态,和另外几个人一同把那酒店里的一张桌子拖到外面,坐了下来。这个勒·卡布克,在向那些和他交谈的人频频举杯的同时,好像也在运用心思仔细端详那座矗立在街垒后面六层的高大楼房,凌驾在整条街上,面对着圣德尼街。他忽然喊着说:

    “伙计们,你们知道吗?要开枪,就得到那房子里去。要是我们守住那些窗口,谁要走进这条街,活该他送命!”

    “对,但是那房子关起来了。”另一个酒客说。

    “我们去敲门!”

    “不会有人开。”

    “把门砸开!”

    勒·卡布克跑到楼房门前,门上有个相当大的门锤,他提起便敲。没有人开门。他再敲。也没人应声。敲第三回。仍没人理睬。

    “里面有没有人?”勒·卡布克叫了起来。

    没有动静。

    于是他抓起一支步枪,用枪托捅门。那是一扇古老的甬道大门,圆顶、矮窄、坚固,全部是栎木做的,里面还包了一层铁皮,装了整套铁件,是一扇真正的牢门。枪托的冲撞把那房子震得一片响,但是那扇门纹丝不动。

    住在里面的人家肯定被惊动了,因为到后来,四层楼的一扇小方窗子里有了光,窗子也开了,窗口出现一支蜡烛和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头儿,满脸惊慌发呆,这是门房的头。

    撞门的人停了下来。

    “先生们,”门房问,“你们要什么?”

    “开门!”勒·卡布克说。

    “先生们,不能开。”

    “要开!”

    “不成,先生们!”

    勒·卡布克端起步枪,瞄准了门房,但是由于他立在下面,天又非常黑,门房一点也看不见他。

    “你到底开不开?”

    “不开,先生们!”

    “你说不开?”

    “我说不开,我的好……”

    门房还没说完那句话,枪已经响了,枪弹从他的下巴进去,经过咽喉,从后颈窝射出。老人一下便倒下去了,一声也没哼。蜡烛掉到下面,熄灭了。人们只见窗口边上有个不动的人头和一缕白烟升向屋顶。

    “活该!”勒·卡布克说,重新把他的枪托放在地上。

    他刚说完这话,便觉得有只手,像鹰爪似的,猛落在他的肩头上,并听到一个人对他说:

    “跪下。”

    那杀人犯转过头来,看见在他面前的是一张惨白冷峻的脸,安灼拉的脸。安灼拉手里捏着一支手枪。

    他听到枪声,赶来了。

    他用左手揪住勒·卡布克的衣领、布褂、衬衫和背带。

    “跪下。”他又说了一次。

    这个二十岁的娇弱青年以一种无比权威的气概,把那宽肩巨腰的强壮杠夫,像一根芦 82c7.” >苇似的压下去,跪在泥淖里。勒·卡布克试图抗拒,但是他感到自己已被一只超人的巨掌抓住了。

    安灼拉面色苍白,敞着衣领,头发散乱,他那张近似女性的脸,这时说不出多么像古代的忒弥斯<span class=”” data-note=”忒弥斯(Thémis),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span>。他那鼓起的鼻孔,低垂的眼睛赋予他那铁面无私的希腊式侧影一种<q></q>愤怒和贞静的表情,从古代社会的观点看,那是适合于司法的。

    整个街垒里的人全跑来了,他们远远地站成一个圈子,心里都感到自己对那即将见到的事无法进一言。

    勒·卡布克垂头丧气,不再试图挣扎,只浑身发抖。安灼拉放了他,抽出自己的怀表。

    “集中你的思想,”他说。“祷告或思考,随你便。给你一分钟。”

    “开恩啊!”杀人犯吞吞吐吐地说,接着他低下头嘟囔了几句没说清楚的咒神骂鬼的话。

    安灼拉的眼睛没离开他的表,他让那一分钟过去,便把那表放回他的背心口袋里。接着,他揪住抱着他两膝怪喊大叫的勒·卡布克的头发,把枪管抵在他的耳朵上面。在那些胆大无畏安安静静走来观看这场骇人事件的汉子中,好些人都把头转了过去。

    大家听见了枪响,那凶手额头向前,倒在石块路面上。安灼拉抬起头来,张着他那双自信而严峻的眼睛向四周望了一转。

    随后,他用脚踢着尸体说道:

    “把这丢到外面去。”

    那无赖的尸体仍在机械地作生命停止前的最后抽搐,三个汉子抬起它,从小街垒上丢到蒙德都巷子里去。

    安灼拉若有所思地立着不动。谁也不知道在他那骇人的宁静中展开一幅什么样的五光十色的阴森景象。突然,他提高了嗓子。大家全静下来。

    “公民们,”安灼拉说,“那个人干的事是残酷的,而我干的事是丑恶的。他杀了人,因此我杀了他。我应当这样做,因为起义应当有它的纪律。杀人的罪在此地应比在旁的地方更为严重,我们是在革命的眼光照射之下,我们是宣传共和的牧师,我们是体现神圣职责的卫士,我们不该让我们的战斗受到人们的诽谤。因此我进行了审判,并对那人判处死刑。至于我,我被迫不得不那样做,但又感到厌恶,我也审判了我自己,你们回头便能知道我是怎样判处我自己的。”

    听到这话的人都毛骨悚然。

    “我们和你共命运。”公白飞喊了起来。

    “好吧,”安灼拉回答说,“我还要说几句。我处决了那个人,是由于服从需要;但是需要是旧世界的一种怪物,需要的名字叫做因果报应。而进步的法律要求怪物消失在天使面前,因果报应让位于博爱。现在不是提出爱字的恰当时候。没有关系,我还是要把它提出来,并且要颂扬它。爱,你就是未来。死,我利用你,但是我恨你。公民们,将来不会再有黑暗,不会再有雷击,不会再有野蛮的蒙昧,也不会再有流血的肉刑。魔鬼既不存在<var>99lib?</var>,也就不用除魔天使了。将来谁也不再杀害谁,大地上阳光灿烂,人类只知道爱。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公民们,到那时,处处都是友爱、和谐、光明、欢乐和生机,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也正是为了促使它早日到来我们才去死。”

    安灼拉不说话了,他那处女般的嘴唇合上了,他还在那流过血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像个塑像似的,久立不动。他凝思注视的神情使他周围的人都低声议论起来。

    让·勃鲁维尔和公白飞立在那街垒的角上,手握手,肩靠肩,怀着含有惋惜心情的敬意,对那既是行刑人又是牧师,明洁如水晶而又坚如岩石的冷峻青年,屏息凝神地伫视着。

    让我们现在就谈谈日后发现的情况。当战事已成过去,尸体都被送到陈尸所受搜查时,人们在勒·卡布克身上搜出一张警务人员证。关于这件案子,本书的作者在一八四八年手中还有过一份一八三二年写给警署署长的专案调查报告。

    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时警方有种奇怪的说法,也许有根据,要是可信的话,这勒·卡布克就是铁牙。事实是自从勒·卡布克死了以后便不再有人提到铁牙了。铁牙的下落毫无线索可寻,他好像一下子便和无形的鬼物合为一体了。他的生活暧昧不明,他的结局一团漆黑。

    全体起义者对这件处理得如此迅速,结束得也如此迅速的惨案都还惊魂未定时,古费拉克看见早上到他家去探听马吕斯消息的那个小伙子又回到街垒里。

    这孩子,好像既不畏惧,也无顾虑,深夜跑来找那些起义的人。

    一 从卜吕梅街到圣德尼区

    先头在昏黄的暮色中喊马吕斯到麻厂街街垒去的那声音,对他来说,好像是出自司命神的召唤。他正求死不得,死的机会却自动找他来了,他正敲着墓门,而黑暗中有一只手把钥匙递给了他。出现在陷入黑暗的失意人眼前的阴森出路是具有吸引力的。马吕斯扒开那条曾让他多次通过的铁条,走出园子并说道:“我们一同去吧!”

    马吕斯已经痛苦到发疯,不再有任何坚定的主见,经过这两个月来的青春和爱情的陶醉,他已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已被失望中的种种妄想所压倒,他这时只有一个愿望:早日一>..</a>死了之。

    他拔步往前奔。刚好他身上带有武器,沙威的那两支手枪。

    他自以为见过一眼的那个小伙子,到街上却不见了。

    马吕斯离开了卜吕梅街,走上林荫大道,穿过残废军人院前的大广场和残废军人院桥、爱丽舍广场、路易十五广场,到了里沃利街。那里的商店都还开着,拱门下面点着煤气灯,妇女在商店里买东西,还有些人在莱泰咖啡馆里吃冰淇淋,在英国点心店里吃小酥饼。只有少数几辆邮车从亲王旅社和默里斯旅社奔驰出发。

    马吕斯经过德乐姆通道进入圣奥诺雷街。那里的店铺都关了门,商人们在半掩的门前谈话,路上还有行人来往,路灯还亮着,每层楼的窗子里,和平时一样,都还有灯光。王宫广场上有马队。

    马吕斯沿着圣奥诺雷街往前走。走过王宫,有光的窗口便逐渐稀少了,店铺已关紧了门,不再有人在门口聊天,街越来越暗,同时人却越来越多。因为路上行人现在已是成群结伙的了。在人群中没有人谈话,却能听到一片低沉的嗡嗡耳语声。

    在枯树喷泉附近,有些“聚会”,一伙一伙神情郁闷的人停在行人来往的路上不动,有如流水中的砥石。

    到了勃鲁维尔街街口,人群已不再前进。那是结结实实一堆低声谈论着的群众,紧凑密集,无隙可通,推挤不动,几乎无法渗透。里面几乎没有穿黑衣服戴圆边帽的人。是些穿罩衫、布褂、戴鸭舌帽、头发蓬乱竖立、面如土色的人。这一大群人在夜雾中暗暗浮动。他们的耳语有如风雨声。虽然没有人走动却能听到脚踏泥浆的声音。在这一堆人更远一点的地方,在鲁尔街、勃鲁维尔街和圣奥诺雷街的尽头,只有一扇玻璃窗里还有烛光<big>99lib?</big>。在这些街道上,还可以看见一行行零零落落、逐渐稀少的灯笼。那个时代的灯笼就像是吊在绳子上的大红星,它的影子投射在街上像个大蜘蛛。在这几条街上,不是没有人。那儿有一簇簇架在一起的步枪,晃动的枪刺和露宿的士兵。谁也不敢越过这些地方去满足好奇心。那儿是交通停止,行人留步,军队开始的地方。

    马吕斯无所希求,也就无所畏忌。有人来喊过他,他便应当去。他想尽办法,穿过那人群,穿过露宿的士兵,避开巡逻队,避开岗哨。他绕了一个圈子,到了贝迪西街,朝着菜市场走去。到布尔东内街转角处,已经没有灯笼了。

    他穿过人群密集的地区,越过了军队布防的前线,他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没有一个过路的人,没有一个兵,没有一点光,啥也没有,孤零零,冷清清,夜深沉,使人好不心悸。走进一条街,就像走进一个地窖。

    他继续往前走。

    他走了几步。有人从他身边跑过。是个男人?是个女人?是几个人?他答不上。跑了过去便不见了。

    绕来绕去,他绕进了一条小胡同,他想那是陶器街,在这小胡同的中段,他撞在一个障碍物上。他伸手去摸,那是一辆翻倒了的小车;他的脚感到处处是泥浆、水坑、分散各处而又成堆的石块。那里有一座已经动手建立,随即又放弃了的街垒。他越过那些石块,到了垒址的另一边。他靠近墙角石,摸着房屋的墙壁往前走。在离废址不远的地方,他仿佛看见他面前有什么白色的东西。他走近去,才看清那东西的形状。原来是两匹白马,早上博须埃从公共马车上解下来的马,它们在街上游荡了一整天,结果到了这地方。这两匹马带着那种随遇而安、耐心等待的畜生性格,无目的地荡来荡去,它们不懂人的行动,正如人不懂上苍的行<u></u>动一样。

    马吕斯绕过那两匹马往前走。他走近一条街,他想是民约街,到那儿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bdi>藏书网</bdi>一颗枪弹,穿过黑暗的空间紧擦他的耳边,嘘的一声,把他身旁一家理发铺子门上挂在他头上方的一只刮胡子用的铜盘打了个窟窿。一八四六年,在民约街靠菜市场的那些柱子拐角的地方,人们还能看见这只被打穿了的铜盘。

    有这一枪,总还说明那地方有人在活动。此后,他便什么<s></s>也没有遇到了。

    他走的这整条路线好像是一条在夜间摸黑下山的梯级。

    马吕斯照样往前走。

    二 巴黎枭瞰图

    这时如果有人长着蝙蝠或枭鸟的翅膀在巴黎上空飞翔,他便会看到呈现在他眼底的是一片凄凉景象。

    他会看到圣德尼街和马尔丹街经过的、穿插着无数起义的人们赖以建造街垒和防地的小街小巷,这整个城中之城似的菜市场老区,圣德尼街和圣马尔丹街贯穿全区,看起来就好像是挖在巴黎中心的一个其大无比的黑窟窿。在这一带地方是望不到底的。由于路灯已全被破坏,窗子也都闭上,这儿已没有任何光、任何生命、任何人声、任何活动。暴动的无形警察在四处巡逻,这时的秩序便是黑夜。把一小部分淹没在广大的黑暗 4e2d.” >中,用这黑暗所创造的条件来加强每个战士的战斗力,这是起义必要的战略。在那天天黑时,凡是有烛光的窗子都挨了一枪。光熄了,有时住户也死了。因此动静全无。那些人家只有惶恐、哀伤、困惑,街上也只是一片压倒一切的阴森气象。甚至连一排排一层层的窗户、犬牙交错的烟囱和屋顶、泥泞路面的微弱反光也都看不见。从上往下向这一大堆黑影望去的眼睛,也许能看见这儿那儿,在一些相距不远的地方,有由朦胧的火光映照着的一些特别的曲折线条,一些形状怪异的建筑物的侧影,一些像来往于废墟中微光似的东西,这便是那些街垒的所在地了。在这之外的其他地方全是迷雾沉沉,死气弥漫,像一潭黑水。突出在这些上面的有些屹立不动的阴森黑影,那便是圣雅克塔和圣美里教堂和两三座人要赋以高大形象而黑夜要使之成为鬼物的建筑。..p://..

    在这荒凉并令人不安的迷宫周围,在巴黎的交通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地区,在多少还有几盏路灯亮着的地方,这位飞行观察者也许能见到一些军刀和枪刺的金属闪光,炮车的无声滚动,蚁群似的联队在悄悄地、一分钟一分钟地逐步增大,慢慢推向暴动地区的周围,渐渐缩小它的包围圈,终于完成了一道骇人的铁箍。

    那被封锁的地区已只是一种怪模怪样的野人窟,那里好像一切都在睡眠中,毫无动静,并且,正如我们刚才见过的,每条平日人人都能到达的街,现在只是一道道黑影。

    险恶的黑影,布满了陷阱,处处都可以遇到突如其来的猛烈袭击,那些地方进去已足使人寒心,停留更使人心惊胆战,进去的人在等待着的人面前战栗,等待的人也在进去的人面前发抖。每条街的转角处都埋伏了一些无形的战士,深邃莫测的黑影中隐藏着墓中人布置的套索。完了。从这以后,在那些地方,除了枪口的火光以外没有其他的光可以希望,除了死亡的突然来临以外,不会有其他的遭遇。死亡来自何处?怎样来?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那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在这不容忽视的阵地上,政府和起义的人们,国民自卫军和群众组织,资产阶级和暴动群,都将面对面地摸索前进。双方都非谈主义的年轻一代、各种秘密会社、各种学府院校和热中利润的资产阶级彼此对面走来,准备互相冲击、扼杀、镇压时,当每个人都在为这个被繁华幸福的巴黎的珠光宝气所淹没了的老巴黎,在它的深不可测的密楼暗室里,在这被厄运所困的地区以外和更远的地方奔走呼号,促使危机的最后决定时刻早日到来时,人们听到人民的郁愤声在暗中切齿怒骂。

    那种骇人而神圣的声音,同时具有猛兽的吼声和上帝的语言,能使弱者听了发抖,也能发哲人的深思,它既像下界的狮吼,又像上界的雷鸣。

    三 边缘的极限

    马吕斯走到了菜市场。

    这里和附近的那些街道比起来是更清静,更黑暗,更没有人的活动。从坟墓中钻出来的那种冰冷的宁静气氛好像已散漫在地面上。

    一团红光把那排从圣厄斯塔什方面挡住麻厂街高楼的屋脊托映在黑暗的天空,这是燃烧在科林斯街垒里的那个火炬的反光。马吕斯朝红光走去。红光把他引到了甜菜市场。他隐隐看见布道修士街的黑暗街口。他走了进去。起义的哨兵守在街的另一头,没有看见他。他觉得他已经很接近他要找的地方了。他踮着脚往前走。我们记得,安灼拉曾把蒙德都巷<span class=”” data-note=”蒙德都巷,即前面提到的蒙德都街,因街道迂回曲折狭窄,故作者有时则称之为巷。在第五部街垒战时,作者屡次称之为巷,实即指同一条街。天鹅街等有时称巷也是基于这一认识。”></span>的一小段留作通往外面的惟一通道。马吕斯现在到达的地方正在进入这一小段蒙德都巷的转角处。

    在这巷子和麻厂街交接的地方一片漆黑,他自己也是隐在黑影中的。他看见前面稍远一点的石块路面上有点微光,看见酒店的一角和酒店后面一个纸灯笼在一道不成形的墙里眨着眼,还有一伙人蹲在地上,膝上横着步枪。这一切和他相距只十脱阿斯。这是那街垒的内部。

    巷子右侧的那些房屋挡着他,使他望不见酒店的其余部分、大街垒和旗帜。

    马吕斯只须再多走一步了。

    这时这个苦恼的青年坐在一块墙角石上,手臂交叉,想起了他的父亲。

    他想到那英勇的彭眉胥上校是个多么杰出的军人,他在共和时期捍卫了法国的国境,在皇帝的率领下到过亚洲的边界,他见过热那亚、亚历山大、米兰、都灵、马德里、维也纳、德累斯顿、柏林、莫斯科,他在欧洲每一个战果辉煌的战场上都洒过他的鲜血,也就是在马吕斯血管里流着的血,他一生维护军纪,指挥作战,未到老年便已头发斑白,他腰扣武装带,肩章穗子飘落到胸前,硝烟熏黑了帽徽,额头给铁盔压出了皱纹,生活在板棚、营地、帐幕、战地医疗站里,东征西讨二十年,回到家乡脸上挂一条大伤疤,笑容满面,平易安详,人人敬佩,为人淳朴如儿童,他向法兰西献出了一切,丝毫没有辜负祖国的地方。

    他又想,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自己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应当步他父亲的后尘,做个勇敢、无畏、大胆冒枪弹、挺胸迎刺刀、洒鲜血、歼敌人、不顾生死、奔赴战场、敢于拼杀的人。他想到他要去的战场是街巷,他要参加的战斗是内战。

    想到内战,他好像看见了一个地洞,在他面前张着大嘴,而他会掉到那里去。

    这时他打了一个寒噤。

    他想起他父亲的那把剑,竟被他外祖父卖给了旧货贩子,他平时想到这事,便感到痛心,现在他却对自己说,这把英勇坚贞的剑宁肯饮恨潜藏于黑暗中也不愿落到他的手里是对的,它这样遁迹避世,是因为它有智慧,有先见之明,它预知这次暴动,这种水沟边的战争,街巷中的战争,地窖通风口的射击,来自背后和由背承担的毒手,是因为它是从马伦哥和弗里德兰回来的,不愿到麻厂街去,它不愿跟着儿子去干它曾跟着老子干过的事!他对自己说这把剑,要是在这儿,要是当初在他父亲去世的榻前他接受了这把剑,今天他也敢于把它握在手中,它一定会烫他的手,像天使的神剑那样,在他<var></var>面前发出熊熊烈焰!他对自己说幸而它不在,幸亏它已失踪,这是好事,这是公道的,他的外祖父真正保卫了他父亲的荣誉,宁可让人家把上校的这把剑拍卖掉,落在一个旧货商手里,丢在废铁堆里,总比用它来使祖国流血强些。

    接着他痛哭起来。

    这太可怕了。但是怎么办呢?失去了珂赛特,仍旧活下去,这是他办不到的。她既然走了,他便只有一死。他不是已向她宣过誓,说他会死的吗?她明明知道这点,却又走了,那就是说,她存心不问马吕斯的死活了。并且,她事先没有告诉马吕斯,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她不是不知道马吕斯的住址,却没有写一封信,便这样走了。足见她已不再爱马吕斯了。现在他又何必再活下去呢?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并且,怎么说!已经到了此地,又退缩!已经走向危险,又逃走!已经看到街垒里的情形,又闪开!一面发抖,一面闪开,说什么:“确实,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看清楚,看够了,这是内战,我走开好!”把等待着他的那些朋友丢下不管!他们也许正需要他!他们是以一小撮对付一支军队!丢掉爱情,丢掉朋友,自己说话不算数,一切全放弃不顾!以爱国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畏惧!但是,这样是说不过去的,他父亲的幽灵,如果这时正在他身边的黑暗中,看见他往后退缩,也一定会用他那把剑的剑脊抽他的腰,并向他吼道:“上,胆小鬼!”

    被他的思潮起伏所苦恼,他的头慢慢低下去了。

    他又忽然抬起了头。精神上刚起一种极为壮观的矫正,有了墓边人所特有的那种思想膨胀,接近死亡能使人眼睛明亮。对将采取的行动他也许正看到一种幻象,不是更为悲惨而是极其辉煌的幻象。街垒战,不知由于灵魂的一种什么内在作用,在他思想的视力前忽然变了样。他梦幻中的一大堆喧嚣纷扰的问号一齐回到他的脑子里,但并没有使他烦乱。他一一作出解答。

    想一想,他父亲为什么会发怒?难道某种情况不会让起义上升到天职的庄严高度吗?对上校彭眉胥的儿子来说,他如果参加目前的战斗,会有什么东西降低他的身分呢?这已不是蒙米赖或尚波贝尔蒙米赖(Montmirail)、尚波贝尔(Champaub<big></big>ert),两地都在法国东部,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在这两处曾挫败俄普联军的进犯。,而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并不涉及神圣的领土问题,而是一个崇高的理想问题。祖国受苦,固然是的,但是人类在欢呼。并且祖国是不是真正会受苦呢?法兰西流血,而自由在微笑,在自由的微笑面前法兰西将忘却她的创伤。况且,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内战究竟会说些什么呢?

    内战?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还有一种外战吗?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不都是兄弟之间的战争吗?战争的性质只取决于它的目的。无所谓外战,也无所谓内战。战争只有非正义的与正义的之分。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大同世界的日子里,战争,至少是急速前进的未来反对原地踏步的过去的那种战争,也许是必要的。对于这样的战争有什么可谴责的呢?仅仅是在用以扼杀人权、进步、理智、文明、真理时战争才是耻辱,剑也才是凶器。内战或外战,都可以是不义的,都可以称之为犯罪。除了用正义这条神圣的标准去衡量以外,人们便没有依据以战争的一种形式去贬斥它的另一种形式。华盛顿的剑有什么权利来否认卡米尔·德穆兰的长矛?莱翁尼达斯反抗外族,蒂莫莱翁蒂莫莱翁(Timoléon,前410—前336),希腊政治家,推崇法治。反抗暴君,谁更伟大呢?一个是捍卫者,另一个是解救者。人能不问目的便诬蔑城市内部的任何武装反抗吗?那么,布鲁图斯、马塞尔马塞尔(Marcel),十四世纪巴黎市长,曾为限制王权而斗争。、阿尔努·德·布兰肯海姆阿尔努·德·布兰肯海姆(Arnould de Blankenheim),不详。、科里尼,你都可以称为歹徒了。丛林战吗?巷战吗?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便是昂比奥里克斯昂比奥里克斯(Ambiorix),古高卢国王,前五四年曾反对恺撒,失败。、阿尔特维尔德阿尔特维尔德(Artevelde),十五世纪比利时根特行政长官。、马尔尼克斯马尔尼克斯(Marnix),十六世纪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佛兰德人民起义领袖。、佩拉热佩拉热(Pélage),八世纪西班牙境内阿斯图里亚斯国王,反对阿拉伯人入侵。所进行的战争。但是,昂比奥里克斯是为反抗罗马而战,阿尔特维尔德是为反抗法国而战,马尔尼克斯是为反抗西班牙而战,佩拉热是为反抗摩尔人而战,他们全是为了反抗外族而战的。好吧,君主制也就是外族,压迫也就是外族,神权也就是外族。专制制度侵犯精神的疆界,正如武力侵犯地理的疆界。驱逐暴君或驱逐英国人,都一样是为了收复国土。有时抗议是不中用的,谈了哲学之后还得有行动;理论开路,暴力完工;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开场,阿利斯托吉通结尾。百科全书启发灵魂,八月十日为灵魂充电。埃斯库罗斯之后得有特拉西布尔特拉西布尔(Thrasybule),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将军,结束希腊三十年专制制度,恢复民主。,狄德罗之后得有丹东。人民大众有顺从主子的倾向,民间笼罩着暮气,群众易于向权贵低头。应当鼓动这些人,推搡他们,用解救自身的利益鞭策他们,用真理的光去刺他们的眼睛,用大量骇人的光明,大把大把地投向他们。他们应当为自身的利益而多少受些雷击,电光能惊醒他们。因而就有必要敲响警钟,进行战斗。应当有伟大的战士纷纷冒出来,以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为各族人民的表率,把这可叹的人类,一味浑浑噩噩欣赏落日残晖留恋苍茫暮色的众生,从神权、武功、暴力、信仰狂、不负责任的政权和专制君王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打倒暴君!什么?你指的是谁啊?你把路易菲力浦称为暴君吗?不是,他不见得比路易十六更暴些。他们两个都是历史上一贯称为好国王的。原则不容阉割,真实的逻辑是直线条的,真理的本质不能随意取舍,因此,没有让步的余地,任何对人的侵犯都应当镇压下去,路易十六身上有神权,路易菲力浦身<s>.</s>上有波旁的血统,两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践踏人权的责任,为了全部清除对权力的篡窃行为,必须把他们打倒,必须这样,因为法国历来开山劈路。法国的主子垮台之日,也就是其他主子纷纷落地之时。总之,树立社会的真理,恢复自由的统帅地位,把人民还给人民,把主权还给老百姓,把紫金冠重新戴在法兰西的头上,重新发挥理智和平等的全部力量,在各人自主的基础上消灭一切仇恨的根源,彻底摧毁君主制设置在通往大同世界大道上的障碍,用法律划一全人类的地位,还有什么事业比这更正义的呢?也就是说,还有什么战争比这更伟大的呢?这样的战争才导致和平。目前还有一座由成见、特权、迷信、虚伪、勒索、滥取、强暴、欺凌、黑暗所构成的巨大堡垒屹立在地球上,高耸着它的无数个仇楼恨塔。必须把它摧毁。必须把这个庞然怪物夷为平地。在奥斯特里茨克敌制胜固然伟大,攻占巴士底更是无与伦比。

    谁都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灵魂具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性能,这也正说明它既存在于个体而又充塞虚空的妙用,它能使处于绝境的人在最激动的时刻几乎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激剧的懊丧和沉痛的绝望在自问自答而难于辩解的苦恼中,也常能进行分析和研讨论题。紊乱的思路中杂有逻辑,推理的线索飘荡于思想的凄风苦雨中而不断裂。这正是马吕斯当时的精神状态。

    他心情颓丧,不过有了信心,然而仍在迟疑不决,总之,想到他将采取的行动仍不免胆战心惊,他一面思前想后,一面望着街垒里面。起义的人正在那里低声谈话,没人走动,这种半沉寂状态使人感到已经到了等待的最后时刻了。马吕斯发现在他们上方四层楼上的一个窗子边,有个人在望着下面,他想那也许是个什么人在窥探情况,这人聚精会神的样子好不奇怪。那是被勒·卡布克杀害的看门老头。从下面望去,单凭那围在石块中间的火炬的光是看不清那人头的。一张露着惊骇神情的灰白脸,纹丝不动,头发散乱,眼睛定定地睁着,嘴半开,对着街心伏在窗口,像看热闹似的,这形象出现在那暗淡摇曳的火光中,确是没有比这更奇特的了。不妨说这是死了的人在望着将死的人。那头里流出的血有如一长条红线,自窗口直淌到二楼才凝止住。

    一 旗——第一幕

    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圣美里的钟已经敲过十点,安灼拉和公白飞都握着卡宾枪走去坐在大街垒的缺口附近。他们没有谈话,他们侧耳细听,听那些最远和最微弱的脚步声。

    突然,在这阴森的寂静中,有个年轻人的清脆愉快的声音好像来自圣德尼街那面,用《在月光下》这首古老民歌的曲调,开始清晰地大声唱着这样的歌词,末尾还加上一句模仿雄></a>鸡的啼叫:

    <small>我的鼻子淌眼泪,</small>

    <small>我的朋友毕若哟,</small><var></var>

    <small>把你的士兵借给我,</small>

    <small>让我和他们说句话哟。</small>

    <small>老母鸡头上戴军帽,</small>

    <small>身上披着军大衣哟,</small>

    <small>它们已经到郊区,</small>

    <small>喔喔哩喔哟。</small>

    他们彼此握了一下手。

    “这是伽弗洛什的声音。”安灼拉说。

    “来向我们报信的。”公白飞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动了荒凉的街道。一个比杂技演员还矫捷的人影从公共马车上爬过来,接着伽弗洛什跳进了街垒,他气喘吁吁,急忙说道:

    “我的枪!他们来了。”

    一阵电流似的寒噤传遍了街垒,只听见手摸枪支的声音。

    “你要不要我的卡宾枪?”安灼拉问那野孩。

    “我要那支步枪。”伽弗洛什回答。

    说着他取了沙威那<big>..</big>支步枪。

    两个哨兵也折回来了,几乎是和伽弗洛什同时到达的。他们一个原在那街口放哨,一个在小化子窝街。布道修士街的那个守卫,仍留在原岗位上没动。这说明在桥和菜市场方面没有发生情况。

    麻厂街在照着红旗的那一点微光的映射下只有几块铺路石还隐约可见,它像一个烟雾迷蒙中的大黑门洞似的,展现在那些起义的人们眼前。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四十三个起义战士,包括安灼拉、公白飞、古费拉克、博须埃、若李、巴阿雷和伽弗洛什,都蹲在大<u></u>街垒里,头略高于垒壁。步枪和卡宾枪的枪管都靠在石块上,如同炮台边的炮眼,个个聚精会神,全无声息,只待开枪射击。弗以伊领着六个人,守在科林斯的上下两层楼的窗口,端着枪,瞄准待放。

    又过了一些时候,一阵由许多人踏出的整齐沉重的脚步声清晰地从圣勒方面传来,起初声音微弱,后来逐渐明显,再后又重又响,一路走来,没有停顿,没有间歇,沉稳骇人,越走越近。除这以外,没有其他声音。就像一尊巨大塑像的那种死气和威风,但那种沉重的脚步声又使人去想象黑压压一大片真不知有多少生灵,既像万千个群鬼,又像是庞然一巨鬼。阴森骇人,有如听到妖兵厉卒的来临。这脚步声走近了,走得更近了,突然停了下来。人们仿佛听到街口有许多人呼吸的声<bdo></bdo>音。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在那街的尽头,隐隐约约有无数纤细的金属线条在黑暗中晃动,像针一样,几乎看不清楚,正如人在合上眼皮刚入睡时出现在眼前的那种无可名状的荧光网。那是被火炬的光映照着的远处的枪刺和枪管。

    又停顿了一阵子,好像双方都在等待。忽然从黑暗的深处发出一个人喊话的声音,由于看不见那人的身影,他的声音便显得格外凄厉骇人,好像是黑暗本身在喊话,那人喊道:

    “口令?”

    同时传来一阵端枪的咔嚓声。

    安灼拉以洪亮高亢的声音回答说:

    “法兰西革命。”

    “放!”那人的声音说。

    火光一闪,把街旁的房屋照成紫色,好像有个火炉的门突然开了一下,又立即闭上似的。

    街垒发出一阵骇人的摧折破裂的声音。那面红旗倒了。这阵射击来得如此猛烈,如此密集,把那旗杆,就是说,把那辆公共马车的辕木尖扫断了。有些枪弹从墙壁上的突出面反射到街垒里,打伤了好几个人。

    这第一次排枪射击给人的印象是够寒心的。攻势来得凶猛,最大胆的人对此也不能不有所思考。他们所要对付的显然是一整个联队。

    “同志们,”古费拉克喊着说,“不要浪费弹药,让他们进入这条街,我们才还击。”

    “首先,”安灼拉说,“我们得把这面旗子竖起来。”

    他拾起了那面恰巧倒在他脚跟前的旗帜。

    他们听到外面有通条和枪管撞击的声音,军队又在上枪弹了。

    安灼拉继续说:

    “这儿谁有胆量再把这面红旗插到街垒上去?”

    没有人回答。街垒分明成了再次射击的目标,到那上面去,干脆就是送命。最大胆的人也下不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安灼拉自己也感到胆寒。他又问:

    “没有人愿去?”

    二 旗——第二幕

    自从他们来到科林斯并开始建造街垒以后,他们便没有怎么注意马白夫公公。马白夫公公却一直没有离开队伍。他走进酒店以后,便去坐在楼下那间厅堂的柜台后面。可以说,他在那里已经完全寂灭了。他仿佛已不再望什么,也不再想什么。古费拉克和另外几个人曾两次或三次走到他跟前,把当时的危险说给他听,请他避开,他却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没有人和他谈话时,他的嘴唇会频频启闭,好像是在对谁答话,在有人找他谈话时他的嘴唇却又完全不动,眼睛也好像失去了生命似的。在街垒受到攻击的几个小时以前,他便坐在那里,两个拳头抵在膝上,头向前伛着,仿佛是在望一个什么危崖深谷,几个钟头过去了,他一直保持这一姿势,没有改变过。任何事都不能惊动他,看来他的精神完全不在街垒里。后来每个人都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厅堂里只剩下了三个人:被绑在柱子上的沙威、一个握着军刀监视沙威的起义战士和他马白夫。当攻打开始、爆裂发生时,他的身体也受到了震动,仿佛已经醒过来了,他陡然立了起来,穿过厅堂,这时,安灼拉正重复他的号召,说:“没人愿去?”人们看见这老人出现在酒店门口。

    他的出现,使整个队伍为之一惊,并引起了一阵惊喊:“这就是那个投票人!就是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就是那个人民代表!”

    也许他并没有听见。

    他直向安灼拉走去,起义的人都怀着敬畏的心为他让出一条路,他从安灼拉手里夺过红旗,安灼拉也被他愣住了,往后退了一步,其他的人,谁也不敢阻挡他,谁也不敢搀扶他,他,这八十岁的老人,头颈颤颤巍巍,脚步踏踏实实,向街垒里那道石级,一步一步慢慢跨上去。当时的情景是那么庄严,那么伟大,以致在他四周的人都齐声喊道:.“脱帽!”他每踏上一级,他那一头白发,干瘪的脸,高阔光秃满是皱纹的额头,凹陷的眼睛,愕然张着的嘴,举着旗帜的枯臂,都从黑暗步步伸向火炬的血光中,逐渐升高扩大,形象好不骇人。人们以为看见了九三年的阴灵,擎着恐怖时期的旗帜,从地下冉冉升起。

    当他走上最高一级,当这战战兢兢而目空一切的鬼<cite>藏书网</cite>魂,面对一千二百个瞧不见的枪口,视死如归,舍身忘我,屹立在那堆木石灰土的顶上时,整个街垒都从黑暗中望见了一个无比崇高的超人形象。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只在奇迹出现时才会有那种沉寂。

    老人在这沉寂中,挥动着那面红旗,喊道:

    “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博爱!平等和死亡!”

    人们从街垒里听到一阵低微、急促、像个牧师匆匆念诵祈祷文似的声音。<bdo></bdo>也许是那警官在街的另一头,做他的例行劝降工作。

    接着,先头喊“口令?”的那尖利嗓子喊道:

    “下去!”

    马白夫先生,脸气白了,眼里冒着悲愤躁急的火焰,把红旗高举在头顶上,再一次喊道:

    “共和万岁!”

    “放!”那人的声音说。

    第二次射击,像霰弹似的,打在街垒上。

    老人的两个膝头往下沉,随即又立起,旗子从他手中滑脱了,他的身体,像一块木板似的,向后倒在石块上,直挺挺仰卧着,两臂交叉在胸前。

    一条条鲜血,像溪水似的,从他身下流出来。他那衰老的脸,惨白而悲哀,仿佛仍在望天空。

    起义的人全被一种不受人力支配的愤激心情所控制,甚至忘了自卫,他们在惊愕恐骇中齐向那尸体靠近。

    “这些判处国王的人真是好样儿的!”安灼拉说。

    古费拉克凑近安灼拉的耳边说:

    “这句话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因为我不愿泼冷水。但是这个人完全比得上那些判处国王的代表。我认识他。他叫马白夫公公。我不知道他今天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一向是个诚实的老糊涂。你瞧他的脑袋。”

    “老糊涂的脑袋,布鲁图斯的心。”安灼拉回答说。

    接着,他提高嗓子说:

    “公民们!这是老一辈给年轻一代做出的榜样。我们迟疑,他挺身而出!我们后退,他勇往直前!让我们瞧瞧因年老而颤抖的人是怎样教育因害怕而颤抖的人的!这位老人在祖国面前可说是浩气凛然。他活得长久,死得光荣。现在让我们保护好他的遗体,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像保护自己活着的父亲那样来保护这位死了的老人。让他.留在我们中间,使这街垒成为铜墙铁壁。”

    在这些话后面的是一阵低沉而坚决的共鸣声。

    安灼拉蹲下去托起那老人的头,怯生生地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随即又掰开他的手臂,轻柔谨慎、怕弄痛了死者似的,扶起他的身体,解下他的衣服,把那上面的弹孔和血迹一一指给大家看,并说道:

    “现在,这就是我们的红旗了。”

    三 伽弗洛什当初也许应当接受安灼拉的卡宾枪

    人们把寡妇于什鲁的黑色长围巾盖在马白夫公公的身上。六个人用他们的步枪组成一个担架,把尸体放在上面,脱下帽子,缓步庄严地抬进酒店的厅堂<mark></mark>,停放在一张大桌子上。

    这些人都在一心一意地办着这件严肃神圣的事,以致忘了他们当时处境的危险。

    当尸体从沙威身旁经过时,安灼拉对那一贯死样活气的密探说:

    “你!一会儿就是。”

    伽弗洛什是惟一没有离开岗位留在原地守望的人,他在这时仿佛看见有些人朝着街垒偷..偷地摸过来。他陡然喊道:

    “大家注意!”

    古费拉克、安灼拉、让·勃<s>99lib?</s>鲁维尔、公白飞、若李、巴阿雷、博须埃,都连忙从酒店里冲出来。几乎已来不及了。他们看见密匝匝一大排闪着光的枪刺已在街垒的顶上晃动。一群个儿高大的保安警察,有的越过公共马车,有的穿过缺口,正往里蹿,向那野孩扑来,野孩只往后<bdi>99lib?</bdi>退,却不逃跑。

    那真是万分紧急的时刻。正如激洪骤发,水已涨齐江岸,开始从各个缺口罅隙渗透过来的那种最初的骇人景象。再过一秒钟,那街垒便要被攻占了。

    巴阿雷端起卡宾枪,向第一个钻进来的保安警察冲去,迎面一枪,便结果了他,第二个一刺刀杀死了巴阿雷。另一个已把古费拉克打倒在地,古费拉克正喊着:“救我!”一个最高大的彪形大汉挺着刺刀向伽弗洛什逼来。野孩的两条小胳膊端起沙威那支奇大的步枪,坚决地抵在肩上,瞄着那巨人射击。枪不响,沙威不曾在他的步枪里装子弹。那个保安警察放声大笑,提起枪杆向孩子刺去。

    刺刀还没有碰到伽弗洛什身上,那步枪已从大兵的手里脱落:一粒子弹打中他的眉心,他仰面倒在地上。第二粒子弹又打中了进逼古费拉克的那个保安警察的心窝,把他撂倒在石块上。

    这是因为马吕斯进入了街垒。

    四 火药桶

    马吕斯原来一直躲在蒙德都街的转角处,目击了初次交锋的情况,他心惊体颤,失了主张。但是,不用多久,他便已摆脱那种不妨称之为 9b3c.” >鬼使神差的没来由的强烈眩惑,面对那一发千钧的危险处境,马白夫先生的谜一样的惨死,巴阿雷的牺牲,古费拉克的呼救,那孩子受到的威胁,以及亟待援救或为之报仇的许多朋友,他原有的疑虑完全消失了,他握着他的两支手枪投入了肉搏战。他第一枪救了伽弗洛什,第二枪帮了古费拉克。

    听到连续的枪声、保安警察的号叫,那些进攻的军队齐向街垒攀登,这时街垒顶上已出现一大群握着步枪,露出大半截身体的保安警察、正规军、郊区的国民自卫军。他们已盖满垒壁的三分之二,但没有跳进街垒,他们仿佛还在踌躇,怕有什么暗算。他们像窥探一个狮子洞似的望着那黑暗的街垒。火炬的微光只照见他们的枪刺,羽毛高耸的军帽和惊慌激怒的上半部面庞。

    马吕斯已没有武器。他丢掉那两支空手枪,但是他看见厅堂门旁的那桶火药。

    正当他侧着脸朝这面望去时,一个兵士也正对着他瞄准。这时,有一个人蓦地跳上来,用手抓住那枪管,并堵在枪口上。这人便是那个穿灯芯绒裤子的少年工人。枪响了,子弹穿过那工人的手,也许还打在他身上,因为他倒下去了,却没有打中马吕斯。这一切都发生在烟雾中,看不大清楚。马吕斯正冲进那厅堂,几乎不知道有这一经过。他只隐隐约约见到那对准他的枪管和堵住枪口的那只手,也听到了枪声。但是在那样的时刻,人们所见到的事都是在瞬息万变之中,注意力<bdi></bdi>不会停留在某一件事物上。人们只恍惚觉得自己的遭遇越来越黑暗,一切印象都是迷离不清的。

    起义的人们吃惊不小,但并不害怕;他们聚集在一起。安灼拉大声说:“等一等!不要乱开枪!”确实如此,在那混乱开始时他们会伤着自己人。大部分人已经上楼,守在二楼和顶楼的窗口,居高临下,对着那些进攻的人。最坚决的几个都和安灼拉、古费拉克、让·勃鲁维尔、公白飞一道,雄赳赳地排列在街底那排房屋的墙跟前,毫无屏障,面对着立在街垒顶上那层层的大兵和部队。

    这一切都是在不慌不忙的情况下,混战前少见的那种严肃态度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中完成的。两边都已枪口指向对方,瞄准待放,彼此间的距离又近到可以相互对话。正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一个高领阔肩章的军官举起军刀喊道:

    “放下武器!”

    “放!”安灼拉说。

    两边的枪..声同时爆发,硝烟弥漫,任何东西都看不见了。

    在辛辣刺鼻令人窒息的烟雾中,人们听到一些即将死去和受了伤的人发出的微弱沙嗄的呻吟。

    烟散了以后两边的战士都少了许多,但仍留在原处,一声不响地在重上枪弹。

    突然有个人的声音猛吼道:

    “你们滚开,要不我就炸掉这街垒!”

    大家都向发出这声音的地方望去。

    马吕斯先头冲进厅堂,抱起那桶火药,利用当时的硝烟和弥漫在那圈子里的那种昏暗的迷雾,顺着街垒,一直溜到那围着火炬的石块笼子旁边。他拔出那根火炬,把火药桶放在一叠石块上,往下一压,那桶底便立即通了,轻易到使人惊异,这一切都是在马吕斯一弯腰一起立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时,在街垒那头挤作一团的国民自卫军、保安警察、军官、士兵,全都骇然望着马吕斯,只见他一只脚踏在石块上,手握着火炬,豪壮的面庞在火光中显出一种表示必死之心的坚定意志,把火炬的烈焰伸向那通了底的火药桶旁边..的一大堆可怕的东西,并发出这一骇人的叫嚷:

    “你们滚开,要不我就炸掉这街垒!”

    马吕斯继那八十岁老人之后,屹立在街垒上,这是继老革命而起的新生革命的形象。

    “炸掉这街垒!”一个军士说,“你也活不了!”

    马吕斯回答说:

    “我当然活不了。”

    同时他把火炬伸向那桶火药。

    但那街垒上一个人也没有了。进犯的官兵丢下他们的伤员,乱七八糟一窝蜂似的,全向街的尽头逃走了,重行消失在黑夜中。一幅各自逃生的狼狈景象。

    街垒解了围。

    五 让·勃鲁维尔的诗句顿成绝响

    大家都围住马吕斯。古费拉克抱着他的颈子。

    “你也来了!”

    “太好了!”公白飞说。

    “你来得正是时候!”博须埃说。

    “没有你,我早已死了!”古费拉克又说。

    “没有您,我早完了蛋!”伽弗洛什补上一句。

    马吕斯问道:

    “头头在哪儿?”

    “头头就是你。”安灼拉说。

    马吕斯这一整天脑子里燃着一炉火,现在又起了一阵风暴。这风暴发生在他心中,但他觉得它在他的体外,并且把他刮得颠颠倒倒。他仿佛觉得他已远离人生十万八千里。他两个月来美满的欢乐和恋爱竟会陡然<u>99lib?</u>一下子发展到目前这种绝地。珂赛特全无踪影,这个街垒,为实现共和而流血牺牲的马白夫先生,自己也成了起义的头头,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像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他得使劲集中精力才能回忆起环绕着他的事物都是真实不虚的。马吕斯还缺少足够的人生经验去理解最迫切需要做的正是自以为无法做到的事,最应当提防的也正是难于预料的事。正如他在观看一场他看不懂的戏那样,看着他自己的<dfn>..</dfn>戏。

    沙威一直被绑在柱子上,当街垒受到攻打时,他头也没有转动一下,他以殉教者逆来顺受的态度和法官庄严倨傲的神情望着他周围的骚乱。神志不清的马吕斯甚至全不曾察觉到他。

    这bbr></abbr>时,那些进犯的官兵停止了活动,人们听到他们在街口纷纷走动的声音,但是不再前来送死,他们或许是在等候指示,或许是要等到加强兵力以后再冲向这攻不下的堡垒。起义的人们又派出了岗哨,几个医科大学生着手包扎伤员。

    除了两张做绷带和枪弹的桌子以及马白夫公公躺着的桌子外,其他的桌子全被搬出酒店,加在街垒上,寡妇于什鲁和女仆床上的厚褥子也被搬下来,放在厅堂里,代替那些桌子。他们让伤员们躺在那些厚褥子上。至于科林斯的原住户,那三个可怜的妇人,现在怎样,却没有人知道。后来才发现她们都躲在地窖里。

    大家正在为街垒解了围而高兴,随即又因一件事而惊慌焦急。

    在集合点名时,他们发现少了一个起义人员。缺了谁呢?缺了最亲爱的一个,最勇猛的一个,让·勃鲁维尔。他们到伤员里去找,没有他。到尸体堆里去找,也没有他。他显然是被俘虏了。

    公白飞对安灼拉说:

    “他们逮住了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也逮住了他们的人员。你一定要处死这特务吗?”

    “当然,”安灼拉说,“但是让·勃鲁维尔的生命更重要。”

    这话是在厅堂里沙威的木柱旁说的。

    “那么,”公白飞接着说,“我可以在我的手杖上结一块手帕,作为办交涉的代表,拿他们的人去向他们换回我们的人。<bdi></bdi>”

    “你听。”安灼拉把手放在公白飞的胳膊上说。

    只听见从街口传出了一下扳动枪机的声音。

    他们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喊道:

    “法兰西万岁!未来万岁!”

    他们听出那正是让·勃鲁维尔的声音。

    火光一闪,枪也立即响了。

    接着,声息全无。

    “他们把他杀害了。”公白飞大声说。

    安灼拉望着沙威,对他说:

    “你的朋友刚才把你枪毙了。”

    六 求生的挣扎继以垂死的挣扎

    这种战争有这么一个特点,对街垒几乎总是从正面进攻,攻方在一般情况下,常避免用迂回战术,不是怕遭到伏击,便是怕陷在曲折的街巷里。因而这些起义的人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大街垒方<bdo>.99lib?</bdo>面,这儿显然是时时受到威胁、也必然是要再次争夺的地方。马吕斯却想到了小街垒,并走去望了一眼。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守在那里的只是那盏在石块堆中摇曳的彩色纸灯笼。此外,那条蒙德都巷子以及小化子窝斜巷和天鹅斜巷都是静悄悄的。

    马吕斯视察了一番,正要回去时,他听见一个人在黑暗中有气无力地喊着他的名字。

    “马吕斯先生!”

    他惊了一下,因为这声音正是两个钟头以前在卜吕梅街隔着铁栏门喊他的那个人的声音。

    不过现在这声音仿佛只是一种嘘气的声音了。

    他向四周望去,却不见有人。

    马吕斯以为自己搞错了,他以为这是周围那些不寻常的事物在他精神上引起的一种幻觉。他向前走了一步,想要退出那街垒所在的凹角。

    “马吕斯先生!”那声音又说。

    这一次他听得清清楚楚,不能再怀疑了,他四面打量,什么也看不见。

    “就在您脚跟前。”那声音说。

    他弯下腰去,看见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向他爬来。它在铺路的石块上爬着。向他说话的便是这东西。

    彩色纸灯笼的光照出一件布衫、一条撕破了的粗绒布长裤、一双赤脚、还有一摊模模糊糊像是血的东西。马吕斯隐隐约约望见一张煞白的脸在抬起来对他说:

    “您不认识我吗?”

    “不认识。”

    “爱潘妮。”

    马吕斯连忙蹲下去,真的是那苦娃儿,她穿一身男人的衣服。

    “您怎么会在这地方?您来这儿干什么?”

    “我就要死了。”她对他说。

    某些话和某些事是能使颓丧的心情兴奋起来的。马吕斯好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喊着说:

    “您受了伤!等一下,让我把您抱到厅堂里去。他们会把您的伤口包扎起来。伤势重吗?我应当怎样抱才不会弄痛您呢?您什么地方痛?救人!我的天主!您到底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他试着把他的手臂伸到她的身体底下,想抱起她来。

    在抱的时候,他碰了一下她的手。

    她轻轻叫了一声。

    “我弄痛了您吗?”

    “稍微有点。”

    “可我只碰了一下您的手。”

    她伸出她的手给马吕斯看,马吕斯看见她手掌心上有一个黑洞。

    “您的手怎么啦?”他说。

    “它被打通了。”

    “打通了!”

    “是啊。”

    “什么东西打通的?”

    “一粒子弹。”

    “怎么会?”

    “您先头没有看见有杆枪对着您瞄准吗?”

    “看见的,还看见有只手堵住那枪口。”

    “那就是我的手。”

    马吕斯打了个寒噤。

    “您真是疯了!可怜的孩子!幸而还好,如果只伤着手,还不要紧。让我把您放到一张床上去。他们会把您的伤口包扎起来,打穿一只手,不会送命的。”

    她细声说道:

    “枪弹打通了手,又从我背上穿出去。用不着再把我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让我来告诉您,您怎样才能包扎好我的伤口,您准会比外科医生包扎得更好。您来坐在我旁边的这块石头上。”

    他依着她的话坐下去,她把她的头枕在马吕斯的膝上,眼睛不望马吕斯,独自说道:

    “呵!这可有多好!这样多舒服!就这样!我已经不痛了。”

    她静了一会儿,接着,她使劲把脸转过去,望着马吕斯说:

    “您知道吗,马吕斯先生?您进那园子,我心里就别扭,我太傻 4e86.” >了,把那幢房子指给您看的原就是我,并且,到头来,我心里总应当明白,像您这样一个青年……”

    她突然停了下来,她心里或许还有许多伤心话要说,但她跳过去了,没有吐出来,她只带着惨痛的笑容接着说:

    “您一向认为我生得丑,不是吗?”

    她又往下说:

    “您瞧,您已经完了!现在谁也出不了这街垒。是我把您引到这儿来的,您知道!您就快死了。我担保。可是当我看见有人对着您瞄“答应我,等我死了,请在我的额头上吻我一下。我会感觉到的。”

    她让她的头重行落在马吕斯的膝上,她的眼睛也闭上了。他以为这可怜人的灵魂已经离去。爱潘妮躺着一动也不动,忽然,正当马吕斯认为她已从此长眠时,她又慢慢睁开眼睛,露出的已是非人间的那种幽深渺忽的神态,她以一种来自另一世界的凄婉语气说:

    “还有,听我说,马吕斯先生,我想我早就有点爱您呢。”

    她再一次勉力笑了笑,于是溘然长逝了。

    七 伽弗洛什很能计算路程

    马吕斯履行他的诺言。他在那冷汗涔涔的灰白额头上吻了一下。这不算对珂赛特的不忠,这是怀着无可奈何的感伤向那不幸的灵魂告别。

    他拿到爱潘妮给他的信心中不能不为之震惊。他立即感到这里有重大的事。他迫不及待,急于要知道它的内容。人心就是这样,那不幸的孩子还几乎没有完全闭上眼睛,马吕斯便已想到要展读那封信。他 628a.” >把她轻轻放在地上,便走开了。某种东西使他无法在这尸体面前念那封信。

    他走进厅堂,凑近一支蜡烛。那是一封以女性的优雅和细心折好封好的小柬,地址是女子的笔迹,写着:

    <small>玻璃厂街十六号,古费拉克先生转马吕斯·彭眉胥先生。</small>

    他拆开信封,念道:

    <small>我心爱的,真不巧,我父亲要我们立刻离开此地。今晚我们住在武人街七号。八天内我们去伦敦。珂赛特。六月四日。</small>

    他们的爱情竟会天真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吕斯连珂赛特的笔迹也不认识。

    几句话便可把经过情形说清楚。一切全是爱潘妮干的。经过六月三日夜间的事以后她心里有了个双重打算:打乱她父亲和匪徒们抢劫卜吕梅街那一家的计划,并拆散马吕斯和珂赛特。她遇到想穿穿女人衣服寻开心的一个不相干的小伙子,便用她原有的破衣,换来她身上的这套服装,扮成个男子。在马尔斯广场向冉阿让扔下那意味深长的警告“快搬家”的便是她。冉阿让果然回到家里便向珂赛特说:“我们今晚要离开此地,和杜桑一同到武人街去住,下星期去伦敦。”珂赛特被这一意外的决定搞得心烦意乱,赶忙写了两行字给马吕斯。但是怎样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呢?她从来不独自一人上街,要杜桑送去吧,杜桑也会感到奇怪,肯定要把这信送给割风先生看。正在焦急时,珂赛特一眼望见穿着男装的爱潘妮在铁栏门外闪过;爱潘妮近来经常在那园子附近逡巡的。珂赛特把这“少年工人”叫住,给了他五个法郎并bbr>藏书网</abbr>对他说:“劳驾立刻把这封信送到这地方去。”爱潘妮却把信揣了在她的衣袋里。第二天,六月五日,她跑到古费拉克家里去找马吕斯,她去不是为了送信,而是为了“去看看”,这是每一个醋劲大发的情人都能理解的。她在那门口等了马吕斯,或至少,等了古费拉克,也还是为了“去看看”。当古费拉克对她说“我们去街垒”时,她脑子里忽然有了个主意。她想她横竖活不下去,不如就去死在街垒里,同时也把马吕斯推进去。她跟在古费拉克后面,确切知道了他们建造街垒的地点,并且还预料到,她既然截了那封信,马吕斯无从得到消息,傍晚时他必然要去那每天会面的地方,她到卜吕梅街去等候马吕斯,并借用他朋友们的名义向他发出那一邀请,她想,这样一定能把马吕斯引到街垒里去。她料定马吕斯见不着珂赛特必然要悲观失望,她确也没有估计错。她自己又回到了麻厂街。我们刚才见到了她在那里所做的事。她怀着宁肯自己杀其所爱、也决不让人夺其所爱,自己得不着、便谁也得不着的那<cite></cite>种妒忌心,欢快地走上了惨死的道路。

    马吕斯在珂赛特的信上不断地亲吻。这样看来,她仍是爱他的了!他一时曾想到他不该再作死的打算。接着他又对自己说:“她要走了。她父亲要带她去英国,我那外祖父也不允许我和她结婚。因此,命运一点也没有改变。”像马吕斯这样梦魂萦绕的人想到这件终生恨事,从中得出的结论仍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cite></cite>受不了的苦恼中活着,倒不如死了干脆。

    他随即想到还剩下两件事是他必须完成的:把他决死的心告诉珂赛特,并向她作最后的告别;另外,要把那可怜的孩子,爱潘妮的兄弟和德纳第的儿子,从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中救出去。

    他身上有个纸夹子,也就是从前夹过他在爱慕珂赛特的初期随时记录思想活动的那一叠随笔的夹子。他撕下一张纸,用铅笔写了这几行字:

    <small>我们的婚姻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已向我的外祖父提出要求,他不同意,我没有财产,你也一样。我到你家里去过,没有找着你,你知道我向你作出的誓言,我是说话算数的。我决心去死。我爱你。当你念着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将在你的身边,并向你微笑。</small>

    他没有信封,只好把那张纸一折四,写上地址:

    <small>武人街七号,割风先生家,珂赛特·割风小姐收。</small>

    信折好以后,他又想了一会儿,又拿起他的纸夹子,翻开第一页,用同一支铅笔,写了这几行字:

    <small>我叫马吕斯·彭眉胥。请把我的尸体送到我外祖父吉诺曼先生家,地址是:沼泽区,受难修女街六号。</small>

    他把纸夹子放进他衣服口袋里,接着就喊伽弗洛什。那野孩听到马吕斯的声音,带着欢快殷勤的面容跑来了。

    “你肯替我办件事吗?”

    “随您什<samp></samp>么事,”伽弗洛什说,“好上帝的上帝!没有您的话,说真的,我早被烤熟了。”

    “你看得见这封信吗?”

    “看得见。”

    “你拿着。马上绕出这街垒(伽弗<bdo></bdo>洛什心里不踏实,开始搔他的耳朵)。明天早上你把它送到这地方,武人街七号割风先生家,交给珂赛特·割风小姐。”

    那英勇的孩子回答说:

    “好倒好,可是不行!在这段时间里街垒会让人家占了去,我却不在场。”

    “看来在天亮以前不会有人再来攻打街垒,明天中午以前也决攻不下来。”

    官军再次留给这街垒的喘息时间确在延长。夜战中常有这种暂时的休止,后面跟着来的却总是倍加猛烈的进攻。

    “好吧,”伽弗洛什说,“我明天早晨把您的信送去,行吗?”

    “那太迟了。街垒也许会被封锁,所有的通道全被掐断,你会出不去。你立刻就走吧。”

    伽弗洛什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但他还是呆立着不动,拿不定主意,愁眉苦脸地只顾搔耳朵。忽然一下,以他那常有的小雀似的急促动作抓去了那封信。

    “好。”他说。

    他从蒙德都巷子跑出去了。

    伽弗洛什下了决心,因为他有了个主意,但是没有说出来,他怕马吕斯反对。

    他的主意是这样的:

    “现在还不到晚上十二点,还差几分钟。武人街也不远。我立刻把这信送去,还来得及赶回来。”

    一 吸墨纸,泄密纸

    一个城市的痉挛和灵魂的惊骇比较起来,算得了什么?人心的深度,大于人民。冉阿让这时的心正受着骇人的折磨。旧日的危崖险谷又一一重现在他眼前。他和巴黎一样,正在一次惊心动魄、吉凶莫测的革命边缘上战栗。几个钟头已足够使他的命运和心境突然陷在黑影中。对于他,正如对巴黎,我们不妨说,两种思潮正在交锋。白天使和黑天使即将在悬崖顶端的桥上进行肉搏。两个中的哪一个会把另一个摔下去呢?谁会胜利呢?

    在六月五日这天的前夕,冉阿让在珂赛特和杜桑的陪同下迁到了武人街。一场急剧的转变正在那里候着他。

    珂赛特在离开卜吕梅街以前,不是没有试图阻扰。自从他俩一道生活以来,在珂赛特的意愿和冉阿让的意愿之间出现分歧,这还是第一次,虽说没有发生冲突,却至少有了矛盾。一方面是不愿迁,一方面是非迁不可。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向他提出“快搬家”的劝告,这已够使他提心吊胆,把他变成坚持己见无可通融的了。他以为自己的隐情已被人家发觉,并有人在追捕他。珂赛特便只好让步。

    他们在去武人街的路上,彼此都咬紧了牙没说一句话,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冉阿让忧心如焚,看不见珂赛特的愁苦,珂赛特愁肠寸断,也看不见冉阿让的忧惧。

    冉阿让带着杜桑一道走,这是他以前离家时,从来不曾做过的。他估计他大致不会再回到卜吕梅街去住了,他既不能把她撇下不管,也不能把自己的秘密说给她听。他觉得她是忠实可靠的,仆人对主人的出卖往往开始于爱管闲事。而杜桑不爱管闲事,好像她生来就是为冉阿让当仆人的。她口吃,说的是巴恩维尔农村妇人的土话,她常说:“我是一样一样的,我拉扯我的活,尾巴不关我事。”(“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干我的活,其余的事与我无关。”)

    这次离开卜吕梅街几乎是仓皇出走,冉阿让只携带那只香气扑鼻、被珂赛特惯常称为“寸步不离”的小提箱,其他的东西全没带。如果要搬装满东西的大箱子,就非得找搬运行的经纪人不可,而经纪人也就是见证人。他们在巴比伦街雇了一辆街车便这样走了。

    杜桑费了大劲才得到许可,包了几件换洗衣服、裙袍和梳妆用具。珂赛特本人只带了她的文具和吸墨纸。

    冉阿让为了尽量掩人耳目,避免声张,还作了时间上的安排,不到天黑不走出卜吕梅街的楼房,这就让珂赛特有时间给马吕斯写那封信。他们到达武人街时天已完全黑了。

    大家都静悄悄地睡了。

    武人街的那套住房是对着后院的,在第一层楼上有两间卧室,一间餐室和一间与餐室相连的厨房,还带一间斜顶小屋子,里面有张吊床,也就是杜桑的卧榻。那餐室同时也是起坐间,位于两间卧室之间。整套住户里都配备了日用必需的家庭用具。

    人会莫名其妙地无事自扰,也会莫名其妙地无故自宽,<q></q>人的性情生来便是这样。冉阿让迁到武人街不久,他的焦急心情便已减轻,并且一步一步消失了。某些安静的环境仿佛能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昏暗的街,平和的住房,冉阿让住在古老巴黎的这条小街上,感到自己也好像受了宁静气氛的感染,小街是那么狭窄,一块固定在两根柱子上的横木板,挡住了车辆,在城市的喧闹中寂静无声,大白天也只有昏黄的阳光,两排年逾百岁的高楼,有如衰迈的老人,寂然相对,似乎可以说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感情已失去了激动的能力。在这条街上人们健忘,无所思也无所忆。冉阿让住在这里只感到心宽气舒。能有办法把他从这地方找出来吗?

    他最关心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那“寸步不离”的东西放在自己的手边。

    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常言道,黑夜使人清醒,我们不妨加这么一句,黑夜使人心安。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几乎是欢快的。那间餐室原是丑陋不堪的,摆了一张旧圆桌、一口上面斜挂着镜子的碗橱,一张有虫蛀的围椅和几把靠背椅,椅上堆满了杜桑的包袱,冉阿让见了这样一间屋子却感到它美。有个包袱开着一条缝,露出了冉阿让的国民自卫军制服。

    至于珂赛特,她仍待在她的卧室里,让杜桑送了一盆肉汤给她,直到傍晚才露面。

    杜桑为了这次小小的搬家,奔忙了一整天,将近五点钟时,她在餐桌上放了一盘凉鸡,珂赛特为了表示对她父亲的恭顺,才同意对它看了一眼。

    这样做过以后,珂赛特便借口头痛得难受,向冉阿让道了晚安,缩到她卧房里去了。冉阿让津津有味地吃了一个鸡翅膀,吃过以后,他肘端支在桌上,心情渐渐开朗,重又获得了他的安全感。

    他在吃这顿简朴的晚饭时,曾两次或三次模模糊糊听到杜桑对他唠叨道:“先生,外面热闹着呢,巴黎城里打起来了。”但是他心里正在想东想西,没有过问这些事。说实在的,他并没有听。

    他立起来,开始从窗子到门,又从门到窗子来回走动,心情越来越平静了。

    在这平静的心境中,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珂赛特——这个惟一使他牵肠挂肚的人的身上。他挂念的倒不是她的头痛,头痛只是神经上的一点小毛病,姑娘们爱闹的闲气,暂时出现的乌云,过一两天就会消散的,这时他想着的是将来的日子,并且,和平时一样,他一想到这事,心里总有点乐滋滋的。总之,他没有发现他们恢复了的幸福生活还会遇到什么阻扰,以至不能继续下去。有时,好像一切全不可能,有时又好像一切都顺利,冉阿让这时正有那种事事都能如愿以偿的快感。这样的乐观思想经常是继苦恼时刻而来的,正如黑夜过后的白天。这原是自然界固有的正反轮替规律,也就是浅薄的人所说的那种对比方法。冉阿让躲在这条僻静的街巷中,渐渐摆脱了近来使他惶惑不安的种种苦恼。他所想象的原是重重黑暗,现在却开始望见了霁色晴光。这次能平安无事地离开卜吕梅街已是一大幸事。出国到伦敦去待一些时候,哪怕只去待上几个月,也许是明智的。待在法国或待在英国,那有什么两样?只要有珂赛特在身边就可以了。珂赛特便是他的国家。珂赛特能保证他的幸福。至于他,他能不能保证珂赛特的幸福呢?这在过去原是使他焦虑失眠的问题,现在他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从前感到的种种痛苦已全部烟消云散,他这时的心境是完全乐观的。在他看来,珂赛特既在他身边,她便是归他所有的了,把表象当实质,这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验。他在心中极其轻松愉快地盘算着带着珂赛特去英国,通过他幻想中的图景,他见到他的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

    他正在缓步来回走动,他的视线忽然触到一件奇怪东西。

    在碗橱前面,他看见那倾斜在橱上的镜子清晰地映着这样的几行字:

    <small>我心爱的,真不巧,我父亲要我们立刻离开此地。今晚我们住在武人街七号。八天内我们去伦敦。珂赛特。六月四日。</small>

    冉阿让一下子被惊到发了呆。

    珂赛特昨晚一到家,便把她的吸墨纸簿子放在碗橱上的镜子跟前,她当时正愁苦欲绝,也就把它丢在那里忘了,甚..至没有注意到是她让它开着摊在那里的,并且摊开的那页,又恰巧是她在卜吕梅街写完那几行字以后用来吸干纸上墨汁的那一页。这以后她才让那路过卜吕梅街的青年工人去投送。信上的字迹全印在那页吸墨纸上了。

    镜子又把字迹反映出来。

    结果产生了几何学中所说的那种对称的映像,吸墨纸上的字迹在镜子里反映成原形,出现在冉阿让眼前的正是珂赛特昨晚写给马吕斯的那封信。

    这是非常简单而又极其惊人的。

    冉阿让走向那面镜子。他把这几行字重读了一遍,却不敢信以为真。他仿佛看见那些字句是从闪电的光中冒出来的。那是一种幻觉。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存在的。

    慢慢地,他的感觉变得比较清晰了。他望着珂赛特的那本吸墨纸,逐渐恢复了他的真实感。他把吸墨纸拿在手里,并说道:“那是从这儿来的。”他非常激动地细看吸墨纸上的那几行字迹,感到那些反过来的字母的形象好不拙劣奇怪,实在是任何含义也看不出来。于是他对自己说:“不过这并不说明什么,这并不能成为文字。”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感到胸中有说不出的舒畅。<dfn></dfn>在惊骇慌乱的时刻谁又不曾有过这种盲目的欢快呢?在幻想还没有完全破灭时,灵魂是不会向失望投降的。

    他拿着那吸墨纸,不断地看,呆头呆脑地感到幸运,几乎笑了出来,说自己竟会受到错觉的愚弄。忽然,他的眼睛又落在镜面上,又看见了镜中的反映。几行字在镜子里毫不留情地显得清清楚楚,这一下可不能再认为是错觉了。一错再错的错觉也只能是真实,这是摸得着瞧得见的,这是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手书文字。他明白了。

    冉阿让打了个趔趄,吸墨纸也跌落了,他瘫倒在碗橱旁的破旧围椅里,低垂着脑袋,眼神沮丧,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他对自己说,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在这世界上,从此不会再见到阳光了,那肯定是珂赛特写给某人的了。他听到他的灵魂,暴跳如雷,又在黑暗中哀号怒吼。你去把落在狮子笼里的爱犬夺回来吧!

    可怪又可叹的是,这时马吕斯还没有收到珂赛特的信,偶然的机缘却把信中消息在马吕斯知道以前,便阴错阳差地泄露给了冉阿让。

    冉阿让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在考验面前摔过跤。他经受过可怕的试探,受尽了逆境的折磨,法律的迫害,社会的无情遗弃,命运的残暴,都曾以他为目标,向他围攻过,他却从不曾倒退或屈服。在必要时,他也接受过穷凶极恶的暴行,他牺牲过他已恢复的人身不可侵犯性,放弃过他的自由,冒过杀头的危险,丧失了一切,忍受了一切,成了一个刻苦自励、与世无争的人,以致有时人们认为他和殉教者一样无私无我。他的良心,在经受种种苦难的千磨百炼以后好像已是无懈可击的了,可是,如果有谁洞察他的心灵深处,就不能不承认,他的心境,此时此刻,是不那么坦然的。

    这是因为他在命运对他进行多次审讯时所遭受的种种酷刑,目前的这次拷问才是最可怕的。他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夹棍的压榨。他感到最深挚的情感也在暗中游离。他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那种心碎肠断的惨痛。唉,人生最严峻的考验,应当说,惟一的严峻考验,便是眼睁睁望着即将失去的心爱的人儿。

    当然,可怜的老冉阿让对珂赛特的爱,只是父女之爱,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在这种父爱中,也掺进了因他那无亲无偶的处境而产生的其他的爱,他把珂赛特当做女儿爱,也把她当作母亲爱,也把她当作妹子爱,并且,由于他从不曾有过情妇,也从不曾有过妻室,由于人的生性像个不愿接受拒绝支付证书的债权人,他的这种情感——一种最最牢不可破的情感——便也搀和在其他一些朦胧、昏昧、纯洁、盲目、无知、天真、超卓如天使、圣洁如天神的情感中,说那是情感,却更像是本能,说它是本能,却又更像是魅力,那是分辨不出瞧不见的,然而却是真实的,那种爱,确切地说,是蕴藏在他对珂赛特所怀的那种深广无际的慈爱中的,正如蕴藏在深山中的那种不见天日、未经触动的金矿脉一样。

    请读者回忆一下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这种心境。在他们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结合的,甚至连灵魂的结合也不可能,而他们却又相依为命。除了珂赛特,也就是说,除了一个孩子,冉阿让在他这一生的漫长岁月中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爱。对一般五十左右的人来说,谁都有那种继炽热的恋情而起的爱,正如入冬的树叶,由嫩绿转为暗绿,冉阿让的心中却不曾有过这种变化。总之,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种内心的契合,这个由高贵品德凝成的整体,只能使冉阿让成为珂赛特的父亲。这父亲是由冉阿让生而固有的祖孙之爱、父女之爱、兄妹之爱、夫妇之爱铸成的,父爱之中甚至还有母爱,这父亲爱珂赛特,并且崇拜她,把这孩子当作光明,当作安身之处,当作家庭,当作祖国,当作天堂。

    因此,当他看见这一切都要破灭,她要溜走,她要从他手中滑脱,她要逃避,一切已如烟云,一切已成泡影,摆在他眼前的是这样一种锥心刺骨的局面:她的心已有所属,她已把她的终身幸福托给了另一个人,她已有了心爱的对象,而我只是个父亲了,我不再存在了。当他已不能再有所怀疑,当他对自己说“她撇下我的心要远走高飞了”,这时他感到的痛苦确已超过可能忍受的限度。想当初他是怎样尽心竭力,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并且,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场空!在这当口,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他愤激到从头到脚浑身发抖。他从头发根里也感到他从前的那种强烈的唯我主义思想已在苏醒活动。“我”又在这人的心灵深处哀号。

    内心的崩塌是常有的。自认确已走上绝路的思想,一经侵入心中,必然会坼裂并摧毁这人心灵中的某些要素,而这些要素又往往就是他本人自己。当痛苦已到这种程度,良心的力量便会一败涂地。这儿便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我们中能岿然不动,坚持正见,渡过难关的人是不多的。不能战胜痛苦,便不能保全令德。冉阿让重又拿起那吸墨纸,想再证实一下,那几行字毕竟是无可否认的,他低着头,瞪着眼,呆着不动,脑子里烟雾腾腾,思想一片混乱,看来这人的内心世界已全部坍陷了。

    他在浮想的夸大力量的支配下,研究着这次的暴露,他外表静得可怕,因为当人静到像塑像那样冷时,那是可怕的。

    他衡量着他的命运在他不知不觉中迈出的那惊人的一步,他回忆起去年夏季他有过的那次疑惧,好不容易才消释,他这次又见到了那种危崖绝壁,还是那样,不过冉阿让已不再是在洞口,而是到了洞底。

    情况是前所未闻并令人痛心的。他毫无所知,便落到洞底。他生命的光全熄灭了,他永不会重见天日了。

    他本能地感觉到,他把某几次情景、某些日期、珂赛特脸上某几回的红晕、某几回的苍白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对自己说:“就是他了。”失望中的猜测是一种百发百中的神矢。他一猜便猜到了马吕斯。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字,但已找到了这个人。在他那记忆力的毫不留情的追溯中,他一清二楚地看见了那个在卢森堡公园里溜达的可疑的陌生人,那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虾蟆,那个吊儿郎当的闲汉,那个蠢材,那个无赖,因为只有无赖才会走来对着有父亲爱护陪伴的姑娘挤眉弄眼。

    当他明白在这件事的背后有这么个小伙子在作怪以后,他,冉阿让,这个曾狠下工夫来改造自己的灵魂,尽过最大努力来使自己一生中受到的一切苦难和一切不平的待遇都化为仁爱,也让自己得以从新做人的人,现在反顾自己的内心,却看见一个鬼物:憎恨。

    大的痛苦能使人一蹶不振。它使人悲观绝望。遭受极大痛苦的人会感到有某种东西又回到自己心中。人在少壮时巨大的痛苦使他悲伤,而到了晚年它能置人于死地。唉,当血还是热的,头发还是黑的,头颅还能像火炬的火焰那样直立在肩上,命运簿还没有翻上几页,仍剩下一大沓,心里还充满爱的倾慕,心的跳动也还能在别人心里引起共鸣,还有悔过自新后的前途,女人也都还在对自己笑盈盈,前程远大,视野辽阔,生命力还完全充沛,这时如果失望是件可怕的事,那么,在岁月飞驰,人已老去,黄昏渐近,残照益微,暮色苍茫,墓上星光已现时失望又会是什么?

    当他凝想时杜桑进来了。冉阿让立了起来,问她说:

    “是靠哪面?您知道吗?”

    杜桑,愣住了,只能这样回答:

    “请问是……”

    冉阿让又说:

    “您先头不是对我说,打起来了吗?”

    “啊!对,先生,”杜桑回答说,“是靠圣美里那面。”

    我们最隐秘的思想常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驱使我们作出某种机械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活动的作用,冉阿让才会在没有十分意识到的情况下,五分钟过后去到了街上。

    他光着头,坐在家门口的护墙石礅上。他好像是在静听。

    天已经黑了。

    二 野孩敌视路灯

    他这样待了多久?那些痛心的冥想有过怎样的起伏?他振作起来bbr>?99lib?</abbr>了吗?他屈伏下去了吗?他已被压得腰弯骨折了吗?他还能直立起来并在他良心上找到坚实的立足点吗?他自己心中大致也无数。

    那条街是冷清清的。偶尔有几个心神不定,急于要回家的资产阶级也几乎没有看见他。在危难的时刻人人都只顾自己。点路灯的人和平时一样,把装在七号门正对面的路灯点燃以后便走了。冉阿让待在阴暗处,如果有人观察他,会感到他不是个活人。他坐在大门旁的护墙石上,像个冻死鬼似的,纹丝不动。失望原可使人凝固。人们听到号召武装反抗的钟声,也隐约听到风暴似的鼓噪声。在这一片狂敲猛打的钟声和喧腾哗乱的人声中,圣保罗教堂的时钟庄严舒缓地敲着十一点,警钟是人的声音,时钟是上帝的声音。冉阿让对时间的流逝毫无感觉,他呆坐不动。这时,从菜市场方面突然传来一阵爆破的巨响,接着又传来第二声,比第一次更猛烈,这大概就是我们先头见到的、被马吕斯击退了的那次对麻厂街街垒的攻打。那连续两次的射击,发生<big>?</big>在死寂的夜间,显得格外狂暴,冉阿让听了也大吃一惊,他立了起来,面对发出那声音的方向,随即又落在护墙石上,交叉着手臂,头又慢慢垂到了胸前。

    他重又和自己作愁惨的交谈。

    他忽然抬起眼睛,听见街上有人在近处走路的声音,在路灯的光中,他望见一个黄瘦小伙子,从通往历史文物陈列馆的那条街上兴高采烈地走来。

    伽弗洛什刚走到武人街。

    伽弗洛什昂着头左右张望,仿佛要找什么。他明明看见了冉阿让,却没有理睬他。

    伽弗洛什昂首望了一阵以后,又低下头来望,他踮起脚尖去摸那些门和临街的窗子,门窗全关上、销上、锁上了,试了五六个这样严防紧闭着的门窗以后,那野孩耸了耸肩,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见他妈的鬼!”

    接着他又朝上望。

    在这以前,冉阿让在他那样的心境中是对谁都不会说一句话,></a>也不会答一句话的。这时他却按捺不住,主动向那孩子说话了。

    “小孩儿,”他说,“你要什么?”

    “我要吃的,我肚子饿,”伽弗洛什毫不含糊地回答。他还加上一句,“老孩儿。”

    冉阿让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摸出一个值五法郎的钱币。

    伽弗洛什,像只动作急捷变换不停的鹡鸰,已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他早注意到了那盏路灯。

    “嗨,”他说,“你们这儿还点着灯笼。你们不守规则,我的朋友。这是破坏秩序。砸掉它。”

    他拿起石头往路灯砸去,灯上的玻璃掉得一片响,住在对面房子里的几个资产阶级从窗帘下面伸出头来大声说:“九三年的那套又来了!”

    路灯猛烈地摇晃着,熄灭了。街上一下子变得漆黑。

    “就得这样,老腐败街,”伽弗洛什说,“戴上你的睡帽吧。”

    接着又转向冉阿让说:

    “这条街尽头的那栋大楼,你们管它叫什么啊?历史文物陈列馆,不是吗?它那些老大老粗的石头柱子,得替我稍微打扫一下,好好地做一座街垒。”

    冉阿让走到伽弗洛什身旁,低声对自己说:

    “可怜的孩子,他饿了。”

    他把那枚值一百个苏的钱放在他的手里。

    伽弗洛什抬起他的鼻子,见到那枚钱币会那么大,不免有点吃惊,他在黑暗中望着那个大苏,它的白光照花了他的眼睛。他听人说过,知道有这么一种值五法郎的钱,思慕已久,现在能亲眼见到一个,大为高兴。他说:“让我看看这上面的老虎。”

    他心花怒放地细看了一阵,又转向冉阿让,把钱递给他,一本正经地说:

    “老板,我还是喜欢去砸路灯。把您这老虎收回去。我绝不受人家的腐蚀。这玩意儿有五个爪子,但是它抓不到我。”

    “你有母亲吗?”冉阿让问。

    “也许比您的还多。”

    “好嘛,”冉阿让又说,“你就把这个钱留给你母亲吧。”

    伽弗洛什心里觉得受了感动。并且他刚才已注意到,和他谈话的这个人没有帽子,这就增加了他对这人的好感。

    “真是!”他说,“这不是为了防止我去砸烂路灯吧?”

    “你爱砸什么,便砸什么吧。”

    “您是个诚实人。”伽弗洛什说。

    他随即把那值五法郎的钱塞在自己的衣袋里。

    他的信任感加强了,接着又问:

    “您是住在这街上的吗?”

    “是的,你为什么要问?”

    “您肯告诉我哪儿是七号吗?”

    “您问七号干什么?”

    那孩子不开口。他怕说得太多,他使劲把手指甲插在头发里,只回答了这一句:

    “啊!没什么。”

    冉阿让心里一动。焦急心情常使人思想灵敏。他对那孩子说:

    “我在等一封信,你是来送信的吧?”

    “您?”伽弗洛什说,“您又不是个女人。”

    “信是给珂赛特小姐的,不是吗?”

    “珂赛特?”伽弗洛什嘟囔着,“对,我想是的,是这么个怪滑稽的名字。”

    “那么,”冉阿让又说,“是我应当把这信交给她。你给我就是。”

    “既是这样,您总该知道我是从街垒里派来的吧。”

    “当然。”冉阿让说。

    伽弗洛什把他的拳头塞进另一个口袋,从那里抽出一张一折四的纸。

    他随即行了个军礼。

    “向这文件致敬礼,”他说,“它是由临时政府发出的。”

    “给我。”冉阿让说。

    伽弗洛什把那张纸高举在头顶上。

    “您不要以为这是一封情书。它 662f.” >是写给一个女人的,但是为人民的。我们这些人在作战,并且尊重女性。我们不像那些公子哥儿,我们那里没有把小母鸡送给骆驼的狮子。”

    “给我。”

    “的确,”伽弗洛什继续说,“在我看来,您好像是个诚实人。”

    “快点给我。”

    “拿去吧。”

    说着他把那张纸递给了冉阿让。

    “还得请您早点交去,可塞先生,因为可塞特小姐在等着。”

    伽弗洛什感到他能创造出这么个词,颇为得意。

    冉阿让又说:

    “回信应当送到圣美里吧?”

    “您这简直是胡bbr></abbr>扯,”伽弗洛什大声说,“这信是从麻厂街街垒送来的。我这就要回到那儿去。祝您晚安,公民。”

    说完这话,伽弗洛什便走了,应当说,像只出笼的小鸟,朝着先头来的方向飞走了。他以炮弹直冲的速度,又隐没在黑暗中<var></var>,像是把那黑影冲破了一个洞似的,小小的武人街又回复了寂静荒凉,这个仿佛是由阴影和梦魂构成的古怪孩子,一眨眼,又消失在那些排列成行的黑暗房屋中的迷雾里,一缕烟似的飘散在黑夜中不见了。他好像已完全泯没了,但是,几分钟过后,一阵清脆的玻璃破裂和路灯落地声又把那些怒气冲天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惊醒了。伽弗洛什正走过麦茬街。

    三 当珂赛特和杜桑都在睡乡的时候

    冉阿让<bdo></bdo>拿着马吕斯的信回家去。

    他一路摸黑,上了楼梯,像个抓获猎物的夜猫子,自幸处在黑暗中,轻轻地旋开又关上他的房门,细听了一阵周围是否有声音,根据一切迹象,看来珂赛特和杜桑都已睡了,他在菲玛德打火机的瓶子里塞了三根或四根火柴,才打出一点火星,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因为做贼自然心虚。最后,他的蜡烛算是点上了,他两肘支在桌上,展开那张纸来看。

    人在感情强烈冲动时,是不能好好看下去的。他一把抓住手里的纸,可以说,当成俘虏似的全力揪住,捏作一团,把愤怒或狂喜的指甲掐了进去,一眼便跑到了末尾,又跳回到开头,他的注意力也在发高烧,他只能看懂一个大概,大致的情况,一些主要的东西,他抓住一点,其余部分全不见了。在马吕斯写给珂赛特的那张纸里冉阿让只看见这些字:

    “……我决心去死。当你念着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将在你的身边。”

    面对这两行字,他心里起了一阵幸灾乐祸的狂喜,他好像被心情上的这一急剧转变压垮了,他怀着惊喜交集的陶醉感,久久望着马吕斯的 4fe1.” >信,眼前浮起一幅仇人死亡的美丽图景。..

    他在心里发出一阵狞恶的欢呼。这样,也就没有事了。事情?.的好转比原先敢于预期的还来得早。他命中的绊脚石就要消失了。它自己心甘情愿、自由自在地走开了。他冉阿让绝没有干预这件事,这中间也没有他的过失,“这个人”便要死去了。甚至他也许已经死了。想到此地,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计算:“不对,他还没有死。”这信明明是写给珂赛特明天早晨看的,在十一点和午夜之间发生了那></a>两次爆炸以后,他还没有遇到什么,街垒要到天亮时才会受到认真的攻打,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这个人”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便完了,他已陷在那一套齿轮里了。冉阿让感到他自己已经得救。这样一来,他又可以独自一人和珂赛特生活下去了。竞争已经停止,前途又有了希望。他只消把这信揣在衣袋里。珂赛特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的下落。“一切听其自然就<s>?99lib.</s>可以了。这个人决逃不了。如果现在他还没有死,他迟早总得死。多么幸福!”

    他对自己说了这一切以后,感到心里郁闷恓惶。

    他随即走下楼去,叫醒那看门人。

    大致一个钟头过后,冉阿让出去了,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全套制服,并带了武器。看门人没有费多大的劲,便在附近一带,为他配齐了装备。他有一支上了枪弹的步枪和一只盛满枪弹的弹盒。他朝着菜市场那边走去。

    四 伽弗洛什的过度兴奋

    这时伽弗洛什遇到一件意外的事。

    伽弗洛什在认认真真砸烂了麦茬街的那盏路灯以后,他转向了老奥德烈特街,没有遇见一只“老猫”,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把他能唱的歌曲尽情地全部唱起来。他的脚步,远没有被歌子拉慢,反而加快了。他顺着那些睡着了或是吓坏了的房子,一路散播着这种有煽动性的歌词:

    <small>小鸟们在树林子里骂,</small>

    <small>说阿达拉昨天</small>

    <small>跟着个俄国佬走了。</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我的朋友比埃罗,你的闲话多,</small>

    <small>因为那天小米拉</small>

    <small>敲着她的玻璃窗子,又叫了我。</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骚女人,多么乖,</small>

    <small>她们的毒坑了我,</small>

    <small>又要害奥菲拉<span class=”” data-note=”奥菲拉(Mathieu Orfila,1787—1853),巴黎医科学校的化学教授和毒物学家。先生迷心窍。”></span></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我爱爱神,她打情骂俏,</small>

    <small>我爱阿涅斯,我爱巴美拉,</small>

    <small>莉丝要对我玩火,把她自己烧毁了。</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从前,我见了苏珊特</small>

    <small>和泽以拉的遮头巾,</small>

    <small>我的灵魂和它们的皱褶混在一起了。</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爱神,当你在你发光的阴影里,</small>

    <small>戴上罗拉玫瑰花,</small>

    <small>我堕地狱也愿意。</small><mark>.</mark>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让娜你对着镜子穿衣裳!</small>

    <small>我的心有一天飞跑了,</small>

    <small>我想是让娜把它收起了。</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晚上跳完四人舞走出来,</small>99lib.

    <small>我把斯代拉指给星星看,</small>

    <small>并对星星说,你们看看她。</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伽弗洛什一面唱,一面还做着丰富多采的表演。姿态是叠句的支点。他的脸有着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脸谱,在大风里飞扬的破被单上的窟窿眼儿也比不上他那张脸的滑稽突兀、变幻莫测。可惜他只是一个人,并且是在黑夜里,没人看见,有人也看不见。这是被埋没了的财富。

    他突然一下停住不唱了。

    “把浪漫曲暂停一下。”他说。

    他那双猫眼睛发现在一扇大车门的门洞里有一幅所谓的构图,也就是说,一幅人物画:物是一辆手推小车,人是一个睡在车子里的奥弗涅人。

    那小车的车杆着地,奥弗涅人的头靠着车箱的边。他的身体蜷曲在斜着的车板上,两只脚垂到地上。

    伽弗洛什富有经验,一眼看出那人喝醉了。

    那是一个在那一带推送货物的工人,他喝得太多,也睡得太死。

    “是这样,”伽弗洛什想道,“夏天的夜晚,大有好处。这奥弗涅人在他的小车里睡着了。让我来把这车子送给共和国,把奥弗涅人留给王朝。”

    他心里一亮,有了个闪光的主张。他想道:

    “这辆小车,把它放在我们的街垒上,那才好呢。”

    那奥弗涅人正在打鼾。

    伽弗洛什轻轻地从后面拖动那小车,又从前面,就是说,抓着他的脚,拖动那奥弗涅人,一分钟过后,奥弗涅人便安安逸逸地直躺在地上。

    小车没有挂碍了。

    伽弗洛什已习惯于处处预防不测,因而他身上什么都有。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破纸和一小段从一个木工那里摸来的红铅笔。

    他写道:

    <small>法兰西共和国</small>

    <small>收到你的小车一辆</small>

    他还签上自己的名字:“伽弗洛什”。

    写完以后,他把这张纸塞进仍在打鼾的奥弗涅人的灯芯绒背心的袋子里,两手抓住车杆,推起小车,朝着菜市场的方向飞跑走了,把那辆欢腾得意的小车一路上推得咯噔咯噔震天价响。

    他这样干是危险的。在王家印刷局有个哨所。伽弗洛什没有想到,那哨所是由郊区的国民自卫军驻守的。那一班的人已经有些被惊醒了,好几个人的头已从行军床上抬起来。连续两盏路灯被砸烂,加上那一阵怪吼怪叫的歌声,这已足够了,那几条街上的人原是胆小怕事的,太阳落山便想睡,老早便用盖子罩上蜡烛。一个钟头以来,这野孩像个玻璃瓶里的苍蝇似的,在这一带闹得天翻地覆。郊区的那个班长已经注意了。他在等着。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

    那辆小车的狂奔乱滚使班长忍无可忍,不能再等了,他决定出去巡查。

    “他们是一大伙人!”他说,“我得慢慢儿上。”

    很明显,那条无政府主义七头蛇已经钻出笼子,在那一带兴妖作怪。

    班长捏着一把汗,蹑手蹑藏书网脚,从哨所里钻出来。

    伽弗洛什推着小车,正要走出老奥德烈特街时,忽然面对面地碰上了一身

    <small>举起你们的拐杖,</small>

    <small>砸烂卢浮宫中镶着花边的烂王朝。</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small>我们攻破过它的铁栏门,</small>

    <small>国王查理十世在那天,</small>

    <small>担惊害怕失了魂。</small>

    <small>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small>

    <small>   咙啦。</small>

    哨所的这次战斗远不是没有成果的。那辆小车被占领了,那个醉汉也被俘虏了。车子被没收,人后来被军事法庭当作同谋犯交付审讯。当时的检察机关也围绕这件案子,对社会的防护表现了不懈的忠诚。

    在大庙地区,伽弗洛什的这次非常事件成了家喻户晓的传说,在沼泽区的那些资产阶级老朽们的回忆里,也是一件最骇人听闻的巨案:夜袭王家印刷局哨所。

    一 圣安东尼郊区的险礁和大庙郊区的漩涡

    观察社会疾苦的人可能会提到的那两座最使人难忘的街垒,并不属于本书所述故事发生的时期。这两座街垒是在一八四八年那次无法避免的六月起义期间从地下冒出来的,那是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巷战,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看,这两座街垒都是那次惊险局势的标志。

    有时,广大的乱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会从他们的苦恼中,从他们的颓丧中,从他们的贫困中,从他们的焦灼中,从他们的绝望中,从他们的怨气中,从他们的愚昧中,从他们的黑暗中,起来反抗,甚至反对原则,甚至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甚至反对普选,甚至反对由全民拥立为治理全民的政府,乱民有时会向人民发动战争。

    穷棒子冲击普通法,暴民起来反对平民。

    那是一些阴惨的日子,因为即使是在那种暴乱中,总还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在那种决斗中还有着自杀的性质;并且,不幸的是,从穷棒子、乱民、暴民、群氓这些带谩骂意味的字眼中,人们体验到的往往是统治阶层的错误而不是受苦受难者的错误;是特权阶层的错误,而不是一无所有者的错误。

    至于我们,当我们说着这些字眼时,心里总不能不感到痛苦,也不能不深怀敬意。因为,如果从哲学方面去观察和这些字眼有关的种种事实,人们便常常能发现苦难中有不少伟大之处。雅典便是暴民政治,穷棒子建立了荷兰,群氓曾不止一次拯救了罗马,乱民跟随着耶稣基督。

    思想家有时也都会景仰下层社会的奇观异彩。

    当圣热罗姆说“罗马的恶习,世界的法律”<span class=”” data-note=”“罗马的恶习,世界的法律”,原文为拉丁文“Fex urbis,lex orbis”。”></span>这句神秘的话时,他心里想到的大概就是那些乱民,所有那些穷人,那些流浪汉,那些不幸的人,使徒和殉道者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

    那些吃苦流血的群众的激怒,违反他们视作生命原则的蛮横作风以及侵犯人权的暴行,这些都使民众起来搞政变,是应当制止的。正直的人,苦心孤诣,正是为了爱护这些群众,才和他们进行斗争。但在和他们对抗中,又觉得他们情有可原!在抵制他们时又觉得他们是多么崇高可敬!这样的时刻真是少有,人们在尽他们本分的同时也觉得有些为难,几乎还受了某种力量的牵制,叫你不要再往前走;你坚持,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得到了满足的良心是郁郁不乐的,完成了职责,但内心却又感到痛苦。

    让我们赶快说出来,一八四八年六月是一次独特的事件,几乎不可能把它列入历史的哲学范畴中去。在涉及这次非常的暴动时,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字眼,应当一概撇开;在这次暴动中,我们感到了劳工要求权利的义愤。应当镇压,那是职责,因为它攻击共和。但是,究其实,一八四八年六月到底是怎么回事?是<big>..</big>一次人民反对自己的暴乱。

    只要不离开主题,话就不会说到题外去,因此,请允许我们让读者的注意力暂时先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座街垒上停留一会儿,这是两座绝无仅有的街垒,是那次起义的特征。

    一座堵塞了圣安东尼郊区的入口处,另一座挡住了通往大庙郊区的通道;亲眼见过这两座为内战而构筑的骇人杰作耸立在六月晴朗的碧空下的人们,是永远忘不了它们的。

    圣安东尼街垒是个庞然大物,它有四层楼房高,七百法尺宽。它挡住进入那一郊区的一大片岔路口,就是说,从这端到那端,它连续遮拦着三个街口,忽高忽低,若断若续,或前或后,零乱交错,在一个大缺口上筑了成行的雉堞,紧接着又是一个又一个土堆,构成一群棱堡,向前伸出许多突角;背后,稳如磐石地靠着两大排凸出的郊区房屋,像一道巨大的堤岸,出现在曾经目击过七月十四日的广场底上。十九个街垒层层排列在这母垒后面的几条街道的纵深处。只要望见这母垒,人们便会感到在这郊区,遍及民间的疾苦已经到了绝望的程度,即将转化为一场灾难。这街垒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有人说是用故意拆毁的三座五层楼房的废料筑成的。另一些人说,这是所有的愤怒创造出来的奇迹。它具有仇恨所创造的一切建筑——也就是废墟的那种令人痛心的形象。人们可以这么说:“这是谁建造的?”也可以这么说:“这是谁破坏的?”它是激情迸发的即兴创作。哟!这板门!这铁栅!这屋檐!这门框!这个破了的火炉!这只裂了的铁锅!什么都可以拿来!什么也都可以丢上去!一切一切,推吧,滚吧,挖吧,拆毁吧,翻倒吧,崩塌吧!那是铺路石、碎石块、木柱、铁条、破布、碎砖、烂椅子、白菜根、破衣烂衫和诅咒的协作。它伟大但也渺小。那是在地狱的旧址上翻修的混沌世界。原子旁边的庞然大物;一堵孤立的墙和一只破汤罐;一切残渣废物的触目惊心的结合;西绪福斯<span class=”” data-note=”西绪福斯(Sisyphe),据希腊神话,西绪福斯原是科林斯王,为人残忍苛刻,死后在地狱中被罚推一巨石上山,到了山顶,巨石滚回山脚,还要再推上山。”></span>在那里抛下了他的岩石,约伯也在那里抛下了他的瓦碴。总而言之,很可怕。那是赤脚汉的神庙,一些翻倒了的小车突出在路旁的斜坡上;一辆巨大的运货马车,车轴朝天,横亘在张牙舞爪的垒壁正面,像是那垒壁上的一道伤疤;一辆公共马车,已经由许多胳膊兴高采烈地拖上了土堆,放在它的顶上,辕木指向空中,好像在迎接什么行空的天马。垒砌这种原始堡垒的建筑师们,似乎有意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增添一点野孩子趣味。这一庞然大物,这种暴动的产物,使人想起历次革命,犹如奥沙堆在贝利翁上<span class=”” data-note=”奥沙(Ossa)和贝利翁(Pélion),希腊的两座山,神话中的巨人想上天,就把奥沙堆在贝利翁上面。”></span>,九三堆在八九上<span class=”” data-note=”九三,指一七九三年,这一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达到高潮。八九,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span>,热月九日堆在八月十日上<span class=”” data-note=”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吉伦特派与王党勾结,组织反革命叛乱,处死罗伯斯庇尔等二十二人。八月十日,指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起义,君主政体被推翻。”></span>,雾月十八日堆在一月二十一日上<span class=”” data-note=”雾月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由埃及返法,推翻督政府。一月二十一日,即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span>,葡月堆在牧月上<span class=”” data-note=”葡月十三日,指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保王党暴动分子进攻国民公会,拿破仑指挥共和军击败了保王党人。牧月一日,指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起义反对国民公会,要求肃清自热月九日后一直存在的反动势力。”></span>,一八四八堆在一八三〇上<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span>。这广场无愧此举,街垒当之无愧地出现在被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原址上。如果海洋要建堤岸,它就会这般修建。狂怒的波涛在这畸形的杂物堆上留下了痕迹。什么波涛?民众。我们好像见到石化了的喧嚣声。犹如听见一群激进而又隐蔽的大蜜蜂,在它们这蜂窝似的街垒上嗡嗡低鸣。是一丛荆棘吗?是酒神祭日的狂欢节吗?是堡垒吗?这建筑物似乎振翅欲飞,令人头昏目眩。这棱堡有丑陋的一面,而在杂乱无章之中也有威严之处。在这令人见了灰心失望的一堆混乱物中,有人字屋顶架、裱了花纸的阁楼天花板、带玻璃窗的框架(插在砖瓦堆上等待着架炮)、拆开了的炉子烟囱、衣橱、桌子、长凳以及横七竖八乱成一团的连乞丐都不屑一顾的破烂货,其中含有愤怒,同时又空无所有。就像是民众的破烂、朽木、破铜烂铁、残砖碎石,都是圣安东尼郊区用一把巨大的扫帚扫出来的,用它的苦难筑成的街垒。有些木块像断头台,断链和有托座的木架像绞刑架,平放着的一些车轮在乱堆中露出来,这些都给这无政府的建筑物增添了一种残酷折磨人民的古老刑具的阴森形象。圣安东尼街垒利用一切作为武器,一切内战中能够用来射击社会的都在那儿出现了,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极度愤恨的爆发。在防卫这座棱堡的短枪中,有些大口径的枪发射出碎的陶器片、小骨头、衣服纽扣、直至床头柜脚上的小轮盘,这真是危险的发射物,因为同属铜质。狂暴的街垒,它向上空发出无法形容的叫嚣,当它向军队挑战时,街垒充满了咆哮的人群,一伙头脑愤激的人高据街垒,拥塞其中犹如蚁聚,它的顶部是由刀枪、棍棒、斧子、长矛和刺刀形成的尖峰,一面大红旗在风中劈啪作响,到处听得到指挥员发令的喊声、出击的战歌、隆隆的战鼓声、妇女的哭声以及饿汉们阴沉的狂笑。它庞大而又生动,好像一只电兽从背部发出雷电火星。革命精神的战云笼罩着街垒顶部,在那里群众的呼声像上帝的声音那样轰鸣着,一种奇异的威严从这巨人的乱石背篓里流露出来。这是一堆垃圾,而这也是西奈<span class=”” data-note=”西奈(Sina),在埃及。《圣经》记载,上帝在西奈向摩西传授十戒。”></span>。?

    正如我们以前讲到过,它以革命的名义进攻,向什么进攻?向革命。它,这街垒,是冒险、紊乱和惊慌,是误解和未知之物,它的对立面是制宪议会、人民的主权、普选权、国家、共和政体,这是《卡玛尼奥拉》向《马赛曲》的挑战。

    狂妄而又勇敢的挑战,因为这老郊区是一个英雄。

    郊区和棱堡是相互支援的,郊区支持棱堡,棱堡也凭借郊区。这广阔的棱堡像伸展在海边的悬崖,攻打非洲的将军们的策略在那儿碰了壁。它的岩穴,它的那些肿瘤,那些疣子,以及弯腰驼背的 602a.” >怪态,似乎在烟幕中挤眉弄眼,嘲弄冷笑。开花炮弹在这怪物中消失了,炮弹钻进去,被吞没了,沉入深坑;炮弹只能打个窟窿;炮轰这杂乱的一堆有什么意义呢?那些联队,经历过最凶险的战争场面,却惶惑不安地望着这只鬃毛竖得像野猪、巨大如山的猛兽堡垒而束手无策。

    离此一公里,在通往林荫大道、挨近水塔的大庙街转角上,如果有人胆敢在达尔麻尼商店铺面所形成的角上把头伸出去,他准会远远看到在运河那一边,在向上通往贝尔维尔坡道的街的顶端,一堵怪墙有房子正面的三层楼那么高,好像是左右两排楼房的连接线,就像这条街自动折叠起来成为一片高墙似的,突然堵塞了去路。这墙是铺路石砌成的。它笔直、整齐、冷酷、垂直,是用角尺、拉线和铅锤来达到这一平正和划一的。墙上显然缺乏水泥,但正像某些罗马的墙壁,对建筑物本身的坚固朴实却丝毫无损。看了它的高度,我们可以猜到它的深度。它的檐部和墙基是严格平行的。在那灰色的墙面上,我们可以辨别出这儿那儿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黑线条似的枪眼,以相等的距离相互间隔着。街上望到头也不见一个人影,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在纵深处竖起的这块挡路牌使街道变成了死胡同。墙壁肃立,静止,不见人影,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叫喊,没有声音,没有呼吸,这是一座坟。

    六月炫目的阳光笼罩着这怪物。

    这就是大庙郊区的街垒。

    当你到达现场见到了它,最勇敢的人,见到这神秘的东西出现在眼前,都免不了会沉思默想起来。这街垒经过修饰、榫合,呈叠瓦状排列,笔直而对称,但阴森可怕。这里既有科学又有黑暗。我们感到这个街垒的首领是一个几何学家或一个鬼怪。见到的人都窃窃私语。

    有时候如果有人——士兵、军官或民众代表——冒险越过这静悄悄的街心,我们就会听见尖锐而低低的呼啸声,于是过路人倒下、受伤或死去,如果他幸免了,我们就看见一颗子弹射进关着的百叶窗、碎石缝或墙壁的沙灰藏书网里去。有时是一个实心炮弹,因为街垒中的人把两段生铁煤气管制成两门小炮,一端用麻绳头及耐火泥堵塞起来,丝毫不浪费火药,几乎百发百中。到处躺着一些死尸,铺路石上有一摊一摊的鲜血。我记得有只白粉蝶在街上飞来飞去,可见夏日依然君临一切。

    附近的大门道里,挤满了受伤的人。

    在这儿,人感到被一个看不见的人所瞄准,并且知道整条街都被人瞄准着。

    运河的拱桥在大庙郊区的入口处形成一个驼峰式的地势,它后面密集着进攻的队伍,士兵们严肃而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这座静止、阴沉、无动于衷的棱堡,而死亡将从中产生。有几个匍匐前进直至拱桥的高处,小心翼翼地不露出军帽的边缘。

    勇敢的蒙特那上校对这座街垒赞美不已,他向一个代表说:“建筑得多么好!没有一块突出的石头,真太精致了。”这时一颗子弹打碎了他胸前的十字勋章,他倒下了。

    “胆小鬼!”有人说,“有本事就露面吧!让人家看看他们!他们不敢!只能躲躲藏藏!”大庙郊区的街垒,八十个人防御,经受了一万人的攻打,它坚持了三天。第四天,采用了曾在扎阿恰和君士坦丁<span class=”” data-note=”扎阿恰(Zaatcha),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绿洲,君士坦丁(stantine),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两处都曾被法军攻占。”></span>的办法,打穿了房屋,从屋顶上攻进去,才攻克了街垒。八十个胆小鬼没有一个打算逃命,除了首领巴特尔米之外全被杀死了。关于巴特尔米的事,我们即将叙及。

    圣安东尼的街垒暴跳如雷,大庙郊区的街垒鸦雀无声。就可怕和阴森而言两座棱堡各不相同,一个狂暴怒吼,另一个却以假相欺人。

    如把这次巨大而阴惨的六月起义作为愤怒和谜的结合,我们感到第一个街垒里有条龙,而第二个背后是斯芬克司。

    这两座堡垒是由两个人修建起来的,一个名叫库尔奈,另一个叫巴特尔米。库尔奈建造了圣安东尼的街垒,巴特尔米建造了大庙区的街垒。每个堡垒都具有修建者的形象。

    库尔奈个子魁伟,两肩宽阔,面色红润,拳头结实,生性勇敢,为人忠实,目光诚恳而炯炯骇人。他胆大无畏,坚忍不拔,急躁易怒,狂暴激烈,对人诚挚,对敌手不软。战争、武斗、冲突是他的家常便饭,使他心情愉快。他曾任海军军官,根据他的声音和举动,可以猜出他是来自海洋和风暴;在战斗中他坚持飓风式的战斗作风。除了天才这一点,库尔奈有点像丹东,正如除了神性这一点,丹东略似赫拉克勒斯。

    巴特尔米瘦弱而矮小,面色苍白,沉默寡言,他像一个凄惨的流浪儿。他曾被一个警察打过一记耳光,于是他随时窥伺,等待机会,终于把这个警察杀死,因此他十七岁就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建成了这座街垒。

    后来巴特尔米和库尔奈两人都被放逐到伦敦,巴特尔米杀死了库尔奈,这是命中注定的,是一场悲惨的决斗。不久以后,他被牵连进一桩离奇的凶杀案里去,其中不免涉及爱情。这种灾祸根据法国的裁判有可能减罪,而英国的司法则认为该处死刑。巴特尔米上了绞架。阴暗的社会结构就是如此这般,由于物质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致使这不幸的人——他有才智,肯定很坚强,也许不很伟大——在法国从监狱开始,在英国以绞刑结束。巴特尔米,在这样情况下,只举起了一面旗——黑旗。

    二 在深渊中如果不谈话,又干什么呢?

    暴动,在地下进行了十六年的教育!到了一八四八年,比起一八三二年六月便精炼得多了。因此麻厂街的街垒和我们前面所描述的两座巨大的街垒相比,仅是一张草图,一个雏形,但在当时,它算是很可怕的了。

    安灼拉亲眼看着那些起义者,他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因为当时马吕斯对一切都不闻不问。那街垒非但进行了修理,而且还扩大加高了两尺。那些插在铺路石块缝里的铁钎,好像一排防护的长枪,从各处搬来的残物堆积在上面,使这些混乱的外形更加复杂化。这棱堡的外表是乱七八糟的,可是朝里的这一面却很巧妙地变成了一堵墙。

    他们修复了用铺路石堆砌的台阶,借以登上像城堡一样的墙 9876.” >顶。

    街垒的内部也整理了一番,出清了地下室,把厨房改成战地病房,包扎了伤员,收集了散在地上和桌上的炸药,熔化了弹头,制造了子弹,理齐了包扎伤员的碎布,分配了倒在地上的武器,打扫了棱堡的内部,收拾了残余物品,搬走了尸体。

    死尸被堆到还在控制范围内的蒙德都巷子里。那儿路面早已是血迹斑斑了。尸体中有四具是郊区国民自卫军的士兵。安灼<mark>.99lib.</mark>拉吩咐把他们的制服收放在一边。

    安灼拉劝告大家睡两小时。安灼拉的劝告就是命令,可是只有三四个人接受。弗以伊利用这两个小时在面对酒店的墙上刻了下面的题铭:

    <small>人民万岁!</small>

    这四个字是用钉子在石块上凿出来的,到一八四八年,在这堵墙上还能看得很清楚。

    那三个女人趁着夜间的暂时停火干脆溜走了,这使那些起义者松了一口气。

    她们设法躲到邻近的一所屋子里去。

    大部分的伤员还能继续作战,这也是他们的意愿。在那临时成为战地病房的厨房里,用草荐和草捆铺的垫子上面躺着五个重伤员,其中两个是保安警察。保安警察首先被敷药包伤。

    在地下室里只剩下黑布盖着的马白夫和绑在柱子上的沙威。

    安灼拉说:“这里是停尸间。”

    在这间屋子的内部,一支蜡烛的暗淡光线在摇曳着,那停尸台放在柱子后面进深处,好像一根横梁,因此站着的沙威和躺着的马白夫,好像形成一个大十字架。

    那辆长途马车的辕木,虽已被炮火轰断,但依然竖立在那儿,可以在上面悬挂一面旗帜。

    安灼拉具有那种说到做到的首领的作风,他把已牺牲老人的一件被子弹打穿了的血衣挂了上去。

    开饭已是不可能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肉。街垒中五十来个人,在十六个小时内,很快就把酒店里有限的储存物吃得一干二净。到一定时候,坚持着的街垒不免要成为墨杜萨木排了。大家免不了要忍饥挨饿。六月六日,在这个斯巴达式的日子的凌晨,在圣美里街垒中,让娜被那些叫嚷要面包的起义者围绕着,></a>她对他们说:“还要吃?现在是三点钟,到四点钟我们都已经死了。”

    正因为没有吃的,安灼拉禁止大家喝酒,他不准大家喝葡萄酒,只定量配给些烧酒。

    他们在酒窖中发现了封存完好的满满的十五瓶酒,安灼拉和公白飞检查了这些瓶子。公白飞走上来的时候说:“这是于什鲁大爷的存底,他以前是饮食杂货店的老板。”博须埃提出看法:“这肯定是真正的好葡萄酒。幸好格朗泰尔睡着了,否则这些瓶子就很难保住。”安灼拉不理睬这些闲话,对这十五个瓶子他下了禁令,为了不让任何人碰,为了使这些瓶子像圣品似的保留着,他吩咐放在躺着马白夫公公的桌子底下。

    清晨两点钟左右,他们点了一下人数,还有三十七个人。

    东方开始发白。不久前他们刚熄灭了放置在石块凹穴处的火把。在街垒内部,这个由街道围进来的小院子被黑暗笼罩着,通过令人有些寒悚的暗淡曙光,看起来好像一艘残损船只的甲板。战士们来来去去,犹如黑影在移动。在这可怕的黑窝上面,各层寂静的楼房开始在青灰色的背景上显出轮廓,不过高处的一些烟囱却变成灰白色了。天空呈现出一种悦目的似白近蓝的色调。鸟群一面飞一面愉快地啼鸣。街垒后面的那所高楼是向阳的,它的屋顶反映着粉红色的霞光。在四楼的一个小窗口,晨风吹拂着一个死人的灰白头发。

    古费拉克对弗以伊说:“灭了火把我很高兴。在风中<mark></mark>飘忽的火焰叫人烦闷,它好像怀着恐惧。那火把的光芒就像懦夫的智慧,它摇曳着,所以才照而不亮。”

    曙光唤醒了鸟群和人的心灵,大家都在谈天。

    若李看见一只猫在屋檐上徘徊,就作出了哲学的分析。

    他高声说:“猫是什么?这是一剂校正的药。上帝创造了老鼠,就说:‘哟!我做错了一件事。’于是他又创造了猫,猫是老鼠的勘误表。老鼠和猫就是造物者重新阅读他的原稿后的修正。”

    公白飞被学生和工人围着,在谈论一些已死的人。谈到让·勃鲁维尔、巴阿雷、马白夫,谈到勒·卡布克以及安灼拉深沉的悲痛。他说:

    “阿尔莫迪乌斯和阿利斯托吉通、布鲁图斯<span class=”” data-note=”布鲁图斯(Brutus),罗马共和派领袖,此处指刺杀他的义父恺撒。”></span>、谢列阿<span class=”” data-note=”谢列阿(Chéréas),罗马法官,杀死暴君卡利古拉(Caligula)而被诛。”></span>、史特方纽斯、克伦威尔<span class=”” data-note=”克伦威尔(well,1599—1658),英国革命领袖,处死暴君查理七世。”></span>、夏绿蒂·科尔黛<span class=”” data-note=”夏绿蒂·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刺死马拉者。”></span>、桑得<span class=”” data-note=”桑得(Sand,1795—1820),德国大学生,因谋杀反动作家科采布(Kotzebue)而被诛。”></span>,他们事后都曾有过苦闷的时刻。我们的心是如此不稳定而人的生命又是如此神秘,所以,即使为了公民利益或人的自由所进行的一次谋杀事件(如果存在这类谋杀的话),杀人后的悔恨心情仍超过造福人类而感到的欣慰。”<s>99lib.</s>

    闲聊时话题经常改变,一分钟后,公白飞从让·勃鲁维尔的诗转到把翻译《农事诗》<span class=”” data-note=”《农事诗》(Géiques),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span>的罗和古南特相比,又把古南特和特利尔相比,还指出几节马尔非拉特的译文,特别是关于因恺撒之死而出现的奇迹。谈到恺撒,话题又回到了布鲁图斯。

    公白飞说:“恺撒的灭亡是公正的。西塞罗对恺撒是严厉的,他做得对。这种严厉不是谩骂。佐伊尔辱骂荷马,梅维吕斯辱骂维吉尔,维塞辱骂莫里哀,蒲伯辱骂莎士比亚,弗莱隆辱骂伏尔泰,这是一条古老的规律——妒忌和憎恨在起作用;有才华的人难免招致诽谤,伟人多少要听到狗吠。可是佐伊尔和西塞罗是两回事,西塞罗用思想来裁判,布鲁图斯以利剑来裁判。至于我,我斥责后面这种裁判,可是古代却允许这种方式。恺撒是破坏鲁比肯协议的人,他把人民给他的高官显职当作他自己给的,在元老院议员进来时也不起立,正如欧忒洛庇<span class=”” data-note=”欧忒洛庇(Eutrope),公元前四世纪拉丁历史学家。”></span>所说:‘所作所为如帝王,类似暴君,像暴君一样执政。’<span class=”” data-note=”“所作所为如帝王,类似暴君,像暴君一样执政。”原文为拉丁文“regia aè tyrannica.””></span>他是一个伟人,很遗憾,或者是好极了,教训是巨大的。我对他身受的二十三刀比向耶稣脸上吐唾沫更无动于衷。恺撒被元老院议员刺死,耶稣挨了奴仆的巴掌。受尽人间侮辱的莫过于上帝。”

    博须埃站在一个石堆上,在众人之上,他手中握着卡宾枪,向谈论的人大声说:

    “啊,西达特伦,啊,密利吕斯,啊,勃罗巴兰特,啊,美丽的安蒂德!使我像洛约姆或艾达普台翁那儿的希腊人一样,朗诵荷马的诗吧!”

    三 明朗化和忧郁感

    安灼拉出去侦察了一番,他从蒙德都巷子出去,转弯抹角地沿着墙走。

    看来这些起义者是充满了希望的。他们晚间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使他们几乎在事先就蔑视凌晨的袭击。他们含笑以待,对自己的事业既不发生怀疑,也不怀疑自己的胜利。再说,还有一支援军肯定会来协助他们。他们对这支援军寄托着希望。法兰西战士的部分力量来自这种轻易预料胜利的信心,他们把即将开始的一天分成明显的三个阶段:早晨六点,一个“他们做过工作的”联队将倒戈;午时,全<bdi>..</bdi>巴黎起义;黄昏时刻,革命爆发。

    从昨晚起,圣美里教堂的钟声从没停止过,这证明那位让娜的大街垒仍在坚持着。

    所有 8fd9.” >这些希望,以愉快而又可<tt>?99lib?t>怕的低语从一组传到另一组,仿佛蜂窝中嗡嗡的作战声。

    安灼拉又出现了。他在外面黑暗中作了一次老鹰式阴郁的巡视。他双臂交叉,一只手按在嘴上,听了听这种愉快的谈论。接着,在逐渐转白的晨曦中,他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地说:

    “整个巴黎的军队都出动了。三分之一的军队压在你们所在的这个街垒上,还有国民自卫军。我认出了正规军第五营的军帽和宪兵第六队的军旗。一个钟头以后你们就要遭到攻打。至于人民,昨天还很激奋,可是今晨却没有动静了。不用期待,毫无希望。既没有一个郊区能相互呼应,也没有一支联队来接应。你们被遗弃了。”

    这些话落在人们的嗡嗡声中,像暴风雨的第一个雨点打在蜂群上。大家哑口无言。在一阵无法形容的沉默中,好像听到死神在飞翔。

    这只是短促的一刹那。

    在最后面的人群里,一个声音向安灼<big></big>拉喊道:

    “就算情形是这样,我们还是把街垒加到了二十尺高,我们坚持到底。公民们,让我们提出用尸体来抗议。我们要表示,虽然人民抛弃共和党人,bbr></abbr>共和党人是不会背离人民的。”

    这几句话,从个人的忧心忡忡里道出了大伙的想法,受到了热情的欢呼。

    大家始终不知道讲这话的人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身穿工作服的无名小卒,一个陌生人,一个被遗忘的人,一个过路英雄,在人类的危境和>..</a>社会的开创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无名伟人,他在一定的时刻,以至高无上的形式,说出决定性的言语,如同电光一闪,刹那间他代表了人民和上帝,此后就在黑暗中消失了。

    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定意志,散布在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的空气里,几乎同时,在圣美里街垒中,起义者也发出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并载入史册的呼声:“不管有没有人来支援我们,我们就在这儿拼到底,直到最后一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街垒虽然分处两地,但却又互通声气。

    四 少了五个,多了一个

    在那个普通人宣布了“尸体的抗议”、代表了大伙的共同志愿讲了话之后,大家异口同声发出了一声奇特的既满意而又可怕的呼声,内容凄惨但语气高亢,好像已得到胜利似的:

    “死亡万岁!咱们大伙都留在这儿!”

    “为什么都留下来?”安灼拉问。

    “都留下!都留下!”

    安灼拉又说:

    “地势优越,街垒坚固,三十个人足够了。为什么要牺牲四十个人呢?”

    大家回答:

    “因为没有一个人想离开呀!”

    “公民们,”安灼拉大声说,他的声音带点激怒的颤动,“共和国在人员方面并不算多,要节约人力。虚荣就是浪费。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他们的任务是离开这里,那么这种任务也该像其他任务一样,要去完成。”

    安灼拉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在他的同道中他具有一种从绝对中产生出来的无上权威。他虽有这种无限的权力,但大家仍低声议论纷纷。

    安灼拉是个十足的领袖,他见人议论,就坚持他的看法,他用高傲的语气继续发问:“谁为只剩下三十个人而害怕,就来讲讲。”

    嘟囔声越来越大了。

    人群中有个声音提醒说:“离开这里,说得倒容易,整个街垒都被包围了。”

    安灼拉说:“菜市场那边没有被包围。蒙德都街无人看守,而且从布道修士街可以通到圣婴市场去。”

    人群中另一个声音指出:“在那儿就会被抓起来。我们会遇到郊区的或正规的自卫军,他们见到穿工人服戴便帽的人就会问:‘你们从哪儿来?你不是街垒里的人吗?’他们会叫你伸出手来看,发现手上有火药味,就枪毙。”

    安灼拉并不回答,他用手碰了一下公白飞的肩膀,他们走到下面的厅堂里去了。

    一会儿他们又<bdi></bdi>从那儿出来。安灼拉两手托着四套他吩咐留下的制服,公白飞拿着皮带和军帽跟在后面。

    安灼拉说:“穿上制服就很容易混进他们的队伍脱身了。这里至少已够四个人的。”

    他把这些制服扔在挖去了铺路石的地上。

    这些临危泰然自若的听众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公白飞接着发言。

    “好啦,”他说,“大家应当有点恻隐心。你们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吗?是妇女。请问妇女到底存在不存在?孩子到底存在不存在?有没有身边围着一群孩子,用脚推着摇篮的母亲?你们中间,谁没有见过喂奶母亲的请举手。好啊!你们要牺牲自己,我对你们说,我也愿意这样,可是我不愿女人的阴魂在我周围悲泣。你们愿意死,行,可是不能连累别人。这里将要出现的自杀是高尚的,不过自杀也有限制,不该扩大;况且一旦你身边的人受到自杀的影响,那就成为谋杀了。应当为那些金发孩儿、还有那些白发老人想想。听我讲,刚才安灼拉对我说,他看见在天鹅街转角上,六楼的一个小窗口点着一支蜡烛,玻璃窗里映出一个哆哆嗦嗦的老婆婆的头影,她好像通宵未眠,在等待着。这可能是你们中间哪一位的母亲。那么,这个人应该赶快走,快回去向他母亲说:‘妈,我回来了!’他只管放心,我们这里的工作照样进行。当一个人要用劳动去抚养他的近亲时,他就没有权利牺牲。否则就是背离家庭。还有那些有女儿的和有姊妹的人,你们考虑过没有?你们自己牺牲了,死了,倒不错,可是明天怎么办呢?年轻的女孩子没有面包,这是可怕的。男人可以去乞食,女人就得去卖身。呵!这些可爱的人儿是这样的优雅温柔,她们戴着饰花软帽,爱说爱唱,使家里充满着贞洁的气氛,好像芳香四溢的鲜花,这些人间无瑕的童贞说明天上是有天使的,这个让娜,这个莉丝,这个咪咪,这些可爱而又诚实的人是你们所祝福而且为之骄傲的,啊老天,她们要挨饿了!你们要我怎么说呢?是有着一个人肉市场的,这可不是单凭你那双在她们身旁发颤的幽灵的手就能阻止她们进入!想想那些街巷,想想那些拥挤的马路,那些在商店橱窗前面来来往往袒胸露臂堕入泥坑的女人吧。这些女人以前也是纯洁的。有姊妹的人要替姊妹们考虑。穷困、卖淫、保安警察、圣辣匝禄监狱,这些娇小美丽的女孩子因此而堕落,她们是脆弱的出色的人儿,腼腆、优雅、贤慧、清秀。比五月的丁香更鲜妍。啊,你们自己牺牲了!啊,你们已不在人间了!好吧,你们想把人民从王权下拯救出来,但却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保安警察。朋友们,注意,应当有同情心。女人,这些可怜的女人,大家经常习惯于为她们着想。我们对女子没受到和男子同等的教育感到心安理得,不让她们阅读,不让她们思考和关心政治,你们也禁止她们今晚到停尸所去辨认你们的尸体吗?好啦!那些有家室的人要发发善心,乖乖地来和我们握手,然后离开这里,让我们安心工作。我知道,离开这儿是要有勇气的,也是困难的,但越困难就越值得赞扬。有人说:‘我有一支枪,我是属于街垒的,活该,我不走。’活该,说得倒痛快。可是,朋友们,还有明天,明天你已不在世上了,你们的家庭可还在。有多少痛苦呀!你看,一个健壮可爱的孩子,面颊像苹果,一边笑一边咿咿呀呀学讲话,你吻他时感到他是多么娇嫩,你可知道他被遗弃后会怎么样?我见过一个,一点点大,只有这么高,他的父亲死了,几个穷苦人发慈悲把他收留下来,可是他们自己也经常吃不饱。小孩老是饿着。这是在冬天。他一声不哭。人们见他走到从没生过火的火炉旁,那烟筒,你知道,是涂上了黄粘土的。那孩子用小手指剥下一些泥来就吃。他的呼吸声沙哑,脸色苍白,双腿无力,肚子鼓胀。他什么话也不说。人家问他,他不回答。他死了。临死,人家把他送到纳凯救 6d4e.” >济院,我就是在那儿看到他的,当时我是救济院的住院医生。现在,如果你们中间有当父亲的,星期天就去幸福地散步,用壮健的手握着自己孩子的小手。请每个父亲想象一下,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这可怜的小娃娃,我还记得,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当他赤身露体躺在解剖桌上时,皮下肋骨突出,好像墓地草丛下的坟穴。在这孩子的胃中我找到了泥土一类的东西。在牙缝中有灰渣。好吧,我们扪心自问,让良心指路吧!据统计,被遗弃的孩子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十五。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和妻子、女儿和孩子有关的问题。我不是说你们。大家都很清楚你们是什么人,天呀,谁都知道你们是勇士。谁都明白你们在为伟大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心里感到快乐和光荣。谁都知道你们自己感到已被选定要去作有益而庄严的献身,要为胜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再好不过的,但你们不是单身汉,要想到其他的人,不要自私。”99lib?<big></big>藏书网

    大家沉郁地低下了头。

    在最壮烈的时刻,人的内心会产生多么奇特的矛盾!公白飞这样讲,他自己也并不是孤儿。他想到别人的母亲,而忘了自己的。他准备牺牲自己。他是“自私的人”。

    马吕斯忍着饥饿,心情狂热,接二连三地被一切希望所抛弃,他受到痛苦的折 78e8.” >磨,这是最凄惨的折磨,他充满了激烈的感情,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于是逐渐陷入痴呆的幻境中,这是一种自愿牺牲者临终前常出现的状态。

    一个生理学家可以在他身上去研究那种已为科学所了解、并也已归类的渐渐加剧的狂热呆痴症状,此症起于极端的痛苦,这和极乐时的快感相似,失望也会使人心醉神迷,马吕斯是属于这种情况的。他像局外人那样看待一切,正如我们所说,他面前发生的事对他是如此遥远,他能知道一些总的情况,但看不到细节。他在火焰中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他听到的说话声就好像来自深渊一样。

    可是这件事却刺激了他。这一情景有点触及了他的心灵,使他惊醒过来。他惟一的心愿就是等死,他不愿改变主张,但是在凄凉的梦游状态中他也曾想过,他死并不妨碍他去拯救别人。

    他提高嗓子说:

    “安灼拉和公白飞说得有理。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同意他们,要赶快。公白飞说了决定性的话。你们中间凡是有家属的、有母亲的、有姊妹的、有妻子的、有孩子的人就站出来。”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

    马吕斯又说:“已婚男子和有家庭负担的人站出来!”

    他的威望很高,安灼拉虽是街垒的指挥官,但马吕斯是救命人。

    安灼拉说:“我命令你们!”

    马吕斯说:“我请求你们。”

    于是,这些被公白飞的话所激动,被安灼拉的命令所动摇,被马吕斯的请求所感动的英雄,开始互相揭发。一个青年对一个中年人说:“是呀,你是一家之长,你走吧。”那个人回答:“是你,你有两个姊妹要抚养。”一场前所未闻的争辩展开了,就看谁不被人赶出墓门。

    古费拉克说:“赶快,一刻钟之后就来不及了。”

    安灼拉接着说:“公民们,这里是共和政体,实行普选制度。你们自己把应该离开的人推选出来吧。”

    大家服从了,大约过了五分钟,一致指定的五个人从队里站了出来。

    马吕斯叫道:“他们是五个人!”

    一共只有四套制报。

    五个人回答说:“好吧,得有一个人留下来。”

    于是又开始了一场慷慨的争论。问题是谁留下来,每个人都说别人没有理由留下来。

    “你,你有一个热爱你的妻子。”“你,你有一个老母亲。”“你,你父母双亡,三个小兄弟怎么办?”“你,你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你,你只有十七岁,太年轻了,应该活下去。”

    这些伟大的革命街垒是英雄们的聚会之所,不可思议的事在这里是极其普遍的,在他们之间甚至都不以为奇了。

    古费拉克重复说:“快点!”

    人群中有个人向马吕斯喊道:

    “由你指定吧,哪一个该留下。”

    那五个人齐声说:“对,由你选定,我们服从。”

    马吕斯不相信还有什么事能更使他感情冲动,但想到要选一个人去送死,他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心头。他的面色本来已经煞白,不可能变得更苍白了。

    他走向对他微笑的五个人,每个人的眼睛都冒着烈火,一如古代坚守塞莫皮莱的英雄的目光,都向马吕斯喊道:

    “我!我!我!”

    马吕斯呆呆地数了一下,确是五个人!然后他的视线移到下面四套制服上。

    正在这时,第五套制服,好比从天而降,落在这四套上面。

    那第五个人得救了。

    马吕斯抬头认出是割风先生。

    冉阿让刚走进街垒。

    可能他已探明情况,或由于他的本能,也许是碰巧,他从蒙德都巷子来。幸亏他那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很顺利地就通过了。

    起义军设在蒙德都街上的哨兵,不为一个国民自卫军发出警报信号。这哨兵让他进入街道时心里想:“这可能是个援军,大不了是个囚徒。”哨兵要是玩忽职守,这一时刻可是太严重了。

    冉阿让走进棱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选出的五个人和四套制服上。冉阿让也看到听到了一切,他不声不响地脱下自己的制服,把它扔在那堆制服上。

    当时情绪的激动是无法描绘的。

    博须埃开口问道:“他是什么人?”

    公白飞回答:“是一个拯救众人的人。”

    马吕斯用深沉的语气接着说:

    “我认识他。”

    这种保证使大家放了心。

    安灼拉转向冉阿让说:

    “公民,我们欢迎你。”

    他又接着说:

    “你知道我们都将去死。”

    冉阿让一言不发,帮助他救下的那个起义者穿上他的制服。

    五 在街垒顶上见到的形势

    众人的处境,在这致命的时刻和这严正无私的地方,是使安灼拉无比忧郁的最大缘由。

    安灼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但从绝对完善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缺点的,他太像圣鞠斯特,不太像阿那卡雪斯·克罗茨<span class=”” data-note=”阿那卡雪斯·克罗茨(Anacharsis Clootz,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革命者,推崇理性,后和雅各宾左派一起被处死。此处指安灼拉缺乏克罗茨的理智。”></span>;但他的思想在“ABC的朋友们”中受到公白飞思想的吸引;不久以来,他逐渐摆脱了他那狭隘的信条,走向扩大了的进步;他开始承认,最终的宏伟演进是把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转变为浩浩荡荡的全人类的共和国。至于目前的办法,一种凶暴的环境已经形成,他坚持用暴力;在这点上,他不改变;他对那可怕的史诗般的学派信守不渝,这学派用三个字概括:“九三年”。

    安灼拉站在铺路石堆成的台阶上,一只臂肘靠着他的枪筒。陷入沉思;好像有一阵过堂风吹过,使他战栗;在面临死亡的场合,使人感到像坐上了三脚凳<span class=”” data-note=”三脚凳,指古希腊祭台上的三脚凳,女祭司坐在上面宣述神谕。”></span>一样。他那洞察内心的瞳孔闪射出受到压抑的光芒。突然他抬起头来,把金黄的头发朝后一甩,就像披发天神驾着一辆由星星组成的黑色四马战车,又像是一只受惊的狮子把它的鬃毛散成光环。安灼拉于是大声说:

    “公民们,你们展望过未来的世界没有?城市的街道上光明普照,门前树木苍翠,各族人民亲如兄弟,人们大公无私,老人祝福儿童,以往赞美今朝,思想家自由自在,信仰绝对平等,上天就是宗教,上帝是直接的牧师,人们的良心是祭台,没有怨恨,工厂和学校友爱和睦,以名誉好坏代替赏罚,人人有工作,个个有权利,人人享受和平,不再流血,没有战争,母亲们欢天喜地。要掌握物质,这是第一步;实现理想,这是第二步。大家想想,现在的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在原始时代,人类惊恐地看到七头蛇兴风作浪,火龙喷火,天上飞着鹰翼虎爪的怪物, 4eba.” >人们处在猛兽威胁之下;可是人们设下陷阱,神圣的智慧陷阱,终于俘获了这些怪物。<bdi></bdi>

    “我们驯服了七头蛇,它就是轮船;我们驯服了火龙,这就是火车头;我们即将驯服怪鸟,我们已抓住了它,这就是气球。有朝一日,人类最终完成了普罗米修斯开创的事业,任意驾驭这三种古老的怪物,七头蛇、火龙和怪鸟,人将成为水、火、空气的主人,他在其他生物中的地位就如同过去古代的天神在他心中的地位。鼓起勇气吧,前进!公民们,我们向何处前进?向科学,它将成为政府;向物质的力量,它将成为社会惟一的力量;向自然法则,它本身就具有赏与罚,它的颁布是事实的必然性决定的;向真理,它的显现犹如旭日东升。我们走向各民族的大团结,我们要达到人的统一。没有空想,不再有寄生虫。由真理统治事实,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文化在欧洲的高峰上举行会议,然后在各大陆的中心,举行一个智慧的大议会。如同事情已经存在过一样。古希腊的近邻同盟会每年开两次会,一次在德尔法,那是众神之地,另一次在塞莫皮莱,那是英雄之地。欧洲将有它的近邻同盟会议,全球将有它的同盟会议。法国孕育着这个崇高的未来,这就是十九世纪的怀胎期。古希腊粗具雏型的组织理应由法国来完成。弗以伊,听我说,你是英勇的工人,平民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我崇敬你,你确实清楚地见到了未来世界,不错,你有道理。你已没有父母亲,弗以伊;但你把人类当作母亲,把公理当作父亲。你将在这儿死去,就是说在这儿胜利。公民们,不论今天将发生什么事,通过我们的失败或胜利,我们进行的将是一场革命。正好比火灾照亮全城,革命照亮全人类一样。我们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说,是正义的革命。在政治上,只有一个原则:人对自己的主权。这种我对自己的主权就叫做自由。具有这种主权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织起来就出现了政府。但在这种组织中并不放弃任何东西。每人让出一部分主权来组成公法。所有人让出的部分都是等量的。每个人对全体的这种相等的让步称为平等。这种公法并不是别的,就是大家对各人权利的保护。这种集体对个人的保护称为博爱。各种主权的集合点称为社会。这个集合是一种结合,这个点就是一个枢纽,就是所谓社会联系,有人称之为社会公约,这都是一回事,因为公约这个词本来就有着联系的意思。我们要搞清楚平等的意义,因为如果自由是顶峰,那平等就是基础。公民们,所谓平等并不是说所有的植物长得一般高,一些高大的青草和矮小的橡树结为社会,邻居之间的忌妒要相互制止;而在公民方面,各种技能都有同样的出路;在政治方面,所投的票都有同样的分量;在宗教方面,所有信仰都有同样的权利;平等有一个工具:免费的义务教育。要从识字的权利这方面开始。要强迫接受初等教育,中学要向大家开放,这就是法律。同等的学历产生社会的平等。是的,教育!这是光明!光明!一切由光明产生,又回到光明。公民们,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但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那时就没有与旧历史相似的东西了,人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害怕征服、侵略、篡夺,害怕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对抗,害怕由于国王之间的通婚而使文化中断,害怕世袭暴君的诞生,害怕由一次会议而分裂民族,害怕因一个王朝的崩溃而造成国土被瓜分,害怕两种宗教正面冲突发生了像两只黑暗中的公山羊在太空独木桥上相遇的绝境;人们不用再害怕灾荒、剥削,或因穷困而卖身,或因失业而遭难,不再有断头台、杀戮和战争,以及无其数的事变中所遭到的意外情况<span class=”” data-note=”原文是“在事变的森林里遭到偶然的抢劫”。这是以在森林中遭到抢劫作比,意思是“碰到意外事故”。”></span>。人们几乎可以说:‘不会再有事变了。’人民将很幸福。人类将同地球一样完成自己的法则;心灵和天体之间又恢复了融洽。我们的精神围绕着真理运转,好像群星围绕着太阳。朋友们,我和你们谈话时所处的时刻是暗淡的,但这是为获得未来所付的惊人代价。革命是付一次通行税。啊!人类会被拯救,会站起来并得到安慰的!我们在这街垒中向人类作出保证。不在牺牲的高峰上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发出博爱的呼声呢?啊,弟兄们,这个地方是有思想的人和受苦难的人的集合点;这个街垒不是由石块、梁柱和破铜烂铁堆起来的,它是两堆东西的结合,一堆思想和一堆痛苦。苦难在这儿遇到了理想,白昼在这儿拥抱了黑夜并向它说:‘我和你一同死去,而你将和我一起复活。’在一切失望的拥抱里迸发出信念;痛苦在此垂死挣扎,理想将会永生。这种挣扎和永生的融合使我们为之而死。弟兄们,谁在这儿死去就是死在未来的光明中。我们将进入一个充满曙光的坟墓。”?99lib.<cite></cite><big>..</big>>.99lib.</a>

    安灼拉不是结束而好像是暂时停止了他的发言。他的嘴唇默默地颤动着,仿佛继续在自言自语,因而使得那些人聚精会神地望着他,还想听他讲下去。没有掌声,但大家低声议论了很久。这番话好比一阵微风,其中智慧在闪烁发光,一如树叶在簌簌作响一样。

    六 马吕斯惊恐不安,沙威言语简练

    我们来谈谈马吕斯的思想活动。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他的精神状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现在一切对他只是一种幻影。他的辨别力很弱。我们再重复一遍,马吕斯是处在临终者上方那巨大而幽暗的阴影之下,他自己感到已进入坟墓,已在围墙之外,他现在是在用死人的目光望着活人的脸。

    割风先生怎么会在这儿呢?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干<samp>99lib?</samp>吗?马吕斯不去追究这些问题。再说,我们的失望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包围我们自己,也包围着别人,所有的人都到这里来死这件事他觉得好像还是合理的。

    但是他的心情沉重,想念着珂赛特。

    再说割风先生不和他说话,也不望他99lib?一眼,好像根本没有听见马吕斯在高声说:“我认识他。”

    至于马吕斯,割风先生的这种态度使他精神上没有负担,如果能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心情,我们可以说,他很喜欢这种态度。他<bdi>?</bdi>一向觉得绝对不可能和这个既暧昧威严,又莫测高深的人交谈。何况马吕斯又很久没有见到他了,马吕斯的性格本来就腼腆审慎,这更使他不可能去和他交谈了。

    五个指定的人从蒙德都巷子走出了街垒,他们非常像国民自卫军。其中的一个泣不成声。离开以前,他们拥抱了所有留下的人。

    当这五个又回到生路上去的人走了以后,安灼拉想起了该处死的那个人。他走进地下室,沙威仍被绑在柱子上,正在思考着什么。

    安灼拉问他:“你需要什么吗?”

    沙威回答:

    “你们什么时候处死我?”

    “等一等,目前我们还需要我们所有的子弹。”

    沙威说:“那就给我一点水喝。”

    安灼拉亲自递了一杯水给他,帮他喝下,因为沙威被捆绑着。

    安灼拉又问:“不需要别的了?”

    “我在这柱子上很不舒服,”沙威回答,“你们一点也不仁慈,就让我这样过夜。随便你们怎样捆绑,可是至少得让我躺在桌上,像那一个一样。”

    他用头朝马白夫先生的尸体点了一下。

    我们还记得,那间屋子的尽头有一张大长桌,用来熔化弹头和制造子弹的。子弹做好及炸药用完之后,现在桌子是空着的。

    根据安灼拉的命令,四个起义者把沙威从柱子上解下来。这时,第五个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胸膛。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 628a.” >把他的脚用一根当鞭子用的结实绳子捆起来,使他只能迈十五寸的步子,像上断头台的犯人那样,他们让他走到屋子尽头的桌旁,把他放..在上面,拦腰紧紧捆牢。

    为了万无一失,又用一根绳子套在他脖子上,使他不可能逃跑,这种捆扎方法在狱中称之为马颔缰,从脖子捆起,在肚子上交叉分开,再穿过大腿又绑在手上。

    捆绑沙威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门口特别注意地端详他。这个人的投影使沙威回转头来,认出了是冉阿让。他一点也不惊慌,傲慢地垂下眼皮,说了句:“这毫不足怪。”

    七 情况严重

    天很快就要亮了,但没有一扇窗子打开来,没有一扇门半开半掩,这是黎明,但还不是苏醒。街垒对面麻厂街尽头的部队撤走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它似乎已经<big></big>畅通并在不祥的沉寂中向行人开放。圣德尼街像底比斯城内的斯芬克司大道一样鸦雀无声。在阳光照亮了的十字路口没有一个行人。没有比这种晴朗日子的荒凉街道更凄凉的了。

    人们什么也看不到,可是听得见。一个神秘的活动在远处进行。可以肯定,重要关头就要到来。正如昨晚哨兵撤退,现在已全部撤离完毕一样。

    这街垒比起第一次受攻打时更坚固了,当那五个人离开后,大伙又把它加高了一些。

    根据侦察过菜市场区的放哨人的意见,安灼拉为防备后面受到突击,作出了重要的决定。他堵住那条至今仍通行无阻的蒙德都巷子。为此又挖了几间屋子长的铺路石。这个街垒如今堵塞了三个街口:前面的麻厂街,左边的天鹅街和小化子窝,右边的蒙德都街,这确是不易攻破的了,不过大家也就被封死在里面了。它三面临敌而没有一条出路。古费拉克笑着说:“这确是一座堡垒,但又像一只捕鼠笼。”

    安灼拉把三十多块石头堆在小酒店门口,博须埃说:“挖得太多了点。”

    将发动进攻的那方无比沉寂,所以安灼拉命令各人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每人分到一定量的烧酒。

    没有什么比一个准备冲锋的街垒更令人惊奇的了。每个人像观剧那样选择好自己的位置,互相紧挨着,肘靠肘,肩靠肩。有些人把石块堆成一个座位。哪儿因墙角碍事就离开一些,找到一个可作防御的突出部分就躲在里面,惯用左手操作的人就更可贵了,他们到别人觉得不顺手的地方去。许多人布置好可以坐着战斗的位置。大家都愿意自在地杀敌或舒舒服服地死去。在一八四八年六月那场激战中,有一个起义者是一个凶猛的枪手,他摆了一张伏尔泰式的靠背椅,在一个屋顶的平台上作战,一颗机枪子弹就在那儿打中了他。

    当首领发出了准备战斗的口令以后,一切杂乱的行动顿时终止了。相互间不再拉扯,不再说闲话,不再东一群西一堆地聚在一起,所有的人都精神集中,等待着进攻的人。一个街垒处在危急状态之前是混乱的,而在危急时刻则纪律严明;危难产生了秩序。

    当安灼拉一拿起他的双响枪,待在他准备好的枪眼前,这时,大家都不说话了。接着一阵清脆的嗒嗒声沿着石块墙错杂地响了起来,这是大家在给枪上膛。

    此外,他们的作战姿态更为勇猛,信心十足;高度的牺牲精神使他们非常坚定,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但他们有的是失望。失望,这个最后的武器,有时会带来胜利,维吉尔曾这样说过。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坐上死亡的船可能会逃脱翻船的危险;棺材盖可以成为一块救命板。

    和昨晚一样,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或者可以说都盯着那条街的尽头,现在是照亮了,看得很清楚。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骚动很明显地在圣勒那方开始了,可是这次不像第一次进攻。链条的嗒拉声,一个使人不安的巨大物体的颠簸声,一种金属在铺路石上的跳动声,一种巨大的隆隆声,预报着一个可怕的铁器在向前推进,震动了这些<samp></samp>安静的老街道的心脏,当初这些街道是为了思想和经济利益的畅通而修建的,并不是为通过庞大的战车的巨轮而建。

    所有注视这街道尽头的目光都变得凶狠异常。

    一尊大炮出现了。

    炮兵们推着炮车,炮已上了炮弹,在前面拖炮的车已分开,两个人扶着炮架,四个人走在车轮旁,其余的人都跟着子弹车。人们看到点燃了的导火线在冒烟。

    “射击!”安灼拉发出命令。

    整个街垒开了火,在一阵可怕的爆炸声里倾泻出大量浓烟,淹没了炮和人,一会儿烟雾散去,又出现了炮和人;炮兵们缓慢地、不慌不忙地、准确地把大炮推到街垒对面。没有一个人被击中。炮长用力压下炮的后部,抬高炮口,像天文学家调整望远镜那样慎重地把炮口瞄准。

    “干得好啊,炮兵们!”博须埃喊道。

    所有街垒中的人都鼓掌。

    片刻后,大炮恰好安置在街中心,跨在街沟上,准备射击。一个令人生畏的炮口对准了街垒。

    “好呀,来吧!”古费拉克说,“粗暴的家伙来了,先弹弹手指,现在挥起拳头来了。军队向我们伸出了它的大爪子。街垒会被狠狠地震动一下。火枪开路,大炮攻打。”

    “这是新型的铜制八磅重弹捣炮,”公白飞接着说,“这一类炮,只要锡的分量超过铜的百分之十就会爆炸;锡的分量多了就太软。有时就会使炮筒内有砂眼缺口。要避免这种危险,并增加炸药的分量,也许要回到十四世纪时的办法,就是加上箍,在炮筒外面从后膛直至炮耳加上一连串的无缝钢环。目前,只有尽可能修补缺陷,有人用一种大炮检查器在炮筒中寻找砂眼缺口,但是另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用格里博瓦尔的流动星去探视。”

    “在十六世纪炮筒中有来复线。”博须埃指出。

    “是呀,”公白飞回答,“这样会增加弹道的威力,可是减低了瞄准性。此外,在短射程中,弹道不能达到需要的陡峭的斜度,抛物线过大,弹道不够直,不易打中途中的所有目标,而这是作战中严格要求的;随着敌人的迫近和快速发射,这一点越来越重要了。这种十六世纪有膛线的炮的炮弹张力不足是由于炸药的力量小,对于这类炮,炸药力量不足是受到了炮弹学的限制,例如要保持炮架的稳固。总之,大炮这暴君,它不能为所欲为,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一<cite></cite>颗炮弹每小时的速度是六百法里,可是光的速度每秒钟是七万法里。这说明耶稣要比拿破仑高明得多。”

    “重上子弹!”安灼拉说。

    街垒的墙将怎样抵挡炮弹呢?会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这倒是一个问题。当起义者重上子弹时,炮兵们也在上炮弹。

    在棱堡中人心焦虑。

    开炮了,突然出现一声轰响。

    “到!”一个喜悦的声音高呼道。

    炮弹打中街垒的时候,伽弗洛什也跳了进来。

    他是从天鹅街那边进来的,他轻巧地跨过了正对小化子窝斜巷那边侧面的街垒。

    伽弗洛什的进入,在街垒中起着比炮弹更大的影响。

    炮弹在一堆杂乱的破砖瓦里消失了,最多只打烂了那辆公共马车的一个轮子,毁坏了安索那辆旧车子。看到这一切,街垒中人大笑起来。

    “再来呀。”博须埃向炮兵们大声叫道。

    八 炮兵们认真起来了

    大家围住了伽弗洛什。

    但他没有时间讲什么话。马吕斯颤抖着把他拉到了一边。

    “你来这儿干什么?”

    “咦!”孩子回答说,“那您呢?”

    他那勇敢而调皮的眼睛直盯着马吕斯。他内心骄傲的光芒<dfn>.99lib?</dfn>使他的眼睛大而有神。

    马吕斯用严肃的声调继续说:

    “谁叫你回来的?你究竟有没有把我的信送到那地点呢?”

    对于这封信的传递情况,伽弗洛什不无遗憾。由于他急忙要回街垒,他没有把<s>99lib?</s>信送到收信人手中,而匆匆脱了手。他心里不得不承认自己把信随便交给一个他连面孔都没有看清的陌生人是轻率的。这人确实没有戴帽子,但这一点不能说明问题。总之,他对这件事多少有些内疚,并且又怕马吕斯责怪。为了摆脱窘境,他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公民,我把那封信交给了看门的。那位夫人还睡着,她醒来就会见到的。”

    马吕斯当初送信有两个目的:向珂赛特诀别并且救出伽弗洛什。他的愿望只满足了一半。

    送信和割风先生在街垒中出现,这两件事在他头脑里联系起来了。他指着割风先生问伽弗洛什:

    “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伽弗洛什回答。

    确实,我们刚才提到过,99lib?伽弗洛什是在夜间见到冉阿让的。

    马吕斯心中的混乱和病态的猜测消失了。他知道割风先生的政见吗?割风先生可能是一个共和派,他来参加战斗就不足为奇了。

    此时伽弗洛什已在街垒的那一头嚷道:

    “我的枪呢!”

    古费拉克让人把枪还给了他。

    伽弗洛什警告“同志们”(这>藏书网</a>是他对大家的称呼),街垒被包围了。他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进来的。一营作战的军队,枪架在小化子窝斜巷,把守住天鹅街那一边。另一面是保安警察队守着布道修士街,正面是主力军。

    讲了这些情况之后,伽弗洛什接着说:

    “我授权你们,向他们放一排狠毒的排枪。”

    这时安灼拉一边听着,一边仍在枪眼口仔细窥伺。

    进攻的军队,肯定对那发炮弹不太满意,没有再放。

    一连作战的步兵来占领街的尽头,在大炮的后面。步兵们挖起铺路石,堆成一道类似胸墙的矮墙,大约有十八寸高,正对街垒。在胸墙左角,我们可以看到集合在圣德尼街上的一营郊区军队前面几排的士兵。

    正在瞭望的安灼拉,觉得听到了一种从子弹箱中取出散装子弹盒的特殊声响。他还看到那个炮长,把炮转向左边一点,调整目标瞄准。接着炮兵开始装炮弹。那炮长亲自凑近炮筒点火。

    “低下头,集合到墙边,”安灼拉喊道,“大家沿着街垒跪下!”

    那些起义者,在伽弗洛什来到时,离开了各自的作战岗位,分散在小酒店前面,这时都乱哄哄地冲向街垒;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安灼拉的命令,炮已打出,声音很可怕,像连珠弹,这的确是一发连珠弹。

    大炮瞄准棱堡的缺口,从那儿的墙上弹回来,弹跳回来的碎片打死了两人,伤了三人。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街垒就支持不住了,连珠弹会直接打进来。

    出现了一阵惊慌杂乱的声音。

    “先防止第二炮。”安灼拉说。

    于是他放低他的卡宾枪,瞄准那个正俯身在炮膛口校正方位的炮长。

    这炮长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炮兵中士,年轻,金黄色的头发,脸很温和,带着这种命定的可怕武器所要求的聪明样子。这种武器在威慑方面得到不断改进,结果必将消灭战争本身。

    公白飞站在安灼拉旁边注视着这个青年。

    “多可惜!”公白飞说,“杀戮是何等丑恶的行为!算了,没有帝王就不会再有战争。安灼拉,你瞄准这个中士,你都不看他一眼。你想象一下,他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勇敢有为,看得出他会动脑筋,这些炮兵营的人都有学问。他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家,可能还在谈恋爱呢,他至多不过二十五岁,可以做你的兄弟!”

    “他就是。”安灼拉说。

    “是呀,”公白飞回答说,“他也是我的兄弟,算了,不要打死他吧。”

    “不要管我。该做的还是要做。”

    一滴眼泪慢慢流到安灼拉那云石般的面颊上。

    同时他扳动卡宾枪的扳机,喷出了一道闪光。那炮手身子转了两下,两臂前伸,脸仰着,好像要吸点空气,然后身子侧倒在炮上不动了。大家可以看到从他的后背中<s></s>心流出一股鲜血。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他死了。

    要把他搬走,再换上一个人,这样就争取到了几分钟。

    九 使用偷猎者的技巧和一种百发百中的曾影响一七九六年判决的枪法

    街垒中议论纷纷。这门炮又要重新开始轰击。在这样的连珠炮弹轰击下街垒在一刻钟以后就要垮了,必须削弱它的轰击力。

    安灼拉发出了这道命令:

    “在缺口处得放一块床垫。”

    “没有床垫了,”公白飞说,“上面都躺着伤员。”

    冉阿让坐在较远的一块界石上,在小酒店的转角处,双腿夹着他的枪,直至目前99lib?为止,他一点也没有过问所发生的这些事。他似乎没有听见周围的战士说:“这儿有支枪不起作用。”

    听到安灼拉发了命令,他站了起来。

    人们记得当初来到麻厂街集合时,曾见到一个老太婆,她为了防御流弹,把她的床垫放在窗前。<mark></mark>这是一扇阁楼的窗户,在紧靠街垒外面的一幢七层楼的屋顶上。这个床垫横放着,下端搁在两根晒衣服的杆子上,用两根绳子——远看好像两根线——挂在阁楼窗框的两根钉子上。绳子看得很清楚,仿佛两根头发丝悬在空中。

    “谁能借一支双响的卡宾枪给我?”冉阿让说道。

    安灼拉把他那支刚上了子弹的枪递给了他。

    冉阿让瞄准阁楼放了一枪。

    两根吊垫子的绳中的一根被打断了。

    现在床垫只吊在一根绳索上。

    冉阿让放第二枪。第二根绳子打了一下阁楼窗子的玻璃,床垫在两根杆子中间滑了下来,落在街上。

    全街垒鼓掌叫好。

    大家大声喊叫:

    “有一个床垫了。”

    “不错,”公白飞说,“但是谁去把它拿进来?”

    的确,这床垫是落在街垒外边,在攻守两方的中间。此时那个炮兵中士的死亡使部队十分愤怒,士兵们都已卧倒在他们垒起的石砌的防线后面,大炮被迫沉默,需要重新安排,他们就向街垒放<samp>..</samp>枪。起义者为了节省弹药,对这种排枪置之不理。那排枪打在街垒上就爆炸了,于是街上子弹横飞,非常危险。

    冉阿让从缺口出去,进入街心,冒着弹雨,奔向床垫,拿起来就背回街垒<dfn></dfn>。

    他亲自把床垫挡住缺口,紧紧靠着墙,好让炮兵们注意不到。

    做完以后,大家等待着下一次轰击。

    等不多久。

    大炮一声吼,喷出了一丛霰弹,但没有弹跳的情况。炮弹在床垫上流产了,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街垒保住了。

    “公民,”安灼拉向冉阿让说,“共和国感谢您。”

    博须埃一边笑一边赞叹道:

    “这很不像话,一个床垫有这么大的威力。这是<s></s>谦逊战胜了暴力。无论如何,光荣应该属于床垫,它使大炮失效了。”

    十 曙光

    这时珂赛特醒来了。

    她的房间是窄小的,整洁,幽静,朝东有一扇长长的格子玻璃窗,开向房子的后院。

    珂赛特对在巴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昨天黄昏她还不在这儿,当杜桑说“好像有吵闹声”时她已走进了寝室。

    珂赛特只睡了很少的几个钟点,但睡得很好。她做了个甜蜜的梦,可能跟她睡的那张小床非常洁白有关。她梦见一个像马吕斯的人站在光亮中。当她醒来时,阳光耀眼,使她感到梦境仿佛还在延续。

    从梦中醒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喜悦。珂赛特感到十分放心,正如几个小时以前的冉阿让一样,她的心由于决不接受不幸,正产生一种反击的力量。不知为什么她怀着一种强烈的希望,但接着又一阵心酸,已经三天没有见到马吕斯了。但她想他也该收到她的信了,已经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他那么机智,肯定会有办法找到她的。很可能就在今天,或许就在今天早晨。天已大亮,但由于阳光平射,她以为时间还很早,可是为了迎接马吕斯,也该起床了。

    她感到没有马吕斯就无法生活下去,因此不容置疑马吕斯就会来的。任何相反的意见都不能接受,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她愁闷了三天,十分难挨。马吕斯离开了三天,这多么可怕呀,慈祥的上帝!现在上天所赐的嘲弄这一考验已属过去,马吕斯就会来到,并会带来好消息。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她迅速擦了擦眼睛,她认为用不着烦恼,也不想接受它。青春就是未来在向一个陌生人微笑,而这陌生人就是自己。她觉得幸福是件很自然的事,好像她的呼吸就是希望。

    再说,珂赛特也回忆不起马吕斯对这次不应超过一天的分别曾向她说过什么,向她讲的理由是什么。大家都曾注意到,一个小钱落到地上后一滚就会不见,这多么巧妙,使你找不到它。我们的思想有时也<var></var>这样在和我们开玩笑,它们躲在我们脑子的角落里,从此完了,它们已无影无踪,无法把它们回忆起来。珂赛特思索了一会儿,但没有效果,所以感到有些烦恼。她自言自语地说,忘记马吕斯对她说过的话是不应该的,这是她自己的过错。

    她下了床,做了身心方面双重的洗礼:祈祷和梳洗。

    我们至多只能向读者介绍举行婚礼时的新房,可是不能去谈处女的寝室,诗句还勉强能描述一下,可散文就不行了。

    这是一朵含苞未放的花的内部,是藏在暗中的洁白,是一朵没有开放的百合花的内心,没有被太阳爱抚之前,是不应让凡人注目的。花蕾似的女性是神圣的。这纯洁的床被慢慢掀开,对着这可赞叹的半裸连自己也感到羞怯,雪白的脚躲进了拖鞋,胸脯在镜子前遮掩起来,好像镜子是只眼睛,听到家具裂开的声音或街车经过,她便迅速地把衬衣提起遮住肩膀。有些缎带要打结,衣钩要搭上,束腰要拉紧,这些微微的颤动,由于寒冷和羞怯引起的哆嗦,所有这些可爱 7684.” >的虚惊,在这完全不必害怕的地方,到处有着一种无以名之的顾虑。穿着打扮的千姿百态,一如曙光中的云彩那样迷人,这一切本来不宜叙述,提一提就已嫌说得太多。

    人的目光在一个起床的少女面前应比对一颗初升的星星更虔诚。不慎触及了可能触及之物应倍增尊敬。桃子上的茸茸细毛,李子上的霜,白雪的闪光晶体,蝴蝶的粉翅,这些在这一不明白自己就是纯洁的贞洁面前,只不过是些粗俗的东西罢了。一个少女只是一个梦的微光,尚未成为一个艺术的雕像。她的寝室是隐藏在理想的阴影中。轻率地观望等于损毁了那若隐若现、明暗交错的诗情画意,而仔细的观察那就是亵渎了。

    因此我们完全不去描绘珂赛特醒来时的一些柔和而又忙乱的小动作。

    一个东方寓言说,神创造的玫瑰花本是白色的,可是亚当在它开放时望了一眼,它感到羞怯而变成玫瑰色。我们在少女和花朵前是应当止步的,要想到她们是可敬可颂的。

    珂赛特很快穿好了衣服,梳妆完毕;当时的装扮很简单,妇女们已不再把头发卷成鼓鼓的环形,或把头发在正中分为两股,再加垫子和卷子衬托,也不在头发里放硬衬布。这之后她开了窗,目光向周围一望,希望看到街中一段、一个墙角或一点路面,能在那儿瞥见马吕斯。可是外面什么也见不到。后院被相当高的墙围着,空隙处只见到一些花园。珂赛特断言这些花园很难看,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花儿不美丽,还不如去看看十字路口的一小段水沟呢。她决心朝天仰望,好像她以为马吕斯会从天而降似的。

    突然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这并不是内心变化无常,而是沮丧的心情把希望打断了,这就是她的处境。她模糊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确实,一切都在天上飘忽而过。她感到什么都没有把握,意识到不能和他见面就等于失去了他;至于那个认为马吕斯可能从天而降的想法,这并不是吉事而是一个凶兆。

    然而,在这些乌云暗影之后,她又平静下来,恢复了希望<cite></cite>和一种无意识的信赖上帝的微笑。

    屋里的人都还在睡觉,周围是一片外省的宁静气氛。没有一扇百叶窗打开着。门房还没有开门。杜桑没有起床。珂赛特很自然地这样想父亲还睡着。她一定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现在还觉得很悲伤,因为她说父亲对她不好,她把希望寄托在马吕斯身上。这样一种光明的消失是决不可能的,她祈祷。她不时听到远处传来沉重的震动声。她暗想着:“真怪,这么早就有人在开闭通车<bdi>99lib?</bdi>辆的大门了。”事实上那是攻打街垒的炮声。

    在珂赛特窗下几尺的地方,墙上黑色的旧飞檐中有一个雨燕的巢,那燕子窝突出在屋檐的藏书网边缘,因此从上面能看到这个小天堂的内部。母燕在里面展开翅膀,像一把扇子那样遮着雏燕,那公燕不断地飞,飞去又飞来,用嘴带来食物和接吻。升起的太阳把这个安乐窝照得金光闪闪。“传宗接代”的伟大规律在这儿微笑并显示出它的庄严,一种温存的奥秘展现在清晨的灿烂光辉里。珂赛特,头发沐浴在阳光中,心灵堕入幻想,内心的热恋和外界的晨曦照耀着她,使她机械地俯身向前;在注视这些燕子时,她几乎不敢承认自己同时也想起了马吕斯,这个小小的家庭,这只公鸟和母鸟,这个母亲和一群幼雏,一个鸟窝使一个处女的内心深深感到春意荡漾。

    十一 枪无虚发,也没伤人

    攻打的bbr>?</abbr>军队继续在开火。排枪和霰弹轮番发射,但实际上并没有造成多大损伤。只有科林斯正面的上方遭了殃;二楼的格子窗和屋顶阁楼被大小子弹打得百孔千疮,已慢慢地在变形。驻守在那儿的战士得侧身躲开。再说,这也是攻打<dfn></dfn>街垒的一种策略,采用疲劳战术射击,目的是消耗起义者的弹药,如果被围的人回击就中了计。一旦发现被围者的火力弱下来,就说明没有子弹和炸药了,这就可以发动突击。但安灼拉没有中计;街垒毫不回击。

    分队每发一次排枪,伽弗洛什就用舌头<s></s>鼓起他的腮帮子,表示极大的蔑视。

    “好吧,”他说,“把床垫撕烂。我们需要绷带呀。”

    古费拉克斥责霰弹不中用,他对大炮说:

    “伙计,你太不集中了。”

    在作战时,好像在舞会上一样,人们互施诡计。大概这棱堡的沉默开始<var></var>使进攻的一方担心了,生怕发生意外,他们感到需要摸清这堆石块后面的情况,并了解这堵漠不关心、只挨打不还击的墙内究竟在干什么。起义者们突然发觉邻近的屋顶上有一顶消防队的钢盔在阳光中闪烁。一个消防队员靠在高烟囱旁好像在那儿站岗。他的视线正好直直地落到街垒里。

    “那是一个碍事的监视。”安灼拉说。

    冉阿让已经把卡宾枪还给了安灼拉,但他还有自己的枪。

    他一声不响,瞄准那消防队员,一秒钟后,钢盔被一颗子弹打中,很响亮地落在街心。受惊的士兵赶快逃开了。

    另一个监视人接替了他的岗位。这<u>.99lib.</u>是一个军官。冉阿让又装好子弹,瞄准新来的人,把军官的钢盔打下去找士兵的钢盔做伴去了。军官不再坚持,很快也退了下去。他们明白了这个警告。从此没有人再出现在屋顶上,他们放弃了对街垒的侦察。

    “您为什么不打死那个人?”博须埃问冉阿让。

    冉阿让没有答复。

    十二 混乱支持秩序

    博须埃在公白飞的耳边低声说: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一个枪下留情的人。”公白飞说。

    那些对遥远的事还有些记忆的人知道郊区国民自卫军在镇压起义时也相当勇敢。尤其在一八三二年六月的日子里他们顽强而无畏。庞坦、凡都斯和古内特这些小酒店的好老板,当暴动使“企业”停工时,看到舞厅没有顾客,就都成了小狮子,他们牺牲自己的性命,为的是维持郊区小酒店所代表的治安。在这同时具有市侩气息和英雄气概的时期,各种思潮都有它的骑士,利润也有它的侠客。平凡的动机并没有减少它在运动中的胆量。看到白银堆降低了,银行家就唱起《马赛曲》。为了钱柜,人们热情地流了自己的血;有人以斯巴达<bdi></bdi>人的狂热来护卫小店铺——这个极其渺小的国家的缩影。

    我们可以说,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不严肃的地方,这是社会各成分间的冲突,将来有一天会达到平衡。

    那个时期的另一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混入了政府至上主义(这是正统派的怪名称)之中。人们在维持秩序,但毫无纪律。在某一国民自卫军上校的指挥下战鼓突然莫名其妙地擂起了集合令;某个上尉一时激动就上了火线,某个自卫军为了“主义”,为了自己去战斗。在某些危急关头,在这些“日子”里,大家不去征求上级的指示而凭自己的本能行事。在治安部队里有真正的游击队员,有些人像法尼各那样拿起武器,还有的像亨利·方弗来特那样执笔撰文。

    在这个时代,文明不幸是某些利益的集合而不是某些原则的代表,它是,或自以为是处于危急之中。它发出紧急呼吁。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并根据自己的想法起来防卫它,支援它,保卫它;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自认为要负责拯救社会。

    有时这种热忱发展到要处死人。国民自卫军的某个分队擅自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在五分钟内判决一个被俘的起义者死刑并立即执行。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组织杀死了让·勃鲁维尔。残酷的林奇裁判<span class=”” data-note=”林奇裁判(loi de Lynch),美国的一种刑法,抓到罪犯后当场判决,立即执行。”></span>,没有任何一方有权去责怪对方,因为美国的共和体制就是这样行事的,犹如欧洲的君主政体一样。这种私刑加上误会就更复杂了。在某一个暴动的日子里,有一个叫保罗埃美·加尼埃的年轻诗人在王宫广场被人持着刺刀追逐,他只得躲进六号大门洞里。有人大声喊:“又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他们要杀死他。当时他臂下夹着一本圣西门公爵<span class=”” data-note=”圣西门公爵(1675—1755),著有《回忆录》,记述当时宫廷及显贵琐事。此处指人误认为他拿的是同名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的著作。”></span>的《回忆录》。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在封皮上一念到“圣西门”这个名字就大叫起来:“把他杀死!”?99lib.

    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有一连郊区国民自卫军,由上尉法尼各指挥,这个人前面已提到过,他出于怪癖和一时的兴致,在麻厂街造成了大量伤亡。这一事件,在一八三二年起义结束后进行的司法预审中有记载证实。法尼各上尉是一个性情急躁和冒险的小市民,在维护秩序的队伍中他是一个类似雇佣兵那样的角色,这种人我们已描绘过他们的特性,他是个狂热而无法无天的政府至上主义者,他不能抑制冲动要提前开火,并有着由他带领连队单独取下街垒的野心,他在接连看到红旗后又见到把旧衣当作黑旗,这使他怒不可遏,于是破口大骂那些在开会的将军和军团长们,因为他们认为总攻的决定性时刻尚未到来,根据他们间的一句名言,那就是“让反抗者在他们自己的肉汁中煮熟吧”。至于法尼各,他认为夺取街垒已经成熟,熟了的东西<s></s>就该落地,所以他就去尝试。

    他指挥着一伙和他同样坚决的人,当时的见证人称之为“一群疯子”。他那一连人,就是枪杀诗人让·勃鲁维尔的,是驻扎在那条街转角上的营中的第一连。在一个谁也很少想到的时刻,这上尉派遣他的人向街垒进攻。这种只凭愿望而无策略的行动,使法尼各这连人蒙受了巨大的伤亡。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条街三分之二的地方,就遭到街垒中发出的一次全面射击。跑在最前面的四个最胆大的士兵在离棱堡脚下很近的地方被击毙。国民自卫军这伙好汉是极为英勇的,但还缺乏军人的顽强性,他们犹豫了一下就退下来了,在街心留下了十五具尸体。正当他们犹豫的时候,起义者又有时间去重新装上子弹,第二次射击杀伤力很强,打中了这一连里还没来得及回到街角掩体里的人。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处在两股霰弹火力的夹击中,还受到大炮的轰击,因为这门大炮没有接到停火的命令。这位英勇而不谨慎的<dfn></dfn>法尼各就是被霰弹击中的人里的一个。他被炮火击毙,也就是说被接受命令派击毙。

    这次凶猛而不严肃的进攻激怒了安灼拉。“这群蠢材!”他说,“他们把自己人打死,还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弹药。”

    安灼拉是以暴动里一个真正的将军身分讲了这番话的。起义者和镇压者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作战,起义者很快就被消耗殆尽,他们只能放有限的几枪,人员的损失也是一种限制。一个弹盒空了,一个人死了,就无法补充了。镇压者却拥有整个军队,人员不成问题,拥有万塞纳兵工厂,也无须计算弹药。镇压者有街垒中人员那么多的联队,有街垒中弹盒那么多的兵工厂,所以这是以百对一的战争,街垒最后一定要被摧毁,除非革命突然爆发,在天平上加上它那天神的火红利剑。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时一切都会站起来,大街上开始沸腾,民众的棱堡将急剧增多,如雨后春笋一般,巴黎将为此极度震动,一个神妙的东西<span class=”” data-note=”神妙的东西,原文为拉丁文“quid divinum”。”></span>出现了,一个八月十日又来到了,一个七月二十九日又来到了;出现了神奇的光辉,张着血盆大口的权威将会退却,还有军队,这只狮子,它将望着镇定自若站在它面前的预言者——法兰西。<big></big>

    十三 掠过一线希望

    在防卫街垒的道义感和激烈冲动的混杂心情中是应有尽有的,有勇敢的精神,有青年的朝气,有荣誉的欲望,有激动的热情,有理想,有坚定的信仰,有赌徒的顽强,特别还有断断续续的一线希望。

    在这时断时续期间,突然一个模糊的希望颤动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掠过麻厂街的街垒。

    “你们听,”一直严加戒备的安灼拉突然叫起来,“巴黎似<u></u>乎醒来了。”

    在六月六日清晨,这些起义者在一两个小时里确实勇气倍增。圣美里持续不断的警钟使一些微弱的希望复活了。梨树街和格拉维利埃街也筑起了街垒。圣马尔丹门前有一个青年,独自用卡宾枪射击一个骑兵连。他毫不隐蔽地在林荫大道上跪下一膝,以肩抵枪,瞄准并击毙了骑兵中队长,然后回转头来说:“又少了一个,他不会再给我们罪受了。”那青年被马刀砍死了。圣德尼街有一个妇女在放下的百叶帘后面射击保安警察。她每打一枪,就可以看到百叶帘在颤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高松纳利街被捕,他的口袋里装满了子弹。好几个岗哨受到了攻打。在贝尔坦波瓦雷街口,由卡芬雅克·德·巴拉尼将军<span class=”” data-note=”巴拉尼,一八四八年残酷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的叔父。”></span>带领的装甲联队意外地受到排枪的猛烈射击;在卜朗什米勃雷街,有人从屋顶向过路的军队扔下破坛烂罐和家用器皿,这是不祥之兆。当有人把这种情况向苏尔特元帅报告时,这位拿破仑的老上尉不禁堕入沉思,他回忆起絮歇<span class=”” data-note=”絮歇(Suchet,1772—1826),法国元帅,在西班牙作战获胜。”></span>元帅在萨拉戈萨时讲的一句话:“什么时候老奶奶往我们头上用尿壶倒尿,我们就完蛋了。”?p://..

    当人们以为暴动已被控制不再蔓延时,又出现了这种普遍的症状,重又燃起的怒火,这些人们称之为巴黎郊区柴堆上飞舞的火花,所有这一切都使军事长官们惶恐不安。他们急于扑灭刚冒头的火灾。在未扑灭之前,推迟了对莫布埃街、麻厂街和圣美里这些街垒的进攻,目的是好集中兵力对付它们,一举全歼。有些纵队被派遣到有骚乱的街上去,肃清大街,进而追索左右的一些小街小巷,有时蹑手蹑脚,小心提防,有时则加快步伐。军队捅破那些放过冷枪的门,同时,骑兵驱散了在林荫大道上集合的人群。这>藏书网</a>种镇压不免引起骚乱和军民之间的冲突。安灼拉在炮轰和排枪之间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此外,他看见街那头有人用担架抬走受伤的人,他对古费拉克说:“受伤的不是我们这边的人。”

    希望没有延长多久,微光很快就消逝了。不到半小时,孕育中的暴动破灭了,犹如没有雷声的闪电瞬息即逝一般,起义者感到一块铅质的棺罩,被冷漠的民众盖在他们这些顽强不屈的被遗弃者的身上。

    当时的普遍行动似乎已略具规模,但却流产了。陆军大臣<span class=”” data-note=”陆军大臣,指苏尔特。”></span>的注意力和将军们的策略,现在能运用集中到这三四个还屹立着的街垒上来了。

    旭日在地平线上升起。

    一个起义者质问安灼拉:

    “我们这儿大家都饿了。难道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吃就这样死去吗?”

    安灼拉始终把手肘支在胸墙上,注视着街的尽头,点了一下头。

    十四 这儿看到了安灼拉情人的名字

    古费拉克坐在安灼拉旁边一块铺路石上,继续辱骂那门大炮,每次随着巨响迸射出被称为霰弹的大量炮弹时,他就用一连<cite>..</cite>串的讽刺话来数落它。

    “可怜的老畜生,你大叫大嚷,我替你难受,你吼不响了,这不像是放炮,而是在咳嗽呀。”

    他周围的人哄然大笑起来。

    古费拉克和博须埃,他们的英雄气概和舒畅心情随着危机与时俱增,就像斯卡隆夫人<span class=”” data-note=”斯卡隆夫人(Madame Scarron),路易十四的情妇。”></span>那样,用开玩笑来代替饮食,因为没有葡萄酒了,他们就向群众灌注欢乐。

    博须埃说:“我佩服安灼拉,他那沉着的胆量使我惊叹。他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可能使他有些抑郁。安灼拉因他的伟大事业使他束身鳏居而抱怨,我们这些人,多少有些情妇使我们狂热,也就是说使我们勇敢。一个人能像老虎那样恋爱,至少也会像狮子那样去战斗。这也是对那些给我们颜色看的娘儿们的一种报复。罗兰<span class=”” data-note=”罗兰,指意大利诗人阿里欧斯托(Arioste,1474—1533)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他热恋着安杰丽嘉。”></span>让人杀死自己,为的是使安杰丽嘉烦恼。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是从女人那儿来的。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是一支没有撞针的手枪;使男人奋发的正是女人。安灼拉没有女人,他不谈恋爱,可是他胆大无畏。一个人能冷若冰霜而又猛如烈火,这真是不可思议。”<samp></samp>

    安灼拉似乎不在听人讲话,可是如果有谁在他身旁,就会听到他在喃喃低语:“祖国<span class=”” data-note=”“祖国”,原文是拉丁文“Patria”。”></span>。”

    博须埃还在谈笑,古费拉克突然大叫:

    “来了个新玩意儿!”

    然后,模仿看门人的通报语调,又加上了一句:

    “八磅炮阁下。”

    确实,一个新脚色登上了舞台。这是第二门火炮。

    炮兵们迅速而使劲地操作着,把这第二尊炮架好在第一尊旁边,准备射击。

    这样就出现了收场的局面。

    过不多久,这两门炮立刻进入战斗,对准街垒轰击,作战分队和郊区分队用排枪协助作战。

    稍远<s>99lib.</s>处,人们还听到其他的炮火声。在这两门炮猛力轰击麻厂街棱堡的同时,另外又有两门炮,一门瞄准圣德尼街,另一门对着奥白利屠夫街,把圣美里街垒打得弹痕累累,有如筛孔。这四门炮相互间的回声都凄厉哀怨。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60168_1.jpg” />

    伽弗洛什之死

    警犬阴郁的吠声也相互呼应。

    轰击麻厂街街垒的两门炮,一门使用霰弹,一门发射实心弹。

    那门发射实心弹的炮口瞄准得高些,算好要让炮弹击中街垒顶层,把它削平,把铺路石打成碎片,像霰弹一样去击伤那些起义者。

    这样轰击的用意是想把棱堡顶上的战士赶下去,迫使他们退进街垒,也就是说总攻已迫在眉睫了。

    当实心弹把战士从街垒顶上轰下来、霰弹又把小酒店窗口的起义者驱散以后,这样突击中队就可以冲进街道而不 81f4.” >致遭到射击,甚至不被发觉,就可以像昨晚那样突然爬进棱堡,谁知道呢?也许可以用奇袭的办法拿下街垒。

    “必须减轻这两门炮的干扰,”安灼拉说,接着他大声喊道,“向炮兵开火!”

    人人都准备好了。沉寂了那么久的街垒又奋起开枪射击了,他们猛烈而欢快地连续发射了七八排枪弹,街上充满了浓烟,教人睁不开眼睛。几分钟过后,透过这有着一道道火焰的烟雾,大家可以隐约看到三分之二的炮兵已经倒在炮轮之下了。依然站着的那几个炮兵强作镇<var></var>静,仍在使用那些火器,可是火力已经慢了下来。

    “好极了,”博须埃向安灼拉说,“很成功!”

    安灼拉摇摇头,回答说:

    “这样的成功。再过它一刻钟,街垒里便剩不下十颗子弹了。”

    伽弗洛什好像听到了这句话。

    十五 伽弗洛什外出

    古费拉克忽然发现有个人在街垒的下面,外边,街上,火线下藏书网。

    伽弗洛什从小酒店里取了一个盛玻璃瓶的篮子,穿过缺口走出去,安闲自在地只顾把那些倒毙在街垒斜沿上的国民自卫军装满子弹的弹药包倒进篮子。

    “你在干什么?”古费拉克说。

    伽弗洛什翘起鼻子:

    “公民,我在装篮子。”

    “难道你没看见霰弹?”

    伽弗洛什回答说。

    “是啊,在下雨。又怎样呢?”

    古费拉克吼了起来:

    “进来!”

    “回头就来。”伽弗洛什说。

    于是,他一跃跳到街心。

    我们记得法尼各连在退却时,留下了一大串尸体。

    整条街的路面上,这儿那儿,躺着将近二十具尸体。对伽弗洛什来说,这是二十来个弹药包,对街垒来说,是大批的子弹。

    街上的烟就像迷雾一样。凡是见过一朵云落在峡谷中两座峭壁之间的人都能想像这种被压缩在——并且好像浓化了的——阴森森的两列高房子中间的烟。它缓缓上升,还不断得到补充,以致光线越来越朦胧,甚至使白昼也变得阴暗起来。这条街,从一头到另一头,并不怎么长,可是交战的人,几乎彼此望不见。

    这种朦胧的状态,也许是指挥攻打街垒的官长们所需要、所筹划的,却也给伽弗洛什带来了方便。

    在这层烟幕的萦回下,由于伽弗洛什个子小,便能在这条街上走得相当远而不被人察觉。他倒空了最初七八个弹药包,冒的危险还不算大。

    他紧贴地面往前爬,四肢快速行动着,用牙咬住篮子,身体扭着,溜着,波浪似的行动着,像蛇一样爬行,从一个死尸到另一个死尸,把一个个的弹药包或子弹盒都倒干净,就像一只剥核桃的猴子。

    他离街垒还相当近,里面的人可不敢叫他回来,恐怕引起对方的注意。

    在一具尸首——是个排长——的身上,他找到一个打猎用的火药瓶。

    “以备不时之需。”他一面塞进口袋一面说。

    他不断往前移动,终于到了烟雾稀薄的地方。

    于是埋伏在石堆后面的一排前线狙击兵和聚集在街角上的郊区狙击兵,忽然不约而同地相互指点烟雾里有个东西在活动。

    正当伽弗洛什在解一个倒在界石附近的中士身上的弹药包时,一颗子弹打中了那尸体。

    “好家伙!”伽弗洛什说,“他们竟来杀我的这些死人了。”

    第二颗子弹打在他身边,把路面上的石块打得直冒火星。第三颗打翻了他的篮子。

    伽弗洛什打量了一下,看见这是从郊区方面射过来的。

    他笔直地立起来,站着,头发随风飘扬,两手叉在腰上,眼睛盯着那些开枪射击的国民自卫军,唱道:

    <small>楠泰尔人丑八怪,</small>

    <small>这只能怨伏尔泰;</small>

    <small>帕莱索人大脓包,</small>

    <small>这也只能怨卢梭。</small>

    随后他拾起他的篮子,把翻了出来的子弹全捡回去,一颗不剩,然后继续向开枪的地方前进,去解另一个弹药包;到了那里,第四颗子弹仍旧没有射中他。伽弗洛什唱道:

    <small>公证人我做不来,</small>

    <small>这只能怨伏尔泰;</small>

    <small>我只是只小雀儿,</small>

    <small>这也只能怨卢梭。</small>

    第五颗子弹打出了他的第三段歌词.99lib.:

    <small>欢乐是我的本态,</small>

    <small>这只能怨伏尔泰;</small><cite></cite>

    <small>贫穷是我的格调,</small>

    <small>这也只能怨卢梭。</small>

    这样延续了一些时候。

    这景象真骇人,也真动人。伽弗洛什被别人射击,他却和射击的人逗乐。他的神气好像觉得很好玩。这是小麻雀在追啄猎人。他用一段唱词回答一次射击。人们不断地瞄准他,却始终打他不着。那些国民自卫军和士兵一面对他瞄准一面笑。他伏下身去,又站起来,躲在一个门角里,继而又跳出来,藏起来不见了,随即又出现,跑了又回来,对着枪弹做鬼脸,同时还捞子弹,掏弹药包,充实他的篮子。那些起义者急得喘不过气来,眼睛盯住他不放。街垒在发抖,而他,在歌唱。他不是个孩子,也不是个大人,而是个小精灵似的顽童。可以说,他是混战中的一个无懈可<s>?</s>击的侏儒。枪弹紧跟着他,但他比枪弹更灵活。他跟死亡玩着骇人的捉迷藏游戏。每一次当索命的鬼魂来到他跟前时,这顽皮的孩子总是“啪”的一下给它来个弹指。

    可是有一颗 5b50.” >子弹,比其余的都来得准些,或者说,比其余的都更为奸诈,终于射中了这磷火似的孩子。大家看见伽弗洛什东倒西歪地走了几步,便软下去了,街垒里的人发出一声叫喊,但在这小孩的体内,有安泰的神力;孩子一触及路面,就像那巨人接触大地一样。伽弗洛什倒下去,很快就又直起身子。他坐了起来,脸上流着一长条鲜血,举起他的两只手臂,望着打枪的方向,又开始唱起来:

    <small>我是倒了下来,</small>

    <small>这只能怨伏尔泰;</small>

    <small>鼻子栽进了小溪,</small>

    <small>这也只能怨……</small>

    他没有唱完。第二颗子弹,由原先的那个枪手射出的,一下使他停了下来。这一次,></a>他脸朝地倒下去,不再动弹了。这个伟大的小灵魂飞逝了。

    十六 长兄如何成了父亲

    正在此时,在卢森堡公园中——戏剧的目光应该无所不>..</a>在——有两个孩子手牵着手,一个约有七岁,另一个五岁。雨水把他们淋湿了,他们在向阳一边的小径上走着,大的领着小的,他们衣衫褴褛,面容苍白,好像两只野雀。小的说:“我饿得很。”老大多少像个保护人了,左手牵着小弟弟,右手拿着一根小棍棒。

    只有他们两人在花园里,花园空无一人,铁栅栏门在起义期间根据警方的命令关闭了。里面宿营的部队已离开迎战去了。

    孩子们怎么会在这里的?这可能是从半掩着门的收容所里逃出来的;也许是从附近,从唐斐便门,或天文台的瞭望台上,或从邻近的十字路口,那儿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三角门楣的装饰,上面写着“今拾到一个布裹的婴儿”<span class=”” data-note=”原文为拉丁文“l parvulum pannis involutum”。”></span>,从那里的卖艺的木棚里逃出来的;也可能是头天晚上关门时,他们躲过了看门人的目光,在阅报亭里度过了一宵?事实是他们在流浪,然而又好像很自由。流浪而好像很自由就是无家可归。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确实已没有归宿了。

    读者应该还记得,这就是使伽弗洛什担忧的两个孩子,德纳第的孩子,曾借给马侬当作吉诺曼先生的孩子,如今已像无根的断枝上掉下来的落叶,被风卷着遍地乱滚。

    他们的衣服,在马侬家时是整洁的,那时对吉诺曼先生要交代得过去,现在已经破烂不堪了。

    这些孩子从此便列入“弃儿”统计表内,由警方查明,收容,走失,又在巴黎马路上找到了。

    还得<bdi>..</bdi>碰上今天这样混乱的时期,可怜的孩子才能来到公园。如果看门人发现了他们,一定要撵走这些小化子。因为穷苦的孩子是不能进入公园的。其实人们应该想到,作为孩子,他们有权利欣赏鲜花。

    幸亏关了铁门,他俩才能待在里面。他们违犯了规章,溜进了公园,他们就在里面待下来。铁门虽关却不允许检查人员休息,检查人员仍被认为在继续进行检查,但执行得懈怠而不严格;他们同样受到民众不安的影响,关心园外远胜园内,他们不再检查花园,因而没有看见这两个犯有轻罪的小孩。

    昨晚下了雨,今晨还飘了雨点。但六月的骤雨不算一回事。暴雨过后一小时,人们很难察觉这美丽的艳阳天曾经流过泪。夏天地面很快被晒干,就像孩子的面颊一样。

    在这夏至时节,白天的太阳可以说是火辣辣的,它控制了一切。它紧贴着伏在大地上,好像在吮吸似的。太阳好像渴了,骤雨等于一杯水,一阵雨立刻被喝尽。清晨处处溪流纵横,中午却已扬起了灰尘。

    没有再比雨水打湿、阳光拭干的芳草更宜人的了,这是夏日的清新气息。花园和草地,根上有雨露,花上有阳光,同时成为散发出各种氤氲的香炉。一切在欢笑,歌唱,都在献出各自的芬芳,这使人感到一种甜蜜的陶醉。春天是暂时的天堂,阳光使人变得坚韧有力。

    有些人不再苛求,他们只要有蔚蓝的天空就说:“这样足够了!”他们沉湎在神奇的幻想中,对大自然的崇拜使他们在善与恶面前漠然处之,他们对宇宙沉思默想,而对人则出奇地心不在焉,他们不明白,当人可以在树林中遐想自娱时,为什么还要为这些饥饿的人,那些干渴的人,要为冬天衣不蔽体的穷人,要为因淋巴而背脊弯曲的孩子,要为陋榻、阁楼、地牢以及在破衣烂衫中哆嗦的姑娘们操心;这些安谧和不近人情的心灵,毫无怜悯心的自得其乐。奇怪的是,他们满足于无限的太空。而人的重大需求,那包含博爱的有限事物,他们却并不理解。为有限所承认的进步,这一高贵的辛劳,他们不去想一想。而这一不定限,是在无限和有限方面人与天的结合而产生的,他们也同样体会不到。只要能与无极相对,他们就微笑。他们从不感到欢乐,但经常心醉神迷。自甘沉溺其中,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人类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只是断篇残简,完整并不在此,真正的万有在外界,何必为人的这类琐事操心?人有痛苦,这很可能,但请看这颗红星<span class=”” data-note=”红星(Aldebaran),金牛座中最亮的一颗星。”></span>升起了!母亲没有奶水,新生儿濒于死亡,我一点也不知道,但请你察看一下显微镜下枞树的截断面所形成的奇妙的圆花形!你把最美丽的精致花边拿来比比看!这些思想家忘记了爱。黄道带竟使他们专心到看不见孩子在哭泣。上帝使他们见不到灵魂。这是某种思想家的类型,既伟大又渺小。贺拉斯是如此,歌德是如此,拉封丹可能也是如此;对待无限堂堂一表的利己主义,对疾苦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天气晴朗就看不见尼禄,太阳可以为他们遮住火刑台,望着断头台行刑时还在寻找光线的效果,他们听不见叫喊、啜泣、断气的喘息声,也听不见警钟,对他们来说,只要存在五月,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只要头上有金黄和绛紫色的云彩,他们就感到心满意足,并决心享乐直至星光消逝,鸟儿不再啭鸣为止。<big></big>

    他们是光辉灿烂中的黑暗。他们并没猜想到自己是可怜虫。无疑地他们就是如此。谁没有同情之泪也就是一无所见。我们应当赞美并怜悯他们,正如我们既怜悯又赞美一个同时是黑夜又是白昼的人,在他们的眉毛下面没有眼睛,只有一颗星星在额上。

    思想家的冷酷,照某些人看来,这才是一种精深的哲学。就算这样,但在这种精深中有着欠缺的一面。一个人可以是不朽的,然而又是跛子,伏尔甘<span class=”” data-note=”伏尔甘(Vul),希腊神话中的跛足火神。”></span>就是一个明证。人可以高人一筹,也有低人一等的地方。大自然中存在着无穷尽的不完整的现象,谁知道太阳是否盲目呢?

    那怎么办?信赖谁呢?谁敢说太阳虚假呢?<span class=”” data-note=”“谁敢说太阳虚假呢?”原文为拉丁文,语出维吉尔之《农事诗》:“Solem quis dicere falsum audeat?””></span>某些天才,某些杰出的人,那些星官们也会失误?那个在上空,在顶端,在最高峰,在天顶上的东西,它送给大地无穷光明,但它看见的很少,看不清或完全看不见?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沮丧?不对。在太阳之上究竟还有什么?有上帝。

    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卢森堡公园杳无人迹,景色迷人。排成梅花形的树木和花坛在阳光下发出芬芳的气息和夺目的色彩。所有的树枝在正午的烈日下似乎都在狂喜地相互拥抱。埃及无花果树丛中莺群一片啁啾,麻雀在唱凯歌,啄木鸟爬上板栗树用嘴在树皮的窟窿里啄着。花坛接受了百合花的合法王位;最尊贵的馨香出自洁白的颜色。石竹花的芬芳弥漫在空间,玛丽·德·梅迪契的老白嘴鸦在大树林中谈情说爱。阳光在郁金香上飞金贴紫,使它们发出火光,这简直就是一朵五光十色的火焰。蜜蜂在所有的郁金香花坛四周忙乱地转圈,就像火花上的火星,连同即将到来的阵雨,一切都是艳丽的,喜气洋溢的;这一再滋润的雨水,铃兰和金银花正可受益而无须担惊受怕!燕子低飞显示了一种可爱的威胁<span class=”” data-note=”燕子低飞,表示即将下雨,这是种威胁,但由于它飞翔姿态优美,故仍觉得可爱。”></span>,这里万物都浸沉在幸福里,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整个自然界处于真诚、救助、支援、父爱、温存和曙光中。从天而降的思想就像我们吻着孩子的小手那样温柔。<cite>.</cite>

    树木下的石像,洁白而裸露,透过阳光的照射,树荫给它们穿上了一件衣衫;这些女神身上光线明暗不一,而四周全是光线。大水池周围,地干得像是烤焦了一样。常常刮风使得到处都是尘土。晚秋的几片黄叶在欢快地相互追逐,就像野孩子在嬉戏一样。

    到处一片光明使人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慰藉。生命、树液、暑热和香气都在涌溢;从宇宙万象中我们体会到那种巨大的源泉;在这充满了爱的微风中,在这往复的反响和反射中,在这肆意挥霍的阳光中,在这无限倾泻的金色流体中,使我们感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瑰丽似火的帷幕后面,我们瞥见了主宰亿万星辰的上帝。

    多谢细沙,这里没有一点泥迹,幸亏雨露,这里没有一粒灰尘。花束洗涤一净;所有幻成花形从地下冒出来的丝绒、绫缎、彩釉和黄金都毫无瑕疵。这种华丽是完美无缺的。园林浸沉在一片欢悦的大自然的静谧里。一种天上才有的幽静与千万种音乐融洽共存,鸟巢中的咕咕声,蜂群的嗡嗡声和风的飒飒声。这个季节所有的音响和谐地合成一个完美的协奏;春季的物候井然有序,丁香凋谢了,茉莉迎上来;有些花要迟开,有些昆虫却来得很早;六月红蝶的先锋队和五月白蝶的后卫队亲如兄弟。梧桐换上新装。和风使高大华美的栗树丛此起彼伏,气势雄伟。附近兵营的一个老兵在铁栅栏门外望着说:“这是一个披坚执锐全副戎装的春天。”

    整个自然界在进餐,万物已经就席。到时间了。大幅的蓝帷幕张挂在天上,宽阔的绿桌布铺陈在地下,阳光灿烂。上帝供全世界就餐。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饲料或糕点。野鸽找到了大麻子,燕雀找到了小米,金翅鸟找到了繁缕,知更鸟找到了蛆虫,蜜蜂找到了花朵,苍蝇找到了纤毛虫,翠鸟找到了苍蝇。它们之间多少存在着相互吞噬的现象,是善和恶神秘的混合,但它们没有一个是空着肚子的。

    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来到大池旁,阳光使他们有点昏昏沉沉,他们设法躲藏,这是穷人和弱者在豪华面前的本能畏缩,尽管不是在人前;于是他们躲在天鹅棚后面。

    这儿那儿,在顺风时,可以断断续续模糊地听见叫喊声、嘈杂声和一种喧闹的嗒嗒声,这就是机枪在响,还有低沉的击拍声,这就是在开炮。菜市场那边的屋顶上冒着烟。一个类似召唤的钟声在远处回响。

    这两个孩子似乎听不见这些响声。小的那个不时轻声说:“我肚子饿。”

    几乎和这两个孩子同时,另外一对也走近了大水池;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人牵着一个六岁的小娃娃,这大概是父子俩。六岁的小孩手里拿着一块大蛋糕。

    在这一时期,在夫人街和唐斐街上有一些沿河的房屋,配备了卢森堡公园的钥匙,当公园的铁栅栏关闭时,房客们可以用它进入园中。后来这种特许取消了。父子俩大概是从一幢这样的房子里出来的。

    两个穷孩子望见“绅士”走来,便藏得更隐蔽一些。

    这是个有产者。也许就是马吕斯在热恋时期碰到的那个人。他曾听到他在这大池旁教训儿子“凡事不能过分”。他的态度和蔼而高傲,有一张合不拢的嘴,老在笑。这机械的笑容出自牙床大,包不住,露出的是牙齿而不是心灵。孩子拿着咬剩的蛋糕,好像已经吃撑了。由于处于动乱时期,孩子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服装;而父亲仍是有产者的打扮,而这是为了谨慎。

    父子俩停在两只天鹅戏水的大池旁,这个有产者似乎特别欣赏天鹅,他在走路方面和它们也很相像。

    这时天鹅正在游泳,这是它们的专长,游的姿态很优美。

    如果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注意听了,并也已到了懂事的年龄,他们就会听见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所说的话。父亲对儿子说:

    “贤者活着满足于无所求。看着我,我的儿子,我不爱奢华。从来不会有人见到我穿着缀有金片或宝石的衣服,我把这些假的光彩让给那些头脑有缺陷的人。”

    此刻来自菜市场方面的沉闷的呼叫声、钟声和嘈杂的声音同时加剧起来。

    “这是什么?”孩子问。

    父亲回答:

    “这是庆丰收的土神节。”

    忽然间,他发现了这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天鹅的绿色小屋后面。

    “这正是开始。”他说。

    停了一会儿,他加上一句:

    “无政府状态进入了公园。”

    这时儿子咬了口蛋糕,又吐出来,忽然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父亲问。

    “我不饿。”孩子说。

    父亲的笑容更为明显了:

    “点心不是非等饿了才吃。”

    “我讨厌这块糕点,它不新鲜。”

    “你不要了?”

    “不要了。”

    父亲向他指指天鹅。

    “丢 7ed9.” >给这些有蹼的鸟吧!”

    孩子犹豫不决。他不要糕点,但没有理由要把它送掉。

    父亲继续说:

    “要仁慈,对动物应当有同情心。”

    于是他从儿子那儿拿过糕点,丢进水池。蛋糕掉在离岸很近的水里。

    天鹅在距离较远的池中心忙着吃捕获的东西。它们既没有看见这个有产者,也没有看见蛋糕。

    这个有产者感到糕点有白丢的危险,对无谓的损失感到痛心,就设法现出一种焦急的样子,结果引起了天鹅的注意。

    它们看见水面上漂浮着一样什么东西,于是就像帆船似的转舵慢慢地游向蛋糕,不失这种白色珍禽应有的高贵气派。

    “天鹅领会这些手势<span class=”” data-note=”在法语中“天鹅”(e)与“手势”(signe)同音,故也可理解为“天鹅理解天鹅”。”></span>。”这个有产者说,为自己的俏皮话得意洋洋。

    这时城中的骚乱忽又增强起来,变得更为凄厉。几阵风吹来,要比别的更能说明情况。现在可以听到清晰的战鼓声、叫嚣声、小分队的枪声,沉郁的警钟和炮声在相互呼应。这时一团乌云忽然遮住了太阳。

    天鹅还没有游到蛋糕那儿。

    “回去吧,”父亲说,“他们在进攻杜伊勒里宫。”他抓住儿子的手,又说:

    “从杜伊勒里宫到卢森堡,只有王位到爵位的距离,这不算远。枪声将如骤雨。”

    他望望乌云。

    “可能雨也要下了,天也加了进来,王朝的旁支<span class=”” data-note=”王朝的旁支,指路易菲力浦。”></span>完了。快回家吧!”

    “我要看天鹅吃蛋糕。”孩子说。

    父亲回答:

    “这太冒失了。”

    于是他把小有产者带走了。

    孩子舍不得天鹅,不住地向大池回头望,直到梅花形排列的树木在拐角处遮住了他的视线为止。

    与天鹅同时,这时两个小流浪者也走近了蛋糕。糕点浮在水面上,小的那个眼睁睁地望着,另一个望着走开的有产者。

    父亲和儿子走上了蜿蜒的小路,这条路通往夫人街那边树丛密集的宽大的梯级那里。

    当不再看到他们时,大孩子立刻趴在水池的圆边上,左手抓住边缘,俯在水上,几乎要掉下去,他用另一只手伸出棍子挨近蛋糕。天鹅看见对手,动作就加快了,它们的前胸迅速移动,产生了对小渔夫有利的效果,水在天鹅前面向后流,一圈荡漾着的波纹把糕点推向孩子的棍棒。天鹅刚游到,棍子也正好碰到蛋糕。孩子用一个快速动作来拨蛋糕,他吓走了天鹅,抓住蛋糕后就站起来。蛋糕浸湿了,但他们又饥又渴。大孩子把糕一分为二,一大一小,自己拿小的,把大的那一半给了弟弟,并对他说:

    “拿去填肚子吧。”

    十七 “死去的父亲等待将死的孩子”

    马吕斯冲出街垒。公白飞跟着他。但太迟了。伽弗洛什已经死去。公白飞捧回了那篮子弹,马吕斯抱回了孩子。

    唉!他心中想,那个父亲为他父亲所做的,他要在儿子身上报答,可是德纳第救回了他活的父亲,他呢,他抱回来的是死孩子。

    当马吕斯抱着伽弗洛什走进棱堡时,他像那孩子一样,脸上也是鲜血淋淋。

    他正弯腰抱伽弗洛什时,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头盖骨,他并没有觉察到。

    公白飞解下他的领带包扎马吕斯的额头。

    大家把伽弗洛什放在停放马白夫的那张桌子上,并用一块黑纱盖住两个身子,一老一少刚够用。

    公白飞把他取回的篮子里的子弹发给大家。

    这样每人得到了十五发。

    冉阿让仍待在老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界石上。当公白飞递给他十五发子弹时,他摇摇头。

    “这儿有个少见的古怪人,”公白飞低声对安灼拉说,“他居然在街垒中不作战。”

    “这并不妨碍他保卫街垒。”安灼拉说。

    “有一些奇怪的英雄。”公白飞回答。

    古费<var>99lib?</var>拉克听见后,添了一句:

    “他跟马白夫老爹不是一类的。”

    有件事值得指出,向街垒射来的火力对内部影响很小。没有经历过这种旋风式战斗的人,不能理解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还能有宁静的时刻。人们走来走去,随意聊天,开着玩笑,松松散散。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听见一个战士在霰弹声中向他说:“我们好像是bbr>99lib?</abbr>单身汉在进午餐。”麻厂街的棱堡,我们再重复一遍,内部看起来的确很镇定。一切演变和各个阶段都已经完成或即将结束,处境已从危急转为可怕,从可怕大概要演变成绝望。随着处境逐渐变得惨淡,英雄们的光芒把街垒映得越来越红。安灼拉严肃地坐镇街垒,他的姿势正如一个年轻的斯巴达人,他立誓要把光秃秃的剑奉献给忧郁的天才埃比陀达斯。

    公白飞腰间围着围腰,在包扎伤员,博须埃和弗以伊用伽弗洛什从排长尸体上取来的火药罐里的火药在做子弹。博须埃对弗以伊说:“我们不久就要坐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星球去了。”古费拉克像一个少女在仔细整理她的针线盒一样,在几块他拾来放在安灼拉旁边的.99lib?铺路石上安放排列一整套军械:他的剑杖、他的枪、两支马枪和一支手枪。冉阿让默不作声,望着他对面的墙。一个工人用细绳把于什鲁大妈的大草帽拴在头上,他说:“免得中暑。”艾克斯苦古尔德地方的年轻人愉快地在闲谈,好像急着要最后一次说说家乡的土话似的。若李把于什鲁寡妇的镜子从钩子上取下来察看自己的舌头。几个战士在抽屉中找到了一些几乎发霉的面包皮,贪婪地吃<samp></samp>着。马吕斯在发愁,他的父亲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十八 秃鹫成为猎物

    我们应该详述一下街垒里所特有的心理状态。一切和这次惊人的巷战有关的特征都不该遗漏。

    不论我们提到<bdi></bdi>的内部安谧有多么奇特,这街垒,对里面的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幻影。

    在内战中有一种启示,一切未知世界的烟<bdo>..</bdo>雾混在这凶暴的烈火中,革命犹如斯芬克司,谁经历过一次街垒战,那就等于做了一个梦。

    这些地方给人的感觉,我们已在述及马吕斯时指出了,我们还将看到它的后果,它超出了人的生活而又不像人的生活。一走出街垒,人们就不知道刚才在那里究竟见到过什么。当时人变得很可怕,但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周围充满了人<big>?99lib.</big>脸上表现出来的战斗思想,头脑中充满了未来的光明。那儿有躺着的尸体和站着的鬼魂。时间长极了,像永恒一样。人生活在死亡中。一些影子走过去了,这是什么?人们见到了带血的手;这里有一种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但也有一种骇人的沉默;有张口喊叫的,也有张口不出声的;人是在烟雾中,也许是在黑夜中。人似乎感到已经触到了不可知的深渊中险恶的淤泥;人看着自己指甲上某种红色的东西,其余一概回忆不起来了。

    让我们再回到麻厂街。

    突然在两次炮火齐射中,他们听见远处的钟声在报时。

    “这是中午。”公白飞说。

    十二响还未打完,安灼拉笔直站了起来,在街垒顶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把铺路石搬进楼房,沿着窗台和阁楼的窗户排齐。一半的人持枪,一半的人搬石头。时间已刻不容缓了。”

    一组消防队员,扛着斧子,排成战斗队形在街的尽头出现了。

    无疑的这是一个纵队的前列。什么纵队?肯定是突击纵队,消防队奉命摧毁这座街垒,因而总得行动在负责攀登的士兵之前。

    他们显然要进行类似一八二二年克雷蒙东纳先生称之为“大刀阔斧”的攻打。

    安灼拉的命令被正确无误地飞速执行了,因为这样的迅速正确是街垒和轮船特别需要的,只有在这两个地方逃跑才成为不可能。不到一分钟,安灼拉命令把堆在科林斯门口三分之二的铺路石搬上了二楼和阁楼,第二分钟还没过完,这些铺路石已整齐地垒起来堵住二楼窗户和阁楼老虎窗的一半。几个孔隙,在主要的建筑者弗以伊的精心部署下,小枪筒已通出去。窗上的防卫很容易办到,因为霰弹已停止发射。那两门炮用实心炮弹瞄准墙的中部轰击,为了打开一个洞,只要能造成缺口,就发起突击。

    当指定作最后防御物的铺路石安置好时,安灼拉命令把他放在马白夫停尸桌下的酒瓶搬上二楼。

    “谁喝这些酒?”博须埃问。

    “他们。”安灼拉回答。

    接着大家堵住下面的窗户,并把那些晚上闩酒店大门的铁门闩放在手边备用。

    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堡垒,街垒是壁垒,而酒店是瞭望塔。

    剩下的铺路石,他们用来堵塞街垒的缺口。

    街垒保卫者必须节约弹药,围攻者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围攻者用那种令人生气的从容不迫在进行调动,不到时候就暴露在火力下,不过这是在表面上,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显得很自在。进攻的准备工作经常是有规律的缓慢,接着,就是雷电交加。

    这种延缓使安灼拉能够再全部检阅一遍,并使一切更为完备。他感到这些人既然要去死,他们的死应该成为壮举。

    他对马吕斯说:“我们两个是领队。我去里面交代最后的命令。你留在外面负责观察。”

    马吕斯于是坐镇在街垒顶上警戒着。

    安灼拉把厨房门钉死,我们还记得,这里是战地医院。

    “不能让碎弹片打中伤员。”他说。

    他在地下室简短地发出了最后的指示,语气十分镇静,弗以伊听着并代表大家回答。

    “二楼,准备好斧子砍楼梯。有没有?”

    “有。”弗以伊回答。

    “有多少?”

    “两把斧子和一把战斧。”

    “好。我们是二十六个<samp></samp>没倒下的战士。有多少支枪?”

    “三十四。”

    “多八支。这八支也装上子弹,放在手边。剑和手枪插在腰间。二十人待在街垒里,六个埋伏在阁楼和二楼,从<var></var>石缝中射击进攻者。不要有一个人闲着。一会儿,当战鼓擂起进攻号时,下面二十人就奔进街垒。最先到达的岗位最好。”

    布置完了,他转向沙威说:

    “我没有忘了你。”

    他把手枪放在桌上,又说:

    “最后离开屋子的人把这个密探的脑浆打出来。”

    “在这儿吗?”有一个声音问。

    “不,不要把这死尸和我们的人混在一起。蒙德都巷子的小街垒很容易跨过去。它只有四尺高。那人绑得很结实,把他带去,在那儿干掉他。”

    这时有个人比安灼拉更沉着,这就是沙威。

    冉阿让在这时出现了。

    他混在一群起义者中间,站出来,向安灼拉说:

    “您是司令官吗?”

    “是的。”

    “您刚才谢了我。”

    “代表共和国。这街垒有两个救护人:马吕斯·彭眉胥和您。”

    “您认为我可以得到奖赏吗?”

    “当然可以。”

    “那我就向您要一次。”

    “什么奖赏?”

    “让我来处决这个人。”

    沙威抬起头,看见冉阿让,他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作说:

    “这是公正的。”

    至于安灼拉,他在马枪里重新装上子弹,环视一下四周:

    “没有不同意的吗?”

    接着他转向冉阿让:

    “把密探带走。”

    冉阿让坐在桌子一端,的确已占有了沙威。他拿起手枪,轻轻的一声“喀哒”,说明子弹上了膛。

    几乎在同时大家听到了号角声。

    “注意!”马吕斯在街垒上面喊。

    沙威以他那种独有的笑容无声地笑了笑,盯着起义者向他们说:

    “你们的健康并不比我好多少。”

    “大家都出来!”安灼拉喊道。

    当起义者乱哄哄地冲出去时,让我们这样形容一下,沙威朝他们背后嚷了这样一句话:

    “待会儿见!”

    十九 冉阿让报复

    剩下了冉阿让单独和沙威在一起,他解开那根拦腰捆住犯人的绳索,绳结在桌子下面,然后做手势要沙威站起来。

    沙威含笑照办,笑容还是那样无<dfn>藏书网</dfn>法捉摸,但表现出一种被捆绑的权威的优越感。

    冉阿让抓住沙威的腰带,如同人们抓住负重牲口的皮带<var>藏书网</var>那样,把他拖在自己后面,慢慢走出酒店,由于沙威双腿被捆,只能跨很小的步子。

    冉阿让手中握着手枪。

    他们经过了街垒内部的小方场。起义者对即将到来的猛攻全神贯注,身子都转了过去。

    马吕斯单独一人被安置在围墙尽头的左侧边,他看见他们走过。他心里燃烧着的阴森火光,照亮了受刑人和刽子手这一对形象。

    冉阿让不无困难地让捆着腿的沙威爬过蒙 5fb7.” >德都巷子的战壕,但<big>..</big>是一刻也不松手。

    他们跨过了这堵围墙,现在小路上只有他们两人,谁也瞧不见他们。房屋的转角遮住了起义者的视线。街垒中搬出来的尸体在他们前面几步堆成可怕的一堆。

    在这堆死人中可以认出一张惨白的脸,披散着的头发,一只打穿了的手,一个半裸着的女人的胸脯,这是爱潘妮。

    沙威侧目望望这具女尸,分外安详地小声说:“我好像认识这个女孩子。”

    他又转向冉阿让。

    冉阿让臂下夹着枪,盯住沙威,这目光的意思是:“沙威,是我。”

    沙威回答:

    “你报复吧。”

    冉阿让从口袋中取出一把刀并打开来。

    “一把匕首!”沙威喊了一声,“你做得对,这对你更合适。”

    冉阿让把捆住沙威脖子的绳子割断,又割断他手腕上的绳子,再弯腰割断他脚上的绳子,然后站起来说:

    “您自由了。”

    沙威是不容易吃惊的。这时,虽然他善于控制自己,也不免受到震动,因而目瞪口呆。

    冉阿让又说:

    “我想我出不了这里。如果我幸能脱身,我住在武人街七号。用的名字是割风。”

    沙威像老虎似的皱了皱眉,嘴的一角微微张开,在牙缝中嘟囔着:

    “你得提防着。”

    “走吧。”冉阿让说<dfn>.99lib?</dfn>。

    “你刚才说的是割风,武人街?”

    “七号。”

    沙威小声重复一遍:“七号。”

    他重新扣好他的大衣,使两肩间笔挺,恢复军人的姿态,向后转,双臂交叉,一只手托住腮,朝麻厂街走去。冉阿让目送着他。走了几步,沙威又折回来,向冉阿让喊道:

    “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

    沙威自己也没有留意,他已不用“你”对冉阿让说话了。

    “您走吧。”冉阿让说。

    沙威缓步离去,片刻后,他在布道修士街的街角拐了弯。

    当沙威已看不见了,冉阿让向天空开了一枪。

    他回到街垒里来,说:

    “干掉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马吕斯忙于外面的事,顾不上注意内部,在这之前还没有仔细瞧捆在地下室后部黑暗中的密探。

    当他在日光下看见他跨过街垒去死时,这才认了出来。一个回忆突然在他脑中闪过。他记起了蓬图瓦兹街的侦察员,这人曾给过他两支手枪,就是他马吕斯目前正在街垒中使用的,他非但想起了他的相貌,而且还记得他的名字。

    这个回忆像他的其他思想一样是模糊不清的,他不能肯定,因而在心里自己问自己:

    “他不就是那个对我说过叫沙威的警务侦察员吗?”

    可能还来得及由他出面说一下情?但首先要知<q>.99lib?</q>道究竟是不是那个沙威。

    “安灼拉!”

    “什么?”

    “那人叫什么名字?”

    “哪个人?”

    “那个警察。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当然知道。他对我们说了。”

    “叫什么?”

    “沙威。”

    马吕斯竖起了身子。

    这时听见一声枪响。

    冉阿让回来喊着:“干掉了。”

    马吕斯心里忧郁地打了一个寒战。

    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过

    街垒的垂死挣扎即将开始。

    一切都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一刹那有着悲剧性的庄严:空中那千万种神秘的爆破声,在看不见的街道上行动着的武装的密集队伍的声息,骑兵队断断续续的奔驰声,前进的炮兵部队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大炮声在迷宫般的巴黎上空回旋,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冒起来,一种说不上来的有点骇人的怪叫声从远处传来,到处是可怕的火光,圣美里的警钟此刻已成呜咽声,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的灿烂的青天,绚丽的时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

    因为从昨晚开始,这两排麻厂街的房屋已变成两堵墙,两堵不让人接近的墙,门窗紧闭,百叶窗也关着。

    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当老百姓认为国王赐予的宪章或立法政体这种局面历时太久,要求结束的时候,当普遍的愤慨散布在空中,当城市允许掘去它的铺路石,当起义者向市民轻轻耳语,把口令私下相告而听者微笑时,这时的居民可以说是充满了暴动的情绪,他们就成为战斗者的助手,于是房屋和依赖房屋的临时堡垒就友爱地成为一体。当形势尚不成熟,当起义显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助,当群众否定这个运动时,战斗者就毫无希望了。在起义者的四周,城市变为沙漠,人心冷漠,可避难的场所堵死了,街道成为协助军队去夺取街垒的掩蔽地带。

    我们不能突如其来地要老百姓违反他<samp></samp>们的意愿而加速前进。谁想强迫老百姓谁倒霉!老百姓决不听人支配。他们会抛弃起义者,不管他们,这时暴动者便无人理睬了。一所房屋是一块峭壁,一扇门是一种拒绝,一座建筑物的正面是一堵墙。这堵墙看得见,听得明,但不愿理睬你。它可以半开着来营救你。不。这堵墙是个法官,它望着你而判你刑。紧闭着门的屋子是何等阴沉,它们仿佛已经死去,其实里面是活着的。内部的生命好像暂时停止了,但却存在着。二十四小时以来并没有人出来,可是一个人也不缺。在这石窟中,人们来来去去,睡觉,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吃喝;人们担心害怕,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谅这种可怕的冷淡,害怕中夹杂着惊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惧怕会变为激情,惊骇能变成疯狂,如同谨慎变成狂怒一样,从而出现了这句深刻的话:“疯狂的稳重。”极端恐惧的火焰可以产生一缕阴郁的烟,那就是怒火。“这些人要干什么呢?他们永不知足。他们会连累和平的人们,好像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脱身吧!活该,是他们不对,自作自受,与我们无关。我们倒霉的街道被乱弹射击,这是一群无赖。千万不要开门。”于是房屋就如同坟墓一样。起义者在门前垂死挣扎,他们眼见霰弹和白刃来临,如果他们叫嚷,他们知道会有人听见,但不会有人出来,有墙可以保护他们,有人可以营救他们,这些墙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这些人却是铁石心肠。

    这怪谁?

    无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时代。

    乌托邦转变为起义者,由哲学的抗拒转变为武装的抗拒,从密涅瓦到帕拉斯<span class=”” data-note=”帕拉斯(Pallas),密涅瓦的另一个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战神。”></span>,总是冒着风险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明知自己会有什么结局,常因操之过急,于是只好屈从,泰然地接受灾祸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恨地为那些否认它的人们服务,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对忘恩负义者温存体贴。

    究竟是否忘恩负义?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是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常态称之为进步;人类的一致步骤称之为进步。进步在前进;它天上地下大巡游,要达到巧夺天工的神圣境界;它有时停顿,等待着和落在后面的人群会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时正在某个即将豁然开朗的出色的迦南<span class=”” data-note=”迦南(aan),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圣地。”></span>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长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阴影投射在人类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无法使正在酣睡中的进步苏醒。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span class=”” data-note=”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及文学家。”></span>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与上帝混为一谈,把运动的暂时停止当成上帝的死亡。

    绝望是错误的,进步必然会苏醒。总之,可以这样说,它睡着也在前进,因为人们发现它成长了。当它又站起来时,人们觉察到它高了一些。进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远平静;不要筑起堤坝,不要投入石块;障碍能使河流溅起泡沫,使人类沸腾,从而产生混乱;但在混乱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进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谐统一普及大地之前,进步总是以革命为驿站的。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抗拒着人类永久的生活。

    让我们毫无隐痛地承认,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 7684.” >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过路,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等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我存在着。”有一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赁,我有资金投放在政府的企业里,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极端冷漠。

    此外乌托邦,我们得承认,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般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定受到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丧失信心,光明本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打击,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人,另一边便伤了自己。

    作出了这种保留之后,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赞颂——不论他们成功与否——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即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威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赏识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支持战败者。

    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好像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别有用心,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该抗拒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span><var>?.</var>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就会联想起那只熊<span class=”” data-note=”熊,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span>来,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后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像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进入坟墓。这个没有希望的></a>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指出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验,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为轻举妄动了。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事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不是老百姓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时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经常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的。

    因为,尽忠者总是,并且也仅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和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但他们是伟大的。

    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混淆了人类坚定信念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又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陶醉。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抗,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可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像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战斗,就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获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加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无非是塞莫皮莱罢了。

    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常遭到失败,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因。群众不愿受勇士的驱使。这些呆滞的人民大众,他们所以脆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有一个利益问题,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

    法国的伟大和美丽就在于它不像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最早觉醒,最后入睡。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是因为它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就是逻辑的最高峰,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要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span class=”” data-note=”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原文为拉丁文“Vitae lampada tradunt.””></span>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测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像科林斯<span class=”” data-note=”科林斯(the),古希腊城市,此处指其刚强,曾与雅典、斯巴达抗衡。”></span>,对了!像西巴利斯<span class=”” data-note=”西巴利斯(Sybaris),古意大利城市,居民以柔弱著称。”></span>,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模范。

    现代的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的美。我们将用A+B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成了壮丽不可少的成分,科学手段不仅帮助而且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本是征服者的艺术,应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坐骑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上。

    被教条僵化或被利欲腐蚀的民族不适宜领导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钱会使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传统中或商业买卖中就会使民族逊色,降低其水平,同时也缩小了它的视野,使它失去了那为世界目标奋斗的既属人又属神的智慧,这智慧本可使这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具有,并在经历了多少世纪的黑暗后仍保持着文化的光环。

    法国和希腊、意大利有着同样的民族素质,它有雅典人的美,罗马人的伟大。此外,它是善良的。它慷慨献身,它比其他民族更乐于尽忠,乐于牺牲,可是这种气质时有时无,这样对于那些法国想走、他们偏要跑,或法国想停下、他们偏要走的人是很危险的。法国也曾多次犯过唯物主义的错误,有时,使这超凡的头脑闭塞的思想一点也不能使人回想起伟大的法国,而只回想起米苏里州或南卡罗来纳州罢了。怎么办?巨人装矮子,辽阔的法国有时会突然爱好渺小。就是这样而已。

    对于这种情况无话可说。人民和星宿一样,有权暂时隐没。一切都很好,只要光明重现,只要暂时的隐没不要退化成黑夜就是了。黎明和复活是同义词,光明的重现和“我”的延续相同。

    让我们平静地来看待这些事。死于街垒或流亡,对于忠诚的人来说,在不得已时都是可以接受的。忠忱的真谛,就是忘我。被遗弃者让他们被遗弃吧,流放者被流放吧,我们只恳求伟大的人民后退时不要退得过远;不要借口恢复理智,而在下坡路上滑过了头。

    物质是存在的,时间是存在的,利益是存在的,肚子是存在的;但肚子不应该是惟一的智慧。目前的生活有权被重视,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永久的生活也有它的权利。唉!登高了有时还会下跌,很遗憾这种事历史上常常能见到。有一个民族曾显赫一时,它曾处于理想的境界,然后又陷入污泥并还感到称心如意。如果有人问它为什么抛弃苏格拉底去找法斯达夫<span class=”” data-note=”法斯达夫(Falstaff,1378—1459),英国著名军官,以沉湎酒色、厚颜无耻著名。”></span>,它的回答是:“因为我爱政客。”

    在回到这次混战之前再说几句话。

    一次我们此刻所谈到的战争无非是一种面向理想的痉挛。遇到障碍的进步是病态的,它就有着这些悲惨的癫痫病。进步的病痛是内战,在我们的行程中免不了会遇到。这是这出戏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间休息,剧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社会上的受苦人,剧的真正名字叫“进步”。

    进步!

    这是代表我们思想经常发出来的呼声,我们这出剧发展到现在,它所包含的思想还要经受不止一次的考验,也许我们可以揭去帷幕,至少让它的光芒能清晰地透露出来。

    此刻读者手边的这部书,中间不论有怎样的间断、例外或缺欠,从头到尾,从整本到细节都是从恶走向善,从不公正到公正,从假到真,从黑夜到天明,从欲望到良心,从腐化到生活,从兽行到责任,从地狱到天堂,从虚无到上帝。它的出发点是物质,终止处是心灵;它由七头蛇开始,以天使告终。

    二十一 英雄们

    突然袭击的战鼓敲响了。

    飓风式的猛攻。昨夜在黑暗中,街垒好像被一条蟒蛇悄悄地靠近了。现在大白天,在敞开的大街上,奇袭肯定是不可能的;此外,强大的兵力已经暴露。大炮已开始狂吼,军队向街垒猛冲。狂怒现在成为巧妙的技能。一支强大的步兵呈战列纵队,在相当的距离内,平均地安插在国民自卫军和保安警察队之间,并有无数听得到看不见的人作后盾,向大街跑步冲来,他们擂起战鼓,吹着军号,刺刀平端,工兵开路,在枪林弹雨中沉着前进,直抵街垒,像根铜柱那样把重量压在一堵墙上。

    这堵墙顶住了。

    起义者激烈地开火。街垒出现了人在上面竞相攀登的场面,它有着一簇像鬃毛样披散的火光。攻打是如此猛烈,一时间四周全是进攻者;就像狮子对付群狗,街垒摆脱了这些士兵,它被围攻者覆盖着,只不过像浪花冲击悬崖一样,不一会儿,又重新露出黑色的巨大峭壁。

    纵队被迫退却后又在街上密集,他们已没有掩护,但很可怖,他们用骇人的排枪向棱堡还击。见过烟火的人将会记起那种称之为礼花的交叉着的火光,试想这簇礼花不是垂直而是横着的,每束火花顶端有一颗实心弹、一颗大粒霰弹或一颗散子弹,在一连串的电闪雷鸣中撒播着死亡。街垒正处在它的下方。

    双方的决心是相等的。勇敢在这里近于野蛮,并夹杂着某种残酷的英雄行为,这首先是来自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那个时代国民自卫军打起仗来就像轻步兵一样。军<q></q>队要结束这场战争,起义者却要继续战斗。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去接受死亡,这使大无畏的精神变为疯狂。混战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最后时刻所赐予的至高无上的形象。街上堆满了尸体。

    街垒的一头是安灼拉,另一头是马吕斯。安灼拉关心整个街垒,他等待战机,暂作隐蔽;三个士兵看都没有看到他,就在他的枪孔前接连倒下。马吕斯则是不加掩护地作战,成了众矢之的。他从棱堡顶上露出大半截身子。一个吝啬的人在发狂时可以千金一掷,在所不惜,但也没有比一个冥想者行动起来更可怕的了。马吕斯既极其可怕又沉思不醒。他在战斗中的动作如同在梦里一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鬼魂在打枪。

    被包围者的子弹逐渐耗尽,他们的嘲讽却还没有枯竭。在这座坟墓的旋风中,他们还是嬉笑自如。

    古费拉克光着脑袋。

    “你把帽子弄哪儿去了?”博须埃问他。

    古费拉克回答:

    “他们老开炮给轰掉了。”

    或者他们还态度傲慢地评论一番。

    “真不明白这些人,”弗以伊辛酸地喊着(他念着一些名字,有些甚至很有名,一些过去军界中的人士),“他们答应来参加并发誓帮助我们,他们曾以荣誉担保,他们是我们的将军,可是却抛弃了我们!”

    公白飞只报以庄严的微笑:

    “有些人遵守荣誉信条,好比人们观察<span class=”” data-note=”此处“遵守”与“观察”法语是同一个词“observer”。”></span>星星,隔着老远的距离。”

    街垒的内部撒满炸开的弹片,就像下了一场雪。

    进攻者人数众多,起义者地势优越。起义者在一堵高墙上很近地瞄准那些在尸体和伤兵间踉跄前进或在陡坡上跌脚绊手的士兵。这街垒筑得这样牢固真令人叹服,真不愧是一个固守的阵地,少数人就可阻挡一个军团。可是随时在补充人员并在枪林弹雨中不断增援的突击纵队无情地迫近了,现在正在一点点、一步步、但有把握地前进,像是压榨机的螺丝在拧紧,军队逐渐逼近街垒。

    突击连续不断,恐怖越加强烈。

    于是在这堆铺路石上,在这条麻厂街上,展开了一场堪与特洛伊之战相比的搏斗。这些形容憔悴、衣衫破烂、疲惫不堪的人,十四小时不进食,没合眼,只剩下几发子弹可供射击,现在正摸着没有子弹的空口袋;他们几乎都受了伤,头或手臂都用发黑的血污的布条包扎着,衣服的破洞中流出鲜血,有的武器只是管坏枪和旧而钝的刀,但却要成为巨人提坦了。街垒曾十次受到围困、攻打、攀登,但始终未被占领。

    要对这次战斗有个概念,我们可以想象在一堆可怕的勇士身上点起火来,再来观看这场火灾。这不是一场战斗,这是一个火炉的炉膛。他们的嘴在吞吐火焰,他们的脸非常奇特。这已不再是人的形态;战士们浑身是火;见到这些在混战的红焰中来往的火蛇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对双方同时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杀戮场面,我们将不予描述,因为只有长篇的英雄史诗才有权用一万二千行诗句来叙述一次战斗。

    简直就像婆罗门教的地狱,十七种地狱中最可怕的一种,在《吠陀》<span class=”” data-note=”《吠陀》(Védɑ),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span>中被称为剑林。

    肉搏开始了,短兵相接,用手枪射击,长刀砍,拳头打,远处,近处,从上面,从下面,到处皆是,从屋顶,从酒店窗口,几个人钻进了地下室,从通气洞射击。这是一对六十的悬殊战。科林斯的门面已毁去一半,形状很丑。窗上弹痕累累,玻璃和<mark>..</mark>窗框都已不在,只是一个畸形的洞而已,用铺路石乱七八糟地堵着。博须埃被杀死了,弗以伊被杀死了,古费拉克被杀死了,若李被杀死了,公白飞正在扶起一个伤兵时被刺刀刺了三下,刺穿了胸,只朝天望了一眼就气绝了。

    马吕斯继续战斗,浑身是伤,尤其是头部,满面鲜血,好像盖了一块红手帕。

    安灼拉是惟一没有受伤的。他没有了武器,就左右伸手,有个起义者随便放一把刀在他手里。他的四把剑只剩下了断片,比弗朗索瓦一世<span class=”” data-note=”弗朗索瓦一世(Franois Ier,1494—1547),法国国王,一五一五年至一五四七年在位。一五一五年在意大利马林雅诺城战胜瑞士人。”></span>在马林雅诺还多一把。<tt>99lib?t>

    荷马说:“狄俄墨得斯扼杀了住在欢乐的阿利斯巴的特脱拉尼斯的儿子阿希勒;墨西斯特的儿子于利亚除掉了特来梭斯、奥菲提奥斯、埃赛普以及河神阿巴巴莱和无可非难的布科里奥怀孕后生下的儿子贝达希斯;乌利西斯推翻了贝谷斯的毕弟特;安提罗科推翻阿培来;波里波特斯推翻阿斯第耶;波里达马斯推翻西兰的奥多斯;透克洛斯推翻阿埃达翁。梅冈提奥斯死在欧里毕勒的标枪下。阿伽门农,英雄之王,打翻了生长在波涛滚滚的沙特诺以斯河所灌溉的悬崖城市中的埃拉多斯。”<span class=”” data-note=”以上人名均系荷马史诗 href=’2087/im’>《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中之英雄。”></span>在我们古代的英雄史诗中埃斯勃朗第安用两头冒火的利刃攻打巨人斯汪蒂坡尔侯爵,侯爵拔起城楼向这位骑士掷去自卫。我们的古老壁画中可以见到布列塔尼和波旁两个武装了的公爵,他们带着徽章和战盔,骑着马,握着战斧,戴着铁面罩,穿着铁靴,戴着铁手套,一匹马披着银鼠马衣,另一匹裹着蓝呢;布列塔尼那一位在冠冕的两角之间有他的狮子为记,波旁的那一位在铁盔帽舌上装饰着一大朵百合花。其实要表示堂皇,不需要像伊奉那样戴着公爵的高顶盔,像埃斯勃朗第安那样,举着一个火炬,或像波里达马斯的父亲费来斯那样,从埃非尔带回欧菲特王的礼物——一副好甲胄,这只需为一个信仰或为了尽忠献出生命就够了。这个天真的小士兵,昨天还是博斯或里摩日的农民,腰间别着菜刀,在卢森堡公园孩子们的保姆周围徘徊,这个年轻的学生,面色苍白,专心解剖或看一本书,一个用剪刀剪胡子的金发少年,把他们两人集合在一起,向他们鼓吹一下责任心,把他们带到布什拉街口或在卜朗什米勃雷死胡同内面对面站着,使一个为了自己的旗帜、另一个为了理想而战,让双方都认为是在为祖国而战;斗争将很激烈,这两个对抗着的步兵和外科医生,他们投在人类斗争的大战场上的影子可与多虎的里西君王美加莱在和伟大的与神明相等的埃阿斯<span class=”” data-note=”埃阿斯(Ajax),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主将阿喀琉斯死后,埃阿斯与奥德修斯争夺阿喀琉斯的武器,奥德修斯用计取胜,埃阿斯自杀而死。”></span>肉搏时所投的影子相媲美。藏书网<big></big>

    二十二 一步一步

    当时活着的领队人只剩下队长安灼拉和马吕斯在街垒的两端,由古费拉克、若李、博须埃、弗以伊和公白飞坚持了很久的中部已抵挡不住了。炮火虽没有轰出可通行的缺口,却在棱堡的中部截了一个相当大的凹形。这儿的墙顶已被炮弹打塌,掉下来的碎石乱瓦有的倒向里,有的倒向外,积累成堆,使屏障内外形成了两个斜坡,外面的成了有利于攻打的斜坡。

    发动了一次决定性的突击,这次突击成功了。兵士举着如林的刺刀向前猛冲,势不可挡;突击纵队密集的战斗行列在陡坡顶上的烟火中出现了,这时大势已去,在中部抗御的起义人群混乱地退却了。

    有些人燃起了一线模模糊糊的求生的欲望,他们不愿在这枪林弹雨中束手待毙。这时保全自己的本能使他们发出嗥叫,人又重新回复到动物的状态。他们被迫退到棱堡后部一所七层的楼房前面。这所房屋是可以救命的。它从上到下关得紧紧的,像砌了一堵墙似的。在军队进入棱堡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来打开又关上一扇门,只要一刹那就够了。这门忽然半开但又立即关上,对这些绝望的人来说,这就是生命。房屋后面,有大路可以逃跑,空旷无阻。他们开始用枪托捶门,用脚踢门,又喊又叫,合掌哀求,可是没有人来开。在四楼的窗口,只有死人的头在望着他们。

    但是安灼拉和马吕斯,还有七八个聚在他们身旁的人,飞跑过去保护他们。安灼拉向士兵们叫喊:“不要近前!”一个军官不听从,安<u></u>灼拉杀死了他。此刻他在棱堡小后院中,紧靠着科林斯的房屋,他一手持剑,一手握枪,把酒店的门打开,拦住进攻者。他向那些绝望的人大声说:“只有这扇门是开的。”他用身子掩护他们,独自一人应付一个战斗营,让他们在他身后过去。大家都冲进去。安灼拉挥舞着马枪,此刻起到一根棍棒的作用,这一着耍棍棒的人称之为“盖蔷薇”,用来挫倒他四周和前面的刺刀,自己最后一个进门;这时出现了可怖的一刹那,士兵们要进门,起义者要关门。那门关得这样猛,结果在关紧之后,可以见到一个抓住门框的士兵的五个断指粘在门框上。

    马吕斯留在外面,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锁骨,他感到晕眩而倒了下来。这时他闭上了眼睛,但还意识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对珂赛特最后的怀念在他心头萦回,他刚刚有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成了俘虏,要被枪毙了。”接着就昏了过去。

    安灼拉在逃入酒店的人中没有见到马吕斯时,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此刻人只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死。安灼拉闩上门闩,插上插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下,再锁上挂锁,这时外面猛烈敲打,士兵用枪托,工兵用斧子。进攻者麇集在门前,开始围攻酒店。

    士兵们,可以这样说,都充满了狂怒。

    炮长之死激怒了他们,更糟的是,在攻打前几小时,士兵中流传着起义者摧残俘虏的说法,据说在酒店里有一具无头士兵的尸体。这种必然会带来灾祸的流言蜚语经常伴随着内战,也正因为这类谣传,后来引起了特兰斯诺南街的事件<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进攻特兰斯诺南街垒时,从十二号房屋里射出一枪,伤一军官,军队在攻入街垒后进行血腥屠杀。”></span>。.?

    当门已堵住后,安灼拉向其他人说:“我们死也必须使对方付出很高的代价。”

    然后他走向躺着马白夫和伽弗洛什的长桌。黑布下是两个笔直僵硬的形体,一大一小,两张脸在冷冰冰的裹尸布的褶裥下面隐约可辨。一只手<mark></mark>从尸布下露出来垂向地面,这是老人的手。

    安灼拉弯腰吻了这只可敬的手,头天晚上他曾吻过他的额头。

    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吻。

    我们扼要地说,街垒之战好比底比斯城门之战,酒店之战等于萨拉戈萨的巷战,这种抗拒是顽强的。对战败者不饶命,没有谈判的可能,人们拼死厮杀。当絮歇说:“投降!”帕拉福克斯回答:“炮战后拼刺。”于什鲁酒店遭受突击攻下时什么都使上了:有铺路石从窗口和屋顶如雨般倾泻打击围攻者,使士兵们遭到可怕的伤亡因而怒不可遏,有从地窖和阁楼打出来的枪,有猛烈的攻打,有狂暴的抗击,最后,门攻破后,就是疯狂的杀尽灭绝。进攻者冲进酒店,倒地的破门板绊住了他们的脚,竟找不到一个战士。盘旋的楼梯被斧子砍断,横在楼下厅堂中,几个受伤者刚断了气,所有未被杀死的人都在二楼,从本是楼梯通道的天花板的洞口,猛烈地开了火。这是他们最后的子弹。当子弹用尽了,这些濒于死亡的猛士已没有任何弹药,他们每人手中拿两个安灼拉储备的瓶子(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们用这易碎的骇人的粗棒对付攀登者。这是装了镪水的瓶子。我们如实地叙述这种凄惨的残杀。被围者,真可叹,把一切东西都变为武器。希腊的火硝并未伤害阿基米得的声誉,沸滚的松脂也无损于巴亚尔<span class=”” data-note=”巴亚尔(Bayard,1475?—1524),法国骑士,被同代人誉为“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span>的名声;一切战争都是恐怖的,没有选择的余地。包围军的机枪手,自下而上虽有些不便,杀伤力仍很可观。天花板洞口四周很快被一圈死人的头围着,流淌着长条的鲜血。那些嘈杂声真无法形容;在紧闭的火热的浓烟中就像在黑夜中作战一样,已到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恐怖程度。这种地狱中的搏斗已没有人性,这已不是巨人对付大汉,这像密尔顿和但丁,而不像荷马。恶魔在进攻,鬼魂在顽抗。<cite>.</cite><q>?.</q>

    这是残酷的英雄主义。

    二十三 俄瑞斯忒斯挨饿,皮拉得斯酣醉

    最后,叠人成梯,再利用断梯,爬上墙,攀住天花板,劈伤洞口最后几个抵抗者,二十个左右的进攻者,有士兵、国民自卫军和保安警察队,大家乱成一团,一大半人在惊心动魄的攀登中面部受伤,流血使眼睛看不见东西。他们怒不可遏,野性大发,冲进了二楼室中。那里只有一个人还站着,这就是安灼拉。他一无子弹,二无利剑,手中只有一管枪筒,枪托已在侵入者的头上敲断了。他把弹子台横在自己和进攻者之间,自己退至屋角,目光炯炯,昂首挺立。他握着断枪,神情可怖,致使无人近前。突然一声大叫:

    “这是头头,是他杀死了炮长。他倒挑了个地方,倒也不坏,就让他这样待着,就地枪决!”

    “开枪吧。”安灼拉说。

    他摔掉手里的枪筒,两臂交叉,挺起胸等着。

    英勇就义总是令人感动的。一旦安灼拉叉起双臂,接受死刑,震耳的厮杀声在屋中顿时寂静下来,混乱状态立刻平息,变为坟场般的肃穆。安灼拉手无寸铁,一动不动,凛然不可犯。这年轻人,似乎对嘈杂声施展了一种压力,是惟一没有受到一点伤的人。他举止高贵,浑身沾满鲜血,神态动人,像不会受伤的人那样无动于衷,好像单凭他那镇静的目光就迫使这凶狠的人群怀着敬意来枪杀他。他那英俊的容貌,此刻再加上他的傲气,使他容光焕发,他好像既不知疲劳,也不会受伤,经过了这可怕的二十四小时,仍面色红润鲜艳。事后一个证人在军事法庭上谈到的人可能就是他:“有一个暴动者,我听见大家叫他阿波罗。”<span class=”” data-note=”此处指安灼拉容貌英俊,和阿波罗相似。”></span>一个国民自卫军瞄准安灼拉后,又垂下他的武器说:“我感到似乎要去枪杀一朵花。”<big>.99lib?</big>

    十二个人在安灼拉的角落对面组藏书网成了一个小队,默默地准备好他们的武器。

    然后一个班长叫了一声:“瞄准!”

    一个军官打断了说:

    “等一会儿。”

    他问安灼拉:

    “需要替您蒙上眼睛吗?”

    “不要。”

    “是不是您杀了我们的炮长?”

    “是的。”

    格朗泰尔已经醒了一会儿了。

    格朗泰尔,我们记得,从昨晚起他就睡在酒店的楼上,坐在椅<s>99lib?</s>子上,扑倒在桌上。

    他和从前的那种比喻完全一样:死醉。这种可恶的迷人的烈性酒精使他昏睡。他的桌子太小,对街垒起不了作用,所以就留下给他了。他老是保持同一种姿势,胸部俯向桌面,头平伏在手臂上,周围有着玻璃杯、啤酒杯和酒瓶。他沉重的睡眠有如冬眠的熊和吸足了血的蚂蟥,排枪齐射、炮弹、霰弹从窗口打进他所在的屋内,甚至连袭击惊人的叫嚣,一切对他都不起作用。对炮声他有时以鼾声作答。免得使自己醒来,他好像在等着一颗子弹。好几个尸体躺在他的四周,乍一看他和这些死去的沉睡者是分不清的。

    喧嚣不曾吵醒一个醉汉。寂静反而使他醒来。这种怪现象不止一次地被人见到。四周坍塌的一切格朗泰尔都一无知觉,坍塌好像使他睡得更稳。在安灼拉面前停止的喧嚣对这位昏睡者也起了震撼的作用。等于一辆飞跑着的车子突然停下来一样,车中的酣睡者因此醒来。格朗泰尔突然直起身来,撑开两臂,揉揉眼睛望望,打个呵欠,终于明白了。

    醉性过去就像拉开帷幕。醉汉一眼就全部理解了幕布遮住的一切。种种情况都在他脑中浮现,他不知道二十四小时以来发生过什么事,但刚一睁眼,就全明白了。头脑突然又清醒过来,沉醉时的模糊不清,那迷惑头脑的雾气,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摆脱不开的清清楚楚的现实。

    士兵们盯着那个退在角落里的安灼拉,他像被弹子台隐蔽着一样,一点也没看见格朗泰尔。班长正准备再一次发令:“瞄准!”这时他们忽然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旁边喊着:

    “共和国万岁!我也是一个。”

    格朗泰尔站起来了。

    他错过了的整个战斗<var>.</var>的无限的光辉,此刻在变得高尚的醉汉目光中闪耀着。

    他重复说着“共和国万岁!”并用坚定的步伐穿过这间房,靠着安灼拉站到一排枪前。

    “你们一次打两个吧!”他说。

    又转向安灼拉温和地问他:

    “你允许吗?”

    安灼拉微笑着握了握他的手。

    这微笑尚未结束,排枪就响了。

    安灼拉,中了八枪,靠着墙像被子弹钉在那儿一样,只是头垂下了。

    格朗泰尔被打倒在他脚下。

    不久以后,士兵们把最后几个藏在房子顶部的暴动者赶了下来,他们穿过一个木栅栏对准阁楼放枪。人们在阁楼中交战。有人把人从窗口扔了出来,有几个还是活的。两个正在设法扶起打坏了的公共大马车的轻骑兵,被阁楼里打来的两枪送了命。一个穿罩衫的人被抛了出来,肚子被刺刀戳穿,倒在地上呻吟。一个士兵和一个暴动者同时从瓦砾坡上滑下来,互不松手,凶猛地扭在一起摔下来。在地窖里也进行着同样的搏斗,叫喊声、枪声以及野蛮的践踏声,然后突然寂静下来,街垒被占领了。

    士兵们开始搜查四周的房屋并追捕逃亡者。

    二十四 俘虏

    马吕斯确实被俘了,他做了冉阿让的俘虏。

    当他摔倒的时候,一只手从后面紧抱住他,虽已失去知觉,他仍能感到是被抓住了,这只手是冉阿让的。

    冉阿让没有参加战斗,他只是冒着危险待在那儿。没有他,在这濒危的紧要关头,没有人会考虑到受伤者。幸而有他,屠杀时他好像神人一样无处不在,把倒下的人扶起来,送到地下室包扎好。间歇时,他修整街垒。但类似打人、攻击、或个人的自卫等决不会出自他的手。他默不作声地帮助人。再说,他只有少数擦伤的地方。子弹看不中他。如果自杀是他来到这座坟墓时的一个梦想,在这方面他可没有成功,但我们怀疑他会去考虑自杀这一违反宗教的行为。

    冉阿让,在斗争的浓烟中,好像没看见马吕斯,其实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他。当一枪把马吕斯打倒时,冉阿让如老虎般敏捷地一蹦,向他扑过去,像擒住一个猎物那样,把他带走了。

    旋风式的攻打此刻非常猛烈地集中在酒店门口和安灼拉的身上,因此没有人看见冉阿让,他用双臂托着晕></a>过去的马吕斯,走过了这失去铺路石的街垒战场,在科林斯房屋的拐角处消失了。

    我们记得这拐角处形成了一个伸向大街的海岬,它形成一个几尺见方的能挡住枪弹和霰弹、也能挡住人的视线的地方。有时在火灾中也有一间没有烧着的房间,在最狂暴的海上,在岬角的另一边或暗礁的尽头,会有一个平静的小角落,就是在这种街垒内部的梯形隐蔽处爱潘妮断了气。<tt>99lib.t>

    冉阿让在这儿止了步,把马吕斯轻轻地放在地上,他紧靠着墙并用目光四面扫视。

    当时处境危急。

    目前,可能在两三分钟以内,这堵墙还是一个掩体,但怎么能逃出这个屠杀场呢?他回想起八年前,他在波隆梭街时的焦虑,他是如何脱身的,这在当时是困难的,而在今日则是不可能的了。他面前是一所无情的七层聋屋,好像只住着那个俯首窗外的死人,他右边是堵塞小化子窝的相当低矮的街垒,跨过这障碍似乎容易,但在这障碍物的顶上可以见到一排刺刀尖,那是战斗队,防守在街垒外边,埋伏着。毫无疑问跨越这街垒,那就是引来排枪的射击,谁敢冒险在这铺路石堆的墙上探头,谁就要成为六十发枪弹的目标。他左边是战场,死亡就在这墙角的后面。

    怎么办?

    只有一只小鸟才能逃脱。

    必须立刻作出决定,找到办法,打定主意。在他几步之外正在作战,幸亏所有的人都在激烈地争夺一个点,就是酒店的门;但是如果有一个士兵,只要有一个,想到绕过房屋,或从bbr>..</abbr>侧面去攻打,那就一切都完了。

    冉阿让望望他前面的房屋,看看身旁的街垒,然后又带着陷入绝境的强烈感情望望地,心里十分混乱,想用眼睛在地上挖出一个窟窿。

    由于专心注视,不知什么模糊然而可以捕捉的东西在这垂死挣扎的时刻显现出来,并在他的脚旁形成了,好像是目光的威力使得心愿实现了似的。他看见几步以外,在那堵外面被无情地守卫着和窥伺着的矮墙脚下,有一扇被一堆塌下的铺路石盖住一部分的铁栅栏门,它是安在地上的。这铁门,用粗的横铁棍制成,大致有两平方尺。支撑它的铺路石框架已被掘掉,铁栅栏好像已被拆开。透过铁条可以看到一个阴暗的洞口,一个类似烟囱的管道或是贮水槽的总管子。冉阿让冲过去,他越狱的老本领好像一道亮光在脑中一闪。搬开铺路石,掀起铁栅栏,背起一动不动像尸体般的马吕斯,降下去;驮着这重负,用手肘和膝头使劲,下到这种幸而不深的井里,再让头上的重铁门再落下来;铺路石受震后又倒下来,有些落在门上,这时冉阿让脚踏在铺了石块的低于地面三米的地上;他像一 4e2a.” >个极度兴奋的人那样,用巨人的力气、雄鹰的敏捷完成了这些动作,为时不过几分钟。<bdi></bdi>></a>

    冉阿让和昏迷的马吕斯进入到一种地下长廊里。

    这儿,无比安全,极端寂静,是漆黑的夜。

    过去他从大街上落进修女院时的印象又出现在眼前,但今天他背负的不是珂赛特,而是马吕斯。

    此刻他只勉强听到在他上面,像一种模糊不清的窃窃私语一样,那攻占酒店时惊人的喧嚣声。

    一 海洋使土壤贫瘠

    巴黎一年要把二千五百万法郎抛入海洋。

    这并非修辞方面的隐喻。怎样抛,又以什么方式?日以继夜。为了什么目的?毫无目的。用意何在?从未考虑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也不为。通过什么器官?通过它的肠子。它的肠子是什么?那就是它的下水道。

    二千五百万是从专业角度估计出来的最低约数。

    经过长期的摸索,科学今日已经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就是人肥。中国人,说来令人惭愧,比我们知道得早。没有一个中国农民——这是埃格勃说的——进城不用竹子扁担挑两桶满满的我们称之为污物的东西回去。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和亚伯拉罕<span class=”” data-note=”亚伯拉罕(Abraham),希伯来民族之始祖。”></span>时代那样富于活力。中国小麦的收成,一粒种子能收获一百二十倍的麦子。任何鸟粪都没有首都的垃圾肥效高。一个大城市有着肥效极高的粪肥。利用城市来对田野施肥,这肯定会成功的。如果说我们的黄金是粪尿,反之,我们的粪尿就是黄金。<mark></mark>

    我们的这些黄金粪尿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把它倒在深渊中。

    我们花了大量开支,派船队到南极去收集<s></s>海燕和企鹅的粪,而手边不可估量的致富因素却流入海洋。全世界损失的人兽肥,如归还土地而不抛入水中,就足够使全世界丰衣足食了。

    这些墙拐角处的垃圾堆,半夜在路上颠簸的一车车淤泥,使人厌恶的清道夫的载运车,铺路石遮盖的在地下流动着的臭污泥,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鲜花盛开的牧场,是碧绿的草地,是薄荷草,是百里香,是鼠尾草,是野味,是家畜,是大群雄牛晚上知足的哞哞声,是喷香的干草,是金黄的麦穗,是你们桌上的面包,是你们血管中的血液,是健康,是快乐,是生命。神秘的造物主就是要使地上变化无穷,天上改观变形。

    把这些归还给大熔炉,您将从中得到丰收,平原得到的营养会变为人类的食物。

    你们可以抛弃这些财富,并且还觉得我很可笑。这是你们愚昧无知的十足表现。

    根据统计学的计算,仅法国一国每年就从它的河流倾入大西洋五亿法郎。请注意,用这五亿法郎我们就可以支付国家预算开支的四分之一。可是人竟如此高明,宁愿将这五亿扔进河沟里。让我们的阴沟一滴一滴地注入河流,并让河流大量向大海倾泻的,是人民的养分。阴沟每打一个噎,就耗费一千法郎。这就产生两个结果:土壤贫瘠,河流被污染。饥馑来自田畦,疾病来自河流。

    例如,尽人皆知,现在泰晤士河使伦敦中毒。

    至于巴黎,最近只得把绝大多数的阴渠出口改到下游最后一座桥的下方。

    一种双管设备,设有活门和放水闸门,引水进来又排泄出去。一个极简单的排水法,简单得就像人的肺,在英国好几个地区已大量采用,已把田野的清流引进城市并把城市的肥水输入田野。这种世上最简单的一来一去,可以保住扔掉的五亿法郎,然而人们想的是别的事。

    目前的做法是想办好事却干了坏事。动机是好的,但后果却很糟。他们以为在使城市清洁,其实他们在使人民憔悴,阴渠使用不合理。一旦这种只洗涤而伤元气的阴渠都换成了有两种功能的、吸收后又归还的排水系统,再配上一套新的社会经济体系,那么地里的产物就可以增长十倍,穷困问题将大大缓和。加上又消灭了各类寄生虫,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目前,公共的财富流进河里。漏损接连不断。漏损这字眼很恰当,就这样,欧洲因这一消耗而破产。

    至于法国,我们刚才已提到过它的数字,现在巴黎占全国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而巴黎的粪沟是所有阴沟中最富的,所以在法国,每年抛弃的五亿中估计巴黎损失二千五百万还是一个低于实际的数字。这二千五百万如用在救济和享受方面,可以使巴黎更加繁华,但这个城市却把它花在下水道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巴黎最大的挥霍,它奇妙的节日,波戎区的狂欢,它的盛宴,它的挥金如土,它的豪华,它的奢侈, 5b83.” >它的华丽,就是它的阴渠。<u></u>

    由于这样,一个盲目而又拙劣的政治经济学使公众的福利丧失,付之流水,使它沉没在深渊中。对于公众的财富,应该用上圣克鲁的网<span class=”” data-note=”圣克鲁(SaintCloud),法国塞纳河畔的要塞,在该处河中置网,用以拦截河中各种漂流物。”></span>才是。

    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事可以作这样的总结:巴黎是一个漏筐。

    巴黎,这个模范城市,一切有水平的首都的典范,每个民族都试图仿效它,这个理想的首都,这个创举、推进试验的雄伟策源地,这个精神的中心,这个城市之国,这个创造未来的场所,这个集巴比伦和科林斯之大成者,在我们所指出的方面,却要使一?99lib?个福建的农民耸肩讥笑。

    仿效巴黎,就会使你破产。

    此外,尤其是在这远得无法追忆而又缺乏理智的挥霍方面,巴黎本身也是仿效别人的。

    这些令人惊异的无能不是新鲜事!这不只是近代产生的愚昧行为。古人和今人的做法相同。李比希<span class=”” data-note=”李比希(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span>曾说:“罗马的下水道吞没了罗马农民的福利。”当罗马的农村被罗马的阴沟毁灭之后,罗马又使意大利疲惫。它把意大利扔进阴沟里之后,它又把西西里扔进去,然后又扔进了撒丁和非洲。罗马的阴沟把全世界卷了进去,这个下水道淹没了全市和全球。罗马城势遍天下。<span class=”” data-note=”罗马城势遍天下,原文为拉丁文:“urbi et orbi.””></span>这是座不朽之城,无底的坑。

    对这些事和对其他事一样,罗马起到了首创作用。

    巴黎,以一切文化城市固有的傻劲,仿效这块样板。

    由于我们刚才解释的工序的需要,巴黎在它下面另有一个巴黎,一个阴沟的巴黎,它有它的道路、它的十字路、它的广场、它的死胡同、它的动脉以及污泥的循环,只是缺少人形而已。

    因为,什么也不要恭维,也不能恭维,这里应有尽有,有壮丽卓绝的一面,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如果巴黎具有雅典城的光明,提尔<span class=”” data-note=”提尔(Tyr),古代腓尼基城市,在地中海东岸。”></span>城的实力,斯巴达城的道义,尼尼微<span class=”” data-note=”尼尼微(Ninive),西亚古国亚述的首都,遗址与今伊拉克城市摩苏尔隔河相望。”></span>城的英才,但它也有着吕代斯<span class=”” data-note=”吕代斯(Lutèce),巴黎古名。”></span>的污泥。

    何况,它的力量的印记也打在这里,巴黎巨大的肮脏沟道,在所有的大建筑中,这一奇特典型被人类中几个人物所体现,如马基雅维利、培根<span class=”” data-note=”培根(Ba,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span>和米拉波,都是可耻的伟大。

    如果视线能透过路面,巴黎的地下会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石珊瑚形状,海绵孔也不会比这块上面矗立着伟大古城的、周围有着六法里长的土块下面的狭径和管道更多,还不包括地下墓窟——这是另一种地窖,还不包括错杂的煤气管,还不算庞大的一直通到取水龙头的饮用水管道系统,单单阴渠本身在河的两岸下面就形成了一个黑暗的网道,斜坡就是这座迷宫的引路线。

    这儿,在潮湿的烟雾中,出现了大老鼠,就像巴黎分娩出来的一样。

    二 阴渠的古代史

    让我们想象一下,巴黎像揭盖子那样被揭开了,笔直地往下看,这个地下的阴渠网有如画在两边岸上与河流衔接的树干。在右岸的阴渠总管道好比树枝的主干,较细的管道好比树枝,死胡同一如枝桠。

    这图形很粗略,只是大致相似而已,地下分枝常出现直角,在植物中这是罕见的。

    我们如果把这奇异的实测平面图想象成在一个黑底子上平视到的一种古怪而杂乱的东方字母表,这样会更相像一点,它那畸形的字母,表面上杂乱无章,好像很随便地有时在转角处、有时在尽头处相互衔接。

    污水坑和阴渠在中古时代,在罗马帝国后期<span class=”” data-note=”罗马帝国后期,指二三五年至四七六年的罗马帝国。”></span>和古老的东方起过很大作用。瘟疫在那儿发生,暴君在那儿死亡。民众见到这些腐烂物的温床、骇人的死亡的摇篮时几乎产生一种宗教性质的恐惧。贝拿勒斯<span class=”” data-note=”贝拿勒斯(Bénarès),印度圣城。”></span>的害虫深坑与巴比伦的狮子坑同样使人头晕目眩。根据犹太士师书中的记载,蒂拉发拉查崇敬尼尼微的污物坑。让·德·赖特就是从蒙斯特的沟渠中引出他的假月亮来的,和他相貌酷似的东方的莫卡那,这个蒙着面纱的霍拉桑<span class=”” data-note=”霍拉桑(Khorassan),伊朗一省。”></span>先知,从盖许勃的污井中使他的假太阳升起来。..

    人类的历史反映在阴渠的历史中。古罗马罪犯尸体示众场叙述了罗马的历史。巴黎的阴渠是一个可怕的老家伙,它曾是坟墓,它曾是避难所。罪恶、智慧、社会上的抗议、信仰自由、思想、盗窃,一切人类法律所追究的或曾追究过的都曾藏在这洞里;十四世纪巴黎的持槌抗税者,十五世纪沿路拦劫的强盗,十六世纪蒙难的新教徒,十七世纪的莫兰<span class=”” data-note=”莫兰(Morin),巫师,一六六三年在巴黎被焚。”></span>集团,十八世纪的烧足匪徒<span class=”” data-note=”烧足匪徒,在革命动乱时期化装抢劫农村的匪徒,烧受害人之足,迫使他们拿出钱财。”></span>都藏在里面。一百年前,夜间行凶者从那儿出来,碰到危险的小偷又溜了回去;树林中有岩穴,巴黎就有阴渠。乞丐,即高卢的流氓,把阴渠当作圣迹区,到了晚上,他们奸猾又凶狠,钻进位于莫布埃街的进出口,好似退入帷幕之中。藏书网

    一贯在抢钱死胡同或割喉街干勾当的人晚上在绿径阴沟或于尔博瓦桥排水渠住家是很自然的。有关那儿的回忆数不胜数。各种鬼怪都在这长而寂寞的阴沟中出没,到处是霉烂物和瘴气,这儿那儿有一个通气洞,维庸曾在这洞口和外面的拉伯雷闲谈。

    老巴黎的阴渠,是一切排泄物和一切铤而走险者的汇合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是人体的碎屑,而社会哲学的观点则把它看成是渣滓堆。

    阴渠,就是城市的良心,一切都在那儿集中,对质。在这个死灰色的地方,有着它的黑暗处, 4f46.” >但秘密已不存在。每件东西都显出了原形,或至少显出它最终的形状。垃圾堆的优点就是不撒谎。朴实藏身于此,那里有巴西尔的假面具,但人看见了硬纸也看见了细绳,里外都看到,面具还涂上一层诚实的污泥。司卡班的假鼻子紧挨在一旁。文明社会的一切卑鄙丑物,一旦无用,就都掉入这真相的阴渠中,这是社会上众多日渐变坏之物的终点。它们沉没在那儿,展开示众,这些杂乱的货色是一种自白。这儿,已没有假相,无法再粉饰,污秽脱下了衬衫,赤裸裸一丝不挂,它击溃了空想和幻景,以致原形毕露,显示出命终时的邪恶相。现实和消灭。这儿,一个瓶底承认酗酒行为,一个篮子柄叙述仆役生涯;这儿曾有过文学见解的苹果核<span class=”” data-note=”苹果核,暗指无用的头脑。”></span>,又变成苹果核了。一个大铜钱上的肖像已完全变绿,该亚法的痰唾与法斯达夫的呕吐物相遇了,在这里,一个从赌博场中出来的金路易撞着了悬挂上吊绳子的钉子,一个惨白的胎儿,用最近狂欢节时为在歌剧院跳舞而穿的有金箔装饰的衣服裹成一卷,一顶审判过人的法官的帽子,躺在这曾是马格东<span class=”” data-note=”马格东(Margoton),指放荡的妇人。”></span>衬裙的污物旁,这不仅是友爱,而且还是亲密。一切涂脂抹粉的都变成一塌糊涂的形象。最后的面纱终于揭开,阴沟是一个厚颜无耻者,它吐露一切。<s></s>

    淫荡败德的坦率令人感到痛快,心情舒畅。当人们在世上长期忍受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道理之后——诸如那些装腔作势的宣誓、政治上的明智、人类的正义、职业上的正直、应付某种情况的严正以及法官的清廉等,再走进阴沟并见到说明这些事物的污垢,那确实是件快事。

    同时这也是一个教训。我们刚才已提到,阴渠反映了历史。圣巴托罗缪的鲜血一滴一滴地从铺路石缝中渗入阴沟。大量的暗杀,政治与宗教领域的屠杀,经过这文明的地窖把杀戮后的尸体丢进去。以沉思者的眼光看,一切历史上的凶手都在这儿,在丑恶的昏暗处,跪在地上,用他们当作围腰用的裹尸布的一角,凄惨地抹去他们干的勾当。路易十一和特里斯唐<span class=”” data-note=”特里斯唐(Tristan l’Hermite),路易十一的道路总监。”></span>在那里面,弗朗索瓦一世和杜普拉<span class=”” data-note=”杜普拉(Duprat,1463—1535),弗朗索瓦一世的司法大臣。”></span>在里面,查理九世和他的母亲在里面,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在里面,卢夫瓦在里面,勒泰利埃在里面,阿贝尔和马亚尔也在里面,他们刮着那些石头,想消灭他们为非作歹的痕迹。人们听见拱顶下这些鬼怪的扫帚声;人们在那儿嗅到社会上严重灾祸的恶臭,在一些角落里看到微红的反光。那儿淌着洗过血手后的可怕的水流。

    社会观察家应当走进这些阴暗处,<mark>.</mark>这是他的实验室的一部分。哲学是思想的显微镜,一切都想避开它,但丝毫也溜不了。推诿强辩都无济于事。遁辞暴露了自己的哪一面呢?厚颜无耻的一面。哲学用正直的目光追踪罪恶,决不允许它逃之夭夭。已经过去而被忘却之事,已经消失而被贬低之事,它都能认出。根据破衣它能恢复王袍,根据烂衫能找出那个妇人,利用污坑它使城市再现,利用泥泞可使习俗再生。从一块碎片它推断出这是双耳尖底瓮还是水罐。凭借羊皮纸上的一个指甲印,它可以认出犹大本土的犹太族和移居的犹太族之间的区别。在剩下的一点残余上它恢复原来的面目,是善,是恶,是真,是假,宫中的血迹,地窖中的墨水污迹,妓院的油渍,经受过的考验,欣然接受的诱惑,呕吐出来的盛宴,品德在卑躬屈膝时留下的褶纹,灵魂因粗俗而变节时留下的迹象,在罗马脚夫的短衫上有着梅沙琳胳膊的迹印。

    三 勃吕纳梭

    中世纪时,巴黎的阴沟有着传奇的色彩,到了十六世纪,亨利二世曾试图探测一下,但是失败了。近百年来,污坑已被抛弃在一边,听其自然变化了,迈尔西埃<span class=”” data-note=”迈尔西埃(Mercier,1740—1814),法国作家,著有《巴黎景象》。”></span>证明了这一点。

    古老的巴黎正是如此,专事争吵,犹豫不决,暗中摸索,以致长期停留在愚昧阶段。后来在一七八九年才显示出城市怎样具有智慧。但在淳朴的古代,首都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还不大有头脑,垃圾和流弊一样,却未能得到铲除。一切都成为障碍,处处发生问题。譬如阴渠,它对任何路线都是抗拒的。人们在阴沟里辨不出方向,在城市中意见也不能一致;上面是无法理解,下面是无法理清;在混乱的舌战下面加上混乱的地窖;在代达罗斯<span class=”” data-note=”代达罗斯,迷宫,源出希腊神话中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的建筑师之名。”></span>上面垒起了巴别塔<span class=”” data-note=”巴别塔,《圣经》中挪亚的子孙没有建成的通天塔。”></span>。<u>..</u>

    有时巴黎的阴渠突然泛滥,好像这不为人知的尼罗河突然发怒了。于是就出现了——说来可耻——阴渠里的洪水。这文明的肠胃有时消化不良,污物倒流到城市的喉头,巴黎就充满了它的污泥的回味。阴沟倒流与悔悟类似,大有益处,这是警告,但并不受欢迎,巴黎城因泥垢如此猖狂而愤慨了,它不能允许污秽再回来,必须妥善清除。

    一八零二年的水灾是八十岁的巴黎人记忆犹新之事。污泥浆在胜利广场,即路易十四的铜像所在处,扩散成十字形,它由爱丽舍广场的两个阴沟出口流到圣奥诺雷街,由圣弗洛朗丹的阴沟口流到圣弗洛朗丹街<u>99lib.</u>,由钟声街的沟口流到鱼石街,由绿径街的沟口流到波邦古街,由拉普街的沟口流入洛盖特街;它淹没了爱丽舍广场的街边明沟高达三十五公分;在南边,塞纳河的大沟管起了倒流作用,它侵占了马萨林街、埃旭特街、沼泽街,在一百零九米的地方停止了,离拉辛的旧居正好不过几步路,它在十七世纪,尊重诗人胜过国王。它在圣皮埃尔街水位最高,比排水管高出三尺,在圣沙班街,它的面积最宽处扩展到二百三十八米长。

    在本世纪初,巴黎的阴渠仍是一个神秘处所。污泥始终不能获得好评,而这里的坏名声却又引起恐怖。巴黎模模糊糊知道它下面有个可怕的地窖。人们谈起这地窖就如谈到底比斯的庞大污秽坑一样,里面有无数的十五尺长的蜈蚣,这坑可以作为比希莫特<span class=”” data-note=”比希莫特(Béhémoth),《圣经》中提及的陆上巨大怪兽,魔鬼的象征。”></span>的澡盆。清沟工人的大靴子从不敢冒险越过那几处熟悉的地点。当时人们离清道夫用两轮马车扫除垃圾的时代还不远——在车顶上圣福瓦和克来基侯爵友好共处——,垃圾直接就往阴沟中倒,至于疏通阴沟的任务就只好依赖暴雨了。而暴雨却远远不能起到冲洗的作用,反而使阴沟堵塞。罗马还留下一些有关它的污坑的诗,称它为喏木尼,巴黎侮辱它自己的阴渠,称它为臭洞;从科学和迷信方面看,人们一致认为它是恐怖的。臭洞对卫生和传奇同样都很不协调;鬼怪僧侣<span class=”” data-note=”鬼怪僧侣(MoineBourru),穿僧侣法衣的捣乱鬼,伤害他们遇到的人。”></span>坑出现在穆夫达阴渠的臭拱顶下;所有马穆塞<span class=”” data-note=”马穆塞(Marmousets),系指查理五世或查理六世时的顾问团,勃艮第公爵将他们处死或流放。”></span>的尸体都被抛入巴利勒利阴沟中。法贡<span class=”” data-note=”法贡(Fagon,1638—1718),路易十四的第一个医生。”></span>把一六八五年惊人的恶性热病归咎于沼泽区阴渠的大敞口,直到一八三三年仍在圣路易街上露天敞开着,差不多就在“殷勤服务处”的招牌对面。莫特勒里街的阴沟敞口因产生瘟疫而著名,它那带刺的铁栅栏好像一排牙齿,它在这不幸的街道上好像张开龙嘴向人们吹送着地狱的气息。在群众的想象里巴黎阴暗的排水沟是一种丑恶的无数东西的混合物。阴沟是无底坑。阴沟是巴拉特<span class=”” data-note=”巴拉特(barathrum),雅典城西弃置罪犯尸体的山谷。”></span>。连警署也未曾有过去查看一下这些癞病区的想法。探索这不为人知之物,测量它的黑暗,深入发掘这沉渊,谁有这个胆量呀?这是一件令人畏缩的事。可是居然有人自荐。污秽沟自有它的哥伦布。99lib?bbr></abbr>

    在一八零五年,有一天,是皇帝难得在巴黎出现的日子,一个内政大臣叫特克雷或克雷特的,参加了主子的起床接见,听得见崇武门伟大的共和国的和伟大帝国的非凡士兵们佩剑的铿锵声,英雄们拥挤在拿破仑的门口,从莱茵河、埃斯科河、阿迪杰河和尼罗河部队里来的人;茹贝尔、德泽、马索、奥什、克莱贝尔等将军的战友,弗勒律斯的汽艇观察员,美因茨的投弹手,热那亚的架桥兵,金字塔战役的轻骑兵,有着茹诺炮弹硝烟味的炮兵,突击打败了停泊在茹德泽的舰队的装甲兵;有些曾跟随波拿巴在洛迪桥参战,有些曾陪同缪拉在曼图亚作战,还有一些曾赶在>99lib?</a>拉纳之前到达芒泰贝洛的深洼路。所有当时的军队都集合在杜伊勒里宫的院子里,以一班或一排为代表,守卫着在休息的拿破仑。这是极盛时代,当时的大军已获得马伦哥战役的胜利,并将在奥斯特里茨大败敌军。

    “陛下,”拿破仑的内政大臣说,“昨天我见到了一个您的帝国中最勇敢的人。”

    “是什么人?”皇帝粗暴地问,“他做了什么事?”

    “他想做一件事,陛下。”

    “什么事?”

    “视察巴黎的阴渠。”

    这个人确实是存在的,他名叫勃吕纳梭。

    四 人所不知的细节

    视察进行了。这是一次可怕的战役,在漆黑的夜间向瘟疫和窒息性瓦斯进军。同时也是一次有所发现的旅行。参加这次探险还活着的人之一,当时是一个年轻聪明的工人,几年前他还谈起一些奇异的细节,而当时,勃吕纳梭认为这些细节与他呈给警署署长的报告的公文文体不称而删去了。那时的消毒方式是很简陋的,勃吕纳梭刚越过地下网的头几条支管,二十个工人中就有八个拒绝再往前走。工作是复杂的,视察免不了要疏通,因此必须清除,同时还要测量,去标明水的进口,数清铁栅栏和管口,了解分支的详情,指出流水的分叉处,明确各个蓄水池的界限,探查接在总管上的小管,从拱心石处测量每个沟道的高度,从拱顶开始处到沟槽底测量宽度,最后确定或从阴沟底,或从街面与每一进水口成直角的水准测量纵坐标。他们的进展是艰苦的。下沟的梯子经常陷入三尺深的稀泥中,灯笼在沼气中忽明忽暗,不时有清沟工人失去知觉而被抬出去。有些地方简直是深渊。土地下陷,石板地塌了,阴沟变成了暗井,人们找不到立足之地;一个工人忽然失踪了,大家吃力地把他拖了出来。依照福克瓦<span class=”” data-note=”福克瓦(Fourcroy,1755—1809),法国化学家。”></span>的建议,大家在基本上打扫干净的地方,隔一定距离,就用大笼子装满浸透树脂的旧麻点燃起来照明。墙壁上,有些地方长满了畸形的菌,简直就像肿瘤一样。在这令人窒息的地方,石头本身仿佛都是有病的。<bdo></bdo>

    勃吕纳梭在他的探险中是从上游到下游去。在大吼者街,两条水管分开处,他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辨认出一五五〇年这个日期。这块石头指出费利贝尔·特洛姆在此止步,他曾被亨利二世委任视察巴黎的地下沟道。这块石头是十六世纪留在沟中的记号。勃吕纳梭在明索沟管和老人堂街沟管上发现了十七世纪的手工工程,这是一六〇〇年到一六五〇年建筑的拱管,还有在集流管道西段发现了十八世纪的工程,这是一七四〇年开凿和建成的拱管。这两条管路,尤其是年代较近的那条,即一七四〇年的工程,看来要比一四一二年环城阴沟的泥水工程更破旧更久远,当时梅尼孟丹清水溪被抬高到巴黎大阴沟的地位,好像一个农民忽然高升,成为国王的第一侍从,一个乡巴佬变成勒贝尔<span class=”” data-note=”勒贝尔(Lebel),十九世纪法国军官。”></span>一样。

    大家认为在很多地方,主要在法院下面,发现了建造在沟渠中的古老地牢的秘室。在丑陋的幽静<span class=”” data-note=”幽静,原文为拉丁文“In pace”。”></span>中,在一间密室内挂着一个铁枷。所有密室都砌死了,发现了一些古怪的东西:例如一八〇〇年植物园丢失的猩猩的骸骨,这一丢失大致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中有名的、无可争辩的、在贝纳丹街出现鬼魂的事有关。这个倒霉鬼最后淹死在污沟里。<bdo></bdo>

    在通到马利容桥的拱形长巷中,有一个拾破烂的背篓保存得完好无缺,识货的人啧啧称赞。清沟工人终于大胆用手摸索污泥,里面有大量贵重物品,有金银饰物、宝石、硬币。一个巨人如果用筛子去滤这些污泥,便可在他的筛中得到几世纪的财富。在大庙街和圣阿瓦街两根支管的分叉处,人们拾到一个古怪的胡格诺新教徒的铜质纪念章,一面是一头戴着红衣主教冠的猪,另一面是一只头戴罗马教皇三重冕的狼。

    最希罕的发现是在大阴渠的进口处。这个进口过去是用铁栅栏关着的,现在只剩下一些铰链。在其中的一个铰链上挂着一块肮脏的不成形的破布——肯定是在经过这儿时被挂住了——在黑暗中飘摇,最后成了破布条。勃吕纳梭把灯笼凑近仔细察看这块破布。这是很细的麻纱,在一个比较完整的角上可以看见绣着一个纹章的冠冕,下方有七个字母:LAVBESP。这是一个侯爵的冠冕,七个字母的意思是罗贝斯冰,大家认出了在眼前的是一块裹葬马拉的尸布。根据历史的考证,马拉年轻时有过一些风流韵事,这是他在阿图瓦伯爵家当兽医时,和一位贵妇人私通后留下的床单。这是残留物或纪念品。他死后,由于这是他家中惟一的一块较细的料子,因此人们就用它来给他裹尸。老妇人们用这块有过他欢乐的襁褓裹起这悲哀的人民之友,并把他送入墓窟。

    勃吕纳梭不理睬这块布。他们让这破布条留在原处,并不毁掉它。这是表示蔑视还是尊敬呢?马拉在这两方面都受之无愧。而且命运在那儿已留下充分的印迹,致使人们产生顾虑,不愿去碰触它。此外,属于坟墓中的东西应当让它留在它所选择的地方。总之,这遗物是古怪的。一位侯爵夫人在里面睡过,马拉在那里面腐烂,它经过了先贤祠,最后来到了这老鼠沟。这块床上的破布,华托曾高兴地画出它所有的褶裥,结果是应受但丁的凝视。

    对巴黎地下污水沟的全部视察历时七年,从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二年。勃吕纳梭边走边指示,经他领导结束了庞大的工程。一八〇八年,他把朋索街的沟槽加深,并到处添设了新沟管,一八〇九年,他把沟道通过圣德尼街并延伸到圣婴喷泉,一八一〇年延伸到冷大衣街和妇女救济院下面,一八一一年,扩展到小神父新街、玛依街、肩带街、王宫广场,一八一二年延长到和平街和昂坦大街。同时他对全部沟网消毒净化。从第二年起勃吕纳梭就让他女婿纳谷当了他的助手。

    就这样,在本世纪初,旧社会消除了它的双层底并打扮了它的阴渠。无论如何,这一次起码是<cite>.</cite>把这些东西打扫干净了。

    回顾巴黎过去的阴渠,弯弯曲曲,到处是隙缝裂口,不见石块铺底,坑坑洼洼,有些古怪的<cite>.</cite>拐弯转角,无故升高降低,恶臭,粗陋,野蛮,沉浸在黑暗中,铺沟石疮疤累累,墙上被刀剑砍伤,惊险骇人。阴沟分叉伸向四面八方,壕沟纵横交错,枝枝节节,像鹅掌,像坑道中的星叉道,像盲肠和死胡同;起硝的拱顶,含毒的污水坑,墙上渗出水泡疮的脓水,沟顶往下滴水,到处一片漆黑;没有比这排污水的古老地下墓室更可怕的了,这是巴比伦的消化道,是洞,是坑,是道路四通八达的深渊,是巨大的鼹鼠洞,人们在那过去是荣华富贵的垃圾堆上,仿佛看见了那只瞎眼的大鼹鼠在黑暗中徘徊,这鼹鼠就是往昔。

    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就是过去的阴沟。

    五 当前的进步

    今天的阴渠整洁、凉爽、笔直而又端正,它几乎实现了英国称之为“体面”<respectable>的那种理想的阴渠。它是体面的,浅灰色的,由直线拉齐,几乎可以说是笔直的。它好比是一个商人当上了政府顾问。里面几乎是明亮的。污泥在里面也循规蹈矩。乍看很可能被当作从前相当普遍的君主和王子逃亡时的一条地下长廊,那时是“老百姓爱戴他们君王”的好时光。今日的阴渠是条漂亮的阴沟,风格淳朴,被赶下诗坛的笔直的十二音节的古典诗好像躲进了这座建筑物之中,似乎已和阴暗微白的长拱廊 7684.” >的每块石块合而为一了,每个排水孔都是一个拱廊,里沃利街在污水沟方面也成了模范区。此外,如果说几何线条在什么地方合适的话,那就肯定是在一个大城市的粪窖中。在那儿,一切都要服从最短的路线。今日的阴渠已具有某种正式的外表。甚至警方在报告中提到它时也不再有失敬之处。官方文件中称呼它的字眼是高雅严肃的,过去叫做肠子的,现在称作长廊;以往人们叫做窟窿的,现在叫做眼孔。维庸将认不出他的临时旧居了。这个地窖网当然仍有它的古得无法追忆的啮齿类居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时有一只有着老须的老鼠,冒险向沟窗外探头察看巴黎人;这只寄生鼠也习惯了,它对它的地下宫殿很满意。污沟已没有以往的狞恶相,从前雨水污染阴沟,现在冲洗一净。但也不能太放心,瘴疠仍然盘据在里面。更恰当地说,它是伪善的,而不是无可非议的。警署和公共卫生委员会也无法解决,尽管用上了一切改善环境卫生的办法,阴沟仍发出一股模糊可疑的气味,就像忏悔后的达尔杜弗一样。

    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打扫是阴渠向文明致敬,从这个观点看,达尔杜弗的良心较之奥革阿斯<Augias,希腊厄利斯国王,他的牛棚里养着三千头牛,牛棚有三十年没打扫过>的牛棚又前进了一步,巴黎的阴渠无疑得到了改良。

    这不仅是进步,这是蜕变,在古老的阴渠和今日的阴渠之间,曾有过一次革命。谁进行了这次革命呢?

    是被众人遗忘而我们<bdi></bdi>提到的勃吕纳梭。

    六 未来的进步

    挖掘巴黎的下水道并非是轻而易举的工程。过去十个世纪都在为它劳动而未能结束,如同未能完成巴黎的建筑一样。阴渠确实也受到巴黎扩展的影响。这是地下的一种黑暗的有无数触须的水蝗,城市在上面扩展,它就在下面长大。每逢城市开辟一条路,阴渠就长出一只手臂,在过去君主政体时期只建造了二万三千三百米阴沟,这是一八〇六年一月一日巴黎的情况。从那时开始,我们不久还会谈到,工程曾有效地、坚决地被修复并继续下去;拿破仑建造了四千八百〇四米,一个奇怪的数字;路易十八,五千七百〇九米;查理十世,一万〇八百三十六米;路易菲力浦,八万九千〇二十米;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一米;目前的政府,七万〇五百米;总共到目前为止是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一十米,这条六十法里的阴渠,成了巴黎庞大的肚肠。黑暗中的分支工程一直在进行,规模宏大而不为人知。

    正如我们所见,今日巴黎的地下迷宫,与这个世纪开始时相比已增加了十倍以上。人们很难想象,为使这条下水道达到现在相对完善的程度,必须做何种努力和具备何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旧的君主制度的巴黎市政府和十八世纪最后十年的革命市政府好不容易才挖通了一八〇六年就已存在的五法里的沟渠。各种障碍阻挡了这一工程,有的是因土壤的性质,有的是因巴黎劳动人民的成见。巴黎建筑在一块铲不动、锄不松、钻不进、人力不易解决的特殊矿床上。在这一地质结构上耸立着具有历史意义的称之为巴黎的奇妙构造,再没有比这一结构更难戳破和打通的了;不论以什么方式,工作一开始并冒险深入这种积层后,地下的阻力就层出不穷。有稀粘土,有活水泉,有坚石,有软而深的淤泥——科学的专门名词称之为芥末。十字镐费劲地凿进这一石灰石层,一层层很薄的粘土和一层层镶嵌着亚当时代以前的海中牡蛎壳的结晶片就交替出现了。有时一条河流忽然冲断刚开辟的拱顶,淹没了工人;或者忽然出现一股泥石流,它像一股狂暴的瀑布,像打碎玻璃那样,把最粗的支柱折断。最近,在费耶特,必须既不停航、也不抽干运河水,去把总管安在圣马尔丹运河下面。河床出现了裂口,水突然灌满地下工地,超出了水泵的抽水力,因此只得由一名潜水员去寻找大水池狭窄入口处的裂口,好不容易才把它堵住了。别处,在靠近塞纳河处,甚至在离河还相当远的地方,比如在贝尔维尔、在大道和吕尼埃通道上,人们遇到了能陷没人的无底流沙,在那儿,一个人眼看着就沉没下去。此外尚有令人窒息的腐烂气体、可能把人埋上的塌方、突然的地陷以及工人们慢慢感染上的斑疹伤寒。近来,在挖掘克利希街的地下长廊并用砌道来为乌尔克运河安装(这得在十米深的坑道里施工)一根主要的输水管之后;在顶着塌方挖掘,经常遇到腐烂层,并用支撑加固的情况下,从医院路直至塞纳河,在建成皮埃弗的拱顶之后;为使巴黎避免在蒙马特尔区急流成灾,并使这一有着九公顷之广的在殉教者街便门附近的滞水塘有条出路,人们不分昼夜,在地下十一米处修建了一条从布朗希便门到欧贝维利耶大路的沟道之后;在鸟喙小栅栏街,在不开沟的情况下,在六米深的地下——真是前所未闻——建成了一条地下沟管之后,工程指挥蒙诺就去世了。

    在城市各处,从圣安东尼横街到鲁尔辛街建成了三千米阴沟之后;在利用弩弓街的支管把税吏街穆夫达街十字路口的雨水灾害排除之后;在用碎石块和混凝土在流沙上砌了路基、筑成了圣乔治街的沟管之后;在指挥了危险的纳泽尔圣母院街的支管的降低工程之后,杜罗工程师就去<s></s>世了。这样勇敢的功绩竟没有一个公报,其实这比在战场上愚蠢的厮杀有益得多。

    在一八三二年,巴黎的阴渠远不是今天这样的,勃吕纳梭曾积极建议,但一直等到发生霍乱,方始定下后来的巨大的重建工程。说来也怪,例如,在一八二一年,像在威尼斯一样,被称为大运河的阴沟的总渠,有一段污秽的滞水在酒葫芦街露天敞着。直到一八二三年,巴黎城才在口袋中找到了遮盖这污水所需的二十六万六千〇八十法郎十生丁。战斗便门、古内特、圣芒代的三个排泄口,机械装置、排污水渗井和净化支管的吸水井,是到一八三六年方始出现的。巴黎的下水道,我们已经说过,二十五年来修建一新,并增加了十倍以上。

    三十年前,在六月五日和六日起义时期,许多地方基本上还是老阴沟。大多数的街道,当时街心还开裂,现在已隆起了。人们常常在一条街或十字路口的斜坡的最低点看到大的方形粗铁栅栏,铁杠已被行人的脚底磨擦得发亮了,每当车辆经过,情况既滑又险,并使马失足。桥梁建筑正式的术语给这个低点和栅栏一个生动的名称“陷阱”<span class=”” data-note=”“陷阱”,原文为拉丁文“Cassis”。”></span>。一八三二年在无数街道上,明星街、圣路易街、大庙街、老人堂街、纳泽尔圣母院街、梅利古游乐场街、花堤、小麝香街、诺曼底街、牡鹿桥街、沼泽街、圣马尔丹郊区、胜利圣母院街、蒙马特尔郊区、船娘仓街、爱丽舍广场、雅各布街、图尔农街,老哥特式的污水坑,还是不害羞地张着它们的大嘴巴。这是船篷巨大的石缝,有时用界石围着,放肆到了极点。

    一八〇六年的巴黎沟渠基本上仍是一六六三年考察时的数字:五千三百二十八脱阿斯。在勃吕纳梭之后,一八三二年一月一日,是四万〇三百米。从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三一年,每年平均建造七百五十米;此后,每年在混凝土的地基上,用碎石搅拌水泥建造八千甚至一万米沟廊,造价是二百法郎一米,目前巴黎的六十法里阴渠共用去四千八百万法郎。

    除去开始时我们指出的经济方面的进步之外,严重的公共卫生问<df</dfn>题是和巴黎阴渠这一巨大问题有关的。

    巴黎处在两层之间,一层水和一层空气。这层水聚集在相当深的地层下,这已为两次钻探所证明,这是由一层位于白垩和侏罗纪和石灰石之间的绿砂石所提供的,这片水可用一个圆盘来表示,半径是二十五法里,无数河流、小溪在那儿渗出。我们可在一杯格勒内尔井水中喝到塞纳、马恩、荣纳、瓦兹、埃纳、歇尔、维埃纳和卢瓦尔这些江河的水。这一片水是卫生的,它首先是由天而降,其次是由地下出来的。那层空气则不卫生,它是从沟渠中出来的。一切污水坑的腐烂气息都混在城市的呼吸中,由此而产生这股臭味。从一个粪草堆上取点空气,经过科学证实,比在巴黎上空取的空气还要纯洁,经过了一定的时间,进步起了作用,机械逐渐趋向完善,一切都明朗化了,我们可用这层水净化这层空气,这就是说要冲洗阴渠。我们知道,使阴渠清洁意味着把污泥归还土地,把粪肥送回土地,使肥料回田。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对公众来说,将会减少贫困和增进健康。目前,巴黎疾病已扩散到以卢浮宫为中心的方圆五法里地区。

    我们可以说,十个世纪以来,污水坑是巴黎疾病的来源,阴沟是这个城市血液的病。在这方面人民的本能从来不会错。过去,修建阴沟的职业几乎和剥马皮卖肉的职业同样危险和使人厌恶,认为它很可怕,因此长期以来就推给刽子手去做。要使一个泥水工下到臭坑就必须付很高的工资,挖井工人犹豫着,不肯把梯子放进污坑里去,那时的俗话说:“下坑如进坟。”各种可怕的传说,我们已经谈过,使这个庞大的沟槽充满了恐怖,这个令人害怕的肮脏潮湿的地方有着地球的变化和人类革命的痕迹,<q></q>我们可以在那儿找到一切天灾人祸的遗物,从洪水泛滥时期的贝壳一直到马拉的敝衣。

    一 阴渠和它那使人料想不到之处

    冉阿让就处于巴黎的下水道中。

    这是巴黎和大海的又一相似之处。就像在大泽里一样,潜水员也能在下水道里失踪。

    这种转移是出奇的。就在市中心,冉阿让就离开了城市;刹那间,在揭开盖子又关上的工夫,他就从大白天进入绝对的黑暗,从中午到了半夜,从喧嚣达到绝静,从雷电般的漩涡中到了死气沉沉的坟墓里,比波隆梭街的变化转折更不可思议的,是从极端的危境到了绝对的安全地带。

    突然掉入地窖,在巴黎的地牢里消失,离开到处是死亡的街道来到这能活命的坟墓,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时刻。他一时感到头昏眼花,于是倾耳谛听,痴呆失常。这个救命的陷阱忽然在他下面打开。仁慈的上苍就像使他上了当似的。这是上天安排的可爱的埋伏!

    但是受伤者毫不动弹,冉阿让不知他带进阴沟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他最初的感觉是失明。他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感到在一分钟工夫里他耳也聋了,什么也听不见了。激烈的残杀的怒吼在他上面只有几尺远,但由于有厚厚的土地隔绝,传到他所在处,我们曾提起过,就变得微弱不清,好像地深处的声响似的。他只要感到脚下踏实,这就够了。他伸出一条手臂,接着又伸出另一条,在两边都接触到了墙,发现巷道很窄;他<var></var>脚下滑了一下,发现石板很湿。他谨慎地跨出了一步,怕有洞、小井或深坑什么的。他发现石板路向前伸展着。一股恶臭提醒他自己在什么地方。

    不久以后,他已不瞎了。从他滑落下来的通风洞那儿射进了少许光线,他的视觉已经适应这地窖。他开始能辨别出一些东西。他藏身的地下巷道——没有别的字眼比这更能说明这一情况了——后面有墙堵着。这是一条死胡同,术语称之为分支管。在他前面,有另一堵墙,是一堵黑夜的墙。通风洞射进的光线在冉阿让身前十步或十二步即消失,仅能在几米长的阴沟湿墙上产生一点暗淡的白色,再远一点就一团漆黑了;钻到里面去似乎很可怕,进去就像被吞没一样。但人仍能闯进这堵浓雾似的墙,也必须这样做,甚至还得赶紧做。冉阿让想起他在铺路石下面发现的铁栅栏,也很可能被士兵们发现,一切都让偶然来安排,他们也可能走下这陷阱并搜查它。此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已把马吕斯放在地上,现在又把他拾起来,“拾起来”这个词用得很恰当,他把他背到背上并向前走,坚决进入黑暗。

    事实上他俩并非像冉阿让所想的那样已经得救。另一种危险,也不见得小,在等待着他们。在迅如闪电的斗争之后来到了到处是陷阱和腐烂气息的地窖,在混乱后来到了粪坑。冉阿让从地狱的一个圈子掉进了另一个圈子。

    他走了五十步后就不得不停下来,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条巷道通到另一条横管道。两条路在面前出现了。选择哪一条呢?他该向左还是向右?在漆黑的迷宫中如何定向呢?这座迷宫,我们已经指出过,有一<cite></cite>条引线,这就是它的坡度,随着斜坡,就走向河流。

    冉阿让立刻心中有了数。

    他想他大概是在菜市场的阴沟中,因此,如果他选左路顺坡而下,一刻钟后他就可到达交易所桥和新桥之间,塞纳河的一处出口,这也等于说在大白天出现在巴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他可能会走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群集的十字路口。行人该多么惊愕地看到两个鲜血淋淋的人在他们脚下从地下走出来。警察会突然来到,附近就有着武装的保安警察。他们还没出洞口就会被捕。所以还不如钻进这座曲折的迷宫,信任这黑暗,至于以后的出路只有听天由命了。

    他走上坡路,向右拐。

    当他转过了巷角以后,远处通气洞的光线就消失了,黑幕又在他前面落下,使他再次失明。但他仍继续前进,尽力快走。马吕斯的双臂围着他的脖子,双足在他后面挂着。他用一只手抓住这双手臂,另一只手摸索着墙。马吕斯的面颊靠着他的面颊并贴在上面,而且在流血。他感到一股来自马吕斯的微温的水流在他身上淌着,浸透了他的衣服,但挨在他耳旁的受伤者的嘴里仍有一股湿润的热气,这说明他仍有呼吸,因此还有生命。此刻冉阿让走的通道比第一条要宽些。冉阿让困难地走着。昨夜的雨水尚未淌尽,在沟槽中间形成一道小激流。他必须靠着墙走,以免双足泡在水里。他这样摸黑前进,就好像黑夜中人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索,结果迷失在地下黑暗的脉管里。

    可是,慢慢地,也许远处通气洞透进了一点浮动着的光亮到这浓雾中来了,也许他的目光已习惯这种黑暗,他又有了一点模糊的视觉,他开始模糊地意识到,有时他碰到的是墙,有时他正走过拱顶,瞳孔在夜间扩大了,结果在那里找到了光亮,同样灵魂在灾祸中膨胀了,终于找到了上帝。

    要<bdi></bdi>辨别方向是不容易的。

    可以这样说,阴渠的线路反映了与它重叠着的街道的线路。当时巴黎有两千两百条街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地下那黑黢黢的支管如林的所谓的阴渠。当时已建成的阴渠,如各段相接,就有十一法里长。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目前的路网,多亏最后三十年特殊的辛劳,已不少于六十法里了。

    冉阿让一开始就搞错了,他以为他在圣德尼街下面,然而很不幸他并不在那儿。在圣德尼街下面有一条路易十三时期藏书网的石砌老沟,它直通被称作大渠的总渠,它只有一个拐角,在右方;在旧圣迹区下面,它只有一条支管,圣马尔丹沟,它的四臂成十字形。小化子窝斜巷的沟管的进口挨近科林斯小酒店,但从没和圣德尼街的地下管接通;它通到蒙马特尔沟管,这就是冉阿让所在之处。在这里迷路的机会太多了,蒙马特尔阴渠是古老管网中最复杂的迷宫之一。幸而冉阿让已走过了菜市场的阴渠,这条阴渠的平面图呈现出无数杂乱的鹦鹉栖架似的岔道,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不止一次,街道(这确实是街道)的拐角也不止一个,在黑暗中像一个问号似的出现着:第一,在他左方,是石膏窑街大阴渠,这个伤脑筋的东西,它乱七八糟的支管成T字和Z字形,从邮政大厦地下和麦市圆亭下一直到塞纳河,以Y字形结束;第二,在他右方,是钟面街的弯曲巷道和它三条岔道,都是死胡同;第三,在他左边,是玛依街的分支,几乎在进口处就像一个长柄叉,弯弯曲曲地伸展到卢浮宫下面排污水的地下室,有许多分支伸向四面八方;最后,在右边,是绝食人街下面的死胡同,在没到达总沟之前,这儿那儿还有些没计算在内的小隐蔽处;总沟是惟一可以引导他到一个较远因而也比较保险的出口去的。

    如果冉阿让对我们在这儿所指出的这一切有点概念,他只要摸摸沟墙,就很快明白他不在圣德尼街的地下沟渠中。他会感到手下摸到的不是打磨<mark></mark>出来的老石块,不是那种即使在阴沟里也是高贵而堂皇的古式建筑,地基是花岗石和肥石灰浆砌的,其造价是八百利弗一脱阿斯;他会感到摸到的是现代的廉价货,经济的节省的措施,碎磨石拌水凝砂浆,下面有一层混凝土,造价是二百法郎一米,资产阶级的泥水工程称它为“碎石货”。但冉阿让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心情焦急,但镇静地向前走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靠运气,换句话说靠上天保佑。

    渐渐地,可以说有种恐惧侵袭了他。包围他的黑暗进入了他的心灵。他在谜中走。这个污水沟渠实在太可怕,它的交叉使人晕眩。在这黑暗的巴黎里被擒是凄惨的事。冉阿让必须找到,也就是在盲目地探索他的路线。在这陌生地区,他每冒险走一步都可能成为他的最后一步。他怎样走出这里呢?他是否能找到一条出路?他是否能及时找到?这个有石头孔穴的庞大的地下海绵能让人钻进又穿出去吗?在黑暗中是否会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疙瘩?是否会走到错综复杂无法跨越的地方?马吕斯是否会因流血过多而他也因饥饿而同归于尽?难道他俩最后要在这里迷路并在这黑夜的角落里留下两具尸骨?他一无所知。他自问但又无法自答。巴黎的肠道是个深渊。就像预言家一样,他是在魔鬼的肚子里。<古代认为先知住在魔鬼的肚中>

    他忽然遇到了一件使他吃惊的事。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刻,他不停地向前直走,但发现他已不在上坡,小河的水在冲击他的脚跟,而不是迎着脚尖泻来。阴渠在下降。这是为什么?他是否突然会到达塞纳河?这一危险很大,但后退的危险则更大。于是他就继续前进了。

    他完全不是向塞纳河走去。巴黎在河右岸有一处是驴背形的地势,两边都是斜坡,其中一边的污水泻入塞纳河,另一边流入总渠。分开两股水的驴背形斜坡的顶端是一条流向变化不定的线路,最高的分水岭,是过了米歇尔伯爵街,在圣阿瓦沟渠中;靠近林荫大道,在卢浮宫沟渠中;在菜市场附近,在蒙马特尔沟渠中。冉阿让就是到了这个分水岭的最高峰。他走向总渠,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他一点也不知道。

    每遇到一个分支管,他就去摸拐角,如果发觉出口比他所在的巷道狭些,他就不进去,就继续原来的路线。他认为窄路通向死胡同,只能使他离开目标,也就是离开出路。他判断得很正确。他就这样避开了黑暗向他伸出的、我们已列举过的四个迷宫给他设下的四个陷阱。

    有一阵他觉得他在下面已躲开了因暴动而造成的惊慌的巴黎,那里的街垒使交通断绝,他已回到了活跃正常的巴黎的下面。他忽然听到头上有雷鸣样的响声,距离很远,但连续不断,这原来是车辆的滚动声。

    他大致走了半点钟光景,至少这是他自己的估计,他还没有想到要休息一下,只换了一下抓住马吕斯的手。黑暗显得更加幽深,但这一幽深使他安心。

    忽然间他在身前看见自己的影子。它被一种微弱得几乎看不清的红光衬托出来,这一微光使他脚下的路和头上的拱顶呈现出模糊的紫红色,并在他左右巷道的粘糊糊的墙上移动。他惊愕地回头一望。

    在他后面,在他刚经过的沟巷中,他觉得离他很远的地方,一点可怕的星光划破了沉重的黑暗,好像在注视着他。

    这是保安警察的阴暗的星光在阴渠中升起了。

    在这星光后面有八到十个黑影,笔直、模糊、骇人地在乱动。

    二 说明

    在六月六日的白天,上级命令搜索阴渠。他们担心战败者以此作为避难所,警署署长吉斯凯负责搜查巴黎的隐蔽处,同时由毕若将军肃清巴黎公开的暴民;双重的有联系的作战需要官方武力的双重战略,这股力量上面有军队代表,下面则由警署承担。三个由警察和阴渠清洁工人组成的小队探索着巴黎的地下管道。一队在河右岸,二队在河左岸,三队在市中心。

    警察有马枪、棍棒、刀和剑武装着。

    此时照着冉阿让的,是河右岸的巡逻队的灯笼。

    这组巡逻队刚检查了钟面街下面的弯曲的巷道和三条死胡同。当他们用手提灯笼 63a2.” >探照死胡同尽头时,冉阿让在路上已到过巷道口,认为比总渠窄而未进入,他就走过去了。这些警察走出钟面街的巷道时,好像听见有声音从总渠那个方向传来,这确是冉阿让的脚步声。警察班长举起灯笼,那小队开始朝听见声音的那边迷雾中探望。??

    这对冉阿让是无可言状的一刹那。

    幸而,虽然他看清了灯笼,灯笼可照不见他。它是光而他是黑影。他在很远处,隐在那儿的黑色中。他停下来,靠墙缩着。

    再说,他也不明白在他后面移动的是什么。失眠、没有进食以及紧张的情绪,使他也进入见到幻影的境界。他见到一个火光,在火光四周有妖魔。这是些什么?他不了解。

    冉阿让停下来,声音也没有了。

    巡逻队静听后一无所闻。他们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商量了一下。

    当时在蒙马特尔这边的阴渠里有一种十字路口叫“值勤处”,后又被取消了,因为那里积水成塘,这是倾盆大雨时雨水的急流在那里遇到了阻碍后形成的。巡逻队就缩<dfn>..</dfn>在这交叉路口。

    冉阿让看见这些妖魔围成一圈。这些猛犬的头靠拢在一起,低声说话。

    开会的结果这些守夜犬认为是搞错了,并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人在这儿,没有必要钻进总沟渠,这是浪费时间,应该赶紧到圣美里那边去,并认为如有什么事要做或有什么“布桑戈”要追踪,那也是在这个地区。

    党派不时给旧的诅咒换上新装,在一八三二年,“布桑戈”这个词替代了已过时的雅各宾派和当时还不通用但后来非常有贡献的德马格派<démagogue,煽动群众者>

    班长下令向左转沿塞纳河坡岸前进。如果他想到分成两组朝两个方向去,冉阿让就被捕了。这真是一发千钧之际。可能警署有指示,估计到会和人数众多的暴动者作战,不准巡逻队分散。巡逻队又开始走了,把冉阿让留在后面,这一切,除了灯笼忽然转向消失外,冉阿让一无所知。

    在未离去之前,为了尽到警察的责任,班长向离去的地方,朝着冉阿让的方向开枪射击,枪声在地下坟墓中引起不断回响,就像提坦巨人的肠鸣。一块泥土掉入小股流水中,使水溅到冉阿让前面几步的地方,这告诉他枪弹已打中了他头上的拱顶了。

    整齐而缓慢的脚步声在渠道中回响,不断增加的距离使它慢慢弱下去。那群黑影钻进深处,一点微光摇晃着,浮动着,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浅红色暗光,照在拱顶上。这圆光逐渐减退,于是消失。深沉的寂静又出现了,又回到了彻底的黑暗中,耳聋眼瞎又重新与黑暗做伴;冉阿让还不敢动弹,很久很久一直靠着墙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望着这鬼影巡逻队的消失。

    三 被跟踪的人

    我们应当公正地承认,即使在局势最严重的时刻,当时的警察仍镇静地尽到他们的道路管理和监视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决不能让坏人把一次暴动当作胡作非为的借口,他们不能因政府多难而对社会有所疏忽。在执行特殊的任务时正常的职务也准确完成,并不受到干扰。在已开始的无数的政治事变中,在可能发生革命的压力下,并没有被起义和街垒所分心,有个警察正在跟踪一个小偷。

    六月六日下午,在塞纳河右河滩残废军人院桥过去一点的地方发生的正是这类事件。

    今天在那儿已没有河滩了,这一带的面貌现在也已改观。

    在这段河滩上,隔着一段距离的两个人好像在互相注视着,一个在躲着另一个。在前面走着的人设法远离,在后面跟着的人则尽量接近。

    这好像是远远地无声地在下着一局棋。这一个和那一个似乎都不匆忙,两个人都缓步而行,好像谁都怕因步子太急会使对方加快步伐。

    就像一个馋嘴跟着一个猎物,但又不显出有意这样做的神气。那猎物是阴险的,它有所提防。

    在被追捕的黄鼠狼和猎狗之间所要求的距离被保持着。设法想逃走的那个人个子不大、面容消瘦;想捕获的那个人身材高大,相貌粗鲁,和他打交道一定很不好受。

    第一个,感到自己是最弱的,要逃避第二个;但逃避时神态相当愤怒,谁要是观察他就能看到,他的目光里露出逃窜时阴沉的敌对情绪和在恐惧时感受到的威胁。

    河滩荒僻,没有一个过路人;这里那里停泊着的驳船上也没有船夫,也没有装卸工人。

    人们只能在河岸对面才容易看清这两个人,在这一距离谁要是观察到他们的话,便可看见前面走的那个好像一个毛发耸立的人,衣衫褴褛,躲躲闪闪,心情焦急,在破罩衫下发抖;而另一个像是个典型的公务人员,穿着那种纽子一直扣到下颏的制服。

    读者如果在比较近的地方去看这两个人,那可能是认识他们的。

    后面一个人的目的何在呢?

    大概要使第一个人穿得暖和一些吧!

    当一个穿着国家发的制服的人去追捕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时,其目的是使那人也穿上国家发的制服。但颜色是个关键。穿上蓝色服装是光荣的,穿上红色衣衫是倒霉的。

    有一种下等的紫红色<罗马帝王穿紫袍。此处指囚犯穿的红衣>。

    第一个人想逃避的大概是某些烦恼和这类紫红色的服装。

    如果另一个让他在前面走而不逮捕他,那是因为,从表面现象看来,希望能发现他去赴一个有意义的约会或到一群值得抓的人那里去。这种微妙的行动便称为“放长线”。

    这个推测可能完全正确,因为扣好纽子的人看见河滩上一辆空马车走过,就向车夫做了个手势,车夫也已会意,很明显他知道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就把马转过来并开始慢步在高岸上跟着这两个人。这些并没有被那走在前面的衣衫褴褛的可疑的人所看见。

    街车沿着爱丽舍广场的树木滚动着,人们可以在护墙上看见车夫的上半身过去了,他手里拿着马鞭。

    警署对警察的秘密指示中有一条,内容是“身边总得有一辆街车备用”。

    当他们各自都在进行无可指责的战略时,两人走到了一个通往河滩的斜坡,当时从巴喜来的马车夫可以从这斜坡到河边饮马。为了整齐对称,这个斜坡后来被整修不存在了。马儿渴得要死,但人的眼睛是舒适了。

    看来穿罩衫的人要上这斜坡,设法逃入树木成林的爱丽舍广场,但那儿警察密布,是另一个人下手很方便的地方。

    河岸的这一处离开一八二四年勃拉克上校从莫雷移到巴黎的房屋不太远,这所房子叫做“弗朗索瓦一世住宅”,附近有一个卫队。

    使监视者大为惊奇的是,被追捕者不沿着饮水的斜坡走上来,却继续在河滩上沿着河岸前进。

    他的处境显然很危急。

    除非是想跳进塞纳河,不然去干什么呢?

    从此没有办法再上河岸了,不再有斜坡,也没有阶梯,他已到了塞纳河拐弯处接近耶拿桥的地方,那儿的河滩越来越窄,最后成一细条而在水中淹没,在这里他将不可避免地夹在右边的陡墙和左边及前方的河流中,后面有公安人员跟踪。

    这边河滩的尽头确实被一堆六七尺高的不知拆毁了什么而留下的废料挡住了视线。难道这个人以为躲在这堆别人只要一<bdo>?</bdo>绕就到的瓦砾后就行了?这种应付的方法是幼稚的。他肯定不想这么干。小偷还不至于天真到如此程度。这堆瓦砾在水边堆成小丘,延伸到河岸的高墙那里,就像海岬一样。

    被追踪者到了这个小丘就越了过去,使他不再被另外那个人看见。

    那个人,他既看不见,也没被人看见,他就利用这点,不再遮掩,飞步前进。一会儿就到了那堆垃圾,绕了过去,在那儿,他吃惊地停了下来,他追捕的人已经不在了。

    穿罩衫的人已完全失踪。

    从废物堆起河滩的长度连三十步都不到,接着就没入冲击岸墙的水中。

    这个逃亡者不可能在跳入塞纳河或爬上河岸时不被跟踪的人望见,他到哪儿去了呢?

    穿着扣好纽子的长大衣的人一直走到河滩尽头,在那里沉思片刻,两拳起了痉挛,极目搜索。忽然间他拍着自己的额头。他发现在土地和水的接连处,有一扇宽矮的拱形铁栅门,装有很厚的一把锁和三根粗铰链。这是一种装在河岸下方,半露水面半在水下的铁栅门,一股黑水从下面流出,泻入塞纳河。

    在生锈的粗铁栅栏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有拱顶的阴暗长廊。

    这个人两臂交叉在胸前,用谴责的神情望着铁栅栏。

    他望着还不够,还试图推动铁门,他摇它,门却很坚固,摇不动。大概它刚才被打开了,奇怪的是铁栅门已锈成这样,然而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但肯定门是又被关上了。这说明这个开门的人用的不是弯钩,而是一把钥匙。

    这种明确的证据立刻使摇门者恍然大悟并使他发出这样愤怒的感叹:

    “这未免太不像话了!有着一把公家的钥匙!”

    然后他又立刻平静下来,一口气喷出带讽刺味的有力的单音节字,表达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

    “妙!妙!妙!妙!”

    说完后,不知还抱着什么希望,或者是想看那个人再出来,或者想看到别的人进去,他埋伏在那堆废物后面守候着,怀着猎狗那种耐心的愤激。

    至于在他的一切举动之后紧跟着的街车也在他上面靠近河栏杆处停下来。马车夫预料到将有长时间的停留,就把马鼻子套在巴黎人很熟悉的打湿了的燕麦麻袋里,顺便提一下,政府有时把袋子套到他们嘴上<使他们不能说话>。耶拿桥稀少的行人,在走远之前,回头看一下景色中这不动的两点,河滩上的人,河岸边的马车。

    四 他也背着他的十字架

    冉阿让又继续走下去,不再停留。

    走路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圆拱顶的高度有变化,一般的高度是五尺六寸,这是按照一个人的高度设计的。冉阿让必须弯着腰,这样使马吕斯不致撞着拱顶;他得随时弯腰,接着又竖起身子来不停地摸着墙。潮湿的石头和粘滑的沟槽对手和脚都是不利的支撑点。他在城市的污秽中踉跄前进。间隔着的通风洞的光线相距很远,使大太阳暗淡如月光;此外就是迷雾、腐烂的气息、不透光、黑暗。冉阿让既渴又饥,尤其是 渴,这里像在海上一样,到处是水,可是不能喝。<cite>..</cite>他的体力本是异乎寻常的,这我们已经知道,而且很少因年岁而减弱,因为他的生活贞洁简朴,但此刻也开始垮下来了。他感到疲惫,慢慢减弱的体力使负担变重了。马吕斯,可能已经死去,就像不会动的身体那样重。冉阿让背着他,这样为使马吕斯的胸部不致受压,并且也使呼吸能够尽量通畅。他感到老鼠在他的两腿中间迅速地溜过。其中有一只吓得甚至来咬他。从阴沟盖那里不时吹来一阵新鲜空气,使他清醒了一会儿。

    他到达总管时大概是下午三点钟。

    开始他感到惊讶,阴渠忽然扩大了。

    他突然到了一条伸手触不到两边的墙,而且头也碰不到顶的巷道中了。大阴渠确有八尺宽七尺高。

    蒙马特尔的阴沟和大阴渠接头的地方,另有两条地下坑道,一条是普罗旺斯街的,另一条是屠宰场的,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四条路中,不如他明智的人一定会犹豫不决。冉阿让选择了最宽大的,也就是总沟渠。但这样又有了问题:下坡,还是上坡?他考虑到形势紧急,因此不管何种危险他必须现在就到塞纳河去,换句话说,要下坡。于是他向左转。

    他幸亏这样做。要是认为总管有两个出口,一到贝尔西,另一到巴喜,如认为就像名称所指的那样,这是巴黎地下河右边的总管,那就错了。这条大阴渠并非别条,我们该记得,就是过去的梅尼孟丹小河,如果往上走,就通到一条死胡同,也就是它原先的出发点,河的起源处,在梅尼孟丹街的小丘下。它和聚集巴黎水流的从波邦古区起经阿麦洛阴沟在过去的卢维耶岛输入塞纳河的支管没有任何管道直接相联。这条支管,作为总管的辅助管道,就在梅尼孟丹街下面被一块把水分成上游和下游的高地与总管分隔开。如果冉阿让走上坡的沟道,他将在千辛万苦之后、疲惫力竭气虚濒危之时,在黑暗中碰上一堵墙,这样他就完了。<cite>.</cite>

    必要时也可以退回几步,走进受难修女街的巷道,只要在布什拉街的地下鹅掌十字路口毫不犹豫地取道圣路易沟管,然后,向左,走圣吉尔街沟管,再向右避开圣塞巴斯蒂安阴沟,他就可能到达阿麦洛街沟,从这里,只要不在巴士底监狱下的“F”形沟道里迷路,就可来到靠近兵工厂的塞纳河出口。但是,要这样走,就必须彻底清楚这个巨大珊瑚形阴渠的所有分岔和直管。可是,我们要再说一遍,冉阿让对他所走的可怕的路线一无所知。如果有人问他在什么地方,他可能回答:“在黑暗里。”

    他的本能起了良好的作用,下坡确有可能得救。

    他放弃右边两个像爪子一样分岔的拉菲特街和圣乔治街下的沟管和有支管的昂坦大街下的巷道。

    走过了一条支流,可能是马德兰教堂的支管,他止步休息。他很劳累。有一个出气洞相当大,大概是昂儒街的洞眼,射进了一道几乎闪亮的光。冉阿让用长兄对受伤弟弟那样轻柔的动作,把马吕斯放在阴沟里的长凳上。马吕斯鲜血模糊的脸在出气洞的白光中显出来就像从坟墓深处显出来一样。他双目紧闭,头发粘在太阳穴上,好像干了的红色画笔,双手垂着一动不动,四肢冰冷,唇角凝着血块。有块血块凝聚在领带结上;衬衫进到伤口里,衣服呢子磨擦着开着大口子的肉。冉阿让用手指把衣服扯开,把手放在他的胸上,心还在跳动。冉阿让撕下自己的衬衫,尽量把伤口包扎好,止住了血。于是,在朦胧的光线中他俯视着一直失去知觉、几乎没有呼吸的马吕斯,用无以名状的仇恨瞧着他。

    在解开马吕斯的衣服时,他在口袋里发现两件东西,一块昨晚就忘在那里的面包和马吕斯的笔记本。他吃了面包,把笔记本打开。在第一页上,他发现马吕斯写的几行字。我们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我叫马吕斯·彭眉胥,请把我的尸体送到我外祖父吉诺曼先生家,地址是:沼泽区,受难修女街六号。”

    借着出气洞的光,冉阿让念了这几行字,呆了一会儿,像在沉思,低声重复着:“受难修女街六号<samp>?</samp>,吉诺曼先生。”他把笔记本放回马吕斯的口袋里,吃了面包后,他的体力已恢复,他又背起马吕斯,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右肩上,开始在沟里往下坡走。

    这个大阴渠是顺着梅尼孟丹山谷的最深谷底线修建的,大概有二法里长,路的大部分都铺了石块。

    我们用巴黎的街名,像火炬一样,为读者照亮了冉阿让在巴黎地下的路线。但冉阿让却没有这个火炬。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他,他现在正穿过市中的哪一区或已走过什么街。只有逐渐暗淡下去的间隔着的微光告诉他太阳正离开路面,黄昏即将来临。在他头上车轮的不断滚动声已变得断断续续,接着又几乎像停止了。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已不在巴黎市中心的下面并且已接近某个荒僻地区,如靠近郊外的马路或河岸的尽头。在房屋和街道较少的地方,阴沟的通风洞也少。冉阿让的四周越来越黑,他仍在暗中摸索前进。

    突然这种黑暗变得非常可怕。

    五 流沙像女人,狡猾又奸诈

    他感到他进入水中,在他脚下不再是石块路而是淤泥了。

    有时在布列塔尼或苏格兰的某些海滨,一个人,一个旅行者或一个渔民,退潮后在沙滩上走,远离海岸,他忽然发觉几分钟以来他的行走有点困难了。海滩在他脚下就像沥青一样,鞋底粘在上面,这已不是沙粒,而是粘胶了。沙滩完全是干的,但每走一步,当提起双脚时,留下的脚印就灌满了水,尽管如此眼睛却见不到一点变化,辽阔的海滨匀净而安宁,看起来沙滩到处都一个样,无法辨别坚实的和下陷的土地。成群欢乐的海蚜虫继续在行人脚上乱蹦。人继续向前,朝陆地走去,尽力走近海岸。他没有什么不安,有什<big>99lib?</big>么可担心呢?不过他已感到,似乎每走一步脚上都增加了重负。忽然他陷了下去。陷下二三寸。他走的路显然不对,于是他停下来另找方向。突然间他朝脚上一看,脚已看不见了。原来沙已把脚埋上。他把脚从沙里拔出,想往回走,他向后转,但陷得更深。沙到了踝骨,他拔出来朝左蹦,沙到了小腿,他朝右蹦,沙到了膝下。于是他变得无可名状地惊恐起来,意识到他已被围困在流沙之中,在他下面是人不能走、鱼不能游的恐怖地带。他如有重负则需扔掉,就像遇难的船卸去一切一样,但也已经太迟了,沙已过了他的膝盖。

    他叫喊着,摇着他的帽子或手帕,他越陷越深;如果海滩上没有人,如果离陆地太远,如果这个流沙层是出名的险恶,如果近处没有勇敢的人,那就完了,他就一定陷入流沙之中,一定遭到这种惊心动魄的埋葬,这是漫长的、必然的、毫不容情的,得历时数小时,没完没了,无法延迟也无法加速,当你自由自在地站着十分健康时,它就把你逮住了,它拖着你的脚,你每次试图用力挣扎,每次出声喊叫,就使你更陷落一点,好像在用加倍的搂抱来惩罚你的抗拒,就这样,一个人慢慢地沉入地下,还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望着天边、树木、葱翠的田野、平原上村庄里冒着的烟、海上的船帆、又飞又唱的鸟儿、太阳和碧空。陷入流沙,也就是坟墓变成海潮,并从地下升到一个活人跟前。每分钟都在进行毫不容情的埋葬。这个可怜人试图坐着、躺下、爬行,一切动作都在埋葬他;他又竖起身来,又沉下去。他感到在被淹没;他吼叫、哀告、向行云呼喊,扭着双臂,他绝望了。此刻流沙已到腹部,流沙又到了胸部,他只剩下上半身了。他伸出双手,狂怒地呻吟,手指痉挛地捏住沙,企图抓住这沙土不往下沉,用手肘撑住,想摆脱这软套子,疯狂地呜咽着;沙在上升。沙到了肩部,到了颈部,现在只看见面部了。嘴在叫喊,沙把它填满,没声了。眼睛还注视着,沙使它们闭上,黑夜。然后额部在下沉,一束头发在沙上颤抖,一只手伸出来,穿过沙面,摇摆,挥动,接着见不到了。一个人凄惨地消失了。

    有时骑士和马一同陷下去,有时赶大车的人和车子一同陷下去,全部沉没在沙滩下。这是在别处而不是在水中翻了船,这是土地淹没了人。这种土地,被海洋浸透了,成为陷阱,它像原野一样呈现着,像波涛一样伸展着。这深渊具有这一类的欺诈。

    这种阴郁的意外之灾,可能常常发生在这一带或那一带海滨,也可能发生在三十年前巴黎的阴渠中。

    在一八三三年动工的重要工程以前,巴黎的地下沟道时常会突然塌陷。

    水渗入某些特别容易碎的地下层,无论是老沟中那种铺了底的,或像新沟中那样浇上水硬石灰的混凝土,它一旦失去支撑就弯曲了。在这种地上,一条褶就是一道裂缝,一道裂缝就能引起崩塌。沟道可以下陷一长段。这种裂缝,深渊中污泥的龟裂,专门名词称之为地陷。地陷是什么?是海滨流沙突然进入地下,是一条阴沟里的圣米歇尔山的沙滩。土地浸湿以后像已溶解,它的所有分子都处于稀软的状态中,它已不是土地,但也不是水,有时还很深。人遇此情况遭遇极其凶险。如果水占优势,将出现淹没现象,人便迅速死亡,如泥占优势,死亡便缓慢,这就是下陷。

    我们能去想象这种死亡吗?如果说海滩上的沉陷是可怕的,那在沟渠中又将如何呢?这和在旷野里不能比,在光天化日之下,丽日当空,碧空万里,众多的音响,行云下满是生命,远处的小船,各种希望,可能会有的过路人,直至最后一刻还可能有得救的希望;但在这里则远远不是这样,这里有的是<s></s>耳聋眼瞎,有黑色的拱顶和已完工的墓穴,去死在有覆盖的泥沼中,被污秽慢慢地窒息,在石椁中污泥伸爪扼颈,临终时含着恶臭咽气,污泥替代沙粒,硫化氢替代飓风,垃圾替代海洋!呼叫,咬牙,扭捩肢体,挣扎,临终喘息,而在你头上的大城市却一无所闻!

    这样死去是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死亡有时由于有着一定程度的可怕的崇高,因而弥补了它残酷的一面,在遭难的船中,人可能有伟大的表现;在火里也像在水里一样,非常好的表现也可能出现;人在殉难时变了样。但这儿就不行。这种死是不清洁的。这样断气是耻辱的,最后飘浮着的幻影是卑贱的。污泥是耻辱的同义词。这是渺小的,丑陋的,可耻的。死在芳香甘美的葡萄酒大木桶中,像克拉朗斯<span class=”” data-note=”克拉朗斯(Clarence),公爵,英王爱德华四世之弟,由于背叛被处死刑,他要求淹死在葡萄酒桶中。”></span>那样,这还可以;如果死在清道夫的垃圾坑中,如艾斯古勃洛,那就太可怕了,在里面挣扎是极丑的,临终时还在粘泥中打滚。这里已暗如地狱,污泥成塘,垂死者不知他将变成鬼还是变成癞蛤蟆。

    在别的地方坟墓是阴惨的,而这里它是畸形的。

    地陷的深度、长度和密度随着地下层的土质的好坏而变化不一,有时塌下三四尺,有时八尺或十尺;有时深不见底。淤泥在这儿差不多已变硬了,而在那儿则又几乎还是液体状态,在吕尼埃地陷消灭一个人要一整天,而在菲利波泥坑,五分钟就可吞没一个人。淤泥的负重程度因它的密度而变。一个孩子可以逃脱的地方,成人就要丧生。人要得救,第一个条件就是扔掉一切负荷。丢掉工具袋,或是背筐或提篮,这就是任何一个通阴<samp>.99lib?</samp>渠的工人,当他感到脚下的地下陷时第一件要做的事。

    地陷有各种原因:土壤的易碎性;在人力所不能及的地下出现的崩塌;夏季的暴雨;冬季连绵不断的雨水;长期的毛毛雨。有时一块泥灰地或沙土地周围的房屋的重量压在地下沟廊的拱顶上,使它变形,或者沟底在这一重压下折裂。一世纪以前先贤祠的下陷,就这样堵塞了圣热纳维埃夫山上一部分的沟管。当一条阴沟在房屋的压力下坍塌时,在某些情况下这类混乱的情况在上面的反映就是街心出现一条锯齿形裂缝,这条裂缝出现在整段开裂的沟顶上面,此时情况显然不妙,所以抢修还能及时。但有时内部的毁坏在外面没有显露痕迹,在这种情况下,阴渠的清道夫就要遭灾。他们毫无提防地进入通了底的沟,就可能在那里送命。据旧时档案记载,好几个挖井工人就这样埋在陷下去的地里<samp></samp>。他们提到了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叫勃雷士·布脱兰的阴沟清道夫陷入了卡莱姆-卜勒纳街下面崩塌的沟渠中。这个勃雷士·布脱兰就是一七八五年取消的圣婴公墓最后一个埋葬工人尼古拉·布脱兰的兄弟。

    还有一个是我们已谈到过的年轻俊美的艾斯古勒洛子爵,莱里达围城战时的英雄之一,他们攻城时,穿着丝袜,用小提琴开路。艾斯古勃洛有一天晚上正在他的表妹苏蒂公爵夫人处,忽然有人来了,为了避开公爵,他隐藏在博特莱伊阴沟的洼地里而被淹死了。苏蒂夫人听到别人向她叙述这一死亡时,便要她的香水瓶来尽量闻醒盐,以致连哭泣都忘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经得起考验的爱情,污泥已把它扑灭了。海洛拒绝擦洗利安得<span class=”” data-note=”利安得(Léandre),希腊青年,与美神阿佛洛狄忒的女祭司海洛(Héro)相爱,后淹死在赫来斯蓬(今达达尼尔海峡)附近。”></span>的尸体,蒂丝白在比拉姆<span class=”” data-note=”比拉姆(Pyrame),巴比伦青年,与蒂丝白(Thisbe)相爱。一日蒂丝白被狮追逐,慌忙中掉下丝巾逃脱。比拉姆见纱巾,疑蒂丝白已死,遂自杀。蒂丝白知比拉姆为己而死,也自杀殉情。”></span>前面捏着鼻孔还说:“呸!”

    六 地陷

    冉阿让面前是一块陷落的地。

    当时这类塌陷在爱丽舍广场下面是经常发生的,这里的地下层对水利工程很不利,因为它的流动性极大,所以地下的建筑不够坚实。这种流动性的土壤较之圣乔治区的流沙还更不牢靠,流沙只在石块加混凝土筑成地基后才能加以克服;而流动性的土壤也不比殉教者区恶臭的有沼气的粘土层牢靠,这粘土稀薄到使殉教者区地下长廊的沟道只能用一条铸铁管来沟通。一八三六年,当局拆除并重建圣奥诺雷郊区下面旧的石砌沟渠,这正是冉阿让此刻所在之处,那时从爱丽舍广场直至塞纳河地下都是流沙,这一障碍使工程延长将近六个月,以致引起沿岸住户的强烈抗议,尤其是住大公馆和有马车的住户。工程不但艰巨,而且还非常危险,那时确是降了四个半月的雨,塞纳河的水位也三次升高。

    冉阿让遇到的地陷是头天晚上的暴雨造成的。铺路石的下面是沙子,没有坚实的支撑,所以铺路石弯曲,形成了雨水的积聚。雨水既将铺路石浸透,于是坍塌相继而来,沟槽开裂后就陷入了泥沼。塌陷的地方究竟有多长?这无法说清。黑暗在这儿比任何地方都深厚,这是夜之洞穴中的一个泥坑。

    冉阿让感到沟道在脚下陷落了,他踏进了泥浆。这里上面是水,下面是淤泥。但他还是得走过去。再转身走回头路已不可能了。现在马吕斯已濒危,冉阿让也已力竭。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所以冉阿让仍继续前进。再说开始在洼地里走了几步<var></var>,并不感到深,但越向前走,他的脚就越陷越深。不久淤泥深到腿的一半,而水则过了膝头。他一面走,一面用两臂把马吕斯尽量高举,超出水面。现在淤泥已到膝下,而水则到了腰际。他已无法再后退了,越陷越深。这淤泥的稠度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显然不能承受两个人的。如果马吕斯和冉阿让是单个走过去,则还有可能脱险。冉阿让仍继续往前走,举着这个垂死的人,这也可能是具尸体了。

    水到了腋下,他感到自己在沉下去,他在这泥泞深处几乎无法活动。密度既支撑重量,但同时也是障碍。冉阿让一直举着马吕斯,因而就消耗大量体力向前走着,他在陷下去。现在他只剩下头部露出水面了,但两手仍高举着马吕斯。在有些洪水成灾的古代油画中,一个母亲就是这样举着她的孩子的。

    他还在下沉,他仰起脸避水来保持呼吸。如果有人在这种黑暗里看见他?,还以为这是个面具在暗中漂荡呢;他模糊地看见在他上面马吕斯倒垂的头和青灰色的面容;他拼命使了一个劲,把脚伸向前;他的脚触着了一个不知是什么的硬东西。这是个支点。好险!再晚一点就不行了。

    他竖起身来又弯下去,拼命在这个支点上站稳。他觉得自己好像踏上了生命阶梯上的第一级。

    在污泥中危急万分时碰到的这一支点原来是沟道另一边的斜坡的开始,它弯而未断,在水下拱着,好像一整条地板,用石块砌得很好的建筑成一拱形而相当坚固。这一段沟槽,部分已陷<big>?</big>入水中,但仍很结实,确是一个斜坡。一踏上这斜坡,人就得救了。冉阿让走上这平坦的斜坡,就走到了泥沼的另一边。

    他走出水时,碰到一块石头就跪<bdi>?</bdi>着跌倒了。他认为确应如此,他就这样待了一会儿,灵魂沉浸在向上帝祈祷的不知怎样的一种言语中。

    他又站起来,颤抖着,感到僵冷,恶臭熏人,他弯腰去背这垂死的人,泥浆直淌,心里充满了奇异的光彩。

    七 在人以为能上岸时却失败了

    他又开始上路了。

    此外,如果说他没把生命断送在陷坑里,但他也似乎感到已在那儿用完了力气。最后的一把劲使他精疲力尽,现在他每走两三步就要靠在墙上喘口气。有一次他不得不坐在长凳上来改变马吕斯的姿势,他以为自己要待在那儿动不了了。他虽然失去了体力,但毅力却丝毫无损。于是他又站了起来。

    他拼命走着,几乎还很快,这样一走上百步不抬头,几乎不呼吸,忽然他撞在墙上。他到了阴沟的拐角处,因为低着头到了转弯处,所以撞了墙。他抬头一望,在地沟的尽头,在他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samp></samp>他见到了亮光,这次,这不是一种凶光,而是吉祥的白色的光,这是白天的光线。

    冉阿让望见了出口。

    一个堕入地狱的灵魂,在烈火熊熊的炉中,忽然见到地狱的出口,这就是冉阿让的感受。这灵魂用它烧残的翅膀发狂地向光芒四射的大门飞去。冉阿让已不再感到疲惫,也不再觉得马吕斯的重量,他钢铁般的腿力恢复了,他不是走,而是在跑。在他逐渐走近时,出口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一个圆的拱门,比慢慢降低的沟顶矮,没有那随着99lib.沟顶降低而逐渐缩小的沟管宽。这沟管出口处像一个漏斗的内部,很可恶地变窄,像拘留所的小门,在狱中是合理的,但在沟中却不合理,后来被改正了。

    冉阿让到了出口。

    在那儿,他站住了。

    这确是出口,但出不去。

    半圆门有粗铁栅栏关着,这铁栅栏看来很少在它氧化了的铰链上旋转,它被一把锈得发红、像一块大砖似的厚锁固定在石头门框上。可以看得见锁孔,粗厚的锁闩深深地嵌在铁锁横头里,这锁看得出是双转锁,是监狱用的一种锁,过去在巴黎人们很喜欢用它。

    出了铁栅栏那就是野外、河流和阳光,河滩很窄,但走过去是可以的,遥远的河岸,巴黎——这很容易藏身的深渊,辽阔的天边,还有自由。在河右边下游,还可以辨认出耶拿桥,左边上游是残废军人院桥;待到天黑再逃走,这是个很合适的地方。这是巴黎最僻静的地区之一,河滩对面是大石块路。苍蝇从铁栅栏的空格里飞出飞进。

    大致是晚上八点半了,天已快黑。

    冉阿让把马吕斯放在墙边沟道上干的地方,然后走到铁栅栏前,两手紧握住铁条,疯狂地摇晃,但一点震荡也没有。铁栅门纹丝不动。冉阿让一根又一根地抓住铁棍,希望能拔下一根不太牢固的来撬门破锁。可是一根铁棍也拔不动。就是老虎牙床上的牙也没有这么牢固。<cite>.99lib.</cite>没有撬棍,没有能撬的东西,困难便不能克服。无法开门。

    难道就死在这里?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呢?退回去,重新走那条骇人的已走过的路线,他已没有力气。再说,怎样再穿过这靠奇迹才脱险的洼地呢?走过洼地之后,没有警察巡逻队了吗?当然不可能两次躲过巡逻队。而且,往哪里走?朝什么方向?顺着斜坡不能到达目的地。即使能到达另一个出口,可能又被一个盖<big></big>子或铁栅栏堵住。所有的出口无疑都是这样关闭的。进来时侥幸遇到了那个开着的铁栅门,但其他沟口肯定是关着的。只有在监牢中越狱才会成功。

    一切都完了。冉阿让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上帝不允许。

    他们俩都被阴暗而巨大的死网网住,冉阿让感到那只极其可怕的蜘蛛在暗中抖动的黑丝上来回爬行。

    他背向铁栅栏,跌倒在地,他是倒地而不是坐下,靠着一直不会动的马吕斯,他的头垂在两膝中。没有出路。他已尝尽了辛酸。

    在这沉重的沮丧时刻,他想到了谁?不是他自己,也不是马吕斯,他惦念着珂赛特。

    八 撕下的一角衣襟

    他正处在万分颓丧之中,忽然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一个轻轻的声音向他说:

    “两人平分。藏书网”

    黑暗中难道竟还有人?没有比绝望更像梦境的了。冉阿让以为是在做梦,他没有听见一点脚步声。这可能吗?他抬头一望。

    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这个人穿一件罩衫,光着脚,左手拿着鞋,他脱去鞋肯定是为了走近冉阿让而不让人听到他的走路声。

    冉阿让一刻也不犹豫,相遇虽然如此突然,但他认得这个人。这就是德纳第。

    可以这么说,冉阿让尽管被惊醒,但他对惊慌也早已习惯,他经受过需要快速对付的意外打击,于是立刻恢复了清醒的头脑。何况,处境也不能更为恶劣,困境到了某种程度已无法再升级,德纳第本人也不能使这黑夜更黑。

    一刹那间的等待。

    德纳第把右手举到额际来遮阳,接着又皱起眉头眨眨眼,这一动作再加上略闭双唇,说明一个精明的人试着去认出另一个人。但他没有认出来。我们刚才说过,冉阿让背着阳光,>..</a>加上他又变得如此面目全非,满脸的污泥和鲜血,就是在白天,也未必能被人认出来。相反地,铁栅栏的光——这地窟中的光——正面照着德纳第,确实是这样,他是惨淡的,但能看得清清楚楚,正如俗话所说,说得很对,冉阿让一眼就认出了德纳第。所处情况的不同使得这一秘密的即将开始的两种地位和两个人之间的决斗将对冉阿让有利。两人相遇,一个是面目看不清楚的冉阿让,另一个是真相毕露的德纳第。

    冉阿让立刻发现德纳第没有认出他来。

    他们在这半明半暗的地方互相观察了一番,好像在进行较量,德纳第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打算怎么出去?”

    冉阿让不回答。

    德纳第继续说:

    “无法用小钩开锁,可是你必须出去。”

    “对。”冉阿让说。

    .“那么对半分。”

    “你说什么?”

    “你杀了人,好罢,我呢,我有钥匙。”

    德纳第用手指着马吕斯,继续说:

    “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帮助你,你得够朋友。”

    冉阿让开始懂了,德纳第以为他是一个凶手。

    德纳第又说:

    “听着,伙伴,你不会没看看兜里有什么就把人杀了。给我一半,我就替你开门。”

    他从有着无数洞的罩衫下面露出了一把大钥匙的一半,又加上一句:

    “你要见识一下田野的钥匙<span class=”” data-note=”“拿田野的钥匙”,成语,意思是“逃之夭夭”。”></span>是什么样的吗?在这儿。”

    冉阿让“愣住了”,这是老高乃依的说法,他甚至怀疑所见是否是现实。这是外表看起来可怕的老天爷,以德纳第的形象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善良天使。

    德纳第把拳头塞进罩衫的一个大口袋里,抽出一根绳索递给冉阿让。

    “拿着,”他说,“我还外饶你这根绳子。”

    “一根绳子,派什么用处?”

    “你还需要一块石头,但你在外边找得到,那儿有一堆废物。”

    “派什么用处,一块石头?”

    “笨蛋,你既然要把这傻瓜<span class=”” data-note=”傻瓜,原文为黑话“pantre”。”></span>丢下河,就得有一块石头和一根绳子,不然他就会漂起来。”

    冉阿让接过绳子,每个人都会这样机械地接受东西。

    德纳第弹了一个响指,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喂,伙伴,你怎么搞的,竟能摆脱那儿的洼地!我没敢冒险去那儿。呸!你好难闻。”

    停了一下,他又说:

    “我问你话,你不回答是对的,这是学习对付在预审推事前的那难堪的一刻钟。还有,一点不说,就不怕说得太响。我看不清你的脸,又不知道你的姓名,尽管如此,你别以为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敲了一下这位先生,现在你要把他藏在一个地方,你需要的是河,这是藏祸之处。我来帮你摆脱窘境。在困难中帮助一个好人,我很乐意。”

    他尽管赞许冉阿让的缄默,显然他也在设法使他开口。他推推他的肩膀,想从侧面观察他,并用他一直保持着的不高不低的声音叫道:

    “说起洼地来,你真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人丢进去?”

    冉阿让保持沉默。

    德纳第又说,同时把一块当作领结的小布举到喉结处,这个举动更显示了一个一本正经的人的明智:

    “说实话,你这样干可能是聪明的。明天工人来补洞,肯定会找到遗忘在这儿的巴黎人<span class=”” data-note=”巴黎人,原文为黑话“pantinois”。”></span>,他们可能会根据线索,一点一点,找到你的足迹,抓到你。有人经过这阴沟。谁?他打哪儿出去的?有人看见他出去了吗?警察十分机警。阴沟是阴险的,可以告发你。找到这样的东西是罕见的,能引人注意,很少人干事利用阴沟,至于河流则是为众人服务的。河流是真正的坟墓。一个月后,有人在圣克鲁的网里把这人打捞上来。好罢,这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一具腐烂的尸体罢了,谁杀了这个人?巴黎。这样,法院根本不过问,你做得对。”

    德纳<q>..</q>第越是话多,冉阿让也就越缄默。德纳第又摇摇他的肩膀。

    “现在,把生意结束一下,要平分,你看见我的钥匙了,让我看看你的钱!”

    德纳第一副凶相,就像野兽一样,形状可疑,带点恫吓的神气,然而又表现得很亲善。

    有一桩怪事,德纳第的态度很不自然,他的神气很不自在,尽管没有装得很神秘的样子,他却低声说话,不时把手指放在嘴上轻声说:“嘘!”很难使人猜出其中的原因。这儿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别人。冉阿让猜想可能还有其他盗贼藏在近处的角落里而德纳第不打算和他们分赃。

    德纳第又说:

    “让我们结束吧!那傻瓜的衣袋里究竟有多少钱?”

    冉阿让在自己的衣袋里寻找。

    我们记得,他的习惯总是要带点钱在身边。他过着随时要应付困难的阴暗的生活,这使他不得不这样做。然而这一次他措手不及,昨晚他穿上他的国民自卫军的军服时,心情颓丧之极,所以忘了带上钱包。他只有少数零钱在他背心的口袋里,总共有三十法郎左右。他翻转口袋,里面浸满了污泥,他把一个金路易和两个五法郎的钱币以及五六个铜币放在沟管的长凳上。

    德纳第伸长了下唇,意味深长地扭了一下脖子。

    “你杀了他没捞到多少钱。”他说。

    他开始放肆地摸摸冉阿让的口袋和马吕斯的口袋。冉阿让主要是注意背着光线,随便他干。在翻着马吕斯的衣服时,德纳第用魔术师般灵巧的动作,设法撕下了一角衣襟藏在他罩衫里面而未被冉阿让看见,大概他想这块破布以后可能会帮助他认出被害者和凶手。他在三十法郎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什么。

    “不错,”他说,“两个人加起来,你们也只有这一点钱。”

    他全部拿走了,忘了他所说的“平分”。

    对铜币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想了想,他嘟囔着也拿了去:

    “没有关系!杀人得这一点钱太少了。”

    他说完后,又在罩衫下把大钥匙拉出来:

    “现在你得出去了,朋友。这里和集市一样,出去是要付钱的。你既然付了,出去吧。”

    于是他笑了起来。

    他用钥匙来帮助一个陌生人,让除他之外的另一个人从这道门出去,他是否出于完全无私的目的去救一个凶手?这是值得怀疑的。

    德纳第帮助冉阿让把马吕斯背上,事后他踮起赤脚的脚尖走到铁栅栏门前,同时向冉阿让做手势让他跟上来。他望望外面,把手指放在唇边,停了几秒钟;经过观察以后,他把钥匙伸进锁眼。铁闩滑开,门转动了。没有一点轧轧声和吱呀声,动作轻巧,显然这铁栅栏门和铰链都仔细地上了油,开的次数比人们想象的要多,这种轻巧是阴森的。这种轻巧使人感到偷偷地来来去去,静悄悄地出出进进的夜行人以及害人的豺狼的脚步。阴渠肯定是某个秘密集团的同谋。这沉默的铁栅栏门就是窝主。

    德纳第半开着门,让冉阿让的身子刚刚能通过,他又关上了门,钥匙在锁中转两道,继而又钻进黑暗处,没发出一点比呼吸更大的声响。他好像是用老虎的毛茸茸的爪子在走路。不久以后,这个可怕的老天爷已看不见了。

    冉阿让到了外边。

    九 内行人看来马吕斯似已死去

    他把马吕斯轻轻放在河滩上。

    他们出来了!

    腐烂的气息、黑暗、恐怖已在他的后面。健康、纯洁、新鲜、欢快、可以随意呼吸的空气已充满他的周围。四周一片寂静,这是太阳在碧空西沉时令人心旷神怡的寂静。黄昏来临,夜开始了,这是个大救星,是一切需要以黑影作大衣逃出苦难的人的朋友。苍穹广阔安详,在他脚下河水潺潺,有如接吻。可以听到爱丽舍广场上榆树丛中鸟 5de2.” >巢在空中对话,互道晚安。寥寥几颗明星(在浅蓝色的天顶上稍稍有点惹人注目,这只有沉思冥想者才能发现)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发出难以辨认的微弱的闪光。夜把无极的一切温存撒在冉阿让的头上。99lib?

    这是明暗难辨的绝妙时辰,天已黑了,数步之外人就看不清,然而在走近时却还有足够的余晖来辨认。

    有几秒钟冉阿让情不自禁地被这庄严而又抚慰人的宁静所侵袭,人每每有这样一种忘怀的时刻,痛苦不再折磨悲惨的人,思想里一切都消逝了,和平就像夜幕笼罩下梦想着的人,在黄昏的余晖里,有如在明亮的天空里那样,心里布满了星星。冉阿让情不自禁地仰望头上这辽阔皎洁的夜色,他堕入冥想,在永恒苍穹庄严的寂静中,他沉浸在祈祷和出神之中,于是突然间,好像又恢复了责任感,他弯腰向着马吕斯,又用手心捧了点水,轻轻地洒几滴在他的脸上。马吕斯的眼睛没睁开,但半开的嘴还有呼吸。

    冉阿让正要把手重新伸入河中,忽然间,他感到一种不知什么的干扰,好像有什么人在他身后似的,虽然还没看见。

    我们曾在别处提到过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感觉。

    他转过头来。

    正像刚才一样,确有一个人在他后面。

    一个魁梧的大个子,裹着一件长大衣,两臂交叉在胸前,右拳握着一根可以见到铅锤头的闷棍,站在正蹲在马吕斯身旁的冉阿让后面几步的地方。

    由于在薄暮中,这真像鬼魂出现似的,一个普通人在黄昏时见到是要害怕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害怕的是闷棍。

    冉阿让认出来这是沙威。

    读者一定猜到了追捕德纳第的不是别人就是沙威。沙威出乎他的意料离开街垒之后,就到了警署,向警署署长本人作了口头汇报,在简短的接见以后,他就立刻复职,他的职责包括,我们还该记得他身上的字条,监视爱丽舍广场的右河滩,那儿最近已引起公安当局的注意。他在那里见到了德纳第并追踪他。其余的事我们都已知道了。

    我们也明白了这扇门如此殷勤地在冉阿让面前打开,是德纳第在耍手腕。德纳第感到沙威一直在这儿,凡是被监视的人都有灵敏的嗅觉,得扔根骨头给这警犬。送上一个凶手,这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呀!这是替罪羊,从来不会被拒绝的。德纳第把冉阿让放出去替代他,同时给警察一个猎物,使他放弃追踪,使自己在一桩更大的案件中被忘记,使沙威没有白等,这总会使密探得意,而自己又挣了三十法郎。至于他本人,打算就这样来转移视线脱身。

    冉阿让从一个暗礁又撞到另一个暗礁上。

    这两次接连的相遇,从德纳第掉到沙威手中,实在使人难堪。

    沙威没认出冉阿让,我们已经说过,因为冉阿让已很不像他本人了。沙威不垂下手臂,而用一种觉察不出的动作使拳头抓稳闷棍,并用简短镇定的声音说:

    “您是谁?”

    “是我。”

    “是谁,您?”

    “冉阿让。”

    沙威用牙咬住闷棍,屈膝弯腰,用两只强大的手放在冉阿让肩上,像两把老虎钳似的把他夹紧,仔细观察,认出了他。他们的脸几乎相碰,沙威的目光令人感到恐怖。

    冉阿让在沙威的紧握下毫不动弹,好像狮子在忍受短尾山猫的爪子。

    “侦察员沙威,”他说,“您抓住我了。其实,<tt></tt>从今天早晨起我早已把自己看作是您的犯人了,我丝毫没有在给了您地址后又设法从您那儿逃脱的打算,您抓住我吧!只是请答应我一件事。”

    沙威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眼睛盯住冉阿让,耸起的下巴把嘴唇推向鼻子,这是一种凶狠的沉思着的表现。后来,他放下冉阿让,一下子直起身来,一把抓住闷棍,并且似梦非梦,不像在问而是含含糊糊地说:

    “您在这儿干什么?这人又是谁?”

    他一直不再用“你”这种称呼来和冉阿让说话。

    冉阿让回答时,他的声音好像把沙威唤醒了似的:

    “我正想和您说说他的事,您可以随意处理我,但先帮我把他送回家,我只向您要求这一件事。”

    沙威的面部起了皱,在旁人看来这是他每次有可能让步时的表现,他并没有拒绝。

    他重新弯下腰,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在水中浸湿,拭去了马吕斯额上的血迹。

    “这人曾是街垒里的,”他轻声地好像在自言自语,“就是那个别人管他叫马吕斯的人。”

    头等密探,在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还在观察一切,听着一切,听到了一切并收集了一切。在垂死之前还在侦察,靠在坟墓的第一级石阶上,他还在记录。

    他抓住了马吕斯的手寻找他的脉搏。

    “是一个受99lib?了伤的人。”冉阿让说。

    “是一个死人。”沙威说。

    冉阿让回答:

    “不,还没有死。”

    “您把他从街垒带到这儿来的吗?”沙威说。

    他的心事一定很重,因而他一点也没有追究这个使人不安的从阴沟里把人救出来的事,也没有注意到冉阿让对他的问话默不作答。

    冉阿让也好像只有一个念头,他说:

    “他住在沼泽区受难修女街,他的外祖父家里……我不记得他外祖父的名字了。”

    冉阿让在马吕斯的衣服里搜寻,把笔记本抽出来,翻出马吕斯用铅笔写的一页,递给沙威。

    空中还有足够的浮光可以看出字迹。况且沙威的眼睛有着夜鸟那种像猫一样的磷光。他看清了马吕斯写的几行字,嘴里咕哝着:“吉诺曼,受难修女街六号。”

    于是他叫了一声:“车夫!”

    我们还记得有辆车在等着,以备不时之需。

    沙威留下了马吕斯的笔记本。

    不久,马车从饮马处斜坡上下来,到了河滩,马吕斯被放在后座长凳上,沙威和冉阿让并排坐在前面长凳上。

    车门又关上,马车向前飞跑,上了河岸向巴士底狱的方向驶去。

    他们离开河岸到了大街。车夫,像一个黑影坐在他的座位上,鞭打着他那两匹瘦弱的马。车中是冰冷的沉默,马吕斯,一动不动,身体靠在后座角上,头垂在胸前,双臂挂着,两腿僵硬,仿佛只等着一口棺材了。冉.阿让就像一个亡魂,沙威好像石像;在漆黑的车中,每次经过路灯时,车内如被间隔的闪电照成灰暗的苍白色,命运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好像在使这三个一动不动的悲剧性的尸体、幽灵、石像在共同凄惨地对质。

    十 慷慨捐躯的孩子回来了

    每次遇到街石引起的震动,从马吕斯的头发中就掉下一滴血。

    街车到了受难修女街六号时已是夜晚了。

    沙威第一个下车,在大门上看一眼门牌,就抬起式样古老的沉重的熟铁门锤,锤上饰有公羊和森林之神角力的像,重重敲了一下。门半开了,沙威把门推开。看门人半露出身子,打着呵欠,似醒非醒,手中拿着蜡烛。

    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在沼泽区大家睡得很早,尤其在暴动时期。这个老区,被革命吓坏了,就到睡梦中躲避危险,就像孩子们听见妖怪来了,就急忙把头藏进被窝里。

    这时冉阿让和车夫把马吕斯从车里抬出来,冉阿让从胁下抱着他,车夫抱着腿部。

    冉阿<dfn>藏书网</dfn>让一面这样抱着马吕斯,一面把手伸进口子撕得很大的衣服,摸摸他的胸口,证实了他的心还在跳。心跳得比刚才有力一些了,好像车子的震动对生命的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

    沙威对看门人说话的声音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叛乱者的门房说话时的口气是一样的:

    “有个叫吉诺曼的人吗?”

    “是这儿,您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把他的儿子送回来了。”

    “他的儿子?”看门人目瞪口呆地说。

    “他死了。”

    冉阿让,在沙威后面来到,<var>藏书网</var>衣服又破又脏,使看门人见了有点厌恶,他向门房摇头表示没有死。

    看门人好像既没有懂沙威的话,也没有懂冉阿让摇头所表示的意思。

    沙威继续说:

    “他到街垒去了,现在在这儿。”

    “到街垒去了!”看门人叫了起来。

    “他自己去找死。快去把他父亲叫醒。”

    看门人不动。

    “快去呀!”沙威又说。

    并又加上一句:

    “明天这里要埋葬人了。”

    对沙威来说,街道上经常发生的事故是分门别类排列整齐?的。这是警惕和监督的开始,每件偶然事故都有各自的一格;可能发生的事可以说是放在抽屉里,并根据场合,当街上闹事、发生暴动、过狂欢节、有丧事时,就从抽屉里取出一定数量的案卷来。

    看门人只叫醒巴斯克。巴斯克叫醒妮珂莱特;妮珂莱特叫醒吉诺曼姨妈。至于外祖父,人家让他睡觉,考虑到他总会很早知道这件事的。

    他们把马吕斯抬到二楼,家里其他的人谁也99lib.没有见到,他们把他放在吉诺曼先生套间里一张旧长沙发上。巴斯克去找医生,妮珂莱特打开衣柜,这时冉阿让感到沙威碰了一下他的肩头,他明白了,就下楼去,沙威的脚步声在后面跟着他。

    看门人望着他们离开,跟望见他们来时一样,带着半睡半醒的恐怖神情。

    他们又坐上马车,车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侦察员沙威,”冉阿让说,“再答应我一件事吧。”

    “什么事?”沙威粗暴地问他。

    “让我回一趟家,以后随您怎样处理我。”

    沙威沉默了片刻,下巴缩进大衣的领子里去,然后放下了前面一块玻璃:

    “车夫,”他说,“武人街,七号。”

    十一 绝对中之动摇

    在整个路程中他们不再开口。

    冉阿让打算怎么办?结束他已开始的事,通知珂赛特,告诉她马吕斯在什么bbr>?99lib.</abbr>地方,可能另外给她一些有用的指示,如果可能的话,作些最后的安排。至于他,和他本身有关的,那是完了;他被沙威逮捕了,他不抗拒;如果是另一个人碰到这种处境,可能多少会想起德纳第给他的绳子和他将进入的第一所牢房门上的铁棍;但是,自从见到了主教以后,冉阿让对一切侵犯,包括对自己的侵犯,我们可以肯定说,宗教信仰已使他踌躇不前了。

    自尽,这神秘的对未知境界的粗暴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灵魂的死亡,对冉阿让是不可能的。

    进入武人街口,车子停下,因街道太窄,车子进不去。沙威和冉阿让下了车。

    车夫谦恭地向“侦察员先生”提出他车上的乌德勒支丝绒被受害者的血和凶手的泥浆弄脏了。他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得给他一笔赔偿费,同时,他从口袋里抽出他的记录本,请侦察员先生替他写上“一点证明”。

    沙威把车夫递给他的小本子推回去,并说:

    “一共该给你多少,连等的钱和车费在内?”

    “一共七小时一刻钟,”车夫回答,“还有我的丝绒是全新的。共八十法郎,侦察员先生。”

    沙威在口袋里取出四个金拿破仑,把马车打发走了。

    冉阿让猜想沙威想徒步把他带到白大衣商店哨所或历史文物陈列馆哨所那里去,这两处都不远。

    他们走进了街,照样空无一人。沙威跟着冉阿让,他们到了七号,冉阿让敲门,门开了。

    “好吧,”沙威说,“上去。”

    他用奇特的表情好像很费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在这儿等您。”

    冉阿让看看沙威,这做法和沙威的习惯不相符<mark></mark>。然而,如果说现在沙威对他有一种高傲的信任,像一只猫给一只小耗子的、和它爪子那么长的一点自由的信任,既然冉阿让决心自首并决心结束一切,沙威的这种做法不会使他太诧异。他推开大门,走进屋子,对睡在床上拉了床边开门绳的门房叫一声:“是我!”就走上楼去。

    上了二楼,他歇了一下。一切痛苦的道路都有停留站。楼梯平台的窗子是一扇吊窗,正敞开着,就像好些老式住宅一样,楼<cite>.99lib.</cite>梯在此取光并可望见街道。街上的路灯,正装在对面,还照亮一点楼梯,这样就可以节省照明。

    冉阿<big></big>让可能为了喘一口气,也许是机械地探头望望窗外,俯身看看街心。街道很短,从头到尾有路灯照亮着。冉阿让惊喜得发呆了,没有人了。

    沙威已经离去。

    十二 外祖父

    巴斯克和看门人把初到时安放在长沙发上躺着一动不动的马吕斯抬到客厅里。医生,在他们去叫后,也已经赶到,吉诺曼姨妈也已起床了。

    吉诺曼姨妈来回走动,慌里慌张,握着自己的双手,做不了什么事,只会说:“上帝呀!这怎么可能呀!”有时,她添上一句:“到处都会沾上血了!”开始时的恐惧过后,对待现实的某种哲学就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用这样的叫喊来表达:“结果一定是这样的!”她还算没有加上一句:“我早就这样说过!”这是人们在这种场合惯用的一句话。

    遵照医生的吩咐,在长沙发旁支起一张帆布床。医生检查了马吕斯,当他知道受伤者的脉搏还在跳,胸部没有重伤,唇角的血来自鼻腔后,医生就让他在床上平卧,不用枕头,头和身体一样平,甚至比身体还稍低一点,上身赤裸,为使呼吸通畅。吉诺曼小姐,看到在脱马吕斯的衣服时就退了出去。她到寝室里去念经。

    马吕斯上身没有一点内伤,有颗子弹被皮夹挡住,顺着肋骨偏斜了,造成一个可怕的裂口,但伤口不深,因此没有危险。在地下的长途跋涉使打碎了的锁骨脱了臼,这才是严重的伤。他的两臂有刀伤。脸上没有破相的伤口,可是头上好像布满了刀痕,头上的伤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伤只停留在头皮的表面吗?还是伤及了头盖骨呢?目前还无法断定。一个严重的症状就是伤口引起了昏迷,这种昏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苏醒过来的。此外,流血已使受伤者极度衰弱。从腰部以下,下半身受到街垒的防护。

    巴斯克和妮珂莱特在撕床单和衣衫作绷带,妮珂莱特把布条缝起来,巴斯克把布条卷起来。由于缺少裹伤用的旧布纱团,医生暂用棉花卷止住伤口的血。卧榻旁,三支点燃的蜡烛放在陈列着外科手术用具的桌上。医生用凉水洗净马吕斯的脸和头发。一桶水一会儿就成了红色。看门人手里拿着蜡烛照着亮。

    医生好像很忧愁地在思考着。不时摇一下头,仿佛在回答自己心里的问题。医生这种秘密的自问自答对病人来说是不利的表现。

    当医生拭着他的面部并用手指轻轻碰碰他一直合着的眼皮时,客厅那头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苍白的长脸出现了。

    这是外祖父。

    两天以来,暴动使吉诺曼先生很紧张,他是又气愤又发愁,前晚不能入睡,昨天整天有热度。晚上,他很早就上了床,吩咐家人把屋子都插上插销,他因疲惫而矇眬睡去。

    老年人的睡眠,容易惊醒;吉诺曼先生的卧室紧连着客厅,尽管大家很小心,仍有声音把他惊醒了。他看见门缝里漏出烛光,感到很惊奇,他就起床摸着黑出来。

    他站在门口,一只手抓住半开的门的把手,头稍向前倾斜而摇晃着,身子裹在一件白晨衣中,直挺挺没有褶子,像件殓衣,他神情惊讶,像一个幽灵在窥视着坟墓。

    他看见了床,褥子上鲜血淋淋的年轻人,像白蜡那样惨白,双目紧闭,口张着,嘴藏书网唇没有血色,上身赤露着,到处是紫红色的伤口,一动也不动,这一切都被照得清清楚楚。

    外祖父骨瘦如柴的躯体从头到脚哆嗦起来,他那因高年而角膜发黄的眼睛,蒙上了一种透明的闪光,整张脸霎时间显出了骷髅般土灰色的棱角,两臂挂下来,好像里面的发条断了似的,他的惊愕表现在两只老而颤抖的手的手指的叉开上。他的膝盖向前弯曲,从打开的晨衣里可以见到他那可怜的白毛耸起的双腿,他低声说:

    “马吕斯!”

    “老爷,”马斯克说,“有人把少爷送回来了,他到街垒里去了,而且……”

    “他死了!”老人用可怕的声音叫道,“咳!这无赖!”

    这时一种阴森森的变态使这个百岁老人像年轻人一样竖直了身子。

    “先生,”他说,“您就是医生,先告诉我一件事,他死了,是吗?”

    医生,焦急万分,没有回答。

    吉诺曼先生扭绞着双手,同时骇人地放声大笑:

    “他死了!他死了!他到街垒去让人杀了!为了恨我!为了对付我他才这样干!啊!吸血鬼!这样回来见我!我真是命中遭灾,他死了!”

    他走到一扇窗前,把窗打开,好像他感到憋气,面对黑暗站着,向着街对黑夜讲起话来:

    “被子弹打穿,被刀刺,割断喉头, 6bc1.” >毁灭,被撕碎,切成碎块!你们看,这无赖!他明知我在等他,我叫人把他的寝室布置好,我把他<s>99lib?</s>小时候的相片放在我床头;他明知他随时都可以回家,他明知多少年来我都在叫他回来,每晚我坐在火炉旁两手放在膝上,不知干什么好,他明知我因而变瘦了!这你全知道,你知道你只要回来,只要说一声‘是我’,你便立刻是家中之主,我就会依从你;你就可以随便摆布你的傻瓜爷爷!这你很清楚,但你说‘不,他是个保王派,我就是不回家!’你就上街垒去,怀着恶意去找死!为了对我曾向你说过的有关德·贝里公爵先生的话进行报复!这是何等的卑鄙!您睡吧,静静地安眠吧!他死了。我醒过来发现的就是这么回事。”

    医生开始为这祖孙俩担心了,他离开马吕斯一会儿,走到了吉诺曼先生跟前,挽着他的手臂。外祖父转过身来,用好像睁大而且充血的眼睛望着他,并且镇静地向他说:

    “先生,我谢谢您,我很安静,我是男子汉,我见过路易十六的死,我能忍受事变,有桩事很可怕,就是想到你们的报纸使一切都变坏了,你们可以有拙劣的作家、能说会道的人、律师、演说家、法庭、辩论、进步、光明、人权、出版自由,而结果是别人就这样把你们的孩子送回家来!咳!马吕斯!太惨了!他被杀了!死在我前面!一个街垒!咳!这强盗!医生,我想您是住在这区的吧?啊!我认得您。我从我窗口看见您的车子走过。我告诉您,假如您认为我在发怒,那您就错了。一个人不能对死人发怒。这未免太愚蠢了。他是我抚养大的孩子。那时我已老了,他还很小。他带着他的小椅子和小铲子在杜伊勒里宫花园里玩耍,为了不受看守人员的责备,他一边用小铲在地上挖洞,我就跟着用我的手杖填洞。有一天他叫道‘打倒路易十八!’就走了。这不是我的错呀。他脸色红润,头发金黄。他的母亲已经去世。您有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小孩都是金黄色的头发?这是什么原因?他是卢瓦尔省一个强盗的孩子。对父辈的罪行孩子是无罪的。我记得当他只有这么一点高的时候,他说不清d字。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含糊,使人感到像一只小雀。我记得有一次在法尔内斯的《赫拉克勒斯》像前,好些人围着他,大家都在赞叹,都爱慕他,因为这孩子确实很漂亮!他的容貌就像油画里那样。我对他大声嚷嚷,用拐杖吓唬他,但他知道这是闹着玩的。清早,他到我寝室里来,我叱责他,但他使我感到好像被阳光照暖着一样。对这样的孩子大家毫无办法。他们抓住你,缠住你,再也不放你了。确实,再没有比这个孩子更可爱的了。现在,你们认为你们的拉斐德,你们的班加曼·贡斯当,还有你们的狄尔居尔·德·高塞勒<span class=”” data-note=”狄尔居尔·德·高塞勒(Tirecuir de Corcelles,1802—1892),法国政治家,曾任驻梵蒂冈大使。”></span>怎么样?是他们杀了我的孩子!这样是不行的。”<u>.99lib.</u>

    他走近面色惨白仍然一动不动的马吕斯。医生也回到了病人的身边,外祖父又开始扭绞他的手臂。老人家苍白的嘴唇机械地颤动着,吐出一种难以听清的像临终咽气时的话:“咳!没良心的东西!啊!政治集团分子!哼!无赖汉!九月虐杀王党的人!”他用一种临终的人的轻声在责备一个死人。

    渐渐地,正如内心的火山总是要爆发一样,外祖父长串的话又开始了,但他好像已无力说出,他的声音已低沉微弱得像来自深渊的底里:

    “不管了,我也要死了。你们想想,在巴黎没有一个女人不乐意向这个家伙委身的。这坏蛋不去寻欢作乐,不去尽情享受生活,偏要去打仗,像畜生一样被机枪扫射!究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原因?为了共和政府!宁愿不到旭米耶去跳舞,这本该是年轻人的事!二十青春枉然虚度。共和国,好听的卑鄙谬论!可怜的母亲们,你们何苦生下这些美丽的孩子!得了,他死了。大门堂下将会有两起丧事。你被人害成这个模样就是为了博得拉马克将军的欢心!这个拉马克将军给了你什么!一个残暴无知的军人!胡说八道的人!为了一个死人去拼命!怎么不叫人发疯!想想看!才二十岁!也不回头看看身后是否还留下什么!这一下,可怜的老头们只好独自死去。倒毙在你的角落里吧!孤僻鬼!这一下,说实在话,再好没有,正是我所盼望的,也就会把我整死。我已太老了,我已一百岁,我已十万岁。我早就有权死去了。这一下子,成了。一切都完了,好不痛快!何必还要给他闻阿摩尼亚,还有这一大堆药?您是白费力气,傻医生!算了吧,他已死了,完全死了。我是内行,我自己也死了。他干这事倒没有半途而废。说真话,目前这个时代是丑恶的,丑恶的,丑恶的,这是我对你们的看法,对你们的思想,对你们的制度,对你们的主子,对你们的神谕,对你们的医生,对你们的无赖作家,对你们的乞丐哲学家,并对六十年来使杜伊勒里宫的大群乌鸦惊飞四散的所有那些革命的看法。你既毫无怜悯之心,就这样去送死,那我对你的死也毫不感到遗憾,听见了没有,凶手!”

    这时,马吕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仍被昏睡后醒来的惊讶所笼罩,停在吉诺曼先生的脸上。

    “马吕斯,”老人大叫,“马吕斯!我的小马吕斯!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儿子!你睁开眼了,你望着我,你活回来了,谢谢!”

    于是他昏倒了。

    一 在重新见到一棵钉有锌皮的树的地方

    在我们叙述的事件不久之后,蒲辣秃柳儿老头遇到一件使人震惊的事。

    蒲辣秃柳儿老头是孟费郿地方的养路工人,在本书阴暗的部分我们曾多少见到过他。

    读者大概还记得,蒲辣秃柳儿是一个干着多种暧昧勾当的人,他打石块,同时在大路上掠夺过往行人。这个人既是挖土工又是强盗,他有一个梦想,他相信在孟费郿森林中有人埋藏了财宝,他希望有那么一天能<q></q>在某棵大树脚下掘到宝藏;目前,他就在行人的口袋里任意搜括。

    可是,现在他也小心谨慎了。他不久前刚侥幸脱险。我们知道他和一伙强盗在容德雷特破屋中一同被捕。恶癖也有用处,他的酗酒救了<mark></mark>他,始终没有查明他在那儿究竟是抢人的还是被抢的。由于查明伏击的那个夜晚,他处于酒醉状态,命令规定对他不予追究,释放了他,他恢复了自由。他回到从加尼到拉尼的路上,在官方的监督下,替政府铺碎石路基,垂头丧气,十分沉默,这次抢劫几乎断送了他,所以他对抢劫不怎么来劲了,但醉酒也救了他,因此他就更爱酗酒了。

    至于他回到养路工的茅棚不久之后碰到的那件使他震惊的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清早,蒲辣秃柳儿照例去干活,也许也是去他的潜伏地点,他在日出以前就出发了,他在树枝中间看见一个人的背影,在这样一段距离和朦胧的曙光中,他发觉这个人的身材对他不是完全陌生的。蒲辣秃柳儿虽是个醉汉,但却有着正确清晰的记忆力,这是一个与合法秩序有点冲突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自卫武器。

    他在暗想: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一个汉子呢?

    但是他无法回答自己,除在他记忆中曾有过一个和这人身材相似的模糊印象之外。

    蒲辣秃柳儿虽无法回忆起这人是谁,但他作了一些比较和计算。这个汉子不是本地人,他刚来到。他肯定是步行来的。在这个时辰没有公共车经过孟费郿,他走了一整夜。他从哪里来的?不远。因为他既无背囊,也没有小包裹。他肯定是从巴黎来的。但为什么到这森林里来呢?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来?他来干什么呢?

    蒲辣秃柳儿想到了财宝。由于苦思苦想,他模糊地想起来了,几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的相遇,他觉得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这个汉子。

    他一边想,沉思的重负使他低下了头,这是自然的现象,但太不机灵了。当他再抬头时,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人已在光线朦胧的森林中失去了踪迹。

    “见鬼,”蒲辣秃柳儿想,“我会再找到他的。我会找到这个教民所属的教区。这个夜游神一定有他的原因,我迟早会知道。在我的森林中的秘密,不会没有我的份。”

    他拿起他那锐利的十字镐。

    “就用这个家伙,”他嘟囔着,“既可掘地又可搜身<span class=”” data-note=”“掘地”和“搜身”,法语中是同一个词“fouiller”。”></span>。”

    就像把一根线索接到另一根上那样,他走进了密林。尽量跟着那条汉子可能走的路线走着。

    当他跨出百步左右以后,开始亮了的天色帮助了他。沙土上这儿那儿发现有鞋印,践踏过的草丛,踩断的灌木,倒在荆棘中的嫩树枝优美地在慢慢恢复原状,好像一个刚醒过来的漂亮女人伸懒腰时的手臂,对他来说这些都是线索。他跟着这些踪迹,但又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更深入密林,到了一个高丘地带。一个清晨从远处小径路过的、嘴里吹着吉约利<span class=”” data-note=”吉约利(Cuillery),民歌中的英雄。”></span>曲调的猎人使他想起要爬上树去。他虽然年老,但还灵活。那儿有一棵高大的山毛榉,对蒂蒂尔<span class=”” data-note=”蒂蒂尔(Tityre),维吉尔诗歌中牧羊人的名字。”></span>和蒲辣秃柳儿正合适,蒲辣秃柳儿尽量爬到最高处。..

    这个主意不错,正当他极目搜索密林中杂乱荒僻的那部分时,猛然间他看见了那汉子。

    可刚一瞥见,又不见了。

    那汉子走进,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溜进了林中相当远的一块空地里,这空地被一些大树隐蔽着,但蒲辣秃柳儿很熟悉,因为他曾注意到,在一大堆磨石旁边,有一棵有病的栗树,被一块钉在树皮上的锌牌围绕99lib?着。这块空地以前叫布拉于矿地。这堆石块,不知作何用途,在三十年前就有了,肯定现在还在那里。除木栅栏外,再没有比石堆的寿命更长的了。本是暂时堆放,有什么理由久存呢!

    蒲辣秃柳儿高兴得迅速从树上连爬带滚而下。兽窟已经找到,问题是要捉住那野兽。那梦想的财宝肯定就在那儿了。

    要走到那矿地并不简单。如果走小路,就得绕过无数恼人的弯路,得走上足足一刻钟。走直路要经过这里相当茂密多刺并且伤人的荆棘丛,要走大半个钟头才能到达。蒲辣秃柳儿不懂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他相信走直路好,这种眼力的幻觉是可贵的,但使很多人失败,荆棘尽管多刺,他却认为是捷径。<tt>99lib?t>

    “走狼的里沃利路过去。”他说。

    蒲辣秃柳儿本来就习惯走弯路,这回他却错误地向前直走。

    他果断地钻进了缠手绊脚的荆棘丛。

    他得和灌木、荨麻、山楂、野蔷薇、飞廉和一触即怒的黑莓打交道。他被扎得非常厉害。

    在一个溪谷谷底,他遇到了不得不越过的河流。

    四十分钟后,他淌着汗,全身湿透,喘着气,满身是伤,恶狠狠地赶到了布拉于矿地。

    矿地里没有人影。

    蒲辣秃柳儿跑到石堆跟前。它仍堆在原处,并没有人把它搬走。

    至于那汉子,已在林中消失了。他逃跑了。跑到哪里去了呢?往哪边?钻进了哪一个荆棘丛?这就无法猜测了。

    而最使人痛心的是,在那堆石块后面,钉有锌牌的树脚下,有刚刚翻动过的泥土,留下的是一把被遗忘或被抛弃了的十字镐,还有一个土穴。

    这土穴是空的。

    “强盗!”蒲辣秃柳儿大叫起来,两拳向天高举着。

    二 马吕斯走出内战,准备和家庭斗争

    马吕斯长 671f.” >期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他在几个星期里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加上脑部症状严重,主要是由于头部受伤后受震,而不是由于伤的本身。

    他常整夜在凄惨的高烧呓语中以及在阴郁的垂死挣扎时喊着珂赛特的名字。他有些伤口太大,这很危险,大的伤口化脓,在一定的气候影响下,常会外毒内侵,导致死亡。每次气候发生变化,再遇上点暴风雨,医生就提心吊胆。他一再叮嘱不要让病人受一点刺激。包扎伤口是复杂而困难的,当时还没有发明用胶布固定夹板和纱布。妮珂莱特做包伤布用去一条床单,她说:“这和天花板一样大。”好不容易才用氯化洗剂和硝酸银治愈了坏疽。当病情危急时,吉诺曼绝望地守在外孙床前,他和马吕斯一样,不死也不活。

    看门的注意到,每天,有时一天两次,有一个<tt></tt>衣着整齐的白发老人,来打听病人的消息,并且放下一大包裹伤布。

    自从这垂死的人在那凄惨的夜晚被送到他外祖父家整整四个月以后,在九月七日<span class=”” data-note=”原文如此。事实上,从六月六日晚到九月七日,只过了三个月。”></span>,医生终于说他保证病人已脱离险境,恢复期开始了。由于锁骨折断引起的后果,马吕斯还得在长椅上躺两个多月。常常会有最后一个不易愈合的伤口,使病人极其厌烦地忍受着长期的包扎。<dfn>藏书网</dfn>

    其实这次久病和长期的疗养使他逃脱了追捕,在法国,即使是公众的愤怒,也不会长达六个月而不熄灭。当时社会上的情况,暴动等于是大家的过错,在一定程度上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吉斯凯命令医生揭发伤员的那项可耻的通知激怒了舆论,它非但引起公愤,而且首先触怒王上,受伤者受到了这一愤怒的庇护。除去在战斗中当场被俘者之外,军事法庭不敢再找任何一个伤员的麻烦,因此马吕斯这才可以太平无事。

    吉诺曼先生先经受了一切痛苦,继而又品尝了各种狂喜。别人很难阻止他整夜陪伴病人,他叫人把他的大靠背椅搬到马吕斯床旁;他要他的女儿把家中最漂亮的麻纱布料做成纱布和绷带。吉诺曼小姐是个既理智又年长的人,她想方设法留下细软的布料,但同时又使外祖父相信他的命令被执行了。吉诺曼先生不允许别人向他解释用粗布裹伤比麻纱好,旧布比新布好。每次包扎伤口他都在旁看着,吉诺曼小姐则羞怯地避开。在用剪刀剪去死肉时,老人叫着“啊唷!”“啊唷!”看到他慈祥地哆嗦着递一杯汤药给病人时,没有比这更感动人的了。他对医生不断地发问,他没有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同样的问话。

    当医生通知他病人已脱离危险期的那天,这老好人听了惊喜若狂,当天他赏了看门的三个路易。晚上回到自己的寝室时,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弹着,代替响板,跳起了嘉禾舞,并且还唱着下面的歌:

    <small>让娜生在凤尾草中,</small>

    <small>好一个牧羊女的窝棚,</small>

    <small>我爱她那惹人的</small>

    <small>     短裙。</small>

    <small>爱神,你活在她心中,</small>

    <small>因为在她眼里</small>

    <small>有着你那嘲讽人的</small>

    <small>     箭筒<span class=”” data-note=”爱神用箭射人,谁中箭就会得到爱情。”></span>!</small>

    <small>我歌颂她,我更爱,</small>

    <small>较之猎神狄安娜,</small>

    <small>让娜和她那高耸的布列塔尼人的</small>

    <small>     乳峰!</small>

    然后他跪在一张椅子上,巴斯克在半掩的门缝中观察他,深信他肯定在祈<mark></mark>祷。

    直到此刻他是不大信上帝的。

    明显地病势在日益好转,每有一次新的好转,外祖父就作一次荒谬的行动。他机械地做出许多高兴的动作,无故楼上楼下来回地跑。一个女邻居,挺漂亮的,有一天早晨很惊讶地收到了一大束花,这是吉诺曼先生送她的。丈夫因嫉妒而吵了一架。吉诺曼先生试着把妮珂莱特抱在膝头上。他称马吕斯为男爵先生。他高呼:“共和国万岁!”

    他随时都在询问医生:“是不是没有危险了?”他用祖母的目光注视着马吕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进餐。他已不认识自己,他自己已不算数了,马吕斯才是家中的主人,欢畅的心情使他让了位,他变成自己外孙的孙子了。

    这种轻松愉快使他成了一个最可尊敬的孩子。为了避免使初愈的人疲乏或厌烦,他就待在病人的后面对他微笑。他心满意足,他快乐、愉快、可爱、年轻。他那银丝白发使焕发的容光更增添了温柔的庄严气派。当脸上的皱纹再加上优雅时,这优雅就更可爱了。在喜气洋洋的老年有着一种无以名之的曙光。

    至于马吕斯,他任凭别人替他包伤,护理,心里牢牢地只有一个念头:珂赛特。

    自从他摆脱了高烧和昏迷状态以后,他不再念这个名字了,别人可能认为他已经忘记了。正因为他念念不忘,所以他守口如瓶。

    他不知道珂赛特怎样了,麻厂街的经过在他的回忆中就像烟雾一样迷蒙,模糊不清的人影在他脑海中飘浮,爱潘妮、伽弗洛什、马白夫、德纳第一家,还有他所有的朋友都阴惨地混合在街垒的硝烟中;割风先生在这次冒险的流血事变中奇怪地露面,使他感动像是风暴中的一个哑谜;他对自己这条命怎么得来的也不清楚,他不了解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救了他,他四周的人也不知道;至多只能告诉他,那天晚上他在街车中被人带到受难修女街来;在他模模糊糊的思想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都好像迷雾重重,但在这迷雾中有决不动摇的一点,一个清楚而又准确的轮廓,一个牢不可破的东西,一个决心,一个志愿:要重新找到珂赛特。在他的心里,生命和珂赛特是分不开的;他已作<u>?99lib?</u>出决定不能得此失彼,无论是谁,是外公、命运或地狱要强使他活着的话,他坚决要求先替他重建失去的乐园。

    至于障碍,他并非没有估计到。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一个细节:外公的关怀和爱护一点没有赢得他的欢心,也很少使他感动。首先他不知道一切内情,其次在他病时的梦幻中,可能当时还在发烧,他对这种溺爱是有警惕的,认为这种新奇的表现,目的是为了要驯服他。他对此是冷淡的。外祖父他老人家可怜的微笑全属枉然。马吕斯暗想只要自己不开口,随人摆布,事情就好办,但是只要一涉及珂赛特,他就会看到另一种面孔,外公就真相毕露了。于是事情就要不好办了;又要重提家庭问题,是否门当户对等,一切讥讽异议又全来了,割风先生,切风先生,金钱,穷苦,贫困,颈上悬着重石,未来。猛烈的反对,下结论,拒绝。马吕斯事前就准备好顽强对抗。

    当他逐渐恢复健康时,他心中的不满又出现了,记忆中的老疮疤又裂开了,他回想过去,彭眉胥上校又来到吉诺曼先生和他马吕斯之间,他觉得这个对他父亲如此不公正又如此凶狠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善心的。随着健康的增进,他又恢复了那种生硬的态度来对待外祖父。老人温顺地忍受着痛苦。

    吉诺曼先生虽不作任何表示,但他察觉自从马吕斯被送回他家中恢复知觉之后,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父亲。但也不称他先生,不错,但他说话时设法同时避开这两种称呼。

    事情显然快爆发了。

    马吕斯为了试试自己的力量,在作战前先进行一点小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是常有的事,这叫做摸底。有一天清晨,吉诺曼先生随手拿到一张报纸,他就对国民公会草率地发表己见,并且脱口说出了保王派对丹东、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的结论。“九三年的人是伟大的,”马吕斯严肃地说。老人立刻住了嘴,并且那一整天都没有再开口。

    在马吕斯的脑海中一直保留着早年外祖父那刚强不屈的形象,因此认为这种沉默是强烈怒火的集中表现,这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斗争,他在思想深处增强了战斗的准备。

    如果被拒绝,他就下定决心扯掉夹板,使锁骨脱臼,把剩下的伤口都敞开不包,拒绝一切饮食。他的伤口,就是他的武器。得到珂赛特或者死去。

    他怀着病人所特有的那种阴郁的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时机。

    这个时机来到了。

    三 马吕斯进攻

    有一天,当吉诺曼先生的女儿正在整理大理石面橱柜上的瓶子杯子时,吉诺曼先生弯下腰用他最温柔的声音向马吕斯说:

    “你知道,我的小马吕斯,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吃肉而不吃鱼。鲽鱼对开始恢复健康是最恰当的,但是要使病人站起来,就得吃一大块排骨>?</a>。”

    马吕斯已基本上恢复了元气,他集中力量,在床上竖起身子,两拳紧握搁在床单上,望着外祖父的脸,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说:

    “说起排骨<span class=”” data-note=”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上帝造第一个人名叫亚当,他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夏娃,这就是亚当的妻子。”></span>,我倒要向您谈件事。”

    “什么事?”

    “就是我要结婚。”

    “早知道了。”外祖父说,于是他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早知道了?”

    “是呀,早知道了。你会娶到你那小姑娘的。”

    马吕斯呆住了,惊喜得喘不过气来,四肢颤抖着。

    吉诺曼先生继续说:

    “是呀,你会娶到你那漂亮标致的小姑娘的。她每天让一位老先生来代她探听你的消息。自从你受伤后,她整天哭泣,做纱布。我打听过了。她住在武人街七号。啊,对头了吧!啊!你要她。好吧,你会得到她的。你想不到吧。你用你那小诡计,暗自说道:‘我要向这个外祖父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说出来,这个摄政时期和督政府时期的木乃伊,这个过去的花花公子,这个变成惹隆德的陶朗特<span class=”” data-note=”陶朗特(Dorante),代表风流男子。”></span>,他也有过他的风流艳史,也曾谈情说爱,也结交过风骚卖俏的女人,也有过他的珂赛特;他也曾炫耀过,也有过翅膀飞翔过,他也有过青春;他应该记得这些。’我们等着瞧吧。开战。啊!你抓住冒失..鬼的角,真不错,我给你一块排骨,而你却回答我:‘说起这个,我要结婚。’你真会改变话题!啊!你是打算和我吵一架的!你还不知道我是个老胆小鬼。你觉得怎么样?你满腹牢骚。你发现你的外公比你还蠢,出乎你意料之外,你准备讲给我听的演说没用了,律师先生,这挺逗的。想发怒,算了。你想干什么我都依你,这使你大吃一惊,傻瓜!听我说,我调查清楚了,我也会搞阴谋,她是个美丽的姑娘,又贤慧,长矛兵的事情不是真的。她做了很多纱布,她是个宝贝,她爱你。假如你死了,我们三个都要同归于尽;她的灵柩会伴着我的。你病情一有点好转,我就打算干脆把她带到你床前来,但是只有在小说里才会这样,立即把姑娘带到她们感兴趣的受了伤的美男子床前。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你姨妈又该怎么说了?你四分之三<mark></mark>的时间是赤身露体的,我的孩子。你问问妮珂莱特看,她是一直在你身旁的,有没有办法在这里接待一个妇女。此外医生又该怎么说呢?一个美女不能治愈发烧。总之,好吧,不必再谈论了,说定了,决定了,确定了,娶她吧。你看,我就是这样的残暴。你知道,我看到你对我没有好感,我在考虑该怎么办才能让这个小畜生爱我呢?我想,有了,小珂赛特已在我手里,我要把她给他,他就多少会爱我一点了,不然他就会去说他的道理。啊!你以为老头又要大发雷霆了,大吼大叫,不答应,并且拿起拐杖就打新一代。一点也不会。珂赛特,同意!爱情,同意!我举双手赞成,先生,劳驾你就结婚吧。祝你幸福,我心爱的孩子。”

    说完这话,老人突然痛哭起来。

    他捧着马吕斯的头,用两臂把它紧贴在他年老的胸前,于是两人都哭起来了。这是种至高无上的幸福的表现。

    “我的父亲!”马吕斯喊着。

    “啊!你还是爱我的!”老人说。

    有那么一会儿难以形容的时刻,他们像窒息了似的说不出话来。

    后来老人结结巴巴地说:

    “好吧!他想通了。他叫我‘父亲’。”

    马吕斯把头从外祖父双臂中脱出来,温和地说:

    “可是,父亲,现在我既然已经痊愈了,我觉得可以和她见面了。”

    “这个也想到了,你明天就可以见到她。”

    “父亲!”

    “怎么啦?”

    “为什么不在今天呢?”

    “好吧,今天。就是今天吧。你叫了我三次‘父亲’,这值得我>99lib?</a>让步。我去想办法,会有人送她来的!都想到了,告诉你。这些情节诗里已有记载,在安德烈·舍尼埃的悲歌《抱病的青年》的结尾处,就是这个被恶棍……被九三年伟大的人物砍了头的安德烈·舍尼埃。”

    吉诺曼先生似乎觉得马吕斯皱了一下眉。其实,我们该说清楚,他已不再在听外公说话,在他惊喜若狂的时候,他想珂赛特比想一七九三年多得多。

    “砍头这个字眼是不恰当的,事实是那些革命的大天才,他们并无恶意,这是肯定的,他们是英雄,当然喽!他们觉得安德烈·舍尼埃有点碍事,所以把他送上了断……就是说这些大人物,为了公众的利益,在热月七日,请安德烈·舍尼埃去……”

    吉诺曼先生被他自己的话卡住,说不下去了,既不能结束,也无法取消。当他的女儿在马吕斯后面整理枕头时,这老人为激情所扰,用他年龄许可的速度,冲出卧室,把门带上,面色通红,喉咙好像被掐,白沫纵横,眼球突出,和在候客室中擦鞋的忠仆巴斯克正打一个照面。他一把抓住巴斯克的衣领,怒冲冲地向他叫道:“我向十万个长舌鬼发誓,这些强盗杀害了他。”

    “谁,先生?”

    “安德烈·舍尼埃!”

    “是,先生。”吓慌了的巴斯克这样回答。

    四 吉诺曼小姐终于不再觉得割风先生进来时拿着东西有何不妥

    珂赛特和马吕斯又相见了。

    这次会面的情形,我们不必叙述了。有些事是不该试着描绘的,太阳就是其中之一。

    当珂赛特进来时,全家人,连巴斯克和妮珂莱特在内,都聚集在马吕斯的卧室里。

    她出现在门口,好像有一个光环围绕着她的脸。

    正就在这会儿,外祖父准备擤鼻涕,他一下呆住了,鼻子捂在手帕中,从上面瞧着珂赛特:

    “真可爱!”他喊了一声。

    接着他大声擤鼻子。

    珂赛特如痴如醉,心花怒放,惊恐不安,像进了天堂。幸福使她惊慌失措。她吞吞吐吐,面色一阵白一阵红,很想倒入马吕斯怀里而又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相爱觉得很害羞。大家不会去怜悯一对幸福的情人;当他们正需要单独在一起相爱时,大家却呆着不走开,其实他们毫不需要别人呀。

    在珂赛特后面陪着她进来的是一位白发老人,态度庄重,但含着微笑,可这是一种捉摸不定和沉痛的微笑。这是“割风先生”,也就是冉阿让。

    正如看门人所说,他的“衣着很讲究”,全身一套黑色的新西服,系着白领带。

    看门人一点也认不出这个整齐的资产者,这个可能是个公证人的人原来就是六月七日<span class=”” data-note=”原文如此。正确的日期应为六月六日晚上。”></span>晚上那个可怕的背着死尸闯进门来的人;当时他的衣衫褴褛,满身泥污,丑陋不堪,惊慌失色,满脸鲜血和污泥,架着昏迷的马吕斯;可是他作为门房的嗅觉苏醒了。当割风先生和珂赛特来到时,看门人禁不住私下向他的女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见过这张脸。”

    割风先生,在马吕斯的房中,好像不和别人在一起似的靠门口呆着,他臂下夹着一个小包,好像一部八开的书,用纸包着,纸发绿色,像霉了似的。

    “是不是这位先生手边老带着书?”一点也不爱书本的吉诺曼小姐低声问妮珂莱特。

    “就是,”吉诺曼先生听见了她的话也低声回答,“他是一位学者。怎么啦?他有什么不对?我认得的布拉先生也是走路都抱着一本书的。”

    于是他一边鞠躬,一边高声打招呼:

    “切风先生……”

    吉诺曼老爹并非故意这样,但不注意别人的姓名是他的一种贵族作风。

    “切风先生,我荣幸地替我的外孙彭眉胥男爵向小姐求婚。”

    “切风先生”以鞠躬来致答。

    “一言为定了。”外祖父说。

    于是他转身向着马吕斯和<dfn>??</dfn>珂赛特,两臂举起祝福他俩并且叫着:

    “允许你们相爱了。”

    他们不需要别人说两遍。不管了!两人开始喁喁私语。他们低声说着,马吕斯的胳膊肘支在躺椅上,珂赛特站在他身边。“哦!老天!”珂赛特轻声说,“我<u></u>总算又见到您了。是你!是您,就这样去打仗!为什么?太可怕了,四个月来我等于死了。哦!您真坏,去参加这次战争!我哪里得罪了您?我原谅您,但是不能再这样干了。刚才有人来叫我们来的时候,我还感到我要死了,但那是快乐得要死。我原先是那么的愁苦!我衣服也没换,一定难看极了。您的家长看见我的衣领都揉皱了,该怎么说呀?您怎么不开口!让我一个人说?我们还是住在武人街。听说您的肩膀很可怕。据说可以放进一个拳头。还听说还用剪刀剪去了肉。这太可怕了。我哭呀哭的,哭得眼睛都肿了。这真怪,一个人能这样痛苦。您的外祖父看起来人很好!您别动,不要撑着手肘,要注意,这样会疼的。哦!我真快乐!不幸的日子结束了!我真傻。我要向您说的话都想不起来了。您还是爱我的吧?我们住在武人街。那儿没有花园。我整天做纱布;这儿,先生,您瞧,这就怪您,我手指上都起了老茧啦!”

    “天使!”马吕斯说。

    “天使”是语言中惟一屡用不厌的字眼,所有其他的字都被谈恋爱的人重复得无法再用了。

    后来,因为有人在旁,他们中止了谈话,只满足于互相轻轻地用手碰一下。

    吉诺曼先生转身向那些在房里的人大声说:

    “你们尽量大声说话,大家都出点声音,来吧,得有点嘈杂的声音嘛,喂!好让这两个孩子能够随便聊聊。”

    于是他走近马吕斯和珂赛特,轻声向他们说:

    “别用‘您’这个尊称了,你们不要拘束。”

    吉诺曼姨妈惊异地看到光明突然降临到她这陈旧的家中来了,这种惊异毫无恶意,她一点没有用讽刺和嫉妒的枭鸟式的目光来看这对野鸽。这是一个可怜的五十七岁的忠厚长者的呆笨的眼光,她自己错过了青春,现在正在观望爱情的胜利。

    “吉诺曼大姑娘,”她的父亲说,“我早已向你说过你会见到这种事的。”

    他静默了一下又说:

    “瞧瞧别人的幸福呀!”

    他又转向珂赛特说:

    “她真美丽,真美丽,这是一幅戈洛治的画。你打算一个人独占,坏蛋!啊!调皮鬼,我这一关你总算侥幸逃过,你幸福了,如果我年轻十五岁的话,我们就来比剑,哪一个赢了就归哪一个。你看!小姐,我可爱上你了。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你的权利啊!这一来就要举行一个非常好的引人注目的迷人的婚礼啦!圣沙克雷芒的圣德尼教堂是我们教区的,但我会弄到许可证让你们到圣保罗教堂去举行婚礼。那座教堂比较漂亮。那是耶稣会教士建造的。它的建筑优美,正对着红衣主教比拉格的喷泉。耶稣会著名的建筑是在那慕尔,名叫圣路教堂。你们婚后该去参观一下,值得为此去作一次旅行。小姐,我完全同意你们的主张,我赞成女孩子都结婚,她们生来就该如此。有那么一个圣卡特琳,我希望她永远不戴帽子<span class=”” data-note=”圣卡特琳节这一天,年满二十五岁的未婚姑娘要戴上“圣卡特琳便帽”,算是进入老处女行列了。”></span>。做老处女,这不错,但不温暖。《圣经》上说要增加人口。为了拯救国民,我们需要贞德,但是为了增加人口,我们也需要绮葛妮<span class=”” data-note=”绮葛妮(Gigogne),法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多子女的妇女。”></span>妈妈。因此,美丽的姑娘们,结婚吧。我不明白做处女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她们在教堂里有一间单独的小礼拜堂,她们可以参加童贞圣母善堂;可是,活见鬼,嫁一个漂亮的丈夫,一个正直的男子,一年后,一个金发的婴儿快乐地吮着你的奶,大腿上的脂肪堆得打皱,粉红的小爪子一把一把地乱摸你的乳房,他和晨曦一样欢笑着,这样,总比手中捧着蜡烛在黄昏时去赞颂《象牙塔》<span class=”” data-note=”《象牙塔》,原文为拉丁文“Turris eburnea”,是赞颂圣母马利亚的祈祷文。”></span>强多啦!”<samp>??</samp>

    九十岁的外祖父用脚跟转了一个身,上足了发条似的继续说:

    <small>就这样,你不用再胡思乱想,</small>

    <small>阿尔西帕,真的你不久就要结婚了。</small>

    “我想起来了!”

    “什么事情,父亲?”

    “你不是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吗?”

    “有,古费拉克。”

    “他现在怎么样啦?”

    “他已经死了。”

    “这样也罢。”

    他坐近他们,让珂赛特坐下,把他们的四只手抓在他的起皱的老手中。

    “这个小宝贝真俊俏,这个珂赛特真是一件杰作!她是个小小的姑娘,又像一个高贵的夫人。她将来只能是个男爵夫人,这未免委屈了她;她生来就该是侯爵夫人才对。看她的睫毛多美!孩子们,你们好好记住: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相亲相爱吧。要有傻劲。爱情本是人干的蠢事,却又是上帝的智慧。你们相爱吧,可是,”他忽带愁容地说,“真不幸!我此刻才想到,我的一大半钱都是终身年金<span class=”” data-note=”终身年金,积蓄可以变成终身年金,只要放弃本金,只取利息,到死为止。”></span>;我活着的时候,还过得去,但我死后,大概二十年后,啊!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将一无所有!到那时候,男爵夫人,你那纤白的手就要过最操劳的日子啦。”

    这时听见有人用严肃安静的声音说:

    “欧福拉吉·割风小姐有六十万法郎。”

    这是冉阿让的声音。

    他一直还没有开过口,大家好像不知道他在那儿,他一动不动站在这些幸福的人后面。

    “提到的欧福拉吉小姐是什么人?”外祖父惊愕地问道。

    “是我。”珂赛特回答。

    “六十万法郎!”吉诺曼先生重复了一遍。

    “其中可能少一万四五千法郎。”冉阿让说。

    他把那个吉诺曼姨妈以为是书本的纸包放在桌上。

    冉阿让自己把包打开,里面是一叠现钞。经过清点后,其中有五百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和一百六十八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共计是五十八万四千法郎。

    “这真是一本好书!”吉诺曼先生说。

    “五十八万四千法郎!”吉诺曼姨妈低声说道。

    “这样解决了很多问题,对吗,吉诺曼大姑娘?”外bbr>.</abbr>祖父又说。“马吕斯这小鬼,他在梦乡树上找到了一个极为富有的姑娘!今天年轻的情侣真有办法!男学生找到了六十万法郎的女学生!小天使比路特希尔德更有办法。”

    “五十八万四千法郎!”吉诺曼小姐又轻声重复一遍,“五十八万四千就等于是六十万!”

    至于马吕斯和珂赛特,他们这时正互相注视着,对这些细节不很关心。

    五 宁愿把现款放在森林中也远胜交给这样的公证人

    不需要再详细解释,大家已经知道冉阿让在商马第案bbr></abbr>件之后,幸亏他第一次越狱数日,及时来到巴黎,从拉菲特银行中取出了他在滨海蒙特勒伊用马德兰先生的名字挣得的存款;为了怕再被捕,他把现款深深埋在孟费郿的布拉于矿地里,果然不久,他又被捕。幸亏六十三万法郎的纸币体积不大,放在一个盒里,..但为了防备盒子受潮,他把纸盒子放入一个橡木小箱中,里面装满了栗树木屑。在小箱中,他又把他的另一宝物,主教的烛台也放了进去。我们还记得,当他从滨海蒙特勒伊逃跑时,他是带着这一对烛台的。蒲辣秃柳儿有一天傍晚第一次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冉阿让。事后每当冉阿让需要钱时,他就到矿地去取。我们提到过的他的几次旅行就是如此。他有一把十字镐藏在灌木丛中一个只有他知道的隐蔽处。当他看见马吕斯已初步恢复健康,他感到需要用款的时候已不远了,就去把钱取了出来;蒲辣秃柳儿在树林中看见的仍是他,这次是在清晨而不在..傍晚。蒲辣秃柳儿继承了那把十字镐。

    总数是五十八万四千五百法郎。冉阿让留五百法郎自己使用。“以后再看情况吧。”他思忖着。

    从拉菲特银行取出的六十三万法郎和目前这笔钱之间的差数就是从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三年十年间的开支,在修女院五年只花了五千法郎。

    冉阿让把一对闪烁发光的银烛台放在壁炉架上,杜桑看了十分羡慕。

    此外,冉阿让知道自己已摆脱了沙威。有人在他面前讲过,同时他也见到《通报》上的公告,证实了这件事,警务侦察员沙威淹死在交易所桥和新桥之间的一条洗衣妇 7684.” >的船下面,这个没有犯过错误并且深受长官器重的人,留下了一纸遗书,使人推测到他是因神经错乱而自杀的。“总之,”冉阿让暗想,“他既已抓住了我,又让我自由,毫无疑问,他已经神经失常了。”..

    六 两个老人,各尽其能,为珂赛特的幸福创造一切条件

    为了婚事家中在准备一切。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认为二月份可以举行婚礼。目前还是十二月。几个星期美满幸福的愉快日子过去了。

    外祖父同样感到欢乐。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珂赛特。

    “奇妙的美姑娘!”他大声说,“她的神情是如此温柔善良!没得说的,我的意中人,这是我生平见到的最俊俏的姑娘。将来她的美德就像紫罗兰一样馨香。这真是一个天仙!应当和她在高贵的环境中相处。马吕斯,我的孩子,你是男爵,你富有,我求你不要再去当律师了。”

    珂赛特和马吕斯忽然从坟墓里上升到了天堂。转变是如此突然,他们俩如果不是眼花缭乱,也会目瞪口呆的。

    “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马吕斯问珂赛特。

    “不,”珂赛特回答,“但是我感到上帝在瞧着我们。”

    冉阿让办理一切,铺平道路,调停一切,使事情顺利推进。表面看来他似乎和珂赛特一样愉快,他殷切地盼望着她的幸福能早日来临。

    由于他当过市长,他解决了一个为难的问题,只有一个人知道其中奥秘,这就是有关珂赛特的身分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出她的出身,谁知道呀!有可能破坏婚事。他为珂赛特排除了一切困难。他把她安排成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这样才可以不冒风险。珂赛特是一个孤儿;珂赛特不是他的女儿,而是另一个割风的女儿。割风兄弟俩在小比克布斯做过园丁。派人到修道院去过了,调 67e5.” >查后得到很多最好的情况,最值得尊敬的见证;善良的修女们不太懂也不喜欢去追究别人父系方面的问题,她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花招,因此始终也没搞清楚小珂赛特究竟是哪一个割风的女儿。她们说了别人需要她们说的话,并且语气诚恳。一个身分证明书已经办妥。根据法律珂赛特就是欧<var>?99lib?</var>福拉吉·割风小姐了。她被宣称父母双亡。冉阿让以割风的名字,被指定为珂赛特的保护人,又加上吉诺曼先生,这是保护人的代理人。

    至于那五十八万四千法郎,是一个不愿具名的人留给珂赛特的遗产。原来的数字是五十九万四千法郎,珂赛特的教育费花去了一万法郎,其中五千法郎付给了修女院。这笔遗产交给第三者保管,应在珂赛特成年后或结婚时交还给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尤其加上这五十多万的遗产。但其中也不免有些漏洞,但别人觉察不到。有一个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被爱情蒙住了眼睛,其他的人也被六十万法郎蒙蔽过去了。

    珂赛特知道了被她叫了很久“父亲”的老人不是她的亲父,而只是一个亲戚;另一个割风才是她的父亲。如果不是此时此刻,她会感到难过的。但目前她在这难以形容的良辰美景中,这不过是点阴影,一点抑郁而已,但她的心情是那么欢快,以致乌云不久就消散了。她有了马吕斯。年轻的男子来到后,那老人就销声匿迹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珂赛特多年来,习惯看到她四周有些难解的谜;人凡是经历过这种神秘的幼年时期,对某些事就常常不去深究了。

    她仍然称呼冉阿让为“父亲”。

    珂赛特心旷神怡,她崇拜吉诺曼老爷爷。他确实向她说了不少赞扬的话,并送给她无数礼物。当冉阿让在替珂赛特创造一个社会上正常的地位和一笔无可指摘的财富时,吉诺曼先生在为她的结婚礼品篮子<span class=”” data-note=”结婚礼品篮子,新郎送新娘的一篮礼物。”></span>作准备。没有比追求豪华更使他起劲的事了。他送了珂赛特一件班希<span class=”” data-note=”班希(Binche),比利时一个著名产花边的城市。”></span>特产的花边衣服,这是他的亲祖母传给他的。“这种式样又时兴了,”他说,“老古董又风行一时了,在我年老时的少妇穿得像我幼年时的老奶奶一样。”

    他翻着那多年没打开过的科罗曼德尔漆的凸肚式名贵五斗柜。“让这些老古董招供吧,”他说,“看看它们肚里有些什么东西。”他乱翻着那些鼓肚的抽屉,里面塞满了他的妻子、他所有的情妇和上辈的服装。中国花缎、大马士革锦缎、中国丝绸、画了花的绉绸。用火烤过的浮毛的图尔料子衣服、用可以下水洗的金线绣的手帕、几块没有正反面的王妃绸<span class=”” data-note=”王妃绸,在法国里昂制造的一种名贵丝绸。”></span>、热那亚和阿朗松的挑花、老式的金银首饰、以细巧的战争画作装饰的像牙糖果盒、装饰品、缎带,他把所有一切都送给了珂赛特。珂赛特惊喜交集,对马吕斯情深似海,对吉诺曼先生感恩不尽,梦想着一个用绸缎和丝绒交织起来的无比的幸福。她觉得自己的结婚礼品篮子好像被天使托着,她的心好像长着马林花边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里翱翔。

    这对情人如痴如醉,我们已经提到,只有外祖父的狂喜才能与之相比。在受难修女街好像有人吹奏着欢庆的铜管乐。

    每天清晨外祖父都送来一些古董给珂赛特。她四周是应有尽有的衬裙花边,就像盛开的花朵一样。

    有一天不知从什么话题引起的,很喜欢在幸福中谈论严肃问题的马吕斯说道:

    “那些革命时期的人物是如此伟大,他们好像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威望,像卡托和伏西翁,他们两人都是自古以来受人凭吊的。”

    “古锦!”<span class=”” data-note=”法语“mémoire antique”,意为“怀念古人”,外祖父只听到半个字“moire antique”,就变成“古锦”,即“闪光绉绸”。”></span>吉诺曼高声说,“谢谢,马吕斯,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

    第二天,在珂赛特的结婚礼品篮子里又增加了一件美丽的茶色古锦衣服。

    外祖父在这堆衣着上做出了他的智慧的结论:

    “爱情,这当然很好,但必须有这些东西作陪衬。幸福需要一些无用的东西。幸福,这仅仅是必需品。要用许多奢侈品来调味。要一个宫殿来迎接爱情,爱情少不了卢浮宫。有了她的爱情,还需要凡尔赛的喷泉。把牧羊女给我,我尽力使她成为公爵夫人。把戴着矢车菊花冠的费莉<span class=”” data-note=”费莉(Philis),诗歌中美丽贫穷的牧羊女。”></span>带来,给她加上十万利弗的年金。在大理石的柱廊下向我展现出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我赞成牧人的田舍,同时也赞美大理石和金色的仙界。干巴巴的幸福就像吃干面包,吃是吃了,但不是筵席。我要多余的和不是必需品的东西,我要荒诞的、过分的、毫无用处的东西。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的教堂中见过一座有四层楼高的报时钟,它屈尊报时,但它不像是为此而造的,它在报了午时或午夜以后(中午是太阳的时辰,午夜是爱情的时辰),或是报了其他任何一个钟点以后,还为你现出月亮和星星、大地和海洋、鸟和鱼、福玻斯<span class=”” data-note=”福玻斯(Phébus),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span>和菲贝<span class=”” data-note=”菲贝(Phéhé),原是月神,后与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相混,成了阿尔忒弥斯的别名。”></span>,从一个窝里钻出无数的玩意儿:有十二个门徒<span class=”” data-note=”十二个门徒,指耶稣的十二个门徒。”></span>,还有查理五世皇帝<span class=”” data-note=”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德国皇帝。”></span>,还有爱波妮<span class=”” data-note=”爱波妮(Eponine),高卢女英雄,沙别纽斯之妻,她进行了使高卢人民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失败后被杀。”></span>和沙别纽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镀金的小人儿在吹着喇叭。还不算那些随时播送出来的、不知为什么发出的响彻云霄的优美钟乐。一个平凡的光秃秃的只能报时的钟能和它相提并论吗?我赞赏斯特拉斯堡的大钟远远胜过仿黑森林杜鹃叫声的报时小钟。”.99lib?

    吉诺曼先生对婚礼发表了特别荒唐的谬论,于是十八世纪的妓女都在他的颂歌中杂乱无章地出现了。

    “你们不懂得过节的那套方法。在这个时代你们不会过一天欢乐的日子,”他大声说,“你们的十九世纪萎靡不振。它过分节制,它不懂得富裕,它不懂得高贵。在各方面它都剃成光秃秃的。你们的第三等级<span class=”” data-note=”第二等级,法国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全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贵族,第二等级是僧侣,其他人属于第三等级。”></span>毫无意义,平淡、无味,是畸形的。你们的这些成家的资产阶级妇女的梦想,用她们的话来说就是布置一个漂亮的有着最新装饰的贵妇人的小客厅,紫色的木器和碎花棉布。让开!让开!吝啬鬼娶个守财奴。富丽又堂皇的场面!蜡烛上贴着个金路易。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我恨不能逃到比沙马特族<span class=”” data-note=”沙马特(sarmates),古时散居大西洋一带的民族。”></span>住地更远的地方去。啊!从一七八七年,我便预告一切都要完了,那时我见到了也是莱翁亲王的罗安公爵、夏博公爵、蒙巴松公爵、苏比斯侯爵、都阿尔子爵和法国的大臣们坐着二轮马车到隆桑<span class=”” data-note=”隆桑(Longchamp),巴黎附近的女修道院,因屡次出现丑闻,一七九〇年停办。”></span>去!这些都产生了后果。本世纪大家做买卖,在交易所投机,大发其财,都变成了吝啬鬼。他们修饰自己,但只讲究外表;穿得笔挺,洗得干干净净,用上肥皂,刮干净,剃干净,梳头,上蜡,又光又滑,擦呀,刷呀,外表整洁,无懈可击,光滑得像石子,态度审慎,讲究,同时,我以我的情妇的贞洁发誓,他们的内心是粪堆和污水坑,脏得可以把一个用手擤鼻涕的放牛人吓得退避三舍。对这个时代,我献上这样一句题词:肮脏的清洁。马吕斯,你不要见怪,请允许我发言。我对你的老百姓没有毁谤过,这你是知道的,我经常把你的老百姓挂在嘴上,但请让我对资产阶级稍稍地口出不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打是亲,骂是爱。关于这一点我就干脆挑明了,今天人们举行婚礼,都不知道该怎么举行。啊!说真话,我为失去过去优雅的习俗感到惋惜,我对失去的一切感到惋惜。那种人人都有的斯文的举止,骑士的侠义,殷勤而和蔼的风度,使人欢乐的豪华,音乐是婚礼的一个内容,管弦乐在楼上,锣鼓在楼下,舞会,酒席宴上欢乐的脸,过分琢磨的对女人的恭维话,唱歌,焰火,尽情欢笑,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许多大的缎带结。我还常想起新娘的袜带。新娘的袜带和维纳斯的腰带是表姊妹。特洛伊战争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海伦的袜带呀!为什么要发起战争?为什么神圣的狄俄墨得斯把眉里奥纳巨大的青铜头盔戳上十个洞?为什么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互相持矛刺杀?正因为海伦让帕里斯拿走了她的袜带。荷马本可为珂赛特的袜带写下 href=’2087/im’>《伊利亚特》。他将把一个像我这样的啰嗦老头儿写进他的诗篇,可以给他起内斯托这个名字。朋友们,过去,在那可爱的过去,人们办喜事很讲究;先好好写下一份婚书,接着再请一顿丰盛的筵席。居雅斯<span class=”” data-note=”居雅斯(Cujas,1522—1590),法国著名法律家。”></span>一出门,加马什<span class=”” data-note=”加马什(Gamache),西班牙名著 href=’9612/im’>《堂吉诃德》中人物,以举办丰盛的婚礼筵席著称。”></span>就进门,可是,当然呀!因为胃是一只有趣的畜生,它要它分内的东西,喜事也得有它的份。酒席很丰盛,在酒席宴上,身旁坐着一个不戴修女头巾的美女,她只略略遮住一点胸部!哦!大家张口大笑,那个时代人们真快活!那时青春是一束花,每个青年手里都拿着一枝丁香或一束玫瑰,即使是战士,也会成为牧羊人!如果碰上你是龙骑兵上尉,你也设法取名弗罗利昂<span class=”” data-note=”弗罗利昂(Florian,1755—1794),法国作家,善讽刺。”></span>。每个人都在使自己变得漂亮,都在修饰自己,他们一身紫红。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像一朵花,一个侯爵如同一块宝石。没有人穿扣襻鞋,没有人穿长靴,人人漂漂亮亮,抹上油,发亮,穿着金褐色的衣服,翩翩起舞,优美而爱打扮,但腰间仍不妨挂着剑,蜂鸟有喙有爪,那是《高雅的印度》<span class=”” data-note=”《高雅的印度》,十八世纪法国音乐家拉莫(Rameau)的歌舞剧,一七三五年首次在巴黎上演。”></span>的时代。那个世纪既是举止文雅,又讲究豪华。我向老天发誓!那时大家真玩得痛快。今天,大家如此严肃。富人个个吝啬,女的都是假正经;你们这个世纪很不幸。你们可以因美神过于袒胸露臂而把她们驱逐。唉!你们把美貌当丑八怪一样遮掩起来。自从革命以来,每个人都穿长裤子,连舞女也不例外;一个跳滑稽舞的女演员也得很严肃;你们成对跳的轻快舞蹈也是一本正经的。得很威严才是,态度不庄重大家就会感到遗憾了。一个举行婚礼的二十岁青年的理想就是要像罗耶科拉尔先生<span class=”” data-note=”罗耶科拉尔(RoyerCollard,1763-1845),法国哲学家。”></span>那样。你可知道这种威严的结果是怎样的?它使人渺小。你们要懂得这一点:欢乐并不纯粹是愉快,它是伟大的。因此欢乐地恋爱吧,见鬼!你们结婚时得热烈,要头晕目眩、喧嚣沸腾,得有幸福的嘈杂声!在教堂中应当庄严,这我同意,但弥撒一结束,管他的!我们就要在新娘四周像梦幻似的旋转舞蹈了。一个婚礼应该既堂皇又充满幻想的!队伍应该从兰斯教堂延续到香德路宝塔。我讨厌差劲的婚礼。见鬼!至少这一天要置身于天国。当天神吧!啊!你们可以变成地仙、娱乐的神、欢笑的神、财神;你们都是小妖精!朋友们,新郎都该是阿陀勃朗第尼<span class=”” data-note=”阿陀勃朗第尼(Aldobrandini,1572—1621),佛罗伦萨的红衣主教,在他的别墅里发现了罗马开国时期的古壁画,名为《阿陀勃朗第尼的婚礼》。”></span>王子。尽情来享受一生中仅有的千金一刻,去和天鹅鹫鹰一同上九天去遨游,哪怕第二天又掉回青蛙式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中来。不要在婚礼上节省开支,不要有损它的光彩;不要在你们容光焕发的时刻吝惜金钱。结婚不是平常过日子。啊!如果照我的兴致去办,那就妙不可言了。我们可以在林中听到小提琴的演奏。我的节目应是天蓝色和银光闪闪的。在这个节日里我要把田野之神都请来;我要请来山林女神和海里仙女。婚礼要像安菲特里特<span class=”” data-note=”安菲特里特(Amphitrite),希腊神话中海之女神,海神波塞冬的妻子。”></span>那样,是一片粉红色的彩云,其中有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裸体的山林水泽仙女,一个院士向女神念着四行颂诗,海兽正拖着一辆双轮车前进。<mark>..</mark>.

    <small>特里同<span class=”” data-note=”特里同(Triton),希腊神话中鱼身人面海神。”></span>在前面快步走,他用海螺</small>

    <small>吹出妙音,闻者为之出神!</small>

    这才是婚礼的节目,要不然,我就算是个外行,见鬼去吧!”

    当外祖父诗兴勃勃地自说自听时,珂赛特和马吕斯脉脉含情互相随意凝视着。

    吉诺曼姨妈平静而沉着地望着这一切。五六个月以来她经受了不少刺激:马吕斯回来了,马吕斯流着血被送回来了,马吕斯从街垒中被送回来了,马吕斯死了,后来又活了过来,马吕斯言归于好了,马吕斯订了婚,马吕斯要和一个贫穷的姑娘结婚,马吕斯要和一个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那六十万法郎是最后一件使她惊讶的事。接着她又恢复了那种初次受圣礼者对世情的淡漠感。她按时去做礼拜,拨她的念珠,读她的祈祷书,在屋子的一角轻声念着《圣母颂》,那时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人轻声说着“我爱你”<span class=”” data-note=”“我爱你”,原文为英文“I love you”。”></span>。她模模糊糊看到的马吕斯和珂赛特好像两个影子。其实影子是她自己。

    有一种苦修的呆滞状态,心灵被麻痹所中和,因而对我们所谓的生活一无所知,除开地震和灾祸之外,没有普通人的任何感觉,既没有欢乐的,也没有痛苦的。“这种虔信,”吉诺曼老爹对女儿说,“像头部感冒。你对生活没有一点嗅觉。闻不到臭味,但也闻不到香味。”

    此外,那六十万法郎已使老处女的犹豫心情一扫而光了。她的父亲平时一贯不重视她,所以在马吕斯的婚事上也没去征求她的意见。他照自己的想法,单凭激情行事,暴君已变为奴仆,惟一的心愿就是使马吕斯满足。至于姨妈,她的存在,她可能有什么意见,他甚至没有想到过,她再温顺,但这件事的确得罪了她。她的内心深处虽然稍有反感,但表面上沉着无事。她暗想:“我的父亲决定婚事不和我商量,所以我解决我的财产继承问题时也不去问他。”她确是富有的,而父亲则不是。她因而在这问题上保留了自己的决定权。如果这桩亲事是贫穷的结合,她可藏书网能就让他们去过贫穷的日子了。外甥先生娶一个女化子,他也当化子去吧。但珂赛特有六十万法郎这件事使姨妈很高兴,她对这对情人的看法有了改变。六十万法郎是应该重视的,显然,她只能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这两个青年了,原因是他们并不缺这笔财产。

    新婚夫妇已安排好要住在外祖父家中。吉诺曼先生一定要把家里最漂亮的他的寝室让出来。“这样就使我年轻了,”他说,“这是早就有的打算。因我一直有着在我房里举行婚礼的念头。”他用很多高雅的古玩布置新房,他用一匹他认为是乌德勒支的特别名贵的料子来装饰墙和天花板,料子是缎底上有着金毛茛花以及起绒的莲香花。他说:“昂维尔公爵夫人就是用这种料子在洛许格荣做她的床罩的。”他在壁炉上摆了一个萨克森的彩色瓷人,她肚子裸露着,捧着一个手笼。

    吉诺曼先生的藏书室成了马吕斯需要的律师办公室。我们记得,办公室是治安会议规定必须要有的。

    七 幸福中依稀记得的梦的余波

    这对情人天天见面。珂赛特和割风先生一同来。“事情颠倒过来了,”吉诺曼小姐说,“未婚妻亲自上门来让情人追求。”但马吕斯病后需要疗养,所以养成这个习惯,同时也因为受难修女街的沙发椅比武人街的草垫椅在促膝谈心时更加舒适,所以把她留住了。马吕斯和割风先生相见并不交谈,这好像是有了默契似的。女孩子都需要一个年长的人陪伴,没有割风先生,珂赛特就不可能来。对马吕斯来说,割风先生是珂赛特来到的条件。他接受了。当马吕斯把关于改善全民生活的政治问题含糊而不明确地摊在桌上谈时,他们相互要比说简单的“是”“不”稍稍多说了几句。有一次,关于教育问题,马吕斯认为应该是免费和强迫,应以各种方式使人人受教育,如同得到空气和阳光一样,一句话,要使全民都能受到教育,这时他们的看法一致了,并且相互间几乎是在进行交谈了。马吕斯这时注意到割风先 751f.” >生很会说话,在一定程度上谈吐甚至是高雅的。可是其中好像还缺少点什么。割风先生缺少某种上流社会绅士所具有的东西,但有些地方又有所超越。<s>.</s>

    在马吕斯的内心和思想深处,对这个仅仅是和气而又冷淡的割风先生有着各种没张口说出的疑问。有时他对自己的回忆发生怀疑。在他的记忆里有个窟窿,一个黑暗的场所,一个被四个月的垂死挣扎掘成的深渊。很多事在里面消失了。他甚至问自己在街垒里是否真见到了这样一位严肃而又镇静的割风先生。

    再说过去的种种事物的出现和消逝并不是他思想里惟一感到惊奇的。不要认为他已摆脱了回忆一切的困扰,这些困扰,尽管在快乐的时候,尽管在心满意足的时候,也会使我们忧伤地回顾以<s>?</s>往。不回顾消逝了的昨天的人是没有思想和感情的。有时候马吕斯两手托腮,于是骚乱而又模糊的往事就在他脑海深处掠过。他又见到马白夫倒下去,他听见伽弗洛什在枪林弹雨中唱歌,唇下又感到爱潘妮冰冷的额头;安灼拉、古费拉克、让·勃鲁维尔、公白飞、博须埃、格朗泰尔,所有他的朋友在他面前站起来又幻灭了。所有这些宝贵的、苦痛的、勇敢的、可爱的或悲惨的人是梦中之影还是真正存在过的?暴乱把一切都卷入了它的烟雾。这些热火朝天的人都怀着伟大的理想。他暗自发问,他在思索,消逝了的往事使他头晕目眩。他们究竟在哪里呢?难道真的都死去了吗?在黑暗中的一次跌倒,除了他一人<tt></tt>之外,就把一切都带走了。他感到所有这一切好像都消失在剧院的一块幕布后面。生活中有着类似的幕落的场面。上帝又转到下一幕去了。

    他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他原是穷苦的,但现在已变成富有的了;他是被遗弃的,现在有一个家了;他原是绝望的,现在要和珂赛特结婚了。他感到自己穿过了一座坟墓,进去时是黑的,出来时成白的了。这座坟墓,别人都留在里面没出来。有时这些过去的人,重新回来并出现在他眼前,围着他,使他沮丧;于是他想到珂赛特,心情又恢复了平静。惟有这一幸福才能消除这种灾难的印象。

    割风先生几乎也处在这些消失的人中。马吕斯对于街垒中的割风先生是否就是面前这个有血有肉、庄重地坐在珂赛特旁边的割风先生,始终犹豫不敢相信。第一个割风可能是他在昏迷时刻的噩梦里出现而又幻灭了的。此外他俩的性情太不一样,马吕斯不可能向他摆出问题,也不曾想到过要这样做。我们也已经指出过这一特殊的细节。

    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秘密,而这也像一种默契一样,两人对这个问题并不交谈,而这也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比较罕见。

    只有一次,马吕斯试探了一下。他<samp></samp>在谈话中故意提到麻厂街,于是向割风先生转过身去问道:

    “您认识这条街吧?”

    “什么街?”

    “麻厂街。”

    “这一街名我没有一点印象。”割风先生回答他时语气非常自然。

    他的回答是涉及街名,而不是涉及街道本身,马吕斯觉得这更说明问题。

    “无疑的!”他想道,“肯定我做过乱梦。这是我的一种错觉。那是个和他相似的人。割风先生并没有去过那儿。”

    八 两个无法寻找的人

    狂欢的日子虽然使人销魂,但一点也不能抹去马吕斯思想中的其他挂虑。

    婚礼正在准备,在等待佳期来临的时候,他设法在对往事作艰苦而又审慎的调查。

    在多方面他都应当感恩,他为他的父亲感恩,也为自己报德。

    一个是德纳第,还有那个把他马吕斯送回吉诺曼先生家中的陌生人。

    马吕斯坚决要找到这两个人,他不愿意自己结婚过着幸福的日子而把他们遗忘,他并担心不把欠下的恩情偿还,会在他这从此将是光辉灿烂的生活中投下阴影。他不愿在他后面欠着未偿的债务,他要在愉快地进入未来生活之前,对过去有一张清账的收据。

    德纳第尽管是个恶棍,但不等于他没有拯救过彭眉胥上校。所有的人,除了马吕斯之外,都认为德纳第是个匪徒。

    马吕斯不了解当时滑铁卢战场上的真实情况,不知道这样一个特点:他的父亲处在这样一种奇特的境遇中,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人,而不是恩人。

    马吕斯所任用的各种侦察人员没有一个找得到德纳第的踪迹。似乎和这方面有关的情况已经全部消失了。德纳第的女人在预审时就已死在狱中,德纳第和他的女儿阿兹玛,这凄惨的一伙中仅存的两个人,也已潜入黑暗中。社会上那条不可知的深渊静静地将他们淹没了。水面上见不到一点颤动,一点战栗,也见不到那阴暗的圆形水纹,说明有东西掉在里面,人们可以进行探测。

    德纳第的女人死了,蒲辣秃柳儿与本案无关,铁牙失踪了,主要的被告已逃出监狱,戈尔博破屋的绑架案等于流了产。案情仍不清楚,刑事法庭只抓住两个胁从犯: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还有半文钱,又叫二十亿,他们被审讯并判处十年苦役。在逃没有到案的同谋则被判处终身苦役。主犯德纳第,也被缺席判了死刑。这一判决是惟一留下来的和德纳第有关的事。在殓尸布裹着的名字上,投下了一道阴森的光,就像灵柩旁的一支蜡烛。

    而且,为了害怕再被捕,德纳第被撵到了暗洞的最深处,这个判决使此人埋到深深的黑暗中。

    至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救了马吕斯的陌生人,开始寻找时有了点眉目,后来又停止不前了。人们设法找到了六月六日傍晚那辆把马吕斯送到受难修女街的街车。车夫说,六月六日,一个警察命令他“停在”爱丽舍广 573a.” >场的河岸旁、大阴沟的出口处,从下午三时等到傍晚;晚上九时左右,对着河岸的阴沟铁栅栏门开了,一个背着像是死>?.</a>人的汉子从那里走出来,警察正等候着,他逮捕了活人,抓住了死人。在警察的命令下,他,车夫,让“这一伙人”都坐上了他的马车,先到了受难修女街,把死人放下,他说死人就是马吕斯先生,他认得出他,虽然他“这一次”是活的;后来他们又坐上了马车,他还用鞭子赶着马到了离历史文物陈列馆门口不远的地方,叫他停车,在大街上付清车钱,他们便离去了,警察带走了那个人;此外他就一无所知;那时天已经很黑了。

    马吕斯,我们已经说过,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只记得.当他在街垒中向后倒下去时,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后面抓住了他;他后来不省人事。他到了吉诺曼先生家中方苏醒过来。

    他百般推测但得不到解答。

    他不能怀疑他自己本人。然而他明明倒在麻厂街,怎么又被警察在塞纳河滩残废军人院桥附近扶起来?是有人把他从菜市场区背到爱丽舍广场来的,怎么背来的?通过下水道。这真是前所未闻的忠忱献身!

    有人?什么人?

    马吕斯寻找的就是这个人。

    关于这个人,他的救命人,没有消息,毫无迹象,连一点征兆也没有。

    虽然马吕斯在这方面必须十分审慎,但他已把他的追查扩大到警署去了。可在那儿也和在别处一样,调查的结果并没有解决丝毫问题。警署没有马车夫了解得多,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六月六日在大下水道铁栅栏那儿逮捕过人,他们没有得到警察方面任何与这方面有关<dfn>99lib?</dfn>的报告,警署认为这一切纯属编造,是马车夫造的谣。通常一个车夫为了得到一点小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甚至会去捏造。然而事情是实实在在的,马吕斯无法怀疑,除非怀疑他自己本人,这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所有的一切,在这个离奇的哑谜中,是无法解释的。

    这个人,这个神秘的人,马车夫看见他背着昏过去的马吕斯从大下水道的铁栅栏门那里出来,埋伏着的警察当场抓住他在救一个暴动者,他后来怎样了?警察又上哪儿去了?那人是否已经逃跑?为什么这警察要保持缄默?警察受他的贿赂了吗?为什么这个人,马吕斯的救命人,一点不向马吕斯表示他还活在人间呢?这种大公无私的态度和慷慨献身的精神是同样奇伟的。为什么这个人不再露面了呢?可能他不愿要任何酬劳,但没有人不愿接受别人的感激的。他是否已经死去?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任何人也答不上来。马车夫回答说:“那天晚上天太黑了。”巴斯克和妮珂莱特魂不附体,当时只注意血流满面的年轻的主人。惟独门房,当他用蜡烛照着悲惨的马吕斯来到时,注意到了这个人,下面是他提供的特征:<dfn>..</dfn>“这个人的神态令人感到恐怖。”

    马吕斯把他带回外祖父家时穿的血迹斑斑的衣服保留着,希望能对他的搜索有用,当他仔细看着这件衣服时,发现下摆的一边很古怪地被人撕破了,而且还少了一块。

    有一天晚上,马吕斯在珂赛特和冉阿让面前谈起了这桩离奇的遭遇以及他进行的无数得不到结果的查询。“割风先生”冷淡的表情使他很不耐烦。他很激动,几乎发怒似的喊道:

    “是的,这个人,不论他是个怎样的人,他做的事真了不起。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先生?他好像一个大天使那样出现了,他在战火中把我偷出来,打开下水道,把我拖进去,背着我!在这可怕的长廊里弯着腰,屈着膝,在黑暗中,污水中,走了差不多一法里半,先生,背上还要背着一个死尸呢!他的目的何在?只是为了搭救这个死尸。而这个死尸就是我。他对自己说:‘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为了这可怜的一线生机,我会冒着生命危险!’而他不只冒了一次生命危险,而是二十次!他的每<cite></cite>一步都很危险。证明就是他一出阴沟就被捕了。先生,这人所做的这一切您知道吗?他并不指望任何报酬。我当时是什么人?一个起义者。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败兵。呵!如果珂赛特的六十万法郎是我的……”

    “这钱是您的。”冉阿让插了一句。

    “那么,”马吕斯接着说,“为了找到这个人,我宁愿花去这笔钱!”

    对此冉阿让默不作声。

    一 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之夜是祝福之夜。在它黑影之上,天门打开了。这是马吕斯和珂赛特新婚之夜。

    这是喜气洋洋的一天。

    这不是外祖父所梦想的奇妙的佳节,一种有小天使和爱神一起出<cite></cite>现在新婚夫妇头上的仙境,不是一件可以装饰在门的上方如同婚礼画里的那种喜事,但这是一次甜蜜而欢畅的婚礼。

    一八三三年的结婚仪式和今天的不一样。法国还没有采用英国那种无比细腻的把妻子抢走的做法,一出教堂就溜了,含着羞把幸福隐藏起来,将破产者的行径和《雅歌》<span class=”” data-note=”《雅歌》,《圣经·旧约》中之一篇。”></span>里那种狂喜结合起来。让自己的天堂在驿站马车里颠簸,让喀哒喀哒声来打断自己神秘的心情;选一张小旅bbr>藏书网</abbr>店的床当作新床,在普通的按夜计费的寝室里留下一生中最神圣的回忆,再加上和马车夫以及旅店侍女的接触,大家还不懂得这一切是多么贞洁、美妙和端庄得体。

    在我们生活的这十九世纪下半叶,市长和他的肩带,神甫和他的背心,法律和上帝都已经不够了,必须加上朗朱莫驿站的车夫;穿着红翻口袖的蓝上衣,饰有铃铛纽扣的金属臂章,绿色皮裤,咒骂着扎起尾巴的诺曼底双马,假的肩章带,打蜡的帽子,扑了粉的粗头发,很长的马鞭和笨重的靴子。法国也还没有模仿英国贵族的那种优雅做法:把磨损了后跟的拖鞋和旧鞋像下冰雹似的砸在新婚夫妇的驿站马车上,学邱吉尔的样,后称马尔波罗式或马尔勃路克式<span class=”” data-note=”邱吉尔(John Churchill,duc de Marlbh,1650—1722),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公爵,英国将军,曾在西班牙获胜。在诗歌中,他被称作“马尔勃路克”。”></span>,他在结婚那天,姑妈的盛怒给他带来了福气。破鞋和旧拖鞋还没有参加到我们的婚礼中来,不用着急,好的习俗继续在扩展,不久就会到来的。

    在一八三三年,一百年以前,人们举行婚礼是从容不迫的。

    那个时代,也真怪,大家觉得婚礼是私人的喜事,同时也是社会上的礼节,家长式的喜筵并无损于家中盛典的隆重气氛,允许有极端欢乐情绪的表现,只要是正派的,这对幸福毫无损害,还有,这两个命运的结合在家里开始了,这个结合将产生一个家族,新房从此将证明他们是在此成家立业的,这些都是可尊敬的好事。

    人们不因在家中成婚而害臊。

    因此婚礼就按照现在已经过时的方式,在吉诺曼先生家中举行。

    举行婚礼,虽然看来是普通而自然的事,但要去公布通知,申请结婚证,跑市政府、教堂,也不免有些复杂,在二月十六日以前无法准备就绪。

    碰巧十六日正是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们提到这一细节,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准确。大家犹豫,踌躇,特别是吉诺曼姨妈拿不定主意。

    “狂欢节最后一天!”外祖父大声说,“再妙不过了,俗话说:

    <small>狂欢节结婚,</small>

    <small>没有不孝的子孙。</small>

    不管了!决定十六日!你愿意延期吗,你,马吕斯?”

    “当然不愿意!”那情人回答。

    “结婚吧。”外祖父说。

    因此婚礼就在十六日举行了,尽管大家正在庆祝欢腾的节日。那天下雨,但情人总能见到天上有一角照顾幸福的蓝天,其余的世界都在雨伞之下也就不在乎了。

    头天,冉阿让当着吉诺曼先生的面,把那五十八万四千法郎交给了马吕斯。

    婚姻采取的是夫妻共有财产制,所以婚书很简单。

    从此,冉阿让已不再需要杜桑,珂赛特留下了她,并把她提升为贴身女仆。

    关于冉阿让,在吉诺曼家中,已特意为他布置了一间漂亮的卧室,而且珂赛特还说“父亲,我求求你”,这使他很难拒绝,她差不多已得到他的诺言来此居住了。

    婚期前几天,冉阿让出了点事,他的右手大拇指被压伤了一点点,但并不严重,他不愿任何人,包括珂赛特在内,为这事操心,他不要人替他包伤或看看他的伤口,但不得不用布把手包起来,用绷带吊着手臂,这使他无法签字。吉诺曼先生是珂赛特的代理保护人,于是就代替了他。

    我们不把读者带到市政府和教堂里去,因为很少人跟着一对情人来到这些地方,一般的习惯是当剧情发展到新郎上衣翻领饰孔上插上了一束花,大家对演出就转过身去不看了。我们只想提一提一件发生在从受难修女街到圣保罗教堂路上的小事,这是参加婚礼的人没有注意到的。

    当时圣路易街北段末端正在翻修。从御花园街起就不通行了。婚礼的车辆不能直接去圣保罗教堂。必须改变路线,最近的路线是从林荫大道绕过去。来宾中有一个人提醒说这天是狂欢节,那边会有很多车辆。吉诺曼先生问:“为什么?”“因为有化装游行。”“妙极了,”外祖父说,“就打那儿过,这两个年轻人结婚后,就要过严肃的家庭生活,让他们看一下狂欢节的化装作为准备吧。”

    他们就从林荫大道走。第一辆婚礼轿式马车中坐着珂赛特和吉诺曼姨妈,吉诺曼先生和冉阿让。马吕斯按照惯例,仍与未婚妻分开,只乘坐第二辆。婚礼的行列从受难修女街出发后,就加入了那漫长的车队,形成了两条没完没了的链条,一条从马德兰教堂到巴士底监狱,另一条又从巴士底监狱到马德兰教堂。

    林荫大道上全是戴着假面具的人。尽管不时下着雨,滑稽角色、小丑和傻瓜依然在活动。在一八三三年心情舒畅的冬季,巴黎化装成了威尼斯。今天我们已见不到这种狂欢节了。现在一切现象都是扩大了的狂欢节,所以没有什么狂欢节了。

    街道两旁挤满了过路人,窗口挤满了好奇的人。在剧院立柱廊周围的大平台上,沿着边挤满了观众。除了观看化装戴假面具的人外,还要看这狂欢节所特有的、像隆桑那样的车队,这些形形式式的车辆,如出租马车、市民马车、带篷大车、皮篷式两轮小车、单马有篷双轮车,它们顺序前进,按警章严格要求,一辆紧跟一辆,好像在铁轨上行驶一般。在这车队中的任何人,他既是观众又在演出。警察把这两条平行的、朝相反方向前进的络绎不绝的车辆控制在林荫大道的两侧,不让这两条河一样的车流发生任何故障,一条往下游去,一条往上游去,一条走向昂坦大街,一条走向圣安东尼郊区。那些带有徽章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和公使的车辆可以在大路中央自由来往。有些精彩而欢快的车队,特别是肥牛<span class=”” data-note=”肥牛(Buf Gras),狂欢节中盛饰游行的肥牛,表示吃荤的最后一日。”></span>车也有这种特权。在巴黎的狂欢中,英国人也挥着他的马鞭,西麦勋爵坐着游览马车招摇过市,这车被起了一个下等人的绰号。

    保安警察沿着这两列车队跑来跑去,好像看羊的群狗,车队里有规规矩矩的私人轿式马车,挤满了姨婆和老祖母,在车门口站立着容光焕发的化了装的儿童,七岁的男小丑,六岁的女小丑,可爱的小人儿,他们觉得自己正式参加了公众的欢乐,深感所扮的滑稽角色的尊严,态度庄重,犹如官员。

    车队不时会在某处发生阻塞,路侧两列车队中的一列就得停下来一直等到疙瘩解开;一辆碍事的车子足以使整个队伍瘫痪,后来又继续前进。

    婚礼的车队是在走向巴士底的行列里,沿着大道的右边。走到白菜桥街附近时,停了一下。几乎同时,对面,往马德兰教堂去的那一列车队也停下来了,就在这地方有着一辆载有戴假面具的人的车。

    这种车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这些满载戴假面具的人的货车,巴黎人是很熟悉的。如果它们在某个狂欢节或封斋节的中期不出现,人们就会觉得出了事,就会说:“里面肯定有名堂,大概内阁要换人了吧!”一大堆卡桑德<span class=”” data-note=”卡桑德(Cassandre),意大利喜剧中的老头,总是被周围的人所欺骗。”></span>、阿勒甘<span class=”” data-note=”阿勒甘(Arlequin),意大利喜剧中之人物,身穿各色三角形布头拼凑成的衣服,头戴黑色面具。”></span>、高隆比娜<span class=”” data-note=”高隆比娜(bine),意大利喜剧中聪明伶俐的侍女。”></span>,高出行人的头,在车中颠簸着,奇形怪状的人物应有尽有,从土耳其人到野人,扶着侯爵夫人的大力士,能使拉伯雷塞住耳朵的满口粗话的女人,同样的情况骂街的泼妇们也会使阿里史托芬垂下眼帘,麻丝做的假发,桃红色的汗衫,衣着讲究的人戴的帽子,扮鬼脸人的眼镜,雅诺<span class=”” data-note=”雅诺(Janot),滑稽丑角。”></span>那种会引来蝴蝶的三角帽,冲着行人的怪叫,两拳支在大胯上,姿态大胆放肆,袒着双肩,戴着假面具,真是极其厚颜无耻;这是一伙放任不羁的乱糟糟的角色被一个戴着花冠的马车夫带着游逛,这种车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

    希腊需要特斯毕斯<span class=”” data-note=”特斯毕斯(Thespis),希腊悲剧始祖,乘车巡回演出,以马车作为戏台。”></span>的四轮载货马车,法国需要瓦代<span class=”” data-note=”瓦代(Vadé,1720—1757),法国滑稽歌曲作家、戏剧家。”></span>的出租马车。

    一切都可以被滑稽地模仿,甚至连模仿的东西也要被模仿。农神节,这个古代美的模仿,由于不断夸张扩大,后来发展成为狂欢节。酒神节,从前的巴克科斯<span class=”” data-note=”巴克科斯(Bacchus),酒神。”></span>头戴葡萄藤,沐浴在日光里,露出绝妙的半裸的身体和大理石的双乳,今天却很憔悴,穿着北方褴褛的湿衣,最后变成了狂欢节戴面具的人。

    化装车辆这一传统起源于最古的王朝时代,路易十一的开支中就曾拨给宫中法官“图尔城铸的二十苏作三辆化装竞赛马车在街头活动”的费用,今天这群喧闹的人一般是由老式的双轮马车运载的,他们挤在车子的顶层,或者这群活跃的人是由一辆官办的敞篷四轮马车拖着。六人坐的马车载着二十人。有的坐在位子上,有的坐在可折叠的加座上,有的坐在车篷侧面和辕木上。他们甚至骑在马车的灯笼上。有站着的,卧着的,坐着的,蹲着的,挂着腿的,妇女则坐在男子的膝上。在蠕动的人头上很远就能看到像金字塔那样的一堆狂人。这些满载的车辆,在嘈杂的人群中如同一座欢腾的高山,出现了科莱<span class=”” data-note=”科莱(Collé,1709—1783),法国民谣戏剧作家。”></span>、巴那尔<span class=”” data-note=”巴那尔(Banard,1674—1765),法国民谣戏剧作家。”></span>和毕龙<span class=”” data-note=”毕龙(Piron,1689—1773),法国诗人及歌谣作家。”></span>,满口黑话更加强了气氛,他们向群众喷出一大串亵渎的粗话。这辆马车因载人过多,显得无比庞大,有着一种胜利的神情。前面人声喧嚷,后面一片混乱。人们在车里怒吼、吊嗓、乱叫、发怒,高兴得前俯后仰;欢乐在咆哮,讽刺喷出火焰,轻松愉快像帝王一样统治着。两个干瘪的女人演着一台剧情发展已到顶点的滑稽戏,这是欢笑的胜利车。

    这厚颜无耻的笑不是爽朗的笑,的确这种笑是可疑的。这种笑有一项任务,它负责向巴黎人证实狂欢节的来临。

    这些下流的车辆,它们使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黑暗,会引起哲学家的深思。其中有属于执政者方面的,从那里可以接触到官方和公娼的神秘相似之处。

    卑鄙丑态拼凑成逗乐的东西,用下流加无耻来诱惑群众;支持卖淫的私下侦察在和人对峙,它使人开心,群众爱看四轮马车载着这堆活妖怪走过,饰着金箔的敝衣,一半污秽一半光亮,这些人又叫又唱;人们为这由羞耻汇集而成的胜利鼓掌;如果警察不让这长了二十个头的欢乐水蛇在人群中巡游的话,大家就不认为在过节,这些事实在令人感到可悲。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两轮垃圾车装饰着缎带和花朵,被人群的笑声凌辱着又宽恕着。大众的笑是普遍堕落的同谋。有些不健康的节日腐蚀人民,使他们堕为群氓;而群氓和暴君都需要逗乐的小丑。帝王有罗克洛尔<span class=”” data-note=”罗克洛尔(Roguelaure,1544—1625),法国元帅,以说风趣话取悦路易十四。”></span>,老百姓则有巴亚斯。当巴黎不是一座卓越的大城时,它就是一座疯狂的大城。狂欢节是政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承认巴黎心甘情愿让无耻在那儿装腔作势。它只向它的大师——如果它有大师的话——提出一个要求:“替我把这些污秽抹上脂粉吧。”罗马也有同样的气质,她喜爱尼禄,尼禄是巨人型的装运工。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辆大型四轮轻便马车,带着一群畸形的蒙面男女,停在大道的左边,碰巧这时结婚的车辆行列也正停在大道右边。从大道那边到这边,蒙面人的车辆看见了对面新娘的马车。

    “咦!”一个蒙面人说,“参加婚礼的人。”<span class=”” data-note=”法语“婚礼”(noce)这词,可以是“参加婚礼的人群”,也用在“花天酒地”这一短语中。”></span>

    “假的,”另一个说,“我们才是真的。”

    距离太远,不便向婚礼的行列打招呼,再说又怕警察来干涉,那两个蒙面人就瞧别处去了。

    不到一会儿,整个蒙面车里的人都忙乱起来了,群众开始向他们喝倒彩,这是群众对戴假面具人的队伍的一种亲热的表示;刚才谈话的两个蒙面人就得和同伴们一起对付大家,他们用尽了菜市场惯用的所有的谩骂,用那种武器才勉强回击了群众的唇枪舌剑,蒙面人和群众之间交换了一些可怕的隐喻。

    这时,另外两个同车的蒙面人,一个有大鼻子、大黑胡子、模样显老的西班牙人和一个瘦小的骂街女子,她还很年轻,戴着假面具,他们也注意到了婚礼车,当他们的伙伴和过路人在互相对骂时,他们正在低声对话。

    他们的私语被嘈杂的声音所掩盖,听不见了,阵雨把敞开的车辆淋湿,二月的风又不温暖,这个骂街的袒胸女子,一边在回答西班牙人的话,一边颤抖着,又咳又笑。

    这是他们的对话:

    “喂!”

    “什么?父亲。”

    “你看见这个老头了吗?”

    “哪个老头?”

    “那儿,在婚礼的第一辆马车里,靠我们这边。”

    “那个有黑领结手臂挂着的?”

    “不错。”

    “怎么呢?”

    “我肯定认识他。”

    “啊!”

    “如果我不认识这个巴黎人,我愿让别人砍下我的头,今生又从没说过‘您’、‘你’、‘我’。”<span class=”” data-note=”这是段黑话,意思是“我拿脑袋担保,我认得这个巴黎人”。”></span><u></u>

    “今天巴黎只是一个木偶。”

    “你弯下腰能看见新娘吗?”

    “看不见。”

    “新郎呢?”

    “这辆车里没有新郎。”

    “啊!”

    “除非就是另外那个老头。”

    “你设法再弯下点腰去,这就能看清新娘了。”

    “我办不到。”

    “无论如何,这个爪子上有点东西的老头,我肯定认得他。”

    “你认得他又有什么用?”

    “不知道。也许有用!”

    “我对老头不感兴趣。”

    “我认得他!”

    “随你便去认得他吧。”

    “见鬼,他怎么会在婚礼行列中?”

    “那我们也一样啊。”

    “这婚礼车是从哪儿来的?”

    “难道我知道?”

    “听着。”

    “什么?”

    “你应该做件事。”

    “什么事?”

    “你走下我们的车去跟踪这辆婚礼车。”

    “干什么?”

    “为了知道它上哪儿去,是什么人的车?快下去,快跑,我的女儿,你年纪轻。”

    “我不能离开车子。”

    “为什么不能?”

    “我是被雇用的。”

    “啊,糟了!”

    “我替市政府当一天骂街的。”

    “不错。”

    “如果我离开车子,第一个见到我的警务侦察员就要逮捕我。这你是知道的。”

    “是,我知道。”

    “今天我是被政府买下的。”

    “无论如何,这老头使我烦恼。”

    “老头使你烦恼,你又不是一个年轻姑娘。”

    “他在第一辆车里。”

    “那又怎么样呢?”

    “在新娘车里。”

    “那又怎么样?”

    “因此他是父亲。”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告诉你他是父亲。”

    “又不是只有这一个父亲。”

    “听我说。”

    “什么?”

    “我嘛,我只能戴着面具出来。在这儿,我是藏着的,别人不知道我在这儿。但是明天就没有面具了。今天星期三是斋期开始。我有被捕的危险。我得钻进我的洞里去。而你是自由的。”

    “不太自由。”

    “总比我好一些。”

    “你的意思是?”

    “你要尽量打听到这辆婚礼车到什么地方去?”

    “到哪里去?”

    “对。”

    “我知道。”

    “到哪儿去?”

    “到蓝钟面街。”

    “首先,不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到拉白区。”

    “也许到别处去。”

    “它是自由的。参加婚礼的人是自由的。”

    “不仅仅是这点,我告诉你要设法替我了解这婚礼是怎么回事,有这老头在里面,这对新婚夫妇住在哪儿?”

    “决不!这才有意思呢。在八天后去找到一家婚礼车在狂欢节路过巴黎的人家难道容易吗?大海捞针!这怎么办得到?”

    “不管怎样,要努力。听见没有,阿兹玛?”

    两列车队在大道两旁以相反的方向移动,婚礼车逐渐在蒙面车的视野中消失了。

    二 冉阿让的手臂仍用绷带吊着

    实现自己的梦想,谁有这种可能呢?为此上天一定要进行选择;我们都是没有意识到的候选人;天使在投票。珂赛特和马吕斯中选了。

    珂赛特在市政府和教堂里艳丽夺目,非常动人。这是杜桑在妮珂莱特的帮助下替她打扮的。

    珂赛特在白色软缎衬裙上面,穿着班希产的镂空花边的连衣裙,披着英国的针织花面纱,戴着一串圆润的珍珠项链和一顶橙花冠;这一切都是洁白无瑕,这种雅净的装饰使珂赛特容光焕发。这是绝妙的天真在光明中扩展而且神化了,好像一个贞女正在幻变成为天仙。

    马吕斯的美发光亮又芳香,在鬈发下好几处地方可以看到街垒给他带来的几条浅色伤痕。

    外祖父华贵而神气,他的服装和姿态高度集中了巴拉斯<span class=”” data-note=”巴拉斯(Paul Barras,1755—1829),子爵,国民公会军司令,督政府的督政官。”></span>时代所有的优雅举止,他引着珂赛特。他代替吊着绷带不能搀扶新娘的冉阿让。

    冉阿让穿着黑色礼服,含笑跟在后面。

    “割风先生,”外祖父向他说,“这是好日子。我投票表决悲痛和忧伤的结束,从今以后任何地方不应再有愁苦存在。我对天发誓!我颁布快乐!苦难没有理由存在。事实上现在还有不幸的人,这是上天的耻辱。痛苦不是人造成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切痛苦的首府和中央政府就是地狱,换句话说,就是魔鬼的杜伊勒里宫。好呀,现在我也说起蛊惑人心的话来啦!至于我,我已没有政治见解;但愿大家都富裕,就是说都愉快,我只要求这一点。”

    所有的仪式都进行了:对市政府和神父的问题的无数次“是”的回答,在市政府和教堂的登记册上签了字,交换了结婚戒指,在香烟缭绕中双双并排跪在白色皱纹布的伞盖下,这之后他们这才手搀手,被大家赞美羡慕。马吕斯穿着黑色礼服,她是一身白,前面是带着上校肩章的教堂侍卫开道,用手中的戟跺响石板,他们走在两列赞叹的来宾中间,从教堂两扇大开着的门里走出来,一切都已结束,准备上车的时候,珂赛特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看看马吕斯,看看大家,看看天,害怕醒来似的。她那种既惊讶又担心的神情,为她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回去时,马吕斯和珂赛特并肩同坐一车;吉诺曼先生和冉阿让坐在他们对面。吉诺曼姨妈退了一级,坐在第二辆车里。“我的孩子,”外祖父说,“你们现在是男爵先生和男爵夫人了,有三万利弗的年金。”于是珂赛特紧挨着马吕斯,在他耳边用天使般的妙音轻声说:“原来是真的。我叫马吕斯,我是‘你’夫人。”

    这两个人容光焕发,他们正处在一去不复返、再难寻觅的一刹那,也就是处在整个青春和一切欢乐的光耀炫目的交叉点上。他们实现了让·勃鲁维尔的诗句所说的“他俩相加还不到四十岁”。这是崇高的结合,这两个孩子是两朵百合花。他们不是相互注视,而是相互礼拜。珂赛特觉得马吕斯是在荣光中;马吕斯感到珂赛特是在圣坛上。而在这圣坛上和在这荣光中,这两个神化了的人,其实已不知怎么合而为一了,对珂赛特来说是处在一层彩云之后,对马吕斯来说,则处在火焰般的光芒中。那里有着理想的东西,真实的东西,这就是接吻和梦幻般的相会,以及新婚的枕席。

    他们经历过的苦难,回忆起来真令人陶醉。他们觉得现在已成为爱抚和光明的一切悲伤、失眠、流泪、忧虑、惊慌和失望,好像在使即将到来的令人喜悦的时刻变得更有魅力;对欢乐而言,好像悲伤已起到陪衬的作用。受过折磨是何等有益!他们的不幸构成了幸福的光圈。长期恋爱的苦闷使他们的感情升华了。

    两个人的心灵同样感到销魂荡魄,马吕斯稍带点情欲,珂赛特则有点羞怯。他们轻声说:“我们再去卜吕梅街看看我们的小花园。”珂赛特的衣服褶裥搭在马吕斯的身上。

    这样的一天是梦幻和现实的混合。既占有却又是假设。目前还有时间来猜测。这一天,在中午去梦想午夜的情景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情绪。两颗心里都洋溢着动人的幸福,使过路人也感到了轻松愉快。

    行人在圣安东尼街圣保罗教堂前面停下来,为了透过马车的玻璃,看橙花在珂赛特的头上颤动。

    然后他们回到受难修女街家中。马吕斯与珂赛特胜利欢乐地并排走上过去人们在它上面拖回垂死的马吕斯的楼梯。穷人们聚集在门口分享他们的施舍,并且祝福新婚夫妇。到处都插满鲜花。家里像教堂里一样充满着芳香;在神香之后现在是玫瑰花。他们似乎听到天上有歌声;上帝在他们心中;他们的前途好像满天的星斗;他们看见了一道初升的阳光在头上闪耀。忽然时钟响了。马吕斯注视着珂赛特那裸露的迷人的粉臂和透过上衣的花边隐约可见的红润的地方,珂赛特察觉了马吕斯的目光,羞得面红耳赤。

    很多吉诺曼家的老友都应邀而来,大家围着珂赛特,争先恐后地称她男爵夫人。

    军官忒阿杜勒·吉诺曼,现在是上尉了,从他的部队驻扎地夏尔特尔来参加表弟彭眉胥的婚礼,珂赛特没有认出他来。

    他呢,对妇女们称他为美男子已习以为常,一点也想不起珂赛特或其他任何女人。

    “我幸好没有相信关于这个长矛兵的流言。”吉诺曼老爹心里暗想道。

    对冉阿让,珂赛特从没有过此刻这样的温柔和体贴。她和吉诺曼老爹也和谐一致;在他把快乐当作箴言准则的同时,如同香气一样她全身也散发着爱和善。幸福的人希望大家都幸福。

    她和冉阿让谈话时,又用她幼年时的语气,对他微笑着表示亲热。

    一桌酒席设在饭厅里。

    亮如白昼的照明是盛大喜宴不可缺的点缀品。欢乐的人不能容忍昏暗和模糊不清。他们不愿呆在黑暗里。夜里,可以;黑暗,不行。如果没有太阳,就得创造一个。

    饭厅是一个摆满赏心悦目物品的大熔炉。正中,在雪白耀眼的饭桌的上方,吊着一盏威尼斯产的金属片制的烛台,上面有着各色的鸟:蓝的,紫的,红的,绿的,都栖息在<bdi></bdi>蜡烛中间;在吊着的烛台四周有多枝的烛台,墙上挂有三重和五重的枝形壁灯反射镜;玻璃、水晶、玻璃器皿,餐具、瓷器、陶器、瓦器、金银器皿,一切都光彩夺目,玲珑可爱。烛台的空隙处,插满了花束,因此,没有烛光的地方就有花朵。

    在候见室里有三把小提琴和一支笛子在轻声演奏着海顿的四重奏。

    冉阿让坐在客厅里一张靠椅上,在门背后,这敞着的门几乎把他遮住了。上桌吃饭前片刻,珂赛特心血来潮,用双手把她的新娘礼服展开,向他行了个屈膝大礼,她带着温柔而调皮的目光问他:

    “父亲,你高兴吗?”

    冉阿让说:“我很高兴。”

    “那你就笑一笑吧!”

    冉阿让就笑起来了。

    几分钟以后,巴斯克通知筵席已准备好了。

    吉诺曼先生让珂赛特挽着他的手臂走在前面,和跟在后面的宾客一同进入餐厅,大家根据指定的位子,在桌旁入座。

    两张大安乐椅摆在新娘的左右两旁。

    第一张是吉诺曼先生的,第二张是冉阿让的。吉诺曼先生坐下了。另一张还空着。

    大家的目光都在寻找“割风先生”。

    他已不在了。

    吉诺曼先生问巴斯克:

    “你知道割风先生在哪儿吗?”

    “老爷,”巴斯克回答,“正是割风先生叫我告诉老爷,他受了伤的手有点痛,他不能陪男爵先生和男爵夫人用餐,他请大家原谅他,他明天早晨来。他刚刚离去。”

    这个空着的安乐椅,使喜宴上有片刻感到扫兴。割风先生缺席,但有吉诺曼先生在,外祖父兴致勃勃能抵两个人。他明确地说如果割风先生感到不舒服,那最好早点上床休息,又说,这只是轻微的一点“疼痛”。这点说明够了。更何况在一片欢乐中一个阴暗的角落又算得了什么?珂赛特和马吕斯正处在自私和受祝福的时刻,此时人除了见到幸福之外已没有其他能力了。于是吉诺曼先生灵机一动,“嗨,这椅子空着,你来,马吕斯。虽然按理你应坐在你姨妈旁边,但她会允许你坐过来的。这椅子是属于你的了。这是合法而且亲切的,如同财神挨近了福星。”全桌一致鼓掌。马吕斯便占了珂赛特旁边冉阿让的位子;经过这样的安排,珂赛特本来因冉阿让不在而不乐,结果却感到满意。既然马吕斯当了后补,珂赛特连上帝不在也不会惋惜的。她把她那柔软的穿着白缎鞋的小脚放在马吕斯的脚上。

    椅子有人坐了,割风先生已被忘却;大家并不感到有什么欠缺。于是五分钟后,全桌的来宾已经笑逐颜开,什么都忘了。

    餐后上水果点心时,吉诺曼先生起立,手中举着一杯不大满的香槟,这是因为他那九十二岁的高龄怕手颤而使酒溢出,他向新婚夫妇祝酒。

    “你们逃避不了两次训戒,”他大声说,“早晨你们接受了教士的,晚上要接受外祖父的。听我说,我要劝告你们:‘你们相爱吧!’我不来搬弄一堆华丽的词藻,我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幸福吧!’天地万物没有比斑鸠更聪明的了。哲学家说欢乐要有分寸。我却说:‘要尽情欢乐,要像魔鬼那样热恋,如痴如醉。’哲学家是在胡诌,我要把他们的哲学塞回到他们的喉咙里去。人们难道会嫌芳香过分,玫瑰花开得过多,歌唱的黄莺太多,翠叶太多,生命中的清晨太多吗?难道人会爱得过火?难道双方会相互喜欢得过火?注意,爱丝特尔,你太美丽了!小心,内莫朗,你太漂亮了!这纯粹是蠢话!难道相互会过分迷恋、过分爱抚、过分使对方陶醉吗?难道生命的活力会过多?幸福会过分?欢乐要节制。呸!打倒哲学家!欢天喜地就是智慧。你们兴高采烈吧,让我们兴高采烈吧!我们感到幸福难道是由于我们善良?还是正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也是善良的呢?桑西所以被称作桑西,是因为它属于哈勒·德·桑西<span class=”” data-note=”尼古拉·哈勒·德·桑西(Nicolas Harlay de Sancy,1546—1629),法国行政长官,有一颗五十三克拉重的钻石,这颗钻石即名桑西。又桑西与法语中“一百〇六”(t six)同音,故后面引出一百〇六克拉之语。”></span>呢还是因为它重一百〇六克拉呢?关于这我一点也不知道;生活中充满了这类难题;重要的是去获得桑西和幸福。幸福吧!不要挑剔,要盲目地服从太阳。太阳是什么,就是爱情呀。提到爱情,就是指女人。啊!啊!无上权威就在这儿,这就是女人。你们问问这个造反的马吕斯,他是不是珂赛特这个小暴君的奴仆。他是心甘情愿的,这胆小鬼!女人!没有站得住脚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女人掌权。我也只是这个王党的保王党员了。亚当是什么?他是夏娃的王国,对夏娃来说,是没有一七八九年的。有的君主权杖上有朵百合花,有的装着一个地球,查理曼大帝的权杖是铁的,路易十四的是金的,革命把这些权杖用大拇指和食指折断了,好像两文钱的麦秆一样拧弯了,完蛋了,断了,都倒在地上了,不再有权杖了;但是你们给我来造造这块香草味的绣花小手帕的反吧!我倒想瞧瞧你们敢不敢。试试吧。它为什么结实?因为是块布头。啊!你们是属于十九世纪的?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是属于十八世纪的!我们和你们一样愚蠢。你们管霍乱叫流行性霍乱,称奥弗涅舞蹈为卡朱沙。不要以为你们因此就使宇宙有多大改变,永远都得爱女人。我不信你们能摆脱得了。这些女魔是我们的天使。不错,爱情、女子、接吻,这个圈子你们跳不出来;至于我,我还想钻进去呢。你们之中谁曾见过,金星在天空升起,她是这个深渊上卖弄风情的女郎<span class=”” data-note=”维纳斯,罗马神话里爱和美的女神,在法语中又指金星。”></span>。海洋里的色里曼纳,她安抚着下方的一切,好像一个美女在俯视狂涛。海洋是一个粗暴的阿尔赛斯特。它嘟囔也没用,维纳斯一露面,它就得喜笑颜开。这只野兽就被驯服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忿怒,咆哮,霹雳,怒气冲天。一个女人登上舞台,一颗星星升起,就都服服帖帖了!马吕斯六个月之前还在战斗,今天他结婚了。做得好。不错,马吕斯,对了,珂赛特,你们做得对。你们勇敢地为对方生存吧,特别亲昵,使别人因不能这样做而气得发疯,你们互相崇拜吧!用你们小小的鸟喙拾起地上所有的幸福草,设法用它做成你们一辈子的安乐窝。啊!恋爱,被爱,年轻时候的奇迹!你们不要以为这是你们发明的。我也曾有过幻梦、冥想和叹息,我也曾有过浪漫的心灵。爱神是一个六千岁的小孩。爱神有权长一口长长的白胡须,玛土撒拉在丘比特面前只是一个孩子。六十个世纪以来男女相爱,解决了一切问题,魔鬼,这个狡猾的东西,憎恨男子,男子比他更狡猾,去爱上女子。因此他得到的好处超过魔鬼给他的坏处。这种巧妙的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了。朋友们,这个发明已经陈旧,可是它还很新颖。你们利用这个发明吧!你们目前可以是达夫尼斯和克罗埃<span class=”” data-note=”达夫尼斯(Daphnis)和克罗埃(Chloé),希腊小说《达夫尼斯和克罗埃》中的主人公。”></span>,将来你们再成为菲利门和波息司<span class=”” data-note=”菲利门(Philémon)和波息司(Baucis),神话中人物,象征夫妇恩爱,长寿,同生同死。”></span>。当你们在一起时,就应该一无所需,珂赛特要成为马吕斯的太阳,马吕斯要成为珂赛特的天地。珂赛特,你的艳阳天就是马吕斯的微笑;马吕斯,你的雨水就是妻子的泪珠,要使你们夫妻生活中永远不下雨。你们的爱情得到宗教的祝福,你们抽到了一个好签,是头彩,要好好保存,锁起来,不要浪费掉,要互敬互爱,此外可以不闻不问。相信我说的话。这是理智的。理智不会骗人。你们要像敬神一样相互敬重。每个人崇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见鬼!最高明的敬仰上帝的方式,就是爱自己的妻子。我爱你,这就是我的教理。谁爱,谁就是正教派。亨利四世的渎神话是把神圣放在盛宴和陶醉之间。‘畜生!’<span class=”” data-note=”这是亨利四世惯用的骂人的话,法文是“肚子-圣人-醉”(ventresaintgris)。”></span>我不信奉这句粗话的宗教。因为其中女人被忘却了。我很诧异亨利四世的亵渎的话竟会是这个。朋友们,女人万岁!据人说我是老了;我感到多么奇怪自己正越活越年轻。我很想到树林里去听听风笛。这两个孩子都是美而愉快的,这使我陶醉。我也千真万确地想结婚,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不能设想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别的原因,而不是为了狂热地爱,情话绵绵,精心打扮,当小宝贝,做最受女人赞赏的人,从早到晚亲吻爱人,为自己的爱妻自豪,得意洋洋,炫耀自负;这就是生活的目的。这些就是——希望不要见怪——我们那个时代,当我们是年轻人时的想法。啊!我发誓!那个时代迷人的女子可多啦,标致的面庞,年轻的少女!我使她们神魂颠倒。因此你们相爱吧。如果不相爱,我真不懂春天有什么用;至于我,我请求上帝,把他给我们看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拿回去,收藏起来,重新把花朵、小鸟、美女放进他的宝盒。孩子们,来接受一个老人的祝福吧!”<u>.</u><s></s><var>?</var>

    这一晚过得轻松愉快而亲切。外祖父极为舒畅的心情为节日定了调,每个人都为这将近一百岁老人的热诚而行事,大家跳了一会舞,笑声不绝;这是一个亲切的婚礼。真可以邀请“往昔”这位好好先生来参加。其实吉诺曼老爹也就等于是“往昔”这位好好先生了。

    有过活跃热闹的场面,现在安静下来了。

    新婚夫妇不见了。

    午夜刚过,吉诺曼的屋子变成了一所庙宇。

    到这里我们止步了。在新婚之夜的房门前,有一个微笑的天使站着,用一个手指按在唇边。

    在这欢庆爱情的圣地之前,心灵进入了冥想的境界。

    屋子的顶上肯定有微光在闪烁。屋里充满着喜悦的光芒,一定会从墙头的石缝中透露出来,把黑暗微微划破。这个命中注定的圣洁的喜事,不可能不放射出一道神光到太空中去。爱情是融合男人和女人的卓越的熔炉,单一的人,三人一体,最后的人,凡人的三位一体由此产生。两个心灵和合的诞生,一定会感动幽灵。情人是教士;被夺走的处女感到惊恐。这种欢乐多少会传送到上帝那里。真正的崇高的婚姻,即<u></u>爱情的结合,就有着理想的境界。一张新婚的床在黑夜里是一角黎明,如果允许肉眼看见这些可畏而又迷人的上天的形象,我们可能见到夜里的那些形体,长着翅膀的陌生人,看不见的蓝色的旅客,弯着腰,一簇黑影似的人头,在发光的房屋的周围,他们感到满意,祝福新婚夫妇,互相指着处女新娘,他们也略感紧张,他们神圣的容貌上有着人间幸福的反照。新婚夫妇在至高无上的销魂极乐时刻,认为没有他人在旁,如果倾耳谛听,他们就可以听见簌簌的纷乱的翅膀声。完美的幸福引来了天使的共同的关怀。在这间黑暗的小寝室上面,有整个天空作为房顶。当两人的嘴唇,被爱情所纯化,为了创造而互相接近时,在这个无法形容的接吻上空,辽阔而神秘的繁星,不会没有一阵震颤。

    这幸福是真实不虚的,除了这一欢乐外没有其他的欢乐。惟独爱令人感到心醉神迷。此外一切都是可悲可泣的。

    爱和曾爱过,这就够了。不必再作其他希求。在生活的黑暗褶子里,是找不到其他的珍珠的。爱是完满的幸福。

    三 难分难舍

    冉阿让后来怎么样了?

    在珂赛特的亲切命令下,冉阿让笑了之后,乘人不备,立刻站起身来,没有人察觉,他走到了候客室。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八个月以前,他满身污泥,又是血,又是灰尘,把外孙送?99lib.来给外祖父的。那些老式的木器上都有着花和叶的装饰,琴师们坐在过去放置马吕斯的长椅上。巴斯克穿着黑色上衣、短裤、白袜和戴着白手套,把玫瑰花圈放在每一盘要上的菜的四周。冉阿让向他指着自己吊着绷带的手臂,托他解释他缺席的原因,就出去了。

    饭厅的格子窗向着大街,冉阿让一动不动地在黑暗中闪亮的窗子下面站了几分钟。他听着。酒席上的嘈藏书网杂声传到了他耳边。他听见外祖父那高亢而带有命令口气的讲话、小提琴声、杯盘的叮当声、哈哈大笑声,在整个欢乐的喧哗声中,他能辨别出珂赛特的温柔而愉快的声音。

    他离开了受难修女街,回到了武人街。

    回家时,他经过圣路易街、圣卡特琳园地街和白大衣商店,这路线比较长,但这是三个月以来,为了避免拥挤和老人堂街的泥泞,他和珂赛特每日从武人街到受难修女街常走的路。

    这条珂赛特走过的路,使他摒弃了任何其他路线。

    冉阿让回到家。他点起蜡烛上楼。房间是空的。杜桑也不在了。冉阿让在房中的脚步声比往日要响些。所有橱柜都敞开着。他走进珂赛特的房间。床上已没有垫单。细棉布的枕心,没有枕套也没有花边,放在褥子脚头折叠好了的被套上,垫褥露出了麻<dfn>藏书网</dfn>布套子,没有人再来睡了。一切珂赛特喜爱的女人用的小物品她都带走了;只剩下笨重的木器和四堵墙。杜桑的床也同样剥光了,只有一张床是铺好的,似乎等待着一个人,这就是冉阿让的床。

    冉阿让看看墙头,关上几扇橱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房中,把蜡烛放在桌上。

    他把手从吊带中解出来,他使用右手就像他没有感到疼痛那样。

    他走近卧铺,他的目光,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停留在那“难分难舍的东西”上面,这就是珂赛特过去曾经妒忌过的那只他不离身的小箱子。当他六月四日来到武人街时,便把它放在床头一张独脚小圆桌上。他迅速走向圆桌,从口袋中取出一把钥匙,把小箱子打开。

    他慢慢地把十年前珂赛特离开孟费郿时穿的衣服拿出来;先取出黑色小衣服,再取出黑色方围巾,再取出粗笨的童靴,珂赛特现在差不多还能穿得下,因为她的脚很小巧,接着他又取出很厚的粗斜纹布紧身上衣,还有针织品的短裙,又取出有口袋的围裙,再取出毛线袜。这双毛线袜还很可爱的保留着孩子小腿的形状,它比冉阿让的手掌长不了多少。这一切都是黑色的。是他把这些服 88c5.” >装带到孟费郿给她穿的。他一边取出衣物,一边放在床上。他在想。他在回忆。那是一个冬季,一个严寒的十二月,她半裸着身体在破衣烂衫中颤抖,可怜的小脚在木鞋中冻得通红。是他冉阿让,使她脱下了这褴褛的衣服,换上了孝服。那位母亲在坟墓中见到女儿在替她戴孝,尤其是见到她有衣服穿而且还很暖和时该有多么高兴啊!他想起了孟费郿的森林;他们是一同穿过的,珂赛特和他;他回想起当时的天气,想起了没有叶子的树,没有鸟的林,没有太阳的天;尽管如此,一切都非常可爱。他把小衣服摆在床上,围巾放在短裙旁,绒袜放在靴子旁,内衣放在连衣裙旁,他一样一样地看。她只有这么高,她怀里抱着她的玩具大娃娃,她把她的金路易放在围裙口袋里,她笑呀笑呀,他们手搀着手向前走,她在世上只有他一个人。<u></u>.99lib?

    于是他那白发苍苍可敬的头倒到床上,这个镇静的老人的心碎了,他的脸可以说是埋在珂赛特的衣服里,如果这时有人从楼梯上走过,就可以听见沉痛的哀嚎。

    四 “不死的肝脏”

    以往可怕的搏斗,我们曾见过好几个回合,现在又开始了。

    雅各和天使只搏斗了一宵。可叹的是,我们见到多少次冉阿让在黑暗中<bdo>藏书网</bdo>被自己的良心所擒,不顾死活地和它搏斗。

    闻所未闻的恶斗!有时是失足滑脱,有时是土地塌陷。></a>这颗狂热追求正义的良心多少次把他箍紧而压服!多少次,这个不可逃避的真理,用膝盖压住他的胸膛!多少次,他被光明打翻在地,大声求饶!多少次,主教在他身上,在他内心点燃的这个铁面无私的光明,在他希望看不见时,却照得他眼都发花!多少次,他在斗争中重新站起来,抓住岩石,依仗诡辩,在尘埃里打滚,有时他把良心压在身下,有时又被良心打翻!多少次,在支吾其词、在以自私为出发点的一种背叛的似是而非的推论之后,他听见愤怒的良心在他耳边狂呼:“阴谋家!无耻!”多少次,他执拗的思想在无可否认的职责前痉挛地辗转不安!对上帝的抗拒。悲伤的流汗。多少暗伤,只有他自己感到仍在流血!他悲惨的一生中有过多少伤痛!多少次他重新站了起来,鲜血淋淋,受了致命伤,碰到挫折,于是恍然大悟,心里绝望,灵魂却宁静了!他虽然失败,但却感到胜利了。他的良心使他四肢脱臼,受到百搬折磨,筋断骨折之后,就站在他上面,令人望而生畏,这良心光芒四射,在安详地向他说:“现在,平安无事了!”

    但经过这样一场沉痛的搏斗之后,唉!这是多么凄惨的一种平安!

    然而这一夜,冉阿让感到他打的是最后一仗。

    一个使人心碎的问题出现了。

    天命不是一直都是笔直的,它们在命运已经注定的人面前展开的不是一条直的路;有绝路、死胡同<span class=”” data-note=”死胡同,原文为拉丁文“ccums”。”></span>、黑暗的拐弯、令人焦急的多盆道的交叉路口。冉阿让此刻正停留在这样一个最危险的交叉路口上。

    他已到了最重要的一个善恶交叉的路口。这个暗中的交叉点就在他眼前。这次和以往在痛苦的波折里一样,两条路出现在他面前,一条诱惑他,另一条使他惊骇。究竟走哪一条路呢?

    一条可怕的路是,当我们注视黑暗时,就能见到一个神秘的手指在指引着。

    冉阿让又一次要在可怕的避风港和诱人的陷阱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据说灵魂能痊愈而命运则不能。难道这话是真的?多么可怕的事,一个无法挽救的命运!

    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对于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幸福冉阿让应抱什么态度?这一幸福是他愿意的,是他一手造成的,是他用尽心血使之实现的,此刻望着这个成果,他感到的满意,正如一个铸剑师看见从他胸口拔出来的热气腾腾的刀上,有自己铸造的标记。

    珂赛特有了马吕斯,马吕斯占有了珂赛特。他们应有尽有,也不缺财富。这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但这个幸福,现在既已存在,并且就在眼前,他冉阿让将如何对待?他是否硬要进入这一幸福中去?是否把它看成是属于他的呢?珂赛特当然已归另一个人,但他冉阿让还能保持他和珂赛特间一切能保持的关系吗?和以往一样当作一个偶尔见见面但受到敬重的父亲?他能泰然进入珂赛特的家里去吗?他能一言不发,把他的过去带到这未来的生活中去吗?他是否感到有权进去,并且戴着面罩,坐在这个光明的家庭里?他是否能含着笑用他悲惨的双手来和纯洁的孩子们握手呢?他能把带着法律上不名誉的黑影的双脚放在吉诺曼客厅中安静的壁炉柴架上吗?他能这么进去同珂赛特和马吕斯分享好运吗?他是否要把自己额上的黑影加深并使他们额上的乌云也加厚?他要把他的灾祸搀杂在他们两人的幸福里吗?继续隐瞒下去吗?总之一句话,在这两个幸运儿身旁,他将是命运阴森的哑巴?

    当有些可怕的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时,必须对无数和一系列厄运感到习惯我们才敢正视这些问题。善或恶就在这严厉的问号后面。你打算怎么办呢?斯芬克司在问他。

    冉阿让惯于接受这些考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斯芬克司。

    他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这个残酷的问题。

    珂赛特,这个可爱的生命,是沉溺者得救的木筏。怎么办?抓紧它,还是松手?

    如果抓紧,他可以脱离灾难,又回到阳光下,他可以使苦<var></var>水从衣服和头发里流干净,他就得救了,他就能活了。

    松手吗?

    那就是深渊。

    他痛苦地和思想协商。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在斗争;拳打脚踢,怒火冲天,内心里有时反对自己的意愿,有时反对自己的信心。

    痛哭对冉阿让来说是一种幸福。这样可能使他清醒。但开始时相当猛烈。一阵汹涌的波涛比过去把他推向阿拉斯时还更强烈,像脱了锁链似的在他心里爆发出来。过去又回来和现在正面相对;他比较了一下,于是嚎啕痛哭,眼泪的闸门一开,这个失望的人便哭得直不起腰来。

    他感到出路被挡住了。

    可叹的是,这种自私心和责任<samp>.</samp>感之间的激烈拳击,当我们在不能剥夺的理想面前一步一步后退时,会心乱如麻,顽强抗拒的,我们为后退而激怒,寸土必争,希望有逃脱的可能,当我们正在寻找出路,忽然在我们后面碰到一堵墙。这是多么可怕的阻碍啊!

    感到了神圣的黑影在挡住去路!

    严正的冥冥上苍,怎么也摆脱不掉!

    因此和良心打交道是没完没了的。布鲁图斯,你就死了心吧!卡托,你死了心吧。为了上帝,良心是无底的坑。我们可以把一生的事业丢进这深井,把家产丢进去,把财富丢进去,把成就丢进去,把自由或祖国丢进去,把舒适丢进去,把安息丢进去,把快乐丢进去。还要!还要!还要!把瓶子倒空!把罐子侧过来!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心也丢进去。

    在古老的地狱某一处的烟雾中,有一个这样的桶。

    最后拒绝这样做,难道不能被原谅吗?可以有权没完没了地折磨人吗?漫长的锁链难道不是超过了人的耐力吗?谁会责备西绪福斯和冉阿让,如果他们说:“受够了!”

    物质的服从是<cite></cite>被磨擦所限制的;难道灵魂的服从没有一个限度?如果永恒的运转是不存在的,是否能要求永久的忠诚呢?

    第一步不算什么,最后一步才是艰巨的。商马第事件和珂赛特的婚姻及其后果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和再进牢房和变得一无所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啊!要走的这第一步,你是多么暗淡呀!第二步,你是多么黑暗呀!

    这一次怎么能不把头掉过去呢?

    殉难者有高尚的品德,一种腐蚀性的高尚。这是一种使人圣化的磨难。开始时还能忍受,坐了烧红了的铁宝座,把红铁冠戴在头上,接过火红的铁地球,拿着火红的权杖,还要穿上火焰的外套,悲惨的肉身难道一刻也不能反抗,难道永远没有拒绝肉刑的时候?

    最后冉阿让在失望中安静了。

    他衡量,默想,他考虑着这个在轮番起落的光明和黑暗的神秘天平。

    让这两个前途无限光明的孩子来承担他的徒刑,或是他自己来完成他那无可救药的沉沦。一边是牺牲珂赛特,另一边是牺牲自己。

    他作了什么结论?采取了什么决定?他内心对这永不变化的命运的审问,最终将如何作答?他决定打开哪一扇门?他决定关掉并封闭生命中的哪一边?处在四周被深不可测的悬崖围困之中,他的选择是什么?他接受哪一条末路?他向这些深渊中的哪一条点头表示同意?

    他经过了一整夜的头晕目眩的苦思。

    他用同样的姿势呆到天明,在床上,上身扑在两膝上,被巨大的命运所压服,也许被压垮了,唉!他两拳紧握,两臂伸成直角,好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刚取下来的人,脸朝地被扔在那里。他呆了十二个小时,一个隆冬漫漫长夜里的十二个小时,他冻得冰凉,但没有抬一下头,也没有说一句话。一动不动,就像死尸一样,这时,他的思潮在地下打滚又腾空,有时像七头蛇,有时像鹰鹫。他一动不动,像个死人;忽然他痉挛地颤抖起来,他贴在珂赛特衣服上的嘴又在吻这些衣服;这时人才看到他是活着的。

    谁?人?既然冉阿让是一个人,并没有任何人在旁?

    这是个在暗中的“人”。

    一 第七重环形天和第八层星宿天

    婚礼的第二天是静悄悄的,大家尊重幸福的人,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也让他们稍迟一点起身。来访和祝贺的喧闹声稍后一点才会开始。二月十七日,中午稍过,当巴斯克臂下夹着抹布和鸡毛掸,正忙着打扫“他的候客室”时,他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没有按门铃,在当天这样做是知趣的。巴斯克打开门,见到割风先生。他把他引进客厅,那里东西都零乱地堆放着,就像是昨晚快乐节日后的战场。

    “天哪,先生,”巴斯克注意到了,“我们都起迟了。”

    “你的主人起床了没有?”冉阿让问。

    “先生的手好了没有?”巴斯克回答。

    “好些了,你的主人起床了吗?”

    “哪一位?老的还是新的?”

    “彭眉胥先生。”

    “男爵先生?”巴斯克站直了身子说。

    身为男爵主要是在他仆人的眼里,有些东西是属于他们的;哲学家称他们为沾头衔之光者,这一点使他们得意。马吕斯,我们顺便提一下,是共和国的战士,他已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则违反他的心愿成了男爵。家里曾为这个头衔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革命;而现在却是吉诺曼先生坚持这点了,马吕斯倒满不在乎。不过彭眉胥上校曾留过话:“吾儿应承袭我的勋位。”马吕斯服从了。还有珂赛特,她已开始成为主妇,也很乐意做男爵夫人。

    “男爵先生?”巴斯克又说,“我去看看。我去告诉他割风先生来了。”

    “不,不要告诉他是我,告诉他有人要求和他个别谈话,不用说出姓名。”

    “啊!”巴斯克说。

    “我要使他感到出其不意。”

    巴斯克又“啊”了一下。第二个“啊”是他对第一个“啊”的解释。

    于是他走了出去。

    冉阿让独自留在客厅里。

    这个客厅,我们刚才说过,还是乱七八糟的。仔细去听时好像还能隐约听到婚礼的喧哗声。地板上有各种各样的从花环和头上掉下来的花朵。燃烧到头的蜡烛在水晶吊灯上增添了蜡制的钟乳石。没有一件木器摆在原来的地方。在几个角落里,三四把靠近的椅子围成一圈,好像有人还在继续谈天。总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欢乐的。已过去了的节日,还留下了某种美感。这些都曾是快乐的。在拖乱了的椅子上,在开始枯萎的花朵中,在熄了的灯光下,大家曾想到过欢乐。继吊灯的光辉之后太阳兴高采烈地进入客厅。

    几分钟过去了。冉阿让没有动,仍呆在巴斯克离去时的地方。他脸色惨白。他的眼睛因失眠陷进眼眶,几乎看不见了。他的黑色服装现出穿了过夜的皱纹,手肘处沾着呢子和垫单磨擦后起的白色绒毛。冉阿让望着脚边地板上太阳画出来的窗框。

    门口发出了声音,他便抬头望。

    马吕斯进来了,高昂着头,嘴上带着笑,脸上有着无法形容的光彩,满面春风,目光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原来他也没有睡觉。

    “是您呀,父亲!”他看见冉阿让时这样叫道,“这个傻瓜巴斯克一副神秘的样子!您来得太早了,刚十二点半,珂赛特还在睡觉呢!”

    马吕斯称割风先生“父亲”的意思是“无比的幸福”。我们知道,在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冷淡和拘束,存在着要打碎的或融化的冰块。马吕斯陶醉的程度已使隔阂消失,冰雪融化,使他和珂赛特一样把割风先生当作父亲来看待了。

    他继续说着,心中冒出说不完的话,这正是圣洁的极度欢乐所应有的表现:

    “我真高兴见到您!您不知道昨天我们因您不在而感到多么遗憾!早安,父亲。您的手怎么样了?好些了,是吗?”

    于是很满意他对自己作出的好的回答,他又继续说:

    “我们俩一直在谈您。珂赛特非常爱您!您不要忘记这里有您的寝室。我们不再需要武人街了,我们真不再需要了。您当初怎么会去住在那样一条街上?它是有病的,愁眉苦脸的,丑陋不堪,一头还有一道栅栏,那里又冷,简直进不去。您来住在这里,今天就来。否则珂赛特要找您算账。我预先通知您,她是准备牵着我们大家的鼻子跟她走的。您看见您的寝室了,它紧挨着我们的房间,窗子向着花园;已经叫人把门上的锁修好了,床也铺好了,房间都整理好了,您只要来住就行了。珂赛特在您的床前放了一张乌德勒支丝绒的老圈手椅,她向它说:‘你伸开两臂迎接他。’每年春天,在您窗前刺槐的花丛里会飞来一只黄莺。两个月以后您就能见到它了。它的巢在您的左边,而我们的窝则在您的右边。晚上它来歌唱,白天有珂赛特的语声。您的房间朝着正南方向。珂赛特会把您的书放在那里,您的《库克将军旅行记》,还有另一本旺古费写的旅行记,以及所有您的东西。我想,还有一只您所珍视的小提箱,我已给它选定了一个体面的角落。您得到了我外祖父的赞赏,您和他谈得来。我们将一起共同生活。您会打惠斯特纸牌吗?您会打惠斯特就更使外祖父喜出望外了。我到法院去的日子,您就带珂赛特去散步,让她搀着您的手臂,您知道,就和从前在卢森堡公园时一样。我们完全决定了要过得十分幸福。而您也来分享我们的幸福,听见吗?父亲?啊,您今天和我们一起进早餐吧?”

    “先生,”冉阿让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您。我过去是一个苦役犯。”

    耳朵听到的尖音有一个对思想和耳朵都可以超过的限度。这几个字“我过去是一个苦役犯”,从冉阿让口中出来,进入马吕斯的耳中,是超出了听到的可能。马吕斯听不见。他觉得有人向他说了话;但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呆住了。

    此刻他才发现,和他说话的人神情骇人,他激动的心情使他直到目前才发现这可怕的惨白面色。

    冉阿让解去吊着右手的黑领带,去掉包手的布,把大拇指露出来给马吕斯看。

    “我手上什么伤也没有。”他说。

    马吕斯看了看大拇指。

    “我什么也不曾有过。”冉阿让又说。

    手指上的确一点伤痕也没有。

    冉阿让继续说:

    “你们的婚礼我不到比较恰当,我尽量做到不在场,我假装受了伤,为了避免作假,避免在婚书上加上无效的东西,为了避免签字。”

    马吕斯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冉阿让回答,“我曾被罚,干过苦役。”

    “您真使我发疯!”马吕斯恐怖地喊起来。

    “彭眉胥先生,”冉阿让说,“我曾在苦役场呆过十九年,因为偷盗。后来我被判处无期徒刑,为了偷盗,也为了重犯。目前,我是一个违反放逐令的人。”

    马吕斯想逃避事实,否认这件事,拒绝明显的实情,但都无济于事,结果他被迫屈服。他开始懂了,但他又懂得过了分,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这样的。他心头感到丑恶的一闪现;一个使他颤抖的念头,在他的脑中掠过。他隐约看到他未来的命运是丑恶的。

    “把一切都说出来,全说出来!”他叫着,“您是珂赛特的父亲!”

    于是他向后退了两步,表现出无法形容的厌恶。

    冉阿让抬起头,态度如此尊严,似乎高大得顶到了天花板。

    “您必须相信这一点,先生,虽然我们这种人的誓言,法律是不承认的……”

    这时他静默了一下,于是他用一种至高无上而又阴沉的权威口气慢慢地说下去,吐清每一个字,重重地发出每一个音节:

    “……您要相信我。珂赛特的父亲,我!在上帝面前发誓,不是的,彭眉胥先生,我是法维洛勒地方的农民。我靠修树枝维持生活。我的名字不是割风,我叫冉阿让。我与珂赛特毫无关系。您放心吧。”

    马吕斯含糊地说:

    “谁能向我证明?……”

    “我,既然我这样说。”

    马吕斯望着这个人,他神情沉痛而平静,如此平静的人不可能撒谎。冰冷的东西是诚挚的。在这墓穴般的寒冷中使人感到有着真实的东西。

    “我相信您。”马吕斯说。

    冉阿让点一下头好像表示知道了,又继续说:

    “我是珂赛特的什么人?一个过路人。十年前,我不知道她的存在。我疼她,这是事实。自己老了,看着一个孩子从小长大,是会爱这个孩子的。一个人老了,觉得自己是所有孩子的祖父。我认为,您能这样去想,我还有一颗类似心一样的东西。她是没有父母的孤儿,她需要我。这就是为什么我爱她的原因。孩子是如此软弱,任何一个人,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做他们的保护人。我对珂赛特尽到了保护人的责任。我并不认为这一点小事当真可以称作善事;但如果是善事,那就算我做了吧。请您记下这一件可以减罪的事。今天珂赛特离开了我的生活;我们开始分道。从今以后我和她毫无关系了。她是彭眉胥夫人。她的靠山已换了人。这一替换对她有利。一切如意。至于那六十万法郎,您不向我提这件事,我比您抢先想到,那是一笔托我保管的钱。那笔款子为什么会在我手中?这有什么关系?我归还这笔款子。别人不能对我有更多的要求。我交出这笔钱并且说出我的真姓名。这是我的事,我本人要您知道我是什么人。”

    于是冉阿让正视着马吕斯。

    马吕斯此刻的感觉是心乱如麻,茫无头绪。命运里有些狂风会引起心里这样汹涌澎湃的波涛。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种内心极其混乱的时刻,我们说的是头脑里首先想到的话,这些话不一定是真的应该说的。有些突然泄露的事使人承受不了,它好像毒酒,使人昏迷。马吕斯被新出现的情况惊得不知所措,他在说话时甚至像在责怪这人暴露了真情。

    “您究竟为什么要向我说这些话呢?”他叫喊着,“什么原因在强迫您说?您尽可以自己保留这个秘密。您既没有被告发,也没有被跟踪,也没有被追捕?您乐意来泄露这事总有个理由,说完它。还有其他的事。根据什么理由您要承认这件事?为了什么原因?”

    “为了什么原因?”冉阿让回答的声音如此低沉而微弱,好像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向马吕斯说话。“不错,为了什么原因,这个苦役犯要来说:‘我是一个苦役犯’?是呀!这个原因是很奇怪的,这是为了诚实。您看,最痛苦不过的是有根线牵住了我的心。尤其在人老了的时候,这些线就特别结实,生命四周的一切都可毁掉,而这线却牢不可断。如果我能拔掉这根线,将它拉断,解开或者切除疙瘩,远远地走开,我就可以得救,只要离开就行了;在布洛亚街就有公共马车;你们幸福了,我走了。我也曾设法把线拉断,我抽着,但它却牢不可断,我连心都快拔出来了。于是我说:‘我只有不离开这里才能活下去,我必须待在这里。’真就是这样,您有理,我是一个蠢人,为什么不简简单单地待下来?您在您的家里给了我一间寝室,彭眉胥夫人很爱我,她向这只沙发说:‘伸开两臂迎接他。’您的外祖父巴不得我来陪伴他,他和我合得来,我们大家住在一起,同桌吃饭,珂赛特挽着我的手臂……彭眉胥夫人,请原谅,我叫惯了,我们在一个屋顶下,同桌吃饭,共用一炉火,冬天我们围炉取暖,夏天仍去散步,这些都是何等愉快,何等幸福,这些就是一切。我们同住像一家人一样。一家人!”

    提到这两个字,冉阿让变得怕和人交往的样子,他叉起双臂,眼睛盯着脚下的地板,好像要挖一个地洞,他的声音忽然响亮起来了:

    “一家人!不可能,我没有家,我,我不是你们家里的人。我不属于人类的家庭。在家庭的生活中我是多余的,世上有的是家,但不是我的。我是不幸的人,流离失所的人。我是否有过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我几乎怀疑这一点。我把这孩子嫁出去的那天,一切就结束了,我看到她幸福并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这里有一个慈祥的老人,一对天使共同生活,幸福美满,一切称心如意了,于是我对自己说:‘你,可不要进去。’我可以说谎,不错,来瞒着你们所有的人,仍旧当割风先生。只要为了她,我就能说谎;但现在是为了我自己,我不该这样做。不错,我只要不说,一切就会照旧,你问我是什么理由迫使我说出来?一个怪理由,就是我的良心。不泄露其实很容易。我曾整夜这样来说服我自己;您让我说出秘密,而我来向您说的事是如此不寻常,您确实有权让我说;真的,我曾整夜给自己找理由,我也给自己找到了很充足的理由,是的,我已尽我所能。但有两件事我没有做到:我既没有把牵住我、钉住我、封住我的心的线割断,又没有,当我一人独处时,让那轻声向我说话的人住口。因此我今早来向您承认一切。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还有一些是不相干的,只涉及我个人的,我就保留下来了。主要的您已知道。因此我把我的秘密交给您,在您面前我说出我的秘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下的决心。我斗争了一整夜,啊!您以为我没有向自己解释这并不是商马第事件,隐瞒我的姓名无损于人,并且割风这个名字是割风为了报恩而亲自送给我的,我完全可以保留它,我在您给我的房中可以过得愉快,我不会碍事,我将待在我的角落里,您有珂赛特,我也感到自己和她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恰如其分的一份幸福,继续做割风先生,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错,除了我的良心,到处使我感到快乐,但我心灵深处仍是黑暗的。这样的幸福是不够的,要自己感到满意才行。我这样仍旧当割风先生,我的真面目就隐藏起来了,而在你们心花怒放的时候,我心里藏着一件暧昧的事,在你们的光明磊落中,我还有着我的黑暗;这样,不预先警告,我就径自把徒刑监狱引进了你们的家,我和你们同桌坐着,心中暗自思量,如果你们知道我是谁,一定要把我赶出大门,我让仆从侍候着我,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叫:‘多么可怕呀!’我把手肘碰着您,而您是有权拒绝的,我可以骗到和你们握手!在你们家里,可敬的白发老人和可耻的白发老人将分享你们的敬重;在你们最亲切的时候,当人人都以为相互都已把心完全敞开,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的时候,在您的外祖父、你们俩和我之中,就有一个是陌生人!我将和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同时一心想的是不要把我那可怕的井盖揭开。这样我会把我这个死人强加给你们这些活人,我将终身被判过这种生活。您、珂赛特和我,我们三个人将同戴一顶绿帽子!你难道不发抖吗?我只是众人里一个被压得最低的人,因而也就是一个最凶狠的人。而这罪行,我将每日重犯!这一欺骗,我则每日重复!这个黑暗的面具,我每天都要戴着!我的耻辱,每天都要使你们担负一部分!每天!使你们,我亲爱的,我的孩子,我的纯洁<var></var>的人来负担!隐瞒不算一回事?缄默是容易办到的吗?不,这并不简单。有的缄默等于撒谎。我的谎言,我的假冒的行为,我的不适当的地位,我的无耻,我的背叛,我的罪恶,我将一滴一滴地吞下肚去,吐了又吞,到半夜吞完,中午又重新开始,我说的早安是种欺骗,我说的晚安也会是种欺骗,我将睡在这上面,和着面包吞下去,我将面对珂赛特,我将用囚犯的微笑回答天使的微笑,那我将会是一个万恶的骗子!为了什么目的?为了得到幸福。为了得到幸福,为自己!难道我有权利得到幸福?我是处于生活之外的人啊,先生。”

    冉阿让停了下来。马吕斯听着。像这样连贯的思想和悲痛是不能中断的。冉阿让又重新放低语调,但这已不是低沉的声音,而是死气沉沉的声音:

    “您问我为什么要说出来?您说我既没有被告发,也没有被跟踪,也没有被追捕。是的,我是被告发了!是的!被跟踪和被追捕了!被谁?被我自己。是我挡住我自己的去路,我自己拖着自己,我自己推着,我自己逮捕自己,我自己执行,当一个人自己捉住自己时,那就是真捉住了。”

    于是他一把抓住自己的衣服朝马吕斯靠去:

    “您看这个拳头,”他继续说,“您不觉得它揪住这领子是不打算放掉的?好吧!良心完全是另一种拳头呀!如果要做幸福的人,先生,那就永远不应懂得天职,因为,一旦懂得了,它就是铁面无私的。似乎它因为你懂了而惩罚你;不对,它为此而酬报;因为它把你放进一个地狱里去,在那里你感到上帝就在你身旁。剖腹开膛的惩罚刚要结束,自己和自己之间就相安无事了。”

    于是他用一种痛心而强调的语气继续说:

    “彭眉胥先生,这不合乎常情,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在您眼里贬低自己,才能在自己眼里抬高自己。我已碰到过一次这样的事,但没有这样沉痛;那不算什么。是的,一个诚实人。如果因我的过错,您还继续尊敬我,那我就不是诚实的人;现在您鄙视我,我才是诚实的。我的命运注定了只能得到骗来的尊重,这种尊重使我内心自卑,并徒增内疚,因此要我自尊,就得受别人的蔑视。这样我才能重新站起来。我是一个不违反良心的苦役犯。我知道这很难使人相信。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就是这样。我自己向自己许下诺言;我履行诺言。一些相遇把我们拴住,一些偶然事件使我们负起责任。您看,彭眉胥先生,我一生中遇到的事真是不少啊。”

    冉阿让又停顿了一下,用力咽下口水,好像他的话里有一种苦的回味,他又继续说下去:

    “当一个人有这样骇人的事在身上时,就无权去瞒人而使别人来共同分担,无权把瘟疫传给别人,无权使别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从他的绝壁往下滑,无权使自己的红帽子<span class=”” data-note=”红帽子,死囚戴红帽子。”></span>去拖累别人,无权暗中使自己的苦难成为别人幸福的拖累。走近健康的人,暗中把自己看不见的痈疽去碰触别人,这是多么的卑鄙。割风尽管把姓名借给我,我可无权使用;他能给我,我可不能占有。一个名字,是代表本人的。您看,先生,我动了一下脑筋,我读过一点书,虽然我是一个农民;大道理我还能懂得。您看我的言辞还算得体。我自己教育过自己。是啊!诈取一个名字,据为己有,这是不诚实的。字母也像钱包或怀表一样可以被盗。签一个活着的假名,做一个活的假钥匙,撬开锁进入诚实人的家,永不能昂首正视,永远得斜着眼偷看,自己心里真感到耻辱,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宁愿受苦,流血,痛哭,自己用指甲剥下肉上的皮,整夜在痛苦中扭捩打滚,折磨心胸。这就是我来向您讲明这一切的原因,正像您所说的,乐意这样做。”

    他困难地喘着气,并且吐出了最后一句话:

    “过去,为了活命,我偷了一块面包;今天,为了活命,我不盗窃名字。”

    “为了活命!”马吕斯打断他的话,“您不需要这个名字了?为了活命。”

    “啊!我懂得自己的意思了。”冉阿让缓慢地连续几次抬起了头又低了下去。

    一阵沉默。两人都默默无言,各人都沉浸在思想深处。马吕斯坐在桌旁,屈着一指托住嘴角,冉阿让来回踱着,他停在一面镜子前不动,于是,好像在回答心里的推理,他望着镜子但没有看见自己说道:

    “只是现在我才如释重负!”

    他又开始走,走到客厅的另<big></big>一头,他回头时发现马吕斯在注视着他走路,于是他用一种无法形容的语气对他说:

    “我有点拖着步子走路。您现在知<u></u>道是什么原因了。”

    然后他完全转向马吕斯:

    “现在,先生,您请想象一下,我仍是割风先生,我在您家里待下去,我是您家里的人,我在我的寝室里,早晨我穿着拖鞋来进早餐,晚上我们三个人去看戏,我陪彭眉胥夫人到杜伊勒里宫和王宫广场去散步,我们在一起,你们以为我是你们一样的人;有那么一天,我在这儿,你们也在,大家谈天说笑,忽然,你们听见一个声音,叫着这个名字:‘冉阿让!’于是警察这只可怕的手从黑暗中伸出来,突然把我的假面具扯掉了!”

    他又沉默了;马吕斯战栗着站了起来,冉阿让又说:

    “您觉得怎么样?”

    马吕斯用沉默作回答。

    冉阿让接着说:

    “您看,我没有保持沉默是对的。好好地继续过你们幸福的生活吧!好像在天堂里一样,做一个天使的天使,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请对此感到满足,不要去管一个可怜的受苦人是以什么方式向您开诚布公和尽他的责任的。在您面前是一个悲惨的人,先生。”

    马吕斯慢慢地在客厅中穿过,当他走近冉阿让时,向他伸出手来。

    但马吕斯是不得不去握那只不向他伸出的手的,冉阿让听凭他握,马吕斯觉得好像握着一只大理石的手。

    “我的外祖父有些朋友,”马吕斯说,“我将设法使您获得赦免。”

    “无济于事,”冉阿让回答,“别人认为我已死去。这已足够了。死了的人不会再被监视。他们被认为是在静静地腐烂着。死了,等于是赦免了。”

    于是,他把马吕斯握着的手收回来,用一种严酷的自尊语气补充了一句:

    “此外,尽我的天职,这就是我要向它求救的那个朋友;我只需要一种赦免,那就是我自己良心的赦免。”

    这时,在客厅的那一头,门慢慢地开了一半,在半开的门里露出了珂赛特的头。人们只看到她可爱的面容,头发蓬松,很好看,眼皮还带着睡意。她做了一个小鸟把头伸出鸟巢的动作,先看看她的丈夫,再看看冉阿让,她笑着向他们大声说着,好像是玫瑰花心里的一个微笑:

    “我打赌你们在谈政治!真傻,不和我在一起!”

    冉阿让打了一个寒噤。

    “珂赛特!……”马吕斯吞吞吐吐。接着他停住了。在别人看来好像两个有罪的人。

    珂赛特,兴高采烈地继续来回地看着他们两人。她的眼里像是闪耀着天堂里的欢乐。

    “我当场抓住你们了,”珂赛特说,“我刚从门外听见我父亲割风说:‘良心……尽他的天职……’这是政治呀,这些。我不爱听。不该第二天就谈政治,这是不公正的。”

    “你弄错了,珂赛特,”马吕斯说,“我们在谈生意。我们在谈你的六十万法郎存放在什么地方最好……”

    “还有别的,”珂赛特打断他的话,“我来了,你们这里要我来吗?”

    她干脆走进门,到了客厅里。她穿着一件白色宽袖百褶晨衣,从颈部一直下垂到脚跟。在那种天上金光闪耀的古老的哥特式油画中,有着这种可以放进一个天使的美丽的宽大衣裳。

    她在一面大穿衣镜前从头至脚地注视自己,然后突然用无法形容的狂喜声调大声说:

    “从前有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啊!我太高兴了!”

    说完这句话,她向马吕斯和冉阿让行了一个屈膝礼。

    “就是这样,”她说,“我来坐在你们身旁的沙发椅上,再过半小时就进早餐了,你们尽管谈你们的,我知道男人们是有话要说的,我会乖乖地待着。”

    马吕斯挽着她的手臂亲热地向她说:

    “我们在谈生意。”

    “想起了一件事,”珂赛特回答,“我刚才把窗子打开了,有很多小丑到花园里来了。都是些小鸟,不戴面具。今天是斋期开始,可是小鸟不吃斋呀!”

    “我告诉你我们在谈生意,去吧,我亲爱的珂赛特,让我们再谈一下,我们在谈数字,你听了会厌烦的。”

    “你今天打了一个漂亮的领结,马吕斯。你很爱俏,大人,不,我不会厌烦。”

    “我肯定你会厌烦的。”

    “不会,因为是你们,我听不懂你们谈的话,但我能听着你们说话,听见心爱的人的声音,就不用去了解说的是什么了。只要能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要求。无论如何,我要和你们待在这儿。”

    “你是我亲爱的珂赛特!但这件事不行。”

    “不行!”

    “对。”

    “好吧,”珂赛特又说,“我本来有新闻要告诉你们。我本想告诉你们外祖父还在睡觉,姨妈上教堂去了,我父亲割风房间里的烟囱冒着烟,还有妮珂莱特找来了通烟囱的人,还有杜桑和妮珂莱特已吵了一架,妮珂莱特讥笑杜桑是结巴。好吧,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啊!这不行?我也一样,轮到我了,你看吧,先生,我也说:‘不行。’看看哪一个上了当?我求求你,我亲爱的马吕斯,让我和你俩在一起吧!”

    “我向你发誓,我们必须单独谈话。”

    “那么请问我是一个外人吗?”

    冉阿让不开口。

    珂赛特转向他:

    “首先,父亲,您,我要您来吻我,您在这儿干吗一言不发,不替我说话?谁给了我这样一个父亲?您看我在家中很痛苦。我的丈夫打我。来吧,马上吻我一下。”

    冉阿让走近她。

    珂赛特转向马吕斯:

    “你,我向你做个鬼脸。”

    于是她把额头靠近冉阿让。

    冉阿让走近她一步。

    珂赛特后退。

    “父亲,您的面色惨白,是不是手臂痛?”

    “手已经好了。”冉阿让说。

    “是不是您没有睡好?”

    “不是。”

    “您心里发闷?”

    “不是。”

    “那么就吻我吧,如果您身体健康,睡得好,心里愉快,那我就不责怪您。”

    她再把额头伸向他。

    冉阿让在这有着天上光彩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您笑笑。”

    冉阿让服从了。这是幽灵的微笑。

    “现在帮助我来抗拒我的丈夫。”

    “珂赛特……”马吕斯说。

    “您生气吧,父亲。告诉他我一定要待在这儿。你们尽可以在我面前说话。难道你们觉得我竟这样傻。难道你们说的话竟这样惊人!生意,把钱存入银行,这有什么了不起。男人们要无故制造秘密。我要待在这儿。我今天早晨很美丽,看看我,马吕斯!”

    她可爱地耸耸肩,装出一副说不出的逗人的赌气的模样望着马吕斯。两人间好像有电花闪了一下,虽然旁边还有人,但也顾不了了。

    “我爱你!”马吕斯说。

    “我崇拜你!”珂赛特说。

    于是两人不由自主地拥抱起来了。

    “现在,”珂赛特一边整理晨衣的一个褶子,撅起胜利的嘴说,“我待在这儿。”

    “这可不行,”马吕斯用一种恳求的声调回答道,“我们还有点事要讲完。”

    “还不行?”

    马吕斯用严肃的语气说:

    “说实在话,珂赛特,就是不行。”

    “啊!您拿出男子汉的口气来,先生。好吧,我走开。您,父亲,您也不支持我。.99lib?我的丈夫先生,我的爸爸先生,你们都是暴君。我去告诉外祖父。如果你们认为我回头会向你们屈服,那就错了。我有自尊心,现在我等着你们。你们会发现我不在场你们就会烦闷。我走了,活该。”

    她就出去了。

    两秒钟后,门又打开了,她鲜艳红润的面容又出现在两扇门里,她向他们大声说:

    “我很生气。”

    门关上了。黑暗又重新出现。

    这正如一道迷路的阳光,没有料到,突然透过了黑夜。

    马吕斯走过去证实一下那门确是关上了。

    “可怜的珂赛特!”他低声说,“当她知道了……”

    听了这句话,冉阿让浑身发抖,他用失魂落魄的眼光盯住马吕斯。

    “珂赛特!啊,对了,不错,您要把这件事告诉珂赛特。这是正确的。您看,我还没有想到过。一个人有勇气做一件事,但没有勇气做另一件。先生,我恳求您,我哀求您,先生,您用最神圣的诺言答应我,不要告诉她。难道您自己知道了还不够吗?我不是被迫,是自己说出来的,我能对全世界说,对所有的人,我都无所谓。但是她,她一点不懂这是件什么事,这会使她惊骇。一个苦役犯,什么!有人就得向她解释,对她说:‘这是一个曾在苦役场待过的人。’她有一天曾见到一些被链子锁着的囚犯,啊,我的天呀!”

    他倒在一张沙发上,两手蒙住脸,别人听不见他的声音,但他肩膀在抽搐,看得出他在哭。无声的泪,沉痛的泪。

    啜泣引起窒息,他一阵痉挛,向后倒向椅背,想要喘过一口气,两臂挂着,马吕斯见他泪流满面,并且听见他用低沉的好像来自无底深渊的声音说:“噢!我真想死去!”

    “您放心吧,”马吕斯说,“我一定替您保密。”

    马吕斯的感受可能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但一小时以来他不得不忍受这样一件可怕的出乎意外的事,同时看到一个苦役犯在他眼前和割风先生的面貌逐渐合在一起,他一点点地被这凄凉的现实所感染,而且形势的自然发展使他看出自己和这个人之间刚刚产生的距离,他补充说:

    “我不能不向您提一下,关于您如此忠心诚实地转交来的那笔款子,这是个正直的行为,应该酬谢您,您自己提出数字,一定会如愿以偿,不必顾虑数字提得相当高。”

    “我谢谢您,先生。”冉阿让温和地说。

    他沉思一会,机械地把食指放在大拇指的指甲上,于是提高嗓子说:

    “一切差不多都完了,我只剩下最后的一件事……”

    “什么事?”

    冉阿让显得十分犹豫,几乎有气无声,含糊不清地说:

    “现在您知道了,先生,您是主人,您是否认为我不该再会见珂赛特了?”

    “我想最好不再见面。”马吕斯冷淡地回答。

    “我不能再见到她了。”冉阿让低声说。

    于是他朝门口走去。

    他把手放在门球上,拧开了闩,门已半开,冉阿让开到能过身子,又停下来不动了,然后又关上了门,转身向马吕斯。

    他的面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眼中已无泪痕,但有一种悲惨的火光。他的声音又变得特别镇静:

    “可是,先生,”他说,“您假如允许,我来看看她。我确实非常希望见她,如果不是为了要看见珂赛特,我就不会向您承认这一切,我就会离开这儿了;但是为了想留在珂赛特所在的地方,能继续见到她,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都向您说清楚。您明白我是怎样想的,是不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您想她在我身边九年多了。我们开始时住在大路旁的破屋里,后来在修女院,后来在卢森堡公园旁边。您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她的。您还记得她的蓝毛绒帽子。后来我们又住到残废军人院区,那儿有一个铁栅栏和一个花园,在卜吕梅街。我住在后院,从那儿我听得见她弹钢琴。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们从不分离。这样过了九年零几个月。我等于是她的父亲,她是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您能否理解我,彭眉胥先生,但现在要走开,不再见到她,不再和她谈话,一无所有,这实在太困难了。如果您认为没有什么不恰当,让我偶尔来看看珂赛特。我不会经常来,也不会待很久。您关照人让我在下面一楼的小屋里坐坐。我也可以从仆人走的后门进来,但这样可能使人诧异。我想最好还是走大家走的大门吧。真的,先生,我还想看看珂赛特。次数可以少到如您所愿。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吧,我只有这一点了。此外,也得注意,如果我永不再来,也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别人会觉得奇怪。因此,我能做到的,就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来。”

    “您每晚来好了,”马吕斯说,“珂赛特会等着您。”

    “您是好人,先生。”冉阿让说。

    马吕斯向冉阿让一鞠躬,幸福把失望送出大门,两个人就分手了。

    二 泄露的事里可能有的疑点

    马吕斯的心里乱极了。

    对珂赛特身旁的这人他为什么一直都有着反感,从此就得到了解释,他的本能使他察觉到这人有着一种不知怎样的谜,这个谜,就是最丑的耻辱——苦役。割风先生就是苦役犯冉阿让。

    在他的幸福中突然发现这样一个秘密,正如在斑鸠巢中发现了一只蝎子。

    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幸福是否从此就得和这人有关?这是否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接纳这个人是已缔结婚姻的一个部分?是否已毫无办法了?

    难道马吕斯也娶了这个苦役犯?

    尽管头上戴着光明和欢乐的冠冕,尽管在享受一生中黄金时刻的美满爱情,遇到这种打击,即使是欢欣得出神的天使,或是在荣光中神化的人也会被迫战栗起来。

    马吕斯扪心自问,是否应归咎自己?这是一个人在这种突然的彻底改变时经常产生的现象。他是否缺少预见?是否太不谨慎?是否无意中鲁莽从事?可能有一点。他是否不够小心,没有把四周的情况了解清楚,就一头钻进这个以和珂赛特结婚告终的爱情故事里?他察觉到,经过一系列的自我观察,生活就是如此一点一点地把我们矫正过来;他察觉到,他的性情具有妄想和梦幻的一面,内在的烟雾是很多体质的特征,当恋爱和痛苦达到极端时,它就扩大了,心灵的温度变了,烟雾就侵占全身,使他只能有一个混沌的意识。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马吕斯个性中这样一种独特的成分。他回想起在卜吕梅街当他陶醉在恋爱中时,在那心醉神迷的六七个星期里,他竟没有向珂赛特提起过戈尔博破屋中那谜一样的悲剧,其中的受害人在斗争里古怪地坚持缄默,后来又潜逃了。他怎么一点也没有向珂赛特谈到?而这是不久前发生的,又是这样骇人!怎么他连德纳第的名字也没有向她提过,尤其是当他遇到爱潘妮的那一天?现在他几乎无法理解他当时的沉默。其实他是意识到的。他想起当时他昏头昏脑,他为珂赛特而感到陶醉,爱情淹没了一切,彼此都陶醉在理想的境界中,也可能有那么一点不易察觉的理智混入了这强烈而又迷人的心境中,有一个模糊的隐隐约约的本能,想隐瞒消除记忆中他害怕接触的这一可怕的遭遇,他不愿在里面担任任何角色,他逃避这件事,他不能既当这件事的叙述者或证明人而同时又不成为揭发人。何况这几个星期一闪就过去了;除了相亲相爱之外,无暇他顾。最后他把一切衡量了一下,在反复检查思考之后,他认为即使他把戈尔博的埋伏绑架案告诉珂赛特,向她提出了德纳第的名字,其后果又该如何呢?即使他发现了冉阿让是一个苦役犯,这样能使自己发生变化吗?会使珂赛特发生变化吗<u>..</u>?他是否会退缩?他是否会对珂赛特爱得少一点?他是否会不娶她?不会。这些对已经做了的事会有一点改变吗?不会。因此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没有什么可自责的。一切都很好。这些被称作情人的陶醉者有一个上帝护卫着他们。盲目的马吕斯遵循了一条他清醒时也会选择的路。爱情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带进了天堂。

    但这个天堂由于有地狱相随,从此变得复杂了。

    过去马吕斯对这个人,这个变成冉阿让的割风的反感现在则又夹杂了厌恶。

    在这厌恶中,我们可以说,也有点同情,甚至还有一定的惊奇的成分。

    这个盗贼,这个惯犯,归还了一笔款子。一笔什么样的款子?六十万法郎。他是惟一知道这笔钱的秘密的人。他本可全部留下,但他却全部归还了。

    此外,他自动暴露了他的身分。没有什么来迫使他暴露。如果有人知道他的底细,那也是由于他自己。他承认了,不仅要忍受耻辱,还要准备灾难临头。对判了刑的人来说,一个假面具不是假面具,而是一个避难所。他拒绝了这个避难所。一个假姓名意味着安全,但他抛弃了这个假姓名。他这个苦役犯尽可永远藏身在一个清白的人家;但他拒绝了这种诱惑。出自什么动机?出自良心的不安。他自己已用无法抑制的真实语气阐述了。总之,不论这冉阿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肯定是个对良心悔悟的人。他心里开始有一种不知什么样的神秘的要重新做人的要求;而且,根据一切现象来看,在很久以前良心上的不安就已藏书网支配着这个人。这样极端公正和善良的心是不属于庸俗的人的。良心的觉醒就是灵魂的伟大。

    冉阿让是诚实的。这种诚实看得见,摸得到,无可怀疑,单凭他付出的痛苦代价就足以证明,因而一切查问都已没有必要,可以绝对相信这个人所说的一切。这时,对马吕斯来说,位置是古怪地颠倒过来了。割风先生使人产生什么感觉?怀疑。而从冉阿让那 91cc.” >里得出的是什么?信任。

    马吕斯经过苦思冥想,对冉阿让作了一份总结,查清了他的功和过,他设法想得到平衡。但这一切就像在一场风暴里一样。马吕斯力图对这个人得出一个明确的看法,可以说他一直追逐到冉阿让的思想深处,失去了线索,接着又在烟雾弥漫的厄运中重新找到了。

    款子诚实地归还了,直言不讳地认罪,这些都是好现象。这好像乌云里片刻的晴朗,接着乌云又变成漆黑的了。

    马吕斯的回忆虽然十分混乱,但仍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

    容德雷特破屋中的那次遭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警察一到,这个人非但不告状,反而逃走了?马吕斯在这里找到了回答,原来这个人是个在逃的惯犯。

    另一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要到街垒里来?因为马吕斯已清楚地回想起了过去的这件事,现在在他情绪激动时,这事就像密写墨水靠近火一样,又重新显露出来了。这人曾经到街垒里来,但他并没有参加斗争。他来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鬼怪出来作了回答:沙威。马吕斯完全记得当时冉阿让那愁苦的幻影把捆着的沙威拖出了街垒。蒙德都巷子拐角后面可怕的手枪声还在他耳边回响。很可能这奸细和这犯人之间有仇恨。一个妨碍了另一个。冉阿让是到街垒里去复仇的。他来得较迟。大概他知道沙威被囚。科西嘉岛式的复仇<span class=”” data-note=”科西嘉岛(Corse),法国在地中海里的岛屿,当地的复仇一直连累到敌对一方的家属。”></span>深入到了社会的底层,成为他们的法律;这种复仇平凡得使那些心已一半向善的人也不会感到惊异;他们的心就是这样:一个已走上忏悔之路的罪人,对于盗窃,良心会有所不安,而对复仇则是无所谓的。冉阿让杀死了沙威。至少这件事显然如此。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无法作答。马吕斯感到这个问题像把钳子。冉阿让怎么会这样长时期地和珂赛特生活在一起?上天开的是种什么样的可悲的玩笑,要让这个孩子接触到这么一个人?难道上界也铸有双人链,上帝喜欢把天使和魔鬼拴在一起?难道一个罪人和一个纯洁的孩子在神秘的苦难监狱中可以同房作伴?在这被称作人类命运的判刑人的行列里,两个人的额头可以挨得如此近,一个是天真的,另一个是可怕的,一个沐浴着晨曦的神圣白光,另一个永远被一道永恒的闪电照得惨无人色?谁对这莫名其妙的搭配作出了决定?以什么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奇迹使这个圣洁的孩子和老罪犯共同生活在一起?谁把羔羊和豺狼拴在一起?还更使人莫名其妙的是,去把狼拴在羔羊身上?因为狼爱羔羊,因为这野蛮人崇拜这脆弱的人,因为,九年以来,天使依靠恶魔作为支柱。珂赛特的幼年和青春,她的出生,这童贞少女向着生命和光明发育成长,都依靠这丑恶汉子的忠忱护卫。在这一点上,问题一层层解开了,可以说出现了无数的谜,深渊底下又出现深渊,致使马吕斯在俯视冉阿让时不能不晕头转向。这个断崖绝壁似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里的老信条是永恒的,在一直存在着的人类社会中,直到将来的某一天,一种更大的光明来改变这个社会时,也永远会有两种人,一种是高尚的,另一种是卑下的;向善的是亚伯,作恶的是该隐。那么这个秉性善良的该隐又是什么呢?这个虔诚地一心一意崇拜一个圣女的盗贼,他守卫她,教养她,保护她,使她品格高尚,虽然他本身污秽。这个盗贼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垃圾却尊敬一个天真的人,他把她培养得洁白无瑕,这又怎么理解呢?这个教育珂赛特的冉阿让是个什么人?这个黑暗的面孔惟一的目的就是防止阴影和云雾遮蔽一个星辰的<bdi></bdi>升起,这又作何解释呢?

    这是冉阿让的秘密,也是上帝的秘密。

    在这双重秘密前面,马吕斯在后退。一个秘密可以说已使他对另一个秘密安了心。显而易见上帝和冉阿让一样参预了这一奇遇,上帝有自己的工具,他使用他愿意使用的工具。他对人类负责。我们知道上帝的办法吗?冉阿让在珂赛特身上付出了劳动。他也多少培养了这个灵魂。这是不容置疑的。那又怎么样呢?工匠令人感到恐怖;但作品是杰出的。上帝随心所欲地在显示他的奇迹。他创造出这个可爱的珂赛特,他为此而用上了冉阿让。他乐意挑选这个怪诞的助手。我们有什么可责难他的?难道厩肥是第一次帮助玫瑰花在春天开放吗?

    马吕斯自问自答,认为自己这些答案是正确的。在我们所指出的一切论点上,他没敢深挖冉阿让,但又不敢向自己承认他不敢,他深深地爱着珂赛特,珂赛特已经属于他,珂赛特是出奇的纯洁。对此他心满意足。还需要搞清什么呢?珂赛特就是光明。光明还需要再明朗化吗?他已有了一切;还有什么其他的希求呢?应有尽有了,还不满足吗?冉阿让个人的事与他无关。当他对这个人的不幸阴影俯视时,他就紧紧抓住这悲惨的人庄严的声明:“我与珂赛特毫无关系,十年前,我还不知道她的存在呢!”

    冉阿让是个过路人。他自己已说过。是啊,他是路过。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从今以后有马吕斯当珂赛特的靠山。珂赛特在灿烂的蓝天里找到了她的同类,她的情人,她的丈夫,她的卓绝的男人,珂赛特长出双翼神化了,在飞上天时她把她那丑恶的空蛹冉阿让扔在她后面的地下。

    无论马吕斯在什么样的思想里打转,归根结底,他对冉阿让总有一定程度的厌恶。可能是种崇敬的厌恶,因为他感到这个人“有神圣的一面”<span class=”” data-note=”“有神圣的一面”,原文为拉丁文“quid divinum”。”></span>。无论他怎么处理,无论找什么减罪的情节,最后仍不得不回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苦役犯。这就是说在社会的阶梯上,一个连位子都没有的人,因为他处在楼梯的最后一级之下。最末一个人之后才是苦役犯。苦役犯可以说已经不是活着的人的同类。法律在他身上已剥夺了对一个人所能剥夺的全部人格。马吕斯虽然是共和派,但对刑罚却仍赞成严酷的制度,他对待被法律打击的人,看法和法律所判的完全一致。可以说他还没有接受一切进步的思想。他还不能辨别什么是人决定的,什么是上帝决定的,还不能区分法律和权利。人们自封有权处理不能挽回和不能补救的事,马吕斯一点也没研究估量过这种自封的权利。他觉得对成文法的某些破坏要受永久的处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同意社会把有些人罚入地狱是一种文明的做法。他还停留在这一步,当然以后也必然会前进,因为他的天性是善良的,实质上里面含有潜在的进步。<bdo>藏书网</bdo>

    在这种思想范畴里,他觉得冉阿让畸形、讨厌。这是一个恶人,一个苦役犯。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就像末日审判时的号角;于是在长时间观察了冉阿让之后,他最后的态度是转过头去,“魔鬼退下”<span class=”” data-note=”“魔鬼退下”,原文为拉丁文“Vade retro”。”></span>。

    我们应当承认并且还该着重指出马吕斯对冉阿让曾经提过问题,而冉阿让向他说:“你在让我招供。”其实他还并没有提出两三个决定性的问题。并非他想不起这些问题,而是他怕这些问题。容德雷特破屋?街垒?沙威?谁知道揭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完?冉阿让不像是个畏缩的人。谁知道,如果马吕斯追问后,他是否会希望冉阿让不再说下去?在某些重要关头,我们大家难道不曾遇到过,在提了一个问题之后,自己去塞住耳朵不想听到答复?尤其是在恋爱时期是会有这种懦弱的现象的。过分追究险恶的情况是不谨慎的,尤其当我们自己生活里不能割断的一面又不幸牵涉在里面时。冉阿让失望的解释,可能会暴露出一些可怕的事,谁知道这道丑恶的光是否会波及珂赛特?谁知道在珂赛特天使般的额头上是否已留下这种地狱之光呢?溅出的闪电的光仍属霹雳。天数里有着这种相互的关连,由于阴沉的染色反光律在起作用,无辜的人也会染上罪恶的痕迹,最清白的面容也可以永远保留着可憎的近邻的反射。无论正确与否,马吕斯害怕了。他已知道得太多了。他想含糊过去,并不打算弄清底细。他在失望时昏乱地抱走珂赛特,闭目不看冉阿让。

    这个人属于黑暗,属于活生生的可怖的黑夜。他怎么敢追根问底呢?盘问黑影是种恐怖。谁知道它将如何作答。黎明可能会永远被它玷污!

    在这种思想状态里,一想到这个人今后将和珂赛特会有某种接触时马吕斯感到惊惶失措。这些可怕的问题,当时他是退缩不敢提,这些问题本可能会使他得出一个毫不容情的一刀两断的决定,他此刻几乎埋怨自己没有把它提出来。他觉得自己心肠太好,太宽厚,也就是说,太懦弱了。这种软弱使他作出了一个不谨慎的让步。他被人感动了。他不该如此。他应该简单而干脆地甩开冉阿让。冉阿让是惹祸的人,他应该牺牲他,把他从家中赶出去。他责怪自己,他怪自己突然被激动搞糊涂了,使自己耳聋眼瞎,被拖着跑了。<tt>藏书网</tt>他对自己感到很不满。

    现在怎么办呢?冉阿让的来访使他十分反感。这个人到他家?来有什么用?怎么办?至此他已头昏眼花,他不愿深思,不愿细察,也不愿追问自己。他已经答应了,他被动地答应了;冉阿让得到了他的诺言;即使对一个苦役犯,尤其对一个苦役犯,也决不能食言,然而他首先要负起的责任仍是珂赛特。总之,一种压倒一切的厌恶在支配他。

    所有这些想法在马吕斯脑海中混乱地上下翻腾,从一种想法转到另一种,每一种都使他激动,他因而极端惶惑。要在珂赛特面前隐藏起这种情绪是不容易的,但爱情是天才,马吕斯做到了。

    此外,他似乎无目的地向珂赛特提了几个问题,天真无邪,洁白如鸽子的珂赛特毫不怀疑;他向她谈到她的幼年和少年时期,于是他越来越深信凡是一个人能具有的善良、慈爱和可敬之处,对珂赛特来说这个苦役犯都是具有的。马吕斯的预感和推测都是正确的。这株可怕的荨麻疼爱并且护卫了这朵百合花。

    一 地下室

    第二天,黄昏时刻,冉阿让去敲吉诺曼家的大门。迎接他的是巴斯克。巴斯克恰好在院子里,好像他已接到命令。有时候我们会关照仆人:“你在这儿守着某某人,他就要来了。”

    巴斯克未等冉阿让来到跟前就问他:

    “男爵先生叫我问先生,要上楼还是待在楼下?”

    “在楼下。”冉阿让回答。

    巴斯克确是十分恭敬的,他把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说:“我去通知夫人。”

    冉阿让走进了一间有拱顶的潮湿的地下室,有时这是当作酒窖用的。昏暗的光线从一扇有铁栏杆的开向街心的红格玻璃窗里射进来。

    这不是一间像其他被拂尘、打扫天花板的掸子以及扫帚经常清理过的房间,灰尘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堆积着。对蜘蛛的消灭计划还没有建立。一个精致的黑黑的大蛛网张挂着,上面缀满死苍蝇,装腔作势地铺呈在一块窗玻璃上。房间既小又矮,墙角有着一堆空酒瓶。墙壁刷成赭黄色,石灰大片大片剥落。靠里有一个木质的壁炉漆成黑色,炉架窄小,炉中生了火,很明显,这说明他们估计冉阿让的回答是“在下面”。

    两把扶手椅放在火炉两旁,在扶手椅之间铺了一块床前小垫,代替地毯,小垫只剩下粗绳,几乎没有羊毛了。

    房间利用火炉的光和从窗子透进来的黄昏天色来照明。

    冉阿让疲乏不堪。好几天来他不吃也不睡,他倒在一张扶手椅里。

    巴斯克进来,把一支燃着的蜡烛放在炉架上又走了。冉阿让低着头,下巴垂在胸口上,没有看见巴斯克,也没看见蜡烛。

    忽然他兴奋地站了起来,珂赛特已在他后面。

    他没有见她进来,但他感到她进来了。

    他转过身来,他打量她,她美丽得令人仰慕。但他用深邃的目光观望的不是美丽的容貌,而是灵魂。

    “啊,不错,”珂赛特大声说,“好一种想法!父亲,我知道您有怪癖,但我再也想不到会有这一着。马吕斯告诉我您要我在这里接待您。”

    “是的,是我。”

    “藏书网我已猜到您的回答。好吧,我警告您,我要和您大闹一场。从头开始,父亲,先来吻我。”

    她把面颊凑过去。

    冉阿让呆呆地不动。

    “您动也不动,我看清楚了,这是有罪的表现。算了,我原谅您。耶稣说:‘把另一边面颊转向他。’<span class=”” data-note=”耶稣曾说过有人打了你右边的面颊,你把左边的也送上去。”></span>在这里。”<cite>99lib.</cite>

    她把另一边脸凑过去。

    冉阿让一动也不动,好像他的脚已被钉在地上了。

    “这可严重了,”珂赛特说,“我怎么得罪您了?我声明要翻脸了,你得和我言归于好。您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吃过了。”

    “不是真话,我找吉诺曼外祖父来责备您,祖父可以训父亲。快快和我一同上客厅去吧,立刻走。”

    “不行。”

    到此,珂赛特感到有点拿不住了,她不再命令而转为提问。

    “为什么?您挑选家里最简陋的房间来看我,这里真待不住。”

    “你知道……”

    冉阿让又改口说:

    “您知道,夫人,我很特别,我有我的怪癖。”

    珂赛特拍着小手:

    “夫人!……您知道!……又是件新鲜事!这是什么意思?”

    冉阿让向她苦笑,有时他就这样笑着。

    “您要当夫人,您是夫人了。”

    “但对您可不是,父亲。”

    “别再叫我父亲。”

    “为什么?”

    “叫我让先生,或者让,随您的便。”

    “您不是父亲了?我也不是珂赛特了?让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革命,这些!发生了什么事?请您看着我。您也不愿来和我们同住!您又不要我的房间!我怎么得罪了您?我怎么得罪您啦?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那又为什么呢?”

    “一切仍像过去一样。”

    “您为什么要改变姓名?”

    “您不是也改了,您。”

    他仍带着那种微笑对着她并且还说:

    “既然您是彭眉胥夫人,我也可以是让先生。”

    “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愚蠢的。我要问我的丈夫是否允许我称您让先生,我希望他不同意。您使我多么难受,您有怪癖,但也不必使您的小珂赛特难过呀!这不好。您没有权利变得厉害,您原来是善良的!”

    他不回答。

    她很快地抓住他的双手,用无法抵抗的举动,把手靠近自己的脸,她又紧紧地把手挨着她的脖子,放在下巴下面,这是一种极温柔的动作。

    “啊,”她向他说,“请您仁慈点吧!”

    她又继续说:

    “我说仁慈是指和气,来住在这里,恢复我们那有益的短时间的散步,这里和卜吕梅街一样也有小鸟,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离开武人街那个洞,别让我们来猜谜,和其他人一样,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和我们一起吃早餐,做我的父亲。”

    他把手缩回去。

    “您不需要父亲了,您已有了丈夫。”

    珂赛特冒火了。

    “<bdi></bdi>我不需要父亲了!这种话太不近人情,真令人不知说什么好!”

    “如果杜桑在的话,”冉阿让说时好像一个在找靠山、抓住任何树枝就不放的人,“她会第一个承认我真是有我自己的一套习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一直喜欢我的黑暗的角落。”

    “这里冷得很,看也看不清。要当让先生,这真糟透了,我不要您对我用‘您’称呼。”

    “刚才来的时候,”冉阿让回答,“在圣路易街乌木器店里我看见一件木器,如果我是个漂亮的妇女,我就要把这件木器买到手。一个很好的梳妆台,式样新,我想就是你们所说的香木,上面嵌了花,一面相当大的镜子,有抽屉,很好看。”

    “哼!怪人!”珂赛特回答。

    于是她用十分可爱的神气,咬紧牙咧开嘴向冉阿让吹气。这是一个美神在学小猫的动作。

    “我气愤得很,”她又说,“从昨天起你们全都在使我发怒,我心里很恼火,我不懂。您不帮我对付马吕斯,马吕斯不支持我对付您。我是孤单的。我布置得很好的一间卧室。如果我能把上帝请来,我也都想请进去。你们把房间甩给我。我的房客跑掉了。我叫妮珂莱特准备一顿美味的晚餐。‘人家不要吃您的晚餐,夫人。’还有我的父亲割风要我叫他让先生,还要我在这个可怕的陈旧简陋的发霉的地窖里接待他,这儿墙上长了胡子,空瓶代替水晶器皿,蛛网代替窗帘!您性情古怪,这我承认,这是您的个性,但对刚结婚的人总得暂时休战。您不该立刻就变得很古怪。您居然能在那可恨的武人街住得很安逸。在那里我本人倒是悲观失望的!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您使我<tt>?t>十分难过。呸!”

    然后,忽而又一本正经,她盯住冉阿让又说:

    “您不高兴是因为我幸福了?”

    天真的话,有时不自觉地点得十分透。这个问题,对珂赛特来说是简单的,对冉阿让则是严酷的。珂赛特要让他痛一下,结果使他心肝俱裂了。

    冉阿让脸色惨白。他停了一下不回答,然后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好像自言自语地轻轻说:

    “她的幸福,是我生活的目的。现在上帝可以召唤我去了。珂赛特,你幸福了,我没有用了。”

    “啊!您对我称‘你’了!”珂赛特叫起来。

    于是她跳过去抱住他的脖子。

    像失去了理智那样冉阿让热烈地把她紧抱在胸前,他好像觉得他又把她找回来了。

    “谢谢,父亲!”珂赛特说。

    这种激动的感情正要使冉阿让变得非常伤心,他慢慢地离开珂赛特的手臂并且拿起他的帽子。

    “怎么啦?”珂赛特说。

    冉阿让回答:

    “我走了,夫人,别人在等您。”

    在到门口时,又加了一句:

    “我对您称了‘你’,请告诉您的丈夫,以后我不再这样称呼您了,请原谅我。”

    冉阿让出去了。留下珂赛特在为这莫名其妙的告别而发呆。

    二 又后退了几步

    第二天,在同一时刻冉阿让来了。

    珂赛特不再问他,不再表示惊讶,不再叫她觉得冷,不再提客厅的事了;她避免称他父亲或让先生。她任他称“您”,任他称“夫人”,只是她的欢乐减弱了。如果她有可能愁闷的话,她会发愁的。

    很可能她和马吕斯已作过一次这样的谈话,她的爱人在这次谈话里说了要说的话但不加任何解释,而且还使爱妻满意。相爱的人对爱情之外的事物好奇心是不会太大的。

    地下室被稍稍整理了一下。巴斯克拿走了瓶子,妮珂莱特<samp>藏书网</samp>清除了蜘蛛网。

    这之后,在这同一时刻冉阿让都来到。他每天来,他没有勇气不照马吕斯所说的来办。马吕斯则设法让自己在冉阿让来时不在家。家里人对割风先生这种新的情况也习惯了。杜桑也帮着解释。“先生一贯就是这样的。”她这样重复着。外祖父作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怪人。”一句话就道尽一切。此外九十岁的人不可能还有什么交往,一切<u>?</u>都只是凑合而已,来一个新人不免使人感到拘束,已没有空位置了;一切习惯都已养成。割风先生,切风先生,吉诺曼外祖父觉得最好这位“先生”别来。他还说:“这种怪人是常见的。他们经常做些怪事。什么目的?没有。戈那勃勒侯爵比他更怪。他买了一座宫殿,自己却住在阁楼里。有些人是会有这种古怪的表现的!”

    没有人能隐隐约约地感到隐藏着的可怕的东西。谁能去猜这样的事?印度有种沼泽,那里的水好像很特别,无法理解,无风时水生波纹;该平静处却会起浪。人们看到水面无故波涛起伏,但看不到水底有条七头蛇在爬行。

    这样很多人都有一种秘密的怪物,一种自己养成的病痛;一条啃啮他们的龙,一种使他们在夜间不得安息的绝望。这种人和其他人一样,来来去去。我们不知道他有着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长着一千颗牙的生物寄生在这悲惨的人的身上,导致他的死亡。我们不知道这人是个深渊,他是死水,深极了。不知什么缘故水面偶尔出现混乱。一圈神秘的水纹,忽然不见了,忽然又出现;一个水泡升上来又破灭了。这是不足道的小事一件,但却很可怕。这是只人所不知的野兽在呼吸。

    人有某些古怪的习惯,有人在别人离去时来到,在别人炫耀时隐藏,一切场合他都穿上一件我们称作土墙那种颜色的外衣,专找僻静的小路,喜欢无人走的街。不参加别人的谈话,避开人群和节日,貌似宽裕其实却很清寒,尽管很富,但还总是自己装着钥匙,烛台放在门房里,从小门进来,走隐秘的楼梯,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奇特的举动,诸如涟漪<samp>藏书网</samp>、气泡、水面转瞬即逝的波纹,常常是来自一个可怕的深处。

    几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一种新的生活慢慢地支配了珂赛特;婚后有种种事务如拜客、家务、娱乐等这些大事。珂赛特的娱乐并不费钱,主要可以归纳为一项:和马吕斯在一起。和他一同出去,和他待在一起,这是她生活里的大事。他们随时手挽手一同上街,在阳光下,在大路上,不用躲避,就他们两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对他们来说这永远是种新的欢乐。珂赛特有件不称心的事,就是杜桑因和妮珂莱特合不来而离去了。要使两个老处女处得好是不可能的。外祖父身体很好;马吕斯有时为几起诉讼出庭辩护;吉诺曼姨妈安静而知足地在新夫妇身旁过着她的次要地位的生活。冉阿让每日都来。

    用“你”的称呼不见了,用的是“您”、“夫人”和“让先生”,这样使他在珂赛特面前就不一样了。他设法使珂赛特和他疏远,这已有了成效。她越来越快乐,而温情却一天比一天少下去。其实她仍很爱他,这一点他也感觉得到。有一天她忽然向他说:“您曾是我的父亲,现在不是了,您曾是我的叔叔,现在不是了,您本是割风先生,而现在却成让先生了。您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不喜欢这些。如果我不知道您是这样的善良,那我见您就会害怕了。”

    他仍住在武人街,下不了决心离开珂赛特居住的地区。

    开始时他只和珂赛特在一起待上几分钟就走了。

    慢慢地他养成了把探望时间延长一点的习惯,就像是由于白天长了,他也可以这样做一样,他来得 65e9.” >早一点,离开得晚一点。></a>

    有一天珂赛特脱口叫了他一声“父亲”。冉阿让年老阴沉的脸上闪过一道快乐的光,他关照她:“叫让。”“啊,对了,”她一边大笑一边答话,“让先生。”“很好。”他说。他转过身去不让她看见他在擦他的眼睛。

    三 他们回忆起卜吕梅街的花园

    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最后的微光一过,就出现了完全的熄灭。不再有亲近的表示,见面问好时不再接吻,不再听到“父亲”这个非常温暖的称呼了!是他,按照自己的要求和自己计划好的,接连把自己的一切幸福赶走;他受的苦难是在一天之内先是整个地失去珂赛特,后来还得一点一点地失去她。

    眼睛已经对地窖里的光线习惯了。总之,每天见珂赛特一面,他已感到满足。他的生活都集中在这一刻里。他坐在她身旁,静静地望着她,或者和她谈谈过去的那些年,她的童年时期,她在<cite>99lib?</cite>修女院的情景和她那时的小朋友。

    有一天下午——在四月初,天气已<bdi></bdi>经暖了,但还有点凉意,正是阳光明媚的时刻,马吕斯和珂赛特窗外的花园已经苏醒,山楂花即将开放,一排紫罗兰艳丽得像宝石,在老墙上开放,粉红的狼嘴花在石缝里张着大口,小白菊和金毛茛可爱地出现在绿草丛中,今年的白蝴蝶也初次露面。风,这个天长地久的喜事吹鼓手,在树林中开始演奏晨曦的大交响乐,老诗人则称之为新春。马吕斯向珂赛特说:“我们说过要去看看我们卜吕梅街的花园,这就去吧,别成为忘恩负义的人。”于是他俩就去了,好像两只燕子飞向春天一样。他们感到这卜吕梅街的花园好像他们的黎明。他们已在生活里留下了某种类似爱情的春天的东西。卜吕梅街的房子原有租赁契约,现在还属于珂赛特。他们到那个花园和房屋里去。他们又在那儿聚首,并在那里忘记了一切。晚上,在惯常的时刻,冉阿让来到受难修女街。“夫人和先生一同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巴斯克向他说。他静坐等了一小时,珂赛特还没有回来。他低下头就走了。

    珂赛特对这次重访“他们的花园”心醉神迷,并且为“整整一天生活在她的过去”而非常快乐,第二天她除了这件事之外没谈过别的,她没有注意到她没有见到冉阿让。

    “你们是怎么去的?”冉阿让问她。

    “走去的。”

    “回来呢?”

    “坐街车。”

    近来,冉阿让注意到年轻的夫妇在节俭过日子,他为此感到烦恼。节俭是马吕斯严格遵守的,而这个词对冉阿让则完全有它的意义。他试探着问了一句:

    “为什么你们不自备一辆车呢?一辆漂亮的轿式马车一个月只花五百法郎,你们是富裕的。”

    “我不知道。”珂赛特回答。

    “就拿杜桑来说吧,”冉阿让说,“她走了,您也不添个人,为什么?”

    “有妮珂莱特就够了。”

    “您应该有一个收拾房间的女仆呀。”

    “我不是有马吕斯吗?”

    “你们应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仆人、一辆马车和戏院里的包厢,对您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太过分的。为什么不利用你们的财富?财富是增添幸福的呀!”

    珂赛特不作声。

    冉阿让来访的时间并没有缩短,恰好相反,如果心在向下滑,就不会在坡上停住。

    当冉阿让想延长他的访问而使人忘却时间时,他就称赞马吕斯;他觉得他是美男子,高贵、勇敢、有智慧、有口才、心地好。珂赛特更加以补充。冉阿让重又开始赞颂,简直说不完。马吕斯,这个名字的涵义是无穷无尽的,六个字母拼成的名字包含好几本书的内容。这样冉阿让就能多待一会儿。看到珂赛特在他身旁忘记一切,这对他是何等的温暖!这是他伤口的敷料。好几次巴斯克一连通知两遍:“吉诺曼先生叫我提醒男爵夫人,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些日子里,冉阿让就心事重重地回家去。

    马吕斯曾想到把他比作蝶蛹,难道其中有着真实的一面?冉阿让难道是个蝶蛹,它坚持不懈地来看望他的蝴蝶?

    有一天他比往常还待得久一点。第二天他注意到火炉里没有生火。“咦!”他在想,“没有火了。”他自己又这样解释:“很简单,已经到了四月。冷天已经过去了!”

    “上帝!这里真冷!”珂赛特进来时喊着。

    “不冷嘛!”冉阿让说。

    “那么是您叫巴斯克不要生火的?”

    “是的,我们快到五月了。”

    “但我们到六月还要生火。在这地窖里,全年都得生火。”

    “我认为不要火了。”

    “这又是您的怪主意!”珂赛特说。

    第二天,火又生起了。但那两把扶手椅摆到门口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冉阿让思忖着。

    他去把椅子搬过来放在火炉旁。

    重新燃起的炉火给了他勇气。他使他们的谈天又比平时长了一点。当他站起来要走时,珂赛特说:

    “昨天我的丈夫和我谈了一桩怪事。”

    “什么事?”

    “他和我说:‘珂赛特,我们有三万利弗的年金,你有二万七千,外祖父给我三千。’我说:‘一共有三万。’他又说:‘你有勇气用那三千法郎生活吗?’我回答说:‘可以,没有钱也行,只要和你在一起。’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些话?’他回答我:‘为了想了解一下。’”

    冉阿让找不到话可说。珂赛特大概等着他的解释,他忧郁地静听着。他回到武人街;由于全神贯注在这件事上致使他走错大门。他没有进入自己的家,却走进了隔壁的房子,几乎走到了三楼才发觉自己错了,这才又折了回来。

    猜测使他的精神受折磨,马吕斯肯定在怀疑这六十万法郎的来源,他怕来路不明,谁知道呀?可能他发现这笔款是属于他冉阿让的,他对这可疑的财产有顾虑,不愿接受!他和珂赛 7279.” >特宁愿保持清贫,不愿靠这可疑的财产致富。

    此外冉阿让开始隐约感到主人有逐客之意。

    下一天,他走进地下室时感到一阵震惊,扶手椅不见了,连一把普通的椅子也没有。

    “啊,怎么啦!”珂赛特进来叫着,“没有扶手椅了,到哪去了?”

    <u></u>“它们不在了。”冉阿让回答。

    “这太不像话!”

    冉阿让结结巴巴地说:

    “是我<s>?</s>叫巴斯克搬走的。”

    “原因是什么?”

    “今天我只呆几分钟。”

    “呆一会儿也没有理由要站着。”

    “我想巴斯<bdi></bdi>克客厅里需要扶手椅吧!”

    “为什么?”

    “你们今晚可能有客人。”

    “今晚一个客人也没有。”

    冉阿让再没有话可说了。

    珂赛特耸耸肩。

    “叫人把扶手椅搬走!那天又叫人熄火,您真古怪。”

    “再见。”冉阿让轻声说。

    他没有说:“再见,珂赛特。”但也没有勇气说:“再见,夫人。”

    他心情沉重地走了出来。

    这一次他明白了。

    第二天他没有来。珂赛特到了晚上才发觉。

    “咦,”她说,“今天让先生没有来。”

    她心中有点抑郁,但并不明显,马吕斯的一吻就使她忘了此事。

    以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再来。

    珂赛特没有注意,她度过她的晚上,睡她的觉,她像平时一样,只在醒来时才想到。她是如此幸福!她很快就差妮珂莱特到让先生家去问问是否病了,为什么昨晚没有来。妮珂莱特带回让先生的回话,他一点没有病。他很忙,他很快就会来,他尽量早点来。再说,他要出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夫人应该记得他的习惯是不时要出去作一次旅行的,不要为他担心,不要惦记他。

    当妮珂莱特走进让先生家时,她把她主妇的原话向他重复一遍:“夫人叫我来问问为什么让先生昨晚没有来。”“我两天没有去了。”冉阿让和气地说。

    但他提到的这一点,妮珂莱特并没有记住,回去也没有对珂赛特说。

    四 吸力和熄灭

    在一八三三年晚春和初夏的时候,沼泽区稀少的过路人,店里的商人,站在门口的闲人,都注意到一个穿着整洁的黑色服装的老人,每天黄昏在一定的时候,从武人街出来,靠圣十字架街那一边,走过白大衣商店,经圣卡特琳园地街,到披肩街,再向左转走进圣路易街。

    到了这里他就放慢脚步,头冲向前,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个目标,这对他是一个星光闪烁的地方,这不是别的,就是受难修女街的转角。他越走近这条街的拐角,他的眼睛就越射出光芒,某种欢乐,好像内在的晨曦,使他眼珠发亮,他的神情像是被吸引,又像被感动,他的嘴唇微微颤动着,好像在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他恍惚在></a>微笑,于是他尽量越走越慢。好像他一方面想走到,同时又怕已走得太近。当他离这条好像吸引他的街只有几幢房子远的地方,他的脚步缓慢得有时会使人以为他并不在走。他的头摇摆着,目光固定,好像指南针在寻找两极。虽然他拖延到达的时间,但终究也到了;到了受难修女街后,就停下来,浑身发抖,带着一种忧郁.的胆怯神气,把头从最后一幢房屋的角落里伸出来,望着这条街,他那凄惨的目光好像因一件办不到的事而眼花,又好像是关闭了的天堂的反射。于是一滴眼泪,一点一点地积聚在眼角上,聚成了大泪珠就掉下来,流在腮上,有时停在嘴角边。老人尝到了泪水的苦味。他这样待上几分钟,好像石头人一样;后来他又走原路回去,以同样的步伐,越走..越远,他的目光也随之暗淡下来。

    慢慢地,这老人已不再走到受难修女街的拐角上,他停在圣路易街的半路上;有时远一点,有时近一点。有一天,他停在圣卡特琳园地街的拐角上,远远望着受难修女街。接着他静静地摇着头,好像拒绝自己的一点要求,就折了回去。

    不久,他连圣路易街也走不到了。他走到铺石街,摇摇脑袋就往回走;后来他不超过<tt></tt>三亭街;最后他不超过白大衣商店;好比一个没有拧上发条的钟,钟摆摇晃的距离逐渐缩短,在等待完全的停止。

    每<big></big>天他在同一时间走出家门,他开始他的原路程,但不再走完,也许他不自觉地不断在缩短。他整个面部表情说明了这惟一的想法:何苦来呢!眼睛已没有神,没有光彩;泪珠也已干了,它不再积在眼角上;沉思的眼睛是干涩的,老人的头却总是冲向前;下巴有时摆动;可怜他脖子瘦得打皱。有时天气不好,他手臂下挟着一把伞,他从不打开,那个地区的妇女说:“这是个傻子。”孩子们跟在他后面笑。

    一 同情不幸者,宽宥幸福人

    幸福的人们不免心狠!自己是多么满足!此外就一无所需了!当他们得到了幸福这个人生的假目的之后,竟把天职这个真目的忘掉了!

    然而,说到这事,如果去责怪马吕斯那是不公正的。

    马吕斯,我们已经解释过,在结婚前没有盘问过割风先生,此后,他又怕去盘问冉阿让。他对他被动地答应下的诺言感到后悔。他多次感到对失望者的让步是错误的。他只能慢慢地使冉阿 8ba9.” >让离开他的家,并尽力使珂赛特忘记他。他设法常使自己处于珂赛特和冉阿让之间,这样她肯定不会再看到冉阿让,也不会再去想他。这比忘却更进一步,这等于是消失了。

    马吕斯做他认为必须要做的和公正的事,他觉得他有充分理由采取不生硬和坚决的措施摆脱冉阿让,有些理由很重要,这我们已经知道,还有其他的以后我们还将知道。他偶然在他辩护的一件讼事中遇到一个拉菲特银行过去的职员,他没有去寻找就得到了一些保密的材料,这些材料确实是他无法深究的,因为他要遵守他不泄密的诺言,又要顾到冉阿让的危险处境。他认为,此刻他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这就是把这六十万法郎归还他在尽量审慎地寻找的原主。目前他不动用bbr></abbr>此款。

    至于珂赛特,她对这些秘密一无所知;要责备她,也未免太苛刻了。

    在马吕斯和她之间有一种最强的磁力,能使她出自本能或几乎机械地照马吕斯的愿望行事。她感到对“让先生”,马吕斯有一定的主意;她就顺从。她的丈夫不用向她说什么,她感到了他那虽没说出但很明显的意图的压力而盲从他。她的服从主要在于不去回忆马吕斯已忘却的事。她毫不费力地做到了。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对此也无可谴责,她的心已变得和丈夫的毫无区别,因此马吕斯思想里被阴影遮蔽的东西,在她思想里也变得暗淡了。

    然而我们也不必过多地去追究,对冉阿让,这种忘怀和删除只是表面的。她主要是由于疏忽而不是忘记。其实,她很爱这个很久以来就被她称作父亲的人。但她更爱她的丈夫。因此在她内心的天平上有点向一边倾斜的现象。

    有时珂赛特谈起了冉阿让而感到诧异,于是马吕斯安慰她说:“我想他不在家,他不是说要去旅行吗?”“不错,”珂赛特暗想,“他是经常这样离开的。但不会这么久。”她曾打发妮珂莱特到武人街去过两三次,问问让先生旅行回来了没有。冉阿让关照回答说没<dfn></dfn>有。

    珂赛特不再多问,她在世上惟一所需的人是马吕斯。

    我们还要谈到,马吕斯和珂赛特他们也曾离开过家,他们到过<samp>.</samp>维尔农。马吕斯带珂赛特去上他父亲的坟。

    马吕斯慢慢地使珂赛特摆脱了冉阿让,珂赛特听从他的摆布。

    此外,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说孩子们忘恩负义,也是过于严厉的,其实这并不像人所想的那样有罪。这种忘怀是属于自然现象。自然,我们在别处提到过,这就是“向前观望”。自然把众生分为到达的和离去的两种。离去的面向阴暗,到达的则向着光明。从这里产生的距离对老人是不利的,而在青年方面则是属于无意识。这种距离,在初期还感觉不到,慢慢地扩展下去就好比树的分枝,细枝虽不脱离树干,但已逐渐远离。这不是他们的过错。青年趋向欢乐、节日、炫目的光彩和爱情,而老人则趋向尽头。虽然互相见面,但已失去紧密的联系。生活使年轻人的感情淡漠,而坟墓则冲淡老年人的感情。不要错怪这些无辜的孩子们。

    二 油干了的灯回光返照

    有一天冉阿让下楼,在街上走了两三步后,在一块界石上坐了下来。六月五日至六日的那天晚上,伽弗洛什就是看到他坐在这块石块上沉思的;他在这儿待了几分钟,又上楼去了。这是钟摆最后的摇晃。第二天他没出房门。第三天,他没下床。

    他的门房,替他做简单的饭菜,一点蔬菜或几个土豆加点猪油,她看看棕色的陶土盘叫道:

    “怎么您昨天没有吃东西,可怜的好人!”

    “吃了。”冉阿让回答。

    “碟子是满的。”

    “您看<cite></cite>那水罐,它空了。”

    “这说明您只喝了水,这并不等于吃了饭。”

    冉阿让说:“我要是只想喝水呢?”

    “这叫做口渴,如果不同时进餐,这就叫发烧。”

    “我明天吃。”

    “或者在圣三节吃。为什么今天不吃呢?难道有这种说法:‘我明天吃!’把我做的菜整盘都剩下!我烧的白菜味道好着呢!”

    冉阿让握着老妇人的手:

    “我答应您吃掉它。”他用和善的语气对她说。

    “我对您很不满意。”看门的回答。

    冉阿让除了这个妇人之外,很少见到其他人。巴黎有些无人走过的街道和无人进去的房屋。他住的就是这样的街道和这样的房屋。

    当他还能上街时,他从锅匠那儿用几个苏买到一个小的铜十字架,挂在床前钉?子上。望着这个绞刑架总是有益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冉阿让没有在房里走动一步。他老是躺着。看门的对她丈夫说:“上面的老人不起床了,也不吃东西,他活不多久了。他很难过。我非常相信他的女儿一定嫁得不好。”

    看门的男人用丈夫的权威口气回答说:

    “要是他有钱,就该请医生来看看。如果没钱,他就没有医生。如果没有医生,他就得死去。”

    “如果他有一个呢?”

    “他也会死的。”看门的男人说。

    看门的女人用一把旧刀,把门前被她称作是她的铺路石石缝里长出的青草除去,一边除一边嘟囔着:

    “可怜,一个这样正直的老人!他清白得像子鸡一样。”

    她看见街末一个本区的医生走过,就自作主张请他上楼。

    “在三楼,”她向他说,“您进去好了。那老人睡在床上不能动了,钥匙一直插在门上锁眼里。”

    医生看了冉阿让,并和他说了话。

    当他下楼后,看门的女人问他:

    “怎么样<big></big>,医生?”

    “您的病人病得厉害。”

    “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但又没有病。看来这人失去了一个亲人,这会送命的。”

    “他对您说些什么?”

    “他说他身体很好。”

    “您还来吗,医生?”

    “来,”医生回答,“但需要另一个人回来。”

    三 他能抬起割风的马车,但现在连一支钢笔也嫌重

    有一天傍晚,冉阿让很困难地用手臂把自己撑起来;他自己把脉,但已摸不到脉搏;他的呼吸已很短促,而且还不时停顿;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衰弱过。于是,大概某种特别重的心事使他拚命使劲,坐了起来,穿上衣服。他穿他的工人服,既不再出门,他就又恢复穿这种服装,这是他比较喜欢的。他在穿衣时不得不停了几次,仅仅为了穿短上衣的袖子,他额头的汗珠就不停地往下流。

    自从他一个人生活以来,他已把床放在前厅里了,为的是尽量少占这一套空荡荡的房间。

    他把手提箱打开,又把珂赛特的服装拿出来。

    他把这些衣服摊开在床上<tt>?t>。

    主教的蜡烛台仍放在壁炉架上。他在一个抽屉里取出两支蜡烛插在烛台上,于是,虽然天还亮着,当时是夏天,他把蜡烛点起来,在有死人的房里有时大白天就这样点着蜡烛的。

    每走一步,从一件家具走到另一件,都使他极度衰竭,他必须坐下来。这完全不是普通的疲乏,消耗了的体力可以再恢复,但这只是剩下的一丁点能动的余力了;这是耗尽了的生命,正在一滴一滴地消失在最后的难以支持的努力中。

    他倒在镜子前面的一把椅子上,这镜子对他是种不幸,但对马吕斯却是一种天赐,在镜中他见到了珂赛特吸墨纸上的反面字迹。他对着镜子已不再认识自己。他已八十岁了;在马吕斯婚前,人们觉得他还不到五十岁,这一年抵得上三十年。他的额头上,已经不是年龄的皱纹,而是死亡神秘的痕bbr>..</abbr>迹。已经可以感到那无情指甲的掐印。他两腮下垂,面如土色,嘴角朝下,好像从前刻在墓上的人脸装饰;他带着抱怨的神情望着空中;好像悲剧里的一个主角正在埋怨某一个人。

    他停留在这种状态,沮丧的最后阶段,这时痛苦已不再发bbr></abbr>生变化,可以说它已经凝固了;就像灵魂上凝聚着失望一样。

    夜已来临,他很吃力地把一张桌子和一把旧扶手椅拖到壁炉边,在桌上放下笔、墨水和纸张。

    做完这些,他昏过去了。神志恢复后,他感到口渴。他提不起水罐,他很困难地把它侧过来靠近嘴,喝了一口水。

    后来他转向床铺,仍旧坐着,因为他已站不住,他望着这套黑色的小孝服和所有这些心爱的东西。

    这种沉思静观可以延续数小时,但好像只过了几分钟,忽然他一阵寒颤,感到寒冷已向他袭来,他撑在主教的烛台光照耀着的桌上,拿起了笔。

    但笔和墨水因很久不用,笔尖弯了,墨水也干了,他不得不站起来放几滴水在墨水中,这样做又不得不停下坐下两三次,他只能用笔尖背面来写字,而且还不时拭着额头。

    他的手哆嗦着,慢慢写下了以下几行字:

    <small>珂赛特!我祝福你,我要向你解释。你的丈夫有理由向我表示我该离去;不过在他的猜想里也有些误会,不过他这样猜测是有道理的。他是个好人。我死后你要永远爱他。彭眉胥先生,您也要永远爱我亲爱的孩子。珂赛特,你会找到这张纸的,下面就是我要向你说的话,你将看到这些数字,如果我还能记得清的话,听我说,这笔钱完全是属于你的。一切情节如下:白玉是挪威的产品,黑玉是英国的产品,黑玻璃是德国的产品。玉石较轻,较珍贵,价值较高。在法国我们可以像德国那样仿造这些饰物。只需一个两英寸见方的铁砧和一盏酒精灯来熔化蜂蜡。过去蜂蜡是用树脂和黑烟灰制成的,要四法郎一市斤。我发明用树上的虫胶和松节油来制造,这就只需一个半法郎了,并且质量还高得多。扣子是用这种胶把紫色玻璃粘在黑铁的底托上。铁托的饰物用紫玻璃,金底的饰物用黑玻璃,西班牙买进很多这类饰物,那是个玉的国家……</small><dfn>99lib.</dfn>

    写到这里他停下了,笔从手中跌落,他又一次和过去有时发生过的那样,从心底里发出失望的嚎啕大哭,这可怜的人两手捧着头沉思着。

    “唉!”他内心在叫喊(可怜的哀嚎,只有上帝听见),“这一下完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是一个在我身旁经过的微笑。在我进入黑暗之前,不能再见她一面了。唉!一分钟也罢,一刹那也罢!能听到她的声音,摸摸她的裙边,看她一眼,她,就是天使!然后再死去!死是无所谓的,可怕的是,死而见不到她。她会对我微笑,她会向我说几句话。难道这样会有损于人吗?不,完了,永远完了。我形单影只,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了。

    四 墨水倒反而使人变得清白了

    就在这一天,或者<mark></mark>说得更清楚一些,就在这一晚,马吕斯吃完晚饭刚回到办公室,因为有一份案卷要研究,这时巴斯克递给他一封信并且说:“写这信的人在候客室里。”

    珂赛特挽着外祖父的手臂在花园里散步。

    一封信,跟一个人一样,也可以有一种不端正的外表。粗糙的纸张,笨拙的折叠法,有些信只要一看就使人不高兴。巴斯克拿来的信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马吕斯接过来,信上有一股烟叶味。没有再比一种气味更能使人回忆起往事了。马吕斯想起了这种烟味。他看信封上的地名:送给先生,彭眉胥男爵先生,他的公馆。熟悉的烟味使他认出笔迹。我们可以说惊愕是会发出闪光的,马吕斯好像被这样的一闪照得清醒了。

    烟味,这神秘的备忘录,使他想起了许多事。正就是这种纸张,这种折叠方式,淡淡的墨水,熟悉的笔迹,尤其是烟味,容德雷特的破屋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如此奇特的巧遇!他曾再三寻找的两种踪迹之一,这是不久前他还全力以赴去寻找、后来认为永远消失了的,不料竟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念着:

    <small>男爵先生:</small>

    <small>如果上帝赐给我天才的话,我本可成为德纳男爵、院士(可学完),但是我不是。我仅和他同名,如果这件事能使我获得您的关照,我将感到荣幸。如蒙您恩赐,我将报答。我拈有一个关鱼某人的秘密。这人又与您有关。我可以把这秘密告诉您,希望能荣幸地为您福务。我奉上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把这无权留在您尊贵的家庭里的人区逐出去,男爵夫人出身是高贵的,道德的圣地不能再与罪恶童居而不有损于自身。</small>

    <small>我在候客实等呆男爵先生的命令。</small>

    <small>敬颂</small>

    <small>大安</small>

    这封信的签名是“德纳”。

    签的名不假,只是缩减了一点。

    此外文字不知所云和别字连篇充分暴露了真情。这个身份证已经完备,不容再怀疑了。

    马吕斯的情绪十分激动,惊愕之后,他感到了幸运。但愿现在再能找到他寻找的另一个人,那个救了他马吕斯的人,那么他就别无他求了。

    他把写字台的抽屉打开拿出几张钞票,放入口袋,关上抽屉就按铃。巴斯克半开着门。

    “带他进来。”马吕斯说。

    巴斯克通报:“德纳先生。”

    一个人走了进来。

    马吕斯又感到惊讶。进来的人他完全不认识。

    这人年老,长着一个大鼻子,下巴隐藏在领结里,戴着绿色眼镜,加上双层绿绸遮光帽檐。头发光滑直齐眉梢,好像英国上流社会<span class=”” data-note=”上流社会,原文为英文“high life”。”></span>马车夫的假发。他的头发花白。全身黑服,是一种磨损了的黑色,但还干净;一串装饰品在背心口袋上吊着,使人猜想是表链。他手里拿着一顶旧帽子,驼着背走路,鞠躬的深度使得背更驼了。

    一见面就使人注意到这人的衣服太肥大,虽然仔细扣上纽子,仍不像是为他缝制的。

    这里有必要加一点题外的话。

    当时在巴黎博特莱伊街,靠近兵工厂的地方,在一所不三不四的老房子里住着一个精明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把一个坏蛋化装成正派人。时间不要太久,不然,坏蛋会感到拘束。这种化装立即奏效,可以维持一两天,代价是三十个苏一天,办法是穿一套与一般正派人的穿着非常相似的服装。这个服装出租者的名字叫“更换商”,这是巴黎的扒手们送给他的绰号,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叫什么。他的服装室相当齐全。他用来打扮人的那些旧衣烂衫基本上还过得去。他划分专业和类型;在他铺子的每个钉子上都挂有社会上某种地位的人的磨损和起皱的服装,这里是行政官员的服装,那里是教士的服装,那里又是银行家的服装,在一个角落里又有着退伍军人的服装,而在另一处则是文人的服装,远一点的地方还有着政界人士的服装。这个人是诈骗犯在巴黎演出大型戏剧时的化装人。他的陋室是盗贼和骗子进出的后台。一个褴褛的坏蛋走进这个服装室,放下三十个苏,挑选适合他今天要演出的角色的服装,当他走下阶梯时,这个坏蛋就已变成一个人物了。第二天,衣服又很诚实地被送回来。这个“更换商”,他把一切都信托给小偷,也从未被盗窃过。这些服装有一个缺点,“不合身”,因为不是为穿衣的人定做的,对有些人太瘦,对有些人则太肥,没有一个人穿了合身。任何一个比普通身材高大或矮小的坏蛋,穿了“更换商”的服装都感到不自在。不能太胖或太瘦,“更换商”只考虑到一般的身材。他随便找一个乞丐来量体裁衣,那个人不胖,不瘦,不高也不矮。因此要求都合身有时是困难的,只得由“更换商”的主顾自己迁就了事。特殊的身材活该倒霉!譬如政界人士的服装,上下一身黑,因此是恰当的,但皮特<span class=”” data-note=”皮特(Pitt,1708—1778),英国政治家。”></span>穿了嫌太肥,加斯特尔西加拉<span class=”” data-note=”加斯特尔西加拉(Castelcicala),那不勒斯王国驻巴黎的大使。”></span>又嫌太瘦。和政界人士相称的服装在“更换商”的服装目录里标明如下,我们照抄在此:“黑呢上衣一件,黑色紧面薄呢裤一条,绸背心一件,长统靴和衬衣。”边上还写着“过去的大使”。还有注解,我们也照抄如下:“在另一盒内有烫好的整洁的假发,一副绿眼镜,一串装饰品,两根大拇指长的小羽毛管用棉花裹着。”这一切与政界人士,过去的大使相称。这套衣服,我们可以这样说,已经相当旧了;缝线发白,胳膊肘的某一处有一个隐约可见的扣子大小的洞,此外,前胸缺少一颗扣子;这只是一点细节;政客的手应该随时都插在衣服里靠胸的地方,它的作用就是要遮住缺少的扣子。

    如果马吕斯熟悉巴黎这种隐秘的机构的话,他立刻就会认出,巴斯克引进来的客人身上所穿的政客服装就是从“更换商”那儿的钩子上租来的。

    马吕斯看见进来的人并非是他所等待的人,于是感到失望,他对新来的人表示不欢迎,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当时这人正在深深地鞠躬,他不客气地问他:

    “您有什么事?”

    这人用一个亲善的露齿笑容作了回答,这笑容有点像鳄鱼的温存微笑:

    “我觉得在社交界里我不可能没有荣幸见到过男爵先生。我想几年前我在巴格拉西翁公主夫人家中见到过您,还在法国贵族院议员唐勃莱子爵大人的沙龙里和您见过面。”

    这些是无赖常用的策略,装出认识一个不相识的人。

    马吕斯密切注意着这人的说话,琢磨着他的口音和动作,但他的失望增加了,这种带鼻音的声调,和他期待的尖锐生硬的声音完全不同,他像坠入五里雾中。

    “我既不认识巴格拉西翁夫人,也不认识唐勃莱先生,”他说,“我从没去过这两家。”

    他带着易怒的声调回答着。这人仍亲切地坚持说:

    “那我就是在夏多勃里昂家里见到过先生!我和夏多勃里昂很熟悉,他很和气。有时他对我说:‘德纳我的朋友……你不来和我干一杯吗?’”

    马吕斯的神气越来越严厉:

    “我从来没有荣幸被夏多勃里昂接待过。简单地直说吧,您来干什么?”

    这人听了这严酷的语气,更深深地鞠躬:

    “男爵先生,请听我说,在美洲巴拿马那边一个地区,有一个村子叫若耶,这村子只有一所房子。一栋四层楼的由太阳晒干的砖所砌成的四方的大房子,四方房子的每一边有五百尺长,每层比下层退进十二尺,这样在房屋四周的前面就有一个绕屋的平台,当中是一个内院,那里堆积着粮食和武器,没有窗子,但有枪眼,没有门,但有梯子,梯子从地上架到二层平台,再从第二层架到第三层,从三层架到四层,再用梯子下到内院,房间没有门,只有吊门,房间也没有楼梯,只有梯子;夜间关上吊门拿走梯子,大口枪和马枪都在枪眼里瞄准着,无法走进去;这里白天是一所房子,晚上是一座堡垒,有八百住户,这村子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如此小心呢?因为这是一个危险地区,有很多吃人的人,为什么人们要去呢?因为这是个绝妙的地方;那里找得到黄金。”

    “您究竟要干什么?”马吕斯因失望而变得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

    “我要说的是,男爵先生,我是一个疲惫的老外交家。旧文化使我厌倦,我想过过未开化的生活。”

    “还有呢?”

    “男爵先生,自私是世间的法律。无产的雇农看见公共马车走过就回过头去,有产的农民在自己的田里劳动就不回头。穷人的狗对着富人叫,富人的狗对着穷人叫。人人都为自己,钱财是人们追求的目的。金子是磁石。”

    “还有什么话?快说完。”

    “我想到若耶去安家。我们一家三口,妻子和女儿,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旅途长而旅费贵,我需要一点钱。”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马吕斯问。

    这不相识的人把下巴伸出领结外,好像秃鹫的动作,并用双重意味的微笑来回答。

    “难道男爵先生没有读过我的信吗?”

    这话有点说对了。事实上是马吕斯没有十分注意信的内容。他看到笔迹,忽略了内容。他几乎想不起来了。目前他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注意到这个细节:我的妻子和女儿,他用深刻的目光盯住这个陌生人。一个审判官也不如他看得更仔细,他等于在窥伺,他只是回答:

    “说清楚点。”

    陌生人把两手插在背心的口袋中,抬起头但并不撑直脊背,他那通过眼镜的绿目光也在细察着马吕斯。

    “好吧,男爵先生,我说清楚点。我有一个秘密向您出售。”

    “一个秘密!”

    “一个秘密。”

    “和我有关?”

    “多少有点。”

    “什么秘密?”

    马吕斯一边听着,同时越来越仔细观察这个人。

    “我开始时不提报酬,”陌生人说,“对我所讲的您会感到很有意思。”

    “说下去!”

    “男爵先生,您家里有一个盗贼和一个杀人犯。”

    马吕斯一阵震颤。

    “在我家里?不会。”他说。

    陌生人镇定地、用衣袖肘刷刷帽子,继续说:

    “杀人犯和盗贼。男爵先生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并不是往事,不是过期的,失效的,不是法律的具体规定和神前忏悔可以取消的,我讲的是最近的事,眼前的事,此刻尚未被法律发现的事。我说下去。这个人骗取了您的信任,几乎钻进了您的家庭,他用了一个假名。我告诉您他的真名,我不要分文来向您说。”

    “我听着。”

    “他叫冉阿让。”

    “我知道。”

    “我告诉您他是谁,但仍不要报酬。”

    “说吧!”

    “他是一个老苦役犯。”

    “我知道。”

    “您知道是因为我荣幸地向您说了。”

    “不是。我早已知道了。”

    马吕斯冷冷的语气,两次“我知道”的回答,说话简短,表示不愿交谈,引起了陌生人的一点暗火。他那发怒的目光偷偷瞥了马吕斯一眼,但又立刻熄灭了。这目光虽然如此迅速,但人们只要见过一次,以后就会认出来的,而且也没逃过马吕斯的眼睛。某种火焰只能出自某些灵魂,它会烧着眼睛,这个思想的通风洞;眼镜不能遮蔽任何东西,就像在地狱前面放上一块玻璃一样。

    陌生人微笑着又说:

    “我不敢反驳男爵先生。总而言之,您知道我是了解实情的。现在我要告诉您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与男爵夫人的财产有关。这是一个特殊的秘密,它可以出售,我先献给您,价钱便宜,两万法郎。”

    “这秘密和其他的一样,我也知道。”

    那人感到需要杀点价:

    “男爵先生,给一万法郎吧,我就说。”

    “我再重复一遍,您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我已知道您要说些什么了。”

    这人的眼中又闪出一道光,他大声叫喊起来:

    “今天我总得要吃饭呀。我对您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秘密。男爵先生,我要说了,我就说。给我二十法郎好了。”

    马吕斯的眼睛盯住他:

    “我知道您的特殊秘密,就像我知道冉阿让的名字,也像我知道您的名字一样。”

    “我的名字?”

    “是的。”

    “这不难,男爵先生,我荣幸地写给您了,并向您说了:德纳。”

    “第。”

    “什么?”

    “德纳第。”

    “这是谁?”

    在危急之中,箭猪会竖起刺来,金龟子会装死,老看守人员会摆出架势,这人就大笑起来。

    于是他用手指掸去衣袖上的一点灰尘。

    马吕斯继续说:

    “您也是工人容德雷特,演员法邦杜,诗人尚弗洛,西班牙贵人堂·阿尔瓦内茨,又是妇人巴利查儿。”

    “什么妇人?”

    “您在孟费郿开过小酒店。”

    “小酒店!从没有过的事。”

    “我对您说,您是德纳第。”

    “我否认。”

    “还有,您是一个坏蛋,拿着。”

    这时马吕斯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钞票,摔在他脸上。

    “谢谢!对不起!五百法郎!男爵先生!”

    这人惊惶失措,鞠躬,抓住钞票,仔细瞧。

    “五百法郎!”他惊讶地又说一遍。他含含糊糊地轻声说道:“值钱的钞票!”

    于是突然又说:

    “好吧,”他大声说,“让我们舒服一下吧。”

    说后他用猴子般灵敏的速度,把头发朝后一甩,抓下眼镜,从鼻孔里取出那两根鸡毛管并把它们藏起来,这是刚才已提到的东西,并且在这本书的另一页上也已经见到过。他像脱帽那样改变了他的脸谱。

    他的眼睛发亮了;一个凹凸不平、有的地方有着疙瘩的、皱得出奇的丑的额头露出来了,鼻子又恢复鹰钩形;这个诡谲凶狠的掠夺者的外形现在又出现了。

    “男爵先生完全正确,”他用清晰的失去鼻音的声音说,“我是德纳第。”

    他把驼背伸直了。

    德纳第,确实是他,他非常吃惊,如果他能慌乱的话,他也会慌乱的。他是打算来使人大吃一惊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一惊。这种屈辱的代价是五百法郎,总之,他还是收下;但不免仍感到惊愕。

    尽管他化了装,第一次来见这位彭眉胥男爵,这位彭眉胥男爵就认出了他,并且还彻底了解他。这男爵非但知道德纳第的事,同时似乎也知道冉阿让的事。这个基本上还没长胡子的青年是个什么人?他如此冷酷然而又如此慷慨,他知道别人的名字,知道别人所有的名字,慷慨解囊,但叱责骗子又像法官,赏他们钱时又像个受骗的傻瓜。

    我们记得,德纳第虽曾是马吕斯的邻居,但却从没见过他,这在巴黎是常有的事;他曾隐隐约约听到他的女儿们提到过有个穷青年叫马吕斯,住在那幢房子里。他给他写过我们知道的那封信,但并不认识他。在他思想里还不可能把这个马吕斯和彭眉胥男爵先生联系起来。

    至于彭眉胥的名字,我们记得在滑铁卢战场上,德纳第只听到最后两个音,他对这两个音<span class=”” data-note=”“彭眉胥”(Pontmercy),后面两个音是“眉胥”,与法文中的“谢谢”(merci)发音相同。”></span>一直是蔑视的,人们看不起简单的一声道谢,这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他让女儿阿兹玛跟踪二月十六日的新婚夫妇,依靠女儿,再靠自己的搜索,结果他得知很多情节,从他黑暗的深处,他抓住了不止一根秘密线索。他施展了不少伎俩后发现了,或至少在尽量归纳推理后,猜到他那天在大阴沟里遇到的是什么人。从这个人,很容易就得到了他的名字。他知道彭眉胥男爵夫人就是珂赛特。但关于这一点,他打算谨慎从事。珂赛特是谁?他自己也不很清楚。他模糊地预感到是个私生子,芳汀的历史他一直觉得是有点不明不白的,谈这些有什么用呢?为保守秘密而得些报酬吗?他有,或认为自己有比这更值钱的东西要出卖。还有,按照表面的情况看,没有证据就来向彭眉胥男爵泄露“您的夫人是个私生儿”,这样的结果会使告密者的腰部挨到丈夫的脚踢。

    在德纳第看来,和马吕斯的谈话还没有开始。他不得不先退却,改变战略,放弃阵地,上另一道前线;主要之事尚未达成协议,他已有五百法郎在口袋里了。此外他还有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要说,他觉得来对抗这个既无所不知又武装得那么好的彭眉胥男爵他仍是个强者。像德纳第这种性格的人,所有的对话都是在搏斗。在即将进行的这场搏斗中,自己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不知道他说话的对象是谁,但他知道要说的内容是什么。他很快暗暗地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力量,在说过了“我是德纳第”之后,他等待着。

    马吕斯在深思。他终于抓到了德纳第。这个人,他多么希望能找到他,现在就在身边了。他可以实践彭眉胥上校的叮嘱了。这位英雄欠了这个贼的情,他父亲从墓底开给他马吕斯的汇票至今没有兑现,他感到是种羞辱。面对德纳第时他思想里也有着复杂的想法,他感到应为上校不幸被这类坏蛋所救而复仇。但不管怎样,他是满意的。他终于要把上校的幽灵从这下流的债权人那里救出来,他感到他将把父亲身后的名誉从债务的牢狱中解救出来。

    除了这一责任外,还有另外一点他也要搞清楚,如果他能办到的话,那就是珂赛特财产的来源问题。机会好像已在眼前,德纳第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深探这个人的底细可能有用处。他就从这里开始。

    德纳第已把这“值钱的钞票”藏进了背心的口袋里,温和到接近柔情的程度望着马吕斯。

    马吕斯打破了沉默:

    “德纳第,我对您说出了您的名字。现在,您想告诉我的秘密,要不要我来向您说?我也有我的情报,我,您会觉察到我知道得比您更多。冉阿让,您说他是杀人犯和盗贼。他是盗贼,因为他抢劫了一个富有的手工业厂主马德兰先生,并使他破了产。他是个杀人犯,因为他杀死了警察沙威。”

    “我不懂,男爵先生。”德纳第说。

    “我把话说清楚,听着,大约在一八二二年时,在加来海峡省的一个区,有一个过去和司法机关有过纠葛的人,名叫马德兰先生,他后来改过自新,恢复了名誉。这人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直的人。他创建一种行业制造黑玻璃珠子,使得全城发了财。至于他自己也发了财,那是次要的,可以说是偶然的。他是穷人的救济者,他设立医院,开办学校,探望病人,给姑娘们钱做嫁妆,援助寡妇,抚育孤儿,他好像是地方上的一个保护人。他拒绝接受勋章,他被提名为市长。一个释放了的苦役犯知道这人过去被判过刑的隐情,揭发了这人并使他被捕,这个苦役犯又利用这人被捕来到巴黎,从拉菲特银行——我这个情报是出纳员供给的——,用一个假签名,领走了马德兰存款上五十万以上的法郎。这个抢劫了马德兰先生的苦役犯就是冉阿让,至于另一桩事,您也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冉阿让杀死了沙威,他用手枪打死的,我当时正在场。”

    德纳第神气地向马吕斯看了一眼,就像一个吃败仗的人又抓住了胜利,并在一分钟内收回了所有失地,但他立刻又恢复了微笑,下级在上级前的得胜应该显得温和,德纳第只向马吕斯说:

    “男爵先生,我们走岔道了。”

    他为了要强调这句话,故意把一串饰物抡了一转。

    “怎么!”马吕斯说,“您能驳倒这些吗?这是事实。”

    “这是幻想。我荣幸地得到男爵先生的信任,使我有义务向他这样说,首先要注意事实和正义。我不愿见到有人不公正地控告别人。男爵先生,冉阿让并没有抢劫马德兰,还有冉阿让也没有杀死沙威。”

    “这真叫人很难相信!为什么?”

    “为了两个原因。”

    “哪两个?说。”

    “第一,他没有抢劫马德兰先生,因为冉阿让本人就是马德兰先生。”

    “您说什么?”

    “而第二,他没有杀死沙威,因为杀死沙威的人,就是沙威自己。”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沙威是自杀的。”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明来!”马吕斯怒不可遏地叫着。

    德纳第一字一句地重新说了一遍,好像在念十二音节的古诗。

    “警察——沙威——被发现——溺死在——交易所桥的——一条船下。”

    “拿出证据来。”

    德纳第在旁边的口袋里取出一个灰色大信封,好像装有一些折成大小不等的纸。

    “我有我的案卷。”他镇静地说。

    他又补充道:

    “男爵先生,为了您的利益,我曾深入了解我的冉阿让。我说冉阿让和马德兰就是一个人,我又说沙威除了沙威自己以外,没有别人杀死他,我这样说,我是有证据的。不是手写的证据,手写是可疑的,可以为献殷勤而随便乱写,我的证据是印刷品。”

    德纳第一边说,一边从信封里取出两张发黄、陈旧、有一大股烟味的报纸。其中一张,折叠的边缘部分已破碎,成块地掉下来,看来比另一张更陈旧。

    “两件事情,两种证据。”德纳第说。于是他把两张打开的报纸递给马吕斯。

    这两张报纸读者都知道,最旧的那张是一八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白旗报》,我们可以在本书的第三卷第一四八页<span class=”” data-note=”见本书第二部第二卷第一节“二四六〇变成了九四三〇号”开头两页。”></span>看到原文。证实了马德兰先生和冉阿让确是一个人;另一张是一八三二年六月十五日的《通报》,证明沙威的自杀,附加说明这是引自沙威向警署署长的口头汇报:当他被囚在麻厂街街垒时,一个宽宏大量的暴动者饶了他一命,那人持枪可以打死他,但却没有打他的脑袋而只向空中放了枪。

    马吕斯读了,这是明显的事,日期确切,证据无可怀疑,这两张报纸不是为了证明德纳第的话而故意印刷出来的,在《通报》上刊登的消息又是警署官方提供的。马吕斯不能怀疑。那个出纳员提供的情况是假的,自己也搞错了。冉阿让,忽然变伟大了,从云雾中出来,马吕斯禁不住欢快地叫道:

    “那么,这不幸的人是一个可敬可佩的人!这笔财产真是他的!他就是马德兰,整整一个地区的护卫者!冉阿让是沙威的救命人!这是个英雄!一个圣人!”

    “他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一个英雄,”德纳第说,“他是个杀人犯和盗贼。”

    他加上了一句,用一种开始感到自己有了点权威的语气说话:“我们得静下心来。”

    盗贼,杀人犯,马吕斯认为这些字眼已经消失<s>99lib?</s>了,可是它们又再次出现,他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怎么还是这些事!”他说。

    “总是这些事,”德纳第说。“冉阿让没有抢劫马德兰,但他是个盗贼。他没有杀死沙威,但他确是杀人犯。”

    马吕斯问:“您是否指四十年前那桩可怜的偷窃案?根据您手边的报纸,说明他已终身忏悔,克己利人,道义兼备,赎罪自新了。”

    “我说杀人和盗窃,男爵先生。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是最近的事。我要向您泄露的事别人是一无所知的,是没人听说过的,您可能在其中能找到冉阿让手段高明地送给男爵夫人的财产的来源。我说手段高明,因为,通过这样的赠款,钻进一个高贵的家庭来分享清福,同时隐藏了自己的罪恶,享受着抢来的钱,隐瞒自己的名字,建立起一个家庭,这不是一个笨人所能做到的。”

    “我可以在这里打断您的话,”马吕斯提醒他注意,“但您还是继续说下去!”

    “男爵先生,我一切都向您直说,酬劳由您慷慨赏赐好了。这个秘密真值大量黄金呢。您会问我:‘为什么我不去找冉阿让?’原因很简单,我知道他放弃了这些钱,让给了您,我觉得他谋划得很巧妙;但他现在却是一文不名了,要是去找他,他会让我看他两手空空。既然我到若耶去需要旅费,我乐意来找无所不有的您,而不愿去找一无所有的他。我感到有些疲乏了,请允许我坐下吧!”

    马吕斯坐下,也示意让他坐下。

    德纳第坐到一张有软垫的椅子上,再拿起那两张报纸塞进信封里,小声嘟囔,一边用指甲敲着《白旗报》说:“这一张是我费尽心血才弄到的。”然后,他跷起二郎腿,靠着椅背,这种姿势正是说话有把握的人所特有的,于是进入正题,严肃地说着下面这些有分量的话:

    “男爵先生,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大概一年前,在暴动的那天,有一个人在巴黎大阴沟里,在阴沟和塞纳河的接头处,残废军人院桥和耶拿桥之间。”

    马吕斯忽然把他的椅子靠近了德纳第的椅子。德纳第注意到了这个动作,慢慢地继续他的叙述,就像一个演说家吸引住了和他对话的人,并感到对方听了自己的叙述在激动起来,心惊胆战。

    “这个人,不得不藏起来,其原因和政治无关,他把阴沟当作住家,并且还有一把钥匙。我再说一遍,这天是六月六日,大概在晚上八时左右,这人听见阴沟里有声音。他大为惊奇,就躲了起来,窥伺着。这是走路的脚步声,在黑暗中有人在向他这边走来。这真是怪事,除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在阴沟里。阴沟的铁栅栏出口离此不远,从那儿射来的一点光使他能看见新来的人,并看见这人背上背着东西。他弯着腰前进。那弯着腰走路的人是一个过去的苦役犯,背的是一具死尸。如果有现行的杀人犯的话这就是一个。至于说到抢劫,那当然不成问题;没有人会无故行凶的。这人正要把尸体丢进河去。有一点请注意,在到达铁栅栏出口之前,这个苦役犯来自阴沟远处,他一定会遇到一个可怕的洼地,他好像也可以把尸体丢进去,但第二天,通阴沟的工人在洼地工作时会发现被杀害的人,杀人犯不愿这样做。他宁愿背着重负越过洼地,他一定花了惊人的力气,他冒了最大的生命危险,我不懂他怎么能够活着出来。”

    马吕斯的椅子又挨近了一点。这时德纳第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继续说下去:

    “男爵先生,一条阴沟不是‘马尔斯广场’,那里什么都缺,也缺地方。两人在里面总得见面。这事也发生了。住户和过路的人不得不打招呼,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过路的向住户说:‘您看,我背着这东西,我得走出去,你有钥匙,给我吧。’这个苦役犯力大如牛,当然不能拒绝他。但有钥匙的人和他谈判,为了故意拖延时间。他察看了这个死人,但看不清什么,只知他是个年轻人,穿着讲究,像一个富家子弟,面部血迹模糊。他一边谈话,一边设法撕下死者背后的一块衣襟,而并没有被杀人犯发觉。一种物证,您明白了吧,这是可以重新抓到线索的办法,并可以向罪人证明他所犯的罪。他把物证放在口袋里。这之后,他把铁栅栏打开,放出这人和他背上的负担,再关上门就逃跑了,他不愿再牵连进去,尤其不愿在凶手丢尸入河时自己还在旁边。现在您明白了,背死尸的是冉阿让,有钥匙的人此刻正在和您说话,还有那块衣襟……”

    德纳第在说完这话的同时,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撕碎了的沾满深色斑点的黑呢碎片,他用两个大拇指和两个食指夹着,举得和他的眼睛一般高。

    马吕斯站<dfn></dfn>起来,面色惨白,呼吸困难,眼睛盯着这块黑呢一言不发,他目光不离这块破布地退到墙边,用右手向后伸去,在墙上摸索着寻找一把在壁炉旁边的壁橱锁眼上的钥匙。他找到这把钥匙后,打开壁橱门,伸进手臂,不用眼看,他惊愕的眼光不离开德纳第展开的破布。

    这时德纳第继续说:

    “男爵先生,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被杀的年轻人是一个被冉阿让诱骗来的、身上有着大量钱财的外国阔佬。”

    “这青年就是我,衣服在这里!”马吕斯大声叫着,把一件沾满血迹的旧衣服丢在地板上。

    然后,他把德纳第手上那块碎片夺过来,蹲在衣服前,把撕下的这块凑在缺去一块的衣摆上,撕口完全吻合,破布正好补全了那件衣服。

    德纳第目瞪口呆,他心想:“我完蛋了。”

    马吕斯颤抖着站起来,既失望又喜不自禁。

    他搜索着衣袋,气愤地走向德纳第,把抓满了五百和一千法郎的拳头举到他面前,几乎碰着他的脸:

    “你这卑鄙的东西!你撒谎,诽谤,阴险恶毒。你来诬告这个人,你却反而证明他无罪;你要陷害他,结果你反而使他变得更加荣耀。而盗贼就是你!你是杀人犯!我见过你,你这个容德雷特的德纳第,住在医院路的贫民窟里。我知道的和你有关的情况足以送你去服苦役,甚至要去比服苦役更远的地方,如果我愿意的话。拿着,这里是一千法郎,恶贯满盈的无赖!”

    于是他扔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给德纳第。

    “啊!容德雷特的德纳第,下流骗子!这一下你该受到教训了,贩卖机密的旧货商,出售秘密的掮客,在黑暗中搜索的家伙,下贱的东西!拿去这五百法郎,滚出去,滑铁卢保护了你。”

    “滑铁卢!”德纳第嘟囔着,把五百和一千法郎装进了口袋。

    “不错,杀人犯!你在那里救了一位上校的命……”

    “一位将军。”德纳第昂起了头说。

    “一位上校!”马吕斯气愤地回答,“为一位将军我是不会给你一分钱的。而你来这里是破坏别人的名誉的!我告诉你,你犯过一切罪行。滚!不要再露面了!只盼你能幸福,我只希望这一点。啊!魔鬼!这里又是三千法郎,拿去。明天你就离开这里,带着女儿到美洲去。你的老婆早已死了,可恶的骗子!我要监视你动身,强盗,那时我再给你两万法郎,滚到别处去找死吧!”

    “男爵先生,”德纳第深深鞠躬回答说,“感恩不尽。”

    于是,德纳第出去了,他莫名其妙,在这种甜蜜的上千法郎的轰击下,钞票像雷击那样劈头盖脸而来,他感到惊喜交集。

    他确实是被雷击了,但他也乐意,如果有一个避雷针的话,他反而感到遗憾了。

    我们立刻把这个人的事交代完。在我们此刻所叙述的事两天之后,他在马吕斯的安排下,用了一个假名,揣着汇到纽约去的两万法郎的汇票,带着女儿阿兹玛></a>到美洲去了。德纳第这个失败的资产者的歹毒心肠是无可救药的,他到美洲后依然和在欧洲时一样。和一个坏人接触有时常常就把好事变成了坏事。有了马吕斯这笔款,德纳第做了一个贩卖黑奴的商人。

    德纳第一出门,马吕斯就跑到花园里,珂赛特还在散步。

    “珂赛特,珂赛特!”他叫着,“来!快来,一起出去。巴斯克,一辆街车!珂赛特,来,啊!我的上帝!是他<samp></samp>救了我的命!不要耽误时间了!快围上围巾。”

    珂赛特以为他疯了,但还是听从了他的话。

    他喘不过气来,用手压住心跳,他大步地来回走着,他吻着珂赛特:“啊!珂赛特!我是一个可耻的人!”他说。

    马吕斯心情狂乱,他开始模糊地看到冉阿让那不知多么崇高而惨淡的形象。一种绝无仅有的美德显示在他眼前,至高无上而又温和,伟大而又谦虚。这个苦役犯已经圣化,成为基督了。这奇迹使马吕斯眼花缭乱,他不知道究竟见到了什么,只知道伟大无比。

    一会儿,街车来到了门前。

    马吕斯让珂赛特上车,自己也跳了上去。

    “车夫,”他说,“武人街七号。”

    马车出发了。

    “啊!多么幸福呀!”珂赛特说,“武人街,我都不敢向你提了,我们去看望让先生!”

    “是你的父亲,珂赛特,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你的父亲。珂赛特,我猜着了。你说你从没有收到我叫伽弗洛什送给你的信,这信肯定是落在他的手里了。珂赛特,他到街垒去是为了把我救出来。他既发愿要成为天使,他顺便又救了别人,他救了沙威。他把我从这深渊里拖出来带给你。他背着我通过那可怕的阴沟,啊!我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忘恩负义的人。珂赛特,他做了你的保护人,又成了我的保护人。你想想,那里有一个可怕的洼地可以使人没顶千百次,人会埋在污泥里,珂赛特,他却使我渡过去了。我当时处在昏迷状态,我看不见,听不见,对自己的遭遇一无所知。我们去把他接回来,和我们一起回来,不论他愿意不愿意,不让他再离开我们了。但愿他在家里!但愿我们能找到他!今后我将终生崇敬他。对了,一定是这样,你明白吗,珂赛特?伽弗洛什的信是送给他了,一切都弄清楚了,你懂了吧!”

    珂赛特一点也不懂。

    “你说得对。”她向他说。

    这时车轮正向前滚动。

    五 黑夜后面有天明

    冉阿让听见敲门声,就转过身去。

    “进来。”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门一开,珂赛特和马吕斯出现了。

    珂赛特跑进房间。

    马吕斯<tt></tt>在门口站着,靠在门框上。

    “珂赛特!”冉阿让说,他在椅子上竖起身来,张开颤抖的两臂,神情惊恐,面色惨白,看起来很骇人,目光里显出无限欢快。

    珂赛特因激动而感到窒息,倒在冉阿让的怀中。

    “父亲!”她喊着。

    冉阿让精神错乱,结结巴巴地说:

    “珂赛特!她!是您!夫人!啊!我的上帝!”

    于是,在珂赛特的紧抱之中,他叫道:

    “是你呀!你在这儿!你原谅我了!”

    马吕斯垂着眼帘不让眼泪淌下,走近一步,嘴唇痉挛地紧缩着,忍住痛哭,轻轻地喊了一声:

    “我的父亲!”

    “您也是呀,您也原谅我了!”冉阿让说。

    马吕斯一句话也说不出,冉阿让又说:“谢谢。”

    珂赛特把围巾拉下来,把帽子扔在床上。

    “戴着不方便。”她说。

    她于是坐在老人的膝上,一边用可爱的动作把他的白发撂开,吻他的额头。

    冉阿让随她摆布,神情恍惚。

    珂赛特模糊地懂得了一点,她加倍亲热,好像要替马吕斯赎罪。

    冉阿让含糊地说:

    “我真傻!我以为见不到她了。您<q>藏书网</q>想想,彭眉胥先生,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想:‘完了,她的小裙衫在这儿,我是一个悲惨的人,我见不到珂赛特了。’我这样想时,你们正在上楼梯。我多愚蠢呀!蠢到如此地步!我们考虑问题没有想到上帝。慈悲的上帝说:‘你以为他们就这样把你遗弃了,傻瓜!不会的,不会,决不会这样的。来吧,这里有个可怜人需要一个天使。’天使就来了,我又见到了我的珂赛特,我又见到了我的小珂赛特!啊!我曾经万分痛苦呀!”

    他有一阵子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又继续说下去:

    “我实在十分需要偶尔来看看珂赛特。一颗心,需要一点寄托。但我又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我自己说服自己:‘他们不需要你了,待在你自己的角落里吧,你无权永远赖着不走。’啊!感谢上帝,我又见到她了!你知道吗,珂赛特,你的丈夫很漂亮?啊!你有一个美丽的绣花领子,这样好得很。我爱这种花样。是你丈夫选择的,对吗?还有,你应当有几条开司米围巾,彭眉胥先生,让我称她‘你’吧。这不会很久了。”

    珂赛特接着说:

    “您这样把我们丢下多不近人情!您上哪儿去啦?为什么离开这么久?以前您多次的旅行最多三四天。我差妮珂莱特来,老回答说:‘他没有回来。’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您变化很大,您知道吗?啊!坏父亲!他生了病,我们竟不知道!你瞧,马吕斯,摸摸他的手,竟然冷成这个样!”

    “这么说您来了!彭眉胥先生,您原谅我了。”冉阿让又说了一遍。

    听了冉阿让重复这句话,一切拥塞在马吕斯心头的东西找到了发泄的机会,爆发出来了:

    “珂赛特,你听见吗?他还这样说!要我原谅他。你知道他怎样对待我吗,珂赛特?他救了我的命。他做的还不止这些,他把你给了我。在救了我之后,在把你给了我之后,珂赛特,他自己又怎么样呢?他牺牲了自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对我这忘恩负义的人,对我这个健忘的人,对我这个残酷的人,对我这个罪人,他却说:‘谢谢!’珂赛特,我一辈子为他鞠躬尽瘁也不能报答他。这个街垒,这条阴沟,这个火坑,这些污水沟,他都经历过了,为了我,为了你,珂赛特!他背着我,使我避开一切死难,而他自己却承受一切。一切勇敢,一切道义,一切英雄精神,一切神圣的品德,他都具备了!珂赛特,这个人真是一位天使!”

    “嘘!嘘!”冉阿让轻声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但是您!”马吕斯生气然而又尊敬地说,“为什么您不说这些事?这也是您的过错,您救了别人的命,还要瞒着别人!尤其是,借口说您要暴露自己,您其实是在诽谤自己,这真可怕。”

    “我说的是真话。”冉阿让回答。

    “没有,”马吕斯又说,“讲真话,要讲全部的真话,而您并没有讲。您是马德兰先生,为什么没有讲?您救了沙威,为什么不讲?您救了我的命,为什么不讲?”

    “因为我想的和您一样,我觉得您有道理。我应该走开。如果您知道了阴沟的事,您就要留我在你们身边。因此我不应该说。如果我说出来,大家都会感到拘束了。”

    “拘束什么!谁拘束呢!”马吕斯回答。“难道您还想待在这儿吗?我们要带您走。啊!天哪!我想到我完全是偶然获悉这些情况的!我们要把您接去,您和我们是分不开的。您是她的父亲,也是我的。您不会再多留一天在这可怕的屋子里了。您不要以为您明天还在这儿。”

    “明天,”冉阿让说,“我不会在这儿,但也不会在您的家里。”

    “您这是什么意思?”马吕斯问,“啊,现在我们不允许您再去旅行。您不要再离开我们,您是我们的人,我们不放您走了。”

    “这一次,说了是要算数的。”珂赛特加上一句。“我们有车子在下面,我们要把您带走,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要用武力呢!”

    于是她笑着做出用手臂抱起老人的姿势。

    “家里一直保留着您住的房间,”她继续说,“您可知道现在花园可真美呀!杜鹃花开得很茂盛。小路都用河沙铺过了,沙里还有小的紫色贝壳。您将要吃到我的草莓,是我自己浇水种的。没有什么夫人,也没有什么让先生了,我们都生活在共和国里,大家都以‘你’相称。对吗?马吕斯?生活的法则也变了。您不知道,父亲,我有一件伤心事,有一只知更鸟在墙头洞里做了窝,一只可恶的猫把它吃掉了。我那可怜的美丽的小知更鸟把头伸在它的窗口望着我!我曾为它哭泣,我真想杀了那只猫!但现在没有人哭了。大家都欢笑,大家都幸福。您和我们一起回去。外祖父会多么高兴呀!在花园里您将要有您的一小块地,您自己耕种,我们看看您的草莓是不是和我的长得一样好。还有,我样样依顺您,还有,您得好好地听我的话。”

    冉阿让在听着,但又没听见,他听着她那像音乐一样的说话声,而不是听懂她话的意思;一大颗眼泪,灵魂里幽暗的珍珠,慢慢地在眼里出现,于是他轻声说:

    “足以证明上帝是慈悲的,她在这儿了。”

    “父亲!”珂赛特呼唤着。

    冉阿让继续说:

    “不错,能在一起生活,这多好。树上有很多鸟。我和珂赛特去散步,和活着的人一样,互相问好,在花园里相互呼唤,这多甜蜜。从清早就能相见。我们每人各种一块地。她种的草莓给我吃,我让她摘我的玫瑰花,这该多么好呀。但是……”

    他停下来温和地说:

    “可惜。”

    眼泪没落下来,又收回去了,冉阿让用一个微笑代替了它。

    珂赛特把老人的双手握在她手中。

    “我的上帝!”她说,“您的手更冷了。您有病吗?您不舒服吗?”

    “我吗,没有病,”冉阿让回答说,“我很舒服,可是……”

    他又停下不说了。

    “可是怎么样呢?”

    “我马上就要死了。”

    珂赛特和马吕斯听了以后就打颤。

    “要死了!”马吕斯叫道。

    “是呀,但这不算什么。”冉阿让说。

    他呼吸了一下,微笑着,又说了下去:

    “珂赛特,你刚才在和我说话,继续下去,再说点,那么说你的小知更鸟是死了,讲吧,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马吕斯吓呆了,他望着老人。

    珂赛特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

    “父亲!我的父亲!您要活下去,您会活的,我要您活下去,听见了吧!”

    冉阿让抬起头来向着她,带着一种热爱的神色:

    “噢,是的,禁止我死吧。谁知道?我可能会听从的。你们来时我正要死去,就这样我就停了下来,我觉得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您是充满了活力和生命的,”马吕斯大声说,“难道您认为一个人会这样死去吗?您曾痛苦过,以后再不会有了。是我在请求您的原谅,我还要跪着请求您的原谅!您会活着的,和我们一起活着,并且还会长寿。我们接您回去。我们两人从今以后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您的幸福!”

    “您看,”珂赛特满面泪痕地说,“马吕斯说您不会死的。”

    冉阿让微笑着继续说:

    “彭眉胥先生,您带我回去,难道我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吗?不行,上帝的想法和您我一样,并且他不会改变主张,我最好还是离开。死是一种妥善的安排。上帝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祝你们快乐,祝彭眉胥先生有着珂赛特,青春要和清晨作伴,我的孩子们,你们四周有丁香,又有黄莺,你们的生命像朝阳下美丽的草坪,天上的喜悦充满你们的心灵,现在我已一无用处,让我死吧,肯定这一切都会好的。你们看,要懂道理,现在一切都已经不能挽救了,我觉得自己是绝对完了。一个钟头以前,我昏厥了一次。还有昨天晚上,我喝完了这一罐水。你的丈夫真好,珂赛特!你跟着他比跟着我好多了。”

    门上发出声音。是医生进来了。

    “早安和再见,医生,”冉阿让说,“这是我可怜的孩子们。”

    马吕斯走近医生,他只向他说了两个字:“先生?……”但说时的神情等于完整地提了一个问题。

    医生向他丢了一个有表情的眼色作回答。

    “因为这种事使人感到不愉快,”冉阿让说,“这不能成为自己对上帝不公正的一种借口。”

    大家静默无言,所有人的心都感到沉重。

    冉阿让转向珂赛特,向她凝视着,好像要把她的形象带到永生里去那样。他虽已沉入黑暗深处,但望着珂赛特他还会出神。这个温柔的容貌使他苍白的脸发出光芒,墓窟因而也有着它的光彩。

    医生为他诊脉。

    “啊!原来他缺少的是你们。”他望着珂赛特和马吕斯轻声说。

    于是他凑近马吕斯的耳边轻声加了一句:

    “太迟了。”

    冉阿让几乎不停地望着珂赛特,安静地看看马吕斯和医生。我们听见从他嘴里含糊地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死不算一回事,可怕的是不能活了。”

    忽然他站起身来,这种体力的恢复有时就是临终的挣扎。他稳稳地走向墙壁,把要扶他的马吕斯和医生推开,取下挂在墙上的铜十字架,回来坐下的动作好像完全健康时那样自由自在,他把十字架放在桌上并且高声说:

    “这就是伟大的殉道者。”

    然后他的胸部下陷,头摇晃了一下,好像墓中的沉醉侵占了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开始用手指甲抠裤子的布。

    珂赛特扶着他的双肩呜咽着,想要和他说话又说不出来。我们听见她含着凄惶的口水伴着眼泪这样说:“父亲,不要离开我们,怎么能刚找到您就失去您呢?”

    我们可以说垂死的挣扎有如蛇行,它去了又来,走近坟墓而又回头走向生命,在死亡的动作里有着摸索的过程。

    冉阿让在半昏迷状态之后,又恢复了一点气力,他摇晃了一下脑袋,像要甩掉黑暗,接着几乎变得完全清醒了。他拿起珂赛特的一角袖子吻了一下。

    “他缓过来了!医生,他缓过来了!”马吕斯喊着。

    “你们两个人都好,”冉阿让说,“我告诉你们什么事在使我痛苦。使我痛苦的是,彭眉胥先生,您不肯动用那笔款。那笔款确是您夫人的。我要向你们解释,我的孩子们,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很高兴见到你们。黑玉是英国的产品,白玉是挪威的产品。这一切都写在这张纸上,你们以后看吧。关于手镯,我发明了不用焊药焊住金属扣环,而是把金属扣环搭紧,这样比较美观,而且价廉物美。你们明白这样可以赚很多钱。因此珂赛特的财产确是属于她的。我讲这些详情为了使你们安心。”

    看门的上楼来了,通过半开的门向里面探望着,医生叫她走开,但没能制止这个热心的妇人在走开之前向垂死的人大声说:

    “您需要一个神父吗?”

    “我已有了一个。”冉阿让回答。

    这时他用手指好像指着他头上方的某一处,他好像看见有个人。

    大概主教真的在这临终的时刻来到了。

    珂赛特轻手轻脚地把一个枕头塞在他的腰部。

    冉阿让又说:

    “彭眉胥先生,不用担心,我恳求您。那六十万法郎是属于珂赛特的。如果你们不愿享受它,那我就白活了!我们很成功地做出了这些玻璃饰物。我们和被称作柏林的首饰竞争,可是比不上德国的黑玻璃。一罗有一千二百粒打磨得整齐的珠子只要三个法郎。”

    当我们所爱的一个人要临终时,我们的眼睛就盯住他,想把他留住。他们两人痛苦得说不出话来,不知要向垂死的人说些什么,他们失望地颤抖着站在他跟前,马吕斯握着珂赛特的手。

    冉阿让一点一点地衰竭下去,他不断地在变弱,他已接近黑暗的天边。他的呼吸已断断续续;喉中有种嘎嘎的响声在间歇地截断气息,他的上臂已很难移动,足部也已经不能动,当四肢失灵,身体越来越衰竭时,庄严的灵魂在上升,并且已经显示在他的额头上。他的眼珠里已经出现了未知世界的光明。

    他的脸逐渐失色,但仍带着笑容,生命已经结束,有的是其他的东西。他的呼吸中断,眼睛睁大,人们觉得这是一具长着翅膀的尸体。

    他做了一个手势要珂赛特走近,又要马吕斯走近;这肯定是最后一小时的最后一分钟,他用微弱得好像来自远方的声音和他们说话,现在好像已有一堵墙把他和他们隔开了。

    “过来,你俩过来,我很爱你们,啊!这样死去有多好!你也一样,你爱我,我的珂赛特。我知道你对你这个老人一直是有感情的,你把这靠垫放在我腰部是多么体贴我!你将会稍稍为我哭一下,对不对?可不要太过分。我不愿你真的难过。你们应当多多享乐,我的孩子。我还忘了告诉你们,没有扣针的扣环比所有的一切更赚钱。十二打的成本只合十个法郎,卖出.去是六十法郎。这真是一个好买卖。所以您不要再为会有六十万法郎而感到诧异了,彭眉胥先生。这是清白的钱,你们可以安享富贵。应该有一辆车,不时定一个包厢到戏院去看看戏,做些漂亮的舞会服装,我的珂赛特,用盛宴招待你们的朋友,要生活得非常幸福。刚才我写了封信给珂赛特。她会找到我的信的。我把壁炉上这对烛台留给她。烛台是银的,但对我来说它是金的,是钻石的,它能把插在上面的蜡烛变成神烛。我不知道把它赠给我的那一位在天上是否对我感到满意,我已尽我所能了。孩子们,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一个穷苦人,你们把我埋在随便哪一块地上,用一块石板盖着做记号。这是我的遗愿。石上不要刻名字。如果珂赛特有时能来看望我一下,我会感到愉快。还有您也来,彭眉胥先生。我要向您承认,我并非一直都对您有好感的,我为此向您道歉。现在您和她,对我来说是一个人了。我十分感激您,我感到您使珂赛特幸福。您可知道,彭眉胥先生,她那红润而美丽的双颊就是我的愉快,当我看见她有点憔悴时,我便心里发愁。在橱柜里有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我还没有动用。这是施舍给穷人的。珂赛特,你看见你的小裙衫在这张床上吗?你还认得吗?其实这还只是十年前的事。时间过得多么快呀!我们曾经多么幸福呀。现在完了。孩子们不要哭,我去不了多远。我从那儿看得见你们。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你们只要注意瞧,会望见我在微笑。珂赛特,你还记得在孟费郿,在树林里,你多么害怕,你还记得当时我提起水桶把吗?那是第一次我接触到你这可怜的小手,它是冰凉的!啊!当时你的手冻得通红,小姐,现在你的手是雪白的了。还有你的大娃娃!你记得吗?你叫她卡特琳。你后悔没有把她带进修女院!有时你真令我发笑,我可爱的天使!下雨的时候,你把草茎放在水沟里看着它们漂去。有一天,我买了一个柳条拍子和一个黄蓝绿三色的羽毛球给你。你忘了这些事了。你小时候多调皮!你玩着。你把樱桃放在耳朵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和我的孩子经过的森林,我们一起在下面散步的树木,我们一起藏身的修女院,种种游戏,童年时代欢畅的嬉笑,都已经消失了。我一直认为这一切是属于我的,我愚蠢之处就在于此。德纳第家的人都很凶狠,原谅他们吧。珂赛特,现在我该把你母亲的名字告诉你了。她叫芳汀。记住这个名字:芳汀。当你提到她的名字时,你应当跪下。她吃过很多苦。她非常爱你,她的痛苦正和你的幸福成对比。这是上帝的安排。他在天上,他看见我们大家,他在他的星宿中知道他做的一切。我就要去了,孩子们,你们永远相爱吧。世上除了相爱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了。你们有时想想死在这儿的可怜的老人。啊!我的珂赛特,这些时候我没有见到你,这可不怪我,那时我心都碎了;我一直走到你住的那条街的拐角上,见到我走过的人一定觉得我古怪,我好像疯了一样,有一次我没有戴帽子就出去了。孩子们,我现在已看不大清楚了,我还有话要说,算了吧。你们稍稍地想一想我。你们是上帝保佑的人。我不知道我怎么啦,我看见光亮。你们俩再挨近我些,我愉快地死去。把你们亲爱的头挨近我,我好把手放上去。”

    珂赛特和马吕斯跪下,心慌意乱,悲泪哽咽,每人靠着冉阿让的一只手,这只庄严的手已不再动弹了。

    他倒向后面,两支烛光照着他;他那白色的脸望着上天,他让珂赛特和马吕斯拼命吻他的手,他死了。

    夜没有星光,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大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灵魂。

    荒草隐蔽,雨露冲洗

     六 荒草隐蔽,雨露冲洗

    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里,靠近普通墓穴的旁边,远离这墓园中幽雅的地区,远离那些希奇古怪的在永恒面前还要展示死后时兴式样的丑墓,就在一个荒僻的角落里,靠着一堵旧墙,在一棵爬着牵牛花的大水杉下面,在茅草和青苔之中,有一块石板,这块石板和别的石板一样,日子一久也剥落得斑斑点点,发了霉,长着苔藓,堆着鸟粪。雨水使它发绿,空气使它变黑。它不在任何路旁,人们不爱到这边来,因为野草太高,使脚立刻浸湿。当少许太阳露面时,壁虎会出现,四周还有野燕麦围着沙沙作响,春天红雀在树上欢唱。

    这块石板是光秃秃的,凿石的人只想到这是筑墓石所需,除了使它够长够宽能盖住一个人之外,就没有考虑过其他方面。

    上面没有名字。

    但是多年前,有只手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四句诗,在雨露和尘土的洗刷下已慢慢地看不清楚了,而今天大概已经消失了:

    他安息了。尽管命运多舛,

    他仍偷生。失去了他的天使他就丧生;

    事情是自然而然地发生,

    就如同夜幕降临,白日西沉。

  • 雨果《悲惨世界》1

    第一部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迪涅[法国南部,下阿尔卑斯省省会]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零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绝不触及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地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风闻与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所做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当时法院的官职是可以买的,并可传给儿孙]那职位,很早,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了,事变迭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因早已害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一七九三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的意念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零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拿破仑于一八零四年三月十八日称帝,十二月二日加冕]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指费什],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极其诧异地得到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此外,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哪些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说话的嘴多而思考的头脑少的小城里总有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并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也许只是一些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那种强烈的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不管怎样,他住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成为那些小城市和小人们谈话的题材的闲话,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没有谁再敢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女仆,名叫马格洛大娘,现在,她在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的人儿,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逊色。她的身躯,好像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是个矮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的妇人,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所规定的仪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而他,在他那一面,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既毕,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任务。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的主教院是和医院毗连的。

    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世纪初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贵的府第。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隆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楼下朝花园的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公宴过这些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点缀着那间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那医院却是一所狭隘低陋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小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以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只是一些小间,里面的空气很难流通。”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即使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小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总得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以为,就拿这个厅来说,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惊惶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主教把那间厅周围望了一遍,像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错误。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有了错误,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正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在他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当时的一种币制,等于一法郎]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td></tr><tr><td>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td><td>二百利弗</td></tr><tr><td>圣灵会津贴</td><td>一百五十利弗</td></tr><tr><td>圣地宗教团体津贴</td><td>一百利弗</td></tr><tr><td>各慈幼会津贴</td><td>三百利弗</td></tr><tr><td>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td><td>五十利弗</td></tr><tr><td>改善监狱用费</td><td>四百利弗</td></tr><tr><td>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td><td>五百利弗</td></tr><tr><td>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td><td>一千利弗</td></tr><tr><td>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td><td>二千利弗</td></tr><tr><td>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td><td>一百利弗</td></tr><tr><td>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td><td>一千五百利弗</td></tr><tr><td>穷人救济费</td><td>六千利弗</td></tr><tr><td>本人用费</td><td>一千利弗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

    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分配办法。我们知道,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那种分配是被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的。米里哀先生对那位圣女来说,是她的阿哥,同时也是她的主教,是人世间的朋友和宗教中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当他说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噜苏。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老头儿都在那一千五百法郎里过活。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有办法招待他们。那是由于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

    一天——到迪涅约三个月时,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了!”

    “当然啰!”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对从前的那几位主教,原是照例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

    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了那申请,通过每年给他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名义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大嚷起来。有一个帝国元老院[拿破仑帝国的元老院,由二十四人组成,任期终身]的元老,他从前当过五百人院[一七九五年十月,热月党根据自己制定的新宪法,由有产者投票选举,成立了元老院(上院)和五百人院(下院)]的元老,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雾月十八日政变,法兰西共和国八年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开始了独裁统治],住在迪涅城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元老宅第里,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函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城里,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样走邮车?路都没有。只能骑着马走。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所有的神甫全一样,又贪又吝。这一个在到任之初,还像个善良的宗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咳!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肃清这些吃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当时正和罗马发生磨擦[教皇庇护七世于一八零四年到巴黎为拿破仑加冕,后被拘禁在法国,直到拿破仑失败])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在另一方面,这件事却使马格洛大娘大为高兴。

    好了!”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主教在开始时只顾别人,但结果也非顾自己不可了。他已把他的慈善捐分配停当,这三千法郎总算是我们的了。”

    当天晚上,主教写了这样一张单子交给他的妹子。

    <strong>车马费及巡视津贴</strong>

    <table><tr><td>供给住院病人肉汤的津贴</td><td>一千五百利弗</td></tr><tr><td>艾克斯慈幼会的津贴</td><td>二百五十利弗</td></tr><tr><td>德拉吉尼昂慈幼会的津贴</td><td>二百五十利弗</td></tr><tr><td>救济被遗弃的孩子</td><td>五百利弗</td></tr><tr><td>救济孤儿</td><td>五百利弗</td></tr><tr><td>共计</td><td>三千利弗</td></tr></table>

    以上就是米里哀先生的预算表。

    至于主教的额外开支,以及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等,这位主教都到有钱人身上去取来给穷人;取得紧也给得急。

    没有多久,各方捐赠的钱财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乏的人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门,后者来请求前者所留下的捐赠。不到一年功夫,主教便成了一切慈善捐的保管人和苦难的援助者。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过他的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稍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使他在他所必需的用品以外增添一点多余的东西。

    不但如此,由于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钱都早已在收入以前付出了,正好像旱地上的水一样;他白白地收进一些钱,却永远没有余款;于是他从自己身上搜刮起来。

    主教们照例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头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欢迎”的意思]主教。我们也将随时照样用那名字称呼他。并且这个称呼很中他的意。

    “我喜欢这名称,”他说,“卞福汝赛过主教大人。”

    我们并不认为在此地所刻画的形象是逼真的,我们只说它近似而已。

     三 好主教碰到苦教区

    主教先生并不因为他的马车变成了救济款而减少他的巡回视察工作。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三十二个司铎区,四十一个监牧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巡视那一切,确成问题,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完成任务。如果是在附近,他就步行;在平原,坐小马车;在山里,就乘骡兜。那两个高年的妇人还陪伴着他。如果路程对她们太辛苦,他便一个人去。

    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走到塞内士,那是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正囊空如洗,不可能有别种坐骑。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瞧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另外几个士绅也围着他笑。

    “长官先生和各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一定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跨着耶稣基督的坐骑未免妄自尊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老实说,并非出自虚荣。”

    在巡视工作中,他是谦虚和蔼的,闲谈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素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向远处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某一乡的居民,他常叙说邻乡的榜样。在那些对待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瞧瞧布里昂松地方的人吧。他们给了穷人、寡妇和孤儿一种特权,使他们可以比旁人早三天割他们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坍了,就会有人替他们重盖,不要工资。这也可算得上是上帝庇佑的地方了。在整整一百年中,从没一个人犯过凶杀案。”

    在那些斤斤计较利润和收获物的村子里,他说:“你们瞧瞧昂布伦地方的人吧。万一有个家长在收割时,因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害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把他的情形在宣道时提出来,等到礼拜日,公祷完毕,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到那感到困难的人的田里去替他收割,并且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对那些因银钱和遗产问题而分裂的家庭,他说:“你们瞧瞧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找得到丈夫。”在那些争讼成风,农民每因告状而倾家荡产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老乡吧。那里有三千人口。我的上帝!那真像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执法官。处理一切的是乡长。他分配捐税,凭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地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不取酬金,判处案情,不收讼费;大家也都服他,因为他是那些简朴的人中一个正直的人。”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又谈到格拉谷的居民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他说,“一个只有十家到十五家人口的小地方,自然不能经常供养一个乡村教师,于是他们全谷公聘几个教师,在各村巡回教学,在这村停留八天,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常到市集上去,我常在那些地方遇见他们。我们只须看插在帽带上的鹅毛笔,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些只教人读书的带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带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带三管。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人多么可羞!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那样谈着,严肃地,像父兄那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近而意远的话,用简括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能服人。

     四 言行合一

    他的谈话是随和而愉快的。他总要求自己适合那两个伴他过活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平。当他笑起来,那确是小学生的笑。

    马格洛大娘诚心诚意地称他做“大人”。一天,他从他的围椅里站起来走向书橱,要去取一本书。那本书正在顶上的那一格。主教的身材矮小,达不到。

    “马格洛大娘,”他说,“请您搬张椅子给我。本大人还‘大’不到那块木板呢。”

    他的一个远亲,德·洛伯爵夫人,一有机会,总爱在他跟前数她三个儿子的所谓“希望”。她有几个年纪很老行将就木的长辈,她那几个孩子自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三个中最年幼的一个将从一个姑祖母那里获得一笔整整十万利弗的年金,第二个承继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应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平日常听这位做母亲的那些天真可恕的夸耀,从不开口。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唠唠叨叨提到所有那些<tt></tt>承继和“希望”时,他仿佛显得比平日更出神一些。她不耐烦地改变自己的话题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主教说,“一句怪话,大概出自圣奥古斯丁:‘把你们的希望寄托在那个无可承继者的身上吧。’”

    另一次,他接到本乡一个贵人的讣告,一大张纸上所铺排的,除了亡人的各种荣衔以外,还把他所有一切亲属的各种封建的和贵族的尊称全列了上去。他叫着说:“死人的脊骨多么结实!别人把一副多么显赫的头衔担子叫他轻快地背着!这些人也够聪明了,坟墓也被虚荣心所利用!”

    他一有机会,总爱说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词,但几乎每次都含着严正的意义。一次,在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天主堂里讲道。他颇有口才,讲题是“慈善”。他要求富人拯救穷人,以免堕入他尽力形容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地狱,而进入据他所说非常美妙动人的天堂。在当时的听众中,有个叫惹波兰先生的歇了业的商人,这人平时爱放高利贷,在制造大布、哔叽、毛布和高呢帽时赚了五十万。惹波兰先生生平从没有救助过任何穷人。自从那次讲道以后,大家都看见他每逢星期日总拿一个苏<span class=”” data-note=”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span>给天主堂大门口的那几个乞讨的老婆婆。她们六个人得去分那个苏。一天,主教撞见他在行那件善事,他笑嘻嘻向他的妹子说:“惹波兰先生又在那儿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谈到慈善事业时,他即使碰壁也不退缩,并还想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一次,他在城里某家客厅里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一个商特西侯爵,年老,有钱,吝啬,他有方法同时做极端保王党和极端伏尔泰<span class=”” data-note=”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一生强烈反对封建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统治权。”></span>派。那样的怪事是有过的。主教走到 4ed6.” >他跟前,推推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得替我捐几文。”侯爵转过脸去,干脆回答说:“我的主教,我有我自己的穷人呢。”“把他们交给我就是了。”主教说。

    一天,在天主堂里,他这样布道:

    “我极敬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中,有一百三十二万所房子都只有三个洞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所有两个洞口,就是门和窗;还有三十四万六千个棚子都只有一个洞口,那就是门。这是因为那种所谓门窗税才搞到如此地步。请你们替我把一些穷人家、老太婆、小孩子塞在那些房子里吧,瞧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咳!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颂扬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两个阿尔卑斯省,就是上下阿尔卑斯省,那些农民连小车也没有,他们用自己的背去背肥料;他们没有蜡烛,点的是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省,全部山区也是那样的。他们做一次面包要吃六个月,并且是用干牛粪烘出来的。到了冬天,他们用斧子把那种面包砍开,放在水里浸上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善心吧!看看你们四周的人多么受罪!”

    他出生在南部,所以很容易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他学下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 bé!moussu,sès sagé?”学下阿尔卑斯省的方言:“Onté anaras passa?”学上多菲内省的方言:“Puerte un bouen moutou embe un bouen froumage grase.”这样就博得了群众的欢心,大大帮助了他去接近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茅屋里或山中,正像在自己的家里,他知道用最俚俗的方言去说明最伟大的事物。他能说各种语言,也就能和一切心灵打成一片。

    并且他对上层的人和人民大众都是一样的。

    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时从不粗率地判断一件事。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也常笑嘻嘻地那样形容自己。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像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这肉体同时就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受它的支配。

    “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蒙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错误就像一种地心吸力。”

    <bdo></bdo>当他看见大家吵闹并且轻易动怒时,他常笑嘻嘻地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犯的严重罪行呢。现在只因为假面具被揭穿急于申明和掩饰罢了。”

    他对于人类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又说:“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和独有的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书》中得到这一切的。

    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到大家谈一桩正在研究调查、不久就要交付审判的案子。有个穷苦无告的人,为了他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生路断绝时铸了私钱。铸></a>私钱在那个时代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他所造的第一个私钱去用,被捕了。他们把她抓了起来,但是只有她本人犯罪的证据。只有她一个人能告发她的情人,送他的命。她不肯招供。他们再三追问。她仍坚决不招供。这样,检察长心生一计。他编造她的情人变了心,极巧妙地伪造许多信札的断片,来说服那个苦恼的女人,使她相信她有一个情敌,那男子有负心的行为。在嫉恨悲愤之中,她终于举发她的情人,一切都招供了,一切都证实了。那男子是无法挽救了。不久他就得在艾克斯和他的同谋女犯一同受审。大家谈着那件事,每个人都称赞那官员的才干,说他能利用妒忌之心,因愤怒而真相大白,法律的威力也因报复的心理而得以伸张。主教静悄悄地听着这一切,等到大家说完了,他问道:

    “那一对男女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在地方厅。”

    他又问:“那么,那位检察长将在什么地方受审呢?”

    迪涅发生过一件惨事。有个人因谋害人命而被判处死刑。那个不幸的人并不是什么读书人,但也不是完全无知无识的人,他曾在市集上卖技,也摆过书信摊。城里的人对那案子非常关心。在行刑的前一日,驻狱神甫忽然害了病。必须有个神甫在那受刑的人临终时帮助他。有人去找本堂神甫。他好像有意拒绝,他说:“这不关我事。这种苦差事和那耍把戏的人和我都不相干,我也正害着病,况且那地方不属我的范围。”他这答复传到主教那儿去了。主教说:“本堂神甫说得对。那不属于他的范围,而是属于我的。”

    他立刻跑到监狱去,下到那“耍把戏的人”的牢房里,他叫他的名字,搀着他的手,和他谈话。他在他的身旁整整过了一天一夜,饮食睡眠全忘了,他为那囚犯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也祈求那囚犯拯救他自己的灵魂。他和他谈着最善的、亦即最简单的真理。他真像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如果不是在祝福祈祷,他就一点也不像个主教。他在稳定他和安慰他的同<samp>.</samp>时,把一切都教给他了。那个人原是要悲痛绝望而死的。在先,死对他好像是个万丈深渊,他站在那阴惨的边缘上,一面战栗,一面又心胆俱裂地向后退却。他并没有冥顽到对死活也绝不关心的地步。他受到的判决是一种剧烈的震撼,仿佛在他四周的某些地方,把隔在万物的神秘和我们所谓生命中间的那堵墙震倒了。他从那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望着这世界的外面,而所见的只是一片黑暗。主教却使他见到了一线光明。

    第二天,他们来提这不幸的人了,主教仍在他身旁。他跟着他走。他披上紫披肩,颈上悬着主教的十字架,和那被缚在绳索中的临难人并肩站在大众的面前。

    他和他一同上囚车,一同上断头台。那个受刑的人,昨天是那样愁惨,那样垂头丧气,现在却舒展兴奋起来了。他觉得他的灵魂得了救,他期待着上帝。主教拥抱了他,当刀子将要落下时,他说:“人所杀的人,上帝使他复活;弟兄们所驱逐的人得重见天父。祈祷,信仰,到生命里去。天父就在前面。”他从断头台上下来时,他的目光里有种东西使众人肃然退立。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样最使人肃然起敬,是他面色的惨白呢,还是他神宇的宁静。在回到他一贯戏称为“他的宫殿”的那所破屋子里时,他对他的妹子说:“我刚刚进行了一场隆重的大典。”

    最卓越的东西也常是最难被人了解的东西,因此,城里有许多人在议论主教那一举动,说那是矫揉造作。不过那是上层阶级客厅里的一种说法。对圣事活动不怀恶意的人民却感动了,并且十分钦佩主教。

    至于主教,对他来说,看断头台行刑确是一种震动;过了许久,他才镇定下来。

    断头台,的确,当它被架起来屹立在那里时,是具有一种使人眩惑的力量的;在我们不曾亲眼见过断头台前,我们对死刑多少还能漠然视之,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置可否;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了一座,那种惊骇真是强烈,我们非做出决定,非表示赞同或反对不可。有些人赞叹它,如德·梅斯特尔<span class=”” data-note=”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1753—1821),法国神学家。”></span>。有些人痛恨它,如贝卡里亚<span class=”” data-note=”贝卡里亚(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法学家,主张宽刑。”></span>。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它的别名是“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看见它的人都产生最神秘的战栗。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想象。断头台不是一个架子。断头台不是一种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所构成的无生气的机械。它好像是种生物,具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主动能力。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座机器能听见,那种机械能了解,那些木条铁件和绳索都具有意识。当它的出现把我们的心灵抛入凶恶的梦想时,断头台就显得怪可怕,并和它所作所为的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怪物,是一种鬼怪,它以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为生命而进行活动。<var></var>

    那次的印象也确是可怕和深刻的,行刑的第二天和许多天以后,主教还表现出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送死时那种强迫的镇静已经消逝了,社会威权下的鬼魂和他纠缠不清,他平时工作回来,素来心安理得,神采奕奕,这时他却老像是在责备自己。有时,他自言自语,吞吞吐吐,低声说着一些凄惨的话。下面是他妹子在一天晚上听了记下来的一段:“我从前还不知道是那么可怕。只专心注意上帝的法则而不关心人的法律,那是错误的。死只属于上帝,人有什么权力过问那件未被认识的事呢?”

    那些印象随着时间渐渐减退或竟消失了,但是人们察觉到,从此以后,主教总避免经过那刑场。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主教叫到病人和临死的人的床边。他深深知道他最大的职责和最大的任务是在那些地方。寡妇和孤女的家,不用请,他自己就会去的。他知道在失去爱妻的男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身旁静静坐上几个钟头。他既懂得闭口的时刻,也就懂得开口的时刻。呵!可敬可佩的安慰人的人!他不以遗忘来消除苦痛,却希望去使苦痛显得伟大和光荣。他说:“要注意您对死者的想法。不要在那溃烂的东西上去想。定神去看,您就会在穹苍的极尽处看到您亲爱的死者的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能护人心身。他总设法去慰藉失望的人,使他们能退一步着想,使俯视墓穴的悲痛转为仰望星光的悲痛。

    五 卞福汝主教的道袍穿得太久了

    米里哀先生的家庭生活,正如他的社会生活那样,是受同样的思想支配的。对那些有机会就近观察的人,迪涅主教所过的那种自甘淡泊的生活,确是严肃而动人。

    和所有老年人及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他睡得少,但他的短暂的睡眠却是安稳的。早晨,他静修一个钟头,再念他的弥撒经,有时在天主堂里,有时在自己的经堂里。弥撒经念过以后,作为早餐,他吃一块黑麦面包,蘸着自家的牛的乳汁。随后,他开始工作。

    主教总是相当忙的,他得每天接见主教区的秘书——通常是一个司祭神甫,并且几乎每天都得接见他的那些助理主教。他有许多会议要主持,整个宗教图书室要检查,还要诵弥撒经、教理问答、日课经等等;还有许多训示要写,许多讲稿要批示,还要和解教士与地方官之间的争执,还要办教务方面的信件、行政方面的信件,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宗教,总有做不完的事。

    那些无穷尽的事务和他的日课以及祈祷所余下的时间,他首先用在贫病和痛苦的人身上;在痛苦和贫病的人之后留下的时间,他用在劳动上。他有时在园里铲土,有时阅读和写作。他对那两种工作只有一种叫法,他管这叫“种地”,他说:“精神是一种园地。”

    日中,他用午餐。午餐正和他的早餐一样。

    将近两点时,如果天气好,他去乡间或城里散步,时常走进那些破烂的人家。人们看见他独自走着,<tt></tt>低着眼睛,扶着一根长拐杖,穿着他那件相当温暖的紫棉袍,脚上穿着紫袜和粗笨的鞋子,头上戴着他的平顶帽,三束金流苏从帽顶的三只角里坠下来。

    他经过的地方就像过节似的。我们可以说他一路走过,就一路在散布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都为主教而走到大门口来,有如迎接阳光。他祝福大家,大家也为他祝福。人们总把他的住所指给任何有所需求的人们看。

    他随处停下来,和小男孩小女孩们谈话,也向着母亲们微笑。他只要有钱,总去找穷人;钱完了,便去找有钱人。

    由于他的道袍穿得太久了,却又不愿被别人察觉,因此他进城就不得不套上那件紫棉袍。在夏季,那是会有点使他不好受的。

    晚上八点半,他和他的妹子进晚餐,马格洛大娘立在他们的后面照应。再没有比那种晚餐更简单的了。但是如果主教留他的一位神甫晚餐,马格洛大娘就借此机会为主教做些鲜美的湖鱼或名贵的野味。所有的神甫都成了预备盛餐的借口,主教也让人摆布。此外,他日常的伙食总不外水煮蔬菜和素油汤。城里的人都说:“主教不吃神甫菜的时候,就吃苦修会的修士菜。”

    晚餐过后,他和巴狄斯丁姑娘与马格洛大娘闲谈半小时,再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事写作,有时写在单页纸上,有时写在对开本书本的空白边上。他是个文人,知识颇为渊博,他留下了五种或六种相当奇特的手稿,其中一种是关于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中“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span class=”” data-note=”这一句话原文见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span>那一节的研究。他拿三种经文来作比较:阿拉伯译文作“上帝的风吹着”;弗拉菲于斯·约瑟夫<span class=”” data-note=”弗拉菲于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e),一世纪末的犹太历史家。”></span>作“上界的风骤临下土”;最后翁格洛斯的迦勒底<span class=”” data-note=”迦勒底(Chaldée),巴比伦一带地方的古称。”></span>文的注释性翻译则作“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吹在水面上”。在另外一篇论文里,他研究了雨果关于神学的著作——雨果是普托利迈伊斯的主教,本书作者的叔曾祖;他还证明在前世纪以笔名巴勒古尔发表的各种小册子都应是那位主教的。<q></q><dfn></dfn>

    有时,他正在阅读,不问在他手里的是什么书,他会忽然堕入深远的思考,想完以后,立即在原书中写上几行。那样的几行字时常是和他手中的书毫无关系的。目下我们有他在一本四开本书的边上所写的注,书名..是《贵人日耳曼和克林东、柯恩华立斯两将军以及美洲海域海军上将们的往来信札》,凡尔赛盘索书店及巴黎奥古斯丁河沿毕索书店印行。

    注是这样的:

    “呵!存在着的你!

    “《传道书》称你为全能,马加比人称你为创造主,《以弗所书》称你为自由,巴录称你为广大,《诗篇》称你为智慧与真理,约翰称你为光明,《列王纪》称你为天主, href=’/article/4405.htm’>《出埃及记》呼汝为主宰,《利未记》呼汝为神圣,以斯拉呼汝为公正,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称你为上帝,人称你为天父,但是所罗门称你为慈悲,这才是你名称中最美的一个。”<bdo>99lib?</bdo>

    近九点钟时,两位妇女退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让他独自留在楼下,直到天明。

    六 他托谁看守他的房子

    他住的房子,我们已经说过,是一所只有一层楼的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顶上一间气楼,后面有一个四分之一亩大的园子。两位妇女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第一间是他的餐室,第二间是卧室,第三间是经堂。从经堂出来,必须经过卧室;从卧室出来,又必须经过餐室。经堂底里,有半间小暖房,仅容一张留备客人寄宿的床。主教常把那床让给那些因管辖区的事务或需要来到迪涅的乡村神甫们住宿。

    原来医院的药房是间小房子,通正屋,盖在园子里,现在已改为厨房和贮藏食物的地方了。

    此外,园里还有一个牲口棚,最初是救济院的厨房,现在主教在那里养着两头母牛。无论那两头牛供给多少奶,他每天早晨总分一半给医院里的病人。“这是我付的什一税。”他说。

    他的房间相当大,在恶劣的季节里相当难于保暖。由于木柴在迪涅非常贵,他便设法在牛棚里用板壁隔出了一小间。严寒季节便成了他夜间生活的地方。他叫那做“冬斋”。

    在冬斋里,和在餐室里一样,除了一张白木方桌和四张麦秸心椅子外,再也没有旁的家具。餐室里却还陈设着一个涂了淡红胶的旧碗橱。主教还把一张同样的碗橱,适当地罩上白布帷和假花边,作为祭坛,点缀着他的经堂。

    迪涅的那些有钱的女忏悔者和虔诚的妇女,多次凑了些钱,要为主教的经堂修一座美观的新祭坛,他每次把钱收下,却都送给了穷人。

    “最美丽的祭坛,”他说,“是一个因得到安慰而感谢上帝的受苦人的灵魂。”

    他有两张麦秸心的祈祷椅在他的经堂里,卧室里还有一张有扶手的围椅,也是麦秸心的。万一他同时接见七八个人,省长、将军或是驻军的参谋,或是教士培养所的几个学生,他们就得到牛棚里去找冬斋的椅子,经堂里去找祈祷椅,卧室里去找围椅。这样,他们可以收集到十一张待客的坐具。每次有人来访,总得搬空一间屋子bbr>..</abbr>。

    有时来了十二个人,主教为了遮掩那种窘境,如果是在冬天,他便自己立在壁炉边,如果是在夏天,他就建议到园里去兜个圈子。

    在那小暖房里,的确还有一张椅子,但是椅上的麦秸已经脱了一半,并且只有三只脚,只是靠在墙上才能用。巴狄斯丁姑娘也还有一张很大的木靠椅,从前是漆过金的,并有锦缎的椅套,但是那靠椅由于楼梯太窄,已从窗口吊上楼了,因而它不能作为机动的家具。

    巴狄斯丁姑娘的奢望是想买一套客厅里用的荷兰黄底团花丝绒的天鹅颈式紫檀座架的家具,再配上长沙发。但是这至少得花五百法郎。她为那样一套东西省吃节用,五年当中,只省下四十二个法郎和十个苏,于是也就不再做此打算。而且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去想象一下主教的卧室,再简单也没有了。一扇窗门朝着园子,对面是床——一张医院用的病床,铁的,带着绿哔叽帷子。在床里的阴暗处,帷的后面,还摆着梳妆用具,残留着他旧时在繁华社会中做人的那些漂亮习气;两扇门,一扇靠近壁炉,通经堂,一扇靠近书橱,通餐室;那书橱是一个大玻璃橱,装满了书;壁炉的木框,描上了仿大理石的花纹,炉里通常是没有火的;壁炉里有一对铁炉篦,篦的两端装饰着两个瓶,瓶上绕着花串和槽形直条花纹,并贴过银箔,那是主教等级的一种奢侈品;上面,在通常挂镜子的地方,有一个银色已褪的铜十字架,钉在一块破旧的黑绒上,装在一个金色暗蔽的木框里。窗门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摆了一个墨水瓶,桌上堆着零乱的纸张和大本的书籍。桌子前面,一张麦秸椅。床的前面,一张从经堂里搬来的祈祷椅。椭圆框里的两幅半身油画像挂在他床两旁的墙上。在画幅的素净的背景上有几个小金字写在像的旁边,标明一幅是圣克鲁的主教查里奥教士的像,一幅是夏尔特尔教区西多会大田修院院长阿格德的副主教杜尔多教士的像。主教在继医院病人之后住进那间房时,就已看见有这两幅画像,也就让它挂在原处。他们是神甫,也许是施主,这就是使他尊敬他们的两个理由。他所知道关于那两个人物的,只是他们在同一天,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由王命,一个授以教区,一个授以采地。马格洛大娘曾把那两幅画取下来掸灰尘,主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的像的后面,看见在一张用四片胶纸粘着四角、年久发黄的小方纸上,用淡墨汁注出的这两位人物的出身。

    窗门上,有一条古老的粗毛呢窗帷,已经破旧不堪,为了节省新买一条的费用,马格洛大娘只得在正中大大地缝补一番,缝补的纹恰成一个十字形。主教常常叫人看。

    “这缝得多好!”他说。

    那房子里所有的房间,无论楼下楼上,没有一间不是用灰浆刷的,营房和医院照例如此。

    但是,后来的几年中,马格洛大娘在巴狄斯丁姑娘房间的裱墙纸下面(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发现了一些壁画。这所房子,在成为医院以前,曾是一些士绅们的聚会场所。所以会有那种装饰。每间屋子的地上都铺了红砖,每星期洗一次,床的前面都铺着麦秸席。总之,这住宅,经那两位妇女的照料,从上到下,都变得异常清洁。那是主教所许可的惟一的奢华。他说:

    “这并不损害穷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在他从前有过的东西里,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马格洛大娘每天都喜洋洋地望着那些银器在白粗布台毯上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我们既然要把迪涅的这位主教据实地写出来,就应当提到他曾几次这样说过:“叫我不用银器盛东西吃,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那些银器以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台,是从他一个姑祖母的遗产中得来的。那对烛台上插着两支烛,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那两支烛,连着蜡台放在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器和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是从来不拿走的。

    那个园子,在我们说过的那些相当丑陋的建筑物的陪衬下,也显得有些减色。园子里有四条小道,交叉成十字形,交叉处有一个水槽;另一条小道沿着白围墙绕园一周。小道与小道之间,形成四块方地,边沿上种了黄杨。马格洛大娘在三块方地上种着蔬菜,在第四块上,主教种了些花卉。几株果树散布在各处。

    一次,马格洛大娘和蔼地打趣他说:“您处处都盘算,这儿却有一块方地没有用上。种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吗?”“马格洛大娘,”主教回答说,“您弄错了。美和适用是一样有用的。”停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也许更有用些。”

    那块方地又分作三四畦,主教在那地上所费的劳力和他在书本里所费的劳力是一样的。他乐意在这里花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这儿那儿,在土里搠一些窟窿,摆下种子。他并不像园艺工作者那样仇视昆虫。对植物学他没有任何幻想;他不知道分科,也不懂骨肉发病说;他绝不研究在杜纳福尔<span class=”” data-note=”杜纳福尔(Tour),法国十世纪的植物学家。”></span>和自然操作法之间应当有何取舍,既不替胞囊反对子叶,也不替舒习尔<span class=”” data-note=”舒习尔(Jussieu),法国十八世纪植物学家。”></span>反对林内<span class=”” data-note=”林内(Linné),瑞典十八世纪生物学家,是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鼻祖。”></span>。他不研究植物,而赞赏花卉。他非常敬重科学家,更敬重无知识的人,在双方并重之下,每当夏季黄昏,他总提着一把绿漆白铁喷壶去浇他的花畦。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锁得上的。餐室的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出去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装了锁和铁闩的,正像一扇牢门。主教早已叫人把那些铁件取去了,因而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用一个活梢扣着。任何过路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摇开。起初,那两位妇女为了那扇从来不关的门非常发愁,但是迪涅主教对她们说:“假如你们喜欢,不妨在你们的房门上装上铁闩。”到后来,她们看见他既然放心,也就放了心,或者说,至少她们装出放心的样子。马格洛大娘有时仍不免提心吊胆。主教的想法,已经在他在《圣经》边上所写的这三行字里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这里只有最微小的一点区别: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

    在一本叫做《医学的哲学》的书上,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bbr>?</abbr>们不和他们一样是医生吗?我一样有我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称为病人的病人,其次我还有我称为不幸的人的病人。”

    在另一处,他还写道:“对向你求宿的人,不可问名问姓,不便把自己姓名告人的人也往往是最需要找地方住的人。”

    有一天,忽然来了个大名鼎鼎的教士,我已经记不清是古娄布鲁教士,还是彭弼力教士,想起要问主教先生(那也许是受了马格洛大娘的指使),让大门日夜开着,人人都可以进来,主教是否十分有把握不至于发生某种意外,是否不怕在那防范如此松懈的家里,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主教严肃而温和地在他肩上点了一下,对他说:“除非上帝要保护这家人,否则看守也徒然。”[这两句话原文为拉丁文,即“Nisi Dominus custodierit domum,in vanum vigilant qui custodiunt eam.”]他接着就谈旁的事。

    他常爱说:“教士有教士的勇敢,正如龙骑队长有龙骑队长的勇敢。”不过,他又加上一句:“我们的勇敢应当是宁静的。”

     七 克拉华特

    此地自然有着一件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因为这件事足以说明迪涅的这位主教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加斯帕尔·白匪帮曾一度横行在阿柳尔峡一带,在被击溃以后,有个叫克拉华特的部将却还躲在山林里。他领着他的徒众,加斯帕尔·白的残部,在尼斯伯爵领地里藏匿了一些时候,继又转到皮埃蒙特区[Piémont,在意大利北部],忽而又在法国境内巴塞隆内特附近出现。最初,有人曾在若齐埃见过他,过后又在翟伊尔见过他。他躲在鹰轭山洞里,从那里出来,经过玉碑和小玉碑峡谷,走向村落和乡镇。他甚至敢于进逼昂布伦,黑夜侵入天主堂,卷走圣衣库中的东西。他的劫掠使那一乡的人惴惴不安。警察追击也无用。他屡次逃脱,有时还公然抵抗。他是个大胆的恶汉。正当人心惶惶时主教来了。他正在那一乡巡视。乡长赶到沙斯特拉来找他,并且劝他转回去。当时克拉华特已占据那座山,直达阿什一带,甚至还更远。即使由卫队护送,也有危险。那不过是把三四个警察白白拿去送死罢了。

    “那么,”主教说,“我打算不带卫兵去。”

    “您怎么可以那样打算,主教?”那乡长说。

    “我就那样打算,我绝对拒绝卫兵,并且一个钟头以内我就要走。”

    “走?”

    “走。”

    “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

    “主教,您不能那样做。”

    “在那儿,”主教又说,“有个穷苦的小村子,才这么一点大,我三年没有见着他们了。那里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些和蔼诚实的牧人。他们牧羊,每三十头母羊里有一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能做各种颜色的羊毛绳,非常好看。他们用六孔小笛吹各种山歌。他们需要有人不时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主教如果也害怕,他们将说什么呢?假使我不到那里去一下,他们将说些什么呢?”

    “可是,主教,您对那些强盗怎么办,万一您遇见了强盗!”

    “对呀,”主教说,“我想起来了。您说得有理。我可以遇见他们。他们也需要有人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

    “主教,那是一伙土匪呀,是一群狼呀!”

    “乡长先生,也许耶稣正要我去当那一群狼的牧人呢。谁知道主宰的旨意?”

    “主教,他们会把您抢光的。”

    “我没有什么可抢的。”

    “他们会杀害您的。”

    “杀害一个念着消食经过路的老教士?啐!那有什么好处?”

    “唉!我的上帝!万一您碰见他们!”

    “我就请他们捐几文给我的穷人们。”

    “主教,以上天之名,不要到那儿去吧!您冒着生命危险呢。”

    “乡长先生,”主教说,“就只是这点小事吗?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只好让他走。他走了,只有一个自愿当向导的小孩伴着他。他那种蛮劲使那一乡议论纷纷,甚至个个替他捏一把汗。

    他不愿带他的妹子,也没有带马格洛大娘。他骑上骡子,穿过山路,一个人也没有碰见,平平安安到了他的“好朋友”——牧人的家里。他在那里住了两星期,传道,行圣礼,教育人,感化人。到了快离开时,他决计用主教的仪式做一场大弥撒。他和本堂神甫商量。但是怎么办呢?没有主教的服饰。他们只能把简陋的乡间圣衣库供他使用,那里只有几件破旧的、装着假金线的锦缎祭服。

    “没有关系!”主教说。“神甫先生,我们不妨把要做大弥撒那件事在下次礼拜时,向大众宣告一下,会有办法的。”

    在附近的几个天主堂里都寻遍了。那些穷教堂里所有的精华,凑拢来还不能适当装饰一个大天主堂里的唱诗童子。

    正在大家为难时,有两个陌生人,骑着马,带了一只大箱子,送来给主教先生,箱子放在本堂神甫家里人立即走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件金线呢披氅,一顶装有金刚钻的主教法冠,一个大主教的十字架,一条华美的法杖,一个月以前,在昂布伦圣母堂的圣衣库里被抢的法衣,全部都在。箱子里有张纸,上面写着:“克拉华特呈奉卞福汝主教。”

    “我早说过会有办法的!”主教说,随后他含笑补充一句,“以神甫的白衣自足的人蒙上帝赐来大主教的披氅了。”

    “我的主教,”神甫点头含笑低声说,“不是上帝便是魔鬼。”

    主教用眼睛盯住神甫,一本正经地说:“是上帝!”

    回沙斯特拉时一路上都有人来看他,引为奇谈。他在沙斯特拉的神甫家里<var>藏书网</var>,又和巴狄斯丁姑娘和马格洛大娘相见了,她们也正渴望他回来。他对他的妹子说:

    “怎样,我的打算没有错吧?我这穷教士,两手空空,跑到山里那些穷百姓家里去过了,现在又满载而归。我当初出发时,只带着一片信仰上帝的诚心,回来时,却把一个天主堂的宝库带回了。”

    晚上,他在睡前还说:

    “永远不要害怕盗贼和杀人犯。那是身外的危险。我们应当害怕自己。偏见便是盗贼,恶习便是杀人犯。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危害我们脑袋和钱袋的人何足介意呢?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得了。”

    他又转过去对他妹子说:

    “妹妹,教士永远不可提防他的邻人。邻人做的事,总是上帝允许的。我们在危险临头时,只应祷告上帝。祈求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u></u>不要让我们的兄弟因我们而犯罪。”

    总之,他生平的特殊事故不多。我们就自己所知道的谈谈。不过他在他一生中,总是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他一年的一月,就像他一日的一时。

    至于昂布伦天主堂的“财宝”下落如何,我们对这问题,却有些难于回答。那都是些美丽的、令人爱不忍释的、很值得偷去救济穷人的东西。况且那些东西是早已被人偷过了的。那种冒险行为已经完成了一半,余下的工作只须改变偷窃的目的,再向穷人那边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了。关于这问题,我们什么也不肯定。不过,曾经有人在主教的纸堆里发现过一张词意不明的条子,也许正是指那件事的,上面写着:“问题在于明确这东西应当归天主堂还是归医院。”

    八 酒后的哲学

    我们曾经谈到过一个元老院元老,那是个精明果断的人,一生行事,直截了当,对于人生所能遇到的难题,如良心、信誓、公道、天职之类从不介怀;他一往直前地向着他的目标走去,在他个人发达和利益的道路上,他从不曾动摇过一次。他从前当过检察官,因处境顺利,为人也渐趋温和了,他绝不是个有坏心眼的人。他在生活中审慎地抓住那些好的地方、好的机会和好的财源之后,对儿子、女婿、亲戚甚至朋友,也尽力帮些小忙。其余的事,在他看来,好像全是傻事。他善诙谐,通文墨,因而自以为是伊壁鸠鲁<span class=”” data-note=”伊壁鸠鲁(Epicure,前341—前270),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享乐,他的所谓享乐是精神恬静愉快,不动心。”></span>的信徒,实际上也许只是比戈·勒白朗<span class=”” data-note=”比戈·勒白朗(Pigault Lebrun),十八世纪法国色情小说家。”></span>之流亚。对无边的宇宙和永恒的事业以及“主教老头儿的种种无稽之谈”,他常喜欢用解颐的妙语来加以述说。有时,他会带着和蔼的高傲气派当面嘲笑米里哀先生,米里哀先生总由他嘲笑。

    不知是在举行什么半官式典..礼时,那位伯爵(就是那位元老)和米里哀先生都应在省长公馆里参加宴会。到了用甜品时,这位元老已经略带酒意,不过态度仍旧庄重,他大声说:

    “主教先生,我们来扯扯。一个元老和一个主教见了面,就难免要彼此挤眉弄眼。一狼一狈,心照不宣。我要和您谈句知心话。我有我自己一套哲学。”

    “您说得对,”主教回答,“人总是睡下来搞他的哲学的,何况您是睡在金屋玉堂中的,元老先生。”

    元老兴致勃发,接着说:

    “让我们做好孩子。”

    “就做顽皮鬼也不打紧。”主教说。

    “我告诉您,”元老说,“阿尔让斯侯爵、皮隆、霍布斯、内戎<span class=”” data-note=”皮隆(Pyrrhon,前365—前275),希腊怀疑派哲学家。霍布斯(Hobbes,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内戎(Naigeon,1738—1810),法国文人,唯物主义者。”></span>先生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我的图书室里的这些哲学家的书边上都是烫了金的。”

    “和您自己一样,元老先生。”主教抢着说。

    元老接着说:

    “我恨狄德罗,<span class=”” data-note=”狄德罗(Diderot,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领袖,一七四九年因自己的著作而被监禁。”></span>他是个空想家,大言不惭,还搞革命,实际上却信仰上帝,比伏尔泰更着迷。伏尔泰嘲笑过尼登,他不应当那么做,因为尼登的鳝鱼已经证明上帝的无用了。一匙面糊加一滴酸醋,便可以代替圣灵。假设那一滴再大一点,那一匙也再大一点,便是这世界了。人就是鳝鱼。又何必要永生之父呢?主教先生,关于耶和华的那种假设叫我头痛。它只对那些外弱中干的人有些用处。打倒那个惹人厌烦的万物之主!虚空万岁!虚空才能叫人安心。说句知心话,并且我要说个痛快,好好向我的牧师交代一番,我告诉您,我观点明确。您那位东劝人谦让、西劝人牺牲的耶稣瞒不过我的眼睛。那种说法是吝啬鬼对穷鬼的劝告。谦让!为什么?牺牲!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狼为另一只狼的幸福而牺牲它自己。我们还是游戏人间的好。人为万物之灵。我们应当有高明的哲学。假使目光如鼠,又何必生为万物之灵?让我们嘻嘻哈哈过这一世吧。人生,就是一切。说人在旁的地方,天上、地下,某处,有另外一个来生,我绝不信那些鬼话。哼!有人要我谦让,要我牺牲,那么,一举一动,我都得谨慎小心,我得为善恶、曲直、从违等问题来伤脑筋。为什么?据说对自己的行为我将来得做个交代。什么时候?死后。多么好的梦!在我死了以后,有人捉得住我那才妙呢。您去叫一只鬼手抓把灰给我看看。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是揭过芙蓉仙子的亵衣的人,让我们说老实话吧,这世上只有生物,既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我们应当追求实际,一直深入下去,穷其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应当嗅出真理,根究到底,把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样它才会给你一种无上的快乐。那样你才会充满信心,仰天大笑。我一点不含糊,我。主教先生,永生之说只能哄哄小孩。哈!多么中听的诺言!您去信您的吧!骗鬼的空头支票。人是灵魂,人可以成为天使,人可以在肩胛骨上生出一对蓝翅膀。有福气的人可以从这一个星球游到那一个星球,这句话是不是德尔图良<span class=”” data-note=”德尔图良(Tertullien,约150—222),基督教反动神学家。”></span>说的,请您告诉我。就算是的。我们会变成星际间的蝗虫。还会看见上帝,等等,等等。什么天堂,妄谈而已。上帝是种荒谬透顶的胡说。我当然不会在政府公报里说这种话。朋友之间,却不妨悄悄地谈谈。酒后之言嘛。为了天堂牺牲人世,等于捕雀而捉影。为永生之说所愚弄!还不至于那么蠢。我是一无所有的。我叫做一无所有伯爵,元老院元老。在我生前,有我吗?没有。在我死后,有我吗?没有。我是什么呢?我不过是一粒和有机体组合起来的尘土。在这世界上,我有什么事要做?我可以选择,受苦或享乐。受苦,那会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引到一无所有。而我得受一辈子的苦。享乐又会把我引到什么地方去呢?也是引到一无所有。而我可以享一辈子的乐。我已经选定了。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好些。那正是我聪明的地方。过后,听其自然,掘坟坑的人会来的,坟坑便是我们这种人的先贤祠,一切都落在那大洞里。完事大吉。一切皆空。全部清算完毕。那正是一切化为乌有的下场。连死的份儿也不会再有了,请相信我。说什么还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去谈话,我想来就要发笑。奶妈的创作。奶妈发明了妖怪来吓唬小孩,也发明了耶和华来吓唬大人。不,我们的明天是一片黑。在坟墓的后面,一无所有,这对任何人来说也都一样。即使你做过萨尔达尼拔<span class=”” data-note=”萨尔达尼拔(Sardanapale),又译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前668—约前626),亚述国王。”></span>,即使你做过味增爵<span class=”” data-note=”味增爵(Vi de Paul,1581—1660),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和仁爱会的创始人。”></span>,结果都一样归于乌有。这是真话。因此,享乐高于一切。当你还有你的时候,就应当利用这个你。老实说,我告诉您,主教先生,我有我的一套哲学,也有我的同道。我不让那些无稽之谈牵着我的鼻子走。可是,对于那些下等人,那些赤脚鬼、穷光蛋、无赖汉,却应当有一种东西。我们不妨享以种种传说、幻想、灵魂、永生、天堂、星宿。让他们大嚼特嚼,让他们拿去涂在他们的干面包上。两手空空的人总算也还捧着一位慈悲的上帝。那并不过分。我也一点不反对,但为我自己,我还是要留下我的内戎先生。慈悲的上帝对平民来说,还是必要的。”.99lib?></tt>

    主教鼓掌大声说:

    “妙论,妙论!这个唯物主义,确是一种至美绝妙的东西。要找也找不到的。哈!一旦掌握了它,谁也就不上当了,谁也就不会再傻头傻脑,像卡托<span class=”” data-note=”卡托(,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和作家,贵族特权的拥护者,为监察官时极为严格。”></span>那样任人放逐,像艾蒂安<span class=”” data-note=”艾蒂安(Etienne),基督教的一个殉教者,死在耶路撒冷。”></span>那样任人用石头打死,像贞德<span class=”” data-note=”贞德(Jeanne d’Arc),百年战争期间法国的民族女英雄,一四三一年被俘,焚死。”></span>那样任人活活烧死了。获得了这种宝贵的唯物主义的人,也就可以有那种觉得自己不用负责的快感,并认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霸占一切,地盘、恩俸、荣誉、正当得来或暧昧得来的权力,可以为金钱背弃信义,为功利出卖朋友,昧尽天良也还可以自鸣得意,等到酒肉消化完了,便往坟墓里一钻了事。那多么舒服。我这些话并不是为您说的,元老先生。可是我不能不庆贺您。你们那些贵人,正如您说的,有一套自己的、为你们自己服务的哲学,一套巧妙、高明、仅仅适用于有钱人、可以调和各种口味、增加人生乐趣、美不胜收的哲学。那种哲学是由特殊钻探家从地下深处发掘得来的。一般平民以信仰上帝作为他们的哲学,正如穷人以栗子烧鹅肉当作蘑菇煨火鸡,而您并不认为那是件坏事,您确是一位忠厚长者。”<samp></samp>

    九 阿妹谈阿哥

    为了说明迪涅主教先生的家庭概况,为了说明那两位圣女怎样用她们的行动、思想、甚至女性的那种易受惊恐的本能去屈从主教的习惯和意愿,使他连开口吩咐的麻烦都没有,我们最好是在此地把巴狄斯丁姑娘写给她幼年时的朋友,波瓦舍佛隆子爵夫人的一封信转录下来。那封信在我们的手里。

    <small>我仁慈的夫人,我们没有一天不谈到您。那固然是我们的习惯,也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您没有想到,马格洛大娘居然在洗刷天花板和墙壁时,发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们这两间原来裱着旧纸、刷过灰浆的房间,和您那子爵府第相比,也不至于再有逊色。马格洛大娘撕去了全部的纸。那下面有些东西。我们用来晾衣服、没有家具的那间客厅,有十五尺高,十八尺见方,天花板和梁上都画了仿古金花,正和府上一样。从前当作医院时,它是用块布遮住了的。还有我们祖母时代的板壁。不过应当看看的是我的房间。马格洛大娘在那至少有十层的裱墙纸下发现了一些油画,虽然不好,却还过得去。画的是密涅瓦密涅瓦(Minerva),艺术和智慧之神。封忒勒玛科斯忒勒玛科斯(Télémaque),智勇之神。为骑士。另一幅园景里也有他。那花园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了。总之是罗马贵妇们在某一夜到过的地方。我还要说什么?那上面有罗马(这儿有个字,字迹不明)男子和妇女以及他们的全部侍从。马格洛大娘把一切都擦拭干净,今年夏天,她还要修整几处小小的破损,全部重行油漆,我的屋子就会变成一间真正的油画陈列馆了。她还在顶楼角落里找出两只古式壁几。可是重上一次金漆就得花去两枚值六利弗的银币,还不如留给穷人们使用好些;并且式样也相当丑陋,我觉得如果能有一张紫檀木圆桌,我还更合意些。</small><q></q>

    <small>我总是过得很快乐。我哥是那么仁厚,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施给穷人和病人。我们手边非常拮据。到了冬天这地方就很苦。帮助穷人总是应当的。我们还算有火有灯。您瞧,这样已经很温暖了。</small>

    <small>我哥有他独特的习惯。他在聊天时,老说一个主教应当这样。您想想,我们家里的大门总是不关的。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来,并且开了门就是我哥的屋子。他什么都不怕,连黑夜也不怕。照他说来,那是他特有的果敢。</small>

    <small>他不要我替他担忧,也不要马格洛大娘替他担忧。他冒着各种危险,还不许我们有感到危险的神情。我们应当知道怎样去领会他。</small>

    <small>他常在下雨时出门,在水里行走,在严冬旅行。他不怕黑夜,不怕可疑的道路和遭遇。</small>

    <small>去年,他独自一人走到匪窟里去了。他不肯带我们去。他去了两星期。一直到回来,他什么危险也没碰着。我们以为他死了,而他却健康得很。他还说你们看我被劫了没有。他打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昂布伦天主堂的珍宝,是那些土匪送给他的。</small>99lib?

    <small>那一次,在他回来时,我和他的几位朋友,到两里路远的地方去迎接他。我实在不得不稍微责备他几句,但是我很小心,只在车轮响时才说话,免得旁人听见。</small>

    <small>起初,我常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危险能阻拦他,他真够叫人焦急的了。”到现在,我也习惯了。我常向马格洛大娘使眼色叫她不要惹他。他要冒险,让他去。我引着马格洛大娘回我的房间。我为他祷告。我睡我的觉。我安心,因为我知道,万一他遇到不幸,我也决不再活了。我要随着我的哥兼我的主教一同归天。马格洛大娘对她所谓的“他的粗心大意”却看不惯,但是到现在,习惯已成自然。我们俩一同害怕,一同祈祷,也就一同睡去了。魔鬼可以走进那些可以让它放肆的人家,但在我们家里,有什么可怕的呢?最强的那位时常是和我们同在一道的,魔鬼可以经过此地,但是慈悲的上帝常住在我们家里。</small><cite></cite>

    <small>这样我已经满足了。我的哥,现在用不着再吩咐我什么,他不开口,我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我们把自己交给了天主。</small>

    <small>这就是我们和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相处之道。</small>

    <small>您问我关于傅家的历史,这事我已向我哥问明了。您知道,他知道得多么清楚,记得多么详细呵。因为他始终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保王党。那的确是卡昂税区一家很老的诺曼底世家。五百年来,有一个拉乌尔·德·傅,一个让·德·傅和一个托马·德·傅,都是贵人,其中一个是罗什福尔采地的领主。最末的一个是居伊·艾蒂安·亚历山大,他当过营长,在布列塔尼的轻骑队里也有相当的位置。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嫁给了法兰西世卿,法兰西警卫军大佐和陆军中将路易·德·格勒蒙的儿子阿德利安·查理·德·格勒蒙。他们的姓,傅,有三种写法:“Faux”,“Fauq”,“Faoucq”。</small>

    <small>仁慈的夫人,请您代求贵戚红衣主教先生为我们祷告。至于您亲爱的西尔华尼,她没有浪费她亲近您的短暂时间来和我写信,那是对的。她既然身体好,也能依照尊意工作,并且仍旧爱我,那已是我所希望的一切了。我从尊处得到她的问候,我感到幸福。我的身体并不太坏,可是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了。再谈,纸已写满了,我只得停笔。一切安好。</small>

    <small class=”right”>巴狄斯丁</small>

    <small class=”right”>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于迪涅。</small>

    <small>再者:令嫂仍和她令郎的家眷住在此地。您的侄孙真可爱。您知道,他快五岁了!昨天他看见一匹马走过,腿上裹了护膝,他说:“它膝头上是什么?”那孩子,他是那样惹人爱。他的小兄弟在屋子里拖着一把破扫帚当车子,嘴里还喊着:“走!”</small>藏书网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两位妇人知道用女性所特有的那种比男子更了解男子的天才,去曲承主教的生活方式。迪涅那位 4e3b.” >主教有着那种始终不渝、温和敦厚的神情风度,有时作出一些伟大、果敢、辉煌的行动,仿佛连他自己也不觉得。她们为那些事提心吊胆,但是让他去做。马格洛大娘有时试着在事先劝劝,但从不在事情进行时或事后多话。当行动已经开始,她们就从不阻拦他,连一点颜色也不表露。某些时候,她们只似懂非懂地觉得他是在尽主教的职责;他自己并不说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一定有那种感觉,因为他的那种赤子之心是那样淳朴,因此,她们在家里只是两个黑影。她们被动地服侍着他,如果为了服从,应当退避,她们便退避。由于一种可喜的、体贴入微的本能,她们知道,某种关切反而会使他为难。我不说她们能了解他的思想,但是她们了解他的性格,因而即使知道他是在危险中,也只好不过问。她们把他托付给了上帝。

    而且巴狄斯丁还常说,正如我们刚才念过的,她哥的不幸也就是她自己的末日。马格洛大娘没有那样说,但是她心里有数。

    十 主教走访不为人知的哲人

    我们在前面几页提过一封信,在那信上所载日期过后不久的一个时期里,他又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在全城的人的心目中,是比上次他在那强人出没的山中旅行,更加来得冒失。

    在迪涅附近的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那人曾经当过……让我们立即说出他那不中听的名称:国民公会<span class=”” data-note=”国民公会,成立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是由人民大众选举产生的。会议宣布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判处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死刑。”></span>代表。他姓G。

    在迪涅那种小天地里,大家一谈到国民公会的那位G代表,便有谈虎色变之感。一个国民公会代表,那还了得!那种东西是大家在以“你”和“公民”<span class=”” data-note=”革命期间,人民语言中称“你”不称“您”,称“某某公民”而不称“某某先生”。”></span>相称的年代里存在过的。那个人就差不多是魔怪。他虽然没有投票判处国王死刑,但是已相去不远。那是个类似弑君的人。他是横暴骇人的。正统的王爷们回国<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被颠覆,王室复辟,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回国称王。”></span>后,怎么会没有人把他告到特别法庭里去呢?不砍掉他的脑袋,也未尝不可,我们应当宽大,对的;但是好好地来他一个终身放逐,总是应当的吧?真是怪事!诸如此类的话。他并且和那些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这些全是鹅群诋毁雄鹰的妄谈。

    G究竟是不是雄鹰呢?如果我们从他那孤独生活中所特有的蛮性上着眼,他确是。由于他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所以屡次的放逐令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也就能留在法国。

    他的住处离城有三刻钟的路程,远离一切村落,远离一切道路,不知是在哪个荒山野谷、人迹不到的角落里。据说他在那里有一块地、一个土洞,一个窝巢。没有邻居,甚至没有过路的人。那条通到他那里去的小路,自从他住在那山谷里以后,也就消失在荒草中了。大家提起他那住处,就好像谈到刽子手的家。

    可是主教不能忘怀,他不时朝着这位老代表的住处,有一丛树木标志着的山谷,远远望去,他还说:“那儿有个孤独的灵魂。”

    在他思想深处,他还要说:“我迟早得去看他一遭。”

    但是,老实说,那个念头在起初虽然显得自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却又好像觉得它奇怪,觉得这是做不到的,几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实际上他也具有一般人的看法,那位国民公会代表使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近似仇恨的恶感,也就是“格格不入”这四个字最能表达的那种恶感。

    可是羔羊的癣疥应当使牧人却步吗?不应当。况且那又是怎样的一头羔羊!

    那位慈祥的主教为之犹豫不决。有时,他朝那方向走去,随即又转回来。

    一天,有个在那窑洞里伺候那位G代表的少年牧人来到城里找医生,说那老贼已经病到垂危,他得了瘫痪症,过不了夜。这话在城里传开了,许多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立即拿起他的拐杖,披上他的外衣(因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的道袍太旧<mark></mark>了,也因为将有晚风),一径走了。

    当他走到那无人齿及的地方,太阳正往西沉,几乎到了地平线。他的心怦怦跳动,他知道距那兽穴已经不远。他跨过一条沟,越过一道篱,打开栅门,走进一个荒芜的菜圃,相当大胆地赶上几步,到了那荒地的尽头,一大丛荆棘的后面,他发现了那窝巢。

    那是一所极其低陋狭窄而整洁的木屋,前面墙上钉着一列葡萄架。

    门前,一个白发老人坐在一张有小轮子的旧椅子(农民的围椅)里,对着太阳微笑。

    在那坐着的老人身旁,立着个少年,就是那牧童。他正递一罐牛奶给那老人。

    主教正张望,那老人提高嗓子说:

    “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同时,他把笑脸从太阳移向那孩子。

    主教往前走。那坐着的老人,听见他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如闻空谷足音,脸上露出极端惊讶的颜色。

    “自从我住到这里以来,”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上我的门。先生,您是谁?”

    主教回答:

    “我叫卞福汝·米里哀。”

    “卞福汝·米里哀!我听人说过这名字。老乡们称为卞福汝主教的,难道就是您吗?”

    “就是我。”

    那老人面露微笑,接着说:

    “那么,您是我的主教了?”

    “有点儿像。”

    “请进,先生。”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把手伸给主教,但是主教没有和他握手,只说道:

    “我很高兴上了人家的当。看您的样子,您一点也没有病。”

    “先生,”那老人回答,“我会好的。”

    他停了一会,又说:

    “我过不了三个钟头,就要死了。”

    随后他又说:

    “我稍稍懂一点医道,我知道临终的情形是怎样的。昨天我还只是脚冷;今天,冷到膝头了;现在我觉得冷齐了腰,等到冷到心头,我就停摆了。夕阳无限好,不是吗?我叫人把我推到外面来,为的是要对这一切景物,做最后一次展望。您可以和我谈话,一点也不会累我的。您赶来看一个快死的人,这是好的。这种时刻,能有一两个人在场,确是难得。妄想人人都有,我希望能拖到黎明。但是我知道,我只有不到三个钟头的时间了。到那时,天已经黑了。其实,有什么关系!死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一定要在早晨。就这样吧。我将披星戴月而去。”

    老人转向那牧童说:

    “你,你去睡吧。你昨晚已经守了一夜。你累了。”

    那孩子回到木屋里去了。

    老人用眼睛送着他,仿佛对自己说:

    “他入睡,我长眠。同是梦中人,正好相依相伴。”

    主教似乎会受到感动,其实不然。他不认为这样死去的人可以悟到上帝。让我们彻底谈清楚,因为宽大的胸怀中所含的细微的矛盾也一样是应当指出来的。平时,遇到这种事,如果有人称他为“主教大人”,他认为不值一笑,可是现在没有人称他为“我的主教”,却又觉得有些唐突,并且几乎想反过来称这位老人为“公民”了。他在反感中突然起了一种想对人亲切的心情,那种心情在医生和神甫中是常见的,在他说来却是绝无仅有的。无论如何,这个人,这个国民公会代表,这位人民喉舌,总当过一时的人中怪杰,主教觉得自己的心情忽然严峻起来,这在他一生中也许还是第一次。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却用一种谦虚诚挚的态度觑着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含有那种行将物化的人的卑怯神情。

    在主教方面,他平素虽然约束自己,不起窥测旁人隐情的心思,因为在他看来,蓄意窥测旁人隐情,即类似对人存心侵犯,可是对这位国民公会代表,却不能不细心研究;这种不是由同情心出发的动机,如果去对待另一个人,他也许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但是一个国民公会代表,在他的思想上多少有些法外人的意味,甚至连慈悲的法律也是不予保护的。

    G,这位八十岁的魁梧老叟,态度镇定,躯干几乎挺直,声音洪亮,足以使生理学家惊叹折服。革命时期有过许多那样的人,都和那时代相称。从这个老人身上,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人。离死已经那样近了,他还完全保有健康的状态。他那明炯的目光、坚定的语气、两肩强健的动作,都足以使死神望而生畏。伊斯兰教中的接引天使阿兹拉伊尔[Azral,伊斯兰教四大天使之一,专司死亡事宜,人死时由其取命]也会望而却步,以为走错了门呢。G的样子好像即将死去,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愿意那样的缘故罢了。他在临终时却仍能自主,只是两条腿僵了,他只是在那一部分被幽魂扼制住了。两只脚死了,也冷了,头脑却还活着,还保持着生命的全部活力,并且似乎还处在精神焕发的时期。G在这一严重的时刻,正和东方神话中的那个国王相似,上半是肉身,下半是石体。

    他旁边有块石头。主教便在那上面坐下。他们突然开始对话。

    “我祝贺您,”他用谴责的语气说,“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判处国王死刑。”

    国民公会代表好像没有注意到“总算”那两个字所含的尖刻意味。他开始回答,脸上的笑容全消灭了:

    “不要祝贺得太甚了,先生。我曾投票表决过暴君的末日。”

    那种刚强的语气是针对着严肃的口吻而发的。

    “您这话怎讲?”

    “我的意思是说,人类有一个暴君,那就是蒙昧。我表决了这个暴君的末日。王权就是从那暴君产生的,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人类只应受知识的统治。”

    “那么,良心呢?”主教接着说。

    “那是同一回事。良心,是存在于我们心中与生俱有的那么一点知识。”

    那种论调对卞福汝主教是非常新奇的,他听了,不免有些诧异。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关于路易十六的事,我没有赞同。我不认为我有处死一个人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有消灭那种恶势力的义务。我表决了那暴君的末日,这就是说,替妇女消除了卖身制度,替男子消除了奴役制度,替幼童消除了不幸生活。我在投票赞成共和制度时也就赞助了那一切。我赞助了博爱、协和、曙光!我出力打破了邪说和谬见。邪说和谬见的崩溃造成了光明。我们这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就好像一个苦难的瓶,一旦翻倒在人类的头上,就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光怪陆离的欢乐。”主教说。

    “您不妨说多灾多难的欢乐,如今,自从那次倒霉的所谓一八一四年的倒退以后,也就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欢乐了。可惜!那次的事业是不全面的,我承认;我们在实际事物中摧毁了旧的制度,在思想领域中却没能把它完全铲除掉。消灭恶习是不够的,还必须转移风气。风车已经不存在了,风却还存在。”

    “您做了摧毁工作。摧毁可能是有好处的。可是对夹有怒气的摧毁行为,我就不敢恭维。”

    “正义是有愤怒的,主教先生,并且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无论世人怎样说,法兰西革命是自从基督出世以来人类向前走得最得力的一步。不全面,当然是的,但是多么卓绝。它揭穿了社会上的一切黑幕。它涤荡了人们的习气,它起了安定、镇静、开化的作用,它曾使文化的洪流广被世界。它是仁慈的。法兰西革命是人类无上的光荣。”

    主教不禁嗫嚅:

    “是吗?九三[一七九三年的简称]!”

    国民公会代表直从他的椅子上竖立起来,容貌严峻,几乎是悲壮的,尽他瞑目以前的周身气力,大声喊着说: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那位主教,嘴里虽未必肯承认,却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他击中了。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他回答:

    “法官说话为法律,神甫说话为慈悲,慈悲也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法律而已。雷霆的一击总不应搞错目标吧。”

    他又聚精会神觑着那国民公会代表,加上一句:

    “路易十七[路易十六的儿子,十岁上(1795)死在狱中]呢?”

    国民公会代表伸出手来,把住主教的胳膊:

    “路易十七!哈。您在替谁流泪?替那无辜的孩子吗?那么,好吧。我愿和您同声一哭。替那年幼的王子吗?我却还得考虑考虑。在我看来,路易十五的孙子[指路易十七]是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做了路易十五的孙子,以致殉难于大庙;卡图什[Cartouche,1693—1721,人民武装起义领袖,一七二一年被捕,被处死刑]的兄弟也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他惟一的罪名是做了卡图什的兄弟,以致被人捆住胸脯,吊在格雷沃广场,直到气绝,那孩子难道就死得不惨?”

    “先生,”主教说,“我不喜欢把这两个名字联在一起。”

    “卡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究竟替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叫屈呢?”

    一时相对无言。主教几乎后悔多此一行,但是他觉得自己隐隐地、异样地被他动摇了。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

    “咳!主教先生,您不爱真理的辛辣味儿。从前基督却不像您这样。他拿条拐杖,清除了圣殿。他那条电光四射的鞭子简直是真理的一个无所顾忌的代言人。当他喊道‘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那些不许孩子听道的门徒说的话。原文是拉丁文“Sinite parvulos.”(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时,他对于那些孩子,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他对巴拉巴[Barabbas,和耶稣同时判罪的罪犯]的长子和希律[Hérode,公元前犹太国王]的储君能同眼看待而无动于衷。先生,天真本身就是王冕。天真不必有所作为也一样是高尚的。它无论是穿着破衣烂衫或贵为公子王孙,总是同样尊贵的。”

    “那是真话。”主教轻轻地说。

    “我要坚持下去,”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您对我提到过路易十七。让我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的看法。我们是不是为一切在上层和在下层的无辜受害者、殉难者、孩子们同声一哭呢?我会和您一道哭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我们必须追溯到九三年以前。我们的眼泪应当从九三年以前流起。我一定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如果您也和我同哭平民的幼童。”

    “我为他们全体哭。”主教说。

    “同等分量吗?”G大声说,“这天平如果倾斜,也还应当偏向平民一面吧。平民受苦的年代比较长些。”

    又是一阵沉寂。突破沉寂的仍是那国民公会代表。他抬起身子,倚在一只肘上,用他的拇指和曲着的食指捏着一点腮,正如我们在盘问和审讯时无意中作出的那种样子,他向主教提出质问,目光中充满了临终时的全部气力。那几乎是一阵爆炸。

    “是呀,先生,平民受苦的日子够长了。不但如此,您走来找我,问这问那,和我谈到路易十七,目的何在?我并不认识您呀。自从我住在这地方,孤零零的我在这围墙里过活,两只脚从不出门,除了那个帮我的小厮以外谁也不见面。的确,我的耳朵也偶尔刮到过您的名字,我还应当说,您的名气并不太坏,但是那并不说明什么问题,聪明人自有层出不穷的办法来欺哄一个忠厚老实的平民。说也奇怪,我刚才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音,也许您把它留在岔路口那面的树丛后面了吧。我并不认识您,您听见了吧。您刚才说您是主教,但是这话一点也不能对我说明您的人格究竟怎样。我只得重复我的问题。您是谁?您是一个主教,那就是说一个教门里的王爷,那些装了金,穿着铠甲,吃利息,坐享大宗教款的人中的一个——迪涅的主教,一万五千法郎的正式年俸,一万法郎的特别费,合计二万五千法郎——,有厨子,有随从,有佳肴美酒,星期五吃火鸡,仆役在前,仆役在后,高视阔步,坐华贵的轿式马车,住的是高楼大厦,捧着跣足徒步的耶稣基督做幌子,高车驷马,招摇过市,主教便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您是一位高级教主,年俸、宫室、骏马、侍从、筵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和那些人一样,也有这些东西,您也和他们一样,享乐受用,很好,不过事情已够明显了,但也可能还不够明显;您来到此地,也许发了宏愿,想用圣教来开导我,但是您并没有教我认清您自身的真正品质。我究竟是在和什么人谈话?您是谁?”

    主教低下头,回答:“我是一条蛆。”[原文为拉丁文“Vermis sum.”]

    “好一条坐轿车的蛆!”国民公会代表咬着牙说。

    这一下,轮到国民公会代表逞强,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和颜悦色,接着说:

    “先生,就算是吧。但是请您替我解释解释:我那辆停在树丛后面不远的轿车,我的筵席和我在星期五吃的火鸡,我的二万五千法郎的年俸,我的宫室和我的侍从,那些东西究竟怎样才能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厚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九三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把一只手举上额头,好像要拨开一阵云雾。

    “在回答您的话以前,”他说,“我要请您原谅。我刚才失礼了,先生。您是在我家里,您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讨论到我的思想,我只应当批判您的论点就可以了。您的富贵和您的享乐,在辩论当中,我固然可以用来作为反击您的利器,但究竟有伤忠厚,不如不用。我一定不再提那些事了。”

    “我对您很感谢。”主教说。

    G接着说:

    “让我们回到您刚才向我要求解释的方面去吧。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您刚才说的是……您说九三年伤天害理吗?”

    “伤天害理,是的,”主教说,“您对马拉[Marat,1743—1793,法国政论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罗伯斯庇尔的忠实战友,群众称他为“人民之友”]朝着断头台鼓掌有怎样一种看法?”

    “您对博须埃[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的护卫者,是最有声望的主教之一]在残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又是怎样想的呢?”

    那种回答是坚劲的,直指目标,锐如利剑。主教为之一惊,他绝想不出一句回驳的话,但是那样提到博须埃,使他感到大不痛快。极高明的人也有他们的偶像,有时还会由于别人不尊重逻辑而隐痛在心。

    国民公会代表开始喘气了,他本来已经气力不济,加以临终时呼吸阻塞,说话的声音便成了若断若续的了,可是他的眼睛表现出他的神志还是完全清醒的。

    他继续说:“让我们再胡乱谈几句,我很乐意。那次的革命,总的说来,是获得了人类的广泛赞扬的,只可惜九三年成了一种口实。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的一年,但就整个专制政体来说呢,先生?卡里埃[Carrier,1756—1794,国民公会代表,一七九四年上断头台]是个匪徒;但是您又怎样称呼蒙特维尔[Montrevel,十七世纪末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新教徒的迫害者]呢?富基埃-泰维尔[Fouguier Tinville,法国十八世纪末革命法庭的起诉人,恐怖时期尤为有名,后被处死]是个无赖;但是您对拉莫瓦尼翁-巴维尔[Lamoignon Baville,1648—1724,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总督,一六八五年无情镇压新教徒]有什么见解呢?马亚尔[Stanislas Maillard,以执行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大屠杀而闻名于世]罪大恶极,但请问索尔-达瓦纳[Saulx Tavannes,达瓦纳的贵族,一五七二年巴托罗缪屠杀案的唆使者之一]呢,杜善伯伯[le père Due,原是笑剧中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后来成了平民的通称]横蛮凶狠,但对勒泰利埃神甫[le père Letellier,1643—1719,耶稣会教士,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甫],您又加上怎样的评语呢?茹尔丹屠夫[马蒂厄·儒弗(Mathieu Jouve,1749—1794),一七九一年法国阿维尼翁大屠杀的组织者,后获得屠夫茹尔丹的称号]是个魔怪,但是还比不上卢夫瓦[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曾劫掠巴拉丁那(今德国法尔茨)]侯爷。先生呀,先生,我为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叫屈,但是我也为那个信仰新教的穷妇人叫屈,那穷妇人在一六八五年大路易当国的时候,先生呀,正在给她孩子喂奶,却被人家捆在一个木桩上,上身一丝不挂,孩子被放在一旁;她乳中充满乳汁,心中充满怆痛;那孩子,饥饿不堪,脸色惨白,瞧着母亲的乳,有气无力地哭个不停;刽子手却对那做母亲和乳娘的妇人说:‘改邪归正!’要她在她孩子的死亡和她信心的死亡中任择一种。教一个做母亲的人受那种眼睁睁的生离死别的苦痛,您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吗?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从它的极猛烈的鞭挞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得少说话,我不再开口了,我的理由太充足。况且我快断气了。”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它必然有一个我。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了最后几句话,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好像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声歇了过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精力涸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进行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坍塌,以致非用支柱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span class=”” data-note=”墨洛温(Mérovée),法国第一个王朝,从五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span>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骂,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G老贼”,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说,那样一颗心在他自己的心前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起的反应,对他日趋完善的精神会毫无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要替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

    “那种死人的病榻前也能成为主教涉足的地方吗?明明没有什么感化可以指望。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屡背圣教的。那,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阔寡妇,也就是那些自作聪明的冒失鬼中的一个,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顶红帽子<span class=”” data-note=”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span>。”

    “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十一 心中的委屈

    如果我们就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发生错误。他和那国民公会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是而已。

    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或许也还应当在这里极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采取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旁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零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99lib.,为了这件事,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举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替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匆促,他回答:

    “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钻到他们那里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外一次,他还说:

    “有什么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确是惹人嫌,不时作怪。有一晚,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

    “>.</a>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在挨饿呢!许多人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谈谈,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就教会中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而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可以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济困的作风。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不像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个工人经常在熔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点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

    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当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肯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表示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仿佛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派(galli)和罗马派(ultramontain),从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是为法国派,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直到一八七零年,法国天主教始完全依附于罗马教皇。”></span>。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隐讳,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若冰霜的。一八一三年<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政权已濒于危殆,英、俄等七国联军节节进逼,国内工商业发生危机,由于缺乏劳动力,又因增加税收,大量征兵,资产阶级开始离贰,人民纷纷逃避兵役,老贵族也乘机阴谋恢复旧王朝。”></span>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span class=”” data-note=”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逊位后,即被送往厄尔巴岛。王朝复辟,执行反动政策,人民普遍不满。拿破仑乘机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纳附近)登陆,重返巴黎。”></span>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span class=”” data-note=”“百日帝政”,拿破仑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陆,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逊位,那一时期叫“百日帝政”。”></span>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99lib?</a>

    除了他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相当频繁。有个时期,他对第一个兄弟颇为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span class=”” data-note=”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省。”></span>。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比较富于手足之情。

    足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的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像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不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彼此不可相混。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景仰,并且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景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美满了。

    我们尽管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也就是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是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足快人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没有在全盛时期提出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时,谁就不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默不作声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百倍,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进入另一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面,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因大祸临头而危险了,滑铁卢好像也展开在拿破仑跟前隐约可辨了;那时,军士和人民对那个祚运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绝没有什么令人发叹的,并且,先不论那个专制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间的紧密团结总是庄严动人的,像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的心,似乎不应当熟视无睹。

    除此以外,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这也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大丈夫。他的政治见解,我们刚才已经批评过了,我们也几乎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和我们这些现在在此地谈话的人比较起来,也许还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一些。市政府的那个门房,当初是皇上安插在那里的。他原是旧羽林军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奥斯特里茨<span class=”” data-note=”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在捷克境内,一八零五年,拿破仑在此战胜奥俄联军。”></span>战役勋章的获得者,一个像鹰那样精悍的拿破仑信徒。那个倒霉鬼会时常于无意中吐出一些牢骚话,那是被当时法律认为“叛逆言论”的。自从勋章上的皇帝侧面像被取消以后,为了避免佩带他那十字勋章,他的衣着就从来不再“遵照规定”(照他的说法)。他亲自把皇上的御影从拿破仑给他的那个十字勋章上虔诚地摘下来,那样就留下了一个窟窿,他却绝不愿代以其他的饰物。他常说:“我宁死也不愿在我的胸前挂上三个癞虾蟆!”他故意大声挖苦路易十八<span class=”” data-note=”路易十八,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仑失败后,他在英普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恢复了波旁王室的统治。”></span>。他又常说:“扎英国绑腿的烂脚鬼!快带着他的辫子到普鲁士去吧!”他以能那样把他最恨的两件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连缀在一句骂人的话里而感到得意。他骂得太起劲了,以致丢了差事。他带着妻子儿女,无衣无食,流浪街头。主教却把他招来,轻轻责备了几句,派他去充当天主堂里的持戟士。<var>99lib?</var>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甫,是大众的朋友。

    九年以来,由于他行为圣洁,作风和蔼,卞福汝主教使迪涅城里充满一种柔顺的推崇。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被人民接受,默宥了,人民原是一群善良柔弱的牛羊,他们崇拜他们的皇上,也爱戴他们的主教。

    十二 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

    在将军的周围,常有成群的青年军官,在主教的周围,几乎也常有成批的小教士。这种人正是可爱的圣方济各·撒肋<span class=”” data-note=”方济各·撒肋(Franois de Sales,1567—1622),日内瓦主教,能文,重振天主教势力。”></span>在某处所说的那些“白口教士”。任何事业都有追求的人,追随着此中的成功者。世间没有一种无喽罗的势力,也没有一种无臣仆的尊荣。指望前程远大的人都围绕着目前的显贵奔走钻营。每个主教衙门都有它的幕僚。每个稍有势力的主教都有他那群天使般的小修士在主教院里巡逻,照顾,守卫,以图博取主教大人的欢心。获得主教的赏识,也就等于福星高照,有充当五品修上的希望了。求上进是人情之常,上帝的宗徒是不会亏待他的下属的。<bdo>99lib?</bdo>

    在别处有高大的帽子,教堂里也同样有嵬峨的法冠。这种人也就是那些主教,他们有势,有钱,坐收年息,手腕灵活,受到上层社会宠信,善于求人,当然也善于使人,他们指使整个主教区的教民亲自登门拜谒,他们充当教会与外交界之间的桥梁,他们足为教士而不足为神甫,足为教廷执事而不足为主教。接近他们的人都皆大欢喜!那些地位优越的人,他们把肥的教区、在家修行人的赡养费、教区督察官职位、随军教士职位、天主堂里的差事,雨一般的撒在他们周围的那些殷勤献媚,博得他们欢心,长于讨好他们的青年们的头上,以待将来再加上主教的尊贵。他们自己高升,同时也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他们的光辉把追随着他们的人都照得发紫。他们一人得志,众人都荫余福高升。老板的教区越广,宠幸的地盘也越大,并且还有罗马在。由主教而总主教而红衣主教的人可以提拔你为红衣主教的随员,你进入宗教裁判所,你会得到绣黑十字的白呢飘带,你就做起陪审官来了,再进而为内廷机要秘书,再进而为主教,并且只须再走一步就由主教升为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与教皇之间也不过只有一番选举的虚文。凡是头戴教士小帽的人都可以梦想教皇的三重冕。神甫是今天惟一能按部就班升上王位的人,并且那是何等的王位!至高无上的王位。同时,教士培养所又是怎样一种培植野心的温床!多少腼腆的唱诗童子,多少年轻的教士都顶上了贝莱特<span class=”” data-note=”贝莱特,拉封丹(La Fontaine)的寓言谈到一个送奶的姑娘,叫贝莱特,她头上顶一罐奶进城,一路梦想把奶卖了,可以买一百个鸡蛋,孵出小鸡养大,卖了买猪,猪卖了又买牛,牛生了小牛,她看见小牛在草地上跳,乐到自己也跳起来,把奶罐翻在地上,结果是一场空。”></span>的奶罐!包藏野心的人自吹能虔诚奉教,自以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也许他确有那样一片诚心,谁知道?沉迷久了,自己也就有些莫名其妙。<mark></mark><u></u>

    卞福汝主教谦卑、清寒、淡泊,没有被人列入那些高贵的主教里面。那可以从在他左右完全没有青年教士这一点上看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巴黎“毫无成就”。没有一个后生愿把自己的前程托付给那样一个孤独老人。没有一株有野心的嫩苗起过想在他的庇荫下发绿的傻念头。他的那些教士和助理主教全是一些安分守己的老头儿,和他一样的一些老百姓,和他一同株守在那个没有福气产生红衣主教的教区里,他们就像他们的那位主教,不同的地方只是:他们是完了事的,而他是成了事的。大家都觉得在卞福汝主教跟前没有发迹的可能,以致那些刚从教士培养所里出来的青年人,经他任为神甫以后,便都转向艾克斯总主教或欧什总主教那里去活动,赶忙离开了他。因为,我们再说一次,凡人都愿意有人提拔。一个过于克己的圣人便是一个可以误事的伙伴,他可以连累你陷入一条无可救药的绝路,害你关节僵硬,行动不得,总之,他会要你躬行实践你不愿接受的那种谦让之道。因此大家都逃避那种癞疥似的德行。这也就是卞福汝主教门庭冷落的原因。我们生活在阴暗的社会里,向上爬,正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慢性腐蚀教育。

    顺便谈一句,成功是一件相当丑恶的事。它貌似真才实学,而实际是以伪乱真。一般人常以为成功和优越性几乎是同一回事。成功是才能的假相,受它愚弄的是历史。只有尤维纳利斯<span class=”” data-note=”尤维纳利斯(Juvénal),一世纪罗马诗人。”></span>和塔西佗<span class=”” data-note=”塔西佗(Tacite),一世纪 7f57.” >罗马历史学家。”></span>在这方面表示过愤慨。在我们这时代有种几乎被人公认为哲学正宗的理论,它成了成功的仆从,它标榜成功,并不惜为成功操贱役。你设法成功吧,这就是原理。富贵就等于才能。中得头彩,你便是一个出色的人才。谁得势,谁就受人尊崇。只要你的八字好,一切都大有可为。只要你有好运气,其余的东西也就全在你的掌握中了。只要你能事事如意,大家便认为你伟大。除了五六个震动整个世纪的突出的例外以外,我们这时代的推崇全是近视的。金漆就是真金。阿猫阿狗,全无关系,关键只在成功。世间俗物,就像那顾影自怜的老水仙<span class=”” data-note=”据神话,水仙在水边望见自己的影子,一往情深,投入水中,化为水仙花。”></span>一样,很能赞赏俗物。任何人在任何方面,只要达到目的,众人便齐声喝彩,夸为奇才异能,说他比得上摩西、埃斯库罗斯<span class=”” data-note=”埃斯库罗斯(Eschyle),古希腊悲剧家。”></span>、但丁、米开朗琪罗或拿破仑。无论是一个书吏当了议员,一个假高乃依<span class=”” data-note=”高乃依(eille),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悲剧作家。”></span>写了一本《第利达特》<span class=”” data-note=”第利达特(Tiridate),一世纪亚美尼亚国王。”></span>,一个太监乱了宫闱,一个披着军服的纸老虎侥幸地打了一次划时代的胜仗,一个药剂师发明了纸鞋底冒充皮革,供给桑布尔和默兹军区而获得四十万利弗的年息,一个百货贩子盘剥厚利,攒聚了七八百万不义之财,一个宣道士因说话带浓重鼻音而当上了主教,一个望族的管家在告退时成了巨富,因而被擢用为财政大臣,凡此种种,人们都称为天才,正如他们以穆司克东<span class=”” data-note=”穆司克东(Mousqueton),大仲马小说《二十年后》中人物,是个贪吃懒动,红光满面的仆人。”></span>的嘴脸为美,以克劳狄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克劳狄乌斯(Claude),罗马政治活动家,恺撒的拥护者,前五八年为人民护民官。”></span>的派头为仪表一样。他们把穹苍中的星光和鸭掌在烂泥里踏出的迹印混为一谈。99lib?p://..

    十三 他所信的

    在宗教的真谛问题上,我们对迪涅的主教先生不能作任何窥测。面对着像他那样一颗心,我们只能有敬佩的心情。我们应当完全信服一个心地正直的人。并且,我们认为,在具备了某些品质的情况下,人的品德的各种美都是可以在和我们不同的信仰中得到发展的。

    他对这样一种教义或那样一种神秘究竟作何理解呢?那些隐在心灵深处的秘密,只有那迎接赤裸裸的灵魂的坟墓才能知道。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解决信仰方面的困难问题时,他从来不采取口是心非的虚伪态度。金刚石是决不至于腐烂的。他尽他力所能及,竭诚信仰。“信天父。”<span class=”” data-note=”“信天父”,原文为拉丁文“Credo in Patrem.””></span>他常说。<q></q>此外,他还在行善中希求一定程度的、无愧于良心也无愧于上帝的满足。

    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主教在他的信心之外(不妨这样说)和这信心之上,还存在着一种过分的仁爱。正是在那上面,“由于多爱”<span class=”” data-note=”“由于多爱”,原文为拉丁文“quia multum amavit.””></span>,他才被那些“端庄”、“严肃”和“通达”的人认为是有缺99lib?点的;“端庄”、“严肃”、“通达”这些字眼也正是我们这个凄惨世界里那些全凭贬抑别人来夸耀自己的人所喜闻乐见的。他那种过分的仁爱是什么?是一种冷静的对人关切的心,他关心众人,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已经无微不至,有时还关心到其他的生物。他一生不曾有过奚落人的心。他对上帝的创造从不苛求。任何人,即使是最善良的人,对待动物,无意中总还保留一种暴戾之气。许多神甫都具有这种暴戾之气,而迪涅的这位主教却一点也没有。他虽然还没有达到婆罗门教的境界,但对圣书中“谁知道动物的灵魂归宿何处?”这一句话,似乎作过深长的思索。外形的丑陋和本性的怪异都不能惊动他,触犯他。他却反而会受到感动,几乎起爱怜的心。他聚精会神,仿佛要在生命的表相之外追究出其所以然的根源、理由或苦衷。有时他好像还恳求上帝加以改造。他用语言学家考证古人遗墨的眼光,平心静气地观察自然界中迄今还存在着的多种多样的混乱现象。那种遐想有时会使他说出一些怪话。一天早晨,他正在园里,他以为身边没有人,其实他的妹子在他后面跟着走,他没有瞧见,忽然,他停下来,望着地上的一件东西,一只黑色、毛茸茸、怪可怕的大蜘蛛。他妹子听见他说:

    “可怜虫!这不是它的过错。”

    那种出自菩萨心肠的孩儿话,为什么不可以说呢?当然那是一种稚气,但是这种绝妙的稚气也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pan class=”” data-note=”圣方济各(Franois d’Assise,1181—1226),一译“法兰西斯”,方济各会创始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一二零九年成立“方济各托钵修会”,修士自称“小兄弟”,故又名“小兄弟会”。”></span>和马可·奥里略<span class=”” data-note=”马可·奥里略(Marc Aurèle,121—180),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span>有过的。一天,他为了不肯踏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筋骨。

    这个正直的人便是这样过活的。有时他睡在自己的园里,那真是一种最能令人向往的事。

    据传说,卞福汝主教从前在青年时期,甚至在壮年时期,都曾是一个热情的人,也许还是一个粗暴的人。他后来的那种溥及一切的仁慈,与其说是天赋的本性,不如说是他在生活过程中一步步逐渐达到大彻大悟的结果,因为,人心和岩石一样,也可以有被水滴穿的孔。那些空隙是不会消失的,那些成绩是毁灭不了的。

    在一八一五年,我们好像已经说过,他已到了七十五岁,但是看去好像还没有过六十。他的身材是矮矮胖胖的,为了避免肥满,他常喜欢作长距离的步行;他腿力仍健,背稍微伛一点,这些全是不重要的事,我们不打算在这上面作什么结论。格列高利十六<span class=”” data-note=”格列高利十六(Grégoire XVI,1765—1846),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为罗马教皇。”></span>到了八十岁还是身躯挺直、笑容满面的,但他仍是一个坏主教。卞福汝主教的相貌正像老乡们所说的那种“美男子”,但他的和蔼性格已使人忘了他面貌的美。

    他在谈话中不时嬉笑,有些孩子气,那也是他的风采之一。这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和他接近就会感到身心怡畅,好像他的谈笑会带来满座春风。他的肤色红润,他保全了一嘴洁白的牙齿,笑时露出来,给他添上一种坦率和平易近人的神气,那种神气可以使一个壮年人被人称为“好孩子”,也可以使一个老年人被人称为“好汉子”。我们记得,他当年给拿破仑的印象正是这样的。乍一看来,他在初次和他见面的人的心目中,确也只不过是一个好汉子。但是如果我们和他接触了几小时,只须稍稍望见他运用心思,那个好汉子便慢慢变了样,会令人莫名其妙地肃然生畏;他那广而庄重、原就在白发下显得尊严的前额,也因潜心思考而倍加尊严了;威神出自慈祥,而慈祥之气仍不停散布;我们受到的感动,正如看见一个笑容可掬的天使在缓缓展开他的翅膀,一面仍不停地露着笑容。一种敬意,一种无可言喻的敬意会油然而生,直入你的胸臆,于是我们感到在我们面前的确是一位坚定、饱经世故的仁厚长者,他的胸襟既那么开朗,那他的思想也就必然温柔敦厚的了。

    我们已经见过,他一生中每一天的时刻都是被祈祷、上祭、布施、安慰伤心人、种一小块园地、实行仁爱、节食、招待过路客人、克己、信人、学习、劳动这些事充满了的。“充满”这两个字是恰当的,并且主教过的这种日子又一定洋溢着善良的思想、善良的言语和善良的行为,直到完善的境界。但是,到了晚上,当那两个妇女已经退去休息时,如果天冷,或是下雨,使他不能到园里去待上一两个钟点再去就寝的话,他那一天也还是过得不满足的。面对着太虚中寥廓的夜景,缪然默念,以待瞌睡,在他,这好像已是一种仪轨了。有时,夜深人静以后,那两个老妇人如果还没有睡着,她们常听见他在那几条小道上缓步徘徊。他在那里,独自一人,虔诚,恬静,爱慕一切,拿自己心中的谧静去比拟太空的谧静,从黑暗中去感受星斗的有形的美和上帝的无形的美。那时,夜花正献出它们的香气,他也献出了他的心,他的心正像一盏明灯,点在繁星闪闪的中央,景仰赞叹,飘游在造物的无边无际的光辉里。他自己也许说不出萦绕在他心中的究竟是什么,他只感到有东西从他体中飞散出去,也有东西降落回来。心灵的幽奥和宇宙的幽奥的神秘的交往!

    他想到上帝的伟大,也想到上帝和他同在;想到绵绵无尽的将来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99lib?,无可穷竟的往古,更是神秘渺茫;想到宇宙在他的眼底朝着各个方面无止境地扩展延伸;他不强求了解这种无法了解的现象,但是他凝神注视着一切。他不研究上帝,他为之心旷神怡。他涉想到原子的奇妙结合能使物质具有形象,能在组合时发生力量,在整体中创造出个体,在空间创造出广度和长度,在无极中创造出无量数,并能通过光线显示美。那样的结合,生生灭灭,了无尽期,因而有生死。

    他坐在一条木凳上,靠着一个朽了的葡萄架,穿过那些果树的瘦弱蜷曲的暗影,仰望群星。在那四分之一亩的地方,树木既种得那样少,残棚破屋又那么挤,但是他留恋它,心里也知足。

    这个老人一生的空闲时间既那么少,那一点空闲时间在白天又已被园艺占去,在晚上也已用在沉思冥想,他还有什么希求呢?那一小块园地,上有天空,不是已足供他用来反复景仰上帝的最美妙的工作和最卓绝的工作吗?的?99lib?确,难道那样不已经十全十美,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一院小小的园地供他盘桓,一片浩阔的天空供他神游。脚下有东西供他培植收获,头上有东西供他探讨思索,地下的是几朵花,天上的是万点星。

    十四 他所想的

    最后几句话。

    由于这种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在我们这时代,很可能赋予迪涅的这位主教一副泛神论者(暂用一个目下正流行的名词)的面貌,加以我们这世纪中的哲学流派多,那些纷纭的思想有时会在生活孤寂的人的精神上发芽成长,扩大影响,直到取宗教思想的地位而代之,我们的叙述,又还可以使人认为他也有他一套独特的人生观,无论这对他是指责还是赞扬,我们都应当着重指出,凡是认识卞福汝主教的人,没有一个敢有那样的想法。他之所以光明磊落,是由于他的心,他的智慧正是由那里发出的光构成的。

    他不守成规,又勇于任事。探赜索隐,每每使他神志昏瞀;他是否窥探过玄学,毫无迹象可寻。使徒行事,可以大刀阔斧,主教却应当谨小慎微。他也许认为某些问题是应当留待大智大慧的人去探讨的,他自己如果推究太深,于心反而不安。玄学的门,神圣骇人,那些幽暗的洞口,一一向人大开,但是有一种声音向你这生命中的过客说“进去不得”。进去的人都将不幸!而那些天才,置身于教律之上(不妨这样说),从抽象观念和唯理学说的无尽深渊中,向上帝提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祷告发出了大胆的争论。他们的颂赞带着疑难。这是一种想直接证悟的宗教,妄图攀援绝壁的人必将烦恼重重,自食其果。

    人类的遐想是没有止境的。人常在遐想中不避艰险,分析研究并深入追求他自己所赞叹的妙境。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由于一种奇妙的反应作用,人类的遐想可以使宇宙惊奇,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神秘世界能吐其所纳,瞻望的人们也就很有被瞻望的可能。无论怎样,这世上确有一些人(如果他们仅仅是人),能在梦想的视野深处清清楚楚地望见绝对真理的高度和无极山峰的惊心触目的景象。卞福汝主教完全不是这种人,卞福汝主教不是天才。他也许害怕那种绝顶的聪明,有几个人,并且是才气磅礴的人,例如斯维登堡<span class=”” data-note=”斯维登堡(Swedenb,1688—1772),瑞典通灵论者。”></span>和帕斯卡尔<span class=”” data-note=”帕斯卡尔(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 7269.” >物理学家,哲学家。”></span>,就是因为聪明绝顶而堕入精神失常的状态的。固然,那种强烈的梦想,对人的身心自有它的用处,并且通过那条险阻的道路,我们可以达到理想中的至善境界。可是他,他采择了一条捷径——《福音书》。<mark>藏书网</mark><tt>..t>

    他绝不想使他的祭服具有以利亚<span class=”” data-note=”以利亚(Elie),犹太先知。”></span>(《圣经·列王记》)的法衣的皱褶,他对这黑暗世界中人事的兴衰起伏,不怀任何希冀;他不希望能使一事一物的微光集成烈火,他丝毫没有那些先知和方士们的臭味。他那颗质朴的心只知道爱,如是而已。

    他的祈祷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憧憬,那是极可能的,但<s></s>是必须先有极其殷切的爱,才能作出极其殷切的祈祷,如果祈祷的内容越出了经文的规范,便被认为异端,那么,圣泰莉莎和圣热罗姆岂不都成了异端了?

    他常照顾那些呻吟床褥和奄奄垂毙的人。这世界在他看来好像是一种漫无边际的病苦,他觉得遍地都是寒热,他四处诊察疾苦,他不想猜破谜底,只试图包扎创伤。人间事物的惨状使他具有悲天悯人的心,他一心<var>.99lib.</var>一意想找出可以安慰人心和解除痛苦的最妥善的办法,那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影响旁人。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对这位不可多得的慈悲神甫,都是引起恻隐之心和济世宏愿的永恒的动力。

    多少人在努力发掘黄金,他却只努力发掘慈悲心肠。普天下的愁苦便是他的矿。遍地的苦痛随时 4e3a.” >为他提供行善的机会。“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说如果能这样,便一切具足了,不必再求其他,这便是他的全部教义。一天,那个自命为“哲学家”的元老院元老(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对他说:“您瞧瞧这世上的情形吧,人自为战,谁胜利,谁就有理。您的‘互爱’简直是胡说。”卞福汝主教并不和他争论,只回答:“好吧,即使是胡说,人的心总还应当隐藏在那里,如同珍珠隐在蚌壳里一样。”他自己便隐藏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绝对心满意足,不理睬那些诱人而又骇人的重大问题,如抽象理论的无可揣摩的远景以及形而上学的深渊,所有那些针对同一问题的玄妙理论他都抛在一边,留给上帝的信徒和否定上帝的虚无论者去处理,这些玄论有命运、善恶、生物和生物间的斗争、动物的半睡眠半思想状态、死后的转化、坟墓中的生命总结、宿世的恩情对今生的“我”的那种不可理解的纠缠、元精、实质、色空、灵魂、本性、自由、必然,还有代表人类智慧的巨神们所探索的那些穷高极深的问题,还有卢克莱修<span class=”” data-note=”卢克莱修(Lucrèce,前98—前55),罗马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span>、摩奴<span class=”” data-note=”摩奴(Manou),印度神话中之人类始祖。”></span>、圣保罗和但丁曾以炬火似的目光,凝神仰望那仿佛能使群星跃出的浩阔天空。99lib?

    卞福汝主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只从表面涉猎那些幽渺的问题,他不深究,也不推波助澜,免得自己的精神受到骚扰,但是在他的心灵中,对于幽冥,却怀着一种深厚的敬畏。

    第二部

     一 步行终日近黄昏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有一个步行的人走进了那小小的迪涅城。稀稀落落的居民在他们家门口或窗前,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瞧着这个行人。要碰见一个比他更褴褛的过路人是很不容易的了。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体格粗壮,正在盛年,可能有四十六或四十八岁。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把他那被太阳晒黑、淌着大汗的脸遮去了一部分。从他那领上扣一个小银锚的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部分毛茸茸的胸脯,他的领带扭得像根绳子,蓝棉布裤也磨损不堪,一个膝头成了白色,一个膝头有了窟窿;一件破旧褴褛的老灰布衫,左右两肘上都已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光头,长须。

    汗、热、奔走和徒步旅行替那潦倒的人添上了一种说不出的狼狈神情。

    他的头发原是剃光了的,但现在又茸茸满头了,因为又开始长出了一点,还好像多时没有修剪过似的。

    谁也不认识他,他自然只是一个过路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南方来的。或是从海滨来的。因为他进迪涅城所走的路,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去巴黎时所经过的路。这个人一定已走了一整天,他那神气显得异常疲乏。许多住在下城旧区里的妇人看见他在加桑第大路的树底下歇了一回脚,又在那广场尽头的水管里喝了些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追着他的那些孩子还看见他在两百步外的那个小菜场的水管下停下来喝了水。

    走到了巴许维街转角的地方,他向左转,朝市政厅走去。他进去,一刻钟过后又走了出来。有个警察坐在门旁的石凳上,那正是三月四日德鲁埃将军立上去向着惊骇万状的迪涅民众宣读茹安港[Juan,在戛纳附近,拿破仑在此登陆时曾发出宣言]宣言的那条石凳。那汉子脱下他的便帽,向那警察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

    警察没有答礼,只仔细打量了他一会,眼光送了他一程,就走到市政厅里去了。

    当时,迪涅有一家华美的旅舍叫“柯耳巴十字架”。旅舍主人是雅甘·拉巴尔。城里的人都认为他是另外一个拉巴尔的亲族,另外那个拉巴尔在格勒诺布尔开着三太子旅舍,并且做过向导[替拿破仑当向导]。据当时传说,正月间贝特朗将军曾经乔装为车夫,在那一带地方往来过多次,把许多十字勋章分给一些士兵,把大量的拿破仑<span class=”” data-note=”拿破仑,金币名,值二十法郎。”></span>分给一些士绅。实在的情形是这样的:皇帝进入格勒诺布尔城以后,不愿住在省长公署里,他谢了那位市长,他说:“我要到一个我认识的好汉家里去住。”他去的地方便是那三太子旅舍。三太子旅舍的那个拉巴尔所得的荣耀一直照射到二十五法里以外的这个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拉巴尔。城里的人都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位的堂兄弟。

    那人正向着这旅舍走去,它是这地方最好的旅舍了。他走进了厨房,厨房的门临街,也和街道一般平。所有的灶都生了火,一炉大火在壁炉里熊熊地烧着。那旅舍主人,同时也就是厨师,从灶心管到锅盏,正忙着照顾,替许多车夫预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可以听见车夫们在隔壁屋子里大声谈笑。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什么人比那些车夫吃得更考究的了。穿在长叉上的一只肥田鼠夹在一串白竹鸡和一串雄山雉中间,在火前转动。炉子上还烹着两条乐愁湖的青鱼和一尾阿绿茨湖的鲈鱼。

    那主人听见门开了,又来了一个新客人,两只眼睛仍望着炉子,也不抬头,他说:

    “先生要什么?”

    “吃和睡。”那人说。

    “再容易也没有,”主人回答说。这时,他转过头,目光射在旅客身上,又接着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他布衫的袋里掏出一只大钱包,回答说:

    “我有钱。”

    “好,我就来伺候您。”主人说。

    那人把钱包塞回衣袋里,取下行囊,放在门边的地上,手里仍拿着木棍,去坐在火旁边的一张矮凳上。迪涅在山区,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但是,旅舍主人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总在打量这位旅客。

    “马上有东西吃吗?”那人问。

    “得稍微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这时,新来的客人正转过背去烘火,那位像煞有介事的旅舍主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又从丢<cite></cite>在窗台旁小桌子上的那张旧报纸上扯下一角。他在那白报纸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又把这张破纸折好,并不封,交给一个好像是他的厨役又同时是他的跑腿的小厮。旅舍主人还在那小伙计耳边说了一句话,小伙计便朝着市政厅的方向跑去了。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些经过。

    他又问了一次:

    “马上有东西吃吗?”

    “还得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那孩子回来了。他带回了那张纸。主人急忙把它打开,好像一个等候回音的人,他仿佛细心地读了一遍,随后又点头,想了想。他终于朝着那心神似乎不大安定的旅客走上一步。

    “先生,”他说,“我不能接待您。”

    那个人从他的坐位上半挺着身子。

    “怎么!您恐怕我不付钱吗?您要不要我先会账?我有钱呢,我告诉您。”

    “不是为那个。”

    “那么是为什么?”

    “您有钱……”

    “有。”那人说。

    “但是我,”主人说,“我没有房间。”

    那人和颜悦色地说:“把我安顿在马房里就是了。”

    “我不能。”

    “为什么?”

    “那些马把所有的地方都占了。”

    “那么,”那人又说,“阁楼上面的一个角落也可以。一捆草就够了。我们吃了饭再看吧。”

    “我不能开饭给您吃。”

    那个外来人对这种有分寸而又坚硬的表示感到严重了,他站立起来。

    “哈!笑话!我快饿死了,我。太阳出来,我就走起。走了十二法里<span class=”” data-note=”法里,一法里等于现在的四公里。”></span>的路程。我并不是不付钱。我要吃。”

    “我一点东西也没有。”旅舍主人说。

    那汉子放声大笑,转身朝着那炉灶。

    “没有东西!那是什么?”

    “那些东西全是客人定了的。”

    “谁定的?”

    “那些车夫先生定了的。”

    “他们多少人?”

    “十二个人。”

    “那里有二十个人吃的东西。”

    “那都是预先定好并且付了钱的。”

    那个人又坐下去,用同样的口吻说:

    “我已经到了这客栈里,我饿了,我不走。”

    那主人弯下身子,凑到他耳边,用一种使他吃惊的口吻说:

    “快走。”

    这时,那旅客弯下腰去了,用他棍子的铁梢拨着火里的红炭,他蓦地转过身来,正要开口辩驳,可是那旅舍主人的眼睛盯着他,照先头一样低声说:

    “我说,废话已经说够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您进来时,我一见心里就有些疑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您认识字吗?”

    他一面那样说,一面把那张完全打开了的、从旅舍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转回旅舍的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停了一会不响,接着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我素来都是客客气气的,您还是走吧。”

    那人低下了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他沿着那条大街走去。好像一个受了侮辱、满腔委屈的人,他紧靠着墙壁,信步往前走。他的头一次也没有回转过。假使他回转头来,他就会看见那柯耳巴十字架的旅舍主人正立在他门口,旅舍里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都围着他,在那里指手画脚,说长论短;并且从那一堆人的惊疑的目光里,他还可以猜想到他的出现不久就要搞得满城风雨。

    那些经过,他完全没有瞧见。心情沮丧的人,总是不朝后面看的。他们只觉得厄运正追着他们。

    他那样走了一些时候,不停地往前走,信步穿过了许多街道,都是他不认识的,忘了自身的疲乏,人在颓丧时是常有这种情况的。忽然,他感到饿得难熬。天也要黑了。他向四周望去,想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既享以闭门羹,他便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所穷苦的破屋。

    恰好在那条街的尽头,燃起了一盏灯,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显出一根松枝,悬在一条曲铁上。他向那地方走去。

    那确是一家酒店。就是沙佛街上的那家酒店。

    那行人停了一会儿,从玻璃窗口望那酒家底层厅房的内部,看见桌上的灯正点着,壁炉里的火也正燃着。几个人在里面喝酒。老板也傍着火。一只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焰中烧得发响。

    这家酒店,同时也是一种客栈,它有两扇门,一扇临街,另一扇通一个粪土混积的小天井。

    那行人不敢由临街的门进去。他先溜进天井,待了一会,再轻轻地提起门闩,把门推开。

    “来的是谁?”那老板问。

    “一个想吃晚饭和过夜的人。”

    “好的,这儿有饭吃,也有地方可以住。”

    跟着,他进去了。那些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转过头来。他这面有灯光照着,那面有火光照着。当他解下那口袋时,大家都打量了他好一会儿。那老板向他说:

    “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去坐在炉边,把那两只累伤了的脚伸到火前,一阵香味从锅里冲出。他的脸仍被那顶压到眉心的便帽半遮着,当时所能辨别出来的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舒适神情,同时又搀杂着另外一种由于长期苦痛而起的愁容。

    那是一副坚强有力而又忧郁的侧影。这相貌是稀有的,一眼看去像是谦卑,看到后来,却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光,正像荆棘丛中的一堆火。

    当时,在那些围着桌子坐下的人中有个鱼贩子。他在走进沙佛街这家酒店以前,到过拉巴尔的旅舍,把他的马寄放在马房里,当天早晨他又偶然碰见过这个面恶的外来人在阿塞湾和……(我已忘了那地名,我想是爱斯古布龙)之间走着。那外来人在遇见他时曾请求让他坐在马臀上,他当时已显得非常困顿了,那鱼贩子却一面支吾,一面加鞭走了。半点钟以前,那鱼贩子也是围着雅甘·拉巴尔那堆人中的一个,并且他亲自把当天早晨那次不愉快的遭遇告诉了柯耳巴十字架旅舍里的那些人。这时他从他座上向那酒店老板使了个眼色。酒店老板就走到他身边。彼此低声交谈了几句。那个赶路的客人却正在想他的心事。

    酒店老板回到壁炉旁边,突然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向他说:

    “你得离开此地。”

    那个生客转过身来,低声下气地说:

    “唉!您知道?”

    “我知道。”

    “他们把我从那个旅舍里撵了出来。”

    “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旁的地方去。”

    那人提起他的棍和布袋,走了。

    他走出店门,又遇到几个孩子,扔着石子打他,那起孩子是从柯耳巴十字架跟来,专在门口候他出来的。他狼狈地回转来,扬着棍子表示要打,孩子们也就像一群小鸟似的散了。

    他走过监狱,监狱的大门上垂着一根拉钟的铁链。他便拉动那口钟。

    墙上的一个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他说,一面恭恭敬敬地脱下他的便帽,“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宵?”

    有个人的声音回答说:

    “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那小墙洞又闭上了。

    他走到一条有许多花园的小街。其中的几处只用篱笆围着,那样可以使街道显得更生动。在那些花园和篱笆之间,他看见一所小平房的窗子里有灯光。他从那玻璃窗朝里看,正好像他先头望那酒店一样。那是一大间用灰浆刷白了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床,床上铺着印花棉布的床单,屋角里有只摇篮,几张木椅,墙上挂着一枝双管枪。屋子中间有桌子,桌上正摆着食物。一盏铜灯照着那块洁白宽大的台布,一把灿烂如银的盛满了酒的锡壶和一只热气腾腾的栗黄汤钵。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喜笑颜开的男子,他用膝头颠着一个小孩,逗他跳跃。一个年纪正轻的妇人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婴孩的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微微地笑着。

    这个异乡人在那种温柔宁静的景物前出了一会神。他心里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出来。也许他正想着那样一个快乐的家庭应当是肯待客的吧,他在眼前的那片福地上也许找得着一点恻隐之心吧。

    他在玻璃窗上极轻地敲了一下。

    没有人听见。

    他敲第二下。

    他听见那妇人说:

    “当家的,好像有人敲门。”

    “没有。”她丈夫回答。

    他敲第三下。

    那丈夫立起来,拿着灯,走去把门开了。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半农半工模样的人。身上围着一件宽大的皮围裙,一直围到他的左肩,围裙里有一个铁锤、一条红手巾、一只火药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由一根腰带兜住,在他的肚子上鼓起来。他的头朝后仰着,一件翻领衬衫大大敞开,露出了白皙光滑的牛脖子。他有浓厚的眉毛,腮帮上留着一大片黑胡须,眼睛不凹,下颏突出,在那样的面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怡然自得的神气。

    “先生,”那过路人说,“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里那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宵?请您说,您可以吗,假使我出钱的话?”

    “您是谁?”那房子的主人问。

    那人回答说:

    “我是从壁马松来的。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您同意吗?假使我出钱?”

    “我并不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那农人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找客栈呢?”

    “客栈里没有地方了。”

    “笑话!没有的事。今天又不是演杂技的日子,又不是赶集的日子。您到拉巴尔家去过没有?”

    “去过了。”

    “怎样呢?”

    那过路人感到为难,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他不肯接待我。”

    “您到沙佛街上那叫做什么的家里去过没有?”

    那个外来人更感困难了,他吞吞吐吐地说:

    “他也不肯接待我。”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起了戒惧的神情,他从头到脚打量那陌生人,并且忽然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着说:

    “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

    他又对那外来人看了一眼,向后退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了他的枪。

    那妇人听见那农民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以后,也立了起来,抱着她的两个孩子,赶忙躲在她丈夫背后,惊慌失措地瞧着那个陌生人,敞着胸口,睁大了眼睛,她低声说:

    “佐马洛德。”[tso maraude,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方言,即野猫]

    这些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快些。屋主把那“人”当作毒蛇观察了一番之后,又回到门前,说道: “滚!”

    “求您做做好事,”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吧!”

    “给你一枪!”农民说。

    随后他把门使劲关上,那人还听见他推动两条大门闩的声音。过一会儿,板窗也关上了,一阵上铁闩的声音直达外面。

    天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中已经起了冷风。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望去仿佛是草墩搭起来的。他下定决心,越过一道木栅栏,便到了那园里。他朝着那茅棚走去,它的门只是一个狭而很低的洞,正像那些筑路工人替自己在道旁盖起的那种风雨棚。他当然也认为那确实是一个筑路工人歇脚的地方,现在他感到又冷又饿,实在难熬。他虽然已不再希望得到食物,但至少那还是一个避寒的地方。那种棚子照例在晚上是没有人住的。他全身躺下,爬了进去。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在那上面躺了一会儿,他实在太疲倦了,一点也不能动。随后,因为他背上还压着一个口袋,使他很不舒服,再说,这正是一个现成的枕头,他便动手解开那捆口袋的皮带。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他抬起眼睛。黑暗中瞧见在那茅棚的洞口显出一只大狗头。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他自己本是胆大力壮,猛不可当的人,他拿起他的棍子,当作武器,拿着布袋当作藤牌,慢慢地从那狗窝里爬了出来,只是他那身褴褛的衣服已变得更加破烂了。

    他又了一段时间,老低着头。直到他感到自己已和那些人家离得远了,他才抬起眼睛,四面张望。他已到了田野中,在他前面,有一片矮丘,丘上覆着齐地割了的麦茬,那矮丘在收获之后就像推光了的头一样。

    天边已全黑了,那不仅是夜间的黑暗,仿佛还有极低的云层,压在那一片矮丘上面,继又渐渐浮起,满布天空。但是,由于月亮正待上来,穹苍中也还留着一点暮色的余辉,浮云朵朵,在天空构成了一种乳白的圆顶,一线微光从那顶上反照下来。

    因此地面反比天空显得稍亮一些,那是一种特别阴森的景色,那片矮丘的轮廓,荒凉枯瘦,被黑暗的天边衬托得模糊难辨,色如死灰。所有这一切都是丑恶、卑陋、黯淡、无意义的。在那片田野中和矮丘上,空无所有,只见一棵不成形的树,在和这个流浪人相距几步的地方,蜷曲着它的枝干,摇曳不定。

    显然,这个人在智慧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谈不上有那些细腻的习气,因而对事物的神秘现象也就无动于衷;可是当时,在那样的天空中,那样的矮丘上,那样的原野里,那样的树杪头,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凄凉意味,因此他在凝神伫立一阵以后,也就猛然折回头走了。有些人的本能常使他们感到自然界是含有恶意的。

    他顺着原路回去。迪涅的城门都已关上了。迪涅城在宗教战争<span class=”” data-note=”宗教战争,指十六世纪中叶法国新旧两派宗教进行的战争。”></span>中受过围攻,直到一八一五年,它周围还有那种加建了方形碉楼的旧城墙,日后才被拆毁。他便经过那样一个缺口回到城里。

    当时应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因为他不认识街道,他只得信步走去。他这样走到了省长公署,过后又到了教士培养所。在经过天主堂广场时,他狠狠地对着天主堂扬起了拳头。

    在那广场角上有个印刷局。从前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亲自口授,继又带回大陆的诏书及《羽林军告军人书》便是在这个印刷局里第一次排印的。

    他已经困惫不堪,也不再希望什么,便走到那印刷局门前的石凳上躺下来。

    恰巧有个老妇人从那天主堂里出来,她看见这个人躺在黑暗里,便说:

    “您在这儿干什么,朋友?”

    他气冲冲地、粗暴地回答说:

    “您瞧见的,老太婆,我在睡觉。”

    那老太婆,确也当得起这个称呼,她是R侯爵夫人。

    “睡在这石凳上吗?”她又问。

    “我已经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人说,“今天要来睡睡石板褥子了。”

    “您当过兵吗?”

    “是呀,老太婆。当过兵。”

    “您为什么不到客栈里去?”

    “因为我没有钱。”

    “唉!”R夫人说,“我荷包里也只有四个苏。”

    “给我就是。”

    那人拿了那四个苏。R夫人继续说:

    “这一点钱,不够您住客栈。不过您去试过没有?您总不能就这样过夜呀。您一定又饿又冷。也许会有人做好事,让您住一宵。”

    “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

    “怎样呢?”

    “没有一个地方不把我撵走。”

    “老太婆”推<var>?99lib?</var>着那人的胳膊,把广场对面主教院旁边的一所矮房子指给他看。

    “所有的门,”她又说,“您都敲过了?”

    “敲过了。”

    “敲过那扇没有呢?”

    “没有。”

    “去敲那扇去。”

    二 对智慧提出的谨慎

    那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从城里散步回来,便关上房门,在自己屋子里一径待到相当晚的时候。当时他正对“义务”问题进行一种巨大的著述工作,可惜没有完成。他起初要把从前那些神甫和博士们就这一严重问题发表过的言论细心清理出来。他的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的义务,第二部分是各个阶层中个人的义务。大众的义务是重要义务。共分四种。根据圣马太的指示,分作对天主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三十节),对他人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对众生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十五节),关于其他<dfn></dfn>各种义务,主教又在旁的地方搜集了一些关于其他各种义务的指示和规定,人主和臣民的义务,在《罗马人书》里;官吏、妻子、母亲、青年男子的义务,是圣保罗明定了的;丈夫、父亲、孩童、仆婢的义务,在《以弗所书》里;信徒的义务,在《希伯来书》里;闺女的义务,在《哥林多书》里。他正苦心孤诣地着手把所有这些条规编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供世人阅读。

    八点钟他还在工作,当马格洛大娘按平日习惯到他床边壁柜里去取银器时,他正在一张小方纸上勉强写着字,因为他膝头上正摊着一本碍手碍脚的厚书。过了一会,主教觉得餐具已经摆好,他的妹子也许在等待,他才阖上书本,起<dfn>99lib?</dfn>身走进餐室。

    那餐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有个壁炉,门对着街(我们已经说过),窗子对着花园。

    马格洛大娘刚刚把餐具摆好。

    她尽管忙于工作,却仍和巴狄斯丁姑娘聊天。

    桌子靠近壁炉,桌上放了一盏灯。炉里正燃着相当大的火。

    我们不难想见那两个都已年逾六十的妇人:马格洛大娘矮小、肥胖、活跃,巴狄斯丁姑娘温和、瘦削、脆弱,比她哥稍高一点,穿件蚤色绸袍,那是一八零六年流行的颜色,是她那年在巴黎买的,一径保存到现在。如果我们用粗俗的字眼来说(有些思想往往写上一页还说不清楚,可是单用一个俗字便可表达出来),马格洛大娘的神气像个“村婆”,巴狄斯丁姑娘却像“夫人”。马格洛大娘戴顶白楞边帽,颈上挂个小金十字,算是这家里独一无二的首饰了。她身穿玄青粗呢袍,袖子宽而短,领口里露出一条雪白的围脖,一根绿带子拦腰束住一条红绿方块花纹的棉布围裙,外加一块同样布料的胸巾,用别针扣住上面的两只角,脚上穿双马赛妇女穿的那种大鞋和黄袜。巴狄斯丁姑娘的袍子是照一八零六年的式样裁剪的,上身短,腰围紧,双肩高耸,盘花扣绊。她用一顶幼童式的波状假发遮着自己的斑白头发。马格洛大娘的神气是伶俐、活泼、善良的,她的两只嘴角,一高一低,上唇厚,下唇薄,使她显得怫<bdo>99lib?</bdo>郁和躁急。只要主教不说话,她总用一种恭敬而又不拘形迹的态度和他谈个不休;主教一开口,她又和那位姑娘一样,服服帖帖惟命是从了,这是大家都见过的。巴狄斯丁姑娘连话也不说。她谨守在听命与承欢的范围以内。即使是少年时期她也并不漂亮,她的蓝眼睛鼓齐面部,鼻子长而曲;但是她的整个面庞和整个人都含有一种说不出的贤淑气度,那是我们在开始时谈过的。她生性仁厚,而信仰、慈悲、愿望,这三种使心灵温暖的美德又渐渐把那种仁厚升为圣德了。她天生就是一头驯羊,宗教却已使她成为天使。可怜的圣女!不可复得的甘美的回忆!

    巴狄斯丁姑娘曾把当天晚上发生在主教院里的那些事对人传述过无数次,以致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记得极其详尽。

    主教先生走进来时,马格洛大娘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话。她正和“姑娘”谈着一个她所熟悉而主教也听惯了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大门的门闩问题。

    好像是马格洛大娘在买晚餐食料时,在好几处听见了许多话。大家说来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宵小,一个形迹可疑的恶棍,他大约已到了城里的某个地方,今晚打算深夜回家的人也许会遭殃,而且警务又办得很坏,省长和市长又互不相容,彼此都想惹出一些事故,好嫁祸于人。所以聪明人只有自己负起警察的责任,好好地保护自己,并且应当小心,把各人的房子好好地关起,闩起,堵塞起来,<strong>尤其要好好地把各人的房门关上。

    马格洛大娘把最后那句话说得格外响些,但是主教从他那间冷冰冰的屋子里走进来坐在壁炉面前烤着火,又想着旁的事了。他没有让马格洛大娘刚才说的话产生影响。她只得再说一遍,于是巴狄斯丁姑娘为了想救马格洛大娘的面子而又不触犯阿哥,便冒着险,轻轻说道:

    “哥,您听见马格洛大娘说的话没有?”

    “我多少听见了一点。”主教回答说。

    随后,他把椅子转过一半,两手放在膝上,炉火也藏书网正从下面照着他那副笑容可掬的诚恳面孔,他抬起头对着那年老的女仆说:

    “好好的。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难道我们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

    于是马格洛大娘又把整个故事从头说起,无意中也不免稍稍说得过火一些。据说有一个游民,一个赤脚大汉,一个恶叫化子这时已到了城里。他到过雅甘·拉巴尔家里去求宿,拉巴尔不肯收留他,有人看见他沿着加桑第大路走来,在街上迷雾里荡来荡去。他是一个有袋子、有绳子、面孔凶恶的人。

    “真的吗?”主教说。

    他既肯向她探问,马格洛大娘自然更起劲了,在她看来,这好像表明主教已有意戒备了,她洋洋得意地追着说:

    “是呀,主教。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城里一定要出乱子。大家都这样说。加以警务又办得那样坏(这是值得再提到的)。住在山区里,到了夜里,街上连路灯也没有!出了门就是一个黑洞。我说过,主教,那边的姑娘也这样说……”

    “我,”妹子岔着说,“我没有意见。我哥做的事总是好的。”

    马格洛大娘仍继续说下去,好像没有人反对过她似的:

    “我们说这房子一点也不安全,如果主教准许,我就去找普兰·缪斯博瓦铜匠,要他来把从前那些铁门闩重新装上去,那些东西都在,不过是一分钟的事,我还要说,主教,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夜也应当有铁门闩,因为,我说,一扇只有活闩的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外面开进来,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加以主教平素总是让人随意进出,况且,就是在夜半,呵,我的天主!也不用先得许可……”

    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并且敲得相当凶。

    “请进来。”主教说。

    三 绝对服从的英勇气概

    门开了。

    门一下子便大大地开了,好像有人使了大劲和决心推它似的。

    有个人进来了。

    这人我们已经认识,便是我们刚才见过,往来求宿的那个过路人。

    他走进来,向前踏上一步,停住,让门在他背后敞着。他的肩上有个布袋,手里有根木棍,眼睛里有种粗鲁、放肆、困惫和强暴的神情。壁炉里的火正照着他,他那样子真是凶恶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马格洛大娘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大吃一惊,变得目瞪口呆。

    巴狄斯丁姑娘回头瞧见那人朝门里走,吓得站不直身子,过了一会才慢慢地转过头去,对着壁炉,望着她哥,她的面色又转成深沉恬静的了。

    主教用镇静的目光瞧着那人。

    他正要开口问那新来的人需要什么,那人双手靠在他的棍上,把老人和两个妇人来回地看着,不等主教开口,便大声说:

    “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走来,已经走了四天了,我今天一天就走了十二法里。天黑时才到这地方,我到过一家客店,只因为我在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了出来。那又是非请验不可的。我又走到另外一家客店。他们对我说:‘滚!’这家不要我。那家也不要我。我又到了监狱,看门的人也不肯开门。我也到过狗窝。那狗咬了我,也把我撵了出来,好像它也是人似的,好像它也知道我是谁似的。我就跑到田里,打算露天过一宵。可是天上没有星。我想天要下雨了,又没有好天主阻挡下雨,我再回到城里,想找个门洞。那边,在那空地里,有一块石板,我正躺下去,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瞧,对我说:‘您去敲敲那扇门。’我已经敲过了。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一百零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我在监牢里用十九年 7684.” >的工夫作工赚来的。可以付账。那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困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肯让我歇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台上的那盏灯。“不是,”他说,仿佛他没有听懂似的,“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罚做苦役的罪犯。我是刚从牢里出来的。”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您要念吗?我能念,我,我在牢里念过书。那里有个学校,愿意读书的人都可以进去。您听吧,这就是写在纸上的话:‘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您不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处狱中凡十九年。计穿墙行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为人异常险狠。’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您肯收留我吗?您这是客店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我们已解释过那两个妇人的服从性是怎样的。

    马格洛大娘即刻出去执行命令。

    主教转过身来,朝着那人。

    “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会预备好的。”

    到这时,那人才完全懂了。他的那副一向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变得很奇特,他好像一个疯子,低声慢气地说:

    “真的吗?怎么?您留我吗?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做‘先生’!和我说话,您不用‘你’字。‘滚!狗东西!’人家总那样叫我。我还以为您一定会撵我走呢。并且我一上来就说明我是谁。呵!那个好婆婆,她把这地方告诉了我。我有晚饭吃了!有床睡了!一张有褥子、垫单的床!和旁人一样!十九年我没有睡在床上了,您当真不要我走!您是有天良的人!并且我有钱。我自然要付账的。对不起,客店老板先生,您贵姓?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您是个好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说。

    “一个神甫!”那人说。“呵,好一个神甫!那么您不要我的钱吗?本堂神甫,是吗?那个大教堂里的本堂神甫。对呀!真是,我多么蠢,我刚才还没有注意看您的小帽子!”

    他一面说,一面把布袋和棍子放在屋角里,随后又把护照插进衣袋,然后坐下去,巴狄斯丁姑娘和蔼地瞧着他。他继续说:

    “您是有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bdo></bdo>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真是好。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

    “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您没有说过一百零九个法郎吗?”

    “还得加上十五个苏。”那人说。

    “一百零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

    “我的钱,全都在。这四天里我只用了二十五个苏,那二十五个苏是我在格拉斯地方帮着卸车上的货物赚来的。您既是神甫,我就得和您说,从前在我们牢里有个布道神甫。一天,我又看见一个主教。大家都称他做‘主教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他是一些神甫头上的神甫。请您原谅,您知道,我不会说话;对我来说,实在说不好!您知道,像我们这种人!他在监狱里一个祭台上做过弥撒,头上有个尖的金玩意儿。在中午的阳光里,那玩意儿照得多么亮。我们一行行排着,三面围着。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大炮,引火绳子也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他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那样就是一个主教。”

    他谈着,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

    马格洛大娘又进来,拿着一套餐具,摆在桌子上。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

    “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每次他用他那种柔和严肃、诚意待客的声音说出“先生”那两个字时,那人总是喜形于色。“先生”对于罪犯,正像一杯水对于墨杜萨[Méduse,船名,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在距非洲西岸四十海里地方遇险。一百四十九个旅客改乘木排,在海上飘了十二天,旅客多因饥渴死去。得救者十五人]的遭难者。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

    “这盏灯,”主教说,“太不亮了。”

    马格洛大娘会意,走到主教的卧室里,从壁炉上拿了那两个银烛台,点好放在桌上。

    “神甫先生,”那人说,“您真好。您并不瞧不起我。您让我住在您的家里,您为我点起蜡烛。我并没有瞒您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有瞒您我是一个倒霉蛋。”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除非是需要住处的人,谁也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真怪,神甫先生,”那人叫着说,“我进来时肚子是真饿,但是您这么好,我已经不知道饿了,我已经不饿了。”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

    “您很吃过一些苦吧?”

    “穿红衣,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编到苦囚队里,挨棍子!没有一点事也得拖上夹链条。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狗还快乐些呢!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就这样。”

    “是呀,”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您听吧。一个流着泪忏悔的罪人在天上所得的快乐,比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还更能获得上天的喜爱呢。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开出来了。一盆用白开水、植物油、面包和盐做的汤,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无花果、新鲜乳酪和一大块黑麦面包。她在主教先生的日常食物之外,主动加了一瓶陈年母福酒。

    主教的脸上 5ffd.” >忽然起了好客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愉快神情。“请坐。”他连忙说。如同平日.留客晚餐一样,他请那人坐在他的右边,巴狄斯丁姑娘,完全宁静自如,坐在他的左边。

    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忽然说:“桌上好像少了一件东西。”

    马格洛大娘的确没有摆上那三副绝不可少的餐具。照这一家人的习惯,主教留客晚餐时,总得在台布上陈设上那六份银器,这其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陈设。那种温雅的假奢华是这一家人的一种饶有情趣的稚气,把清寒的景象提高到富华的气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副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四 蓬塔利埃乳酪厂的详情

    现在,为了把那餐桌上经过的事大致地说一说,最好是把巴狄斯丁姑娘写给波瓦舍佛隆夫人的信中的一段抄下来,那苦役犯和主教的谈话,在那上面都有了坦率而细致的叙述。

    “……那人对谁也不注意。他饿鬼似的贪婪地吃着。吃完汤以后,他说:

    “‘慈悲上帝的神甫先生,这一切东西对我来说还确确实实是太好了,但是我得说,不肯和我一道吃饭的那些车夫比您还吃得好些呢。’

    “说句私话,我觉得这种观察有些刺耳。我哥答道:

    “‘他们要比我疲劳些。’

    “‘不,’那人接着说,‘他们的钱多些。您穷。我看得出来。您也许连本堂神甫也还不是吧。您只是一个普通神甫吧?岂有此理,如果慈悲上帝是公平的话,您理应当个神甫。’

    “‘公平两字远远不能全部表达慈悲上帝的好处。’我哥说。

    “过了一会,他又说:

    “‘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

    “‘那是指定的路程。’

    “我想他一定是那样说的。随后他接着说:

    “‘明天一早我就得动身。这段路是很难走的。晚上冷,白天却很热。’

    “‘您去的地方倒是个好地方,’我哥说,‘在革命时期我家破了产,起初我躲在法兰什·康地,靠自己的两条胳膊作工度日。我的毅力好。在那里我找到许多工作,只要我们肯选择。有造纸厂、制革厂、蒸馏厂、榨油厂、大规模的钟表制造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在洛兹、夏蒂荣、奥当库尔和白尔,这些厂都是很大的。’

    “我想我没有搞错吧,我哥说的几个名字一定就是那几个了,随后他自己又把话打断,对我说:

    “‘亲爱的妹子,我们有些亲戚住在那里吗?’

    “我回答说:

    “‘我们从前有过的,在那些亲戚里有德·吕司内先生,革命以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对的,’我哥接着说,‘但到了九三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都只靠自己的两只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您,冉阿让先生,将要去的那地方,有一种历史悠久而极有趣的实业,我的妹妹,这就是他们叫做果品厂的那些乳酪厂。’

    “于是我哥一面劝那人吃,一面把蓬塔利埃果品厂的内容非常详细地说给他听。厂分两种,‘大仓’是富人的,里面有四十或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季可以产七千到八千个酪饼;还有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半山里的乡下人把他们的牛合起来大伙公养,产品也由大伙分享。他们雇用一个制酪工人,管他叫格鲁阑;格鲁阑把各会>藏书网</a>友的牛乳收下来,每天三次,同时把分量记在双合板上。四月末,乳酪厂的工作开始;六月中,那些制酪工人就把他们的牛牵到山里去了。

    “那人一面吃,一面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哥拿那种好的母福酒给他喝,他自己却不喝,因为他说那种酒贵。我哥带着您所知道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把那些琐事讲给他听,谈时还不时露出殷勤的态度。他再三重复说那些格鲁阑的情况良好,好像他既迫切希望那人能懂得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而又感到不便直截了当开导他似的。有件事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那人的来历我已向您说过了,可是,我的哥,在晚餐期间直到就寝前,除了在他刚进门时说了几句关于耶稣的话以外,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可以使那个回忆起他自己是谁,也没?99lib?有一个字可以使那人看出我的哥是谁。在那种场合,似乎很可以告诫他几句,并且可以把主教压在罪犯的头上,暂时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如果是别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可怜人,他也许会认为,在给以物质食粮的同时,还应当给以精神食粮,不妨在谴责当中附带教训开导一番,或是说些怜惜的话勉励他以后好好做人。我哥却连他的籍贯和历史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历史里,有他的过失,我哥仿佛要避免一切可以使他回忆起那些事的话。他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只说他们接近青天,工作舒适。他还说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罪过,正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惟恐他无心说出的那两个字含有可以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想过以后,自信领会了我哥的心思。他心里想,那个叫做冉阿让的人,脑子里苦恼太多了,最好是装出完全没有事的样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使他认为他是和旁bbr></abbr>人一样的一个人。那样,即使只是片刻,也是好的。那岂不是对慈善的最深切的了解吗?我慈祥的夫人,他那样撇开告诫、教训、暗示,岂不是体贴入微,确实高明无比吗?人有痛处,最好的爱护,难道不是绝不去碰它吗?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哥心里的想法了。无论怎样,我可以说,即使他有过那些心思,却对我也不曾流露过,自始至终,他完全是平时那个人,他那晚和冉阿让进餐,正和他陪着瑞德翁·勒普莱服先生或是总司铎管辖区的司铎进晚餐一样。

    “晚餐快完,大家吃着无花果时,有个人来敲门。那是瑞波妈妈,手里抱着她的小孩。我哥吻了吻那孩子的额头,向我借去身上的十五个苏,给了瑞波妈妈。那人到了这时,已经不大留心,注意力已不怎么集中了。他不再说话,显得非常疲倦。可怜的老瑞波走了以后,我哥念了<q></q>谢食文,随后又转过身去,向那人说:‘您大概很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大娘赶忙收拾桌子。我知道我们应当走开,让那旅客去休息,两个人便一同上了楼。过了一会,我又派马格洛大娘把我房里的那张黑森林麂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间冰冷,那东西可以御寒。可惜那张皮已经旧了,毛已落光。它是我哥从前住在德国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多德林根城时买的,我在餐桌上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也是在那地方同时买的。

    “马格洛大娘几乎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洗衣服的屋子里祷告了上帝,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u></u>房间,没有再谈什么。”

    五 恬静

    卞福汝主教和他的妹子道过晚安以后,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把另外那一个交给他的客人,说:

    “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那人跟着他走。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那所房子的结构形式,到那间有壁厢的祈祷室里去,或是从里面出来,都得经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那屋子时,马格洛大娘正把那些银杯盏塞进他床头的壁橱,那是她每晚就寝以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安着一张洁白的床。那人把烛台放在一张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好好睡一晚吧。明天早晨,您在动身以前,再喝一杯我们家里的热牛奶。”

    “谢谢教士先生。”那人说。

    那句极平静的话刚说出口,他忽然加上一个奇怪的动作,假使那两个99lib?圣女看见了,她们一定会吓得发呆的。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于肯定他当时是受了什么力量的主使。是要给个警告还是想进行恐吓呢?还是他受了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了解的本能的冲动呢?他蓦地转过身来对着那老人,叉起胳膊,用一种凶横的目光望着他的房主,并<q></q>且粗声地喊道:

    “呀哈!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吗?”

    他又接上一阵狰狞的笑声,说道:

    “您全想清楚了吗?谁向您说我不曾杀过人呢?”

    主教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回答说:

    “那只干上帝的事。”

    随后,他严肃地动着嘴唇,好像一个做祷告或自言自语的人,伸出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并没有低头,他不掉头也不朝后看,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壁厢里有人住时,他总把一方大哔叽帷<bdi></bdi>布拉开,遮住神座。主教走过帷布跟前,跪下去做了一回短短的祈祷。

    过了一会,<mark></mark>他到了他的园里,散步,潜思,默想,心灵和思想全寄托在上帝在晚间为所有尚未合眼的人显示的伟大神秘的事物上面。

    至于那人,确是太困了,连那洁白的床单也没有享用,他用鼻孔(这是囚犯们的作法)吹灭了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即睡熟了。

    主教从园中回到他住宅时,钟正敲着十二点。

    几分钟过后,那所小房子里的一切全都睡去了。

    六 冉阿让

    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不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他的母亲叫让·马第,他的父亲叫冉阿让,或让来,让来大致是诨名,也是“阿让来了”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但并不沉郁,那是富于情感的人的特性。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无足轻重的味儿,至少表面如此。他在很小时就失去父母。他的母亲是因为害乳炎,诊治失当死的。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q>.</q>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着她小弟弟的膳宿。丈夫死了。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有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帮助姐姐,报答她当年抚养之恩。那是很自然的事,像一种天职似的,冉阿让甚至做得有些过火。他的青年时期便是那样在干着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中消磨过去的。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想爱情问题。

    他天黑回家,精疲力尽,一言不发,吃他的菜汤。他吃时,他姐姐让妈妈,时常从他的汤瓢里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白菜的心,拿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头几乎浸在汤里,头发垂在瓢边,遮着他的眼睛,只管吃,好像全没看见,让人家拿。

    在法维洛勒的那条小街上,阿让茅屋斜对面的地方,住着一个农家妇女,叫玛丽-克洛德,阿让家的孩子们,挨饿是常事,他们有时冒他们母亲的名,到玛丽-克洛德那里去借一勺牛奶,躲在篱笆后面或路角上喝起来,大家拿那奶罐抢来抢去,使那些小女孩子紧张到泼得身上、颈子上都是奶。母亲如果知道了这种欺诈行为,一定会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的。冉阿让气冲冲,嘴里唠叨不绝,瞒着孩子们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他们才没有挨揍。

    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过后他就替人家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也作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住在法维洛勒的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听得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拼命逃,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那正是冉阿让。

    那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冉阿让被控为“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入内行窃”,送到当时的法院。他原有一枝枪,他比世上任何枪手都射 得好,有时并且喜欢私自打猎,那对他是很不利的。大家对私自打猎的人早有一种合法的成见。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和土匪相去不远。但是,我们附带说一句,那种人和城市中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比较起来总还有天壤之别。私自打猎的人住在森林里,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会使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腐化堕落。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总指挥(共和四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做“Buonaparte”[“Buonaparte”,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span class=”” data-note=”芒泰诺泰(Mo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span>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条铁链。冉阿让便是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禁子,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待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余的犯人一样,坐<cite>.99lib.</cite>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的地位可怕以外好像完全莫名其妙。或许在他那种全无知识的穷人的混沌观念里,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禁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共做了七次,好像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想到,他所做的任何事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零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人齐根锯了,它的一撮嫩叶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忘了那些东西。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条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从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稍稍谈到过一次。那仿佛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里去,她在那里做装订的女工。早晨六点她就得到厂,在冬季,那时离天亮还很早。在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big>.</big>上一个钟头,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天,那一个钟点是在黑暗中露天里等过的。他们不肯让那孩子进印刷厂的门,因为有人说他碍事。那些工人清早路过那里时,总看见那小把戏沉沉欲睡坐在石子路上,并且常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蹲在地上,伏在他的篮子上便睡着了。下雨时,那个看门的老婆子看了过意不去,便把他引到她那破屋子里去,那屋子里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张木椅,小孩便睡在屋角里,紧紧抱着一只猫,可以少受一点冻。到七点,学校开门了,他便跑进去。以上便是冉阿让听到的话。人家那天把这消息告诉他,那只是极短暂的一刹那,好像一扇窗子忽然开了,让他看了一眼他心爱的那些亲人的命运后随即一切又都隔绝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人家说到过他们,永远没有得到过关于他们的其他消息,永远没有和他们再见面,也永远没有遇见过他们,并且就是在这一段悲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到了第四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的同伙帮助他逃走,这类事是同处困境中人常会发生的。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受包围,时时朝后看,听见一点声音便吃惊,害怕一切,害怕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狗叫、马跑、钟鸣、看得见东西的白昼、看不见东西的黑夜、大路、小路、树丛、睡眠。在第二天晚上,他又被逮住了。三十六个钟头以来他没有吃也没有睡。海港法庭对他这次过失,判决延长拘禁期三年,一共是八年。到第六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要利用那机会,但是他没能逃脱。点名时他不在。警炮响了,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在一只正在建造的船骨里找到了他,他拒捕,但是被捕了。越狱并且拒捕,那种被特别法典预见的事受了加禁五年的处罚。五年当中,要受两年的夹链。一共是十三年。到第十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又要趁机试一试,仍没有成功。那次的新企图又被判监禁三年。一共是十六年。<q>?99lib.</q>到末了,我想是在第十三年内,他试了最后的一次,所得的成绩只是在四个钟头之后又被拘捕。那四个钟头换来了三年的监禁。一共是十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十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此地不妨说一句题外的话。本书作者在他对刑法问题和法律裁判的研究里遇见的那种为了窃取一个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局的案情,这是第二次。克洛德·格<span class=”” data-note=”克洛德·格(Claude Gueux),雨果一八三四年为穷苦人民呼吁的小说《克洛德·格》的主角。”></span>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英国的一个统计家说,在伦敦五件窃案里,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一面战栗,出狱时却无动于衷;他进去时悲痛失望,出来时老气横秋。

    这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呢?

    七 失望的内容

    让我们试述一下。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只是个无知识的人,并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心里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愁苦(愁苦也有它的光)更增加了他心里的那一点微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之苦,受着狱中烈日的折磨,睡在囚犯的木板床上他扪心自问,反躬自省。

    他自己组织法庭。

    他开始审问自己。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受的处分也没有过分。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种应受指摘的鲁莽的行为;假使当初他肯向人乞讨那块面包,人家也许不会不给;无论给与不给,他总应当从别人的哀怜或自己的工作中去等待那块面包;有些人说肚子饿了也能等待么?这并不是一种无可非难的理由;真正饿死的事根本就很少见到;并且无论是幸或不幸,人类生来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总是能长期受苦、多方受苦而不至于送命的;所以应当忍耐;即使是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着想,那样做也比较妥当些;像他那样一个不幸的贱人也敢挺身和整个社会搏斗,还自以为依靠偷窃,就可以解除困难,那完全是一种疯狂举动;无论怎样,如果你通过一道门能脱离穷困,但同时又落入不名誉的境地,那样的门总还是一扇坏门;总之,他错了。

    随后他又问自己:

    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否是惟一有过失的人?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天平的两端,在处罚那端的砝码是否太重了一些呢?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能扭转情势,并不能以惩罚者的过失代替犯罪者的过失,也并不能使犯罪的人转为受损害的人,使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使侵犯人权的人受到人权的保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企图越狱一次,便加重处罚一次,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并使这种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到十九年之久呢?

    他再问自己: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呢?贫富的形成往往由于机会,在社会的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乎情理呢?

    他提出这些问题,并作出结论以后,他便开始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

    他凭心中的愤怒判了它的罪。

    他认为社会对他的遭遇是应当负责的,他下定决心,将来总有一天,他要和它算账。他宣称他自己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和别人对他造成的损失,两相比较,太不平衡,他最后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并不是不公允,而肯定是不平等的。

    盛怒可能是疯狂和妄诞的,发怒有时也会发错的,但是,人,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确有理由,是不会愤慨的。冉阿让觉得自己在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所加于他的只是残害。他所看到的社会,历来只是它摆在它的打击对象面前自称为正义的那副怒容。世人和他接触,无非是为了要达到迫害他的目的。他和他们接触,每次都受到打击。从他的幼年,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以 6765.” >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言语,也从没有见过一次和善的嘴脸。由痛苦到痛苦,他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人生即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里,他是一名败兵。他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监牢里磨练他这武器,并带着它出狱。

    有些无知的教士在土伦办了一所囚犯学校,把一些必要的课程教给那些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个。他四十岁进学校,学习了读,写,算。他感到提高他的知识,也就是加强他的仇恨。在某种情况下,教育和智力都是可以起济恶的作用的。

    有件事说来很可惜,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他接着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

    他也定了上帝的罪。

    在那十九年的苦刑和奴役中,这个人的心是一面上升,一面也堕落了。他一面醒悟,一面糊涂。

    我们已经知道,冉阿让并不是一个生性恶劣的人。初进监牢时他还是个好人。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仔细想想。

    人的性情真能那样彻头彻尾完全改变吗?人由上帝创造,生而性善,能通过人力使他性恶吗?灵魂能不能由于恶劣命运的影响彻底转成恶劣的呢?人心难道也能像矮屋下的背脊一样,因痛苦压迫过甚而蜷屈萎缩变为畸形丑态,造成各种不可救药的残废吗?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冉阿让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原始的火星,一种来自上帝的素质,在人间不朽,在天上不灭,可以因善而发扬、鼓舞、光大、昌炽,发为奇观异彩,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被恶扑灭吗?

    这是一些恶重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他如果在土伦看见过这个苦役犯叉着两条胳膊,坐在绞盘的铁杆上休息(休息也就是冉阿让思前想后的时刻),链头纳在衣袋里,以免拖曳,神情颓丧、严肃、沉默、若有所思;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法律抛弃的贱人经常以愤怒的眼光注视着所有的人,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文明排斥了的罪犯经常以严藏书网厉的颜色仰望天空,他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对上面那些问题中最后的一个,回答说:“没有。”

    当然,我们也并不想隐瞒,这位作为观察者的生理学家也许会在这种场合,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惨局,他也许会替那个被法律伤害了的人叫屈,可是他却连医治的方<bdo>99lib?</bdo>法也没有想过,他也许会掉转头,不望那个人心上的伤口,他并且会像那个掉头不望地狱门的但丁,把上帝写在每个人前额上的“希望”二字从这个人的生命中拭去。

    他的思想情况,我们已试着分析过了,冉阿让本人对自己的思想情况,是否和我们替本书读者试作的分析一样明白呢?构成冉阿让精神痛苦的那一切因素,在形成以后,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楚呢?在它们一一形成的过程中,他又是否看清楚过呢?他的思想是层层发展的,他日甚一日地被困在许多愁惨的景象中颠来倒去,多年以来,他的精神,就始终被局限在那些景象的范围以内,粗鲁不文的他对这种思想的发展层次是否完全了解呢?他对自己思想的起伏波动是否十分明确呢?那是我们不敢肯定的,也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冉阿让太没有知识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但对这些事,却仍是迷迷糊糊的,有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所感受的究竟是什么。冉阿让落在黑暗里,他便在黑暗里吃苦,他便在黑暗里愤恨<var></var>,我们可以说,他无往而不恨。他经常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如同一个盲人或梦游者一样瞎摸瞎撞。不过,在某些时候,他也会,由于内因或外因,忽然感到一股怒气的突袭,一阵异乎寻常的苦痛,他会感到突然出现一道惨淡的、一闪即逝的光,照彻他的整个心灵,同时也使他命运中的种种险恶的深渊和悲惨的远景,在那片凶光的照射下一齐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

    闪光过后仍旧是黑夜沉沉,他在什么地方?他又莫名其妙了。

    那种刑罚的最不人道,也就是说,最足以戕贼人的智慧的地方,就是它特别能使人经过一种慢性的毒害逐渐化为野兽,有时还化为猛兽。冉阿让屡次执拗不变地图谋越狱,已足够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冉阿让的那种计划完全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但是只要能得到机会,他总要试一试,绝不想到它的后果,也不想到既得的经验。他像一头狼,看见笼门开了,总要慌忙出逃。本能向他说:“快逃!”理智却会向他说:“待下!”但是面对着那样强烈的引诱,他的理智终于消失了,他有的只是本能。在那里活动着的只是兽性。他在重新被捕以后受到的新处罚,又足以使他更加惊惶失措。

    有一件我们不应当忽略的小事,就是他体质强壮,苦役牢里的那些人都比不上他。服劳役时,扭铁索,推绞盘,冉阿让抵得上四个人。他的手举得起、背也能够扛得动非常重大的东西。有时他可以代替一个千斤顶,千斤顶在从前叫做“骄子”,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那条骄子山街,我们附带说一句,便是以此得名的。他的伙伴们替他起了个诨名,叫冉千斤。一次,土伦市政厅正修理阳台,阳台下面有许多彼惹雕的人形柱,美丽可喜,其中一根脱了榫,几乎倒下来。当时冉阿让正在那里,他居然用肩头撑住了那根柱子等着其余的工人来修理。

    他身体的轻捷比他的力气更可观。有些囚徒终年梦想潜逃,于是他们把巧和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真正的科学。那些无时不羡慕飞虫飞鸟的囚徒,每日都练习一种神奇的巧技。冉阿让的特长便是能直登陡壁,在不易发现的凸处找出着力的地方。他在墙角里把肘弯和脚跟靠紧石块上的不平处,便能利用背部和腿弯的伸张力,妖魔似的升到四楼。有时,他还用那种方法直上监狱的房顶。

    他很少说话。他从不笑。必得有一种外来的刺激才能使他发出一种像是魔鬼笑声的回音的苦笑,那也是一年难得一两次的事。看他那神气,仿佛随时在留心瞧着一种骇人的东西。

    他的确是一心一意在想什么事的样子。

    他的禀赋既不完全,智力又受了摧残,通过他那种不健全的辨别能力,他隐约感到有一种怪物附在他身上。他在那种阴暗、惨白、半明不暗的地方过着非人的生活,他每次转过头颈,想往上看时,便又恐怖又愤怒地看见在自己头上,层层叠叠地有一堆大得可怕的东西,法律、偏见、人和事,堆积如山,直到望不见的高度,崇危峻险,令人心悸,它的形状不是他所能知道的,它的体积使他心胆俱裂,这并不是旁的东西,只是那座不可思议的金字塔,我们所谓的文明。这儿那儿,在那堆蠕蠕欲动、形状畸异、忽远忽近的东西上面和一些高不可攀的高原上面,他看见一群群的人,被强烈的光线照得须眉毕现,这儿是携带棍棒的狱卒,手持钢刀的警察,那边是戴着高冠的总主教,最高处,一片圆光的中央,却是戴着冠冕、耀人眼睛的帝王。远处的那些奇观异彩似乎不但不能惊醒他的沉梦,反而使他更加悲伤,更加惶惑。举凡法律、偏见、物体、人和事,都按上帝在文明方面所指定的神秘复杂的动态,在他的头上来来去去,用一种凶残却又平和、安详却又苛刻、无可言状的态度在践踏他,蹂躏他。所有沉在厄运底下、陷在无人怜恤的十八层地狱里面、被法律所摈弃的人们,觉得这个社<u></u>会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们的头上,这种社会对处在它外面的人是多么可怕,对处在它下面的人是多么可怕。

    冉阿让在这种情况下,东想西想,但是他的思想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呢?

    假使磨盘底下的黍粒有思维的能力,它所想的也许就是冉阿让所想的了。

    结果,那种充满了鬼影的现实和充满了现实的鬼蜮替他构成了一种几乎无可言喻的内心状况。

    有时,他正在干着牢里的工作,会忽然停着不动,细想起来。他的那种比以前更加成熟、但也更加混乱的理性起来反抗了。他觉得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环绕他的一切都是不近人情的。他常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梦,他望着那个站在他几步以外的狱卒,会觉得那是一个鬼,那个鬼突然给他吃了一棍。

    对他来说,这个历历可见的自然界是若有若无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对冉阿让,无所谓太阳,无所谓春秋佳日,无所谓晴空,无所谓四月天的清凉晓色。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黯淡的光经常照着他的心。

    最后,如果我们要把我们以上所谈的一切,择其可以总括的总括起来,指出一个明确的结果的话,我们只能说,冉阿让,法维洛勒的一个安分守己的修树枝工人,土伦的一个强顽的囚犯,由于监狱潜移默化的作用,十九年来已有能力做出两种坏行为: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的、轻躁的、完全出自本能的,是对他所受痛苦的反击;第二种坏行为是阴沉的、持重的、平心静气考虑过的、用他从痛苦中得来的那种错误观念深思熟虑过的。他的打算经常通过三个连续的层次:思考,决心,固执;只有某种性格的人才会走上这条路。起因是由于一贯愤慨,心灵的苦闷,由于受虐待而引起的深刻的恶感、对人的反抗,包括对善良、无辜、公正的人的反抗,假如世上真有这几种人的话。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全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那种仇恨,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某种神智来加以制止,就可以在一定的时刻变成对社会的仇恨,再变成对人类的仇恨,再变成对造物的仇恨,最后变成一种无目标、无止境、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不问是谁,逢人便害。我们知道,那张护照称冉阿让“为人异常险狠”,不是没有理由的。

    年复一年,这个人的心慢慢地、但是无可挽救地越变越硬了。他的心一硬,他的眼泪也就干了。直到他出狱的那天,十九年中,他没有流过一滴泪。

    八 波涛和亡魂

    一个人落在海里了!

    有什么要紧!船是不会停的。风刮着,这条阴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过去了。

    那个人灭了顶,随后又出现,忽沉忽浮,漂在水面,他叫喊,扬手,却没有人听见他的喊声。船呢,在飓风里飘荡不定,人们正忙于操作,海员和旅客,对那个落水的人,甚至连一眼也不再望了,他那个可怜的头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而已。

    他在深处发出了悲惨的呼号。那条驶去的帆船简直是个鬼影!他望着它,发狂似的望着它。它越去越远,船影渐淡,船身也渐小了。刚才他还在那船上,是船员中的一员,和其余的人一道在甲板上忽来忽往,他有他的一份空气和阳光,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出了什么事呢?他滑了一跤,掉了下去,这就完了。

    他被困在惊涛骇浪中。他的脚只能踏着虚空,只能往下沉。迎风 5d29.” >崩裂的波涛狠狠地包围着他,波峰波谷带着他辗转上下,一缕缕的白练飞腾在他的头上,一阵阵的狂澜向他喷唾,巨浪的口把他吞没殆半;他每次下沉,都隐约看见那黑暗的深渊,一些未曾见过的奇怪植物捉住他,缠着他的脚,把他拉向它们那里去;他觉得自己也成了旋涡,也成了泡沫的一部分,波涛把他往复抛掷;他喝着苦汁,无情的海水前仆后继,定要把他淹没,浩瀚的泽国拿他的垂死挣扎来取乐。好像这里的水对他全怀着仇恨。<bdo></bdo>

    但是他仍旧挣扎,尽力保卫自己,他振奋精神,努力泅泳。他微弱的力气立刻告竭了,仍旧和无边无际的 6ce2.” >波涛奋斗。

    船到哪里去了?在前面。在水天相接、惨淡无光的地方,仿佛还隐约可辨。

    狂风在吼,无穷的浪花在向他猛扑。他抬起眼睛,只见行云的灰暗色。他气息奄奄地目击浩海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已把他置于绝地了。他听见一片从未听过的怪声<samp>99lib.</samp>,仿佛是从世外、从不知何处恐怖的国度里飞来。

    在云里有许多飞鸟,如同在人生祸患的上面有许多天使。但是它们和他有什么相干呢?它们飞、鸣、翱翔;至于他,他呼号待毙。

    他觉得自己同时被两种广大无边的东西所掩埋:海和天,一种是墓穴,一种是殓衣。

    黑夜来了,他已经泅泳了几个钟头,力气使尽了,那条船,那条载着一些人的远远的船,已经不见了。他孤零零陷在那可怕的,笼罩在暮色中的深渊里,他往下沉,他挣扎,他扭动身体。在他的底下他觉得有些目不能见的渺茫的怪物。他号着。

    人全不在了。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他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不停地喊着。

    水边没有一点东西,天上也没有一点东西。

    他向空际、波涛、海藻、礁石哀求;它们都充耳不闻。他向暴风央求;坚强的暴风只服从太空的号令。

    在他四周的是夜色、暮霭、寂寥、奔腾放逐的骚乱、起伏不停的怒涛。他的<bdo>?</bdo>身体中只有恐怖和疲惫。他的脚下只有一片虚空。没有立足的地方。他想到他的尸体漂浮在那无限凄凉的幽冥里。无底的寒泉使他僵直。他的手痉挛,握着的是虚空。风,云,漩流,狂飙,无用的群星!怎么办呵?那失望的人只得听从命运摆布了,穷于应付的人往往坐以待毙,他只得听其自然,任其飘荡不再抵抗了,看呵,他从此跌入灭亡的阴惨深渊里了。

    呵,人类社会历久不变的行程!途中多少人和灵魂要丧失!人类社会是所有那些被法律抛弃了的人的海洋!那里最惨的是没有援助!呵,这是精神的死亡!

    海,就是冷酷无情的法律抛掷它牺牲品的总渊薮。海,就是无边的苦难。

    漂在那深渊里的心灵可以变成尸体,将来谁使它复活呢?<dfn>99lib.</dfn>

    九 新的损失

    当冉阿让出狱时,他听见有人在他耳边说了这样一句奇特的话“你自由了”,那一片刻竟好像是不真实的,闻所未闻的;一道从不曾有过的强烈的光,一道人生的真实的光突然射到他的心里。但是这道光,一会儿就黯淡下藏书网去了。冉阿让起初想到自由,不禁欣然自喜,他以为得着新生命了。但他很快又想到,既然拿的是一张黄护照,所谓自由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而且在这件事上也还有不少的苦情。他计算过,他的储蓄,按照他在狱中度过的岁月计算,本应有一百七十一个法郎。还应当指出,十九年中,礼拜日和节日的强迫休息大致要使他少赚二十四个<dfn></dfn>法郎,他还忘了把那个数目加入他的账目。不管怎样,他的储蓄经过照例的七折八扣以后,已减到一百零九个法郎十五个苏。那就是他在出狱时所领到的。

    他虽然不了解这其中的道理,但他认为他总是吃了亏。让我们把话说明白,他是被人盗窃了。

    出狱的第二天,他到了格拉斯,他在一家橙花香精提炼厂的门前,看见许多人在卸货。他请求加入工作。那时工作正吃紧,他们同意了。他便动起手来。他聪明、强壮、伶俐,他尽力搬运,主人好像也满意。正在他工作时,有个警察走过,注意到他,便向他要证件。他只好把那黄护照拿出来。警察看完以后,冉阿让又去工作。他先头问过一个工人,做那种工作每天可以赚多少钱。那工人回答他说:“三十个苏。”到了晚上,他走去找那香精厂的厂主,请把工资付给他,因为他第二天一早便得上路。厂主没说一句话,给了他十五个苏。他提出要求。那 4eba.” >人回答他说:“这对你已是够好的了。”他仍旧要。那主人睁圆了两只眼睛对他说:“小心黑屋子。”<dfn></dfn>></a>

    那一次,他又觉得自己被盗窃了。

    社会、政府,在削减他的储蓄上大大地盗窃了他一次,现在是轮到那小子来偷99lib?窃他了。

    被释放并不等于得到解放。他固然出了牢狱,但仍背着罪名。

    那就是他在格拉斯遇到的事,至于后来他在迪涅受到的待遇,我们已经知道了。

    十 那人醒了

    天主堂的钟正敲着早晨两点,冉阿让醒了。

    那张床太舒服,因此他醒了。他没有床睡,已经快 5341.” >十九年了,他虽然没有脱衣,但那种感受太新奇,不能不影响他的睡眠。藏书网

    他睡了四个多钟头,疲乏已经过去。他早已习惯不在休息上多花时间。

    他张开眼睛,向他四周的黑暗望了一阵,随后又闭上眼,想再睡一会儿。

    假使白天的感触太复杂,脑子里的事太多,我们就只能睡,而不能重行入睡,睡容易,再睡难。这正是冉阿让的情形。他不能再睡,他便想。

    他正陷入这种思想紊乱的时刻,在他的脑子里有一种看不见的、来来去去的东西。他的旧恨和新愁在他的心里翻来倒去,凌乱杂沓,漫无条理,既失去它们的<samp>99lib?</samp>形状,也无限扩大了它们的范围,随后又仿佛忽然消失在一股汹涌的浊流中。他想到许多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却反反复复一再出现,并且排除了其余的事。这一件,我们立即说出来,他注意了马格洛大娘先头放在桌上的那六副银器和那只大汤勺。

    那六副银器使他烦懑。那些东西就在那里。只有几步路。刚才他经过隔壁那间屋子走到他房里来时,老大娘正把那些东西放在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了那壁橱。进餐室,朝右走。那些东西多重呵!并且是古银器,连那<cite></cite>大勺至少可以卖二百法郎。是他在十九年里所赚的一倍。的确,假使“官府”没有“偷盗”他,他也许还多赚几文。

    他心里反反复复,踌躇不决,斗争了整整一个钟头。三点敲过了。他重行睁开眼睛,忽然坐了起来,伸手去摸他先头丢在壁厢角里的那只布袋,随后他垂下两腿,又把脚踏在地上,几乎不知道怎样会坐在床边的。

    他那样坐着,发了一阵呆,房子里的人全睡着了,惟有他独自一人醒着,假使有人看见他那样呆坐在黑暗角落里,一定会吃一惊的。他忽然弯下腰去,脱下鞋子,轻轻放在床前的席子上,又恢复他那发呆的样子,待着不动。

    在那种可怕的思考中,我们刚指出的那种念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翻搅着,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使他感受到一种压力;同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梦想中那种机械的顽固性,想到他从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叫布莱卫的囚犯,那人的裤子只用一根棉织的背带吊住。那根背带的棋盘格花纹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显现出来。

    他在那样的情形下<samp>?</samp>呆着不动,并且也许会一直呆到天明,如果那只挂钟没有敲那一下——报一刻或报半点的一下。那一下仿佛是对他说:“来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一会,再侧耳细听,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小步一直朝前走到隐约可辨的窗边。当时夜色并不很暗,风高月圆,白云掩映;云来月隐,云过月明,因此窗外时明时暗,室内也偶得微光。那种微光,足使室内的人行走,由于行云的作用,屋内也乍明乍暗,仿佛是人在地下室里,见风窗外面不时有人来往一样,因而室内黯淡的光也忽强忽弱。冉阿让走到窗边,把它仔细看了一遍,它没有铁闩,只有它的活梢扣着,这原是那地方的习惯。窗外便是那园子。他把窗子打开,于是一股冷空气突然钻进<var></var>房来,他又立刻把它关上。他仔仔细细把那园子瞧了一遍,应当说,研究了一遍。园的四周绕着一道白围墙,相当低,容易越过。在园的尽头,围墙外面,他看见成列的树梢,彼此距离相等,说明墙外便是一条林荫道,或是一条栽有树木的小路。

    瞧了那一眼之后,他做了一个表示决心的动作,向壁厢走去,拿起他的布袋,打开,从里面搜出一件东西,放在床上,又把他的鞋子塞进袋里,扣好布袋,驮在肩上,戴上他的便帽,帽檐齐眉,又伸手去摸他的棍子,把它放在窗角上,回到床边,毅然决然拿起先头放在床上的那件东西。好像是根短铁钎,一端磨到和标枪一般尖。

    在黑暗里我们不易辨出那铁钎是为了作什么用才磨成那个样子的。这也许是根撬棍,也许是把铁杵。

    如果是在白天,我们便认得出来,那只是一根矿工用的蜡烛钎。当时,常常派犯人到土伦周围的那些高丘上去采取岩石,他们便时常持有矿工的器械。矿工的蜡烛钎是用粗铁条做的,下面一端尖,为了好插在岩石里。

    他用右手握住那根烛钎,屏住呼吸,放轻脚步,走向隔壁那间屋子,我们知道,那是主教的卧房。走到门边,他看见门是掩着的,留着一条缝。主教并没有把它关上。

    十一 他干的事

    冉阿让张耳细听。绝没有一点声响。

    他推门。

    他用指尖推着,轻轻地、缓缓地、正像一只胆怯心细、想要进门的猫。

    门被推以后,静悄悄地移动了几乎不能察觉的那么一点点,缝也稍微宽了一丝。

    他等待了一会,再推,这次使力比较大。

    门悄 7136.” >然逐渐开大了。现在那条缝已能容他身体过去。但是门旁有一张小桌子,那角度堵住了路,妨碍他通过门缝。

    冉阿让知道那种困难。无论如何,他非得把门推得更开一些不可。

    他打定主意,再推,比先头两次更使劲一些。这一次,却有个门臼,由于润滑油干了,在黑暗里突然发出一种嘶哑延续的声音。

    冉阿让大吃一惊。在他耳里门臼的响声就和末日审判的号角那样洪亮骇人。

    在开始行动的那一刹那间,由于幻想的扩大,他几乎认为那个门臼活起来了,并且具有一种非常的活力,就像一头狂叫的狗要向全家告警,要叫醒那些睡着的人。

    他停下来,浑身哆嗦,不知所措,他原是踮着脚尖走路,现在连脚跟也落地了。他听见他的动脉在两边太阳穴里像两个铁锤那样敲打着,胸中出来的气也好像来自山洞的风声。他认为那个发怒的门臼所发出的那种震耳欲聋的声响,如果不是天崩地裂似的把全家惊醒,那是不可能的。他推的那扇门已有所警惕,并且已经叫喊;那个老人就要起来了,两个老姑娘也要大叫了,还有旁人都会前来搭救;不到一刻钟,满城都会骚乱,警察也会出动。他一下子认为自己完了。

    他立在原处发慌,好像一尊石人,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过去了。门大大地开着。他冒险把那房间瞧了一遍。丝毫没有动静,他伸出耳朵听,整所房子里没有一点声音。那个锈门臼的响声并不曾惊醒任何人。

    这第一次的危险已经过了,但是他心里仍旧惊恐难受。不过他并不后退。即使是在他以为一切没有希望时,他也没有后退。他心里只想到要干就得赶快。他向前一步,便跨进了那房间。

    那房间是完全寂静的。这儿那儿,他看见一些模糊紊乱的形体,如果在白天便<mark></mark>看得出来,那只是桌上一些零乱的纸张、展开的表册、圆凳上堆着的书本、一把堆着衣服的安乐椅、一把祈祷椅,可是在这时,这些东西却一齐变为黑黝黝的空穴和迷蒙难辨的地域。冉阿让仍朝前走,谨慎小心,惟恐撞了家具。他听到主教熟睡在那房间的尽头,发出均匀安静的呼吸。

    他忽然停下来。他已到了床边。他自己并没有料到会那样快就到了主教的床边。

    上天有时会在适当时刻使万物的景象和人的行动发生巧妙的配合,从而产生出深刻的效果,仿佛有意要我们多多思考似的。大致在半个钟点以前,就已有一大片乌云遮着天空。正当冉阿让停在床前,那片乌云忽然散开<tt>..t>了,好像是故意要那样做似的,一线月光也随即穿过长窗,正正照在主教的那张苍老的脸上。主教正安安稳稳地睡着。他几乎是和衣睡在床上的,因为下阿尔卑斯一带的夜晚很冷,一件棕色的羊毛衫盖住他的胳膊,直到腕边。他的头仰在枕头上,那正是恣意休息的姿态,一只手垂在床外,指上戴着主教的指环,多少功德都是由这只手圆满了的。他的面容隐隐显出满足、乐观和安详的神情。那不仅仅是微笑,还几乎是容光的焕发。他额上反映出灵光,那是我们看不见的。心地正直的人在睡眠中也在景仰那神秘的天空。

    来自天空的一线彩光正射在主教的身上。

    同时他本身也是光明剔透的,因为那片天就在他的心里。那片天就是他的信仰。

    正当月光射来重叠(99lib.不妨这样说)在他心光上的时候,熟睡着的主教好像是包围在一圈灵光里。那种光却是柔和的,涵容在一种无可言喻的半明半暗的光里。天空的那片月光,地上的这种沉寂,这个了无声息的园子,这个静谧的人家,此时此刻,万籁俱寂,这一切,都使那慈祥老人酣畅的睡眠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妙庄严的神态,并且还以一种端详肃静的圆光环绕着那些白发和那双合着的眼睛,那种充满了希望和赤忱的容颜,老人的面目和赤子的睡眠。

    这个人不自觉的无比尊严几乎可以和神明媲美。

    冉阿让,他,却待在黑影里,手中拿着他的铁烛钎,立着不动,望着这位全身光亮的老人,有些胆寒。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人。他那种待人的赤忱使他惊骇。一个心怀叵测、濒于犯罪的人在景<var></var>仰一个睡乡中的至人,精神领域中没有比这更宏伟的场面了。

    他孤零零独自一人,却酣然睡在那样一个陌生人的旁边,他那种卓绝的心怀冉阿让多少也感觉到了,不过他不为所动。

    谁也说不出他的心情,连他自己也说不出></a>。如果我们真要领会,就必须设想一种极端强暴的力和一种极端温和的力的并立。即使是从他的面色上,我们肯定不能分辨出什么来。那只是一副凶顽而又惊骇的面孔。他望着,如是而已。但是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那是无从揣测的。不过,他受到了感动,受到了困扰,那是很显明的。但是那种感动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呢?

    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老人。从他的姿势和面容上显露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奇特的犹豫神情。我们可以说,他正面对着两种关口而踟蹰不前,一种是自绝的关口,一种是自救的关口。他仿佛已准备要击碎那头颅或吻那只手。

    过了一会,他缓缓地举起他的左手,直到额边,脱下他的小帽,随后他的手又同样缓缓地落下去。冉阿让重又堕入冥想中了,左手拿着小帽,右手拿着铁钎,头发乱竖在他那粗野的头上。

    尽管他用怎样可怕的目光望着主教,但主教仍安然酣睡。

    月光依稀照着壁炉上的那个耶稣受难像,他仿佛把两只手同时伸向他们两个人,为一个降福,为另一个赦宥。

    忽然,冉阿让拿起他的小帽,戴在头上,不望那主教,连忙沿着床边,向他从床头可以隐隐望见的那个壁橱走去,他翘起那根铁烛钎,好像要撬锁似的,但是钥匙已在那上面,他打开橱,他最先见到的东西,便是那篮银器,他提着那篮银器,大踏步穿过那间屋子,也不管声响了,走到门边,进入祈祷室,推开窗子,拿起木棍,跨过窗台,把银器放进布袋,丢下篮子,穿过园子,老虎似的跳过墙头逃了。

    十二 主教工作

    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马格洛大<mark></mark>娘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

    “我的主教,我的主教,”她喊着说,“大人可知道那只银器篮子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的。”主教说。

    “耶稣上帝有灵!”她说。“我刚才还说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主教刚在花坛脚下拾起了那篮子,把它交给马格洛大娘。

    “篮子在这儿。”

    “怎样?”她说。“里面一点东西也没有!那些银器呢?”

    “呀,”主教回答说,“您原来是问银器吗?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大哉好上帝!给人偷去了!是昨天晚上那个人偷了的!”

    一转瞬间,马格洛大娘已用急躁老太婆的全部敏捷劲儿跑进祈祷室,穿进壁厢,又回到主教那儿。

    主教正弯下腰去,悼惜一株被那篮子压折的秋海棠,那是篮子从花坛落到地下把它压折了的。主教听到马格洛大娘的叫声,又立起来。

    “我的主教,那个人已经走了!银器也偷去了。”

    她一面嚷,眼睛却落在?园子的一角上,那儿还看得出越墙的痕迹。墙上的垛子也弄掉了一个。

    “您瞧!他是从那儿逃走的。他跳进了车网巷!呀!可耻的东西!他偷了我们的银器!”

    主教沉默了一会,随后他张开那双严肃的眼睛,柔声向马格洛大娘说:

    “首先,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

    马格洛大娘不敢说下去了。又是一阵沉寂。随后,主教继续说:

    “马格洛大娘,我占用那些银器已经很久了。那是属于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个穷人了。”

    “耶稣,”马格洛大娘又说,“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姑娘,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是为了我的主教着想。我的主教现在用什么东西盛饭菜呢?”

    主教显出一副惊奇的神气瞧着她。

    “呀!这话怎讲!我们不是有锡器吗?”

    马格洛大娘耸了耸肩。

    “锡器有一股臭气。”

    “那么,铁器也可以。”

    马格洛大娘做出一副怪样子:

    “铁器有一股怪味。”

    “那么,”主教说,“用木器就是了。”

    过了一会,他坐在昨晚冉阿让坐过的那张桌子边用早餐。卞福汝主教一面吃,一面欢欢喜喜地叫他那哑口无言的妹子和叽里咕噜的马格洛大娘注意,他<bdo></bdo>把一块面包浸在牛奶里,连木匙和木叉也都不用。

    “真想不到!”马格洛大娘一面走来走去,一面自言自语,“招待这样一个人,并且让他睡在自己的旁边!幸而他只偷了一点东西!我的上帝!想想都使人寒 6bdb.” >毛直竖。”

    正在兄妹俩要离开桌子时,有人敲门。

    “请进。”主教说。

    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

    一个警察队长,仿佛是率领那群人的,起先立在门边。他进来,行了个军礼,向主教走去。

    “我的主教……”他说。

    冉阿让先头好像是垂头丧气的,听了这称呼,忽然抬起头来,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

    “我的主教,”他低声说,“那么,他不是本堂神甫了……”

    “不准开口!”一个警察说,“这是主教先生。”

    但是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

    “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

    “我的主教,”警察队长说,“难道这人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碰到了他。他走路的样子好像是个想逃跑的人。我们就把他拦下来看看。他拿着这些银器……”

    “他还向你们说过,”主教笑容可掬地岔着说,“这些银器是一个神甫老头儿给他的,他还在他家里宿了一夜。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又把他带回到此地。对吗?你们误会了。<dfn></dfn>”

    “既是这样,”队长说,“我们可以把他放走吗?”

    “当然。”主教回答说。

    警察释放了冉阿让,他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真让我走吗?”他说,仿佛是在梦中,字音也几乎没有吐清楚。

    “是的,我们让你走,你耳朵聋了吗?”一个警察说。

    “我的朋友,”主教又说,“您在走之先,不妨把您的那对烛台拿去。”

    他走到壁炉边,拿了那两个银烛台,送给冉阿让。那两个妇人没有说一个字、做一个手势或露一点神气去阻扰主教,她们瞧着他行动。

    冉阿让全身发抖。他机械地接了那两个烛台,不知道怎样才好。

    “现在,”主教说,“您可以放心走了。呀!还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来时,不必走园里。您随时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门进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个活闩。”

    他转过去朝着那些警察:

    “先生们,你们可以回去了。”

    那些警察走了。

    这时冉阿让像是个要昏倒的人。

    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bdo></bdo>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

    “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十三 小瑞尔威

    冉阿让逃也似的出了城。他在田亩中仓皇乱窜,不问大路小路,遇着就走,也不觉得他老在原处兜圈子。他那样瞎跑了一早晨,没吃东西,也不知道饿。他被一大堆新的感触控制住了。他觉得自己怒不可遏,却又不知道怒为谁发。他说不出他是受了感动还是受了侮辱。有时他觉得心头有一种奇特的柔和滋味,他却和它抗拒,拿了他过去二十年中立志顽抗到底的心情来对抗。这种情形使他感到疲乏。过去使他受苦的那种不公平的处罚早已使他决心为恶,现在他觉得那种决心动摇了,反而感到不安。他问自己:以后将用什么志愿来代替那种决心?有时,他的确认为假使没有这些经过,他仍能和警察相处狱中,他也许还高兴些,他心中也就可以少起一些波动。当时虽然已近岁暮,可是在青树篱中,三三两两,偶然也还有几朵晚开的花,他闻到花香,触起了童年的许多往事。那些往事对他几乎是不堪回首的,他已有那么多年不去想它了。

    因此,那一天,有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感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正当落日西沉、地面上最小的石子也拖着细长的影子时,冉阿让坐在一片绝对荒凉的红土平原中的一丛荆棘后面。远处,只望见阿尔卑斯山。连远村的钟楼也瞧不见一个。冉阿让离开迪涅城大致已有三法里了。在离开荆棘几步的地方,横着一条穿过平原的小路。

    他正在胡思乱想,当时如果有人走来,见了他那种神情,必然会感到他那身褴褛衣服格外可怕。正在那时,他忽然听到一阵欢乐的声音。

    他转过头,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穷孩子顺着小路走来,嘴里唱着歌,腰间一只摇琴,背上一只田鼠笼子,这是一个那种嬉皮笑脸、四乡游荡、从裤腿窟窿里露出膝头的孩子中的一个。

    那孩子一面唱,一面又不时停下来,拿着手中的几个钱,做“抓子儿”游戏,那几个钱,大致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了。里面有一个值四十苏的钱。

    孩子停留在那丛荆棘旁边,没有看见冉阿让,把他的一把钱抛起来,他相当灵巧,每次都个个接在手背上。

    可是这一次他那个值四十苏的钱落了空,向那丛荆棘滚了去,滚到了冉阿让的脚边。

    冉阿让一脚踏在上面。

    可是那孩子的眼睛早随着那个钱,他看见冉阿让用脚踏着。

    他一点也不惊慌,直向那人走去。

    那是一处绝对没有人的地方。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绝没有一个人在平原和小路上。他们只听见一群掠空而过的飞鸟从高空送来微弱的鸣声。那孩子背朝太阳,日光把他的头发照成缕缕金丝,用血红的光把冉阿让的凶悍的脸照成紫色。

    “先生,”那穷孩子用蒙昧和天真合成的赤子之心说,“我的钱呢?”

    “你叫什么?”冉阿让说。

    “小瑞尔威,先生。”

    “滚!”冉阿让说。

    “先生,”那孩子又说,“请您把我的那个钱还我。”

    冉阿让低下头,不答话。

    那孩子再说:

    “我的钱,先生!”

    冉阿让的眼睛仍旧盯在地上。

    “我的钱!”那孩子喊起来,“我的白角子!我的银钱!”

    冉阿让好像全没听见。那孩子抓住他的布衫领,推他。同时使..劲推开那只压在他宝贝上面的铁钉鞋。

    “我要我的钱!我要我值四十个苏的钱!”

    孩子哭起来了。冉阿让抬起头,仍旧坐着不动。他眼睛的神气是迷糊不清的。他望着那孩子有点感到惊奇,随后,他伸手到放棍子的地方,大声喊道:

    “谁在那儿?”

    “是我,先生,”那孩子回答,“小瑞尔威。我!我!请您把我的四十个苏还我!把您的脚拿开,先生,求求您!”

    他年纪虽小,却动了火,几乎有要硬干的神气:

    “哈!您究竟拿开不拿开您的脚?快拿开您的脚!听见了没有?”

    “呀!又是你!”冉阿让说。

    随后,他忽然站起来,脚仍旧踏在银币上,接着说:

    “你究竟走不走!”

    那孩子吓坏了,望着他,继而从头到脚哆嗦起来,发了一会呆,逃了,他拼命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叫。

    但是他跑了一程过后,喘不过气了,只得停下来。冉阿让在紊乱的心情中听到了他的哭声。

    过一会,那孩子不见了。

    太阳也落下去了。

    黑暗渐渐笼罩着冉阿让的四周。他整天没有吃东西,他也许正在发寒热。

    他仍旧立着,自从那孩子逃走以后,他还没有改变他那姿势。他的呼吸,忽长忽促,胸膛随着起伏。他的眼睛盯在他前面一二十步的地方,仿佛在专心研究野草中的一块碎蓝瓷片的形状。

    忽然,他哆嗦了一下,此刻他才感到夜寒。

    他重新把他的鸭舌帽压紧在额头上,机械地动手去把他的布衫拉拢,扣上,走了一步,弯下腰去,从地上拾起他的棍子。

    这时,他忽然看见了那个值四十个苏的钱,他的脚已把它半埋在土中了,它在石子上发出闪光。

    这一下好像是触着电似的,“这是什么东西?”他咬紧牙齿说。他向后退了三步,停下来,无法把他的视线从刚才他脚踏着的那一点移开,在黑暗里闪光的那件东西,仿佛是一只盯着他的大眼睛。

    几分钟过后,他慌忙向那银币猛扑过去,捏住它,立起身来,向平原的远处望去,把目光投向天边四处,站着发抖,好像一只受惊以后要找地方藏身的猛兽。

    他什么也瞧不见。天黑了,平原一片苍凉。紫色的浓雾正在黄昏的微光中腾起。他说了声“呀”,急忙向那孩子逃跑的方向走去。走了百来步以后,他停下来,向前望去,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他使出全身力气,喊道:

    “小瑞尔威!小瑞尔威!”

    他住口细听。没有人回答。

    那旷野是荒凉凄黯的。四周一望无际,全是荒地。除了那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静以外,一无所有。

    一阵冷峭的北风吹来,使他四周的东西都呈现出愁惨的景象。几棵矮树,摇着枯枝,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仿佛要恐吓追扑什么人似的。

    他再往前走,随后又跑起来,跑跑停停,在那寂寥的原野上,吼出他那无比凄惨惊人的声音:

    “小瑞尔威!小瑞尔威!”

    如果那孩子听见了,也一定会害怕,会好好地躲起来。不过那孩子,毫无疑问,已经走远了。

    他遇见一个骑马的神甫。他走到他身边,向他说:

    “神甫先生,您看见一个孩子走过去吗?”

    “没有。”神甫说。

    “一个叫小瑞尔威的?”

    “我谁也没看见。”

    他从他钱袋里取出两枚五法郎的钱,交给神甫。

    “神甫先生,这是给您的穷人的。神甫先生,他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他有一只田鼠笼子,我想,还有一把摇琴。他是向那个方向走去的。他是一个通烟囱的穷孩子,您知道吗?”

    “我确实没有看见。”

    “小瑞尔威?他不是这村子里的吗?您能告诉我吗?”

    “如果他是像您那么说的,我的朋友,那就是一个从别处来的孩子了。他们经过这里,却不会有人认识他们。”

    冉阿让另又拿出两个五法郎的钱交给神甫。

    “给您的穷人。”他说。

    随后他又迷乱地说:

    “教士先生,您去叫人来捉我吧。我是一个窃贼。”

    神甫踢动双腿,催马前进,魂飞天外似的逃了。

    冉阿让又朝着他先头预定的方向跑去。

    他那样走了许多路,张望,叫喊,呼号,但是再也没有碰见一个人。他在那原野里,看见一点像是卧着或蹲着的东西,他就跑过去,那样前后有两三次,他见到的只是一些野草,或是露在地面上的石头,最后,他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停下来。月亮出来了。他张望远处,作了最后一次的呼唤:“小瑞尔威!小瑞尔威!小瑞尔威!”他的呼声在暮霭中消失,连回响也没有了。他嘴里还念着:“小瑞尔威!”但是声音微弱,几乎不成字音。那是他最后的努力,他的膝弯忽然折下,仿佛他良心上的负担已成了一种无形的威力突然把他压倒了似的,他精疲力竭,倒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握着头发,脸躲在膝头中间,他喊道:

    “我是一个无赖!”

    他的心碎了,他哭了出来,那是他第一次流泪。

    冉阿让从主教家里出来时,我们看得出来,他已完全摆脱了从前的那种思想。不过他一时还不能分辨自己的心情。他对那个老人的仁言懿行还强自抗拒。“您允诺了我做诚实人。我赎买了您的灵魂,我把它从污秽当中救出来交给慈悲的上帝。”这些话不停地回到他的脑子里。他用自己的傲气来和那种至高无上的仁德对抗,傲气真是我们心里的罪恶堡垒。他仿佛觉得,神甫的原宥是使他回心转意的一种最大的迫击和最凶猛的攻势,如果他对那次恩德还要抵抗,那他就会死硬到底,永不回头;如果他屈服,他就应当放弃这许多年来别人种在他心里、也是他自鸣得意的那种仇恨。那一次是他的胜败关头,那种斗争,那种关系着全盘胜负的激烈斗争,已在他自身的凶恶和那人的慈善间展开了。

    他怀着一种一知半解的心情,醉汉似的往前走。当他那样惝恍迷离往前走时,他对这次在迪涅的意外遭遇给他的后果是否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呢?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常有一种神秘的微音来惊觉或搅扰我们的心神,他是否也听到过这种微音呢?是否有种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正在经历他生命中最严重的一刻呢?他已没有中立的余地,此后他如果不做最好的人,就会做最恶的人,现在他应当超过主教(不妨这样说),否则就会堕落到连苦役犯也不如,如果他情愿为善,就应当做天使,如果他甘心为<bdo>?</bdo>恶,就一定做恶魔。

    在此地,我们应当再提出我们曾在别处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上是否多少发生了一点影响呢?当然,我们曾经说过,艰苦的生活能教育人,能启发人,但是在冉阿让那种水平上,他是否能分析我们在此地指出的这一切,那却是一个疑问,如果他对那些思想能有所体会,那也只是一知半解,他一定看不..清楚,并且那些思想也只能使他堕入一种烦恼,使他感到难堪,几乎感到痛苦。他从所谓牢狱的那种畸形而黑暗的东西里出来后,主教已伤了他的灵魂,正如一种太强烈的光会伤他那双刚从黑暗中出来的眼睛一样。将来的生活,摆在他眼前的那种永远纯洁、光彩、完全可能实现的生活,使他战栗惶惑。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正如一只骤见日出的枭鸟,这个罪犯也因见了美德而目眩,并且几乎失明。

    有一点可以肯定,并且是他自己也相信的,那就是他已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的心完全变了,他已没有能力再去做主教不曾和他谈到也不曾触及的那些事了。

    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他遇到了小瑞尔威,抢了他的四十个苏。那是为什么?他一定不能说明,难道这是他从监牢里带来的那种恶念的最后影响,好比临终的振作,冲动的余力,力学里所谓“惯性”的结果吗?是的。也许还不完全是。我们简单地说说,抢东西的并不是他,并不是他这个人,而是那只兽,当时他心里有那么多初次感到的苦恼,正当他作思想斗争时,那只兽,由于习惯和本能作用,便不自觉地把脚踏在那钱上了。等到心智清醒以后,看见了那种兽类的行为,冉阿让才感到痛心,向后退却,并且惊骇到大叫起来。

    抢那孩子的钱,那已不是他下得了手的事,那次的非常现象只是在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下才有发生的可能。

    无论如何,这最后一次恶劣的行为对他起了一种决定性的效果。这次的恶劣行为突然穿过他的混乱思想并加以澄清,把黑暗的障碍置在一边,光明置在另一边,并且按照他当时的思想水平,影响他的心灵,正如某些化学反应体对一种混浊的混合物发生作用时的情况一样,它能使一种原素沉淀,另一种澄清。

    最初,在自我检查和思考之先,他登时心情慌乱,正如一个逃命的人,狠命追赶,要找出那个孩子把钱还给他;后来等到他明白已经太迟,不可能追上时,他才大失所望,停了下来。当他喊着“我是一个无赖”时,他才看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在那时,他已离开他自己,仿佛觉得他自己只是一个鬼,并且看见那个有肉有骨、形象丑恶的苦役犯冉阿让就立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棍,腰里围着布衫,背上的布袋里装满了偷来的东西,面目果决而忧郁,脑子里充满卑劣的阴谋。

    我们已指出过,过分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多幻想的人,那正好像是一种幻境,他确实看见了冉阿让的那副凶恶面孔出现在他前面。他几乎要问他自己那个人是谁,并且对他起了强烈的反感。

    人在幻想中,有时会显得沉静到可怕,继而又强烈地激动起来,惑于幻想的人,往往无视于实际,冉阿让当时的情况,正是那样。他看不见自己周围的东西,却仿佛看见心里的人物出现在自己的前面。

    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正望着他自己,面面相觑,并且同时通过那种幻景,在一种神妙莫测的深远处看见一点光,起初他还以为是什么火炬,等到他再仔细去看那一点显现在他良心上的光时,他才看出那火炬似的光具有人形,并且就是那位主教。

    他的良心再三再四地研究那样立在他面前的两个人,主教和冉阿让。要驯服第二个就非第一个不行。由于那种痴望所特具的奇异效力,他的幻想延续越久,主教的形象也越高大,越在他眼前></a>显得光辉灿烂,冉阿让却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到某一时刻他已只是个影子。忽然一下,他完全消失了。只剩下那个主教。

    他让灿烂光辉充实了那个可怜人的全部心灵。

    冉阿让哭了许久,淌着热泪,痛不成声,哭得比妇女更柔弱,比孩子更慌乱。

    正在他哭时,光明逐渐在他脑子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光,一种极其可爱同时又极其可怕的光。他已往的生活,最初的过失,长期的赎罪,外貌的粗俗,内心的顽强,准备在出狱后痛痛快快报复一番的种种打算,例如在主教家里干的事,他最后干的事,抢了那孩子的四十个苏的那一次罪行,并且这次罪行是犯在获得主教的宥免以后,那就更加无耻,更加丑恶;凡此种种都回到了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那种光的明亮是他生平从未见过的。他回顾他的生活,丑恶已极,他的心灵,卑鄙不堪。但是在那种生活和心灵上面有一片和平的光。他好像是在天堂的光里看见了魔鬼。

    他那样哭了多少时间呢?哭过以后<bdi></bdi>,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从来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似乎是可靠的,就是在那天晚上,有辆去格勒诺布尔的车子,在早晨三点左右到了迪涅,在经过主教院街时,车夫曾看见一个人双膝跪在卞福汝主教大门外的路旁,仿佛是在黑暗里祈祷。

    第三部

     一 一八一七年

    一八一七是路易十八用那种目空一切的君王气魄称为他登极第二十二年[法国大革命在一七九三年推翻了君主专制,国王路易十六经国民公会判处死刑,王党奉路易十七(路易十六的儿子)为国王继承人,路易十七在一七九五年死在狱中,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被认为继承人,他是在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逊位才回国登王位的,但是他不承认王室的统治是中断了的,认为他的王权应从一七九五年算起,所以一八一七年是他的统治的第二十二年]的那一年。也是布吕吉尔·德·沙松先生扬名的那一年。所有假发店老板一心希望扑粉和御鸟再出现,都刷上了天蓝色灰浆并画上了百合花。<span class=”” data-note=”百合花,法国波旁王朝的标志。贵族都戴假发,并以粉扑发为美。“御鸟”,一种髻的名称。”></span>这是蓝舒伯爵穿上法兰西世卿服装,佩着红绶带,挺着长鼻子,有着轰动一时的人物所具有的那种奇特侧影的威仪,以理事员身分每礼拜日坐在圣日耳曼·代·勃雷教堂的公凳上的承平时期。蓝舒伯爵的功绩是这样的:他在任波尔多<span class=”” data-note=”波尔多(Bordeaux),法国西南部滨大西洋的商业城市。拿破仑和英国争霸,封锁了大陆,商业资产阶级深感痛苦,一八一四年三月,英国军队从西班牙侵入法国南部时,他们把城池献给了敌人。昂古莱姆公爵是路易十八的侄儿,随着英国军队进入波尔多。”></span>市长期内,一八一四年三月十二日那天,把城池献给了昂古莱姆公爵,凭这项轰轰烈烈的功勋,他就得了世卿的禄位。在一八一七年,四岁到六岁的男孩都戴一种极大的染色羊皮帽,成了风行一时的时装,帽子两旁有耳遮,颇像爱斯基摩人的高统帽。法国军队,仿奥地利式样,穿上了白军服,联队改称为驻防部队,不用番号,而冠以行省的名称。拿破仑还在圣赫勒拿岛,由于英国人不肯供应蓝呢布,他便翻穿旧衣服。在一八一七年,佩勒格利尼正歌唱,比戈第尼姑娘正跳舞,博基埃正红及一时,奥德利还没有出世。沙基夫人继福利奥佐<span class=”” data-note=”佩勒格利尼(Pellegrini),那不勒斯歌手,当时在巴黎演出。比戈第尼姑娘(Bigottini),当时的舞蹈家。博基埃(Potier),当时的喜剧演员。奥德利(Odry),喜剧演员。沙基夫人(Mme Saqui)和福利奥佐(Forioso),第一帝国时期最著名的杂技演员,走绳索者。”></span>而起。在法国还有普鲁士人。<span class=”” data-note=”占领军在一八一八年才撤离法国。”></span>德拉洛先生<span class=”” data-note=”德拉洛(Delalot,1772—1842),极端保王派,《辩论日报》的编辑。”></span>成了著名的人物。正统江山在斩了普勒尼埃、加尔波诺和托勒龙的手、又斩了他们的头<span class=”” data-note=”普勒尼埃、加尔波诺、托勒龙,秘密会社社员,因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被处死。斩手又斩首是法国对弑王者的刑罚。”></span>以后地位才宣告稳固。大臣塔列朗<span class=”” data-note=”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公爵,原是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一八零七年免职后勾结国外势力。一八一四年三月俄普联军攻入巴黎,塔列朗组织临时内阁,迎接路易十八回国。”></span>王爷和钦命财政总长路易教士,好像两个巫师一样,相顾而笑,<span class=”” data-note=”巫师共同作弊,彼此心里明白,所以相顾而笑。”></span>他们两个都参加过一七九零年七月十四日在马尔斯广场举行的联邦弥撒,塔列朗以主教资格主祭,路易助祭。在一八一七年,就在那马尔斯广场旁边的小路上,发现了几根蓝漆大木柱倒在雨水和乱草里腐烂,柱上的金鹰和金蜂都褪了色,只剩下一点痕迹。那些柱子是两年前开五月会议<span class=”” data-note=”五月会议,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召集的一种人民代表会议。”></span>时搭建御用礼台用的。驻扎在大石头附近的奥地利军队的露营部队已把它们烧得遍体焦痕了。其中的两三根已被那些露营部队当做柴火烧掉了,并还烘过日耳曼皇军的巨掌。五月会议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五月会议是六月间在马尔斯广场上举行的。在一八一七年里,有两件事是人人知道的:伏尔泰-都格事件和鼻烟壶上刻的宪章问题。巴黎最新的骇人消息是杜丹的罪案,杜丹曾把他兄弟的脑袋丢在花市的水池里。海军部开始调查海船墨杜萨号事件,这使肖马勒蒙羞,热利果光采。塞尔夫上校赴埃及去做沙里蒙总督。竖琴街的浴宫做了一个修桶匠的店面。当时在克吕尼宅子的八角塔的平台上,还可以看见一间小木板房子,那是梅西埃的天文台,就是做过路易十六的海军天文官的梅西埃。杜拉公爵夫人在她那间陈设了天蓝缎交叉式家具的客厅里对着三四个朋友朗诵她作的那篇未经发表的《舞力卡》。卢浮宫里的“N”<span class=”” data-note=”“N”,拿破仑的徽志。”></span>正被刮去。奥斯特里茨桥退位了,改名为御花园桥,那种双关的隐语把奥斯特里茨桥和植物园<span class=”” data-note=”巴黎植物园,初建于十七世纪初,一七九三年起曾加扩建。”></span>都同时隐没了。路易十八拿起《贺拉斯》<span class=”” data-note=”《贺拉斯》(Horace),高乃依根据罗马历史故事所作的悲剧。”></span>,用指甲尖划着读,特别注意那些做皇帝的英雄和做王子的木鞋匠,因为他有双重顾虑:拿破仑和马蒂兰·布吕诺<span class=”” data-note=”马蒂兰·布吕诺(Mathurin Bruneau),当时名人之一,木鞋匠出身,所以路易十八对他心存戒心。”></span>。法兰西学院的征文题目是《读书乐》。伯拉先生经官府承认确有辩才。在他的培养下,未来的检察长德勃洛艾已初露头角,立志学习保尔 路易·古利埃的尖刻。那年有个冒充里昂<span class=”” data-note=”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span>的马尚吉,随后又有个冒充马尚吉的达兰谷。《克勒尔·达尔伯》和《马勒克-亚岱尔》被称为两部杰作。歌丹夫人被推为当时的第一作家。法兰西学院任人把院士拿破仑·波拿巴从它的名册上除名。国王命令在昂古莱姆<span class=”” data-note=”昂古莱姆(Angoulême),城名,在内地,不在海滨。”></span>设立海军学校,因为昂古莱姆公爵是个伟大的海军大臣,昂古莱姆城就必然具有海港的一切优越条件,否则君主制就失了体统了。法兰柯尼<span class=”” data-note=”法兰柯尼,养马官。”></span>在他的布告上加上一些有关骑术的插图,吸引了街上的野孩子,内阁会议曾经热烈讨论应否容许他那样做。巴埃先生,《亚尼丝阿》的作者,颊上生了一颗肉痣的方脸好人,常在主教城街沙塞南侯爵夫人家里布置小型家庭音乐会。所有的年轻姑娘都唱爱德蒙·热罗作词的《圣阿卫尔的隐者》。《黄矮子报》改成了《镜报》。朗布兰咖啡馆抬出皇帝来对抗那家拥护波旁王室的瓦洛亚咖啡馆。人家刚把西西里的一个公主嫁给那位已被卢韦尔<span class=”” data-note=”卢韦尔(Louvel),制造马鞍的工人,他刺杀了贝里公爵,贝里公爵是路易十八的侄儿,杀他,是想绝王族之后。”></span>暗中注意的贝里公爵。斯达尔夫人<span class=”” data-note=”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l),浪漫主义作家。”></span>去世已一年。近卫军老喝马尔斯<span class=”” data-note=”马尔斯(Mars),喜剧演员。”></span>小姐的倒彩。各种大报都只一点点大,篇幅缩小,但是自由还是大的。《立宪主义者报》是拥护宪政的。《密涅瓦报》把“Chateaubriand”(夏多布里昂)写成“Chateaubriant”。资产阶级借了写错了的那个“t”字大大嘲笑这位大作家。在一些被收买了的报纸里,有些妓女式的新闻记者辱骂那些在一八一五年被清洗的人们,大卫<span class=”” data-note=”大卫(David),油画家,曾任国民公会代表,继为拿破仑所器重。”></span>已经没有才艺了,亚尔诺<span class=”” data-note=”亚尔诺(Arnault),诗人和寓言家。”></span>已经没有文思了,卡诺<span class=”” data-note=”卡诺(ot),数学家,国民公会代表,公安委员会委员,共和国十四军的创编者,一七九四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span>已经没有羞耻了,苏尔特<span class=”” data-note=”苏尔特(Soult),拿破仑部下的元帅,奥斯特里茨一役居首功。”></span>从来没有打过胜仗,拿破仑确也没有天才。大家都知道,通过邮局寄给一个被放逐的人的信件是很少寄到的,警察把截留那些信件作为他们的神圣任务。那种事由来已久,被放逐的笛卡儿<span class=”” data-note=”笛卡儿(Descartes,1569—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span>便诉过苦。大卫为了收不到他的信件在比利时的一家报纸上发了几句牢骚,引起了保王党报章的兴趣,借此机会,把那位被放逐者讥讽了一番。说“弑君犯”或“投票人”<span class=”” data-note=”指投票赞成斩决路易十六的代表。”></span>,说“敌人”或“盟友”<span class=”” data-note=”指帮助波旁王室复辟的奥、英、俄、普等同盟国。”></span>,说“拿破仑”或“布宛纳巴”<span class=”” data-note=”拿破仑是帝号。拿破仑姓“Bonaparte”(波拿巴),是由他原来的意大利姓“Buonaparte”(读如“布宛纳巴”),经过法国化后变成的。仇视他的人按照意大利语音叫他的姓,带有表示他不是法国土著的意思。”></span>,一字之差,可以在两人中造成一道鸿沟。一切头脑清楚的人都认为这革命的世纪已被国王路易十八永远封闭了,他被称为“宪章的不朽的创作者”。在新桥的桥堍平地,准备建立亨利四世<span class=”” data-note=”亨利四世,波旁王朝第一代国王。”></span>铜像的石座上已经刻上“更生”两字。比艾先生在戴莱丝街四号筹备他的秘密会议,以图巩固君主制度。右派的领袖在严重关头,老是说:“我们应当写信给巴柯。”加奴埃、奥马阿尼、德·沙伯德兰诸人正策划日后所谓的“水滨阴谋”,他们多少征得了御弟<span class=”” data-note=”御弟,指路易十八之弟阿图瓦伯爵,即后来继承路易十八王位的查理十世。”></span>的同意。“黑别针”在另一方面也有所策动。德拉卫德里和特洛果夫正进行谈判。多少具有一些自由思想的德卡兹<span class=”” data-note=”德卡兹(Decazes),路易十八的警务大臣。当时的自由思想是维护资产阶级个人权利的学说。”></span>先生正掌握实权。夏多布里昂每天早晨立在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七号的窗子前面,穿着长裤和拖鞋,一条马德拉斯绸巾裹着他的灰白头发,眼睛望着一面镜子,全套牙科手术工具箱开在面前,修着他的美丽的牙齿,一面向他的书记毕洛瑞先生口述《君主与宪章》的诠言。权威批评家称赞拉封而不称赞塔尔马<span class=”” data-note=”拉封(Lafon)和塔尔马(Talma),当时的悲剧演员,后来曾受拿破仑赞赏。”></span>。德·菲勒茨<span class=”” data-note=”菲勒茨(Féletz),拥护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批评家。”></span>先生签名A,霍夫曼<span class=”” data-note=”霍夫曼(Hoffman),戏剧作家和批评家。”></span>先生签Z。查理·诺缔埃<span class=”” data-note=”查理·诺缔埃(Charles Nodier,1783—1844),法国作家。”></span>正创作《泰莱斯·阿贝尔》。离婚被禁止了。中学校改称中学堂。衣领上装一朵金质百合花的中学生因罗马王<span class=”” data-note=”罗马王,拿破仑和玛丽亚·路易莎所生之子。”></span>问题互相斗殴。宫廷侦探向夫人殿下<span class=”” data-note=”夫人殿下,指路易十八的弟妇,阿图瓦伯爵夫人,贝里公爵的母亲。”></span>递报告,说奥尔良公爵<span class=”” data-note=”奥尔良公爵,指一八三零年继查理十世(即阿图瓦伯爵)为王的路易-菲力浦。”></span>的像四处悬挂,并说他穿轻骑将军制服的相貌比穿龙骑将军制服的贝里公爵还好看是件非常不妥的事。巴黎自筹经费把残废军人院的屋顶重行装了金。正派人彼此猜问:德·特兰克拉格先生在某种和某种情形下会怎样处理?克洛塞尔·德·蒙达尔先生和克洛塞尔·德·古塞格先生在许多方面意见分歧,德·沙拉伯利先生不得意。喜剧家比加尔,戏剧学院(喜剧家莫里哀也不曾当选的那个戏剧学院)的院士,在奥德翁戏院公演《两个菲力浦》,在那戏院的大门头上,揭去了的字还显明地露着“皇后戏院”的字迹。有些人对古涅·德·蒙达洛的态度不一致。法布维埃是暴动分子,巴武是革命党人。贝里西埃书店印行了一部伏尔泰文集,题名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文集》。那位天真的发行人说:“这样做可以招引买主。”一般舆论认为查理·罗丛先生是本世纪的天才,他已开始受人羡慕,那是光荣的预兆,并且有人为他写了一句这样的诗:鹅雏[鹅雏(l’oison)和“罗丛”(loyson)同音,鹅雏是小笨蛋的意思]纵能飞,无以匿其蹼。红衣主教费什既不肯辞职,只得由亚马齐总主教德班先生管辖里昂教区。瑞士和法兰西两国关于达泊河流域的争执因杜福尔统领的一篇密呈而展开了,从此他升为将军。不闻名的圣西门<span class=”” data-note=”圣西门(Saint-Simon),空想社会主义者。”></span>正计划他的好梦。科学院有过一个闻名于世的傅立叶,后世已把他忘了,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又钻出了另一个无名的傅立叶<span class=”” data-note=”这一个傅立叶是随拿破仑出征埃及的几何学家,著有《出征埃及记》。另一傅立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span>,后世却将永志勿忘。贵人拜伦初露头角;米尔瓦把他介绍给法兰西,在一篇诗的注解中有这样的词句:“有某贵人拜伦者……”大卫·德·昂热<span class=”” data-note=”大卫·德·昂热(David d’Angers,1788—1856),法国雕塑家。”></span>正试制大理石粉。加龙教士在斐扬死巷向一小群青年教士称赞一个无名的神甫,这人叫费里西德·罗贝尔,他便是日后的拉梅耐<span class=”” data-note=”拉梅耐(Lamennais,1782—1854),法国神甫,政论家。”></span>。一只煤烟腾漫、扑扑作声的东西,在杜伊勒里宫的窗子下面、王家桥和路易十五桥间的塞纳河上来回走动,声如泅水的狗,那是一件没有多大好处的机器,一种玩具,异想天开的发明家的一种幻梦,一种乌托邦——一只汽船。巴黎人对那废物漠然视之。德·沃布兰先生用强力改组了科学院,组织、人选,一手包办,轰轰烈烈地安插了好几个院士,自己却落了一场空。圣日耳曼郊区和马桑营都期望德纳福先生做警署署长,因为他虔信天主。杜彼唐<span class=”” data-note=”杜彼唐(Dupuytren),法国外科医生。”></span>和雷加密<span class=”” data-note=”雷加密(Récamier),法国内科医生。”></span>为了耶稣基督的神性问题在医科学校的圆讲堂里争论起来,弄到挥拳相对。居维叶<span class=”” data-note=”居维叶(Cuvier),法国自然科学家。”></span>一只眼睛望着 href=’/article/10926.htm’>《创世记》,另一只眼睛望着自然界,为了取媚于迷信的反动势力,于是用化石证实经文,用猛犸颂扬摩西。佛朗沙·德·诺夫沙多先生,帕芒蒂埃<span class=”” data-note=”帕芒蒂埃(Parmentier,1737—1813),第一个在法国种植马铃薯的人。”></span>的一个可敬的继起者,千方百计要使“pomme de terre”(马铃薯)读成“帕芒蒂埃”,但毫无结果。格列高利神甫,前主教,前国民公会代表,前元老院元老,在保王党的宣传手册里竟成了“无耻的格列高利”。我们刚才所用的这一词组“竟成了……”是被罗叶-柯拉尔认作新词的。在耶拿桥的第三桥洞下,人们还可以从颜色的洁白上认出那块用来填塞布吕歇尔<span class=”” data-note=”布吕歇尔(Blücher,1742—1819),参加滑铁卢战争的普鲁士军将领。”></span>在两年前,为了炸桥而凿的火药眼的新石头。有一个人看见阿图瓦伯爵走进圣母院,那个人大声说:“见他妈的鬼!我真留恋我从前看见波拿巴和塔尔马手挽手同赴蛮舞会的那个时代。”法庭传讯了他,认为那是叛徒的口吻,六个月监禁。一些卖国贼明目张胆地露面了,有些在某次战争前夕投敌的人完全不隐藏他们所得的赃款,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羞耻,卖弄他们的可耻的富贵。里尼和四臂村[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六日,即滑铁卢战役的前两日,拿破仑在里尼击败普鲁士军队,又在四臂村击败英国军队。两地都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些叛徒,毫不掩饰他们爱国的丑行,还表示他们为国王尽忠的热忱,竟忘了英国公共厕所内墙上所写的“Please adjust your dress before leaving.”[“出去以前,请先整理衣服。]

    这些都是在一八一七年(现在已没有人记得的一年)发生过的一些事。拉拉杂杂,信手拈来。这些特点历史几乎全部忽略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实在记不胜记。可是这些小事(我们原不应当称之为小)都是有用的;人类没有小事,犹如植物没有小叶,世纪的面貌是岁月的动态集成的。

    在一八一七那年里,四个巴黎青年开了一个“妙玩笑”。

     二 双四重奏

    上述的那些巴黎青年中,有一个是图卢兹人,一个是利摩日人,第三个是卡奥尔人,第四个是蒙托邦人,不过他们都是学生,凡是学生,都是巴黎人,在巴黎求学,便算生在巴黎。

    他们都是一些无足称道的青年,谁都见过这一类的人,四种庸俗人的标本,既不善,也不恶,既无学问,又非无知,既非天才,亦非笨伯,年方二十,美如妩媚的阳春。这是四个毫不出奇的奥斯卡尔[Oscar,瑞典和挪威国王,一七九九年生于巴黎],因为在那时代,阿瑟[Arthur,美国第二十一届总统,生于一八三零年]还没有出世。当时的歌谣说:“为了他,点上龙涎香,奥斯卡尔走上前来,奥斯卡尔,我要去看他!”大家已放下了《欧辛集》[Ossian,一部古诗集的名称,苏格兰文人麦克弗森(Macpherson)的英译本发表于一七六零年,一说该诗集系麦克弗森仿古的创作,曾传诵一时]。姿态的俊美崇尚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式和苏格兰式。纯粹英国式要到以后才风行,并且阿瑟派的头号人物威灵顿得逞于滑铁卢战役还没有多少时候。

    那些奥斯卡尔中间有一个叫斐利克斯·多罗米埃,图卢兹人;一个叫李士多里,卡奥尔人;还有一个叫法梅依,利摩日人;最后一个是勃拉什维尔,蒙托邦人。自然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妇。勃拉什维尔爱宠儿,她取了那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她到英国去过一趟;李士多里钟情于用花名作别名的大丽;法梅依奉瑟芬如天人,瑟芬是约瑟芬的简称;多罗米埃有芳汀,别号金发美人,因为她生得一头日光色的美发。

    宠儿、大丽、瑟芬和芳汀是四个春风满面、香气袭人的美女,但仍带有一点女工的本色,因为她们并没有完全不理针线,虽然谈情说爱,她们脸上总还多少保存一点劳动人民的庄重气味,在她们的心里也还有一朵不因破瓜而消失的诚实之花。四个人里,有一个叫做小妹,因为她的年龄最轻,还有一个叫做大姐的。大姐有二十三岁。不瞒大家说,起头的三个人,都比金发美人芳汀有经验些,放得开些,在人生的尘嚣中阅历多些,芳汀却还正做她初次的情梦。

    大丽,瑟芬,尤其是宠儿,都不大可能有那种痴情。她们的情史,虽然刚开始,却<var>99lib?</var>已有过多次的波折,第一章里的情人叫阿多尔夫,第二章里的却变了阿尔封斯,到第三章又是古士达夫了。贫寒和爱俏是两种逼死人的动力,一个埋怨,一个逢迎。平民中的一般美貌姑娘都兼而有之,每一个都附在一边耳朵上细语不停。防范不严的心灵便俯首听命了。自己落井的原因在此,别人下石的原因也在此。而人们却总要拿那一切莹洁无瑕、高不可攀的贞操来对她们求全责备。唉!假使少妇不胜饥寒之苦呢?

    宠儿到英国去过一趟,因此瑟芬和大丽都羡慕她。她很早就有个家。她的父亲是个性情粗暴、爱吹牛的老数学教师,从没正式结过婚,虽然上了年纪,却还靠替人补课度日。这位教师在年轻时,有一天,看见女仆的一件衣裳挂在炉遮上,便为了那件偶然的事,动了春心。结果,有了宠儿。她有时碰见父亲,她父亲总向她行礼。有一天早晨,一个离奇古怪的老婆子走到她家里来,对她说:“小姐,您不认识我吗?”“不认识。”“我是你的妈。”那老婆子随即打开了菜橱,吃喝以后,又把她一床褥子搬来,住下了。那位叽里咕噜、笃信上帝的母亲从不和宠<u></u>儿说话,几个钟头里能不说一个字,早餐、中餐、晚餐,她一个人吃的抵得上四个人,还要到门房里去串门子,说她女儿的坏话。

    大丽委身于李士多里,也许还结识过旁人,她之所以游手好闲,是她那十只过分美丽的桃红指甲在作怪。怎能忍心让那样的指甲去做工呢?凡是愿意保全自己清白的人都不应怜惜自己的手。至于瑟芬,她之所以能征服法梅依,是因为她能用一种娇里带妖的神态对他说:“是呀,先生。”

    那些青年是同学,那群姑娘是朋友。那种爱情总是有那种友谊陪衬着的。

    自爱和自知是两回事。这儿有个证明,我们暂且把他们那种不正规的结合放下不谈,我们可以说宠儿、瑟芬和大丽是有自知之明的姑娘,芳汀却是自爱的姑娘。

    我们可以说她自爱吗?那么,多罗米埃又怎么说呢?所罗门也许会回答说爱也是自爱之一道。我们只说芳汀的爱是初次的爱,专一的爱,真诚的爱。

    她在那四人当中是惟一只许一个人对她称“你”的。

    芳汀是那样一个从平民的底层(不妨这样说)孕育出来的孩子。她虽然是从黑暗社会的那种不可测的深渊中生出来的,她的风度却使人摸不着她的出处和身世。她生在滨海蒙特勒伊<span class=”” data-note=”滨海蒙特勒伊(Montreuil-sur-mer),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一县。”></span>。出自怎样的父母?谁知道?谁也没有见过她的父母。她叫芳汀。为什么叫芳汀呢?因为人家从来不知道她有旁的名字。她出世时,督政府<span class=”” data-note=”督政府(Directoire),一七九五年,革命的国民公会解散,让位于代表新兴富豪阶级的督政府,一七九九年督政府解散,政权转入以波拿巴为首的执政府。”></span>还存在。她没有姓,因为她没有家;她没有教名,因为当时教堂已不过问这些事了。她在极小时赤着脚在街上走,一个过路人这样叫了她,她就得了这个名字。她接受了这个名字,正如她在下雨时额头从天上接受了一点雨水一样。大家都叫她做小芳汀。除此以外,谁也不知道关于她的其他事。她便是这样来到人间的。十岁上,芳汀出城到附近的庄稼人家里去做工。十五岁上,她到巴黎来“碰运气”。芳汀生得美,她保持她的童贞直到最后一刻。她是一个牙齿洁白、头发浅黄的漂亮姑娘。她有黄金和珍珠做奁资,不过她的黄金在她的头上,珍珠在她的口中。藏书网

    她为生活而工作,到后来,她爱上了人,这也还是为了生活,因为心也有它的饥饿。

    她爱上了多罗米埃。

    对他来说,这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对她,却是一片真情。充塞着青年学生和青年姑娘的拉丁区曾目击那场情梦的滋长。在先贤祠的高坡一带,见过多少悲欢离合的那些长街曲巷里,芳汀逃避多罗米埃何止一次,但是躲避他却正是为了遇见他。世间有那么一种躲避,恰好像是追求。简单地说,情史开场了。

    勃拉什维尔、李士多里和法梅依彼此形影不离,并以多罗米埃为首领。他有办法。

    多罗米埃是往日那种老资格的学生,他有钱,他有四千法郎的年息,四千法郎的年息,在圣热纳微埃夫山<span class=”” data-note=”指拉丁区,巴黎大学所在地区。”></span>上,可以为所欲为了。多罗米埃已有三十岁了,一向寻欢作乐<tt></tt>,不爱惜身体。他脸上已经起了皱纹,牙齿也不齐全,头也秃了顶;他自己毫不在乎,他常说:“三十岁的头顶秃,四十岁的膝头僵。”他的消化力平常,有一只眼睛常淌泪。但是他的青春去得越远,他的兴致却越高。他把谐谑代替他的牙,欢乐代替他的发,讥讽代替他的健康,那只泪汪汪的眼睛也总是笑眯眯的。他已经疲劳过度,却仍旧勇气百倍。尽管年事不高,青春先萎,他却能且战且退,整军以还,笑声脆劲,在别人看来,火力还是很足的。他写过一篇戏剧,被滑稽剧院退了回来。他随时随地写一些不相干的诗。并且,他自命不凡,怀疑一切事物,在胆怯的人的眼里他成了一条好汉。因此,尽管秃头,爱讽刺,他倒做了领袖。“Iron”是一个作“铁”解释的英国字。难道作“讽刺”解释的“ironie”是从这英文字来的吗?

    有一天,多罗米埃把那三个人拉到一边,指手画脚地向他们说:

    “芳汀,大丽,瑟芬和宠儿要求我们送她们一件古怪玩意儿已快一年了。我们也曾大模大样地答应了她们。她们直到现在还常常对我们谈到这件事,尤其是对着我。正好像那不勒斯的那些老太婆常对圣詹纳罗<span class=”” data-note=”那不勒斯(Naples),意大利西岸港口。圣詹纳罗(Saint Janvier),又译圣雅努亚里,是它的保护神。”></span>喊着说‘黄面皮,快显灵!’一样,我们的美人也经常向我们说:‘多罗米埃,你那怪玩意儿几时拿出来?’同时我们的父母又常有信给我们。两面夹攻。我认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商量一下。”

    说到此地,多罗米埃的声音放低了,并且鬼鬼祟祟地讲了些话,有趣到使那四张口同时发出一阵奔放、兴奋的笑声,勃拉什维尔还喊道:

    “这真是妙不可言!”

    他们走到一个烟雾腾腾的咖啡馆门前,钻了进去,他们会议的尾声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这次密谈的结果带来了下星期日举行的那场别出心裁的郊游,四位青年邀请了那四位姑娘。

    三 四对四

    四十五年前的学生们和姑娘们到郊外游玩的情形,到今天<span class=”” data-note=”本书作于一八六二年,四十五年前即指一八一七年。”></span>已是难以想象的了。巴黎的近郊已不是当年那模样,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称为巴黎郊区生活的那种情况已完全改变了,从前有子规的地方,今天有了火车;从前有游艇的地方,今天有了汽船;从前的人谈圣克鲁<span class=”” data-note=”圣克鲁(St.Cloud),巴黎西郊的一个名胜区。”></span>,正如今天的人谈费康<span class=”” data-note=”费康(Fécamp),英法海峡边上的一个港口。”></span>一样。一八六二年的巴黎已是一个以全法国作为近郊的城市了。

    当时在乡间所能得到的狂欢,那四对情人都一一尽情享受了。他们开始度暑假,这是个和暖爽朗的夏日。宠儿是惟一知道写字的人,她在前一日用四个人的名义写了这样一句话给多罗米埃:“青早出门很块乐。”<span class=”” data-note=”这句话的原文里有两个错字,以示宠儿识字不多。”></span>因此他们早晨五点就起身了。随后,他们坐上公共马车,去圣克鲁,看了一回干瀑布,大家喊着说:“有水的时候,一定很好看!”在加斯丹还没有到过的那个黑头饭店里用了午餐,在大池边的五株林里玩了一局七连环<span class=”” data-note=”七连环,恰似中国的九连环,但只有七个环。”></span>,登上了第欧根尼的灯笼<span class=”” data-note=”第欧根尼的灯笼(lanterne de Diogène),当地的一游览场所。关于第欧根尼的灯笼,请参阅 href=’2081/im’>《悲惨世界》第三部587页及721页注。”></span>,到过塞夫勒桥,拿着杏仁饼去押了轮盘赌,在普托采了许多花,在讷伊买了些芦管笛,沿途吃着苹果饺,快乐无比。?

    这几个姑娘好像一群逃出笼子的秀眼鸟,喧噪谈笑,闹个不休。这是一种狂欢。她们不时和这些青年们撩撩打打。一生中少年时代的陶醉!可爱的岁月!蜻蜓的翅膀颤着!呀!无论你是谁,你总忘不了吧!你曾否穿越树丛,为跟在你后面走来的姣好的头分开枝叶呢?在雨后笑着从湿润的斜坡上滑下去,一个心爱的腻友牵着你的手,口里喊着:“呀!我崭新的鞋子!弄成什么样子了!”你曾否有过这样经历呢?

    让我们立刻说出来那件有趣的意外,那阵骤雨,对那一群兴高采烈的伴侣,多少有些扫兴,虽然宠儿在出发时曾用长官和慈母式的<s></s>口吻说过:“孩子们,蜗牛在小路上爬,这是下雨的兆头。”

    这四位姑娘都是美到令人心花怒放的。有位名震一时的古典派老诗人,自己也据有个美人儿的男子,拉布依斯骑士先生,那天也正在圣克鲁的栗树林里徘徊,他看见她们在早晨十点左右打那儿经过,叫道“可惜多了一个”,他心里想到了三位美惠女神<span class=”” data-note=”三位美惠女神,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优雅而美丽。”></span>。勃拉什维尔的情人宠儿,二十三岁的那位大姐,在苍翠的虬枝下带头奔跑,跳过泥沟,放恣地跨过荆棘,兴致勃发,俨如田野间的幼年女神。至于瑟芬和大丽,在这场合下她们便互相接近,互相衬托,以表示她们的得意,她们寸步不离,互相倚偎,仿效英国人的姿态;我们与其说那是出于友谊,倒不如说她俩是天生爱俏。最初的几本《妇女时装手册》当时才出版不久,妇女们渐尚工愁的神情,正如日后的男子们摹仿拜伦一样,女性的头发已开始披散了,瑟芬和大丽的头发是转筒式的。李士多里和法梅依正谈论他们的教师,向芳汀述说戴尔文古先生和勃隆多先生的不同点。

    勃拉什维尔仿佛生来是专门替宠儿在星期日挽她那件德尔诺式的绒线披肩的。

    多罗米埃跟在后面走,做那一伙的殿后。他也是有说有笑的,不过大家总觉得他是家长。他的嬉笑总含有专制君王的意味,他的主要服装是一条象腿式的南京布裤子,用一条铜丝带把裤脚扎在脚底,手里拿一条值两百法郎的粗藤手杖,他一向为所欲为,嘴里也就衔了一支叫做雪茄的那种怪东西。他真是目空一切,竟敢吸烟。

    “这个多罗米埃真是特别,”大家都肃然起敬地那样说,“他竟穿那样的裤子!他真有魄力!”

    至于芳汀,她就是欢乐。她那一嘴光彩夺目的牙齿明明从上帝那里奉了一道使命,笑的使命。一顶垂着白色长飘带的精致小草帽,她拿在手里的时候多,戴在头上的时候少。一头蓬松的黄发,偏偏喜欢飘舞,容易披散,不时需要整理,仿佛是为使垂杨下的仙女遮羞而生的。她的樱唇,喋喋不休,令人听了心醉。她嘴的两角含情脉脉地向上翘着,正如爱里柯尼的古代塑像,带着一种鼓励人放肆的神气;但是她那双迟疑的睫毛蔼然低垂在冶艳的面容上,又仿佛是在说着“行不得也哥哥”一样。她周身的装饰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和夺目的光彩。她穿了件玫瑰紫的毛织薄呢袍,一双闪烁的玲珑古式鞋,鞋带交叉结在两旁挑花的细质白袜上,还穿一件轻罗短衫,那种短衫,是马赛人新创的式样,名叫“加纳佐”<span class=”” data-note=”“加纳佐”,原文是“ezou”,和法文“八月十五”(quinze aot)发音相近。”></span>,这个字是“八月十五”的变音,在加纳皮尔大街上是那样读的,它的含义是“晴暖的南国”。其余那三个,我们已说过,比较放纵,都干脆露着胸部,那种装束,一到夏天,在花枝招展的帽子下显得格外妖娆恼人,但是在那种大胆的装饰之外,还有金发美人芳汀的那件薄如蝉翼的“八月十五”,若隐若现,亦盖亦彰,仿佛是一种独出心裁、惹人寻味的艳服。海绿眼睛的塞特子爵夫人所主持的那个有名的情宫,也许会把服装奖颁给这件追求娴静趣味的“八月十五”。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这是常有的事。<bdo></bdo>

    光艳的脸儿,秀丽的侧影,眼睛深蓝,眼皮如凝脂,脚秀而翘,腕、踝都肥瘦适度,美妙天成,白皙的皮肤四处露着蔚蓝的脉络,两颊鲜润得和童女一样,颈脖肥硕如埃伊纳岛<span class=”” data-note=”埃伊纳岛(Egine),希腊的一个岛。一八一一年掘出大批塑像。”></span>的朱诺<span class=”” data-note=”朱诺(Junon),众神之后。”></span>,后颈窝显得既健壮又柔和,两肩仿佛是库斯图<span class=”” data-note=”库斯图(Coustou),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雕塑家。”></span>塑造的,中间有一个动人的圆涡从轻罗下透出来,多愁工媚,冷若冰霜,状如石刻,色态如婵娟,这样便是芳汀。在那朴素的衣服下面,我们可以想见一座塑像,塑像的心中有个灵魂。

    芳汀很美,但她自己不大知道。偶然有些深思的人默默地用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他们在这个小小女工的巴黎式的丰采中,也许会想见古代圣乐的和谐吧。这位出自幽谷的姑娘有根基,她在两个方面,风韵和容止方面都是美丽的。风韵是理想中的形象,容止是理想中的动静。

    我们已经说过,芳汀就是欢乐,芳汀也就是贞操。

    一个旁观者,如果仔细研究她,就会知道,她在那种年龄、那种季节、那种爱慕的陶醉中表露出来的,只是一种谦虚谨慎、毫不苟且的神情。芳汀自己也有一些感到惊奇。这种纯洁的惊奇,也就是普赛克和维纳斯<span class=”” data-note=”普赛克(Psyché),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美女,爱神的情人。维纳斯(Vénus),美神。”></span>之间的最细微的不同处。芳汀的手指,长而白,宛如拿着金针拨圣火灰的贞女。虽然她对多罗米埃的一切要求都不拒绝(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她的面貌,在静止时却仍是端庄如处子的,有时,她会突然表现出一种冷峻到近乎严肃的凛然不可犯的神情;我们看到她的欢乐忽然消失了,不需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而立即继以沉思,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奇特动人的情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庄重,有时甚至显得严厉,正像女神的鄙夷神情。她的额、鼻和下颏具有线条上的平衡(绝不是比例上的平衡),因而构成了她面部的匀称,在从鼻底到上唇的那一段非常特别的地方,她有一种隐约难辨的美妙窝痕,那正是贞静的神秘标志,从前红胡子<span class=”” data-note=”红胡子(Barberousse),十六世纪有两个红胡子,兄弟俩,一个是海盗,一个是土耳其的舰队司令。”></span>之所以爱上在搜寻圣像时发现的一幅狄安娜<span class=”” data-note=”狄安娜(Diane),希腊神话中的猎神。”></span>,也正是为了这样一种贞静之美。<mark>.</mark>

    好吧,爱是一种过失。芳汀却是飘浮在过失上的天贞。

    四 多罗米埃乐到唱起西班牙歌来

    那天从早到晚都充满了一股朝气。整个自然界仿佛在过节日,在嬉笑。圣克鲁的花坛吐着阵阵香气,塞纳河里的微风拂着翠叶,枝头迎风舞弄,蜂群侵占茉莉花,一群群流浪的蝴蝶在蓍草、苜蓿和野麦中间翩翩狂舞,法兰西国王的森严园囿里有成堆的流氓小鸟。

    四对喜洋洋的情侣,嬉游在日光、田野、花丛、树林中,显得光艳照人。

    这群来自天上的神仙谈着,唱着,互相追逐,舞蹈,扑着蝴蝶,采着牵牛,在深草中渍湿他们的粉红挑花袜;她们是鲜艳的,疯狂的,对人毫无恶念,每个姑娘都随时随地接受各个男子的吻,惟有芳汀,固守在她那种多愁易怒、半迎半拒的抵抗里,她的心有所专爱。“你,”宠儿对她说,“你老是这样。”

    这就是欢乐。这一对对情侣的活动是对人生和自然发出的一种强烈的呼声,使天地万物都放出了爱和光。从前有一个仙女特地为痴情男女创造了草地和树林。从此有情人便永远逃学野游,朝朝暮暮,了无尽期,只要一天有原野和学生,这样的事便一天不会停止。因此思想家无不怀念春光。王孙公子、磨刀匠、公卿、缙绅、朝廷中人和城市中人(从前有这种说法)都成了那仙女的顺民。大家欢笑,相互追求,空中也有着一种喜悦的光彩,爱真是普天同庆!月下老人便是上帝。娇喘的叫声,草丛中的追逐,顺手搂住的细腰,音乐般的俏骂,用一个音节表现出的热爱,从这张嘴里夺到那张嘴里的樱桃,凡此种种,都烈火似的燃烧着,火焰直薄云霄。美丽的姑娘们甘于牺牲色相,那大概是永无尽期的了。哲学家、诗人和画家望着那种痴情,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早已眼花缭乱了。华托<span class=”” data-note=”华托(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span>号召到爱乡去。平民画家朗克雷<span class=”” data-note=”朗克雷(La,1690—1743),法国画家。”></span>凝视着他那些飞入天空的仕女,狄德罗赞颂爱情,杜尔菲<span class=”” data-note=”杜尔菲(d’urfé,1567—1625),法国小说家。”></span>甚至说古代的祭司们也不免触景生情。<dfn>99lib.</dfn>>藏书网</a>

    午餐过后,那四对情侣到了所谓王家方城,在那里看了那株新从印度运来的植物(我一时忘了它的名称,它曾经轰动一时,把巴黎的人全吸引到了圣克鲁),它是一株新奇、悦目、枝长的小树,无数的细如线缕的旁枝蓬松披散,没有叶子,开着盈千累万的小小白团花,像一丛插满花朵的头发。成群结队的人不断地去赞赏它。

    看完了树,多罗米埃大声说:“我请你们骑毛驴!”和赶驴人讲好价钱以后,他们便从凡沃尔和伊西转回来。到了伊西,又有一件意外的收获,当时由军需官布尔甘占用的那个国有公园园门恰巧大开。他们穿过铁栏门,到岩洞里望了那个木头人似的隐修僧,在那著名的明镜厅里他们又尝试了那些神秘的小玩意,那是一种诲淫的陷阱,如果是一个成为巨富的登徒子或变作普利阿普斯<span class=”” data-note=”普利阿普斯(Priape),园艺、畜牧、生育之神。”></span>的杜卡莱<span class=”” data-note=”杜卡莱(Turcaret),十八世纪初法国喜剧家勒萨日(Lesage)所作喜剧中的主人公,原是仆人,经过欺诈钻营,成了巨富。”></span>,这玩意倒十分相称。在伯尔尼神甫祭过的那两株栗树间,系着一个大秋千网,他们使劲荡了一回。那些美人一个个轮流荡着,裙边飞扬,皆大欢喜,戈洛治<span class=”” data-note=”戈洛治(Greuze,1725—1805),法国画家。”></span>如在场,大约又找到他的题材了;正在那时,那位图卢兹人多罗米埃(他和西班牙人的性格有些渊源,图卢兹和托洛萨是姊妹城)用一种情致缠绵的曲调,唱了一首旧时的西班牙歌曲,大致是因为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树间的绳索上荡来荡去而有所感吧:.99lib?<big></big>

    <small>我来自巴达霍斯,</small>

    <small>受了情魔的驱使,</small>

    <small>我全部的灵魂</small>

    <small>都在我的眼里。</small>

    <small>为什么</small>

    <small>要露出你的腿。</small>

    只有芳汀一个人不肯打秋千。

    “我不喜欢有人装这种腔。”宠儿气愤愤地说。

    丢了毛驴,又有了新的欢乐,他们坐上船,渡过塞纳河,从巴喜走到明星区便门。我们记得,他们是在早晨五点起身的,但是,没有关系!“星期日没有什么叫做疲倦,”宠儿说,“疲倦到星期日也去休息了。”三点左右,这四对乐不可支的朋友,跑上了俄罗斯山<span class=”” data-note=”俄罗斯山,一种供人游戏的蜿蜒起伏的架空铁道。”></span>,那是当时在波戎高地上的一种新奇建筑物,我们从爱丽舍广场的树梢上望过去,便可以望见它那蜿蜒曲折的线路。

    宠儿不时喊道:

    “还有那新鲜玩意儿呢?我要那新鲜玩意儿。”

    “不用急。”多罗米埃回答。

    五 蓬巴达酒家

    俄罗斯山溜完以后,他们想到了晚餐,到底有些疲倦了,兴高采烈的八仙在蓬巴达酒家歇下来了,那酒家是有名的饭店老板蓬巴达在爱丽舍广场设下的分店,当时人们可以从里沃利街,德乐麦通道旁边看见它的招牌。

    一间房间,宽敞而丑陋,里面有壁厢,厢底有床(由于星期日酒楼人满,只得忍受那样的地方);两扇窗子,凭窗可以眺望榆树外面的河水和河岸,一股八月的明媚阳光正射在窗口;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有着堆积如山的鲜花以及男人和女人的帽子,另一张,则由这四对朋友占了,他们团团坐在一堆喜气洋洋的杯盘瓶碟的周围,啤酒罐和葡萄酒瓶杂陈,桌上不大有秩序,桌下更是有点乱。

    “他们用脚在桌子下面搞得乒零乓郎一团糟。”莫里哀说过。

    这就是从早晨五点开始的那次郊游到了下午四点半钟时的情形。太阳西沉了,意兴也阑珊了。

    充满了日光和人群的爱丽舍广场只见阳光和灰尘,那是构成光辉的两种东西。马尔利雕刻的一群石马,在金粉似的烟尘中立在后蹄上,引颈长鸣。华丽的马车川流不息。一队堂皇富丽的近卫骑兵,随着喇叭,从讷伊林荫大道走下来,一面白旗<span class=”” data-note=”白旗,波旁王朝的旗帜。”></span>在斜阳返照中带着淡红颜色,在杜伊勒里宫的圆顶上飘荡。协和广场(当时已经恢复旧名,叫路易十五广场)上人山人海,个个喜气洋洋。许多人的衣纽上还佩着一朵吊在一条白闪缎带上的银百合花,那种东西,到一八一七年还没有完全绝迹。这儿那儿,成群的小女孩,在过路闲人围观鼓掌声中跳着团圆舞,迎风唱着一种波旁舞曲,那种舞曲,本是用来打倒百日帝政的,直到当时还流行,其中的叠句是:

    送还我们根特<span class=”” data-note=”根特(Gand),比利时城市,百日帝政期间,路易十八逃亡在那里。”></span>的伯伯,</small><s>..</s>

    <small>送还我们的伯伯。</small>

    一群群近郊居民,穿着节日的漂亮衣服,有些还模仿绅士,也佩上一朵百合花,四散在大方场和马里尼方场上,玩着七连环游戏或是骑着木马兜圆圈,其余一些人喝着酒藏书网;印刷厂里的几个学徒,戴着纸帽,又说又笑。处处都光辉灿烂。无可否认,那确是国泰民安,君权巩固的时代。警署署长昂格勒斯曾向国王递过一本私人密奏,谈到巴黎四郊的情形,他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陛下,根据各方面的缜密观察,这些人民不足为畏。他们都和猫儿一样,懒惰驯良。外省的下民好骚动,巴黎的人民却不然。这全是些小民,陛下,要两个这样的小民叠起来,才抵得上一个近卫军士。在首都的民众方面,完全没有可虑的地方。五十年来,人民的身材又缩小了,这是值得注意的,巴黎四郊的人民,比革命前更矮小了。他们不足为害。总而言之,这都是些贱民,驯良的贱民。”

    警署署长们是绝不相信猫能变成狮子的,然而事实上却是可能的,而且那正是巴黎人民的奇迹。就拿猫来说吧,昂格勒斯那样瞧不起猫,猫却受到古代共和国的尊重,他们认为猫是自由的化身,在科林斯<span class=”” data-note=”科林斯(the),古希腊城市。”></span>城的公共广场上,就有一只极大的紫铜猫,仿佛是和比雷埃夫斯<span class=”” data-note=”比雷埃夫斯(Pirée),希腊港口。”></span>的那尊无翅膀的密涅瓦塑像作对衬似的。复辟时代的警察太天真,把巴黎的人民看得太“易与”了。恰恰相反,他们绝不是“驯良的贱民”,巴黎人之于法兰西人,正如雅典人之于希腊人,他比任何人都睡得好些,他比任何人都着实要来得轻佻懒惰些,没有人比他更显得健忘,但是切不可以为他们是可靠的,他尽可以百般疏懒,但是一旦光荣在望,他便会奋不顾身,什么都干的。给他一支矛吧,他可以干出八月十日<span class=”” data-note=”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攻入王宫,逮捕国王,推翻了君主政体。”></span>的事,给他一支枪吧,他可以再有一次奥斯特里茨。他是拿破仑的支柱,丹东<span class=”” data-note=”丹东(Danton),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span>的后盾。国家发生了问题?他捐躯行伍;自由发生了问题?他喋血街头;留神!他的怒发令人难忘;他的布衫可以和希腊的宽袍媲美,他会像在格尔内塔街那样,迫使强敌投降。当心!时机一到,这个郊区的居民就会长大起来的。这小子会站起来,怒目向人,他吐出的气将变成飓风,从他孱弱的胸中,会呼出足够的风,来改变阿尔卑斯山的丘壑。革命之所以能够战胜欧洲,全赖军队里巴黎郊区的居民。他歌唱,那是他的欢乐。你让他的歌适合他的性格,你看着吧!如果他唱来唱去只有《卡玛尼奥拉》<span class=”” data-note=”《卡玛尼奥拉》(Carmagnolle),法国大革命时期歌曲之一,针对玛丽·安东尼特而作。”></span>一首歌,他当然只能推倒路易十六;但你如果叫他唱《马赛曲》,他便能拯救全世界。<s>藏书网</s><tt></tt>

    我们在昂格勒斯奏本的边上写了这段评语以后,再回头来说我们的那四对情人。我们说过,晚餐已经用完了。

    六 相爱篇

    餐桌上的谈话和情侣们的谈话同样是不可捉摸的,情侣们的谈话是云霞,餐桌上的谈话是烟雾。

    法梅依和大丽哼着歌儿,多罗米埃喝着酒,瑟芬笑着,芳汀微笑着。李士多里吹着在圣克鲁买来的木喇叭。宠儿脉脉含情地望着勃拉什维尔说道:

    “勃拉什维尔。我爱你。”

    这话引起了勃拉什维尔的一个问题。

    “宠儿,假使我不爱你了,你将怎样呢?”

    “我吗!”宠儿喊着说,“唉!不<samp>?.</samp>要说这种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要说这种话!假使你不爱我了,我就跳到你后面,抓你的皮,扯你的头发,把水淋到你的身上,叫你吃官司。”

    勃拉什维尔自诩多情地微笑了一下,正如一个自尊心获得极端满足而感到舒服的人一样。宠儿又说:

    “是呀!我会叫警察!哼!你以为我有什么事做不出的!坏种!”

    勃拉什维尔,受宠若惊,仰在椅上,<tt>99lib.t>沾沾自喜地闭上了眼睛。

    大丽吃个不停,从喧杂的语声中对宠儿说:

    “看来,你对你的勃拉什维尔不是很痴心<bdi></bdi>吗?”

    “我,我厌恶他,”宠儿用了同样的语调回答,重又拿起她的叉子。“他舍不得花钱。我爱着在我对面住的那个小伙子。那小子长得漂亮得很,你认得他吗?他很有做戏子的派头。我喜欢戏子。他一回家,他娘就说:‘呀!我的上帝!我又不得安静了。他要叫起来了。唉,我的朋友,你要叫破我的脑袋吗!’因为他一<big>?</big>到家里,便到那些住耗子的阁楼上,那些黑洞里,越高越好,他在那里又唱又朗诵,谁知道他搞些什么!下面的人都听得见。他在一个律师家里写讼词,每天已能赚二十个苏了。他父亲是圣雅克教堂里的唱诗人。呀!他生得非常好。他已经爱我到这种地步,有一天,他看见我在调灰面做薄饼,他对我说:‘小姐,您拿您的手套做些饼,我全<cite></cite>会吃下去。’世界上只有艺术家才会说这样的话。呀!他生得非常好。我已要为那小白脸发疯了。这不打紧,我对勃拉什维尔还是说我爱他。我多么会撒谎!你说是吗?我多么会撒谎!”

    宠儿喘了口气,又继续说:

    “大丽,你知道吗?我心里烦得很。落了一夏季的雨,这风真叫我受不了,风又熄不了我心头的火,勃拉什维尔是个小气鬼,菜场里又不大有豌豆卖,他只知道吃,正好像英国人说的,我害‘忧郁病’了,奶油又那么贵!并且,你瞧,真是笑话,我们竟会在有床铺的房间里吃饭,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七 多罗米埃的高见

    这时,有几个人唱着歌,其余的人都谈着话,稀里哗啦,也不分个先后,到处只有一片乱糟糟的声音。多罗米埃开口了:

    “我们不应当胡说八道,也不应当说得太快,”他大声说,“让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想要卖弄自己的口才。过分地信口开河只能浪费精力,再傻也没有了。流着的啤酒堆不起泡沫。先生们,不可性急。我们吃喝,也得有吃喝的气派。让我们细心地吃,慢慢地喝。我们不必赶快。你们看春天吧,如果它来得太快,它就烧起来了,就是说,一切植物都不能发芽了。过分的热可以损害桃花和杏花。过分的热也可以消灭盛宴的雅兴和欢乐。先生们,心不可热!拉雷尼埃尔<span class=”” data-note=”拉雷尼埃尔(Grimod de la Reynière),巴黎的烹调专家,著有食谱。”></span>和塔列朗的意见都是这样。”<s></s>

    一阵震耳欲聋的反抗声从那堆人里发出来。

    “多罗米埃,不要闹!”勃拉什维尔说。

    “打倒专制魔王!”法梅依说。

    “蓬巴达<span class=”” data-note=”蓬巴达(Bombarda),酒家。”></span>!蓬彭斯<span class=”” data-note=”蓬彭斯(Bombance),盛筵。”></span>!彭博什<span class=”” data-note=”彭博什(Bambocbhe,1592—1645),荷兰画家。”></span>!”

    “星期日还没完呢。”法梅依又说。

    “我们并没有乱来。”李士多里说。

    “多罗米埃,”勃拉什维尔说,“请注意我的安静态度。”

    “在这方面,你算得是侯爷。”

    这句小小的隐语竟好像是一块丢在池塘里的石头。安静山<span class=”” data-note=”“安静山”(Montcalm)和上面勃拉什维尔所说的“我的安静”(mon calme)同音。”></span>侯爵是当时一个大名鼎鼎的保王党。蛙群全没声息了。

    “朋友们,”多罗米埃以一个重获首领地位的人的口吻大声说,“安静下来。见了这种天上落下来的玩笑也不必太慌张。凡是这样落下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值得兴奋和敬佩的。隐语是飞着的精灵所遗的粪。笑话四处都有,精灵在说笑一通之后,又飞上天去了。神鹰遗了一堆白色的秽物在岩石上,仍旧翱翔自如。我毫不亵渎隐语。我仅就它价值的高下,寄以相当的敬意罢了。人类中,也许是人类以外,最尊严、最卓越和最可亲的人都说过隐语。耶稣基督说过一句有关圣彼得的隐语。摩西在谈到以撒、埃斯库罗斯、波吕尼刻斯时,克娄巴特拉在谈到屋大维时也都使用过隐语。还要请你们注意,克娄巴特拉的隐语是在亚克兴<span class=”” data-note=”亚克兴(Actium),公元前三一年罗马舰队在屋大维率领下,击败叛将安敦尼于此,埃及王后克娄巴特拉死之。”></span>战争以前说的,假使没有它,也就不会有人记得多临城,多临在希腊语中只是一个勺而已。这件事交代以后,我再回头来说我的劝告词。我的弟兄们,我再说一遍,即使是在说俏皮话、诙谐、笑谑和隐语时,也不可过于热心,不可嚣张,不可过分。诸位听我讲,我有安菲阿拉俄斯<span class=”” data-note=”安菲阿拉俄斯(Amphiaraüs),攻打底比斯的七英雄之一,是著名的先知。”></span>的谨慎和恺撒的秃顶。即使是猜谜语,也应当有限度。这就是拉丁话所谓的‘Est modus in rebus.’即使是饮食,也应当有节制。女士们,你们喜欢苹果饺,可不要吃得太多了。就是吃饺,也应当有限度和有艺术手法。贪多嚼不烂,好比蛇吞象。胃病总是由于贪吃。疳积病是上帝派来教育胃的。并且你们应当记住这一点:我们的每一种欲念,甚至包括爱情在内,也都有胃口,不可太饱。在任何事情上,都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写上‘终’字;在紧急的时候,我们应当自行约束,推上食量的门闩,囚禁自己的妄念,并且自请处罚。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自动管制自己的人就是聪明人。对于我,你们不妨多少有点信心,因为我学过一点法律,我的考试成绩可以证明,因为我知道存案和悬案间的差别,因为我用拉丁文做过一篇论文,论《缪纳修斯·德门任弑君者的度支官时期的罗马刑法》,因为我快做博士了,照说,从此以后,我就一定不会是个蠢材了。我劝告你们,应当节欲。我说的是好话,真实可靠到和我叫斐利克斯·多罗米埃一样。时机一到,就下定决心,像西拉<span class=”” data-note=”西拉(Sylla),即苏拉(Sulla),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独裁者。”></span>或奥利金<span class=”” data-note=”奥利金(ène,约185—254),基督教神学家。”></span>那样,毅然引退,那样才真是快乐的人。”

    宠儿聚精会神地听着。

    “斐利克斯!”她说,“这是个多么漂亮的名字!我爱这个名字。这是拉丁文,作‘兴盛’解释。”

    多罗米埃接下去说:

    “公民们,先生们,少爷们<span class=”” data-note=”这三种称呼,原文用的是拉丁文、英文和西班牙文:“guirites,gentlemen,caballeros.””></span>,朋友们!你们要摒绝床笫之事,放弃儿女之情而毫不冲动吗?再简单也没有。这就是药方:柠檬水,过度的体操,强迫劳动,疲劳,拖重东西,不睡觉,守夜,多饮含硝质的饮料和白荷花汤,尝莺粟油和马鞭草油,厉行节食,饿肚子,继之以冷水浴,使用草索束身,佩带铅块,用醋酸铅擦身,用醋汤作热敷。”

    “我宁愿请教女人。”李士多里说。

    “女人!”多罗米埃说,“你们得小心。女人杨花水性,信赖她们,那真是自讨苦吃。女人是邪淫寡信的。她们恨蛇,那只是出于同业的妒忌心。蛇和女人是对门住的。”

    “多罗米埃!”勃拉什维尔喊着说,“你喝醉了!”

    “可不是!”多罗米埃说。

    “那么,你乐一乐吧。”勃拉什维尔又说。

    “我同意。”多罗米埃回答。

    于是,一面斟满酒,一面立起来:

    “光荣属于美酒!现在,酒神,请喝!<span class=”” data-note=”“现在,酒神,请喝!”,原文为西班牙文“Nunc te,Bacche,am!””></span>对不起,诸位小姐,这是西班牙文。证据呢,女士们,就是这样。怎样的民族就有怎样的酒桶。卡斯蒂利亚<span class=”” data-note=”卡斯蒂利亚(Castille),在西班牙中部,十一世纪时成立王国,十五世纪时和其他几个小王国合并成为西班牙王国。”></span>的亚洛伯,盛十六升,阿利坎特的康达罗十二升,加那利群岛的亚尔缪德二十五升,巴利阿里<span class=”” data-note=”巴利阿里群岛(Baléares),在地中海西端,属西班牙。”></span>群岛的苦亚丹二十六升,沙皇彼得的普特三十升。伟大的彼得万岁,他那更伟大的普特万万岁。诸位女士们,请让我以朋友资格奉劝一句话:你们应当随心所欲,广结良缘。爱情的本质就是乱撞。爱神不需要像一个膝盖上擦起疙瘩的英国女仆那样死死蹲在一个地方。那位温柔的爱神生来并不是这样的,它嘻嘻哈哈四处乱撞,别人说过,撞错总也还是人情;我说,撞错总也还是爱情。诸位女士,我崇拜你们中的每一位。呵瑟芬,呵,约瑟芬,俏皮娘儿,假使你不那样撅着嘴,你就更迷人了。你那神气好像是被谁在你脸上无意中坐了一下子似的。至于宠儿,呵,山林中的仙女和缪斯!勃拉什维尔一天走过格雷-巴梭街的小溪边,看见一个美貌姑娘,露着腿,穿着一双白袜,拉得紧紧的。这个样子合了他的意,于是勃拉什维尔着迷了。他爱的那个人儿便是宠儿。呵,宠儿!你有爱奥尼亚人的嘴唇。从前有个希腊画家叫欧风里翁,别人给了他个别号,叫嘴唇画家。只有那个希腊人才配画你的嘴唇。听我说!在你以前,没有一个人是够得上他一画的。你和美神一样是为得苹果而生的,或者说,和夏娃一样,是为吃苹果而生的。美是由你开始的。我刚才提到了夏娃,夏娃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有资格获得‘发明美女’的证书。呵,宠儿,我不再称您为你了。因为我要由诗歌转入散文了。刚才您谈到我的名字,您打动了我的心弦,但是无论我们是什么人,对于名字,总不宜轻信。名不一定副实。我叫做斐利克斯,但是我并不快乐。字是骗人的。我们不要盲目接受它的含义。写信到列日<span class=”” data-note=”列日(Liège),比利时城名,和“软木”(liège)同音。”></span>去买软木塞,到波城<span class=”” data-note=”波城(Pau),法国城名,和“皮”(peau)同音。”></span>去买皮手套,那才荒唐呢。密斯<span class=”” data-note=”密斯(miss),英语,意为“小姐”。”></span>大丽,我如果是您的话,我就要叫做玫瑰,花应当有香味,女子应当有智慧。至于芳汀,我不打算说什么,她是一个多幻象、多梦想、多思虑、多感触的人,一个具有仙女的体态和信女的贞洁的小精灵;她失足在风流女郎的队伍里,又要在幻想中藏身,她唱歌,却又祈祷又望着天空,但又不大知道她所望的是什么,也不大知道她所作的究竟是什么,她望着天空,自以为生活在大花园里,以为到处是花和鸟,而实际上花和鸟并不多。呵,芳汀,您应当知道这一点:我,多罗米埃,我只是一种幻象,但是这位心思缥缈的黄发女郎,她并没有听见我说话!然而她有的全是光艳、趣味、青春、柔美的晨曦。呵,芳汀,您是一个值得称为白菊或明珠的姑娘,您是一个满身珠光宝气的妇女。诸位女士,还有第二个忠告:你们决不要嫁人,结婚犹如接木,效果好坏,不一定,你们不必自寻苦吃。但是,哎呀!我在这里胡说些什么?我失言了。姑娘们在配偶问题上是不可救药的。我们这些明眼人所能说的一切,绝不足以防止那些做背心、做鞋子的姑娘们去梦想那些金玉满堂的良人。不管它,就是这样吧,但是,美人们,请记牢这一点:你们的糖,吃得太多了。呵,妇女们,你们只有一个错误:就是好嚼糖。呵,啮齿类的女性,你的皓齿多爱糖呵。那么,好好地听我讲,糖是一种盐。一切盐都吸收水分。糖在各种盐里有着最富于吸收水分的能力。它通过血管,把血液里的水分提出来,于是血液凝结,由凝结而凝固,而得肺结核,而死亡。因此,糖尿病常和痨病并发。因此,你们不要嚼糖就长寿了!现在我转到男子方面来。先生们,多多霸占妇女。在你们彼此之间不妨毫无顾忌地互相霸占爱人。猎艳,乱交,情场中无所谓朋友。凡是有一个漂亮女子的地方,争夺总是公开的;无分区域,大家杀个你死我活!一个漂亮女子便是一场战争的缘因,一个漂亮女子便是一场明目张胆的盗窃。历来一切的劫掠都是在亵衣上发动的。罗慕洛掳过萨宾妇人<span class=”” data-note=”罗慕洛(Romulus,约生于460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475—476)。萨宾,意大利古国名。”></span>,威廉掳过萨克森妇人,恺撒掳过罗马妇人。没有女子爱着的男子,总好像饿鹰那样,在别人的情妇头上翱翔。至于我,我向一切没有家室的可怜虫介绍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兵士们,你们什么也没有。敌人却有。’”<samp></samp>..

    多罗米埃的话中断了。

    “喘口气吧,多罗米埃。”勃拉什维尔说。

    同时,勃拉什维尔开始唱一支悲伤的歌,李士多里和法梅依随声和着,那种歌是用从车间里信手拈来的歌词编的,音韵似乎很丰富,其实完全没有音韵;意义空虚,有如风声树影,是从烟斗的雾气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也就和雾气一同飘散消失。下面便是那群人答复多罗米埃的演说词的一节:

    <small>几个荒唐老头子,</small>

    <small>拿些银子交给狗腿 5b50.” >子,</small>

    <small>要教克雷蒙-东纳<span class=”” data-note=”克雷蒙-东纳(Clemont-Tonnerre),法国多菲内地区一大家族,其中最著名者一是红衣主教,一是伯爵。”></span>先生,</small>

    <small>圣约翰节坐上教皇的位子,</small>

    <small>克雷蒙-东纳先生不能当教皇,</small>

    <small>原来他不是教士,</small>

    <small>狗腿子气冲冲,</small>

    <small>送还他们的银子。</small>

    那种歌并不能平息多罗米埃的随机应变的口才。他干了杯,再斟上一杯,又说起话来。

    “打倒圣人!我说的话,你们全不必放在心上。我们不要清规戒律,不要束手束脚,不要谨小慎微。我要为欢乐浮一大白,让我们狂欢吧!让我们拿放荡和酒肉来补足我们的法律课。吃喝,消化。让查士丁尼<span class=”” data-note=”查士丁尼(Justinien,483—565),拜占庭皇帝,编有《法家言类纂》(digestc),书名与“消化”(digestion)近似。”></span>作雄的,让酒囊饭袋作雌的。喜气弥漫穹苍呵!造物主!祝你长生!地球是一颗大金刚钻!我快乐。雀鸟真够劲,遍地都是盛会!黄莺儿是一个任人欣赏的艾勒维奥<span class=”” data-note=”艾勒维奥(Elleviou),当时法国的一个著名歌唱家。”></span>。夏日,我向你致敬。呵,卢森堡,呵,夫人街和天文台路的竹枝词!呵,神魂颠倒的丘八!呵,那些看守孩子又拿孩子寻开心的漂亮女用人。如果我没有奥德翁<span class=”” data-note=”奥德翁(Odéon),指奥德翁戏院,一七九七年成立。”></span>的长廊,我也许会喜欢美洲的草原吧。我的灵魂飞向森林中的处女地和广漠的平原。一切都是美的。青蝇在日光中营营飞舞。太阳打喷嚏打出了蜂雀。吻我吧,芳汀。”<s>.</s>

    他弄错了,吻了宠儿。

    八 一匹马的死

    “爱同饭店比蓬巴达酒家好。”瑟芬叫着说。

    “我喜欢蓬巴达胜过爱同,”勃拉什维尔说,“这里来得阔绰些,有些亚洲味儿。你们看下面的那间大厅,四面墙上都有镜子。”

    “我只注意盘子里的东西。”宠儿说。

    勃拉什维尔一再坚持说:

    “你们瞧这些刀子。在蓬巴达酒家里刀柄是银的,在爱同店里是骨头的。银子当然比骨头贵重些。”

    “对那些装了银下巴的人来说,这话却不对。”多罗米埃说。

    这时他从蓬巴达的窗口望着残废军人院的圆屋顶。

    大家寂静下来。

    “多罗米埃,”法梅依叫道,“刚才李士多里和我辩论了一番。”

    “辩论固然好,相骂更加妙。”多罗米埃回答。

    “我们辩论哲学问题。”

    “哼></a>。”

    “你喜欢笛卡儿还是斯宾诺莎<span class=”” data-note=”斯宾诺莎(Spinosa),十八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span>?”

    “我喜欢德佐吉埃<span class=”” data-note=”德佐吉埃(Desaugiers),当时歌手。”></span>。”多罗米埃说。

    下了那判词以后,他又喝酒,接着说:

    “活在世上,我是同意的。世界上并不是一切都完蛋了的,既然我们还可以胡思乱想。因此我感谢永生的众神。我们说谎,但我们会发笑,我们一面肯定,但我们一面也怀疑。三段论里常出岔子。有趣。这世上究竟还有一些人能洋洋得意地从那些与众不同的见解中拿出一些特别玩意儿。诸位女士,你们安安静静喝着的那些东西是从马德拉<span class=”” data-note=”马德拉群岛(Madère),在大西洋,葡萄牙殖民地。”></span>来的酒,你们应当知道,是古拉尔·达·弗莱拉斯地方的产品,那里超出海面三百十七个脱阿斯<span class=”” data-note=”脱阿斯(toise),约等于二米。”></span>!喝酒时你们应当注意这三百十七个脱阿斯!而那位漂亮的饭店老板蓬巴达凭着这三百十七个脱阿斯,却只卖你们四法郎五十生丁<span class=”” data-note=”生丁(time),法国辅币名,等于百分之一法郎,又译“分”。”></span>!”<cite></cite>

    法梅依重行把话打断了:

    “多罗米埃,你的意见等于法律。哪一个作家是你所最欣赏的?”

    “贝尔……。”

    “贝尔坎<span class=”” data-note=”贝尔坎(Berquin,1747—1791),法国文学家。”></span>!”

    “不对,贝尔舒<span class=”” data-note=”贝尔舒(Berchoux),十九世纪法国一个食谱作者。”></span>。”

    多罗米埃又接下去说:

    “光荣属于蓬巴达!假使他能为我招来一个埃及舞女,他就可以和艾勒芳达的缪诺菲斯媲美;假使他能为我送来一个希腊名妓,他就可以和喀洛内的迪瑞琳媲美了!因为,呵,女士们,希腊和埃及,也有过蓬巴达呢。那是阿普列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阿普列乌斯(Apulée,约123—约180),罗马作家,哲学家, href=’984/im’>《变形记》和《金驴》的作者。”></span>告诉我们的。可惜世界永远是老一套,绝没有什么新东西。在造物主的创作里,再也没有什么未发表的东西,所罗门说过:‘在太阳下面没有新奇的事物。’维吉尔<span class=”” data-note=”维吉尔(Virgile,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span>说过:‘各人的爱全是一样的。’今天的男学生和女学生走上圣克鲁的篷船,正和从前亚斯巴昔和伯利克里<span class=”” data-note=”伯利克里(Périclès,约前490—前429),雅典政治家,亚斯巴昔是他的妻子。萨摩斯是他征服的一个岛。”></span>乘舰队去萨摩斯一样。最后一句话。诸位女士,你们知道亚斯巴昔是什么人吗?她虽然生在女子还没有灵魂的时代,她却是一个灵魂,是一个紫红色的比火更灿烂、比朝暾更鲜艳的灵魂。亚斯巴昔是个兼有女性两个极端性的人儿,她是一个神妓,是苏格拉底<span class=”” data-note=”苏格拉底(Socrate,约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span>和曼侬·列斯戈<span class=”” data-note=”曼侬·列斯戈(Manon Lescaut),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普莱服所作小说《曼依·列斯戈》中的女主角。”></span>的混合体。亚斯巴昔是为了普罗米修斯<span class=”” data-note=”普罗米修斯(Prométhée),希腊神话中窃火给人类的神。”></span>需要一个尤物的原故而生的。”<samp>藏书网</samp><dfn>.?</dfn>

    假使当时没有一匹马倒在河沿上,高谈阔论的多罗米埃是难于住嘴的。由于那一冲击,那辆车子和这位高谈阔论者都一齐停下来了。一匹又老又瘦只配送给屠夫的博斯母马,拉着一辆很重的车子。那头精疲力竭的牲口走到蓬巴达的门前,不肯再走了。这件意外的事引来不少观众。一面咒骂、一面生气的车夫举起鞭子,对准目标,狠狠一鞭下去,同时嘴里骂着“贱畜牲”时,那匹老马已倒在地上永不再起了。在行人轰动声中多罗米埃的那些愉快的听众全掉转头去看了,多罗米埃趁这机会念了这样一节忧伤的诗来结束他的演讲:

    <small>在这世界上,</small>

    <small>小车和大车,</small>

    <small>命运都一样;</small>

    <small>它是匹劣马,</small>

    <small>活得像老狗,</small>

    <small>所以和其他劣马一样。<span class=”” data-note=”有这样一首悼念幼女夭亡的古诗:

    Mais elle était du monde où-les plus belles choses

    Ont le pire desti,rose elle a vécu ce que vivent les roses,L’espace d’un matin.

    诗的大意是:在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命运也最坏,她是一朵玫瑰,所以和玫瑰一样,只活了一个早晨。多罗米埃把这首诗改动了几个字,用来悼念那匹死马,主要是以“驽马”(rosse)代“玫瑰”(rose),“恶狗”(mtin)代“早晨”(matin),结果这诗的内容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span></small><bdo></bdo>

    “怪可怜的马。”芳汀叹着说。

    于是大丽叫起来了:

    “你们瞧芳汀,她为那些马也叫屈了!有这样蠢的人!”

    这时宠儿交叉起两条胳膊,仰着头,定睛望着多罗米埃说:

    “够了够了!还有那古怪玩意儿呢?”

    “正是呵。时候已经到了,”多罗米埃回答说,“诸位先生,送各位女士一件古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到了。诸位女士,请等一会儿。”

    “先亲一个嘴。”勃拉什维尔说。

    “亲额。”多罗米埃加上一句。

    每个人在他情妇的额上郑重地吻了一下,四个男人鱼贯而出,都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

    宠儿鼓着掌,送他们出去。

    “已经很有意思了。”她说。

    “不要去得太久了,”芳汀低声说,“我们等着你们呢。”

    九 一场欢乐的欢乐结局

    那几位姑娘独自留下,两个两个地伏在窗子边上闲谈,伸着头,隔窗对语。

    她们看见那些年轻人挽着手走出蓬巴达酒家。他们回转头来,笑嘻嘻对着她们挥了挥手,便消失在爱丽舍广场每周都有的那种星期日的尘嚣中去了。

    “不要去得太久了!”芳汀喊着说。

    “他们预备带什么玩意儿回来给我们呢?”瑟芬说。

    “那一定是些好看的东西。”大丽说。

    “我呢,”宠儿说,“我希望带回来的东西是金的。”

    她们从那些大树的枝桠间望着水边的活动,觉得也很有趣,不久就忘记那回事了。那正是邮车和公共马车起程的时刻。当时到南部和西部去的客货,几乎全要走过爱丽舍广场,大部分顺着河沿,经过巴喜便门出去。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辆刷了黄漆和黑漆的大车,载着沉重的东西,马蹄铁链响成一片,箱、箧、提包堆到不成样子,车子里人头攒动,一眨眼全都走了,碾踏着街心,疯狂地穿过人堆,路面上的石块尽成了燧石,尘灰滚滚,就好像是从炼铁炉里冒出的火星和浓烟。几位姑娘见了那种热闹大为兴奋,宠儿喊着说:

    “多么热闹!就像一堆堆铁链在飞着。”

    一次,她们仿佛看见有辆车子(由于榆树的枝叶过于浓密,她们看不大清楚)停了一<big></big>下,随即又飞跑去了。这事惊动了芳汀。

    <mark>.</mark>“这真奇怪!”她说。“我还以为公共客车从不停的呢。”

    宠儿耸了耸肩。

    “这个芳汀真特别,我刚才故意望着她。最简单的事她也要大惊小怪。假如我是个旅客,我关照公共客车说:‘我要到前面去一下,您经过河沿时让我上车。客车来了看见我,停下来,让我上去。’这是每天都有的事。你脱离现实生活了,我亲爱的。”

    那样过了一些时候,宠儿忽然一动,仿佛一个初醒的人。

    “喂,”她说,“他们要送我们的古怪玩意儿呢?”

    “是呀,正是这话,”大丽接着说,“那闹了半天的古怪玩意儿呢?”

    “他们耽搁得太久了!”芳汀说。

    芳汀正叹完这口气,伺候晚餐的那 4e2a.” >个堂倌走进来了,他手里捏着一件东西,好像是封信。

    “这是什么?”宠儿问。

    堂倌回答说:

    “这是那几位先生留给太太们的一张条子。”

    “为什么没有马上送来?”

    “因为那些先生们吩咐过的,”堂倌接着说,“要过了一个钟头才交给这几位太太。”

    宠儿从那堂倌手里把那张纸夺过来。那确是一封信。

    “奇怪,”她说,“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但有这几个字写在上面:

    <small>这就是古怪玩意儿。</small>”

    她急忙把信拆开,打开来念(她识字):

    <small>呵,我们的情妇!</small>

    <small>你们应当知道,我们是有双亲的人。双亲,这是你们不大知道的。在幼稚而诚实的民法里,那叫做父亲和母亲。那些亲人,长者,慈祥的老公公,慈祥的老婆婆,他们老叫苦,老想看看我们,叫我们做浪子,盼望我们回去,并且要为我们宰牛宰羊。我们现在服从他们。因为我们是有品德的人。你们念这封信时,五匹怒马已把我们送还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了。正如博须埃所说,我们拆台了。我们走了,我们已经走了。我们在拉菲特的怀中,在加亚尔<span class=”” data-note=”拉菲特(Lafitte)和加亚尔(Caillard),均为当时负责客车事务的官员。”></span>的翅膀上逃了。去图卢兹的公共客车已把我们从陷阱中拔了出来。陷阱,就是你们,呵,我们美丽的小姑娘!我们回到社会、天职、秩序中去了,马蹄啰啰,每小时要走三法里,祖国需要我们,和旁人一样,去做长官,做家长,做乡吏,做政府顾问。要尊敬我们。我们正在作一种牺牲。快快为我们哭一场。快快为我们找替身吧。假使这封信撕碎了你们的心,你们就照样向它报复,把它撕碎。永别了。</small>>.99lib?</a>

    <small>近两年来我们曾使你们幸福,千万不要埋怨我们。</small>

    <small class=”right”>勃拉什维尔 法梅依</small>

    <small class=”right”>李士多里 多罗米埃(签字)</small>

    <small>附告:餐费已付。</small>

    那四位姑娘面面相觑。

    宠儿第一个打破沉寂。

    “好呀,”她喊着说,“这玩笑确是开得不坏。”

    “很有趣。”瑟芬说。

    “ 8fd9.” >这一定是勃拉什维尔出的主意,”宠儿又说<tt>..t>,“这倒使我爱他了。人不在,心头爱,人总是这样的。”

    “不对,”大丽说,“这是多罗米埃的主意。<var>..</var>一望便知。”

    “既是这样,”宠儿又说,“勃拉什维尔该死,多罗米埃万岁!”

    “多罗米埃万岁!”大丽和瑟芬都喊起来。

    接着,她们放声大笑。

    芳汀也随着大家笑。

    一个钟头过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她哭出来了。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她第一次的爱。她早已如同委身于自己的丈夫一样委身于多罗米埃了,并且这可怜的姑娘已生有一个孩子。

    第四部

     一 一个母亲遇见另一个母亲

    本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中,在巴黎附近的孟费郿地方有一家大致像饭店那样的客店,现在已经不在了。这客店是名叫德纳第的夫妇俩开的。开在面包师巷。店门头上有块木板,平钉在墙上。板上画了些东西,仿佛是个人,那人背上背着另一个带有将军级的金色大肩章、章上还有几颗大银星的人;画上还有一些红斑纹,代表血;其余部分全是烟尘,大致是要描绘战场上的情景。木板的下端有这样几个字:滑铁卢中士客寓。

    一个客店门前停辆榻车或小车原是件最平常的事。但在一八一八年春季的一天傍晚,在那滑铁卢中士客寓门前停着的那辆阻塞街道的大车(不如说一辆车子的残骸),却足以吸引过路画家的注意。

    那是一辆在森林地区用来装运厚木板和树身的重型货车的前半部。它的组成部分是一条装在两个巨轮上的粗笨铁轴和一条嵌在轴上的粗笨辕木。整体是庞大、笨重、奇形怪状的,就像一架大炮的座子。车轮、轮边、轮心、轮轴和辕木上面都被沿路的泥坑涂上了一层黄污泥浆,颇像一般人喜欢用来修饰天主堂的那种灰浆。木质隐在泥浆里,铁质隐在铁锈里,车轴下面,横挂着一条适合苦役犯歌利亚[Goliath,《圣经》中所载为大卫王所杀之非利士巨人]的粗链。那条链子不会使人想到它所捆载的巨材,却使人想到它所能驾驭的乳齿象和猛犸;它那模样,好像是从监狱(巨魔和超人的监狱)里出来的,也好像是从一个妖怪身上解下来的。荷马一定会用它来缚住波吕菲摩斯,莎士比亚用来缚住凯列班。

    为什么那辆重型货车的前部会停在那街心呢?首先,为了阻塞道路;其次,为了让它锈完。在旧社会组织中,就有许许多多这类机构,也同样明目张胆地堵在路上,并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

    那亸下的链条,中段离地颇近,黄昏时有两个小女孩,一个大致两岁半,一个十八个月,并排坐在那链条的弯处,如同坐在秋千索上,小的那个躺在大的怀中,亲亲热热地相互拥抱着。一条手帕巧妙地系住她们,免得她们摔下。有个母亲最初看见那条丑链条时,她说:“嘿!这家伙可以做我孩子们的玩意儿。”

    那两个欢欢喜喜的孩子,确也打扮得惹人爱,是有人细心照顾的,就像废铁中的两朵蔷薇;她们的眼睛,神气十足,鲜润的脸蛋儿笑嘻嘻的。一个的头发是栗色,另一个是棕色。她们天真的面庞露着又惊又喜的神气。附近有一丛野花对着行人频送香味,人家总以为那香味是从她们那里来的。十八个月的那个,天真烂漫,露出她那赤裸裸、怪可爱的小肚皮。在这两个幸福无边、娇艳夺目的小宝贝的顶上,立着那个高阔的车架,黑锈满身,形象丑陋,满是纵横交错、张牙舞爪的曲线和棱角,好比野人洞口的门拱。几步以外,有一个面目并不可爱但此刻却很令人感动的大娘,那就是她们的母亲;她正蹲在那客店门口,用一根长绳拉荡着那两个孩子,眼睛紧紧盯着她们,惟恐发生意外。她那神气,既像猛兽又像天神,除了母亲,别人不会那样。那些怪难看的链环,每荡一次,都像发脾气似的发出一种锐利的叫声。那两个小女孩乐得出神,斜阳也正从旁助兴。天意的诡谲使一条巨魔的铁链成了小天使们的秋千,世间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

    母亲,一面荡着她的两个孩子,一面用一种不准确的音调哼着一首当时流行的情歌:

    <small>必须如此,一个战士……</small>

    她的歌声和她对那两个女儿的注意,使她听不见、也看不见街上发生的事。

    正当她开始唱那首情歌的第一节,就已有人走近她身边,她忽然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说:

    “大嫂,您的两个小宝宝真可爱。”

    <small>对美丽温柔的伊默琴说,</small>

    那母亲唱着情歌来表示回答,随又转过头来。

    原来是个妇人站在她面前,隔开她只几步远。那妇人也有个孩子抱在怀里。

    此外,她还挽着一个好像很重的随身大衣包。

    那妇人的孩子是个小仙女似的孩子。是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她衣服装饰的艳丽很可以和那两个孩子赛一下。她戴一顶细绸小帽,帽上有瓦朗斯<span class=”” data-note=”瓦朗斯(Valence),法国城市,以产花边著名。”></span>花边,披一件有飘带的斗篷。掀起裙子就看见她那雪白、肥嫩、坚实的大腿。她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着实可爱。两颊鲜艳得像苹果,教人见了恨不得咬它一口。她的眼睛一定是很大的,一定还有非常秀丽的睫毛,我们不能再说什么,因为她正睡着。

    她睡得多甜呀!只有在她那种小小年纪才能那样绝无顾虑地睡着。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们睡在里面怎能不<mark></mark>甜?

    至于那母亲却是种贫苦忧郁的模样,她的装束像个女工,却又露出一些想要重做农妇的迹象,她还年轻。她美吗?也许,但由于那种装束,她并不显得美。她头发里的一绺金发露了出来,显出她头发的丰厚,但是她用一条丑而窄的巫婆用的头巾紧紧结在颏下,把头发全遮住了。人可以在笑时露出美丽的牙齿,但是她一点也不笑。她的眼睛仿佛还没有干多久。她脸上没有血色,显得非常疲乏,像有病似的。她瞧着睡在她怀里的女儿的那种神情只有亲自哺乳的母亲才会有。一条对角折的粗蓝布大手巾,就是伤兵们用来擤鼻涕的那种大手巾,遮去了她的腰。她的手,枯而黑,生满了斑点,食指上的粗皮满是针痕,肩上披一件蓝色的粗羊毛氅,布裙袍,大鞋。她就是芳汀。

    她就是芳汀。已经很难认了。但是仔细看去,她的美不减当年。一条含愁的皱痕横在她的右脸上,仿佛是冷笑的起始。至于装束,她从前那种镶缀丝带、散发丁香味儿、狂态十足的轻罗华服,好像是愉快、狂欢和音乐构成的装饰,早已像日光下和金刚钻一样耀眼的树上霜花那样消失殆尽了,霜花融化以后,留下的只是深黑的树枝。

    那次的“妙玩笑”开过以后,已经过了十个月了。

    在这十个月中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是可以想见的。

    遗弃之后,便是艰苦。芳汀完全见不着宠儿、瑟芬和大丽了;从男子方面断绝了的关系,在女子方面也拆散了;假使有人在十五天过后说她们从前是朋友,她们一定会感到奇怪,现在已没有再做朋友的理由了。芳汀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孩子的父亲走了,真惨!这种绝交是无可挽回的,她孑然一身,无亲无故,加以劳动的习惯减少了,娱乐的嗜好加多了,自从和多罗米埃发生关系以后,她便轻视她从前学得的那些小手艺,她忽视了自己的出路,现在已是无路可通了。毫无救星。芳汀稍稍认识几个字,但不知道写,在她年幼时,人家只教过她签自己的名字。她曾请一个摆写字摊的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多罗米埃,随后又写了第二封,随后又写了第三封。多罗米埃一封也没有答复。一天,芳汀听见一些贫嘴薄舌的女人望着她的孩子说:“谁会认这种孩子?对这种孩子,大家耸耸肩就完了!”于是她想到多罗米埃一定也对她的孩子耸肩,不会认这无辜的小人儿的,想到那男人,她的心灰了。但是作什么打算呢?她已不知道应当向谁求教。她犯了错误,但是我们记得,她的本质是贞洁贤淑的。她隐隐地感到,她不久就会堕入苦难,沉溺在更加不堪的境地里。她非得有毅力不行;她有毅力,于是她站稳脚跟。她忽然想到要回到她家乡滨海蒙特勒伊去,在那里也许会有人认识她,给她工作。这打算不错,不过得先隐瞒她的错误。于是她隐隐看出,可能又要面临生离的苦痛了,而这次的生离的苦痛是会比上一次更甚的。她的心扭作一团,但是她下定决心。芳汀,我们将来可以知道,是敢于大胆正视人生的。

    她已毅然决然摈弃了修饰,自己穿着布衣,把她所有的丝织品、碎料子、飘带、花边,都用在她女儿身上,这女儿是她仅有的虚荣。她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得到二百法郎,还清各处的零星债务后她只有八十来个法郎了。在二十二岁的芳龄,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她背着她的孩子,离开了巴黎。如果有人看见她们母女俩走过,谁也会心酸。那妇人在世上只有这个孩子,那孩子在世上也只有这个妇人。芳汀喂过她女儿的奶,她的胸脯亏累了,因而有点咳嗽。

    我们以后不会再有机会谈到斐利克斯·多罗米埃先生了。我们只说,二十年后,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代<span class=”” data-note=”路易-菲力浦王朝时代,即一八三零年至一八四八年。”></span>,他是外省一个满脸横肉、有钱有势的公家律师,一个乖巧的选民,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一个一贯寻芳猎艳的登徒子。

    芳汀坐上当时称为巴黎郊区小车的那种车子,花上每法里三四个苏的车费,白天就到了孟费郿的面包师巷。

    她从德纳第客店门前走过,看见那两个小女孩在那怪形秋千架上玩得怪起劲的,不禁心花怒放,只望着那幅欢乐的景象出神。

    诱惑人的魑魅是有的。那两个女孩对这个做母亲的来说,便是这种魑魅。

    她望着她们,大为感动。看见天使便如身历天堂,她仿佛看见在那客店上面有“上帝在此”的神秘字样。那两个女孩明明是那样快活!她望着她们,羡慕她们,异常感动,以至当那母亲在她两句歌词间换气时,她不能不对她说出我们刚才读到的那句话:

    “大嫂,您的两个小宝宝真可爱。”

    最凶猛的禽兽,见人家抚摸它的幼雏也会驯服起来的。母亲抬起头,道了谢,又请这位过路的女客坐在门边条凳上,她自己仍蹲在门槛上。两个妇人便攀谈起来了。

    “我叫德纳第妈妈,”两个女孩的母亲说,“这客店是我们开的。”

    随后,又回到她的情歌,合着牙哼起来:

    <small>必须这样,我是骑士,</small>

    <small>我正要到巴勒斯坦去。</small>

    这位德纳第妈妈是个赤发、多肉、呼吸滞塞的妇人,是个典型的装妖作怪的母老虎。并且说也奇怪,她老像有满腔心事似的,那是由于她多读了几回香艳小说。她是那么一个扭扭捏捏、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那些已经破烂的旧小说,对一个客店老板娘的想象力来说,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她还年轻,不到三十岁。假使这个蹲着的妇人当时直立起来,她那魁梧奇伟、游艺场中活菩萨似的身材也许会立刻吓退那位女客,扰乱她的信心,而我们要叙述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一个人的一起一坐竟会牵涉到许多人的命运。

    远来的女客开始谈她的身世,不过谈得稍微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

    她说她是一个女工,丈夫死了,巴黎缺少工作,她要到别处去找工作,她要回到她的家乡去。当天早晨,她徒步离开了巴黎,因<s></s>为她带着孩子,觉得疲倦了,恰巧遇着到蒙白耳城去的车子,她便坐了上去;从蒙白耳城到孟费郿,她是走来的;小的也走了一点路,但是不多,她太幼小,只得抱着她,她的宝贝睡着了。

    说到此地,她热烈地吻了一下她的女儿,把她弄醒了。那个孩子睁开她的眼睛,大的蓝眼睛,和她母亲的一样,望着,望什么呢?什么也不望,什么也在望,用孩子们那副一本正经并且有时严肃的神气望着,那种神气正是他们光明的天真面对我们日益衰败的道德的一种神秘的表示。仿佛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使,又知道我们是凡人。随后那个孩子笑起来了,母亲虽然抱住她,但她用小生命跃跃欲试的那种无可约束的毅力滑到地上去了,忽然她看见了秋千上面的那两个孩子,立刻停止不动,伸出舌头,表示羡慕。

    德纳第妈妈把她两个女儿解下了,叫她们从秋千上下来,说道:

    “你们三个人一道玩吧。”

    在那种年纪,大家很快就玩熟了,一分钟过后,那两个小德纳第姑娘便和这个新来的伴侣一道在地上掘洞了,其乐无穷。

    这个新来的伴侣是很活泼有趣的,母亲的好心肠已在这个娃娃的快乐里表现出来了,她拿了一小块木片做铲子,用力掘了一个能容一只苍蝇的洞。掘墓穴工人的工作出自一个孩子的手,便有趣了。

    两个妇人继续谈话。

    “您的宝宝叫什么?”

    “珂赛特。”

    珂赛特应当是欧福拉吉。那孩子本来叫欧福拉吉。但是她母亲把欧福拉吉改成了珂赛特,这是母亲和平民常有的一种娴雅的本能,比方说,约瑟华往往变成贝比达,佛朗索瓦斯往往变成西莱特。这种字的转借法,绝不是字源学家的学问所能解释的。我们认得一个人的祖母,她居然把泰奥多尔变成了格农。

    “她几岁了?”

    “快三岁了。”

    “正和我的大孩子一样。”

    那时,那三个女孩聚在一堆,神气显得极其快乐,但又显得非常焦急,因为那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条肥大的蚯蚓刚从地里钻出来,她们正看得出神。

    她们的喜气洋洋的额头一个挨着一个,仿佛三个头同在一圈圆光里一样。

    “这些孩子们,”德纳第妈妈大声说,“一下子就混熟了!别人一定认为她们是三个亲姊妹呢!”

    那句话大致就是这个母亲所等待的火星吧。她握住德纳第妈妈的手,眼睛盯着她,向她说:

    “您肯替我照顾我的孩子吗?”

    德纳第妈妈一惊,那是一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拒绝的动作。

    珂赛特的母亲紧接着说:

    “您明白吗,我不能把我的孩子领到家乡去。工作不允许那样做。带着孩子不会有安身的地方。在那地方,他们本是那样古怪的。慈悲的上帝教我从您客店门前走过,当我看见您的孩子那样好看、那样干净、那样高兴时,我的心早被打动了。我说过:‘这才真是个好母亲呵。’哟,她们真会成三个亲姊妹。并且,我不久就要回来的。您肯替我照顾我的孩子吗?”

    “我得先想想。”德纳第妈妈说。

    “我可以每月付六个法郎。”

    说到这里,一个男子的声音从那客店的底里叫出来:

    “非得七个法郎不成。并且要先付.99lib.六个月。”

    “六七四十二。”德纳第妈妈说。

    “我照付就是。”那母亲说。

    “并且另外要十五法郎,做刚接过手时的一切费用。”男子的声音又说。

    “总共五十七法郎。”德纳第妈妈说。

    提到这些数目时,她又很随便地哼起来:

    <small>必须这样,一个战士说。</small>

    “我照付就是,”那母亲说,“我有八十法郎。剩下的钱,尽够我盘缠,如果走去的话。到了那里,我就赚得到钱,等我有点钱的时候,我就回头来找我的心肝。”

    男子的声音又说:

    “那孩子有包袱吗?”

    “那是我的丈夫。”德纳第妈妈说。

    “当然她有一个包袱,这个可怜的宝贝。我早知道他是您的丈夫。并且还是一个装得满满的包袱!不过有点满得不近人情。里面的东西全是成打的,还有一些和贵妇人衣料一样的绸缎衣服。它就在我的随身衣包里。”

    “您得把它交出来。”男子的声音又说。

    “我当然要把它交出来!”母亲说,“我让我的女儿赤身露体,那才笑话呢!”

    德纳第把主人的面孔摆出来了。

    “很好。”他说。

    这件买卖成交了。母亲在那客店里住了一夜,交出了她的钱,留下了她的孩子,重新结上她那只由于取出了孩子衣服而缩小、从此永远轻便的随身衣包,在第二天早晨走了,一心打算早早回来。人们对骨肉的离合总爱打如意算盘,但是往往落一场空。

    德纳第夫妇的一个女邻居碰到了这位离去的母亲,她回来说:

    “我刚才看见一个妇人在街上哭得好惨!”

    珂赛特的母亲走了以后,那汉子对他婆娘说:

    “这样我可以付我那张明天到期的一百一十法郎的期票了。先头我还缺五十法郎。你可知道?法院的执达吏快要把人家告发我的拒绝付款状给我送来了。这一下,你靠了你的两个孩子做了个财神娘娘。”

    “我没有想到。”那婆娘说。

    二 两副贼脸的初描

    那只被逮住的老鼠是瘦的,但是猫儿,即使得了一只瘦老鼠,也要快乐一场。

    那德纳第夫妇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简单地谈谈。将来再补充描绘他们的轮廓。

    这些人属于那种爬上去了的粗鄙人和失败了的聪明人所组成的混杂阶级,这种混杂阶级处于所谓中等阶级和所谓下层阶级之间,下层阶级的某些弱点和中等阶级的绝大部分恶习它都兼而有之,既没有工人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热情,也没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诚实的信条。

    这些小人,一旦受到恶毒的煽动就很容易变成凶恶的力量。那妇人就具有做恶婆的本质,那男子也是个无赖的材料。他们俩都有那种向罪恶方面猛烈发展的极大可能性。世上有一种人就像虾似的不断退向黑暗,他们一生中只后退,不前进,并且利用经验,增加他们的丑恶,不停地日益败坏下去,心地也日益狠毒起来。这一对男女,便是那种东西。

    尤其是那德纳第汉子,他可以使观察他的人感到局促不安。我们对某些人只须望一眼便起戒惧之心,我们觉得他们在两方面都是阴森森的,在人后,他们惶惶终日,在人前,他们声势凶狠。他们的心,从不告人。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曾干过什么,也无从知道他们将干些什么。他们目光中的那种遮遮掩掩的神情才会把他们<cite>.</cite>揭露出来。我们只须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便可想见他们过去生活中一些见不得人的隐事和未来生活中一些阴谋诡计。

    这个德纳第,如果我们相信他自己说的话,是当过兵的;据他自己说,他当过中士;他大致参加过一八一五年的那次战役<span class=”” data-note=”指滑铁卢战役。”></span>,据说还表现得相当勇敢。将来我们就会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酒店的招牌上描绘了他在作战中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是他自己画的,因为他什么都会干一点,但都干不好。

    当时的古典主义旧小说,在《克雷荔》以后就只有《洛多伊斯卡》,那些书都还高尚,但越往后越庸俗,从斯居德黎小姐降至布隆-麻拉姆夫人,从拉法耶特夫人降至巴德勒米-哈陀夫人,那一类小说都把巴黎那些看门女人的情火点燃了,甚至连累郊区。德纳第妈妈恰有足够的聪明能读那一类书籍。她寝馈其中,把自己微弱的脑力沉浸在那里,因此,在她很年轻时,甚至在年龄稍大时,她在她丈夫身旁总显得心事重重似的。她丈夫是一个深沉的滑头,不务正业,略通文法,既粗鄙又精明,在言情小说方面他爱读比戈-勒白朗的作品,“在性的问题上”(这是他的口头禅),他却是个正经的鲁男子,从不乱来。他妻子的年龄比他小十二到十五岁。后来,当浪漫的堕马髻渐成白发,佳人转为丑妇,德纳第太太便成为一个肥胖、恶劣、尝过一些下流小说滋味的妇人了。读坏书的人总免不了坏影 54cd.” >响。结果,她的大女儿叫做爱潘妮。至于小女儿,那可怜的孩子,几乎叫做菊纳尔,幸而狄克莱-狄弥尼尔的一部小说,倒莫名其妙的救了她,她只叫做阿兹玛。99lib.<dfn>.99lib.</dfn>

    此外,我们还顺便提一下,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个怪时代,在替孩子们取小名方面固然混乱,但也不见得事事都浅薄可笑。在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浪漫因素以外,也还有一种社会影响。目前,平民的孩子叫做阿瑟、亚福莱或阿尔封斯,子爵(假使还有子爵的话)叫做托马、皮埃尔或雅克,那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高雅”的名字移到平民身上,村野的名字移到贵人身上,那样的交流只能说是平等思想激荡的后果。新思潮深入一切,无可阻挡,孩子命名的情形,便是一例。在这种混乱现象的后面存在一种伟大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法兰西革命。

    三 百灵鸟

    一味狠毒,不能发达。那客店的光景并不好。

    幸而有那女客的五十七个法郎,德纳第得免于官厅的追究,他出的期票也保持了信用。下一个月他仍旧缺钱,那妇人便把珂赛特的衣服饰物带到巴黎,向当店押了六十法郎。那笔款子用完以后,德纳第夫妇便立刻认为他们带那孩子是在救济别人,因此那孩子在他家里经常受到被救济者的待遇。她的衣服被典光以后,他们便叫她穿德纳第家小姑娘的旧裙和旧衫,就是说,破裙和破衫。他们把大家吃剩的东西给她吃,她吃得比狗好一些,比猫又差一些,并且猫和狗还经常是她的同餐者;珂赛特用一只木盆,和猫狗的木盆一样,和猫狗一同在桌子底下吃。

    她的母亲在滨海蒙特勒伊住下来了,我们以后还会谈到的,她每月写信,应当说,她每月请人写信探问她孩子的消息。德纳第夫妇千篇一律地回复说:“珂赛特安好异常。”

    最初六个月满了以后,她母亲把第七个月的七个法郎寄去,并且月月都按期寄去,相当准时。一年还不到,德纳第汉子便说:“她给了我们多大的面子!她要我们拿她这七个法郎干什么?”于是他写信硬要十二法郎。他们向这位母亲说她的孩子快乐平安,母亲曲意迁就,照寄了十二法郎。

    某些人<bdo></bdo>不能只爱一面而不恨其他一面。德纳第婆子酷爱她自己的两个女儿,因而也厌恶那外来的孩子。一个慈母的爱会有它丑恶的一面,想来真使人失望。珂赛特在她家里尽管只占一点点地方,她仍觉得她夺了她家里人的享受,仿佛那孩子把她两个小女儿呼吸的空气也减少了一样。那妇人,和许多和她同一类型的妇人一样,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抚爱和一定数量的打骂要发泄。假使她没有珂赛特,她那两个女儿,尽管百般宠爱,一定也还是要受尽她的打骂的。但是那个外来的女孩做了她们的替身,代受了打骂。她自己的两个女儿却只消受她的爱抚。珂赛特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一阵冰雹似的殴打,凶横无理之极。一个柔和、幼弱、还一<big>藏书网</big>点也不了解人生和上帝是什么的孩子,却无时不受惩罚、辱骂、虐待、殴打,还得瞧着那两个和她一样的女孩儿享受她们孩提时期的幸福!

    德纳第婆子既狠心,爱潘妮和阿兹玛便也狠心。孩子们<dfn></dfn>,在那种小小年纪总是母亲的再版。版本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一年过了,又是一年。

    那村子里的人说:

    <tt>.99lib.t>“德纳第一家子都是好人。他们并不宽裕,却还抚养人家丢在他们家里的一个穷孩子!”

    大家都认为珂赛特已被她的母亲忘记了。

    同时,那德纳第汉子不知从什么密报中探听到那孩子大致是私生的,母亲不便承认,于是他硬敲每月十五法郎,说那“畜生”长大了,“要东西吃”,并且以送还孩子来要挟。“她敢不听我的话!”他吼道,“我也不管她瞒人不瞒人,把孩子送还给她就是。非加我的钱不行。”那母亲照寄十五法郎。

    年复一年,孩子长大了,她的苦难也增加了。

    珂赛特在极小时,一向是代那两个孩子受罪的替身;当她的身体刚长大一点,就是说连五岁还没有到的时候,她又成了这家人的仆人。

    五岁,也许有人说,那不见得确有其事吧。唉!确有其事。人类社会的痛苦的起始是不限年齿的。最近我们不是见过杜美拉的案子,一个孤儿,当了土匪,据官厅的?.文件说,他从五岁起,便独自一人在世上“做工糊口,从事盗窃”吗?

    他们叫珂赛特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东西。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滨海蒙特勒伊,德纳第夫妇见到她近来寄钱没有从前那样准时了,便更加觉得有理由那样对待孩子。有几个月没有寄钱来了。

    假使那母亲在那第三年的年末来到孟费郿,她一定会不认识她的孩子了。珂赛特,当她到这一家的时候,是那样美丽,那样红润,现在是又黄又瘦。她的举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缩手缩脚。德纳第夫妇老说她“鬼头鬼脑”!

    待遇的不平使她性躁,生活的艰苦使她变丑。她只还保有那双秀丽的眼睛,使人见了格外难受,因为她的眼睛是那么大,看去就仿佛那里的愁苦也格外多。

    冬天,看见这个还不到六岁的可怜的孩子衣衫褴褛,在寒气中战栗,天还没亮,便拿着一把大扫帚,用她的小红手紧紧握着它打扫街道,一滴泪珠挂在她那双大眼睛的边上,好不叫人痛心。

    在那里,大家叫她百灵鸟。那小妞儿原不比小鸟大多少,并且老是哆哆嗦嗦,凡事都使她惊慌,战栗,每天早晨在那一家和那一村里老是第一个醒来,不到天亮,便已到了街上或田里,一般爱用比喻的人便替她取了这个名字。

    不过这只百灵鸟从来不歌唱。

    一 烧料细工厂发展的历史

    被孟费郿一带居民认为已把孩子抛弃的那位母亲,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她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呢?

    把她的小珂赛特交给德纳第夫妇以后,她继续赶路,到了滨海蒙特勒伊。

    我们记得,那是一八一八年。

    芳汀离开她的故乡已有十年光景。滨海蒙特勒伊的情形早已变了。正当芳汀从一次苦难陷入另一次苦难时,她的故乡却<q></q>兴盛起来了。

    两年以来,一种轻工业在那里发展起来了,那是小地方的大事情。

    这些细节关系很大,我们认为值得把它叙述出来。我们几乎要说,把它当作重点叙述出来。

    从一个不可考的时代起,滨海蒙特勒伊<bdo></bdo>就有一种仿造英国黑玉和德国烧料的特别工业。那种工业素来不发达,因为原料贵,影响到工资。正当芳汀回到滨海蒙特勒伊时,那种“烧料细工品”的生产已经进行了一种空前的改革。一八一五年年底有一个人,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来住在这城里,他想到在制造中用漆胶代替松胶,特别在手镯方>99lib?</a>面,他在做底圈时,采用只把两头靠拢的方法代替那种两头连接焊死的方法。这一点极小的改革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一点极小的改革确实大大降低了原料的成本,因此,首先工资可以增高,一乡都得到了实惠;第二,制造有了改进,消费者得了好处;第三,售价可以降低,利润加了三倍,厂主也得到<q>.99lib.</q>利润。

    因此,从一个办法得出三种结果。

    不到三年工夫,发明这方法的人成了大富翁,那当然很好,更大的好处是他四周的人也发了财。他不是本省的人。关于他的籍贯,大众全不知道,他的往事,知道的人也不多。

    据说他来到这城里时只有很少的钱,至多不过几百法郎。

    他利用这一点微薄的资本来实现他精心研究出来的那种巧妙方法,他自己获得了实惠,全乡也获得了实惠。

    他初到滨海蒙特勒伊时,他的服装、举动和谈吐都像一个工人。

    好像在一个十二月的黄昏,他背上背个口袋,手里拿根带刺的棍,摸进这滨海蒙特勒伊小城时,正遇到区公所失火。他曾跳到火里,不顾生命危险,救出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孩恰是警察队长的儿子,因此大家都没有想到验他的护照。从那一天起,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马德兰伯伯。

     二 马德兰先生

    他是个五十左右的人,神色忧虑而性情和好。我们能说的只是这一点。

    由于那种工业经过他的巧妙改造,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滨海蒙特勒伊便成了一个重要的企业中心。销售大量烧料细工品的西班牙每年都到这里来定购大宗产品。滨海蒙特勒伊在这种贸易上几乎和伦敦、柏林处于竞争地位。马德兰伯伯<cite>..</cite>获得了大宗利润,因而能在第二年建造一幢高大的厂房,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马德兰伯伯要求男工应有毅力,女工应有好作风,无论男女都应当贞洁。他把男女工人分在两个车间,目的是要让姑娘们和妇女们都能安心工作。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是一点不动摇的。这是他惟一无可通融的地方。正因为滨海蒙特勒伊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城市,腐化堕落的机会多,他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种要求。况且他的来到是件好事,他的出现也是种天意。在马德兰伯伯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的,现在呢,大家都靠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失业和苦难都已消灭。在这一乡已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也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

    马德兰伯伯雇用所有的人,他只坚持一点:做诚实的男子!做诚实的姑娘!

    我们已经说过,马德兰伯伯是这种活动的动力和中枢,他在这一活动中获得他的财富,但是,这仿佛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一个简单的商人能这样,是件相当奇特的事。仿佛他为别人想的地方多,为自己想的地方少。一八二零年,大家知道他有一笔六十三万法郎的款子用他个人名义存放在拉菲特<span class=”” data-note=”拉菲特(Laffitte,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他所开设的银行叫拉菲特银行。”></span>银行里;但是在他为自己留下这六十三万法郎以前,他已为这座城市和穷人用去了一百多万。<dfn></dfn>

    医院的经费原是不充裕的,他在那里设了十个床位。滨海蒙特勒伊分上下两城,他住的下城只有一个小学校,校舍已经破败,他起造了两幢,一幢为男></a>孩,一幢为女孩。他拿出自己的钱,津贴两个教员,这项津贴竟比他们微薄的薪金多出两倍;一天,他对一个对这件事表示惊讶的人说:“政府最重要的两种公务员,便是乳母和小学教师。”他又用自己的钱创设了一所贫儿院,这种措施当时在法国还几乎是创举,他又为年老和残废的工人创办了救济金。他的工厂成了一个中心,在厂址附近原有许多一贫如洗的人家,到后来,在那一带却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区域。他在那里开设了一所免费药房。

    最初,他开始那样做时,有些头脑单纯的人都说:“这是个财迷。”过后,别人看见他在替自己找钱以前却先繁荣地方,那几个头脑单纯的人又说:“这是个野心家。”那种看法好像很对头,因为他信宗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遵守教规,这在当时是很受人尊敬的。每逢礼拜日,他必按时去参加一次普通弥撒。当地的那位议员,平日一向随时随地留意是否有人和他竞争,因而他立刻对那种宗教信仰起了戒心。那议员在帝国时代当过立法院的成员,他的宗教思想,和一个叫富歇<span class=”” data-note=”富歇(Fouché,1759—1820),国民公会代表,曾参与颠覆罗伯斯庇尔,继又帮助拿破仑政变,任帝国政府的警务大臣,受封为公爵。拿破仑失败后投降复辟王朝。”></span>的经堂神甫(奥特朗托公爵)的思想是一样的。他是那神甫提拔的人,也是他的朋友。他常在人后偷偷嘲笑上帝。但是当他看见这位有钱的工厂主马德兰去做七点钟的普通弥撒时,就仿佛见了一个可能做议员候选人的人,便下定决心要赛过他,于是他供奉一个耶稣会教士做他的忏悔教士,还去做大弥撒和晚祷。野心在当时完全是一种钟楼赛跑<span class=”” data-note=”钟楼赛跑,一种以钟楼为目标的越野赛跑。”></span>。穷人和慈悲的上帝都受到他们那种恐慌的实惠,因为那位光荣的议员也设了两个床位,一共成了十二个。

    但是在一八一九年的一天早晨,城里忽然有人说马德兰伯伯由于省长先生的保荐和他在地方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不久就会由国王任命为滨海蒙特勒伊市长了。从前说过这新来的人是“野心家”的那些人听到这个符合大家愿望的消息时,也抓住机会,得意洋洋地喊道:“是吧!我们曾说过什么的吧?”整个滨海蒙特勒伊都轰动了。这消息原来是真的。几天过后,委任令在《通报》上刊出来了。第二天,马德兰伯伯推辞不受。

    还是在这一八一九年,用马德兰发明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工业展览会里陈列出来了,通过评奖委员的报告,国王以荣誉勋章授予这位发明家。在那小城里又有过一番新的轰动。“呵!他要的原来是十字勋章!”马德兰伯伯又推辞了十字勋章。

    这人真是个谜。头脑单纯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说:“总而言之,这是个想往上爬的家伙。”

    我们把这人看清楚了,地方受到他许多好处,穷人更是完全依靠他;他是一个那样有用的人,结果大家非尊敬他不可;他又是一个那样和蔼可亲的人,结果大家非爱他不可;尤其是他的那些工人特别爱他,他却用一种郁郁寡欢的庄重态度接受那种敬爱。当他被证实是富翁时,一般“社会贤达”都向他致敬,在城里,大家还称他为马德兰先生,他的那些工人和一般孩子却仍叫他马德兰伯伯,那是一件使他最高兴的事。他的地位越来越高,请帖也就雨一般地落在他的头上了。“社会”要他。滨海蒙特勒伊的那些装腔作势的小客厅的门,当初在他还是个手艺工人时,当然是对他关着的,现在对这位百万富翁,却大开特开了。他们千方百计地笼络他。但他却不为所动。

    但这样仍堵不住那些头脑单纯的人的嘴。“那是个无知识的人,一个没受过高尚教育的人。大家都还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呢。他不知道在交际 573a.” >场中应当怎么办。他究竟识字不识字,也还没有证明。”

    当初别人看见他赚了钱,就说他是“商人”;看见他施舍他的钱,又说他是“野心家”;看见他推谢光荣,说他是个“投机的家伙”;现在,他谢绝社交,大家说:“那是个莽汉。”

    一八二零年,是他到滨海蒙特勒伊的第五年,他在那地方所起的积极作用是那样显著,当地人民的期望是那样一致,以致国王又派他做那地方的市长。他仍旧推辞,但是省长不许他推辞,所有的重要人物也都来劝驾,人民群集街头向他请愿,敦促的情况太热烈了,他只好接受。有人注意到当时使他作出决定的最大力量,是人民中一个老妇人所说的一句气愤话。她当时立在他门口,几乎怒不可遏,对他喊道:“一个好市长,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能办好事时难道可以退却吗?”

    这是他上升<u></u>的第三阶段。马德兰伯伯早已变成马德兰先生。马德兰先生现在又成为市长先生了。

    三 拉菲特银行中的存款

    可是,他的生活还是和当初一样朴素。他有灰白头发,严肃的目光,面色焦黑,像个工人,精神沉郁,像个哲学家。他经常戴一顶宽边帽,穿一身粗呢长礼服,一直扣到颔下。他执行他的市长职务,下班以后便闭门深居。他经常只和少数几个人谈话,他逃避寒暄,遇见人,从侧面行个礼便连忙趋避;他用微笑来避免交谈,用布施来避免微笑。妇人们都说他是“一只多么乖的熊<span class=”” data-note=”“熊”,法国人用来指性情孤僻的人。”></span>!”他的消遣方法便是到田野里去散步。

    他老是一个人吃饭,面前摊开一本书,从事阅读。他有一个精致的小书柜。他爱书籍,书籍是一种冷静可靠的朋友。他有了钱,闲空时间也随着增加了,他好像是利用这些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修养。自从他来到滨海蒙特勒伊以后,大家觉得他的谈吐一年比一年来得更谦恭、更考究、更文雅了。

    他散步时喜欢带一枝长枪bbr></abbr>,但不常用。偶开一枪,却从无虚发,使人惊叹。他从不打死一只无害的野兽,他从不射击一只小鸟。

    他虽已上了年纪,不过据说体力仍是不可思议。他常在必要时予人一臂之助,扶起一匹马,推动一个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握着两只角去拦阻一头逃跑的牡牛。出门时,他的衣袋中总是装满了钱,到回来,又都空了。他从一个村庄经过时,那些衣服破烂的孩子们都欢天喜地跑到他身边,就像一群小飞虫似的围着他。

    大家猜想他从前大约过过田野生活,因为他有各种有用的秘诀教给那些农民。他告诉他们用普通盐水喷洒仓屋并冲洗地板缝,就可以消灭蛀麦子的飞蛾,在墙上、屋顶上、合壁里、屋子里,处处挂上开着花的奥维奥草,就可以驱除米蛀虫。他有许多方法剔除所有一切寄生在田里伤害麦子的草,如野鸠豆草、黑穗草、鸠豆草、山涧草、狐尾草等。他在兔子窝里放一只巴巴利<span class=”” data-note=”巴巴利(Baibarie),非洲北部一带的统称。”></span>小猪,它的臭味就可使耗子不敢来伤害兔子。?

    一天,他看见村里有许多人正忙着拔除荨麻。他望着一堆已经拔出并且枯萎了的荨麻说道:“死了。假使我们知道利用它,这却是一种好东西。荨麻在嫩时,叶子是一种非常好吃的蔬菜。老荨麻也有一种和亚麻或苎麻一样的纤维和经络。荨麻布并不比苎麻布差些。荨麻斩碎了可以喂鸡鸭。磨烂了也可以喂牛羊。荨麻子拌在刍秣里能使动物的毛光润,根拌在盐里可制成一种悦目的黄色颜料。<var></var>不管怎样,这总是一种可以收割两次的草料。并且荨麻需要什么呢?一点点土,不需要照顾,不需要培养。不过它的籽,一面熟,一面落,不容易收获罢了。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他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孩子们爱他,也还因为他知道用麦秸和椰子壳做成各种有趣的小玩意儿。

    他一看见天主堂门口布置成黑色,总走进去。他探访丧礼,正如别人探访洗礼。由于他的性格非常温和,别人丧偶和其他不幸的事都是他所关心的。他常和居丧的朋友、守制的家庭、在柩旁叹息的神甫们混在一处。他仿佛乐于把自己的思想沉浸在那种满含乐土景色的诔歌里。眼睛仰望天空,仿佛在对无极中那些神bbr></abbr>秘发出心愿,他静听在死亡的深渊边唱出的那种酸楚的歌声。

    他秘密地做了许多善事,正如别人秘密地干着坏事一样。晚上,他常乘人不备,走到别人家里,偷偷摸摸地爬上楼梯。一个穷鬼回到他破屋子里,发现他的房门已被人趁他不在时开过了,有时甚至是撬开的。那穷人连声喊道:“有个小偷来过了!”他走进去,他发现的第一件东西,便是丢在家具上的一枚金币。来过的那个“小偷”正是马德兰伯伯。

    他为人和蔼而忧郁。一般平民常说:“这才是一个有钱而不骄傲的人,这才是一个幸福而不自满的人。”

    有些人还认为他是一个神秘的人,他们硬说别人从来没有进过他的房间,因为他那房间是一间真正的隐修士的密室,里面放着一个有翅膀的沙漏,还装饰着两根交叉放着的死人的股骨和几个骷髅头。这种话传得很广,因而有一天,滨海蒙特勒伊的几个调皮的时髦青年女子来到他家里,向他提出要求:“市长先生,请您把您的房间给我们看看。人家说它是个 77f3.” >石洞。”他微微笑了一下,立刻引她们到“石洞”去。她们大失所望。那仅仅是一间陈设着相当难看的桃花心木家具的房间,那种家具总是难看的,墙上裱着值十二个苏一张的纸。除开壁炉上两个旧烛台外,其余的东西都是不值她们一看的,那两个烛台好像是银的,“因为上面有官厅的戳记。”这是种小城市风味十足的见识。

    往后,大家仍旧照样传说从没有人到过他那屋子,说那是一个隐士居住的岩穴,一种梦游的地方,一个土洞,一座坟。

    大家还叽叽喳喳地说他有“大宗”款子存在拉菲特银行,并且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随时都可以立刻提取那些存款,他们还补充说,马德兰先生可能会在一个早晨跑到拉菲特银行,签上一张收据,十分钟之内提走他的两三百万法郎。而实际上,我们已经说过,那“两三百万”已经渐渐减到六十三四万了。

    四 马德兰先生穿丧服

    一八二一年初,各地报纸都刊出了迪涅主教,“别号卞福汝大人”,米里哀先生逝世的消息。他是在八十二岁的高龄入圣的。

    我们在 6b64.” >此地补充各地报纸略去的一点。迪涅主教在去世以前几年双目已经失明,但是他以失明为乐,因为他有妹子在他身旁。

    让我们顺便说一句,双目失明,并且为人所爱,在这一事事都不圆满的世界上,那可算是一种甘美得出奇的人生幸福。在你的身旁,经常有个和你相依为命的妇人、姑娘、姊妹>?</a>、可爱的人儿,知道自己对她是决不可少的,而她对自己也是非有不可的,能经常在她和你相处时间的长短上去推测她的感情,并且能向自己说:“她既然把她的全部时间用在我身上,就足以说明我占有了她整个的心”;不能看见她的面目,但能了解她的思想;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体会到一个人儿的忠实;感到衣裙的摇曳,如同小鸟振翅的声音;听她来往、进出、说话、歌唱,并且想到自己是这种足音、这些话、这支歌的中心;不时表示自己的愉快,觉得自己越残缺,便越强大;在那种黑暗中,并正因为那种黑暗,自己成了这安琪儿归宿的星球;人生的乐事很少能与此相比。人生至高的幸<var>?99lib.</var>福,便是感到自己有人爱;有人为你是这个样子而爱你,更进一步说,有人不问你是什么样子而仍旧一心爱你,那种感觉,盲人才有。在那种痛苦中,有人服侍,便是有人抚爱。他还缺少什么呢?不缺少什么。有了爱便说不上失明。并且这是何等的爱!完全是高尚品质构成的爱。有平安的地方便没有瞽瞢。一颗心摸索着在寻求另一颗心,并且得到了它。况且那颗得到了也证实了的心还是一个妇人的心。一只手扶着你,那是她的手;一只嘴拂着你的额头,那是她的嘴;在紧靠着你身旁的地方,你听到一种呼吸的声音,那声音也是她。得到她的一切,从她的信仰直到她的同情,从不和她分离,得到那种柔弱力量的<q>.</q>援助,倚仗那根不屈不挠的芦草,亲手触到神明,并且可以把神明抱在怀里,有血有肉的上帝,那是何等的幸福!这颗心,这朵奥妙的仙花,那么神秘地开放了。即令以重见光明作代价,我们也不肯牺牲这朵花的影子。那天使的灵魂便在身旁,时时在身旁;假使她走开,也是为了再转来而走开的;她和梦一样地消失,又和实际一样地重行出现;我们觉得一阵暖气逼近身旁,这就是她来了。我们有说不尽的谧静、愉快和叹赏,我们自己便是黑暗中的光辉。还有万千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许多小事在空虚中便具有重大意义。那种不可磨灭的女性的语声既可以催你入睡,又可以为你代替那失去了的宇宙。你受到了灵魂的爱抚。你什么也瞧不见,但是你感99lib.到了她的爱护。这是黑暗中的天堂。

    卞福汝主教便是从这个天堂渡到那个天堂去的。

    他的噩耗被滨海蒙特勒伊的地方报纸转载出来了。第二天,马德兰先生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帽子上戴了黑纱。

    城里的人都注意到他的丧服,议论纷纷。这仿佛多少可以暗示出一点关于马德兰先生的来历。大家得出结论,认为他和这位年高德劭的主教有些瓜葛。那些客厅里的人都说“他为迪涅的主教穿孝”,这就大大提高了马德兰先生的身份,他一举而立即获得滨海蒙特勒伊高贵社会的某种器重。那地方的一个小型的圣日耳曼郊区<span class=”” data-note=”圣日耳曼郊区,位于巴黎附近,是贵族居住的地方。”></span>想取消从前对马德兰先生的歧视,因为他很可能是那主教的亲戚。从此年老的妇人都对他行更多的屈膝大礼,年少的女子也对他露出更多的笑容,马德兰先生也看出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优越地位。一天晚上,那个小小的大交际社会中的一个老妇人,自以为资格老,就有管闲事的权利,不揣冒昧,向他问道:“市长先生一定是那位去世不久的迪涅主教的表亲吧?”藏书网

    他说:“不是的,夫人。”

    “但是您不是为他穿丧服吗?”那老寡妇又说。

    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幼年时曾在他家里当过仆人。”

    还有一件大家知道的事。每次有通烟囱的流浪少年打那城里经过时,市长先生总要派人叫他来,问他姓名,给他钱。这一情况在那些通烟囱的孩子们里一经传开以后,许多通烟囱的孩子便都要走过那地方。

    五 天边隐约的闪电

    渐渐地,各种敌意都和岁月一同消逝了。起初有一种势力和马德兰先生对抗,那种势力,凡是地位日益增高的人都会遇到的,那便是人心的险狠和谣言的中伤;过后,就只有一些恶意了;再过后,又不过是一些戏弄了;到后来,全都消灭;恭敬的心才转为完整、一致和真挚了;有一个时期,一八二一年前后,滨海蒙特勒伊人民口中的“市长先生”这几个字几乎和一八一五年迪涅人民口中的“主教先生”那几个字同一声调了。周围十法里以内的人都来向马德兰先生求教。他排解纠纷,阻止诉讼,和解敌对双方,每个人都认他为自己正当权利的仲裁人。仿佛他在灵魂方面有一部自然的法典。那好像是一种传染性的尊崇,经过六七年的时间,已经遍及全乡了。

    在那个城和那<cite></cite>个县里,只有一个人绝对不受传染,无论马德兰伯伯做什么,他总是桀骜不驯的,仿佛有一种无可软化、无可撼动的本能使他警惕,使他不安似的。在某些人心里,好像确有一种和其他本能同样纯洁坚贞的真正的兽性本能,具有这种本能的人会制造同情和恶感,会离间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永难复合;他不迟疑,不慌乱,有言必发,永不认过;他卖弄糊涂的聪明,他坚定、果敢,他对智慧的一切箴言和理智的一切批判无不顽强抗拒,并且无论命运怎样安排,他的那种兽性本能发作时,总要向狗密告猫的来到,向狐狸密告狮子的来到。

    常常,马德兰先生恬静和蔼地在街上走过,在受到大家赞叹时,就有一个身材高大,穿一件铁灰色礼服,拿条粗棍,戴顶平边帽的人迎面走来,到了他背后,又忽然转回头,用眼睛盯着他,直到望不见为止;这人还交叉着两条胳膊,缓缓地摇着头,用下嘴唇把上嘴唇直送到鼻端,做出一种别有用意的丑态,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总而言之,我还没有上他的当。”

    这个神色严厉到几乎令人恐怖的人物,便是那一种使人一见心悸的人物。

    他叫沙威,是个公安部门的人员。

    他在滨海蒙特勒伊担任那些困难而有用的侦察职务。他不认识马德兰的开始阶段的情形。沙威取得这个职位是夏布耶先生保荐的,夏布耶先生是昂格勒斯伯爵任内阁大臣期间的秘书,当时任巴黎警署署长。沙威来到滨海蒙特勒伊是在那位大厂主发财之后,马德兰伯伯已经变成马德兰先生之后。

    某些警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面目,一种由卑鄙的神情和权威的神情组合起来的面目,沙威便有那样一副面孔,但是没有那种卑鄙的神情。

    在我们的信念里,假使认为灵魂是肉眼可以看见的东西,那么,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见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人类中的每个人,都和禽兽中的某一种相类似;我们还很容易发现那种不曾被思想家完全弄清楚的真理,那就是从牡蛎到鹰隼,从猪到虎,一切禽兽的性格也在人的性格里都具备,并且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动物的性格。有时一个人还可以具有几种动物的性格。

    禽兽并非旁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的好品质和坏品质的形象化而已,它们在我们眼前游荡,有如我们灵魂所显出的鬼影。上帝把它们指出来给我们看,要我们自己反省。不过,既然禽兽只是一种暗示,上帝就没有要改造它们的意思;再说,改造禽兽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灵魂,恰恰相反,那是实际,并且每个灵魂都有它自己的目的,因此上帝才赋予智慧,这就是说,赋予可教育性。社会的良好教育可以从任何类型的灵魂中发展它固有的优点。

    这当然只是从狭义的角度、只是就我们这尘世间的现象来谈的,不应当牵涉到那些前生和来生的灵性问题。那些深奥问题不属于人的范畴。有形的我绝不允许思想家否认无形的我。保留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谈旁的。

    现在,假使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暂时承认在任何人身上都有一种禽或兽的本性,我们就易于说明那个保安人员沙威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阿斯图里亚斯<span class=”” data-note=”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西班牙古行省。”></span>地方的农民都深信在每一胎小狼里必定有一只狗,可是那只狗一定被母狼害死,否则它长大以后会吃掉其余的小狼。

    你把一副人脸加在那狼生的狗头上,那便是沙威。

    沙威是在监狱里出世的,他的母亲是一个抽纸牌算命的人,他的父亲是个苦役犯。他成长以后,认为自己是社会以外的人,永远没有进入社会的希望。他看见社会毫不留情地把两种人摆在社会之外:攻击社会的人和保卫社会的人。他只能在这两种人中选择一种,同时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不可解的刚毅、规矩、严谨的本质,而对他自身所属的游民阶层,却杂有一种说不出的仇恨。他便当了警察。

    他一帆风顺,四十岁上当上了侦察员。

    在他青年时代,他在南方的监狱里服务过。

    在谈下去之前,让我们先弄清楚刚才我们加在沙威身上的“人脸”这个词。

    沙威的人脸上有一个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初次看见那两片森林和那两个深窟的人都会感到不愉快。沙威不常笑,但笑时的形状是狰狞可怕的,两片薄嘴唇张开,不但露出他的牙,还露出他的牙床肉,在他鼻子四周也会起一种像猛兽的嘴一样的扁圆粗野的皱纹。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笑时的沙威是老虎。此外他的头盖骨小,牙床大,头发遮着前额,垂到眉边,两眼间有一条固定的中央皱痕,好像一颗怒星,目光深沉,嘴唇紧合,令人生畏,总之,一副凶恶的凌人气概。

    这个人是由两种感情构成的:尊敬官府,仇视反叛。这两种感情本来很简单,也可以说还相当的好,但是他执行过度便难免作恶。在他看来,偷盗、杀人,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凡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职的人,上自内阁大臣,下至乡村民警,对这些人他都有一种盲目的深厚信仰。对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疾恨和厌恶。他是走极端的,不承认有例外,一方面他常说:“公务人员不会错,官员永远不会有过失。”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决做不出什么好事来。”有些人思想过激,他们认为人的法律有权随意指定某人为罪犯,在必要时也有权坐实某人的罪状,并且不容社会下层的人申辩,沙威完全同意这种见解。他是坚决、严肃、铁面无私的,他是沉郁的梦想者,他能屈能伸,有如盲从的信徒。他的目光是一把钢锥,寒光刺人心脾。他一生只在“警惕”“侦察”方面下功夫。他用直线式的眼光去理解人世间最曲折的事物;他深信自己的作用,热爱自己的职务;他做暗探,如同别人做神甫一样。落在他手中的人必无幸免!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他那样做了,还会自鸣得意,如同行了善事一般。同时,他一生刻苦、独居、克己、制欲,从来不曾娱乐过。他对职务是绝对公而忘私的,他理解警察,正如斯巴达人理解斯巴达一样;他是一个无情的侦察者,一个凶顽的诚实人,一个铁石心肠的包探,一个具有布鲁图斯<span class=”” data-note=”布鲁图斯(Brutus),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帝国执政官,是个公而忘私的典型人物。”></span>性格的维多克<span class=”” data-note=”维多克(Vidocq),当时法国的一个著名侦探。”></span>。<var></var><var></var>

    沙威的全部气质说明他是一个藏头露尾、贼眼觑人的人。当时以高深的宇宙演化论点缀各种所谓极端派报刊的梅斯特尔玄学派,一定会说沙威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别人看不见他那埋在帽子下的额头,别人看不见他那压在眉毛下的眼睛,别人看不见他那沉在领带里的下颏,别人看不见他那缩在衣袖里的手,别人看不见他那藏在礼服里的拐杖。但在时机到了的时候,他那筋骨暴露的扁额,阴气扑人的眼睛,骇人的下巴,粗大的手,怪模怪样的短棍,都突然从黑影里像伏兵那样全部出现了。

    他尽管厌恶书籍,但在偶然得到一点闲空时也常读书,因此他并不完全不通文墨,这是可以从他谈话中喜欢咬文嚼字这一点上看出来。

    他一点也没有不良的嗜好,我们已经说过。得意的时候他只闻一点鼻烟。在这一点上,他还带点人性。

    有一个阶级,在司法部的统计年表上是被称为“游民”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沙威是那个阶级的阎王。一提沙威的名字可使他们退避三舍,沙威一露面,可使他们惊愕失色。

    以上就是这个恶魔的形象。

    沙威好像是一只永远盯在马德兰先生身上的眼睛,一只充满疑惑和猜忌的眼睛。到后来,马德兰先生也看出来了,不过对他来说,这仿佛是件无足轻重的事。他一句话也没有问过沙威,他既不找他,也不避他,他泰然自若地承受那种恼人的、几乎<dfn></dfn>是逼人的目光。他对待沙威,正如对待旁人一样轻松和蔼。

    从沙威的口气,我们可以猜出他已暗中调查过马德兰伯伯从前可能在别处留下的一些踪迹。那种好奇心原是他那种族的特性,一半由于本能,一半由于志愿。他仿佛已经知道底蕴,有时他还遮遮掩掩地说,已有人在某地调查过某个消失了的人家的某些情况。一次,他在和自己说话时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已经抓着他的把柄了。”那次以后,他一连想了三天,不曾说一句话。好像他以为自己握着的那根线索又中断了。

    并且,下面的这点修正也是必要的,因为某些词句的含义往往显得过于绝对,其实人类的想象,也不能真的一无差错,并且本能的特性也正在于它有时也会被外界所扰乱、困惑和击退。否则本能将比智慧优越,禽兽也比人类聪明了。

    沙威明明有点被马德兰先生的那种恬静、安闲、行若无事的态度窘困了。

    可是,有一天,他那种奇特的行为好像刺激了马德兰先生。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六 割风伯伯

    有一天早晨,马德兰先生经过滨海蒙特勒伊的一条没有铺石块的小街。他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还远远望见一堆人。他赶到那里。一个叫割风伯伯的老年人刚摔在他的车子<mark></mark>下面,因为那拉车的马滑了一跤。

    这位割风伯伯是当时一贯歧视马德兰先生的那少数几个冤家之一。割风从前当过乡吏,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农民,马德兰初到那里时,他的生意正开始走上逆运。割风眼见这个普通工人日益富裕,而他自己,一个大老板却渐渐衰败下来,他满腔嫉妒,一遇机会,便竭力暗算马德兰。后来他破了产,年纪老了,又只有一辆小车和一匹马,并无家室儿女,为了生活,只好驾车。

    那匹马的两条后腿跌伤了,爬不起来,老头子陷在车轮中间。那一交摔得很不巧,整个车子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胸口上。车上的东西相当重。割风伯伯急得惨叫。别人试着拖他出来,但是没有用。如果乱来,帮助得不得法,一阵摇动还可以送他的命。除非把车子从下面撑起来,就别无他法能把他救出来。沙威在出事时赶来了,他派了人去找一个千斤顶。

    马德兰先生也来了。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让出一条路。

    “救命呀!”割风老头喊着说,“谁是好孩子?救救老人吧。”

    马德兰先生转身向着观众说:

    “你们有千斤顶吗?”

    “已经有人去找了。”一个农民回答说。

    “要多少时候才找得来?”

    “是到最近的地方去找的,到福拉肖,那里有个钉马蹄铁的工人,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整整一刻钟。”

    “一刻钟!”马德兰大声说。

    前一晚,下了雨,地浸湿了,那车子正在往地下陷,把那老车夫的胸口越压越紧了。不到五分钟他的肋骨一定会折断。

    “等一刻钟,那不行!”马德兰<u>.99lib?</u>向在场的那些农民说。

    “只有等!”

    “不过肯定来不及了!你们没看见那车子正在往下陷吗?”

    “圣母!”

    “听我讲,”马德兰又说,“那车子下面还有地方,可以让一个人爬进去,用背把车子顶起来。只要半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可怜的人救出来。这儿有一个有腰劲和良心的人吗?有五个金路易<span class=”” data-note=”路易,金币名,每枚合二十法郎。”></span>好赚!”

    在那堆人里谁都没有<samp></samp>动。

    “十个路易。”马德兰说。

    在场的人都把眼睛低了下去,其中有一个低声说:

    “那非得是有神力的人不行。并且弄得不好,连自己也会压死。”

    “来吧!”马德兰又说,“二十路易!”

    仍旧没有动静。

    “他们并不是没有心肝。”一个人的声音说。

    马德兰先生转过身,认出了沙威。他来时没有看见他。

    <s>.99lib.</s>沙威继续说:

    “他们缺少的是力气。把这样一辆车扛在背上,非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不行。”

    随后,他眼睛盯住马德兰先生,一字一字着重地说下去:

    “马德兰先生,我从来只认得一个人有能力照您的话去做。”

    马德兰吃了一惊。

    沙威用一副不在意的神气接着说下去,但是眼睛不离开马德兰。

    “那个人从前是个苦役犯。”

    “呀!”马德兰说。

    “土伦监牢里的苦役犯。”

    马德兰面无人色。

    那时,那辆车慢慢地继续往下陷。割风伯伯喘着气,吼着说:

    “我吐不出气!我的肋骨要断了!来个千斤顶!或者旁的东西!哎哟!”

    马德兰往四面看。

    “竟没有一个人要赚那二十路易,来救这可怜的老人一命吗?”

    在场没有一个人动。沙威又说:

    “我从来只认得一个能替代千斤顶的人,就是那个苦役犯。”

    “呀!我被压死了!”那老人喊着说。

    马德兰抬起头来,正遇到沙威那双鹰眼始终盯在他的脸上,马德兰望着那些不动的农民,苦笑了一下。随后,他一言不发,双膝跪下,观众还没来得及叫,他已到了车子下面了。

    有过一阵惊心动魄的静候辰光。

    大家看见马德兰几乎平伏在那一堆骇人的东西下面,两次想使肘弯接近膝头,都没有成功。大家向他喊着说:“马德兰伯伯快出来!”那年老的割风本人也对他说:“马德兰先生!请快走开!我命里该死呢,您瞧!让我去吧!您也会压死在这里!”马德兰不回答。

    观众惊惶气塞。车轮又陷下去了一些,马德兰已经没有多大机会从车底出来了。

    忽然,大家看见那一大堆东西动摇起来了,车子慢慢上升了,轮子已从泥坑里起来了一半。一种几乎气绝的声音叫道:“赶快!帮忙!”叫的正是马德兰,他刚使尽了他最后一点气力。

    大家涌上去。一个人的努力带动了所有的人的力气和勇敢。那辆车子竟被二十条胳膊抬了起来。割风老头得免于难。

    马德兰站起来,尽管满头大汗,脸色却是青的。他的衣服撕破了,满身污泥。大家都哭了。那个老头子吻着他的膝头,称他为慈悲的上帝。至于他,他脸上显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至高至上、快乐无比的惨痛,他把恬静自如的目光注射在沙威的面上,沙威也始终望着他。

    七 割风在巴黎当园丁

    割风的膝盖骨跌脱了。马德藏书网兰伯伯叫人把他抬进疗养室,这疗养室是他为他的工人准备的,就在他的工厂的大楼里,有两个修女在里面服务。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子在床头小桌上发现一张一千法郎的票据和马德兰伯伯亲笔写的一句话:“我买您的车和马。”车子早已碎了,马也早已死了。割风的伤医好以后,膝头却是僵直的。马德兰先生通过那些修女和<samp>?99lib?</samp>本堂神甫的介绍,把那老头安插在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个女修道院里做园丁。

    过些日子,马德兰先生被任命为市长。沙威第一次看见马德兰先生披上那条表示掌握全城大权的绶带时,不禁感到浑身哆嗦,正如一只狗在它主人衣服底下嗅到了狼味。从那天起,他尽量躲避他。如果公务迫切需要非和市长见面不可,他便恭恭敬敬地和他谈话。

    马德兰伯伯在滨海蒙特勒伊所造成的那种繁荣,除了我们已指出的那些明摆着的事实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影响,那种影响,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也还是同等重要的。这是一点也不会错的,当人民窘困、工作缺乏、商业凋敝时,纳税人由于手头拮据,一定会拖欠税款,超过限期,政府也一定得耗费许多催缴追收的费用的。在工作很多、地方富裕、人民欢乐时,税收也就会顺利,政府也就会节省开支了。我们可以说收税费用的大小,是衡量人民贫富的一种百无一失的气温表。七年来,滨海蒙特勒伊一县的收税费用已经减了四分之三,因而当时的财政总长维莱尔<span class=”” data-note=”维莱尔(Villèle,1773—1854),伯爵,法国复辟时期的正统主义者,极端保王派,曾任首相(1822—1828)。”></span>先生曾多次提到那一县的情形来和其他县份比较。>.</a><samp>.</samp><mark>99lib?</mark>

    芳汀回乡时,那地方的情形便是这样。家乡已没有人记得她了。幸而马德兰先生工厂的大门还像个朋友的面孔。她到那里去找工作,被安插在女车间,那种技术对芳汀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她不可能做得很熟练,因此她从一天工作中得来的东西很有限,仅够她的生活费,但问题总算解决了。

    八 维克杜尼昂夫人为世道人心花了三十五法郎

    芳汀看到自己能够生活,也就有了暂时的快乐。能够老老实实地自食其力,那真是天幸!她确实又有了爱好劳动的心情。她买了一面镜子,欣赏自己的青春、美丽的头发和美丽的牙齿,忘了许多事情,只惦念她的珂赛特和可能有的前途,她几乎成了快乐的人了。她租了一间小屋子,又以将来的工资作担保,买了些家具,这是她那种轻浮习气的残余。

    她不能对人说她结过婚,因此她避免谈到她的小女儿,这是我们已经约略提到过的。

    起初,我们已经看见,她总按时付款给德纳第家。因为她只知道签名,就不得不找一个代写书信的人写信给他们。

    她时常寄信。这就引起旁人的注意。在女车间里,大家开始叽叽喳喳谈论起来了,说芳汀“天天寄信”,说她有一些“怪举动”。

    天地间的怪事莫过于侦察别人的一些和自己绝不相干的事了。“为什么那位先生老去找那个棕 53d1.” >发姑娘呢?”“为什么某先生到了星期四总不把他的钥匙挂在钉子上呢?”“他为什么总走小街呢?”“为什么那位太太总在到家以前就下马车呢?”“她的信笺匣盛满了信笺,为什么还要派人去买一扎呢?”诸如此类的话。世间有许多人为了揭开谜底,尽管和他们绝不相干,却肯花费比做十桩善事还要多的金钱、时光和心血。并且,做那种事,不取报bbr></abbr>酬,只图一时快意,为好奇而好奇。他们可以从早到晚,一连几天地尾随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在街角上、胡同里的门洞下面,在黑夜里冒着寒气冒着雨,窥伺几个钟头,买通眼线,灌醉马车夫和仆役,收买女仆,串通看门人。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毫无目的,纯粹是一种要看见、要知道、要洞悉隐情的欲望,纯粹是由于要卖弄一下自己那颗消息灵通的心。一旦隐情识破,秘密公开,疑团揭穿,跟着就发生许多祸害、决斗、破产、倾家、生路断绝,而其实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毫无利害关系,纯粹出自本能,他们只为“发觉了一切”而感到极大的快乐。这是多么痛心的事。

    某些人仅仅为了饶舌的需要就不惜刻薄待人。他们的会话,客厅里的<df</dfn>促膝谈心,候见室里的飞短流长都好像是那种费柴的壁炉,需要许多燃料,那燃料,便是他们四邻的人。

    大家对芳汀注意起来了。

    此外,许多妇女还嫉妒她的金发和玉牙。

    确实有人看见她在车间里和大家一道时常常转过头去揩眼泪。那正是她惦念她孩子的时刻,也许又同时想起了她爱过的那个人。

    摆脱旧恨的萦绕确是一种痛苦的过程。

    确实有人发现她每月至少要写两封信,并且老是一个地址,写了还要贴邮票,有人把那地址找来了:“孟费郿客店主人德纳第先生。”那个替她写字的先生是一个不吐尽心中秘密便不能把红酒灌满肚子的老头儿,他们把他邀到酒店里来闲谈。简单地说,他们知道芳汀有个孩子。“她一定是那种女人了。”恰巧有个长舌妇到孟费郿去走了一趟,和德纳第夫妇谈了话,回来时她说:“花了我三十五法郎,我心里畅快了。我看见了那孩子。”

    做这件事的长舌妇是个叫维克杜尼昂夫人的母夜叉,她是所有一切人的贞操的守卫和司阍。维克杜尼昂夫人有五十六岁,不但老,而且丑。嗓子颤抖,心思诡戾。那老婆子却有过青春,这真是怪事。在她的妙龄时期,正当九三年,她嫁给一个从隐修院里逃出来的修士,这修士戴上红帽子,从圣伯尔纳的信徒一变而为雅各宾派<span class=”” data-note=”雅各宾(Ja),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能团结革命群众、保卫劳动人民利益并和国王及大资本家进行坚决斗争的一派。”></span>。他给她受过不少折磨,她守寡以来,虽然想念亡夫,为人却是无情、粗野、泼辣、锋利、多刺而且几乎有毒。她是一棵受过僧衣挨蹭的荨麻。到复辟时代,她变得很虔诚,由于她信仰上帝的心非常热烈,神甫们也就不再追究她那修士而原谅了她。她有一份小小的财产,已经大吹大擂地捐给一个宗教团体了。她在阿拉斯主教教区里很受人尊敬。这位维克杜尼昂夫人到孟费郿去了一趟,回来时说:“我看见了那孩子。”<dfn>..</dfn>

    这一切经过很费了些时日。芳汀在那厂里已经一年多了。一天早晨,车间女管理员交给她五十法郎,说是市长先生交来的,还向她说,她已不是那车间里的人了,并且奉市长先生之命,要她离开孟费郿。

    恰巧这又是德纳第妈妈在要求她从六法郎加到十二法郎以后,又强迫她从十二法郎加到十五法郎的那个月。

    芳汀窘极了。她不能离开那地方,她还欠了房租和家具费。五十法郎不够了清债务。她吞吞吐吐说了一些求情<q>藏书网</q>的话。那女管理员却叫她立刻离开车间。芳汀究竟还只是一个手艺平凡的工人。她受不了那种侮辱,失业还在其次,她只得离开车间,回到自己的住处。她的过失,到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她觉得自己连说一个字的勇气都没有。有人劝她去见市长先生,她不敢。市长先生给了她五十法郎,是因为他为人厚道,撵她走是因为他正直。她在这项决.定下屈服了。

    九 维克杜尼昂夫人大功告成

    看来那修士的未亡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可是马德兰先生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经过。这不过是充满人间的那种瞒上欺下的手法而已。按照马德兰先生的习惯,他几乎从来不去女车间。他委托一个老姑娘全面照顾车间,那老姑娘是由本堂神甫介绍给他的,他对那女管理员完全信任,她为人也确实可<big>.99lib.</big>敬,稳重、公平、廉洁、满腔慈悲,但是她的慈悲只限于施舍方面,至于了解人和容忍人的慈悲就比较差了。马德兰先生把一切事都委托给她。世间最善良的人也常有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托付给别人的时候。那女管理员便用了那种全权委托和她自以为是的见解,提出了那件案子,加以判断,作出决定,定了芳汀的罪。

    至于那五<dfn>.99lib.</dfn>十法郎,她是从马德兰先生托她在救助工人时不必报销的一笔款子里挪用的。

    芳汀便在那地方挨家挨户找人雇她当仆人。没有人要她。她也不能离开那座城。向她收家具(什么家具!)费的那个旧货贩子向她说:“假使您走,我就叫人把您当作贼逮捕。”向她要房租的房主人向她说:“您又年轻又好看。您总应当有法子付钱。”她把那五十法郎分给房主人和旧货贩子,把她家具的四分之三退还给那商人,只留下非要不可的一部分,无工作,无地位,除卧榻之外一无所有,还欠着一百法郎左右的债。

    她去替兵营里的士兵们缝粗布衬衫,每天可以赚十二个苏。她在这十二个苏中,得替她女儿花十个。从那时起,她才没有按时如数付钱给德纳第夫妇。

    这时,有个老妇人,那个平时在芳汀夜晚bbr></abbr>回家时替她点上蜡烛的老妇人,把过苦日子的艺术教给她,在贫苦的生活后面,还有一种一无所有的生活。那好像是两间屋子,第一间是暗的,第二间是黑的。

    芳汀学会了怎样在冬天完全不烤火,怎样不理睬一只每两天来吃一文钱粟米的小鸟,怎样拿裙子做被,拿被做裙,怎样在从对面窗子射来的光线里吃饭,以图节省蜡烛。我们不能一一知道某些终身潦倒的弱者,一贫如洗而又诚实自爱,怎样从一个苏里想办法。久而久之,那种方法便成为一种技能。芳汀得了那种高妙的技能,胆子便也壮了<s></s>一点。

    当时,她对一个邻妇说:“怕什么!我常对自己说,只睡五个钟头,其余的时间我全拿来做缝纫,我总可以马马虎虎吃一口饭。而且人在发愁时吃得也少些。再说,有痛苦,有忧愁,一方面有点面包,一方面有些烦恼,这一切已足够养活我了。”

    如果能在这样的苦况里得到她的小女儿,那自然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她想把她弄来。但是怎么办!害她同吃苦吗?况且她还欠了德纳第夫妇的钱!怎么还清呢?还有旅费!怎么付呢?

    把这种可以称为安贫方法的课程教给她的那个老妇人是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圣女,她矢志为善,贫而待贫人以善,甚至待富人也一样,在写字方面,她勉强能签“玛格丽特”,并且信仰上帝,她的知识,也就只有信仰上帝。

    世间有许多那样的善人,他们一时<cite></cite>居人之下,有一天他们将居人之上。这种人是有前程的。

    起初,芳汀惭愧到不敢出门。

    当她走在街上时,她猜想得到,别人一定在她背后用手指指着她;大家都瞧着她,却没有一个人招呼她;路上那些人的那种冷酷的侮蔑态度,像一阵寒风似的,直刺入她的灵和肉。

    在小城里,一个不幸的妇人,处在众人的嘲笑和好奇心下,就仿佛是赤裸裸无遮避似的。在巴黎,至少,没有人认识你,彼此不相识,倒好像有了件蔽体的衣服。唉!她多么想去巴黎!不可能了。

    她已经受惯贫苦的滋味,她还得受惯遭人轻视的滋味。她渐渐打定了主意。两三个月过后,她克服了羞耻心理,若无其事地出门上街了。“这和我一点不相干。”她说。她昂着头,带点苦笑,在街上往来,她感到自己已变成不懂羞耻的人了。

    维克杜尼昂夫人有时看见她从她窗子下面走过,看出了“那家伙”的苦难,又想到幸而有她,“那家伙”才回到“她应有的地位”,她心里一阵高兴。黑心人自有黑幸福。

    过度的操劳使芳汀疲乏了,她原有的那种干咳病开始恶化。她有时对她的邻居玛格丽特说:“您摸摸看,我的手多么热。”

    但在早晨,每当她拿着一把断了的旧梳子去梳她那一头光泽照人,细软如丝的头发的那片刻,她还能得到一种顾影自怜的快感。

    十 大功告成的后果

    她是在冬季将完时被撵走的。夏季过了,冬季又来。日子短,工作也少些。冬季完全没有热,完全没有光,完全没有中午,紧接着早晨的是夜晚、迷雾、黄昏,窗棂冥黯,什物不辨。天好像是暗室中的透光眼,整日如坐地窖中。太阳也好像是个穷人。愁惨的季节!冬季把天上的水和人的心都变成了冰。她的债主们紧紧催逼她。

    芳汀所赚的钱太少了。她的债越背越重。德纳第夫妇没有按时收着钱,便时常写信给她,信的内容使她悲哀,信的要求使她破产。有一天,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她,说她的小珂赛特在那样冷的天气,还没有一点衣服,她需要一条羊毛裙,母亲应当寄去十个法郎,才能买到。她收到那封信,捏在手里搓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她走到街角上的一个理发店,取下她的梳子。她那一头令人叹赏的金丝发一直垂到她的腰际。

    “好漂亮的头发!”那理发师喊着说。

    “您肯出多少钱呢?”她说。

    “十法郎。”

    “剪吧。”

    她买一条绒线编织的裙子,寄给了德纳第。

    那条裙子把德纳第夫妇弄到怒气冲天。他们要的原是钱。他们便把裙子给爱潘妮穿。可怜的百灵鸟仍旧临风战栗。

    芳汀想道:“我的孩子不会再冷了,我已拿我的头发做她的衣裳。”她自己戴一顶小扁帽,遮住她的光头,她仍旧是美丽的。

    芳汀的心里起了一种黯淡的心思。当她看见自己已不能再梳头时,她开始怨恨她四周的一切。她素来是和旁人一样,尊敬马德兰伯伯的,但是,屡次想到撵她走的是他,使她受尽痛苦的也是他,她便连他也恨起来了。并且特别恨他。当工人们立在工厂门口她从那儿经过时,便故意嬉皮笑脸地唱起来。

    有个年老的女工,一次,看见她那样边唱边笑,说道:“这姑娘不会有好结果的。”

    她姘识了一个汉子,一个不相干、她不爱的人,那完全是出自心中的愤懑和存心要胡作非为。那人是一个穷汉,一个流浪音乐师,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他打她,春宵既度,便起了厌恶的心,把她丢了。

    她一心钟爱她的孩子。

    她越堕落,她四周的一切便越黑暗,那甜美的安琪儿在她心灵深处也就越显得可爱。她常说:“等我发了财,我就可以有我的珂赛特在我身边了。”接着又一阵笑。咳嗽病没有离开她,并且她还盗汗。

    一天,她接到德纳第夫妇写来的一封信,信里说:“珂赛特害了一种地方病,叫做猩红热。非有价贵的药不行。这场病把我们的钱都花光了,我们再没有能力付药费了。假使您不在这八天内寄四十法郎来,孩子可完了。”

    她放声大笑,向着她的老邻妇说:

    “哈!他们真是好人!四十法郎!只要四十法郎!就是两个拿破仑!他们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呢?这些乡下人多么蠢!”

    但当她走到楼梯上时又拿出那封信,凑近天窗,又念了一遍。

    随后,她从楼梯上走下来,向大门外跑,一面跑,一面跳,笑个不停。

    有个人碰见她,问她说:

    “您有什么事快乐到这种样子?”

    她回答说:

    “两个乡下佬刚写了一封信给我,和我开玩笑,他们问我要四十法郎。这些乡下佬真行!”

    她走过广场,看见许多人围着一辆怪车,车顶上立着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张牙舞爪,正对着观众们演说。那人是一个兜卖整套牙齿、牙膏、牙粉和药酒的走江湖的牙科医生。

    芳汀钻到那堆人里去听演讲,也跟着其余的人笑,他说的话里有江湖话,是说给那些流氓听的,也有俗话,是说给正经人听的。那拔牙的走方郎中见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张着嘴笑,突然叫起来:

    “喂,那位笑嘻嘻的姑娘,您的牙齿真漂亮呀!假使您肯把您的瓷牌卖给我,我每一个出价一个金拿破仑。”

    “我的瓷牌?瓷牌是什么?”芳汀问。

    “瓷牌,”那位牙科医生回答说,“就是门牙,上排的两个门牙。”

    “好吓人!”芳汀大声说。

    “两个拿破仑!”旁边的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婆子瘪着嘴说:“这娘子多大的福气呀!”

    芳汀逃走了,扪着自己的耳朵,免得听见那个人的哑嗓子,但是那人仍喊道:“您想想吧,美人!两个拿破仑大有用处呢。假使您愿意,今天晚上,您到银甲板客栈里来,您可以在那里找着我。”

    芳汀回到家里,怒不可遏,把经过说给她那好邻居玛格丽特听:“您懂得这种道理吗?那不是个糟糕透顶的人吗?怎么可以让那种人四处走呢?拔掉我的两个门牙!我将变成什么怪样子!头发可以生出来,但是牙齿,呀,那个人妖!我宁肯从六层楼上倒栽葱跳下去!他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他在银甲板客栈。”

    “他出什么价?”玛格丽特问。

    “两个拿破仑。”

    “就是四十法郎呵。”

    “是呀,”芳汀说,“就是四十法郎。”

    她出了一会神,跑去工作去了。一刻钟过后,她丢下她的工作,跑到楼梯上又去读德纳第夫妇的那封信。

    她转来,向那在她身旁工作的玛格丽特说:

    “猩红热是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老姑娘回答说,“那是一种病。”

    “难道那种病需要很多药吗?”

    “呵!需要许多古怪的药。”

    “怎么会害那种病的?”

    “就这样害的,那种病。”

    “孩子也会害那种病吗?”

    “孩子最容易害。”

    “害了这种病会死吗?”

    “很容易。”玛格丽特说。

    芳汀走出去,又回到楼梯上,把那封信重念了一遍。

    到晚上,她下楼,有人看见她朝着巴黎街走去,那正是有许多客栈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玛格丽特走进芳汀的房间(她们每天都这样一同工作,两个人共点一支烛),她看见芳汀坐在床上,面色惨白,冻僵了似的。她还没有睡。她的小圆帽落在膝头上。那支烛点了一整夜,几乎点完了。

    玛格丽特停在门边。她见了那种乱七八糟的样子,大惊失色,喊道:

    “救主!这支烛点完了!一定出了大事情!”

    随后她看见芳汀把她的光头转过来向着她。

    芳汀一夜工夫老了十岁。

    “耶稣!”玛格丽特说,“您出了什么事,芳汀?”

    “没有什么,”芳汀回答说。“这样正好。我的孩子不会死了,那种病,吓坏我了,现在她有救了。我也放了心。”

    她一面说,一面指着桌子,把那两个发亮的拿破仑指给那老姑娘看。

    “呀,耶稣上帝!”玛格丽特说,“这是一笔横财呵!您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金路易的?”

    “我弄到手了。”芳汀回答。

    同时她微笑着。那支烛正照着她的面孔。那是一种血迹模糊的笑容。一条红口涎挂在她的嘴角上,嘴里一个黑窟窿。

    那两颗牙被拔掉了。

    她把那四十法郎寄到孟费郿去了。

    那却是德纳第夫妇谋财的骗局,珂赛特并没有害病。

    芳汀把她的镜子丢到窗子外面。她早已放弃了二楼上的那间小屋子,搬到房顶下的一间用木闩拴着的破楼里去了;有许多房顶下的屋子,顶和地板相交成斜角,并且时时会撞你的头,她的房间便是那样的一间。贫苦人要走到他屋子的尽头,正如他要 8d70.” >走到生命的尽头,都非逐渐弯腰不可。她没有床了,只留下一块破布,那便是她的被,地上一条草荐,一把破麦秸椅。她从前养的那棵小玫瑰花,已在屋角里枯萎了,没有人再想到它。在另一屋角里,有个用来盛水的奶油钵,冬天水结了冰,层层冰圈标志着高低的水面,放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她早已不怕人耻笑,现在连修饰的心思也没有了。最后的表现,是她常戴着肮脏的小帽上街。也许是没有时间,也许是不经意,她不再缝补她的衣衫了。袜跟破了便拉到鞋子里去,越破便越拉。这可以从那些垂直的折皱上看出来。她用许多一触即裂的零碎竹布拼在她那件破旧的汗衫上。她的债主们和她吵闹不休,使她没有片刻的休息。她在街上时常碰见他们,在她的楼梯上又会时常碰见他们。她常常整夜哭,整夜地想,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并且觉得在左肩胛骨上方的肩膀时常作痛。她时时咳嗽。她恨透了马德兰伯伯,但是不出怨言。她每天缝十七个钟头,但是一个以贱值包揽女囚工作的包工,忽然压低了工资,于是工作不固定女工的每日工资也减到了九个苏。十七个钟头的工作每天九个苏!她的债主们的狠心更是变本加厉。那个几乎把全部家具拿走了的旧货商人不停地向她说:“几时付我钱,贱货?”人家究竟要她怎么样,慈悲的上帝?她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于是在她心里便起了一种困兽的心情。正当这时,德纳第又有信给她,说他等了许久,已是仁至义尽了,他立刻要一百法郎,否则他就把那小珂赛特撵出去,她大病以后,刚刚复原,他们管不了天有多冷,路有多远,也只好让她去,假使她愿意,死在路边就是了。“一百法郎!”芳汀想道,“但是哪里有每天赚五个法郎的机会呢?”

    “管他妈的!”她说,“全卖了吧。”

    那苦命人做了公娼。

    十一 基督救我们

    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

    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

    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

    耶稣基督的神圣法则bbr></abbr>统治着我们的文明,但是没有渗透到文明里去。一般人认为在欧洲的文明里已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那便是娼妓制度。

    它压迫妇女,就是说压迫柔情,压迫弱质,压迫美貌,压迫母性。这在男子方面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耻辱。

    当这惨剧发展到了现阶段,芳汀已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接触到她的人都感觉得到一股冷气。她以身事人,任你摆布,不问你是什么人,她满脸屈辱和怨愤。生活和社<dfn></dfn>会秩序对她已经下了结论。她已经受到她要受到的一切。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她不再逃避什么,<var></var>也不再怕什么。即使满天的雨水都落在她头上,整个海洋都倾泻在她身上,对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已是一块浸满了水的海绵。

    至<df</dfn>少她是那么想的,但是如果自以为已经受尽命中的折磨,自以为已经走到什么东西的尽头,那可就想错了。

    唉!那种凌乱杂沓、横遭蹂躏的生灵算什么呢?他们的归宿在哪里?为什么会那<samp>藏书网</samp>样?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他就会看透人间的黑暗。

    他是惟一的。他叫做上帝。

    十二 巴马达波先生的无聊

    在所有的小城里,尤其是在滨海蒙特勒伊,有一种青年人,在外省每年蚕食一千五百利弗的年金,正和他们的同类在巴黎每年鲸吞二十万法郎同一情形。他们全是那一大堆无<s></s>用人群的组成部分;不事生产,食人之力,一无所长,有一点地产,一点戆气,一点小聪明,在客厅里是乡愚,到了茶楼酒馆又以贵人自居,他们的常用语是“我的草场,我的树林,我的佃户”,在剧场里叫女演员们的倒彩,以图证明自己是有修养的人,和兵营中的官长争辩,以图显示自己深通韬略,打猎,吸烟,打呵欠,酗酒,闻鼻烟,打弹子,看旅客们下公共马车,坐咖啡馆,上饭店,有一只在桌子下面啃骨头的狗和一个在桌子上面张罗的情妇,一毛不拔,奇装异服,幸灾乐祸,侮蔑妇女,使自己的旧靴子更破,在巴黎模仿伦敦的时装,又在木松桥模仿巴黎的时装,顽冥到老,游手好闲,毫无用处,但也不碍大事。

    斐利克斯·多罗米埃先生,如果他一直住在外省,不曾见过巴黎的话,便也是这样一个人。

    假使他们更有钱一些,人家会说“这些都是佳公子”;假使他们更穷一些,人家也会说“这些都是二流子”。这种人干脆就是些游民。在这些游民中,有恼人的,也有被人恼的,有神志昏沉的,也有丑态百出的。

    在那时代,一个佳公子的组成部分是一条高领、一个大领结、一只珠饰累累的表、一叠三件蓝红在里的颜色不同的背心、一件橄榄色的短燕尾服、两行密密相连一直排列到肩头的银钮扣、一条浅橄榄色裤子,在两旁的线缝上,装饰着或多或少的丝边,丝边数目不等,但总是奇数,从一条到十一条,十一是从来不曾超过的限度。此外还有一双后跟上装了小铁片的短统鞋,一<cite></cite>顶高顶窄边帽、蓬松的头发、一根粗手杖,谈吐之中,杂以博基埃式的隐语。最出色的,是鞋跟上的刺马距和嘴皮上的髭须。在那时代,髭须代表有产阶级,刺马距代表无车阶级。

    外省佳公子的刺马距比较长,髭须也比较粗野。

    那正是南美洲的一些共和国和西班牙国王斗争的时期,也就是玻利瓦尔<span class=”” data-note=”玻利瓦尔(Bolivar,1783—1830),领导南美洲人民摆脱西班牙王朝统治的军事政治家。”></span>和莫里耳奥<span class=”” data-note=”莫里耳奥(Morillo,1778—1837),西班牙将军,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零年为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总司令。”></span>斗争的时期,窄边帽是保王党的标志,那种帽子就叫做莫里耳奥,自由党人戴的阔边帽子就叫做玻利瓦尔。<q>?99lib.</q>

    在上面几页谈过的那些事发生后又过了八个月或十个月,在一八二三年一月的上旬,一次雪后的晚上,一个那样的佳公子,一个那种游民,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因为他戴了一顶莫里耳奥,此外还暖暖地加上一件当时用来补充时髦服装的大氅,正在调戏一个穿着跳舞服、敞着胸肩、头上戴着花、在军官咖啡馆的玻璃窗前来往徘徊着的人儿。那个佳公子还吸着烟,因为那肯定是时髦的风尚。

    那妇人每次从他面前走过,他总吸上一口雪茄,把烟喷她,并向她说些自以为诙谐有趣的怪话,如“你多么丑!”“还不躲起来!”“你没有牙齿!”这类的话。那位先生叫做巴马达波先生。那个愁眉苦脸、打扮成妖精似的妇人,并不回嘴,连望也不望他一眼,她照旧一声不响,拖着那种均匀沉重的步伐,在雪地上踱来踱去,她每隔五分钟来受一次辱骂,正如一个受处分的士兵按时来受鞭子一样。她那种反应一定刺激了这位吃闲饭的人,他乘她转过背去时,蹑着足,跟在她后面,忍住笑,弯下腰,在地上捏了?99lib?一把雪,一下塞到她的背里,两个赤裸裸的肩膀中间。那妓女狂叫一声,回转身来,豹子似的跳上去,一把揪住那个人,把指甲掐进他的面皮,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那种恶骂从中了酒毒的哑嗓子里喊出来,确是很丑,那张嘴确也缺少两颗门牙。她便是芳汀。

    军官们听了那种声音,全从咖啡馆里涌出来了,过路的人也聚拢来,围成一个大圈子,有笑的,叫的,鼓掌的,那两个人在人圈子中扭打到团团转,旁人几乎看不清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竭力抵御,帽子落在地上,女人拳打脚踢,帽子也丢了,乱嚷着,她既无牙齿,又无头发,怒得面孔发青,好不吓人。

    忽然,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从人堆里冲出来,抓住妇人的泥污狼藉的缎衫,对她说:“跟我来。”

    妇人抬头一望,她那咆哮如雷的嗓子突然沉寂下去了。她目..光颓丧,面色由青转成死灰,浑身吓得发抖。她认出那人是沙威。

    佳公子乘机溜走了。

    十三 市警署里一些问题的解决

    沙威分开观众,突出人墙,拖着他后面的那个苦命人,大踏步走向广场那边的警署。她机械地任人处置。他和她都没说一句话。一大群观众,乐到发狂,嘴里胡言乱语,都跟着走。最大的不幸,是她听到了一大堆肮脏的话。

    警署的办公室是一间矮厅,里面有一炉火,有个岗警在看守,还有一扇临街的铁栏玻璃门,沙威走到那里,开了门,和芳汀一道走进去,随后把门关上,使那些好奇的人们大失所望,他们仍旧拥在警署门口那块因保安警察挡着而看不清的玻璃前面,翘足引颈,想看个究竟。好奇是一种食欲。看,便是吞吃。

    芳汀进门以后,走去坐在墙角里,不动也不说话,缩成一团,好像一条害怕的母狗。

    那警署里的中士拿来一支燃着的烛放在桌上。沙威坐下,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起来。

    这样的妇女已由我们的法律交给警察全权处理了。警察对于这类妇女可以任意处罚,为所欲为,并且可以随意褫夺她们所谓的职业和自由那两件不幸的东西。沙威是铁面无情的,他严厉的面容,绝不露一点慌张的颜色。他只是在深沉地运用心思。这正是他独当一面、执行他那种骇人的专断大权的时候,他总是用那种硬心肠的苛刻态度来处理一切。这时他觉得,他的那张警察专用的小凳就是公堂。他斟酌又斟酌,然后下判语。他尽其所能,围绕着他所办的那件大事,搜索他脑子里所有的全部思想。他越考虑那个妓女所做的事就越觉得自己怒不可遏。他刚才看见的明明是桩大罪。他刚才看见,那儿,在街上,一个有财产和选举权的公民所代表的社会,被一个什么也不容的畜生所侮辱、所冲犯了。一个娼妓竟敢冒犯一个绅士。他,沙威,他目击了那样一件事,他一声不响,只管写。

    他写完时签上了名,把那张纸折起来,交给那中士,向他说:“带三个人,把这婊子押到牢里去。”随又转向芳汀说:“判你六个月的监禁。”

    那苦恼的妇人大吃一惊。

    “六个月!六个月的监牢!”她号着说。“六个月,每天赚七个苏!那,珂赛特将怎么办?我的娃娃!我的娃娃!并且我还欠德纳第家一百多法郎,侦察员先生,您知道这个吗?”

    她跪在石板上,在众人的靴子所留下的泥浆中,合拢双手,用膝头大步往前拖。

    “沙威先生!”她说,“我求您开恩。我担保,我确实没有错处。假使您一开头就看见这件事,您就明白了。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发誓,我没有犯错误。是那位老板先生,我又不认识他,他把雪塞在我的背上。难道我们那样好好地走着,一点也没有惹人家,人家倒有把雪塞在我们背上的道理吗?我吓了一跳。我原有一点病,您知道吗?并且他向我啰嗦了好些时候。‘你丑!’‘你没有牙齿!’我早知道我没有牙齿。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心里想:‘这位先生寻开心。’我对他规规矩矩,我没有和他说话。他在那样一刹那间把雪塞在bbr></abbr>我的背上。沙威先生,我的好侦察员先生!难道这儿就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当时的经过来向您说这是真话吗?我生了气,那也许不应当。您知道在开始做这种生意时是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我太冒失了。并且,一把那样冷的东西,乘你不备,塞在你的背上!我不应当弄坏那位先生的帽子。他为什么走了呢?他如果在这里,我会求他饶恕的。唉!我的上帝,求他饶恕,我毫不在乎。今天这一次请您开了恩吧,沙威先生。呵,您不知道这个,在监牢里,每天只能赚七个苏,那不是政府的错处,但是每天只有七个苏,并且请您想想,我有一百法郎要付,不付的话,人家就会把我的小女儿送回来。唉!我的上帝,我不能带她在身边,我做的事多么可耻呵!我的珂赛特,呵,我的慈悲圣母的小天使,她怎么办呢?可怜的小宝贝!我要和您说,德纳第那种开客店的,那种乡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们非要钱不行。请不要把我关在牢里!请您想想,那是一个小娃娃,他们会在这种最冷的冬天把她丢在大路上,让她去;我的好沙威先生,您对这种事应当可怜可怜呀。假使她大一点,她也可以谋生,可是在她那种年纪,她做不到。老实说,我并不是个坏女人。并不是好吃懒做使我到了这种地步。我喝了酒,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我并不贪喝,但是酒会把人弄糊涂的。从前当我比较快乐时,别人只消看看我的衣柜,一眼就会明白我并不是个污七八糟爱俏的女人。我从前有过换洗衣裳,许多换洗衣裳。可怜可怜我吧,沙威先生!”

    她那样弯着身子述说苦情,泪眼昏花,敞着胸,绞着手,干促地咳嗽,低声下气,形同垂死的人。深沉的痛苦是转变穷苦人容貌的一种威猛的神光。当时芳汀忽然变美了。有那么一会儿,她停下来,轻轻地吻着那探子礼服的下摆。一颗石心也会被她说软的,但一颗木头的心是软化不了的。

    “好!”沙威说,“你说的我已经听见了。你说完了没有?走吧,现在。你有你的六个月,永生的天父亲自到来也没有办法。”

    听见了那种威严的句子“永生的天父亲自到来也没有办法”时,她知道这次的判决是无可挽回的了。她垂头丧气、声嘶喉哽地说:

    “开恩呀!”

    沙威把背对着她。

    兵士们捉住了她的胳膊。

    几分钟以前,已有一个人在众人不知不觉之间进来了,他关好门,靠在门上,听到了芳汀的哀求。

    正当兵士们把手放在那不肯起立的倒霉妇人身上,他上前一步,从黑影里钻出来说:“请你们等一会!”

    沙威抬起眼睛,看见了马德兰先生。他脱下帽子,带着一种不自在的怒容向他致敬:

    “失礼了,市长先生……”

    市长先生这几个字给了芳汀一种奇特的感觉。她好像从地里跳起的僵尸一样,猛地一下直立起来,张开两臂,把那些士兵推向两旁,他们还没来得及阻挡她,她已直向马德兰先生走去,疯人似的,盯住他喊道:

    “哈!市长先生,原来就是你这小子!”

    随着,她放声大笑,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

    马德兰先生揩揩脸,说道:

    “侦察员沙威,释放这个妇人。”

    沙威这时觉得自己要疯了。他在这一刹那间,接二连三,并且几乎是连成一气地感受到他生平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动。看见一个公娼唾市长的面,这种事在他的想象中确是已经荒谬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即使只偶起一念,认为那是可能发生的事,那已可算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另一方面,在他思想深处,他已把那妇人的身份和那市长的人<samp>?</samp>格联系起来,起了一种可怕的胡思乱想,因而那种怪诞的罪行的根源,在他看来,又是十分简单的,他想到此地,无比憎恨。同时他看见那位市长,那位长官,平心静气地揩着脸,还说“释放这个妇人”,他简直吓得有点头昏眼花;他脑子不能再想,嘴也不能再动了,那种惊骇已超出他可能接受的限度,他一言不发地立着。

    芳汀听了那句话也同样惊骇。她举起她赤裸的胳膊,握紧了那火炉的钮门,好像一个要昏倒的人。同时,她四面望望,又低声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

    “释放!让我走!我不去坐六个月的牢!这是谁说出来的?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我听错了。一定不会是那鬼市长说的!是您吧,我的好沙威先生,是您要把我放走吧?呵!您瞧!让我告诉您,您就会让我走的。这个鬼市长,这个老流氓市长是一切的祸根。您想想吧,沙威先生,他听了那厂里一些胡说八道的娼妇的话,把我撵了出来。那还不算混蛋!把一个做工做得好好的穷女人撵出去!从那以后,我赚的钱就不够了,一切苦恼也都来了。警署里的先生们本有一件理应改良的事,就是应当禁止监牢里的那些包工来害穷人吃苦。我来向您把这件事说清楚,您听吧。您本来做衬衫,每天赚十二个苏,忽然减到了九个,再也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我们总得找出路,我,我有我的小珂赛特,我是被逼得太厉害了才当娼妓的。您现在懂得害人的就是那个害人的忘八市长。我还要说,我在军官咖啡馆的前面踏坏了那位先生的帽子。不过他呢,他拿着雪把我一身衣藏书网服全弄坏了。我们这种人,只有一件绸子衣服,特为晚上穿的。您瞧,我从没有故意害过人,确是这样,沙威先生,并且我处处都看见许多女人,她们都比我坏,又都比我快乐。呵,沙威先生,是您说了把我放出去,不是吗?您去查吧,您去问我的房东吧,现在我已按期付房租了,他们自然会告诉您我是老实人。呀!我的上帝。请您原谅,我不留心碰了火炉的钮门,弄到冒烟了。”

    马德兰先生全神贯注地听着她的话,正当她说时,他搜了一回背心,掏出他的钱袋,打开来看。它是空的,他又把它插进衣袋,向芳汀说:

    “您说您欠人多少钱呀?”

    芳汀原只望着沙威,她回转头向着他:

    “我是在和你说话吗?”

    随后,她又向那些警察说:

    “喂,你们这些人看见我怎样把口水吐在他脸上吗?嘿!老奸贼市长,你到此地来吓我,但是我不怕你。我只怕沙威先生。我只怕我的好沙威先生!”

    这样说着,她又转过去朝着那位侦察员。

    “既是这样,您瞧,侦察员先生,就应当公平,我知道您是公平的,侦察员先生。老实说,事情是极简单的,一个人闹着玩儿,把一点点雪放到一个女人的背上,这样可以逗那些军官们笑笑,人总应当寻点东西开开心,我们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给人开心的,有什么稀奇!随后,您,您来了,您自然应当维持秩序,您把那个犯错误的妇人带走,但是,仔细想来,您多么好,您说释放我,那一定是为了那小女孩,因为六个月的监牢,我就不能养活我的孩子了。不过,不好再闹事了呀,贱婆!呵!我不会再闹事了,沙威先生!从今以后,人家可以随便作弄我,我总不会乱动了。只是今天,您知道,我叫了一声,因为那东西使我太受不了,我一点没有防备那位先生的雪,并且,我已向您说过,我的身体不大好,我咳嗽,我的胃里好像有块滚烫的东西,医生吩咐过‘好好保养’。瞧,您摸摸,把您的手伸出来,不用害怕,就是这儿。”

    她已不哭了,她的声音是娓娓动听的,她把沙威那只大而粗的手压在她那白嫩的胸脯上,笑眯眯地望着他。

    忽然,她急忙整理她身上零乱的衣服,把弄皱了的地方扯平,因为那衣服,当她在地上跪着走时,几乎被拉到膝头上来了。她朝着大门走去,向那些士兵和颜悦色地点着头,柔声说道:

    “孩子们,侦察员说过了,放我走,我走了。”

    她把手放在门闩上。再走一步,她便到了街上。

    沙威一直立着没有动<u>藏书网</u>,眼睛望着地,他在这一场合处于一种极不适合的地位,好像一座曾被人移动、正待安置的塑像。

    门闩的声音惊醒了他。他抬起头,露出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表情,那种表情越是出自职位卑下的人就越加显得可怕,在猛兽的脸上显得凶恶,在下流人的脸上就显得残暴。

    “中士,”他吼道,“你没看见那骚货要走!谁吩咐了你让她走?”

    “我。”马德兰说。

    芳汀听了沙威的声音,抖起来了,连忙丢了门闩,好像一个被擒的小偷丢下赃物似的。听了马德兰的声音,她转过来,从这时起,她一字不吐,连呼吸也不敢放肆,目光轮流地从马德兰望到沙威,又从沙威望到马德兰,谁说话,她便望着谁。

    当然,沙威必须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到了“怒气冲天”才敢在市长有了释放芳汀的指示后还像刚才那样冲撞那中士。难道他竟忘了市长在场吗?难道他在思考之后认为一个“领导”不可能作出那样一种指示吗?难道他认为市长先生之所以支持那个女人,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现吗?或者在这两个钟头里他亲自见到的这桩大事面前,他认为必须抱定最后决心,使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使士兵变成官长,使警察变成法官,并在这种非常急迫的场合里,所有秩序、法律、道德、政权、整个社会,都必须由他沙威一个人来体现吗?

    总而言之,当马德兰先生说了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我”字以后,侦察员沙威便转身向着市长先生,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形容冷峻,目光凶顽,浑身有着一种不可察觉的战栗,并且说也奇怪,他眼睛朝下,但是语气坚决:

    “市长先生,那不行。”

    “怎样?”马德兰先生说。

    “这背时女人侮辱了一位绅士。”

    “侦察员沙威,”马德兰先生用一种委婉平和的口音回答说,“听我说。您是个诚实人,不难向您解释清楚。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刚才您把这妇人带走时,我正走过那广场,当时也还有成群的人在场,我进行了调查,我全知道了,错的是那位绅士,应当拿他,才合警察公正的精神。”

    沙威回答说:

    “这贱人刚才侮辱了市长先生。”

    “那是我的事,”马德兰先生说,“我想我受的侮辱应当是属于我的,我可以照自己的意见处理。”

    “我请市长先生原谅。他受的侮辱并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法律的。”

    “侦察员沙威,”马德兰先生回答说,“最高的法律是良心。我听了这妇人的谈话。我明白我做的事。”

    “但是我,市长先生,我不明白我见到的事。”

    “那么,您服从就是。”

    “我服从我的职责。我的职责要 6c42.” >求这个妇人坐六个月的监。”

    马德兰先生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请听清楚这一点。她一天也不会坐。”

    沙威听了那句坚决的话,竟敢定睛注视市长,并且和他辩,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始终是极其恭敬的:

    “我和市长先生拌嘴,衷心感到痛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但是我请求他准许我提出这一点意见:我是在我的职守范围以内。市长先生既是愿意,我再来谈那位绅士的事。当时我在场,是这个婊子先跳上去打巴马达波先生的,巴马达波先生是选民,并且是公园角上那座石条砌的有阳台的三层漂亮公馆的主人。在这世界上,有些事终究是该注意的!总而言之,市长先生,这件事和我有关,牵涉到一个街道警察的职务问题,我决定要收押芳汀这个妇人。”

    马德兰先生叉起两条胳膊,用一种严厉的、在这城里还没有人听见过的声音说道:

    “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个市政警察问题。根据刑法第九、第十一、第十五和第六十六条,我是这个问题的审判人。我命令释放这个妇人。”

    沙威还要作最后的努力:

    “但是,市长先生……”

    “我请您注意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法律,关于擅行拘捕问题的第八十一条。”

    “市长先生,请允许我……”

    “一个字也不必再说。”

    “可是……”

    “出去!”马德兰先生说。

    沙威正面直立,好像一个俄罗斯士兵,接受了这个硬钉子。他向市长先生深深鞠躬,一直弯到地面,出去了。

    芳汀赶忙让路,望着他从她面前走过,吓得魂不附体。

    同时她也被一种奇怪的撩乱了的心情控制住了。她刚才见到她自己成了两种对立力量的争夺对象。她见到两个掌握她的自由、生命、灵魂、孩子的人在她眼前斗争,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把她拖向黑暗,一个把她拖向光明,在这场斗争里,她从扩大了的恐怖中看去,仿佛觉得他们是两个巨人,一个说话,好像是她的恶魔,一个说话,好像是她的吉祥天使。天使战胜了恶魔。不过使她从头到脚战栗的也就是那个天使,那个救星,却又恰巧是她所深恶痛绝、素来认为是她一切痛苦的罪魁的那个市长,那个马德兰!正当她狠狠侮辱了他一番之后,他却援救了她!难道她弄错了?难道她该完全改变她的想法?……她莫名其妙,她发抖,她望着,听着,头昏目眩,马德兰先生每说一句话,她都觉得当初的那种仇恨的幢幢黑影在她心里融化、坍塌,代之以融融的不可言喻的欢乐、信心和爱。

    沙威出去以后,马德兰先生转身朝着她,好像一个吞声忍泪的长者,向她慢慢说:

    “我听到了您的话,您所说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相信那是真的,我也觉得那是真的。连您离开我车间的事我也不知道。您当初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现在这样吧:我代您还债,我把您的孩子接来,或者您去找她。您以后住在此地,或是巴黎,都听您的便。您的孩子和您都归我负责。您可以不必再工作,假使您愿意。您需要多少钱,我都照给。将来您生活愉快,同时也做个诚实的人。并且,听清楚,我现在就向您说,假使您刚才说的话全是真的(我也并不怀疑),您的一生,在上帝面前,也始终是善良贞洁的。呵!可怜的妇人!”

    这已不是那可怜的芳汀能消受得了的。得到珂赛特!脱离这种下贱的生活!自由自在地、富裕快乐诚实地和珂赛特一道过活!她在颠连困苦中忽然看到这种现实的天堂生活显现在她眼前,她将信将疑地望着那个和她谈话的人,她只能在痛哭中发出了两三次“呵!呵!呵!”的声音,她的膝头往下沉,跪在马德兰先生跟前,他还没有来得及提防,已经觉得她拿住了他的手,并且把嘴唇压上去了。

    她随即晕过去了。

    第五部

     一 休息之始

    马德兰先生雇了人把芳汀抬到他自己厂房里的疗养室。他把她交给姆姆们,姆姆们把她安顿在床上。她骤然发了高烧。她在昏迷中大声叫喊,胡言乱语,闹了大半夜,到后来却睡着了。

    快到第二天中午,芳汀醒来了,她听见在她床边有人呼吸,她拉起床帷,看见马德兰先生立在那里,望着她头边的一件东西。他的目光充满着怜悯沉痛的神情,他正在一心祈祷。她循着他的视线望去,看见他正对着悬在墙上的一个耶稣受难像祈祷。

    从此马德兰先生在芳汀的心目中是另外一个人了。她觉得他浑身周围有层光。他当时完全沉浸在祈祷里。她望了他许久,不敢惊动他。到后来,她才细声向他说:

    “您在那儿做什么?”

    马德兰先生立在那地方已一个钟头了。他等待芳汀醒来。他握着她的手,试了她的脉搏,说道:

    “您感到怎样?”

    “我好,我睡了好一阵,”她说,“我觉得我好一些了,不久就没事了。”

    他回答她先头的问题,好像他还听见她在问似的:

    “我为天上的那位殉难者祈祷。”

    在他心里,他还加了一句:“也为地下的这位殉难者。”

    马德兰先生调查了一夜又一个早晨。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了芳汀身世中一切痛心的细情。

    他 63a5.” >接着说:

    “您很受了些痛苦,可怜的慈母。呵!您不用叫苦,现在您已取得做永生极乐之神的资格。<dfn>99lib.</dfn>这便是人成天使的道路。这并不是人的错处,人不知道有旁的办法。您懂吗?您脱离的那个地狱正是天堂的第一种形式。应当从那地方走起。”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至于她,她带着那种缺了两个牙的绝美的笑容向他微笑。

    沙威在当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早晨,他亲自把那封信送到滨海蒙特勒伊邮局。那封信是寄到巴黎去的,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呈警署署长先生的秘书夏布耶先生”。因为警署里的那件事已经传出去了,邮局的女局长和其他几个人在寄出以前看见了那封信,并从地址上认出了沙威的笔迹,都以为他寄出的是辞职书。

    马德兰先生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德纳第夫妇。芳汀欠他们一百二十法郎。他寄给他们三百法郎,嘱咐他们在那数目里扣还,并且立刻把那孩子送到滨海蒙特勒伊来,因为她的母亲在害病,要看她。

    德纳第喜出望外。“撞到了鬼!”他向他的婆娘说,“我们别放走这孩子。这个小百灵鸟快要变成有奶的牛了。我猜到了。一定有一个冤桶爱上了她的妈。”

    他寄回一张造得非常精密的五百零几个法郎的账单。账单里还附了两张毫无问题的收据,一共三百多法郎,一张是医生开的,一张是药剂师开的,他们诊治过爱潘妮和阿兹玛的两场长病。珂赛特,我们说了,没有病过。那不过是一件小小的冒名顶替的事罢了。德纳第在账单下面写道:“内收三百法郎。”

    马德兰先生立刻又寄去三百法郎,并且写道:“快把珂赛特送来。”

    “还了得!”德纳第说,“我们别放走这孩子。”

    但是芳汀的病一点没有起色。她始终留在那间养病室里。

    那些姆姆当初接收并照顾“这姑娘”,心里都有些反感。凡是见过兰斯<span class=”” data-note=”兰斯(Reims),法国东北部城市,有一个著名的大天主堂。”></span>地方那些浮雕的人,都记得那些贞女怎样鼓着下嘴唇去看那些疯处女的神情。贞女对荡妇的那种自古已然的蔑视,是妇德中一种最悠久的本能;那些姆姆们心中的蔑视,更因宗教的关系而倍加浓厚了。但是,不到几天,芳汀便把她们降服了。她有多种多样的谦恭和蔼的语言,她那慈母心肠更足以使人心软。一天,姆姆们听见她在发烧时说:“我做了个犯罪的人,但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在身边,那就可以证明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生活在罪恶中时,我不愿珂赛特和我在一起,我会受不了她那双惊奇愁苦的眼睛。不过我是为<bdo>.</bdo>了她才做坏事的,这一点让我得到上帝的赦免吧。珂赛特到了此地时,我就会感到上帝的保佑。那孩子是没有罪的,我望着她,我就得到了安慰。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安琪儿,你们看吧,我的姆姆们,在她那样小小的年纪,翅膀是不会掉的。”

    马德兰先生每天去看她两次,每次她都要问他说:

    “我不久就可以看见我的珂赛特了吧?”

    他老回答她说:

    “也许就在明天早晨。她随时都可以到,我正等着她呢。”

    于是那母亲的惨<samp>藏书网</samp>白面容也开朗了。

    “呵!”她说,“我可就快乐了。”

    我们刚才说过,她的病没有起色,并且她的状况仿佛一星期比一星期更沉重了。那一把雪是贴肉塞在她两块肩胛骨中间的,那样突然的一阵冷,立刻停止了她发汗的机能,因而几年以来潜伏在她体中的病,终于急剧恶化了。当时大家正开始采用劳安内克<span class=”” data-note=”劳安内克(La-nnec,1781—1826),法国医生,听诊方法的发明者。”></span>杰出的指示,对肺病进行研究和治疗。医生听过芳汀的肺部以后,摇了摇头。

    马德兰先生问那医生:

    “怎样?”

    “她不是有个孩子想看看吗?”医生说。

    “是的。”

    “那么赶快接她来吧。”

    马德兰先生吃了一惊。

    芳汀问他说:

    “医生说了什么话?”

    马德兰先生勉强微笑着。

    “他说快把您的孩子接来,您的身体就好了。”

    “呵!”她回答说,“他说得对!但是那德纳第家有什么事要留住我的珂赛特呢?呵!她就会来的。现在我总算看见幸福的日子就在我眼前了。”

    但是德纳第不肯“放走那孩子”,并且找了各种不成理由的借口。珂赛特有点不舒服,冬季不宜上路,并且在那地方还有一些零用债务急待了清,他正在收取发票等等。

    “我可以派个人去接珂赛特,”马德兰伯伯说。“在必要时,我还可以自己去。”

    他照着芳汀的口述,写了这样一封信,又叫她签了名:

    <small>德纳第先生:</small>

    <small>请将珂赛特交来人。</small>

    <small>一切零星债款,我负责偿还。</small>

    <small>此颂大安。</small>

    <small class=”right”>芳汀</small>

    正在这关头,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枉费心机,想凿通人生旅途中的bbr></abbr>障碍,可是命中的厄运始终是要出现的。

    二 “冉”怎样能变成“商”

    一天早晨,马德兰先生正在他办公室里提前处理市府的几件紧急公事,以备随时去孟费郿。那时有人来传达,说侦察员沙威请见。马德兰先生听到那名字,不能不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自从发生警署里那件事后,沙威对他更加躲避得厉害,马德兰也再没有和他会面。

    “请他进来。”他说。

    沙威进来了。

    马德兰先生正靠近壁炉坐着,手里拿着一支笔,眼睛望着一个卷宗,那里是一叠有关公路警察方面几件违警事件的案卷,他一面翻阅,一面批。他完全不理睬沙威。他不能制止自己不去想那可怜的芳汀,因此觉得对他不妨冷淡。

    沙威向那背着他的市长,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市长先生不望他,仍旧批他的公事。

    沙威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三步,又停下来,不敢突破那时的寂静。

    假使有个相面的人,熟悉沙威的性格,长期研究过这个为文明服务的野蛮人,这个由罗马人、斯巴达人、寺僧和小军官合成的怪物,这个言必有据的暗探,这个坚定不移的包打听,假使有个相面人,知道沙威对马德兰先生所怀的夙仇,知道他为了芳汀的事和市长发生过的争执,这时又来观察沙威,他心里一定要问:“发生了什么事?”凡是认识这个心地正直、爽朗、诚挚、耿介、严肃、凶猛的人的,都能一眼看出沙威刚从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里出来。沙威绝不能有点事藏在心里而不露在面上。他正像那种粗暴的人,可以突然改变主张。他的神情从来没有比当时那样更奇特的了。他走进门时,向马德兰先生鞠了个躬,目光里既没有夙仇,也没有怒容,也没有戒心,他在市长圈椅后面几步的地方停下来;现在他笔挺地立着,几乎是一种立正的姿势,态度粗野、单纯、冷淡,真是一个从不肯和颜悦色而始终能忍耐到底的人;他不说话也不动,在一种真诚的谦卑和安定的忍让里,静候市长先生乐意转过身来的时刻。他这时保持一种平和、庄重的样子,帽子拿在手里,眼睛望着地下,脸上的表情,有点像在长官面前的兵士,又有点像在法官面前的罪犯。别人以为他可能有的那一切情感和故态全不见了。在他那副坚硬简朴如花岗石的面孔上,只有一种沉郁的愁容。他整个的人所表现的是一种驯服、坚定、无可言喻的勇于受戮的神情。

    到后来,市长先生把笔放下,身体转过了一半:

    “说吧!有什么事,沙威?”

    沙威没有立即回答,好像得先集中思想。随后他放开嗓子,用一种忧郁而仍不失为淳朴的声音说:

    “就是,市长先生,有一桩犯罪的事。”

    “怎样的经过?”

    “一个下级警官,对于长官有了极严重的失敬行为。我特地来把这事向您说明,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那警官是谁?”马德兰先生问。

    “是我。”沙威说。

    “您?”

    “我。”

    “谁又是那个要控告警官的长官呢?”

    “您,市长先生。”

    马德兰先生在他的圈椅上挺直了身体。沙威说下去,态度严肃,眼睛始终朝下:

    “市长先生,我来请求您申请上级,免我的职。”

    不胜惊讶的马德兰先生张开嘴。沙威连忙抢着说:

    “您也许会说,我尽可以辞职,但是那样还是不够的。辞职是件有面子的事。我失职了,我应当受处罚。我应当被革职。”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市长先生,那一天您对我是严厉的,但是不公道,今天,您应当公公道道地对我严厉一番。”

    “呀!为什么呢?”马德兰先生大声说,“这个哑谜从何说起呢?这是什么意思?您在什么地方有过对我失敬的错误?您对我做了什么事?您对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来自首,您要辞职……”

    “革职。”沙威说。

    “革职,就算革职。很好。但是我不懂。”

    “您马上就会懂的,市长先生。”

    沙威从他胸底叹了一口气,又始终冷静而忧郁地说:

    “市长先生,六个星期以前,那个姑娘的事发生之后,我很气愤,便揭发了您。”

    “揭发!”

    “向巴黎警署揭发的。”

    马德兰先生素来不比沙威笑得多,这次却也笑起来了。

    “揭发我以市长干涉警务吗?”

    “揭发您是旧苦役犯。”

    市长面色发青了。

    沙威并没有抬起眼睛,他继续说:

    “我当初是那样想的。我心里早已疑惑了。模样儿相像,您又派人到法维洛勒去打听过消息,您的那种腰劲,割风伯伯的那件事,您枪法的准确,您那<big></big>只有点拖沓的腿,我也不知道还有些什么,真是傻!总而言之,我把您认作一个叫冉阿让的人了。”

    “叫什么?您说的是个什么名字?”

    “冉阿让。那是二十年前我在土伦做副监狱官时见过的一个苦役犯。那冉阿让从监狱里出来时,仿佛在一个主教家里偷过东西,随后又在一条公路上,手里拿着凶器,抢劫过一个通烟囱的孩子。八年以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影踪全无,可是政府仍在缉拿他。我,当初以为……我终于做了那件事!一时的气愤使我下了决心,我便在警署揭发了您。”

    马德兰先生早已拿起了他的卷宗,他用一种毫不关心的口气说:

    “那么,别人怎样回答您呢?”

    “他们说我疯了。”

    “那么,怎样呢?”

    “那么,他们说对了。”

    “幸而您肯承认。”

    “我只得承认,因为真正的冉阿让已经被捕了。”

    马德兰先生拿在手里的文件落了下来,他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沙威,用一种无可形容的口气说着“啊!”

    沙威往下说:

    “就是这么回事,市长先生。据说,靠近埃里高钟楼那边的一个地方,有个汉子,叫做商马第伯伯。是一个穷到极点的家伙。大家都没有注意。那种人究竟靠什么维持生活,谁也不知道。最近,就在今年秋天,那个商马第伯伯在一个人的家里,谁的家?我忘了,这没有关系!商马第伯伯在那人家偷了制酒的苹果,被捕了。那是一桩窃案,跳了墙,并且折断了树枝。他们把我说的这个商马第逮住了。他当时手里还拿着苹果枝。他们把这个坏蛋关起来。直到那时,那还只是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以下的事才真是苍天有眼呢。那里的监牢,太不成,地方裁判官先生想得对,他把商马第押送到阿拉斯,因为阿拉斯有省级监狱。在阿拉斯的监狱里,有个叫布莱卫的老苦役犯,他为什么坐牢,我不知道,因为他的表现好,便派了他做那间狱室的看守。市长先生,商马第刚到狱里,布莱卫便叫道:‘怪事!我认识这个人。他是根“干柴”<span class=”” data-note=”干柴,旧苦役犯。——原注。”></span>。喂!你望着我。你是冉阿让。’‘冉阿让!谁呀,谁叫冉阿让?’商马第假装奇怪。‘不用装腔,’布莱卫说,‘你是冉阿让,你在土伦监狱里呆过。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那时我们在一道的。’商马第不承认。天老爷!您懂吧。大家深入了解。一定要追究这件怪事。得到的资料是:商马第,大约在三十年前,在几个地方,特别是在法维洛勒,当过修树枝工人。从那以后,线索断了。经过了许多年,有人在奥弗涅遇见过他,嗣后,在巴黎又有人遇见过这人,据说他在巴黎做造车工人,并且有过一个洗衣姑娘,但是那些经过是没有被证实的;最后,到了本地。所以,在犯特种窃案入狱以前,冉阿让是做什么事的人呢?修树枝工人。什么地方?法维洛勒。另外一件事。这个阿让当初用他的洗礼名‘让’做自己的名字,而他的母亲姓马第。出狱以后,他用母亲的姓做自己的姓,以图掩饰,并且自称为让马第,世上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吗?他到了奥弗涅。那地方,‘让’读作‘商’。大家叫他作商马第。我们的这个人听其自然,于是变成商马第了。您听得懂,是吗?有人到法维洛勒去调查过。冉阿让的家已不在那里了。没有人知道那人家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在那种阶级里,常有这样全家灭绝的情况。白费了一番调查,没有下落。那种人,如果不是烂泥,便是灰尘。并且这些经过是在三十年前发生的,在法维洛勒,从前认识冉阿让的人已经没有了。于是到土伦去调查。除布莱卫以外,还有两个看见过冉阿让的苦役犯。两个受终身监禁的囚犯,一个叫戈什巴依,一个叫舍尼杰。他们把那两个犯人从牢里提出,送到那里去。叫他们去和那个冒名商马第的人对证。他们毫不迟疑。他们和布莱卫一样,说他是冉阿让。年龄相同,他有五十六岁,身材相同,神气相同,就是那个人了,就是他。我正是在那时,把揭发您的公事寄到了巴黎的警署。他们回复我,说我神志不清,说冉阿让好好被关押在阿拉斯。您想得到这件事使我很惊奇,我还以为在此地拿住了冉阿让本人呢,我写了信给那位裁判官。他叫我去,他们把那商马第带给我看……”?99lib?藏书网

    “怎样呢?”马德兰先生打断他说。

    沙威摆着他那副坚定而忧郁的面孔答道:

    “市长先生,真理总是真理。我很失望。叫冉阿让的确是那人。我也认出了他。”

    马德兰先生用一种很低的声音接着说:

    “您以为可靠吗?”

    沙威笑了出来,是人在深信不疑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惨笑。

    “呵,可靠之至!”

    他停了一会,若有所思,机械地在桌子上的木杯里,捏着一小撮吸墨水的木屑,继又接下去说:

    “现在我已看见了那个真冉阿让,不过我还是不了解:从前我怎么会那么想的。我请您原谅,市长先生。”

    六个星期以前,马德兰先生在警署里当着众人侮辱过他,并且向他说过“出去!”而他现在居然能向他说出这样一句央求而沉重的话,沙威,这个倨傲的人,他自己不知道他确是一个十分淳朴、具有高贵品质的人。马德兰先生只用了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回答他的请求:

    “那个人怎么说呢?”

    “呀!圣母,市长先生,事情不妙呵。假使那真是冉阿让,那里就有累犯罪。爬过一道墙,折断一根树枝,摸走几个苹果,这对小孩只是种顽皮的行动,对一个成人只是种小过失;对一个苦役犯却是种罪了。私入人家和行窃的罪都有了,那已不是违警问题,而是高等法院的问题了。那不是几天的羁押问题,而是终身苦役的问题了。并且还有那通烟囱孩子的事,我希望将来也能提出来。见鬼!有得闹呢,不是吗?当然,假使不是冉阿让而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冉阿让是个鬼头鬼脑的东西。我也是从那一点看出他来的。假使是另外一个人,他一定会觉得这件事很棘手,一定会急躁,一定会大吵大闹,热锅上的蚂蚁哪得安顿,他决不会肯做冉阿让,必然要东拉西扯。可是他,好像什么也不懂,他说:‘我是商马第,我坚持我是商马第!’他的神气好像很惊讶,他装傻,那样自然妥当些。呵!那坏蛋真灵巧。不过不相干,各种证据都在。他已被四个人证实了,那老滑头总得受处分。他已被押到阿拉斯高等法院。我要去作证。我已被指定了。”

    马德兰先生早已回到他的办公桌上,重新拿着他的卷宗,斯斯文文地翻着,边念边写,好像一个忙人,他转身向着沙威:

    “够了,沙威,我对这些琐事不大感兴趣。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我们还有许多紧急公事。沙威,您立刻到圣索夫街去一趟,在那转角地方有一个卖草的好大娘,叫毕索比。您到她家去,告诉她要她来控告那个马车夫皮埃尔·什纳龙,那人是个蛮汉,他几乎压死了那大娘和她的孩子。他理应受罚。您再到孟脱德尚比尼街,夏色雷先生家去一趟。他上诉说他邻家的檐沟把雨水灌到他家,冲坏了他家的墙脚。过后,您去吉布街多利士寡妇家和加洛-白朗街勒波塞夫人家,去把别人向我检举的一些违警事件了解一下,作好报告送来。不过我给您办的事太多了。您不是要离开此地吗?您不是向我说过在八天或十天之内,您将为那件事去阿拉斯一趟吗?……”

    “还得早一点走,市长先生。”

    “那么,哪天走?”

    “我好像已向市长先生说过,那件案子明天开审,我今晚就得搭公共马车走。”

    马德兰先生极其轻微的动了一下,旁人几乎不能察觉。

    “这件案子得多少时间才能结束?”

    “至多一天。判决书至迟在明天晚上便可以公布。但是我不打<s>99lib?</s>算等到公布判决书,那是毫无问题的。我完成了证人的任务,便立刻回到此地来。”

    “那很好。”马德兰先生说。

    他做了一个手势,叫沙威退去。

    沙威不走。

    “请原谅,市长先生。”他说。

    “还有什么?”马德兰先生问。

    “市长先生,还剩下一件事,得重行提醒您。”

    “哪件事?”

    “就是我应当革职。”

    马德兰立起身来。

    “沙威,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钦佩您。您过分强调您的过失了。况且那种冒犯,也还是属于我个人的。沙威,您应当晋级,不应当降级。我的意见是您还得守住您的岗位。”

    沙威望着马德兰先生,在他那对天真的眸子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那种刚强、纯洁、却又不甚了了的神情。他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

    “市长先生,我不能同意。”

    “我再向您说一遍,”马德兰先生反驳,“这是我的事。”

    但是沙威只注意他个人意见,继续说道:

    “至于说到过分强调,我一点也没有过分强调。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毫无根据地怀疑过您。这还不要紧。我们这些人原有权怀疑别人,虽然疑到上级是越权行为。但是不根据事实,起于一时的气愤,存心报复,我便把您一个可敬的人,一个市长,一个长官,当作苦役犯告发了!这是严重的。非常严重的。我,一个法权机构中的警务人员,侮辱了您就是侮辱了法权。假使我的下属做了我所做的这种事,我就会宣告他不称职,并且革他的职。不对吗?……哦,市长先生,还有一句话。我生平对人要求严格。对旁人要求严格,那是合理的。我做得对。现在,假使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格,那么,我以前所做的合理的事全变为不合理的了。难道我应当例外吗?不应当,肯定不应当!我岂不成了只善于惩罚旁人,而不惩罚自己的人了!那样我未免太可怜了!那些说‘沙威这流氓’的人就会振振有词了。市长先生,我不希望您以好心待我,当您把您的那种好心对待别人时,我已经够苦了。我不喜欢那一套。放纵一个冒犯士绅的公娼,放纵一个冒犯市长的警务人员、一个冒犯上级的低级人员的这种好心,在我眼里,只是恶劣的好心。社会腐败,正是那种好心造成的。我的上帝!做好人容易,做正直的人才难呢。哼!假使您是我从前猜想的那个人,我决不会以好心待您!会有您受的!市长先生,我应当以待人之道待我自己。当我镇压破坏分子,当我严惩匪徒,我常对自己说:‘你,假使你出岔子,万一我逮住了你的错处,你就得小心!’现在我出了岔子,我逮住了自己的过错,活该!来吧,开除,斥退,革职!全好。我有两条胳膊,我可以种地,我无所谓。市长先生,为了整饬纪律,应当作个榜样。我要求干脆革了侦察员沙威的职。”

    那些话全是用一种谦卑、颓丧、自负、自信的口吻说出来的,这给了那个诚实的怪人一种说不出的奇特、伟大的气概。

    “我们将来再谈吧。”马德兰先生说。

    他把手伸给他。

    沙威退缩,并用一种粗野的声音说:

    “请您原谅,市长先生,这使不得。一个市长不应当和奸细握手。”

    他从齿缝中发出声来说:

    “奸细,是呀,我滥用警权,我已只是个奸细了。”

    于是他深深行了个礼,向着门走去。

    走到门口,他又转过来,两眼始终朝下:

    “市长先生,”他说,“在别人来接替我以前,我还是负责的。”

    他出去了。马德兰先生心旌摇曳,听着他那种稳重坚定的步伐在长廊的石板上越去越远。

    第六部

     一 散普丽斯姆姆

    我们将要读到的那些事,在滨海蒙特勒伊并没有全部被人知道,但是已经流传开了的那一点,在那城里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假使我们不详详细细地记述下来,就会成为本书的一大漏洞。

    在那些细微的情节里,读者将遇见两三处似乎不可能真有其事的经过,但是我们为了尊重事实,仍旧保存下来。

    在沙威走访的那个下午,马德兰先生仍照常去看芳汀。

    他在进入芳汀的病房以前,已找人去请散普丽斯姆姆了。

    在疗养室服务的两个修女叫佩尔佩迪姆姆和散普丽斯姆姆,她们和所有其他做慈善事业的姆姆们一样,都是遣使会的修女。

    佩尔佩迪姆姆是个极普通的农村姑娘,为慈善服务,颇形粗俗,皈依上帝,也不过等于就业。她做教徒,正如别人当厨娘一样。那种人绝不稀罕<big>..</big>。各种教会的修道院都乐于收容那种粗笨的乡间土货,一举手而变成嘉布遣会修士或圣于尔絮勒会修女。那样的乡村气质可以替宗教做些粗重的工作。从一个牧童变成一个圣衣会修士,毫无不合适的地方;从这一个变成那一个,不会有多大困难,乡村和寺院同是蒙昧无知的,它们的共同基础是早已存在的,因此乡民一下就可以和寺僧平起平坐。罩衫放宽一点,便成了僧衣。那佩尔佩迪姆姆是个体粗力壮的修女,生在蓬图瓦兹附近的马灵城,一口土音,喜欢多话,呶呶不休,依照病人信神或假冒为善的程度来斟酌汤药中的白糖分量,时常唐突病人,和临终的人闹闲气,几乎把上帝摔在他们的脸上,气冲冲地对着垂死的人乱念祈祷文,鲁莽、诚实、朱砂脸。

    散普丽斯姆姆却和白蜡一样白。她在佩尔佩迪姆姆身旁,就好像牛脂烛旁的细蜡烛。味增爵在下面这几句名言里已经神妙地把一些作慈善事业的姆姆的面目刻画出来了,并且把她们的自由和劳役融成了一片:“她们的修道院只是病院,静修室只是一间租来的屋子,圣殿只是她们那教区的礼拜堂,回廊只是城里的街道和医院里的病房,围墙只是服从,铁栅栏只是对上帝的畏惧,面幕只是和颜悦色。”散普丽斯姆姆完全体现了那种理想。谁也看不出散普丽斯姆姆的年纪,她从不曾有过青春,似乎也永远不会老。那是个安静、严肃、友好、冷淡,从来不曾说过谎的人,我们不敢说她是个妇人。她和蔼到近于脆弱,坚强到好比花岗石。她用她那纤细白皙的手指接触病人。在她的言语中,我们可以说,有寂静,她只说必要的话,并且她嗓子的声音可以建起一个忏悔座,又同时可以美化一个客厅。那种细腻和她的粗呢裙袍有相得益彰的妙用,它给人的粗野的感觉,倒使人时时想到天国和上帝。还有件小事应当着重指出。她从不曾说谎,从不曾为任何目的、或无目的地说过一句不实在的、不是真正实在的话,这一点便是散普丽斯姆姆突出的性格,也是她美德中的特点。她因那种无可动摇的诚信,在教会里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西伽尔教士在给聋哑的马西欧的一封信里谈到过散普丽斯姆姆。无论我们是怎样诚挚、忠实、纯洁,在我们的良心上,大家总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为害的谎话的裂痕。而她呢,丝毫没有。小小的谎话,不足为害的谎话,那种事存在吗?说谎是绝对的恶。说一点点谎都是不行的;说一句谎话等于说全部谎话;说谎是魔鬼的真面目;撒旦有两个名字,他叫撒旦,又叫谎话。这就是她所想的。并且她怎样想,就怎样做。因此她有我们说过的那种白色,那白色的光辉把她的嘴唇和眼睛全笼罩起来了。她的笑容是白的,她的目光是白的。在那颗良心的水晶体上没有一点灰尘、一丝蜘蛛网。她在皈依味增爵时,便特地选了散普丽斯做名字。我们知道西西里的散普丽斯是个圣女,她是生在锡腊库扎的,假使她肯说谎,说她是生在塞吉斯特的,就可以救自己一命,但是她宁肯让人除去她的双乳,也不肯说谎。这位圣女正和散普丽斯姆姆的心灵完全一样。

    散普丽斯姆姆在加入教会时,原有两个弱点,现在她已逐渐克服了;她从前爱吃甜食,喜欢别人寄信给她。她素来只读一本拉丁文的大字祈祷书。她不懂拉丁文,但是懂那本书。

    那位虔诚的贞女和芳汀情意相投了,她也许感到了那种内心的美德,因此她几乎是竭诚照顾芳汀。

    马德兰先生把散普丽斯姆姆引到一边,用一种奇特的声音嘱咐她照顾芳汀,那位姆姆直到后来才回忆起那种声音的奇特。

    他离开了那位姆姆,又走到芳汀的身边。

    芳汀每天等待马德兰先生的出现,好像等待一种温暖和欢乐<cite></cite>的光。她常向那些姆姆说:

    “市长先生不来,我真活不成。”

    那一天,她的体温很高。她刚看见马德兰先生<s>藏书网</s>,便问他:

    “珂赛特呢?”

    他带着笑容回答:

    “快来了。”

    马德兰先生对芳汀还是和平日一样。不过平日他只待半个钟头,这一天,却待了一个钟头,芳汀大为高兴。他再三嘱咐大家,不要让病人缺少任何东西。大家注意到他的神色在某一时刻显得非常沉郁。后来大家知道那医生曾附在他耳边说过“她的体力大减”,也就明白他神色沉郁的原因了。

    随后,他回到市政府,办公室的侍者看见他正细心研究挂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张法国公路图。他还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数字。

    二 斯戈弗莱尔师父的精明

    从市政府出来,他走到城尽头一个佛兰德人的家里。那人叫斯戈弗拉爱,变成法文便是斯戈弗莱尔,他有马匹出租。车子也可以随意租用。

    去那斯戈弗莱尔家,最近的路,是走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马德兰先生住的那一区的本堂神甫的住宅便在那条<big>藏书网</big>街上。据说,那神甫为人正直可敬,善于决疑。正当马德兰先生走到那神甫住宅门前时,街上只有一个行人,那行人看见了这样一件事:市长先生走过那神甫的住宅以后,停住脚,立了一会,又转回头,直走到神甫住宅的那扇不大不小、有个铁锤的门口。他连忙提起铁锤,继又提着不动,突然停顿下来,仿佛在想什么,几秒钟过后,他又把那铁锤轻轻放下,不让它发出声音,再循原路走去,形状急促,那是他以前不曾有过的情形。

    马德兰先生找着了斯戈弗莱尔师父,他正在家修补鞁具。

    “斯戈弗莱尔师父,”他问道,“您有匹好马吗?”

    “市长先生,”那个佛兰德人说,“我的马全是好的。您所谓好马是怎样的好马呢?”

    “我的意思是说一匹每天能走二十法里的马。”

    “见鬼!”那个佛兰德人说,“二十法里!”

    “是的。”

    “要套上车吗?”

    “要的。”

    “走过以后,它有多少时间休息?”

    “它总应当能够第二天又走,如果必要的话。”

    “走原来的那段路程吗?”

    “是的。”

    “见鬼!活见鬼!是二十法里吗?”

    马德兰先生从衣袋里把他用铅笔涂了些数字的那张纸拿出来。他把它递给那佛兰德人看。那几个数字是:“5,6,8?”。

    “您看,”他说,“总共是十九又二分之一,那就等于二十。”

    “市<bdo></bdo>长先生,”佛兰德人又说,“您的事,我可以办到。我的那匹小白马,有时您应当看见它走过的。那是一匹下布洛涅种的小牲口。火气正旺。起初,有人想把它当成一匹坐骑。呀!它发烈性,它把所有的人都摔在地上。大家都把它当个坏种,不知道怎么办。我把它买了来。叫它拉车。先生,那才是它愿意干的呢,它简直和娘儿们一样温存,走得像风一样快。呀!真的,不应当骑在它的背上。它不愿意当坐骑。各有各的志愿。拉车,可以,骑,不行;我们应当相信它对自己曾说过那样的话。”

    “它能跑这段路吗?”

    “您那二十法里,一路小跑,不到八个钟头便到了。但是我有几个条件。”

    “请说。”

    “第一,您一定要让它在半路上吐一个钟头的气;它得吃东西,它吃东西时,还得有人在旁边看守,免得客栈里的用人偷它的荞麦;因为我留心过,客栈里那些用人吞没了的荞麦比马吃下去的还多。”

    “一定有人看守。”

    “第二……车子是给市长先生本人坐吗<q>.</q>?”

    “是的。”

    “市长先生能驾车吗?”

    “能。”

    “那么,市长先生不可以带人同走,也不可以带行李,免得马受累。”

    “同意。”

    “但是市长先生既不带人,那就非自己看守荞麦不可啊。”

    “说到做到。”

    “我每天要三十法郎。停着不走的日子也一样算。少一文都不行,并且牲口的食料也归市长先生出。”

    马德兰先生从他的钱包里拿出三个拿破仑放在桌子上。

    “这儿先付两天。”

    “第四,走这样的路程,篷车太重了,马吃不消。市长先生必须同意,用我的那辆小车上路。”

    “我同意。”

    “轻是轻的,但是敞篷的呢。”

    “我不在乎。”

    “市长先生考虑过没有?我们是在冬季里呀。”

    马德兰先生不作声。那佛兰德人接着又说:

    “市长先生想到过天气很冷吗?”

    马德兰先生仍不开口。斯戈弗莱尔接着说:

    “又想到过天可能下雨吗?”

    马德兰先生抬起头来说:

    “这小车和马在明天早晨四点半钟一定要在我的门口等。”

    “听见了,市长先生,”斯戈弗莱尔回答,一面又用他大拇指的指甲刮着桌面上的一个迹印,一面用佛兰德人最善于混在他们狡猾里的那种漠不关心的神气说:“我现在才想到一件事。市长先生没有告诉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市长先生到什么地方去呢?”

    从交谈一开始,他就没有想到过旁的事,但是他不知道他以前为什么不敢问。

    “您的马的前腿得力吗?”马德兰先生说。

    “得力,市长先生。在下坡时,您稍微勒住它一下。您去的地方有许多坡吗?”

    “不要忘记明天早晨准四点半钟在我的门口等。”马德兰先生回答说。

    于是他出去了。

    那佛兰德人,正像他自己在过了些时候说的,“傻得和畜生似的”愣住了。

    市长先生走后两三分钟,那扇门又开了,进来的仍是市长先生。

    他仍旧有那种心情缭乱而力自镇静的神气。

    “斯戈弗莱尔师父,”他说,“您租给我的那匹马和那辆车子,您估计值多少钱呢,车子带马的话?”

    “马带车子,市长先生。”那佛兰德人呵呵大笑地说。

    “好吧。值多少钱呢?”

    “难道市长先生想买我的车和马吗?”

    “不买。但是我要让您有种担保,以备万一有危险。我回来时,您把钱还我就是了。依您估价车和马值多少钱呢?”

    “五百法郎,市长先生。”

    “这就是。”

    马德兰先生放了一张钞票在桌子上,走了,这次却没有再回头。

    斯戈弗莱尔深悔没有说一千法郎。实际上,那匹马和那辆车子总共只值三百法郎。

    佛兰德人把他的妻唤来,又把经过告诉了她。市长先生可能到什么鬼地方去呢?他们讨论起来。“他要去巴黎。”那妇人说。“我想不是的。”丈夫说。马德兰先生把写了数字的那张纸忘在壁炉上了。那佛兰德人把那张纸拿来研究。“五,六,八又二分之一?这应当是记各站的里程的。”他转身向着他的妻。“我找出来了。”“怎样呢?”“从此地到爱司丹五法里,从爱司丹到圣波尔六法里,从圣波尔到阿拉斯八法里半。他去阿拉斯。”

    这时,马德兰先生已经到了家。

    他从斯戈弗莱尔师父家回去时,走了一条最长的路,仿佛那神甫住宅的大门对他是一种诱惑,因而要避开它似的。他上楼到了自己屋子里,关上房门,那是件最简单不过的事,因为他平日素来乐于早睡。马德兰先生惟一的女仆便是这工厂的门房,当晚,她看见他的灯在八点半钟便熄了,出纳员回厂,她把这情形告诉他说:

    “难道市长先生害了病吗?我觉得他的神色有点不正常。”

    那出纳员恰恰住在马德兰先生下面的房间里。他丝毫没有注意那门房说的话,他睡他的,并且睡着了。

    快到半夜时,他忽然醒过来;他在睡梦中听见在他头上有响声。他注意听。好像有人在他上面屋子里走路,是来回走动的步履声。他再仔细听,便听出了那是马德兰先生的脚步。他感到诧异,平日在起身以前,马德兰先生的房间里素来是没有声音的。过了一会,那出纳员又听见一种开橱关橱的声音。随后,有人搬动了一件家具,一阵寂静之后,那脚步声又开始了。出纳员坐了起来,完全醒了,张开眼睛望,他通过自己的玻璃窗看见对面<u></u>墙上有从另一扇窗子里射出的红光。从那光线的方向,可以看出那只能是马德兰先生的卧室的窗子。墙上的反光还不时颤动,好像是一种火焰的反射,而不是光的反射。窗格的影子没有显出来,这说明那扇窗子是完全敞开的。当时天气正冷,窗子却开着,真是怪事。出纳员又睡去了。一两个钟头过后,他又醒过来。同样缓而匀的步履声始终在他的头上来来去去。

    反光始终映在墙上,不过现在比较黯淡平稳,好像是一盏灯或一支烛的反射了。窗子却仍旧开着。

    下面便是当晚在马德兰先生房间里发生的事。

    三 脑海中的风暴

    读者一定已经猜到马德兰先生便是冉阿让。

    我们已向那颗良心的深处探望过,现在是再探望的时刻了。我们这样做,不能不受感动,也不能没有恐惧,因为这种探望比任何事情都更加触目惊心。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的异彩、更多的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活动。

    赞美人心,纵使只涉及一个人,只涉及人群中最微贱的一个,也得熔冶一切歌颂英雄的诗文于一炉,赋成一首优越成熟的英雄颂。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污池,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在某些时候你不妨从一个运用心里的人的阴沉面容深入到他的皮里去,探索他的心情,穷究他的思绪。在那种外表的寂静下就有荷马史诗中那种巨灵的搏斗,密尔顿<span class=”” data-note=”密尔顿(Milton,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span>诗中那种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那种幻象的萦绕。人心是广漠寥廓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时往往黯然神伤!

    但丁有一天曾经谈到过一扇险恶的门,他在那门前犹豫过。现在在我们的面前也有那么一扇门,我们也在它门口迟延不进。我们还是进去吧。

    读者已经知道冉阿让从小瑞尔威那次事件发生后的情形,除此以外,我们要补述的事已经不多。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他已是另外一个人了。那位主教所期望于他的,他都已躬行实践了。那不仅是种转变,而是再生。

    他居然做到销声匿迹,他变卖了主教的银器,只留了那两个烛台作为纪念,从这城溜到那城,穿过法兰西,来到滨海蒙特勒伊,发明了我们说过的那种新方法,造就了我们谈过的那种事业,做到自己使人无可捉摸,无可接近,卜居在滨海蒙特勒伊,一面追念那些伤怀的往事,一面庆幸自己难得的余生,可以弥补前半生的缺憾;他生活安逸,有保障,有希望,他只有两种心愿:埋名,立德;远避人世,皈依上帝。

    这两种心愿在他的精神上已紧密结合成为一种心愿了。两种心愿不相上下,全是他念念不忘、行之惟恐不力的;他一切行动,无论大小,都受这两种心愿的支配。平时,在指导他日常行动时,这两种心愿是并行不悖的;使他深藏不露,使他乐于为善,质朴无华;这两种心愿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可是有时也不免发生矛盾。在不能两全时,我们记得,整个滨海蒙特勒伊称为马德兰先生的那个人,决不为后者牺牲前者,决不为自己的安全牺牲品德,他在取舍之间毫不犹豫。因此,他能不顾危险,毅然决然保存了主教的烛台,并且为他服丧,把所有过路的通烟囱孩子唤来询问,调查法维洛勒的家庭情况,并且甘心忍受沙威的那种难堪的隐语,救了割风老头的生命。我们已注意到,他的思想,仿佛取法于一切圣贤忠恕之士,认为自己首要的天职并不在于为己。

    可是,必须指出,类似的情形还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不幸的人的种种痛苦,我们虽然谈了一些,但是支配着他的那两种心愿,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矛盾。沙威走进他的办公室,刚说了最初那几句话,他已模糊然而深切地认识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当他那深埋密隐的名字被人那样突然提到时,他大为惊骇,好像被他那离奇的厄运冲昏了似的;并且在惊骇的过程中,起了一阵大震动前的小颤抖;他埋头曲项,好像暴风雨中的一株栎树,冲锋以前的一个士兵。他感到他头上来了满天乌云,雷电即将交作。听着沙威说话,他最初的意念便是要去,要跑去,去自首,把那商马第从牢狱里救出来,而自受监禁;那样想是和椎心刺骨一样苦楚创痛的;随后,那种念头过去了,他对自己说:“想想吧!想想吧!”他抑制了最初的那种慷慨心情,在英雄主义面前退缩了。

    他久已奉行那主教的圣言,经过了多年的忏悔和忍辱,他修身自赎,也有了值得乐观的开端,到现在,他在面临那咄咄逼人的逆境时,如果仍能立即下定决心,直赴天国所在的深渊,毫不返顾,那又是多么豪放的一件事;那样做,固然豪放,但他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必须认清楚他心中的种种活动,我们能说的也只是那里的实际情况。最初支配他的是自卫的本能;他连忙把自己的多种思想集中起来,抑制冲动,注意眼前的大祸害沙威,恐怖的心情使他决定暂时不作任何决定,胡乱地想着他应当采取的办法,力持镇定,好像一个武士拾起他的盾一样。

    那一天余下的时间,他便是这种样子,内心思潮起伏,外表恬静自如;他只采取一种所谓的“自全方法”。一切还是混乱的,并且在他的脑子里互相冲突,心情的骚乱使他看不清任何思想的形态;对自己他什么也说不上来,只知道刚刚受到了猛烈的打击。他照常到芳汀的病榻旁边去,延长了晤谈的时间,那也只是出自为善的本性,觉得应当如此而已。他又把她好好托付给姆姆们,以防万一。他胡乱猜想,也许非到阿拉斯去走一趟不可了,其实他对那种远行,还完全没有决定,他心想他绝没有遭到别人怀疑的危险,倒不妨亲自去看看那件事的经过,因此他订下了斯戈弗莱尔的车子,以备不时之需。

    他用了晚餐,胃口还很好。

    他回到自己房里,开始考虑。

    他研究当时的处境,觉得真是离奇,闻所未闻。离奇到使他在心思紊乱之中起了一种几乎不可言喻的急躁情绪,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去把房门闩上。他恐怕还会有什么东西进来。他严阵以待可能发生的事。

    过了一会,他吹熄了烛。烛光使他烦懑。

    他仿佛觉得有人看见他。

    有人,谁呢?

    咳!他想要摒诸门外的东西终于进来了,他要使它看不见,它却偏望着他。这就是他的良心。

    他的良心,就是上帝。

    可是,起初,他还欺骗自己;他自以为身边没有旁人,不会发生意外;既然已经闩上门,便不会有人能动他;熄了烛,便不会有人能看见他。那么他是属于自己的了;他把双肘放在桌子上,头靠在手里,在黑暗里思索起来。

    “我怎么啦?”“我不是在做梦吧?”“他对我说了些什么?”“难道我真看见了那沙威,他真向我说了那样一番话吗?”“那个商马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真像我吗?”“那是可能的吗?”“昨天我还那样安静,也绝没有想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昨天这个时候我在干些什么?”“这件事里有些什么问题?”“将怎样解决呢?”“怎么办?”

    他的心因有着那样的烦恼而感到困惑。他的脑子也已失去了记忆的能力,他的思想,波涛似的,起伏翻腾。他双手捧着头,想使思潮停留下来。

    那种纷乱使他的意志和理智都不得安宁,他想从中理出一种明确的见解和一定的办法,但是他获得的,除苦恼外一无所有。

    他的头热极了。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整个推开。天上没有星。他又回来坐在桌子旁边。

    第一个钟头便这样过去了。

    渐渐地,这时一些模糊的线索在他的沉思中开始形成固定下来了,他还不能看清整个问题的全貌,但已能望见一些局部的情况,并且,如同观察实际事物似的,相当清晰了。

    他开始认清了这样一点,尽管当时情况是那样离奇紧急,他自己还完全能居于主动地位。

    他的惊恐越来越大了。

    直到目前为止,他所作所为仅仅是在掘一个窟窿,以便掩藏他的名字,这和他行动所向往的严正虔诚的标准并不相干。当他扪心自问时,当他黑夜思量时,他发现他向来最怕的,便是有一天听见别人提到那个名字;他时常想到,那样就是他一切的终结;那个名字一旦重行出现,他的新生命就在他的四周毁灭,并且,谁知道?也许他的新灵魂也在他的心里毁灭。每当他想到那样的事是完全可能发生时,他就会颤抖起来。假使当时有人向他说将来有一天,那个名字会在他耳边轰鸣,冉阿让那几个丑恶不堪的字会忽然从黑暗中跳出来,直立在他前面;那种揭穿他秘密的强烈的光会突然在他头上闪耀;不过那人同时又说,这个名字不会威胁他,那种光还可能使他的隐情更加深密,那条撕开了的面纱也可能增加此中的神秘,那种地震可能巩固他的屋宇,那种非常的变故得出的结果,假使他本人觉得那样不坏的话,便会使他的生存更加光明,同时也更难被人识破,并且这位仁厚高尚的士绅马德兰先生,由于那个伪冉阿让的出现,相形之下,反会比以前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崇高,更加平静,也更加受人尊敬……假使当时有人向他说了这一类的话,他一定摇头,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这一切刚才恰巧发生了,这一大堆不可能的事竟成为事实了,上帝已允许把那些等于痴人说梦的事变成了真正的事!

    他的梦想继续明朗起来。他对自己的地位越看越清楚了。

    他仿佛觉得他刚从一场莫名其妙的梦里醒过来,又看见自己正在黑夜之中,从一个斜坡滑向一道绝壁的最边上;他站着发抖,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地位。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不相识的人,一个陌生人的黑影,命运把那人当作他自己,要把他推下那深坑。为了填塞那深坑,就必须有一个人落下去,他自己也许就是那个人。

    他只好听其自然。

    事情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这样认识:他在监牢里的位子还是空着的,躲也无用,那位子始终在那里等着他,抢小瑞尔威的事又要把他送到那里去,那个空位子一直在等着他,拖他,直到他进去的那一天,这是无法避免、命中注定的。随后,他又向自己说,这时他已有了个替身,那个叫商马第的活该倒霉,至于他,从今以后,可以让那商马第的身体去坐监,自己则冒马德兰先生的名生存于社会,只要他不阻止别人把那个和墓石一样、一落永不再起的罪犯的烙印印在那商马第的头上,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事了。

    这一切都是那样强烈,那样奇特,致使他心中忽然起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冲动,那种冲动,是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感到两三次以上的,那是良心的一种激发,把心中的暧昧全部激发起来,其中含有讥刺、欢乐和失望,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心的一种狂笑。

    他又连忙点起了他的蜡烛。

    “什么!”他向自己说道,“我怕什么?我何必那样去想呢?我已经得救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原来只剩下一扇半开的门,从那门里,我的过去随时可以混到我的生命里来,现在那扇门已经堵塞了!永远堵塞了!沙威那个生来可怕的东西,那头凶恶的猎狗,多少年来,时时使我心慌,他好像已识破了我,确实识破了我,天呵!并且无处不尾随着我,随时都窥伺着我,现在却被击退了,到别处忙去了,绝对走入歧途了!他从此心满意足,让我逍遥自在了,他逮住了他的冉阿让!谁知道,也许他还要离开这座城市呢!况且这一经过与我无关!我丝毫不曾过问!呀,不过这里有些什么不妥的呢!等会儿看见我的人,说老实话,还以为我碰到了什么倒霉事呢!总而言之,假使有人遭殃,那完全不是我的过错。主持一切的是上天。显然是天意如此!我有什么权利扰乱上天的安排呢?我现在还要求什么?我还要管什么闲事?那和我不相干。怎么!我不满意!我究竟需要什么?多年来我要达到的目的,我在黑夜里的梦想,我向上天祷祝的愿望——安全——我已经得到了。要这样办的是上帝。我绝不应当反抗上帝的意旨。并且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了要使我能继续我已开始了的工作,使我能够行善,使我将来成为一个能起鼓舞作用的伟大模范,使我能说我那种茹苦含辛、改邪归正的美德到底得了一点善果!我实在不懂,我刚才为什么不敢到那个诚实的神甫家里去,认他做一个听忏悔的教士,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他,请求他的意见,他说的当然会是同样的一些话。决定了,听其自然!接受慈悲上帝的安排!”

    他在他心灵深处那样自言自语,我们可以说他在俯视他自己的深渊。他从椅子上立起身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必再想了,”他说。“决计这么办!”但是他丝毫不感到快乐。

    他反而感到不安。

    人不能阻止自己回头再想自己的见解,正如不能阻止海水流回海岸。对海员说,那叫做潮流;对罪人说,那叫做悔恨。上帝使人心神不定,正如起伏的海洋。

    过了一会,他白费了劲,又回到那种沉闷的对答里去自说自听,说他<s></s>所不愿说,听他所不愿听的话,屈服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面,这一神秘力量向他说“想!”正如两千年前向另一个就刑的人说“走!”一样。

    我们暂时不必谈得太远,为了全面了解,我们得先进行一种必要的观察。

    人向自己说话,那是确有其事,有思想活动的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并且我们可以说,语言在人的心里,从思想到良心,又从良心回到思想是一种灿烂无比的神秘。在这一章里,时常提到“他说,他喊道”这样的字眼,我们只应从上面所说的那种意义去理解它们。人向自己述说,向自己讲解,向自己叫喊,身外的寂静却依然如故。有一种大声的喧哗,除口以外一切都在我们的心里说话。心灵的存在并不因其完全无形无体而减少其真实性。

    于是他问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那“既定办法”上进行问答。他向自己供认,刚才他在心里作出的那种计划是荒谬的。“听其自然,接受慈悲上帝的安排”,纯粹是丑恶可耻的。让那天定的和人为的乖误进行到底,而不加以阻止,噤口不言,毫无表示,那样正是积极参与了一切乖误的活动,那是最卑鄙、丧失人格的伪善行为!是卑污、怯懦、阴险、无耻、丑恶的罪行!

    八年来,那个不幸的人初次尝到一种坏思想和坏行为的苦味。

    他心中作恶,一口吐了出来。

    他继续反躬自问。他严厉地责问自己,所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承认自己生在人间,确有一种目的。但是什么目的呢?隐藏自己的名字吗?蒙蔽警察吗?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事业,仅仅是为了那一点点小事吗?难道他没有另外一个远大的、真正的目的吗?救他的灵魂,而不是救他的躯体。重做诚实仁善的人。做一个有天良的人!难道那不是对他一生的抱负和主教对他的期望的惟一重要的事情吗?斩断已往的历史?但是他并不是在斩断,伟大的上帝,而是在做一件丑事并把它延续下去!他又在做贼了,并且是最丑恶的贼!他偷盗另一个人的生活、性命、安宁和在阳光下的位子!他正在做杀人的勾当!他杀人,从精神方面杀害一个可怜的人!他害他受那种残酷的活死刑,大家叫做苦牢的那种过露天生活的死刑。从反面着想,去自首,救出那个蒙不白之冤的人,恢复自己的真面目,尽自己的责任,重做苦役犯冉阿让,那才真正是洗心革面、永远关上自己所由出的那扇地狱之门!外表是重入地狱,实际上却是出地狱!他必须那样做!他如果不那样做,便是什么也没有做!他活着也是枉然,他的忏悔也全是白费,他以后只能说:“活着有什么意义?”他觉得那主教和他在一道,主教死了,但却更在眼前,主教的眼睛盯着他不动,从今以后,那个德高望重的马德兰市长在他的眼里将成为一个面目可憎的人,而那个苦役犯冉阿让却成了纯洁可亲的人。人们只看见他的外表,主教却看见他的真面目。人们只看见他的生活,主教却看见他的良心,因此他必须去阿拉斯,救出那个假冉阿让,揭发这个真冉阿让!多么悲惨的命运!这是最伟大的牺牲,最惨痛的胜利,最后的难关;但是非这样不可。悲惨的身世!在世人眼中他只有重蒙羞辱,才能够达到上帝眼中的圣洁!

    “那么,”他说,“走这条路吧,尽我的天职!救出那个人!”

    他大声地说了那些话,自己并不觉得。

    他拿起他的那些书,检查以后,又把它们摆整齐。他把一些告急的小商人写给他的债券,整扎的一齐丢在火里。他写了一封信,盖了章,假使当时有人在他房里,便可以看见信封上写的是“巴黎-阿图瓦街-银行经理拉菲特先生”。

    他从一张书桌里取出一个皮夹,里面有几张钞票和他那年参加选举用的身份证。

    看见他这样一面沉痛地思考一面完成那些杂事的人,一定可以想见他心里的打算。不过有时他的嘴唇频频启闭,另外一些时候他抬头望着墙上随便哪一点,好像恰巧在那一点上他有需要了解或询问的东西。

    他写完了给拉菲特先生的那封信以后,便把信和那皮夹一同插在衣袋里,又开始走起来。

    他的萦想一点没有转变方向。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应做的事已用几个有光的字写出来了,这些字在他眼前发出火焰,持久不灭,并且随着他的视线移动:“去!说出你的姓名!自首!”

    同时他又看见自己一向认为处世原则的那两种心愿“埋名”“立德”,好像有了显著的形状,在他眼前飘动。他生平第一次感到那两种愿望是绝不相容的,同时他看出了划分它们的界线。他认识到那两种愿望中的一种是好的,另外一种却可以成为坏事;前者济世,后者谋己;一个说“为人”,一个说“为我”;一个来自光明,一个来自黑暗。

    它们互相斗争,他看着它们斗争。他一面想,它们也一面在他智慧的眼前扩大起来;现在它们有了巨大的身材;他仿佛看见在他自己心里,在我们先前提到的那种广漠辽廓的天地里,在黑暗和微光中,有一个女神和一个女魔,正在酣战。

    他异常恐惧,但是他觉得善的思想胜利了。

    他觉得他接近了自己良心和命运的另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主教标志他新生命的第一阶段,商马第标志它的第二阶段。严重的危机之后,又继以严重的考验。

    到这时,他胸中平息了一会的烦懑又渐渐起来了。万千思绪穿过他的脑海,但是更加巩固了他的决心。

    他一时曾对自己说过:“他对这件事也许应付得太草率了,究其实,商马第也并不在乎他这样作的,总而言之,他曾偷过东西。”

    他回答自己说:“假使那个人果真偷过几个苹果,那也不过是一个月的监禁问题。这和苦役大不相同。并且谁知道他偷了没有?证实了没有?冉阿让这个名字压在他头上,好像就可以不需要证据了。钦命检察官岂不常常那样做吗?大家以为他是盗贼,只是因为知道他做过苦役犯。”

    在另一刹那,他又想到,在他自首以后,人家也许会重视他在这一行动中表现的英勇,考虑到他七年来的诚实生活和他在地方上起过的作用因而赦免他。

    但是那种假想很快就消失了,他一面苦笑,一面想到他既抢过小瑞尔威的四十个苏,人家就可以加他以累犯的罪名,那件案子一定会发作,并且依据法律明白规定的条文,可以使他服终身苦役。

    他丢开一切幻想,逐渐放弃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想到别处去找安慰和力量。他向自己说他应当尽他的天职;他在尽了天职以后,也许并不见得会比逃避天职更痛苦些;假使他“听其自然”,假使他待在滨海蒙特勒伊不动,他的尊荣、他的好名誉、他的善政、他受到的敬重尊崇、他的慈善事业、他的财富、他的名望、他的德行都会被一种罪恶所污染;那一切圣洁的东西和那种丑恶的东西搀杂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反之,假使他完成自我牺牲,入狱,受木柱上的捶楚,背枷,戴绿帽,做没有休息的苦工,受无情的羞辱,倒还可以有高洁的意境!

    最后,他向自己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他的命运是这样注定了的,他没有权力变更上天的旨意,归根到底,他得选择,或者外君子而内小人,或是圣洁其中而羞辱其外。

    那么多愁惨的想法在心里起伏,他的勇气并不减少,但是他的脑子疲乏了。他开始不自主地想到一些旁的事,一些毫无关系的事。

    他鬓边的动脉强烈地搏动。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夜半的钟声,起初在礼拜堂、继又在市政厅都报过时了。他数着那两口钟的十二响,又比较它们的声音。这时,他想到前几天,在一个收买破铜烂铁的商人家里,看见有口古钟出卖,钟上有这样一个名字:罗曼维尔的安东尼·阿尔班。

    他觉得冷。生了一点火。他没有想到关上窗子。

    这时,他又堕入恐怖中了。他竟回忆不起自己在午夜以前思考过的事,他作了极大的努力,后来总算想起来了。

    “呀!对了,”他向自己说,“我已经决定自首。”

    过后,他忽然一下想到了芳汀。

    “啊呀,”他说,“还有那个可怜的妇人!”

    想到这里,一个新的难关出现了。

    突然出现在他萦想中的芳汀,好像是一道意外的光。他仿佛觉得他四周的一切全变了样子,他喊道:

    “哎哟,可了不得!直到现在,我还只是在替自己着想!我还只注意到我自己的利害问题。我可以一声不响也可以公然自首,可以隐藏我的名字或是挽救我的灵魂,做一个人格扫地而受人恭维的官吏,或是一个不名誉而可敬的囚徒,那是我的事,始终是我的事,仅仅是我的事!但是我的上帝,那完全是自私自利!那是自私自利的不同形式,但是总还是自私自利!假使我稍稍替旁人着想呢?最高的圣德便是为旁人着想。想想,研究研究。我被抛弃了,我被消灭了,我被遗忘了,结果会发生什么事呢?假使我自首呢?他们捉住我,释放那商马第,把我再关在牢里,好的。往后呢?这里将成什么局面呢?呀!这里有地,有城,有工厂,有工业,有工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公公,有小孩子,有穷人!我创造了这一切,我维持着这一切人的生活;凡是有一个冒烟的烟囱的地方,都是由我把柴送到火里,把肉送到锅里的;我使人们生活安乐,金融周转,我举办信用贷款;在我以前,一无所有;我扶植,振兴,鼓舞,丰富,推动,繁荣了整个地方;失去了我,便是失去了灵魂。我退避,一切都同归于尽。还有那妇人,那个饱尝痛苦、舍身成仁、由我失察而颠连无告的妇人!还有那孩子,我原打算把她带来,带到她母亲身边,并且我已有话在先!那妇人的苦难既然是我造成的,难道我就没有一点补偿的义务吗?假使我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母亲丧命,孩子流离失所。那将是我自首的结果。假使我不自首呢?想想,假使我不自首呢?”

    在向自己提出那个问题之后,他愣住了。他仿佛经过了一阵迟疑和战栗,但是那一会儿并不长,他镇静地回答自己说:

    “那么,那个人去坐苦役牢,那是真的,不过,真见鬼,他自己做了贼!我说他没有做贼,也是徒然,他做了贼!我呢?我留在这里,继续我的活动。十年以后,我可以赚一千万,我把这些钱散在地方上,自己一文不留,那有什么要紧?我做的事并不是为了自己!大家日益富裕,工业发展,兴旺,制造厂和机器厂越来越多,家庭,千百个家庭都快乐,地方人口增加,在只有几户农家的地方,出现乡镇,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出现农村,穷困不存,随着穷困的消灭,所有荒淫、娼妓、盗窃、杀人,一切丑行,一切罪恶,全都绝迹!那个可怜的母亲也可以抚养她的孩子!整个地方的人都富裕,诚实!啊呀!我刚才疯了,发昏了,我说什么自首来着?真是,我应当小心,凡事不可躁进。也难怪!因为我也许喜欢做一个伟大慷慨的人,说来说去,还是一套欺世盗名的把戏,因为我也许只想到自己,只想到我个人,如是而已!为了救一个人,其实他罪有应得,我把他的苦处想得太过火了,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个什么人,一个贼,一个坏蛋,那是肯定的,为了救那么一个人而使整个地方受害!让那个可怜的妇人死在医院里!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死在路旁!和狗一样!呀!那多么惨!那母亲和她的孩子连再见一面也不可能!那孩子连母亲也几乎还不认识!况且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自作自受、偷苹果的老畜生,他去服他的终身苦役,如果不是为了偷苹果,也一定还做了别的事!我多么虚心,多么高尚,为了救一个犯罪的人,竟不惜牺牲许多无罪的人。那老流氓即使要活,也活不了几年了,并且他坐牢并不见得会比住在他那破顶楼里更苦,为了救那样一个老流氓,竟不惜牺牲全体人民,母亲们、妻子们、孩子们!那可怜的小珂赛特,她在世上只有我这样一个依靠,现在她一定在那德纳第家的破洞里冻到发青了!那两个家伙?也都不是好东西!我对那一切可怜的人将不能尽责了!我去自首!我去做那种糊涂透顶的傻事!让我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对我来说,假设在这件事里的行为是坏的,总有一天我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可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去接受那种只牵涉到我个人的谴责,我不顾自己灵魂的堕落,而仍去完成那种坏行动,那样才真是忠诚,那样才真是美德。”

    他起立,又走起来。这一次他仿佛觉得还满意。

    在泥土下黑暗的地方才能发现金刚钻,在深入缜密的思想中才能发现真理。他仿佛觉得在最黑暗的地方深入摸索了一阵以后,他终于获得了那么一颗金刚钻,那么一点真理;他握在手里望着,他望得眼睛都花了。

    “是的,”他想,“就是这样。我找到了真理。我有了办法。我到底掌握了一点东西。我已经下了决心。由它去!不必再犹豫,不必再退缩。这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不是为我。我是马德兰,我仍旧做马德兰。让那个叫冉阿让的人去受苦!冉阿让已不是我了。我不认识那个人,我已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假使在这时有个人做了冉阿让,让他自己去想办法!那和我不相干。那个名字是一个在黑夜里飘荡的鬼魂,假使它停下来,落在谁的头上,便该谁倒霉!”

    他对着壁炉上的一面小镜子望了望自己,说道:

    “真奇怪!有了办法,我心里立刻舒服了!我现在完全是两回事了。”

    他又走了几步,随后又忽然站住:

    “干吧!”他说,“不应当在既定办法的任何后果上面迟疑。现在我和冉阿让仍旧是藕断丝连的。应当斩断那些丝!这里,就在这房间里,有些东西可以暴露我的过去,一些不能说话而可以作证的东西,说定了,应当把它们完全消灭。”

    他搜着自己的衣袋,从里面抽出他的钱包,打开来,拿出一把钥匙。

    他把这把钥匙插在一个锁眼里,那锁眼隐藏在裱壁纸上花纹颜色最深的地方,几乎是看不见的。一层夹壁开开了,那是一种装在墙角和壁炉台间的假橱。在那夹壁里只有几件破衣,一件蓝粗布罩衫,一条旧罩裤,一只旧布袋,一根两端镶了铁的粗刺棍。看见过冉阿让在一八一五年十月间穿过迪涅城的那些人,都能一眼认出那种褴褛服装的全套行头。

    他保存了那些东西,正如他保存那两个银烛..台一样,为的是使自己永远不忘自己的出身。不过他把来自监狱的那些东西藏了起来,把来自主教的两个烛台陈设给人家看。

    他向房门偷看了一眼,那扇门虽然上了闩,好像他仍旧害怕它会开开似的;随后他用一种敏捷急促的动作把所有的东西,破衣、棍子、口袋,一手抱起,全丢在火里,对自己那样小心谨慎、冒着危险、收藏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他又把那假橱关上,它既是空的,此后也用不着了,但为了加紧提防,他仍然推上一件大家具,堵住橱门。

    几秒钟过后,那屋子里和对面墙上都映上了一片强烈的、颤巍巍的红光。一切都烧了。那根刺棍烧得劈啪作声,火星直爆到屋子中间。

    那只布袋,在和它里面的那些褴褛不堪的破布一同焚化时,露出了一件东西,落在灰里,闪闪发光。假使有人弯着腰,就不难看出那是一枚银币。那一定是从那通烟囱的小瑞尔威抢来的那枚值四十个苏的钱了。

    他呢,并不望火,只管来回走,步伐始终如一。

    他的视线忽然落到壁炉上被火光映得隐隐发亮的那两个银烛台上。

    “得!”他想道,“整个冉阿让都还在这里面。这玩意儿也得毁掉。”

    他拿起那两个烛台。

    火力还够大,很容易使它们失去原来的形状,烧成不能辨认的银块。

    他在炉前弯下腰去,烘了一回火,他确实舒服了一阵。

    “好火!”他说。

    他拿着两个烛台中的一个去拨火。

    一分钟后,两个全在火里了。

    这时,他仿佛听见有个声音在他心里喊:

    “冉阿让!冉阿让!”

    他头发竖起来了,好像成了一个听到恐怖消息的人。

    “对!没有错,干到底!”那声音说。“做完你现在做的事!毁了那两个烛台!消灭那种纪念品!忘掉那主教!忘掉一切!害死那商马第!干吧,这样好。称赞你自己!这样,说定了,下过决心了,一言为定,那边有个人,一个老头,他不知道人家打算怎样对付他,他也许什么事也没做过,是一个无罪的人,他的苦难全是由你那名字惹起的,他被你那名字压在头上,就好像有了罪,他将因你而被囚,受惩罚,他将在唾骂和悚惧当中结束他的生命。那好。你呢?做一个诚实的人。仍旧做市长先生,可尊可敬的,确也受到尊敬,你繁荣城市,接济穷人,教养孤儿,过快乐日子,俨然是个君子,受人敬佩,与此同时,当你留在这里,留在欢乐和光明中时,那边将有一个人穿上你的红褂子,顶着你的名字,受尽羞辱,还得在牢里拖着你的铁链!是呀,这种办法,是正当的!呀!无赖!”

    汗从他额头上流出来。他望着那两个烛台,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在他心里说话的那声音还没有说完。它继续说:

    “冉阿让!在你的前后左右将有许多欢腾、高呼、赞扬你的声音,只有一种声音,一种谁也听不见的声音,要在黑暗中诅咒你。那么!听吧,无耻的东西!那一片颂扬的声音在达到天上以前,全会落下,只有那种诅咒才能直达上帝!”

    那说话的声音,起初很弱,并且是从他心中最幽暗的地方发出来的,一步一步,越来越洪亮越惊人,现在他听见已在他耳边了。他仿佛觉得它起先是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现在却在他的外面说话了。最后的那几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他毛骨耸然,向房里四处看了一遍。

    “这里有人吗?”他惝恍迷离地高声问着。

    随后他笑出来了,仿佛是痴子的那种笑声,他接着说:

    “我多么糊涂!这里不可能有人。”

    那里有人,但是在那里的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人。

    他又把那两个烛台放在壁炉上。

    于是他又用那种单调、沉郁的步伐走来走去,把睡在他下面的那个人从梦中惊到跳了起来。

    那样走动,使他舒适了一些,同时也使他兴奋。有时,人在无可奈何的关头总喜欢走动,仿佛不断迁移地方,便会碰见什么东西,可以向它征询意见。过了一会儿,他又摸不着头脑了。

    现在他对自己先后轮流作出决定的那两种办法,同样感到畏缩不前。涌上他心头的那两种意见,对他好像都是绝路。何等的厄运!拿了商马第当他,何等的遭遇!当初上帝仿佛要用来锻炼他的那种方法,现在正使他陷于绝境了!

    对未来,他思考了一下。自首,伟大的上帝!自投罗网!他面对他所应当抛弃和应当再拿起的那一切东西,心情颓丧到无以复加。那么,他应当向那么好、那么干净、那么快乐的生活,向大众的尊崇、荣誉和自由告别了!他不能再到田野里去散步了,他也再听不到阳春时节的鸟叫了,再不能给小孩子们布施了!他不能再感受那种表示感激敬爱而向他注视的和蔼目光了!他将离开这所他亲手造的房子,这间屋子,这间小小的屋子!所有一切,这时对他都是妩媚可爱的。他不能再读这些书了,不能再在这小小的白木桌上写字了!他那惟一的女仆,那看门的老妇人,不会再在早晨把咖啡送上来给他了。伟大的上帝!代替这些的是苦役队,是枷,是红衣,是脚镣,是疲劳,是黑屋,是帆布床和大家熟悉的那一切骇人听闻的事。在他那种年纪,在做过他那样的人以后!假使他还年轻!但是,他老了,任何人都将以“你”称呼他,受禁子的搜查,挨狱警的棍子!赤着脚穿铁鞋!早晚把腿伸出去受检验链锁人的锤子!忍受外国人的好奇心,会有人向他们说:“这一个便是做过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的那个著名的冉阿让!”到了晚上,流着汗,疲惫不堪,绿帽子遮在眼睛上,两个两个地在警察的鞭子下,由软梯爬上战船的牢房里去!呵!何等的痛苦!难道天意也能像聪明人一样残酷,也能变得和人心一样暴戾吗!

    无论他怎样做,他总是回到他沉思中的那句痛心的、左右为难的话上: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

    怎样办,伟大的上帝!怎样办?

    他费了无穷的力才消释了的那种烦恼又重新涌上了心头。他的思想又开始紊乱起来。人到了绝望时思想便会麻痹,不受控制。罗曼维尔那个名字不时回到他的脑海中来,同时又联想到他从前听过的两句歌词上。他想起罗曼维尔是巴黎附近的一处小树林,每逢四月,青年情侣总到那里去采丁香。

    他的心身都摇曳不定,他好像一个没人扶的小孩,跌跌撞撞地走着。

    有时他勉强提起精神,克服疲倦。他竭力想作最后一次努力,想把那个使他疲惫欲倒的问题正式提出来,应当自首?还是应当缄默?结果他什么都分辨不出。他在梦想中凭自己的理智,就各种情况初步描摹出来的大致轮廓,都一一烟消云散了。不过他觉<q></q>得,无论他怎样决定,他总得死去一半,那是必然的,无可幸免的;无论向右或向左,他总得进入坟墓;他已到了垂死的时候,他的幸福的死或是他的人格的死。

    可怜!他又完全回到了游移不定的状态。他并不比开始时有什么进展。

    这个不幸的人老是在苦恼下挣扎。在这苦命人之前一千八百年,那个汇集了人类一切圣德和一切痛苦于一身的神人,正当橄榄树在来自太空的疾风中颤动时,也曾把那杯在星光下显得阴森惨暗的苦酒推到一边,久久低回不决呢。

    四 痛苦在睡眠中的形状

    早晨三点刚刚敲过,他那样几乎不停地走来走去,已有五个钟头了。后来,他倒在椅子上。

    他在那上面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

    那梦,和大多数的梦一样,只是和一些惨痛莫名的情况有关连,但是他仍然受了感动。那场噩梦狠狠地打击了他,使他后来把<q></q>它记了下来。这是他亲笔写好留下来的一张纸。我们认为应在此把这一内容依照原文录下。

    无论那个梦是什么,假使我们略过不提,那一夜的经过便不完全。那是一个害着心病的人的一段辛酸的故事。

    下面便是。在那信封上有这样一行字:“我在那晚做的梦。”

    <small>我到了田野间。那是一片荒凉辽阔、寸草不生的田野。我既不觉得那是白天,也不觉得是黑夜。</small>

    <small>我和我的哥,我童年时的哥,一同散步;这个哥,我应当说,是我从来没有想起,而且几乎忘了的。</small>藏书网

    <small>我们在闲谈,又碰见许多人走过。我们谈到从前的一个女邻居,这个女邻居,自从她住在那条街上,便时常开着窗子工作。我们谈着谈着,竟因那扇开着的窗子而觉得冷起来了。</small>

    <small>田野间没有树。</small>

    <small>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我们身边走过。那人赤身露体,浑身灰色,骑着一匹土色的马。那人没有头发;我们看见他的秃顶和顶上的血管。他手里拿着一条鞭子,像葡萄藤那样软,又像铁那么重。那骑士走了过去,一句话也没有和我们说。</small><q></q>

    <small>我哥向我说:“我们从那条凹下去的路走吧。”</small>

    <small>那里有一条凹下去的路,路上没有一根荆棘,也没有一丝青苔。一切全是土色的,连天也一样。走了几步以后,我说话,却没有人应我,我发现我的哥已不和我在一道了。</small>

    <small>我望见一个村子,便走进去。我想那也许是罗曼维尔。(为什么是罗曼维尔呢?)<span class=”” data-note=”括弧是冉阿让加的。——原注。”></span></small>

    <small>我走进的第一条街,没有人,我又走进第二条街。在转角的地方,有个人靠墙立着。我向那人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到了哪里?”那人不回答。我看见一扇开着的墙门,我便走进去。</small>

    <small>第一间屋子是空的。我走进第二间。在那扇门的后面,有个人靠墙立着。我问那人:“这房子是谁的?我是在什么地方?”那人不回答。那房子里有一个园子。</small>

    <small>我走出房子,走进园子。园子是荒凉的。在第一株树的后面,我看见一个人立着。我向那人说:“这是什么园子?我在什么地方?”那人不回答。</small>

    <small>我信步在那村子里走着,我发现那是个城。所有的街道都是荒凉的,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没有一个人在街上经过,也没有人在房里走或是在园里散步。但在每一个墙角上、每扇门后面、每株树的背后,都立着一个不开口的人。每次总只有一个,那些人都望着我走过去。</small>

    <small>我出了城,在田里走。</small>

    <small>过了一会,我回转头,看见一大群人跟在我后面走来。我认出了那些人,全是我在那城里看见过的。他们的相貌是奇形怪状的。他们好像并不急于赶路,但他们都比我走得快。他们走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下子,那群人追上了我,把我围了起来。那些人的面色都是土色的。</small>

    <small>于是,我在进城时最初见到并向他问过话的那个人向我说:</small>

    <small>“您往哪儿去?难道您不知道您早就死了吗?”</small>

    <small>我张开嘴,正要答话,但是我看见四周绝没有一个人。</small>

    他醒过来,冻僵了。一阵和晨风一样冷的风把窗板吹得在开着的窗门臼里直转。火已经灭了。蜡烛也快点完了。仍旧是黑夜。

    他立起来,向着窗子走去,天上始终没有星。

    从他的窗口,可以望见那所房子的天井和街道。地上忽然发出一种干脆而结实的响声,他便朝下望。

    他看见在他下面有两颗红星,它们的光在黑影里忽展忽缩,形状奇怪。

    由于他的思想仍半沉在梦境里,他在想:“奇怪!天上没有星,它们现在到地上来了。”

    这时,他才从梦中渐渐清醒过来,一声和第一次相同的响声把他完全惊醒了,他注意看,这才看出那两颗星原来是一辆车子上的挂灯。从那两盏挂灯射出的光里,他可以看出那辆车子的形状。那是一辆小车,驾着一匹白马。他先头听见的便是马蹄踏地的响声。

    “这是什么车子?”他向自己说,“谁这样一清早就来了?”

    这时,有个人在他房门上轻轻敲了一下。

    他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噤,怪声叫道:

    “谁呀?”

    有个人回答:

    “是我,市长先生。”

    他听出那老妇人——他的门房的嗓子。

    “什么事?”他又问。

    “市长先生,快早晨五点了。”

    “这告诉我干什么?”

    “市长先生,车子来了。”

    “什么车子?”

    “小车。”

    “什么小车?”

    “难道市长先生没有要过一辆小车吗?”

    “没有。”他说。

    “那车夫说他是来找市长先生的。”

    “哪个车夫?”

    “斯戈弗莱尔先生的车夫。”

    “斯戈弗莱尔先生?”

    那个名字使他大吃一惊,好像有道电光在他的面前闪过。

    “呀!对了!”他回答说,“斯戈弗莱尔先生。”

    当时那老妇人如果看见了他,她一定会被他吓坏的。

    他一声不响,停了好一阵。他呆呆地望着那支蜡烛的火焰,又从烛心旁边取出一点火热的蜡,在指间抟着。那老妇人等了一阵,才壮起胆子,高声问道:

    “市长先生,我应当怎样回复呢?”

    “您说好的,我就下来。”

    五 车轮里的棍

    当时,从阿拉斯到滨海蒙特勒伊的邮政仍使用着帝国时代的那种小箱车。那箱车是种两轮小车,内壁装了橙黄色的革,车身悬在螺旋<cite></cite>式的弹簧上,只有两个位子,一个是给邮差坐的,一个是备乘客坐的。车轮上面装有那种妨害人的长毂,使旁的车子和它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今日在德国的道路上还可以看见那种车子。邮件箱是一只长方形的大匣子,装在车子的后部,和车身连成一体。箱子是黑漆的,车身则是黄漆。

    那种车子有一种说不出的佝偻丑态,在今日已没有什么东西和它相似的了;我们远远望见那种车子走过,或见它在地平线上沿路匍匐前进,它们正像,我想是,大家称作白蚁的那种有白色细腰、拖着庞大臀部的昆虫。但是它们走得相当快。那种箱车在每天晚上一点,在来自巴黎的邮车到了以后,便从阿拉斯出发,快到早晨五点时,便到了滨海蒙特勒伊。

    那天晚上,经爱司丹去滨海蒙特勒伊的箱车,在<q></q>正进城时,在一条街的转角处,撞上了一辆从对面来的小车,那小车是由一匹白马拉的,里面只有一个围着斗篷的人。小车的车轮受了一下颇猛的撞击,邮差叫那人停下来,但是那驾车的人不听,照旧快步趱赶,继续他的行程。

    “这真是个鬼一样性急的人!”那邮差说。

    那个匆忙到那种程度的人,便是我们刚才看见在狠命挣扎、确实值得怜悯的那个人。

    他去什么地方?他不能说。他为什么匆忙?他不知道。他毫无目的地向前走。什么方向呢?想必是阿拉斯,但是他也许还要到别处去。有时,他觉得他会那样作,他不禁战栗起来。他沉没在那种黑夜里,如同沉没在深渊中一样。有样东西在推他,有样东西在拖他。他心里的事,这时大概没有人能说出来,但将来大家全会了解的。在一生中谁一次也不曾进入那种渺茫的幽窟呢?

    况且他完全没有拿定主意,完全没有下定决心,完全没有选定,一点没有准备。他内心的一切活动全不是确定的。他完完全全是起初的那个样子。

    他为什么去阿拉斯?

    他心里一再重复着他在向斯戈弗莱尔定车子时曾向自己说过的那些话:“不论结果是什么,也绝不妨亲眼去看一下,亲自去判断那些事”;“为谨慎起见,也应当了解一下经过情形”;“没有观察研究,就做不出任何决定”;“离得远了,总不免遇事夸张,一旦看见了商马第这个无赖,自己的良心也许会大大地轻松下来,也就可以让他去代替自己受苦刑”;“沙威当然会在那里,还有那些老苦役犯布莱卫、舍尼杰、戈什巴依,从前虽然认识他,但现在决不会认出他”;“啐!胡想!”“沙威还完全睡在鼓里呢”;“一切猜想和一切怀疑,都集中在商马第身上,并且猜想和怀疑都是最顽固的东西”;“因此绝没有危险”。

    那当然还是不幸的时刻,但是他不会受牵累;总之,无论他的命运会怎样险恶,他总还把它捏住在自己的手中;他是他命运的主人。他坚持那种想法。

    实际上,说句真话,他更喜欢能不去阿拉斯。

    可是他去了。

    他一面思前想后,一面鞭马,那马稳步踏实,向前趱进,每小时要走二法里半。

    车子越前进,他的心却越后退。

    破晓时,他已到了平坦的乡间,滨海蒙特勒伊城已经远远落在他的后面。他望着天边在发白;他望着,却不看见,冬季天明时分的各种寒冷景象,一一在他眼前掠过。早晨和黄昏一样,有它的各种幻影。他并没有看见它们,但是那些树木和山丘的黑影,像穿过他的身体似的,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那紧张的心情更增添一种无可言喻的凄凉。

    他每经过一所孤零零的有时靠近路旁的房子,便向自己说:“那里肯定还有人睡在床上!”

    马蹄、铜铃、车轮,一路上合成了柔和单调的声音。那些东西,在快乐的人听来非常悦耳,但伤心人却感到无限苍凉。

    他到爱司丹时天已经大亮了。他在一家客栈门前停下来,让马喘口气,又叫人给他拿来荞麦。

    那匹马,斯戈弗莱尔已经说过,是布洛涅种的小马,头部和腹部都太大,颈太短,但是胸部开展,臀部宽阔,腿干而细,脚劲坚实,貌不扬而体格强健;那头出色的牲口,在两个钟头之内,走了五法里,并且臀上没有一滴汗珠。

    他没有下车。那送荞麦来喂马的马夫忽然蹲下去,检查那左边的轮子。

    “您打算这样走远路吗?”那人说。

    他几乎还在萦梦中,回答说:

    “怎么呢?”

    “您是从远处来的吗?”那小伙计又问。

    “离此地五法里。”

    “哎呀!”

    “您为什么说‘哎呀’?”

    那小伙计又弯下腰去,停了一会不响,仔细看那轮子,随后,立起来说道:

    “就是因为这轮子刚才走了五法里路,也许没有错,但是现在它决走不了一法里的四分之一了。”

    他从车上跳下来。

    “您说什么,我的朋友?”

    “我说您走了五法里路,而您却没有连人带马滚到大路边上的沟里去,那真是上帝显灵。您自己瞧吧。”

    那轮子确实受了重伤。那辆邮政箱车撞断了两根轮辐,并且把那轮毂也撞破了一块,螺旋已经站不稳了。

    “我的朋友,”他向那马房伙计说,“这里有车匠吗?”

    “当然有的,先生。”

    “请您帮我个忙,去找他来。”

    “他就在那面,才两步路。喂!布加雅师父!”

    车匠布加雅师父正在他门口,他走来检查了那车轮,装出一副丑脸,正像个研究一条断腿的外科医师。

    “您能立刻把这轮子修好吗?”

    “行,先生。”

    “我在什么时候可以..再上路呢?”

    “明天。”

    “明天!”

    “这里有足足一整天的活呢。先生有急事吗?”

    “非常急。我最晚也非在一个钟头以内上路不可。”

    “不可能,先生。”

    “您要多少钱,我都照给。”

    “不可能。”

    “那么,两个钟头以内。”

    “今天是不行的了。我必须重新做两根轮辐和一个轮毂。先生在明天以前是走不成的了。”

    “我的事不能等到明天。要是不修那轮子,您另换一个,可以吗?”

    “怎么换?”

    “您是车匠师父吗?”

    “当然,先生。”

    “难道您没有一个轮子卖给我吗?我立刻就可以走了。”

    “一个备用的轮子吗?”

    “是呀。”

    “我没有替您这轮车准备好轮子。轮子总是一对对配好的。两个轮子不是偶然碰上就能成双成对的。”

    “既是这样,卖一对轮子给我。”

    “先生,轮子不是和任何车辆都能配合的。”

    “不妨试试。”

    “不中用,先生。我只有小牛车轮子出卖,我们这里是个小地方。”

    “您有没有一辆坐车租给我呢?”

    那位车匠师父一眼就看出他那辆小车是租来的。他耸了耸肩。

    “人家把车子租给您,您可真照顾得好!我有也不租给您。”

    “那么,卖给我呢?”

    “我没有卖。”

    “什么!一辆破车也没有吗?您看得出,我不是难说话的。”

    “我们是个小地方。在那边车棚里,”那车匠接着说,“我有一辆旧的软兜车,是城里的一位绅士交给我保管的,他要到每个月的三十六号<span class=”” data-note=”每个月的三十六号,等于说“从来不用”。”></span>才用一次。我完全可以把它租给您,那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切不可让那位绅士看见它走过;而且,那是一辆软兜车,非有两匹马不行。”<samp>藏书网</samp>

    “我可以用邮局的马。”

    “先生去什么地方?”

    “去阿拉斯。”

    “而且先生今天就要到吗?”

    “是呀。”

    “用邮局的马?”

    “为什么不呢?”

    “假使先生在今天夜里的四点钟到,可以不可以呢?”

    “决不可以。”

    “就是,您知道,有件事要说,用邮局的马的话……先生有护照吗?”

    “有。”

    “那么,用邮局的马的话,先生也不能在明天以前到达阿拉斯。我们是在一条支路上。换马站的工作做得很坏,马都在田里。犁田的季节已经开始了。大家都需要壮马,邮局和旁的地方都一样在四处找马。先生在每个换马站都至少得等上三四个钟头。并且只能慢慢地走。有许多斜坡要爬。”

    “唉,我骑着马去吧。请您把车子解下来。在这地方我总买得到一套鞍子吧。”

    “当然买得到。但是这匹马肯受鞍子吗?”

    “真的,您提醒了我。这马不肯受鞍子。”

    “那么……”

    “在这村子里,我总可以找得到一匹出租的马吧。”

    “一匹一口气走到阿拉斯的马吗?”

    “对了。”

    “您非得有一匹在我们这地方找不着的那种马才行。首先bbr></abbr>,您得买,因为我们不认识您。但是既没有卖的,也没有租的,五百法郎,一千法郎,都不中用。您找不到一匹那样的马。”

    “怎么办?”

    “最好是这样,老实人说老实话,我来修您的轮子,您等到明天再走。”

    “明天太迟了。”

    “圣母!”

    “此地没有去阿拉斯的邮车吗?它在什么时候走过?”

    “今晚。那两辆箱车,一上一下,都走夜路。”

    “怎么!您非得有一天工夫才能修好那轮子吗?”

    “一天,并且是整整的一天!”

    “用两个工人呢?”

    “用十个也不成!”

    “如果我们用绳子把那两条轮辐绑起来呢?”

    “绑轮辐,可以,绑轮毂,不行。并且轮箍也坏了。”

    “城里有出租车子的人吗?”

    “没有。”

    “另外还有车匠吗?”

    那马夫和车匠师父同时摇着头答道:

    “没有。”

    他感到一种极大的快乐。

    上天从中布置,那是显然的了。折断车轮,使他中途停顿,那正是天意。他对这初次的昭示,还不折服,他刚才已竭尽全力想找出继续前进的可能性,他已忠诚地、细心地想尽了一切方法,他在时令、劳顿、费用面前都没有退缩,他没有丝毫可谴责自己的地方。假使他不再走远,那已不关他的事。那已不是他的过失,不是他的良心问题,而是天意。

    他吐了一口气。自从沙威访问以后,他第一次舒畅地、长长地吐了口气。他仿佛觉得,二十个钟头以来紧握着他心的那只铁手刚才已经松下来了。

    他仿佛觉得现在上帝是袒护他的了,并且表明了旨意。

    他向自己说他已尽了他的全力,现在只好心安理得地转身回去。

    假使他和那车匠的谈话是在客栈中的一间屋子里进行而没有旁人在场,没有旁人听到他们的谈话,事情也许会就此停顿下来,我们将要读到的那些波折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那次谈话是在街上进行的。街上的交接总免不了要引来一些围着看热闹的观众,随时随地都有那种专门爱看热闹的人。当他在问那车匠时,有些来往过路的人便在他们周围停了下来。其中有个年轻孩子,当时也没人注意他,他听了几分钟以后离开那群人跑了。

    这位赶路人在经过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思想活动以后,正打算原路踅回头,那孩子回来了。还有一个老妇人跟着他。

    “先生,”老妇人说,“我的孩子告诉我,说您想租一辆车子。”

    出自那孩子带来的老妇人口中的这句简单的话,立刻使他汗流浃背。他仿佛看见那只已经放了他的手又出现在他背后的黑影里,准备再抓住他。

    他回答:

    “是的,好妈妈,我要找一辆出租的车子。”

    他又连忙加上一句:

    “不过这地方没有车子。”

    “有。”那妇人说。

    “哪儿会有?”车匠问。

    “在我家里。”老妇人回答。

    他吃了一惊。那只讨命的手又抓住他了。

    老妇人在一个车棚下确有一辆柳条车。车匠和那客栈里的用人,看见自己的买卖做不成,大不高兴,岔着说些诸如此类的话:

    “那是辆吓坏人的破车”,“它是直接安在轴上的”,“那些坐板的确是用些皮带子挂在车子里面的”,“里面漏水”,“轮子都锈了,并且都因潮湿锈坏了”,“它不见得能比这辆小车走得更远”,“一辆真正的破车!”,“这位先生如果去坐那种车子,才上当呢”。

    那些话全是事实,但是那辆破车,那辆朽车,那东西,无论如何,总能在它的两只轮子上面滚动,并且能滚到阿拉斯。

    他付了她要的租金,把那辆小车留在车匠家里,让他去修,约定回头再来取,把那匹白马套在车上,上了车,又走上他已走了一早晨的那条路。

    当那车子开始起动时,他心里承认,刚才他想到他不用再到他要去的那地方,那一刻工夫是多么的轻松愉快。他气愤愤地检查那种愉快心情,觉得有些荒谬。向后退转,为什么要愉快呢?无论如何,他走不走都有自由。谁也没有强迫他。

    况且他决不会碰到他不想碰到的事。

    他正走出爱司丹,有个人的声音在对他喊叫:“停!停!”他用一种敏捷的动作停了车,在那动作里似乎又有一种急躁紧张、类似希望的意味。

    是那老妇人的孩子。

    “先生,”他说,“是我替您找来这辆车子的。”

    “那又怎么样呢?”

    “您什么也还没有给我。”

    无处不施舍。并且那样乐于施舍的他,这时却觉得那种奢望是逾分的,并且是丑恶的。

    “呀!是吗,小妖怪!”他说,“你什么也得不着!”

    他鞭着马,一溜烟走了。

    他在爱司丹耽误太久了,他想追上时间。那匹小马很得劲,拉起车来一匹可以当两匹,不过当时正是二月天气,下了雨,路也坏。并且,那已经不是那辆小车,这辆车实在难拉,而且又很重。还得上许多坡。

    他几乎费了四个钟头,才从爱司丹走到圣波尔。四个钟头五法里。

    进了圣波尔,他在最先见到的客栈里解下了马,叫人把它带到马房。在马吃粮时,他照他答应斯戈弗莱尔的去做,立在槽边。他想到一些伤心而漫无头绪的事。

    那客栈的老板娘来到马房里。

    “先生不吃午饭吗?”

    “哈,真是,”他说,“我很想吃。”

    他跟着那个面貌鲜润的快乐妇人走。她把他带进一间矮厅,厅里有些桌子,桌上铺着漆布台巾。

    “请快一点,”他又说,“我还要赶路。我有急事。”

    一个佛兰德胖侍女连忙摆上餐具。他望着那姑娘,有了点舒畅的感受。

    “我原来为这件事不好受,”他想,“我没有吃早饭。”

    吃的东西拿来了。他急忙拿起一块面包,咬了一大口,随后又慢慢地把它放在桌子上,不再动它了。

    有个车夫在另外一张桌上吃东西。他向那个人说:

    “他们这儿的面包为什么会这样苦巴巴的?”

    那车夫是个德国人,没有听见。

    他又回到马棚里,立在马的旁边。

    一个钟头过后,他离开了圣波尔,向丹克进发,丹克离阿拉斯还有五法里。

    在那一程路上,他做了些什么呢?想到些什么呢?像早晨一样,他望着树木、房屋的草顶、犁好的田一一在他的眼前显现消逝,每转一个弯,原来的景物忽又渺无踪影。那种欣赏有时是能使心神快慰的,也几乎能使人忘怀一切。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望着万千景色,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黯然销魂的了!旅行就是随时生又随时死。也许他正处在他精神上最朦胧的状态中,他在拿那些变幻无常的景致来比拟人生。人生的万事万物都在我们眼前随时消失,黑暗光明,交错相替;光辉灿烂之后,忽又天地晦冥;人们望 7740.” >着,忙着,伸出手抓住那些掠过的东西;每件事都是道路的拐角;倏忽之间,人已衰老。我们蓦然觉得一切都黑了,我们看见一扇幽暗的门,当年供我们驰骋的那匹暗色的生命之马停下来了,我们看见一个面目模糊、素不相识的人在黑暗中卸下了它的辔头。

    将近黄昏时,一些放学的孩子望见那位旅人进了丹克。真的,那正是一年中日短夜长的季节。他在丹克没有停留。当他驰出那乡镇,一个在路上铺石子的路工抬起头来说:

    “这马真够累了。”

    那可怜的牲口确也只能慢慢地走了。

    “您去阿拉斯吗?”那个路工又说。

    “是的。”

    “像您这样子走去,恐怕您不会到得太早吧。”

    他勒住马,问那路工:

    “从此地到阿拉斯还有多少路?”

    “差不多整整还有七法里。”

    “哪里的话?邮政手册上只标了五法里又四分之一。”

    “呀!”那路工接着说,“您不知道我们正在修路吗?您从此地起走一刻钟,就会看见路断了。没有法子再走过去。”

    “真的吗?”

    “您可以向左转,走那条到加兰西去的路,过河,等您到了康白朗,再向右转,便是从圣爱洛山到阿拉斯的那条路。”

    “可是天快黑了,我会走错路。”

    “您不是本地人吗?”

    “不是。”

    “您又不熟悉,又全是岔路。这样吧,先生,”那路工接着说,“您要我替您出个主意吗?您的马累了,您回到丹克去。那里有家好客栈。在那里过了夜,明天再去阿拉斯。”

    “我必须今晚到达阿拉斯。”

    “那是另一回事了。那么,您仍到那客栈走一趟,加上一匹边马。马夫还可以引您走小路。”

    他接受了那路工的建议,退转回去,半个钟头以后,他再走过那地方,但是加了一匹壮马,快步跑过去了。一个马夫坐在车辕上领路。

    可是他觉得时间已给耽误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们走进岔路。路坏极了。车子从这条辙里落到那条辙里。他向那向导说:

    “再照先头那样快步跑,酒资加倍。”

    车子落在一个坑里,把车前拴挽带的那条横木震断了。

    “先生,”那向导说,“横木断了。我不知怎样套我的马,这条路在晚上太难走了,假使您愿回到丹克去睡,明天清早我们可以到阿拉斯。”

    他回答说:

    “你有根绳子和一把刀吗?”

    “有,先生。”

    他砍了一根树枝,做了一根拴挽带的横杆。

    那样又耽误了二十分钟,但是他们跑着出发了。

    平原是惨暗的。低垂的浓雾,像烟一样在山岗上交绕匍匐。浮云中映出微白的余辉。阵阵的狂风从海上吹来,在地平线上的每个角落发出了一片仿佛有人在拖动家具的声音。凡是隐隐可见的一切都显出恐怖的景象。多少东西在那夜气的广被中惴惴战栗!

    他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从昨夜起,他还一直没有吃东西。他隐约回忆起从前在迪涅城外旷野上夜行的情景。那已是八年前的事了,想来却好像是在昨天。

    他听到远处的钟声,问那年轻人说:

    “什么时候了?”

    “七点了,先生。八点钟我们可以到达阿拉斯。我们只有三法里了。”

    这时,他才第一次这样想,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以前不曾这样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也许只是徒劳往返,他连开庭的时间也还不知道;至少他应当先打听一下,只这样往前走而不知道究竟有无好处,确实有些孟浪。随后他心里又这样计算:平时法庭开审,常在早晨九点;这件案子不会需要多长时间的;偷苹果的事,很快就可以结束的;余下的只是怎样证明他是谁的问题了;陈述过四五件证据后律师们也就没有多少话可说;等到他到场,已经全部结案了。

    那向导鞭着马。他们过了河,圣爱洛山落在他们后面了。

    夜色越来越深了。

    六 散普丽斯姆姆受考验

    可是这时,芳汀却正在欢乐中。

    她那一夜原来过得很不舒服。剧烈地咳嗽,体温更高,她做了一夜的梦。医生早晨来检查时,她还正说着胡话。医生的脸色有些紧张,吩咐大家说,等到马德兰先生回来了,便立刻去通知他。

    在那整个早晨,她精神委靡,不多说话,两手只把那被单捏出一条条小褶纹,嘴里低声念着一些数字,仿佛是在计算里程。她的眼睛已经深陷而且不能转动了,眼神也几乎没有了。但有时又忽然充满光彩,耀如明星。仿佛在某种惨痛的时刻临近时,上天的光特来照临那些被尘世的光所离弃了的人们一样。

    每当散普丽斯姆姆问她觉得怎样时,她总照例回答:

    “还好。我想看看马德兰先生。”

    几个月前,在芳汀刚刚失去她最后的贞操、最后的羞耻、最后的欢乐时,她还算得上是自己的影子,现在她只是自己的幽灵了。生理上的疾病加深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个二十五岁的人儿已皱纹满额,两颊浮肿,鼻孔萎削,牙齿松弛,面色铁青,颈骨毕露,肩胛高耸,四肢枯槁,肤色灰白,新生的金发丝也杂有白毛了。可怜!病苦催人老!

    到中午,医生又来了,他开了药方,问马德兰先生来过疗养室没有,并连连摇头。

    马德兰先生照例总在三点钟来看这病人的。因为守时是一种仁bbr>?99lib.</abbr>爱,他总是守时的。

    将近两点半钟,芳汀焦急起来了。二十分钟之内,她向那信女连问了十次:

    “我的姆姆,什么时候了?”

    三点钟敲了。敲到第三下,平时几乎不能在床上转动的芳汀竟坐起来了。她焦灼万分,紧紧捏着自己的那双又瘦又黄的手。信女还听见她发了一声长叹,仿佛吐出了满腔的积郁。芳汀转过头去,望着门。

    没有人进来,门外毫无动静。

    她这样待了一刻钟,眼睛盯在门上,不动,好像也不呼吸。那姆姆不敢和她说话。礼拜堂报着三点一刻。芳汀又倒在枕头上了。

    她没有说一句话,仍旧折她的被单。

    半个钟头过去了,接着一个钟头又过去了。没有人来。每次钟响,芳汀便坐起来,望着门,继又倒下去。

    我们明白她的心情,但是她绝不曾提起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不怨天,不尤人。不过她咳得惨不忍闻。我们可以说已有一种阴气在向她进袭。她面色灰黑,嘴唇发青。但她不时还在微笑。

    五点敲过了,那姆姆听见她低声慢气说道:

    “既然我明天要走了,他今天便不应该不来呵!”

    连散普丽斯姆姆也因马德兰先生的迟到而感到惊奇。

    这时,芳汀望着她的帐顶,她的神气像是在追忆一件往事。忽然,她唱了起来,歌声微弱,就像嘘气一样。信女在一旁静听。下面便是芳汀唱的歌:

    <small>我们顺着城郊去游戏,</small>

    <small>要买好些最美丽的东西。</small>

    <small>矢车菊,朵朵蓝,玫瑰花儿红又香,</small>

    <small>矢车菊,朵朵蓝,我爱我的小心肝。</small>

    <small>童贞圣母马利亚,</small>

    <small>昨天穿着绣花衣,来到炉边向我提:</small>

    <small>“从前有一天,你曾向我要个小弟弟,</small>

    <small>小弟弟,如今就在我的面纱里。”</small>

    <small>“快去城里买细布,</small>

    <small>买了针线还要买针箍。”</small>

    <small>我们顺着城郊去游戏,</small>

    <small>要买好些最美丽的东西。</small>

    <small>“童贞圣母你慈悲,</small>

    <small>瞧这炉边的摇篮上,各色丝带全齐备;</small>

    <small>即使上帝赐我星星最最美,</small>

    <small>我也只爱你给我的小宝贝。”</small>

    <small>“大嫂,要这细布做什么?”</small>

    <small>“替我新生的宝宝做衣被。”</small>

    <small>矢车菊,朵朵蓝,玫瑰花儿红又香,</small>

    <small>矢车菊,朵朵蓝,我爱我的小心肝。</small>

    <small>“请把这块细布洗干净。”</small>

    <small>“哪里洗?”“河里洗。</small>

    <small>还有他的兜兜布,不要弄脏不要弄破,</small>

    <small>我要做条漂亮裙,我要满满绣花朵。”</small>

    <small>“孩子不在了,大嫂,怎么办?”</small>

    <small>“替我自己做块裹尸布。”</small>

    <small>我们顺着城郊去游戏,</small>

    <small>要买好些最美丽的东西。</small>

    <small>矢车菊,朵朵蓝,玫瑰花儿红又香,</small>

    <small>矢车菊,朵朵蓝,我爱我的小心肝。</small>

    这歌是一首旧时的摇篮曲,从前她用来催她的小珂赛特入睡的,她五年不见那孩子了,便也没有再想。现在她用那样幽怨的声音,唱着那样柔和的歌曲,真令人心酸,连信女也几乎要哭出来。那个一贯严肃的姆姆也觉得要流泪了。

    钟敲了六点。芳汀好像没有听见。对四周的事物她仿佛已不注意了。

    散普丽斯姆姆派了一个侍女去找那看守厂门的妇人,问她马德兰先生回来了没有,会不会立即到疗养室来。几分钟过后,那侍女回来了。

    芳汀始终不动,似乎在细想她的心事。

    那侍女声音很低地向散普丽斯姆姆说,市长先生不顾那样冷的天气,竟在清早六点钟以前,乘着一辆白马拉的小车,独自一人走了,连车夫也没有,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朝哪个方向走的,有些人看见他转向去阿拉斯的那条路,有些人又说在去巴黎的路上确实碰见他。他动身时,和平时一样,非常和蔼,只和那看门的妇人说过今晚不必等他。

    正当那两个妇人背朝着芳汀的床、正在一问一猜互相耳语时,芳汀爬了起来,跪在床上,两只手握紧了拳头,撑在长枕上,把头伸在帐缝里听,她忽然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急躁,兴奋起来,于是完全像个健康的人一样,一点也看不出她因重病而危在旦夕。她忽然叫道:

    “你们在那儿谈马德兰先生!你们说话为什么那样低?他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不来?”

    她的声音是那样突兀、那样粗暴,以致那两个妇人以为听见了什么男子说话的声音,她们转过身来,大为惊讶。

    “回答嘛!”芳汀喊着说。

    那侍女吞吞吐吐地说:

    “那看门的大妈说他今天不能来。”

    “我的孩子。”那姆姆说,“放安静些,睡下去吧。”

    芳汀不改变姿势,用一种又急躁又惨痛的口气高声说:

    “他不能来?为什么?你们知道原因。你们两人私下谈着。我也要知道。”

    那侍女连忙在女信徒的耳边<s>.99lib?</s>说道:“回答她说,他正在开市政会议。”

    散普丽斯姆姆的面孔微微地红了一下,那侍女教她的是种谎话。另一方面,她又好像很明白,如果向病人说真话,一定会给她一种强烈的刺激,处在芳汀的那种状况下,那是受不了的。她脸红,立刻又平复了。那姆姆抬起她那双镇静而愁郁的眼睛,望着芳汀说:

    “马德兰先生走了。”

    芳汀竖起身子,坐在自己的脚跟上,眼睛炯炯发光。从她那愁容里放射出一阵从来不曾有过的喜色。

    “走了!”她喊着说。“他去找珂赛特去了。”

    于是她举起双手,指向天空,她的面容完全是无可形容的。她的嘴唇频频启合,她在低声祈祷。

    当她祈祷完时:

    “姆姆<bdo></bdo>,”她说,“我很愿意睡下去,无论你们说什么,我全听从;刚才我太粗暴了,我求您原谅我那样大声说话,大声说话是非常不好的,我很明白;但是,我的姆姆,您看吧,我是非常开心的。慈悲的上帝是慈悲的,马德兰先生也是慈悲的,您想想吧,他到孟费郿去找我的珂赛特去了。”

    她又躺了下去,帮着那姆姆整理枕头,吻着自己颈上散普丽斯姆姆给她的那只小银十字架。

    “我的孩子,”姆姆说,“现?99lib?在稍稍休息一下吧,别再说话了。”

    芳汀把那姆姆的手握在自己潮润的手里,姆姆触到了汗液,深感不快。

    “他今天早晨动身去巴黎了。其实他用不着经过巴黎。孟费郿稍许靠近到这儿来的路的左边。我昨天和他谈到珂赛特时,他向我说:‘快来了,快来了。’您还记得他是怎样对我说的吗?他要乘我不备,让我惊喜一场呢。您知道吗?他写了一封信,为了到德纳第家去带她回来,又叫我签了字。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不是吗?他们会把珂赛特交来。他们的账已经清了。清了账还扣留孩子,法律不允许吧。我的姆姆,别做手势禁止我说话。我是快乐到极点了,我非常舒服,我完全没有病了,我将再和珂赛特会面,我还觉得饿极了。快五年了,我没有看见她。您,您想不到,那些孩子们,多么使您惦念呵!而且她是多么可爱,您就会看见!您哪里知道,她的小指头是那样鲜红漂亮的!首先,她的手是非常美丽的。在一岁时她的手丑得可笑。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她应当长大了。她已经七岁了,已经是个小姐了。我叫她做珂赛特,其实她的名字是欧福拉吉。听吧,今天早晨,我望着壁炉上的灰尘,我就有了种想法,不久我就可以和珂赛特会面了。我的上帝!一年一年地不看见自己的孩子,这多不应该呵!人们应当好好想想,生命不是永久的!呀!市长先生走了,他的心肠多么好!真的,天气很冷吗?他总穿了斗篷吧?他明天就会到这里。不是吗?明天是喜庆日。明天早晨,我的姆姆,请您提醒我戴那顶有花边的小帽子。孟费郿,那是个大地方。从前我是从那条路一路走来的。对我来说真够远的。但是公共马车走得很快。他明天就会和珂赛特一同在这里了。从这里到孟费郿有多少里路?”

    姆姆对于里程完全外行,她回答说:

    “呵!我想他明天总能到这里吧。”

    “明天!明天!”芳汀说,“我明天可以和珂赛特见面了!您看,慈悲上帝的慈悲姆姆,我已经没有病了。我发疯了。假使你们允许的话,我可以跳舞呢。”

    在一刻钟以前看见过<bdi></bdi>她的人一定会莫名其妙。她现在脸色红润,说话的声音伶俐自如,满面只是笑容了。有时,她一面笑,一面又低声自言自语。慈母的欢乐几乎是和孩子的欢乐一样的。

    “那么,”那信女又说,“您现在快乐了,听我的话,不要再说话了。”

    芳汀把头放在枕头上,轻轻对自己说:“是的,你睡吧,乖乖的,你就会得到你的孩子了。散普丽斯姆姆说得有理。这儿的人个个都有理。”

    于是她不动弹,不摇头,只用她一双睁大了的眼睛向四处望,神情愉快,不再说话了。

    那姆姆把她的床帷重行放下,希望她可以稍稍睡一会。

    七点多钟,医生来了。屋子里寂静无声,他以为芳汀睡着了,他轻轻走进来,踮着脚尖走近床边。他把床帷掀开一点,在植物油灯的微光中,他看见芳汀一双宁静的大眼睛正望着他。

    她向他说:“先生,不是吗?你们可以允许我,让她睡在我旁边的一张小床上。”

    那医生以为她说胡话。她又说:

    “您瞧,这里恰好有一个空地方。”

    医生把散普丽斯姆姆引到一边,她才把那经过说清楚:马德兰先生在一两天之内不能来,病 4eba.” >人以为市长先生去孟费郿了,大家既然还不明白真相,便认为不应当道破她的错觉,况且她也可能猜对了。那医生也以为然。

    他再走近芳汀的床,她又说:

    “就是,您知道,当那可怜的娃娃早晨醒来时,我可以向她说早安,夜里,我不睡,我可以听她睡。她那种温和柔弱的呼吸使我听了心里多舒服。”

    “把您的手伸给我。”医生说。

    她伸出她的胳膊,又大声笑着说:

    “呀!对了!的确,真的,您还不知道!我的病已经好了。珂赛特明天就会来到。”

    那医生大为惊讶。她确是好了一些。郁闷减轻了。脉也强了。一种突如其来的生命使这垂死的可怜人忽然兴奋起来。

    “医生先生,”她又说,“这位姆姆告诉过您市长先生已去领小宝宝了吗?”

    医生嘱咐要安静,并且要避免一切伤心的刺激。他开了药方,冲服纯奎宁,万一夜里体温增高,便服一种镇静剂。他临走时向姆姆说:“好一些了。假使托天之福,市长先生果真明天和那孩子一同到了,谁知道呢?病势的变化是那样不可测,我们见过多次极大的欢乐可以一下把病止住。我明明知道这是一种内脏的病,而且已很深了,但是这些事是那样不可解!也许我们可以把她救回来。”

    七 到了的旅人准备回程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一辆车子和乘车人在路上的情形。当这车子走进阿拉斯邮政旅馆时,已快到晚上八点钟了。乘车人从车上下来,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旅馆中人的殷勤招呼,打发走了那匹新补充的马,又亲自把那匹小白马牵到马棚里去;随后他推开楼下弹子房的门,坐在屋子里,两肘支在桌子上。这段路程,他原想在六小时以内完成的,竟费去了十四小时。他扪心自问,这不是他的过错;然而究其实,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焦急。

    旅馆的老板娘走进来。

    “先生在这里过夜吗?先生用晚餐吗?”

    他摇摇头。

    “马夫来说先生的马很累了!”

    这时他才开口说话。

    “难道这匹马明天不能走吗?”

    “呵!先生!它至少也得有两天的休息才能走。”

    他又问道:

    “这里不是邮局吗?”

    “是的,先生。”

    老板娘把他引到邮局去,他拿出他的身份证,问当天晚上可有方法乘邮箱车回滨海蒙特勒伊,邮差旁边的位子恰空着,他便定了这位子,并付了旅费。

    “先生,”那局里的人说,“请准在早晨一点钟到这里来乘车出发。”

    事情办妥以后,他便出了旅馆,向城里走去。

    他从前没有到过阿拉斯,街上一片漆黑,他信步走去。同时他仿佛打定主意,不向过路人问路。他走过了那条克兰松小河,在一条小街的窄巷里迷失了方向。恰巧有个绅士提着大灯笼走过。他迟疑了一会,决计去问这绅士,在问之先,还向前后张望,好像怕人听见他将发出的问题。

    “先生,”他说,“劳您驾,法院在什么地方?”

    “您不是本地人吗,先生?”那个年纪相当老的绅士回答,“那么,跟我来吧。我正要到法院那边去,就是说,往省公署那边去。法院正在修理,因此暂时改在省公署里开审。”

    “刑事案件也在那边开审吗?”他问。

    “一定是的,先生。您知道今天的省公署便是革命以前的主教院。八二年的主教德·贡吉埃先生在那里面盖了一间大厅。就在那厅里开庭。”

    绅士边走边向他说:

    “假使先生您要看审案,时间少许迟了点。平常他们总是在六点钟退庭的。”

    但是,当他<q>?</q>们走到大广场,绅士把一幢黑黢黢的大厦指给他看时,正面的四扇长窗里却还有灯光。

    “真的,先生。您正赶上,您运气好。您看见这四扇窗子吗?这便是刑庭。里面有灯光。这说明事情还没有办完。案子一定拖迟了,因此正开着晚庭。您关心这件案子吗?是一桩刑事案吗?您要出庭作证吗?”

    他回答:

    <mark>..</mark>“我并不是为了什么案子来的,不过我有句话要和一个律师谈谈。”

    “这当然有所不同。您看,先生,这边便是大门。有卫兵的那地方。您沿着大楼梯上去就是了。”

    他按照绅士的指点做去,几分钟以后,便走进了一间大厅,厅里有许多人,有些人三五成群,围着穿长袍的律师们在低声谈话。

    看见这些成群的黑衣人立在公堂门前低声耳语,那总是件令人寒心的事。从这些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话,是很少有善意和恻隐之心的,他们口中吐出的多半是早已拟好的判决词。一堆堆的人,使这心神不定的观察者联想到许多蜂窠,窠里全是些嗡嗡作响的妖魔,正在共同营造着各式各样的黑暗的楼阁。

    在这间广阔的厅堂里,只点着一盏灯,这厅,从前是主教院的外客厅,现在作为法庭的前厅。一扇双合门正关着,门里便是刑庭所在的大厅。

    前厅异常阴暗,因此他放胆随便找了个律师,便问:

    “先生,”他说<dfn></dfn>,“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审完了。”律师说。

    “审完了!”

    他这句话说得非常重,律师听了,转身过来。

    “对不起,先生,您也许是家属吧?”

    “不是的。我在这里没有熟人。判了罪吗?”

    “当然。非这样不可。”

    “判了强迫劳役吗?”

    “终身强迫劳役。”

    他又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微弱声音说:

    “那么,已经证实了罪人的正身吗?”

    “什么正身?并没有正身问题需要证实。这案子很简单,这妇人害死了自己的孩子,杀害婴孩罪被证明了,陪审团没有追查是否蓄意谋害,判了她无期徒刑。”

    “那么是个妇人吗?”他说。

    “当然是个妇人。莉莫赞姑娘。那么,您和我谈的是什么案子?”

    “没有什么。但是既然完结了,大厅里怎么还是亮的呢?”

    “这是为了另外一件案子,开审已经快两个钟头了。”

    “另外一件什么案子?”

    “呵!这一件也简单明了。一个无赖,一个累犯,一个苦役犯,又犯了盗窃案。我已记不大清楚他的名字了。他那面孔,真像土匪。仅仅那副面孔已够使我把他送进监狱了。”

    “先生,”他问道,“有方法到大厅里去吗?”

    “我想实在没有法子了。听众非常拥挤。现在正是休息,有些人出来了。等到继续开审时,您可以去试一试。”

    “从什么地方进去?”

    “从这扇大门。”

    律师离开了他。他一时烦乱达于极点,万千思绪,几乎一齐涌上心头。这个不相干的人所说的话像冰针火舌似的轮番刺进他的心里。当他见到事情还没有结束就吐了一口气,但是他不明白,他感受到的是满足还是悲哀。

    他走近几处人群,听他们谈话。由于这一时期案件非常多,庭长便在这一天里排了两件简短的案子。起初是那件杀害婴孩案,现在则正在审讯这个苦役犯,这个累犯,这“回头马”。这个人偷了些苹果,但是没有确实证据,被证实了的,只是他曾在土伦坐过牢。这便使他的案情严重了。此外,对他本人的讯问和证人们的陈述都已完毕,但律师还没有进行辩护,检察官也还没有提起公诉。这些事总得到后半夜才能完结。这个人很可能被判刑,检察官很行,他控告的人,从无“幸免”,他还是个寻诗觅句的才子。

    有个执达吏立在进入刑庭的门旁。他问那执达吏:

    “先生,快开门了吗?”

    “不会开门。”执达吏说。

    “怎么!继续开审时不开门吗?现在不是休息吗?”

    “现在已继续开审了一些时候了,”执达吏回答,“但是门不会开。”

    “为什么?”

    “因为已经坐满了。”

    “怎么!一个位子也没有了吗?”

    “一个也没有了。门已经关上。不再让人进去了。”

    执达吏停了一会又说:

    “在庭长先生的背后还有两三个位子,但是庭长先生只允许公家的官员进去坐。”

    执达吏说了这句话,便转过背去了。

    他低着头退回去,穿过前厅,慢慢走下楼梯,好像步步迟疑。也许他在独自思量吧。前一天夜里在他心里发动的那场激烈斗争还没有结束,还随时要起一些新变化。他走到楼梯转角,依着栏杆,叉起两臂。忽然,他解开衣襟,取出皮夹,抽出一支铅笔,撕了一张纸,在回光灯的微光下急忙写了这样一行字:“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他又迈着大步跨上楼梯,挤过人堆,直向那执达吏走去,把那张纸交给他,慎重地向他说:“请把这送给庭长先<tt></tt>生。”

    执达吏接了那张纸,瞟了一眼,便遵命照办了。

    八 优待入席

    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素有声望,那是他自己不曾想到的。七年来,他的名声早已传遍了下布洛涅,后来更超越了这小小地区,传到邻近的两三个省去。他除了在城内起了振兴烧料细工工业的重大作用外,在滨海蒙特勒伊县的一百八十一个镇中,没有一镇不曾受过他的照顾。在必要时,他还能帮助和发展其他县的工业。他以他的信用贷款和基金在情况需要时随时支援过布洛涅的珍珠罗厂、弗雷旺的铁机麻纱厂和匍白的水力织布厂。无论什么地方,提到马德兰先生这个名字,大家总是肃..然起敬的。阿拉斯和杜埃都羡慕滨海蒙特勒伊有这样一位市长,说这是个幸运的小城。

    这次在阿拉斯任刑庭主席的是<bdo>..</bdo>杜埃的御前参赞,他和旁人一样,也知道这个无处不尊、无人不敬的名字。执达吏轻轻开了从会议室通到公堂的门,在庭长的围椅后面伛着腰,递上我们刚才念过的那张纸说“这位先生要求旁听”,庭长肃然动容,拿起一支笔,在那张纸的下端写了几个字,交给执达吏,向他说:

    “请进。”

    我们 8bb2.” >讲着他的历史的这个伤心人立在大厅门旁,他立的地位和态度,一直和那执达吏先头离开他时一样。他在梦魂萦绕中听到一个人向他说:“先生肯赏光让我带路吗?”这正是刚才把背向着他的那个执达吏,现在向他鞠躬直达地面了。执达吏又同时把那张纸递给他。他把它展开,当时他恰立在灯旁,他读道:

    “刑庭庭长谨向马德兰先生致敬。”

    他揉着这张纸,仿佛这几个字给了他一种奇苦的余味。

    他跟着执达吏走去。

    几分钟后,他走进一间会议室,独自立在里面,四壁装饰辉煌,气象森严,一张绿呢台子上燃着两支烛。执达吏在最后离开他时所说的那些话还一直留在他的耳边:“先生,您现在是在会议室里,您只须转动这门上的铜钮,您就到了公堂里,庭长先生的围椅后面。”这些话和他刚才穿过的那些狭窄回廊以及黑暗扶梯所留下的回忆,在他的思想里都混在一起了。

    执达吏把他独自留下。紧急关头到了。他想集中精神想想,但是做不到。尤其是在我们急于想把思想里的线索和痛心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时,它们偏会在我们的脑子里断裂。他恰巧到了这些审判官平时商议和下判决书的地方。他静静地呆望着这间寂静骇人的屋子,想到几多生命是在这里断送的,他自己的名字不久也将从这里哄传开去,他这会儿也要在这里过关,他望望墙壁,又望望自己,感到惊奇,居然会有这间屋子,又会有他这个人。

    他不吃东西,已超过了二十四个钟头,车子的颠簸已使他疲惫不堪,不过他并不觉得,好像他什么事都已感觉不到。

    他走近挂在墙上的一个黑镜框,镜框的玻璃后面有一封陈旧的信,是巴黎市长兼部长让·尼古拉·帕希亲笔写的,信上的日期是二年<span class=”” data-note=”共和二年,即一七九四年。”></span>六月九日,这日期一定是写错了的,在这封信里,帕希把他们拘禁的部长和议员的名单通告了这一镇。假使有人能在这时看见并注意马德兰,一定会认为这封信使马德兰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离开它,并且念了两三遍。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觉得他是在念这封信。他当时想到的却是芳汀和珂赛特。

    他一面沉思一面转过身子,他的视线触到了门上的铜钮,门那边便是刑庭了。他起先几乎忘记了这扇门。他的目光,起初平静地落到门上,随后便盯住那铜钮,他感到惊愕,静静地望着,渐渐起了恐怖。一滴滴汗珠从他头发里流出来,直流到鬓边。

    有那么一会儿,他用一种严肃而又含有顽抗意味的神情作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姿势,意思就是说(并且说得那样正确):“见鬼!谁逼着我不成?”他随即一下转过身去,看见他先前进来的那扇门正在他面前,他走去开了门,一步就跨出去了。他已不在屋子里了,他到了外面,在一道回廊里;这是一道长<big></big>而狭的回廊,许多台阶,几个小窗口,弯弯曲曲,一路上点着几盏类似病房里通宵点着的回光灯,这正是他来时经过的那条回廊。他吐了一口气,又仔细听了一阵,他背后没有动静,他前面也没有动静,他开始溜走,像有人追他似的。

    他溜过了长廊的几处弯角,<cite></cite>又停下来听。在他四周,仍和刚才那样寂静,那样昏暗。他呼吸促迫,站立不稳,连忙靠在墙上。石块是冷的,他额上的汗也像冰似的,他把身子站直,一面却打着寒战。

    他独自一人立在那里,立在黑暗中,感到冷不可耐,也许还因别的事而浑身战栗,他又寻思起来。

    他已想了一整夜,他已想了一整天,他仅听见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唉!”

    这样过了一刻钟。结果,他低下头,悲伤地叹着气,垂着两只手,又走回来。他慢慢地走着,不胜负荷似的。好像有人在他潜逃的时候追上了他,硬把他拖回来一样。

    他又走进那间会议室。他看见的第一件东西便是门钮。门钮形状浑圆,铜质光滑,在他眼前闪闪发光,好像一颗骇人的星。他望着它,如同羔羊见了猛虎的眼睛。

    他的眼睛无法离开它。

    他一步一停,向着门走去。

    假使他听,他会听见隔壁厅里的声音,像一种嘈杂的低语声。但是他没有听,也听不见。

    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到了门边。他紧张万分地握住那门钮,门开了。

    <s>?</s>他已到了公堂里面。

    九 一个拼凑罪状的地方

    他走上一步,机械地反手把门拉上,立着估量他目前的情况。

    这是一间圆厅,灯光惨暗,容积颇大,时而喧嚣四起,时而寂静无声,一整套处理刑事案件的机器,正带着庸俗、愁惨的隆重气派,在群众中间活动。

    在厅的一端,他所在的这一端,一些神情疏懒、穿着破袍的陪审官正啃着手指甲或闭着眼皮;另一端,一些衣服褴褛的群众,一些姿态各异的律师,一些面容诚实而凶狠的士兵;污渍的旧板壁,肮脏的天花板,几张铺着哔叽的桌子,这哔叽,与其说是绿的,还不如说是黄的;几扇门上都有黑色的手渍。几张咖啡馆常用的那种光少烟多的植物油灯挂在壁板上的钉子上,桌上的铜烛台里插了几支蜡烛,这里是阴暗、丑陋、沉闷的;从这一切中产生了一种威仪严肃的印象,因为就在这里,大家感受到那种人间的威力和上苍的威力,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和正义。

    在这群人里,谁也不曾注意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惟一的一点上,那就是在庭长左方、沿墙靠着一扇小门的那条木凳上。那条凳被几支烛照着,在两个法警间坐着一个人。

    这人,便是那个人了。

    马德兰并不曾寻找他,却又一下就看见了他。他的眼睛不期然而然地望到了那里,仿佛他事先早知道了那人所在的地方。

    他以为看见了自己,不过较老一些,面貌当然不是绝对相似,但是神情和外表却完全一模一样,一头乱竖着的头发,一双横蛮惶惑的眸子,一件布衫,正像他进迪涅城那天的模样,满面恨容,好像要把他费了十九年时间在牢内铺路石上攒起来的怨毒全闷在心中一样。

    他打了个寒噤,向自己说:

    <mark></mark>“我的上帝!难道我又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这人看去至少有六十岁光景。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粗鲁、执拗和惊惶的样子。

    门一响,大家都靠紧,为他让出一条路,庭长把头转过去,望见刚进来的人物正是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便向他行了个礼。检察官从前因公到滨海蒙特勒伊去过多次,早已认识马德兰先生,也同样向他行了个礼。他呢,不大注意,他头昏目眩,只呆呆地望着。

    几个审判官,一个记录员,一些法警,一群幸灾乐祸赶热闹的面孔,凡此种种,他在二十七年前都曾见过一次。这些魔鬼,现在他又遇见了,它们正在躜动,他们确实存在。这已不是他回忆中的景象,不是他思想上的幻影,而是一些真正的法警,真正的审判官,真正的听众,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他见到往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景象以及实际事物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又在他的四周再次出现,再次活动。

    这一切东西都在他面前张牙舞爪。

    他心胆俱裂,闭上了眼睛,从他心灵的最深处喊道:“决不!”

    造物弄人,演成悲剧,使他神魂震悚,烦乱欲狂,并且坐在那里的那个人,又恰是他自己的化身!那个受审判的人,大家都叫他做冉阿让!

    他的影子在他眼前扮演他生命中最可怕的一页,这种情景,真是闻所未闻。

    一切都在这里出现了,同样的布置,同样的灯光,审判官、法警和观众的面目也大致相同。不过在庭长的上方,有一个耶稣受难像,这是在他从前受判决的时代公堂上缺少的东西。足见他当年受审判时上帝并不在场。

    他背后有一张椅子,他颓然落下,如坐针毡,惟恐别人看见他。坐下以后,他利用审判官公案上的一堆卷宗,遮着自己的脸,使全厅的人都看不见他。现在他可以看别人,而别人看不见他了。他渐渐安定下来,他已经完全回到现实的感受中来,心情的镇定已使他达到能听的程度。

    巴马达波先生是陪审员之一。

    他在找沙威,但是不见他。证人席被记录员的桌子遮着了。并且,我们刚才说过,厅里的灯光是暗淡的。

    他进门时,被告的律师正说完他的辩词。全场空气已到了最紧张的程度,这件案子开审已有三个钟头了。在这三个钟头里,大家眼望着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穷极无聊、极其糊涂或极其狡猾的东西,在一种骇人听闻的真情实况的重压下一步步折伏下去。这个人,我们已经知道,是个流浪汉,被别人发现在田野中,拿着一根有熟苹果的树枝,这树枝是从附近一个叫别红园的围墙里的苹果树上折下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已经作了一番调查,证人们刚才也都发了言,众口一词,讨论中真相大白。控词里说:“我们逮捕的不仅是个偷水果的小偷,不仅是个贼,我们手里抓获的是一个匪徒,一个违反原判、擅离指定住址的累犯,一个旧苦役犯,一个最危险的暴徒,一个久已通缉在案名叫冉阿让的奸贼,八年前,从土伦牢狱里出来时,又曾手持凶器,在大路上抢劫过一个叫小瑞尔威的通烟囱的孩子,罪关刑律第三百八十三条,一俟该犯经过正式证明,确系冉阿让,当即根据上述条文另行追究。他最近又重行犯罪。这是一次再犯。请先处罚他的新罪,容后提审旧案。”被告在这种控词前,在证人们的一致的意见前,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他摇头顿脚表示否认,或是两眼朝天。他口吃,答话困难,但是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表示不服。在这一排排摆开阵式、向他搦战的聪明人面前,他简直是个傻子,简直是个陷入了重围的野人。可是目前正是威胁他未来生活的紧急关头,他的嫌疑越到后来越大,全体观众望着这种极尽诬陷、逐渐向他紧逼的判决词,比起他自己来还更担忧些。还有一层可虑的事,假使他被证实确是冉阿让,小瑞尔威的事将来也得判罪,那么,除监禁以外,还有处死的可能。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那副冥顽不灵的表情是什么性质的呢?是愚蠢还是狡狯?是懂得很清楚还是 5b8c.” >完全不懂?对这些问题听众各执一词,陪审团的意见仿佛也不一致。这件疑案,既惊人也捉弄人,不但暧昧不明,而且茫无头绪。<q></q>

    那个辩护士谈得相当好,他那种外省的语句,从前无论在巴黎也好,在罗莫朗坦或蒙勃里松也好,凡是律师都习惯采用,早已成为律师们的词藻,但今天这种语句已成古典的了,它那种持重的声调、庄严的气派,正适合公堂上的那些公家发言人,所以现在只有他们还偶然用用;譬如称丈夫为“良人”,妻子为“内助”,巴黎为“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国王为“元首”,主教先生为“元圣”,检察官为“辩才无碍的锄奸大士”,律师的辩词称“刚才洗耳恭听过的高论”,路易十四的世纪为“大世纪”,剧场为“墨尔波墨涅殿”,在朝的王室为“我先王的圣血”,音乐会为“雍和大典”,统辖一省的将军为“驰名的壮士某”,教士培养所里的小徒弟为“娇僧”,责令某报该负责的错误为“在刊物篇幅中散布毒素的花言巧语”等等。这律师一开始,便从偷苹果这件事上表示意见,要说得文雅,那确是个难题;不过贝尼涅·博须埃在一篇祭文里,也曾谈到过一只母鸡,而他竟能说得洋洋洒洒,不为所困。这律师认定偷苹果的事没有具体的事实证明。他以辩护人的资格,坚称他的主顾为商马第,他说并没有人看见他亲自跳墙或攀折树枝。别人抓住他时,他手里拿着那根树枝(这律师比较喜欢称树枝为树桠),但是他说他看见它在地上,才拾起来的。反证在什么地方呢?这树枝显然被人偷折,那小偷爬到墙外后,又因为心虚便把它丢在地上。贼显然有一个。但是谁能证明这做贼的便是商马第呢?只有一件事,他从前当过苦役犯。律师并不否认这件看来很不幸已被证实的事,被告在法维洛勒住过,被告在那里做过修树<var>.99lib.</var>枝工人,商马第这个名字源出让·马第是很可能的,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并且有四个证人,他们都一眼就认出了商马第便是苦役犯冉阿让。律师对这些线索、这些作证,只能拿他主顾的否认、一种有目的的否认来搪塞;但是即使认定他确是苦役犯冉阿让,这样就能证明他是偷苹果的贼吗?充其量这也只是种猜测而不是证据。被告确实用了“一种拙劣的自卫方法”,他的辩护人“本着良心”也应当承认这一点。他坚决否认一切,否认行窃,也否认当过苦役犯。他如果肯承认第二点,毫无疑问,一定会妥当些,他也许还可以赢得各陪审官的宽恕;律师也曾向他提出过这种意见,但是被告坚拒不从,他以为概不承认便可挽救一切。这是一种错误,不过,难道我们不应当去考虑他智力薄弱的一点?这人显然是个痴子。狱中长期的苦楚,出狱后长期的穷困,已使他变成神经呆笨的人了,律师说着说着,说他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能成为判罪的理由吗?至于小瑞尔威的事,律师不用讨论,这毫不属于本案范围。最后,律师请求陪审团和法庭,假使他们确认这人是冉阿让,也只能按警章处罚他擅离指定住址,不能按镇压累犯的苦役犯的严刑加以处理。

    检察官反驳了辩护律师。他和平时其他的检察官一样,说得慷慨激昂,才华横溢。

    他对辩护律师的“忠诚”表示祝贺,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忠诚。他从这律师让步的几点上向被告攻击。律师仿佛已经同意被告便是冉阿让。他把这句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人确是冉阿让了。在控词里,这已被肯定下来不容否认的了。做到这一点,检察长便用一种指桑骂槐的巧妙手法追寻这种罪恶的根源和缘由,怒气冲天地痛斥浪漫派的不道德,当时浪漫派正在新兴时期,《王旗报》和《每日新闻》的批评家们都称它为“撒旦派”!检察官把商马第(说冉阿让还更妥当些)的犯法行为归咎于这种邪侈文学的影响,说得也颇像煞有介事。发挥尽致以后,他转到冉阿让本人身上。冉阿让是什么东西呢?他刻画冉阿让是个狗彘不如的怪物,等等。这种描写的范例在德拉门<span class=”” data-note=”德拉门(Théramène),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暴君。”></span>的语录里可以看到,对悲剧>..</a>没有用处,但它每天使法庭上的舌战确实生色不少。听众和陪审团都“为之股栗”。检察官刻画完毕以后,为了获得明天《省府公报》的高度表扬,又指手画脚地说下去:“并且他是这样一种人,等等,等等,等等,流氓,光棍,没有生活能力,等等,等等,生平惯于为非作歹,坐了牢狱也不曾大改,抢劫小瑞尔威这件事便足以证明,等等,等等,他是这样一个人,行了窃,被人在公路上当场拿获,离开一堵爬过的墙只几步,手里还拿着赃物,人赃俱获,还要抵赖,行窃爬墙,一概抵赖,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抵赖,自己的身份来历也抵赖!我们有说不尽的证据,这也都不必再提了,除这以外,还有四个证人认识他,沙威,侦察员沙威和他从前的三个贼朋友,苦役犯布莱卫、舍尼杰和戈什巴依。他们一致出来作证,他用什么来对付这种雷霆万钧之力呢?抵赖。多么顽固!请诸位陪审员先生主持正义,等等,等等。”检察官发言时,被告张着口听,惊讶之中不无钦佩之意。他看见一个人竟这样能说会道,当然要大吃一惊。在控诉发挥得最“得劲”时,这人辩才横逸,不能自已,恶言蜚语,层出不穷,如同把被告围困在疾风暴雨之中一样,这个犯人不时慢慢地摇着头,由右到左,又由左到右,这便是他在辩论进行中所表示的一种忍气吞声的抗议。离他最近的那几个旁听人听见他低声说了两三次“这都是因为没有问巴陆先生!”检察官请陪审团注意他的这种戆态,这明明是假装的,这并不表示他愚蠢,而是表示他巧黠、奸诈和蒙蔽法官的一贯作法,这就把这个人的“劣根性”揭露无遗了。最后他声明保留小瑞尔威的问题,要求严厉判处。

    这就是说,我们记得,暂时处以终身苦役。

    被告律师起来,首先祝贺了“检察官先生”的“高论”,接着又尽力辩驳,但是他泄了气。他脚跟显然站不稳了。

    十 否认的方式

    宣告辩论终结的时候到了。庭长叫被告立起来,向他提出这照例有的问题:“您还有什么替自己辩护的话要补充吗?”

    这个人,立着,拿着一顶破烂不堪的小帽子在手里转动,好像没有听见。

    庭长把这问题重说了一遍。

    这一次,这人听见了。他仿佛听懂了,如梦初醒似的动了一下,睁开眼睛向四面望,望着听众、法警、他的律师、陪审员、公堂,把他那个巨大的拳头放在他凳前的木栏杆上,再望了一望。忽然,他两眼紧盯着检察官,开始说话了,这仿佛是种爆裂。他那些拉杂、急迫、突兀、紊乱的话破口而出,好像每一句都忙着想同时一齐挤出来似的。他说:

    “我有这些话<tt>?t>要说。我在巴黎做过造车工人,并且是在巴陆先生家中。那是种辛苦的手艺。做车的人做起工来,总是在露天下,院子里,只有在好东家的家里才在棚子里;但是从不会在有门窗的车间里,因为地方要得多,你们懂吧。冬天,大家冷得捶自己的胳膊,为了使自己暖一点;但是东家总不许,他们说,那样会耽误时间。地上冻冰时,手里还拿着铁,够惨的了。好好的人也得垮。做那种手艺,小伙子也都成了小老头儿。到四十岁便完了。我呢,我那时已经五十三岁,受尽了罪。还有那老伙伴,一个个全是狠巴巴的!一个好好的人,年纪大了,他们便叫你做老冬瓜,老畜生!每天我已只能赚三十个苏了,那些东家却还在我的年纪上用心思,尽量减少我的工钱。此外,我从前还有一个女儿,她在河里洗衣服,在这方面她也赚点钱。我们两个人,日子还过得去。她也是够受罪的了。不管下雨下雪,风刮你的脸,她也得从早到晚,把半个身子浸在洗衣桶里;结冰时也一样,非洗不成;有些人没有多一点的换洗衣服,送来洗,便等着换;她不洗吧,就没有活计做了,洗衣板上又全是缝,四处漏水,溅你一身。她的裙子里里外外全是湿的。水朝里面浸。她在红娃娃洗衣厂里工作过,在那厂里,水是从龙头里流出来的。洗衣的人不用水桶,只对着面前的龙头洗,再送到背后的槽里去漂净。因为是在屋子里,身上也就不怎么冷了。可是那里面的水蒸气可吓坏人,它会把你的眼睛也弄瞎。她晚上七点钟回来。很快就去睡了,她困得厉害。她的丈夫老爱打她。现在她已死了。我们没有过过快活日子。那是一个好姑娘,不上跳舞会,性子也安静。我记得在一个狂欢节的晚上,她八点钟便去睡了。就这样。我说的全是真话。你们去问就是了。呀,是呀,问。我多么笨!巴黎是个无底洞。谁还认识商马第伯伯呢?可是我把巴陆先生告诉你们。你们到巴陆先生家去问吧。除此以外,我不知道你们还要我做什么。”

    这个人不开口了,照旧立着。他大声疾呼地说完了那段话,声音粗野、强硬、嘶哑,态度急躁、鲁莽而天真。一次,他停了嘴,向听众中的一个人打招呼。他对着大众信口乱扯,说到态度认真起来时,他的声音就像打噎,而且还加上个樵夫劈柴的手势。他说完以后,听众哄堂大笑。他望着大家,看见人家笑,他莫名其妙,也大笑起来。

    这是一种悲惨的场面。

    庭长是个细心周到的人,他大声发言了。

    他重行提醒“各位陪审员先生”,说“被告说他从前在巴陆车匠师父家里工作过,这些话都用不着提了。巴陆君早已亏了本走了,下落不明。”随后他转向被告,要他注意听他说话,并补充说:

    “您现在的处境非慎重考虑不可了,您有极其重大的嫌疑,可能引起极严重的后果。被告,为了您的利益,我最后一次关照您,请您爽爽快快说明两件事:第一,您是不是爬过别红园的墙,折过树枝,偷过苹果,就是说,犯过越墙行窃的罪?第二,您是不是那个释放了的苦役犯冉阿让?”

    被告用一种自信的神气摇着头,好像一个懂得很透彻也知道怎样回答的人。他张开口,转过去对着庭长说:

    “首先……”

    随后他望着自己的帽子,又望着天花板,可是不开口。

    “被告,”检察官用一种严厉的声音说,“您得注意,人家问您的话,您全不回答。您这样慌张,就等于不打自招。您明明不是商马第,首先您明明是利用母亲的名字作掩护,改叫让·马第的那个苦役犯冉阿让,您到过奥弗涅,您生在法维洛勒,您在那里做过修树枝工人。您明明爬过别红园的墙,偷过熟苹果。各位陪审员先生,请斟酌。”

    被告本已坐下去了,检察官说完以后,他忽然立起来,大声喊道:

    “您真黑心,您!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话。先头我没有想出来。我一点东西都没有偷。我不是每天有饭吃的人。那天我从埃里走来,落了一阵大雨,我经过一个地方,那里被雨水冲刷,成了一片黄泥浆,洼地里的水四处乱流,路边的沙子里也只露出些小草片,我在地上寻得一根断了的树枝,上面有些苹果,我便拾起了那树枝,并没有想到会替我惹起麻烦。我在牢里已待了三个月,又被人家这儿那儿带来带去。除了这些,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和我过不去,你们对我说:‘快回答!’这位兵士是个好人,他摇着我的胳膊,细声细气向我说:‘回答吧。’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我没有文化,我是个穷人。你们真不该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没有偷。我拾的东西是原来就在地上的。你们说什么冉阿让,让·马第!这些人我全不认识。他们是乡下人。我在<s>藏书网</s>医院路巴陆先生家里工作过。我叫商马第。你们说得出我是在什么地方生的,算你们有本领。我自己都不知道。世上并不是每个人从娘胎里出来就是有房子的。那样太方便了。我想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些四处找活做的人。并且我也不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人家叫我小把戏,现在,大家叫我老头儿。这些就是我的洗礼名。随便你们怎样叫吧。我到过奥弗涅,我到过法维洛勒,当然!怎么呢?难道一个人没有进过监牢就不能到奥弗涅,不能到法维洛勒去吗?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偷过东西,我是商马第伯伯。我在巴陆先生家里工作过,并且在他家里住过。听了你们这些胡说,我真不耐烦!为什么世上的人全像怨鬼一样来逼我呢!”

    检察官仍立着,他向庭长说:

    “庭长先生,这被告想装痴狡赖,但是我们预先警告他,他逃不了,根据他这种闪烁狡猾已极的抵赖,我们请求庭长和法庭再次传讯犯人布莱卫、戈什巴依、舍尼杰和侦察员沙威,作最后一次的讯问,要他们证明这被告是否冉阿让。”

    “我请检察官先生注意,”庭长说,“侦察<var>??</var>员沙威因为在邻县的县城有公务,在作证以后便立刻离开了公堂,并且离开了本城。我们允许他走了。检察官先生和被告律师都表示同意的。”

    “这是对的,庭长先生,”检察官接着说。“沙威君既不在这里,我想应把他刚才在此地所说的话,向各位陪审员先生重述一遍。沙威是一个大家尊敬的人,为人刚毅、谨严、廉洁,担任这种下层的重要任务非常称职,这便是他在作证时留下的话:‘我用不着什么精神上的猜度或物质上的证据来揭破被告的伪供。我千真万确地认识他。这个人不叫商马第,他是从前一个非常狠毒、非常凶猛的名叫冉阿让的苦役犯。他服刑期满被释,我们认为是极端失当的。他因犯了大窃案受过十九年的苦刑。他企图越狱,达五六次之多。除小瑞尔威窃案和别红园窃案外,我还怀疑他在已故的迪涅主教大人家里犯过盗窃行为。当我在土伦当副监狱官时,我常看见他。我再说一遍,我千真万确地认识他。’”

    这种精确无比的宣言,在听众和陪审团里,看来已产生一种深刻的印象。检察官念完以后,又坚请(沙威虽已不在)再次认真传讯布莱卫、舍尼杰和戈什巴依三个证人。

    庭长把传票交给一个执达吏,过一会,证人室的门开了。在一个警卫的保护下,执达吏把犯人布莱卫带来了。听众半疑半信,心全跳着,好像大家仅共有一个灵魂。

    老犯人布莱卫穿件中央监狱的灰黑色褂子。布莱卫是个六十左右的人,面目像个企业主,神气像流氓,有时是会有那种巧合的。他不断干坏事,以致身陷狱中,变成看守一类的东西,那些头目都说:“这人想找机会讨好。”到狱中布道的神甫们也证明他在宗教方面的一些好习惯。我们不该忘记这是复辟时代的事。

    “布莱卫,”庭长说,“您受过一种不名誉的刑罚,您不应当宣誓……”

    布莱卫把眼睛低下去。

    “可是,”庭长接着说,“神恩允许的时候,<tt></tt>即使是一个受过法律贬黜的人,他心里也还可以留下一点爱名誉、爱平等的情感。在这紧急的时刻,我所期望的也就是这种情感。假使您心里还有这样的情感,我想是有的,那么,在回答我以前,您先仔细想想,您的一句话,一方面可以断送这个人,一方面也可以使法律发出光辉。这个时刻是庄严的,假使您认为先前说错了,您还来得及收回您的话。被告,立起来。布莱卫,好好地望着这被告,回想您从前的事情,再凭您的灵魂和良心告诉我们,您是否确实认为这个人就是您从前监狱里的朋友冉阿让。”

    布莱卫望了望被告,又转向法庭说:

    “是的,庭长先生。我第一个说他是冉阿让,我现在还是这么说。这个人是冉阿让。一七九六年进土伦,一八一五年出来。我是后一年出来的。他现在的样子像傻子,那么,也许是年纪把他变傻了,在狱里时他早已是那么阴阳怪气的。我的的确确认识他。”

    “您去坐下,”庭长说,“被告,站着不要动。”

    舍尼杰也被带进来了,红衣绿帽,一望便知是个终身苦役犯。他原在土伦监狱里服刑。是为了这件案子才从狱中提出来的。他是个五十左右的人,矮小、敏捷、皱皮满面,黄瘦、厚颜、暴躁,在他的四肢和整个身躯里有种孱弱的病态,但目光里却有一种非常的力量。他狱里的伙伴给了他一个绰号叫“日尼杰”<span class=”” data-note=”“日尼杰”(Je-nie-Dieu),和“舍尼杰”(ildieu)音相近,但却有“我否认上帝”的意思。”></span>。

    庭长向他说的话和他刚才向布莱卫说过的那些话,大致相同。他说他做过不名誉的事,已经丧失了宣誓的资格,舍尼杰在这时却照旧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观众。庭长教他集中思想,像先头问布莱卫一样,问他是否还认识被告。

    舍尼杰放声大笑。

    “当然!我认识不认识他!我们吊在一根链子上有五年。你赌气吗,老朋友?”

    “您去坐下。”庭长说。

    执达吏领着戈什巴依来了。这个受着终身监禁的囚犯,和舍尼杰一样,也是从狱中提出来的,也穿一件红衣。他是卢尔德地方的乡下人,比利牛斯山里几乎近于野人的人。他在山里看守过牛羊,从牧人变成了强盗。和这被告相比,戈什巴依的蛮劲并不在他之下,而愚痴却在他之上。世间有些不幸的人,先由自然环境造成野兽,再由人类社会造成囚犯,直到老死,戈什巴依便是这里面的一个。

    庭长先说了些庄严动人的话,想感动他,又用先头问那两个人的话问他,是不是能毫无疑问地、毫不含胡地坚决认为自己认识这个立在他面前的人。

    “这是冉阿让,”戈什巴依说,“我们还叫他做千斤顶,因为他气力大。”

    这三个人的肯定,明明是诚恳的,凭良心说的,在听众中引起了一阵阵乱哄哄的耳语声,每多一个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那种哄动的声音也就越强,越延长,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至于被告,他听他们说着,面上露出惊讶的样子,照控诉词上说,这是他主要的自卫说法。第一个证人说完话时,他旁边的法警听见他咬紧牙齿低声抱怨道:“好呀!有了一个了。”第二个说完时他又说,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几乎带着得意的神气:“好!”第三个说完时他喊了出来:“真出色!”

    庭长问他:

    “被告,您听见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回答:

    “我说‘真出色!’”

    听众中起了一片嘈杂的声音,陪审团也几乎受到影响。这人明明是断送了。

    “执达吏,”庭长说,“教大家静下来,我立刻要宣告辩论终结。”

    这时,庭长的左右有人动起来。大家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喊道:

    “布莱卫,舍尼杰,戈什巴依!看这边。”

    听见这声音的人,寒毛全竖起来了,这声音太凄惨骇人了。大家的眼睛全转向那一方。一个坐在法官背后,优待席里的旁听者刚立起来,推开了法官席和律师席中间的那扇矮栏门,立到大厅的中间来了。庭长、检察官、巴马达波先生,其他二十个人,都认识他,齐声喊道:

    “马德兰先生!”

    十一 商马第更加莫名其妙了

    的确就是他。记录员的灯光正照着他的脸。他手里拿着帽子,他的服装没有一点不整齐的地方,他的礼服是扣得规规矩矩的。他的脸,异常惨白,身体微微发抖。他的头发在刚到阿拉斯时还是斑白的,现在全白了。他在这儿过了一个钟头,头发全变白了。

    大家的头全竖起来。那种紧张心情是无可形容的,听众一时全愣住了。这个人的声音那样凄戾,而他自己却又那样镇静,以致起初,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大家心里都在问是谁喊了这么一声。大家都不能想象发出这种骇人的叫声的便是这个神色泰然自若的人。

    这种惊疑只延续了几秒钟。庭长和检察官还不曾来得及说一句话,法警和执达吏也还不曾来得及做一个动作,这个人,大家在这时还称为马德兰先生的这个人,已走到证人布莱卫、戈什巴依和舍尼杰的面前了。

    “你们不认识我吗?”他说。

    他们三个人都不知所措,摇着头,表示一点也不认识他。马德兰先生转身向着那些陪审员和法庭人员,委婉地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请释放被告。庭长先生,请拘禁我。你们要逮捕的人不是他,是我。我是冉阿让。”

    大家都屏息无声。最初的惊动过后,继以坟墓般的寂静。当时在场的人都被一种带宗教意味的敬畏心情所慑服了,这种心情,每逢非常人作出非常举动时是会发生的。

    这时,庭长的脸上显出了同情和愁苦的神气。他和检察官丢了个眼色,又和那些陪审顾问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向着听众,用一种大家都了解的口吻问道:

    “这里有医生吗?”

    检察官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种意外、突兀、惊扰大众的事,使我产生一种不必说明的感想,诸位想必也有同感。诸位全都认识这位可敬的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先生,至少也听说过他的大名。假使听众中有位医生,我们同意庭长先生的建议,请他出来照顾马德兰先生,并且伴送他回去。”

    马德兰先生丝毫不让检察官说完。他用一种十分温良而又十分刚强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话。下面便是他的发言,这是当日在场的一个旁听者在退堂后立刻记下来的,一字一句都不曾改动;听到这些话的人,至今快四十年了,现在还觉得余音在耳呢。

    “我谢谢您,检察官先生,我神经并没有错乱。您会知道的。您几乎要犯极大的错误。快快释放这个人吧,我尽我的本分,我是这个不幸的罪人。我在这里是惟一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我说的也是真话。我现在做的事,这上面的上帝看得很清楚,这样也就够了。您可以逮捕我,我既然已经到了这里。我曾经努力为善,我隐藏在一个名字的后面,我发了财,我做到了市长;我原想回到善良的人的队伍里。看来是行不通了。总而言之,有许多事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并不想把我一生的事全告诉你们,有一天大家总会知道的。我偷过那位主教先生的东西,这是真的;我抢过小瑞尔威,这也是真的。别人告诉您说冉阿让是个非常凶的坏人,这话说得有理。过错也许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请听我说,各位审判官先生,像我这样一个贱人,原不应当对上帝有所指责,也不应当对社会作何忠告。但是,请你们注意,我从前想洗雪的那种羞辱,确是一种有害的东西。牢狱制造囚犯。假使你们愿意,请你们在这上面多多思考。在入狱以前,我是乡下一个很不聪明的穷人,一个很笨的人,牢狱改变了我。我从前笨,后来凶;我从前是块木头,后来成了引火的干柴。再到后来,宽容和仁爱救了我></a>,正如从前严酷断送了我一样。但是请原谅,你们是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的。在我家里壁炉的灰里,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值四十个苏的银币,那是七年前我抢了小瑞尔威的。我再没有什么旁的话要说。押起我来吧。我的上帝!检察官先生,您摇着头说:‘马德兰先生疯了。’您不相信我!这真苦了我。无论如何,您总不至于判这个人的罪吧!什么!这些人全不认我!沙威可惜不在这里,他会认出我来的,他。”

    没有什么话可以把他那种悲切仁厚的酸楚口吻表达出来。

    他转过去对着那三个囚犯:

    “好吧,我认识你们,我!布莱卫!您记>..</a>得吗?……”

    他停下来,迟疑了一会,又说道:

    “你还记得你从前在狱里用的那条编织的方格子花背带吗?”

    布莱卫骇然大吃一惊,把他从头一直打量到脚。他继续说:

    “舍尼杰,你替你自己起了个诨名叫日尼杰。你的右肩上全是很深的火伤疤,因为有一天你把你的肩膀靠在一大盆红炭上,想消灭‘TFP’三个字母,但是没有烧去。回答,是不是有过这回事?”

    “有过。”舍尼杰说。

    他又向戈什巴依说:

    “戈什巴依,在你左肘弯的旁边有个日期,字是蓝的,是用烧粉刺成的。这日期便是皇上从戛纳登陆的日子,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把你的袖子卷上去。”

    戈什巴依卷起他的衣袖,他前后左右的人都伸长了颈子盯在他的光胳膊上。有一个法警拿了一盏灯来,那上面确有这个日期。

    这不幸的人转过来朝着听众,又转过去朝着审判官,他那笑容叫当日在场目击的人至今回想起来还会觉得难 53d7.” >受。那是胜利时刻的笑容,也是绝望时刻的笑容。

    “你们现在明白了,”他说,“我就是冉阿让。”

    在这圆厅里,已经无所谓审判官,无所谓原告,无所谓法警,只有发呆的眼睛和悲痛的心。大家都想不起自己要做的事,检察官已忘了他原在那里检举控诉,庭长也忘了自己原在那里主持审判,被告辩护人也忘了自己原在那里辩护。感人最深的是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人执行任务。最卓绝的景象能摄取所有的人的心灵,使全体证人变为观众。这时,也许没有一个人能确切了解自己的感受,当然也没有一个人想到他当时看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光辉的照耀,可是大家都感到自己的心腑已被照亮了。

    立在众人眼前的是冉阿让,这已很显明了。这简直是光的辐射。这个人的出现已足使方才还那样迷离的案情大白。以后也用不着任何说明,这群人全都好像受到闪电般迅速的启示,并且立即懂得,也一眼看清楚了这个舍身昭雪冤情的人的简单壮丽的历史。他曾经历过的种种小事、种种迟疑、可能有过的小小抗拒心情,全在这种光明磊落的浩气中消逝了。

    这种印象固然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在那一刹那间是锐不可当的。

    “我不愿意再扰乱公堂,”冉阿让接着说,“你们既然不逮捕我,我就走了。我还有好几件事要办。检察官先生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他随时都可以派人逮捕我。”

    他向着出口走去。谁也没有..开口,谁也没有伸出胳膊来阻拦他。大家都向两旁分立。他在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威,使群众往后退,并且排着队让他过去,他缓缓地一步一步穿过人群。永远没有人知道谁推开了门,但是他走到门前,门确是开了。他到了门边,回转身来说:

    “检察官先生,我静候您的处理。”

    随后他又向听众说:

    “你们在这里的每个人,你们觉得我可怜,不是吗?我的上帝!当我想到我刚才正是在做这件事时,我觉得自己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我更希望最好是这些事都不曾发生过。”

    他出去了,门又自动关上,如同刚才它自动开开一样,作风正大的人总可以在群众中找到为他服务的人。

    不到一个钟头,陪审团的决议撤消了对商马第的全部控告,立即被释放的商马第惊奇到莫名其妙地走了,以为在场的人全是疯子,他一点也不了解他所见到的是怎么一回事。

    第七部

     一 马德兰先生在什么样的镜子里看自己的头发

    曙光初露。芳汀发了一夜烧,并且失眠,可是这一夜却充满了种种快乐的幻象,到早晨,她睡着了。守夜的散普丽斯姆姆乘她睡着时,便又跑去预备了一份奎宁水。这位勤恳的姆姆待在疗养室的药房里已经好一会了,她弯着腰,仔细看她那些药品和药瓶,因为天还没有大亮,有层迷雾蒙着这些东西。她忽然转过身来,细声叫了一下。马德兰先生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刚静悄悄地走了进来。

    “是您,市长先生!”她叫道。

    他低声回答说:

    “那可怜的妇人怎样了?”

    “现在还好。我们很担了番心呢!”

    她把经过情形告诉他,她说这一晚芳汀的状况很不好,现在已经好些,因为她以为市长先生到孟费郿去领她的孩子了。姆姆不敢问市长先生,但是她看神气,知道他不是从那里来的。

    “这样很好,”他说,“您没有道破她的幻想,做得妥当。”

    “是的,”姆姆接着说,“但是现在,市长先生,她就会看见您,却看不见她的孩子,我们将怎样向她说呢?”

    他呆呆地想了一会。

    “上帝会启发我们的。”他说。

    “可是我们总不能说谎。”姆姆吞吞吐吐地细声说。

    屋子里已大亮了。阳光正照着马德兰先生的脸。姆姆无意中抬起头来。

    “我的上帝,先<big>.?</big>生啊!”她叫道,“您遇见了什么事?您的头发全白了!”

    “白了!”他说。

    散普丽斯姆姆从来没有镜子,她到一个药囊里去搜,取出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是病房里的医生用来检验病人是否已经气绝身亡的。

    马德兰先生拿了这面镜子,照着他的头发,说了声“怪事!”

    他随口说了这句话,仿佛他还在想着旁的事。

    姆姆觉得离奇不可解,登时冷了半截。

    他说:“我可以看她吗?”

    “市长先生不打算把她孩子领回来吗?”姆姆说,她连这样一句话也几乎不敢问。

    “我当然会把她领回来,但是至少非得有两三天的工夫不可。”

    “假使她在孩子来之前见不到市长先生,”姆姆战战兢兢地说,“她就不会知道市长先生已经回来了,我们便容易安她的心;等到孩子到了,她自然<q></q>会认为市长先生是和孩子一同来的。我们便不用说谎了。”

    马德兰先生好像思量了一会,随后他又带着他那种镇静沉重的态度说:

    “不行,我的姆姆,我应当去看看她。我的时间也许不多了。”

    “也许”两个字给了马德兰先生的话一种深奥奇特的意味,不过这女信徒好像没有注意到。她低着眼睛恭恭敬敬地回答:

    “既是这样,市长先生进去就是,她正在休息。”

    那扇门启闭不大灵,他怕有声音惊醒病人,他细心旋开,走进了芳汀的屋子,走到床前,把床帷稍微掀开一点。她正睡着。她胸中嘘出的呼吸声叫人听了心痛,那种声音是害着那种病的人所特有的,也是叫那些在夜间守护着无可挽救而仍然睡着的孩子的慈母们所不忍听的。但是在她脸上,有一种无可形容的安闲态度,使她在睡眠中显得另有一番神色,那种苦痛的呼吸并不怎么影响她。她的面容已由黄变白,两颊却绯红。她那两对纤长的金黄睫毛是从她童贞时期和青春时期留下的惟一的美色了,尽管是垂闭着的,却还频频颤动。她全身也都颤抖着,那种颤动别人是只能感到而看不见的、有如行将助她飞去的翅膀,欲展不展,待飞且住似的。看到她这种神态,我们永远不会相信躺在那里的竟是一个濒危的病人。与其说她像个命在旦夕的人,毋宁说她像个振翅待飞的鸟。

    我们伸手采花时,花枝总半迎半拒地颤动着。鬼手摄人灵魂时,人的身体也有一种类似的战栗。

    马德兰先生在床边呆呆地立了一会,望望病人,又望望那耶稣受难像,正如两个月前他初次到这屋子里来看她时的情景一样。那时他们俩,正和今日一样,一个熟睡,一个祈祷;不过现在,经过了两个月的光阴,她的头发已转成灰色,而他的头发则变成雪白的了。

    姆姆没有和他一同进来。他立在床边,一bbr>藏书网</abbr>个手指压在嘴上,仿佛他不这样做,屋子里就会有人要出声气似的。

    她睁开眼睛,看见了他,带着微笑,安闲地说:

    “珂赛特呢?”

    二 芳汀幸福了

    她既没有惊讶的动作,也没有欢乐的动作,她便是欢乐的本身。她提出“珂赛特呢?”这个简单问题时,她的信心是那样真诚、那样坚定、那样绝无一丝疑虑,致使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她继续说:

    “我知道您到那里去过了。我睡着了,但是我看见了您。我早已看见了您。我的眼睛跟着您走了一整夜。一道神光围绕着您,在您的前后左右有各式各样的天仙。”

    他抬起眼睛望着那个耶稣受难像。

    “不过,”她又说,“请您告诉我珂赛特在哪里?为什么我醒来时,没有把她放在我的床上呢?”

    他机械地回答了几句,过后他从来没有回忆起他当时说的是什么。

    幸而有人通知了医生,他赶来了。他来帮助马德兰先生。

    “我的孩子,”医生说,“好好安静下来,您的孩子在这里了。”

    芳汀顿时两眼炯炯发光,喜溢眉宇。双手合十,这种神情具有祈祷所能包含的最强烈而同时又最柔和的一切情感。

    “呵,”她喊道,“把她抱来给我吧!”

    多么动人的慈母的幻想!珂赛特对她来说始终是个抱在怀里的孩子。

    “还不行,”那医生接着说,“现在还不行。您的热还没有退净。您看见孩子,会兴奋,会影响您的身体。非先把您的病养好不成。”

    她焦急地岔着说:

    “可是我的病已经好了!他真是头驴子,这医生!呀!我要看我的孩子,我!”

    “您瞧,”医生说,“您<u></u>多么容易动气。如果您永远这样,我便永远不许您见您的孩子。单看见她并不解决问题,您还得为她活下去才是。等到您不胡闹了,我亲自把她带来给您。”

    可怜的母亲低下了头。

    “医生先生,我请您原谅,我诚心诚意请您特别原谅。从前我决说不出刚才的那种话。我受的痛苦太多了,以至于我有时会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我懂,您担心情绪激动,您愿意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但是我向您发誓,看看我的女儿对我是不会有害处的。我随时都看见她,从昨天晚上起,我的眼睛便没有离开过她。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把她抱来给我,我就可以好好地和她谈心。除此以外,不会再有什么的。人家特地到孟费郿去把我的孩子领来,我要看看她,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我没有发脾气。我完全明白,我的快乐就在眼前。整整一夜,我看见一些洁白的东西,还有些人向我微笑。在医生先生高兴时,就可以把我的珂赛特抱给我。我已不发烧了,我的病早已好了,我心里明白我完全好了,但是我要装出有病的样子,一动也不动,这样才可以让这儿的女士们高兴。别人看见我安静下来,就会说:‘现在应当给她孩子了。’”

    马德兰先生当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她把脸转过去朝着他,她明明是要极力显出安静和“乖乖的”样子,正如她在这种类似稚气的病态里所说的,她的目的是要使人看到她平静了,便不再为难,把珂赛特送给她。但是她尽管强自镇<bdo>?</bdo>静,但还是忍不住要向马德兰先生问东问西。

    “您一路上都好吧,市长先生?呵!您多么慈悲,为了我去找她!您只告诉我她是什么样子就够了。她一路来,没有太辛苦吧?可怜!她一定不认识我了!这么多年,她已经忘记我了,可怜的心肝!孩子们总是没有记性的。就和小鸟一样。今天看见这,明 5929.” >天看见那,结果一样也想不起来。至少她的换洗衣服总是白的吧?那德纳第家的总注意到她的清洁了吧?他们给她吃什么东西?呵!我从前在受难时,想到这些事心里多么痛苦,假使你们知道!现在这些事都已过去了。我已放心了。呵!我多么想看她!市长先生,您觉得她漂亮吗?我的女儿生得美,不是吗?你们在车子里没有受凉吧!你们让她到这儿来待一会儿<cite></cite>也不成吗?你们可以立刻又把她带出去。请您说!您是主人,假使您愿意的话!”

    他握住她的手:

    “珂赛特生得美,”他说,“珂赛特的身体也好,您不久就可以看见她,但是您应当安静一点。您说得太兴奋了,您又把手伸到床外边来了,您会咳嗽的。”

    的确,芳汀几乎说一字就要剧烈地咳一次。

    芳汀并不啰嗦,她恐怕说得太激烈,反而把事情搞坏,得不到别人的好感,因此她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

    “孟费郿这地方还好,不是吗?到了夏天,有些人到那地方去游玩。德纳第家的生意好吗?在他们那地方来往的人并不多。那种客店也只能算是一种歇马店罢了。”

    马德兰先生始终捏着她的手,望着她发愁,他当时去看她,显然是有事要和她谈,但是现在迟疑起来了。医生诊视了一回,也退出去了。只有散普丽斯姆姆在他们旁边。

    当大家默默无声时,芳汀忽然叫起来: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的上帝!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伸出手臂,叫大家静下去,她屏着气,听得心往神驰。

    这时,正有一个孩子在天井里玩,看门婆婆的孩子,或是随便一个女工的孩子。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巧合的事,每逢人到山穷水尽时,这类事便会从冥冥之中出来凑上一脚,天井里的那个孩子便是这种巧遇之一。那孩子是个小姑娘,为了取暖,在那儿跑来跑去,高声笑着、唱着。唉!在什么东西里没有孩童的游戏!芳汀听见唱的便是这小姑娘。

    “呵!”她又说,“这是我的珂赛特!我听得出她的嗓子!”

    这孩子忽来忽去,走远了,她的声音也消失了。芳汀又听了一会,面容惨淡,马德兰先生听见她低声说:

    “医生不许我见我的女儿,多么心狠!他真有一副坏样子!”

    然而她心中欢乐的本源又出现了。她头在枕上,继续向自己说,“我们将来多么快乐呵!首先,我们有个小花园!这是马德兰先生许给我的。我的女儿在花园里玩!现在她应当认识字母了吧。我来教她拼字。她在草地上追蝴蝶。我看她玩。过后她就要去领第一次圣礼。呀!真的!她应当几时去领她的第一次圣礼呢?”

    她翘起手指来数。

    “……一,二,三,四,……她七岁了。再过五年。她披上一条白纱,穿上一双挑花袜,一副大姑娘的神气。呵!我的好姆姆,您不知道我多么蠢,我已想到我女儿领第一次圣礼的事了!”

    她笑起来了。

    他已丢了芳汀的手。他听着这些话,如同一个人听着风声,眼睛望着地,精神沉溺在无边的萦想里一样。忽然一下,她不说话了,他机械地抬起头来,芳汀神色大变。

    她不再说话,也不再呼吸,她半卧半起,支在床上,瘦削的肩膀也从睡衣里露出来,刚才还喜气盈盈的面色,现在发青了,恐怖使她的眼睛睁得滴圆,好像注视着她前面、她屋子那一头的一件骇人的东西。

    “我的上帝!”他喊道,“您怎么了,芳汀?”

    她不回答,她的眼睛毫不离开她那仿佛看见的东西,她用一只手握住他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指着,叫他朝后看。

    他转过头去,看见了沙威。

    三 沙威得意

    以下就是当时的经过。

    马德兰先生从阿拉斯高等法院出来,已是夜间十二时半了。他回到旅馆,正好赶上乘邮车回来,我们记得他早订了一个座位。不到早晨六点,他便到了滨海蒙特勒伊,他第一桩事便是把寄给拉菲特先生的信送到邮局,再到疗养室去看芳汀。

    他离开高等法院的公堂不久,检察官便抑制了一时的慌乱,开始发言,他叹惜这位可敬的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的妄诞行为,声言他绝不因这种奇特的意外事件而改变他<bdi>?</bdi>原来的见解,这种意外事件究竟为何发生,日后一定可以弄个明白,他并且认为商马第是真的冉阿让,要求先判他的罪。检察官这样坚持原议,显然是和每个旁听人、法庭的各个成员和陪审团的看法相反的。被告的辩护人轻轻几句话便推翻了他这论点,同时还指出这件案子经过马德兰先生,就是说真冉阿让的揭示以后,已经根本改变了面目,因此留在陪审员眼前的只是一个无罪的人。律师把法律程序上的一些错误概括说了一番,不幸的是他这番话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庭长在作结论时也表示他和被告辩护人的见解一致,陪审团在几分钟之内,便宣告对商马第不予起诉。

    可是检察官非有一个冉阿让不行,逮不住商马第,便得逮马德兰。

    释放了商马第以后,检察官便立即和庭长关在屋子里密谈。他们讨论了“逮捕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的本人的必要性”。这句有许多“的”字的短语,是检察官先生的杰作,是他亲笔写在呈检察长的报告底稿上的。庭长在一度感到紧张之后,并没有怎么反对。法律总不能碰壁。并且老实说,庭长虽然是个有点小聪明的好人,可是他有相当强烈的保王思想,滨海蒙特勒伊市长谈到在戛纳登陆事件时说了“皇上”,而没有说“波拿巴”,他感到很不中听。

    于是逮捕状签发出去了。检察官派了专人,星夜兼程送到滨海蒙特勒伊,责成侦察员沙威执行。

    我们知道,沙威在作证以后,已经立即回到滨海蒙特勒伊。

    沙威正起床,专差便已把逮捕状和传票交给了他。

    这专差也是个精干的警吏,一两句话便把在阿拉斯发生的事向沙威交代明白了。逮捕状上有检察官的签字,内容是这样的:“侦察员沙威,速将滨海蒙特勒伊市长马德兰君拘捕归案,马德兰君在本日公审时,已被查明为已释苦役犯藏书网冉阿让。”

    假使有个不曾见过沙威的人,当时看见他走进那疗养室的前房,这人一定猜想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还会认为他那神气是世上最平常的。他态度冷静、严肃,灰色头发平平整整地贴在两鬓,他刚才走上楼梯的步伐也是和平日一样从容不迫的。但是假使有个深知其为人的人,并且仔细观察了他,便会感到毛骨悚然。他皮领的钮扣不在他颈后,而在他99lib.左耳上边。这说明当时他那种从未有过的惊慌。

    沙威是个完人,他的工作态度和穿衣态度都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地方,他对暴徒绝不通融,对他衣服上的钮扣也从来一丝不苟。

    他居然会把领扣扣歪,那一定是在他心里起了那种所谓“内心地震”的骚乱。

    他在邻近的哨所里要了一个伍长和四个兵,便若无其事地来了。他把这些兵留在天井里,叫那看门婆婆把芳汀的屋子告诉他,看门婆婆毫无戒备,因为经常有一些武装的人来找市长先生,她是看惯了的。

    沙威走到芳汀的门前,转动门钮,用着护士或暗探的那种柔和劲儿推开门,进来了。

    严格地说,他并没有进来,他立在那半开的门口,帽子戴在头上,左手插在他那件一直扣到颈脖的礼服里。肘弯上露出他那根藏在身后的粗手杖的铅头。

    他这样立着不动,几乎有一分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忽然,芳汀抬起眼睛看见了他,又叫马德兰先生转过头去。

    当马德兰先生的视线接触到沙威的视线时,沙威并没有动,也不惊,也不走近,只显出一种可怕的神色。在人类的情感方面,最可怕的是得意之色。

    这是一副找到了冤家的魔鬼面孔。

    他确信自己能够逮住冉阿让,因此他心中的一切全露在脸上了。底部搅浑后影响了水面。他想到自己曾嗅错了路,一时错认了商马第,好不懊恼,幸而他当初识破了他,并且多少年来,一直还是清醒的,想到这里,懊恼也就消散了。沙威的喜色因傲慢的态度而更明显,扁窄的额头因得胜而变得难看。那副沾沾自喜的面孔简直是无丑不备。

    这时,沙威如在天庭,他自己虽不十分明了,但对自己的成功和地位的重要却有一种模糊的直觉,他,沙威,人格化了的法律、光明和真理,他是在代表它们执行上天授予的除恶任务。他有无边无际的权力、道理、正义、法治精神、舆论,满天的星斗环绕在他的后面和他的四周。他维护社会秩序,他使法律发出雷霆,他为社会除暴安良,他捍卫绝对真理,他屹立在神光的中央;他虽然已操胜券,却仍有挑衅和搏斗的余勇;他挺身直99lib.立,气派雄豪,威风凛凛,把个勇猛天神的超人淫威布满了天空。他正在执行的那件任务的骇人的暗影,使人可以从他那握紧了的拳头上看到一柄象征社会力量的宝剑的寒光。他愉快而愤恨地用脚跟踏着罪恶、丑行、叛逆、堕落、地狱,他发出万丈光芒,他杀人从不眨眼,他满脸堆着笑容,在这威猛天神的身上,确有一种无比伟大的气概。

    沙威凶,但绝不下贱。

    正直、真诚、老实、自信、忠于职务,这些品质在被曲解时是可以变成丑恶的,不过,即使丑恶,也还有它的伟大;它们的威严是人类的良知所特有的,所以在丑恶之中依然存在。这是一些有缺点的优良品质,这缺点便是它会发生错误。执迷于某一种信念的人,在纵恣暴戾时,有一种寡情而诚实的欢乐,这样的欢乐,莫名其妙竟会是一种阴森而又令人起敬的光芒。沙威在他这种骇人的快乐里,正和每一个得志的小人一样,值得怜悯。那副面孔所表现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善中的万恶,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惨更可怕的了。

    四 司法者再度行使法权

    芳汀,自从市长先生把她从沙威手中救出来以后,还没有看见过沙威。她的病脑完全不能了解当时的事,她以为他是为了她来的,她受不了那副凶相。她觉得自己的气要断了。她两手藏书网掩住自己的脸,哀号着:

    “马德兰先生,救我!”

    冉阿让(我们以后不再用旁的名字称呼他了)立起来,用最柔和最平静的声音向芳汀说:

    “您放心。他不是来找您的。”

    随后他又向沙威说:

    “我知道您来干什么。”

    沙威回答说:

    “快走!”

    在他说那两个字的口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横蛮和狂妄的意味。他说的不是“快走!”而是一种像“快走”两字那样的声音,因此没有文字可以表示这种声音,那已经不是人的言语,而是野兽的吼叫了。

    他绝不照惯例行事,他绝不说明来意,也不拿出逮捕状。对他来说,冉阿让是一种神秘的、无从捉摸的对手,黑暗中的角力者,他掐住冉阿让已经五年了,却没有能够摔翻他。这次的逮捕不是起始,而是终局。因此他只说了句:

    “快走!”

    他这么说,身体却没有移动一步,他用那种铁钩似的目光钩着冉阿让,他平日对颠连无告的人们也正是用这种神气硬把他们钩到他身边去的。

    两个月前,芳汀感到深入她骨髓的,也正是这种目光。

    沙威一声吼,芳汀又睁开了眼睛。但是市长先生在这里。她有什么可怕的呢?

    沙威走到屋子中间,叫道:

    “你到底走不走?”

    这个不幸的妇人四面张望。屋子里只有修女和市长先生。对谁会这样下贱地用“你”字来称呼呢?只可能是对她说的了。她浑身发抖。

    同时她看见了一桩破天荒的怪事,怪到无以复加,即使是在她发热期间最可怕的噩梦里,这样的怪事也不曾有过。

    她看见暗探沙威抓<cite></cite>住了市长先生的衣领,她又看见市长先生低着头。她仿佛觉得天翻地覆了。

    沙威确实抓住了冉阿让的衣领。

    “市长先生!”芳汀喊着说。

    沙威放声大笑,把他满口的牙齿全突了出来。

    “这儿已没有市长先生了!”

    冉阿让让那只手抓住他礼服的领,并不动,他说:

    “沙威……”

    沙威不待他说完,便吼道:

    “叫我做侦察员先生。”

    “先生,”冉阿让接着说,“我想和您个人谈句话。”

    “大声说!你得大声说!”沙威回答,“人家对我谈话总是大声的!”

    冉阿让低声下气地继续说:

    “我求您一件事……”

    “我叫你大声说。”

    “但是这件事只有您一个人可以听……”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不听!”

    冉阿让转身朝着他,急急忙忙低声向他说:

    “请您暂缓三天!三天,我可以去领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小孩!应当付多少钱我都付。假使您要跟着我走也可以。”

    “笑话!”沙威叫着说。“哈!我以前还没有想到你竟是一个这么蠢的东西!你要我缓三天,你好逃!你说要去领这婊子的孩子!哈!哈!真妙<bdo>藏书网</bdo>!好极了!”

    芳汀战抖了一下。

    “我的孩子!”她喊道,“去领<samp></samp>我的孩子!她原来不在这里!我的姆姆,回答我,珂赛特在什么地方?我要我的孩子!马德兰先生!市长先生!”

    沙威提起脚来一顿。

    “现在这一个也来纠缠不清了!你到底闭嘴不闭嘴,骚货!这个可耻的地方,囚犯做长官,公娼享着伯爵夫人的清福!不用忙!一切都会扭转过来的,正是时候了!”

    他瞧着芳汀不动,再一把抓住冉阿让的领带、衬衫和衣领说道:

    “我告诉你,这儿没有马德兰先生,也没有市长先生。只有一个贼,一个土匪,一个苦役犯,叫冉阿让!我现在抓的就是他!就是这么一回事!”

    芳汀直跳起来,支在她那两只僵硬的胳膊和手上面,她望望冉阿让,望望沙威,望望修女,张开口,仿佛要说话,一口痰从她喉咙底里涌上来,她的牙齿格格发抖,她悲伤地伸出两条胳膊,张开两只痉挛的手,同时四面摸索,好像一个惨遭灭顶的人,随后她忽然一下倒在枕头上。她的头撞在床头,弹回来,落在胸上,口张着,眼睛睁着,但已黯然无光了。

    她死了。

    冉阿让把他的手放在沙威的那只抓住他的手上,好像掰婴孩的手,一下便掰开了它,随后他向沙威说:

    “您把这妇人害死了。”

    “不许多话,”怒气冲天的沙威吼叫起来,“我不是到这里来听你讲道理的。不要浪费时<mark></mark>间。队伍在楼下。马上走,不然我就要用镣铐了!”

    在屋子的一个壁角里,有一张坏了的旧铁床,是平日给守夜的姆姆们做临时床用的。冉阿让走到这张床的前面,一转眼便把这张业已破损的床头拆了下来,有他那样的力气,这原不是件难事,他紧紧握着这根大铁条,眼睛望着沙威。

    沙威向门边退去。

    冉阿让手里握着铁条,慢慢地向着芳汀的床走去,走到以后,他转过身,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沙威说:

    “我劝您不要在这时来打搅我。”

    一桩十分确实的事,便是沙威吓得发抖。

    他原想去叫警察,但又怕冉阿让乘机逃走。他只好守住不动,抓着他手杖的尖端,背靠着门框,眼睛不离冉阿让。

    冉阿让的肘倚在床头的圆球上,手托着额头,望着那躺着不动的芳汀。他这样待着,凝神,静默,他所想的自然不是这人世间的事了。在他的面容和体态上仅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的颜色,这样默念了一会过后,他俯身到芳汀的耳边,细声向她说话。

    他向她说些什么呢?这个待死的汉子,对这已死的妇人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究竟是些什么话?世上没有人听到过他这些话。死者是否听到了呢?有些动人的幻想也许真是最神圣的现实。毫无疑问的是,当时惟一的证人散普丽斯姆姆时常谈到当日冉阿让在芳汀耳边说话时,她看得清清楚楚,死者的灰色嘴唇,曾微微一笑,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有喜色。

    冉阿让两手捧着芳汀的头,好像慈母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把它端正安放在枕头上,又把她衬衣的带子结好,把她的头发塞进帽子。做完了这些事,他又闭上了他的眼睛。

    芳汀的面庞在这时仿佛亮得出奇。

    死,便是跨进伟大光明境界的第一步。

    芳汀的手还垂在床沿外。冉阿让跪在这只手的前面,轻轻地拿起来,吻了一下。

    他立起来,转身向着沙威:

    “现在,”他说,“我跟您走。”

    五 适合的坟

    沙威把冉阿让送进了市监狱。

    马德兰先生被捕的消息在滨海蒙特勒伊引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应当说,引起了一种非常的震动。不幸我们无法掩饰这样一种情况:仅仅为了“他当过苦役犯”这句话,大家便几乎把他完全丢弃了。他从前做的一切好事,不到两个钟头,也全被遗忘了,他已只是个“苦役犯”。应当指出,当时大家还不知道在阿拉斯发生的详细的经过。一整天,城里四处都能听到这样的 8c08.” >谈话:“您不知道吗?他原是个被释放的苦役犯!”“谁呀?”“市长。”“啐!马德兰先生吗?”“是呀。”“真的吗?”“他原来不叫马德兰,他的真名字真难听,白让,博让,布让。”“呀,我的天!”“他已经被捕<u>?</u>了。”“被捕了!他暂时还在市监狱里,不久就会被押到别处去。”“押到别处去!”“他们要把他押到别处去!他们想把他押到什么地方去呢?”“因为他从前在一条大路上犯过一桩劫案,还得上高等法院呢。”“原来如此!我早已疑心了。这人平日太好,太完善,太信上帝了。他辞谢过十字勋章。他在路上碰见小流氓总给他们些钱。我老在想,他底里一定有些不能见人的历史。”

    尤其是在那些“客厅”里,这类话谈得特别多。

    有一个订阅《白旗报》的老太太还有这样一种几乎深不可测的体会。

    “我并不以为可惜。这对布宛纳巴的党徒是一种教训!”

    这个一度称为马德兰先生的幽灵便这样在滨海蒙特勒伊消逝了。全城中,只有三四个人还追念他。服侍过他的那个老看门婆便是其中之一。

    当天日落时,这个忠实的老婆子还坐在她的门房里,无限凄惶。工厂停了一天工,正门闩起来了,街上行人稀少。那幢房子里只..有两个修女,佩尔佩迪姆姆和散普丽斯姆姆还在守着芳汀的遗体。

    快到马德兰先生平日回家的时候,这忠实的看门婆子机械地立了起来,从抽屉里取出马德兰先生的房门钥匙,又端起他每晚用来照着上楼的烛台,随后她把钥匙挂在他惯于寻取的那钉子上,烛台放在旁边,仿佛她在等候他似的,她又回转去,坐在她那椅子上面呆想。这可怜的好老婆子并不知道她自己做了这些事。

    两个多钟头过后,她如梦初醒地喊道:

    “真的!我的慈悲上帝耶稣!我还把钥匙挂在钉子上呢!”

    正在这时,门房的玻璃窗自动开了,一只手从窗口伸进来,拿着钥匙和烛台,凑到另一支燃着的细烛上接了火。

    守门妇人抬起眼睛,张开口,几乎要喊出来了。

    她认识这只手,这条胳膊,这件礼服的袖子。

    是马德兰先生。

    过了几秒钟,她才说得出话来。“我真吓呆了。”她过后向人谈这件事的时候,老这么说。

    “我的上帝,市长先生,”她终于喊出来了,“我还以为您……”

    她停了口,因为这句话的后半段会抹煞前半段的敬意。冉阿让对她始终是市长先生。

    他替她把话说完:

    “……进监牢了,”他说,“我到监里去过了,我折断了窗口的铁条,从屋顶上跳下来,又到了这里。我现在到我屋子里去。您去把散普丽斯姆姆找来。她一定是在那可怜的妇人旁边。”

    老婆子连忙去找。

    他一句话也没有嘱咐她,他十分明白,她保护他会比他自己保护自己更稳当。

    别人永远没有知道他怎样能不开正门便到了天井里。他本来有一把开一扇小侧门的钥匙,是他随时带在身上的,不过他一定受过搜查,钥匙也一定被没收了。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想通过。

    他走上通到他屋子去的那道楼梯。到了上面,他把烛台放在楼梯的最高一级,轻轻地开了门,又一路摸黑,走去关上窗子和窗板,再回头拿了烛台,回到屋里。

    这种戒备是有用的,我们记得,从街上可以看见他的窗子。

    他四面望了一眼,桌子上,椅子上,和他那张三天没有动过的床上。前晚的忙乱并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因为看门婆婆早已把屋子整理过了。不过她已从灰里拾起那根棍子的两个铁头和那烧乌了的值四十个苏的钱,干干净净地把它们放在桌上了。

    他拿起一张纸,写上“这便是我在法庭里说过的那两个铁棍头和从小瑞尔威抢来的那个值四十个苏的钱”,他又把这枚银币和这两块铁<bdi></bdi>摆在纸上,好让人家走进屋子一眼便可以看见。他从橱里取出了一件旧衬衫,撕成几块,用来包那两只银烛台。他既不匆忙,也不惊惶,一面包着主教的这两个烛台,一面咬着一块黑面包。这大概是在他逃走时带出来的一块囚犯吃的面包。

    过后法院来检查,在地板上发现一些面包屑,证明他吃的确是狱里的面包。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请进。”他说。

    是散普丽斯姆姆。

    她面色苍白,眼睛发红,手里拿着蜡烛,颤个不停。命运中的剧变往往有这样一种特点:无论我们平时多么超脱,无动于衷,一旦遭遇剧变,原有的人性总不免受到触动,从心灵的深处流露出来。这修女经过这一天的激动,又变成妇女了,她痛哭过一阵,现在还发抖。

    冉阿让正在一张纸上写好了几行字,他把这张纸交给修女说:

    “我的姆姆,请您交给本堂神甫先生。”

    这张纸是展开的。她在那上面望了一眼。

    “您可以看。”他说。

    她念:“我请本堂神甫先生料理我在这里留下的一切,用以代付我的诉讼费和今日死去的这个妇人的丧葬费。余款捐给穷人。”

    姆姆想说话,但是语不成声。她勉强说了一句:

    “市长先生不想再看一次那可怜的苦命人吗?”

    “不,”他说<bdo></bdo>,“逮我的人在后面追来了,他们到她屋子里去逮我,她会不得安宁。”

    他的话刚说完,楼梯下已闹得一片响,他听见许多人的脚步,走上楼来,又听见那看门老妇人用她那最高最锐的嗓子说:

    “我的好先生,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向您发誓,今天一整天,一整晚,都没有人到这里来过,我也没有离开过大门!”

    有个人回答说:

    “可是那屋子里有灯光。”

    他们辨别出这是沙威的声音。

    屋子的门开开,便遮着右边的墙角。冉阿让吹灭了烛,躲在这墙角里。

    散普丽斯姆姆跪在桌子旁边。

    门自己开了。沙威走进来。

    过道里有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和那看门妇人的争辩声。

    修女低着眼睛正在祈祷。

    一支细烛在壁炉台上发着微光。

    沙威看见姆姆,停住了脚,不敢为难。

    我们记得,沙威的本性,他的气质,他的一呼一吸都是对权力的尊崇。他是死板的,他不容许反对,也无可通融。在他看来,教会的权力更是高于一切。他是信徒,他在这方面,和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浅薄而规矩。在他的眼里,神甫是种没有缺点的神明,修女是种纯洁无疵的生物。他们都是与人世隔绝了的灵魂,好像他们的灵魂与人世之间隔着一堵围墙,墙上只有一扇惟一的、不说真话便从来不开的门。

    他见了姆姆,第一个动作便是向后退。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任务束缚他并极力推他前进。他的第二个动作便是停下来,至少他总得冒险问一句话。

    这是生平从不说谎的散普丽斯姆姆。沙威知道,因此对她也特别尊敬。

    “我的姆姆,”他说,“您是一个人在这屋子里吗?”

    那可怜的看门妇人吓得魂不附体,以为事体搞糟了。

    姆姆抬起眼睛,回答说:

    “是的。”

    “既是这样,”沙威又说,“请您原谅我多话,这是我分内应做的事,今天您没有看见一个人,一个男人。他逃走了,我们正在找他。那个叫冉阿让的家伙,您没有看见他吗?”

    “没有。”

    她说了假话。一连两次,一句接着一句,毫不踌躇,直截了当地说着假话,把她自己忘了似的。

    “请原谅。”沙威说,他深深行了个礼,退出去了。

    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这次的谎话上达天堂。

    这姆姆的话,在沙威听来,是那样可靠,以至刚吹灭的还在桌上冒烟的这支耐人寻味的蜡烛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一个钟头过后,有个人在树林和迷雾中大踏步离开了滨海蒙特勒伊向着巴黎走去。这人便是冉阿让。有两三个赶车的车夫曾遇到他,看见他背个包袱,穿件布罩衫。那件布罩衫,他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从没有人知道。而在那工厂的疗养室里,前几天死了一个老工人,只留下一件布罩衫。也许就是这件。

    关于芳汀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全有一个慈母——大地。芳汀归到这慈母的怀里去了。

    本堂神甫尽量把冉阿让留下的东西,留下给穷人,他自以为做得得当,也许真是得当的。况且,这件事牵涉到谁呢?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娼妇。因此他简化了芳汀的殡葬,极力削减费用,把她送进了义冢。

    于是芳汀被葬在坟场中那块属于大家而不属于任何私人、并使穷人千古埋没的公土里。幸而上帝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的灵魂。他们把芳汀隐在遍地遗骸的乱骨堆中,她被抛到公众的泥坑里去了。她的坟正像她的床一样。

    一 从尼维尔来时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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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一八六一),在五月间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一个行人,本故事的叙述者,到了尼维尔<span class=”” data-note=”尼维尔(Nivelles),比利时城市,在布鲁塞尔和滑铁卢的西南面,距布鲁塞尔三十多公里。”></span>,并向拉羽泊走去。他步行。他沿着山冈上两行树木中间的一条铺了路面的大道前进。那大道随着连绵不 65ad.” >断的山冈,一起一伏,犹如巨浪。他已经走过了里洛和伊萨克林。向西望去,他可以辨出布兰拉勒<span class=”” data-note=”布兰拉勒(Braine-l’Alleud),地名,在滑铁卢和尼维尔之间。”></span>的那座形如覆盆的青石钟楼。他刚刚走过一处高地上的树林,看见有一根蛀孔累累的木柱,立在一条横路的转角处,那柱子上面写着“第四栅栏旧址”;旁边,有一家饮料店,店面墙上的招牌写着“艾侠波四风特等咖啡馆”。<cite>..</cite>

    从那咖啡馆再往前走八分之一法里,他便到了一个小山谷的底里,谷底有一条溪流,流过路下的涵洞。疏朗翠绿的树丛,散布在路旁山谷里,在路的另一面,树丛散乱有致地展向布兰拉勒。

    路的右边,有一家小客店,门前摆着一辆四轮小车、一大捆蛇麻草和一个铁犁,青树篱边,有一堆干刍,在一个方坑里,石灰正冒着气,一张梯子卧倒在一个用麦秆作隔墙的破棚子的墙边。田里有个大姑娘在锄草,一大张黄色广告,也许是什么杂技团巡回演出的海报,在田边迎风飘动。在那客店的墙角外面,有一群鸭子在浅沼里游行,一条路面铺得很坏的小<df</dfn>道沿着那浅沼伸入丛莽。那行人向丛莽中走去。

    他走上百来步,到了一道十五世纪的墙脚边,墙上有用花砖砌的山字形尖顶,沿墙过去,便看见一扇拱形石库大门,一字门楣,配上两个圆形浮雕,具有路易十四时代的浑厚风格。大门的上方便是那房屋的正面,气象庄严,一道和房屋正面<mark></mark>垂直的墙紧靠在大门旁边,构成一个生硬的直角。门前草地上,倒着三把钉耙,五月的野花在耙齿间随意开着。大门是关着的。双合门扇已经破烂,一个旧门锤也生了锈。

    日光和煦宜人,树枝在作五月间那种轻柔的颤动,仿佛来自枝上的鸟巢,而不是由于风力。一只可爱的小鸟,也许是怀春吧,在一株大树上尽情啼唱。

    过客弯下腰去细 5bdf.” >察门左石脚上的一个圆涡,圆涡颇大,好像是个圆球体的模子。正在这时,那双合门扇开了,走出来一个村姑。

    她望着过路客人,看见了他正在细看的东西。

    “这是一颗法国炮弹打的。”她向他说。

    随后她又接着说:

    “稍高一点,在这大<cite></cite>门的上面,那颗钉子旁边,您看见的是一个大铳打的窟窿。铳子并没有把木板打穿。”

    “这叫什么地方?”过客问道。

    “乌古蒙。”村姑说。

    过客抬起头来。他走了几步,从篱笆上面望去。他从树枝中望见天边有一个小丘,丘上有一个东西,远远望去,颇像一只狮子。<span class=”” data-note=”那是滑铁卢战场上的纪念墩,墩上有个铜狮子,是英普联军在击溃拿破仑后建立的。”></span>

    二 乌古蒙

    乌古蒙是一个伤心惨目的地方,是障碍的开始,是那名叫拿破仑的欧洲大樵夫在滑铁卢遇到的初次阻力,是巨斧痛劈声中最初碰到的盘根错节。

    它原是一个古堡,现在只是一个农家的庄屋了。乌古蒙对好古者来说,应当是雨果蒙。那宅子是贵人索墨雷·雨果,供奉维莱修道院第六祭坛的那位雨果起造的。

    过客推开了大门,从停在门洞里的一辆旧软兜车旁边走过,便到了庭院。

    在庭院里,第一件使过客注目的东西,便是一扇十六世纪的圆顶门,门旁的一切已经全坍了。宏伟的气象仍从遗迹中显示出来。在离圆顶门不远的墙上,另辟了一道门,门上有亨利四世时代的拱心石,从门洞里可以望见果园中的树林。门旁有个肥料坑、几把十字镐和尖嘴锹,还有几辆小车,一口井口有石板铺地和铁辘轳的古井,一匹小马正在蹦跳,一只火鸡正在开屏,还有一座有小钟楼的礼拜堂,一株桃树,附在礼拜堂的墙上,正开着花。这便是拿破仑当年企图攻破的那个院子的情形。这一隅之地,假使他攻破了,全世界也许就是属于他的。一群母鸡正把地<bdo>藏书网</bdo>上的灰尘啄得四散。他听见一阵狺吠声,是一头张牙露齿、代替英国人的大恶狗。

    当年英国人在这地方是值得钦佩的。库克的四连近卫军,在一军人马猛攻之下,坚持了七个钟头。

    乌古蒙,包括房屋和园子在内,在地图上,作为一个几何图形去看,是一个缺了一只角的不规则长方形。南门便在那角上,有道围墙作它最近的屏障。乌古蒙有两道门:南门和北门,也就是古堡的门和庄屋的门。拿破仑派了他的兄弟热罗姆去攻乌古蒙;吉埃米诺、富瓦和巴许吕各师全向那里进扑,雷耶的部队几乎全部用在那方面,仍归失败,克勒曼的炮弹也都消耗在那堵英雄墙上。博丹旅部从北面增援乌古蒙并非多余,索亚旅部在南面只能打个缺口,而不能加以占领。

    庄屋在院子的南面。北门被法军打破的一块门板至今还挂在墙上。那是钉在两条横木上面的四块木板,攻打<s></s>的伤痕还看得出。

    这道北门,当时曾被法军攻破过,后来换上了一块门板,用以替代现在挂在墙上的那块;那道门正在院底半掩着,它是开在墙上的一个方洞里的,堵在院子的北面,墙的下段是石块,上段是砖。那是一道在每个庄主人家都有的那种简单的小车门,两扇门板都是粗木板做成的,更远一点,便是草地。当时两军争夺这一关口非常猛烈。门框上满是殷红的血手印,历久不褪,博丹便在此地阵亡。

    鏖战的风涛还存在这院里,当时的惨状历历在目,伏尸喋血的情形宛然如在眼前;生死存亡,有如昨日;墙垣呻吟,砖石纷飞,裂口呼叫,弹孔沥血,树枝倾斜战栗,好像力图逃遁。

    这院子已不像一八一五年那样完整了,许多起伏曲折、犬牙交错的工事都已拆毁。

    英军在这里设过防线,法军突破过,但是守不住。古堡的侧翼仍屹立在那小礼拜堂的旁边,但是已经坍塌,可以说是徒存四壁,空无所有了,这是乌古蒙宅子仅存的残迹。当时以古堡为碉楼,礼拜堂为营寨,两军便在那里互相歼灭。法军四处受到火枪的射击,从墙后面、顶阁上、地窖底里,从每个窗口、每个通风洞、每个石头缝里都受到射击,他们便搬一捆捆树枝去烧那一带的墙和人,射击得到了火攻的回答。

    那一侧翼已经毁了,人们从窗口的铁栏缝里还可以看见那些墙砖塌了的房间,当时英军埋伏在那些房间里,一道旋梯,从底到顶全破裂了,好像是个破海螺的内脏。那楼梯分两层,英军当时在楼梯上受到攻击,便聚集在上层的梯级上,并且拆毁下层。大块大块的青石板在荨麻丛里堆得像座小山,却还有十来级附在墙上,在那第一级上搠了一个三齿叉的迹印。那些高不可攀的石级,正如牙床上的牙一样,仍旧牢固地嵌在墙壁里。其余部分就好像是一块掉了牙的颚骨。那里还有两株古树:一株已经死了,一株根上受了伤,年年四月仍发青。从一八一五以来,它的枝叶渐渐穿过了楼梯。

    当年在那礼拜堂里也有过一番屠杀。现在却静得出奇。自从那次流血以后,不再有人来做弥撒了。但是祭台依然存在,那是一座靠着粗石壁的粗木祭台。四堵用灰浆刷过的墙,一道对着祭台的门,两扇圆顶小窗,门上有一个高大的木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有个被一束干草堵塞藏书网了的方形通风眼,在一个墙角的地上,有一个旧玻璃窗框的残骸,这便是那礼拜堂的现状。祭台旁边,钉了一个十五世纪的圣女安娜的木刻像;童年时代的耶稣的头,它不幸也和基督一样受难,竟被一颗铳子打掉了。法军在这礼拜堂里曾一度做过主人,继又被击退,便放了一把火。这破屋里当时满是烈焰,像只火炉,门着过火,地板也着过火,基督的木雕像却不曾着火。火舌灼过他的脚,随即熄灭了,留下两段乌焦的残肢。奇迹,当地的人这样说。儿时的耶稣丢了脑袋,足见他的运气不如基督。

    墙上满是游人的字迹。在那基督的脚旁写着:安吉内。还有旁的题名:略玛约伯爵、哈巴纳阿尔马格罗侯爵及侯爵夫人。还有一些法国人的名字,带着惊叹号,那是愤怒的表示。那道墙在一八四九年曾经重加粉刷,因为各国的人在那上面互相辱骂。

    一个手里捏着一把板斧的尸首便是在这礼拜堂的门口找到的,那是勒格罗上尉的遗骸。

    从礼拜堂出来,朝左,我们可以看见一口井。这院子里原有两口井。我们问:“为什么那口井没有吊桶和滑车了呢?”因为已经没有人到那里取水了。为什么没有人到那里取水呢?因为井里填满枯骨。

    到那井里取水的最后一个人叫威廉·范·吉耳逊。他是个农民,当时在乌古蒙当园丁。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的家眷曾逃到树林里去躲藏。

    那些不幸的流离失所的人在维莱修道院附近的树林里躲了好几昼夜。今天还留下当年的一些痕迹,例如一些烧焦了的古树干,便标志着那些惊慌战栗的难民在树林里露宿的地点。

    威廉·范·吉耳逊留在乌古蒙“看守古堡”,他蜷伏在一个地窖里。英国人发现了他。他们把这吓破了胆的人从他的藏身窟里拖出来,用刀背砍他,强迫他伏侍那些战士。他们渴,威廉便供给他们喝。他的水便是从那井里取来的。许多人都在那里喝了他们最后的一口水。这口被许多死人喝过水的井也该同归于尽。

    战后大家忙着掩埋尸体。死神有一种独特的扰乱胜利的方法,它在光荣之后继以瘟疫。伤寒症往往是武功的一种副产品。那口井相当深,成了万人冢。那里面丢进了三百具尸体。也许丢得太急。他们果真全是死了的人吗?据传说是未必尽然的。好像在抛尸的那天晚上,还有人听见微弱的叫喊声从井底传出来。

    那口井孤零零地在院子中间。三堵半石半砖的墙,折得和屏风的隔扇一样,像个小方塔,三面围着它。第四面是空着的。那便是取水的地方。中间那堵墙有个怪形牛眼洞,也许是个炸弹窟窿。那小塔原有一层顶板,现在只剩木架了。右边护墙的铁件作十字形。我们低着头往下望去,只看见黑魆魆一道砖砌的圆洞,深不见底。井旁的墙脚都埋在荨麻丛里。

    在比利时,每口井的周围地上都铺有大块的青石板,而那口井却没有。代替青石板的,只是一条横木,上面架着五六段奇形怪状、多节、僵硬、类似长条枯骨的木头。它已没有吊桶,也没有铁链和滑车了;但盛水的石槽却还存在。雨水聚在里面,常有一只小鸟从邻近的树林中飞来啄饮,继又飞去。

    在那废墟里只有一所房子,那便是庄屋,还有人住着。庄屋的门开向院子。门上有一块精致的哥特式的锁面,旁边,斜伸着一个苜蓿形的铁门钮。当日汉诺威的维尔达中尉正握着那门钮,想躲进庄屋去,一个法国敢死队员一斧子便砍下了他的手。

    住这房子的那一家人的祖父叫范·吉耳逊,他便是当年的那个园丁,早已死了。一个头发灰白的妇人向您说:“当时我也住在这里。我才三岁。我的姐姐比较大,吓得直哭。他们便把我们带到树林里去了。我躲在母亲怀里。大家都把耳朵贴在地上听,我呢,我学大炮的声音,喊着‘嘣,嘣。’”

    院子左边的那道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向果园。

    果园的情形惨极了。

    它分三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说三幕。第一部分是花园,第二部分是果园,第三部分是树林。这三个部分有一道总围墙,在门的这边有古堡和庄屋,左边有一道篱,右边有一道墙,后面也有一道墙。右边的墙是砖砌的,后面的墙是石砌的。我们先进花园。花园比房子低,种了些覆盆子,生满了野草,尽头处有一座高大的方石平台,栏杆的石柱全作葫芦形。那是一种贵人的花园,它那格局是最早的法国式,比勒诺特尔式还早,现在已经荒废,荆棘丛生。石柱顶端作浑圆体,类似石球。现在还有四十三根石栏杆立在它们的底座上,其余的都倒在草丛里了。几乎每根都有枪弹的伤痕。一条断了的石栏杆竖在平台的前端,如同一条断腿。

    花园比果园低,第一轻装队的六个士兵曾经攻进这花园,陷在里面,好像熊落陷阱,出不去,他们受到两连汉诺威兵的攻击,其中一连还配备了火枪。汉诺威兵凭着石栏杆,向下射击。轻装队士兵从低处回射,六个人对付两百,奋不顾身,惟一的屏障只是草丛,他们坚持了一刻钟,六个人同归于尽。

    我们踏上几步石级,便从花园进入真正的果园。在一块几平方脱阿斯大小的地方,一千五百人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全倒下去了。那道墙现在似乎还有余勇可贾的神气。英国兵打在墙上的那三十八个高低不一的枪孔现在还存在。在第十六个枪孔前面,有两座花岗石的英国坟。只有南面<mark></mark>的墙上有枪孔,总攻击当时是从这面来的。一道高的青藤,篱遮掩着墙的外面,法国兵到了,以为那只是一道篱笆,越过后却发现了那道设了埋伏阻止他们前进的墙。英国近卫军躲在墙后,三十八个枪孔一齐开火,暴雨似的枪弹迎面扫来。索亚的一旅人在那里覆没了。滑铁卢战争便是这样开始的。

    果园终于被夺过来了。法国兵没有梯子,便用指甲抓着往上爬。两军在树下肉搏。草上全染满了血。纳索的一营兵,七百人,在那里遭到了歼灭。克勒曼的两队炮兵排在墙外,那墙的外面满是开花弹的伤痕。

    这果园,和其他的果园一样,易受五月风光的感染。它有它的金钮花和小白菊,野草畅茂,耕马在啃青,一些晒衣服的毛绳系在树间,游人得低下头去,我们走过那荒地,脚常陷在田鼠的洞里。乱草丛中,我们看见一株连根拔起的树干,倒在地上发绿。那便是参谋布莱克曼在临死时靠过的那棵树。德国的狄勃拉将军死在邻近的一株大树下面,他原属法国籍,在南特敕令<span class=”” data-note=”南特敕令,一五九八年,法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允许新教存在。一六八五年,经路易十四废止,迫使无数新教徒迁徙国外。”></span>废止时才全家迁徙到德国去的。近处,斜生着一株得病的苹果树,上面缠着麦秸,涂上粘泥,几乎所有的苹果树全因年老而枯萎了。没有一株不曾受过枪弹和铳火。园里充满了死树的枯骸。群鸦在枝头乱飞,稍远一点,有一片开满紫罗兰的树林。

    博丹死了,富瓦受了伤,烈火,伏尸,流血,英、德、法三国人的血奋激狂暴地汇成一条溪流,一口填满了尸首的井,纳索的部队和不伦瑞克的部队被歼灭了,狄勃拉被杀,布莱克曼被杀,英国近卫军受了重创,法国雷耶部下的四十营中有二十营被歼灭,在这所乌古蒙宅子里,三千人里有些被刀砍了,有些身首异处,有些被扼杀,有些被射死,有些被烧死;凡此种种,只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先生,给我三个法郎,要是您乐意,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您听听。”

    三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追源溯流是讲故事人的一种权利,假设我们是在一八一五年,并且比本书第一部分所说的那些进攻还稍早一些的时候。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一晚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对拿破仑就成了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mark>99lib.</mark>雨水,便可使滑铁卢成为奥斯特里茨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了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一个世界崩溃。

    滑铁卢战争只有在十一点半开始,布吕歇尔才能从容赶到。为什么?因为地面湿了。炮队只有等到地面干一点,否则不能活动。

    拿破仑是使炮的能手,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他在向督政府报告阿布基尔战况的文件里说过:“我们的炮弹便这样打死了六个人。”这句话可以说明那位天才将领的特点。他的一切战争计划全建立在炮弹上。集中大炮火力于某一点,那便是他胜利的秘诀。他把敌军将领的战略,看成一个堡垒,加以迎头痛击。他用开花弹攻打敌人的弱点,挑战,解围,也全赖炮力。他的天才最善于使炮。攻陷方阵,粉碎联队,突破阵线,消灭和驱散密集队伍,那一切便是他的手法,打,打,不停地打,而他把那种打的工作交给炮弹。那种锐不可当的方法,加上他的天才,便使战场上的这位沉郁的挥拳好汉在十五年中所向披靡。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因为炮位占优势,他更寄希望于发挥炮的威力。威灵顿只有一百五十九尊火器,而拿破仑有二百四十尊。

    假使地是干的,炮队易于行动,早晨六点便已开火了。战事在两点钟,比普鲁士军队的突然出现还早三个钟头就告结束,已经获得胜利了。

    在那次战争的失败里拿破仑方面的错误占多少成分呢?中流失事便应归咎于舵工吗?

    拿破仑体力上明显的变弱,那时难道已引起他精力的衰退?二十年的战争,难道像磨损剑鞘那样,也磨损了剑刃,像消耗体力那样,也消耗了精神吗?这位将领难道也已感到年龄的困累吗?简单地说,这位天才,确如许多优秀的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已经衰弱了吗?他是不是为了要掩饰自己的衰弱,才轻举妄动呢?他是不是在一场风险的困惑中,开始把握不住了呢?难道他犯了为将者的大忌,变成了不了解危险的人吗?在那些可以称作大活动家的钢筋铁骨的人杰里,果真存在着天才退化的时期吗?对精神活动方面的天才,老年是不起影响的,像但丁和米开朗琪罗这类人物,年岁越高,才气越盛;对汉尼拔<span class=”” data-note=”汉尼拔(Hannibal,约前247—前183),杰出的迦太基统帅。”></span>和波拿巴这类人物,才气难道会随着岁月消逝吗?难道拿破仑对胜利已失去了他那种锐利的眼光吗?他竟到了认不清危险、猜不出陷阱、分辨不出坑谷边上的悬崖那种地步吗?对灾难他已失去嗅觉了吗?他从前素来洞悉一切走向成功的道路,手握雷电,发踪指使,难道现在竟昏愦到自投绝地,把手下的千军万马推入深渊吗?四十六岁,他便害了无可救药的狂病吗?那位掌握命运的怪杰难道已只是一条大莽汉了吗?<samp>.</samp>>.99lib.</a>

    我们绝不那么想。

    他的作战计划,众所周知是件杰作。直赴联军阵线中心,洞穿敌阵,把它截为两半,把不列颠的一半驱逐到阿尔,普鲁士的一半驱逐到潼格尔,使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不能首尾相应,夺取圣约翰山,占领布鲁塞尔,把德国人<cite>藏书网</cite>抛入莱茵河,英国人投入海中。那一切,在拿破仑看来,都是能在那次战争中实现的。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看。

    在此地我们当然没有写滑铁卢史的奢望,我们现在要谈的故事的伏线和那次战争有关,但是那段历史并不是我们的主题,况且那段历史是已经编好了的,洋洋洒洒地编好了的,一方面,有拿破仑的自述,另一方面,有史界七贤<span class=”” data-note=”史界七贤,按此处法文原注只列举瓦尔特·斯高特(Walter-Scott)、拉马丁(Lamartine)、沃拉贝尔(Vaulabelle)、夏拉(Charras)、基内(Qui)、齐埃尔(Zhiers)等六人。”></span>的著作。至于我们,尽可以让那些史学家去聚讼,我们只是一个事后的见证人,原野中的一个过客,一个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索的人,也许是一个把表面现象看作实际情况的人;对一般错综复杂、神妙莫测的事物,从科学观点考虑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和战略上的才干,不能成为一家之言;在我们看来,在滑铁卢,那两个将领被一连串偶然事故所支配。至于命运,这神秘的被告,我们和人民(这天真率直的评判者)一样,对它作出我们的判决。<big></big>

    四 “A”

    希望清楚地了解滑铁卢战争的人,只须在想象中把一个大写的“A”字写在地上。“A”字的左边一划是尼维尔公路,右边一划是热纳普公路,“A”字中间的横线是从奥安到布兰拉勒的一条凹路。“A”字的顶是圣约翰山,威灵顿所在的地方;左下端是乌古蒙,雷耶和热罗姆·波拿巴<span class=”” data-note=”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八弟。”></span>所在的地方;右下端是佳盟,拿破仑所在的地方。比右腿和横线的交点稍低一点的地方是圣拉埃,横线的中心点正是战争完毕说出最后那个字<span class=”” data-note=”指康布罗纳将军在拒绝投降时对英军说的那个“屎”字,详见下面第十四、十五节。法国人说“屎”字有如我们说“放屁”一样,有极端轻视对方的意思。”></span>的地方。无意中把羽林军的至高英勇表现出来的那只狮子便竖立在这一点上。99lib.

    从“A”字的尖顶到横线和左右两划中间的那个三角地带是圣约翰山高地。争夺那片高地是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

    两军的侧翼在热纳普路和尼维尔路上向左右两侧展开;戴尔隆和皮克顿对峙,雷耶和希尔对峙。

    在“A”字的尖顶和圣约翰山高地后面的,是索瓦宁森林。

    至于那平原本身,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片辽阔、起伏如波浪的旷地;波浪越起越高,齐向圣约翰山荡去,直到那森林。

    战场上两军交战,正如两人角力,彼此互相搂抱。彼此都要使对方摔倒。我们对任何一点东西都不肯放松;一丛小树可以作为据点,<bdo>..</bdo>一个墙角可以成为支柱,背后缺少一点依靠,可以使整队人马立不住足;平原上的洼地,地形的变化,一条适当的捷径,一片树林,一条山沟,都可以撑住大军的脚跟,使它不后退。谁退出战场,谁就失败。因此,负责的主帅必须细致深入地察遍每一丛小树和每一处有轻微起伏的地形。

    两军的将领都曾仔细研究过圣约翰山平原——今日已改称滑铁卢平原。一年以前,威灵顿便早有先见,已经考察过这地方,作了进行大战的准备。在那次决战中,六月十八日,威灵顿在那片地上占了优势,拿破仑处于劣势。英军居高,法军居下。

    在此地描绘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黎明,在罗松高地上骑着马,手里拿着望远镜的形象,那几乎是多事。在写出以前,大家早已全见过了。布里埃纳<span class=”” data-note=”布里埃纳(Brienne),地名,拿破仑在该地军校毕业。”></span>军校的小帽下那种镇静的侧面像,那身绿色的军服,遮着勋章的白翻领,遮着肩章的灰色外衣,坎肩下的一角红丝带,皮短裤,骑匹白马,马背上覆着紫绒,紫绒角上有几个上冠皇冕的“N”和鹰,丝袜,长统马靴,银刺马距,马伦哥剑,在每个人的想象中都有着这副最后一个恺撒的尊容,有些人见了欢欣鼓舞,有些人见了侧目而视。

    那副尊容久已处于一片光明之中,即使英雄人物也多半要受到传说的歪曲,致使真相或久或暂受到蒙蔽,但到今天,历史和真相都已大白。

    那种真相——历史——是冷酷无情的。历史有这样一种特点和妙用,尽管它是光明,并且正因为它是光明,便常在光辉所到之处涂上一层阴影;它把同一个人造成两个不同的鬼物,互相攻讦,互相排 65a5.” >斥。暴君的黑暗和统帅的荣光进行斗争。于是人民有了比较正确的定论。巴比伦被蹂躏,亚历山大的声誉有损;罗马被奴役,<tt>..t>恺撒因而无光;耶路撒冷被屠戮,梯特为之减色。暴政随暴君而起。一个人身后曳着和他本人相似的暗影,对他而言那是一种不幸。

    五 战争的玄妙

    大家知道那次战争最初阶段的局面对双方的军队都是紧张、混乱、棘手、危急的,但是英军比法军还更危殆。

    落了一整夜的雨;暴雨之后,一片泥泞;原野上,处处是水坑,水在坑里,如在盆中;在某些地方,辎重车的轮子淹没了一半,马的肚带上滴着泥浆;假使没有那群蜂拥前进的车辆所压倒的大麦和稞麦把车辙填起来替车轮垫底,一切行动,尤其是在帕佩洛特一带的山谷里,都会是不可能的。

    战争开始得迟,拿破仑,我们已经说过,惯于把全部炮队握在手里,如同握管手枪,时而指向战争的某一点,时而又指向另一点;所以他要等待,好让驾好了的炮队能驰骤自如;要做到这一步,非得太阳出来></a>晒干地面不可。但是太阳迟迟不现,这回它却不像奥斯特里茨那次那样守约了。第一炮发出时,英国的科维尔将军看了一下表,当时正是十一点三十五分。

    战事开始时法军左翼猛扑乌古蒙,那种猛烈程度,也许比皇上所预期的还更猛些。同时拿破仑进攻中部,命吉奥的旅部冲击圣拉埃,内伊<span class=”” data-note=”内伊(Ney),拿破仑部下的得力元帅。”></span>也命令法军的右翼向盘据在帕佩洛特的英军左翼挺进。

    乌古蒙方面的攻势有些诱敌作用。原想把威灵顿引到那里去,使他偏重左方,计划是那样定的。假使那四连英国近卫军和佩尔蓬谢部下的那一师忠勇的比利时兵不曾固守防地,那计划也许成了功,但是威灵顿并没有向乌古蒙集中,只加派了四连近卫军和不伦瑞克的营部赴援。

    法军右翼向帕佩洛特的攻势已经完成,计划是要击溃英军左翼,截断通向布鲁塞尔的道路,切断那可能到达的普鲁士军队的来路,进逼圣约翰山,想把威灵顿先撵到乌古蒙,再撵到布兰拉勒,再撵到阿尔,那是显而易见的。假使没有发生意外,那一路进击,一定会成功。帕佩洛特夺过来了,圣拉埃也占住了。

    附带说一句。在英军的步兵中,尤其是在兰伯特的旅部里,有不少新兵。那些青年战士,在我们勇猛的步兵前面是顽强的,他们缺乏经验,却能奋勇作战,他们尤其作了出色的散兵战斗,散兵只须稍稍振奋,便可成为自己的将军,那些新兵颇有法国军人的那种独立作战和奋不顾身的劲头。那些乳臭小兵都相当冲动,威灵顿为之不乐。

    在夺取了圣拉埃以后,战事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那天,从中午到四点,中间有一段混乱过程;战况差不多是不明的,成了一种混战状态。黄昏将近,千军万马在暮霭中往复飘荡,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奇观,当时的军容今日已经不可复见了,红缨帽,飘荡的佩剑,交叉的革带,榴弹包,轻骑兵的盘绦军服,千褶红靴,璎珞累累的羽毛冠,一色朱红,肩上有代替肩章的白色大圆环的英国步兵和几乎纯黑的不伦瑞克步兵交相辉映,还有头戴铜箍、红缨、椭圆形皮帽的汉诺威轻骑兵,露着膝头、披着方格衣服的苏格兰兵,我国羽林军的白色长绑腿,这是一幅幅图画,而不是一行行阵线,为萨尔瓦多·罗扎<span class=”” data-note=”萨尔瓦多·罗扎(Salvator Rosa,1615—1673),意大利画家,作画尚色彩富丽。”></span>所需,不为格里博瓦尔<span class=”” data-note=”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法国十八世纪革命前的一个将军。”></span>所需。<samp></samp>

    每次战争总有风云的变幻。“天意莫测。”每个史学家都随心所欲把那些混乱情形描写几笔。为将者无论怎样筹划,一到交锋,总免不了千变万化,时进时退;在战事进行中,两军将领所定的计划必然互有出入,互相牵制。战场的某一点所吞没的战士会比另一点多些,仿佛那些地方的海绵吸水性强弱不同,因而吸收水量的快慢也不一样。为将者无可奈何,只得在某些地方多填一些士兵下去。那是一种意外的消耗。战线如长蛇,蜿蜒动荡,鲜血如溪水,狂妄地流着,两军的前锋汹涌如波涛,军队或进或退,交错如地角海湾,那一切礁石也都面面相对,浮动不停;炮队迎步兵,马队追炮队,队伍如烟云。那里明明有一点东西,细看却又不见了,稀疏的地方迁移不定,浓密的烟尘进退无常,有种阴风把那些血肉横飞的人堆推上前去,继又撵回来,扫集到一处,继又把他们驱散四方。混战是什么呢?是种周旋进退的动作。精密的计划是死东西,只适合于一分钟,对一整天不适合。描绘战争,非得有才气纵横、笔势雄浑的画家不可;伦勃朗<span class=”” data-note=”伦勃朗(Rembrandt),十七世纪荷兰画家。”></span>就比范·德·米伦<span class=”” data-note=”范·德·米伦(Von Der Meulen),十七世纪佛兰德画家,曾在路易十四朝廷工作二十五年,故一般视作法国画家。”></span>高明些。范·德·米伦正确地画出了中午的情形,却不是三点钟的真相。几何学不足为凭,只有飓风是真实的。因此福拉尔<span class=”” data-note=”福拉尔(Folard),十八世纪法国兵法家。”></span>有驳斥波利比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波利比乌斯(Polybe),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span>的理由。我们应当补充一句,在某个时刻,战争常转成肉搏,人自为战,分散为无数的细枝末节。拿破仑说过:“那些情节属于各联队的生活史,而不属于大军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史学家显然只能叙述一个梗概。他只能掌握战争的主要轮廓,无论怎样力求忠实,也决不能把战云的形态刻画出来。></a>

    这对任何一次大会战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对滑铁卢。

    可是,到了下午,在某个时刻,战争的局势渐渐分明了。

    六 下午四点

    将近四点,英军形势危急。奥伦治亲王将中军,希尔右翼,皮克顿左翼。骁勇而战酣了的奥伦治亲王向着荷比联军叫道:“纳索,不伦瑞克,永不后退!”希尔力不能支,来投靠威灵顿,皮克顿已经死了。正当英军把法国第一零五联队军旗夺去时,法军却一粒子弹穿脑袋,毙了英国的皮克顿将军。威灵顿有两个据点:乌古蒙和圣拉埃,乌古蒙虽然顽抗,却着了火,圣拉埃早已失守。防守圣拉埃的德军只剩下四十二个人,所有的军官都已战死或当了俘虏,幸免的只有五个人。三千战士在那麦仓里送了命。英国卫队中的一个中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拳术家,他的同道们称他为无懈可击的好汉,却被法国一个小小鼓卒宰了在那里。贝林已经丢了防地,阿尔顿已经死在刀下。

    好几面军旗被夺,其中有阿尔顿师部的旗和握在双桥族一个亲王手里的吕内堡营部的旗。苏格兰灰衣部队已不存在,庞森比的彪形骑兵已被刀斧手砍绝。那批骁勇的马队已经屈服在布罗的长矛队和特拉维尔的铁甲军下面,一千二百匹马留下六百,三个大佐有两个倒在地上,汉密尔顿受了伤,马特尔送了命。庞森比落马,身上被搠了七个窟窿,戈登死了,马尔奇死了。第五和第六两师都被歼灭了。

    乌古蒙被困,圣拉埃失守,只有中间的一个结了。那个结始终解不开,威灵顿不断增援。他把希尔从梅泊·布朗调来,又把夏塞从布兰拉勒调来。

    英军的中军,阵式略凹,兵力非常密集,地势也占得好。它占着圣约翰山高地,背后有村庄,前面有斜坡,那斜坡在当时是相当陡的,那所坚固的石屋<dfn></dfn>是当时尼维尔的公产,是道路交叉点的标志,一所十六世纪高大的建筑物,坚固到炮弹打上去也会弹回来,它不受任何损害,英国的中军便以那所石屋为依据。高地四周英兵随处设了藩篱,山楂林里设了炮兵阵地,树桠中伸出炮口,以树丛为掩护。他们的炮队全隐在荆棘丛中。兵不厌诈,那种鬼蜮伎俩当然是战争所允许的,它完成得非常巧妙,致使皇上在早晨九点派出去侦察敌军炮位的亚克索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向拿破仑汇报:“除了防守尼维尔路和热纳普路的两处工事以外,没有其他障碍。”当时正是麦子长得很高的季节,在那高地的边沿上,兰伯特旅部的第九十五营兵士都拿着火枪,伏在麦田里。

    英荷联军的中部有了那些掩护和凭借,地位自然优越了。

    那种地势的不利处在于索瓦宁森林,当时那森林连接战场,中间横亘着格昂达尔和博茨夫沼泽地带。军队万一退到那.里,必然灭顶,军心也必然涣散。炮队会陷入泥沼。许多行家的意见都认为当日英荷联军在那地方可能一败涂地,不赞同这种意见的人当然也有。

    威灵顿从右翼调来了夏塞的一旅,又从左翼调了温克的一旅,再加上克林东的师部,用来加强中部的兵力。他派了不伦瑞克的步兵、纳索的部下、基尔曼瑞奇的汉诺威军和昂普蒂达的德军去支援他的英国部队霍尔基特联队、米契尔旅部、梅特兰卫队。因此他手下有二十六营人。按夏拉所说:“右翼曾折回到中军的后面。”在今日所谓“滑铁卢陈列馆”的那地方,当日有过一大队炮兵隐蔽在沙袋后面。此外,威灵顿还有萨墨塞特的龙骑卫队,一千四百人马待在洼地里。那是那些名不虚传的英国骑兵的一半。庞森比部已被歼灭,却还剩下萨墨塞特。

    那队炮兵的工事如果完成,就可能成为大害。炮位设在一道极矮的园墙后面,百忙中加上了一层沙袋和一道宽土堤。这工事只是还不曾完毕,还没来得及装置栅栏。

    威灵顿骑在马上,心旌摇摇,而神色自若,他在圣约翰山一株榆树下立了一整天,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姿势,那株榆树原在今日还存在的那座风车前面不远的地方,后来被一个热心摧残古迹的英国人花了两百法郎买去,锯断,运走了。威灵顿立在那里,冷峻而英勇。炮弹雨点似的落下来。副官戈登刚死在他身旁。贵人希尔指着一颗正在爆炸的炮弹向他说:“大人,万一您遭不测,您有什么指示给我们呢?”“像我那样去做。”威灵顿回答。对着克林东,他简短地说:“守在此地,直到最后一个人。”那天形势明显变坏。威灵顿对塔拉韦腊、维多利亚、萨拉曼卡诸城<span class=”” data-note=”塔拉韦腊(Talavera)、维多利亚(Vittoria)、萨拉曼卡(Salamanque),均为西班牙城市。”></span>的那些老朋友喊道:“Boys(孩子们)!难道有人想开小差不成?替古老的英格兰想想吧!”<s>藏书网</s>

    将近四点时英军的最后防线动摇了。在高地的防线里只见炮 961f.” >队和散兵,其余的一下子全都不见了。那些联队受到法军开花弹和炮弹的压逼,都折回到圣约翰山庄屋便道那一带去了,那便道今天还在。退却的形势出现了,英军前锋向后倒,威灵顿退了。“退却<q></q>开始!”拿破仑大声说。

    七 拿破仑心情愉快

    皇上骑在马上,他虽然有病,虽因一点局部的毛病而感到不便,却从不曾有过那天那样愉快的心情。从早晨起,他那深沉莫测的神色中便含有笑意。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那隐在冷脸下面的深邃的灵魂,盲目地发射着光辉。在奥斯特里茨心情沉闷的那个人,在<bdi></bdi>滑铁卢却是愉快的。大凡受祜于天的异人常有那种无可理解的表现。我们的欢乐常蕴藏着忧患。最后一笑是属于上帝的。

    “恺撒笑,庞培<span class=”” data-note=”庞培,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大帝恺撒的政敌,后卒为恺撒所败。”></span>哭。”福尔弥纳特利克斯的部下说过。这一次,庞培该不至于哭,而恺撒却确实笑了。

    自从前一夜的一点钟起,他就骑着马,在狂风疾雨中和贝特朗一道巡视着罗松附近一带的山地,望见英军的火光从弗里谢蒙一直延展到布兰拉勒,照映在地平线上,他心中感到满意,好像觉得他所指定应在某日来到滑铁卢战场的幸运果然应时到了;他勒住了他的马,望着闪电,听着雷声,呆呆地停留了一会,有人听见那宿命论者在黑夜中说了这样一句神秘的话:“我们是同心协力的。”他搞错了,他们已不同心协力了。

    他一分钟也不曾睡,那一整夜,每时每刻对他都是欢乐。他走遍了前哨阵地,随时随地停下来和那些斥候骑兵谈话。两点半钟,他在乌古蒙树林附近听见一个纵队行进的声音,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威灵顿退阵,他向贝特朗说:“这是英国后防军准备退却的行动。我要把刚到奥斯坦德的那六千英国兵俘虏过来。”他语气豪放,回想起三月一日在茹安海湾登陆时看见的一个惊喜若狂的农民,他把那农民指给大元帅<span class=”” data-note=”大元帅,指贝特朗。”></span>看,喊道:“看,贝特朗,生力军已经来了!”现在他又有了那种豪迈气概。六月十七到十八的那一晚上,他不时取笑威灵顿,“这英国小鬼得受点教训。”拿破仑说。雨更加大了,在皇上说话时雷声大作。

    到早晨三点半钟,他那幻想已经消失,派去侦察敌情的军官们回来报告他,说敌军毫无行动。一切安定,营火全没有熄。英国军队正睡着,地上绝无动静,声音全在天上。四点钟,有几个巡逻兵带来了一个农民,那农民当过向导,曾替一旅预备到极左方奥安村去驻防的英国骑兵引路,那也许是维维安旅。五点钟,两个比利时叛兵向他报告,说他们刚离开队伍,并且说英军在等待战斗。

    “好极了!”拿破仑喊着说,“我不但要打退他们,而且要打翻他们。”

    到了早晨,他在普朗尚努瓦路转角的高堤上下了马,立在烂泥中,叫人从罗松庄屋搬来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和一张农民用的椅子,他坐下来,用一捆麦秸做地毯,把那战场的地图摊在桌上,向苏尔特说:“多好看的棋盘!”

    由于夜里下了雨,粮秣运输队都阻滞在路上的泥坑里,不能一早到达;兵士们不曾睡,身上湿了,并且没有东西吃;但是拿破仑仍兴高采烈地向内伊叫着说:“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八点,皇上的早餐来了。他邀了几个将军同餐。一面吃着,有人谈到前天晚上威灵顿在布鲁塞尔里士满公爵夫人家里参加舞会的事,苏尔特是个面如大主教的鲁莽战士,他说:“舞会,今天才有舞会。”内伊也说:“威灵顿不至于简单到候陛下的圣驾吧。”皇上也取笑了一番。他性情原是那样的。弗勒里·德·夏布隆<span class=”” data-note=”夏布隆(Chaboulon),拿破仑手下官员,百日帝政时期为拿破仑奔走效劳。”></span>说他“乐于嘲讪”。古尔戈<span class=”” data-note=”古尔戈(Gaud),将军,曾写日记记下拿破仑在赫勒拿岛的生活。”></span>说他“本性好诙谐,善戏谑”。班加曼·贡斯当<span class=”” data-note=”贡斯当(stant,1767—1830),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曾从事国家法问题的研究。”></span>说他“能开多种多样的玩笑,不过突梯的时候多,巧妙的时候少”。那种怪杰的妙语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称他的羽林军士为“啰嗦鬼”的也就是他,他常拧他们的耳朵,扯他们的髭须。“皇上专爱捉弄我们。”这是他们中某个人说的。二月二十七日,在从厄尔巴岛回法国的那次神秘归程中,法国帆船“和风号”在海上遇见了偷载拿破仑的“无常号”,便向“无常号”探听拿破仑的消息,皇上当时戴的帽子上,还有他在厄尔巴岛采用的那种带几只蜜蜂的红白两色圆帽花,他一面笑,一面拿起传声筒,亲自回答说:“皇上平安。”见怪不怪的人才能开这类玩笑。拿破仑在滑铁卢早餐时,这种玩笑便开了好几次。早餐后,他静默了一刻钟,随后两个将军坐在那捆麦秸上,手里一支笔,膝上一张纸,记录皇上口授的攻击令。<cite></cite><samp>藏书网</samp>

    九点钟,法国军队排起队伍,分作五行出动,展开阵式,各师分列两行,炮队在旅部中间,音乐居首,吹奏进军曲,鼓声滚动,号角齐鸣,雄壮,广阔,欢乐,海一般的头盔,马刀和枪刺,浩浩荡荡,直抵天边,这时皇上大为感动,连喊了两声:

    “壮丽!壮丽!”

    从九点到十点半,全部军队,真是难于置信,都已进入阵地,列成六行,照皇上的说法,便是排成了“六个V形”。阵式列好后几分钟,在混战以前,正如在风雨将至的那种肃静中,皇上看见他从戴尔隆、雷耶和罗博各军中抽调出来的那三队十二利弗炮<span class=”” data-note=”十二利弗炮,发射重十二利弗(重一市斤)的炮弹的炮。”></span>在列队前进,那是准备在开始攻击时用来攻打尼维尔和热纳普路交叉处的圣约翰山的。皇上拍着亚克索的肩膀向他说:“将军,快看那二十四个美女。”

    第一军的先锋连奉了他的命令,在攻下圣约翰山时去防守那村子,当那先锋连在他面前走过时,他满怀信心,向他们微笑,鼓舞他们。在那肃静的气氛中,他只说了一句自负而又悲悯的话,他看见在他左边,就是今日有一巨冢的地方,那些衣服华丽、骑着高头骏马的苏格兰灰衣队伍正走向那里集合,他说了声“可惜”。

    随后他跨上马,从罗松向前跑,选了从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右边的一个长着青草的土埂做观战台,这是他在那次战争中第二次停留的地点。他第三次,在傍晚七点钟停留的地点,是在佳盟和圣拉埃之间,那是个危险地带;那个颇高的土丘今日还在,当时羽林军士全集在丘后平地上的一个斜坡下面。在那土丘的四周,炮弹纷纷射在石块路面上,直向拿破仑身旁飞来。如同在布里埃纳一样,炮弹和枪弹在他头上嘶嘶飞过。后来有人在他马蹄立过的那一带,拾得一些朽烂的炮弹、残破的指挥刀和变了形的枪弹,全是锈了的。“粪土朽木。”几年前,还有人在那地方掘出一枚六十斤重的炸弹,炸药还在,信管断在弹壳外面。

    就在这最后停留的地点皇上向他的向导拉科斯特说话,这是个有敌对情绪的农民,很惊慌,被拴在一个骑兵的马鞍上,每次炮弹爆炸都要转过身去,还想躲在他的后面。皇上对他说:“蠢材!不要脸,人家会从你背后宰了你的。”写这几行字的人也亲自在那土丘的松土里,在挖进泥沙时,找到一个被四十六年的铁锈侵蚀的炸弹头和一些藿香梗似的一捏便碎的烂铁。

    拿破仑和威灵顿交锋的那片起伏如波浪、倾斜程度不一致的平原,人人知道,现在已不是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情形了。在建滑铁卢纪念墩时,那悲惨的战场上的高土已被人削平了,历史失了依据,现在已无从认识它的真面目。为了要它光彩,反而毁了它原来的面貌。战后两年,威灵顿重见滑铁卢时曾喊道:“你们把我的战场改变了。”在今日顶着一只狮子的大方尖塔的地方,当时有条山脊,并且,它缓缓地向尼维尔路方面倾斜下来,这一带还不怎么难走,可是在向热纳普路那一面,却几乎是一种峭壁。那峭壁的高度在今日还可凭借那两个并立在由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两旁的大土坟的高度估量出来,路左是英军的坟场,路右是德军的坟场。法军没有坟场。对法国来说,那整个平原全是墓地。圣约翰山高地由于取走了千万车泥土去筑那高一百五十尺<span class=”” data-note=”法尺,约折325毫米。”></span>、方圆半英里的土墩,现在它那斜坡已经比较和缓易行了,打仗的那天,尤其在圣拉埃一带,地势非常陡峭。坡度峻急到使英军的炮口不能瞄准在他们下面山谷中那所作为战争中心的庄屋。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雨水更在那陡坡上冲出无数沟坑,行潦遍地,上坡更加困难,他们不但难于攀登,简直是在泥中匍匐。高地上,沿着那山脊,原有一条深沟。那是立在远处的人意想不到的。

    那条深沟是什么?我们得说明一下。布兰拉勒和奥安都是比利时的村子。两个村子都隐在低洼的地方,两村之间有一条长约一法里半的路,路通过那高低不平的旷地,常常陷入丘底,像一条壕堑,因此那条路在某些地方简直是一条坑道。那条路在一八一五年,和现在一样,延伸在热纳普路和尼维尔路之间,横截着圣约翰山高地的那条山脊,不过现在它是和地面一样平了,当时却是一条凹路,两旁斜壁被人取去筑纪念墩了。那条路的绝大部分从前就是,现在也还是一种壕沟,沟有时深达十二尺,并且两壁太陡,四处崩塌,尤其是在冬季大雨滂沱的时候,曾发生过一些祸害。那条路在进入布兰拉勒处特别狭窄,以致有一个过路人被碾死在一辆车子下面,坟场旁边有个石十字架可以证明,那十字架上有死者的姓名,“贝尔纳·德·勃里先生,布鲁塞尔的商人”,肇事的日期是一六三七年二月,碑文如下:

    <small>上帝鉴临,布鲁塞尔商人贝尔纳·德·勃里先生,不幸在此死于车下。</small>

    <small class=”right”>一六三七年二月×(碑文不明)日</small>

    在圣约翰山高地的那一段,那条凹路深到把一个叫马第·尼开兹的农民压死在路旁的崩土下面,那是在一七八三年,另外一个石十字架足资证明。那十字架在圣拉埃和圣约翰山庄屋之间的路左,它的上段已没在田中,但是那翻倒了的石座,今天仍露在草坡外面,可以看到。

    在战争的那天,那条沿着圣约翰山高地山脊的不露形迹的凹路,那条陡坡顶上的坑道,隐在<big>.99lib.</big>土里的壕堑,是望不见的,也就是说,凶险的。

    八 皇上向向导拉科斯特提了一个问题

    这足见拿破仑在滑铁卢的那个早晨是高兴的。

    他有理由高兴,他擘画出来的那个作战计划,我们已经肯定,真令人叹服。

    交锋以后,战争的非常复杂惊险的变化,乌古蒙的阻力,圣拉埃的顽抗,博丹的阵亡,富瓦战斗能力的丧失,使索亚旅部受到创伤的那道意外的墙,无弹无药的吉埃米诺的那种见死不退的顽强,炮队的陷入泥淖,被阿克斯布里吉击溃在一条凹路里的那十五尊无人护卫的炮,炸弹落入英军防线效果不大,土被雨水浸透了,炸弹陷入,只能喷出一些泥土,以致开花弹全变成了烂泥泡,比雷在布兰拉勒出击无功,十五营骑兵几乎全部覆没,英军右翼应战的镇静,左翼防守的周密,内伊不把第一军的四师人散开,反把他们聚拢的那种奇怪的误会,每排二百人,前后连接二十七排,许多那样的队形齐头并进去和开花弹对抗,炮弹对那些密集队伍的骇人的射击,失去联络的先锋队,从侧面进攻的炮队突然受到拦腰的袭击,布尔热瓦、东泽洛和迪吕特被围困,吉奥被击退,来自综合工科学校的大力士维安中尉,冒着英军防守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转角处的炮火,在抡起板斧去砍圣拉埃大门时受了伤,马科涅师被困在步兵和骑兵的夹击中,在麦田里受到了贝司特和派克的劈面射击和庞森比的砍斫,他炮队的七尊炮的火眼全被钉塞,戴尔隆伯爵夺不下萨克森-魏玛亲王防守的弗里谢蒙和斯莫安,第一零五联队的军旗被夺,第四十五联队的军旗被夺,那个普鲁士黑轻骑军士被三百名在瓦弗和普朗尚努瓦一带策应的狙击队所获,那俘虏所说的种种悚听的危言,格鲁希的迟迟不来,一下便倒在圣拉埃周围的那一千八百人,比在乌古蒙果园中不到一个钟头便被杀尽的那一千五百人死得更快,凡此种种迅雷疾风似的意外,有如阵阵战云,在拿破仑的眼前掠过,几乎不曾扰乱他的视线,他那副极度自信的龙颜,绝不因这些变幻而稍露忧色。他习惯于正视战争,他从不斤斤计较那些痛心的细数,他从来不大注意那些数字,他要算的是总账:最后的胜利。开始危殆,他毫不在意,他知道自己是最后的主人和占有者,他知道等待,认为自己不会有问题,他认为命运和他势匀力敌。他仿佛在向命运说:“你不见得敢吧。”

    半属光明,半属黑暗,拿破仑常常觉得自己受着幸运的庇护和恶运的<q>?99lib?</q>优容。他曾经受过,或者自以为受过多次事变的默许,甚至几乎可以说,受过多次事变的包庇,使他成为一个类似古代那种金刚不坏之身的人物。

    可是经历过别列津纳<span class=”” data-note=”别列津纳(Bérésina),河名,在俄国,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受创于此。”></span>、莱比锡<span class=”” data-note=”莱比锡(Leipsick),城名,在德国,一八一三年拿破仑与俄普联军战于此,失利。”></span>和枫丹白露<span class=”” data-note=”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宫名,在巴黎附近枫丹白露镇,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宣告逊位于此。”></span>的人,对滑铁卢似乎也应稍存戒心。空中早已显露过横眉蹙额的神气了。

    威灵顿后退,拿破仑见了大吃一惊。他望见圣约翰山高地突然空虚,英军的前锋不见了。英军前锋正在整理队伍,然而却在逃走。皇上半立在他的踏镫上。眼睛里闪起了胜利的电光。

    把威灵顿压缩到索瓦宁森林,再加以歼灭,英格兰便永远被法兰西压倒了,克雷西<span class=”” data-note=”克雷西(Crécy),一三四六年,法军被英军击溃于此。”></span>、普瓦蒂埃<span class=”” data-note=”普瓦蒂埃(Poitiers),一三五六年,法军被英军击溃于此。”></span>、马尔普拉凯<span class=”” data-note=”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一七零九年,法军被英军击溃于此。”></span>和拉米伊<span class=”” data-note=”拉米伊(Ramillies),一七零六年,法军被英军击溃于此。”></span>的仇也都报了。马伦哥<span class=”” data-note=”马伦哥(Marengo),一八零零年,拿破仑败奥军于此。”></span>的英雄正准备雪阿赞库尔<span class=”” data-note=”阿赞库尔(Azincourt),一四一五年,法军被英军击溃于此。”></span>之耻。藏书网bbr>.</abbr>

    皇上当时一面思量那骇人的变局,一面拿起望远镜,向战场的每一点作最后一次的眺望。围在他后面的卫队,武器立在地上,带着一种敬畏神明的态度从下面仰望着他。他正在想,正在视察山坡,打量斜地、树丛、稞麦田、小道,他仿佛正在计算每丛小树。他凝神注视着英军在那两条大路上两大排树干后面所设的两处防御工事,一处在圣拉埃方面,热纳普大路上,附有两尊炮,那便是英军瞄着战场尽头的惟一炮队;另一处在尼维尔大路上,闪着荷兰军队夏塞旅部的枪刺。他还注意了在那一带防御工事附近,去布兰拉勒那条岔路拐角处的那座粉白的圣尼古拉老教堂。他弯下腰去,向那向导拉科斯特低声说了一句话。向导摇了摇头,也许那就是他的奸计。

    皇上又挺起身子,聚精会神,想了一会。

    威灵顿已经退却。只须再加以压迫,他便整个溃灭了。

    拿破仑陡然转过身来,派了一名马弁去巴黎报捷。

    拿破仑是一种霹雳似的天才。

    他刚找到了大显神威的机会。

    他命令米约的铁甲骑兵去占领圣约翰山高地。

    九 不测

    他们是三千五百人。前锋排列到四分之一法里宽。那是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巨人。他们分为二十六队,此外还有勒费弗尔_德努埃特师,一百六十名优秀宪兵,羽林军的狙击队,一千一百九十七人,还有羽林军的长矛队,八百八十支长矛,全都跟在后面,随时应援。他们头戴无缨铁盔,身穿铁甲,枪橐里带着短枪和长剑。早晨全军的人已经望着他们羡慕过一番了。那时是九点钟,军号响了,全军的乐队都奏出了“我们要卫护帝国”,他们排成密密层层的行列走来,一队炮兵在他们旁边,一队炮兵在他们中间,分作两行散布在从热纳普到弗里谢蒙的那条路上,他们的阵地是兵力雄厚的第二道防线,是由拿破仑英明擘画出来的,极左一端有克勒曼的铁甲骑兵,极右一端有米约的铁甲骑兵,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第二道防线的左右两铁翼。

    副官贝尔纳传达了命令。内伊拔出了他的剑,一马当先。大队出动了。

    当时的声势真足丧人心胆。

    那整队骑兵,长刀高举,旌旗和喇叭声迎风飘荡,每个师成一纵队,行动一致,有如一人,准确得像那种无坚不摧的铜羊头<span class=”” data-note=”铜羊头,古代攻坚的长木柱,柱端冠以铜羊头,用以冲击城门等。”></span>,从佳盟坡上直冲下去,深入尸骸枕藉的险地,消失在烟雾中,继又越过烟雾,出现在山谷的彼端,始终密集,相互靠拢,前后紧接,穿过那乌云一般向他们扑来的开花弹,冲向圣约翰山高地边沿上峻急泥泞的斜坡。他们由下上驰,严整,勇猛,沉着,在枪炮声偶尔间断的一刹那间,我们可以听到那支大军的踏地声。他们既是两个师,便列了两个纵队,瓦蒂埃师居右,德洛尔师居左。远远望去,好像两条钢筋铁骨的巨蟒爬向那高地的山脊。有如神兽穿越战云。<u></u>

    自从夺取莫斯科河炮台以来,还不曾有过这种以大队骑兵冲杀的战争,这次缪拉不在,但是内伊仍然参与了。那一大队人马仿佛变成了一个怪物,并且只有一条心。每个分队都蜿蜒伸缩,有如腔肠动物的环节。我们可以随时从浓烟的缝隙中发现他们。无数的铁盔、吼声、白刃,还有马尻在炮声和鼓乐声中的奔腾,声势猛烈而秩序井然,显露在上层的便是龙鳞般的胸甲。

    这种叙述好像是属于另一时代的。类此的景物确在古代的志异诗篇中见过,那种马人,半马半人的人面马身金刚,驰骋在奥林匹斯山头,丑恶凶猛,坚强无敌,雄伟绝伦,是神也是兽。

    数字上的巧合也是稀有的,二十六营步兵迎战二十六分队骑士。在那高地的顶点背后,英国步兵在隐伏着的炮队的掩护下,分成十三个方阵,每两个营组成一个方阵,分列两排,前七后六,枪托抵在肩上,瞄着迎面冲来的敌人,沉着,不言不动,一心静候,他们看不见铁甲骑兵,铁甲骑兵也看不见他们。他们只听见这边的人浪潮似的涌来了。他们听见那三千匹马的声音越来越大,听见马蹄奔走时发出的那种交替而整齐的踏地声、铁甲的磨擦声、刀剑的撞99lib?击声和一片粗野强烈的喘息声。一阵骇人的寂静过后,忽然一长列举起钢刀的胳膊在那顶点上出现了,只见铁盔、喇叭和旗帜,三千颗有灰色髭须的人头齐声喊道:“皇帝万岁!”全部骑兵已经冲上了高地,并且出现了有如天崩地裂的局面。

    突然,惨不忍睹,在英军的左端,我军的右端,铁骑纵队前锋的战马,在震撼山岳的呐喊声中全都直立起来了。一气狂奔到那山脊最高处,正要冲去歼灭那些炮队和方阵的铁骑军时,到此突然发现在他们和英军之间有一条沟,一条深沟,那便是奥安的凹路。

    那一刹那是惊天动地的。那条裂谷在猝不及防时出现,张着大口,直悬在马蹄下面,两壁之间深达四公尺,第二排冲着第一排,第三排冲着第二排,那些马全都立了起来,向后倒,坐在臀上,四脚朝天往下滑,骑士们全被挤了下来,垒成人堆,绝对无法后退,整个纵队就像一颗炮弹,用以<var>藏书网</var>摧毁英国人的那种冲力却用在法国人身上了,那条无可飞渡的沟谷不到填满不甘休,骑兵和马匹纵横颠倒,一个压着一个,全滚了下去,成了那深渊中的一整团血肉,等到那条沟被活人填满以后,余下的人马才从他们身上踏过去。杜布瓦旅几乎丧失了三分之一在那条天堑里。

    从此战争开始失利了。

    当地有一种传说,当然言过其实,说在奥安的那条凹路里坑了二千匹马和一千五百人。如果把在战争次日抛下去的尸体总计在内,这数字也许和事实相去不远。

    顺便补充一句,在一个钟头以前,孤军深入,夺取吕内堡营军旗的,正是这惨遭不测的杜布瓦旅。

    拿破仑在命令米约铁骑军冲击之先,曾经估量过地形,不过没有看出那条在高地上连一点痕迹也不露的凹路。可是那所白色小礼拜堂显示出那条凹路和尼维尔路的差度,提醒过他,使他有了警惕,因此他向向导拉科斯特提了个问题,也许是问前面有无障碍。向导回答没有。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拿破仑的崩溃是由那个农民摇头造成的。

    此外也还有其他非败不可的原因。

    拿破仑这次<bdo></bdo>要获胜,可能吗?我们说不可能。为什么?由于威灵顿的缘故吗?由于布吕歇尔的缘故吗?都不是。天意使然。

    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胜利,那就违反了十九世纪的规律。一系列的事变早已在酝酿中,迫使拿破仑不能再有立足之地。形势不利,由来已久。

    那巨人败亡的时候早已到了。

    那个人的过分的重量搅乱了人类命运的平衡。他单独一人较之全人类还更为重大。全人类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颅里,全世界要是都萃集于一个人的脑子里,那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就会是文明的末日。实现至高无上、至当不移的公理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决定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必然趋势的各种原则和因素都已感到不平。热气腾腾的血、公墓中人满之患、痛哭流涕的慈母,这些都是有力的控诉。人世间既已苦于不胜负荷,冥冥<big>?</big>之中,便会有一种神秘的呻吟上达天听。

    拿破仑已在天庭受到控告,他的倾覆是注定了的。

    他使上帝不快。

    滑铁卢绝不是一场战斗,而是宇宙面貌的更新。

    十 圣约翰山高地

    深沟的惨祸未了,埋伏着的炮队已经露面了。

    六十尊大炮和十三个方阵同时向着铁骑军劈面射来。无畏将军德洛尔立即向英国炮队还礼。

    英国的轻炮队全数急驰回到方阵中间。铁骑军一下也没有停。那条凹路的灾害损伤了他们的元气,却不会伤及他<dfn></dfn>们的勇气。那些人都是因为力寡势孤反而勇气百倍的。

    只有瓦蒂埃纵队遭了那凹路的殃,德洛尔纵队,却全部到达目的地,因为内伊指示过,教他从左面斜进,他仿佛预先嗅到了陷阱似的。

    铁骑军蹴踏着英军的方阵。

    腹朝黄土,放开缰勒,牙咬着刀,手捏着枪,那就是当日冲杀的情形。

    有时,在战争中,心情会使人变得僵硬,以致士兵成了塑像,肉身变成青石。英国的各营士兵都被那种攻势吓慌了,呆着不能动。

    当时的情形确是触目惊心。

    英军方阵的每一面都同时受到冲击。铁骑军狂暴地旋转着,把他们包在中间。那些步兵沉着应战,毫不动摇。第一行,一只脚跪在地上,用枪刺迎接铁骑;第二行开枪射击;第二行后面,炮兵上着炮弹,方阵的前方让开,让开花弹放过,又随即合拢。铁骑军报以蹴踏。他们的壮马立在两只后蹄上,跨过行列,从枪刺尖上跳过去,巍然落在那四堵人墙中间。炮弹在铁骑队伍中打出了一些空洞,铁骑也在方阵中冲开了一些缺口。一行行被马蹄踏烂了的人,倒在地上不见了。枪刺也插进了那些神骑的胸腹。人们在旁的地方,也许不曾见过那种光怪陆离的伤亡情况。方阵被那种狂暴的骑兵侵蚀以后,便缩小范围,继续应战。他们把射不尽的开花弹在敌人的队伍中爆炸开来。那种战争的形象确是残暴极了。那些方阵已不是队伍,而是一些火山口。铁骑军也不是马队,而是一阵阵的暴风。每一个方阵都是一座受着乌云侵袭的火山,熔岩在和雷霆交战。

    极右的那个方阵,暴露在外面,是最没有掩护的一个,几乎一经接触便全部被消灭了。它是苏格兰第七十五联队组成的。那个吹风笛的士兵坐在方阵中央的一面军鼓上,气囊挟在腋下,无忧无虑地垂着他那双满映着树影湖光的愁郁的眼睛,正当别人在他前后左右厮杀时,他还吹奏着山地民歌。那些苏格兰士兵,在临死时还想念着班乐乡,正如希腊人回忆阿戈斯<span class=”” data-note=”阿戈斯(Argos),希腊城名。”></span>一样。一个铁甲骑兵把那气囊和抱着它的那条胳膊同时一刀砍下,歌曲也就随着歌手停止了。

    铁骑军的人数比较少,那凹路上的灾难把他们削弱了,而在那里和他们对抗的,几乎是英国的全部军队,但是他们以一当十,人数就大增。那时,几营汉诺威军队向后折回了。威灵顿见了,想到了他的骑兵。假使拿破仑那时也想到了他的步兵,他也许就打了个胜仗,那一点忽略是他一种无可弥补的大错。

    那些攻人的铁骑军突然觉得自己被攻了。英国的骑兵已在他们的背后。他们前有方阵,后有萨默塞特,萨默塞特便是那一千四百名龙骑卫队。萨默塞特右有德恩贝格的德国轻骑兵,左有特利伯的比利时火枪队;铁骑军的头部和腰部,前方和后方,都受着骑兵和步兵的袭击,他们得四面应战。这对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是旋风。那种勇气是无法形容的。

    此外,炮兵始终在他们的背后轰击。不那样,就不能伤他们的背。他们的一副铁甲,在左肩胛骨上有一个枪弹孔,现在还陈列在所谓滑铁卢陈列馆里。

    有了那样的法国人,也就必须有那样的英国人。

    那已不是混战,而是一阵黑旋风,一种狂怒,是灵魂和勇气的一种触目惊心的奋厉,是一阵剑光与闪电交驰的风暴。一刹那间,那一千四百名龙骑卫队只剩下八<s>藏书网</s>百了,他们的大佐弗来也落马而死。内伊领着勒费弗尔-戴努埃特的长矛兵和狙击队赶来。圣约翰山高地被占领,再被占领,又被占领了。铁骑军丢开骑兵,回头再去攻步兵,或者,说得正确一些,那一群乱人乱马,已经扭作一团,谁也不肯放手。那些方阵始终不动。先后冲击过十二次。内伊的坐骑连死四匹。铁骑军的半数死在高地上。那种搏斗延续了两个钟头。

    英军深受震动。大家都知道,假使铁骑军最初不曾遭受那凹路的损伤,他们早已突破了英军的中部,而胜利在握了。见过塔拉韦腊<span class=”” data-note=”塔拉韦腊(Talavera),一八零九年威灵顿战胜法军于此。”></span>和巴达霍斯<span class=”” data-note=”巴达霍斯(Badajoz),西班牙城名,一八一一年被法军攻占。”></span>战役的克林东望见这种稀有的骑兵也不免瞠目结舌,呆如石人。十有七成败定了的威灵顿也不失英雄本色,加以赞叹。他低声说着:“出色!”<span class=”” data-note=”原字是英文“splendid”。——原注。”></span><cite></cite>

    铁骑军歼灭了十三个方阵中的七个,夺取或钉塞了六十尊大炮,并且获得英军联队的六面军旗,由羽林军的三个铁骑兵和三个狙击兵送到佳盟庄上,献给了皇帝。

    威灵顿的地位更加不利了。那种奇怪的战争就像两个负伤恶斗的人的肉搏,双方的血都已流尽,但是彼此都不放手,仍继续搏斗。看两个人中究竟谁先倒下?

    高地的争夺战继续进行。

    那些铁骑军究竟到达过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在战争的翌日,在尼维尔、热纳普、拉羽泊和布鲁塞尔四条大路的交叉处,有人发现了一个铁骑兵,连人带马,一同死在一个称那些进入圣约翰山的车子的天秤架子里。那个骑士穿过了英军的防线。抬过他尸体的那些人中,现在还有一个住在圣约翰山,他的名字叫德阿茨。当时他十八岁。

    威灵顿觉得自己渐渐支持不住了。这是生死关头。

    铁骑军丝毫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并没有突破中部防线。双方都占住了那高地,也就等于双方都没有占住,并且大部分还在英军手里。威灵顿有那村子和那片最高的平地,内伊只得了山脊和山坡。双方都好像在那片伤心惨目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但是英军的困惫看来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流血的程度真是可怕。左翼的兰伯特请援。威灵顿回答:“无援可增,牺牲吧!”几乎同时——这种不约而同的怪事正可说明两军都已精疲力尽——内伊也向拿破仑请求步兵,拿破仑喊着说:“步兵!他要我到哪里去找步兵?他要我临时变出来吗?”

    但是英军是病得最厉害的。那些钢胸铁甲的大队人马的猛突已把他们的步兵踏成了肉醢。寥寥几个人围着一面旗,就标志着一个联队的防地,某些营的官长只剩了一个上尉或是一个中尉;已经在圣拉埃大受损伤的阿尔顿师几乎死绝,范·克吕茨的一旅比利时勇士已经伏尸在尼维尔路一带的稞麦田中;在一八一一年混在我们队伍中到西班牙去攻打威灵顿,又在一八一五年联合英军来攻打拿破仑的那些荷兰近卫军,几乎没剩下什么人。军官的伤亡也是突出的。翌日亲自埋腿的那位贵人阿克斯布里吉当时已经炸裂膝盖。从法国方面说,在那次铁骑军战斗的过程中,德洛尔、雷力杰、柯尔培尔、德诺普、特拉维尔和布朗卡都已负伤退阵,在英国方面,阿尔顿受了伤,巴恩受了伤,德朗塞阵亡,范·梅朗阵亡,昂普特达阵亡,威灵顿的作战指挥部全完了,在那种两败俱伤的局面中,英国的损失更为严重。护卫步兵第二联队丢了五个中校、四个上尉和三个守旗官,步兵第三十联队第一营丢了二十四个官长和一百一十二个士兵,第七十九山地联队有二十四个官长受伤,十八个官长丧命,四百五十个士兵阵亡。坎伯兰部下的汉诺威骑兵有个联队,在哈克上校率领下,竟在酣战中掉转辔头,全部逃进了索瓦宁森林,以致布鲁塞尔的人心也动摇起来,过后他受到审判,免去军职。他们看见法军节节前进,逼近森林,便连忙把辎重、车辆、行李、满载伤兵的篷车运进森林。被法国骑兵杀惨了的荷兰兵都叫“倒霉”。据当日亲眼见过今天还活着的人说,当日从绿班鸠到格昂达尔的那条通到布鲁塞尔几乎长达两法里的大路上,满是逃兵。当时恐怖万状,以致在马林<span class=”” data-note=”马林(Malines),比利时产精致花边的城市。”></span>的孔代亲王和在根特的路易十八都提心吊胆。除了驻在圣约翰山庄屋战地医院后面的那一小撮后备骑兵和掩护左翼的维维安和范德勒尔两旅的一小 90e8.” >部分骑兵外,威灵顿已没有骑兵了。许多大炮的残骸倒在地上。这些事实都是西博恩报导的,普林格尔甚至说英荷联军只剩下三万四千人。那位铁公爵<span class=”” data-note=”铁公爵,威灵顿的外号。”></span>貌似镇静,但嘴唇却发白了。在英军作战指挥部里的奥地利代表万塞纳和西班牙代表阿拉瓦都认为那位公爵玩完了。五点钟时威灵顿取出他的表,说了这样一句忧心如焚的话:“布吕歇尔不来就完了!”

    正在那前后,在弗里谢蒙方面的高丘上,远远地出现了一线明晃晃的枪刺。

    从此这场恶战起了剧变。

    十一 拿破仑的向导坏,比洛的向导好

    大家知道拿破仑极其失望的心情,他一心指望格鲁希回来,却眼见比洛突然出现,救星不来,反逢厉鬼。

    命运竟有如此的变幻。他正待坐上世界的宝座,却望见了圣赫勒拿<span class=”” data-note=”圣赫勒拿(Sainte-Hélène),岛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被囚于该岛。”></span>岛显现在眼前。藏书网

    假使替布吕歇尔的副司令比洛当向导的那个牧童教他从弗里谢蒙的上面走出森林,而不从普朗尚努瓦的下面,十九世纪的面貌也许就会不同些。滑铁卢战争的胜利也许属于拿破仑了。除了普朗尚努瓦下面的那条路,普鲁士军队都会遇到不容炮队通过的裂谷,比洛也就到达不了。

    所以,再迟到一个钟头,据普鲁士将军米夫林说,布吕歇尔就不会看见威灵顿站着;“战事已经失败了。”足见比洛到的正是时候。况且他已耽误了不少时间。他在狄翁山露宿了一夜,<q></q>天一亮又开动。但是那些道路都难走,他的部队全泥淖满身。轮辙深达炮轮的轴。此外,他还得由那条狭窄的瓦弗桥渡过迪尔河,通桥的那条街道已被法军放火烧起来了,两旁房屋的火势正炽,炮队的弹药车和辎重车不能冒火穿过,非得等火熄灭不能走。到了中午,比洛的前锋还没有到圣朗贝堂。

    假使战事早两个钟头开始,到四点便可以完毕,布吕歇尔赶来,也会是在拿破仑得胜之后。那种渺茫的机缘不是人力所能测度的。

    在中午皇上首先就从望远镜中望见极远处有点什么东西,这使他放心不下。他说:“我看见那边有堆黑影,像是军队。”接着,他问达尔马提亚公爵说:“苏尔特,您看圣朗贝堂那边是什么东西?”那位大元帅对准他的望远镜答道:“四五千人,陛下。自然是格鲁希了。”但是他们停在雾中不动。作战指挥部的人员全拿起了望远镜来研究皇上<bdo></bdo>发现的那堆“黑影”。有几个说:“是些中途休息的队伍。”大部分人说:“那是些树。”可靠的是那堆黑影停着不动。皇上派了多芒的轻骑兵师去探察那黑点。

    比洛的确不曾移动,他的前锋太弱了,无能为力。他得等候大军,并且<q></q>他还得到命令,在集中兵力之前,不得擅入战线。但是到了五点钟,布吕歇尔看见威灵顿形势危急,便命令比洛进攻,并且说了这样一句漂亮话:

    “得给点空气给英国军队了。”

    不到一刻工夫,罗襄、希勒尔、哈克和李赛尔各部在罗博的前面展开了阵式,普鲁士威廉亲王的骑兵也从巴黎森林中冲出来,普朗尚努瓦着了火,普鲁士的炮弹雨一般地射来,直达留守在拿破仑背后羽林军的行阵中。

    十二 羽林军

    此后的情形是大家知道的:第三支军队的突现,战局发生变化,八十尊大炮陡然齐发,皮尔希一世领着比洛忽然出现,布吕歇尔亲自率领的齐坦骑兵,法军被逐,马科涅被迫放弃奥安,迪吕特被迫撤离帕佩洛特,东泽洛和吉奥且战且退,罗博.99lib.受着侧面的攻击,一种新攻势在暮色中向我们失了屏障的队伍逼来,英军全线反攻,向前猛扑,法军大受创伤,英普两军的炮火相互呼应,歼灭,前锋的困厄,侧翼的困厄,羽林军在那种骇人的总崩溃形势中加入了战斗。

    羽林军士知道自己去死已不远,大声喊着:“皇帝万岁!”历史上从没有比那种忍痛的欢呼更动人的了。

    那天的天气一直是阴的,那时,傍晚八点钟,天边的云忽然开朗,落日的红光阴惨惨的,从尼维尔路旁的榆树枝叶中透过来。而在奥斯特里茨的那一次,太阳却在上升。

    挺身赴难的羽林军的每个营都由一个将军率领。弗里昂、米歇尔、罗格、阿尔莱、马莱、波雷·德·莫尔旺当时都在。羽林军士戴着大鹰徽高帽,行列整齐,神色镇定,个个仪表非凡,当他们在战云迷漫中出现时,敌军对法兰西也肃然起敬,他们以为看见了二十个胜利之神展开双翼,飞入战场,那些占优势的人也觉得气馁,于是向后退却,可是威灵顿喊道:“ 8fd1.” >近卫军,起立,瞄准!”躺在篱后的英国红衣近卫军立了起来;一阵开花弹把我们的雄鹰四周的那些飘动着的三色旗打得满是窟窿,大家一齐冲杀,最后的血战开始了。羽林军在黑暗中觉得四周的军队已开始败退,崩溃的局势已经广泛形成,他们听见逃命的声音替代了“皇帝万岁”的呼声,但是他们后面的军队尽管退,他们自己却仍旧往前进,越走越近危险,越走越近死亡。绝没有一个人迟疑,绝没有一个人胆怯。那支军队中的士兵都和将军一样英勇。没有一个不甘愿赴死。<bdo>?</bdo><mark></mark>

    内伊战酣了,决心殉难,勇气长到和死神一般高,在殊死战中东奔西突,奋不顾身。他的第五匹坐骑死了。他汗流满面,眼中冒火,满唇白沫,军服没扣上,一个肩章被一个骑兵砍掉了一半,他的大鹰章也被一颗枪弹打了一个窝,浑身是血,浑身是泥,雄伟绝伦,他手举一把断剑,吼道:“你们来看看法兰西的大元帅是怎样尽忠报国的!”但是没有用,他求死不得。于是他勃然大怒,使人惊恐。他向戴尔隆发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打算牺牲吗?”他在那以多凌寡的炮队中大声喊道:“我就没有一点份!哈!我愿让所有这些英国人的炮弹全钻进我的肚子!”苦命人,你是留下来吃法国人的枪弹的!<span class=”” data-note=”内伊在战后被王朝处死。”></span><u>藏书网</u>

    十三 大祸

    羽林军后面的溃退情形真够惨。军队突然从各方面,从乌古蒙、圣拉埃、帕佩洛特、普朗尚努瓦同时一齐折回。在一片“叛徒!”的呼声后接着又起了“赶快逃命!”的声音。军队溃败有如江河解冻,一切都摧折,分裂,崩决,漂荡,奔腾,倒塌,相互冲撞,相互拥挤,忙<s></s>乱慌张。这是一种空前的溃乱。内伊借了一匹马,跳上去,没有帽子,没有领带,也没有刀,堵在通往布鲁塞尔的那条大路上,同时制止英军和法军。他要阻止军队溃散,他叫他们,骂他们,把住他们的退路。他怒不可遏。那些士兵见了他都逃避,嘴里喊着:“内伊大元帅万岁!”迪吕特的两个联队,跑去又跑来,惊慌失措,好像是被枪骑兵的刀和兰伯特、贝司特、派克、里兰特各旅的排枪捆扎住了。混战中最可怕的是溃败,朋友也互相屠杀,争夺去路,骑兵和步兵也互相残杀,各自逃生,真是战争中惊涛骇浪的场面。罗博和雷耶各在一端,也都卷进了狂澜。拿破仑用他余下的卫士四面堵截,毫无效果,他把随身的卫队调去作最后的挣扎,也是枉然。吉奥在维维安面前退却,克勒曼在范德勒尔面前退却,罗博在比洛面前退却,莫朗在皮尔希面前退却,多芒和絮贝维在普鲁士威廉亲王面前退却。吉奥领了皇上的骑兵队去冲锋,落在英国骑兵的马蹄下。拿破仑奔驰在那些逃兵的面前,鼓励他们,督促他们,威吓他们,央求他们。早晨还欢呼皇帝万岁的那些嘴,现在都哑口无言,他们几乎全都不认识皇上了。新到的普鲁士骑兵飞也似的冲来,只管砍,削,剁,杀,宰割;拖炮的马乱蹦乱踢,带着炮逃走了;辎重兵也解下车箱,骑着马逃命去了;无数车厢,四轮朝天,拦在路上,造成了屠杀的机.99lib.会。大家互相践踏,互相推挤,踩着死人和活人往前走。那些胳膊已经失去了理性。大路、小路、桥梁、平原、山岗、山谷、树林都被那四万溃军塞满了。呼号,悲怆,丢在稞麦田里的背囊和枪支,被堵住的逢人便砍的去路,无所谓同胞,无所谓官长,无所谓将军,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齐坦把法兰西杀了个痛快淋漓。雄狮都变成了松鼠。那次的溃败情形便是如此。

    在热纳普,有人还企图回转去建立防线,去遏止,堵截。罗博聚合了三百人。在进村子处设了防御工事,但是普鲁士的弹片一飞,大家全又逃散了,于是罗博就缚。我们今日还可以在路右,离热纳普几分钟路程的一所破砖墙房子的山尖上看见那弹片的<mark></mark>痕迹。普鲁士军队冲进热纳普,自然是因为杀人太少才那样怒气冲天的。追击的情形真凶狠。布吕歇尔命令悉数歼灭。在这以前,罗格已开过那种恶例,他不许法国羽林军士俘虏普鲁士士兵,违者处死。布吕歇尔的狠劲又超过了罗格。青年羽林军的将军迪埃斯梅退到热纳普的客舍门口,他把佩剑交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骑兵,那骑兵接了剑,却杀了那俘虏。胜利是由屠杀战败者来完成的。我们既在叙述历史,那就可以贬责:衰老的布吕歇尔玷污了自己。那种淫威实在是绝灭人性的。溃军仓皇失措,穿过热纳普,穿过四臂村,穿过松布雷夫,穿过弗拉斯内,穿过沙勒罗瓦,穿过特万,直到边境才停止。真是伤心惨目!那样逃窜的是谁?是大军。

    那种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无畏精神竟会这样惊扰,恐怖,崩溃,这能说是没来由的吗?不能。极大的右的黑影投射在滑铁卢了。那一天是命中注定的。一种超人的权力使那天出现了。因此万众俯首战栗,因此心灵伟大的人也全交剑投降。当年征服欧洲的那些人今日一败涂地,他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做的了<cite>?</cite>,只觉得冥冥中有恐怖存在。“非战之罪,天亡我也。”人类的前途在那天起了变化。滑铁卢是十九世纪的关键。那位大人物退出舞台对这个大世纪的兴盛是不可缺少的。有个至高的主宰作了那样的决定。所以英雄们的惶恐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滑铁卢战争中,不但有乌云,也还有天灾。上帝到过了。

    傍晚时,在热纳普附近的田野里,贝尔纳和贝特朗拉住一个人的衣襟,不让他走,那人神色阴森,若有所思,他是被溃退的浪潮推到那里去的,他刚下了马,挽着缰绳,惝怳迷离,独自一人转身向着滑铁卢走去。那人便是拿破仑,梦游中的巨人,他还想往前走,去追寻那崩塌了的幻境。

    十四 最后一个方阵

    羽林军的几个方阵,有如水中的岩石,屹立在溃军的乱流中,一直坚持到夜晚。夜来了,死神也同时来了,他们等候那双重黑影,不屈不挠,任凭敌人包围。每个联队,各个孤立,和各方面被击溃的大军已完全失去联系,他们从容就义,各自负责。有的守着罗松一带的高地,有的守在圣约翰山的原野里,准备作最后的一搏。那些无援无望,勇气百倍,视死如归的方阵在那一带轰轰烈烈地呻吟待毙。乌尔姆、瓦格拉姆、耶拿、弗里德兰<span class=”” data-note=”这些都是拿破仑打胜仗的地方。”></span>的声名也正随着他们死去。

    夜色朦胧,九点左右,在圣约翰山高地的坡下还剩一个方阵。在那阴惨的山谷中,在铁骑军曾经向上奔驰,现在流遍英军的血、盖满英军尸体的山坡下,在胜利的敌军炮队集中轰击下,那一个方阵仍在战斗。他们的长官是一个叫康布罗纳的无名军官。每受一次轰击,那方阵便缩小一次,但仍在还击。他们用步枪对抗大炮,四面的人墙不断缩短。有些逃兵在上气不接下气时停下来,在黑暗中远远听着那惨淡的枪声在渐渐减 5c11.” >少。>藏书网</a>

    那队壮士只剩下寥寥几个人,他<big></big>们的军旗成了一块破布,他们的子弹已经射完,步枪成了光杆,在尸堆比活人队伍还大时,战胜者面对那些坚贞卓绝、光荣就义的人们,也不免如见神明,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怖,英军炮队一时寂静无声,停止了射击。那是一种暂息。战士们觉得在他们四周有无数幢幢鬼魂、骑士的形象、炮身的黑影以及从车轮和炮架>?</a>中窥见的天色,英雄们在战场远处的烟尘中隐隐望见死神的髑髅,其大无比,向他们逼近并注视着他们。他们在苍茫暮色中可以听到敌人上炮弹的声音,那些燃着的引火绳好像是黑暗中猛虎的眼睛,在他们头上绕成一个圈,英国炮队的火杆一齐靠近了炮身,这时,有一个英国将军,有人说是科维耳,也有人说是梅特兰,他当<mark></mark>时心有所感,抓住悬在他们头上的那最后一秒钟,向他们喊道:“勇敢的法国人,投降吧!”康布罗纳答道:“屎!”

    十五 康布罗纳

    那个最美妙的字,虽然是法国人经常说的,可是把它说给愿受人尊敬的法国读者听,也许是不应该的,历史不容妙语。

    我们甘冒不韪,破此禁例。

    因此,在那些巨人中有个怪杰,叫康布罗纳<span class=”” data-note=”康布罗纳(Cambronne),法国将军。”></span>。

    说了那个字,然后从容就义,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他为求死而出此一举,要是他能在枪林弹雨中幸存,那不是他的过失。

    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不是在溃败中的拿破仑,也不是曾在四点钟退却,五点钟绝望的威灵顿,也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布吕歇尔,滑铁卢战争的胜利者是康布罗纳。

    霹雳一声,用那样一个字去回击向你劈来的雷霆,那才是胜利。以此回答惨祸,回答命运,为未来的狮子<span class=”” data-note=”狮子,指滑铁卢纪念墩上的那只铁狮子,见本卷第二节注。”></span>奠基,以此反抗那一夜的大雨,乌古蒙的贼墙,奥安的凹路,格鲁希的迟到,布吕歇尔的应援,作墓中的戏谑,留死后的余威,把欧洲联盟淹没在那个字的音节里,把恺撒们领教过的秽物献给各国君主,把最鄙俗的字和法兰西的光辉糅合起来,造了一个最堂皇的字,以嬉笑怒骂收拾滑铁卢,以拉伯雷<span class=”” data-note=”拉伯雷(Rabelais),十六世纪法国文学家,善讽刺。”></span>补莱翁尼达斯<span class=”” data-note=”莱翁尼达斯(Léonidas),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王,与波斯作战时战死。”></span>的不足,用句不能出口的隽语总结那次胜利,丧失疆土而保全历史,流血之后还能使人四处听见笑声,这是多么宏伟。<bdo></bdo>

    这是对雷霆>.</a>的辱骂。埃斯库罗斯的伟大也不过如是。

    康布罗纳的这个字有一种崩裂的声音,是满腔轻蔑心情突破胸膛时的崩裂,是痛心太甚所引起的爆炸。谁是胜利者?是威灵顿吗?不是。如果没有布吕歇尔,他早已败了。是布吕歇尔吗?不是。如果没有威灵顿打头阵,布吕歇尔也收拾不了残局。康布罗纳,那最后一刻的过客,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大战中的一个无限渺小的角色,他深深感到那次溃败确是荒谬,使他倍加痛心,正当他满腹怨恨不得发泄时,别人却来开他玩笑,要他逃生!他又怎能不顿足大骂呢?

    他们全在那里,欧洲的君王们,洋洋得意的将军们,暴跳如雷的天罡地煞,他们有十万得胜军,十万之后,再有百万,他们的炮,燃着火绳,张着大口,他们的脚踏着羽林将士和大军,他们刚才已经压藏书网倒了拿破仑,剩下的只是康布罗纳了,只剩下这么一条蚯蚓在反抗。他当然要反抗。于是他要找一个字,如同找一柄剑。他正满嘴唾沫,那唾沫便是那个字了。在那种非凡而又平凡的胜利面前,在那种没有胜利者的胜利面前,那个悲愤绝望的人攘臂挺身而起,他感到那种胜利的重大,却又了解它的空虚,因此他认为唾以口沫还不足,在数字、力量、物质各方面他既然都被压倒了,于是就找出一个字,秽物。我们又把那个字记了下来。那样说,那样做,找到那样一个字,那才真是风流人物。

    那些伟大岁月的精神,在那出生入死的刹那间启发了这位无名小卒的心灵。康布罗纳找到的滑铁卢的那个字,正如鲁日·德·李勒<span class=”” data-note=”鲁日·德·李勒(Rouget de l’Isle),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军官,所作《马赛曲》,现为法国国歌。”></span>构思的《马赛曲》,都是出自上天的启示。有阵神风来自上天,感动了这两个人,他们都瞿然憬悟,因而一个唱出了那样卓越的歌曲,一个发出了那种骇人的怒吼。康布罗纳不仅代表帝国把那巨魔式的咒语唾向欧洲,那样似嫌不足;他还代表革命唾向那已往的日子。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并且在康布罗纳的声音里感到各先烈的遗风。那仿佛是丹东的谈吐,又仿佛是克莱贝尔<span class=”” data-note=”克莱贝尔(Klêber),革命时期的将军,一八零零年被刺死。”></span>的狮吼。<dfn></dfn>

    英国人听了康布罗纳的那个字,报以“放!”各炮火光大作,山冈震撼,从所有那些炮口中喷出了最后一批开花弹,声如奔雷,浓烟遍野,被初生的月光隐隐映成白色,萦绕空中,等到烟散以后,什么全没有了。那点锐不可当的残余也被歼灭了,羽林军覆没了。那座活炮垒的四堵墙全倒在地上,在尸体堆中,这儿那儿,还偶然有些抽搐的动作;比罗马大军更伟大的法兰西大军便那样死在圣约翰山的那片浸满了雨水和血液的土壤上,阴惨的麦田里,也就是现在驾着尼维尔邮车的约瑟夫<span class=”” data-note=”约瑟夫,犹如说张三李四。”></span>自得其乐地鞭着马,吹着口哨而过的那一带地方。

    十六 将领的比重

    滑铁卢战争是个谜。它对胜者和败者都一样是不明不白的。对拿破仑,它是恐怖,<span class=”” data-note=”“一场战斗的结束,一日工作的完成,措置失宜的挽救,来日必获的更大胜利,这一切全为了一时的恐怖而失去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日记。)——原注。”></span>布吕歇尔只看见炮火,威灵顿完全莫名其妙。看那些报告吧。公报是漫无头绪的,评论是不得要领的。这部分人讷讷,那部分人期期。若米尼把滑铁卢战事分成四个阶段;米夫林又把它截成三个转变,惟有夏拉,虽然在某几个论点上我们的见解和他不一致,但他却独具慧眼,是抓住那位人杰和天意接触时产生的惨局中各个特殊环节的人。其他的历史家都有些目眩神迷,也就不免在眩惑中摸索。那确是一个风驰电掣的日子,好战的专制政体的崩溃震动了所有的王国,各国君王都为之大惊失色,强权覆灭,黩武主义败退。

    在那不测之事中,显然有上天干预的痕迹,人力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假设把滑铁卢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手中夺回,英国和德国会丧失什么吗?不会的。名声大振的英国和庄严肃穆的德国都和滑铁卢问题无关。感谢上天,民族的荣誉并不在残酷的武功。德国、英国、法国都不是区区剑匣所能代表的。当滑铁卢剑声铮??的时代,在布吕歇尔之上,德国有哥德,在威灵顿之上,英国有拜伦。思想的广泛昌明是我们这一世纪的特征,在那曙光里,英国和德国都有它们辉煌的成就。它们的思想已使它们成为大家的表率。它们有提高文化水平的独特功绩。那种成就是自发的,不是偶然触发的。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壮大决不起源于滑铁卢。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突然强盛。那是一种顷忽即灭的虚荣,有如狂风掀起的白浪。文明的民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因一个将领的幸与不幸而有所增损。他们在人类中的比重不取决于一场战事的结果。他们的荣誉,谢谢上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光明,他们的天才都不是那些赌鬼似的英雄和征服者在战争赌局中所能下的赌注。常常是战争失败,反而有了

    但是大英格兰听了我们在此地所说的话一定会恼怒。它经历了它的一六八八年和我们的一七八九年后却仍保留封建的幻想。它信仰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世界上那个最强盛、最光荣的民族尊重自己的国家而不尊重自己的民族。做人民的,自甘居人之下,并把一个贵人顶在头上。工人任人蔑视,士兵任人鞭笞。我们记得,在因克尔曼<span class=”” data-note=”因克尔曼(Inkermann),阿尔及利亚城市,即今之穆斯塔加奈姆(Mostaganem)。”></span>战役中,据说有个中士救了大军的险,但是贵人腊格伦没有为他论功行赏,因为英国的军级制度不容许在战报中提到官长等级以下的任何英雄。

    在滑铁卢那种性质的会战中,我们最佩服的,是造化布置下的那种怪诞的巧合。夜雨,乌古蒙的墙,奥安的凹路,格路希充耳不闻炮声,拿破仑的向导欺心卖主,比洛的向导点拨得宜;那一连串天灾人祸都演得极尽巧妙。

    概括起来说,在滑铁卢确是战争少,屠杀多。

    滑铁卢在所有的阵地战中是战线最短而队伍最密集的一次。拿破仑,一法里的四分之三,威灵顿,半法里,每边七万二千战士。屠杀便由那样的密度造成的。

    有人作过这样的计算,并且列出了这样的比例数字:阵亡人数在奥斯特里茨,法军百分之十四,俄军百分之三十,奥军百分之四十四;在瓦格拉姆,法军百分之十三,奥军百分之十四;在莫斯科河,法军百分之三十七,俄军,四十四;在包岑,法军百分之十三,俄军和奥军,十四;在滑铁卢,法军百分之五十六,联军,三十一。滑铁卢总计,百分之四十一。战士十四万四千,阵亡六万。

    到今日,滑铁卢战场恢复了大地——世人的不偏不倚的安慰者——的谧静,和其他的原野一样了。

    可是一到晚上,就有一种鬼魂似的薄雾散布开来,假使有个旅人经过那里,假使他望,假使他听,假使他像维吉尔在腓力比<span class=”” data-note=”腓力比(Philippes),城名,在马其顿,公元前四十二年,安敦尼和屋大维在此战胜布鲁图斯。”></span>战场上那样梦想,当年溃乱的幻景就会使他意夺神骇。六月十八的惨状会重行出现,那伪造的纪念堆隐灭了,俗不可耐的狮子消失了,战场也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一行行的步兵像波浪起伏那样在原野上前进,奔腾的怒马驰骋天边;惊魂不定的沉思者会看见刀光直晃,枪刺闪烁,炸弹爆发,雷霆交击,血肉横飞,他会听到一片鬼魂交战的呐喊声,隐隐约约,有如在墓底呻吟,那些黑影,便是羽林军士;那些荧光,便是铁骑;那枯骸,便是拿破仑,另一枯骸,是威灵顿;那一切早已不存在了,可是仍旧鏖战不休;山谷殷红,林木颤栗,杀气直薄云霄;圣约翰山、乌古蒙、弗里谢蒙、帕佩洛特、普朗尚努瓦,所有那些莽旷的高地,都隐隐显出无数鬼影,在朦胧中回旋厮杀。

    十七 我们应当承认滑铁卢好吗?

    有个很可敬的自由派丝毫不恨滑铁卢。我们不属于那一派。我们认为滑铁卢只是自由骇然惊异的日子。那样的鹰会出自那样的卵,确实出人意料。

    假使我们从最高处观察问题,就可以看出滑铁卢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的胜利。是欧洲反抗法国,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反抗巴黎,是现状反抗创举,是通过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回来,进入巴黎的日子。”></span>向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span class=”” data-note=”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的日子。”></span>进行的打击,是王国集团对法兰西不可驯服的运动的颠覆。总之,他们的梦想就是要扑灭这个爆发了二十六年的强大民族。是不伦瑞克、纳索、罗曼诺夫<span class=”” data-note=”罗曼诺夫,俄国王室。”></span>、霍亨索伦<span class=”” data-note=”霍亨索伦,德国王室。”></span>、哈布斯堡<span class=”” data-note=”哈布斯堡,奥国王室。”></span>和波旁<span class=”” data-note=”波旁,法国王室。”></span>的联盟。滑铁卢是神权的伥鬼。的确,帝国既然专制,由于事物的自然反应,王国就必然是自由的了,因而有种不称心的立宪制度从滑铁卢产生出来了,使战胜者大为懊丧。那是因为革命力量不可能受到真正的挫败,天理如此,绝无幸免,革命力量迟早总要抬头,在滑铁卢之前,拿破仑推翻了各国的衰朽王朝,在滑铁卢之后,又出了个宣布服从宪章的路易十八。<span class=”” data-note=”路易十八迫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力量,不得不宣布服从宪章,以图缓和矛盾。”></span>波拿巴在那不勒斯王位上安插了一个御者,又在瑞典王位上安插了一个中士,在不平等中体现了平等;路易十八在圣旺副署了人权宣言。你要了解革命是什么吗?称它为进步就是;你要了解进步是什么吗?管它叫明天就是。明天一往直前地做它的工作,并且从今天起它已开始了。而且很奇怪,它从来不会不达到目的。富瓦<span class=”” data-note=”富瓦(Foy),拿破仑部下的将军,在滑铁卢战役受伤,继在王朝复辟期间当议员。”></span>原是个军人,它却借了威灵顿的手使他成为一个雄辩家。富瓦在乌古蒙摔了交,却又在讲坛上抬了头。进步便是那样进行工作的。任何工具,到了那个工人的手里,总没有不好使的。它不感到为难,把横跨阿尔卑斯山的那个人和宫墙中的那个龙锺老病夫<span class=”” data-note=”指拿破仑 548c.” >和路易十八。”></span>都抓在手中,替它做那神圣的工作。它利用那个害足痛风的人,也同样利用那个征服者,利用征服者以对外,足痛风病者以对内。滑铁卢在断然制止武力毁灭王座的同时,却又从另一方面去继续它的革命工作,除此以外,它毫无作用。刀斧手的工作告终,思想家的工作开始。滑铁卢想阻挡时代前进,时代却从它头上跨越过去,继续它的路程。那种丑恶的胜利已被自由征服了。?99lib?bbr>?</abbr><bdo>藏书网</bdo>bbr>..</abbr>

    总之,无可否认,曾在滑铁卢获胜的,曾在威灵顿背后微笑的,曾把整个欧洲的大元帅权杖,据说法国大元帅的权杖也包括在内,送到他手里的,曾欢欣鼓舞地推着那些满是枯骨的土车去堆筑狮子墩的,曾趾高气扬在那基石上刻上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那个日期的,曾鼓舞布吕歇尔去趁火打劫的,曾如同鹰犬从圣约翰山向下追击法兰西的,这些都是反革命。都是些阴谋进行无耻分散活动的反革命。他们到了巴黎以后就近观察了火山口,觉得余灰烫脚,便改变主意,回转头来支支吾吾地谈宪章。滑铁卢有什么我们就只能看见什么。自觉的自由,一点也没有。无意中反革命成了自由主义者,而拿破仑却成了革命者,真是无独有偶。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罗伯斯庇尔从马背上摔下来了。

    十八 神权复炽

    独裁制度告终。欧洲一整套体系垮了。

    帝国隐没在黑影中,有如垂死的罗马世界。黑暗再次出现,如同在蛮族时代。不过一八一五年的蛮族是反革命,我们应当把它这小名叫出来,那些反革命的气力小,一下子就精疲力尽,陡然停止了。我们应当承认,帝国受到人们的悼念,并且是慷慨激昂的悼念。假使武力建国是光荣的,那么帝国便是光荣的本身。凡是专制所能给予的光明,帝国都在世上普及了,那是一种暗淡的光。让我们说得更甚一点,是一种昏暗的光。和白昼相比,那简直是黑夜。黑夜消失,却逢日蚀。

    路易十八回到巴黎。七月八日的团圆舞冲淡了三月二十日的热狂。那科西嘉人和那贝亚恩人<span class=”” data-note=”贝亚恩人,指路易十八。贝亚恩,为波旁王朝之领地,一六二零年并入法国。贝亚恩人,专指亨利四世。因亨利四世是波旁王朝第一代国王,此处 501f.” >借指路易十八。”></span>,荣枯迥异。杜伊勒里宫圆顶上的旗子是白的。亡命之君重登王位。在路易十四的百合花宝座前,横着哈特韦尔的杉木桌。大家谈着布维纳<span class=”” data-note=”布维纳(Bouvines),十三世纪,法国王室军队战胜德军于此。”></span>和丰特努瓦<span class=”” data-note=”丰特努瓦(Fontenoy),十八世纪,法国王室军队战胜英军于此。”></span>,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因为奥斯特里茨已经过时了。神座和王位交相辉映,亲如手足。十九世纪的一种最完整的社会保安制度在法国和大陆上建立起来了。欧洲采用了白色帽徽。特雷斯达荣<span class=”” data-note=”特雷斯达荣(Trestaillon),制造白色恐怖的保王党人。”></span>的声名大噪。“自强不息”那句箴言又在奥尔塞河沿营房大门墙上的太阳形拱石中出现了。凡是从前驻过羽林军的地方都有一所红房子。崇武门上堆满了胜利女神,它顶着那些新玩意儿,起了作客他乡之感,也许在回忆起马伦哥和阿尔科拉时有些惭愧,便安上了一个昂古莱姆公爵的塑像敷衍了事。马德兰公墓,九三年的义冢,原来凄凉满目,这时却铺满了大理石和碧云石,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特的骸骨都在那土里。万塞纳坟场里也立了一块墓碑,使人回想起昂吉安公爵死在拿破仑加冕的那一个月。教皇庇护七世在昂吉安公爵死后不久祝福过加冕大典,现在他又安详地祝贺拿破仑的倾覆,正如当初祝贺他的昌盛一样。在申布龙有个四岁的小眼中钉,谁称他做罗马王便逃不了叛逆罪。这些事当时是这样处理的,而且各国君王都登上了宝座,而且欧洲的霸主被关进了囚笼,而且旧制度又成了新制度,而且整个地球上的光明和黑暗互换了位置,因为在夏季的一个下午,有个牧人<span class=”” data-note=”牧人,指滑铁卢大战中比洛的向导。”></span>在树林里曾对一个普鲁士人说:“请走这边,不要走那边!”<bdo></bdo><big></big><u></u>

    一八一五是种阴沉的阳春天气。各种有害有毒的旧东西都蒙上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七八九受到了诬蔑,神权戴上了宪章的假面具,小说也不离宪章,各种成见,各种迷信,各种言外之意,都念念不忘那第十四条,自诩为自由主义。这是蛇的蜕皮而已。

    人已被拿破仑变得伟大,同时也被他变得渺小了。理想在那物质昌明的时代得了一个奇怪的名称:空论。伟大人物的严重疏忽,便是对未来的嘲笑。人民,这如此热爱炮手的炮灰,却还睁着眼睛在寻找他。他在什么地方?他在干什么?“拿破仑已经死了。”有个过路人对一个曾参加马伦哥战役和滑铁卢战役的伤兵说。“他还会死!”那士兵喊道,“你应当也认识他吧!”想象已把那个被打垮了的人神化了。滑铁卢过后,欧洲实质上是昏天黑地。拿破仑的消失替欧洲带来了长时期的莫大空虚。

    各国的君主填补了那种空虚。旧欧洲抓住机会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出现了神圣同盟。佳盟早已在鬼使神差的滑铁卢战场上出现过了。

    对着那个古老的、重新组织起来的欧洲,一个新法兰西的轮廓出现了。皇上嘲笑过的未来已经崭露头角。在它额上,有颗自由的星。年轻一代的热烈目光都注视着它。真是不可理解,他们既热爱未来的自由,却又热爱过去的拿破仑。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高大些。得胜<bdi></bdi>的人害怕起来了。英国派了赫德森·洛去监视他,法国也派了蒙什尼去窥伺他。他那双叉在胸前的胳膊成了各国君王的隐忧。亚历山大称他为“我的梦魇”。那种恐怖是由他心中具有的那种革命力量引起的。波拿巴的信徒的自由主义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和谅解。他的阴灵震撼着旧世界。各国的君主,身居统治地位而内心惴惴不安,因为圣赫勒拿岛的岩石出现在天边。

    拿破仑在龙坞呻吟待毙,倒在滑铁卢战场上的那六万人也安然腐朽了,他们的那种静谧散布在人间。维也纳会议赖以订立了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欧洲叫它做王朝复辟。

    这就是滑铁卢。

    但那对悠悠宇宙又有什么关系?那一切风云,那样的战斗,又继以那种和平,那一切阴影,都丝毫不曾惊扰那只遍瞩一切的慧眼,在它看来,一只小蚜虫从这片叶子跳到那片叶子和一只鹰从圣母院的这个钟楼飞到那个钟楼之间,<q>..</q>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

    十九 战场上的夜景

    ?我们再来谈谈那不幸的战场,这对本书是必要的。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正是月圆之夜。月色给布吕歇尔的猛烈追击以许多方便,替他指出逃兵的动向,把那浩劫中的人流交付给贪戾的普鲁士骑兵,促成了那次屠杀。天灾人祸中,夜色有时是会那样助人杀兴的。

    在放过那最后一炮后,圣约翰山的原野上剩下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英军占了法军的营幕,那是证明胜利的一贯做法,在失败者的榻上高枕而卧。他们越过罗松,安营露宿。普鲁士军奋力穷 8ffd.” >追,向前推进。威灵顿回到滑铁卢村里写军书,向贵人巴塞司特报捷。

    假使“有名无实”这个词能用得恰当,那就一定可以用在滑铁卢村,滑铁卢什么也没有做,它离开作战地点有半法里远。圣约翰山被炮轰击过,乌古蒙烧了,帕佩洛特烧了,普朗尚努瓦烧了,圣拉埃受过攻打,佳盟见过两个胜利者的拥抱;那些地方几乎无人知晓,而滑铁卢在这次战争中毫不出力,却享尽了荣誉。

    我们都不是那种赞扬战争的人,所以一有机会,便把战争的实情说出。战争有它那骇人的美,我们一点也不隐讳;但也应当承认,它有它的丑,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种,便是在胜利过后立即搜刮死人的财物。战争翌日,晨曦往往照着赤身露体的尸首。

    是谁干那种事,谁那样污辱胜利?偷偷伸在胜利的衣袋里的那只凶手是谁的?隐在光荣后面实行罪恶勾当的那些无赖是些什么人?有些哲学家,例如伏尔泰诸人,都肯定说干那种事的人恰巧是胜利者。据说他们全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立着的人抢掠倒下的人。白昼的英雄便是夜间的吸血鬼。况且既杀其人,再稍稍沾一点光也是分内应享的权利。至于我们,却不敢轻信。赢得桂冠而又偷窃一个死人的鞋子,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是同一只手干得出来的。

    有一点却是确实的,就是常有小偷跟在胜利者后面。但是我们应当撇开士兵不谈,尤其是现代的士兵。

    每个军队都有个尾巴,那才是该控诉的地方。一些蝙蝠式的东西,半土匪半仆役,从战争的悲惨日子里产生的各种飞鼠,穿军装而不上阵,装假病,足跛心黑骑着马,有时带着女人,坐上小车,贩卖私货,卖出而又随手偷进的火头兵,向军官们请求作向导的乞丐、勤务兵、扒手之类,从前军队出发——我们不谈现代——每每拖着那样一批家伙,因而专业用语里称之谓“押队”。任何军队或任何国家都不对那些人负责。他们说意大利语却跟着德国人,说法语却跟着英国人。切里索尔<span class=”” data-note=”切里索尔(Cérisolles),村名,在意大利,一五四四年,法军败西班牙军于此。”></span>战役胜利的那天晚上,费瓦克侯爷遇见一个说法语的西班牙押队,听了他的北方土话,便把他当作一家人,当晚被那无赖谋害在战场上,东西也被他偷走了。有偷就有贼。有句可鄙的口语“靠敌人吃饭”说明了这种麻风病的由来,只有严厉的军纪才能医治。有些人是徒有其名的,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为什么某某将军,甚至某某大将军的名气会那样大。蒂雷纳<span class=”” data-note=”蒂雷纳(Turenne),十七世纪法国元帅。”></span>受到他的士兵的爱戴,正因为他纵容劫掠,纵恶竟成了仁爱的一个组成部分,蒂雷纳仁爱到听凭部下焚毁屠杀巴拉蒂纳<span class=”” data-note=”巴拉蒂纳(Palatinat),即今德国的法尔茨(Pfalz)。”></span>。军队后面窃贼的多寡,全以将领的严弛为准则。奥什<span class=”” data-note=”奥什(Hoche),法国革命时期的将军。”></span>和马尔索<span class=”” data-note=”马尔索(Marceau),同上。”></span>绝对没有押队,威灵顿有而不多——我们乐于为他说句公道话。<var>.99lib.</var>

    可是六月十八到十九的那天晚上有人盗尸。威灵顿是严明的,军中有当场拿获格杀勿论的命令,但是盗犯猖獗如故。正当战场这边枪决盗犯时,战场那边却照样进行盗窃。

    惨淡的月光照着那片原野。

    夜半前后,有个人在奥安凹路一带徘徊,更确切地说,在那一带匍匐。从他的外貌看去,他正是我们刚才描写过的那种人,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士兵,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闻尸味而垂涎,以偷盗为胜利,现在前来搜刮滑铁卢。他穿一件蒙头斗篷式布衫,鬼鬼祟祟,却一身都是胆,他往前走,又向后看。那是个什么人?他的来历,黑夜也许要比白昼知道得更清楚些。他没有提囊,但在布衫下面显然有些大口袋。他不时停下来,四面张望,怕有人注意他,他突然弯下腰,翻动地上一些不出声气,动也不动的东西,随即又站起来,偷偷地走了。他那种滑动,那种神气,那种敏捷而神秘的动作,就像黄昏时在荒丘间出没的那种野鬼bbr>藏书网</abbr>,也就是诺曼底古代传奇中所说的那种赶路鬼。

    夜行陂泽间的某些涉禽是会有那种形象的。

    假使有人留意,望穿那片迷雾,便会看到在他眼前不远,在尼维尔路转向从圣约翰山去布兰拉勒的那条路旁的一栋破屋后面,正停着,可以这么说,正躲着一辆小杂货车,车篷是柳条编的,涂了柏油,驾着一匹驽马,它饿到戴着勒口吃荨麻,车子里有个女人坐在一些箱匣包袱上面。也许那辆车和那忽来忽往的人有些关系。

    夜色明静。天空无片云。血染沙场并不影响月色的皎洁,正所谓昊天不吊。原隰间,有些树枝已被炮弹折断,却不曾落地,仍旧连皮挂在树上,在晚风中微微动荡。一阵弱如鼻息的气流拂着野草。野草瑟缩,有如灵魂归去。

    英军营幕前,夜巡军士来往逡巡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隐约可辨。

    乌古蒙和圣拉埃,一在西,一在东,都还在燃烧,在那两蓬烈火之间,远处的高坡上,英军营帐中的灯火连成一个大半圆形,好像一串解下了的红宝石项圈,两端各缀一块彩色水晶。

    我们已经谈过奥安凹路的惨祸。那么多忠勇的人竟会死得那么惨,想来真令人心惊。

    假使世间有桩可骇的事,比做梦还更现实的事,那一定是:活着,看见太阳,身强力壮,健康而温暖,能够开怀狂笑,向自己前面的光荣奔去,辉煌灿烂的光荣,觉得自己胸中有呼吸着的肺,跳动的心,明辨是非的意志,能够谈论,思想,希望,恋爱,有母亲,有爱妻,有儿女,有光明,可是陡然一下,在一声号叫里落在坑里,跌着,滚着,压着,被压着,看见麦穗、花、叶和枝,却抓不住,觉得自己的刀已经失去作用,下面是人,上面是马,徒劳挣扎,眼前一片黑,觉得自己是在马蹄的蹴踏之下,骨头折断了,眼珠突出了,疯狂地咬着马蹄铁,气塞了,号着,奋力辗转,被压在那下面,心里在想:“刚才我还是一个活人!”

    在那场伤心惨目的灾难爆发的地方,现在连一点声息也没有了。那条凹路的两壁间已填满了马和骑士,层层叠叠,颠倒纵横,错杂骇人心魄。两旁已没有斜壁了。死人死马把那条路填得和旷野一样高,和路边一般平,正像一升量得满满的粟米。上层是一堆尸体,底下是一条血河,那条路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夜间的情形便是如此。血一直流到尼维尔路,并在砍来拦阻道路的那堆树木前面积成一个大血泊,直到现在,那地方还受人凭吊。我们记得,铁骑军遇险的地方是在对面,99lib?近热纳普路那一带。尸层的厚薄和凹路的深浅成正比。靠中间那段路平坑浅的地方,也就是德洛尔部越过的地方,尸层渐薄了。

    我们刚才向读者约略谈到的那个夜间行窃的人,正是向那地段走去。他嗅着那条广阔的墓地。他东张西望。他检阅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令人多么厌恶的死人的队伍。他踏着血泊往前走。

    他突然停下。

    在他前面相隔几步的地方,在那凹路里尸山的尽头,有一只手在月光下的那堆人马中伸出来。

    那只手的指头上有一个明晃晃的东西,是个金戒指。

    那人弯下腰去,蹲了一会儿,到他重行立起时,那只手上已没有戒指了。

    他并没有真正立起来,他那形态好像一只惊弓的野兽,背朝着死人堆,眼睛望着远处,跪着,上身全部支在两只着地的食指上,头伸出凹路边,向外望。豺狗的四个爪子对某种行动是适合的。

    随后,打定了主意,他才立起来。

    正在那时,他大吃一惊,他觉得有人从后面拖住他。

    他转过去看,正是那只原来张开的手,现已合拢,抓住了他的衣边。

    诚实的人一定受惊不小,这一个却笑了起来。

    “啐,”他说,“幸好是个死人!我宁肯碰见鬼也不愿碰见宪兵。”

    他正说着,那只手气力已尽便丢开了他。死人的气力是有限的。

    “怪事!”那贼又说,“这死人是活的吗?让我来看看。”

    他重新弯下腰去,搜着那人堆,把碍手脚的东西掀开,抓着那只手,把住他的胳膊,搬出头,拖出身子,过一会儿,他把一个断了气的人,至少也是一个失了知觉的人,拖到凹路的黑影里去了。那是铁骑军的一个军官,并且是一个等级颇高的军官,一条很宽的金肩章从铁甲里露出来,那军官已经丢了铁盔。他脸上血迹模糊,有一长条刀砍的伤口,此外,他不像有什么折断了的肢体,并且侥幸得很,假使此地也可能有侥幸的话,有些尸体在他上面交叉构成一个空隙,因而他没有受压。他眼睛闭上了。

    在他的铁甲上,有个银质的功勋十字章。

    那个贼拔下了十字章,塞在他那蒙头斗篷下面的那些无底洞里。

    过后,他摸摸那军官的裤腰口袋,摸到一只表,一并拿了去。随后他搜背心,搜出一个钱包,也一并塞在自己的衣袋里。

    正当他把那垂死的人救到现阶段时,那军官的眼睛睁开了。

    “谢谢。”他气息奄奄地说。

    那人翻动他的那种急促动作,晚风的凉爽,呼吸到的流畅的空气,使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了。

    那贼没有答话。他抬起头来。他听见旷野里有脚步声,也许是什么巡逻队来了。

    那军官低声说,因为他刚刚转过气来,去死还不远:

    “谁胜了?”

    “英国人。”那贼回答。

    “您搜我的衣袋。我有一个钱包和一只表。您可以拿去。”

    他早已拿去了。

    那贼照他的话假装寻了一遍,说道:

    “什么也没有。”

    “已经有人偷去了,”那军官接着说,“岂有此理,不然就是您的了。”

    巡逻队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楚了。

    “有人来了。”那贼说,做出要走的样子。

    那军官使尽力气,伸起手来,抓住他: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谁?”

    那贼连忙低声回答说:

    “我和您一样,也是法国军队里的。我得走开。假使有人捉住我,他们就会枪毙我。我已经救了您的命。现在您自己去逃生吧。”

    “您是那一级的?”

    “中士。”

    “您叫什么名字?”

    “德纳第。”

    “我不会忘记这个名字,”那军官说,“您也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彭眉胥。”

    一 二四六〇一号变成了九四三〇号

    冉阿让又被捕了。

    那些惨痛的经过,我们不打算一一细谈,大家想能见谅。我们只把当时滨海蒙<var></var>特勒伊那一惊人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报纸所刊载的两则小新闻转录下来。

    那两节记载相当简略。我们记得,当时还没有地方法院公报。

    第一节是从一八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白旗报》上录下来的:

    <small>加来海峡省<span class=”” data-note=”加来海峡省(Pas de Calais),滨海蒙特勒伊所在之省,在法国北部。”></span>某县发生了一件稀有的事。有个来自他省名叫马德兰先生的人,在最近几年内,曾采用一种新方法,振兴了当地的一种旧工业,即烧料细工业。他成了当地的巨富,并且,应当说明,该县也因以致富。为了报答他的劳绩,大家举荐他当市长。不意警厅发现该马德兰先生者,原名冉阿让,系一苦役犯,一七九六年因盗案入狱,服刑期满,竟又违禁私迁。冉阿让现已重行入狱。据说他在被捕之先,曾从拉菲特银行提取存款五十万,那笔款子,一般人认为是他在商业中获得的非常合法的利润。冉阿让既已回到土伦监狱,那笔款子藏在什么地方,也就无人知晓了。</small>

    第二节,比较详细,是从同一天的《巴黎日报》摘录下来的:

    <small>有个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名冉阿让者,最近在瓦尔省<span class=”” data-note=”瓦尔省(Var),土伦所在之省,在法国南部。”></span>高等法院受审,案情颇堪注意。该暴徒曾蒙蔽警察,改名换姓,并窃居我国北部某小城市长之职。他在该城经营一种商业,规模相当可观。由于公安人员的高度服务热忱,终于揭发真相,逮捕归案。他的姘妇是个公娼,已在他被捕时惊恐丧命。该犯膂力过人,曾越狱潜逃,越狱后三四日,又被警方捕获,并且是在巴黎,当时他正待走上一辆行驶在首都和孟费郿村(塞纳·瓦兹省)之间的小车。据说他曾利用那三四天的自由,从某大银行提取了大宗存款。据估计,该款达六七十万法郎。公诉状指出他已将该款藏在某处,除他之外无人知晓,因而没有被发现。总之该冉阿让已在瓦尔省高等法院受审,他被控曾手持凶器,约八年前在大路上抢劫过一个正如费尔内元老在他那流芳千古的诗句中所提及的那种诚实孩子:</small><big>..</big>

    <small>…………</small>

    <small>岁岁都从萨瓦<span class=”” data-note=”萨瓦(Savoie),省名,靠意大利,该地的孩子多以通烟囱为业。”></span>来,</small>

    <small>妙手轻轻频拂拭,</small>

    <small>善为长突去煤炱。</small>

    <small>那匪徒放弃了申诉机会。经司法诸公一番崇论雄辩之后,他那盗案已被定为累犯罪,并经指出冉阿让系南方某一匪帮的成员。因而罪证一经宣布,该冉阿让即被判处死刑。该犯拒绝上诉。国王无边宽大,恩准减为终身苦役。冉阿让立即被押赴土伦监狱。</small>

    我们没有忘记,冉阿让当初在滨海蒙特勒伊一贯遵守教规。因而有几种报纸,例如《立宪主义者报》便认为那次减刑应当归功于宗教界。

    冉阿让在苦役牢里换了号码。他叫九四三零号。

    此外,我们一次说清,以后不再提了,滨海蒙特勒伊的繁荣已随马德兰先生消失了,凡是他在那次忧心如焚、迟疑不决的夜晚所预见到的一切都成了事实,丢了他,确也就是丢了灵魂。自从他垮台以后,滨海蒙特勒伊便出现了自私自利、四分五裂的局面,那种局面原是在大事业主持人失败后所常见的,人存事业兴隆,人亡分崩离析,那种悲惨的结局,在人类社会中是每天都在暗中进行着的,历史上却只在亚历山大死后出现过一次。<span class=”” data-note=”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征服的领土上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span>部将们自封为王,工头们自称 4e1a.” >业主。竞争猜忌出现了。马德兰先生的大工厂关了门,房屋坍塌,工人四散。有的离开了本乡,有的改了行。从那以后,一切都改用小规模进行,没有大规模的了;全为利己,不以利人。失了中心,处处都是竞争,顽强的竞争。马德兰先生曾主持一切,从中指挥。他倒了,于是每个人都为自身着想;倾轧的精神代替了组合的精神,粗暴代替了赤诚,相互的仇视代替了创办人对大众的关切;马德兰先生所结的丝全乱了,断了;大家偷工减料,降低了质量,失去了信用; 9500.” >销路阻滞,订货减少;工资降低,工场停工,结果破产。从此穷人空无所有。一切如云烟般消散。<var></var><bdi>藏书网</bdi>

    连政府也感到在某处折了一根栋梁。自从那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为了牢狱的利益,证明马德兰先生和冉阿让确是同一个人以后,不到四年,滨海蒙特勒伊一县的收税费用就增加了一倍,维莱尔先生也曾在一八二七年二月把这种情形在议会里提出过。

    二 也许是两句鬼诗

    在说下去之先,我们不妨比较详细地谈一件怪事,这桩怪事几乎是同时在孟费郿发生的,并且和公安人员的推测不无暗合之处。

    孟费郿地方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迷信,在巴黎附近,居然还有一种迷信,能够传遍一方,这事的奇离可贵,也正如在西伯利亚出现了沉香。我们是那种重视稀有植物状况的人。那么,我们来谈谈孟费郿的迷信。人们都相信,魔鬼远在无可稽考的年代,便已选定当地的森林作为他藏宝的地方。婆婆妈妈们还肯定说,天快黑时,在树林里那些空旷地方,时常会出现一个黑人,面貌像个车夫或樵夫,脚上穿双木鞋,身上穿套粗布褂裤,他的特点便是他不但不戴帽子,头上还有两只其大无比的角。这一特点确实可以说明他是什么。<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俗传魔鬼头上有角。”></span>这人经常在地上挖洞。遇见了这种事的人,有三种应付办法。第一种,是走去找他谈话。你就会看见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他黑,是因为天黑,他并不挖什么洞,而是在割喂牛的草料,他有角,那也不过是因为他背上背着一把粪叉,从暮色中远远望去,那粪叉的齿就好像是从他头上长出来的。你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之内就得死。第二种办法,就是看住他,等他挖好洞掩上土走开以后,你再赶快跑去找他挖的坑,再把它掘开来,取出那黑人必然埋在那里的“宝”。那样做,一个月以内也得死。还有第三种办法,就是绝不和那黑人谈话,也绝不望他,而是连忙逃避。一年以内也得死。<df</dfn>

    那三种办法都有不妥当的地方,第二种比较有利,至少可以得宝,哪怕只活一个月也值得。因此那是被采用得最广的办法。有些胆大的汉子,要钱不要命,据说他们曾不止一次,并且有凭有据,确实重行挖开那黑人所挖的洞,发了些魔鬼财。收获据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至少,也该相信那种由来已久的传说,而且尤其应当相信一个叫做特里丰的诺曼底僧人针对这一问题用蛮族拉丁文写的两句费解的歪诗。这僧人懂些巫术,为人凶恶,死后葬在鲁昂附近波什维尔地方的圣乔治修道院,他坟上竟生了些<cite>.</cite>癞虾蟆。

    那些坑,经常是挖得很深的,大家费了无穷的力气,流着汗,去搜索,整夜工作,因为那种事总是晚上做的,衬衣汗湿,蜡烛点光,锄头挖缺,等到挖到坑底,“宝物”在握时,会发现什么呢?那魔鬼的宝藏是什么呢?是一个苏,有时是一个金币、一块石头、一具枯骸、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有时是个死人,一折四,就像公文包里的一张信纸,有时什么也没有。特里丰那两句歪诗所表达的和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情形颇有些近似:

    <small>他在土坑里埋藏他的宝物,</small>

    <small>古钱、银币、石块、尸首、塑像,空无所有。</small>

    到今天,据说有人还会找到一个火药瓶连带几粒子弹,有时也会找出一副满是油污颜色黄红的旧纸牌,那显然是魔鬼们玩过的。特里丰一点没有提到后来发现的那两种东西,因为他生在十二世纪,魔鬼们还不够聪明,不能在罗歇·培根<span class=”” data-note=”罗歇·培根(Roger Ba),十三世纪英国僧人。”></span>以前发明火药,也不能在查理六世<span class=”” data-note=”查理六世(Charles VI),十四世纪法王。”></span>以前发明纸牌。

    并且,如果有人拿了那种牌去赌博,他一定输到精光;至于那瓶里的火药,它的性能是把你的枪管炸在你脸上。

    再说,公安人员怀疑过,那被释放了的苦役犯冉阿让,在他潜逃的那几天里,曾在孟费郿一带躲躲藏藏;过后不久,又有人注意到在同一个村子里,有个叫蒲辣秃柳儿的修路老工人,在那树林里也有些“行动”。那地方的人都说蒲辣秃柳儿坐过苦役牢,他在某些方面还受着警察的监视,由于他四处找不到工作,政府便贱价雇了他在加尼和拉尼间的那条便路上当路工。

    那蒲辣秃柳儿是被当地人另眼相看的,他为人过于周到,过于谦卑,见了任何人都连忙脱帽,见了警察更一面哆嗦,一面送笑脸,有些人说他很可能和某些匪徒有联系,怀疑他一到傍晚便在一些树丛角落里打埋伏。他惟一的嗜好是醉酒。

    一般人的传说是这样的:

    近来蒲辣秃柳儿的铺石修路工作收工很早,他带着他的十字镐到树林里去了。有人在黄昏时遇见他在那些最荒凉的空地里,最深密的树丛里,好像在寻什么似的,有时也在地上挖洞。那些过路的婆婆妈妈们撞见了他,还以为是撞见了巴力西卜<span class=”” data-note=”巴力西卜(Belzébuth),又译“别西卜”,《圣经·马太福音》中之鬼王。”></span>,过后才认出是蒲辣秃柳儿,却仍旧放心不下。蒲辣秃柳儿好像也很不喜欢遇见那些过路人。他有意躲避,他显然有不可告人的隐衷。

    村子里有些人说:“很明显,魔鬼又出现过了。蒲辣秃柳儿看见了他,他在找。老实说,他要是能捉到个鬼王就算是了不起了。”一些没有定见的人还补充说:“不知道结果是蒲辣秃柳儿捉鬼,还是鬼捉蒲辣秃柳儿。”那些老太婆画了许多十字。

    过些时候,蒲辣秃柳儿在那树林里的勾当停下来了,照旧规规矩矩做他的路工工作。大家也就谈旁的事情了。

    有些人却仍在思前想后,认为那里面完全不是什么古代传说中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宝藏,而是一笔比鬼国银行钞票实在些、地道些的横财,那里面的秘密,一定还只被那路工发现一半。“心里最痒”的人是那小学老师和客店老板德纳第,那小学老师和任何人都有交情,对于蒲辣秃柳儿也不惜结为朋友。

    “他坐过苦役牢吗?”德纳第常说,“哼!我的天主!谁也不知道今天有谁在坐牢,也没有人知道明天谁会去坐牢。”

    有一天晚上,那小学老师肯定说要是在从前,官家早去调查过蒲辣秃柳儿在树林里做的那些事了,一定也向他了解过,必要时也许还要动刑<var>藏书网</var>,蒲辣秃柳儿大致也就供了,他决受不了,比方说,那种水刑。

    “我们给他来一次酒刑。”德纳第说。

    他们四个人一道,请那路工喝酒。蒲辣秃柳儿大喝了一阵,说话却不多。他以高超的艺术和老练的手法和他们周旋,既能像醉鬼那样开怀畅饮,也能像法官那样沉默寡言。可是德纳第和那小学老师一再提问,把他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几句费解的话前后连贯起来,紧紧向他追逼,他们认为已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

    有一天早晨,蒲辣秃柳儿在拂晓时去上工,看见在树林的一角,一丛荆棘下面,有一把锹和一把镐,好像是别人藏在那里的。同时他想到很可能是那挑水工人西弗尔爷爷的锹和镐,也就不再细想了。可是在当天傍晚,他看见一个人从大路向那树林最密的地方走去,而他自己却不会被人家看见,因为有棵大树遮住了他,他发现“那完全不是个本乡人,并且还是他,蒲辣秃柳儿非常熟识的一个老相知”。据德纳第推测,“是个同坐苦役牢的伙伴了”。蒲辣秃柳儿坚决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姓名。那人当时掮着一包东西,方方的,像个大匣子,或是个小箱子。蒲辣秃柳儿颇为诧异。七八分钟过后,他才忽然想起要跟着那“老相知”去看看。但是已经太迟了,那老相知已走进枝叶茂密的地方,天也黑了,蒲辣秃柳儿没能跟上他。于是他决计守在树林外边窥察。“月亮上山了。”两三个钟头过后,蒲辣秃柳儿看见他那老相知又从树丛里出来,可是他现在掮的不是那只小箱,而是一把镐和一把锹。蒲辣秃柳儿让那老相知走了过去,并没有想到要去和他打交道,因为他心想那人的力气比他大三倍,还拿着镐,如<tt></tt>果认出了他,并且发现自己已被人识破,就很可能揍死他。旧雨重逢竟如此倾心相待,真使人感叹。蒲辣秃柳儿又猛然想起早晨隐在那荆棘丛中的锹和镐,他跑去瞧,可是锹不在,镐也不在了。他从而作出结论,认为他那老相知在走进树林以后,便用他那把镐挖了一个坑,把他那箱子埋了下去,又用锹填上土,掩了那坑。况且那箱子太小,装不了一个死人,那么它装的一定是钱了。因此,他要找。蒲辣秃柳儿已把整个树林都研究过,猜测过,搜索过,凡是有新近动土迹象的地方他都翻看过。毫无所得。

    他什么也没有“逮住”。在孟费郿也就没有人再去想它了。不过还有几个诚实的老婆子在说:“可以肯定,加尼的那个路工决不会无缘无故地费那么大劲,魔鬼是一定又来过了。”

    三 一定是事先作了准备,才会一锤敲断脚镣

    同在那一年,一八二三年,十月将完时,土伦的居民都看见战船“俄里翁号”回港;那条战船日后是停在布雷斯特充练习舰用的,不过在当时隶属于地中海舰队,因为受了大风灾的损害,才回港修理。

    那条艨艟巨舰在海里遇了风灾,损伤严重,在驶进船坞时很费了些劲。我已记不起它当时挂的是什么旗,它照例应当接受那十一响礼炮,它也一炮还一炮,总共是二十二炮。礼炮,是王室和陆海军的礼节,是互致敬意的轰鸣,军容的标志,船坞和炮垒的例规,日出日落,开城关城,诸如此类的事,都得由所有的炮垒和所有的战船鸣炮致敬;有人计算过,文明世界在整个地球上鸣放礼炮,每二十四小时要放十五万发,毫无一点用处。按每发六法郎计算,每天就是九十万法郎,每年三千万,全化成了一缕青烟。这不过是件小事。与此同时,穷人却死于饥饿。

    一八二三年是复辟王朝所谓的“西班牙战争<span class=”” data-note=”西班牙战争,一八二零年西班牙政权转入自由主义者手中,削弱了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的统治,俄奥普法四国王室决定进行武装干涉,恢复专制统治。一八二三年,十万法军在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八之侄昂古莱姆公爵指挥下入侵西班牙;因政府军中许多将军在被收买后倒戈迎敌,法军遂轻易镇压了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span>时期”。

    那次战争在一件事里包含了许多事,并且还有许多奇特之处。那是波旁族的一件重大的家事,法兰西的一支援助和保护了马德里的一支,就是说,维持嫡系承继权的举动,我国民族传统的一次表面的规复;自由主义派报刊称为“安杜哈尔<span class=”” data-note=”安杜哈尔(Andujar),城名,在西班牙南部,昂古莱姆公爵在此发布文告,企图调和保王党与自由主义派,无效。”></span>英雄”的昂古莱姆公爵先生,以一种和他平日镇静态度不大相称的得意之色,抑制了和自由主义派的空想恐怖政策敌对的宗教裁判所的实在的老牌恐怖政策;以赤膊鬼<span class=”” data-note=”赤膊鬼(descamisados),原指一八二零年发动西班牙革命的自由主义派。”></span>称号再次出现的无套裤汉<span class=”” data-note=”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平民,当时短裤和长统袜是贵族的服饰。”></span>使那些享用亡夫赡养费的寡妇们惊骇万状;还有称进步为无政府状态而横加阻扰的专制主义;在颠覆活动中突然中断过的一七八九年的各种理论;全欧洲对风行全世界的法兰西思想进行的恫吓;带上羽林军士的红呢肩章、以志愿军人的姿态参加镇压各族人民的君王十字军并和法兰西的儿子、大军统帅并肩作战、化名为查理-阿尔贝的加里昂亲王;休息了八年、已经衰老、又带上白色帽徽<span class=”” data-note=”白色帽徽,代表波旁王室。”></span>垂头丧气地走上征途的帝国士兵;由少数英勇的法国人在国境外高高举起的三色旗令人想起三十年前在科布伦茨<span class=”” data-note=”科布伦茨(Coblentz),德国城名,一七九二年,法国逃亡贵族曾在那里组织反革命军队。”></span>出现的白旗;混在我们队伍里的僧侣;被枪刺镇压下去的争取自由和革新的精神;被炮弹挟制住的主义;以武力摧毁自己在思想方面的成就的法兰西;还有,被收买的敌军将领,进退失据的士兵,被亿万金钱围攻着的城市;没有战斗危险却有爆炸可能,正如突然闯进一个炸药坑里那样;流血不多,荣誉不多,几乎个个都有愧色,但无人感到光荣;以上这些,便是西班牙战争,是由路易十四后代中的一些王爷所发动、由当年拿破仑部下的一些将军所导演的。它有这样一种愁惨的特性:既不足比拟前人任何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比拟前人任何伟大的政治策略。

    有几次战役是严肃的,例如特罗卡德洛<span class=”” data-note=”特罗卡德洛(Trocadero),西班牙保卫战中加的斯港的堡垒名。”></span>的占领,便是一次比较壮丽的军事行动;但是,从总的说来,我们再重复一次,那次战争中的号角既然吹得不响亮,整个动机既暧昧不明,历史也就证实了法兰西确是难于接受那种貌似而实非的光荣。西班牙的某些奉命守土的军官,显然是退让得太轻易了,令人想见贿赂在那种胜利当中所起的腐蚀作用;好像我们赢得的不是战争,而是一些将军,以致胜利回国的士兵羞惭满面。那确是一次丢人的战争,旌旗掩映中透露出“法兰西银行”的字样。

    在一八零八年轰轰烈烈攻破萨拉戈萨<span class=”” data-note=”萨拉戈萨(Saragosse),西班牙城名,一八零八年拿破仑军队攻了七个月,方始攻克。”></span>的士兵们,到了一八二三年,看见那些要塞都轻易开门迎敌,他们都皱起了眉头,叹惜自己没有遇到帕拉福克斯<span class=”” data-note=”帕拉福克斯(Palafox),守萨拉戈萨城的英勇将领。”></span>。法兰西的性格欢迎罗斯托普金<span class=”” data-note=”罗斯托普金(Rostope),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俄时的莫斯科总督。”></span>更胜于巴列斯帖罗斯<span class=”” data-note=”巴列斯帖罗斯(Ballesteros),一八二三年西班牙抗战将领。”></span>。

    还有一点更为严重,值得强调的,便是那次战争在法国,既伤害了尚武精神,也激怒了民主思想。那是一种奴役人民的事业。法国的士兵是民主思想的儿子,可是在那次战役里,它的任务却是要把枷锁强加在别人的颈上。可耻的不合情理。法兰西的使命是唤醒各族人民的心灵,并不是加以压制。自从一七九二年以来,整个欧洲的革命都是和法国革命分不开的,自由之光从法兰西辐射出去,有如日光的照耀。有眼无珠的人才会瞧不见!这话是波拿巴说的。

    一八二三年的战争是对善良的西班牙民族的暴行,同时也是对法兰西革命的暴行。而那种侵犯别人的丑恶暴行,却是法兰西犯下的,并且是强暴的侵犯,因为一切军事行动,除了解放战争以外,全是强暴的侵犯。“被动的服从”这个词就足以表达。军队是一种奇怪的杰作,是由无数薄弱意志综合而成的力量。这样可以说明战争,战争是人类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对人类进行侵犯的行为。

    对波旁族来说,一八二三年战争正是他的致命伤。他们以为那次战争是一种胜利。他们完全没有看出用强制方法扼杀一种思想的危险。他们在那种天真的想法上,竟会错误到想用犯罪的方法来加强自己统治的力量,而不知道罪行只能大大削弱自己。宵小的伎俩已经渗透了他们的政治。一八三零<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span>已经在一八二三里发芽。西班牙战役在他们的内阁会议上成了武力成功或神权优胜的论争点>..</a>。法国既然能在西班牙恢复“至尊”的地位,在自己国内自然也就可以恢复专制的君主。他们把军人的服从误认为国民的同意,那是一种可怕的错误。那种信任便是王位倾覆的由来。在毒树的阴影下和军队的阴影下,都不是酣睡的地方。

    我们回转来谈那战船“俄里翁号”。

    当亲王统帅<span class=”” data-note=”亲王统帅,指昂古莱姆公爵。”></span>率领的军队正在作战时,有一队战船也正穿渡地中海。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俄里翁号”正是属于那一舰队的,由于海上的风暴,已经驶返土伦港。

    一条战船在港内出现,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群众的力量。那是因为那东西确是伟大,群众所喜爱的也正是伟大的东西。

    战船可以显示出人力和天工的极宏伟的汇合。

    战船同时是由最重和最轻的物质构成的,因为它和固体、液体、气体三种状态的物质都发生关系,又得和那三种中的每一种进行斗争。它有十一个铁爪,用以抓住海底的岩石,它比蝴蝶还有更多的翅膀和触须,借以伸入云端,招引风力。它从那一百二十门大炮吐气,好像是奇大的号筒,用以回答雷霆,也无逊色。海洋想使它在那千里..一色的惊涛骇浪中迷失方向,但是船有它的灵魂,有它那只始终指向北方,替它担任向导的罗盘。在黑夜里,它有代替星光的探照灯。这样,它有帆、索以御风,有木以防水,有铁、铜、铅以防礁,有灯光以防黑暗,有舵以防茫茫的大海。

    如果有人要见识见识战船的庞大究竟达何程度,他只须走进布雷斯特或土伦的那种有顶的六层船坞。建造中的战船,不妨说,好像是罩在玻璃<q></q>罩里似的。那条巨梁是一根挂帆的横杠,那根倒在地上长到望不见末梢的柱子,是一根大桅杆。从它那深入坞底的根算起,直达那伸在云中的尖端,它有六十脱阿斯长,底的直径也有三尺。英国的大桅杆,从水面算起,就有二百十七英尺高。我们前一辈的海船用铁缆,我们今天的海船用铁链。从一艘有一百门炮的战船来说,单是它的链子堆起来就有四尺高,二十尺长,八尺宽。并且造那样一条船,需要多少木料呢?三千立方公尺。那是整个森林在水上浮动。

    此外,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此地谈的只是四十年前的战船,简单的帆船。蒸汽在当时还处在幼稚时期,后来才出现那种巧夺天工的新式军舰。到今天,比方说,一条机帆两备、具有螺旋推进器的船,那真是一种骇人的机器,它的帆的面积达三千平方公尺,汽锅有二千五百匹马力。

    不谈这些新的奇迹,克里斯托夫·哥伦布<span class=”” data-note=”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 b),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的航海家。”></span>和吕泰尔<span class=”” data-note=”吕泰尔(Ruyter),十七世纪荷兰海军元帅。”></span>所乘的古代船舶就已是人类的伟大杰作了。它有用不完的动力,犹如太空中有无限的气流,它把风兜在帆里,它在茫茫大海中从不迷失方向,它乘风破浪,来往自如。

    可是有时也会忽然起一阵狂风,把那六十尺长的帆杠当作麦秸似的一折两段,把那四百尺高的桅杆吹得像根芦苇,反复摇晃;体重万斤的锚,也会在狂澜中飘荡翻腾,如同渔人的钓钩,落在鲸鲵的口里;魔怪似的大炮,发出了悲哀的吼声,可是黑夜沉沉,海天寥廓,炮声随风消失,四顾渺冥;那一切威力,那一切雄姿,都沉没在另一种更高更大的威力和雄姿下面了。

    人们见一种盛极一时的力量忽然走上末路,总不免黯然深思。因而海港边常有无数闲人,围着那些奇巧的战舰和航船,伫立观望,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很好说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每天从早到晚,在土伦的那些码头、堤岸、防波堤上,都站满了成群的无所事事的人和吊儿郎当的人,照巴黎人的说法,他们的正经事便是看“俄里翁号”。

    “俄里翁号”是一条早已有了毛病的船。在它已往的历次航行中,船底上已结聚了层层的介壳,以致它航行的速度降低了一半,去年又曾把它拖出水面,剔除介壳,随后又下海了。但是那次的剔除工作损伤了船底的螺栓。它走到巴利阿里群岛时,船身不得劲,开了裂,由于当时的舱底还没有用铁皮铺底,那条船便进了些水。一阵暴风吹来,使船头的左侧和一扇舷窗破裂,并且损坏了前桅绳索的栓柱。由于那些损害,“俄里翁号”又驶回了土伦港。

    它停在兵工厂附近,一面调整设备,一面修理船身。在右舷一面,船壳没有受伤,但是为了使船身内部的空气流通,依照习惯,揭开了几处舷板。

    有一天早晨,观众们目击了一件意外的事。

    当时海员们正忙着上帆。负责管理大方帆右上角的那个海员忽然失了平衡。他身体摇晃不定,挤在兵工厂码头上的观众们齐声叫喊,只见他头重脚轻,绕着那横杠打转,两手临空;他在倒下去时,一手抓住了一根踏脚的绳环,另一只手也立即一同抓住,便那样悬在空中。他下面是海,深极了,使他头晕目眩。他身体落下时的冲力撞着那绳子在空中强烈摆动。那人吊在绳的末端,荡来荡去,就像投石带<span class=”” data-note=”投石带,古代武器,一手握带的两端,带的中间置一石子或铁弹,抛掷出去,可以打人。”></span>上的一块石子。

    去救他吧,就得冒生命的危险,好不骇人。船上的海员们全是些新近募来当差的渔民,没有一个敢挺身救险。那时,那不幸的帆工气力渐渐不济,人们看不见他脸上的痛苦,却都看得出他四肢的疲乏。他两臂直直地吊在空中,竭力抽搐。他想向上攀援,但是每用一次力,都只能增加那绳子的动荡。他一声也不喊,恐怕耗费气力。大家都眼望着他不久就要松手放弃绳子,所有的人都不时把头转过去,免得看见他下落时的惨象。人的生命常常会系在一小段绳子、一根木竿、一根树枝上,眼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好像一个熟了的果子似的,离开树枝往下落,那真是惨不忍睹。

    大家忽然看见一个人,矫捷如猫虎,在帆索中间攀登直上。那人身穿红衣,这是苦役犯,他戴一顶绿帽,这是终身苦役犯了。攀到桅棚上面时,一股风吹落了他的帽子,露出了一头白发,他原来不年轻。

    那确是一个苦役犯,代替狱中苦役他被调来船上工作,他在刚刚出事时便已跑去找那值班军官,正在全船人员上上下下都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时,他已向军官提出,让他献出生命救那帆工。军官只点了一下头,他就一锤敲断了脚上的铁链,取了一根绳子,飞上了索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他那条铁链怎么会那样容易一下便断了。只是在事后大家才回忆起来。

    一眨眼,他已到了那横杠上面。他停了几秒钟,仿佛是在估计那距离。他望着那挂在绳子末端的帆工在风中飘荡,那几秒钟,对立在下面观望的人来说,竟好像是几个世纪似的。后来,那苦役犯两眼望着天空,向前走上一步。观众们这才喘了口气。大家望见他顺着那横杠一气向前跑去。跑到杠端以后,他把带去的那根绳子一头结在杠上,一头让它往下垂,接着两手握住绳子,顺势滑下,当时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现在临空悬着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了。

    好像一个蜘蛛刚捉住一只飞虫,不过那是只救命的蜘蛛,而不是来害命的。万众的目光全都盯着那一对生物。谁也没有喊一声,谁也没有说句话,大家全皱着眉头一齐战栗。谁也不肯吐一口气,仿佛吐气会增加风力,会使那两个不幸的人更加飘荡不定似的。

    那时,苦役犯已滑到海员的身边。这正是时候,如果再迟一分钟,那人力尽绝望,就会落进深渊;苦役犯一手抓住绳子,一手用那绳子把他紧紧系住。随后,大家望着他重上横杠,把那海员提上去;他又扶着他在那上面立了一会,让他好恢复气力,随后,他双手抱住他,踏着横杠,把他送回桅棚,交给.他的伙伴们。

    这时,观众齐声喝彩,有些年老的禁子还淌下眼泪,码头上的妇女都互相拥抱,所有的人都带着激发出来的愤怒声一齐喊道:“应当赦免那个人。”

    而他呢,那时是遵守规则的,立即下来,赶快归队去干他的苦活。为了早些归队,他顺着帆索滑下,又踏着下面的一根帆杠向前跑。所有的人的眼睛都跟着他。一时,大家全慌了,也许他疲倦了,也许他眼花,大家看见他仿佛有点迟疑,有点摇晃。观众突然一齐大声叫了出来:那苦役犯落到海里去了。

    那样摔下去是很危险的。轻巡洋舰“阿尔赫西拉斯号”<span class=”” data-note=”阿尔赫西拉斯(Algésiras),西班牙港口,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一侧。这条船以城市命名。”></span>当时停泊在“俄里翁号”旁边,那可怜的苦役犯正掉在那两条船的中间。可虑的是他会被冲到这一条或那一条船的下面去。四个人连忙跳上一条舢板。观众也一齐鼓励他们,所有的人的心又焦急起来了。那个人再没有浮上水面。他落到海里,水面上没起一丝波纹,这就好像是落进油桶似的。大家从水上打捞,也泅到海底寻找。毫无下落。大家一直找到傍晚,尸体也同样找不到。

    第二天,土伦的报纸上,登了这样几句话:

    <small>一八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昨天,有个在“俄里翁号”船上干活的苦役犯,在救了一个海员回队时,落在海里淹死。没能找到他的尸体。据推测,他也许陷在兵工厂堤岸尽头的那些尖木桩下面。那人在狱里的号码是九四三零,名叫冉阿让。</small>

    一 孟费郿的用水问题

    孟费郿位于利弗里和谢尔之间,在乌尔克河与马恩河间那片高原的南麓。今天,这已是个相当大的市镇了,全年都一样,粉墙别墅,星期日更有兴高采烈的士绅们。一八二三年的孟费郿却没有这样多的粉墙房屋,也没有这样多的得意士绅。 90a3.” >那还只是个林木中的乡村。当时零零落落只有几所悦目的房屋,气势轩敞,有盘花铁栏杆环绕着的阳台,长窗上的小块玻璃在紧闭着的白漆的百叶窗上映出深浅不同的绿色,可以看出,那些房屋是前一世纪留下来的。可是孟费郿还仍旧只是个村子。倦游的商贾和爱好山林的雅士们还没有发现它。那是一片平静宜人、不在任何交通线上的处所,那里的人都过着物价低廉、生计容易<s></s>、丰衣足食的乡村生活。美中不足的是地势较高,水源缺乏。

    人们取水,就得走一段相当远的路。村里靠近加尼那头的居民要到林里一处幽胜的池塘边才能取到水;住在礼拜堂附近靠谢尔那边的人,必须到离谢尔大路不远、到孟费郿约莫一刻钟路程的半山腰里,才能从一处小泉里取得饮水。

    因此水的供应对每一家来说都是件相当辛苦的工作。那些大户人家,贵族阶级,也就是德纳第客店所属的那个阶级,通常化一文钱向一个以挑水为业的老汉换一桶水,那老汉在孟费郿卖水,每天大致可以赚八个苏;可是他在夏季只工作到傍晚七点,冬季只工作到五点;天黑以后,当楼下的窗子都关上时,谁没有水喝就得自己去取,或者就不喝。

    那正是小珂赛特最害怕的事,那个可怜的小妞儿,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吧。我们记得,珂赛特在德纳第夫妇的眼里是有双重用处的:他们既可从孩子的母亲方面得到钱,又可从孩子方面得到劳力。因此,当她母亲完全停止寄钱以后——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知道她停止寄款的原因——德纳第夫妇却仍扣留珂赛特。她替他们省下了一个女工。她的地位既是那样,每逢需要水时,她便得去取。那孩子每次想到要在黑夜里摸到泉边取水,便胆战心惊,所以她非常留意,从不让东家缺水。

    在孟费郿,一八二三年的圣诞节过得特别热闹。初冬天气温和,没有冰冻,也还没有下雪。从巴黎来了几个耍把戏的人,他们得了乡长先生的许可,在村里的大街上搭起了板棚,同时还有一帮走江湖的商贩,也得到同样的通融,在那礼拜堂前面的空坪上搭了一些临时铺面,并且一直延伸到面包师巷里,我们也许还记得,德纳第的客店正是在那条巷子里。所有的客店和酒店都挤满了人,给这清静的小地方带来了一片热闹欢腾的气象。还有一件事,我们应当提到,这才不失为忠实的话古者。陈列在空坪上的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中,有个动物陈列馆,那里有几个小丑,真不知道那些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衣服破烂,相貌奇丑,他们在一八二三年便已拿着一头巴西产的那种吓人的秃鹫给孟费郿的乡民看,那种秃鹫的眼睛恰像一个三色帽徽<span class=”” data-note=”三色帽徽,法国革命军的徽志。”></span>,王家博物馆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弄到那样一只。自然科学家称那种鸟为,我想是,卡拉卡拉·波利波鲁斯,属于猛禽类,鹰族。村里有几个善良的退伍老军人,波拿巴的旧部,走去看了那只鸟,恋主之情油然而起。耍把戏的人宣称那三色帽徽式的眼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是慈悲的天主特为他们那动物陈列馆创造出来的。<u>?99lib?</u>

    就在圣诞节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几个赶车的和货郎,正在德纳第客店的那间矮厅里围着桌上的四五支蜡烛,坐着喝酒。那间厅,和所有酒食店的厅堂一样,有桌子、锡酒罐、玻璃瓶、喝酒的人、吸烟的人,烛光暗淡,语声喧杂。可是一八二三那一年,在有产阶级的桌子上,总少不了两件时髦东西:一个万花筒和一盏闪光白铁灯。德纳第大娘正在一只火光熊熊的烤炉前准备晚餐,德纳第老板陪着他的客人喝酒,谈政治。

    那些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西班牙战争和昂古莱姆公爵先生的,从那一片喧杂的人声中也会传出一两段富有地方色彩的谈论,例如:

    “靠楠泰尔和叙雷讷<span class=”” data-note=”叙雷讷(Surêne,即Suresnes),巴黎圣德尼区地名。”></span>一带,酒的产量相当高。原来估计只有十成的,却产了十二成。榨里流出的汁水非常多。”“可是葡萄不见得熟吧?”“那些地方的葡萄不到熟就得收。要是收熟的,一到春天,酒就要起垢。”“那么,那些酒都是淡酒了?”“比此地的酒还淡。葡萄还绿的时候就得摘……”

    或是一个磨坊工人喊着说:

    “口袋里的东西我们负得了责吗?那里全是小颗小颗的杂种,没法去壳,我们没法开那种玩笑,只好把它们一同送进磨子里去,里面有稗籽、茴香籽、瞿麦籽、鸠豆、麻籽、嘉福萝籽、狐尾草籽,还有一大堆其他的玩意儿,还不算有些麦子里的小石子,尤其是在布列塔尼地方的麦子里,特别多。我真不爱磨布列塔尼麦子,好像锯木板的工人不爱锯有钉子的方料一样。您想想那样磨出来的灰渣子吧。可是人家还老埋怨说面粉不好。他们不了解情况。那种面粉不是我们的错误。”

    在两个窗口间,有一个割草工人和一个场主坐.在桌旁,正在商量来春草场的工作问题,那割草工人说:

    “草湿了,一点坏处也藏书网没有,反而好割。露水是种好东西,先生。没有关系,那草,您的草,还嫩着呢,不好办。还是那样软绵绵的,碰着刀口就低头……”

    珂赛特待在她的老地方,她坐在壁炉旁一张切菜桌子下面的横杆上。她穿的是破衣,赤着脚,套一双木鞋,凑近炉火的<cite>99lib.</cite>微光,在替德纳第家的小姑娘织绒线袜。有一只小小猫儿在椅子下游戏。可以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两个孩子的清脆的谈笑声,这是爱潘妮和阿兹玛。

    壁炉角上,挂着一根皮鞭。

    有个很小的孩子的哭声不时从那房里的某处传到餐厅,在那片嘈杂声中显得高而细。那是德纳第大娘前两年冬天生的一个小男孩,她常说:“不知为什么,这是天冷的影响。”那小男孩已经三岁刚过一点,母亲喂他奶,但是不爱他。当那小把戏的急叫使人太恼火时,德纳第便说:“你的儿子又在鬼哭神号了,去看看他要什么。”妈妈回答说:“管他!讨厌的东西。”那没人管的孩子继续在黑暗中叫喊。

    二 两幅完整的人像

    在这部书里<s></s>我们还只见过一下德纳第夫妇的侧影,现在应当在那两位伉俪的前后左右,从各方面去看个清楚。

    德纳第刚过五十岁,德纳第大娘将近四十,那也就是妇女的五十,因此他们夫妻俩,从年龄上说是平衡的。

    读者和德纳第大娘有过初次的会见,现在应当还有一些印象,记得她是个高大身材、淡黄头发、红皮肤、肥胖、多肉、阔肩巨腰、魁梧奇伟、行动矫健的妇人,我们曾经说过,市集上常有那种巨无霸似的蛮婆,头发上挂着几块铺路的石块,在人前仰身摆弄,德纳第大娘便是属于那一类型的。她在家里照顾一切,整理床榻,打扫房屋,洗衣,煮饭,作威作福,横冲直撞。她惟一的仆人就是珂赛特,一只伺候大象的小鼠。只要她开口,窗玻璃、家具、人,一切都会震动。她的那张宽脸生满了雀斑,看去就像个漏勺。她有胡子。简直是理想中的那种扮成姑娘的彪形大汉<s></s>。她骂人的本领特别高强,她夸口自己能一拳打碎一个核桃。假使她没有读过那些小说,假使那母夜叉不曾从那些奇书里学到一些娇声媚态,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个妇人。德纳第大娘是那种多情女子和泼辣婆的混合体。人们听到她说话,就会说“这是个丘八”;看到她喝酒,就会说“这是个赶骡的车夫”;见到她摆布珂赛特,就会说“这是个刽子手”。她在休息时,嘴角还露出一颗獠牙。

    德纳第却是个矮小、瘦弱、青脸、见骨露棱、貌似多病而完全健康的人,他那种表里不一的性格从这里已开始表露。他为了防备他人而脸上经常带笑,几乎对所有的人,即使对一个向他讨一文钱而不得的乞丐,也都客客气气。他目光柔滑如黄鼠,面貌温雅如文人。正像德利尔<span class=”” data-note=”德利尔(Jacques Delille,1738—1813),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维吉尔、密尔顿诗歌的法译者。”></span>神甫的那副神气。他的殷勤,表现在喜欢陪着车夫们喝酒。谁也不曾灌醉过他。他经常抽根大烟斗。穿件粗布罩衫,罩衫下是一身旧黑衣裤。他自以为爱好文学和唯物主义。有些人的名字是他时常挂在嘴边、作为他东拉西扯时的引证的,伏尔泰、雷纳尔<span class=”” data-note=”雷纳尔(Raynal,1713—1796),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span>、帕尔尼<span class=”” data-note=”帕尔尼(Parny,1753—1814),法国诗人。”></span>,而且,说也奇怪,还有圣奥古斯丁<span class=”” data-note=”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395年任北非希波主教。”></span>。他自称有“一套”理论,其实完全是骗人的东西,只能说他是个贼学家。哲和贼的微妙区别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记得他妄称自己有过汗马功劳,他常说得天花乱坠,告诉别人说他在滑铁卢战争时是某个第六或第九轻骑队的中士,他单独抵抗一中队杀人不眨眼的骑兵,用自己的身体遮护过一位“受了重伤的将军”,并且把他从枪林弹雨中救了出来。因此,在他的门墙上才会有那么一块炮火连天的招牌,地方上的人这才称他那客店为“滑铁卢中士客寓”。他是自由主义者、古典主义者、波拿巴的崇拜者。他曾经申请参加美洲殖民组织<span class=”” data-note=”美洲殖民组织,拿破仑失败后,拉勒芒将军(Lallemand)曾企图把一些为波旁王室所不容的人组织起来到美洲去殖民,但未能成功。”></span>。村里的人说他受过传教的教育。>99lib?</a>

    我们认为他只在荷兰受过当客店老板的教育。这一情况复杂的败类,恬不知耻地经常跨在国境上,随时窥测形势,在佛兰德以自称为来自里尔的佛兰德人,在巴黎便自称为法国人,在布鲁塞尔便自称为比利时人。他在滑铁卢的英勇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知道,他多少夸大了些。风波的一起一伏,人事的曲折变化都成了他谋生的机会,由于心中暧昧,因而身世飘零,这是很可能的,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那个风狂雨疾的日子里,德纳第正是我们先头说过的那种以随军小贩为名、偷盗为实的货色,一路窥伺敌人,和这些人做点买卖,从那些人偷点东西,夫妻孩子一家人 5168.” >全坐上破车,跟着上前线的队伍沿途滚进,凭着自己的本能,始终尾随着打胜仗的军队。那次战役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些“油水”,便来到孟费郿开客店。

    那种油水,无非是些钱包和表、金戒指和银十字架,是他在秋收季节从布满尸体的田地里获得的,数字不大,对这位以随军小贩身分发家的客店老板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

    在德纳第的动作中有种说不出的直线条味道,他咒骂时的语调更会使人想起兵营,画十字时的神气也会使人想起教士培养所来。他能说会道。他乐于让人尊他为博学之士。可是一个小学教师也会发现他常“露马脚”。他在给顾客开账单时也要舞文弄墨,可是有知识的人有时会在那上面发现别字。德纳第为人阴险,贪口福,游手好闲,长于应付。对家里女用人他不难说话,因而他的太太干脆不雇女用人。那泼辣婆娘醋劲大。她觉得她那枯黄干瘪的矮男人可以成为一切女人艳羡的对象。

    德纳第的特点是精细阴险,四平八稳,确是个稳扎稳打的恶棍。那种人最恶劣,因为他貌善而心诈。

    不要以为德纳第不会像他女人那样发脾气,不过那是很少见的事,可是万一他发作,他是狠到极点的,因为他仇视全人类,因为他心里燃烧着满满一炉怨恨的火,因为他和某些人一样,对人永远采取报复行动,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例如合法的要求,生活中的一切失意、破产、受苦受窘的事,都归咎到自己所接触的人身上,并且无时无刻不准备从任何一个落到他手中的人身上取得赔偿,因为那股怨气一直在他的心里膨胀,在他的嘴里眼里焚烧。谁撞在他的怒火头上就得遭殃。

    德纳第也有他的长处,例如很谨慎,眼力犀利,根据情况多说或不说话,并且总是保持高度警惕。他有海员对着望远镜眨眼的那种味道。德纳第是个政客。

    初次走进客店的人见到德纳第大娘总说:“这一定是这家人的主人了。”没有那回事。她连主妇也不是。主人和主妇,全是她丈夫。她执行,他命令。他有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形的磁石力量在操纵指使。他说一个字就已发生威力,有时甚至只需丢个眼色,那头大象便惟命是从了。德纳第在他婆娘心中是个独特的主宰,她自己也不甚了然究竟原因何在。她自有一套做人的道德标准,她从来不为一件小事而和“德纳第先生”发生争执,甚至连那样的假设也不会有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从不当着众人使她丈夫丢面子。她从不犯妇女常犯的那种“出家丑”的错误,也就是用议会的用语来说,所谓揭王冠的那种错误。虽然他们和睦相处的后果只不过是为非作歹,可是德纳第大娘对她丈夫的恭顺却带有虔诚景仰的味儿>.99lib.</a>。那座哼哈咆哮的肉山竟会在一个羸弱专制魔王的小手指下移动,就从那卑微粗鄙的方面看,那也是天地间的一种壮观:是物质对精神的崇拜,因为某些丑恶现象在永恒之美的深度中也还有存在的理由。德纳第有些使人看不透的地方,因而在他们夫妇间产生了那种绝对的主奴关系。某些时候,她把他看作一盏明灯,某些时候,她又觉得他是一只魔掌。

    这个妇人是丑恶的创造物,她只爱她的孩子,也只怕她的丈夫。她作了母亲,因为她是哺乳动物。况且她的母爱还只局限在她的两个女儿身上,从不涉及男孩,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种情形。至于他,那汉子,只有一种愿望:发财。

    他在这方面毫无成就。蛟龙不得云雨。德纳第在孟费郿已到囊空如洗的地步,假使囊空确能如洗的话,要是那光棍到了瑞士或比利牛斯,他也许早已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命运既已把那个客店老板安顿在那里,他就得在那里啃草根。

    这里所说的“客店老板”,当然是就狭义而言,并不遍指那整个阶层。

    就在一八二三那一年,德纳第负了一千五百法郎左右的紧急债务,使他日夜不安。

    无论命运对德纳第是怎样一贯不公平,他本人却极为清醒,能以最透辟的眼光和最现代化的观点去理解那个在野蛮人中称为美德而在文明人中成为交易的问题:待客问题。此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违禁猎人,他的枪法也受到了人们的称羡。他有时会露出一种泰然自若的冷笑,那是特别危险的。

    他那些做客店老板的理论,有时会像闪电似的从他头脑里迸射出来。他常把职业方面的一些秘诀灌输到他女人的脑子里。有一天,他咬牙切齿地向她低声说:“一个客店老板的任务便是把肉渣、光、火、脏被单、女用人、跳蚤、笑脸卖给任何一个客人;拉客,挤空小钱包,斯斯文文地压缩大钱包,恭恭敬敬地伺候出门的一家人,剥男人的皮,拔女人的毛,挖孩子的肉;所有开着的窗、关着的窗、壁炉角落、围椅、靠椅、圆凳、矮凳、鸭绒被、<samp>.99lib?</samp>棉絮褥子、草荐都得定出价钱;应当知道镜子没有灯光照着就容易坏,也得收取费用,应当想出五十万个鬼主意,要来往的客人付尽一切,连他们的狗吃掉的苍蝇也得付钱!”

    这两个男女是一对一唱一随的尖刁鬼和女瘟神,是一对丑毛驴和劣马。

    丈夫在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时,德纳第大娘,她,却不去想那些还没有登门的债主,她对已往和未来都无忧无虑,只知道放开胸怀过着目前的日子。

    那两口子的情形便是如此。珂赛特活在他俩中间,受着两方面的压力,就像一头小动物同时受到磨盘的挤压和铁钳的撕裂。那汉子和那婆子各有一套不同的作风,珂赛特遍体鳞伤,那是从婆子那里得来的,她赤脚过冬,那是从汉子那里得来的。

    珂赛特上楼,下楼,洗,刷,擦,扫,跑,忙,喘,搬重东西,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得做各种笨重的工作。绝对得不到一点怜惜心,却有个蛮不讲理的老板娘,有个毒如蛇蝎的老板。德纳第家的客店就好像是个蜘蛛网,珂赛特被缚在那上面发抖。高度的迫害在那缺德的人家实现了。她仿佛是一只为蜘蛛服务的苍蝇。

    那可怜的孩子,反应迟钝,一声也不响。

    那些刚离开上帝的灵魂趁着晨曦来到人间,当它们看见自己是那么幼弱,那么赤身露体时,它们会想些什么呢?

    三 人要喝酒,马要喝水

    新来了四个旅客。

    珂赛特很发愁,因为,虽然她还只有八岁,但已受过那么多的苦,所以当她发愁时那副苦相已像个老太婆了。

    她有个黑眼眶,那是德纳第大娘一拳打出来的伤痕,德纳第大娘还时常指着说:

    “这丫头真难看,老瞎着一只眼。”

    珂赛特当时想的是天已经黑了,已经漆黑了,却又突然来了四个客人,她得立即去把那些客人房间里的水罐和水瓶灌上水,但水槽里已没有水了。

    幸而德纳第家的人不大喝水,她的心又稍稍安稳了些。口渴的人当然不少,但是那种渴,在他们看来,水解不如酒解。大家都喝着酒,要是有个人要喝水,所有那些人都会觉得他是个蛮子。可是那孩子还是发了一阵抖:炉上一口锅里的水开了,德纳第大娘揭开了锅盖,又拿起一只玻璃杯,急急忙忙走向那水槽。她旋开水龙头,那孩子早已抬起了头,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一线细水从那龙头里流出来,注满了那杯子的一半。“哼,”她说,“水没了!”接着,她没有立即开口说什么。那孩子也屏住了气。

    “就这样吧!”德纳第大娘一面望着那半满的杯子,一面说,“这样大概也够了。”

    珂赛特照旧干她的活,可是在那一刻钟里,她觉得她的心就像一个皮球,在胸腔里直跳。

    她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的流逝,恨不得一下子便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不时有一个酒客望着街上大声说:“简直黑得像个洞!”或是说:“只有猫儿才能在这种时刻不带灯笼上街!”珂赛特听了好不心惊肉颤。

    忽然有一个要在那客店里过夜的货郎走进来,厉声说:

    “你们没有给我的马喝水。”

    “给过了,早给过了。”德纳第大娘说。

    “我说您没有给过,大<bdi></bdi>娘。”那小贩说。

    珂赛特从桌子底下钻出来。

    “呵,先生,确是给过了,”她说,“那匹马喝过了,在桶里喝的,喝了一满桶,是我送去给它喝的,我还和它说了许多话。”

    那不是真话,珂赛特在说谎。

    “这小妞还只有一个拳头大却已会撒弥天大谎了,”那小贩说,“小妖精!我告诉你,它没有喝。它没有喝,吐气的样子就不一样,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珂赛特继续强辩,她急了,嗓子僵了,语不成声,别人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而且它喝得很足!”

    “够了,”那小贩动了气,“没有的事,快拿水给我的马喝,不要啰嗦!”

    珂赛特又回到桌子下面去了。

    “的确,这话有理,”德纳第大娘说,“要是那牲口没有喝水,当然就得喝。”

    接着,她四面找。

    “怎么,那一个又不见了?”

    她弯下腰去,发现珂赛特蜷做一团,缩到桌子的那一头去了,几乎到了酒客们的脚底下。

    “你出来不出来?”德纳第大娘吼着说。

    珂赛特从她那藏身洞里爬出来。德纳第大娘接着说:

    “你这没有姓名的狗小姐,快拿水去喂马。”

    “可是,太太,”珂赛特细声说,“水已经没有了。”

    德纳第大娘敞开大门说:

    “没有水?去取来!”

    珂赛特低下了头,走到壁炉角上取了一只空桶。

    那桶比她人还大,那孩子如果坐在里面,决不会嫌小。

    德纳第大娘回到她的火炉边,拿起一只木勺,尝那锅里的汤,一面叽里咕噜说道:

    “泉边就有水。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6211.” >我想不放葱还好些。”<q>.99lib.</q>

    随后她翻着一只放零钱、胡椒、葱蒜的抽屉。

    “来,癞虾蟆小姐,”她又说,“你回来的时候,到面包店去带一个大面包来。钱在这儿,一枚值十五个苏的钱。”

    珂赛特的围裙侧面有个小口袋,她一声不响,接了钱,塞在口袋里。

    她提着桶,对着那扇敞开着的大门,立着不动。她好像是在指<var></var>望有谁来搭救她。

    “还不走!”德纳第大娘一声吼。

    珂赛特走 4e86.” >了。大门也关上了。

    四 娃娃上场

    那一排敞篷商.99lib?店,我们记得,是从礼拜堂一直延展到德纳第客店门前的。由于有钱的人不久就要路过那一带去参加夜半弥撒,所以那些商店都已燃起蜡烛,烛的外面也都加上漏斗形的纸罩,当时有个孟费郿小学的老师正在德纳第店里喝酒,他说那种烛光颇有“魅力”,同时,天上却不见一颗星。

    最后的一个摊子恰恰对着德纳第的大门,那是个玩具铺,摆满了晶莹耀眼的金银首饰、玻璃器皿、白铁玩具。那商人在第一排的最前面,在一块洁白的大手巾前陈列着一个大娃娃,二尺来高,穿件粉红绉纱袍,<tt></tt>头上围着金穗子,有着真头发、珐琅眼睛。这宝物在那里陈列了一整天,十岁以下的过路人见了没有不爱的,但是在孟费郿就没有一个母亲有那么多钱,或是说有那种挥霍的习惯,肯买来送给孩子。爱潘妮和阿兹玛在那里瞻仰了好几个钟头,至于珂赛特,的确,只敢偷偷地望一两眼。

    珂赛特拿着水桶出门时,尽管她是那样忧郁,那样颓丧,却仍不能不抬起眼睛去望那非凡的娃娃,望那“娘娘”,照她的说法。那可怜的孩子立在那儿呆住了。她还不曾走到近<u></u>处去看过那娃娃。对她来说那整个商店就像是座宫殿,那娃娃也不是玩偶,而是一种幻象。那可怜的小妞,一直深深地沉陷在那种悲惨冷酷的贫寒生活里,现在她见到的,在她的幻想中,自然一齐成为欢乐、光辉、荣华、幸福出现了。珂赛特用她那天真悲愁的智慧去估计那道横亘在她和那玩偶间的深渊。她向她自己说,只有王后,至少也得是个公主,<var>99lib?</var>才能得到这样一样“东西”。她细细端详那件美丽的粉红袍,光滑的头发,她心里在想:“这娃娃,她该多么幸福呵!”她的眼睛离不了那家五光十色的店铺。她越看越眼花。她以为看见了天堂。在那大娃娃后面,还有许多小娃娃,她想那一定是一些仙女仙童了。她觉得在那摊子底里走来走去的那个商人有点像永生之父。

    在那种仰慕当中,她忘了一切,连别人叫她做的事也忘了。猛然一下,德纳第大娘的粗暴声音把她拉回到现实中来:

    “怎么,蠢货,..你还没有走!等着吧!等我来同你算账!我要问一声,她在那里干什么!小怪物,走!”

    德纳第大娘向街上望了一眼,就望见珂赛特正在出神。

    珂赛特连忙提着水桶,放开脚步溜走了。

    五 孤苦伶仃的小女孩

    德纳第客店在那村里的地点既在礼拜堂附近,珂赛特就得向谢尔方面那片树林中的泉边取水。

    她不再看任何商贩陈列的物品了。只要她还走在面包师巷和礼拜堂左近一带地方,总还有店铺里的烛光替她照路,可是最后一个摊子的最后一点微光也终于消逝了。那可怜的孩子便到了黑暗中。她还得走向黑暗的更深处。她向着黑暗更深处走去。只是,因为她的心情已经有些紧张,所以她一面走,一面竭力摇着那水桶的提梁。那样她就有一种声音和她做伴。

    她越往前走,四周也越黑。街上行人已经绝迹。可是她还遇到一个妇人,那妇人停下来,转身望着她走过去,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这孩子究竟有什么地方可去呢?难道她是个小狼精吗?”随后,那妇人认出了是珂赛特,又说:“嘿,原来是百灵鸟!”

    珂赛特便那样穿过了孟费郿村靠谢尔一面的那些弯曲、荒凉、迷宫似的街道。只要她还看见有人家,只要她走的路两旁还有墙,她走起来总还相当大胆。有时,她从一家人家的窗板缝里望见一线烛光,那也就是光明,也就是生命,说明那里还有人,她的心也就安了。可是她越往前走,她的脚步好像会自然而然地慢下来。珂赛特,当她过了最后那所房子的墙角,就忽然站住不动了。越过最后那家店铺已经不容易,要越过最后那所房子再往前去<u></u>,那是不可能的了。她把水桶放在地上,把只手伸进头发,慢慢地搔着头,那是孩子在惊慌到失去主张时特有的姿态。那已不是孟费郿,而是田野了。在她面前的是黑暗荒凉的旷地。她心惊胆颤地望着那漆黑一片、没有人、有野兽、也许还有鬼怪的地方。她仔细看,她听到了在草丛里行走的野兽,也清清楚楚看见了在树林里移动的鬼影。于是她又提起水桶,恐怖给了她勇气:“管他的!”她说,“我回她说没有水就完了!”她坚决转身回孟费郿。

    她刚走上百来步,又停下来,搔着自己的头。现在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德纳第大娘,那样青面獠牙、眼里怒火直冒的德纳第大娘。孩子眼泪汪汪地望望前面,又望望后面。怎么办?会有什么下场?往哪里走?在她前面有德纳第大娘的魔影,在她后面有黑夜里在林中出没的鬼怪。结果她在德纳第大娘的面前退缩了。她再走上往泉边去的那条路,并且跑起来。她跑出村子,跑进了林子,什么也不再望,什么也不再听,<var>..</var>直到气喘不过来时才不跑,但也不停步。她只顾往前走,什么全不知道了。

    她一面赶路,一面想哭出来。

    在夜间,森林的簌簌声把她整个包围起来了。她不再想,也不再看。无边的黑夜竟敌视那小小的生命,一方面是整个黑暗的天地,一方面是一粒原子。

    从林边走到泉边,只需七八分钟。珂赛特认识那条路,因为这是她在白天常走的。说也奇怪,她当时并没有迷路。多少有些残存的本能在引导她。她的眼睛既不向右望,也不向左望,惟恐看到树枝和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她便那样到达了泉边。

    那是从粘土里流出后汇聚而成的一个狭窄的天然水潭,二尺来深,周围生着青苔和一种有焦黄斑痕、名为“亨利四世的细布皱领”的草本植物,还铺了几块大石头。水从潭口潺潺流出,形成一条溪流。

    珂赛特不想歇下来喘气。当时四周漆黑,但是她有来这泉边的习惯。她伸出左手,在黑暗中摸索一株斜在水面上的小槲树,那是她平日用作扶手的,她摸到了一根树枝,攀在上面,弯下腰,把水桶伸入水中。她心情异常紧张,以致力气登时增加三倍。当她那样俯身取水时,她没有注意围裙袋里的东西落在潭里了。那枚值十五个苏的钱落下去了。珂赛特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它落下去。她提起那水桶,放在草地上,几乎是满满一桶水。

    在这以后,她才觉得浑身疲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很想立刻回去,但是她灌那桶水时力气已经用尽了,她一步也走不动了。她不得不坐下来。她让自己落在草地上,蹲在那儿动不了。

    她闭上眼睛,继又睁开,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却又非那样做不可。

    桶里的水,在她旁边荡出一圈圈的波纹,好像是些白火舌。

    天空中乌云滚滚,有如煤烟,罩在她头上。黑夜那副悲惨面孔好像对着那孩子在眈眈垂视。

    木星正卧在天边深处。

    那孩子不认识那颗巨星,她神色仓皇地注视着它,感到害怕。那颗行星当时离地平线确是很近,透过一层浓雾,映出一种骇目的红光。浓雾呈惨黯的紫色,扩大了那个星的形象,好像是个发光的伤口。

    原野上吹来一阵冷风。树林里一片漆黑,绝无树叶触擦的声音,也绝无夏夜那种半明半昧的清光。高大的杈桠狰狞张舞。枯萎丛杂的矮树在林边隙地上簌簌作声。长高的野草在寒风中像鳗鲡似的蠕蠕游动。榛莽屈曲招展,有如伸出长臂张爪攫人。一团团的干草在风中急走,好像大祸将至,仓皇逃窜似的。四面八方全是凄凉寥廓的旷地。

    黑暗使人见了心悸。人非有光不可。任何人进入无光处都会感到心焦。眼睛见到黑暗时心灵也就失去安宁。当月蚀时,夜里在乌黑的地方,即使是最顽强的人也会感到不安。黑暗和树林是两种深不可测的东西。我们的幻想常以为在阴暗的深处有现实的东西。有种无可捉摸的事物会在你眼前几步之外显得清晰逼真。我们时常见到一种若隐若现、可望而不可及、缥缈如卧花之梦的景象在空间或我们自己的脑海中浮动。天边常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形象。我们常会嗅到黑暗中太空的气息。我们会感到恐惧并想朝自己的后面看。黑夜的空旷,凶恶的物形,悄立无声走近去看时却又化为乌有的侧影,错杂散乱的黑影,摇曳的树丛,色如死灰的污池,鬼蜮似的阴惨,坟墓般的寂静,可能有的幽灵,神秘的树枝的垂拂,古怪骇人的光秃树身,临风瑟缩的丛丛野草,对那一切人们是无法抗拒的。胆壮的人也会战栗,也会有祸在眉睫之感。人们会惴惴不安,仿佛觉得自己的灵魂已和那黑暗凝固在一起。对一个孩子来说,黑暗的那种侵袭会使他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可怕。

    森林就是鬼宫,在它那幽寂阴森的穹隆下,一只小鸟的振翅声也会令人毛骨悚然。

    珂赛特并不了解她所感受的是什么,她只觉得自己被宇宙的那种无边的黑暗所控制。她当时感受的不止是恐怖,而是一种比恐怖更可怕的东西。她打着寒噤。寒噤使她一直冷到心头,没藏书网有言语能表达那种奇怪的滋味。她愕然睁着一双眼睛。她仿佛觉得明天晚上的此时此刻她还必须再来此地。

    于是,由于一种本能,为了摆脱那种她所不了解而又使她害怕的处境,她高声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数完以后,重又<u></u>开始。她那样做,可使自己对四周的事物有个真实的感觉。她开始感到手冷,那是先头在取水时弄湿的。她站起来。她又恐惧起来了,那是一种自然的、无法克制的恐惧。她只有一个念头:逃走,拔腿飞奔,穿过林子,穿过田野,逃到有人家、有窗子、有烛光的地方。她低头看到了水桶。她不敢不带那桶水逃,德纳第大娘的威风太可怕了。她双手把住桶上的提梁,她用尽力气才提起那桶水。

    她那样大致走了十多步,但是那桶水太满,太重,她只得把它重又放下来。她喘了口气,再提起水桶往前走,这回比较走得久一些。可是她又非再停下不可。休息了几秒钟后,她再走。她走时,俯着身子,低着头,像个老太婆,水桶的重量把她那两条瘦胳膊拉得又直又僵,桶上的铁提梁也把她那双湿手冻木了。她不得不走走停停,而每次停下来时,桶里的水总有些泼在她的光腿上。那些事是在树林深处,夜间,冬季,人的眼睛见不到的地方发生的,并且发生在一个八岁的孩子的身上。当时只有上帝见到那种悲惨的经过。

    也许她的母亲也看见了,咳!

    因为有些事是会使墓中的死者睁开眼来的。

    她带着痛苦的喘气声呻吟,一阵阵哭泣使她喉头哽塞,但她不敢哭,她太怕那德纳第大娘了,即使她离得很远。她常想象德纳第大娘就在她的附近,那已成了她的习惯。

    可是她那样并走不了多远,并且走得很慢。她妄想缩短停留的时间,并尽量延长行走的时间。她估计那样走法,非一个钟头到不了孟费郿,一定会挨德纳第大娘的一顿打,她心中焦灼万分。焦灼又和独自一人深夜陷在林中的恐怖心情绞成一团。她已困惫不堪,但还没有走出那林子。她走到一株熟悉的老槲树旁,作最后一次较长的停顿,以便好好休息一下,随后她又集中全部力气,提起水桶,鼓足勇气往前走。可是那可怜的伤心绝望的孩子不禁喊了出来:

    “呵!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就在那时,她忽然觉得她那水桶一点也不重了。有一只手,在她看来粗壮无比,抓住了那提梁,轻轻地就把那水桶提起来了。她抬头望。有个高大直立的黑影,在黑暗中陪着她一同往前走。那是一个从她后面走来而她没有发现的汉子。那汉子,一声不响,抓住了她手里的水桶的提梁。

    人有本能适应各种不同的遭遇。那孩子并不怕。

    六 这也许可以证明蒲辣秃柳儿的聪明

    也就是在一八二三年圣诞节那天下午,有一个人在巴黎医院路最僻静的一带徘徊了好一阵。那个人好像是在寻一个住处,并且喜欢在圣马尔索郊区贫苦的边缘地带的那些最朴素的房屋面前停下来观望。

    我们以后会知道,那人确在那荒僻地区租到了一间屋子。

    那人,从他的服装和神气看去,是极其穷苦而又极其整洁的,可以说是体现了人们称为高等乞丐的那一种。那种稀有的混合形态能使有见识的人从心中产生一种双重的敬意,既敬其人之赤贫,又敬其人之端重。他戴一顶刷得极干净的旧圆帽,穿一身已经磨到经纬毕现的赭黄粗呢大衣(那种颜色在当时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件带口袋的古式长背心,一条膝头上已变成灰色的黑裤,一双黑毛线袜和一双带铜扣襻的厚鞋。他很像一个侨居国外归国在大户人家当私塾<samp>99lib.</samp>老师的人。他满头白发,额上有皱纹,嘴唇灰白,饱尝愁苦劳顿的脸色,看去好像已是六十多的人了。可是从他那慢而稳健的步伐,从他动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饱满精神看去,我们又会觉得他还只是个五十不到的人。他额上的皱纹恰到好处,能使注意观察的人对他发生好感。他的嘴唇嘬起,有种奇特的线条,既严肃又谦卑。他的眼睛里显出一种忧郁恬静的神情。他左手提着一个手结的毛巾小包袱,右手拿着一根木棍,好像是从什么树丛里砍来的。那根棍是仔细加工过的,样子并不太难看;棍上的节都巧加利用,上端装了个珊瑚色的蜜蜡圆头,那是根棍棒,也像根手杖。

    那条路上的行人一向少,尤其是在冬季。那个人好像是要避开那些行人,而不是想接近他们,但也没有露出故意回避的样子。

    那时,国王路易十八几乎每天都要去舒瓦齐勒罗瓦。那是他爱去游息的地方。几乎每天将近两点时,国王的车子和仪仗队就会在医院路飞驰而过。

    对那一带的穷婆来说,那便是她们的钟表了,她们常说:“两点了,他已经回宫了。”

    有跑来看热闹的人,有挤在路边的人,因为国王经过,总是一件惊扰大家的事。国王在巴黎的街道上忽来忽往,总不免引起人心一度紧张。他那队伍,转瞬即逝,却也威风。肢体残废的国王偏有奔腾驰骤的嗜好,他走还走不动,却一定要跑,人彘也想学雷电的奔驰。当时他正经过该地,神气平静庄严,雪亮的马刀簇拥着他。他那辆高大的轿式马车,全身金漆,镶板上都画着大枝百合花,在路上滚得忒楞楞直响。人们想看一眼也几乎来不及。在右边角落里一个白缎子的软垫上面,有张坚定绯红的宽脸,额头上顶着一个刚刚扑过粉的御鸟式假发罩,一双骄横锐利的眼睛,一脸文雅的笑容,一身绅士装,外加两块金穗累累的阔肩章,还有金羊毛骑士勋章、圣路易十字勋章、光荣骑士十字勋章、圣灵银牌、一个大肚子和一条宽的蓝佩带,那便是国王了。一出<mark>?99lib?</mark>巴黎城,他便把他那顶白羽帽放在裹着英国绑腿的膝头上,进城时,他又把他那顶帽子戴在头上,不大理睬人。他冷眼望着人民,人民也报以冷眼。他初次在圣马尔索出现时,他所得到的惟一胜利,便是那郊区的一个居民对他伙伴说的这样一句话:“这胖子便是老总了。”

    国王准时走过,对医院路而言这是件天天发生的大事。

    那个穿黄大衣的步行者显然不是那一区的人,也很可能不是巴黎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一情况。当国王的车子在一中队穿银绦制服的侍卫骑兵的护卫下,从妇女救济院转进医院路时,他见了有些诧异,并且几乎吃了一惊。当时那巷子里只有他一人,他连忙避开,立在一堵围墙的墙角后面,但已被哈福雷公爵先生看见了。哈福雷公爵先生是那天值勤的卫队长,他和国王面对面坐在车子里。他向国王说:“那个人的嘴脸相当难看。”在国王走过的路线上沿途巡逻的一些警察也注意到他,有个警察奉命去跟踪他。但是那人已隐到僻静的小街曲巷里去了,后来天色渐黑,警察便没能跟上他。这一经过曾经列在国务大臣兼警署署长昂格勒斯伯爵当天的报告里。

    那个穿黄大衣的人逃脱了警察的追踪以后便加快脚步,但仍随时往后望,看看是否还有人跟踪他。四点一刻,就是说天已黑了的时候,他走过圣马尔丹门的剧院门口,那天正好上演《两个苦役犯》。贴在剧院门口回光灯下的那张海报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当时虽走得很快,但仍停下来看了一遍。一会儿过后,他便到了小板巷,走进锡盘公寓里的拉尼车行办事处。车子四点半开出。马全套好了,旅客们听到车夫的叫唤,都连忙爬上那辆阳雀车<span class=”” data-note=”阳雀车,两轮公共马车。”></span>的铁梯。<cite></cite>

    那个人问道:

    “还有位子没有?”

    “只有一个了,在我旁边,车头上。”那车夫说。

    “我要。”

    “请上来。”

    可是,起程之先,车夫对旅客望了一眼,看见他的衣服那样寒素,包袱又那么小,便要他付钱。

    “您一直去拉尼吗?”车夫问。

    “是的。”那人说。

    旅客付了直到拉尼的车费。

    车子走动了。走出便门以后,车夫想和他攀谈,但是旅客老只回答一两个字。于是车夫决计一心吹口哨,要不就骂他的牲口。

    车夫裹上他的斗篷。天冷起来了。那人却好像没有感觉到。大家便那样走过了古尔内和马恩河畔讷伊。

    将近六点时,车子到了谢尔。走到设在王家修道院老屋里那家客马店门前时车夫便停了车,让马休息。

    “我在此地下去。”那人说。

    他拿起他的包袱和棍子,跳下车。

    过一会儿,他不见了。

    他没有走进那客马店。

    几分钟过后,车子继续向拉尼前进,又在谢尔的大街上遇见了他。

    车夫转回头向那些坐在里面 7684.” >的客人说:

    “那个人不是本地的,因为我不认识他。看他那样子,不见得有钱,可是花起钱来,却又不在乎,他付车费,付到拉尼,但只坐到谢尔。天都黑了,所有的人家都关了门,他却不进那客店,一下子人也不见了。难道他钻到土里去了?”

    那个人没有钻到土里去,他还在谢尔的大街上,三步当两步摸黑往前走。接着还没有走到礼拜堂,他便向左转进了去孟费郿的那条乡村公路,就像一个曾到过而且也熟悉这地方的人一样。

    他沿着那条路快步往前走。从加尼去拉尼的那条栽了树的老路是和他走的那条路交叉的,他走到岔路口,听见前面有人来了。他连忙躲在沟里,等那些人走过。那种小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当时是在十二月的夜晚,天非常黑。天上只隐隐露出两三点星光。

    山坡正是在那地点开始的。那人并不回到去孟费郿的那条路上,他向右转,穿过田野,大步走向那树林。

    走进树林后他放慢了脚步,开始仔细察看每一棵树,一步一步往前走,好像是在边走边找一条只有他知道的秘密路。有那么一会儿,他仿佛迷失了方向,停了下来,踌躇不决。继又摸一段,走一段,最后,他走到了一处树木稀疏、有一大堆灰白大石头的地方。<tt>藏书网</tt>他兴奋地走向那些石头,在黑夜的迷雾中,一一仔细察看,好像进行检阅似的。有株生满了树瘤的大树长在和那堆石头相距几步的地方。他走到那棵树下面,用手摸那树干的皮,好像他要认出并数清那些树瘤的数目。

    他摸的那棵树是梣树,在那梣树对面,有棵害脱皮病的栗树,那上面钉了一块保护树皮的锌皮。他又踮起脚尖去摸那块锌皮。

    之后,他在那棵大树和那堆石头之间的地上踏了一阵,仿佛要知道那地方新近是否有人来动过土。

    踏过以后,他再辨明方向,重行穿越树林。

    刚才遇见珂赛特的></a>便是那个人。

    他正从一片矮树林中向孟费郿走来时,望见一个小黑影在一面走一面呻吟,把一件重东西卸在地上,继又拿起再走。他赶上去看,原来是一个提着大水桶的小孩。于是他走到那孩子身边,一声不响,抓起了那水桶的提梁。

    七 珂赛特在黑暗中和那陌生人并排走

    我们说过,珂赛特没有害怕。

    那个人和她谈话。他说<var></var>话的声音是庄重的,几乎是低沉的。

    “我的孩子,你提的这东西对你来说是太重了。”

    珂赛特抬起头,回答说:

    “是呀,先生。”

    “给我,”那人接着说,“我来替你拿。”

    珂赛特丢了那水桶。那人便陪着她一道走。

    “确是很重。”他咬紧了牙说。

    随后,他又说:

    “孩子,你几岁了?”

    “八岁,先生。”

    “你是从远地方这样走来的吗?”

    “从树林里泉水边来的。”

    “你要去的地方还远吗?”

    “从此地去,总得足足一刻钟。”

    那人停了 4e00.” >一会不曾开口,继又突然问道:?99lib?

    “难道你没有妈妈吗?”

    “我不知道。”那孩子回答。

    那人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又补充一句:

    “我想我没有妈。别人都有。我呢,我没有。”

    静了一阵,她又说:

    “我想我从来不曾有过妈。”

    那人停下来,放下水桶,弯着腰,把他的两只手放在那孩子的肩上,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

    来自天空的一点暗淡的微光隐隐照出了<var>.</var>珂赛特的瘦削的面貌。

    “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

    “珂赛特。”

    那人好像触了电似的。他又仔细看了一阵,之后,他从珂赛特的肩上缩回了他的手,提起水桶,又走起来。

    过了一阵,他问道:

    “孩子,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孟费郿,您知道那地方吗?”

    “我们现在是去那地方吗?”

    “是的,先生。”

    他又沉默了一下,继又问道:

    “是谁要你这时到树林里来提水的?”

    “是德纳第太太。”

    那人想让自己说话的声音显得镇静,可是他的声音抖得出奇,他说:

    “她是干什么的,你那德纳第太太?”

    “她是我的东家,”那孩子说,“她是开客店的。”

    “客店吗?”那人说,“好的,我今晚就在那里过夜。你领我去。”

    “我们正是去那里。”孩子说。

    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也不难跟上他。她已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望着那个人,显出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从来不曾有人教她敬仰上帝和祈祷。可是她感到她心里有样东西,好像是飞向天空的希望和欢乐。

    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人又说:

    “难道德纳第太太家里没有女用人吗?”

    “没有,先生。”

    “就你一个吗?”

    “是的,先生。”

    谈话又停顿了。珂赛特提高了嗓子说:

    “应当说,还有两个小姑娘。”

    “什么小姑娘?”

    “潘妮和兹玛。”

    孩子在回答中就那样简化了德纳第大娘心爱的那两个浪漫的名字。

    “潘妮和兹玛是什么?”

    “是德纳第太太的小姐,就是说,她的女儿。”

    “她们两个又干些什么事呢?”

    “噢!”那孩子说,“她们有挺漂亮的娃娃,有各色各样装了金的东西,花样多极了。她们做游戏,她们玩。”

    “整天玩吗?”

    “是的,先生。”

    “你呢?”

    “我,我工作。”

    “整天工作吗?”

    那孩子抬起一双大眼睛,一滴眼泪几乎掉下来,不过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她细声回答:

    “是的,先生。”

    她静了一阵,又接着说:

    “有时候,我做完了事,人家准许的话我也玩。”

    “你怎样玩呢?”

    “有什么玩什么。只要别人不来管我。但是我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潘妮和兹玛都不许我玩她们的娃娃。我只有一把小铅刀,这么长。”

    那孩子伸出她的小指头来比。

    “那种刀切不动吧?”

    “切得动,先生,”孩子说,“切得动生菜和苍蝇脑袋。”

    他bbr>99lib.</abbr>们已到了村子里,珂赛特领着那陌生人在街上走。他们走过面包铺,可是珂赛特没有想到她应当买个面包带回去。那人没有再问她什么话,只是面带愁容,一声也不响。他们走过了礼拜堂,那人见了那些露天的铺面,便问珂赛特说:

    “今天这儿赶集吗?”

    “不是的,先生,是过圣诞节。”

    他们快到那客店的时候,珂赛特轻轻地推着他的胳膊。

    “先生?”

    “什么事,我的孩子?”

    “我们马上到家了。”

    “到家又怎么样呢?”

    “您现在让我来提水桶吧。”

    “为什么?”

    “因为,要是太太看见别人替我提水,她会打我的。”

    那人把水桶交还给她。不大一会,他们已到了那客店的大门口。

    八 接待一个也许是有钱的穷人的麻烦

    那个大娃娃还一直摆在玩具店里,珂赛特经过那地方,不能不斜着眼睛再瞅它一下,瞅过后她才敲门。门开了。德纳第大娘端着一支蜡烛走出来。

    “啊!是你这个小化子!谢谢天主,你去了多少时间!你玩够了吧,小贱货!”

    “太太,”珂赛特浑身发抖地说,“有位先生来过夜。”

    德纳第大娘的怒容立即变成了笑脸,这是客店老板们特有的机变,她连忙睁眼去找那新来的客人。

    “是这位先生吗?”她说。

    “是,太太。”那人一面举手到帽边,一面回答。

    有钱的客人不会这么客气。德纳第大娘一眼望见他那手势和他的服装行李,又立即收起了那副笑容,重行摆出她生气的面孔。她冷冰冰地说:

    “进来吧,汉子。”

    “汉子”进来了。德纳第大娘又重新望了他一眼,特别注意到他那件很旧的大衣和他那顶有点破的帽子,她对她那位一直陪着车夫们喝酒的丈夫点头,皱鼻,眨眼,征求他的意见。她丈夫微微地摇了摇食指,努了努嘴唇,这意思就是说:完全是个穷光蛋。于是,德纳第大娘提高了嗓子说:

    “喂!老头儿,对不起,我这儿已经没有地方了。”

    “请您随便把我安置在什么地方,”那人说,“顶楼上,马棚里,都可以。我仍按一间屋子付账。”

    “四十个苏。”

    “四十个苏,可以。”

    “好吧。”

    “四十个苏!”一个赶车的对德纳第大娘细声说,“不是二十就够了吗?”

    “对他是四十个苏,”德纳第大娘用原来的口吻回答说,“穷人来住,更不能少给呀!”

    “这是真话,”她丈夫斯斯文文地补上一句,“在家接待这种人,算是够倒霉的了。”

    这时,那人已把他的包袱和棍子放在板凳上,继又靠近一张桌子坐下来,珂赛特也赶忙摆上了一瓶葡萄酒和一只玻璃杯。那个先头要水的商人亲自提了水桶去喂马。珂赛特也回到她那切菜桌子下面,坐下去打毛活。

    那人替自己斟上了一杯酒,刚刚送到嘴边,他已带着一种奇特的神情,留心观察那孩子。

    珂赛特的相貌丑。假使她快乐,也许会漂亮些。我们已经约略描绘过这个沉郁的小人儿的形象。珂赛特体瘦面黄,她已快满八岁,但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这是由于经常哭的原故。她嘴角的弧线显示出长时期内心的痛苦,使人想起那些待决的囚犯和自知无救的病人。她的手,正如她母亲猜想过的那样,已经“断送在冻疮里了”。当时炉里的火正照着她,使她身上的骨头显得格外突出,显得她瘦到令人心酸。由于她经常冷得发抖,她已有了紧紧靠拢两个膝头的习惯。她所有的衣服只是一身破布,夏季见到会使人感到可怜,冬季使人感到难受。她身上只有一件满是窟窿的布衣,绝无一寸毛织物。到处都露出她的肉,全身都能看到德纳第婆娘打出来的青块和黑块。两条光腿,又红又细。锁骨的窝使人见了心痛。那孩子,从头到脚,她的态度,她的神情,说话的声音,说话的迟钝,看人的神气,见了人不说话,一举一动,都只表现和透露了一种心情:恐惧。

    恐惧笼罩着她,我们可以说,她被恐惧围困了,恐惧使她的两肘紧缩在腰旁,使她的脚跟紧缩在裙下,使她尽量少占地方,尽量少吸不必要的空气,那种恐惧可以说已经变成她的常态,除了有增无减以外,没有其他别的变化。在她眸子的一角有着惊惶不定的神色,那便是恐怖藏身的地方。

    珂赛特的恐惧心情竟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她回到家里,浑身透湿,却不敢到火旁去烤干衣服,而只是一声不响地走去干她的活。

    这个八岁孩子的眼神常是那么愁闷,有时还那么凄楚,以致某些时刻,她看起来好像正在变成一个白痴或是一个妖怪。

    我们已经说过,她从来不知道祈祷是怎么回事,她也从不曾踏进礼拜堂的大门。“我还有那种闲空吗?”德纳第大娘常这么说。

    那个穿黄大衣的人一直望着珂赛特,眼睛不曾离开过她。

    德纳第大娘忽然喊道:

    “我想起了!面包呢?”

    珂赛特每次听到德纳第大娘提高了嗓子,总赶忙从那桌子下面钻出来,现在她也照例赶忙钻了出来。

    她早已把那面包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只得采用那些经常在惊骇中度日的孩子的应付办法:撒谎。

    “太太,面包店已经关了门。”

    “你应当敲门呀。”

    “我敲过了,太太。”

    “敲后怎么样呢?”

    “他不开。”

    “是真是假,我明天会知道的,”德纳第大娘说,“要是你说谎,看我不抽得你乱蹦乱跳。等着,先把那十五个苏还来。”

    珂赛特把她的手插到围裙袋里,脸色变得铁青。那个值十五个苏的钱已经不在了。

    “怎么回事!”德纳第大娘说,“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珂赛特把那口袋翻过来看,什么也没有。那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吓呆了。

    “那十五个苏你丢了吗?”德纳第大娘暴跳如雷,“还是你想骗我的钱?”

    同时她伸手去取挂在壁炉边的那条皮鞭。

    这一骇人的姿势使珂赛特叫喊得很响:

    “饶了我!太太!太太!我不敢了。”

    德纳第大娘已经取下了那条皮鞭。

    这时,那个穿黄大衣的人在他背心的口袋里掏了一下,别人都没有看见他这一动作,其他的客人都正在喝酒或是玩纸牌,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珂赛特,心惊肉跳,蜷缩在壁炉角落里,只想把她那.99lib?露在短袖短裙外的肢体藏起来。德纳第大娘举起了胳膊。

    “对不起,大嫂,”那人说,“刚才我看见有个东西从小姑娘的围裙袋里掉出来,在地上滚。也许就是那钱了。”

    同时他弯下腰,好像在地上找了一阵。

    “没错,在这儿了。”他立起来说。

    他把一枚银币递给德纳第大娘。

    “对,就是它。”她说。

    不是它,因为那是一枚值二十个苏的钱,不过德纳第大娘却因此占了便宜。她把那钱塞进衣袋,横着眼对孩子说:“下次可不准你再这样,绝对不可以!”

    珂赛特又回到她的老地方,也就是德纳第大娘叫做“她的窠”的那地方。她的一双大眼睛老望着那个陌生的客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神情,那还只是一种天真的惊异之色,但已有一种恓惶不定的依慕心情在里面了。

    “喂,您吃不吃晚饭?”德纳第大娘问那客人。

    他不回答。他仿佛正在细心思考问题。

    “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她咬紧牙说,“一定是个穷光蛋。这种货色哪会有钱吃晚饭?我的房钱也许他还付不出呢。地上的那个银币他没有想到塞进腰包,已算是了不起的了。”

    这时,有扇门开了,爱潘妮和阿兹玛走了进来。

    那确是两个漂亮的小姑娘,落落大方,很少村气,极惹人爱,一个挽起了又光又滑的栗褐色麻花髻,一个背上拖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两个都活泼、整洁、丰腴、红润、强健、悦目。她们都穿得?暖,由于她们的母亲手艺精巧,衣料虽厚,却绝不影响她们服装的秀气,既御冬寒,又含春意。两个小姑娘都喜气洋洋。除此以外,她们颇有一些主人家的气派。她们的装饰、嬉笑、吵闹都表现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味道。她们进来时,德纳第大娘用一种极慈爱的谴责口吻说:“哈!你们跑来做什么,你们这两个家伙!”

    接着,她把她们一个个拉到膝间,替她们理好头发,结好丝带,才放她们走,在放走以前,她用慈母所独有的那种轻柔的手法,把她们摇了一阵,口里喊道:“去你们的,丑八怪!”

    她们走去坐在火旁边。她们有个娃娃,她们把它放在膝上,转过来又转过去,嘴里叽叽喳喳,有说有笑。珂赛特的眼睛不时离开毛活,凄惨惨地望着她们玩。

    爱潘妮和阿兹玛都不望珂赛特。在她们看来,那好像只是一条狗。这三个小姑娘的年龄合起来都还不到二十四岁,可是她们已经代表整个人类社会了,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是鄙视。

    德纳第姊妹俩的那个娃娃已经很破很旧,颜色也褪尽了,可是在珂赛特的眼里,却并不因此而显得不可爱,珂赛特出世以来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娃娃,照每个孩子都懂得的说法,那就是她从来都不曾有过“一个真的娃娃”。

    德纳第大娘原在那厅堂里走来走去,她忽然发现珂赛特的思想开了小差,她没有专心工作,却在留意那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姑娘。

    “哈!这下子,你逃不了了吧!”她大声吼着说,“你是这样工作的!我去拿鞭子来教你工作,让我来。”

    那个外来人,仍旧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望着德纳第大娘。

    “大嫂,”他带着笑容,不大敢开口似的说,“算了!您让她玩吧!”

    这种愿望,要是出自一个在晚餐时吃过一盘羊腿、喝过两瓶葡萄酒、而没有“穷光蛋”模样的客人的口,也许还有商量余地,但是一个戴着那样一种帽子的人竟敢表示一种希望,穿那样一件大衣的人而竟敢表示一种意愿,这在德纳第大娘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她气冲冲地说:

    “她既要吃饭,就得干活。我不能白白养着她。”

    “她到底是在干什么活?”那外来人接着说,说话声调的柔和,恰和他那乞丐式的服装和脚夫式的肩膀形成一种异常奇特的对比。

    德纳第大娘特别赏脸,回答他说:

    “她在打毛袜,这没错吧。我两个小女儿的毛袜,她们没有袜子,等于没有,马上就要赤着脚走路了。”

    那个人望着珂赛特的两只红得可怜的脚,接着说:

    “她还要多少时间才能打完这双袜子?”

    “她至少还得花上整整三四天,这个懒丫头。”

    “这双袜子打完了,可以值多少钱呢?”

    德纳第大娘对他轻蔑地瞟了一眼。

    “至少三十个苏。”

    “为这双袜子我给您五个法郎<span class=”” data-note=”法郎,合二十个苏。”></span>行吗?”那人接着说。

    “老天!”一个留心听着的车夫呵呵大笑说,“五个法郎!真是好价钱!五块钱!”

    德纳第认为应当发言了。

    “好的,先生,假使您高兴,这双袜子我们就折成五个法郎让给您。我们对客人总是尽量奉承的。”

    “得立刻付钱。”德纳第大娘直截了当地说。

    “我买这双袜子,”那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五法郎的钱,放在桌子上说,“我付现钱。”

    接着,他转向珂赛特说:

    “现在你的工作归我了。玩吧,我的孩子。”

    那车夫见了那枚值五法郎的钱大受感动,他丢下酒杯走来看。

    “这钱倒是真的呢!”他一面细看一面喊,“一个真正的后轮<span class=”” data-note=”后轮,五法郎钱币的俗称。”></span>!一点不假!”

    德纳第大娘走过来,一声不响,把那钱揣进了衣袋。

    德纳第大娘无话可说,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满脸恨容。

    珂赛特仍旧在发抖。她冒险问道:

    “太太,是真的吗?我可以玩吗?”

    “玩你的!”德纳第大娘猛吼一声。

    “谢谢,太太。”珂赛特说。

    她嘴在谢德纳第大娘的同时,整个小心灵却在谢那陌生人。

    德纳第重行开始喝酒。他婆娘在他耳边说:

    “那个黄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见过许多百万富翁,”德纳第无限庄严地说,“是穿着这种大衣的。”

    珂赛特已经放下了她的毛线活,但是没有从她那地方钻出来。珂赛特已经养成尽量少动的习惯。她从她背后的一只盒子里取出几块破布和她那把小铅刀。

    爱潘妮和阿兹玛一点没有注意到当时发生的事。她们刚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她们捉住了那只猫。她们把娃娃丢在地上,爱潘妮,大姐,拿了许许多多红蓝破布去包缠那只猫,不管它叫也不管它辗转挣扎。她一面干着那种严肃艰苦的工作,一面用孩子们那种娇柔可爱的妙语——就像彩蝶双翼上的光彩,想留也留不住——对她的小妹说:

    “你瞧,妹妹,这个娃娃比那个好玩多了。它会动,它会叫,它是热的。你瞧,妹妹,我们拿它来玩。它做我的小宝宝。我做一个阔太太。我来看你,而你就看着它。慢慢地你看见它的胡子,这会吓你一跳。接着你看见了它的耳朵、它的尾巴,这又吓你一跳。你就对我说:‘唉!我的天主!’我就对你说:‘是呀,太太,我的小姑娘是这个样的。现在的小姑娘都是这个样的。’”

    阿兹玛听着爱潘妮说,感到津津有味。

    这时,那些喝酒的人唱起了一首淫歌,边唱边笑,天花板也被震动了。德纳第从旁助兴,陪着他们一同唱。

    雀鸟营巢,不择泥草,孩子们做玩偶,也可以用任何东西。和爱潘妮、阿兹玛包扎那小猫的同时,珂赛特也包扎了她的刀。包好以后,她把它平放在手臂上,轻轻歌唱,催它入睡。

    娃娃是女孩童年时代一种最迫切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最动人的本能。照顾,穿衣,打扮,穿了又脱,脱了又穿,教导,轻轻责骂,摇它,抱它,哄它入睡,把一件东西想象成一个人,女性的未来全在这儿了。在一味幻想,一味闲谈,一味缝小衣裳和小襁褓、小裙袍和小短衫的岁月中,女孩长大成小姑娘,小姑娘长大成大姑娘,大姑娘又成了妇女。第一个孩子接替着最末一个娃娃。

    一个没有娃娃的女孩和一个没有孩子的妇女几乎是同样痛苦的,而且也完全是不可能的。

    因此珂赛特把她那把刀当成自己的娃娃。

    至于德纳第大娘,她朝着那“黄人”走来,她心里想:“我的丈夫说得对,这也许就是拉菲特先生。阔佬们常爱开玩笑。”

    她走近前来,用肘支在他的桌子上。

    “先生……”她说。

    那人听到“先生”两字,便转过身来。德纳第大娘在这以前对他还只称“汉子”或“老头儿”。

    “您想想吧,先生,”她装出一副比她原先那种凶横模样更使人受不了的巴结样子往下说,“我很愿意让那孩子玩,我并不反对,而且偶然玩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您为人慷慨。您想,她什么也没有。她就得干活。”

    “她难道不是您的吗,那孩子?”那人问。

    “呵,我的天主,不是我的,先生!那是个穷苦人家的娃娃,我们为了做好事随便收来的。是个蠢孩子。她的脑袋里一定有水。她的脑袋那么大,您看得出来。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帮助她,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我们写过信,寄到她家乡去,没有用,六个月过去了,再也没有回信来。我想她妈一定死了。”

    “啊!”那人说,他又回到他的梦境中去了。

    “她妈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德纳第大娘又补上一句,“她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在他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珂赛特,好像受到一种本能的暗示,知道别人正在谈论她的事,她的眼睛便没有离开过德纳第大娘。她似懂非懂地听着,她偶然也听到了几个字。

    那时,所有的酒客都已有了七八分醉意,都反复唱着猥亵的歌曲,兴致越来越高。他们唱的是一首趣味高级、有圣母圣子耶稣名字在内的风流曲调。德纳第大娘也混到他们中间狂笑去了。珂赛特待在桌子下面,呆呆地望着火,眼珠反映着火光,她又把她先头做好的那个小包抱在怀里,左右摇摆,并且一面摇,一面低声唱道:“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母亲死了!”

    通过女主人的再三劝说,那个黄人,“那个百万富翁”,终于同意吃一顿晚饭。

    “先生想吃点什么?”

    “面包和干酪。”那人说。

    “肯定是个穷鬼。”德纳第大娘心里想。

    那些醉汉一直在唱他们的歌,珂赛特,在那桌子底下,也唱着她的。

    珂赛特忽然不唱了。她刚才回转头,一下发现了小德纳第的那个娃娃,先头她们在玩猫时,把它抛弃在那切菜桌子旁边了。

    于是她放下那把布包的小刀,她对那把小刀原来就不大满意,接着她慢慢移动眼珠,把那厅堂四周望了一遍。德纳第大娘正在和她的丈夫谈话,数着零钱,潘妮和兹玛在玩猫,客人们也都在吃,喝,歌唱,谁也没有注意她。她的机会难得。她用膝头和手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再张望一遍,知道没有人监视她,便连忙溜到那娃娃旁边,一手抓了过来。一会儿过后,她又回到她原来的位置,坐着不动,只不过转了方向,好让她怀里的那个娃娃隐在黑影中。抚弄娃娃的幸福对她来说,确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一时竟感到极强烈的陶醉。

    除了那个慢慢吃着素饭的客人以外,谁也没有看见她。

    那种欢乐延续了将近一刻钟。

    但是,尽管珂赛特十分注意,她却没有发现那娃娃有只脚“现了形”,壁炉里的火光早已把它照得雪亮了。那只突出在黑影外面显得耀眼的粉红脚,突然引起了阿兹玛的注意,她向爱潘妮说:“你瞧!姐!”

    那两个小姑娘呆住了,为之骇然。珂赛特竟敢动那娃娃!

    爱潘妮立起来,仍旧抱着猫,走到她母亲身旁去扯她的裙子。

    “不要吵!”她母亲说,“你又来找我干什么?”

    “妈,”那孩子说,“你瞧嘛!”

    同时她用手指着珂赛特。

    珂赛特完全浸沉在那种占有所引起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中,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从德纳第大娘脸上表现出来的是那种明知无事却又大惊小怪、使妇女立即转为恶魔的特别表情。

    这一次,她那受过创伤的自尊心使她更加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了。珂赛特行为失检,珂赛特亵渎了“小姐们”的娃娃。

    俄罗斯女皇看见农奴偷试皇太子的大蓝佩带,也不见得会有另外一副面孔。

    她猛吼一声,声音完全被愤怒梗塞住了:

    “珂赛特!”

    珂赛特吓了一跳,以为地塌下去了。她转回头。

    “珂赛特!”德纳第大娘又叫了一声。

    珂赛特把那娃娃轻轻放在地上,神情虔敬而沮丧。她的眼睛仍旧望着它,她叉起双手,并且,对那样年纪的孩子来说也真使人寒心,她还叉着双手的手指拗来拗去,这之后,她哭起来了,她在那一整天里受到的折磨,如树林里跑进跑出,水桶的重压,丢了的钱,打到身边的皮鞭,甚至从德纳第大娘口中听到的那些伤心话,这些都不曾使她哭出来,现在她却伤心地痛哭起来了。

    这时,那陌生客人立起来了。

    “什么事?”他问德纳第大娘。

    “您瞧不见吗?”德纳第大娘指着那躺在珂赛特脚旁的罪证说。

    “那又怎么样呢?”那人又问。

    “这贱丫头,”德纳第大娘回答说,“好大胆,她动了孩子们的娃娃!”

    “为了这一点事就要大叫大嚷!”那个人说,“她玩了那娃娃又怎么样呢?”

    “她用她那脏手臭手碰了它!”德纳第大娘紧接着说。

    这时,珂赛特哭得更悲伤了。

    “不许哭!”德纳第大娘大吼一声。

    那人直冲到临街的大门边,开了门,出去了。

    他刚出去,德纳第大娘趁他不在,对准桌子底下狠狠地给了珂赛特一脚尖,踢得那孩子连声惨叫。

    大门又开了,那人也回来了,双手捧着我们先头谈过的、全村小把戏都瞻仰了一整天的那个仙女似的娃娃,把它立在珂赛特的面前,说:

    “你的,这给你。”

    那人来到店里已一个多钟头了,当他独坐深思时,他也许从那餐厅的玻璃窗里早已约略望见窗外的那家灯烛辉煌的玩具店。

    珂赛特抬起眼睛,看见那人带来的那个娃娃,就好像看见他捧着太阳向她走来似的,她听见了那从来不曾听见过的话:“这给你。”她望望他,又望望那娃娃,她随即慢慢往后退,紧紧缩到桌子底下墙角里躲起来。

    她不再哭,也不再叫,仿佛也不敢再呼吸。

    德纳第大娘、爱潘妮、阿兹玛都像木头人似的呆住了。那些喝酒的人也都停了下来。整个店寂静无声。

    德纳第大娘一点也不动,一声也不响,心里又开始猜想起来:“这老头儿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个穷人还是个百万富翁?也许两样都是,就是说,是个贼。”

    她丈夫德纳第的脸上起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皱纹,那种皱纹,每当主宰一个人的那种本能凭它全部的粗暴表现出来时,就会显示在那个人的面孔上。那客店老板反反复复地仔细端详那玩偶和那客人,他仿佛是在嗅那人,嗅到了一袋银子似的。那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他走近他女人的身边,低声对她说:

    “那玩意儿至少值三十法郎。傻事干不得。快低声下气好好伺候他。”

    鄙俗的性格和天真的性格有一共同点,两者都没有过渡阶段。

    “怎么哪,珂赛特!你怎么还不来拿你的娃娃?”德纳第大娘说,她极力想让说话的声音显得柔和,其实那声音里充满了泼辣妇人的又酸又甜的滋味。

    珂赛特,半信半疑,从她那洞里钻了出来。

    “我的小珂赛特,”德纳第老板也带着一种不胜怜爱的神气跟着说,“这位先生给你一个娃娃。快来拿。它是你的。”

    珂赛特怀着恐惧的心情望着那美妙的玩偶。她脸上还满是眼泪,但是她的眼睛,犹如拂晓的天空,已开始显出欢乐奇异的曙光。她当时的感受仿佛是突然听见有人告诉她:“小宝贝,你是法兰西的王后。”

    她仿佛觉得,万一她碰一下那娃娃,那就会打雷。

    那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她认为德纳第大娘会骂她,并且会打她。

    可是诱惑力占了上风。她终于走了过来,侧转头,战战兢兢地向着德纳第大娘细声说:

    “我可以拿吗,太太?”

    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那种又伤心、又害怕、又快乐的神情。

    “当然可以,”德纳第大娘说,“那是你的。这位先生已经把它送给你了。”

    “真的吗,先生?”珂赛特又问,“是真的吗?是给我的吗,这娘娘?”

    那个外来的客人好像忍着满眶的眼泪,他仿佛已被感动到一张嘴便不能不哭的程度。他对珂赛特点了点头,拿着那“娘 5a18.” >娘”的手送到她的小手里。

    珂赛特连忙把手缩回去,好像那“娘娘”的手烫了她似的,她望着地上不动。我们得补充一句,那时她还把舌头伸得老长。她突然扭转身子,心花怒放地抱着那娃娃。

    “我叫它做卡特琳。”她说。

    珂赛特的破布衣和那玩偶的丝带以及鲜艳的粉红罗衫互相接触,互相偎傍,那确是一种奇观。

    “太太,”她又说,“我可以把它放在椅子上吗?”

    “可以,我的孩子。”德纳第大娘回答。

    现在轮到爱潘妮和阿兹玛望着珂赛特眼红了。

    珂赛特把卡特琳放在一张椅子上,自己对着它坐在地上,一点也不动,也不说话,只一心赞叹瞻仰。

    “你玩嘛,珂赛特。”那陌生人说。

    “呵!我是在玩呀。”那孩子回答。

    这个素不相识、好像是上苍派来看珂赛特的外来人,这时已是德纳第大娘在世上最恨的人了。可是总得抑制住自己。尽管她已养成习惯来模仿她丈夫的一举一动,来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不过当时的那种激动却不是她所能忍受得了的。她赶忙叫她的两个女儿去睡,随即又请那黄人“允许”她把珂赛特也送去睡。“她今天已经很累了。”她还慈母似的加上那么一句。珂赛特双手抱着卡特琳走去睡了。

    德纳第大娘不时走到厅的那一端她丈夫待的地方,让“她的灵魂减轻负担”,她这样说。她和她丈夫交谈了几句,由于谈话的内容非常刻毒,因而她不敢大声说出。

    “这老畜生!他肚里究竟怀着什么鬼胎?跑到这儿来打搅我们!要那小怪物玩!给她娃娃!把一个四十法郎的娃娃送给一个我情愿卖四十个苏的小母狗!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像对待贝里公爵夫人那样称她‘陛下’了!这合情理吗?难道他疯了,那老妖精?”

    “为什么吗?很简单,”德纳第回答说,“只要他高兴!你呢,你高兴要那孩子干活,他呢,他高兴要她玩。他有那种权利。一个客人,只要他付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假使那老头儿是个慈善家,那和你有什么相干?假使他是个傻瓜,那也不关你事。他有钱,你何必多管闲事?”

    家主公的吩咐,客店老板的推论,两者都不容反驳。

    那人一手托腮,弯着胳膊,靠在桌上,恢复了那种想心事的姿态。所有看他的客人,商贩们和车夫们,都彼此分散开,也不再歌唱了。大家都怀着敬畏的心情从远处望着他。这个怪人,衣服穿得这么破旧,从衣袋里摸出“后轮”来却又这么随便,拿着又高又大的娃娃随意送给一个穿木鞋的邋遢小姑娘,这一定是个值得钦佩、不能乱惹的人了。

    好几个钟点过去了。夜半弥撒已经结束,夜宴也已散了,酒客们都走了,店门也关了,厅里冷清清的,火也熄了,那外来人却一直坐在原处,姿势也没有改,只有时替换一下那只托腮的手。如是而已。自从珂赛特走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惟有德纳第夫妇俩,由于礼貌和好奇,还都留在厅里。“他打算就这样过夜吗?”德纳第大娘咬着牙说。夜里两点钟敲过了,她支持不住,便对丈夫说:“我要去睡了。随你拿他怎么办。”她丈夫坐在厅角上的一张桌子边,燃起一支烛,开始读《法兰西邮报》。

    这样又足足过了一个钟头。客店大老板把那份《法兰西邮报》至少念了三遍,从那一期的年月日直到印刷厂的名称全念到了。那位陌生客人还是坐着不动。

    德纳第扭动身体,咳嗽,吐痰,把椅子弄得嘎嘎响。那个人仍丝毫不动。“他睡着了吗?”德纳第心里想。他并没有睡,可是什么也不能惊醒他。

    最后,德纳第脱下他的软帽,轻轻走过去,壮起胆量说:

    “先生不想去安息吗?”

    他觉得,如果说“不去睡觉”会有些唐突,也过于亲密。“安息”要来得文雅些,并且带有敬意。那两个字还有一种微妙可喜的效果,可以使他在第二天早晨扩大账单上的数字。一间“睡觉”的屋子值二十个苏,一间“安息”的屋子却值二十法郎。

    “对!”那陌生客人说,“您说得有理。您的马棚在哪儿?”

    “先生,”德纳第笑了笑说,“我领先生去。”

    他端了那支烛,那个人也拿起了他的包袱和棍子,德纳第把他领到第一层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这屋子华丽到出奇,一色桃花心木家具,一张高架床,红布帷。

    “这怎么说?”那客人问。

    “这是我们自己结婚时的新房,”客店老板说,“我们现在住另外一间屋子,我的内人和我。一年里,我们在这屋子里住不上三四回。”

    “我倒觉得马棚也一样。”那人直率地说。

    德纳第只装做没有听见这句不大客气的话。

    他把陈设在壁炉上的一对全新白蜡烛点起来。炉膛里也燃起了一炉好火。

    壁炉上有个玻璃罩,罩里有一顶女人的银丝橙花帽。

    “这又是什么?”那陌生人问。

    “先生,”德纳第说,“这是我内人做新娘时戴的帽子。”

    客人望着那东西,神气仿佛是要说:“真想不到这怪物也当过处女!”

    德纳第说的其实是假话。他当初把那所破房子租来开客店时,这间屋子便是这样布置好了的,他买了这些家具,也保存了这簇橙花,认为这东西可以替“他的内人”增添光彩,可以替他的家庭,正如英国人所说“光耀门楣”。

    客人回转头,主人已不在了。德纳第悄悄地溜走了,不敢和他道晚安,他不愿以一种不恭敬的亲切态度去对待他早已准备要在明天早晨放肆敲诈一番的人。

    客店老板回到了他的卧室。他的女人已睡在床上,但是还醒着。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转过身来对他说:

    “你知道我明天一定要把珂赛特撵出大门。”

    德纳第冷冰冰地回答:

    “你忙什么!”

    他们没有再谈其他的话,几分钟过后,他们的烛也灭了。

    至于那客人,他已把他的棍子和包袱放在屋角里。主人出去以后,他便坐在一张围椅里,又想了一回心事。随后,他脱掉鞋子,端起一支烛,吹灭另一支,推开门,走出屋子,四面张望,好像要找什么。他穿过一条过道,走到楼梯口。在那地方,他听见一阵极其微弱而又甜蜜的声音,好像是一个孩子的鼾声。他顺着那声音走去,看见在楼梯下有一间三角形的小屋子,其实就是楼梯本身构成的。不是旁的,只是楼梯底下的空处。那里满是旧筐篮、破瓶罐、灰尘和蜘蛛网,还有一张床,所谓床,只不过是一条露出了草的草褥和一条露出草褥的破被。绝没有垫单。并且是铺在方砖地上的。珂赛特正睡在那床上。

    这人走近前去,望着她。

    珂赛特睡得正酣。她是和衣睡的。冬天她不脱衣,可以少冷一点。

    她抱着那个在黑暗中睁圆着两只亮眼睛的娃娃。她不时深深叹口气,好像要醒似的,再把那娃娃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她床边,只有一只木鞋。

    在珂赛特的那个黑洞附近,有一扇门,门里是一间黑魆魆的大屋子。这外来人跨了进去。在屋子尽头,一扇玻璃门后露出一对白洁的小床。那是爱潘妮和阿兹玛的床。小床后面有个没有挂帐子的柳条摇篮,只露出一半,睡在摇篮里的便是那个哭了一整夜的小男孩了。

    外来人猜想这间屋子一定和德纳第夫妇的卧室相通,他正预备退出,忽然瞧见一个壁炉,那是客店中那种多少总有一点点火、看去却又使人感到特别冷的大壁炉。在这一个里却一点火也没有,连灰也没有,可是放在那里面的东西却引起了外来人的注意。那是两只孩子们穿的小鞋,式样大小却不一样,那客人这才想起孩子们的那种起源邈不可考,但饶有风趣的习惯,每到圣诞节,他们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一只鞋子放在壁炉里,好让他们的好仙女暗地里送些金碧辉煌的礼物给他们。爱潘妮和阿兹玛都注意到了这件事,因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只鞋放在这壁炉里了。

    客人弯下腰去。

    仙女,就是说,她们的妈,已经来光顾过了,他看见在每只鞋里都放了一个美丽的、全新的、明亮晃眼值十个苏的钱。

    客人立起来,正预备走,另外又看见一件东西,远远地在炉膛的那只最黑暗的角落里。他留意看去,才认出是一只木鞋,一只最最粗陋不堪、已经开裂满是尘土和干污泥的木鞋。这正是珂赛特的木鞋。珂赛特,尽管年年失望,却从不灰心,她仍充满那种令人感动的自信心,把她的这只木鞋也照样放在壁炉里。

    一个从来就处处碰壁的孩子,居然还抱有希望,这种事确是卓绝感人的。

    在那木鞋里,什么也没有。

    那客人在自己的背心口袋里摸了摸,弯下身去,在珂赛特的木鞋里放了一个金路易。

    他溜回了自己的屋子。

    九 德纳第玩弄手法

    第二天早晨,离天亮至少还有两个钟头,德纳第老板已经到了酒店的矮厅里,点起了一支烛,捏着一管笔,在桌子上替那穿黄大衣的客人编造账单。

    那妇人,立着,半弯着腰,望着他写。他们彼此都不吭声,一方面是深思熟虑,另一方面是一种虔敬心情,那是从人类的智慧中诞生光大的。在那所房子里,只听见一种声音,就是百灵鸟扫楼梯的声音。

    经过了足足一刻钟和几次涂改之后,德纳第编出了这样一张杰作:

    <strong class=”ter”>一号房间贵客账单</span>

    <table><tr><td>晚餐</td><td>3法郎</td></tr><tr><td>房间</td><td>10法郎</td></tr><tr><td>蜡烛</td><td>5法郎</td></tr><tr><td>火炉</td><td>4法郎</td></tr><tr><td>饭采</td><td>1法郎</td></tr><tr><td>共计</td><td>23法郎</td></tr></table>

    饭菜写成了“饭采”。

    “二十三法郎!”那妇人喊了出来,在她那兴奋的口吻中夹杂着怀疑的语气。

    德纳第,和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并不感到满意。他说了一声:

    “呸!”

    那正是凯塞尔来<span class=”” data-note=”凯塞尔来(Costlereagh),英国政治家,反拿破仑联盟的中心人物。”></span>在维也纳会议上开列法国赔款清单时的口气。

    “你开得对,德纳第先生,他的确应当出这么多,”那妇人叽叽咕咕地说,心里正想着昨晚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送给珂赛特的那个娃娃,“这是公道的,但是数目太大了。他不见得肯付。”

    德纳第冷笑了一下,说道:

    “他会付的。”

    那种冷笑正说明自信心和家长派头的最高表现,说出的话就得做到。那妇人一点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开始动手整理桌子,丈夫在厅里纵横来往地走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补上一句:

    “我还足足欠人家一千五百法郎呢,我!”

    他走到壁炉角上,坐下来细细打算,两只脚踏在热灰上。

    “当真是!”那妇人跟着又说,“我今天要把珂赛特撵出大门,你忘了吗?这妖精!她那娃娃,她使我伤心透了!我宁愿她嫁给路易十八也不愿她多留一天在家里!”

    德纳第点着他的烟斗,在连吸两口烟的空隙间回答说:

    “你把这账单交给那个人。”

    他跟着就走出去了。

    他刚走出厅堂门,那客人就进来了。

    德纳第立即转身跟在他的后面走来,走到那半开着的门口时,停了下来,立着不动,只让他女人看得见他。

    那个穿黄大衣的人,手里捏着他的棍子和包袱。

    “这么早就起来了!”德纳第大娘说,“难道先生就要离开我们这里吗?”

    她一面这样说,一面带着为难的样子,把那张账单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并用指甲掐着它,折了又折。她那张横蛮的脸上隐隐带有一种平日很少见的神情,胆怯和狐疑的神情。

    拿这样一张账单去送给一个显然是个地道的“穷鬼”的客人,在她看来,这是件为难的事。

    客人好像心里正想着旁的事,没有注意她似的。他回答说:

    “是呀,大嫂,我就要走。”

    “那么,”她说,“先生到孟费郿来就没有要办的事?”

    “是的。我路过此地,没有旁的事。”

    “大嫂,”他又说,“我欠多少钱?”

    德纳第大娘,一声不响,把那账单递给他。

    客人把那张纸打开,望着它,但是他的注意力显然是在别的地方。

    “大嫂,”他接着说,“你们在孟费郿这地方生意还好吧?”

    “就这样,先生,”德纳第大娘回答,她看见那客人并不发作,感到十分诧异。

    她用一种缠绵悱恻的声调接着往下说:

    “呵!先生,日子是过得够紧的了!在我们这种地方,很少有阔气人家!全是些小家小户,您知道。要是我们不间或遇到一些像先生您这样又慷慨 53c8.” >又有钱的过路客人的话!我们的开销又这么多。比方说,这小姑娘,她把我们的血都吸尽了。”

    “哪个小姑娘?”

    “还不就是那个小姑娘嘛,您知道!珂赛特!这里大家叫做百灵鸟的!”

    “啊!”那人说。

    她接下去说:

    “多么傻,这些乡下人,替别人取这种小名!叫她做蝙蝠还差不多,她哪里像只百灵鸟。请您说说,先生,我们并不求人家布施,可是也不能老布施给旁人。营业执照,消费税,门窗税,附加税!先生知道政府要起钱来是吓坏人的。再说,我还有两个女儿,我。我用不着再养别人的孩子。”

    那人接着说:

    “要是有人肯替您带开呢?”他说这句话时,极力想使声音显得平常,但那声音仍然有些发抖。

    “带开谁?珂赛特吗?”

    “是啊。”

    店婆子的那张横蛮的红脸立刻显得眉飞色舞,丑恶不堪。

    “啊,先生!我的好先生!把她领去吧,你留下她吧,带她走吧,抱她走吧,去加上白糖,配上蘑菇,喝她的血,吃她的肉吧,愿您得到慈悲的童贞圣母和天国所有一切圣人的保佑!”

    “就这么办。”

    “当真?您带她走?”

    “我带她走。”

    “马上走?”

    “马上走。您去把那孩子叫来。”

    “珂赛特!”德纳第大娘大声喊。

    “这会儿,”那人紧接着说,“我来付清我的账。是多少?”

    他对那账单望了一眼,不禁一惊。

    “二十三个法郎!”

    他望着那店婆又说了一遍:

    “二十三个法郎?”

    从重复这两句话的声调里,可以辨出惊叹号和疑问号的区别。

    德纳第大娘对这一质问早已作好思想准备。她安安稳稳地回答说:

    “圣母,是啊,先生,是二十三个法郎。”

    那外来客人把五枚值五法郎的钱放在桌上。

    “请把那小姑娘找来。”

    正在这时,德纳第走到厅堂的中央说:

    “先生付二十六个苏就得。”

    “二十六个苏!”那妇人喊道。

    “房间二十个苏,”德纳第冷冰冰地接着说,“晚<s></s>餐六个苏。至于小姑娘的问题,我得和这位先生谈几句。你走开一下,我的娘子。”

    德纳第大娘的心里忽然一亮,仿佛见到智慧之光一闪。她感到名角登台了,她一声不响,立即走了<samp>99lib?</samp>出去。

    到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德纳第端了一张椅子送给客人。客人坐下,德纳第立着,他脸上显出一种怪驯良淳朴的神情。

    “先生,”他说,“是这样,我来向您说明。那孩子,我可疼她呢,我。”

    那陌生人用眼睛盯着他说:

    “哪个孩子?”

    德纳第接着说:

    “说来也真奇怪!真是舍不得。这是什么钱?这几枚值一百个苏的钱,您请收回吧。我爱的是个女孩儿。”

    “谁?”那陌生人问。

    “哎,我们的这个小珂赛特嘛!您不是要把她带走吗?可是,说句老实话,我不能同意,这话一点不假,就像您是一位正人君子一样。这孩子,如果走了,我要挂念的。我亲眼看着她从小长大的。她害我们花钱,那是实在的;她有许多缺点,那也是实在的;我们不是有钱人,那也是实在的;她一次病就让我付出了四百法郎的药钱,那也是实在的!但是人总得替慈悲的上帝做点事。这种东西既没有爹,也没有妈,我把她养大了。我赚了面包给她和我吃。的的确确,我舍不得,这孩子。您懂吗,彼此有了感情,我是一个烂好人,我;道理我说不清,我爱她,这<s></s>孩子;我女人性子躁,可是她也爱她。您明白,她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需要她待在我家里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

    那陌生人一直用眼睛盯着他。他接着说:

    “对不起,请原谅,先生,不见得有人肯把自己的孩子随便送给一个过路人吧,我这话,能说不对吗?并且,您有钱,也很像是个诚实人,我不说这对她是不是有好处,但总得搞清楚。您懂吗?假定我让她走,我割爱牺牲,我也希望能知道她去什么地方,我不愿丢了以后就永远摸不着她的门儿。我希望能知道她是在谁的家里,好时常去看看她,好让她知道她的好义父确是在那里照顾她。总而言之,有些事是行不通的。我连您贵姓也还不知道。您带着她走了,我说:‘好,百灵鸟呢?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至少也总得先看看一张什么马马虎虎的证件,一张小小的护照吧,什么都行!”

    那陌生人一直用那种,不妨这样说,直看到心底的眼光注视着他,又用一种沉重坚定的口吻对他说:

    “德纳第先生,从巴黎来,才五法里,不会有人带护照的。假使我要带走珂赛特,我就一定要带她走,干脆就是这样。您不会知道我的姓名,您不会知道我的住址,您也不会知道她将来住在什么地方,我的主意是她今生今世不再和您见面。我要把拴在她脚上的这根绳子一刀两断,让她离开此地。这样合您的意吗?行或是不行,您说。”

    正好像魔鬼和妖怪已从某些迹象上看出有个法力更大的神要出现一样,德纳第也了解到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坚强的对手。这好像是种直觉,他凭他那种清晰和敏锐的机警,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从昨夜起,他尽管一面陪着那些车夫们一道喝酒,抽烟,唱下流歌曲,却没有一刻不在窥伺这陌生客人,没有一刻不像猫儿那样在注视着他,没有一刻不像数学家那样在算计他。他那样侦察,是为了想看出一个究竟,同时也是由于自己的兴趣和本能,而且好像是被人买通了来做这侦察工作似的。那个穿黄大氅的人的每一种姿势和每一个动作全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即使是在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还没有对珂赛特那样明显表示关切的时候,德纳第就已识破了这一点。他早已察觉到这老年人的深沉的目光随时都回到那孩子身上。为什么这样关切?这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荷包里有那么多的钱,而衣服又穿得这样寒 9178.” >酸?他向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却得不出解答,所以感到愤懑。他在这藏书网些问题上揣测了一整夜。这不可能是珂赛特的父亲。难道是祖父辈吗?那么,又为什么不立即说明自己的来历呢?当我们有一种权利,我们总要表现出来。这人对珂赛特显然是没有什么权利的。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德纳第迷失在种种假设中了。他感到了一切,但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不管怎样,他在和那人进行谈话时,他深信在这一切里有种秘密,也深信这个人不能不深自隐讳,因而他感到自己气壮;可是当他听了这陌生人的那种干脆坚定的回答,看见这神秘的人物竟会神秘到如此单纯的时候,却又感到气馁。他在一瞬间就权衡了这一切。德纳第原是那样一个能一眼认清形势的人。他估计这已是单刀直入的时候了,他正像那些独具慧眼当机立断的伟大将领一样,在这关系成败的重要时刻,突然揭开了他的底牌。

    “先生,”他说,“我非有一千五百法郎不可。”

    那外来人从他衣服侧面的一只口袋里取出了一个黑色的旧皮夹,打开来,抽出三张银行钞票,放在桌上。接着他把大拇指压在钞票上,对那店主人说:

    “把珂赛特找来。”

    在发生这些事时,珂赛特在干什么呢?

    珂赛特在醒来时,便跑去找她的木鞋。她在那里面找到了那个金币。那不是一个拿破仑,而是王朝复辟时期的那种全新的、值二十金法郎的硬币,在这种新币的面上,原来的桂冠已被一条普鲁士的小尾巴所替代了。珂赛特把眼睛也看花了。她乐不可支,感到自己转运了。她不知道金币是什么,她从来不曾见过,她赶忙<cite>99lib?</cite>把它藏在衣袋里,好像是偷来的一样。她同时觉得这确是属于她的,也猜得到这礼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然而她感受的是一种充满了恐怖的欢乐。她感到满意,尤其感到惊惶。富丽到如此程度,漂亮到如此程度的东西,在她看来,好像都不是真实的。那娃娃使她害怕,这金币也使她害怕。她面对着这些富丽的东西胆战心惊,惟有那个陌生人,她不怕,正相反,她想到了他,心就安了。从昨晚起,在她那惊喜交集的心情中,在她睡眠中,她那幼弱的小脑袋一直在想这个人好像又老又穷,而且那样忧伤,但又那么有钱,那么好。自从她在树林里遇见了这位老人后,好像她周围的一切全变了。珂赛特,她连空中小燕子能享受的快乐也不曾享受过,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躲在母亲的影子里和翅膀下。五年以来,就是说,从她记忆能够追忆的最远的岁月起,她是经常在哆嗦和战栗中过日子的。她经常赤身露体忍受着苦难中的刺骨的寒风,可是现在她仿佛觉得已经穿上了衣服。在过去,她的心感到冷,现在感到温暖了。她对德纳第大娘已不那么害怕。她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和她在一道了。

    她赶快去做她每天早晨的工作。她身上的那枚路易是放在围裙袋里的,也就是昨晚遗失那枚值十五个苏的口袋,这东西使她心慌意乱。她不敢去摸它,但是她不时去看它,每次都得看上五分钟,而且还该说,在看时,她还老伸出舌头。她扫扫楼梯,又停下来,立着不动,把她的扫帚和整个宇宙全忘了,一心只看着那颗在她衣袋底里发光的星星。

    德纳第大娘找着她时,她正在再一次享受她的这种眼福。

    她奉了丈夫之命走去找她。说也奇怪,她没有请她吃巴掌,也没有对她咒骂。

    “珂赛特,”她几乎是轻轻地说,“快来。”

    过一会儿,珂赛特进了那矮厅。

    这外来人拿起他带来的那个包袱,解开了结子。包里有一件小毛料衣、一条围裙、一件毛布衫、一条短裙、一条披肩、长统毛袜、皮鞋,一套八岁小姑娘的全身服装,全是黑色的。

    “我的孩子,”那人说,“把这拿去赶快穿起来。”

    天渐渐亮了,孟费郿的居民,有些已经开始开大门了,他们在巴黎街上看见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汉子,牵着一个全身孝服,怀里抱着一个粉红大娃娃的小姑娘,他们正朝着利弗里那面走。

    那正是我们所谈的这个人和珂赛特。

    谁也不认识这个人,珂赛特已经脱去了破衣烂衫,很多人也没有认出她来。

    珂赛特走了。跟着谁走?她莫名其妙。去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她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就是她已把德纳第客店丢在她后面了。谁也不曾想到向她告别,她也不曾想到要向谁告别。她离开了那个她痛恨的、同时也痛恨她的那一家。

    可怜的小人儿,她的心,直到现在,从来就是被压抑着的!

    珂赛特一本正经地往前走,她睁开一双大眼睛望着天空。她已把她的那枚路易放在她新围裙的口袋里了。她不时低着头去看它一眼,接着又看看这个老人。她有一种想法,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慈悲上帝的身旁。

    十 弄巧成拙

    德纳第大娘,和往常一样,让她丈夫做主。她一心等待大事发生。那人和珂赛特走了以后,又足足过了一刻钟德纳第才把她引到一边,拿出那一千五百法郎给她看。

    “就这!”她说。

    自从他们开始组织家庭以来,敢向家长采取批评行动她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挑唆起了作用。

    “的确,你说得对,”他说,“我是个笨蛋。去把我的帽子拿来。”

    他把那三张银行钞票折好,插在衣袋底里,匆匆忙忙出了大门,但是他搞错了方向,出门后转向右边。他向几个邻居打听以后,才摸清路线,有人看见百灵鸟和那人朝着利弗里方面走去。他接受了这些人的指点,一面迈着大步向前走,一面在自言自语。

    “这人虽然穿件黄衣,却显然是个百万富翁,而我,竟是个畜生。他起先给了二十个苏,接着又给了五法郎,接着又是五十法郎,接着又是一千五百法郎,全不在乎。他也许还会给一万五千法郎。我一定要追上他。”

    还有那事先替小姑娘准备好的衣包,这一切都很奇怪,这里一定有许多秘密。我们抓住秘密就不该放松。有钱人的隐情是浸满金汁的海绵,应当知道怎样来挤它。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他的脑子里回旋。“我是个畜生。”他说。

    出了孟费郿,到了向利弗里去的那条公路的岔路口,人们便能见到那条公路在高原上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他到了岔路口,估计一定可以望见那人和小姑娘。他纵目望去,直到他眼力所及之处,可是什么也没看见。他再向旁人打听。这就耽误了时间。有些过路人告诉他,说他所找的那个人和孩子已经走向加尼方面的树林里去了。他便朝那方向赶上去。

    他们原走在他的前面,但是孩子走得慢,而他呢,走得快。并且这地方又是他很熟悉的。

    他忽然停下来,拍着自己的额头,好像一bbr>.</abbr>个忘了什么极重要的东西想转身折回去取的人那样。

    “我原该带着我的长枪来的!”他向自己说。

    德纳第原是那样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那种人有时会在我们中蒙混过去,混过去以后也不至于被发现。有许多人便是那样半明半暗度过他们的一生。德纳第在安定平凡的环境中完全可以当一个——我们不说“是”一个——够得上称一声诚实的商人、好士绅那样的人。同时,在某种情况下,当某种动力触动他的隐藏的本性时,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暴徒。这是一个具有魔性的小商人。撒旦偶然也会蹲在德纳第过活的那所破屋的某个角落里并对这个丑恶的代表人物做着好梦的。

    在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想:

    “唔!他们也许已有足够的时间逃跑了!”

    4ed6.” >他继续赶他的路,快速向前奔,几乎是极有把握的样子,像一只凭嗅觉猎取鹧鸪的狐狸一样敏捷。

    果然,当他已走过池塘,从斜刺里穿过美景大道右方的那一大片旷地,走到那条生着浅草、几乎环绕那个土丘而又延展到谢尔修院的古渠的涵洞上的小径时,他忽然望见有顶帽子从丛莽中露出来,对这顶帽子他早已提过多少疑问,那确是那人的帽子。那丛莽并不高。德纳第认为那人和珂赛特都坐在那里。他望不见那孩子,因为她小,可是他望见了那玩偶的头。

    德纳第没有搞错。那人确坐在那里,好让珂赛特休息一下。客店老板绕过那堆丛莽,突然出现在他寻找的那两个人的眼前。

    “对不起,请原谅,先生,”他一面喘着气,一面说,“这是您的一千五百法郎。”

    他这样说着,同时把那三张钞票伸向那陌生人。

    那个人抬起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

    德纳第恭恭敬敬地回答:

    “先生,这意思就是说我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珂<bdi>?99lib.</bdi>赛特浑身战栗,紧靠在老人怀里。

    他呢,他的眼光直射到德纳第的眼睛底里,一字一顿地回答:

    “你——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是的,先生,我要把她带回去。我来告诉您。我考虑过了。事实上,我没有把她送给您的权利。我是一个诚实人,您知道。这小姑娘不是我的,是她妈的。她妈把她托付给我,我只能把她交还给她的妈。您会对我说:‘可是她妈死了。’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把这孩子交给这样一个人,一个带着一封经她母亲签了字的信,信里还得说明要我把孩子交给他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人,不回答,把手伸到衣袋里,德纳第又瞧见那个装钞票的皮夹出现在他眼前。

    客店老板乐得浑身酥软。

    “好了!”他心里想,“站稳脚。他要来腐蚀我了!”

    那陌生人在打开皮夹以前,先向四周望了一望。那地方是绝对荒凉的。树林里和山谷里都不见一个人影。那人打开皮夹,可是他从那里抽出来的,不是德纳第所期望的那一叠钞票,而是一张简单的小纸,他把那张纸整个儿打开来,送给客店老板看,并且说:

    “您说得有理。念吧。”

    德纳第拿了那张纸,念道:

    <small>德纳第先生:</small>

    <small>请将珂赛特交来人。一切零星债款,我负责偿还。此颂大安。</small>

    <small class=”right”>芳汀</small>

    <small class=”right”>滨海蒙特勒伊,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small>

    “您认得这签字吧?”那人又说。

    那确是芳汀的签字。德纳第也认清了。

    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了。他感到两种强烈的恚恨,恨自己必须放弃原先期望的腐蚀,又恨自己被击败。那人又说:

    “您可以把这张纸留下,好卸责任。”

    德纳第向后退却,章法却不乱。

    “这签字摹仿得相当好,”他咬紧牙咕哝着,“不过,让它去吧!”

    接着,他试图作一次无望的挣扎。

    “先生,”他说,“这很好。您既然就是来人。但是那‘一切零星债款’得照付给我。这笔债不少呢。”

    那个人立起来了,他一面用中指弹去他那已磨损的衣袖上的灰尘,一面说:

    “德纳第先生,她母亲在一月份计算过欠您一百二十法郎,您在二月中寄给她一张五百法郎的账单,您在二月底收到了三百法郎,三月初又收到三百法郎。此后又讲定数目,十五法郎一月,这样又过了九个月,共计一百三十五法郎。您从前多收了一百法郎,我们只欠您三十五法郎的尾数,刚才我给了您一千五百法郎。”<span class=”” data-note=”此处数字和前面叙述芳汀遭难时欠款数字不完全相符,原文如此,照译。”></span>

    德纳第感受到的,正和豺狼感到自己已被捕兽机的钢牙咬住钳住时的感受一样。

    “这人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他心里想。

    他和豺狼一样行动起来。他把身体一抖。他曾用蛮干的办法得到过一次成功。

    这次,他把恭敬的样子丢在一边了,斩钉截铁地说:“无——名——无——姓的先生,我一定要领回珂赛特,除非您再给我一千埃居<span class=”” data-note=”埃居(écu),法国古钱币名,因种类较多,故折合的价值不一。”></span>。”

    这陌生人心平气和地说:

    “来,珂赛特。”

    他用左手牵着珂赛特,用右手从地上拾起他的那根棍棒。

    德纳第望着那根粗壮无比的棍棒和那一片荒凉的地方。

    那人带着珂赛特深入到林中去了,把那呆若木鸡的客店老板丢在一边。

    正当他们越走越远时,德纳第一直望着他那两只稍微有点伛偻的宽肩膀和他的两个大拳头。

    随后,他的眼睛折回到自己身上,望着自己的两条干胳膊和瘦手。“我的确太蠢了,”他想道,“我既然出来打猎,却又没把我的那支长枪带来!”

    可是这客店老板还不肯罢休。

    “我要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他说。于是他远远地跟着他们。他手里只捏着两件东西,一件是讽刺,芳汀签了字的那张破纸,另一件是安慰,那一千五百法郎。

    那人领着珂赛特,朝着利弗里和邦迪的方向走去。他低着头,慢慢走,这姿态显示出他是在运用心思,并且感到悲伤。入冬以后,草木都已凋零,显得疏朗,因此德纳第虽然和他们相隔颇远,但不至于望不见他们。那个人不时回转头来,看看是否有人跟他。忽然,他瞧见了德纳第。他连忙领着珂赛特转进矮树丛里,一下子两人全不见了。“见鬼!”德纳第说。他加紧脚步往前追。

    树丛的密度迫使他不得不走近他们。那人走到枝桠最密的地方,把身子转了过来。德纳第想藏到树枝里去也枉然,他没有办法不让他看见。那人带着一种戒备的神情望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再往前走。客店老板仍旧跟着他。突然一下,那人又回转身来。他又瞧见了客店老板。他这一次看人的神气这样阴沉,以致德纳第认为“不便”再跟上去了。德纳第这才转身回家。

    十一 九四三〇号再次出现,珂赛特偶然赢得了它

    冉阿让没有死。

    他掉在海里时,应当说,他 8df3.” >跳到海里去时,他已脱去了脚镣,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cite></cite>。他在水里迂回曲折地潜到了一艘泊在港里的海船下面,海船旁又停着一只驳船。他设法在那驳船里躲了起来,一直躲到傍晚。天黑以后,他又跳下水,泅向海岸,在离勃朗岬不远的地方上了岸。他又在那里搞到一身衣服,因为他身边并不缺钱。当时在巴拉基耶附近,有一家小酒店,经常替逃犯们供给服装,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特殊行当。这之<samp>..</samp>后冉阿让和所有那些企图逃避法网和社会追击的穷途末路的人一样,走上了一条隐蔽迂回的道路。他在博塞附近的普拉多地方找到了第一个藏身之所。随后,他朝着上阿尔卑斯省布里昂松附近的大维拉尔走去。这是一种摸索前进提心吊胆的逃窜,像田鼠的地道似的,究竟有哪些岔路,谁也不知道。日后才有人发现,他的足迹曾到过安省的西弗利厄地方bbr>?99lib?</abbr>,也到过比利牛斯省的阿贡斯,在沙瓦依村附近的都美克山峡一带,又到过佩利格附近勃鲁尼的葛纳盖教堂镇。他到了巴黎。我们刚才已看见他在孟费郿。

    他到了巴黎。想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替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买一身丧服,再替自己找个住处。办妥了这两件事以后他便到了孟费郿。

    我们记得,他在第一次逃脱以后曾在那地方,或在那地方附近,有过一次秘密的行动,警务机关在这方面也多少觉察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是大家都认为他死了,因此更不容易看破他的秘密。他在巴黎偶然得<tt></tt>到一张登载此事的报纸。也就放了心,而且几乎安定下来了,好像自己确是死了似的。

    冉阿让把珂赛特从德纳第夫妇的魔爪中救出来以后,当天傍晚便回到巴黎。他带着孩子,打蒙梭便门进了城,当时天色刚黑。他在那里坐上一辆小马车到了天文台广场。他下了车,付了车钱,便牵着珂赛特的手,两人在黑夜<dfn>藏书网</dfn>里一同穿过乌尔辛和冰窖附近的一些荒凉街道,朝着医院路走去。

    这一天,对珂赛特来说,是一个奇怪而充满惊恐欢乐的日子,他们在人家的篱笆后面,吃了从荒僻地方的客店里买来的面包和干酪,他们换过好几次车子,他们徒步走了不少路,她并不叫苦,可是疲倦了,冉阿让也感觉到她越走到后来便越拉住他的手。他把她驮在背上,珂赛特,怀里一直抱着卡特琳,头靠在冉阿让的肩上,睡着了。

    一 戈尔博师爷

    四十年前,有个行人在妇女救济院附近的荒僻地段独自徘徊,继又穿过林荫大道,走上意大利便门,到达了……我们可以说,巴黎开始消失的地方。那地方并不绝对荒凉,也还有些行人来往,也还不是田野,多少还有几栋房屋和几条街道;既不是城市,因为在这些街道上,正和在大路上一样,也有车轮的辙迹;也不是乡村,因为房屋过于高大。那是个什么地方呢?那是一个没有人住的住宅区,无人而又间或有人的僻静处,是这个大都市的一条大路,巴黎的一条街,它在黑夜比森林还苍凉,在白天比坟场更凄惨。

    那是马市所在的古老地区。

    那行人,假使他闯过马市那四堵老墙,假使他再穿过小银行家街,走过他右边高墙里的一所庄屋,便会看见一片草场,场上竖着一堆堆栎树皮,好像一些庞大的水獭窠;走过以后,又会看见一道围墙,墙里是一片空地,地上堆满了木料、树根、木屑、刨花,有只狗立在一个堆上狂吠;再往前走,便有一道又长又矮的墙,已经残破不全了,墙上长满了苔藓,春季还开花,并且有一扇黑门,好像穿上了丧服似的;更远一点,便会在最荒凉的地方,看见一所破烂房屋,墙上写了几个大字:禁止招贴;那位漫无目标的行人于是就走到了圣马塞尔葡萄园街的转角上,那是个不大有人知道的地方。当时在那地方,在一家工厂附近和两道围墙间有所破屋,乍看起来好像小茅屋,而实际上却有天主堂那么大。它侧面的山尖对着公路,因而显得狭小。几乎整个房屋全被遮住了。只有那扇大门和一扇窗子露在外面。

    那所破屋只有一层楼。

    我们仔细看去,最先引人注目的便是那扇只配装在破窑上的大门,至于那窗子,假使它不是装在碎石墙上而是装在条石墙上,看起来就会像阔人家的窗子了。

    大门是用几块到处有虫蛀的木板和几根不曾好好加工的木条胡乱拼凑起来的。紧靠在大门里面的是一道直挺挺的楼梯,梯级高,满是污泥、石膏、尘土,和大门一样宽,我们可以从街上看见它,像梯子一样直立在两堵墙的中间,上端消失在黑影里。在那不成形的门框上端,有一块狭窄的薄木板,板的中间,锯了一个三角洞,那便是在门关了之后的透光洞和通风洞。在门的背面,有一个用毛笔蘸上墨水胡乱涂写的数字:52,横条上面,同一支毛笔却又涂上了另一数字:50, 56e0.” >因而使人没法肯定。这究竟是几号?门的上头说五十号,门的背面却反驳说不对,是五十二号。三角通风洞的上面挂着几块说不上是什么的灰溜溜的破布,当作帘子。

    窗子很宽,也相当高,装有百叶窗和大玻璃窗框,不过那些大块<cite>?</cite>玻璃都有各种不同的破损,被许多纸条巧妙地遮掩着,同时也显得更加触目,至于那两扇脱了榫和离了框的百叶窗,与其说它能保护窗内的主人,还不如说它只能引起窗外行人的戒惧。遮光的横板条已经散落,有人随意钉上几块垂直的木板,使原来的百叶窗成了板窗。

    大门的形象是非常恶劣的,窗子虽破损但还朴实,它们一同出现在同<samp></samp>一所房屋的上面,看去就好像是两个萍水相逢的乞丐,共同乞讨,相依为命,都穿着同样的破衣烂衫,却各有不同的面貌,一个生来就穷苦,一个出身于望族。

    走上楼梯,便可以看出那原是一栋极大的房屋,仿佛是由一个仓库改建的。楼上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作为房子里的交通要道;过道的左右两旁有着或大或小的房间,必要时也未尝不可作为住屋,但与其说这是些小屋子,还不如说是些鸽子笼。那些房间从周围的旷野取光,每一间都是昏暗凄凉,令人感到怅惘忧郁,阴森得如同坟墓一样;房门和屋顶处处有裂缝,因缝隙所在处不同而受到寒光或冷风的透入。这种住屋还有一种饶有情趣的特点,那便是蜘蛛体格的庞大。

    在那临街的大门外的左边,有个被堵塞了的小四方窗口,离地面约有一人高,里面积满了过路的孩子所丢的石块。

    这房子最近已被拆去一部分。保留到今天的这一部分还可使人想见当年的全貌。整栋房子的年龄不过才一百挂零儿。一百岁,对礼拜堂来说这是青年时期,对一般房屋来说却是衰朽时期了。人住的房屋好像会因人而短寿,上帝住的房屋也会因上帝而永存似的。

    邮差们管这所房子叫五零—五二号,但是在那附近一带的人都称它为戈尔博老屋。

    谈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一般爱搜集珍闻轶事把一些易忘的日期用别针别在大脑上的人们,都知道在前一个世纪,在一七七零年前后,沙特雷法院有两个检察官,一个叫柯尔博,一个叫勒纳。这两个名字都是拉封丹<span class=”” data-note=”柯尔博,原文是“Corbeau”(乌鸦),勒纳,原文是“Renard”(狐狸),都是拉封丹(1621—1695)寓言中的人物。”></span>预见了的。这一巧合太妙了,为使刑名师爷们不要去耍贫嘴。不久,法院的长廊里便传开了这样一首歪诗:

    <small>柯尔博老爷高踞案卷上,</small>

    <small>嘴里衔着一张缉捕状,</small>

    <small>勒纳老爷逐臭来,</small>

    <small>大致向他这样讲:</small>

    <small>喂,你好!……<span class=”” data-note=”这是把拉封丹的寓言诗《乌鸦和狐狸》改动几字而成的。”></span></small>

    那两位自重的行家受不了这种戏谑,他们经常听到在他们背后爆发出来的狂笑声,头也听大了,于是他们决定要改姓,并向国王提出申请。申请送到路易十五手里时,正是教皇的使臣和拉洛许-艾蒙红衣主教双双跪在地上等待杜巴丽夫人赤着脚从床上下来,以便当着国王的面,每人捧着一只拖鞋替她套在脚上的那一天。国王原就在说笑,他仍在谈笑,把话题从那两位主教转到这两位检察官,并要为这两位法官老爷赐姓,或者就算是赐姓。国王恩准柯尔博老爷在原姓的第一字母上加一条尾巴<span class=”” data-note=”“Corbeau”(柯尔博)的第一字母“C”改为“G”,而成“Gorbeau”(戈尔博)。”></span>,改称戈尔博;勒纳的运气比较差,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原姓的第一字母“R”前面加上“P”,改称卜勒纳<span class=”” data-note=”“Renard”(勒纳)改为“Prenard”(卜勒纳)。“Prenard”含有小偷的意思。”></span>,因为这个新改的姓并不见得比他原来的姓和他本人有什么不像的地方<span class=”” data-note=”指他为人不正派,说他像狐狸或小偷。”></span>。<q>?99lib?</q>

    根据当地历来的传说,这位戈尔博老爷曾是医院路五零—五二号房屋的产业主。他并且还是那扇雄伟的窗子的创造者。

    这便是戈尔博老屋这一名称的由来。

    在路旁的树木间,有棵死了四分之三的大榆树正对着这五零—五二号,哥白兰便门街的街口也几乎正在对面,当时在这条街上还没有房屋,街心也还没有铺石块,街旁栽着一些怪不顺眼的树,有时发绿,有时沾满了污泥,随着季节而不同,那条街一直通到巴黎的城墙边。阵阵硫酸化合物的气味从附近一家工厂的房顶上冒出来。

    便门便在那附近。一八二三年时城墙还存在。

    这道便门会使我们想起一些阴惨的情景。那是通往比塞特<span class=”” data-note=”比塞特(Bicêtre),巴黎附近的村子,有个救济院收容年老的男疯子。”></span>的道路。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的死囚在就刑的那天回到巴黎城里来时,都得经过这个地方。一八二九年的那次神秘的凶杀案,所谓“枫丹白露便门凶杀案”,也就是在这地方发生的,司法机关至今还没有找出凶犯,这仍是一件真相不明的惨案,一个未经揭破的骇人的哑谜。你再向前走几步,便到了那条不祥的落须街,在那街上,于尔巴克,曾像演剧似的,趁着雷声,一刀子刺杀了伊夫里的一个牧羊女。再走几步,你就到了圣雅克便门的那几棵丑恶不堪、断了头的榆树跟前,那几棵树是些慈悲心肠的人用来遮掩断头台的东西,那地方是店铺老板和士绅集团所建的一个卑贱可耻的格雷沃广场<span class=”” data-note=”格雷沃广场(Place de Grève),巴黎的刑场,一八零六年改称市政厅广场。”></span>,他们在死刑面前退缩,既没有废止它的气量,也没有保持它的魄力。

    三十七年前,如果我们把那个素来阴惨、必然阴惨的圣雅克广场置于一边不谈,那么,五零—五二号这所破屋所在的地方,就整个这条死气沉沉的大路来说,也许是最死气沉沉的地段了,这一带直到今天也还是缺少吸引力的。

    有钱人家的房屋直到二十五年前才开始在这里出现。这地方在当时是满目凄凉的。妇女救济院的圆屋顶隐约可辨,通往比塞特的便门也近在咫尺,当你在这里感到悲伤压抑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处在妇女救济院和比塞特之间,就是说,处在妇女的疯病和男子的疯病之间。<span class=”” data-note=”妇女救济院同时也收容神经错乱和神经衰弱的妇女。”></span>我们极目四望,看见的只是些屠宰场、城墙和少数 51e0.” >几个类似兵营或修院的工厂的门墙,四处都是破屋颓垣、黑到和尸布一样的旧壁、白到和殓巾一样的新墙,四处都是平行排列着的树木、连成直线的房屋、平凡的建筑物、单调的长线条以及那种令人感到无限凄凉的直角。地势毫无起伏,建筑毫无匠心,毫无丘壑。这是一个冷酷、死板、丑不可耐的整体。再没有比对称的格局更令人感到难受的了,因为对称的形象能使人愁闷,愁闷是悲伤的根源,失望的人爱打呵欠。人们如果能在苦难的地狱以外还找得到更可怕的东西,那一定是使人愁闷的地狱了。假使这种地狱确实存在的话,医院路的这一小段地方可以当作通往这种地狱的门。

    当夜色下沉残辉消逝时,尤其是在冬天,当初起的晚风从成行的榆树上吹落了那最后几片黄叶时,在地黑天昏不见星斗或在风吹云破月影乍明时,这条大路便会陡然显得阴森骇人。那些直线条全会融入消失在黑影中,犹如茫茫宇宙间的寸寸丝缕。路上的行人不能不想到历年来发生在这一带的数不尽的命案,这种流过那么多次血的荒僻地方确会使人不寒而栗。人们认为已感到黑暗中有无数陷阱,各种无可名状的黑影好像也都是可疑的,树与树间的那些望不透的方洞好像是一个个墓穴。这地方,在白天是丑陋的,傍晚是悲凉的,夜间是阴惨的。

    夏季,将近黄昏时,这里那里,有些老婆子,带着被雨水浸到发霉的凳子,坐在榆树下向人乞讨。

    此外,这个区域的外貌,与其说是古老,不如说是过时,在当时就已有改变面貌的趋势了。从那时起,要看看它的人非赶快不可。这整体每天都在失去它的一小部分。二十bbr></abbr>年来,直到今天,奥尔良铁路的起点站便建在这老郊区的旁边,对它产生影响。一条铁路的起点站,无论我们把它设在一个都城边缘的任何一处,都等于是一个郊区的死亡和一个城市的兴起。好像在各族人民熙来攘往的这些大中心的四周,在那些强大机车的奔驰中,在吞炭吐火的文明怪马的喘息中,这个活力充沛的大地会震动,吞没人们的旧居并让新的产生出来。旧屋倒下,新屋上升。

    自从奥尔良铁路车站侵入到妇女救济院的地段以后,圣维克多沟和植物园附近一带的古老的小街都动摇了,络绎不绝的长途公共马车、出租马车、市区公共马车,每天要在这些小街上猛烈奔驰三四次,并且..到了一定时期就把房屋挤向左右两旁。有些奇特而又极其正确的现象是值得一提的,我们常说,大城市里的太阳使房屋的门朝南,这话是实在的,同样,车辆交驰的频繁也一定会扩展街道。新生命的征兆是明显的,在这村气十足的旧城区里,在这些最荒野的角落里,石块路面出现了,即使是在还没有人走的地方,人行道也开始蜿蜒伸展了。在一个早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一八四五年七月,人们在这里忽然看到烧沥青的黑锅冒烟;这一天,可以说是文明已来到了鲁尔辛街,巴黎和圣马尔索郊区衔接起来了。

    二 枭和秀眼鸟的窠

    冉阿让便是在那戈尔博老屋门前停下来的。和野鸟一样,他选择了这个最荒僻的地方来做窠。

    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一把路路通钥匙,开门进去以后,又仔细把门关好,走上楼梯,一直背着珂赛特。

    到了楼梯顶上,他又从衣袋里取出另外一把钥匙,用来开另一扇门。他一进门便又把门关上。那是一间相当宽敞的破屋子,地上铺着一条褥子,还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屋角里有个火炉,烧得正旺。路旁的一盏回光灯微微照着这里的贫苦相。底里,有一小间,摆着一张帆布床。冉阿让把孩子抱去放在床上,仍让她睡着。

    他擦火石,点燃了一支烛,这一切都是已准备好了摆在桌上的。正和昨晚一样,他呆呆地望着珂赛特,眼里充满了感叹的神态,一片仁慈怜爱的表情几乎达到了 4e0d.” >不可思议的程度。至于小姑娘那种无忧无虑的信心,是只有最强的人和极弱的人才会有的,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和谁在一道,却已安然睡去,现在也不用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仍旧睡着。

    冉阿让弯下腰去,吻了吻孩子的手。

    他在九个月前吻过她母亲的手,当时她母亲也正刚刚入睡。

    同样一种苦痛、虔敬、辛酸的情感充满了他的心。

    他跪在珂赛特的床旁边。

    天已经大亮了,孩子却还睡着。

    岁末的一线惨白的阳光从窗口射到这破屋子的天花板上,拖着一长条一长条的光线和阴影。一辆满载着石块的重车忽然走过街心,像迅雷暴雨似<s>99lib?</s>的把房子震到上下摇晃。

    “是啦,太太!”珂赛特惊醒时连声喊道,“来了!来了!”

    她连忙跳下床,眼睛在睡眠的重压下还半闭着,便伸着bbr>99lib?</abbr>手摸向墙角。

    “啊!我的天主!我的扫帚!”她说。

    她完全睁开眼以<var></var>后才看见冉阿让满面笑容。

    “啊!对,是真的!”孩子说,“早安,先生。”

    孩子们接受欢乐和幸福最为迅速,也最亲切,因为他们生来便是幸福和欢乐。

    珂赛特看见卡特琳躺在床脚边,连忙抱住它,她一面玩,一面对着冉阿让唠唠叨叨问个没完。“她是在什么地方?巴黎是不是个大地方?德纳第太太是不是离得很远?她会不会再来?……”她忽然大声喊道:“这地方多漂亮!”

    这是个丑陋不堪的破窑,但她感到自己自由了。

    “我不用扫地吗?”她终于问出来。

    “你玩吧。”冉阿让说。

    这一天便是那样度过的。珂赛特,没有想到去了解什么,只在这娃娃和老人间,感到说不出的愉快。

    三 联苦成甘

    第二天破晓,冉阿让还立在珂赛特的床边。他呆呆地望着她,等她醒来。

    他心里有一种新的感受。

    冉阿让从不曾爱过什么。二十五年来在这世上,他一向孑然一身。父亲,情人,丈夫,朋友,这些他全没有当过。在苦役牢里时,<mark>?</mark>他是凶恶、阴沉、寡欲、无知、粗野的。这个老苦役犯的心里充满了处子的纯真。他姐姐和姐姐的孩子们只给他留下一种遥远模糊的印象,到后来也几乎完全消逝了。他曾竭力寻找他们,没有找着,也就把他们忘了。人的天性原是那样的。青年时期那些儿女情,如果他也有过的话,也都在岁月的深渊中泯灭了。

    当他看见了珂赛特,当他得到了她,领到了她,救了她的时候,他感到满腔血液全沸腾起来了。他胸中的全部热情和慈爱都苏醒过来,灌注在这孩子的身上。他走到她睡着的床边,乐得浑身发抖,他好像做了母亲似的,因而感到十分慌乱,但又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心在开始爱的时候,它那种极伟大奇特的骚动是颇难理解而又相当甘美的。

    可怜一颗全新的老人心!

    可是,他已经五十五岁,而珂赛特才八岁,他毕生的爱已经全部化为一点无可言喻的星光。

    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光明的启示。主教曾在他心中唤醒了为善的意义,珂赛特又在他心中唤醒了爱的意义。

    最初的一些日子便是在这种陶然自得的心境中度过的。

    至于珂赛特,在她这方面,她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是她没有意识到的,可怜的小人儿!当她母亲离开她时,她还那么小,她已经不记得了。孩子好像都是葡萄藤的幼苗,遇到什么,便攀附什么,她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也曾想爱她左右的人。但是她没能做到。所有的人,德纳第夫妇、他们的孩子、其他的孩子,都把她推在一边。她曾爱过一条狗,可是那条狗死了。在这以后便不曾有过什么东西或什么人要过她。说起来这是多么惨,我们也曾指出过,她八岁上便冷了心。这不是她的过错,她并不缺乏爱的天性,她缺少的只是爱的可能。因此,从第一天起,她整个的心,即使是在梦寐中,便已开始爱这老人了。她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心花怒放的感觉。

    这老人,在她的心目中,好像已成了一个既不老也不穷的人。她觉得冉阿让美,正如她觉得这间破屋子漂亮一样。

    这是朝气、童年、青春、欢乐的效果。大地上和生活中的新鲜事在这方面也都产生影响。住室虽陋,如果能有幸福的彩光的照耀,那也就是无比美好的环境了。在过去的经验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海市蜃楼。

    年龄相差五十岁,这在冉阿让和珂赛特之间是一道天生的鸿沟,可是命运把这鸿沟填起来了。命运以它那无可抗拒的力量使这两个无家可归年龄迥异而苦难相同的人骤然捏合在一起了。他们彼此确也能相辅相成。珂赛特出自本能正在寻找一个父亲,冉阿让也出自本能正在寻找一个孩子。萍水相逢,却是如鱼得水。他们的两只手在这神秘的刹那间一经接触,便紧紧握在一起了。两人相互了解后,彼此都意识到相互的需求,于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从某些词的最明显和最绝对的意义来解释,我们可以说冉阿让是个鳏夫,正如同珂赛特是个孤女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被坟墓的墙在世上隔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冉阿让天生就是珂赛特的父亲了。

    而且,从前在谢尔的树林深处,冉阿让曾牵着珂赛特的手从黑暗中走出来,珂赛特当时得到的那种神秘印象并不是幻觉,而是现实。这个人在这孩子的命运中出现,确也就是上帝的降临。

    此外,冉阿让选了一个合适的住处,他在这地方,似乎十分安全。

    他和珂赛特所住的这间带一个小间的屋子,便是窗口对着大路的那间。整所房子只有这一扇窗子是临街的,因此无论从侧面或是从对面,都不必担心邻居的窥视。

    五零—五二号房屋的楼下,是间破旧的敞棚,是蔬菜工人停放车辆的地方,和楼上是完全隔绝的。楼上楼下相隔一层木板,仿佛是这房子的横隔膜,既没有暗梯,也没有明梯。至于楼上,我们已经说过,有几间住房和几间储藏室,其中只有一间是由一个替冉阿让料理家务的老奶奶住着。其余的屋子全没有人住。

    老奶奶的头衔是“二房东”,而实际任务是照管门户,在圣诞节那天,便是这老奶奶把这间 4f4f.” >住房租给他的。他曾向她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原先是个靠收利息过日子的人,西班牙军事公债把他的家产弄光了,他要带着孙女儿来住在这里。他预付了六个月的租金,并且委托老奶奶把大小<samp>..</samp>两间屋子里的家具布置好,布置情形是我们见到过的。在他们搬进来的那天晚上烧好炉子准备一切的也就是这老奶奶。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一老一小在这简陋不堪的破屋子里过着幸福的日子。

    一到天亮,珂赛特便又说又笑,唱个不停。孩子们都有他们在早晨唱的曲调,正和小鸟一样。

    有时,冉阿让捏着她的一只冻得发红发裂的小手,送到嘴边亲一亲。那可怜的孩子,挨惯了揍,全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觉得怪难为情地溜走了。

    有时,她又一本正经地细看自己身上的黑衣服。珂赛特现在所穿的已不是破衣,而是孝服。她已脱离了苦难,走进了人生。

    冉阿让开始教她识字。有时,他一面教这孩子练习拼写,心里却想着他当初在苦役牢里学文化原是为了要作恶。最初的动机转变了,现在他要一心教孩子读书。这时,老苦役犯的脸上显出了一种不胜感慨的笑容,宛如天使的庄严妙相。

    他感到这里有着上苍的安排,一种凌驾人力之上的天意,他接着又浸沉在遐想中了。善的思想和恶的思想一样,也是深不可测的。

    教珂赛特读书,让她玩耍,这几乎是冉阿让的全部生活。除此以外,他还和她谈到她的母亲,要她祈祷。

    她称他做“爹”,不知道用旁的称呼。

    他经常一连几个钟头看她替她那娃娃穿衣脱衣,听着她叽叽喳喳地说东说西。他仿佛觉得,从今以后,人生是充满意义的,世上的人也是善良公正的,他思想里不需要再责备什么人,现在这孩子既然爱他,他便找不出任何理由不要求活到极老。他感到珂赛特像盏明灯似的,已把他未来的日子照亮了。最善良的人也免不了会有替自己打算的想法。他有时带着愉快的心情想到她将来的相貌一定丑。

    这只是一点个人的看法,但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全部思想,我们必须说,冉阿让在开始爱珂赛特的情况下,并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不需要这股新的力量来支持他继续站在为善的一面。不久以前,他又在不同的情况下看到人的残酷和社会的卑鄙(这固然是局部的情形,只能表现真相的一面),也看到以芳汀为代表的这类妇女的下场以及沙威所体现的法权,他那次因做了好事而又回到苦役牢里,他<u></u>又饱尝了新的苦味,他又受到厌恶和颓丧心情的控制,甚至那主教的形象也难免有暗淡的时候,虽然过后仍是光明灿烂欢欣鼓舞的,可是后来他那形象终于越来越模糊了。谁能说冉阿让不再有失望和堕落的危险呢?他有所爱,他才能再度坚强起来。唉!他并不见得比珂赛特站得稳些。他保护她,她使他坚强起来。有了他,她才能进入人生,有了她,他才能继续为善。他是这孩子的支柱,孩子又是他的动力。两人的命运必须互相凭倚,才得平衡,这种妙用,天意使然,高深莫测!

    四 二房东的发现

    冉阿让很谨慎,他白天从不出门。每天下午,到了黄昏时候,他才出去蹓跶一两个钟头,有时是独自一人,也常带着珂赛特一道,总是找大路旁那些最僻静的小胡同走,或是在天快黑时跨进礼拜堂。他经常去圣美达教堂,那是离家最近的礼拜堂。当他不带珂赛特出门时,珂赛特便待在老奶奶身边,但是这孩子最喜欢陪着老人出去玩。她感到即使是和卡特琳做伴也还不如和他待上个把钟头来得有趣。他牵着她的手,一面走一面<u>..</u>和她谈些开心的事。

    珂赛特有时玩得兴高采烈。

    老奶奶料理家务,做饭菜,买东西。

    他们过着节俭的生活,炉子里经常有一点火,但是总活得像个手头拮据的人家。第一天用的那些家具冉阿让从来不曾调换过,不过珂赛特住的那个小间的玻璃门却换上了一扇木 677f.” >板门。

    他的穿戴一直是那件黄大衣、黑短裤和旧帽子。街坊也都把他当作一个穷汉。有时,他会遇见一些软心肠的妇人转过身来给他一个苏。冉阿让收下这个苏,总深深地一鞠躬。有时,他也会遇见一些讨钱的化子,这时,他便回头望望是否有人看他,再偷偷地走向那穷人,拿个钱放在他手里,并且常常是个银币,又连忙走开。这种举动有它不妥的地方。附近一带的人开始称他为“给钱的化子”。

    那年老的“二房东”是个心眼狭窄的人,逢人便想占些小便宜,对冉阿让她非常注意,而冉阿让></a>却没有提防。她耳朵有点聋,因而爱多话。她一辈子只留下两颗牙,一颗在上,一颗在下,她老爱让这两个牙捉对儿相叩。她向珂赛特问过多好话,珂赛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答不上,她只说了她是从孟费郿来的。有一天早晨,这个蓄意窥探的老婆子看见冉阿让走进这座破屋的一间没有人住的房里去了,觉得他的神气有些特别。她便像只老猫似的,踮着脚,跟上去,向虚掩着的门缝里张望,她能望见他却不会被他看见。冉阿让,一定也留了意,把背朝着门。老奶奶望见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只小针盒、一把剪子和一绺棉线,接着<cite></cite>他把自己身上那件大衣一角的里子拆开一个小口,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纸币,打开来看。老奶奶大吃一惊,是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是她有生以来看见的第二张或是第三张。她吓得瞠目结舌,赶紧逃了。

    一会儿过后,冉阿让走来找她,请她去替他换开那一千法郎的钞票,并说这是他昨天取来的这一季度的利息。“从哪儿取来的?”老奶奶心里想,“他是下午六点出去的,那时,国家银行不见得还开着门。”老奶奶走去换钞票,同时也在说长论短。这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经过大家议论夸大以后,在圣马塞尔葡萄园街一带的三姑六婆中就引起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怪话。

    几天过后,冉阿让偶然穿着短褂在<dfn>?99lib?</dfn>过道里锯木头。老奶奶正在打扫他的屋子。她独自一人在里面,珂赛特看着锯着的木头正看得出神,老奶奶一眼看见大衣挂在钉子上,便走去偷看,大衣里子是重新缝好了的。老婆子细心捏了一阵,觉得在大衣的角上和腋下部分,里面都铺了一层层的纸。那一定全是一千法郎一张的钞票了!

    此外,她还注意到衣袋里也装着各式各种的东西,不仅有针、线、剪子,这些东西都是她已见过的,并且还有一个大皮夹、一把很长的刀,还有一种可疑的东西:几顶颜色不同的假发套>?</a>。大衣的每个口袋都装着一套应付各种不同意外事件的物品。

    住在这栋破屋里的居民就这样到了冬末。

    五 一个五法郎银币丁零落地

    在圣美达礼拜堂附近,有一个穷人时常蹲在一口填塞了的公井的井栏上,冉阿让老爱给他钱。他从那人面前走过,总免不了要给他几个苏。他有时还和他谈话。忌妒那乞丐的人都说他是警察的眼线。那是一个七十五岁在礼拜堂里当过杂务的老头儿,他嘴里的祈祷文是从来不断的。

    有一天傍晚,冉阿让打那地方走过,他这回没有带珂赛特,路旁的回光 706f.” >灯刚点上,他望见那乞丐蹲在灯光下面,在他的老地方。那人,和平时一样,好像是在祈祷,腰弯得很低。冉阿让走到他面前,把布施照常送到他手里。乞丐突然抬起了眼睛,狠狠地盯了冉阿让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这一动作快到和闪光一样,冉阿让为之一惊。他仿佛觉得刚才在路灯的微光下见到的不是那老杂务的平静愚戆的脸,而是一副见过的吓人的面孔。给他的印象好像是在黑暗中撞见了猛虎。他吓得倒退一步,不敢呼吸,不敢说话,不敢停留,也不敢逃走,呆呆地望着那个低着头、头上盖块破布、仿佛早已忘了他还站在面前的乞丐。在这种奇特的时刻,有一种本能,也许就是神秘的自卫的本能使冉阿让说不出话来。那乞丐的身材,那身破烂衣服,他的外貌,都和平时一样。“活见鬼!……”冉阿让说,“我疯了!我做梦!不可能!”他心里乱作一团,回到家里去了。<big></big>

    他几乎不敢对自己说他以为看见的那张面孔是沙威的。

    晚上他独自捉摸时,后悔不该不问那人一句话,迫使他再抬起头来。

    第二天夜晚时,他又去到那里。那乞丐又在原处。“您好,老头儿。”冉阿让大着胆说,同时给了他一个苏。乞丐抬起头来,带着悲伤的声音说:“谢谢,我的好先生。”这确是那个老杂务。

    冉阿让感到自己的心完全安定下来了。他笑了出来。“活见鬼!<q></q>我几时看见了沙威?”他心里想。“真笑话,难道我现在已老胡涂了?”他不再去想那件事了。

    几天过后,大致是在晚上八点钟,他正在自己 7684.” >的屋子里高声教珂赛特拼字时,忽然听见有人推开破屋的大门,继又关上。他觉得奇怪。和他同屋住的那个孤独的老奶奶,为了不耗费蜡烛,素来是天黑便上床bbr></abbr>的。冉阿让立即向珂赛特示意,要她不要作声。他听见有人上楼梯。充其量,也许只是老奶奶害着病,到药房里去一趟回来了。冉阿让仔细听。脚步很沉,听起来像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不过老奶奶一向穿的是大鞋,再没有比老妇人的脚步更像男人脚步的了。可是冉阿让吹灭了烛。

    他打发珂赛特去睡,低声向她说“轻轻地去睡吧”,正当他吻着她额头时,脚步声停下了。冉阿让不吭声,也不动,背朝着门,仍旧照原样坐在他的椅子上,在黑暗中控制住呼吸。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听到没声了,才悄悄地转过身子,朝着房门望去,看见锁眼里有光。那一点光,出现藏书网在黑暗的墙壁和房门上,正像一颗灾星。显然有人拿着烛在外面偷听。

    几分钟过后,烛光远去,不过他没有再听见脚步声,这也许可以说明来到房门口窃听的人已脱去了鞋子。

    冉阿让和衣倒在床上,整夜合不上眼。

    天快亮时,他正因疲惫而矇眬睡去,忽然又被叫门的声音惊醒过来,这声音是从过道底里的一间破屋子里传来的,接着他又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正和昨夜上楼的那人的脚步声一样。脚步声越走越近。他连忙跳下床,把眼睛凑在锁眼上,锁眼相当大,他希望能趁那人走过时,看看昨夜上楼来到他门口偷听的人究竟是谁。从冉阿让房门口走过的确是个男人,他一径走过没有停。当时过道里的光线还太暗,看不清他的脸,但当这人走近楼梯口时,从外面射进来的一道阳光把他的身体,像个剪影似的突现出来了,冉阿让看见了他的整个背影。这人身材高大,穿一件长大衣,胳膊底下夹着一条短棍。那正是沙威的那副吓坏人的形象。

    冉阿让原可设法到临街的窗口去再看他一眼。不过非先开窗不可,他不敢。

    很明显,那人是带着一把钥匙进来的,正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不过,钥匙是谁给他的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早晨七点,老奶奶进来打扫屋子,冉阿让睁着一双刺人的眼睛望着她,但是没有问她话。老奶奶的神气还是和平日一样。

    她一面扫地,一面对他说:

    “昨天晚上先生也许听见有人进来吧?”

    在那种年头,在那条路上,晚上八点,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

    “对,听到的,”他用最自然的声音回答说,“是谁?”

    “是个新来的房客,”老奶奶说,“我们这里又多一个人了。”

    “叫什么名字?”

    “我闹不大清楚。都孟或是多孟先生,像是这样一个名字。”

    “干什么事的,这位都孟先生?”

    老奶奶睁着一双鼠眼,盯着他,回答说:

    “吃息钱的,和您一样。”

    她也许并没有言外之意,冉阿让听了却不免多心。

    老奶奶走开以后,他把放在壁橱里的百来个法郎卷成一卷,收在衣袋里。他做这事时非常小心,恐怕人家听见银钱响,但是,他尽管小心,仍旧有一枚值五法郎的银币脱了手,在方砖地上滚得一片响。

    太阳落山时,他跑下楼,到大路上向四周仔细看了一遍。没有人。路上好像是绝对的清静。也很可能有人躲在树后面。

    他又回到楼上。

    “来。”他向珂赛特说。

    他牵着她的手,两个人一道出门走了。

    一 曲线战略

    有一点得在此说明一下,这对我们即将读到的若干页以及今后还会遇到的若干页都是必..要的。

    本书的作者——很抱歉,不能不谈到他本人——离开巴黎,已经多年<span class=”” data-note=”作者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因反对拿破仑第三发动的政变,被迫离开法国,直到一八七零年九月拿破仑第三垮台后才回国。本书发表于一八六二年。”></span>。自从他离开以后,巴黎的面貌改变了。这个新型城市,在某些方面,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用不着说他爱巴<bdo>藏书网</bdo>黎,巴黎是他精神方面的故乡。由于多方面的拆除和重建,他青年时期的巴黎,他以虔敬的心情保存在记忆中的那个巴黎,现在只是旧时的巴黎了。请允许他谈那旧时的巴黎,好像它现在仍然存在一样。作者即将引着读者到某处,说“在某条街上有某所房子”,而今天在那里却可能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街了。读者不妨勘查,假使不嫌麻烦的话。至于他,他不认识新巴黎,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旧巴黎,他怀着他所珍惜的幻象而加以叙述。梦想当年在国内看见的事物,现在还有些存留下来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对他来说是件快意的事。当人们在祖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时,心里总存着一种幻想,以为那些街道和自己无关,这些窗子、这些屋顶、这些门,都和自己不相干,这些墙壁也和自己没有关系,这些树木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树木,自己从来不进去的房屋对自己也都是无足轻重的,脚底下踩着的石块路面只不过是些石块而已。可是,日后一旦离开了祖国,你就会感到你是多么惦记那些街道,多么怀念那些屋顶、窗子和门></a>,你会感到那些墙壁对你是不可少的,那些树木是你热爱的朋友,你也会认识到你从来不进去的那些房屋却是你现在每天都神游的地方,在那些铺路的石块上,你也曾留下了你的肝胆、你的血和你的心。那一切地方,你现在见不到了,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了,可是你还记得它们的形象,你会觉得它们妩媚到使你心痛,它们会像幽灵一样忧伤地显现在你的眼前,使你如同见到了圣地,那一切地方,正可以说是法兰西的本来面目,而你热爱它们,不时回想它们的真面目,它们旧时的真面目,并且你在这上面固执己见,不甘心任何改变,因为你眷念祖国的面貌,正如眷念慈母的音容。

    因此,请容许我们面对现在谈过去,这一层交代清楚以后,还得请读者牢记在心。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

    冉阿让立即离开大路,转进小街,尽可能走着曲折的路线,有时甚至突然折回头,看是否有人跟他。

    这种行动是被困的麋鹿专爱采用的。这种行动有多种好处,其中的一种便是在可以留下迹印的地方让倒着走的蹄痕把猎人和猎狗引入歧路。这在狩猎中叫做“假遁”。

    那天的月亮正圆。冉阿让并不因此感到不便。当时月亮离地平线还很近,在街道上划出了大块的阴面和阳面。冉阿让可以隐在阴暗的一边,顺着房屋和墙壁朝前走,同时窥伺着明亮的一面。他也许没有充分估计到阴暗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过,他料想在波利弗街附近一带的胡同里,一定不会有人在他后面跟着。

    珂赛特只走不问,她生命中最初六年的痛苦已使她的性情变得有些被动了。而且,这一特点,我们今后还会不止一次地要提到,在不知不觉中她早已对这老人的独特行为和自己命运中的离奇变幻习惯了。此外,她觉得和他在一道总是安全的。

    珂赛特固然不知道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冉阿让也未必知道,他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正如她把自己交给了他。他觉得他也一样牵着一个比他伟大的人的手,他仿佛觉得有个无影无踪的主宰在引导他。除此以外,他没有一点固定的主意,毫无打算,毫无计划。他甚至不能十分确定那究竟是不是沙威,并且即使是沙威,沙威也不一定就知道他是冉阿让。他不是已经改了装吗?人家不是早以为..他死了吗?可是最近几天来发生的事却变得有些奇怪。他不能再观望了。他决计不再回戈尔博老屋。好像一头从窠里被撵出来的野兽一样,他得先找一个洞暂时躲躲,以后再慢慢地找个安身之处。

    冉阿让在穆夫达区神出鬼没好像左弯右拐地绕了好几个圈子,当时区上的居民都已入睡,他们好像还在遵守中世纪的规定,受着宵禁的管制,他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把税吏街和刨花街、圣维克多木杵街和隐士井街配合起来,施展了巧妙的战略。这一带原有一些供人租用的房舍,但是他甚至进都不进去,因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其实,他深信即使万一有人要找他的踪迹,也早已迷失方向了。

    圣艾蒂安·德·蒙礼拜堂敲十一点钟时,他正从蓬图瓦兹街十四号警察哨所门前走过。不大一会儿,出自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本能,他又转身折回来。这时,他看见有三个紧跟着他的人,在街边黑暗的一面,一个接着一个,从哨所的路灯下面走过,灯光把他们照得清清楚楚。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走到哨所的甬道里去了。领头走的那个人的神气十分可疑。

    “来,孩子。”他对珂赛特说,同时他赶忙离开了蓬图瓦兹街。

    他兜了一圈,转过长老通道,胡同口上的门因时间已晚早已关了,大步穿过了木剑街和弩弓街,走进了驿站街。

    那地方有个十字路口,便是今天罗兰学校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分岔的地方。

    (不用说,圣热纳维埃夫新街是条老街,驿站街在每十年中也看不见有辆邮车走过。驿站街在十三世纪时是陶器工人居住的地方,它的真名是瓦罐街。)

    月光正把那十字路口照得雪亮。冉阿让隐在一个门洞里,心里打算,那几个人如果还跟<mark></mark>着他,就一定会在月光中穿过,他便不会看不清楚。

    果然,还不到三分钟,那几个人又出现了。他们现在是四个人,个个都是高大个儿,穿着棕色长大衣,戴着圆边帽,手里拿着粗棍棒。不单是他们的高身材和大拳头使人见了不安,连他们在黑暗中的那种行动也是怪阴森的,看去就像是四个变成士绅的鬼物。

    他们走到十字路口中央,停下来,聚拢在一起,仿佛在交换意见。其中有一个像是他们的首领,回转头来,坚决伸出右手,指着冉阿让所在的方向,另一个又好像带着固执的神气指着相反的方向。正当第一个回转头时,月光正照着他的脸,冉阿让看得清清楚楚,那确是沙威。

    二 幸而奥斯特里茨桥上正在行车

    冉阿让不再怀疑了,幸而那几个人还在犹豫不决,他便利用他们的迟疑,这对他们来说是浪费了时间,对他来说却是争取到了时间。他从藏身的门洞里走出来转进驿站街,朝着植物园一带走去。珂赛特开始感到累了。他把她抱在胳膊上。路上没有一个行人,<samp>?</samp>路灯也没有点上,因为有月亮。

    他两步当一步地往前走。

    几下子,他便跨到了哥伯雷陶器店,月光正把店<tt></tt>门外墙上的几行旧式广告照得清晰可读:

    <small>祖传老店哥伯雷,</small>

    <small>水罐水壶请来买,</small>

    <small>还有花盆,瓦管以及砖,</small>

    <small>凭心出卖红方块<span class=”” data-note=”心和红方块,指纸牌上的两种花色。”></span>。</small>

    他跨过钥匙街,然后圣维克多喷泉,顺着植物园旁边的下坡路走到了河沿。到了那里,他再回头望。河沿上是空的。街上也是空的。没有人跟来。他喘了口气。

    他到了奥斯特里茨桥。

    当时过桥还得付过桥税。

    他走到收税处,付了一个苏。

    “得付两个苏,”守桥的伤兵说,“您还抱着一个自己能走的孩子。得付两个人的钱。”

    他照付了钱,想到别人也许可以从这里发现他过了桥,心里有些嘀咕。逃窜总应当不留痕迹。

    恰巧有一辆大车,和他一样,要在那时过桥到塞纳河的右岸去。这对他是有利的。他可以隐在大车的影子里一同过去。

    快到桥的中段,珂赛特的脚麻了,要下来走。他把她放在地上,牵着她的手。

    过桥以后,他发现在他前面稍稍偏右的地方有几处工场,他便往那里走去。必须冒险在月光下穿过一片相当宽的空地才能到达。他不迟疑。搜索他的那几个人显然迷失方向了,冉阿让自以为脱离了危险。追,尽管追,跟,却没跟上。

    在两处有围墙的工场中间出现一条小街,这就是圣安东尼绿径街。那条街又窄又暗,仿佛是特意为他修的。在进街口以前,他又往后望了一眼。

    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望去,可以望见奥斯特里茨桥的整个桥身。

    有四个人影刚刚走上桥头。

    那些人影背着植物园,正向右岸走来。

    这四个影子,便是那四个人了。

    冉阿让浑身寒毛直竖,像是一头重入罗网的野兽。

    他还存有一线希望,他刚才牵着珂赛特在月光下穿过这一大片空地的时候,那几<var></var>个人也许还没有上桥,也就不至于看见他。

    既是这样,就走进那小街,要是他能到那些工<u>99lib?</u>场、洼地、园圃、旷地,他就有救了。

    他仿佛觉得可以把自己托付给那条静悄悄的小街。他走进去了。

    三 看看一七二七年的巴黎市区图

    走了三百步后他到了一个岔路口。街道在这里分作两条,一条斜向左边,一条向右。摆在冉阿让面前的仿佛是个Y字的两股叉。选哪一股好呢?

    他毫不踌躇,向右走。

    为什么?

    因为左边去城郊,就是说,去有 4eba.” >人住的地方;右边去乡间,就是说,去荒野的地方。

    可是他已不像先头那样走得飞快了。珂赛特的脚步拖住了冉阿让的脚步。

    他又抱起她来。珂赛特把头靠在老人肩上,一声也不响。

    他不时回头望望。他一直留。

    冉阿让当时到达的地方在半个世纪以前,叫做小比克布斯,这名称完全出自<samp>99lib?</samp>传统的民族常用语,正如这种常用语一定要把学院称为“四国”,喜歌剧院称为“费多”一样。圣雅克门、巴黎门、中士便门、波舍隆、加利奥特、则肋斯定、嘉布遣、玛依、布尔白、克拉科夫树、小波兰、小比克布斯,这些全是旧巴黎替新巴黎遗留下来的名称。对这些残存的事物人民一直念念不忘。

    小比克布斯从来就是一个区的雏形,存在的年代也不长,它差不多有着西班牙城市那种古朴的外貌。路上多半没有铺石块,街上多半没有盖房屋。除了我们即将谈到的两三条街道外,四处全是墙和旷野。没有一家店铺,没有一辆车子,只偶然有点烛光从几处窗口透出来,十点过后,所有的灯火全灭了。全是些园圃、修院、工场、洼地,有几所少见的矮屋以及和房子一样高的墙。

    这个区在前一世纪的形象便是这样的。革命曾替它带来不少灾难,共和时期的建设局把它毁坏,洞穿,打窟窿。残砖破瓦,处处堆积。这个区在三十年前已被新建筑所淹没。今天已一笔勾销了。

    小比克布斯,在现在的市区图上已毫无影踪,可是位于巴黎圣雅克街上正对着石膏街的德尼·蒂埃里书店和位于里昂普律丹斯广场针线街上的让·吉兰书店在一七二七年印行的市区图上却标志得相当清楚。小比克布斯有我们刚才说过的像“Y”字形的街道,“Y”字下半的一竖,是圣安东尼绿径街,它分为左右两支,左支是比克布斯小街,右支是波隆梭街。这“Y”字的两个尖又好像是由一横连接起来的。这一横叫直壁街。波隆梭街通到直壁街为止,比克布斯小街却穿过直壁街以后,还上坡通到勒努瓦市场。从塞纳河走来的人,走到波隆梭街的尽头,向他左边转个九十度的急弯,便到了直壁街,在他面前的是沿着这条街的墙,在他右边的是直壁街的街尾,不通别处,叫做让洛死胡同。

    冉阿让当时正是到了这地方。

    正如我们先头所说的,他望见有一个黑影把守在直壁街和比克布斯小街的转角处,便往后退。毫无疑问,他已成了那鬼影窥伺的对象。

    怎么办?

    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他先头望见的远远地在他背后黑影里移动的,一定就是沙威和他的队伍。沙威很可能是在这条街的口上,冉阿让则是在这条街的尾上。从所有已知迹象方面看,沙威是熟悉这一小块地方复杂的地形的,他已有了准备,派了他手下的一个人去守住了出口。这种猜测,完全符合事实,于是在冉阿让痛苦的头脑里,像一把在急风中飞散的灰沙,把他搅得心慌意乱。他仔<tt>藏书网</tt>细看了看让洛死胡同,这儿,无路可通,又仔细看了看比克布斯小街,这儿,有人把守。他望见那黑魆魆的人影出现在月光雪亮的街口上。朝前走吧,一定落在那个人的手里。向后退吧,又会和沙威撞个满怀。冉阿让感到自己已经陷在一个越收越紧的罗网里了。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望着天空。

    四 寻找出路

    为了懂得下面即将叙述的事,必须正确认识直壁胡同的情况,尤其是当我们<s>?99lib?</s>走出波隆梭街转进直壁胡同时留在我们左边的这只角。沿着直壁胡同右边直到比克布斯小街,一路上几乎全是一些外表看来贫苦的房子;靠左一面,却只有一栋房屋,那房屋的式样比较严肃,是由好几部分组成的,它高一层或高两层地逐渐向比克布斯小街方面高上去,因此那栋房屋,在靠比克布斯小街一面,非常高,而在靠波隆梭街一面却相当矮。在我们先头提到过的那个转角地方,更是低到只有一道墙了。这道墙并不和波隆梭街构成一个四正四方的角,而是形成一道墙身厚度减薄了的斜壁,这道斜壁在它左右两角的掩护下,无论是站在波隆梭街方面的人或?是站在直壁胡同方面的人都望不见。

    和这斜壁两角相连的墙,在波隆梭街方面,一直延伸到第四十九号房屋,而在直壁街一面——这面短多了——直抵先头提到过的那所黑暗楼房的山尖,并和山尖构成一个新凹角。那山尖的形状也是阴森森的,墙上只有一道窗子,应当说,只有两块板窗,板上钉了锌皮,并且是永远关着的。

    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关于地形的描写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一定能在曾经住过这一带的人的心中唤起极精确的回忆。

    斜壁的面上完全被一种东西遮满了,看起来仿佛是一道又高又大丑陋不堪的门。其实只是一些胡乱拼凑起来直钉在壁面上的一条条木板,上面的板比较宽,下面的比较窄,又用些长条铁皮横钉在板上,把它们联系起来。旁边有一道大车门,大小和普通的大车门一样,从外形看,那道门的年龄大致不出五十年。

    一棵菩提树的枝桠从斜壁的顶上伸出来,靠波隆梭街一面的墙上盖满了常春藤。

    冉阿让正在走投无路时看见了那所楼房,冷清清,仿佛里面没有人住似的,便想从那里找出路。他赶忙用眼睛打量了一遍。心里盘算,如果能钻到这里面去,也许有救。他先有了一个主意和一线希望。

    楼房的后窗有一部分临直壁街,在这部分中的一段,每层楼上的每个窗口,都装有旧铅皮漏斗。从一根总管分出的各种不同排水管连接在各个漏斗上,好像是画在后墙上面的一棵树。这些分支管,曲曲折折,也好像是一棵盘附在庄屋后墙上的枯葡萄藤。

    那种奇形怪状由铅皮管和铁管构成的枝桠最先引起冉阿让的注意。他让珂赛特靠着一块石碑<dfn>99lib?</dfn>坐下,嘱咐她不要作声,再跑到水管和街道相接的地方。也许有办法从这儿翻到楼房里去。可是水管已经烂了,不中用,和墙上的联系也极不牢固。况且那所冷清清的房屋的每个窗口,连顶楼也计算在内,全都装了粗铁条。月光也正照着这一面,守在街口上的那个人可能会看见冉阿让翻墙。并且,珂赛特又怎么办?怎么把她弄上四层楼?

    他放弃了爬水管的念头,趴在地上,沿着墙根,又回到了波隆梭街。

    他回到珂赛特原先所在的斜壁下面后,发现这地方是别人瞧不见的。我们先头说过,他在这地方,可以逃过从任何一面来的视线,并且是藏在黑影里。再说还有两道门。也许撬得开呢。在见到菩提树和常春藤的那道墙里,显然是个园子,尽管树上还没有树叶,他至少可以在园里躲过下半夜。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他得赶紧行动。

    他推推那道大车门,一下便察觉到它内外两面都被钉得严严实实。

    他怀着较大的希望去推那道大门。它已经破敝不堪,再加又高又阔,因而更不牢固,木板是腐朽的,长条铁皮只有三条,也全锈了。在这蛀坏了的木壁上穿个洞也许还能办到。

    仔细看了以后,他才知道那并不是门。它既没有门斗,也没有铰链,既没有锁,中间也没有缝。一些长条铁皮胡乱横钉在上面,彼此并不连贯。从木板的裂缝里,他隐隐约约看见三合土里的石碴和石块,十年前走过这地方的人也bbr>.99lib.</abbr>还能看到。他大失所望,不能不承认那外表像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所房子背面的护墙板。撬开板子并不难,可是板子后面还有墙。

    五 有了煤气灯便不可能有这回事

    这时,从远处开始传出一种低沉而有节奏的声音。冉阿让冒险从墙角探出头来望了一眼。七八个大兵,排着队,正走进波隆梭街口。他能望见枪刺闪光,他们正朝着他这方面走来。

    他望见沙威的高大个子走在前面,领着那队兵慢慢地审慎地前进。他们时常停下来。很明显,他们是在搜查每一个墙角,每一个门洞和每一条小道。

    毫无疑问,那是沙威在路上碰到临时调来的一个巡逻队。

    沙威的两个助手也夹在他们的队伍中一道走。

    从他们的行进速度和一路上的停留计算起来,还得一刻来钟才能到达冉阿让所在的地方。这是一发千钧之际,冉阿让身临绝地,他生平这是第三次,不出几分钟他又得完了,并且这不只是苦役牢的问题,珂赛特也将从此被断送,这就是说她今后将和孤魂野鬼一样漂泊无依了。

    这时只有一件事是可行<bdo>藏书网</bdo>的。

    冉阿让有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说他身上有个褡裢,一头装着圣人的思想,一头装着囚犯的技巧。他可以斟酌情形,两头选择。

    他从前在土伦的苦役牢里多次越狱的岁月中,除了其他一些本领以外还学会了一种绝技,他而且还是这绝技中首屈一指的能手,我们记得,他能不用梯子,不用踏脚,全凭自己肌肉的力量,用后颈、肩头、臀、膝在石块上偶有的一些棱角上稍稍撑持一下,便可在必要时,从两堵墙连接处的直角里,一直升上六层楼。二十来年前,囚犯巴特莫尔便是用这种巧技从巴黎刑部监狱的院角上逃走的,至今人们望着那墙角也还要捏一把汗,院子的那个角落也因而出了名。

    冉阿让用眼睛估量了那堵墙的高度,并看见有棵菩提树从墙头上伸出来。那墙约莫有十八尺高。它和大楼的山尖相接,形成一个凹<q></q>角,角下的墙根部分砌了一个三角形的砖石堆,大致是因为这种墙角对于过路的人们太方便了,于是砌上一个斜堆,好让他们“自重远行”。这种防护墙角的填高工事在巴黎是相当普遍的。

    那砖石堆有五尺来高。从堆顶到墙头的距离至多不过十四尺。

    墙头上铺了平石板,不带椽条。

    伤脑筋的是珂赛特。珂赛特,她,不知道爬墙。丢了她吗?冉阿让决不作此想。<big>?</big>背着她上去却又不可能。他得使出全身力气才能巧妙地自个儿直升上去。哪怕是一点点累赘,也会使他失去重心栽下来。

    非得有一根绳子不可,冉阿让却没有带。在这波隆梭街,半夜里,到哪儿去找绳子呢?的确,在这关头,冉阿让假使有一个王国,他也会拿来换一根绳子的。

    任何紧急关头都有它的闪光,有时叫我们眼瞎,有时又叫我们眼明。

    冉阿让正在仓皇四顾时,忽然瞥见了让洛死胡同里那根路灯柱子。

    当时巴黎的街道上一盏煤气灯也还没有。街上每隔一定距离只装上一<bdo>99lib?</bdo>盏回光灯,天快黑时便点上。那种路灯的上下是用一根绳子来牵引的,绳子由街这一面横到那一面,并且是安在柱子的槽里的。绕绳子的转盘关在灯下面的一只小铁盒里,钥匙由点灯工人保管,绳子在一定的高度内有一根金属管子保护着。

    冉阿让拿出毅力来作生死搏斗,他一个箭步便窜过了街,进了死胡同,用刀尖撬开了小铁盒的锁键,一会儿又回到了珂赛特的身边。他有了一根绳子。偷生人间的急中生智的人到了生死关头,总是眼明手快的。

    我们已经说过,当天晚上,没有点路灯。让洛死胡同里的灯自然也和别处一样,是黑着的,甚至有人走过也不会注意到它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当时那种时辰,那种地方,那种黑暗,冉阿让的那种神色,他的那些怪举动,忽去忽来,这一切已叫珂赛特安静不下来了。要是别一个孩子早已大喊大叫起来。而她呢,只轻轻扯着冉阿让的大衣边。他们一直都越来越清楚地听着那巡逻队向他们走来的声音。

    “爹,”她用极低的声音说,“我怕。是谁来了?”

    “不要响!”那伤心人回答说,“是德纳第大娘。”

    珂赛特吓了一跳。他又说道:

    “不要说话。让我来。要是你叫,要是你哭,德纳第大娘会找来把你抓回去的。”

    接着冉阿让,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以简捷稳健准确的动作——尤其是在巡逻队和沙威随时都可以突然出现时,更不容许他一回事情两回做——解下自己的领带,绕过孩子的胳肢窝,松松结在她身上,留了意,不让她觉得太紧,又把领带结在绳子的一端,打了一个海员们所谓的燕子结,咬着绳子的另一头,脱下鞋袜,丢过墙头,跳上土堆,开始从两墙相会的角上往高处升,动作稳健踏实,好像他<bdo>99lib.</bdo>脚跟和肘弯都有一定的步法似的。不到半分钟,他已经跪在墙头上了。

    珂赛特直望着他发呆,一声不响。冉阿让的叮嘱和德纳第这名字早已使她麻木了。

    她忽然听到冉阿让的声音向她轻轻喊道:

    “把背靠在墙上。”

    她背墙站好。

    “不要响,不要怕。”冉阿让又说。

    她觉得自己离了地,往上升。

    她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已到了墙头上了。

    冉阿让把她抱起,驮在背上,用左手握住她的两只小手,平伏在墙头上,一径爬到那斜壁上面。正如他所猜测的一样,这里有一栋小屋,屋脊和那板墙相连,屋檐离地面颇近,屋顶的斜度相当平和,也接近菩提树。

    这情况很有利,因为墙里的一面比临街的一面要高许多。冉阿让朝下望去,只见地面离他还很深。

    他刚刚接触到屋顶的斜面,手还不曾离开墙脊,便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巡逻队已经来到了。又听见沙威的嗓子,雷霆似的吼道:

    “搜这死胡同!直壁街已经有人把守住了,比克布斯小街也把守住了。我准保他在这死胡同里。”

    大兵们一齐冲进了让洛死胡同。

    冉阿让扶着珂赛特,顺着屋顶滑下去,滑到那菩提树,又跳在地面上。也许是由于恐怖,也许是由于胆大,珂赛特一声也没出。她手上擦去了点皮。

    六 哑谜的开始

    冉阿让发现自己落在某种园子<dfn></dfn>里,那园子的面积相当宽广,形象奇特,仿佛是一个供人冬夜观望的荒园。园地作长方形,底里有条小路,路旁有成行的大白桦树,墙角都有相当高的树丛,园子中间,有一棵极高的树孤立在一片宽敞的空地上,另外还有几株果树,枝干蜷曲散乱,好像是一大丛荆棘,又有几方菜地,一片瓜田,月亮正照着玻璃瓜罩,闪闪发光,还有一个蓄水坑。几条石凳分布在各处,凳上仿佛有黑苔痕。纵横的小道两旁栽有色暗枝挺的小树。道上半是杂草,半是苔藓。

    冉阿让旁边有栋破屋,他正是从那破屋顶上滑下来的,另外还有一堆柴枝,柴枝后面有一个石刻人像,紧靠着墙,面部已经损坏,在黑暗中隐隐露出一个不成形的脸部。

    破屋已经破烂不堪,几间房的门窗墙壁都坍塌了,其中一间里堆满了东西,仿佛是个堆废料的棚子。

    那栋一面临直壁街一面临比克布斯小街的大楼房在朝园子的一面,有两个交成曲尺形的正面。朝里的这两个正面,比朝外的两面显得更加阴惨。所有的窗口全装了铁条。一点灯光也望不见。楼上几层的窗口外面还装了通风罩,和监狱里的窗子一样。一个正面的影子正投射在另一个正面上,并像一块黑布似的,盖在园地上。

    此外再望不见什么房屋。园子的尽头隐没<var>..</var>在迷雾和夜色中了。不过迷蒙中还可以望见一些纵横交错的墙头,仿佛这园子外面也还有一些园子,也可以望见波隆梭街的一些矮屋顶。

    不能想象比这园子更加荒旷更加幽僻的地方了。园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很简单,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但是这地方,即使是在中午,也不像是供人游玩的。

    冉阿让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鞋子找回来穿上,再领着珂赛特到棚子里去。逃匿的人总以为自己躲藏的地方不够隐蔽。孩子也一直在想着德纳第大娘,和他一样凭着本能,尽量蜷伏起来。

    珂赛特哆哆嗦嗦,紧靠在他身边。他们听到巡逻队搜索那死胡同和街道的一片嘈杂声,枪托撞着石头,沙威对着那些分途把守的密探们的叫喊,他又骂又说,说些什么,却一句也听不清。

    一刻钟过后,那种风暴似的怒吼声渐渐远了。冉阿让屏住了呼吸。

    他一直把一只手轻轻放在珂赛特的嘴上。

    此外他当时所处的孤寂环境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平静,以至在如此凶恶骇人近在咫尺的喧嚣中,也不曾受到丝毫惊扰。好像他左右的墙壁是用圣书中所说的那种哑石造成的。

    忽然,在这静悄悄的环境中,响起了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来自天上、美妙到无可言喻的仙音,和先头听到的咆哮声恰成对比。那是从黑黢黢的万籁俱寂的深夜中传来的一阵颂主歌,一种由和声和祈祷交织成的天乐,是一些妇女的歌唱声,不过,从这种歌声里既可听出贞女们那种纯洁的嗓音,也可听出孩子们那种天真的嗓音,这不是人间的音乐,而像是一种初生婴儿继续在听而垂死的人已经听到的那种声音。歌声是从园中最高的那所大楼里传来的。正当魔鬼们的咆哮渐渐远去时,好像黑夜中飞来了天使们的合唱。

    珂赛特和冉阿让一同跪了下来。

    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可是他们俩,老人和孩子,忏悔者和无罪者,都感到应当跪下。

    那阵声音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尽管有声,它还是使人感到那大楼像是空的。它仿佛是种从空楼里发出来的天外歌声。

    冉阿让听着歌声,什么都不再想了。他望见的已经不是黑夜,而是一片青天。他觉得<cite></cite>自己的心飘飘然振翅欲飞了。

    歌声停止了。它也许曾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冉阿让说不清。人在出神时,从来就觉得时间过得快。

    一切又归于沉寂。墙外墙里都毫无声息。令人发悸的和令人安心的声音全静下去了。墙头上几根枯草在风中发出轻微凄楚的声音。

    七 再谈哑谜

    晚风起了,这说明已到了早晨一两点钟左右。可怜的珂赛特一句话也不说。她倚在他身旁,坐在地上,头靠着他,冉阿让以为她睡着了。他低下头去望她。珂赛特的眼睛睁得滚圆,好像在担着心事,冉阿让见了,不禁一阵心酸。

    她一直在发抖。

    “你想睡吗?”冉阿让说。

    “我冷。”她回答。

    过一会,她又说:

    “她还没有走吗?”

    “谁?”冉阿让说。

    “德纳第太太。”

    冉阿让早已忘了他先头用来噤住珂赛特的方法。

    “啊!”他说,“她已经走了。不用害怕。”

    孩子叹了一口气,好像压在她胸口上的一块石头拿掉了。

    地是潮的,棚子全敞着,风越来越冷了。老人脱下大衣裹着珂赛特。

    “这样你冷得好一点了吧?”他说。

    “好多了,爹!”

    “那么,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他从破棚子里出来,沿着大楼走去,想找一处比较安稳<bdi>?99lib?</bdi>的藏身的地方。他看见好几扇门,但是都是关了的。楼下的窗子全装了铁条。

    他刚走过那建筑物靠里一端的墙角,看见面前有几扇圆顶窗,窗子还亮着。他立在一扇这样的窗子前..面,踮起脚尖朝里看。这些窗子都通到一间相当大的厅堂,地上铺了宽石板,厅中间有石柱,顶上有穹隆,一点点微光和大片的阴影相互间隔。光是从墙角上的一盏油灯里发出来的。厅里毫无声息,毫无动静。可是,仔细望去,他仿佛看见地面石板上横着一件东西,好像是个人的身体,上面盖着一条裹尸布。那东西直挺挺伏在地上,脸朝石板,两臂向左右平伸,和身体构成一个十字形,丝毫不动,死了似的。那骇人的物体,颈子上仿<mark></mark>佛有根绳子,像蛇一样拖在石板上。

    整个厅堂全在昏暗的灯影中若隐若现,望去格外令人恐惧。

    冉阿让在事后经常说到他一生虽然见过不少次死人,却从来不曾见过比这次更寒心更可怕的景象,他在这阴森的地方、凄清的黑夜里见到这种僵卧的人形,简直无法猜透这里的奥妙。假如那东西是死的,那也已够使人胆寒的了,假如它也许还是活的,那就更足使人胆寒。

    他有胆量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想看清楚那东西究竟还动不动。他看了一会儿,越看越害怕,那僵卧的人形竟一丝不动。忽然,他觉得自己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控制住了,不得不逃走。他朝着棚子逃回来,一下也不敢往后看,他 89c9.” >觉得一回头就会看到那人形迈着大步张牙舞爪地跟在他后面。<cite></cite>

    他心惊气喘地跑到了破屋边。膝头往下跪,腰里流着汗。

    他是在什么地方?谁能想到在巴黎的城中心竟会有这<bdo>99lib?</bdo>种类似鬼蜮的地方?那所怪楼究竟是什么?好一座阴森神秘的建筑物,刚才还有天使们的歌声在黑暗中招引人的灵魂,人来了,却又陡然示以这种骇人的景象,既已允诺大开光明灿烂的天国之门,却又享人以触目惊心的坟坑墓穴!而那确是一座建筑物,一座临街的有门牌号数的房屋!这并不是梦境!他得摸摸墙上的石条才敢自信。

    寒冷,焦急,忧虑,一夜的惊恐,真使他浑身发烧了,万千思绪在他的脑子里萦绕。

    他走到珂赛特身旁,她已经睡着了。

    八 又来一个哑谜

    孩子早已把头枕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

    他坐在她身边,望着她睡。望着望着,他的心渐渐安定下来了,思想也渐渐可以自由活动了。

    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点真理,也就是今后他活着的意义,他认识到,只要她在,只要他能把她留在身边,除了为了她,他什么也不需要,除了为她着想,他什么也不害怕。他已脱下自己的大衣裹在珂赛特的身上,他自己身上很冷,可是连这一点他也没有感觉到。

    这时,在梦幻中,他不止一次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bdo>.</bdo>。好像是个受到振动的铃铛。那声音来自园里。声音虽弱,却很清楚。有些像夜间在牧场上听到的那种从牲口颈脖上的铃铛所发出的微渺的乐音。

    那声音使冉阿让回过头去。

    他朝前望,看见园里有个人。

    那人好像是个男子,他在瓜田里的玻璃罩子中间走来走去,走走停停,时而弯下腰去,继又立起再走,仿佛他在田里拖着或撒播着什么似的。那人走起路来好像腿有些瘸。

    冉阿让见了为之一惊,心绪不宁的人是不断会起恐慌的。他们感到对于自己事事都是敌对的,可疑的。他们提防白天,因为白天可以帮助别人看见自己,也提防黑夜,因为黑夜可以帮助别人发觉自己。他先头为了园里荒凉而惊慌,现在又为了园里有人而惊慌。

    他又从空想的恐怖掉进了现实的恐怖。他想道,沙威和密探们也许还没有离开,他们一定留下了一部分人在街上守望,这人如果发 73b0.” >现了他在园里,一定会大叫捉贼,把他交出去。他把睡着的珂赛特轻轻抱在怀里,抱到破棚最靠里的一个角落里,放在一堆无用的废家具后面。珂赛特一点也不动。<dfn>99lib?</dfn>

    从这里,他再仔细观察瓜田里那个人的行动。有一件事很奇怪,铃铛的响声是随着那人的行动而起的。人走近,声音也近,人走远,声音也远。他做一个急促的动作,铃子也跟着发出一连串急促的声音,他停着不动,铃声也随即停止。很明显,铃铛是结在那人身上的,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和牛羊一样结个铃子在身上,那究竟是个什么人?

    他一面东猜西想,一面伸出手摸珂赛特的 624b.” >手。她的手冰冷。<samp></samp>

    “啊,我的天主!”他说。

    他低声喊道:

    “珂赛特!”

    她不睁眼睛。

    他使劲推她。

    她也不醒。

    “难道死了不成!”他说,随即立了起来,从头一直抖到脚。

    他头脑里出现了一阵乱糟糟的无比恐怖的想法。有时,我们是会感到种种骇人的假想像一群魔怪似的,齐向我们袭来,而且猛烈地震撼着我们的神经。当我们心爱的人出了事,我们的谨慎心往往会无端地产生许多狂悖的幻想。他忽然想到冬夜户外睡眠可以送人的命。

    珂赛特,脸色发青,在他脚前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他听她的呼吸,她还吐着气,但是他觉得她的气息已经弱到快要停止了。

    怎样使她暖过来呢?怎样使她醒过来呢?除了这两件事以外,他什么也不顾了。他发狂似的冲出了破屋子。

    一定得在一刻钟里让珂赛特躺在火前和床上。

    九 佩带铃铛的人

    他望着园里的那个人一径走去。手里捏着一卷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的钱。

    那人正低着脑袋,没有看见他来。冉阿让几大步便跨到了他身边。

    冉阿让劈头便喊:

    “一百法郎!”

    那人吓得一跳,睁圆了眼。

    “一百法郎给您挣,”冉阿让接着又说,“假使您今晚给我一个地方过夜!”

    月亮正全面照着冉阿让惊慌的面孔。

    “啊,是您,马德兰爷爷!”那人说。

    这名字,在这样的黑夜里,在这样一个没有到过的地方,从这样一个陌生人的嘴里叫出来,冉阿让听了连忙往后退。

    什么他都有准备,却没有料到这一手。和他说话的是一个腰驼腿瘸的老人,穿的衣服几乎像个乡巴佬,左膝上绑着一条皮带,上面吊个相当大的铃铛。他的脸正背着光,因此看不清楚。

    这时>.?</a>,老人已经摘下了帽子,哆哆嗦嗦地说道:

    “啊,我的天主!您怎么会在这儿的,马德兰爷爷?您是从哪儿进来的,天主耶稣!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不希奇,要是您掉下来,您一定是从那上面掉下来的。瞧瞧您现在的样子!您没有领带,您没有帽子,您没有大衣!您不知道,要是人家不认识您,您才把人吓坏了呢。没有大衣!我的天主爷爷,敢<big></big>是今天的诸圣天神全疯了?您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一句紧接着一句。老头儿带着乡下人的那种爽利劲儿一气说完,叫人听了一点也不感到别扭。语气中夹杂着惊讶和天真淳朴的神情。

    “您是谁?这是什么宅子?”冉阿让问。

    “啊,老天爷,您存心开玩笑!”老头儿喊着说,“是您把我安插在这里的,是您把我介绍到这宅子里来的。哪里的话!您会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冉阿让说,“您怎么会认识我的,您?”

    “您救过我的命。”那人说。

    他转过身去,一线月光正照着他的半边脸,冉阿让认出了割风老头儿。

    “啊!”冉阿让说,“是您吗?对,我认识您。”

    “幸亏还好!”老头儿带着埋怨的口气说。

    “您在这里干什么?”冉阿让接着又问。

    “嘿!我在盖我的瓜嘛!”

    割风老头儿,当冉阿让走近他时,他正提着一条草荐的边准备盖在瓜田上。他在园里已经待了个把钟头,已经盖上了相当数量的草荐。冉阿让先头在棚子里注意到的那种特殊动作,正是他干这活的动作。

    他又说道:

    “我先头在想,月亮这么明,快下霜了。要不要去替我的瓜披上大氅呢?”接着,他又呵呵大笑,望着冉阿让又补上这么一句,“您也得妈拉巴子好好披上这么一件了吧!到底您是怎样进来的?”

    冉阿让心里寻思这人既然认得他,至少他认得马德兰这名字,自己就得格外谨慎才行。他从多方面提出问题。大有<mark></mark>反客为主的样子,这真算得上是一件怪事。他是不速之客,反而盘问个不停。

    “您膝头上带着个什么响铃?”

    “这?”割风回答说,“带个响铃,好让人家听了避开我。”

    “怎么!好让人家避开您?”

    割风老头儿阴阳怪气地挤弄着一只眼。

    “啊,妈的!这宅子里尽是些娘儿们,一大半还是小娘儿们。据说撞着我不是好玩儿的。铃儿叫她们留神。我来了,她们好躲开。”

    “这是个什么宅子?”

    “嘿!您还不知道!”

    “的确我不知道。”

    “您把我介绍到这里来当园丁,会不知道!”

    “您就当作我不知道,回答我了吧。”

    “好吧,这不就是小比克布斯女修院!”

    冉阿让想起来了。两年前,割风老头儿从车上摔下来,摔坏了一条腿,由于冉阿让的介绍,圣安东尼区的女修院把他收留下来,而他现在恰巧又落在这女修院里,这是巧遇,也是天意。他像对自己说话似的嘟囔着:

    “小比克布斯女修院!”

    “啊,归根到底,老实说,”割风接着说,“您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您,马德兰爷爷?您是一个正人君子,这也白搭,您总是个男人。男人是不许到这里来的。”

    “您怎么又能来?”

    “就我这么一个男人。”

    “可是,”冉阿让接着说,“我非得在这儿待下不成。”

    “啊,我的天主!”割风喊着说。

    冉阿让向老头儿身边迈了一步,用严肃的声音向他说:

    “割风爷,我救过您的命。”

    “是我先想起这回事的。”割风回答说。

    “那么,我从前是怎样对待您的,您今天也可以怎样对待我。”

    割风用他两只已经老到颤巍巍的满是皱皮的手抱住冉阿让的两只铁掌,过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喊道:

    “呵!要是我能报答您一丁点儿,那才是慈悲上帝的恩典呢!我!救您的命!市长先生,请您吩咐我这老bbr>藏书网</abbr>头儿吧!”

    一阵眉开眼笑的喜色好像改变了老人的容貌。他脸上也好像有了光彩。

    “您说我得干些什么呢?”他接着又说。

    “让我慢慢儿和您谈。您有一间屋子吗?”

    “我有一个孤零零的破棚子,那儿,在老庵子破屋后面的一个弯角里,谁也瞧不见的地方。一共三间屋子。”

    破棚隐在那破庵后面,地位确是隐蔽,谁也瞧不见,冉阿让也不曾发现它。

    “好的,”冉阿让说,“现在我要求您两件事。”

    “哪两件,市长先生?”

    “第一件,您所知道的有关我的事对谁也不说。第二件,您不追问关于我的旁的事。”

    “就这么办。我知道您干的全是光明正大的事,也知道您一辈子是慈悲上帝的人。并且是您把我安插在这儿的。那是您的事。我听您吩咐就是。”

    “一言为定。现在请跟我来。我们去找孩子。”

    “啊!”割风说,“还有个孩子!”

    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像条狗一样跟着冉阿让走。<span class=”” data-note=”以狗喻忠实朋友,不是侮称。”></span>

    小半个钟头过后,珂赛特已经睡在老园丁的床上,燃着一炉熊熊好火,脸色又转红了。冉阿让重行结上领带,穿上大衣,从墙头上丢过来的帽子也找到了,拾了回来,正当冉阿让披上大衣时,割风已经取下膝上的系铃带,走去挂在一只背箩旁的钉子上,点缀着墙壁。两个人一齐靠着桌子坐下烤火,割风早在桌上放了一块干酪、一块黑面包、一瓶葡萄酒和两个玻璃杯,老头儿把一只手放在冉阿让的膝头上,向他说:

    “啊!马德兰爷爷!您先头想了许久才认出我来!您救了人家的命,又把人家忘掉!呵!这很不应该!人家老惦记着您呢!您这黑良心!”

    十 沙威扑空的经过

    我们刚才见到的,可以说是这事的反面,其实它的经过是非常简单的。

    芳汀去世那天,沙威在死者的床边逮捕了冉阿让,冉阿让在当天晚上便已经从滨海蒙特勒伊市监狱逃了出来,警署当局认为这在逃的苦役犯一定要去巴黎。巴黎是淹没一切的漩涡,是大地的渊薮,有如海洋吞没一切漩涡。任何森林都不能像那里的人流那样容易掩藏一个人的踪迹。各色各种的亡命之徒都知道这一点。他们走进巴黎,便好像进了无底洞,有些无底洞也确能解人之厄。警务部门也了解这一点,因此凡是在别处逃脱了的,他们都到巴黎来寻找。他们要在这里侦缉滨海蒙特勒伊的前任市长。沙威被调来巴黎协同破案。沙威在逮捕冉阿让这一公案中,确是作过有力的贡献。昂格勒斯伯爵任内的警署秘书夏布耶先生已经注意到沙威在这件案子上所表现的忠心和智力。夏布耶先生原就提拔过沙威,这次又把滨海蒙特勒伊的这位侦察员调来巴黎警务方面供职。沙威到巴黎之后,曾经多次立功,并且表现得——让我们把那字眼说出来,虽然它对这种性质的职务显得有些突兀——忠勤干练。

    正如天天打围的猎狗,见了今天的狼便会忘掉昨天的狼一样,后来沙威也不再去想冉阿让了,他也从来不看报纸,可是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他忽然想到要看看报纸,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护君主政体主义者,他要知道凯旋的“亲王大元帅”在巴荣纳<span class=”” data-note=”巴荣纳(Bayonne),法国西南部邻近西班牙的小城。亲王大元帅指昂古莱姆公爵。一八二三年四月昂古莱姆公爵率领十万法军进入西班牙,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年终班师回国便驻节于此。”></span>举行入城仪式的详细情况。正当他读完他关心的那一段记载以后,报纸下端有个人名,冉阿让这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张报纸宣称苦役犯冉阿让已经丧命,叙述了当日的情形,言之凿凿,因而沙威深信不疑。他只说了一句:“这就算是个好下场。”说了,把报纸扔下,便不再去想它了。

    不久以后,塞纳-瓦兹省的省政府送了一份警务通知给巴黎警署,通知上提到在孟费郿<u>?99lib.</u>镇发生的一件拐带幼童案,据说案情离奇。通知上说,有个七八岁的女孩由她母亲托付给当地一个客店主人抚养,被一个不知名姓的人拐走了,女孩的名字叫珂赛特,是一个叫芳汀的女子的女儿,芳汀已经死在一个医院里,何时何地不详。通知落在沙威手里,又引起了他的疑惑。

    芳汀这名字是他熟悉的,他还记得冉阿让曾经要求过他宽限三天,好让他去领取那贼人的孩子,曾使他,沙威,笑不可抑。他又想到冉阿让是从巴黎搭车去孟费郿时被捕的。当时还有某些迹象可以说明他那是第二次搭这路车子,他在前一日,已到那村子附近去过一次,我们说附近,是因为在村子里没有人见到过他。他当时到孟费郿去干什么?没有人能猜透。沙威现在可猜到了。芳汀的女儿住在那里。冉阿让要去找她。而现在这孩子被一个不知名姓的人拐走了。这个不知名姓的人究竟是谁?难道是冉阿让?可是冉阿让早已死了。沙威,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问题,便去小板死胡同,在锡盘车行雇了一辆单人小马车直奔孟费郿。

    他满以为可以在那里访个水落石出,结果却仍是漆黑一团。

    德纳第夫妇在最初几天中心里有些懊恼,曾走漏过一些风声。百灵鸟失踪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立即就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传说,结果这件事被说成了幼童拐带案。这便是那份警务通知的由来。可是德纳第,他一时的气愤平息以后,凭他那点天生的聪明,又很快意识到惊动御前检察大人总不是件好事,他从前已有过一大堆不清不白的事,现在又在“拐带”珂赛特这件事上发牢骚,其后果首先就是把司法当局的炯炯目光引到他德纳第身上以及他其他的暧昧勾当上来。枭鸟最忌讳的事,便是人家把烛光送到它眼前。首先,他怎能开脱当初接受那一千五百法郎的干系呢?于是他立即改变态度,堵住了他老婆的嘴,有人和他谈到那被“拐带”的孩子,他便故意表示诧异,他说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确是埋怨过人家一下子便把他那心疼的小姑娘“带”走了,他确是舍不得,原想留她多待两三天,可是来找她的人是她祖父,这也是世上最平常不过的事。他添上一个祖父,效果很好。沙威来到孟费郿,听到的正是这种说法。“祖父”把冉阿让遮掩过去了。

    可是沙威在听了德纳第的故事后追问了几句,想探探虚实:

    “这祖父是个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德纳第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是个有钱的庄稼人。我见过他的护照。我记得他叫纪尧姆·朗贝尔。”

    朗贝尔是个正派人的名字,听了能使人安心。沙威转回巴黎去了。

    “冉阿让明明死了,”他心里说,“我真傻。”

    他已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了,可是在一八二四年三月间,他听见人家谈到圣美达教区有个怪人,外号叫“给钱的化子”。据说那是个靠收利息度日的富翁,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独自带着一个八岁的小姑娘过活,那小姑娘只知道自己是从孟费郿来的,除此以外,她全不知道。孟费郿!这地名老挂在人们的嘴上,沙威的耳朵又竖起来了。有一个在教堂里当过杂务的老头,原是个作乞丐打扮的密探,他经常受到那怪人的布施,他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详细的情况。“那富翁是个性情异常孤僻的人”,“他不到天黑,从不出门”,“不和任何人谈话”,“只偶然和穷人们谈谈”,“并且不让人家和他接近,他经常穿一件非常旧的黄大衣,黄大衣里却兜满了银行钞票,得值好几百万”。这些话着实打动了沙威的好奇心。为了非常近地去把那怪诞的富翁看个清楚又不惊动他,有一天他向那当过教堂杂务的老密探借了他那身烂衣服,去蹲在他每天傍晚一面哼祈祷文一面作侦察工作的地方。

    那“可疑的家伙”果然朝这化了装的沙威走来了,并且作了布施。沙威乘机抬头望了一眼,冉阿让惊了一下,以为见了沙威,沙威也同样惊了一下,以为见了冉阿让。

    可是当时天色已经黑了,他没有看真切,冉阿让的死也是正式公布过的,沙威心里还有疑问,并且是关系重大的疑问,沙威是个谨慎的人,在还有疑问时是决不动手抓人的。

    他远远跟着那人,一直跟到戈尔博老屋,找了那“老奶奶”,向她打听,那并不费多大劲儿。老奶奶证实了那件大衣里确有好几百万,还把上次兑换那张一千法郎钞票的经过也告诉了他。她亲眼看见的!她亲手摸到的!沙威租下了一间屋子。他当天晚上便住在里面。他曾到那神秘的租户的房门口去偷听,希望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但是冉阿让在锁眼里见到了烛光,没有出声,他识破了那密探的阴谋。

    第二天,冉阿让准备溜走。但是那枚五法郎银币的落地声被老奶奶听见了,她听到钱响,以为人家要迁走,赶忙通知沙威。冉阿让晚间出去时,沙威正领着两个人在大路旁的树后等着他。

    沙威请警署派了助手,但是没有说出他准备逮捕谁。这是他的秘密。他有三种理由需要保密:第一,稍微泄露一点风声,便会惊动冉阿让;其次,冉阿让是个在逃的苦役犯,并且是大家都认为死了的,司法当局在当年曾把他列入“最危险的匪徒”一类,如果能捉到这样一个罪犯,将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劳绩,巴黎警务方面资格老的人员决不会把这类要案交给像沙威那样的新进去办;最后,沙威是个艺术家,他要出奇制胜。他厌恶那种事先早<dfn>??</dfn>就公开让大家谈到乏味了的胜利。他要暗地里立奇功,再突然揭示。

    沙威紧跟着冉阿让,从一棵树跟到另一棵树,从一个街角跟到另一个街角,眼睛不曾离开过他一下。即使是在冉阿让自以为极安全时,沙威的眼睛也始终盯在他身上。

    沙威当时为什么不逮捕冉阿让呢?那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必须记住,当时的警察并不是完全能为所欲为的,因为自由的言论还起些约束作用。报纸曾揭发过几件违法的逮捕案,在议会里也引起了责难,以致警署当局有些顾忌。侵犯人身自由是种严重的事。警察不敢犯错误;警署署长责成他们自己负责,犯下错误,便是停职处分。二十种报纸刊出了这样一则简短新闻,试想这在巴黎会引起的后果吧:“昨天,有个慈祥可亲的白发富翁正和他的八岁的孙女一同散步时,被人认作一个在逃的苦役犯而拘禁在警署监狱里!”

    再说,除此以外,沙威也还有他自己的顾虑,除了上级的指示,还得加上他自己良心的指示。他确是拿不大稳。

    冉阿让一直是背对着他的,并且走在黑影里。

    平日的忧伤、苦恼、焦急、劳顿,加以这次被迫夜遁的新灾难,还得为珂赛特和自己寻找藏身的地方,走路也必须配合孩子的脚步,这一切,冉阿让本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改变他走路的姿势,并且使他的行动添上一种龙钟老态,以致沙威所代表的警署也可能发生错觉,也确实会发生错觉。过分靠近他,是不可能的,他那种落魄的西席老夫子式的服装,德纳第加给他的祖父身份,还有认为他已在服刑期间死去的想法。这些都加深了沙威思想上越来越重的疑忌。

    有那么一会儿,他曾想突然走上前去检查他的证件。可是,即使那人不是冉阿让,即使那人不是一个有家财的诚实好老头,他也极可能是一个和巴黎各种为非作歹的秘密组织有着密切和微妙关系的强人,是某一危险黑帮的魁首,平日施些小恩小惠,这也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老手法,使人看不出他其他方面的能耐。他一定有党羽,有同伙,有随时可去躲藏的住处。他在街上所走的种种迂回曲折的路线好像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逮捕得太早,便等于“宰了下金蛋的母鸡”了。观望一下,有什么不妥当呢?沙威十分有把握,他决逃不了。

    所以他一路跟着走,心里着实踌躇,对那哑谜似的怪人,提出了上百个疑问。

    只是到了相当晚的时候,在蓬图瓦兹街上,他才借着从一家酒店里射出的强烈灯光,真切地认清了冉阿让。

    世上有两种生物的战栗会深入内心:重新找到亲生儿女的母亲和重新找到猎物的猛虎。沙威的心灵深处登时起了那样的寒战。

    他认清了那个猛不可当的逃犯冉阿让后,发现他们只是三个人,便赶到蓬图瓦兹街哨所请了援兵。为了要握有刺的棍子,首先得戴上手套。

    这一耽搁,又加上在罗兰十字路口又曾停下来和他的部下交换意见,几乎使他迷失了方向。可是他很快就猜到冉阿让一定会利用那条河来把自己和追踪的人隔开。他歪着头细想,好像一条把鼻尖贴近地面来分辨脚迹的猎狗。沙威,凭自己的本能,会非常正确地判断,一径走上了奥斯特里茨桥,和那收过桥税的人交谈以后,他更了解了:“您见着一个带个小女孩的汉子吗?”“我叫他付了两个苏。”收过桥税的人回答说。沙威走到桥上恰好望见冉阿让在河那边牵着珂赛特的手,穿过月光下的一片空地。他看见他走进了圣安东尼绿径街,他想到前面那条陷阱似的让洛死胡同和经过直壁街通到比克布斯小街的惟一出口。正如打围的人所说的,他“包抄出路”,他赶忙派了一名助手绕道去把守那出口。有一队打算回兵工厂营房去的巡逻兵正走过那地方,他一并调了来,跟着他一道走。在这种场合士兵就是王牌。况且,那是一条原则,猎取野猪,就得让猎人劳心猎犬劳力。那样布置停当以后,他感到冉阿让右有让洛死胡同,左有埋伏,而他沙威本人又跟在他后面,想到这里,他不禁闻了一撮鼻烟。

    于是他开始扮演好戏。他在那时真是踌躇满志杀气冲天,他故意让他的冤家东游西荡,他明明知道稳操左券,却要尽量拖延下手的时刻,明明知道人家已陷入重围,却又看着人家自由行动,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乐趣,正如让苍蝇翻腾的蜘蛛,让鼠儿逃窜的猫儿,他的眼睛不离他,心中感到无上的欢畅。猛兽的牙和鸷鸟的爪都有一种凶残的肉感,那便是去感受被困在它们掌握中的生物的那种轻微的扭动。置人死地,乐不可支!

    沙威得意洋洋。他的网是牢固的。他深信一定成功,他现在只需把拳头捏拢就是了。

    他有了那么多的人手,无论冉阿让多么顽强,多么勇猛,多么悲愤,即使连抵抗一下的想法也不可能有了。

    沙威缓步前进,一路上搜索街旁的每个角落,如同翻看小偷身上的每个衣袋一样。

    当他走到蜘蛛网的中心,却不见了苍蝇。

    不难想见他胸中的愤怒。

    他追问那把守直壁街和比克布斯街街口的步哨,那位探子一直守着他的岗位没有动,绝对没有看见那人走过。

    牡鹿在群犬围困中有时也会蒙头混过,这就是说,也会逃脱,老猎人遇到那种事也只好哑口无言。杜维维耶<span class=”” data-note=”杜维维耶(Duvivier),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将军,死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巷战。”></span>、利尼维尔和德普勒也都有过气短的时候。阿尔东日在遭到那种失败时曾经喊道:“这不是鹿,是个邪魔。”<var></var>

    沙威当时也许有此同感,要同样大吼一声。

    拿破仑在俄罗斯战争中犯了错误,亚历山大<span class=”” data-note=”亚历山大,在出征北非时,死于恶性疟疾。”></span>在阿非利加战争中犯了错误,居鲁士在斯基泰<span class=”” data-note=”居鲁士(Cyrus),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王,以武力扩大疆土,出征斯基泰(Scythie)时战死。斯基泰是欧洲东北亚洲西北一带的古称。”></span>战争中犯了错误,沙威在这次征讨冉阿让的战役中也犯了错误,这都是实在的。他当初也许不该不把那在逃的苦役犯一眼便肯定下来。最初一眼便应当解决问题。在那破屋子里时,他不该不直截了当地把他抓起来。当他在蓬图瓦兹街上确已辨认清楚时,他也不该不动手逮捕。他也不该在月光下面在罗兰十字路口,和他的部下交换意见,当然,众人的意见是有用处的,对一条可靠的狗,也不妨了解和征询它的意见。但是在追捕多疑的野兽,例如豺狼和苦役犯时,猎人却不应当过分细密。沙威过于拘谨,他一心要先让犬群辨清足迹,于是野兽察觉了,逃了。最大的错误是:他既已在奥斯特里茨桥上重新发现踪迹,却还要耍那种危险幼稚的把戏,把那样一种人吊在一根线上。他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以为可以拿一只狮子当做小鼠玩。同时他又把自己估计得太渺小,因而会想到必须请援兵。沙威犯了这一系列的错误,但仍不失为历来最精明和最规矩的密探之一。照狩猎的术语他完全够得上被称做一头“乖狗”。并且,谁又能是十全十美的呢?

    最伟大的战略家也有失算的时候。

    重大的错误和粗绳子一样,是由许多细微部分组成的,你把一根绳子分成丝缕,你把所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一分开,你便可把它们一一打断,而且还会说:“不过如此!”你如果把它们编起来,扭在一道,却又能产生极大的效果。那是在东方的马尔西安和西方的瓦伦迪尼安之间游移不决的阿蒂拉<span class=”” data-note=”马尔西安(Mar),五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瓦伦迪尼安(Valentinien),同时代西罗马帝国皇帝;阿蒂拉(Attila)是当时入侵罗马帝国的匈奴王,他从东部帝国获得大宗赎金后,率军转向高卢,而不直趋罗马,最后为罗马大军所败。”></span>,是在卡普亚晚起的汉尼拔<span class=”” data-note=”卡普亚(Capoue),在罗马东南,是罗马帝国的大城市。汉尼拔公元前三世纪入侵罗马帝国,后来失败,攻占卡普亚后曾一度沉湎酒色。”></span>,是在奥布河畔阿尔西酣睡的丹东<span class=”” data-note=”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sur-Aube),在巴黎东南,是丹东(Danton)的故乡。”></span>。

    总而言之,当沙威发觉冉阿让已经逃脱以后,他并没有失去主意。他深信那在逃的苦役犯决走不远,他分布了监视哨,设置了陷阱和埋伏,在附近一带搜索了一整夜。他首先发现的东西便是那盏路灯的凌乱情况,灯上的绳子被拉断了。这一宝贵的破绽却正好把他引上歧途,使他的搜捕工作完全转向让洛死胡同。在那死胡同里,有几道相当矮的墙,墙后是些被圈在围墙里的广阔的荒地。冉阿让显然是从那些地方逃跑的。事实是:当初冉阿让假使向让洛死胡同底里多走上几步,他也许真会那样做,那么他确实玩完了。沙威像寻针似的搜查了那些园子和荒地。

    黎明时,他留下两个精干的人继续看守,自己回到警署里,满面羞惭,像个被小毛贼暗算了的恶霸。

    一 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

    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的那道大车门,在半个世纪前,是和任何一道大车门一模一样的。那道门经常以一种最吸引人的方式半开半掩着,门缝中透出两种不很.凄凉的东西:一个周围墙上布满葡萄藤的院子和一个无事徘徊的门房的面孔。院底的墙头上可以见到几棵大树。当一线阳光给那院子带来生气,一杯红葡萄酒给那门房带来喜色时,从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门前经过的人很难对它不产生欢畅的感觉,可是我们望见的是一个悲惨的地方。

    门口在微笑,屋里却在祈祷和哭泣。

    假使我们能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通 8fc7.” >过门房那一关——这几乎对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里有句“芝麻,开门!”<span class=”” data-note=”这原是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为使宝库的门自启而叫喊的咒语,后来成了咒语或秘诀的代名词。”></span>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假使我们在过了门房那一关后向右走进一间有一道<bdi>..</bdi>夹在两堵墙中、每次只能容一人上下的窄楼梯的小厅,假使我们不害怕墙上鹅黄色的灰浆和楼梯,以及楼梯两侧墙脚上的可可颜色,假使我们壮着胆子往上走,走过楼梯中段的第一宽级,继又走过第二宽级,我们便到了第一层楼的过道里,过道的墙上也刷了黄灰浆,墙根也作可可色,仿佛楼梯两侧的颜色也悄悄地、顽强地跟着我们上了楼似的。阳光从两扇工巧的窗子照进楼梯和过道。过道转了个弯便阴暗了。假使我们也拐弯,向前再走几步,便到了一扇门前,这门并没有关上,因而显得格外神秘。我们推门进去,便到了一间小屋子里,那小屋子约莫有六尺见方,小方块地板,洗过了的,清洁,冷清,墙上裱着十五个苏一卷印了小绿花的南京纸。一片暗淡的白光从左边的一大扇小方格玻璃窗里透进来,窗子和屋子一般宽,我们看时,看不见一个人;我们听,听不到一点声息,没有一丝人间的气息。墙上毫无装饰,地上毫无家具,一把椅子也没有。

    我们再看,便会看见正对着屋门的墙上有一个一尺左右的方洞,<dfn></dfn>洞口装有黑铁条,多节而牢固,交叉成方孔,我几乎要说交织成密网,孔的对角线,还不到一寸半。南京纸上的朵朵小绿花,整齐安静地来和这些阴森的铁条相接触,并不感到惶恐,也不狂奔乱窜。假使有个身材纤丽的人儿想试试从那方洞里进出,也一定会被它的铁网所遮拦。它不让身体出入,却让眼睛通过,就是说,让精神通过。似乎已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在那墙上稍后一点地方还嵌了一块白铁皮,白铁皮上有无数小孔,比漏勺上的孔还小。在那铁皮的下方,开了一个口,和信箱的口完全一样。有条棉纱带子,一头垂在那有遮护的洞口右边,一头系在铃上。

    假使你拉动那条带子,小铃儿便会丁零当郎一阵响,你也会听到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冷不防声音会从你耳边极近的地方发出来,叫你听了寒毛直竖。

    “是谁?”那声音问道。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种柔和得叫人听了感到悲切的声音。

    到了这里,又有一句切口是非知道不可的。假使你不知道,那边说话的声音便沉寂下去了,四面的墙壁又变成静悄悄的了,仿佛隔墙便是阴暗可怕的坟墓。

    假使你知道那句话,那边便回答说:

    “请从右边进来。”

    我们向右边看去,便会看见在窗子对面,有一扇上端嵌了一个玻璃框的灰漆玻璃门。我们拉开门闩,穿过门洞,所得的印象恰恰像进了戏院池座周围那种装了铁栅栏的包厢,看到的是一种铁栅栏还没有放下、分枝挂灯也还没有点上的情景。我们的确是到了一种包厢里,玻璃门上透进一点微弱的阳光,室内阴暗,窄狭,只有两张旧椅子和一条散了的擦脚草垫,那确是一间真正的包厢,还有一道高齐肘弯的栏杆,栏杆上有条黑漆靠板。那包厢是有栅栏的,不过不是歌剧院里的那种金漆栅栏,而是一排奇形怪状杂乱交错的铁条,用些拳头似的铁榫嵌在墙里。

    最初几分钟过后,当视力开始适应那种半明不暗的地窖,我们便会朝栅栏的里面望去,但是视线只能达到离栅栏六寸远的地方。望到那里我们的视线又会遇到一排黑板窗,板窗上钉了几条和果子面包一样黄的横木,使它牢固。那些板窗是由几条可以开合的长而薄的木板拼成的,一排板窗遮住了那整个铁栅栏的宽度,总是紧闭着的。

    过一会儿,你会听见有人在板窗的后面叫你并且说:

    “我在这里。您找我干什么?”

    那是一个亲人的声音,有时是爱人的99lib?声音。你望不见人,你也几乎听不见呼吸。仿佛是隔着墓壁在和幽灵谈话。

    要是你符合某种必要的条件——这是很少有的事——板窗上的一条窄木板便会在你的面前转开,那幽灵也就有了形象。你会在铁栅栏所允许的限度内望见在铁<dfn></dfn>栅栏和板窗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头,你只能看见嘴和下巴颏儿,其余的部分都遮没在黑纱里了。那个头在和你谈话,却并不望着你,也从来不朝你笑。

    光从你的后面照来,使你看见她是在光明里,而她看见你是在黑暗里。那样的布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同时你的眼睛会通过那条木板缝,向那和外人完全隔绝的地方贪婪地射去。一片朦胧的迷雾笼罩着那个全身黑衣的人形。你的眼睛在迷雾里搜索,想分辨出那人形四周的东西。你马上就会发现你什么也瞧不见。你所瞧见的只是空蒙、黑暗、夹杂着死气的寒烟、一种骇人的宁静、一种绝无声息连叹息声也听不到的沉寂、一种什么也瞧不见连鬼影也没有的昏暗。

    你所看见的是一个修道院的内部。

    这就是所谓永敬会伯尔纳女修院的那所阴森肃静的房屋的内部。我们所在的这间厢房是会客室。最先和你说话的那人是传达女,她是一直坐在墙那边有铁网和千孔板双重掩护下的方洞旁边的,从来不动也不吭声。

    厢房之所以黑暗,是因为那会客室在通向尘世的这面有扇窗子,而在通向修院的那面却没有。俗眼绝不该窥探圣洁的地方。

    可是在黑暗的这面仍有光明,死亡中也仍有生命。尽管那修院的门禁特别森严,我们仍要进去看看,并且要让读者也进去看看,同时我们还要在适当的范围内谈些讲故事的人所从来不曾见过,因而也从来不曾谈到过的事。

    二 玛尔丹·维尔加支系

    那个修院到一八二四年已在比克布斯小街存在许多年了,它是属于玛尔丹·维尔加支系的伯尔纳修会的修女们的修院。

    因此那些伯尔纳修会的修女们,和伯尔纳修会的修士们不一样,她们不属于明谷<span class=”” data-note=”明谷(Clairvaux),伯尔纳修会是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在公元一一一五年创立的,明谷是法国北部奥布省(Aube)的一个小镇,圣伯尔纳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著名的修院。”></span>,而是和本笃会的修士们一样,属于西多。换句话说,她们不是圣伯尔纳的门徒,而是圣伯努瓦的门徒。

    凡是翻过一些对开本的人都知道玛尔丹·维尔加在一四二五年创立了一个伯尔纳-本笃修会<span class=”” data-note=”本笃会,意大利人本笃(Beus,约480—550),一译本尼狄克,于五二九年在意大利中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建立。西多会(CIteaux)由法国罗贝尔(Robert,1027—1111)创立于第戎(Dijon)附近的西多旷野,故名。罗贝尔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故西多会又称“重整本笃会”。一一一四年伯尔纳率领三十人加入后迅速发展起来,故后之建会者将伯尔纳及本笃之名连称在一起。”></span>,并以萨拉曼卡为总会会址,以阿尔卡拉<span class=”” data-note=”萨拉曼卡(Salamanque)和阿尔卡拉(Alcala),西班牙城市。”></span>为分会会址。

    那个修会的支系伸入了欧洲所有的天主教国家。

    一个修会移植于另一修会,这在拉丁教会里并不是少见的事。这里涉及到圣伯努瓦的一系,我们就只谈谈这一系的情形,除了玛尔丹·维尔加一支不算外,和它同一系统的还有四个修会团体,两个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和圣查斯丁·德·帕多瓦,两个在法国,克吕尼和圣摩尔;此外还有九个修会也和它同一系统,瓦隆白洛查修会,格拉蒙修会,则肋斯定修会,卡玛尔多尔修会,查尔特勒修会,卑微者修会,橄榄山派修会,西尔维斯特修会和西多修会;因为西多修会本身虽是好几个修会的发源地,对圣伯努瓦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分支。西多修会在圣罗贝尔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圣罗贝尔在一零九八年是朗格勒主教区摩莱斯姆修院的住持。而魔鬼是在五二九年从阿波罗庙旧址被逐的,当时他已隐退到苏比阿柯沙漠(他已经老了,难道他已改邪归正了吗?),他当初是通过圣伯努瓦才住到阿波罗庙里去的,其时圣伯努瓦才十七岁。

    圣衣会修女们赤着脚走路,颈脖上围一根柳条,也从来不坐,除了圣衣会修女们的教规以外,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的教规要算是最严的了。她们全身穿黑,按照圣伯努瓦的特别规定,头兜必须兜住下巴颏儿。一件宽袖哔叽袍,一个宽大的毛质面罩,兜住下巴颏儿的头兜四方四正地垂到胸前,一条压齐眼睛的扎额巾,这便是她们的装束。除了扎额巾是白的以外,其余全是黑的。初学生穿同样的衣服,一色白。已经发愿的修女们另外还有一串念珠,挂在旁边。

    玛尔丹·维尔加一系的伯尔纳-本<dfn>..</dfn>笃会修女们,和那些所谓圣事嬷嬷的本笃会修女们一样,都修永敬仪规,本笃会的修女们,本世纪初,在巴黎有两处修院,一处在大庙,一处在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可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和那些在圣热纳维埃夫新街和大庙出家的圣事嬷嬷们绝对不属于同一个修会。在教规方面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在服装方面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戴黑头兜,圣热纳维埃夫新街的本笃会的圣事嬷嬷们却戴白头兜,胸前还挂一个三寸来高银质镀金或铜质镀金的圣体。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从来不挂那种圣体。小比克布斯的修院和大庙的修院都一样修永敬仪规,但是绝不可因这件事而把两个修院混为一谈。关于这一仪式,圣事嬷嬷们和玛尔丹·维尔加系的伯尔纳会的修女们之间,只是貌似而已,正如菲力浦·德·内里在佛罗伦萨设立的意大利经堂和皮埃尔·德·贝鲁尔在巴黎设立的法兰西经堂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有时甚至还互相仇视的修会,可是在有关耶稣基督的童年、生活和死以及有关圣母的种种神异的研究和颂扬方面,两个修会之间却有着共同之处。巴黎经堂自居于领先地位,因为菲力浦·德·内里只是个圣者,而贝鲁尔却是个红衣主教。

    我们再回到玛尔丹·维尔加的西班牙型严厉的教规上来。

    这一支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整年<mark>99lib.</mark>素食,在封斋节和她们特定的其他许多节日里还得绝食,晚上睡一会儿便得起床,从早晨一点开始念日课经,唱早祈祷,直到三点;一年四季都睡在哔叽被单里和麦秸上,从来不洗澡不烤火,每星期五自我检查纪律,遵守保持肃静的教规,只在课间休息时才谈话,那种休息也是极短的,从九月十四日举荣圣架节到复活节,每年得穿六个月的棕色粗呢衬衫。这六个月并且是一种通融办法,按照规定是整年,可是那种棕色粗呢衬衫在炎热的夏季里是受不了的,经常引起热病和神经性痉挛症,因而必须限制使用期。即使有了这种照顾,修女们在九月十四日穿上那种衬衫,也得发上三四天烧。服从,清苦,寡欲,稳定在寺院里,这是她们发的愿,教规却把她们的心愿歪曲成沉重的担子。

    院长的任期是三年,由嬷嬷们选举,参加选举的嬷嬷叫做“参议嬷嬷”,因为她们在宗教事务会议里有发言权。院长只能连任两次,因此一个院长的任期最长也只能九年。

    她们从不和主祭神甫见面,她们和主祭神甫之间总挂着一道七尺高的哔叽。宣道士走上圣坛讲经时,她们便拉下面罩遮住脸。任何时候她们都得低声说话,走路时她们也得低着头,眼睛望着地。只有一个男人可以进这修院,就是本教区的大主教。

    另外确也还有一个男人,就是园丁,可是那园 4e01.” >丁必须是个老年人,并且为了让他永远独自一人住在园子里,为了修女们能及时避开他,便在他膝上挂一个铃铛。

    她们对院长是绝对服从的。这是教律所要求的那种百依百顺的牺牲精神。有如亲承基督之命(ut voci Christi)<span class=”” data-note=”这里及以下括弧内的每句拉丁文的意义都和它前面的译文相同。”></span>,察言观色,会意立行(ad nutum,ad primum signum),敏捷,愉快,坚忍,绝对服从(prompte,hilariter,persevera coeca et quadam obedientia),有如工人手中的锉(quasi limam in manibus fabri),没有明确的许可,便不能读也不能写任何东西(legere vel scribe>?</a>re non adiscerit sine expressa superioris litia)。

    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得轮流举行她们的所谓“赎罪礼”。赎罪礼是一种替世人赎免一切过失、一切错误、一切纷扰、一切强暴、一切不义、一切犯罪行为的祈祷。举行“赎罪礼”的修女得连续十二个小时,从傍晚四点到早晨四点,或是从早晨四点到傍晚四点,跪在圣体前面的一块石板上,合掌,颈上有根绳子,累到支持不住时,便全身伏在地上,面朝地,两臂伸出,成十字形,这是惟一的休息方法。在这样一种姿势里,修女替天下所有的罪人祈祷,简直伟大到了卓绝的程度。

    这种仪式是在一根木柱前举行的,柱子顶上点一支白蜡烛,因此她们随意将它称为“行赎罪礼”或“跪柱子”。修女们,由于自卑心理,更乐于采用第二种说法,因为它含有受罪和受辱的意义。<span class=”” data-note=”耶稣曾被绑在柱子上。”></span>

    “行赎罪礼”得全神贯注。柱子跟前的修女,即使知道有雷火落在她背后,也不会转过头去望一下的。

    此外,圣体前总得有个修>.99lib?</a>女跪着。每班跪一小时。她们像兵士站岗一样,轮流换班。这就是所谓永敬。

    院长和嬷嬷几乎人人都要取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名字,这些名字不取义于圣者和殉道者的身世,而是出自耶稣基督一生中的某些事迹,例如降生嬷嬷、始孕嬷嬷、奉献嬷嬷、苦难嬷嬷。但并不禁止袭用圣者的名字。

    别人和她们见面时,从来就只看见她们的一张嘴。她们每个人的牙全是黄的。从来不曾有过一把牙刷进过这修院的门。刷牙,在各级断送灵魂的罪过里是属于最高级的。

    她们对任何东西从来不说“我的”。她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她们对一切东西都说“我们的”,如我们的面罩、我们的念珠,如果她们谈到自己的衬衫,也说“我们的衬衫”。有时她们也会爱上一些小物件,一本日课经、一件遗物、一个祝福过的纪念章。她们一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件东西有点恋恋不舍时,就得拿它送给旁人。她们时常回忆圣泰雷丝的这段话:有个贵妇人在加入圣泰雷丝修会时对她说:“我的嬷嬷,请允许我派人去把一本圣经找来,我很舍不得它。”

    “啊!您还有舍不得的东西!既是这样,您就不用到我们这里来!”

    任何人都不得把自己单独关在屋子里,也不许有一个“她的环境”,一间“房间”。她们开着牢门过日子。她们在彼此接触时,一个说:“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另一个便回答说:“永远如此。”在敲别人的房门时,也用这同一礼节。门还没有怎么敲响,屋子里柔和的声音便已急急忙忙说出了“永远如此!”这和其他一切行为一样,成了习惯以后便变为机械的动作了,有时候,这一个的“永远如此”早已脱口而出,而对方还没来得及说完那句相当冗长的“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

    访问会的修女们,在走进别人屋子时说:“赞美马利亚”,在屋里迎接的人说“仪态万方”。这是她们互相道好的方式,也确实是仪态万方。

    每到一个钟点,这修院的礼拜堂上的钟都要多敲三下。听了这信号以后,院长、参议嬷嬷、发愿修女、服务修女、初学生<span class=”” data-note=”初学生,已结束备修阶段,但尚未发愿的修女或修士。”></span>、备修生<span class=”” data-note=”备修生,请求入院修道的初级修女或修士。”></span>都要把她们所谈所作所想的事一齐放下,并且大家一齐……如果是五点钟,便齐声说:“在五点钟和每点钟,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如果是六点钟,便说:“在六点钟和每点钟……”其他时间,都随着钟点以此类推。

    这种习惯,目的在于打断人的思想,随时把它引向上帝,许多教会都有这种习惯,不过公式各各不同而已。例如,在圣子耶稣修会里便这样说:“在这个钟点和每个钟点,愿天主的宠爱振奋我的心!”

    五十年前,在小比克布斯隐修的玛尔丹·维尔加系的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在唱日课经时,都用一种低沉的音调唱着圣歌,地道的平咏颂<span class=”” data-note=”平咏颂(plain-t),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音乐,旋律很少起伏。”></span>,并且还得用饱满的嗓音从日课开始一直唱到课终,可是对弥撒经本上印有星号的地方,她们便停止歌唱,只低声念着“耶稣——马利亚——约瑟”。在为死人举行祭礼时,她们的音调更加低沉,低到几乎是女声所不能达到的音域,那样能产生一种凄切动人的效果。

    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曾在她们的正祭台下建造了一个地窖,想当做修院安置灵柩的地方。但是“政府”……这是她们说的,不准在地窖里停柩。因此她们死了,还得出院。她们为这事感到痛心,好像受了非法的干涉,一直惴惴不安。

    她们只得到一种微不足道的安慰,在从前的伏吉拉尔公墓里,有一块地原是属于她们这修院的,她们获得批准,死后可以在一个特定的钟点葬在这公墓里一个指定的角上。

    那些修女们在星期四和在星期日一样,得做大弥撒、晚祈祷和其他一切日课。除此以外,她们还得严格遵守一切小节日,那些小节日几乎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在从前的法国教会里很盛行,到现在只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教会里盛行了。她们无时无刻不守在圣坛上。为了说明她们祈祷的次数和每次祈祷延续的时间,最好是引用她们中某一个所说的一句天真话:“备修生的祈祷吓得坏人,初学生的祈祷更吓坏人,发愿修女的祈祷更更吓坏人。”

    她们每星期集合一次,院长主持,参议嬷嬷们出席。修女一个个顺序走去跪在石板上,当着大众的面,大声交代她在这星期里所犯的大小过失。参议嬷嬷们听了一个人的交代以后,便交换意见,高声宣布惩罚的办法。

    在大声交代的过失外,还有所谓补赎轻微过失的补赎礼。行补赎礼,便是在进行日课时,五体投地伏在院长的跟前,直到院长——她们在任何时候都称院长为“我们的嬷嬷”,从来不用旁的称呼——在她的神职祷告席上轻轻敲一下,才可以立起来。为了一点极小的事也要行补赎礼,打破一只玻璃杯,撕裂一个面罩,做日课时漫不经心迟到了几秒钟,在礼拜堂里唱走了一个音,诸如此类的事都已够行补赎礼了。行补赎礼是完全自发的,由罪人——从字源学出发,这个字<span class=”” data-note=”指“coulpe”(补赎礼)和“coupable”(罪人)两字同出于拉丁文“coulpa”。”></span>用在此地是适当的——自己反省,自己处罚。在节日和星期日,有四个唱诗嬷嬷在唱诗台上的四个谱架前随着日课歌唱圣诗。一天,有个唱诗嬷嬷在唱一首圣诗时,那首诗原是以“看呵”开始的,但是她没有唱“看呵”而是大声唱了“多,西,梭”这三个音,由于这一疏忽,她就行了一场和日课同始同终的补赎礼。她这过失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在场的修女们个个都笑了。

    修女被请到会客室去时,即使是院长,我们记得,也得放下面罩,只能把嘴露在外面。

    只有院长一人可以和外界的人交谈。其余的人都只能接见最亲的家人,见面的机会也极少。万一有个外面的人要访问一个曾在社交中相识或喜欢的修女,就非千求万恳不行。要是这是一个女人,有时可以得到允许,那修女便走来和她隔着板窗谈话,除了母女和姊妹相见以外,那板窗是从来不开的。男人来访问当然一概拒绝。

    这是圣伯努瓦定出的教规,可是已被玛尔丹·维尔加改得更加严厉了。

    这里的修女们,和其他修会里的姑娘们不一样,一点也不活泼红润。她们面色苍白,神情沉郁。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就疯了三个。

    三 严厉

    备修生至少得当上两年,经常是四年,初学生四年。能在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以前正式发愿<span class=”” data-note=”发愿,当众宣誓出家修道,永不还俗的仪式。”></span>那是少有的事。玛尔丹·维尔加支系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绝不容许寡妇参加她们的修会。

    她们在自己的斗室里忍受着多种多样的折磨,那是外人无从知道?99lib.并且她们自己也永远不该说出的。

    初学生到了发愿的日子,大家尽量把她打扮得整整齐齐,替她戴上白蔷薇,润泽并卷曲她的头发,接着她伏在地上,大家替她盖上一大幅黑布,唱起悼亡的诗歌,举行度亡的祭礼。同时,所有的修女分列两行,一行打她跟前绕过,用一种悲伤的声音说“我们的姐姐死了”,另一行却用洪亮的声音回答说“她活在耶稣基督的心中”。

    在本书所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这个修院里还附设一个寄读学校。是一所为大家闺秀设立的寄读学校,那些闺秀大部分是有钱人,其中有德·圣奥莱尔小姐和德·贝利桑小姐,还有一个英国姑娘,姓德·塔尔波,也是天主教里赫赫有名的大族。这些年轻的姑娘在那四堵围墙里受着修女的教育,在敌视这世界和这世纪的仇恨中成长。一天,她们中的一个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见了街上的石块路面便会头晕脚软。”她们都穿蓝衣,戴白帽,胸前佩带一个银质镀金或铜质的圣灵。在某些重大的节日里,特别是在圣玛尔泰节,她们可以整天穿上修女的服装,按照圣伯努瓦规定的仪式做 65e5.” >日课,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隆恩和无上的幸福。最初,修女们常把自己的黑衣借给她们穿。后来院长禁止借用,认为有渎圣衣。只有初学生还可借用。那种扮演原是修院中一种通融办法,含有让孩子们预尝圣衣滋味、吸引她们走上出家道路的秘密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寄读生竟会以此为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快乐。她们只不过是感到好玩而已。“这是新鲜花样,可以改变她们。”我们这些俗人却无法从那些天真幼稚的想法中去体会她们何以会那样自得其乐地捏着一根洒圣水的枝条,四个人一排地站在一个谱架前面,毫无间歇地一连唱上好几个钟头。<cite></cite><var></var><bdo>99lib?</bdo>

    那些女弟子,除了苦修这点外,也同样遵守修院里所有的教规。有个少妇,还俗以后,<bdi>?</bdi>结婚也好几年了,却还不能改变习惯,每逢有人敲她房门时,她总还要赶忙回答:“永远如此!”寄读生和修女一样,只能在会客室里接见她们的亲人。连她们的母亲也不能拥抱她们。让我们看看在这方面究竟严到什么程度。一天,有个年轻的姑娘接待她母亲的访问,她母亲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妹妹。那年轻姑娘,很想拥抱她的小妹,于是哭了起来。不可能。她恳求至少让她的小妹把小手从铁栅栏缝里伸过去给她吻一下,这也被拒绝了,这件事几乎还惹起了一场风波。

    四 愉快

    那些年轻的姑娘在这严肃的院子里并不是没有留下一些动人事迹的。

    某些时候,那修院里也会洋溢着天真的气氛。休息的钟声响了,园门豁然洞开。小鸟们说:“好啊!孩子们快出来了!”随即涌出一群娃娃,在那片像殓巾一样被一个十字架划分的园地上散开来。无数光艳的面容、白皙的头额、晶莹巧笑的眼睛和种种曙光晓色都在那阴惨的园里缤纷飞舞。在颂歌、钟声、铃声、报丧钟、日课之后,突然出现了小女孩的声音,比蜂群的声音更为悦耳。欢乐的蜂窠开放了,并且每一个都带来了蜜汁。大家一同游戏,彼此招唤,三五成群地互相奔逐;在角落里娇小的皓齿在喃喃私语,而那些面罩则隐在远处在窃听她们的笑声,黑暗窥伺光明,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照样乐,照样笑。那四道死气沉沉的墙也有了它们片时的欢畅。它们处在蜂群的嬉戏纷扰中,面对那么多的欢笑,也多少受到一些春光的反映。那好像是阵荡涤悲哀的玫瑰雨。小姑娘们在那些修女的眼前尽情戏谑,吹毛求疵的眼光并不能影响活泼天真的性格。幸而有这些孩子,这才在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中见到一点天真之乐。小的跳,大的舞。在那修院里,游戏的欢乐,乐如上青天。没有什么能比所有这些欢腾皎洁的灵魂更为窈窕庄严的了。荷马有知,也当来此与贝洛<span class=”” data-note=”贝洛(Perrault),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和童话作家。”></span>同乐,在这凄惨的园子里有青春,有健康,有人声,有叫嚷,有稚气,有乐趣,有幸福,这能使所有的老妈妈喜笑颜开,无论是史诗里的或是童话里的,宫廷中的或是茅舍中的,从赫卡伯<span class=”” data-note=”赫卡伯(Hécube),特洛伊最后一个国王普里阿摩之妻,赫克托尔之母。”></span>直到老大妈。<var>.99lib?</var>.99lib.

    “孩儿话”总是饶有风趣的,能令人发笑,发人深省,任何其他地方说的孩儿话也许都不及那修院里的多。下面这句是个五岁的孩子一天在那四道惨不忍睹的墙里说出来的:“妈!一个大姐姐刚才告我说,我只需在这里再待上九年十个月就够了。多好的运气啊!”

    这一段难忘的对话也是发生在那里的:

    一个参议嬷嬷:“你为什么哭,我的孩子?”

    孩子(六岁)痛哭着说:“我对阿利克斯说,我读熟了法国史。她说我没有读熟,我读熟了。”

    阿利克斯(大姑娘,九岁):“不对。她没有读熟。”

    嬷嬷:“怎么会呢,我的孩子?”

    阿利克斯:“她要我随便打开书本,把书里的问题提出一个来问她,她说她都能答。”

    “后来呢?”

    “她没有答出来。”

    “你说。你向她提了什么问题?”

    “我照她的话随便翻开书,把我最先见到的一个问题提出来问她。”

    “那问题是怎样的?”

    “那问题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也是在那里,有位太太带着孩子在那里寄读,那小丫头有些嘴馋,有人对她作了这样一种深刻的观察:

    “这孩子多乖!她只吃面包上的那层果酱,简直就像个大人!”

    下面这张忏悔词是在那修院里石板地上拾到的,这是一个七岁的犯罪姑娘事先写好以免忘记的:

    “父啊,我控告自己吝啬。

    “父啊,我控告自己淫乱。

    “父啊,我控告自己曾抬起眼睛望男人。”

    下面这篇童话是一张六岁的粉红嘴在那园里草地上临时编出来给四五岁的蓝眼睛听的:

    “从前有三只小公鸡,它们有一块地,那里有许多花。它们采了花,放在它们的口袋里。后来,它们采了叶子,放在它们的小玩具里。在那地方有只狼,也有许多树林,狼在树林里,吃了那些小公鸡。”

    还有这样一首诗:

    <small>来了一棍。</small>

    <small>那是波里希内儿<span class=”” data-note=”波里希内儿(Polielle),法国木偶剧中的小丑,鸡胸龟背,大长鼻子,声音尖哑,爱吵闹。”></span>给猫的一棍。</small>

    <small>那对猫没有好处,只有痛苦。</small>

    <small>于是有位太太就把波里希内儿监禁。</small>

    有一个被遗弃的私生女,是由修院作为行善收来抚养的,她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天真恼人的话。她听到别人在谈她们的母亲,她便在自己的角落里悄悄地说:

    “我嘛,我生出来的时候,我母亲不在旁边!”

    那里有个跑街的肥胖女用人,经常带着一大串钥匙,匆匆忙忙地在那些过道里跑来跑去,她的名字叫阿加特嬷嬷。那些“大大姑娘”——十岁以上的——称她为阿加多克莱<span class=”” data-note=”阿加多克莱(Agathoclès),公元前三世纪西西里锡腊库扎城的暴君,读音又和“Agathe aux clés”(带着许多钥匙的阿加特)相同。”></span>。

    食堂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阳光从和花园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圆拱回廊那里照进去,厅里黑暗潮湿,按照孩子们的说法,满是虫子。周围四处都替它供给昆虫。于是四个角落的每个角,用那些寄读生的话来说,都得到了一个形象化的专用名词。有蜘蛛角、毛虫角、草鞋虫角和蛐蛐角。蛐蛐角靠着厨房,是很受重视的。那里比别处暖。食堂里的这些名称继又转用到寄读学校,用来区别四个区,正如从前的马扎然<span class=”” data-note=”马扎然(Mazarin),红衣主教,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首相。他创立了一个马扎然学院,招收新占领地区的学生并将学院按照新占领地区分为四区。”></span>学院那样。每个学生都按<q>.</q>她吃饭时在食堂里所坐的地方而属于某一个区。一天,大主教来巡视,正穿过课室,看见一个金发朱唇的美丽小姑娘走进来,便问他身边的另一个桃腮褐发的漂亮姑娘:

    “那个小姑娘叫什么?”

    “大人,这是个蜘蛛。”

    “哟!那一个呢?”

    “那是个蛐蛐。”

    “还有那一个呢?”

    “那是条毛虫。”

    “真是怪事,那么你自己呢?”

    “大人,我是个草鞋虫<u>藏书网</u>。”

    凡是这类性质的团体都各有各的特点。在本世纪初,艾古安也是一处教小姑娘们在阴沉环境中成长的那种庄严有致的地方。在艾古安参加圣体游行的行列里,有所谓童贞女和献花女。也还有幔亭队和香炉队,前者牵幔亭的挽带,后者持香炉熏圣体。鲜花当然由献花女捧着。四个“童贞女”走在前面。在那隆重节日的早晨,寝室里常会听到这样的问话:

    “谁是童贞女?”

    康邦夫人曾谈过一个七岁小姑娘对一个在游行行列前面领头的十六岁大姑娘说的一句话,当时那小姑娘走在行列的最后:“你是童贞女,你;我,我不是童贞女。”

    五 谑浪

    在食堂门的上面,有一篇用大黑字写的祈祷文,叫做《白色主祷文》,据说有指引正直的人进入天堂的法力:

    <small>小小的白色主祷文,天主所创,天主所说,天主曾贴在天堂上。夜晚我去睡,看见三个天使躺在我床上,一个在脚边,两个在头边,仁慈的童贞圣母在中间,她叫我去睡,切莫要迟疑。仁慈的天主是我的父,仁慈的圣母是我的母,那三个使徒是我的兄弟,那三个贞女是我的姊妹。天主降世的那件衬衣,现在裹了在我身上,圣玛格丽特十字架已经画在我胸前;圣母夫人去田里,正想着天主掉眼泪,遇见了圣约翰先生。圣约翰先生,您从什么地方来?我从祷祝永生来。您没有看见仁慈的天主吗?一定看见了,对吗?他在十字架上,脚垂着,手钉着,一顶白荆棘帽子戴头上。谁在晚上念三遍,早上念三遍,结果一定进天堂。</small>bbr>99lib?</abbr>

    一八二七年,那篇具有独特风格的祈祷文在墙上已消失<big>?</big>在三层灰浆下面了。到现在,它也快从几个当年的年轻姑娘,今天的老太婆的记忆中澌灭了。

    我们好像已谈到过那食堂只有一道门,开向园子,墙上挂着一个大的受难十字架,用以完成食堂里的装饰。两张窄桌子,每张两旁各有一条木板凳,从食堂的这一端伸到那一端,形成两长条平行线。墙是白的,桌子是黑的,这两种办丧事的颜色是修<bdo>?.</bdo>院里惟一的色调。饮食是粗糙的,孩子们的营养也扣得紧。只有一盘菜,肉和蔬菜拼在一起,或者是咸鱼,这就算得上是打牙祭了。这种为寄读生特备的简单便饭却已是一种例外。孩子们在一个值周嬷嬷的监视下,一声不响地吃着饭,如果有只苍蝇敢于违反院规嗡嗡飞翔的话,那嬷嬷便随时打开一本木板书,啪的一声又合上。在那受难十字架的底下有个小讲台,台上放一个独脚架,有人立在那台上宣读圣人的传记作为那种沉寂的调味品。宣读者是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也是值周生。在那光桌子上,每隔一定距离都放着一个上了漆的尖底盆,学生们在那里亲自洗涤她们的白铁圆盘和其他餐具,有时也丢进一些咽不下去的东西,硬肉或臭鱼之类,那是要受处罚的。她们管那种尖底盆叫圆水钵。

    吃饭说话的孩子得用舌头画十字架。画在什么地方呢?地上。她得舐地。尘土,在一切欢乐的结尾,负有惩罚那些因一时叽喳而获罪的玫瑰花瓣的责任。

    在那修院里有本书,从来就只印一册“孤本”,而且还是禁止阅读的,那是圣伯努瓦的教规,是俗眼不许窥探的秘密。“我们的规章或我们的制度,不足为外人道。”

    有一天寄读生们居然偷出了那本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同时又提心吊胆,惟恐被人发觉,多次停下来忙把书合上。她们冒了那么大的危险而获得的快乐却有限。她们认为“最有趣”的是那几页看不大懂的有关男孩子们犯罪的部分。

    她们常在那园里的小路上玩耍,小路旁栽有几棵长得不好的果树。监督尽管周密,处罚尽管严厉,当大风摇撼了树枝,她们有时也能偷偷摸摸地拾起一个未熟的苹果、烂了的杏子或一个有虫的梨。现在我让我手边的一封信来说话,这封信是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寄读生写的,她今天是××公爵夫人,巴黎最风雅的妇人之一。我把原文照抄下来:“我们想尽方法把我们的梨或苹果藏起来。我们趁晚饭前上楼去放面罩时把那些东西塞在枕头底下,等到晚上,睡在床上吃,做不到的话,便在厕所里吃。”那是她们一种最来劲的销魂事儿。

    一次,又是在那大主教先生到那修院去视察的时期,有个布沙尔小姐,和蒙莫朗西<span class=”” data-note=”蒙莫朗西(Montmorency),法国的一个大族。”></span>多少有些瓜葛,她打赌说要请一天假,这在那样严肃的场合里是件大荒唐事。许多人和她打了赌,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是可能的。到了时候,大主教从那些寄读生的面前走过,布沙尔小姐,在她同学们惊骇万状的情况下,走出了行列并且说:“大人,请给一天假。”布沙尔小姐是个光艳照人、身材挺秀、有着世上最漂亮红润的小脸蛋的姑娘。德·桂朗先生笑眯眯地说:“哪里的话,我亲爱的孩子,一天假!三天,成吗?我准三天假。”院长无可奈何,大主教的话已经说出了口。所有的修女都觉得不成体统,可是所有的寄读生没有一个不欢天喜地。请想想那种后果吧。

    然而那横眉怒目的修院并不封锁得怎么严密,外面的情魔孽障并不是一点也飞不进去的。为了证 660e.” >明这一点,我们只在这里简单陈述和指出一件无可争辩的真事,那件事并且和我们叙述的故事丝毫没有关连。我们把那件事谈出来是要让读者在思想上对那个修院的面貌有个全面的认识。

    当时在那修院里有个神秘的人物,她并不是出家人,大家对她却非常尊敬,并称她为阿尔贝尔丁夫人。大家只知道她神经错乱而不知她的身世,世人也都把她看成死人。据说在她的个人遭遇里,有着一桩和名门缔姻而引起的财产纠纷问题。

    那妇人将近三十岁,深色发肤,相当美丽,秀长眼睛,黑眼珠,看起人来却没有神。她能看得见吗?没有人敢肯定。她走起路来像飘而不像走,她从不说话,别人也无法确定她究竟呼吸不呼吸。她的鼻孔,削而青,像人断气后的那种样子。碰着她的手就像碰着了雪。她有一种奇特的幽灵似的神韵。她到哪里,哪里..便有一股冷气。一天,有个修女看见她走过,就对另外一个修女说:“人家都把她看成死人。”“她也许真是死人。”另一个回答说。

    关于阿尔贝尔丁夫人的传说层出不穷。她是寄读生们百谈不厌的怪人。在那礼拜堂里有个台子,叫“牛眼台”。台上只有一个圆窗,“牛眼窗”,这是阿尔贝尔丁夫人参加日课的地方。她经常独自一人待在上面,因为那个台在楼上,从那上面望去,可以看见宣道神甫或主祭神甫,那是修女们不许望的。一天,来到那讲坛上的是一个年轻的高级.99lib?神甫,罗安公爵先生,法兰西世卿,一八一五年的红火枪队军官,当时他也是莱翁亲王,一八三零年后死在红衣主教兼贝桑松大主教任上。德·罗安先生到小比克布斯修院去讲道,那还是第一次。阿尔贝尔丁夫人平日参加听道和日课素来沉静,是丝毫不动的。那天,她一望见德·罗安先生,便半站起来,从礼拜堂那种寂静中大声说道:“哟!奥古斯特!”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把头掉过去看,宣道神甫也抬头望了一眼,但阿尔贝尔丁夫人又已回到她那种绝无动静的状态中去了。外界的一阵微风,人生的一线微光,一时曾在那冷却了的冰透了的脸上飘拂过去,但是一切又随即消逝了,疯人又成了尸体。

    可是那几个字已使修院中可以谈的话全引起来了。“哟!奥古斯特!”这里隐藏着多少东西!泄露了多少消息!德·罗安先生的小名确是奥古斯特,这说明阿尔贝尔丁夫人出身于上层社会,因为她认得德·罗安先生,也说明她自己在那社会里的地位也高,因为她用那样亲昵的口吻称呼一个那样崇高的贵人,也说明她和他有一种关系,也许是亲戚关系,但是必然是相当密切的,因为她知道他的“小名”。

    两个非常严厉的公爵夫人,舒瓦瑟尔夫人和塞朗夫人,时常访问那修院,她们一定是以贵妇人的特殊地位钻进去的,惹得那些寄读生非常害怕。当那两位老夫人走过时,那些可怜的年轻姑娘都低着眼睛发抖。

    再说德·罗安先生还是那些寄读生注意的对象,他本人却并不知道。当时他被任命为巴黎大主教的大助理主教还不久,并且有升为主教的希望。他到小比克布斯修女们的礼拜堂里来参加日课唱圣诗,那是常有的事。所有那些年轻的女隐修士,谁也见不着他,因为有那条哔叽帷幕遮着,但是他有一种柔和而稍单薄的嗓音,那是她们能够分辨出来的。他当过火枪手,并且大家都说他爱修饰,一头美丽的栗色头发梳成转筒式,整整齐齐地绕着脑袋,腰上结一条华美的黑宽带,他的黑道袍也是世上裁剪得最漂亮的。他使那些二八年华的少女们相当的心烦意乱。

    外界的声音从来不会到达那修院里去。可是有一年,有个人的笛声却飞进去了。那是一件大事,当年的寄读生们都还记得。

    有人在那附近吹笛子。吹的始终是个老调,到今天那调子已显得相当久远了:《我的泽蒂贝姑娘,来主宰我的灵魂吧》。白天里,总能听到他吹上两三阵子。

    那些年轻姑娘能一连几个钟头听下去,嬷嬷们急了,开动脑筋,处罚像雨点似的落在各人的头上。这情形延续了好几个月。寄读生们对那个不曾露面的乐师都多少有些爱慕。人人都梦想自己是泽蒂贝。笛声是从直壁街那面传来的,她们愿抛弃一切,冒一切危险,想尽方法要去看看,哪怕只是一秒钟,去看一下,去瞄一眼那个能把笛子吹得那样美妙、同时也必然把整个灵魂都投入吹奏中的“青年”。有几个从仆人进出的门偷偷出去,爬到临直壁街一面的三楼上,想从那些钉死了的窗口望出去,没有成功。有一个甚至把她的胳膊高高地伸在铁条外面,扬起她的白手帕。另外两个还更大胆,她们找到了办法,一直爬上屋顶,总算看到了那个“青年”。那是一个年老的流亡贵族,又瞎又穷,待在他那间顶楼上,吹着笛子来解解闷的。

    六 小院

    在小比克布斯的花园内,有三个彼此能完全划分开来的院落:修女们住的大院,小学生们住的寄读学校,最后还有所谓小院。那是个带园子和房屋的小院,一些被革命毁了的修院留下来的、原属不同修会的形形色色的老修女都一起住在那里,那是黑色、灰色、白色的杂配,是各种各样的修会团体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的品种的汇合,我们可以管它叫——如果词儿可以这样联缀的话——什锦院。

    从帝国时期起,便已允许所有那些可怜的流离失所的姑娘们到这里来,栖息在伯尔纳-本笃会修女们的翅膀下。政府还发给她们一点点津贴,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热忱地接待了她们。那是一种光怪陆离的杂拌儿。各人遵守着各人的教规。寄读的小学生们有时会得到准许去访问她们,这仿佛是她们的一大乐趣,因此在那些年轻姑娘的记忆里留下了圣巴西尔嬷嬷、圣斯柯拉斯狄克嬷嬷、圣雅各嬷嬷和其他一些嬷嬷的形象。

    在那些避难的修女中,有一个认为自己差不多是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圣奥尔会的修女,她是那修会里惟一活着的人。圣奥尔修女们的修院旧址,从十八世纪初起,恰巧是小比克布斯的这所房屋,过后才由玛尔丹·维尔加支系的本笃会修女们接管。那个圣女.,过于穷困,穿不起她那修会规定的华美服装:白袍和朱红披肩,便一片诚心地做一套穿在一个小小的人体模型上,欢欢喜喜地摆出来给大家看,临死时,还捐给了修院。那个修会,在一八二四年只留下一个修女,到今天,只留下一个玩偶。

    除了这些真正够得上称为嬷嬷的以外,还有几个红尘中的老妇人也和阿尔贝尔丁夫人一样,获得了院长的许可,退隐在那小院里。在那一批人中,有波弗多布夫人和迪费雷纳侯爵夫人。另外还有一个专以擤鼻涕声的洪亮震耳而著名于小院,小学生们都管她叫哗啦啦啦夫人。

    将近一八二零或一八二一时,有个让利斯夫人,她当时编辑一本名为 href=’/article/6598.htm’>《勇士》的期刊,她要求进入小比克布斯修院当一个独修修女。她的介绍人是奥尔良公爵。那修院顿时乱得像一窝蜂,参议嬷嬷们慌到发抖,因为让利斯夫人写过小说。但是她宣布她比任何人都更痛恨小说,并且已经进入勇猛精进的阶段。承上帝庇佑,也承那亲王庇佑,她进了院。六个月或八个月以后她又走了,理由是那园里没有树荫,修女们因而大为高兴。尽管她年纪已经很大,但却仍在弹竖琴,并且弹得相当好。

    她离开时,她在她的静室里留下了痕迹。让利斯夫人有些迷信而且还是个拉丁语<big>藏书网</big>学者。这两个特点使她的形象相当鲜明。在她的静室里有个小柜,是她平日藏银钱珍宝的地方,几年以前,大家都能看到在那柜子里还贴着一张由她亲笔用红墨水写在黄纸上的这样五句拉丁诗,那些诗句,在她看来,是具有辟盗的魔力的:

    <small>三个善恶悬殊的尸体挂在木架上,</small>

    <small>狄斯马斯和哲斯马斯,真主在中央,</small>

    <small>狄斯马斯升天国,哲斯马斯入地狱,</small>

    <small>祈求尊神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产,</small>

    <small>念了这首诗,你的财宝再不会被盗贼窃夺。</small>

    那几句用六世纪的拉丁文写成的诗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想知道髑髅地的那两个强盗的名字,究竟是像我们通常所承认的那样,叫狄马斯和哲斯塔斯呢还是叫做狄斯马斯和哲斯马斯。前一世纪的哲斯塔斯子爵自诩是那坏强盗的后代,他如果见了这种写法,也许不大高兴吧。此外,那几句诗所具有的那种有益的魔力是仁爱会修女们所深信的。

    那修院的礼拜堂,从方位上说,确是大院和寄读学校之间的间隔,不过它仍是由寄读学校、大院和小院共同使用的。甚至公众也可由一道特设在街旁的大门进去。可是整个布置能使修院的任何女人望不见外界的一张面孔。你想象有个礼拜堂被一只极大的手捏住了它那唱诗台所在的一段,并把它捏变了样——不是变得像一般的礼拜堂那样在.祭台后面突出去一段,而是在主祭神甫的右边捏出了一间大厅或是一个黑洞;你再想象那间大厅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被一道七尺高的哔叽帷幕所拦住,在帷幕后面的黑影里有一行行的活动坐板椅,你把唱诗的修女们堆在左边,寄读生们堆在右边,勤务嬷嬷和初学生们堆在底里,你对小比克布斯的修女们参与圣祭的情形便有一个概念了。那个黑洞,大家称它为唱诗台,经过一条过道,和修院相通。礼拜堂里的阳光来自园里。修女们参加日课,按照规矩是肃静无声的,外界的人,如果不听见她们椅子上的活动坐板在起落时相撞的声音都不会知道她们在堂里。

    七 黑暗中的几个人影

    从一八一九到一八二五那六年中,小比克布斯修院的院长是德·勃勒麦尔小姐,宗教界称她为纯贞嬷嬷。她和《圣伯努瓦会诸圣传》的作者玛格丽特·德·勃勒麦尔是一家。她两次当选。她是一个六十来岁的矮胖妇人,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封信里说她“唱起诗来像个破罐”,除此以外,人非常好,在那修院里,只有她一个人是性情愉快的,因此为大家所热爱。

    她能继承先人玛格丽特——修会中的泰斗——的遗风。能文,识掌故,博学,多才,谙悉奇闻异事,满脑子的拉丁文,满腔的希腊文,满肚子的希伯来文,虽是女流,却有丈夫气。

    副院长是.99lib?个眼睛几乎瞎了的西班牙籍老修女,西内莱斯嬷嬷。

    在那些“参议”中最受重视的是圣奥诺雷嬷嬷,司库;圣热尔特律德嬷嬷,初学生们的第一导师;圣安琪嬷嬷,第二导师;领报嬷嬷,司衣;圣奥古斯丁嬷嬷,护士,她是全院中惟一的恶人;还有圣梅克蒂尔德嬷嬷(戈梵小姐),极年轻,嗓音美妙;安琪嬷嬷(德鲁埃小姐),她曾在圣女修院和吉索尔与马尼间的宝藏修院里待过;圣约瑟嬷嬷(柯戈鲁多<bdi>?99lib.</bdi>小姐);圣阿德拉依德嬷嬷(奥威尔涅小姐);慈悲嬷嬷(西弗安特小姐,她受不了刻苦的生活);温情嬷嬷(米尔齐埃小姐,六十岁破例特许入院,极有钱);神德嬷嬷(罗第尼埃小姐);入庙嬷嬷(西甘查小姐),一八四七年当院长;最后,圣赛利尼嬷嬷(雕塑家赛拉奇的姐妹),后来疯了;圣尚达尔嬷嬷(苏松小姐),也疯了。

    在那些最漂亮的姑娘里,还有一个芳龄二十三的美人,她出生在波旁岛<span class=”” data-note=”波旁岛(l’Ile Bourbon),即留尼汪岛,在印度洋。”></span>,是罗兹骑士的后裔,社会上叫她罗兹小姐,在那里名叫升天嬷嬷。<big>藏书网</big>

    圣梅克蒂尔德嬷嬷负责指导唱歌和唱诗,她喜欢选用寄读生。她经常把她们组成一个完整的音阶,就是说,七个人,从十岁到十六岁,每岁一个,声音和身材都要相称,她要求她们立着唱,从最小到最大,按照年龄,看去好像一座锦屏,一种由天使组成的排箫。

    在那些勤务嬷嬷中,寄读生们最喜欢的是圣欧福拉吉嬷嬷、圣玛格丽特嬷嬷,老糊涂圣玛尔泰嬷嬷和那教人见了就要笑的长鼻子圣米歇尔嬷嬷。

    所有那些妇女对每个孩子都是亲亲热热的。修女们只对自己才严厉。只<cite></cite>有寄读学校里才生火,她们的伙食,和修院里的伙食比较起来,算是讲究的了。其他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不过,当孩子打修女身旁走过和她说话时,修女却从来不答话。

    那种保持肃静的院规产生了这样一种后果,那就是在全院,语言已从人的身上消退并交给了无生命的东西。有时是礼拜堂上的钟在说话,有时是那园丁的铃。在担任传达的嬷嬷旁边,挂着一口声音非常洪亮全院都能听到的铜钟,通过各种不同的敲法,好像是种有声电报似的,来表达在物质生活中所应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且,在必要时,还可把修院里的这个或那个人找到会客室里去。每个人和每件东西都有一定的敲法。院长是一下接一下,副院长是一下接两下。六下接五下表示上课,以致小学生们从来不说去上课,而是说去六五。四下<q></q>接四下是让利斯夫人的呼号。大家听到这呼号的次数非常多。“四头鬼又来了,”一些一点也不厚道的姑娘们常那样说。十下接九下报告一件大事。就是“围墙大门”的开放,那是一道闩杠累累、吓得坏人的铁板门,只是在迎送大主教时才开放。

    我们说过,除了他和园丁,任何男人都不许进修院。寄读生还见过另外两个,一个是又老又丑的教义导师,巴内斯神甫,这是可以让她们从唱诗台上隔着铁栅栏看看的,另一个是图画教师昂西奥先生,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见了几行的那封信里所提到的“安西奥先生”和“驼背老妖怪”。

    可以看出,每一个男人都是经过挑选的。

    这就是那个怪修院的面貌。

    八 人心后面是石头

    在初步描绘了那 4fee.” >修院的精神面貌以后,再说几句话把它的物质外形描述一下也不会是无益的。读者在这方面也早已有个概念了。

    小比克布斯圣安东尼修院几乎全部占用了那个广阔的不等边四边形,这是由波隆梭街、直壁街、比克布斯小街和那条已被堵塞而在老地图上则被称为奥玛莱街的死巷交叉形成的。那四条街俨如一道壕沟圈住那不等边四边形。那修院是由好几栋房屋和一个园子构成的。那栋主要的房屋,就它的整体说,是由几座风格不一致的建筑物凑合起来的,从空中望下去,那一连串建筑物就很像一把放在地上的曲尺。曲尺的长臂从比克布斯小街一直延伸到波隆梭街,占有整条直壁街的街边;短臂面临比克布斯小街,那一面的房屋高而灰暗,形象严肃,正面的门窗都装有铁栅栏,六十二号的大车门标志着那一带房屋的尽头。在那一带房屋的正中,有一道老式的 77ee.” >矮圆拱门,门上处处是白灰土,门洞里布满了蜘蛛网,那道门只在星期日才开放一两个钟点,或在有修女的灵柩要抬出修院时才偶然开一次。那也就是公众进礼拜堂的地方。在曲尺转角的地方,有一间当作储藏室用的方厅,修女们却称它为“账房”。沿着长臂一带,是各级嬷嬷和初学生的静室所在地段。沿着短臂一带,有厨房、带走廊的食堂和礼拜堂。在六十二号大门和封闭了的奥玛莱巷巷口之间的是寄读学校,人们从外面看去,却看不见那学校。不等边四边形的其余部分便是园子,园子要比波隆梭街的街面低许多,因此围墙在园里一面和外面比起来要高些。园里的地面是微微隆起的,中间有个稍高部分,一株美丽的圆锥形的枞树耸立在那上面,宛如圆盾中心的突刺,四条宽道从那中心出发,伸向四方,每一条宽道又都有两条小路,各向左右分展出去,各个相通,因此那片园地,假使是圆的话,那些道路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就像一个加在轮子上面的十字架。所有道路都抵达围墙,由于那园子的围墙很不规则,道路的长短也就不一致。道路两旁,都栽了醋栗树。在直壁街的角上有着老院的遗迹,有条小道,在两行高大的白桦下面,从那里伸向奥玛莱巷转角处的小院。小院的前面,有所谓小园。我们在这样一个整体中再加上一个天井,加上由内部各院房屋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弯角、监狱的围墙、一长列相距不远可以望见的沿着波隆梭街那一边的黑房顶,我们便能想象出四十五年前存在于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女修院的整个面貌了。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那里是个著名的球场,叫“一万一千个魔鬼的俱乐部”,这正是日后建造那圣洁的修院的基地。<var>?99lib.</var><big>99lib?</big><samp>.99lib.</samp>.

    所有那些街道,对巴黎来说,都是最古老的。直壁、奥玛莱这类名称,已够古老的了,以这类名称命名的街道则更为古老。奥玛莱巷原称摩古巷,直壁街原称野蔷薇街,因为上帝使百花开放远在人类开凿石头以前。

    九 头兜下的一个世纪

    我们既然在谈小比克布斯修院已住的一些琐事,也敢于把那禁宫的一扇窗子敞了开来,读者谅能允许我们再另生一小小枝节,叙述一件与本书实际无关的故事,这故事不但有它特殊之处,并对帮助我们了解那座修院的一些奇特现象也有好<var>99lib?</var>处。

    在那小院里有个从封特弗罗修院来的百岁老人。她在革命前还是个红尘中人。她经常谈到路易十六的掌玺官米罗迈尼尔先生和她所深知的一个狄勃拉首席法官夫人。由于爱好,也由于虚荣,她无论谈什么事总要扯到那两个名字上去。她常把那封特弗罗修院说得天花乱坠,说那简直像个城市,修院里有许多大街。

    她谈话,富有庇卡底人的风度,使寄读生们听了特别高兴。她每年要隆重地发一次誓愿,在发愿时,她总向那神甫说:“圣方济各大人向圣于连大人发过这..个愿,圣于连大人向圣欧塞勃大人发过这个愿,圣欧塞勃大人向圣普罗柯帕大人发过这个愿,”等等,“因此我也向您,我的神父,发这个愿。”寄读生们听了,都咯咯地笑,不是在兜帽底下笑,而是在面纱底下笑,多么可爱的抑制着的娇笑啊,这使那些参议嬷嬷都皱起眉来。

    另外一次,那百岁老人讲故事,她说“在她的青年时代,伯尔纳修士不肯在火枪手面前让步”。那是一个世纪在谈话,不过,这是十八世纪。她叙述香槟和勃艮第人献四道酒的风俗。革命前,如果有一个大人物,法兰西大元帅、亲王、公爵和世卿,经过勃艮第或香槟的一个城市,那城里的文武官员便来向他致欢迎词,并用四个银爵杯,敬给他四种不同的酒。在第一个爵杯上刻着“猴酒”两字,第二个上刻着“狮酒”,第三个上刻着“羊酒”, 7b2c.” >第四个上刻着“猪酒”。那四种铭文标志着人饮酒入醉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活跃阶段,第二,激怒,第三,迟钝,最后,胡涂。<var></var>

    5979.” >她有一件非常喜爱的东西,老锁在一个柜子里,秘不告人。封特弗罗修院的院规并不禁止她那样做。她从不把那件东西给任何人看。她独自关在屋里,那是她的院规允许的,偷偷欣赏那东西。如果她听见过道里有人走路,那双枯手便急忙锁上柜门。一到人家向她谈到这事时,她又立即闭口,尽管她平时最爱谈话。最好奇的人在她那种沉默面前,最顽强的人在她那种固执面前也都毫无办法。这也就成了修院里所有一切闲得无聊的人苦心探讨的题材。那百岁老人那样珍惜、那样隐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宝贝呢?这无疑是本什么天书了?某种独一无二的念珠?某种经过考证的遗物?百般猜测也无从打破那闷葫芦。在可怜的老妇人死了后,大家跑到那柜子跟前——按理说,也许不该跑得那么快——开了柜门。那东西找出来了,好像保护一个祝福过的祭品盘似的,裹在三层布里。那是一个法恩扎<span class=”” data-note=”法恩扎(Faenza),意大利城市。”></span>窑的盘子,上面画的是几个当药剂师的孩子,手里拿着其大无比的注射器,在追逐一群飞着的爱神。追逐的神情和姿态各各不同,但却都能引人发笑。在那些娇小可爱的爱神中,已有一个被注射器扎通了。它仍在挣扎,鼓动着翅膀想飞走,但是那个滑稽小丑望着它发出邪恶的笑。含义是爱情在痛苦下面屈服了。那个盘子确是稀有之物,也许曾荣幸地触发过莫里哀的文思,它在一八四五年还在,存放在博马舍林荫大道的一家古董店里待售。<big></big>

    那个慈祥的老妇人生前从不接待外来的亲友,“因为,”她说,“那会客室太阴惨了。”

    十 永敬会的起源

    此外,我们刚才指出来的那间近似坟墓的会客室,那也只是种个别情况,在其他修院里不至于严厉到那种程度。尤其是在大庙街,老实说在属于另一系统的那个修院里,那种暗无天日的板窗是由栗黄色帷幕替代的,会客室也是一间装了镶花地板的小厅,窗上挂着雅致的白纱窗帘,墙上挂着各种不同的玻璃框,一幅露出了脸的本笃会修女的画像、几幅油画花卉,甚至还有一个土耳其人的头。

    号称法兰西全国最美最大并在十八世纪善良的人民口中誉为“王国一切栗树之父”的那棵印度栗树,正是栽在大庙街上那个修院的园子里的。

    我们说过,大庙街上的这座修院是属于永敬会-本笃会的修女的,那里的本笃会修女和隶属于西多的本笃会修女完全是两回事。永敬会的历史并不很久,不会超过两百年。一六四九年,在巴黎的两个礼拜堂里,圣稣尔比斯和格雷沃的圣约翰,圣体曾两次被亵渎,前后两次相隔不过几天,那种少见的渎神罪发生后全城的人都为之骇然。圣日耳曼·德·勃雷的大助理主教兼院长先生传谕给他的全.99lib.体圣职人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迎神游行仪式,那次仪式并由罗马教皇的使臣主持。但有两个尊贵的妇人,古尔丹夫人(即布克侯爵夫人)和沙多维安伯爵夫人,感到那样赎罪还不够。那种对“神坛上极其崇高的圣体”所犯的罪行,虽是偶然发生的,但在那两位圣女看来,却认为不该就那样草草了事,她们认为只有在某个女修院里进行“永恒的敬礼<bdi>藏书网</bdi>”才能补赎。她们俩,一个在一六五二年,一个在一六五三年,为这虔诚的心愿捐献了大笔的钱给一个叫卡特琳·德·巴尔嬷嬷,又名圣体嬷嬷的本笃会修女,要她替圣伯努瓦系创建一个修院。圣日耳曼修院院长梅茨先生首先许可卡特琳·德·巴尔嬷嬷建院,“约定申请入院的女子必须年缴住院费三百利弗,也就是六千利弗的本金,否则不许入院。”继圣日耳曼修院院长之后,国王又颁发bbr>..</abbr>了准许状,到一六五四年,修院的许可证和国王的准许状又一并经财务部门和法院通过批准。

    这就是本笃会修女们在巴黎建立圣体永敬会的起源和法律根据。她们的第一个修院是用布克夫人和沙多维安夫人的钱在卡塞特街“修建一新”的。

    因此我们知道,那个修会绝不能和西多的本笃会修女混为一谈。它隶属于圣日耳曼·德·勃雷的修院院长,正如圣心会的嬷嬷隶属于耶稣会会长,仁<cite></cite>慈会的嬷嬷隶属于辣匝禄会会长一样。

    它和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修女也完全是另一回事,小比克布斯的内部情况是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一六五七年有过专牒,准许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修女和圣体会的本笃系的修女一样,修持永敬仪轨。但是那两个修会并不因此而属于同一体系。

    十一 小比克布斯的结局

    一到王朝复辟时期,小比克布斯修院便渐渐衰败下去了,那是它那支系所有修会全面死亡的局部现象,那一支系,到了十八世纪以后,也随着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一同进入了衰亡期。静观和祈祷一样,也是人类的一种需要,可是,也和所有一切经革命接触过的事物一样,它自己也会转变,并且会由敌视社会的进步,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小比克布斯院里的人口减得很快。到一八四零年,小院消灭了,寄读学校消灭了。那里既没有老妇,也没有小姑娘,老的死了,小的走了。天各一方。

    永敬会的规章严厉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有愿望的人畏缩不前,会中人找不到新生力量。到一八四五年,担任杂务的修女还多少可以找到几个,至于唱诗的修女,绝对没有。四十年前,修女的人数几乎到一百,十五年前,只有二十八个人了。今天还有多少呢?一八四七年.99lib?,院长是个年轻人,这说明选择的范围缩小了。她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人数减少,负担便越重,每个人的任务也更加艰苦,当时大家已经预见到不久就会只剩下十来个人、压弯伤痛的肩头来扛圣伯努瓦的那套沉重的教规。那副重担子是一成不变的,人少人多都一样。它压着,狠狠地压着,于是她们死了。在本书作者还住在巴黎时,死了两个。一个二十五岁,一个二十三岁。后面的那个可以像朱利亚·阿尔比尼拉所说:“我葬在这里,享年二十三。”正是由于那种萧条,修院才放弃了对小姑娘们的教养。

    我们从那所不平凡的没人知道的黑<q>.</q>院子门前经过,不能不拐进去看看,不能不领着我们的同伴和听我们叙述冉阿让伤心史的人的思想一同进去走走,这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已对那有着许多古老习惯的团体望了一眼,在今天看来,那些古老习惯是够新奇的了。那是个封闭了的园子,是座禁宫。对那奇特场所我们谈得相当详细,但仍然是怀着恭敬的心情来谈的,至少是在详细和恭敬还能协调起来的范围内谈的。我们并不是一概全懂,但是我们不污蔑任何东西。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大声疾呼,他连刽子手也歌颂,伏尔泰则嬉笑怒骂,连耶稣<cite>藏书网</cite>受难像也讥诮,我们是站在他们两人相等距离之间的。

    伏尔泰缺少逻辑,这是顺便谈谈,因为伏尔泰很可能用为卡拉斯<span class=”” data-note=”卡拉斯(Calas),十八世纪法国商人,被人诬告因不让其子脱离新教而将其杀害,被判处轮刑。死后三年,伏尔泰为他申雪,追判无罪。”></span>辩护的态度同样来为耶稣辩护,而且,对那些根本否认神的化身的人,耶稣受难像又能代表什么呢?一个被害的哲人而已。

    到十九世纪,宗教思想处于危机阶段。人们忘记了某些事物,那是好的,只要在忘记那些事物的同时又能学到另一些事物就好了。人的心里不能有空虚感。某些破坏行动在进行,进行得好,但是破坏之后必须有建设。

    在此期间,让我们研究研究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认识那些东西是必要的,即使仅仅是为了避开它们。人们对复古的行动常爱加上一个伪造的名称,叫.做维新。古,是个还魂鬼,惯于制造假护照。我们要提防陷阱,提高警惕。古有副真面目,那就是迷信,也有套假面具,那就是虚伪。让我们揭露它的真面目,撕破它的假面具。

    至于修院,那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个文化问题,而文化排斥它;这是个自由问题,而自由又袒护它。

    一 从抽象意义谈修院

    本书是一个剧本,其中的主要角色是无极。

    人是次要角色。

    既是这样,我们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修院,我们便应当走进去。为什藏书网么?因为修院,西方有,东方也有,现代有,古代也有,基督教有,异教、佛教、></a>伊斯兰教也都有,它是人类指向无极的测量仪。

    这里不是过分发挥某些思想藏书网的地方,不过,在绝对坚持我们的保留态度时,我们的容忍,甚至我们的愤慨,我们应当这样说,每次当我们遇见无极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var>99lib?</var>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

    二 从史实谈修院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出发,僧侣制度是该受谴责的。

    修院在一个国家,如果发展过多,它便成了行动的累赘,绊脚的机构,它应是劳动的中心却成为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对广大的人类社会来说,正如檞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瘤。它们的兴盛和肥壮正是地方的贫瘠。僧侣制度对早期的文化是有好处的,在精神方面它可以减少强暴的习气,但到了人民精力饱满时它却是有害的。而且当它已衰败时,当它已进入腐化时,正如层出不穷的事例所表现的那样,所有一切在它纯洁时期使它成为有益的因素,都变成使它<bdi>..</bdi>成为有害的因素。

    修院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修院对现代文化的初步形成是有用处的,可是也会妨碍它的成长,更能毒害它的发展。从组织和教育人的方式着眼,修院在十世纪是好的,在十五世纪开始有了问题,到十九世纪却已令人厌恶。<tt>?t>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多少世纪中,一个是欧洲的光辉,一个是欧洲的异彩,僧侣制度这一麻风病侵入那两个灿烂的国家的骨髓后,到我们这时代,那两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只是在一七八九年那次健康而有力的治疗中才开始康复。

    修院,尤其是古代的女修院,正如本世纪初还继续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存在,确是一种最悲惨的中世纪的体现。修院,这种修院,是各种恐怖的集中点。地道的天主教修院是完全充满了死亡的黑光的。

    西班牙的修院最是阴惨,在那里,有一座座大得像教堂高得像宝塔那样的祭台伸向昏暗的高处,烟云迷漫的圆拱,黑影重重的穹隆;在那里,黑暗中一条条铁链挂着无数白色的又高又大的耶稣受难像;在那里,有魁伟裸体的基督,一个个都用象牙雕成,陈列在乌木架上;那些像,不仅是血淋淋的,而且是血肉模糊的,既丑恶,又富丽,肘端露出白骨,髌骨露着外皮,伤口有血肉,戴一顶白银荆棘冠,用金钉钉在十字架上,额上有一串串用红宝石雕琢的血珠,眼里有金刚钻制成的泪珠。金刚钻和红宝石都好像是湿润的,一些妇女戴着面纱,腰肢被毡毛内衣和铁针制成的鞭子扎得遍体鳞伤,双乳被柳条网紧紧束住,膝头因祈祷而皮破血流,伏在雕像下的黑暗中哭泣,那是些以神妻自居的凡妇,以藏书网天女自居的幽灵。那些妇女在想什么吗?没有。有所求吗?没有。有所爱吗?没有。是活的吗?不是。她们的神经已成骨头,她们的骨头已成瓦石。她们的面纱是夜神织的。她们面纱下的呼吸好像是死人那种无以名之的悲惨气息。修院的女院长,恶鬼一个,在圣化她们,吓唬她们。圣洁之主在她们之上,冷冰冰的。那便是西班牙古老修院的面貌。残忍的苦行窟,处女们的火坑,蛮不讲理的地方。

    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罗马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西班牙修院是天主教修院的典型。它具有东方情趣。大主教,天国的宦官头目,他重重封锁,密切注视着为上帝留下的后宫。修女是宫嫔,神甫是太监。怨慕深切的信女们常在梦中被选,并受基督的宠幸。夜里,那赤裸裸的美少年从十字架上下来,于是静室里意狂心醉。重重高墙使那个把十字架上人当作苏丹的苏丹妃子幽禁起来,不许她得到一点点人生乐趣。朝墙外望一眼也算不守清规。“地下室”代替革囊。东方抛到海里去的,西方丢在坑里。东西两地的妇女都一样扼腕呼天,一方面是波涛,一方面是黄土,这里水淹,那边土掩,无独有偶,惨绝人寰。

    到今天,厚古的人们,在无法否认那些事的情况下,便决计以一笑了之,并且还盛行一种奇特而方便的办法,用来抹杀历史的揭示,歪曲哲学的批判,掩饰一切恼人的事实和暧昧问题。灵活的人说:“这是提供花言巧语的好题材。”笨伯跟着说:“这是花言巧语。”于是卢梭是花言巧语的人,伏尔泰在卡拉斯、拉巴尔<span class=”” data-note=”拉巴尔(Labarre),十八世纪法国的世家子,因折断了一个耶稣受难像被判处斩首,又被焚尸。伏尔泰曾替他申诉,无效。”></span>和西尔旺<span class=”” data-note=”西尔旺(Sirven),十八世纪法国新教徒,因不许其女信天主教,想迫害她,被判处死刑。伏尔泰代为申诉,死后五年,追判无罪。”></span>的问题上也成了花言巧语的人。不知道是谁,最近还有所发明,说塔西佗是个花言巧语的人,而尼禄<span class=”” data-note=”尼禄(Néron),一世纪罗马帝国暴君。”></span>则是被中伤,并且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同情“那位可怜的奥勒非<span class=”” data-note=”奥勒非(Holopherne),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王国的大将,在进犯犹太时被一个犹太美女所诱杀。”></span>”。<var></var>

    事实并不是能轻易击退的,它不动摇。本书的作者曾到过离布鲁塞尔八法里的维莱修道院,那是摆在大家眼前的中世纪的缩影,曾亲眼见过旷野中那个古修院遗址上的土牢洞,又在迪尔河旁,亲眼见过四个一半在地下一半在水下的石砌地牢。那就是所谓“地下室”。每一个那样的地牢都还留下了一扇铁门、一个粪坑和一个装了铁条的通风洞,那洞,在墙外高出河面两尺,在墙内离地却有六尺。四尺深的河水在墙外边流过。地是终年潮湿的。住在“地下室”里的人便以那湿土为卧榻。在那些地牢中,有一个还留下一段固定在石壁里的颈镣的一段;在另外一个地牢里,可以看到一种用四块花岗石砌成的四方匣子,长不够一个人躺下,高也不够一个人直立。当年却有人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安置在那里,上面再盖上一块石板。那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看得见,大家都摸得到的。那些“地下室”,那些地牢,那些铁门斗,那些颈镣,那种开得老高、却有河水齐着洞口流过的通风藏书网洞,那种带花岗石盖子的石板匣子,像不埋死人单埋活人的坟墓,那种泥泞的地面,那种粪坑,那种浸水的墙壁,难道这些东西也能花言巧语!

    三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尊敬过去

    像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那样的僧侣制度,对文化来说,那是一种痨病。它干脆扼杀生命。简单地说,它削减人口。进修院,等于受宫刑。那已在欧洲成了灾害。此外,还得添上经常加在信仰上的粗暴手段,言不由衷的志愿,以修院为支柱的封建势力,使人口过多家庭的子女出家的宗子制,我们刚<u></u>才谈过的那些横蛮作风——“地下室”,闭住的嘴,封锁的头脑,多少终身在地牢里受折磨的智慧,服装的改变,灵魂的活埋。除了民族的堕落以外,还得加上个人所受的苦难,无论你是谁,你在僧衣和面纱——人类发明的两种装殓死人的服饰——面前,你总会不寒而栗。

    可是,在某些角落和某些地方,出家修道的风气竟无视哲学,无视进步,继续盛行在十九世纪光天化日之下,更奇怪的是苦修习气目前竟有再接再厉的趋势,使文明的世界为之震惊。一些过了时的团体还想永远存在下去,那种倔强的想法,就像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往头发上抹的那种固执,把发臭的鱼吃到肚里的那种妄想,要大人穿孩子衣服的那种蛮劲,像回到家的僵尸要和活人拥抱的那种慈爱。

    衣服说:“你这忘恩负义的人!我在风雨中保护过你。现在你为什么就不要我了呢?”鱼说:“我出身于大海。”头<samp></samp>油说:“我是从玫瑰花里来的。”僵尸说:“我爱过你们。”修院说:“我教养过你们。”

    对那一切,我们只有一个回答:那是过去的事。

    梦想死亡的东西无尽期地存在下去,并采用以香料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来管理人群,修整腐朽的教条,在法宝箱上重行涂上金漆,把修院修缮一新,重行净化圣器匣,补缀迷信上面的破绽,鼓动信仰狂的劲头,替圣水瓶和马刀重行装柄,重行<s></s>建立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坚信社会的幸福系于寄生虫的繁殖,把过去强加于现在,那一切,这好像很奇怪。可是确有支持那些理论的理论家。那些理论家,而且还都是些有才智的人,他们有一套极简单的办法,他们替过去涂上一层色彩,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老、古代法度、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逢人便喊:“瞧啊!接受这些东西吧,诚实的人们。”那种逻辑是古人早知道了的。罗马的祭司们便能运用那种逻辑。他们替一头小黑牛抹上石膏粉,便说:“你已经白了。”

    至于我们,我们处处都心存敬意,也随时随地避免和过去发生接触,只要过去肯承认它是死了。假使它要表示它还活着,<dfn>..</dfn>我们便打它,并且要把它打死。

    迷信、过分虔诚、口信心不信、成见,那些魑魅魍魉,尽管全是鬼物,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全有爪有牙,必须和它们肉搏,和它们战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因为和鬼魅进行永久性的斗争是人类必然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之一。要扼住鬼影的咽喉,把它制伏在地上,那是不容易的事。

    法国的修院,在十九世纪太阳当顶时,是些阳光下枭鸟的窝。修院在一七八九、一八 4e09.” >三零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祥地的中心鼓吹出家修行,让罗马的幽灵横行在巴黎,那是种违反时代的现象。在正常的年代,如果要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使它消亡,我们只须让它念念公元年代的数字便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绝不是在正常的年代。

    我们必须斗争。

    我们必须斗争,也必须有所区别。真理的要旨是从不过分。真理还需要矫枉过正吗?有些东西是必须毁灭的,有些东西却只需要拿到阳光下看清就是了。严肃而与人为善的检查,那是种多么强的力量!阳光充足的地方一点不需要我们点起火炬。

    因此,现在既是十九世纪,那么,无论是在亚洲或欧洲,无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说,我们都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院等于污池。那些地方的腐臭是明显的,淤滞是有害的,发酵作用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并促使衰亡。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根,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僧、比丘、苦行僧、圣巴西勒会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都在蠕蠕攒动,如蚁如蛆,不禁毛骨悚然。

    说了那些后宗教问题仍然存在。这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几乎是骇人的,希望能让我们细心观察一下。

    四 从本原的角度看修院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来和去的权利,这里也就包含了待在自己屋里的权利。

    他们待在自己的屋里干些什么?

    他们低声说话,他们眼睛向下,他们工作。他们放弃社交、城市、感官的享受、快乐、虚荣、傲气和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任何财物。进了那扇大门后有钱人都自动地变成穷人。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大家。当初被称作贵族、世家子、大人的人和当初被称做乡下佬的人,现在都一律平等。每个人的静室都完全一模一样。大家都剃同样的发式,穿同样的僧衣,吃同样的黑面包,睡在同样的麦秸上,死在bbr>.</abbr>同样的柴灰上。背上背一个同样的口袋,腰上围一条同样的绳子。如果决定要赤脚走路,大家便一齐赤着脚走。其中也许有个王子,王子和其他的人一样也是个影子。不再有什么头衔,连姓也没有了。他们只有名字。大家都在洗名的平等前低下头去。他们离开了家庭骨肉,在修会里组成了精神方面的家庭。除了整个人类,<s>?</s>他们没有其他亲人。他们帮助穷人,他们照顾病人,他们选举自己服从的人,他们彼此以友朋相称。

    你拖住我,兴奋地说:“这才真是理想的修院呢!”

    只要那是可能存在的修院,就足以使我加以重视了。

    因此,在前一卷书里,我曾以尊敬的口吻谈到一个修院的情况。除了中世纪,除了亚洲,在保留历史和政治问题之后,.99lib.从纯哲学观点出发,站在宗教争论的束缚之外,处在进修院绝对出自志愿、完全基于协议的情况下,我对修道团体就能以关切严肃的态度相待,甚至在某些方面以尊敬的态度相待。凡有团体的地方都有共同生活,有共同生活的地方也都有权利。修院是从“平等、博爱”这样一个公式里产生的。啊!自由真伟大!转变真灿烂!自由已足使修院转变为共和国。

    让我们继续谈下去。

    可是这些男人,这些妇女,住在四堵高墙里,穿着棕色粗呢服,彼此平等<tt>?99lib.t>,以兄弟姊妹相称,这很好,不过他们是否还做旁的事呢?

    做。

    做些什么?

    他们注视着黑影,他们双膝跪下,两手合十。

    那是什么意思?

    五 祈祷

    他们祈祷。

    向谁?

    上帝。

    向上帝祈祷,这话怎么理解?

    在我们的身外,不是有个无极吗?那个无极是不是统一的,自在的,永恒的呢?它既是无极,是否必然是物质的,并以物质告罄的地方为其止境呢?它既是无极,是否必然有理智,并以理智穷尽的地方为其终点呢?那个无极是不是在我们心中唤起本体的<s></s>概念,而我们只能赋予自己以存在的概念呢?换言之,难道它不是绝对而我们是它的相对吗?

    在我们的身外既然有个无极,是否在我们的心中也同时有个无极呢?这两个无极(这复数好不吓人!)是不是重叠着的呢?第二个无极是不是第一个的里层呢?它是不是另一个太虚的翻版、反映、回声,有同一中心的太虚呢?这第二个无极是不是也有智力呢?它能想吗?它有愿望吗?假如那两个无极都有智力,那么,每个都会有一种能产生愿望的本原,而且,正如在 4e0b.” >下面的这个无极里有我一样,在上面的那个无极里也会有个我。下面的这个我就是灵魂,上面的那个我就是上帝。<var></var><cite></cite>

    让下面的这个无极通过思想和上面的那个无极发生接触,那便是祈祷。

    不要从人的意识中除去任何东西,抹杀是件坏事,应当改革和转变。人的某些官能是指向未知世界的,那是思想、梦想和祈祷。未知世界浩瀚无垠。良知是什么?是未知世界的指针。思想、梦想、祈祷是神秘之光的大辐射。我们应当加以尊敬。灵魂的那种庄严光辉放射到什么地方去呢?到黑暗中去,这也就<mark>.</mark>是说,到光明中去。

    民主的伟大便是什么也不否认,对人类什么也不放弃。紧靠人的权利,至少在它近旁,还有感情之权。

    压制热狂,崇敬无极,这才是正道。仅仅拜倒在造物主的功果下面,景仰八方围拱的群星是不够的。我们有责任,要为人类的灵魂工作,保护玄义,反对奇迹,崇拜未知,唾弃邪说,在不可理解的事物前只接受必然的,使信仰健康起来,除去宗教方面的迷信,剪除上帝左右的群丑。

    六 祈祷是绝对的善行

    至于祈祷的方式,只要诚挚,任何方式都是好的。翻转你的书本,?到无极里去。

    我们知道有一种否认无极的哲学。按病理分类,也还有一种否认太阳的哲学,那种哲学叫做瞎眼论。

    把人们所没有的一种感觉定为真理的本原,那真是盲人的一种大胆的杰作。

    奇怪的是那种瞎摸哲学在寻求上帝的哲学面前所采取的那种自负而又悯人的傲慢态度。人们好像听到一只田鼠在叫嚷:“他们真可怜,老说有太阳!”

    我们知道有些人是鼎鼎大名的强有力的无神论者。事实上,那些以自身的力量重返真理的人,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也还不能十分肯定,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下定义的问题,况且,无论如何,即使他们不信上帝,他们的高度才智便已证实上帝的存在。

    我们尽管不留情地驳斥他们的哲学,但却仍把他们当作哲学家来尊敬。

    让我们继续谈下去。

    可佩服的,还有那种玩弄字眼的熟练技巧。北方有个形而上学的学派,多少被雾气搞迷糊了,以为只要用愿望两字代替力量便可改变人们的认识。

    不说“草木长”,而说“草木要”,的确,如果再加上“宇宙要”意义就更丰富了。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草木既能“要”,草木便有一个我;宇宙“要”,宇宙便有一个上帝。

    我们和那个学派不一样,我们不会凭空反对别人的任何意见,可是那个学派所接受的所谓草木有愿望的说法,据我们看,和他们所否认的宇宙有愿望的说法比起来更难成立。

    否认无极的愿望就是否认上帝,这只在否认无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那是我们已经阐述过的。

    对无极的否认会直接导向虚无主义。一切都成了“精神的概念”。

    和虚无主义没有论争的可能。因为讲逻辑的虚无主义者怀疑和他进行争辩的对方是否存在,因而也就不能肯定他自己是否存在。

    从他的观点看,他自己,对他自己来说,也只能是“他精神的一个概念”。

    不过,他丝毫没有发现,他所否认的一切在他一提到“精神”一词时,又都被他一总接受了。

    总之,把一切都归纳为虚无的哲学思想是没有出路的。

    承认虚无的人也必然有个虚无要承认。

    虚无主义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无所谓虚空。零是不存在的。任何东西都是些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东西。

    人靠肯定来生活比靠面包更甚。

    眼看和手指,这都是不够的。哲学应是一种能量,它的努力方向应是有效地改善人类。苏格拉底应.和亚当合为一体,并且产生马可·奥里略,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享乐的人转为明理的人,把乐园转为学园。科学应是一种强心剂。享乐,那是一种多么可怜的目的,一种多么低微的愿望!糊涂虫才享乐。思想,那才是心灵的真正的胜利。以思想来为人类解渴,像以醇酒相劝来教导他们认识上帝,使良知和科学水乳似的在他们心中交融,让那种神秘的对晤把他们变成正直的人,那才真正是哲学的作用。道德是真理之花,静观导致行动。绝对应能起作用,理想应是人类精神能呼能吸能吃能喝的。理想有权利说:“请用吧<var>?</var>,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智慧是一种神圣的相互感应。在这种情况下智慧不再是对科学的枯燥的爱好,而是惟一和至高无上的团结人类的方式,并且从哲学升为宗教。

    宗教不应只是一座为了观赏神秘而建造在它之上的除了满足好奇心外别无他用的花楼。

    等到以后再有机会时我们再来进一步发表我们的意见,目前我们只想说:“如果没有信和爱这两种力量的推动,我们便无从了解怎样以人为出发点,又以进步为目的。”<dfn></dfn>

    进步是目的而理想是标准。

    什么是理想呢?上帝是理想。

    理想,绝对,完善,无极,都是一些同义词。

    七 责人应有分寸

    历史和哲学负有多种永恒的责任,同时也是简单的责任,斗争大祭司该亚法<span class=”” data-note=”该亚法(Caiphe),迫害耶稣的犹太大祭司。”></span>、法官德拉孔<span class=”” data-note=”德拉孔(Dra),公元前七世纪末雅典的酷吏。”></span>、立法官特利马尔西翁<span class=”” data-note=”特利马尔西翁(Trimal),一世纪拉丁作家伯特洛尼所作小说《萨蒂尼翁》里的一个色情人物。”></span>、皇帝提比利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提比利乌斯(Tibère,前42—37),罗马帝国暴君。”></span>,毫无疑义,那是明显、直接而清楚的。但是独居的权利以及它的一些不利之处和种种弊端,却必须加以研究和慎重对待。寺院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tt></tt><dfn></dfn>

    修院是这样一种场所,既荒谬而又清净无垢,既使人误入歧途却又劝人存心为善,既使人愚昧又使人虔诚,既使人备受苦难又使人为之殉教,当我们谈到它时,几乎每次都要说又对又不对。

    修院是一种矛盾,其目的是为了幸福,其方式是牺牲。修院表现的是极端的自私,而结果是极端的克己。

    以退为进,这好像是僧侣制度的座右铭。

    在修院里,人们以受苦为达到欢乐的途径。人们签发由死神兑现的期票。人们在尘世的黑暗里预支天上的光明。在修院里,地狱<cite>99lib.</cite>生活是当作换取天堂的代价而被人接受的。

    戴上面纱或穿上僧衣是一种取得永生的自杀。

    在这样一种问题前,我们感到嘲笑是不能允许的。这里无论好坏全是严肃的。

    公正的人蹙起眉头,但从不会有那种恶意的微笑。我们能理解人的愤怒,而不能理解恶意的中伤。

    八 信仰,法则

    还有几句话。

    我们谴责充满阴谋的教会,蔑视政权的教权,但是我们处处尊崇那种思考问题的人。

    我们向跪着的人致敬。

    信仰,为人所必须。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人并不因为潜心静思而成为无所事事的人。有有形的劳动和无形的劳动。

    静观,这是劳动,思想,这是行动。交叉着的胳膊能工作,合拢了的手掌能有所作为。注视苍穹也是一种业绩。

    泰勒斯<span class=”” data-note=”泰勒斯(Thalès),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古希腊哲学的代表,自发唯物主义米利都学派的奠基者,生于公元前六世纪。”></span>静坐四年,他奠定了哲学。

    在我们看来,静修者不是游手好闲的人,违世遁俗的人也不是懒汉。

    神游窈冥昏默之乡是一件严肃的事。

    如果不故意歪曲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我们认为对坟墓念念不忘,这对世人是适当的。在这一点上,神甫和哲学家的见解是一致的。“人都有一死。”特拉帕苦修会<span class=”” data-note=”特拉帕苦修会(la Trappe),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一六六四年建立。该会规章十分严格,主张终身素食,永久缄口,只以手势示意,足不出院,故有“哑巴会”和“苦修会”之称。”></span>的修院院长和 8d3a.” >贺拉斯<span class=”” data-note=”贺拉斯(Horace),纪元前一世纪罗马著名诗人。”></span>所见略同。<bdi>..</bdi>

    生不忘死,那是先哲的法则,也是苦修僧的法则。在这方面,修士和哲人的见解一致。

    物质的繁荣,我们需要,意识的崇高,我们坚持。

    心浮气躁的人说:

    “那些一动不动待在死亡边缘上的偶像要他们干什么?他们有什么用?他们干些什么?”

    唉!围绕我们和等待我们的是一团黑暗,我们也不知道那无边的散射将怎样对待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也许那些人的建树是无比卓绝的。”而且我们还得补充一句:“也许没有更为有效的工作了。”

    总得有这么一些人来为不肯祈祷的人不停地祈祷。

    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蕴藏在祈祷中的思想的多少。

    祈祷中的莱布尼茨<span class=”” data-note=”莱布尼茨(Leibnitz,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span>是伟大的,崇拜中的伏尔泰是壮美的。“伏尔泰仰望上帝。”bbr>藏书网</abbr>

    我们为保护宗教而反对各种宗教。

    我们相信经文的空洞和祈祷的卓越。

    此外,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会儿——这一幸而没留下十九世纪痕迹的一会儿,这多少人低着头鼓不起劲的一会儿,在这充满以享乐为荣、以追求短促无聊的物质享受为急务的行尸走肉的环境中,凡是离群遁世的人总是可敬的。修院是退让的地方,意义不明的自我牺牲总还是牺牲。把一种严重的错误当作天职来奉行,这自有它<big>藏书网</big>的伟大之处。

    如果我们把修院,尤其是女修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妇女受苦最深,并且在那种与世隔绝的修院生活里,也有隆重的诺言——置于真理的光中,用理想的尺度,就其本质,从各个角度加以公正和彻底的分析,我们便会感到妇女的修院,无可否认,确有其庄严的地方。

    我们指出了一鳞半爪的那种极其严峻惨淡的修院生涯,那不是人生,因为没有自由,也不是坟墓,因为还不圆满,那是一种奇特的场所,在那里人们有如置身高<q></q>山之巅,朝这一面可以望见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朝另一面又可以望见我们即将前往的世界,那是两个世界接壤的狭窄地带,那里雾霭茫茫,依稀隐现在两个世界之中,生命的残晖和死亡的冥色交相辉映,这是墓中半明半暗的光。

    至于我们,虽不相信这些妇女所信之事物,却也和她们一样是生活在信仰中的,当我们想到这些心惊胆战而又充满信心和诚意的女性,这些谦卑严肃的心灵,她们敢于生活在神秘世界的边缘,守在已经谢绝的人世和尚未开放的天国之间,朝着那看不见的光辉, 4ec5.” >仅凭心中一点所谓自知之明而引为无上幸福,一心向往着万仞深渊和未知世界,两眼注视着毫无动静的黑暗,<samp></samp>双膝下跪,胸中激动,惊愕,战栗,有时一阵来自太空的长风把她们吹得飘飘欲起,当我们想到那些情形时,总不免愀然动容,又惊又敬,如见神明,悲悯和钦羡之情油然而起。

    一 进入修院的门路

    冉阿让,按照割风的说法,“从天上掉下来”时,正是掉在那修院里。

    他在波隆梭街的转角处翻过了园子的围墙。他半夜听到的那阵仙乐,是修女们做早弥撒的歌声;他在黑暗中探望过的那个大厅,是小礼拜堂;他看见伏在地上的那个鬼影,是一个行补赎礼的修女;使他惊奇..的那种铃声,是结在园丁割风爷膝弯上的铜铃。

    珂赛特上床以后,我们知道,冉阿让和割风俩便对着一炉好柴火进晚餐,喝了一盅葡萄酒,吃了一块干酪;过后,由于那破屋里惟一的一张床已由珂赛特占用,他们便分头躺在一堆麦秸上面。冉阿让合眼以前说道:“从此以后,我得住在此地了。”那句话在割风的脑子里翻腾了一整夜。

    其实,他们俩,谁也没有睡着。

    冉阿让感到自己已被人发觉,而且沙威紧跟在后面,他知道如果他回到巴黎城里,他和珂赛特准定会玩完。新起的那阵风既然已把他吹到这修院里来,冉阿让惟一的想法便是在那里待下去。对一个处在他那种情况下的苦命人来说,那修院是个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说最危险,是因为那里不许任何男人进去,万一被人发现,就得给人当做现行犯,冉阿让只要走一步路,便又从修院跨进监牢;说最安全,是因为如果能得到许可,在那里住下来,谁又会找到那里去呢?住在一个不可能住下的地方,正是万全之策。

    在割风方面,他心里也正打开了鼓。最先,他承认自己什么也闹不清楚。围墙那么高,马德兰先生怎么进来的呢?修院的围墙是没有人敢翻的。怎么又会有个孩子呢?手里抱个孩子,就翻不了那样一道笔直的墙。那孩子究竟是谁?他们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割风自从来到这修院后,他再也没有听人谈到过滨海蒙特勒伊,也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过什么事。马德兰爷爷那副神气又使人不敢多开口,此外割风心里在想:“在圣人面前不能瞎问。”马德兰先生在他的心中仍和往日一样崇高。不过,从冉阿让透露出来的几句话里,那园丁觉得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由于时局艰难,马德兰先生也许亏了本,正受着债主们的追逼,或许他受到什么政治问题的牵累,不得不隐藏起来。割风想到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高兴,因为,正如我们北部的许多农民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是早已靠拢波拿巴的<span class=”” data-note=”就是说,对当时的王朝不满。”></span>。马德兰先生既然要躲起来,并且已把这修院当作他的避难所,那么,他要在此地待下去,那也是极自然的事。但不可理解的是,割风在反复思索,老捉摸不出的一点 662f.” >是:马德兰是怎样进来的,他又怎么会带个小姑娘。割风看得见他们,摸得着他们,和他们谈过话,却无法信以为真。闷葫芦刚刚掉进了割风的茅舍。割风像盲人摸路似的,胡乱猜想了一阵,越想越糊涂,但有一点却搞清楚了:马德兰先生救过我的命。这惟一可以确定下来的一点已足使他下定决心了。他背着他想道:“现在轮到我来救他的命了。”他心里还加上这么一句:“当初需要人钻到车子底下救我出来时,马德兰先生却没有像我这样思前想后。”他决定搭救马德兰先生。99lib?

    可是他心里仍七上八下,考虑到许多事情:“他从前待我那么好,万一他是匪徒,我该不该救他呢?还是应该救他。假使他是个杀人犯,我该不该救他呢?还是应该救他。他既然是个圣人,我救不救他呢?当然救他。”

    但是要让他能留在这修院里那可是个难题!但割风在那种近乎荒唐的妄想前仍一点不动摇。那个来自庇卡底的可怜的农民决计要越过修院的种种难关和圣伯努瓦的教规所设下的种种危崖峭壁,但是他除了赤忱的心、坚定的意志和为乡下老头子所常有而这次打算用来扶危济困的那一点点小聪明外,便没有其他的梯子。割风爷,这个老汉,生平为人一向自私,晚年腿也瘸了,身体也残废了,对人世已没什么可留恋了,这时他觉得感恩图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当看见有件善事可做时便连忙扑了上去,正如一个从来不曾尝过好酒的人临死时忽然发现手边有着一杯美酒,便想取来痛饮一番一样。我们还可以说,许多年来他在那修院里吸取的空气已消灭了他原来的性格,最后使他感到他有做任何一件好事的必要。

    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替马德兰先生出力。

    我们刚才称他为“来自庇卡底的可怜的农民”。那种称呼是恰当的,不过不全面。在故事发展到现阶段,把割风的面貌叙述一下还是有好处的。他原是一个农民,但是他当过公证人,因此他在原有的精明以外又添上了辩才,在原有的质朴以外又添上了剖析能力。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事业失败了,后来便沦为车夫和手工工人。但是,尽管他经常说粗话挥鞭子——据说那样做对牲口是必要的——在内心深处他却仍是个公证人。他生来就有些小聪明,不犯常见之语病,他能攀谈,那是乡下少见的事,农民都说他谈起话来俨然像个戴帽的老爷。割风正是前一世纪那种轻浮不得体的文词所指的那种“半绅士半平民”的人,也就是达官贵人在对待贫寒人家时所用的那种形容平民的隐语所标注的“略似乡民,略似市民,胡椒和盐”。割风是那种衣服磨损到露出麻线底子的穷老汉,他虽然饱受命运的考验和折磨,却还是一个直肠人,很爽朗,那是一种使人从来不生恶念的宝贵品质。因为他有过的缺点和短处全是表面的,总之,他的面貌在观察者的眼里是成功的。老人的额上绝没有那种暗示凶恶、愚蠢或惹人厌恶的皱纹。

    破晓时,割风从四面八方全想过了,他睁开眼睛看见马德兰先生坐在他的麦秸堆上,望着珂赛特睡觉。割风翻身坐起来说:

    “您现在既已来到此地,您打算怎样来说你进来的事呢?”

    一句话概括了当时的处境,把冉阿让从梦境状态中唤醒了。

    两个人开始商量。

    “首先,”割风说,“您应当注意的第一件事,便是小姑娘和您,不要到这间屋子外面去。跨进园子一步,我们便完了。”

    “对。”

    “马德兰先生,”割风又说,“您到这儿来,拣了一个极好的日子,我是要说,拣了一个极坏的日子,我们有个嬷嬷正害着重病,因此大家都不大注意我们这面的事。听说她快死了。她们正在做四十小时的祈祷。整个修院都天翻地覆了。她们全在为那件事忙乱着。正准备上路的那位嬷嬷是位圣女。其实,我们这儿的人全是圣人。在她们和我之间,惟一不同的地方便是:她们说‘我们的静室,’而我说‘我的窠’。马上就要替断气的人做祷告了,接着又得替死人做祷告。今天一天,我们这里不会有事,明天,我却不敢担保。”

    “可是,”冉阿让指出说,“这所房子是在墙角里,被那破房子遮住了,还有树木,修院那边的人望不见。”

    “而且,我告诉您,修女们也从来不到这边来的。”

    “那岂不更好?”冉阿让说。

    强调“岂不更好”的疑问语气是想说:“我认为可以偷偷在此地住下来。”割风针对这疑问回答说:

    “还有那些小姑娘呢。”

    “哪些小姑娘?”冉阿让问。

    割风张着嘴正要解释他刚说出的那句话,有口钟响了一下。

    “那嬷嬷死了,”他说,“这是报丧的钟。”

    同时他作出手势要冉阿让听。

    钟又敲了一下。

    “这是报丧钟,马德兰先生。这钟将要一分钟一分钟地敲下去,连续敲上二十四小时,直到那尸首离开礼拜堂为止。您瞧,又是一下。在课间游戏时,只要有个皮球滚来了,她们全会追上来,什么规矩也不管了,跑到这儿来乱找乱翻的。这些小天使全是些小鬼。”

    “谁?”冉阿让问。

    “那些小姑娘们。您马上会被她们发现的,您放心好了。她们会叫嚷说:‘嘿!一个男人!’不过今天不会有危险。今天她们不会有游戏的时间。整整一天全是祷告。您听钟声。我早告诉过您了,一分钟一下。这是报丧钟。”

    “我懂了,割风爷。您说的是寄读学校的孩子们。”

    冉阿让心里又独自想道:

    “这样,珂赛特的教养问题也全解决了。”

    割风嚷着说:

    “妈的!有的是小姑娘!她们会围着您起哄!她们会逃走!在这儿做个男人,就等于害了瘟病。您知道她们在我的蹄子上系了一个铃,把我当作野兽看待。”

    冉阿让越想越深。“这修院能救我们,”他嘟囔着,接着他提高嗓子说:

    “对。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待下来。”

    “不对。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出去。”

    冉阿让觉得血全涌到心里去了。

    “出去!”

    “是呀,马德兰先生。为了回来,您得先出去啊。”

    等到那钟又敲了一下,割风才接着说:

    “她们不会就这样让您待在此地。您是从哪里来的?对我来说,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我认识您,可是那些修女们,她们只许人家走大门进来。”

    忽然,另一口钟敲出了一阵相当复杂的声音。

    “啊!”割风说,“这是召集参议嬷嬷们的。她们要开会。每次有人死了,总得开会。她是天亮时死的。人死多半是在天亮时。难道您就不能打您进来的那条路出去吗?我们来谈谈,我不是有意来问您,您是打什么地方进来的?”

    冉阿让脸色发白了。只要想到再回到那条吓得坏人的街上去,他便浑身颤栗。你从一处虎豹横行的森林里出来,已经到了外面,却又有一个朋友要你回到那里去,你想想那种味儿吧。冉阿让一闭上眼就看见那批警务人员还全在附近一带东寻西找,密探在侦察,四处都布置了眼线,无数只手伸向他的衣领,沙威也许就在那岔路口的角上。

    “不可能!”他说,“割风爷,您就认为我是从那上面掉下来的吧。”

    “那不成问题,我就是那么想的,”割风接着说,“您不用再向我说那些话了。慈悲的天主也许曾把您捏在他的手心里,要把您看清楚,随即又把您放了。不过他原是要把您放在一个男人的修院里,结果他搞错了。您听,又是一阵钟声。这是敲给门房听的,要他通知市政机关去通知那位验尸的医生到这儿来看看死人。所有这些,全是死了以后的麻烦事。那些好嬷嬷们,她们并不见得怎么喜欢这种访问。一个医生,啥也不管。他揭开面罩。有时还要揭开旁的东西。她们这次通知医生,会这么快!这里难道有些什么名堂不成?您的小姑娘还睡着老不醒。她叫什么名字?”

    “珂赛特。”

    “是您的闺女?看样子,您是她的爷爷吧?”

    “对。”

    “对她来说,要从这里出去,倒好办。我有一扇通大门院子的便门。我敲门。门房开门。我背上背个背箩,小姑娘待在箩里。我走出大门。割风爷背着背箩出大门,那再简单没有。您嘱咐一声,要小妞待在箩里不吭气就成。她上面盖着块油布。要不了多少时候,我把她寄托在绿径街一个卖水果 7684.” >的老朋友家里,要住多久就住多久,那是个聋子,她家里有张小床。我会对着那卖水果的婆子的耳朵喊,说这是我的侄女,要她照顾一下,我明天就会来领的。这之后,小妞再和您一道回来。可是您,您怎样才能出去呢?”

    冉阿让点了点头。

    “只要没有人看见我。关键就在这儿,割风爷。您想个办法让我也和珂赛特一样躲在背箩里和油布下面,再把我送出去。”

    割风用左手的中指搔着耳垂,那是表示十分为难的样子。

    第三阵钟声打断了他们的思路。

    “验尸医生走了,”割风说<cite>?99lib?</cite>,“他看过了,并且说:‘她死了,好的。’医生签了去天国的护照以后,殡仪馆便会送来一口棺材。如果是个老嬷嬷,就由老嬷嬷们入殓,如果是个小嬷嬷,就由小嬷嬷们入殓。殓过以后,我去钉钉子。这是我的园丁工作的一部分。园丁多少也是埋葬工人。女尸停放在礼拜堂的一间临街的矮厅里,那里除了验尸的医生外,其余的男人全不许进去。我不算男人,殡仪馆的执事们和我都不算男人。我到那厅里去把棺材钉上,殡仪馆的执事们把它抬走,车夫扬起马鞭,人去天国就是这样去的。送来的是个空匣子,抬走的却是个装了东西的,这就叫送葬。‘入土为安’。”

    一线阳光横照在珂赛特的脸上,她还没有醒来,嘴微微张着,就像一个饮光的天使。冉阿让早就呆望着她,不再听割风唠叨了。

    没有人听,那并不成为一种住嘴的理由,那个管园子的老好人仍啰啰嗦嗦说下去:

    “到伏吉拉尔公墓去挖一个坑。据说那伏吉拉尔公墓不久就要取消了。那是个旧时的公墓,不合章程,没有制服,快要退休了。真可惜,有这么一个公墓多方便。在那里,我有一个朋友,叫梅斯千爷爷,是个埋葬工人。这里的修女有种特权,她们在天快黑时被送进那公墓。省公署特别为她们订了这样一条规则。可是,从昨天起,发生了多少事啊!受难嬷嬷死了,马德兰爷爷……”

    “完了。”冉阿让一面苦笑一面说。

    割风把那个字弹了回去:

    “圣母!要是您要在这儿永远待下去,那可真是种埋葬了。”

    第四阵钟声突起。割风连忙把那条系铃铛的带子从钉子上取下来,系在自己的膝弯上。

    “这一次,是我。院长嬷嬷叫我。好家伙,这皮带上的扣针扎了我一下。马德兰先生,您不要动,等我回来。有新玩意儿呢。您要是饿,那儿有酒、面包、干酪。”

    接着,他往屋子外面走,嘴里一面说:“来啦!来啦!”

    冉阿让望着他急忙从园中穿过去,尽量迈开他的瘸腿,边走边望两旁的瓜田。

    割风一路走去,铃声响个不停,把那些修女们全吓跑了,不到十分钟,他在一扇门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个柔和的声音回答说:“永远如此。永远如此。”那就是说:“请进。”

    那扇门是接待室的>.</a>门,接待室是由于工作需要留下来接待园丁的。隔壁便是会议室。院长正坐在接待室里惟一的一张椅子上等待着割风。

    二 割风面临困难

    在紧急关头露出紧张和沉郁的神情,这对某些性格和某些职业的人,尤其是对神甫和教徒们来说,是特别的。院长纯贞嬷嬷,原是那位有才有貌的德·勃勒麦尔小姐,她平日素来轻松活泼,可是当割风走进屋子时,她脸上却露出那两种显示心神不定的神情。

    园丁小心翼翼地行了个礼,立在屋门口。院长正拨动着手里的念珠,抬起眼睛说道:

    “啊,是您,割爷。”

    这个简称是在那修院里用惯了的。

    割风又行了个礼。

    “割爷,是我叫人把您找来的。”

    “我来了, 5d07.” >崇高的嬷嬷。”

    “我有话要和您谈。”

    “我也,在我<big></big>这方面,也有件事想和极崇高的嬷嬷谈谈。”割风壮着胆子说,内心却先在害怕。

    院长睁眼望着他。

    “啊!您有事要向我反映。”

    “要向您请求。”

    “那好,您说吧。”

    割风这老头,以前当过公证人,是一个那种坚定有把握的乡下人。某种圆滑而又显得无知的表情是占便宜的,人往往在不提防的情况下已经被俘。割风在那修院里已住了两年多,和大家也相处得很好。他终年过着孤独的生活,除忙于园艺之外几乎没有旁的事可做,于是也滋长了好奇心。他从远处望着那些头上蒙着黑纱的妇女,在他眼前时来时往,起初他见到的几乎只是些幢幢黑影,久之,由于不时注意和深入观察,后来他也渐渐能恢复那些鬼影的肉身,那些死人在他看来也就成为活人了。他仿佛是个视觉日明的哑bbr>?</abbr>巴,听觉日聪的瞎子。他细心分辨各种钟声所表示的意义,于是那座闷葫芦似的不闻人声的修院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他的了,哑谜神早已把它的全部秘密在他的耳朵里倾吐。割风知道一切,却什么也不说,那是他的乖巧处。全院的人都以为他是个白痴。这在教会里是一大优点。参议嬷嬷们非常器重割风。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哑人,他获得了大家的信任。此外,他能守规矩。除了果园菜地上有非办不可的事之外他从不出大门。这种谨慎的作风是为人重视的,他却并不因此而不去找人聊天,他常找的两个人,在修院里,是门房,他因<mark></mark>而知道会客室里的一些特别情形;在坟场里,是埋葬工人,因而他知道墓地里的一些独特之处,正好像他有两盏灯在替他照着那些修女们,一盏照着生的一面,一盏照着死的一面。但是他一点也不胡来。修院里的人都重视他。年老,腿瘸,眼花,也许耳朵还有点聋,数不尽的长处!谁也替代不了他。

    老头子自己也知道已获得人家的重视,因而在那崇高的院长面前,满怀信心,夸夸其谈地说了一通相当乱而又非常深刻的乡下人的话。他大谈特谈自己的年纪、身体上的缺陷、往后年龄对他的威胁会越来越重、工作的要求也不断增加、园地真够大,有时还得在园里过夜,例如昨晚,月亮上来了,就得到瓜田里去铺上草荐<dfn></dfn>,最后他转到这一点上,他有个兄弟(院长动了一下),兄弟的年纪也不怎么轻了(院长又动了一下,但这是表示安心的),假如院长允许,他这兄弟可以来和他住在一起,帮他工作,那是个出色的园艺工人,他会替修院作出良好的贡献,比他本人所作的还会更好些;要是,假如修院不允许他兄弟来,那么,他,做大哥的,觉得身体已经垮了,完成不了任务,就只好说句对不起人的话,请求退职了;他兄弟还有个小姑娘,他想把她带来,求天主保佑,让她在修院里成长起来,谁知道,也许她还会有出家修行的一天呢。

    他谈完的时候,院长手指中间的念珠也停止转动了,她对他说:

    “您能在今晚以前找到一根粗铁杠bbr>藏书网</abbr>吗?”

    “干什么用?”

    “当撬棍用。”

    “行,崇高的嬷嬷。”割风回答。

    院长没有再说别的话,她起身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了,隔壁的那间屋子便是会议室,参议嬷嬷们也许正在那里开会。割风独自留下。

    三 纯贞嬷嬷

    大致过了一刻钟。院长走回来,去坐在椅子上。

    那两个对话的人仿佛各有所思。我们把他们的谈话尽量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割爷?”

    “崇高的嬷嬷?”

    “您见过圣坛吧?”

    “做弥撒和日课时我在那里有间小隔扇。”

    “您到唱诗台里去工作过吧?”

    “去过两三次。”

    “现在我们要起一块石头。”

    “重吗?”

    “祭台旁边那块铺bbr></abbr>地的石板。”

    “盖地窖的那块石板吗?”

    “对。”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有两个男人。”

    “登天嬷嬷会来帮助您,她和男人一样结实。”

    “一个女人从来也顶不了一个男人。”

    “我们只有一个女人来帮您忙。各尽所能。马比容神甫根据圣伯尔纳的遗教写了四百十七篇论文,梅尔洛纽斯·奥尔斯修斯只写了三百六十七篇,我绝不至于因此就轻视梅尔洛纽斯·奥尔斯修斯。”

    “我也不至于。”

    “可贵的是各尽自己的力量来工作。一座修院并不是一个工场。”

    “一个女人也并不是一个男人。我那兄弟的气力才大呢!”

    “您还得准备好一根撬棍。”

    “像那样的门也只能用那样的钥匙。”

    “石板上有个铁环。”

    “我把撬棍套进去。”

    “而且那石板是会转动的。”

    “那就好了,崇高的嬷嬷。我一定能开那地窖。”

    “还会有四个唱诗嬷嬷来参加你们的工作。”

    “地窖开了以后呢?”

    “再盖上。”

    “就这样吗?”

    “不。”

    “请您指示我得怎么办,崇高的嬷嬷。”

    “割爷,我们认为您是信得过的。”

    “我在这儿原该是有活就干的。”

    “而且您什么都不要说出去。”

    “是,崇高的嬷嬷。”

    “开了地窖以后……”

    “我再盖上。”

    “可是在这以前……”

    “得怎样呢,崇高的嬷嬷?”

    “得把件东西抬下去。”

    说到此,大家都沉寂下来了。院长好像在踌躇不决,她伸出下唇,噘了一下嘴之后就打破了沉默:

    “割爷?”

    “崇高的嬷嬷?”

    “您知道今天早晨有位嬷嬷死了。”

    “我不知道。”

    “难道您没有听见敲钟?”

    “在园子底里什么也听不见。”

    “真的吗?”

    “叫我的钟,我也听不大清楚。”

    “她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死的。”

    “而且,今天早上的风不是向我那边吹的。”

    “是那位受难嬷嬷。一个有福的人。”

    院长停住不说了,只见她的嘴唇频频启闭,仿佛是在默念什么经文,接着她又说:

    “三年前,有个冉森派<span class=”” data-note=”冉森派,十七世纪荷兰天主教反正统派的一支,被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斥为异端,下谕禁绝,但各国仍有不少人信从。”></span>的教徒,叫贝都纳夫人的,她只因见到受难嬷嬷做祷告,便皈依了正教。”

    “可不是,我现在听见报丧钟了,崇高的嬷嬷。”

    “嬷嬷们已把她抬到礼拜堂里的太平间里了。”

    “我知道。”

    “除了您,任何男人都不许也不该进那间屋子的。您得好好留意照顾。那才会出笑话呢,假如在女人的太平间里发现一个男人!”

    “出出进进!”

    “嗯?”

    “出出进进!”

    “您说什么?”

    “我说出出进进。”

    “出出进进干什么?”

    “崇高的嬷嬷,我没说出出进进干什么,我说的是出出进进。”

    “我听不懂您的话。您为什么要说出出进进呢?”

    “跟着您说的,崇高的嬷嬷。”

    “可是我并没有说出出进进。”

    “您没有说,可是我是跟着您说的。”

    正在这时,钟报九点。

    “在早晨九点钟和每点钟,愿祭台上最崇高的圣体受到赞叹和崇拜。”院长说。

    “阿们。”割风说。

    那口钟敲得正凑巧。它一下打断了关于出出进进的争执。如果没有它,院长和割风就很可能一辈子也纠缠不清。

    割风擦了擦额头。

    院长重新默念了一小段,也许是神圣的祈祷,继又提高嗓子说:

    “受难嬷嬷生前劝化了许多人,她死后还要显圣。”

    “她一定会显圣的!”割风一面说,一面挪动他的腿,免得后来站不稳。

    “割爷,修院通过受难嬷嬷,受到了神的恩宠。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贝律尔红衣主教那样,一面念弥撒经,一面断气,在魂归天主时口中还念着‘因此我作此贡献’。不过,受难嬷嬷尽管没有得到那样大的幸福,她的死却也是非常可贵的。直到最后一刻,她的神智还是清楚的。她和我们谈话,随后又和天使们谈话。她把她最后的遗言留给了我们。要是您平日更心诚一些,要是您能待在她的静室里,她只消摸摸您的腿,您的病就好了。她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大家感到她在天主的心里复活了。在她的死里我们到了天国。”

    割风以为那是一段经文的结尾。

    “阿们。”他说。

    “割爷,我们应当满足死者的愿望。”

    院长已经拨动了几粒念珠,割风却不开口。她接着说:

    “为了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好几位忠于我们救世主的教士,他们全在宗教人事部门担任职务,而且还都是有辉煌成绩的。”

    “崇高的嬷嬷,从这儿听那报丧钟比在园子里清楚多了。”

    “而且,死者不是一个女人,这是位圣女。”

    “就和您一样,崇高的嬷嬷。”

    “她在她的棺材里睡了二十年,那是我们的圣父庇护七世特别恩准的。”

    “就是替皇……替波拿巴加冕的那位。”

    对像割风那样一个精明的人来说,他这次的回忆是不合时宜的。幸而那位院长,一心想她的事,没有听见。她继续说:

    “割爷?”

    “崇高的嬷嬷?”

    “圣迪奥多尔,卡巴多斯的大主教,曾经嘱咐人家在他的墓上只刻这么一个字:‘Acarus’,意思是疥虫,后<s></s>来就是那么办的。这是真事吗?”

    “是真的,崇高的嬷嬷。”

    “那位幸福的梅佐加纳,亚基拉修院院长,要人把他埋在绞刑架下面,后来也照办了。”

    “确是那样办的。”

    “圣泰朗斯,台伯河入海处港口的主教,要人家把插在弑君犯坟上的那种标志,刻在他的墓石上,希望过路的人都对他的坟吐唾沫。那也是照办了的,死者的遗命,必须遵守。”

    “但愿如此。”

    “伯尔纳·吉端尼出生在法国蜜蜂岩附近,在西班牙图依当主教,可是他的遗体,尽管卡斯蒂利亚国王不许,但仍按他本人的遗命运回到里摩日<span class=”” data-note=”里摩日(Limoges),法国中部的一个城市。”></span>的多明我教堂。我们能说这不对吗?”

    “千万不能,崇高的嬷嬷。”

    “这件事是由普朗达维·德·拉弗斯证实了的。”

    几粒念珠又悄悄地滑了过去,院长接着又说:

    “割爷,我们要把受难嬷嬷装殓在她已经睡了二十年的那口棺材里。”

    “那是应当的。”

    “那是睡眠的继续。”

    “那么,我得把她钉在那棺材里吗?”

    “对。”

    “还有殡仪馆的那口棺材,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吗?”

    “一点不错。”

    “我总依照极崇高的修院的命令行事。”

    “那四个唱诗嬷嬷会来帮您忙的。”

    “为了钉棺材吗?用不着她们帮忙。”

    “不是。帮您把棺材抬下去。”

    “抬到哪儿?”

    “地窖里。”

    “什么地窖?”

    “祭台下面。”

    割风跳了起来。

    “祭台下面的地窖!”

    “祭台下面的地窖。”

    “可是……”

    “您带一根铁杠来。”

    “行,可是……”

    “您用铁杠套在那铁环里,把石板旋开来。”

    “可是……”

    “必须服从死者的意旨。葬在圣坛祭台下的地窖里,不沾俗人的泥土,死了还留在她生前祈祷的地方,这便是受难嬷嬷临终时的宏愿。她对我们提出了那样的要求,就是说,发出了那样的命令。”

    “这是被禁止的。”

    “人禁止,天主命令。”

    “万一被人家知道了呢?”

    “我们信得过您。”

    “呵,我,我是您墙上的一块石头。”

    “院务会议已经召开过了。我刚才还和参议嬷嬷们商议过,她们还在开会,她们已经作了决议,依照受难嬷嬷的遗言,把她装殓在她的棺材里,埋在我们的祭台下面。您想想,割爷,这里会不会出现奇迹!对这修院来说,那是多么大的神恩!奇迹总是出现在坟墓里的。”

    “可是,崇高的嬷嬷,万一卫生委员会的人员……”

    “圣伯努瓦二世在丧葬问题上曾违抗君士坦丁·波戈纳<span class=”” data-note=”君士坦丁·波戈纳(stantin Pogonat),七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span>。”

    “可是那警署署长……”

    “肖诺德美尔,是在君士坦丁<span class=”” data-note=”君士坦丁(stance),三零六年至三三七年为罗马帝国皇帝。”></span>帝国时代进入高卢的七个日耳曼国王之一,他确认教士有按照宗教仪式举行丧葬的权利,那就是说,可以葬在祭台下面。”

    “可是那警署的侦察员……”

    “世界在十字架前算不得什么。查尔特勒修院第七任院长玛尔丹曾替他的修会订下这样的箴言:‘天翻地覆时十字架屹立。’<span class=”” data-note=”“天翻地覆时十字架屹立”,原文是拉丁文。”></span>”

    “阿们。”割风说。他每次听见人家说拉丁语,总是一本正经地用这个方法来替自己解围。

    嘴闭得太久了的人能从任何一种谈话对象那里得到满足。雄辩大师吉姆纳斯托拉斯出狱的那天,由于身上积压了许多两刀论法和三段论法,便在他最先遇到的一棵大树跟前停下来,对着它高谈阔论,并且作了极大的努力,要说服它。这位院长,平日也是沉默得太久了,正如水库里的水受着堤坝的阻挡,不得畅泄,积蓄过满;她立起身来,像座开放了的水闸,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我,我右边有伯努瓦,左边有伯尔纳。伯尔纳是什么?是明谷隐修院的第一任院长。勃艮第的枫丹能见他的出生,那是个有福的地方。他的父亲叫德塞兰,母亲叫亚莱特。他创业于西多,定居在明谷,他是由纪尧姆·德·香浦,索恩河畔夏龙的主教任命为修院院长的,他有过七百名初学生,创立了一百六十座修院。一一四零年他在桑城的主教会议上压倒了阿伯拉尔<span class=”” data-note=”阿伯拉尔(Pierre Abélɑrd,1079—1142),中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神学家。”></span>、皮埃尔·德·勃吕依和他的弟子亨利,还有一些所谓使徒派的旁门左道。他曾把阿尔诺德·德·布雷西亚<span class=”” data-note=”阿尔诺德·德·布雷西亚(Arnaud de Bresce,约1100—1155),罗马人民起义领袖,阿伯拉尔的弟子。一一四三年回意大利起义,建立罗马共和政权,一一五五年失败后被绞死。”></span>驳到哑口无言,痛击过屠杀犹太人民的拉乌尔和尚,主持过一一四八年在兰斯城举行的主教会议,曾要求判处普瓦蒂埃的主教吉尔贝·德·波雷,曾要求判处艾翁·德·爱特瓦勒,调解过亲王间的纠纷,开导过青年路易王<span class=”” data-note=”青年路易王(LouisⅦ,le Jeune,1120—1180),即路易七世。”></span>,辅助过教皇尤琴尼乌三世,整顿过圣殿骑士团,倡导过十字军,他在一生中显过二百五十次奇迹,甚至在一天中显过三十九次。伯努瓦又是什么呢?是蒙特卡西诺的教父,是隐修院的二祖师,是西方的大巴西勒<span class=”” data-note=”大巴西勒(Basile Magnus,约330—379),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span>。从他创立的修会里产生过四十位教皇、二百位红衣主教、五十位教父、一千六百位大主教、四千六百位主教、四个皇帝、十二个皇后、四十六个国王、四十一个王后、 4e09.” >三千六百个受了敕封的圣者,这修会并且绵延了一千四百年。一边是圣伯尔纳,一边是什么卫生委员会的人员!一边是圣伯努瓦,一边又说有什么清洁委员会的侦察员!国家、清洁委员会、殡仪馆、规章、行政机关,我们用得着管那些东西吗?任何人见过人家怎样对待我们都会愤慨的。我们连想把自己的尘土献给耶稣基督的权利也没有了!你那卫生委员会是革命党发明出来的,天主得受警署署长的管辖,这时代真不成话。不用谈了,割爷!”bbr></abbr>

    割风挨了这阵倾盆大雨,很不自在。院长接着又说:

    “谁也不应该怀疑修院对处理丧葬问题的权力。只有狂热派和怀疑派才否认这种权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混乱到了可怕程度的时代。应当知道的东西大家全不知道,不应当知道的,大家又全知道。卑污,下流。一个是极其伟大的圣伯尔纳,另外还有一个伯尔纳<span class=”” data-note=”还有一个伯尔纳,应指克吕尼的伯尔纳(Bernard de y),据考证此伯尔纳约生于十二世纪上半叶。”></span>,是十三世纪的一个相当善良的教士,所谓‘穷苦天主教徒们的伯尔纳’,而今天居然还有许多人对这两个人分辨不清。还有些人,蓄意亵渎,竟把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拿来相提并论。路易十六只是个国王。留心留心天主吧!现在已无所谓公道和不公道了。伏尔泰这名字是大家知道的,大家却全不知道恺撒·德·布斯<span class=”” data-note=”恺撒·德·布斯(César de Bus,1544—1607),起初在军队和宫廷里供职,不得志,三十岁上出家修行,创立兄弟会。”></span>这名字。然而恺撒·德·布斯是幸福的,伏尔泰是不幸的。前任大主教,佩里戈尔红衣主教,甚至不知道贝律尔的继承者是查理·德·贡德朗,贡德朗的继承者是弗朗索瓦·布尔戈安,布尔戈安的继承者是弗朗索瓦·色诺,而让·弗朗索瓦·色诺的继承者是圣马尔泰的父亲。大家知道戈东<span class=”” data-note=”戈东(),法王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忏悔神甫。亨利四世原是法国新教徒的首领,为了平息内战并夺取王位,便改奉旧教(天主教),并准许新旧两教并存。他骂人时常说“我否认天主”,后来接受戈东的建议,改说“我否认戈东”。戈东因而出了名。”></span>神甫这名字,并非因为他是争取建立经堂<span class=”” data-note=”经堂,未出家的信徒们修行的寺院。”></span>的三个倡议人之一,而是因为他的名字成了信奉新教的国王亨利四世骂人的字眼。圣方济各·德·撒肋之所以受到富贵人家的爱戴,是因为他能隐恶扬善。而今天会有人攻击宗教。为什么?因为从前有过一些坏神甫,因为加普的主教萨吉泰尔是昂布伦的主教萨乐纳的兄弟,而且他们俩全跟随过摩末尔。那有什么关系?能阻止玛尔丹·德·图尔不让他成为圣者,不让他把半件袍子送给一个穷人吗?他们迫害圣者。他们对着真理闭上眼睛。黑暗是经常的。最凶残的禽兽是瞎了眼的禽兽。谁也不肯好好地想想地狱。呵!没良心的人!奉国王的命令,在今天的解释是奉革命的命令。大家已经忘了自己对活人和死人所负的责任。清净的死也是在禁止之列的。丧葬成了公家的事务。这真教人胆寒。圣莱翁二世曾写过两封信,一封给皮埃尔·诺泰尔,一封给西哥特人的国王,专就丧葬问题针对钦差总督的大权和皇帝的专断进行了斗争和驳斥。夏龙的主教戈蒂埃在这个问题上,也曾和勃艮第公爵奥东对抗过。前朝的官府曾有过协议。我们从前在会议席上,即使涉及世俗的事务也有发言权。西多修院的院长,这一修会的会长,是勃艮第法院的当然顾问。我们对自己的死人可以随意处理。圣伯努瓦本人的遗体难道没有送回法国,葬在弗勒利修院,即所谓的卢瓦尔河畔圣伯努瓦修院里吗?尽管他是在五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一个礼拜六,死在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的。这一切全是无可否认的。我鄙视那些装模作样高唱圣诗的人,我痛恨那些低着脑袋做祈祷的人,我唾弃那些邪魔歪道,但是我尤其厌恶那些意见和我相反的人。只要读几本阿尔努·维翁、加白利埃·布斯兰、特里泰姆、摩洛利古斯和唐·吕克·达舍利<span class=”” data-note=”这些都是本笃会体系的神学家。”></span>的著作就知道了。”<bdo>..</bdo>

    院长吐了一口气,继又回转头来对着割风说:

    “割爷,说妥了吧?”

    “说妥了,崇高的嬷嬷。”

    “我们可以依靠您吧?”

    “我服从命令。”

    “这就好了。”

    “我是全心全意忠于修院的。”

    “就这么办。您把棺材钉好。嬷嬷们把它抬进圣坛。大家举行超亡祭。接着大家回到静室。夜晚十一点以后十二点以前,您带着铁杠来。一切都要进行得极其秘密。圣坛里除了那四个唱诗嬷嬷、登天嬷嬷和您外,再没有旁人。”

    “还有那柱子跟前的嬷嬷呢。”

    “她不会转过头来的。”

    “可是她会听见。”

    “她不会注意,而且修院知道的事,外面不会知道。”

    谈话又中断了一会儿。院长继续说:

    “您把您的铃铛取下。柱子跟前的那个嬷嬷不用知道您也在场。”

    “崇高的嬷嬷?”

    “什么事,割爷?”

    “验尸的医生来检查过了吗?”

    “他今天四点钟来检查。我们已经敲过钟,叫人去找那验尸医生。难道您什么钟响也听不见?”

    “我只注意叫我的钟。”

    “那样很好,割爷。”

    “崇高的嬷嬷,至少得有一根六尺长的铁杠才行。”

    “您到哪里去找呢?”

    “到有铁栅栏的地方去找。有的是铁杠。在我那园子底里有一大堆废铁。”

    “在午夜前三刻钟左右,不要忘了。”

    “崇高的嬷嬷?”

    “什么事?”

    “假如您还有这一类的其他工作,我那兄弟的力气可大呢。就像个蛮子!”

    “您得尽可能快地完成。”

    “我快不到哪里去,我是个残废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得有个帮手。我的腿是瘸的。”

    “瘸腿并不算是缺点,也许还是福相。打倒伪教皇格列高利以及重立伯努瓦八世的那位亨利二世皇帝就有两个外号:圣人和瘸子。”

    “那多么好,有两件外套。”割风嘟囔着,其实,他耳朵有点聋。

    “割爷,我想起来了,还是准备花整整一个钟头吧。这并不太多。您准十一点带着铁杠到大祭台旁边来。祭礼夜间十二点开始。应当在开始前一刻钟把一切都完成。”

    “我总尽力用行动来表明我对修院的忠忱。这些都是说定了的。我去钉棺材。十一点正,我到圣坛里面。唱诗嬷嬷们会在那里,登天嬷嬷会在那里。有两个男人,就可能会好些。算了,不用管那些!我带着我的撬棍。我们打开地窖,把棺材抬下去,再盖好地窖。在这以后,一点痕迹也没有。政府不至于起疑心。崇高的嬷嬷,这么办该算妥当了吧?”

    “不。”

    “那么还有什么事呢?”

    “还有那空棺材。”

    这问题占去了一段时间。割风在想着,院长在想着。

    “割爷,他们把那棺材拿去,会怎么办?”

    “埋在土里。”

    “空埋?”

    又是一阵沉寂。割风用左手做着那种驱散疑难的姿势。

    “崇高的嬷嬷,是我到礼拜堂的那间矮屋子里去钉那棺材,除了我,旁人都不能进去,我拿一块盖棺布把那棺材遮上就是了。”

    “可以,但是那些脚夫,在抬进灵车,送进坟坑时,一定会感到那里没有东西。”

    “啊!见了……!”割风叫了起来。

    院长开始画十字,瞪眼望着那园丁。“鬼”字哽在他喉咙里了。

    他连忙信口胡凑了一个应急的办法,来<cite></cite>掩盖他那句亵渎的话。

    “崇高的嬷嬷,我在那棺材里放些泥土,就像有个人在里了。”

    “您说得有理。泥土和人,原是一样的东西。您就这么安排那个空棺材吧。”

    “我一定做到。”

    院长的脸一直是烦闷阴郁的,现在却平静了。她做了上级要下级退去的那种表示,割风朝着屋门走去。他快要跨出门外时,院长又微微提高了嗓子说:

    “割爷,我对您很满意,明天,出殡以后,把您的兄弟带来,并且要他把他姑娘也带来。”

    四 冉阿让竟好像读过奥斯丹·加斯迪莱约的作品

    瘸子走路,就像独眼人送秋波,都不能直截了当地达到目的地。况且割风又正在心情烦乱的时候。他几乎花了一刻钟才回到园里的破屋里。珂赛特已经醒了。冉阿让让她坐在火旁。割风进屋子时,冉阿让正把那园丁挂在墙上的背箩指给她看并且说:

    “好好听我说,我的小珂赛特。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要回来的,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住在这里了。这里的那位老大爷会让你待在那东西里,把你带走。你到一位太太家里去等我。我会去找你的。最要紧的是,要是你不想让德纳第大娘又把你抓回去,你就得乖乖地听我的话,什么也不能说啊!”

    珂赛特郑重地点了点头。

    冉阿让听到割风推门的声音,回转头去。

    “怎样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一点也没有安排好,”割风说,“我得到允许,让您进来,但是在带您进来以前,得先带您出去。伤脑筋的就是这一点。至于这小姑娘,倒好办。”

    “您答应背她出去吗?”

    “她答应不出声吗?”

    “我担保。”

    “可是您呢,马德兰爷爷?”

    经过一阵焦急的沉寂以后,割风喊道:

    “从您进来的那条路出去,不就完了!”

    冉阿让,和先头一样,只回答了一声:“不可能。”

    割风嘴里叽里咕噜,却并非在和冉阿让谈话,而是在和他自己谈话:

    “还有一件事,使我心里老嘀咕。我说过,放些泥土在里面。可是我想,那里装上泥,不会像是装个人,那样不成,那玩意儿会跑,会动。别人会看出毛病来的。您懂吗,马德兰爷爷,政府会察觉出来的。”

    冉阿让直着双眼,老望他,以为他在说胡话。

    割风接着又说:

    “难道您就出不了这……鬼门关?问题是:一切都得在明天办妥!我得在明天领您进来。院长等着您。”

    这时,他向冉阿让说明,这是由于他,割风,要替修院办件藏书网事而得来的报酬;办理丧事也是他应干的活,他得把棺材钉好,还得到公墓去帮那埋葬工人。早晨死去的那个修女曾要求把她装殓在她平日拿来当床用的棺材里,并且要把她埋在圣坛祭台下的地窖里,这种做法是警务条例所不许可的,而死者却又是那样一个不容违拗的修女。院长和参议嬷嬷们都决定要了死者的愿,政府不政府,不管它了;他,割风,要到那矮屋子里去钉上棺材,到圣坛里去旋开石板,还得把那死人送到地窖下面去。为了酬谢他,院长同意让他的兄弟到修院里来当园丁,也让他的侄女来寄读,他的兄弟便是马德兰先生,侄女便是珂赛特。院长说过,要他在明天傍晚时,等到公墓里的假掩埋办妥后,把他的兄弟带来。可是他不能把马德兰先生从外面带进来,要是马德兰先生不先在外面的话。这是首先遇到的困难,还有一层困难,便是那口空棺材。

    “什么空棺材?”冉阿让问。

    割风回答说:

    “管理机关的棺材。”

    “什么棺材?什么管理机关?”

    “死了一个修女。市政府的医生来了并且说:‘有个修女死了。’政府便送来一口棺材。第二天,再派一辆丧车和几个殡仪执事来把那棺材抬到公墓去。殡仪执事们来了,抬起那棺材,里面却没有东西。”

    “放点东西在里面。”

    “放个死人?我找不出。”

    “不是。”

    “那么,什么呢?”

    “放个活人。”

    “什么活人?”

    “我。”冉阿让说。

    割风,原是坐着的,他猛地站起,好像椅子下面响了一个爆竹。

    “您!”

    “为什么不呢?”

    冉阿让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正如冬季里天空中的那种微光。

    “您知道,割风,您先头说过:受难嬷嬷死了,我补上了一句说,马德兰先生埋了。事情就是这样。”

    “啊,好,您是在开玩笑。您不是在说正经话。”

    “绝对正经。我不是得先从这里出去吗?”

    “当然。”

    “我早和您说过,要您替我找一个背箩和一块油布<cite>99lib?</cite>。”

    “那又怎样呢?”

    “来个杉木背箩和一块黑布就可以了。”

    “首先,只有白布。葬修女,全用白的。”

    “白布也成。”

    “您这个人,不和旁人一样,马德兰爷爷。”

    这种幻想也只不过是苦役牢里的一种横蛮大胆的发明,割风是一向被圈在平静的事物中的,他平日见到的,按照他的说法,“只是修院里的一些磨磨蹭蹭的事儿”,现在忽然有这种奇想出现在他那宁静的环境里,而且要和修院牵涉在一起,他当时的惊骇竟可和一个看见一只海鸥在圣德尼街边溪流里捕鱼的行人的神情相比。

    冉阿让接着说:

    “问题是要从这里偷跑出去。现在这就是个办法。但是您得先把一切情形告诉我。事情怎样进行?棺材在哪里?”

    “空的那口吗?”

    “对。”

    “在下面,所谓的太平间里。放在两个木架上,上面盖了一块盖棺布。”

    “那棺材有多长?”

    “六尺。”

    “太平间是怎样的?”

    “那是底层的一间屋子,有一扇窗对着园子,窗口有铁条,窗板从外面开关,还有两扇门:一扇通修院,一扇通礼拜堂。”

    “什么礼拜堂?”

    “街上的礼拜堂,大众的<bdo>藏书网</bdo>礼拜堂。”

    “您有那两扇门的钥匙吗?”

    “没有。我只有通修院那扇门的钥匙,通礼拜堂那扇门的钥匙在门房手里。”

    “什么时候门房才开那扇门呢?”

    “只是在殡仪执事要进去抬棺材的时候,他才开那扇门。棺材出去了,门又得关上。”

    “谁钉棺材?”

    “我钉。”

    “谁盖那块布?”

    “我盖。”

    “就您一个人吗?”

    “除了警署的医生以外,任何男人都不许进太平间。那是写好在墙上的。”

    “今天晚上,等到修院里大家全睡了,您能不能把我藏在那屋子里?”

    “不成。但是我可以把您藏在一间通太平间的小黑屋子里,那是我放埋葬工具的地方,归我管,钥匙也在我这里。”

    “灵车在明天几点钟来取棺材?”

    “下午三点左右。在伏吉拉尔公墓下葬,在天快黑的时候,那地方不很近。”

    “我就在您放工具的小屋子里躲一整夜和整个半天。可是吃的东西呢?我会饿的。”

    “吃的,我送来给您。”

    “到两点钟时,您来把我钉在棺材里。”

    割风朝后退了一步,把两只手上的骨节捏得嘎嘎响。

    “这,我做不到。”

    “这算得了什么!拿一个铁锤,把几个钉子钉到木板里面去!”

    在割风看来好像是荒唐的事,我们再说一遍,在冉阿让的眼里,却是平凡的。冉阿让已走过比这更险的险路。凡是当过囚犯的人都有一套艺术,知道怎样按照逃生的路的口径来缩小自己的身体。囚犯要逃命,正如病人去求医,是生是死,在所不顾。逃命也就是医病。为了医好病,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让别人把自己钉在一个匣子里,当作一个包裹运出去,在盒子里慢慢地争取生命,在没有空气的地方找空气,在连续几个钟头里节约自己的呼吸,知道闭气而不死,这是冉阿让多种惨痛的才能之一。

    其实,棺材里藏活人,苦役犯所采用的这种救急办法,也是帝王所采用的。假使奥斯丹·加斯迪莱约的记载可靠的话,查理五世<span class=”” data-note=”查理五世,十六世纪德意志皇帝,逊位后出家修道。”></span>在逊位以后,想和卜隆白作最后一次会晤时,便用这种方法把她抬进圣茹斯特修院,继又把她抬出去的。

    割风,稍稍镇静以后,大声问道:

    “可是您怎么能呼吸呢?”

    “我会呼吸的。”

    “在那盒子里!我,只要想想,已经吐不出气来了。”

    “您一定有一个螺丝锥,您在靠近嘴的地方,随便锥几个小孔,上面的木板,也不要钉得太紧。”

    “好!万一您要咳嗽或打喷嚏呢?”

    “逃命的人从来不咳嗽,也不打喷嚏。”

    冉阿让又加了一句:

    “割风爷,得拿定主意了:或是在这里等人家来捉,或是接受由灵车带出去的办法。”

    大家都见过,猫儿有一种癖性,它爱在半掩着的门边徘徊不前。谁也对猫儿说:“进来!”有些人在半开着的机会面前也一样会有停滞在两种决策中左思右想的表现,冒着让自己被压在陡然截断生路的命运下面。那些过于谨慎的人,浑身是猫性,并且正因为他们是猫,他们遇到的危险有时反而比大胆的人更多更大。割风正是那种具有顾前思后性格的人。可是冉阿让的冷静态度,使他不由自主地被争取过来了。他嘟嘟囔囔地说:

    “总之,除此以外,没有旁的办法。”

    冉阿让接着说:

    “惟一使我担心的事,便是不知道到了公墓怎么办。”

    “这倒正是我放心的地方,”割风大声说,“要是您有把握,让自己能出棺材,那我也有把握让您能出坟坑。那个埋葬工人是个酒鬼,是我的朋友。梅斯千爷爷。一个爱喝酒的老头儿。埋葬工人把死人放在坟坑里,而我,我可以把埋葬工人放在我的口袋里。到了公墓怎么办,让我先来告诉您。我们到了那里,天还没有黑,离坟场关铁栅栏的时候还有三刻钟。灵车要一直滚到坟坑边。我在后面跟着,那是我的任务。我衣袋里带着一个铁锤、一把凿子、一个取钉钳。灵车停下来,殡仪执事们兜着您的棺材结上一根绳子,把您吊下去。神甫走来念些经,画一个十字,洒上圣水,溜了。我一个人和梅斯千爷爷留下来。那是我的朋友,我告诉您。总是两件事,要不是他喝醉了,要不是他没有喝醉。要是他没有喝醉,我就对他说:‘我们来喝一盅,趁这时好木瓜酒馆还开着。’我带他去,我把他灌醉,梅斯千爷爷用不着几<df</dfn>下子便会醉倒,他是老带着几分醉意的,我为你让他直躺在桌子下面,拿了他那张进公墓的工作证,把他甩下,我自个儿回来。您就只有我一个人要对付了。要是他已经醉了,我就对他说:‘去你的,让我来干你的活。’他走了,我把您从洞里拖上来。”

    冉阿让向他伸出一只手,割风跳上前,一把握住,乡下人的那股热情的确很动人。

    “我同意,割风爷。一切顺利。”

    “只要不发生意外,”割风心里想,“这是多么大的一场风险!”

    五 靠醉酒来保证不死是不够的

    第二天,太阳偏西时,梅恩大路上的寥寥几个来往行人对一辆过路的灵车脱帽<span class=”” data-note=”欧俗,看见灵车走过的人都肃然脱帽。”></span>,那灵车是老式的,上面画了骷髅、大腿骨和眼泪。灵车里有一口棺材,棺材上遮着一块白布,布上摊着一个极大的十字架,好像一个高大的死人,向两边垂着两条胳膊,仰卧在那上面。后面跟着一辆有布帷的四轮轿车,行人可以望见那轿车里坐着一个穿白袈裟的神甫和一个戴红瓜皮帽的唱诗童子。两个灰色制服上有黑丝带盘花装饰的殡仪执事走在灵车的左右两旁。后面还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瘸腿老人。送葬行列正向伏吉拉尔公墓走去。

    从那老人的衣袋里,露出一段铁锤的柄,一把钝口凿和一把取钉钳的两个把手。

    伏吉拉尔公墓,在巴黎的几个公墓中是独特的。它有它的特殊习惯,正如它的大车门和侧门在附近一带那些死记着古老字眼的老人们的嘴里还叫做骑士门和行人门一样。我们已谈过,小比克布斯的伯尔纳-本笃会的修女们获得许可,可以葬在一小块划开的坟地上,并且可以在傍晚时下葬,因为那块地在过去原是属于她们修院的。埋葬工人,为了这个缘故,在夏季的傍晚和冬季的黑夜如果还得在坟场里工作,就必须遵守一条特殊的纪律。当年巴黎的各个公墓都得在太阳落山时关上大门,那是市政机关的规定,伏吉拉尔公墓,和其他公墓一样,也得遵守。骑士门和行人门是两道紧靠着的铁栏门,旁边有个亭子,是建筑家贝隆内修建的,里面住着公墓的看门人。因此那两道铁栏门,毫不留情,必须在太阳落到残废军人院圆顶后面去时双双闭上。假如有个埋葬工人,到时候还不能离开公墓,他就只有一个出门的办法,那就是凭他那张卡片,殡仪馆行政部门填发的埋葬工人工作证。在门房的窗板上,挂着一个类似信箱的匣子。埋葬工人把他的卡片丢在那匣子里,门房听到了卡片落下的声音,拉动绳子,行人门便开了。假如那埋葬工人没有带他的卡片,他就得说出自己的姓名,那门房,有时已经躺在床上,而且已经睡着,也得爬起来,走去认清了那个埋葬工人,这才拿出钥匙来开门;那埋葬工人可以出去,但是得付十五法郎的罚金。

    这个公墓,由于它那些不合常规的规定,影响了行政上的管理。它在一八三零年过后不久便被取消了。巴纳斯山公墓,也叫东坟场,接替了它,并且接管了伏吉拉尔公墓那家官商合营的著名饮料店,那饮料店的房顶顶着一个画在木板上的木瓜,店面在转角处,一面对着客座,一面对着坟墓,招牌上写着:“好木瓜”。

    伏吉拉尔公墓可以说是一个枯萎了的公墓。它没落下来了,它被苔藓侵袭又被花卉遗弃。大户人家都不大乐意葬在伏吉拉尔,免得寒酸相。拉雪兹神甫公墓<span class=”” data-note=”拉雪兹神甫(PèreLachaise),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甫,他在巴黎东郊有块地,一八零四年改为公墓,并以他的名字命名。”></span>,恭喜恭喜!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就像有了红木家具一样。那地方给人一种华贵的印象。伏吉拉尔公墓是个古色古香的园子,树木是按照法></a>国古老园林格局栽植的。一条条笔直的小路,两旁有冬青、侧柏、枸骨叶冬青、古老的坟冢在古老的水松下面,草很高。入夜一片悲凉气象。有些景色极其阴森。

    那辆盖了一块白布和一个黑十字架的灵车走进伏吉拉尔公墓大路时,太阳还没有下去。走在车子后面的那个瘸腿老人便是割风。

    受难嬷嬷被安葬在祭台下面的地窖里,珂赛特被送出大门,冉阿让溜进太平间,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阻碍。

    我们附带说一句,把受难嬷藏书网嬷埋葬在修院祭台下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完全是无足轻重的。那种错误似乎也无悖于为人之道。修女们办妥这件事,她们不但没有感到慌乱,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在修院里,一般所说的“政府”,只意味着当局的干预,这种干预总是成问题的。首要的是教规,至于法律,慢慢再看。人呀,你们高兴订多少法律,尽量去订你们的,但是请你们都留给自己使用吧。对人主的贡献从来就只能是对天主的贡献的剩余。王子在理性面前也一文不值。

    割风得意洋洋地跟着那灵车一步一拐。他那双重秘密,他那对孪生的诡计,一个是和修女们串通的,另一个是和马德兰先生串通的,一个是向着修院的,另一个是背着修院的,都一齐如了愿。冉阿让的 9547.” >镇静是种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镇静。割风不再怀疑是否成功这件事了。剩下来要做的事都算不了什么。两年以来,他把那埋葬工人,忠厚老实的梅斯千爷爷,一个脸胖胖的老好人,灌醉过十次。对梅斯千爷爷,他一向把他当作掌中物,随意摆布。他常把自己的意志和奇想当作帽子似的强加在他的头上。梅斯千的脑袋总迁就割风的帽子。割风自信有绝对的把握。

    当行列转入那条通向公墓的大路时,割风,心里痒痒的,望着那灵车,搓着一双大手,细声说:

    “这玩笑开得可不小!”

    忽然,那灵车停住了,大家已经走到铁栏门。得交验掩埋许可证。殡仪馆的一个人和那公墓的门房会了面。交涉总得使大家等上两三分钟,正在交涉的时候,有个人,谁也不认识的,走来站在灵车后面割风的旁边。这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穿一件有大口袋的罩衣,胳肢窝里夹着一把十字镐。

    割风望着那个陌生人。

    “您是谁?”他问。

    那个人回答:

    “埋葬工人。”

    假如有个人当胸受了一颗炮弹而不死,他的面孔一定会和割风当时的面孔一个样。

    “埋葬工人?”

    “对。”

    “您?”

    “我。”

    “埋葬工人是梅斯千爷爷。”

    “从前是的。”

    “怎么!从前是的?”

    “他死了。”

    割风什么都料到了,却没有料到这一着,没有料到埋葬工人也能死。那却是事实,埋葬工人一样会死。人在不断替别人挖掘坟坑时,也逐渐掘开了自己的坟坑。

    割风张着嘴,呆住了。他费了大劲,才结结巴巴说了一句:

    “这,这是不会有的事。”

    “现在就有了。”

    “可是,”他又上气不接下气地接着说,“埋葬工人,是梅斯千爷爷嘛。”

    “拿破仑以后,路易十八。梅斯千以后,格利比埃。乡下佬,我叫格利比埃。”

    割风面无人色,打量着格利比埃。

    那是个瘦长、脸青、冷酷到极点的汉<dfn></dfn>子。他那神气就像一个行医不得志改业做埋葬工人的医生。

    割风放声大笑。

    “哈!真是怪事!梅斯千爷爷死了。梅斯千小爷爷死了,但是勒诺瓦小爷爷万岁!您知道勒诺瓦小爷爷是什么吗?那是柜台上六法郎一瓶的红酒。那是叙雷讷的出品,真棒!巴黎地道的叙雷讷!哈!他死了,梅斯千这老头儿!我心里多么不好受,那是个快活人。其实您也是个快活人。对不对,伙计?等一会儿,我们去干一杯。”

    那人回答说:“我念过书。我念完了第四班<span class=”” data-note=”第四班,法国中小学十年一贯制,第四班即六年级。”></span>。我从来不喝酒。”

    灵车又走动了,在公墓的大路上前进。

    割风放慢了脚步,这不完全是由于他腿上的毛病,多半是由于他心里焦急。

    埋葬工人走在他前头。

    割风对那个突如其来的格利比埃,又仔细打量了一番。

    那是一个那种年轻而显得年老、干瘪而又非常壮实的人。

    “伙计!”割风喊道。

    那人回转头来。

    “我是修院里的埋葬工人。”

    “老前辈。”那个人说。

    割风虽然是个老粗,却也精细,他懂得他遇到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一个能言善道的人藏书网物。

    他嘟囔着:

    “想不到,梅斯千爷爷死了。”

    那人回答说:

    “整个完了。慈悲的天主翻了他的生死簿。梅斯千爷爷的期限到了。梅斯千爷爷便死了。”

    割风机械地重复说:

    “慈悲的天主……”

    “慈悲的天主,”那人严肃地说,“按照哲学家的称呼,是永恒之父,按照雅各派修士<span class=”” data-note=”雅各派修士,属天主教多明我会体系。”></span>的称呼,是上帝。”

    “难道我们不打算彼此介绍一下吗?”割风吞吞吐吐地问。

    “已经介绍过了。您是乡下佬,我是巴黎人。”

    “不喝不成知己,干杯就是倾心。您得和我去喝一盅。这不该推辞。”

    “工作第一。”

    割风心里想道:“我完了。”

    车轮只消再转几圈,便到修女们那个角落的小路上了。

    埋葬工人接着说:

    “我有七个小把戏得养活。他们要吃饭,我也只好不喝酒。”

    像个咬文嚼字的呆子似的,他还带着自负的神气补上一句:

    “他们的饿是我的渴的敌人。”

    灵车绕着一棵参天古柏,离开了大路,转进了小路,走上了泥地,进入丛莽。这说明立刻就要到达那坟地边上了。割风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却不能拖住那灵车。幸而土是松的,被冬季的雨水浸湿了,阻滞着车轮,降低了进度。

    他靠近那埋葬工人。

    “有一种极好的阿尔让特伊小酒。”割风低声慢气地说。

    “村老倌,”那人接着说,“我来当埋葬工人,那原是不该有的事。我父亲是会堂的传达。他原希望我搞文学。但是他碰到了倒霉的事。他在交易所里亏了本。我就只好放弃当作家的希望,不过我还是个摆摊子的写字先生。”

    “那么您不是埋葬工人了?”割风紧接着说,赶忙抓住这一线希望,虽然很微渺。

    “干这一行还是可以干那一行,我身兼二职。”

    割风不懂后面那句话。

    “来喝一杯。”他说。

    有一点得注意一下,割风带着万分焦急的心情请人喝酒,却没有表示谁付账?从前,经常是割风请人喝酒,梅斯千爷爷付账。这次请人喝酒,起因当然是那个新埋葬工人所造成的新局面,并且是应当请的,可是那老园丁并不是没有打算,把人平日常说的“拉伯雷的那一刻钟”<span class=”” data-note=”“拉伯雷的那一刻钟”,通常是指没钱付账的窘困时刻。拉伯雷要去巴黎,走到里昂,没有钱付旅费。他包了三个小包,上面分别注明:“给国王吃的毒药”、“给王后吃的毒药”、“给太子吃的毒药”,并把这三个包放在他住房的附近。侦缉队发现后,逮捕了拉伯雷,押送到巴黎,报告国王,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大笑,立即释放了他。”></span>始终按下不提。割风尽管着了慌,却丝毫没有付钱的打算。<dfn>..</dfn>

    那个埋葬工人,带着高傲的笑容,接着说:

    “吃饭要紧。我继承了梅斯千爷爷的职业。一个人在几乎完成学业时,他就有一个哲学头脑。在手的工作以外,我又加上胳膊的工作。我在塞夫勒街市场上有个写字棚。您知道吗?在雨伞市场。红十字会所有的厨娘都来找我。我得替她们凑合一些表达情意的话,写给那些淘气鬼。我早上写情书,晚上挖坟坑。土包子,这就是生活。”

    灵车直往前走。割风,慌乱到了无以复加,只朝四面乱望。大颗大颗的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淌下来。

    “可是,”那埋葬工人继续说,“一个人不能伺候两个婆婆。我得选择一样,是笔还是镐。镐会弄坏我的手。”

    灵车停住了。

    唱诗童子从那装了布帷的车子里走出来。接着是那神甫。

    灵车前面的一个小轮子已经滚上了土堆边,再过去,便是那敞着的坟坑了。

    “这玩笑开得可不小!”割风无限沮丧,又说了这么一句。

    六 在四块木板中间

    是谁在那棺材里?大家都知道。冉阿让。

    冉阿让想出了办法,在那里面能活着,他勉强可以呼吸。

    确是奇怪,心境的安宁可以保证其他一切的安宁。冉阿让在事先<q></q>推测的一整套全合了拍,并且从前一晚起,一切都进行得顺利。他和割风一样,把希望寄托在梅斯千爷爷身上。他对最后的结局毫不怀疑。从来没有比这更紧张的情势,也从来没有比这更彻底的安定。

    那四块棺材板形成一种骇人的宁静。在冉阿让的镇定里,仿佛真有从此长眠的意味。

    他从棺材底里,能够感受也确实是在感受他这次和死亡作游戏的戏剧场面是怎样一幕一幕进展的。

    割风钉完上面那块盖板以后不久,冉阿让便觉得自己是在空间移动,继又随着车子向前进。由于震动的减轻,他感到他已从石块路面到了碎石路面,那就是说,他已离开街道到了大路上。在一阵空廓的声音里,他猜想那是在过奥斯特里茨桥。在第一次停下来时,他懂得他就要进公墓了,在第二次停下来时,他对自己说:“到了坟坑边了。”

    他忽然觉得有许多手把住了棺材,接着在四面的木板上,起了一阵粗糙的摩擦声音,他明白,那是在棺材上绕绳子,准备<s>?99lib.</s>结好了吊到洞里去。

    随后他感到一阵头晕。

    很可能是因为<bdo></bdo>那些殡仪执事和埋葬工人让那棺材晃了几下并且是头先脚后吊下去的。他立即又完全恢复原状,感到自己平平稳稳地躺着。他刚碰到了底。

    他微微地感到一股冷气。

    从他上面传来一阵凄厉而严肃的嗓音。他听到一个个的拉丁字在慢慢地播送,他每个字都能抓住,但是全不懂:

    “Qui dormiunt in terrae pulvere,evigilabunt;alii in vitam aeter alii in opprobrium,ut videant semper.”<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睡在尘土中的人们,醒来,让在永生中的人们和在屈辱中的人们永远看得见。””></span>

    一个孩子的声音说:

    “De profundis.”<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从深渊的底里。”(是一首安魂诗起头的两个字。)”></span>

    那低沉的声音又开始了:

    “Requiem eternam dona ei,domine.”<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主啊,请给他永久的安息。””></span>bbr></abbr>

    孩子的声音回答着: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永恒的光照着他。””></span>

    他听到在遮着他的那块板上有几滴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那也许是洒圣水。

    他心里想:“快结束了。再忍耐一下。神甫快走了。割风带着梅斯千去喝酒。大家把我留下。随后割风独自一人回来,我就出来了。这买卖总还得足足的个把钟头。”

    那低沉的声音又说:

    “Requiescat in pace.”<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文:“愿他平安。””></span>

    孩子的声音说:

    “阿们。”

    冉阿让,张着耳朵,听到一阵仿佛是许多脚步往远处走的声音。

    “他们走了,”他心里想道,“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突然一下,他听见他头上仿佛是遭到了雷打的声音。

    那是落在棺材上的一锹土。

    第二锹土又落下了。

    他用来呼吸的孔已有一个被堵住了。

    第三锹土又落下了。

    接着又是第四锹。

    有些事是最坚强的人也受不了的。再阿让失去了知觉。

    七 “不要把卡片遗失了”这句成语的出处

    发生在那装着冉阿让的棺材上面的事是这样的。

    当灵车已经走到老远,神甫和唱诗童子也都上车走了时,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埋葬工人的割风看见他弯下腰去取他那把直插在泥堆里的锹。

    这时候,割风下了无比坚定的决心。

    他走去站在坟坑和那埋葬工人的中间,叉着胳膊,说道:

    “我付账!”

    埋葬工人吃了一惊,瞪眼望着他,回答说:

    “什么,乡下佬?”

    割风重复说:

    “我付账!”

    “什么账?”

    “酒账!”

    “什么酒?”

    “阿尔让特伊。”

    “在哪儿,阿尔让特伊?”

    “‘好木瓜’。”

    “去你的!”埋葬工人说。

    同时他铲起一锹土,摔在棺材上。

    棺材发出一种空的响声。割风感到自己头重脚轻,几乎摔倒在坟坑里。他喊了起来,喉咙已开始被声气哽塞住了。

    “伙计,趁现在‘好木瓜’还没有关门!”

    埋葬工人又铲满一锹土。割风继续说。

    “我付账!”

    同时他一把抓住那埋葬工人的胳膊。

    “请听我说,伙计。我是修院里的埋葬工人。我是来帮您忙的。这个活,晚上也可以做。我们先去喝一盅,回头再来干。”

    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死死纠缠在这个没有多大希望的顽固想法上,但心里却有着这样凄惨的想法:“即使他肯去喝!他会不会醉呢?”

    “天哪,”埋葬工人说,“您既然这样坚持,我奉陪就是。我们一道去喝。干了活再去,干活以前,绝对不成。”

    同时他抖了抖他那把锹。割风又抓住了他。

    “是六法郎一瓶的阿尔让特伊呢!”

    “怎么哪,”埋葬工人说,“您简直是个敲钟的人。丁东,丁东<span class=”” data-note=”丁东,指钟声,同时也影射“dindon”(愚人)。”></span>,除了这,您什么也不会说。走开,不用老在这儿啰嗦。”

    同时他抛出了第二锹土。

    到这时割风已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了。

    “来喝一口嘛,”他吼道,“既然是归我付账!”

    “先让这孩子睡安顿了再说。”埋葬工人说。

    他抛下了第三锹。

    接着他又把锹插进土里,说道:

    “您知道,今晚天气会冷,要是我们把这死女人丢在这里,不替她盖上被子,她会追在我们后面叫嚷起来的。”

    这时,那埋葬工人正弯着身子在铲土,他那罩衫的口袋叉开了。

    割风的一双仓皇无主的眼睛机械地落在那口袋上,注视着它。

    太阳还没有被地平线遮住,天还相当亮,能让他望见在那张着嘴的衣袋里,有张白色的东西。

    一个庇卡底的乡下人的眼睛所能有的闪光,从割风的眸子里全都放射出来了。他忽然得了个主意。

    那埋葬工人正在注意他那一锹土,割风乘其不备,从后面把手伸到他的衣袋里,从袋子底里抽出<mark>.</mark>了那张白色的东西。

    那埋葬工人已向坟坑里摔下了第四锹土了。

    正当他要回转身来取第五锹的时候,割风不动声色地望着他,对他说:

    “喂,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您有那卡片吗?”

    埋葬工人停下来说:

    “什么卡片?”

    “太阳快下去了。”

    “让它下去好了,请它戴上它的睡帽。”

    “公墓的铁栏门快关上了。”

    “关了又怎样?”

    “您有那卡片吗?”

    “啊,我的卡片!”埋葬工人说。

    同时他搜着自己的衣袋。

    搜了一个,又搜另一个。他转到背心口袋上去了,检查了第一个,翻转了第二个。

    “没有,”他说,“我没有带我的卡片,我忘了。”

    “十五法郎的罚金。”割风说。

    埋葬工人的脸变青了。青就是铁青面孔的没有血色。

    “啊耶稣——我的——瘸腿——天主——蹲下了——屁股!十五法郎的罚金!”

    “三枚一百个苏的钱。”割风说。

    埋葬工人丢下了他的锹。

    割风的机会到了。

    “不用<bdi>..</bdi>慌,”割风说,“小伙子,不用悲观失望。不值得为了这就想寻短见,就想利用这坑坑。十五法郎,就是十五法郎,并且您有办法可以不付。我是老手,您是新手。我有许多办法、方法、巧法、妙法。作为朋友我替您出个主意。有件事很明显,太阳下去了,它已到了那圆屋顶的尖上,不出五分钟,公墓大门就关上了。”

    “这是真话。”那埋葬工人回答说。

    “五分钟里您来不及填满这个坑,它深到和鬼门关一样,这坟坑,您一定来不及在关铁栏门以前赶到门口钻出去。”

    “这是对的。”

    “既是这样,就免不了十五法郎的罚金。”

    “十五法郎……”

    “不过您还来得及……您住在什么地方?”

    “离便门才两步路。打这里走去,一刻钟。伏吉拉尔街,八十七号。”

    “您还有时间,拔腿飞奔,立刻跑出大门。”

    “一点不错。”

    “出了大门,您赶快奔回家,取了卡片再回来,公墓的门房替您开开门。您有了卡片,就不会罚款。您再埋好您的死人。我呢,我替您在这里守住,免得他开了小差。”

    “您救了我的命,乡下佬。”

    “你快滚蛋。”割风说。

    那埋葬工人,感激到了心花怒放,握着他的手一抖再抖,飕的一声跑了。

    埋葬工人消失在树丛里以后,割风又倾耳细听,直到听不到他的脚步声了,他这才朝着那坟坑,弯下腰去,轻轻喊道:

    “马德兰爷爷!”

    没有回答的声音。

    割风浑身一阵寒战。他爬了下去,不,应当说他滚了下去,跳到棺材头上,喊着说:

    “您在里面吗?”

    棺材里毫无动静。

    割风抖到呼吸也停了,连忙取出他的钝口凿和铁锤,撬开了盖板。冉阿让的脸,在那暮色里显得惨白,眼睛也闭上了。

    割风的头发直竖起来,他立起,靠着坟坑的内壁,几乎坍倒在棺材上。他望着冉阿让。

    冉阿让直躺着,面色青灰,一动也不动。

    割风轻轻地,像微风吹过似的说道:

    “他死了!”

    他又站起来,狠狠地叉起两条胳膊,用力之猛,使他两个捏紧了的拳头碰到了两肩,他喊着说:

    “我是这样搭救他的,我!”

    这时,那可怜的老人痛哭失声,一面自言自语,有些人认为天地间不会有独语的人,那是一种错误。强烈的激动是常会通过语言高声表达出来的。

    “这是梅斯千爷爷的过失。他为什么要死呢,这蠢材?他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在别人料不到的时候上路呢?是他把马德兰先生害死的。马德兰爷爷!他躺在棺材里了。他算是归天了。全完了。所以,这种事,有什么道理好讲?啊!我的天主!他死了!好啊,他那小姑娘,我拿她怎么办?那卖水果的婆娘会说什么呢?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死了,会有这样的鬼事!当我想起他从前爬到我的车子底下来的时候!马德兰爷爷!马德兰爷爷!天老爷,他被闷死了,我早就说过的。他硬不听我的话。好呀,这傻事干得真棒!他死了,这老好人,慈悲天主的慈悲人中的最最慈悲的人!还有他那小姑娘!啊!无论如何,我不回到那里去了,我。我就待在这里好了。干出了这种事!我们俩,都活到这把年纪了,还像两个老疯子似的,真不值得。不过,他究竟是怎样钻进那修院的呢?那起头就不对。那种事是干不得的。马德兰爷爷!马德兰爷爷!马德兰爷爷!马德兰!马德兰先生!市长先生!他听不见我的声音。请你赶快爬出来吧。”

    他揪自己的头发。

    远处树林里传来一阵尖锐的嘎嘎声。公墓的铁栏门关上了。

    割风低下头去看冉阿让,又突然猛跳起来,直退到坑壁。冉阿让的眼睛睁开了,并且望着他。

    看见一个死人,是可怕的事;看见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几乎是同样可怕的。割风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面如死灰,慌张失措,完全被惊愕激动的心情压倒了,他不知道要应付的是个活人呢还是个死人,他望着冉阿让,冉阿让也望着他。

    “我睡着了。”冉阿让说。

    他坐了起来。

    割风跪了下去。

    “公正慈悲的圣母!您吓得我好惨!”

    随后他又立起来,大声说:

    “谢谢,马德兰爷爷!”

    冉阿让先头只是昏过去了一阵。新鲜空气继又使他苏醒。

    欢乐是恐怖的回击。割风几乎要像冉阿让那样费了大劲才能苏醒过来。

    “这样说,您并没有死!呵!您多么会闹着玩,您!要我千叫万叫,您才醒过来。我看见您眼睛闭上时,我说:‘好!他闷死了。’我几乎变成了一个恶疯子,一个非穿绳子背心不可的恶疯子。我也许会被人送进比塞特。要是您死了的话,您叫我怎么办?还有您那小姑娘!那水果铺的老板娘也会感到莫名其妙!我把孩子推到她的怀里,回过头来却说公公死了!好古怪的事!我天堂里的先圣先贤,好古怪的事!啊!您还活着,这是最精彩的。”

    “我冷。”冉阿让说。

    这句话把割风完全带回了现实,当时情况<mark>.</mark>是紧迫的。这两个人,虽然都已苏醒过来,但都没有感到自己的神智还是昏沉的,他们的心里还都有着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对当时险恶的处境还不能充分意识到。

    “让我们赶快离开这地方。”割风大声说。

    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葫芦瓶,那是他早准备好的。

    “先喝一口。”他说。

    葫芦瓶完成了由新鲜空气开始的效果,冉阿让喝了一大口烧酒,他这才完全感到恢复了。

    他从棺材里爬出来,帮着割风再把盖子钉好。

    三分钟过后他们已到了坟坑的外面。

    割风这就放心了。他不慌不忙。公墓大门已经关上。不用顾虑那埋葬工人格利比埃的突然来到。那“小伙子”正在家里找他的卡片,他决不能从他屋子里找到,因为卡片在割风的衣袋里。没有卡片,他便进不了坟场。

    割风拿着锹,冉阿让拿着镐,一同埋了那口空棺材。

    坑填满时,割风对冉阿让说:

    “我们走吧。我带着锹,您带着镐。”

    天已经黑下来了。

    冉阿让走起路来,行动还不大灵便。他在那棺材里睡僵了,已经有点变成僵尸了。在那四块木.板里,关节已和死人一样硬化了。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先让自己从那冰坑的冷气里恢复过来。

    “您冻僵了,”割风说,“可惜我是瘸子,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痛痛快快跑一程。”

    “不要紧!”冉阿让回答说,“走上四步路,我的腿劲又回来了。”

    他们沿着先头灵车走过的那些小路走。到了那关了的铁栏门和门房的亭子跟前,割风捏着埋葬工人的卡片,把它丢在匣子里,门房拉动绳子,门一开,他们便出来了。

    “这真是方便!”割风说,“您的主意多么好,马德兰爷爷!”

    他们轻易地越过了伏吉拉尔便门,没有遇到丝毫困难。在公墓附近一带,一把锹和一把镐等于是两张通行证。

    伏吉拉尔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马德兰爷爷,”割风一面抬起眼睛望着街旁的房屋,一面走着说,“您眼睛比我的好。请告诉我八十七号在什么地方。”

    “巧得很,就是这儿。”冉阿让说。

    “街上没有人,”割风接着说,“您把镐给我,等我两分钟。”

    割风走进八十七号,受到那种时时都把穷人引向最上层的本能作用所驱使,他一直往上走,在黑暗中,敲着一间顶楼的门。有个人的声音回答:

    “请进来。”

    那正是格利比埃的声音。

    割风推开了门。那埋葬工人的屋子,正和所有穷苦人的住处一样,是一个既无家具而又堆满东西的破窠。一只装运货物的木箱——也许是口棺材——代替橱柜,一个奶油钵代替水盆,草荐代替床,方砖地代替椅子和桌子。在一个屋角<big>?99lib?</big>里铺着一条破垫子,是一条破烂地毯的残存部分,在那上面,有个瘦妇人和许多孩子,大家挤作一堆。这穷苦家庭里的一切,都还留着一阵东翻西找的痕迹。几乎可以说,在那里发生过一场“个人”的地震。许多东西的盖子都没有盖好,破衣烂衫散乱在四处,瓦罐被打破了,母亲哭过了,孩子们也许还挨了打,那就是一阵顽强愤懑的搜查所留下的痕迹。显然,那埋葬工人曾疯狂地寻找他那张卡片,并且他把遗失的责任摊到那破窝里的一切东西和人的身上,从瓦罐一直到他的妻子。他正在愁苦失望。

    可是割风,因为他急于要结束当时的险境,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胜利的不幸的这一面。

    他走进去,说道:

    “我把您的镐和锹带来了。”

    格利比埃满脸惊慌,望着他说:

    “是您,乡下佬?”

    “明天早晨您可以到坟场的门房那里去取您的卡片。”

    同时他把锹和镐放在方砖地上。

    “这是怎么说?”格利比埃问。

    “这就是说:您让您的卡片从衣袋里掉了出来,您走了以后,我从地上把它拾起来了,我把那死人埋好了,我把坑填满了,我替您干完了活,门房会把您的卡片还给您,您不用付十五法郎了。就这样,小伙子。”

    “谢谢,村老倌!”格利比埃眉飞色舞地喊道,“下次喝酒,归我付账。”

    八 答问成功

    一个钟头过后,在黑夜里,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孩子走到比克布斯小街六十二号的大门口。年纪较老的那个男人提起门锤来敲了几下。

    那就是割风、冉阿让和珂赛特。

    两个老人已去过绿径街,到了昨天割风托付珂赛特的那个水果店老板娘家里,把她领来了。珂赛特度过了那二十四个小时,什么也没有懂,只是一声不响地发着抖。她抖到连哭也没有哭一下。她没有吃东西,也没有睡。那位老板娘真是名不虚传,问了她百十来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始终是那个样子。珂赛特对两天以来的所见所闻全没有丝毫泄露。她领会到他们正在过一个难关。她深深感到她“应当听话”。谁没有感受过人对着一个饱受惊吓的幼童的耳朵,用某种声调说出“什么都不能讲啊!”这样一句话时的无比威力?恐怖是个哑子。况且,任何人也不能像孩子那样能保守秘密。

    不过,当她经历了那悲惨的二十四个小时又会见冉阿让时所发出的那样一种欢乐的呼声,善于思考的人听了,会深深感到那种呼声所表达的对脱离苦境的惊喜。

    割风原是修院里的人,他知道那里的各种口语暗号。所有的门全开了。

    于是那个令人心悸的双重困难问题:出去和进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门房,早已有了指示,他开了那道由院子通往园里去的便门,那道门是开在院子紧里的墙上的,正对着大车门,二十年前,人们还可以从街上望见。门房领着他们三人一同由那道门进去,从那里,他们便到了院内那间特备接待室,也就是割风在前一天接受院长命令的那间屋子。

    院长,手里拿着念珠,正在等候他们。一个参议嬷嬷,放下了面罩,立在她的旁边。一支惨淡的细白烛照着,几乎可以说,仿佛照的是那接待室。

    院长审视了冉阿让。再没有什么比低垂着的眼睛更看得清楚的了。

    接着她问道:

    “您就是那兄弟吗?”

    “是的,崇高的嬷嬷。”割风回答。

    “您叫什么名字?”

    割风回答说:

    “于尔迪姆·割风。”

    他确有一个死了的兄弟叫于尔迪姆。

    “您是什么地方人?”

    割风回答说:

    “原籍比奇尼,靠近亚眠。”

    “多大年纪了?”

    割风回答说:

    “五十岁。”

    “您是哪个行业的?<samp></samp>”

    割风回答说:

    “园艺工人。”

    “您是好基督徒吗?”

    割风回答说:

    “一家全是。”

    “这小姑娘是您的吗?”

    割风回答说:

    “是的,崇高的嬷嬷。”

    “您是她的父亲吗?”

    割风回答说:

    “是她的祖父。”

    那参议嬷嬷对院长低声说:

    “他回答倒不坏。”

    冉阿让根本没有说一个字。

    院长仔细望了望珂赛特,又低声对那参议嬷嬷说:

    “她会长得丑。”

    那两个嬷嬷在接待室的角落里极轻声地商量了几分钟,接着院长又走回来,说:

    “割爷,您再准备一副有铃铛的膝带。现在需要两副了。”

    第二天,的确,大家都听到园里有两个铃铛的声音,修女们按捺不住,都要掀起一角面罩来看看。她们看见在园子底里的树下,有两个男人在一起翻地,割风和另外一个。那是一件大事。从来不开口的人也不免要互相告诉:“那是一个助理园丁。”

    参议嬷嬷们补充说:“那是割爷的兄弟。”

    冉阿让算是安插妥当了,他有了那副结在膝上的革带和一个铃铛,他从此是有正式职务的人了。他叫于尔迪姆·割风。

    让他们入院的最大决定因素,还是院长对珂赛特所做的那句评语:“她会长得丑。”

    院长作了那样的预测以后,立即对珂赛特起了好感,让她在寄读学校里占了一个免费生名额。

    这样做,一点也没有不合逻辑的地方。修院里不许用镜子,那完全是枉费心机,女人对自己的容貌都有自知之明,因此,知道自己生得漂亮的姑娘都不轻易让人说服发愿出家;宏愿和美貌既然经<mark></mark>常处在互相消长的地位,人们的希望便多半寄托在丑妇的一面,而不是在美人的一面。这就产生了对丑孩子的强烈兴趣。

    这次意外事件大大提高了割风那好老头的身分,他得到三方面的胜利,在冉阿让方面,他救了他并且保卫了他;在埋葬工人格利比埃方面,他得到他的感激,认为割风帮他免去罚金;在修院方面,由于他肯卖力,把受难嬷嬷的灵柩留在祭台下面,修院才能瞒过恺撒,满足天主。在小比克布斯有个有尸的棺材,在伏吉拉尔坟场有个无尸的棺材,社会秩序固然受到了深重的搅乱,却并没有觉察到。至于修院对割风的感激确实很大。割风成了最出色的用人和最宝贵的园丁。不久以后,大主教来修院视察时,院长把这一经过告诉了他,一面为她自己忏悔了一下,同时也为把自己夸耀一番。大主教,在走出修院时,又带着夸奖的语气偷偷把这经过告诉了德·拉迪先生,御弟的忏悔神甫,也就是未来的兰斯大主教和红衣主教。对割风的好评确是传得相当远,因为它传到了罗马。在我们的手边有封由莱翁七世写给他的族人的信,莱翁七世是当时在位的教皇,他的那位族人便是教廷驻巴黎使馆的大臣,和他一样,也叫做德拉·让加,信里有这样几行字:“据说在巴黎的一个修院里有个非常出色的园丁,是个圣人,姓弗旺<span class=”” data-note=”教皇误把“割风”写成“弗旺”,所以割风本人不知道有这一光荣。”></span>。”这种光荣一点也没有传到割风的破房里去,他继续接枝,薅草,盖瓜田,完全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出色和超凡入圣的地方。《伦敦新闻画报》刊载了达勒姆种牛和萨里种牛的照片,并且标明了“获得有角动物展览会奖状的牛”,可是牛并不知它获得的光荣,割风对自己的光荣的认识,也不见得会比那些牛多些。<big>藏书网</big><dfn>..</dfn>

    九 潜隐

    珂赛特到了修院以后话仍不多。

    珂赛特极其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冉阿让的女儿。加以她什么也不知道,也就说不出什么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她也不肯说。我们刚才也指出了,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比苦难更能使孩子们养成缄口慎言的习惯。珂赛特受过种种痛苦,致使她对任何事,连说话,连呼吸,也都存有戒心。她时常会为一句话而受到一顿毒打!自从她跟了冉阿让以后,心才开始宽了些。她对修院里的生活很快就习惯了。不过她时常想念卡特琳,却又不敢说。但有一次她对冉阿让说:“爹,要是我早知道,我就把她带来了。”

    珂赛特做了修院里的寄读生,换上了院里规定的学生制服。冉阿让得到许可,把她换下的衣服收回来。那还是在她离开德纳第客店时他替她穿上的那身丧服。还不怎么破烂。冉阿让把这些旧衣,连同毛线袜和鞋,都收在他设法弄来的一只小提箱里,箱子里放了许多樟脑和各种各样的香料,这些都是修院大量使用的东西。他把提箱放在自己床边的一张椅子99lib?上,钥匙老揣在身上。珂赛特有一天问他说:“爹,这是个什么箱子,会这样香?”

    割风爷,除了我们刚才叙述过而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的那种荣誉以外,也还从他的好行为里得到了好报,首先,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快乐;其次,他的工作有人分担去了,这样便减轻了他自己的负担;最后,他非常爱吸烟,和马德兰先生住在一起,吸起来格外方便,和过去相比,他消耗的烟叶多了三倍,兴趣的浓厚和从前也不能比,因为烟叶是由马德兰先生供给的。

    修女们毫不理睬于尔迪姆这名字,她们称冉阿让为“割二”。

    要是修女有沙威那样的眼力,她们也许会发现,当园里的园艺需要人到外面去跑腿时,每次总是割风大爷,老、病、瘸腿的那个去外面跑,从来不会是另一个,而她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也许是因为随时望着上帝的眼睛不善于侦察,也许是因为她们更喜欢把精力用在彼此互相窥探方面。

    冉阿让幸亏是安安静静待着没有动。沙威注视着那地区足足有一个多月。

    那修院对冉阿让来说,好像是个四面全是悬崖绝壁的孤岛。那四道围墙从今以后便是他的活动范围了。他在那里望得见天,这已够使他感到舒适,看得见珂赛特,已够使他感到快乐了。

    对他来说,一种非常恬静的生活又开始了。

    他和老割风一同住在园内的破房子里。那所破屋是用残砖剩瓦搭起来的,一八四五年还在,我们99lib?知道,一共是三间,光秃秃的,除墙外一无所有。那间正房,在冉阿让力辞不允的情况下,已由割风硬让给马德兰先生了。那正房的墙上,除了挂膝带和背箩的两个钉子外,只在壁炉上钉了一张保王党在九三年发行的纸币,下面就是它的正确摹本: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60002_1.jpg” />

    那张旺代<span class=”” data-note=”旺代(Vendée),法国西部滨海地区,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初期,贵族和僧侣曾在此发动叛乱。”></span>军用券是由以前的那个园丁钉在墙上的,他是一个老朱安<span class=”” data-note=”朱安(Chouan),在法国西北几省发动反革命叛乱的首领让·科特罗的外号,通称让·朱安(Jean Chouan)。”></span>党徒,死在这修院里,死后由割风接替了他。<big>藏书网</big>

    冉阿让整天在园里工作,很顶用。他从前当过修树枝工人,当个园丁正符合他的愿望。我们记得,在培养植物方面,他有许多方法和窍门。他现在可以加以利用了。那?些果树几乎全是野生的,他用接枝法使它们结出了鲜美的果实。

    珂赛特得到许可,每天可以到他那里去玩一个钟头。由于修女们全是愁眉苦脸而他又慈祥,那孩子加以比较,便更加热爱他了。每天在一定时刻,她跑到那破屋里来。她一进来,那穷酸的屋子立即成了天堂。冉阿让喜笑颜开,想到自己能使珂赛特幸福,自己的幸福也赖以增加了。我们给人的欢乐有那样一种动人的地方,它不像一般的反光那样总是较光源弱,它返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灿烂辉煌。在课间休息时,冉阿让从远处望着珂赛特嬉戏追奔,他能从许多人的笑声中辨别出她的笑声来。

    因为现在珂赛特会笑了。

    甚至珂赛特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改变。那种抑郁的神情已经消逝了。笑,就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

    珂赛特一直不漂亮,却变得更惹人爱了。她用她那种娇柔的孩子声音说着许许多多入情入理的琐碎小事。

    休息时间过了,珂赛特回到班上去时,冉阿让便望着她课室的窗子,半夜里,他也起来,望着她寝室的窗子。

    这中间也还有上帝的旨意,修院,和珂赛特一样,也在冉阿让的心中支持并且完成那位主教的功业。好的品德常会引人走向骄傲自满的一面,那是不假的。这中间有道魔鬼建造的桥梁。当天意把冉阿让扔在小比克布斯修院时,他也许早已不自觉地接近了那一方和那道桥梁了。只要他拿自己来和那位主教相比,他总还能认识到自己不成器,也就能低下头来;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已开始和人比起来了,因而产生了自满情绪。谁知道?他也许会渐渐地回到恨的道路上去呢。

    修院在那斜坡上把他制住了。

    修院是他眼见的第二处囚禁人的地方。在他的青年时期,也就是在他的人生开始的时期,甚至在那以后,直到最近,他见过另外一种囚禁人的地方,一种穷凶极恶的地方,他总觉得那里的种种严刑峻法是法律的罪恶和处罚的不公。现在,在苦役牢之后,他看见了修院,他心想,他从前是苦役牢里的一分子,现在可以说是这修院的一个旁观者,于是他怀着惶惑的心情把那两处在心上加以比较。

    有时,他双手倚在锄柄上,随着思想的无底的回旋,往深处慢慢寻思。

    他回忆起旧时的那些伙伴,他们的生活多么悲惨,他们在天刚亮时就得起来,一直劳苦到深夜,他们几乎没有睡眠的时间,他们睡在行军床上,只许用两寸厚的褥子,在那些睡觉的大屋子里,一年到头,只是在最难挨的几个月里才有火;他们穿着奇丑的红囚衣,幸蒙恩赐,可以在大热天穿一条粗布长裤,大冷天穿一件粗羊毛衫;他们只是在“干重活”时才有酒肉吃。他们已没有姓名,都按号码来分别,仿佛人格只是几个数目字;他们低着眼睛,低声说话,剃发,生活在棍棒下和屈辱中。

    随后,他的思想又转回来落在他眼前的这些人身上。

    这些人,同样落发,低眼,低声,虽然不是生活在屈辱中,但却受着世人的嘲笑,背上虽然不受捶打,两个肩头却都被清规戒律折磨到血肉模糊了。他们的姓名在众人中也一样消失了,他们只是在一些尊严的名称下面生存。他们从来不吃肉,也从来不喝酒,他们还常常从早到晚不进食,他们虽不穿红衣,却得穿黑色毛料的裹尸布,使他们在夏季感到过重,冬季感到过轻,既不能减,又不能加,甚至想随着季节换上件布衣或毛料外衣也办不到;一年当中,他们得穿上六个月的哔叽衬衫,以致时常得热病。他们住的,不是那种只在严寒时节升火的大屋子,而是从来就没有火的静室;他们睡的不是两寸厚的褥子,而是麦秸。结果,他们连睡眠的机会也没有了,在一整天的辛劳以后,每天晚上,正当休息开始、困倦逼人、沉沉入睡时,或是刚刚睡到身上有点暖意时,他们又得醒来,起来,走到冰冷阴暗的圣坛里,双膝跪在石头上,做祈祷。

    在某些日子里,他们每个人还得轮流跪在石板上,或是头面着地、两臂张开、像一个十字架似的伏在地上,连续十二个钟头。

    那些是男人,这些是女子。

    那些男人干过什么呢?他们偷过,强奸过,抢过,杀过,暗杀过。那是些匪徒、骗子、下毒犯、纵火犯、杀人犯、弑亲犯。这些女人又干过什么呢?她们什么也没有干。

    一方面是抢劫、偷盗、欺诈、强暴、奸淫、杀害,形形色色的邪恶,各种各样的罪行,在另一方面,却只有一件:天真。

    极善尽美的天真,几乎可以上齐圣母的懿德,在尘世还和贤淑近似,在天上却已接近圣域了。

    一方面是有关罪恶的低声自陈,另一方面是关于过失的高声忏悔。并且是种什么样的罪恶!又算得了什么的过失!

    一方面是恶臭,另一方面是一种淡远的芬芳。一方面是精神上的疠疫,在枪口的监视下,慢慢吞噬患者的疠疫;另一方面却是一炉冶炼灵魂的明净的火焰。那边是黑暗,这边是阴暗,然而是一种充满了光明的阴暗和芒熛四射的光明。

    两处都是奴役人的地方,不过在第一个地方,还有得救的可能,总还有一个法定的限期在望,再说,可以潜逃。在第二个地方,永无尽期,惟一的希望,就是悬在悠悠岁月的尽头的一点微光,解脱的微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死亡。

    在第一个地方,人们只受链条的束缚;在另外一个地方,人们却受着自己信仰的束缚。

    从第一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是什么?是对人群的广泛的咒骂,咬牙切齿的仇恨,不问成败的凶横,愤怒的咆哮和对上苍的嘲笑。

    从第二个地方产生出什么呢?恩宠和爱慕。

    在这两个非常相似而又截然不同的地方,两种绝不相同的人却在完成同一事业:补偿罪孽。

    冉阿让很懂得第一种人的补偿,个人的补偿,对自己的补偿。可是他不理解另外那些人的补偿,那些毫无罪愆、毫无污点的人的补偿,他怀着战栗惶恐的心情问道:“补偿什么?怎样补偿?”

    有种声音在他心里回答说:“是人类最卓越的慈爱,是为了别人的补偿。”

    在这里,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是被保留了的,我们只是转述者,我们是站在冉阿让的角度来表达他的印象。

    他看见了克己忘我行为的顶峰,绝无仅有的美德的最高点,恕人之过并代人受过的天真品德,承担着的奴役,甘愿接受的折磨,清白无辜的心灵为救援那些堕落的心灵而求来的苦刑,融会上帝的爱而又不与之混同。一心哀恳祈求的人类的爱,一些愁惨得像受了罪责而又微笑、像受了嘉奖而又和蔼柔弱的人们。

    同时他回忆起从前他竟敢心怀怨愤!

    时常,在夜半,他起来听那些在清规戒律下受煎熬的天真修女的感恩谢主的歌声时,在想到那些受适当惩罚的人在仰望苍天时总是一味亵渎神明,他自己,蠢物一个,也曾对上帝举起过拳头,他感到血管里的血也冷了。

    有一件最使他惊心动魄深思默想的事,仿佛是上苍在他耳边轻声提出的一种告诫:他从前翻墙越狱,不顾生死,誓图一逞,继又经过了种种艰难困苦,才得上进,所有这一切为脱离那一个补偿罪孽的地方而作的努力,全是为了进入这一个而作的。难道这就是他的命运的特征吗?

    这修院也是一种囚牢,并且和他已经逃脱的地方有极其阴惨的相似之处,而他从前竟从来没有这样想到过。

    他又见到了铁栏门、铁门闩、铁窗栏,为了防范谁呢?为了防范一些天使。

    他从前见过的那种圈猛虎的高墙,现在却圈着羔羊。

    这是一种补偿的地方,不是惩罚的地方,可是和另外一个地方相比,它更加严峻,更加凄惨,更加冷酷无情。这些贞女们比那些苦役犯更是被狠狠地压得伸不起腰来。从前有过一种凛冽刚劲的风,把他的青春时期冻僵了的那种风,吹过那种拘锁鸱枭的铁牢;现在是另一种更加冷峭、更加刺骨的寒流在侵袭着白鸽的樊笼。

    为什么?

    当他想到这一切时,他的心情和这种妙契道境完全溶合起来了。

    在这些沉思遐想中他的骄傲情绪消失了。他多次反问自己,他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孱弱,而且还痛哭过无数次。他在六个月以来所遭遇到的一切已把他引回到那位主教的德化中了,珂赛特动以赤子之心,修院则感以悯人之德。

    有时,在傍晚,当园里已没有人来往了,你会望见他双膝跪在圣坛墙边的那条小路中间,他初到那晚偷看过的那扇窗子前,他知道那里有个修女正伏在地上,在为世人赎罪祈祷,他的脸便向着那里。他就那样跪在那修女跟前祈祷。

    他仿佛觉得他不敢直接跪在上帝跟前。

    他四周的一切,那幽静的园子,那些香花,那些嬉笑欢呼的孩子,那些端严质朴的妇女,那肃寂的修院,都慢慢渗进他的心里,而且他的心也渐渐变得和那修院一样肃寂,和那些花一样芬芳,和那园子一样平静,和那些妇女一样质朴,和那些孩子一样欢乐了。他还想到那是他生命中连续两次在危急关头时为上帝收容的圣地,第一次是他遭到人类社会摈弃、所有的大门都不容他进去的那一次,第二次是人类社会又在追捕他、要把他送进苦役牢里去的那一次,如果没有第一处圣地,他会再次掉进犯罪的火坑,如果没有第二处圣地,他也会再次陷入刑狱的痛苦中去。

    他的心完全溶化在感恩戴德的情感中了。

    这样又过了好几年,珂赛特成长起来了。

    一 小不点儿

    <div class=”imgbox ter”>//..plate.pic/plate_60003_2.jpg” />

    巴黎有个小孩,森林有只小雀;这小雀叫麻雀,小孩叫野孩。

    你把这两个概念——一个隐含整个洪炉,一个隐含全部晨曦的概念——结合起来,你让巴黎和儿童这两粒火星相互接触,便会迸射出一个小人儿。这小人儿,普劳图斯<span class=”” data-note=”普劳图斯(Plaute,约前254—前184),古罗马诗人,喜剧作家。”></span>也许会称他小哥。<u></u>

    这小人儿是欢乐的。他不一定每天都有东西吃,可是,只要他高兴,他可以每天都去娱乐场所。他身上没有衬衣,脚上没有鞋,头上没有屋顶;他好像是空中的一只<q></q>飞虫,那一切东西,他全没有。他的年龄在七至十三岁之间,过着群居生活,在街上游荡,在野外露宿,穿着自己父亲的一条破裤,拖着鞋后跟,顶着另一父辈的一顶破帽,压过耳朵,挎着半副黄边背带,东奔西<bdi></bdi>跑,左张右望,寻寻觅觅,悠悠荡荡,把烟斗抽到发黑,满嘴粗话,坐酒铺,交小偷,逗窑姐,说黑话,唱淫歌,心里却没有一点坏念头。那是因为在他的灵魂里有颗明珠——天真,明珠不会溶化在污泥里。人在童<dfn></dfn>年,上帝总是要他天真的。

    假使有人问那大都市说:“那是什么?”它会回答:“那是我的孩子。”

    二 他的一些特征

    巴黎的野孩,是丈六妇人的小崽子。

    不应当过分夸大,清溪旁边的那个小天使有时也有<samp></samp>一件衬衫,不过,即使有,也只有一件;他有时也有一双鞋,却又没有鞋底;他有时也有一个住处,并且爱那地方,因为他可以在那里找到他的母亲;但是他更爱待在街上,因为在街上他可以找到自由。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玩法,有他自己的一套顽皮作风,那套顽皮作风是以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为出发点的;也有他自己的一套隐语,人<u>99lib?</u>死了,叫“吃蒲公英的根”;有他自己的一套行业,替人找马车,放下车门口的踏板,在下大雨时收过街费,他管这叫“跑艺术桥”,帮法国的人民群众对官员们的讲话喝倒彩,剔铺路石的缝;他有他自己的货币,那是从街上拾来的各色各样加过工的小铜片。那种怪钱叫做“破布筋”,有它的固定的兑换率,在那些小淘气中是有相当完善的制度的。

    他还有自己的动物学,是他在各个地区细心研究的:好天主虫、骷髅头蚜虫、长腿蜘蛛、“妖精”——扭动着双叉尾巴来吓唬人的黑壳虫。他有他的一种传说中的怪物,肚子下面有鳞,却又不是蜥蜴,背上有疣,却又不是蟾蜍,它住在旧石灰窑或干bbr></abbr>了的污水坑里,黑魆魆,毛茸茸,粘糊糊的,爬着走,有时慢,有时快,不叫,但会瞪眼,模样儿非常可怕,以致从来没有人见过它,他管那怪物叫“聋子”。到石头缝里去找聋子,那是种提心吊胆的开心事。另外一种开心事是突然掀起一块石头,看那下面的一些土鳖。巴黎的每个地区都各有一些出<cite></cite>名的有趣的玩意儿可以发掘。在于尔絮勒修会的那些场地里有蠼螋,先贤祠有百脚,马尔斯广场有蝌蚪。

    至于词令,那孩子所知道的并不亚于塔列朗。他同样刻薄,却比较诚实。他生来就有那么一种无法形容无从预料的风趣,他的一阵狂笑能使一个商店老板发愣。他开的玩笑具有高级喜剧和闹剧之间的各种<cite></cite>不同风格。

    街上有人出殡。在那送葬行列中有个医生。“哟,”一个野孩喊着说,“医生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汇报工作的?”

    另一个混在人群里。有个戴眼镜、面孔死板、表链上挂着杂佩的男人气冲冲地转过身来说:“流氓,你抱了我女人的腰。”

    “我,先生!请搜我身上。”

    三 他有趣

    那“小子”总有办法弄到几个苏,到了夜里,他便拿去看戏。一进那道具有魔力的大门,他的模样便完全变了,他先头还是个野孩,现在成了个“titi”<span class=”” data-iti”,巴黎街头的顽童。”></span>了。戏院是一种底舱在上、翻了身的船。“titi”便挤在那底舱里。“titi”对野孩来说,正如花蝴蝶之与幼虫,同是飞翔的生物。只要有他在,有他那种兴高采烈的喜色,热情欢乐的活力,拍翅膀似的掌声,那狭窄、恶臭、昏暗、污秽、腌臢、丑陋、令人作呕的底舱便够得上被称作天堂了。?

    你把一些无用的东西送给一个人,又从他身上把必需的东西剥夺掉,你便有了一个野孩。

    对文学野孩并非没有直觉。他的爱好,我们不无歉意地说,也许一点也不倾向于古典方面。他生来就不怎么有学院派的气息。因此,举个例子,马尔斯小姐的声望在那一小群翻江倒海的孩子们中是带点讽刺味的。野孩称她为“妙小姐”。

    这孩子叫、笑、闹、斗,衣服褛裂如缨络,形容寒伧如学究,在溷水沟里捕鱼,在污泥地里行猎,从垃圾堆里逗乐,在十字街头冷嘲热讽、讥诮、挖苦、吹口哨、唱歌、喝彩、唾骂,用烂污小调来调剂颂主诗歌,能唱各种歌曲,从“从深渊的底里”<span class=”” data-note=”安葬时教士所唱的祈祷经。”></span>直到“狗上床”,能得到他没找到的东西,能了解他所不知道的事物,顽强到不择手段,狂妄到心安理得,多情到逐臭纳污,能蹲在神山上面,滚进粪土堆中,出来却沾满一身星斗。巴黎的野孩,就是具体而微的拉伯雷。<bdi>..</bdi>

    他不欣赏自己的裤子,除非它有一个表袋。

    他不轻易感到惊奇,更不容易恐惧,他用歌谣讥讽迷信,他戳穿谰言妄语,嘲讪神异,对着鬼怪伸舌头,拆垮虚张声势的空架子,丑化歌功颂德的谀词。那并不是因为他平庸,远不是那样,而是因为他以离奇怪诞的幻影代替了那庄严妙相。假使风暴神出现在那野孩的眼前,他也许会说:“哟!马 864e.” >虎子。”<var></var>?

    四 他可能有用

    巴黎以闲人开始,以野孩殿后,这两种人是任何其他城市有不起的;一个是满足于东张西望的盲目接受,一个是无穷无尽的主动出击;这是呆老汉和淘哥儿,只在巴黎的自然史中才<bdo></bdo>会有。闲人是整个君主制度的形象,野孩是整个无政府主义的形象。

    巴黎近郊的这个脸色灰白的孩子,面对着令人深省的社会现实和人间事物,活着,成长着,在苦难中沉下去,浮上来。他自以为是不用心思的,其实不然。他望着,老想笑,也老想着要干其他的事。不问你是什么,成见也好,贪渎行为也好,卑劣作风、压迫、不义、专制、不公、热狂、暴政也好,你都得留心注意那个张着嘴发愣的野孩。

    那小不点儿会成长起来的。<dfn></dfn>

    他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任何一种污泥。一撮土,一口气,你就有了亚当。只要有神经过就够了。而在那野孩的头上总是有神经过的。幸运照顾着野孩。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幸运,颇..有点冒险犯难的意味。用凡尘俗土抟捏出来的这小子,无知、不文、鲁莽、粗野、平凡,他将成为奋发有为的人还是碌碌无闻的<mark></mark>人呢?等着瞧吧,“周回陶钧”,巴黎的精神,这是个凭机会创造孩童、凭造化陶铸成人的巨灵,它不同于拉丁的陶工,它能化瓦釜为黄钟。

    五 他的疆界

    野孩爱城市,也爱幽静,他多少有些逸兴闲情。眷恋都邑如弗斯克斯<span class=”” data-note=”弗斯克斯(Fuscus),贺拉斯作品中之人物。”></span>,眷恋山林如弗拉克斯<span class=”” data-note=”弗拉克斯(Flaccus),一世纪拉丁诗人。”></span>。<s></s>

    边走边想,就是说,信步游荡,那是哲人消遣时光的好办法,尤其在环绕某些大城市——特别是巴黎——的那种相当丑陋怪诞、并由这两种景物合成的乡村里更是如此。观赏城郊,有如观赏两栖动物。树木的尽头,屋顶的开始,野草的尽头,石块路面的开始,犁迹的尽头,店铺的开始,车辙的尽头,欲望的开始,天籁的尽头,人声的开始,因此特别能令人兴趣盎然。

    因此,富于冥想的人爱在那些缺少诱惑力、从来就被过路行人视作“凄凉<s>?</s>”的地方,带着漫无目的的神情徘徊观望。

    写这几行字的人从前就常在巴黎四郊盘桓,今天对他来说,那也还是深切回忆的源泉。那些浅草,多石的小路,白垩,粘土,石灰渣,索然寡味的荒地和休耕地,在洼地上突然出现的由菜农培植的尝鲜蔬菜,这一自然界和资产阶级的结合现象,荒凉寥廓的林野,在那里军营里的鼓手们,仿佛以训练为儿戏,把战鼓敲得一片乱响,白天的旷野,黑夜的凶地,临风摇摆的风车,工地上的辘轳,坟场角上的酒店,被深色高墙纵横截划为若干方块的大片荒地上的奇情异景,阳光明媚,蝴蝶万千,凡此种种都吸引着他。

    世上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下面这些奇怪的地方:冰窖、古内特、格勒内尔那道弹痕累累怪难看的墙、巴纳斯山、豺狼坑、马恩河畔的奥比埃镇、蒙苏里、伊索瓦尔坟,还有石料采尽后用来养菌、地上还有一道朽了的活板门的沙迪翁磐石。罗马附近的乡村是一种概念,巴黎附近的郊区又是另一种概念,我们对视野中的景物,如果只看见田野、房屋或树木,那就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都代表着上帝的意旨。原野和城市交接的地方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意味,沁人心脾。在那里,自然界和人类同时在你面前活动。地方的特色也在那些地方呈现出来了。

    我们四郊附近的那些荒野,可以称为巴黎的晕珥,凡是和我们一样曾在那里游荡过的人,都瞥见过这儿那儿,在最偏僻的处所,最料想不到的时刻,或在一个阴惨的墙角里,一些吵吵闹闹、三五成群、面黄肌瘦、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散发的孩子,他们戴着矢车菊的花圈在作掷钱游戏<span class=”” data-note=”掷钱游戏,在地上画圈,把钱币放在里面,用另一枚钱币把它打出圈外。”></span>。那些全是从贫苦人家溜出来的小孩。城外的林荫路是他们呼吸的地方,郊野是他们的天地。他们永远在那些地方虚度光阴。他们天真烂漫地唱着成套的下流歌曲。他们待在那些地方,应当说,他们在那些地方生存,不被大家注意,在五月或六月的和煦阳光下,大家在地上一个小洞周围跪着,弯着大拇指打弹子,争夺一两文钱的胜负,没有什么责任感,逍遥自在,没人管束,心情欢快;他们一见到你,忽又想起他们是有正当职业的,并且得解决生活,于是跑来找你买一只爬满金龟子的旧毛袜或是一束丁香。碰到那种怪孩子也是巴黎郊外一种饶有情趣的乐事,同时也使人感到心寒。.

    有时,在那一堆堆男孩中也有一些女孩——是他们的姐妹吗?——她们已几乎是大姑娘了,瘦,浮躁,两手焦黑,脸上有雀斑,头上插着黑麦穗子和虞<bdo></bdo>美人,快乐,粗野,赤脚。有些待在麦田里吃樱桃。人们在夜间听到她们的笑声。这一群群被中午的骄阳晒到火热、或又依稀隐显在暮色中的孩子,常使富于遐想的人黯然神伤,久久不能忘怀,梦中也还受到那些幻象的萦绕。

    巴黎,中心,郊区,圆周,那便是那些孩子的整个世界。他们从来不越过那个范围。他们不能超出巴黎的大气层,正如游鱼不能离开水面。对他们来说,远离城门两法里以外,什么都没有。伊夫里、让第以、阿格伊、贝尔维尔、欧贝维利埃、梅尼孟丹、舒瓦齐勒罗瓦、比扬古、默东、伊西、凡沃尔、寒夫勒、普托、讷伊、让纳维利埃、科隆布、罗曼维尔、沙图、阿涅尔、布吉瓦尔、楠泰尔、安吉、努瓦西勒塞克、诺让、古尔内、德朗西、哥乃斯,<span class=”” data-note=”这些都是巴黎近郊的地名。”></span>那便是宇宙的尽头了。bbr>..</abbr>

    六 一点历史

    在本书所叙故事向前进展的那个时代——其实几乎是当代——和今天是不一样的,当时并不是在巴黎的每个街角上都有一个警察(这是一种善政,现在却不是讨论的时候),在当时,到处都是流浪儿。根据统计,警察巡逻队平均每年要从没有围墙的空地上、正在建造的房屋里和桥拱下收容二百六十个孩子。在那些孩子窠里,有一处是一向著名的,有“阿尔科拉桥下燕子们”之称。那确是最糟糕的社会病态。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从儿童的流浪生活开始的。

    巴黎却当别论。我们刚才虽然提到了一件往事,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巴黎除外却是正确的。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大城市里,一个流浪的孩子,也就是一个没有指望的成人,几乎在任何地方,没人照顾的孩子都会染上种种恶习,自甘沉沦,丧尽天良和诚信,以致陷入无可挽救的境地;巴黎的野孩子却不是这样,我们要着重指出,表面<u></u>上看起来他虽然貌不惊人,伤痕遍体,而他的内心却几乎是完好无损的。那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奇光异彩,并且在我们历次人民革命辉煌灿烂的正大作风中显得鲜明夺目,在巴黎的空气中存在着一种信念,正如在海洋的浪潮中存在着盐,也正像盐能防腐一样,在从巴黎空气中得来的那种信念里产生了某种不可腐蚀的性格。呼吸巴黎的空气,便是保持灵魂的健康。

    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话,使我们在遇见那样一个孩子时绝不会无动于衷,我们总感到那些孩子从他们离散的家庭里带来的游丝还在飘荡。现代的文明还远没有达到99lib.完善的地步,那些破裂了的家庭把子女抛向黑暗,把自己的骨肉扔在公众的道路上,从此便不大知道他们变成了什么。这叫做……因为那种使人发愁的事已有了一句成语:“被摔在巴黎的石块路上”。

    附带说一句,那种遗弃儿女的事,在古代君主制度下是丝毫不受歧视的。下层社会略带一点埃及和波希米亚的作风,那是上层社会所欢迎的,那样可以替当权的人解决一些问题。仇视平民儿童的教养,<bdi>..</bdi>原是一种信念。那些“浑大鲁儿”有什么用?那是当日的口头话。因此愚昧儿童的结局必然是当流浪儿童。

    况且君主制在某些时候需要儿童,而当时儿童充斥街头。

    不用追溯得太远,我们只谈谈路易十四,当时国王需要建立舰队。动机是好的。但是让我们看看方法。帆船是风的玩具,必要时还得加以拖曳,如果没有凭借桡橹或蒸汽来供人指使的船舶,便谈不上舰队,当年海军的大桡船正如今天的汽船。因此必须有大桡船,大桡船又非有桡手不能移动,因而必须有桡手。柯 5c14.” >尔培尔<span class=”” data-note=”柯尔培尔(Colbert,1619—1683),路易十四的大臣。”></span>授意各省都督和法院,要他们尽量制造苦役犯。当时的官府在这方面是奉命惟谨的。一个人在教会行列走过时头上还戴着帽子,这是新教徒的态度,该送去当桡手。在街上遇见一个孩子,只要他有了十五岁而没有住处,就送去当桡手。伟大的朝代,伟大的世纪。<tt>..t>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巴黎的孩子绝了迹,警察时常掳走孩子,不知作什么神秘的用途。人们怀着万分恐怖的心情低声谈着有关国王洗红水澡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推测。巴尔比埃<span class=”” data-note=”巴尔比埃(Barbier,1822—1901),法国剧作家。”></span>率直地谈着那些事。有时,孩子供不应求,警吏们便抓那些有父亲的孩子。父亲悲痛万状,跑去质问警吏。在那种情况下,法院便出面干涉,判处绞刑,绞谁?绞那些警吏吗?不是。绞那些父亲。<bdo></bdo>

    七 在印度的等级划分中,野孩也许有他的地位

    巴黎的野孩群几乎是一个阶层。我们可以说,谁也不要他们。

    “野孩”(gamin)这个词,到一八三四年才初次印成文字,由人民的语言进入文学词汇。它是在一本题名为《克洛德·格》的小书里初次出现的。当时曾使舆论哗然,这个词却被接受了。

    使那些野孩相互间得到敬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认识一个野孩,并且和他有点交往,他因见到过一个人从圣母院的塔顶上摔下来而受到高度敬重和钦佩;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曾千方百计钻进一个后院,并且从暂时寄放在那里的几个从残废军人院圆屋顶上取下的塑像身上“摸”了一些铅块;第三个,因为见过公共马车翻身;还有一<s>?99lib?</s>个,因为他“认识”一个几乎打瞎了一个老财的眼睛的士兵。

    这才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一个巴黎的野孩会嚷出这样的话:“天主的天主!我有没有倒霉事儿!只需说我还一直没见过一个人从五层楼上摔下来呢!”Ai-je(我有没有)说成j’ai-t-y,quième(第五)说成tième。那种含义深远的警句是俗物听不懂的,只能一笑了之。

    下面这是个乡下人说的话,那当然是一种妙语:

    “我说伯伯,您的老婆害病死了,您为什么没有找医生?”“那有什么办法,先生,我们这些穷人,我们自己死自己的就是了。”假如那样的谈话能<s>99lib?</s>代表乡下人的那种辛辣的被动性格,下面的这句就必然能代表郊区小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在囚车里听着他的忏悔神甫说教。巴黎的孩子嚷了起来:“他和吃教门饭的讲话。哈!这孱头!”

    在具有宗教意味的事 7269.” >物前表示一定程度的勇敢,可以抬高野孩的声望。意志坚强是重要的。

    赶法场,成了一种义务。大家指着断头台笑。他们替那东西取了各色各样的小名:面包汤的末日、嘟囔鬼、升天娘娘、最后一口,等等。为了要看个清楚,便爬墙,登阳台,上树,攀铁栅栏,跨烟囱。野孩生来就是盖瓦工人,正如他生来就是水手一样。在他看来,房顶并不比桅杆更可怕。没有比格雷沃更热闹的场合了。桑松<span class=”” data-note=”桑松(Samson),当时执行死刑的刽子手。”></span>和孟台斯神甫<span class=”” data-note=”孟台斯(Monfès),当时陪死刑犯至刑台就刑之神甫。”></span>真是两个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名字。为了鼓励那受刑的人,大家围着他喝彩。有时也对他表示羡慕。拉色内尔<span class=”” data-note=”拉色内尔(Laaire),一个在一八三六年被处死刑的杀人犯。”></span>在当野孩时,望着那可怕的多坦从容就刑时说过这样一句谶语:“我真动了醋劲儿。”在那野孩群里,没有人知道伏尔泰,却有人知道巴巴弗因。他们把“政治家”和凶杀犯混为一谈。他们把每个人最后一刻的模样都口口相传保存下来。他们知道多勒隆戴一顶司机帽,阿弗利戴一顶獭皮便帽,卢韦尔戴一顶圆顶宽边帽,老德拉波尔特是个秃子,光着头,加斯旦肤色红嫩、非常漂亮,波利斯留着浪漫派的短胡子,让·马尔丹还背着他的吊裤带,勒古费和他的母亲吵架。“别为你的筐子<span class=”” data-note=”筐子,指无法挽救的事,出自成语“再见,筐子,葡萄已经收过了”。”></span>啰嗦了。”有个野孩冲着他们喊。另一个,为了要看德巴凯走过,由于挤在人堆里太矮了,在看到河沿上的路灯杆时便爬了上去。一个在那里站岗的警察皱起眉头。“请让我上去,警察先生。”那野孩说。为了软化那官长,他又补上一句:“我不会摔跤的。”“我才不管你摔不摔交呢。”那警察答道。<samp></samp><q></q>

    在野孩群里,凡是难忘的意外都是极受重视的。孩子会获得最大的敬意,要是他偶然很重地割了自己一刀“直到骨头”。

    拳头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使人尊敬的因素。野孩最爱说的是“放心,我浑身是劲!”左撇子相当受人羡慕,斗鸡眼也为人珍惜。

    八 最后一个国王的一句妙语

    到了夏季,他转化为青蛙,当夕阳西沉黑夜将临时,在奥斯特里茨桥和耶拿桥前,他从成队的煤炭船顶上和洗衣女工的船头上,低着脑袋跳到塞纳河里,所有礼貌和警章全违犯了。不过警察是在注视着的,从而出现了一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情况,有一次还引起了一种兄弟般的和难忘的呼声,那种呼声在一八三〇年前夕是出了名的,那是野孩和野孩间的一种战略性的警告,它的韵律像荷马的诗句,带着一种音调,几乎和巴纳德内节<span class=”” data-note=”巴纳德内节(Panathénées),古代希腊祭雅典娜神的节日。”></span>的埃莱夫西斯<span class=”” data-note=”埃莱夫西斯(Eleusis),雅典西北一镇。”></span>的朗诵调一样无法形容,并且使人想见远古的“哎弗哎”<span class=”” data-note=”“哎弗哎”(Evohé),古代祭祀时女祭司对酒神的欢呼。”></span>。野孩的呼声是这样的:“哦哎,titi,哦哎哎!瘟神来了,对头来了,小心呵,快走开,钻到阴沟里去!”<mark></mark>

    有时这蠓虫——这是他替自己取的名称——能识字,有时能写字,随时都能乱画一气。不知通过怎样一种神秘的互教互学,他毫不犹豫地获得一切对待公共事物的才能:从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他学火鸡叫;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他在墙上画梨儿<span class=”” data-note=”火鸡和梨,代表愚蠢的人。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时期。”></span>。在一个夏季的傍晚,路易-菲力浦步行回家,看见一个极小的野孩,才这么高,淌着汗,踮着脚,在讷伊铁栏门的柱子上正画着一个极大的犁。国王,带着那种来自亨利四世<span class=”” data-note=”亨利四世,波旁王室的第一代国王。路易-菲力浦是他的后裔。”></span>的老好人神气,帮着那野孩画完了那个梨,还给了那孩子一枚路易,并且说:“犁儿也在这上面了。”<span class=”” data-note=”双关语,一方面是画梨的代价,另一方面梨儿也指金币上国王的像。”></span>野孩爱吵闹。某些粗暴的作风合他口味。他痛恨“神甫”。一天,在大学街上,有一个那种小淘气对着六十九号大车门做鼻子脚<span class=”” data-note=”做鼻子脚,把大拇指抵着自己的鼻尖并摆动其他四个手指,是对人表示鄙视的手势。”></span>。“你为什么要对那扇门这样做?”一个过路人问他。那孩子回答说:“里面有个神甫。”那确是教廷使臣的住处。可是,不管野孩的伏尔泰主义是怎么回事,如果他有机会当唱诗童子,他也可能同意,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会斯斯文文地望弥撒。有两件事是他经常想到却又始终没有做到的:推翻政府和缝补自己的裤子。<s>藏书网</s><bdo>..</bdo>

    一个地道的野孩知道巴黎所有的警察,他遇见一个警察,总能对着他的脸叫出他的名字。他能掐着手指把他们一个个数过来。他研究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中每一个都有专门的评语。他能像看一本摊开的书那样了解警察的内心活动。他会流利地熟练地告诉你:“某个是奸贼,某个非常凶,某个伟大,某个可耻。”(所有奸贼、凶、伟大、可耻这些字眼在他嘴里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家伙以为新桥是他的,不许‘人家’在桥栏杆外面的墩子上玩,那家伙老喜欢扯‘人家’的耳朵”等等。<samp></samp>

    九 高卢的古风

    在菜市场的儿子波克兰<span class=”” data-note=”波克兰(Poquelin),莫里哀的姓。”></span>的作品中有这孩子,在博马舍的作品中也有这孩子。野孩的作风是高卢精神的余韵。那种作风渗进了良知,正如醇精入酒,能增加它的力量。有时那种作风是缺点。好吧,荷马是颠三倒四的,伏尔泰,我们可以说他野。卡米尔·德穆兰<span class=”” data-note=”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政论家,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span>是郊区居民。以粗暴态度对待奇迹的尚皮奥内<span class=”” data-note=”尚皮奥内(Champio,1762—1800),革命时期的将军。”></span>出生于巴黎街头,很小时便“淹”过圣让·德·博韦和圣艾蒂安·德·蒙的回廊,他常对着圣热纳维埃夫<span class=”” data-note=”圣热纳维埃夫,巴黎的保护神,她的遗骸盒很受人尊敬。”></span>的遗骸盒开玩笑,向圣詹纳罗的小瓶子<span class=”” data-note=”圣詹纳罗,那不勒斯的保护神,他殉教时留下的一瓶血一直被视为圣物。”></span>发命令。<tt>..t><bdi></bdi>

    巴黎的野孩是恭谨、辛辣、横蛮的。他的牙齿怪难看,因为他的饮食差,他的眼睛美,因为他有智慧。他会当着耶和华的面用一只脚跳完天堂的台阶。他踢腿的本领强。任何发展,对他来说都是可能的。他在水沟里游戏,也能 4e3a.” >为暴动而挺起胸膛,他在开花弹前也仍是嬉皮笑脸的。那是一个顽皮小鬼,也是一个英雄,和底比斯的孩子一样,他揪住狮子的皮乱摇。鼓手巴拉<span class=”” data-note=”巴拉(Bara,1779—1793),共和军的少年军人,被俘后敌人强迫他喊“国王万岁”,他的回答是“共和万岁!”接着就在敌人的排枪下牺牲,时年十四。巴黎先贤祠有他的塑像。”></span>便是个巴黎野孩,他高呼“前进!”正如圣书中马的嘶鸣“哗!”一眨眼,他由小猴变成了巨人。藏书网<big>藏书网</big>

    这污泥中的孩子也是理想中的孩子。你衡量从莫里哀到巴拉的智力的广度便知道了。

    总而言之,简括起来说,野孩是个贪玩的孩子,因为他苦恼。

    十 瞧这巴黎,瞧这人

    再简括起来谈谈,今日巴黎的野孩,正如当年罗马的剽民,他是那种额上有古国皱纹的人民孩子<span class=”” data-note=”在手稿上雨果对“人民孩子”是这样解释的:“人民孩子两词并立,两词表达一个意思:孩子。””></span>。

    野孩是祖国的荣光,同时也是祖国的病害,一种必须医治的病害。怎样医治?利用光明。

    光明荡涤污垢。

    光明廓清黑暗。

    社会上一切乐善好施的光辉全出自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培养人,培养人。你给他光,他会给你热。辉煌的全民教育问题迟早会以绝对真理的无可抗拒的威力被提出来,到那时,在法兰西思想<s>.</s>的指导下,治理国家的人必将有所抉择:是要法兰西的儿女还是要巴黎的野孩,是要光明中的烈焰还是要黑暗中的鬼火。

    野孩说明巴黎,巴黎说明世界。

    因为巴黎是总和。巴黎是人类的天幕。这整座奇妙的城市是各种死去的习俗和现有的习俗的缩影。凡是见过巴黎的人都以为见到了历史的全部内幕以及幕上偶现的天色和星光。巴黎有一座卡匹托尔<span class=”” data-note=”卡匹托尔(Capitole),建筑在罗马的卡匹托林山岗上的要塞。”></span>,就是市政厅,一座巴台农<span class=”” data-note=”巴台农(Parthénon),雅典的古庙。”></span>,就是圣母院,一座阿梵丹山<span class=”” data-note=”阿梵丹山(Mont-Aventin),罗马的七个山岗之一,罗马立国初期,平民曾全体由城里迁到阿梵丹山,迫使贵族们作政治上的让步。”></span>,就是圣安东尼郊区,一座阿西纳利乌姆<span class=”” data-note=”阿西纳利乌姆(Asinarium),公元前一世纪在雅典建立的建筑物。”></span>,就是索尔邦<span class=”” data-note=”索尔邦(Sorbonne),巴黎大学前身。”></span>,一座潘提翁<span class=”” data-note=”潘提翁(Panthéon),古罗马的万神庙。”></span>,就是先贤祠,一条神圣大路<span class=”” data-note=”神圣大路,古罗马的一条大路,是军队凯旋必经之路。”></span>,就是意大利大路,一座风塔<span class=”” data-note=”雅典的八角形风塔,建于公元前一世纪。”></span>,就是舆论,它并用丑化的办法代替喏木尼<span class=”” data-note=”喏木尼,罗马卡匹托林山岗西北坡上曝尸的台阶。”></span>。它的马若<span class=”” data-note=”马若,西班牙安达路西亚地方爱装扮的男子。”></span>叫做纨袴子弟,它的对河区<span class=”” data-note=”对河区,指隔着台伯河与罗马相望的地区。”></span>人民叫做郊区人民,它的哈马尔<span class=”” data-note=”哈马尔,阿拉伯国家的搬运工人。”></span>叫做市场的大汉,它的拉扎洛内<span class=”” data-note=”拉扎洛内,那不勒斯的贫民。”></span>叫做黑帮,它的柯克内<span class=”” data-note=”柯克内,伦敦市中心的时髦少年。”></span>叫做花花公子。别处所有的一切巴黎全找得到。杜马尔赛的卖鱼妇和欧里庇得斯的卖草妇针锋相对,踩绳人福利奥佐是掷铁饼人弗让纽斯的再世,德拉朋第乌纽斯·米勒会挽着侍卫华德朋克尔的胳膊,达马西普会在旧货店里流连忘返,万森刺杀苏格拉底正如阿戈拉囚禁狄德罗,格利木·德·拉雷尼埃尔会做油脂牛排正如古尔第吕斯发明烤刺猬。我们见到普劳图斯著作中的高架秋千重现在明星门的气球下面,阿普列乌斯在普西勒遇见的吞剑人便是新桥上的吞刀人,拉穆的侄儿和寄生虫古尔古里翁是一对,埃尔加齐尔请爱格尔弗依把他介绍给康巴色勒斯,罗马的四个纨袴子弟阿尔色西马尔古斯、费德洛木斯、狄阿波吕斯和阿尔吉里帕乘着拉巴突的邮车从拉古尔第<span class=”” data-note=”拉古尔第(la Courtille),巴黎一个旧区的名称,其地酒店特多,每年狂欢节,更是热闹的中心,是假面具游车的出发站。”></span>出发,奥吕·热尔在孔格利奥面前没有比查理·诺缔埃在波里希内儿面前待得更长久,马尔东不是母老虎,但是巴尔达里斯卡也绝不是一条龙,滑稽人潘多拉布斯在英格兰咖啡馆里嘲弄享乐人诺曼达纽斯,埃尔摩仁是爱丽舍广场的男高音,并且在他周围有无赖特拉西乌斯扮成波白什<span class=”” data-note=”波白什(Bobèche),十九世纪初出现在巴黎街头的著名小丑,成了市集中的小丑典型。”></span>向人募捐,在杜伊勒里广场上掐住你的衣扣、不让你走的那个讨厌人让你在两千年以后还重复着忒斯卜利翁的那句话:“在我有急事时谁突然抓住了我的衣襟?”叙雷讷酒冒充阿尔巴酒,德佐吉埃的红滚边配得上巴拉特龙的大摆,拉雪兹神甫公墓在夜雨中和埃斯吉里一样发出磷光,为期五年的穷人冢比得上奴隶的租用棺材。<q></q><dfn></dfn>

    请你找找有什么东西是巴黎没有的。凡是特洛风尼乌斯桶里的东西,没有一件不在麦斯麦的木盆里,埃尔加非拉斯借着加略斯特罗还了魂,婆罗门僧人梵沙方陀转世为圣日耳曼伯爵,圣美达公墓显示奇迹完全和大马士革的乌姆密埃清真寺一样高明。

    巴黎有一个伊索,就是马叶,也有一个加尼娣,就是勒诺尔曼姑娘<span class=”” data-note=”勒诺尔曼姑娘(Mlle Lenormand,1772—1843),以用抽绳子的方法预言吉凶著名。”></span>。和德尔法一样,它在错觉的耀眼的真实性前惊慌,它使桌子旋转,如同多多纳<span class=”” data-note=”多多纳(Dodone),希腊古城,有座朱庇特庙,是著名的神谶所。女巫求神谶时坐三脚凳。”></span>的三脚凳,它让俏女人坐上宝座,如同罗马让娼妇坐上宝座那样。总而言之,假如路易十五比克洛狄乌斯更坏,那杜巴丽夫人比梅沙琳又好些。巴黎把希腊的裸体、希伯来的脓疮和加斯科涅<span class=”” data-note=”加斯科涅(Gasgogne),法国西南部旧省名。”></span>的笑话合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人物,那是确实存在过的,也是我们接触过的。它把第欧根尼<span class=”” data-note=”第欧根尼(Diogène,约前404—前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创始人之一,该学派反映了人民中贫困阶层对有产者统治的消极抗议。”></span>、约伯<span class=”” data-note=”约伯(Job),乌斯人,极富有,并具有忍耐的精神。一般借指极能忍耐的人。”></span>和巴亚斯<span class=”” data-note=”巴亚斯(Paillasse),小丑,也指投机政客。”></span>糅在一起,用几张旧《立宪主义者报》替一个僵尸做身衣服穿上,便有了肖德鲁克·杜克洛<span class=”” data-note=”肖德鲁克·杜克洛(Chodruc Duclos,1780—1842),曾为波旁王朝效忠,参加过旺代叛乱。后感到复辟王朝不会为此给他酬报,他就留了极长的胡子和头发,每天到王宫前去出洋相,以示抗议。”></span>。

    尽管普卢塔克<span class=”” data-note=”普卢塔克(Plutarque,约46—125),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古希腊罗马杰出活动家传记的作者。”></span>说过:“暴君不会到老”,可是罗马在西拉的统治下正如在多米齐安<span class=”” data-note=”多米齐安(Domitian,51—96),罗马皇帝(81—96)。”></span>的统治下一样,能耐苦安贫,甘愿在酒里掺水。台伯河是条迷魂河,假如我们必须相信瓦吕斯·维比斯古斯所说的那句有点食古不化的赞词:“在格拉可斯的对面,我们有台伯河。喝了台伯河的水,便会忘了造反。”巴黎每天要喝一百万公升的水,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适当的时候打鼓吹号敲钟,进入警备状态。

    除此之外,巴黎是个好孩子。它豁达大度地接受一切,在美女面前它是不难说话的,它的美女是霍屯督<span class=”” data-note=”霍屯督(Hottentot),非洲西南部的民族,巴黎植物园陈列馆曾有陈列。”></span>,只要它笑,凡事都好商量,丑态使它欢跃,畸形使它喜悦,恶德使它忘忧,只要与众不同,便可博得众人欢心,伪善即使是绝顶无耻的行为,也不会使它暴跳。它是那样爱好文学,以致在巴西尔<span class=”” data-note=”巴西尔,博马舍所作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里的伪善人物。”></span>的跟前也不会捂着鼻子,它对达尔杜弗<span class=”” data-note=”达尔杜弗,莫里哀所作剧本《伪君子》中的主角。”></span>的祈祷所起的反感并不比贺拉斯对普里阿普斯打嗝的反感来得更强烈。全世界一切脸上的线条在巴黎的侧影上没有不具备的。玛碧舞场<span class=”” data-note=”玛碧,巴黎一舞场名。”></span>不是让尼古勒<span class=”” data-note=”让尼古勒(Janicule),罗马七个山岗之一。”></span>的波吕许尼亚<span class=”” data-note=”波吕许尼亚,九个文艺女神之一。”></span>舞,但是倒手转卖脂粉的妇人在那里用贼眼偷觑娇娘子的神情却正像窥伺处女普拉纳西的媒婆斯达斐拉。战斗便门不是竞技场,但是在那里人人斗狠逞强,好像有恺撒在看着他们一样。叙利亚老板娘比沙格大娘来得风骚些,但是,如果说维吉尔不时光临罗马的酒店,那大卫·德·昂热、巴尔扎克和沙尔莱也都坐在巴黎小酒铺的桌子旁边。巴黎君临一切。在那里天才炳蔚,红尾<span class=”” data-note=”红尾,用红绸结在辫子上的小丑。”></span>云集。阿特乃<span class=”” data-note=”阿特乃,希伯来人称上帝为“阿特乃”,意为“吾主”,犹太教用此名代替禁呼的“耶和华”。”></span>常乘着十二个雷电轮子的车走过那里;西勒诺斯<span class=”” data-note=”西勒诺斯(Silène),酒神的义父。”></span>骑着母驴进城。西勒诺斯,就是朗蓬诺<span class=”” data-note=”郎蓬诺(Ramponneau),巴黎著名的酒店老反。”></span>。.99lib?

    巴黎是宇宙的同义词。巴黎就是雅典、罗马、西巴利斯<span class=”” data-note=”西巴利斯(Sybaris),意大利南部古城。”></span>、耶路撒冷、庞坦。所有的文化在那里都有缩影,所有的野蛮风气也一样。巴黎会感到美中不足,要是它没有一座断头台的话。

    来一点格雷沃广场是好的。如果没有这种调味品,那永远不散的筵席又怎么办呢?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高明地作了准备,有了那种法律,那把板斧便可在狂欢的节日里滴血了。

    十一 嬉笑,表率

    巴黎的边界,决不会存在。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像它那样冠冕堂皇地嘲弄它所控制的人们。亚历山大曾说过:“要获得你们的欢心,哦,雅典的人们!”巴黎不仅制造法律,它还制造风尚,巴黎不仅制造风尚,它还制造规范。巴黎可以变傻<span class=”” data-note=”指法国人民自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至一八四八年,一直处在以国王路易-菲力浦为代表的银行家统治下一无作为。”></span>,当它高兴那样做的时候,它有时允许自己享那种清福,于是整个世界也跟着它傻了,接着,巴黎醒过来了,<span class=”” data-note=”指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span>它擦着自己的眼睛说:“我多么蠢!”并且还对着人类的脸放声狂笑。一座这样的城市是多么奇妙!事情确也奇怪,宏伟和狂放能相互调和,威仪能不为丑化所扰,同一张嘴,今天能吹末日审判的号角,明天却又能吹葱管!巴黎有着一种庄严的嬉笑,它的笑声是霹雷,它的戏谑有威严,它有时能在一挤眉一弄眼之间引起风暴。它的盛怒、它的纪念日、它的杰作、它的伟绩、它的丰功震撼着整个大地<span class=”” data-note=”指法国二月革命带动了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人民的革命运动。”></span>,它的胡言乱语也是这样。它的笑是火山口,溅及全球。它的讥诮是火花,它把它的漫画和理想影响着其他民族。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华表也接受它的玩弄,并把自己的永久地位让给它的笑谑。它是杰出的,它有一个拯救世人的如孤峰突起的七月十四日,它促使其他各国人民也发表网球厅誓言<span class=”” data-note=”网球厅誓言,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巴黎网球厅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不解散。”></span>,它的八月四日夜间会议<span class=”” data-note=”夜间会议,制宪议会在同年八月四日举行一次有名的夜间会议,宣布封建制度的永远废除和教会私有土地的收归国有。”></span>以三个小时摧毁了一千年的封建制度,它用它的逻辑创造了人们一致向往的肌肉,它的精神表现在各色各样的卓绝的形象中,它的光充满了华盛顿、考斯丘什科<span class=”” data-note=”考斯丘什科(Kosciuszko,1746—1817),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杰出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一七九四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span>、玻利瓦尔、波查里斯<span class=”” data-note=”波查里斯(Botzaris,1788—1823),希腊独立战争中的英雄。”></span>、里埃哥<span class=”” data-note=”里埃哥(Riégo,1785—1823),西班牙将军和立宪派,一八二〇年领导反国王起义。”></span>、贝姆<span class=”” data-note=”贝姆(Bem,1795—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一八四八年参加维也纳解放斗争,是匈牙利革命的领导人之一。”></span>、马宁<span class=”” data-note=”马宁(Manin,1804—1857),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民主党人,一八四八年威尼斯共和国总统。”></span>、洛佩斯<span class=”” data-note=”洛佩斯(Lopez,1827—1870),巴拉圭总统,曾和阿根廷和巴西作坚决斗争。”></span>、约翰·布朗<span class=”” data-note=”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美国农民起义领袖,曾号召奴隶们拿起武器来解放自己。”></span>、加里波的的心。在未来火炬燃烧之处它无所不在,一七七九年在波士顿,一八二〇年在莱翁岛,一八四八年在佩斯,一八六〇年在巴勒莫,它对着群集在哈珀渡口渡船上的美国废除黑奴运动者的耳朵,也对着群集在海边戈齐客店前阿尔基黑影中的安科纳<span class=”” data-note=”巴勒莫(Palerme)、安科纳(Ane),均为意大利城市。”></span>爱国主义者的耳朵,低声传播那强有力的口号“自由”。它创造了卡纳里斯<span class=”” data-note=”卡纳里斯(aris,1790—1877),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英雄。”></span>,它创造了基罗加<span class=”” data-note=”基罗加(Quiroga,1784—1841),西班牙军官,自由主义者,曾参加独立战争(1808—1814)和一八二〇年的资产阶级革命。”></span>,它创造了比萨康纳<span class=”” data-note=”比萨康纳(Pisae,1818—1857),意大利革命者。”></span>。它把雄伟的气概辐射到全世界,正是由于随着它的风向前进,拜伦才死在梅索朗吉昂,<span class=”” data-note=”英国诗人拜伦参加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一八二四年死于希腊的梅索朗吉昂。”></span>马则也才死在巴塞罗那。<span class=”” data-note=”马则(Mazet),法国医生,一八二一年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帮助扑灭鼠疫,自己染病去世。”></span>那是米拉波<span class=”” data-note=”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span>脚下的讲台,它是罗伯斯庇尔脚下的火山口,它的书刊、它的戏剧、它的艺术、它的科学、它的文学、它的哲学是人类的手册,它有帕斯卡尔、雷尼埃、高乃依、笛卡儿、卢梭、伏尔泰,这些全是每一分钟也不能少的人物。莫里哀是每一世纪都不能少的人物,它使全世界人的嘴都说它的语言,这语言并还成了救世箴言。它在每个人的精神上建立起进步的思想,它所铸造的解放信条是后代的枕边剑。一七八九年以来各国人民的每个英雄人物也都是由它的思想家和它的诗人的灵魂陶冶出来的,那并不妨碍它的野孩作风。人们称为巴黎的这个大天才,在用它的光辉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涂黑了忒修斯神庙墙上布什尼埃的鼻子,并在各金字塔上写了“克莱德维尔匪徒”。>藏书网</a><df</dfn>>99lib?</a><bdi>.</bdi>?

    巴黎随时都露着牙,它不咬牙切齿的时候便张着嘴笑。

    巴黎就是那样的。它瓦顶上的烟是世界的思想。一堆堆的烂泥和乱石,如果人们要那样说也未尝不可,然而最主要的是它有思想。它不仅只是伟大,它并且还是无边无际的。为什么?因为它敢。

    敢,这是为求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任何卓越的胜利多少总是大胆的成果。为了革命,单凭孟德斯鸠预感,狄德罗宣传,博马舍表达,孔多塞<span class=”” data-note=”孔多塞(dorcet,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启蒙运动者,倾向吉伦特派,第一个制定了人的理性的不断完善是历史进步这种唯心主义理论。”></span>推演,阿鲁埃<span class=”” data-note=”阿鲁埃(Arouet),伏尔泰的原名。”></span>准备,卢梭策划,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丹东的敢。

    “拿出胆量来!”<span class=”” data-note=”丹东在一七九二年号召法国人民消灭国内外敌人时说:“拿出胆量来,继续拿出胆量来,不断拿出胆量来。””></span>那一声吼是一切成功之母。为了使人类前进,就必须从高峰上不断地发出鼓舞人们勇气、使人意志高昂的教导。大无畏精神照耀着史册,并且是人类的奇光异彩之一。旭日在东升时是敢于冲破黑暗的。试探,挺进,忍耐,坚持,忠贞不渝,与命运搏斗,以泰然自若的神态使苦难惊奇,时而冒犯不义的暴力,时而唾骂疯狂的胜利,站稳脚,昂着头,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典范,也是感召他们的光辉。那种触目惊心的闪电已从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移到康布罗纳的烟斗上<span class=”” data-note=”指康布罗纳在滑铁卢战场上临死时对英国军队的辱骂(见本书第二部第一卷)。”></span>。

    十二 人民的未来世界

    至于巴黎的人民,即使是成人,也还是野孩;刻画这孩子,便是刻画这城市,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借了这天真的麻雀来研究这雄鹰。

    正是在各个郊区才能出现巴黎种,这一点是应当着重指出的。在那些地方的才是纯种,在那些地方的才是真面目,人民在那些地方劳动吃苦,而吃苦和劳动是人生的两个方面。在那些地方的芸芸众生多到不可胜数,也不为人们所知,在他们中各种形象的人在攒动着,从拉白河沿的装卸工人直到隼山的屠宰工人,无奇不有。“都市的渣滓”,西塞罗<span class=”” data-note=”西塞罗(Ci),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执政官。”></span>喊着说;“乱党”,声色俱厉的伯克<span class=”” data-note=”伯克(Burke,1729—1797),以诋毁法国革命闻名的英国演说家。”></span>加以补充;贱民,下民,小民,这些字眼说来全不费事,不妨听其自然。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光着脚板走路关我什么事?他们不识字,活该。你为了这点就要放弃他们吗?你要借他们的苦难来咒骂他们吗?难道光不能照透人群吗?让我们再次呼吁:“光!我们坚持要有光!光!光!”谁知道有朝一日黑暗不会通明透亮呢?革命不就是改变面貌的行动吗?努力吧,哲学家们,要教导,要发射光,要燃烧,要想得远,要说得响,要欢欣鼓舞地奔向伟大的太阳,到群众中去交结兄弟,传播好消息,不惜唇焦舌敝,宣布人权,唱《马赛曲》,散布热情,采摘古柏的青枝条。想想那扶摇直上的旋风。群众会飞扬振奋的。我们应当善于运用在某些时刻劈啪爆裂抖颤的主义和美德的熊熊烈火。那些赤着的脚、光着的胳臂、破烂的衣服以及蒙昧、卑劣、黑暗的状态是可以用来达到理想的。你深入细察人民,就能发现真理。砂砾任人践踏,没有多大价值,你如把它放在炉里,让它熔化,让它沸腾,它便会变成灿烂夺目的水晶,并且正是靠着它,伽利略和牛顿才能发现行星。<s></s><u></u><var>藏书网</var><mark></mark><mark></mark>

    十三 小伽弗洛什

    在本故事第二部分谈到的那些事发生后的八年或九年左右,人们在大庙路和水塔一带,时常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嘴边带着他那样年纪所常有的笑容,心里却是绝对的苦闷和空虚,如果不是那样,他便相当正确地体现了我们在前面勾画过的那种野孩的形象了。那孩子确也穿着一条大人的长裤,但不是他父亲的,也披着一件妇女的褂子,但不是他母亲的。一些不相干的人由于行善让他穿上那样的破衣烂衫。他并不是没有父母。不过他的父亲不关心他,他的母亲也毫不爱他。这是一个值<mark>.</mark>得怜悯的那种有父有母、却又是孤儿的孩子。

    这孩子从来就只觉得街上才是他安身的地方。铺路的石块也不及他母亲的心肠硬。

    他的父母早已一脚把他踢进了人生。

    他也毫不在乎地飞走了。

    那是一个爱吵闹、脸色发青、轻捷、机警、贫嘴、神气灵活而又有病态的孩子。他去去,来来,唱唱,作掷钱游戏,掏水沟,偶尔偷点小东西,不过只是和小猫小雀那样,偷着玩儿,人家叫他小淘气,他便笑,叫他流氓,便生气。他没有住处,没有面包,没有火<bdo></bdo>,没有温暖,但是他快乐,因为他自由。

    这种可怜的小把戏,一旦成了人,几乎总要遭受社会秩序这个磨盘的碾压,但是,只要他们还是孩子,个儿小,就可以逃过。任何一点小小的空隙便救了他们。

    不过,那孩子尽管无依无靠,每隔两三个月,却也偶尔会说:“哎,我要去看看妈妈!”于是他离开了大路、马戏场、圣马尔丹门,走下河沿,过了桥,进了郊区,走过妇女救济院,到了什么地方呢?恰恰是读者所熟悉的那道双号门,五〇—五二号,戈 5c14.” >尔博老屋。

    五〇—五二号那所破屋经常是空着的,并且永远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房间出租”。这时,说也奇怪,却有几个人住在那里,那几个人,彼此并且毫无来往,毫无关系,那也是巴黎常有的事。他们全属于那种赤贫阶级,以原就极为潦倒、继又逐步从苦难陷入苦难、一直陷到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开始,并以清除污泥的阴沟工人和收集旧衣烂衫的破布贩子这两种得不到文明好处的职业告终。

    冉阿让时期的那个“二房东”已经死了,接替她的是个同一类型的家伙。我不知道哪个哲学家说过:“老太婆是从来不缺的。”

    这个新来的老妇人叫毕尔贡妈妈,她一生中有过三只鹦鹉,先后统治着她的灵魂,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

    在那破房子的住户中,最穷苦的是户四口之家,父亲、母亲和两个已经相当大的女儿,四个人同住在一间破屋里,一间我们已经谈到过的破屋子。

    这人家,乍一看,除了那种一贫如洗的窘相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很 7279.” >特殊的地方,那个家长,在开始租用那间屋子时,自称姓容德雷特。他搬家的情形和那二房东所说的一句耐人咀嚼的话像得出奇,是“啥也没有搬进来”,我们在此把那句话借用一下。定居后不久,这容德雷特曾向那看门、扫楼梯、同时又是住户中资格最老的妇人说:“我说妈妈,万一有什么人来找一个波兰人或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那就是我啊。”<bdo>藏书网</bdo>

    这一家便是那快乐的赤脚小孩的家。他到了那里,看见的只是穷相、苦相,更难受的是见不着一点笑容,他感到的只是炉膛里的冷气和亲人心里的冷气。他走进去时别人问他<big>藏书网</big>:“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街上来。”他离开时别人问他:“你到哪里去?”他回答说:“到街上去。”他母亲还对他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那孩子就这样生活在缺乏爱的状态中,有如地窖中萎黄的草。他并不因此感到伤心,也不埋怨任何人。他根本不知道父母究竟应当是怎样的。

    尽管如此,他母亲是爱他的两个姐姐的。

    我们忘了交代,在大庙路上,人们管那孩子叫小伽弗洛什。他为什么叫伽弗洛什呢?很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叫容德<bdo></bdo>雷特。

    断绝骨肉关系好像是某些穷苦人家的本能。

    容德雷特在那所破屋里住的房间是过道底里最后的那间。在它隔壁的那间小房里住着一个极穷的青年男子,叫马吕斯先生。

    我们来谈谈这马吕斯先生是什么人。

    一 九十岁和三十二颗牙

    在布什拉街、诺曼底街和圣东日街现在还有几个老居民,都还记得一个叫做吉诺曼先生的老人,并且在谈到他时总免不了有些向往的心情。那老人在他们还年轻时便已上了年纪。他的形象,对那些怀着惆怅心情回顾那一片若有似无的幢幢黑影——所谓过去——的人来说,还没有在大庙附近那些迷宫似的街道里完全消失。在那些地方,在路易十四时代,人们用法国全部行省的名称来命名街道,和我们今天的蒂沃利新区用欧洲所有首都的名称来命名街道一样,是绝对相似的。附带说一句,这是前进,其中进步意义是明显的。

    那位在一八三一年还健到不能再健的吉诺曼先生是那样一个仅仅由于寿长而值得一看的奇人,也是那样一个在从前和所有人全一样而现在和任何人全不一样的怪人。那是一个独特的老人,千真万确是另一个时代的人,是一个真正原封不动、略带傲味的那种十八世纪的绅士,死抱着他那腐朽发臭的缙绅派头,正如侯爷珍惜他的侯爷爵位一样。他已过了九十高龄,步伐稳健,声音洪亮,目光炯炯,喝酒不搀水,能吃,能睡,能打鼾。他有三十二颗牙。除了阅读,他不戴眼镜。他还有兴致自诩多情,但他又常说,十年以来,已干脆彻底放弃女人了。他说他已不能讨人家的喜欢。此外,他不说“我太老了”,而是说“我太穷了”。他常说:“要是我的家产没有败的话……嘿嘿!”的确,他只剩下一万五千利弗左右的年息了。他的美梦是希望能继承一笔遗产。能有十万法郎的年金,好找小 5a18.” >娘儿们。我们可以看出,他和伏尔泰先生绝不相同,他绝不是那种一辈子都是半死不活、与鬼为邻的八十岁老翁,这不是一位风中残烛似的寿星,这位雄心犹存的老者一向非常健康。他是浅薄、急躁、容易动火的。他动辄大发雷霆,经常违悖情理。如果有人不肯迎合他的旨意,他便举起手杖,常常打人,好像他还生活在大世纪<span class=”” data-note=”大世纪,路易十四当国时期(1661—1715)。”></span>似的。他有一个女儿,五十出头了,没有结婚,他发脾气时便痛打那个女儿,恨不得用鞭子抽。在他看来,她好像只有八岁。他经常狠狠地恶骂用人,常说:“哈!坏女人!”他骂人的话中有句是“破鞋堆里的破鞋”!有时,他又镇静到出奇。他每天要一个得过疯病的理发师来替他刮胡子,那理发师可是讨厌他,为的是他那女人,一个漂亮风骚的理发店老板娘,因而对吉诺曼先生有点犯酸。吉诺曼先生非常欣赏自己对一切事物的分析能力,自命聪敏过人。他说过这样的话:“老实说,我颇有辨别力,跳蚤叮我时,我有把握说出那跳蚤是从哪个女人身上跳到我身上来的。”他最常用的一些字眼是“多感的人”和“造化”。他对“造化”的解释和我们这时代对这词的理解不同。他坐在火炉边,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它编在自己的俏皮话里。“造化,”他说,“为了使文化能什么都有一点,就连有趣的野蛮状态的标本也都给了它一些。欧洲有着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样品,只是尺寸比较小些。猫儿是客厅里的老虎,壁虎是袖珍鳄鱼。歌剧院里的舞女是玫瑰色的蛮婆。她们不吃人,但会把人咬碎。也可以这样说:‘一群女妖精!’她们把人变成牡蛎<span class=”” data-note=”牡蛎,傻瓜的意思。”></span>,再把他们吞下去。加勒比人<span class=”” data-note=”加勒比人,安的列斯群岛的一个民族。”></span>只剩下骨头不吃,而她们也只剩下贝壳不吃。这便是我们的风尚。我们不吃人,但会咬人,不杀人,但会掐人。”>?99lib.</a><samp></samp><dfn></dfn><s></s>

    二 有其主,必有其屋

    他住在沼泽区受难修女街六号。房子是他自己的。那房子后来经过拆毁重建,门牌也许在巴黎街道大改号数时换过了。他在二楼占用一套宽大的老式房间,一面临街,一面对着花园,大幅大幅的哥白兰<span class=”” data-note=”哥白兰,巴黎的一家绒毯工厂。”></span>绒毯和博韦<span class=”” data-note=”博韦,城名,在巴黎以北。”></span>绒毯挂齐天花板,毯子上织的是牧羊图,天花板上和壁框里的画缩成小幅,又出现在每张围椅上。床前摆了一座九摺长屏风,上的是科罗曼德尔<span class=”” data-note=”科罗曼德尔(andel),印度东北滨海地带。”></span>漆。一幅幅长窗帘,襞褶舒徐,在窗口掩映,非常美观。紧靠在窗子下面的是花园,在两排窗子的转角处有窗门,开出去,便是一道台阶,大致有十二到十五 7ea7.” >级,是那健步如飞的老人经常上下的地方。在他的卧室隔壁,书房以外,还有一间最为他重视的起坐间,那是间款待女友的密室,墙上挂着一幅麦黄色的壁衣,上面有百合花和其他花朵,是路易十四时期大桡船上的产品,是德·维沃纳先生特为他的情妇向苦役犯定的货,也是吉诺曼先生从一个脾气古怪在一百岁上死去的姨祖母的遗产中继承来的。他结过两次婚。他从来没有当过朝臣,却几乎做了法官,他的神气介于朝臣和法官之间。他爱谈笑,他愿意的话,也能显得亲密温柔。他在少壮时是那样一个经常受到妻子的欺瞒而从来不受情妇欺瞒的人,因为这种人全是些最难相处的丈夫,同时又是些极为可爱的情夫。他是油画鉴赏家。在他的卧室里有一幅约尔丹斯<span class=”” data-note=”约尔丹斯(Jordaens,1593—1678), 4f5b.” >佛兰德著名画家。”></span>画的不知道是谁的绝妙肖像,笔触遒劲,却又有万千精微独到之处,下笔交错纷杂,仿佛是信手涂抹而得的。吉诺曼先生的衣着不是路易十五时期的,甚至也不是路易十六时期的,而是督政府时期<span class=”” data-note=”督政府,一七九五年至一七九九年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如果吉诺曼先生在一八三一年有九十岁,他在督政府时期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span>的那种“荒唐少年”<span class=”” data-note=”“荒唐少年”(les incroyables),当时和革命力量对抗的富家子弟,他们故意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说话走路装腔作势,以此来表示自己不同于人民大众。他们爱说“这真荒唐”,从而获得“荒唐少年”这一称号。”></span>的款式。直至那时,他还自以为很年轻,仍在学时髦。他的上衣是薄呢的,大而阔的翻领,长燕尾,大钢钮。此外,短裤,带扣的浅帮鞋。两只手一贯插在坎肩的小口袋里。他经常横眉怒目地说:“法兰西革命是一堆土匪。”<s></s><var>..</var><s>藏书网</s><mark></mark><bdi></bdi>

    三 明慧

    十六岁上,一天夜里,在歌剧院,他曾有过荣幸同时受到两个名噪一时成为伏尔泰吟咏对象的半老徐娘——卡玛尔戈<span class=”” data-note=”卡玛尔戈(Camargo,1710—1770),巴黎歌剧院有名的芭蕾舞演员,比利时人。”></span>和莎莱——的望远镜的注视。处在双方火力的夹攻之下,他英勇地退下阵来,投向一个二八年华和他一样的像猫儿一样不为人重视、但早已使他思惹情牵、名叫娜安丽的跳舞小姑娘那里去了。他有回忆不尽的往事。他常兴奋地说:“她多漂亮呵,那吉玛尔<span class=”” data-note=”吉玛尔(Guimard,1743—1816),有名的芭蕾舞女演员。”></span>-吉玛尔蒂尼-吉玛尔蒂乃特,上一回我在隆桑看见她,一往情深式的鬈发,蓝宝石的‘快来瞧’<span class=”” data-note=”“快来瞧”,新奇的首饰或其他东西的统称。”></span>,新官人色的裙袍,情急了式的皮手笼!”他在年轻时穿过一件伦敦矮子呢<span class=”” data-note=”伦敦矮子呢,一种薄呢,法国南部对伦敦呢的仿制品,销往东方各国。”></span>褂子,他每一想起就津津乐道。“那时候,我打扮得像个东方日出处的土耳其人。”他常那样说。在他二十岁时,蒲弗莱夫人偶然遇见了他,称他为“疯美郎”。他见了那些从事政治活动和当权的人的名字,都一律加以丑化,觉得那些人出身微贱,是资产阶级。他每次读报纸(按照他的说法是读新闻纸,读小册子<span class=”” data-note=”读小册子,另一意义是干望着别人吃东西,自己没有份。”></span>),总忍不住要 653e.” >放声狂笑。“哈!”他常说,“这些人算什么!柯尔比埃尔!于芒!卡西米·贝利埃!这些东西,你也称他们为部长。我心里想,要是报纸上印着‘吉诺曼先生,部长!’那岂不是开玩笑?可是!人们太蠢了,他们也会觉得那也行!”任何东西的名称,不问中听不中听,他都漫不经心地叫出来,当着妇女的面也毫无顾忌。他谈着各种粗鄙、猥亵、淫秽的事物,态度却莫名其妙地镇静文雅,毫不感到别扭。这是他那个世纪的狂态。值得注意的是,韵文晦涩的时代也就是散文粗劣的时代。他的教父预言过,说他将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并且替他取了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明慧。<s>.</s><u></u>..<samp></samp>

    四 望百老人

    他出生在穆兰<span class=”” data-note=”穆兰(Moulins),法国中部阿利埃省的省会。”></span>,童年时代在穆兰中学得过几次奖状,并且由尼维尔内公爵亲手授予的,他称尼维尔内公爵为讷韦尔<span class=”” data-note=”尼维尔内(Nivernais),法国旧省名,今涅夫勒省(Nièvre),省会讷韦尔(Nevers)。”></span>公爵。无论国民公会、路易十六的死、拿破仑、波旁王室复辟都没能冲淡他对那次授奖大典的回忆。在他看来,“讷韦尔公爵”才是那个世纪的伟人。“多么可爱的大贵人,”他常说,“挎着他那条蓝佩带,好不神气!”在吉诺曼先生的眼中,叶卡特林娜二世<span class=”” data-note=”叶卡特林娜二世(Catherine Ⅱ,1729—1796),俄国女皇。”></span>花三千卢布向贝斯多舍夫买金酒的秘方,就已经抵赎瓜分波兰的罪恶。在这问题上,他表现得非常兴奋。“金酒,”他喊道,“贝斯多舍夫的黄酊,拉莫特将军的杯中物,在十八世纪,半两装的每瓶值一个路易,是情场失意人的妙药,是降伏爱神的仙露。路易十五就曾送过二百瓶给教皇。”假如有人告诉他说金酒只不过是氯 5316.” >化高铁,他一定会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吉诺曼先生崇拜波旁王室中人,并把一七八九年视为洪水猛兽,他不断谈到他怎样才在恐怖时期保全了性命,怎样寻欢作乐,怎样卖弄聪明,才没被砍掉脑袋。假如有个年轻人敢在他面前称赞共和制度,他会气到脸色发青,晕倒在地。有时,在谈到自己九十高龄时,他闪烁其词地说:“我很希望不会两次见到九十三<span class=”” data-note=”两次九十三,指革命进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和他自己的九十三岁。”></span>。”有时,他却又向人透露他想活到一百岁。<q>?</q><mark>..</mark><big>藏书网</big><q>藏书网</q>??

    五 巴斯克和妮珂莱特

    他有一些理论。下面便是一种:“当一个男人热爱一些女人而他自己又有妻室,他不大关心她,而她呢,模样儿丑,脾气坏,有合法地位,具备各种权利,稳坐在法律上,必要时还拈酸吃醋,那他只有一个办法来脱离烦恼,获得和平,那就是把家产交给妻子管理。宣告逊位,换取自由。那么一来,太太便有事可做了,如醉如痴地管理现钱,直到满手铜绿。指挥佃户,培养长工,召集法律顾问,主持公证人会议,说服讼棍,访问刑名师爷,出席法庭,草拟契约,口授合同,自以为当了家又作了主,卖出,买进,处理问题,发号施令,担保又受牵累,订约又解约,出让,租让,转让,布置,移置,攒聚,浪费。她做些傻事,幸福无边,自鸣得意,她有了安慰。当她丈夫轻视她时,她却在替丈夫倾家荡产方面得到了满足。”这一理论是吉诺曼先生躬行实践了的,并且成了他的历史。他的女人,后娶的那个,替他经管家产,结果是到他当鳏夫的那天,剩下的产业刚够他过活,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抵押出去,才得一万五千法郎左右的年息,其中的四分之三还得随他本人化为乌有。他没有迟疑,因为他用不着怎么考虑留遗产的问题。况且他见过,遗产是会遭到风险的,例如转变为“公有财产”;他还亲身遭受国营投资事业之害,他对国营事业的总账册没有多大信心。“全是坎康波瓦街<span class=”” data-note=”摄政时期(1715—1723),法国王朝聘用苏格兰人劳氏(Law)管理财政,劳氏在法国建立银行网,使许多人破产。劳氏银行设在巴黎坎康波瓦街。”></span>的那套把戏!”他常那样说。他在受难修女街的那所房子,我们说过,是他自己的。他经常用两个用人,“一雄一雌”。用人进门时吉诺曼先生便要替他改名字。对于男用人,他按他们的省籍喊:尼姆佬,弗朗什-孔泰 4f6c.” >佬,普瓦图佬,庇卡底佬。他最后的男用人是一个五十五岁、肠肥气喘、跑不了二十步的大块头,但是,因为他生在巴荣纳,吉诺曼先生便叫他做巴斯克<span class=”” data-note=”巴斯克(Basque),法国西南与西班牙交界一带的名称,巴荣纳(Beyonne)是该地一城市。”></span>佬。至于他家里的女用人,一概叫妮珂莱特(即使是我们在后面要谈到的马侬妈妈也一样)。一天,来了一个厨娘,一位名厨,身材高大,属于看门妇人的那种魁伟类型。“您希望每月赚多少工资?”“三十法郎。”“您叫什么名字?”“奥林匹。”“你的工资,我给五十法郎,你的名字却得叫妮珂莱特。”<mark>..</mark><samp></samp><mark></mark>

    六 略谈马侬和她的两个孩子

    吉诺曼先生的苦痛经常表现为愠怒,他在失望时老爱上火。他有各色各样的偏见,却又完全放诞妄为。他用来完成自己外表方面的特色和内心的满足的一种表现,便是一贯老风流,并且要装模作样把自己装成确是那样的神气。他管那样叫做有“大家风范”。那种大家风范有时会替他带来意外的奇福。一天,有人把一只筐子,盛牡蛎的那种筐子,送到他家里,筐里装着一个初生的壮男孩,大哭大叫,身上裹着温暖的衣被,那婴孩是一个在六个月前从他家里被撵走的女工托人送来归他的。当时吉诺曼先生已是不折不扣八十四岁的人了。左右邻居都异口同声表示愤慨。那种无耻的贱女人,她要谁来信她的鬼话?好大的胆!好卑鄙的诬蔑!而他,吉诺曼先生,却一点不生气。他和颜悦色,望着那婴孩对着旁边说:“怎么?干吗要这样?有什么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竟那样大惊小怪,老实说,太无知了。昂古莱姆公爵先生,查理九世陛下的私生子,到八十五岁还和一个十五岁的娇娇结了婚;维吉纳尔先生,阿吕伊的侯爷,苏尔迪红衣主教的兄弟,波尔多的大主教,到八十三岁还和雅甘院长夫人的侍女生了一个儿子,一个真正的爱情的结晶,也就是日后的马耳他骑士和御前军事参赞;本世纪的伟人之一,达巴罗神甫,也是一个八十七岁的人的儿子。这些都是最平常的事。还有《圣经》里的呢!说了这些,我宣布这小爷不是我的。我们大家来照顾他吧。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烂好人的做法。那家伙,叫马侬的,一年过后,又送了他一份礼。仍是一个男孩。这一下,吉诺曼先生要讲条件了。他把那两个孩儿交还给他们的母亲,答应每月给八十法郎作为他们的抚养费,但做娘的方面再也不许来这一手了。他还说:“我责成那做娘的必须好好照顾他们。我要随时去看他们的。”他也确实去探望过。他有一个当神甫的兄弟,在普瓦蒂埃学院当了三十三年的院长,活到七十九岁。“他那么年轻就丢下我走了。”他常那么说。那兄弟的生平事迹不多,为人恬静而吝啬,他认为自己既然当了神甫,就必须对遇到的穷人有所布施,可是他给的只是几个小钱,或是几个贬了值的苏,那是他发现的一条通过天堂去地狱的途径。至于吉诺曼大先生,他在布施方面毫不计较,给起钱来痛快慷慨。他的性格是恳切、直率、仁慈的,假使他有钱,也许会来得更大方些。他希望凡是和他有关的事都能做得冠冕堂皇,即使是偷盗欺诈方面的事。一天,在一次分配遗产的场合里,他被一个买卖人用明显的粗暴手法敲诈了一下,他喷出了这样一段愤慨而庄严的话:“啐!这做得太不高明!这种鸡鸣狗盗的把戏实在使我感到丢人。现在这时代,一切全退化了,连坏种也退化了。他妈的!竟会那样抢我这样一个人,太不像话。我好像是在树林里被人抢了,抢得我不痛不痒。有眼不识泰山!”我们说过,他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 4e00.” >一个女儿,没有出嫁;第二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女儿,三十岁上就死了,她由于爱情、偶然或其他原因,和一个走运的军人结了婚,那军人在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军队里都服务过,得过奥斯特里茨勋章,并在滑铁卢被授予上校衔。“这是我的家丑。”那老绅士常说。他闻鼻烟闻得相当多,他用手背掸起他胸前的花边来有种独特的风度。他不怎么信上帝。?藏书网..

    七 家规:天不黑,不会客

    明慧·吉诺曼先生便是那样一个人,他的头发一根也不掉,也没有全白,只是花白,并且一贯梳成狗耳朵式。总之,尽管那样,仍俨然可尊。

    他是从十八世纪来的:轻浮而自大。

    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吉诺曼先生——当时他还年轻,他在一八一四年<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末年和王朝复辟初年。”></span>还只有七十四岁——住在圣日耳曼郊区,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塞尔凡多尼街。他只在满了八十岁后又过了些日子,这才脱离社交隐退到沼泽区去。<s></s>.99lib.

    脱离社交以后, 4ed6.” >他仍紧守着原来的习惯,主要是白天绝对关上大门,不到天黑,不问有什么事,决不接待任何人。这一习惯是他坚决不改的。他五点钟吃晚饭,接着,大门就开了。这是他那个世纪的风气,他一点也不越规。“阳光是贼,”他说,“它只配望望关上的门窗。规规矩矩的人要到穹苍放射星光时才放射他的智慧。”他待在他的堡垒里,不接待任何人,即使国王来了也一样。这是他那时代古老的高贵气派。藏书网<cite></cite>>99lib.</a>

    八 两个不成一对

    关于吉诺曼先生的两个女儿,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一下,她俩出生的年代前后相距十年。她们在年轻时彼此就很不相像,无论在性情或面貌方面,都很难看<bdo></bdo>出她们是姊妹俩。小的那个是个可爱的人儿,凡是属于光明的事物都能吸引她,她爱花木、诗歌和音乐,仰慕灿烂寥廓的天空,热情,爽朗,还是孩子时,她的理想就是把自己许给一个隐隐约约的英雄人物。大的那个也有她的幻想:她见到空中有个买卖人,一个又好又胖又极阔气的军火商,一个非常出色的蠢丈夫,一个金光四射的男子,或是,一个省长;省政府里的宴会,颈子上挂根链条、立在前厅里伺候的传达吏,公家举办的舞会,市政府的讲演,做省长夫人。这一切,就是萦绕在她想象中的东西。这两姊妹,在当姑娘的岁月里便那样各自做着各人的梦,各走各的路。她们俩都有翅膀,一个像天使,一个像鹅。

    任何想象都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至少在这世界上是这样。在我们这时代,没有一个天堂是实际的。那妹子已嫁给了意中人,但是她死了。姐姐却没有结过婚。

    那姐姐从我们现在谈着的这故事里出现时,已是一块纯洁的古白玉、一根烧不着的老木头,她有着人从没见到过的尖鼻子和一个从没见到过的迟钝的脑袋。一件突出的小事是,除了她家里极少的几个人外,谁也不知道她的小名,大家都称她为吉诺曼大姑娘。

    说到为人谨饬方面,吉诺曼大姑娘尽可赛过密斯<span class=”” data-note=”英国姑娘以拘谨见称。”></span>。那已发展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拘谨。在一生中她bbr>99lib?</abbr>有件想到就害怕的往事,一天,有个男人看见了她的吊袜带。

    岁月只增强了这种无情的腼腆。她总嫌她的围巾不够厚,也老怕它围得不够高。她在那些谁也不会想到要去看一下的地方添上无数的钩扣和别针。束身自爱的本义就是:堡垒未受威胁而偏要步步设防。

    可是,看看有谁能猜透老妇人这种天真的心事,她常让一个长矛骑兵军官,一个名叫忒阿杜勒的侄孙去吻她,并且不无快感。

    尽管她有这样一个心爱的长矛兵,我们仍称她为腼腆拘谨的老妇人还是绝对恰当的。吉诺曼姑娘原有一种半明不暗的灵魂。腼腆拘谨也正是一种善恶参半的性格。

    她除了腼腆拘谨以外还笃信上帝,表里相得益彰。她是童贞圣母善堂的信女<bdo>.99lib?</bdo>,在某些节日她戴上白面罩,哼哼唧唧念着一些特殊的经文,拜“圣血”,敬“圣心”,跟着许多忠实的信徒一同关在一间小礼拜堂里,待在一座耶稣会式样的古老祭台前凝视几个钟头,让她的灵魂在几块云烟似的云石中和金漆长木条栅栏内外往复穿越飘游。

    她在礼拜堂里交了一个朋友,和她一样是个老处女,名叫弗波瓦姑娘,绝对呆头呆脑,吉诺曼姑娘乐于和她相处,好显出自己是头神鹰<q></q>。除了念《上帝的羔羊》和《圣母颂》以外,弗波瓦姑娘的本领就只有做各种果酱了。弗波瓦姑娘是她那种人中的典型,是一头冥顽不灵、没有一点聪明的银鼠。

    让我们指<s></s>出,吉诺曼姑娘在进入老年的岁月里,不但毫无所获,反而一年不如一年。那是不自振作的人的必然趋势。她从来不对旁人生恶念,那是一种相当好的品质;后来,岁月磨尽棱角,时间进一步向她下软化功夫。她只是感到忧伤,一种没有来由的忧伤,她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何在。她感到人生还没有开始便已经要结束了,她的声音笑貌行动,处处显出那么一种恓惶困惑的味儿。

    她代她父亲主持家务。吉诺曼先生身边有女儿,正如我们从前见过的那位卞福汝主教身边有妹子。这种由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姑娘组成的家庭是一点不稀罕的,那种两老相依为命的情景总会令人怅然神往。

    在这家人里,除了那个老姑娘和那老头以外,还有一个小孩,一个在吉诺曼先生面前便会发抖沉默的小男孩。吉诺曼先生和那孩子说话没有一次不是狠巴巴的,有时还举起手杖:“来!先生!坏蛋,淘气鬼,走过来!回答我,妖怪!让我看看你,小流氓!”他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但心里可确是疼他。

    那是他的外孙。我们以后还会见到这个孩子。

    一 古老客厅

    吉诺曼先生住在塞尔凡多尼街时,他经常在几处极好极高贵的客厅里走动。吉诺曼先生虽然是个资产阶级,但也受到接待。由于他有双重智慧,一是他原有的智慧,二是别人以为他有智慧,甚至大家还邀请他和奉承他。他每到一处就一定要出人头地,否则他宁可不去。有些人总爱千方百计地左右别人,使人家另眼看待他们,如果不能当头领,也一定要当小丑。吉诺曼的性情却不是那样,吉诺曼先生在他平时出入的那些保王派客厅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却丝毫没有损及他的自尊心。处处都以他为权威。他居然和德·波纳德先生<span class=”” data-note=”德·波纳德(Bonald,1754—1840),子爵,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保王派,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之一。”></span>,甚至和贝奇-皮伊-瓦莱先生<span class=”” data-note=”贝奇-皮伊-瓦莱(Bengy-Puy-Vallée,1743—1823),制宪议会右派议员,后逃往国外。复辟时期撰文论述法国社会宗教和政治的关系。”></span>分庭抗礼。<var></var>

    一八一七年前后,他每星期必定要到附近的弗鲁街上T.男爵夫人家里去消磨两个下午,那是一位值得钦佩和尊敬的妇人,她的丈夫在路易十六时期当过法国驻柏林大使。T.男爵生前酷爱凝视和显圣<span class=”” data-note=”凝视和显圣,指巫术中定睛凝视鬼魂重现等手法。”></span>,在流亡期间他资财荡尽而死,留下的遗产只是十册红羊皮封面的金边精装手搞,内容是对麦斯麦和他的木盆的一些相当新奇的回忆。T.夫人因门第关系,没有把它发表,只靠一笔不知怎么保留下来的微薄年金过日子。T.夫人不和宫廷接近,她说那是一种“相当杂的地方”,她过的是一种高尚、寂寞、清寒、孤芳自赏的生活。少数几个朋友每星期在她只身独守的炉边聚会两次,于是组成了一种纯粹保王派的客厅。大家在那里喝着茶,随着各人一时的兴致,低沉或兴奋,而对这个世纪、宪章、波拿巴分子、卖蓝佩带给资产阶级的蠹政、路易十八的雅各宾主义等问题发出哀叹或怒吼,并且低声谈着御弟,日后的查理十世给予人们的希望。

    大家在那里把那些称拿破仑为尼古拉的鄙俚歌曲唱得兴高采烈。公爵夫人们,世界上最雅致最可爱的妇女,也在那里欢天喜地地唱着这一类的叠歌,例如下面这段指向盟员<span class=”” data-note=”盟员,指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国时号召组织的志愿军。”></span>的歌:

    <small>把你拖着的衬衫尾巴</small>

    <small>塞进裤子里。</small>

    <small>免得人家说那些爱国主义者</small>

    <small>挂起了白旗<span class=”” data-note=”白旗,投降的旗帜,也是法国当时王朝的旗帜。”></span>!</small>

    他们唱着自以为能吓坏人的隐语和无伤大雅而他们却认为有毒的文字游戏如四行诗,甚至是对句来消遣,例如德索尔内阁,一个温和派内阁,有德卡兹和德赛尔两个阁员,他们这样唱道:

    <small>为了从基础上巩固这动摇了的宝座,</small>

    <small>必须换土壤,换暖室,换格子。<span class=”” data-note=”“de sol”(土壤)和“Dessolles”(德索尔)同音,“de serre”(暖室)和“Deserre”(德赛尔)同音,“de case”(格子)和“Decazes”(德卡兹)同音。”></span></small>

    或者他们改编元老院的名单,认为“元老院的雅各宾臭味重得可怕”,他们把那名单上的名字连缀起来,把它们组成一个句子,如“Damas,Sabran,Gouvion Saint-Cyr.”于是感到乐不可支。

    在那种客厅里大家丑化革命。他们都有那么一股味儿,想把同样的仇恨鼓起来,但是意思相反。他们唱着那可爱的《会好的呵》<span class=”” data-note=”《会好的呵》(a ira),一七八九革命时期的一首革命歌曲,其中有一句是“贵族挂在街灯柱子上”。这里,“贵族”被窜改为“布宛纳巴分子”。”></span>:

    <small>会好的!会好的!会好的呵!</small>

    <small>布宛纳巴分子被挂在街灯柱子上。</small>

    歌曲就好像是断头台,它不加区别地今天砍这个人的头,明天又砍那个人的头。那只是一种对象的改变而已。

    弗阿尔台斯<span class=”” data-note=”弗阿尔台斯(Fualdès),一个被暗杀的官员。”></span>案件正是在那时,一八一六年发生的,在这问题上,他们站在巴斯第德和若西翁<span class=”” data-note=”巴斯第德(Bastide)和若西翁(Jausion),被认为是暗杀弗阿尔台斯的凶手。”></span>方面,因为弗阿尔台斯是一个“布宛纳巴分子”。他们称自由主义者为“弟兄们和朋友们”,那是最刻毒的咒骂了。

    正和某些礼拜堂的钟楼一样,T.男爵夫人的客厅也有两只雄鸡。一只是吉诺曼先生,另一只是拉莫特-瓦罗亚伯爵,他们提到那伯爵,总怀着敬佩的心情凑到人家耳边说:“您知道?这就是项圈事件<span class=”” data-note=”项圈事件,一七八四年,拉莫特伯爵夫人怂恿一个红衣主教买一串极名贵的金刚钻项圈送给王后,她冒称王后早想得到那项圈。红衣主教为了逢迎王后,向珠宝商赊来交给拉莫特夫人转给王后。拉莫特夫人把那项圈遗失了,王后没收到,红衣主教付不出钱。事情闹开后激起了人民对王室和僧侣的憎恨。拉莫特夫人在广场上受到杖刑和烙印,被关在妇女救济院里,继而越狱逃往英国,在再次被捕时跳楼自杀。”></span>里的拉莫特呀!”朋党和朋党之间常有那种奇妙莫测的妥协。

    我们补充这一点:在资产阶级里,择交过分随便往往会降低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应当注意交游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正好像和身上穿不暖的人相处会失去自己身上的热一样,接近被轻视的人也能减少别人的敬意。古老的上层社会就是处在这条规律以及其他一切规律之上的。彭帕杜尔夫人<span class=”” data-note=”彭帕杜尔夫人(de la Pompadour,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span>的兄弟马里尼<span class=”” data-note=”马里尼(de Marigny,1721—1781),侯爵,王室房舍总管。”></span>常去苏比斯亲王<span class=”” data-note=”苏比斯(de Soubise,1715—1787),元帅,嬖臣,彭帕杜尔夫人的忠实奉承者。”></span>家里。然而……不,因为……弗培尔尼埃夫人的教父杜巴丽<span class=”” data-note=”杜巴丽(Du Barry),伯爵,他的妻是路易十五的情妇。”></span>是黎寒留<span class=”” data-note=”黎塞留(Richelieu,1696—1788),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嬖臣,以贪污出名。”></span>大元帅先生家里极受欢迎的客人。那个社会,是奥林匹斯<span class=”” data-note=”奥林匹斯,希腊神话中众神所居之山。”></span>,是墨丘利<span class=”” data-note=”墨丘利(Mercure),希腊神话中商业和盗贼的保护神。”></span>和盖美内亲王的家园。一个贼也可以受到接待,只要他是神。<s>..</s>

    拉莫特伯爵,在一八一五年已是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值得重视的只是他那种沉静严肃的神气,处处棱角毕现的冷脸,绝对谦恭的举动,一直扣到领带的上衣,一双老交叉着的长腿,一条红土色的软长裤。他的脸和他的长裤是同一种颜色。

    这位拉莫特先生在那客厅里是有“地位”的,因为他很“有名”,而且,说来奇怪但却是事实,也因为他姓瓦罗亚<span class=”” data-note=”瓦罗亚(Valois),法国卡佩王室的一支。”></span>。

    至于吉诺曼先生,他是深孚众望的。他是权威。尽管他举止佻??,言语诙谐,但却有自己的一种风度使人敬服,他以仪表胜人,诚恳并有绅士的傲性,外加他那罕见的高龄。活上一个世纪那确是非同小可。岁月总会在一个人的头上加上一层使人仰慕的清辉。

    此外,他的谈吐完全是一种太古岩石的火花。像这个例子,普鲁士王在帮助路易十八回朝后,假称吕邦伯爵来访问他,被路易十四的这位后裔接待得有点像勃兰登堡<span class=”” data-note=”勃兰登堡(Brandeb),日耳曼帝国选侯之一,普鲁士王国的臣属。”></span>侯爷那样,并还带着一种极微妙的傲慢态度。吉诺曼先生表示赞同。“除了法兰西国王外,”他说“所有其他的王都只能算是一省之王。”一天,有人在他面前进行这样的回答:“后来是怎样处理《法兰西邮报》的主笔的?”“停刊(suspendu)。”“‘sus’<span class=”” data-note=”“suspendu”(暂时停刊)去掉词头成“pendu”(处绞刑)。”></span>是多余的。”吉诺曼先生指出说。像这一类的谈话使他获得地位。

    波旁王室回国周年纪念日举行了一次大弥撒,他望见塔列朗先生走过,说道:“恶大人阁下到了。”

    吉诺曼经常由他的女儿陪着同来,当时他的女儿年过四十,倒像一个五十岁的人,陪他同来的还有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白净,红嫩,生就一双笑眯眯肯和人亲近的眼睛,他一走进客厅,总听见在座的人围着他齐声赞叹:“他多么漂亮!真可惜!可怜的孩子!”这孩子就是我们先头提到过的那个。大家称他为“可怜的孩子”,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卢瓦尔<span class=”” data-note=”卢瓦尔(Loire),法国中部偏东之省。”></span>的匪徒”。

    这位卢瓦尔的匪徒是吉诺曼先生的女婿,我们在前面也已提到过,也就是吉诺曼先生所谓的“他的家丑”。

    二 当年的一个红鬼

    当年如果有人经过小城韦尔农,走到那座宏大壮丽的石桥上去游玩(那座桥也许不久将被一道丑恶不堪的铁索桥所替代),立在桥栏边往下望去,便会看到一个五十左右的男子,戴一顶鸭舌帽,穿一身粗呢褂裤,衣衿上缝着一条泛黄的红丝带,脚上穿的是木鞋,他皮肤焦黄,脸黝黑,头发花白,一条又阔又长的刀痕从额头直到脸颊,弯腰,曲背,未老先衰,几乎整天拿着一把平头铲和一把修枝刀在一个小院里踱来踱去。在塞纳河左岸桥头一带,全是那种院子,每一个都有墙隔开,顺着河边排列,像一长条土台,全都种满花木,非常悦目,如果园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叫做花园,再小一点,那就是花畦了。那些院落,全是一端临河,一端有所房子的。我们先头说的那个穿短褂和木鞋的人,在一八一七年前后,便住在这些院子中最窄的一个,这些房屋中最简陋的一所里。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里,孤独沉默,贫苦无依,有一个既不老又不年轻,不美又不丑,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市民的妇人帮他干活。他称作花园的那一小块地,由于他 79cd.” >种的花的艳丽,已在那小城里出了名。种花是他的工作。<cite></cite>

    由于坚持工作,遇事留意,勤于灌溉,他居然能继造物主之后,培植出几种似乎已被大地遗忘了的郁金香和大丽菊。他能别出心裁,他沤小绿肥来培植一些稀有珍贵的美洲的和中国的灌木,在这方面他超过了苏兰日·波丹。夏季天刚亮,他已到了畦埂上,插着,修着,薅着,浇着,带着慈祥、抑郁、和蔼的神气,在他的那些花中间来往奔忙,有时又停下不动,若有所思地捱上几个钟头,听着树上一只小鸟的歌唱或别人家里一个小孩的咿呀,或呆望着草尖上一滴被日光照得像钻石一样的露珠。他的饮食非常清淡,喝奶的时候多于喝酒。淘气的孩子可以使他听从,他的女仆也常骂他。他简直胆小到好像不敢见人似的,他很少出门,除了那些敲他玻璃窗的穷人和他的神甫之外,谁也不见。他的神甫叫马白夫,一个老好人。可是,如果有些本城或外来的人,无论是谁,想要见识见识他的郁金香和玫瑰,走来拉动他那小屋的门铃时,他就笑盈盈地走去开门。这就是那个卢瓦尔的匪徒了。

    假使有人,在那同一时期,读了各种战争回忆录、各种传记、《通报》和大军战报,他就会被一个不时出现的名字所打动,那名字是乔治·彭眉胥。这彭眉胥在很年轻时便已是圣东日联队里的士兵。革命爆发了。圣东日联队编入了莱茵方面军。君主时代的旧联队是以省名为队名的,君主制被废除后依然照旧,到一七九四年才统一编制。彭眉胥在斯比尔、沃尔姆斯、诺伊施塔特、土尔克海姆、阿尔蔡、美因茨等地作过战,在美因茨一役,他是乌沙尔殿后部队二百人中的一个。他和其他十一个人,在安德纳赫的古垒后面阻击了赫斯亲王的全部人马,直到敌人的炮火打出一条从墙垛到斜堤的缺口,大队敌兵压来后他才退却。他在克莱贝尔部下到过马尔什安,<samp>.</samp>并在蒙巴利塞尔一战中被铳子打伤了胳膊。随后,他转到了意大利前线,他是和茹贝尔保卫坦达谷的那三十个卫队之一。由于那次战功,茹贝尔升了准将,彭眉胥升了中尉。在洛迪那天,波拿巴望见贝尔蒂埃在炮火中东奔西突,夸他既是炮兵又是骑兵又是卫队,当时彭眉胥便在贝尔蒂埃的身旁。他在诺维亲眼见到他的老长官茹贝尔将军在举起马刀高呼“前进!”时倒了下去。在那次战役里,由于军事需要他领着他的步兵连从热那亚乘着一只帆船到不知道哪一个小港口去,中途遇见了七八艘英国帆船。那位热那亚船长打算把炮沉到海里,让士兵们藏在中舱,伪装成商船暗地溜走。彭眉胥却把三色旗系在绳上,升上旗杆,冒着不列颠舰队的炮火扬长而过。驶过二十海里后,他的胆量更大了,他用他的帆船攻打一艘运送部队去西西里的英国大运输舰,并且俘虏了那艘满载人马直至舱口的敌船。一八〇五年,他隶属于马莱尔师部,从斐迪南大公手里夺下了贡茨堡。在威廷根,他冒着冰雹般的枪弹双手抱起那位受了致命伤的第九龙骑队队长莫伯蒂上校。他曾在奥斯特里茨参加了那次英勇的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梯形队伍。俄皇近卫军骑兵队践踏第四大队的一营步兵时,彭眉胥也参加了那次反攻,并且击溃了那批近卫军。皇上给了他十字勋章。彭眉胥,一次又一次,在曼图亚看见维尔姆泽被俘,在亚历山大看见梅拉斯被俘,在乌尔姆看见麦克被俘。他也参加了在莫蒂埃指挥下攻占汉堡的大军第八兵团。随后,他改隶第五十五大队,也就是旧时的佛兰德联队。英勇的队长路易·雨果,本书作者的叔父,在艾劳的一个坟场里,独自领着他连部的八十三个人,面对着敌军的全力猛攻,支持了两个小时,当时彭眉胥也在场。他是活着离开那坟场的三个人中的一个。弗里德兰,他也在。随后,他见过莫斯科,随后,又见过别列津纳,随后,卢岑、包岑、德累斯顿、瓦朔、莱比锡和格兰豪森峡道;随后,蒙米赖、沙多·蒂埃里、克拉昂、马恩河岸、埃纳河岸以及拉昂的惊险局面。在阿尔内勒狄克,他是99lib?骑兵队长,他用马刀砍翻了六个哥萨克人,并且救了,不是他的将军,而是他的班长。正是在那一次,他被人砍到血肉模糊,仅仅从他的左臂上,便取出了二十七块碎骨。巴黎投降的前八天,他和一个伙伴对调了职务,参加了骑兵队伍。他有旧时代所说的那种“双面手”,也就是说当兵,他有使刀枪的本领,当官,也一样有指挥步兵营或骑兵队的才干。某些特别兵种,比方说,那种既是骑兵又是步兵的龙骑兵,便是由这种军事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他随着拿破仑到了厄尔巴岛。滑铁卢战争中,他在杜布瓦旅当铁甲骑兵队队长。夺得吕内堡营军旗的便是他。他把那面旗子夺来丢在皇上的跟前。他浑身是血。他在拔旗时,劈面砍来一刀,正砍着他的脸。皇上心里喜悦,对他喊道:“升你为上校,封你为男爵,奖你第四级荣誉勋章!”彭眉胥回答说:“陛下,我代表我那成为寡妇的妻子感谢您。”一个钟点过后他倒在奥安的山沟里。我们现在要问:这乔治·彭眉胥究竟是什么人?他正是那卢瓦尔的匪徒。

    关于他的历史,我们从前已经见了一些。滑铁卢战争过后,彭眉胥,我们记得,被人从奥安的那条凹路里救了出来,他居然回到了部队,从一个战地急救站转到另一个战地急救站,最后到了卢瓦尔营地。

    王朝复辟以后,他被编在半薪人员里,继又被送到韦尔农去休养,就是说,去受监视。国王路易十八对百日时期发生的一切都加以否认,因而对他领受第四级荣誉勋章的资格、他的上校衔、他的男爵爵位一概不予承认。在他这面却绝不放弃一次机会去签署“上校男爵彭眉胥”。他只有一套旧的蓝制服,上街时他老佩上那颗代表第四级荣誉勋位的小玫瑰纽。检察官托人去警告他,说法院可能要追究他“擅自佩带荣誉勋章的不法行为”。当这通知由一个非正式的中间人转达给他时,彭眉胥带着苦笑回答:“我一点也不了解究竟是我听不懂法语,还是您不在说法语,事实是我听不懂您的话。”接着,他天天带上那小玫瑰纽上街,一连跑了八天。没有人敢惹他。军政部和省总指挥官写过两三次信给他,信封上写着“彭眉胥队长先生”。他把那些信全都原封不拆退了回去。与此同时,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那些由贵人赫德森·洛<span class=”” data-note=”赫德森·洛(Hadson Lowe,1769—1844),监视拿破仑的英国总督。”></span>送给“波拿巴将军”的信件。在彭眉胥的嘴里——请允许我们这样说——竟有了和他皇上同样的唾沫。<u></u>

    从前在罗马也有过一些被俘虏的迦太基士兵,拒绝向弗拉米尼努斯<span class=”” data-note=”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us,约前228—前174),罗马统帅和执政官(前198),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200—前197)中为罗马军队指挥官。”></span>致敬,他们多少有点汉尼拔的精神。

    一天早晨,他在韦尔农的街上遇见了那个检察官,他走到他面前问他:“检察官先生,我脸上老挂着这条刀伤,这不碍事吧?”

    他除了那份极微薄的骑兵队队长的半薪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在韦尔农租下他可能找到的一所最小的房子,独自一人住在那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先头已经见到过的。在帝国时期,他趁着战争暂息的空儿,和吉诺曼姑娘结了婚。那位老绅士,心里愤恨,却又只好同意,他叹着气说:“最高贵的人家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彭眉胥太太是个有教养、难逢难遇的妇人,配得上她的丈夫,从任何方面说,都是教人敬慕的,可她在一八一五年死了,丢下一个孩子。这孩子是上校在孤寂中的欢乐,但是那个外祖父蛮不讲理地要把他的外孙领去,口口声声说,如果不把那孩子送交给他,他便不让他继承遗产。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只好让步,爱子被夺以后,他便把心寄托在花木上。

    其他的一切,他也都放弃了,既不活动,也无密谋。他把自己的心剖成两半,一半交给他目前所做的这种怡情悦性的营生,一半交给他从前干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业。他把时间消磨在对一朵石竹的希望或对奥斯特里茨的回忆上。

    吉诺曼先生和他的女婿毫无来往。那上校在他的心目中是个“匪徒”,而他在上校的眼里则是个“蠢材”。吉诺曼先生平日谈话从来不提上校,除非要讥诮他的“男爵爵位”才有时影射一两句。他们已经明确约定,彭眉胥永远不得探望他的儿子,否则就要把那孩子撵走,取消他的财产继承权,送还给父亲。对吉诺曼一家人来说,彭眉胥是个得瘟病的人。他们要按照他们的办法来教养那孩子。上校接受那样的条件也许错了,但是他谨守诺言,认为牺牲他个人不算什么,那样做还是对的。吉诺曼本人的财产不多,吉诺曼大姑娘的财产却很可观。那位没有出阁的姑奶奶从她母亲的娘家继承了大宗产业,她妹子的儿子自然是她的继承人了。

    这孩子叫马吕斯,他知道自己有个父亲,此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谁也不在他面前多话。可是在他外祖父领着他去的那些地方,低声的交谈,隐晦的词句,眨眼的神气,终于使那孩子心里有所领悟,有所认识,并且,由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也自然而然地把他常见的那种环境里的观点和意见变为自己所固有的了,久而久之,他一想到父亲,便感到羞惭苦闷。

    当他在那种环境中渐渐成长时,那位上校,每隔两三个月,总要偷偷地、好像一个擅离指定住处的罪犯似的溜到巴黎来一次,趁着吉诺曼姑奶奶领着马吕斯去望弥撒时,他也溜去待在圣稣尔比斯教堂里。他躲在一根石柱后面,心惊胆战,惟恐那位姑奶奶回转头来,所以不动也不敢呼吸,眼睛盯着那孩子。一个脸上挂着刀痕的铁汉竟能害怕那样一个老姑娘。

    正因为那样,他才和韦尔农的本堂神甫,马白夫神甫有了交情。

    这位好好神甫是圣稣尔比斯教堂一位理财神甫的兄弟。理财神甫多次瞥见那人老觑着那孩子,脸上一道刀痕,眼里一眶眼泪。看神气,那人像个好男子,哭起来却又像个妇人,理财神甫见了,十分诧异。从此那人的面貌便印在他心里。一天,他到韦尔农去探望他的兄弟,走到桥上,遇见了彭眉胥上校,便认出他正好是圣稣尔比斯的那个人。理财神甫向本堂神甫谈起这件事,并且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同去访问了上校。这之后就经常往来了。起初上校还不大肯说,后来也就无所不谈了,本堂神甫和理财神甫终于知道了全部事实,看清彭眉胥是怎样为了孩子的前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从此以后,本堂神甫对他特别尊敬,特别友好,上校对本堂神甫也引为知己。一个老神甫和一个老战士,只要彼此都诚恳善良,原是最容易情投意合成为莫逆之交的。他们在骨子里原是一体。一个献身于下方的祖国,一个献身于上<samp></samp>界的天堂,其他的不同点就没有了。

    马吕斯每年写两封信给他的父亲,元旦和圣乔治节<span class=”” data-note=”圣乔治(Saint Gees,三至四世纪),相传为古代基督教殉教者,原为军人。彭眉胥是军人,故重视圣乔治节,节日在四月二十三日。”></span>,那种信也只是为了应应景儿,由他姨母不知从什么尺牍里抄来口授的,这是吉诺曼先生惟一肯通融的地方。他父亲回信,却是满纸慈爱,外祖父收下便往衣袋里一塞,从来不看。

    三 愿尔等息怨解冤

    T.夫人的客厅是马吕斯对世界的全部认识。那是惟一可以让他窥察人生的洞口。那洞是阴暗的,对他来说,从缝隙里来的寒气多于暖气,暗影多于光明。那孩子,在初进入这怪社会时还是欢乐开朗的,但不久后便郁闷起来了,和他年龄尤其不相称的是阴沉起来了。他被包围在那些威严怪诞的人中,心情严肃而惊讶地望着他的四周,而四周的一切合在一起又增加了他心中的惶惑。在T.夫人的客厅里有些年高德劭的贵妇人,有叫马坦<span class=”” data-note=”马坦(Mathan),《圣经·列王纪下》十一章中亚他利雅崇信的巴力神之祭司。”></span>的,有叫挪亚<span class=”” data-note=”挪亚(Noé),乘方舟避洪水的人类远祖。”></span>的,有叫利未斯而被称为利未<span class=”” data-note=”利未(Lévi),以色列人利未族的族长。”></span>的,也有叫康比而被称为康比兹<span class=”” data-note=”康比兹(Cambyse),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王。”></span>的。那些矜庄古老的面孔,出自远代典籍的名字,在那孩子的脑子里和所背诵的《旧约》搅浑了,那些老妇人围绕着一炉即将熄灭的火,团团坐在绿纱罩的灯光下,面目若隐若显,神态冷峻,头发斑白或全白,身上拖着另一个时代的长裙袍,每件颜色都是阴森惨淡的,她们偶然从沉寂中说出一两句既庄严又峻刻的话;那时,小马吕斯惊慌失措瞪着眼望着她们,以为自己看见的不是妇人,而是一些古圣先贤,不是现实的人,而是鬼影。

    在那些鬼影中还有着好几个教士和贵族,也经常出现在那古老的客厅里,一个是沙斯内侯爷,德·贝里夫人<span class=”” data-note=”德·贝里(de Berry),公爵夫人,路易十八的侄媳。”></span>的功德秘书<span class=”” data-note=”功德秘书,在公爵府里管理救济捐助等事的人。”></span>;一个是以笔名查理-安东尼发表单韵抒情诗的瓦洛利子爵;一个是波弗尔蒙王爷,相当年轻,头发却已花白,带一个漂亮、聪明、袒胸露背、穿一身金丝绦镶边的朱红丝绒袍的女人,这使那堆黑影里的人为之惴惴不安;一个是德·柯利阿利·德斯比努兹侯爷,是法兰西最善于掌握礼节分寸的人;一个是德·阿芒德尔伯爵,一个下巴圆嘟嘟的老好人;还有一个是德·彼尔·德·吉骑士,卢浮宫图书馆,即所谓国王阅览室的老主顾。德·波尔·德·吉先生,年纪不大,人却老了,秃顶,他追述在一七九三年十六岁时,被当作顽固分子关在苦役牢里,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头米尔波瓦的主教锁在一起,那主教也是个顽固分子,不过主教的罪名是拒绝宣誓<span class=”” data-note=”当时的革命政府曾勒令教士宣誓遵守宪法。”></span>,而他本人的则是逃避兵役。当时是在土伦。他们的任务是夜晚到断头台上去收拾那些在白天处决的尸体和人头。他们把那些血淋淋的尸首驮在背上,他们的红帽子——苦役犯所戴的红帽子——后面有块血壳,早上干天黑后又潮了。这一类的悲惨故事在T.夫人的客厅里是层出不穷的,他们并且在不断咒骂马拉以后,更进而鼓掌称颂特雷斯达荣。有几个怪诞不经的议员常在那里打惠斯特<span class=”” data-note=”惠斯特(whist),一种纸牌游戏。”></span>,迪波尔·德·沙拉尔先生,勒马尚·德·戈米古先生,还有个以起哄著名的右派,柯尔内-唐古尔先生。钦命法官德·费雷特穿着一条短裤,露着一双瘦腿,有时在去塔列朗先生家时路过此地,也到那客厅里走走。他是阿图瓦伯爵的冶游之交,他不像亚里斯多德那样对康巴斯白<span class=”” data-note=”康巴斯白(Campaspe),亚历山大的宠姬。”></span>屈膝承欢,而是反过来叫吉玛尔蛇行匍伏,使千秋万代的人都知道有一个钦命法官替千百年前的一个哲人出了口气。.99lib?

    至于教士,一个是哈尔马神甫,和他合编《雷霆》的拉洛兹先生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谁没有五十岁?除了那些嘴上没毛的!”一个是勒都尔纳尔神甫,御前宣道士;一个是弗来西努神甫,当时他既不是伯爵,也不是主教,也不是大臣,也不是世卿,他只穿一件旧道袍,并还缺几个纽扣;还有一个是克拉弗南神甫,圣日耳曼·代·勃雷的本堂神甫;另外还有教皇的一个使臣,当时叫做马西主教的那个尼西比大主教,日后才称红衣主教,他以那个多愁的长鼻子著名;另外还有一个主教大人,他的头衔是这样的:巴尔米埃利,内廷紫衣教官,圣廷七机要秘书之一,利比里亚大教堂的议事司铎,圣人的辩护士,这是和谥圣<span class=”” data-note=”谥圣,教皇在谥某人为圣者之先,应开会审查他的著作和事迹并加以讨论。在讨论中,由两个“律师”,一个叫上帝的律师,一个叫魔鬼的律师,进行争辩。再由教皇决定是否授予圣者称号。”></span>有关的,几乎就是天堂部门的评审官;最后还有两个红衣主教,德·拉吕泽尔纳先生和德·克雷蒙-东纳先生。德·拉吕泽尔纳红衣主教先生是个作家,几年后曾有和夏多勃里昂同样为《保守》定稿的荣誉;德·克雷蒙-东纳先生是图卢兹的大主教,他常到巴黎他侄儿德·东纳侯爷家里来休假,他那侄儿当过海军及陆军大臣。德·克雷蒙-东纳红衣主教是一个快乐的小老头儿,常把他的道袍下摆掀起扎在腰里,露出下面的红袜子,他的特点是痛恨百科全书和酷爱打弹子。德·克雷蒙-东纳的宅子在夫人街,当年,每当夏季夜晚,打那地方走过的人常会停下来听那些弹子相撞的声音和那红衣主教的说笑声,他对他的同事,教廷枢密员克利斯特的荣誉主教,柯特莱大人喊道:“记分,神甫,我打串子球<span class=”” data-note=”串子球,弹子戏中以一球连撞其他两球之术语。”></span>了。”德·克雷蒙-东纳红衣主教是由他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引到T.夫人家里去的,那朋友叫德·罗克洛尔先生,曾当过桑利斯的主教,并且是四十人<span class=”” data-note=”四十人,法兰西学院有院士四十人。”></span>之一。德·罗克洛尔先生以身材高大,并以常守在法兰西学院里而著名。图书馆隔壁的那间厅房是当时法兰西学院举行会议的地方,好奇的人每星期四都可从那扇玻璃门见到桑利斯的前任主教,头上新扑了粉,穿着紫袜子,经常站着,背对着门,显然是为了好让人家看见他那条小白领。所有那些教士,虽然大都是官廷中人兼教会中人,却已加强了T.夫人客厅里的严肃气氛,再加上五个法兰西世卿德·维勃雷侯爷,德·塔拉鲁侯爷,德·艾尔布维尔侯爷,达布雷子爵和瓦朗迪诺亚公爵,那种富贵气象便更突出了。那位瓦朗迪诺亚公爵虽然是摩纳哥亲王,也就是说,虽然是外国的当朝君主,但对法兰西和世卿爵位却异常崇敬,以致他看任何问题都要从这两点考虑。因此他常说:“红衣主教是罗马的法兰西世卿,爵士是英格兰的法兰西世卿。”此外,由于在这一世纪没有一处不受革命的影响,这封建的客厅,正如我们先头说过的,便也受资产阶级的支配。吉诺曼先生坐着头把交椅。<dfn>99lib?</dfn>

    那地方是巴黎白色社会的英华荟萃之处。有名的人物,即使是保王派,也会被那些人拒绝。名气总离不了无政府状态。如果夏多勃里昂来到那里,大家也会把他当作杜善伯伯。几个归顺分子<span class=”” data-note=”归顺分子,指原来拥护拿破仑后又归顺路易十八王朝的人。”></span>在这正统派的客厅里却被通融,可以进去。伯尼奥<span class=”” data-note=”伯尼奥(Beugnot,1786—1835),帝国政府的官员,路易十八的大臣。”></span>伯爵在那里便是受到礼遇的。

    现在的“贵族”客厅已不像当年的那些客厅了。今天的圣日耳曼郊区已有了市井气。所谓保王,说得好听一点,也只能说是侈言保王了。

    T.夫人家里的座上客全属于上层社会,他们的嗜好是细腻而高亢,隐在极为有礼的外貌下。他们的习气有着许许多多不 81ea.” >自觉的文雅细致,那完全是旧秩序死而复苏的故态。那些习气,尤其是在语言方面,好像显得有些奇特。单看表面现象的人还以为那是外省的俗态,其实只是些朽木败絮。一个妇女可以被称为“将军夫人”。“上校夫人”也不是绝对不用的。那位可爱的德·莱昂夫人,一定是在追念朗格维尔<span class=”” data-note=”郎格维尔(Longueville,1619—1679),公爵夫人,曾从事政治活动并组织文学座谈客厅。”></span>公爵夫人和谢弗勒兹<span class=”” data-note=”谢弗勒兹(Chevreuse,1600—1679),公爵夫人,也以从事政治活动著名。”></span>公爵夫人,她才肯放弃她的公主头衔,乐意接受这种称呼。德·克来基侯爵夫人也一样,自称“上校夫人”。

    当时在杜伊勒里宫中,人们和国王闲谈时当面称他为“国王”,把国王两字作为第三人称处理,从来不说“您陛下”,这种过分讲究的语言,便是那个小小的上层社会中人发明的,他们认为“您陛下”这种称呼已被那个“篡位者玷污了”。

    他们在那里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对时代冷嘲热讽,不求甚解。遇事大惊小怪,转相惊扰。各人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拿来互相夸耀。玛土撒拉<span class=”” data-note=”玛土撒拉(Mathusalem),犹太族长,挪亚的祖父,活了九百六十九岁,见《旧约》。意即老寿星。”></span>教着厄庇墨尼德<span class=”” data-note=”厄庇墨尼德(Epiménide),传说中人物,在一个山洞里睡了五十九年,神叫醒了他,要他回雅典去教化人民。他的睡和醒常被用来比喻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穷通进退。”></span>。聋子向瞎子通消息。他们同声否认科布伦茨以后的那段时期。于是路易十八,受天之祜是在他即位的第二十五年<span class=”” data-note=”法王路易十六在一七九三年被斩决,他的儿子路易十七在一七九五年死在狱中,路易十八在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逊位后回国,其时距路易十七之死已二十年,但路易十八不以一八一五年为他登位的第一年,而看作他登位的第二十年。”></span>,流亡回国的人也天经地义,正在他们二十五岁的少壮时期。

    一切都是雍容尔雅的,什么都进行得不过火,谈话的声音好像也只是一阵阵清风,陈列的书报和那客厅正相称,都好像是些贝叶经。他们中也有些青年,不..过都是些半死不活的人。在前厅伺候的仆人的服装也是灰溜溜的,主仆宾客全是些过了时的朽人。那一切都具有早已死去却又不甘心走进坟墓的神气。保守,保持,保全,这差不多就是全部词典的内容了,问题却在于气味是否好闻。在那一小撮遗老遗少的意见里,确也有些香料,但是那些见解,总发出防蛀药草的味儿。那是一个僵尸世界。主人是涂了防腐香油的,仆人们是填了草料剥制的。

    有个流亡归国、家财败落了的宝贝老侯爵夫人,只有一个女用人了,却还老这么说:“我的侍从们。”

    那些人在T.夫人的客厅里干些什么呢?他们做极端派<span class=”” data-note=”极端派,极端保王派的简称。路易十八时期,有部分人企图完全恢复旧秩序,恢复贵族和僧侣在革命前的财产和政治地位。但是路易十八鉴于国内上升的资产阶级力量,不敢操之过激,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极端保王派对此不满,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是既保王又反对国王的妥协政策。”></span>。

    做极端派,这话,虽然它所代表的事物也许还没有消灭,可是它在今天已没有意义了。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走极端,就是走过头。就是假借王位抨击王权,假借祭台抨击教权,就是糟蹋自己所拖带的东西,就是不服驾驭,就是为了烧烤异教徒的火候是否到了家的问题而和砍柴人争吵,就是为了偶像不大受抬举而指责偶像,就是由于过分尊敬而破口谩骂,就是觉得教皇没有足够的教权,国王没有足够的王权,黑夜的光也太强了,就是为了白色对云石、雪花、天鹅和百合不满,就是把自己拥护的对象当作仇敌,就是过分推崇,以致变成反对。

    走极端的精神是王朝复辟初期的突出的特征。

    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〇年左右,在右派能手维莱尔先生上台前这一短短时期,历史上没有什么事物可与之相比。这六年是非常时期,既喧嚣又沉闷,既欢腾又阴郁,好像受到晨曦的照耀,同时却又满天昏黑,密密层层的灾云祸影在天边堆积并慢慢消失在过去里。在那样的光明和那样的黑影里,有那么一小撮人,既新又老,既轻快又忧愁,既少壮又衰颓,他们擦着自己的眼睛,没有什么能比还乡更像梦醒那样,那一小撮人狠巴巴望着法兰西,法兰西也报以冷笑。街上满是些怪好玩的老猫头鹰似的侯爷,还乡的人和还魂的鬼,少见多怪的以前的贵族,老成高贵的世家子为了回到法兰西而嘻笑,也为了回到法兰西而哭泣,笑是笑他们自己能和祖国重相见,哭是哭他们失去了当年的君主制。十字军时代的贵族公开侮辱帝国时代的贵族,也就是说,佩剑的贵族,已经失去历史意义的古老世族,查理大帝的战友的子孙蔑视着拿破仑的战友。剑和剑,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彼此相互辱骂,丰特努瓦的剑可笑,已只是一块锈铁;马伦哥的剑丑恶,只是一把马刀而已。<span class=”” data-note=”剑是贵族用的,马刀是士兵用的。”></span>昔日否认昨日。人的情感已无所谓伟大,也无所谓可耻了。有一个人曾称波拿巴为司卡班<span class=”” data-note=”司卡班(S),莫里哀所作戏剧《司卡班的诡计》中一个有计谋的仆人。”></span>。那样的社会现在已不存在了。应当着重指出,那样的社会绝没有什么残余留到今天。当我们随意想起某种情景,使它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时我们会感到奇怪,会感到那好像是洪水以前的社会。确切的是连社会本身它也被洪水淹没了。它已消灭在两次革命中。思想是何等的洪流!它能多么迅速地埋葬它使命中应破坏淹没的一切,它能多么敏bbr>99lib?</abbr>捷地扩展了使人惊奇的视野!

    这便是那些遥远愚憨时期的客厅的面貌,在那里马尔坦维尔<span class=”” data-note=”马尔坦维尔(Martainville,1776—1830),保王派分子,极右派报纸《白旗报》的创办人。”></span>被认为比伏尔泰更有才华。

    那些客厅有它们自己的一套文学和政治。他们推重菲埃魏<span class=”” data-note=”菲埃魏(Fiévée,1767—1839),法国反动作家,新闻记者,曾主编《论坛》。”></span>。阿吉埃先生为人们所敬仰。他们评论柯尔内先生,马拉盖河沿的书刊评论家。拿破仑在他们的眼里完全是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吃人魔鬼。日后在历史里写上布宛纳巴侯爵先生,王军少将,那已是对时代精神所作的让步了。

    那些客厅的清一色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一八一八年起,便已有几个空论派<span class=”” data-note=”空论派,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害怕人民得势,基佐(Guizot)是他们的主要代表。”></span>在那些地方露脸。那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苗头。那些人的态度是自命为保王派,却又以此而内疚。凡是在极端派自鸣得意的地方,空论派都感到有些惭愧。他们有眼光,他们不开口,他们的政治信条具有适当的自负气概,他们自信能够成功。他们特别讲究领带的白洁和衣冠的整饬,这确是大有用处的。空论派的错误或不幸,在于创造老青年。他们摆学究架子。他们梦想在专制和过激的制度上移植一种温和的政权。他们想用一种顾全大局的自由主义来代替破坏大局的自由主义,并且有时还表现了一种少见的智力。人们常听到他们这样说:“应当原谅保王主义!保王主义干了不少好事。它使传统、文化、宗教、虔敬心得以发展。它是忠实、勇敢、有骑士风度、仁爱和虔诚的。它来把君主国家千百年的伟大混在——虽然这是很可惜的——民族的新的伟大里。它的错误是不认识革命、帝国、光荣、自由、年轻的思想、年轻的一代以及新的世纪。但是它对我们所犯的这种错误,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对它犯过呢?革命应当全面了解,而我们正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攻击保王主义,这是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多么大的过错!多么严重的盲目行动!革命的法兰西不尊敬历史的法兰西,那就是说不尊敬自己的母亲,也就是不尊敬它自己。君主制度的贵族在九月五日<span class=”” data-note=”九月五日,指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路易十八解散“无双”议院。第一帝国崩溃,极端保王派实行白色恐怖。一八一五年众议院的选举是在疯狂的白色恐怖下进行的,这一议院被称为“无双”议院,通过了一系列恐怖的法律,大部分被告被处以死刑。这一残酷的迫害就连“神圣同盟”的领导人都认为是不好的统治手段,故路易十八不得不解散这一议院。”></span>以后所受的待遇正和帝国时代的贵族在七月八日<span class=”” data-note=”一八一五年七月八日,路易十八在英普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span>后所受的待遇一样。他们对雄鹰不公平,而我们对百合花<span class=”” data-note=”鹰,拿破仑的徽志。百合花,王室的徽志。”></span>也不公平。人们总爱禁止某种事物。刮掉路易十四王冠上的金,除去亨利四世的盾形朝徽,这种举动究竟有什么用?我们嘲笑德·伏勃朗<span class=”” data-note=”德·伏勃朗(de Vaublanc,1756—1845),保王派首脑人物之一。”></span>先生擦去耶拿桥上的‘N’<span class=”” data-note=”“N”,“Napoléon”(拿破仑)的第一个字母。”></span>!他干的是什么事?正是我们自己所干的事。布维纳的胜利属于我们,正如马伦哥的胜利属于我们是一样的。百合花是我们的,‘N’也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民族遗产。为什么要贬低它们的价值呢?我们不应把过去的祖国看得比现在的祖国低。为什么不接受全部历史?为什么不爱整个法兰西?”<bdo>?99lib?</bdo>

    空论派便是那样批判和保护保王主义的,保王主义者却因受到批判而不满,却因受到保护而怒气冲天。

    极端派标志着保王主义的第一阶段,教团<span class=”” data-note=”圣母教团,成立于一八〇一年,于复辟期间得到发展,并从事反动的政治活动,一八三〇年随着波旁王室的倾覆而瓦解。”></span>则是第二阶段的特点。强横之后,继以灵活。我们简略的描写到此结束。

    本书作者,在这故事的发展 4e2d.” >中处于现代史中这一奇怪时期,他不能不走进这个已成陈迹的社会,顺便望一眼,把它的特点叙述几笔。不过他叙述得很快,并无挖苦或奚落的意思。那些往事是些令人怀念应当正视的往事,因为它们和他的母亲有关,使他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此外应当指出,那个小小的社会自有它的伟大处。我们不妨报以微笑,但是不能蔑视它,也不能仇视它。那是往日的法兰西。

    马吕斯·彭眉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胡乱读了一些书。他从吉诺曼姑奶奶手中解放出来时,他的外祖父便把他托付给一个名副其实的完全昏庸的老师。这智力初开的少年从一个道婆转到一个腐儒手里。马吕斯读了几年中学,继又进了法学院。他成了保王派,狂热而冷峻。他不大爱他的外祖父,外祖父的那种轻浮猥鄙的作风使他难受,他对父亲冷漠阴沉。

    那孩子是内热外冷、高尚、慷慨、自负、虔诚和勇往直前的,他严肃到近于严厉,纯洁到像尚未开化。

    四 匪徒的结局

    马吕斯读完他的古典学科恰好是在吉诺曼退出交际社会的时候。老头儿辞别了圣日耳曼郊区和T.夫人的客厅,迁到沼泽区,定居在受难修女街他自己的宅子里。他的用人,除门房以外,还有那个接替马侬名叫妮珂莱特的女仆和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气促喘急的巴斯克佬。

    一八二七年,马吕斯刚满十七岁。一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看见

    在那后面,上校还加了这样几句话:

    <small>就在那次滑铁卢战役中,有个中士救了我的命。那人叫德纳第。多年以来,我仿佛记得他是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谢尔或是孟费郿,开着一家小客店。吾儿如有机会遇着德纳第,望尽力报答他。</small>

    马吕斯拿了那张纸,紧紧捏在手里,那并不是出自他对父亲的孝心,而是出自对一般死者的那种泛泛的敬意,那种敬意在大家的心里总是那么有威力。

    上校身后毫无遗物。吉诺曼先生派人把他的一把剑和一身军服卖给了旧货贩子。左右邻居窃取了花园,劫掠了那些稀有的花木。其他的植物都变成了荆棘丛莽,或者枯死了。

    马吕斯在韦尔农只停留了四十八小时。安葬以后,他便回到巴<dfn></dfn>黎,继续学他的法律,从不追念他的父亲,仿佛世上从不曾有过那样一个人似的。上校在两天以内入了土,三天以内便被遗忘了。

    马吕斯在帽子上缠了一条黑纱,仅如此而已。

    五 望弥撒具有使人成为革命派的功用

    马吕斯一直保持着幼年时养成的那些宗教习气。在一个星期日,他到圣稣尔比斯去望弥撒,那是一座圣母堂,是他从小由他姨母带去做礼拜的地方。那天,他的心情比平时来得散乱沉重些,无意中走去跪在一根石柱后面的一张乌德勒支<span class=”” data-note=”乌德勒支(Utrecht),荷兰城市,以纺织品著称于世。”></span>丝绒椅上,在那椅背上有这样几个字:“本堂理财神甫马白夫先生。”弥撒刚开<df</dfn>始,便有一个老人过来对马吕斯说:

    “先生,这是我的位子。”

    马吕斯连忙闪开,让老人就座。

    弥撒结束后,马吕斯站在相隔几步的地方,若有所思,那老人又走过来对他说:

    “我来向您道歉,先生,我刚才打搅了您,现在又来打搅您,您一定觉得我这人有些不99lib?近人情吧,我得向您解释一下。”

    “先生,”马吕斯说,“不用了。”

    “一定得解释一下,”老人接着说,“我不愿在您心里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您看得出,我很重视这个位子。我觉得在这位子上望弥撒来得好些。为什么?让我向您说清楚。就是在这位子上,一连好多年间,每隔两三个月,我总看见一个可怜的好父亲走来望他的孩子,这是他惟一可以看见他孩子的机会和办法,因为,由于家庭达成的协议,不许他接近他的孩子。他知道人家在什么时候把他那孩子带来望弥撒,他便趁?那时赶来。那小的并不知道他父亲在这里。他也许还不知道他有一个父亲呢,那天真的娃儿!他父亲,惟恐人家看见他,便待在这柱子后面。他望着他的孩子,只淌眼泪。他心疼着他的孩子呢,可怜的汉子!我见了那种情形,这里便成了我心上的圣地,我来望弥撒总爱待在这地方,这已成了习惯了。我是本堂的理财神甫,我原有我的功德板凳可以坐,但是我就爱待在这地方。那位先生的不幸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岳丈,一个有钱的大姨子,还有一些亲戚,我就bbr>?</abbr>不太知道了。那一伙子都威吓他,不许他这做父亲的来看他孩子,否则,便不让他的孩子继承遗产。他为了儿子将来有一天能有钱,幸福,只好牺牲他自己。人家要拆散他们父子是为了政治上的见解不同。政治上的见解我当然全都赞同,但有些人确也太没止境了。我的天主!一个人决不会因为到过滑铁卢便成了魔鬼。我们总不该为这一点事便硬把父亲撇开,不让他碰他的孩子。那人是波拿巴的一个上校。他已经去世了,我想是的。他当年住在韦尔农,我的兄弟便在那城里当神甫,他好像是叫<mark></mark>朋玛丽或是孟培西什么的。我的天,他脸上有一道好大的刀伤。”

    “彭眉胥吧?”马吕斯面无人色,问了一声。

    “一点不错。正是彭眉胥。您认识他吗?”

    “先生,”马吕斯说,“那是我的父亲。”

    那年老的理财神甫两手相握,大声说道:

    “啊!您就是那孩子!对,没错,到现在那应当是个大人了。好!可怜的孩子,真可以说您有过一位着实爱您的父亲!”

    马吕斯伸出手臂搀着那老人,送他回家。第二天,他对吉诺曼先生说:

    “我和几个朋友约好要去打一次猎。您肯让我去玩一趟,三天不回家吗?”

    “四天也成!”他外公回答说,“去吧,去开开心。”

    同时,他挤眉弄眼,对他的女儿低声说:

    “找到小娘儿们了!”

    六 遇见个理财神甫的后果

    马吕斯去了什么地方,我们稍后就会知道。

    马吕斯三天没有回家,接着他又到了巴黎,一径跑到法学院的图书馆里,要了一套《通报》。

    他读了《通报》,他读了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所有其他各种回忆录、报纸、战报、宣言,他饱啖一切。他第一次在大军战报里见到他父亲的名字后,整整发了一星期的高烧。他访问了从前当过乔治·彭眉胥上级的一些将军们,其中之一是H.伯爵。他也看过教区理财神甫马白夫,马白夫把韦尔农的生活、上校的退休、他的花木、他的孤寂全给他谈了。马吕斯这才全面认识了那位稀有、卓越、仁厚、猛如狮子而又驯如羔羊的人,也就是他的父亲。

    在他以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阅读文献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和吉诺曼一家人见过面。到了吃饭时他才露一下面,接着,别人去找他,他又不在了。姑奶奶嘟囔不休。老吉诺曼却笑着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是找小娘儿们的时候了!”老头儿有时还补上一句:“见鬼!我还以为只是逢场作戏呢,看样子,竟是一场火热的爱了。”

    这确是一场火热的爱。

    马吕斯正狂热地爱着他的父亲。

    同时他思想里也正起着一种非常的变化。那种变化是经多次发展逐步形成的。我们认为按阶段一步步把它全部叙述出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正是我们那时代许多人的思想转变过程。

    那段历史,他刚读到时就使他感到震惊。

    最初的效果是眼花缭乱。

    直到那时,共和国、帝国,在他心里还只是些牛鬼蛇神似的字眼。共和,只是暮色中的一架断头台,帝国,只是黑夜里的一把大刀。他现在仔细观看,满以为见到的只不过是一大堆凌乱杂沓的黑影,可是在那些地方使他无比惊讶又怕又乐的,却是些耀眼的星斗,米拉波、维尼奥<span class=”” data-note=”维尼奥(Vergniaud,1753—1793),国民公会吉伦特党代表,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被捕,上断头台。”></span>、圣鞠斯特、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德穆兰、丹东和一个冉冉上升的太阳:拿破仑。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被阳光照得两眼昏眩,向后退却。渐渐地,惊恐的心情过去了,他已习惯于光辉的照耀,他已能注视那些动态而不感到晕眩,能细察那些人物也不觉得恐惧了,革命和帝国都在他的犀利目光前面辉煌灿烂地罗列着,他看出那两个阶段中每件大事和每个人都可概括为两种无比伟大的行动,共和国的伟大在于使交还给民众的民权获得最高的地位,帝国的伟大在于使强加给欧洲的法兰西思想获得最高的地位,他看见从革命中出现了人民的伟大面貌,从帝国中出现了法兰西的伟大面貌。他从心坎里承认那一切都是好的。.99lib.

    他的这种初步估计确是太过于笼统了,他一时在眩惑中忽视了的事物,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此地一一指出。我们要叙述的是个人思想的发展情况。进步是不会一蹴而就的。无论是对以前或以后的问题,我们都只能这样去看,把这话一次交代清楚后我们再往下说。

    他当时发现在这以前,他既不了解自己的祖国,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无论祖国或父亲,他都没有认识,他真好像是甘愿让云雾遮住自己的眼睛。现在他看得清楚了,一方面,他敬佩,另一方面,他崇拜。

    他胸中充满了懊丧和悔恨,他悲痛欲绝地想到他心中所有的一切现在只能对一冢孤坟去倾诉了。唉!假使他父亲还活着,假使他还能见着他父亲,假使上帝动了慈悲怜悯的心让这位父亲留在人间,他不知会怎样跑去,扑上去,对他父亲喊道:“父亲!我来了!是我!我的心和你的心完全一样!我是你的儿子!”他不知会怎样抱住他的白头,要淌多少眼泪在他的头发里,要怎样瞻仰他的刀伤,紧握着他的手,爱慕他的衣服,吻他的脚!唉!这父亲,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早,为什么还没有上年纪,还没有享受公平的待遇,还没有得到他儿子一天的孝养,便死去了呢!马吕斯心中无时不在痛泣,无时不在悲叹。同时他真的变得更加严肃了,真的更加深沉了,对自己的信念和思想也更加有把握了。真理的光随时都在充实他的智慧。他的内心好像正在成长。他感到自己自然而然地壮大起来了,那是他前所未有的两种新因素——他的父亲和祖国促成的。

    正好像人有了钥匙便可以随处开门一样, 4ed6.” >他从头分析起他以前所仇视的,深入研究他以前所鄙弃的,从此以后他能看清当初别人教他侮蔑咒骂的那些事和人中间的天意、神意和人意了。他以往的那些见解都还只是昨天的事,可是在他看来,仿佛已过去很久了,当他想起时,他便感到愤慨,并且会哑然失笑。

    自从他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他对拿破仑的看法也自然改变了。

    可是这方面的转变,我们得指出,不是没有艰苦过程的。

    别人在他做孩子时,便已把一八一四年的党人<span class=”” data-note=”党人,一八一四年欧洲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逊位,王朝复辟,这里所说党人,指保王党人。”></span>对波拿巴所作的定论灌输给他了。复辟王朝的所有偏见、利益、本性,都使人歪曲拿破仑的形象。王朝痛恨拿破仑更甚于罗伯斯庇尔。它相当巧妙地把国力的疲惫和母亲们的怨愤拿来作为口实。于是波拿巴几乎成了一种传说中的怪物,而且,一八一四年的党人,为了要把它描绘在人民的幻想中——我们前面说过,人民的幻想是和孩子的幻想相似的——便给他捏了一连串形形色色的骇人的脸谱,从凶恶而不失威严直到凶恶得令人发笑,从提比利乌斯到马虎子,样样齐全。因此,人们在谈到波拿巴时,只要以愤恨为基础也可以痛泣也可以狂笑。在马吕斯的思想里,对“那个人”——当时人们是这样称呼他的——从来就不曾有过其他的看法。那些看法又和他坚强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在他心里早就有个憎恨拿破仑的顽固小人儿了。

    在读历史时,尤其是在从文件和原始资料中研究历史时,那妨碍马吕斯看清拿破仑的障眼法逐渐破了。他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广大无比的形象,于是开始怀疑自己以前对拿破仑及其他一切是错了,他的眼睛一天天明亮起来,他一步步慢慢地往上攀登,起初还几乎是不乐意的,到后来便心旷神怡,好像有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力在推引着他似的,首先登上的是昏暗的台阶,接着又登上半明半暗的梯级,最后来到光明灿烂令人振奋的梯级了。

    有天晚上,他独自待在屋顶下的那间卧室里。他燃起了烛,推开了窗,两肘倚在窗前的桌子上,从事阅读。种种幻象从天空飞来,和他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夜是多么奇异的景象!人们听到无数微渺的声音而不知来自何处,人们看见比地球大一千二百倍的木星像一块炽炭似的发着光,天空是黑暗的,群星闪烁,令人惊悸。

    他读着大军的战报,那是些在战场上写就具有荷马风格的诗篇。在那里,他偶尔见到他父亲的名字,也处处见到皇帝的名字,伟大帝国的全貌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到好像有一阵阵浪潮在他胸中澎湃,直往上涌,他有时仿佛感到他父亲像阵微风从他身边拂过,并且还在他耳边和他说话。他的感受越来越奇特了,他仿佛听到鼓声、炮声、军号声和队伍行进的整齐步伐,骑兵在远处奔驰的马蹄声也隐约可辨,他不时抬起眼睛仰望天空,望着那些巨大的星群在无边无际的穹苍中发光,他又低下头来看他的书,在书中他又看到另一些巨大的形象在杂乱地移转。他感到胸中郁结。他已经无法自持了,他心惊胆战,呼吸急促,突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受着什么力量的驱使,他立了起来,把两只手臂伸向窗外,睁眼望着那幽暝寥寂、永无极限、永无尽期的邈邈太空大吼了一声:“皇帝万岁!”

    从那时起,他已胸有成竹了。科西嘉的吃人魔鬼、僭主、暴君、奸淫胞妹的禽兽、跟塔尔马学习的票友、在雅法下毒的凶犯、老虎、布宛纳巴,那一切全破灭了,在他心里都让位于茫茫一片明亮的光,在光中高不可及处竖着一座云石的恺撒像,容光惨淡,类似幽灵。对马吕斯的父亲来说,皇上还只是个人们所爱戴并愿为之效死的将领,而在马吕斯心目中却不单是那样。他是命中注定来为继罗马人而起的法兰西人在统御宇宙的事业中充当工程师的。他是重建废墟的宗师巨匠,是查理大帝、路易十一、亨利四世、黎塞留、路易十四、公安委员会的继承者,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有雄才大略的。他是承天之命来迫使其他国家臣服大国的。他还不只是那样,他是法兰西的化身,他以手中的剑征服欧洲,以他所放射的光征服世界。马吕斯觉得波拿巴是个光芒四射的鬼物,他将永远立在国境线上保卫将来。他是暴君,但又是独裁者,是从一个共和国里诞生出来并总结一次革命的暴君<tt></tt>。拿破仑在他的心中竟成了民意的体现者,正如耶稣是神意的体现者一样。

    我们可以看出,正和所有新皈依宗教的人一样,他思想的转变使他自己陶醉了,他急急归向,并且走得太远了。他的性格原是那样的,一旦上了下行的斜坡,便几乎无法煞脚。崇拜武力的狂热冲击了他,并且打乱了他求知的热情。他一点没有察觉他在崇敬天才的同时也在胡乱地崇敬武力,就是说,他把他所崇拜的两个对象,神力和暴力,同时并列在他的崇敬心左右两旁的两个格子里了。他在旁的许多问题上也多次发生过错误。他什么都接受。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出错的机会原是常有的。他有一种大口吞下一切的鲁莽自信的劲儿。他在新走上的那条道路上审判旧秩序时,也正和他衡量拿破仑的光荣一样,忽略了减尊因素。

    总之,他向前迈进了极大的一步。在他从前看见君权倾覆的地方,他现在看见了法兰西的崛起。他的方向变了。当日望残阳,而今见旭日。他转了个向。

    种种转变在他心中已一一完成,但他家里人却一点也没有察觉。

    通过这次隐秘的攻读,他完全蜕去了旧有的那身波旁王党和极端派的皮,也摆脱了贵族、詹姆士派<span class=”” data-note=”詹姆士派(“Jacobites”,“詹姆士”之拉丁文为“Jacobus”),指一六八八年被资产阶级引用外力赶下王位的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党徒,此处泛指一般保王党人。”></span>、保王派的见解,成了完全革命的,彻底民主的,并且几乎是拥护共和的。就在这时,他到金匠河沿的一家刻字铺里,订了一百张名片,上面印着:“男爵马吕斯·彭眉胥”。<samp>藏书网</samp>

    这只是他父亲在他心中引起的那次转变的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不过,他谁也不认识,不能随意到人家门房里去散发那些名片,只好揣在自己的衣袋里。

    由于另一种自然反应,他越接近他的父亲、他父亲的形象,越接近上校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的那些事物,他便越和他的外祖父疏远了。我们已提到过,长期以来,他早已感到吉诺曼先生的性格和他一点也合不来。他俩之间早已存在着一个严肃的青年人和一个轻浮的老年人之间的各种不和谐。惹隆德<span class=”” data-note=”惹隆德(Géronte),法国戏剧中一种顽固可笑、以老前辈自居的人物形象。”></span>的嬉皮笑脸冒犯着刺激着维特的沉郁心情。在马吕斯和吉诺曼<s></s>之间,当他们还有共同的政治见解和共同意识时,彼此似乎还可以在一座桥梁上开诚相见。一旦桥梁崩塌,鸿沟便出现了。尤其当马吕斯想到,为了一些荒谬绝顶的动机把他从上校的怀里夺过来、使父亲失去了孩子、孩子也失去了父亲的,正是这吉诺曼先生,他胸中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懑心情。

    由></a>于对他父亲的爱,马吕斯心中几乎有了对外祖父的厌恶。

    我们已经谈到,这一切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来。不过,他变得越来越冷淡了,在餐桌上不大开口,也很少待在家里。姨母为了这些责备他,他表现得非常温顺,总推说是由于学习、功课、考试、讲座,等等。那位外祖父却总离不了他那万无一失的诊断:“发情了!准错不了。”

    马吕斯不时要出门走动走动。

    “他究竟是去些什么地方?”那位姑奶奶常这样问。

    他旅行的时间总是很短的,一次,他去了孟费郿,那是为了遵从他父亲的遗言,去寻找滑铁卢的那个退役中士,客店老板德纳第。德纳第亏了本,客店也关了门,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为了这次寻访,马吕斯四天没回家。

    “老实说,”那位外祖父说,“他真舍得干。”

    有人好像觉察到,他脖子上有条黑带挂着个什么,直到胸前,在他的衬衫里面。

    七 短布裙

    我们曾提到过一个长矛兵。

    那是吉诺曼先生的一个侄孙,他一向远离家庭,在外地过着军营生活。这位忒阿杜勒·吉诺曼中尉具有人们所谓漂亮军官的全部条件。他有“闺秀<s>?</s>的腰身”,一种拖曳指挥刀的潇洒风度,两头翘的胡子。他很少来巴黎,马吕斯从来不曾会过他。这两个表兄弟只是彼此知道名字而已。我们好像曾提起过,忒阿杜勒是吉诺曼姑奶奶心疼的人,她疼他,是因为她瞧不见他。眼睛瞧不见,心里便会对那人想象出无数的优点。

    一天早晨,吉诺曼姑奶奶力持镇静才捺住了心头的激动,回到自己屋里。马吕斯刚才又要求他外祖父让他去作一次短期旅行,并说当天傍晚便打算动身。外祖父回答说:“去吧!”随后,吉诺曼先生转过背,把两条眉毛在额头上耸得高高的,接着说:“他外宿,屡犯不改。”吉诺曼姑娘回到自己的屋里,着实安不下心来,又走到楼梯上,她狠狠bbr></abbr>地说了这么一句:“未免太过火了。”继又问这么一句:“究竟他要去什么地方呢?”她仿佛窥到了他心中某种不大说得出口的隐秘活动,一个若隐若现的妇女,一次幽会,一种密约,如果能拿着眼镜凑近去看个清楚,那倒也不坏。刺探隐情,有如初尝异味。圣洁的灵魂是绝不厌恶这种滋味的。在虔诚笃敬的心曲深处也常有窥人隐私的好奇心。

    因此她被一种要摸清底细的轻微饥渴所俘虏了。

    这种好奇心所引起的激动有点超出她的惯例。为了使自己得到消遣,她便专心于自己的手艺,她开始剪裁层层棉布,拼绣那种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盛行的许多车轮形的饰物。工作烦闷,工作者烦躁。她在她的椅子上一直坐了好几个钟头,房门忽然开了。吉诺曼姑娘抬起她的鼻子,那位忒阿杜勒中尉立在她面前,正向她行军礼。她发出一声幸福的叫喊。人老了,又素来腼腆虔诚,并且又是姑妈,见到一个龙骑兵走进她的绣房,那总是乐意的。

    “你在这里!”她喊着说。

    “我路过这儿,我的姑姑。”

    “快拥抱我吧。”

    “遵命!”忒阿杜勒说。

    他上前拥抱了她。吉诺曼姑奶奶走到她的书桌边,开了抽屉。

    “你至少得在我们这儿待上整整一星期吧?”

    “姑姑,我今晚就得走。”

    “瞎说!”

    “一点也没说错。”

    “留下<var>藏书网</var>来,我的小忒阿杜勒,我求你。”

    “我的心想留下,但是命令不许可。事情很简单,我们换防,我们原来驻扎在默伦,现在调到加容,从老防地到新防地,我们得经过巴黎。我说了,我要去看看我的姑姑。”

    “这一小点是补偿你的损失的。”

    她放了十个路易在他手心里。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为了使我高兴吧,亲爱的姑姑。”

    忒阿杜勒再次拥抱她,她因为自己的脖子被他军服上的金线边微微刮痛了一点而起了一阵快感。

    “你是不是骑着马带着队伍出发呢?”她问他。

    “不,我的姑姑,我打定主意要来看看您。我得到了特殊照顾。我的勤务兵带着我的马走了,我乘公共马车去。说到这儿,我想起要问您一桩事。”

    “什么事?”

    “我那表弟马吕斯·彭眉胥,他也要去旅行吗?”

    “你怎么知道的?”他姑姑说,这时她那好奇心陡然被搔着最痒处了。

    “来这儿时,我到公共马车站去订了一个前厢座位。”

    “后来呢?”

    “有个旅客已在车顶上订了个座位。我在旅客单上见到了他的名字。”

    “什么名字?”

    “马吕斯·彭眉胥。”

    “那坏蛋!”姑姑喊着说。“哈!你那表弟可不像你这样是个有条理的孩子。到公共马车里去过夜,这成什么话!”

    “跟我一样。”

    “你,那是为了任务,而他呢,只是为了胡闹。”

    “没有想到!”忒阿杜勒说。

    到此,吉诺曼大姑娘感到有事可做了,她有了个想法。假如她是个男子,她一定会猛拍一下自己的额头。她急忙问忒阿杜勒:

    “你知道你表弟不认识你吗?”

    “不知道,我见过他,我,但是他从来不曾注意过我。”

    “你们不是要同车赶路吗?”

    “他坐在车顶上,我坐在前厢里。”

    “这公共马车去什么地方?”

    “去莱桑德利。”

    “马吕斯是去那地方吗?”

    “除非他和我一样半路下车。我要在韦尔农转车去加容。马吕斯的路线,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mark>?99lib.</mark>马吕斯!这名字多难听!怎么会有人想到要叫他马吕斯!而你,至少,你叫忒阿杜勒!”

    “我觉得还不如阿尔弗雷德好听。”那位军官说。

    “听我说,忒阿杜勒。”

    “我在听,我的姑姑。”

    “注意了。”

    “我注意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吧,马吕斯时常不回家。”

    “嗨嗨!”

    “他时常旅行。”

    “啊啊!”

    “他时常在外面过夜。”

    “呵呵!”

    “我们很想知道这里面是些啥玩意儿。”

    忒阿杜勒带着一个富有阅历的人的那种镇静态度回答说:

    “无非是一两条短布裙吧。”

    随即又带着那种表示自信的含蓄的笑声说道:

    “个把小姑娘罢了。”

    “显然是这样。”姑奶奶兴奋地说,她以为听到了吉诺曼先生在谈话,无论是那叔祖或侄孙在谈到小姑娘这几个字时,那语调几乎是 4e00.” >一模一样的,于是她的看法也就不容抗拒地就此形成了。她接着又说:

    “你得替我们做件开心事儿。你跟着马吕斯。他不认识你,你不会有什么困难。既然这里有个小姑娘,你想方设法去看看她,回头写封信把这小小故事告诉我们,让他外公开开心。”

    忒阿杜勒对这种性质的侦察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那十个路易却使他很感动,而且觉得这种好处今后还可能会有。他便接受了任务,说道:“您喜欢怎样就怎样吧,我的姑姑。”跟着,他又对自己说:“这下我变成老保姆了。”

    吉诺曼姑娘吻了他一下,说道:

    “忒阿杜勒,你是决不会搞这些的,你是遵守纪律的,你是门禁制度的奴隶,你是一个安分尽职的人,你决不会离开你的家去找那样一个货色的。”

    那龙骑兵做了个得意的丑脸,正如卡图什听到别人称赞他克己守法。

    在这次对话的当天晚上,马吕斯坐上公共马车,绝没有想到有人监视他。至于那位监视者,他所做的第一桩事便是睡大觉。这是场地地道道的酣睡。阿耳戈斯<span class=”” data-note=”阿耳戈斯(Argus),希腊神话中之百眼神,他无论昼夜总有五十只眼睛不闭。”></span>打了一整夜的鼾。<s>.99lib.</s>

    天刚蒙蒙亮时,公共马车上的管理人喊道:“韦尔农!韦尔农车站到了!到韦尔农的旅客们下车了!”忒阿杜勒中尉这才醒过来。

    “好,”他喃喃地说,人还在半睡状态,“我得在此地下车。”

    随后,他的记忆力一步一步地清楚起来了,这是醒来的效果,他想到了他的姑姑,还有那十个路易,以及要就马吕斯的所作所为作出报告的诺言。这都使他感到可笑。

    “他也许早已不在这车上了,”他一面想,一面扣上他那身小军服上的纽扣。“他可能留在普瓦西了,也可能留在特利埃尔,他如果没有在默朗下车,也可能在芒特下车,除非他已在罗尔波阿斯下车,或是一直到帕西,从那儿向左可以去到埃夫勒,向右可以去拉罗什-盖荣。你去追吧,我的姑姑。我得对她写些什么鬼话呢,对那个好老太婆?”

    正在这时,一条黑裤子从车顶上下来,出现在前车厢的玻璃窗上。

    “这也许是马吕斯吧?”中尉说。

    那正是马吕斯。

    一个乡村小姑娘,站在车子下面,混在一群马和马夫当中对着旅客叫卖鲜花:“带点鲜花送给太太小姐们吧。”

    马吕斯走到她跟前,买了她托盘中最美丽的一束鲜花。

    “这下子,”忒阿杜勒一面跳下前车厢,一面说,“我可来劲了。这些花,他要拿去送给什么鬼女人呢?除非是个顶顶漂亮的女人才配得上一簇这么出色的花。我一定要去看她一眼。”

    现在已不是受人之托,而是出自本人的好奇心,正如那些为自身利益追踪的狗一样,他开始跟在马吕斯后面。

    马吕斯一点没有注意到忒阿杜勒。一些衣饰华丽的妇女从公共马车上走下来,他一眼也不望,仿佛周围的任何东西全不在他眼里。

    “他真够钟情的了!”忒阿杜勒想。

    马吕斯朝着礼拜堂走去。

    “妙极,”忒阿杜勒对自己说。“礼拜堂!对呀。情人的约会,配上点宗教色彩,那真够味儿。通过慈悲天主来送秋波,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了。”

    马吕斯到了礼拜堂前不往里走,却朝后堂绕了过去,绕到堂后墙垛的角上不见了。

    “约会地点在外边,”忒阿杜勒说,“可以看到那小姑娘了。”

    他踮起长统靴的脚尖朝着马吕斯拐弯的那个墙角走去。到了那里,他大吃一惊,停着不动了。

    马吕斯,两手捂着额头,跪在一个坟前的草丛里。他已把那簇鲜花的花瓣撒在坟前。在那坟隆起的一端,也就是死者头部所在处,有个木十字架,上面写着一行白字:“上校男爵彭眉胥”。马吕斯正在失声痛哭。

    那“小姑娘”只是一座坟。

    八 云石碰花岗石

    这便是马吕斯第一次离开巴黎时来到的地方。这便是他在吉诺曼先生每次说他“外宿”的时候来到的地方。

    忒阿杜勒无意中突然和一座坟相对,完全失去了主意,他心中有一种尴尬奇特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不能分析的,在对孤冢的敬意中搀杂着对一个上校的敬意。他连忙往后退,把马吕斯独自一个丢在那公墓里,他在后退时是有纪律的。好像死者带着宽大的肩章出现在他眼前,逼得他几乎对他行了个军礼。他不知该对他姑母写些什么,便索性什么也不写。忒阿杜勒在马吕斯爱情问题上的发现也许不会引起任何后果,如果韦尔农方面的这一经过不曾因那种常见而出之偶然的神秘安排而在巴黎立即掀起另一波折的话。

    马吕斯在第三天清早回到他外祖父家里。经过两夜的旅途劳顿,他感到需要去作一小时的游泳才能补偿他的失眠,他赶紧上楼钻进自己的屋子,急急忙忙脱去身上的旅行服和脖子上那条黑带子,到浴池里去了。

    吉诺曼先生和所有健康的老人一样,一早便起了床,听到他回来,便用他那双老腿的最高速度连忙跨上楼梯,到马吕斯所住的顶楼上去,想拥抱他,并在拥抱中摸摸他的底,稍稍知道一点他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

    但是那青年人下楼比八旬老人上楼来得更快些,当吉诺曼公公走进那顶楼时,马吕斯已经不在里面了。

    床上的被枕没有动过,那身旅行服和那条黑带子却毫无戒备地摊在床上。

    “这样更好。”吉诺曼先生说。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客厅,吉诺曼大姑娘正坐在那里绣她的那些车轮形花饰。

    吉诺曼先生得意洋洋地走了进来。

    他一手提着那身旅行服,一手提着那条挂在颈上的带子,嘴里喊道:

    “胜利!我们就要揭开秘密了!我们马上就可以一清二楚、水落石出了!我们摸到这位不动声色的风流少年的底儿了!他的恋爱故事已在这里了!我有了她的相片!”

    的确,那条带子上悬着一个黑轧花皮的圆匣子,很像个相片匣。

    那老头儿捏着那匣子,细看了很久,却不忙着把它打开,他神情如醉如痴,心里又乐又恼,正如一个饿极了的穷鬼望着一盘香喷喷的好菜打他鼻子下面递过,却又不归他享受一样。

    “这显然是张相片。准没错。这玩意儿,素来是甜甜蜜蜜挂在心坎上的。这些人多么傻!也许只是个见了叫人寒毛直竖丑极了的骚货呢!今天这些青年的口味确实不高!”

    “先看看再说吧,爸。”那老姑娘说。

    把那弹簧一按,匣子便开了。那里,除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以外,没有旁的东西。

    “老是那一套,”吉诺曼先生放声大笑,“我知道这是什么。一张定情书!”

    “啊!快念念看!”姑奶奶说。

    她连忙戴上眼镜,打开那张纸念道:

    <small>吾儿览:皇上在滑铁卢战场上曾封我为男爵。王朝复辟,否认我这用鲜血换来的勋位,吾儿应仍承袭享受这勋位。不用说,他是当之无愧的。</small>

    那父女俩的感受是无可形容的。他们仿佛觉得自己被一道从骷髅头里吹出的冷气冻僵了。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只有吉诺曼先生低声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对他自己说的:

    “这是那刀斧手的笔迹。”

    姑奶奶拿着那张纸颠来倒去,仔细研究,继又把它放回匣子里。

    正在这时,一个长方形蓝纸包从那旅行服的一只衣袋里掉了出来。吉诺曼姑娘拾起它,打开那张蓝纸。这是马吕斯的那一百张名片。她拿出一张递给吉诺曼先生,他念道:“男爵马吕斯·彭眉胥。”

    老头儿拉铃,妮珂莱特进来了。吉诺曼先生抓起那黑带、匣子和衣服,一股脑儿丢在客厅中间的地上,说道:

    “把这些破烂拿回去。”

    整整一个钟头在绝无声息的沉寂中过去了。那老人和老姑娘背对背坐着,各自想着各自的事,也许正是同一件事。

    一个钟头过后,吉诺曼姑奶奶说:

    “出色.!”

    过了一会,马吕斯出现了。他刚<bdi>..</bdi>回来。在跨进门以前,他便望见他外祖父手里捏着一张他的名片,看着他进来了,便摆出豪绅们那种笑里带刺、蓄意挖苦的高傲态度,喊着说: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你现在居然是爵爷了。我祝贺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马吕斯脸上微微红了一下,回答说:

    “这就是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吉诺曼先生收起笑容,厉声说道:

    “你的父亲,是我。”

    “我的父亲,”马吕斯低着眼睛,神情严肃地说,“是一个谦卑而英勇的人,他曾为共和国和法兰西光荣地服务,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中一个伟大的人,他在野营中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白天生活在炮弹和枪弹下,夜里生活在雨雪下和泥淖中,他夺取过两面军旗,受过二十处伤,死后却被人遗忘和抛弃,他一生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过于热爱两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祖国和我!”

    这已不是吉诺曼先生所能听得进去的了。提到“共和国”这个词时,他站起来了,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他竖起来了。马吕斯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在那老保王派脸上所产生的效果,正如一阵阵从鼓风炉中吹到炽炭上的热气。他的脸由阴沉变红,由红而紫,由紫而变得烈焰直冒了。

    “马吕斯!”他吼着说,“荒唐孩子!我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愿知道!我不知他干过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人!但是我知道,在这伙人中,没有一个不是无赖汉!全是些穷化子、凶手<cite>.99lib?</cite>、红帽子、贼!我说全是!我说全是!我可一个也不认识!我说全是,你听见了没有,马吕斯!你明白了吗,你是爵爷,就和我的拖鞋一样!全是些替罗伯斯庇尔卖命的匪徒!全是些替布—宛—纳—巴卖命的强盗!全是些背叛了,背叛了,背叛了他们的正统的国王的叛徒!全是些在滑铁卢见了普鲁士人和英格兰人便连忙逃命的胆小鬼!瞧!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假使您的令尊大人也在那里面,那我可不知道,我很生气,活该,您的仆人!”

    这下,马吕斯成了炽炭,吉诺曼先生成了热风了。马吕斯浑身战栗,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的脑袋冒火了。他好像是个望着别人把圣饼满地乱扔的神甫,是个看见过路人在他偶像身上吐唾沫的僧人。在他面前说了这种话而不受处罚,那是不行的。但是怎么办呢?他的父亲刚才被别人当着他的面践踏了一阵,被谁?被他的外祖父。怎样才能为这一个进行报复而不冒犯那一个呢?他不能侮辱他的外祖父,却又不能不为父亲雪耻。一方面是座神圣的孤坟,一方面是满头的白发。这一切在他的脑子里回旋冲突,他头重脚轻,摇摇欲倒,接着,他抬起了眼睛,狠狠盯着他的外祖父,霹雷似的吼着说:

    “打倒波旁,打倒路易十八,这肥猪!”

    路易十八死去已四年,但是他管不了这么多。

    那老头儿,脸原是鲜红的,突然变得比他的头发更白了。他转身对着壁炉上的一座德·贝里公爵先生<span class=”” data-note=”德·贝里公爵先生,当时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儿子,保王党都认他为王位继承人。”></span>的半身像,用一种奇特的庄重态度,深深鞠了一躬。随后,他从壁炉到窗口,又从窗口到壁炉,缓缓而肃静地来回走>..</a>了两次,穿过那客厅,像个活的石人一样,压得地板嘎嘎响。在第二次走回来时,他向着他那个像一头在冲突面前发呆的老绵羊似的女儿弯下腰去,带着一种几乎是镇静的笑容对她说:

    “像那位先生那样的一位爵爷和像我这样的一个老百姓是不可能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的。”

    接着,他突然挺直身体,脸色发青,浑身发抖,横眉切齿,额头被盛怒的那种骇人的光芒所扩大,伸出手臂,指着马吕斯吼道:

    “滚出去。”

    马吕斯离开了那一家。

    第二天,吉诺曼先生对他的女儿说:

    “您每隔六个月,寄六十皮斯托尔<span class=”” data-note=”皮斯托尔(pistole),法国古币,相当于十个利弗。”></span>给这吸血鬼,从今以后,您永远不许再向我提到他。”

    由于还有大量余怒要消,但又不知怎么办,他便对着他的女儿连续称了三个多月的“您”。

    至于马吕斯,他气冲冲地走出大门。有件应当提到的事使他心中的愤慨更加加重了。在家庭的变故中,往往会遇到这类阴错阳差的小事,使情况变得更复杂。错误虽未加多,冤仇却从而转深了。那妮珂莱特,当她在外祖父吩咐下,匆匆忙忙把马吕斯的那些“破烂”送回他屋子里去时,无意中把那个盛上校遗书的黑轧花皮圆匣子弄丢了,也许是<mark></mark>掉在上顶楼去的楼梯上了,那地方原是不见阳光的。那张纸和那圆匣子都无法再找到。马吕斯深信“吉诺曼先生”——从那时起他便不再用旁的名称称呼他了——已把“他父亲的遗嘱”扔在火里去了。上校写的那几行字,原是他背熟了的,因此,他并无所失。但是,那张纸,那墨迹,那神圣的遗物,那一切,是他自己的心。而别人是怎样对待它的?

    马吕斯走了,没有说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去,身边带着三十法郎、一只表、一个装日常用具和衣服的旅行袋。他雇了一辆街车,说好按时计值,漫无目的地向着拉丁区走去。

    马吕斯会怎样呢?

    一 一个几乎留名后世的组织

    这时代,表面上平静无事,暗地里却奔流着某种革命的震颤。来自八九和九三深谷的气流回到了空中。青年一代,请允许我们这样说,进入了发身期。他们随着时间的行进,几乎是不自觉地在起着变化。在时钟面上走动的针也在人的心里走动。每个人都迈出了他必须迈出的脚步。保王派成了自由派,自由派也成了民主派。

    那好像是阵高涨中的海潮,东奔西突,百转千回,回转的特点便是交融,从而出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思想的汇合,人们竟在崇拜拿破仑的同时也崇拜自由。我们在这里谈点历史。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幻觉,见解的形成总得经过不同的阶段。伏尔泰保王主义,这一异种曾有过一个和它门当户对的主义,其奇特绝不在它之下:波拿巴自由主义。

    另外一些组织比较严肃。有些探讨原理,有些热衷于人权。人们热烈追求绝对真理,探索无边的远景;这绝对真理,凭着它本身的严正,把人们的思想推向晴空,并使翱翔于霄汉。没有什么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今天的乌托邦,明天的肉和骨。

    在当时,先进思想有它的两种土壤,隐蔽和可疑的暗中活动正开始威胁着“既定秩序”。这苗头是极富于革命意味的。当政诸公的心计和人民的心计在坑道里碰了头。组织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政变的密谋同在酝酿中。

    当时在法国还没有像德国的道德协会<span class=”” data-note=”道德协会,德国爱国青年的组织,成立于一八〇八年。”></span>或意大利烧炭党那样庞大的地下组织,可是,这儿那儿,暗地里的渗透工作却在伸展蔓延。苦古尔德社正在艾克斯开始形成,巴黎方面,除了与这类似的一些团体以外,还有“ABC的朋友们社”。

    什么是“ABC的朋友们”呢?这是一个在表面上倡导幼童教育而实际是以训练成人为宗旨的社团。

    他们自称为“ABC的朋友们”。“Abaissé”<span class=”” data-note=”“Abaissé”,法语,意思是“受屈辱的”,和“ABC”发音相同。”></span>,就是人民。他们要让人民站起来。这种双关的隐语,谁要嘲笑那是不对的。双关语在政治方面有时是严肃的,如“Castratus ad castra”<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语:“阉人上战场”。”></span>曾使纳尔塞斯<span class=”” data-note=”纳尔塞斯(Narsès,472—568),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宦官,后为统帅。”></span>成为军团统帅,又如“Barbari et Barberini”<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语:“蛮族和巴尔柏里尼”。巴尔柏里尼是佛罗伦萨一有权势的家族,为了建造宫殿而进行抢劫。”></span>,又如“Fueros y Fuegos”<span class=”” data-note=”西班牙语,西班牙自由派联络的暗号,意思是:“独立和策源地”。”></span>,又如“Tu es Petrus et super haram”<span class=”” data-note=”拉丁语:“你是彼得(石头),在这石头上……””></span>,等等。

    “ABC的朋友们”为数不多。那是个在胚胎状态的秘密组织,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结合,如果自由结合也能产生英雄人物的话。他们在巴黎有两处聚会场所,都在大市场附近,一处是名为“科林斯”的酒店,以后我们还会谈到这地方,一处是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小咖啡馆,名为“缪尚咖啡馆”,现已被拆毁。这些聚会地方的第一处接近工人,第二处接近大学生。

    “ABC的朋友们”的秘密会议经常是在缪尚咖啡馆的一间后厅里举行的,来往得经过一条很长的过道,厅和店相隔颇远,有两扇窗和一道后门,经过一道隐蔽的楼梯通到一条格雷小街。他们在那里抽烟,喝酒,玩耍,谈笑。他们对一切都高谈阔论,但当涉及某些事时,却又把声音低下来。墙上钉着一幅共和时期的法兰西的旧地图,这一标志足以使警探们警觉的了。

    “ABC的朋友们”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和几个工人有着深厚友谊。下面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历史人物了:安灼拉、公白飞、让·勃鲁维尔、弗以伊、古费拉克、巴阿雷、赖格尔、若李、格朗泰尔。

    这些青年,由于友情成了一家人。赖格尔除外,全出生在南方。

    这一伙人是值得重视的。他们现在已消失在我们脑后的那些踪影全无的深渊中了。但在我们进入这段悲壮故事以前,在读者还没有见到他们在一场壮烈斗争中是怎样死去时,用一线光明把这些青年的面目照耀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

    安灼拉,我们称他为首领,下面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子。

    安灼拉是个具有魅力的青年,可是也会变得凶猛骇人。他有天使那么美。是安提诺<span class=”” data-note=”安提诺(Antinous),希腊著名美男子,罗马皇帝阿德里安的近侍。”></span>再世,但也粗野。当他那运用心思的神色从眼中闪射出来时,人们见了,也许会说他在前生的某一世便经历过革命风暴了。他仿佛亲眼见过并承袭了革命的传统。他知道这一大事的全部细节。性格庄严持重而又勇敢,这在青年人身上是少有的。他有才能,又有斗志,就目前的目标来说,他是个民主主义的战士,但处于当前的活动之上,他又是最高理想的宣传者。他目光深沉,眼睑微红,下嘴唇肥厚,易于露出轻蔑的神情,高额。脸上望去只见额头,就像地平线上有辽阔的天空。正如本世纪初和前世纪末的某些少年得志的青年人那样,他有着过多的青春活力,鲜润如少女,虽然偶尔也显得苍白。他已是成人了,却还像个孩子。他二十二岁,看去却像十七,性情庄重,似乎不知道人间有所谓女人。他只有一种热情:人权;一个志愿:清除障碍。在阿梵丹山上,他也许就是格拉古<span class=”” data-note=”格拉古(Gracchus),兄弟俩,皆为罗马著名法官和演说家,他们曾建议制订土地法,限止罗马贵族的贪欲,分别在公元前一三三年和一二一年的暴乱中被杀。”></span>,在国民公会里,他也许就是圣鞠斯特。他几乎不望玫瑰花,不知道春天是什么,也不听雀鸟歌唱;和阿利斯托吉通相比,爱华德内敞着的喉颈也不会更使他感动,对他来说,正如对阿尔莫迪乌斯<span class=”” data-note=”阿尔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利斯托吉通(Aristogiton),公元前六世纪的雅典人, 66fe.” >曾合力杀死暴君伊巴尔克。”></span>一样,鲜花的用处只在掩蔽利剑。他在欢乐中也不苟言笑。凡是和共和制度无关的,他见到便害臊似的把眼睛低下去。他是自由女神云石塑像的情人。他的语言是枯燥的,并且颤抖得像寺院中的歌声。他的举动常常显得突兀出人意外。哪个多情女子敢到他身边去冒险,算她自讨没趣!如果有个什么康勃雷广场或圣让·德·博韦街上的俏女工见了这张脸,以为是个逃学的中学生,看他的行动,又像个副官,还有那细长的淡黄睫毛、蓝眼睛、迎风飘动的头发、绯红的双颊、鲜艳的嘴唇、美妙的牙齿,竟至想要饱尝这满天曙光晓色的异味,而走到安灼拉跟前去卖弄姿色的话,一双料想不到的狠巴巴的眼睛便会突然向她显示出一道鸿沟,叫她不要把以西结<span class=”” data-note=”以西结(Ezéchiel),希伯来著名先知,《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的第三名,传为《以西结书》的作者。”></span>的二品天使和博马舍的风流天使混为一谈。

    在代表革命逻辑的安灼拉旁边,有个代表哲学的公白飞。在革命的逻辑和它的哲学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它的逻辑可以归结为战斗,它的哲学却只能导致和平。公白飞补充并纠正着安灼拉。他没有那么高,横里却比较壮些。他要求把一般思想的广泛原理灌输给人们,他常说“革命,然而不忘文明”,在山峰的四周,他展示着广阔的碧野。因而在公白飞的全部观点中,有些可以实现也切实可用的东西。公白飞倡导的革命比安灼拉所倡导的要来得易于接受。安灼拉宣扬革命的神圣权利,而公白飞宣扬自然权利。前者紧跟着罗伯斯庇尔,后者局限于孔多塞。公白飞比安灼拉更多地过着人人所过的生活。如果这两个青年当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也许一个会成为公正无私的人,而另一个则成为慎思明辨的人。安灼拉近于义,公白飞近于仁。仁和义,这正是他俩之间的细微区别。公白飞的温和,由于天性纯洁,正好和安灼拉的严正相比。他爱“公民”这个词,但是更爱“人”这个字,他也许还乐意学西班牙人那样说“Hombre”。他什么都读,常去看戏,参加大众学术讲座,跟阿拉戈学习光的极化,听了若弗卢瓦·圣伊雷尔在一堂课里讲解心外动脉和心内动脉的双重作用而大为兴奋,这两动脉一个管面部,一个管大脑。他关心时事,密切注意科学的发展,对圣西门和傅立叶作比较分析,研究古埃及文字,随手敲破鹅卵石来推断地质,凭记忆描绘飞蛾,指责科学院词典中的法文错误,研究普伊赛古和德勒兹[两个磁学专家]的著述,什么也不肯定,连奇迹也不肯定,什么也不否认,连鬼也不否认,浏览《通报》集,爱思索。他说未来是在小学教师的手里,他关心教育问题。他要求社会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科学的实用、思想的传播以及青年智力的增长而不断工作,他担心目前治学方法的贫乏,两三个世纪以来所谓古典文学拙劣观点的局限、官家学者的专横教条、学究们的成见和旧习气,这一切最后会把我们的学校都变成牡蛎的人工培养池。他学识渊博,自奉菲薄,精细,多才多艺,钻劲十足,同时也爱深思默虑,“甚至想入非非”,他的朋友们常这样说他。他对铁路、外科手术上的免痛法、暗室中影像的定影法、电报、气球的定向飞驰都深信不疑。此外,对迷信、专制、成见等为了反对人类而四处建造起来的种种堡垒,他都不大害怕。他和有些人一样,认为科学总有一天能扭转这种形势。安灼拉是个首领,公白飞是个向导。人们愿意跟那个战斗,也愿意跟这个前进。这并不是因为公白飞不能战斗,他并不拒绝和障碍进行肉搏,他会使出全身力气不顾生死地向它攻打,但是他觉得,一点一点地,通过原理的启导和法律明文的颁布,使人类各自安于命运,这样会更合他的心意;在两种光明中他倾向于光的照耀,不倾向于烈火的燃烧。一场大火当然也能照亮半边天,但是为什么不等待日出呢?火山能发光,但究竟不及曙光好。公白飞爱好美的白色也许更胜于辉煌的烈焰。夹杂着烟尘的光明,用暴力换来的进步,对这温柔严肃的心灵来说只能满足他一半。像悬崖直下那样使人民突然得到真理,九三年使他惧怕,可是停滞不前的状态却又是他所更加憎恶的,他在这里嗅到腐朽和死亡的恶臭。整个地说,他爱泡沫甚于沼气,急流甚于污池,尼亚加拉瀑布甚于隼山湖。总之,他既不要停滞不前,也不要操之过急。当他那些纷纭喧噪的朋友们剑拔弩张地一心向往着绝对真理、热烈号召进行辉煌灿烂的革命斗争时,公白飞却展望着进步的自然发展,他倾向于一种善良的进步,也许冷清,但是纯净;井井有条,但是无可指责;静悄悄,但是摇撼不动。公白飞也许能双膝着地,两手合十,以待未来天真无邪地到来,希望人们去恶从善的巨大进化不至于受到任何阻扰。“善应当是纯良的。”他不断地这样反复说。的确,如果革命的伟大就是看准了光彩夺目的理想,爪子上带着血和火,穿越雷霆,向它飞去,那么,进步的美,也就是无瑕可指;华盛顿代表了其中的一个,丹东体现了其中的另一个,他俩的区别,正如生着天鹅翅膀的天使不同于生着雄鹰翅膀的天使。

    让·勃鲁维尔的色调比公白飞来得更柔和些。他自称“热安”[Jehan,十五世纪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嘲弄英国老国王的法国青年王子。热安与让(Jean)读音近似],那是那本在研究中世纪时必读的书里那次强烈而深刻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凭一时小小的奇想触发的。让·勃鲁维尔是个多情种子,他喜欢栽盆花,吹笛子,作诗,爱人民,为妇女叫屈,为孩子流泪,把未来和上帝混在同一种信心里,责怪革命革掉了一个国王和安德烈·舍尼埃[André ier,1762—1794,法国诗人,写了许多反革命诗歌,还从事反革命政治活动,一七九四年以“人民敌人”的罪名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在他前一年上了断头台]的头。他说话的声音经常是柔婉的,但又能突然刚劲起来。他有文学修养,甚至达到渊博的程度,他也几乎是个东方通。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性情和善;在作诗方面,他爱豪放的风格,这对那些知道善良和伟大是多么相近的人来说是极简单的事。他懂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对他所起的作用是他只读四个诗人的作品:但丁、尤维纳利斯、埃斯库罗斯和以赛亚[希伯来先知,是《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在法文方面,他爱高乃依胜过拉辛[Rae,1639—1699,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著名代表],爱阿格里帕·多比涅[Agrippa d’Aubigné,1552—1630,法国十七世纪诗人]胜过高乃依。他喜欢徘徊在长着燕麦和矢车菊的田野里,对浮云和世事几乎寄以同样的关切。他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面向人,一面朝着上帝;他寻求知识,也静观万物。他整天深入钻研这样一些社会问题:工资、资本、信贷、婚姻、宗教、思想自由、爱的自由、教育、刑罚、贫困、结社、财产、生产和分配、使下界芸芸众生蒙蔽在阴暗中的谜;到了夜间,他仰望群星,那些巨大的天体。和安灼拉一样,他也是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子。他说起话来语调轻缓,俯首低眉,腼腆地微笑着,举动拘束,神气笨拙,无缘无故地脸羞得通红,胆怯。然而,猛不可当。

    弗以伊是个制扇工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每天挣不到三个法郎,他只有一个念头:拯救世界。他还另外有种愿望:教育自己,他说这也是拯救自己。通过自学他能读能写,凡是他所知道的,全是他自己学来的。弗以伊是个性情豪放的人。他有远大的抱负。这孤儿认人民为父母。失去了双亲,他便思念祖国。他不愿世上有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胸中有来自民间的人所具有的那种锐利的远见,孕育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思想”。他学习历史为的是使自己能对他人的所作所为愤慨。在这一伙怀有远大理想的青年人当中,别人所关心的主要是法国,而他所注意的是国外。他的专长是希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这些国名是他经常以公正无私的顽强态度不断提到的,无论提得恰当或不恰当。土耳其对克里特岛和塞萨利亚,俄罗斯对华沙,奥地利对威尼斯所犯的那些暴行使他无比愤怒。尤其是一七七二年[该年俄、普、奥三国初次瓜分波兰]的那次暴行更使他无法容忍。真理与愤慨相结合,能使辩才所向披靡,他有的正是这种辩才。他滔滔不绝地谈着一七七二这可耻的年份,这个被叛变行为所伤害的高尚勇敢的民族,由三国同谋共犯的罪行,这丑恶而巨大的阴谋,从这以后,好几个国家都被吞并掉,仿佛一笔勾销了它们的出生证,种种亡国惨祸都是以一七七二作为模型的榜样复制出来的。现代社会的一切罪行都是由瓜分波兰演变来的。瓜分波兰仿佛成了一种定理,而目前的一切政治暴行只是它的推演。近百年来,没有一个暴君,没有一个叛逆,绝无例外,不曾在瓜分波兰的罪证上盖过印、表示过同意、签字、画押的。当人们调阅近代叛变案件的卷宗时,最先出现的便是这一件。维也纳会议[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战胜国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在完成它自己的罪行之前便参考过这一罪行。一七七二响起了猎狗出动的号角,一八一五响起了猎狗分赃的号角。这是弗以伊常说的话。这位可怜的工人把自己当作公理的保护人,公理给他的报答便是使他伟大。正义确是永恒不变的。华沙不会永远属于鞑靼族,正如威尼斯不会永远属于日耳曼族。君王们枉费心机,徒然污损自己的声誉。被淹没的国家迟早要重行浮出水面的。希腊再成为希腊,意大利再成为意大利。正义对事实提出的抗议是顽强存在着的。从一个民族那里抢来的赃物不会由于久占而取得所有权。这种高级的巧取豪夺行为绝不会有前途。人总不能把一个国家当作一块手绢那样随意去掉它的商标纸。

    古费拉克的父亲叫德·古费拉克先生。对贵族的风尚,在王朝复辟期间,资产阶级有过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他们很重视这个小小的字。我们知道,这个小小的字并没有什么含义。可是《密涅瓦》[Minerve),法国王朝复辟时期一种流行的周刊]时代的资产阶级把这可怜的“德”字看得那么高,以致认为非把它废掉不可。德·肖弗兰先生改称为肖弗兰先生,德·科马尔丹先生改称为科马尔丹先生,德·贡斯当·德·勒贝克先生改称为班加曼·贡斯当先生,德·拉斐德先生改称为拉斐德[Lafayette,1757—1834,法国将军,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的参加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后逃往国外,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先生。古费拉克不甘落后,也干脆自称为古费拉克。

    关于古费拉克,我们几乎可以仅仅只谈这些,并只补充这么一点:古费拉克像多罗米埃[即珂赛特的父亲,见于本书第一部]

    古费拉克确实具有人们称为鬼聪明的那种青春热力。这种热力,和小猫的可爱一样,过后是会消失的,整个这种妩媚潇洒的风度,在两只脚上,会变成资产阶级,在四个爪子上,便会变成老猫。

    这种鬼聪明在年年走出学校和年年应征入伍的青年中,几乎是老一套,一辈又一辈地彼此竞相传递着,因此,正如刚才我们指出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一八二八年听到古费拉克谈话,便会以为自己是在一八一七年听到多罗米埃谈话。不过古费拉克是个诚实的孩子。从表现出来的聪明看,多罗米埃和他有着同样的外貌,可是在外貌的后面他们是大不相同的。存在于他们里面的那两个内在的人,彼此是截然不同的。在多罗米埃身上蕴藏着一个法官,在古费拉克身上蕴藏着一个武士。

    安灼拉是首领,公白飞是向导,古费拉克是中心。其他的人发着较多的光,而他散着更多的热,事实是他有一个中心人物所应有的种种品质。

    巴阿雷参加过一八二二年六月年轻的拉勒[Lallemand,参加一八二二年六月自由派游行示威的被害者]出殡那天的流血冲突。

    巴阿雷是个善于诙谐而难与相处的人,诚实,爱花钱,挥霍到近于奢侈,多话到近于悬河,横蛮到近于不择手段,是当魔鬼最好的材料;穿着大胆的坎肩,怀着朱红的见解;捣起乱来,惟恐捣得不够,就是说,他感到再没有什么比争吵更可爱的了,如果这不是骚动的话;也感到再没有什么比骚动更可爱的了,如果这不是革命的话。随时都准备砸破一块玻璃,再掘掉一条街上的铺路石,再搞垮一个政府,为的是要看看效果。他是十一年级的学生。他嗅着法律,但不学它。他的铭言是“决不当律师”,他的徽志是个露着一顶方顶帽的便桶柜子。他每次打法学院门前走过时(这对他来说是不常有的事),他便扣好他的骑马服(当时短上衣还没有被发明),并采取卫生措施。望见学院的大门,他便说:“好一个神气的老头儿!”望见院长代尔凡古尔先生,却说:“好一座大建筑!”他常在他的课本里发现歌曲的题材,也常在教师们的身上发现漫画的形象。他无所事事地吃着一笔相当大的学膳费,三千法郎。他的父母是农民,对父母他是知道反复表示敬意的。

    关于他们,他常这样说:“这是些农民,不是资产阶级,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点智慧。”

    巴阿雷,这个任性的怪人,常在好几个咖啡店里走动,别人有常到的地点,而他却没有。他四处游荡。徘徊,人人都会,惟有游荡是巴黎人的习性。究其实,他是个感觉敏锐的人,不能以貌取人,他是有思想的。

    他在“ABC的朋友们”和其他一些还没有具体成立、要到后来才形成的组织之间,起着联络作用。

    在这一群青年的组织里,有一个秃顶成员。

    阿瓦雷侯爷是在路易十八逃亡那天把他扶上一辆雇用马车而被升为侯爵的,这位侯爷曾谈过这样一件事:国王在一八一四年从加来登陆回到法国时,有个人向他递了一份呈文。国王说:“您想要什么?”“陛下,一个驿站。”“您叫什么名字?”“赖格尔。”[赖格尔,鹰,是拿破仑的徽志,所以国王听了不顺耳]

    国王皱起眉头,望那呈文上的签字,看见那名字是这样写的:“Lesgle”。这个波拿巴味道不浓的写法感动了国王,他开始带点笑容了。“陛下,”那个递呈文的人说,“我的祖先是养狗官,诨名叫‘Lesgueules’。这诨名成了我的名字。我叫做‘Lesgueules’,简写是‘Lesgle’,写错便成了‘L’Aigle’。”这样一说,国王越发笑了起来。过后,他把莫城[Meaux,在巴黎附近]的驿站派给了他,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无心。

    这组织里的那个秃顶成员便是这“Lesgle”或“L’Aigle”的儿子,他自己签字是赖格尔(德·莫)。他的同学们,为了省事,干脆称他为博须埃[Bossuet,十七世纪法国著名教士,当过莫城的主教,被称为莫城的鹰(LAigle de Meaux),因而这个赖格尔·德·莫就被同学们称为博须埃]。

    博须埃是个遭遇不好的快乐孩子。他的专长是一事无成,相反地对一切都付之一笑。二十五岁,便秃了顶。他的父亲终于有了一所房子和一块田地,可是他,做儿子的,急急忙忙,在一次失算的投机买卖中,把这房子和田地全赔光了。他有学识和智力,但不成功。他处处失利,事事落空,他架起的楼阁老砸在自己头上。他砍柴也会砍着自己的手指。他找到一个情妇,立即会发现他也有了个朋友。他随时都能遇到倒霉事,因此,他总是快快活活的。他常说:“我住在摇摇欲坠的瓦片下面。”他从不大惊小怪,因为意外的事,对他来说,正是意料中事,他面对逆运,泰然自若,对命运的戏弄,报以微笑,只当别人在闹着玩儿。他没有钱,可他衣袋里的兴致是取不尽用不完的。他能很快用到他最后一个苏,却从不会笑到他的最后一声笑。厄运来临,他便对这老相知致以亲切的敬礼,灾星下降,他拍拍它的肚子,遇到厄运,他也亲热到叫它的小名。“你好,小淘气。”他常这样说。

    命运的种种折磨使他成了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胸中满是门道。他一文钱也没有,可他有办法在他高兴时“一掷万金”。一天晚上,他竟带着个傻大姐,一顿夜宵吃了一百法郎,这次的欢宴触发了他的灵感,使他说了这么一句值得回忆的话:“五个路易的姑娘[法语“Fille de q Louis”(五个路易的姑娘)和“Fille de Saint Louis”(圣路易的女儿)读音相同。路易是法国金币,值二十法郎,圣路易是十三世纪法兰西国王]替我脱靴。”

    博须埃慢慢地走向当律师的职业,他学习法律,和巴阿雷的态度一样。博须埃不大有住处,有时还完全没有。他时而和这个同住,时而和那个同住,和若李同住的时候最多。若李攻读医学,比博须埃小两岁。

    若李是个无病呻吟的青年。他学医的收获是治病不成反得病。二十三岁,他便以病夫自居,日日夜夜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舌头。他认为人和针一样,可以磁化,于是,他把卧室里的床摆成南北向,使他血液的循环不致受到地球大磁场的干扰。遇到大风大雨,便摸自己的脉搏。可是在所有这些人中,他是最热闹的一个。年轻,乖僻,体弱,兴致高,这一切不相连属的性格汇集在他一人身上,结果使他成了个放荡不羁而又惹人喜爱的人,那些不怕浪费子音的同学们常称他为“Jolllly”。“你可以在四个翅膀[若李(Joly)名字中只有一个“l”,而“l”和“aile”(翅膀)发音相同。若李的同学们把他名字中的“l”慢慢发出来,听来就像有四个“l”]上飞翔了。”让·勃鲁维尔常向他这样说。

    若李惯常用他的手杖头叩自己的鼻尖,这是心思细密的人的一种标志。

    所有这些年轻人,尽管形形色色,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进步。我们只能抱着严肃的态度来谈他们。

    他们全是法兰西革命的亲生儿子。其中最轻佻的几个在提到八九年时也都会庄重起来。他们的父辈,感受各不相同,或曾是斐扬派、保王派、空论派,这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年轻,发生在他们以前的那种混乱状态和他们无关,道义的纯洁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他们坚持着不容腐蚀的正义和绝对的职责,没有中间色彩。

    他们有组织,有初步认识,在暗地里追寻理想。

    在这一伙热情奔放和信心十足的心灵中,却有一个怀疑派。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呢?连比而来。这个怀疑派的名字叫格朗泰尔,他惯于用“R”[大写的“R”(grand r)和“Grantaire”(格朗泰尔)发音相同]这个有两重意义的字母来签字。格朗泰尔是个不让自己轻信什么的人。他还是那些在巴黎求学的大学生中学习得最多的一个,他知道最好的咖啡是在朗布兰咖啡馆,最好的台球台是在伏尔泰咖啡馆,在梅恩路的隐士居有绝妙的千层饼和绝妙的姑娘,沙格大娘铺子里有无骨烤鸡,古内特便门有上好的葱烧鱼,战斗便门有一种不出名的好酒。无论什么,他全知道哪里的好;此外,他能踢飞脚,弹腿,也稍能跳舞,还是个有造诣的棍术家。尤其是个大酒鬼。他的相貌,丑到出奇,当时的一个最漂亮的绣靴帮的女工,伊尔玛·布瓦西,为他相貌丑陋而生气时,曾下过这样的判词“格朗泰尔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命不凡的格朗泰尔并不因此而扫兴。他见到所有的女人总一往情深地呆望着,那神气仿佛是对她们中的每一个都想说:“我愿意……”而且老要使同学们相信他是受到普遍的追求的。

    民权、人权、社会契约、法兰西革命、共和、民主、人道、文明、宗教、进步,所有这些词儿,对格朗泰尔来说都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对这些都报以微笑。怀疑主义,人类智慧的这一痈疽,不曾在他思想里留下一个完整的概念。他在嘲笑中过活。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只有一件事是可靠的:我的杯子满了。”对任何方面的忠心,无论是同辈或父辈,无藏书网论是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或洛瓦兹罗尔,他一概加以嘲笑。他常这样说:“这些人死了也是先进的。”对耶稣受难像,他说:“这才是个成功的绞刑架呢。”游手好闲、赌博、放荡、时常醉酒,他还不怕那些思考问题的青年们厌烦,不停地唱着:“我爱姑娘们,我也爱好酒。”曲调用的是《亨利四世万岁》。

    此外,这怀疑派有一种狂热病。这狂热病既不是一种思想,一种教条,也不是一种艺术,一种科学,而是一个人:安灼拉。这个乱七八糟的怀疑者在这一伙信心坚定的人中,向谁靠拢呢?向最坚定的一个。安灼拉又是怎样控制着他的呢?从思想方面吗?不是。从性格方面。这是常有的现象。一个无所不疑的人依附一个一无所疑的人,这是和色彩配合律一样简单的。我们所没有的往往吸引着我们。没有谁比瞎子更喜爱阳光。没有谁比矮子更崇拜军鼓手。癞蛤蟆的眼睛总是向着天,为什么?为了看鸟飞。格朗泰尔,因为疑心在他身体里蠢动,所以爱看安灼拉的信心飞翔。他需要安灼拉。这个束身自爱、健康、坚定、正直、刚强、淳朴的性格常使他依依不舍,这是他自己不清楚也不想对自己分析清楚的。他凭本能羡慕着自己的反面。他的那些软弱无力、曲就退让、支离破碎、病态畸形的思想把安灼拉当作脊梁那样紧紧依靠着。他精神的支柱离不了这坚强的人。在安灼拉的身旁,格朗泰尔才有点像人。他本身其实是由两种从表面看来似乎不相容的成分构成的。他爱挖苦人,但也忠厚,一切无所谓,但也有所爱好。他的精神可以不要信念,他的心却不能没有友情。这是种深深的矛盾,因为感情也是一种信念。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仿佛生来就是充当反面、背面、翻面的。波吕丢刻斯、帕特洛克罗斯、尼絮斯、厄达米达斯、埃菲西荣、佩什美雅便是这类人物。他们只是在依附另一个人的情况下才有生活;他们的名字是附属物,总是写在连接词“和”的后面的;他们的存在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别人命运的另一面。格朗泰尔便是这一类人中的一个。他是安灼拉的背面。

    人们几乎可以说:这种结合是从字母开始的。在字母的次序当中,“O”和“P”是分不开的。照你的意见读“O”和“P”也可以,读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Oreste)和皮拉得斯(Pylade),希腊神话中一对好朋友。俄瑞斯忒斯是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阿伽门农被其妻及奸夫杀害后,俄瑞斯忒斯之姐将其送往父亲好友斯特洛菲俄斯家避难,俄瑞斯忒斯长大后与其姐共谋,杀死母亲及奸夫,为其父报仇。皮拉得斯是斯特洛菲俄斯之子,俄瑞斯忒斯的好友,他帮助俄瑞斯忒斯报杀父之仇]也可以。

    格朗泰尔,安灼拉的真正的卫星,寓居在这些青年人的活动场所里,他生活在那里,他只是在那里才感到舒适,他随时随地都跟着他们。他的快乐便是望着这些人的影子在酒气中来来往往。大家看见他的兴致高,也就对他采取了容忍态度。

    安灼拉,一个信心坚定的人,是瞧不起这种怀疑派的,他生活有节制,更瞧不起这种醉鬼。他只对他表示一点点高傲的怜悯心。格朗泰尔想做皮拉得斯也办不到。他经常受到安灼拉的冲撞,严厉的摈斥,被撵以后,仍旧回来,他说,安灼拉“是座多美的云石塑像”!

    二 悼勃隆多的诔词,博须埃作

    某天下午——我们马上可以知道,正是我们在前面谈过的一些事发生的那天——赖格尔·德·莫正满腔心事地靠在缪尚咖啡馆的大门框上,活<tt></tt>像是那门旁的一根人形石柱,显得百无聊赖,他心里除了杂乱的遐想以外便空无所有。他瞪眼望着米歇尔广场。用背靠在旁的东西上,那是一种立着睡觉的方式,是动脑筋的人乐于采用的。当时赖格尔·德·莫正想着心事,不在乎地想着他前天在法学院遇到的一件小小的倒霉事儿,这事把他一生的计划全打乱了,其实他那计划原来就不怎么清晰。

    梦想并不妨碍一辆马车经过,梦想者也正瞧见了那辆马车。赖格尔·德·莫的眼睛原在漫无目标地东张西望,可是在这梦境中,他忽然看见一辆双轮马车在广场上慢慢走着,仿佛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这马车在生谁的气呢?它为什么慢悠悠地走着呢?赖格尔朝它仔细望去。只见车夫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前面,有个大旅行袋。袋上缝了一张硬纸,上面写着几个大黑字:马吕斯·彭眉胥。

    这名字改变了赖格尔的姿势。他立直了,对着马车上的年轻人喊道:

    “马吕斯·彭眉胥先生!”

    经他这一喊,马车停下来了。

    那年轻人,仿佛也正在一心一意想着什么,这时抬起眼睛说:

    “嗯?”

    “您是马吕斯·彭眉<big></big>胥先生吗?”

    “不错。”

    “我正要找您。”赖格尔·德·莫接着说。

    “是吗?”马吕斯问,因为他正从外祖父家里出来,却遇到了这个初次见面的人,“我不认识您。”

    “我也是这样,我一点也不认识您。”赖格尔回答。

    马吕斯以为遇到了一个什么开玩笑的人,大白天捣鬼来了。他当时的心情是不好惹的,便皱起眉头。赖格尔不理会这些,继续往下说:

    “您前天没有去学校吧?”

    “可能没有去。”

    “肯定没有去。”

    “您是大学生吗?”马吕斯问。

    “是的,先生,和您一样。前天我偶然到学校去了一趟。您知道,人们有时是会想起这些事的。那位教授正点着名。您不会不知道,现在的这些教授是非常可笑的。要是连喊三次没人答应,您的学籍便被勾销了。六十法郎白扔在河里。”

    马吕斯开始注意听着。赖格尔继续说:

    “点名的是勃隆多。您是认识勃隆多的,他那鼻子尖而诈,最爱追寻异味,嗅那些缺课的人。他不怀好意地从P字点起。我起初不在意,因为这个字母和我一点不相干。名点得很顺利。没有发生除名的事。整个宇宙的人全到了。勃隆多满脸愁容。我心里想:勃隆多,我的好宝贝,你今天总不会有开刀的机会了。突然,勃隆多喊‘马吕斯·彭眉胥’。没人回答。勃隆多满怀希望,喊得更响一些:‘马吕斯·彭眉胥’,同时拿起了他的笔。先生,我一向心肠软,赶忙对自己说:‘又一个好孩子快要被开除了。留心。这确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活死人。这不是一个好学生。这绝不是个铅屁股,一个用功的大学生,不是一个嘴上没毛,却又精通科学、文学、神学、哲学的吹牛客人,也不是一个那种用四个别针挂住四个学院绷得紧紧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可敬可佩、东游西荡、喜欢游山玩水的懒汉,对轻佻的年轻女缝纫工感兴趣,奉承美丽的姑娘,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在我的情妇家里呢。应当救他。揍死勃隆多!’这时,勃隆多正把他那管沾满了除名墨迹的鹅翎笔浸在墨汁里,睁圆那双阴鸷的眼睛,对着课堂来回扫射,第三次喊道:‘马吕斯·彭眉胥!’我立刻应声:‘到!’这样,您便没有被开除。”

    “先生!……”马吕斯说。

    “可我呢,我却被开除了。”赖格尔·德·莫说。

    “怎么回事?我不懂。”马吕斯说。

    赖格尔接下去说:

    “再简单没有。我坐得既靠近讲台,又靠近课堂门,便于应卯,也便于开溜。那教授相当留神地注视着我。突然一下,勃隆多——他一定就是布瓦洛所说的那种奸诈鼻子——跳到了‘L’栏。‘L’是我的字母。我姓德·莫,名叫赖格尔。”

    “赖格尔!”马吕斯插上一句,“这名字多漂亮!”

    “先生,那勃隆多点到了这漂亮名字,喊道:‘赖格尔!’我答应:‘到!’这下,勃隆多用老虎的那种温柔神气望着我,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您如果是彭眉胥,您就不会是赖格尔。’这话对您也许只是不大中听,而对我却是无比惨痛。他说过这话,便把我的名字涂掉了。”

    马吕斯激动地说:

    “先生,这,我真受不了……”

    “首先,”赖格尔抢着说,“我要求用几句心坎上的话向勃隆多悼念一番。我假定他已经死了。这样做,并不见得会怎么歪曲他的那一身瘦骨头,那张苍白的脸,那股冷气,那种僵态和他的臭味。于是我说:‘呜呼勃隆多,佳城卜于此,今当明汝过,勃隆多,鼻子真不错,勃隆多,鼻子真能嗅,讲纪律,性如牛,性如牛,罚禁闭,像条狗,点名像天神,耿直,方正,准确,僵硬,诚实又奇丑。上帝勾销了他,正如他勾销了我。’”

    马吕斯跟着说:

    “我真是抱歉……”

    “年轻人,”赖格尔·德·莫说,“希望您能从这里吸取教训。今后,应当守时。”

    “千言万语,说不尽我心里的懊悔。”

    “不能再牵累您左右的人,害他们上不了学。”

    “我真是懊丧极了……”

    赖格尔放声大笑。

    “而我,高兴极了。我正在堕落为律师,这一开除却救了我。我可以放弃法庭上的光荣了。我不用去保护什么寡妇,也不用去攻击什么孤儿,不必穿官袍,不必搞见习。我解脱了。这是由于您的栽培,彭眉胥先生。我一定要到府上作一次隆重的拜访,表示感谢。您住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马车里。”马吕斯说。

    “好阔气,”赖格尔一本正经地说,“敬佩之至。您在这上面每年就得花销九千法郎。”

    这时,古费拉克从咖啡馆里走出来。

    马吕斯苦笑着说:

    “这花销,我已经背了两个钟头了,正打算结束呢,可是,一言难尽,我不知往哪儿去。”

    “先生,”古费拉克说,“去我那儿。”

    “这优先权原是属于我的,”赖格尔说,“可我没有家。”

    “不用多话,博须埃。”古费拉克紧接着说。

    “博须埃?”马吕斯说,“我好像听说您叫赖格尔。”

    “德·莫,”赖格尔回答,“别名博须埃。”

    古费拉克跨上马车。

    “赶车的,”他说,“圣雅克门旅馆。”

    当天晚上,马吕斯便住在圣雅克门旅馆的一间屋子里,挨着古费拉克的房间。

     三 马吕斯的惊奇

    没过几天,马吕斯便成了古费拉克的朋友。青年人与青年人相遇,是能一见如故,水乳交融的。马吕斯在古费拉克的身旁能自由地呼吸,这,对他来说,是件相当新鲜的事。古费拉克没有问过他什么话。他甚至想也没想过有什么要问。在那种年龄,全都是摆在脸上,一望而知的。语言是用不着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种青年人,有什么立即表现在脸上。彼此望一眼,便相互认识了。

    可是在某天早晨,古费拉克突然问了他这么一句话:

    “我说……您有政治见解吗?”

    “啊!”马吕斯说,几乎感到这问题有些唐突。

    “您的派别呢?”

    “波拿巴民主派。”

    “像个安分的小灰老鼠。”

    第二天,古费拉克带他到缪尚咖啡馆,带着笑容,凑近他耳边轻轻地说:“我应当引您去革命。”于是他领着他走进“ABC的朋友们”的那间大厅,把他介绍给其他的伙伴们,低声说着这样一句马吕斯听不懂的简单话:“一个开蒙学生。”

    马吕斯落在一伙一窝蜂似的人群中了。而他,尽管平时严肃寡言,却也不是没有翅膀和蜇针的。

    马吕斯,由于习惯和爱好,从来就是性情孤僻、喜欢独自思考问题、自问自答的,现在见了他周围这一群吵吵嚷嚷的青年,感到有些不自在。所有这些初次接触的新鲜事物都一齐刺激着他,使他晕头转向。所有这些自由自在和从事工作的青年人的喧嚣往来急遽搅乱了他的思想。有时在这纷扰中,他会想得远远的,以致他再也拉不回来。他听到大家谈论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宗教,谈论的方式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隐约见到一些奇异的形象,由于他不能从远处着眼,便不免有些莫名其妙。当他从外祖父的见解转到父亲的见解时,他总以为自己已经站稳了,现在却又怀疑起来,感到自己并不稳,他心里苦闷,不敢自信。他惯于用来观察各种事物的角度又重新开始移动了。某种摆动使他头脑里的见识全都动摇了。这是一种奇特的内心震动。他几乎为这痛苦。

    在那些青年人的心目中好像没有什么“已成定论”的东西。在各种问题上,马吕斯经常听到一些奇特的言词,使他那仍然怯懦的心情感到不大中听。

    他们看到一张剧院海报,赫然写着所谓古典派悲剧中一出老剧目的名字。巴阿雷喊道:“打倒资产阶级喜爱的悲剧!”马吕斯便听到公白飞回答说:

    “你这话不对,巴阿雷。资产阶级喜爱悲剧,在这一点上应当听凭资产阶级去喜爱。戴着假发上演的悲剧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不是一个那种以埃斯库罗斯的名义去反对它的存在权利的人。自然界有不成熟的东西,在天地造化之中就出现过许多平庸的作品,有不成鸟嘴的鸟嘴,不成翅膀的翅膀,不成鳍的鳍,不成爪子的爪子,加上一种令人听了要发笑的苦痛的叫声,这便是鸭子。既然家禽可以和飞鸟共存,我就看不出为什么古典悲剧[法国十七世纪高乃依、拉辛等人所作悲剧]不能和古代的悲剧同存共荣。”

    另一次,马吕斯走在安灼拉和古费拉克的中间,经过让-雅克·卢梭街。

    古费拉克把住他的臂膀说道:“你们注意。这是从前的石膏窑街,今天叫做让-雅克·卢梭街,因为在六十来年前,这里住过一家奇怪的人家。让-雅克和戴莱丝。他们隔不多久便生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戴莱丝专管生,让-雅克专管放生。”

    安灼拉责备古费拉克说: “在让-雅克跟前不许乱说!这个人,我敬佩他。他固然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爱人民如子女。”

    在这些青年当中,谁也不说“皇上”这个词儿。只有让·勃鲁维尔偶尔称呼拿破仑,其他的人都说波拿巴。安灼拉说成“布宛纳巴”。

    马吕斯暗自惊奇。混沌初开。

     四 缪尚咖啡馆的后厅

    马吕斯时常参加那些青年人的交谈,有时也谈上几句,有一次的交谈在他的精神上引起了真正的震动。

    那是在缪尚咖啡馆的后厅里发生的。“ABC的朋友们”的人那晚几乎都到齐了。大家谈这谈那,兴致不高,声音可大。除了安灼拉和马吕斯没开口,其余每个人都多少说了几句。同学们之间的谈话有时是会有这种平静的喧嚷的。那是一种游戏,一种胡扯,也是一种交谈。大家把一些词句抛来抛去。他们在四个角上交谈着。

    任何女人都是不许进入那后厅的,除了那个洗杯盘的女工路易松,她不时从洗碗间穿过厅堂走向“实验室”。

    格朗泰尔,已经醉到昏天黑地,在他占领的那个角落里闹得人们耳朵发聋。他胡言乱语地大叫大嚷。他吼道:

    “我口渴。臭皮囊们,我正做梦呢,梦见海德堡的大酒桶突然害着脑溢血,人们在它上面放十二条蚂蟥,我就是其中的一条。我要喝。我要忘记人生。人生,我不知道是谁搞出来的一种极为恶劣的发明。一下子就完了,一文也不值。为了生活,把个人弄到腰酸背痛。人生是一种没有多大用处的装饰品。幸福是个只有一面上了漆的旧木头框框。《传道书》说:‘一切全是虚荣’,我同意这位仁兄的话,他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零,它不愿赤身露体地走路,便穿上虚荣外衣。呵虚荣!你用美丽的字眼替一切装金!厨房叫做实验室,跳舞的叫做教授,卖技的叫做体育家,打拳的叫做武士,卖药的叫做化学家,理发的叫做艺术家,刷墙的叫做建筑师,赛马的叫做运动员,土鳖叫做鼠妇。虚荣有一个反面和一个正面,正面傻,是满身烧料的黑人,反面蠢,是衣服破烂的哲人。我为一个哭,也为另一个笑。人们所谓的荣誉和尊贵,即使是荣誉和尊贵吧,也普遍是假金的。帝王们拿人类的自尊心当作玩具。卡利古拉[Caligula,12—41,罗马帝国皇帝,以专横出名,曾封他的坐骑英西塔土斯(Incitatus)为执政官]把他的坐骑封为执政官,查理二世把一块牛腰肉封为骑士。你们现在到英西塔土斯执政官和牛排小男爵中去夸耀你们自己吧。至于人的本身价值,那也不见得就比较可敬些,相差有限。听听邻居是怎样恭维邻居的吧。白对白是残酷无情的。假使百合花能说话,不知道它会怎样糟蹋白鸽呢。虔诚婆子议论一个笃信宗教的妇人来比蛇口蝎尾还恶毒。可惜我是个无知的人,否则我会为你们叙述一大堆这类的事,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说也奇怪,我素来有点小聪明,我在格罗画室里当学生时,就不大喜欢拿起笔来东涂西抹,而是把我的时间消磨在偷苹果上。艺术家,骗术家,不过一字之差。我是这个样子,至于你们这些人,也不见得高明。我根本瞧不上你们的什么完美,高妙,优点。任何优点都倾向一种缺点,节俭近于吝啬,慷慨有如挥霍,勇敢不离粗暴,十分虔敬恭顺也就有点类似伪君子,美德的里面满是丑行,正如第欧根尼的宽袍上满是窟窿。你们佩服谁,被杀的人还是杀人的人,恺撒还是布鲁图斯?一般说来,人们总是站在杀人者一边的。布鲁图斯万岁!他杀成了。这便是美德。美德么?就算是吧,可也是疯狂。这些伟大人物都有些奇怪的污点。杀了恺撒的那个布鲁图斯爱过一个小男孩的塑像。这个塑像是希腊雕塑家斯特隆奇里翁的作品,他还雕塑过一个骑马女子厄克纳木斯,又叫美腿妇人,这塑像是尼禄旅行时经常带在身边的。这位斯特隆奇里翁只留下两个塑像,把布鲁图斯和尼禄结成同道,布鲁图斯爱一个,尼禄爱另一个。整个历史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反复。一个世纪是另一世纪的再版。马伦哥战役是比德纳<span class=”” data-note=”比德纳(Pydna),马其顿城市,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军队在这里消灭了马其顿军队。”></span>战役的复制,克洛维一世的托尔比亚克[Clovis I,465—511,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481—511),公元四九六年击败日耳曼族于莱茵河中游的托尔比亚克(Tolbiac)]和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如同两滴血那样相像。对胜利我是不大感兴趣的。再没有什么比征服更愚蠢的事了,真正的光荣在于说服。你们拿点事实出来证明吧。你们满足于成功,好不庸俗!还满足于征服,真是可怜!唉,到处是虚荣和下流。一切服从于成功,连语言学也不例外。贺拉斯说过:‘假使他重习俗。’因此我鄙视人类。我们是不是也降下来谈谈国家呢?你们要我敬佩某些民族么?请问是哪一种民族呀?希腊吗?雅典人,这古代的巴黎人,杀了伏西翁[Pho,约前400—前317,雅典将军,演说家],正如巴黎人杀了科里尼[Coligny,1519—1572,法国海军大将,因信新教,被谋害],并且向暴君献媚到了这样程度,安纳赛弗尔居然说庇西特拉图[Pisistrate,前600—前527,雅典僭主]的尿招引蜜蜂。五十年间希腊最重要的人物只是那位语法学家费勒塔斯,可他是那么矮,那么小,以致他必须在鞋上加铅才不致被风刮跑。在科林斯最大的广场上有一座西拉尼翁雕的塑像,曾被普林尼编入目录,这座像塑的是埃庇斯塔特。埃庇斯塔特干过些什么呢?他创造过一种旋风脚。这些已够概括希腊的荣誉了。让我们来谈谈旁的。我钦佩英国吗?我钦佩法国吗?法国?为什么?为了巴黎么?我刚才已和你们谈过我对雅典的看法了。英国么?为什么?为了伦敦么?我恨迦太基。并且,伦敦,这奢侈的大都市,是贫穷的总部。仅仅在查林-克洛斯这一教区,每年就要饿死一百人。阿尔比昂[Albion,英格兰古称]便是这样。为了充分说明,我补充这一点:我见过一个英国女子戴着玫瑰花冠和蓝眼镜跳舞。因此,英国,去它的。如果我不钦佩约翰牛[John Bull,指英国人],我会钦佩约纳森吗[Jonathan,美国人的别名]?这位买卖奴隶的兄弟不怎么合我胃口。去掉‘时间即金钱’,英国还能剩下什么?去掉‘棉花是王’,美国又还剩下什么?德国,是淋巴液,意大利,是胆汁。我们要不要为俄罗斯来陶醉一下呢?伏尔泰钦佩它。他也钦佩中国。我同意俄罗斯有它的美,特别是它那一套结实的专制制度,但是我可怜那些专制君主。他们的健康是娇弱的,一个阿列克赛丢了脑袋,一个彼得被小刀戳死,一个保罗被扼杀,另一个保罗被靴子的后跟踩得塌扁,好几个伊凡被掐死,好几个尼古拉和瓦西里被毒死,这一切都说明俄罗斯皇宫是处在一种有目共睹的不卫生状况中。每个文明的民族都让思想家欣赏这一细节:战争,或者战争,文明的战争,竭尽并汇总了土匪行为的一切方式,从喇叭枪队伍在雅克沙峡谷的掠夺直到印第安可曼什人在可疑隘道对生活物品的抢劫。呸!你们也许会对我说:‘欧洲总比亚洲好些吧?’我承认亚洲是笑话,但是我看不出你们这些西方人,把和王公贵族混在一起的各种秽物,从伊莎贝尔王后的脏衬衫直到储君的恭桶都拿来和自己的时装艳服揉在一起的人,又怎能笑那位大喇嘛。说人话的先生们,我告诉你们,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人们在布鲁塞尔消耗的啤酒最多,在斯德哥尔摩消耗的酒精最多,在阿姆斯特丹消耗的杜松子酒最多,在伦敦消耗的葡萄酒最多,在君士坦丁堡消耗的咖啡最多,在巴黎消耗的苦艾酒最多;全部有用的知识都在这里了。归根到底,巴黎首屈一指。在巴黎,连卖破衣烂衫的人也是花天酒地的。在比雷埃夫斯当哲人的第欧根尼也许同样愿意在莫贝尔广场卖破衣烂衫。你们还应当学学这些:卖破衣烂衫的人喝酒的地方叫做酒缸,最著名的是‘铫子’和‘屠宰场’。因此,呵,郊外酒楼、狂欢酒家、绿叶酒肆、小醉酒铺、清唱酒馆、零售酒店、酒桶、酒户、酒缸、骆驼帮的酒棚,我向你们证明那儿全是好地方,我是个爱及时行乐的人,我经常在理查饭店吃四十个苏一顿的饭,我要一条波斯地毯来裹一丝不挂的克娄巴特拉!克娄巴特拉在哪里?啊!就是你,路易松。你好。”

    昏天黑地的格朗泰尔便是这样在缪尚后厅的角落里缠住那洗杯盏的女工胡言乱语的。

    博须埃向他伸着手,想使他安静下来,格朗泰尔却嚷得更厉害了:

    “莫城的鹰,收起你的爪子。你那种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前460—前377,古希腊著名的医生]拒绝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ce,前465—前425在位,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的破铜烂铁的姿势对我一丁点作用也不起。请不用费心想使我安静下来。况且我正在愁眉不展,你们要我谈些什么呢?人是坏种,人是畸形的,蝴蝶成了功,人却失败了。上帝没有把这动物造好。人群是丑态的集成。任挑一个也是无赖。女人是祸水。是呵,我害着抑郁病,加上忧伤,还带思乡症,更兼肝火旺,于是我发愁,于是我发狂,于是我打呵欠,于是我憋闷,于是我发怒,于是我百无聊赖!上帝找他的魔鬼去吧!”

    “不许闹了,大写的‘R’!”博须埃又说,他正在和一伙不大多话的人讨论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一句用法学界行话来说的话正说了大半,后半句是这样的:

    “……至于我,虽然还不怎么够得上称为法学家,至多也还只是个业余的检察官,可我支持这一点:按照诺曼底习惯法的规定,每年到了圣米歇节,所有的人和每个人,无论是业主或继承权的取得者,除了其他义务以外都得向领主缴纳一种等值税,这一规定并适用于一切长期租约、地产租约、免赋地权、教产契约、典押契约……”

    “回音,多愁多怨的仙女们。”格朗泰尔在低声吟哦。

    紧靠着格朗泰尔的,是一张几乎冷冷清清的桌子、一张纸、一瓶墨水和一支笔,放在两个小酒杯中间,宣告着一个闹剧剧本正在酝酿。这一件大事是在低微的对话中进行的,两个从事工作的脑袋碰在一起。

    “让我们先把角色的名字定下来。有了名字,主题也就有了。”

    “对。你说,我写。”

    “多利蒙先生?”

    “财主?”

    “当然。”

    “他的女儿,赛莱斯丁。”

    “……丁。还有呢?”

    “中校塞瓦尔。”

    “塞瓦尔太陈旧了,叫瓦尔塞吧。”

    在这两位新进闹剧作家的旁边,另外一伙人也正利用喧杂的声音在谈论一场决斗。一个三十岁的老手正在点拨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向他讲解他要对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见鬼!您得仔细哟。那是一个出色的剑手。他的手法一点不含糊。他攻得猛,没有不必要的虚招,腕力灵活,火力足,动作快,招架稳当,反击准确,了不起!并且用左手。”

    在格朗泰尔对面的角落里,若李和巴阿雷一面玩骨牌,一面谈爱情问题。

    “你多幸福,你,”若李说,“你有一个爱笑的情妇。”

    “这正是她的缺点,”巴阿雷回答,“当情妇的人总以少笑为妙。多笑,便容易使人家想到要抛弃她。看见她高兴,你就不会受到<u></u>内心的谴责,看见她闷闷不乐,你才会良心不安。”

    “你真不识好歹!一个老笑着的女人有多好!并且你们从来不吵嘴!”

    “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条规定,在组织我们这个小小神圣同盟时,我们便划定了边界,互不侵犯。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犯河水。这才能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这幸福多美满。”

    “你呢,若李,你和那姑娘的争吵,你知道我指的是谁,现在怎样了?”

    “她耐着性子,狠着心在和我赌气。”

    “你也算得上是个肯为爱情憔悴的小伙子了。”

    “可不是!”

    “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早把她甩了。”

    “说说容易。”

    “做也不难。她不是叫做米西什塔吗?”

    “是的。唉!我可怜的巴阿雷,这姑娘可真棒,很有文学味,一双小脚,一双小手,会打扮,生得白净、丰满,一双抽牌算命的女人的那种眼睛。我要为她发疯了。”

    “亲爱的,既是这样,你便应当去讨她好,穿得漂漂亮亮,常到她那里去走走。到施托伯店里去买一条高级麂皮裤吧。有出租的。”

    “多少钱一条?”格朗泰尔大声问。

    在第三个角落里,大家正谈着诗的问题。世俗的神话和基督教的神话在纠缠不清。话题涉及奥林匹斯山,出自浪漫主义让·勃鲁维尔在支持它。让·勃鲁维尔只是在休息时才胆小。一旦受到刺激,他便会爆发,从热情中迸发出豪兴,他是既诙谐又抒情的。

    “不要亵渎众神吧,”他说,“众神也许并没有离开呢。朱庇特,在我看来,并没有死。按照你们的说法众神只是一些幻象。可是,即使是在自然界里,在现实的自然界里,在众神消逝以后我们也还能找到所有那些伟大古老的世俗的神。那些轮廓像城堡的山,如维尼玛尔峰,对我来说仍是库柏勒[Cybèle,希腊神话中众神之母]的发髻;也没有什么能向我证明潘[Pan,希腊神话中山林畜牧之神,头生羊角,脚如羊蹄,爱吹箫,为山林女神伴舞]不会在夜晚来吹柳树的空干,用他的手指轮换着按树干上的孔;我还始终认为伊娥[Io,希腊神话中伊那科斯的女儿,为宙斯所爱,被赫拉变为小母牛]和牛溺瀑布多少有些关系。”

    在最后一个角落里,人们在谈论政治。大家正在抨击那恩赐的宪章。公白飞有气无力地支持它。古费拉克却对它大肆攻击。桌子上不巧正摆着一份著名的杜凯宪章。古费拉克把它捏在手里,一面议论,一面把那张纸抖得瑟瑟响。

    “首先,我不要国王。哪怕只从经济观点出发,我也不要,国王是种寄生虫。世上没有免费的国王。请你们听听这个:国王的代价。弗朗索瓦一世死后,法兰西的公债是年息三万利弗;路易十四死后,是二十六亿,二十八个利弗合一马克,这就是说,在一七六〇年,根据德马雷的计算,合四十五亿,到今天,便等于一百二十亿。其次,公白飞听了不要不高兴,所谓恩赐宪章,那只是一种恶劣的文明手法。什么避免变革,缓和过度,消除震荡,利用立宪的虚文来使这个君主制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转为民主制,所有这一切,全是些可鄙的论点!不要!不要!永远不要用这种虚伪的光去欺骗人民。主义将枯萎在你们那种立宪的黑地窨子里。不要变种。不要冒牌货。不要国王向人民恩赐什么。在所有这些恩赐的条文里,就有个第十四条。在给东西的那只手旁边,便有一只收回东西的爪子。我干脆拒绝你们的那个宪章。宪章是个假面具,盖在那下面的是谎话。人民接受宪章便是退位。只有完整的人权才是人权。不!不要宪章!”

    那时正是冬季,两根木柴在壁炉里烧得劈啪作响。这是具有吸引力的,古费拉克毫不迟疑。他把那倒霉的杜凯宪章捏在掌心里揉成一团,扔在了火里。那张纸立即着起来了。公白飞呆呆地望着路易十八的那张杰作燃烧,只说了一句:

    “宪章化成了一缕青烟。”

    辛辣的讥刺,解颐的妙语,尖刻的笑谑,法国人特有的那种所谓活力,英国人特有的那种所谓幽默,好和坏的趣味,好和坏的论点,种种纵情肆意的谈锋,在那间厅里同时齐发,从各方面交织在一起,在人们的头顶上形成一种欢快的轰击。

     五 视野的扩展

    青年们的相互接触有那么一种可喜的地方,那就是人们在其中无法预见火星,也无法预测闪电。过一会儿将会爆发什么?谁也不知道。温婉的交谈常引起一阵狂笑。人在戏谑时又常突然转入严肃的话题。偶然一个字能使人冲动。每个人都被激情所主宰。一句玩笑话已够打开一个意外的场面。这是一种山回路转、景物瞬息万变的郊游。偶然是这种交谈的幕后操纵者。

    那天,格朗泰尔、巴阿雷、勃鲁维尔、博须埃、公白飞和古费拉克一伙谈得起劲,你一言,我一语,混战正酣,不料从唇枪舌剑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严肃思想,穿过喧杂的语声。

    一句话怎样会在言谈中忽然出现的?它又怎么会突然吸引住听者的注意力?我们刚才说过,这是谁也不知道的。当时,在喧<u>藏书网</u>嚷哄闹声中,博须埃忽然对着公白飞随便说出了这个日期: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

    马吕斯正对着一杯水,一手托着腮帮,支在一张桌子边上坐着,听到“滑铁卢”这三个字他的手腕便离开了下巴,开始注视在座的人们。

    “上帝知道,”古费拉克喊着说(在当时,“天晓得”已经不大有人说了),“十八这个数字是个奇怪的数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是决定波拿巴命运的数字。你把路易放在它的前面,雾月放在它的后面,<span class=”” data-note=”路易十八是拿破仑失败后的法国国王。十八雾月,指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取得第一执政衔的日子。按法语习惯,先说日期,后说月份。”></span>这人的整个命运便全显现在你面前了。这里又还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那就是开场是被结局紧跟着的。”

    安灼拉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时他才开口,对着古费拉克说了这么一句:

    “你是要说罪行被惩罚紧跟着吧。”

    马吕斯在突然听见人家提到“滑铁卢”时,他已很紧张了,现在又听人说出“罪行”这种字眼,那就更超出他所能接受的限度了。

    他站起来,从容走向那张挂在墙上的法兰西地图,地图下端,原有一个隔开的方格,方格里有个岛,他把手指按在那方格上,说道:

    “科西嘉。一个使法兰西变得相当伟大的小岛。”

    这是一股冰冷的风。大家全不说话了。大家都觉得要发生什么事了。

    巴阿雷正在摆出他常爱用的那种正襟危坐的姿势来和博须埃对驳,他也为 4e86.” >了要听下文而放弃了那种姿态。

    安灼拉的蓝眼睛并没有望着谁,仿佛只望着空间,这时他眼睛虽不望马吕斯,嘴里却回答说:

    “法兰西并不需要科西嘉来使它自己伟大。法兰西之所以伟大,只因为它是法兰西。‘因为我的名字叫狮子。’”

    马吕斯绝没有退却的意思,他转向安灼拉,他那出自肺腑的激越的声音爆发出来了:

    “上帝惩罚我要是我有贬低法兰西的意思,但是把它和拿破仑结合在一起,这并不贬低它一丁点。真怪,我们来谈谈吧。我在你们中是个新来的,但是老实说,你们确使我感到奇怪。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谁?你们是谁?我是谁?让我们就皇帝这个问题来谈谈各自的见解吧。我常听见你们说布宛纳巴,像那些保王党人一样,强调那个‘乌’音。老实告诉你们,我那外祖父念得还更好听些:他说布宛纳巴退。我总以为你们都是青年。你们的热情究竟寄托在什么地方?你们的热情究竟要用来做什么?你们佩服的是谁,如果你们不佩服皇上?你们还要求什么?如果你们不要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们要的又是些什么样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全才。他是一个完人。他的脑子包含着人类种种才智的三乘。他像查士丁尼那样制定法典,像恺撒那样独理万机,他的谈吐兼有帕斯加尔的闪电和塔西佗的雷霆,他创造历史,也写历史,他的战报是诗篇,他把牛顿的数字和穆罕默德的妙喻糅合在一起,他在东方留下了像金字塔那样高大的训谕;他在提尔西特把朝仪教给各国帝王,他在科学院里和拉普拉斯争鸣,他在国务会议上和梅尔兰辩论,他经心整饬纪律,悉力排难解纷,他像检察官一样了解法律,像天文学家一样了解天文;像克伦威尔吹灭两支蜡烛中的一支那样,他也到大庙<span class=”” data-note=”大庙,巴黎的大庙是摊贩集中的地方。”></span>去为一粒窗帘珠子讨价还价;他见到一切,他知道一切,这并不妨碍他伏在他小儿子的摇篮上笑得像个天真烂漫的人;突然,惊骇中的欧洲屏息细听,大军源源开拔了,炮队纷纷滚动了,长江大河上建起了浮桥,狂风中驰骋着漫山遍野的骑兵,叫喊声,号角声,所有的宝座全震动了, 6240.” >所有的王国的国境线全在地图上摇晃起来了,人们听到一把超人的宝剑的出鞘声,人们看见他屹立在天边,手里烈焰飞腾,眼里光芒四射,霹雳一声,展开了他的两翼,大军和老羽林军,威猛天神也不过如此!”<samp>?</samp>

    大家全不言语,安灼拉低着脑袋。寂静总多少有那么点默许或哑口无言的味儿。马吕斯,几乎没有喘气,以更加激动的心情继续说:

    “我的朋友们,应该公正些!帝国有这么一个皇帝,这是一个民族多么辉煌的命运啊,而这个民族又正是法兰西,并且能把自己的天才附丽于这个人的天才!到一国便统治一国,打一仗便胜一仗,以别国的首都为兵站,封自己的士卒为国王,连连宣告王朝的灭亡,以冲锋的步伐改变欧洲的面貌,你一发威,人们便感到你的手已握住了上帝的宝剑的柄;追随汉尼拔、恺撒和查理大帝于一人;作一个能使每天的曙光为你带来响亮的前线捷报的人的人民;以残废军人院的炮声为闹钟,把一些彪炳千古的神奇的词抛上光明的天际,马伦哥、阿尔科拉、奥斯特里茨、耶拿、瓦格拉姆!随时把一些胜利的星斗罗列在几个世纪的天顶,使罗马帝国因法兰西帝国而不能专美于前,建大国,孕育大军,像一座高山向四方分遣它的雄鹰那样,使他的百万雄师飞遍整个大地,征服,控制,镇压,在欧洲成为一种因丰功伟绩而金光灿烂的民族,在历史中吹出天人的奏凯乐,两次征服世界,凭武功,又凭耀眼的光芒,这真卓绝,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呢?”

    “自由。”公白飞说。

    这一下,马吕斯也把头低下去了。这个简单冰冷的词儿像把钢刀似的插进他那激昂慷慨的倾诉里,登时使他冷了半截。当他抬起眼睛时,公白飞已不在那里了。他也许因为能对那谀词泼上一瓢冷水而心满意足,便悄悄地走了,大家也全跟着他一道走了,只留下安灼拉一个人。那厅堂变成空的。安灼拉独自待在马吕斯旁边,闷闷地望着他。马吕斯这时已稍稍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但仍没有认输的意思,他心里还剩下一股未尽的热流在沸腾着,正待慢条斯理地向安灼拉展开争论,忽又听到有人在一面下楼梯一面歌唱,那正是公白飞的声音,他唱的是:

    <small>恺撒如给我</small>

    <small>光荣与战争,</small>></a>

    <small>而我应抛弃</small><big>.99lib?</big>

    <small>爱情与母亲,</small>

    <small>我将对伟大的恺撒说:</small>

    <small>收回你那指挥杖和战车,</small>

    <small>我更爱我的母亲,咿呀嗨!</small>

    <small>我更爱我的母亲!</small>

    公白飞的既柔婉又粗放的歌声给了那叠句一种雄伟的气势。马吕斯若有所思,呆望着天花板,几乎是机械地跟着唱:“我的母亲!”

    这时,他觉得安灼拉的手在他的肩头上。

    “公民,”安灼拉对他说,“我的母亲是共和国。”

     六 窘境

    这晚的聚谈使马吕斯深深受了震动,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愁人的黑影。他的感受也许像土地在被人用铁器扒开,放下一颗麦粒时那样,它只感到所受的伤,种子的震颤和结实的欢乐要到日后才会到来。

    马吕斯是沉郁的。他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信念,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难道就该抛弃了吗?他对自己肯定地说不能。他对自己说他是不愿意怀疑的,可是他已不自主地开始怀疑了。处于两种信仰中,一种还没有走出,一种还没有进入,这是叫人受不了的,这样的黄昏只能使像蝙蝠似的人喜悦。马吕斯是个心明眼亮的人,他非见到真正的晴光不可,疑信之间的那种半明不暗的光使他痛苦。无论他是怎样要求自己停在原处并在那里坚持,他仍无可奈何地被迫继续前进,研究,思考,走得更远一些。这股力量将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走了那么多的路,才靠近了他的父亲,现在想到也许又要离开他,便不免有些惶惑起来。来到他心头的思绪越多,他的苦闷也越沉重。他感到危崖险道已在他的四周显现出来。他既不同意他的外祖父,也不同意他的朋友们,对于前者他是心雄气壮的,对于后者却落后了,他承认自己在老辈一边或在青年一边都是孤立的。他不再去缪尚咖啡馆了。

    在这心绪紊乱时,他几乎没有再去想人生中某些重要方面。生活的现实却是不肯让人忽视的。它突然来到他跟前,打了个照面。

    一天早晨,那旅店老板走进马吕斯的房间,对他说:“古费拉克先生说过他负责你的事?”

    “是的。”

    “但是我得有钱才行。”

    “请古费拉克来跟我谈吧。”马吕斯说。

    古费拉克来了,老板离开了他们。马吕斯把自己还没有想到要告诉他的种种全和他谈了,说他在这世界上可说是孑然一身,无亲无故。

    “您打算怎么办呢?”古费拉克说。

    “我一点也不知道。”马吕斯回答。

    “您想干些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

    “您有钱吗?”

    “十五法郎。”

    “要我借点给您吗?”

    “绝对不要。”

    “您有衣服吗?”

    “就这些。”

    “您有些值钱的东西吗?”

    “有只表。”

    “银的?”

    “金的。就是这个。”

    “我认识一个服装商人,他能收买您这件骑马服和一条长裤。”

    “好的。”

    “您只剩下一条长裤,一件背心<tt></tt>,一顶帽子和一件短上衣了。”

    “还有这双靴子。”

    “怎么!您不光着脚走路?多有钱啊!”

    “这样已经够了。”

    “我认识一个钟表商,他会买您的表。”

    “好的。”

    “不,不见得好。您以后怎么办呢?”

    “得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是诚诚实实的,至少。”

    “您懂英语吗?”

    “不懂。”

    “您懂德语吗?”

    “不懂。”

    “那就不用谈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朋友,开书店的,正在编一种百科词典,您有能力的话,可以为它 7ffb.” >翻译一些德语或英语的资料。报酬少,但也够活命的。”

    “我来学英语和德语就是。”

    “学的时候怎么办呢?”

    “学的时候,我吃我这衣服和表。”

    他们?把那服装商人找来。他出二十法郎买了那身短命衣。他们到那钟表商的店里,他买进那只表,付了四十五法郎。

    “这<tt></tt>不坏,”在回旅馆时马吕斯对古费拉克说,“加上我那十五法郎,这就有八十法郎了。”

    “还有这旅馆的账单呢?”古费拉克提醒他。

    “呃,我早忘了。”马吕斯说。

    马吕斯立刻照付了旅店老板的账单,总共七十法郎。

    “我只剩十法郎了。”马吕斯说。

    “见鬼,”古费拉克说,“您得在学英语时吃五个法郎,学德语时吃五个法郎。那就是说,您啃书得赶快,啃那值一百个苏的银币得尽量慢。”

    正在这时,吉诺曼姑奶奶——她其实是个见到别人困难心肠就软的人——终于找到了马吕斯的住处。一天上午,马吕斯从学校回来,发现他大姨的一封信和六十个皮斯托尔,就是说,六百金法郎封在一个匣子里。

    马吕斯把这笔钱如数退还给他大姨,并附上一封措词恭顺的信,信里说,他有办法谋生,今后已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而在当时他只剩三个法郎了。

    关于这次拒绝,那位姑奶奶一点也没在他外祖父跟前提起,怕他听了更加冒火。况且他早已说过:“永远不许再向我提到这吸血鬼!”

    马吕斯从圣雅克门旅馆搬了出来,不愿在那里负债。

  • 雨果《巴黎圣母院》

    作者原序

    数年前,本书作者参观——毋宁说是搜索——圣母院时,在一座尖顶钟楼的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个手刻的字:’AN’ARKH这几个大写的希腊字母,经岁月侵蚀,黑黝黝的,深深凹陷在石头里面,观其字形和笔势,呈现峨特字体的特征,仿佛是为了显示这些字母系出自中世纪某个人的手迹,这些难以描状的符号,尤其所蕴藏的宿命和悲惨的意义,深深震撼了作者的心灵。

    作者左思右想,这苦难的灵魂是谁,非把这罪恶的烙印,或者说这灾难的烙印留在这古老教堂的额头上不可,否则就不肯离开这尘世。

    自从作者参观以后,那面墙壁经过了粉刷和刮磨(不知二者当中是哪一种造成的),字迹也就泯灭了。近两百年来,一座座巧夺天工的中世纪教堂,就是这样被糟蹋的,里里外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破坏。教士随便涂刷,建筑师任意刮擦,然后民众突如其来,把整座教堂夷为平地。

    这样,除了本书作者在此略表缅怀之外,那刻在圣母院阴暗钟楼上的神秘字迹,如今已荡然无存了,其催人泪下所概括的那不为人知的命运,也烟消云散了。在这墙上写下这个字的人,几个世纪前便从人间消失了,这个字也从教堂墙壁上消失了,也许亦即将从地面上消失了。

    本书正是根据这个字写成的。

    一八三一年三月

    一八三二年勘定本

    作者按语

    有人曾说,本书现版将增添若干新章,那是讹言。要说,应是增添原未刊入的数章。所谓“新”,意指新写的,而事实上,现版增加的数章并非新的。这几章同本作品其他各章一样,全是同时写成的,始自同一时期,源自同一思想,一直是《巴黎圣母院》原稿的组成部分。再则,作者难以理解,这样一部作品完成后,怎能还可以另加发挥呢!随心所欲是不行的。作者认为,一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同其所有各章一齐诞生,一个剧作也必然同其所有各场一齐诞生。这称为剧作或是小说的整体,即这个奥秘的微观宇宙,其组成部分的多少,切莫认为可以有丝毫为所欲为的成分。嫁接也罢,焊接也罢,都会破坏这类作品,因为这类作品应该一气呵成,并永远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书一旦写成,别再改变主意,切莫改动。书一旦发表,是男是女,作品的性别一定,便已确认,并公诸于众,如同孩子一旦落地,呱呱第一声喊叫,便出世了,那就是他,什么模样已生成了,做父母的谁也无能为力。

    从此后孩子便属于空气,属于阳光了,就让他照生来的样子去活,去死。您的书若是写糟了呢?那活该,别去给一本失败的书增加什么篇章。您的书要是不完整呢?那在创作时就应该写得完整。您的树要是歪扭了呢?那可别去矫正。您的小说要是得了痨病呢?您的小说要是活不成呢?它既断了气,您是无回天之力,恢复它呼吸的。您的剧作生来要是跛脚呢?请听我说,切莫替它安上一条木头假腿。

    所以,作者特别珍重的是读者能明白,现版新增的那几章并不是为这次重印而特意撰写的。这几章在前几版没有刊入,原因很简单。《巴黎圣母院》首次付梓之际,原先放置这三章手稿的卷夹遗失了。为此,要么重写,要么舍弃。作者当时认为,这三章中唯有两章从篇幅来说有点价值,是论述艺术和历史的,与戏剧性和故事情节毫无关联。舍弃了,读者是不会发觉的,这漏洞的秘密唯有作者心中有数。于是决定将这三章弃之不理了。况且,若要道出整个原委的话,那是因为作者怠惰,要重写那遗失的三章,便知难而退了。与其补写,毋宁另写一本小说。

    如今那三章手稿找到了,作者遂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让这三章各归其位。

    因此,现在看到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全貌,是作者原先所梦想的模样,也是他亲自所造就的模样,优也罢,劣也罢,长存也罢,易逝也罢,反正就是作者所期盼的模样儿。

    有些人固然见识高明,却在《巴黎圣母院》书中只寻找戏剧冲突,只寻找故事情节,在他们眼里,重新找到的这几章也许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也许另外有些读者,觉得研究一下本书蕴藏的美学和哲学思想,并不是无益的,情愿在阅读《巴黎圣母院》时,透过小说去探求小说的弦外之音,情愿通过诗人如是的创作,去寻求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请允许我们利用这类有点浮夸的套语。

    主要是为了这后一类读者,本书现版才加上这三章,以求《巴黎圣母院》臻于完整,姑且认为它真值得臻于完整的话。

    这三章中,有一章是关于建筑艺术目前的衰败,并依作者看来,这艺术之王今日难以逃脱灭顶之灾。作者所言,并非信口雌黄,而不幸的恰好这一看法在作者心中根深蒂固,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他觉得有必要在此申明:将来有一天若能证明他有幸而不能言中,那正是他热切希冀的。他深知,艺术,不论何种形式的艺术,均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后人,他们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我们已闻其在我们创作室里勃然萌发。种籽撒在犁沟里,收成可望丰饶。千百年来,建筑业一直是培育艺术的最佳园地,作者唯一担忧的是这块古老的土地已了无元气,读者可从现版第二卷中看出这种担忧的原委。

    然而,今天一代年轻艺术家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可说前途一定无量。于是,如今特别在建筑学校里,教师尽管令人厌恶,却不知不觉,甚至事与愿违,培养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学子来。正如奥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拉丁诗人]所说的那个陶工,心里想造的是细颈瓶,做出来的却是大口锅。轮盘一转动,大盆就出来了。

    但是,总而言之,不论建筑艺术的前景如何,也不论我们年轻建筑家们有朝一日怎样解决建筑艺术问题,还是让我们在期待新的宏伟建筑出现之前,先好好保护现存的古迹吧!

    如有可能,让我们激发全民族的热忱,去爱护民族建筑艺术吧!作者宣告,本书的主要意图之一就在于此,他一生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在于此。

    关于中世纪的建筑艺术,有些人至今对这艺术珍宝一无所知,更糟的是另有一些人把这艺术珍品视如草芥,因此《巴黎圣母院》这本书也许为这建筑艺术开拓了某种真正的前景。但作者远没有认为,他自愿担负的这一任务业已告成。他已不止一回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古老建筑艺术,高声揭露种种亵渎、毁坏、玷辱这种艺术的行径。他永远不会为此感到厌倦,并已保证要时常大谈这个问题,一定会大谈特谈的。他将坚持不懈地保护我们的古迹,其决心之大,不亚于我们学校、学院里捣毁圣像者大肆攻击我们历史文物的劲头。眼看中世纪建筑艺术已落入何人手里,眼看今日涂泥抹灰的庸手如何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叫人痛心!对我们大家有理智的人来说,眼睁睁看着他们胡为,仅仅站在一旁嘘一嘘而已,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这里所说的事不单单发生在外省,而且就发生在巴黎,就在我们家门口,就在我们窗户下面,就在这伟大的城市,在这文人荟萃之都,在这出版、言论、思想之都!这一桩桩破坏文物的行径,不顾被这种胆大妄为而搅得不知所措的批评界的谴责,天天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巴黎广大艺术家的眼皮底下,不断地策划,争论、起始、接二连三、安然胡为,我们不禁在这里指出数例,来结束这个“按语”。最近把巴黎大主教府拆除了,这座建筑格调平庸,拆了也就罢了,可是那班专以拆毁为能事的建筑师不问青红皂白,把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主教府这一稀世古迹,也连同大主教府一齐拆毁了。他们良莠不分,统统拔除了事。现在有人在议论要把樊尚城堡[建于十四世纪,位于巴黎东部,其小教堂于十三世纪为路易九世所建]奇妙的小教堂拆掉,用拆下的砖石去修筑什么莫名其妙的城防,连多梅尼[1777—1832,“木腿”将军,樊尚城堡要塞司令,曾固守城堡、抵抗反拿破仑盟军]在世时都不需要的工事。一方面不惜重金去修缮和恢复波旁王宫那座破旧房屋,另一方面却任凭阵阵秋分大风把圣小教堂[在原司法宫内]绚丽斑斓的彩色玻璃打得粉碎。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塔楼搭起脚手架几日了,最近哪天早上就要动手挥镐了。司法宫那两座令人瞻仰的塔楼之间已经有个泥水匠要在那里盖起一间白色小屋。另一个泥水匠即将把那座有三个塔楼、名为圣日耳曼-德-普瑞的封建时代修道院大肆阉割。当然定会有某个泥水匠去拆毁圣日耳曼-奥克塞鲁瓦[约378—448,奥克塞鲁瓦主教,曾被教皇塞莱斯坦一世派往英国去反对异教]小教堂的。这班泥水匠个个自命为建筑师,由省官府或国库杂支中支给薪俸,居然也身着绿色华服[法兰西学院院士礼服]。凡是能以冒充的雅趣去损害真正雅趣的勾当,他们样样干得出来。就在我们写这“按语”的时刻,有个泥水匠正在摆布杜伊勒丽宫,另一个正在菲利贝·德洛姆[约1510或1515—约1570,法国建筑家,一五四七年被亨利二世任命为王家建筑总监,曾设计和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如枫丹白露宫、杜勒伊里宫]的门面正中砍了一刀,这个泥水匠先生的粗笨建筑物,便厚颜无耻地趴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一座座典雅的宫殿的正面,多么触目惊心的情景!诚然,比起我们这个时代种种庸俗不堪的丑事来,这就算不上什么了。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于巴黎

    第一卷

    一 大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一十九天,巴黎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廓里,一大早群钟便敲得震天价响,把全市居民都弄醒了。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并非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清早便使群钟轰鸣、万民齐动的事情,也无关紧要,不足记取。既不是庇卡底人或是勃艮第人来攻城,也不是抬着圣物盒的巡列仪,也不是拉阿斯葡萄园的学子们起来造反,也不是“我们称为无比威赫之主国王陛下”进城,甚至也不是在巴黎司法广场对男女扒手进行赏心悦目的绞刑,更不是十五世纪司空见惯的某外国使者身著奇装异服,头饰羽冠,突然而至。最后一支这样人马,弗朗德勒御使们,抵达巴黎还不到两天呢,他们是前来为法兰西王储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的。这叫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伤透脑筋,但为了取悦国王,不得不对这群吵吵闹闹、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长们笑脸相迎,而且还在他的波旁府邸里招待他们观看“许多精彩的寓意剧、傻剧和闹剧”,不料一阵倾盆大雨,把府邸门口的华丽帷幔全浸没了。

    一月六日那天,正如约翰·德·特洛瓦所说的,“使得全巴黎民众激奋的”是这一天从远古以来适逢两个隆重的节日,即主显节和狂人节。

    这一天,按习惯将在河滩放焰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种植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府尹大人的差役,穿着华丽的紫红色驼毛布衬甲衣,胸前缀着两个白色大十字,头一天晚上就在十字街头吹着喇叭,高声吆喝过了。

    一清早,住家和店铺就关上门,成群的市民,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涌向指定的三个地点。人人早已心中有个谱,有的去观看焰火,有的去观看种植五月树,有的去观看圣迹剧。

    不过,巴黎爱凑热闹的游闲之辈那种自古就有的见识真堪称赞,群众中绝大多数人都去看焰火,因为这正合时节;或者去观看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里演出,上有严严实实的屋顶,四面有紧闭的门窗;而那棵可怜的五月树,花儿稀稀拉拉,看热闹的人都不愿一顾,任凭它在一月寒天下,孤零零地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地上颤抖。

    民众知道,前天抵达巴黎的弗朗德勒的使臣们要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也观看将在同一个大厅里举行的狂人教皇的选举,所以人群主要涌入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

    司法宫大厅在当时被誉为举世无双的大厅(诚然,索瓦尔那时还没有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却不是容易的事。家家户户挤在窗口看热闹的人往下一望,只见挤满人群的司法宫广场,犹如汹涌的大海,通往广场的五、六条街道各似河口,每时每刻都涌出一股股澎湃的人流来。广场形如参差不齐的一片水域,而四周这儿那儿突出来的墙角,宛若一个个海岬,那不断扩大的人流,浪涛汹涌,一阵阵冲击着这些岬角。司法宫宏伟的峨特式正面的中央有一道高大的台阶,两股人流不停上上下下,这是因为人流在居中的台阶底下碎散后,又以波涛翻腾之势,向两侧斜坡扩散开来。这样,我说呀,那道大台阶有如淌水,不断注入广场,好似一道飞瀑泻入湖泊一般。叫声,笑声,无数人的跺脚声,汇成巨大的声响,巨大的喧哗。不时,这声响,这喧哗,随着涌向中央大台阶的人流的折回、混乱或旋转,益发振耳欲聋了。这是因为府衙的一名弓箭手在推人,或是一名捕头骑马横冲直撞,拼命维持秩序。这种令人叫绝的传统,由府衙传给统帅衙门,由统帅衙门传给骑警队,再从骑警队传给今天的巴黎警察总队。

    家家户户门口上,窗户上,天窗上,屋顶上,密密麻麻聚集着成千上万张市民的面孔,和颜悦色,安详朴实,凝望着司法宫,凝望着嘈杂的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乐于观看那班爱看热闹的人,再说,在一堵人墙后面正发生着什么事,这对我们来说已非常有趣的了。

    假如我们这般生活在一八三○年的人能凭借想象,厕身在十五世纪这群巴黎人中间,跟他们一起被拉来扯去,被撞来撞去,跌跌冲冲,挤进司法宫宽阔无比的大厅——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一天却显得那么狭小——,就不会觉得眼前的景象索然无味,不会觉得没有吸引力,正好相反,我们周围所见的事物尽是如此之古老,反而觉得十分新鲜。

    若承蒙看官同意,我们不妨就竭力开动脑筋,想象看官跟我们一道,夹杂在穿着短上衣、半截衫、短袄的嘈杂人群中间,跨进大厅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耳鸣,眼花。我们头顶上是尖形双拱屋顶,木雕贴面,天蓝色彩绘,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开外有根高大的柱子,接着又一根,再接着又是一根;大厅纵深一共竖着七根大柱,支撑着双拱屋顶落在横向正中的拱底石。头四根大柱的周围有几家店铺,闪烁着玻璃片和金属箔片的亮光;后三根大柱的周围摆着几条橡木长凳,被诉讼人的短裤和代理人的袍子已磨损了,磨光了。大厅四周,沿着高墙厚壁,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摆着一长列从法拉蒙以下的法兰西历代君王的塑像;昏庸的个个双臂下悬,眼睛低垂;英武的个个昂首挺胸,双手高举,直指天空。还有,一扇扇尖形长窗,尽是光怪陆离的彩色玻璃;一个个宽大的大厅出口,都是精雕细刻的富丽门扉。而所有这一切,圆拱,大柱,垣壁,窗框,护壁镶板,门扇,塑像,从上到下,满目湛蓝和金黄,色泽斑斓,光彩照人;我们今天看见时色泽已略显暗淡了,公元一五四九年德·普勒尔根据流传还对它赞美不已,其实那时几乎已被尘灰和蛛网所埋没,全然不见当年的灿烂光泽了。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座长方形的宽阔大厅,在一月某一天,光线暗淡,拥入了一大群人,衣著五颜六色,吵吵闹闹,沿墙逛荡,绕着七根大柱转悠,这么一想,就大致可以对整个场面有个模糊的印象了。下面再更确切地说一说一些有趣的细节。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拉瓦伊阿克刺杀亨利四世,就不会有拉瓦伊阿克案件的卷宗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也不会有他的同谋犯处心积虑要把本案的卷宗毁掉;因而也不会有纵火犯由于别无良策,只得放火焚烧档案室,好把卷宗烧毁,也不会只得放火焚烧司法宫,好把档案室烧毁。总而言之,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那样的话,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古老的大厅也就屹立如故,我也可以奉告看官:您亲自去看吧!于是,咱俩都不必多此一举:我免得如实进行描述,您也就省得阅读了。——这就证明这样一条新真理:一切重大事件必有不可估计的后果。

    不过这也可能是真的:首先,拉瓦伊阿克并没有同谋者;其次,即使万一有,他的同谋者也可能与一六一八年那场火灾毫无关系。这样,那场大火的起因就有其他两种解释,都是合情合理的。第一种解释是:有颗熊熊燃烧的大星,一尺宽,一肘高,如众所周知,三月七日半夜后从天上坠落,恰好落在司法宫。第二种解释是见诸于泰奥费尔的四句诗:

    诚然,那是悲惨的游戏,

    正义女神在巴黎,

    吃了太多的香料,

    自把宫殿焚为平地。

    这是一六一八年与司法宫那场大火有关政治的、自然的、诗歌的三种解释,不论人们对此想法如何,火灾却不幸地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这场灾祸,更由于连续各次修建把幸存的东西也毁了,所以时至今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也就所剩无几了。堪称是卢浮宫长兄的这座宫殿,早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业已很老了,甚至有人还到里面去寻找罗贝尔国王所建造的、埃卡迪斯所描述的那些华丽建筑物的遗迹。几乎一切全荡然无存了。想当初,圣路易在枢密院完婚,洞房今安在?他在御苑审理案件,“身著羽纱短袄、无袖粗呢上衣,外罩披风,脚趿黑绊拖鞋,同儒安维尔卧在地毯上”,御苑今安在?西吉斯蒙皇帝的寝房今何在?查理四世的呢?无采邑王约翰的呢?查理六世站在楼梯上颁布大赦令,那座楼梯今何在?马塞尔在太子的面前,杀害罗贝尔·德·克莱蒙和香帕尼元帅,那现场的石板今在哪里?废除伪教皇贝内迪克的训谕是从一道小门宣布的,他的那班传谕使者给人丑化,身披袈裟,头戴法冠,也是从这道小门出去游街,走遍巴黎大街小巷,向民众赔礼认罪,如今这道小门又在哪里?还有那座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扇扇尖拱窗户,尊尊塑像,根根大柱,镂刻成块块图案的宽阔拱顶,这一切今又何在?还有那金灿灿的卧室呢?那只守门的石狮子,耷拉着头,夹着尾巴,就像所罗门座前的狮子那般;显出暴力在正义面前那副卑躬的模样,这石狮子又在何处?还有那一扇扇绚丽的门扉呢?那一扇扇斑斓的彩色玻璃窗户呢?还有那叫比斯科内特望而生畏的房门上镂花金属包皮呢?还有德·昂锡制造的精致木器呢?……时光流逝,人事更替,这些稀世之宝终于成了什么呢?为了代替这一切,代替这整个高卢历史,代替这全部峨特艺术,人家塞给了我们什么名堂呢?代替艺术的,无非是德·普罗斯大人那种笨重扁圆的穹顶,正如圣热尔韦门那种蠢笨的建筑物;至于历史,我们听到许多对粗大柱子喋喋不休的忆述,时至今日,巴特吕之流唠唠叨叨的声音还在震响哩。

    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回头来说这座名不虚传的古老司法宫的这间名不虚传的大厅吧。

    这座呈平行四边形的宽阔无比的大厅,一端摆着那张名闻遐迩的大理石桌子,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据古老地籍册所云,世上如此偌大的大理石,真是见所未见,这样一种说法可叫卡岗蒂亚垂涎欲滴;另一端是小教堂,路易十一曾叫人给自己在教堂里雕刻了一座跪在圣母面前的塑像,还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他认为这两位作为法兰西君王是得到上天无比信任的圣人——的塑像搬到小教堂里来,全然不顾大厅里那一长列历代君王塑像中留下了两个空墙凹。这座小教堂建成才差不多六年,还是崭新的,建筑雅致,雕刻奇妙,镂錾精湛,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妩媚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我国峨特时代末期的特征,并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体现为文艺复兴时代仙境般的种种幻想。小教堂门楣上那镂空的蔷薇花瓣小圆窗,纤秀而优雅,尤为是一件杰作,好似一颗用花边做成的星星。

    大厅正中,有一座铺着金色锦缎的看台,面对大门,背靠墙壁,并利用那间金灿灿卧房走廊上一个窗户,开了一道特别的入口。这看台是专为弗朗德勒使者们和其他大人物应邀来观看圣迹剧而搭设的。

    按照惯例,圣迹剧应当在那边大理石桌面上表演。一清早便把桌子布置停当了。

    那厚实的桌面,年长日久,被司法宫书记们的鞋跟划得全是道道痕迹,现在已搭起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上端板面整个大厅都看得见,到时候就作为舞台。笼子四周围着帷幕,里面就作为剧中人的更衣室。外面,明摆着一张梯子,联结着舞台和更衣室,演员上场和下场都从那结实的梯阶爬上爬下。随意编派的角色,机关布景,剧情突变,没有一样不是安排从这梯子上场的。这是戏剧艺术和舞台装置结合的新生儿,多么天真,多么可敬!

    司法宫典吏的四名捕头,凡是节日或行刑之日,都不得不看管恣意行乐的民众,这时正分立在大理石桌子的四角。

    演出要等到司法宫大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对于演戏来说,无疑是迟了,可是得照顾使臣们的时间呀。

    然而,这许许多多观众从一大早就在等着。这些老老实实爱看热闹的观众当中,不少人天刚亮就在司法宫大台阶前等候,冻得直打哆嗦;甚至有几人说他们为了一开门能抢先进去,已在大门中间歪斜着身子熬了一夜。人群每时每刻都在增多,好比超过水位的水流,开始沿着墙壁升高,向各柱子周围上涨,漫上了柱顶、檐板、窗台、建筑物一切凸出部位和雕塑物所有隆起部分。于是,群众感到浑身不自在,急躁,烦闷,况且这一天可以我行我素,恣意胡闹,要是谁的手肘尖碰一下,或是钉了掌的鞋子踩一下,动辄就大动肝火,加上长久等待而疲乏不堪,这一切都使得群众大为不满,更何况他们被关禁在这里,人挨人,人挤人,人压人,连气都透不过来,所以没等到使臣们到来的预定时刻,群众的吵闹声早已变得尖刻而辛辣。只听见一片埋怨声和咒骂声,把弗朗德勒人、府尹大人、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宫典吏、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棒的捕役、天冷、天热、刮风下雨、巴黎主教、狂人教皇、柱子、塑像、这扇关着的门、那扇开着的窗,总之,把一切的一切全骂遍了。散布在人群中的一堆堆学子和仆役听后畅快极了,遂在心怀不满的人群中搅乱,挑逗促狭,挖苦讽刺,简直是火上加油,更加激起普遍的恶劣情绪。

    还有另一帮捣蛋鬼,先砸破一扇玻璃窗钻进来,大胆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去坐,居高临下,东张西望,忽而嘲笑里面大厅里的群众,忽而揶揄外面广场上的人群。看他们那滑稽的动作,听他们那响亮的笑声,以及与同伴们在大厅两头相互取笑的呼喊声,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这些年轻的学子并不像其余观众那样烦闷和疲倦,他们为了取乐,非常善于从眼皮底下的情景中发掘一幕精彩的戏出,借以打发时间,耐心等候另一出戏的上演。

    “我发誓,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其中有一个嚷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名副其实,瞧瞧你那两只胳膊,再看看你那两条腿,活像四只迎风旋转的风翼。——你来多久了?”那个被称做磨坊的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小鬼头,漂亮的脸蛋,淘气的神态,攀在一个头拱的叶板上坐着。

    “鬼见怜的,已经四个多钟头了!”约翰·弗罗洛答道,

    “但愿将来下了地狱,这四个钟头能计算在我进炼狱的净罪时间里。西西里国王那八名唱诗班童子,在圣小教堂唱七点钟大弥撒,我赶上听了第一节哩。”

    “那倒是顶呱呱的唱诗班,”那一位接着说,“声音比他们头上的帽子还尖!不过,国王给圣约翰大人举行弥撒前,倒应该先打听一下,圣约翰大人是否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的拉丁文赞美诗。”

    “国王搞这名堂,正是为了雇用西西里国王的这个该死的唱诗班!”窗下人群中有个老太婆尖声厉气地喊道,“我向大家讨教讨教!做一次弥撒就得花一千巴黎利弗尔!这笔钱还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承包税中出账的呢!”

    “住嘴!老婆子。”有个一本正经的大胖子站在这卖鱼婆的身旁,捂住鼻子,接过话头说道,“不举行弥撒怎行,你总不巴望国王再欠安吧?”

    “说得妙,吉尔·勒科尼君,你这个专供皮货给国王做皮裘的大老公!”那个攀在斗拱上的小个子学子嚷道。所有学子听到可怜皮货商这个倒霉的名字,都纵声大笑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些人连连喊道。

    “长角和竖毛的!”另一个人接着喊。

    “嘿!”柱顶上那个小淘气鬼接着说,“姓勒科尼有啥好笑的呢?尊敬的吉尔·勒科尼,是御膳总管约翰·勒科尼公的兄弟,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勒科尼公的儿子,个个都是巴黎的市民,从父到子,个个都是成了家的。”

    大家听了更是乐不可支。肥头胖耳的皮货商没有应声,拼命要躲开四面八方向他投过来的目光;尽管挤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却只是白费劲:好象一只楔子深陷在木头里,越用力反而越卡得紧,他越是挣扎,大脑袋瓜越是紧夹在左右旁边人的肩膀中间,又气又恼,充血的大脸盘涨得紫红。

    终于这伙人当中有一个出来替他解围,此人又胖又矮,同皮货商一样令人起敬。

    “罪孽呀罪孽!有些学子竟这样对一个市民出言不逊!想当年,要是学子敢如此不恭,就得先挨柴禾棒子痛打,再用柴禾棒子活活烧死。”

    那帮学子一下子全气炸了。

    “嗬啦啦!是谁在那儿唱高调呀?是哪只晦气的公猫?”

    “嘿,我认得,他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有个人说。

    “他是大学四个宣过誓的书商之一。”另个人插嘴道。

    “我们那所杂货铺里,样样都成四: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政,四个选董,四个书商。”还有一个说道。

    “那么,就该把这一切闹个底朝天!”约翰·弗罗洛接着说。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书烧光!”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听差揍扁!”

    “缪斯尼埃,我们要好好揉一揉你的老婆!”

    “肉墩墩的可爱姐姐乌达德呀!”

    “娇嫩、风骚赛似小寡妇!”

    “你们统统见鬼去吧!”安德里·缪斯尼埃嘟哝着。

    “安德里老公,闭住你的鸟嘴,要不,看我掉下去砸在你的脑袋上。”约翰一直吊在柱顶上,接过话头说道。

    安德里老公抬起眼睛望了一会儿,好像在估量一下柱子有多高,促狭鬼有多重,再默算一下重力乘加速度之平方,然后不敢作声了。

    约翰成了这战场的主人,便乘胜追击:

    “我虽是副主教的弟弟,但还是要这么干。”

    “高贵的先生们,学堂的学人们!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应有的特权居然得不到尊重!别的姑且不说,你们看看,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有圣迹剧、狂人教皇和弗朗德勒的使君,而我们大学城,什么也没有!”

    “可我们莫贝尔广场够大的了!”一个趴在窗台上的学子叫道。

    “打倒学董!打倒选董!打倒学政!”约翰喊着。

    “今晚就用安德里老公的书,在加伊亚广场放焰火吧!”

    另一个接着喊道。

    “还有学录的书桌!”旁边的一位说。

    “还有监堂的棍棒!”

    “还有学长的痰盂!”

    “还有学政的食橱!”

    “还有选董的面包箱!”

    “还有学董的小板凳!”

    “打倒!”小约翰应和似地接着喊,“打倒安德里老公!打倒监堂和学录!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学政、选董和学董!”

    “这真是世界末日到了!”安德里老公塞住耳朵咕噜道。

    “噢!学董来了!正走过广场。”站在窗台上的一个人突然喊道。

    人人争先恐后扭头向广场望去。

    “真的是我们可敬的学董蒂博大人吗?”风车约翰·弗罗洛问道,因为他攀附的是里面一根柱子,看不见外面的情形。

    “对,对,是他,正是他:学董蒂博大人!”

    果真是学董和所有学官列队前往迎接使团,此刻正穿过司法宫广场。学子们挤在窗前,冷嘲热讽,鼓掌喝倒采,向他们表示欢迎。学董走在最前面,先遭到一阵谩骂,骂得可凶呐。

    “您好,学董先生!嗬——啦——嘿!有礼了,您好哇!”

    “这个老赌棍,跑到这儿干吗来啦?他居然肯丢下骰子?”

    “瞧他骑着骡子小跑的神气模样儿!骡子的耳朵还没他的长呢!”

    “嗬——啦——嘿!您好,蒂博学董先生!赌徒蒂博!老笨蛋!老赌棍!”

    “上帝保佑您!昨晚您掷了不少双六吧?”

    “唔!瞧他那张衰老的面孔,铁青,消瘦,憔悴,这都是爱赌如命、好掷骰子的缘故!”

    “掷骰子的蒂博,您屁股转向大学城,急忙向新城颠去,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当然是去蒂博托代街开个房间过一过瘾啦!”风车约翰叫道。

    大伙儿一听,狠命鼓掌,雷鸣般重复着这句俏皮的双关语。

    “学董先生,魔鬼赌局的赌棍,您是到蒂博托收街去开个房间玩玩吧,对不对?”

    接着轮到其他那些学官了。

    “打倒监堂!打倒执杖吏!”

    “你说,罗班·普斯潘,那个人究竟是谁?”

    “是吉贝尔·德·絮伊,吉贝尔·德·絮伊奥坦学院的学政。”

    “拿去这是我的一只鞋子:你的位置比我的方便,拿去狠扔到他的脸上。”

    “今晚就叫你尝个够!”

    “打倒六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道袍!”

    “那些人就是神学家吗?我原以为是巴黎城的圣日芮维埃芙送给鲁尼采邑的六只大白鹅呢!”

    “打倒医生!”

    “打倒无休止的教义争论和神学辩难!”

    “给你,我这帽子,圣日芮维埃芙的学政!你徇私,叫我吃了大亏——这是实实在在的!他把我在诺曼底学区的位置,抢去给了小阿斯卡尼奥·法尔扎帕达,就因为他是意大利人,是布尔日省的。”

    “真不公正!”学子们齐声喊道。“打倒圣日芮维埃芙的学政!”

    “嗬——嘿!若阿尚·德·拉德奥老公!嗬——嘿!路易·达于尔!嗬——嘿!路易·达于尔!嗬——嘿!朗贝尔·奥特芒!”

    “让魔鬼掐死日耳曼学区的学政!”

    “还有圣小教堂的那班神父和他们的灰毛披肩;灰毛披肩!”

    “或者,那些穿灰毛袈裟的!”

    “嗬——啦——嘿!艺术大师们!清一色的漂亮黑斗篷!清一色的漂亮红斗篷!”

    “恰好成了学董的美丽尾巴!”

    “好比一个威尼斯大公去赶海上婚礼!”

    “你瞧,约翰!圣日芮维埃芙主教堂的那班司铎!”

    “司铎统统见鬼去!”

    “修道院克洛德·肖阿院长!克洛德·肖阿博士!您这是去找那个骚娘儿玛丽·吉法尔德吧?”

    “她在格拉提尼街。”

    “她正在给好色大王铺床哩。”

    “她卖四个德尼埃。”

    “来了一大群蜜蜂。”

    “要不要她当您的面卖呀?”

    “学友们!庇卡底的选董西蒙·桑甘老公来了,他带着老婆,让她坐在骡子屁股上。”

    “骑马的人身后坐着黑色的忧虑。”

    “别害怕,西蒙老公!”

    “早安,选董先生!”

    “晚安,选董夫人!”

    “他们看见这一切准很开心吧!”磨坊的约翰叹道,他一直高踞在拱顶的叶板上。

    这当儿,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公欠身,贴着王室皮货商吉尔·勒科尼老公的耳朵悄悄说:

    “我告诉您,先生,这是世界的末日。学子们这样的越轨行为真是见所未见。这都是本世纪那种种该死的发明把一切全毁了,什么大炮啦,蛇形炮啦,臼炮啦,尤其是印刷术,即德意志传来的另一种瘟疫!再也没有手稿了,再也没有书籍了!印刷术把刻书业毁了。世界末日到了!”

    “这从天鹅绒日益发达,我也确实看出来了。”皮货商答腔说。

    正在此时,正午十二点敲响了。

    “哈!……”整个人群异口同声叫了起来。学子们也默不作声了。随后一阵激烈的骚动,一阵乱哄哄的挪动脚步和晃动脑袋,一阵爆炸似的咳嗽和擤鼻涕声;人人设法安顿下来,抢占位置,踮起脚尖,聚集成群;接着一片寂静;个个伸长脖子,张开嘴巴,所有的目光都射向大理石台子。台子上依然空空荡荡,只有典吏的四名捕头一直站在那里,身体笔直,一动也不动,宛如四尊彩绘塑像。大家的视线遂转向留给弗朗德勒使臣的看台。看台的那道门还紧闭着,台上空无一人。

    这人群从清晨就眼巴巴等待三件事来临:晌午、弗朗德勒使团和圣迹剧。唯有晌午准时来到而已。

    这可叫人真受不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一刻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看台上依旧没有一个人影,戏台上仍然鸦雀无声。这时,随着焦躁接踵而来的是愤怒,带火药味的话儿在人群中散播开来,当然声音还是低低的。“圣迹剧!圣迹剧!”大家低沉地这么嘀咕着,脑子渐渐发热起来,一场风暴虽还只是轻轻咆哮,却在人群上面震荡。磨坊的约翰带头点燃了火花。

    “圣迹剧!弗朗德勒人见鬼去吧!”他使出浑身劲儿,大声吼叫,同时像条蛇似地绕着柱头扭动着身子。

    观众一齐鼓掌,也跟着吼叫:

    “圣迹剧!叫弗朗德勒见他妈的鬼去!”

    “马上给我们演圣迹剧,否则,我主张把司法宫典吏吊死,作为喜剧和寓意剧。”风车又说道。

    “说得好!”民众吼叫起来。“那就先吊死他的几个捕头。”

    话音一落,一阵欢呼。那四个可怜虫面色煞白,面面相觑。人群向他们蜂拥而去,中间隔着一道不牢固的木栏杆,眼看这道围栏在群众挤压下扭弯变曲,就要冲破了。

    情况十分危急。

    “砸烂!砸烂!”四面八方齐喊着。

    就在这当儿,前面描述过的那间更衣室的帷幔掀开了,有个人走了出来,大伙一见,突然站住,好像中了魔法一般,顿时愤怒变成了好奇。

    “肃静!肃静!”

    这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毕恭毕敬往前走,越往前走便越近似卑躬屈膝,就这样走到了大理石台子的边沿。

    这时逐渐平静下来了,只听见人群安静时常有的那种轻微的嘈杂声。

    “市民先生们,”那个人说,“市民太太们,我们将不胜荣幸地在红衣主教大人阁下面前,朗诵和献演一出极其精彩的寓意剧,名为《圣母玛丽亚的公正判决》。在下扮演朱庇特。

    大人阁下此刻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来的尊贵的使团,使团这时在博代门听大学学董先生的演讲,等显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我们就开演。”用不着别的什么办法,朱庇特这一席话,便着实挽救了司法典吏那四名倒霉捕头的性命。纵然我们不胜荣幸,构思了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因而应在批判之神圣母面前承受责任,人们也许在这种场合会引用这么一个古老箴言:“众神不要来干涉”,并非来责难我们的。况且,朱庇特老爷的服装那么华丽,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对于安定观众的情绪也是起了不小作用的。朱庇特身著锁子铠,上罩金色大钮扣的黑绒外套,头戴镀金的银扣子的尖顶头盔;若非他脸上的胭脂和浓须各遮住面部的一半,若非他手执一个缀满金属饰片、毛刺刺布满金箔条子的金色纸板圆筒——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它代表霹雳,若非他两只光脚按照希腊方式饰着彩带,那么,他那身威严的装束,真可以同贝里公爵禁卫军中布列塔尼的弓箭手相媲美了。

    二  皮埃尔·格兰古瓦

    然而,随着他夸夸其谈,他那身装束所激起的全场一片欢愉和赞叹,渐渐消失了。等到末了他说出“等显贵的红衣主教大人一驾临,我们就开演”这句不合时宜的话时,他的声音被雷鸣般的喝倒采声所淹没了。

    “马上开演!圣迹剧!马上开演圣迹剧!”民众吼叫着。在这吼叫声中,风车约翰的嗓音盖过一切,好似尼姆嘈杂乐队演奏中的短笛声,刺透了喧嚣。他尖声叫嚷:“马上开演!”

    “打倒朱庇特!打倒波旁红衣主教!”罗班·普斯潘和高坐在窗台上的其他学子大喊大叫。

    “马上开演圣迹剧!”群众连连喊着。“立刻!马上!吊死演员!吊死红衣主教!”

    可怜的朱庇特惊慌失措,魂不附体,涂满脂粉的红脸蛋煞白,丢下霹雳,拿下头盔,频频鞠躬,战战兢兢,口里呐呐道:“红衣主教大人……御使们……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语无伦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他害怕成了吊死鬼。

    民众由于等待而要吊死他,红衣主教由于他不等待也要吊死他,他反正都得死,只见两边各是万丈深渊,换言之,都是绞刑架。

    幸亏有个人来替他解围,把责任包揽下来。

    此人一直站在栏杆里边,大理石桌子周围的空档里,谁都没有瞅见他,因为他又长又瘦的身子靠在圆柱上,柱子的直径完全挡住任何人的视线;此人高挑个儿,消瘦干瘪,脸色苍白,头发金黄,额头和腮帮上都有了皱纹,却还很年轻,目光炯炯,满脸笑容,身上穿的黑哔叽衣服旧得都磨破了,磨光了。此刻,他走近大理石桌子跟前,向那位受苦刑的可怜虫招招手,那可怜虫吓晕了,并没有发现。

    这个新出现的人再向前迈了一步,叫道:“朱庇特!亲爱的朱庇特!”

    朱庇特一点也没听见。

    末了,这个金发大个子不耐烦了,凑近他的脸大喊一声:

    “米歇尔·吉博纳!”

    “谁在喊我?”朱庇特如惊醒过来,问道。

    “是我!”黑衣人应道。

    “啊!”朱庇特叫了一声。

    “马上开始吧。”那一位说。“快满足群众的要求。我负责去恳求典吏息怒,典吏再去请红衣主教大人息怒。”

    朱庇特松了一口气。

    群众还在嘘他,他使出浑身劲儿嚷道:“市民先生们,我们马上就要开演了。”

    “欢呼您,朱庇特!鼓掌吧,公民们!”学子们喊道。

    “绝啦!绝啦!”民众喊道。

    接着,掌声震耳欲聋,朱庇特早已退回帷幕后面,欢呼声仍在大厅里震荡。

    这时,那位神通广大的无名氏,正如我们那个亲爱的老高乃依所言,化狂风暴雨为风平浪静的人物,也谦逊地早已退回到那根柱子的阴影里去;假如不是前排观众中有两位姑娘注意到他刚才同朱庇特米歇尔·吉博纳对话,硬把他从沉默中拉出来,兴许他还像原先那样无人看得见,一动也不动,无声无息。

    “长老!”其中一个姑娘叫了一声,并示意要他走过去。

    “住口,亲爱的莉叶娜德。”她身旁的那位姑娘俊俏,娇嫩,加上盛装艳服,越显得好看的了,说道。“他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在俗的;不应称呼长老,该叫相公。”

    “相公。”莉叶娜德说。

    无名氏走近栅栏,殷勤地问道:

    “小姐,您们叫我有何贵干?”

    “哦!没什么。”莉叶娜德怪不好意思的,忙说。“我身边的吉斯盖特,芳号让茜安娜,是她想跟您说话。”

    “没有的事。”吉斯盖特涨红着脸说。“是莉叶娜德叫您做长老,我告诉她应称相公。”

    两位倩女渐渐低下眼睛。而那一个人,巴不得跟她们攀谈,遂笑咪咪瞅着她们直看,说道:

    “小姐,您们真的没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哦!一点也没有。”吉斯盖特应道。

    “没有。”莉叶娜德说。

    高个子金发青年退了一步,准备走开,但那两位好奇的姑娘哪肯罢手。

    “相公,”吉斯盖特连忙说,语气急促,就像水闸打开似的,或者说,就像女人横下了心。“那位在剧中将扮演圣母娘娘的大兵,您是认识的罗?”

    “您是指扮演朱庇特的那位吧?”无名氏接着说。

    “哎,可不是!瞧她多笨!那您认识朱庇特吗?”莉叶娜德说道。

    “米歇尔·吉博纳吗?”无名氏应道。“认识的,夫人。”

    “瞧他那胡须多神气!”莉叶娜德说。

    “他们要上演的,很精彩吗?”吉斯盖特羞答答地问道。

    “非常精彩,小姐。”无名氏毫不犹豫地答道。

    “演的是什么?”莉叶娜德问道。

    “《圣母娘娘的公正判决》,听着,是寓意剧,小姐。”

    “啊!那是不一样的。”莉叶娜德接着说。短暂的沉默。无名氏先开口说:

    “是一出新编的寓意剧,还没有上演过。”

    “那不是两年前上演的那一出了,是那年教皇特使大人入城那一天演的,剧中有三个美女扮演……”吉斯盖特说道。

    “扮演美人鱼。”莉叶娜德说。

    “而且赤身裸体哩。”那个青年补上一句。

    莉叶娜德立刻怪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吉斯盖特一看,也马上低眉垂目。那青年却满面笑容,接着往下说:

    “那真是好看呀!不过今天是一出寓意剧,特意为弗朗德勒的公主编写的。”

    “有唱牧歌吗?”吉斯盖特问道。

    “喏!寓意剧怎会有牧歌!”无名氏应道。“剧种是不应搞混的。要是一出傻剧,那当然可以。”

    “真可惜。”吉斯盖特说。“当年那一天,有些粗野的男女在蓬索泉边打架,而且高唱赞歌和牧歌还露几手哩。”

    “适合教皇特使的,并不适合一位公主。”无名氏的语气相当生硬。

    “还有,在他们跟前,几件低音乐器竞相演奏可带劲啦,乐声那才悦耳哩。”莉叶娜德接着说。

    “还有,为了给行人解乏,水泉从三个泉眼喷出葡萄酒、牛奶和肉桂酒,让人随便喝。”吉斯盖特说。

    “还有,在蓬索下面一点,就在三一泉那儿,有人扮演耶稣受难的情景,但没有台词。”莉叶娜德继续说道。

    “我记得可清楚啦!”吉斯盖特叫喊起来。“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两个盗贼一左一右!”

    说到这里,两个唠唠叨叨的姑娘想起教皇特使入城的情景越发激动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一齐说开了。

    “还有,更前面的地方,就在画家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人,衣著艳丽极了。”

    “还有,在圣婴泉,有个猎手追捕一头母鹿,猎狗狂吠,号角齐鸣!”

    “还有,在巴黎屠宰场搭起了高台,演出攻克第埃普城堡!”

    “还有,吉斯盖特,你知道,剧中当教皇特使经过时,人们就大举进攻,英国人统统被宰了!”

    “还有,小堡门前有许多盛装艳服的人物!”

    “还有,兑换所桥上也都是人!”

    “还有,教皇特使经过时,桥上放了两百多打各种鸟儿腾空飞翔,好看极了,莉叶娜德!”

    “今天会好看得多!”那个青年似乎听得不耐烦了,终于插嘴道。

    “今天的圣迹剧更好看,您说的?”吉斯盖特说。

    “没问题。”他答道,接着用某种夸张的口气又添了一句:

    “小姐,本人就是剧作者。”

    “真的?”两位倩女齐声说了一声,惊讶得目瞪口呆。

    “不错!”诗人有点洋洋得意地应道。“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人:约翰·马尔尚,他负责锯木板,搭戏台,铺板子;我呐,负责写剧本。本人叫皮埃尔·格兰古瓦。”

    倘若《熙德》的作者自报姓名皮埃尔·高乃依,也不会比他更加踌躇满志的了。

    看官可能已经注意到,从朱庇特回到幕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新寓意剧的作者突然这样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使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天真地赞叹不已,这其间已有好一会儿功夫了。

    值得注意的是:全场的观众几分钟前还吵开了锅,这时却听信了那位演员的诺言,宽宏大量地等待着。这正好证明了这样一个永恒的、而且天天还在我们剧院里得到验证的真理:让观众耐心等待的最妙方法,便是向他们宣布马上就要开演。

    然而学子约翰并没有睡过去。

    “嗬拉嘿!”他在混乱之后的宁静等待当中,猛然吼叫起来。“朱庇特,圣母娘娘,你们这班耍鬼把戏的!你们拿大家开心是不是?演戏!演戏!马上开始,要不,我们可要重新开始了!”

    这一招可真灵。

    即刻从戏台里面传出高低音乐器的乐声;帷幕升起,走出四个人来,穿着五颜六色的戏装,脸上涂脂抹粉,爬上戏台的陡峭梯子,一到了平台,便在观众面前站成一排,向群众深深鞠了一躬。于是,交响曲嘎然停止,圣迹剧开演了。

    这四位角色的鞠躬,博得了一片掌声,然后在全场肃静中,他们开始朗诵序诗——我们情愿略去,免得看官受罪。况且,观众更感兴趣的是演员的服装,而不是他们扮演的角色,这一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其实,这是很对的。他们四个人都穿着半身黄半身白的袍子,不同的只是质料而已。头一个穿的是金丝银线的锦缎,第二个是丝绸,第三个是毛料,第四个是帆布。第一个角色右手执着一把利剑,第二个拿着两把金钥匙,第三个拿着一杆天平,第四个拿着一把锹。这些标志的含义显而易见,不过为了帮助那些可能还看不懂的思想懒汉们,特地在每个角色的袍子下摆上绣了几个大黑字:锦缎袍子下摆上的字样是:“我名为贵族”;丝绸袍子下摆上:

    “我名为教士”;毛料袍子下摆上:“我名为商品”;帆布袍子下摆上:“我名为耕作”。任何有判断力的观众都能明白无误地看出这四个人物的性别:两个身上袍子稍短一点的是男性,头上戴着披风帽;两个穿的袍子稍长一点的是女性,头上都带着帽兜。

    除非缺少诚意,才会听不明白序诗的含义:耕作娶了商品,教士娶了贵族;这两对幸福夫妻共有一个俊美、金贵的嗣子,他们认为非给他娶个绝代佳人不可。于是他们走遍天涯海角,到处寻觅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戈孔德的女王,特雷比宗德的公主,鞑靼大可汗的千金,等等,等等,他们一一没看中,然后,耕作和教士,贵族和商品,一起来到司法宫这张大理石桌子上面休息,对着老实的听众,口若悬河,警句格言不绝,当时要是有人捡一点去应付文学院的考试,诡辩也罢,决断也罢,修辞也罢,行文也罢,定能捞到学士帽戴一戴的。

    这一切确实非常精彩。

    可是,这四个寓意人物竟相采用了大量的隐喻,滔滔不绝,观众中没有一个人耳朵的专注,心脏的急跳,目光的慌乱,脖子的伸长,赛过了作者本人,即那位诗人,那位好样的皮埃尔·格兰古瓦,就是刚才禁不住把自己名字告诉两个漂亮姑娘的那个人儿。他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离两个姑娘几步开外,站在柱子后面静静听着,紧紧望着,细细品味着。

    序诗一开始,曾博得了观众的亲切掌声,这掌声现在还在他的五脏六腑里回荡。他心荡神驰,沉浸在瞑想之中,这是一位剧作者在广大观众的静穆中,看见自己的思想从演员嘴里一一坠落下来时那种心醉神迷的心情。了不起的皮埃尔·格兰古瓦!

    不过,我们真不好意思启口,开始这种飘飘然的心情很快被扰乱了。格兰古瓦刚刚把嘴唇靠近那令人陶醉的欢乐、凯旋之杯,就有一滴苦汁掺进了杯里。

    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混身在群众当中,却没能捞到什么油水,就是伸手到身旁别人的口袋里,大概也得不到足够的补偿,遂灵机一动,心想何不爬到某个明显的位置,好吸引众人的目光和施舍。所以,开场序诗刚念头几句,他就利用那留给御使们专用的看台的柱子,爬到了一个下部连接栏杆和看台的檐板上,并坐了下来,故意显露其破衣烂衫,显露其一道盖满整只右臂的丑恶伤疤,以乞求观众的注意和怜悯。此外,他一直没有作声。

    他保持沉默,序诗朗诵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倒霉的是学子约翰从柱顶上发现了这个乞丐及其装腔作势的花招,假如不是如此,本来不会突如其来发生什么乱子的。这个捣蛋鬼一见到他,猛然一阵狂笑,全然不顾会不会打断演出,会不会扰乱全场的肃穆,开心地嚷叫起来:“瞧!那个讨饭的病鬼!”

    谁要是曾往蛙塘里投下一块石头,或是向一群飞鸟开过一枪,就可以想象出在全神贯注的观众中,这叫人倒胃口的话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格兰古瓦像触了电,浑身不由一阵颤震。序诗霍然中止,只见万头攒动,纷纷转向那个乞丐,而这叫花子并不感到难堪,反而觉得此事倒是一个良机,正好可以捞一把,遂眯起眼睛,装出一副可怜相,张口说道:

    “行行好,请行行好吧!”

    “活见鬼,这不正是克洛潘·特鲁伊甫吗!”约翰接着说。

    “嗬拉嘿!朋友!你的伤疤是装在胳膊上的,你的腿怎么倒不方便了?”

    看见叫花子伸着带伤疤的手臂,手拿着油腻的毡帽等人布施,约翰遂边说边往毡帽扔过去一个小钱币。乞丐没有动弹一下,接住施舍,忍住嘲讽,继续悲哀地叫着:“行行好,请行行好吧!”

    这个插曲使观众大为开心。在序诗朗诵中间,突如其来插上这个即兴的二重唱:一边是约翰的尖叫声,另一边是乞丐不露声色的单调吟唱。以罗班·普斯潘和神学生为首的许多观众,都报以欢畅的掌声。

    格兰古瓦十分不快。先是一下子楞住了,等他一清醒过来,随即扯着嗓门向台上四个角色叫喊:“别停!见鬼,别停!”

    甚至对那两个捣乱的家伙不屑一顾。

    就在这时候,他觉得有人在拉他大氅的下摆,心里相当恼火,掉过头去一看,好不容易才露出笑容。话说回来,不做出笑脸不行:拉他的是芳号叫让茜安娜的美人儿吉斯盖特,她的玉臂穿过栏杆,用这种方式来请他注意,说:

    “先生,他们还演吗?”

    “当然演。”格兰古瓦被这么一问,心里相当恼火。

    “这样的话,相公,您可不可以给我说一说……”

    “他们下面要说什么,是吗?”格兰古瓦打断她的话,说道。“那好,您听着!”

    “不是这个意思。”吉斯盖特说。“而是直到现在他们说了些什么。”

    格兰古瓦不由一震,仿佛一个人被抠了一下新伤口。

    “该死的蠢丫头!”他低声说道。

    打从这时起,吉斯盖特在他心目中消失了。

    话说回来,他那一声令下,台上几个演员不敢违命,又再说话了,观众一看,也重新再听,只是完整一出戏猛然被砍成两段,现在重新焊接在一起,许多美妙的诗句可丢失了不少,格兰古瓦不由心酸,悄悄进行思忖。好在渐渐平静了下来,学子们不再作声了,叫花子数着毡帽里几个铜钱,演戏终于占了上风。

    说实在的,这倒是一出十分美妙的佳作,即使今天看来,我们只要略做调整,仍可照样演出。展开部分,就章法而言,稍嫌长了些,空洞了些,除此之外倒也简单明了,难怪格兰古瓦在其心灵深处的真诚圣殿里,也为这出戏的简洁明晰赞赏不已。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般,那四个寓意人物跑遍了世界的三大部分,有点疲乏不堪,却没能给金贵的嗣子找到般配的佳偶。在此,剧中对这条美妙的鱼赞颂备至,通过许许多多巧妙的影射,暗示这就是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未婚郎君,而他此时正满腹忧伤,隐居在昂布瓦兹,自然料想不到耕作和教士、贵族和商品刚刚为他跑遍了天南海北。总之,上述这嗣子风华正茂,英俊潇洒,强壮矫健,尤其他是法兰西雄狮之子(这正是一切王德的辉煌源泉!)。我郑重地说,这个大胆的隐喻着实令人钦佩,既然正逢一个大喜的日子,理应妙语连珠,礼赞王家婚庆,故这种戏剧形式的博物志,就丝毫不会对狮子生个海豚儿子而深感不安了。恰恰是这种稀奇古怪的杂交,证明了作者的激情。不过,如果也能考虑到评论界意见的话,诗人本来可以用不满两百行诗句就把这美妙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只是府尹大人有令,圣迹剧必须从正午演到下午四点钟,所以总得说点什么。再说,观众耐心听着哩。

    正当商品小姐和贵族夫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正当耕作老爷朗诵这句美妙得难以置信的佳句:林中从未见过这样威风凛凛的野兽;霍然间,那道专用看台的门一下子打开了——这道门本来一直关闭着就很不合时宜,此时此刻打开了就更不合时宜了——监门猛然响亮地宣布:“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

    三红衣主教大人

    可怜的格兰古瓦!在这激动人心的庄严时刻,纵使圣约翰教堂所有特大鞭炮一齐炸响,纵使二十张连弓弩一齐发射,纵使往昔巴黎被围攻时,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一炮炸死了七个勃艮第人的比利炮台那门有名的蛇形炮再显神威,纵使储存在圣殿门的全部弹药一齐爆炸,也比不上从一个监门的嘴里说出“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这寥寥数字,更猛烈地把格兰古瓦的耳朵震裂了。

    这倒不是皮埃尔·格兰古瓦害怕或藐视红衣主教大人。

    他不卑不亢。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真正的折中主义者”,为人高尚坚毅,温和恬静,一贯恪守中庸之道,富于理智而又充满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却十分重视四枢德。他属于高贵的、源远流长的哲学世家,智慧好比又一个阿里安娜,仿佛给了一个线球,他们便从开天辟地起,穿过沧海桑田的迷宫,这线球任凭他们怎么绕也绕不尽。不论风云如何变幻,这种人无时不在,而且依然如故,换言之,始终能审时度势,看风使舵。若是我们费尽心机能恢复皮埃尔·格兰古瓦应得的荣耀,他也许是十五世纪这类哲人的代表。我们的皮埃尔·格兰古瓦姑且不论,那肯定是这类哲人的精神在激励着德普勒尔,他才在十六世纪写出这样率真而卓越的词句,值得世世代代铭记:“从祖籍来说,我是巴黎人;从言论来说,我是自由派,因为希腊文parrhisia这个字的意思是言论自由:我甚至对孔蒂亲王殿下的叔叔和弟弟两位红衣主教大人也运用言论自由,每回却对他们的尊严敬重之至,而且从不冒犯他们的侍从,尽管侍从多如麻。”所以说,皮埃尔·格兰古瓦对红衣主教大人驾临的不愉快印象,既无怨恨,也不藐视。恰好相反,我们这位诗人对人情世故懂得太多了,破褂儿的补丁也太多了,不会不格外重视他所写的序诗里那许多暗喻,特别是对法兰西雄狮之子——王储——的颂扬,能让万分尊贵的大人亲耳垂闻。然而,在一切诗人的崇高天性中,占支配地位的并非私利。我假设:诗人的实质以十这个数来表示,那么毫无疑问,一个化学家若对其进行分析和剂量测定,如同拉伯雷所言,便会发现其中私利只占一分,而九分倒是自尊心。然而,在那道门为红衣主教大人打开的当儿,格兰古瓦的九分自尊心,被民众的赞誉之风一吹,一下子膨胀起来,肿大起来,其迅速扩大的程度简直不可思议,刚才我们从诗人气质中区分出来那难以觉察的私利微量分子,仿佛受到窒息,逐渐消失了。话说回来,私利是宝贵的成份,由现实和人性构成的压舱物,假如没有这压舱物,诗人是无法触及陆地的。且说每当格兰古瓦的婚庆赞歌各部分一出现无以类比的宏论,全场观众——固然都是贱民,但又何妨!——无不为之张口结舌,呆若木鸡,简直个个像活活被闷死一般,格兰古瓦感觉到、目睹到、甚至可以说触摸到观众的这种热烈的情绪,完全陶醉了。我敢说,他自己也在消受全场这种无尚的欢乐;如果说,拉封丹在看见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上演时,问道:“这部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哪个下流坯写的呀?”那么正好相反,格兰古瓦倒乐意问一问他身旁的人:“这部杰作是谁写的呀?”因此,红衣主教突然大煞风景的驾临给格兰古瓦造成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便可想而知了。

    他所担心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主教大人一进场,全场顿时混乱起来。人人把脑袋转向看台,异口同声一再喊道:

    “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别的再也听不见了。可怜的序诗再次霍然中断了。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停了片刻,目光相当冷漠,慢慢环视着观众,全场的喧闹声益发猛烈了。个个争先恐后,竞相伸长脖子,好超出旁人的肩膀,把他看个明白。

    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观看他比观看其他任何喜剧都值得。他,查理,波旁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卢人的首席主教,其弟皮埃尔是博热的领主,娶了国王的大公主,因而红衣主教大人与路易十一是姻亲,其母是勃艮第的阿妮丝郡主,因而与鲁莽汉查理也是姻亲。然而,这位高卢首席主教的主要特征,独具一格的明显特征,还在于他那种善于阿谀奉承的德性和对权势的顶礼膜拜。不难想见,这种双重的裙带关系给他惹了数不清的麻烦,而且他那心灵小舟不得不顶风逆浪,迂回曲折行驶于尘世的形形色色暗礁之间,才能避免撞到路易和查理这两座有如夏里德和西拉险礁,重蹈内穆公爵和圣波尔统帅的厄运而粉身碎骨。谢天谢地,他总算在这种惊涛骇浪的横渡中相当顺利地得以脱身,平安抵达了罗马。不过,尽管他已抵港,并且正因为他已停舶在岸,回顾自己如此长期担惊受怕、历尽艰辛的政治生涯中能次次侥幸逃生,不免一直仍有余悸。因此,他常说一四七六年是他黑白的一年,意思是说这一年里他丧失了母亲波旁内公爵夫人和表兄弟勃艮第公爵,而且在这两个丧事中,不论哪个丧事都可以给他因另一个丧事而带来安慰。

    话说回来,这是一个好人,过着红衣主教那种轻松愉快的日子,乐于享受夏伊奥的王家美酒佳酿,逍遥自在;对丽莎德·卡穆瓦兹和托玛斯·萨伊阿德这类烟花女子并不仇恨;宁可布施妖艳的少女,不愿施舍老太婆;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巴黎小民百姓觉得他挺讨人喜欢的。他走动起来,身边总是围着一小群主教和住持,个个出身名门望族,风流倜傥,放荡不羁,随时吃喝玩乐;何止一回,奥塞尔圣日耳曼教堂的老实虔诚的信女们,晚上经过波旁府邸灯火辉煌的窗下,听见白天给她们念晚祷经文的那些嗓音,此时正在觥筹交错的响声中朗诵教皇伯努瓦十二那句酒神格言,不由感到愤慨,正是这位教皇在三重冠冕上又加了第三重冠:让我们像教皇那样畅饮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如此合情合理所取得的民望,他走进场来,嘈杂的群众才没有轰他,尽管他们刚才是那样的不满,尽管就在即将选举另一位教皇的这个日子,他们对一位红衣主教并没有多少敬意。不过,巴黎人一向极少记仇,再说,擅自迫使开演,好心的市民们已经灭了红衣主教的威风,对这一胜利也就心满意足了。况且,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仪表堂堂,穿着一件华丽的大红袍,整整齐齐;就是说,他得到所有女子的好感,因而等于得到了观众中最优秀一半人的拥护。

    一位红衣主教相貌出众,大红袍又穿得规矩,只由于他耽误了演出而去嘘他,当然有失公正,而且品味也太低级了。

    于是,他入场了,脸上露出大人物天生对待平民百姓的那种微笑,向观众表示致意,并若有所思地款款向他的猩红丝绒坐椅走去。他的随从——要是在今天,可称之为主教和住持组成的参谋部——跟着一齐涌入了看台,正厅的观众不由更加喧闹,益发好奇了。人人争先恐后,指指点点,指名道姓,看谁至少能认出其中一个人来;指出哪一位是马赛主教大人阿洛代,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哪一位是圣德尼教堂的教务会会长;哪一位是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的住持罗尔·德·列皮纳斯,就是路易十一的一位情妇的放荡哥哥。所有这些名字说出来,都是张冠李戴,怪腔怪调。至于那帮学子,骂不绝口。这一天本来是他们的好日子,他们的狂人节,他们寻欢作乐的日子,法院书记和学堂学子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没有什么勾当在这一天是不合法的,是不神圣的。况且人群中还有不少疯疯癫癫、爱嚼舌头的女人,诸如绰号叫“四个利弗尔”的西蒙娜啦,阿妮丝·卡迪娜啦,萝比娜·皮埃德布啦。既是一个如此惬意的日子,又有这般令人愉快的教会人士和烟花女子为伴,起码也得随便骂上几句,诅咒上帝两声,难道不应该吗?因此,他们是不会坐失良机的。于是就在喧嚣声中,亵渎神明的脏话,荒唐不经的粗话,乌七八糟,乱哄哄一片,可怕极了:那帮教士和学子,由于害怕圣路易打火印的烙铁,一年到头都把舌头锁得牢牢的,难得今天,个个舌头都解脱了出来,七口八舌,嘈杂不堪。可怜的圣路易,他们在你的司法宫里是怎样嘲弄你的呀!他们各自在刚进入看台的人当中选一个对象进行攻击,或是穿黑道袍的,或是穿灰道袍的,或是穿白道袍的,或是穿紫道袍的。

    至于约翰·弗洛罗·德·莫朗迪诺,作为副主教的弟弟,便放胆攻击穿红道袍的,放肆的目光紧盯着红衣主教,扯开喉咙唱着:道袍浸透了美酒!

    我们在这里毫不掩饰地叙述这些细节,目的是为了给看官以启迪,其实在当时,全场一片嘈杂声,压过了教士和学子们的叫骂声,所以叫骂声还没有传到专用看台,便已经消散了。何况红衣主教听到了也不会有动于衷的,这一天恣意放肆妄为本是风俗习惯。再说,从他心事重重的神色上便可以看出他另有揪心的事,它如同影子紧跟着他,随他一起步入了看台。这揪心事,就是弗朗德勒使团。

    并非由于他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也不是由于他在操心表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公主和表弟维也纳的储君查理殿下的这桩婚事会有什么后果。奥地利大公与法兰西国王这种徒有其表的亲善关系能维持多久,英格兰国王如何看待自己的公主被人瞧不起,这一切红衣主教大人并不搁在心上,每晚照旧畅饮夏伊奥的王家美酒,却没有料到正是这种酒(当然是经过库瓦蒂埃医生稍加查验并改变其成分),日后路易十一热诚地赠送了几瓶给爱德华四世,忽然某天早晨它竟替路易十一把爱德华四世清除了。奥地利公爵大人万分尊敬的使团并没有给红衣主教带来任何这类的忧虑,而是从另一方面使他心烦。我们在本书第一页已约略提到,他,波旁的有理,却不得不欢宴和盛情款待这班无名之辈的小市民;他,红衣主教,却不得不欢宴和盛情款待这班芝麻绿豆官;他,法兰西人,生性快活的座上宾,却不得不款待这些穷喝啤酒的弗朗德勒人;而且最难堪的是这一切都在大庭广众之间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上述种种,叫红衣主教大人怎么受得了!诚然,这也是为了讨好王上,他平生最倒胃口的一次故作姿态罢了。当监门洪亮的嗓门通报奥地利大公的特使大人们驾到,红衣主教随即转身朝向那道门,摆出一副举世无双的姿态,说有多么优雅就有多么优雅(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不用说,全场观众也都掉头望着。

    这当儿,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的四十八位御使莅临了,为首的是笃奉上帝的十分可敬的神甫、圣贝廷教堂的住持、金羊毛学院的学政约翰,以及根特的最高典吏雅克·德·古瓦即多比先生;他们分成两个两个走进来,个个都是一副庄严的神态,恰好与波旁的查理身边那班活跃的教士随从成为鲜明的对比。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但窃笑声不时可闻:这些宾客一个个都不露声色地向监门自报姓名和头衔,监门再把他们的姓名和头衔胡乱通报一气,再经群众七口八舌一传,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大家一听到那个个离奇古怪的名字和种种小市民的头衔,忍不住都悄悄笑了。他们是:鲁文市的判官卢瓦·罗洛夫先生,布鲁塞尔市的判官克莱·德·埃杜埃德老爷,弗朗德勒的议长保尔·德·巴欧斯特老爷,即瓦米泽尔先生,安特卫普市的市长约翰·科尔甘斯先生,根特市法院的首席判官乔治·德·拉莫尔先生,该市监察院的首席判官盖多夫·旺·德·哈热先生,以及比埃贝克的领主先生、约翰·皮诺克、约翰·狄马泽尔,等等,等等,等等;典吏,判官,市长;市长,判官,典吏;个个身体直挺挺的,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举止生硬刻板,身著丝绒和锦缎的盛装艳服,头戴黑天鹅绒的披风帽,帽顶上饰着塞浦路斯金线做成的大络帽缨。总之,一个个都是弗朗德勒人和善的相貌,端庄严肃的脸孔,活像伦勃朗在他那幅名画《夜巡》中以黑色背景为衬托,用那样强烈、那样庄重的色调,所突出刻划的那一类弗朗德勒人的面孔;一个个额头上仿佛铭刻着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在诏书中所说的话:他有理由完全信任他们,深信他们的理智、勇敢、经验、忠诚和高尚品德。

    然而有一人是例外。此人长着一张精明、聪慧,狡诈的面孔,兼有猴子般嘴脸和外交家相貌的一种面容。红衣主教一见,趋前三步,深鞠一躬。其实,此人的大名只不过是根特市的参事和靠养老金过活的纪约姆·里姆。

    此人是什么角色,当时很少人知晓。此人可是稀世之天才,若处在一个革命时代,准会光芒四射,成为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然而在十五世纪,只能是偷偷摸摸搞些诡计罢了,如圣西蒙公爵所云,在破坏活动中生活。此外,他很受欧洲第一号破坏家的赏识,同路易十一合搞阴谋是家常便饭,经常染指王上的秘密勾当。这一切,当时的观众全然不知,只是看见红衣主教对这个病容满面、酷似弗朗德勒典吏的人物那样彬彬有礼,感到十分惊奇。

    四  雅克·科珀诺尔君

    根特的那位领养老金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大人低弯着身体相互揖拜,又用更低的声音寒暄了几句。此时出现一个人,身躯魁梧,脸庞宽大,肩阔膀圆,同吉约姆·里姆并肩走进来,就好比一条猛犬走在一只狐狸旁边。他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皮外套,被周围绫罗绸缎一衬托,像污斑似地显得十分惹眼。

    监门以为这是哪个马夫晕头转向摸错了门,便即刻把他拦住:“喂,朋友!不许过!”

    穿皮外套的大汉用肩一拱,把监门推开了。

    “你这个家伙想干什么?”他张开嗓门大喝了一声,全场观众都侧耳听着这场奇异的对话。“你没长眼,没看见我是跟他们一起的?”

    “尊姓大名?”

    “雅克·科珀诺尔。”

    “尊驾身份?”

    “卖袜子的,商号三小链,住在根特。”

    监门退后了一步。通报判官和市长,这倒还将就,可是通报一个卖袜子的,可真难办。红衣主教如坐针毡。全场观众都在听着,看着。两天来,主教大人费尽心机,竭力调教这些弗朗德勒狗熊,好让他们能在大庭广众面前稍微可以见得人。可是,这纰漏糟透了。倒是吉约姆·里姆,始终带着狡黠的笑容,走近监门跟前,悄悄给他提示道:

    “您就通报雅克·科珀诺尔君,根特市判官的书记。”

    “监门,”红衣主教接着话茬高声道,“赶快通报雅克·科珀诺尔君,著名根特城判官的书记。”

    这下子可出了差错。要是吉约姆·里姆独自一个倒可以掩盖过去,可是科珀诺尔已经听到红衣主教的话了。

    “不对,他妈的!”他吼叫着,声如雷鸣。“我,雅克·科珀诺尔,卖袜子的。你听清了吗,监门?不多也不少,货真价实。他妈的!卖袜子的,这有什么不好!大公先生不止一次到我袜店来买手套哩。”

    全场爆发了一阵笑声和掌声。在巴黎,一句俏皮话总是立即得到理解,因而总是受到捧场的。

    我们还应插上几句:科珀诺尔是个平民,而他周围的观众也是平民,因此,他们之间思想沟通有如电流之迅速,甚至可以说意气相投,同一个鼻孔出气。弗朗德勒袜商当众给宫廷显贵们脸上抹黑,这种傲慢的攻击在所有平民百姓的心灵中激起了某种难以言明的尊严感,这种感觉在十五世纪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袜商刚才竟敢顶撞红衣主教大人,可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些可怜虫习以为常,连给红衣主教擎衣牵裾的圣日芮维埃芙住持的典吏的几个捕头的那班奴仆,也都对他们毕恭毕敬,俯首贴尾,所以一想起来心里挺痛快的。

    科珀诺尔高傲地向主教大人打躬,主教大人连忙向路易十一也畏惧的万能市民还礼。随后,正如菲利浦·德·科米纳所称之为贤人和滑头精的吉约姆·里姆,面带讥诮和优越感的笑容,注视着他俩各自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主教大人十分狼狈,忧心忡忡,而科珀诺尔泰然自若,踌躇满志,也许还暗自思忖,说到底他那袜商的头衔并不比其他头衔逊色,而他前来替其议婚的玛格丽特公主的母亲玛丽·德·勃艮第,对红衣主教说不定比不上对袜商的惧怕哩,因为能够把根特人煽动起来反对鲁莽汉查理的公主的那班嬖宠们,并不是什么红衣主教;当弗朗德勒的公主亲自跑到断头台下哀求民众宽饶他们时,一句话就可以增强群众的意志,不被她的眼泪和恳求所动的,也不是什么红衣主教;可是,袜商只要抬一抬他穿着皮外套的胳膊肘,就可以叫两个人头落地:吉·德·安贝库和吉约姆·于果内两位赫赫有名的老爷!

    但是,对于可怜的红衣主教来说,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与这般没有教养的人为伴,看来这杯苦酒非饮到底不可了。

    看官也许还没忘记那个厚颜无耻的叫花子,就是序诗刚一开始,便爬到红衣主教看台边沿上的那个乞丐吧?即便这些显贵驾到,他也没有松手爬下去溜走;当上层教士们和使臣们纷纷入座,活像弗朗德勒鲱鱼一般紧挨着坐在看台的高靠背椅上,他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架式,索性把两条腿交叉搁在柱顶盘下楣上面。其蛮横无礼,世所罕见,但起初并没有人发现,大家都把注意力转向别处去了,而他,对大厅里发生的事情也全然不知,只见他摇头晃脑,一副那不勒斯人无忧无虑的神情;仿佛出自某种机械惯性的作用,在喧阗中不时一再喊着:“请行行好吧!”诚然,在全场观众中,可能唯有他独自一个人不屑掉头去瞅科珀诺尔和监门的争执。然而,说来也真凑巧,根特这位已经取得民众强烈好感并成为众目注视中心的袜店老板,恰好走过来坐在看台的第一排,不偏不倚正在乞丐头顶上方。这位弗朗德勒的使节,仔细察看了一下眼皮底下的这个怪物,亲热地拍了拍他破烂衣服下的肩膀,大家一看,吃惊可不小呀。乞丐猛然一回头,两张脸孔顿时流露出不胜惊讶、心领神会、无比喜悦的神情。随后,全然不顾在场的观众,袜商和病鬼手拉着手,低声细语攀谈起来。这时,克洛潘·特鲁伊甫的破衣烂衫衬托着看台上的金线锦锻,就像一条毛毛虫爬在一只桔子上一般。

    看见这新鲜的奇特景象,观众欣喜若狂,大厅里一片嘈杂声,红衣主教立即觉察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稍微欠了欠身,但从他的座位上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儿特鲁伊甫身上那件见不得人的宽袖衣衫,自然而然以为是乞丐在讨乞。这样胆大包天,教红衣主教气炸了,喊道:“司法宫典吏大人,快给我把这个怪物扔到河里去!”

    “他妈的!红衣主教大人!”科珀诺尔仍然握着克洛潘的手,说道:“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绝了!绝了!”喧闹的群众嚷道。从此,如同菲利浦·德·科米纳所言,科珀诺尔君在巴黎也像在根特一样,深受民众的信任,因为这样气概的人如此目无法纪,一定深得民心的。

    红衣主教一听,气得紧咬嘴唇。他侧头对身旁的圣日芮维埃芙教堂的住持低声说:

    “这就是大公殿下派来给玛格丽特公主议婚的滑稽可笑的使节!”

    “大人阁下同这班弗朗德勒猪猡讲礼节,那是白费心。”住持应道。“珍珠摆在猪面前。”

    “倒不如说,猪在玛格丽特之先。”红衣主教微笑地答道。

    听到这些文字游戏,所有身披架裟的朝臣们个个乐得心醉神迷。红衣主教顿时心情稍微轻松一些,总算同科珀诺尔扯平了,他的调皮话也得到了捧场。

    现在,我们不妨用今天时行的说法,对看官中间那些有能力归纳形象和意念的人不妨问一声,当我们打断他们原先的注意力时,他们对司法宫平行四边形大厅里的情景是否有个清晰的印象。大厅中间,背靠西墙,是一座铺着金色锦缎的华丽大看台。那些神情严肃的人物在监门高声通报下,从一道尖拱形小门,一个接一个地步入看台。看台的头几排长凳上,已经坐着好多贵人,头上戴的帽子或是貂皮的,或是丝绒的,或是猩红绸缎的。在肃穆庄严的看台周围、下方和对面,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到处是一片喧豗。民众的千万双眼睛注视着看台上的每一张脸孔,千万张嘴巴交头接耳说着看台上每个人的名字。这种情景确实稀奇,值得观众注目。

    然而,在那边,大厅的尽头,那上排有四个五颜六色的木偶、下排也有四个木偶的台子,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台子的旁边,那个身穿黑布褂儿、脸色苍白的人,到底是谁?唉!亲爱的看官,那是皮埃尔·格兰古瓦及其演出序诗的戏台。

    我们大家都把他丢到脑后去了。

    而这恰恰是他所担心的。

    红衣主教一入场,格兰古瓦就一直坐立不安,千方百计想挽救他序诗的演出。先是吩咐已停顿下来的演员继续演下去并提高声音,可是眼见没有一个人在听,索性叫他们停演了。停演已有一刻钟之久,他一直不停地跺脚,不停地奔忙,不停地呼喊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不停地鼓动周围的人要求序诗演下去。可是这一切努力全付诸东流了。没有一个人把视线从红衣主教、御使团和看台上移开:看台成了各个视线辐凑的巨大圆圈的唯一圆心!我们还得遗憾地指出,当红衣主教大人驾临,把大家注意力都可怕地分散开的时候,序诗的演出已开始叫观众有点腻烦了。说到底,看台也罢,戏台也罢,演的都是同一出戏:耕作和教士的冲突,贵族和商人的冲突。而且,格兰古瓦给打扮得怪里怪气,穿着黄白相间的大褂,涂脂擦粉,不伦不类,文绉绉用诗句说话,许多人与其观看这个稻草人,老实说,倒不如看一看在弗朗德勒使团中,在小教廷中,在红衣主教的红袍下,在科珀诺尔的外套下,那班在呼吸、在活动、在相互碰撞的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话说回来,我们的诗人看到观众稍微恢复了平静,就计上心来,这本来倒可以挽回败局的。

    “先生,要是从头开始如何?”他转身对身边一个神色看上去很有耐心的大胖子说道。

    “什么?”那个胖子说。

    “喔!圣迹剧呗。”格兰古瓦应道。

    “随您的便。”胖子说。

    听到这种半真半假的赞许,格兰古瓦觉得足够了,遂亲自上阵,尽可能把自己与群众混同起来,高喊起来:“从头再演圣迹剧!从头再演!”

    “见鬼!”磨坊的约翰说。“那边,顶里头他们到底在嚷叫什么?”(因为格兰古瓦嗓门特响,听起来像好几个人在叫似的。)“学友们!你们说,圣迹剧不是演完了吗?他们还要从头演,这可不行。”

    “不行!不行!”所有学子全嚷叫起来。“打倒圣迹剧!打倒!”

    可是格兰古瓦使出浑身解数,喊得更响了:“从头演!从头演!”

    这些叫嚷声引起了红衣主教的注意,便向几步开外一个穿黑衣的大汉说:

    “典吏先生,那些鬼家伙莫非关禁在圣水瓶里,才哇啦哇啦叫得那么凶?”

    司法宫典吏是一种两栖性法官,一种司法界蝙蝠,既属老鼠,也属鸟类;既是判官,也是武士。

    典吏走到主教大人跟前,提心吊胆,唯恐大人不悦,结结巴巴向大人解释民众失礼的原委:大人尚未驾临,正午已

    到了,演员迫不得已,只好没等尊驾莅临便开演了。

    红衣主教一听,纵声大笑。

    “说句实话,即使是大学学董遇到这种情形,也会这样做的。您说呢,吉约姆·里姆君?”

    “大人,”吉约姆·里姆应道:“我们免受了半出戏的罪,也该知趣了。这总算沾光了。”

    “可以让这些下流坯把戏演下去吗?”典吏问道。

    “演下去,演下去。”红衣主教应道。“我无所谓。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念日课经。”

    典吏走到看台边,挥了挥手叫大家安静,高声喊道:

    “市民们,村民们,百姓们,你们有人要求从头再演,又有人要求不演,为了满足这两部分人的要求,主教大人命令从刚才停顿的地方继续演下去。”

    确实只得迁就两部分人。可是作者和观众却对红衣主教都怀恨在心。

    于是剧中人又重新大发议论了,格兰古瓦指望观众至少能好好听一听他剧作的剩下部分。然而这指望也像他的其他幻想一样,很快就破灭了。观众倒是勉勉强强静下来,但格兰古瓦原来却没有发觉,就在红衣主教下令继续演下去的当口,看台上远没有坐满,所以在弗朗德勒特使们驾到之后,又突然再来了一些随从人员,这样,在格兰古瓦大作的对白中间,断断续续穿插着监门的尖叫声,通报他们的姓名和身份,严重地影响了演出,真是一场灾难。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出戏正在演出,就在两个韵脚之间,甚至常常在一行诗前后两个半句中间,有个监门突然尖声怪叫,老是像在插话,诸如:

    “雅克·夏尔莫吕老爷,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

    “约翰·德·阿莱,王室马厩总管,巴黎城夜巡骑士署侍卫!”

    “加利奥·德·热努阿克大人,骑士,普鲁萨克的领主,王上炮兵统领!”

    “德霍-拉居埃老爷,我们国君的全国暨香帕尼省和布里省的森林水利调查官!”

    “路易·德·格拉维尔大人,骑士,王上的辅臣和近侍,法国水师都统,樊尚林苑的禁卫!”

    “德尼斯·勒·梅西埃老爷,巴黎盲人院总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越来越叫人受不了。

    这种离奇古怪的伴奏,使得戏难以演下去了。但使格兰古瓦格外感到恼怒的是,他无法装做视而不见,他的大作越来越精彩,就是无人愿听。确实,结构之巧妙,情节之曲折,真是无以复加。正当开场四个剧中人悲叹不已,狼狈不堪之际,维纳斯身著绣有巴黎城战舰纹章的华丽披褂,真是以女神的轻盈步伐,亲自来见他们,要求嫁给那位许诺要娶绝代佳人的嗣子。这时,从更衣室里传出霹雳的轰鸣,朱庇特表示支持这门婚事。眼看女神就要得胜了,直接了当地说,就是要嫁给嗣子为妻了。不料来了一个少女,穿着雪白的花缎,手拿一朵雏菊(显而易见,这是弗朗德勒公主的化身),来与维纳斯争夺嗣子。剧情突变,曲折跌宕。经过一番争执,维纳斯、玛格丽特和幕后的人们一致同意把此事提交圣母公平裁判。剧中还有一个美妙的角色,就是米索不达米亚国王堂·佩德尔。可是,演出被打断的次数那么多,这个角色起什么作用也说不清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那张梯子爬上去的。

    然而,一切全完了。这种种精妙之作都无人问津,无人领会。红衣主教一走进来,仿佛就有一根看不见的魔线,一下子把所有的视线从大理石台子拉向看台,从大厅南端转移到西边。任凭使出什么解数,也无法使观众摆脱这种魔法的控制。所有目光依然盯着那里,那些新来的人,他们该死的名字,他们的长相,他们的服装,持续不断叫观众分心。这真令人伤心呀!除了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格兰古瓦拉拉她们袖子,有时掉转过头来以外,除了他身边那个耐心的大胖子以外,这出可怜的圣迹剧完全被抛弃一边,谁也不听一句,谁也不瞧一眼。格兰古瓦所看到的只是观众的一个个侧影。

    眼见这可以使他留芳万世的戏台,这可以使其诗篇永远传颂的戏台,一块又一块坍塌,这是何等辛酸苦楚呀!再想一想民众原先迫不及待要倾听他的大作,差点起来造典吏大人的反!如今戏演了,却无人理睬。可是就这同一出戏,开场时是受到全场那么一致的欢呼呀!民心起落,真是变化无常!想一想典吏的那几个捕头,差点送掉小命!唉!要是能换回那甜蜜的时刻,格兰古瓦赴汤蹈火也心甘情愿!监门那粗暴的独白终于停止了。大家全到齐了,格兰古瓦松了一口气。演员们维妙维肖地演下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个袜商科珀诺尔君霍然站立起来,格兰古瓦遂在众人聚精会神之中听到了他这篇罪恶昭彰的演说:

    “巴黎的市民绅士先生们,我不知道他妈的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来的。不用说,我当然看见那边角落里,那个台子上,有几个人看上去像要打架。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们叫做的圣迹剧,这可真没有劲!他们只在那里磨牙,就老是不动手。我等他们打头一个拳头已等了一刻钟,什么也没等着。只会骂骂咧咧伤人的,那是胆小鬼。应当把伦敦或鹿特丹的拳斗士叫来,那才棒哩!你们就可以看到一拳拳重击,响声连广场上都听得见。可是瞧瞧这儿几个,好不可怜!他们至少也应该给我们跳一个摩尔人舞,或者随便什么假面舞!原先告诉我的不是这个玩艺儿。本来答应我的是什么狂人节,是选举狂人教皇。我们在根特也有选狂人教皇,在这事上我们并不比人落后,他妈的!在这里可以说说我们的做法。大家聚集在一起,乱哄哄的一大群,就像这里一样。然后每人轮流把脑袋从一个大窟窿钻过去,向其他人做鬼脸。哪一个鬼脸最丑恶,得到众人的欢呼,他就当选为狂人教皇了。就是这样子。好玩得很!你们要不要学我们家乡的方式选你们的教皇呀?这总不会比听这些唠唠叨叨的家伙那么叫人倒胃口。谁愿意从窗洞伸头做鬼相的,谁参加就是了。市民先生们,你们说怎么样呢?这儿男男女女怪模样的有的是,我们尽可以用弗朗德勒方式大笑一场。我们的面相都是够丑的了,可以指望选出一个最拔尖的怪相来。”

    格兰古瓦恨不得回敬他几句。可是由于惊愕,气恼,愤慨,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况且,这般市民被称为绅士心里乐不可支,对于深孚众望的袜商的倡议都热情洋溢地表示赞同,任何反对都是徒劳的,只有随大流才是,格兰古瓦双手捂住脸孔,恨不能像提门忒笔下的阿伽门农那样,有件斗篷可以把头蒙起来。

    五  卡西莫多

    转瞬间,一切准备停当,按照科珀诺尔的主意便做起来了。市民们、学子们和法院书记们一齐动手。大理石桌子对面的小教堂被选定做为表演怪相的舞台。把门楣上面那扇漂亮的花瓣格子窗的一块玻璃砸碎,露出一个石框的圆洞,约定每个竞赛者从这圆洞伸出脑袋。不知从何处弄来两只大酒桶,马马虎虎摞了起来,只要爬上桶去便够得着那个圆洞了。

    为了保持怪相新鲜和完整的印象,还规定每个竞选人——不论是男或是女(因为可能选出一个女教皇来),先得把头蒙起来,并躲在小教堂里面,一直等到正式露面时为止。不一会儿,小教堂里挤满了参赛的人,小教堂的门随即关上了。

    科珀诺尔从座位上命令一切,指挥一切,安排一切。在喧闹声中,红衣主教并不比格兰古瓦好受一丁点儿,也狼狈不堪,推说有事要张罗,还得去做晚祷,遂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提前退场了。他驾到时,全场群众激动不已,现在他离去,谁也无动于衷。唯有吉约姆·里姆一个人觉察到主教大人的溃逃。民众的注意力,有如太阳运行一般,始自大厅的一端,在正中停顿片刻,如今已移到另一端了。大理石桌子和锦缎看台曾有一度大好时光,现在该轮到路易十一小教堂了。打从这时起,可以在此肆意胡闹了。全场只有弗朗德勒人和贱民而已。

    怪相竞赛开始了。第一张露出窗洞的脸孔,眼皮翻起,呈现血红色,嘴巴张开成血盆大口,额头皱得像我们脚上穿的帝国骑兵式的靴子,大家一看,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狂笑,要是荷马在世,听了都会把这帮村镇百姓当成神仙哩。话说回来,这座大厅不正是奥林匹斯山吗,而这一点,谁都没有格兰古瓦笔下那可怜的朱庇特更清楚的了。接踵而来的是第二个、第三个,随后又是一个,接着又再一个。笑声,快活的跺脚声,始终不绝于耳,并且一阵高过一阵。这情景给人某种飘飘然的特殊感觉,具有一种令人陶醉和迷惑的力量,只能意会,无法名状,是难以向我们今天的读者、我们沙龙的读者言传的。请诸位看官想象一下:一连串面相接二连三出现,形形色色,奇形怪状,从三角形直至梯形,从圆锥体直至多面体,各种几何图形,不一而足;这一连串面相的表情,从愤怒直至淫荡,凡人类的各种表情,应有尽有;这一连串面相所体现的年龄,从皱巴巴的初生婴儿直至老纹纵横的垂死老太婆,各种年龄都有;这种种面相还表现了一切宗教上的神怪幻影,从农牧神直至鬼王别西卜;还表现一切动物的侧面形状,从咧嘴至尖喙,从猪头至马面。请诸位看官想象一下,巴黎新桥的所有柱头像,即在日耳曼·皮隆手下化为石头的那些梦魇,个个复活过来,轮番走到您跟前,瞪着灼热的眼睛,死死盯着您看;也想象一下,威尼斯狂欢节的各种各样假面具,一个个接连出现在您的夹鼻眼镜底下;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人间面相万花筒!

    纵情狂欢愈来愈弗朗德勒式了。倘若特尼埃作画描绘,也只能给一个极不完整的印象而已。请诸位再想象一下萨尔瓦多·罗札所作的酒神节大战的场面吧。什么学子,什么御使,什么市民,什么男人,什么女人,全不复存在;克洛潘·特鲁伊甫也罢,吉尔·勒科尼也罢,“四个利弗尔”玛丽也罢,罗班·普斯潘也罢,全无影无踪了;只见一片乌烟瘴气,放荡不羁,一切全消失了。整个大厅只成了厚颜无耻、嬉戏胡闹的一个大熔炉,张张嘴巴狂呼乱叫,双双眼睛电光闪闪,个个脸孔丑态百出,人人装腔作势。一切都在吵吵嚷嚷,一切都在狼嚎狗叫。狰狞怪异的面孔,一张接一张来到花瓣格子窗洞,牙齿咬得咯咯响,真是有多少张怪面孔,就好比有多少根扔入熊熊烈火中的柴棒。从这翻滚沸腾的人群中,有如锅炉中的蒸汽,冒出一种嘈杂声,刺耳,尖锐,凄厉,如同蚊蝇振翅那样嘘嘘作响。

    “哇!天杀的!”

    “瞧一瞧那张脸孔!”

    “一文不值!”

    “下一个!”

    “吉尔梅特·莫若尔皮,瞧瞧那个公牛头,只差两个角啦。可别是你的老公么!”

    “又来一个!”

    “畜生!这算什么怪相呢?”

    “嗬啦嘿!这是弄虚作假!只要露出他本来的面目就行了!”

    “这个死鬼佩瑞特·加尔博特!亏她做得出来!”

    “绝了!真绝!”

    “闷死我了!”

    “瞧这一个,耳朵都伸不出来了!”

    等等,等等。

    不过,也该给我们的老友约翰说句公道话。在这场群魔乱舞中,只见他还待在柱子顶端上,就像一个见习水手待在角帆上一般。他怒不可遏,身子乱摆乱动,嘴巴张得老大老大,发出一种人家听不见的叫声,倒不是人群的喧嚣声盖过了它,尽管喧嚣声如何强烈,而是其叫声大概达到了尖锐声可闻的极限,按照索弗尔的算法是一万二千次振动,按照比奥的算法是八千次。

    至于格兰古瓦,起初一阵沮丧过去之后,又泰然自若了。

    他挺直腰干,不向厄运低头,第三次对那班演员,对那些会说话的机器说:“继续演下去!”接着便在大理石台子前大步踱来踱去,甚至心血来潮,也想去小教堂的那个窗洞显一下身手,哪怕只是为了向这帮忘恩负义的民众做做鬼脸、讨个开心也好。但转念一想:“那可不行,这有失我们的颜面,别去计较了!我们要斗争到底!”他反复告诫自己:“诗对民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要把他们拉回来。等着瞧吧,看谁压倒谁,是怪相呢,还是文学?”

    唉!只剩下他独个儿观看自己的大作了!

    甚至比刚才还更糟,他现在看到的只是众人的脊背。

    我说错了。他刚才在危急时刻征询过意见的那个颇有耐性的大胖子,依然面朝着戏台待在那里。至于吉斯盖特和莉叶娜德,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唯一的观众如此忠心耿耿,格兰古瓦打从心底里深受感动,遂走近他跟前,轻轻摇了摇他的胳膊,并跟他说话,因为这位大好人靠在栏杆上有点睡着了。

    “先生,谢谢您。”格兰古瓦说道。

    “先生,谢我什么?”胖子打了一个呵欠,应道。

    “我看得出来,是什么使您感到厌烦。”诗人接着说。“是那嘈杂的吵闹声使您无法自由自在地听戏。不过,别着急:您的大名将留芳万代!请问尊姓大名?”

    “雷诺·夏托,巴黎小堡的掌玺官,为您效劳。”

    “先生,您在这儿是诗神缪斯的唯一代表。”

    “您太客气了,先生。”小堡的掌玺官应道。

    “只有您赏脸听了这出戏,您觉得怎么样?”格兰古瓦接着说。

    “嗬!嗬!”肥胖的掌玺官半睡半醒应道,其实有点信口开河。

    这种赞赏,格兰古瓦只好也就满意了,因为他们的谈话突然被一阵雷鸣般掌声和地动山摇的欢呼声打断了。狂人教皇选出来了!

    “绝了!绝了!绝了!”四面八方民众一齐喊着。

    果然,这时从花瓣格子窗的圆洞伸出来的那个怪相,光彩夺目,妙不可言。狂欢激发了民众的各种想象力,什么才算是最理想的怪诞面相,他们心目中都有个谱,可是至今从窗洞钻出来的那些五角形、六角形、不规则形状的面相,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妙无比的丑相,把全场观众都看得眼花缭乱,一举夺魁是十拿九稳的了。科珀诺尔君亲自鼓掌喝彩;克洛潘·特鲁伊甫参加了比赛,他那张脸可以说有多丑就有多丑,也只好甘拜下风。我们也是自愧不如。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向看官描述那个四面体的鼻子,那张马蹄形的嘴巴,那只被茅草似的棕色眉毛所堵塞的细小左眼,那只完全被一个大瘤所遮盖的右眼,那上下两排残缺不全、宛如城堡垛子似的乱七八糟的牙齿,那沾满浆渣、上面露着一颗象牙般大门牙的嘴唇,那像开叉似的下巴,特别是笼罩着这一切的那种表情,狡黠、惊愕、忧伤兼备。如可能,请诸位看官把这一切综合起来想一想吧!

    全场一致欢呼。大家急忙向小教堂涌去,有人把这位真福的狂人教皇高举着抬了出来。这时,大家一看,惊讶得无以复加,叹为观止:原来这副怪相竟然是他的真面目!更恰当地说,他整个人就是一副怪相。一个大脑袋,红棕色头发竖起;两个肩膀之间耸着一个偌大的驼背,与其相对应的是前面鸡胸隆凸;大腿与小腿,七扭八歪,不成个架势,两腿之间只有膝盖才能勉强并拢,从正面看去,活像两把月牙形的大镰刀,只有刀把接合在一起;宽大的脚板,巨大无比的手掌;而且,这样一个畸形的身躯,却有着一种难以描状的可怕体态:精力充沛,矫健敏捷,勇气非凡。力与美,均来自和谐,这是永恒的法则使然,但这是例外,例外得离奇!这就是狂人们刚刚选中的教皇。

    这简直是打碎后又胡乱焊接起来的一个巨人。

    这样一个独眼巨人一出现在小教堂的门槛上,一动不动,墩墩实实,体宽与身高不相上下,如同某一伟人所言,底之平方,穿着那件一半红一半紫的大氅,缀满银色钟形花纹,尤其他那尽善尽美的丑相,民众一眼便认出他来,异口同声喊叫起来:

    “是卡西莫多,那个顶呱呱的敲钟人!是卡西莫多,圣母院那个响当当的驼子!独眼龙卡西莫多!瘸子卡西莫多!绝了!绝了!”

    可见这可怜家伙的绰号多如牛毛,随便挑就是。

    “孕妇千万要当心!”学子们喊叫。

    “想当孕妇的也得当心!”约翰跟着喊道。

    婆娘们果真掩起脸孔来了。

    “哎哟!这只丑八怪猩猩!”一个女人说。

    “又丑又凶!”另一个女人道。

    “真是恶魔一个。”第三个添上一句。

    “我真晦气,住在圣母院近旁,整夜整夜都听到他在檐槽上转来转去的声响。”

    “还带着成群的猫。”

    “他总是在人家的屋顶上。”

    “他从烟囱给我们施魔法。”

    “前天晚上,他到我家的天窗上向我做鬼脸,我以为是个男人,差点没把我吓死!”

    “我相信他是去赴群魔会的。有一回,他把一把扫帚丢在我家屋檐上了。”

    “哎呀!驼子的丑脸!”

    “哎哟!卑鄙的灵魂!”

    “呸!”

    男人却个个欣喜若狂,拼命鼓掌。

    成为喧闹对象的卡西莫多,一直站在小教堂门槛上,神情阴沉而庄重,任凭人家赞赏。

    有个学子——我想是罗班·普斯潘——走到他跟前,对着他的脸大笑,未免凑得太近了。卡西莫多只是把他拦腰抱起,轻轻一抛,把他从人群中扔到十步开外。他这么干,一言不发。

    科珀诺尔君,惊叹不已,也凑近去。

    “他妈的!圣父啊!你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美的丑八怪。

    你不但在巴黎,就是在罗马也配得当教皇的。”

    说着说着,乐呵呵把手伸出去放在他肩膀上,看见卡西莫多动也不动,又接下去说:

    “你是一个怪家伙,我心里痒痒的,真想跟你去大吃大喝一顿,哪怕要我破费一打崭新的十二个图尔银币也无所谓。你认为怎么样?”

    卡西莫多没有应声。

    “妈的!难道你是聋子?”袜商说。

    他确实是个聋子。

    然而,他对科珀诺尔的亲狎举动不耐烦了,猛然一转身,牙齿咬得咯咯响,把那个弗朗德勒大汉吓得连忙倒退,像是一条猛犬招架不住一只猫似的。

    于是,科珀诺尔又恐惧又敬重,围着这个怪物兜了一圈,半径起码有十五步距离。有个老妪向科珀诺尔君解释说,卡西莫多是个聋子。

    “聋子!”袜商发出弗朗德勒人特有的粗犷笑声,说道。

    “他妈的!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教皇。”

    “嘿!我认识他。”约翰喊叫起来。他为了能就近看看卡西莫多,终于从柱顶上滑下来了。“他是我哥哥副主教的敲钟人。——你好,卡西莫多!”

    “鬼人!”罗班·普斯潘说道。刚才被他摔了一个跟斗,到现在全身还酸痛哩。“他出现,是个驼子;他走路,是个瘸子;他看人,是个独眼龙;跟他讲话,是个聋子。——唉!他的舌头哪里去呢,这个波吕斐摩斯?”

    “他愿意的时候还是说话的。”老妪说道。“他是敲钟震聋的。他不是哑巴。”

    “他缺的就是这个啦。”约翰评论道。

    “而且,还多了一只眼睛。”罗班·普斯潘加了一句。

    “不对。独眼比瞎子更不完美,欠缺什么,他心中有数。”约翰颇有见识地说道。

    这时,所有的乞丐,所有的听差,所有的扒手,聚合起来跟学子们一道,列队前往法院书记室,翻箱倒柜,弄来了狂人教皇的纸板三重冠和滑稽可笑的道袍。卡西莫多听凭打扮,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一副既顺从又高傲的样子。然后,大伙让他坐在一副五颜六色的担架上,狂人帮会的十二名头目随即把他扛起来。这独眼巨人放眼一看,畸形脚底下尽是人头,个个眉清目秀,昂首挺拔,五官端正,他那忧郁的脸上顿时眉开眼笑,流露出一种苦楚而又轻蔑的喜悦表情。接着这支衣衫褴褛、吼声不绝的游行队伍开始行进,依照惯例,先在司法宫各长廊转一圈,然后再到外面大街小巷去闲逛。

    六  爱斯梅拉达

    我们很高兴地要告知看官,在上述整个情景过程中,格兰古瓦和他的剧本始终顶住。演员们在他的督促下,滔滔不绝地朗诵,而他自己也津津有味地倾听。那场喧扰,既然无法阻止,只得忍受了,但他决意坚持到底,毫不灰心,希望群众会把注意力再转移过来的。当他看到卡西莫多、科珀诺尔和狂人教皇那支震耳欲聋的随从行列吵吵嚷嚷走出大厅时,心中那线希望的火花又燃烧起来。群众迫不及待地都跟着跑了。他想:“行了,所有捣乱的家伙全走了!”不幸的是,所有捣乱的家伙就是民众。转瞬间,大厅变得空空荡荡了。

    说真的,大厅里还有一些观众,有的零零落落,有的三三两两围在柱子四周,都是老幼妇孺,他们是不堪吵闹和纷乱才留下来的。有几个学子依然骑在窗户的盖顶上,向广场眺望。

    “也罢,”格兰古瓦想道。“总算还有这么一些人,能听完我的圣迹剧也就够了。他们虽然没有几个人,却都是优秀的观众,有文学修养的观众。”

    过了一会儿,当演到圣母登场时,本来应当演奏一曲交响乐,以造成最宏伟壮丽的戏剧效果,却卡住了。格兰古瓦这才发现乐队被狂人教皇的仪仗队伍带走了。他只好认命了,说道:“那就作罢!”

    有一小群市民看上去像是在谈论他的剧本,他遂凑近去。

    下面是他听到的片言只语:

    “施纳托君您知道德·纳穆尔老爷的纳瓦尔府宅吗?”

    “当然知道,就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对面。”

    “那好,税务局最近把它租给圣画家吉约姆·亚历山大,每年租金六利弗尔八个苏巴黎币。”

    “房租又再涨得那么厉害!”

    “算了吧!他们不听,其他人会听的。”格兰古瓦叹气想道。

    “学友们!”窗口上一个年轻的捣蛋鬼突然嚷起来。“爱斯梅拉达!爱斯梅拉达在广场上呐!”

    这句话一出口,竟然产生魔术般的效果。大厅里留下来的所有人全冲到窗口去,爬上墙头去看,嘴里一再叫着:“爱斯梅拉达!爱斯梅拉达!”

    与此同时,外面传来一阵鼓掌的轰鸣声。

    “爱斯梅拉达,什么意思?”格兰古瓦伤心地合起双手唠叨着。“啊!我的天哪!好象现在该轮到窗户露面了。”

    他掉头向大理石桌子看去,发现演出中止了。恰好此时该轮到朱庇特拿着霹雳上场,可是朱庇特却站在戏台下面呆若木鸡。

    “米歇尔·吉博纳!”诗人生气地喊叫起来。“怎么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你演的角色吗?快上去!”

    “咳!梯子被一个学子刚拿走了。”朱庇特应道。格兰古瓦一看,果然千真万确。他那大作的症结与结局之间的任何联系都给切断了。

    “那混账小子!”他喃喃说道。“他干么拿走梯子?”

    “去看爱斯梅拉达呗。”朱庇特可怜巴巴地应道。“他说:‘瞧,这儿正好有把梯子闲着!’说着就搬走了。”这真是雪里加霜,格兰古瓦只好忍受了。

    “统统见鬼去吧!”他对演员喊道。“要是我得了赏钱,你们也会有的。”

    于是,他耷拉着脑袋,撤退而去,不过他最后一个才走,就像一位大将在英勇奋战之后才撤离的。

    他一边走下司法宫弯弯曲曲的楼梯,一边嘟嘟哝哝:“这帮巴黎佬,都是笨驴蠢猪,道道地地乌合之众!他们是来听圣迹剧的,却什么也不听!他们对什么人都留神,什么克洛潘·特鲁伊甫啦,红衣主教啦,科珀诺尔啦,卡西莫多啦,魔鬼啦!可偏偏对圣母玛丽亚毫不在意,一点也不!这帮浪荡汉,我早知如此,就塞给你们一群处女玛丽!而我呀,是来对观众进行观言察色的,结果看到的只是人家的脊背!身为诗人,如有什么成绩可言,只抵得上一个卖狗皮膏药的!难怪荷马在希腊走村串镇,四处讨乞为生!难怪纳松流亡异邦,客死莫斯科!可是,这帮巴黎佬口口声声喊叫的爱斯梅拉达,究竟是啥名堂,我若能弄明白,心甘情愿让魔鬼扒我的皮!这到底是个什么词?肯定是古埃及咒语了!”

    第二卷

    一  险情丛生

    一月,夜幕很早就降临了。格兰古瓦从司法宫出来,街上已是一片昏暗。这降临的夜幕,倒使他感到高兴;他巴不得即刻钻进哪条阴暗寂寥的小巷,好无拘无束地进行思考,让他这哲人先包扎一下他这诗人的创伤。况且,他不知何处安身,只有哲理是他唯一的栖身之所。初次涉足戏剧就惨遭夭折,他不敢回到草料港对面的水上谷仓的寓所去;本来指望府尹大人会给他的祝婚诗一点赏钱,好还清巴黎屠宰税承包人吉约姆·杜克斯—西尔六个月的房租,一共十二巴黎索尔,相当于他所有东西价值的十二倍,包括他的短裤、衬衫和铁面盔都估计在内。他暂时躲在圣小教堂司库那间监牢般房子的小门洞里,盘算片刻,既然巴黎所有马路随他挑,得选一个过夜的窝。他想起上星期曾在旧鞋铺街发现吏部某咨议的家门口有块供骑驴用的脚踏石,并曾暗自想过,这块石头需要时倒可以给乞丐或诗人充当枕头,那是再妙不过了。感谢上苍赐给他这样一个好主意!他便准备动身穿越司法宫广场到老城去,那里一条条宛如姐妹的古老街道,诸如桶坊街,老呢布坊街,旧鞋铺街,犹太街等等,七拐八弯,纵横交错,真是曲曲折折的一座迷宫,至今那些十层楼房还屹立在那里哩。

    然而正在这时候,他突然看见狂人教皇的游行队伍也从司法宫出来,大喊大叫,火把通明,还由他——格兰古瓦——的乐队奏着乐曲,浩浩荡荡蜂拥而来,挡住他的去路。这一见呀,他自尊心所受的创伤又剧痛起来,遂拔腿躲开了。他惨遭不幸的遭遇,苦不堪言,凡是能使他回想起这天有关节日的一切,都感到痛苦难当,伤口在淌血。

    他打定主意,取道圣米歇尔桥,不料那儿有成群的孩子拿着花筒和冲天炮到处奔跑。

    “该死的烟花炮仗!”格兰古瓦说道,赶忙折回,奔到兑换所桥。桥头的一些房屋上悬挂三面旗帜,分别画着王上、王太子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的肖像,还有六面小旌旗,上面的画像分别是奥地利大公、波旁红衣主教、博博热殿下、法兰西雅娜公主、波旁的私生子亲王,以及另一位什么人。这一切被火把照得通亮。群众赞赏不已。

    “约翰·富尔博画家真走运!”格兰古瓦长叹一声,说道。

    话音一落,随即转过身去,不再看那些大小旗子了。面前有一条街道,黝黑黑的,冷落落的,正好是避开节日一切回响和一切辉映的好去处。他一头钻了进去,过了片刻,脚被什么东西一绊,打了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原来是五月树花束。

    司法宫的书记们为了庆祝这隆重的节日,清早把它拿来放在吏部尚书的家门口。这新的遭遇,格兰古瓦二话没说,忍住了,随后爬起来,走到塞纳河边去。民事法庭小塔楼和刑事法庭的大塔楼全被抛在身后,沿着御花园的大墙往前走,踩着那没铺路石、烂泥齐踝深的河滩,来到老城的西端,眺望了牛渡小洲一会儿。这个小洲今天已不见了,就在那座铜马和新桥下面。当时,他觉得小洲像一堆乌黑的东西出现在微白色狭窄水面的那一边,借着一盏小灯的光线,隐约可见到一间蜂房似的草屋,想必那是给牛摆渡的艄公宿夜之处。

    “走运的摆渡艄公呀!”格兰古瓦思忖着。“你不企盼荣华,不必写庆婚诗!什么王室结婚啦,什么勃艮第女大公啦,统统与你无干!你除了知道四月的草场上雏菊盛开,供你的母牛作饲料外,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什么雏菊!而我身为诗人,却受到喝倒彩,冻得直打哆嗦,负债十二个索尔,而且鞋底磨得透明,可以给你做灯罩玻璃。谢谢!摆牛渡的船夫!你那小茅屋擦亮了我眼睛,教我把巴黎丢诸脑后!”

    霍然间,从极乐小屋那边传来圣约翰教堂巨大双响炮仗的响声,把他从近乎诗情画意的消魂荡魄中惊醒过来。原来是摆渡的艄公也在这节日里乐一乐,放了一个烟花炮仗。

    这炮仗把格兰古瓦炸得毛骨悚然。

    “该死的节日!”他叫了起来。“你到处对我紧追不舍吗?啊!我的上帝呀!你一直追到这船夫的小屋里!”

    话一说完,瞧了一眼脚下的塞纳河,突然产生一个可怕的念头:

    “噢!要是河水不这么冰凉,我宁愿投河自尽,一死了之!”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既然无法摆脱狂人教皇,无法摆脱约翰·富尔博的旌旗、五月树的花束、炮仗和爆竹,那倒不如放大胆子投入节日的狂欢中去,到河滩广场去!

    “到河滩广场去,起码有焰火的余焰可以暖一暖身子;为全市公众提供的冷餐,想必已架起摆满国王甜点心的三大食品柜,至少可以去检点面包残屑,聊当晚餐。”

    二  河滩广场

    昔日的河滩广场,如今已依稀难辨了。今日所见到的只是广场北角那座雅致的小钟楼;就是这小钟楼,几经胡乱粉刷,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其雕刻的生动棱线变得臃肿粗糙,兴许很快就像巴黎所有古老建筑的正面,迅速被那涨潮般的新房屋所吞噬那样,也将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这座被夹在路易十五时代两幢破房子中间的小钟楼,任何人经过河滩广场,都会像我们一样,不会不向它投过去同情和怜悯的目光;谁都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它当初所属全部建筑物的原貌,并可以从中再现十五世纪这峨特式古老广场的全景。

    那时的广场就像今天的一样,呈不规则的梯形,一边是塞纳河岸,另三边是一连串狭窄而阴暗的高大屋宇。白天,可以观赏广场周围多种多样风格的建筑物,全是用石块或木头雕刻而成,中世纪各种住宅建筑风格的式样应有尽有,从十五世纪可上溯到十一世纪,从开始取代尖拱窗户的格子窗户,直到尖拱窗户取代罗曼式圆拱窗户,样样齐备;这种罗曼式圆拱窗户,在广场凭临塞纳河的一角,紧靠鞣革作坊的那一边,罗朗塔楼那座古老房屋的二楼,在尖拱窗户的下边,仍保留着这种风格。夜里,这一大堆建筑物,只见屋顶锯齿状的黑影,好似一条由许多锐角组成的链条环绕着广场。因为往昔都市与现今都市最根本的差异之一,就在于今天的都市都是房屋的门面朝向广场和街道,而以往却是房屋的山墙。两个世纪来,房屋的坐向恰好掉转了个方向。

    广场东边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建筑物,笨重而混杂,由三个宅所重叠组成。这座庞然大物有三个名称,可以说明其沿革、用途和建筑风格;储君院,因为查理五世为王储时曾在此居住;商业厅,因为它曾经作为市政厅;柱子阁(domusadpiloria),由于整座四层楼由一系列粗大的柱子支撑着。像巴黎这样一个美好都市所需的一切,这里应有俱有:有一座小教堂,可供祈祷上帝;一大间辩护堂,可供接见、或者必要时顶撞国王派来的人;而且在阁楼上有一间装满枪炮的兵器库。这是因为巴黎的市民都晓得,在任何情况下,光凭祈祷和上诉是不足以保障巴黎市民权的,所以在市政厅的阁楼上才一直储存着生了锈的某种精良的弩炮。

    打从那时起,河滩便是这种凄凉的景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令人产生一种厌恶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多米尼克·博卡多建造的阴森森的市政厅代替了柱子阁。应当说明一下,铺着石板的广场正中央,长年累月并肩竖立着一座绞刑台和一座耻辱柱——当时人们称做“正义台”和“梯子”,也起了不小的坏作用,叫人惨不忍睹,迫使人们把视线从这可怖的广场移开。在这里曾有多少生龙活虎般的健儿断送了生命!也是在这里,五十年后发生了所谓圣瓦利埃热病①那种断头台恐怖症:这是所有病症中最叫人毛骨悚然,因为它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人。顺便说一句,三百年前死刑在这里肆虐,到处仍是铁碾②,石条绞刑台,深陷在石路面上常年搁置在那里的形形色色刑具,这一切堵塞了河滩、菜市场、储君广场、特拉瓦十字教堂、猪市场、阴森可怖的鹰山、捕头哨卡、猫广场、圣德尼门、尚波、博代门、圣雅各门、尚且不算那些府尹、主教、教士会教士、住持、修道院院长在这里伏法的数也数不清的“梯子”;尚且也不算塞纳河中的溺刑场;所有这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每想到此,多少感到宽慰。今天,死神的片片盔甲已坠落,其排场阔绰的酷刑、异想天开的刑罚、每五年在大堡重换一张皮革床③的严刑拷打,统统已相继被废除了;死神这封建社会的老霸王,几乎被逐出我们的法律,被逐出我们的都市,一部又一部法典加以追究,一个广场又一个广场加以驱赶,如今在我们广大的巴黎,只剩下河滩广场上一个可耻的角落还有一座可怜巴巴的断头台,鬼鬼祟祟,慌恐不安,丢人现眼,仿佛老是提心吊胆,生怕干坏事被人当场逮住——因为它每次干完勾当就马上溜之大吉,所有这一切叫人怎能不感到欣慰呢!

    ①圣瓦利埃为查理八世的将领。查理八世为了取得对那不勒斯的继承权,对意大利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惨败而归,导致大批法国人死亡。这种“热病”就是指这场灾难。

    ②指碾刑。这是中世纪一种酷刑,先把犯人砍去四肢,再用铁碾把犯人身子碾成肉泥。

    ③也是一种酷刑,把犯人绑在皮革制的床架上,进行残酷的鞭笞。

    三  “以吻换揍”

    皮埃尔·格兰古瓦来到河滩广场,全身都冻麻木了。为了免得碰上兑换所桥上嘈杂的人群,免得再瞅见约翰·富尔博所画的旌旗,他故意取道磨坊桥;可是主教所有那些水磨轮子都在旋转,他走过时,还是溅了一身水,连粗布褂儿都湿透了。而且他觉得,由于剧本演出惨遭失败,益发怕冷了。

    于是,急忙向广场中央燃烧得正旺的焰火走近去。然而,焰火四周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

    “该死的巴黎佬!”他自言自语,因为格兰古瓦身为真正的戏剧诗人,独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们竟把火给我挡住了!

    可我迫切需要站在哪个壁炉角落里烤一烤火。我脚上的鞋子喝足了水,那些该死水磨哭哭泣泣,浇了我一身!巴黎主教开磨坊真是鬼迷心窍!我倒真想知道一个主教要磨坊有什么用!难道他期待从主教变成磨坊老板吗?如果他为此只欠我的诅咒的话,我马上就给他,给他的大教堂和磨坊!请瞧一瞧这班游手好闲的家伙,他们是不是挪动一下位置!我倒要请教一下,他们在那儿干什么!他们在烤火取暖,妙哉!在望着千百捆柴禾熊熊燃烧,多么壮观呀!”

    走前仔细一看,才发现群众围成的圆圈比取暖所需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观众并不单纯是受千百捆柴禾燃烧的美景所吸引才蜂拥而来的。

    原来是在人群与焰火之间一个宽阔的空地上,有个少女在跳舞。

    这位少女究竟是人,还是仙女,或是天使,格兰古瓦尽管是怀疑派的哲人,是讽刺派的诗人,一上来也拿不准,因为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使他心醉神迷了。

    她身材不高,可苗条的身段挺拔,显得修长,所以他仿佛觉得她个儿很高。她肤色棕褐,但可以猜想到,白天里看上去,大概像安达卢西亚姑娘和罗马姑娘那样有着美丽的金色光泽。她那纤秀的小脚,也是安达卢西亚人的样子,穿在优雅的鞋子里整个显得贴紧而又自如。她在一张随便垫在她脚下的旧波斯地毯上翩翩舞着,旋转着,涡旋着;每次一旋转,她那张容光焕发的脸蛋儿从您面前闪过,那双乌亮的大眼睛就向您投过来闪电般的目光。

    她周围的人个个目光定定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果然不假,她就这样飞舞着,两只滚圆净洁的手臂高举过头上,把一只巴斯克手鼓敲得嗡嗡作响;只见她的头部纤细,柔弱,转动起来如胡蜂似那样敏捷;身著金色胸衣,平整无褶,袍子色彩斑烂,蓬松鼓胀;双肩裸露,裙子不时掀开,露出一对优美的细腿;秀发乌黑,目光似焰;总之,这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尤物。

    “真的,这是一个精灵①,一个山林仙女,一个女神,梅纳路斯山的一个酒神女祭司②。”格兰古瓦心里想着。

    恰好这时,“精灵”的一根发辫散开了,插在发辫上的一支黄铜簪子滚落地上。

    “哎!不对!这是个吉卜赛女郎。”格兰古瓦脱口而出,说道。

    任何幻觉一下子消失了。

    她重新跳起舞来。从地上拿起两把剑,把剑端顶在额头上,随即把剑朝一个方向转动,而她的身子则朝逆方向转动。

    一点不假,她确确实实是个吉卜赛女郎。话说回来,尽管格兰古瓦幻觉已经消失了,但这整个如画的景观依然不失其迷人的魅力。焰火照耀着她,那红艳艳的强烈光芒,灿烂辉煌,在围观群众的脸盘上闪烁,在吉卜赛女郎褐色的脑门上闪烁,并且向广场深处投射过去微白的反光,只见柱子阁裂纹密布、黝黑的古老门面上和绞刑架两边的石臂上人影摇曳不定。

    在千万张被火光照得通红的脸孔中间,有一张似乎比其他所有的脸孔更加专神贯注地凝望着这位舞女。这是一张男子的面孔,严峻,冷静,阴郁。这个男子穿着什么衣服,因为被他周围的群众挡住看不出来,年龄至多不超过三十五岁;但已经秃顶了,只有两鬓还有几撮稀疏和已经灰白的头发;额门宽阔又高轩,开始刻划着一道道皱纹;然而,那双深凹的眼睛里却迸发出非凡的青春火花,炽热的活力,深沉的欲情。

    他把这一切情感不停地倾注在吉卜赛女郎身上;当他看到这个年方二八、如痴似狂的少女飞舞着,旋转着,把众人看得消魂荡魄时,他那种想入非非的神情看起来益发显得阴沉了。

    他的嘴唇不时掠过一丝微笑,同时发出一声叹息,只是微笑比叹息还痛苦十分。

    少女跳得气喘吁吁,终于停了下来,民众满怀爱意,热烈鼓掌。

    “佳丽!”吉卜赛女郎喊了一声。

    这当儿,格兰古瓦看见跑过来一只漂亮的小山羊,雪白,敏捷,机灵,油光闪亮,角染成金色,脚也染成金色,脖子上还戴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格兰古瓦原先并没有发现这只小山羊,因为它一直趴在地毯的一个角落里,望着主人跳舞。

    “佳丽,轮到你了。”跳舞的女郎说道。她坐了下来,风度翩翩,把手鼓伸到山羊面前,问道:“佳丽,现在是几月份?”

    山羊抬起一只前脚,在手鼓上敲了一下。果真是一月份。

    群众遂报以掌声。

    “佳丽,今天是几号?”少女把手鼓转到另一面,又问道。

    佳丽抬起金色的小脚,在手鼓上敲了六下。

    “佳丽”埃及女郎一直用手鼓作耍,又翻了一面再问道。“现在几点钟啦?”

    佳丽敲了七下。就在这时候,柱子阁的时钟正好敲了七点。

    “这里面准有巫术!”人群中有个阴沉的声音说道。这是那个老盯着吉卜赛女郎的秃头男子的声音。

    她一听,不禁打了个寒噤,遂扭过头去;可是掌声再起,压过了那人阴郁的惊叹声。

    这阵掌声完全把那人的声音从她思想上抹去了,她于是继续向山羊发问:

    “佳丽,圣烛节游行时,城防手铳队队长吉夏尔·大勒米大人是个什么模样儿?”

    佳丽一听,遂站起后腿行走,一边咩咩叫了起来。走路的姿势既乖巧又一本正经,围观的群众看见小山羊把手铳队队长那副充满私欲的虔诚模样儿模仿得滑稽可笑,无不放声哈哈大笑。

    “佳丽,”少女看到表演越来越成功,随即放大胆子又说。

    “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雅克·夏尔莫吕大人是怎么布道来的?”

    小山羊即刻站起后腿开庭,又咩咩叫了起来,一边晃动着两只前足,模样儿极其古怪,可以说,除了它不会模仿他一口蹩脚法语和蹩脚拉丁语以外,举止、声调、姿态,却模仿得维妙维肖,活生生就是雅克·夏尔莫吕本人。

    群众一看,更起劲鼓掌了。

    “亵渎神明!大逆不道!”那个秃头男子又说道。

    吉卜赛女郎再次回过头来。

    “唔!又是这个坏家伙!”她说道。一说完,把下唇伸得老长,轻轻撅了撅嘴,看上去像是习惯性的嗔态,随即转过身去,托着手鼓开始向观众请赏。

    白花花的大银币、小银币、盾币、刻有老鹰的小铜币,落雨似的纷纷洒下。忽然,她走过格兰古瓦面前。格兰古瓦糊里糊涂把手伸进口袋里,她连忙收住脚步。“见鬼!”诗人一摸口袋,发现实情,原来空空如也。可是俏丽的少女站在那里不动,一双大眼睛盯着他看,伸着手鼓,等着。格兰古瓦汗流如注。

    他口袋里若有一座秘鲁金山,一定也会掏出来赏给这舞女的。可是格兰古瓦并没有秘鲁金山,况且那时美洲还没有发现哩。

    幸好一件意外的事情解了他的围。

    “你还不滚开,埃及蚱蜢?”从广场最阴暗角落里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喊着。

    少女一惊,急忙转身。这回不是那个秃子的声音,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伪善而又凶狠。

    再说,这喊叫声吓坏了吉卜赛女郎,却叫一群在那里乱窜的孩子大为开心。

    “是罗朗钟楼的隐修女。”孩子们乱哄哄大笑,叫嚷起来。

    “是麻衣女①大发雷霆!难道她还没有吃晚饭?我们拿点残羹剩饭去给她吃吧。”

    ①基督教徒的一种忏悔,身披麻布或套麻袋,并撒灰在身上。

    大家急忙一齐向柱子阁拥去。

    这当儿,格兰古瓦趁吉卜赛女郎心神不定之机,躲开了。

    听到孩子们喧闹声,猛然想起自己也还没有吃饭,随即向冷餐桌跑去。可是,那些小淘气鬼比他跑得快,等他跑到,冷餐桌上早已一扫空了,甚至连五个索尔一斤的没人要吃的野菜也一点不剩。唯有墙上挂着马蒂厄·比泰纳一四三四年所画的几株苗条的百合花,夹杂着几株玫瑰。拿它当晚饭吃未免太寒碜了。

    不吃饭就睡觉固然是讨厌的事儿,而不吃饭又不知何处睡觉,那就更不是愉快的事情。格兰古瓦的处境正是如此,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他觉得自己备受生活急需的煎熬,因而更感到生活急需的严酷。他早已发现了这一真理:朱庇特一时厌世,才创造了人,但这位圣人整整一生,其命运却一直围攻其哲理。至于格兰古瓦自己,从未见过如此严密的封锁,逼得他走投无路;他听得见饥肠辘辘,肚子正敲着投降的鼓号,厄运用饥馑手段来迫使其哲学缴械,这未免太失面子了。

    他越来越忧郁,沉浸在这种悲天悯人的沉思之中。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充满柔情却又古怪的歌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

    过来。原来是那个埃及少女在歌唱。

    她的歌喉,也像她的舞蹈、她的姿色一样动人,难以用言语形容,叫人消魂荡魄。可以这么说,这歌声清纯,嘹亮,空灵,悠扬;旋律如鲜花不停开放,音调抑扬顿挫,节奏千变万化;再说,歌词句子简短,间夹着尖声和嘘声的音符;还有,音阶急速跳跃,连夜莺也要甘拜下风,却始终保持着和谐;还有,八度音唱得那么缠绵荡漾,就像这年轻歌女的胸部那样,时起时落,忽高忽低。她那张秀丽的脸孔,随着歌声万般情愫的变化,其表情也从最狂乱的激情直至最纯贞的尊严,变幻莫测。她忽而像个疯女,忽而又像个女王。

    她唱的歌词,是格兰古瓦前所未闻的一种语言①,看样子她自己也未必懂得,因为她唱时的表情与歌词的意思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下面这四行诗,从她嘴里唱出来,却快活得发狂:

    一只箱子价值连城,

    在一个水槽中发现。

    里面还有新的旗帜,

    饰着一些吓人的图案。

    过了一会儿,又唱出这一诗节;

    骑着马的阿拉伯人,

    剑在手,支架在肩,

    投石器连成一整片,

    切莫相互厮杀摧残。

    格兰古瓦听着听着,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其实她唱歌主要是表现快乐,她好比一只鸟儿,唱歌是由于宁静安适,由于无忧无虑。

    ①一种非纯正的西班牙语。

    吉卜赛女郎的歌声扰乱了格兰古瓦的遐思,不过就像天鹅扰乱了平静的水面。他倾听着,心荡神怡,忘却了一切。好几个钟头以来,这是他头一回忘记了痛苦。

    这种时刻却太短暂了。

    刚才打断吉卜赛女郎跳舞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又来打断她的歌唱。

    “地狱里的知了,还不给我住嘴?”她依然从广场的那个阴暗角落里嚷道。

    可怜的知了嘎然停止。格兰古瓦连忙捂住耳朵。

    “哦!该死的残缺锯子竟来锯断竖琴①!”他嚷叫起来。

    ①这是一句反衬。残缺锯子指隐修女年老缺牙的嘴巴,这里指她的声音;竖琴指古希腊的一种琴,也是十七世纪一种小提琴,琴名叫“里尔”,这里指吉卜赛女郎的歌声。

    不过,其他的观众也像他一样嘟哝着:“麻袋女见鬼去吧!”不止一个人这么说。这个隐身不见、叫人扫兴的老妖婆,一再向吉卜赛女郎进行侵犯,险些儿要追悔莫及;假如不是此刻看见狂人教皇的游行队伍走过来,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那么老妖婆就要吃苦头了。那游行队伍走过了许多大街小巷,高举着火把,吵吵闹闹,走进了河滩广场。

    这支游行队伍,看官已经看到从司法宫出发的情景,一路走来,不断扩大,凡是巴黎街头所有的贱民、无所事事的小偷、随便碰到的流浪汉,都纷纷加了进来,所以到达河滩时,声势浩大,蔚为壮观。首先走来的是埃及①。埃及大公骑马走在最前头,他手下的那些伯爵都步行,替他牵缰执镫;后面是男男女女埃及人,混乱不堪,肩上带着他们乱嚷乱叫的小孩;所有的人、公爵、诸位伯爵、小老百姓,全都破衣烂衫,或是华丽俗气的旧衣裳。然后是黑话王国,即法兰西形形色色的盗贼,按品位的高低进行排列,品位最低的排在最先。就这样,四人一排,带着他们各自在这奇异团体中所属等级的不同标志,浩浩荡荡行进着,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残疾人,跛脚的跛脚,断膊的断膊,有矮墩墩的,有冒充香客的,有夜盲的,还有疯癫的,对眼的,卖假药的,浪荡的,平庸的,胆小的,病弱的,卖劣货的,诡诈的,没爹没娘的专爱帮凶的,伪善的,诸如此类,即使荷马在世也难以胜举。在那班帮凶和伪善者的核心圈子中央,好不容易才识别出黑话王国的国王,那魁梧的丐帮大王,只见他蹲在由两只大狗拉着的一辆小车里。黑话王国的后面是加利利帝国②。这帝国的皇帝吉约姆·卢梭,穿着尽是院葡萄酒迹的朱红袍,威风凛凛地走着,前面有相扑和跳祝捷舞的江湖艺人开路,周围是皇帝的执仗吏、帮亲和审计院的小书记。压阵的是司法宫小书记们,身著黑袍,拿着饰满纸花的五月树,奏着配得上巫魔夜会的乐曲,燃着芮色大蜡烛。

    ①指吉卜赛人群体。各种爵位是这群体大小头目自封的头衔。

    ②“加利利帝国”本是中世纪人们给审计院取的绰号,这里借用来指法院和审计院的小书记们。

    而在这人群的中心,狂人帮会的大臣们抬着一个担架,上面点满蜡烛,其数量之多连瘟疫流行时圣日芮维埃芙教堂的圣物盒担架也不能比拟。就在这顶舁舆上,顶冠执仗,身披大袍,光辉灿烂,端坐着新当选的狂人教皇圣母院的敲钟人、驼子卡西莫多!

    这队稀奇古怪的游行行列,各部分有各自独特的乐曲。埃及人起劲敲着非洲的木柝和手鼓。黑话帮的人向来不谱音律,也拉起弦琴,吹起牛角猎号,弹起十二世纪的峨特手琴。加利利帝国也不见得高明多少,人们在其乐曲中尚依稀可辨音乐处于幼年时代所使用的某种简陋的三弦提琴,乐音仍被禁锢在ré—la—mi这三个简单的音符中。然而,集当时音乐精华之大成,五花八门,竞相纷呈,奏得最欢的是在狂人教皇的周围:清一色的最高音三弦提琴、次高音三弦提琴、高音三弦提琴,外加笛子和铜管乐器。唉!看官当然记得,这原来是格兰古瓦的乐队。

    从司法宫到河滩广场这一路上,卡西莫多那张忧伤而丑恶的面孔,是如何达到得意洋洋、目空一切的那种容光焕发的顶点,真是难以描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尝到自尊心的乐趣。在此以前,他尝到过的只是由于地位低贱而处处遭受侮辱和蔑视,只是由于他的外表而遭受厌弃。因此,尽管耳聋,他一向觉得受到群众憎恨因而也憎恨群众,这时却作为名副其实的教皇,慢慢品尝着受群众欢呼的滋味。纵然他的庶民是一堆疯、瘫者、盗贼、乞丐,那又何妨!反正他们永远是一群庶民,而他,永远是一位教皇。对于那阵阵含讥带讽的掌声,对于那种种叫人哭笑不得的尊敬,他倒看得很顶真,不过也还得说一句,这当中也混杂着群众对他确实有点畏惧。这是因为这个驼子身强体壮,因为这个瘸子灵活敏捷,还因为这个聋子心肠歹恶:这三种资质把滑稽可笑冲淡了。

    再说,这狂人新教皇自己也意识到他所体验到的感情,也意识到别人由他引起的情感,这倒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寓居在这个残缺躯壳里的灵魂,必然也有不完善和迟钝之处。因此,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对他来说,是极其含混、模糊、紊乱的。只是喜上心头,踌躇满志,那张阴郁而倒霉的脸孔才容光焕发了。

    正当卡西莫多如痴似醉,得意洋洋经过柱子阁时,人中猛然闯出一个人来,怒冲冲把他手中做为狂人教皇标志的金色木头权仗一把夺了过去,大家一看,无不大吃一惊,吓坏了。

    此人,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正是那个秃脑门、刚才混在看吉卜赛女郎跳舞的人群中间对可怜的少女恶言恶语进行恫吓的那个家伙。他穿的是教士衣裳。格兰古瓦原先并没有注意到他,此时看他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

    格兰古瓦不由惊叫起来,说道:“怪哉!这不正是赫尔墨斯①第二、我的老师堂·克洛德·弗罗洛副主教吗!他要对这个独眼龙丑八怪搞什么鬼把戏?这独眼龙会把他生吞活剥的。”

    ①赫尔墨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商贾及行人的庇护神、地界和门户的庇护者、畜牧之神、一切科学的发明者。又因其狡黠、机变,他被描述成诈骗者和偷窃者,并被视为世间骗子和盗贼的庇护神;他的形象在远古时期成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其风流逸事,流传甚多。这里,用赫尔墨斯来形容副主教,说明此人性格的复杂性。

    果然一声恐怖的叫喊声腾空而起。可怕的卡西莫多急忙跳下了担架,把妇女们吓得连忙移转视线,不忍心看见副主教被撕成碎片。

    卡西莫多一蹦,跳到教士跟前,瞅了他一下,随即双膝跪倒。

    教士一把扯去他头上的教皇冠,折断他的权仗,撕碎他身上那缀满金箔碎片的袍子。

    卡西莫多依然跪着,低下头合起双掌。

    接着,只见他俩用暗号和手势进行奇特的交谈,因为两人都没开口。教士站着,气急败坏,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卡西莫多跪倒在地,低三下四,苦苦哀求。话说回来,卡西莫多只要愿意,用大拇指就可以把教士碾碎,那是确定无疑的。

    末了,副主教狠狠地摇晃着卡西莫多强壮的肩膀,向他示意站起来,并跟着他走。

    卡西莫多站了起来。

    这时,狂人帮会在开头一阵惊愕过去之后,决意起来保护他们这位如此突然被拉下马的教皇。埃及人,黑话帮和所有小书记们都跑过来围着教士大喊大叫。

    卡西莫多却过来站在教士前面,两只有力的拳头紧握,青筋裸露,像一只被惹怒的猛虎那般磨着利牙,紧盯着来围攻的人。

    教士恢复了那副阴沉而又庄重的神态,向卡西莫多打了个手势,随即悄悄地抽身走了。

    卡西莫多在他前面开路,从人群中硬挤过去。

    他们穿过了人群和广场,一大群爱凑热闹的和游手好闲的人跟随不舍。卡西莫多遂过来殿后,倒退着尾随副主教,矮墩墩的,恶狠狠的,畸形怪状,毛发倒竖,抱紧双臂,露出野猪似的獠牙,发出猛兽般的咆哮,一抬手动脚,一闪目光,群众就吓得东摇西摆,纷纷躲闪。

    人们无可奈何,眼睁睁看他俩钻进一条漆黑的小胡同,谁都不敢冒险再尾随他们,卡西莫多咬牙切齿的魔影,就足以堵住小胡同的入口。

    “真是妙不可言,可是我到什么鬼地方去混顿晚饭呢?”格兰古瓦说道。

    四  夜晚在街上盯梢倩女的种种麻烦

    格兰古瓦不顾一切跟上了吉卜赛女郎。他看见她牵着山羊走上了刀剪街,也跟了上去。

    “干么不呢?”他想道。

    格兰古瓦这位巴黎街头的实用哲学家早已注意到,跟随一个俊俏的女子而不知道她往哪里去,没有什么能比这样做更令人想入非非了。这是心甘情愿放弃自主自专,把自己的奇思异想隶属于另一个人的奇思异想,而另一个人却连想都没有想到;这其中是古怪的独立性和盲目服从的混合体,是在奴性与格兰古瓦所喜欢的自由之间某种莫名其妙的折中。

    格兰古瓦本人基本上正是这样的混合体,既优柔寡断,又思想复杂,对付各种极端得心应手,总是悬挂在人性各种倾向之间,使各种倾向相互中和。他经常乐意把自己比做穆罕默德的陵墓,被两个磁石向相反的方向紧紧吸引住,永远犹豫于高低之间,苍穹和地面之间,下坠和上升之间,天顶和天底之间。

    格兰古瓦要是活在我们今天,他会不偏不倚站在古典派和浪漫派的正中间!

    然而他没有原始人那样健壮体格,可以活上三百岁,这可真是遗憾!他的去世,时至今日,更使人感到是一个空白。

    不过,要这样在街上跟踪行人(尤其跟踪行路的女子),这正是格兰古瓦乐意干的事儿,既然不知何处投宿,那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

    于是他沉思默想走在那个少女的后面。她看见市民们纷纷回家去,看见这节日里唯独应该通宵营业的小酒店也纷纷打烊,便加快步伐,赶着漂亮的小山羊小跑起来。

    “反正她总得住在某个地方吧;而吉卜赛女人一向心肠好——谁知道呢?……”他差不多这么揣磨着。

    在这种欲言又止的省略中,他内心当然盘算着某种相当文雅却又难以启口的主意。

    他走过最后一些正在关门的市民家门前,不时听到他们交谈的片言只语,打断了他美妙盘算的思路。

    忽而是两个老头在攀谈。

    “蒂博·费尼克勒大爷,天冷了,知道吗?”(格兰古瓦从入冬就早已知道了。)

    “是的——知道,博尼法斯·迪佐姆大爷!今年冬天会不会又像三年前,就是八○年那样,每捆木柴卖到八个索尔?”

    “唔!那算不了什么,蒂博大爷,要是比起一四○七年冬天,那一年,从入冬前的圣马丁节①

    一直到圣烛节都冰封地冻呀!那么冷凛,吏部的书记官坐在大厅里,每写三个字,鹅毛笔就要冻一次!审讯记录都写不下去了!”

    稍远处,是两个街坊邻居的女人站在窗口,拿着蜡烛;由于雾气,烛火噼啪作响。

    “布德拉克太太,您丈夫跟您讲过那桩不幸事故了吗?”

    “没有。倒底是怎么一回事,蒂尔康太太?”

    “小堡的公证人吉尔·戈丹先生骑的马,看见弗郎德勒人及其行列,受了惊,撞倒了塞莱斯坦派②修士菲利波·阿弗里奥大人。”

    ①圣马丁节为每年十一月十一日。

    ②教皇塞莱斯坦(1215—1296)创立的教派。

    “真的?”

    “千真万确。”

    “一匹市民的马!这有点过份了!要是骑士的马,那就绝了!”

    说到这里,窗户关上了。格兰古瓦的思路也就断了。

    幸好,他很快就找了回来,毫不费力便接上了;这可全仗着吉卜赛女郎,仗着佳丽,因为她俩一直在他前面走着。两个都一样清秀,优雅,楚楚动人,她俩那娇小的秀脚、标致的身段、婀娜的体态,格兰古瓦赞赏不已,看着看着,几乎把她俩合二为一了:就聪明和友善而言,他认为双双都是妙龄少女;要说轻巧、敏捷、步履轻盈,又觉得两个都是雌山羊。

    街道可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冷清了。宵禁的钟声早已敲过,偶或在街上能遇见个把行人,在住家窗户上能瞅到一线灯光。格兰古瓦跟着埃及女郎,走进了那纠缠不清的迷宫,来到从前圣婴墓四周那数不清的小街、岔路口和死胡同,错综复杂,仿佛是被猫挠乱了的一团线。

    “瞧这些乱七八糟的街道,一点也不合理!”格兰古瓦说道。在那千百条绕来绕去的罗盘路中,他晕头转向了,但是那个少女却顺着一条似乎很熟悉的路走下去,连想都不要想,而且步子还越走越快。至于格兰古瓦,要不是在一条街的拐弯处,偶然瞥见菜市场那块八角形耻辱柱的镂空尖顶的剪影,醒目地托映在韦德莱街一家还亮着灯的窗户上,那么,他真不知道身处何方哩。

    有一会儿,他引起了吉卜赛女郎的注意;她好几回心神不安地掉头望了望他,甚至有一次索性站住,目不转睛地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这样瞧过之后,格兰古瓦看见她又像原先那样撅了撅嘴,随后便不睬他了。

    她这一噘嘴,倒引起格兰古瓦的深思。毫无疑问,这娇媚的作态中含有轻蔑和揶揄的意味。想到这里,他低下头来,放慢脚步,离少女稍微远一些。就在这当儿,她拐过一个街角,他刚看不着她,就听到她一声尖叫。

    他急忙赶上去。

    那条街漆黑一团。但是,拐角圣母像下有个铁笼子,里面燃着油捻,格兰古瓦借着灯光,看见有两个汉子正抱住吉卜赛女郎,竭力堵住她的嘴,不让她叫喊,她拼命挣扎着。可怜的小山羊吓得魂不附体,聋拉着双角,咩咩直叫。

    “快来救我们啊,巡逻队先生们!”格兰古瓦大叫一声,并勇敢地冲上去。抱住少女的那两个男人中一个刚好一回头,原来是卡西莫多那张可怖的面孔。

    格兰古瓦没有逃跑,也没有再向前走一步。

    卡西莫多向他冲过来,反掌一推,就把他抛出去四步开外,摔倒在地;接着,反身拔腿就跑,一只手臂托着吉卜赛女郎,就好似拿着一条舒卷的纱巾一下子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的另一个同伴也跟着跑了。可怜的山羊在他们后面追着,悲伤地咩咩叫个不停。

    “救命呀!救命呀!”不幸的吉卜赛女郎不停地喊着。

    “站住,恶棍!把这个荡妇给我放下!”突然霹雳般一声吼叫,一个骑士从邻近的岔道上猛冲过来。

    这是御前侍卫弓手队长,戴盔披甲,手执一把巨剑。

    卡西莫多给叶呆了,骑士从他怀里把吉卜赛女郎夺了过去,横放在坐鞍上。等到可怕的驼子清醒过来,扑过去要夺回他的猎物时,紧跟在队长后面的十五六名弓手,手执长剑出现了。这是一小队御前侍卫,奉巴黎府禁卫长官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大人之命,前来检查宵禁的。卡西莫多一下子受包围,遭逮捕,被捆绑起来。他像猛兽似地咆哮,口吐白沫,乱咬一气。要是大白天的话,单是他那张因发怒而变得更加丑恶不堪的面孔,就足以把这小队人马吓得四处逃窜,这是无人会怀疑的。然而,黑夜剥夺了他最可怕的武器:

    他的狰狞面目。

    在搏斗中,他那个同伴早已逃之夭夭了。

    吉卜赛女郎娇滴滴地在军官的马鞍上坐起身来,双手往年轻军官的双肩上一搭,目不转睛瞅了他一会儿,好象对他红润的气色,也对他刚才的搭救搞得心醉了。随后,她先打破沉默,甜蜜的声音变得更加甜蜜了,说道:

    “警官先生,请问尊姓大名?”

    “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为您效劳,我的美人!”军官挺直身子答道。

    “多谢!”她说道。

    话音一落,趁着弗比斯队长捻他勃艮第式小胡子的功夫,她如箭坠地,一下子溜下马背,逃走了。

    就是闪电也比不上她消失得那么快。

    “教皇的肚脐眼!”队长抽紧捆绑卡西莫多的皮带,说道。

    “我宁可扣留那个荡妇!”

    “有什么法子呢,队长?”一个警卫说道。“黄莺飞跑了,蝙蝠留了下来!”

    五麻烦接踵而至

    格兰古瓦被摔得懵里懵懂,一直在街道拐角圣母像前躺着,慢慢地才清醒过来。起初有好一会儿觉得轻飘飘的,有点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倒也不无甜丝丝的感觉,只见吉卜赛女郎和雌山羊两张轻盈的脸孔与卡西莫多沉重的拳头交织在一起。这种状况很快就过去了。他的身体与路面接触的部分,觉得冷嗖嗖的,他遂猛醒过来,精神也清爽了。蓦然间,他想道:“哪来这股凉气呢?”这才发现自己差点全倒在阴沟里了。

    “驼背独眼巨人这鬼家伙!”他低声嘟哝着,并要爬起来。

    可是头太晕了,也摔得太重了,只得躺在原地不动。好在手还屈伸自如,便捂住鼻子,硬忍住了。

    “巴黎的污泥浊水,”他想道(因为他确信阴沟肯定将是他的住处了,除非是做梦,谁住在这里?)

    “巴黎的污泥浊水特别臭!里面肯定含有挥发性的硝酸盐。况且,这是尼古拉·弗拉梅尔[1330—1418作家,化学家(当时被认为是炼金术士)]大人及一般炼金术士的看法……”

    “炼金术士”这个词突然使他联想起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来。他回想起刚才瞥见的暴力场面,吉卜赛女郎在两个男人之间挣扎,卡西莫多有个同伙,格兰古瓦脑海里顿时隐隐约约闪过副主教那张忧郁和高傲的面孔。他想:“这真有点蹊跷!”于是,根据这已知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开始构造种种假设的荒唐大厦,纯粹是哲学家纸糊的楼阁。然后,猛然一震,又回到现实中来:“哎呀!冻死我了!”他喊叫了起来。

    确实,这地方越来越叫人受不了啦。沟水的每一分子夺走了格兰古瓦腰部散发出来的每一热量分子,他的体温和阴沟的水温之间逐渐建立一种平衡,这种滋味好不难受呀。

    冷不防又有另一种烦恼来袭击他。

    一群小孩,就是那些不论刮风下雨光着脚丫在巴黎街头到处游荡、从古至今被叫做流浪儿的野孩子,也就是我们小时傍晚放学出来,看见我们的裤子没有撕破,向我们大家乱扔石头的那班小野人。这样一群小捣蛋鬼这时一窝蜂似的,全然不顾左邻右舍是不是在睡觉,笑的笑,叫的叫,向格兰古瓦躺着的岔路口奔来。他们身后拖着一个莫名其妙的似袋非袋的东西,单是他们木鞋的响声连死人也会被吵醒。格兰古瓦还没有完全死去,不由半挺起身子来。

    “哦喂!埃纳甘·当贷舍!哦喂!约翰·潘斯布德!”他们拼命喊着。“拐角那个卖铁器的老家伙厄斯塔舍·莫朋刚刚死了。我们拿来他的草垫子去点个焰火玩玩。今天不是欢迎弗朗德勒人的日子吗!”

    说干就干,他们走到格兰古瓦身边,却没有看到他,顺手一扔,不偏不倚,草垫正好扔在他身上。与此同时,有个小孩抓起一把稻草,正要去圣母像座下燃着的油捻上借个火。

    “死基督!我这下子不就又太热了吗!”格兰古瓦嘀咕道。

    危急万分,他将处于水火夹攻之中!他一急,就像制造假钱的人眼看要被扔入油锅而死命挣扎一般,使出浑身不可思议的力量,一跃而起,抓起草垫往那些顽童掷去,拔腿逃走了。

    “圣母呀!”孩子们惊叫起来。“卖破铜烂铁的还魂了!”

    他们也吓得跑掉了。

    那张草垫子一时成了沙场的主宰者。推事老爹贝尔福雷,还有科罗泽,至今还肯定地说,出事的次日,该街区的教士以隆重的仪式把草垫捡了回去,并把它送到了圣福运教堂的圣库去,从那天起一直到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管圣库的人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原因是莫贡塞伊街拐角的圣母像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个难忘的夜里,大显神灵,一下子就驱逐了已故的厄斯塔舍·莫朋的阴魂,这个人为了向魔鬼开个玩笑,死时故意恶作剧,把阴魂藏在草垫子里。

    六  摔破的罐子

    没命地跑呀跑呀,跑了好一阵子,却不知要跑往何处,多少回脑袋撞在街角上,一路上跨过许许多多阴沟,穿过许许多多小巷、许许多多死胡同[原文如此],许许多多岔道,从菜市场那条七弯八拐的古老石道上寻找逃窜之路,惊恐万状,如同文献里美丽拉丁文所说的那样,勘察一切道路,大街小巷,然后,我们的诗人霍然停住了,首先是由于喘不过气来,再则是因为脑子里刚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好像猛然揪住他的衣领。他一只手指按住额头,自言自语道:“皮埃尔·格兰古瓦大人呀皮埃尔·格兰古瓦,我觉得您这样瞎跑就像没脑子似的。小鬼们怕您,并不比您怕他们来得轻些。听我说,我觉得,您刚才往北边逃,您一定听到了他们往南边逃跑的木鞋声。然而,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他们溜掉了,那末他们一时害怕,一定把草垫子丢了下来,这正好是您从清早一直找到现在所要的可投宿的床铺,您献给圣母娘娘一出圣迹剧,得到了齐声喝采,热闹异常,她显圣送您草垫子作为奖赏;或者是孩子们并没有逃跑,若是如此,准把草垫点燃了,而这正是您所需要的那种妙不可言的火堆,您可以好好受用,烘干衣裳,暖暖身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好火也罢,好床也罢,反正草垫子是上天赐与的礼物。莫贡塞伊街拐角处的慈悲圣母玛丽亚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让厄斯塔舍·莫朋死去的。您这样跑得屁股颠颠的,好比一个庇卡底人见着一个法国人就连忙逃命似的,结果把您在前面要寻找的反而扔到后面去,您这岂不是胡闹吗!您真是一个大傻瓜!”

    这么一想,遂转身回去,摸索着方向,东瞧瞧,西望望,仰着头,竖起耳朵,竭力要找回那张给人幸福的草垫子。可是没有找到。只见房屋交错,死胡同、交叉路口盘根错节,他左右为难,迟疑不定,在那错综复杂的漆黑街巷里进退受阻,举步不前,就是陷入小塔府邸的迷宫也不会这么狼狈。末了,他按捺不住了,煞有介事地喊叫起来:“该诅咒的岔道!是魔鬼照他脚爪的模样造出来的!”

    这么一喊叫,心里稍微轻松一些。这时,正好瞅见一条狭长小巷的尽头有一种淡红色的光在闪烁,他的情绪一下子振作起来了,说道:“该赞美上帝啦!就是在那儿!那是我要找的草垫子在燃烧。”于是把自己比做迷失在黑夜里的船夫,虔诚地又说了一句:“致敬,致敬,导航星!”

    这片言只语的祷文是献给圣母还是献给草垫子的呢,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条小巷是斜坡的,路面没有铺石子,而且越往下去越泥泞,越倾斜,他刚走了几步,便发现某种十分奇怪的现象。

    这小巷并非荒凉的。一路过去,这里那里,有什么模糊不清、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爬行,都朝着街尽头那摇曳的亮光爬去,就像夜里笨重的昆虫向着牧童的篝火,从一根草茎吃力地爬到另一根草茎。

    世上最使人敢于冒险的,莫过于不必老摸着他的钱包是不是还在身上。格兰古瓦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就赶上了一个爬得最缓慢、落在最后头的毛毛虫了。走近时才发现,那蠕动着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无腿的可怜虫,双手撑地,一挪一挪地蠕动着,活像一只受伤、只剩下两条长腿的蜘蛛。

    当他从这只人面蜘蛛旁边走过时,听见一个悲哀的声音向他传来:“行行好,老爷,行行好吧!”

    “见鬼去吧!要是我听得懂你说什么,就让魔鬼把我同你一起抓去吧!”格兰古瓦说道。

    话音一落,径自走了。

    他又赶上了另一个这种蠕动的东西,仔细一瞧,原来是一个断臂缺腿的残废人,既没臂又没腿,整个人靠拐杖和木腿支撑着,其装置之复杂,简直就像泥瓦匠的脚手架在挪动。

    格兰古瓦满脑子尽是古色古香的典雅譬喻,心里就把他比做火神伏耳甘的三足活鼎镬。

    在他经过时,这只活鼎向他举帽致敬,可是帽举到格兰古瓦的下巴跟前便停住了,宛若托着一只刮胡子用的盘子,同时对着他大声嚷叫:“老爷,给几个小钱买块面包吧!①”

    “看样子这个也会说话;”格兰古瓦说道。

    “可这是一种难听的语言,他要是明白,那他比我好过得多了!”

    忽然灵机一动,他拍了拍脑门,说:“对啦,上午他们老喊着‘爱斯梅拉达’,到底是什么鬼意思?”

    他要加快步伐,但是第三次又有什么东西挡住去路。这个什么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什么人,原来是个瞎子,个子矮小,一张犹太人的脸盘,长着大胡子,手中的棍子向四周乱划,由一只大狗引路,只听见他带着匈牙利人的口音,用很重的鼻音说道:“行行好吧②”

    “好呀!到底有一个会说基督教语言的③。”格兰古瓦说道。“一定是我的样子看起来很好善乐施的,所以不管我囊空如洗,他们才这样求我施舍的。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指会说拉丁语。

    朋友(他转头向瞎子说),上星期我把最后一件衬衫也卖了,既然你只会说西塞罗的语言,这话也就是说:‘上星期刚把我的最后一件衬衫卖了。①’”

    一说完,他转身继续赶路。但是瞎子也同时开始跨大步伐,冷不防那个瘫子,还有那个无腿人,也急匆匆赶上来,钵子和拐棍在石路上碰得震天价响。于是三个人紧跟在可怜的格兰古瓦的身后,相互磕磕碰碰,向他各唱起歌来:

    “行行好!”瞎子唱道。

    “行行好!”无腿人唱道。

    而那个跛子接过乐句,反复唱道:“买几块面包吧!”格兰古瓦赶紧塞住耳朵,叫道:“哦!巴别塔②呀!”

    他拔腿就跑,想不到瞎子也跑,跛子也跑,缺腿人也跑。

    随后,他越往街道深处里钻,缺腿的、瞎子、跛子,越来越多,成群围着他;还有许多断臂的,独眼的,满身是疮的麻风病者,有的从房子里出来,有的从附近小街上出来,有的从地窖气窗里钻出来,狼嗥的狼嗥,牛叫的牛叫,兽啼的兽啼,个个一瘸一拐,跌跌冲冲,向亮光拥去,并且宛如雨后的鼻涕虫一般,在泥浆中滚来滚去。

    那三个人一直对格兰古瓦紧追不舍,他深知这样下去会有什么下场,吓得魂不附体,在其他那些人中间乱窜,绕过瘸子,跨过缺腿的,双脚陷入这蚂蚁窝似的成群畸形人堆里,就像那个英国船长陷入成群的螃蟹中间。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巴别塔:圣经中挪亚的子孙,拟造而没完成的摩天高塔。据载,洪水大劫后挪亚的子孙成群来到示拿这个地方,决定在此地建城和建一座通天高塔。建造速度之快,连上帝也感到不安了,遂把他们的语言变乱,相互听不懂,致使这座高塔半途而废。这里是指那几个乞丐操不同的语言,难以理解。

    猛然灵机一动,心想倒不如设法返身向后跑。可是太晚了。整个一大群人已经堵住了他的退路,那三个乞丐缠住他不放。这么一来,他只得继续往前跑,这是因为后面那不可阻挡的波涛推着他走,同时也是由于惧怕和晕眩,冥冥中觉得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恶梦。

    末了,总算跑到了街道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广阔的空地,只见许多星星点点的灯光在茫茫夜雾中摇曳闪烁。格兰古瓦一头冲过去,巴望腿跑得快,能甩掉那紧紧跟着他的三个残废的魔鬼。

    “家伙,看你往哪里跑!①”那个断臂缺腿的吼叫一声,扔下双棍,迈开两条举世无双的大腿,其精确均匀的步伐是巴黎街头见所未见的,紧追了上来。

    这时,无腿人已经站了起来,把沉甸甸的铁皮大碗扣在格兰古瓦的脑勺上,而瞎子瞪着灯笼般的眼睛,直盯着他看。

    “我这是在哪儿?”诗人吓坏了,问道。

    “在奇迹宫廷。”跟随着他们的第四个幽灵答腔道。

    “我发誓,我确实看到了瞎子能看、瘸子能跑,可是救世主在哪里呢②?”格兰古瓦说道。

    他们一听,阴森森大笑起来。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

    ②救世主:基督教对耶稣基督的称谓,亦称救主。据传,耶稣能治病,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这里是说救世主能把这些残废人一下子医好,怎么不来救救格兰古瓦呢?!

    可怜的诗人环视了一下周围,确实置身在这个可怕的奇迹宫廷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好人会在这样的时辰到这里来的。

    这是魔圈,小堡的军官和府衙的捕快胆敢贸然进去,便会粉身碎骨,化为乌有;这是盗贼的渊薮,是巴黎脸上丑恶的脓疣;这是阴沟,各国首都大街小巷那种司空见惯、到处溢流的罪恶、乞讨、流浪的沟水,每天早晨从这里流出,每天夜里又流回这里滞留;这是使人毛发悚然的蜂窝,一切扰乱社会秩序的胡蜂每晚都带着采集到的胜利品回来;这是骗人的医院,这里聚集着吉卜赛人,还俗的修士,失足的学子,各个民族的流氓,诸如西班牙的、意大利的、德国的,各种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偶像崇拜者——的痞子,身上满是假装的疮疤,白天乞讨,夜里摇身一变全成为强盗;总之,这是广大宽阔的化妆室,今日巴黎街头上演的偷窃、卖淫和凶杀这种万古长存的喜剧,其各种角色早在中古时代就在这里上妆和卸妆了。

    这是一个广阔的空地,形状参差不齐,地上铺的石子高低不平,跟昔日巴黎的所有广场一样。这儿那儿,火光闪耀,周围聚集着一堆堆怪诞的人。这一切飘飘忽忽,纷纷攘攘,只听见一阵阵尖笑声、孩子的啼哭声、女人的说话声。这人群的手掌和脑袋,衬托着亮光,黑黝黝的,显现出万千奇特动作的剪影。地面上,火光摇曳,掩映着许多模糊不清的巨大黑影,不时可以看见走过去一条与人无二的狗,或一个与狗无二的人。在这巢穴里犹如在群魔殿,种族的界限,物种的界限,似乎都消失了。男人、女人、畜生、年龄、性别、健康、疾病,一切在这群人中间好似都是共同的;一切都是相互混合、掺杂、重叠的,成为一体;每人都具有整体的特性。

    借着闪烁的微弱火光,格兰古瓦在心神未定中,辨认出这片广大空地的四周尽是破旧丑陋的房屋,那些虫蛀的、皱折的、萎缩的、百孔千疮的门面儿,个个都有一两个透亮的窟窿,他仿佛觉得这些门面儿在黑暗中活像许多老太婆的大脑袋瓜,排成一个圆圈,怪异而乖戾,眨着眼睛在注视这群魔乱舞。

    这仿佛是一个新的世界,知所未知,闻所未闻,奇形怪状,麇集着爬行动物,荒诞不经。

    格兰古瓦越来越惊慌,那三个乞丐活像三把钳子把他牢牢抓住,周围又有一群其他的面孔起伏不定、狂吠不止,把他吵得都耳聋了。身遭不测的格兰古瓦竭力振作起精神,回想今天是不是礼拜六①。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他的记忆和思路的线索中断了;他怀疑一切,在所见和所感觉的之间飘来忽去,不停反问自己这样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如果我存在,这一切是否存在?如果这一切存在,我是否存在?”

    正在此时,从周围那乱哄哄的人群中响起一声清晰的叫喊:“把他带去见王上!把他带去见王上!”

    “圣母呀!这里的国王准是一只公山羊!”格兰古瓦喃喃自语。

    “见王上去!见王上去!”所有的人异口同声齐喊道。

    大家都来拖他,争先恐后看谁能揪住他。然而那三个乞丐不肯松手,硬是从其他人的手里把他夺下,吼叫道:“他是归我们的!”

    ①在中世纪,星期六夜里是巫师、巫婆集会的时候。

    这么一争夺,诗人身上那件本来已病歪歪的上衣也就呜呼哀哉了。

    穿越这可怕的广场,他的头晕目眩顿时消失了。走了几步,他感到又回到现实中来了。他逐渐适应了这地方的气氛。

    起初,从他那诗人的头脑里,或者简简单单、直来直去地说,从他那空空的肚皮里,升起一道烟雾,可以说是一股水汽;这水汽在他与物体之间扩散开来,因此在那恶梦的杂沓迷雾中,在那梦幻的重重黑暗中,他只隐隐约约瞥见周围的物体,由于阴影重重的幻觉,只见一切的轮廓都在抖动,一切的形状都在挤眉弄眼,一切的物体都壅积为巨大无比的群体,一切的东西都膨胀为影影绰绰的怪物,各个人都膨胀成幽灵鬼影。

    在这种幻觉之后,目光渐渐不再那么迷惘,也不再把一切放大了。真实世界在他周围渐渐出现了,撞击着他的眼睛,撞击着他的脚,把他原先自认为身陷其中的整个可怕的诗情幻景一片又一片拆毁了。这才确实发现,他并不是涉行于冥河,而是行走于污泥;与他擦肩而过的并不是魔鬼,而是盗贼;攸关的并不是他的灵魂,而索性是他的生命(既然他缺少那种在强盗与好人之间进行有效撮合的难能可贵的调停者:金钱)。末了,他就近更冷静地观察一下这里狂欢纵饮的情景,不禁从群魔会一头栽入了小酒馆。

    所谓奇迹宫廷,无非是一个小酒馆,不过是强盗们的酒

    馆,一切都被血和葡萄酒染成了红色。

    终于到达终点,那班衣衫褴褛押送他的人把他放了下来。

    这时,映入他眼帘的景象是不会把他再带回到诗境里去了,哪怕是地狱里的诗境也不行!眼前是小酒店,这是比任何时候更加明明白白的严峻事实。我们若是生活在十五世纪,那就可以这样说:格兰古瓦从米开朗琪罗一下子滚落到了卡洛①。

    一块宽阔的石板上,燃着一堆熊熊烈火,火焰烧红了此刻空着的一个三鼎锅的三只脚。火堆四周,零零落落随便摆着几张破桌子,没有任何一个略通几何学的听差肯费点心思,把这些桌子摆成对称平行的两排,或者稍加注意,至少不使它们交切成稀奇古怪的角度。桌上闪亮着满溢葡萄酒和麦草酒②的罐子,周围凑集着许多醉汉的脸孔,由于火烤,也由于喝多了,张张脸孔都紫膛膛的。有一个大腹便便、喜形于色的汉子,正搂住一个肉墩墩的妓女亲来亲去弄出好大声响来。还有一个假兵,用他们黑话来说,就是一个滑头精,吹着口哨,正在解开假伤口上的绷带,舒展一下从早晨起就千裹万缠紧绑起来的健壮的大腿。对面,是一个病鬼,正用白屈菜汁和牛血擦洗次日要用的上帝赐与之腿。再过去两张桌子,有一个假扮香客的强盗,身上朝圣者整套行头的打扮,吃力地念着圣后经,当然没有忘记采用唱圣诗的那种调子,也没有忘记哼哼唧唧。另个地方有个小叫花子正向一个老疯癫请教假装发羊癫疯的方法,后者向他传授如何咀嚼肥皂、口吐白沫的诀窍。旁边,有个患水肿病的正在放液消肿,四、五个女拐子一闻,连忙捂住鼻子,她们本来围着一张桌子正在争夺傍晚偷来的一个小孩。所有这种种情景,如同二百年后索瓦尔所言,宫廷觉得非常滑稽可笑,便搬来供王上消遣,还做为王家芭蕾舞团在小波旁宫舞台上上演的四幕芭蕾舞剧《黑夜》的起曲舞。一六五三年有个看过这场演出的人补充说:

    “奇迹宫廷里那种种突然的变形,从来没有这样被表演得维纱维肖。邦斯拉德①还为我们撰写了相当优雅的长诗。”

    ①雅克·卡洛(1592—1635),法国雕刻家、画家。他的作品常以下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如集市场、乞丐等等,恰好与米开朗琪罗(1475—1564)常以神鬼为主题的画作成为对照。

    ②草麦酒是古代高卢人常喝的一种由小麦和青草酿成的类似啤酒的饮料。

    到处传来粗野的狂笑声和淫荡的歌声。每人只顾自己,说东道西,骂骂咧咧,根本不理睬旁人在说什么。酒罐和酒罐碰得直响,但响声一起,便是一阵争吵,摔破的酒罐片把破衣服划得稀巴烂。

    一只大狗蹲坐着,正望着火堆。有几个小孩也来凑热闹。

    那个被偷来的孩子,哭哭啼啼,吵吵嚷嚷。另一个,四岁的大胖小子,坐在一张过高的板凳上,双腿悬挂着,下巴只够得着桌子边,闷声不响。还有一个孩子,煞有介事的样子,用手指头把大蜡烛流下来的油脂涂抹在桌上。最后一个,小不丁点儿,蹲在泥里,整个身子几乎都钻进一口大锅,用瓦片刮着,其刮擦声可以叫斯特拉迪瓦里乌斯②听了晕死过去。

    火堆旁放着一只大桶,桶上坐着一个叫花子:这就是坐在御座上的花子大王了。

    押着格兰古瓦的那三条汉子把他带到酒桶前,狂欢纵饮的人群一时哑然无声,只有那个小孩仍在刮擦大锅。

    ①邦斯拉德(约1613—1691),法国诗人,为路易十三宫廷和路易十四宫廷创作了不少芭蕾舞诗剧而一时名声大噪。

    ②斯特拉迪瓦里乌斯(约1644—1737),意大利著名的弦乐器制造家。

    格兰古瓦大气不敢出,头也不敢抬。

    “家伙,快脱掉你的帽子!①”三个揪住他的家伙当中有一个说道。格兰古瓦还没弄明白他说些什么,那人一把就摘去格兰古瓦头上的帽子。那顶面盔破旧不堪,这倒不假,可是遮遮太阳,挡挡风雨,还顶不错的。格兰古瓦叹息了一声。

    这时,大王从宝座上居高临下对他发话:

    “这坏蛋是个啥?”

    格兰古瓦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那声音,虽然带着威胁而加重了,却使他想起另一个声音来,那就是今天上午在演出中间用很浓的鼻音高喊“行行好吧”,从而第一个破坏他的圣迹剧的那个声音。他抬头一看,果然是克洛潘·特鲁伊甫。

    克洛潘·特鲁伊甫佩戴着大王的徽记,身上破衣烂衫依然如故,一件也不多,一件也不少。胳膊上的烂疮却已不见了。他手执一根用白皮条绞成的鞭子,就是执棒捕头用来逼迫群众的那种叫做布列伊的皮鞭。他头上戴着一种从顶上加圈并收拢的帽子,但很难区分它是儿童防跌的软垫帽呢,还是王冠,既然两者十分相似。

    然而,格兰古瓦认出奇迹宫廷的大王原来就是上午演出大厅里那个千刀万割的乞丐之后,不知为什么,心里又恢复了一线希望。

    “大人……阁下……陛下……”格兰古瓦结结巴巴,声调越说越高,高到了顶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往上升,或者该如何往下降,终于问道:“我该如何称呼您呢?”

    ①原文为西班牙语。

    “阁下、陛下或者伙计,你爱怎么称呼都可以。不过,得快点!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为自己辩护!”格兰古瓦揣摩着。“我不喜欢这个说法。”

    他结结巴巴接着说:“我就是今天上午那个……”

    “魔鬼的指甲儿!”克洛潘打断他的话,说道:“报上你的名字,坏蛋,别的不要罗嗦!听着!坐在你面前的是三个威武的君子:我,克洛潘·特鲁伊甫,狄纳之王,丐帮帮主的传人,黑话王国至高无尚的君主;你看见那边那个头上裹着一块破布的黄脸膛老头,名叫马西亚·恩加迪·斯皮卡利,埃及和波希米亚大公;还有那个胖子,没听我们说话,正在抚摸一个骚娘们,是吉约姆·卢梭,加利利皇帝。我们三个人是你的审判官。你不是黑话中人而潜入黑话王国,侵犯了我们城邦的特权。你应该受到惩罚,除非你是‘卡蓬’、‘弗朗—米图’或‘里福德’,用正人君子的黑话来说,就是小偷、乞丐或流浪汉。你是不是有点像这种人?你辩白吧!说出你的身份来。”

    “唉!”格兰古瓦道。“我没有这种荣幸。我是作者……”

    “这就够了!”特鲁伊甫没有让他讲完就插嘴道。“你要被吊死!正派的市民先生们,这道理是简单不过的了。你们那里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这里也就怎么对待你们。你们对付流浪汉的法律,我们也用来对付你们。要是这个法律太狠毒,那是你们咎由自取。应当不时看一看正人君子在麻索项圈里挣扎,做出一副鬼脸才好哩。这才算说得过去。来吧,好人儿,高高兴兴把你身上的破烂衣裳分给这几位小姐吧。我要把你吊死,让流浪汉们开开心;你再把身上的钱分给他们,让他们去喝喝酒。要是你还有什么花样儿要做,那边石臼①里有一个非常精致的石头上帝老子,是我们从圣彼得雄牛教堂偷来的,你可以有四分钟的时间,把你的灵魂去巴结巴结那老头儿吧。”

    这席话真叫人毛发悚然。

    “说得绝了,我打赌!克洛潘·特鲁伊甫布道就像教皇那个圣老头儿一样。”加利利皇帝一边敲破酒罐去垫桌子,一边喊叫道。

    “皇上和王上陛下,”格兰古瓦冷静地说道(因为不知怎么样,他又坚定下来了,语气斩钉截铁)。“您们不会想到,我名叫皮埃尔·格兰古瓦,诗人,今天上午在司法宫大厅上演的圣迹剧就是我写的。”

    “啊!是你呀,大人!”克洛潘说道。“我也在那里,我可以用上帝的脑袋发誓!好吧,伙计,你说就因为你上午把我们烦透了,难道就成为今晚你免得被吊死的理由?”

    “我恐怕难以脱身吧。”格兰古瓦心想,不过还是再做一次努力,说道:“我不明白诗人为什么就不能算做流浪汉!要说流浪汉,伊索就是一个;乞丐,荷马就是一个;小偷,墨尔库里②就是一个……”

    克洛潘打断他的话,说道:“我看你是想用魔语来糊弄我们。他妈的!干脆就把你吊死吧,别这样装蒜啦!”

    ①石臼实际上是石头神龛,这是表示蔑视。

    ②墨尔库里:古罗马神话中众神使者,司掌商业并庇护旅客。他并不是“小偷”。

    “对不起,狄纳国王陛下,”格兰古瓦反驳道,他是寸土必争了。“这倒是值得的……请稍候片刻!……听我说……您总不至于不听我申辨就判我死刑吧……”

    其实,他可怜的声音被周围的喧嚣声淹没了。那个小男孩也更加起劲地刮着大锅。不但如此,最要命的是一个老太婆刚在那烈火熊熊的三脚架上放上一只盛满油脂的煎锅,被火一烧,噼啪直响,就像是一群孩子跟在一个戴假面具的后面吵吵嚷嚷。

    这时候,克洛潘·特鲁伊甫看上去好像在同埃及大公和加利利皇帝——他已经完全醉了——商量着什么。接着,他厉声喝道:“静一静!”然而,大锅和煎锅并不买他的账,继续它们的二重唱,他一下子跳下大桶,狠狠踢了大锅一脚,只见大锅连同小孩滚出十步开外,又一脚把煎锅踢翻,油全泼在火堆上了。然后,他又神情庄重地登上宝座,全然不理会那孩子抽抽噎噎的哭声,那老太婆嘟嘟哝哝的埋怨声:她的晚饭已化成漂亮的白烟。

    特鲁伊甫打了个手势,大公,皇帝,还有那些穷凶极恶的帮凶,以及那班伪善的家伙,都走了过来,在他周围排成马蹄形半圈,格兰古瓦一直被粗暴地牢牢扭住,成了这马蹄形的中心。这是半圈破衣烂衫,半圈假金银首饰,半圈叉子和斧头,半圈散发着酒气的大腿,半圈肥胖的赤膊,半圈污秽、憔悴和痴呆的面孔。在这个乞丐圆桌会议的正中,克洛潘·特鲁伊甫俨若元老院的议长、贵族院的君主、红衣主教会议推选的教皇,坐在那高高的酒桶上,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那神气真难以言状,傲慢,暴躁,凶残,眼珠子骨碌碌直转,野人的面容弥补了无赖汉种族那种猪狗般的特征,堪称是群猪嘴筒中间的猪头——高出一筹。

    “给我听着,”他一边用长满茧子的手抚摸着畸形的下巴颏,一边对格兰古瓦说道。“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可以把你吊死。

    这倒不假,看样子你讨厌这样做,那是简单不过的了,你们这般市民,对吊死这种做法不怎么习惯,总是把这事想得太玄乎。其实,我们并不恨你。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暂时脱身。你愿意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吗?”

    格兰古瓦本来看见自己性命难保,开始放弃努力了,现在突然听到这个建议,其效果是可以想见的。他拼命抓住不放,应道:

    “当然,愿意之至!”

    “你同意加入这个明火执仗的好汉帮?”克洛潘又问。

    “千真万确,加入好汉帮。”格兰古瓦应道。

    “您承认自己是自由市民的一员?”狄纳王再问道。

    “自由市民的一员。”

    “黑话王国的庶民?”

    “黑话王国的庶民。”

    “流浪汉?”

    “流浪汉。”

    “全身心的?”

    “全身心的。”

    “我得告诉你,就是这样,你还得被吊死。”大王接着又说。

    “活见鬼!”诗人道。

    “不过呀,”坚定不移的克洛潘继续说下去。“要晚一些才把你吊死,要搞得隆重一些,由好心肠的巴黎城出钱,把你吊在漂亮的石头绞刑架上,并由正派人来执刑。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可以死得瞑目。”

    “但愿如你所言。”格兰古瓦答道。

    “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哩。作为自由市民,你无须付苛捐杂税,什么清除污泥捐、救贫民捐、灯笼税,而巴黎一般市民都必须缴纳的。”

    “但愿如此。”诗人说道。“我同意。我就当流浪汉,黑话人,自由市民,好汉帮的好汉,您说什么就当什么。其实我早就是了,狄纳王大人,因为我是哲学家;哲学中包含一切,一切人都包含在哲学中①,如您所知。”

    狄纳王皱了一下眉头。

    “朋友,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你乱弹琴,说的是匈牙利犹太人的什么黑话吧?我可不是希伯来人。做强盗,用不着是犹太人。我甚至不再偷窃了,这种玩艺儿不过瘾了,现在我杀人。割喉管,干;割钱袋,不干。”

    他越说越生气,这简短的一席话也就越说得断断续续,格兰古瓦好不容易才插进去表示歉意:“请宽恕,陛下。这不是希伯来语,而是拉丁语。”

    ①原文为拉丁文。

    “给我听着,”克洛潘勃然大怒,说道。“我不是犹太人,我要叫人把你吊死,犹太人肚皮!还有站在你旁边的那个犹大,那个卖假货的小矮子,我巴不得有一天能看到他像一枚假币似地被钉在柜台上,他本来就是一枚假钱嘛!”

    他边说,边指着那个满脸胡子的小个子匈牙利犹太人,也就是原先对格兰古瓦说行行好吧的那个人;他不懂得其他语言,只有惊慌地看着狄纳王把满腹怒气都泼到他身上。

    末了,克洛潘陛下终于息怒了,又对我们的诗人说:

    “坏蛋!你到底愿不愿当流浪汉?”

    “当然愿意。”诗人回答。

    “光是愿意还不行。”性情粗暴的克洛潘又说。“善良的愿望,并不能给汤里增加一片洋葱,只有进天堂才有点好处;然而,天堂和黑话帮是两码事。想要被接纳入黑话帮,你必须证明你有点出息才行,所以你得去掏模拟人的钱包。”

    “您要我掏什么都行。”格兰古瓦说道。

    克洛潘一挥手,几个黑话人遂离开了圆圈,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搬来两根木桩,下端装着两把屋架状的刮刀,可以很容易使木桩站在地上。两根木桩的顶端,架着一根横梁,就这样,一个可以移动的、漂亮非凡的绞刑架便做成了。格兰古瓦看见转瞬间一个绞刑架就竖立在他面前,不由感到心满意足。一切齐备,连绞索都不缺,它正在横梁下面以婀娜的身姿晃来晃去。

    “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格兰古瓦心里有点纳闷,反问自己道。恰好在这当儿听见一阵铃响,他也不着急了。原来那班无赖搬来一个假人,索子往假人的脖子一套,就把它吊起来。这假人类似吓唬鸟儿的稻草人,穿着红衣裳,身上挂满大小铃铛,足以给三十匹卡斯蒂利亚①骡子披挂的了。这千百只铃铛随着绳索的晃动,轻轻响了一会儿,随后渐渐低下去,最后无声无息了。与此同时,随着取代了滴漏计和沙时计的钟摆的运动规律,那个假人也静止不动了。

    这时候,克洛潘指着假脚下的一只摇晃的旧凳子,对格兰古瓦说:“站上去!”

    “天杀的!”格兰古瓦表示异议。“我会折断脖子的。您的那只板凳的脚就像马尔西雅②六八诗行一样跛,一行是六韵脚,另一行是八韵脚。”

    “快上去!”克洛潘又说。

    格兰古瓦往板凳上一站,脑袋和胳膊摇摇晃晃,好不容易才站稳了。

    “现在,你把右脚勾住左腿,踮起左脚站直!”狄纳王接着说。

    “陛下,您这不是存心叫我折臂断腿吗?”格兰古瓦叫道。

    克洛潘摇了摇头,说道:

    “听着,朋友,你说的太多了。三言两语就可以给你说清楚的。你踮起脚跟站直,照我说的那样去做;这样你可以够得着假人的口袋;你就伸手去掏,设法从他衣兜里掏出一只钱包。你这一切办成了而不听到铃响,那就好了,你就成为流浪汉。我们今后只要揍你八天就行了。”

    ①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中部的一个地区名。西班牙人喜欢赶骡子,骡子身上挂着许多铃铛。

    ②马尔西雅(43—104),拉丁诗人。六八诗格是长短句相间的“跛韵”。

    “上帝肚子呀!要是我不当心,把铃铛碰响了怎么办?”格兰古瓦问道。

    “那你得被吊死。明白了吗?”

    “一点也不明白。”格兰古瓦应道。

    “再讲给你听一遍。你要掏假人的口袋,取出他的钱包来;这样做只要有一声铃响,你就得被吊死。这下子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然后呢?”格兰古瓦应道。

    “你要是手段高明把钱包拿掉,而大伙没有听到铃响,那你就是流浪汉,但你要连续挨揍八天。现在,可听明白了没有?”

    “不,陛下,我又糊涂了。这样做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一种情况是被吊死,另种情况是挨打……”

    “还有成为流浪汉呐?!”克洛潘接着说。“当流浪汉,难道这也算不上什么?我们要揍你,那是为了你好,让你经得起打。”

    “不胜感谢。”诗人回答。

    “行了,快点。”大王边说边用脚踩着酒桶,发出大鼓般的响声。“快掏吧,掏完就了结了。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要是我听见一声铃响,那就该你去代替假人罗。”

    听到克洛潘这些话,黑话帮全鼓掌喝彩,遂走过去围着绞刑架站成一圈,发出一种冷酷凶残的笑声,格兰古瓦一下子恍然大悟:是他让他们这样开心的,这不能不对他们的一切都害怕起来了。因此,他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只能存着一分侥幸,指望自己在被迫去干这种可怕勾当中能马到成功。

    他横下心来,决定冒死一试,当然难免先对他要偷的那个假人热诚祈祷一番,也许它比这班流氓无赖容易受感动些。那无数的铃铛连同它们的小铜舌,在他看来像是无数蝰蛇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咬人,准备发出嘶嘶的响声。

    “哦!”他悄悄说道。“我的生命难道果真取决这些铃铛当中任何一只轻微的颤动吗!”他合起双掌,默默祷告:“呵!小铃铛呀小铃铛,千万别响;小铃铛呀小铃铛,千万别晃;小铃铛呀小铃铛,千万别抖!”

    他不想就此待毙,试图再做一次努力来左右特鲁伊甫,随即说道:

    “万一突然刮一阵风呢?”

    “照样要把你吊死。”克洛潘毫不犹豫地应道。

    眼看既无退路,又没有缓刑,搪塞又搪塞不了,遂毅然决然把心一横,抬起右脚勾住左脚,踮起左脚,挺直身子,伸出一只胳膊;可是,正当他的手碰着假人时,只有一只脚支撑着的身体,在那只只有三条腿的小凳子上晃动了一下;他不由自主地想把假人拽住,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结果重重地一头栽倒在地上;同时,假人经不起他的手一推,先旋转了一圈,随后在两边绞刑柱中间威严地晃来晃去,身上千百只铃铛也就催魂索命似地响了起来,格兰古瓦完全被震昏了。

    “晦气!”他喊着摔下来,趴在地上像死了似的。

    然而,他听见头顶上可怕的群铃齐鸣,听见流浪汉们魔鬼般的狂笑声,还听见特鲁伊甫的声音:“给我把这兔崽子拉起来,狠狠把他吊上去!”

    格兰古瓦站了起来。大伙已经解下了假人,好给他腾出位置来。

    黑话帮一伙人逼着他站到小凳子上。克洛潘走过来,把绞索往他脖子上一套,拍拍他的肩膀说:“永别了,朋友!哪怕你肚里的鬼点子跟教皇一样多,现在再也休想溜掉啦。”

    格兰古瓦要喊饶命,但这话到嘴边卡住了。他举目环视四周,一丁点儿希望也没有:大家都在大笑。

    “星星贝尔维尼!”狄纳国王喊着一个大块头的流浪汉,他应声出班。“你爬上横梁去。”

    贝尔维尼身手敏捷,一下子就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格兰古瓦举目一望,只见他蹲在他头顶上的横梁上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现在,”克洛潘·特鲁伊甫接着说道。“我一拍手,红脸安德里,你就用膝盖把小凳子拱倒;弗朗索瓦·尚特—普吕纳,你就抱住这坏蛋的脚往下攥;还有你,贝尔维尼,你就扑到他的肩膀上;你们三个人要同时行动,听清楚了?”

    格兰古瓦不由一阵哆嗦。

    “准备好了吗?”克洛潘·特鲁伊甫问三个黑话帮伙计说;这三人正准备向格兰古瓦猛冲过去,就好像三只蜘蛛扑向网上的一只苍蝇。这可怜的受刑者还得可怕地等待一阵子,这时克洛潘正不慌不忙用脚尖踢踢火堆里没有烧着的枝蔓。“好了没有?”他又问,并张开双手,准备击掌。再过一秒,就一了百了罗。

    但是克洛潘停住了,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等一等!我倒忘了!……我们要吊死一个男人,总得先问一问有哪个娘儿要他,这是我们的惯例。——伙计,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要么你就娶女乞丐,要么就娶绞索。”

    吉卜赛人这条法律,看官也许会觉得千奇百怪,其实,今天依然原原本本被记载在古老的英国宗教法典里。诸位可参阅《柏林顿的注疏》一书。

    格兰古瓦松了一口气。这是半个钟头以来第二次死里逃生了。因此,他不敢过分相信了。

    “噢,喂!”克洛潘重新登上他的宝座,喊道。“喂!女人们,娘儿们,你们当中不论是女巫或是女巫的母猫,有哪个骚货要这个淫棍?科莱特·夏萝娜!伊丽莎白·特露琬!西蒙娜·若杜伊娜!玛丽·皮埃德布!托娜·隆格!贝拉德·法努埃尔!米歇勒·日娜伊!克洛德·隆日—奥蕾伊!马杜琳·吉萝鲁!喂!伊莎博·蒂埃丽!①你们过来看呀!白送你们一个汉子!谁要?”

    格兰古瓦正在丧魂落魄之中,那模样儿大概是不会吊人胃口的。这些女叫花子对这提亲显得无动于衷,那不幸的人儿只听见她们应道:“不要!不要!吊死他!我们大家都可以乐一乐!”

    不过,也有三个从人群中走过来嗅一嗅他。第一位是个四方脸的胖妞,仔细察看了哲学家身上那件寒伧的上衣。这上衣已经百孔千疮,窟窿比炒栗子的大勺还多。姑娘做了一个鬼脸,嘀咕道:“破旧布条!”接着对格兰古瓦说:“看看你的斗篷,好吗?”

    ①这些女人的名字,利用谐音或利用双词拼凑而成,含有粗俗、猥亵的意思。如“三只手”科莱特,“空窟窿”伊丽莎白,“直立脚”玛丽,“长腿”托娜,“啃耳朵”克洛德等等。

    “丢了。”格兰古瓦应道。

    “你的帽子呢?”

    “人家拿走了。”

    “你的鞋子呢?”

    “快没鞋底了。”

    “你的钱包呢?”

    “唉!”格兰古瓦吱吱唔唔应道。“我身无分文呐。”

    “那你就让吊死,道谢吧!”女叫花子回嘴说,掉头走了。

    第二个又老又黑,满脸皱纹,丑恶不堪,即使在这奇迹宫廷里也丑得出众。她围着格兰古瓦转来转去,把他吓得身子像筛糠似的,生怕她要了他。不过,她低声说道:“他太瘦了。”一说完就走开了。

    第三位是个少女,相当妖艳,也不太难看。可怜虫低声向她哀求道:“救救我吧!”她以怜悯的神情把他端详了片刻,接着垂下眼睛,揉着裙子,举棋不定。他注视着她的每一动作;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了。少女终于开口:“不,不!长脸颊吉约姆会揍我的。”一说完也回到人群中去了。

    “伙计,该你倒霉!”克洛潘说道。

    话音一落,随即在大桶上站立起来,喊道:“没有人要吗?”

    他摹仿着拍卖估价人的腔调,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没有人要吗?一——二——三!”于是转向绞刑架,点了点头:“拍卖了!”

    星星贝尔维尼、红脸安德里、酒鬼弗朗索瓦遂一齐凑近格兰古瓦。

    就在这当儿,黑话帮中响起了喊声:“爱斯梅拉达!爱斯梅拉达!”

    格兰古瓦不由打了个寒噤,转头向传来喧哗声的那边望去,只见人群闪开,给一位纯洁如玉、光艳照人的美人儿让出一条路来。

    这就是那位吉卜赛女郎。

    “爱斯梅拉达!”格兰古瓦自言自语,惊呆了,激动不已,这个咒语般的名字猛然勾起了他这一天的种种回忆。

    这个世间罕见的尤物,似乎连奇迹宫廷都被其姿色和魅力魔住了。她一路过去,黑话帮男女伙计都乖乖地排成两列;目光所及,一张张粗暴的面孔都如花开放,容光焕发。

    她步履轻盈,走到受刑人跟前。她后面跟着漂亮的佳丽。

    格兰古瓦吓得半死不活,她静静打量了他片刻。

    “您要把这个人吊死吗?”她严肃地问克洛潘道。

    “是的,妹子。”狄纳王应道。“除非你要他做丈夫。”

    她撅起下唇,稍微做了个惯常的娇态。

    “我要了。”她说。

    格兰古瓦至此坚信:他从上午起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眼前这件事就是梦境的延续。

    其实,这梦境的高潮固然令人叫绝,但未免太过分了。

    活结解开了,诗人从小凳上给抱了下来。他激动万分,不得不坐了下来。

    埃及大公一言不发,拿来一只瓦罐。吉卜赛女郎把瓦罐递给格兰古瓦,对他说道:“把它摔到地上!”瓦罐摔成了四片。

    “兄弟,”埃及大公这时才开口,边说边把两手各按在他俩的额头上。“兄弟,她是你的妻子;妹子,他是你的丈夫。婚期四年。行了!”

    七新婚之夜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诗人便在一间严严密密、暖暖融融的尖拱圆顶的小房间里,坐在一张看上去像巴不得从挂在附近的食品橱里借点东西来的桌子跟前,还有一张可以想得见的舒适的床,而且单独跟一位俏丽的少女在一起。这般奇遇就像中了魔法似的。他不由把自己当真看作是神话中的人物了。他不时环视四周,仿佛在寻找那由两只喷火兽拉着的火焰车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唯有这火焰车方能这样风驰电掣地把他从鞑靼人那里送到了天堂。有时他也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短衫上的一个个窟窿眼,目的是紧紧抓住现实,免得脚完全不踏实地。他的理性,在这想象的太空中飘忽,现在只靠这根线来维系了。

    那少女看样子对他毫不在意,走来走去,有时绊到某只小矮凳,有时跟她的小山羊说说话儿,有时这儿撅一撅嘴,那儿又撅一撅嘴。末了,她走过来在桌旁坐下,格兰古瓦这下子可以自由自在地端详她了。

    看官,您过去曾是儿童,也许您乐于现今仍是。您可能不止一回(我自己就曾经整天整天那样度过,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急流的水边,从一个草丛到另一个草丛,追逐美丽的绿蜻蜓或蓝蜻蜓,它翩跹飞舞,急旋猛转,吻着每一枝梢。您可记得,您怀着何等的爱意和好奇,全神贯注凝视着它那沙沙营营作响、轻轻旋转的朱红和天蓝的翅膀;在这急速的旋转中,飘忽着难以捉摸的形体,正是由于飞翔极其迅速,整个形体看上去像蒙着薄纱。透过翅膀的颤震,模模糊糊勾画出来的那轻飘飘的生物,在您看来,仿佛是一种幻觉,纯属想象,摸又摸不着,看也看不见。但是,一旦蜻蜓栖歇在芦苇尖上,您可以屏息观看那薄纱长翼,那斑烂长袍,那两颗水晶眼球,您怎能不感到惊讶万分!怎能不担心这形体重新变做影子,这生物重新化成幻觉!请您回忆一下这些印象,就不难理解格兰古瓦此时凝视着爱斯梅拉达的感受了。在此之前,他只是透过歌舞和喧嚣的旋涡隐约瞥见这个爱斯梅拉达,如今,她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形体就在他眼前,把他看得心醉神迷了。

    他益发沉浸在遐思冥想之中,目光模糊地注视着她,心里嘀咕着:“这样说来,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爱斯梅拉达罗?一位下凡的仙女!一个街头舞女!既高贵而又低微!上午最终断送了我圣迹剧的是她!今晚救了我一命的也是她!她是我的丧门星!也是我的善良天使!——我敢说,还是一个俊俏的娘儿!而且一定爱我爱到发狂,才会那样把我要了来。”想到这里,怀着一向做为他性格和哲理基石的那种真情实感,霍然站立起来,说道:“喔,对了!我还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成了她的男人啦!”

    他脑子里、目光中都闪现着这种念头,遂凑近少女的身旁,模样儿又雄劲又色相,把她吓得直后退,喝道:

    “您想干什么?”

    “这还用得着问我吗,可爱的爱斯梅拉达?”格兰古瓦应道,语气是那样的热情,连他自己听了也不由吃惊。

    埃及女郎瞪着一对大眼睛:“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

    “怎么!”格兰古瓦又说,浑身越来越发热,心想他所要对付的毕竟只是奇迹宫廷中一个贞操女子罢了。“难道我不是属于你的吗,温柔的人儿?你不也是属于我的吗?”

    既然一语道破,他索性把她拦腰抱住。

    吉卜赛女郎的紧胸上衣就像鳗鱼皮似的,一下子从他手中滑脱了。她纵身一跳,跳到房间另一头去了,低下身子,随即又挺起身来,手里握着一把匕首,格兰古瓦压根儿没来得及弄明白这匕首是从哪里来的。她又恼怒又高傲,嘴唇翘着,鼻孔鼓着,腮帮红得像红苹果似的,眼珠里电光直闪。同时,那只白山羊跑过来站在她前面,抵着两只金色的漂亮的尖角,摆开决一雌雄的阵势。这一切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蜻蜓变成了马蜂,巴不得螫人哩。

    我们的哲学家怔住了,目光呆滞,一会儿看看山羊,一会儿瞅瞅少女。

    “圣母啊!瞧瞧这两个泼辣的婆娘!”他惊魂甫定,能够开口了,终于说道。

    吉卜赛女郎也打破了沉默。

    “想不到你是如此放肆之徒!”

    “对不起,小姐!”格兰古瓦笑容满脸,说道。“可是,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我做丈夫呢?”

    “难道非看着你被吊死不成?”

    “这么说来,您嫁给我只是想救我一命,并没有别的想法?”诗人本来满怀爱意,这时有点大失所望了。

    “你要我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格兰古瓦咬了咬嘴唇,又说:“算了吧,我演丘必德①并不像我自己想象的那样成功。不过又何必摔破那只可怜的瓦罐呢?”

    然而,爱斯梅拉达手中的匕首和小山羊的犄角一直严阵以待。

    “爱斯梅拉达小姐,我们相互妥协吧!”诗人说道。“我不是小堡的文书录事,不会找您碴儿,告您藐视府尹大人的谕示和禁令,这样拿着一把匕首在巴黎招摇。您也不是不知道,一个星期前,诺埃尔·列克里万就因为带着一把短剑,结果被罚款十个巴黎索尔。话说回来,这与我毫不相干,我还是言归正传吧。我用我升天堂的份儿作押,向您发誓:不得到您的许可和允准,绝不靠近您。不过,快给我晚饭吃吧。”

    其实,格兰古瓦跟德普雷奥②先生一样,“很不好色”。他并非那种专向姑娘进攻的骑士和火枪手。在爱情上也像对其他任何事情那样,倒情愿主张水到渠成和折衷办法。在他看来,好好饱食一餐,又有个可爱的人儿作陪,尤其当他饥肠辘辘的时候,这就仿佛是一出爱情奇遇记序幕和结局之间妙不可言的幕间休息。

    ①丘必德:小爱神。形象为裸体小男孩手持弓箭。传说被他的箭射中者,将对他所指定的对象倾心爱恋。

    ②德普雷奥,即法国著名作家尼古拉·波瓦洛(1636—1711)。他于一六九四年曾发表了《对妇女的非难》,雨果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故有此说。

    埃及女郎没有答腔。只见她满脸轻蔑的表情,撅了撅小嘴,像小鸟似地把头一扬,纵声大笑起来,随即那把小巧玲珑的匕首,如同出现时那样突如其来,倏忽又无影无踪了,格兰古瓦没能看清这只蜜蜂把蜂刺藏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桌上摆着一块黑面包,一薄片猪油,几只干皱的苹果,一罐草麦酒。格兰古瓦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铁的餐叉和瓷盘碰得咣咣直响,仿佛他全部的爱欲都已化做食欲了。

    少女坐在他前面,默默看着他吃,显然她另有所思,脸上不时露出笑容,温柔的小手轻轻抚摸着懒洋洋的依偎在她膝盖之间的那只山羊的聪明脑袋。

    一支黄蜡烛照耀着这一幕狼吞虎咽和沉思默想相掩映的情景。

    这时候,格兰古瓦头一阵子肠胃咕咕直叫过去之后,看见桌上只剩下一只苹果了,不禁觉得有点难为情。“您不吃吗,爱斯梅拉达小姐?”

    她摇了摇头,沉思的目光盯着小房间的圆柄顶。

    “她在想什么鬼心事?”格兰古瓦想道,并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如此吸引她注意力的,总不会是拱顶上那个石刻的小矮人在做鬼脸吧。活见鬼!我可以同它相媲美么!”

    他提高嗓门叫了一声:“小姐!”

    她看样子并没有听见。

    他更大声喊道:“爱斯梅拉达小姐!”

    白费劲。少女的心思在别处,格兰古瓦声音的威力还不足以把她唤回来。幸好山羊来干预了,轻轻拽了拽女主人的袖子。埃及女郎急忙问道:“这是怎的,佳丽?”

    “它饿了。”格兰古瓦应道,心里很高兴能同她攀谈起来。

    美人儿爱斯梅拉达动手把面包掰碎,佳丽就着她的手心窝吃了起来,娇态万端。

    然而,格兰古瓦不让她有时间再想入非非,便放大胆子向她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您真的不要我做丈夫吗?”

    少女瞪了他一眼,应道:“不要。”

    “做您的情人呢?”格兰古瓦接着问。

    她撅了撅嘴,回答说:“不要。”

    “做您的朋友呢?”格兰古瓦又问。她再瞪了他一眼,想了想,答道:“也许吧。”

    也许这个字眼向来是哲学家所珍贵的,格兰古瓦一听,胆子更壮了。

    “您知道什么是友情吗?”他问道。

    “知道。”埃及女郎应道。“友情,就好比是兄妹俩,两人的灵魂相互接触而不混合,又像一只手的两个指头。”

    “爱情呢?”格兰古瓦又问。

    “喔!爱情,”她说道,声音颤抖,目光炯炯。“那是两个人却又只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融合为一个天使。那就是天堂!”

    这个街头舞女说这话的时候,那样妩媚艳丽,深深震撼着格兰古瓦的心灵,而且他觉得,这花容月貌与她言语中那种几乎东方式的韵味十分相配。两片纯洁的玫瑰色嘴唇半启,笑盈盈的;纯真和爽朗的额头,由于思虑而不时显得有些不那么清澈,宛如一面镜子上哈了一口气似的;又长又黑的睫毛低垂,时时流露出来一种不可言喻的光华,赋予她的容颜一种芳香沁人的姿色,也就是后来拉斐尔从贞洁、母性和天性这三者神秘的交点上所找到的那种尽善尽美的姿色。

    格兰古瓦并没有就此罢休。

    “那必须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讨您欢心呢?”

    “必须是真正的男子汉。”

    “那我呢,我究竟怎么样?”

    “我心目中的男子汉要头戴铁盔,手执利剑,靴跟上装有金马刺。”

    “得了,照您这么说,没有马骑就算不上男子汉啦。”格兰古瓦说道。“莫非您爱着一个人吧?”

    “恋爱吗?”

    “恋爱。”

    她沉思了一会,随后表情奇特地说:“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不能是今晚?”诗人又深情地问道。“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她目光严肃,瞅了他一眼。

    “我只能爱一个能保护我的男子汉。”

    格兰古瓦顿时涨红了脸,但也只好认了。显然,少女影射的是两个钟头以前在那危急关头,他并没有怎么援救她。这一晚,其他种种险遇太多了,结果上述这件事他倒记了,这时才又想了起来,遂拍拍额头,说道:

    “对啦,小姐,我本该从那事谈起咯,却东拉西扯说了许多蠢话。您到底是怎么逃脱卡西莫多的魔掌的呢?”

    吉卜赛女郎一听,不由打了个寒噤。

    “喔!那可怕的驼背!”她边说边用手捂住脸;浑身直打哆嗦,好象冷得发抖。

    “确实可怕!”格兰古瓦毫不松懈,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可您究竟是怎么脱身的?”

    爱斯梅拉达嫣然一笑,叹了口气,默不作声。

    “您知道他为什么跟踪您吗?”格兰古瓦竭力采用迂回的办法,再回到他原来提出的问题。

    “不知道。”少女应道,紧接着又说:“不过您①也跟着我的,您为什么要跟着?”

    “不瞒您说,我也不知道。”

    一阵沉默。格兰古瓦用餐刀划着桌子。少女微笑着,仿佛透过墙在望着什么。忽然间,她用含糊不清的声调唱了起来:

    当羽毛绚丽的小鸟

    疲倦了,而大地……②

    她嘎然中止,并抚摸了佳丽起来。

    ①她突然改用“您”称呼他,在这里表示感情上的疏远。

    ②原文为西班牙语。

    “您这只山羊挺漂亮的。”格兰古瓦说道。

    “这是我妹妹。”她应道。

    “人家为什么叫您爱斯梅拉达呢?”诗人问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

    “当真?”

    她从胸襟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小香囊来,它是用一串念珠树果子的项链挂在脖子上的。这个小香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樟脑气味。外面裹着绿绸子,正中有一大颗仿绿宝石的绿玻璃珠子。

    “也许是由于这个①的缘故吧。”她说道。

    格兰古瓦伸手要去拿这个小香囊,她连忙往后一退,说:

    “别碰!这是护身符。你一碰,会破坏它的法力的,要不然,它的法力会把你魔住。”

    诗人益发好奇了。

    “谁给您的?”

    她把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随即把护身符再藏回胸襟里。

    设法问些别的问题,可是她几乎不答腔。

    “爱斯梅拉达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她答道。

    “是哪种语言的?”

    ①爱斯梅拉达(Esmeralda)是根据法文émeraude(绿宝石,祖母绿)这个词的变音而成的。前面有定冠词,表示独一无二,若意译,即“绿宝石姑娘”、“翡翠女”。因为格兰古瓦一再寻问这名字的意思,如果意译,便失去其神秘感,格兰古瓦也不会怀疑它是埃及咒语了。

    “是埃及语吧,我想。”

    “我早就料到了。”格兰古瓦说道。“您不是法国人?”

    “我一无所知。”

    “您有父母吗?”

    她哼起一首古老的歌谣:

    我的父亲是雄鸟

    我的母亲是雌鸟,

    我过河不用小舟,

    我过河不用大船,

    我的母亲是雌鸟,

    我的父亲是雄鸟。

    “真好听。”格兰古瓦说道。“您是几岁来到法国的?”

    “一丁点儿大,”

    “到巴黎呢?”

    “去年。我们从教皇门进城时,我看见黄莺从芦苇丛里飞上天空;那是八月底;我还说:‘今冬会很冷的。’”

    “去冬确实很冷。”格兰古瓦说道,很高兴又开始交谈起来了。“一冬天我都往指头上哈气。这么说,您天生能未卜先知罗?”

    她又爱理不理了。

    “不。”

    “你们称为埃及公爵的那个人,他是你们部落的首领吧?”

    “是。”

    “那可是他给我们成亲的呀。”诗人很不好意思,有意指明这一点。

    她又习惯地撅了撅嘴,说:“我连您的名字还不知道呢!”

    “我的名字?您想知道的话,这就告诉您:皮埃尔·格兰古瓦。”

    “我知道有个名字更美丽。”她说道。

    “您真坏!”诗人接着说。“不过,没关系,我不会生您的气的。喂,今后您对我了解多了,也许会爱上我的。还有,您那样信任我,把您的身世讲给我听,我也得向您谈一点我的情况。谅您知道了,我叫皮埃尔·格兰古瓦,戈内斯公证所佃农的儿子。二十年前巴黎受围困时,我父亲被勃艮第人吊死了,母亲被庇卡底人剖腹杀死了。我六岁就成了孤儿,一年到头只有巴黎的碎石路面给我当鞋穿。从六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处流浪,这里某个卖水果的给我一个杏子吃,那里某个卖糕点的扔给我一块干面包啃;夜晚就设法让巡逻的把我抓进监牢里去,在牢里可找到一捆麦秸垫着睡觉。尽管如此,我还是长大了,瘦骨峋嶙,就像您看到的这副模样。冬天就躲在桑斯府邸的门廊下晒太阳;我觉得,圣约翰教堂非得等到三伏天才生火,真是荒唐可笑!十六岁时,我下决心找个差使当当,接二连三,前前后后,三百六十行都试过了。先是当了兵,可我不勇敢;接着当过修士,却又不够虔诚;再说,我喝酒的本领也不行。走投无路,只好跑去大木工场当木工师傅的徒弟,却又身单体薄,力气不够。我生性更适合当小学教师,当然啦,那时我还大字不识,这是实情,不过这并不是难倒我的理由。过了一阵子,我终于发现自己不论干什么都缺少点什么;眼见自己没有一点出息,就心甘情愿当个诗人,写起韵文来了。这种职业,只要是流浪汉,谁都随时随地可以干,这总比偷东西强吧,不瞒您说,我朋友中有几个当强盗的小子真的劝我去拦路打劫哩。有一天,我真走运,碰到了圣母院德高望重的住持堂·克洛德·弗罗洛大人。承蒙他关照,细心栽培,我今天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文人,通晓拉丁文,从西塞罗的演讲词到塞莱斯坦教会①神父们的悼亡经,只要不是经院哲学、诗学、韵律学那类野蛮文字,也不是炼金术那种诡辩学之诡辩,我都无所不通。今天在司法宫大厅演出圣迹剧,观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在下便是这出戏的作者。我还写了一本书,印出来足有六百页,内容是关于一四六五年出现的那颗曾使一个人发疯的大慧星。我还有其他一些成就。因为我多少算得上是个制炮木匠,所以参加了约翰·莫格那门大炮的制造,您知道,就是试放的那天,在夏朗通桥上爆炸,一下子炸死了二十四个看热闹的观众。您瞧,我作为婚偶对象并不赖吧。我还会许多有趣的戏法,可以教给您的山羊,比方说,教它模仿巴黎主教,就是那个该死的伪君子,他那几座水磨,谁打从磨坊桥经过,都得溅了一身水。再说,我的圣迹剧可以给我赚一大笔现钱,人家准会付给我的。最后,我本人,还有我的心智,还有我的学识,还有我的文才,一切完全听从您的命令,我已做好准备,愿同您一起生活,忠渝不二或者是欢欢喜喜同您生活在一起,小姐,悉听尊便,您若觉得好,就作为夫妻;您若认为作兄妹更合适,那就作为兄妹。”

    ①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拉丁政治家和著名演说家。塞莱斯坦教会由塞莱斯坦五世(约1215—1296)于一二五四年所创建,信奉本笃会教规。

    格兰古瓦说到这里停住了,看看这番高谈阔论对少女的作用如何。只见她的眼睛盯着地上。

    “弗比斯,”她低声说道。然后转向诗人,问道:“弗比斯,这是什么意思?”

    格兰古瓦不明白他那番宏论和这个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但能炫耀一下自己博学多才倒也不会感到不快,遂神气活现地答道:“这是拉丁语一个词,意思是太阳。”

    “太阳!”她紧接着说道。

    “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弓手、一个神的名字。”格兰古瓦又补充了一句。

    “神!”埃及女郎重复了一声,语调是带有某种思念和热情的意味。

    正在这时候,恰好她的手镯有一只脱落下来,格兰古瓦急忙弯身去捡。等他直起身来,少女和山羊早已不见了。他听见门闩的声响,是那扇大约通向邻室的小门从外面反锁上了。

    “她至少总得留下一张床吧?”我们的哲学家说道。

    他绕着房间转了一圈,并没有可供睡觉的家俱,只有一只相当长的木箱,箱盖还是雕了花的。格兰古瓦往上一躺,那种感觉呀,就像米克罗梅加斯①伸直身子躺在阿尔卑斯山顶上的感觉差不多。

    ①米克罗梅加斯(又称小巨人)是伏尔泰同名哲学小说的主人公。小说中通过这个小巨人漫游太空,最后来到地球,发现人类既狂妄自大而又极其渺小。小巨人躺在阿尔卑斯山上,只是一种借喻,并非小说中的情节。

    “算了!”他尽量随遇而安,说道。“能忍则忍吧。不过,这真是一个离奇的新婚之夜。真可惜呀!摔罐成亲,具有某种朴素无华的古风,本来我还挺开心的哩。”

    第三卷

    一  圣母院

    毫无疑问,巴黎圣母院至今仍然是雄伟壮丽的建筑。然而,尽管它的瑰丽依旧不减当年,但当您看见岁月和人力同时对这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给予无数的损坏和肢解,全然不顾奠定其第一块基石的查理大帝和安放最后一个石块的菲利浦—奥古斯都①,您是很难不喟然长叹,很难不愤慨万千。

    在这个堪称是我们所有大教堂的年迈王后的脸上,每一皱纹的旁边都有一道伤疤。时毁人噬。②这句话我情愿这样译为:时间是有眼无珠,人是愚不可及。

    如若我们有功夫同看官一起,一一察看这座古老教堂所受破坏的痕迹,就不难发现:时间所造成的破坏很小,而人的破坏却极其惨重,尤其是艺术人物的破坏。我之所以非说艺术人物不可,那是因为近二百年来有不少人取得了建筑家的身份。

    ①菲利浦—奥古斯都(1165—1223),即菲利浦二世,法国国王(1180—1223)。

    ②原文为拉丁文。

    如要略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首先当然要数圣母院的正面,建筑史上少有的灿烂篇章。正面那三道尖顶拱门,那镂刻着二十八座列王雕像神龛的锯齿状束带层,那正中巨大的花瓣格子窗户,两侧有两扇犹如助祭和副助祭站在祭师两旁的侧窗,那用秀丽小圆柱支撑着厚重平台的又高又削的梅花拱廊,还有两座巍巍、黝黝的钟楼,石板的前檐,上下共六大层,都是那雄伟壮丽整体中的和谐部分,所有这一切,连同强有力依附于这肃穆庄严整体的那无数浮雕、雕塑、镂錾细部,都相继而又同时地,成群而又有条不紊地展现在眼前。

    可以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其整体既复杂又统一,俨如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①;是一个时代的一切力量通力合作的非凡产物,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在天才艺术家熏陶下,那些训练有素的工匠迸发出来的百般奇思妙想;总而言之,是人类的一种创造,雄浑,富饶,仿佛是神的创造,似乎窃取了神造的双重特征:多样性和永恒性。

    ①《伊利亚特》,希腊文为《伊利亚斯》,相传是荷马写的史诗,长达一五五三七句,分成二十四曲,叙述特鲁瓦之战的故事。

    我们这里对这座建筑物的正面所做的描述,应当适合于《罗芒斯罗》在西班牙文学中指中世纪8音节浪漫抒情诗的总称,流传于民间世人的吟唱,主要叙述西班牙骑士的英勇故事。

    这整座教堂;而我们对巴黎这座主教堂的描述,应当适合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所有一切教堂。一切均包含在这源自造化、逻辑严密、比例精当的艺术之中。只要量一下足趾的大小,也就是量了巨人的身高。

    言归正传,再说一说圣母院的门脸儿吧。这座雄伟庄严的主教堂令人骇然,正如其编年史学家所云:见其宏伟,游人无不目瞪口呆。

    当我们诚惶诚恐前去瞻仰时,它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再做些描述吧。

    如今这个正面缺少了三样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往昔把它从地面上加高的那座十一级台阶;其次是三座拱门各神龛里下方一系列塑像;还有装饰着二楼长廊、神龛里上方二十八位法兰西从前历代国王的一系列塑像,从希勒德贝尔[希勒德贝尔一世(约495—558),巴黎王(511—558)]起,直至手执“皇柄”的菲利浦——奥古斯都。

    那座台阶的消失,那是光阴所致,因为通过缓慢而又不可抗拒的过程,老城的地面上升了。然而,随着巴黎地面涨潮般的上升,那十一级把主教堂增高到如此巍峨的阶台一级接一级地被吞没了,尽管如此,时间还给了这座教堂的,也许远比取自它的要多得多,因为时间在主教堂的正面涂上了一层多少世纪风化所形成的深暗颜色,把那些古老纪念物经历的悠悠岁月变成了其光彩照人的年华。

    可是,那两列塑像是谁拆毁的呢?是谁留下了那一个个空神龛?是谁在中央大门的正中又开凿了那道新的独扇门呢?

    又是谁胆敢给这道笨重而乏味的木头门安上门框,并且在毕斯科内特的蔓藤花饰旁边给那道独扇门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是人;是建筑师;是当今的艺术家!

    还有,我们一走进教堂的内部,不由要问:是谁推倒了圣克里斯朵夫巨像的呢?这座巨像在一切塑像中是有口皆碑的,如同司法宫大厅在一切大厅中、斯特拉斯堡的尖塔在一切钟楼中都是令人交口称誉的。还有昔日充满前后殿堂各个圆柱之间的无数雕像,或跪,或站,或骑马,有男,有女,有儿童,还有国王、主教、卫士,石雕的,大理石刻的,金的,银的,铜的,甚至蜡制的,所有这一切,是谁把它们粗暴地一扫光呢?当然不是时间。

    又是谁偷梁换柱,把精工堆满圣骨盒和圣物盒的那峨特式古老祭坛去掉,换上了刻着天使头像和云彩的那口笨重的大理石棺材,仿佛是圣恩谷教堂或残老军人院①的一个零散的样品?是谁愚蠢地把那块不同年代的笨重石头硬砌在埃尔康迪斯的加洛林王朝②的石板地里呢?莫非是执行路易十三③遗愿的路易十四④吗?

    ①残老军人院是路易十四为了收容服役的残老军人于一六七○年提出建造的,一六七六年建成。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一直延至塞纳河畔。

    ②加洛林王朝:法兰克第二个王朝,始自公元七五一年,在德意志终结于公元九一一年,在法国终结于公元九八七年。

    ③路易十三(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

    ④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法国历史上称太阳王。

    那些彩色玻璃窗,我们的祖先曾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踌躇于大拱门圆花窗与半圆形后殿尖拱窗之间,又是谁把这些“色彩强烈”的玻璃窗换上了冷冰冰的白玻璃呢?十六世纪的一个唱诗童子,要是看见我们那班专门破坏文物的大主教胡乱把主教堂涂上美不胜收的黄灰泥,他会作何感想呢?他会想起,那是刽子手用来粉刷恶贯满盈建筑物的颜色;他还会想起,由于陆军统帅的叛变,小波旁官邸也是全部涂上了黄色,索瓦尔说:“黄色毕竟质地很优良,又是那样受推崇,涂上了,上百年都不可能褪色。”唱诗童子准会认为这圣殿已变成了污秽不堪的地方,立刻躲得远远的。

    如果我们往主教堂上面去,不停下来观看那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野蛮玩艺儿,那座屹立在交叉甬道交叉点上的迷人的小钟楼,轻盈而又奔放,绝不亚于邻近圣小教堂的尖塔(也已毁掉),比其他塔楼更刺向天空,高耸,尖削,空灵,回声洪亮,这座小钟楼的命运又如何?一位颇为风雅的建筑师在一七八七年把它截肢了,并且认为用一张像锅盖似的铝制大膏药往上一贴,就可以把伤疤遮掩住了。

    中世纪奇妙艺术,几乎在任何国家,尤其在法国,其遭遇大抵如此。从这种艺术的废墟上,可以发现有三种因素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这种艺术:首先是光阴,岁月不知不觉地腐蚀着其外表,留下了疏疏落落的缺口和斑斑锈迹;其次是一连串政治宗教革命,就其本质来说,这些革命都是盲目的,狂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向中世纪艺术发起冲击,撕去了其雕塑和镂刻的华丽衣裳,拆毁了其花瓣格子窗户,打碎了其蔓藤花纹项链和小人像项链,忽而由于看不惯教士帽,忽而因为不满意王冠,就索性把塑像连根拔除;再次是时髦风尚,越来越怪诞,越来越丑陋,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无章和富丽堂皇的偏向开始,层出不穷,必然导致建筑艺术的衰落。时髦风尚的破坏,比起革命尤甚。那种种时兴式样,肆无忌惮地进行阉割,攻击建筑艺术的骨架,砍的砍,削的削,瓦解的瓦解,从形式到象征,从逻辑直至美貌,活生生把整座建筑物宰了。再则,花样翻新,经常一改再改,这至少是时间和革命所未曾有过的奢望。时之所尚,甚至打着风雅情趣的旗号招摇过市,厚颜无耻地在峨特艺术的伤口上敷以时髦一时的庸俗不堪的各种玩艺儿,饰以大理石饰带,金属流苏,形形色色的装饰,卵形的,涡形的,螺旋形的,各种各样的帷幔、花彩、流苏、石刻火焰、铜制云霞、胖乎乎的小爱神、圆滚滚的小天使,总之,真正的麻风病!它先是开始吞噬卡特琳·德·梅迪奇斯①小祈祷室的艺术容颜,两百年后,继而在杜巴里夫人②小客厅里肆虐,使其建筑艺术在经受折磨和痛苦之后,终于咽气了。

    这样,综上所述,今日损坏着峨特建筑艺术的有三种灾祸。浮表的皱纹和疣子,那是时间的业迹;万般作践、肆虐、挫伤、砸碎,那是从路德③直至米拉博④历次革命的业迹;肢解、截肢、四肢脱臼、修复,那是维特吕维于斯⑤和①梅迪奇斯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十五至十八世纪在欧洲政治、艺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卡特琳(1519—1589)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妻子。②杜巴里夫人,即雅娜·贝居·杜巴里(1743—1793),路易十五宠爱的情妇,法国大革命时被送上断头台斩首。③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④米拉博伯爵(1749—1791),原名为奥诺雷·卡普里埃·里克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家。⑤马库斯·维特吕维于斯·波利奥,公元前一世纪恺撒统治时期的军事工程师和建筑家。这里代表古典风格。维尼奥尔①的倡导者们所进行的希腊式、罗马式或野蛮式的工作。汪达尔人②所创造的这一辉煌艺术,学院派把它扼杀了。数百年岁月和历次革命风云所造成的破坏,至少是没有偏心的,正大磊落的,然而接踵而至的那多如牛毛的各种流派建筑师,却都是特许的,宣过誓的,许过愿的,他们对低级趣味趋之若鹜,竭尽毁坏之能事,竟用路易十五时代菊苣纹饰去代替巴特农神庙③里最大光轮上峨特式的花边饰带。这可真是蠢驴对垂死的雄狮猛踢了一脚。老橡树遍体鳞伤,更惨的是还要遭受毛毛虫的摧残,蛀呀,啃呀,撕呀。

    想当初,罗贝尔·塞纳利曾把巴黎圣母院比做埃费索斯的著名的狄安娜神庙④——被古代异教徒奉若神明并使埃罗斯特拉图斯⑤名字永留于世——,认为圣母院这座高卢人大教堂“在长度、宽度、高度和结构上都远胜一筹”⑥。抚今追昔,真是天壤之别!

    ①维尼奥尔:意大利原名为吉亚科莫·巴罗齐·德·维尼奥拉(1507—1573),意大利建筑师。这里代表文艺复兴风格。

    ②汪达尔人是古日耳曼族的一支,五世纪时曾先后入侵高卢、西班牙和非洲,对峨特文化的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里代表峨特风格。但汪达尔人曾大力逼害天主教徒,因而又引伸为文物破坏者,本卷第二章提到汪达尔人则为这后一个意思。

    ③巴特农神庙是雅典专祀雅典娜的神庙。这里代表古希腊风格。

    ④埃费索斯是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一个古城,今在土耳其境内。狄安娜是意大利和罗马神话中的女神,从五世纪起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埃费索斯城的狄安娜神庙当初被誉为世界奇观之一。

    ⑤埃罗斯特拉图斯:埃费索斯岛人,为了自己永远留名于世,竟于公元前三五六年纵火烧毁了狄安娜神庙。遂被判处火刑。

    ⑥见《高卢史》第二卷第三篇第一三○印张第一页。——雨果原注

    况且,巴黎圣母院绝非可称之为形态完整、风格确定、归入某类建筑艺术的那种纪念性建筑物。它已不属于罗曼风格①,也还不是峨特风格②。整座建筑算不上是一种典型。巴黎圣母院不像图尔纽③寺院那样,不是以开阔穹窿为构架的建筑物,一点也不见凝重粗实的拱腹,浑圆宽阔的拱顶,冰冷赤裸的风貌,庄严简朴的气概。圣母院也不像布尔日大教堂,并非那种尖顶穹窿的建筑物,壮丽,轻盈,千姿百态,繁盛茂密,布满尖形饰物,如花盛放。既不能把圣母院列入那类阴暗、神秘、低矮、似乎被圆形拱压碎似的教堂的古老家族;这类教堂除了平顶之外,几乎都是埃及式样的;所有都是象形文字式的,所有都用于祭祀,都具有象征性;在装饰方面,更常见的是菱形和曲折形,而不是花卉图案;但花卉图案又多于动物图案,动物图案又多于人物图案;与其说是建筑师所创造的,毋宁说是主教所建筑的;这类教堂是建筑艺术的初期变态,无不烙印着始自根植于拜占庭帝国④、终止①罗曼风格,即古罗马建筑艺术的风格,流行于九至十三世纪西欧各地。其特征是:砖石墙厚重坚实;拱呈半圆形;门框装饰逐层向内凹入;拱顶为交叉结构;并采用束柱。②峨特风格是继罗马风格而起的一种建筑式样,以高耸入云的尖塔为基本形式。采用尖拱、飞扶墙、修长的立柱或簇柱、镶嵌彩色玻璃,形成腾飞的动势,给人以天国神秘的幻觉。建筑形式有三种风格:垂直式,辐射式和火焰式。雨果在小说中都有简略的描述。③图尔纽:法国索恩—卢瓦尔省首府。那里有座圣菲利贝尔教堂,是十一世纪重建的最古老修道院,被认为是勃艮第罗曼艺术最具有特色的典范。④拜占庭帝国:中国史籍称大秦。亦称东罗马帝国。三九五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部即为拜占庭帝国(395—1453)。于征服者吉约姆①的那种神权军事纪律的痕迹。也不能把我们圣母院列入那类高大、剔透、饰满彩色玻璃窗和各种雕塑的教堂家族;这类教堂是形状尖削,姿态奔放,作为政治象征,具有村社和市民的色彩,作为艺术品,却带有自由、任意和狂放的特征;这是建筑艺术第二个阶段的变态,不再是象形文字式的了,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并仅限于祭祀的了,而是富有艺术魅力的,演变的,深孚众望的,始自十字军归来,终止于路易十一②时代。总而言之,巴黎圣母院既不属于第一类纯罗曼血统,也不属于第二类纯阿拉伯血统。

    ①征服者吉约姆,即吉约姆一世(1027或1028—1087),诺曼底大公(1035—1087)和英国国王(1066—1087)。

    ②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

    巴黎圣母院是一种过渡性的建筑物。当萨克逊建筑师快竖完中殿最初的大柱时,十字军带回来的尖拱式样,已经以征服者的姿态盘踞在原来只用于支撑圆拱的那些罗曼式的宽大斗拱之上。尖拱从此后来居上,构成这座主教堂的其余部分。然而,初出茅庐,总有点胆怯,所以显得有时放大,有时加宽,有时收敛,还不敢像以后在许许多多奇妙主教堂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如箭似矛地直刺天空。这大概是因为它感觉到近旁就是罗曼式的粗笨柱子。

    再说,从罗曼风格到峨特风格的这类过渡建筑物也值得好好研究,绝不亚于那种纯一的建筑类型。这种过渡建筑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微妙之处,倘若没有这些建筑物,那就会荡然无存。这是尖拱式样嫁接于开阔穹窿的一种风格

    巴黎圣母院特别是这种新品种的奇特样品,这座令人敬仰的丰碑,无论是每个侧面或是每块石头,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因此,不妨这里略举主要的细节,以资证明:那小红门几乎达到了十五世纪峨特艺术精美的顶峰,而中殿的柱子,由于粗大和凝重,却可以回溯到加洛林时代的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小红门和中殿那些柱子之间,大概相距六百年。甚至连炼金术士,也无一不认为从那大拱门的种种象征中,发现了一本满意的炼金术概要,认为屠宰场圣雅各教堂是炼金术最完整的象形符号。这样,罗曼教堂,炼金术教堂,峨特艺术,萨克逊艺术,使人回想起格列高利七世①时代的那种笨重柱子,尼古拉·弗拉梅尔创先于路德的那种炼金术象征,教皇帝国的统一,教派分裂,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所有这一切巴黎圣母院兼收并蓄,统统将其熔铸、组合、揉和在它的建筑中。这座中心、始祖教堂,在巴黎所有古老教堂中,可说是神话中一种怪兽,头部是这一教堂的,四肢又是那一教堂的,臀部又是另一座的;总之,每座教堂都吸取点什么东西。

    ①格列高利七世,一○七三至一○八五年为教皇。

    ②蛮石建筑指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的庞大建筑式样,如近代发掘的迈锡尼王宫遗址的周长达九百公尺,墙宽五公尺。

    我们再说一遍,艺术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种混合建筑物仍不无兴趣。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建筑艺术是何等原始的东西,并从这种混合建筑物所表明的事实中,也如同蛮石建筑②遗迹、埃及金字塔、印度巨塔所显示的事实中,体会到建筑艺术最伟大的成果并非纯属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创造的结晶;与其说是天才人物妙笔生花之作,不如说是劳动人民孕育的宁馨儿;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物,是历史长河所形成的堆积物,是人类社会不断升华的结晶,总之,是多种多样的生成层。时间的每一波涛都将其冲积土堆放起来,每一种族都将其沉淀层安放在文物上面,每个人都添上一块石头。海狸是这样做的,蜜蜂是这样做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被誉为建筑艺术伟大象征的巴比塔,就是一座蜂房。

    伟大的建筑物,如同巍峨的山峦,是需要多少世纪的功夫才形成的。艺术变化了,建筑物犹存,这是常有的事:停顿招致中断①;建筑物根据变化了的艺术而平平静静地延续下去。新艺术一旦找到了建筑物,便牢牢揪住,紧紧依附,将其同化,随心所欲加以发展,一有可能就把它了结。受某种平静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不会引起混乱,无须付出努力,没有任何反作用。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移植,是一种循环不已的元气,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再生。诚然,多种不同的艺术以多种不同的高度先后焊接在同一建筑物上面,其中必有许多材料可供写出一部部巨著,甚至往往可供写出人类的通史。人类,艺术家,个人,在这一座座没有作者姓名的庞然大物上都消失了,唯有人类的智慧却概括在其中,总结在其中。时间是建筑师,人民是泥水匠。

    ①原文为拉丁文。

    这里只要考察一下欧洲基督教建筑艺术—东方伟大营造艺术的妹妹,那便一目了然,它像一个广大的生成层,分成三个既分明又重叠的晶带:罗曼带①,峨特带,文艺复兴②带——我们宁可称之为希腊—罗马带。罗曼带最古老、最深层,为半圆穹窿所占据,而这种半圆穹窿通过希腊式圆柱,又重新出现在最上面的现代层即文艺复兴带中。尖形穹窿介于两者之间。分别各属于这三带之任何一带的建筑物,都各自是界限清楚的,统一的,完整的。朱米埃日寺院是一例,兰斯大教堂是一例,奥尔良圣十字教堂也是一例。然而,这三带的各自边缘又相互混合,相互渗透,就像太阳光谱的各种颜色那样。由此产生了复合式建筑物,产生了过渡性的、细微差别的建筑物。其中有一座,脚是罗曼式的,身是峨特式的,首是希腊——罗马式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用了六百年时间才建成。这种变化是罕见的。埃唐普城堡的主塔便是一个样品。但是更常见的是两种生成带结合的建筑物。那就是巴黎圣母院,尖拱建筑物,但从其早期那些柱子来说,深深根植于罗曼带,圣德尼教堂的正门和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的中殿也都如此。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博舍维尔那半峨特式的迷人的教士会议厅,罗曼层一直到它的半腰上;还有卢昂主教堂,如果其中央尖塔③的顶端不沉浸在文艺复兴带的话,那会是完完全全峨特式的。

    ①“依地域、风土和种族的不同,亦可称伦巴第带、萨克逊带或拜占庭带。这是四种并行的姐妹艺术,各有其特点,但源自同一原则,即半圆拱。”——雨果原注

    ②文艺复兴建筑大胆突破峨特式建筑风格,采用罗马柱式、拱圈、穹窿,力求把表现宗教的建筑用于表现人世的现实。

    ③“这一木架结构的尖塔部分,便是一八二三年大火烧掉的那一部分。”——雨果原注

    话说回来,所有这一切微妙变化,所有这一切差别迥异,都只不过涉及建筑物的表面,是艺术蜕了皮而已。基督教教堂的结构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坏。内部的骨架总是一样的,各部分逻辑布局也总是一样的。一座主教堂的外貌不论如何雕琢、如何点缀,在外貌的下面总是罗曼式长方形中堂,起码处于萌芽和雏型状态。这种形式的中堂始终遵循同一规则在地面上蔓延扩展。中堂永远一成不变地分成两个殿,交叉成十字形,上顶端圆弧形后殿是训练唱诗班的地方;下端两侧总是供教堂内举行观瞻仪式,设置偏祭台,好似两侧可供散步的某种场所,主殿由柱廊与两侧这种散步场所相通。这样假定后,小祭台、门拱、钟楼、尖塔的数目多少,那是根据世代、民族、艺术的奇思异想而变化无穷。只要崇拜仪式所需的一切得到了保证,建筑艺术便可自行其事。塑像、彩色玻璃窗、花瓣格子窗、蔓藤花饰、齿形装饰、斗拱、浮雕之类,建筑艺术可依照它认为合适的对数,尽情发挥其想象力,并加以排列组合。因而这些建筑物的外表变化无穷,其内部却井然有序,浑然一体。树干始终不变,枝叶却变化多端。

    二  巴黎鸟瞰

    巴黎圣母院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教堂,我们在前面曾试图为看官尽量恢复其原貌,简要指出了这座教堂在十五世纪时诸多美妙之处,而这些妙处恰好是今天所见不到的。不过我们省略了最美不胜收的一点,那就是从圣母院钟楼顶上所一览无余的巴黎景观。

    钟楼的坚墙厚垣,垂直开凿着一道螺旋形楼梯,只要顺着这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经过漫长摸索之后,突然终于来到两个高平台当中的一个,只见阳光灿烂,清风习习,一片向四面八方同时舒展开去的如画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一种景观意为自身生成①,我们的看官若是有幸参观一座完整的、全面的、清一色的峨特城池,诸如至今尚存的巴伐利亚的纽伦堡、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或者甚至小一些、却只要保存完好的样品,诸如布列塔尼的维特雷、普鲁士的诺豪森,便自可想见一斑了。

    ①原文为拉丁文。

    三百五十年前的巴黎,十五世纪的巴黎,已是一座大都市了。我们这般巴黎人,对于从那以后所取得的进展,普遍抱有错误的想法。其实,打从路易十一以来,巴黎的扩展顶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而且,其美观方面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其在范围扩大方面的收获。

    众所周知,巴黎诞生于形似摇篮的老城那座古老的小岛。

    这小岛的河滩就是巴黎最早的城廓,塞纳河就是它最早的沟堑。以后若干世纪,巴黎依然是岛屿状态,有两道桥,一南一北,有两个桥头堡,既是城门又是堡垒,右岸的称大堡,左岸的叫小堡。后来,从第一代①诸王统治时期起,由于河洲过于狭窄,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巴黎遂跨过了塞纳河。于是,越过了大堡,越过了小堡,最早的一座城廓和塔楼便开始侵入塞纳河两岸的田野了。①第一代诸王指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从克洛韦斯一世(约466—511)至矮子丕平(714—768)。这座古老的城廓直至上世纪还有若干遗迹,今天只留下回忆而已,不过,这儿那儿,偶或可以发现从前流传下来的东西,例如博代门,又称博杜瓦耶门,即PortaBagauda。渐渐地,房屋如洪流一直从城市中心向外扩展、泛溢、侵蚀、损坏和吞没这道城廓。为了抵挡这股洪流,菲利浦——奥古斯都造了一道新堤坝,建起一圈高大坚实的塔楼像锁链似地把巴黎囚禁起来。以后整整一个多世纪,密密麻麻的房屋就在这盆子里互相挤压,堆积,像水在水库里那样不断上涨,因而开始向高空发展,楼上加楼,层层叠叠,宛如液流受压,不停向上喷射,争先恐后,看谁有能耐把脑袋瓜伸得比别人高,好多呼吸点空气。街道越来越深,愈来愈窄;任何空地都填满了,消失了。房屋终于跳越了菲利浦——奥古斯都圈定的城垣,兴高彩烈地在平原上四散开了,就像逃犯一样,混乱不堪,到处乱窜。它们就在平原上安顿下来,在田野上开辟花园,开始过舒适的日子。打从一三六七年起,城市就向郊区大力扩张,以致后来不得不再建一堵围墙,尤其是在右岸。这堵墙是查理五世建造的。可是,像巴黎这样一个都市总是持续不断的发展,只有这样的城市方能成为京城。这种城市就像大漏斗,一个国家地理的、政治的、精神的、智力的所有川流,一个民族的所有自然川流,统统流到这里汇集;可以说是文明之井,又是阴沟,凡是商业,工业,文化,居民,一个民族的一切元气、一切生命、一切灵魂,都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滴又一滴,不断在这里过滤,在这里沉积。因此查理五世的城廓也遭受菲利浦——奥古斯都的城廓的命运。早在十五世纪末,那城廓就被跨越,被超过了,关厢也跑得更远了。到了十六世纪,乍一看城垣好象后退了,益发深入到旧城里面,因为城外一座新城已经很可观了。因此,我们暂且就以十五世纪来说吧,那时巴黎就已经冲破那三道同心圆的城垣了,远在叛教者朱利安①时代,大堡和小堡就可以说是这三道城垣的胚胎了。生机蓬勃的城市接连撑破了四道城箍,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把前一年的衣裳撑破了一样。在路易十一时代,随处可见在这片房屋海洋中有旧城廓若干正在坍塌的钟楼群露了出来,好比是洪水中冒出水面来的山巅,也仿佛是淹没在新巴黎城中的老巴黎城露出来的若干群岛。

    ①朱利安(尤利安努斯)(331—363):罗马皇帝(361—363),反对基督教,主张创立异教,故得名叛教者朱利安。

    ②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

    此后,巴黎还有变迁,只是对我们观瞻并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巴黎以后只有跨过了一道城垣,就是路易十五②兴建的。这道用污泥和垃圾筑成的可怜城墙,倒是与这位国王很相称,与诗人的歌唱也很相称:

    环绕巴黎的墙垣叫巴黎不胜其烦①

    到了十五世纪,巴黎还是分成三个完全分开、截然不同的城市,各有其面貌、特色、风俗、习惯、特权和历史。这就是老城、大学城、新城。老城在河洲上,最古老,范围最小,是另两座城市的母亲,夹在她俩中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是一个老太婆夹在两个高挑个儿的美女中间。大学城在塞纳河左岸,从小塔一直延伸到纳勒塔,这两个点分别相当于今日巴黎的酒市场和铸币坊。大学城的城廓相当深远地伸入那片朱利安曾建造其温泉浴室的田野。圣日芮维埃芙山也包括在其中。这道弧形城墙的中心顶点是教皇门,即大致上相当于先贤祠的现在位置。新城是巴黎三大块中最大的一块,位于塞纳河的右岸。沿河的堤岸,虽然冲垮了,或者说有几个地段中断了,还是沿着塞纳河而下,从比利炮台一直延伸到树林炮台,换言之,从今日丰登谷仓所在地直至杜伊勒里宫所在地。塞纳河把京城的城廓切成四个点,左岸为小塔和纳勒塔,右岸是比利炮台和树林炮台,这四个点被誉称为巴黎四塔。新城伸入田野的深度远超过大学城。新城城廓(即查理五世城廓)的顶点在圣德尼门和圣马丁门,这两座城门的地点至今没有变动过。

    ①原诗反复使用法文“墙”(Lemur)这个词构成的双音节派生词,含有揶揄之意。

    正如上述,巴黎这三大区划,每个都是一座城市,只是过于特别,反而不完整了,任何一座都不能脱离另两座而单独存在。因此三副面貌迥然不同。老城,教堂林立;新城,宫殿鳞次栉比;大学城,学府比比皆是。这里姑且不谈老巴黎城种种次要的特点,也不谈那随心所欲的过路税,只是从一般的观点和整体上来看看市政管辖的混乱状况,大体来说,小岛归主教管辖,右岸归府尹管辖,左岸归学董管辖。巴黎府尹是王室大臣而不是市府官吏,所以统管一切。老城有圣母院,新城有卢浮宫和市政厅,大学城有索邦学堂①。新城还有菜市场,老城有主宫医院,大学城有神学子草场。学子在左岸犯了法,得在小岛上的司法宫受审,却要在右岸的鹰山受惩处。除非学董认为学府势力强大而国王弱小,出面进行干预,那是因为在校内被吊死是学子们的一种特权。

    顺便提一下,大部分这种特权,以及比上述这一条更好的其他特权,都是靠造反和叛乱强行从国王手中夺取来的。这是亘古的做法。只有人民去夺取,国王才不得不丢手。有一份关于效忠国王的古老文献竟直言不讳地写道:“市民对国王的效忠,虽然有时被叛乱所打断,还是产生了市民的特权。”②在十五世纪,塞纳河在巴黎城廓内流经五个河洲:鲁维埃洲,那时树木葱茏,如今只剩下柴禾了;①索邦学堂(laSorbonne):原来的巴黎大学,成立于一二五七年,现在只是巴黎十三所大学之一的一部分。②原文为拉丁文。母牛洲和圣母院洲,都是一片荒凉,只有一间破屋,两洲均是主教采地(到了十七世纪,两洲合并为一,在上面大兴土木,现在名为圣路易洲①);最后便是老城及其尖端的牛渡小洲,后来这个小洲沉陷在新桥的土堤下面了。老城当时有五座桥,右边有三座,即圣母院石桥、钱币兑换所石桥、磨坊木桥;左边有两座,即石头小桥和圣米歇尔木桥,桥上都有房屋。大学城有菲利浦——奥古斯都兴建的六座门,从小塔作为起点,就是圣维克多门、博代尔门、教皇门、圣雅各门、圣米歇尔门、圣日耳曼门。新城有查理五世兴建的六座门,从比利炮台起,便是圣安东门、圣殿门、圣马丁门、圣德尼门、蒙马特尔门、圣奥诺雷门。所有这些门都是既坚实又美丽,美丽并不影响其坚固。有一道沟堑,又宽又深,冬汛②水涨,水急流速,环绕着整个巴黎的城墙根;水来自塞纳河。夜里各城门紧闭,全城两端用几根粗大铁链拦住沟面,巴黎便可安然睡觉了。

    ①圣路易洲在塞纳河中,至今仍在,与圣母院所在的城岛东西相望,但并不包括圣母院洲。

    ②指冬末春初,冰消雪融,塞纳河水上涨。

    俯瞰之下,老城、大学城、新城这三镇仔细一看,都是街道纵横交错,乱七八糟,各像一件编织的毛衣,拆也拆不开。不过,第一眼便可看出,这三大部分还是形成一个整体的,只见两条平行的长街,不断延展,毫无阻碍,几乎一溜笔直,从南向北,正好与塞纳河垂直,一起贯穿三城,加以连接,加以混合,把这一座城市的人流不停地注入、倾入和移入另一城内,由此三城合而为一。第一条长街从圣雅各门至圣马丁门,在大学城称之为圣雅各街,在老城叫它为犹太街,在新城名为圣马丁街;这条长街跨过塞纳河两次,一次名叫小桥,另一次名叫圣母院桥。第二条长街在左岸,名为竖琴街,在老城河洲上叫做箍桶街,在右岸叫做圣德尼街,在塞纳河两道河汊上各有一座桥,一座叫做圣米歇尔桥,另一座叫钱币兑换所桥,这条长街起自大学城的圣米歇尔门,止于新城的圣德尼门。不过,名称尽管各异,街道始终只有两条。这是两条母体街,是两条繁衍街,是巴黎的两条大动脉,向三座城池的一切大小血管输送血液或回收血液。

    除了这横贯巴黎全城、为京都所共有的两条主干道之外,新城和大学城都单独各有一条特别的大街,纵贯各自城池,并与塞纳河并行,而且延伸开去,恰好与那条动脉大街交叉成直角。这样,在新城,从圣安东门可以笔直地到达圣奥诺雷门;在大学城,可以从圣维克多门直至圣日耳曼门。这两条大道与上述两条长街交叉,形成总网络,巴黎那迷宫似的路网,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盘绕结节,这个路网就基于那总网络之上。然而,只要留神观察,从这难以辨认的网络图中还可以清楚看出两束大街,一束在大学城,另一束在新城,好比两束鲜花,从各座桥到每座城门竟相开放。

    这个几何平面图至今还依稀可辨。

    现在,我们不妨要问,一四八二年从巴黎圣母院钟楼上俯瞰全城,是一幅怎样的画景呢?这是我们就要努力描述的。

    游客气喘吁吁地爬上了那钟楼顶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茫茫的屋顶、烟囱、街道、桥梁、广场、尖塔和钟楼,令人眼花缭乱。一切一齐涌至眼前:石砌的山墙、尖角的屋顶、墙拐角悬空的小塔、石垒的金字塔、十五世纪石板方碑、城堡光秃秃的圆形主塔、教堂精细装饰的方形塔,大的,小的,粗大厚重的,小巧玲珑的,纷至沓来,叫人目不暇接。久而久之,目光深深陷入这迷宫里,把您也看得出神了。在迷宫里,从那门面雕梁画栋、外部屋架木头结构、大门扁圆、楼层悬垂的最末等的房舍,直至当时塔楼如列柱林立的富丽堂皇的卢浮宫,无一不是匠心独运,合情合理,才华横溢,美不胜收,无一不是艺术的结晶。然而,当我们的眼睛渐渐适应这纷陈杂沓的建筑物时,还是可以区分出主要一些群体来的。

    首先是老城。用索瓦尔的说法,叫“城岛”,在他杂乱的著作中有时也有一些文笔优美的词句:城岛宛如一艘大船顺流驶向塞纳河中央,结果陷入泥沙而搁浅了。我们刚才说过,在十五世纪时,这只大船由五座桥梁系泊于塞纳河两岸。这种大船形状也曾引起纹章记述家的震惊,因为,据法万和帕斯基埃说,巴黎古老城徽之所以以船做为纹章,原因就在于此,而并不是由于诺曼底人围攻巴黎①。对于擅长破译纹章的人来说,纹章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纹章是一种难懂的语言。

    中世纪后半期的全部历史都写在纹章中,正如前半期的历史都写在罗曼教堂的象征符号之中。这是继神权政治象形文字之后的封建制度象形文字。

    因此,老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船尾朝东,船头向西。你一转向船头,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古老屋顶,仿佛是一群铺天盖地的牛羊,而浮现在其上面的是圣小教堂后①诺曼底大公理查一世(942—996),历史上被称为无畏理查一世,曾大举入侵内地,一直打到巴黎城下,迫使法国国王终于承认他为诺曼底公国的君主。

    殿的铅皮圆屋顶,远望过去,好似一只大象后背上驮着教堂的钟楼。这里不妨略带一句,这钟楼的尖顶如箭穿空,是所有钟楼尖顶最大胆求新、最精雕细刻、最玲珑剔透的,透过其网扣似的塔锥,碧空一览无余。圣母院前面,就在近前,有三条街道像三条河流似地注入教堂广场,这是有着古老房屋的美丽广场。广场南侧,斜立着主宫医院那皱巴巴、阴沉沉的正面屋墙,以及探头探脑似的仿佛长满脓疱和疣子的屋顶。

    右边,左边,东边,西边,在老城如此窄小的城池内,矗立着二十一座教堂的钟楼,年代不一,形状各异,大小不同,从被称为“海神狱”(carcerGlaucini)的隘口圣德尼教堂那罗曼式低矮、腐蛀的风铃花形的钟楼,直至牛市圣彼得教堂和圣朗德里教堂那些细针状的钟楼,形形色色,应有俱有。圣母院后面,北边是峨特式长廊的隐修院,南边是半罗曼式的

    主教府邸,东边是“场地”荒芜尖岬。在那重重叠叠的房屋中,还可以从当时屋顶上高耸的那种透空的石烟囱帽,分辨出各宫殿最高层的窗户,分辨出查理六世在位时巴黎府赠给朱韦纳·德·于尔森的那座官邸。稍远处,是帕吕市场那些涂了沥青的简陋棚屋;再过去是老圣日耳曼教堂崭新的半圆形后殿,一四五八年延伸到费弗的一段街道;还有,随处可见人群拥挤的十字路口,某街角的耻辱柱,菲利浦——奥古斯都时代留下来的一段漂亮的石板路,正中划明供驰马的箭道,不过到了十六世纪改成乱七八糟的碎石路,名为同盟路;还有一个荒凉的后院,楼梯上有着十五世纪常建的、如今在布尔多内街还可看到的那种半透明的角楼。最后,在圣小教堂右边,是司法宫座落在水边的朝西的群塔。老城西端是御花园,树木参天,把牛渡小洲遮住了,至于塞纳河,从圣母院钟楼上俯视,几乎只能看见老城两侧的河水而已。塞纳河隐没在各座桥下,而各座桥又隐没在房屋下面。放眼望去,这些桥梁的屋顶①绿得照眼,塞纳河的雾气使它们过早地长满了青苔。若纵目向左朝大学城眺望,映入眼帘的第一座建筑物,就是小堡那有如花束的粗矮塔群,小堡张开大口的门廊把小桥的一端吞没了。如果再纵目从东向西,从小塔向纳勒塔远望,只见长长一带房舍,雕梁画栋,彩色玻璃窗户,层层叠叠,突出在石路上方;还可以看见一派市民房舍的山墙,曲曲折折,望也望不到尽头,时常被一道街口所切断,也不时被一幢石墙大楼的正面或侧面所切割;大楼四平八稳,连同庭院和花园,厢房和主体,夹在那彼此紧挨着的狭窄民舍当中,犹如一个领主老爷夹在一大堆平民百姓中间。沿河街道上有五、六座这样的大厦,诸如与贝尔纳丹修道院共用小塔旁边大院墙的洛林公馆,再如纳勒公馆,其主塔正好是巴黎的标界,那黑色三角形的尖形屋顶一年当中有三个月把殷红的夕阳遮住了一角。

    ①当时桥上盖有房屋,这里指桥上房屋的屋顶。

    不过,塞纳河的这一边远不如那一边商业繁忙,这一边学子比工匠多,因此更吵闹,人群也更多,真正说起来,河沿街只从圣米歇尔桥到纳勒塔这一段而已。河岸其他部分,或者如过了贝尔纳丹修道院都是光秃秃的河滩,或者如两座桥梁中间都是些屋基浸在河里的重重叠叠的民舍。浣衣女的喧闹声震天价响,她们从早到晚叫呀,说呀,唱呀,狠捶衣服呀,跟现在的情形一样。这算得上是巴黎一件不小的赏心乐事吧。

    大学城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都是清一色、严实的整体。那成千上万的屋顶密密麻麻,有棱有角,粘附紧贴,几乎都是由一几何原理构成的,俯瞰之下,呈现出同一物质的晶体状态。横七竖八的街道,并没有把这一片房屋切成大小过于参差不齐的碎块。四十二所学院相当均匀地分布在大学城,四处都有;这些美丽建筑物的屋顶,形式多样,煞是有趣,都是与它们所凌驾的普通屋顶全出自同一艺术,终究是同一几何图形的平方或立方的乘积罢了。因此,这些屋顶只是使整体趋于多样化,而没有扰乱整体的统一;只是使整体臻于完备,而没有变成累赘。几何学的精髓,就是和谐一致。这里那里,还可以看见若干漂亮的府邸,金碧辉煌,高凸在左岸那些如画的顶楼之上,诸如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内韦尔公馆、罗马公馆、兰斯公馆,还有克吕尼府第,至今犹存,让艺术家感到宽慰,不过几年前有人连笨猪蠢驴都不如,居然把它的塔楼砍掉了。克吕尼附近,有座罗马式宫殿,开着几道别致的圆顶拱门,那就是朱利安所建的温泉浴室。还有许多修道院,跟上述官邸相比,更带有一种虔诚之美,更兼有一种庄严之雄,但其雄伟壮丽绝不亚于官邸。首先惹人注目的是那座带有三座钟楼的贝尔纳丹修道院;还有圣日芮维埃芙修道院,其方形塔尚在,但其余的全荡然无存,令人不胜惋惜;还有索拜学堂,半是神学院半是寺院,只幸存下来令人赞赏不已的中堂,即圣马太教派那四边形的美丽隐修院;这隐修院的旁边是圣伯努瓦隐修院,在本书出版第七版和第八版之间,人们在隐修院的墙上马马虎虎造了一个戏台;还有三道巨大山墙并列的结绳派修道院,以及奥古斯都教派修道院,其优美多姿的尖塔形如齿状,在巴黎这一边,从西数起,位于纳勒塔之后,算是第二个这种形状的尖塔。各个学院实际上是修道院与人世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府邸和寺院之间这一建筑系列里位居其中,严肃而又优雅,雕刻不如宫殿那么飘洒,建筑风格不像修道院那样严肃。峨特艺术恰好不偏不倚地在华丽与简朴之间保持了平衡,不幸的是这些文物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大学城里教堂众多,座座光彩夺目,从圣朱利安的圆拱穹窿到圣塞维兰的尖拱穹窿,凡是建筑艺术各个时期的风格,也无所不有。这些教堂都高踞一切之上,而且,仿佛在这和声组合中又增添了一种和声,教堂那如箭穿空的尖顶,那透空的钟楼,那纤细如针的塔尖(这种针状的线条无非是屋顶尖角一种奇妙的夸张而已),时时刻刻把一面面山墙犬牙交错的边缘刺破了。

    大学城,丘陵起伏。圣日芮维埃芙山像一个巨大圆瓶兀自隆起在东南边,这倒是很值得从圣母院顶上观看一下的:只见那许许多多狭窄弯曲的街道(今天的拉丁区),那密密麻麻的屋宇,从山顶上向四面八方撒散开来,几乎一溜笔直地沿着山坡俯冲下去,直至河边,有的像要跌倒,有的像要再爬起来,但又都似乎彼此相互扶持。还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黑点点,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在街上彼此擦肩而过,叫人看了眼花缭乱。那便是从远方高处所看见的群众。

    这无数的房顶、尖塔、高高低低的屋宇,把大学城的外廓线,折叠的折叠,扭曲的扭曲,蚕食的蚕食,真是千奇百怪。从它们的空隙中,最后可以隐隐约约不时看见一大段布满青苔的院墙、一座厚实的圆塔、一道形似堡垒的有雉堞的城门,那便是菲利浦—奥古斯都修道院。再过去是一片翠绿的草地,再过去是一条条消失在远方的道路,沿途还稀稀疏疏散落着几间近郊房舍,而且越远越稀少。这些关厢村镇有些还是很大的。首先是从小塔作为起点的圣维克多镇,那里有一座在比埃弗尔河上的单拱桥,一座可以看到胖子路易①墓志铭(épitaphiumLudiviciGrossi)的修道院,还有一座有着八角尖顶、尖顶旁有四个十一世纪小钟楼的教堂(这样的教堂现在在埃唐普还有一座,还没有拆毁);其次是圣马尔索镇,那里有三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然后,左边越过戈伯兰家②的磨坊和四道白墙,就到了圣雅各镇,那里交叉路口有座精雕细刻的美丽十字架,那里有一座上隘口圣雅各教堂,当时是峨特式的,尖顶十分可爱;还有十四世纪圣玛格鲁瓦教堂,拿破仑曾把其漂亮的中堂改做草仓;还有田园圣母院,里面有拜占庭风格的镶嵌画。最后,视线越过平野的夏特赫寺院——与司法宫同时代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有着分隔成格子状的小花园——,再越过少有人迹的沃维尔废墟,向西望去便是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的三座罗曼式尖形屋顶。

    ①胖子路易,即路易六世(1081—1317),法国国王(1108—1137)。

    ②著名的染印家族。

    圣日耳曼镇已是一个大市镇,有十五到二十条街道。圣絮尔皮斯修道院的尖顶钟楼就在镇上的一角。在其近旁,可以分辨出圣日耳曼集市场的四边形围墙,时至今日,依然是个市场;接着是寺院住持的耻辱柱,那是漂亮的小圆塔,塔顶有个铅皮的塔锥。砖瓦坊和通往公用烘炉的窑炉街,都在更远的地方,磨坊在街尽头的土丘上,还有麻风病院那座孤零零的偏僻小房子。然而,特别引人注目,叫人久久凝视的,还是圣日耳曼—德—普瑞修道院本身。诚然,这座寺院,落落大方,既像一座教堂,又像一座领主府第,称得上是修道院宫殿,巴黎历任主教都以在此留宿一夜为荣;还有那斋堂,建筑师把它造得非同凡响,其气派、美观、花瓣格子窗的壮丽,都像是主教堂似的;还有那恭奉圣母的雅致的小教堂,那宏大的僧舍,那宽阔的一个个花园,那狼牙闸门,那吊桥,那看上去像是把四周绿茵剪成一个个缺口的墙垛子,以及那常有武士的甲胄与主教金光闪闪的道袍交互辉映的座座庭院,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那座落在峨特式后殿的三座半圆拱顶的高尖塔而联系在一起,犹如一幅光辉灿烂的画图挂在天际。

    在大学城长久留连之后,末了,您再转向右岸,纵目眺望新城,景色顿时改变了。其实,新城比大学城广大得多,却不像大学城那样浑然一体。一眼便可以看出,新城分成好几大片、景象迥异。首先,在东边,新城的这一部分今天仍然沿用加缪洛热纳①诱使恺撒陷入泥潭的那片沼泽为名。在十五世纪,那里宫殿如林,这一大片屋宇直抵河边。儒伊公馆、桑斯公馆、巴尔博公馆和王后行宫这四座府第几乎紧连在一起,其石板屋顶和细长的角楼都倒映在塞纳河中。这四座大厦都座落在诺南迪埃尔街和塞莱斯坦修道院之间,四座府邸的山墙和雉堞被修道院的尖顶一衬托,轮廓线益发显得优雅飘逸。这些豪华公馆的前面,尽管有若干暗绿色的破房子濒临水边,却遮不住公馆正面的美丽棱角,遮不住公馆宽大的石框方形格子窗、堆满塑像的尖拱门廊、棱角总是那样分明的墙垣的尖脊,也遮不住所有这一切美妙的建筑奇珍。正是这些建筑奇珍,才使得峨特艺术看来又重新与每座宏伟建筑物结合在一起。这一座座华丽公馆的后面,是巧夺天工的圣波尔行宫的围墙,它伸向四面八方,广阔无边,形式多样,时而像一座城堡,有着断垣、绿篱和雉堞,时而像一座女修道院,隐没在大树之中。圣波尔行宫广大无比,法兰西国王在这里足可以冠冕堂皇地安顿二十二位诸如王太子或勃艮第公爵这样身份的王亲国戚,以及他们成群的仆役和侍从,且不谈那班大领主了;皇帝来巴黎观光时也在这里下榻;还有社会名流在这行宫里也各有单独的宅邸。这里不妨说一下,当时一个王爷的寓所起码不少于十一个房间,从金碧辉煌的卧室直至祈祷室,应有尽有,姑且不谈一道道长廊,一间间浴室,一个个炉灶房,以及每套寓所必备的其他“额外空地”;更不用说国王的每位佳宾专用的一座座花园;也不必说大大小小的厨房、地窖、配膳室、家人公共膳堂;还有一些家禽饲养场,设有二十二个通用实验室,从烧烤到配酒都研究;还有千百种娱乐,什么曲棍球啦,手网球啦,铁环球啦;还有养禽栏,养鱼池,驯马场,马厩,牛羊圈;图书室,兵器室和打铁场。这就是当时一座宫殿、一座卢浮宫、一座圣波尔行宫的情况。一座城中之城。

    ①加缪洛热纳:高卢人的首领,卒于公元前五十一年,曾把恺撒的大将及其军队诱入沼泽。

    从我们所在的圣母院钟楼上眺望圣波尔行宫,它虽然被上述四座公馆几乎遮住了一半,但依然很浩大,看起来美不胜收。可以很清楚分辨出那三座被查理五世合并为这座行宫的大厦,尽管它们由几道带有彩色玻璃窗和小圆柱的长廊与行宫主体建筑巧妙地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三座大厦是小缪斯府邸、圣莫尔神父府邸和埃唐普伯爵府邸。小缪斯府邸,屋顶边缘装饰着花边形栏杆,神采优雅;圣莫尔神父府邸,地形起伏如一座碉堡,有一座大炮台,许多箭孔、枪眼、铁雀①,萨克逊式宽阔大门上端,在吊桥的两边槽口之间,刻有神父的纹章;埃唐普伯爵府邸,主楼顶层已经坍塌,看起来呈圆形,缺口比比皆是,好似一个鸡冠;老橡树三五成丛,疏疏落落,好像一朵朵偌大的花莱;个个水池,池水清澈,光影掩映,涟漪粼粼,有几只天鹅在戏水;还有许多庭院,可以看见其中一段段如画的景色。社会名流公馆,尖拱低矮,萨克逊式柱子粗短,狼牙闸门一道道,好像狮子吼叫个不停②;穿过这一切可以望见圣母玛丽亚教堂斑剥的尖塔;左边,还有巴黎府尹公馆,两侧是四座精工镂空的小塔;正中深处才是真正的圣波尔行宫,门面一再增多,自查理五世起接二连三地不断对行宫进行妆扮修饰,杂乱无章,画蛇添足,两百年来建筑师个个随心所欲,在其各座小教堂任意增添半圆后殿,在其道道长廊上任意砌起山墙,在其屋顶上任意竖起无数随风转动的风标;行宫的两座高塔相连,圆锥形顶盖的底部围着一道垛子,顶盖看起来就像卷边的尖帽。

    ①铁雀指城墙外部的突角,用以防备敌人爬墙袭击。

    ②社会名流公馆在法文中称“雄狮公馆”,所以这里才用“狮子吼叫”这个譬喻。

    我们的目光继续朝这伸向远处的圆形行宫一层层往上攀登,视线越过新城圣安东街那条在鳞次栉比的屋顶之间的峡谷,便可以看到——我们总是只谈主要的文物——昂古莱姆府邸,一座经过好几个时期才告成的庞大建筑物。其中有些部分簇新雪白,在整体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就好比一件蓝色短外套补了一块红补丁。不过,这座现代式样的宫殿,屋顶又尖又高,显得很离奇,而且屋顶上布满镂花的天沟,又用铅皮把屋顶覆盖住,铅皮上有着许多闪闪发亮的镀金的铜镶嵌细作,形成千姿百态的花藤共饰,轻舒慢展。这如此奇妙镶嵌的屋顶,就从这座古老建筑物的暗褐色残败景象中脱颖而出,显得分外飘逸。这座古老建筑物的那些古老肥大塔楼,由于年久失修而中间凸起,宛如大酒桶由于腐烂而倾颓下来,从上到下裂开,看上去就像解开钮扣而袒露在外的一个个大肚皮。后面竖立着小塔宫,塔楼尖顶林立。不论举目世上何方,不论是香博尔①,还是阿朗布拉②,也比不上这里那样神奇,那样虚渺,那样引人入胜。那一片林立的尖塔、小钟楼、烟囱、风标、螺旋梯、螺栓,还有许多像是同个模子制出来的穿孔的灯笼,以及连片的楼台亭阁,成簇的纺缍形小塔(当时把小塔tourelle这个词称为tournelle),形状各种各样,高低大小不一,风貌千姿百态。整个昂古莱姆府邸,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石块棋盘。

    ①香博尔,即香博尔行宫,位于现在的卢瓦尔——歇尔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珍品之一。

    ②阿朗布拉:格拉纳达阿拉伯君主的古都城,始建于一二三八年。王宫兴建于十四世纪,是中世纪伊斯兰教宫殿建筑艺术的杰作之一。

    小塔宫右边,是一座座墨黑的高大炮台,沟堑环绕,像是用一根绳子把它们捆扎在一起,彼此契合。只见那座主楼上枪眼比窗户要多得多,那个吊桥总是高高吊起,那道狼牙闸门老是落下,这就是巴士底城堡。从城垛子中间伸出来一个个黑喙,远远望去以为是承溜,其实全是大炮。

    在这座可怕的城堡脚下,处在其炮弹的威胁之下,那便是圣安东门,深藏在两座炮台之间。

    过了小塔宫,直至查理五世兴建的城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片庄稼,一座座林苑,宛如一张柔软的地毯,只见其间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在林苑中央,树木繁茂,幽径交错,一看这树林和曲径的迷宫,便可认出这就是路易十一赏赐给科瓦蒂埃的那座名闻遐迩的迷宫花园。这位大夫的观象台高踞于迷宫之上,仿佛是一根孤零零的大圆柱,柱顶盘却是一间小屋。他就在这间小药房里进行了不起的星相学研究。

    如今这里是王宫广场。

    正如前述,我们只提到了王宫几处出类拔萃的建筑物,目的是想让看官对宫殿区约略有个印象。宫殿区占据着查理五世城墙与东边塞纳河之间的夹角。新城的中心是一大堆平民百姓的住宅。实际上,新城通往右岸的三座桥梁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总是桥梁先产生民宅,然后才产生王宫的。这一大堆市民住宅,好像蜂房似地拥挤在一起,却也不无其美观之处。一个京城的屋顶大都在此,宛如一个大海的波涛,蔚为壮观。首先,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在这一整块群体中景象纷呈,煞是有趣。以菜市场为中心,街道四方辐辏,好比一颗巨星辐射出万道金光。圣德尼大街和圣马丁大街,岔道难以胜数,就像两棵大树,枝桠交错,紧挨着往上猛长。还有许许多多弯弯曲曲的线路,诸如石膏坊街,玻璃坊街,织布坊街,等等,蜿蜒于整个区域。还有不少美丽的屋宇,拔地而起,刺破那一片山墙海洋的石化波涛:那就是小堡。小堡屹立在钱币兑换所桥头,而桥后,塞纳河河水在水磨桥的轮扇下翻滚;当时的小堡,已不是叛教者朱利安时代那种罗马式样的炮楼,而是十三世纪封建时代的炮台,石头非常坚硬,就是铁镐刨三个钟头也啃不下拳头大的一块来。除了小堡,还有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华丽方形钟楼,各个墙角布满雕像,尽管十五世纪时尚未峻工,却已经叫人赞叹不已了。当时钟楼尤其还没有那四只直至今日仍然蹲坐在屋顶四角的怪兽,这四只怪兽看上去像是四个狮身人面像,要人看见新巴黎时非去解开旧巴黎的谜不可①。雕刻家罗尔只是到了一五二六年才把它们安放上去。他一番呕心沥血只挣得二十法朗。再则,就是朝向河滩广场的柱子阁,我们在前面已向看官略做介绍了。然后是圣热尔韦教堂,后来增建了一座高雅的门廊,把教堂糟塌了;再是圣梅里教堂,其古老的尖拱建筑几乎还是半圆拱腹的式样;再是圣约翰教堂,其壮丽的尖顶是有口皆碑的;还有其他二十来座古建筑物,并不耻于让自己巧夺天工的英姿湮没在这一片混乱的、窄小的、阴暗的深街之中。此外,还可以加上十字街头那些多过绞刑架的饰有雕像的石十字架;越过层层屋顶远远可瞥见其围墙的圣婴教堂的公墓;从群钟共鸣街两座烟突间可望见其顶端的菜市场耻辱柱;矗立在始终挤满黑压压人群的岔路口的特拉瓦十字教堂的梯道;小麦市场一排环形的简陋房屋;还可以看见菲利浦-奥古斯都古老城墙的片段;散落在房舍当中,塔楼爬满常春藤,城门残破,墙壁摇摇欲堕,面目皆非;还有沿岸街,店铺星罗棋布,屠宰场的剥皮作坊鲜血淋漓;从草料港到主教港,塞纳河上船只熙熙攘攘。说到这里,新城的梯形中心地带在一四八二年是什么样子,想必您会有个模糊的印象吧。

    ①据希腊神话,有种带翼狮身的女怪叫斯芬克司,常叫行人猜谜语,要是猜不中就把行人吃掉;后被猜中,便飞往埃及,化作狮身人面像。

    除了这两个街区——一个是宫殿区,另个是住宅区——以外,新城还有一个景观,那就是从东到西,一条几乎环绕全城四周的漫长的寺院地带。这个地带位于那围住巴黎城的碉堡城廓的后面,修道院和小教堂连片,构成巴黎第二道内城垣。例如,紧靠着小塔林苑,在圣安东街和老圣殿街之间,有圣卡特琳教堂及其一望无边的田园,只是由于巴黎城垣挡住了,其界限才没有再扩展开去。在圣殿老街和新街之间,坐落着圣殿教堂,屹立在一道筑有雉堞的宽阔围墙中间,一簇塔楼高耸,形单影只,好不凄凉。在圣殿新街和圣马丁街之间,又有圣马丁修道院,座落在花园中间,筑有防御工事,塔楼连成一片,钟楼重叠,宛如教皇三重冠,这座教堂巍峨壮丽,坚不可摧,仅次于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在圣马丁和圣德尼两条街之间,是三一教堂的一片围墙。最后,在圣德尼街和蒙托格伊街之间是修女院,旁边是奇迹宫廷的腐烂屋顶和残墙断壁。这是混迹于这一由修道院组成的虔诚链条中仅有绝无的世俗环节。

    在右岸重重叠叠的屋顶中,独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还有第四块区域,位于城墙西角和塞纳河下游的河岸之间,那是拥挤在卢浮宫脚下一个由宫殿和府邸组成的新纽带。菲利浦-奥古斯都所建的这座老卢浮宫,庞大无比,其巨大主塔的周围簇拥着二十三座宛若嫔妃的塔楼,其他许多小塔就更不用说了,这座宫殿远远望去,好似镶嵌在阿郎松府邸和小波旁宫那些峨特式的尖顶之间。这些连成一片的塔楼,好像希腊神话中的多头巨蛇,成了巴黎城的巨大守护神,始终昂着二十四个头,端部屋面大得吓人,或是铅皮的,或是石板为鳞的,全都闪烁着金属的亮光,这巨蛇出人意外地一下子刹住新城西部的外形。

    这样,古罗马人称之为岛(insula)的这一片浩瀚的市民住宅区,左右两边各有一大群密集的宫殿,一边以小塔宫为首,另一边则以卢浮宫为首,北边是一长带寺院和围起来的田园,纵目眺望,浑然一体。这万千华厦的屋顶有瓦盖的,也有石板铺的,重重叠叠,勾勒出万般奇怪景观,而展现在这些华厦之上的则是右岸四十四座教堂的钟楼,都是纹花细镂,有凹凸花纹的,有格子花纹的;无数街道纵横交错;一边的界限是竖立着方形塔楼(大学城城墙却是圆形塔楼)的高大墙垣,另一边则是横架着座座桥梁和穿行着无数舟船的塞纳河。这便是十五世纪新城的概貌。

    城墙外面,城门口紧挨着几个城关市镇,但数量少于大学城那边,也比那边分散。巴士底城堡的背后,有二十来所破旧房屋蜷缩在那有着新奇雕塑的福班十字教堂和有着扶壁拱垛的田园圣安东修道院的周围;然后是隐没在麦田里的博潘库尔镇;小酒店毗连的库尔蒂伊欢乐村庄;圣洛朗镇,远远望去,其教堂的钟楼好像和圣马丁门的尖塔连接在一起;圣德尼镇及圣拉德尔辽阔的田园;过了蒙马尔特门,是白墙环绕的谷仓——艄女修道院,修道院后面,便是蒙马尔特,石灰石山坡上当时教堂之多大致与磨坊的数量相当,以后只剩下磨坊了,因为社会如今只需要肉体的食粮而已。最后,过了卢浮宫,牧场上横着圣奥诺雷镇,当时规模已十分可观;还有郁郁葱葱的小布列塔尼田庄;还有小猪市,市场中心圆突突地立着一口可怕的大炉,专门用来蒸煮那班制造假钱的人。

    在库尔蒂伊和圣洛朗之间,您的眼睛早已注意到,在荒凉的平原上有一个土丘,顶上有座类似建筑物的东西,远远望去,好像一座倾颓的柱廊,站立在墙根裸露的屋基上面。这并非是一座巴特农神宙,也不是奥林匹斯山朱庇特殿堂。这是鹰山!

    我们虽然想尽可能简单,却还是逐一列举了这么多建筑物。随着我们逐渐勾画出旧巴黎的总形象时,如果这一长串列举并没有在看官心目中把旧巴黎的形象弄得支离破碎的话,那么,现在便可以用三言两语予以概括了。中央是老城岛,其形状活像一只大乌龟,覆盖着瓦片屋顶的桥梁好似龟爪,灰色屋顶宛若龟壳,龟爪就从龟壳下伸了出来。左边是状如梯形的大学城,巨石般的一整块,坚实,密集,拥挤,布满尖状物。右边是广大半圆形的新城,花园和历史古迹更多。

    老城、大学城、新城这三大块,街道无数,像大理石上密密麻麻的花纹一般。流经全境的是塞纳河,德·普勒尔神父称之为“塞纳乳娘”,河上小岛、桥梁、舟楫拥塞。巴黎四周是一望无垠的平原,点缀着千百种农作物,散落着许多美丽的村庄;左边有伊锡、旺韦尔、沃吉拉尔、蒙特鲁日,以及有座圆塔和一座方塔的戎蒂伊,等等;右边有二十来个村庄,从孔弗兰直至主教城。天际,山岭逶迤、环抱,好像一个面盆的边缘。最后,远处东边是樊尚林苑及其七座四角塔楼;南边是比塞特及其尖顶小塔;北边是圣德尼及其尖顶,西边是圣克鲁及其圆形主塔。这就是一四八二年的乌鸦①从圣母院钟楼顶上所见到的巴黎。

    然而,像这样一座都市,伏尔泰却说在路易十四以前只有四座美丽的古迹,即索拜学堂的圆顶、圣恩谷教堂、现代的卢浮宫和现已无从查考的另一座,也许是卢森堡宫吧。幸运的是,尽管如此,伏尔泰还是写下了《老实人》,仍然是空前绝后最善于冷嘲热讽的人。不过,这也正好证明:一个人可以是了不起的天才,却可能对自己缺乏天资的某种艺术一窍不通。莫里哀把拉斐尔②和米凯朗琪罗称为他们时代的小儒,难道他不是认为很恭维他们吗?言归正传,还是再回到巴黎和十五世纪这上面来吧。

    ①双关语,乌鸦也喻指教士。

    ②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著名的画家。

    当时巴黎不单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而已,而且还是清一色建筑风格的城市,是中世纪建筑艺术和中世纪历史的产物,是一部岩石的编年史。这是只由两层构成的城市,即罗曼层和峨特层,因为罗马层除了在朱利安的温泉浴室穿过中世纪坚硬表皮还露出来以外,早已消失了。至于凯尔特层①,哪怕挖掘许多深井,也无法再找到什么残存的东西了。

    ①凯尔特人:古代印欧许多种族的总称,公元前二千年散布在中欧一带,占据相当于现在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北意大利、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等地。凯尔特艺术的特征是用简化的线条进行示意,如几何图形,尤其是螺旋图形,弧线和反曲线,常用各种动植物作为装饰图案的基础。

    五十年后,文艺复兴崛起,巴黎这种如此严格,却又如此丰富多采的统一性,掺入了华丽的气派,叫人眼花缭乱,诸如各种别出心裁的新花样,各种体系,五花八门的罗马式半圆拱顶、希腊式圆柱、峨特式扁圆穹窿,十分细腻而又刻意求精的雕刻,对蔓藤花饰和茛菪叶饰的特别爱好,路德的现代建筑艺术的异教情调,不一而足。这样,巴黎也许更加美丽多姿了,尽管看上去和想起来不如当初那么和谐。然而,这一光辉灿烂的时间并不长久。文艺复兴并不是无私的,它不仅要立,而且要破。它需要地盘,这倒也是实话。因此,峨特艺术风格的巴黎,完整无缺的时间只是一刹那而已。屠宰场圣雅各教堂几乎尚未峻工,就开始拆毁古老的卢浮宫了。

    从此以后,这座伟大城市的面貌日益变得不成样子了。罗曼式样的巴黎在峨特式样的巴黎的淹没下消失了,到头来峨特式样的巴黎自己也消失了。谁能说得上代替它的又是怎么样的巴黎呢?在杜伊勒里宫①,那是卡特琳·德·梅迪西斯的巴黎;在市政厅,那是亨利二世②的巴黎,两座大厦还是情趣高雅的;在王宫广场,是亨利四世③的巴黎,①“我们痛苦而又愤慨地看到,人们打算扩建、改造、翻修这座令人观止的宫殿,也就是说想把它破坏殆尽。如今建筑师的手都是粗笨有余,压根儿不能去触摸一下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精致杰作。我们一直期望他们不敢冒然这么做。况且,拆毁杜伊勒里宫如今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粗暴行为,连一个汪达尔醉汉也会羞红了脸,而是一种背叛行径。杜伊勒里宫不但是十六世纪的艺术珍品,而且还是十九世纪的历史的一页。这座王宫已不再属于国王,它属于人民。我们就让它永远像今天这个样子吧!我们的革命已经在它的额上打下烙印。在它的两座门面上,一座挨过八月十日的炮弹,另一座遭受过七月二十九日的炮轰。它是神圣的。——八三一年四月七日于巴黎”(雨果第五版原注)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君主立宪制。然而,国王与革命之间的妥协是脆弱的。国王路易十六拒绝废除贵族特权,拒绝《人权宣言》,对君主立宪制又三心二意,加上移居国外的贵族阴谋策划反革命勾当,以及一七九二年四月对奥地利作战惨遭失败,于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下,攻占了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仓皇出逃,但被抓获,一七九三年一月被送上断头台处死。

    一八三○年,查理十世颁布了四道敕令:取消一八三○年七月三日选举结果:召开选举人重新选举;修改选举法(压缩选举人的数目);全部取消新闻自由。于是巴黎爆发了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天起义,历史称为“三个光辉的日子”,结束了查理十世的统治。起义群众于七月二十九日攻占了杜伊勒里宫。然而,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大资产阶级所篡夺,他们与贵族相勾结,建立了波旁支系的七月王朝。

    杜伊勒里宫今已不复存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义时部分遭火焚,一八八二年被拆除。如今只剩下杜伊勒里花园,成为巴黎游览胜地之一。

    ②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

    ③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王宫的正面是砖砌的,墙角是石垒的,屋顶是石板铺的,不少房屋是三色的;在圣恩谷教堂,是路易十三①的巴黎,这是一种低矮扁平的建筑艺术,拱顶呈篮子提手状,柱子像大肚皮,圆顶像驼背,要说都说不来;在残老军人院,是路易十四②的巴黎,气派宏大,富丽堂皇,金光灿烂,却又冷若冰霜;在圣絮尔皮斯修道院,是路易十五③的巴黎,涡形装饰,彩带系结,云霞缭绕,细穗如粉丝,菊苣叶饰,这一切都是石刻的;在先贤祠,是路易十六④的巴黎,罗马圣彼得教堂拙劣的翻版(整个建筑呆头呆脑地蜷缩成一堆,这就无法补救其线条了);在医学院,是共和政体的巴黎,一种摹仿希腊和罗马的可怜风格,活像罗马的大竞技场和希腊的巴特农神庙,仿佛是共和三年宪法摹仿米诺斯⑤法典,建筑艺术上称为穑月⑥风格;在旺多姆广场,是拿破仑的巴黎,这个巴黎倒是雄伟壮观,用大炮铸成一根巨大的铜柱;在交易所广场,是复辟时期的巴黎,雪白的列柱支撑着柱顶盘的光滑中楣,整体呈正方形,造价两千万。

    ①路易十三:见本卷第一章注。

    ②路易十四:见本卷第一章注。

    ③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

    ④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1)。

    ⑤米诺斯:古希腊克诺索斯岛国的国王,大约在公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纪期间。相传米诺斯是克里特岛的开化者,公正的国君,立法的哲人。

    ⑥穑月:又译获月,法国共和历法的第十月,相当于公历六月十九(或二十)日至七月二十(或二十)日。

    由于格调、式样和气势相类似,各有一定数量的民房与上述每座独具特色的历史古迹紧密相联系。这些民房分散在不同的街区,但行家的目光还是一眼便可把它们区分开来,并确定其年代,只要善于识别,哪怕是一把敲门槌,也能从中发现某个时代的精神和某个国王的面貌。

    因此,今日巴黎并没有总体的面貌,而是收藏好几个世纪样品的集锦,其中精华早已消失了。如今,京城一味扩增房屋,可那是什么样子的房屋呀!照现在巴黎的发展速度来看,每五十年就得更新一次。于是,巴黎最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艺术便天天在消失,历史古迹日益减少,仿佛眼睁睁看这些古迹淹在房舍的海洋中,渐渐被吞没了。我们祖先建造了一座坚石巴黎,而到了我们子孙,它将成为一座石膏巴黎了。

    至于新巴黎的现代建筑物,我们有意略去不谈。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愿恰如其分地加以赞赏。苏弗洛先生建造的圣日芮维埃芙教堂,不用说是有史以来萨瓦省用石头建造的最美丽蛋糕。荣誉军团官也是一块非常雅致的点心。小麦市场的圆顶是规模巨大的一顶英国赛马骑手的鸭舌帽。圣絮尔皮斯修道院的塔楼是两大根单簧管,而且式样平淡无奇;两座塔楼屋顶上那电报天线歪歪扭扭,起伏波动,像在不断做鬼脸,煞是可爱!圣罗希教堂门廊之壮丽,只有圣托马斯·阿奎那①教堂的门廊可相媲美;①托马斯·阿奎那(1227—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其学说被确定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哲学,其哲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它在一个地窖里还有一座圆雕的耶稣受难像和一个镀金的木雕太阳,都是奇妙无比的东西。植物园的迷宫之灯也是巧妙异常。至于交易所大厦,柱廊是希腊风格的,门窗的半圆拱是罗马风格的,扁圆的宽大拱顶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无可争辩地这是一座极其规范、极其纯粹的宏伟建筑物。证据就是:大厦顶上还加上一层阿提喀①顶楼,这在雅典也未曾见过,优美的直线,随处被烟突管切断,雅致得很!还得补充一句,凡是一座建筑物,其建筑艺术必须与其用途结合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人们一眼见到这建筑物,其用途便一目了然,这是司空见惯的,因此任何一座古迹,无论是王宫,还是下议院、市政厅、学堂、驯马场、科学院、仓库、法庭、博物馆、兵营、陵墓、寺院、剧场,都令人惊叹得无以复加。且慢,这里说的是一座交易所。此外,任何一座建筑还应当与气候条件相适应。显然,这座交易所是特意为我们寒冷而多雨的天气建造的,它的屋顶几乎是平坦的,就像近东的那样,这样做是冬天一下雪,便于清扫屋顶,更何况一个屋顶本来就是为了便于打扫而造的。至于刚才在上面所提到的用途,那可真是物尽其用了;在法国是交易所,要是在希腊,作为神庙又有何不可!诚然,建筑师设计时把大时钟钟面遮掩起来是煞费一番苦心的,要不然,屋面的纯净优美的线条就被破坏了。话说回来,相反地,围绕整座建筑物造了一道柱廊,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那班证券经纪人和商行掮客便可以在柱廊下冠冕堂皇地进行高谈阔论了。

    ①阿提喀:建筑艺术上指顶楼小于底下各层。阿提喀文化指雅典文化。

    毫无疑问,上述这一切都是无以伦比的壮丽的宏伟建筑。

    此外,还有许多漂亮的街道,式样繁多,盎然生趣,里沃黎街便是一例。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从气球上俯瞰巴黎,总有一天它会呈现出丰富的线条,多采的细节,万般的面貌,简朴中见某种难以名状的伟大,优美中见某种有如奕棋般的出奇制胜的绝招。

    然而,不论您觉得如今的巴黎如何令人观止,还是请您在头脑中恢复十五世纪时巴黎的原状,重新把它建造起来;看一看透过那好似一道奇妙绿篱的尖顶、圆塔和钟楼的灿烂阳光;瞧一瞧那一滩绿、一滩黄的塞纳河河水,波光闪烁,色泽比蛇皮更光怪陆离,您就把塞纳河端起来往这广大无边的城市中间泼洒,就把塞纳河这一素练往岛岬一撕,再在桥拱处把它折叠起来;您再以蓝天的背景,清晰地勾画出这古老巴黎峨特式样的剪影,让其轮廓飘浮在那缠绕于无数烟囱的冬雾之中;您把这古老的巴黎浸没在沉沉黑夜里,看一看在那阴暗的建筑物迷宫中光与影的离奇古怪游戏;您洒下一道月光,这迷宫便朦胧出现,那座座塔楼遂从雾霭中伸出巨大的头顶来;要不,您就再现那黑黝黝的侧影,用阴影复活尖塔和山墙的无数尖角,并使乌黑的侧影突现在落日时分赤铜色的天幕上,其齿形的边缘胜似鲨鱼的颔额。——然后,您就比较一下吧。

    您要是想获得现代的巴黎所无法给您提供的有关这古城的某种印象,那么您不妨就在某一盛大节日的清晨,在复活节或圣灵降临节①旭日东升的时分,登上某个高处,俯览整个京城,亲临其境地体验一下晨钟齐鸣的情景。等天空一发出信号,因为那是太阳发出的信号,您便可以看见万千座教堂一齐颤抖起来。首先是从一座教堂到另一座教堂发出零散的丁当声,好像是乐师们相互告知演奏就要开始了;然后,突然间,您看见——因为似乎耳朵有时也有视觉——每一钟楼同时升起声音之柱、和声之烟。开始时,每口钟颤震发出的声音,清纯,简直彼此孤立,径直升上灿烂的晨空。随后,钟声渐渐扩大,溶合,混和,相互交融,汇成一支雄浑壮美的协奏曲。最后只成为一个颤动的音响整体,不停地从无数的钟楼发出宏亮的乐声来;乐声在京城上空飘扬,荡漾,跳跃,旋转,然后那震耳欲聋的振辐渐渐摇荡开去,一直传到天外。

    ①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然而,这和声的海洋并非一片混杂;不论它如何浩瀚,如何深邃,一点也不失其清澈透亮。您可以从中发现每组音符从群钟齐鸣中悄然逃离,独自起伏回荡;您可以从中倾听木铃和巨钟时而低沉、时而刺耳的唱和;还可以看见从一座钟楼到另一座钟楼八度音上下跳动,还可以望见银钟的八度音振翅腾空,轻柔而悠扬,望见木铃的八度音跌落坠地,破碎而跛脚;还可以从八度音当中欣赏圣厄斯塔舍教堂那七口大钟丰富的音阶升降不迭;还可以看见八度音奔驰穿过那些清脆而急速的音符,这些音符歪歪扭扭形成三、四条明亮的曲线,随即像闪电似地消失了。那边,是圣马丁修道院,钟声刺耳而嘶哑;这边,是巴士底,钟声阴森而暴躁;另一端,是卢浮宫的巨塔,钟声介于男中音和男低音之间。王宫庄严的钟乐从四面八方不懈地抛出明亮的颤音,恰好圣母院钟楼低沉而略微间歇的钟声均匀地落在这颤音上面,仿佛铁锤敲打着铁砧,火花四溅。您不时还可看见圣日耳尔——德——普瑞教堂三重钟声飞扬,各种形状的乐声阵阵掠过。随后,这雄壮的组合声部还不时略微间歇,让道给念圣母经时那密集和应的赋格曲,乐声轰鸣,如同星光闪亮。在这支协奏曲之下,在其最深处,可以隐隐约约分辨出各教堂里面的歌声,从拱顶每个颤动的毛孔里沁透出来。——诚然,这是一出值得人家倾听的歌剧。通常,从巴黎散发出来的哄哄嘈杂声,在白天,那是城市的说话声;在夜间,那是城市的呼吸声;此时,这是城市的歌唱声。因此,请您聆听一下这钟楼乐队的奏鸣,想象一下在整个音响之上弥散开来的五十万人①的悄声细语、塞纳河永无尽期的哀诉、风声没完没了的叹息、天边山丘上宛如巨大管风琴木壳的四大森林那遥远而低沉的四重奏;如同在一幅中间式调的画中,您再泯除中心钟乐里一切过于沙哑、过于尖锐的声音;那么,请您说说看,世上还有什么声音更为丰富,更为欢悦,更为金灿,更为耀眼,胜过这钟乐齐鸣,胜过这音乐熔炉,胜过这许多高达三百尺②的石笛同时发出万般铿锵的乐声,胜过这浑然只成为一支乐队的都市,胜过这曲暴风骤雨般的交响乐!

    ①指当时巴黎的人口总数。

    ②指古法尺,每法尺为三二五毫米。

    第四卷

    一    善良的人们

    这个故事发生前十六年,卡西莫多星期日①清晨,圣母院举行弥撒过后,人们发现在教堂广场左边砌在地面石板上那张木床里,有人放了一个小生命,正对着圣克里斯朵夫那尊伟大塑像。一四一三年,曾有人想把这位圣者和骑士安东尼·德·埃萨尔老爷的石像一起推倒时,这位信徒的石像一直屈膝仰望着这位圣者。按照当时的习俗,凡是弃婴都放在这张木床上,求人慈悲为怀,加以收养。谁肯收养,尽可以把孩子抱走。木床前面有只铜盆,那是让人施舍扔钱用的。

    纪元一四六七年卡西莫多日早晨,这躺在木床上的小生物,看来激起群众极大的好奇,木床周围密密麻麻挤了一大群人,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女性,几乎全是老妈子。

    ①卡西莫多星期日,也称卡西莫多日,指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

    前排低身俯视着木床的就有四个老太婆,从她们穿着类似袈裟的无袖披风来看,可以猜想她们是某个慈善会的。史册为什么没有把这四位审慎、可敬的嬷嬷的姓名传给后世,我百思不得其解。她们是阿妮斯·艾尔姆、雅娜·德·塔尔姆、昂里埃特·戈蒂埃尔、戈榭尔·维奥莱特,这四人全是寡妇,全是埃田纳—奥德里小教堂的老修女,这一天得到她们院长的允准,根据皮埃尔·德·埃伊①的院规,出门前来听布道的。

    不过,就算是这四位诚实的奥德里修女暂时遵守了皮埃尔·德·埃伊的章程,却心甘情愿地违反米歇尔·德·布拉舍和毕泽的红衣主教极不人道地规定她们不许开口的律条。

    “这是什么东西,嬷嬷?”阿妮斯问戈榭尔道,一边端详着那个小东西,他看见那么多目光注视着他,吓得哇哇直哭,在木床上拼命扭动着身子。

    “这怎么得了,要是他们像现在这样生孩子?”雅娜说道。

    “生孩子的事我可不在行,不过,瞧瞧面前这个孩子,就是一种罪孽。”阿妮斯又说道。

    “这哪里是一个孩子,阿妮斯!”

    “这是一只不成形的猴子。”戈榭尔说道。

    “这真是一个奇迹!”昂里埃特·戈蒂埃尔又接着说。

    “可不是呐,从拉塔尔星期日②到现在,这已是第三个了。”阿妮斯指出。“我们上次看见奥贝维利埃圣母显灵惩罚那个嘲弄香客的狂徒,那奇迹距今还不到一个星期哩。这是本月第二个奇迹了。”

    ①皮埃尔·德·埃伊(1350—1420),法国高级神职人员和神学家,曾任索邦大学的训导长、查理六世的忏悔师、毕伊主教。

    ②拉塔尔星期日指四旬斋后第四个星期日。

    “这个所谓弃婴,真是一个可怕的妖怪。”雅娜又说道。

    “他这样哇哇死哭,连唱诗班童子的耳朵也要被他吵聋的。”戈榭尔继续说道。

    “可以说这是兰斯大人特地把这个怪物送给巴黎大人①的!”戈蒂埃尔合掌添了一句。

    “我想,”阿妮斯·艾尔姆说,“这是一头畜生,一头野兽,是一个犹太男人同一头母猪生的猪仔。反正与基督教徒无关的玩艺儿,应该扔进河里淹死,要不,扔进火里烧死!”

    “我真希望没有人认领才好哩。”戈蒂埃尔接着说道。

    “啊,上帝呀!”阿妮斯突然叫了起来。“沿着河边往下走,紧挨着主教大人府邸,那小巷的底里有座育婴堂,说不定人家会把这小妖怪送去给那些可怜的奶妈喂养的!换上我,我宁愿喂养吸血鬼呐。”

    “可怜的艾尔姆,瞧您多么天真!”雅娜接着说。“难道您没有看出来,这个小怪物起码四岁了,对您的奶头才不会像对烤肉叉子那么有胃口哩。”

    ①兰斯和巴黎当时都是子爵采邑。

    事实上,“这个小妖怪”(就是我们,也难以给予别的称呼)确实不是初生的婴儿。这是一小堆肉体,形状非常分明,蠕动也十分有力,裹在一个印有当时任巴黎主教的吉约姆·夏蒂埃大人姓名缩写的麻袋里,脑袋伸在麻袋外面。这个脑袋,怪里怪气的,只见一头浓密的棕发,一只眼睛,一张嘴巴,几颗牙齿。眼睛泪汪汪,嘴巴哇哇叫,牙齿看上去只想咬人。整个这一切在麻袋里拼命挣扎,把周围不断扩大、不断更新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殷富的贵妇阿洛伊丝·德·贡德洛里埃夫人,头饰金角上拖着一条长长的纱巾,手牵着一个六岁左右的漂亮女孩,正路过这里,遂在木床前停了下来,把那个可怜的小东西端详了好一会儿,而她那个可爱的小女孩百合花·德·贡德洛里埃,满身绫罗绸缎,用美丽的手指头指着木床上常年挂着的木牌子,拼读着上面的字:弃婴。

    “说真的,我本来以为这里只陈列真正的小孩呢!”贵夫人厌恶地扭过头去,说道。

    话音一落,随即转过身去,同时往铜盆里扔下一枚弗洛林银币①,落在小钱币中间直响,埃田纳-奥德里小教堂的那几个可怜的老修女一看,眼睛睁得老大。

    过了片刻,王上的枢密官、庄重而博学的罗贝尔·米斯特里科尔打从这里经过,他一只胳膊挟着一大本弥撒书,另只胳膊挽着他妻子吉勒梅特·梅蕾斯命妇,这样他两边各有一个调节者:一个是调节精神的,另一个是调节物质的。

    “弃婴!看来是被遗弃在冥河岸边上的!”

    枢密官在仔细察看了那东西后说道。

    “只看见他有一只眼睛,另只眼睛上长着疣子。”吉勒梅特命妇提醒说。

    “那不是疣子,而是一个卵,里面藏着跟他一个模样的另一个魔鬼,那里面又有一个卵,卵里又有一个魔鬼,依此类推,无穷无尽。”罗贝尔·米斯特里科尔接着说道。

    ①弗洛林银币:古代佛罗伦萨的币名。

    “您怎么知道呢?”吉勒梅特·梅蕾斯问道。

    “我一看就知道了。”枢密官应道。

    “枢密官大人,您看这个所谓弃婴预兆着什么?”戈榭尔问道。

    “灭顶之祸。”米斯特里科尔应道。

    “啊!我的上帝!”听众中有个老太婆说道,“由于这个孽障,去年瘟疫横行,现在听说英国人就要在阿尔弗勒大批登陆了。”

    “这样,王后九月也许来不了巴黎啦。”另个老太婆接岔道。“生意已经糟透了。”

    “我的意见是,”雅娜·德·塔尔姆叫道,“巴黎的百姓最好是让这个小巫师挺尸在柴堆上,而不是在木板上。”

    “在熊熊燃烧的柴堆上。”又有个老太婆补充道。

    “那样做会更稳妥些。”米斯特里科尔说道。

    有个年轻神甫站在一旁有好一会儿了,听着奥德里小教堂几个修女的议论和枢密官的训示。此人面容严肃,额门宽阔,目光深邃,不声不响地拨开人群挤向前去,仔细瞅了瞅小巫师,伸出手去护住他。此人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所有的虔婆都已经沉醉在替熊熊燃烧的美妙柴堆拍马溜须了。

    “这孩子我收养了。”神甫说。

    他用袈裟一裹,把孩子抱走了。观众茫然地望着他离去。

    不一会儿,只见他走进那道当时从教堂通往隐修院的红门,随即无影无踪了。

    开头一阵惊愕过去之后,雅娜·德·塔尔姆咬着戈蒂埃尔的耳朵说:

    “嬷嬷,我早就跟您说过,这个年轻的教士克洛德·弗罗洛先生是个巫师。”

    二    克洛德·弗罗洛

    确实,克洛德·弗罗洛并非平庸之辈。

    上个世纪,人们通常唐突地把中产家族笼统称为上等市民阶层或小贵族。克洛德便是出身于这样的一个中产家族。这个家族从帕克莱兄弟继承了蒂尔夏普采邑,这个采邑原属于巴黎主教所有,为了采邑上的二十一幢房屋,十三世纪时在教会法庭争讼不休。如今作为该采邑的拥有者,克洛德·弗罗洛是巴黎及各城关有权享有年贡的七乘二十加一①位领主之一,因此他的姓名长期都以这种身份登记在田园圣马丁教堂的档案中,排列在弗朗索瓦·雷兹君的唐加维尔公馆和图尔学院之间②。

    ①这是当时一种计数法,即一百四十一。

    ②按法文字母顺序,蒂尔夏普排列在唐加维尔和图尔之间。

    克洛德·弗罗洛早在儿时,就由父母作主,决定献身神职。家里从小就教他用拉丁文阅读,教他低眉垂目,轻声细语。还只一丁点儿大,父母便把他送到大学城的托尔希学院去过着幽居的生活。他就是在那里靠啃弥撒经文和辞典①长大成人的。

    再说,这孩子生性忧郁,庄重,严肃,学习勤奋,领会很快。娱乐时从不大声嚷叫,福阿尔街举行酒神节狂欢时几乎不去凑热闹,对什么是打耳光和揪头发②一无所知,在一四六三年那场编年史学家郑重其事冠之以“大学城第六次骚乱”的暴动中未曾露过一次面。他不事言笑,难得揶揄别人,不论是对蒙塔居学院那班可怜的神学子,他们老是穿着一种叫卡佩特的短头篷而得了卡佩特学子的美名;也不论是对多尔蒙神学院那班靠奖学金过活的学子,脑袋瓜剃得精光,身著深绿、蓝、紫三色粗呢大氅,四圣冠③红衣主教在证书中称之为天蓝色和褐色④。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这里指刻苦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

    ③“四圣冠”为教堂名,因四圣徒而得名。

    ④原文为拉丁文。

    相反,他却非常勤快地出入约翰—德—博维街大大小小学堂。瓦尔的圣彼得教堂的主持每次开始宣讲教规,总是发现有个学生最先到场,就待在他讲坛的对面,紧贴着圣旺德勒日齐尔学校的一根柱子,那就是克洛德·弗罗洛,只见他随身带着角质文具盒,咬着鹅毛笔,垫在磨破了的膝盖上涂涂写写,冬天里还对着手指头不断哈气。每星期一早晨,歇夫—圣德尼学堂一开门,教谕博士米尔·德·伊斯利埃老爷总是看见一个学子最先跑来,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克洛德·弗罗洛。因此,神学院的这个年轻学生才十六岁,却在玄奥神学方面可以同教堂神甫相匹敌,在经文神学方面可以同教议会神甫争高低,在经院神学方面可以同索邦大学的博士相媲美。

    神学一学完,他便匆匆忙忙钻研起教谕来,从《箴言大全》一头栽入《查理曼敕令集成》,以强烈的求知欲,如饥似渴地把一部又一部教令连续吞了下去,诸如伊斯珀尔的主教泰奥多尔教令,伏尔姆的主教布夏尔教令,夏特尔的主教伊夫教令;随后又生吞活剥啃下了继查理曼敕令之后的格拉田①敕令、格列高利九世敕令集、奥诺里乌斯三世的《论冥想》②书简。从六一八年泰奥多尔主教开始,一直到一二二七年格列高利教皇结束的那个时代,是在混乱不堪的中世纪中民权和教权相互斗争并发展的时代,他对这波澜壮阔的动荡时代鞭辟入里,了如指掌,弄得滚瓜烂熟。把教谕消化之后,他便一头扑向医学和自由艺术③。钻研了草药学、膏药学。一举成了发烧和挫伤、骨折和脓肿的行家里手。雅克·德·埃斯珀尔若在世,一定会接受他为内科大夫,里夏尔·埃兰若在世,也会承认他为外科大夫。在艺术方面从学士、硕士直至博士学位所必读的书籍,也都一一浏览了。还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这三重圣殿当时是很少人涉足的。他在科学方面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真是到了狂热的程度。到了十八岁,他的四大智能都考验通过了。在这个年轻人看来,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求知。

    ①格拉田(?—约1160),意大利的修士和经学家。这里指由他编纂的一部名为《敕令》的经书。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自由艺术指文法、修辞学、辨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等七种。

    大概就在这个时期,一四六六年夏天异常酷热,瘟疫肆虐,仅在巴黎这个子爵采邑就夺去了四万多人生命,据约翰·德·特鲁瓦所载,其中有“国王的星相师阿尔努这样聪慧而诙谐的正人君子”。大学城里流传,蒂尔夏普街瘟疫之害尤为惨重。而克洛德的父母恰好就住在这条街上自己的采邑里。

    年轻的学子惊慌万分,急忙跑回家去。一进家门,得知父母亲在头一天晚上已去世了。他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弟弟还活着,没人照顾,躺在摇篮里哇哇直哭。这是全家留给克洛德的唯一亲人了。年青人抱起小弟弟,满腹心思,离家走了。在此之前,他一心一意只做学问,从此才开始真正的生活。

    这场灾难是克洛德人生的一次危机。他既是孤儿,又是兄长,十九岁竟成了家长,觉得自己霍然间从神学院那种种沉思默想中猛醒过来,回到了这人世的现实中来。于是,满怀恻隐之心,对小弟弟疼爱备至,尽心尽力。过去还只是一味迷恋书本,如今却充满人情味的爱意,这可真是感人肺腑的稀罕事儿。

    这种情感发展到某种离奇的程度,在他那样不谙世故的心灵中,这简直是初恋一般。这可怜的学子从小就离开父母,对双亲几乎素不相识,被送去隐修,可以说被幽禁在书籍的高墙深院里,主要是如饥似渴进行学习研究,直到此时只一心一意要在学识方面发展自己的才智,要在文学方面增长自己的想象力,因此还没来得及考虑把自己的爱心往哪里摆的问题。这个没爹没娘的小弟弟,这个幼小的孩子,突然从天上坠落在他怀里,使他焕然成为新人。他顿时发现,世上除了索邦大学的思辨哲学之外,除了荷马的诗之外,还存在别的东西;发现人需要感情,人生若是没有温情,没有爱心,那么生活只成为一种运转的齿轮,干涩枯燥,轧轧直响,凄厉刺耳。然而,在他那个岁数,代替幻想的依然只是幻想,因此只能想象:骨肉亲,手足情,才是唯一需要的;有个小弟弟让他爱,就足以填补整个生活的空隙了。

    于是,他倾其全部的热情去爱他的小约翰,这种热情已经十分深沉、炽烈、专注了。这个孱弱的可怜的小人儿,眉清目秀,头发金黄、鬈曲,脸蛋红润,这个孤儿除了另个孤儿的照料,别无依靠,这叫克洛德打从心底里为之激动不已。

    既然他秉性严肃而爱思考,便满怀无限的同情心,开始考虑如何抚养约翰了。他对小弟弟关怀备至,倾心照顾,仿佛这小弟弟是个一碰就破的宝贝疙瘩似的。对小家伙来说,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成了母亲。

    小约翰还在吃奶时便失去了母亲,克洛德便把他交给奶妈喂养。除了蒂尔夏普采邑之外,他还从父业中继承了磨坊采邑,它是附属于戎蒂伊方塔寺院的。这磨坊在一个小山岗上,靠近温歇斯特(比塞特)城堡。磨坊主的妻子正养着一个漂亮的孩子,而且离大学城不远。克洛德便亲自把小约翰送去给她喂养。

    从此后,克洛德觉得自己有拖累,对生活极其严肃认真。

    思念小弟弟不但成了他的娱乐,而且还成为他学习的目的。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对上帝应负的某种前途,决心一辈子都不讨老婆,不要有孩子,而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就是弟弟的幸福和前程。因此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专心致志于他的教职使命了。由于他的才华,他的博学,以及身为巴黎主教的直接附庸①,所有教会的大门都对他敞开着。才二十岁,就由于教廷的特别恩准,成为神甫,并作为巴黎圣母院最年轻的神甫,侍奉着因过晚举行弥撒而被称做懒汉祭坛②的圣坛。

    这样,他比以往更一头埋在所心爱的书本里,有时放下书本,只是为了跑到磨坊采邑去个把钟头。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望和严于律己的刻苦精神,在他这样的年龄真是凤毛麟角,于是他很快就博得了隐修院上下的敬重和称赞。他那博学多识的美名早已越过隐修院院墙,传到民众当中,只不过稍微有点走了样——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得到了巫师的雅号。

    每逢卡西莫多日,他都去懒汉祭坛给懒汉们③做弥撒。这座祭坛就在唱诗班那道通向中堂右侧的门户旁过,靠近圣母像。这时,他刚做完弥撒要回去,听到几个老太婆围着弃婴床七口八舌,喋喋不休,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①指采邑的隶属关系。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指平民,这是中世纪对平民的贬称。

    于是便向那个如此惹人憎恨、岌岌可危的可怜小东西走

    了过去。一看到这小东西那样凄惨,那样畸形,那样无依无靠,不由联想起自己的小弟弟来,顿时头脑中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看见同样的惨状:假如他死了,他亲爱的小约翰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悲惨地被抛在这弃婴木床上。这种种想法一齐涌上心头,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便一把把小孩抱走了。

    他把小孩从麻布口袋里拖出来一看,确实奇丑无比。这可怜的小鬼左眼上长着一个疣子,脑袋缩在肩胛里,脊椎弓曲,胸骨隆兀,双腿弯曲,不过看起来很活泼,尽管无法知道他咿咿哑哑说着什么语言,却从他的啼叫声中知道这孩子相当健壮和有力气。克洛德看见这种丑恶的形体,益发同情怜悯,并出自对小弟弟的爱,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这弃婴抚养成人,将来小约翰不论犯有多么严重的错误,都会由他预先为小弟弟所做的这种善行作为抵偿。这等于他在弟弟身上某种功德投资,是他预先为弟弟积存起来的一小桩好事,以备这小淘气有朝一日缺少这种钱币之需,因为通往天堂的买路钱只收这种钱币。

    他给这个养子洗礼,取名卡西莫多,这或者是想借以纪念收养他的那个日子,或者是想用这个名字来表示这可怜的小东西长得何等不齐全,几乎连粗糙的毛坯都谈不上。一点不假,卡西莫多独眼,驼背,罗圈腿,勉勉强强算个差不多人样儿而已。①

    ①卡西莫多在拉丁文的原义是“差不多”的意思。

    巴黎圣母院(二)第四卷 善良的人们(3)

    三猛兽的牧人自己更凶猛

    却说,到了一四八二年,卡西莫多已长大成人了。由于养父克洛德·弗罗洛的庇护,当上了圣母院的敲钟人有好几年了。而他的养父也靠恩主路易·德·博蒙大人的推荐,当上了若扎的副主教;博蒙大人于一四七二年在吉约姆·夏蒂埃去世后,靠其后台、雅号为公鹿的奥利维埃——由于上帝的恩宠,他是国王路易十一的理发师——的保举,升任为巴黎主教。

    卡西莫多就这样成了圣母院的敲钟人。

    随着岁月推移,这个敲钟人跟这座主教堂结成了某种无法形容的亲密关系。身世不明,形体又丑陋,这双重的厄运注定他永远与世隔绝,这不幸的可怜人从小便囚禁在这双重难以逾越的圈子当中,靠教堂的收养和庇护,对教堂墙垣以外的人世间一无所见,这早已习以为常了。随着他长大成人,圣母院对他来说相继是卵,是巢,是家,是祖国,是宇宙。

    确实,在这个人和这座建筑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先定的默契。他还是小不丁点儿,走起路来歪歪斜斜,东颠西倒,在教堂穹窿的阴影中爬来爬去,瞧他那人面兽躯,就仿佛真是天然的爬行动物,在罗曼式斗拱投下许许多多奇形怪状阴影的潮湿昏暗的石板地面上匍匐蠕动。

    尔后,当他头一次无意间抓住钟楼上的绳索,身子往绳索上一吊,把大钟摇动起来时,他的养父克洛德一看,仿佛觉得好似一个孩子舌头松开了,开始说话了。

    就这样,卡西莫多始终顺应着主教堂渐渐成长,生活在主教堂,睡眠在主教堂,几乎从不走出主教堂一步,时时刻刻承受着主教堂神秘的压力,终于活像这座主教堂,把自己镶嵌在教堂里面,可以说变成这主教堂的组成部分了。他身体的一个个突角——请允许我们用这样的譬喻——正好嵌入这建筑物的一个个凹角,于是他似乎不仅是这主教堂的住客。

    而且是它的天然内涵了。差不多可以这么说,他具有了这主教堂的形状,正如蜗牛以其外壳为形状那般。主教堂就是他的寓所,他的洞穴,他的躯壳。他与这古老教堂之间,本能上息息相通,这种交相感应异常深刻,又有着那么强烈的磁气亲合力和物质亲合力,结果他在某种程度上粘附于主教堂,犹如乌龟粘附于龟壳那般。这凹凸不平的圣母院就是他的甲壳。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运用这些修辞手法,无非是要表达一个人和一座建筑物之间这种奇特的、对称的、直接的、几乎是同体的结合,故无须告知看官切莫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譬喻。同时也不必赘言,在如此长期和如此密切的共居过程中,他早已对整个主教堂了如指掌了。这座寓所是他所特有的,其中没有一个幽深的角落卡西莫多没有进去过,没有一个高处他没有爬上去过。他一回又一回地只靠雕刻物凹凸不平的表面,就攀缘上主教堂正面,有好几级高度哩。人们常常看见他像一只爬行在笔立墙壁上的壁虎,在两座钟楼的表面上攀登。这两座孪生的巨大建筑物,那样高耸,那样凶险,那样叫人望而生畏,他爬上爬下,既不晕眩,也不畏惧,更不会由于惊慌而摇摇晃晃。只要看一看这两座钟楼在他的手下那样服服贴贴,那样容易攀登,你不由会觉得,他已经把它们驯服了。由于他老是在这巍峨主教堂的深渊当中跳来跳去,爬上爬下,嬉戏玩耍,他或多或少变成了猿猴、羚羊、犹如卡拉布里亚①的孩子,还不会走路就会游泳,一丁点儿的小毛娃跟大海玩耍。

    再说,不仅他的躯体似乎已经按照主教堂的模样塑造成形,而且他的灵魂也是如此。这个灵魂是怎样的状态呢?它在这种包包扎扎下,在这种粗野的生活当中,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皱褶,构成了什么样的形状,这是难以确定的。卡西莫多天生独眼,驼背,跛足。克洛德·弗罗洛以极大的耐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教会他说话。然而,厄运却始终紧随着这可怜的弃婴。圣母院的打钟人十四岁时又得了一个残疾,钟声震破了他的耳膜,他耳聋了,这下子他的残缺可就一应俱全了。造化本来为他向客观世界敞开着的唯一门户,从此猛然永远关闭了。

    ①意大利南部一个地区名。

    这门户一关闭,就截断了本来还渗透到卡西莫多灵魂里那唯一的一线欢乐和唯一的一线光明。这灵魂顿时坠入沉沉的黑夜。这不幸的人儿满腹忧伤,如同其躯体的畸形一样,这种忧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以医治的了。我们还得再说一句:他耳朵一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哑了。因为,为了不让人取笑,他从发现自己耳聋的时候起,就毅然打定主意,从此沉默不语,除非当他独自一个人时才偶或打破这种沉默。他的舌头,克洛德·弗罗洛费了好大气力才把它松开来,如今他自己却心甘情愿结扎起来。于是,当他迫不得已非开口不可时,舌头却麻木了,笨拙了,就像一道门的铰链生锈了那般。

    假如我们现在设法透过这坚硬的厚皮一直深入到卡西莫多的灵魂,假如我们能够探测出他那畸形躯体结构的各个深处,假如我们有可能打起火把去瞧一瞧他那些不透明的器官的背后,探测一下这个不透明生灵的阴暗内部,探明其中每个幽暗的角落和荒唐的盲管,突然以强烈的光芒照亮他那被锁在这兽穴底里的心灵,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发现这不幸的灵魂处在某种发育不良、患有佝偻病的拙劣状态,就像威尼斯铅矿里的囚徒,在那犹如匣子般太低太短的石坑里,身子老弯成两截,很快就老态龙钟了。

    身体残缺不全,精神一定萎缩无疑。卡西莫多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依照他的模样塑成的灵魂,在他体内盲动。外界事物的印象先得经过一番巨大的折射,才会到达他的思想深处。他的大脑是一种特殊的介质,穿过大脑产生出来的思想无一不是扭曲的。经过这种折射而来的思考,必然是零乱不一的,偏离正道的。

    由此产生许许多多视觉上的幻象,判断上的谬误,思想上的偏离,胡思乱想,忽而疯狂,忽而痴呆。

    这种命中注定的形体结构,其第一种后果就是他对事物投射的目光受到干扰。他对事物几乎接受不到任何立即的感知。外部世界在他看来似乎比我们要远得多。

    巴黎圣母院(二)第四卷 善良的人们(4)

    他这种不幸的第二种后果,就是使他变得很凶狠。

    他确实很歹毒,因为他生情蛮野;而蛮野是因为他长得丑恶。他的天性如同我们的天性一样,也有其逻辑。

    他的力气,发展到那样非凡的程度,也是他狠恶的一个原因。霍布斯①曾说,坏孩子身体都强壮②。

    话说回来,应当替他说句公道话,歹毒也许不是他的天性。他自从起步迈入人间,便感到、尔后又看到自己到处受人嘲笑、侮辱、排斥。在他看来,人家一说话,无一不是对他的揶揄或诅咒。慢慢长大时,又发现自己周围唯有仇恨而已。他便把仇恨接了过来,也沾染上这种普遍的恶性。他捡起人家用来伤害他的武器,以怨报怨。

    ①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②原文为拉丁文。

    总而言之,他把脸转向人家,总是非心甘情愿的。他的主教堂对他就足够了。主教堂到处尽是大理石雕像,有国王,有圣徒,有主教,至少他们不会冲着他的脸大声嘲笑,他们总是用安详和霭的目光望着他。其他的雕像虽是妖魔鬼怪,却对他卡西莫多并不仇恨。他太像它们了,它们是不会恨他的。

    它们宁愿嘲笑其他的人。圣徒们是他的朋友,必然是保佑他的;鬼怪也是他的朋友,必然是保护他的。因此,他常常向它们推心至腹,久诉衷肠。有时一连几个钟头,蹲在这些雕像随便哪一尊面前,独自同它说话。一有人来,赶紧躲开,就像一个情人悄悄唱着小夜曲时突然被撞见了。

    再说,在他心目中,圣母院不单单是整个社会,而且还是整个天地,整个大自然。有了那些花儿常开的彩色玻璃窗,他无须向往其他墙边成行的果树了;有了萨克逊式拱柱上那些鸟语叶翠、绿荫如织的石刻叶饰,他无须梦想其他树荫了;有了教堂那两座巨大的钟楼,他无须幻想其他山峦了;有了钟楼脚下如海似潮的巴黎城,他无须追求其他海洋了。

    这座慈母般的主教堂,他最热爱的要算那两座钟楼了:钟楼唤醒他的灵魂;钟楼使他的灵魂把不幸地收缩在洞穴中的翅膀展开飞翔;钟楼也有时使他感到欢乐。他热爱它们,抚摸它们,对它们说话,懂得它们的言语。从两翼交会处那尖塔的排钟直到门廊的那口大钟,他对它们都一一满怀深情。后殿交会处的那钟塔,两座主钟楼,他觉得好似三个大鸟笼,其中一只只鸟儿都由他喂养,只为他一个人歌唱。尽管正是这些钟使他成为聋子,但天下做母亲的总是最疼爱那最叫她头痛的孩子。

    诚然,那些钟的响声是他唯一还听得见的声音。唯其如此,那口大钟是他最心爱的。每逢节日,这些吵吵闹闹的少女在他身边欢蹦活跳,但在这家族中他最喜欢的还是这口大钟。这口大钟名叫玛丽,独自在南钟楼里,陪伴她的是其妹妹雅克莉娜,这口钟小一点,笼子也小一点,就摆在玛丽的笼子旁边。这口钟之所以取名为雅克莉娜,那是因为赠送这口钟给圣母院的让·德·蒙塔居主教的妻子叫这个名字的缘故——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逃脱不了身首异处上鹰山的结局①。第二座钟楼里还有六口钟,最后,交会处钟塔另有六口更小的钟和一口木钟,只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晚饭后,直至复活节瞻礼前一日的清晨才敲这口木钟的。这样,卡西莫多在其后宫里一共有十五口钟,其中最得宠的是大玛丽。

    ①蒙塔居(1349—1409),路易五世的宠臣,路易六世在位时任财政总监。一四○九年勃艮第公爵以盗用公款罪下令逮捕他,并在巴黎菜市场处以斩首。

    钟声轰鸣的日子里,卡西莫多那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只要副主教一放他走,说声“去吧!”他便连忙爬上钟楼的螺旋形梯子,其速度比别人下楼梯还要快。他气喘吁吁,一头钻进那间四面悬空的大钟钟室,虔敬而又满怀爱意地把大钟端详了一会儿,柔声细气地对它说话,用手轻轻抚摸,仿佛它是一匹即将骋驰的骏马一般。他要劳驾它,感到心疼。这样爱抚之后,随即呼喊钟楼下一层的几只钟,命令它们先动起来。这几只钟都悬吊在缆绳上,绞盘轧轧作响,于是那帽盖状的巨钟便缓慢晃动起来。卡西莫多,心突突直跳,两眼紧盯着大钟摆动。钟舌一撞着青铜钟壁,他爬上去所站着的木梁也随之微微震动。卡西莫多随大钟一起颤抖起来。他纵声狂笑,喊叫道:“加油呀!”这时,这口声音低沉的巨钟加速摆动,随着它摆动的角度越来越大,卡西莫多的眼睛也越瞪越大,闪闪发光,像火焰燃烧。末了,钟乐轰鸣,整座钟楼战栗了,从地基的木桩直至屋顶上的三叶草雕饰,梁木啦,铅皮啦,砌石啦,全一齐发出轰轰声响。这时候,卡西莫多热血沸腾,白沫飞溅,跑来跑去,从头到脚跟着钟楼一起抖动。大钟像脱缰的野马,如癫似狂,左右来回晃动,青铜大口一会对着钟楼这边的侧壁,一会对着那边侧壁,发出暴风雨般的喘息声,方圆十几里远都听得见。卡西莫多就站在这张开的钟口面前,随着大钟的来回摆动,忽而蹲下,忽而站起,呼吸着那令人丧胆的大钟气息,一会儿望了望他脚下足有两百尺深那人群蚁集的广场,一会儿又瞧了瞧那每秒钟都撞击着他耳膜的巨大铜舌。这是他唯一能听见的话语,唯一能为他打破那万籁俱寂的声音。他心花怒放,宛如鸟儿沐浴着阳光。霍然间,巨钟的疯狂劲儿感染了他,他的目光变得异乎寻常,就像蜘蛛等待苍蝇那样,伺候着巨钟晃动过来,猛然纵身一跳,扑到巨钟上面。于是,他悬吊在深渊上空,随着大钟可怕的摆动被掷抛出去,遂牢牢抓住青铜巨怪的护耳,双膝紧夹着巨怪,用脚后跟猛踢,加上整个身子的冲击力和重量,巨钟益发响得更狠了。这时,钟楼震撼了;他,狂呼怒吼,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棕色头发倒竖起来,胸腔里发出风箱般的响声,眼睛喷着火焰,而巨面钟在他驱策下气喘吁吁,如马嘶鸣。于是,圣母院的巨钟也罢,卡西莫多也罢,全然不复存在了,而只成了梦幻,成了旋风,成了狂风暴雨,成了骑着音响骋驰而产生的眩晕,成了紧攥住飞马马背狂奔的幽灵,成了半人半钟的怪物,成了可怕的阿斯托夫①,骑着一头活生生的鹰翅马身的青铜神奇怪兽飞奔。

    ①阿斯托夫:英国传说中的王子,其号角能发出可怖的声音。

    有了这个非凡生灵的存在,整座主教堂才有了某种难以形容的生气。似乎从他身上——至少群众夸大其词的迷信说法是如此——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圣母院所有大小石头方有了活力,这古老教堂的五脏六腑才悸动起来。只要知道他在那里,人们便即刻仿佛看见走廊里和大门上那成千上万雕像个个都活了起来,动了起来。确实,这大教堂宛如一个大活人,在他手下服服贴贴,唯命是从,他可以随心所欲,叫它随时放开大嗓门呼喊。卡西莫多犹如一个常住圣母院的精灵,依附在它的身上,把整座教堂都充满了。由于他,这座宏伟的建筑物仿佛才喘息起来。他确实无处不在,一身化作许许多多卡西莫多,密布于这座古迹的每寸地方。有时,人们惊恐万分,隐约看见钟楼的顶端有个奇形怪状的侏儒在攀登,在蠕动,在爬行,从钟楼外面坠下深渊,从一个突角跳跃到另个突角,要钻到某个蛇发女魔①雕像的肚皮里去掏什么东西:那是卡西莫多在掏乌鸦的窝窠。有时,会在教堂某个阴暗角落里碰见某种活生生的喷火怪物②,神色阴沉地蹲在那里:那是卡西莫多在沉思。有时,又会看见钟楼下有个偌大的脑袋瓜和四只互不协调的手脚吊在一根绳索的末梢拼命摇晃:那是卡西莫多在敲晚祷钟或祷告三钟③夜间,时常在钟楼顶上那排环绕着半圆形后殿四周的不牢固的锯齿形栏杆上面,可以看见一个丑恶的形体游荡:那还是圣母院的驼子。于是,附近的女人都说,整座教堂显得颇为怪诞、神奇和可怖;这里那里都有张开的眼睛和嘴巴;那些伸着脖子、咧着大嘴、日夜守护在这可怕教堂周围的石犬、石蟒、石龙,吼声可闻;若是圣诞夜,大钟似乎在咆哮,召唤信徒们去参加热气腾腾的午夜弥撒,教堂阴森的正面上弥漫着某种气氛,就好像那高大的门廊把人群生吞了进去,也好像那花瓣格子窗睁着眼睛在注视着人群。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卡西莫多。古埃及人会把他当做这神庙的神;中世纪的人会以为他是这神庙的妖怪;其实,他是这神庙的灵魂。

    ①希腊神话中的女魔,谁被它看见,便立即化为石头。

    ②这种神话中吐火怪物通常是狮首、羊肚、龙尾。

    ③指早、中、晚三次宣告祈祷圣母的钟声。

    因此,那些知道有过卡西莫多的人认为,今天的圣母院是凄凉的,了无生气,死气沉沉。人们感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这个庞大的躯体已经空了,只剩下一副骷髅;灵魂已经离去,空留着它住过的地方,如此而已。这就好像一个头颅光有两只眼窝,目光却没有了。

    巴黎圣母院(二)第四卷 善良的人们(5)

    四狗与主人

    话说回来,卡西莫多对任何人都怀有恶意和仇恨,却对一个人是例外,爱他就像爱圣母院,也许犹有过之。此人就是克洛德·弗罗洛。

    此事说来很简单。是克洛德·弗罗洛抱走了他,收留了他,抚养了他,扯大了他。小不丁点儿,每当狗和孩子们撵着他狂叫,他总是赶紧跑到克洛德·弗罗洛的胯下躲藏起来。

    克洛德·弗罗洛教会了他说话、识字、写字。克洛德·弗罗洛还使他成为敲钟人。然而,把大钟许配给卡西莫多,这无异于把朱丽叶许配给罗米欧。

    因此,卡西莫多的感激之情,深沉,炽烈,无限。尽管养父时常板着脸孔,阴霾密布,尽管他总是言词简短、生硬、蛮横,卡西莫多的这种感激之情却一刻也未曾中止过。从卡西莫多的身上,副主教找到了世上最俯首贴耳的奴隶,最温顺的仆人,最警觉的猛犬。可怜的敲钟人聋了以后,他和克洛德·弗罗洛之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手势语,唯有他俩懂得。

    这样,副主教就成了卡西莫多唯一还保持着思想沟通的人。在这尘世间,卡西莫多只有与两样东西有关系:圣母院和克洛德·弗罗洛。

    世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副主教对敲钟人的支配力量,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敲钟人对副主教的眷恋之情。只要克洛德一做手势,只要一想到要讨副主教的喜欢,卡西莫多就立即从圣母院钟楼上一溜烟冲了下来。卡西莫多身上这种充沛的体力发展到如此非凡的地步,却又懵里懵懂交由另个人任意支配,这可真是不可思议。这里面无疑包含着儿子般的孝敬,奴仆般的依从;也包含着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慑服力量。

    这是一个可怜的、愚呆的、笨拙的机体,面对着另一个高贵而思想深邃、有权有势而才智过人的人物,始终低垂着脑袋,目光流露着乞怜。最后,超越这一切的是感恩戴德。这种推至极限的感激之情,简直无可比拟。这种美德已不属于人世间那些被视为风范的美德范畴。所以我们说,卡西莫多对副主教的爱,就是连狗、马、大象对主人那样死心塌地,也望尘莫及。

    五克洛德·弗罗洛(续)

    一四八二年,卡西莫多大约二十岁,克洛德·弗罗洛三十六岁上下:一个长大成人了,另一个却显得老了。

    今非昔比,克洛德·弗罗洛已不再是托尔希神学院当初那个普通学子了,不再是一心照顾一个小孩的那个温情保护人了,也不再是既博识又无知、想入非非的年轻哲学家了。如今,他是一个刻苦律己、老成持重、郁郁寡欢的教士,是世人灵魂的掌管者,是若扎的副主教大人,巴黎主教的第二号心腹,蒙列里和夏托福两个教区的教长,领导着一百七十四位乡村本堂神甫。这是一个威严而阴郁的人物。当他双臂交叉,脑袋低俯在胸前,整个脸只呈现出昂轩的光脑门,威严显赫,一副沉思的神情,款款从唱诗班部位那些高高尖拱下走过时,身穿白长袍和礼服的唱诗童子、圣奥古斯丁教堂的众僧、圣母院的教士们,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

    不过,堂·克洛德·弗罗洛并没有放弃做学问,也没有放弃对弟弟的教育,这是他人生的两件大事。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件甜蜜舒心的事情也略杂苦味了。正如保罗·迪阿克尔①所言,日久天长,最好的猪油也会变味的。这个绰号为磨坊的小约翰·弗罗洛,由于所寄养的磨坊环境的影响,并没有朝着其哥哥克洛德原先为他所确定的方向成长。

    ①保罗·迪阿克尔(约720—约799),伦巴第历史学家。

    长兄指望他成为一个虔诚、温顺、博学、体面的学生,然而小弟弟却跟幼树似的,辜负了园丁的用心,顽强地硬是朝着空气和阳光的方向生长。小弟弟茁壮成长,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却一味朝向怠惰、无知和放荡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捣蛋鬼,放荡不羁,叫堂·弗罗洛常皱眉头;却又极其滑稽可笑,精得要命,叫大哥常发出会心的微笑。克洛德把他送进了自己曾经度过最初几年学习和肃穆生活的托尔希神学院;这座曾因弗罗洛这个姓氏而显赫一时的神圣庙堂,如今却由这个姓氏而丢人现眼,克洛德不禁痛苦万分。有时,他为此声色俱厉把约翰痛斥一番,约翰倒是勇敢地承受了。说到底,这小无赖心地善良,这在所有喜剧中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训斥刚了,他又依然故我,照旧心安理得,继续干他那些叛经离道和荒诞的行径。忽而对哪个雏儿(新入学的大学生就是这么称呼的)推搡一阵,以示欢迎——这个宝贵的传统一直被精心地保存到我们今天;忽而把一帮按照传统冲入小酒店的学子鼓动起来,差不多全班都被鼓动起来①,用“进攻性的棍子”把酒店老板狠揍一顿,喜气洋洋地把酒店洗劫一空,连酒窖里的酒桶也给砸了。①原文为拉丁文。于是,托尔希神学院的副学监用拉丁文写了一份精彩的报告,可怜巴巴地呈送给堂·弗罗洛,还痛心地加上这样一个边注:一场斗殴,主要原因是纵欲①。还有,据说,他的荒唐行径甚至一再胡闹到格拉里尼街②去了,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身上是骇人听闻的。

    由于这一切的缘故,克洛德仁爱之心受到打击,他满腹忧伤,心灰意冷,便益发狂热地投入学识的怀抱:这位大姐至少不会嘲笑你,你对她殷勤,她总是给你报偿的,尽管所付的报酬有时相当菲薄。因此,他越来越博学多识,同时,出自某种自然逻辑的结果,他作为教士也就越来越苛刻,作为人也就越来越伤感了。就拿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智力、品行和性格都有某些相似之处,总是持续不断地发展,只有生活中受到严重的干扰才会中断。

    克洛德·弗罗洛早在青年时代就涉猎了人类知识的几乎一切领域,诸如实证的、外在的、合乎规范的种种知识,无一不浏览,因此除非他自己认为直到极限③而停止下来,那就不得不继续往前走,寻找其他食粮来满足其永远如饥似渴的智力所需。拿自啃尾巴的蛇这个古代的象征来表示做学问,尤为贴切。看样子克洛德·弗罗洛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有些严肃的人断定:克洛德在穷尽人类知识的善之后,竟大胆钻进了恶④的领域。据说,他已经把智慧树的苹果⑤一一尝遍了,①原文为拉丁文。②原文格拉里尼街是当时下流场所聚集的地方。③④原文为拉丁文。⑤典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亚当的女人经不住蛇的诱惑,亚当经不住女人的诱惑,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或许由于饥饿,或许由于智慧果吃厌了,终于咬起禁果①来了。正如看官已经看见,凡是索邦大学神学家们的各种讲座,仿效圣伊莱尔②的文学士集会,仿效圣马丁的教谕学家们的争辩,医学家们在圣母院圣水盘前聚会,克洛德都轮番参加了。

    凡是四大官能这四大名厨能为智力所制订和提供的一切被允准的菜谱,他都狼舌虎咽吃过了,但还没有吃饱却已经腻了。于是,遂向更远、更深挖掘,一直挖到这种已穷尽的、具体的、有限的学识底下,也许不惜拿自己的灵魂去冒险,深入地穴,坐在炼金术士、星相家、方士们的神秘桌前;这桌子的一端坐着中世纪的阿维罗埃斯③、巴黎的吉约姆和尼古拉·弗拉梅尔,而且在七枝形大烛台的照耀下,这张桌子一直延伸到东方的所罗门、毕达哥拉斯④和琐罗亚斯德⑤。

    不论是对还是错,起码人们是这么设想的。

    有件事倒是真的,那就是副主教经常去参谒圣婴公墓,他的父母确实与一四六六年那场瘟疫的其他死难者都埋葬在那里;不过,他对父母墓穴上的十字架,似乎远不如对近旁的尼古拉·弗拉梅尔及其妻子克洛德·佩芮尔的坟墓上那些千奇百怪的塑像那样虔诚。

    ①指肉欲之果。

    ②圣伊莱尔:这里指古代一座本笃会修道院。

    ③阿维罗埃斯(1126—1198):阿拉伯哲学家。其著作中曾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评论,发展了唯物和唯理两方面的学说。后来他的学说被教会宣判为邪说。

    ④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约公元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古希腊秘传宗教的创始人。

    ⑤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7至6世纪):古代波斯宗教的改革者,袄教的创建人。

    巴黎圣母院(二)第四卷 善良的人们(6)

    还有件事也是真的:人们时常发现副主教沿着伦巴第人街走去,悄悄溜进一幢座落在作家街和马里沃街拐角处的房屋里。这幢房子是尼古拉·弗拉梅尔建造的,他一四一七年前后就死在这里,打从那时起便一直空着,业已开始倾颓了,因为所有国家的方士和炼金术士纷纷到这里来,单是在墙壁上刻名留念,就足以把屋墙磨损了。这房屋有两间地窖,拱壁上由尼古拉·弗拉梅尔本人涂写了无数的诗句和象形文字。邻近有些人甚至肯定,说有一回从气窗上看见克洛德副主教在两间地窖里掘土翻地。据猜测,弗拉梅尔的点金石就埋藏在这两个地窖里,因此整整两个世纪当中,从马吉斯特里到太平神父,所有炼金术士一个个把里面土地折腾个不停,恨不得把这座房屋搜寻个遍,把它翻个底朝天,在他们的践踏下,它终于渐渐化为尘土了。

    另有件事也确实无疑:副主教对圣母院那富有象征意义的门廊,怀有一种奇异的热情。这个门廊,是巴黎主教吉约姆刻写在石头上的一页魔法书。这座建筑物的其余部分千秋万代都咏唱着神圣的诗篇,他却加上这样如此恶毒的一个扉页,因此肯定下了地狱受煎熬。据说,克洛德副主教还深入研究了圣克里斯朵夫巨像的奥秘,这尊谜一般的巨像当时竖立在教堂广场的入口处,民众把它谑称为灰大人。不过,大家所能看到的,是克洛德常常坐在广场的栏杆上,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没完没了,凝望着教堂门廊上的那许多雕像,忽而观察那些倒擎灯盏的疯癫处女,忽而注视那些直举灯盏的圣洁处女;有时候,又默默计算着左边门道上那只乌鸦的视角,这只乌鸦老望着教堂某个神秘点,尼古拉·弗拉梅尔的炼金石若不在地窖里,那准藏在乌鸦所望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克洛德和卡西莫多这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竟从不同的层次上那样笃诚热爱圣母院,这座教堂在当时的命运说起来够奇异的了。卡西莫多,本能上是半人半兽,他爱圣母院来自其雄浑整体的壮丽、宏伟与谐和;克洛德,学识奥博,想象力炽烈,爱它的寓意、神秘传说、内涵、门面上分散在各种雕刻下面的象征,就像羊皮书中第一次书写的文字隐藏在第二次的文字下面;总而言之,克洛德爱圣母院向人类智慧所提出的那永恒的谜。

    末了,还有一件事也是真实的,那就是副主教在那座俯视着河滩广场的钟楼里,就在钟笼旁边,给自己安排了一小间密室,不许任何人进去,据说,不经他允许,甚至连主教也不许进。这间密室几乎就在钟楼顶端,满目乌鸦巢,早先是贝尚松的雨果主教①设置的,他有时就在里面施魔法。这间密室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无人知晓;可是,每天夜里,从河滩广场上时常可以看见它在钟楼背面的一个小窗洞透出一道红光,时断时续,忽隐忽现,间隔短暂而均匀,显得十分古怪,仿佛是随着一个人呼吸时在喘气那般,而且,那红光与其说是一种灯光,倒不如说是一种火焰。在黑暗中,在那么高的地方,它使人感到非常奇怪,所以那些爱说长道短的女人就说开了:“瞧啊,那是副主教在呼吸啦,那上面是地狱的炼火在闪耀。”

    ①雨果二世·德·贝尚松(1326—1332)。——雨果原注

    这一切毕竟不足于证明其中有巫术。不过,烟确实那么大,难怪人家猜测有火①,因而副主教恶名声相当昭著。我们不得不说,埃及人邪术、招魂术、魔法之类,即使其中最清白无邪的,在交由圣母院宗教裁判所那班老爷审判时,再也没有比副主教那样更凶狠的敌人、更无情的揭发者了。不管他是真心实意感到恐怖也罢,还是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也罢,反正在圣母院那些饱学的众教士心目中,副主教始终是个胆大包天的人,灵魂闯入了地狱的门廊,迷失在犹太神秘教的魔窟中,在旁门左道的黑暗中摸索前进。民众对此也是不会误会的,凡是有点洞察力的人都认为,卡西莫多是魔鬼,克洛德·弗罗洛是巫师。显而易见,这个敲钟人必须为副主教效劳一段时间,等期限一到,副主教就会把他的灵魂作为报酬带走。因此,副主教虽然生活极其刻苦,却在善良人们心目中,名声是很臭的。一个笃奉宗教的人,哪怕是如何没有经验,也不会不嗅出他是一个巫师的。确实,随着年事增高,他的学识中出现了深渊,其实深渊也出现在他的心灵深处。只要观察一下他那张脸孔,透过密布的阴云看一看其闪烁在面容上的灵魂,人们至少是有理由这样认为的。他那宽阔的额头已经秃了,脑袋老是俯垂,胸膛总是因叹息而起伏,这一切到底是何缘故?他的嘴角时常浮现十分辛酸的微笑,同时双眉紧蹙,就像两头公牛要抵角一样,他的脑子里转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念头呢?他剩下的头发已花白,为什么?有时他的目光闪耀着内心的火焰,眼睛就像火炉壁上的窟窿,那又是什么样的火焰呢?

    ①语义双关,既指克洛德施巫术而冒烟喷火,也兼有“无烟不起火”——事出有因之意。

    内心剧烈活动的这种种征候,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尤其达到了极其强烈的程度。不止一回,唱诗童子发现他独自一人在教堂里,目光怪异而明亮,吓得连忙溜跑了。不止一回,做法事合唱时,紧挨着他座位的教士听见他在唱“赞美雷霆万钧之力”当中,夹杂着许多难以理解的插语。也不止一回,专给教士洗衣服的河滩洗衣妇,不无惊恐地发现:若扎的副主教大人的白法衣上有指甲和手指掐过的皱痕。

    话说回来,他平日却益发显得道貌岸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堪为表率了。出自身份的考虑,也由于性格的缘故,他一向远离女人,如今似乎比以往都更加憎恨女色了。只要一听见女人丝绸衣裙的窸窣声,便即刻拉下风帽遮住眼睛。在这一点上,他是百般克制和严以律己,怎么苛刻也唯恐不周,连博热公主一四八一年十二月前来释谒圣母院隐修院时,他一本正经地反对她进入,向主教援引了一三三四年圣巴泰勒弥日①前一天颁布的黑皮书的规定为理由,因为这黑皮书明文禁止任何女人,“不论老幼贵贱”,一律不许进入隐修院。对此,主教不得不向他引述教皇使节奥多的命令:某些命妇可以例外,“对某些贵妇,除非有丑行,不得拒绝。”可是副主教依然有异议,反驳说教皇使节的该项命令是一二○七年颁发的,比黑皮书早一百二十七年,因此事实上已被后者废除了。结果他拒绝在公主面前露面。

    ①八月二十四日。

    此外,人们也注意到,近来他对埃及女人和茨冈女人似乎更加憎恶了,甚至请求主教下谕,明文禁止吉卜赛女人到教堂广场来跳舞和敲手鼓;同时,还查阅宗教裁判所那些发霉的档案,搜集有关男女巫师因与公山羊、母猪或母山羊勾结施巫术而被判处火焚或绞刑的案例。

    六不孚众望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副主教和敲钟人在圣母院周围大大小小百姓当中是很不得人喜欢的。每当克洛德和卡西莫多一同外出——这是常有的事——,只要人们一见仆随主后,两人一起穿过圣母院周围群屋之间那些清凉、狭窄、阴暗的街道,他们一路上就会遭到恶言恶语、冷嘲热讽。除非克洛德·弗罗洛昂首挺胸走着,脸上露出一副严峻、甚至威严的表情,那班嘲笑的人才望而生畏,不敢作声,但这是少有的事。在他们居住的街区,这两个人就像雷尼埃①所说的两个“诗人”:形形色色的人儿都追随着诗人,就像黄莺吱吱喳喳追赶猫头鹰。

    ①雷尼埃(1573—1613):法国诗人。

    忽而只见一个鬼头鬼脑的小淘气,为了穷开心,竟不惜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跑去用一支别针扎进卡西莫多驼背的肉里;忽而是一个漂亮的小妞,轻佻放荡,脸皮厚得可以,故意走近去用身子擦着克洛德教士的黑袍,冲着他哼着嘲讽的小调:躲吧,躲吧,魔鬼逮住了。有时候,一群尖牙利嘴的老太婆,蹲在阴暗的门廊一级级台阶上,看到副主教和打钟人从那儿经过,便大声鼓噪,咕咕哝哝,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儿表示欢迎:“嗯!来了两个人:一个人的灵魂就像另一个的身体那样古怪!”再不然,是一帮学子和步兵在玩跳房子游戏,一起站起来,以传统的方式向他们致敬,用拉丁语嘲骂:哎啊!哎啊!克洛德与瘸子①。

    不过,这种叫骂声,十有八九,教士和钟夫是听不见的。

    卡西莫多太聋,克洛德又太过于沉思默想,压根儿没有听见这些优美动听的话儿。

    ①原文为拉丁文。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1)

    一圣马丁修道院住持①

    堂·克洛德的名声早已远扬。大约就在他不愿会见博热采邑公主的那个时候,有人慕名来访,这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那是某天夜晚。他做完晚课,刚回到圣母院隐修庭院他那间念经的小室。这间小室,只见一个角落里扔着几只小瓶子,里面装满某种甚是可疑的粉末,很像是炸药,也许舍此之外,丝毫没有什么奇怪和神秘之处。墙上固然有些文字,零零落落,但纯粹都是些名家的至理格言或虔诚箴句。这个副主教刚在一盏有着三个灯嘴的铜灯的亮光下坐了下来,面对着一只堆满手稿的大柜子。他把手肘搁在摊开的奥诺里乌斯·德·奥顿的著作《论命定与自由意志》②上面,沉思默想,随手翻弄一本刚拿来的对开印刷品——小室里唯一的出版物。正当他沉思默想时,忽然有人敲门。“何人?”这个饱学之士大声问道,那语气犹如一条饿狗在啃骨头受了打扰而叫起来那么动听。室外应道:“是您的朋友雅克·库瓦提埃。”他遂过去开门。

    ①②原文为拉丁文。

    果真是御医。此人年纪五十上下,脸上表情生硬死板,好在狡黠的目光挺有神。还有另个人陪着他。两人都身著深灰色的灰鼠皮裘,腰带紧束,裹得严严实实,头戴同样质料、同样颜色的帽子。他俩的手全被袖子遮盖着,脚被皮裘的下裾遮盖着,眼被帽子遮盖着。

    “上帝保佑,大人们!”副主教边说边让他们进来。“这样时刻能有贵客光临,真喜出望外。”他嘴里说得这样客气,眼里却露出不安和探询的目光,扫视着御医和他的同伴。

    “来拜访像堂·克洛德·弗罗洛·德·蒂尔夏普这样的泰斗,永远不会觉得太晚的。”库瓦提埃大夫应道,他那弗朗什—孔泰①的口音说起话来,每句都拉长音,俨如拖着尾巴的长袍那样显得庄严。

    于是,医生和副主教便寒暄起来了。按照当时的习俗,这是学者们交谈之前相互恭维的开场白,并不影响他们在亲亲热热气氛中彼此互相憎恨。话说回来,时至今日依然如此,随便哪个学者恭维起另个学者来,还不是口甜似蜜,肚里却是一坛毒汁。

    克洛德·弗罗洛主要恭维雅克·库瓦提埃这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在其令人羡慕的职业中,善于从每回给王上治病当中捞取许许多多尘世的好处,这一种类似炼金术的行当比寻求点金石更便当,更可靠。

    ①法国东部旧省名。

    “真的,库瓦提埃大夫先生,得知令侄即我尊敬的皮埃尔·维尔塞老爷当了主教,我不胜喜悦。难道他不是当了亚眠的主教吗?”

    “是的,副主教大人;这是上帝的恩典和仁慈。”

    “圣诞节那天,您率领审计院一帮子人,您可真神气;您知道吗,院长大人?”

    “是副院长,堂·克洛德。唉!只是副的而已。”

    “您那幢在拱门圣安德烈街的漂亮宅第,现在怎么样啦?那可真是一座卢浮宫呀!我挺喜欢那棵雕刻在门上的杏树,还带着的挺有趣的字眼:杏树居①。”

    “别提了!克洛德大师,这座房子整个营造费用很大,房子逐渐盖起来,我也日趋破产了。”

    “喔!您不是还有典狱和司法宫典吏的薪俸,还有领地上许许多多房屋、摊点、窝棚、店铺的年金吗?那可是挤不尽的一头好奶牛呀!”

    “我在普瓦锡的领地今年没进分文。”

    “但您在特里埃、圣雅默、莱伊圣日耳曼的过路税,一向进款丰厚。”

    “一百二十利弗尔,而且还不是巴黎币。”

    “您还担任国王进谏大夫的职务,这是固定的了吧。”

    “不错,克洛德教友,可是那块该死的博利尼领地,众说纷纭,其实好坏年头平均收入还不到六十金埃居哩。”

    ①“杏树居”与“库瓦提埃居”差不多谐音,一语双关。

    堂·克洛德频频对雅克·库瓦提埃的恭维话里,带着讥讽、刻薄和暗暗揶揄的腔调,脸上流露出忧郁而又冷酷的微笑,就像一个高人一等而又倒霉的人,为了一时开心,便拿一个庸俗之辈的殷实家私做耍取乐,而对方却全然没有发觉。

    “拿我的灵魂起誓,”克洛德终于握着雅克的手说道,“看见您福体这样康健,我真是喜悦。”

    “多谢,克洛德先生。”

    “对啦,”堂·克洛德突然喊道,“您那位金贵的病人玉体如何?”

    “他给医生的酬劳总是不足。”这位大夫应道,并瞟了他同伴一眼。

    “不见得吧,库瓦提埃伙伴?”雅克的同伴插嘴说。

    他说这句话,声调既表示惊讶又饱含责备,不由引起副主教对这位陌生人的注意。其实,自从这陌生人跨入这斗室的门槛那时起,他一刻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他甚至有着千百种理由必须谨慎对待路易十一的这个神通广大的御医雅克·库瓦提埃,才会让这大夫这样带着生客来见他。因此,当他听到雅克·库瓦提埃说下面的话,脸色一点也不热情:

    “对啦,堂·克洛德,我带来一位教友,他仰慕大名前来拜会。”

    “先生也是学术界的?”副主教问道,锐利的目光直盯着雅克的这位同伴,发现这个生客双眉之下的目光并不亚于自己的那样炯炯有神和咄咄逼人。在微弱的灯光下只能约略判断,这是一个六十上下的老头①,中等身材,看上去病得不轻,精神衰颓。脸部侧面尽管轮廓十足市民化,但具有某种威严,隆突的弓眉下面眼珠闪闪发光,仿佛是从兽穴深处射出来的光芒;拉下来的帽沿一直遮住鼻子,但可以感觉到帽子下面转动着具有天才气质的宽轩的额头。

    他亲自回答副主教的问题。

    “尊敬的大师,”他声音低沉地说道,“您名闻遐迩,一直传到敝人耳边。我特地前来求教。在下只是外省一个可怜的乡绅,应先脱鞋才能走进学者们的家里。应当让您知道我的姓名,我是杜朗若伙伴。”

    “一个乡绅取这样的名字,真是稀奇!”副主教心里揣摩着。然而,他顿时觉得自己面对着某种强有力和严重的东西。

    凭借他的睿智,本能地忖度杜朗若伙伴皮帽下面脑袋里的智慧并不在自己之下。他打量着这张严肃的脸孔,原先雅克·库瓦提埃使他阴郁的脸上浮现的讪笑渐渐消失了,就好比薄暮的余晖渐渐消失在黑夜的天际。他重新在他那张高大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表情阴郁,默不作声,手肘又搁在桌上惯常的地方,手掌托着前额。沉思片刻之后,示意两位客人坐下,并向杜朗若伙伴发话。

    “先生,您来问我,不知是哪门学问?”

    “尊敬的长老,”杜朗若应道,“我有病,病得很重。听说您是阿斯克勒庇奥斯②再世,所以特来向您请教医学方面的问题。”

    ①这老头即路易十一,当时五十八岁。

    ②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相传为阿波罗之子。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2)

    “医学!”副主教摇头说道。他看上去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杜朗若伙伴——既然这是您的名字——请转过头去。您看我的答案早已写在墙上了。”

    杜朗若伙伴转过头去,看见头顶上方的墙上刻写着这句话:“医学是梦之女。——让普利克①”

    雅克·库瓦提埃本来听到他同伴提的问题就有气,又听到堂·克洛德的回答更恼火了。他前身贴着杜朗若的耳朵说,声音很低,免得让副主教听到:“我早就告诉您,这是个疯子。可您非来看他不可!”

    “这是因为这疯子很可能说得有理,雅克大夫!”这伙伴用同样的声调应道,面带苦笑。

    “随您的便吧!”库瓦提埃冷淡地回了一句。然后转向副主教说道:“堂·克洛德,您的医道挺高明的,连伊波克拉泰斯②都难不倒您了,就好比榛子难不倒猴子一样。医学是梦!若是药物学家和医学大师们在这里,他们能不砸您石头才怪哩。这么说来,您否认春药对血的作用,膏药对肉的作用!您否认这个专为医治被称为人类的永恒患者、由花草和矿物所组成的被称为世界的永恒药房罗!”

    ①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②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医学家。

    “我既不否认药房,也不否认患者,我否认的是医生。”堂·克洛德冷淡地说道。

    “听您这么说,痛风是体内的皮疹,伤口敷上一只烤鼠可以治伤,老血管适当注入新生的血液可以恢复青春,这些都是假的罗!二加二等于四,角弓反张后是前弓反张,这些也是假的了!”库瓦提埃火辣辣地说道。

    副主教不动声色地应道:“有些事我是另有看法的。”

    库瓦提埃一听,脸都气红了。

    “得啦,得啦,我的好库瓦提埃,别发火嘛!”杜朗若伙伴说道。“副主教大人是自己的人么。”

    库瓦提埃平静了下来,轻声嘀咕道:“说到底,这是个疯子!”

    “天啊,克洛德大师,您真叫我为难。”杜朗若伙伴沉默了片刻接着说。“我是来向您求教两件事的:一件是关于我的健康,另一件是关于我的星相。”

    “先生,”副主教应道,“如果这就是您的来意,那大可不必气喘吁吁地拾级爬上我的楼梯啦。我不相信医学,也不相信星相学。”

    “真的!”那位伙伴说道。

    库瓦提埃强笑了一下,悄悄对杜朗若伙伴说道:

    “您现在可明白了吧,他是疯子。竟然不相信星相学!”

    “怎能想象每道星光竟是牵在每人头上的一根线!”堂·克洛德接着说。

    “那么您到底相信什么呢?”杜朗若伙伴叫了起来。

    副主教犹豫了一下子,随即脸上露出阴沉的笑容,仿佛是在否定自己的回答:

    “信上帝。”①

    “我们的主。”②

    杜朗若伙伴划了个十字,插上一句说。

    “阿门。”库瓦提埃说道。

    ①②原文为拉丁文。

    “尊敬的大师,”那位伙伴接着说,“看到您如此虔诚,我由衷地高兴。不过,您是赫赫有名的学者,难道您因此而一再相信学问吗?”

    “不是。”副主教答道,同时抓住杜朗若伙伴的胳膊,阴暗的眸子又闪过热烈的光芒。“不,我并不否认学问。我长久匍匐在地上爬行,指甲直插入土里,穿过地洞的无数曲径支路,并不是没有看到我面前远处,在阴暗长廊的尽头,有线亮光,有道火焰,有点什么东西,大概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央实验室的反光,即患者和智者突然发现了上帝的那个实验室。”

    “说到底,您认为什么东西是真实和可信的呢?”杜朗若伙伴打断他的话问道。

    “炼金术。”

    库瓦提埃惊叫了起来:“当真!堂·克洛德,炼金术固然有其道理,但您为什么诅咒医学和星相学呢?”

    “你们的人学,纯属子虚!你们的天学,纯属子虚!”副主教威严地说道。

    “这未免对埃皮达夫罗斯和迦勒底①太放肆了。”医生冷笑着顶了一句。

    ①埃皮达夫罗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城市,位于阿尔戈斯北部,有医神阿斯克庇奥斯的神殿。迦勒底在苏美尔西部地区,古帝国(或称新巴比伦帝国),以天文学、星相学著称。

    ②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长于建筑与雕塑。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3)

    “请听我说,雅克大人,我说这话是诚心诚意的。我不是御医,王上并没有赏赐给我代达洛斯②花园来观测星座。——请别生气,听我说下去。——您从中得到了什么真理,我说的不是医学——因为那是太荒唐的玩艺儿——,而是星相学的什么真理?请告诉我,古希腊纵行上下倒序书写方式有何长处,齐罗弗数字和齐弗罗数字②又有什么新奇之处。”

    “难道您否认锁骨的交感力,否认通神术是从中产生的吗?”库瓦提埃说道。

    “错矣,雅克大人!您的那些方法没有一个是可以应验的。

    然而炼金术却有其种种的发现。诸如冰埋在地下一千年就变成水晶,铅是各种金属的鼻祖(黄金不是金属,黄金是光),您能否定这些结果吗?铅只需经过每期为二百年的四个周期,便相继从铅态变为红砷态,从红砷态变为锡态,再从锡态变为白银。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然而,相信什么锁骨,什么满线③,什么星宿,这很滑稽可笑,就像大契丹的百姓相信黄鹂会化为鼹鼠,麦种会变成鲤鱼一般!”

    “我研究过炼金术,但我认为……”库瓦提埃叫道。

    ①齐罗弗和齐弗罗是犹太人对《旧约全书》传统解释的两个用语。齐罗弗从一到十的十个数位,形成质因所呈现的最先的万千世界。齐弗罗指犹太人对《旧约全书》所作的象征性解释的全部方法,是从希伯来语字母顺序的每个字母来做解释的。

    ②古希腊逐行倒序的书写方式是一行从右到左,另一行从左到右,逐行交替,有人称为牛耕式。这里书中指纵行上下倒序,可能指希伯来语字母顺序倒置的一种方法,即末了和开头的两个字母对换,末了和开头的第二个字母对换,依此逐字对换,希伯来语字母顺序便有顺序和逆序两种纵行,正与古希腊横向逐行倒序的方式相近。

    ③指每道星光系在某个人头上的命运线。

    副主教咄咄逼人,不容他说完,接着说道:“而我呀,我研究过医学、星相学和炼金术。瞧,真理就在这里(他边说边从柜子上拿起一只前面提到的装满粉末的瓶子),光明就在这里!伊波克拉代斯,那是梦幻;乌拉妮亚①,那也是梦幻;赫尔墨斯②,那是一种想象。黄金,那是太阳;造出金子来,那就是上帝。这才是独一无二的知识!不瞒您说,我探究过医学和星相学,都是虚无,虚无!人体,漆黑一团;星宿,漆黑一团!”

    话音一落,随又跌坐在椅子上,姿态威仪,如神附体。杜朗若伙伴静静地注视着他,库瓦提埃强作冷笑,微微耸肩,悄声一再念道:“不折不扣的疯子!”

    “不过,”杜朗若伙伴突然说道,“那奇妙的目标,您达到了没有?您造出金子了吗?”

    “要是我造出来了,法兰西国王就该叫克洛德,而不叫路易了!”副主教应道,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①九缪斯之一,司天文学。

    ②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使者,亡灵的接引神,又被说成是炼金术之祖。

    杜朗若伙伴一听,皱起眉头来。

    “我说了什么来的?”堂·克洛德带着轻蔑的微笑接着说。

    “我假如能重建东罗马帝国,法兰西宝座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妙极了!”那个伙伴说。

    “噢!名符其实的可怜的疯子!”库瓦提埃喃喃说道。

    副主教继续往下说,看起来只在回答他自己头脑中的问题:

    “当然并非如此,我现在仍在爬行;我在地道里爬,石子擦破了我的脸和双膝。我只能隐隐约约地窥看,却不能注目静观!我不能读,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

    “那么等您会读了,就能造出金子吗?”那个伙伴问道。

    “这有谁会怀疑呢?”副主教答道。

    “既然如此,圣母深知我现在迫切需要金钱,所以我很乐意学读您的书。尊敬的大师,请告诉我,您的科学会不会与圣母为敌,或者使她不悦呢?”伙伴问道。

    对这问题,堂·克洛德只是冷静而又傲慢地应道:“我是谁的副主教?”

    “这是实话,大师。那好吧!请教一教我,好吗?让我跟您一起拼读吧。”

    克洛德顿时活像撒母耳①,摆出一副俨若教皇的威严的姿态,①圣经传说中人物,以色列士师并先知。说道:

    “老人家,进行这样的旅行,要经历种种奥秘,需要漫长的岁月,这将超过您的有生之年。您的头发都花白了!人们走进地穴时满头乌发,而出来时却只能白发苍苍。单单科学本身,就会把人的脸孔弄得双颊深陷,容颜憔悴,气色干枯;科学并不需要老年人那布满皱纹的脸孔。不过,您若有心一定要在您这样的年纪学习此道,破译先哲们那令人生畏的文字,那就来找我好了,我将试试看。我不会叫您这可怜的老头去观看先哲赫罗多图斯①所叙述的金字塔墓室,或是巴比伦的摩天砖塔,或是印度埃克林加庙宇白大理石的宽宏圣殿。我同您一样,没有见过迦勒底人依照西克拉神圣式样建造的泥土建筑物,也没有见过被毁的所罗门庙宇,也没有见过以色列王陵破碎的石门。我们只读手头上现有的赫尔墨斯著作的片断。我将向您解释圣克里斯朵夫雕像、播种者的寓意,以及圣小教堂门前那两个天使——一个把手插在水罐里,另一个把手伸入云端——的象征意义……”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4)

    雅克·库瓦提埃刚才受到副主教声色俱厉的驳斥,十分难堪,这时听到这里,又振作精神,打断副主教的话,洋洋得意,俨然像一个学者对另一个学者那般:“错了,克洛德朋友。②象征不是数。您把奥尔甫斯③错当成赫尔墨斯了。”

    “搞错的是您!”副主教严肃地反驳道。“代达洛斯是地基,奥尔甫斯是高墙,赫尔墨斯是大厦。这是一个整体。”说到这里,转身对杜朗若说道:“您随时都可以来,我要给您看一看尼古拉·弗拉梅尔坩锅里残存的金属,您可以拿它同巴黎吉约姆的黄金作个比较。我要教您希腊文Peristera④这个词的神秘功用。不过,我首先要教您阅读一个个大理石字母,一页页花岗岩著作。

    ①古希腊神话中人物,著名歌手和乐师,相传曾创建一种秘教,叫奥尔甫斯教。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④古希腊神话中山林女神之一。

    我们先从吉约姆主教的门廊和圆形圣约翰教堂的门廊起,走到圣小教堂,然后再走到马里伏尔街尼古拉·弗拉梅尔的宅邸,到他在圣婴公墓上的坟墓,到他在蒙莫朗锡街的两所医院。我要教您读一读圣热尔韦医院和铁坊街门廊上四个大铁架上那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我们还要一同拼读圣科默教堂、火刑者①圣日芮维埃芙教堂、圣马丁教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等等门脸上的奥秘……”

    杜朗若尽管目光何等聪慧,但似乎早就听不懂堂·克洛德在说什么了,于是打断他的话:

    “天啊!您说的这些书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本!”副主教答道。

    这么说着,他推开斗室的窗子,指着宏伟的圣母院教堂。

    只见圣母院的两座钟楼、教堂的石头突角和奇形怪状的后部,黑黝黝的侧影映现在星空上,好似一只双首的带翼狮身巨怪蹲坐在城中央。

    副主教对着这庞大的建筑物静静地凝视了片刻,然后叹息了一声,伸出右手,指向桌上摊开的那本书,又伸出左手,指向圣母院,忧郁的目光慢慢从书本移向教堂,说道:

    “唉!这个将毁掉那个。”

    库瓦提埃急忙凑近那本书,并不禁叫了起来:“哎唷,不就是这个么!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无非是安东尼于斯·科布尔歇一四七四年在纽伦堡印行的《圣保罗书信集注》②嘛!这并不是新书,而是格言大师皮埃尔·隆巴尔的一本旧作。莫非因为它是印刷的?”

    ①指被认为有异教邪说而被教会处于火刑的人。

    ②原文为拉丁文。

    “您可说对了!”克洛德答道,看上去沉浸在沉思默想中,一直站着,屈起的食指撑在纽伦堡著名出版社印出的那本对开书上。接着又添上这些莫测高深的言语:“唉!唉!小的往往战胜大的;一颗牙齿会战胜一个庞然大物。尼罗河的老鼠能咬死鳄鱼,箭鱼能戳死鲸鱼,书籍将毁掉建筑!”

    正当雅克大夫低声对其同伴没完没了唠叨着“他是疯子”,这时修道院的熄灯钟敲响了。这次,他那同伴应道:

    “我想是的。”

    到了这个时刻,任何外人都不能留在修道院里。两个客人只得告退了。杜朗若伙伴道别时说:“大师,我敬爱学者和贤士,尤其敬重您。明日请您到小塔宫去,您问一下图尔圣马丁修道院的住持就可以了。”

    副主教回到住处,惊讶得目瞪口呆,终于明白这个杜朗若伙伴是何人,因为记起图尔圣马丁修道院契据汇编里有这么一段文字:圣马丁修道院住持,即法兰西国王,根据教会惯例,享有与圣弗南蒂于斯同样的僧侣薪俸,并应掌管教堂金库。①

    据说,从此后,每当路易十一回到巴黎时,副主教常被召去同王上谈话;还说,堂·克洛德的声誉,使奥利维埃·勒丹和雅克·库瓦提埃黯然失色,于是库瓦提埃我行我素,常常对国王出言不逊。

    ①原文为拉丁文。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5)

    二这个将毁灭那个

    “这个将毁灭那个。书籍将毁灭建筑。”副主教这谜语般的话语有什么深文大义,我们不妨在这里略做探讨,请阅读此书的女士们多加包涵。

    依我们看来,这话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这是教士的一种思想状况,反映了僧侣面对着印刷术这一新事物的出现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看到古腾堡①发明的那光芒四射的印刷机,

    叫圣殿里的人全看得眼花缭乱,惊恐万分,教坛和手稿,口说的话语和书写的话语,均由于印刷的话语的出现而惊慌失措,这有点像一只燕雀看见莱日翁天使②张开其六百万支翅膀而目瞪口呆。

    ①古腾堡,即约翰·根斯弗莱希(1400?—1468),德国印刷工人,一四三四年发明印刷机。

    ②典故出自《路加福音》第八章。“莱日翁”本意为“大群”,他有许许多多鬼魔附身。耶稣见到他问他名字时,他回答名叫莱日翁,意思是附身的鬼成群。

    这是预言家的惊呼:他已听见得到解放的人类欢腾的喧闹声,看见未来睿智将破坏信条的根基,舆论将推翻信仰的宝座,世界将摆脱罗马的控制。这是哲学家的测断:他看到人类思想随着印刷机的问世而四处扩散,势必会像蒸汽一样从神权容器中冒了出来。这是士兵在察看羊头青铜撞锤①时,不由发出“炮台定会被撞倒的”惊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怖心情。这意味着一种威力即将取代另一种威力。

    这就是说:印刷机将毁灭教会。

    不过,依我们之见,在这种无疑是最基本和最简单的思想当中还蕴藏着另一种更新颖的想法,源自头一种思想,比较不易觉察,却更易引起异议;这也纯粹是一种哲学观点,不再仅仅是教士的观点,而且也是学者和艺术家的观点。这就是预感到,人的思维随着思维方式的改变,也改变其表达方式;每一代人的主要思想不要再用同样的材料和同样的方式来进行书写;石刻书,何等坚固,何等持久,即将让位给纸书,相比之下还更加坚固,更加持久。在这方面,副主教含糊之词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一个艺术将取代另一种艺术,也就是说:印刷术将毁灭建筑艺术。

    其实,自从开天辟古直至基督纪元十五世纪(包括十五世纪在内),建筑艺术向来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书,是人类在其力量或才智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主要表达手段。

    随着最初的人感到记忆力负担过重,随着人类各种记忆的包袱变得太沉重、太混杂,以至光凭直接和飘忽的言词便有可能在传递的途中丧失一部分的时候,人们就以最显现、最经久、最自然的方式,把各种记忆记载在地面上。每种传统都凝结为一座纪念物。

    ①古代一种攻城的武器。

    早先的纪念物只是一堆堆石头,正如摩西所言,尚未被铁触及过。建筑艺术也像任何文字一样,先从字母开始:竖起一块石头,这便是一个字母;每个字母是一个象形,每个象形承受一组意念,好似圆柱承受着柱头一般。原始部落在全世界地面上到处都同时这样做的。在亚洲的西伯利亚,在美洲的潘帕斯草原①,均可见到凯尔特人的那种擎天石。

    然后造出一个个词。把石头垒石头,把花岗岩音节加以连结,进行言词某种组合的尝试。克尔特人的平石坟和独石垣,伊特鲁立亚人②的古冢,希伯来人的墓穴,这些都是词。

    其中有些是专有名词,尤其是古墓。偶尔有个地方石多而宽广,人们就书写一个句子。卡尔纳克③的广大石堆群,便已是一个完整的语句了。

    ①伊特鲁立亚为意大利古地区名。

    ②位于南美洲的阿根廷。

    ③卡尔纳克:埃及南部古代底比斯遗迹的一个村落的名称,位于尼罗河右岸。

    最后才写出书来。传统滋生象征,却被象征渐渐淹没了,这好像树干被树叶渐渐遮住一样。所有这一切为人类所崇奉的象征,随着岁月的变迁,愈来愈增加,愈来愈繁多,愈来愈交错,愈来愈复杂,早期的纪念物再也无法容纳了,遂从四面八方泛溢开来。早期的那种纪念物勉强还能表达原始传统,因为原始传统如同其纪念物一样,简单,纯朴,匍匐在地面上。象征需要在建筑物上得到充分发展。这样,建筑艺术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而突飞猛进,变成一种千首千臂的巨人,用一种永不磨灭、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把这整个飘忽不定的象征主义全固定下来。正当力量的化身代达洛斯忙着测量,正当智慧的化身奥尔浦斯放声歌唱,这时作为字母的支柱,作为音节的拱廊,作为单词的金字塔,在几何规则和诗律的双重作用下,全活动起来了,聚集、组合、交融、升降、重叠于地面、层层迭起高入云霄,直至在某一时代总观念的授意下,写出了那些令人叹止的奇书,就是一座座奇妙的建筑物:埃克林加塔,埃及的朗塞伊翁陵墓①,所罗门的神庙。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6)

    这种总观念,即真谛,不仅仅存在于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内部,而且还寓于其外部的形式。例如所罗门的神庙,它不单是经书的精装封面,而且就是经书本身。祭司从每一道同一圆心的墙垣上,可以释读出呈现在眼前它所表达的真谛。祭司就这样从这个圣殿到那个圣殿,逐一释读真谛的演变,直至最后的圣龛,通过体现真谛的最具体形式,即依然是建筑物的圆拱,才终于掌握住真谛的含义。因此,真谛寓于建筑物中,而其形象却体现在其外壳,正如死者的形象描画在木乃伊的棺木上面。

    而且不仅是建筑物的形式,而且建筑物所选择的地点,都反映它们所要表现的思想。根据所要表达的象征是优雅或是阴暗,希腊人在山顶上建造了赏心悦目的神庙,印度人则劈开山峦,在地里开凿出奇形怪状的塔,由一排排巨行的花岗岩大象驮着。

    这样,自开天辟地以后的最初六千年间,从印度斯坦最远古的宝塔起,直至科隆的大教堂,建筑艺术一直是人类的伟大文字。不仅一切宗教象征,而且一切人类思想,都在建筑艺术这部巨作中占有其一页,拥有其丰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任何文明均始自神权,终归为民主。先统一后自由这一规律,也写在建筑艺术中。我们必须强调,那种认为建造术仅仅在于能筑起神庙,能表达神话和宗教象征,能用象形文字在石头书页上记载法之神秘图解,这种观点是要不得的。若是如此,由于在任何人类社会中,神圣象征会在自由思想冲击下消耗、磨灭,世人会逃脱教士的控制,层出不穷的哲学和体系会像赘疣一样腐蚀宗教的面孔,那末,建筑艺术就不可能再现人类的新精神面貌,它的每一页尽管正面字迹密布,反面却可能是空白,它的创作就可能残缺不全,建筑艺术作为一本书便会不完整了。其实并非如此。

    不妨以中世纪为例吧,它距离我们较近,可以看得更清楚。中世纪早期,神权政治正在缔造欧洲,梵蒂冈用坍倒在朱庇特神庙周围的古罗马残迹正聚集和组合各种因素来缔造一个新罗马。基督教日益忙于在昔日文明的废墟上寻找社会各个阶层,并利用其残迹重建一个以僧侣制度为拱顶石的新等级制度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时期,神秘的罗曼建筑艺术这个埃及和印度神权筑造术的姐妹、正宗天主教的永恒徽记、教宗一统天下的亘古不变的象形文字,在那片混乱中先露出了端倪,再逐渐在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经过蛮族的劳作,才从衰亡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残迹中脱颖而出。当时的整个思想,其实都反映在那阴沉沉的罗曼风格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无处不存在权威、统一、奥秘、绝对、格列高利七世的遗风;无处不存在教士的作用,而丝毫没有世人的位置;无处不存在种姓等级,而丝毫没有人民。然而,发生了十字军远征。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而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不论其始因和目的是什么,总是从其最后沉淀中产生出自由思想。革新运动便应运而生了。于是开始了雅克团、布拉格派和联盟①那风起云涌的时期。权威摇摇欲坠,统一分崩离析。封建制度要求与神权政治平分权力,而其后必然是人民突如其来,并且一如既往,把狮子的那一份②占为己有。因为狮子是王③。因此,领主制度冲破了僧侣制度,村社制度冲破了领主制度。欧洲的面貌改变了。可不!建筑艺术的面貌也改变了。如同文明一样,建筑艺术也翻开了新的一页,时刻准备为新的时代精神谱写新的篇章。随着十字军远征带回来了尖拱艺术,建筑艺术得到了复兴,犹如十字军远征带回来了自由,各民族因而得到了复兴一样。于是,随着罗马帝国逐渐解体,罗曼建筑艺术也日渐衰亡。象形文字离开了大教堂,而作为徽志去装饰城堡主塔,给封建制度增添一点光彩。大教堂本身,往日是何等道貌岸然的建筑物,从此受到市民、村社、自由的侵袭,摆脱了教士的控制,落入艺术家的手里。艺术家随意建造。什么奥秘,什么神话,什么法度,统统弃之不顾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奇思异想和别出心裁。教士只要有了教堂和祭坛,那就万事大吉了。教堂的四面垣墙,却属于艺术家的。建筑艺术这本书已不再属于僧侣、教会和罗马了,而属于想象力,属于诗歌,属于人民。因而这种只有三百年历史的建筑艺术,迅速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变化发生在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之久的罗曼建筑艺术长期停滞之后,真是怵目惊心!与此同时,艺术阔步前进。过去主教们才能干的活计,现在具有天才和独创精神的人民也能干了。每个种族经过时,都在这本书上写下其特有的一行文字,并将大教堂正面的罗曼象形文字涂抹掉,因而在各种族所留下的新象征下面,原来教条的痕迹偶尔还依稀可辨。既然人民给建筑艺术披罗著锦,几乎难以猜想出其宗教的骨架了。当时建筑家们甚至对教堂也如此放肆妄为,现在真是无法设想的。例如,巴黎司法宫壁炉厅里柱头上装饰着男女僧侣羞羞答答交欢的雕刻;再如,布尔日大教堂高大门廊下清清楚楚雕塑着挪亚的奇遇;还有,博舍维尔修道院漱洗室墙上画着一个长着驴耳的醉修士,手执酒杯,当面嘲笑众僧。当时,在用石头书写的思想方面存在着一种特权,完全可以同我们现在的出版自由相提并论,那就是建筑艺术的自由。

    ①出自法国作家拉封登的寓言诗,狮子是兽中之王,总把最好最大的一份留给自己。

    ②雅克团指一三五八年法国农民反抗封建贵族的起义;布拉克派指一四四○年法国贵族反对军事改革的叛乱;联盟指法国天主教联盟运动,一五七六年以后在法国宗教战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③原文为拉丁文。

    这种自由四处远扬,有时是一道门廊、一堵门面、整座教堂,都带着某种象征意义,它与宗教崇拜截然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与教会水火不相容。早在十三世纪巴黎的吉约姆,十五世纪的尼古拉·弗拉梅尔,都写下这类叛逆的篇章。屠宰场圣雅各教堂就完全是一座叛经背道的教堂。

    当时,思想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是自由的,因此它只好全部都写在那些被称为建筑物的书籍上面。倘若不是采用建筑物这种形式,而是冒然竟敢写成书稿的形式,那它早就遭刽子手的毒手,当众被焚毁了;教堂门廊所体现的思想,早就目睹书籍所表现的思想所蒙受的苦难了。既然只有营造术这条出路,思想要得见天日,便从四面八方急速汇集到建造术上来了。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大教堂,遍布整个欧洲,其数目之惊人,即使在核对之后,也令人难以置信。社会的一切物质力量和一切精神力量都会聚到同一点上:建筑艺术。就这样,假借给上帝建造教堂,建筑艺术便发展起来,规模蔚为壮观。

    那么,任何生为诗人的哪个人,均变成了建筑家。分散在群众当中的天才,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下,就仿佛处在青铜盾牌硬壳①下那般,各方受到压制,唯有从建筑艺术可以找到出路,便通过这门艺术纷纷涌现出来,于是其《伊利亚德》就采纳了大教堂这种形式。其他一切艺术,也随之甘拜下风,作为分支受建筑艺术所统辖。建筑家、诗人、大师,无一不把雕刻、绘画、钟乐集中于一身:亲自为大教堂这伟大作品镌刻门面,为大教堂着色窗玻璃,为它击钟和奏鸣管风琴。就连那执意要在手稿中苟且偷生的可怜的诗歌本身,只要它想能有所作为,也不得不以圣歌或散文的形式纳入教堂这建筑物。总之,这与希腊祭神节日演出埃斯库罗斯②的悲剧以及所罗门寺庙演出《创世纪》一样,起着同等的作用。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

    因此,在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之前,建筑艺术一直是主要的文字形式,普遍的文字形式。这本花岗岩的书始自东方,后被古希腊和古罗马所继承,中世纪给它写下了最后一页。再说,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一种民众的建筑艺术取代了一种种姓等级制度的建筑艺术,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其他伟大时代里,随着人类智力相似的发展也曾有过。因此,这里只简要概述一种普遍规律,若是详述,就得写成许多巨卷才行。在那原始时代摇篮的上古东方,继印度建筑之后的是腓尼基建筑,即体态丰盈的阿拉伯建筑之母;在古代,继埃及建筑——伊特鲁立亚风格和蛮石建筑物无非是其变种而已——之后的是希腊建筑,后来的罗马风格只不过是一种延伸,加上许许多多迦太基圆顶而已;在近代,继罗曼建筑之后的是哥特式建筑。如果将这三个系列各分成两半,便可以在印度建筑、埃及建筑、罗曼建筑这三位姐姐身上发现同样的象征,即神权、等级、统一、教条、神话、上帝;至于腓尼基建筑、希腊建筑和哥特式建筑这三位妹妹,不管它们本质所固的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其含义却是相同的,即自由、民众、人。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7)

    不管叫做婆罗门、袄教僧侣还是教皇,人们在印度建筑、埃及建筑或是罗马建筑中,总是感到教士无处不在,除了教士别无其他。民众建筑便不是如此。这类建筑更为丰富多彩,并且也不那么圣洁。腓尼基建筑带有商人的气息;希腊建筑带有共和的气息;哥特式建筑则带有市民的气息。

    任何神权建筑的普遍特征,就是一成不变,惧怕进步,墨守传统的线条,崇奉原始的式样,常常莫名其妙地别出心裁,用象征来歪曲人和自然的一切形状。这是一些晦涩的书,只有那班被授以神秘教义的人方能读得懂。况且,任何形式,甚至任何奇形怪状,都含有某种意义,因而任何形式都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切莫要求印度的、埃及的、罗曼的营造术去改造其设计图,或者去改善其雕塑艺术。对它们来说,任何完善的尝试都是大逆不道的。在这些建筑艺术中,僵化的教条似乎已扩散到石头上,仿佛再度石化一般。然而,与此相反,民众建筑的普遍特征则是多样性,进步,新颖,丰富,恒动。

    它已摆脱宗教的束缚,可以考虑到建筑的优美,精心美化,不断提高塑像或花纹图案的装饰。这类建筑是世俗的,具有人的某种情趣,却又不断与神的象征相混合,依然在神的象征掩盖下呈现出来。因此不少建筑物是随便任何人、任何智力、任何想象力都能领悟的,尽管依旧带有象征性,却像大自然一样易于理解。在神权建筑与民众建筑之间,存在着从神圣语言到通俗语言、从象形到艺术、从所罗门到菲狄亚斯①的差别。

    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极其简略,许许多多论据和成百上千种琐碎的非议均未涉及。若是加以概括,便能得到如下的结论:直至十五世纪,建筑艺术一向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记载;在这期间,世上出现任何复杂一些的思想,无不化作建筑物;任何人民性的观念,如同任何宗教法度一样,都有其宏伟的纪念碑;最后,人类任何重要的想法,无一不被用石头记载了下来。那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任何思想,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其所关注的是永世长存;曾经震撼一代人心灵的观念,都希望能震撼其他世代,并且留下痕迹。况且,所谓书稿的不朽性,那是何等靠不住呀!一座建筑物才是一本结结实实的书,持久,坚固!一把火或者一个残暴之徒,就足以把书写的言词毁尽;而要把建筑的言词毁掉,那就得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尘世革命。野蛮人确曾践踏过古罗马竞技场,也许古埃及金字塔也经历过挪亚时代大洪水的泛滥哩。

    ①菲狄亚斯(公元前490—公元前431),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大师。

    到了十五世纪,一切皆变了。

    人类思想发现了一种可以永存的方法,它比建筑不但更坚固耐久,而且还更简便易行。建筑艺术遂失去了其宝座。奥尔甫斯的石头文字随即将被古腾堡的铅印文字所取代。

    书籍将毁灭建筑。

    印刷术的发明,堪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件。那是革命母机,是人类表达方式的全面更新,是人类思想抛弃一种形式而采用另一种形式的转换,是自从亚当以来代表着智慧、具有象征性的那条蛇①最后一次完全彻底的蜕变。

    在印刷形式下,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磨灭;它是飞翔的,逮也逮不住,毁也毁不了。它和空气混合在一起。

    在建筑艺术统治时代,思想化成大山,气势雄伟地控制一个世纪,镇住一方地域。如今,思想变成一群鸟儿,四处飞散,既占据整个空间,又占领全部地面。

    ①典故出自《旧约·创世纪》,蛇引诱夏娃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说吃了果子能给人智慧。

    我们不妨重复一遍,这样一来,思想就益发不可磨灭了,对此有谁还看不清楚呢?它从原先的坚实牢固,变成现在的朝气蓬勃,从有期变成不朽。一个庞大建筑物尽可夷平,但那无所不在的思想,却如何根除呢?纵然来一次大洪水,大山会早被滚滚洪涛吞没了,那成群鸟儿却将依然凌空飞翔;而且,只要有一叶方舟在洪水上漂浮,群鸟便会飞来停下,同方舟一道漂流,一道观看洪水退去。从这场混乱中出现的新世界,一醒来便将看见那被淹没的世界的思想,长着翅膀,生气勃勃,在新世界的上空翱翔。

    只要人们一看到这种表达方式不但最易保存,而且还最简单、最方便、最易于大家所实行;只要人们一想到这种表达方式无须拖带一个粗大的铺盖卷,无须搬动一大堆笨重的工具;只要人们把下述两个事实比较一下:思想为了变成建筑物,不得不动用其他四、五种艺术、一吨吨的黄金、整座大山似的石料、整座森林般的木材、一整群一整群的工人,而思想化为书,只需少量的纸张、少许的墨水、一支鹅毛笔;那么,人类智慧舍弃建筑艺术而拥护印刷术,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要是在河床水位下挖一条渠道,突然把河流的原来河床截断,河流定将舍弃原来的河床而改道。

    由此可见,自从发明了印刷术,建筑艺术便逐渐干枯、衰微和败落了。人们多么强烈地感觉到,江河日下,元气丧失,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思想都离开建筑艺术而去了!这种冷落在十五世纪还几乎觉察不出来,那时印刷机还过于幼弱,最多只从强大的建筑艺术悄悄汲取一点过剩的生命力而已。可是从十六世纪起,建筑艺术的病症便显而易见,基本上已不能再表达社会思潮了,怪可怜见地成为古典艺术,从高卢风格、欧洲风格、本地风格蜕变成希腊和罗马风格,从真实和现代的风格成为假冒的古代风格。正是这种没落,却被称为文艺复兴。话说回来,这种没落倒也不失其壮丽,因为古老哥特风格的精灵,这轮沉落在美因兹巨大印刷机背后的夕阳,却有时以其余晖,仍然照射着那拉丁式拱廊和考林辛式柱廊互相混杂的整堆建筑物。

    这明明是夕阳残照,我们却当做黎明的曙光。

    而且,自从建筑艺术只是普普通通像其他任何艺术,自从它不再是包罗万象的艺术、至高无尚的艺术、独霸天下的艺术,它便没有力量再阻拦其他艺术了。于是其他艺术纷纷得到解放,粉碎建筑师的枷锁,各奔一方。每种艺术都在这分离中得到益处。各自分离,整体也就壮大了。雕刻变成了雕塑艺术,彩画变成了绘画艺术,卡农①变成了音乐。这好比一个帝国在其亚历山大死后分崩离析,每个省份各立为王国。

    于是出现了拉斐尔·米凯朗琪罗、让·古戎②、帕列斯特里纳③这些在灿烂十六世纪赫赫有名的艺术家。

    ①让·古戎(1510—约1566),法国雕刻家、画师和建筑师。

    ②指早期复调的宗教乐曲,后演变为西洋音乐。

    ③帕列斯特里纳(约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

    在艺术解放的同时,思想也四处获得解放。中世纪的异端先辈们早把天主教打开了巨大的缺口,十六世纪把宗教的一统天下粉碎了。印刷术出现之前,宗教改革无非是教派的分裂,有了印刷术,宗教改革却成了一场革命。若没有印刷机,异端邪说就会软弱无力。不论是注定也罢,天意也罢,反正古腾堡是路德①的先驱。

    然而,中世纪的太阳已经完全沉落,哥特艺术的精灵已在艺术的天际殒灭,这时候,建筑艺术遂日益暗淡褪色,逐渐消失了。印刷的书籍——建筑物的蛀虫——,便吮吸其血液,啃蛀其骨肉。建筑艺术随之像树木一样,树皮剥落,树叶纷坠,明显地干瘪下去,成了庸俗,贫乏,毫无价值。它再也不能表达什么,甚至连表示对一个时代艺术的回忆都不可能了。人类思想抛弃了它,其他各门艺术也就把它摒弃了,它沦落到孤家寡人的境地,由于没有艺术家问津,只得求助于工匠。于是,普通的白玻璃代替了教堂窗户上的彩绘玻璃,石匠接替了雕塑家。什么活力啦,特色啦,生命力啦,智慧啦,统统丧失殆尽了。建筑艺术成为可怜巴巴的工场乞丐,专靠模仿抄袭,赖以苟延残喘。早在十六世纪,米凯朗琪罗大概就感到建筑艺术正在衰亡,最后灵机一动,孤注一掷,这位艺术巨人把万神祠堆砌在巴特农神庙上面,建造了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这座教堂堪称至今仍是举世无双的伟大作品,是建筑艺术史上最后的独创,是一位艺术泰斗在那本行将合上的宏伟石头史册下端留下的签名。米凯朗琪罗去世后,建筑艺术在幽灵和阴影状态中苟延残喘,悲惨不堪,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它就照搬圣彼得教堂,原封不动加以抄袭,不伦不类加以模仿。这成了一种怪癖,真是怪可悲的。这样一来,每个世纪各有其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十七世纪有圣恩谷教堂,十八世纪有圣日芮维埃芙教堂。每个国家也各有其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伦敦有伦敦的,彼得堡有彼得堡的,巴黎有巴黎的两三座。这是一种衰老的伟大艺术临终前返回童年时代的最后谵语,毫无意义的遗言。

    ①即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巴黎圣母院(二)第五卷 这个将毁灭那个(8)

    诸如刚才提到的这些特点鲜明的古老建筑物,我们姑且不谈,只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艺术概貌稍加考察,便会发觉同样衰颓和败落的现象。自从弗朗索瓦二世起,建筑物的艺术形式便逐渐消失了,崛起的是几何形式,那样子真像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病人的骨架。建筑艺术的优美线条,让位给几何图形那种冷漠无情的线条。建筑物不再成为一座建筑物,而是一个多面体。不过,为了掩饰这种赤身裸体的丑态,建筑艺术倒也煞费苦心。不妨看一看,罗马式的三角楣当中镶嵌着那希腊式的三角楣,或者相互错杂。千篇一律老是万神祠混和着巴特农神庙,老是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式样。不妨再看一看亨利四世时代那种边角用石头砌成的砖房、王宫广场、太子广场。再看一后路易十三时代的那些教堂,胖嘟嘟,矮墩墩,扁塌塌,蜷缩一团,还加上一大圆顶,活像一个驼背一样。再瞧一瞧那马扎兰①式的建筑艺术,那座四邦大学②真是意大利式的劣制品。瞧一瞧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些宫殿,堪称朝臣们的长排营房,死板,阴森、令人生厌。最后,还再瞧一下路易十五时代的宫殿,饰满菊苣花形和通心粉似的细条纹,古老的建筑艺术本来已是风烛残年,缺牙豁口,却要打扮得花里花俏,加上那般疣子和霉菌,结果反而面目皆非了。从弗朗索瓦二世到路易十五,建筑艺术的病症正以几何级数剧增,艺术只成了裹在骨头上的一层皮而已,悲惨地奄奄一息了。

    ①马扎兰(1602—1661),意大利人,红衣主教,曾被路易十三任为首相。

    ②四邦大学指索邦大学,即巴黎大学的前身。

    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景况又如何呢?全部离开建筑艺术的生命力,都来归附于印刷术。随着建筑艺术每况愈下,印刷术扩展壮大了。人类思想本来花费在建筑上面的大批力量,从此全用于书籍。于是从十六世纪起,在建筑艺术败落的同时而壮大起来的印刷术,便与它进行角逐,并把它置于死地。

    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的天下已定,大功告成,坐稳了江山,可以欢天喜地,向世界宣告一个伟大文艺世纪的到来。到了十八世纪,在路易十四宫廷里长期得到休养的印刷术,重新操起路德的古剑,武装了伏尔泰,气势汹汹地猛冲过去,向古老的欧洲发起进攻,其实,印刷术早已把欧洲的建筑表现方式消灭了。到了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印刷术已摧毁了一切。直到十九世纪,重建才开始了。

    然而,我们不妨现在要问一下,三个世纪以来,这两种艺术中到底是哪一种真正代表了人类思想呢?是哪一种把人类思想表达出来呢?是哪一种不但表现了人类思想对文学和经院哲学的种种癖好,而且还表现了其广阔、深刻和普遍的运动规律呢?是哪一种既不间断又不留空隙、时时刻刻与人类这行走着的千足怪物相迭合呢?究竟是建筑艺术还是印刷术?

    当然是印刷术。可别搞错了,建筑艺术已经死了,永不复返地死了,它是被印刷的书消灭的,是因为它不能那么耐久而被消灭的,也是因为它过于昂贵而被消灭的。任何大教堂,造价就达十亿之巨。请设想一下,需要多少投资,方能重写建筑艺术这部书,方能重新在大地上星罗棋布地盖起千万座建筑,方能重返昔日的鼎盛时代,那时宏伟的建筑物成群,正如一个目击者所云,“仿佛这个世界晃动着身子,扔掉了旧装,穿上一身教会的白衣裳。”①(格拉贝·拉杜尔菲斯)一本书一下子就印好了,所费无几,而且还可以远为流传!人类的全部思想,如同水往低处流,都沿着这斜坡倾注,那又何足为怪呢?这并不是说建筑艺术再也不会在某个地方造起一座美丽的宏传建筑,一件单独的杰作。在印刷术统治下,确实还有可能不时看到一根圆柱②,我想那是由全军用缴获的大炮熔铸而成的,就像在建筑艺术统治时期的《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摩诃婆罗多》③和《尼伯龙根之歌》④一样,都由全体民众对许多行吟史诗加以兼收并蓄和融合而成的。二十世纪突然出现一位天才建筑家是可能的,正如十三世纪突然出现但丁一样。不过到了那时,建筑艺术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支配的艺术了。人类的伟大诗篇,伟大建筑,伟大作品,不必再通过建筑形式去修建,而是利用印刷就可以了。

    ①原著在这里附有这句引语的拉丁文原文,因内容同一,故略。

    ②指拿破仑铸造的旺多姆铜柱。

    ③《摩诃婆罗多》,古印度的叙事长诗,计十九卷,共十二万章。

    ④《尼伯龙根之歌》,日耳曼史诗,大约形成于十二世纪,长达九千多诗句。

    从此以后,建筑艺术或许可能再复兴,但再也不可能以它为主了。它将接受文学规律的支配,就像文学过去接受建筑艺术规律的支配那样。这两种艺术的各自地位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建筑艺术的统治时代,伟大诗篇固然寥若晨星,却有如雄伟的建筑,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印度的毗耶娑①冗长繁杂,风格奇异,难以识透,宛如一座巨塔一般,埃及东部的诗歌,好比建筑物一样,线条雄伟又稳重;古希腊的诗歌,瑰丽,安谧,平稳。基督教欧洲的诗歌,具有天主教的威严,民众的朴实,一个复兴时代的那种丰富多采和欣欣向荣。《圣经》好似金字塔,《伊利亚德》好似巴特农神庙,荷马好似菲狄亚斯。十三世纪,但丁是最后一座罗曼式教堂;十六世纪,莎士比亚是最后一座哥特式大教堂。

    至此为止,我们所说的必定是挂一漏万,有失偏颇,但概括起来,人类有两种书籍,两种纪事,两种约典,即营造术和印刷术,也就是石写的圣经和纸写的圣经。这两部圣经在各个时代都是大大敞开着的,今天我们凝视它们,不免会缅怀花岗岩字体那种显而易见的壮丽,缅怀那用柱廊、塔门、方尖碑写成的巨大字母,缅怀那遍布世界的一座座人类筑成的高山,缅怀从金字塔直到钟楼、从凯奥甫斯②直到斯特拉斯堡那悠悠岁月。应当重温一下那写在大理石书页上的往昔历史,应当不断赞赏和翻阅建筑艺术这部巨著,不过,可别否认由继起的印刷术所筑成的这座建筑物之伟大。

    ①毗耶娑,印度传说中的圣人,诗人,曾译为广博仙人。相传《吠陀》是由他编成的。

    ②凯奥甫斯,公元前二千六百五十年埃及国王,建造了最大的金字塔。

    这座建筑物庞大无比。不知是哪位自命不凡的统计员曾经计算过,要是把古腾堡以来所印出来的全部书籍,一本一本地摞起来,可以从地球一直堆到月球上去。不过,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种伟大。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千方百计想对迄今为止的印刷全貌有个总的印象,这全貌难道不像一座竖立在全球上的广大无边的建筑吗?人类至今仍不懈地从事这一建筑,它那硕大无朋的头部还隐没在未来的茫茫的云雾里哩。这是智慧的蚁巢;这是想象力的蜂窝,人类各种想象力宛如金色的蜜蜂,带着花蜜纷纷飞来了。这座建筑有千百层,到处可以看到其内部纵横交错、十分巧妙的暗穴,个个都朝向楼梯栏杆。表层上,蔓藤花纹、圆花窗和花边装饰,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作品,看起来似乎是那么随心所欲,那么形单影只,其实各有其位置,各有其特点。整体是和谐的。从莎士比亚的大教堂直到拜伦的清真寺,成千上万小钟楼杂沓纷陈,充塞着这座一切思想结晶的大都市。在其底层,从前建筑艺术未曾记录过的人类某些古老篇名,也被添写上了。入口的左边,刻着荷马白大理石的古老浮雕,右边刻着昂起七个头的多种文字写的《圣经》。再过去是罗芒斯罗那七头蛇,以及其他一些混杂的怪物,诸如《吠陀》和《尼伯龙根之歌》。而且,这座奇妙的建筑物始终并没有竣工。

    印刷机这一庞大的机器,不停地汲取社会的智液,不断为这座建筑吐出新的材料。全人类都在手脚架上忙碌着,有才智的人个个都是泥水匠,最低微的人也堵洞的堵洞,垒石的垒石。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①也背来他那一筐灰泥。天天都有新的一层砖石砌高起来。除了每个作家个人解囊独特投资外,还有集体的贡献。十八世纪贡献了《百科全书》,大革命贡献了《导报》。诚然,那也是一项与日俱增、永无止境地螺旋式往上堆积的工程;也是各种语言的混合,永不停息的活动,持续不懈的劳作,全人类的通力合作,保障智慧可以对付再次大洪水的泛滥和对付蛮族入侵的避难所。这是人类第二座通天的巴别塔。

    ①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即尼古拉·雷斯蒂夫(1734—1806),法国作家,其作品如《堕落的农民或是城市的危险》(1775)、《我父亲的一生》(1779)、《特殊念头》1794—1797)曾名噪一时。

    巴黎圣母院(三)第六卷 一滴水,一滴泪(1)

    一古时司法公正一瞥

    公元一四八二年,贵人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真是官运亨通,身兼骑士、贝纳领地的领主、芒什省伊弗里和圣安德里两地的男爵、国王的参事和侍从、巴黎的司法长官。其实,约在十年前,在一四六五年即彗星①出现的那一年十一月七日,他就奉谕担任了司法长官这一美差了。这差使之所以名扬遐迩,与其说是官职,倒不如说是所赐的领地。若阿纳·勒姆纳斯就说过,这一官职不仅在治安方面权力不小,而且兼有许多司法特权②一个宫内侍从得到王上的委派,而且委派的诏书却远在路易十一的私生女与波旁的私生子殿下联姻的时期,这在一四八二年可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接替雅克·德·维利埃为巴黎司法长官的同一天,让·多维老爷接替埃利·德·托雷特老爷为大理寺正卿;让·儒弗内尔·德·于尔森取代皮埃多尔·德·莫维利埃,继任法兰西掌玺大臣;雷尼奥·德尔芒取代皮埃尔·毕伊,继任王宫普通案件的审查主管,叫毕伊懊恼万分。

    ①“这颗彗星出现时,博尔吉亚的叔父、教皇卡利克斯特曾下令民众祈祷;它就是一八三五年重新出现的那颗慧星。”——雨果原注

    博尔吉亚是罗马的望族,出过两个教皇,即卡利克斯特三世(1378—1458)和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译者注

    ②原文为拉丁文。

    然而,自从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担任巴黎司法长官以来,正卿、掌玺大臣、主管不知更迭了多少人呵!但给他的诏书上写着赐予连任,他当然一直保持着其职位。他拼命抓住这职位不放,同它化为一体,合而为一,以至于竟能逃脱了路易十一疯狂撤换朝臣的厄运。这位国王猜疑成性,爱耍弄人,却又十分勤奋,热衷于通过频繁的委任和撤换来保持其权力的弹性。此外,这位勇敢的骑士还为其子已经求得承袭他职位的封荫,其子雅克·德·埃斯杜特维尔贵人作为骑士侍从,两年前业已列在其父名字的旁边。写在巴黎司法衙门俸禄簿之首了。当然啦,这真是少有的隆恩!确实,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是个好士兵,曾经忠心耿耿,高举三角旗①反对过公益同盟,曾于一四××年王后莅临巴黎的那一天,献给她一只奇妙无比的蜜饯雄鹿。还有,他同宫廷的御马总监特里斯唐·莱尔米特老爷的交情很好。因此罗贝尔老爷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心,非常快活。首先,他有十分丰厚的官俸,还额外加上司法衙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书记室的收入,就好象其葡萄园里挂满一串串葡萄,附的附,垂的垂;

    ①即插在骑士长矛上端的旗子,上面标有骑士的封号。

    还有小堡的昂巴法庭民事和刑事诉讼案的收入,还不算芒特桥和科尔贝伊桥其种小额过桥税,以及巴黎的柴禾捆扎税、食盐过秤税。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乐趣,那就是带着马队在城里巡视时,夹杂在那群穿着半红半褐色的助理法官和区警官们中间,炫耀他那身漂亮战袍的乐趣,这战袍雕刻在诺曼底地区瓦尔蒙修道院他的坟墓上,至今仍可以见到,他那顶布满花饰的头盔,在蒙列里也还可以见到。再则,他大权在握,可以称王称霸,手下掌管十二名捕头,小堡的一名门卫兼警戒,小堡法庭的两名办案助理,巴黎十六个地区的十六名公安委员,小堡的狱吏,四名有采邑的执达吏,一百二十名骑马捕快,一百二十名执仗捕快,巡夜骑士及其巡逻队、巡逻分队、巡逻检查队和巡逻后卫队,所有这一切难道算不了什么吗?他行使高级司法权和初级司法权,施行碾刑、绞刑和拖刑的权力,姑且不谈宪章上所规定的给予对巴黎子爵领地、包括无尚荣光地及其所属七个典吏封邑的初审司法权①,难道这也算不了什么吗?①原文为拉丁文。像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老爷每天坐在大堡里那座菲利浦—奥古斯特式宽阔而扁平的圆拱下,做出种种判决,难道能想象得出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吗?他的妻子昂布鲁瓦丝·德·洛蕾夫人名下拥有一座别致的宅第,座落在加利利街王宫的附近,罗贝尔老爷白天忙于把某个可怜虫打发到“剥皮场街那间小笼子”里去过夜,每晚习惯到那座别致的宅第去消除一天的劳顿,难道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吗?那种小笼子是“巴黎的司法官和助理法官们都愿意做为牢房用的,只有十一尺长,七尺四寸宽,十一尺高。”①

    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老爷不仅拥有巴黎司法官和子爵的特别审判权,而且还使出浑身解数,插手国王的最高判决。没有一个略居高位的人,不是先经过他的手才交给刽子手斩首的。到圣安东的巴士底监狱去把德·纳穆尔公爵大人带到菜市场断头台的是他,把德·圣皮尔元帅大人带到河滩断头台的还是他;这位元帅被押赴刑场时满腹愤恨,大喊大叫,这叫同法官大人眉开眼笑,乐不可支,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位提督大人。

    ①“见一三八三年地籍册”。——雨果原注。这里的尺为法国古尺,长度为三二五毫米。——译者注

    诚然,要论荣华富贵,要论名留青史,有朝一日能在那部有趣的巴黎司法官史册上占有显赫的一页,上面所述的这一切已绰绰有余了。从那部史册上可以得知,乌达尔·德·维尔内夫只在屠宰场街有一座府第,吉约姆·德·昂加斯特才购置大小萨瓦府第,吉约姆·蒂布把他在克洛潘街所有的房屋赠送给圣日芮维埃芙教堂的修女们,于格·奥布里奥才住在豪猪街大厦,以及其他一些家事记载。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理由可以安安稳稳、高高兴兴过日子,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老爷一四八二年一月七日清晨醒来,却闷闷不乐,心情坏透了。这种心情从何而来的呢?

    他自己要说也说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天色灰暗?是不是因为他那条蒙列里式旧皮条不合适,束得太紧,司法官发福的贵体感到难受?是不是因为他看见窗下有帮游民,紧身短上衣里没穿衬衫,帽子没有了顶,肩搭褡裢,腰挂酒瓶,四个一排从街上走过去,还敢嘲笑他?是不是因为隐约预感到未来的国君查理八世来年将从司法官薪俸中扣除三百七十利弗尔十六索尔八德尼埃?看官可以随意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倒倾向于认为,他之所以心情欠佳,就是因为他心情欠佳罢了。

    再说,这是节日的第二天,大家都感到厌倦的日子,尤其对于负责把节日给巴黎造成的全部垃圾——本意和引义的垃圾——清除干净的官吏来说更是如此,何况他还得赶去大堡开庭哩。话说回来,我们已经注意到,法官们通常在出庭的那一天,设法使自己心情不好,其目的是可以随时找个人,借国王、法律和正义的名义,痛痛快快地往他身上发泄怨气。

    可是,法庭没有等他就开庭了。他那班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特别诉讼的副长官们,照例替他干了起来。自从早上八点起,小堡的昂巴法庭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在一道坚实的橡木栅栏和一堵墙壁中间,挤压着几十个男女市民,个个心旷神怡,旁听司法长官大人的副手、小堡法庭预审法官弗洛里昂·巴伯迪安老爷对民事和刑事案件有点颠三倒四和随随便便的判决,这真是五花八门、叫人开心的一出好戏。

    审判厅狭小,低矮,拱顶。大厅深处摆着一张百合花饰的桌子,一张雕花的橡木高靠背椅,那是司法长官的尊座,当时空着。左侧是一只给预审法官弗洛里昂老爷坐的凳子。下边坐着书记官,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涂写着。对面是旁听的民众。门前和桌前站着司法衙门的许多捕快,个个穿着缀有白十字的紫毛绒的短披褂。市民接待室的两个捕快身穿半红半蓝的万圣节的短衣,站在大厅深处桌子后面一道紧闭的矮门前放哨。厚墙上只有一扇尖拱小窗,从窗上射进来一月的惨白光线,正照着两张古怪的面孔:一张是刻在拱顶石上作为悬饰的石头怪魔,另一张是坐在审判厅深处百合花上面的法官。

    这位小堡的预审法官弗洛里昂·巴伯迪安老爷高坐在司法长官的公案上,两侧摞着两叠卷宗,双肘撑着头,一只脚踏在纯棕色呢袍子的下摆上,脸孔缩在白羊羔皮衣领里,两道眉毛被衣领一衬托,好像显得格外分明,脸色通红,神态粗暴,眼睛巴拉巴拉直眨,一脸横肉,威风凛凛,两边腮帮直垂到颔下连在一起。说真的,你们不妨把这一切综合起来想象一下,便可知道这位法官的尊容了。

    可是,预审法官是个聋子。这对一个预审法官来说,只是轻微的缺陷罢了。弗洛里昂虽然耳聋,却照样终审判决,而且判得非常恰如其份。真的,当一个审判官,只要装做在听的样子就够了,而这位可敬的预审法官对公正审判这唯一的基本条件是最符合不过了,因为他的注意力是绝对不会受任何声音所干扰的。

    况且在听众席上有一个人,铁面无情,严密监视着预审法官的举止言行,他就是我们的朋友磨坊的约翰·弗罗洛,这个昨日的学子,这个行人,在巴黎肯定随时随地都能遇见他,只有在教授的讲台前面除外,不见其踪影。

    “喂!”他对身旁冷笑着的同伴罗班·普斯潘悄悄说道,就眼前的情景议论开了。“瞧,那是雅内敦·德·比松,新市场那个懒家伙的漂亮小妞!——活见鬼,这个老东西还判她的罪!这么说来,他不但没有耳朵,连眼睛也没有啦。她戴了两串珠子,就罚了她十五索尔四德尼埃!这有点太重吧。法律严酷的条款①。那个是谁?是铠甲匠罗班·谢夫—德—维尔!——就因为他满师而成了这一行的师傅吗?——那可是他付的入场费呗。——嘿!那些坏蛋当中还有两位贵族哩!艾格莱·德·苏安,于丁·德·马伊。两个骑士侍从,基督的身子呀②!①②原文为拉丁文。啊!他们是因为赌骰子来着。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看见我们的学董受审呢?看见他被罚一百巴黎利弗尔送给国王才好哩!作为一个聋子——巴伯迪安真是聋得可以——这种巴伯迪安式的聋子可是稳扎稳打呐!——我真想成了我当副主教的哥哥,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去赌博,白天也赌,夜里也赌,活着赌,死也赌,连衬衣都输光了,就拿我的灵魂做赌注!——圣母啊!这么多姑娘!一个接一个,可爱的小妞们!那是昂布鲁瓦丝·莱居埃尔!那是芳名叫佩依芮特的伊莎博!那是贝拉德·吉罗宁!上帝可作证,她们个个我全认识!罚款!罚款!这下可好,谁教你们扎着镀金的腰带呢!十个巴黎索尔!骚娘们!——唉!这个老丑八怪法官,又聋又蠢!唉!弗洛里昂这笨蛋!唉!巴伯迪安这蠢货!瞧他俨然在宴席上!吃着诉讼人的肉,吃着官司案件,吃着,嚼着,吃得肚胀,撑得肠满。什么罚金啦,无主物没收啦,捐税啦,贡钱啦,薪俸啦,损害赔偿啦,拷问费啦,牢房费啦,监狱看守费啦,镣铐费啦,不一而足,对他来说,这种种榨取就像圣诞节的蛋糕和圣约翰节的小杏仁饼!瞧瞧他,这头猪!——哎哟,好呀!又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娘儿!那是芳名叫蒂波德的蒂波,分毫不差,正是她!——因为她从格拉提尼街出来!——那个少爷是谁?吉埃弗鲁瓦·马波纳,执大弩的精骑兵。他是因为咒骂上帝。——处以罚金,蒂波德!处以罚金,吉埃弗鲁瓦!两人统统被罚款!这个老聋子!他准把两个案子搞混了,十拿九稳,一定是罚那姑娘骂人,罚那精骑兵卖淫了!——注意,罗班·普斯潘!他们要带什么人来啦?瞧那么多捕快!丘必特啊!所有的猎犬都出动了,想必打到一只大猎物。一个野猪吧!——果然是一头野猪,罗班!真是野猪一头。——而且还是一头呱呱叫的哩!——赫拉克勒斯啊①!原来是我们昨天的君王,我们的狂人教皇,我们的那个敲钟人,那个独眼龙,那个驼子,那个丑八怪!竟是卡西莫多!……”

    一点不错。

    正是卡西莫多,被缚得紧紧的,扎得实实的,捆得牢牢的,绑得死死的,而且还严加看守。一队捕快把他团团围住,巡防骑士也亲自上阵。这位骑士披铠带甲,胸前绣有法兰西纹章,后背绣有巴黎的纹章。卡西莫多身上除了畸形外,则丝毫没有什么足以说明值得人家如此大动干戈的理由了。他脸色阴沉,默不作声,安安静静,唯有那只独眼不时稍微瞅一下身上的五花大绑,目光阴郁而愤怒。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他用同样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可是眼神那样暗淡无光,那样无精打采,女人们见了都对他指指点点,一个劲地笑开了。

    这时,预审法官弗洛里昂老爷仔细翻阅着由书记官递给他的对卡西莫多的控告状,而且匆匆过目之后,看上去聚精会神地沉思了一会儿。他每次审讯时,总要这样小心谨慎地准备一下,对被告人的姓名、身份和犯罪事实,都事先做到心中有数,甚至被告人会怎样回答,应当如何予以驳斥,也都事先设想好了,所以审讯时不论如何迂回曲折,最终总能脱身出来,而不会太露出他耳聋的破绽,对他说来,状纸就像盲人犬。万一有什么前言不对后语,或者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提问,从而暴露了其耳聋的残疾,有些人却把这些情况看成莫测高深,另有些人看成愚不可及。深奥也罢,愚蠢也罢,反正丝毫无损于司法官的体面,因为一个法官不管被看成莫测高深或者愚不可及,总比被认为是聋子要好得多。因此他老是小心翼翼地在众人面前掩饰其耳聋的毛病,而且通常瞒得天衣无缝,竟连他对自己也产生了错觉。其实,这比人们想象得要容易得多。驼子个个都爱昂头走路,结巴子个个都爱高谈阔论,聋子个个都爱低声说话。至于弗洛里昂呢,他顶多只认为自己的耳朵有一丁点儿背听而已。关于这一点,这还是他在扪心自问和开诚布公时向公众舆论所做的唯一让步哩。

    于是,他把卡西莫多的案子反复推敲之后,便把脑袋往后一仰,半闭起眼睛,装出一副更加威严、更加公正的样子,这样一来,此时此刻,他就完全又聋又瞎了。这是两个必备的条件,否则,他就成不了十全十美的法官啦。他就是摆出这副威严的姿态,开始审讯了。

    “姓名?”

    然而,这倒是一桩从未为“法律所预见”的情况:一个聋子将审讯另一个聋子。

    卡西莫多压根儿听不到在问他什么,照样盯着法官没有应声。法官由于耳聋,并且压根儿不知道被告也耳聋,便以为他像通常所有被告那样已经回答了问题,随即又照常刻板和笨拙地往下问:“很好。年龄?”

    卡西莫多依然没有回答。法官以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便继续问下去。

    “现在回答,你的身份?”

    依然默不作声。这时听众开始交头接耳,面面相觑。

    “行了,”泰然自若的预审法官以为被告已经答完了他的第三个问题,便接着说道:“你站在本庭面前,被指控:第一,深夜扰乱治安;第二,欲行侮辱一个疯女子的人身,犯有嫖娼罪①;第三,图谋不轨,对国王陛下的弓箭侍卫大逆不道。

    ①原文为拉丁文。

    上述各点,你必须一一说明清楚。——书记官,被告刚才的口供,你都记录在案了吗?”

    这个不伦不类的问题一提出来,从书记官到听众,哄堂大笑,这笑声是那么强烈,那么疯狂,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异口同声,连两个聋子也觉察到了。卡西莫多耸了耸驼背,轻蔑地转过头来,而弗洛里昂老爷,也同他一样感到惊讶,却以为是被告出言不逊,答了什么话儿才引起听众哄笑的,又看见他耸肩,认为他回嘴顶撞是明摆着啦,遂怒冲冲地斥责道:

    “坏家伙,你回答什么来的,凭你这一回答就该判绞刑!你知道在对什么人讲话吗?”

    这种呵斥并不能制止全场爆发的笑闹声。大家反而觉得这一呵斥荒唐之极,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连市民接待室的捕头们也狂笑了起来,本来这种人可以说是扑克牌的黑桃丁钩,呆头呆脑那副蠢相是他们身上的共同本色。唯有卡西莫多独自很庄重,因为周围发生的事儿,他压根儿一无所知。法官大人越来越恼火,认为应该用同样的腔调继续审问,巴望通过这一招来刹一刹被告的气焰,迫使他慑服,并反过来影响听众,迫使听众恢复对公堂的敬重。

    “那么就是说,你明明是恶棍和盗贼,却竟敢对本庭不恭,藐视小堡的预审法官,藐视巴黎民众治安的副司法长官,他负责追究重罪、轻罪和不端行为,监督各行各业,取缔垄断,维护道路,禁止倒卖家禽和野禽,管理木柴和各种木材的称量,清除城里的污垢和空气中的传染病毒,总而言之,孜孜不倦地从事公益事业,既无报酬,也不指望有薪俸!我叫弗洛里昂·巴伯迪安,司法长官大人的直接帮办,另外又是巡察专员、调查专员、监督专员、考察专员、在司法公署、裁判所、拘留所和初审法庭等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权力,你可知晓!……”

    聋子对聋子说话,哪能有个完。若不是大堂深处那道矮门突然打开了,司法长官本人走了进来,那么弗洛里昂老爷已经这样打开了话匣,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天才知道要说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停住。

    看见他进来,弗洛里昂老爷并没有突然住口,而是半侧过身去,把刚才对卡西莫多盖头劈脑的训斥,猛然掉转话锋,对准司法长官,说道:“大人,在庭的被告公然严重藐视法庭,请大人严惩不贷。”

    话音一落,一屁股坐下,上气不接下气,擦了擦汗,汗珠从额头上一大滴一大滴往下淌,好像扑簌簌的眼泪,把摊在他面前的案卷都弄湿了。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大人皱了一下眉头,向卡西莫多做了一个手势,以示警告,手势专横武断,用意十分明显,那个聋子这才多少有点明白了。

    司法长官声色俱厉,向他发话:“你倒底干了什么勾当才在这里的,狂徒?”

    可怜的家伙以为司法长官是问他的姓名,便打破一直保持着的沉默,用嘶哑的喉音应道:“卡西莫多。”

    这一回答与提问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又引起哄堂大笑,把罗贝尔大人气得满脸通红,喊道:“你连我也敢嘲弄吗,十恶不赦的恶棍?”

    “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再回话,以为该向法官说明他是什么人。

    “敲钟人!”司法长官接着说道。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一早醒来就心情坏诱了,动辄可以使他火冒三丈,岂用得着这样离奇古怪的应答呢!“敲钟的!我要叫人把你拉去巴黎街头示众,用鞭子抽打,把你脊肩当钟敲。听见了没有,恶棍?”

    “您想要知道我多大了,我想,到今年圣马丁节就满二十岁了。”卡西莫多说道。

    这下子,真是岂有此理,司法长官再也受不了了。

    “啊!坏蛋,你竟敢嘲弄本堂!执仗的众捕快们,快给我把这家伙拉到河滩广场的耻辱柱去,给我狠狠鞭打,在轮盘上旋转他一个钟头。这笔账非跟他清算不可!本官命令四名法庭指定的号手,把本判决告谕巴黎子爵采邑的七个领地。”

    书记官随即迅速草拟判决公告。

    “上帝肚皮呵!瞧这判得有多公正呀!”磨坊的约翰·弗罗洛这小个儿学子在角落里嚷叫了起来。司法长官回过头来,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又直勾勾盯着卡西莫多,说道:“我相信这坏家伙说了上帝肚皮!书记官,再写上因亵渎圣灵罚款十二巴黎德尼埃,其中一半捐赠圣厄斯塔舍教堂,以资修缮,我就是特别虔敬圣厄斯塔舍。”

    不一会功夫,判决书拟好了。内容简单扼要。那时,巴黎子爵司法衙门的例行判决书,还没有经过庭长蒂博·巴伊耶和王上的律师罗歇·巴尔纳的加工润饰,还没有受到十六世纪初期这两个法学家在判决书中那种俨如密林般文体的影响,满纸充塞诡辩遁辞和繁琐程序。一切都是明确,简便,直截了当。人们从中可以径直走向目的地,每条小道见不到荆丛和弯曲,一眼便可以望见尽头是轮盘呢,还是绞刑架,或者是耻辱柱。总之,人们起码知道自己向何处去。

    书记官把判决书递给司法长官。司法长官盖了大印,随即走出去继续巡视其他法庭,当时的心态想必恨不得就在那一天把巴黎的所有监牢都关满人。约翰·弗罗洛和罗班·普斯潘暗暗发笑。卡西莫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神情冷漠而又诧异。

    正当弗洛里昂·巴伯迪安老爷宣读判决书准备签字的时候,书记官突然对被判罪的那个可怜虫动了恻隐之心,希望能替他减点刑,便尽可能凑近预审法官的耳边,指着卡西莫多对他说:“这个人是聋子。”

    他本来希望,这种共同的残疾会唤起弗洛里昂老爷的关心,对那个犯人开恩,然而,我们前面已经注意到,首先,弗洛里昂老爷并不愿意人家发觉他耳聋;其次,他的耳朵实在太不中用了,书记官对他说的话儿,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听清,而他却偏要装出听见的样子,于是应道:“啊!啊!那就不同了。我原来还不知道此事哩。既是这样,那就示众增加一个小时。”

    随即在修改过的判决书上签了字。

    “活该!”罗班·普斯潘说道,他一直对卡西莫多怀恨在心。“这可以教训教训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侮人!”

    巴黎圣母院(三)第六卷 一滴水,一滴泪(2)

    二老鼠洞

    昨天为了跟踪爱斯梅拉达,我们同格兰古瓦一道离开了河滩广场,现在请看官允许我们再回过来谈一谈这个广场吧。

    此时是上午十点钟。广场上一切表明这是节后的翌日。石板地面上,满目是垃圾、绸带、破布、冠饰的羽毛、火炬的蜡滴,公众饕餮的残滓。如前所述,许多市民四处游荡,用脚踢着焰火的余烬,站在柱子阁前面心荡神移,回想昨日那些华丽的帏幔,至今犹余兴未尽,把悬挂帏幔的钉子也尽情观赏。卖苹果酒和草麦酒的商贩,滚动着酒桶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一些有事在身的行人来往匆匆。店家站在店铺门前交谈,相互打招呼。大家七口八舌,谈论节日啦,使臣啦,科珀诺尔啦,狂人教皇啦,个个争先恐后,看谁能说得最详细,笑得最开心。就在这时候,耻辱柱的四边刚有四个骑马的捕快设岗,一下子把分散在广场上的一大部分民众吸引到他们周围来了。这些民众为了观看一次小小的施刑,只好活受罪,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里闷得慌。

    看官已经观赏了广场上各处正在上演的这幕热烈的闹剧,如果现在把视线移向河岸西边角上那座半哥特式半罗曼式的古老的罗朗塔楼,就会发现其正面拐角处有一本公用的祈祷书,装饰华丽,顶上有披檐可以挡雨,周围有道栅栏可以防盗,却可以让人伸手进去翻阅。这本祈祷书旁边有尖拱形的一个小窗洞,窗外有两根铁条交叉护住,窗口朝向广场;这是一间小屋子的唯一窗洞,空气和阳光就从这窗洞进到屋里面;这间斗室没有门,它是从塔楼底层的厚墙上开凿而成的。室内清幽,寂静,尤其外面恰好是全巴黎最拥挤、最喧闹的广场,这时游人云集,人声沸腾,因而室内的清幽显得益发深沉,寂静也更加死气沉沉了。

    将近三百年来,这间小屋在巴黎是名闻遐迩的。当初,罗朗塔楼的主人罗朗德夫人为了悼念在十字军征战中阵亡的父亲,在自家宅第的墙壁上叫人开凿了这间小屋,把自己幽禁在里面,永远闭门不出,后来索性把门也堵死了,不论严冬炎夏,只有那个窗洞一直开着。整座宅第,她仅仅留下这间小屋,其余的全献给穷人和上帝。这个悲痛欲绝的贵妇就在这提前准备好的坟墓里等死,等了整整二十年,日夜为父亲的亡灵祷告,睡时就倒在尘灰里,甚至连用块石头做枕头也不肯,终日穿着一身黑色粗布衣,只靠好心的过路人放在窗洞边沿上的面包和水度日。这样,她在施舍别人之后,也接受别人的施舍了。临终时,即在迁入另一座坟墓之际,她把原先的这个坟墓就永远留给了那些伤心的母亲、寡妇或女儿,因为她们会有许多悔恨要为别人或者自己祈求上帝宽恕,宁愿把自己活活埋葬在极度痛苦或严酷忏悔之中。她同时代的穷人用眼泪和感恩来哀悼她,但他们深为遗憾的是这位虔诚女子,由于没有靠山,没能被列为圣徒。他们当中那些有点叛经离道的人,希望天堂里办事会比罗马容易些,既然教宗不予恩准,便索性为亡人祈求上帝了。大多数人纪念罗朗德夫人只是把它看做是神圣的,把他的破旧衣裳当做圣物。巴黎城也为了纪念这位贵妇,特地在那间小屋的窗洞旁边,安放了一本公用的祈祷书,让过路的行人随时停下来,哪怕仅仅祈祷一下也好;让人们在祷告时想到给予布施,以便那些继罗朗德夫人之后隐居在这个洞穴的可怜隐修女,不至于完全因饥饿和被遗忘而死。

    中世纪的都市里,这类坟墓并不稀少。就在最熙来攘往的街道,最繁华喧闹的市场,甚至就在路中央,在马蹄下,在车轮下,时常可以发现那么一个地洞、一口井、一间堵死并围着栅栏的小屋,里面有个生灵日夜在祈祷,自愿在某种无休无止的悲叹之中,在某种莫大的悔罪之中度过一生。这种介乎房屋与坟墓、市区与墓地之间类似中间环节的可怕小屋,这个隔绝于人世、生如同死的活人,这盏在黑暗中耗尽最后一滴油的灯,这线摇曳在墓穴里的余生之光,这石匣里的呼吸声、说话声和无休无止的祷告声,这张永远朝向冥间的脸孔,这双已被另一个太阳照亮的眼睛,这对紧贴着墓壁的耳朵,这禁锢在躯壳中的灵魂,这禁锢在囚牢里的躯壳,这紧裹在躯壳与花岗岩双重压迫下的痛苦灵魂的呻吟,所有这一切离奇古怪的现象在今天可以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思考,然而在当时却丝毫也不为群众所觉察。那个时代,人们虔诚有余,却缺乏推理和洞察力,对于一件信教行为,是不会顾及这么多方面的。他们笼统看待事物,对牺牲大力颂扬,敬仰之至,必要时还奉为神圣,但对这牺牲所忍受的痛苦,却从不加分析,只是微不足道地表示一点怜悯罢了。他们不时送给悲惨的苦修者一点食物,从窗洞口看一看他是否还活着,从不过问其姓名,也不清楚他奄奄待毙已经多少年头了。要是陌生人问起这个地洞里逐渐腐烂的活骷髅的什么人,如果是男的,旁边的人便简单地应一声:“是个隐修士。”如果是女的,就应一声:“是个隐修女。”

    人们那时就是这样看待一切的,用不着什么玄学,用不着夸夸其谈,用不着放大镜,一切全凭肉眼观察。无论对于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显微镜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哩。

    况且,虽说人们对遁世隐修不足为奇,这类事例如前所述,在各个城市当中也确实司空见惯。巴黎这类专为祈祷上帝和进行忏悔的小屋子就相当多,几乎全有人居住。真的,教士们处心积虑,不让这类小屋子空着,要是空着,那就意味着信徒们的热情冷却了,所以一旦没有忏悔的人,便把麻风病人关进去。除了河滩广场那间小屋外,鹰山还有一间,圣婴公墓的墓穴里还有一间,另一间已搞不清在什么地方了,我想也许在克利雄府邸吧。还有好些在其他许多地方,由于其建筑已经湮没,只能从传说中找到其痕迹。大学城也有其隐修所,就在圣日芮维埃芙山上,住着中世纪一个像约伯①那样的人,每天在一道水槽深处的粪堆上唱着忏悔的七诗篇,唱完了又从头开始,夜间唱得更响亮②,就这样唱了整整三十年。时至今日,考古学家走进了能言井街,觉得还能听见他的歌声呢!

    我们这里单表罗朗塔楼的那间小屋,应当说它从来没有断过隐修女。罗朗德夫人死后,难得空过一两年。许多女人到这里来,哭父母的哭父母,哭情人的哭情人,哭自己过失的哭自己过失,一直哭到死为止。喜欢说俏皮话的巴黎人,什么都要插手,甚至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也要管,硬说在这些女人当中很少看到寡妇。

    按照当时的风尚,用拉丁文在墙上刻着一个题铭,向识字的过路人指明这间小屋的虔诚用途。在门的上方写着一句简短的格言来说明一座建筑物的用途,这种习俗一直延至十六世纪。因此,今天在法国,人们还可以看到在图维尔领主府邸的牢房小门上方写着肃穆等候③;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据《旧约全书·约伯记》记载,天降灾难给约伯,他苦行忏悔,终于得救。

    ③原文为拉丁文。

    在爱尔兰的福特斯居城堡大门上方的纹章下面,写着强大的盾牌,领袖的救星①;在英格兰,库倍伯爵好客的府宅的大门上方写着宾至如归②。

    这是因为在当时,任何一座建筑物都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罗朗塔楼那间砌死的小屋子没有门,所以在窗洞上方用罗曼粗大字母刻着两个词:

    你,祈祷。③

    老百姓看事物全凭见识,不会讲究那么多微妙之处,宁愿把路易大王④说成是圣德尼门,便把这个阴森潮湿的洞穴取名为老鼠洞。这个叫法虽不如前面那一个高雅,倒反而生动得多。

    巴黎圣母院(三)第六卷 一滴水,一滴泪(3)

    三一块玉米饼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罗朗塔楼的那间小室是住着人的。

    看官要是想知道是谁住在里面,那只要听一听三个正派的妇道人家的谈话就明白了。在我们把看官的注意力引到老鼠洞的时候,这三个妇道人家恰好沿着河岸,一起从小堡向河滩广场走过来。

    ①②③④原文为拉丁文。

    其中两个从衣着来看,是巴黎的殷实市民。柔软的雪白绉领,红蓝条纹相间的混纺粗呢裙子,腿部紧裹着羊毛编织的白袜子,脚踝处饰着彩绣,黑底方头的褐色皮鞋,特别是她们的帽子,就是香帕尼地区妇女至今还带的那种尖角帽,饰满绸带、花边和金属箔片,简直可以同俄国禁卫军的榴弹兵的帽子相匹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两个女子属于富裕的商妇阶层,其身份介于如今仆役们称之为太太和夫人之间。她们既没有戴金戒指,也没有戴金十字架,这很容易看出,那并非由于她们家境贫寒,而只是天真地害怕被罚款的缘故。另一个同伴的打扮也不差上下,只是在衣着和姿态方面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散发着外省公证人妻子的气息。从她把腰带高束在臀部之上的样子来看,她好久没到巴黎来了。除此之外,她的绉领是打褶的,鞋子上打着绸带结子,裙子的条纹是横的而不是直的,还有其他许多不伦不类的装束,叫高雅趣味的人大倒胃口。

    头两位向前走着,迈着巴黎女子带领外省妇女游览巴黎的那种特别步履。那个外省女子手拉着一个胖男孩,男孩手里拿着一大块饼。

    ①原文为拉丁文。

    我们很抱歉还得加上一笔:由于季节严寒,他竟把舌头当手帕使用了。

    这孩子硬是被拖着才走,正如维吉尔所说的,步子并不稳重①,老是绊跤,惹得他母亲大声嚷叫,事实上,他眼睛只盯着手里的饼,并不注意看路。大概由于某种的重大的原由,他才没有去咬那块饼,只是深情地把它看来看去。其实,这块饼本来应该由他母亲来拿的,却把胖娃娃变成了坦塔洛斯①,真有点残忍了。这时三位佳妇(因为“夫人”一词当时只用于贵妇)一起说开了。

    “快点走,马伊埃特大嫂。”三人中最年轻也是最胖的一个对外省来的那个女子说道。“我真怕我们去迟了,刚才听小堡的人说,马上就要把他带到耻辱柱去啦。”

    “唔!得了,乌达德·缪斯尼埃大嫂,瞧你说什么来的呀!”

    另个巴黎女子接着说。“他要在耻辱柱待两个钟头哩。我们来得及。亲爱的马伊埃特,你见过刑台示众吗?”

    “见过,在兰斯。”外省女子应道。

    “呵,得了!你们兰斯的耻辱刑柱那算什么玩艺儿?不过是一只蹩脚笼子,只用来惩罚一些乡下人罢了。那真是了不起呀!”

    “何止乡下人!”马伊埃特说道。“在呢绒市场!在兰斯!我们见过许多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他们弑父杀母呐!哪里只是乡下人!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啦,热尔维丝?”

    这外地女子为了家乡耻辱柱的名声,真的快要生气了,幸亏乌达德·缪斯尼埃大嫂识趣,及时掉转了话题。

    “对啦,马伊埃特大嫂,你认为那些弗朗德勒御使怎么样?兰斯也见过这么漂亮的御使吗?”

    “我承认,要看这样的弗朗德勒人,只有在巴黎呐。”马伊埃特应道。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得罪众神,被罚永受饥渴之苦。

    “御使团当中有个身材魁梧的使臣是卖袜子的,你看到了吗?”乌达德问道。

    “看到了。”马伊埃特答道。“他活像个萨图尔努斯①。”

    “还有那个大胖子,面孔像个光溜溜的大肚皮,也看见啦?”热尔维丝再问道。“还有那个矮个子,小眼睛,红眼皮,眼皮像缺刻的叶子,睫毛蓬乱,跟毛球似的?”

    “他们的马才好看哩,全按照他们国家的方式打扮的!”乌达德说道。

    “啊!亲爱的,”外省来的马伊埃特打断她的话,轮到她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要是你在六一年,即十八年前在兰斯举行加冕典礼时,亲眼看见那班王侯和王上随从的乘骑,那不知道你会有何感想呢!马鞍和马披,形形色色,有大马士革呢的,金丝细呢的,全镶有黑貂皮;也有天鹅绒的,镶着白鼬皮;还有的缀满金银制品,挂着粗大的金铃银铃!那要花费多少钱呀!骑在马上的年轻侍从,个个多么标致呀!”

    “就算是这样,”乌达德大嫂冷淡地反驳道,“还是弗朗德勒使臣的马来得漂亮,而且他们昨天到市政厅赴巴黎府尹大人的晚宴,酒肴才丰盛哩,有糖杏仁啦,肉桂酒啦,珍馐啦,以及其他种种山珍海味啦。”

    “说到哪里去啦,我的好邻居?”热尔维丝嚷道。“弗朗德勒使臣们是在小波旁宫红衣主教大人府用膳的。”

    “不对。在市政厅!”

    “不是。在小波旁宫!”

    ①古希腊神话中农林神,长着羊角和羊蹄。

    “明明是在市政厅,”乌达德尖刻地接着说,“还是斯古拉布尔大夫用拉丁文向他们致词的,把他们听得心里乐滋滋的。

    这是我丈夫——由法院指定的书商——亲自告诉我的。”

    “明明是在小波旁宫,”热尔维丝也激动地回敬道,“红衣主教大人的总管赠送他们的礼品有:十二瓶半升的肉桂滋补酒,有白的,淡红的,朱红的;二十四大盒里昂的蛋黄双层杏仁糕;二十四支大蜡烛,每支足有两磅重;六桶两百升的波纳葡萄酒,白的和淡红的,那是世上最好的美酒。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是从我丈夫那儿听来的,他是市民接待室的五什长,今天早上他还把弗朗德勒使臣同博雷特—约翰的使臣以及特雷比宗德皇帝的使臣做了一番比较,这些使臣是前朝时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黎来的,耳朵上都戴着耳环哩。”

    “他们确实是在市政厅用膳的,”乌达德听到这番炫耀的话有点按捺不住了,反驳道,“从没有人见过那样阔绰的酒肉和杏仁糕。”

    “我呀,还可以告诉你,他们是在小波旁府邸由城防捕头勒·塞克服侍用膳的,而你恰好在这一点上搞错了。”

    “在市政厅,错不了!”

    “在小波旁,亲爱的!准没错,还用幻灯照亮大门廊上希望那两个字哩。”

    “在市政厅!市政厅!准没错,于松·勒·瓦尔甚至还吹奏笛子来着呢。”

    “告诉你,不是!”

    “告诉你,就是!”

    “给我听着,不是!”

    肉墩墩的乌达德正要还口,眼看这场争吵就可能要变成动手互相揪头发了,正在这当儿,幸亏马伊埃特突然喊道:

    “你们快看呀,那边桥头上挤着那么多人!他们正在围观什么。”

    “真的呢,”热尔维丝说道,“我听见手鼓声哩。我看,准是爱斯梅拉达同她的小山羊在耍把戏啦。快,马伊埃特!放大脚步,攥着孩子快走。你到巴黎就是来看新奇玩艺儿的,昨日看过了弗朗德勒人,今天该瞧一瞧埃及女郎。”

    “埃及女郎!”马伊埃特一边说,一边猛然折回去攥住儿子的胳膊。“上帝保佑!她说不定会拐走我孩子的!——快来,厄斯塔舍!”

    话音一落,拔腿沿着河岸向河滩广场跑去,直到远远离开了那座桥。这时她拽着的孩子跌倒了,她这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乌达德和热尔维丝赶了上来。

    “那埃及女郎会偷你的孩子!你真是胡思乱想,离奇古怪。”热尔维丝说道。

    马伊埃特一听,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说来也奇怪,那个麻衣女对埃及女人也有同样的看法。”

    乌达德提醒了一句。

    “谁是麻衣女?”马伊埃特问道。

    “哦!就是古杜尔修女嘛。”乌达德应道。

    “古杜尔修女又是谁?”马伊埃特接着再问。

    “你真是地道的兰斯人,连这也不知道!”乌达德答道。

    “就是老鼠洞的那个隐修女呗!”

    “怎么!就是我们带这个饼去给她的那个可怜女人吗?”马伊埃特问道。

    乌达德点了点头。

    “正是。你等一下到了河滩广场,就可以从她小屋的窗洞口看到她。她对那班敲着手鼓给人算命的埃及浪人,看法跟你一样。她对吉普赛人和埃及人的这种恐惧心理,不知道因何而来的。可是你,马伊埃特,一听到吉普赛人和埃及人,就这样没命地逃跑,到底为什么?”

    “唉!”马伊埃特双手抱着儿子的圆脑袋瓜,说道。“我可不想遭到像那个叫花喜儿的帕盖特的那种遭遇。”

    “啊!那准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快讲给我们听听,我的好人儿马伊埃特。”热尔维丝边说边挽起她的手臂。

    “我倒是愿意,”马伊埃特应道,“不过,你真是地道的巴黎人,才会连这件事也不知道。那我就说给你听吧,可是用不着站在这里讲呀。帕盖特是个十八岁的俊俏姑娘,那时我也是,就是十八年前我也是,如今我却是个三十六岁的母亲,体态丰满,容光焕发,有丈夫,有儿子,要说帕盖特今天不像我这样,那全怪她自己,况且,打从十四岁起,她就悔之晚矣!其父亲叫居贝托,兰斯船上吟游诗人和乐师;查理七世加冕时,乘船沿着维尔河顺流而下,从西勒里驾临缪宗,贵妇人贞女①也在船上,那个在圣驾面前献过艺的就是居贝托。

    ①即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女英雄贞德(约1412—1431)。

    老父亲去世时,帕盖特还小得很,身边只有母亲了。她母亲有个哥哥,即马蒂厄·普拉东先生,是巴黎帕兰一加兰街一个黄铜器皿匠和锅匠,去年刚亡故。你们看,她出身挺不错的。可惜她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妇道人家,只教帕盖特做点针线活和小玩意儿,别的什么也没有教她,然而她还是长大了,依旧很穷。母女俩就住在兰斯沿河那条名为‘苦难街’上。

    请注意这一点,我相信那正是帕盖特不幸的根由。在六一年,即我们圣上路易十一愿上帝保佑——加冕的那一年,帕盖特长得又活泼又俊俏,真是百里挑一,到处都叫她花喜儿。可怜的姑娘!她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老是笑盈盈的,好露给人看。话说回来,爱笑的姑娘到头来就得哭鼻子,美丽的牙齿到头来就会糟蹋美丽的眼睛。花喜儿就是如此。她同母亲相依为命,度日艰难。自从乐师死后,家境一落千丈,完全败了,母女俩做一星期的针线活,所挣的钱超不过六德尼埃,还折合不到两个鹰里亚①。想当初,居贝埃老爹逢到一次仅有绝无的加冕典礼,唱一支歌便能挣到十二巴黎索尔,这种良机到哪里去找呢?有一年冬天,就是六一年那个冬天,母女俩连根柴火棒儿也没有,天气又非常寒冷,把花喜儿冻得脸色分外红艳,男人们嘴上都挂着她名字:帕盖特!有些人叫她帕盖丽特②!她就走上堕落了。——厄斯塔舍,看你还敢咬那个饼!——有一个礼拜天,她上教堂去,脖子上挂着饰有金十字架的项链,一看就明白她完了。才十四岁!你们瞧瞧这种事!头一个勾搭上的是住在兰斯三公里外的科蒙雷伊的年轻子爵。接着是御前侍骑亨利·德·特里昂古老爷。随后,就不那么露面了,是击剑侍卫希亚尔·德·博利翁;再后,每况愈下,是御膳的切肉侍仆格里·奥贝尔戎,太子殿下的理发师马塞·德·弗雷皮,外号‘修士’的厨子王泰弗南;最后,一个不如一个,岁数大的、地位低的也行,随便倒给了弦琴手吉约姆·拉辛,掌管路灯的蒂埃里·德·梅尔。可怜的花喜儿,于是成了众人的玩物。她这块金币的价值早已丧失,所值无几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两位大嫂?就在六一年王上加冕的那一年,她还给丐帮大王垫被呢!——不错,就是那一年!”说到这里,马伊埃特眼泪盈眶,叹息了一声,揩掉一滴泪水。

    ①法国古铜币名,一里亚相当于四分之一苏(铜钱)。

    ②意为雏菊。

    “这算不上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热尔维丝说,“我也看不出这一切与埃及人有什么相干,与孩子有什么相干。”

    “别急!”马伊埃特接着说下去。“说到孩子嘛,马上就会有一个的。——在六六年,到这个月圣保罗节已十六个年头了,帕盖特生了一个小女孩。不幸的女人!她高兴极了。她早就期盼生个孩子。她的母亲,那个只知道闭着眼睛装做一无所知的老实女人,已经死了。在这人世间,帕盖特再也没有什么人可爱的,也没有什么人爱她的了。自从开始堕落后五年间,花喜儿真是怪可怜见的,孑然一身,在这红尘中无依无靠,到处被人指指戳戳,被街上的人叫骂,被捕役殴打,被那些一身破旧的男娃嘲弄。接着,年到二十,而对于卖弄风情的娘儿来说,二十岁已经人老珠黄了。放荡营生越来越掉价,并不比从前卖针线活挣得多,每增添一条皱纹,便少了一个金埃居。冬天又变得很艰难了,炉子里又难得有木柴,食橱里又难得有面包了。什么活计再也干不了,因为纵欲,人也变懒了,而变懒也就越纵欲,她越陷越深,再不能自拔了。——圣雷米的本堂神父在解释为什么这类女人比其他穷苦女人在年老时更受饥寒的折磨,至少是这么说的。”

    “一点不错,”热尔维丝说道,“可是埃及人呢?”

    “等一下嘛,热尔维丝!”乌达德比较耐心听,说道。“要是一开头就和盘托出,那结尾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继续往下讲吧,马伊埃特,求求你啦。这个可怜的花喜儿!”

    马伊埃特接着往下讲。

    “她确实好不伤心,好不悲惨,终日用泪洗面,哭得两边腮帮都凹陷下去了。不过,由于蒙羞受辱,放荡形骸,遭人唾弃,不由萌发一种念头:假如这世上有某种东西或是某个人能让她爱,也能爱她,那么她就不会那样丢人现眼,不会那样恣意轻薄,也不会那样被人遗弃。这就必须是个孩子,因为唯有稚童才能那么天真无邪,对此毫不在意。——她好不容易才认识到这一点的。在此之前她曾经竭力爱过一个小偷,他也是唯一可能会要她的男人,可是过不了多久,她发现这个小偷也瞧不起她。——大凡痴情女子,总需要一个情郎一个孩子来填补她们的心灵,要不然就非常凄惨了。——既然不可能有个情郎,她便回心转意,一心想要有个孩子,而且她虔诚之心始终并未泯灭,便把想生个孩子的愿望不断祷告慈悲的上帝。诚之所至,慈悲的上帝怜悯了她,便赐给她一个女儿。她那快活的样子,就不必说了,又是眼泪,又是爱抚,又是亲吻,简直发疯了。亲自给孩子喂奶,把自己床上唯一的一条被子拿去做襁褓,而她却不再感到寒冷和饥饿了。她于是恢复了美貌,老姑娘成为年轻的母亲。奸情复起,又有人来找花喜儿了,她那货色重新有人光顾了。她把这些下流勾当挣来的钱,统统拿去给女儿买小衣衫、小软帽、围涎、花边衬衣、缎帽,却连想也没有想过给自己重买一条被子。——厄斯塔舍先生,叫你别吃那个饼,你是怎的!——小阿妮丝,就是那个女孩洗礼时的教名,因为花喜儿不再有什么姓了,说来一点不假,小阿妮丝穿绸着锦,打扮得比多菲内①的公主还更加花枝招展!尤其是她那双小鞋连国王路易十一肯定也没有这样的鞋子!那双小鞋,是当母亲的亲手缝做和刺绣的,精细,各种装饰之讲究,不亚于慈悲圣母身上的袍子。这双粉红小鞋,真是说要有多可爱就有多可爱!只有我大拇指这么长,若不是看见孩子的小脚丫脱掉鞋子露了出来,真难相信那双小脚能穿得进去。真的,那双小脚是多么小巧,多么漂亮,多么粉红呀!真赛过鞋面的粉红缎子!——乌达德,等你有了孩子,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些小手小脚更好看的了。”

    “我求之不得哩。”乌达德叹气说。“不过,得等安德里·缪斯尼埃先生乐意呀。”

    “而且,”马伊埃特接着说,“帕盖特的孩子不光是一双脚好看而已。我见到这孩子时她才四个月,那真是心肝宝贝!一双眼睛比嘴巴还大,一头秀发又柔软又乌黑,都已经卷曲了。等到她十六岁时,准是一个神气活现、肤色深褐的美人儿!她母亲一天比一天更加发疯似地爱她,抚摸她,亲吻她,咯吱她,给她洗澡,把她打扮得花里花俏,差点没把她吞吃下去!①法国东部的旧省名。她为女儿高兴得糊里糊涂,念念不忘上帝的恩德。尤其是女儿那双玫瑰色的漂亮小脚,真叫她无限惊讶,乐得发狂!老是把嘴唇贴在那双小脚上面,再也无法放开。忽而给她穿上小鞋,忽而又把它脱下,说不尽的赞赏,道不完的惊奇,看一整天也嫌看不够,满怀爱怜,试着在床上教她学步,心甘情愿一辈子跪着,替这双好似圣婴耶稣的小脚穿鞋脱鞋。”

    “这故事倒是挺动人挺好听的,可是哪有埃及人呢?”急性子的热尔维丝嘀咕道。

    “就有啦!”马伊埃特回了她一声。“有一天,兰斯来了一伙骑马的人,样子挺古怪。这是一帮叫化子和流浪汉,由他们的公爵和伯爵带领,浪迹天南地北。他们皮肤晒得发黑,头发卷曲,耳朵上挂着银耳环,女人比男人还要丑,脸更黑,头上什么也不戴,身上抱着一个丑恶的小鬼,肩上披着一块用麻线织的粗布旧披巾,头发扎成马尾巴形状。那些在她们腿上爬来爬去的孩子,连猴子见了都会吓跑的。这是一群被逐出教门的人,直接从下埃及经过波兰来到兰斯。据说,教皇听了他们忏悔之后,要他们在凡尘中连续漂泊七年,不许睡在床上,以示赎罪。所以他们称为‘悔罪者’,一身臭气。看样子他们原是萨拉森人①,因此信奉朱庇特,并有权向所有戴十字架和法冠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主持索取十图利弗尔,这是教皇一道训谕给他们这样规定的。他们是打着阿尔及尔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招牌来兰斯给人算命的。你们可以想见单凭这一点,便足以禁止他们进入兰斯城。于是,整队人马倒也乐意在布雷纳城门边安营,就住在至今还可以看见一座磨坊紧挨着从前石灰坑的那个土丘上。他们给人看手相,说得天花乱坠,真能够预言犹大会当上教皇呢。不过,种种有关的流言蜚语也传开了,说他们拐小孩,剪钱包,吃人肉。审慎的人劝那班傻瓜说:‘千万可别去!’但自己却悄悄跑去了。

    ①中世纪对阿拉伯和西班牙的穆斯林的称呼。

    那真是一种狂热。事实上,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情,会叫红衣主教吃惊的。那些埃及婆娘给孩子们看手相,根据异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相术征象,头头是道,说出万般奇迹来,做母亲的听了,无不为自己子女的富贵命而扬眉吐气,得意洋洋。这个孩子会当皇帝,那个会当教皇,另个会当将领。可怜的花喜儿,心头痒痒的,很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漂亮的小阿妮丝有一天会不会当上亚美尼亚女皇或别的什么的,便把女儿抱去见那伙埃及人。那些埃及女人一眼见到这个女娃,交口称赞,用手轻轻摸她,用污黑的嘴唇吻她,对她的小手惊叹不已。咳!真把花喜儿说得心里乐开了花!埃及娘们对这小女孩的美丽小脚和美丽小鞋更是赞不绝口。这孩子还不满一岁,已经叽哩咕噜学讲话了,像小傻瓜似地朝她母亲直笑。她胖乎乎,圆滚滚的,会做出许许多多天使般的可爱小动作来。可是,一见到那些埃及婆娘,吓得哇哇哭了起来。母亲更热烈地亲她,听到那班算命婆说小阿妮丝命中大贵,随即抱着她走开了。小阿妮丝将成为一个绝代佳人,一个贞操女子,一个王后。花喜儿回到了苦难街的阁楼上,觉得是抱着一个王后回来,说有多自豪就有多自豪。隔日,孩子在她床上睡觉——她一向同孩子睡在一起,她趁一会儿功夫,轻轻推开房门,让它半掩着,悄悄跑到干旱街去找一个女街坊,把她女儿阿妮丝将来有一天会由英王和埃塞俄比亚大公亲自服侍她用膳,以及其他种种惊人的事情,都搬给这女邻听。等她回到家,上楼时并没有听到孩子的哭闹声,心想:‘这可好!孩子还没有醒呢。’霍然间,发现房门大开,比她刚才离开时开大得多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走了进去,可怜的母亲,急忙跑到床上……孩子不见了,床上空空的。孩子一点踪影也没有,只见一只漂亮的小鞋掉在那里。她一下子冲出门外扑到楼下,用头撞墙,呼天唤地嚷道:‘我的孩子!谁看着我的孩子?谁抱走了我的孩子?’街上空空荡荡,她家的房子冷冷落落,没有一个人影能告诉她什么。她跑遍全城,找遍大街小巷,整天到处乱窜,疯了似的,神情恍惚,形容可怕,活像一头丢了小仔们发疯的野兽,到各家各户的门窗上乱嗅一气。她直喘粗气,头发散乱,样子挺吓人的,而且眼睛像冒着火,把眼泪都烧干了。见到行人,拦住嚷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漂亮的小女儿!谁把她还给我,我情愿做她的奴婢,做他的狗的奴婢,要是他愿意,吃我的心肝也行。’遇到了圣雷米教堂的神甫,对他说:‘神甫先生,我可以用手指头去刨地,不过你得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乌达德,这真叫人撕心裂肺,讼师蓬斯·拉卡布尔老爷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看见他也哭了。——‘啊!可怜的母亲!’晚上,她才回到家里来,就在她不在家时,有个女邻看见两个埃及婆娘抱着一包什么东西偷偷上楼去,随后重新把门关好,走下楼来,就匆匆溜走了。她俩走后,便听见帕蓝特房里好像有孩子的哭叫声。母亲回来一听,放声哈哈大笑,顿时像长了翅膀似地飞快奔上楼去,又好像炮弹轰然一响,破门而入……——乌达德,那可真是骇人听闻!呈现在她眼前的并不是她那娇小可爱的阿妮丝,不是仁慈的上帝恩赐给她的那个何等红润、何等鲜艳的心肝宝贝,而是一个活像小妖怪的丑八怪,跛脚,独眼,畸形,瞎嚷嚷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她吓得连忙捂住眼睛。她说:‘唉!会不会是巫婆把我的女儿变成了这样可怕的畜生了?’人们赶紧把那个小罗圈腿抱开,要不,非叫她发疯不可。

    这准是某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埃及女人生下的孽障,看样子四岁左右,说起话来不像人话,而只是一些无法听懂的词儿。花喜儿一头扑向那只小鞋,这是她先前一切所爱留下的一切了。她呆在那里许久许久,不开口,不喘气,大家以为她已经断气了。猛然间,她浑身直打哆嗦,疯狂地把那只圣物般的小鞋吻个遍,放声大哭起来,仿佛心都碎了。我敢说,要是换了我们,也会一样悲恸的。她连连喊道:‘咳!我的小女儿呀!我漂亮的小女儿呀!你在哪里?’叫人听了肝肠欲断。

    我现在一想起来还要哭哩。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那可是我们的骨肉呵。——我可怜的厄斯塔舍!你呀你,长得有多俊!你们不知道他有多乖巧呀!昨天他对我说:‘我呀,长大了要当近卫骑兵!’哦,我的宝贝厄斯塔舍呀!要是你丢了,叫我怎么活呀!——花喜儿猛然站起身来,随即在兰斯城奔跑,一边嚷叫:‘到埃及人营地去!到埃及人营地去!捕役们快去烧死那些巫婆!’然而埃及人已经走了,天也黑了,追赶他们是不可能的。第二天,在离兰斯八公里外的丐地和蒂鲁瓦之间的灌木丛里,发现了篝火的残迹、帕盖特孩子的几根绸带、点点血斑和若干山羊粪。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正是礼拜六之夜,可以确信无疑埃及人就在灌木丛里举行过巫魔会,同鬼王别西卜一道把那个小女孩生吞活吃了,现在回教徒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呐。花喜儿听到这些可怕的事情后并没有哭泣,只是动了动嘴唇像要说话,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隔天,她满头黑发顿时全花白了。再隔天,她失踪了。”

    “这确实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乌达德说道,“连勃艮第人听了也会落泪的。”

    “难怪你一听到埃及人就吓得要命!”热尔维丝插上一句。

    “你刚才带着你的儿子赶紧逃走,这样做很对,因为这伙埃及人也是从波兰来的。”乌达德接着又说。

    “不对。”热尔维丝说道。“听说是从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来的。”

    “卡塔卢尼亚?这有可能。”乌达德应道。“波兰,卡塔卢尼亚,瓦卢尼亚,我老是把这三个地方弄混的。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他们都是埃及人。”

    “而且,他们肯定都长着獠牙,吃起小孩来才行。”热尔维丝加油添醋地说道。“要是爱斯梅拉达也吃一点,一边却噘起小嘴装出一副轻蔑的样子,那我才不会感到意外的。她身边那只白山羊耍的把戏太鬼了,其中必有歪门邪道。”

    马伊埃特默默地走着。她沉浸在遐思之中,这种遐思有点像是某个悲惨故事的延续,并引起精神上的一阵阵震撼,直到触及心灵深处,它才会停止。这时,热尔维丝对她说:“花喜儿的下落怎么样,没人知道吗?”马伊埃特没有应声。热尔维丝摇着她的胳膊,喊着她的名字,又问了一遍,马伊埃特这才仿佛从沉思中惊醒。

    “花喜儿的下落吗?”她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好像刚听到这问题似的。接着,她尽力集中精神,注意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于是急速应道:“啊!无人知晓。”

    马伊埃特停顿了一下又说:

    “有人说看见她黄昏时从弗莱尚博门出了兰斯城,也有人说她是在天刚亮时从老巴泽门出城的。有个穷人在今天某市场的那块地里的石十字架上,找到了她挂在上面的那金十字架,就是六一年毁了她的那件金首饰,是她的第一个情郎、英俊的科蒙雷伊子爵送给她的礼物。帕盖特哪怕再穷,也从舍不得把它脱手,把它当命根子一样珍惜。因此一看见她把这金十字架也扔了,我们妇道人家都认为她已经自尽了。可是,旺特酒店的人说,曾在通往巴黎的那条石子路上,看见她赤着脚走过。不过,果真这样的话,那她就得从维尔门出城,但这看法并不一致。换种说法会明白些,我深信她确实是从维尔门出去的,不过也就从这个人世间出去的。”

    “不明白。”热尔维丝说道。

    “维尔,那是一条河呀。”马伊埃特带着忧伤的笑容应道。

    “可怜的花喜儿!”乌达德说,不由一阵颤抖。“投河死了!”

    “投河死了!”马伊埃特紧接着说道。“想当年,居贝托这个好老爹坐船顺流而下,唱着歌经过丹格桥下,有谁知道日后有一天,他亲爱的小帕盖特也从这桥下经过,却既无歌声,也无船只呢?”

    “还有那只小鞋呢?”热尔维丝问道。

    “同那母亲一起消失了。”马伊埃特应道。

    “可怜的小鞋呀!”乌达德说。

    乌达德,肥胖而又容易动感情,跟着马伊埃特唉声叹气,本来到此也就很满足了,可是热尔维丝好奇得多,问题还没有穷究到底呐。

    “还有那个妖怪呢?”她突然问马伊埃特道。

    “哪个妖怪?”马伊埃特问道。

    “就是巫婆丢在花喜儿家里换走了她女儿的那个小埃及怪物呗!你们拿他怎么了?我巴不得你们把他也淹死才好呢。”

    “不。”马伊埃特答道。

    “怎么!那是烧死的?其实,理该如此,一个妖孽嘛!”

    “既没有淹死,也没有烧死,热尔维丝。大主教大人很关心这个埃及孩子,给他驱了邪,洗了礼,仔细地祛除了附在他身上的魔鬼,然后把他送到巴黎来,作为一个弃婴,放在圣母院前的木床上,让人收养。”

    “这班主教呀!”热尔维丝嘀咕道。“他们满肚子学问,做起事来非同一般。我倒要请教你,乌达德,把魔鬼算做弃婴,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个小怪物准是个魔鬼,得了,马伊埃特,这小怪物在巴黎又怎么样了?我相信,没有一个好心肠的人会要收留他的。”

    “不知道。”这个兰斯女人答道。“正好那时我丈夫买下了伯吕公证事务所,离兰斯城有八公里远,我们便不再关心这件事了;再说,伯吕前面有两座塞尔内土丘,挡住视线,望不见兰斯大教堂的钟楼。”

    这三个可敬的女市民就这样说说谈谈,已经来到了河滩广场。由于全神贯注谈论她们的故事,经过罗朗塔楼公用祈祷书前也没有停步,就下意识地径直朝耻辱柱走去,耻辱柱周围的观众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增多,很有可能此时吸引着众人视线的景象,使她们完全忘记了老鼠洞和打算在那里祈祷的事儿。想不到马伊埃特手上牵着那个六岁的胖墩厄斯塔舍,突然提醒了她们那个东西。“妈妈,”他说,好像某种本能告诉他老鼠洞已经走过了。“现在可以吃饼了吗?”

    若是厄斯塔舍机灵一点,就是说不那么嘴馋,他就会再等一等,等到归去时,回到了大学城,到了瓦朗斯夫人街安德里·缪斯尼埃的家里,等到老鼠洞和玉米饼之间隔着塞纳河的两道河弯和老城的五座桥,那时才放大胆子,提出这样一个难为情的问题:“妈妈,现在可以吃饼了吗?”

    厄斯塔舍此刻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冒失的,却提醒了马伊埃特的注意。

    “对啦,”她一下子叫了起来。“我们竟把隐修女给忘了!快告诉我老鼠洞在哪儿,我给她送饼去。”

    “马上就去。”乌达德说。“这可是一件善事。”

    但对厄斯塔舍却不是好事了。

    “哎哟,我的饼!”他说着,一下子高耸左肩,一下子又高耸右肩,连连直碰着各边耳朵,那是他极为不快的表示。

    三个妇女转身往回走,到了罗朗塔楼附近,乌达德对另两个人说:“三个人可别同时都往洞里看,免得把麻衣女吓坏了。你俩装做念着祈祷书的赞主篇,而我把脸孔贴到窗洞口去看。麻衣女有点认得我。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我会告诉你们的。”

    她独自走到窗洞口。她的眼睛刚往里面一瞄,脸上立即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表情,原来又快活又开朗的面容顿时改变了表情和脸色,仿佛从阳光下走到了月光下。眼睛湿了,嘴巴抽搐着像快要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一只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要马伊埃特过去看。

    马伊埃特心情激动,悄悄地踮起脚尖走了过去,就像走近一个垂死的人的床前那样。

    两个女子站在老鼠洞装有栅栏的窗口前,一动也不动,大气也不敢出,朝洞里瞧着,眼前的景象实在悲惨。

    那间斗室又窄又浅,顶上尖拱状,往里面看很像一顶主教的大法冠。光秃秃石板地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女人,与其说是坐着,倒不如说是蹲着。下巴靠在膝盖上,两臂交叉,紧紧合抱在胸前。她就这样蜷缩成一团,一件麻袋状的褐色粗布长衫把她全身裹住,宽大的皱褶层叠,花白的长发从前面披下来,遮住面孔,顺着双腿直拖到脚上。乍一看,她活像映托在小屋阴暗底部的一个怪异的形体,一种似黑非黑的三棱体,被从窗洞口透进来的日光一映照,她身上有两种反差强烈的色调,一半阴暗,一半明亮,宛如人们在梦中或是在戈雅①的非凡作品中所见到那种半暗半明的鬼魂,苍白,呆板,阴森,蹲在坟墓上或靠在牢房的铁栅上,这既非女人,也非男人;既不是活人,也不是确定的形体;这是一个影象,是真实与虚幻交错、黑暗与光明交织的一种幻影。在那垂至地上的头发掩盖下,几乎分辨不出一个消瘦和冷峻的身影;从她的长袍下,隐隐约约露出一只挛缩在坚硬冰冷的石板地面上的赤脚。这紧裹在丧服下若隐若现的依稀形体,叫人看了不寒而栗。

    ①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这个仿佛被牢牢砌在石板上的形体,看上去没有动作,没有思想,没有呼吸。时值一月,穿着那件状如麻袋的单薄粗布衫,赤着脚瘫坐在花岗石地面上,没有火取暖,呆在一间阴暗的黑牢里,通风口是歪斜的,从外面进来的只是寒风,而不是阳光;对于这一切,她似乎并不痛苦,甚至连感觉也没有。仿佛她跟着这黑牢已化作石头,随着这季节已变成冰。她双手合掌,两眼发呆。第一眼看去以为是个鬼魂,第二眼以为是个石像。

    然而,她那发青的嘴唇不时微开,好透口气,又不时颤抖,却像随风飘荡的树叶,死气沉沉,呆板木然。

    可是,她那双暗淡的眼睛却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一种深沉、阴郁、冷静的目光,不停地盯着小屋里一个无法从外面看得清的角落。这一目光仿佛把悲惨灵魂的一切伤感,都紧系在什么神秘的事物上。

    这就是那个因其住处而被称为隐修女、又因其衣裳而被叫做麻衣女的人儿。

    热尔维丝也走过来和马伊埃特及乌达德在一起了,三个女子都从窗洞口往里张望。她们的头把照进土牢里的微弱光线挡住了,那个不幸的女人虽然没有了光,但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们。乌达德低声说道:“别打扰她。她出神入定,正在祈祷哩。”

    这时候,马伊埃特仔细察看那张消瘦、憔悴、披头散发的脸孔,心里益发惴惴不安,眼里充满着泪水,不由悄悄嘀咕了一句:“要是真的,那可太奇怪了!”

    她把脑袋从通气孔的栏栅当中伸进去,好不容易才看得见那悲惨女人一直盯着的那个角落。

    她把头从窗洞缩回来时,只见她泪流满脸。

    “你们叫这个女人什么来着?”她问乌达德。

    “古杜尔修女。”

    “而我呀,就叫她花喜儿帕盖特。”马伊埃特接着说。

    于是,伸出一根指头按住嘴唇,向呆若木鸡的乌达德示意,要她把头也伸进窗洞里去看一看。

    乌达德瞧了一瞧,只见在隐修女阴沉的目光死盯着的角落里,有一只绣满金银箔片的粉红色小缎鞋。

    热尔维丝也跟着去看,于是三个女子一起仔细瞧着那悲惨的母亲,情不自禁都哭了起来。

    可是,她们端视也罢,落泪也罢,丝毫没有分散隐修女的注意力。她依然双掌紧合,双唇纹丝不动,双眼发呆。凡是知道她底细的人,看见她这样死盯着那只小鞋心都碎了。

    三位女子没说一句话儿,她们不敢作声,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眼见这种极度的沉默,这种极度的痛苦,这种极度的丧失记忆——除了一件东西外,其余的一切统统忘却了——,她们仿佛觉得置身在复活节或圣诞节的正祭台前,肃然起敬,沉思默想,随时准备下跪了。她们仿佛在耶稣受难纪念日刚刚走进了教堂那般。

    末了,还是三个人当中最好奇、因而也最不易动感情的热尔维丝,试图让隐修女开口,便叫道:“嬷嬷!古杜尔嬷嬷!”

    她这样叫了三遍,声音一遍比一遍高。隐修女纹丝不动,没应一声,没看一眼,没叹一口气,没有一点反应。

    这回由乌达德来喊,声音更甜蜜更温柔:“嬷嬷!圣古杜尔嬷嬷!”

    一样的沉默,一样的静寂。

    “一个怪女人!”热尔维丝嚷道。“炮轰都无动于衷!”

    “也许聋了。”乌达德唉声叹气道。

    “也许瞎了。”热尔维丝添上一句。

    “也许死了。”马伊埃特接着说。

    说得也是,灵魂即使还没有离开这麻木、沉睡、死气沉沉的躯体,至少早已退却并隐藏到深处去了,外部器官的感知再也传达不到了。

    “那么只好把这块饼放在这窗口上啦。”乌达德说。“不过,哪个小孩会把饼拿走的。怎样才能把她叫醒呢?”

    直到此时,厄斯塔舍一直很开心,有只大狗拖着一辆小车刚经过那里,把他深深吸引住了,但突然发现他母亲和两个阿姨正凑在窗洞口看什么东西,不由也好奇起来,便爬上一块界石,踮起脚尖,把红润的小胖脸贴到窗口上,喊道:

    “妈妈,看吧,我也来瞧一瞧!”

    一听见这清脆、纯真、响亮的童声,隐修女不由颤抖了一下,猛然转过头来,动作迅猛,好比钢制弹簧一般;她伸出两只嶙峋的长手,把披在额头上的头发掠开来,用惊讶、苦楚、绝望的目光紧盯着孩子。这目光只不过像道闪电,一闪即逝。

    “哦,我的上帝啊!”她突然叫了一声,同时又把脑袋藏在两膝中间,听那嘶哑的声音,它经过胸膛时似乎把胸膛都撕裂了。“至少别叫我看见别人的孩子!”

    “你好,太太。”孩子神情严肃地说道。

    这一震撼有如山崩地裂,可以说把隐修女惊醒过来了。只见她从头到脚,全身一阵哆嗦,牙齿直打冷颤,格格发响,半抬起头来,两肘紧压住双腿,双手紧握住两脚,像要焐暖似的,她说:“噢!好冷!”

    “可怜的人呀,你要点火吗?”乌达德满怀怜悯地问道。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要。

    “那好吧,”乌达德又说,递给她一只小瓶子。“这是一点肉桂酒,可以给你暖暖身子,喝吧!”

    她又摇摇头,眼睛定定地望着乌达德,应道:“水。”

    乌达德坚持道:“不,嬷嬷,一月里凉水喝不得。应当喝一点酒,吃这块我们特地为你做的玉米发面饼。”

    她推开马伊埃特递给她的饼,说道:“要黑面包。”

    “来吧,这儿有件大衣,比你身上的要暖和些。快披上吧!”

    热尔维丝也顿生怜悯之心,脱下身上的羊毛披风,说道。

    正如拒绝酒和饼一样,她不肯收下这件大衣,说:“一件粗布衣。”

    “不过,你多少也该看出来了吧,昨天是节日呀!”好心肠的乌达德又说。

    “看出来了。”隐修女答道。“我水罐里已经两天没有水了。”

    她停了一下又说:“大家过节,把我给忘了。人家做得对。

    我不想世人,世人为什么要想我呢?冷灰对熄炭嘛。”

    话音一落,她好像说了这么多话感到疲乏了,又垂下头,靠在膝盖上。乌达德,头脑简单而心地善良,自以为听懂了她最后几句话的意思,认为她还在埋怨寒冷,便天真地答道:

    “这么说,你要一点火啦?”

    “火!”麻衣女说,腔调显得很怪。“那个已在地下十五年之久的可怜小娃娃,难道你也能给她生个火吗?”

    她手脚哆嗦,声音发颤,眼睛闪亮,一下子跪了起来。忽然,伸出惨白枯瘦的手,指着那个正惊奇望着她的孩子,喊道:“快把这孩子带走!埃及婆娘就要来了!”

    她随即一头扑倒在地下,额头碰在地面石板上,其响声就好比石头相击那样。那三个女子以为她死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又动起来了,只见她趴在地上,手脚并用,爬到放小鞋的那个角落去。这时她们三人不敢看下去了,再也瞅不见她了,只听到接连不断的亲吻声,接连不断的叹息声,间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一下又一下好像是头撞墙的闷浊声。接着,传来一个猛烈的撞声,把三个女子都吓得摇摇晃晃,随后就再也无声无息了。

    “说不定撞死了?”热尔维丝说着,一边贸然把头伸到窗洞口去张望。“嬷嬷!古杜尔嬷嬷!”

    “古杜尔嬷嬷!”乌达德也喊道。

    “啊!我的天呀!她不动了!”热尔维丝接着说。“她真的死了?古杜尔!古杜尔!”

    马伊埃特一直哽咽在那里,连话也说不出来,这时使劲振作起精神来,说:“等一下。”随即俯身向着窗洞喊道:“帕盖特!花喜儿帕盖特!”

    就是一个孩子放鞭炮,看见没有点燃,楞头楞脑去吹,结果鞭炮竟对着他的眼睛炸开了,即便如此,也没有像马伊埃特冷不防高喊古杜尔修女的真名实姓,把她吓得魂不附体。

    隐修女浑身战栗,光着脚站起,一下子跳到窗洞口,两眼直冒火,把马伊埃特、乌达德,另一个女子和孩子吓得连忙往后退,一直退到河岸的栏杆边去了。

    这当儿,隐修女那张阴森的脸孔出现在窗洞口,紧贴着窗栏。她发出可怕的笑声,喊道:“嗬!嗬!是那个埃及婆娘在喊我吧!”

    就在这时候,她狂乱的目光被耻辱柱那边的情景吸引住了。她憎恶地皱起额头,两只骷髅般的胳膊伸到黑牢的外面,像垂死的人那样喘着粗气,声音嘶哑地吼道:“还是你,埃及妞!是你在叫我吧,你这偷小孩的贼婆娘!好呀!你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巴黎圣母院(三)第六卷 一滴水,一滴泪(4)

    四一滴水,一滴泪

    隐修女的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两幕戏的汇合点。在此之前,这两幕戏同时在各自特别的舞台上并行展开,一幕是我们刚看过的,发生在老鼠洞里,另一幕我们即将看到,发生在耻辱柱架子上。头一幕的目击者只有读者刚认识的那三个女子,后一幕的观众则是我们在前面见过的那些聚集在河滩广场耻辱柱和绞刑架周围的公众。

    这群人看见四名捕快从早上九点起就分立在耻辱柱四角,便料想到快行刑了,大概不是绞刑,却会是笞刑,或是耳刑,总之,某种玩意儿吧。于是顷刻间,围观的人群急剧增多,把四名捕快紧紧围住,四名捕快只得不止一次地用皮鞭猛抽和用马屁股推挡,按照当时的说法,把人群挤一挤。

    民众等候观看公开行刑倒是安份守己的,并不显得急不可耐的样子。闲着无聊,就以观看耻辱柱来消遣。所谓耻辱柱,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石碑,呈立方形,高约一丈,中间是空的。有一道称为梯子的陡峭的粗糙石级,直通顶上的平台,台上平放着一轮橡木板的转盘。犯人跪着,双臂反剪,被绑在转盘上面。平台里面暗藏着一个绞盘,绞盘一转动,推动着一杆木头轮轴,轮盘随之转动起来,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这样,犯人的面孔便连续不断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广场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得见。这就叫做车转罪犯。

    如人们所见,就供人娱乐而言,河滩广场的耻辱柱远不如菜市场的那么好玩。没有一丝一毫的建筑艺术性,没有一星半点的宏伟气派。见不到竖着铁十字架的屋顶,见不到八角灯,见不到那些直耸屋檐上的精致小圆柱顶端花形斗拱和叶板斗拱争妍斗艳,也见不到奇形怪状的神秘水槽、精雕细刻的屋架、玲珑剔透的石刻。

    要看,只好看看碎石的四片台壁、砂岩的台顶和台底,还有旁边一个凶相毕露的石柱绞刑架,干瘪瘪,赤裸裸。

    对于爱好哥特式建筑艺术的人来说,这种赏心乐事未免大煞风景了吧。诚然,中世纪那班爱看热闹的闲汉,对什么建筑物都毫无兴趣,才不管耻辱柱美不美呐。

    犯人被绑在一辆大车屁股后面,终于来了。随即被拖上平台,从广场四面八方都能看见他被绳子和皮条牢牢绑在耻辱柱的转盘上面,这时候,广场上爆发了一阵震天价响的嘘声,混杂着狂笑声和欢呼声。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卡西莫多。

    果然是他。他这次回来真是今非昔比,太不可思议了。昨天同样在这广场上,在埃及公爵、狄纳王和加利列皇帝的陪同下,万众一齐向他欢呼致敬,拥立他为愚人教皇,而今天竟成了耻辱柱上的囚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连忽而是胜利者忽而又是罪犯的卡西莫多本人,脑子里会清楚地把前后不同的处境进行这种观照。格兰古瓦和他的人生哲学也没经历过这种场面。

    不一会儿,我们国王陛下指定的号手米歇尔·努瓦雷要大家肃静,并根据司法长官大人的裁决和命令,扯着嗓子宣读判决书。随后,便率领手下身著盔甲的一班人退到大车子后面去了。

    卡西莫多毫无表情,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任何反抗都是不可能的,按照刑事司法的文体用语来说,捆绑毫不容情而坚实,意思是说皮条和铁链很可能直陷入皮肉里去了。再说,这是监狱和苦刑船的一种传统,至今并没有消失,而且在我们这样文明、温和、人道的民族当中,镣铐岂不是还把这种传统当成宝贝保留至今么(顺便说一句,苦役所和断头台就是例证)!

    卡西莫多任凭别人拖呀,推呀,扛呀,抬呀,绑了又绑。

    他的表情除了流露出野人或是白痴般的惊愕外,别的一点也猜不出来。人们知道他是聋子,似乎还是瞎子。

    人家把他按在轮盘上跪下,他听任摆布,要跪就跪;人家扒掉他的上衣和衬衫,直到赤裸着上身,他也听任摆布,要扒就让人扒去;人家用皮带和环扣重新把他五花大绑,他依旧听任摆布,要绑就让人绑去。只见他不时喘着粗气,好比一头被绑在屠夫大车上的小牛,脑袋耷拉在车沿上摇来晃去。

    “这个傻瓜蛋!”磨坊的约翰·弗罗洛对其朋友罗班·普斯潘说道(这两个学子理所当然似地跟着犯人来到这里)。

    “他简直是一只关在盒子里的金龟子,什么也不明白!”

    观众一看到卡西莫多赤裸的驼背、鸡胸、满是老茧和毛茸茸的双肩,不由一阵狂笑。正在大家乐不可支的时候,平台上爬上了一个身穿号衣、五短三粗的汉子,走过去往犯人旁边一站。他的名字立即在群众中传开了,此人就是小堡法定的刽子手皮埃拉·托特吕老爷。

    他先把一只黑色沙漏放在耻辱柱的一个角落。沙漏上端的瓶子里装满红色沙子,向下端的容器漏下去。随后脱掉身上的两色外衣,只见他右手悬着一根用白色长皮条绞成的细长皮鞭,油光闪亮,尽是疙瘩,末端有着一些金属爪。他用左手漫不经心地揭起右臂衬衫的袖子,一直撩到腋下。

    这时,约翰·弗罗洛爬到罗班·普斯潘的肩膀上,把他长满金色卷发的脑袋伸出人群之上,高声喊道:“先生们,太太们,快来看呀!这儿马上就要专横地鞭打我哥哥若札副主教大人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一个东方建筑艺术的怪物,瞧他的脊背是圆盖,双腿是弯曲的柱子!”

    话音一落,人群哈哈大笑,尤其是孩子们和姑娘们。

    末了,刽子手一跺脚,圆轮立即旋转起来。卡西莫多被绑得扎扎实实,摇晃了一下。畸形的脸孔顿时惊慌失色,周围的观众笑得更凶了。

    旋转的轮盘把卡西莫多的驼峰一送到皮埃拉老爷的面前,皮埃拉老爷举起右臂,细长的皮条有如一条毒蛇,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嘶嘶声,狠命地抽打在那可怜虫的肩上。

    卡西莫多如猛然惊醒,身子不由自主地跳动了一下,这才渐渐明白过来了。他痛得直往绑索里缩,由于吃惊和苦痛的缘故,脸上肌肉一阵猛烈抽搐,脸孔都变了样啦。可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只是把头往后一仰,向左一转,再向左一闪,摇来晃去,就像一头公牛被牛虻叮着肋部,痛得摇头摆尾。

    紧接着是第二鞭,第三鞭,一鞭接一鞭,连连不断。轮盘不停旋转,皮鞭雨点般不断落下,顿时鲜血直冒,驼子黝黑的肩背上淌出一道道血丝,而细长的皮条在空中抡动时,血滴四溅,飞溅到人群中间。

    卡西莫多又恢复了原先冷漠的神态,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先是不露声色,外表上也看不出什么动静,暗地里却歇力要挣断身上的镣铐。只见他那只独眼发亮,肌肉紧绷,四肢蜷缩,皮带和链条拉得紧紧的。这种挣扎有力,奇妙,却又无望。然而司法衙门那些陈旧的镣铐倒是坚固得很,只是轧轧响了一下,仅此而已。卡西莫多精疲力竭,一头又栽倒了。

    脸上的表情顿时由惊愕变成了苦楚和沮丧。他闭起了那只独眼,脑袋一下子低垂到胸前,断了气似的。

    随后,他不再动弹了。不论他身上血流不止也罢,鞭挞一鞭狠过一鞭也罢,愈来愈兴奋、沉醉在行刑淫威中的刽子手火冒三丈也罢,比魔爪更锐利、发出嘶鸣声更尖厉的可怕皮鞭呼啸不已也罢,没有什么能使他再动一下。

    行刑一开始,小堡一个穿黑衣骑黑马的执达吏就守候在梯子旁边。他这时伸出手上的乌木棒,指了指沙漏。刽子手这才住手,转盘也才停住。卡西莫多慢慢地再张开眼睛。

    鞭笞算是完了。法定刽子手的两个隶役过来替犯人擦洗肩背上的血迹,给他涂上一种立刻可以愈合各种伤口的什么油膏,并往他背上扔了一块状如祭披的黄披布。与此同时,皮埃拉·托特吕抖动着他那被鲜血浸湿并染红的皮鞭,血一滴滴便落在地面石板上。

    对于卡西莫多,事情并没有了结,还得在台上示众一个钟头,这是弗洛里昂·巴伯迪安老爷极其明智地在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大人所作的判决以外附加的。记得让·德·居梅纳说过聋即荒谬,这一做法真使得这句包含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古老戏言大放光彩。

    于是又把沙漏翻转过来,把捆绑着的驼子留在刑台上,好把惩罚进行到底。

    民众,尤其在中世纪,他们在社会上就像孩子在家庭里一样。只要他们依然停留在原始的愚昧状态,停留在精神上和智力上未成熟的状态,那就可以用形容稚童的话儿来形容他们:

    这个年龄没有同情心。

    从我们前面叙说中已经可以看出,卡西莫多是到处招人怨惹人恨的,怨恨的理由不止一个,这倒也不假。群众中几乎人人有理由,或者自认为有理由可以抱怨圣母院这个驼背大坏蛋。起初看见他出现在耻辱柱台上,大家欢天喜地,一片欢腾;随后看见他受到酷刑和受刑后惨不忍睹的境况,大家非但不可怜他,反而增添几分乐趣,怨恨更加刻毒了。

    按照那班戴方形帽的法官们至今仍沿用的行话来说,公诉一完,就轮到成千上万种私人的伸冤报仇了。在这里也像在司法大厅里一样,妇女闹得特别凶,她们个个对卡西莫多都怀着某种怨恨,有的恨他狡诈,有的恨他丑恶,而后一种女人最狠,恨得咬牙切齿。

    “呸!反基督的丑东西!”一个叫道。

    “骑帚把的魔鬼!”另一个喊着。

    “多好看的鬼脸!”第三个说道。“今天要是昨天的话,凭这张鬼脸,就能当上狂人教皇啦!”

    “好呀!”一个老太婆接着说。“那是耻辱柱上的鬼脸。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他在绞刑架上做鬼脸呀?”

    “你这该死的敲钟人,什么时候才会在九泉之下顶着你那口大钟呢?”

    “敲三经钟的可就是这个魔鬼呀!”

    “呸!聋子!独眼!驼背!丑八怪!”

    “这副丑相可以叫孕妇吓得流产,任何为人堕胎的医生和药剂师都得甘拜下风!”

    说到这里,磨坊的约翰和罗班·普斯潘这两个学子扯着嗓门,大声唱起古老民歌的迭句来:

    一根绞绳

    吊死绞刑的罪人!

    一捆柴火

    烧死奇丑的家伙!

    其他各种各样的咒骂,顿时如倾盆大雨;嘘声,诅咒声,笑声,连成一片;这里那里,石块纷飞。

    卡西莫多虽然耳聋,却看得一清二楚,公众流露在脸上的怒气,其强烈的程度并不亚于言词。况且,砸过来的石头,也比哄笑声听得清楚。

    起先他挺住了。然而,原先咬紧牙关硬顶住刽子手皮鞭的那种忍耐力,这时在这些虫豸一齐叮螫下,却渐渐减弱,再顶不住了。阿斯图里亚的公牛,几乎对斗牛士的进攻无动于衷,却被狗叫和投枪激怒了。

    他先是用威吓的目光缓慢地环视人群,但是由于被捆绑得死死的,他的目光并不足以驱赶开那群叮着他伤口的苍蝇。

    于是不顾绳捆索绑,猛力挣扎,狂怒扭动,震得那陈旧的轮盘在木轴上轧轧直响。对此,嘲笑辱骂声更加凶狠了。

    这个悲惨的人像头被锁住的野兽,既然无法打碎身上的锁链,只得又平静下来了。只是不时发出一声愤怒的叹息,整个胸膛都鼓胀起来。脸上并无羞赧之色。他平素离社会状态太远,靠自然状态又太近,不知羞耻是什么玩意儿。再说,他畸形到这种程度,羞耻不羞耻,又怎能看得出来呢?然而,愤怒,仇恨,绝望,给这张奇丑的脸孔慢慢罩上一层阴云,它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充满电流,这独眼巨人的那只眼睛遂迸发出万道闪电的光芒。

    这时,有头骡子驮着一个教士穿过人群走来了,卡西莫多阴云密布的脸上明朗了片刻。他老远就瞥见骡子和教士,这可怜的犯人顿时和颜悦色起来,原来愤怒得紧绷着的脸孔浮现出一种奇怪的微笑,充满难以形容的温柔、宽容和深情。随着教士越走越近,这笑容也就益发清晰,益发分明,益发焕发了。这不幸的人迎候的仿佛是一位救星降临,可是等骡子走近耻辱柱,骑骡的人能够看清犯人是谁时,教士随即低下眼睛,猛然折回,用踢马刺一踢,赶紧走开了,仿佛怕丑八怪提出什么请求,急于要脱身似的,至于处在这样境地的的一个可怜虫致敬也好,感激也好,他才不在乎哩。

    这个教士就是堂·克洛德·弗罗洛副主教。

    卡西莫多的脸上又笼罩上阴云,而且更加晦暗了。阴云中虽然一时还夹杂着笑容,但那是辛酸的微笑,泄气的微笑,无限悲哀的微笑。

    时间渐渐过去。他待在那里至少有一个半钟头了,肝肠寸断,备受凌辱,受尽嘲弄,而且差点被人用石头活活砸死。

    霍然间,他怀着双倍绝望的心情,不顾身上戴着镣铐,再次拼命挣扎,连身下整个轮盘木架都被震得抖动起来。他本来一直不吭一声,这时竟打破沉默,嗓门嘶哑而凶狠,与其说像人叫,倒不如说似狗吠,压过了众人的嘲骂声,只听得一声吼叫:“水!”

    这声悲惨的呼喊,不但没有打动群众的恻隐之心,反而给刑台四周巴黎围观的善良百姓增添一个笑料。应该指出,这些乌合之众,就整体而言,残忍和愚蠢并不亚于那伙可怕的乞丐帮。我们在前面已带读者去见过了,那伙人彻头彻尾是民众中最底下的一层人。那不幸的罪人叫喊口渴之后,周围应声而起的只是一片冷嘲热讽,再没有别的声音了。说来也不假,他此时此刻的模样子,不止可怜巴巴的,而更显得滑稽可笑,令人生厌。只见他脸涨得发紫,汗流如注,目光迷惘,愤怒和痛苦得嘴上直冒白沫,舌头伸在外面大半截。还得指出,在这群乌合之众的市民当中,纵然有个把好心肠的男子或女人大发善心,有意要送一杯水给这个受苦受难的可怜虫,但耻辱柱那可恶台阶的周围弥漫着这样一种丢人现眼和无耻的偏见,也足以使乐善好施的人望而怯步的。

    过了一会儿,卡西莫多用绝望的目光环视了一下人群,并用更加令人心碎的声音再喊道:“水!”

    应声又是一阵哄笑。

    “喝这个吧!”罗班·普斯潘嚷着,并对着他的面掷过去一块在阴沟里浸过的抹布。“拿去,可恶的聋子!算我欠你的情呐!”

    有个女人朝他的脑袋扔去一个石块:“给你尝尝这个,看你还敢不敢深夜敲那丧门钟,把我们都吵醒!”

    “喂,小子!”一个跛脚一边嚎叫,一边吃力地想用拐杖揍他。“看你还敢从圣母院钟楼顶上向我们施展魔法不?”

    “这是一只碗,给你舀水喝!”一个汉子把一只破瓦罐朝他胸脯扔过去,叫道:“就因为你从我老婆面前走过,她才生了一个双脑袋的崽子!”

    “还有我的猫下了一只长着六个脚的猫崽!”一个老太婆捡来一块瓦片向他砸去,尖声叫道。

    “水!”卡西莫多上气不接下气,喊了第三遍。

    就在这关头,他看见人群中突然闪开一条路,走出一个打扮奇怪的少女,身边带着一只金色犄角的小白山羊,手里拿着一只巴斯克手鼓。

    卡西莫多那只眼睛顿时亮了。这正是昨夜他千方百计想要抢走的那个吉卜赛女郎。他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正是为了这起袭击事件,此时才受到惩罚的。其实绝非如此,他之所以受到惩罚,只因为他倒霉是个聋子,而且由一个聋子来审判他。他毫不怀疑,这个吉卜赛姑娘也来报仇,也像其他人一样来揍他。

    果然,只见她快步登上台阶。他愤怒和悔恨交加,连气都透不过来。恨不得一下子能把耻辱柱的台子震塌,假如他那只独眼能够电闪雷劈就不等埃及女郎爬上平台,便把她轰成齑粉。

    她一言不发,默默走近那个扭动着身子妄图避开她的罪人,然后从腰带上解下一个水壶,轻轻地把水壶送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唇边。

    这时,只见他那只干涸、焦灼的眼睛里,滚动着一大滴泪珠,随后沿着那张因失望而长时间皱成一团的丑脸,缓慢地流下来。这不幸的人掉眼泪,也许还是平生第一遭吧。

    可是,他竟忘记了喝水。埃及女郎不耐烦地噘起小嘴,脸带笑容,把水壶紧靠在卡西莫多张开的嘴上,他实在渴得口干舌焦,一口气接一口气地喝着。

    一喝完,可怜人伸长污黑的嘴唇,大概想吻一吻那只刚援救过他的秀手。但是,姑娘也许有所戒备,并且想起昨夜那件未遂的暴行,便像一个孩子怕被野兽咬着那样,吓得连忙把手缩回去。

    于是可怜的聋子盯着她看,目光充满责备的神情和无可表达的悲伤。

    这样一个美女,娇艳,纯真,妩媚,却又如此纤弱,竟这样诚心诚意地跑来援救一个惨遭横祸、奇丑无比、心肠歹毒的家伙,这也许是世上感人肺腑的一幕了,尤其发生在耻辱柱上,这真是无与伦比的了。

    所有的民众无不为之感动,一齐鼓掌并高呼:“妙极了!妙极了!”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隐修女从地洞的窗口上望见站在耻辱柱台上的埃及女郎,随即又刻毒地诅咒道:“你该千刀万剐,埃及妞!千刀万剐!千刀万剐!”

    巴黎圣母院(三)第六卷 一滴水,一滴泪(5)

    五玉米饼故事的尾声

    爱斯梅拉达脸色发白,踉踉跄跄走下耻辱柱平台。隐修女的声音仍然萦绕在她耳边:“滚下!滚下!你这埃及女贼,有一天你也会在上面遭受同样的下场!”

    “麻衣女又胡思乱想了。”民众喃喃说道,但也仅此而已。

    因为这美女人总是令人生畏的,因而也就显得神圣不可侮。谁也不愿意去惹日夜祈祷的人。

    放回卡西莫多的时刻到了。他被解了下来,人群也就散开了。

    马伊埃特跟着两个女友回头走,来到大桥边,忽然站住:

    “对啦,厄斯塔舍!你的饼呢?”

    “妈妈,”小孩应道,“您跟地洞里那个太太说话的时候,有一条大狗咬我的饼,我也就吃了。”

    “怎么,先生,你全吃了?”她接着说道。

    “妈妈,是狗吃的。我叫它别吃,它不听,我也就咬了,就是这样!”

    “这孩子真是要命!”母亲一面微笑一面责备道。“你瞧,乌达德,我们夏尔朗日园子里有一棵樱桃树,他独个儿就把一树的樱桃全吃光了。所以他祖父说他长大了准是个将才。——厄斯塔舍先生,我真是上你的当了!走吧,胖狮子!”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1)

    一给山羊透露秘密的危险

    转眼几个星期过去了。

    正是三月初。太阳,虽然尚未被古修辞法的鼻祖迪巴塔斯称为众烛之大公,其明媚与灿烂却并不因此而稍减。这是风和日丽的一个春日,巴黎倾城而出,广场上和供人散步的地方,到处人山人海,像欢度节假日那般热闹。在这样光明、和煦、晴朗的日子里,有某个时辰特别值得去观赏圣母院的门廊。那就是当太阳西斜,差不多正面照着这座大教堂的时分。夕阳的余晖愈来愈与地平线拉平,慢慢退出广场的石板地面,沿着教堂笔直的正面上升,在阴影衬托下,正面的万千浮雕个个凸起,而正中那个巨大的圆花窗就像独眼巨人的一只眼睛,在雷神熔炉熊熊烈火的反照下,射出火焰般的光芒。

    现在正好是这一时刻。

    在夕阳照红的巍峨大教堂的对面,在教堂广场和前庭街的交角处,有一座哥特风格的华丽宅第。其门廊上端的石头阳台上,几个俏丽的少女谈笑风生,真是千种风流,万般轻狂。她们珠环翠绕的尖帽上,面纱低垂,一直拖到脚后跟;精美的绣花胸衣遮住双肩,并按照当时风尚,露出处女那初步丰满的美妙胸脯;罩衣已考究得出奇,蓬松宽大的下裙还更珍贵;个个衣著全是绫罗丝绒,尤其纤手白嫩如脂,足见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从这一切便不难看出,她们都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确实如此,这是百合花·德·贡德洛里埃小姐及其同伴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阿梅洛特·德·蒙美榭尔、科伦布·德·卡伊丰丹娜,以及德·香榭弗里埃的小女儿。她们都是名门闺秀,此时聚集在贡德洛里埃的遗孀家里,等候博热殿下及其夫人四月间来巴黎,为玛格丽特公主遴选伴娘,到庇卡底从弗朗德勒人手里把公主迎接过来。

    于是方圆百里内外,所有的乡绅早就纷纷活动开了,图谋为自己的闺女能争得这一恩宠,其中许多人早把女儿亲自带到或托人送到巴黎来,托付给阿洛依丝·德·贡德洛里埃夫人,她管教审慎,令人敬佩。这位夫人的丈夫生前是禁军的弓弩师,她居孀后带着独生女儿退居巴黎,住在圣母院前面广场边自己的住宅里。

    这些倩女所在的阳台,背连一间富丽的房间,室内挂着弗朗德勒出产的印有金叶的浅黄皮幔。天花板上一根根平行的横梁上,有无数稀奇古怪的雕刻,彩绘描金,叫人看了赏心悦目。一只只衣橱精雕细刻,这儿那儿,闪耀着珐琅的光泽;一只华丽的食橱上摆着一个陶瓷的野猪头,食橱分两级,表示女主人是方旗骑士①的妻子或遗孀。房间深处,一个高大壁炉从上到下饰满纹章和徽记,旁边有一张铺着红丝绒的华丽的安乐椅,上面端坐着贡德洛里埃夫人。从她的衣著和相貌上都看得出她年已五十五岁。她身旁站着一位相公,神态甚是自命不凡,虽然有点轻浮和好强,却仍不失为一位美少年,所有的女子无不为之倾倒,而那些严肃和善于看相貌的男子却连连耸肩。这位年轻骑士穿着御前侍卫弓手队长的灿烂服装,很像朱庇特的束装,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中已领略过了,这里就不再描述了,免得看官遭二遍苦。

    小姐们全都坐着,有的坐在房间里,有的坐在阳台上,有的坐在镶着金角的乌德勒支丝绒锦团上,有的坐在雕着人物花卉的橡木小凳上。她们正在一起刺绣一幅巨大的壁毯,每人拉着一角,摊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还有一大截拖在铺地板的席子上。

    她们一边交谈着,就像平常姑娘家说悄悄话,见到有个青年男子在场时那样,细语悄声,抿着嘴笑。这位相公,虽说他在场足以刺激这些女子各种各样的虚荣心,他自己却似乎并不在意;他置身在这这些美女当中,个个都争着吸引他的注意,可是他却好像格外专心用麂皮手套揩着皮带上的环扣。

    老夫人不时低声向他说句话儿,他竭力回答得彬彬有礼,不过周到中显得有些笨拙和勉强。阿洛伊丝夫人同这个队长低声说话,面带笑容,心领神会地做些小手势,一面向女儿百合花眨眨眼睛,从这些神态中可以很容易看出,这说明他们之间有某种已定的婚约,大概这相公与百合花即将缔结良缘。然而从这位军官那尴尬和冷淡的神情来看,显而易见,至少在他这方面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了。他整个神色显得又窘又烦,这样一种心情,要是换上今天我们城防部队的那班尉官,准会妙语惊人,说:“真他妈的活受罪!”

    这位和善的夫人,疼爱闺女真是迷了心窍,做为可怜母亲的她,哪能觉察得出这军官没有什么热情,还一个劲地轻轻叫他注意,说百合花引针走线多么心灵手巧。

    “喂,侄儿呀,”她拉了拉他的袖子,凑近他耳边说道。

    “你就看一看吧!瞅她正在弯腰的模样儿!”

    “看着哩。”那位相公应道,随即又默不作声,一副心不在焉、冷冰冰的样子。

    过了片刻,他不得不又俯下身来听阿洛伊丝夫人说:

    “您哪里见过像您未婚妻这样讨人喜欢、这样活泼可爱的姑娘?有谁比她的肌肤更白嫩,头发更金黄吗?她那双手,难道不是十全十美吗?还有,她那脖子,难道不是像天鹅的脖子那样,仪态万端,把人看得心醉神迷吗?连我有时候也十分嫉妒您呀!您这放荡的小子,身为男人真有福分!我的闺女百合花,难道不是美貌绝伦,叫人爱慕不已,使你心迷意乱吗?”

    “那还用着说!”他哪里这样答道,心里却在想别的事。

    “那您还不去跟她说说话儿!”阿洛伊丝夫人突然说道,并推了他一下肩膀。“快去跟她随便说点什么,您变得太怕羞了。”

    我们可以向看官保证,怯生既不是这位队长的美德,也不是他的缺点,不过还是硬着头皮照办了。

    ①方旗骑士是封建制度下有权举旗召集附庸的领主。

    “好表妹,”他走近百合花的身边说道。“这幅帷幔上绣的是什么?”

    “好表哥,”百合花应道,声调中带着懊恼。“我已经告诉您三遍了。这是海神的洞府。”

    队长那种冷淡和心不在焉的样子,百合花显然比她母亲看得更清楚。他觉得必须交谈一下,随即又问:

    “这幅海神洞府的帷幔,给谁绣的呢?”

    “给田园圣安东修道院绣的。”百合花答道,眼睛连抬都没抬一下。

    队长伸手抓起挂毯的一角,再问:

    “我的好表妹,这是个什么,就是那个鼓着腮帮,使劲吹着海螺的肥头胖耳的军士?”

    “那是小海神特里通。”她应道。

    百合花的答话老是只言片语,腔调中有点赌气的味道。年轻相公立刻明白了必须对她咬耳朵说点什么,无聊的话儿也行,献殷勤的话儿也行,随便胡扯什么都行。他遂俯下身去挖空心思,却怎么也想象不出更温柔更亲密的话儿来,只听见他说:“您母亲为什么像我们的祖母似的,老穿着查理七世时代绣有纹章的长褂呢?好表妹,请您告诉她,这种衣服现在不时兴了,那袍子上做为纹徽所绣的门键和月桂树①,使她看上去活像会走动的壁炉台似的。其实,现在谁也不会这样坐在自家旌旗上,我向您发誓。”

    百合花抬起漂亮的眼睛,用责备的目光瞅着他,低声说道:“您向我发誓的就是这个吗?”

    然而,心地善良的阿洛伊丝夫人看见他俩这样紧挨着絮絮细语,真是欣喜若狂,便摆弄着其祈祷书的扣钩,说:“多么动人的爱情画图呀!”

    ①贡德洛里埃这个姓在法文为Gondelaurier,可以拆开为gond(门键)和laurier(月桂树),故用这两种图案作为代表该姓的纹章。

    队长愈来愈尴尬,只得又重提壁毯这个话题,大声嚷道:

    “这件手工真是优美呀!”

    一听到这句话,另一个皮肤白皙的金发美人儿,身穿低开领的蓝缎袍子的科伦布·德·卡伊丰丹纳,怯生生地开了口,话是说给百合花听的,心底里却希望英俊的队长答腔,只听见她说:“亲爱的贡德洛里埃,您见过罗舍——吉翁府邸的壁毯吗?”

    “不就是卢浮宫洗衣女花园所在的那座府邸吗?”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笑呵呵问道,她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所以老是笑眯眯的。

    “那儿还有巴黎古城墙的一座臃肿的旧塔楼呐。”阿梅洛特·德·蒙米榭尔插嘴说。这漂亮的女郎水灵灵的,头发赤褐而鬈曲,莫名其妙地常常唉声叹气,就像狄安娜小姐喜欢笑一样。

    “亲爱的科伦布,”阿洛伊丝夫人接口说。“莫非您是指国王查理六世时期巴克维尔大人拥有的那座府邸吧?那里的壁毯那才华美无比哩,全是竖纹织就的。”

    “查理六世!国王查理六世!”年轻队长捋着胡子嘟哝道。

    “天啊!老太太对这些古老董记得多清楚!”

    贡德洛里埃夫人继续往下说:“那些壁毯,确实绚丽!那样令人观止的手工,堪称仅有绝无!”

    身材苗条的七岁小女孩贝朗日尔·香榭弗里埃,本来从阳台栏杆的梅花格子里望着广场,此时突然嚷叫起来:“啊!来看呀,百合花教母,那个漂亮的舞女在石板地面上敲着手鼓跳舞,围着一大堆市民在那里看哩!”

    果真传来巴斯克手鼓响亮的颤音。

    “是某个波希米亚的埃及女郎吧。”百合花边说边扭头向广场张望。

    “看去!看去!”那几位活泼的同伴齐声喊道,一起拥到阳台边。百合花心里一直在揣摸着未婚夫为什么那么冷淡,慢吞吞跟了过去,而这个未婚夫看到这场拘窘的谈话被这意外的事情打断了,松了一口气,俨如一个换下岗的士兵,一身轻松地回到房间里。不过,像给美丽的百合花放哨,这在往日倒是一件可爱和令人喜悦的差使,但年轻队长却早已渐渐烦腻了,并随着婚期日益临近,也就一天比一天更加冷淡了。

    况且,他生性朝三暮四,而且——岂用得着点破?——情趣有点庸俗不堪。虽说出身高贵,但在行伍中却染上了不止一种兵痞的恶习。他喜欢的是酒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独锺的是下流话,军人式吊膀子,杨花水性的美女,轻而易举的情场得意。话说回来,他曾从家庭受到过一点教育,也学过一些礼仪,但他年轻轻就走南闯北,年轻轻就过着戎马生涯,因而在军士的武器肩带的磨擦下,他那贵族的一层光泽外表也就黯然失色了。好在他还知道人世间的礼貌,还不时来看望百合花小姐,可是每次到了她家里,总是倍感难堪,一来是因为到处寻欢作乐,随便把爱情滥抛,结果留给百合花小姐的则所剩无几了;二来是因为置身在这么多刻板、深居闺阁、循规蹈矩的丽人当中,一直提心吊胆,深怕自己说惯了粗话的那张嘴,突然会像脱缰的马,控制不了自己,无意中漏出小酒馆那般不三不四的话儿来。可以设想一下,要是如此,后果会有多糟!

    而且,他身上这一切还混杂着一些顶呱呱的奢望:附庸风雅,衣着出众,神采奕奕。要把这些德性集中于一身,那就请诸位尽可能好好搭配一下吧,我只是个说书人而已。

    于是,他站在那里好一会儿,若有所思也罢,若无所思也罢,默默地靠在雕花的壁炉框上。这时,百合花小姐蓦然回头对他说起话来。可怜的姑娘生他的气,毕竟不是情愿的。

    “表哥,您不是说过,两个月前您查夜时,从十来个强盗手里救下了一个吉卜赛小姑娘吗?”

    “我想是的,表妹。”队长应道。

    “那好,”她接着说道。“现在广场上跳舞的说不定就是那个吉卜赛姑娘。您过来看一下,是不是认得出来,弗比斯表哥。”

    他看出,她亲切地邀请他到她身边去,还有意叫他的名字,这其中暗含着重归于好的意思。弗比斯·德·夏托佩尔(本章一开头看官所见到的正是他)缓步走近阳台去,百合花含情脉脉,把手搭在弗比斯的胳膊上,对他说道:“喏,看那边人圈里正在跳舞的小姑娘,她就是您说的那个吉卜赛姑娘吗?”

    弗比斯望了望,应道:

    “没错,我从那只山羊就认出是她。”

    “哦!真是漂亮的小山羊!”阿梅洛特合起双掌赞叹道。

    “它的角是真金的吗?”贝朗日尔问道。

    阿洛伊丝夫人坐在安乐椅上没动,开口说:“去年从吉巴尔城门来了一帮吉卜赛女人,会不会是她们当中的一个?”

    “母亲大人,那道城门如今叫地狱门了。”百合花柔声细气地说道。

    贡德洛里埃小姐深知,她母亲提起这些老皇历,那个队长会感到何等的不快。果然不出所料,他轻声挖苦起她来了:

    “吉巴尔门!吉巴尔门!那有着说哩,可以扯到国王查理六世啦!”

    “教母,”贝朗日尔的眼睛一直不停地转动,突然举眼向圣母院钟楼顶上望去,不由惊叫起来。“那是谁,顶上那个黑衣人?”

    姑娘们个个抬起眼睛。果真在朝向河滩广场的北边钟楼顶端的栏杆上,凭倚着一个男子。那是一个教士,他的衣裳和双手托住的脸孔,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他像一尊雕像,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直勾勾紧盯着广场。

    这情景真有点像一只鹞鹰刚发现一窝麻雀,死死盯着它看,一动也不动。

    “那是若札的副主教大人。”百合花答道。

    “您从这里就一眼认出他来,您的眼睛真好呀!”卡伊丰丹纳说道。

    “他瞅着那个跳舞的小姑娘多么入神呀!”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接着说。

    “那个埃及姑娘可得当心!”百合花说。“他不喜欢埃及人。”

    “那个人这样瞅着她,真是大煞风景!瞧她舞跳得多精彩,把人看得都眼花了。”阿梅洛特·德·蒙米榭尔插嘴说。

    “弗比斯好表哥,”百合花突然说道。“既然您认识这个吉卜赛小姑娘,那就打个手势叫她上来吧!这会叫我们开心的。”

    “说得极是!”小姐们全拍手喊道。

    “那可是荒唐事儿一桩!”弗比斯答道。“她大概早把我忘了,而我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不过,既然小姐们都愿意,那我就试试看。”于是,探身到阳台栏杆上喊道:“小妞!”

    跳舞的姑娘恰好这时没有敲手鼓,随即转头向喊声的方向望去,炯炯目光落在弗比斯身上,一下子停了下来。

    “小妞!”队长又喊道,并用手指头示意叫她过来。

    那个少女再望了他一眼,脸上顿时浮起红晕,仿佛双颊着了火似的。她把小鼓往腋下一夹,穿过目瞪口呆的观众,向弗比斯叫喊她的那幢房子走去,步履缓慢而摇曳,目光迷乱,就像一只鸟儿经不住一条毒蛇的诱惑那般。

    过了片刻,帷幔门帘撩开了,吉卜赛女郎出现在房间门槛上,脸色通红,手足无措,气喘嘘嘘,一双大眼睛低垂,不敢再上前一步。

    贝朗日尔高兴得拍起手来。

    跳舞的姑娘依然站在门坎上不动。她的出现对这群小姐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诚然,所有这些小姐个个心中都同时萌发出一种朦胧不清的念头,设法取悦那个英俊的军官,他那身华丽的军服是她们卖弄风情的目标;而且,自从他在场,她们之间便悄悄展开了一场暗斗,尽管她们自己不肯承认,但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暴露出来。可是,她们的美貌个个不相上下,彼此角逐起来,也就势均力敌,每人都有取胜的希望。吉卜赛女郎的到来,猝然打破了这种均衡。她的艳丽,真是世所罕见,她一出现在房门口,就仿佛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光辉。在这间拥挤的房间里,在幽暗的帷幔和炉壁板环绕之中,她比在广场上更丰姿标致,光彩照人,好比一把火炬从大白天阳光下被带到阴暗中来了。几位高贵的小姐不由眼花缭乱,一个个都多少感到自己的姿色受到了损害。因此,她们的战线——请允许我用这个习语——即刻改变了,尽管她们之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彼此却心照不宣,默契得很。女人在本能上互相心领神会,要比男人串通一气还快得多。她们个个都感觉到,刚才进来了一个敌人,于是人人便联合起来。只需一滴葡萄酒,就足以染红一杯水;只需突然来了一个更妖艳的女人,便可以给群芳染上某种不佳的心绪,尤其只有一个男子在场的时候。

    因此,吉卜赛女郎所受到的接待真是雪里加霜。小姐们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随后互相丢了个眼色,千言万语尽在这眼色中,彼此一下子便心领神会了。这期间,吉卜赛少女一直等待着人家发话,心情激动万分,连抬一下眼皮都不敢。

    倒是队长先打破沉默,用他惯常的那种肆无忌惮的狂妄腔调说:“我也发誓,这儿来了个尤物!您说呢,表妹?”

    换上一个比较有心眼的赞美者,发表议论至少应该把声音放低些。这样的品评是不可能消除小姐们正在观察吉卜赛少女而油然产生的那种女人嫉妒心。

    百合花装模作样,带着轻蔑的口吻假惺惺地应道:“还不错。”

    其他几个小姐在交头接耳。

    阿洛伊丝夫人为了自己的闺女,也同样心怀嫉妒。她终于对跳舞的姑娘发话了:“过来,小乖乖!”

    “过来,小乖乖!”贝朗日尔重说了一遍,摆出一副滑稽可笑的庄严架势,其实她还没有吉卜赛姑娘的半腰高呢!埃及姑娘向贵夫人走来。

    “好孩子,”弗比斯夸张地说,同时也朝她走过去几步。

    “我不知是否三生有幸您能认出我来……”

    没等他说完,她即刻打断他的话,满怀无限的柔情蜜意,抬起眼睛对他微笑,说道:

    “啊!是的。”

    “她记性可真好。”百合花说道。

    “喂,那天晚上,您急速溜跑了。是我吓着您吗?”弗比斯接着说。

    “噢!不。”吉卜赛女郎答道。

    先是一句“啊!是的,”接着又是一声“噢!不,”声调中蕴藏着难以言表的某种情韵,百合花听了深感不快。

    “我的美人儿,”队长每当同街头卖笑女郎搭讪,总是摇唇鼓舌,说得天花乱坠,随即继续往下说:“您走了,留给我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独眼、驼背,我相信是主教的敲钟人。据说他是某个副主教的私生子,天生的魔鬼,名字很可笑,叫什么四季斋啦,圣枝主日啦,狂欢节啦,我记也记不清!反正是群钟齐鸣的节日名称呗!他狗胆包天,竟敢抢您,好像您生就该配给教堂听差似的!真是岂有此理!那只猫头鹰他想对您搞什么鬼?嗯,说呀!”

    “我不知道。”她答道。

    “想不到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一个敲钟的,竟像一个子爵,公然绑架一个姑娘!一个贱民,竟敢偷猎贵族老爷们的野味!真是天下少有!不过,他吃了大苦头啦。皮埃拉·托特吕老爷是世上最粗暴最无情的,哪个坏蛋一旦落在他手里,非被揍得死去活来不可。如果您喜欢,我可以告诉您,您那个敲钟人的皮都被他巧妙地剥下来了。”

    “可怜的人!”吉卜赛女郎听了这番话,又回想起耻辱柱的那幕情景,不由说道。

    队长纵声哈哈大笑起来:“牛角尖的见识!瞧这种怜悯的样子,就像一根羽毛插在猪屁股上!我情愿像教皇那样挺着大肚子,假如……”

    他猛然住口。“对不起,小姐们!我想,差点就要说蠢话了。”

    “呸,先生!”卡伊丰丹纳小姐说道。

    “他是用他的下流语言跟那个下流女人说话哩!”百合花心中越来越恼怒,轻声添了一句。队长被吉卜赛女郎、尤其被他自己迷住了,脚跟转来转去,显出一副粗俗而天真的兵痞式媚态,一再反复说:“一个绝色美人,我以灵魂起誓!”百合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的恼怒有增无减。

    “穿得不伦不类!”狄安娜·德·克里斯特伊说,依然露出美丽的牙齿笑呵呵的。

    对其他几个小姐来说,这一看法简直是一线光明,她们立刻看清了埃及女郎可攻击的薄弱环节。既然啃不动她的美貌,便向她的服装猛扑过去。

    “不过这话倒是千真万确,小妞。”蒙米榭尔小姐说。“你从哪里学来了不披头巾、不戴胸罩就这样满街乱跑呢?”

    “裙子还短得吓人。”卡伊丰丹纳小姐插上一句。

    “我亲爱的,”百合花酸溜溜的接着说。“您身上那镀金的腰带,叫那班巡捕看见了会把您抓起来的。”

    “小妞,小妞,”克里斯特伊小姐皮笑肉不笑地说。“你要是正经地给你的胳膊套上袖子,就不会给太阳晒得那么焦黑了。”

    这一情景,确实值得比弗比斯更灵光的一个人来看,看这些倩女如何用恶毒和恼怒的语言,像一条条毒蛇围着这个街头舞女缠来缠去,滑来滑去,扭来扭去。她们既冷酷又文雅,把街头舞女那身缀满金属碎片的寒伧而轻狂的装束,恶意地尽情挑剔,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她们又是讥笑,又是挖苦,又是侮辱,没完没了。冷言冷语,傲慢的关怀,凶狠的目光,一古脑儿向埃及姑娘倾泻,简直就像古罗马那般年青的命妇拿金别针去刺一个漂亮女奴的乳房作耍取乐,又好似一群美丽的母猎犬,鼻翼张开,眼睛冒火,围着树林里一只牝鹿团团转,而主人的目光却禁止它们把牝鹿吞吃掉。

    在这些名门闺秀面前,一个在公共场所跳舞的可怜少女到底算得了什么!她们似乎对她的在场毫不在意,竟当着她的面,对着她本人,就这样高声品头论足,好像在议论一件相当不洁、相当下流、却又相当好看的什么玩意儿。

    对这些如针扎一般的伤害,吉卜赛女郎并非毫无感觉,她的眼睛和脸颊,不时燃烧着愤怒的光芒,浮现出羞愧的红晕;嘴唇颤动,似乎支支吾吾说着什么轻蔑的话儿;噘着小嘴,鄙视地做出看官所熟悉的那种娇态。不过,她始终没有开口,一动也不动,目光无可奈何,忧伤而又温柔,一直望着弗比斯。

    这目光中也包含着幸福和深情。好似她由于害怕被赶走,才竭力克制住自己。

    至于弗比斯,他笑着,神态鲁莽而又怜悯,站在吉卜赛女郎一边。

    “让她们说去吧,小妞!”他把金马刺碰得直响,一再说道。“您这身打扮确实有点离奇和粗野,不过,像您这样俊俏的姑娘,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我的天啊!”满头金发的卡伊丰丹纳小姐挺直她那天鹅似的长脖子,脸带苦笑,叫嚷起来。“依我看呀,王家弓箭手老爷们碰上埃及女人的漂亮眼睛,也太容易着火啦。”

    “为什么不?”弗比斯说。

    队长的这句回答本来是无心的,就像随便扔出一个石子而不知落到哪里去,可是小姐们一听,科伦布笑了起来,狄安娜也笑了,阿梅洛特也笑了,百合花也笑了——同时眼睛里闪动着一滴泪珠。

    吉卜赛女郎刚才听到了科伦布·德·卡伊丰丹纳的话儿,眼睛一下子耷拉下来,紧盯着地上,这时又抬起头来,目光闪烁,充满着喜悦和自豪,紧盯着弗比斯。这时刻,她真是妖艳绝伦。

    老夫人见此情景,深感受到触犯,却又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圣母啊!”她突然嚷了起来。“是什么东西在搅动我的腿?哎呵!可恶的畜生!”

    原来是山羊刚过来找女主人,向她冲过去时,坐在那里的贵夫人拖到脚上的一大堆蓬蓬松松的衣裙,把山羊的两只角缠住了。

    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分散开了。吉卜赛女郎一言不发,走过去把山羊解脱出来。

    “哦!瞧这小山羊,脚蹄还是金的呢!”贝朗日尔嚷着,高兴得跳起来。

    吉卜赛女郎跪了下来,腮帮紧偎着山羊温顺的头,仿佛在请求山羊原谅她刚才那样把它丢在一旁。

    这当儿,狄安娜探身贴在科伦布的耳边说:

    “哎呀!天啊!我怎么没有早点想到呢?这不就是那个带着山羊的吉卜赛姑娘吗!人家说她是女巫,还说她的山羊会耍种种魔法。”

    “那敢情好,”科伦布说道。“那就叫山羊也给我们要一个魔法吧,让我们也开开心。”

    狄安娜和科伦布赶忙对吉卜赛女郎说:“小姑娘,那就叫你的山羊变一个魔法吧。”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跳舞的姑娘应道。

    “一个奇迹,一个戏法,总之一个妖术吧。”

    “不明白。”她又轻轻抚摸着漂亮的山羊,连连喊着,“佳丽!佳丽!”

    这时候,百合花注意到山羊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皮做的绣花小荷包,便问吉卜赛女郎说:“那是啥东西?”

    吉卜赛女郎抬起一双大眼睛望着她,郑重其事地应道:

    “那是我的秘密。”

    “我倒很想知道你葫芦里卖着什么药。”百合花心里想着。

    这当儿那个夫人脸带愠色站了起来:“喂喂,吉卜赛姑娘,既然你和你的山羊连给我们跳个舞都不行,那你们待在这里干吗?”

    吉卜赛女郎没有应声,慢慢地向门口走去。然而,越靠近门口,也越放慢脚步,似乎有个难以抗拒的磁石在吸引着她。突然间,她把噙着泪花的润湿眼睛移向弗比斯,随即站住了。

    “真是天晓得!”队长喊道。“不能就这样走掉。您回来,随便给我们跳个什么舞。噢!对了,我心上的美人,您叫什么来的?”

    “爱斯梅拉达。”跳舞的姑娘应道,眼睛依然看着他。

    听到这古怪的名字,小姐们都笑疯了。

    “真是的,一个小姐叫这样一个可怕的名字!”狄安娜说。

    “您很明白,这是一个巫女呗。”阿梅洛特接着说。

    “我亲爱的,”阿洛伊丝夫人一本正经地说道。“肯定不是你父母从洗礼的圣水盘里给你捞到这个名字的吧。”

    正当她们说话的时候,贝朗日尔趁人不注意,用一块小杏仁饼逗引小山羊,把它拉到角落去已好一会儿了。她俩顿时就成了好朋友。好奇的女孩子把挂在小山羊脖子上的荷包解下,打开来一抖,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席子上。原来是一组字母,每个字母都分开单独写在一小片黄杨木上。这些玩具似的字母刚摊在席子上,贝朗日尔即刻吃惊地看见一个奇迹出现了:小山羊用金蹄从中选出几个字母,轻轻地推着,把这些字母排列成一种特殊的顺序。不一会儿工夫,就排成一个词,山羊好象谙于拼写,不假思索就拼写成了。贝朗日尔赞叹不已,一下子合掌惊叫起来:

    “百合花教母,快来看呀,瞧山羊刚做什么来的!”

    百合花跑过去一看,不由全身一阵战栗。地板上那些排列有序的字母组成这个词:弗比斯①。“这真是山羊写的?”百合花声音大变,问道。

    “对,教母。”贝朗日尔说。

    毋庸置疑,小女孩不会写字。

    “这就是所谓的秘密呀!”百合花心里揣摩着。

    就在这时候,传来小女孩的叫喊声,所有的人闻声拔腿跑了过去,有母亲,有几位小姐,有吉卜赛女郎,还有那位军官。

    吉卜赛女郎看见山羊刚才干了这件荒唐事儿,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像个罪犯站在队长面前,浑身直打哆嗦,可是队长却露出得意而又惊讶的笑容,定定地瞅着她。

    “弗比斯!”小姐们简直惊呆了,喃喃说道。“这是队长的名字呀!”

    “您的记性可真好呀!”百合花向呆若木鸡的吉卜赛女郎说,随即放声哭了起来,美丽的双手捂住脸孔,痛苦地呐呐道:“咳!这是一个巫女!”而她却听见心灵深处有个更苦楚的声音告诉她说:“这是一个情敌!”

    她一下子晕倒了。

    “我的女儿呀!我的女儿呀!”母亲喊道,吓得魂不附体。

    “滚开,吉卜赛死丫头!”

    爱斯梅拉达转瞬间把那些晦气的字母捡了起来,向佳丽作了个手势,从一道门里走了出去,而人们把百合花从另一道门抬了出去。

    弗比斯队长独自站在那里,不知该走哪道门是好,犹豫了片刻,随即跟着吉卜赛女郎走了。

    ①弗比斯意为太阳神。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2)

    二一个教士和一个哲学家在一起

    小姐们刚才所看到那个站在北边钟楼顶上,探身俯临广场,聚精会神望着吉卜赛女郎跳舞的教士,正是克洛德·弗罗洛副主教。

    副主教在这钟楼顶上为自己设置的那间神秘小室,看官们想必没有忘记吧。(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就是今天从两座钟楼拔地而起的平台上面,透过朝东的约一个人高的方形小窗洞,可以望见其内部的那一间。这是一间陋室,如今光秃秃的,空空荡荡,破破烂烂,马马虎虎粉刷过的墙壁上,零零落落装饰着几幅反映大教堂门面的发黄的蹩脚版画。我猜想,这个洞里现在共同住着蝙蝠和蜘蛛,因而苍蝇便遭到双重的歼灭战了。)

    每天,日落前一个小时,副主教便登上钟楼的楼梯,躲进这间小室,有时通宵达旦都在那里。这一天,他来到这陋室的低矮小门前,从挂在腰间荷包里掏出随身带着的那把复杂的小钥匙,正当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阵手鼓和响板的声音。这响声来自教堂前面广场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间小室只有一扇朝向主教堂背部的窗洞。克洛德·弗罗洛连忙抽出钥匙,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钟楼顶上,正是小姐们所看到的,神态阴郁的沉思。他待在那里,神色庄严,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沉思着。整个巴黎就在他脚下,连同全城无数楼房的万千尖顶,远处环绕着的柔弱的山丘,从一座座桥下蜿蜒流过的塞纳河,街上波涛汹涌般的民众,如云朵缭绕的烟雾,似链条起伏的屋顶,以及挤压着圣母院的重重叠叠的链环。然而,在这一整座城市中,副主教只盯着地面的一点:圣母院前面广场;在这一整片人群中,只盯着一个身影:吉卜赛女郎。

    要说清楚那是什么样的目光,目光中喷射出来的火焰又是从哪儿来的,那可就难了。这是一种呆板的目光,却又充满着纷乱和骚动。他全身木然不动,只有不时身不由己地颤抖一下,好像一棵树迎风摇动一般;撑在大理石栏杆上的双肘,比大理石还更僵硬;直愣愣的笑容,连整张脸都绷紧了。

    看到他这副模样,仿佛克洛德·弗罗洛全身都僵死了,唯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吉卜赛女郎翩翩舞着,手鼓在指梢上旋转,而且一边跳着普罗旺斯的萨拉帮德舞,一边把手鼓抛向空中。矫捷,轻盈,欢快,并没有感觉到那垂直投射到她头上的那可怕目光的压力。

    群众蚁集在她周围。不时,有个怪里怪气穿着红黄两色外衣的男子出来帮她跑了个圆场,然后又回到离舞女几步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抱住山羊的头部搁在他的膝盖上。这个男人看上去像是吉卜赛女郎的伴侣。克洛德·弗罗洛从所站的高处向下望去,无法看清他的长相。

    打从看见这个陌生人时起,副主教心猿意马,既要注意跳舞姑娘,又要注意那个男人,脸色遂越来越阴沉了。他猛然挺直身子,全身一阵哆嗦,咕哝道:“这个男人是谁?我向来都是看见她独自一个人的!”

    一说完,便一头又钻到螺旋形楼梯曲曲折折的拱顶之下,冲下楼去。在经过钟楼那道半开半闭的门前时,冷不防发现一件事情,不由一怔,只见卡西莫多俯身在好似巨大百叶窗的石板屋檐的一个缺口处,也正在向广场眺望。他是看得那样入神,连他的养父走过那里都没有觉察。那只粗野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这是一种入了迷的温柔目光。克洛德情不自禁地喃喃道:“这倒怪了!难道他也在看那个埃及姑娘吗?”他继续往下走,不一会儿,心事重重的副主教便从钟楼底层的一道门走到了广场。

    “吉卜赛姑娘到底怎么啦?”他混在那群被手鼓声吸引来的观众当中,问道。

    “不知道。”他旁边的一个人应道。“她忽而不见了,大概是到对面那幢房子里跳凡丹戈舞①去了,是他们叫她去的。”

    吉卜赛女郎刚才舞步翩翩,婀娜多姿,遮掩了地毯上的花叶图案,此时就在她跳舞的地方,在同一张地毯上,副主教看到的只有穿着红黄两色上衣的那个男子。此人为了也挣几个小钱,正在绕着圈子走圆场,只见他双肘搁在屁股上,脑袋后仰,脸孔通红,脖子伸长,牙间咬住一把椅子,椅上拴着向旁边一个女子借来的一只猫,猫吓得喵喵直叫。

    这个江湖艺人汗流如注,高高顶着由椅子和猫构成的金字塔,从副主教面前走过。副主教顷刻喊道:“圣母啊!皮埃尔·格兰古瓦,你这是干什么?”

    副主教声色俱厉,把那个可怜虫吓了一大跳,一下子连同其金字塔都失去了平衡,椅子和猫一古脑儿砸在观众的头上,激起一阵经久不息的嘲骂声。

    要不是克洛德·弗罗洛示意叫他跟着走,他趁混乱之机,赶紧躲进教堂里去,那么皮埃尔·格兰古瓦(确实是他)可就麻烦了。猫的女主人,周围所有脸上被划破擦伤的观众,很可能会一齐找他算帐的。

    大教堂已经一片昏暗,空无一人。正殿四周的回廊黑黝黝的,几处小礼拜堂的灯光开始像星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因为拱顶越来越漆黑了。唯有大教堂正面的大圆花窗仍映着夕阳西下的余照,色彩斑烂,犹如一堆璀璨的宝石,在阴暗中熠熠发亮,并把耀眼的光辉反射到正殿的另一端。

    ①是西班牙一种伴以响板的三拍子民间舞蹈。

    他俩走了几步,堂·克洛德往一根柱子上一靠,目不转睛地盯着格兰古瓦。这目光,格兰古瓦并不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穿着这种小丑的服装,无意中竟被一个严肃的博学的人撞见了,真是丢人现眼。教士的这一瞥并没有丝毫嘲笑和讽刺的意思,而是一本正经,心平气和,却又洞察入微。副主教先打破沉默,说:

    “过来,皮埃尔君许多事情得向我说说清楚。首先,将近两个月了,您连个影子也没有,现在可在街头找到您了,瞧您一身装束好不漂亮,真是!半黄半红,与科德贝克①的苹果无二,您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大人,”格兰古瓦可怜巴巴地应道。“这身穿著确实怪里怪气,您看我这副模样,比头戴葫芦瓢的猫还要狼狈哩。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做糟透了,无异于自找苦吃,存心叫巡防捕役们把这个穿着奇装怪服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抓去好好敲打肩胛骨。可是您要我怎么办,我尊敬的大人?全怪我那件旧外褂,一入冬就不仁不义地把我抛弃了,借口说它成了破布条儿,该到捡破烂的背篓里去享享清福啦。怎么办?文明总还没有发展到了那一步,像古代狄奥日内斯②所主张的那样,可以赤身裸体到处行走,再说,寒风冷凛,试图使人类迈出这新的一步,而取得成功,总不能在一月里呀!凑巧见到了这件上衣,我拿了,这才把原来那件破旧黑外褂扔了。

    ①科德贝克在法国卢昂地区。

    ②狄奥日内斯(前413——前323),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

    对像我这样的一个神秘哲学家来说,破旧就不神秘了。这样一来,我就像圣惹内斯特①那样穿上小丑的衣裳。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一时的落难罢了。阿波罗确曾在阿德墨托斯②家放过猪呢。”

    “您干的好行当呀!”副主教说道。

    “我的大人,坐而论道,写写诗歌,对着炉子吹火,或者从天上接受火焰,我同意这比带着猫顶大盾要惬意得多。所以您刚才训斥我,我确实比待在烤肉铁叉前的驴子还要笨。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大人?每天总得过活呀!最美的亚历山大体③诗行,咀嚼起来总不如布里奶酪④来得可口哇。我曾给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写了您所知道的那首精彩的赞婚诗,可是市府不给我报酬,借口说那首诗写得不好,就好像四个埃居就可以打发索福克列斯⑤的一部悲剧似的。这样一来我都快饿死了,幸好我觉得自己的牙床倒挺坚实的,便向牙床说:‘去玩玩力气把式,耍耍平衡戏法,自己养活自己吧。’有一群叫化子——现在都成了我的好友——传授给我二十来种耍力气的把式,所以如今可以靠白天满头大汗耍把式挣来的面包,晚上喂我的牙齿了。我承认,这样使用我的智能,毕竟是可悲的,人生在世,并不是专为敲手鼓和咬椅子来度日子的。话说回来,尊敬的大人,光度日子是不够的,还得挣口饭吃才行。”

    堂·克洛德静静听着。猛然间,他那凹陷的眼睛露出机敏、锐利的目光,可以说格兰古瓦顿时觉得这目光直探到他灵魂深处去了。

    ①布里为巴黎盆地东部地区,以盛产布里奶酪称。

    ②亚历山大诗体为每行十二音节的韵诗。

    ③阿德墨托斯为古希腊神话中人物,费尔斯国王。阿波罗因杀死独目巨龙,被宙斯罚为凡人服一年劳役,便选中阿德墨托斯为主人替他放猪。

    ④圣惹内斯特是古罗马时代的殉教者。

    ⑤索福克列斯(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古希腊的悲剧大师。

    “很好,皮埃尔君您怎么现在和那个跳舞的埃及姑娘混在一起呢?”

    “咋地!”格兰古瓦说。“她是我的老婆,我是她的老公。”

    教士阴森的眼睛一下子像火焰在燃烧。

    “你①怎能干出这种事来,可怜虫?”他怒冲冲抓住格兰古瓦的胳膊,大喊大叫。“你竟然被上帝唾弃到这个地步,才会对这个姑娘动手动脚?”

    “凭我进天堂的份儿起誓,大人,”格兰古瓦浑身直打哆嗦,答道。“我向您发誓,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个姑娘,如果这正是您所担心的话。”

    “那你说什么丈夫妻子呢?”教士说。

    格兰古瓦赶忙把看官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奇迹宫廷的奇遇啦,摔罐子成亲啦,三言两语地讲给他听。还说到,看来这门亲事还毫无结果,每天晚上,吉卜赛姑娘都像头一天新婚之夜那样避开他。末了他说:“这是有苦难言呀,都因为我晦气,讨了个贞洁圣女。”

    “您这话怎说?”副主教问道,听到这番叙述,渐渐怒气消了。

    “要说清楚可相当困难呀。”诗人应道。“这是一种迷信。

    ①在此之前一直用“您”称呼,这里改用“你”,表示愤怒和蔑视。

    据一个被称为埃及公爵的老强盗告诉我说,我的妻子是一个捡来的孩子,或者说,是个丢失的孩子,反正都是一码事。她脖子上挂着一个护身符,据说这护身符日后可以使她与父母重逢,但是如果这姑娘失去了贞操,护身符随即将失去其法力。因而我们两个人都一直洁身自好。”

    “那么,”克洛德接口说,脸孔越来越开朗了。“皮埃尔君,您认为这个女人没有接近过任何男人?”

    “堂·克洛德,您要一个男人怎么去对付迷信的事情呢?她脑子里装着这件事。我认为,在那班唾手可得的流浪女子当中,能像修女般守身如玉的,确是凤毛麟角。不过她有三样法宝防身:一是埃及公爵,把她置于直接保护之下;二是整个部落,人人把她尊敬得像圣母一般;三是一把小巧的匕首,从不离身,尽管司法长官三令五申禁止带凶器,这个小辣椒总是把匕首带在身上什么隐蔽的角落,有谁胆敢碰她的腰身,那匕首马上就拔出来了。这真是一只蛮野的黄蜂,得了吧!”

    副主教并不就此罢休,接二连三再向格兰古瓦盘问个没完。

    依照格兰古瓦的评判,爱斯梅拉达这个倩女,驯良而又迷人;俏丽,除了那种特具一格的噘嘴之外;天真烂漫,热情洋溢,对什么都不懂,却又对什么都热心;对男女之间的区别都还一无所知,甚至连在梦里也弄不清;生就这个样子;

    特别喜欢跳舞,喜欢热闹,喜欢露天的活动;是一种蜜蜂似的女人,脚上长着看不见的翅膀,生活在不停飞旋之中。这种性情是她过去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养成的。格兰古瓦好不容易才得知,她年幼时就跑遍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一直到了西西里;他甚至认为,她曾经随着成群结队的茨冈人到过阿卡伊境内的阿尔及尔王国,阿卡伊一边与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接壤,另一边濒临去君士坦丁堡必经之路的西西里海。据格兰古瓦说,阿尔及尔国王作为白摩尔人的民族首领,这些流浪者都是他的臣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爱斯梅拉达还很年轻时从匈牙利来到了法国。这个少女从所有这些地方带来了零零碎碎的古怪方言、歌曲和奇异的思想,因而说起话来南腔北调,杂七杂八,有点像她身上的服装一半是巴黎式的、一半是非洲式的那样。不过,她经常往来的那些街区的民众倒很喜欢她,喜欢她快快活活,彬彬有礼,活泼敏捷,喜欢她的歌舞。她认为全城只有两个人恨她,一谈起这两个人就心惊肉跳:一个是罗朗塔楼的麻衣女,这个丑恶的隐修女不知对埃及女人有什么恩怨,每当这个可怜的跳舞姑娘走过那窗洞口时,就破口咒骂;另一个人是位教士,每次遇到时向她投射的目光和话语,无不叫她心里发怵。副主教听到最后这一情况,不由心慌意乱,格兰古瓦却没有太留心,因为这个无所用心的诗人,只两个月的工夫就把那天晚上遇见埃及姑娘的种种奇怪情况,以及副主教在这当中出现的情景,统统忘到九霄云外。不过,这个跳舞的小姑娘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她从不替人算命,这就免遭一般吉卜赛女人经常吃巫术官司的苦头。再说,格兰古瓦如果算不上是丈夫,起码也称得上是兄长。总之,对这种柏拉图式的婚姻,这个哲学家倒也心平气和了,总有个地方可以安身,总有面包可以活命吧。每天早上,他往往跟埃及姑娘一道,到街头帮她把观众给的小钱收起来;每天晚上,同她一起回到他俩的共同住处,任凭她把自己锁在单独的小房间里,他却安然入睡了。

    他认为,总的说来,这种生活挺温馨的,也有利于冥思默想。再则,凭良心说,这个哲学家对这位吉卜赛女郎是否迷恋到发狂的程度,他自己也说不准。他爱那只山羊,几乎不亚于爱吉卜赛女郎。这只山羊真是可爱,又温顺,又聪明,又有才情,是一只训练有素的山羊。这类令人惊叹不已、常常导致驯养者遭受火刑的灵巧畜生,在中世纪是司空见惯的。这只金蹄山羊的魔法其实是些无伤大雅的把戏罢了。格兰古瓦把这些把戏仔细说给副主教听,副主教看上去听得津津有味。

    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手鼓伸到山羊面前,便可以叫它变出想要的戏法。这都是吉卜赛女郎调教出来的,她对这类巧妙的手法具有罕见的才能,只需两个月工夫就教会了山羊用一些启动字母拼写出弗比斯这个词来。

    “弗比斯!”教士说道。“为什么是弗比斯呢?”

    “不清楚。”格兰古瓦应道。“也许是她认为具有某种神秘法力的一个词吧。她认为独自一人时,翻来复去低声念着这个词。”

    “您有把握这仅仅是个词,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吗?”克洛德用他那特有的敏锐目光盯着他,又问。

    “谁的名字?”诗人说道。

    “我怎么知道呢?”教士应道。

    “那正是我所想的,大人。这帮流浪者多少都有点信奉拜火教,崇拜太阳。弗比斯就是从那儿来的吧。”

    “我可并不像您觉得那么明明白白,皮埃尔君。”

    “反正这与我不相干。她要念‘弗比斯’就随她念去呗。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佳丽喜欢我已经差不多同喜欢她一样了。”

    “这个佳丽又是谁?”

    “雌山羊呗。”

    副主教用手托着下巴,看上去想入非非。过了片刻,突然猛转身向着格兰古瓦。

    “你敢对我发誓,你真的没有碰过?”

    “碰过谁?母山羊吗?”格兰古瓦反问道。

    “不,碰那个女人。”

    “碰我的女人!我向您发誓,没有碰过。”

    “你不是经常单独跟她在一起吗?”

    “每天晚上,整一个钟头。”

    堂·克洛德一听,眉头紧蹙。

    “咳!咳!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单独在一起,是不会想到念主祷文的①”

    “以我灵魂发誓,哪怕我念《主祷词》、《圣母颂》、《信仰上帝我们万能的父》②,她对我的青睐,也不比母鸡对教堂更有兴趣呐。”

    “拿你母亲的肚皮起誓,”副主教粗暴地重复道。“发誓你手指尖没有碰过这个女人。”

    “我发誓,还可以拿我父亲的脑袋担保,因为这两者何止一种关系!不过,我尊敬的大人,请允许我也提一个问题。”

    ①②原文为拉丁文。

    “讲,先生。”

    “这件事跟您何干?”

    副主教的苍白脸孔,顿时红得像少女的面颊似的。他好一会儿没应声,随后露出明显的窘态说道:

    “您听着,皮埃尔·格兰古瓦君,据我所知,您还没有被打入地狱。我关心您,并要您好。然而,您只要稍微接触一下那个埃及魔鬼姑娘,您就要变成撒旦的奴隶。您明白,总是肉体毁灭灵魂的。要是您亲近那个女人,那您就大祸临头!说完了!”

    “我试过一回,”格兰古瓦搔着耳朵说道。“就在新婚那一

    天,结果倒被刺了一下。”

    “皮埃尔君,您居然这样厚颜无耻?”

    教士的面孔随即又阴沉下来了。

    “还有一回,”诗人笑咪咪地往下说。“我上床前从她房门的锁孔里瞅了一瞅,正好看见穿着衬衫的那个绝世佳人,光着脚丫,想必偶或把床绷蹬得直响吧。”

    “滚,见鬼去!”教士目光凶狠,大喝一声,并且揪住格兰古瓦的肩膀,把这个飘飘然的诗人猛烈一推,随即大步流星,一头扎进教堂最阴暗的穹窿下面去了。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3)

    三大钟

    自从那天上午在耻辱柱受刑以后,圣母院的邻里都认为,他们发觉卡西莫多对敲钟的热情锐减了。在那以前,时刻钟声充耳,悠扬动听的早祷钟和晚祷钟震天价响的弥撒钟,抑扬顿挫的婚礼钟和洗礼钟,这一连串的钟声在空中飘荡缭绕,仿佛是入耳动心的各种各样声音织成的一幅云锦。整座古老的教堂颤震不已,响声回荡不绝,永远沉浸在欢乐的钟声里。

    人们时时感觉到有个别出心裁而又喜欢喧闹的精灵,正通过这一张张铜嘴在放声歌唱。如今这个精灵似乎消失了,大教堂显得郁郁寡欢,宁愿哑然无声了。只有节日和葬礼还可以听到单调的钟声,干巴巴的,索然无味,无非是礼仪的需要,不得不敲而已。凡是一座教堂都有两种声响,在内是管风琴声,在外是钟声,现在只剩下管风琴声了。仿佛圣母院钟楼里再也没有乐师了。其实卡西莫多一直在钟楼里。他究竟有什么心事呢?莫非在耻辱柱上所蒙受的耻辱与绝望的心情至今还难以忘怀?莫非刽子手的鞭挞声无休止地在他心灵里回响?莫非这样一种刑罚使他悲痛欲绝,万念俱灭,甚至对大钟的锺情也泯灭了呢?要不然,是大钟玛丽遇到了情敌,圣母院敲钟人的心中另有所欢,爱上什么更可爱更美丽的东西而冷落了这口大钟及其十四位姐妹?

    公元一四八二年,圣母领报节到了,正好是三月二十五日,礼拜二。那一天,空气是那样清纯,那样轻柔,卡西莫多突然觉得对那些钟又有几分爱意了,遂爬上北边的钟楼,而这时候,教堂的听差正把下面每道大门打开来。圣母院那时的大门全是用十分坚硬的大块木板做成的,外表包着皮革,四周钉有镀金的铁钉,边框装饰着“精心设计”的雕刻。

    到达塔楼顶上高大钟笼之后,卡西莫多不由心酸,摇了摇头,端详了那六口大钟一会儿,仿佛他心中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把他与这些大钟间隔开来,因而不胜悲叹。然而,他把这些钟猛力一摇,随即感到这一群钟在他手底下摇来晃去,看到——因为听不见——那颤动的八度音在响亮音阶上忽上忽下,宛如一只鸟儿在枝头上跳来跳去,钟乐的精灵,即摇动着金光闪烁的音束、拨动着颤音、琶音和密接和应的那个守护神,早已把这可怜聋子的灵魂勾去了。这个时候,卡西莫多才又快活起来,忘却了一切,心花怒放,容光焕发。

    他走来走去拍着手,从这根钟索跑到那根钟索,高声呼喊,比手划脚,鼓动着那六位歌手,犹如乐队指挥在激励聪明的演奏能手那般。

    “奏吧,”他说道,“奏吧,加布里埃!把你全部的声音倾注到广场上去。今天是节日呀!”——“蒂博尔,别偷懒。你慢下来啦。快,加把劲吧!难道你锈了不成,懒东西?”——“好呀!快!快!别让人看见钟锤摆动才好!叫他们个个像我一样被震聋!就这样,蒂博尔,好样的!”——“吉约姆!吉约姆!你最胖,帕斯基埃最小,可是帕斯基埃最洪亮。让我们打赌:凡是听得见的人都听出它比你响亮得多了。”——“棒!真棒!我的加布里埃,响些再响些!”——“嘿!你们两只麻雀,在上面干什么来的?我没有看见你们发出一丁点儿声响。”——“那些铜嘴在该歌唱时却像在打呵欠,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得啦,好好干活吧!这是圣母领报节,阳光真好,也该有好听的钟乐才行。”“可怜的吉约姆!瞧你上气不接下气的,我的胖墩!”

    他全神贯注,正忙于激励那几个大钟,这六个大钟遂一个比一个起劲地跳跃着,摇摆着它们光亮的臀部,就好像几头套在一起的西班牙骡子,不时在骡夫吆喝声的驱策下,喧闹着狂奔。

    钟楼笔直的墙壁,在一定高度上被一片片宽大的石板瓦遮掩着。忽然,卡西莫多无意间从石板瓦中间向下望去,看见一个打扮奇异的少女来到广场上,她停了下来,把一条毯子铺在地上,一只小山羊随即走过来站在毯子上,四周立刻围拢来一群观众。这一看呀,卡西莫多顿时思绪变了,满腔对音乐的热情霍然凝固了,好像熔化的树脂被风一吹,一下子冻结起来似的。他停住了,扭身背向那些钟,在石板瓦遮檐后面蹲了下来,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那个跳舞的姑娘,目光迷惘、深情、温柔,就是曾经使副主教惊讶过一次的那种目光。这当儿,那几口被遗忘的大钟顷刻都一齐哑然无声,叫那班爱听钟乐的人大失所望,他们本来站在钱币兑换所桥上,诚心诚意地聆听着圣母院群钟齐鸣,这时只好怏怏走了,就像一条狗,人家给它看的是一根骨头,扔给它的却是一块石头。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4)

    四命运①

    凑巧就在这同一个三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想就是二十九日那个礼拜六,圣厄斯塔舍纪念日,我们年青的学子朋友磨坊的约翰·弗罗洛起床穿衣时,发觉他裤子口袋里的钱包没有半点钱币的响声了。遂把钱包从裤腰小口袋里掏出来,说道:“可怜的钱包!怎么!连一文钱也没有啦!掷骰子、喝啤酒、玩女人,多么残酷地把你掏得精光!瞧你现在成了啥样子,空瘪瘪,皱巴巴,软塌塌!活像一个悍妇的乳房!西塞罗老爷,塞内加老爷,你们那些皱缩的书丢得满地都是,我倒向你们讨教讨教,尽管我比钱币兑换所的总监或比兑换所桥上的犹太人,更明白一枚刻有王冠的金埃居值三十五乘十一个二十五索尔零八德尼埃巴黎币,一枚刻有新月的埃居值三十六乘十一个二十六索尔零六德尼埃图尔币,要是我身上连去压双六的一个小钱都没有,那懂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啊!西塞罗执政官呀!这种灾难并不是可以凭婉转的说法,用‘怎样’和‘但是’②就能摆脱的!”

    ①原文此词是希腊文。

    ②原文为拉丁文。

    他愁眉苦脸地穿上衣服。当他系结鞋带时,突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但他先是把想法抛开了,可是它又回来,弄得把背心都穿反了,显然他头脑里正在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末了,把帽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嚷道:“算了!管它那么多呢!我找哥哥去。这可能送上门去挨一顿训斥,我却可以捞到一个埃居。”

    主意已定,遂匆匆忙忙穿上那件缀皮上衣,捡起帽子,大有豁出一条命的架势,走出门去了。

    他顺着竖琴街向老城走去。经过小号角街时,只见那些令人赞叹不绝的烤肉叉在不停转动,香气扑鼻,把他闻得嗅觉器官直痒痒的,于是向那家庞大的烧烤店爱慕地看了一眼。

    正是这家烧烤店,曾有一天使方济各会的修士卡拉塔吉罗纳好不容易发出一句感人的赞词:“的确,这烧烤店真了不起!”①

    可是约翰没有分文可买早点,遂长叹了一声,一头钻进了小堡的城门洞,小堡是进入老城的咽喉,由几座庞大的塔楼组成巨大的双梅花形。

    他甚至来不及按照当时的习俗,走过时要向佩里内·勒克莱克那可耻的雕像扔一块石头。这个人在查理六世时拱手把巴黎交给了英国人,由于这一罪行,他模拟像的面孔被石头砸得稀巴烂,涂满污泥,在竖琴街和比西街交角处赎罪三百年了,好像被钉在永恒的耻辱柱上一样。

    穿过了小桥,大步流星走过了新圣日芮维埃芙街,磨坊的约翰来到了圣母院门前。他又踌躇起来了,绕着灰大人的塑像磨蹭了一会儿,焦急不安地连连说道:“训斥是肯定的,埃居却就玄乎了!”

    刚好有个听差从修道院走出来,他拦住问道:“若札的副主教大人在哪儿?”

    “我想他在钟楼上他那间密室里。”听差应道。“不过,我劝您别去打扰他,除非您是教皇,或是国王陛下那样了不起的人物差派来的。”

    约翰一听,高兴得拍了一下手,说:“活见鬼!这可是难逢的良机,可以看一下那间赫赫有名的巫窟!”

    这么一想,主意已定,毅然决然闯入那道小黑门,沿着通往钟楼顶层的圣吉尔螺旋楼梯向上爬,同时自言自语:“就要看到啦!圣母娘娘呀!这间小室,我这尊敬的哥哥视若家珍,把它隐藏起来,想必是挺奇怪的玩意儿!据说他在密室里生火做地狱般的饭菜,用烈火燃煮点金石。上帝呀!在我眼里,点金点的只不过是块石子,我才不在乎呢!与其要世界上最大的点金石,我倒宁可在他炉灶上能找到一盘复活节的猪油炒鸡蛋!”

    爬到了柱廊,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连连“见鬼”,用几百万辆车子来装都装不完,把那走不到尽头的楼梯骂得狗血喷头,随后从北钟楼那道如今禁止公众通行的小门继续往上走。走过钟笼不一会儿,面前是一根从侧面加固的小柱子和一扇低矮的尖拱小门,迎面是一孔开在螺旋楼梯内壁的枪眼,它正好可以监视门上那把偌大的铁锁和那道坚固的铁框。今天谁要是好奇,想去看一看这道小门,可以从那些刻在乌黑墙壁上的白字辨认出来:“我崇敬科拉利。一八二九。于仁题。”

    “题”这个字是原文所有的。

    “喔唷!”学子说。“大概就是这里了。”

    钥匙就插在锁孔里,门虚掩着。他蹑手蹑脚把门轻轻推开,从门缝里伸进头去。

    那位被称做绘画大师中莎士比亚的伦勃朗,看官不会没有翻阅过他那精美的画册吧!在许许多多奇妙的画中,特别有一幅铜版腐蚀画,据猜测,画的是博学多才的浮士德,叫人看了不由得赞叹不已。画面上是一间阴暗的小室,当中有一张桌子,桌上摆满许多丑陋不堪的东西,诸如骷髅啦,地球仪啦,蒸馏瓶啦,罗盘啦,象形文字的牛皮纸啦。那位学者站在桌前,身穿肥大的长袍,头戴毛皮帽子,帽子直扣到眉毛处。只能看见他上半身。他从宽大的安乐椅上半抬起身子,两只紧握着的拳头撑在桌子上,好奇而又惊恐地注视着一个由神奇字母组成的巨大光圈,这光圈在屋底的墙上,如同太阳的光谱在阴暗的房间里,闪耀着光芒。这个魔幻的太阳看起来好像在颤抖,并用其神秘的光辉照耀着那间幽暗的密室。这真吓人,也真美丽。

    却说约翰放大胆子把脑袋伸进那道门缝,映入其眼帘的景象恰与浮士德的密室十分相似,也是一间阴沉沉、几乎没有一点亮光的陋室,也有一把大扶手椅和一张大桌子,若干罗盘,若干蒸馏瓶,若干吊在天花板上的动物骨骼,一个滚在地上的地球仪,杂七杂八的药水瓶,里面颤动着金叶片的短颈大口瓶,放在离奇古怪涂满图像和文字的羊皮纸上的死人头盖骨,还有一大摞手稿,随随便便让羊皮纸的脆角边完全翘开来。总而言之,尽是科学的各种各样垃圾,而且在这堆乌七八糟的东西上面,到处尽是尘灰和蜘蛛网,只是没有闪闪发光的字母所形成的光圈,也没有那位出神的博学之士,像兀鹫望着太阳那样,凝视着那烈火熊熊的幻景。

    不过,密室并非空无一人。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男子,俯身在桌子上。他背朝着约翰,后者只看到他的肩膀和后脑勺,但用不着费神,一眼便认出这个秃头来,出于本性,这个脑袋瓜永远一成不变地留着剃光的圆顶,仿佛通过这一种外表的象征,决意要标明副主教那不可抗拒的神职感召。

    约翰就这样认出他哥哥来。不过,门是轻轻推开的,堂·克洛德丝毫没有觉察到他的到来。好奇心十足的学子便乘机把这密室不慌不忙地仔细察看了一番。窗洞下,在椅子左边,有一只大火炉,是他起先没有注意到的。从窗洞口照进来的日光,得穿过一张圆形的蜘蛛网;它像精巧的花格子窗,饶有情趣地嵌在尖拱形的窗洞之中;网的正中端坐着那个昆虫建筑师,一动也不动,就像是抽纱花边轮盘的轴心。火炉上零乱堆着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粗陶小瓶子,玻璃蒸馏瓶,装炭的长颈瓶。约翰发现这里连一口锅也没有,不禁唉声叹气,心想:“这套厨房用具,真是新鲜呀!”再说,火炉里并没有火,甚至看上去好久没有生过火了。

    在那一大堆炼金器皿中间,约翰发现一个玻璃面罩,想必是副主教炼制某种危险物质时用来防护面孔的。这个面罩丢在角落里,盖满灰尘,盖板上嵌有铜刻的铭文:呼吸就是希望。①

    还有其他许多题铭,按照炼金术士的风尚,大部分都写

    ①原文为拉丁文。

    在墙上,有的是用墨水写的,有的是用金属尖器刻的。而且字体混杂,有哥特字母,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和罗马字母,这些铭文胡乱涂写,互相掩盖,新的盖住旧的,彼此交错,犹如荆棘丛乱蓬蓬的枝杈,好似混战中横七竖八的长矛。这确实是集人世间一切哲学、一切梦幻、一切智慧的大杂烩,其中偶尔有一铭文比其余的高出一筹,光辉闪耀,好似长矛林立中的一面旗帜。大多数是一句拉丁文或希腊文的简短格言,这在中世纪都是写得非常精彩的:起自何时?来自何方?——人自身是怪物。——星辰,住地,名字,神意。——大书,大祸。——大胆求知。——骄傲寓于意志①等等。有时只有一个词,表面看毫无意义:淫秽②,这可能是痛苦地影射修道院的生活制度;有时是一句简单的教士戒律箴言,用正规的六音步诗句写成:上帝是统治者,世人是统治者。③

    也还有些希伯来魔术书的零乱字句,约翰对希腊文懂得很少,对希伯来文就更加摸不着头脑了。所有字句都任意加上星星、人像或动物图形、三角符号,相互交错,这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这间密室涂满了字迹的那面墙壁,看上去活像猴子用饱蘸墨汁的笔乱涂瞎画的一张纸。

    此外,这整间密室的概貌是无人照管,破败不堪;从用具的残缺状况便可想而知,密室的主人由于有其他心事,早已无心于自己的实验了。

    ①原文为希腊文。

    ②这段引文原为拉丁文和希腊文。

    ③原文为拉丁文。

    这时候,密室的主人正伏案在看一大本有古怪插图的书稿,似乎有某种念头不断来侵袭他的沉思,显得心慌意乱。至少约翰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像梦想家那样,边做梦边断断续续发出沉思的呓语,只听见他高声叫嚷:“对,玛努是这么说的,佐罗阿斯特是这样训导的,日生于火,月生于日。火乃宇宙之魂。其基本原子川流不息,不断倾注于世界。这些川流不息,不断倾注于世界。这些川流在空中的交会点即生光;在地上的交会点即生金。……光和金,同物也,均是火之物态。……乃同一物质可见与可触之分,流态与固态之分,如同水蒸汽与冰之分那般,仅此而已。……这并非梦幻,而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可是,如何方能从科学中分离出这普遍规律的奥秘呢?什么!照在我手上的光,乃是金子!这些同样的原子,依照某种规律膨胀开来,只要按照另一种法则把这些原子凝聚起来就行了!……怎么做才是呢?……有人曾设想把阳光埋藏在地下。……阿维罗埃斯①,不错,是阿维罗埃斯。……阿维罗埃斯曾在科尔迪大清真寺古兰圣殿左边第一根柱子下面埋了一道阳光,但是只能在八千年后才可以打开地穴,看一看试验是否成功。”

    “活见鬼!”约翰在一旁说道。“为了一个埃居,等得老半天了!”

    ①阿维罗埃斯(1126—1198):阿拉伯哲学家。

    “有些人却认为,”副主教依然想入非非说道,“倒不如用天狼星的光做试验更好些。可是要得到天狼星的纯光谈何容易,因为别的星光同它混杂在一起。弗拉梅尔认为,用地上的火做试验要方便得多。……弗拉梅尔!真是生来注定的好名字!弗拉梅尔,其音就是火焰!……对,是火,就是如此。……钻石寓于煤,黄金寓于火。……但如何提取呢?马吉斯特里①认为,有些女人的名字具有无比温馨、无比神秘的一种魅力,只要试验时念出来就行了。……看看玛努是怎么说来的:‘女人受尊敬的地方,神明满怀喜悦;女人受歧视的地方,祈祷上帝也徒劳。女人的嘴总是纯洁的,那是流水,那是阳光。女人的名字应该是讨人喜欢的、温馨的、异想天开的;结尾应该是长元音,读起来就像念祝圣词一样。’……对,先哲说得在理;事实上,玛丽亚、索菲亚、爱斯梅粒,无不如此。……该死该死!老是纠缠着这种念头!”

    说到这里,狠狠地把书合了起来。

    他摸摸额头,仿佛要把不停纠缠着他的那个念头驱赶开。

    随后,从桌上拿起一枚钉子和一把小铁锤,锤柄上离奇古怪地画着魔符般的文字。

    “长久以来,”他露出苦笑,又说。“我的试验一次次失败了!那个固执的想法老缠着我,像烙铁烙在我的脑子里一样。

    我连卡西奥多鲁斯②的秘密都无法发现,他那盏灯不用灯芯、不用油就能点燃。这本是简易的事情!”

    “放屁!”约翰暗自说道。

    “因此,”教士接着往下说。“只要脑子稍微开点窍,就足以叫一个人懦弱而疯狂!咳!让克洛德·佩芮尔取笑我吧,她连片刻都没能把尼古拉·弗拉梅尔的注意力从他追求的伟大事业中引开!怎么!我手里握的是泽希埃莱的魔锤!这个可怕的犹太教法师,在其密室的深处,正用这把锤子敲打这根铁钉,每锤一下,哪怕在万里之外,也能将他所诅咒的仇人完全沉入土里。就连法兰西国王,有天晚上冒冒失失撞了一下这个魔法师的大门,立即在巴黎街上陷入地里,一直陷到膝盖深。……此事发生还不到三百年呢。……怎么!我也有钉子的铁锤,可是这些工具在我手中并不比刃具工匠手里的木槌更有威力。……关键是要找到泽希埃莱锤打钉子时所念的那个咒语。”

    ①马吉斯特里:九世纪拜占庭哲学家。

    ②卡西奥多鲁斯(约480—约575):拉丁文作家,著有几部神秘作品。

    “废话!”约翰心想。

    “得啦,试试看吧!”副主教兴奋地说。“要是成功,钉头就会冒出蓝色的火光。……埃芒——埃当!……埃芒——埃当!①

    不对。……西日阿尼!西日阿尼!②……让这钉子给随便哪个名叫弗比斯的家伙挖掘坟墓吧!……该死!一再老是同个念头,没完没了!”一说完,怒气冲冲地把铁锤一扔,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倒伏在桌上,由于高大的椅背挡住,约翰看不见他了。有好一会儿,只见到他搁在一本书上的一只抽搐而攥紧的拳头。霍然间,堂·克洛德站立起来,拿起一只圆规,悄悄地在墙上刻下这个大写的希腊词:’AN’A#KH③。

    ①②咒语。

    ③意为命运,请参阅作者原序。

    “我哥哥疯了!”约翰想道,“要是把它写成拉丁文①,不是更省事吗!并非人人都懂得希腊文。”

    副主教走过来坐在椅子上,把头搁在双手上,像个病人发高烧,头昏昏沉沉似的。

    学子诧异地注视着哥哥。他,为人心胸坦荡,观察人世只凭纯良的自然法则,强烈的情感凭着自己的爱好任意流淌,每天清晨都充分挖掘好一条条新沟渠,所以心中激情的湖泊总是干涸的。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自然无法理解:人欲的海洋一旦出口被堵住,将会怎样以雷霆万钧之势汹涌翻腾,将会怎样沉积,怎样膨胀,怎样泛滥,怎样叫人撕心裂肺,怎样迸发为内心的哭泣和暗暗的抽搐,一直到冲垮堤岸,毁坏河床。克洛德·弗罗洛那严厉冷峻的外表,那道貌岸然和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冰冰面孔,一向把约翰蒙骗了。这个生性快活的学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在埃特纳火山②白雪覆盖的山巅下,竟会有沸腾的、狂暴的、深沉的岩浆。

    我们不清楚他是否这时突然也萌发这些想法。但是,不论他怎么没有头脑,还是晓得自己看到了本不应该看见的事情,无意中发现了他哥哥的灵魂最秘密的状况,也晓得不应当让克洛德觉察到他在场。于是看见副主教又回到原先那种木然的状态中,遂把头悄悄缩了回来,故意在门外走了几步,弄出声响来,好像有人刚刚到来,在向屋里的人通报似的。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西西里的著名火山。

    “进来!”副主教从密室里高声喊道。“我正等着您呢,故意把钥匙留在锁孔里。进来,雅克大人。”

    学子放大胆子走了进去。在这样的地方来了这样一个客人,这叫副主教感到十分尴尬,不由在椅子上打了一个寒噤,说:“怎么!是您,约翰?”

    “反正都是同一个J①

    字母开头的。”学子涨红着脸,厚着脸皮,轻松地应道。

    堂·克洛德又板起面孔了。

    “您来这里做什么?”

    “我的哥呀,”学子答腔,竭力装出一副既得体,又可怜又谦恭的样子,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情,手里转动着帽子。“我是来向您请求……”

    “什么?”

    “一点我迫切需要的教诲。”约翰不敢大声再说下去:“还有一点我更急需的钱。”这后半句一下子顿住,没有说出来。

    “先生,我可对您很不高兴。”副主教的语气很冷淡。

    “唉!”学子叹息道。

    ①约翰(Jehan)和雅克(Jacques)都是J字母开头。

    堂·克洛德把坐椅转了四分之一圈,目不转暗地盯着约翰,说:“见到您可真高兴!”

    这是一句可怕的开场白,约翰准备挨狠狠一顿训斥。

    “约翰,每天都有人向我告您的状。那次打架,您用棍子把一个名叫阿贝尔·德·拉蒙尚的小子爵打得鼻青脸肿,是怎么一回事?……”

    “噢!”约翰说。“小事一桩!是小侍从这个坏小子寻开心,骑着马在污泥里猛跑,溅了同学们一身泥!”

    “您把那个叫马伊埃·法尔热的袍子撕破了,又是怎么一

    回事?”副主教接着说道。“那人诉苦说:长袍都撕破了①。”

    “唔,呸!只不过是蒙泰居的蹩脚小斗篷罢了!”

    “诉状上明明说是长袍,而不是小斗篷②,您懂不懂拉丁文?”

    约翰没有答腔。

    “是呀!”教士摇摇头接着说。“现在学习的文科竟到了这个地步!拉丁语几乎听不到,叙利亚语无人知晓,希腊语那样叫人讨厌,甚至连最博学之士碰到一个希腊字就跳过不念,也不以为无知,反而说:这是个希腊字,念不来。③”

    听到这里,学子毅然抬起头来,说:“兄长大人,请允许我用最纯正的法语,把墙上那个希腊字解释给您听。”

    “哪个字?”

    “’AN’A#KH。”

    副主教黄颧骨上顿时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火山内部激烈的震动而渲泄出来的一缕烟云。学子几乎没有觉察到。

    “那敢情好,约翰。”兄长强打起精神,结结巴巴说道。

    “这字什么意思?”

    “命运。”

    ①②③原文为拉丁文。

    堂·克洛德的脸色一下子刷白,而学子却漫不经心地往下说:

    “还有下面那个希腊字,看得出来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刻的,意思是淫秽。您看我还懂得希腊文吧。”

    副主教缄默不语,这一堂希腊文课使他困惑不解。小约翰像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孩子,样样灵精,看出这正是大胆提出要求的大好时机,便装出柔声细气,开口说:

    “我的好哥哥呀,难道您真的那样恨我,才摆出恶狠狠的样子给我看,仅仅因为我跟人打架闹着玩玩,狠狠刷了谁的几记耳光,踢了谁的几下屁股,教训了一下那些什么毛头小伙子,什么臭小子①?——您瞧,克洛德好哥哥,我的拉丁文挺棒吧。”

    然而,这种假惺惺的亲热劲,丝毫也没有对严厉的大哥产生惯常的那种作用。地狱的守门犬克伯罗斯不吃蜜糕,副主教额上的皱纹一点也没有舒展开来。

    “您到底想干什么?”副主教干巴巴地问道。

    “那好,就实说吧!我要钱。”约翰勇敢地应道。

    一听到这毫不为难的表白,副主教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显出老子教训儿子的表情。

    “约翰先生,您知道,我们在蒂尔夏普的采邑,年贡和二十一所房屋的租金都计算在内,常年总共是巴黎币三十九利弗尔十一索尔六德尼埃。这比帕克莱兄弟那时候多了一半,但还是不多呀。”

    “我需要钱。”约翰泰然自若地说道。

    ①原文为拉丁文。

    “您知道宗教裁判官已经裁决,我们那二十一所房屋从属于主教的整个采邑,如果要赎回这种隶属关系,就得向尊敬的主教偿付两个镀金的银马克,价值两个巴黎利弗尔。可是,这两个马克,我还没能凑齐哩。这您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需要钱。”约翰第三次重复道。

    “您要钱做什么用?”

    听到这一问话,约翰眼睛里掠过一线希望的亮光,遂又装出温顺和讨好的肉麻样子。

    “啊,亲爱的克洛德哥哥,我向您要钱绝无坏心。并不是想用您的钱装模作样到酒馆去出风头,也不是想骑着骏马,锦缎的马披金光闪烁,带着仆人到巴黎大街上去招摇过市。不是的,哥呀,是为了做件好事。”

    “什么样好事?”克洛德有点感到意外,问道。

    “我有两个朋友想给圣母升天会一个可怜寡妇的孩子买衣着用品。这是一件善事,得花三个弗罗林,我也想出一份。”

    “您这两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拉索默尔和巴底斯蒂·克罗克瓦松①。”

    “唔!”副主教说道。“这些名字可真是跟行善很相称呀,就好像在教堂主坛上安一门射石炮。”

    诚然,约翰挑选了这两个名字糟糕透了,可是发觉得太晚了。

    ①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是刽子手皮埃尔和赌徒巴底斯蒂。

    “再说,”精神的克洛德接着说。“什么样的孩子衣着用品要值三个弗罗林?而且还是给圣母升天会一个寡妇的孩子买的?我倒要问一下,打从什么时候起,圣母升天会的寡妇们会有裹着襁褓的婴儿呢?”

    约翰再次打破尴尬的局面,说:“得啦,不错!我要钱是为了今晚到爱情谷去看伊莎博·蒂埃丽,行了吗?”

    “不要脸的坏蛋!”教士喊叫起来。

    “淫秽①。”约翰应道。

    学子也许是调皮,借用了密室墙上的这个词,却对教士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作用。只见他咬着嘴唇,气得脸红耳赤。

    “给我滚,我在等人。”他于是对约翰说。

    学子试图再做一次努力:“克洛德哥哥,至少给我一个小钱吃饭吧。”

    “格拉田教会学得如何啦?”堂·克洛德问道。

    “本子丢了。”

    “拉丁人文科学学得如何?”

    “奥拉蒂乌斯②

    的书本给人偷去了。”

    “亚里士多德学得如何?”

    ①原文为希腊文。

    ②奥拉蒂乌斯,公元前六世纪传说中的罗马英雄。

    “说真的!哥呀,有个教堂神甫说过,任何时代的异教邪说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渊薮的,这神甫究竟是谁呢?见鬼去吧,亚里士多德!我才不愿意让他的形而上学来破坏我的宗教信仰呐。”

    “年青人,”副主教接着说。“在王上最后一次进城时,有一个侍从贵族叫菲利浦·德·科米纳,马披上绣着他的一句格言,不妨劝您好好想一想:不劳动者不得食①。”

    学子半晌不作声,用手指搔搔耳朵,眼睛盯着地上,脸有愠色。猛然间,他一下子转身向着克洛德,其敏捷真不亚于猴子。

    “这么说来,好哥哥,您连给我一个巴黎索尔,去面包铺买块面包皮都不给啦?”

    “不劳动者不得食。”

    副主教毫不容情,约翰听了他这句回答,双手捂住头,像个女人哭泣一样,带着绝望的表情嚷叫:“O#o#o#o#o#oi!”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克洛德听到这怪叫声,不由一怔,问道。

    学子刚用拳头揉过眼睛,使看起来像哭红了似的,一听到克洛德的问话,厚着脸皮抬眼望着他,应道:“嗯,什么!这是希腊语呀!是埃斯库罗斯的抑抑扬格②诗句,表示悲痛欲绝。”

    说到这里,随即纵声哈哈大笑,笑得那么滑稽,那么厉害,副主教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其实这要怪克洛德自己,为什么过去要那样娇惯这个孩子呢?

    “哦!克洛德好哥哥,我的靴底都破得吐舌头了,世上哪有比这更悲惨的厚底靴吗?”

    副主教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来的那种粗声厉色:“新靴子会给您送去,钱分文不给。”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即两个轻音节后跟一个重音节的音步。

    “哥呀,只要给个小钱!”约翰苦苦恳求道。“我一定好好用功,把格拉田教令背诵出来,一定好好信奉上帝,一定争取成为品学兼优的毕达哥拉斯。不过,给我一文小钱,行行好吧!饥饿张着大口,就在这儿,在我眼前,又脏,又臭,又深,连鞑靼人或是僧侣的鼻子都望尘莫及,难道您就忍心看我被饥饿吞吃掉?”

    堂·克洛德晃了晃满是皱纹的脑袋,又说:“不劳动者……”

    约翰没让他说完,嚷道:

    “算了,见鬼去吧!欢乐万岁!我要去喝酒,去打架,去打碎酒坛,去找娘们!”

    说着,把帽子往墙上一扔,把手指头扳得像响板那样响。

    副主教神色阴沉,瞅了他一眼。

    “约翰,您没有一点灵魂。”

    “要是这样,根据伊壁鸠鲁的说法,我缺的是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所形成的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约翰,应当认真想一想改过才是。”

    “这个嘛,”学子叫道,同时看看他哥哥,又瞧瞧炉子上面的蒸馏瓶。“怪不得这里的一切都是荒唐的,种种想法和瓶瓶罐罐!”

    “约翰,您正站在滑溜溜的斜坡上,您可知道会滑到哪里去吗?”

    “滑到酒馆去。”约翰应道。

    “酒馆通向耻辱柱。”

    “这只是一只像别的灯笼那样的灯笼,也许打着这只灯笼,狄奥日内斯①

    可以找到要找的人。”

    “耻辱柱通向绞刑架。”

    “绞刑架只是一架天平,一端是人,另一端是整个大地。能做那个人,那可太妙了。”

    “绞刑架通往地狱。”

    “地狱是一团大火。”

    “约翰呀约翰,您的下场会很惨的。”

    “开场倒是很好的。”

    这时,楼梯口传来脚步声。

    “别作声!”副主教边说边把一根手指头按在嘴上。“雅克大人来了。听着,约翰,”他又低声添了一句。“您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千万别说出去。快躲到这个火炉下面去,别出声。”

    学子蜷缩在火炉下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对啦,克洛德哥哥,给我一个弗罗林,我就不作声。”

    “住口!我答应您就是了。”

    “要马上给。”

    “拿去吧!”副主教气鼓鼓地把钱包扔给他。约翰再钻到炉底下,这时房门正好推开了。

    ①据传,有天中午,(狄奥日内斯)提着灯笼在雅典街头漫步,有人问他在做什么,他应道:“我在找个人。”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5)

    五两个黑衣人

    来人身穿黑袍,神情阴沉。我们的朋友约翰(不出所料,他蜷缩在角落里尽量设法能随意看清和听到密室里的一切动静),他第一眼注意到的是来人的衣著和面容十分寒碜,脸上却略带几分温柔,不过那是好似猫或判官一样假惺惺的温柔,一种虚情假意,叫人肉麻的温柔。此人头发花白,皱纹满脸,年近六十,眼睛巴拉巴拉直眨,白眉,垂唇,大手。约翰一看,来人不过如此,就是说,大概是一个医生或是一位法官,而且此人鼻子离嘴巴老远,表明愚不可及。随后,约翰又缩回他的洞里了,心想这样狼狈不堪地蜷缩着,由这样一个丑恶的人作伴,何时才有个完,不禁暗自伤心。

    对这个来客,副主教连站起来一下都没有,只是做了个手势,叫他在门边一只板凳上坐下,好一会儿都不声不响,看上去像依然沉浸在冥思默想之中,然后才用几分恩主的口气对他说:“日安,雅克大人。”

    “您好,大人!”黑衣人连忙答道。

    一个称呼雅克大人,另一个意味深长地称呼大人,两种称呼虽都是同一个大人,意思却存在着天壤之别,有如称“阁下”的显赫人物与称“先生”的凡夫俗子,主人与下人①之别。

    ①原文为拉丁文。

    副主教又沉默了片刻,雅克大人小心翼翼,不敢打扰他,他随后才接着说:“喂,搞成了没有?”

    “唉!我的大人!”对方苦笑着应道。“我不停地鼓风。灰也够多的。就是一星半点金子也没有。”

    堂·克洛德不耐烦地摆摆手:“我说的不是这码事,雅克·夏尔莫吕大人,我问的是您承办的那件巫师案子。审计院的那个膳食总管,您不是叫他马克·塞内纳吗?他有没有招供行妖作祟?拷问达到了目的没有?”

    “唉,没有。”雅克大人答道,脸上始终带着忧伤的微笑。

    “我们并没有得到那种快慰。这个人是块顽石,就是把他押到猪市去活活煮死,他也不会招供一个字的。不过,我们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逼他说出真情的。他现在已经四肢残缺不全了。我们用了各种酷刑,正如那个喜剧小丑老普洛图斯所说的:

    面对着刺棒、利刃、钉死、枷锁、

    暴力、锁链、绞索、脚镣、颈枷。①

    但一点作用也没有。这个人太可怕了,真拿他没办法。”

    “他屋子里没搜到什么新名堂来?”

    “当然搜到。”雅克大人应道,一边掏着裤袋。“搜出这张羊皮纸。上面写了一些字,我们一窍不通。刑事状师菲利浦·勒利埃先生倒懂得一点希伯来文,是他在承办布鲁塞尔康代斯坦街犹太人案件中学的。”

    ①原文为拉丁文。

    这样说着,雅克大人把羊皮纸慢慢打开来。副主教立即说:“拿来。”然后往这文卷上瞥了一眼,叫了起来:“纯粹是妖术,雅克大人!埃芒-埃当!这是那班吸血鬼①赴巫魔夜会时喊叫的暗语。由己,同己,在己!②这是命令把地狱魔鬼再拘锁起来的口令。哈嘶,吧嘶,吗嘶!这是医术,专治狂犬咬伤的一个药方。雅克大人呀!您是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凭这张羊皮纸就十恶不赦。”

    “我们还要拷问那个家伙。还有这个……”雅克大人又在衣袋里掏来掏去。“也是在马克·塞内纳家里搜到的东西。”

    这是一只罐子,与堂·克洛德火炉上那些瓶瓶罐罐没有什么两样。副主教一看,便说:“啊!一只炼金用的坩锅。”

    “我向您实说吧,”雅克大人带着怯生生的傻笑说道:“我曾在火炉上试过,但不见得比我自己的那只顶用。”

    副主教仔细打量起这只罐子来。“这坩锅上刻着什么?噢嘘!噢嘘!驱赶跳蚤的咒语!这个马克·塞内纳真是大草包!我确信,您用这玩意儿想炼出金子,那是异想天开!夏天放在您的床龛里还差不多,如此而已!”

    “我们显然是搞错了。”国王代诉人说道。“我刚才上来之前,研究了一下楼下的门廊;大人阁下能否肯定,靠主宫医院那边的大门真的象征一本打开的物理书吗?圣母院底层那七尊裸体雕像中,那尊脚后跟长着翅膀的是墨尔库里吗?”

    “不错。”教士答道。“这是意大利博学之士奥古斯丁·尼福这么说的,拜一个大胡子魔鬼为师,因此无所不知。不过,我们该下去了,我将根据上面的意思解释给您听。”

    ①传说中专吸人血的半狗半女人的恶鬼。

    ②原文为拉丁文。

    “谢谢,我的大人。”夏尔莫吕一躬到地,说道。“对啦,我差点倒忘记了!请问,我什么时候去把那个小妖精抓起来?”

    “哪个小妖精?”

    “就是大人知道的那个不顾教廷禁令,每天到广场上来跳舞的吉卜赛小妞!她有一只鬼魂附身的母山羊,长着魔鬼似的两个犄角,会认字,会写字,会算术,计算起来就像毕卡特里那么精。单凭这只山羊,就足以把全部流浪的波希米亚人都绞死。起诉状已准备好了,要办马上就可以办,瞧吧!我敢打赌,这个跳舞姑娘可真是美人儿,那双漂亮的黑眼睛举世无双!真是两颗光彩夺目的埃及宝石!什么时候动手?”

    副主教脸色煞白。

    ①原文为拉丁文。

    “我会告诉您的。”他结结巴巴,声音含糊不清。接着用劲说道:“管您的马克·塞内纳就行了。”

    “请大人放心。”夏尔莫吕微笑答道。“我回去马上叫人把他绑到皮床上去。可是这家伙是个魔鬼,连皮埃拉·托特吕都打累了,他的手比我的还粗。正如那位爱说俏皮话的普洛图斯所说的:

    把你光着身子绑起来,倒吊一称,足有百把镑重。

    得用绞盘把他倒吊起来拷问!那是我们最妙的办法,非叫他尝尝厉害不可。”

    堂·克洛德神情阴郁,看上去心不在焉。突然掉头对夏尔莫吕说:

    “皮埃拉大人……雅克大人,我的意思是,管您的马克·塞内纳就得了!”

    “是,是,堂·克洛德。可怜的家伙!他早该像穆莫尔①吃苦头啦。亏他想得出,去参加巫魔夜会!身为审计院的一个膳食总管,理当知晓查理曼的文献,不是吸血鬼,就是害人精②!至于那个小妞儿,大家叫她爱斯梅拉达,我恭候大人的吩咐。啊!等会儿走过门廊时,请您也给我讲一讲教堂入口处那个平雕的园丁是啥意思。莫非是播种者③!……嘿!大人,您到底在想什么呢?”

    堂·克洛德只想自己的心事,并没有听他在说什么。夏尔莫吕顺着克洛德的视线看去,发现他直勾勾地盯着窗洞口的一张大蜘蛛网。恰好就在此时,一只正在寻觅三月阳光的苍蝇,晕头转向,一头撞上蜘蛛网给粘住了。蜘蛛网一振动,那只大蜘蛛顿时冲出它在网中央的斗室,一下子向苍蝇猛扑过去,用两只前触角把苍蝇折成两段,同时把丑恶的吻管刺进苍蝇的脑袋。国王的教廷检察官不由说道:“可怜的苍蝇!”并抬起手来要去救它。副主教一看,如猛然惊醒,浑身剧烈痉挛,一把紧紧攥住他的胳膊,说道:

    “雅克大人,让命运去作主吧!”

    教廷检察官转过头来,惊愕不已。他觉得胳膊好像被铁钳夹住一样。教士的眼睛直勾勾的,惊恐不安,闪闪发光,一直盯着那对可怕的苍蝇和蜘蛛。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穆莫尔:不详。

    ③指上帝。

    “啊!是的,”教士继续说道,那声音仿佛从他腑脏里发出来似的。“这就是万物的象征。苍蝇刚出生不久,快活得很,飞来飞去;它寻找春天,寻找广阔的天地,寻找自由;哦!是的,可是命中注定,偏偏撞到了那扇花格窗,蜘蛛扑了出来,那丑恶的蜘蛛!可怜的舞女①!注定该死的可怜苍蝇!雅克大人,随它去吧!这就是命!……唉!克洛德,你就是蜘蛛,克洛德,你也是苍蝇!……你飞向科学,飞向光明,飞向太阳,一心一意只想飞奔广阔的天地,飞奔如同光天化日的永恒真理,可是,当你扑向那扇光彩夺目的窗洞,扑向光明、聪慧和科学的另一个世界,盲目的苍蝇呀,荒唐的饱学之士,你居然没有看见在光明与你之间,命运早已张挂了一张细薄的蛛网,你却狂热地一头扑上去,可怜的疯子,现在你拼命挣扎,头也破了,翅膀也断了,被命运的铁钳夹住了!……雅克大人!雅克大人!让命运去安排吧!”

    “我向您保证,我绝不去碰它。”夏尔莫吕应道,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可是,请您放开我的胳膊,大人,求求您了!您的手简直就是一把铁钳。”

    ①语义双关。法文“苍蝇”这词是阴性的,因此这里“舞女”既可指苍蝇,也可指爱斯梅拉达。

    副主教根本没有听见,依然望着窗口说:“噢!荒唐!你真是异想天开,想用你的小苍蝇翅膀,会把那张可怕的蜘蛛网撞破,就以为可以飞抵光明了。唉!你哪里想得到,前面稍远处还隔着一扇玻璃窗,这道透明的障碍物,这堵比黄铜还坚硬的水晶墙,把所有的哲学与真理分隔开来,你怎能跨越过去呢?啊,科学的真理!多少哲人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多少五花八门的体系撞到这扇永恒的玻璃窗,像苍蝇似地嗡嗡作响!”

    他顿止了。最后这些想法,使他不知不觉又想起了科学,看上去他冷静了下来。雅克·夏尔莫吕向他发问:“喂,我的大人呀,您什么时候来帮我炼金子呢?我老是炼不出来。”副主教听到这一问话,完全回到现实中来了。

    副主教面带苦笑,摇了摇头,说:“雅克大人,读一读米歇尔·普谢吕所著的《能的对话与鬼的法术》①那本书吧。我们所做的并非完全无罪的。”

    “轻声点,大人!这我也料得到。”夏尔莫吕说道。“不过,当你仅仅是国王的教廷检察官,年俸只三十图尔埃居,不搞点炼金术怎么行呢!我们还是小声点为好。”

    就在此时,从炉底下传出一种吃东西的咀嚼声,夏尔莫吕本来就心神不定,这一听益发紧张了,问道:

    “什么响声?”

    原来是学子躲在炉底下觉得非常不舒服,也感到非常无聊,东摸西找,总算找到了一块老面包皮和一块三角形的发霉的奶酪,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大嚼起来,权当一种安慰和一顿早餐。他饿极了,嚼得特别响,而且每吃一口,咀嚼声非常清脆响亮,这就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和惊恐。

    ①原文为拉丁文。

    “那是我的一只猫,在那下面吃耗子,正饱餐一顿喽。”副主教赶忙说道。

    夏尔莫吕听他这么解释,也就心定了。

    “其实,大人,”他卑恭地笑着说。“所有的哲学家个个都有其心爱的小动物。您是知道塞尔维乌斯所说的这句话:诚然,无处不存在精灵①”。

    这时,堂·克洛德担心约翰再耍什么新花招出来,遂提醒这位可敬的弟子说,他们还得到门廊去一起研究几个雕像呢,于是两人走出了密室,学子如释重负,“喔唷”了一声,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正在发愁,深怕膝盖顶着下巴,会磨出老茧来。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6)

    六户外七声咒骂可能导致的后果

    “赞美主啊②!”约翰君从洞里爬出来叫嚷道。“两只猫头鹰总算走了。噢嘘!噢嘘!哈嘶!吧嘶!吗嘶!跳蚤!疯狗!魔鬼!他俩的谈话真把我腻坏了!我的头简直就像钟楼敲钟似的,嗡嗡作响。还有那发霉的奶酪!快!赶紧下楼去带上大哥的钱袋,把所有的钱统统拿去换酒喝。”

    ①②原文为拉丁文。

    他用深情和赞赏的目光,向宝贝钱袋里面瞥了一眼,又拉了拉身上的衣裳,擦了擦皮靴,掸了掸沾满炉灰的袖子,打着唿哨,跳起来旋转了一圈,仔细瞧了瞧密室里还有什么东西可拿的,顺手从火炉上捡起一颗像是护身符的彩色玻璃珠子,好作为珠宝拿去送给伊莎博·蒂埃丽,最后这才把门推开。他哥哥出于最后一次宽容,让门开着,而他出于最后一次恶作剧,也让门开着就走了,活像一只鸟儿,欢蹦活跳,沿着螺旋楼梯直冲下去。

    在黑暗的楼梯上,他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嘟嘟哝哝,退到一边去了。他猜想准是卡西莫多,不禁觉得挺可笑的,所以再沿着楼梯往下走时,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到了广场还笑个不止。

    一回到地面,跺了跺脚,喊道:“啊!巴黎的石板路真好,令人起敬!该死的楼梯,连雅各天梯上的天使①也会爬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是鬼迷心窍,怎么会想起钻到那高插云霄的石头螺旋楼梯里去,仅仅为了去吃长了毛的奶酪,去窗洞孔张望一下巴黎的钟楼!”

    ①典故出自《旧约·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雅各梦见有只梯子从地下直抵天上,上帝的许多使者在梯子上爬上爬下。

    他走了几步,瞥见堂·克洛德和雅克·夏尔莫吕这两只猫头鹰正在观赏门廊上一座雕像,遂踮起脚尖走到他们跟前,只听见副主教悄声对夏尔莫吕说:“是巴黎的吉约姆叫人用这块镶着金边的天青石来雕刻约伯像的。之所以把约伯雕刻在这块点金石上,是因为这块点金石必须经受考验和磨难,方能臻于完善。正如雷蒙·吕勒所云:用特殊形式加以保存,灵魂方能得救①。”

    “反正对我都一样,拿着钱袋的是我呀。”约翰心想。

    这时他听见背后有个人扯着响亮的大嗓门,连声破口大骂:“上帝的血!上帝的肚皮!假正经的上帝!上帝的肉体!别西卜的肚脐!他妈的教皇!长角和天杀的!”

    “十拿九稳,只能是我的朋友弗比斯队长!”约翰嚷了起来。

    副主教这时正向国王的检察官津津有味地解释说,那条龙的尾巴藏在一个浴池里,浴池立即升起青烟,出现一个像国王的脑袋,说着说着,突然听到弗比斯这个名字,不由打了个寒噤,陡然顿住,这叫夏尔莫吕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副主教转过身去一眼看见他的弟弟约翰站在贡德洛利埃宅第门口,正同一个魁梧的军官攀谈。

    那正是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先生,背靠着其未婚妻家的墙角,像个异教徒在那里骂街。

    “是您呀,弗比斯队长!”约翰拉起他的手说道。“您可骂得真带劲呀。”

    “长角和天杀的!”队长应了一声。

    “您自己才是长角和天杀的!”学子回敬了一句。

    ①原文为拉丁文。

    “得啦,可爱的队长,谁惹您了,干吗这样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呢?”

    “对不起,哥们。”弗比斯摇着他的手应道。“脱了缰的马,一下子停不住呀。刚才破口大骂,正像骑着马在狂奔喽。我刚从那班假正经的女人那里出来,而每次出来,胸总是堵得慌,塞满骂人的话儿,得吐出来才痛快,要不,就会活活憋死,肚皮和雷劈的!”

    “您想不想去喝两杯?”学子问道。

    队长听到这话儿,顿时平静了下来。

    “那敢情好,可是我没有钱。”

    “我有!”

    “得啦!拿出来瞧瞧?”

    约翰神气活现,直截了当地把钱袋掏出来放在队长的眼皮底下。这当儿,副主教把夏尔莫吕丢在一边,随他去惊讶得呆若木鸡,也尾随到他们身边,在几步开外停了下来,仔细观察着他们两个人的一举一动,而他俩却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钱袋,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他。

    弗比斯叫嚷了起来:“约翰,一只钱袋在您口袋里,这简直是月亮映在一桶水里,看得见,摸不着,只不过是影子罢了。不信,我们打赌,里面装的是石子!”

    约翰冷淡地应道:“那您就瞧瞧我钱包里装的这些石子吧!”

    话音一落,二话没说,随即把钱袋往旁边界碑上一倒,那副神气俨如一个赴汤蹈火救国的罗马人。

    “真正的上帝呀!”弗比斯嘟哝道。“这么多盾币、大银币、小银币、每两个一个合图尔币的铜钱、巴黎德尼埃、真正的鹰钱!真叫人眼花缭乱!”

    约翰依然一副神气十足和无动于衷的样子。有几个小钱滚落到泥浆里去了,队长兴冲冲弯下身去捡,约翰连忙阻止他说:“呸,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

    弗比斯算了算钱,郑重其事地回头对约翰说:

    “您知道吗,约翰,一共是二十三个巴黎索尔!您昨夜到割嘴街抢了谁的钱啦?”

    约翰一头鬈曲金发,把脑袋往后一昂,轻蔑地半眯起眼睛,说:“人家有个当副主教的傻蛋哥哥呗!”

    “上帝的角呵!”弗比斯叫了一声。“那个神气十足的家伙!”

    “喝酒去吧。”约翰说道。

    “去哪里?夏娃苹果酒店吗?”弗比斯问道。

    “不,队长,去老科学酒家。老科学——老太婆锯壶把①。

    这是个字谜。我就喜欢这个。”

    “呸,什么劳什子字谜,约翰!夏娃苹果的酒好,门边还有个向阳的葡萄架,每次在那里我都喝得挺过瘾的。”

    “那好,就去找夏娃和她的苹果②吧!”学子说道。然后挽起弗比斯的手臂又说:“对啦,亲爱的队长,您刚才说到割嘴街,这太难听了,现在人们不那么野蛮了,管它叫割喉街。”

    ①法文“老”的阴性可指老太婆,“科学”这个词分折成两截,意为“锯——壶把”。

    ②双关语,“苹果”在俗语中也指脸蛋、乳房。

    两个难兄难弟于是向夏娃苹果酒家走去。他们先捡起了钱,副主教尾随着他俩,这些都是毋须交代的。

    副主教跟着他们,神色阴沉而慌乱。自从他上次同格兰古瓦谈话以后,是否弗比斯这个该死的名字就一直同他全部的思想混杂在一起的缘故?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弗比斯,单凭这魔术般的名字就足以使副主教悄悄地跟随这一对无所牵挂的伙伴,惶惶不安,用心偷听他们的谈话,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再说,要听他们所说的一切,那是再容易不过了,因为他们嗓门那么大,叫过往行人一大半听见他们的知心话儿,他们并不会感到怎么难堪。他们谈论决斗啦,妓女啦,喝酒啦,放荡啦。

    走到一条街的拐角处,他们听到从附近岔路口传来一阵巴斯克手鼓的响声。堂·克洛德听见军官对学子说:

    “天杀的!快走。”

    “为什么,弗比斯?”

    “我害怕被那个吉卜赛姑娘看见。”

    “哪个吉卜赛姑娘?”

    “就是牵一只山羊的那个小妞呀。”

    “爱斯梅拉达?”

    “正是,约翰。我老是记不住她那个鬼名字。赶快走,要不,她会认出我来的,我不想这姑娘在街上跟我搭讪。”

    “您认识她,弗比斯?”

    听到这里,副主教看见弗比斯揶揄一笑,欠身贴近约翰的耳朵,轻声说了几句话。接着弗比斯哈哈大笑,得意洋洋,摇了摇脑袋。

    “此话当真?”约翰说道。

    “拿我的灵魂打赌!”弗比斯说。

    “今天晚上?”

    “您有把握她会来吗?”

    “这还用着问,难道您疯了不成,约翰?这种事儿有什么好怀疑的?”

    “弗比斯队长,您艳福不浅呀!”

    这些谈话,副主教一五一十全听在耳朵里,把他气得咬牙切齿,显然浑身直打哆嗦。他不得不停了一会,像个醉汉似地靠着一块界石,然后再赶紧尾随着那对大活宝。

    等到赶上时,他们已改换了话题,只听见他们扯着喉咙,没命地唱着一支古老歌谣的迭句:

    菜市场小摊的孩子,

    生来像小牛被吊死。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7)

    七野僧

    夏娃苹果这家驰名的酒馆,座落在大学城环形街与行会旗手街的交角处。这是底楼的一间大厅,相当宽敞,却很低矮,正中央有一根漆成黄色的大木柱支撑着拱顶。大厅里摆满了桌子,墙上挂着闪闪发亮的锡酒壶,经常座无虚席,坐满酒徒和妓女,临街有一排玻璃窗,门旁有一葡萄架,门上方有一块哗啦直响的铁皮,用彩笔画着一只苹果和一个女人,风吹雨打,已经锈迹斑斑,它安插在一根铁扦上,随风转动。这种朝街的风标,就是酒店的招牌。

    夜幕渐渐降临了,街口一片昏暗。酒馆灯火通明,从远处看去,好似黑暗中一家打铁铺子。透过窗上的破玻璃,可以听见酒杯声,吃喝声,咒骂声,吵架声。大厅里热气腾腾,铺面的玻璃窗上蒙着一层轻雾,可以看见厅里上百张密密麻麻、模糊不清的面孔,不时发出一阵哄笑声。那些有事在身的行人,从喧闹的玻璃窗前走过去,连看都不看一眼。唯独时而有个把衣衫褴褛的男娃,踮起脚尖,头伸到窗台上,向着酒馆里面嘲骂,嚷着当时取笑酒鬼的顺口溜:“酒鬼,酒鬼,酒鬼,掉进河里做水鬼!”

    然而,有个人却泰然自若,在这声音嘈杂的酒馆门前踱来踱去,不停地向里面张望,而且一步也不离开,就像一个哨兵不能离开岗哨似的。他披着斗篷,一直遮到鼻子。这件斗篷是他刚刚从夏娃苹果酒家附近的估衣店买来的,大概是为了防御三月晚间的寒气,说不定是为了掩饰身上的服装。这个人不时停了下来,站在拉着铅丝网的那模糊不清的玻璃窗前,侧耳倾听,凝目注视,还轻轻跺脚。

    酒店的门终于开了,他左等右等,似乎就是等这件事。从酒店走出来两个酒徒,快活的脸盘有一会儿映着门里透出的光线,脸色红得发紫。披斗篷的汉子连忙一闪,躲进街对面的一个门廊里,监视着他俩的动静。

    “长角的和天杀的!”有个酒徒说道。“快敲七点了,我约会的时间到了。”

    “听我说,”这个酒徒的同伴接着说,舌头有点转动不灵。

    “我不住在屁话街,住在屁话街的是卑鄙小人①;我住在约翰——白面包街。……您要是说谎了,那您就比独角兽还更头上长角喽②……人人知道,只要一次敢骑上大狗熊的人,永远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瞧您吃东西挑东剔西的那副嘴脸,就像主宫医院的圣雅各像。”

    “约翰好友,您喝醉了。”那一位说。

    约翰踉踉跄跄,应道:“您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弗比斯,反正柏拉图的侧面像只猎犬,那是被证实了的。”

    看官肯定已经认出卫队长和学子这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了吧。躲在暗处窥探他俩的那个人,似乎也认出他们来了,遂慢步跟随在他们后面。学子走起路来东扭西歪,曲曲折折,卫队长也跟着东蹭西颠,不过卫队长酒量大,头脑一直很清醒。

    披斗篷的人留心细听,从他们津津有味的交谈中听到了以下这些话语:

    “劳什子!您走直点好不好,学子先生!您知道,我该走了。都已经七点了。我同一个女人有约会。”

    “那就别管我,您!我看见星星和火苗。您就跟唐马尔丹城堡一样,笑开了花啦!”

    ①原文为拉丁文。

    ②在西方,“头上长角”是辱骂人的话,指该人的妻子不忠,意同“戴绿帽子”。

    “赁我奶奶的疣子发誓,约翰,您这是起劲过了头,满口胡说八道啦。……对啦,约翰,您真的没剩一点钱吗?”

    “校董大人,没错,小屠宰场。”

    “约翰,我的好人儿约翰!您知道嘛,我约好那个小妞在圣米歇尔桥头幽会,我只能把她带到桥头那个法露黛尔老太婆家里去,得付房钱呐。这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娼妇不肯让我赊账的。约翰,行行好吧!神甫一整钱袋的钱,我们都喝得精光了吗?您连一个小钱也不剩了吗?”

    “想到曾痛痛快快地花钱,度过了那几个钟头的好时光,那美滋滋的味道,比得上一种真正的喷香的餐桌佐料。”

    “妈的肚皮和肠子!别放屁了,告诉我,鬼约翰,您是不是还剩点钱?快拿出来,要不,我就要搜身了,哪怕您像约伯害麻疯,像恺撒生疥癣!”

    “先生,加利亚什街一头通向玻璃坊街,另一头通向织布坊街。”

    “没错,我的约翰好朋友,我可怜的伙伴,加利亚什街,对,很对。可是,看在老天爷的面上,醒一醒吧,我只要一个巴黎索尔,但就可以消磨七个钟头啦。”

    “别再老唱轮舞曲了,听我唱这一段:

    等到老鼠吃猫的时候,

    国王将成为阿拉斯君主①;

    ①阿拉斯城位于法国加来东南部,在历史上是封建君主纷争的地方,一三八四年起归属布尔戈尼公国,直到一四七七年才又划归法国。

    当辽阔无边的大海,

    在圣约翰节冻成冰,

    人们便会看到阿拉斯人,

    从冰上纷纷离开家园。

    “那好,你这大逆不道的学子,让你妈的肠子把你勒死才好呢!”弗比斯叫嚷起来,并用劲把醉醺醺的学子一推,学子就势一滑,撞在墙上,浑身软绵绵地倒在菲利浦—奥古斯特的石板大路上了。酒徒们总怀有兄弟般的同情心,弗比斯多少还有一点这种怜悯心,便用脚把他推到一旁,让他靠在穷人的枕头上,那是上帝在巴黎每个街角给穷人准备的,有钱人贬称为垃圾堆。卫队长把约翰的脑袋枕在一堆白菜根的斜面上,约翰立刻呼噜呼噜打起鼾来,好比在哼着一支男低音的美妙曲子。不过,卫队长余怒未消,冲着沉睡的神学院学子说:“活该,让魔鬼的大车经过时把你捡走才好咧!”一说完,径自走了。

    披斗篷的人一直跟踪着他,这时走过来在酣卧的学子跟前,停了片刻,好像犹豫不决,心烦意乱;随后一声长叹,也走开了,继续跟踪卫队长去了。

    我们也像他们那样,让约翰在美丽星星的和霭目光下酣睡吧,请看官跟我们一道,也去跟踪他们两个人吧。

    弗比斯卫队长走到了拱门圣安德烈街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他。偶然一回头,看见有个影子在他后面沿墙爬行。他停,影子也停;他走,影子也走。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暗自想道:“去他妈的!反正我没有钱。”

    到了奥顿学堂门前,他突然歇住。想当初,他就是在这所学堂开始他所谓的修业的。他仍保留昔日淘气学子的捣蛋习惯,每次从这学堂的门前经过,总要把大门右边皮埃尔·贝尔特朗红衣主教的塑像侮辱一番,这种侮辱就像奥拉斯的讽刺诗《从前无花果树砍断了》①中普里阿普满腹辛酸所抱怨的那样。他干起这种事劲头十足,结果塑像的题词“中高卢人主教”②几乎被他砸得全看不见了。这一回,他像入学那样又停在塑像跟前,街上此时空无一人。正当他有气无力地迎风再结裤带时,看见那个影子慢慢向他走过来,脚步那样缓慢,卫队长可以看清这个人影披着斗篷,头戴帽子。这人影一挨近他身旁,陡然停住,一动不动,比贝尔特朗红衣主教的塑像还僵直。可是,这个人影的两只眼睛却定定地盯着弗比斯,目光朦胧,俨如夜间猫眼的瞳孔射出来的那种光。

    卫队长生性胆大,又长剑在手,并没有把个小偷放在眼里。然而,看见这尊行走的塑像,这个化成石头般的人,不由心里发怵,手脚冰凉。当时到处流传,说有个野僧夜间在巴黎街头四处游荡,闹得满城风雨,此时此刻,有关野僧的许多莫名其妙的传闻,乱七八糟地全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吓得魂不附体,呆立了片刻。最后打破沉默,勉强地笑了起来。

    “先生,您要是像我所想的,是个贼,那就好比鹭鸶啄核桃壳,您白费劲。我是个破落户子弟,亲爱的朋友。到旁边去打主意吧,这所学校的小礼拜堂里倒有真正做木十字架的上等木料,全是镶银的。”

    ①②原文为拉丁文。

    那个人影从斗篷里伸出手来,像鹰爪似地重重一把抓住弗比斯的胳膊,同时开口说:“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

    “怎么,活见鬼啦!”弗比斯说道。“您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仅知道您的名字,而且还知道今晚您有个约会。”斗篷人接着说,他的声音像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

    “不错。”弗比斯应道,目瞪口呆。

    “是七点钟。”

    “就在一刻钟以后。”

    “在法露黛尔家里。”

    “一点不差。”

    “是圣米歇尔桥头那个娼妇。”

    “是圣米歇尔大天使,像经文所说的。”

    “大逆不道的东西!”那鬼影嘀咕道。“跟一个女人幽会吗?”

    “我承认。”

    “她叫什么名字?”

    “爱斯梅拉达。”弗比斯轻松地应道,又逐渐恢复了他那种满不在乎的模样。

    一听到这个名字,那人影的铁爪狠狠地晃了一下弗比斯的胳膊。

    “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你撒谎!”

    弗比斯赫然发怒,脸孔涨得通红,往后猛然一跃,挣脱了抓住他胳膊的铁钳,神气凛然,手按剑把,而斗篷人面对着这样的狂怒,依然神色阴沉,巍然不动。这种情景谁要是看了,定会毛骨悚然。这真有点像唐·璜与石像①的生死搏斗。

    “基督和撒旦呀!”卫队长叫道。“很少有人胆敢冲着姓夏尔莫吕的这样大放厥词!料你不敢再说一遍!”

    “你撒谎!”影子冷冷地说道。

    卫队长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什么野僧啦,鬼魂啦,乌七八糟的迷信啦,顷刻间全抛到九霄云外,他眼里只看到一个家伙,心里只想到一个所受的侮辱。

    “好啊!有种!”他怒不可遏,连声音都哽住似的,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一下子拔出剑来,气得浑身直发抖,就如同恐惧时发抖那样,接着含糊不清地说道:“来!就在这儿!马上!呸!看剑!看剑!让血洒石板路吧!”

    然而,对方却没动弹,看到对手摆开架势,准备好冲刺,便说:“弗比斯队长,别忘了您的约会。”他说这话时,由于心中的苦楚,声调微微颤抖。

    ①唐·璜是西班牙传说中的花花公子,专以勾引女人为能事。有天夜里,他将勾引的一个少女的父亲杀死。一所修道院的修道士们设计,将唐·璜诱骗到死者的墓前,并将唐·璜杀死。事后,修道士们假称唐·璜是被死者的石像拖到地狱里去了。

    像弗比斯这样性情暴躁的人,宛如滚开的奶油汤,一滴凉水就可以立刻止沸。听到一句这么简单的话儿,卫队长立即放下手中寒光闪闪的长剑。

    “队长,”那个人又说。“明天,后天,一个月或者十年之后,您随时可以找我决斗的,我随时准备割断您的咽喉;不过现在您还是先去赴约吧。”

    “没错,”弗比斯说,好像给自己设法找个下台的台阶。

    “一是决斗,一是姑娘,这倒是在一次约会中难得碰到的两件畅快的事情。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两兼,顾了一头就得错过另一头呢!”

    一说完,把剑再插入剑鞘。

    “快赴您的约会去吧!”陌生人又说。

    “先生,您这样有礼貌,我十分感谢。的确,明天有的是时间,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把亚当老头子的这身臭皮囊切成碎块。我感谢您让我再快活一刻钟。本来我指望把您撂倒在阴沟里,还来得及赶去同美人幽会,特别是这种幽会让女人略等一等,倒是显得很神气的。不过,您这个人看起来是个男子汉,那就把这场决斗推迟到明天更稳

    当些。我就赴约去了,定在七点钟,您是知道的。”说到这里,他搔了搔耳朵,再接着往下说:“啊!他妈的!我倒忘了!我一分钱也没有,没法付那破房钱,那个死老婆子非得要先付房钱不可。她才不相信我呢。”

    “拿去付房租吧。”

    弗比斯感觉到陌生人冰凉的手往他手里塞了一枚大钱币,他忍不住收下这钱,并且握住那人的手。

    “上帝啊!”他叫了起来。“您真是个好孩子!”

    “但有个条件,”那个人说。“您得向我证明,是我说错了,而您说的是真话。这就要您把我藏在某个角落里,让我亲自看看那个女人,是否她果真就是您提到名字的那一个。”

    “唔!我才不在乎哩。”弗比斯应道。“我们要的是圣玛尔特那个房间,旁边有个狗窝,您可以躲在里面随便看个够。”

    “那就走吧。”影子又说。

    “尊便。”卫队长说道。“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魔鬼老爷本人。不过,今晚我们就交个朋友吧,明天我所有的债跟您一起算清,包括钱和剑!”

    他俩随即快步往前走。不一会儿,听见河水的汩汩声,他们知道已来到当时挤满房子的圣米歇尔桥上了。弗比斯对同伴说:“我先带您进屋去,然后再去找我的小美人,约好她在小堡附近等我。”

    那个人没有答腔。自从两个人并肩一起同行,他就一言不发。弗比斯在一家房子的矮门前停下,狠狠捶门。一线亮光随即从门缝里透了出来,只听见一个牙齿漏风的声音问道:

    “谁呀?”卫队长应道:“上帝身体!上帝脑袋!上帝肚皮!”门立即开了,只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盏老油灯,人抖抖索索,灯也抖抖索索。老太婆弯腰曲背,一身破旧衣裳,脑袋摇来晃去,两个小眼窝,头上裹着一块破布,手上、脸上、脖子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皱纹;两片嘴唇瘪了进去直陷到牙龈下面,嘴巴周围尽是一撮撮的白毛,看上去就像猫的胡须似的。

    屋内残破不堪,如同老太婆一样衰败。白垩的墙壁,天花板上发黑的椽条,拆掉的壁炉,每个角落挂满蜘蛛网,屋子正中摆着好几张缺腿断脚的桌子和板凳,一个肮脏的孩子在煤灰里玩耍,屋底有座楼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张木梯子——通向天花板上一个翻板活门。一钻入这兽穴,弗比斯的那位神秘伙伴就把斗篷一直拉到眼睛底下,而弗比斯一边像撒拉逊人那样骂个不停,一边像可敬的雷尼埃①所说的那样,让一枚埃居闪耀着太阳般的光辉,说道:“要圣玛尔特房间。”

    老太婆顿时把他看成大老爷,紧紧拽住那枚金币,把它放进抽屉里。这枚金币就是披黑斗篷的人刚才塞给弗比斯的。

    老太婆一转身,那个在煤灰里玩耍的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男孩,敏捷地走近抽屉,拿起金币,并在原处放下一片刚才从柴禾上扯下来的枯叶。

    老太婆向两位称为相公的人打了手势,叫他们跟着她,遂自己先爬上梯子。上了楼,把灯放在一口大箱上。弗比斯是这里的常客,熟门熟路,便打开一道门,里面是一间阴暗的陋室,对其伙伴说道:“亲爱的,请进吧。”披斗篷的人二话没说,就走进去了。门一下子又关上了。他听见弗比斯从外面把门闩上,然后同老婆子一起下楼去了。灯光也消失了。

    巴黎圣母院(三)第七卷 命运(8)

    八临河窗子的用处

    克洛德·弗罗洛(我们设想,看官比弗比斯聪明,早在这整个历险中已经看出来了,那野僧并非别人,而是副主教),他在那间被弗比斯反闩上门的昏暗陋室里摸索了一阵子。这是建筑师在盖房子时,偶或在屋顶与矮栏墙的连结处留下的一个隐蔽角落。正如弗比斯其妙无比所叫的那样,这狗窝的纵剖面呈三角形,既无窗户,也没有透光的天窗,屋顶倾斜,人在里面都无法站直身子。克洛德只好蹲在尘灰和被他踩得粉碎的灰泥残片里。他的头滚烫,双手在身边周围摸来摸去,无意间在地上摸到一片破玻璃,随即把它贴在脑门上,顿感凉意,人也稍微舒服一些了。

    ①马杜兰·雷尼埃(1573—1613),法国诗人。

    此时此刻,副主教的阴暗心灵里在想些什么呢?只有他自己和上帝才知道。

    不知他内心里,究竟根据什么样的宿命的秩序,来安排爱斯梅拉达、弗比斯、雅克·夏尔莫吕、他爱之至深却被他抛弃在泥淖中的弟弟、他那身副主教法衣,也许还有他来到法露黛尔家里而受到连累的名声,总之,他如何安排所有这些形象,所有这些奇遇呢?这我可说不来,不过这种种念头在他脑海里乱成一团,那倒是肯定无疑的。

    他等了一刻钟,似乎觉得老了一百岁。忽然,听见木梯子的木板轧轧响,有人上来了。梯口盖板给推开了,一道亮光照了进来。狗窝那扇蛀痕斑斑的门上有一道相当宽的裂缝,他把脸贴了上去,这样便能够看清楚隔壁房间里的动静了。猫脸老太婆先从活板门钻了出来,手提着灯;接着是弗比斯,捋着小胡子,随后上来了第三个人,身影楚楚动人,风姿标致,正是爱斯梅拉达。克洛德一看见她从地下冒出来,仿佛看见光辉耀眼的显圣一般,情不自禁地浑身直打哆嗦,眼前云雾弥漫,心剧烈地扑通扑通直跳,只觉得一切嗡嗡作响,天旋地转。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待到他清醒过来,房间里只剩下弗比斯和爱斯梅拉达,两个人坐在那只大木箱上,旁边放着那盏灯。灯光下两张青春焕发的面孔和陋室深处一张蹩脚的床,在副主教眼里显得格外刺目。

    那床边有扇窗子,窗上的玻璃就像骤雨打过的蜘蛛网那样七零八落,透过残破的铅丝网,可以望见一角天穹,以及天边浮现在鸭绒般柔软云端上的落月。

    那个少女羞答答,直愣愣,喘吁吁。长长的睫毛搭拉下来,遮盖在绯红的脸颊上。那个年青军官,神采飞扬。她不敢抬头看他一眼,只是机械地以一种傻得可爱的动作,用手指尖在板凳上胡乱划来划去,眼睛瞅着自己的手指。她的脚看不见,小山羊蹲坐在上面。

    卫队长打扮得特别风流,衣领和袖口上都缀着金银穗束,这在当时是十分潇洒的。

    堂·克洛德的热血在沸腾,太阳穴嗡嗡作响,要听清楚他俩在交谈什么,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而要费好大的劲儿。

    (谈情说爱是相当乏味的,嘴上我爱你老是说个没完。如果不加点某种装饰音,在不相干的人听来,这句歌词枯燥得很,腻味得很。不过,克洛德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旁听者。)

    “啊!”少女说道,眼睛依然没有抬起。“别瞧不起我,弗比斯大人。我这样做,我觉得很不正当。”

    “瞧不起您,漂亮的小姐,哪能!”军官回答着,那表情又巴结又骄傲又高雅。“瞧不起您,上帝的脑袋呀!这从何说起呢?”

    “因为我跟着您来了。”

    “说到这个嘛,我的美人,我们还想不到一块去。瞧不起您是不应当的,可恨您倒是理所当然的。”

    少女惊恐地瞅了他一眼:“恨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因为您老是推三阻四,要我百般苦求您。”

    “唉!”她说道。“那是因为许了个愿,要是不恪守……我就再也找不到我父母……护身符就不灵啦。……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现在还要父母做什么?”

    她这样说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水灵灵,喜盈盈,含情脉脉,直勾勾地盯着卫队长。

    “鬼才懂得您说些什么!”弗比斯叫了起来。

    爱斯梅拉达沉默了片刻,然后眼里流出一滴泪水,嘴里吐出一声叹息,说道:“啊!大人,我爱您。”

    少女的身上有着一种纯洁的芳香,一种贞淑的魅力,弗比斯在她身旁多少感到有点不自在,可是听到这句话儿,顿时放大了胆子,心荡神驰,说:“您爱我!”并伸出胳膊搂住埃及少女的腰身。他期待的就是这个机会。

    教士一看,遂用手指尖试了试藏在胸前的一把匕首的尖锋。

    “弗比斯,”吉卜赛女郎轻轻推开队长紧搂着她腰身的那双手,继续说道。“您心好,慷慨,英俊。您救了我的命,我只不过是一个流落在波希米亚的可怜孩子。很久以前我曾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军官来搭救我。这就是说还没有认识您以前,我就梦见您了,我的弗比斯。我梦到的那个军官,跟您一模一样,也穿着一身漂亮的军服,也是长得相貌堂堂,也是带着一把剑。您叫弗比斯,这个名字很好,我喜欢您的名字,喜欢您的剑。把您的剑抽出来给我看看,弗比斯!”

    “真孩子气!”队长说,笑咪咪地拔出剑来。埃及少女看看剑把,瞧瞧剑身,好奇得实在可爱,仔细瞄着剑柄上队长姓名头个字母的缩写图案,深情地吻着剑说:“您是一位勇士的佩剑,我爱我的队长。”

    弗比斯再次抓住机会,趁她低头看剑的当儿,在她秀丽的脖子上吻了一下,少女猛抬起头来,脸羞涨得像樱桃那样透红。教士在黑暗中牙齿咬得咯咯响。

    “弗比斯,”埃及少女接着说道。“您听我说。您走一走吧,让我看一看您魁梧的身材,听一听您马刺的响声。您多么英俊呀!”

    卫队长为了讨得她的欢心,随即站起身来,踌躇满志,笑容可掬,带着责备的口吻说:“您可真是毛孩子!……啊,对啦,宝贝,您可曾见过我穿礼服吗?”

    “唉!没有。”她应道。

    “那才叫漂亮呐!”

    弗比斯走过来又坐在她身边,比原先更挨近她。

    “听着,我亲爱的……”

    埃及少女伸出秀丽的小手,在弗比斯的嘴巴上轻轻拍了几下,那一副孩子气真是又痴情,又文雅,又快乐,一边说道:“不,不,我不听。您爱我吗?我要您亲口对我说,您是不是爱我?”

    “是不是爱您,这还用着说嘛,我生命的天使!”弗比斯半跪着嚷道。“我的身体,我的血液,我的灵魂,一切都属于你,一切都为了你。我爱你,从来只爱你一人。”

    这些话,卫队长在许许多多类似的场合说过成千上万遍了,所以一口气便滔滔不绝全倒了出来,连一丁点儿差错都没有。一听到这种情意缠绵的表白,埃及少女抬头望着肮脏的天花板,仿佛那就是天穹,目光中充满着天使般的幸福神情。她喃喃道:“哦!要是此时此刻死去那真是死得其时呀!”

    弗比斯觉得“此时此刻”正好可以再偷吻她一下,这叫躲在角落里的可怜副主教心如刀割。

    “死!”卫队长这情郎叫了起来。“您说什么呀,美丽的天使!正是该好好活着的时候,要不然,朱庇特就是一个捣蛋鬼而已!这样甜蜜的好事刚开头就死去!他妈的,开什么玩笑!……不应该死……听我说,亲爱的西米拉……对不起……爱斯梅拉达……不过,您的名字实在怪得出奇,简直是撒拉逊人的名字,我老是叫不来,就像冷不防碰到荆棘丛,一下子把我拦住了。”

    “天啊!”可怜的少女说道。“我原以为这个名字很奇特,所以很漂亮!既然您不喜欢,那我就改名叫戈通好啦。”

    “啊!犯不着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难过了,标致的小娘子!这是个名字,我应该叫惯它,如此而已。一旦我记住了,也就顺当啦。听我说,亲爱的西米拉,我爱您爱得入迷,我真心实意地爱您,这真是天赐良缘。我知道有个小娘子会活活气死的。”

    少女顿生嫉妒,打断他的话问道:“那是谁?”

    “这跟咱们有什么相干?”弗比斯说道。“您爱我吗?”

    “啊!……”她应道。

    “算啦!不用再说了。我是多么爱您,您看好啦。要是我不能使您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那就叫大鬼内普图努力斯海王用钢叉把我叉死。我们会在某个地方有一座漂亮的小房子,我要叫我的弓箭队在您的窗前列队操演。他们个个全骑着马,压根儿不把米尼翁的弓箭手们放在眼里。还有长矛手、短铳手、长铳手。我要带您去吕利谷库看看巴黎人眼中的那些巨怪。那才好看哩。八万顶头盔,三万套白鞍辔、甲胄和锁子胸甲,六十七面各行业的旗帜;大理寺、审计院、将军司库、铸币贡赋司的旗帜;总之,是魔鬼一整套銮驾!我还要到王宫去看狮子,全是凶猛的野兽。女人个个都喜欢看这些。”

    少女早已沉浸在幸福的想象当中,随着他说话的声音想入非非,却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

    “哦!您会幸福的!”队长继续说道,同时悄悄解开埃及少女的腰带。

    “您这是做什么呀?”她急速问道,这种作践把她从想入非非中一下子攥了回来。

    “没什么。”弗比斯应道。“我只是说,等日后您跟我在一起时,应当把这身街头卖艺的轻佻打扮全改掉。”

    “那就等我同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弗比斯!”少女满怀深情地说道。她又沉思不语了。

    见她柔情似水,队长壮大色胆,一把搂住她的腰,她并没有抗拒,接着动手解开这可怜少女紧身上衣的带子,瑟瑟作响,随后一使劲,把她的奶罩扯掉。直喘粗气的教士顿时看见吉卜赛女郎赤裸的秀肩从轻纱衣裙中露出来,浑圆,赤褐,宛如从天边云雾中升起的明月。

    少女任随弗比斯摆弄,似乎没有察觉。胆大妄为的队长眼里闪烁着亮光。

    突然间,她转向弗比斯,无限爱恋之情溢于言表,含情脉脉地说:“弗比斯,教我学你的宗教吧。”

    “我的宗教!”队长哈哈大笑,叫了起来。“我,把我的宗教传授给您!长角的和天杀的!您要我的宗教有啥屁用?”

    “为了我们结婚呗。”她答道。

    队长脸上的表情又惊讶,又轻蔑,又满不在乎,又淫荡。

    他说:“呸!结什么婚?”

    吉卜赛女郎顷刻脸色煞白,满脸愁容,脑袋耷拉在胸前。

    “我漂亮的心上人呀,”弗比斯温柔地说道。“那种荒唐事儿有什么意思呢?结婚,有啥大了不得!不上教士的店铺去疙疙瘩瘩念点拉丁经文,难道就不能倾心相爱吗?”

    弗比斯一边用最甜蜜最缠绵的声音这样说着,一边挪动着身子紧挨着埃及少女,两只温存的手又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紧搂着少女的纤纤细腰,眼睛越来越发亮,这一切表明弗比斯先生显然就要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连朱庇特自己也干出那么多蠢事来,好心的荷马不得不唤来一片云朵替他遮羞。

    这一切堂·克洛德全看在眼里。门板是桶板做的,全都腐烂了,板与板之间裂缝很宽,他那鹰隼般的目光透过裂缝可以一览无余。这个教士皮肤棕褐,肩膀宽阔,在此之前一直被迫过着修道院严厉的禁欲生活,这里眼见深夜里男女作爱、销魂荡魄的情景,不由得浑身颤抖,热血沸腾。这俊俏的少女,衣衫零乱,委身于那个欲火中烧的青年,把他看得血管中流动的仿佛是熔化的铅水。他心潮翻腾,冲动异常,带着争风吃醋的一股蛮劲,目光直钻到少女那一枚枚被解开的别针底下。谁要是此时看见这个倒霉虫那张贴在蛀痕斑斑门板上的面孔,会以为看见一头猛虎正从笼子里面注视着豺狼吞吃羚羊。他的瞳孔闪闪发亮,好似穿过门缝的一道烛光。

    只见弗比斯突然一下子扯掉埃及少女的奶罩,可怜的孩子本来依旧脸色苍白,想入非非,这下子仿佛一惊,清醒过来了,遂猛然从色胆包天的军官的怀抱中挣脱开去,看了一眼自己裸露的胸脯和肩膀,羞得满脸通红,神色慌乱,连话都说不出来。连忙伸出两只玉臂交叉在胸前,遮住自己的乳房。要不是她脸蛋上像火焰在燃烧,那么,看见她这样静静呆立着,还以为是一尊贞洁淑女的雕像哩。她依然眼睛低垂。

    然而,队长这么一扯,她挂在脖子上的那个神秘的护身符立刻露了出来。他问道:“这是什么?”他利用这个借口,好再次接近刚才被他吓跑的美人儿。

    “别碰!”她急速应道。“那是我的保护神,它会保佑我找到亲人,如果我还配得上的话。啊,队长先生,放开我吧!我的母亲!我可怜母亲!我的母亲!你在哪里?快来救救我呀!求求您,弗比斯先生!请把胸罩还给我吧!”

    弗比斯向后一退,冷淡地说:“啊!小姐!我看得出来,您并不爱我!”

    “说我不爱你!”这不幸的可怜孩子叫了起来,同时扑过去勾住队长的脖子,叫他坐在她身旁。“我不爱你,我的弗比斯!你胡说些什么?你真坏!占有我吧,把一切都拿去吧!随你爱怎么就怎么吧!我是你的。护身符算得了什么!我母亲又算得了什么!既然我爱你,你就是我的母亲!弗比斯,我心爱的弗比斯,你看见我吗?是我,你就看一看吧。是那个你不愿嫌弃的小姑娘,她来了,亲自找你来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的肉体,我整个的人,所有的一切全属于你,我的队长。唉,不结婚!我们不结婚就不结婚,既然你觉得讨厌。再说,我是什么人,我呀?一个从阴沟里出来的可怜的女孩子,而你,我的弗比斯,你是侍从贵族。真是想得美!一个街头跳舞的女子嫁一个军官!我真是发疯了。不,弗比斯,不,我情愿当你的情妇,你的玩物,供你寻欢作乐,只要你愿意。我是永远属于你的一个女子,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受糟蹋,遭白眼,被污辱,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被你爱!我将成为世上最自豪最快活的女人。等到我年老珠黄了,弗比斯,等到我配不上再爱你了,大人请允许我再继续服侍你。让别的女人给你刺绣绶带,而我——你的奴婢,我来照料你,让我给你擦亮马刺,刷净你的披褂,掸净你的马靴。弗比斯,你会对我这样怜悯的,是不是?在这以前,那就先占有我吧!瞧,弗比斯,这一切全属于你了,只要你爱我!我们这些埃及女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空气和爱情!”

    她这样说着,双臂勾住军官的脖子,用恳求的目光从下往上打量着他,泪眼汪汪,却露出美丽的笑容。她那娇嫩的胸脯磨擦着军官的粗呢上装和粗糙的刺绣。她漂亮的身体半裸,在军官的膝盖上扭动着。卫队长如痴似醉,把他火热的嘴唇紧贴在那非洲少女漂亮的肩膀上。少女仰着头,眼神迷乱,望着天花板,在军官的亲吻下心房突突直跳,全身战栗不已。

    霍然间,她看见弗比斯头顶上方出现另一个脑袋,脸孔灰白、铁青,不断抽搐,魔鬼般的目光闪闪烁烁。这张面孔旁边有只手,手执一把匕首。这是教士的脸和手。他原来破门扑到这里来了。弗比斯无法看见。在这骇人的幽魂鬼影的恐吓下,少女一下子怔住了,手脚冰凉,叫不出声来,这情景好比一只鸽子猛抬头,冷不防发现老雕瞪圆着眼,正在窥视着鸽窝。

    她连一声也喊不出来,眼睁睁只见那把匕首往弗比斯身上猛扎下去,再拔出来,鲜血四溅。“晦气!”队长叫了一声,倒了下去。

    她昏死了过去。

    正当他闭起眼睛,正当她心中任何的情感都烟消云散,切实觉得自己的嘴唇像被火炙了一下似的,那是比刽子手烧红的烙铁还更烫人的一个亲吻。

    等她苏醒过来,只见自己被巡夜的兵卒紧紧围住,人们正把倒在血泊里的卫队长抬走,教士早已无影无踪了,房间深处临河的那扇窗户敞开着,人们捡到一件斗篷,猜想这斗篷是军官的。她听到周围的人在议论:“是个巫婆刺杀了一位军官。”

    巴黎圣母院(三)第八卷 金币变枯叶(1)

    一金币变枯叶

    格兰古瓦和整个奇迹宫廷,人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整整一个月,谁也不清楚爱斯梅拉达的下落,埃及公爵及其丐帮的人都忧心忡忡,谁也不知道她那只山羊的下落,格兰古瓦倍加痛苦。有天晚上,埃及少女失踪了,从此便杳无音讯,四处寻找如石沉大海,有几个爱捉弄人的捣蛋家伙告诉格兰古瓦,说那天晚上在圣米歇尔桥附近看见她跟一个军官走了,不过,这个吉卜赛式的丈夫倒不是个听风就是雨的哲学家,他曾从亲身的经历中可以断定:护身符和埃及女人这双重德行结合所产生的贞操,冰清玉洁,坚不可摧;而且他曾经用数学的方式计算过,这种贞操的二次幂有多大的抗力。因此他在这方面是绝对放心的。

    所以对她这次失踪,他百思不得其解,真是愁肠百结。假若能消瘦下去的话,他宁愿伤心得形销骨立。可却伤心得把一切都忘掉了,甚至连他的文学爱好,连他那部大作《论规则与不规则的修辞法》统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部著作,他打算一有钱就去排印。(因为自从他看到雨格·德·圣维克多的《论学》一书用万德兰·德·斯皮尔的出名活字版印成之后,他便一天到晚唠叨着印刷术了。)

    一天,他愁眉苦脸,路过图尔内尔刑庭,瞥见司法宫的一道大门前拥着一小群人。

    “什么事?”他看见从司法宫出来一个青年,向他问道。

    “不清楚,先生,”那个青年应道。“据说有个女人暗杀了一个近卫骑兵。这案件似乎牵涉到巫术,连主教和宗教审判官也都来过问这桩审判,我哥哥是若札的副主教,毕生都干这种审判的。我想找他说点事,可是人太多,无法见到他,这真气死我了,我正急着等钱花哩。”

    “唉,先生,”格兰古瓦说道,“我倒是很愿意借钱给您,不过,我的口袋全是破洞,当然并不是被金币戳破的罗。”

    他不敢告诉年轻人,说自己认识他那个当副主教的哥哥。

    自从那次在教堂里谈话之后,他再没有去找过副主教,一想到这种粗心大意,便怪不好意思的。

    学子径自走了。格兰古瓦跟着人群,沿着通向大厅的阶梯拾级而上。他认为世间没有比观看审理刑事案件更能消愁解闷的了,因为法官通常都是愚不可及,叫人看了挺开心的。

    他混在群众当中,大家往前走着,你碰我,我碰你,悄然无声。司法宫里有条弯弯曲曲的阴暗长廊,宛如这座古老建筑物的肠管,顺着长廊缓慢而索然无味地走了好一阵子之后,好不容易到了开向大厅的一道矮门旁边,格兰古瓦个子高大,从乱哄哄的人群那好似波涛汹涌的头顶上望过去,可以扫视整个大厅。

    大厅宽阔而阴暗,因而看上去显得更宽大。白日将尽,尖拱形的长窗上只透进来一线苍白的夕照,还没有照到拱顶上就已经消失了。拱顶是由雕镂镌刻的木架组成的巨大网络,上面千百个雕像仿佛隐隐约约在黑暗中动来动去。这里那里,几张桌子上已经摆着几根点燃的蜡烛。照着正埋头在卷宗废纸堆中的书记官们的脑袋瓜。大厅的前部被群众占据了,左右两侧有些身穿袍子的男人坐在桌前;大厅深处台子上坐着许多审判官,最后一排的隐没在黑暗中;他们的脸孔一张张纹丝不动,阴森可怕,四周墙壁上装饰着无数百合花图案。还可以隐约看见法官们头顶上方挂着一个巨大的耶稣像;到处是长矛和戟,映着烛光,其尖端好似火花闪闪烁烁。

    “先生,那边坐着的那些人,个个活像开主教会议的主教一般,到底是些什么人呀?”格兰古瓦向旁边的一个人打听道。

    “先生,”旁边的那个人应道。“右边是大法庭的审判官,左边的审问推事;教士大人们穿黑袍,法官老爷们穿红袍。”

    “那边,他们上首,那个满头大汗的红脸大胖子是什么人?”格兰古瓦问道。

    “是庭长先生。”

    “还有他背后的那群绵羊呢?”格兰古瓦继续问道。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不喜欢法官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剧作在司法宫上演遭受挫折后一直对司法宫怀恨在心的缘故吧。

    “那是王宫审查官老爷们。”

    “他前面那头野猪呢?”

    “那是大理院刑庭的书记官先生。”

    “还有右边那头鳄鱼呢?”

    “王上特别状师菲利浦·勒利埃老爷。”

    “左边那只大黑猫呢?”

    “雅克·夏尔莫吕老爷,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以及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

    “喂,先生,”格兰古瓦说道。“所有这些好汉究竟在干什么?”

    “审判呗。”

    “审判谁?我并没有看到被告呀。”

    “是个女人,先生。您是看不到她的,她背朝着我们。而且被群众挡住了。喏,您看,那边有簇长矛,被告就在那里。”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您晓得她的名字吗?”格兰古瓦问道。

    “不,先生,我刚到。我只是猜测,这案子准涉及到巫术魔法,连宗教审判官们都到庭参加审理了。”

    “得了吧!”我们的哲学家说道。“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帮身穿法袍的家伙如何吃人肉了。这是老一套,跟以往的把戏没什么不同。”

    “先生,”他身边的那个人说。“难道您不觉得雅克·夏尔莫吕老爷看起来很和蔼的吗?”

    “哼!”格兰古瓦应道:“那种人塌鼻翼、薄嘴皮,他会和蔼,我才不相信哩。”

    说到这里,周围的人喝令这两个喋喋不休的人住口,人们正在听一个重要证人的证词。

    只见大厅中央站着一个老太婆,脸孔被衣服完全遮住,看上去就像一堆在行走的破布。她说道:“各位大人,确有其事,此事就像我是法露黛尔一样真实,住在圣米歇尔桥头四十年了,按时缴纳地租、土地转移税和贡金,家门对着河上游洗染匠塔森—卡伊阿尔的房屋。我现在成了可怜的老太婆,从前可是个俊俏的姑娘。各位大人!前几天,有人对我说:‘法露黛尔,您晚上纺线可别纺得太迟了,魔鬼就喜欢用它的角来梳老太婆们纺锤上的纱线呀。那个野僧去年在圣殿那一边作祟,如今在老城游荡,这是千真万确的。法露黛尔,当心他来捶您的门呵!’有天晚上,我正在纺线,有人来敲门。我问是谁。那人破口大骂。我把门打开。两个人走进来。一个黑衣人和一个漂亮的军官。黑衣人除了露出两只像炭火一样的眼睛外,全身只见斗篷和帽子。他们随即对我说:‘要圣玛尔特的房间。’……诸位大人,那是我楼上的一间房间,是我最干净的房间。他们给了我一个金埃居。我把钱塞进抽屉里,心想明天可以到凉亭剥皮场去买牛羊下水吃。……我们上楼去。……到了楼上房间,我一转身,黑衣人不见了,差点没把我吓死。那个军官,像位大老爷那样仪表堂堂,跟我再下楼来。他出去了。大约过了纺四分之一绞线的功夫,他带一个漂亮姑娘回来了。这姑娘活像一个玩具娃娃,要是经过梳妆打扮,定会像太阳那样光辉灿烂。她牵着一只公山羊,好大好大,是白的还是黑的,记不清了。这可叫我揣摩开啦。那个姑娘嘛,跟我不相干,可是那只公山羊!……我可不喜欢这种畜牲,这种畜牲长着胡子和犄角,像人似的,再说还有点邪,叫人联想到星期六的群魔夜会。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收了人家的钱,那样做是对的,可不是吗,法官大人?我带着姑娘和队长到楼上房间去,并让他俩单独在一起,就是说,还有公山羊。我下楼来,又纺我的线了。应该告诉诸位大人,我的房子有两层,背临河,像桥上别的房屋一样,楼下和楼上的窗户都是傍水开的。我正在忙着纺纱,不知为什么,那只公山羊教我脑子里老想着那个野僧,而且那个美丽的姑娘打扮得有些离奇古怪。……突然间,我听到楼上一声惨叫,接着有什么东西倒在地上,又听到开窗户的响声。我冲到底楼窗户边,看见有团黑乎乎的东西从我眼前掉到水里去了。那是一个鬼魂,打扮成教士模样。那天晚上正好有月光,我看得一清二楚,那鬼魂向老城那边游去。我吓得哆哆嗦嗦,遂去喊巡逻队。巡逻队先生来了。他们一到,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揍了一顿,因为他们高兴呗。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委。我们一起上楼去,立刻看到了什么呢?我那可怜的房间里尽是血,队长直挺挺倒在地板上,脖子上插着一把匕首,姑娘在一边装死,山羊吓得半死。我说,‘这下可好,我得花两个礼拜来洗地板,还得使劲擦,这可真要命。’人家把军官抬走了,可怜的年轻人!姑娘的衣服乱糟糟地全被扒开了。……等一下,更惨的是隔日我要拿那枚金币去买牛羊肚肠吃,却发现在我原来放钱的地方只有一片枯树叶。”

    说到这里,老婆子住口了,听众无不骇然,四处是一片低低的嘀咕声。格兰古瓦旁边的一个人说,“那个鬼魂,那个公山羊,这一切真有点巫术的味道。”另一个插嘴说:“还有那片枯叶!”还有一个说:“毫无疑问,准是一个巫婆跟那个野僧勾结起来,专门抢劫军官们。”连格兰古瓦自己也差不多认为整个这件事既可怕又像真的。

    “法露黛尔妇人,”庭长大人威严地说道,“您没有别的要向本庭陈述吗?”

    “没有了,大人。”老婆子应道,“不过有一点,报告中把我的房屋说成破房子,歪歪斜斜,臭气薰天,这说得太过分了。桥上的房子外表确实不怎么美观,因为住的人太多,可是话得说回来,那些卖肉的老板照旧住在桥上,他们可都是有钱人,都是同规规矩矩的漂亮女人结了婚的。”

    这时候,格兰古瓦认为像条鳄鱼的那个法官站了起来,说:“肃静!我请各位大人需要注意一件事实:人们在被告身上找到了一把匕首。……法露黛尔妇人,魔鬼把您的金币变成的枯叶,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大人,”她答道,“我找到了,就在这儿。”一个承发吏把枯叶递给了鳄鱼。鳄鱼阴险地点了点头,再将枯叶转递给庭长,庭长再转递给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这样,枯叶在大厅里转了一圈。雅克·夏尔莫吕说,“这是一片桦树叶。施展妖术的新证据。”

    一个审判官发言:“证人,您说有两个男人同时上您家去。穿黑衣的那个人,您先看见他不见了,后来穿着教士的衣服在塞纳河里游水,另一个人是军官。这两个人当中是哪一个给您金币的?”

    老婆子思索了一会,说道:“是军官。”群众顿时哗然。

    “啊!”格兰古瓦想,“这可叫我原来的信心也动摇了。”

    这时候,王上的特别状师菲利浦·勒利埃老爷再次发言:

    “我提请诸位大人注意,被害的军官在其床前笔录的证词中宣称,当黑衣人上来同他搭讪时,他头脑里曾模模糊糊掠过一种想法,认为黑衣人很可能是野僧;还补充说,正是这鬼魂拼命摧他去跟被告幽会的;据卫队长说,他当时没有钱,是鬼魂给了他那枚钱币,该军官用这枚钱币付了法露黛尔的房钱。因此,这枚金币是一枚冥钱。”

    这个结论性的意见,看来消除了格兰古瓦和听众中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的一切疑虑。

    “诸位大人手头上都有证件案卷,”王上的状师坐下说。

    “可以翻阅弗比斯·德·夏托佩尔的证词。”

    一听到这个名字,被告一下子站立起来。她的头高出人群。格兰古瓦吓得魂不附体,一眼认出被告就是爱斯梅拉达。

    她脸色苍白;头发往常都是梳成十分优美的辫子,缀饰着金箔闪光片,此刻却乱蓬蓬披垂下来;嘴唇发青,双眼深陷,挺吓人的。唉!说有多惨就有多惨!

    “弗比斯!”她茫然地喊道:“他在哪儿?哦,各位大人!求求你们,请告诉我他是不是还活着,然后再处死我吧!”

    “住口,女人,这不关我们的事。”庭长喝道。

    “啊!行行好吧,告诉我他是不是还活着?”她边说边合起两只消瘦的秀手,同时那顺着她袍子垂落下来的锁链发出轻微的响声。

    “那好吧!”王上的状师冷淡地说。“他快死了……您满意了吧?”

    不幸的姑娘一听,瘫坐在被告席的小凳上,没有哼声,没有眼泪,脸色苍白得像蜡像一般。

    庭长的脚下方有个汉子,头戴金帽,身穿黑袍,脖上套着锁链,手执笞鞭,只见庭长俯身对这个汉子说道。

    “承发吏,带第二个被告!”

    众人的眼睛都转向一道小门。门打开了,只见从门里走出一只金角和金蹄的漂亮山羊,把格兰古瓦看得心怦怦直跳。

    这只标致的山羊在门槛上停了一下,伸长着脖子,俨如站在崖顶上眺望着广阔无垠的天际。霍然间,它瞥见了吉卜赛女郎,随纵身一跃,越过桌子和书记官的头顶,一蹦两跳,就跳到她的膝盖上。接着姿态优雅地滚到女主人的脚上,巴望她能说一声或抚摸它一下,可是被告依然一动不动,对可怜的佳丽连看一眼也不看。

    “嗨,这岂不是我说的那只讨厌的畜生吗!”法露黛尔老婆子说道。“她俩我可认得再真切不过!”

    雅克·夏尔莫吕插嘴说:“有劳诸位大人,我们审讯山羊吧。”

    山羊确实是第二个被告。在当时,起诉动物的巫术案件那是家常便饭。就拿一四六六年司法衙门的账目来说,其中便有趣而详尽地记载了审讯吉莱—苏拉尔及其母——双双因过失罪而被正法于科贝伊——所花费的费用,计开:挖坑监禁母猪的费用,从莫桑港拿来五百捆木材的费用,刽子手友好分享死囚最后一餐所开销的面包和三品脱葡萄酒的费用甚至看管和饲养母猪十一天的费用,每天共八个巴黎德尼埃,一切都记录在案。有时比审讯还更有甚,根据查理曼和温厚汉路易的诏令,对胆敢出现在空中的火焰熊熊的鬼魂也严惩不贷。

    这时,宗教法庭检察官嚷着:“附在这只山羊的魔鬼,施展其妖术顶住了一切驱魔法,如果胆敢以此恐吓法庭,我们现在就警告它,我们将不得不对它施以绞刑或火刑。”

    格兰古瓦不禁出了一身泠汗。夏尔莫吕从桌上拿起吉卜赛女郎那只巴斯克手鼓,用某种方式伸到山羊跟前问道:

    “现在几点啦?”

    山羊用聪慧的目光望了望他,抬起金色的脚,在手鼓上敲了七下。那时果真是七点钟,群众一阵骇然。

    格兰古瓦再也忍受不了了,遂高声喊道:

    “它是在害自己!你们很清楚,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大厅那一头的百姓们肃静!”承发吏厉声喝道。

    雅克·夏尔莫吕照样把手鼓摆弄来摆弄去,引诱山羊再变了几套把戏,如日期啦,月份啦,等等。其实,这些戏法看官早已见过了。然而,同样是这些观众,过去曾在街头上不止一次地为佳丽那些无害的把戏喝采叫好,这时在司法宫的穹窿下,由于司法审讯所引起的幻觉,却吓得六神无主,确信山羊就是魔鬼。

    还更糟的是,王上检察官把山羊颈上的一个皮囊里面的活动字母,一古脑儿全倒在地上,大家顿时看见山羊从那些零乱的字母中,用蹄子把字母排成这个要命的名字:弗比斯。

    这样,是巫术害死了卫队长,看来已无可争辩地得到了验证,于是在众人的眼里,昔日曾多少次以其飘逸的风姿,叫过往行人眩目的那个迷人的吉卜赛舞女,顷刻间成了一个狰狞的巫婆。

    况且,她了无生气,不论是佳丽多采多姿的表演,还是检察官凶相毕露的恫吓,抑或听众的低声的咒骂,她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了。

    为了使她清醒过来,只得由一个捕快跑过去狠狠摇晃她,庭长也提高嗓门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女子,您原为波西米亚族人,惯行妖术。您与本案有牵连的那只着魔的山羊共谋,于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间,勾结阴间的势力,利用魔力与诡计,谋害并刺杀了侍卫弓箭队队长弗比斯·德·夏托佩尔,您还敢抵赖吗?”

    “骇人听闻呀!”少女用手捂住脸喊道:“我亲爱的弗比斯!啊!这真是地狱!”

    “您还敢抵赖?”庭长冷冰冰地问道。

    “不,我否认!”她的声调很可怕。只见她猛然站立起来,眼里闪闪发光。

    庭长直截了当地追问:“那如何解释控告您的这些事实呢?”

    她声音断断续续地回答: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是一个教士。一个我不认识的教士,一个老是跟踪我的凶神恶煞的教士!”

    “这就对了。是野僧。”法官接着又说。

    “哦,各位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子……”

    “埃及女子!”法官打断她的话,说道。

    雅克·夏尔莫吕老爷温和地说:

    “鉴于被告这种叫人头痛的顽抗,我请求动刑审问。”

    “允准。”庭长说道。

    那悲惨的少女浑身直抖。在持槊的捕役们的喝令下,她还是站了起来,迈着相当坚定的步伐,由夏尔莫吕和宗教法庭那班教士带路,夹在两排长戟当中,向一道边门走去。边门猛然地打开,等她一走进去又立即关上了。满腹忧伤的格兰古瓦一看,仿佛那是一张血盆大口,一口就把她吞吃了。

    她的身影一消失,马上传来一阵悲伤的咩咩声。那是小山羊在悲叫。

    审讯中止了。有个审判官提请注意,各位大人都累了,要等到刑讯结束实在太长了,庭长深不以为然,回答说:“做为官员,理应恪尽职守。”

    “这个讨厌可恶的下流女人,”一个年老的法官说道,“大家还没吃晚饭,偏偏在这时候叫人给她上刑审讯。”

    巴黎圣母院(三)第八卷 金币变枯叶(2)

    二金币变枯叶(续)

    一道道走廊漆黑一团,大白天也得点灯照明;爱斯梅拉达一直由那些面目狰狞的捕役们押着,爬上爬下走完了几道梯级,最后被司法宫的捕快们推进了一间阴森可怖的房间。这个房间呈圆形,占据整个高大塔楼的底层。这些塔楼,时至今日,旧的巴黎城已被新巴黎的现代高楼大厦淹没了却依然高耸入云。那墓穴般的房间没有窗子,也没有别的洞口,唯有一道入口,低低的,用一扇坚厚无比的铁门封住。不过,里面一点也不缺亮光,厚墙上有个壁炉,烈火熊熊,把墓穴照得明晃晃的;摆在角落里的一支可怜巴巴的蜡烛,相比之下也就暗淡无光了。用来关闭炉口的铁栅门此时已经吊起。映照着黑黝黝的墙壁,只能看到栅门一根铁栅的下端,仿佛是一排乌黑的牙齿,尖利而间开,整个炉膛看上去就像神话中喷吐火焰的龙口。借着炉口射出来的火光,那女囚看见房间的四周摆列着许多形状可怕的器具,她并不明白那是做什么用的。房间正中横着一张皮革垫子,差不多快贴着地面,上方垂着一根带环扣的皮条,皮条顶端系在一个铜环上,铜环被拱顶石上一头雕刻的塌鼻怪物咬着。火炉里塞满烙钳、夹钳、大犁铲,横七竖八,全在炭火里烧得通红。炉膛射出来的那血红的亮光,在这房间里照着那一堆叫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这个野蛮的场所,居然轻飘飘地只称为讯问室。

    那张皮床上没精打采地坐着法院指定的施刑吏皮埃拉·托特吕。他的两个隶役是两个方脸的侏儒,腰系皮围兜,下身围着粗布条条,正在拨弄着炭火上的那些铁器。

    可怜的姑娘曾鼓足勇气来的,但终究枉然。一走进这个房间,不由得魂飞魄散。

    司法宫典吏的捕役们排在一边,宗教法庭的教士们在另一边。一个书记官、一套书写用具和一张桌子,安排在一个角落里。

    雅克·夏尔莫吕老爷和颜悦色,满脸笑容,走近埃及少女身边,说:“亲爱的孩子,您还矢口否认吗?”

    “是。”她应道,声音为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

    “既然如此,”夏尔莫吕又说。“我们只得违背我们的意愿,

    忍痛对您进行更严厉的审讯了。……劳驾您坐到那张床上去。……皮埃拉,给小姐让位,去把门关上。”

    皮埃拉嘟嘟哝哝站了起来,嘀咕道:“把门一关上,火就要灭了。”

    “那好吧,亲爱的,就让门开着。”夏尔莫吕又说。

    这时候,爱斯梅拉达依然站在那里。那张皮床,多少不幸的人曾在这床上惨遭毒刑,这把她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恐惧,她感到十分冰冷,连骨髓都透凉。她站在那里,六神无主,呆若木鸡。夏尔莫吕一示意,两个隶役一把抓住她,把她拖过去坐在床上。他们并没有弄痛她,但这两个人一碰到她,那皮床一触到她身上,她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倒流到心脏去了。她茫然地环视了一下房间,似乎看见所有那些奇形怪状的刑具全动起来,从四面八方向她走过来,爬到她身上,咬的咬、掐的掐。她觉得在她有生以来见过的各种器具当中,那些刑具有如虫鸟类里的蝙蝠、蜈蚣和蜘蛛。

    “医生在哪儿?”夏尔莫吕问道。

    “在这儿。”一个穿黑袍的应道。她原先并没有发现这个人。

    她一阵战栗。

    “小姐,”宗教法庭检察官用亲切地声调又说。“第三次问您,您对那些指控您的事实还拒不招认吗?”

    这次,她只有摇摇头的力气,连声音也没有了。

    “不招认?”雅克·夏尔莫吕说道,“那么,我深感失望,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

    “检察官先生,先从哪儿开始?”皮埃拉突然问道。

    夏尔莫吕犹豫了一下,好像一个诗人在冥思苦想一个诗韵,眉头似皱非皱。

    “先用铁鞋。”他终于说道。

    惨遭横祸的少女顿时觉得自己被上帝和世人完全抛弃了,脑袋一下子耷拉在胸前,犹如一个堕性物体,自身毫无支撑力。

    施刑吏和医生一同走到她身边。与此同时,两个隶役便在那丑恶不堪的武器库中翻来翻去。

    听到那些可怕刑具的相互撞击的清脆响声,那不幸的孩子浑身直打哆嗦,仿佛一只死青蛙通了电似的。她喃喃自语,声音低微得没人听见。“啊,我的弗比斯呀!”接着又像块大理石,一动不动,了无声息。见此情景,任何人都会撕心裂肺,唯独法官的心肠除外,这仿佛是一个可怜的罪恶灵魂,站在地狱入口那猩红的小门洞里经受撒旦的拷问。锯子、转轮和拷问架,这一大堆可怕的刑具就要把那可怜的肉体死死抓住,刽子手和铁钳的魔掌就要对那个人儿肆意作践;就肉体,这人儿,竟是那个温柔、白嫩、娇弱的倩女!这简直是可怜的黍粒,由世间的司法把它交给惨绝人寰的酷刑磨盘去研成粉末!

    这时候,皮埃拉·托特吕的两个隶役伸出布满老茧的粗手,粗暴地一把扒去她的鞋袜,露出那迷人的小腿和脚丫。这腿和脚在巴黎街头曾经多少次以其美姿使行人叹为观止!

    “可惜!”施刑吏打量看如此优雅、如此纤秀的腿和脚,不由得嘟哝着。假若副主教在场,此时此刻,准会想起那具有象征意义的蜘蛛与苍蝇吧。立刻,不幸的少女透过眼前迷惘的云雾,看见铁鞋逼近过来;立刻,看见自己的脚被套在铁板之间,完全被吓人的刑具盖住了。这时,恐惧反使她增添了力气。

    “给我拿掉!”她狂叫着,并且披头散发直起身来。“饶命呀!”

    话音一落,遂向床外纵身一跳,想要扑倒在王上检察官的脚下,可是她的脚被用橡木和马蹄铁做成的一整块沉重的铁鞋夹住,一下子栽倒在铁鞋上,比翅膀上压着铅块的蜜蜂还惨不忍睹。

    夏尔莫吕一挥手,隶役又把她扳倒在皮床上,两只肥大的手把从拱顶上垂下来的皮条绑在她的细腰上。

    “最后一次问您,对您所控的犯罪行为,您承认吗?”夏尔莫吕依然装出那副和善的模样。

    “我冤枉呀!”

    “那么,小姐,对指控您的那些犯罪情状,您做何解释呢?”

    “唉!大人!我不知道。”

    “那您否认啦?”

    “一切!”

    “上刑!”夏尔莫吕向皮埃拉说。

    皮埃拉把起重杆的把手一扭动,铁鞋立刻收紧了,不幸的少女惨叫一声,这种叫声是人类任何语言都无法描写的。

    “停!”夏尔莫吕吩咐皮埃拉说,然后又问埃及少女道:

    “招供吗?”

    “全招!”悲惨的少女叫道。“我招!我招!饶命呀!”

    她面对刑讯,原先并没有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可怜的孩子,在此之前一向过得快快活活,甜甜蜜蜜,舒舒服服,头一种苦刑就把她制服了。

    “出于人道,我不得不对您说,”王上检察官提醒道。“您一招认,您就等死吧。”

    “我巴不得死。”她说道。一说完又瘫倒在皮床上,奄奄一息,身子折成两截,任凭扣在她胸间的皮条把她悬吊着。

    “振作点,美人儿,再稍微熬一下。”皮埃拉把她扶起来,

    说道。“您那模样儿,就像挂在布尔戈尼老爷脖子上的金绵羊似的。”

    雅克·夏尔莫吕放声说:

    “书记官,快记下来。听着,流浪女,您招认常跟恶鬼、假面鬼、吸血鬼一起参加地狱里的盛宴、群魔会和行妖吗?快回答!”

    “是的。”她应道,声音低得给喘气声盖过了。

    “您招认见过别西卜为了召集群魔会,行妖作法,让云端出现那只唯有巫师才能看见的公山羊吗?”

    “是的。”

    “你承认曾崇奉圣殿骑士团骑士那些穷凶极恶的骑士偶像,崇奉博福梅①的那些头像吗?”

    “是。”

    “你招认常与本案有牵连的那个变成一只山羊的魔鬼有来往吗?”

    “是。”

    “最后,你供认不讳,利用魔鬼和俗称野僧的鬼魂,于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里,谋害并暗杀了一位名叫弗比斯·德·夏托佩尔的卫队长吗?”

    听到这名字,她抬起那双无神的大眼睛望着法官,没有抽搐,没有震动,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是机械地应道:“是。”显然,她心中一切全垮了。

    ①圣殿骑士团建于一一一九年,以保卫圣地为名,进行种种罪恶活动,博福梅是骑士团崇拜的偶像。在美男子菲利浦四世统治时期,该骑士团受到刑讯和取缔。

    “记下,书记官。”夏尔莫吕吩咐道,然后又对施刑吏说:

    “把女犯人放下,再带去审问。”

    女犯人被脱下那鞋之后,宗教法庭检察官仔细看了她那只痛得还麻木的脚,说道:“得啦!不太痛的。您喊叫得很及时。您兴许还可以跳舞的,美人!”

    接着转向宗教法庭他那帮帮凶说:“到底真相大白了!这真叫人快慰,先生们!这位小姐可以替我们作证,我们刚才行事,那是和气得不能再和气了。”

    巴黎圣母院(三)第八卷 金币变枯叶(3)

    三金币变枯叶(续完)

    她脸无血色,一瘸一拐地回到审判大厅,顿时一片欢快的呢喃声不绝于耳。从听众来说,不耐烦的情绪终于缓解,这好比在剧院里好不容易等到一出喜剧最后幕间休息已经结束,帷幕又升起,结局的一幕戏就要开演了。从法官们来说,马上回家吃晚饭有望了。小山羊高兴得咩咩直叫,一下子要向女主人奔去,可是被绑在凳子上却挣脱不了。

    夜幕完全降临了。大厅里的蜡烛并没有增多,光线十分微弱,连四周的墙壁看也看不清了。黑暗笼罩着一切,各种东西像蒙上某种薄雾。有些法官的冷漠面孔都模糊不清了。他们可以看见大厅的另一端,正好在他们对面,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白点,衬托着阴暗的背景,显得分外惹眼。那就是被告。

    她连拖带爬回到位置上。夏尔莫吕威风凛凛也回到位置上,一屁股坐下,随即又站起,尽量不过分流露出沾沾自喜的心情,说道:“被告全供认不讳。”

    “流浪女,”庭长接着说,“您供认了行妖、卖淫、谋杀弗比斯·德·夏托佩尔等种种罪行吗?”

    她心如刀割。只听见她在阴暗中抽抽噎噎哭泣着。她有气无力地应道:“凡是你们想要的一切我全招认,不过快把我处死吧!”

    “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先生,”庭长说道,“本庭准备好听取您的公诉状。”

    夏尔莫吕老爷摊开一本可怕的本子,比手划脚,以公诉的夸张语调,开始宣读一篇拉丁文的演说词,其中凡是案件证据都是用西塞罗式迂回说法的句子七拼八凑起来的,穿插着他最宠爱的喜剧作家普洛特的名句摘引。很遗憾,这篇绝妙奇文,我们不能与看官共赏了。这个演讲人滔滔不绝,说得有声有色,还没有念完开场白,额头上就已经冒出汗来。眼珠也从眼眶里凸出来了。突然,正念到某一个长句中间,蓦地顿住,通常那双相当温和又相当愚蠢的眼睛,立刻凶光毕露。他叫嚷起来(这回说的是法语,因为那本簿子上没有这些话),“先生们,撒旦插手了本案,他就在这里看审,并扮着鬼脸嘲弄本庭的尊严。看呀!”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用手指着小山羊。小山羊一看夏尔莫吕比手划脚,竟以为要它学着比划,随即往后一坐,伸出两条前腿,晃着有胡须的脑袋瓜,竭其所能,摹仿这个王上宗教法庭检察官的悲怆姿态。大家准还记得,这可是佳丽最了不起的本领。这个偶然的小事件,这个最后的证据,其后果可就严重了。人们手忙脚乱,赶紧把山羊的四脚捆绑起来,王上检察官这才又口若悬河,继续往下说。

    他说的太冗长了,不过结尾倒是妙笔生花,令人叫绝。下面就是最后的一句,请看官阅读时联想夏尔莫吕老爷嘶哑的声音和直喘粗气的姿态:

    “因此,诸位大人,巫术业已当场证实,罪行业已昭彰,犯罪动机业已成立,兹以拥有老城岛上大小一切司法权的巴黎圣母院这一圣殿的名义,今按诸位要求,特判决如下:

    一、缴付赔偿费。

    二、在圣母院大教堂前当众认罪。

    三、判决将该巫女及其母山羊在俗称的河滩广场或者突出于塞纳河中并与御花园毗邻的岛岬,就地正法。”①

    一念完,他戴上帽子,重新坐下。

    格兰古瓦悲痛欲绝,唉声叹气道:“呸!多蹩脚的拉丁语!”②

    这时,从被告身边站起一个穿黑袍的人。这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法官们饿着肚皮,低声嘀嘀咕咕起来。

    “律师,说得简短些。”庭长说道。

    “庭长大人,”律师答道,“既然被告已经供认了罪行,我只有一句话要向诸位大人言明。这里有撒利克法典的一项条款:‘如果一个女巫吃掉了一个男人,并且该女巫供认不讳,可课以八千德尼埃罚款,合两百金苏。’请法庭判处我的当事人这笔罚款。”

    “该条款已废除。”王上的特别状师说道。

    “我说不对③!”辩护律师反驳道。

    “表决吧。”有位审判官说道。“罪行确凿,时间也晚了。”

    随即当场表决,法官们随意举帽附和,他们正急着回家。

    庭长低声向他们提出这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见昏暗中他们一个接一个脱下头上的帽子。孤立无援的被告好像在望着他们,其实她目光慌乱,什么也看不见了。

    ①②③原文为拉丁文。

    接着书记官开始记录在案,然后把一张羊皮纸交给了庭长。

    这时,不幸的少女听见众人移动声,矛戟碰击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在说:

    “流浪女,您将在国王陛下指定的日子,中午时分,身穿内衣,赤着脚,脖子上套着绳子,由一辆囚车押到圣母院大门前,手执两斤重的大蜡烛,在那里当众认罪,再从那里押送到河滩广场,在本城绞刑架上被吊起来绞死;您的这只母山羊也一样被处死;还得交给宗教法庭三个金狮币,作为您所犯并招认的巫术、魔法、卖淫、谋杀菲比斯·德·夏托佩尔先生本人等罪行的赔偿。愿上帝收留您的灵魂!”

    “啊!真是一场梦!”她喃喃自语,并且立刻感到有几只粗糙的大手把她拖着走了。

    巴黎圣母院(三)第八卷 金币变枯叶(4)

    四进此处者,抛弃一切希望!①

    中世纪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地下和地面大约各占一半。除非像圣母院这样的地基是建造在木桩之上的,其它任何一座宫殿,一座城堡,一座教堂无不拥有双重地基。各大教堂里,可以说还有另一座地下大教堂,低矮,阴暗,神秘、密不透光,寂然无声,就在那光明透亮、日夜响着管风琴声和钟声的地上中堂底下;有时候,那地下大教堂则是一座墓穴。在宫殿和城堡的底下,则是一座监狱;有时也是一座墓穴,有时二者兼而有之。这些坚固的砖石建筑物,我们在前面曾经叙述地其形成和繁衍的方式,它们不仅仅有地基,而且可以这么说,还有根须分布于地下,构成房间、长廊和楼梯,完全和地上的建筑一模一样。因此,教堂也罢、宫殿也罢、城堡也罢,都是半截埋在地下的。一座建筑物的地窖就是另一座建筑,要到那里去只顾往下走,无须往上爬,其地下各层就在地上那重重叠叠的各层下面,犹如森林和山峦倒映在山林下清澈如镜的湖水中。

    ①但丁《神曲》中地狱入口处的铭文。

    在圣安东城堡,在巴黎司法宫,在卢浮宫,这些地下建筑物的地下都是监狱。这些监狱的各层直升地底,越往下去越狭窄、越阴暗。这也是越往下去越阴森恐怖的地区,但丁要描写的地狱,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了。那些类似漏斗形排列的牢房,通常直抵地牢深处一个盆底状的密牢。那里,但丁用来囚禁撒旦,社会用来囚禁死囚。任何一个悲惨的人一旦被埋在那里,就永远与阳光、空气、生活诀别了,抛弃一切希望。休想从那里出来,除非是去上绞刑架或火刑台。

    有时,就在密牢里逐渐腐烂掉。人类的司法竟把这称为忘却。

    死囚感到,自己与人世完全隔绝,压在头顶上的是一大堆石头和狱卒,这一整个监狱,这一庞大的城堡,只不过是一把复杂的大锁,把他牢牢锁住,与活生生的世界隔绝。

    爱斯梅拉达被判处绞刑之后,大概害怕她逃跑,随即被扔在这样的一个盆底,在圣路易①所挖掘的地牢里,在图尔内尔刑事法庭的密牢里,头顶上还镇着庞大的司法宫。其实,这可怜的苍蝇连它最小的碎石也移不动呀!

    诚然,上帝和社会都同样不公正,要粉碎一个这样柔弱的女子,何须如此大逞淫威,百般迫害和酷刑呢!

    她待在那里,被黑暗吞没了,埋葬了,掩藏了禁锢了。谁要是昔日见过她在明媚阳光下欢笑和跳舞,如今再目堵她这种惨状,准会不寒而栗。黑夜般的寒冷,死亡般的冰冷,秀发不再有清风吹拂,耳边不再有人声萦绕,眼里不再有明亮目光,她身子弯成两截,不胜拖着沉重的枷锁,蜷缩在一丁点儿稻草上,身边放着一只水罐和一块面包,身子下面是牢房渗出的水所汇成的水泊,她没有动弹,几乎没有呼吸,甚至连痛苦也感觉不到了。弗比斯,阳光,晌午,野外,巴黎市井,博得一片喝采声的舞蹈,同那个军官缠绵细语的谈情说爱,还有教士、恶婆、匕首、血泊、毒刑、绞刑架,所有这一切不停地在她脑海里浮现,依然历历在目,忽而像愉悦的金色幻影,忽而又像怪异的可怕恶梦。然而,这一切无非是一种可怖而渺茫的挣扎,逐渐在黑暗中烟消雾散,要不然,那只是一种遥远的乐曲,在大地上凌空演奏,其乐声是在再也传不到这悲惨少女所掉进的深渊里的。

    自从被囚禁在这里,一直无所谓醒,也无所谓睡。在这场横祸中,在这个地牢里,再也无法分清醒和睡,无法分清梦幻与现实,就如同分不清黑夜与白昼一样。在她心里,一切都是混杂的、支离破碎的、飘忽不定的、乱七八糟扩散开来的。她再也不能有感知,再也不能思考了,顶多只能想入非非。从来没有一个活人像她这样深深陷在虚无漂渺之中。

    ①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她就这样浑身麻木、四肢冰冷、僵如化石,连一道活门偶然的声响几乎也没有注意到。这道活门在她头顶上方某个地方,曾开过两三天,却连一点点光线也照不过来,每次有只手从那里扔给她一块坚硬的黑面包。狱卒这种定时的查巡,则是她与人类唯一尚存的联系了。

    她无意识唯一还能听到的,就是拱顶上那长满青苔的石板缝里沁出的水珠均匀地滴落下来的声音。这水滴掉落在她身旁水洼里的响声,她呆呆地听着。水滴落在水洼里,那就是她周围绝无仅有的动静,是唯一标明时间的时钟,是地面上一切声响中唯一传到她耳边的声音。

    总之,她也不时感觉到在这漆黑的泥坑里,有什么冰凉的东西在她脚上或手臂上爬来爬去,把她吓得直打哆嗦。

    她在这里呆了多久了,她自己也不知道。记得在什么地方对一个人宣布死刑判决,随后人家就把她拖到这里来了,她一醒来四周就是黑夜、死寂,冰冷。她用手在地上爬着,脚镣的铁环划破了她的脚踝,锁链丁当作响。她辨认出周围都是坚墙厚壁,身下是淹着水的石板,还有一把稻草。可是没有灯,没有通风孔。于是她在稻草上坐了下来,有时为了换一下姿势,就坐到牢房里最下面一级上。有一会儿,她试着通过水滴的次数来计算在黑暗中的分分秒秒,然而一个病弱的脑子。很快就自行中断了这种悲惨的活儿,她随即又呆若木鸡了。

    终于有一天,或者有一夜(因为在墓穴里子夜和晌午都是同样的颜色),她听见头顶上一阵声响,比平日看守带面包和水罐给她时开门的声音还大些,她抬头一看,只见一线似红非红的亮光,穿过密牢拱顶上那道门,或者说,那扇翻板活门的缝隙照了进来。同时,沉重的铁门轧轧响了起来,生锈的铰链发出刺耳的磨擦声,活门的翻板转动了。她立即看见一只灯笼,一只手。两个男人的下半截身子;门太低矮,她看不见他们的脑袋。灯光刺痛了她的双眼,她随即把眼睛闭了起来。

    等她再张开眼睛,活门已经关闭,灯放在一级石阶上,一个男人独个儿站在她面前,黑僧衣一直拖到他脚上,黑风帽遮住他的面孔。一点也看不见他整个人的身子,看不见脸。那真是一块长长的黑色裹尸布直立在那里,而尸布里面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震动。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幽灵看了一阵子。其间两人谁都不吭声。在这地牢里,似乎只有两样东西是活着的,那就是因空气潮湿而劈啪直响的灯芯,还有从牢顶上坠落下来的水滴。水滴那单调的汩汩声,打断了灯心劈哩啪啦不规则的爆响声;水滴一坠落下来,灯光反照在水洼油污水面上的光圈也随之摇曳不定。

    末了,女囚终于打破了沉默:“您是谁?”

    “一个教士。”

    这答话,这腔调,这嗓音,叫她听了直打哆嗦。

    教士声音嘶哑,吐字却很清楚,又说:“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去死。”

    “啊!”她说:“马上就去?”

    “明天。”

    她本来高兴得扬起头来,一下子又耷拉到胸前,喃喃道:

    “还要等那么久!何不就在今天呢?”

    “这么说,您痛苦难忍了?”教士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

    “我很冷。”她答道。

    她随即用双手握住双脚,这种动作是不幸者寒冷时常有的,我们在罗朗塔楼已经见过那个隐修女这样做了。同时,她的牙齿直打冷战。

    教士看样子眼睛从风帽底下悄悄环视了一下这牢房。

    “没有亮光!没有火!浸在水里!真骇人听闻。”

    “是的,”她惊慌地说道,自从这场横祸,她就一直神色慌张。“白昼属于人人,唯独给我黑夜,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您在这里,知道吗?”教士又沉默了片刻,问道。

    “我想我原是知道的。”她伸出瘦削的手指头,抹了一下眉头,像要帮助她自己的记忆似的。“不过现在不知道了。”

    突然她像个小孩一样哭起来:“我要出去,先生。我冷,我怕,还有什么虫子爬到我身上来。”

    “那好,跟我走。”

    教士一面这样说着,一边拽住她的胳膊。那苦命的女子本来已冷到骨髓,可她觉得这只手还更冰冷。

    “咳!这是死神冰冷的手。”她自言自语,接着问道:“您到底是谁?”

    教士一把掀掉风帽。她一看,原来是长久以来一直追踪她的那张阴险的脸孔,是在法露黛尔家里出现在她心爱的弗比斯头顶上的那张魔头,是她最后一次看见它在一把匕首旁边闪闪发亮的那双眼睛。

    这个幽灵一直是她罹难的祸根,把她从一个灾难推到另一个灾难,甚至惨遭酷刑。这幽灵的出现,反而使她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她顿时仿佛觉得,蒙住她记忆的那层厚厚的布幕一下子撕裂开来了。她的悲惨遭遇,从法露黛尔家里夜间那一幕起,直至在图尔内尔刑庭被判处死刑,一桩桩一件件,全一齐涌上她的心头,不再像先前那样模糊混乱,而是十分清晰、显露、鲜明、生动、可怖。这些记忆本来一半已经遗忘了,而且由于过度痛苦而几乎泯灭,如今看见面前出现这个阴沉沉的人影。这些记忆顿时又复活了,就好像用隐写墨水写在白纸上的无形字迹,被火一烘便一清二楚显现出来了。她仿佛觉得,心头上一切创伤又裂开了,鲜血直淌。

    “哎呀!”她喊叫了起来,双手捂住眼睛,浑身抽搐而战栗。“原来是那个教士!”

    一说完便泄气地垂下胳膊,一屁股瘫坐下去,耷拉着脑袋,眼睛盯着地,依然颤抖不已。

    教士瞅着她,那目光有如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它紧紧围绕着一只躲在麦田里的可怜的云雀,悄悄地不断缩小其可怕飞旋圈,倏然疾如闪电,向猎物猛扑下去,用利爪一把抓住那喘息着的云雀。

    她低声呢喃着:“了结我吧!了结我吧!快给最后一击!”

    她心惊胆战,头缩在双肩中间,好比一只羔羊正等待屠夫致命的当头一棒。

    “是我使您厌恶吗?”他终于问道。

    她没有应声。

    “是我使您厌恶吗?”他又问了一遍。

    “不错,”她应道,痛苦得嘴唇在抽搐,看上去像在笑一样。“这是刽子手拿死刑犯开心。多少个月来,他跟踪我、威胁我、恐吓我!要不是他,上帝啊,我那是多么幸福啊!是他把我推下这万丈深渊。啊,苍天!是他杀了……是他杀了他——我的弗比斯!”

    说到这里,她呜呜咽咽哭了起来,抬头望着教士,说:

    “呵!坏家伙!您是谁?我做了什么得罪您啦,您才对我恨之入骨?咳!您对我有什么怨仇?”

    “我爱你!”教士喊道。

    她的眼泪霍然打住,目光痴呆,瞅了他一眼。他跪了下来,目光似火,紧紧盯住她看。

    “你听见了吗?我爱你!”他又喊道。

    “什么样的爱?”不幸的少女直打冷战。

    他紧接着说:“一个打入地狱的人的爱。”

    有一阵子,两人都默不作声,双双被各自的激情压碎了,他是丧失理智,她是麻木不仁。

    “听着,”教士终于说道,他又恢复了异常的平静。“你马上就会全知道的。在这深夜里,到处漆黑一团,似乎上帝也看不见我们,我悄悄扪心自问,有些事在此之前连对我自己都不敢启口,我要把这一切全向你倾吐。你听我说,姑娘,在遇见你之前,我可是过得很快活……”

    “我何尝不是!”她轻轻叹息了一声。

    “别打断我的话……是的,我那时过得很快活,至少我自认为是那样的。我十分纯洁,心灵里清澈如水,明净似镜。没有人比我更自豪,把头高高昂起。教士们来向我请教贞洁情操,博学之士来向我求教经学教义。是的,科学就是我的一切,科学就是我的姐妹,有个姐妹我就足够了。若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不会有其它的念头。不止一回,只要看见女人形影走过,我的肉体便兴奋不已。男人性欲和男人血气这种力量,我本以为在狂热少年时就已经终生将其扼杀了,其实不然,它不止一次地掀起狂澜,把我这个可怜人因立过铁誓而被死死拴在祭台冰冷石头上的那条锁链掀动了。然而,通过斋戒、祈祷、学习和修道院的苦刑,灵魂重新成了肉体的主宰,于是我回避一切女人。再说,我只要一打开书本,在光辉灿烂的科学面前我头脑中一切污烟瘴气的东西便烟消雾散了。不一会儿,我觉得尘世上一切浊物全逃之夭夭了,在永恒真理那祥和的光辉照耀下我恢复了平静,感觉到满目灿烂,神清气爽。教堂里、大街上、田野中,女人的模糊身影零零落落浮现在我眼前,却几乎从没有在我梦中露面,只要魔鬼仅仅差遣它们来向我进攻,我轻而易举地就把魔鬼打败了。如果说我没有保持住胜利,那是上帝的过错,上帝没有赋予人和魔鬼同等的力量。……听我说,有一天……”

    说到这里,教士突然顿住。女囚听见从他的胸膛里发出声声的,好似垂死时的喘息,仿佛撕心裂肺的痛苦。

    他接着说:

    “……有一天,我倚在秘室的窗台上。我当时读什么书来的?啊!我这时脑子里乱成一团,记不清了。……反正当时我正在看书。窗子朝向广场,忽然我听见一阵手鼓声和音乐声,扰乱了我的遐思,我很生气,便向广场望了一眼。我看见的——当然其他人也看见了——那可不是供世人肉眼睛观赏的一种景象。在那边,在铺石板的广场中间,时值晌午,阳光灿烂,有个人儿在跳舞。她是那样的秀丽,若与圣母相比,连上帝都会更喜欢这个女子,宁愿选她做母亲,假如在他化身为人时,她已在人间,定会情愿是她生的!她一双眼睛又黑又亮,满头乌黑的头发,正中有几根照着阳光,像缕缕金丝闪闪发光。一双脚像轮辐一样在飞快旋转,全然看不清了。乌黑的发辫盘绕在头部周围,缀满金属饰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似额头上戴着一顶缀满星星的王冠。她的袍子点缀着许多闪光片,蓝光闪烁,又缝着许许多多亮晶晶的饰品,有如夏夜的星空。她两只柔软的褐色手臂,恰似两条飘带,绕着腰肢,忽而缠结忽而松开,她的身材,美丽惊人。啊!那光彩夺目的形体,甚至在阳光下,也像某种明亮的东西那样耀眼!……唉!姑娘,那就是你!……我,惊讶,沉醉,心迷意乱,不由自主地凝望着你,望呀望呀,我突然吓得浑身发抖,意识到命运把我抓住不放了。”

    教士透不过气来,又停顿了片刻,接着又往下说:

    “既然已经半着了魔,我竭力想抓住什么东西,免得再坠落下去。突然想起撒旦过去曾经多次给我设下的圈套。我眼前的这个女子,美貌非凡,只能来自天堂或地狱,绝非用一点凡间的泥土捏成的普普通通的女子,内心也绝非像一个妇道人家那样浑浑噩噩,灵魂里只有颤悠悠的一点亮光照着而已。她是一个天使!然而,却是一个黑暗天使,烈火天使,而不是光明的天使。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发现了你身边有只山羊,一只群魔会的畜牲,正笑着注视我。晌午的阳光把它的犄角照得像火在燃烧一般。于是我隐约看到魔鬼设下的陷阱,我再也不怀疑你从地狱来的,是来引诱我堕落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说到这里,教士直视女囚,冷冰冰地又说。

    “我至今还深信不疑。……那时候,魔法逐渐起作用,你的舞姿一直在我头脑中旋转,我感到神秘的巫术在我心中已实现其魔力,我灵魂中一切本应觉醒的反而沉沉入睡,就像雪地里濒于死亡的人,任凭这样沉睡过去反而觉得愉快那样。猛然间,你唱起歌来。可怜的我,我又能怎么样呢?你的歌声比你的舞姿还迷人。我要拔腿逃走,但不可能。我被牢牢钉在那里,在地上生根了。仿佛觉得那大理石上的楼板早已高高上升,把我的膝盖全掩埋了。没法子,只得待在那里听到底。我的脚像冰,我的头嗡嗡响。末了,你也许可怜我啦,不唱了,消失了。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照,那使人销魂荡魄的音乐的回响,逐渐在我眼里和耳际消失了。我一下子瘫倒在窗脚下,比倒下的石像还僵直、还了无生气。晚祷的钟声把我惊醒了,我站立起来,拔腿逃走了。可是,咳!我心底里却有什么东西倒下来,再也无法直立起来。”

    他再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

    “是的,从那天起,我心中闯进了一个陌生人。我运用我熟悉的一切灵丹妙药来自我治疗,诸如修道院、祭坛、工作、读书。真是胡闹!咳!当你满脑子装满欲情,心灰意冷地拿脑袋去撞科学的大门,其响声是多么的空洞!你可知道,姑娘,从那以后,在书本和我之间,一直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什么呢?是你,你的身影,是某一天从天上降落到我面前的那个光辉灿烂幽灵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不再是原来的颜色,它变得昏暗、惨淡、阴森、好似一个冒失鬼凝望太阳之后视觉上久浮现着一团黑影。

    “无法摆脱,你的歌声老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你的双脚一直在我的祈祷书上飞舞,你的形体始终在夜里睡梦中悄悄在我肉体上滑动,于是我迫切想再见到你,触摸你,了解你是谁,看一看你是不是仍像你在我心中的完美无缺的形象,现实会粉碎我的梦幻也说不定。总之,我希望能有个新的印象,好把原先的印象抹掉,更何况原先的印象实在叫我受不了了。我四处寻找你,终于再见到你。灾难呀!我见到你两次,就恨不得见到你千次,恨不得永远一直见到你。于是——在这通向地狱的斜坡上,怎能刹住不往下滑呢?——于是,我再也无法自持了。魔鬼缚住我翅膀上的线,另一端系在你的脚上。我也像你一样,成了流浪者,到处漂泊。我在人家的门廊下等你,在街上拐角处伺候你,在钟楼的顶上窥探你。每天晚上,我都反省自己,益发感到更入迷、更沮丧了。更着魔了,更没救了!

    “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埃及人,波希米亚人,茨冈人,吉卜赛人。巫术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听着,我曾希望有一场审讯能使我摆脱魔力的控制。有个女巫曾经魔住了布吕诺·德·阿斯特,他把女巫烧死了,自己也得救了。这我是知道的。我拿定主意,要试一试这种疗法。首先,我设法不让你到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来,只要你不来,我就能把你忘记。你却当做耳边风,还是来了。接着,我想把你抢走。有天夜里,我试图把你抢走,我们是两个人,已经把你逮住了。不料来了那个晦气军官,把你放了。他搭救了你,你的灾难也就开始了,也是我的灾难和他的灾难。最后,我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事情会落个什么下场,所以向宗教法庭告发了你。当时我以为这样做,就会像布吕诺·德·阿斯特那样把病治好了。我也模模糊糊认为,通过一场官司可以把你弄到手,我可以在牢房里抓住你,占有你,你在牢房里是无法逃脱我的掌心的;你缠住我这么久,也该轮到我缠住你了。一个人作恶,就该把恶行做绝。半途撒手,那是脓包!罪恶到了极端,会有狂热的乐趣。一个教士和一个女巫可以在牢房的稻草上销魂荡魄,融为一体!

    “所以我告发了你。恰恰就在那个时候,我每次碰见你,都把你吓得魂不附体。我策划反对你的阴谋,我堆积在你头上的风暴,从我这里发出。变成威胁恫吓,变成电闪雷鸣。不过,我还是迟疑不决。我的计划中有些方面太可怕了,连我自己也吓得后缩了。

    “也许我本来可以放弃这个计划,也许我的丑恶的思想本会在我头脑中干涸而不结出果实。我原以为继续或者中断这起案件完全取决于我。可是任何罪恶的思想是不可祛除的,非要成为事实不可;但是,正是在我自以为万能的地方,命运却比我更强大。唉!咳!是命运抓住你不放,是命运硬把你推到我偷偷设下的阴谋那可怕的诡计齿轮中碾得粉碎!……你听着,这就快说完了。

    “有一天,又是阳光灿烂的另一个日子,我无意中看见面前走过一个男子,他喊着你的名字,呵呵大笑,眼神淫荡。该死!我就跟踪着他。后来发生的一切你全知道了。”

    他住口了。那少女唯一说得出来的只有一句话儿:

    “啊,我的弗比斯!”

    “不要提这个名字!”教士说,同时猛烈地抓住她的胳膊。

    “不许提这个名字!唔!我们多么苦命,是这个名字毁了我们!更确切地说,我们彼此都受命运莫名其妙的捉弄而相互毁灭!你痛苦,是不是?你发冷,黑夜使你成为瞎子,牢房紧紧包围着你,不过也许在你心灵深处还有点光明,尽管那只是你对玩弄你感情那个行尸走肉的天真的爱情罢了!而我,我内心里是牢房,我内心里是严冬,是冰雪,是绝望,我灵魂里是黑夜。我遭受什么样的痛苦,你可知道?我参加对你的审讯,坐在宗教审裁判官的席上。不错,在那些教士风帽当中,有一顶下面是一个被打入地狱、浑身不断抽搐的罪人。你被带进来时,我在那里;你被审讯时,我也在那里。……真是狼窝呀!……那是我的罪行,那是为我准备的绞刑架,我却看见它在你的头上慢慢升起。每一证词,每一证据,每一指控,我都在那里;我可以计算出你在苦难历程上的每一个脚步;我也在那里,当那头猛兽……!我没有预料到会动用酷刑!……听我说,我跟着你走进了刑讯室。看见你被扒去衣服,施刑吏那双卑鄙下流的手在你半裸的身体上摸来摸去。我看见你的脚,这只我宁愿以一个帝国换取一吻并死去的脚,这只我觉得头颅被踩扁也其乐无穷的脚,我看见它被紧紧套在那可怕的铁鞋里,它可以把一个活人的肢体变成血酱肉泥。啊!悲惨的人!当我看见这一切时,我用藏在道袍下面的一把匕首割自己的胸膛。听到你一声惨叫,我把匕首插入我的肉体里;听到你第二声惨叫,匕首刺进我的心窝里!你看,我想伤口还在流血。”

    他掀开道袍。果然他的胸膛好像被老虎利爪抓破了一般,侧边有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尚未愈合。

    女囚吓得连忙后退。

    “啊!”教士说道,“姑娘,可怜可怜我吧!你以为自己很不幸,唉!唉!你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不幸呢。咳,钟爱一个女人!却身为教士!被憎恨!却以他灵魂的全部狂热去爱她,觉得只要能换取她微微一笑,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腑脏、名誉、永福、不朽和永恒,今生和来世;恨不能身为国王、天才、皇帝、大天使、神灵,好作为更了不起的奴隶匍伏在她的脚下;只想日日夜夜在梦想中紧紧拥抱着她,却眼睁睁看见她迷上一个武夫的戎装!而自己能奉献给他的只是一件污秽的教士法衣,叫她害怕和厌恶!当她向一个可悲而愚蠢的吹牛大王慷慨献出宝贵的爱情和姿色时,我就在现场,心怀嫉妒,怒火冲天!目睹那使人欲火中烧的形体,那如此温柔细嫩的乳房,那在另一个人亲吻下颤动而泛起红晕的肉体!呵,天呀!迷恋她的脚,她的胳膊,她的肩膀,梦想她蓝色的脉管,褐色的皮肤,以至于彻夜蜷伏在密室的石板地上折腾,竟导致了遭受毒刑!费了多少心思,其结果竟是使她躺在皮床上!唔!那俨然是用地狱的烈火烧红了的实实在在的铁钳呀!唔!就是在夹板中间被锯成两半的人,被四马分尸的人,也比我有福份!你哪里知道,在漫长的黑夜里,血管沸腾,心儿破碎,脑袋炸裂,牙齿咬住双手,这种酷刑是什么滋味呀!有如穷凶极恶的刽子手把您放在烧红的烤架上不停地转来转去,倍受爱情、嫉妒和失望的煎熬!姑娘,发点善心吧!别再折磨我,让我歇一歇吧!请在这炽烈的炭火上撒点灰烬吧!我额头上汗流如注,我求你,请擦掉这汗水吧!孩子!你就用一只手折磨我,用另只手抚慰我吧!发发慈悲,姑娘,可怜我吧!”

    教士滚倒在地面石板上的水洼里,脑袋一下又一下撞在台阶的石级角上。少女听着,看着,等他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不再说了,她才低声又说一遍:“啊,我的弗比斯!”

    教士跪爬到她跟前,喊道:

    “恳求你啦,你要是还有心肝,就别拒绝我!啊!我爱你!我是一个可怜虫!你一说出这个名字,不幸的人儿,就好像你用牙齿咬烂我的整个心肌!怜悯怜悯吧!倘若你从地狱来,我就跟你回地狱去。为此目的,我要做的都已经做了,你的地狱,就是我的天堂,你的目光比上帝的目光还具有魅力!啊,说吧!你到底要不要我?一个女人竟然拒绝这样一种爱情,那可真是群山也会起舞啦。唔!只要你愿意!……噢!我们会很美满的!我们可以逃走,我可以帮你逃走,我们一起逃到某个地方去,去寻找这大地上的一片乐土,那里阳光最明媚,树木最繁茂、蓝天最湛蓝。我们相亲相爱,我们两人的灵魂如琼浆玉露,互相倾注,我们永远如饥似渴,渴望男欢女爱,永无尽期地共饮这永不干涸的爱之美酒!”

    她放声大笑,笑声凄厉,打断他的话说:

    “瞧呀,神甫!您的指甲流血啦!”

    教士一下子愣住了,好一会儿木雕泥塑似的,死盯着自己的手,末了,用一种温柔得出奇的声调说道:

    “那可不是!你就侮辱我,嘲弄我,压倒我吧!不过,来,快来!我们得赶紧。我对你说了,就在明天,河滩上的绞刑架,知道吗?时时刻刻都准备着。太可怕了!看见你走进囚车里!噢!求求你啦!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你!噢,快跟我走。等把你救出去之后,你还来得及爱我。你要恨我多久就多久。可是来吧。明天!明天!绞刑架!你的极刑!啊!快逃!宽恕我吧!”

    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精神恍惚,要把她拖走。

    她瞪着眼睛呆呆看着他。

    “我的弗比斯怎么样啦?”

    “啊!”教士叫了一声,松了她的胳膊。“您真没有怜悯心!”

    “弗比斯到底怎么啦?”她冷冷地又问了一遍。

    “他死了!”教士喊道。

    “死了!”她始终冷冰冰的,一动不动。“那么,您为什么要劝我活下去呢?”

    他并没有听她说,只是好似自言自语:“噢!是的,他一定死掉了,刀刃插过去很深。我想刀尖直刺到心脏!啊,我全身力气都集中在匕首的尖端上!”

    少女一听,像狂怒的猛虎似地向他扑过去,并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他推倒在楼梯上,嚷道:“滚吧,魔鬼!滚,杀人凶手!让我去死吧!让我和他的血变成你脑门上一个永不磨灭的污斑!要我属于你,教士!休想!休想!我们绝无结合的可能,甚至在地狱里都不行。滚蛋,该死的家伙!休想!”教士踉踉跄跄来到石梯前,悄悄把双脚从道袍皱褶的缠绕中解脱出来,捡起灯笼,慢慢爬上通向门口的石梯,打开门,走出去了。

    忽然,少女看见他从门口又探进头来,脸上的表情真可怕,狂怒,绝望,连声音都嘶哑了,向她吼着:“我告诉你,他死了!”

    她扑倒在地上。地牢里再也听不到什么声响了,唯有水滴在黑暗中坠落下来震动了水洼而发出声声的叹息。

    巴黎圣母院(三)第八卷 金币变枯叶(5)

    五母亲

    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的小鞋,心中的思念油然而生,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思念更令人眉开眼笑的了。

    尤其这是准备节日里、礼拜天、受洗礼时穿的鞋,连鞋底都绣着花,孩子还没有穿着走过一步路,那就更不用说了。这鞋是那样优雅喜人,小巧玲珑,根本不能穿着走路,母亲看见它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她朝它微笑,吻她,跟它说话。她寻思现实中能否真有一只脚这么小,而且,孩子即使不在跟前,只要有了漂亮的鞋子,她眼前就会重新出现一个柔弱的小人儿。她以为见到了她,也确实见到了她,见到她的整个身子,活泼、欢快,还有她纤细精巧的手、圆圆的头、纯洁的嘴唇、眼白发蓝的明亮的眼睛。若是在冬天,这小人儿就在那里,在地毯上爬,吃力地攀上一只凳子,而母亲提心吊胆,怕它靠近火边。若是在夏天,她爬到院子里、花园里,拔石板缝里的草,天真地看着大狗、大马,一丁点儿也不害怕,还跟贝壳、花儿玩耍,把沙撒到花坛里,把泥巴扔在小路上,免不了挨园丁一顿责备。她周围的一切也像她一样在欢笑,在闪光,在玩耍,连风儿和阳光也是在她颈后的细发环中间尽情嬉戏。这鞋把这一切呈现在母亲面前,将她的心融化了,宛如火把蜡烛融化一般。

    然而,孩子丢失,那聚集在小鞋周围的万般欢乐、迷人、深情的形象,顷刻变成千百种可怕的东西。漂亮的绣花鞋只成了一种刑具,永远无休无止地绞碎母亲的心。颤动着的还是同样的心弦,最深沉、最敏感的心弦,不过已不是天使在轻轻抚弄,而是魔鬼在狠劲弹拨。

    五月的一天清晨,太阳在深蓝色天空冉冉升起——加罗法洛①喜欢将耶稣从十字架上解下来的情景画在这样的背景上——罗朗塔楼的隐修女听到河滩广场传来吱吱的车轮声,萧萧的马嘶声和丁丁当当的铁器声。她迷迷糊糊有点被吵醒了,把头发捋在耳边去不听,随后又跪到地下凝视着她就这样膜拜了十五年之久的没有生命的小东西。这只小鞋我们已经说过,在她看来就是整个宇宙。她的思绪已禁闭在里面,只有死了才会出来,提到这玩具般的那可爱的粉红缎子鞋,她向苍天倾吐过多少苦涩的诅咒、感人肺腑的怨情、祈祷和呜咽,只有罗朗塔楼的阴暗地洞才知道。就是在一件更优雅、更精致的物品前,也绝没有人流露过如此强烈的失望。

    ①加罗法洛(1481—1559):意大利画家。

    那天早上,她的痛苦好像比往常更强烈了,从外面就听得见她单调而高亢的悲叹,真令人心碎。

    “啊,我的女儿!”她说。“我的女儿!我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啊!我再也见不到你啦。这下子可完啦!我老是觉得这是昨天发生的事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既然您这么快将她带走,倒不如当初不要把它赐给我,孩子是我们身上掉下的肉哇,一个丢失孩子的母亲就不再相信上帝,难道你不知道吗?啊!我真倒霉呀,偏偏在那天出去了!主啊!主啊!在我快乐地抱着她在火炉旁烤火的时候,在她吃着奶朝我笑的时候,在我让她的小脚蹬到我的胸口直到我的嘴唇的时候,难道您从来没有看见我和她在一起的情景,才这样把她从我身边带走吗?啊!您要是看到这一切,我的上帝,您就会怜悯我的欢乐,您就不会剥夺留在我心中唯一的爱了!难道我就是那么坏,主啊,不到惩罚我的时候,就看不到我吗?唉!唉!瞧,鞋在那儿;脚呢,它在哪儿?其余的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呀!他们把你怎么样了?主啊,把她还给我吧。我跪着求您十五年了,膝盖磨破了,上帝呀,难道这不够吗?把她还给我吧,哪怕只是一天、一个钟头、一分钟、就一分钟,主啊!然后再把我永远扔给魔鬼!啊!要是我知道你衣袍的下摆拖到哪里,我就会用双手紧紧抓住它,您可千万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呀!她漂亮的小鞋,难道您一点儿也不怜惜吗,主啊?您怎能判一个可怜的母亲受十五年这样的苦刑呢?慈悲的圣母!天上慈悲的圣母!我的孩子我的耶稣儿呀,有人将她从我这里夺走,从我这里偷走,在一块灌木丛里吃了她,喝干她的鲜血,嚼碎她的骨头!慈悲的圣母,可怜可怜我吧!我的女儿!我不能没有我的女儿呀!即使她在天堂里,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啦?我不要您的天使,我只要我的孩子!我是一头母狮,我需要我的小狮子。哦,主啊!您要是不把孩子还给我,我就要在地上自我作践,要用额头碰碎石头,要受天罚,要把您诅咒!您看得很清楚,我的双臂完全损伤,主啊!难道慈悲的上帝没有丝毫怜悯心!啊!只要我找到我的女儿,只要她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哪怕您只给我盐和黑面包,我也心甘情愿!咳!上帝我主啊,我只是个下贱的罪人,可是有了我的女儿,我也虔诚了。出于爱她,我一心一意信奉宗教,而且透过她的微笑我仿佛通过天堂的大门看见了您。啊!我要是能把这鞋穿在那只漂亮的粉红色小脚上,只要一次,再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慈悲的圣母啊,我情愿赞美着您而死去!啊!十五年!现在她该长大了!不幸的孩子呀!什么,这竟是真的,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哪怕在天堂也不会见到!因为,我,去不了天堂。啊,多么悲惨!只能说那是她的鞋,如此而已!”

    不幸的女人扑向这只鞋,多少年来使她慰藉、使她绝望的鞋,她的五脏六腑像第一天那样在抽噎声中撕碎了。因为对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来说,那总是第一天,这种痛苦不会过时。丧服虽然旧了,褪色了,心里依然漆黑一团。

    这时,从小屋前传来孩子们阵阵欢声笑语。每次看见孩子们或者听到他们的声音,可怜的母亲总是赶忙跑到这坟墓最幽暗的角落里,好像恨不得把耳朵钻进石头里,免得听到这些声音。这一次正相反,她好像猛然惊醒,一下子站了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一个小男孩说了这样一句:“今天要绞死埃及女。”

    我们曾见到过蜘蛛在蛛网颤动中突然一跳扑向苍蝇,隐修女就这样一跳,跑向窗洞口,看官知道,那窗口朝着河滩广场。确实有一架梯子倚立在终年竖立的绞刑架旁,执行绞刑的刽子手正在调整因风吹雨打而生绣的铁链。四周站着一群人。

    那群欢笑的孩子已经走远了。麻衣女用目光搜寻她能问讯的过路人。她发现就在她住处旁有一个神甫好像在念公用祈祷书,可是他对铁网栅栏的祈祷书远不如对绞刑架那样关注,他不时朝绞刑架投去阴暗、可怕的一瞥。她认出那是副主教大人,一个圣洁的人。

    “我的神甫,”她问。“那边要绞死谁呀?”

    教士望了望她,没有回答;她又问了一遍。他这才说:

    “我不知道。”

    “刚才有些孩子说,是一个埃及女人。”隐修女又说。

    “我想,是吧。”教士道。

    这时,花喜儿帕盖特发出险恶的狂笑。

    “嬷嬷,”副主教说,“这么说,您一定痛恨埃及女人啦?”

    “我岂能不恨她们?”隐修女大声喊道。“她们都是半狗半人的吸血鬼,偷孩子的贼婆!她们吞吃了我的小女儿,我的孩子,我的独生女儿呀!我的心也没有了,她们把我的心吃了!”

    她样子可怕极了。教士冷冰冰地看着她。

    “其中有一个我特别恨,我诅咒过。”她又说。“这是个年轻女人,如果她的母亲没有把我的女儿吃掉的话,她的年龄正与我的女儿相仿。这个小毒蛇每次经过我房前,我的血就在翻涌!”

    “得啦!嬷嬷,这下您开心啦,”教士冷漠得像一座墓地雕像,说道。“你马上看到绞死的就是那个女人。”

    他的脑袋耷拉到胸前,慢吞吞地走开了。

    隐修女快活地扭动双臂,叫道:“我早就向她说过,她会上绞刑架的!谢谢您,神甫!”

    她披头散发,目光似火,肩膀撞着墙,在窗洞栅栏前大步走起来,就像笼子里一只饿了好久,感到用餐时刻快到的母狼那般。

    巴黎圣母院(三)第八卷 金币变枯叶(6)

    六三人心不同

    实际上,弗比斯并没有死。这种人总是经得起磨难的,国王特别讼师菲利浦·勒利埃老爷对可怜的爱斯梅拉达说他快要死了,那是出于口误或玩笑,副主教对女犯人说他死了,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实情,不过他相信,他估计,他不怀疑,他真心希望他死了。要让他把情敌的好消息告诉他心爱的女人,那真是受不了。任何男人处在他的位置都会这样做的。

    这倒不是说弗比斯的伤不严重,只不过它不像副主教渲染得那么厉害而已。巡逻队士兵开头将他送到医生家,医生担心他活不了一个礼拜,甚至用拉丁话告诉了他。不过,青春的力量终究占了上风。这是常有的事,尽管医生做了种种预测和诊断,大自然还是喜欢嘲弄医生,硬把病人救活了。当他还躺在医生的破床上,就受到了菲利浦·勒利埃和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初步盘问,这使他十分厌烦。因此,一天早晨,他感觉好了些,就留下他的金马刺抵了医药费,不声不响地溜了。可是,这并没有给案子的预审造成什么麻烦,那时的司法很少考虑一个刑事案件是否明晰和清楚,它所需要的只是将被告绞死。况且,法官掌握着指控爱斯梅拉达的不少证据,他们认为弗比斯死了,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弗比斯呢,并没有逃得很远,他只不过回到他的部队,离巴黎几驿站路的法兰西岛格-昂-勃里的驻军里。

    总之,他觉得在这个案子中亲自到庭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他隐约感到他在里面会扮演一个很可笑的角色。说到底,如何看待整个事件,他怎么想都不会过分的。如同任何头脑简单的武夫一样,他不信宗教,却又迷信,在寻思这一奇遇时,他对那山羊,对他遇到爱斯梅拉达的奇怪方式,对其让他猜到她爱他的奇怪手法,对她那埃及女子的品质,最后对那野僧,他都觉得疑虑不安。他隐约看见在这一艳遇中,巫术成分远远大于爱情。她也许是一个女巫,也许就是魔鬼;说到底,这是一出滑稽喜剧,或者用那时的话说,一出很扫兴的圣迹剧,他在戏中扮演一个很拙劣的角色,挨打,受人嘲笑。队长为此十分羞愧,他体会到我们的拉封丹绝妙地描绘的那种羞耻:

    羞愧得像一只被母鸡捉住的狐狸。

    况且,他希望这一事件不要张扬出去,他不出庭,他的名字就不会被人大声宣布,至少不会传出图尔内尔法庭审判范围以外。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错,那时还没有《法庭公报》哩,再说,在巴黎的无数次审判中,没有哪个星期不煮死造假币的人,不绞死女巫,或不烧死异教徒,在各个街口,人们早已司空见惯那个封建制度的守护者泰米斯①捋起袖子,光着胳膊在绞刑架、梯子和耻辱柱上干她的勾当,所以,对这些事几乎不太注意了。那时的上流社会几乎不知道从街角经过的受刑者姓甚名谁,至多只有平民百姓享用这一粗鄙的盛宴。一次行刑只是市井生活的一起常见的小事,如同烤肉店的烤锅或屠夫的屠宰场一样的平淡无奇。刽子手只不过比屠夫稍微厉害一些罢了。

    因此,弗比斯很快就心安理得了,有关女巫爱斯梅拉达,或者如他所称呼的,西米拉,有关吉卜赛女郎或野僧(管他是谁)的那一刀,有关审讯的结果,统统想也不想了。可是,他的心在这方面一旦感到空虚,百合花小姐的形象就又回到他的心里。弗比斯队长的心与那时的物理学一样,厌恶真空。况且,格-昂-勃里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村庄,住着一些钉马蹄的铁匠和双手粗糙的放牛女人,一条大路,两边尽是破房子和茅屋,形成半法里长的长带,活像一条尾巴②。

    百合花在他的情欲世界里位居倒数第二。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有一笔迷人的陪嫁;于是,一天早晨,这位已痊愈的情场骑士,料想吉卜赛女人的案子已过去二个月,想必已经了结并被人遗忘了,便策马踏着碎步来到贡德洛里埃府邸的门前。

    ①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

    ②尾巴一词法文为:queue,读音近似汉语“格”。

    他没有注意聚集在圣母院大门前广场上乱哄哄的一大群人。他想起正是五月,设想人们正在举行什么巡列仪式,什么圣灵降临或赡礼等活动,于是将马拴在门环上,喜滋滋地上楼到了漂亮未婚妻的家。

    她正单独和她的妈妈在一起。

    百合花心头一直纠缠着那个女巫、山羊、该诅咒的字母表、弗比斯长时间不露面等一连串问题。此刻,她看到她那位队长进来,发现他气色那么好,军服那么新,绶带那么亮,神态那么充满热情,她快乐得红起脸来。这位高贵的小姐自己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迷人。她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编成发辫,益发迷人。她全身穿着一件与嫩白皮肤非常相称的天蓝色衣裳,这是科伦布教她的卖俏打扮,那双眼睛流露出迷恋的倦怠神情,更增添了许多风韵。

    弗比斯打从尝过格-昂-勃里的村姑以来就没有见过什么美色,此刻被百合花迷住了,这使我们的军官显得分外殷勤,百般巴结,当初的龃龉立刻和解了。贡德洛里埃夫人一直慈母般地坐在她的大安乐椅上,鼓不起力量去责备他。至于百合花的嗔怪,则化作温柔的绵绵絮语。

    姑娘靠窗口坐着,一直绣着她那海神的洞府。队长倚在椅背上,她嗔怪地低声数落他:

    “坏东西,整整两个月您都干了些什么?”

    “我向您发誓。”弗比斯给这个问题问得一时不知所措,打岔地应道:“您这么美,连大主教都会想入非非的。”

    她情不自禁地笑了。

    “好了,好了,先生。把我的美撇在一边,回答我的话。真的,那才美妙呢!”

    “得啦!亲爱的表妹,我被召去驻防了。”

    “请告诉我,在哪儿?那您为何不来向我道别一下?”“在格-昂-勃里。”

    弗比斯心中窃喜,头一个问题帮助他避开了第二个问题。

    “可是,那儿近得很呀,先生,为何一次也不来看我?”

    这下子弗比斯倒真的给难住了。“因为……公务在身,再说,可爱的表妹,我病了。”

    “病了!”她吓了一跳。

    “是的……受伤了。”

    “受伤!”

    可怜的姑娘惊惶失措。

    “啊!别怕。”弗比斯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没什么。吵一次架,动一下刀子,这跟您有啥相干?”

    “跟我有啥相干?”百合花抬起饱含热泪的美丽眼睛,大声说道,“啊!您说的不是心里话。动武是怎么回事?我全想知道。”

    “那好吧!亲爱的美人,我跟马埃·费狄吵了一架,您知道吗?他是圣日耳曼-昂-莱耶的副将,我们各自破了寸把长的皮,就是这码事。”

    爱撒谎的队长心里清楚得很,一场决斗总会使男人在女人眼中显得特别突出。果然,百合花又害怕、又快乐、又赞叹,激动不已,迎面注视着他,不过她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但愿您确实痊愈就好了,我的弗比斯!”她说道。“我不认识您那个马埃·费狄,不过一定是个坏家伙。到底是怎样吵起来的?”

    弗比斯的想象力一向只不过平平而已,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从他杜撰的武功中脱身。

    “啊!我怎么知道?……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匹马,一句话!漂亮的表妹,”他大声叫起来,以便换一个话题,“教堂广场上乱哄哄的是怎么回事?”

    他走近窗前,“啊!我的上帝,漂亮的表妹,瞧,广场人真多呀!”

    “不清楚,”百合花说。“好像有个女巫今天早上在教堂前当众请罪,然后上绞架。”

    队长真以为爱斯梅拉达的案子结束了,因而,他听了百合花的话并不怎么激动,不过还是提了一两个问题。

    “这个女巫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她回答。

    “有没有听说她干了些什么?”

    这一回,她又耸了耸她那白皙的肩膀。

    “不知道。”

    “啊!我主耶稣啊!”母亲说,“现在有许许多多巫师,人们把他们烧死,我想连个姓名也没不知道。想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就如同想打听天上每片云彩的名字。总之,可以静静心了,仁慈的上帝掌握生死簿。”这时,这位可敬的夫人站起身走向窗口。“主啊!”她说,“您说得对,弗比斯。瞧,那边的平民闹哄哄的。感谢上帝!连屋顶上都是人。您知道吗?弗比斯。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过去的美好时光。国王查理七世入城时,人也多得很呢。我记不得在哪一年了。我对您说这些的时候,您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可不是吗?而我倒觉得新鲜得很。哦,那时候人要比现在多得多。连圣安东门的突堞上都是人。国王骑着马,王后坐在他身后马背上,紧接着是贵妇们全坐在贵族老爷的马后边。我记得人们哈哈大笑,因为在五短身材的那位加朗德的阿马尼翁旁边,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骑士马特弗隆大人,他杀死过成堆的英国人。那才是妙极了。法兰西所有侍从贵族都排列成行,打着红得耀眼的小红旗。有矛头三角旗,还有战旗,我呀,说也说不清。卡朗大人拿三角旗,让·德·夏托莫朗拿战旗,库西大人也拿战旗,神气活现无人可比,仅次于波旁公爵……咳!想到这一切曾经显赫一时,而今全都荡然无存,这是多么令人悲伤啊!”

    那对情侣并没有听这可敬的富孀的一席话。弗比斯又转过身,倚在未婚妻的椅背上。这是一个惬意的位置,他的放肆目光可以一直钻到百合花领饰的全部开口处里面,这个领口开得恰到好处,正好让他看到好多美妙的部位,又让他联想其余许多的部位,因此,弗比斯望着这闪着绸缎般光泽的皮肤感到眼花缭乱,自言自语道:“放着这么个白嫩的女人不爱,还能爱谁呢?”两人都默不吱声。姑娘不时朝他抬起快乐、温和的眼睛,他们的头发在春天阳光照耀下混杂在一起了。

    “弗比斯,”百合花突然低声说道。“我们三个月后就要结婚了,您要向我发誓,除我之外,从来没有爱过别的女人。”

    “我向您发誓,美丽的天使!”弗比斯答道。为了征服百合花,他的目光充满着情欲,语调十分真诚,这时或许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在这当儿,善良的母亲,看见这对未婚男女如此情投意合,不由乐滋滋的,遂出去料理一些家务琐事去了。弗比斯见她走了,房里旁无他人,色胆包天的队长顿时放大胆子,头脑中产生了种种荒唐的念头。百合花爱着他,他是她的未婚夫,此刻,她和他单独在一起,他过去对她的兴趣又苏醒了,这种兴趣并不在其新鲜劲儿,而在于欲火中烧;总之,在麦子未熟时提前吃一点儿算不得弥天大罪;我不知道他的脑瓜里是否掠过这些念头,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百合花完全被他的眼神惊呆了。她朝四周望了望,发现母亲不见了。

    “我的上帝!”她红着脸,惊慌不安。“热死我了!”

    “可不,我想快到中午了。”弗比斯回答道。“太阳晒人,放下窗帘就好了。”

    “别,别放,”可怜的姑娘大声说,“正相反,我需要一点空气。”

    如同一只母鹿感到猎犬群的气息,她站起身,跑向窗口,打开窗户,冲上阳台。

    弗比斯又气又恼,跟她跑过去。

    大家知道,阳台正对着圣母院前的广场。这时广场上呈现一派阴惨、奇特的景象,猛然使胆怯的百合花的恐惧改变了本来面目。

    一大群人把附近各条街道都挤满了,连广场本身也挤得水泄不通。若不是二百二十名手执长枪的捕快和火枪手组成厚厚的人墙加固,前庭周围的齐肘矮墙是阻挡不了人流的。幸亏枪戟林立,前庭才是空荡荡的。进口处被佩戴主教纹章的持戟步兵把守。主教堂的各道大门被关得紧紧的,这与广场四周数不清的窗户形成对照,连山墙上的窗子也敞开着,那些窗口露出成千上万个人头,差不多如同一个炮库里重叠成堆的炮弹。

    乱哄哄的那群人的脸上是灰蒙蒙的,肮脏而灰暗,人们等待观看的,显然是特别能触发和唤起民众中最邪恶的情感。

    最可憎的莫过于从这堆土黄色帽子和泥污头发的蠕动人群中发出的声响,人群中笑声多于叫喊声,女人多于男人。

    不时有一声颤抖的尖叫刺破这一片喧嚣。

    …………

    “喂!马伊埃·巴利弗尔!就在这儿绞死她吗?”

    “笨蛋!只不过身穿内衣在这儿请罪!慈悲的上帝将把拉丁话啐在她脸上!一向是在这儿,中午。你要是想看绞刑的话,就到河滩广场去。”

    “看完这就去。”

    …………

    “喂,说呀,布康勃里?她真的拒绝忏悔师吗?”

    “好像是,贝歇尼。”

    “你瞧,女异教徒!”

    …………

    “大人,这是惯例,歹徒判决后,司法宫的典吏必须把他交付处决,假如是一个俗民,就交给巴黎司法长官,如果是一个教士,就交给主教法庭。”

    “谢谢,大人。”

    …………

    “唉!我的上帝!”百合花说。“可怜的人啦!”

    这么一想,她扫视人群的目光充满了痛苦。卫队长一心想的是她,哪顾得上那群衣衫褴褛的观众。他动情地从身后揽住她的腰。她微笑着转过头,乞求道:“求求您,放开我,弗比斯!母亲要是回来,她会看见您的手。”

    这时,圣母院的大钟慢悠悠地敲了十二点,人群中发出一阵欣慰的低语声,第十二响的颤音刚停,所有人头像风推波涛似的攒动起来。大路、窗户和房顶上传出一阵巨大的喧哗:“她来了!”

    百合花用手蒙住眼睛不看。

    “亲爱的,”弗比斯对她说。“您想回屋吗?”

    “不。”她回答道。她刚才吓得闭上的眼睛,出于好奇又睁开来。

    一辆双轮囚车,由一匹肥壮的诺曼底大马拉着,在身穿绣有白色十字的紫红号衣的骑兵簇拥下,从牛市圣彼得教堂街进了广场,巡逻队捕快在人群中使劲挥着鞭子,为他们开路。几个司法官和警卫在囚车旁骑马押送,从他们的黑制服和骑马的笨拙姿势上可以认得出来。雅克·夏尔莫吕老爷耀武扬威地走在他们前面。

    那不祥的囚车上坐着一个姑娘,反剪着双臂,身边没有神甫。她穿着内衣,她的黑发(当时的规距是在绞刑架下才剪掉)散乱地披垂在脖子上和半裸的肩膀上。

    透过比乌鸦羽毛还要闪亮的波浪状头发,看得见一根灰色粗绳,套在可怜的姑娘的漂亮脖子上,扭扭曲曲,打着结,擦着她纤细的锁骨,犹如蚯蚓爬在一朵鲜花上。在这根绳子下,闪耀着一个饰有绿色玻璃珠的小护身符,这大概允许她保留着,因为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的要求是不会遭到拒绝的。观众从窗口上可望到囚车里头,瞥见她赤裸着的双腿。她仿佛出于女人最后的本能,尽力把脚藏到身子下。她脚边有一只被捆绑着的小山羊。女囚用牙齿咬住没有扣好的内衣,在大难临头时,好像仍因几乎赤身裸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感到痛苦。咳!羞耻心可不是为了这样的颤抖而产生的啊!

    “耶稣啊!”百合花激动地对队长说。“您瞧,好表哥!原来是那个带着山羊的吉普赛坏女人!”

    话音一落,朝弗比斯转过身。他眼睛注视着载重车,脸色煞白。

    “哪个带山羊的吉普赛女人?”他喃喃地说。

    “怎么!”百合花又说,“您记不得啦?……”

    弗比斯打断她的话。“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他跨了一步想走进屋里。可是百合花,不久前曾因这个埃及少女而醋劲大发,此刻一下子清醒了,遂用敏锐和狐疑的目光瞅了他一眼。这时,她模模糊糊地想起曾听人谈过,有个队长与这个女巫案件搅到了一起。

    “您怎么啦?”她对弗比斯说道。“听说这个女人使您动过心。”

    弗比斯强装讪笑。

    “我动心!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哈,就算是吧!”

    “那么,待着吧。”她说一不二地吩咐道。“我们一起看到结束。”

    晦气的队长只好待下来。他稍稍有些安心的是,女犯人的目光始终不离囚车的底板。千真万确,那就是爱斯梅拉达。

    就是在遭受这种耻辱和横祸的最后时刻,她仍然是那么漂亮,她那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因面颊瘦削,显得还要大些。她苍白的面容纯净、高尚,她仍然像从前的模样,酷似马萨奇奥①画的圣母像,又类似拉斐尔画的圣母,不过虚弱些,瘦削些,单薄些。况且,她心灵上没有一样不是在抖动,除了羞耻心外,她一概听之任之,因为在惊愕和绝望中她已精神崩溃了。囚车每颠簸一次,她的身体就颠簸一次,就像一件僵死或破碎的物件。她的目光暗淡而狂乱,还看见她眼里有滴眼泪,却滞留着不动,简直可以说冻住了。

    这时,阴森森的骑兵队在一片欢乐的叫喊声中和千奇百怪的姿态中穿过了人群。然而,作为忠实的吏官,我们不得不说,看到她那么标致,又那么痛苦不堪,许多人都动了恻隐之心,就是心肠最硬的人也很同情。囚车进了前庭。

    囚车在圣母院正门前停住。押解的队伍如临大敌。人群一下子静下来了,在这片充满庄严和焦虑的沉默中,正门的两扇门在铰链发出短笛般的刺耳声中,仿佛自动打开了。于是,人们可以一直望到教堂深处黑黝黝的、阴惨惨的,挂着黑纱的主祭坛上几支蜡烛在远处闪闪烁烁,似明似暗。教堂洞开,在光线眩人眼目的广场中间像一个偌大的洞口。教堂尽头,半圆形后殿的暗影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银十字架,展现在从穹顶垂挂到地面的一条黑帷幕上,整个本堂阒无一人,不过在远处唱诗班的神甫座席上,有几个神甫的脑袋隐隐约约在移动;大门开启的时候,教堂里传出一支庄严的歌声,响亮,单调,有如一声声朝囚犯头上射出的忧郁的圣诗碎片。

    ①马萨奇奥(1401—1429):意大利画家。

    “……我决不怕包围我的人们:起来,主啊;救救我吧,上帝!”①

    “……救救我吧,上帝!因为众水已经进来,一直淹没了我的灵魂。”

    “……我深陷在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②

    在合唱外,同时有另一种声音,在主祭坛的梯级上哼着那支悲哀的献歌:

    “谁听我的话并深信派我来的人,谁就能永生,不是来受审判,并且死而复生。”③

    几个老人隐没在黑暗中,从远处为这个美丽的生灵歌唱,为这个洋溢着青春和活力,被春天的温暖空气抚爱,被灿烂阳光照耀着的生灵歌唱,这是追思弥撒。

    ①见《旧约全书·诗篇》第六十九章。原文为拉丁文。

    ②见《旧约全书·诗篇》第三章,原文为拉丁文。

    ③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五章。原文为拉丁文。

    人们肃默地听着。

    不幸的姑娘魂不附体,仿佛她的目光和思想都消失在教堂黑暗的深处。她那苍白的嘴唇在翕动,似乎在祈祷。刽子手的隶役走到她跟前扶她下囚车时,听到她低声反复念着:弗比斯。

    她的双手松了绑,从囚车上下来,身旁跟着她的山羊;山羊也松了绑,感到自由了,欢快地咩咩叫着。他们让她赤着脚,在坚硬的石板上一直走到大门的石阶下。她脖子上的粗绳子拖到背后,活像跟在她身后的一条蛇。

    这时,教堂里的合唱停止了,一个硕大的金十字架和一排蜡烛在暗影中摇曳起来,听得见身着杂色服装的教堂侍卫们枪戟的响声。过了一会儿,一长列穿无袖长袍的教士和穿祭披的副祭唱着赞美诗,庄严地朝犯人走来,在她和众人跟前排起了队。可是她的目光停在紧靠手执十字架的人后面那个领头的教士身上。她不由打了个寒噤,低声说道:“哎呀!

    又是他!这个教士!”

    他果真是副主教。他左边是副领唱人,右边是手执指挥杖的领唱人。副主教朝前走着,头向后仰,眼睛瞪得老大,目不转睛,高唱着:

    “我从地下的深处呼喊,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的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①

    ①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二章。原文为拉丁文。

    副主教穿着胸前绣着黑十字架的袈裟出现在尖拱形大门廊外面的阳光下。此刻,他面色煞白,人群中不止一个人还以为他是大理石主教雕像中的一个,本来跪在唱诗班墓石上,现在站起身到坟墓门口迎接那个即将死去的女人,把她带到阴间里去。

    她呢,也是面色煞白,宛若石像。有人把一支点燃的黄色大蜡烛放在她手上,她几乎没有发现。她没有听书记官尖声宣读那要命的悔罪书。别人要她回答“阿门”,她便回答

    “阿门”。当她看到那个教士示意要看守人走开,并独自朝她走过来的时候,她才恢复了一点生气和力量。

    于是,她感到血液在头脑中翻腾,已经麻木、冰冷的灵魂中残存的一点义愤又重新燃烧起来。

    副主教慢吞吞地走到她跟前。她身处绝境之中,仍然发现,他眼中闪烁着淫欲、嫉妒和渴望的目光,正扫视着她的裸体。随后,他高声问道:“姑娘,您请求上帝宽恕您的错误和失足吗?”他又凑到她耳边加上一句(旁观者以为他在听她最后的忏悔):“你需要我吗?我还能救你!”

    她盯着他说道:“滚开,恶魔!不然的话,我就告发你。”

    他恶狠狠地笑了一笑,“谁也不会相信你的,你只会在罪行外再加上一个诽谤罪!快回答!你要不要我?”

    “你把我的弗比斯怎样了?”

    “他死了。”教士说。

    恰好在这时候,倒霉的副主教机械地抬起头,看到在广场的另一头,贡德洛里埃府邸的阳台上,队长正站在百合花的身旁。副主教摇晃了一下,把手搭在额头上,又望了一会,

    低声骂了一句,整个脸剧烈地抽搐起来。

    “那好!你死吧,”他咬牙切齿地说,“谁也别想得到你。”

    于是,他把手放在埃及姑娘头上,用阴惨惨的声音说道:

    “现在去吧,罪恶的灵魂,愿上帝怜悯你!”①

    这是人们通常用来结束这一凄惨仪式的可怕惯用语,这是教士给刽子手的暗号。

    民众都跪了下来。

    “主啊,请宽恕我。”②

    依然站在大门尖拱下的神甫们念道。

    “主啊,请宽恕我。”③

    群众跟着念了一遍,嗡嗡声掠过他们头顶,仿佛是汹涌波涛的拍击声。

    “阿门。”副主教说。

    他转身背朝着女囚,脑袋耷拉在胸前,双手合十,走进了教士们的行列,过了一会,连同十字架、蜡烛和僧衣,一齐消失在教堂那阴暗的拱顶下面。他那响亮的嗓音逐渐淹没在这绝望的诗句的合唱声中:

    “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④

    就在这时,教堂侍卫手中的矛戟铁柄的断断续续的碰击,在本堂的柱廊间渐渐低微了下去,好像钟锤似的,敲响了女囚的丧钟。

    ①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④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二章。原文为拉丁文。

    这时,圣母院的每道大门仍然开着,可以看见教堂里空无一人,阴森森的,没有蜡烛,也没有声音。

    女囚仍然待在原处,一动不动,等候处置。一个执棒的捕快不得不跑去通知夏尔莫吕老爷,他在整个这段时间内都在研究大门上的浮雕,有人说那代表阿伯拉罕的献祭,也有的说它代表炼金术的实验,天使代表太阳,柴捆代表火,阿伯拉罕代表实验者。

    费了老大的劲才把他从凝望静思中拔了出来,他终于转过身子,向两个黄衣人打了一个手势,刽子手的两个隶役立刻走近埃及姑娘,把她的双手再捆起来。

    不幸的姑娘重新登上囚车,在走向她生命的终点站时,想必对生命仍带着几分眷念而感到撕心裂肺的悲伤吧,她抬起通红、干涩的眼睛望着天空,望着太阳,望着把天空零零落落裁成四边形和三角形的白云,随后她又低下头,望着大地、人群、房屋……在黄衣人来绑她双手的当儿,她猛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一声快乐的叫喊。她就在那边,在那个阳台上,她瞥见了,是他,她的朋友,她的主宰,弗比斯,她生命的另一个影子!法官撒了谎!教士撒了谎!正是他,她无可怀疑,他就在那儿,英俊,神采奕奕,穿着那身鲜艳的军服,头上佩着翎毛,腰上佩着宝剑!

    “弗比斯!”她喊道,“我的弗比斯!”

    她想朝他伸出因爱情和狂喜而颤抖的双臂,可是双臂被绑住了。

    这时,她看到队长皱了皱眉头,一个漂亮的少女靠在他身上,嘴唇轻蔑地翕动,气恼地望着他。只见弗比斯说了几句她从远处听不到的话,两个人赶快溜到阳台的玻璃窗门后面,窗门随即关上了。

    “弗比斯!”她发疯地大声喊道,“难道你也相信吗?”

    她的心中闪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她想起她是因谋害弗比斯·德·夏托佩尔而被判死刑的。

    她在那以前一直全力支撑着,但这最后一击太厉害了。她一下子瘫倒在路上,一动不动。

    “快,”夏尔莫吕道。“把她抬上车去,马上了结!”

    还没有人注意到,在门廊的尖形拱顶上面,刻有历代君王雕像的柱廊之间,一个奇怪的旁观者一直不动声色地观望着。他的脖子伸得老长,相貌奇丑,若不是穿半红半紫的奇怪衣服的话,准会被当作石头怪兽中的一个,六百年来,教堂的长长檐槽就是通过石兽的口流下来的。这个旁观者自中午起就在圣母院大门前,把所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从一开始,趁着没有人注意,他就在柱廊的一根柱子上牢牢拴了一根打结的粗绳子,一头在下,拖到石阶上。绑完以后,他心平气和地观看起来,不时有一只乌鸦从他面前飞过,还打一声唿哨呢。就在刽子手的两个隶役决定执行夏尔莫吕的冷酷命令的当儿,他跨过长廊的栏杆,手脚膝盖并用,抓住绳子,只见他像一滴顺着玻璃窗流淌下来的雨水,一下子从前墙滑落下来,飞快地跑向两个隶役,挥动两只大拳头,一手一个将他们打翻在地,用一只手托起埃及少女,好似一个孩子提起他的玩具娃娃,一个箭步跨到教堂,将姑娘举过头顶,用一种令人惊骇的口气叫道:圣地!

    这一切如此迅速,恰似一道闪电划破黑夜,一切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圣地!圣地!”人群反复喊道,千万只手拍着,卡西莫多的独眼闪耀着快乐和自豪的光芒。

    这一阵震动使犯人苏醒过来。她抬起眼睛,望了望卡西莫多,随后突然闭上眼睛,仿佛被她的救命者吓住了。

    夏尔莫吕一下子愣在那里,刽子手,所有随从,全都愣住了。的确,在圣母院的围墙内,犯人是不可侵犯的。教堂是一个避难所。整个人类司法制度不准越过教堂的门槛。

    卡西莫多在门廊下停了下来。他的一双大脚站在教堂石板地上,似乎比沉重的罗曼式石柱更坚实。他那头发蓬乱的大脑袋瓜深埋在双肩之间,有如埋在只有狮鬣,没有脖子的雄狮的双肩之间。他长满老茧的大手举着那还在心惊肉跳的姑娘,好像举着一条白练;他是那样小心翼翼地托着她,好像生怕把她打碎,或是把她像花一样弄枯萎了。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件精致、优美、珍贵的宝贝,是为别人的手而不是为他的手而做成的。不时,他好像连碰都不敢碰她,甚至不敢对着她呼吸。后来,他蓦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紧贴他的鸡胸,仿佛那是他的财富,他的珍宝;好像他是这孩子的母亲一样,他的独眼低垂下来,望着她,把温柔、痛苦、怜悯倾泻在她脸上,然后又突然抬起头来,眼中充满光芒。这时女人们笑的笑,哭的哭,人们兴奋得直跺脚,因为这时候,卡西莫多真正显出他的美。他是美的,他,这个孤儿,这个捡来的孩子,这个被遗弃的人,他感到自己孔武有力,他敢正面藐视着这个将他驱逐,而他却那么强有力加以干预的社会,藐视这个人类司法制度,敢于从中夺取其牺牲品,藐视所有这帮豺狼虎豹,迫使他们只好空口乱嚼,藐视这帮警卫,这帮法官,这帮刽子手,以及国王的全部权力,统统被他这个卑贱者借上帝的力量砸得粉碎。

    而且,一个如此丑陋的人竟然去保护一个如此不幸的人,卡西莫多竟然救下一个死刑犯,这真是一件感人肺腑的事啊。

    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两个极端悲惨的人互相接触,互相帮助。

    然而,在胜利过去几分钟之后,卡西莫多突然带着他拯救的人钻进了教堂。民众总是崇尚一切壮举的,张大眼睛望着阴暗的教堂,想找到他,惋惜他这么快就在他们的欢呼声中走开了。突然,人们看到他在法国列王雕像柱廊的一端又出现了。他像发狂似地奔跑,穿过柱廊,一边托着他的胜利品,一边叫喊着:“圣地!”群众中再次爆发出掌声。跑完了整个柱廊,又钻进教堂里面。过了一会儿,在高处平台上重新出现了。他一直把埃及姑娘抱在怀中,一面疯狂地跑着,一面喊道:“圣地!”群众再一次欢呼。最后,他在钟楼的塔顶上第三次出现,在那里他好像骄傲地把救下的姑娘炫耀给全城人看。他响亮的声音狂热地重复三遍:“圣地!圣地!圣地!”

    这声音,人们很少听见,他自己从未听见,响彻云霄。“妙极了!妙极了!”站在他一边的民众喊道。这巨大的欢呼声传至河对岸,震撼着河滩广场上的人群和那个眼盯着绞刑架,一直等着看热闹的隐修女。

  • 雨果《九三年》

    目录

    第一部分 在海上

    第一章 索德莱林子

    第二章 克莱摩尔号巡航舰

    第三章 阿尔马洛

    第四章 泰尔马克

    第二部分 在巴黎

    第一章 西穆尔登

    第二章 孔雀街的小酒店

    第三章 国民公会

    第三部分 在旺代

    第一章 旺代

    第二章 三个孩子

    第三章 圣巴托罗缪惨案

    第四章 母亲

    第五章 魔鬼心里的上帝

    第六章 胜利之后的斗争

    第七章 封建与革命

    第一部分 在海上

    第一章 索德莱林子

    1793年5月的最后几天,由桑特尔 (1) 率领到布列塔尼来的巴黎师团的一个营,在阿斯迪耶村旁阴森可怖的索德莱林子里搜索。这个营已不足三百人。在这场酷烈的战争中,它伤亡惨重。那时,经过了阿戈纳、杰马普和瓦尔米等战役,本来有六百志愿兵的巴黎师团第一营仅剩二十七人,第二营仅剩三十三人,第三营仅剩五十七人。那是史诗般的战斗年代。

    从巴黎派到旺代来的师团,每营有九百一十二人 (2) ,配备有三门大炮。这个师团是仓促组建的。当时的司法部长是戈耶,军事部长是绍特,所以邦康赛区 (3) 议会4月25日建议向旺代省派志愿兵师团;公社委员吕班做了报告;5月1日,桑特尔已做好准备,命令一万二千士兵,三十门野战炮和一个炮兵营开拔。这个师团虽然成立仓促,但组织严密,至今堪为楷模。现在的战斗部队,就是仿效其编制组建的,改变了以往士兵和下级军官人数的比例。

    4月28日,巴黎公社向桑特尔的志愿兵下达命令:“绝不宽大,绝不饶恕。”到5月底,从巴黎出发的一万二千人战死了八千。

    深入索德莱林子的营高度警惕,并不急于前进,每个人同时观察前后左右,正如克雷贝尔 (4) 所说:“士兵们背后也长着一只眼睛。”他们搜索了很长时间。现在是几点钟,什么时辰了?谁也说不清。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总觉得是黄昏时分。这座林子里从来就不明亮。

    索德莱林子是悲剧的发生地。就是在这座林子里,从1792年11月起,内战开始了种种罪行。残暴的瘸腿穆斯克东,就是从这座阴森森的密林里出去的。这里发生的杀人罪行之多,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座林子更可怖,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步步深入。遍地鲜花盛开,瑟瑟抖动的树枝像墙壁一样包围着他们,树梢上扑下来阵阵爽人的凉意;树叶间漏下的阳光,点点洒落在绿色的阴影上面;到处生长的菖兰,沼泽鸢尾,草地水仙,预告明媚春光的雏菊的小花,还有番红花等等,织成厚厚的植物地毯,上面点缀着一丛丛苔藓,形态各异,有像毛毛虫的,有像星星的。士兵们轻轻地拨开灌木丛,悄无声息地一步步向前搜索。鸟儿在刺刀上空啁啾鸣啭。

    过去和平时期,人们常常在索德莱林子里“围什笆”,即夜间猎鸟;现在这里进行的是猎人。

    整个林子全是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平坦的地面长满苔藓和厚厚的杂草,人行走在上面,没有什么响声;见不到小径,即使有,也是一小段就不见了;到处是乱蓬蓬的枸骨叶冬青,野李树,蕨草,密麻麻的芒柄花和高大的荆棘,十步之外就看不见人。

    不时有鹭鸶或水鸡从树枝间飞过,表明附近是沼泽。

    士兵们向前走着,冒险地向前走着,心里惴惴不安,害怕遇到他们搜索的人。

    他们不时见到扎过营的痕迹:焦黄的地面,踩倒的草,扎成十字架的木棍,血迹斑斑的树枝。这里有人烧过饭,做过弥撒,包扎过伤员。可是,打这里经过的人早已无影无踪。他们去哪里了?也许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也许就藏在附近,手里攥着火枪。林子里看上去根本没有人。全营上下更加小心。树林里越来越荒僻,就越要高度警惕。一个人也没见到,就更让人担心会遇到什么人。他们搜索的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林子。

    很可能遇到伏击。

    三十名投弹兵独立组成尖兵队,由一位中士带领,与全营主力拉开相当大的距离,走在最前边。随军的女酒倌也在他们的行列里。女酒倌们都喜欢随尖兵队一起行动。这当然要冒危险,但可以开眼界。好奇心是女性勇敢无畏的一种表现形式。

    突然间,这一小队尖兵紧张起来,就像猎人走近野兽巢穴时一样。他们似乎听见一丛灌木里传来喘气声,而且似乎看见那丛灌木的树枝动了动。士兵们相互打手势。

    尖兵们在完成这类侦察和搜索任务时,是用不着军官指挥的,而会自动完成该完成的事情。

    不到一分钟,有动静的地方就给包围了。所有枪口形成一个包围圈对准了它。士兵们手指扣住扳机,从四面八方瞄准了黑乎乎的树丛中心,只等中士一声令下就一齐扫射。

    这时,女酒倌大着胆子朝树丛里面张望,在中士正要喊“开火”的刹那间,她叫道:“慢!”

    她冲进灌木丛,士兵们跟在她后面。

    树丛里果然有人。

    在树丛最稠密处,一个烧炭窑形成的圆形空地的边缘,有一个树枝搭成的洞,一个枝叶筑成的房间,里面覆盖着苔藓的地面上,坐着一个女人,胸前一个婴儿正在吃奶,膝盖上搁着两个睡熟的孩子金发蓬松的脑袋。

    这就是伏兵。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酒倌问道。那女人抬起头。

    女酒倌怒气冲冲加一句:

    “待在这里面,你疯了吗?”

    随即又补充一句:

    “差点儿连命都没了!”

    接着,她回头对士兵们说:

    “是个女人。”

    “没错,我们早看见啦。”一个尖兵说。

    女酒倌又冲那女人说道:

    “跑到这林子里来找死!怎么会想到干这种傻事!”

    那女人魂飞魄散,早给吓呆了。她环顾四周,看到的尽是步枪、军刀、刺刀和一张张凶恶的脸,还以为是在噩梦中呢。

    两个孩子惊醒了,闹起来。

    “我饿。”一个喊道。

    “我怕。”另一个喊道。

    婴儿继续吃奶。

    女酒倌对婴儿说:

    “你倒挺心安理得哩!”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冲她喊道:

    “别害怕,我们是红帽子营 (5) 。”

    女人从头到脚直哆嗦,望着中士,望着中士粗犷的脸,而看到的只有中士的眉毛,胡子和炯炯发光的眼睛。

    “就是以前的红十字营。”女酒倌补充一句。

    中士接着问道:

    “你是什么人,太太?”

    女人惊恐地打量着中士。她年轻,瘦削,苍白,衣衫褴褛,戴一顶布列塔尼农妇的宽大风帽,脖子上挂着一条用细绳子捆住的毛毯;乳房裸露着,像一头母兽,谁盯住她看都不在乎;一双没穿鞋子的赤脚直流血。

    “她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酒倌用实际上挺温和的女兵口气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吞吞吐吐答道:

    “米什尔·弗雷夏。”

    女酒倌伸出粗壮的手抚摩婴儿的头。

    “这孩子多大了?”她问道。

    母亲没听懂,女酒倌重复道:

    “我问这小家伙几岁了?”

    “哦,”母亲答道,“一岁半。”

    “不小啦,”女酒倌道,“不必再喂奶啦,应该给他断了,我们可以用汤喂他。”

    母亲的恐惧开始消除。那两个刚醒来的孩子,则好奇多于恐惧,很有兴趣地打量着军帽上的翎毛。

    “唉!”母亲叹息道,“他们饿坏了。”

    接着又补充一句:

    “我没有奶水啦。”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吃的,”中士大声说道,“也会给你吃的。不过,话还没问完。你的政治见解怎样?”

    女人望着中士,没有回答。

    “听见我的问话没有?”

    女人嗫嚅道:

    “我从小被送进了修道院,后来我结了婚,就没当修女。嬷嬷们教会了我说法语。有人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我们慌慌张张逃了出来,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我问你的政治见解怎样。”

    “不知道。”

    中士解释说:

    “因为密探也有女的。女密探抓住了是要枪毙的。所以你要讲实话。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是哪国人?”

    女人仍然望着中士,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中士重复道:

    “你是哪国人?”

    “不知道。”女人回答。

    “怎么!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

    “哦!什么地方人,这当然知道。”

    “那么,你是什么地方人?”

    女人回答:

    “我是西瓜尼亚田庄的,属于阿译教区。”

    轮到中士发愣了。他想了想,又问道:

    “你说是哪儿的?”

    “西瓜尼亚。”

    “这不是一个国家呀。”

    “这是我的家乡。”

    女人想了想补充道:

    “我明白了:先生,你是法兰西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怎么?”

    “不是同一个家乡。”

    “可是,是同一个国家呀!”中士嚷起来。

    女人只满足于回答:

    “我是西瓜尼亚的。”

    “就算你是西瓜尼亚的吧。”中士说,“你家住在那里?”

    “是的。”

    “干什么营生?”

    “人全死光了,我一个亲人也没啦。”

    中士略有口才,紧逼不舍地盘问。

    “见鬼!谁能没有亲戚?不是过去有,就是现在有。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中士这句“不是过去有”,女人听了,简直像是野兽在号叫,而不是人在说话,她吓呆了。

    女酒倌觉得有必要介入了。她又开始抚摸吃奶的婴儿,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蛋。

    “吃奶的这个小丫头叫什么名字?”她问道,“看得出来,她是个女孩。”

    母亲回答:“乔治特。”

    “老大呢?这小鬼是个男孩。”

    “勒内-让。”

    “老二呢?也是个男孩,长得胖乎乎的。”

    “胖子阿兰。”母亲回答。

    “都挺乖,这几个小鬼!”女酒倌又说道,“而且都长得人模人样啦。”

    可是,中士继续盘问:

    “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本来有的。”

    “在什么地方?”

    “阿译。”

    “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家给烧了。”

    “谁烧的?”

    “说不清。是打仗。”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就从那里来的。”

    “到什么地方去?”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我们是逃难的。”

    “你属于哪个党派?”

    “不知道。”

    “你是蓝党还是白党 (6) ?你和什么人在一起?”

    “我和我几个孩子在一起。”

    盘问停顿了一会儿,女酒倌说道:

    “我嘛,没有孩子,没有时间养孩子。”

    中士又开始盘问:

    “可是,你的父母呢?喂!太太,对我们谈谈你父母的情况吧。我叫拉杜,是中士,家住舍什米迪街,我父母也住在那里。我可以谈我的父母,请你也谈谈你的父母,告诉我们你父母是什么人好吗?”

    “他们是弗雷夏夫妇。就这个。”

    “当然弗雷夏老两口就是弗雷夏夫妇,就像拉杜老两口就是拉杜夫妇一样。不过,每个人都有职业。你父母从事什么职业?他们过去干什么?现在干什么?你的弗雷夏夫妇究竟是干啥的?”

    “他们是种田人。我父亲是残疾人,不能干活儿。那是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叫人用棍子打的。还算是发善心呢!因为我父亲捉回家来一只兔子,照理是应该处死的。老爷开恩,说:‘权且打一百棍。’那之后我父亲就落了个残疾。”

    “还有呢?”

    “我祖父是胡格诺派 (7) 教徒,本堂神父叫他去做苦工。那时我年纪还挺小。”

    “还有呢?”

    “我父亲是私盐贩子,国王下令绞死了他。”

    “你丈夫呢,是干什么的?”

    “前些日子在打仗。”

    “为谁打仗?”

    “为国王。”

    “还为谁?”

    “当然也为他老爷。”

    “还为谁?”

    “当然还为本堂神父先生。”

    “真他妈的愚蠢透顶!”一个侦察兵嚷道。

    女人吓了一跳。

    “你瞧,太太,”女酒倌说道,“我们都是巴黎人。” (8)

    女人双手合十,叫道:

    “啊,我主耶稣!”

    “不要迷信。”中士说。

    女酒倌在母亲身边坐下,把最大的孩子拉到自己的两膝之间,那孩子乖乖地跟过去。小孩子怕人或者不怕人,原因都是讲不清楚的,不知道他们心里有什么在提醒他们。

    “可怜而善良的布列塔尼女人,你这几个孩子长得倒是挺招人喜欢。这地方的孩子都招人喜欢。这三个孩子的年龄看得出来:老大四岁,他弟弟三岁。喔唷!这个吃奶的小不点儿,可真是只小馋猫。啊!小精怪,你这样吮,莫不是想把你娘吃掉吗?啊!太太,什么也不要怕。你应该参加我们的队伍,和我做一样的事情。我叫胡扎德。这是绰号,不过我宁愿叫胡扎德,而不像我娘叫作碧柯诺小姐。我是随军女酒倌。正如大家所说的,就是在战士们与敌人交火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时,送酒给他们喝的女人。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你的脚和我的脚差不多一样大,我可以把我的鞋子送给你穿。8月10日在巴黎 (9) ,我送过酒给韦斯特曼 (10) 喝哩。那真是摧枯拉朽。我亲眼看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11) 。人们叫他路易·加佩。他自己当然不甘心。天哪!你听我说,据说1月13日他还烤过栗子,与全家人一块欢笑呢!当刽子手硬把他按倒在铡头板上时,他的外衣和鞋子都给扒掉了,身上只剩一件衬衫,一件污迹斑斑的短褂,一条灰呢短裤和一双灰色长丝袜。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押送他赴刑场的是一辆绿色马车。喂,跟我们走吧。我们这个营都是些好小伙子。你当二号女酒倌。我教你怎么干。啊,很简单!挑着酒桶,拿着铃铛,一边走一边摇铃铛,冒着呼啸的枪子和炮弹,和着军号声喊道:‘谁想喝一口啊,孩子们!’并不那么难做。我送酒给所有人喝。是的,一点不假。给蓝党的人喝,也给白党的人喝,尽管我属于蓝党,甚至很忠诚于蓝党。我送酒给所有人喝。尤其伤员,口都特别渴。人都要死了,就顾不上他是什么政治观点啦。临死的人应该互相握手。你打我,我打你,愚蠢透顶!跟我们走吧。万一我丢了性命,你就接替我。别看我这副模样,我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抵得上一个正直男子汉哩!啥也不要怕。”

    女酒倌刚住口,那女人就自言自语道:

    “我们的邻居叫玛丽·雅娜,我们的女佣人叫玛丽·克洛德。”

    中士在一旁申斥刚才嚷嚷的那个侦察兵:

    “你给我闭嘴。看你把这位太太吓坏了。怎么能在女人面前骂骂咧咧!”

    “这真叫老实人莫名其妙。”那个侦察兵不服气,“你看这些不开化的人,岳父被地主打断了腿,祖父被本堂神父送去做苦工,父亲被国王活活吊死,他妈的龟孙子还要去打仗,还要叛乱,还要去为地主、本堂神父和国王卖命!”

    中士呵斥道:

    “队伍里不准说话!”

    “不说就不说,中士,”侦察兵回敬道,“不过,看到这样一个标致的女人为了一个神父的漂亮眼睛,去冒丢掉性命的危险,不能不叫人痛心。”

    “侦察兵,”中士说,“我们不是在长矛区公所的俱乐部里,不是你显示口才的时候。”

    说罢,他转向那女人问道:

    “太太,你丈夫呢,他是干什么的?现在怎样了?”

    “没怎么样,他被打死了。”

    “在什么地方?”

    “在树篱里。”

    “什么时候?”

    “三天前。”

    “谁打死的?”

    “不知道。”

    “怎么谁打死你丈夫的你也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是蓝军的人,还是白军的人?”

    “是一颗子弹。”

    “三天之前?”

    “对。”

    “在哪一带?”

    “在埃尔内那边。我丈夫倒下了,就这么回事。”

    “你丈夫死后,你干什么啦?”

    “我带几个孩子逃出来了。”

    “带他们逃到哪儿去?”

    “朝前走呗。”

    “你在哪儿睡觉?”

    “地上。”

    “吃什么?”

    “没什么吃的。”

    中士以军人的方式翘起嘴,胡子碰到了鼻子。

    “没什么吃的?”

    “只在荆棘丛里摘些野李子、野桑葚充饥,如果树上还剩下去年结的。也采覆盆子和嫩蕨吃。”

    “原来这样,那就等于没吃东西。”

    最大的孩子仿佛听懂了,喊道:“我饿!”

    中士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块面包,递给母亲。

    母亲把面包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狼吞虎咽吃起来。

    “她一点儿也没留给自己。”中士嘀咕道。

    “因为她不饿。”一个士兵道。

    “因为她是母亲。”中士道。

    两个孩子停下来不再吃。

    “我要水喝。”一个喊道。

    “我也要喝。”另一个跟着喊道。

    “这座鬼林子里连溪涧也没有一条。”

    女酒倌取下腰带上挂在小铃铛旁边的铜杯子,拧开斜挎在身上的酒壶盖子,往杯子里倒点酒,送到两个孩子的嘴边。

    老大喝一口,现出一副怪相。

    老二喝一口,立刻吐掉了。

    “这可是好酒呀。”女酒倌说道。

    “是烈性烧酒吗?”中士问道。

    “是的,最好的。他们可是乡下人。”

    女酒倌擦干杯子。

    中士又问:

    “你就这样逃难吗,太太?”

    “没法子啊。”

    “就像被人追赶一样,在野地里乱跑?”

    “我拼命跑呀跑呀,跑不动了就走,最后倒下了。”

    “可怜的女人!”女酒倌说道。

    “到处都在打仗,”女人结巴道,“周围一片枪声。我不明白为什么打仗,只知道我丈夫给打死了。”

    中士将枪托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喊叫道:

    “打仗真愚蠢!真他妈的愚蠢透顶!”

    女人又说:

    “昨天夜里我们睡在一棵古树里。”

    “母子四个?”

    “母子四个。”

    “真睡了?”

    “睡了。”

    “那么,”中士说,“你们是站着睡的。”

    他转向战士们说道:

    “兄弟们,这些乡下人叫作古树的,就是一棵枯死的空心老树。一个人可以钻进去,就像刀插进刀鞘里一样。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让他们都成为巴黎人吧。”

    “睡在树洞里!”女酒倌说道,“还带着三个孩子!”

    “嗯,”中士说,“当孩子们吵闹的时候,过路的人什么也没看见,却听见老树叫唤‘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

    “好在现在是夏天!”女人叹息道。

    她两眼盯住地面,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目光里流露出灾祸带来的惶惑。

    战士们默默地围在这可怜女人四周。

    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逃难,无依无靠,孤苦无助,战争在四面八方打得不可开交,饥渴难忍,只能以野草充饥,以天空当屋顶。

    中士走近女人身边,盯住吃奶的婴儿看。那小女孩放开奶头,慢慢转过头来,瞪着一对漂亮的蓝眼睛,望着这张俯向她的面孔,这张可怕的,褐色的胡子乱蓬蓬像刺猬一样的面孔,小脸上露出了微笑。

    中士直起腰来。大家看见,一大颗晶莹的泪珠,顺着他的面颊滚落而下,挂在胡子尖上,宛似一粒珍珠。

    他提高嗓门说道:

    “弟兄们,考虑到这一切,我想我们营该当父亲才是。大家同意吗?咱们收养这三个孩子吧。”

    “共和国万岁!”战士们齐声高呼。

    “通过了。”中士说。

    他朝母亲和孩子们一伸手,说道:

    “瞧吧,这就是咱红帽子营的孩子。”

    女酒倌高兴得跳起来。

    “咱们营真是同心同德!”她嚷道。

    嚷罢,她突然号啕哭起来,狂热地拥抱可怜的寡妇,对她说:

    “这小不点儿已经像个小淘气鬼啦!”

    “共和国万岁!”战士们又高呼。

    中士对母亲说:

    “跟我们一块走吧,女公民。”

    (1) 桑特尔(1752—1809),法国政治家,1789年投身于巴黎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被任命为国民卫队总司令,1793年任旺代师团统帅,镇压旺代叛乱。

    (2) 所译版本原文为“从巴黎派到旺代来的师团有九百一十二人”。从上下文看似不对。——译注

    (3) 巴黎的行政区划,大革命之前分为六十一个districts,1790年改为四十八个sections,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区。四十八个区每个区起了一个名字,而且多有革命含义。邦康赛区是音译,按意义可译为“忠告区”。

    (4) 克雷贝尔(1753—1800),法国将军,是革命军镇压旺代叛乱的著名将领之一。

    (5) 当时的革命党人戴红帽子,穿长裤,被称为“红帽子”或“长裤佬”。

    (6) 白党即保王党,蓝党即共和党。

    (7)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而长期惨遭迫害的新教教派。

    (8) 当时巴黎是革命中心,这句话意即他们是革命军,是反对国王、贵族和教会的。

    (9) 1792年8月10日,巴黎公社夺取市政厅,巴黎及各省武装平民联合进攻王宫,逮捕路易十六,推翻了封建王朝。

    (10) 韦斯特曼(1751—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将军,在镇压旺代叛乱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11)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押上断头台。

    第二章 克莱摩尔号巡航舰

    一 英法难辨

    1793年春天,法国在所有边境遭到进攻,而吉伦特派垮台这一震动人心的消息却分散了全国上下的注意力。正在这个时候,拉芒什群岛发生了如下情况:

    6月1日傍晚,日落之前一个钟头光景,泽西岛僻静的博纳尼伊小海湾里大雾迷茫。这样的天气对航行十分危险,却有利于逃跑。这时,一艘巡航舰扬帆起航。舰上的船员全部是法国人,可是军舰却属于英国小型舰队。这支舰队像担任警戒似的,停泊在岛的东端。它是由布永家族的拉图尔·德奥弗涅亲王指挥的。那艘巡航舰正是奉了他的命令,离岛去执行一次紧急的特殊任务。

    这艘轻型巡航舰是在三一公司注册登记的,名叫克莱摩尔号。它表面上是一艘运输舰,实际上是一艘战斗舰。它看上去像一艘笨重而和平的商船,但切切不可上当。它是为欺骗和武力的双重目的建造的。可能的时候就欺骗,必要的时候就战斗。为了完成其今晚担负的使命,中舱所载之物换成了三十门大口径大炮。大概是为了预防风暴,或者更主要是为了给这艘船一个更温厚的外表,那三十门大炮全都藏在纵桁之下,就是说从里面用三条铁链牢牢拴住,炮口抵住厚厚的舱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舷墙的炮孔都遮住了,舷窗关上了窗板。这一切好像给这艘军舰戴上了一副面具。一般巡航舰的大炮都放在甲板上。这艘以偷袭和埋伏为目的的巡航舰,甲板上见不到任何武器,其构造是中舱可以放一组大炮,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克莱摩尔号样式笨重粗短,航行速度却很快。在整个英国海军舰队里,它的船体是最坚固的。打起仗来,它几乎抵得上一艘大型驱逐舰,尽管它的后桅小,而且是张挂一面单帆。它的舵形状独特,制作精巧;它弯曲的龙骨,堪称独一无二,在南安普敦造船厂建造时,费用高达五十万英镑。

    船员全部是法国人,都是逃亡的军官和水手。这些人都是挑选出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优秀的水手,勇敢的战士和忠诚的保王党分子。他们都狂热地崇奉三样东西:船、剑和国王。

    除了船员之外,还有半营海军陆战队,必要时可以登陆。

    克莱摩尔号巡航舰的舰长博瓦贝特罗伯爵,是圣路易骑士,前皇家海军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大副拉·维约维尔骑士,曾在法国御林军里指挥过一个连,奥什 (1) 在他的连里当中士;舵手名叫菲力普·加克瓦勒,是泽西岛最精明强干的船老大。

    该舰看来负有某种非常使命。事实上,有一个人带着一副要去冒险的架势,刚刚登上了军舰。此人是一位个子高大的老头儿,结实的身躯挺得笔直,表情严肃,很难说有多大年龄,看上去既年老又年轻,是一个年事已高但精力充沛的人,银发覆盖前额,却仍目光炯炯,有着不惑之年者的精力和八十老翁的威仪。他登上军舰时,身上的航海斗篷敞开着,露出下身肥大的灯笼裤和短统靴,上身的羊皮短袄;那短袄面子是绸子绲边的羊皮,里子是未经过加工的粗硬的羊毛。整个儿一身地道的布列塔尼农民服装。这种老式的布列塔尼短袄用途是双重的:节日可以穿,平常干活儿也可以穿,可以随意翻过来,让羊毛的一面朝外,或者让滚绸边的羊皮朝外,平常日子是件羊皮袄,节假日就成了礼服。似乎是故意显得地道,那老头儿穿的农民服膝盖和肘部都磨成了光板儿,像穿了很多年了,而那件航海斗篷也是粗布做的,破破烂烂,像渔夫穿的。这老头儿倒是戴了一顶时兴的圆帽,高顶,宽檐,将帽檐向下一翻,就活脱脱一副乡巴佬模样;将帽檐往上一翻,再别上一枚带绦子的帽徽,就十足的一副军人神气了。老头儿是像乡巴佬一样帽檐向下翻的,上面既没有帽徽,也没有绦子。

    岛上的地方长官鲍卡莱斯和拉图尔·德奥弗涅亲王送他上船,并将他安顿好。亲王们的密探,德阿图瓦伯爵过去的保镖热朗布尔,亲自监督他的舱房的布置,甚至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跟在他身后为他拎箱子,尽管他本人也是地道的贵族。告别下船时,热朗布尔先生还向这位农民深深鞠一躬,鲍卡莱斯勋爵则对他说:“祝你好运,将军。”拉图尔·德奥弗涅亲王对他说:“再见,表兄。”

    船员们在海员式的简短交谈中,果然立刻用“乡巴佬”来称呼这位乘客。不过,他们虽然不了解多少情况,却明白这个乡巴佬并非乡巴佬,就像他们的战斗舰并非运输舰一样。

    风不大。克莱摩尔号离开博纳尼伊湾,驶过布莱湾,迂回曲折地航行了一段时间,随后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变小,消失了。

    一个钟头之后,热朗布尔回到圣赫利尔自己的家中,让南安普敦的专差给约克 (2) 总部的德阿图瓦伯爵送去这样一封快信:

    阁下:船刚才已起航。成功必有把握。八天之内,从格朗维尔到圣马洛,整个海岸将燃起战火。

    四天前,马恩省的普利厄,即暂时住在格朗维尔的瑟堡海岸部队代表,从密使手里收到一封笔迹相同的快信,其内容如下:

    代表公民:6月1日涨潮时分,把大炮隐蔽起来的克莱摩尔号巡航舰将起航,把一个人送到法国海岸。此人体貌特征是:高个子,年迈,白发,着农民服装,有一双贵族的手。他将于2日晨弃舰登陆。请通知巡洋舰队,务将该舰俘获,把此人送上断头台。

    二 夜幕笼罩下的军舰和乘客

    这艘巡航舰不向南朝圣凯瑟琳角驶去,却向北航行,然后转向西行,毫不犹豫地驶进塞克岛与泽西岛之间被称为“溃逃通道”的海峡。那时,这个海峡两岸没有任何灯塔。

    太阳早已沉落,夜黑如墨,比通常的夏夜还要黑。这本该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但是大片的乌云笼罩了天空,而且这云不像夏至时节的,而像春分时节的云,因此看样子,月亮要到它沉落地平线时才看得见了。有几片乌云一直垂到海面上,像雾似的把海面遮住。

    整个的黑暗十分有利。

    舵手加克瓦勒的意图,是把泽西岛抛在左边,把根西岛甩在右边,大胆地穿过汉诺伊和多弗尔之间的海峡,到达圣马洛海岸的任何一个海湾。这条航线,比取道明齐耶海峡远一些,但更安全,因为法国巡洋舰队通常奉命警戒的海域,是在圣埃里耶和格朗维尔之间。

    如果顺风,又不发生什么意外,加克瓦勒打算张满帆前进,在拂晓时分到达法国海岸。

    一切都很顺利,巡航舰刚刚绕过了大鼻礁。将近九点钟,按水手们的说法,天气使性子,刮起了风,海浪大起来了。不过,风仍然是顺风,海浪虽高,还不算猛,只有几个排空的大浪,扑上了船头。

    被鲍卡莱斯称为将军,被拉图尔·德奥弗涅亲王称为表哥的那个乡巴佬,脚跟像水手一样稳,庄重而安闲地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丝毫不在意船颠簸得很厉害。他不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嚼着。他虽然已白发苍苍,但牙齿还很健全。

    他不同任何人交谈,只偶尔简短地对舰长低语几句,舰长毕恭毕敬地听着,仿佛真正的舰长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位乘客。

    克莱摩尔号在舵手灵巧的操纵下,在雾中沿着泽西岛北部漫长而陡峭的海岸,神不知鬼不觉地前进。它只能贴近岸边航行,因为泽西岛和塞克岛之间的海峡中央,有可怕的皮尔德里克暗礁。加克瓦勒站在舵轮后面,先后发出前面要经过里克矶、大鼻礁、普雷蒙礁的信号,驾驶着船在这一连串暗礁之间溜过,虽然有点摸索前进,但蛮有把握,因为这一带海域的一切,他像对自己家里的什物一样了如指掌。这艘巡航舰的船头没有点灯,以免在这个被监视的海域暴露自己的行踪。舰上的人都庆幸浓雾迷漫。已行至大埃塔克,雾非常浓,只能依稀分辨出平纳克山高耸的轮廓。大家听见圣旺的钟楼敲响了10点钟,这说明风仍然是从后面刮来的,一切依然很顺利。快到科比尔了,大海上的浪涛更大更急了。

    十点钟过后不久,博瓦贝特罗伯爵和拉·维约维尔骑士,将那个穿农民服装的人领进舱房。那间舱房就是舰长的舱房。那人在进舱房时压低声音对他们二位说道:

    “两位先生知道,要紧的是保守秘密。一定要保持沉默,直到爆发的时候。在这里只有你们二位知道我的姓名。”

    “我们会把这秘密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博瓦贝特罗答道。

    “我嘛,”老头儿又说,“就是死到临头也绝不会吐露一个字。”

    说罢,他进了舱房。

    三 贵族与平民混杂

    舰长和大副回到甲板上,肩并肩地边走边聊。他们显然是在议论他们的那位乘客。他们的对话被风吹散在黑暗之中,其内容大致如下:

    博瓦贝特罗附在拉·维约维尔的耳边低声咕哝道:

    “究竟是不是一位领袖,咱们拭目以待。”

    拉·维约维尔说:

    “咱们暂且把他看成亲王吧。”

    “就算是吧。”

    “在法兰西是贵族,在布列塔尼是亲王。”

    “就像拉特雷穆瓦耶家族和罗昂家族一样。” (3)

    “他是这两个家族的姻亲。”

    “在法兰西或坐在御辇里,他是侯爵,就像我是伯爵你是骑士一样。”

    “御辇早不知去向啦!”拉·维约维尔提高嗓门说道,“现在让我们坐的只有囚车了。”

    一阵沉默。

    博瓦贝特罗又说道:

    “没有法兰西亲王,只好找一位布列塔尼亲王。”

    “没有斑鸫……不,没有老鹰,只好抓一只乌鸫。” (4)

    “我宁愿要只坐山雕。”博瓦贝特罗说道。

    拉·维约维尔附和道:

    “当然!就得有利嘴和利爪才成。”

    “咱们等着瞧吧。”

    “不错,”拉·维约维尔说,“现在该有一位领袖了。我同意廷特尼亚克的意见:现在需要的是一位领袖和弹药。跟你说吧,舰长,所有成得了气候的和成不了气候的领袖,我几乎全都认识,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可是就是没有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军事领袖。在旺代那个鬼地方,必须有一位同时是检察官的将军;必须使敌人疲于奔命,与他们争夺每座磨坊,每个灌木丛,每条壕沟,每块石头;必须缠住敌人,利用一切,提防一切,大开杀戒,杀一儆百,不麻痹,不怜悯。眼下在这支农民军里,英雄倒是不少,就是缺一位统帅。布代勒是废物一个,莱斯居尔体弱多病;邦尚一味宽恕,心慈手软,真是愚蠢;拉·罗什雅克兰只是一位优秀的下级军官,西尔兹是一位擅长于平原地区作战,而不善于打这种躲躲藏藏的战争的军官;卡特里诺是一个地道的车夫,斯托夫雷是一个狡猾的禁猎场看守人;贝拉尔无能,布兰维里耶可笑,夏莱特令人讨厌,理发匠加斯东更不消提,因为,真见鬼!假如让理发匠来指挥贵族,那么我们与革命斗争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与共和党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场该死的革命也传染上我们啦!”

    “它是法国身上的一个疥疮。”

    “是第三等级的疥疮。”博瓦贝特罗说,“只有英国能帮我们医治好。”

    “在治好之前可真丑恶不堪。”

    “是的,到处是平民当道。君主政府呢,居然用了德·莫勒弗里耶先生的猎场看守人斯托弗雷当总司令,与共和政府简直是半斤八两,共和政府不是让卡斯特里公爵的门房的儿子帕什当了部长吗?旺代战争真是棋逢对手,一边是啤酒坊老板桑特尔,一边是理发匠加斯东!”

    “亲爱的拉·维约维尔,对加斯东这个人,我还是相当看重的。他在盖梅内指挥得并不坏。他让三百名蓝军自己掘好坟墓,然后才毙了他们,这不能不说干得漂亮。”

    “这次的确干得漂亮,要是我也会那样干的。”

    “当然,我可能也会那样干。”

    “伟大的战争行为,”拉·维约维尔说,“只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人才能完成。这是骑士们的事,而不是理发匠们的事。”

    “不过,第三等级里也有值得尊重的人物。”博瓦贝特罗说,“就拿钟表匠若利来说吧,过去在弗兰德尔团队里,他只不过是一名中士,后来到旺代竟成了领袖人物,指挥一支海岸部队。他有个儿子是共和党分子。父亲在白军里服役,儿子却在蓝军里效力。两军相遇,打了一仗,父亲俘虏了儿子,一枪把他崩了。”

    “这一位真是好样的。”拉·维约维尔说。

    “他堪称保王党的布鲁图。” (5) 博瓦贝特罗说。

    “尽管这样,叫一个科克罗,让一让,穆兰,弗卡尔,布如,舒普这样的人来指挥你,总感到不是滋味吧!”

    “亲爱的骑士,他们那方面也一样很恼火哩。我们这边充斥着平民,他们那边却挤满了贵族。那些长裤佬,你以为他们乐意听从康克罗伯爵,米兰达子爵,博尔奈子爵,瓦朗斯伯爵,库斯蒂纳侯爵,比龙公爵这些人指挥吗?”

    “真是混乱透了!”

    “还没提夏特尔公爵呢!”

    “那个平等之子吗?哦,这家伙什么时候能当上国王?” (6)

    “白日做梦。”

    “他可正在往王位上爬啊。他是靠罪恶手段发迹的。”

    “也会因为罪恶昭彰而垮台。”博瓦贝特罗说。

    又一阵沉默。博瓦贝特罗接着说:

    “然而他曾经想讲和,来觐见过王上。当时我正在凡尔赛宫。人们都冲他背后吐唾沫呢。”

    “是在大台阶上朝他吐唾沫吗?”

    “是的。”

    “痛快!”

    “我们叫他污泥波旁 (7) 。”

    “呸!这个秃子,又长一脸疙瘩,好一个弑君的奸臣!”

    拉·维约维尔补充一句:

    “我嘛,曾经和他一块在韦桑岛待过。”

    “是在圣灵号船上吗?”

    “是的。”

    “他当时如果按照海军司令奥维里耶的信号,顶风前进,就能阻止英国人通过。”

    “那当然。”

    “他却钻到底舱里躲了起来,可是真的?”

    “那倒没有,不过也可以这样说。”

    拉·维约维尔哈哈大笑。

    博瓦贝特罗又说:

    “这样的蠢材何止一个。拉·维约维尔,就拿你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布兰维里耶来说吧,此人我是认识的,还在近处观察过他呢。起初,农民是用长矛武装起来的。他不是一心想把农民训练成长矛队吗?于是,他又是教他们斜刺法,又是教他们拖刀法,梦想把这些大老粗训练成能征善战的士兵,还教他们阵法,什么收缩方阵的四角,排列空心阵等等。他叽里咕噜地教他们用过时的军队用语讲话,例如把班长叫作“班头儿”;在路易十四时代对伍长就是这样称呼的。他坚持要把所有偷猎者编成一个团。他掌握有几个正规连队。这些连队的士官们每天晚上排成圆圈,接受第一连队士官的对答口令。那位士官把口令告诉副官,副官告诉旁边的士官,旁边的士官传给下一个,这样咬着耳朵传下去,一直传到最后一个。哪个士官在接受前一个士官传达口令时没有脱帽,就立即被撤职。这种训练方式成绩如何,可想而知。这个蠢材不懂得,对农民只能以农民的方式去训练,要把大老粗训练成正规军士兵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的,我了解这个布兰维里耶。”

    他们默默踱了几步,各想各的心事。

    然后,两个人又继续闲聊。

    “对了,丹皮尔 (8) 被打死一事证实了吗?”

    “证实了,舰长。”

    “孔代 (9) 在场?”

    “是在巴马尔兵营被一颗炮弹炸死的。”

    博瓦贝特罗叹息道:

    “丹皮尔伯爵。又一个从我们这边投到他们那边的人!”

    “投过去就投过去吧。”拉·维约维尔说。

    “夫人们呢?她们在什么地方?”

    “在的里雅斯特。” (10)

    “还在那里吗?”

    “还在那里。”

    拉·维约维尔嚷起来:

    “呸!这个共和国!为了一点小事,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啊!你想吧,这场革命还不是区区几百万赤字引起的!”

    “所以说要防微杜渐嘛。”博瓦贝特罗说。

    “真是糟糕透了。”拉·维约维尔道。

    “的确糟糕透了。拉·卢阿里死了,杜·德雷斯奈是个白痴。而那些主教,例如拉罗舍勒主教库西,普瓦提埃主教博普瓦耶·圣奥莱尔,吕松主教梅尔西即艾斯夏特利夫人的情人,都是多么可怜的领袖啊!”

    “你知道,舰长,这位夫人的名字叫赛凡朵,艾斯夏特利是一个领地的名字。”

    “还有阿克拉那个假主教,实际上只不过是什么地方的本堂神父!”

    “多尔的,名叫纪约·德·弗勒维尔。人倒是挺勇敢,能战斗。”

    “在需要军人的时候却冒出来一些教士。主教不是主教,将军不是将军。”

    拉·维约维尔打断博瓦贝特罗的话:

    “舰长,你的舱房里有《导报》吗?”

    “有。”

    “现在巴黎上演什么戏?”

    “《阿黛尔和宝林》,还有《兵营》。”

    “真想看。”

    “你会看到的。再过一个月我们准会打到巴黎。”

    博瓦贝特罗思索片刻,又补充说:

    “最迟一个月。温德姆 (11) 先生对胡德 (12) 勋爵说过的。”

    “这样说来,舰长,还没有到糟糕透顶的地步?”

    “当然。只要布列塔尼的战争指挥得当,就会一切顺利。”

    拉·维约维尔点点头。

    “舰长,”他又说道,“我们会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吗?”

    “会派的,如果我们控制了海岸线的话;海岸线在敌人控制之下,就派不成。战争嘛,有时要破门而入,有时则要悄悄溜进去。打内战,口袋里必须始终揣把钥匙。事情靠我们尽力去做,重要的是要有一位领袖。”

    博瓦贝特罗沉思片刻又说:

    “拉·维约维尔,德·迪欧兹骑士这人,你觉得怎么样?”

    “小迪欧兹?”

    “是的。”

    “指挥才能吗?”

    “是的。”

    “也是一位善于平原作战和打对阵战的军官。丛林战吗,只有农民适应得了。”

    “那么,你就只好听命于斯托弗雷将军和卡斯利诺将军了。”

    拉·维约维尔想了想说道:

    “必须有一位亲王,一位法兰西亲王,一位嫡系亲王,一位真正的亲王才成。”

    “有什么用?天下亲王皆……”

    “皆懦夫。这个我知道,舰长。可是,唯有一位亲王才能使这些愚昧无知的人信服。”

    “亲爱的骑士,亲王们都不肯来。”

    “不来拉倒。”

    博瓦贝特罗无意识地用手拍了拍前额,像是要拍出一个主意来。

    他说道:

    “得啦。就让这位将军来试试看吧。”

    “他可是一位地位显赫的贵族。”

    “你相信他称职吗?”

    “只要他顶用就成!”

    拉·维约维尔说。

    “就是说,只要他凶残就行。”

    博瓦贝特罗说道。

    伯爵和骑士相互注视了一眼。

    “博瓦贝特罗先生,你说到点子上啦。凶残,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残酷无情的战争啊!现在是凶残者当道。弑君的逆贼砍掉了路易十六的头。我们一定要将他们一个个五马分尸。是的,我们需要的是冷酷无情的将军。在安茹和上普瓦图,将军们个个宽宏大度,全都陷进了宽厚仁慈的泥坑,事情就糟得不能再糟了。在马赖和雷斯地区,将军们个个残酷无情,事情就进展顺利。夏莱特正因为凶残,才抵挡住了帕兰。这就叫作以牙还牙。”

    博瓦贝特罗还没来得及答话,拉·维约维尔的话就被一声绝望的叫喊打断了。随着这声叫喊,还传来一个闻所未闻的响声。这喊声和响声都是从船舱里面传出来的。

    船长和大副连忙向中舱跑去。但他们无法进去。所有炮手都疯了似的往上跑。

    刚刚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四 战争机器

    排炮中一门二十吨重的大炮滑脱了。

    这也许是海上事故中最可怕的一种。对于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军舰来说,没有什么事故比这更可怕。

    一门大炮挣断了铁链,突然变成了一头叫不上名字的怪兽。即一架机器变成了一个怪物。这个带有轮子粗短的庞然大物,像球一样滚动着,随着船的横摇和纵摇忽高忽低,滚过来,滚过去,沉思般停歇片刻,又滚动起来,箭一样从船舱的这头射到另一头,旋转着,闪避着,逃逸着,像马一样直立起来,横冲直撞,碰上什么撞毁什么,碰上什么压死什么,碾碎什么。它恰似一个破城锤,不顾一切地撞击着城墙。不过值得提一句的是:这破城锤是铁的,而这城墙是木头的。这可谓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谓永恒的奴隶获得了复仇的机会。我们称为无生命的物体里所蕴藏的那股恶气,突然爆发出来了。仿佛这物体再也不肯忍耐,要进行异乎寻常,不可思议的报复了。没有生命的东西发起怒来比什么都可怕。这个狂怒的庞然大物像豹子一样敏捷,像大象一样笨重,像老鼠一样机灵,像斧头一样顽强,像波涛一样突然,像闪电一样迅捷,像坟墓一样呆聋。它重达万磅,却像小皮球一样弹跳,旋转之中常常成直角拐弯。怎么办?如何让它停下来?一场风暴会停息,就是台风也会刮过去,总会有停止的时候,桅杆刮断了可以换一根,漏水可以堵塞,火灾可以扑灭。可是,这个青铜铸造的庞然大物会怎样呢?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呢?你可以使一条恶狗听话,可以镇住一头斗牛,迷惑一条巨蟒,吓唬一只老虎,打动一头狮子。可是,面对这个怪物,这门挣脱了铁链的大炮,你却束手无策。你不能杀死它,它本来就是死的。可是,它同时又是活的。使它活起来的,是来自于无限的恐怖生命力。它底下的甲板颠簸着它。它被船颠簸,船被海颠簸,海被风颠簸。这个毁灭一切的东西只是一个玩具。船,波涛和风,一切都在逗它玩。这就赋予了它可怕的生命力。怎样对付这一连串互为因果的因素呢?怎样阻止这可能导致沉船的可怕运动呢?怎样阻止它这样滚来滚去,这样旋转,停顿,碰撞?它对船板的每一下撞击,都可能撞出一个大窟窿。它这样四处乱撞,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呢?人们面对的,仿佛是一个有思想的抛掷物,它不断改变主意,时时改变方向。怎样阻止必须避免的事情发生呢?这门可怕的大炮狂奔乱跑,忽而前进,忽而后退,左冲右突,一闪而过,不可预料,把障碍物压得粉碎,把人像苍蝇一样压扁。情势之所以异常可怕,是因为甲板在不停地颠簸。怎么能阻止倾斜的甲板乱摇乱晃呢?简直可以说,这艘船的腹腔里囚禁着雷电,而雷电正试图奔逃出来。这情景,真有点像脚下地动山摇,头上电闪雷鸣哩!

    转眼间,全体船员都起来了。过失在炮长身上。他粗心大意,没有把铁链的螺栓拧紧,而且没有把炮身下面的四个轮子卡住。这样,垫板和炮架是活动的,两个平面相互错开来,终于把炮索拉松了。炮索一松,炮就不再牢牢拴在炮架上。那时,还没有使用防止炮身反坐的固定炮索。一个海浪打在炮孔上,拴得不牢的大炮往后一退,就挣断了铁链,在中舱里可怕地滚动起来。

    这种滚动异乎寻常,令人不禁联想起一滴水珠在玻璃板上滚动的情形。

    炮索被挣断时,炮手们都在炮舱里,正如一般海军士兵,或几个一组,或单个分散,忙于各种准备工作,以应付可能会发生的战斗。船正前后颠簸,使得炮从人群中间冲过去,一下子就碾死了四个人。然后,由于船身左右摇晃,它停了停,随即又冲出去,把第五个可怜的人压断成两截,接着撞在左舷上,把另一门大炮撞坏了。刚才外面听到的惨叫,就是这时发出来的。所有炮手都向梯子奔去,一眨眼工夫,炮舱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那个庞然大物再也没有人去管它,完全自由了,成了自己的主人,也成了船的主人,它想把船怎样就怎样。这些在战斗中也笑声不断的船员,现在个个瑟瑟颤抖不止,其恐慌的情形,难以形容。

    舰长博瓦贝特罗和大副拉·维约维尔,两个都是勇敢无畏的人,却也在梯子上面停住了,惊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不知所措地向中舱里张望着。有一个人用胳膊肘推开他们,走了下去。

    这就是他们的乘客,那个乡巴佬,他们刚才议论过的那个人。

    那人下到梯子脚下,站住了。

    五 铁与人的较量

    那门大炮在中舱里滚来滚去,简直像《启示录》里那辆活马车 (13) 。炮舱艏柱上摇来晃去的灯,把飞旋的光和影投在这幅景象之上,令人头昏眼花。炮滚动的速度之快,连形状也分辨不清了,它忽而黑黢黢地出现在亮光之中,忽而在黑暗之中反射着朦胧的白光。

    它继续撞坏军舰。已经有四门炮被它撞坏,船舷被撞出了两道裂缝。那两条裂缝幸好在吃水线以上,但如果遇到风暴,肯定会进水。它疯狂地撞击船的肋骨,亏了肋骨很坚固,还经受得住,因为弯曲的木板格外结实。但是,这个巨大的怪物以闻所未闻的力量四处乱撞,而且一下比一下猛烈,船的肋骨已经发出断裂之声了。就是将一颗铅丸放在玻璃瓶子里猛摇,碰撞也不会这么迅猛,这么疯狂。四个轮子在被压死的人身上碾来碾去,把它们压成两段,压成数段,压成碎块。五具尸体变成了二十段在炮舱里滚来滚去,五个人头仿佛在发出惨叫,小溪般的鲜血在颠簸的地板上弯弯曲曲流淌着。船舷的护板好几处被撞坏,裂开了。整个船里发出一片可怖的响声。

    舰长很快镇定下来了,命令船员们拿来床垫子,吊床,备用的帆,一捆捆绳索,水手背囊,一包包伪钞——船上有不少这种伪钞,英国人的这种无耻行为被视为光明正大——总之,把一切可以减缓和阻止大炮疯狂滚动的东西,从梯口扔进中舱。

    可是,这些破烂玩意儿管什么用呢,又没有人敢下去把它们适当地摆一摆,几分钟之间,便统统被碾得粉碎。

    海上的风浪不大不小,使得这次事故一发不可收拾。假如有一场风暴就好了,风暴有可能将大炮颠翻在地上;只要它四个轮子朝天,就有办法制伏它了。现在损失愈来愈惨重,连桅杆也已伤痕累累,甚至出现了多处裂口。桅杆与龙骨的大梁榫合,贯穿船体的每一层,像一根粗大的圆柱子。在大炮一阵紧似一阵的撞击之下,前桅已开始折裂,主桅也受到了损伤。炮群已经七零八落,三十门炮有十门已经不能使用。船舷上裂口越来越多,军舰开始进水了。

    下到中舱里的那位年迈的乘客,像一尊石像立在梯子脚下,神色严峻地望着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似乎无法向炮舱里挪动一步。

    那门毫无羁绊的大炮每动一动,就使军舰向毁灭接近一步,再持续几分钟,沉船就不可避免了。

    要么毁灭,要么坚决制止这场灾难。迫切需要拿出一个主意来。可是什么主意呢?

    这门大炮好比一个凶猛的斗士。

    必须阻止这个疯子!

    必须制伏这闪电!

    必须降伏这雷霆!

    博瓦贝特罗对拉·维约维尔说:

    “你相信上帝吗,骑士?”

    拉·维约维尔回答:

    “信又不信,有时候信。”

    “在遇到风暴的时候呢?”

    “信。还有在遇到眼前这种情况时。”

    “的确,现在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了。”博瓦贝特罗说。

    大家都屏声静气,任凭大炮发出骇人的碰撞声。

    外边,海浪拍打着船舷,波涛声和着大炮的撞击声,仿佛两个大锤,在里外轮番捶击。

    突然,那个无法进去,只有那门失控的大炮横冲直撞的“竞技场”里,出现了一个汉子,手里拿根铁棍。原来是那位祸首,粗心大意的炮长,这次事故的肇事者,也就是这门炮的主人。他闯了大祸,想以功补过。他一只手握一根撬棍,一只手拎一根打活结的操舵链,从梯口跳进了中舱。

    于是,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搏斗,无比壮观的场面。这是大炮和炮手之间的搏斗,物质和智慧之间的搏斗,物和人之间的搏斗。

    那人在一个角落里站定,手里紧握着撬棍和舵链,背靠船舷的一根肋骨,叉开两条铁柱般的腿,铁塔般屹立在那里,脸色苍白,神情镇定而悲壮,像在地板上生了根似的,等待着。

    他等待着大炮从他身边经过。

    这位炮手了解自己的大炮,而大炮也似乎了解自己的炮手。他与这门大炮一起生活了好长时间,曾经多少次把手伸进它的嘴里!这怪物是他亲近的,他像对待自己的爱犬一样,和他说起话来。

    “过来呀!”他说道。他可能钟爱这门大炮。

    看来他希望大炮朝他冲过来。

    可是,朝他冲过来,势必从他身上碾过去,他就呜呼哀哉了。怎样才能不被压死呢?问题就在这里。大家胆战心惊地注视着。

    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也许只有那个老头儿,那个脸色阴沉的证人除外。他单独站在中舱里,面对两个斗士。

    他自己也可能被大炮压扁,但他屹然不动。

    而在他们的脚底下,海浪盲目地操纵着这场决斗。

    炮手接受这场可怕的决斗,向大炮进行挑战。这时,海浪的颠簸使大炮偶然停了停,现出一副惊愕的样子,像在听炮手对他说:“过来呀!”

    它冷不防向炮手冲过去。炮手闪过了。

    角斗开始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角斗。是脆弱之躯同坚不可摧之物的角斗,是血肉的斗兽者同青铜猛兽的角斗。一方是力,一方是灵魂。

    一切都是在半明半暗中进行的,模模糊糊,活像神话里的情景。

    刚才提到灵魂,不可思议的是,那门大炮仿佛也有灵魂,不过是一个充满仇恨和疯狂的灵魂。这个钢铁怪物好像也长了眼睛,在窥伺着炮手。这个怪物至少让人相信,它诡计多端,也会选择时机。它是一只巨大的叫不上名字的钢铁昆虫,具有或似乎具有魔鬼的意志。这只巨大的螳螂有时碰撞炮仓低矮的天花板,有时匍匐在四个轮子上,就像一只伏在四爪上的猛虎,随时会向炮手扑过来。那炮手又柔软,又灵活,又机警,像水蛇一样东躲西闪,一次又一次避开大炮闪电般的冲击。他躲闪着,可是他躲过的撞击都落在船体上;船体的损害愈来愈严重。

    挣断的铁链还有一段留在炮身上。那截铁链不知怎么缠在炮栓按钮的螺栓上了。它的一端固定在炮架上,另一端没有固定,在炮身四周疯狂地飞旋,使人感到大炮的滚动比实际上还猛烈。被螺栓像一只手一样牢牢抓住的铁链,像一根皮带不停地抽打着,使得大炮这个撞城锤的撞击更加锐不可当,在炮身周围刮起可怕的台风。它是青铜的手攥着的一根铁鞭子,使得这场角斗更加复杂化了。

    然而,炮手继续周旋,有时甚至主动向大炮进攻。他紧贴船舷爬行着,手里捏着撬棍和舵链。大炮仿佛窥透了他的意图,猜出了他的诡计,就逃开了。炮手真是好样的,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种事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大炮仿佛突然嘟囔道:“够啦!该结束了。”便停了下来。大家都觉得快见分晓了。这门大炮,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这次间歇之中,它仿佛,或者干脆说它真的冷酷地进行了盘算,然后便冷不丁向炮手猛冲过去。炮手往旁边一闪,让过它,笑着冲它喊道:“再来呀!”大炮像是恼羞成怒,撞坏了左舷的一门炮。接着,它仿佛被一直控制着它的无形的投石器再次弹射出去,向站在右舷的炮手直冲过去,炮手又闪过了。又有三门炮被撞翻。这时,它似乎更盲目了,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转身背朝着炮手,从舰尾向舰头滚去,撞坏了艏柱,把舰头的舷墙撞开一个缺口。炮手闪避到梯子底下,距那位旁观的老头只有几步远,手里握着撬棍,停在那里。大炮似乎瞥见了他,连头也不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猛退过去。炮手被逼到了舷墙脚下,眼看就完蛋了,全体船员止不住发出一声惊叫。

    直到这时,一直在旁静观的那位年老乘客,以比眼前的搏斗更迅速的动作冲了过去。他抱着一捆伪钞,冒着被压死的危险,将它扔进大炮的轮子中间。这个危险的决定性的动作,即使照杜塞罗尔的《海上大炮操作规程》进行过严格训练的人,也不会做得更准确。

    那包假钞起到了缓冲垫的作用。一颗卵石能阻止一块巨石滚动,一根树枝能改变一场雪崩的方向。大炮颠了几颠。炮手抓住这个千钧一发的时机,把撬棍插进一个后轮的辐条之间。大炮停住了。

    炮身倾斜了,炮手按住撬棍的顶端一撬,便把大炮掀翻了。那个庞然大物沉重地倒下时,像一口大钟跌落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大汗淋漓的炮手不要命地冲过去,将操舵索的活结套在被制伏的青铜怪兽的脖子上。

    角斗结束了。炮手胜利了。蚂蚁制伏了大象。小人国的侏儒降伏了雷电。

    战士们和海员们一齐鼓掌。

    所有船员拿着缆绳和铁链一齐跑过去,不一会儿就把大炮拴住了。

    炮手向那位乘客鞠一躬说:

    “先生,你救了我的性命。”

    那老头儿已经恢复无动于衷的态度,没有回答。

    六 天平的两端

    人胜利了,也可说大炮胜利了。迫在眉睫的沉船避免了,但巡航舰并未获救。船体所遭受的破坏,看来是无法弥补的。舷墙撞开了五道口子,其中最大的一道在船头。三十门大炮撞翻了二十门;被制伏并被铁链重新锁起来的这一门,已经报废,炮栓上的螺栓被撞坏了,根本无法再瞄准射击。整个炮队只剩九门炮。底舱进水了,必须立即抢救,用水泵把水抽出去。

    中舱吗,现在谁都可以去看了,那景象的确触目惊心。就是关了一头发疯的大象的笼子,里面也不会毁坏得这么厉害。

    这艘军舰必须千方百计不被敌人发现,可是现在有更紧迫的需要,就是立刻进行抢救,这就要在舷墙上这里那里挂几盏风灯,把甲板照亮。

    在这次损失惨重的意外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全体船员都关注着生死问题,谁都没有注意巡航舰以外发生的情况。海面的雾更浓了,天气起了变化。风随心所欲地把军舰刮得偏离了航线,使它更靠近泽西岛和根西岛,到了预定航线以南的水域。现在,外面的大海波涛汹涌。巨大的浪头扑向船体张开的裂口,令人胆战心惊。大海的颠簸充满威胁。微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飓风或者暴风雨可能正在形成。海面上几码以外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

    船员们抓紧时间简单修补中舱被撞坏的部位,堵住进水的裂口,把没有毁坏的大炮重新摆好。这时,那位年老的乘客回到了甲板上。

    他背靠主桅站着。

    他没有去注意船舱里的动静。拉·维约维尔骑士命令海军陆战队在主桅两侧排成战斗队列。接着,水手长一声哨响,正在干活的水手们都跑到横桁上排好队。

    博瓦贝特罗伯爵向那位乘客走去。

    舰长后面跟着一个犷悍的汉子,气喘吁吁,衣衫零乱,但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此人就是那位炮手。就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降伏了怪物,制伏了那门大炮。

    伯爵向那个农民装束的老头儿行个军礼,说道:

    “将军,就是这一位。”

    炮手笔直地站着,双目低垂,一副听从命令的样子。

    博瓦贝特罗伯爵又说道:

    “将军,鉴于这个人的表现,你不认为上司应有所表示吗?”

    “我认为应有所表示。”老头儿说。

    “那么请你下命令吧。”博瓦贝特罗说。

    “应该由你下命令,你是舰长嘛。”

    “你是将军啊!”博瓦贝特罗说。

    老头儿打量一眼炮手。

    “过来。”他说道。

    炮手跨前一步。

    老头儿转向博瓦贝特罗伯爵,摘下舰长胸前的圣路易十字勋章,别到炮手的衣襟上。

    “乌拉!”水手们欢呼起来。

    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举枪致敬。

    老年乘客指着受宠若惊的炮手补充道:

    “现在把这个人拉去毙了。”

    惊愕代替了欢呼。

    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老头儿提高嗓门说道:

    “粗心大意危害了这艘军舰。现在它也许无法挽救了。在海上航行,就等于时时面临大敌。一艘远涉重洋的军舰,就是一支战斗的军队。风暴隐藏起来了,但并非不存在。整个大海是一个陷阱。与敌人对阵的时候,犯了任何过失都应该处死。任何过失都是无法补救的。勇敢无畏应该受到奖赏,粗心大意应该受到惩罚。”

    这番话说得不紧不慢,异常严肃,一句一句,冷冰冰的,犹如斧头斫橡木。

    老头儿向士兵们扫一眼,加一句:

    “执行!”

    衣襟上别着闪闪发光的圣路易十字勋章的炮手低下了头。

    在博瓦贝特罗伯爵示意下,两名水手从中舱抬上来一副担架和裹尸布。开船以来一直在军官餐厅里祈祷的随军神父,随同两个士兵上来了。一位中士从队列里叫出十二个士兵,让他们六人一排,排成两排。炮手一言不发,走到这两排士兵之间站定。神父手里拿着十字架,走过去站到他身边。“开步走!”中士喊道。两排士兵朝船头走去,两个拿裹尸布的士兵跟在后面。

    军舰上鸦雀无声。风暴在远处呼啸。

    不一会儿,黑暗中传来一声枪响,随即闪过一道亮光,接着一切复归死寂。大家听见一具尸体落到海里的响声。

    年老的乘客仍然背靠主桅,双臂抱在胸前,一副沉思的样子。

    博瓦贝特罗抬起右手指指他,对拉·维约维尔说:

    “旺代有一位领袖啦。”

    七 扬帆就要冒险

    这艘巡航舰的命运会怎样呢?

    一整夜贴近波涛的乌云,现在垂得更低了。连海平线都没有了,整个大海像裹在一件斗篷里。除了浓雾什么也看不见。即使对一艘完好无损的船,这种情况也很危险。

    除了浓雾,还有恶浪。

    水手们尽量争取时间,为了减轻军舰的负担,把一切损坏的,能扔的东西,统统扔到海里,包括撞坏的大炮,折断的炮架,撞歪或脱落的船体肋骨,以及破碎的木块和铁片。他们打开舷窗,把尸体和断肢残臂用帆布包好,放在木板上滑到海里。

    大海变得无比汹涌。倒不是因为风暴迫近了,恰恰相反,在天边呼啸的飓风,听起来似乎小了一些,阵阵的狂风已向北移去。可是,海浪仍然很高,这说明这一带的海底十分崎岖。巡航舰遍体鳞伤,再也经不起颠簸,这样的狂浪对它可能是致命的。

    加克瓦勒掌着舵,现出沉思的样子。

    遇险不惊,是航海指挥人员的习惯。

    拉·维约维尔就是身历险境,仍保持乐天性格的人。他走到加克瓦勒身边说道:

    “嘿嘿!舵手,风暴过去啦,想打喷嚏没打成!我们会脱离危险的,只不过有点风罢了。”

    加克瓦勒严肃地回答:

    “有风就有浪。”

    不乐也不愁,正是这个水手的特点。他的答话透露出令人不安的意味。一艘进水的船,遇上大浪,水很快就会进满。加克瓦勒还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使他的话显得更有分量。在那门大炮和那位炮手的灾难事件之后,拉·维约维尔说这种几乎乐观而又轻率的话,也许为时过早。在大海上航行,有些言行是会带来厄运的。大海神秘莫测,永远无法知道它在酝酿什么,必须始终保持警惕。

    拉·维约维尔觉得自己应该恢复严肃的态度,便问道:

    “舵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掌握在上帝手里。”

    舵手就是主宰。他要干什么,就只能让他干;他要说什么,往往也只能让他说。

    再说,这种人一般都寡言少语。拉·维约维尔只好走开。

    大海突然呈现在眼前。

    紧贴波涛的浓雾散开了,熹微的晨曦中,黑色的波涛汹涌澎湃,浩瀚无垠,但见天空像一个云做的盖子,不过云已不贴近海面。东方现出鱼肚白,那是太阳正在升起;西方则现出另一种白色,一种灰白色,那是月亮正在沉落。这两种白色在海平线上遥遥相对,在黑沉沉的海和阴沉沉的天之间,呈现出两条淡淡的光带。

    两条光带之间,矗立着一些黑黢黢的、静止不动的轮廓。

    西边,月光照亮的天空衬映出三块巍峨的岩石,像史前粗糙的石柱矗立着。

    东边,晨光初露的海平线上,现出八艘大船,排列整齐,而又相互间隔,令人生畏。那三块岩石是一座珊瑚礁,那八艘大船是一支舰队。

    现在巡航舰后面是明齐耶礁石,前面是法国舰队;向西行驶是毁灭,向东行驶是拼杀。总之,不触礁沉没,就要进行一场战斗。

    驶向礁石吧,这艘军舰的船壳尽是窟窿,帆缆索具残缺不全,桅杆从根基上动摇了。进行战斗吧,它的炮队三十门大炮报废了二十门,最优秀的炮手都死了。

    晨光还很微弱,黑夜尚要一段时间才会退去。这黑夜甚至还能延续相当长时间,因为这黑夜主要是由乌云形成的,乌云又高,又浓,又厚,布满天空,像一个坚固的穹隆。

    风终于驱散了贴近海面的雾,但也把巡航舰向明齐耶礁石刮去。

    这艘军舰已经疲惫不堪,深受重创,几乎不再听从驾驭,与其说它在航行,不如说它在滚动,它在狂涛巨浪冲击下随波逐流。

    明齐耶礁石发生过多少悲剧!当时那地方比现在更险恶。它堪称深渊里的一座城堡,有几块高塔般耸立的巨石已被反复扑打的浪涛削平,这些珊瑚礁的外形一直在变化。怪不得人们把波涛称为大海的锯子,每涨一次潮水,等于拉一次锯子。当时,谁驶近明齐耶,谁就会葬身鱼腹。

    那支舰队就是康卡尔舰队,在舰长杜舍斯内的指挥下,早已声威赫赫。杜舍斯内被李基尼奥称为“杜舍内老爹” (14) 。

    情势危机。在那门大炮横冲直撞期间,巡航舰不知不觉地偏离了航线,是向格朗维尔,而不是向圣马洛方向驶去了。纵使它还能航行,还能乘风破浪,明齐耶礁石也断了它返回泽西岛的后路,而法国舰队则阻断了它驶向法国海岸的进路。

    此外,虽然没起风暴,但正如刚才舵手所说,浪却很高。况且风也还很猛,加上海底崎岖,大海十分汹涌狂烈。

    大海的脾气是很难摸透的。它神秘莫测,城府极深,甚至会故意找碴儿。几乎可以说,大海有它的一套行为方式: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又后退;一会儿很有主见,一会儿又耍赖;看来正酝酿一场大风暴,却突然又偃旗息鼓;似乎要毁灭一切,却并不真的毁灭,一贯善于声东击西。整整一夜,克莱摩尔号一直在雾里航行,一直担心遇上风暴。大海刚刚揭下了自己的假面具,其方式极不仗义:本来它好像在酝酿一场风暴,结果却是把一个礁群袒露在巡航舰面前。这就使得克莱摩尔号无论怎样也逃脱不了沉没的厄运,只不过换一种方式罢了。

    不是触礁沉没,就是在战斗中被歼灭。真是一个对头不够,又遇上一个对头。

    拉·维约维尔无所畏惧地笑着大声说:

    “往这边去是沉没,往那边去要拼杀。好运气全让咱们赶上啦!”

    八 九对三百八十

    克莱摩尔号巡航舰几乎要沉没了。

    在微明而散漫的晨光中,乌黑的云层,天边朦胧的幻影,波涛神秘的浪峰,都给人一种阴森肃穆之感。除了带敌意的风呼呼刮着之外,一切都沉默着。灾难正威严地从深渊里钻出来,仿佛是幽灵显现,而不像遇到一场袭击。礁石那边静悄悄的,舰队那边也毫无动静。一种难以形容的无边的寂静。需要对付的是某种真实的情况吗?简直像在海上做梦。面前的情景与神话传说中的情景一样。巡航舰可以说是处在魔鬼的礁石与幽灵的舰队之间。

    博瓦贝特罗伯爵向拉·维约维尔悄声吩咐了几句什么,拉·维约维尔便往炮舱里去了。然后,舰长抓起望远镜,走到舰尾,站在舵手身旁。

    加克瓦勒使出浑身解数防止翻船。由于风和海浪都是从一侧袭来,翻船很难避免。

    “舵手,”舰长说,“我们在什么地方?”

    “在明齐耶海域。”

    “在哪一边?”

    “糟糕的一边。”

    “海底怎么样?”

    “尽是尖尖的岩石。”

    “能够锚泊吗?”

    “反正免不了一死。”舵手回答。

    舰长将望远镜对准西边,仔细观察明齐耶礁石,然后转向东边观察那些望得见帆的船。舵手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那就是明齐耶礁石,是从荷兰出发的红嘴鸥歇息的地方,也是大黑鸥歇息的地方。”

    这时,舰长数清了那些帆的数目。

    果然是八艘排列很得法的军舰,海面上凸现出它们的剪影。可以分辨出居中一艘有三层甲板的军舰高大的舰身。

    舰长问舵手:

    “那些船你认识吗?”

    “当然!”加克瓦勒答道。

    “是些什么船?”

    “是一支舰队。”

    “法国的吗?”

    “魔鬼的。”

    一阵沉默。舰长问道:

    “是整个舰队吗?”

    “不是全部。”

    对,4月2日,瓦拉兹曾在国民公会宣布,有十艘三桅战舰和六艘战列舰在拉芒什海峡游弋。舰长记起了这件事。

    “这支舰队一共有十六艘军舰,可是这里只有八艘。”

    “其余的嘛,”加克瓦勒说道,“在那边沿整个海岸游弋,进行侦察。”

    舰长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说:

    “一艘有三层甲板的战列舰,两艘一级三桅战舰,五艘二级三桅战舰。”

    “唔,”舵手咕哝道,“我也侦察过它们。”

    “都是呱呱叫的军舰!”舰长说,“这样的军舰我多少都指挥过。”

    “我嘛,”加克瓦勒说道,“我在近处窥看过它们,绝不会把其中的一艘与另一艘搞混。它们的特征全让我记住啦。”

    舰长将望远镜递给舵手。

    “舵手,舰体高大的那艘你认得出来吗?”

    “认得,舰长,是‘黄金海岸’号。”

    “他们把它改了名字,”舰长说,“过去叫‘勃艮第家园’号,是一艘新式军舰,配有一百二十八门大炮。”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和一支铅笔,在小本里记下数目一百二十八门。

    他接着问道:

    “舵手,它左边的第一艘叫什么名字?”

    “是‘老辣’号。”

    “一级三桅战舰。五十二门大炮,是两个月以前在布雷斯特装配的。”

    舰长在小本里记下五十二。

    “舵手,”他又唤道,“左边第二艘呢?”

    “‘山林女神’号。”

    “一级一桅战舰。四十门口径十八的大炮。它到过印度,有着光荣的战斗历史。”

    他在数字五十二之后记上四十,然后抬起头说道:

    “现在看右边的。”

    “舰长,右边的全是二级三桅战舰,共有五艘。”

    “从战列舰这边数起,第一艘叫什么名字?”

    “‘决心’号。”

    “三十二门口径十八的大炮。第二艘呢?”

    “‘富山’号。”

    “同样的火力。后面那艘呢?”

    “‘不信神者’号。” (15)

    “一艘航海的船,起这么古怪的名字!再过去呢?”

    “‘嘉丽勃莎神女’号。”

    “再过去呢?”

    “‘攻占者’号。”

    “五艘三桅战舰,每艘三十二门大炮。”

    舰长在前面那些数字之后写上一六〇。

    “舵手,”他说,“这些军舰你都认得啊!”

    “而你,舰长,”加克瓦勒答道,“你对它们都很熟悉啊。认识固然不容易,熟悉就更不简单哪。”

    舰长眼睛盯住小本,低声计算道:

    “一百二十八,五十二,四十,一百六十。”

    正在这时,拉·维约维尔来到甲板上。

    “骑士,”舰长喊他,“我们的对手有三百八十门大炮。”

    “好呀!”拉·维约维尔答道。

    “你刚才检查过,拉·维约维尔,我们到底还有几门炮可以射击?”

    “九门。”

    “好啊!”博瓦贝特罗说道。

    他从舵手手里拿了望远镜,向天边望去。

    那八艘黑黢黢的军舰无声无息,仿佛静止不动,但在逐渐增大。

    它们正不知不觉地越来越近。

    拉·维约维尔行个军礼。

    “舰长,”他说,“请允许我向你报告:对这艘克莱摩尔号巡航舰,我本来就不放心。突然登上一艘自己不熟悉,不喜欢的船,必然会遇到麻烦。这是一艘英国船,对法国人来讲是靠不住的。那门该死的大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刚才检查了一遍,锚很好,不是用熟铁锻造的,而是一些铁杠杠用弹簧锤锻打造出来的。锚环也很结实。缆绳也很好,很容易解开,长度为一百二十度,也符合标准。弹药充足。死了六个炮手。每门炮有一百七十一发炮弹。”

    “因为只有九门大炮了。”舰长低声说道。

    博瓦贝特罗将望远镜对准海平线,舰队在继续慢慢靠近。

    舰上的青铜炮有一个优点,每门炮三个人操纵就够了,但也有一个缺点,射程不如加农炮远,也不如加农炮准。因此,必须等敌方舰队进入射程之内才开火。

    舰长一一发出命令。舰上静悄悄的,并没有鸣笛发出做好战斗准备的信号,但大家都在加紧准备。这艘巡航舰已经丧失对人和对海浪的战斗能力,他们只不过是尽量利用这艘残缺不全的军舰。所有粗缆绳和替换用的缆绳统统收集了起来,堆在上甲板中部的操舵索旁边,以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来加固桅杆。还准备了救治伤员的地方。按照当时军舰的装配习惯,甲板上安装了防护网,可以防枪弹,但防不了炮弹。测枪弹口径的仪器也搬了出来,尽管现在量枪弹口径晚了点儿,但谁也不曾预料到会发生这么多意外。每个水手领到一盒子弹,腰带上别两支手枪和一把匕首。吊床都收了起来,大炮都对准了,火枪也准备好了一齐开火,还预备好了斧头和铁钩,火药舱和炮弹舱已打开,随时准备供应,各人站到了自己的岗位上。这一切在进行时,都没有人说一句话,就像在临终者的卧室里,一切进行得迅速而悲壮。

    随后,巡航舰锚泊了。它像一艘三桅战舰,有六个锚。六个锚全都抛到了海里,包括船头的警戒锚,船尾的小流锚,靠大海一侧的涨潮锚,靠礁石一侧的退潮锚,左舷的停泊锚,右舷的主锚。

    还能使用的九门炮一溜儿摆开。九门炮全摆在一边,即面对敌人的一边。

    对方的舰队还是静悄悄的,但已经布阵完毕。现在,那八艘战舰形成了一个以明齐耶为弦的半圆形。克莱摩尔号被围在这个半圆中间,而且被自己的锚泊定了,动弹不得;它的背后是礁石,船一触就会沉的礁石。

    克莱摩尔号像一头野猪被一群猎犬围住了。猎犬们还没有吠叫,但已露出了牙齿。

    似乎双方都在等待对方的动静。

    克莱摩尔号的炮手们都守在各自的大炮旁。

    博瓦贝特罗对拉·维约维尔说:

    “希望让我带头开火。”

    “好一份雅兴!”拉·维约维尔说道。

    九 有人逃走

    那位乘客一直没有离开甲板,一直不动声色地观看着一切。

    博瓦贝特罗走到他身边,说道:

    “先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们现在把自己钉在坟墓里了,不可能一走了之啦。我们不是成为敌舰的俘虏,就是成为礁石的俘虏,不是向敌人投降,就是触礁沉没,没有其他路可走。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死。战斗死掉总比沉船死掉好。我宁愿吃枪子死掉,也不愿被水淹死;反正是要死,我宁愿死在火里,而不愿死在水里。不过,死是我们这些人的事,与你不相干。你是亲王们推选出来的人,负有指挥旺代战争的伟大使命。少了你,君主制就可能完蛋。因此,你必须活着。我们的荣誉要求我们留在这里,你的荣誉要求你离开这里。你必须马上离开这艘船,将军。我给你一个人,一条舢板。绕个弯子登陆并不是不可能的。天还没亮,浪头很高,海面黑沉沉的,你肯定可以逃脱。在有些情况下,逃脱就是胜利。”

    老头儿神情严肃,庄重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博瓦贝特罗提高嗓门喊道:

    “士兵们,水手们。”

    一切动作马上停止了,舰上各个角落每一张脸都转向舰长。

    舰长说道:

    “我们中间的这个人代表王上。上面把他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保护他。他是法兰西君主政权不可缺少的人物。既然没有亲王,就由他去充当旺代的领袖,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了不起的军官。他本来是要和我们一起登上法国陆地的,现在他不得不离开我们去单独登陆了。救了领袖,就等于救了一切。”

    “对!对!对!”全体水手异口同声喊道。

    舰长继续说:

    “他也要冒很大的危险。到达海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舢板不能太小,要经得住大海的狂涛恶浪,但也不能太大,要便于躲过敌人的视线。要到达某个地方登陆,这个地方必须安全可靠,最好在富热尔这边,比去库唐斯那边要好一些。需要一个水手,这个水手必须身体结实,善划船,水性好,而且是本地人,熟悉这一带海上的航道。现在天还挺黑,舢板可以离开巡航舰而不被敌人发觉。再说马上就会有炮火硝烟,足以使它隐蔽前进。舢板船身小,不至于在沙滩上搁浅。豹子落进去逃不脱的陷阱,鼬鼠可以逃脱。我们逃不掉了,舢板可以逃走。只要拼命划,就可以远去,敌舰不会发现它。再说,在小舢板逃走时,我们会在这里逗弄敌人。大家说是吗?”

    “是!是!是!”水手们齐声喊道。

    “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舰长接着说,“有志愿者吗?”

    黑暗中一个水手从队伍里走出来说:

    “我!”

    十 他逃脱了吗?

    不一会儿,一条专供舰长使用,大家叫作“优游”的舢板,离开了巡航舰。舢板上坐着两个人:船尾是那位老年乘客,船头是那位志愿者水手。夜还很黑,水手遵照舰长的指示,拼命地朝明齐耶方向划去。其他方向也确实无路可逃。

    有人往舢板里扔了一些干粮:一袋饼干,一条熏牛舌头,一桶水。

    舢板放到海里时,在危急关头也不忘打趣的拉·维约维尔,从军舰的舵把上探过身子,戏谑地向舢板告别:

    “坐上这小舢板逃走挺不错,坐上它去淹死更容易。”

    “先生,”舵手说,“别开玩笑了。”

    舢板迅速离开,很快与巡航舰之间拉开了相当大一段距离。风和浪都对划船的水手有利。小船飞快地逃走,在晨曦中随波逐浪,高高的浪头正好起到隐蔽它的作用。

    海上,笼罩着一种恐怖的等待气氛。

    突然,在大海浩瀚而汹涌的寂静之中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声音被话筒扩大了,像古代悲剧里被铜面具扩大了一样,听起来几乎不像凡人的声音。

    这是舰长博瓦贝特罗在讲话。

    “国王的水兵们,”他喊道,“请把绣有百合花徽的旗帜钉在主桅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太阳升起啦。”

    巡航舰放了一炮。

    “国王万岁!”全体水手呼喊。

    从海平线上立刻传来一阵呼喊,那呼喊巨大,遥远,模糊,但听得清楚:

    “共和国万岁!”

    远处的海面上响起了排炮声,犹如三百个炸雷同时爆发。

    战斗打响了。

    硝烟和炮火笼罩了海面。

    炮弹落在海里,炸起喷泉般的水柱,四散溅落在浪头上。

    克莱摩尔号开始向那八艘敌舰喷吐火焰。成半圆形包围了克莱摩尔号的舰队,所有大炮同时向它开火。水天相接处一片火光。仿佛海底一座火山爆发了。巨大的火光在风中飘摇,而火光中一艘艘战舰幽灵般忽隐忽现。这红色的背景衬托出眼前这艘巡航舰黑黢黢的轮廓。

    主桅顶端那面带百合花徽的旗帜也看得挺清楚。

    舢板里的两个人都不说话。

    明齐耶群礁四周呈三角形的浅滩,是海底的三叠纪岩石形成的,面积比整个泽西岛还大。浅滩淹没在海水里面,最高的是一个露出水面的平台,最大的海潮也淹没不了它,而它的东北面耸立着六块巨礁,一字儿排开,看去似一堵断裂坍塌的高大墙垣。平台与那六堵巨礁之间的海峡,只有吃水极浅的小船才能通过。出了海峡就是浩瀚大海。

    负责救舢板脱险的水手,将小船划进了海峡。这样,明齐耶就把小船和战场隔开了。水手在狭窄的航道上划着船,东避西闪,绕过一个个暗礁。现在礁石挡住了战场。小船越走越远,天上的火光和大炮的吼声都开始减弱了,但连续不断的炮声,表明克莱摩尔号还在顽强抵抗,不把一百九十一发炮弹 (16) 放完决不罢休。

    不多久,舢板就划到了自由的水域,脱离了礁石,脱离了战场,炮弹再也打不着它了。

    渐渐地,起伏的海面变得不那么漆黑了,闪光的水面不断扩大,但有时还突然被黑暗淹没;飞溅的浪花折射出一道道光线,波涛上浮动着白光:天亮了。

    敌人打不到舢板了,但最艰难的事还在后头。小船摆脱了炮火的轰击,但并没有摆脱沉没的危险。它航行在汪洋大海之上,船体小得微不足道,没有甲板,没有风帆,没有桅杆,没有罗盘,除了桨什么也没有,面对着大海和风暴,恰似听凭庞然大物摆布的一个原子。

    在这浩瀚和孤独之中,坐在小船前面的水手,扬起被曙光映得苍白的脸,定定地盯住坐在小船后面的那个人,对他说:

    “我就是你处决的那个炮手的弟弟。”

    ————————————————————

    (1) 奥什(1763—1797),法国著名将军。

    (2) 约克公爵(1725—1807),英王詹姆斯二世最后一个合法后嗣。1747年罗马教皇任命他为约克郡枢机主教。其兄爱德华死后,他于1788年自称亨利九世。

    (3) 拉特雷穆瓦耶家族其名来源于普瓦图的一村庄之名,为法国大贵族世家,曾出将领多人,后嗣在意大利等国被封为亲王。罗昂家族系欧洲大贵族世家之一,可追溯到12世纪的罗昂领主或罗昂子爵,其后嗣在布列塔尼拥有许多领地,1808年获奥地利亲王衔。

    (4) 法国谚语:“没有斑鸫,只好吃乌鸫。”意为没有好的,只好退而求其次。

    (5) 古罗马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据说他在公元前509年驱逐了暴君,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他的两个儿子试图复辟,被他处决。

    (6) 夏特尔公爵在大革命时改名为平等或平等之子。1793年初,丹东曾想推举他为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制,没有成功。

    (7) 波旁(Bourbon)为法国王族的姓氏,其字形和读音与“污泥”(Bourbeux)相近,含贬损之意。

    (8) 丹皮尔伯爵(1756—1793),热情支持革命,后成为共和国将军,1793年阵亡。

    (9) 即孔代亲王第八,波旁王室宗亲,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招募流亡贵族组成“孔氏军”,反对革命。

    (10)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省省会,濒临亚得里亚海。

    (11) 威廉·温德姆(1750—1810),英国政治家。

    (12) 塞缪尔·胡德(1735—1816),英国海军上将。

    (13) 《启示录》为《圣经·新约》最后一卷,预言上帝将干预历史,降战争、瘟疫、饥荒、地震等灾难于人间,其时天马下凡,马嘴喷出火焰、硝烟、硫黄,要毁灭三分之一人类。

    (14) 杜舍内老爹本是法国民间喜剧里的一个人物,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派的好几家报刊以之作刊名,并用辛辣的大众语言,表达革命派的立场观点,因此这个人物可以视为革命派的代言人。

    (15) 根据海军档案记载,此为1793年3月舰队状况。——原注

    (16) 前面说每门炮一百七十一发炮弹。原文前后不一致。

    第三章 阿尔马洛

    一 微言大义

    老头儿慢慢抬起头。

    刚才说话的人三十岁光景,有一张在海上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一双眼睛十分特别:庄稼人淳朴的目光中流露出水手的敏锐,一双手有力地握着两叶桨,神情挺温和。

    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匕首,两支手枪,还挂着一串念珠。

    “你是谁?”老头儿问道。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你想把我怎样?”

    那人放下桨,双臂抱在胸前,说:

    “宰了你。”

    “随你的便。”老头儿说。

    那人提高嗓门:

    “你准备吧。”

    “准备什么?”

    “准备死。”

    “为什么?”老头儿问道。

    一阵沉默。那人像被这句话问住了,过了一会儿才答道:

    “我说我要宰了你。”

    “我问你为什么。”

    水手眼睛里闪过一道光:

    “因为你杀了我哥哥。”

    老头儿镇静地答道:

    “我先救了你哥哥。”

    “不错,你先救了他,可是然后你杀了他。”

    “不是我杀了他。”

    “是谁杀了他?”

    “他的过错。”

    水手张口结舌地望着老头儿,然后又凶狠地皱起眉头。

    “你叫什么名字?”老头儿问。

    “阿尔马洛。不过,你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之后才死在我手里。”

    这时太阳出来了,一抹阳光照射在水手脸上,强烈地照亮了他那张凶狠的脸。老头儿仔细打量他。

    一直连续不断的炮声,现在变得时断时续,快要沉寂了。一大片硝烟锁住了天边。水手不再划桨,小船随波逐浪。

    水手伸出右手握住腰间的一支手枪,左手数着念珠。

    老头儿站起来。

    “你信上帝吗?”他问道。

    “我们的主在天上。”水手回答。

    他同时画了个“十”字。

    “你的母亲还健在吗?”

    “健在。”

    他又画了个“十”字,说道:

    “好啦,老爷,我给你一分钟。”

    他扳开了扳机。

    “你为什么叫我老爷?”

    “因为你是老爷,这看得出来。”

    “你有老爷吗?”

    “有,而且是位势力很大的老爷。一个人活在世上能没有老爷吗?”

    “你的老爷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离开了故乡。他就是朗德纳克侯爵先生,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亲王。他是七块森林的主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但这并不妨碍他是我的主人。”

    “你如果见到他,会服从他吗?”

    “当然会服从。不服从他,我岂不成了异端分子?我们应该服从上帝,然后服从像上帝一样的国王,还要服从像国王一样的老爷。但是,现在的问题与这一切无关,你杀了我哥哥,我就得杀了你。”

    老头儿说:

    “首先,我杀你哥哥杀得对。”

    水手更紧地攥住手枪。

    “来吧。”他说。

    “好。”老头儿说。

    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加上一句:

    “神父在哪儿?”

    水手看他一眼:

    “神父?”

    “是呀,神父。我给你哥哥叫了一个神父,你也应该给我叫来一个神父。”

    “我没有神父。”水手说。

    接着他又补充一句:

    “这大海上哪里去找神父?”

    战场上忽断忽续的炮声越来越远。

    “在那边战死的人也有神父。”老头儿说。

    “不错,”水手说,“他们有随军神父。”

    老头儿接着说:

    “你要断送我的灵魂,这事非同小可。”

    水手低下头,现出沉思的样子。

    “你断送我的灵魂,”老头儿又说道,“也就断送了你自己的灵魂。请听我讲,我可怜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嘛,刚才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先救了你哥哥的命,后又要了他的命。现在我履行自己的职责,尽量拯救你的灵魂。想一想吧,这是你的事。你现在不是听见大炮声吗?那里有人正在死去,有人正在垂死中绝望地挣扎;那里有永远再也见不到妻子的丈夫,有永远再也见不都儿女的父亲,也有像你一样永远再也见不到自己兄弟的汉子。这是因为谁的过错?是因为你哥哥的过错。你信仰上帝,不是吗?那么,你应当知道,此时此刻上帝正感到难过呢!上帝感到难过,因为他非常忠于基督的儿子法兰西国王,像圣婴耶稣一样的上帝之子法兰西国王,现在关在圣殿塔楼里。上帝也为他的布列塔尼的教堂难过,为他的福音书被撕毁,为他的修道院遭到侵犯而难过;上帝也为他的教士被杀害而难过。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乘那艘现在正在沉没的军舰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救助上帝的。你哥哥如果是个好人,如果他忠实地尽了一个聪明有用的人的职责,大炮的祸事就不会发生,巡航舰就不会遭到破坏,就不会偏离航线,就不会落进那支该死的舰队的包围圈,现在我们就已经全部在法国登了陆,我们这些勇敢的战士和水手,手握军刀,打着百合花徽旗帜,浩浩荡荡,高高兴兴,欢欣鼓舞,在法国登陆,去帮助旺代正直的农民们拯救法国,拯救国王,拯救上帝。这就是我们来这里要做的事,是我们本来要做的事,是我这个唯一的幸存者要做的事。可是,你不让我去做。在这场不信教者反对教士的斗争中,在这场弑君者反对国王的斗争中,在这场魔鬼反对上帝的斗争中,你站到魔鬼一边去了。你哥哥是魔鬼的头一个帮凶,你是第二个。他开了头,你接着他去完成。你支持弑君者推翻王位,你支持不信教者反对教会,你剥夺上帝最后的手段。因为我代表国王,没有我,一个个村庄就会继续被焚烧,一个个家庭就会继续哭泣,教士们就会继续流血,布列塔尼就会继续受苦受难,国王就会继续遭受铁窗之苦,耶稣基督就会继续感到难过。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动手吧,这是你的事情。我本来指望你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我错啦。啊!是的,不错,你说得对,我杀了你哥哥。你哥哥很勇敢,我奖赏了他;他又有罪责,我惩罚了他。他玩忽职守,我恪尽职守。我做过的事,以后还要做。欧赖伟大的圣女安娜在上,我以她的名义起誓,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是我儿子,我也要像枪毙你哥哥一样枪毙他。现在就由你做主吧。是的,我要指控你:你蒙骗了你的舰长。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信仰;作为一个布列塔尼人,你没有荣誉感。人家相信你忠诚,才把我托付给你,可是你却怀着背叛的目的接受了我。你答应人家要保护我的性命,却要杀害我的性命。知道你在这里要葬送的是谁吗?是你自己。你从国王手里夺去我的性命,结果就永远把你自己交给了魔鬼。动手吧,犯罪吧。好啊!轻易地放弃你在天堂里的位置吧。由于你,魔鬼将取得胜利;由于你,教堂将一座座倒闭;由于你,异教徒将把钟熔化去铸造大炮,将拿这些本来用于拯救灵魂的东西去杀人。就在我说话的时候,那口曾经为你洗礼而敲响的钟,可能正用来杀你的母亲呢。去吧,去助魔鬼一臂之力吧。不要住手。不错,我处决了你哥哥,不过你要知道,我是上帝手里的工具。啊!你居然要审判上帝手里的工具!这样说,你岂不是要审判天上的雷霆吗?可怜的家伙,我看倒是你必将受到雷霆的审判!当心你的所作所为。不过,你知道我现在是受上帝恩宠的人吗?算了吧,还是动手吧。你爱怎样就怎样。你可以随意把我打进地狱,把你自己跟我一起打进地狱。我们俩进不进地狱,决定权在你手里。将来到了上帝面前,你必须承担罪责。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面对面处在深渊里。动手呀,结果了我,收拾了我吧。我老了,你还年轻,我手无寸铁,你带着武器。你杀了我吧。”

    老头儿站在小艇里,用盖过海浪的声音说着这番话,波浪起伏不定,使他忽而处在隐影里,忽儿出现在光明中。水手脸色发青,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他浑身像一片树叶一样瑟瑟颤抖,不时吻一下手里的念珠。听完老头儿的话,他扔掉手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发发慈悲吧,老爷,宽恕我呀!”他喊道,“你说起话来像仁慈的上帝一样。我错了,我哥哥也错了。我愿意竭尽所能为他赎罪。支配我吧,向我下命令吧,我保证服从。”

    “我宽恕你。”老头儿说。

    二 乡下人的记忆力抵得上船长的学问

    小艇里的干粮太顶用了。

    两个潜逃者被迫绕了许多弯路,航行了三十六个钟头,才抵达海岸。他们在海上过了一夜。那夜色倒是挺美,只是对于这两个极力想隐蔽自己的人,月光太亮了。

    他们不得不先朝远离法国的方向航行,划向泽西岛附近的海域。

    他们听到被摧毁的巡航舰最后的炮声,就像树林里正被猎人射杀的狮子发出的吼声。随后大海上沉寂了。

    克莱摩尔号巡航舰像复仇号一样沉没了。但是它牺牲得并不光荣。反对祖国的人不能算英雄。

    阿尔马洛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水手,表现了出人意料的灵巧和机智。能够在暗礁、恶浪和敌人的监视下临时找到一条航路,真可谓了不起。这时风小了,海也比较平静了。

    阿尔马洛避开了明齐耶的礁石,绕过牛群礁,隐蔽在它后面。牛群礁北面退潮时有个小海湾,他们在那里休息了几个钟头,然后划着小船重新向南走,设法从格朗维尔岛和绍泽岛之间溜了过去,没有被两边岛上的监视哨发现。他们划进了圣米歇山小海湾,这是很大胆的行动,因为这里离法国舰队驻扎的康卡尔很近。

    第二天傍晚,日落前一小时光景,他把圣米歇尔山抛在后面,划到一个浅海滩登陆。那个浅海滩人迹罕至,是个危险的地方,人会陷进沙子里去。

    幸好遇上涨潮。

    阿尔马洛尽量将小船向岸边划,试试沙滩,觉得是结实的沙子,才让舢板停住,自己跳下去。

    老头儿跟着他跨过船舷,抬眼东张西望。

    “老爷,”阿尔马洛说道,“我们是在库埃农河口。你看,我们左边是波瓦尔,右边是雨伊内,前面那座钟楼是阿德枫。”

    老头儿探身到船里拿了一包饼干放进衣兜里,对阿尔马洛说:

    “把剩下的全带上。”

    阿尔马洛把剩下的肉和饼干都装进行囊,往肩上一搭,说道:

    “老爷,我走前面带路,还是跟在你后面?”

    “既不要带路,也不要跟在我后面。”

    阿尔马洛愕然地望着老头儿。

    老头儿接着说:

    “阿尔马洛,我们要分手了。两个人一起走没有什么好处。要么一千个人在一起,要么单独行动。”

    他停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丝结。那看上去像一根绶带,中间用金线绣了一朵百合花。他问道:

    “你识字吗?”

    “不识字!”

    “很好。一个识字的人反而麻烦事多。你记性好吗?”

    “不错。”

    “很好。听着,阿尔马洛。你往右边走,我往左边走。我朝富热尔那边去,你朝巴祖热那边去。带着你的行囊,这样你看上去就像个农民。把武器藏起来。从树篱折根树枝当棍子。钻进长得挺高的燕麦地里匍匐前进。见到围墙就从后面溜过去。见到矮篱笆就跨过去,跑到田野里去。见到行人就离远点儿。不要走大路,不要过桥,不要进篷托松镇。哦,你必须过库埃斯农河,你打算怎么过去?”

    “游过去。”

    “好。那里有一处浅滩。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在安塞和维约维耶勒之间。”

    “好。你不愧是本地人。”

    “可是天快黑了,老爷你去哪里睡觉?”

    “我嘛,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你呢,去哪里睡觉?”

    “沿途会有空心老树。我在当水手之前是庄稼人。”

    “把水手帽扔了,以免暴露身份。到什么地方去弄顶庄稼人帽子戴上吧。”

    “唔!一顶风帽吗?哪儿都弄得到。只要碰到一个渔民,他就会把自己的卖给我。”

    “很好。现在你听着,这一带的森林你熟悉吗?”

    “全都熟悉。”

    “整个这一带的?”

    “从努瓦尔穆捷到拉瓦勒。”

    “连所有森林的名字也知道?”

    “所有森林和它们的名字我都知道,一切我都知道。”

    “什么都不会忘记?”

    “什么都不会忘记。”

    “很好。现在请注意:你每天可以走多少法里[法国古代单位,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

    “十,十五,十八里,必要的话可以走二十里。”

    “肯定必要。记住我下面说的话,一个字也别漏掉:你去圣欧班森林。”

    “朗巴勒旁边那块森林?”

    “是的。在圣里约尔和普莱代里亚克之间那条山沟边上,有一棵大栗树。你走到树下停下来,不过你看不到任何人。”

    “并不是真的没有人,我知道。”

    “你打一个呼哨。你会打呼哨吗?”

    阿尔马洛鼓起腮帮子,转向大海那边,发出一声猫头鹰的叫声。

    这叫声像是从黑夜深处发出来的,十分凄厉,像极了。

    “很好,”老头儿说,“你够格。”

    他把绿绸绶带交给阿尔马洛。

    “这是我的统帅绶带,你带上。关键是还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姓名。这上面的百合花徽,是王后在圣殿监狱里绣的。”

    阿尔马洛一膝往地上一跪,哆嗦地接过那条绣有百合花徽的绶带,送到嘴唇边,但忽又停止,仿佛害怕吻似的。

    “我可以吻吗?”他问道。

    “可以,既然你可以吻十字架。”

    阿尔马洛吻了吻百合花徽。

    “请起。”老头儿说。

    阿尔马洛站起来,将绶带揣进怀里。

    老头儿接着说:

    “听仔细了,我的命令是:‘起来反抗,绝不宽恕。’总之,你到圣欧班森林边打呼哨,一连三声。打完第三声,你会看到一个人从地下钻出来。”

    “从树下的一个洞里,我知道。”

    “那个人就是普朗金诺,大家叫他‘国王的心’。你拿这条绶带给他看,他就明白了。然后,你觅路去阿斯迪耶森林。到了那里,你会见到一个八字脚的人,外号叫短枪,对任何人都从不发慈悲的。你对他说我爱他,叫他让他管辖的所有教区都行动起来。然后你去离普洛埃梅勒一法里的库埃斯朋林子。你学猫头鹰叫,会有一个人从地洞里钻出来。他就是图奥先生,普洛埃梅勒总管,曾经是所谓立宪会议的成员,不过是好的这边的。你叫他把库埃斯朋城堡武装起来。那座城堡属流亡的盖尔公爵所有,附近有山沟和树林子,地势起伏不平,是个好地方。图奥先生为人正直又有头脑。然后呢,你去圣旺黎图瓦,把我的话告诉让·舒安。此人是我心目中真正的领袖。然后你去维勒-昂格罗兹森林。在那里你会见到基特,就是人家称为圣马丁的那个人。你告诉他要留心一个叫库麦斯尼的人。此人是老古比·德·普雷芳的女婿,操纵着阿让唐一带的雅各宾派。把这一切记牢了,我一个字都不写,因为一个字都不应该写。拉·卢亚利写了一份名单,结果坏了大事。你然后去卢日佛森林,米叶莱特在那里,他能用一根长竿子跳越山涧。”

    “那种长竿子叫作撑竿。”

    “你会用吗?”

    “不会用还算布列塔尼人,还算庄稼人吗?撑竿是我们离不开的东西,它能延长我们的胳膊和双腿。”

    “换句话说,有了它,敌人就变得矮小了,路也缩短了。真是一个好家什。”

    “有一回,凭着一根撑竿,我顶住了三个拿军刀的盐税官。”

    “什么时候?”

    “十年前。”

    “在国王统治时期?”

    “是的。”

    “这么说,你在国王统治时期打过仗?”

    “是的。”

    “跟谁打?”

    “老实讲我不知道。当时我是私盐贩子。”

    “好。”

    “有人说,这就是反对盐税。盐税和王上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你没有必要懂得这个。”

    “我向老爷提了一个问题,请老爷原谅。”

    “咱们接着讲吧。拉杜格城堡你知道吗?”

    “知道,我就是那里人。”

    “怎么?”

    “没错,因为我是帕里涅的。”

    “那就对了,拉杜格与帕里涅相邻。”

    “问我知不知道拉杜格城堡!那座圆形的大堡垒是我的老爷家世代祖传下来的!有一扇厚厚的铁门把新楼与旧楼分隔开,就是用大炮也轰不开。那本关于圣巴托罗缪的著名的书,就陈列在新楼里,大家出于好奇,都去参观。草地里还有青蛙。我小时候和青蛙玩过哩!还有那条地下暗道,我也知道。知道那条地下暗道的人,现在可能只剩下我了。”

    “什么地下暗道?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那是过去,是从前拉杜格被围困的时候挖的。被围困在里边的人,可以从一条一直通到森林里的地下暗道逃出来。”

    “朱普利埃城堡,于诺岱城堡,还有桑佩翁城堡,的确都有一条这样的地下暗道,但拉杜格城堡根本没有。”

    “不,恰恰相反,老爷。老爷所说的那几处地下暗道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拉杜格的那一条,因为我就是拉杜格人。再说,那条暗道除了我几乎没人知道。没有人谈论它,这是禁止的,因为罗昂先生[即罗昂公爵(1579—1638),法国军人,宗教战争期间为胡格诺派领袖,参加和指挥过多次战争] 在打仗的时候,曾经利用过这条暗道。我父亲知道这个秘密,带我去看过。我知道进出这条暗道的秘诀。我能够从森林里进到城堡里,从城堡里到达森林里,而不被任何人发觉。敌人进到城堡里时,会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这就是拉杜格城堡。嘿!这座城堡我了如指掌。”

    老头儿沉默片刻。

    “你显然搞错了。如果有这样一个暗道机关,我不会不知道。”

    “老爷,我绝对没搞错。有一块会旋转的石头。”

    “行啦!你们这些乡下人,就相信什么会旋转的石头,会唱歌的石头,会在夜里到附近小溪里喝水的石头。可是,这些全是无稽之谈。”

    “可是,那块石头我亲手转动过。”

    “就像其他人亲耳听见过石头唱歌一样。伙计,拉杜格是一座坚固可靠、易于防守的堡垒,谁指望可以由一条暗道从里面逃出来,未免太天真了。”

    “可是,老爷……”

    老头儿耸耸肩膀。

    “别浪费时间了,谈我们的事吧。”

    这断然的口气,使阿尔马洛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老头儿接着说道:

    “咱们继续吧。你听清楚了:离开卢日佛,你去蒙彻弗里耶森林。贝内迪锡蒂在那里。他是十二人委员会的头儿,而且是个心善的头儿。他在枪毙人的时候,还为被枪毙的人念祝福经呢。打仗嘛,就不能多愁善感。离开蒙彻弗里耶,你再去……”

    他顿住了。

    “我把钱给忘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袋子和一个皮夹子,交到阿尔马洛手里。

    “这个皮夹子里有三万元指券[1789—1797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以国家财产为担保的证券,后当作通货使用] ,约合三利弗尔十苏。应该说这些指券是假的,不过真的也只值这么多。这个钱袋子里嘛,请注意,是一百金路易。我把身上的钱全给了你。在这里我什么也不需要啦,再说最好不要让人家从我身上搜到钱。我继续说下去:离开蒙彻弗里耶之后,你去昂坦。在那里你会见到弗洛特先生。离开昂坦你再去朱普利埃,在那里你会见到罗什科特先生。离开朱普利埃,你就去努瓦利约,在那里你会见到博杜安。所有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像天主经一样能倒背如流。”

    “在圣布里斯-昂科格勒,你将见到杜布瓦-基先生;在莫拉内你将见到图尔潘先生,那是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镇子;在贡第耶城堡,你将见到塔尔蒙亲王。”

    “同我说话的将是一位亲王吗?”

    “既然我告诉你是一位亲王。”

    阿尔马洛脱帽。

    “所有人见到王后娘娘亲手绣的这个百合花徽,都会接待你。不要忘记,你要去的地方都有山岳派的人和下等人。你要化装,这并不难。那些共和派的人愚蠢至极。你只要穿上一身蓝色衣服,戴一顶三角帽,再配一枚三色帽徽,就会到处通行无阻。反正现在没有正规军,没有军服,部队也没有番号,谁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去圣麦尔维,在那里你会见到绰号大彼得的戈利耶。你还要去帕内军营,那里的人都把脸涂得黑黑的,他们往枪里放沙砾,再装上双倍的火药,使枪放得更响;他们做得很不错,你尤其要激励他们杀!杀!杀!然后你去位于夏尔尼森林里一个高地的瓦什-努瓦尔军营,还有阿瓦内军营、韦尔军营和福尔米军营。然后你去格朗波达日,这地方也叫山顶草地,住着一位寡妇,她的女儿嫁给了外号英国佬的特雷东。格朗波达日属于克莱纳教区。你还要去访问埃皮诺-勒什伏洛耶、西雷-勒纪饶姆、帕拉内等军营。这样,各个森林里的人你都见到了。你会结识许多朋友,可以派他们去上马恩和下马恩边境;你去韦日教区找让-特雷东,去比尼翁找不后悔,去彭尚找桑博,去梅宗塞勒找科尔班兄弟,去埃伏河畔圣让找小不怕。小不怕就是布多瓦佐。走遍所有这些地方,到处传达“起来造反,绝不宽恕”的命令之后,你再去天主教王室大军所在地加入大军。你会见到代尔贝、德·勒斯库、德·拉罗什雅克兰等先生和所有还活着的领袖。你拿出我的统帅绶带给他们看,他们就会明白的。你不过是一个水手,可是卡特利诺不也只是一个车夫吗?你向他们传达我的话:现在是把两种仗,即大仗和小仗结合起来打的时候了,打大仗可以壮大声势,打小仗可以收到实效。旺代的仗打得很温和,舒安的仗打得很残酷。在内战中,最残酷的就是最好的。要判断某一仗打得好不好,就是要看它造成多大杀伤。”

    老头儿又停顿片刻。

    “阿尔马洛,我对你讲的这一切,字眼你不一定闹得明白,事理你是懂得的。我看见你划船,就对你产生了信心。你不懂几何学,在海上行船的本领却令人吃惊。会驾船的人也会领导一场起义。从你驾驭变化多端的大海的情形来看,我肯定你能出色完成我交给你的全部任务。现在我接着讲。你尽你的能力把我下面这些话传达给所有头儿,哪怕传达个大概也好:我宁愿进行丛林战,而不愿进行平原战。我不准备叫十万农民排成队去让蓝军用排枪扫射,让卡尔诺[1753—1823,法国军事技术专家和政治家,由于其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以“胜利的组织者”著称] 的大炮轰击。我希望不出一个月,就有五十万杀手潜伏在各地的丛林里。共和派军队是我们狩猎的目标,偷袭是我们的作战方法,我是丛林战的统帅。好啦,这又是一个你不懂的字眼,不过没关系,你懂得下面这两句话就行,这就是:绝不宽恕,到处埋伏!我希望打更多舒安式的仗,而不打旺代式的仗。此外,你还要告诉他们:英国人站在我们一边,让我们从两边夹攻共和国;欧洲支援我们,让我们把革命扑灭吧。国王们联合各个王国与共和国作战,我们则联合各教区与共和国作战。你要把我这些传达给他们。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啦。应该把一切投进烈火和血泊之中。”

    “对。”

    “绝不宽恕。”

    “对任何人都不宽恕。说得对。”

    “我要走遍每个地方。”

    “不过要当心,在这一带很容易丢掉性命。”

    “丢掉性命无所谓。迈第一步的人,脚上穿的鞋子,也许就是他这辈子穿的最后一双。”

    “你真是个勇敢的人。”

    “如果有人问我老爷你的姓名呢?”

    “现在还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就说你不知道,事实上你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能再见到老爷?”

    “在我将要去的地方。”

    “我怎么会知道呢?”

    “所有人都会知道。不出一个星期,人们就会谈论我。我会杀掉一些敌人来示众,为王上和宗教报仇。那时,你肯定听得出人家谈论的是我。”

    “我明白了。”

    “任何事情都别忘记。”

    “放心吧。”

    “现在你走吧。愿上帝指引你。去吧。”

    “我一定完成你吩咐的一切。我将到处奔走,传达命令,依计而行,指挥作战。”

    “好。”

    “如果我成功了……”

    “我就给你颁发圣路易十字勋章。”

    “像我哥哥一样。如果我不成功,你就枪毙我。”

    “也像你哥哥一样。”

    “一言为定,老爷。”

    老头儿低下头,仿佛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之中。当他抬起头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阿尔马洛渐渐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

    太阳刚刚西沉。

    白头鸥和黑头鸥纷纷归巢,把大海留在外边。

    空间充满黑夜到来之前的骚动,雨蛙鸣个不停,鹬鸟嗖嗖从沼泽地里飞向天空,红斑鸦、秃鼻鸦、小乌鸦、白嘴鸦在黄昏中聒噪。海边只听见鸟儿相互呼唤,听不见一点人声。四野寂寥,海湾里见不到一点帆影,田野上见不到一个农夫。无边的原野,一派荒凉;沙地里,大蓟瑟瑟摇曳;暮色苍茫的天空,向广阔的海滩洒下灰白的光。远处平原上的池塘,宛若一块块平放的锡板。晚风阵阵,从海上刮来。

    第四章 泰尔马克

    一 沙丘顶上

    老头儿等到望不见阿尔马洛了,才将身上的航海斗篷一裹,也抬腿朝前走去。他走得很慢,现出沉思的样子。他去的方向是雨伊内,阿尔马洛去的方向是波瓦尔。

    他身后黑黢黢地矗立着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那就是圣米歇尔山,顶上的教堂像是它的冠冕,要塞像是它的铠甲。它的东边还有两座大堡垒,一座呈圆形,一座呈方形,它们的存在,使得圣米歇尔山才不至显得承受不起教堂和村庄的负载。这座山矗立在大海之上,宛如金字塔矗立在沙漠之中。

    圣米歇尔海湾里的流沙,不知不觉地移动着海滩上的沙丘。当时在雨伊内和阿德枫之间,有一座很高的沙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被潮汐冲掉了。那座沙丘颇不寻常,一是它存在的年代久远,二是它顶上有块里程碑。那块里程碑建于12世纪,以纪念在阿夫朗什举行的谴责谋杀圣徒托马斯·德·康托贝利的主教会议。站在这座沙丘顶上,可以眺望整个地区,辨别方向。

    老头儿走到那座山丘脚下往上爬。

    爬到顶上,他背靠里程碑,在一块界石上坐下。界石共有四块,里程碑的四角每个角一块。他开始研究摊开在他脚下的那幅“地图”,仿佛要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寻找一条路。暮色苍茫,眼前辽阔的平原看去十分朦胧,只有泛白的天边那黑色的地平线十分清晰。

    地平线上十一座村镇鳞次栉比的屋顶,还有沿海数法里以内的座座钟楼,还都依稀可辨。那些钟楼都建得很高,供海上航行的人必要时辨别方向。

    眺望了一会儿,老头儿似乎在朦胧之中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他的目光停留在平原中间一处树木环绕的地方。树木掩映之中隐约露出围墙和屋顶:那是一个田庄。他点点头,好像满意地暗自说:“就是那里。”随即伸出一个手指,在空中画一条穿过树篱和庄稼地的路线。田庄的主楼屋顶上,有一个摇来晃去的东西,形状模糊难辨。他不时打量片刻,似乎心里在嘀咕:那是啥玩意儿?由于天色尚晚,那东西模模糊糊,连颜色都分辨不清。那不是风向标,因为它在飘扬,可是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一面旗帜。

    他感到疲劳,悄然坐在界石上一动不动,像一般疲惫不堪刚坐下来休息的人,脑子里一片混沌,什么也不想。

    一天之中有一个可以称为万籁俱寂的时刻,这就是宁静的黄昏时分。老头儿正沉浸在这一时刻之中,享受着,眺望着、谛听着。眺望、谛听什么?眺望,谛听静谧。离群的人自有其伤感的时刻。突然,路上传来行人的说话声,一些妇女和儿童的说话声。这声音不仅没有打破静谧,反而使之显得更深沉。人在黑暗中,有时会意外地听到这种欢乐的喧哗。说话的人被灌木丛挡住看不见,其实他们就从沙丘脚下经过,向平原和森林走去。这朗朗的说话声清晰地传到老头儿耳朵里,距离很近,句句听得真切。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咱们得走快点儿,弗雷夏家的。是朝这边走吗?”

    “不,朝那边走。”

    两个女人继续交谈,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显得腼腆。

    “我们要去的那个田庄叫什么名字?”

    “厄布昂帕。”

    “还有好远吗?”

    “还得足足走一刻钟。”

    “咱们快赶到那里去吃饭吧。”

    “真的,咱们要赶不上了。”

    “要跑步才赶得上,可是你几个孩子都累了。我们是两个女人,背不动三个孩子,再说你已经背了一个,弗雷夏家的,一个就够沉的啦。你给她断了奶,这个贪吃的小妞儿,但你却成天抱着她。可别把她惯坏了,叫她自己走吧。唉!糟糕,饭菜都凉啦。”

    “啊!你送给我的这双鞋子很合脚,好像是专门为我做的。”

    “总比打赤脚好一些。”

    “快点儿走呀,勒内-让。”

    “我们赶不上吃饭就是他造成的,他见到那些农家小姑娘话就没个完,他在显示自己是男人哩!”

    “可不是吗,他快满五岁了。”

    “说说看勒内-让,刚才在村子里,你为什么跟那个小姑娘说话?”

    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答道:

    “因为我认识她。”

    女人又问道:

    “怎么,你认识她?”

    “呀,”小男孩答道,“因为今早上她送了我几只虫虫。”

    “真棒!”女人叫起来,“我们到达这里才三天,这小鬼头就找了个情人!”

    说话声远去了,四下里变得静悄悄的。

    二 有耳听不见

    老头儿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都不想,只是思想稍稍有点儿活动。他周围一片安谧,昏黑,平和,孤寂。沙丘顶上天色还相当亮,平原上几乎全黑了,树林里已经黑沉沉的。东方升起了月亮。淡蓝的天空现出了几颗疏星。老头儿虽然满腹心事,此时此刻却沉浸在无限宇宙难以形容的温馨之中。他心里隐约升起了黎明,升起了希望,如果盼望内战爆发的心境,也可以用希望这个词来表达的话。眼下,脱离了那险恶的大海,一切危险似乎已经烟消云散。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只身一人,敌人找不到他。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海面上是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他躲在这里,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怀疑。心境非常平静,都差点儿要睡着了。

    在这宁静的时刻,地上和天上一样静得那么深沉,对这个身心都陷入纷扰的人来讲,可真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

    耳边只有海上刮来的风的声音,持续不断,又那样轻柔,耳朵早已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声音了。

    他突然站起来。

    他的注意力突然苏醒了。他凝望着地平线。地平线上有某种东西,使他的目光定定的十分特别。他凝望的东西,是前面平原尽头的科麦莱钟楼。的确,不知道那座钟楼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钟楼轮廓分明,塔身上面高耸着金字塔形的尖顶,塔身和尖顶之间是四方形的钟房;钟房四面敞开,没有披檐,无论哪边都望得见里面。这是当时流行的布列塔尼钟楼的式样。

    然而,那钟房似乎交替地打开又关上,中间间歇的时间相等,高高的窗子一会儿白晃晃的,一会儿黑乎乎的,一会儿可以透过钟房看见后面的天空,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光被遮住了似的。每隔一秒钟开关一次,像铁锤敲打铁砧一样有规律。

    前面那座科麦莱钟楼,距老头儿大概有两法里。他眺望右边的巴格彼康钟楼,一样地耸立在地平线上,像科麦莱钟楼一样,钟房也忽开忽闭。

    他又眺望左边的塔尼钟楼,情形像巴格彼康钟楼一样。

    他挨个眺望地平线上的所有钟楼,包括左边的库蒂斯、普雷赛、克洛龙和阿弗朗辛十字架钟楼,右边的库埃斯农河畔的拉兹、莫德莱和帕斯钟楼,以及正面的朋托松钟楼。所有这些钟楼的钟房都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黑乎乎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所有钟都在摆动。

    钟这样时隐时现,必定是有人在猛烈地撞钟。

    敲的什么钟?显然是警钟。

    人们在敲警钟,疯狂地敲,到处敲,所有钟楼,所有教区,所有村庄,都在敲警钟,但钟声却听不见。

    钟声听不见,一方面是因为距离远,另一方面因为海风是从反方向刮去的,把一切声音都刮到地平线以外的地方去了。

    所有那些钟从四面八方疯狂地发出警报,与此同时,四周却静悄悄的,这情景实在可怖。

    老头儿眺望着,倾听着。

    那警钟他听不见,而是看见的。看见警钟,这感觉真奇特。

    这警钟是针对什么人的?

    这钟声是提防什么人的?

    三 大号字的用处

    肯定正在追捕什么人。

    追捕谁?

    这个铁打的汉子打了一个寒战。

    追捕的不会是他。没有人会想到他到了。那些特派员不可能已经得到情报。他刚刚登陆。那艘巡航舰分明已经沉没,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即使在巡航舰上,除了博瓦贝特罗和拉·维约维尔,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各处的钟继续猛敲不停。他凝目眺望,无意识地数着敲钟的次数。他的思想起伏不定,一会儿这样猜测,一会儿又那样设想,一会儿觉得非常安全,一会儿又相信陷入了危险的处境。的确,这警钟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他一次又一次暗自说道:“总之,谁也不知道我到了这里,谁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心里这才安定下来。

    他的头顶上和他的身后,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响了好一会儿。这声音像树叶摇晃的沙沙声,起初他没有在意,可是这声音继续响着,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他终于情不自禁转头看去。果然有样东西,但不是一片树叶,而是一张纸。他的头上方的里程碑上贴了一张宽大的布告,风快要把它揭下来了。这张布告才贴上不久,还是湿的。风儿趁机戏弄它,想把它扯下来。

    老头儿是从沙丘背后爬上来的,上来时没有看见那张布告。

    他爬到他所坐的界碑上,用手压住那张纸被风卷起的一角。天空明净,6月的黄昏特别长,沙丘脚下已经昏暗,沙丘顶上尚还明亮,布告的一部分是用大号字印的,借着光线,可以看得清楚。他念着:

    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布告

    瑟堡海岸部队人民代表马恩的普里厄宣布:前侯爵朗德纳克,即自称为布列塔尼亲王的封特奈子爵,已经偷偷地在格朗维尔一带的海岸登陆,兹发出通缉令,悬赏其首级:凡将该犯不论死活交出者,可获奖金六万法郎。此项奖金不用纸币而用黄金支付。瑟堡海岸部队即刻派出一个营,搜捕前侯爵朗德纳克。各乡镇务必全力协助。

    此布。

    格朗维尔镇公所

    1793年6月2日

    (签字)马恩的普里厄

    在这个签名下面还有一个签名,字小得多,天色已暗,无法看清楚。

    老头儿把帽檐拉到眼睛上面,将身上的航海斗篷一裹,连下巴也裹在里面,然后快步下了沙丘。继续在这个明亮的沙丘顶上逗留,显然不相宜。

    他在上面也许待得太久了。那座沙丘顶是这一带唯一还看得清楚的地方。

    下到沙丘脚下,到了黑暗之中,他才放慢脚步。

    他按照刚才确定的路线,向田庄的方向走去,大概认为那里安全些。

    四下里见不到一个人。这时候路上不会再有行人。

    他走到一个灌木丛后面停住脚步,脱下斗篷,将短袄翻过来,让有毛的一面朝外,用一根绳子将破旧的斗篷捆好挂在脖子上,继续走路。

    月色清朗。

    他走到一个交叉路口,那里竖有一座石头十字架。十字架底座上,有一块四方形的白色,大概又是刚才看见的那份布告。他走过去。

    “你到哪里去?”一个声音问道。

    他回过头。

    树篱里面有个男人,个头像他一样高,年纪像他一样老,也像他一样满头白发,衣着则比他还破烂得多,整个人几乎跟他一模一样。

    那人拄着一根长拐棍。

    那人又问道:

    “请问你到哪里去?”

    “首先,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他反问道,态度镇静得近乎高傲。

    那人回答:

    “你现在是在塔尼庄园。我是这里的乞丐,你是这里的庄园主。”

    “我?”

    “不错,你,朗德纳克侯爵先生。”

    四 揩门汉

    朗德纳克侯爵——从现在起,我们用他的名字称呼他吧——正色答道:“好。把我交出去吧。”

    那人继续说:“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在自己家里,你的家是那座庄园,我的家是这个树丛。”

    “别啰唆,”侯爵说,“来吧,把我交出去吧。”

    那人又问道:“你是想去厄布昂帕田庄吧,不是吗?”

    “是的。”

    “千万别去。”

    “为什么?”

    “蓝军在那里。”

    “多久了?”

    “三天了。”

    “田庄和村子里的老百姓抵抗过吗?”

    “没有。老百姓都开门欢迎他们。”

    “唔!”侯爵说了声。

    那人指着远处树梢上露出的田庄屋顶问道:“侯爵先生,看见那个屋顶吗?”

    “看见啦。”

    “看见那上面的东西吗?”

    “正在飘扬的东西?”

    “对。”

    “那是一面旗帜。”

    “三色旗。”那人补充说。

    那正是在沙丘顶上引起侯爵注意的东西。“现在是不是在敲钟?”侯爵问道。

    “正在敲。”

    “为什么敲钟?”

    “显然是为了你。”

    “可是钟声怎么听不见?”

    “因为逆着风哩。”

    那人接着问道:

    “看见关于你的布告了吗?”

    “看见了。”

    “正搜寻你呢。”

    那人说着往田庄那边看一眼,补充道:

    “那里有半个营。”

    “共和派的吗?”

    “巴黎的。”

    “好啊,”侯爵说,“咱们走吧。”

    说着他就抬腿向田庄那边走。

    那人抓住他的胳膊:

    “不能去!”

    “那么你要我去哪里?”

    “去我家里。”

    侯爵看乞丐一眼。

    “听我说,侯爵先生,我家里不讲究,但安全。一间比地窖还低矮的窝棚,地板上是一张用海藻铺的床,天花板是树枝和干草搭的。跟我走吧。去田庄那边,你会被枪毙的。到了我家里,你可以睡觉。你一定累了。等明天早上蓝军开走了,你爱上哪里上哪里。”

    侯爵打量那人。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他问道,“是共和派,还是保王派?”

    “我是个穷人。”

    “既不是保王派,也不是共和派?”

    “我想都不是。”

    “你拥戴还是反对王上?”

    “我顾不上这些事。”

    “对眼下发生的事你怎么看法?”

    “我吃不饱肚子。”

    “可是你却来搭救我。”

    “我看到你是在法律保护之外了[即某人不再受法律保护,亦即前文布告中所说被通缉之意。乞丐看了布告,从字面理解,故有此段议论]。法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原来人还会在法律保护之外!真让人莫名其妙。那么我呢,我是在法律保护之下呢,还是在法律保护之外?我真弄不明白。饿死是在法律保护之下吗?”

    “你从何时起开始挨饿的?”

    “我一辈子挨饿。”

    “你愿意救我?”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说:瞧,一个比我还穷的人。我还有权自由呼吸,他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说得对。你打算救我?”

    “当然。你我是难兄难弟啊,老爷。我乞讨面包,你乞讨生命。我们是两个乞丐。”

    “可是,你知道我的头被悬赏了吗?”

    “知道。”

    “怎么知道的?”

    “布告上看到的。”

    “你识字?”

    “是的,也会写字。我为什么就该是个粗人呢?”

    “那么,既然你识字,既然你看过布告,你一定知道把我交出去的人会得到六万法郎?”

    “知道。”

    “还不是用纸币支付。”

    “对,知道,是用黄金。”

    “你可知六万法郎算得上一笔财产了?”

    “知道。”

    “你可知道,把我交出去马上就可发财了?”

    “对。还有呢?”

    “发财!”

    “这正是我所考虑的。一看见你我就想:要是有谁把这个人交出去,就会得到六万法郎,就会发财!赶快把他藏起来吧。”

    侯爵跟着乞丐走了。

    他们钻进一片茂密的树林子。这个乞丐的栖身之所就在这片树林子里。那个所谓房间是一棵老橡树的空心,它容纳了这个人。老橡树从根部开始空心,上面覆盖着枝叶。里面又黑又矮,隐蔽得很好,外面看不见,里面睡得下两个人。

    “我预料到我会有一个客人。”乞丐说道。

    这种地下居所,在布列塔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乡下人叫作“地穴”。这个词也适用于在厚墙壁里挖的藏身之所。

    这个地穴里有几个陶罐,一张用干草和洗净晒干的海藻铺的床,一条粗毛毯,一盏油灯,一副火镰,一些引火用的金雀花枯枝。

    他们弯着身子,连走带爬进到屋子里。老橡树的根古怪地把这间屋子分成几部分。他们坐在一堆干海藻上,那就是床。他们是从两条树根之间进来的。那个空隙就是门,漏进一点儿亮光。天早已黑了,不过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总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入口有一点儿朦胧的月光。一个角落里有一罐水,一块燕麦饼和一些板栗。

    “吃晚饭吧。”乞丐说道。

    他们分食了那些板栗。侯爵拿出他的干面包。两个人同啃一块黑面包,同喝一罐水。

    他们聊起来。

    侯爵开始盘问那人:

    “这样说来,不管发生不发生什么事,对你来说反正一样,是吗?”

    “差不多是这样。你们是老爷,那是你们的事情。”

    “可是眼前的事变……”

    “这是发生在上头。”

    乞丐说完又补充道:

    “再说还有发生在更上头的事情。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我关心的是这类事情。”

    他对着水罐喝了口水说:

    “好清凉的水啊!”

    紧接着他问一句:

    “老爷,你觉得这水怎样?”

    “你叫什么名字?”侯爵问道。

    “我叫泰尔马克。人家叫我揩门汉。”

    “我知道,揩门汉是本地方言。”

    “就是叫花子,人家也叫我老家伙。”

    他接着补充一句:

    “四十年来人家一直叫我老家伙。”

    “四十年来!可是,当年你还年轻啊!”

    “我从来没年轻过,而你呢,永远年轻,侯爵先生。你两条腿还像二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有劲,还能爬上大沙丘,而我连路都快走不动了,每走四分之一法里,就累得要趴下了。然而你我年纪相当。可是,和我这样的人比起来,富人有优越性,天天有饱饭吃;饭吃得饱,身体自然保养得好。”

    乞丐沉默片刻,继续说:

    “人分穷人和富人,事情就糟糕透了。一切灾祸都来源于这个。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穷人想成为富人,富人不肯成为穷人。我想,这差不多就是问题的实质。这些事我不掺和进去。事变归事变。我既不倾向债主,也不倾向欠债的人。我只知道有一笔债,而这笔债正在讨还。如此而已。我希望人们不要杀国王,可是我很难说清为什么这样想。听到这句话,肯定会有人反驳我:可是过去呢,无缘无故就把人吊在树上!是啊,我就亲眼看见过一个人,因为开枪错打了王室的一只麂,就挂在树上活活吊死了,而他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两边都有理由可讲呀。”

    他又沉默一会儿,然后又补充说:

    “你知道,这世事我真闹不清,只见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去,事变接着事变。可是我呢,始终在这里,待在露天星空之下。”

    泰尔马克又停顿片刻,现出沉思的样子,然后又说下去:

    “我略懂正骨术,略通医理,认得各种各样的草药,会用草药治病。庄稼人看见我成天无缘无故出神,便认为我是巫师。因为我爱思考,他们就认为我会巫术。”

    “你是本地人?”侯爵问道。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你认得我吗?”

    “当然认得。我上回看见你,是两年前你经过这里去英国的时候。刚才我望见一个人站在沙丘顶上,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个头高大的人不多见,布列塔尼这地方的人都个子矮小。我望了又望,因为我看过布告,禁不住说一声:‘啊!’你从沙丘上下来时有月光,我认出了你。”

    “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你见过我,但没有注意我。”

    揩门汉泰尔马克补充说:

    “我倒是常看见你。乞丐和过路的人,眼光不一样嘛。”

    “我以前遇见过你?”

    “常常遇见。我在你庄园里要饭,就是你的庄园路边那个穷鬼。你有时也施舍一点儿。可是,施舍者是不看人的,接受施舍者却看得仔细,观察得仔细。乞丐其实就是侦探。我嘛,虽然经常愁眉苦脸,却尽量让自己不当蹩脚侦探。我伸着手,你只看见手,往手掌里扔两个小钱。我上午必须讨到几个小钱,晚上才不至于饿死。常常二十四小时没有任何东西下肚。有时,一文钱就救一条命哪!你救过我的命,现在我报答你。”

    “你的确正在救我的命。”

    “是的,我正在救你的命,老爷。”

    泰尔马克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你来这里不干坏事。”

    “我来这里是干好事的。”侯爵答道。

    “我们睡觉吧。”乞丐说。

    他们并排在海藻床上躺下。乞丐马上睡着了。侯爵虽然很困乏,却还胡思乱想了一阵,在黑暗中打量一会儿乞丐,这才又躺下。躺在这样的床上,等于躺在地面上。他趁此机会将耳朵贴在地面上倾听。地下有一种低沉的嗡嗡声。原来声音会向地底下传播:他听见了钟声。

    警钟还在敲。

    侯爵也进入了梦乡。

    五 郭文的签名

    侯爵醒来时,天已放亮。

    乞丐已经起来,站在洞口,而没站在洞里,因为站在洞里身子挺不直。他拄着拐杖,脸上辉映着朝阳。

    “老爷,”泰尔马克说道,“塔尼钟楼刚才敲了早晨4点钟。我听见敲了四下,这说明风向改变了,现在刮的是陆地风。我没听到任何别的声音,可见警钟已经停止。田庄和厄布昂帕村里非常安静。蓝军不是睡着了,就是已经开拔。最危险的时候过去啦。你我现在分手是明智的,我也该出去了。”

    他指一指地平线上一个地方:“我要去那边。”

    然后,他又指一指相反方向的一个地方:

    “你朝这边走。”

    乞丐庄重地举手向侯爵行个礼。

    他指着晚餐吃剩的食物补充说:

    “你饿的话就捎些板栗。”

    不一会儿,他就消失在树林里。

    侯爵爬起来,朝泰尔马克指给他的方向走去。

    这正是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刻,诺曼底古老的土语称为“鸟雀欢噪的时刻”。只听见山雀和家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侯爵顺着昨晚他们进来的那条小路往外走,出了矮树丛,又到了竖有石头十字架的路口。布告仍贴在那里,雪白的,在朝阳下欢快地闪烁。他记起布告下方有些字,昨晚因为字太小而光线太暗没看清楚。他走到十字架底座前面。布告末尾,在马恩的普里厄的签名之后,有如下几行小字:

    前侯爵朗德纳克一经验明正身,立即执行枪决。

    (签名)营队指挥官

    兼远征纵队司令

    郭文

    “郭文!”侯爵自言自语道。

    他站在那里,深深地陷入了沉思,眼睛盯住布告。

    “郭文!”他又低声说道。

    他抬腿离开,走几步回过头,望着十字架,走回来再看一遍布告。

    他这才慢步离去,当时若有人在他身旁,就会听见他喃喃念叨:“郭文!”

    他悄悄地沿洼路行走,把田庄抛在左边。洼路地势低,连屋顶都望不见。他绕过一座陡峭的小丘,小丘上长满开花的荆豆,是叫作“长刺”的那一种。小丘的顶是一个尖尖的土堆,当地人叫作“野猪头”。站在小丘脚下抬眼望去,视线马上被树木挡住了。葱茏的树叶沐浴在朝阳里,整个大自然充溢着早晨的喜悦。

    突然,这景致变得面目狰狞了。仿佛有支埋伏的部队突然冲了出来,只听见粗野的喊声和激烈的枪声,旋风般扑向沐浴在朝阳里的树林和田野;田庄那边升起滚滚浓烟,田野和村庄像一捆干草熊熊燃烧起来。狂乱取代了宁静,黎明变成了地狱,一切陷入了恐怖。事情来得又突然又可怕。厄布昂帕那边正在交火。侯爵停住了脚步。

    遇到这种情况,无论谁都不会无动于衷,绝对抑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哪怕有生命危险,也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侯爵爬上洼路旁边那座小丘。站在小丘上,他会被人家看见,但他也看得见人家。他几分钟就爬上了丘顶,举目四眺。

    那边果然正在枪战,而且发生了大火。喊声震天,火光熊熊。田庄似乎是一场大灾难的中心。究竟怎么回事?厄布昂帕田庄遭到了袭击吗?可是,遭到什么人袭击?那是一场战斗呢,抑或多半是一次军事惩罚?蓝军按照革命的法令,经常惩罚不服从的农户和村庄。例如,哪个农户或哪个村庄不按法令的规定将树木砍倒,在密林中为共和军的骑兵队伍开辟道路,他们就放火烧掉这个农户和这个村庄。最近,距埃尔内不远的布尔公教区就遭到了惩罚。厄布昂帕是否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很明显,法令规定要开辟的战略通道,在塔尼和厄布昂帕的丛林和村庄里,一条也没有开辟。现在它们因此受到了惩罚吗?是不是驻扎在田庄的先遣队得到了命令?这支先遣队是不是属于号称“恶魔纵队”的远征纵队?

    侯爵站在小丘顶上观察,小丘四周尽是浓密蛮荒的丛林。这一带的丛林名为厄布昂帕林子。实际大得像一座森林,一直延伸到田庄那边,像布列塔尼的所有丛林一样,里面布满纵横交错的山沟、小径、洼路,迷宫一般,共和军一进去就迷失方向。

    这次惩罚——如果真是惩罚的话——看来异常凶暴,历经的时间很短,像一切强暴行为一样,一下子就干完了。内战的残酷也包括这类野蛮行为。侯爵做着各种假设,拿不定主意是离开丘顶,还是继续待在上面,仍然倾听着,观察着。这时,那烧杀的喧嚣停止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分散了。侯爵发觉,一支疯狂而兴高采烈的队伍,分散开进入了丛林里。树丛底下人如蝼蚁。他们是从田庄那边冲进丛林的。战鼓咚咚,但已不闻枪声。现在的情形恰似一场围猎。看来他们在搜索、追逐、围捕。他们显然是在搜寻什么人。他们的声音又混乱又低沉,乱哄哄的,带着愤怒和胜利的发泄,狂呼乱叫,什么也听不清。突然,仿佛一件被烟雾笼罩的东西现出了轮廓,在一片狂呼乱叫之中,真切而清晰地传来几个字,那是一个被千百人重复着的名字,侯爵听见他们喊叫:

    “朗德纳克!朗德纳克!朗德纳克侯爵!”

    他们搜寻的原来是他。

    六 内战的突变

    突然间,在他周围的密林里,四面八方同时出现了数不清的长枪、刺刀和马刀,幽暗中还现出一面三色旗,“朗德纳克”的喊声在他耳边震响,而在他脚下,荆棘和树枝间露出一张张凶神恶煞般的面孔。

    侯爵一个人站在丘顶,树林里各个角落都看得见他。那些叫喊着他的名字的人他几乎一个也看不见,但他们都看得见他。密林里如果有一千支枪,他就正好是一个枪靶子。他只看见密林里有无数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盯住他。

    他摘下帽子,把帽檐翻上来,从一株荆豆上折下一根干枯的长刺,又从衣兜里摸出一枚白色帽徽,用刺把帽檐和帽徽一起别在帽筒上,然后重新戴上,上翻的帽檐让人看见他前额上的帽徽。他面向整个林子,高声说:

    “我就是你们搜寻的人,我就是朗德纳克侯爵,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亲王,御林军少将。快动手吧:瞄准!开火!”

    他用双手撩开身上的羊皮袄,露出赤裸的胸膛。

    他低头扫一眼那些对准他的火枪,却发现许多人跪在他四周。

    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欢呼:“朗德纳克万岁!爵爷万岁!将军万岁!”

    随着欢呼声,一顶顶帽子抛到了空中,一把把军刀欢快地挥舞,整个丛林里举着无数木棍,顶上晃动着羊毛帽子。

    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一支旺代部队。

    这支部队一看见他就跪了下来。

    相传在图林根[德意志一历史地区名] 古老的森林里,有一种奇特的巨人般的动物,像人又不像人,罗马人认为它们是猛兽,日耳曼人认为它们是神的化身。它们是被消灭还是受到顶礼膜拜,完全视它们碰到什么人而定。

    侯爵就仿佛觉得自己是这样一种动物,原以为会被当成妖魔,却被当成了神。

    那一双双闪烁着可怕光芒的眼睛,都带着野性的爱戴注视着他。

    这群乌合之众是由火枪、大刀、镰刀、铁镐和棍棒武装起来的,每个人头戴一顶大毡帽或一顶棕色无边软帽,别着白色帽徽,脖子上挂着大串念珠和护身符,穿着膝盖处开口的肥短裤和翻毛上衣,绑着皮护腿,膝弯外露,长发披肩,其中有一些相貌十分凶恶,但所有人神态都挺淳朴。

    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穿过跪在地上的人群,大步走到侯爵面前。这个年轻人像其他人一样戴顶毡帽,上翻的帽檐别一枚白色帽徽,身穿翻毛上衣,但他有着一双白皙的手,上衣里面的衬衣质地也挺考究,而且上衣外面还斜挎了一条白绸绶带,绶带上挂一柄把手镀金的佩剑。

    上到丘顶,他摘下帽子扔在地上,取下白绸绶带,一膝往地上一跪,手捧绶带和佩剑呈献给侯爵,说道:

    “是的,我们正在寻找你,终于找到啦。这是统帅佩剑。这些士兵现在都归你指挥啦。我本来是他们的指挥官,现在升级成为你的战士了。请接受我们的敬意,爵爷。下命令吧,将军。”

    说完他打了个手势,几个人扛面三色旗从林子里走出来。他们走到侯爵面前,将旗帜放在他脚下。这面三色旗就是侯爵刚才望见的那一面。

    “将军,”刚才向侯爵呈献佩剑和绶带的年轻人说,“这面旗帜,是我们刚才从驻扎在厄布昂帕田庄的蓝军手里夺过来的。爵爷,我叫加瓦尔,过去是拉·卢阿里手下的人。”

    “很好。”侯爵说。

    他镇静而庄重地佩上绶带。

    然后,他拔出剑,将那明晃晃的剑在头顶上挥舞几下。

    “请起来!”他喊道,“国王万岁!”

    所有人都站起来。

    树林深处响起一片狂热的、胜利的欢呼:“国王万岁!我们的侯爵万岁!朗德纳克万岁!”

    侯爵转向加瓦尔:

    “你们有多少人?”

    “七千。”

    他们一同走下山丘。农民们在前面为朗德纳克拨开荆豆丛,加瓦尔则继续对他说:“爵爷,这一切其实再简单不过了,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大家都盼望有一个救星呢。共和政府的布告透露出你到了这里,就促使这个拥护国王的地区起来造反啦。另外,格朗维尔镇的镇长秘密通知了我们。他是我们的人,就是救过奥利维埃神父的那个人。昨天晚上我们敲起了警钟。”

    “为了谁?”

    “为了你啊!”

    “哦!”侯爵说一声。

    “看吧,我们全来啦!”加瓦尔说。

    “你们有七千人?”

    “今天七千,明天就会有一万五。我们这地方效率就这样高。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先生去参加天主教军队的时候,我们也敲了警钟。一夜之间,伊塞奈、利尔岢、埃绍布洛瓦涅、奥比埃、圣欧班、努埃尔等六个教区,就给他送来了一万人。那些人没有弹药,在一个砌匠家找到了六十磅开矿的炸药。拉罗什雅克兰就带着这些人和炸药走了。我们估计你大概在这座林子里,便来这里寻找你。”

    “你们在厄布昂帕田庄攻击过蓝军?”

    “当时刮风,他们没有听见警钟,没有警惕。村子里那些蠢人热情地款待了他们。今天早晨我们包围了田庄,蓝军还在睡觉哩。我们一下子就收拾了他们。我有一匹马,请你赏脸接受好吗?”

    “好吧。”

    一个农夫牵过来一匹戎装整齐的白马。侯爵不要加瓦尔搀扶,跨上马背。

    “乌啦!”农民们高呼。这种英国式的欢呼,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沿海一带非常流行,因为沿海一带与拉芝什群岛商业往来密切。

    加瓦尔行个军礼,问道:

    “将军,你的司令部打算设在什么地方?”

    “先设在富热尔森林里。”

    “这是你拥有的七座森林之一啊,侯爵先生。”

    “还需要一个神父。”

    “神父倒是有一个了。”

    “谁?”

    “埃布雷教堂的副本堂。”

    “他吗,我认识。他去过一趟泽西岛。”

    神父从队伍里走出来说:

    “去过三趟。”

    侯爵转向他道:“你好,副本堂先生,这下你有活儿可干啦。”

    “再好不过啦,侯爵先生。”

    “会有许多人来找你忏悔。当然是自愿忏悔的人,我们不强迫任何人。”

    “侯爵先生,”副本堂说,“加斯东在盖梅内强迫共和派的人忏悔。”

    “他是个理发匠。”侯爵说,“死应该是自由的。”

    加瓦尔去传达了几项命令,回到侯爵身边说:

    “将军,我等待你的命令。”

    “首先,集合地点在富热尔森林,叫大家分散前往。”

    “这个命令已经下达。”

    “你不是对我说过,厄布昂帕的人欢迎了蓝军吗?”

    “是的,将军。”

    “你把那座田庄烧了吗?”

    “烧了。”

    “村庄烧了吗?”

    “没有。”

    “也去烧了。”

    “蓝军曾试图抵抗,可是他们才一百五十个人,而我们有七千人。”

    “这些蓝军是哪一部分的?”

    “是桑特尔的蓝军。”

    “就是国王被杀头时指挥擂鼓的那个家伙。那么,这是巴黎来的一个营?”

    “是半个营。”

    “这个营叫什么名字?”

    “将军,营旗上写着‘红帽子营’。”

    “是一群凶残的野兽。”

    “那些伤兵怎样处理?”

    “结果他们。”

    “俘虏怎样处理?”

    “毙了。”

    “有八十来个。”

    “统统毙了。”

    “还有两个女的。”

    “也毙了。”

    “还有三个小孩子。”

    “把他们带来,看看该怎样处置他们。”

    侯爵催动了坐骑。

    七 绝不宽大(公社的口号)绝不饶恕(亲王们的口号)

    这些事在塔尼附近发生的时候,那个乞丐正向科洛龙那边走去。他钻进深山沟里,在浓密的树荫下前行,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一切漫不经心,心里连一点儿小事都不装,沉浸在遐思而非沉思之中;沉思是有目的的,遐思不着边际。他就这样溜达着,闲荡着,停停走走,这里吃一把野酸模嫩芽,那里喝捧山泉水,偶尔抬起头,倾听远处的喧闹,然后又沉迷在大自然的魅力之中,在阳光下晒他的破衣烂衫,传到他耳朵里的也许是人声,但他谛听的却是鸟儿鸣唱。

    他年事已高,行动迟缓,走不了远路,正如他对朗德纳克侯爵所说,走四分之一法里就累得要趴下了。他到阿佛朗清十字架那边兜一个圈子,折回来已是黄昏。

    过了玛塞不远,他沿着小路,爬上一座光秃秃没长树木的山丘。站在丘顶可以望得很远,从西面到海边,整个地平线尽收眼底。

    一股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更柔和,也没有什么比烟更可怕。有和平的烟,也有罪恶的烟。一股烟,仅仅从其浓度和颜色,就可以判断是和平还是战争,是友爱还是仇恨,是殷勤还是险恶,是生还是死。树丛里升起一股烟,可能意味着那里存在着世界上最温馨的东西——家庭,也可能是产生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火灾。烟这种随风消散的东西,有时候意味着人的全部幸福或不幸。

    泰尔马克看见的那烟令人不安。

    那烟浓黑,不时冲起红色的火光,似乎产生烟的火场在断断续续燃烧,快要熄灭了。那烟是从厄布昂帕冒出来的。

    泰尔马克加快脚步,朝冒烟的方向走去。他已经很疲劳,但急于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爬到村子和田庄背后的山丘顶上。

    田庄和村庄都不见了。

    只有一堆正在燃烧的破房子,这就是厄布昂帕!

    看到一座茅屋被烧掉,比看到一座宫殿被烧掉更令人心碎。一座茅屋着了火,那真是惨极了。这是贫穷遇到浩劫,弱者遇到强盗。这种难以形容的不公平,怎能不叫人伤心!

    《圣经》上记载,一个人看见一场火灾,便化成了石像。此刻,泰尔马克就这样化作了一尊石像。眼前的情景使他惊呆了。那毁灭是无声地完成的,听不见一声叫喊,浓烟中没有夹杂一声人的叹息。火还在燃烧,最后把这座村庄彻底吞噬掉。除了屋梁的爆裂声,茅草的噼啪声,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有时浓烟散开,坍塌的屋顶下,露出一个个张着口的房间;火中一堆堆鲜红的破衣服,一件件绛红的旧家具,把四壁映得通红。整个火场看去像一堆红宝石。目睹这场可怕的灾难,泰尔马克感到一阵阵头昏眼花。

    村舍旁边的几株栗树也着了火,熊熊燃烧着。

    泰尔马克倾听着,想听到一个声音,一声叫喊,一声呼救,但除了腾腾烈焰,听不到一点动静。难道所有人都逃走了吗?

    厄布昂帕那些生龙活虎、终日劳作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全村的小老百姓都怎样了呢?

    泰尔马克下了山丘。

    他面前横着一个阴惨惨的谜。他目光呆滞,不紧不慢地走拢去,幽灵般慢慢走向那片废墟。他觉得自己正是这坟墓般环境中的一个幽灵。

    他走到原先是田庄大门的地方,向院子里望去。现在院子连围墙都没有了,与围绕它的村庄连成了一片。

    他刚才所看见的一切还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可怖而已,而现在映入眼帘的情景,才令人毛骨悚然。

    院子中间有一大堆黑乎乎的东西,一边被火光映着,另一边被月光照着,呈现出朦胧的轮廓。原来那是一堆人,一堆死人。

    那堆死尸的四周有一大洼积水,微微冒着烟,倒映着火光。即使没有火光映照,那摊积水也是红色的:那是一洼血。

    泰尔马克走拢去,仔细察看那一个个躺倒的人:全部都是死尸。

    那些死尸都是士兵,全都赤着脚。他们的鞋子都被拿走了,武器也被拿走了,蓝色的军服还穿在身上,在横七竖八的四肢和脑袋中间,间或看得见穿了洞、别着三色帽徽的帽子。他们都是共和军。这些巴黎人,昨天晚上还一个个生气勃勃,在厄布昂帕扎营呢。这些人全是被枪毙的,这一点从尸体排列那么整齐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被人当场枪毙的;枪毙者很仔细,一个幸存者也没有。整堆尸体中听不到任何呻吟声。

    泰尔马克仔细察看那些尸体,一具也没漏掉,每具尸体都被子弹穿了许多洞。

    那些枪杀他们的人大概急于去别的地方,没有来得及掩埋他们。

    他正要离开,目光落在院子里一堵矮墙上,看见从墙角后面露出四只脚。

    那四只脚都穿着鞋子,比其他脚小一些,原来是女人的脚。

    矮墙后面躺着两个女人,也是被枪毙的。

    泰尔马克弯腰细看,两个女人之中一个穿着军服,身旁有一把砸破的空酒壶,这是一位随军女酒倌。她头上中了四颗子弹,早断了气。

    泰尔马克再细看另一个。这是一位农妇,脸色惨白,嘴巴张着,双眼紧闭,头上没有任何伤痕,身上的衣服大概是穿得太久了,已经破烂不堪,倒下时又撕开了,所以上半身裸露在外面。泰尔马克将她的衣服完全撩开,看见她的一个肩膀上有子弹穿透的一个圆洞,锁骨被打断了。他看了一眼那对毫无血色的乳房。

    “是一位还在喂奶的母亲。”他喃喃道。

    他摸一下她的身体,发现还没有凉。

    除了锁骨和肩膀上的伤口,她身上没有别的伤。

    他将手放在她的心口,感到微弱的跳动。这女人没有死。

    泰尔马克站起来,用可怕的声音喊道:

    “这里有人吗?”

    “是你啊,揩门汉。”一个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随着说话声,从废墟的一个洞里伸出一个脑袋。

    接着从另一间破房子里伸出一张脸。

    这是两个躲藏起来的农民,他们是仅有的两个幸存者。

    他们听见乞丐熟悉的声音,才放心地从蹲着的角落里爬出来。

    他们朝泰尔马克走过来,还浑身哆嗦不止。

    泰尔马克想叫喊,但喊不出来,他太激动了。

    他指给他们看躺在他们脚边的那个女人。

    “她还活着?”一个农民问道。

    泰尔马克点点头。

    “那个女人也活着吗?”另一个农民问。

    泰尔马克摇摇头。

    头一个出来的农民又问道:

    “其他人都死了,是吗?那情景我看见啦。我躲在地窖里。这种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室,那才谢天谢地呢!我的房子给烧掉啦,耶稣我主!这个女人有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全都很小!孩子们哭叫:‘妈妈!’母亲哭叫:‘孩子们!’他们枪杀了母亲,带走了孩子。这一切我亲眼所见,上帝!上帝!上帝啊!那些杀人的人走了,心满意足地走了。他们带走了几个孩子,杀死了母亲。可是,她还没有死吗?她还没死?你说呀,花子,你相信还能救活她吗?要我们帮你把她送到你的树洞里去吗?”

    泰尔马克点点头。

    田庄旁边就是树林子,他们很快就用树枝和蕨草扎成一副担架,把始终没有动弹的女人放上去,两个农民一前一后抬着,朝荆棘丛里走去。泰尔马克扶住女人的一条胳膊,摸着她的脉搏。

    一路走着,两个农民说起话来,一前一后,隔着月光下那个满身血迹、脸色惨白的女人,胆战心惊地哀叹着:

    “都杀光了!”

    “都烧光了!”

    “唉!天主!今后就是这种世道了吗?”

    “都是按那个老头儿的旨意干的。”

    “对,是那老头儿指挥的。”

    “枪毙人的时候我倒是没有看见他。他在场吗?”

    “不在,他走了。但在不在都一样,一切都是按他的命令干的。”

    “那就等于是他干的。”

    “他说:‘杀!烧!绝不饶恕!’”

    “据说他是一位侯爵?”

    “是的,就是我们这里的侯爵。”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朗德纳克先生。”

    泰尔马克抬眼望着上天,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

    “要是我早知道会这样!”

    第二部分 在巴黎

    第一章 西穆尔登

    一 当年巴黎的街景

    人们过着公开的生活,吃饭就在家门口支张桌子,妇女们坐在教堂前面台阶上做纱布团,一边哼唱《马赛曲》;蒙梭公园和卢森堡公园成了练兵场;所有十字路口都有忙碌不歇的兵器作坊,就在行人面前制造火枪,博得行人阵阵喝彩。只听见人人嘴边挂着这句话:“耐心等着吧,眼下正闹革命啊!”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流露出英雄气概。人们还经常去看戏,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 (1) 时期的雅典人一样。条条街角贴着海报:《被围困的蒂永维尔》,《烈火中救出母亲》,《无忧无虑者俱乐部》,《女教皇雅娜的大姐》,《乡村恋爱术》,等等。德国人已迫近国门,据传普鲁士国王已派人在巴黎歌剧院订了包厢。一切都骇人听闻,但没有人被吓倒。一部狠毒的嫌疑犯惩治法——它是梅林·德·杜埃 (2) 的罪恶之作——使每个人都觉得,断头刑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一位名叫塞兰的检察官被人告发,穿着室内便袍和拖鞋在窗口吹笛子,等待被捕入狱。似乎人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行色匆匆。没有一顶帽子上不别帽徽。妇女们都说:“红帽子一戴,我们都标致了。”巴黎仿佛到处都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主教冠、镶金的木质节杖、百合花徽等王室遗物。这叫作彻底扫除垮台的王室。旧货店里挂着无袖法袍和紧袖法衣,旁边写着“请给我取下这件”,以招徕顾客。在市郊波什隆和朗波诺,一些人穿着宽袖白法袍,佩上襟饰,怪模怪样地骑着披祭披的驴子,进得酒店,要求用大教堂的圣器斟酒给他们喝。在圣雅克街,一些打赤脚的铺路工人,拦住卖鞋的货郎车,大家凑钱买五十双鞋子,送到国民公会,捐献给我们的士兵。富兰克林、卢梭、布鲁图还有马拉的半身像,随处可见。在克罗什-佩斯街,马拉的一座半身塑像下面,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黑木框,里面嵌着马拉的一段演说词。是他罗列事实、抨击马鲁埃 (3) 的那一段,底下空白处还加了两行说明:“以上细节,是西尔万·拜耶的情妇向我提供的,她是一位待我很好的巾帼志士——签名:马拉。”王宫广场喷泉旁边“斯泉喷涌,润泽万方”的碑铭,被两幅巨大的胶画遮住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卡耶·德·热维尔 (4) 在国民议会演说,揭露阿尔勒 (5) 的“失势的家伙们”重新集结的信号;另一幅画的是路易十六由御用马车载着被押回巴黎的情景,马车下面绳子绑着一块木板,两端各站一名士兵,手里的长枪上了刺刀。大店铺很少有开门营业的。妇女们推着卖杂货和玩具的流动货车,走街串巷,车子上点着蜡烛,熔化的烛油滴在货物上。露天商店的经营者,都是戴金色假发的还俗修女。这位摆摊修补袜子的妇女,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位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 (6) 现在住着一间顶楼的棚子,一探头就能看见她过去住的公馆。报贩满街叫卖报纸。把下巴缩进领带里的人,被称为“患瘰疬的家伙”。到处是巡回演唱的歌手。保王派的作曲家皮杜受到群众嘲骂,其实他倒是个血性男儿,蹲过二十二年班房,曾受到审判,因为他一说到“爱国心”几个字就拍屁股;见自己有砍头的危险,他就大喊大叫:“可是,有罪的是我的屁股,而不是我的脑袋啊!”法官们听了全都捧腹大笑,他因此得救。这个皮杜讽刺取希腊语和拉丁语名字的时尚,他的得意之作唱的是一位蹩脚鞋匠,给这位鞋匠取名居尤,而叫鞋匠的妻子居尤斯坦 (7) 。大家经常跳卡马尼奥尔舞 (8) ,舞伴不再称“男舞伴”和“女舞伴”,而称为“男公民”和“女公民”。人们在倒塌的修道院里跳舞,祭坛上点着油灯,拱顶上用两根木棒绑成十字架,上面点四支蜡烛,而舞场的底下就是坟墓。有些人穿暴君式蓝上衣,衬衣上别着白蓝红三色宝石制作的别针,头上戴着“自由帽”。黎塞留街改名为“法律街”,圣安托万区改名为“光荣区”,巴士底广场上竖起了一座“自然神”雕像。见到名人走过,大家就指指点点。例如夏特莱、迪迪埃、尼古拉和加尼埃-德劳奈,他们经常监视着木匠杜普莱家的大门。 (9) 还有吴朗,凡是断头台杀人的日子,总是跟在囚车后面跑去看热闹,说是去望“红色弥撒”。蒙弗拉贝尔是侯爵,当了革命法庭陪审团成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8月18”。大家经常看见军校学生游行,这些学生被国民公会的法令称为“有抱负的青年”,老百姓则称他们为“罗伯斯庇尔的年轻侍从”。人们传阅着弗雷隆 (10) 揭露奸商嫌疑分子的声明。保王派的花花公子们聚集在各区政府门口,嘲笑世俗婚礼,挤在新郎新娘经过的路上,叫他们“区政府登记的新婚夫妇”。在残老军人院,历代圣人和国王的雕像都戴上了红色锥形高帽子。人们在街口的界石上玩纸牌;纸牌充满了革命的变化:用天才代替了王,自由代替王后,平等代替侍臣,法律代替爱司。公园的土地被耕种,连杜伊勒里的土地也被犁铧翻耕了。除了这一切,尤其在失势的那一派人之中,还普遍存在着活腻了的清高情绪。有人写信给富基埃-坦维尔 (11) 说:“请行行好,不要让我再活下去了,我的住址是……”桑思内茨被捕的原因,就是他在王宫大厦大喊大叫:“何时才能进行土耳其式的革命?我希望建立一个土耳其苏丹国式的共和国。”到处是报纸。理发店的伙计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妇女卷头发,而老板大声念着《箴言报》,其他人则几个一堆,指手画脚议论杜布瓦·克朗塞的《谅解报》,或贝勒罗斯老爹的《号角报》。有些理发匠兼卖肉,所以店里的金发洋娃娃旁边挂着火腿和香肠。一些小贩在大街上大卖“逃亡贵族酒”,一个小伙子挂出牌子,说他有五十二种酒出售。旧货商们出售竖琴式座钟和公爵夫人式沙发。一家理发店招牌上写着:“本店为教士刮脸,为贵族梳头,为第三等级化妆。”不少人去安茹街,即过去的王妃街一百七十三号,找马丁算命。普遍缺面包,缺煤炭,缺肥皂,只见从外省运来一群群乳牛。在瓦雷,小羊肉卖十五法郎一磅。公社的告示规定每人十天配给一磅肉。家家商店门口排长队,有一次的长队简直带有传奇色彩,从小卡罗街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口,一直排到了蒙道戈耶街中部。人们管排队叫“抓绳子”,因为排队的人一个接一个抓住一根长长的绳子。在这种苦难之中,妇女们表现得既坚强又温顺,她们排队经常一排就是一通宵,等待轮到自己进入面包店。革命采取的临时措施取得了成功。为了解救普遍的危难,采取了两项充满危险的措施:发行指券和限制物价。指券是杠杆,限价是支点。这个蹩脚的药方,倒是拯救了法国。不论科布伦茨的敌人,还是伦敦的敌人,都大做指券投机买卖。来来往往兜售香水、松紧袜带和假发辫的女郎,也做指券投机生意。维维冶纳街佩隆交易所里的指券投机者们,鞋子上满是泥巴,头发脏兮兮的,戴着狐尾皮帽,而瓦卢瓦街的指券投机者们,却皮鞋擦得锃亮,嘴里叼着牙签,头上戴着皮帽子,引得姑娘们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老百姓追捕这些投机者,也追捕被保王派称为“活跃的公民”的小偷。不过,当时很少发生偷窃案件。人人穷得叮当响,普遍保持着坚忍的廉洁之风。穷鬼们和饿鬼们经过平等宫的珠宝店门前时,都庄重地低垂双眼,不往橱窗里看。一次,安多纳区公所对博马舍 (12) 的住宅进行搜查时,一个妇女在花园里摘了一朵花,结果吃了众人的耳光。劈柴卖到四百银法郎一捆,街上常见有人锯床当柴烧。冬天水井结冰,一车水卖十二苏,于是大家都去挑水卖。一个金路易值三千九百五十法郎。坐一程出租马车要六百法郎。有人乘坐了一天出租马车,问车夫:“车夫,我该给你多少钱?”车夫回答:“六千利弗尔。”一个卖蔬菜的女贩子一天可卖到两万法郎。一个叫花子乞讨道:“请行行好帮帮我吧,我想买双鞋子,还差二百三十利弗尔。”每座桥的桥头,都有大卫雕刻并着色的巨型雕像。这些巨型雕像,被梅西埃诬蔑为“丑陋的大木偶”,它们象征着破产的联邦主和反革命联盟。民众之中没有任何动摇的迹象,他们表现出沉郁的欢乐,因为封建王朝终于被推翻了。甘愿捐躯沙场的志愿兵源源不断,每条街可组织一个营。各区的旗帜来来往往,每面旗帜上都写着本区的口号。卡普散区的旗帜上写着:“谁都休想动我们一根毫毛。”另一个区的旗帜上写着:“高贵只存在于心灵之中。”所有墙壁上都贴满大大小小的标语,有白黄绿红诸种颜色的,有印刷的,也有手写的,全都是一句口号:“共和国万岁!”小孩子音都发不清,却都唱《准能成》 (13) 。

    这些小孩子代表着无限美好的未来。

    后来,这座悲惨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无耻的城市。在热月九日之前和之后,巴黎的街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景象。圣茹斯特 (14) 的巴黎,让位给了塔利安 (15) 的巴黎。这种不断交替的对比,正是上帝安排的,过了西奈山 (16) ,立刻就是库蒂耶区 (17) 。

    民众显然发疯了。这种情形八十年前已经出现过。摆脱了路易十四的统治的人们,和摆脱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的人们,都迫切需要自由地呼吸。这个世纪以摄政府开头,而以督政府告终。在两次恐怖统治之后,都出现了纵情享乐的时期。法兰西从清教徒的隐修院里逃了出来,又冲破了君主制的藩篱,像一个得到解脱的民族一样兴高采烈。

    热月九日 (18) 之后,巴黎沉浸在欢乐之中,沉浸在丧失理智的欢乐之中。到处充满不正常的行乐气氛。生活的疯狂代替了死亡的疯狂,伟大崇高荡然无存。出了一个特里马西翁式的人物,名叫格里莫·德·拉莱尼埃,出版了一本《食客手册》。人们争相跑到王宫大厦中二楼去吃饭,那里有军乐伴奏,敲鼓吹号的是女子乐队。轻快的二拍子舞广为流行。在梅娥餐厅,人们在小香炉的袅袅香烟之中,享用东方式的夜宵。画家博兹画自己的几个女儿,一个个画得袒肩露胸,穿红衬衫,一副上断头台的模样,其实她们全是天真可爱的十几岁的少女。以前是去倒塌的教堂里跳舞,现在是上卢吉利、卢凯、文泽尔、莫杜伊和拉孟坦西埃等舞厅跳舞;以前是制作纱布团的严肃的女公民,现在是苏丹妃子、野性女郎和裸体美女。以前是沾满鲜血、泥巴和尘土的士兵的赤脚,现在是缀满宝石的女人的赤脚。淫乐和欺诈,同时沉渣泛起,上有奸商,下有小偷,骗子遍布巴黎,人人都得当心自己的“皮夹子”,即钱包。流行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去法院广场,观看坐在高圆凳上受审的女小偷,致使法院不得不把她们的裙子扎起来。戏院门口,有小孩子为黄包车拉客:“男公民们,女公民们,这辆车里可以坐一对呀!”报童不再叫卖《老科尔得利俱乐部报》 (19) 和《民众之友报》,而是叫卖《小丑通信报》和《童工请愿报》;萨德侯爵 (20) 当上了旺多姆广场长矛区公所主席。反动派既快活又凶残:1792年的“自由龙骑兵”,改名为“短刀骑士”复活了。同时,街头舞台上又出现了若克里斯这个角色 (21) ,出现了穿古希腊和古罗马服装的时髦女郎,比她们更时髦的,还有“不可思议的女郎”。大家都用不三不四的下流话骂人,简直从米拉波 (22) 退回到了波白什 (23) 。巴黎就这样摇来摆去,恰如文明的一座巨大挂钟,一会儿摆到这一极,一会儿摆到另一极,不是温泉关 (24) ,就是蛾摩拉 (25) 。1793年之后,革命经历了一个奇特的遮光阶段,这个世纪好像忘记了去完成它业已开始的事情,一种淫乐之风插了进来,占据了前台的位置,而把可怕的世界末日景象推到后台去了,于是产生了过分的幻觉。在恐怖过去之后开怀大笑;悲剧在油嘴滑舌中消失了,地平线上狂欢的烟雾把美杜莎 (26) 遮得隐约朦胧。

    不过在我们叙述的1793年,巴黎街头的景象还是一如当初,壮观而狂暴。巴黎街头有自己的演说家,像瓦雷就是站在一辆破篷车上,向行人巡回演说;巴黎街头有自己的英雄,其中有一个号称“铁棍队长”;巴黎街头也有自己的大红人,小册子《路饥殍》的作者古佛卢瓦就是一个。这些享有盛名的人士之中有少数坏蛋,其余都是好人,而在所有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忠心耿耿但注定要倒霉的人,就是西穆尔登。

    二 西穆尔登

    西穆尔登是个心灵既纯洁又忧郁的人,骨子里好走极端。他当过教士,这一点非同小可。人和天空一样,可以很宁静而又阴霾密布。一点儿小事,就足以使西穆尔登的心情变得昏天黑地。就因为当过教士,西穆尔登的心灵里一团漆黑,而人一日为教士,便永远是教士。

    使我们的心灵变得一团漆黑的东西,必然也会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点点星光。西穆尔登品德高尚,忠诚可靠,但这些品格是在黑暗中闪光。

    他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在村子里当本堂神父,接着在一个名门望族之家当家庭教师,后来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便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首先是个固执的人。他思考起问题来,就像用钳子钳东西一样,死死抓住不放。他认为,一个想法没有想透彻,我们就没有权利放弃。他考虑问题简直像拼命一样。他懂欧洲各国语言,也略通其他语言。他这个人总是不停地学习,这有助于他坚持独身生活,但这种禁欲生活是极其危险的。

    不知是由于高傲,出于无意还是心灵高尚,他一直遵守着教士三愿 (27) ,但未能保持信仰。是科学瓦解了他的信仰,使宗教教条从他身上灰飞烟灭。他自我反省,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残疾人。既然无法彻底摆脱教士的阴影,他就兢兢业业重新做人。他失去了建立家庭的机会,就以祖国为家;没有人肯嫁给他,他便与人类缔结海誓山盟。这样看起来他非常充实,其实内心十分空虚。

    他的父母是种田人,他们让他当教士,无非是指望他脱离平民处境,而他却偏偏又回到了平民之中。

    他是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平民之中的。他以压抑不住的爱心关怀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斗士。路易十五还在世的时候,西穆尔登就模糊感觉到自己是拥护共和的了。拥护什么样的共和呢?或许是柏拉图的共和,或许是德拉古 (28) 的共和吧。

    他被剥夺了爱的权利,于是就憎恨。他憎恨谎言,憎恨君主制度,憎恨僧侣政治,憎恨他的教士道袍。他憎恨现在,而放开嗓门呼唤着未来。未来是什么样子,他已经有所预见,有所窥测:在他的想象中,未来一定是恐怖而又美好的。他懂得,为了结束人类可悲的苦难,必须产生一个类似复仇者的救星。他早就憧憬着天下大乱。

    1789年,天下果然大乱,西穆尔登早有准备。他合乎逻辑地,就是说,按照他的思想气质,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波澜壮阔的人类变革之中。逻辑不是感情用事。西穆尔登经历过那些伟大的革命年代,心灵受到那种革命气氛的震撼: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结束了黎民百姓的苦难;1790年6月19日推翻了封建制度;1791年的瓦莱纳事件宣告了君主政体的终结;1792年建立了共和国。西穆尔登看见革命风起云涌。他这个人,丝毫不害怕浩浩荡荡的革命运动,恰恰相反,那万象更新的情景使他充满了活力。尽管他已年届五旬,差不多老了,而且教士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但他却似乎发育成长起来了。他看到革命运动一年比一年更壮大,也就跟着成长起来。起初他担心革命会流产,便密切注视着它,发现革命既有理又正当,于是他要求革命取得成功。革命变得越来越恐怖,他就放心了。他希望,这位头戴未来星星之冠的弥涅耳瓦 (29) ,同时也是帕拉斯 (30) ,用缠绕着蛇的面具做盾牌。他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这个弥涅耳瓦的神眼,能向魔鬼们射出恶魔般的目光,以恐怖制伏魔鬼们的恐怖。

    时间到了1793年。

    1793年就是欧洲反对法国的战争,是法国反对巴黎的战争。何谓革命?革命就是法国打败欧洲,就是巴黎打败法国。正因为如此,1793年作为一个恐怖的时刻是很了不起的,比本世纪所有其他年份都伟大。

    欧洲攻打法国,法国攻打巴黎,真正可悲透顶,而这场悲剧堪称史诗。

    1793年是个紧张的年头。暴风雨已经爆发,那样势不可当,那样威武雄壮。身处这暴风雨之中,西穆尔登却怡然自得。这种狂热、野蛮、壮烈的环境,适于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这个人像在大海上空翱翔的鹰,看上去很喜欢冒险,内心深处却非常沉静。某些长翅膀的造物凶猛而又沉静,它们天生是搏击长风的。天生爱暴风雨的人,的确是有的。

    他只是对穷苦人抱着特别的怜悯之心,愿意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献身。他心甘情愿这样做。这正是他的侠义心肠的体现。他的救世济贫的精神既可怕又崇高。他专门找脓疮亲吻。高尚的行为往往令人侧目,也最难做到,他就喜欢这类行为。有一回在主宫医院,一个濒于死亡的病人,被喉部一个毒瘤压迫得透不过气来。那个毒瘤发出恶臭,可能还是传染性的,必须马上把里面的脓液排除。西穆尔登正好在场,他把嘴唇贴在毒瘤上,吸里面的脓液,吸满一口吐掉一口,直到把脓液全吸干净,救了那病人一条性命。当时他还穿着教士道袍,所以有人对他说:“假使你这样救了国王,肯定能当上主教。”“我才不会救国王呢!”西穆尔登回答。他的行为和他的回答,使他在难见天日的巴黎平民区受到拥戴。

    正因为这样,那些在苦难和泪水中打发日子,渴望起来造反的人,都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当时,民众对囤积居奇者愤恨不已,而这种愤恨很容易把他们引入歧途。正是西穆尔登一句话,阻止了群众去抢劫圣尼古拉港一艘装满肥皂的船;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圣拉扎尔城门口拦截车辆,也是他劝他们散去的。

    8月10日之后两天,是他率领民众推倒了历代国王的雕像。那些雕像倒下来时压死了一些人。在旺多姆广场,一个名叫莱娜·维约雷的女人,往路易十四的雕像脖子上套根绳子,要把它拉倒,结果被压死了。路易十四那尊雕像建于1692年,屹立了整整一百年,于1792年8月12日被推倒。在协和广场,一个名叫甘格罗的人叫推倒雕像的人“流氓”,被打死在路易十五雕像的底座上。这座雕像被砸成了碎块,后来铸成了铜钱,只有一条胳膊得以幸免,就是路易十五模仿罗马皇帝的姿势伸着的右胳膊。是在西穆尔登的请求下,民众交出了那条胳膊,并派一个代表团把它送给拉图德——一个在巴士底狱关了三十七年的人。拉图德正是这位国王命令投入监狱的,当这位国王的铜像雄视着巴黎,而他脖子上戴着枷锁,腰间锁着铁链,在监狱的底层活活等死时,谁能向他预言,这座监狱将被攻陷,这个国王的铜像将被推倒,他将从这座监狱里出来,而把君主制关进去,这只曾签字将他监禁的铜手会属于他这个囚徒所有,这位卑鄙的国王只会剩下这条铜胳膊呢?

    西穆尔登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内心里有个声音,他们听从这个声音。这类人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对什么都是留心的。

    西穆尔登无所不知,又什么也不懂。他对科学了如指掌,对生活却一窍不通。正因为这样,他处事生硬。他像荷马笔下的忒弥斯,眼睛总是被蒙住的。他有着盲目的自信,像箭一样,认准目标,笔直射去。而在革命中,最可怕的莫过于直线前进。西穆尔登总是一往直前,所以注定会不幸。

    西穆尔登相信,在开创新社会的过程中,只有走极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那些用逻辑代替理智的人特有的错误。他之极端,超过国民公会,超过巴黎公社。他是“主教会”成员。

    这个组织之所以叫作“主教会”,是因为它经常在旧主教宫的一间大厅里开会。其实,说它是一个会,不如说它是一帮五花八门的人。这个会和巴黎公社一样,里面有一批不哼不哈但举足轻重的旁观者,他们每个人正如加拉 (31) 所说的,“身上有多少个口袋,就有多少支手枪”。主教会是一个奇特的大杂烩,既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杂烩,也是巴黎的一个大杂烩。这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因为在巴黎搏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脏,巴黎平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与主教会相比,国民公会显得冷冰冰的,巴黎公社也只不过是一锅温吞水。主教会是一个像火山一样炽热的革命团体。主教会无所不包,无知的人,愚昧的人,正直的人,愤怒的人,还有警察。布伦瑞克 (32) 也在里面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这里有斯巴达人那样的勇士,也有该送去服苦役的人,但大部分都是狂热而正直的人。吉伦特派曾借国民公会临时主席伊斯纳尔之口,说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当心啊,巴黎市民们,你们的城市将荡然无存,有一天会连巴黎的原址都难以寻找。”就是这句话创立了主教会。各种人,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各个国家的人,都感到有必要以巴黎为中心团结起来。西穆尔登加入了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奋起抵抗反动派。它诞生于公众对暴力的渴求。而对暴力的渴求,正是一切革命令人生畏而又神秘莫测的一面。主教会仗着这种势力,立刻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在巴黎的每次骚乱中,放枪放炮的是巴黎公社,煽风点火的则是主教会。

    西穆尔登非常天真淳朴,认为只要是维护正确的东西,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控制各种极端派别。连流氓无赖们都觉得他这个人忠实可靠,对他十分满意。各种犯罪都被夸耀是在道德的引导下干的。这既让他们尴尬,又使他们高兴。建筑师帕卢瓦负责拆除巴士底狱,将拆下的石头出售,中饱私囊,而在负责粉刷路易十六的囚室时,却狂热地在墙上画满了铁棍、镣铐和枷锁。圣安托万区的演说家贡松形迹可疑,后来查出了他受贿的收据;美国人富尼埃据说7月17日受拉斐德 (33) 收买向拉斐德开了一枪;从比赛特收容所里放出来的亨利奥,在成为将军并且把炮口对准国民公会之前,是一个仆人,江湖骗子,小偷,密探;沙特尔的前代理主教早就不读日课经书,而读《杜舍内老爹》 (34) 。所有这些人对西穆尔登都怀着敬畏之心。有时,他们只要感到这个令人生畏、实实在在的天真汉站在面前,他们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不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像圣茹斯特使施奈德胆战心惊一样。另一方面,主教会里的多数派主要是由穷人和主张暴力的人组成的。这些人都是好人,都相信西穆尔登,愿意跟着他干。他的副本堂,或曰他的副官,随便怎么说都行,是另一位拥护共和的教士,名叫党儒,高高的个子,深受老百姓爱戴,大家都叫他六尺汉子。这位勇敢无畏的首领,人称“长矛将军”,西穆尔登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还有绰号叫大尼古拉的特鲁松也一样,此人天不怕地不怕,他想救朗巴勒夫人 (35) ,就叫她挽住自己的胳膊,带她跨过一具具尸体,如果不是剃头匠夏洛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这次他就成功了。

    公社监督国民公会,主教会监督公社。西穆尔登是一位思想正直、厌恶搞阴谋的人。他不止一次掐断了帕什手里神秘的线,帕什被勃隆维尔称为“黑道上的人”。西穆尔登在主教会里和所有人平等相处。多普桑和莫莫罗经常向他请教。他对古斯曼说西班牙语,对皮奥说意大利语,对亚瑟说英语,对佩莱拉说佛来米语,对奥地利人普洛利(一位亲王的私生子)说德语。他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人之间创造和谐的气氛。所以他的地位虽然不高,却很牢固。埃贝尔害怕他。

    当时,在那些悲惨的群体中,西穆尔登具有冷酷无情者的威严。他是一个自以为不会犯错误的完美无缺的人。没有任何人见过他流泪。一种冷冰冰的铁石心肠的刚毅。他是一个公正无私、令人生畏的人。

    革命之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位教士明目张胆地投身于惊天动地的冒险,不是抱着最卑鄙的目的,就是怀着最崇高的动机。他不是一个无耻之徒,就是一个高风亮节之人。西穆尔登是个高尚的人,不过是孤高狂傲的高尚,不畏险阻的高尚,铁面无私的高尚,在险恶环境中表现出的高尚。高山险峰都具有这种阴森森的浑朴。

    西穆尔登从外表看是个普通人,衣着随便,像个穷人。年轻的时候他接受过剃度,老了则变成了秃顶,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已经花白。他的前额宽阔,上面有一个胎记。他说话粗鲁,充满激情而又非常严肃;他声音短促,语气专断,那张嘴显得郁郁寡欢而又爱冷嘲热讽;他目光明亮而深邃,但整个脸上总带一种莫名其妙的怒色。

    这就是西穆尔登。

    如今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了不起的无名英雄。

    三 没有在冥河里浸湿的一角

    这样的人也算人吗?人类的仆人是否也有情感?情感太多心灵负担得起吗?这容纳一切的博大的情怀,是否能为某个人而保留呢?西穆尔登会不会爱?我们说:会。

    年轻的时候,他在一个几乎像王府一样的家庭里当家庭教师,他的学生是这个家庭的公子和继承人。他爱自己的学生。爱一个孩子当然不难。对一个孩子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呢?你可以宽容他是贵族,是王子,是国王。他小小年纪,天真无邪,会使你忘记他的家族的种种罪恶。人心的宽容会忘掉地位的悬殊。他还那么小,你也就不会去计较他的尊贵。奴隶不会计较他是主人。崇拜偶像的老黑奴不会计较白皮肤的孩子。西穆尔登非常爱他的学生。童年真是不可思议,它会使你为之倾注全部爱。西穆尔登满腔的爱,可以说全部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了。这个娇嫩而天真无邪的孩子,成了这颗注定会孤独寂寞的心灵的猎获物。西穆尔登同时以各种不同的感情爱着这个孩子,既像父亲又像兄长,既像朋友又像生养者。这孩子是他的儿子,并非肉体上的儿子,而是精神上的儿子。他不是父亲,这孩子不是他所生,却是他的杰作。他把这个少爷教育成人。谁知道呢?也许是个伟人。如此这般正是他的梦想。他背着这孩子的家庭——培养一种有智慧、有意志而又正直的品质,难道要经过批准吗?——向自己的学生即年幼的子爵,灌输了他的全部进步思想,把自己的道德中可怕的毒素注入了他体内,把自己的信仰、意识和理想注入了他体内,把平民百姓的灵魂注入了这个贵族的头脑里。

    思想提供着乳汁,知识有如乳房。在提供乳汁的乳母和传授思想的家庭教师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有时,家庭教师比父亲还要父亲,正如乳母往往比母亲还要母亲一样。

    这种思想上深刻的父子关系,把西穆尔登和他的学生联系在一起。只要看见那个孩子,他就动感情。

    这里有一点值得补充:代替父亲是很容易的。那孩子没有父亲,他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只有一位瞎眼祖母照顾他,有位叔祖还不在家。不久祖母去世,叔祖成了家长,但这位叔祖是军人又是大领主,在王宫里当差,离开了城堡住在凡尔赛,还三天两头去军队里,把孤儿一个人撂在与世隔绝的城堡里。家庭教师成了主人,地地道道的主人。

    还有一点值得补充:当过他的学生的那个孩子,西穆尔登是看见他出生的。那孤儿很小的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在他面临死亡危险的时候,西穆尔登日夜守护在他身边。为他治病的是医生,但救了他一条命的是这位看护。西穆尔登救过这孩子的性命。他的学生不仅在教养、知识、学问上应当感谢他,而且多亏了他才治好了病,恢复了身体的健康。他的学生不仅吸取了他的思想养料,而且多亏了他才得以活下来。一切方面都受恩于我们的人,我们对之格外宠爱。西穆尔登爱怜这孩子。

    人生的悬隔早由天定。家庭教师的任务结束之后,西穆尔登不得不离开这个已长成青年的孩子。这种分别无意中多么冷酷,多么无情!把自己的思想留给了一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和把自己的心血付给了一个孩子的乳母,东家辞退他们时多么心安理得!西穆尔登拿到工钱后就被辞退了。他离开上层世界,回到了下层世界。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隔墙又竖立起来了。年轻的贵族天生就是军官,一进部队就当上了上尉,出发到某地驻防去了;卑微的家庭教师,作为教士骨子里早就不驯服,还是匆匆忙忙回到了教会默默无闻的底层,做下等神职人员。从此西穆尔登再也见不到他的学生。

    革命爆发了。对那个由他培养成人的孩子的回忆,仍然保存在他的心里,虽然被纷繁的民众事务掩盖了,但并没有消失。

    创作一座雕像并赋予它生命,那是美好的;塑造一个心灵,让它懂得真理,就更加美好。西穆尔登是创造一个心灵的皮格马利翁 (36) 。

    一个思想可以有一个孩子。

    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是西穆尔登在世间唯一心爱的人。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人,是否也会受到这样一种爱情的伤害呢?

    我们等着看吧。

    ————————————————————

    (1) 公元前431年—前404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古代希腊史上的一次大战。

    (2) 梅林·德·杜埃(1754—1838)共和派政治家,著名律师,1793年主持制订嫌疑犯惩治法。

    (3) 马鲁埃(1740—1814),法国政治家,全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议员,是拥护君主政体的主要人物之一。

    (4) 1791—1792年期间的内政部长。

    (5) 阿尔勒是当时反革命势力即“失势的家伙们”集结的中心。

    (6) 布佛莱骑士之妻。布佛莱为有名的贵族、诗人,大革命时期逃往波兰。

    (7) 均为拉丁语姓名。

    (8)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和舞蹈。

    (9) 当时罗伯斯庇尔住在木匠杜普莱家里。

    (10) 弗雷隆(1754—180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闻工作者,“金色青年”首领。

    (11) 法国大革命时期任律师,在恐怖统治时期任革命法庭检察官。

    (12)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著名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

    (13) 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首歌曲。

    (14)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革命家,曾任国民公会主席,比罗伯斯庇尔还残酷无情,其理想是建立一个公有制的平等社会。

    (15) 塔利安(1767—1820),法国革命家,温和派热月党人领袖,在热月九日带头推翻罗伯斯庇尔,造成反革命复辟。

    (16) 西奈山,据《圣经》记载,是上帝发出启示的主要地点,上帝曾在此向摩西显灵,并赐他十诫。

    (17) 该区是当时酒馆和妓院集中的地方。

    (18) 即反革命政变,罗伯斯庇尔受审之日。

    (19) 科尔得利俱乐部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由马拉等人在科尔得利修道院建立的政治组织。

    (20) 萨德(1740—1814),专门描写性变态的黄色下流作家,因生活放荡曾长期被拘禁。

    (21) 戏剧舞台上一个被愚弄的可笑角色,是18世纪多维尼创作的《若克里斯的绝望》一剧使之家喻户晓的。

    (22) 即米拉渡伯爵(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公会中最伟大的演说家和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

    (23) 波白什为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戏剧舞台上著名的小丑。

    (24) 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利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人数很少的希腊军队,在此抵抗波斯大军三天,此役以勇对强敌载入史册。

    (25) 《旧约》中地名,迦南平原诸城之一。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时代,该城之王比沙被以拦王基大老玛打败。后因该城居民罪恶深重,上帝降天火将之毁灭。

    (26)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又译墨杜萨。

    (27) 进修道院时所许的贫修、贞洁、顺从三愿。

    (28) 公元前7世纪雅典的立法者,所制订的法律极为严酷,规定罪无论轻重,一律判处死刑。

    (29) 罗马神话中相当于雅典娜的庇护手艺的女神,是手艺人、医师、雕刻师、乐师和诗人的保护者,其形象很可爱。

    (30) 希腊神话中的巨灵之一,巨灵之战的参加者,其形象是恐怖的。

    (31) 加拉(1749—1833),法国政治家,曾继丹东之后担任共和政府司法部长,后又任内政部长。

    (32) 布伦瑞克(1735—1806),普奥联军总司令,曾率先向巴黎公社进攻,并发出最后通牒,称为布伦瑞克宣言。

    (33) 拉斐德侯爵(1757—1834),法国贵族,曾参加美国革命,同美洲殖民地人民共同抗击英军。大革命头两年,他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相结合,成为法国最有权势的人物。

    (34) 1789年埃贝尔创办的革命刊物,以其粗俗的内容和文笔深受大众喜爱。后被罗伯斯庇尔连同愤激派一起取缔。

    (35) 法国王后玛丽·安东纳德的密友。

    (36) 据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是钟情于阿弗洛狄忒女神一座雕像的塞浦路斯国王。而据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创做出一座表现其理想女性的雕像,然后爱上了这座雕像,遂请求维纳斯赐予这座雕像以生命。

    第二章 孔雀街的小酒店

    一 弥诺斯、埃阿斯科和剌达曼堤斯 (1)

    孔雀街有家小酒店,人们都叫它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个后间,今天已成历史遗迹,是过去一些人物半秘密会面的地点。那是些很有权势的人物,处处有人监视,彼此都不好在公开场合说话。1792年10月23日,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著名的拥吻,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还有那个凄惨的夜晚 (2) ,加拉也是来这里打听情况的,尽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当时把克拉维埃送到博蒙街藏好了,然后让马车在王府桥停下,听是否敲响了警钟。

    1793年6月28日,有三个人在这个后间里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们的椅子互不相挨,每人坐一方,留下第四方空着。大约是傍晚8点钟光景,街上还相当亮,但这个后间里已经黑了。天花板上挂盏油灯,照亮着桌子,这在当时已经算阔气了。

    三个人之中的头一位面色苍白,年轻,庄重,嘴唇薄薄的,目光冷冷的,面部肌肉神经性地抽动,微笑起来很不自然,头上扑了粉,手上戴了手套,衣服刷得干干净净,纽扣扣得整整齐齐,浅蓝色的礼服一点褶皱都没有,米黄色的短裤,洁白的长筒袜,高级的领带,带褶的襟饰,有银扣的皮鞋。另外两个人,一个像巨人,一个像侏儒。大个子衣冠不整,穿一件肥大的深红色呢礼服,领带没结好,垂得比胸饰还低,脖子完全露在外面,上衣敞开,纽扣脱落,足登翻皮长筒靴,头发硬撅撅的,虽然看得出经过梳理和抹头油的痕迹,他的假发套里夹有马鬃,脸上有麻子,生气时双眉间就现出一条皱纹,嘴角也有一条皱纹,说明他心地善良,嘴唇挺厚,门牙粗大,有着搬运工人般的拳头,两眼炯炯有神。那个小个子皮肤黄黄的,坐在那里像个畸形人,向后仰着头,眼睛充血,脸色青灰,油污平直的头发上包了一块手帕,连前额也遮住了,只露出一张大得吓人的嘴,下身穿一条盖住脚面的长裤,一双宽大的拖鞋,上身一件坎肩像是白缎子的,外面套一件粗呢外套,皱褶里现出一条直线,显得硬邦邦的,大概是藏了把匕首。

    这三个人第一个叫罗伯斯庇尔,第二个叫丹东,第三个叫马拉。

    房间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丹东面前放着一只酒杯和一瓶酒,酒瓶像大路德啤酒杯一样大,上面尽是灰尘;马拉面前放有一杯咖啡;罗伯斯庇尔面前是一摞文件。

    文件旁边有一个笨重的铅制墨水瓶,圆圆的,上面带条纹,凡是本世纪初上小学的人,都记得这种墨水瓶是什么样子。墨水瓶旁边扔着一支羽毛笔。文件上压着一颗大铜印,上面刻有“帕卢瓦制作”几个字。这颗铜印的形状完全是巴士底狱的小模型。

    桌子中间摊着一张法国地图。

    门外站着马拉的看门狗洛朗·巴斯。此人是科尔得利街十八号的跑街。7月13日,也就是6月28日之后过了大约半个月,搬起一张椅子猛砸一个名叫夏洛特的妇女头部的人,就是他。那位妇女现在在冈城,仍然神志不清。洛朗·巴斯是专门为《民众之友》 (3) 送校样的。这天晚上,主人把他带到孔雀街咖啡馆,吩咐他把守后间门口,不放任何人进来,除非是救国委员会、公社或主教会的人。

    罗伯斯庇尔不想拒圣茹斯特于门外,丹东不想拒帕什于门外,马拉不想拒之于门外的是居斯曼。

    会议已经开了很长时间。议题就是罗伯斯庇尔念过的摊开在桌子上的那些文件。讨论的声音开始高起来。三个人似乎都已压抑不住愤怒的情绪。激烈的言辞在门外有时都能听见。那时,国民公会有设旁听席的习惯,似乎使得人们把旁听看成了一种权利。正因为这样,书记室负责制副本的法布里修斯·巴里斯,经常从锁孔里观察救国委员会在干什么。顺便说一句,这种偷看并非毫无作用,1794年3月30日至31日那个夜里提醒丹东注意的人,就是巴里斯。 (4) 现在,洛朗·巴斯把耳朵贴在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所在的后间的门上。洛朗·巴斯为马拉效劳,然而他是主教会的人。

    二 在黑暗中互相叫嚷

    丹东站起来,猛地将椅子往后一推。

    “听着,”他嚷道,“只有一个紧急情况,就是共和国处在危险之中。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把法兰西从敌人手里解救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一切手段!一切,一切手段!我要应付各种危险时,就把一切手段都使出来;我觉得一切都令人担忧时,就破釜沉舟豁出去。我的思想是一头狮子。不要温暾的措施。革命不要谨小慎微。涅墨西斯 (5) 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女神。让我们变得可怕而实际吧。大象提起脚踩下去时,难道会看看是踏在什么地方吗?让我们踏碎敌人。”

    罗伯斯庇尔不动声色地回答:

    “我倒是挺愿意。”

    他立刻又补充一句:

    “问题是要弄清楚敌人在什么地方。”

    “敌人在外部。我把他们赶了出去。”丹东说。

    “敌人在内部。”罗伯斯庇尔说,“我正监视着他们呢。”

    “我将再次把他们赶走。”丹东又说。

    “内部的敌人是赶不走的。”

    “那么怎么办?”

    “把他们消灭。”

    “我赞成把他们消灭。”丹东说。

    他马上又补充一句:

    “不过我跟你说敌人在外部,罗伯斯庇尔。”

    “丹东,我跟你说敌人在内部。”

    “罗伯斯庇尔,他们在国境线上。”

    “丹东,他们在旺代。”

    “别争了,”第三个声音说道,“敌人无处不在,你们完蛋了。”

    说话的是马拉。

    罗伯斯庇尔看马拉一眼,又不动声色地说道:

    “不要说这种笼统的话。我说得挺具体。这里有事实。”

    “书呆子。”马拉咕哝一声。

    罗伯斯庇尔将手按在他面前的文件上,接着说:

    “我刚才给你们念了普里厄从马恩发来的快信,并且告诉了你们热朗德尔提供的情报。丹东,听我说,国外战争无关紧要,国内战争才压倒一切。国外战争只不过是在胳膊上抓破一点皮,国内战争是侵蚀整个五脏六腑的溃疡。从我刚才给你们念的材料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由几个头子分散控制的旺代,正在统一起来,今后它会有一个总头子了……”

    “一个总土匪头子。”丹东咕噜道。

    “就是6月2日在朋托松附近登陆的那个人。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已经看到了。请注意,这次登陆与我们两个特派员被捕,刚好发生在同一天,即6月2日。我们的两个特派员,一个是黄金海岸的普里厄,一个是洛姆,是由叛变的卡尔瓦多斯省派人在巴约抓去的。”

    “而且是在同一天把他们押送到了冈城城堡。”丹东说。

    罗伯斯庇尔接着说:

    “我继续扼要介绍这些快信的内容。丛林战正在广阔的范围内组织,同时英国人正准备登陆。旺代人和英国人是一家人。菲尼斯泰尔的蛮子与科怒瓦耶的蛮子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我让你们看了一封截获的普伊载的信。信中说:‘向反叛者发两万套红色军服,就可以鼓动十万人起来反叛。’当农民全都起来反叛时,英国人就会登陆。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请就着这张地图来看一看吧。”

    罗伯斯庇尔指点着地图,继续介绍道:

    “英国人可以在康卡尔和潘波勒之间选择一个登陆点。克雷格认为圣布里厄比较好,康华里则认为最好是圣卡湾。这个不提也罢。卢瓦尔河的左岸是由旺代叛军警戒的,至于昂斯尼和朋托松之间二十八法里的一马平川,则有诺曼底四十个教区答应协助他们。登陆将在普莱兰、普莱讷夫和伊菲尼亚克三个点进行。从普莱兰开拔去圣布里厄,从普莱讷夫开拔去朗巴勒,第二天就可以到达迪南,那里关押着九百英国俘虏。他们将同时占领圣茹昂和圣梅昂,把部分骑兵留在那里;第三天,他们分成两支纵队,一支从茹昂向贝氏进发,一支从迪南向贝什雷勒挺进,贝什雷勒是一座天然要塞,将在那里设两座炮台;第四天就能到达雷恩。雷恩是布列塔尼的咽喉。得雷恩者得整个布列塔尼;雷恩失守,新堡和圣马洛就会陷落。雷恩有一百万发子弹和五十门野战炮……”

    “将全部落到敌人手里。”丹东咕哝一句。

    罗伯斯庇尔接着说:

    “让我说完吧。到了雷恩,他们将再分成三队,一队扑向富热尔,一队扑向维特雷,一队扑向勒东。由于沿途桥梁都炸断了,敌人预备了浮桥和厚木板。这个具体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有向导带领骑兵从可以涉水的地方过河。从富热尔再挺进阿夫朗升,从勒东进军昂斯尼,从维特雷直取拉瓦尔。南特将不战而降,布雷斯特也会不战而降,勒东将献出整个维莱纳河的水道,富热尔将让出进驻诺曼底的道路,维特雷将让出进军巴黎的通道。半个月之内,将出现一支三十万人的匪军,整个布列塔尼将归顺法兰西国王。”

    “也就是归顺英国国王。”丹东说。

    “不,是归顺法兰西国王。”

    罗伯斯庇尔又补充道:

    “法兰西国王更坏。赶走外敌半个月就够了,废除君主制要花一千八百年。”

    丹东已经坐下,两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捧住头,现出沉思的样子。

    “你们看到危险所在了吧,”罗伯斯庇尔说,“维特雷将向英国人让出进军巴黎的道路。”

    丹东抬起头,将两个攥紧的拳头捶在地图上,就像捶在铁砧上一样。

    “罗伯斯庇尔,凡尔登不是也曾向普鲁士人让出了进攻巴黎的道路吗?”

    “怎么?”

    “怎么!我们把英国人赶出去,就像我们曾经把普鲁士人赶出去一样。”

    丹东说着又站起来。

    罗伯斯庇尔将一只冰凉的手搁在丹东发烫的拳头上。

    “丹东,香槟没有归顺普鲁士人,可是布列塔尼归顺了英国人。夺回凡尔登是一场攘外的战争,夺回维特雷则是一场内战。”

    罗伯斯庇尔紧接着用冷静而深沉的声音自言自语道:

    “二者大不相同啊。”

    他接着又说:

    “坐下,丹东,看地图吧,何必用拳头捶。”

    但丹东抱住自己的想法不放。

    “这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嚷起来,“灾难明明在东边,却硬说它在西边。罗伯斯庇尔,我同意你的看法,大洋上有英国人蠢蠢欲动,而且比利牛斯山那边有西班牙,阿尔卑斯山那边有意大利,莱茵河上有德国,背后还有俄国那头大熊,它们都蠢蠢欲动呢。罗伯斯庇尔,四面八方都有危险,我们被包围在中间。外部有各国同盟,内部有叛乱。在南面,塞尔旺把法国的大门向西班牙打开了一半;在北面,杜穆里埃投了敌,而且在投敌之前,他们威胁的就一直是巴黎,而不是荷兰。奈文德并吞了热马普和瓦尔米;哲学家拉博·圣艾蒂安是叛徒,如同他是新教徒一样,现在还与廷臣孟德斯鸠有书信往来。军队伤亡惨重。现在没有一个营人数超过四百;英勇善战的双桥团只剩下一百五十人了;帕马尔军营已被放弃;吉维只剩下五百袋面粉;我们正向兰道撤退;伍蒙赛正猛攻克莱贝尔;梅央斯英勇抵抗后陷落,孔代却陷落得很可耻,瓦朗谢纳也一样。尽管这样,瓦朗谢纳的守将桑瑟尔,和孔代的守将老费罗,仍然算得上两个英雄,梅央斯守将莫尼埃也堪称英雄,可是其他守将都叛变了。达维尔在艾克斯沙拉佩勒叛变,穆东在布鲁塞尔叛变,瓦朗斯在布雷达叛变,诺伊在林堡叛变,米朗达在马埃斯特里克叛变。斯当热是叛徒,拉努是叛徒,里戈尼是叛徒,墨努是叛徒,狄戎也是叛徒,他们都与杜穆里埃是一丘之貉。叛变也有人带头的。我觉得库斯丁的回马枪杀得可疑,怀疑他宁愿夺取有利可图的法兰克福,而不去攻克有用的科布朗茨。是的,法兰克福能缴纳四百万军饷,可是与捣毁逃亡贵族们的巢穴相比,这点利益算得了什么呢?我说这是背叛。莫尼埃6月13日死了,现在只剩下克莱贝尔一个人了。在这期间布伦瑞克却力量大增,向前推进,在所有被他夺取的法国阵地上都插上德国旗帜。勃兰登堡的总督如今成了欧洲的主宰者,他把我们的一个个省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还会把比利时据为己有的,你们等着瞧好了。简直可以说我们是在替柏林工作。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们不加以整顿,那么法国革命就只能按波茨坦的利益进行,它的唯一结果将是扩大腓特烈二世的小王国,我们就是为普鲁士国王杀掉了法国国王。”

    丹东说罢可怕地大笑起来。

    丹东的大笑使马拉露出了微笑。

    “你俩各有自己喜爱的话题。丹东,你喜爱的话题是普鲁士,罗伯斯庇尔,你喜爱的话题是旺代。该轮到我来说说啦。你们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是咖啡馆和赌场。耍手咖啡馆是属于雅各宾党的,帕丁咖啡馆是属于保王党的,约会咖啡馆攻击国民军,圣马丁门咖啡馆保护国民军,摄政咖啡馆反对布里索 (6) ,科拉扎咖啡馆拥护布里索。普洛可普咖啡馆崇拜狄德罗,法兰西剧院咖啡馆崇拜伏尔泰。在圆亭咖啡馆共和国的纸币被撕毁,在圣马索的几家咖啡馆群情激愤,在马努里咖啡馆正在争论面粉问题,在福阿咖啡馆吵吵闹闹谈论美食,在佩隆咖啡馆金融界的大胡蜂成天嗡嗡不歇。这些情况才严重呢!”

    丹东不再笑了,马拉还在微笑。侏儒的笑比巨人的笑更可怕。

    “你在嘲笑吗,马拉?”丹东嘟哝道。

    马拉做了一个已经很有名的动作:神经质地扭了一下腰。他已收敛笑容。

    “哦!丹东公民,我可认清你啦。正是你当着整个国民公会叫我‘马拉这个家伙’。你听着。我不同你计较。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愚蠢的时期。哼!我在嘲笑吗?是啊,我是何许人?我揭露过夏佐,我揭露过彼雄,我揭露过克圣,我揭露过莫雷东,我揭露过杜弗里希-瓦拉泽,我揭露过里戈尼,我揭露过墨努,我揭露过巴纳维尔,我揭露过让骚内,我揭露过比龙,我揭露过黎东和尚朋。难道我做错了吗?我觉察出叛徒要背叛,我认为在罪犯作恶之前就揭露他们是有益的。我习惯于把你们第二天要说的话先一天就讲出来。我是向议会提出一部完整的刑法草案的人。迄今为止我做了什么?我要求对各区议会进行教育,使它们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下令揭去了三十二箱文件的封条;我收回了存放在罗兰 (7) 手里的珠宝;我证实了布里索派曾把一些空白逮捕证给了公安委员会;我指出兰代 (8) 的报告中略去了加佩的罪行;我投票赞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暴君处死;我曾为莫康赛和共和主义两个营辩护;我曾阻止宣读纳波那和马鲁埃两个人的信;我为伤兵们提出过一个提案;我指示取消了六人委员会;我在蒙斯事件中觉察到杜穆里埃要叛变;我曾要求逮捕十万流亡贵族的家属作为人质,以营救我们被出卖给敌人的官员;我曾建议宣布凡是越过国境线的议员都是卖国贼;我揭露了罗兰集团在马赛骚乱中的真面目;我曾强调要悬赏缉拿平等之子;我曾为布绍特辩护;我曾指望通过唱名表决把伊斯纳尔从议长的宝座上赶下来;我曾设法宣布巴黎人对祖国贡献卓著。正因为这样,鲁韦指责我是个没有主见的人,菲尼斯泰尔省要求开除我,卢丹市希望将我流放,亚眠市希望给我戴上一个嘴套,科堡希望逮捕我,勒贯特-皮拉沃建议国民公会宣布我是疯子。哼!丹东公民,你们既然不想听取我的意见,为什么要叫我来参加你们的秘密会议呢?难道是我要求参加的吗?恰恰相反,我根本没有兴趣与罗伯斯庇尔和你这类反革命分子密谈。况且,我早料到啦,你并不了解我;你不比罗伯斯庇尔更了解我,罗伯斯庇尔也不比你更了解我。这里就没有政治家吗?看来非要向你们一点一滴地讲解政治不可,什么事情都必须对你们讲解得一清二楚才行。我刚才对你们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个都错了。危险并不像罗伯斯庇尔相信的那样在伦敦,也不像丹东相信的那样在柏林。危险在巴黎。危险在于不团结,在于从你俩开始大家都各行其是,精神瓦解,意志涣散……”

    “涣散!”丹东打断马拉的话,“是谁造成的?不就是你吗?”

    马拉并不住口:“罗伯斯庇尔,丹东,危险就在这许多咖啡馆,这许多赌场,这许多俱乐部,黑人俱乐部,公社社员俱乐部,女士俱乐部,公平者俱乐部。这个公平者俱乐部在克莱蒙-托奈尔家族时代就建立起来了,1790年是拥戴君主俱乐部,由教士克洛德·弗舍设想出来的一个社交圈子,还有报人普吕多姆创办的毛线帽俱乐部,等等,还不算你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乐部,也不算你丹东的科尔得利俱乐部。危险在于饥荒,由于饥荒,挑夫布林把帕吕市场的面包商弗朗索瓦·德尼吊死在市政府前面的灯柱上;危险在法院,法院把吊死面包商德尼的布林吊死了。危险在不断贬值的纸币,在圣殿街,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掉在地上,一个路过的平民说:‘根本不值得去捡。’投机倒把分子,囤积居奇者,他们也是危险之所在。把黑旗插到市政府上,好漂亮的进攻!你们逮捕特朗克男爵,这还不够。请你们给我扭断那个监牢里的老阴谋家的脖子。拉贝泰什在杰马普挨了四十一刀,舍尼埃为他大事吹嘘,国民公会主席便授予他一顶公民冠冕,他们以为这样就摆脱困境了吗?这只不过是一幕滑稽戏,一幕闹剧。唉!你们也不看看巴黎。危险就在身边呢,你们偏要到远处去找。你的警察对你有什么用呢,罗伯斯庇尔?你到处安插了暗探,在公社里有白杨,在革命法庭里有柯菲纳,在公安委员会里有大卫,在救国委员会里有库东。你看,我消息很灵通哩。因此,你们应当知道,危险就在你们头顶上,就在你们脚底下。阴谋,阴谋,到处都在搞阴谋。街上的行人互相念报,互相点头示意;六千没有身份证的人躲藏在地窖里、阁楼里和王宫大厦的走廊里,他们之中有潜回的流亡贵族、纨绔子弟和特务奸细;家家面包店门口排着长队;家庭妇女们站在门口,双手合十,喃喃说道:‘啥时才能太平?’你们在行政院会议室里关起门来密谈也白搭,谁都会知道你们密谈的内容。证据吗?罗伯斯庇尔,下面就是你们昨天晚上对圣茹斯特所说的话:‘巴巴鲁开始大腹便便了,逃亡起来这可是个累赘。’是的,危险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中央。在巴黎,前贵族们大搞阴谋,爱国者们赤脚走路,3月9日被逮捕的贵族已经释放,那些本应去前线拉大炮的骏马都在大街上溅得我们满身污泥,一个四磅重的面包要三法郎十二苏才能买到,各剧院大演淫秽剧目,还有罗伯斯庇尔要把丹东送上断头台。”

    “呸!”丹东道。

    罗伯斯庇尔聚精会神看地图。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独裁者。”马拉突然提高嗓门说,“罗伯斯庇尔,你知道我希望有个独裁者。”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

    “我知道,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马拉说。

    丹东在牙缝里咕哝道:

    “独裁吗,你们试试吧!”

    马拉看见丹东皱起了眉头。

    “好吧,”他又说道,“让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吧。让我们达成一致。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5月31日我们不是已经达成过一致吗?整个问题比吉伦特党问题更严重。吉伦特党问题只是个具体问题。你们所说的也有部分是确实的,不过确实的情形,完全确实的,真正确实的情形,是我所说的。南方是联邦主义;西部是保王主义;巴黎是国民公会与公社之间的决斗;前线有库斯的退缩和杜穆里埃的叛变。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分崩离析。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团结。只有团结才有救。不过我们得赶快行动。巴黎必须抓住革命的主导权。我们浪费一个钟头,明天旺代军就可能打到奥尔良,普鲁士人就可能打到巴黎。丹东,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意见;罗伯斯庇尔,在那一点上我向你让步。那么,好吧,结论是必须实行独裁。让我们实行独裁吧,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塞卜洛士 (9) 的三个头。三个头中,一个是说话的头,就是你,罗伯斯庇尔;一个是咆哮的头,就是你,丹东……”

    “还有一个是咬人的,”丹东说,“就是你,马拉。”

    “三个都咬人。”罗伯斯庇尔说。

    一阵沉默。然后,这种充满不愉快的交锋的谈话又继续进行。

    “听着,马拉,在相互结合之前,需要相互了解才成。我昨天晚上对圣茹斯特说的那句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事,罗伯斯庇尔。”

    “马拉!”

    “掌握情况是我的职责,怎么了解情况是我的事。”

    “马拉!”

    “我就爱了解情况。”

    “马拉!”

    “罗伯斯庇尔,我知道你对圣茹斯特所说的话,正如我知道丹东对拉克洛瓦所说的话一样,正如我知道提亚丹码头和拉布利夫旅店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拉布利夫旅店是外国侨民中漂亮女郎出入的地方;也正如我知道戈奈斯附近那座蒂勒屋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蒂勒屋是前邮政局长瓦梅朗日的,莫利和卡扎莱斯过去常去那里,而后西叶斯和维尼约常去那里,现在还有人每星期去一次呢。”

    马拉说到“有人”时看了丹东一眼。

    丹东嚷起来:“我手里如果有一丁点儿权力,那就够你受的。”

    马拉接着说:“罗伯斯庇尔,你说的话我知道,就像圣殿塔楼里发生的事我知道一样。他们把路易十六藏在里边,让他养得肥肥的。仅仅9月份一个月,这头狼以及他的母狼和狼崽们,就吃掉了八十六篮鲜桃,而同时,老百姓却在挨饿。这件事我知道,我也知道罗兰躲藏在竖琴街一所有后院的房子里;我还知道7月14日所用的长矛,有六百支是奥尔良公爵的锁匠富尔制造的;还有西勒利的情妇圣伊莱尔家里发生的事我也知道;每逢举行舞会的日子,老西勒利总要亲自用白垩将新马图兰街那间黄色沙龙的镶木地板打一遍;布佐和克圣经常在那里用晚餐。27日萨拉丁还在那里用过晚餐哩。和谁一块,罗伯斯庇尔?是和你的朋友拉苏斯。”

    “胡说八道,”罗伯斯庇尔低声说,“拉苏斯并非我的朋友。”

    说罢他若有所思地加上一句:“眼下在伦敦有十八家伪币制造厂。”

    马拉声音平和,但有点可怕地颤抖,继续说道:“你们是大人物组成的乱党。是的,一切我全知道,哪怕圣茹斯特所称的‘国家机密’……”

    马拉把“国家机密”几个字说得特别重,同时观察罗伯斯庇尔的反应。随后他接着说道:“凡是勒巴邀请大卫来你家吃饭,品尝他的未婚妻即你未来的弟媳妇伊丽莎白·杜普莱烧的菜,你们在餐桌边所说的话我全知道,罗伯斯庇尔。我是民众的巨眼,我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向外观察。是的,一点儿不错,一切我都看见,听见,知道。你满足于一些小事情,自我欣赏。罗伯斯庇尔让他的夏拉勃尔太太,即夏拉勃尔侯爵的女儿欣赏他;那位夏拉勃尔侯爵,在达米安 (10) 被处死那天晚上,和路易十五在一起玩特惠斯特牌呢。是的,人人都装模作样。圣茹斯特成天打着领带,勒让德尔衣冠楚楚,白色的长礼服,白色背心,还佩着胸饰,一心想让人们忘记他过去所系的围裙。罗伯斯庇尔以为,历史将会记载:他在制宪会议穿橄榄色礼服,而在国民公会穿的是天蓝色礼服,他的卧室四壁都挂有他的肖像……”

    罗伯斯庇尔用比马拉更平和的声音打断他道:“而你呢,马拉,你的肖像挂遍了所有阴沟里。”

    他们继续像闲聊似的交锋,说话都慢条斯理,但正因为慢,才显示出相互攻击和驳斥的分量,而且于威胁之外又带着难以形容的讽刺挖苦。

    “罗伯斯庇尔,你曾经把那些想推翻王位的人称为‘人间的堂吉诃德’。”

    “而你呢,马拉,8月4日之后,在你的五五九期《民众之友》里——啊,我记住了这个数字,这是有用的——你曾要求恢复贵族们的爵位。你说过:‘公爵总是公爵’。”

    “罗伯斯庇尔,在12月7日那次会议上,你曾经为罗兰的妻子辩护而攻击维亚尔。”

    “马拉,你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里受到攻击时,我的兄弟不也为你辩护过吗,那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明。”

    “罗伯斯庇尔,谁都知道你在杜伊勒里宫的哪间办公室里对加拉说过:‘我对革命厌倦了。’”

    “马拉,就是在这里,在这家小酒店里,10月29日你拥抱过巴巴鲁。”

    “罗伯斯庇尔,你对布佐说过:‘共和国是个啥玩意儿?’”

    “马拉,还是在这家小酒店里,你请过三个马赛人陪你一块吃晚饭。”

    “罗伯斯庇尔,你曾叫菜市场一个壮汉拿根棍子为你保镖。”

    “你呢,马拉,8月10日先天晚上,你请布佐帮助你化装成骑师逃到马赛去。”

    “罗伯斯庇尔,9月份审判期间,你躲了起来。”

    “你呢,马拉,你尽表现自己。”

    “罗伯斯庇尔,你把红帽子掼在地上。”

    “是的,因为一个叛徒戴过,那是防止杜穆里埃玷污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在夏朵维约的士兵经过时,你拒绝用纱布盖住路易十六的头。”

    “我比用纱巾盖住他的头做得更彻底,把他的头砍掉了。”

    这时丹东插了进来,好似往火上浇油。

    “罗伯斯庇尔,马拉,”他叫道,“你们别吵了。”

    马拉不愿意听见人家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二位,转过头来问道:“丹东,你掺和什么?”

    丹东跳起来。

    “我掺和什么?我掺和的就是这个:两个为民众服务的人,不应该自相残杀,不应该相互斗来斗去;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已经打得够了,更不应该同室操戈了;革命是我搞成功的,我不允许有人把它引向失败。这就是我要掺和的事情。”

    “你还是考虑交代你的问题吧。”

    “我的问题!”丹东嚷起来,“你去问阿戈讷的游行队伍吧,去问解放了的香槟,去问被征服的比利时,去问我战斗过的部队吧,我曾经四次挺起胸膛迎着排枪的扫射呢!你去问革命广场,去问1月21日的断头台,去问已被推翻的王座,去问断头台的那个寡妇 (11) 吧……”

    马拉打断丹东:“断头台是个处女,我们可以躺在她身上睡觉,但没法让她怀孕。”

    “你懂什么?”丹东反驳道,“我就能让她怀孕!”

    “咱们等着瞧吧。”马拉说。

    他微微一笑。

    丹东看见了那微笑。

    “马拉,”他喊道,“你是个躲躲藏藏的家伙,我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讨厌像爬虫那样生活。叫我做甲壳虫我可不干。你住在地洞里,我住在大街上。你不与任何人往来;我呢,谁路过都可以来看我,和我交谈。”

    “好一个花花公子!愿意上我家来吗?”马拉咕哝道。

    他敛去了微笑,用专断的口气接着说道:“丹东,孟莫兰借口补偿你在夏特莱当诉讼代理人的开销,以国王的名义给了你三万三千埃居现金。你把这笔钱交代清楚。”

    “我是7月14日 (12) 的参与者。”丹东傲慢地说。

    “那间家具仓库和王冠上的宝石呢?”

    “10月6日 (13) 也有我的功劳。”

    “你的亲信拉克洛瓦在比利时的盗窃行为呢?”

    “6月20日 (14) 也有我一份功劳。”

    “你借贷给孟当西埃那笔款子呢?”

    “是我鼓动民众把国王从瓦莱纳抓回来的。”

    “还有你拨款建歌剧院大厅呢?”

    “我武装了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

    “还有司法部那十万法郎秘密基金呢?”

    “8月10日是我发动的。”

    “还有国民议会两百万法郎的秘密开支,你从中拿了四分之一呢?”

    “我阻止了敌人的进军,堵住了同盟国各国国王的道路。”

    “婊子!”马拉骂道。

    丹东可怕的嚯地站起来,吼道:“好,我是婊子!我出卖了肉体,可是我拯救了世界!”

    罗伯斯庇尔又咬起指甲来了。他笑不起来,连微笑也露不出来。像丹东那样嘿嘿大笑,或像马拉那样讥刺地微笑,他都做不到。

    丹东又说:“我嘛像汪洋大海,有潮落的时候,也有潮涨的时候。潮落的时候,人们看见我露出的浅滩;潮涨的时候,人们看见我波浪滔天。”

    “还有你的泡沫。”马拉说。

    “我的风暴。”丹东说。

    马拉与丹东同时站起来,他也发火了,这条水蛇突然变成了一条龙。

    “啊!”他叫道,“啊,罗伯斯庇尔!啊,丹东!你们对我的话都充耳不闻。那好,告诉你们吧,你们完蛋了。你们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你们没有出路啦。你们的所作所为,把你们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现在只剩通向坟墓的一条路啦。”

    “这就是你的伟大之处。”丹东说。

    他说罢耸耸肩膀。

    马拉继续说:“丹东,当心。韦尼奥也有一张阔嘴,两片厚唇,两道横眉;韦尼奥像米拉波和你一样,满脸麻子。但这并没能阻止5月31日事件 (15) 的发生。啊!你在耸肩膀。耸肩膀有时会掉脑袋的。丹东,我提醒你,你的粗嗓门,你的松领带,你的软靴子,你寒酸的夜宵,你阔大的口袋,这一切可都与小路易丝有关。”

    小路易丝是马拉对断头台的亲切称呼。

    他继续说:“至于你吗,罗伯斯庇尔,你是温和派,可是这完全无济于事。去扑点粉,梳梳头,刷刷衣服,装得自命不凡,弄件衬衣穿上,打扮得一本正经,把头发烫卷曲吧。即使这样,你也免不了要赴刑场的。读一读布伦瑞克的宣言吧,你和达米安一样,被指责为弑君者。你现在倒是打扮得人模人样的,但最终免不了被四马分尸。”

    “科布朗茨的应声虫!”罗伯斯庇尔咬牙切齿骂道。

    “罗伯斯庇尔,我不是任何人的应声虫,我代表大众的呼声。啊!你们还年轻。丹东呢,你多大岁数?三十四岁。罗伯斯庇尔,你多少岁?三十三岁。好,可是我呢,历经了岁月沧桑,代表着古老的人类的苦难,活了六千岁了。”

    “是的,”丹东说道,“六千年来,该隐 (16) 一直藏身在仇恨之中,就像癞蛤蟆藏在岩石里一样。岩石迸裂了,该隐跳到了人间,那就是马拉。”

    “丹东!”马拉叫道,眼睛里闪过一道阴冷的光。

    “你要怎样?”丹东问道。

    这三个可怕的人就这样争吵着。这是一场异常激烈的争吵。

    三 深层神经的震颤

    谈话停顿了片刻,三个巨人立刻各想各的心事。

    狮子见了水蛇会感到不安。罗伯斯庇尔变得脸色非常苍白,丹东变得满脸通红。两个人都战栗了一下。马拉那野兽般的目光熄灭了,这个令可怕的人望而生畏的人恢复了平静,一种不可抗拒的平静。

    丹东感到自己被打败了,但不愿意投降。他又说道:

    “马拉高喊独裁和团结,可是他只有一种能力,破坏团结的能力。”

    罗伯斯庇尔两片紧闭的薄嘴唇张开了,补充道:“我嘛,赞同阿纳夏西·克路茨的意见,所以我说罗兰不行,马拉也不行。”

    “我呢,”马拉反驳道,“我说丹东不行,罗伯斯庇尔也不行。”

    他定定地盯住他们俩,补充道:

    “让我给你一个忠告吧,丹东,您坠入了爱河,正在考虑再婚,明智点儿,别再染指政治啦。”

    他往门口退一步,准备出去,阴阳怪气地告辞道:

    “永别啦,先生们。”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打个寒战。

    这时,房子里端响起一个声音,说道:“你错啦,马拉。”

    三个人一齐转头望去。在马拉发怒的时候,有一个人乘他们不注意,从里门进来了。

    “是你吗,西穆尔登公民?”马拉说道,“你好。”

    果然是西穆尔登。

    “我说你错了,马拉。”他又说一遍。

    马拉脸色发青——他脸色发白时就是这样。

    西穆尔登又说:

    “你是有用的,而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要威胁他们呢?要团结!团结,公民们!民众希望我们团结。”

    他的到来产生了一盆冷水般的效果,又像一对夫妻吵架时来了一个外人,虽然骨子里还没有冷静下来,但至少表面上冷静下来了。

    西穆尔登朝桌子走过来。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认识他。他们经常注意到,这个虽不出名却有权势并深受百姓拥戴的人坐在国民公会旁听席上。讲究礼节的罗伯斯庇尔问道:“公民,你是怎样进来的?”

    “他是主教会的。”马拉说,声音里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恭顺。

    马拉无视国民公会,操纵巴黎公社,却害怕主教会。

    这是一条规律。

    米拉波觉得罗伯斯庇尔在深不可测的地底下搞鬼,罗伯斯庇尔觉得马拉在搞鬼,马拉觉得埃贝尔 (17) 在搞鬼,埃贝尔觉得巴贝夫 (18) 在搞鬼。政治家只有感到脚底下平静无事才能前进。可是,最革命的政治家脚下也会有地下室,一旦他们感到自己脚下发生了他们在上面鼓动的那种活动,最有胆略的革命者也会不安地驻足不前。

    伟大的革命者的非凡和可贵之处,就是善于区分出于贪婪而进行的活动和为了原则而进行的活动,并且反对前者支持后者。

    丹东看出马拉屈服了。

    “啊!西穆尔登公民可不是多余的人。”他说道。

    接着他向西穆尔登伸出手。

    “好呀,”他说,“让我们向西穆尔登公民介绍一下情况吧。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代表山岳派,罗伯斯庇尔代表救国委员会,马拉代表公社,西穆尔登代表主教会。就让他来判定我们谁正确吧。”

    “好吧。”西穆尔登严肃而爽快地说,“关于什么问题?”

    “关于旺代。”罗伯斯庇尔答道。

    “旺代!”西穆尔登说道。

    他接着说:“这是一大威胁。革命如果失败,就是败在旺代手下。一个旺代比十个德国还可怕。法兰西要生存下去,必须消灭旺代。”

    这几句话博得了罗伯斯庇尔的好感。

    然而罗伯斯庇尔还是问他:

    “你过去不是教士吗?”

    他那副教士的神态逃不过罗伯斯庇尔的眼睛。罗伯斯庇尔透过他的外表看清了他的本质。

    西穆尔登答道:“是的,公民。”

    “这说明什么问题?”丹东叫起来,“善良的教士比其他人强。在革命时期,教士可以改造成公民,就像教堂的钟可以铸造铜币和大炮一样。唐儒是教士,多努也是教士。托马斯·兰代是埃夫勒的主教。罗伯斯庇尔,你自己在国民公会就与马修紧挨着坐在一块,而马修是博韦的主教。代理大主教沃日瓦还是8月10日起义委员会成员呢。夏博是嘉布遣会修士。主持网球场宣誓的是热勒修士;宣布国民议会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是修道院院长奥德兰;是修道院院长古特向立法会议要求取消路易十六王座上的华盖;提出废除王权的是修道院院长格雷古阿。”

    “得到小丑科洛·德布瓦的支持,”马拉冷笑一声说道,“事情是他们两个人完成的:教士推翻了王位,演员打倒了国王。

    “咱们还是再谈旺代吧。”罗伯斯庇尔说。

    “那么,”西穆尔登说道,“到底怎么回事?旺代怎么啦?”

    罗伯斯庇尔答道:“情况是这样:旺代有了个头子,它要变得挺可怕了。”

    “这个头子是谁,罗伯斯庇尔公民?”

    “是一位前贵族朗德纳克侯爵,他自称布列塔尼亲王。”

    西穆尔登一愣说道:“此人我认识,我在他家乡当过教士。”

    他想了想又说:“他在成为军人之前,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

    “就像先前叫洛赞的比龙 (19) 一样。”丹东说。

    西穆尔登若有所思地补充道:“是的,他过去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他一定很厉害。”

    “厉害极了。”罗伯斯庇尔说,“他烧毁了一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枪毙妇女。”

    “妇女?”

    “是的,他枪毙的妇女之中,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那三个孩子不知落得了怎样的下场?此外,他是一位军事家,懂得打仗。”

    “不错。”西穆尔登说道,“他参加过汉诺威战争,士兵们说:‘上有黎塞留,下有朗德纳克。’真正的将军是朗德纳克。跟你的同僚杜索勒克斯谈谈他吧。”

    罗伯斯庇尔沉思片刻,随后又继续与西穆尔登交谈:

    “可是,西穆尔登公民,这个人现在就在旺代。”

    “到了多长时间了?”

    “到了三个星期了。”

    “应该宣布他是罪犯。”

    “已经做啦。”

    “应该悬赏通缉他。”

    “已经做了。”

    “应该宣布重赏抓到他的人。”

    “已经宣布了。”

    “奖金不是纸币。”

    “也已宣布。”

    “奖金是黄金。”

    “都宣布了。”

    “应该把他送上断头台。”

    “一定会把他送上断头台的。”

    “谁去做呢?”

    “你。”

    “我?”

    “是的,你将被任命为救国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我接受任命。”西穆尔登说。

    罗伯斯庇尔决策迅速,表现出了政治家的素质。他从面前的公文里拿出一张白纸;白纸上方印着: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救国委员会。”

    西穆尔登接着说:“是的,我接受任命。必须针锋相对,朗德纳克残暴,我也残暴,与这个人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但愿我能从这个人手里把共和国解救出来。”

    他顿了顿,又说:

    “我是教士,这无关紧要,反正我信奉上帝。”

    “上帝过时啦。”丹东说道。

    “我信奉上帝。”西穆尔登沉着地说。

    罗伯斯庇尔阴阳怪气地点点头表示赞赏。

    西穆尔登又说:

    “派我去什么人那里?”

    罗伯斯庇尔答道:

    “派你去负责剿灭朗德纳克的远征军司令那里。不过我得事先告诉你,司令是一位贵族。”

    丹东大声说:

    “瞧吧,又一件我不在乎的事情。一位贵族?贵族又怎么样?贵族和教士一样,只要善良就挺好。贵族的概念其实是带有偏见的,不应该只看到一面而忘掉另一面,不能要么反对要么拥护。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不就是一个贵族吗?当然是弗洛莱勒·圣茹斯特!阿纳夏西·克路茨是男爵。我们的朋友查理·赫斯对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会议没有缺席过一次,而他是一位亲王,是在位的诸侯赫斯·罗滕堡的弟弟。马拉的密友蒙托是蒙托侯爵。革命法庭有一位陪审员是教士,名叫维拉特,另有一位陪审员是贵族,名叫勒卢瓦,即孟福拉贝侯爵。两个人都可靠。”

    “你漏掉了革命法庭的首席陪审员。”罗伯斯庇尔补充道。

    “昂托内勒?”

    “就是昂托内勒侯爵。”

    丹东接着说道:“丹皮尔也是贵族,为了保卫共和国不久前当着孔代的面牺牲了;博尔佩也是贵族,他宁愿饮弹自杀也不肯为普鲁士人打开凡尔登的城门。”

    “尽管如此,”马拉嘟囔道,“那天当孔多塞说格拉克兄弟是贵族时,丹东却冲着孔多塞嚷道:‘所有贵族都是卖国贼,从米拉波到你。’”

    西穆尔登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丹东公民,罗伯斯庇尔公民,你们如此信任也许是对的,可是老百姓不信任,老百姓不信任并没有错。如果让一位教士去监视一位贵族,其责任是双重的,这位教士要立场坚定才行。”

    “那当然。”罗伯斯庇尔附和道。

    “还必须铁面无情。”

    罗伯斯庇尔接着说:“说得好,西穆尔登公民。你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年轻人。你称得上他的长辈,你的年龄比他大一倍。你要引导他,也要爱护他。看来他具有军事天才,各方面的报告都一致这么说。他所属的那支部队是从莱茵军分出来派到旺代去的。他是从国境线撤下来的,在那里他表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勇敢。他指挥远征军纵队指挥得很出色。半个月来,他使朗德纳克老侯爵连吃败仗。他压住他打,并且乘胜追击,终将把他逼到海边,把他彻底打垮。朗德纳克有老将军的老奸巨猾,而他有着年轻司令的大智大勇。这个年轻人已经树立了一些敌人和嫉妒者。副将雷舍勒就嫉妒他……”

    “那个雷舍勒想当总司令!”丹东插话道,“他其实只会说一句俏皮话:有了梯子就能登上战车,因为他的名字意为梯子,而夏莱特的名字意为战车。可是眼下是夏莱特打得他节节败退。”

    “他希望由他而不由别人打败朗德纳克。”罗伯斯庇尔接着说道,“旺代战争的不幸就在于这种萧墙之争。我们的战士个个是英雄,就是指挥不当。一个普通的轻骑兵队长塞兰进入索米尔城时,居然由军号奏着《顺利》进行曲;他攻下了索米尔城,本来可以乘胜拿下绍莱,可是他没有接到命令,便停止前进了。旺代全军各级指挥部必须予以整顿。现在是部队分散,力量分散。一支分散的军队如同一块被粉碎的岩石,哪里有什么战斗力!帕拉梅军营里现在只剩下一些帐篷了。特雷基埃和迪南之间有一百个根本不起作用的小哨所,其实可以合起来组成一个师,保卫整个海岸线。雷舍勒在帕兰的支持下,以守卫南部海岸为借口,从北部海岸撤走了,从而为英国人打开了法国的大门。五十万农民暴动,英国在法国登陆,这就是朗德纳克的如意算盘。可是,远征军的年轻指挥官用剑抵住了朗德纳克的腰部,紧逼猛攻,打得他屁滚尿流,而没有征得雷舍勒的允许。雷舍勒是他的上司,告发了他。各方面对这个年轻人褒贬不一。雷舍勒想枪毙他,马恩省的普里厄则想提拔他为副将。”

    “这个年轻人,”西穆尔登说道,“我觉得倒是有突出才能。”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插话的是马拉。

    “什么缺点?”西穆尔登问道。

    “宽容。”马拉回答。

    他接着又说:“打仗的时候倒是条硬汉子,仗一打完心肠就软了。一味地宽容饶恕,大发慈悲,保护修女嬷嬷,营救贵族的妻室和小姐,放走俘虏,恢复教士的自由。”

    “的确是严重缺点。”西穆尔登低声说。

    “是犯罪。”马拉说。

    “有时算得上。”丹东说。

    “通常算得上。”罗伯斯庇尔说。

    “几乎总算得上。”马拉又说。

    “在对付祖国的敌人的时候,的确总算得上犯罪。”西穆尔登说道。

    马拉转向西穆尔登问道:

    “一个共和派首领放走了一个保王派首领,你拿他怎么办?”

    “我赞同雷舍勒的意见,把他毙了。”

    “或者送上断头台。”马拉说。

    “都可以。”西穆尔登说。

    丹东笑起来:“两种办法我都喜欢。”

    “你放心吧,不是用这种办法,就是用另一种办法。”马拉咕哝一句。

    他的目光离开丹东,又落在西穆尔登身上:

    “这就是说,西穆尔登公民,如果一位共和派首领犯了错误,你就要他脑袋搬家是吗?”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好,”马拉又说道,“我同意罗伯斯庇尔的意见,应该把西穆尔登公民作为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派到海岸部队远征军指挥部去。那位指挥叫什么名字?”

    罗伯斯庇尔答道:“是一位前贵族。”

    他动手翻阅文件。

    “就把这个贵族交由教士去看管吧。”丹东说道,“我对一位独处的教士不放心,对一位独处的贵族也不放心,但当一位教士和一位贵族在一起时,我就不担心了。他们一个监视另一个,准行。”

    西穆尔登的眉头明显地流露出他特有的气愤,但也许是觉得丹东的意见实质上是正确的,因此他并没有转向丹东,而是提高嗓门严肃地说道:“假如交给我的那位共和派首领犯了错误,我就处死他。”

    罗伯斯庇尔眼睛看着文件说道:“那个人的名字找到啦,西穆尔登公民,你对之拥有全权的那位指挥官是一位前贵族,一位子爵,名叫郭文。”

    西穆尔登的脸“刷”的变得煞白。

    “郭文!”他叫起来。

    马拉看见西穆尔登脸变了色。

    “郭文子爵!”西穆尔登又说道。

    “不错。”罗伯斯庇尔说道。

    “怎么样?”马拉两眼盯住西穆尔登问道。

    停顿片刻。马拉又说:“西穆尔登公民,按照你自己提出的条件,你愿意作为特派员被派到郭文的指挥部去?说定了。”

    “说定了。”西穆尔登答道。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罗伯斯庇尔拿起旁边的笔,用舒缓、端正的字体,在头上印有“救国委员会”的白纸上写了四行字,签了名,将纸和笔递给丹东;丹东签了名,又递给马拉。马拉一直注视着西穆尔登苍白的脸,也在丹东之后签了字。

    罗伯斯庇尔拿回那张纸,写上日期,交给西穆尔登。西穆尔登念着:

    共和二年

    兹授予西穆尔登公民以全权,作为救国委员会特派员,派到海岸部队远征军司令郭文处。

    罗伯斯庇尔

    丹东

    马拉

    签名之下写明日期为:1793年6月28日

    当时,革命历法民历还没有正式实行,直到1793年10月5日,才经洛姆提议,由国民公会通过。

    在西穆尔登看文件时,马拉一直打量着他。

    马拉自言自语般低声说道:“应该由国民公会颁布一道法令,或者由救国委员会做出一项专门决定,明确规定这一切。还有些事情要做的。”

    “西穆尔登公民,你住在什么地方?”罗伯斯庇尔问道。

    “商业法院。”

    “啊!我也住在那里,”丹东说道,“你是我的邻居。”

    罗伯斯庇尔又说:“此事刻不容缓。明天,你就会收到救国委员会所有成员签字的委任状,确认对你的委派,尤其是使菲力波、马恩的普里厄、勒贯特、阿基埃和其他肩负使命的代表信任你。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你的权力是无限的。你可以把郭文提拔为将军,也可以把他送上断头台。明天下午3点钟你将收到委任状。你什么时候出发?”

    “4点钟。”西穆尔登说。

    于是他们分了手。

    马拉回到家里,通知西蒙娜·埃弗拉尔,他第二天要去国民公会。

    ————————————————————

    (1) 据希腊神话,弥诺斯是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埃阿斯科是宙斯和埃癸娜的儿子,剌达曼堤斯也是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作者以这三个神话人物比喻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

    (2) 那个凄惨的夜晚是指1792年3月9日至10日的那个夜晚。吉伦特派被指责支持杜穆里埃,担心成立革命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又担心主教会在这一夜对他们进行袭击。加拉在王府桥上没听到警钟,便跑到小酒店来打听情况。

    (3) 马拉主编的刊物。

    (4) 丹东于1794年4月5日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巴里斯事先获得消息告诉丹东,但丹东拒不逃跑。

    (5) 希腊神话中最古老、最受崇敬的希腊女神之一,起初是命运的化身,后渐渐起了复仇女神的作用。

    (6) 布里索(1754—1793),吉伦特派领袖。

    (7) 罗兰(1734—1793),法国工业科学家,主要由于其妻子的野心,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成为温和的吉伦特派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首领。

    (8) 兰代(1743—1825),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救国委员会委员,在审判路易十六时,负责起草关于路易的反革命罪行的报告。

    (9) 把守冥国的有三个头的恶狗。

    (10) 达米安(1715—1757),法国狂热分子,1757年1月1日刺伤路易十五,被判处五马分尸刑。

    (11) 旧法语行话断头台与寡妇是同一个词。

    (12) 1789年7月14日巴黎革命群众攻陷巴士底狱。

    (13) 1789年10月6日巴黎人民攻入凡尔赛宫,强迫躲在那里的路易十六迁回巴黎,完全处在革命群众监督之下。

    (14) 1792年6月20日,巴黎人民示威,要求国王收回解散吉伦特内阁的命令。

    (15) 指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垮台的事件。韦尼奥是吉伦特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6) 据《圣经》记载,该隐和亚伯为亚当与夏娃之子,该隐出于嫉妒杀了亚伯,被上帝驱逐到伊甸园东边的“流荡”。

    (17) 埃贝尔(1757—1794),法国大革命期的政治新闻工作者,巴黎长裤汉的主要发言人。

    (18) 巴贝夫(1760—1797),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政治鼓动家,先后创办《自由新闻》和《人民论坛》。

    (19) 即Biron,Armand-Louis de contaut(1747—1793),先被封为洛赞公爵,后被封为比龙公爵,被世人称为美男子洛赞。

    第三章 国民公会

    一 国民公会

    1

    我们正接近顶峰。

    瞧,这就是国民公会。

    看到这座顶峰,目光变得凝重了。

    在人类的视野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比这更高大的东西。

    有喜马拉雅山,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可能是历史的顶点。

    在国民公会活着的时候,是的,在它作为议会活着的时候,人们并不了解它怎么样。同时代人所忽视的,恰恰是它的伟大之处;人们太害怕,不敢对之赞叹。

    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一种神圣的威仪。欣赏平凡的东西,欣赏小山,那不难;可是凡是太高大的东西,无论是一位天才还是一座高山,无论是一个议会还是一件杰作,靠得太近去欣赏,总不免使人大惊失色。顶峰都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去攀登吧,累人,断崖绝壁会叫你气喘吁吁,斜坡会让你滑倒,本是优美景致的嶙峋怪石又可能使你碰伤;湍流飞溅处是悬崖深谷,云遮雾罩中是座座险峰;上山和下山同样令人生畏。更多的是胆战心惊,而不是欣赏赞叹。心中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对高大的东西反感。人们眼睛里看到的是无底深渊,而不是巍巍高峰,是狰狞怪物,而不是非凡奇观。当初,国民公会所受到的评价就是如此这般。它本来是供雄鹰仰视的,却被近视者俯视了。

    如今国民公会已成远景,它在深邃的天际,在宁静而悲壮的远处,衬托出法国大革命的壮阔轮廓。

    2

    7月14日法国解放。

    8月10日王朝垮台。

    9月21日共和国建立。

    9月21日,秋分,均衡。天平星座,天平。照洛姆的说法,共和国的成立,正应了这种标志着平等与正义的预兆。预兆是一个星座。

    国民公会破天荒地体现了人民。正是国民公会翻开了历史崭新而伟大的一页,开创了未来,即今天。

    一切思想都要有一个具体的外壳,一切原则都要有一个依托;一座教堂,就是四壁之间供奉着上帝;每一种教义都需要一座庙宇。国民公会成立后,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

    起初找到的是驯马场,而后是杜伊勒里宫。在那里竖起一个框子,嵌上一幅画,一幅出自大卫手笔的巨型灰色单色画,对称地摆一些长凳,再建一个四四方方的演讲台,一些平行的壁柱,铁砧般的柱脚,一排长长的笔直的栏杆,一些蜂窝状的长方形厢座,即经常挤满群众的所谓旁听席,一个古罗马剧场式的篷顶,加上古希腊式的帷幔。在这些直角和直线之间就安置了国民公会,也就是在这对称的布局之间布下风暴。演讲台上的红帽子却画成了灰色。保王派开始嘲笑这顶灰色的红帽子,嘲笑这间装饰不适当的大厅,嘲笑这座马粪纸建筑,这座混凝纸浆圣殿,这座用烂泥和唾沫筑成的万神庙。不消说这座建筑物很快就会消失!那些柱子都是木桶板拼成的,穹顶是条板镶成的,浮雕是用油灰勾成的,柱顶盘是枞木做的,塑像是石膏的,大理石是画成的,墙壁是帆布的。可是,就是在这个临时的场所,法兰西完成了千秋大业。

    国民公会到驯马场的大厅里开会的时候,大厅的墙壁贴满了标语;当国王从瓦莱纳被押解回来时,这类标语曾贴满巴黎全城。其中一张标语写着:“国王回来了。谁向他欢呼就用棍子揍谁。谁谩骂他就绞死谁。”另一张写着:“保持肃静。不要脱帽。他是从他的审判者面前经过。”又一张写着:“国王曾对准国民开火,现在该轮到国民向他开火了。”又一张写着:“法律!法律!”就是在这些贴满标语的墙壁之间,国民公会审判了路易十六。

    1793年5月10日,国民公会定址杜伊勒里宫,那时杜伊勒里宫叫国民宫。会议厅占据了被称为统一楼的钟楼和被称为自由楼的马尔桑楼之间的全部地方。花卉楼被称为平等楼。有一座让·布朗 (1) 式大楼梯通向会议厅。公会占据整个二层楼,下面的底层是一间长形的警卫室,里面架了许多枪,摆了许多行军床;为国民公会警卫的部队使用各色各样的武器。公会还有一支仪仗队,被称为“国民公会精锐部队”。

    有一条三色彩带,把公会所在的宫殿与老百姓来来往往的公园隔开。

    3

    会议厅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彻底交代一下吧。这个非凡的地方的一切都引人入胜。

    一进门头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两扇宽大的窗户之间一座高大的自由神像。

    这座四十二公尺长、十公尺宽、十一公尺高的房子,曾经是国王的舞台,现在成了革命的舞台。由威加拉尼为廷臣们建的这间富丽堂皇的大厅,由于增加了粗笨的屋架进行加固,已经面目全非,不过这屋架在1793年承受了民众的重压。层层叠叠的旁听席就在这屋架上面,而这个屋架有一个细节值得提及,就是它只靠一根柱子支撑着。这根柱子是一整块木头,高达十米。很少有雕像柱承受过这根柱子所承受的重量。年复一年,它承受过革命猛烈的推进,承受过欢呼、狂热、咒骂、吵闹、喧嚣、怒气冲冲和混乱不堪的场面,甚至骚动,而没有弯曲。国民公会之后,它又经历过元老院,直到雾月十八日才被换掉。

    佩西埃用多根大理石柱子代替了这根木头柱子,可是那些大理石柱子还不如它经久。

    建筑师们的想象有时是古怪的。设计李沃里街的建筑师想象的,是一颗炮弹的轨迹;设计卡尔斯庐的建筑师想象的,是一把扇子;1793年5月10日国民公会定为会址的那间大厅,建筑师在设计它时所想象的,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五斗柜抽屉。它又长,又高,又平;紧贴平行四边形的一条长边,建了一个半圆形的楼厅,那是呈阶梯状的代表席位,全都没有桌子,连斜面小桌也没有。加兰-古龙经常作记录,只好放在膝头上写。代表席对面是讲演台,讲演台前面有一尊勒佩勒蒂耶-圣法若 (2) 的半身像,讲演台后面是主席的座位。

    半身像的头略高出讲演台的边缘,后来就把它移开了。

    楼厅有十九排半圆形的座位,层层迭起,每排座位都延伸到楼厅两边的墙角。

    讲演台脚下呈马蹄形的位置,站着传达员。

    讲演台的一侧墙上有一个黑色的木头框子,里面嵌了一块九尺高的木牌,中间一根权杖似的东西把它分成两半,像两页书,上面书写着《人权宣言》;讲演台另一侧的墙壁是空的,后来也钉了一个同样大的木头框子,里面嵌了共和二年宪法,由一柄剑从当中分开成两页。讲演台上面,也就是发言者头顶上,微微抖动着三面巨大的三色旗;这三面旗帜,是从一间分成两格,坐满群众的深厢座里伸出来的,几乎平靠在一个拱坛上。拱坛上写着两个大字:法律。拱坛后面,像一个捍卫言论自由的卫兵似的,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高似柱子的古罗马束棒 (3) 。一些高大的雕像靠墙挺立,面向着代表们。主席座位右边有利库尔戈斯 (4) 像,左边有梭伦 (5) 像;山岳派上面有柏拉图像。

    这些雕像的底座是普通的方形木墩,安放在一条凸起的长栏上,长栏绕大厅一圈,把群众与议会隔开;群众就把胳膊肘搁在长栏上。

    嵌有《人权宣言》的那个木头框子抵住了长栏,破坏了雕像的排列,将整条直线从中间截断,所以夏博低声对瓦迪耶说:“真难看。”

    那一尊尊雕像的头上,交替地戴着橡树叶冠和月桂叶冠。

    一块绿色帷幔,上面用更深的绿色绘有橡树叶冠和月桂叶冠,带着宽大笔直的褶皱,从围绕会场的长栏上垂落下来,覆盖了会议厅下面整个墙壁。帷幔之上的墙壁雪白森冷。这面墙上开辟出了两层旁听席,既没有线脚,也没有叶饰,似乎是用冲头硬打出来的。下面一层的席位是方形的,上面一层的席位是圆形的。鲁特鲁威 (6) 的遗风尚存,照通例,侧墙装饰线应该迭在脚线的上面。大厅两侧每边有十个旁听席,两头还各有两个很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旁听席,里面挤满了群众。

    下面一层听众多,旁听席常常挤不下,便涌到梯层边缘,拥挤在建筑物的一切突出的地方。上面一层的旁听席前面,齐胸高牢牢地焊了一根铁杠子,作为栏杆,保护听众不被沿梯级往上走的群众挤得跌下去。尽管这样,有一回还是有个人跌到会场里去了,好在跌在博韦的主教马修身上,没有摔死。他说道:“瞧!一个主教还是有点用处哩!”

    国民公会的大厅可容纳两千人,起义的日子里容纳过三千人。

    国民公会有两类会议,一类在白天开,一类在晚上开。

    主席座椅的靠背呈圆形,带金色的钉子。他的桌子由四头带翅膀的怪兽支撑着,而那四头怪兽只有一只脚,简直可以说是从《启示录》里爬出来观看革命的 (7) 。它们仿佛是从厄则克耳 (8) 的战车上解下来,为桑松 (9) 拉囚车的。

    主席台上有一个大铃,大得几乎像口钟,还有一个挺大的铜制墨水瓶,和一个对开的羊皮纸本子,那就是会议记录本。

    有人把刚砍下的人头,插在长矛尖上,血淋淋的送到这个主席台上。

    登上讲演台要上九级台阶,每一级都又高又陡,爬起来十分困难。有一次,让骚内往上爬的时候差点绊倒了,“这是上断头台的梯子!”他说。——“学着点怎么爬!”卡利耶冲他喊道。

    大厅的四角墙壁显得太秃,建筑师便在墙上镶了斧头露在外边的古罗马束棒。

    讲演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底座,上面各安装一根十二尺高的枝形灯柱,顶上各点四盏油灯。每个旁听席厢座里也有这样一根灯柱。所有灯柱的底座上都雕刻有圆环,被群众称为“断头台的枷锁”。

    会堂的座位一排排升高,最上面一排快挨到旁听席的围栏,所以议员与群众可以直接交谈。

    旁听席的出口通向迷宫般的走廊;走廊里有时回荡着粗野的吵闹声。

    国民公会使整个宫殿拥挤不堪,不得不部分分散到附近的龙格维尔宫和库瓦尼宫。如果布雷德福勋爵的一封信内容属实,那么8月10日之后,王室的家具就搬到了库瓦尼宫。花了两个月才把杜伊勒里宫搬空。

    各个委员会都安置在会议厅附近:平等楼里是立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和贸易员会;统一楼里是军事委员会。

    治安委员会与救国委员会之间,有一条阴暗的走廊直接相通,走廊里不管白天黑夜都亮着一盏路灯,各党派的密探在这里徘徊,所以在这里谁也不说话。

    国民公会的证人席位挪动过好几次,通常是在主席的右边。

    大厅两头有两面垂直的板壁,封住半圆形的梯形大厅的两头,在它们与墙壁之间留有两条逼仄、幽深的通道,每条通道有一扇四方的、黑洞洞的门。大家就是从这里进出的。

    有一扇门对着斐扬修道院的露台,议员们从这扇门直接进入大厅。

    这间大厅由于窗户采光不好,白天很不明亮,入夜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照明,就更显得幽暗,所以总给人一种笼罩在夜色里的感觉。晚上,照明本来就差,再加上夜的黑暗,灯光下的会场便显得阴森森的。大家相互都看不清楚,只见会场的两头和左右两边,一张张模糊不清的面孔在对骂。两个人就是面对面撞上了,也认不出来。有一回,莱涅罗向讲演台跑去时,在倾斜的过道上撞到一个人身上,他连忙说:“对不起,罗伯斯庇尔。”——“你把我当成谁啦?”一个沙哑的声音反问道。——“对不起,马拉。”莱涅罗忙改口道。

    主席座位下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专席。事情就这样奇怪,国民公会里还有享有特权的旁听者。只有这两个专席有布罩,下方的正中垂着两个金色的流苏,作为衬托。其他旁听席都光秃秃的。

    整个布置显得生硬,不正规,但挺整齐。粗犷中显示出规正。这也有点像整个革命。国民公会的大厅,堪称后来艺术家们所称的“穑月式建筑”一个最完善的标本:粗笨而不结实。当时的建筑师把对称奉为至美。文艺复兴的风格在路易十五年间已达登峰造极,后来便走向了反面。高雅发展到了平淡,纯洁演进到了单调。建筑艺术中也存在矫揉造作。18世纪的建筑,造型和着色都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后来这种艺术趋于简朴,甚至只容许直线存在。这种演变达到极致便是丑陋。艺术只剩下了骨头架子,事情就是如此奇怪。这便是严谨和简约形成的弊端。建筑风格朴素到了单调的地步。

    撇开政治激情不说,这间大厅仅仅是它的建筑风格,就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人们还依稀记得过去的那个剧场,饰有花环的包厢,蓝色和紫色的天花板,带有许多闪光片的枝型大吊灯,发出宝石光彩的多支烛台,闪色的帷幔,幕布和墙衣上绣的许多爱神和裸体仙女,那些画的和雕刻的镀金的装饰,整个儿像一首优雅的王室抒情曲,使这个严肃的地方显得那样迷人。而现在你环顾四周,目光所及全是生硬、笔直的角度和线条,像钢铁一样冰冷而刺眼,给人的感受,就像布歇 (10) 被大卫 (11) 处死了似的。

    4

    谁看见国民公会开会的情形,就再也不会去想它那间会议厅。谁看见演戏,就再也不会去想戏台。再也看不到比这更丑恶而又更崇高的情景。这里济济一堂的有一大批英雄,也有一大群懦夫。有高山的猛兽,也有沼泽的爬虫。如今已变成幽灵的那些斗士,当年全都聚集在这里,相互拥挤,相互挑衅,相互恫吓,斗来斗去,而又共处于一堂。

    让我们来列举一下这些巨人的名字吧。

    右边是吉伦特派,一群思想家;左边是山岳派,一群竞技者。一边是接收过巴士底狱钥匙的布里索,马赛人俯首听命的巴巴鲁,手里掌握着驻扎在市郊圣马索的布雷斯特营的克韦雷干,确定议员对将军拥有无限权力的让骚内,还有注定要倒霉的瓜德。一天夜里在杜伊勒里宫,王后指指睡熟的太子让他看,瓜德亲了亲那孩子的额头,却让孩子的父亲掉了脑袋。此外还有捕风捉影地检举山岳派与奥地利勾结的萨勒,右派的跛子西勒利和左派的瘸子库东,被一位新闻记者称为恶棍的劳斯·杜佩雷,他因此而邀请那位记者吃饭,对他说:“我知道,所谓恶棍,只是指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罢了。”还有在1790年历书的头一页写了“革命已结束”的拉博·圣艾蒂安,奋力推翻路易十六的纪内特;起草过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冉森派教徒加缪,此人相信六品修士帕里 (12) 的奇迹,卧室的墙上钉了一幅七尺高的基督像,每天夜里跪在像前祈祷;有与卡米尔·德穆兰一起发动7月14日起义的福歇;有伊斯纳尔,此人有一大罪状,就是当布伦瑞克说“巴黎将被彻底烧掉”的时候,他却说“巴黎将被彻底毁掉”。有雅各布·杜邦,他头一个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罗伯斯庇尔驳斥他说:“无神论是贵族的玩意儿。”有冷酷、敏锐而勇敢的布列塔尼人朗瑞奈,巴耶-封弗莱德的生死之交杜柯,巴巴鲁的忠实朋友勒贝齐,这个勒贝齐因为罗伯斯庇尔没有被送上断头台而一再提出辞职;还有反对常设区议会的黎绍,还有拉苏斯,他说过一句名言:“让感恩戴德的民众遭殃吧!”可是一旦被押到断头台脚下,他却自相矛盾而又傲慢地对山岳派说:“我们被处死,是因为民众还没有觉醒,一旦民众觉醒,就该你们丧命了。”还有比洛托,他宣布取消公会代表不可侵犯的特权,从而不自觉地为自己铸造了一把铡刀,并为自己筑起了断头台;还有夏尔·维拉特,他以这样一句抗议庇护自己的良心:“我不愿意在刀口下投票。”还有艳情小说《浮布拉》的作者鲁韦,他最后可能在王宫大厦开了家书店,请罗督斯卡为他站柜台;还有《巴黎画卷》的作者梅西埃,他经常嚷嚷说:“所有国王的脖子都感觉到了1月21日 (13) 啦!”有把旧疆界乱党视为心腹大患的马来克,以及新闻记者卡拉,他在断头台下对记者说:“现在就死真没意思,我还想看后面的结局呢。”还有自命为马耶讷和卢瓦尔第二营战士的维热,他在受到旁听席公众的威胁时就大声说:“旁听席再有人嘀咕一声,我就要求我们全体退场,拿起战刀向凡尔赛进发!”有后来死于饥荒的布左,注定要死于自己的匕首之下的瓦拉兹,因口袋里装着《贺拉斯》 (14) 暴露了身份而死于王后堡(后改名平等堡)的孔多塞,命中注定要在1792年深受群众爱戴、而1793年被狼吃掉的佩雄;此外还有许多人,像彭特库朗,马博兹,黎东,圣马丹,尤维纳利斯 (15) 的译者、参加过汉诺威战役的杜索勒克斯,布瓦洛,贝特朗,李斯特-博书,勒沙日,戈迈尔,加甸,曼维耶勒,杜普朗蒂埃,拉卡兹,昂迪布,而为首的是被大家叫作韦尼奥的巴纳夫。

    另一边是安多纳-路易-雷昂·弗洛莱勒·德·圣茹斯特,他二十三岁,脸色苍白,前额生得低,侧影端正,一双神秘的眼睛,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接着是被德国人称为“火魔”的梅林·德·狄翁维尔,制订“嫌疑犯法”的罪魁梅林·德·杜埃,第一个牧月 (16) 就被巴黎民众推举为将军的苏布拉尼,用曾经洒过圣水的手握住战刀的前本堂神父勒彭,设想将来主持司法不需要法官只需要仲裁人的比约·瓦伦纳,可喜地发明了共和历法的法布·德格朗丁和灵感卓然创作了《马赛曲》的卢热·德·李斯特(可惜这两个人以后再也没有别的创造发明),说过“死掉一个国王不等于减少一个人”的公社检察官马努埃,曾经攻进特利普斯城、新城和施派尔城看见普鲁士军队逃之夭夭的古荣,由律师变为将军、在8月10日前六天获得圣路易骑士称号的拉克洛瓦,弗雷隆-左伊勒的儿子弗雷隆-泰西特,铁面无私地搜出铁柜 (17) 但命中注定要与共和制一道悲壮地自杀、在共和制灭亡那天了结一生的鲁勒,心似魔鬼面如僵尸的佛舍,杜舍斯内老爹的朋友康布拉;杜舍斯内老爹对纪约丹说:“你是斐扬派俱乐部 (18) 的,而你女儿是雅各宾派俱乐部的。”还有对抱怨衣不蔽体的囚犯说“监狱就是石头衣裳”的雅哥,圣德尼坟墓的可怕发掘者雅沃格,专管放逐而在家里窝藏被放逐的夏利夫人的奥斯兰,主持会议时总暗示旁听席鼓掌或起哄的邦达包尔,凯拉僚小姐的丈夫、新闻记者罗贝尔;这位小姐写道:“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不上我家来;罗伯斯庇尔愿意来的话,随时可以来,马拉永远不要来。”还有加兰-古龙,当西班牙干预对路易十六的审判时,他高傲地要求议会不要俯就宣读一个国王给另一个国王的信;还有格雷古阿,他当初还不愧为早期基督教主教,后来到了帝国时期,却由共和党人格雷古阿变成了格雷古阿伯爵;还有阿马尔,他说:“普天下判决了路易十六,他向谁去提出上诉呢?向其他星球吧。”还有鲁耶,元月21日那天他反对在新桥鸣炮,说:“一个国王的脑袋落地,不应该比一个普通人的脑袋落地发出更大的响声。”还有安德烈的弟弟舍尼埃,讲演时总在讲台上放支手枪的瓦迪耶;还有帕尼,他对莫莫罗说:

    “我想要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在我家的餐桌边拥抱。”莫莫罗问:“你家住在哪儿?”“住在夏朗东 (19) 。”“住在别的地方我倒要奇怪了。”还有勒让德尔,他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常常对朗瑞奈喊道:“过来,让我一锤打死你。”朗瑞奈回答:“你首先得颁布法令说我是一头牛。”还有科洛·德布瓦,他是一个性情阴郁的喜剧演员,脸上戴着一副有两张嘴巴的古代面具,那两张嘴巴对于事物一张说是,一张说不,一张赞成另一张谴责,在南特痛斥卡利耶,在里昂蔑视夏力叶,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把马拉请进万神庙;还有主张把佩戴“殉难者路易十六”纪念章的人统统处死的热尼修,曾经把自己的住宅送给汝拉山老汉的小学教师雷奥纳·布东,海员陶普生,律师古比约,商人洛朗·洛官特,医生杜韩,雕塑家赛让,画家大卫,亲王约瑟夫·平等。此外还有:勒贯特·皮拉沃,他要求颁布法令,宣布马拉“处于精神错乱状态”;罗贝尔·兰代,他是一条可怕的章鱼的创造者,这条章鱼的头就是全国公安委员会,它的二万一千条触角就是遍布全法国的所谓革命委员会;勒勃夫,关于他,吉莱-杜普雷在《假爱国者的圣诞歌》中写有一句诗:

    勒勃夫见到勒让德尔就哞叫 (20)

    托马斯·佩恩,一个宽厚的美国人;阿纳夏西·克路茨,德国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属于埃贝尔派 (21) ,为人老实;廉正的勒巴,是杜普莱的朋友;罗威尔,一个罕见的人,由于为艺术而艺术存在之广泛超乎人们的想象,他就为凶恶而凶恶;夏力叶,他希望大家用“您”称呼贵族;塔利安,一个多愁善感而又残暴的人,为了爱情的缘故而发动了热月九日事变;康巴塞莱斯,检察官,后来成了王公;卡利耶,诉讼代理人,后来成了残暴如虎的人;拉普朗士,有一天曾大声疾呼要求“给警报炮以优先权”;图里奥,他主张用口头表决的方式选举革命法庭的陪审员;布尔东·德·卢瓦兹,他曾要求与尚朋决斗,检举过佩恩,但被埃贝尔检举;法约,他建议派一支放火的军队去旺代;塔沃,4月13日几乎充当了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调停人;维尼埃,要求吉伦特派的头儿们和山岳派的头儿们都作为普通士兵去服兵役;洛拜勒,待在马央斯足不出户;布波特,在攻克索米尔的战斗中,他所骑的马被打死;甘贝托,指挥瑟堡的海岸部队;雅庞维利耶,指挥拉罗舍勒的海岸部队;洛卡庞蒂埃,指挥康卡尔舰队;罗贝若,后来在拉斯塔特陷入埋伏;马恩的普里厄,在兵营里总佩戴着他从前的骑兵队长肩章;洛瓦索·德·拉萨特,他一句话激得圣-阿芝营的营长塞朗决心战死疆场;还有洛韦松,摩尔,贝尔纳·德·圣特,夏尔·里夏尔,李基尼奥等,而这批人的首领,是一个米拉波式的人物,名叫丹东。

    屹立于这两个阵营之外,而且使这两个阵营都对之敬畏的人物,就是罗伯斯庇尔。

    5

    下面蜷伏着恐怖和恐惧;恐怖可能是高贵的,而恐惧是卑贱的。在激情、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热的下面,是灰不溜丢、吵吵嚷嚷、默默无闻的一群。大会的底层称为平原派。那里集中了一切动摇不定、怀疑犹豫、畏缩迟缓、窥测风向的人,他们之中每个人都对别人存有害怕之心。山岳派是一批精英,吉伦特派也是一批精英,只有平原派是普通群众。谢耶斯就是平原派的一个缩影。

    谢耶斯由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变成了一个思想空虚的人。他到了第三等级就止步了,未能一直上升到人民。某些人天生就是要半途止步的。谢耶斯叫罗伯斯庇尔老虎,而罗伯斯庇尔叫他鼹鼠。这个形而上学者没能变得明哲,却变得谨慎小心了。他是革命的趋附者,而不是革命的公仆。他扛上铁铲,与老百姓一块去校场干活儿,和亚历山大·德·波哈奈拉同一辆车。他劝人要卖力气,而他自己从来不把力气耗尽。他对吉伦特派说:“架起你们这一派的大炮吧。”有些思想家同时是斗士,例如孔多塞与韦尼奥,德穆兰与丹东;有些思想家想的是如何处事做人,这些思想家与谢耶斯志同道合。

    出酒率最高的酿酒槽里也有酒糟。平原派的下面有沼泽派。那是一潭可怕的死水,而透过它看到的是利己主义。在那里哆哆嗦嗦,默默无言地等待的,全是一些胆小如鼠之辈。真是可怜至极。忍受着全部屈辱,却无半点羞耻之感。怒火全憋在心里,反抗的愿望隐藏在奴颜婢膝之下。他们厚颜无耻地怕得要死,毫不在乎地表现出怯懦。他们更喜欢吉伦特派,却总是拥护山岳派。结局如何取决于他们:他们总是倒向胜利的一边。他们把路易十六出卖给韦尼奥,又把韦尼奥出卖给丹东,然后把丹东出卖给罗伯斯庇尔,最后把罗伯斯庇尔出卖给塔利安 (22) 。马拉活着的时候他们肆意攻击他,马拉死了之后他们却把他奉若神明。他们拥护一切,直到有一天突然打倒一切。凡是看到摇摇欲坠的东西,他们就本能地坚决把它推倒。他们一贯为地位牢固的势力效劳,在他们眼里,动摇不定就是叛卖他们。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有力量,他们代表恐怖,他们有着卑鄙小人的胆量。

    由此发生了5月31日、芽月十一日和热月九日的悲剧;这些悲剧都是由伟人开头而由小人收尾的。

    6

    在这些充满热情的人之中,也混杂了充满幻想的人。这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好斗型的赞同断头台的存在,宽容型的主张废除死刑;在王座那边是恶鬼,在人民这边是天使。有好斗的头脑,也有孕育的头脑。前者满脑子装着战争,后者满脑子装着和平。卡诺一个人的头脑产生了十四个军;另一个头脑,让德布里的头脑则考虑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民主联邦。在这些疯狂激烈的雄辩当中,在这些怒吼咆哮的声音当中,有着意味深长的沉默。拉卡纳尔就经常不说话,而在考虑公共国民教育的问题;朗特纳也沉默不语,他在考虑创办初级小学;勒韦利埃-雷波也默不作声,他在幻想把哲学提高到宗教那种威严的地位。其他一些人关心的是更小而又更实际的具体问题。纪东-莫伏研究改善医院的卫生条件;麦尔研究废除实际存在的奴役制度;让-彭-圣安德烈考虑废除民事监禁和人身拘留;罗姆在研究夏普的建议;杜博埃在考虑对档案进行整理;柯朗-费斯蒂考虑创办解剖学会和自然博物馆;纪若马研究内河航运和兴建埃斯科河水坝的问题。艺术自有其狂热爱好者,甚至偏爱狂者。1月21日,正当国王的头在革命广场落地之时,瓦兹省议员贝扎尔却赶到圣拉扎尔街,去看在一个顶楼找到的鲁本斯的一幅画。艺术家、演说家、预言家、丹东一类的巨人、克路茨一类的天真汉、斗士、哲学家、所有人都奔向同一个目标,奔向进步。没有什么能打乱他们前进的步伐。国民公会的伟大之处,就是在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物中,寻求有多少是可以变为现实的。在它的一个极端,罗伯斯庇尔眼睛盯着法律;在它的另一个极端,孔多塞眼睛盯住职责。

    孔多塞是一个勤于思考、头脑清晰的人;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坚决行动的人。而在解决旧社会最后危机的时候,坚决行动有时就意味着彻底消灭。凡是革命,都分上下两个斜坡,在这两个斜坡上,层次分明地呈现出不同的季节,从冰天雪地的严冬到鲜花盛开的暖春。两个斜坡的每一个地段,都产生出适合其气候的人,从爱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到爱在电火雷鸣中生活的人。

    7

    人人都提醒别人注意左边走廊的那个角落。罗伯斯庇尔曾在那个角落里对克拉维埃的朋友加拉悄声说过这样一句可怕的话:“克拉维埃呼吸哪个地方的空气,就在哪个地方搞阴谋。”同样在那个适于密谈和低声发牢骚的角落里,法布·德格朗丁曾与罗姆吵嘴,指责他把暑月改成热月,弄得他的历法面目全非。人们也提醒别人注意拥挤地坐着上加龙省七位议员的那个角落。那七位议员最先被叫到对路易十六的判决表态,他们一个接一个回答——马耶:“死刑。”德尔马:“死刑。”普洛让:“死刑。”加莱斯:“死刑。”艾拉:“死刑。”于连:“死刑。”德萨比:“死刑。”这里充满整个历史的永恒的反响。自从人类有了司法,这反响就使法庭的墙壁震响着坟墓的回声。有人指着那攒动的人头,正是那些人在吵吵嚷嚷地进行着悲剧性的表决。巴加内尔说:“处死。一个国王不处死留着干什么!”米罗说:“今天如果没有死刑,就应该发明死刑。”年迈的拉弗龙·杜·特鲁耶说:“赶快处死!”古此约喊道:“立刻送上断头台,慢了只能加重死罪!”谢耶斯只说了两个阴森森的字:“死刑。”图里奥反对布佐提出的让人民去判决的建议:“什么!要通过基层议会!这样,全国就会有四万四千个法庭。这个案子就遥遥无期啦,路易十六的头发白了脑袋还不会落地!”奥古斯丁-彭·罗伯斯庇尔紧接在他哥哥之后嚷道:“这种屠杀人民宽恕暴君的人道,我不明白。死刑!主张缓刑,就是让暴君而不是让人民来判决。”接替贝纳丹·德·圣彼埃尔的福斯杜瓦说:“我就怕看见人流血,不过一个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让-彭-圣安德烈说:“暴君不死,人民就没有自由。”拉维孔特利说了这样一句格言:“暴君还有一口气,自由就会被窒息。死刑。”夏朵诺夫-朗东喊道:“处死最后一个路易!”纪亚丹表示希望“在坍塌的城门前处死他”。特利耶说:“咱们应该铸造一门大炮,口径与路易十六的头一样粗,去打敌人。”在主张宽容的人之中,让蒂说:“我主张监禁。制造一个查理一世,等于制造一个克伦威尔。” (23) 邦加说:“流放。我希望看到世界上头一个被迫干活谋生的国王。”阿尔布说:“驱逐出境。让这个活幽灵去各国的王位周围游荡。”臧家柯米说:“监禁。留个活加佩当作稻草人。”夏勇说:“让他活着。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把一个人杀了,而让罗马把他奉为圣人。”当这些宣判从那些严厉的嘴里一句句吐出来,消散于历史之中的时候,在那些袒胸露肩、穿金戴银的妇女的旁听席上,有人手里拿着名单在统计票数,每听到一个人表态,就用别针在名单上扎个洞。

    凡是发生悲剧的地方,就会有恐惧和怜悯。

    提起处于统治地位的任何时期的国民公会,人们眼前就会重新浮现最末一个加佩受审判的情形。1月21日传奇性的事件,似乎与整个审判的行动搅在一起。这个令人生畏的议会里弥漫着厄运的气息,这气息吹向点燃了八百年的古老的君主专制火炬,将之吹灭了。对一位国王的审判,就是对历代国王的最终审判,它恰如对过去发动的一场庄严的讨伐的起点,随便去旁听国民公会的哪次会议,都会看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旁听者们相互传说克圣辞职不干了,罗兰也辞职不干了,德塞夫勒省议员杜夏泰尔病卧在床,奄奄一息,还叫人把他抬到会场,投票不杀国王,他的行为引得马拉哈哈大笑。这位议员如今早被历史遗忘了,当时谁都想看他一眼的,他经过三十七小时的会议,疲劳不堪,坐在席位上睡着了。轮到他投票时,传达员跑过去推醒他,他勉强睁开眼睛,说道:“死刑。”说罢又睡着了。

    在国民公会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可以活十八个月,丹东还可以活十五个月,韦尼奥可以活九个月,马拉可以活五个月又三个星期,勒倍勒蒂埃-圣法若还只能活一天。人的呼吸多么短暂而可怕啊!

    8

    国民公会有一个向老百姓敞开的窗口,那就是公众旁听席;当窗口显得不够大的时候,它就干脆敞开了大门,这样市井小民就都可以拥进议会了。群众拥进议会,这可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通常,这种拥入是热情洋溢的。它使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与身居高位的议员们亲近起来。但是,这种洋溢的热情也是令人生畏的,因为正是这些老百姓,有一天在三小时之内就夺取了残老军人院的所有大炮和四万条枪。每时每刻都可能进来一批人打断会议的进行。他们是允许进入会议的代表、请愿者、来表示敬意的人或来献礼的人。圣安托万区的荣誉长矛,由几个妇女扛着进来了。一些英国人送来两万双鞋子给我们打赤脚的士兵穿。《箴言报》报道说:“奥比娘村本堂神父、德洛姆营营长阿尔努公民,到议会来要求上前线,并要求保留他的本堂神父的职位。”各区的代表,即衣衫褴褛的群众,用担架抬着餐盘、圣盘、圣餐杯、圣体显供台、成堆的金银和镀金银的器具,来献给祖国,而所要求的报偿,是允许他们在国民公会的前面跳卡马尼奥尔舞。谢纳尔、纳尔波和瓦利耶曾到这里来演唱,向山岳派表示敬意。勃朗区议会送来一尊勒倍勒蒂埃的半身雕像,一个女人在议长亲她时往议长头上戴了一顶红帽子;“迈耶区的女公民”向“立法者们”抛掷鲜花;“祖国的学生”由乐队领头来感谢国民公会“给本世纪带来了繁荣”;法兰西卫队区的妇女送来了玫瑰花;香榭丽舍区的妇女献了一顶橡叶冠;圣殿区的妇女跑到议会来宣誓“只与真正的共和党人结合”;莫里哀区奉献了一块富兰克林纪念章,议会决定把它挂在自由女神像的冠冕上;被称为共和国孩子们的育婴堂里的弃儿,穿着国民制服列队来到这里;九十二区的姑娘穿着洁白的连衣裙来到这里,第二天的《箴言报》报道:“议长从一位漂亮的姑娘天真无邪的手里接过一束鲜花。”发言的议员们常常向群众致敬,有时故意吹捧他们:“你们是正确的,你们是无可指责的,你们是崇高的。”民众有天真烂漫的一面,喜欢听这些甜言蜜语。有时,也有群众跑到议会来闹事,他们怒气冲冲地进来,出去时却变得心平气和了,恰如罗讷河流经莱芒湖 (24) ,流进去时一片混浊,流出来时澄澈碧绿。

    有时气氛十分紧张,亨利奥就把火刑具搬到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口。

    9

    国民公会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创造着文明。它是一座熔炉,一座冶炼的熔炉。这座熔炉里虽然翻滚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从那纷纭的阴影中,从那汹涌奔驰的云层中,射下万道光芒;这光芒犹如永恒的定律,闪耀在地平线上,闪耀在各国人民永远看得见的天上,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博爱。国民公会宣告这样一条伟大的公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自由是相互制约的。这句短短的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它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监护,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被告应该得到赔偿。它谴责贩卖黑奴,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它宣扬公民团结互助。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组织国民教育,在巴黎由师范学校、在省城由中心学校、在乡镇由初级小学负责实施。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颁布法律,统一法规,用十进制统一度量衡。它建立了法国的财政,用国家的信誉取代了君主专制下国家信用的长期破产。它使通讯有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享受救济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所。它是本国的,又是世界性的。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律,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它宣布普遍的道德为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为法律的基础。总之,奴役制被废除,博爱得到提倡,人道受到保护,人的良心得到矫正,劳动法变成了救助的权利而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国家财富得到保障,儿童受到教育和扶助,文学和科学得到推广,一切高峰都点亮了灯塔,一切苦难都得到救助,一切原则都已阐明,凡此一切,国民公会在实现的时候,内部正经受着旺代蛇蝎般的发难,外部则顶住了各国君主狼虎般的进攻。

    10

    好一个广阔的舞台。各种类型的角色,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还有超人的,纷纷登台表演。史诗般的对抗场面迭起。纪约丹避开大卫,巴兹尔大骂夏博,瓜德嘲笑圣茹斯特,韦尼奥蔑视丹东,鲁韦攻击罗伯斯庇尔,布佐揭露平等,尚朋痛斥帕什,人人憎恨马拉。那么多人的名字,无法一一列举!阿蒙维尔外号叫“红帽子”,因为他来开会时总戴一顶弗里吉亚帽 (25) ,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却出于对平衡的兴趣,想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马修是仁慈的主教拉穆莱特的同僚,长相也与之极像,而这位主教却因为一个吻而名留后世;勒阿迪·杜·莫比昂谴责布列塔尼的教士们;巴莱尔属于多数派,是他主持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他与帕梅拉的关系,就像鲁韦与罗督斯卡的关系一样;多努是奥拉托利会会员,他总是说:“咱们得抓紧时间。”还有杜布瓦-克朗塞,马拉经常咬着他的耳朵说悄悄话;还有夏朵诺夫、拉克洛和埃洛·德·塞谢尔,后者听到亨利奥喊:“炮手们各就各位!”就吓得直往后退;于连把山岳派比做温泉关 (26) ;加蒙希望专门为妇女预备一个公众旁听席;拉洛瓦在戈贝尔主教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冠,戴上红帽子时,代表会议向他表示敬意;勒孔特大声嚷道:“难道谁还俗就要向谁表示敬意吗?”布瓦西-当格拉向费罗的头颅敬过礼,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布瓦西-当格拉究竟是向头颅即被害者敬礼呢,还是向长矛即凶手敬礼?杜普拉兄弟俩,一个是山岳派,一个是吉伦特派,彼此相互憎恨,就像舍尼埃兄弟俩一样。

    这些骇人听闻的话都是在这个讲台上讲的,有时连讲话者本人也没有觉察到,这些话的腔调竟像革命的预言,而由于这些讲话,客观事实似乎突然莫名其妙地变得不高兴和激动起来,仿佛它们误解了刚刚听到的那些话;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对所说的话非常恼火,于是祸事便不可抗拒地降临了,好像是被人们所说的话激出来的。就像在山里,喊一声就能引起一场雪崩。再多说一句话,就可能产生灭顶之灾。如果没有人说话,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有时简直可以说,各类事件都脾气太暴躁了。

    就这样,由于演说者偶然说的一句话被误解,伊丽莎白夫人 (27) 就掉了脑袋。

    在国民公会,说话再放肆也是合法的。

    辩论之中,威胁的话恰如大火中的火星,满场乱飞,迸来射去。佩雄说:“罗伯斯庇尔,谈事实吧。”——罗伯斯庇尔:“事实吗,就是你呀,我会来谈的,你等着瞧吧。”——一个声音:“处死马拉!”——马拉:“马拉死的那天,巴黎也就完蛋啦;巴黎一完蛋,共和国也就不存在了。”——比约-瓦伦纳站起来说:“我们要……”——巴莱尔打断他:“你说起话来就像个国王。”——又一天,菲力波说:“有一个议员拔出剑来对付我。”——奥杜安:“主席,请你叫想杀人的家伙遵守秩序。”——主席:“等一等。”——帕尼:“主席,我也要求你维持秩序。”有时,议员们也放肆地大笑。——洛官特:“尚德布的本堂神父抱怨他的主教福歇不准他结婚。”——一个声音:“福歇自己有不止一个情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阻止别人讨老婆。”——另外一个声音:“教士们,讨老婆吧!”旁听席的人也参加这类议论,而对议员们都以“你”相称。一天,议员吕昂走向讲坛,他的臀部一边比另一边大得多,旁听席就有一个人冲他喊道:“喂!转到右边来呀,你不是有一边‘面颊’是大卫式的吗?”老百姓对国民公会就是这样随便。不过有一次,即1793年4月11日发生起哄的时候,主席下令拘捕了旁听席一个打断议员发言的人。

    一天,老表纳洛蒂出席会议作证,罗伯斯庇尔发言,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眼睛一直望着丹东,有时严肃地定定盯住他,有时阴险地斜眼瞟着他。他猛烈抨击面前的对手,最后以恶毒的字眼声嘶力竭地攻击道:“我们认得那些阴谋家,我们认得那些行贿的家伙和受贿的家伙,我们认得那些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里。他们听到我们的发言。我们看见他们,一直盯住他们。他们抬头看一看吧,他们会看到法律之剑悬挂在他们头顶上;他们审视一下自己的灵魂吧,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卑鄙无耻。他们应该当心他们自己。”罗伯斯庇尔讲完的时候,丹东仰着头,眯缝着双眼,望着天花板,一条胳膊垂在椅背上,只听见他低声吟诵道:

    鲁塞尔小子 (28) 经常发表演讲

    讲得短的才不算又臭又长

    辩论的双方经常对骂:“阴谋家!”“杀人犯!”“恶棍!”“叛徒!”“温和派!”他们在会场里的布鲁图半身雕像面前互揭老底。彼此怒目相向,挥舞着拳头,手枪和匕首都从套子里拔出了半截。讲坛上怒火熊熊。有些人说话的声音就像已经被押上了断头台似的。人头攒动,有些惊慌失措,有些面容可怖。这里有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派、恐怖派、雅各宾派、科尔得利派,还有宣判路易十六死刑的十八位教士。

    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像烟一样消散在四面八方。

    11

    这是一些随风激荡的思想。

    而这风是不可思议的风。

    当上国民公会的一名议员,就是成为海洋里的一个波浪。即使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物也莫不如此。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显示出一种意志,那是全体的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不可征服的思想,一种无比博大的思想,它在乌云密布的天上呼啸。我们把这个叫作革命。这种思想所到之处,它会使一部分人垮台,而使另一部分人奋起;把一部分人像浪花一样卷走,把另一部分人刮到礁石上摔得粉碎。这种思想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它带着旋涡滚滚向前。说革命是人造成的,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

    革命是“未知”的行动。你可以根据你是向往未来还是向往过去,把它称为好事或坏事,但你不要把它说成是别的什么造成的。革命好像是各种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这好比事件在那里花钱,而由人去付账;事件口授,人只签个字。7月14日的签字人是卡米尔·德穆兰,8月10日的签字人是丹东,9月2日的签字人是马拉,9月21日的签字人是格雷古阿,1月21日的签字人是罗伯斯庇尔。但是,德穆兰、丹东、马拉、格雷古阿和罗伯斯庇尔,都不过是代笔而已。这些伟大篇章不寻常的、令人生畏的撰写者,名字就叫作上帝,而他所戴的面具,叫作命运。罗伯斯庇尔相信上帝,那是无疑的。

    革命是从各个方面压迫着我们的内在现象的表现形式,这种内在现象我们称之为必然。

    幸福和痛苦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它们面前矗立着历史的问号。

    “因为”二字,既是一无所知者也是无所不知者的解答。

    面对这在劫难逃的灾难,这既摧毁文明又给文明注入活力的灾难,人们是很难细细加以评说的。根据结果去指责或赞扬某些人,那几乎无异于根据总和去挑剔或赞美一个个数字。该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风总是要刮的。永远晴朗的天空不会受这些风风雨雨的影响。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与正义,犹如暴风雨之上仍有繁星密布的天空。

    12

    以上就是那气势恢宏的国民公会。它是同时受到各种黑暗势力进攻的人类堡垒,是照耀着受到围攻的各种观念的营火,是各种思想在悬崖峭壁上的巨大宿营地。历史上没有任何机构可与这个团体相媲美。它既是议会又是大众的会议,既是最高立法机关又是各阶层民众聚会的场所,既是无比庄严的地方又是公共广场,既是法庭又是审判的对象。

    国民公会一直被风刮得摇摆弯曲。这风是从民众口里吹出来的,也是上帝呼出的气。

    今天,在岁月流逝八十个春秋之后,任何人,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每当国民公会显现在他的思想上时,他都会禁不住一愣,陷入沉思;谁都不能不注意那队浩浩荡荡的幽灵。

    二 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事先告诉西蒙娜·埃弗拉尔的一样,马拉在孔雀街那次碰头会的第二天,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拥戴马拉的侯爵,名叫路易·德·蒙多。此人后来送给国民公会一座十分制的钟,钟的上面是马拉的半身雕像。

    马拉进入议会厅时,夏博正好走到蒙多身边。

    “遗老……”夏博叫道。

    蒙多抬头一看:“你为什么叫我遗老?”

    “因为你就是遗老。”

    “我?”

    “既然你过去是侯爵。”

    “我从来就不是。”

    “噢!”

    “我父亲是士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扯些什么,蒙多?”

    “我不叫蒙多。”

    “那么你叫什么?”

    “我叫马利朋。”

    “老实讲,”夏博说,“你叫什么我认为无关紧要。”

    他接着又咕哝一句:

    “现在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侯爵了。”

    马拉在左边的过道上停下来,望着蒙多和夏博。

    每回马拉进来时,总会引起一阵叽叽咕咕的议论,但总是在离他远远的地方;他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马拉根本不予理会。对“沼泽里的这些噪音”,他嗤之以鼻。

    在下面几排光线暗淡的座位上,库贝·德·卢瓦兹、普吕内勒、维拉尔(此人是主教,后来当上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布特鲁、佩蒂、普莱夏尔、博内、蒂波多、瓦德卢什等人,都互相提醒马拉到了。

    “瞧,马拉!”

    “他并没有病倒?”

    “他是病啦,你看他穿着室内便袍。”

    “天哪,真的!”

    “他真是为所欲为。”

    “居然这身打扮来到国民公会!”

    “有一天他曾戴着桂冠来到这里,当然也就能穿着室内便袍来了!”

    “瞧他那副青面獠牙的模样!”

    “他的便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做的?”

    “棱纹平布。”

    “还带格子哩。”

    “瞧那翻领。”

    “是皮的。”

    “虎皮。”

    “不,白鼬皮。”

    “是仿皮。”

    “还穿着长筒袜哩。”

    “真稀奇。”

    “鞋上还带扣子。”

    “是银扣子!”

    “康布拉的木鞋商肯定恨死他了。”

    其他座位上的人装作没有看见马拉,尽聊别的事情。桑托纳克斯凑近杜索勒克斯:

    “知道吗,杜索勒克斯?”

    “什么?”

    “前伯爵布利安呀!”

    “就是和前公爵魏勒华一块关在佛斯监狱的那一位?”

    “是呀。”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怎么样?”

    “他们吓破了胆,见到戴红帽子的狱卒就打躬作揖,有一天连纸牌都不敢玩了,因为那副牌里有国王和王后。”

    “现在他们怎样啦?”

    “昨天在断头台上呜呼哀哉啦。”

    “两个人一块?”

    “两个人一块。”

    “他们在牢房里究竟表现怎样?”

    “软骨头。”

    “在断头台上呢?”

    “视死如归。”

    杜索勒克斯大声感叹道:

    “死比活着更容易。”

    巴莱尔正在念一份报告。那是一篇关于旺代的报告:莫比昂的九百士兵带着大炮去援救南特了。勒东受到农民军的威胁。班勃夫遭到进攻。一队巡逻艇在海上游弋警戒,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摩尔,整个卢瓦尔河左岸布满了保王势力的炮台。三千农民军占领了波尔尼克,他们高呼“英国人万岁!”巴莱尔正在念报告是桑特尔写给国民公会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道:“瓦纳遭到七千农民军的进攻。我们把他们击退了,并缴获了四门大炮……”

    “抓了多少俘虏?”一个声音问道。

    巴莱尔继续念道:“又及: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听,似乎在思考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手里捏着一张纸,用手指不停地搓揉着。谁如果能把那张纸展开,就会读到下面这样几行字,是莫莫罗的笔迹,大概是对马拉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对拥有绝对权力的特派员毫无办法,尤其是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修在5月6日的会议上讲过:‘每位特派员比国王的权力还大。’可是白搭,根本不起作用。特派员们掌握着生杀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图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永,萨布尔军的帕兰,尼奥尔军的米里耶,全都拥有无限的权力。雅各宾派俱乐部甚至任命了帕兰为旅长。在目前情况下,什么都可能发生。救国委员会的一位特派员可以使一位总司令束手无策。”

    马拉把纸揉成一团,放进口袋,向蒙多和夏博走去。那两个人一直在闲聊,没有看见他进来。

    夏博说:“马利朋或蒙多,听我说:我刚从救国委员会那里来。”

    “那里正在干什么?”

    “他们把一个贵族交给一位教士监督。”

    “噢!”

    “一个像你一样的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多说。

    “交给一位教士……”

    “一位像你一样的教士。”

    “我不是教士。”夏博说。

    两个人笑起来。

    “请把这件趣闻讲具体点儿。”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名叫西穆尔登的教士被授予全权,派到一位名叫郭文的子爵身边;那位子爵指挥着海岸部队的远征纵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位贵族弄虚作假,防止这位教士叛变。”

    “很简单,”蒙多答道,“把死神拉进来就行了。”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马拉说。

    两个人抬起头来。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很少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的医生建议我常洗盆浴。”马拉说。

    “洗盆浴可要当心,”夏博又说,“塞奈克就是死在浴池里。”

    马拉微微一笑:“夏博,这里可没有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称帝之后,其母让政治家布鲁图和哲学家塞奈克辅佐他] 。”

    “可是有你呀。”一个粗暴的声音说。

    是丹东经过这里,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马拉连头也没回。

    他把头俯到蒙多和夏博两张脸之间。

    “你们听着,我是为了一件重要事情才来的:今天我们三个之中必须有一个向国民公会提出一项法令草案。”

    “我不行。”蒙多说,“没有人会听我的,我是侯爵。”

    “我嘛,”夏博说,“也没人听我的,我是嘉布遣会修士。”

    “我呢,”马拉说,“也没有人听我的,因为我是马拉。”

    三个人一阵沉默。

    马拉心事重重的时候,是不能贸然向他提问题的,不过蒙多还是斗胆问了一句:“马拉,你想提出一项什么法令?”

    “规定任何军事长官,凡是放走被俘的叛军,一律判处死刑的法令。”

    夏博插话道:“这项法令已经有了呀,是四月底通过的。”

    “有和没有一样。”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到处都有人放走俘虏,窝藏俘虏也不受惩罚。”

    “马拉,这是因为那项法令已经失效。”

    “夏博,必须让这项法令重新生效。”

    “对。”

    “为此必须对国民公会讲。”

    “马拉,没有必要对国民公会讲,对救国委员会讲就够了。”

    “如果救国委员会把这项法令在旺代的每个乡镇张贴,”蒙多说,“并且狠狠地抓住两三个典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要抓典型就抓大头头,”夏博说,“从将军里头抓。”

    马拉咕哝一句:“倒也是,这就够了。”

    “马拉,”夏博又说,“这件事你亲自去对救国委员会讲吧。”

    马拉定定地盯住他;被他这样盯住是很难受的,连夏博也不例外。

    “夏博,”他说道,“去救国委员会就是去罗伯斯庇尔那里。我是不会去罗伯斯庇尔那里的。”

    “我去吧。”蒙多说。

    “好。”马拉说。

    第二天,救国委员会向各个方面发出命令,要求将那项法令在旺代的所有城镇和乡村张贴并严格执行:凡是暗中帮助被俘的叛军匪徒逃跑者,一律判处死刑。

    这项法令只是第一步。国民公会还要走得更远。几个月之后,共和二年雾月十一日,即1793年11月,鉴于拉瓦尔市打开城门收容逃跑的旺代叛军俘虏,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凡为叛军提供庇护所的城镇,一律予以摧毁。

    而在欧洲各国的国王方面,他们在法国逃亡贵族的怂恿下,由奥尔良公爵的总管李农侯爵起草,发表了布伦瑞克声明,宣布凡持枪械的法国人,一经抓获立即枪决,谁胆敢动国王一根毫毛,就将巴黎夷为平地。

    这叫作以野蛮对野蛮。

    ————————————————————

    (1) 让·布朗(1515—1578),法国著名建筑师。

    (2) 勒佩勒蒂耶-圣法若(1760—1793),国民公会成员,因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第二天被自己的卫兵打死。

    (3) 为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

    (4) 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

    (5) 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本国宪法和法典的制定者。

    (6) 古罗马建筑师,《建筑十书》的作者。

    (7) 《启示录》为《圣经·新约》中的一卷,题为“样子可怕的怪兽”。故有此说。

    (8) 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圣经·旧约》中著名的四大先知之一,其名又译为以西结,著《以西结书》。

    (9) 执行路易十六死刑的刽子手。

    (10)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风格以色彩精细、形式柔美、技巧熟练和主题浮华为特征。其作品充分表现出洛可可时期的法国趣味。

    (11) 大卫(1748—1825),法国新古典主义重要画家,画风严谨,技法精湛,反对洛可可陈腐画风,主张恢复古代优良的传统。

    (12) 帕里(1690—1727),法国修士,以刻苦修炼、广积善德著称,颇受冉森教派推崇。

    (13) 即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日子。

    (14) 高乃依所著悲剧,取材于意大利古代传说中贺拉提乌斯兄弟与库里阿提乌斯兄弟之间的战斗。1640年首演。

    (15) 尤维纳利斯(55或60—约127),古罗马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讽刺诗人。

    (16)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九月,相当于公历5月20日至6月18日。

    (17) 路易十六的秘密保险柜,藏有其罪恶的证据。

    (18) 斐扬派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在巴黎斐扬俱乐部集会,故名。

    (19) 夏朗东意即疯人院。

    (20) 法语里勒勃夫与“牛”字谐音,而前文提到勒让德尔是法国革命的屠夫,故有此诗句。

    (21) 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埃贝尔的追随者。要求建立一个反基督教的,而实质上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政府,极力排除吉伦特派和其他温和派。

    (22) 让-朗贝尔·塔利安(1767—1820),温和派热月党人领袖,后与人合谋在1794年热月九日推翻罗伯斯庇尔,成为热月反动派的首领。

    (23) 指17世纪初,克伦威尔处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自己当上国王。

    (24) 莱芒湖即瑞士的日内瓦湖。

    (25) 一种红色锥形高帽,帽尖向前倾折,流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26) 希腊中部东海岸卡利兹罗蒙山和马亚科斯湾之间的狭窄通道。公元前480年,人数很少的希腊军队在此抵抗波斯大军三天,因而载入史册。

    (27) 路易十六的妹妹,路易十六死后负责照顾他的孩子,于1794年被革命法庭处死。

    (28) 当时的滑稽民歌中常常歌唱的人物。

    第三部分 在旺代

    第一章 旺代

    一 森林

    那时,布列塔尼地区有七片阴森可怖的森林。旺代战争就是僧侣的叛乱,而这场叛乱的助手就是森林。真可谓黑暗势力帮助黑暗势力。

    布列塔尼的七片森林是:横亘在多尔和阿夫朗什之间的富热尔森林;周边长达八法里的普兰塞森林;到处是沟壑和溪涧的潘芃森林,这片森林从白泥瓮那边几乎无法进去,而在保王势力占据的孔柯内镇那边,却有一条很方便的退路;雷恩森林,那里可以听到共和军控制的教区的警钟声,城镇周围许多教区都在共和军控制之下,普伊载追踪弗卡尔,就是追到这片森林失去了踪迹;马什库尔森林,夏莱特就是隐藏在这片森林里的猛兽;加纳什森林,它是属于拉特雷穆瓦耶、郭文和罗昂三个家族的;还有仙女居住的布罗瑟良德森林。

    布列塔尼有位贵族的封号就叫“七森林领主”。此人就是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亲王。

    布列塔尼亲王并非虚传,而且有别于法兰西亲王。罗昂家族世代都是亲王。加尼埃·德·圣特在共和二年雪月十五日给国民公会的报告中,称塔尔蒙亲王是“匪徒们的加佩,马恩和诺曼底的君主”。

    可以单独写一部1792年至1800年的布列塔尼森林史,而这部历史与传奇般波澜壮阔的旺代战争是分不开的。

    历史有历史的真实性,传奇有传奇的真实性。传奇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性质不同。传奇的真实是通过虚构达到符合实际的效果的。不过,历史和传奇的目标是一样的;通过描写眼前的人来描写永恒的人。

    要彻底介绍旺代这场战争,只有靠传奇来补充历史;全面介绍要靠历史,具体介绍要靠传奇。

    应该说,旺代战争值得介绍,旺代战争是个奇迹。

    这场愚昧无知者的战争,是那样愚蠢又那样壮丽,那样可憎可恨又那样可歌可泣,使法兰西痛心又使法兰西骄傲。旺代战争既是创伤也是光荣。

    在某些时候,人类社会存在种种谜。这些谜使智者受到启迪,而使愚昧者陷入黑暗、暴力和野蛮。哲学家不会贸然评说是非,他要考虑问题的错综复杂。这些问题犹如天上的云彩,经过时总要向地面投下阴影。

    要了解旺代战争,就要想象这样一场对抗:一边是法兰西革命,另一边是布列塔尼农民。一边是一系列无与伦比的事变: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受到巨大的威胁,文明的怒潮汹涌,进步过分迅猛,改良难以估量又难以理解,等等。而站在这一系列事变的对面的,是一个严肃而古怪的野蛮人。这个人目光炯炯,头发很长,靠喝牛奶、吃栗子生活,他活动的空间仅限于他的茅屋、篱笆和壕沟,靠钟声辨别附近的每个村庄,只是为了解渴才用水,背上披件用丝线绣有阿拉伯图案的短皮外套,看上去没有教养,却穿着绣花衣裳,那衣裳上绣的图案就像他的祖先克尔特人脸上文的图案一样,把主人的刽子手当作主人尊敬,说着过时的语言,等于为他自己的思想造了一座坟墓,用刺牛棒赶着牛,把镰刀磨得锋利,在黑麦地里刈除杂草,自己做荞麦饼,他敬重的头一件东西是犁,其次是他的祖母,他信奉圣母和白衣女神,顶礼膜拜圣坛和矗立在荒地里的那块神秘巨石,他是平原上的耕耘者,海岸边的垂钓者,丛林里的偷猎者,热爱国王、领主、僧侣和身上的虱子,好沉思默想,常常在寂寥的沙滩上伫立几个小时,郁郁地倾听大海的涛声。

    人们暗暗嘀咕,那个瞎子忍受得了如此强烈的光线吗?

    二 人

    农民们有两个依靠:为他们提供衣食的土地和为他们提供藏身之所的森林。

    布列塔尼的森林一般人难以想象。就像一座座城市。密匝匝的荆棘和枝条,交错纠结,钻在里面什么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没有,俨然一个蛮荒世界。那望不到边的灌木丛,就是死一般寂静的藏身所,表面上看去,没有比这更僻静、更幽深、更阴森的地方了。假如能以闪电般的速度,把所有树木一下子砍倒,你就会突然看到,这阴暗的森林里躲藏着许多人。

    森林里挖了一口口狭窄的圆井,口上盖着石板,并用树枝做了伪装。井先是垂直而下,然后变成水平方向,底下扩大为圆形的洞穴,然后通向一间间黑暗的房间。冈比西斯 (1) 在埃及发现过这种井,韦斯特曼 (2) 在布列塔尼也发现了这种井。只不过前者是在沙漠里,后者是在森林里;埃及的地穴是安葬死人的,布列塔尼的地穴里则住着活人。在米石侗森林一块最偏僻的林间空地,地底下尽是过道和房间,有许多人神秘地进进出出,这个地方被称为“大都市”呢。另一片林间空地,地面上一样的荒凉,地底下一样住满了人,被称为“王家广场”。

    这种掘地而居的情形,在布列塔尼自古有之。无论哪朝哪代,都有一些人为躲避另一些人,而逃到这里来。于是就有人在树底下挖了一些潜伏的洞穴。古代克尔特人和高卢人的德洛伊教祭司就开始挖这种洞穴了,有几个洞穴甚至与石室冢墓 (3) 一样古老。传说中的鬼怪,历史上的恶煞,全都曾经从这片阴森可怖的土地上经过,例如泰乌塔特斯,恺撒,霍埃尔,尼欧曼纳,英国的杰弗里,铁手套阿兰,皮尔·摩克莱,法兰西的布洛瓦家族,英格兰的蒙福家族,历代国王和公爵,布列塔尼的九位男爵,乱世的法官们,与雷恩的伯爵们发生争吵的南特的伯爵,结伙抢劫的士兵,土匪,大部队,勒内二世,罗昂子爵,王室高官,在塞维尼夫人的窗下把农夫吊在树上的肖尔纳,15世纪领主们的相互残杀,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18世纪的三万只训练专门咬人的狗。面对这一次又一次的可怕蹂躏,老百姓只好躲起来。穴居人躲避克尔特人,克尔特人躲避罗马人,布列塔尼人躲避诺曼底人,新教徒躲避天主教徒,走私者躲避税吏,你躲避我,我躲避你,办法都是先逃进森林,然后钻到地底下,像野兽一样。暴政在这里征服各个民族。两千年来,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征服战争、封建主义、宗教狂热、苛捐杂税,劫掠着这个苦难深重、人心惶惶的布列塔尼.这是一种无情的劫掠,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另一种方式,从来没有停止过。老百姓只好躲到地下去了。

    正当人们心灵里充满了恐怖,也就是说充满愤怒,森林里预备了许多地穴的时候,法兰西共和革命爆发了。这种暴力的解放使布列塔尼感到不堪忍受,于是它就起来叛乱了。这正是奴隶们习惯性的错误。

    三 人与森林的默契

    布列塔尼可悲的森林再次充当了过去的角色,成了这次叛乱的帮凶和同谋,像历来一样。

    这些森林的地底下,挖掘了许多说不上名字的坑道、房间和走廊,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如同蛛网。每个不见天日的小房间里可以容纳五六千人。问题是待在里面呼吸困难。一些惊人的数字告诉我们,这次大规模的农民叛乱的组织是多么强大。伊勒-维莱纳省的贝尔特森林,是塔尔蒙亲王避难的地方,整个森林里静悄悄的,根本看不见人的踪迹,可是里面却隐藏着弗卡尔和他领导的六千人。在莫比昂省的莫拉克森林里,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实际上里面却隐藏着八千人。贝尔特和莫克拉这两片森林,还算不上布列塔尼的大森林。在这些森林的地面上行走,是很可怕的。这些给人以假象的丛林里,到处埋伏着战士,躲在地下迷宫里,革命的巨足一踩上去,里面就溅出内战。

    成营的部队在暗中窥伺。这些神不知鬼不觉的部队,在共和军部队的脚底下迤逦前进,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突然又钻回地底下,忽而跳出无数的人,忽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既具有分身术,又具有隐遁术,时而像雪崩地动山摇而来,时而又化作尘埃无声无息隐去。它们像精通缩身术的巨人,变成巨人进行战斗,化作侏儒便于躲藏。它们是有着鼹鼠习性的虎豹。

    不仅有广袤的森林,也有小片的树林。正如城市旁边有村庄,森林里面有灌木丛。森林与森林之间,有迷宫般星罗棋布的小树林,把它们连接起来。古堡变成了碉堡,村庄就是军营,田地里壕沟纵横,竖满了树桩,恰如一个个网眼,专等共和军自投罗网。

    整个这些地方称为林区。

    有属于让·舒安家当中有口水塘的米石侗林子,台耶费家的热那林子,古日-勒布鲁昂家的拉伊斯里林子,私生子库蒂耶家的夏尼林子。这库蒂耶人称圣保罗的使徒,乃瓦什-努瓦尔军营首领。有属于神秘莫测的雅克先生的布果林子,这位先生躲在尤瓦岱地道里,准备执行某项神秘的计划。有夏洛林子,毕木斯和小亲王在这片林子里受到新堡驻军的袭击,他们俩就摸到共和军住地,抓了两个活口回来;有曾目睹龙格菲哨所溃逃的贺洛兹林子,窥视着雷恩和拉瓦尔之间大道的奥尔纳林子,拉特雷穆瓦耶家族一位亲王玩滚球赢到的拉格拉韦尔林子,北海岸先由贝尔纳·德·维尔诺夫占据,后由夏尔·德·布瓦哈迪占领的洛热林子;有封特奈附近的巴尼亚林子,莱斯居尔在这里攻打夏尔波,夏尔波以一比五的兵力迎战;有大力士阿兰和秃头查理之子艾利斯普曾经争夺过的林农岱林子,科克罗给俘虏剃头发的那片荒地边缘的克洛克卢林子,看见银腿对莫里埃尔,莫里埃尔对银腿激烈而滑稽地谩骂场面的战斗十字架林子,我们看见巴黎一个营搜索的索德莱林子。还有其他许多林子。

    在好几片森林和树林子里,不仅地底下有以首领的洞穴为中心的村庄,而且地面上树底下隐蔽着矮茅屋组成的真正村庄,甚至有好多个村庄,把森林里都挤满了。米石侗林子里有两个这样的村庄闻名遐迩:一个是水塘旁边的洛里埃尔村,一个是圣旺-黎图瓦那边一排小屋,称为波街。

    妇女们生活在地面的茅屋里,男人们生活在地下的洞穴里。为了这场战争,他们连神仙出没的地道和克尔特人留下的古老壕沟也利用上了。待在地底下的男人需要送饭给他们吃。有些人被遗忘了,就饿死在里面。不过,那都是一些笨蛋,他们没有打开洞口的盖子。盖子通常是用苔藓和树枝做成的,做得巧妙极了,在外面的草丛里都辨别不出来,而在里面极容易打开和关上。这些洞穴都挖得很仔细。从井里挖出来的泥土,倒到了附近的池塘里。内壁和地板都铺垫了蕨类植物和苔藓。农民们把这种地下居所叫作“包厢”。除了缺少阳光、火、食物和空气,待在里面还相当舒适。

    冒冒失失爬出洞口回到活人的世界,或者在不适当的时候钻出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脑袋可能正好伸在一支行进的队伍的胯下。可怕的树林子,安放着双重圈套的陷阱。蓝军不敢进去,白军不敢出来。

    四 地底下的生活

    人生活在这种野兽洞穴里会感到无聊,有时就冒着危险,夜里从洞里爬出来,到附近的荒原上去跳舞,或者祈祷,消磨时间。“让·舒安要我们整天数念珠祷告。”布多瓦佐说道。

    季节一到,下马恩的人就要出来去参加热尔布节,想阻止他们几乎不可能。有几个人很会想点子。特朗什-蒙达涅说:“德尼常常装扮成女人,去拉瓦尔看戏,看完了就返回洞里。”

    他们常常突然去送死,离开地牢,走进坟墓。

    有时,他们掀开地道口的盖子,听远处是否在进行战斗。他们凭耳朵弄清战斗的进展。共和军的枪声有规律,保王军的枪声杂乱。枪声指导他们进行判断。如果排枪齐射突然停止了,那就说明保王军失利了;如果断断续续的枪声不停止,而且渐渐远去,那就说明保王军占了上风。追击的总是白军。蓝军从来不追击,因为整个地区都与它作对。

    这些地下战士消息非常灵通。他们传递消息的方法迅速至极,神秘至极。他们拆毁了所有桥梁,破坏了所有车辆,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互通一切消息,互相发出警报。森林与森林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田庄与田庄之间,茅舍与茅舍之间,树林与树林之间,全都设立有情报传递站。

    一位路过的农民,看上去蠢头蠢脑,手中的棍子里却藏着密码快信,原来那根棍子是空心的。

    一位名叫白第督的前制宪会议成员,向他们提供能在整个布列塔尼地区通行无阻的通行证,是共和政府最新颁发的那种,姓名一栏空着。这位变节分子有成沓的这种通行证。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这种勾当。正如普伊载所说的:“将秘密告诉四十多万人,也会严密保守不会泄露。”

    这个四方形的地区,南以萨布尔、杜亚尔线为界,东以杜亚尔、索米尔线和图埃河为界,北以卢瓦尔河、西以大洋为界,仿佛整个儿是一个共神经系统的有机体,一个地方抽动,整个地区也必然抖动。一眨眼工夫,努瓦穆捷的消息就会传到吕松,拉鲁兵营就能知道莫里诺十字架兵营在干什么。仿佛天上的飞鸟在帮助他们。奥什在共和三年穑月七日写道:“简直让人以为他们有电报呢。”

    这其实是族群在起作用,就像在苏格兰一样。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族长。这次战争先父亲自参加过,所以我能介绍清楚。

    五 战斗中的生活

    许多人只有长矛。好的短猎枪也不少。林区的偷猎者和洛卢的走私者,是最出色的射手。他们是不同寻常的战士,凶猛异常,勇敢无畏。鼓动三十万人揭竿而起的号令,使六百个村庄警钟齐鸣。大火在各个角落同时噼里啪啦烧起来。普瓦图和安茹在同一天爆发叛乱。其实,1792年7月8日,即8月10日事件一个月前,喀巴德荒原上就已经发出了第一声怒吼。阿兰·雷德勒,一个今天已被彻底遗忘的人,是罗什雅克兰和让·舒安的先驱。保王党威胁说,强壮的人不参军就处死。他们征用牲口、车辆和粮食。一下子,萨比诺就有了三千士兵,卡特里诺有了一万,斯托弗雷有了两万,夏莱特控制了努瓦尔穆捷。色波子爵在上安茹发动叛乱,迪奥兹骑士在维莱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地区,特里斯当-勒米特在下马恩地区,理发匠加斯东在盖梅内市,修道院院长贝尼埃在其余地区,纷纷发动叛乱。制造一个小小的事件,就足以把群众煽动起来。有人在一位宣过誓的本堂神父,即所谓“宣誓派教士” (4) 的圣体柜里藏了一只大黑猫。做弥撒的时候,黑猫突然跳了出来。“魔鬼来啦!”农民喊起来,于是整个教区揭竿而起。神工架上喷出烈火。造反的农民每人有根十五尺长的棍子,叫作“水火棍”,既用于攻击蓝军,又用于跨越壕沟,既是战斗的武器,也是逃跑的家什。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农民们在向共和军阵地发动进攻之时,发现战场上有个十字架或一座小教堂,便都立刻跪下来,在枪林弹雨下祈祷,直到数完一串念珠,尚活着的人才站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真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他们一边冲锋一边装子弹。他们就有这种本事。人家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一些教士用细绳子把另一些教士的脖子勒红了,指给农民看,告诉他们说:“这些人是在断头台上掉了脑袋又复活的。”他们像骑士般刚烈,敬重共和军的一位叫斐斯克的旗手,因为他被砍死之后还紧握着旗帜不放。这些农民善于讽刺挖苦,他们把共和派之中结婚的教士称为“摘掉教士帽套上长裤的家伙”。起初他们害怕大炮,后来他们挥舞着棍子扑上去,把大炮夺过来。头一回他们夺取了一门漂亮的青铜大炮,把它命名为“传教士”;接着又夺了一门,那是天主教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一门大炮,上面刻有黎塞留的纹章和圣母像,他们给这门大炮取名为“玛丽-雅纳”。封特奈陷落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玛丽-雅纳,在这门大炮周围倒下了六百个视死如归的农民。后来他们夺回了封特奈,也夺回了玛丽-雅纳。他们在炮身上盖满鲜花,高举着百合花旗把它运回来,沿途让妇女们吻炮身。不过,两门炮太少了。斯托弗雷夺取了玛丽-雅纳,卡特里诺嫉妒,便从潘昂芒热出发,攻打雅莱,夺取了第三门大炮。弗来斯特进攻圣佛罗朗,夺取了第四门大炮。另外两个队长舒普和圣保尔干得更出色:他们用砍倒的树干冒充大炮,用假人充当炮手,看到这样的炮队他们自己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却用它把蓝军吓得退到马洛耶去了。这是叛军不可一世的时期。后来,夏尔波打败了拉马索尼耶,农民军在不光彩的战场上,撂下了三十二门上面有英国国徽的大炮。当时,英国出钱帮助法国的亲王们。正如南蒂亚1794年5月10日所写的:“我们寄钱给贵族,因为有人对皮特 (5) 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梅利内在3月31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叛军高呼‘英国人万岁!’”农民军经常因为抢劫而延误时间。这些笃信宗教的人竟然会是强盗。野蛮人也有缺点。正因为这些缺点,后来文明征服了他们。普伊载在他的书的第二卷第一八七页写道:“我几次使普莱南镇免受洗劫。”后面第四三四页,他记述了自己怎样没进蒙佛尔镇:“我绕了一个圈子,以避免雅各宾党人的家遭到抢劫。”他们掳掠了绍勒,洗劫了夏朗。他们没能攻下格朗维尔,但把维勒迪约抢劫一空。他们把参加蓝军的乡下人称为“雅各宾之徒”,杀害他们比杀害其他人更心狠手毒。他们像士兵一样喜欢枪杀人,像土匪一样喜欢大屠杀。

    枪毙“笨蛋”,即资产者,是他们的乐趣。他们把这叫作“开斋”。在封特奈,他们的一位教士,本堂神父巴博丹,一刀就砍死了一个老头儿。在伊勒河畔圣日耳曼,他们的一位身为贵族的队长,一枪打死了该镇的诉讼代理人,拿走了他的手表。在马什库尔,他们定了一个指标:每天枪杀三十个共和军,如此持续五个礼拜。一条铁链拴三十个人,他们称为“念珠”。他们挖好一个坟坑,让一串三十个人背朝坑站好,然后开枪扫射。被枪毙的人倒在坑里,有些还是活的,但统统被埋掉。我们不止一次目睹过这种暴行。区长儒贝尔的两只手被锯掉了。他们给蓝军俘虏戴特制的锋利的手铐。他们吹起围猎的号角,在公共广场上屠杀蓝军。夏莱特签字时总是写“博爱,夏莱特骑士”,而且像马拉一样在头上缠块手帕,可是他放火烧掉了波尔尼克,把居民都烧死在屋子里。那时,卡利耶是个令人发抖的人物。以恐怖对恐怖。布列塔尼的叛乱分子的模样,几乎与希腊的叛乱分子一样,全都穿短褂,挎长枪,打绑腿,穿像希腊短裙一样肥大的裤子。这样一身打扮活像克莱夫特人 (6) 。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二十一岁就带上一根棍子和两支手枪,参加了这场战争。旺代军队有一百五十四个师。他们采取的是正规围攻战术,曾经将布莱墟围困三天。在一个星期五,即耶稣受难日,一万农民一齐炮轰了萨尔城。他们甚至在一天之内,就摧毁了从蒙蒂涅到库伯委之间的十四个共和军营地。在图亚尔高高的城墙上,有人听到过拉罗什雅克兰和一个小伙子一段充满英雄气概的对话:“卡尔!”“在!”“让我踩在你肩膀上。”“踩吧。”“你的枪。”“拿去吧。”接着,拉罗什雅克兰就跳到了城里,连云梯都没要就攻占了曾被杜格斯克兰围困的箭楼。他们宁可得到一颗子弹,而不稀罕一枚金路易。一旦看不到家乡的钟楼,他们就会哭起来。在他们看来,逃跑是很简单的事情,头头们会对他们喊道:“把木鞋扔掉,枪留着!”没有弹药了,他们就数着念珠祈祷一阵,然后去共和军炮队的弹药箱里抢;后来代布勒干脆向英国人要。敌人迫近了,他们如果有伤员,就把他们藏到麦苗长得挺高的麦地里,或者藏到荒野的蕨丛里,等事情过去之后,再把他们接回来。他们根本没有军装,身上穿的衣服破烂不堪。不管是农夫还是贵族,弄到什么穿什么。罗杰·穆利尼埃包着头巾,穿着短上衣,这两样东西都是从拉福来世戏院的藏衣室里搞来的。骑士波维里耶穿一件检察官长袍,羊毛小圆帽上面还扣一顶女人帽子。每个人都佩着肩带,系着白腰带,官阶是按结区分的。斯托弗雷是个红色的结,拉罗什·雅克兰是个黑色的结;温普芬是半个吉伦特派,而且从没离开过诺曼底,所以佩戴着冈城轻骑兵袖章。他们的队伍里有女人,例如:莱斯居尔夫人,她后来成了拉罗什雅克兰夫人;苔莱丝·德·莫连,她是拉卢阿里的情妇,就是她烧掉了各教区头头的名单;拉罗什福科夫人,她年轻漂亮,手握军刀,在普伊-卢梭古堡巍峨的箭楼下重新集结农民;还有号称阿丹骑士的安多纳特·阿丹,她非常勇敢,被俘枪毙时,人家出于对她的尊重还让她站着。这是个史诗般的年代,也是个残酷的年代。人人都疯狂。共和军的士兵丧失了战斗力倒在地上,莱斯居尔夫人故意让自己的马去践踏他们。“都死啦。”她说。其实有些人可能只是负了伤。男人有时会变节投敌,女人绝对不会。法兰西剧院的弗洛丽小姐,虽然从拉卢阿里那里投到了马拉那里,但那是出于爱情。将领们往往和士兵一样无知。萨比诺先生尽写白字,把“我们方面将……”写成“我们方便江……”首领们之间互相仇恨,沼泽地区的队长们高呼:“打倒山里人!”他们的骑兵很少,而且很难组成。普伊载写道:“一个人会欣然同意把他的两个儿子给我,但假若我问他要一匹马,他就会立刻拉下脸来。”铁棍、叉子、镰刀、新旧猎枪、猎刀、铁扦、包铁并带钉的木棍,这些就是他们的武器;有些人胸前还挂着两根死人骨头做成的十字架。他们进攻时狂呼乱叫,神出鬼没,突然从树林里,山坡上,树丛里,洼道上,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成散兵线,就是说成半圆形包围上来,猛砍猛杀,一个不留,势不可当,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穿过一座共和军的市镇时,一定要把“自由树”砍倒,用它生一堆火,围着火堆跳舞。他们总是在夜里行动。旺代人的法则就是出其不意。他们能够悄无声息地行军十五法里,而且沿途不踩倒一棵草。头头们和军事会议决定,第二天拂晓要去什么地方袭击共和军据点,等到夜幕一降临,他们就装好子弹,念念有词祈祷一番,然后脱下木鞋,长长的一行人穿过一片片树林子,赤足踩在灌木叶子和苔藓上,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人说话,连大气都没人敢出,像一群猫在黑暗中行走。

    六 土地和人心息相通

    参加旺代叛乱的人数,把男人、妇女和儿童都算上,估计至少达五十万。就是五十万名战士——这是图芬·德·拉卢阿里提供的数字。

    联邦派帮助他们。吉伦特派是旺代叛乱的同谋。拉罗泽尔向林区派遣了三万人。八个省结成同盟,其中布列塔尼占五个,诺曼底占三个。与冈城关系密切的埃夫勒市,在叛军里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它的市长绍蒙,一个是乡绅加当巴。在冈城有布佐、戈萨和巴巴鲁,在穆兰有布里索,在里昂有夏桑,在尼姆有拉博-圣艾蒂安,在布列塔尼有麦杨和杜夏泰尔。所有这些人都鼓起嘴巴吹炉膛里的火。

    有两个旺代:一个大旺代,进行森林战;一个小旺代,进行丛林战。夏莱特和让·舒安两个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小旺代天真烂漫,大旺代腐化堕落;小的比大的好。夏莱特曾被封为侯爵,王家军少将,并荣获过圣路易大十字勋章;让·舒安则始终是让·舒安。夏莱特和土匪差不多;让·舒安则像游侠骑士。

    至于朋桑、莱斯居尔、拉罗什雅克兰这些德高望重的首领,他们都上了当。建立天主教大军本身就是荒唐之举。溃败不可避免。不是有人想象农民叛乱的风暴会袭击巴黎,乡村的联盟能够围困万神庙,犬吠般的圣歌和祈祷能够压倒《马赛曲》,穿木鞋的乌合之众能够冲垮精英的军团吗?勒芒和萨沃奈两大战役惩罚了这种狂想。旺代军想跨过卢瓦尔河都不可能。它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休想跨过这条河。跨越莱茵河使恺撒更加不可一世,使拿破仑更加声威赫赫,跨越卢瓦尔河却使拉罗什雅克兰命丧黄泉。

    真正的旺代军是在本土的旺代军。在那里它攻不破,抓不到。旺代本土的旺代人是走私者、庄稼人、士兵、牧人、偷猪者、自由射手、牧羊人、敲钟人、农夫、密探、杀人犯、圣器管理人、森林里的野兽。

    拉罗什雅克兰不是阿喀琉斯 (7) ,让·舒安却是普洛透斯 (8) 。

    旺代叛乱失败了。另外一些叛乱,例如瑞士叛乱,却成功了。瑞士那种山区叛乱和旺代这种森林叛乱有一大区别:几乎总是受到环境不可避免的影响,前者是为理想而战,后者是为偏见而战;前者在天空翱翔,后者在地下爬行;前者为人道而战,后者为孤立而战;前者渴望自由,后者渴望分离;前者保卫公社,后者保卫教区。“公社!公社!”莫拉战役 (9) 的英雄们高声呼喊。前者打交道的是悬崖深谷,后者打交道的是沼泽泥潭;前者生长于激流飞溅的山涧之畔,后者生长在热病流行的潴水之边;前者头顶是碧蓝长空,后者头顶是浓密灌木;前者在高山之巅,后者在暗影之中。

    在高山之巅和在低洼之地,人具有的素质也不相同。

    高山有如城堡,森林却专事埋伏。前者教人勇敢,后者教人险诈。古人把诸神供奉在高山之巅,而把萨提尔安置在丛林之中。萨提尔是半人半兽的野蛮之物。自由的国度有亚平宁山、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奥林匹斯山。巴那斯也是一座山。勃朗峰是纪尧姆·退尔巨人般的助手。印度的诗篇里充满着神灵与黑暗的搏斗,而喜马拉雅山就从那波澜壮阔的搏斗中挺拔而出,并屹立于其上。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海尔维第、都是高山之国;辛梅里安、日耳曼或布列塔尼,则是森林之乡。森林是蛮荒之地。

    地形会对人的许多行为产生影响。它充当着同谋的角色,其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面对某些险恶的景色,我们会情不自禁宽恕人类而抱怨造物主;我们感到这是大自然在默默地向人类挑衅。荒漠有时对心灵是有害的,尤其对不甚明辨是非的心灵。心灵可以是高尚的,于是产生了苏格拉底和耶稣;心灵也可以是渺小的,于是产生了阿特柔斯 (10) 和犹大。渺小的心灵很快会变得与爬虫无异。幽暗的树林,荆棘丛和树枝下面的沼泽,是它命中注定的出入之地;在那里它受到邪恶信念神秘的潜移默化。视觉的幻象,无法解释的幻景,时间和地点的错乱,将人置于半宗教、半野蛮的恐怖之中。这种恐怖在平时产生迷信,逢乱世便产生暴力。幻觉擎起火炬,照亮仇杀的道路。强盗土匪都是昏头昏脑的。神奇的大自然有着双重的本能,它使雄才大略者目眩,而令野蛮人目盲。人愚昧无知时,荒漠出现幻象时,智力的冥顽便又加上了孤独的黑暗。这样就在人的心灵里出现黑洞洞的深渊。某些岩石,某些沟壑,某些树丛,黄昏时分树木间某些阴森森的空地,会促使人采取疯狂、残暴的行动。几乎可以说,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罪恶的地方。

    白泥瓮和普莱南之间那座阴森森的小山,曾经目睹多少惨烈的事件啊!

    广阔的地平线把心灵引向整体观念;受限制的地平线使人产生局部观念。这种情况使得某些人虽然心灵高尚,却思想狭隘。让·舒安就是一个例证。

    整体观念受到局部观念的憎恶,这就是进步的斗争。

    故乡和祖国,这两个词概括了整个旺代战争。这是地方观念和整体观念之争,是农民和爱国者之争。

    七 旺代断送了布列塔尼

    布列塔尼自古就是反叛的地区。两千年间它每次反叛都是对的,可是最后这一次它错了。然而,不管是反对革命还是反对君主专制,不管是反对特派员还是反对王公贵族,不管是反对用铜版印刷纸币还是反对盐税包税,也不管进行战斗的是什么人物,是尼古拉·拉宾、弗朗索瓦·德·拉努、普吕维约统帅和加纳什夫人,抑或斯托弗雷、科克罗、勒尚德里耶·德·彼埃尔维尔,不管是在罗昂领导下反对国王,还是在拉罗什雅克兰领导下拥戴国王,归根结底,布列塔尼进行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战争,即以地方精神反对中央精神。

    这些古老的省份像一个池塘,里面的水根本不流动,风刮来也不会给它增加一点生气,只是给它一点刺激。菲尼斯泰尔[法国西部省份,位于布列塔尼最西端,“菲尼斯泰尔”法语发音与“陆地结束”谐音] ,法国到这里终止,人的活动地盘到这里结束,世世代代的行进到这里停止。“站住!”海洋对陆地、野蛮对文明喝道。每当中央即巴黎给它某种推动,这推动不管是来自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不管是带有专制的含义还是自由的含义,它都是新事物,布列塔尼都会反感。让我们清静点好不好,你们究竟要我们怎么样?沼泽地带拿起了叉子,林区拿起了猎枪。我们的一切尝试,我们在立法和教育方面的一切倡议,我们的百科全书,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天才,我们的荣耀,统统在这个鲁莽汉面前败下阵来。巴祖热的警钟威胁法国革命,法乌荒原起来反抗我们群情激愤的公共广场,山顶草地向罗浮宫的钟楼宣战。

    可怕的愚昧。

    旺代叛乱是一场可悲的误会。

    大规模的厮杀,巨人间的争斗,难以形容的叛乱,都仅仅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名字,旺代这个既辉煌又黑暗的名字。为了逃亡者去抛头颅,为了利己主义而奋不顾身,时时刻刻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去干可耻的勾当,不动脑筋,不懂战略,不懂战术,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领袖,没有责任感,显示出自己的意志是何等软弱无力,虽有豪侠气概但终不免野蛮,狂热得近乎荒唐,企图筑起黑暗的矮墙来阻挡光明,愚昧对真理、正义、法律、理智和解放愚蠢而傲慢地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八年的恐怖,十四个省遭到破坏,田园荒芜,庄稼被毁,村庄被焚烧,城市变成了废墟,家庭遭到洗劫,妇女和儿童遭到屠杀,茅舍被付之一炬,利剑戳进胸膛,文明荡然无存,只是符合皮特的愿望。这就是这场战争,一场蒙昧的同室操戈的尝试。

    总之,旺代战争证明,必须彻底驱散布列塔尼古老的迷雾,必须让阳光彻底照亮这里的丛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推动了进步。灾难往往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

    ————————————————————

    (1) 即冈比西斯二世(活动时期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国王(公元前529—前522),曾远征埃及。

    (2) 韦斯特曼(1751—1794),法国将军,投身资产阶级革命,参加过对旺代叛军作战。

    (3) 史前遗物,以数块巨石植于地上,边向外倾,上承石板以为顶,用作墓室,为新石器时代欧洲典型结构。

    (4)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宣誓遵守《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教士。

    (5)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首相(1784—1801或1803—1806)。

    (6) 土耳其统治时期(1453—1828)像逃犯一样生活在山区的希腊民族主义者。

    (7)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除脚踵之外,全身刀枪不入。

    (8) 希腊神话中海里能占卜未来的老人和海畜(海豹)的牧人。

    (9) 瑞士联邦抗击勃艮第领主的战役。此处的公社是指资产阶级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自治权的城市。

    (10) 希腊传说中迈锡尼国王,为争权夺利驱逐、加害自己的弟弟。

    第二章 三个孩子

    一 不只是内战

    1792年夏天多雨,1793年夏天酷热。由于内战,布列塔尼境内简直找不到可以通行的路了。但多亏了美丽的夏天,还是有人旅行。最好的道路是干的土路。

    7月里一个晴好的日子,黄昏时分,太阳已经落山近一个钟头,从阿夫朗什方向来了一个骑马的人,停在名叫布朗夏十字架的小客店前面。小客店位于朋托松镇口,招牌上几年前还看得见“出售上等苹果酒”几个字。这一天全天酷热难当,但此刻起风了。

    那位旅客身上披件宽大的斗篷,连马屁股也盖住了。他头戴一顶大帽子,上面别着三色帽徽。这是颇需要胆量的,因为在这个到处有矮树篱,到处都可能遭到枪击的地方,一枚三色帽徽就是一个靶子。斗篷在脖子处系了带子,往两边分开,使双手可以自由动作,斗篷里边可以瞥见一条三色腰带,上面别着两支圆头柄手枪,还挂着一柄从斗篷下面露出来的军刀。

    听见马停在门口,客店的门开了,店主出来,手里拎着一盏灯。这正是昼夜交替的时刻,大路上还挺亮,屋子里已经黑了。

    店主看一眼那枚帽徽。

    “公民,”他说道,“你是要投宿吗?”

    “不。”

    “那么你去哪儿?”

    “多尔。”

    “要是这样,你要么折回阿夫朗什去,要么留在朋托松过夜算啦。”

    “为什么?”

    “因为多尔在打仗。”

    “啊!”骑马人说了一声。

    接着他又说:

    “拿些燕麦来喂这马。”

    店主搬来马槽,往里面倒一袋燕麦,卸下马笼头。马打着响鼻吃起来。

    店主和客人继续交谈:

    “公民,这匹马是征用的吗?”

    “不是。”

    “你自己的?”

    “是的。花钱买的。”

    “你从哪儿来?”

    “巴黎。”

    “不是直接来的吧?”

    “不是。”

    “我想也不是,路都不通啦。不过驿车还通。”

    “也只通到阿朗松。我在那里下的驿车。”

    “哦!不要多久法国连驿车也没有啦。找不到马嘛。一匹值三百法郎的马都卖六百法郎了,饲料更贵得吓人。我过去是驿站站长,现在开起小客店来啦。一千三百一十三个驿站站长,有两百个辞职不干了。公民,你是按新票价乘的驿车吗?”

    “5月1日起实行的。不错。”

    “大马车每站二十苏,双轮轻便马车十二苏,载货马车五苏。这匹马是在阿朗松买的?”

    “不错。”

    “今天赶了一天路?”

    “天刚亮就开始走。”

    “昨天呢?”

    “连前天都是这样。”

    “我明白了,你是经过东弗龙和莫尔坦来的。”

    “还经过了阿夫朗什。”

    “相信我的话,好好休息吧,公民。你该累了吧?你的马可是累了。”

    “马可以累,人可是不能累的。”

    店主又一次打量旅客一会儿。旅客面容庄重,冷静而严厉,头发已经花白。

    店主又望一眼大路,大路伸向望不到尽头的远处,没有一个行人。店主说:

    “你就这样只身一人旅行?”

    “我有保镖。”

    “在哪儿?”

    “就是我的军刀和两支手枪。”

    店主去打来一桶水给马喝。在马喝水的时候,店主打量旅客一眼,自言自语说道:“无妨,他的模样像个教士。”

    旅客又问:“你说多尔在打仗?”

    “是呀。这会儿大概已经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

    “一个前贵族打一个前贵族。”

    “你说什么?”

    “我说是一个拥护共和的前贵族,与一个拥护国王的前贵族打仗。”

    “可是现在没有国王了。”

    “还有个小的。不过奇怪的是,那两个前贵族还是亲戚呢。”

    旅客听得入神。店主接着说:

    “一个年轻,一个年老。是侄孙跟叔祖打仗。叔祖是保王党,侄孙是爱国者。叔祖指挥白军,侄孙指挥蓝军。啊!瞧吧,他们是决不会饶恕对方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你死我活?”

    “对呀,公民。听我说,你想看一看他们是怎样礼尚往来的吗?这是老头子设法到处张贴的一张告示,所有房屋所有树上都贴了,我家门上也贴了一张。”

    店主将灯凑近一扇门板上贴的一张纸。那告示的字很大,旅客在马背上也看得清:

    “朗德纳克侯爵荣幸地知会其侄孙郭文子爵先生,如果侯爵先生运气好,抓住了子爵,他将采取温和的方式,用火炮将他射死。”

    “嗯,”店主接着说,“下面请看对方的回答。”

    他转过身,举起灯照亮另一张告示,这张告示贴在另一扇门上,与第一张正好相对。旅客念道:

    “郭文知会朗德纳克,他抓住了他,就一枪崩了他。”

    “头一张是昨天贴在我门上的,”店主说,“这第二张今早上就贴出来了,反击不可谓不快啊。”

    旅客自言自语般说了几句话,店主听见了却没有听明白:

    “是啊,这不单是国内战争,也是家庭内部的战争啦。这仗该打,打得好。各民族要想获得伟大的新生,就得付出如此代价。”

    旅客说着将手举到帽檐,两眼注视着第二张告示,敬了一个礼。

    店主又说道:“你瞧,公民,就这么回事。在各个城市和大市镇,我们都拥护革命,可是在乡间,人们都反对革命。也就是说,城里的是法兰西人,乡下的是布列塔尼人。这是市民与乡下人之间的战争。他们叫我们肥佬,我们叫他们乡巴佬。贵族和教士都站在他们那边。”

    “并非都站在他们那边。”旅客打断店主说道。

    “也许吧,公民,既然这会儿就有一位子爵反对一位侯爵。”

    店主又自言自语道:“而且我相信我是在和一位教士说话。”

    骑马人又问道:“两个人谁占上风?”

    “到目前为止是子爵。不过他很吃力。那老头子很厉害。他们俩都是本地的贵族,是郭文家族的。这个家族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大分支,其家长是朗德纳克侯爵;一个是小分支,其家长是郭文子爵。现在两个分支兵戎相见了。树木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人类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布列塔尼,朗德纳克侯爵势力大得很。在农民眼里,他是一位亲王。他登陆的当天,就有八千人投奔他;一个星期就有三百个教区起来叛乱。假如他在海岸线上有一个立足点,英国人当时就登陆了。幸好郭文在那里。郭文是他的侄孙,真是无巧不成书。郭文是共和军的司令,把他的叔祖顶了回去。还有,凑巧的是,朗德纳克到达的时候屠杀了一批俘虏,枪决了两名妇女,其中一名妇女有三个孩子,是被一个巴黎营收养的。这件事使这个巴黎营变得非常凶猛。它叫红帽子营,其中的巴黎人所剩不多了,但那是一把把狂怒的刺刀。他们并入了郭文司令的部队,所向无敌,决心要为那两名妇女报仇雪恨,并把那三个孩子夺回来。不知道老头子把那三个孩子怎样了。那些巴黎士兵简直要气疯了。如果没有这三个孩子的事,这场战争也许不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子爵是个善良正直的年轻人,那老头子却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侯爵。农民们把这场战争称为圣米歇尔对魔王贝兹布邪之间的战争。你也许知道吧,米歇尔是本地的一位天神。海湾之中还有一座圣米歇尔山呢。相传他打倒了魔王,把它埋在离这里不远的另一座山底下,那座山名叫贝莱纳坟岗。”

    “对,”骑马人自言自语般说道,“贝莱尼坟岗,贝莱努,贝吕,贝尔,贝利亚,总之叫贝兹布邪坟岗。”

    “看来你很了解情况嘛。”

    店主又暗自嘀咕道:“这个人显然通拉丁文,他是教士。”

    他接着说道:“是啊,公民,在农民们心目中,这又是那场战争开始了。不消说,他们认为圣米歇尔是那位保王党将军,而魔王是那位爱国的司令。可事实上,如果有魔鬼,那定是朗德纳克,天神肯定是郭文。你不需要点什么吗,公民?”

    “我带有一壶水和一块面包。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多尔的仗打得怎样了。”

    “情况是这样的:郭文指挥着海岸远征军。朗德纳克的目标是发动全面叛乱,让下诺曼底支援下布列塔尼,为皮特打开大门,用两万英军和二十万农民军去援助旺代大军。郭文打破了这个计划,据守着海岸线,把朗德纳克赶到了内地,把英国人赶到了海上。朗德纳克原来盘踞在这里,郭文把他赶跑了,从他手里夺回了阿波桥,把他赶出了阿夫朗什,又赶出了维勒迪约,阻止他到达格朗维尔。郭文正全力以赴要把朗德纳克赶进富热尔森林,把他围困在里面。直至昨天一切进展顺利,郭文率部到了这里。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紧急情况:那家伙老奸巨猾,改变了方向,据报他现在正向多尔进发。假如他夺取了多尔,在多尔山上建立一个炮兵阵地,大炮他有的是,那样他就在海岸线上占据了一个可让英国人登陆的点,整个计划就彻底落空了。情况十万火急。郭文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只是自己思谋了一下,既不请示,也不等待,备鞍上马,携带炮队,集合队伍,拔出军刀,朝正向多尔进发的朗德纳克扑去。布列塔尼的这两个头头就要在多尔较量了。肯定是一场鏖战。现在双方在那里摆开了阵势啦。”

    “这里去多尔要多长时间?”

    “有辎重的军队至少要三个小时。不过他们都已经到了多尔啦。”

    旅客侧耳听了听说:

    “不错,我似乎听到了炮声。”

    店主也听了听:

    “对呀,公民,还是排射呢,像布被撕裂的声音。你看来得在这里过夜啦,赶到那里去可没有任何好处。”

    “我不能停留,必须继续赶路。”

    “你错啦。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要事在身。不过,这冒的危险太大了,除非为了这世界上你最可宝贵的东西……”

    “的确是为了世界上我最可宝贵的东西。”

    “……像你的儿子一样宝贵的东西。”

    “差不多。”骑马人说。

    店主抬起头来,又暗自嘀咕道:

    “然而,这位公民给我的印象是个教士嘛。”

    他想了想说道:

    “不过,教士也可以有孩子。”

    “请为我重新给马套上笼头吧。”旅客说,“我该给你多少钱?”

    他付了钱。

    店主把马槽和水桶放到墙根,又回到旅客身边。

    “既然你执意要走,那么请听听我的忠告。你显然是要去圣马洛吧。那么,不要走多尔。有两条路:一条经过多尔,另一条是沿海岸走。两条路远近差不多。沿海岸那条路要经过圣乔治·德布雷艾尼,谢吕埃,伊莱-勒维维埃。多尔在你所走的这条路南边,康卡尔在北边。公民,走到这条街尽头,你就会见到两条路的交叉路口。去多尔走左边那条路,去圣乔治·德布雷艾尼走右边那条。听我的劝告吧,你如果往多尔那边走,肯定会遇上大屠杀。所以你千万别往左走,往右边那条路去吧。”

    “多谢。”旅客说道。

    他刺了一下马。

    天早已黑了,他消失在夜色中。

    店主看不见他了。

    旅客走到街道尽头两条路的交叉口时,还听见店主远远地对他喊道:

    “往右走!”

    他却朝左边驰去。

    二 多尔

    多尔是布列塔尼境内一座西班牙式的法国城市,正如教堂的契据集介绍的,它其实称不上城市,只有一条街。一条古老的哥特式大街,左右两边鳞次栉比全是带柱子的房屋,排列得很不整齐,常常有些房屋突出来,形成岬角和拐角,不过街还是相当宽阔。该城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像蛛网纵横交错的胡同,全都与这条中心大街相通,像条条溪涧汇入一条河流。这座城池既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四面敞开,城后耸立着多尔山,因此它无法应付围攻。不过,那条大街倒是经受得住围攻。五十年前还可以见到的那一座座突出街面的房屋,街两边各有一条带柱子的回廊,使这条街道成为一个很坚固的防御阵地。每座房屋等于一座碉堡,要想夺取,必须一座一座攻打。大街的中部是该城古老的市场。

    布朗夏十字架客店店主说的一点不错,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整个多尔正在进行激战。白军是早上到达的,蓝军是黄昏时分赶到的,它们之间突然爆发了一场夜战。双方力量并不对等,白军有六千人,蓝军才一千五百人,但双方打得同样顽强。引人注目的是一千五百人向六千人发动进攻。

    一边是一群乌合之众,一边是一支正规军队。一边是六千农民,布上衣上印着耶稣圣心,圆帽上扎着白带子,袖章上写着基督的格言,腰带上挂着念珠,他们使用的武器多为叉子、军刀和没有刺刀的火枪,他们用绳子拉着大炮,他们缺乏装备,缺乏训练,缺乏弹药,但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另一边是一千五百名士兵,头戴缀三色帽徽的三角帽,身穿带大垂尾和大翻领的制服,斜挎着肩带,使用的武器有带铜柄的军刀和上长刺刀的步枪,他们训练有素,队列整齐,既驯服又勇猛,知道服从善于指挥的人,他们也是志愿兵,不过是为祖国而战的志愿兵,另外他们的服装也破烂不堪,脚上没有鞋子。总之,一边是保卫君主制的不怕死的农民;一边是保卫革命的赤脚英雄。两支军队的灵魂就是它们的首领:保王军的首领是个老头子,共和军的首领是个年轻人。一个是朗德纳克,一个是郭文。

    革命一方面产生了像丹东、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巨人,也产生了像奥什和马朔这样理想的年轻人。郭文正是这些理想的年轻人之中的一个。

    郭文三十岁,有着大力士般的外貌,预言家一样的严肃目光,但笑起来像个孩子。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打仗的时候总是带着必不可少的化妆品,很注意保养自己的指甲、牙齿和栗色的漂亮头发,行军休息的时候,会自己脱下他那件布满弹孔、落满灰尘的司令服,在风中抖一抖。每次战斗中,他总是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但从没负过伤。他的嗓音本来挺温柔,指挥战斗时会变得响亮有力。他经常做出表率,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将挡风的斗篷一裹,躺在地上便睡,让他漂亮的脑袋枕在一块石头上。他是一个英勇而淳朴的人。军刀一握到手里,他的样子立刻改变。他本来有些像女性的相貌,在战斗中显得很可怕。

    此外,他还是思想家、哲学家、一位年轻的智者。看见过他的人把他比做亚西比德 (1) ,听过他讲话的人把他比做苏格拉底。

    在这场突然来到的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中,这个年轻人很快成了一位军事首领。

    他所建立的这支部队,像古罗马的军团一样,是一支规模小但很完备的军队,包括步兵和骑兵、侦察兵、工程兵、坑道兵、架桥兵,而且正如古罗马军团有投石炮,这支军队拥有大炮,一共三门,随时有马匹拉着,不仅大大增强了这支军队的力量,而且机动灵活。

    朗德纳克也是一位军事首领,一位更可畏的军事首领。他更深思熟虑,也更大胆。真正年老的英雄,比年轻的英雄更冷静,因为他们早已不是初升的太阳;他们也比年轻的英雄更大胆,因为他们已接近死亡。他们还有什么会失去呢?微乎其微。正因为这样,朗德纳克打起仗来勇猛大胆,而且机敏灵活。但是,总的来讲,在这个老头子和那个年轻人之间硬碰硬的顽强战斗中,郭文几乎总是占上风。这多半是运气使然,而不是其他原因。一切幸运,甚至战争这种可怕的幸运,都是属于年轻人的。胜利有点像个姑娘。

    朗德纳克对郭文十分痛恨,首先因为郭文经常打败他,其次因为郭文是他的亲人。这家伙怎么想到要当雅各宾派呢?这个郭文!这个浑小子!还是他的继承人呢!因为侯爵没有子女,侄孙就差不多等于孙子。

    “哼!”这个差不多是祖父的老人说,“一旦抓住他,我一定要像宰狗一样宰了他!”

    再说,共和政府把朗德纳克视为心腹大患,是有道理的。朗德纳克一登陆,就引起了震惊。在旺代叛乱中,他的名字像一根导火线迅速燃烧开去;朗德纳克很快就成了核心。在一场这种性质的叛乱中,人人相互妒忌,个个有自己的地盘。出来一个高人一等的人物,就能把分散而地位相等的头头们团结起来。几乎所有森林里的头目都投靠了朗德纳克,不论近的还是远的,全都服从他。只有一个人脱离了他,就是曾经率先投靠他的加瓦尔。为什么?因为加瓦尔是人家的心腹,他了解旧式内战的一切奥秘,并且采取了旧式内战的全部策略,而朗德纳克一来就抛弃并取代了那一套。谁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心腹,拉·卢阿里的鞋子朗德纳克没法穿。加瓦尔投奔了朋桑。

    朗德纳克作为军事家,是属于腓特烈二世那一派的。他主张把大规模作战和小规模作战结合起来。他既不想要天主教保王军那样庞大的一支乌合之众,那种乌合之众是注定要被歼灭的,也不想要一支完全分散在丛林和小树林里的队伍,这样的队伍便于骚扰敌人,却无力将敌人打垮。游击战不能最后解决问题,或者解决得很不理想,往往开始是去攻打一支共和军,结果却抢劫了一辆公共马车。朗德纳克对这场布列塔尼战争的理解,既不像拉罗什雅克兰那样完全在平原地区作战,也不像让·舒安那样完全在森林里作战。既不要旺代式的战争,也不要舒安式的战争。他要的是真正的战争,利用农民,但要用正规军作其后盾。他认为从战略上讲,农民军是需要的,但从战术上讲需要的是正规军。他觉得农民军能够立即集合,立即分散,很适合进行袭击、埋伏和偷袭,但是流动性太大,像水一样无法掌握。他想在这场流动而分散的战争中,建立一个牢固的据点;他想建立一支正规军,来加强森林里的蛮军,成为农民作战的主心骨。这些人思想深刻而又可怕。如果任其获得成功,旺代就牢不可破了。

    可是,上哪儿去找一支正规军呢?上哪儿去找士兵呢?上哪儿去找团队呢?上哪儿去找一支现成的军队?上英国去找。因此,朗德纳克抱定了主意:让英国人登陆。于是,党派意识也抛弃了,他眼里只有白色帽徽,而看不到红色制服了。朗德纳克只有一个想法:在海边夺取一个据点,把这个据点奉送给皮特。正因为这样,一看见多尔没有守兵,他就猛扑了过来。他的目的是:占据多尔,就得到了多尔山;得到了多尔山,就控制了海岸。

    这地点选得真好。多尔山的大炮,一边可以横扫弗雷斯诺瓦,一边可以横扫圣布雷拉德,又使康卡尔巡洋舰队不敢靠近。这样,从库埃斯农河口的拉兹,到圣梅洛瓦-德松德之间的整个海滩,就可以放心登陆了。

    为了使这个决定性谋略获得成功,朗德纳克带来了六千多人和他的整个炮队;这六千多人是他所掌握的农民军中最精壮的,而他的炮队包括十门发射十六磅炮弹的长炮,一门可以发射八磅炮弹的短炮和一门发射八磅炮弹的野战炮。他的意图是在多尔山上建立一座威力强大的炮台,而他所依据的原理是:十门炮发射的一千发炮弹,比五门炮发射的一千五百发炮弹,火力要猛得多。

    成功看来挺有把握。他有六千人。他要防范的,只有阿夫朗什方向的郭文及其一千五百人和迪南方向的雷舍勒。不错,雷舍勒有两万五千人,但他距此地有二十法里。因此,雷舍勒这方面朗德纳克无须担心,距离的遥远抵消了他人数的众多;郭文这方面呢,则是人数少抵消了距离近。再说,雷舍勒是个笨蛋,他的两万五千人后来竟在战斗十字架一役之中被全部歼灭,而他为那次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是饮弹自杀。

    因此,朗德纳克非常安全。他进入多尔既突然又狂暴。朗德纳克以凶残著称,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人。没有任何人试图抵抗。居民们都吓破了胆,全都把门插得严严的躲在家里。六千名旺代兵像乡巴佬一样乱糟糟地在城里驻扎下来,简直像赶集,没有人打前站,没有指定的住地,随处宿营,在露天做饭,毫无秩序地拥进教堂,撂下枪,拿出念珠祷告。朗德纳克和几个炮兵军官一起,匆匆忙忙上多尔山去察看地形,把部队交给他任命的作战副官古日-勒布鲁昂指挥。

    古日-勒布鲁昂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的是一种暧昧的印象。他有两个外号,一个叫“灭蓝恶棍”,因为他屠杀了许多爱国志士,另一个叫“羿马蛑”,因为他这个人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羿马蛑”是由“羿犸猕”一词演变来的,是下诺曼底方言中一个古老的词,意思是丑八怪,差不多是吓人的妖精,即恶魔、凶煞、吃人妖之类。一本古籍里记载:“余亲眼见过羿马蛑。”现在林区的老年人已不知道古日-勒布鲁昂为何许人,也不知道“灭蓝恶棍”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还模模糊糊知道“羿马蛑”。羿马蛑已经与当地的种种迷信融合。在特雷莫莱和普吕摩格,人们还谈论羿马蛑,因为在这两个村子里,古日-勒布鲁昂留下了罪恶的脚印。在旺代,其他人都可算莽汉,古日-勒布鲁昂则是野蛮人。他是一个酋长式的人物,身上文满了十字架和百合花图案,脸上泛着丑恶的光,简直像个魔鬼,这反映出他的灵魂里根本没有人性。他在战斗中像恶魔一样勇敢,而且非常凶残。这是一颗诡计多端的心,既可以奋不顾身地玩命,又具有疯狂的本性。他会推理吗?会倒是会,不过是像蛇爬行一样,弯弯曲曲地前进。他从英雄主义开始,最后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屠夫。真猜不透他那分狠劲是从哪儿来的,有时真是骇人听闻,因而显得不可一世。一切令人意想不到、毛骨悚然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他的残暴触目惊心。

    所以他获得了那个丑八怪的诨名:羿马蛑。

    朗德纳克相信他的残暴。

    残暴,不错,羿马蛑非常残暴。但从战略和战术方面讲,他却并不高明,侯爵将他擢升为作战副官也许错了。尽管如此,他离开时还是留下羿马蛑代替他照料一切。

    古日-勒布鲁昂多半是个武士,而不是军人。对他来讲,扼杀一个部落比守卫一座城市要拿手得多。不过,他还是派出了一批前哨。

    夜幕降临之时,朗德纳克察看好了计划建立的炮台的位置之后,正要返回多尔,突然听到了炮声。他抬眼望去,只见从大街上升起一股红烟。这说明发生了偷袭、突然侵入和进攻。城里已经打起来了。

    他这个人是不容易感到吃惊的,这回却目瞪口呆了。他压根儿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会是谁呢?显然不是郭文。不会有人向四倍于己的强敌发动进攻。难道是雷舍勒?那么,他得进行怎样的急行军!雷舍勒不大可能,郭文根本不可能。

    朗德纳克快马加鞭,半道上遇到逃难的居民,便向他们打听。他们一个个魂飞魄散,连连喊道:“蓝军!蓝军!”他赶回多尔时,情况已很糟糕。

    下面且谈谈事情发生的经过。

    三 小部队打大仗

    前头刚讲过,农民军一到多尔,就分散到全城,大家各行其是。军纪的服从,如果像旺代人所说,只靠哥儿们义气,便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的服从,可以造就英雄,但造就不了士兵。他们把大炮台和辎重放在拱顶旧市场里面,一个个疲惫不堪,一边吃喝,一边数念珠,倒头就睡,横七竖八躺在大街上,把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根本谈不上警戒。夜幕降临时,大部分都枕着行囊睡着了,少数人身边还搂着老婆,因为乡村的妇女往往是跟着丈夫的。在旺代,怀孕的妇女多充当细作。这是七月的一个温煦的夜晚。黝黑而深蓝的夜空,繁星闪烁。这群露宿街头的人,很像途中歇息的一队商旅,而不像一支驻扎的部队,一个个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突然,还没有闭上眼睛的人借着微明的夜色,看见街口有三门大炮瞄准了他们。

    是郭文来了。他偷袭了哨兵,进了城,率领部队封锁了街口。

    一个农民站起来,喝问一声:“口令!”随即放了一枪。回答他的是一声炮响。接着枪声大作。乱糟糟的农民军全都从昏睡中惊跳起来。他们一个个都懵了。在星空下入睡,却在枪林弹雨下醒来。

    最初的一刹那是可怕的。一群挤在一起的人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农民军纷纷扑向武器。他们喊的喊,跑的跑,许多人倒下了。这些受到攻击的汉子,全都晕头转向,互相射击起来。有些吓破了胆的人从屋子里跑出来,又赶紧缩回去,然后又跑出来,丧魂落魄地在混战的枪声中窜来窜去。一些家庭互相呼喊。这场战斗真太惨了,把妇女和儿童也卷了进来。呼啸的子弹拖着曳光划破黑暗。子弹从每个黑暗的角落里扫射出来。到处浓烟滚滚,混乱不堪。辎重车和炮车横七竖八,挤成一堆,更是乱上添乱。战马狂奔乱闯。奔逃的人践踏着倒下的伤员,地上发出阵阵号叫。一部分人惊慌失措,一部分人被吓昏了。兵找官,官找兵。在乱哄哄的场面中,也有人阴沉着脸,麻木不仁地待着。一位妇女背靠一堵墙坐着奶她的婴儿;她丈夫也靠墙坐着,一条腿被炸断了,血流不止,不慌不忙地往枪里装上子弹,向面前的黑暗中乱扫射。一些人卧倒在地上,从马车的车轮中间向外射击。不时传来一阵喊杀声。不过大炮的轰鸣淹没了一切。真是恐怖极了。

    那情景像砍伐树木似的,一棵棵被砍倒的树,一棵倒在另一棵上面。郭文躲在隐蔽的地方,弹无虚发地扫射着,他自己的士兵很少伤亡。

    然而,农民军虽然混乱不堪,但仍十分顽强,终于开始抵抗了。他们退到了市场里。那市场像一座宽大的,黑乎乎的堡垒,里面的石头柱子多得像片树林子。农民军在这里稳住了阵脚。这像树林子一样的阵地使他们恢复了信心。羿马蛑竭尽所能代替不在的朗德纳克指挥战斗。他们有大炮却没有使用,令郭文大为意外。原因是炮兵军官全都跟随侯爵去多尔山上勘察地形去了。那些短炮和野战炮,农民们根本不会操纵,不过他们没有少让那些炮轰他们的蓝军士兵吃枪子儿。他们用火枪的齐射来回敬敌人的连珠炮。现在是他们有了掩蔽。他们把平板马车、载重马车,全部辎重和旧市场里的所有木桶全都垒起来,临时筑成了一座高高的防御工事,中间留了一些空隙作枪眼。他们把火枪伸进这些洞眼里向外扫射,很有杀伤力。这一切完成得十分迅速。仅一刻钟工夫,那市场就变成了一道难以攻破的防线。

    情况对郭文来讲变得严重了。那个市场突然变成了堡垒,这是出乎意料的。农民军隐藏在里面,兵力集中,防守顽强。郭文的突然袭击成功了,但并没有把敌人打垮。郭文跳下马,双臂抱在胸前,一手握着马刀,站在照亮炮队的一个火炬的亮光下,凝神地望着前面那一片漆黑的市场。

    他那被火光照亮的高大身影,防御工事后面的敌人看得十分清楚。他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但他根本没有在意。

    工事后面射出的子弹,落在沉思的郭文身旁。

    不过,他有大炮对付火枪。炮弹最终总占上风。谁有大炮谁就能取得胜利。他的炮队弹药充足,确保了他的优势。

    突然,漆黑的市场里喷出一道闪光,随着一声炸雷似的巨响,郭文头顶的一座房子被炸开了一个窟窿。

    工事后面用大炮来回答大炮了。

    怎么回事?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现在不只是一方有大炮了。

    随着第一发炮弹,紧接着第二发打穿了郭文身旁的一堵墙壁。第三发炮弹把他的帽子掀到了地上。

    这是些大口径炮弹。正在射击的是一门十六磅重炮。

    “司令,敌人在瞄准你打!”炮手们喊道。

    他们弄灭了火把。郭文依然在沉思,捡起帽子。

    的确有人在瞄准郭文射击,那是朗德纳克。

    侯爵刚从背后进入防御工事。

    羿马蛑慌忙跑向前去:

    “爵爷,我们遭到了突然袭击。”

    “遭到谁的袭击?”

    “不知道。”

    “去迪南的大路还畅通吗?”

    “我想是畅通的。”

    “应该开始撤退。”

    “已经开始撤退啦,许多人逃出去了。”

    “不应该逃跑,而应该撤退。你们为什么不用大炮?”

    “我们都给打懵啦,再说炮兵军官都不在。”

    “让我来。”

    “爵爷,我想方设法让辎重、妇孺和一切用不着的东西往富热尔那边撤啦。那三个小俘虏怎么办?”

    “哦!那三个小孩?”

    “是的。”

    “他们是我们的人质。把他们带到拉杜格去。”

    侯爵说罢就钻进防御工事。头头一到,情形大变。防御工事筑得不适于架设大炮,只有放两门大炮的空间。侯爵将两门十六磅重炮并排架好,命令扒开两个发射孔。他俯在一门大炮上,通过发射孔观察敌方的炮队,却瞥见了郭文。

    “是他!”他大叫一声。

    于是,他亲自抓起炮帚和炮杵,装上炮弹,调整准星,瞄准。

    他三次瞄准郭文,三炮都没有打中,第三炮只打掉了郭文的帽子。

    “笨蛋!”朗德纳克嘟囔道,“稍微低一点,就敲掉了他的脑袋。”

    突然火把熄灭了,侯爵面前一片漆黑。

    “算了。”他说。

    他转向农民炮手,命令道:

    “连续射击!”

    郭文方面丝毫不敢松劲。战况恶化了。战斗进入了新阶段。工事那边正用大炮轰击他。谁说得准敌人不会由防守转为反攻?他面对的敌人,除了被歼灭和逃跑的,至少还有五千兵力,而他手下的有生力量,顶多只剩一千二百人了。如果敌人发现他们人数这样少,共和军会陷入怎样的处境呢?那时角色就会调换,进攻者将变成被动挨打者。只要工事后面的敌人一出击,战局就可能无法收拾。

    怎么办?正面进攻那座防御工事连想都不用想;硬拼绝不会有好结果。一千二百人要把隐藏的五千人赶出来是办不到的。

    突袭不可能,等待就更是灾难了。必须快刀斩乱麻,可是怎么斩法呢?

    郭文是本地人,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知道旺代军据守的旧市场后面,是一片纵横交错的狭窄弯曲的小巷。

    他转向他的副官——勇敢的盖尚上尉。这位上尉后来扫荡了让·舒安的出生地孔西兹森林,又在赛纳塘堤上阻挡住叛军,使布尔纳夫免于陷落,因而非常有名。

    “盖尚,”郭文说道,“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你的火力越猛越好,用大炮轰穿敌人的工事,将那些家伙全部牵制住。”

    “明白。”盖尚说。

    “把整个队伍集中起来,子弹上膛,准备进攻。”

    郭文又凑到盖尚耳朵边补充几句话。

    “好的。”盖尚说。

    郭文又问道:

    “我们的鼓手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

    “我们一共有九个。你留下两个,给我七个。”

    七名鼓手不声不响跑过来列队站在郭文面前。

    只听见郭文喊道:

    “红帽子营到我这儿来!”

    十二个人,其中包括一名中士,从队伍里走出来。

    “我要整个营过来。”郭文说。

    “就这么多啦。”中士说道。

    “你们一共十二个!”

    “我们只剩下十二个。”

    “好。”郭文说道。

    这位中士,就是那位善良而犷悍的大兵拉杜,他曾以全营的名义,收养了在索德莱林子里碰到的三个孩子。

    读者想必还记得,在厄布昂帕被屠杀的只有半个营,而拉杜幸运地不在其中。

    不远处停放着一车草料,郭文指着对中士说:

    “中士,叫你手下的人都搓草绳子,然后缠在枪上,以免碰撞发出响声。”

    一分钟过后,这道命令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执行完毕。

    “搞好啦。”中士说。

    “士兵们,”郭文又说,“把鞋子脱掉。”

    “我们没有鞋子。”中士说道。

    加上七名鼓手,一共十九个人,郭文是第二十个。

    他喊道:

    “成单行跟我来。鼓手在我后面,红帽子营殿后。中士,营由你指挥。”

    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双方继续炮击的当儿,这二十个人像影子似的悄悄前进,溜进寂静无人的小巷之中。

    他们贴着房屋曲里拐弯地走了一阵。城里一片死寂,市民们都龟缩在地窖里。没有一扇门不插得牢牢靠靠,没有一扇窗不关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地方漏出一点灯光。

    在这片死寂之中,那条大街上却乒乒乓乓打得像开了锅一样。炮战仍在继续。共和军与保王军的大炮疯狂地倾泻着炮弹。

    尽管夜色如墨,郭文还是带着队伍很有把握地走着。弯弯曲曲地走了二十分钟,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尽头。这条小巷与大街相通,只不过是在市场后面。

    位置改变了。这边没有防御工事。筑防御工事的人通常会产生这种疏忽。这边的市场是敞开的,可以从柱子之间进去,那里有几辆已套好马准备撤走的辎重车。郭文及其带领的十九个人面前是那五千旺代军,不过他们是在旺代军的背后,而不是在正面。

    郭文低声与中士说了几句话。他们解开缠在枪上的草绳;十二个士兵在小巷的拐角后面摆开战斗的阵势,七位鼓手高举着鼓槌等待命令。

    大炮的射击是有间歇的。突然,在炮声间歇的时候,郭文举起了军刀,用在寂静中像军号般嘹亮的声音喊道:

    “两百人在右边,两百人在左边,其余人在中间!”

    十二支枪一齐射击,七位鼓手擂起进攻的鼓点。

    郭文用蓝军令人闻风丧胆的声音喊道:

    “上刺刀!冲啊!”

    立刻产生了奇异的效果。那些挤在一起的农民感到被包抄了,以为背后出现了一支新部队。正在这时,封锁街口的盖尚指挥的部队听到鼓声,开始行动了,也擂响了进攻的鼓点,向着防御工事冲去。农民们发现他们遭到了两面夹攻。惊慌失措之中,情况会显得异常严重,一声手枪响会以为是大炮响,正所谓风声鹤唳,一声狗吠会当成狮子吼。况且,农民一般是很容易受惊的,就像茅屋很容易着火一样。茅屋着了火,很快就会变成火灾,农民一受惊,马上就溃不成军。于是出现了难以形容的逃窜。

    片刻之间市场便空了,吓破胆的农民顷刻间作鸟兽散,军官们束手无策。羿马蛑杀了两三个逃跑的人也毫无作用,只听见一片喊声:“快跑呀!”这支军队通过所有街巷,仿佛从筛眼里筛出去的一样,分散向田野跑去,其速度之快,犹如风卷残云。

    有些人向新堡逃去,另一些人向普莱尔格逃去,还有些人逃向昂坦。

    朗德纳克眼睁睁看着全军溃逃。他亲手钉死大炮的火门,然后才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最后一个撤退,一边自言自语:

    “农民军显然不顶事,我们需要英国军队。”

    四 这是第二次了

    结果大获全胜。

    郭文转身对红帽子营的战士们说:

    “你们才十二个人,但抵得上一千。”

    司令的一句夸奖,在当时等于一枚十字勋章。

    盖尚按郭文的命令,出城追击逃兵,俘获甚多。

    战士们点起火炬,全城搜索。

    没有逃走的都投降了。有人用瓦盆燃起一盆盆篝火,把大街照得通明。街上躺满了死尸和伤兵。要结束一场战斗,总要费些力气的,这里那里还有小股残余敌人负隅顽抗,直到被包围之后才放下武器。

    郭文注意到,在乱哄哄溃逃的敌人之中,有一个不怕死的人,敏捷强悍有如猛兽,掩护着其他人逃跑,自己并不逃命。那个农民出色地使用手中的马枪,一会儿用枪口扫射,一会儿用枪托猛击,最后把枪托都敲断了。现在他一手捏支手枪,一手握把军刀,谁也不敢靠近他。突然,郭文看见他晃了几晃,靠在大街边的一根柱子上。那人受伤了,但扔紧握着手枪和军刀。郭文将剑往腋下一夹,向他走过去。

    “投降吧。”他说道。

    那人定定地盯住他。他身上伤口的血从衣服里面往下流,脚边流了一摊。

    “你成了我的俘虏啦。”郭文说。

    那人不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回答:

    “我叫黑暗里跳舞。”

    “你挺勇敢。”郭文说。

    然后向他伸过手去。

    那人的回答是:

    “国王万岁!”

    他使尽剩下的一点力气,同时抬起双手,一手对准郭文的心脏扣动了手枪扳机,一手对准郭文的脑袋一刀劈过来。

    他这些动作像猛虎一样迅捷,但有一个人的动作比他更迅捷。那是一个骑马的人,刚到达不一会儿,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人看到那个旺代军人举起了军刀和手枪,就冲到他和郭文中间。没有这个人,郭文就没有命了。马挨了一枪,那人挨了一刀,双双一齐倒下了。仅仅一瞬间的事情,只听见一声惨叫。

    那个旺代军人也倒在地上。

    那一刀正好砍在那人的脸上。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马被打死了。

    郭文走拢去。

    “这人是谁?”他问道。

    他仔细打量,见那人血流满面,仿佛戴了一副红色面具,无法辨认他是谁,只看见他的头发呈灰白色。

    “这个人救了我的性命,”郭文又说,“这里有谁认识他吗?”

    “报告司令,”一个士兵说,“这人是刚才进城来的。我看见他到达,是从朋托松那条大路来的。”

    部队的外科军医背着药箱赶来了。受伤的人一直昏迷不醒。外科医生检查了伤口说道:

    “只是脸上挨了一刀,算不了什么,可以缝合,一个礼拜就能痊愈。这一刀砍得真准。”

    伤者披件斗篷,系根三色腰带,佩着两支短枪和一把军刀。大家把他放在担架上,解开他的衣服。有人提来一桶清水,医生洗净他的伤口,他的面容渐渐显露出来,郭文很仔细地打量他。

    “他身上有证件吗?”郭文问道。

    医生摸摸那人侧面的衣兜,掏出一个皮夹子,递给郭文。

    这时,伤者由于受了凉水的刺激,苏醒过来了,眼皮微微动了动。

    郭文打开皮夹子翻了翻,发现一张折成四折的纸,展开一看:

    “救国委员会兹派公民西穆尔登……”

    他叫起来:

    “西穆尔登!”

    这叫声使伤者睁开了眼睛。

    郭文激动不已。

    “西穆尔登!是你!你救了我的性命,这是第二次了。”

    西穆尔登望着郭文。他那血污的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形容的高兴的神色。

    郭文往伤者面前一跪叫道:

    “恩师!”

    “你的慈父。”西穆尔登说。

    五 一滴冷水

    他们多年没有见面,但他们的心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彼此一见面就立刻认出了对方,像是昨天才分手的。

    在多尔市政府里临时设立了一间野战医院。西穆尔登被抬进一个小房间,隔壁就是安置其他伤兵的大厅。外科军医给西穆尔登缝合了伤口,制止他们俩继续倾吐感情,因为他认为应该让西穆尔登睡觉。郭文呢,也因为打了胜仗而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和操心。剩下了西穆尔登一个人,但他无法入睡,他由于伤口的关系正在发热,同时也因此很兴奋。

    他没睡着,然而仿佛也并非醒着。这可能吗?他的梦想变成了实现。西穆尔登向来不相信运气,现在却走运了,他与郭文重逢了。分别时郭文还是个孩子,重逢时他是个男子汉了。他再见到的郭文又高又大,令人生畏,勇猛顽强;他再见到的郭文刚刚打了胜仗,为人民打了胜仗。在旺代,郭文是革命的柱石,而为共和事业造就这根柱石的,正是他西穆尔登。这位胜利者是他昔日的学生。从这个学生年轻的脸上,他看见的正是他西穆尔登的思想在闪闪发光,而这张年轻的脸,将来也许会供奉在共和国的先贤祠里呢。他的门徒,他的思想的弟子现在已是英雄,不久就会举世闻名。西穆尔登仿佛看见自己的灵魂变成了精灵。他刚才亲眼看见郭文怎样打仗,就像喀戎 (2) 看见阿喀琉斯打仗一样。教士与半人半马的精灵之间有着神秘的关系,其实教士本来就是半人半神。

    事件的种种巧合,加上伤口发炎不能成眠,使西穆尔登陶醉在一种神秘的感觉之中。一颗年轻的新星正要升起,璀璨夺目,令西穆尔登非常高兴;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对这颗新星有着极大的影响。再取得一次他刚刚目睹的这样一场胜利,只消他说一句话,共和政府就会把一个军交给郭文指挥。吃惊地看到一切都那么顺利地获得成功,真叫人再着迷不过了。那个时代,人人都有着军事上的梦想,人人都想提拔一个人为将军。丹东想提拔韦斯特曼,马拉想提拔罗西尼,埃贝尔想提拔龙三,只有罗伯斯庇尔想把这些人统统踢开。“为什么不提拔郭文呢?”西穆尔登心里说道。于是,他开始梦想。他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从一种假设跳到另一种假设,所有障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只要踏上这架阶梯,就再也不会止步,前程无量,起步时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爬到阶梯顶上就变成了一颗星。一位大将军,必然是一军之长;一位伟大的统帅,同时也是思想的领袖。西穆尔登梦想郭文成了一位伟大的统帅。梦想进展很快,他仿佛看见郭文已经在海洋上驱逐英国人,在莱茵河上惩罚北方各国的国王,在比利牛斯山打退西班牙,在阿尔卑斯山号召罗马起来造反。西穆尔登是个双重的人,既是一个温和的人,也是一个阴郁的人。现在二者都得到了满足,因为他理想中的人是冷酷无情的人,他看见郭文很出色,就认为他肯定是一个铁腕人物。西穆尔登认为,必须先破坏一切,而后再进行建设。“的确”,他想道,“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郭文一定会“不负众望”——这是当时流行的话。西穆尔登想象郭文正踏碎黑暗,身披光明的铠甲,前额上闪耀着流星的光辉,张开理想的,即正义、理性和进步的巨大翅膀,俨然是一个天使,一个毁灭一切的天使。

    正当西穆尔登想象得兴奋不已,几乎心醉神迷的时候,突然通过虚掩的门,听见隔壁大病室里有人说话。他听出了郭文的声音。尽管这么多年天各一方,这声音一直回响在他耳畔,只不过从前是孩子的声音,现在变成了大人的声音。他侧耳倾听。一阵脚步声过后,几个士兵说:

    “报告司令,这个人就是向你开枪的那个人。他趁人不注意,爬进了一个地窖里。我们找到了他,听候司令发落。”

    接着,西穆尔登听见了郭文与那人之间的对话:

    “你受伤了?”

    “不算太厉害,可以接受你们枪毙。”

    “把这个人安置在一张床上。给他包扎和照料,把他的伤治好。”

    “我情愿死。”

    “你要活下去。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而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

    西穆尔登前额上掠过一片阴影,他仿佛突然被惊醒了,阴郁而又沮丧地嘟囔道:

    “他显然是个宽大为怀的人。”

    六 胸部医好了,心还在流血

    面部的刀伤很快就能治好,而这时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人的伤势比西穆尔登更严重。就是在遭到枪杀之后,被乞丐泰尔马克在厄布昂帕田庄血泊中救起的那个女人。

    米什尔·弗雷夏的伤势,比泰尔马克想象的更危险。她胸部上方的洞和肩胛骨上的洞彼此相通;一颗子弹打碎了她的锁骨,另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肩膀。不过肺部没有创伤,还可以医治。按照农民的说法,泰尔马克是位“炼金术士”,就是说懂得一点医道,一点外科术和一点巫术。他把她背回他那兽穴般的居所,安置在他的海藻床上,悉心照料,用神秘的所谓草药为她医伤,居然使她起死回生。

    锁骨愈合了,胸部和肩膀的洞都收了口,过了几个星期,受伤的女人痊愈了。

    一天早晨,她由泰尔马克搀扶,走出了洞口,坐到树底下晒太阳。她的情况泰尔马克了解甚少。她胸部受了伤,不宜多说话,伤口愈合之前,一直处于半垂危状态,极少讲话。她想说时,泰尔马克总是加以阻止。可是,她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心事,从她的眼神,泰尔马克观察到一种揪心的心事时隐时现忧伤的轨迹。

    这天早上她体力不错,几乎可以单独行走了。救死扶伤的医生有如慈父,泰尔马克望着她,心情十分愉快。这位善良的老人脸上露出了微笑,对她说道:

    “好啊,咱们挺过来啦,伤口治好啦。”

    “心里的还没有。”米什尔说道。

    她接着又说:

    “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你一点也不知道?”

    “谁呀?”泰尔马克问道。

    “我的几个孩子。”

    “那么”两个字表示了很多层意思,等于说:“既然你不向我提起他们,既然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天却从不开口谈他们,既然每当我想打破沉默你总是不让我说话,既然你似乎害怕我提起他们,那么关于他们,你一定是没什么可告诉我了。”她在发高烧的时候,在迷糊状态中,在说胡话的时候,经常呼唤她的孩子们,她看得出——即使在迷糊状态中她也注意到,老头儿对她的呼唤不予理会。

    实际上,泰尔马克是不知道怎样对她说好。对一位母亲谈她失踪的孩子,实在不容易启齿。再说,他又知道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位母亲遭到枪杀,而这位母亲被他在地上发现了,他把她背回来时,她差不多是一具死尸。这具死尸有三个孩子,朗德纳克侯爵枪杀了母亲之后,把三个孩子带走了。他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那三个孩子怎样了?甚至他们是否还活着?他曾打听过,知道那三个孩子有两个是男孩,一个是刚断奶的女孩。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关于这三个不幸的孩子的命运,他私下也对自己提过一大堆问题,可是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他向当地人询问过,他们只是摇摇头。朗德纳克先生是一个谁都不愿意谈起的人。

    谁也不愿意谈起朗德纳克,谁也不愿意与泰尔马克交谈。对这两个人,农民们都抱有某种怀疑。他们不喜欢泰尔马克。揩门汉泰尔马克,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他为什么经常望着天空?那样一连好几个钟头一动不动,他到底在干什么?在考虑什么?他这个人的确古怪。在这个战火连天,兵荒马乱,遍地燃烧的地区,所有人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破坏,所有人只有一件工作,就是屠杀;在这里是看谁能烧掉一座房子,杀掉一家人,屠杀一队哨兵,劫掠一座村庄;在这里大家所想的是如何互设埋伏,如何把对方引进陷阱,如何相互杀戮。可是这个孤独的人,却陶醉在大自然之中,沉浸在万物的无比宁静之中,采集花草、植物,只对花草、飞鸟和星辰感兴趣,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个危险人物。他明显丧失了理智,从来不躲在树丛后面袭击别人,也从来不对任何人放枪。因此,周围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某种恐惧。

    “这人是个疯子。”过路的人评价道。

    泰尔马克何止是个孤独的人,他是一个人人躲避的人。

    没有人问他问题,也很少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想打听什么消息,也很难打听到。战争扩大到了其他地方,人们到远处打仗去了,朗德纳克侯爵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以泰尔马克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言,仗不打到他头上来,他是不会注意正在打仗的。

    听到“我的几个孩子”这句话,泰尔马克脸上的微笑消失了,而那位母亲又想起心事来了。这个灵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仿佛跃进了深渊之中。突然她盯住泰尔马克,用几乎愤怒的声音又嚷道:

    “我的几个孩子!”

    泰尔马克像犯了过失似的低下了头。

    他又想起了那位朗德纳克侯爵,侯爵无疑不会想到他,甚至很可能不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明白事实是这样,心里想道:“一个贵族老爷,处在危险之中他认得你,一旦脱离危险,他就再也不认识你啦。”

    于是他问自己:“那么,我为什么要救那个贵族老爷呢?”

    他自己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人。”

    想到这里他考虑了片刻,然后又问自己:“我确信这一点吗?”

    于是,他又一次重复了那句痛心的话:“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

    这件事使他心情非常沉重。从自己的行为之中,他似乎看到一个谜。他痛苦地思考着。善行也可能是恶行。搭救了狼就等于坑害了羊。医好兀鹰的翅膀就等于放纵它的利爪。

    他觉得自己的确有罪。这位母亲无意识地发怒是有道理的。

    然而,他毕竟救了这位母亲,这减轻了他为救了侯爵而产生的后悔。

    可是,那几个孩子呢?

    母亲也在这样想。两个人同时这样想着,虽然都没有讲出来,但在冥冥的心事之中,也许已经想到一块了。

    她的目光阴沉沉的,她又一次盯住泰尔马克。

    “可是,事情不能是这样子。”她说。

    “嘘!”泰尔马克把一个手指压在嘴唇上,叫她别说话。

    她却接着说:

    “你不该救了我,现在我怨恨你。我宁愿死了,因为我肯定那样能看见他们,会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看不见我,但我在他们身边。死人应能保佑活人。”

    泰尔马克抓住她的手腕子,摸摸她的脉搏。

    “冷静下来吧,你又要发烧了。”

    她几乎恶狠狠地问他:

    “我什么时候能离开?”

    “离开?”

    “是呀,就是走。”

    “你要是不理智,永远都不能离开;理智的话,明天就可以。”

    “你说的理智是什么意思?”

    “就是相信上帝。”

    “上帝!他把我的孩子弄到哪儿去了?”

    她仿佛精神失常了,声音变得很柔和。

    “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待下去。”她说,“你不曾有过孩子,我有孩子。这就是你我的区别。对一件事情你连概念都没有,就无从做出判断。你没有过孩子,不是吗?”

    “是的。”泰尔马克答道。

    “我嘛,除了几个孩子一无所有。没有了他们,我还能活吗?我希望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几个孩子不见了?我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想不明白。他们杀死了我丈夫,他们枪杀了我,那也一样,我还是想不明白。”

    “好了,”泰尔马克说,“瞧你又要发烧了,别说了。”

    她注视他一会儿,不再说话了。

    从这天起,她就不再说话了。

    她比泰尔马克所希望的还听话,常常呆呆地蹲在那棵古树下,一蹲就是几个钟头,她在想心事,但一声不响。对于那些经受过巨大痛苦的可怕打击的简单心灵来讲,沉默是一个避难所。她似乎不再想弄明白什么了。到了一定程度,绝望的人对绝望就无动于衷了。

    泰尔马克观察着她,心情很不平静。面对这样的痛苦,这位老人不禁像女人一样想道:“唉!是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可是她的眼睛在说话。我看得很清楚,她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曾经是母亲,现在不是了!曾经是哺乳的母亲,现在不是了!她怎能甘心。她想念前不久她还喂奶的那个小不点儿。她想念她的小不点儿,想念她的小不点儿,想念她的小不点儿!是啊,感觉到一张红红的小嘴吸吮着你体内的灵魂,用你的生命去造就她的生命,那该多么美好啊!”

    他也保持着沉默,他明白面对如此的沮丧,言语是无能为力的。沉默地抱着一个固定的念头是可怕的。怎样让一位抱着固定念头的母亲听从理智呢?母性是听不进道理的,与她争论无济于事。母亲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她类似一头母兽。母性的本能就是神圣的兽性。母亲不再是女人,而是母兽。

    孩子是幼兽。

    因此,母亲身上有低于理性、也有高于理性的东西。母亲有着敏锐的感觉。她的心里有包容天地万物博大而神秘的意志,这意志引导着她。她既盲目又洞察一切。

    现在泰尔马克想让这个不幸的女人说话了,但没有成功。有一次他对她说:

    “可惜我老啦,走不动了。一段路没走完,我就会累得筋疲力尽。走上一刻钟,这两条腿就抬不动了,就不得不停下来。不然我可以陪你走。不过,我不能陪你走,说不定也是件好事。我对你不会有帮助,反而会给你招来危险。这个地方的人还能容忍我,到了别的地方,蓝军会怀疑我是农民,农民又会怀疑我是巫师。”

    他等待她做出反应。她连眼皮都没抬。

    一个固定的念头最终不是使人发疯,就会使人做出某种英勇举动。可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能做什么英勇举动呢?根本谈不上。她能够做的是母亲,别的都谈不上。她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陷入她的心事之中。泰尔马克观察着她。

    他设法找点事让她做,给她搞来了针线和一枚顶针。使这个可怜的乞丐感到高兴的是,她真的开始缝起来了。她还想心事,但也干活儿,这是康复的征兆。她的体力渐渐恢复,她缝补自己的内衣、外衣和鞋子,但她依旧两眼无神。她一边缝补,一边哼一些不知名的小调。她也常常念叨一些名字,可能是孩子们的名字,但声音低,泰尔马克听不清楚。有时她停下来,听鸟儿鸣啁,似乎鸟儿会给她带来什么消息。她还观察天气。嘴唇嚅动着,在低声说着什么。她缝了一个口袋,装了一袋栗子。一天早晨,泰尔马克看见她往外走,两眼漫无目标地望着深山老林里。

    “你去哪儿?”泰尔马克问道。

    “我去找他们。”

    他并没有试图挽留她。

    七 真理的两极

    内战打来打去打了几个星期,富热尔地区尽流传着有关两个人的传闻,这两个人相互对立,尽管为同一个事业,为伟大的革命战争并肩战斗着。

    野蛮的旺代战争还在进行,但旺代军方面连连失利。尤其在伊勒-维莱纳省,那位年轻的司令抓住战机,在多尔以勇对勇,用一千五百爱国之师,打败了六千之众的保王军队。这样一来,叛乱虽不能说已经扑灭,但至少是势头大减,大大地受到了钳制。那次胜利之后又打了几个漂亮胜仗,这一连串的胜利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

    战局已经改观,但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复杂情况。

    在旺代的这个地区,共和势力占了上风,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是哪一派共和势力呢?在初步奠定的胜局中,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共和势力:一种恐怖的共和势力,一种宽容的共和势力。前者主张严酷制胜,后者主张温和制胜。二者哪一个将占上风呢?这两种方式,宽容妥协的方式和铁面无情的方式,由两个人分别代表,而这两个人各有各的影响和权威,一个是军事指挥官,一个是特派员,这两个人谁将占上风呢?这两个人之中,那位特派员有着令人生畏的后盾。他来的时候,带着巴黎公社给桑特尔兵团的咄咄逼人的命令:“不得宽容,不得饶恕!”为了使一切服从他的权威,他还带着国民公会的法令:“凡放走或帮助被俘叛军将领逃跑者,一律处以死刑。”救国委员会更授予他全权,并且命令所有官兵都必须服从这位特派员,这纸命令是由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签署的。两个之中的另外一个,那个军人,只有一种力量——怜悯。

    他只有臂膀是打击敌人用的,他的心是用来宽恕敌人的。作为胜利者,他觉得自己有权宽恕战败者。

    这样,两个人之间便存在了潜在的深刻冲突。他们两个人踏在不同的云头上,两个人都在为平定叛乱而战斗,两个人各自掌握着自己的霹雳,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恐怖。

    在整个林区,人们谈的尽是他们俩。使四面八方投向他们的目光尤其显得焦虑不安的是,这两个人完全对立,但同时又是紧密相连的。这两个对头是一对朋友。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尚而深厚的同情,使两颗心彼此接近。性情粗暴的那位,救过性情宽厚的这位的命,他脸上现在还留着那条刀痕。这两个人一个代表死亡,一个代表生命;一个是恐怖的根源,一个是和平的根源。两个人彼此热爱。问题好生奇怪。请想象一下慈悲为怀的俄瑞斯忒斯和铁面无情的皮拉得斯 (3) 吧。请想象一下奥尔缪斯的兄弟利曼纳 (4) 吧。

    值得补充的是,这两个之中被大家称为“凶恶”的那一个,同时也是最富有博爱精神的人。他包扎伤员,照顾病号,日日夜夜经常在急救所和医院里度过,见到打赤脚的孩子非常同情,把一切都给予穷人,自己一无所有。打起仗来,他勇往直前,身先士卒,哪里战斗激烈去哪里;他是有武装的,因为他腰带上挂着一把军刀,两支手枪;他又是没有武装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拔出军刀或摸过手枪。他冒着子弹上,不见他反击。人们说他曾经是教士。

    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文,一个是西穆尔登。

    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但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仇恨。这好比一颗心被劈成两半,一人分一半。事实上,郭文接受了西穆尔登的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可以说郭文是拿了半颗白色的心,西穆尔登留下的那一半可以说是黑色的。这样,亲密之中便产生了不和。这场暗中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爆发。一天早晨这场战争打响了。

    西穆尔登问郭文:

    “目前形势如何?”

    郭文回答:

    “你和我了解得一样清楚。我把朗德纳克匪帮打得七零八落,现在跟在他身边的没有几个人了。哼,他退缩到富热尔森林里去啦。再过一星期,他就要被围困。”

    “再过半个月呢?”

    “他就要当俘虏。”

    “然后呢?”

    “你看过我的告示吗?”

    “看过。怎么样?”

    “他将被枪毙。”

    “还这么宽大。应该送他上断头台。”

    “我嘛,”郭文说,“我是主张按军法处死他。”

    “我呢,”西穆尔登反驳道,“我主张按革命的办法处死他。”

    他逼视着郭文,问道:

    “你为什么放走圣马克-勒布朗修道院的那些修女?”

    “我不对女人打仗。”郭文答道。

    “这些女人仇恨人民。在仇恨方面,一个女人抵得上十个男人。在卢维涅抓到的那样狂热的老教士,你为什么拒绝把他们送上革命法庭?”

    “我不对老年人打仗。”

    “一个老教士比一个年轻教士更坏。由白头发的人鼓动的叛乱特别危险。人们都信赖有皱纹的人。不要错误地去怜悯,郭文。杀国王的人才是解放者。用眼睛死死盯住圣殿的钟楼吧。”

    “圣殿的钟楼!我想把王太子从里面放出来呢。我不对小孩子打仗。”

    西穆尔登的目光变得严厉了。

    “郭文你要知道,必须对女人打仗,如果这女人名叫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话;必须对老年人打仗,如果这老头名叫教皇庇护六世的话;必须对小孩子打仗,如果这小孩子名叫路易·加佩的话。”

    “恩师,我不是政治家。”

    “当心不要做一个危险人物。在攻打科塞要塞时,叛乱分子让·特雷东已经走投无路,要完蛋了,一个人举着军刀向你的整个部队冲过来,而你却喊道:‘队伍往两边闪开,让他过去。’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不能让一千五百人去杀一个人。”

    “在阿斯迪耶村的小石园里,那个旺代兵约瑟夫·贝兹耶受了伤,在地上爬,你的士兵要杀死他,你却高喊:‘继续前进,这事由我来解决。’随即你朝天放了一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不能杀死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人。”

    “你错啦。上面提到的两个人,现在都成了叛军头子:约瑟夫·贝兹耶就是外号‘小胡子’的;让·特雷东就是外号‘银腿’的。你救了这两个人,就是使共和国多了两个敌人。”

    “其实我是想为共和国多争取一些朋友,而不是想给它多树敌人。”

    “在朗德昂打了胜仗之后,你为什么没有下令枪毙你所俘获的三百名农民军?”

    “因为朋桑宽大过俘获的共和军,我希望让人家说共和军也宽大保王军俘虏。”

    “那么,假如你抓到了朗德纳克,你也会宽大他吗?”

    “不会。”

    “为什么?既然你已经宽大过三百名农民军?”

    “农民是无知的;朗德纳克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可是,朗德纳克是你的亲属啊。”

    “法兰西才是最亲的。”

    “朗德纳克是个老年人。”

    “朗德纳克不是同胞。朗德纳克没有年龄。朗德纳克召唤英国人进来。朗德纳克就是入侵。朗德纳克是祖国的敌人。朗德纳克和我之间斗争的结局,不是他死我活,就是我死他活。”

    “郭文,记住这句话。”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阵沉默。两个人互相对视着。

    郭文又说道:

    “我们正经历的1793年,将以一个流血的年头载入史册。”

    “当心,”西穆尔登嚷起来,“存在种种可怕的责任。不要责怪不该责怪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疾病成了医生的过失?不错,这个不寻常的年头的特点就是没有仁慈可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头。我们正经历的这个年头是革命的象征。革命有一个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对旧世界就要冷酷无情,正如外科医生也有一个敌人,就是毒疮,外科医生对毒疮也必须冷酷无情。革命就是要消灭国王来铲除君主制,消灭贵族来铲除贵族阶级,消灭军人来铲除专制主义,消灭僧侣来铲除迷信,消灭法官来铲除野蛮,总而言之,就是要消灭暴君来铲除暴政。这个手术是可怕的,革命会稳练地将它完成。至于要舍弃多少健康的肌肉,请去问布尔哈夫 (5) 是怎么想的吧。哪有肿瘤要切除而不流血?火灾发生时不拆除部分房屋哪能将火扑灭?这些必须做的事情是可怕的,但它们本身就是成功的条件。一个外科医生像一个屠夫;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看上去像个刽子手。革命就是要为不可避免的事业做出牺牲。革命要砍杀破坏,但它救世救民。怎么!你居然要求革命赦免害人虫!你居然希望革命宽大凶狠毒辣的恶人!革命才不会听你那一套呢。它抓住过去,一定要把过去扫除。它要在文明身上切开一个很深的口子,从这个口子里就会产生人类的健康。你痛苦吗?一定会痛苦。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持续手术所需要的时间。而后你就生龙活虎了。革命就是为世界开刀,所以就有这大流血的1793年。”

    “外科医生是心平气和的,”郭文说,“而我所看到的人都很强暴。”

    “革命就是需要强暴的人来推动它,”西穆尔登反驳道,“它不要一双发抖的手,而只信赖铁石心肠的人。丹东是令人生畏的,罗伯斯庇尔是不屈不挠的,圣茹斯特是死不回头的,马拉是铁面无情的。注意,郭文。这几个名字是不可缺少的。对我们来讲,它们抵得上好几个军。它们使欧洲发抖。”

    “可能也会使未来发抖吧。”郭文道。

    他停了停,又接着说:

    “其实,恩师,你搞错了,我并不指责任何人。在我看来,真正的革命观点就是无所谓责任问题。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有罪的。路易十六是一只扔进狮子群里的羊。他想溜,想逃跑,试图自卫,可能的话他会咬人。但是,并非谁想成为狮子就能成为狮子的。他这些没有行动的愿望都被看成是罪行了。这只愤怒的羊露出了牙齿。‘卖国贼!’狮子们怒斥。于是,他们把它吃掉了。吃完之后,他们互相残杀起来。”

    “羊是动物。”

    “那么狮子是什么呢?”

    这一反问使西穆尔登思考了片刻。他抬起头来说道:“这些狮子是意识。这些狮子是观念。这些狮子是原则。”

    “它们造成恐怖。”

    “有一天,革命将证明恐怖是正确的。”

    “只怕恐怖会招致对革命的中伤。”

    郭文又说: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使它们显得吓人呢?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希望争取各国人民组成世界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当使他们感到害怕。恐吓有什么用呢?恐吓不能吸引各国人民,正如稻草人不能引诱鸟雀一样。不要为了做好事而做坏事。推翻王位不是为了保留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打掉王冠,不砍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残酷无情的人很难接受温和的思想。我认为‘宽恕’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有生命危险时,才愿意流血。尽管如此,我只懂打仗,只不过是一名士兵。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争取胜利。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而胜利之后成为敌人的兄弟吧。”

    “当心,”西穆尔登第三次这样说道,“郭文,你对于我比儿子还亲,你要当心!”他现出沉思的样子补充道:

    “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怜悯可能成为背叛的一种方式。”

    大家听见这两个人的交谈,仿佛是听见剑和斧的对话。

    八 痛苦

    这时,母亲正寻找她的孩子。

    她只顾朝前走。她是怎样生活的?真没法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没日没夜地走,沿途乞讨,以野草充饥,在地上睡觉,在露天里,在星空下,在灌木丛里,有时还要在雨中和北风里过夜。

    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田庄一个田庄地流浪,到处打听,常常停在人家门口。她的衣衫已破得不像样子,有些人家善待她,有些人家轰走她。没有地方可栖身时,她就钻进树林子。

    这个地区她又不熟悉,除了西瓜尼亚和阿泽教区,其他地方她都一无所知。她没有行进的路线,经常走回头路,走已经走过的路,走冤枉路。她有时顺着石板大路走,有时循着马车压过的印痕走,有时沿着林间小径走。这样漫无目的地流浪,身上的衣服都穿破了。起初还有鞋子穿,后来就打赤脚走,再后来就拖着一双血迹斑斑的脚走。

    她穿过火线,穿过枪林弹雨,但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躲避,一心寻找她的几个孩子。所有人都参加了叛乱,再也没有警察,再也没有镇长,再也没有政府机关。她只与过往行人打交道。

    她与他们交谈,问他们:

    “你在什么地方见过三个小孩吗?”

    行人抬头望着她。

    “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补充道。

    她接着又补充道:

    “勒内-让,胖子阿兰,乔治特。你有没有见过他们?”

    她还是接着说:

    “老大四岁半,最小的女孩一岁零八个月。”

    她又追问道:

    “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吗?有人把他们从我身边抢走了。”

    行人只看她两眼,毫无表示。

    她见别人显得莫名其妙,又说:

    “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才打听。”

    行人走他们的路。她愣住了,不再说什么,用指甲抓自己的胸口。

    然而有一天,一个农夫注意听她的询问。那个老好人想了想说:

    “慢着,你说三个小孩?”

    “是的。”

    “两个男孩?”

    “和一个女孩。”

    “你就是找他们?”

    “是呀。”

    “听说一个贵族老爷抓了三个小孩子,把他们带在身边。”

    “这个人在哪里?”她叫起来,“他们在什么地方?”

    农夫回答:

    “你去拉杜格吧。”

    “到了那里我就能找到我的三个孩子?”

    “很可能找得到。”

    “你是说去……”

    “拉杜格。”

    “拉杜格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地方。”

    “是一座村庄,一座城堡,还是一座田庄?”

    “我从来没去过。”

    “远吗?”

    “不近。”

    “在哪边?”

    “在富热尔那边。”

    “怎么走法?”

    “你现在是在沃道特,”农民介绍道,“你顺着埃尔内右边,科克斯尔左边的大道走,你经过罗尚,穿过勒鲁。”

    农夫说着伸手向西一指:

    “一直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朝前走。”

    农夫的手还没放下,她已经上路了。

    农夫冲她喊道:

    “可是你得小心。那边正在打仗。”

    她没有答话,连头也没回,继续朝前走。

    九 一座外省的巴士底

    1 拉杜格

    四十年前,游客如果从莱涅雷这边进入富热尔森林,从帕里涅那边出来,一定会在这座幽深的森林边缘,看到一片凄凉的景象:一出丛林,突然呈现在他面前的便是拉杜格。

    不是活的拉杜格,而是死的拉杜格。一座尽是裂缝,弹痕累累,遍体鳞伤,坍塌倾圮的拉杜格。废墟之于建筑物,就像幽灵之于人一样。再也找不到比拉杜格更凄凉的景象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高的圆形城堡,孤零零地耸立在森林的一角,好像一个强盗。这座巍峨的城堡,建在一堵陡峭的岩石顶上,庄严而坚固,那么一个固若金汤的庞然大物,融威武与衰落思想于一体,几乎有点古罗马建筑风格。古罗马风格的确是有那么一点,因为它是一座罗曼式建筑,始建于9世纪,竣工于12世纪,即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它的门窗洞呈耳屏状的窗亮子,说明了它的年龄。你走到它跟前,爬上陡峭的石壁,看见一个缺口,你不怕危险爬进去,抬头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内部的形状,颇似一只倒立在地上的石头喇叭。从上到下,见不到任何隔层,没有屋顶,没有天花板,没有地板,只有坍毁的穹顶和烟囱,还有炮眼,不同高度的花岗石梁托和几根横梁是不同楼层的标记,横梁上尽是宿鸟的粪便;厚厚的墙壁,基础部分厚达十五尺,顶部也达十二尺,这里那里有一个个缺口和洞,那是过去的门,透过这些缺口和洞,看得见黑乎乎的夹墙里面的楼梯。游客如果在傍晚时分进来,就听得到灰林鹗、夜鹰、苍鹭、鸺鹠的鸣叫,看见脚下尽是荆棘、石子和爬虫,头上透过像个大井口似的堡垒圆圆的、漆黑的顶部,可以望见满天星斗。

    按照当地传统,这座堡垒最上几层有秘密的门,像犹太国王坟墓里的门一样,一块在轴上转动的大石头,可开可关,关上之后就成了墙壁的一部分。这种建筑式样和尖形穹拱,是十字军东征后带回来的。门一关上之后,就与墙壁的其他石头完全一样,再也辨别不出门来了。如今,在东黎巴嫩山神秘的旧城里,还看得见这种门;那些旧城,是在提比略时代毁灭了十二座城市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

    2 缺口

    进入废墟的那个缺口,是用火药爆破开的。一个熟悉埃拉、萨迪和帕冈的行家看得出来,那炸药埋得真巧妙。火药坑呈教士帽形状,能容纳的火药刚好足以把城堡炸开一个缺口。它至少装了两百公斤火药。通到火药坑的坑道弯弯曲曲,那当然比笔直的要好;火药爆炸把石头炸裂,露出来的引信管足有鸡蛋那么粗。火药将石墙爆破开一个很深的口子,围攻者就是通过这个口子冲进里边的。很显然,这座城堡曾在不同时代经受住了一次次正规军的真正围攻;它的墙上布满了弹痕,而那些子弹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因为每种子弹在墙上留下的痕迹不一样。但所有子弹都在城堡的墙壁上留下了伤痕,从14世纪的石弹到18世纪的铁弹。

    从缺口进去是城堡从前的底层。缺口正对面的墙上有一扇小门,是地下室的入口。地下室是在岩石里面凿出来的,位于底层大厅的下面,底下直及堡垒的基础。

    这间地下室有四分之三堵满了,直到1855年,才被贝尔奈的考古学家奥古斯特·勒普雷沃清除。

    3 地牢

    那间地下室是地牢。所有城堡都有地牢。这间地下室和同时代的许多地牢一样,包括上下两层。从小门进去的上面一层,与堡垒的底层处于同一平面,是一个相当宽的拱顶房间。房间的间壁墙上,有两条与地面垂直的平行沟痕,从一面墙上伸出,经过穹顶,一直延伸到另一面墙上,穹顶上的沟痕更深,使人以为是两条车轮痕迹。这的确是两条车轮痕迹。是两个轮子碾出来的。从前封建时代,分尸刑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施行的,所用的方法比四马分尸要安静一些。那里有两个轮子,特厚特大,两边碰到了墙,上面触到了拱顶。在每个轮子上各绑上受刑者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然后驱动两个轮子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受刑者就被撕裂了。那力量是非常大的,轮子所接触的石壁都碾出了两道槽。如今在非安登还可以见到一个这样的房间。

    这个房间下面还有一个房间。那才是真正的地牢。入口不是一道门,而是一个洞。就是上面一层的石板地面中间凿的一个气窗。受刑者被剥得精光,用一根绳子从两腋之下缚住,通过这个气窗孔,吊到下面的囚室里。如果他的命长,就从洞口扔食物给他。如今在布永还保留有这样一个洞口。

    从这个洞口有一股风吹出来。下层的囚室挖在堡垒底层之下,与其说是一个房间,不如说是一口井,底下涌出泉水,满屋子吹着一股阴冷的风。这股冷风将下面一层的囚犯冻死,而使上面一层的囚犯可以活命。有了这股风,待在上层囚室里才可以呼吸。上层的囚犯成日在拱顶下摸来摸去,只有从这个洞口获得空气。不过,谁要是摸黑钻进了那个洞口,或从那个洞口跌了下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因此,在漆黑之中,囚犯必须小心翼翼。脚下一踩虚,上层的囚犯就变成了下层的囚犯。这可是性命攸关。如果他想活命,那洞口就是应当避开的危险;如果他觉得活够了,那洞口倒不失为一条出路。上面一层是地牢,下面一层是坟墓。这种结构,与当时的社会何其相似乃尔。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所称的“地牢”。现在这种东西早已没有了,光从这个名词,我们再也不了解其实际含义。幸而发生了大革命,我们今天听到这类名词不会为之动容了。

    那个缺口四十年前是堡垒的唯一入口。在缺口之上的堡垒外壁,有一个比其他枪眼更大的枪眼,上面挂着一块已经脱落和损坏的铁丝网。

    4 桥上小堡

    缺口对面,有一座与城堡相连的石桥,下面三孔桥拱基本上完好无损。桥头有一座小堡垒,尚剩几段残垣断壁。那小堡垒显然是烧毁的,只剩下可以透进阳光的焦黑的骨架,立在城堡旁边,仿佛一个幽灵身旁立了一具骷髅。

    小堡垒的废墟现在已彻底拆除,一点痕迹也看不见了。经过许多世纪,由许多朝代的国王建筑起来的东西,一个农民只消一天就拆除了。

    拉杜格是农民对拉杜格-郭文(即郭文城堡)的简称,就像他们把拉尤普利埃叫成拉尤普勒,把叛军驼背首领潘松勒托图,叫成潘松勒托一样。

    拉杜格四十年前是一片废墟,如今成了一个幽灵,而在1793年则是一座堡垒。它是郭文家族的城堡,镇守着富热尔森林西边的入口,而那座富热尔森林,如今只剩一片小树林了。

    这座城堡建在一堵巨大的页岩之上。这种页岩在梅央斯和迪南之间地段有的是,散布在丛林和灌木丛之中,到处都是,好像古代的巨人用头顶来扔在地上的。

    整个城堡呈塔状,塔下面是岩石,岩石下面是一山涧,一月份变成湍流,到6月份就干枯了。

    这座城堡的构造虽然如此简单,但在中世纪几乎固若金汤。那座石桥使它变得容易被攻打。古时候郭文家族建成它时,是没有桥的,进城堡是通过一座一斧头就可以砍断的吊桥。郭文家族受封为子爵时,他们一直觉得吊桥好,感到挺满意。然而当他们被封为侯爵,当他们离开岩洞进入宫廷时,他们就在山涧之上建了一座三孔石桥,使得他们有了通向平原的出路,同时也有了通向国王的出路。17世纪、18世纪的侯爵们不再讲究城堡固若金汤。他们一改继承祖宗传统,而去模仿凡尔赛的风格了。

    西面正对城堡,有一块相当高的高地与平原相连。这块高地几乎贴近城堡,中间只隔一条很深的山沟,沟底流淌着一条小河,是库埃斯农河的支流。联结城堡和高地的,是一座架于桥墩之上的高桥。桥墩之上,像舍农索一样,建有一座芒萨尔风格的建筑,比城堡还更适于居住。但当时的习俗还很严厉,贵族都习惯于住在城堡主塔像地牢一样的房间里。桥上那座建筑是座小城堡,前面有一条长廊作为入口,称为守卫室;守卫室是位于底层与二层之间的夹层,它上面是一间书房,书房之上是仓库。一扇扇长形窗户,嵌着波希米亚式的小块玻璃,窗与窗之间有壁柱,墙上有浮雕。一共三层,底层放槊和火枪,二层是书,顶层储存着一袋一袋的燕麦。这一切有点不开化,但是贵族式的。

    旁边的城堡则显得犷悍。

    它阴森森地高耸在那里,俯视着这座雅致的建筑。从它的露台上,可以用火力把桥摧毁。

    两座建筑物,一座粗糙,一座精致,与其说相映成趣,不如说形成鲜明对比。两种风格根本不协调。两个半圆拱似乎相同,可是一个是罗曼式半圆拱,一个是古典式半圆拱,根本没有共同之处。那座只配建在森林边的堡垒,和这座堪与凡尔赛宫相配的桥,却相互为邻,实在令人称奇。试想一下吧,如果让阿兰·巴布道特挽着路易十六的胳膊,会给人什么感觉?总的来讲令人感到可怕。这两个国王陛下站在一起,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残暴感。

    有一点值得强调,就是从军事上讲,这座桥几乎使城堡的防守如同虚设。它点缀了城堡,却解除了它的武装;城堡有了一个陪衬,却失去了它的威力。这座桥使城堡和高地之间不再有天然障碍。从森林那边,城堡依然是无法攻克的,但现在从平原这边,它容易受到攻击了。过去是它控制高地,现在是高地控制了它。占住高地的敌人,很快就能占住桥。书房和仓房对进攻者有利,而对城堡不利。书房和仓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和麦秸见火就着。对于用火攻的进攻者来讲,烧掉一本荷马的著作或一捆麦秸,那是一回事,只要能烧得着就行。法国人烧掉了海德堡图书馆,向德国人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人烧掉了斯特拉斯堡图书馆,也向法国人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城堡之外架设这座桥,从战略上讲是一个错误,可是在17世纪,戈尔贝尔和卢瓦当政时期,郭文家族的亲王们,就像罗昂家族和拉特雷穆瓦耶家族的亲王们一样,再也不相信自己会遭到进攻。然而桥的建设者们还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第一,他们采取了防范火灾的措施,在小河下游一侧的三扇窗户下面,把一部结实的救生梯横挂在一些铁钩上,那些铁钩五十年前还看得见,梯子的长度相当于桥堡两层的高度,即相当于普通三层楼房的高度;第二,他们也采取了防范进攻的措施,安了一扇沉重低矮的铁门,使桥与城堡隔开,那门是拱形的,用一把大锁锁着,钥匙藏在只有主人知道的隐秘处,门一旦关上,任你用撞城槌撞也撞不开,几乎连炮弹也奈何不得。

    要到达这扇门,必须过这座桥,而要进入城堡,必须经过这扇门。没有其他入口。

    5 铁门

    桥上小堡因为建在高高的桥墩上,所以高及城堡的第三层,为了更好地确保安全,铁门就安在这个高度。

    站在桥这边看,铁门是朝向书房,而站在城堡这边看,铁门是朝向一间中间有立柱的拱顶大厅。这间大厅,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是主塔第三层,像城堡一样呈圆形。朝田野那边有一排长长的枪眼,也起采光作用。墙壁挺粗糙,光秃秃的,石块裸露,毫无装饰,不过石块砌得还挺整齐。要进入这间大厅,必须经过一架凿在墙壁里的盘梯,墙壁有十五尺厚,盘梯凿在里面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中世纪,要攻占一座城市,就得一条街一条街争夺,要攻占一条街,就得一所房子一所房子争夺,要攻占一所房子,就得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争夺,要攻占一座城堡,就得一层一层争夺。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杜格构造非常巧妙,很难进入,也很难攻破。从一层到另一层,都要上一架很难上的盘梯,门都是歪斜的,而且没有一个人高,必须低头才能进入,而低着头进门,必然被击倒。防守者在每扇门背后等待进攻者。

    在带立柱的圆形大厅下面,有两个一样的房间,分别是堡垒的二层和一层;大厅的上面有三个房间。这层叠的六个房间上面,有一个石头盖子将城堡主塔封住。那石头盖子就是露台,要登上露台,必须经过一间狭窄的岗亭。

    为了安装铁门,不得不把十五尺厚的墙壁凿穿。铁门就固定在墙壁中间,嵌在一条长拱廊当中。因此门关上之后,无论堡垒这边还是桥那边,门廊都达六七尺深;门打开时,两个门廊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拱廊式的入口。

    桥这边的门廊下,厚墙之中凿了一道低矮的小门,通向一座圣吉尔式的螺旋楼梯,沿着楼梯上去是图书室下面的二层走廊。这是进攻者又一个难以通过的关口。桥上小堡靠高地那边的侧翼,是一堵壁立的陡墙,桥就到那里止步。另在一道低矮的门口安装了一座吊桥,与高地相通。由于高地高,吊桥放下后总是倾斜的,过了吊桥就进入了称为警卫室的长走廊。进攻者占据这条走廊之后,要想到达铁门,必须用强力夺取那座通向三层的圣吉尔式的螺旋梯。

    6 图书室

    图书室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宽和长都与桥一样,只有一道门,就是那道铁门。另有一扇伪装的自动关闭的门,上面钉有绿毯,只要一推,就能从里面封住堡垒的拱廊入口。图书室的墙壁,从上到下,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摆着玻璃橱,是17世纪高雅的细木工家具。六扇高大的窗户,每边三扇,即每个桥拱上一扇,使得图书室里光线明亮。通过这几扇窗户,站在外边或站在高地上,可以看见图书室里面。窗与窗之间有六个橡木雕花底座,上面放置着六尊大理石半身雕像,这六个人是:埃摩拉于斯·德·比桑斯,垴克拉提斯语法家阿泰内,瑞达斯,嘉梭本,法兰西国王克洛维及其掌玺大臣阿纳夏鲁。附带说一句,这个阿纳夏鲁是个不称职的掌玺大臣,就像克洛维是位不称职的国王一样。

    这间图书室里所藏的都是一般的书。其中只有一本很有名,是一本四开本古书,里面有铜版画插图,用粗体字印的书名是:《圣巴托罗缪》,副题是:《圣巴托罗缪阐释的福音书》,前面有基督教哲学家庞托努斯的论文,论述这部福音书是不是伪经,圣巴托罗缪是不是就是那泰纳埃尔。这本书据说是孤本,所以用一张小桌子摆在图书室当间。上个世纪,人们出于好奇纷纷跑来参观。

    7 仓房

    仓房和图书室一样,也像桥一样是长方形,就在屋顶梁架下面,挺大的一间厅房,里面堆满了麦秸和干草,有六扇天窗采光。唯一的装饰是门上雕刻有圣巴纳贝像,下面有一行拉丁文诗:

    圣巴纳贝挥动镰刀割草

    这就是那座又高又大的城堡,共有六层,这里那里凿有一些枪眼,唯一的入口和出口,是一扇朝桥上小堡开的铁门,桥尽头有一座吊桥;堡垒后面是森林,前面是灌木覆盖的高地,比桥高,比城堡矮;桥下,城堡和高地之间一条深而且窄的山沟,长满灌木丛,冬天激流汹涌,春天成了一条山溪,夏天变成一条遍布卵石的干河沟。这就是叫作拉杜格的郭文城堡。

    十 人质

    7月逝去,8月来临,法兰西上空,笼罩着英雄惨烈之气。地平线上,刚刚闪过两个幽灵:一个是马拉,腹部插把匕首;一个是夏洛特·科代,身子上没了脑袋。一切都变得可怕极了。旺代军在大的战略上被打败了,便退缩到小规模的战斗中。这样它反而变得更可怕,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场战争已经变成分散在各个树林里,范围非常广泛的战斗。一支被称为天主教保王派的庞大军队,开始尝到惨败的滋味。梅央斯军已奉命开进旺代。八千名旺代军在南特被击退,被赶出孟泰古,杜亚尔和努瓦尔穆捷,又在绍勒、莫塔尼和索米尔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撤出了帕特奈,放弃了克利松,逃离了夏提翁,在圣伊莱尔丢掉一面军旗,在波尔尼克、萨布尔、封特奈、杜厄、水塔和塞桥连吃败仗,又在吕宋败退,从栗园撤走,从罗什浒涌溃逃。可是,他们却威胁着拉罗舍勒,而且在根西岛水域有一支英国舰队,在克雷克将军指挥下,载有好几个团的英军,里面有法国海军的优秀军官,只等朗德纳克侯爵发出信号便开始登陆。英军的登陆可能使保王党的叛乱反败为胜。皮特其实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家伙,他奉行的政策中包藏着叛国的因素,就像甲胄之下藏着匕首一样。皮特用匕首刺杀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背叛了他自己的国家。他背叛自己的国家就是使之声誉扫地。英国在他的统治和领导下,正在进行一场不义的战争。它派遣间谍,走私军火,进行欺骗宣传。它甚至进行偷猎,伪造证件,无恶不作。它操纵垄断油脂,使每磅油脂的价格涨到五法郎。在里尔,有人从一个英国人身上搜出一封信,是皮特派到旺代的间谍普利晋写给皮特的,信中写道:“请你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希望暗杀活动能进行得谨慎,伪装的教士和妇女是进行这种活动最合适的人选。请汇六万镑到卢昂,五万镑到冈城。”巴莱尔8月1日在国民公会念了这封信。对于这种不顾信义的行径,帕兰用野蛮行为予以还击,卡利耶后来则以残酷手段进行报复。梅斯和南方的共和党人纷纷要求讨伐叛逆。二十四个工兵连奉命组成,开赴林区去焚烧树篱和沿村的树丛。战争在这个点上刚停止,在另一个点上又打起来了。“不要宽大!不要俘虏!”两方面都这样喊着。历史笼罩在可怕的黑暗之中。

    就在是年8月,拉杜格遭到围困。

    一天傍晚时分,天上现出了星星,炎热的黄昏万籁俱寂,森林里听不到一片树叶摇曳,田野里听不见一棵草摆动,蓦地,在薄暮的寂静中响起了号角。这号角声是从城堡顶上传来的。

    听到这号角声,城堡下面立即响起了军号声。

    城堡顶上有一个持枪的人,城堡下面黑暗中是一支围困的军队。

    在郭文堡周围,黑暗中隐隐约约看得见许多人影。那无数人影是一支露营的大军。森林边缘的树下和高地上的灌木丛中,开始点燃了几堆篝火。这里那里点点篝火刺破黑暗,仿佛大地和夜空一样星光闪烁。可是,这是些阴森可怖的战争之星!营火在高地这边一直绵延到平原,在森林那边则一直深入到了丛林里。拉杜格被围困了。

    围攻方面的营地分布很广,说明这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主塔这边直到岩石,桥那边直到山沟,城堡被铁桶般包围了。

    又一阵号角声,跟着响起又一阵军号声。

    号角在询问,军号在回答。

    号角代表城堡问:“我们可以与你们谈话吗?”军号代表军营回答:“可以。”

    当时,国民公会不承认旺代人是交战方,因此下令禁止与这些“匪徒”谈判。这样双方只能寻求别的办法,来代替人权法准许在一般战争中使用而在内战中禁止使用的交流办法。于是在这种场合,农民的号角与部队的军号便相互传达某种默契。第一声号角只是提醒对方注意,第二声号角才是询问:“你们愿意听我们讲话吗?”如果在第二声号角之后军号不响,那就是拒绝;军号响就是同意,就意味着休战片刻。

    军号回答了第二声号角,城堡顶上那个人开始说话。只听见他说道:

    “那边的人听着,我是古日-勒布鲁昂,绰号‘灭蓝恶棍’,因为我消灭了你们之中许多人,我另一个绰号叫‘羿马蛑’,因为我还要杀你们更多的人。在进攻格朗维尔的战斗中,我握住枪管的一个手指被你们一刀砍掉了,我的父母和我才十八岁的妹妹,在拉瓦尔被你们送上断头台杀害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现在我同你们讲话,是代表郭文·德·朗德纳克侯爵老爷,封特奈子爵,布列塔尼亲王,七块森林的领主,我的主人。

    “首先你们要知道,侯爵老爷在进入这座被你们围困的城堡之前,已经把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任务分派给六位首领即他的六名副手。他指派德利埃尔负责布雷斯特大道与埃尔内大道之间的地区;特雷东负责拉罗埃和拉瓦尔之间的地区;雅凯即台耶费负责上曼恩边缘一带;让外号‘大彼得’的戈利耶负责贡蒂埃堡;让勒孔特负责克朗;把富热尔交给杜布瓦-基先生,而把整个马耶纳交给洛桑博。因此,你们即使攻下这座城堡,战争也远没有结束,就是侯爵老爷死了,上帝和王上的旺代也不会死。

    “你们知道,我说这些是向你们发出警告。侯爵老爷在这里,就在我身边。他的话借我的嘴说出来。围攻我们的人,安静点。

    “听着,下面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才真正重要:

    “不要忘记,你们对我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我们居住在自己的家乡,我们堂堂正正地进行战斗,我们朴素纯洁,秉承上帝的旨意,就像小草承泽甘露。是共和派向我们进攻,扰乱我们的乡村,烧毁我们的房屋和庄稼,扫射我们的田庄,迫使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光脚逃进冬莺还在鸣啾的森林。

    “你们在这里,听见了我的话,你们把我们赶进了森林,把我们围困在这座城堡里,你们杀害或赶散了想与我们会合的人,你们拥有大炮,并且集中了莫尔坦、巴朗东、泰约勒、朗迪维、埃弗朗、廷特尼亚克和维特雷所有兵营和哨所的兵力,共有四千五百人来攻打我们,而我们只有十九个人在这里自卫。

    “我们有的是给养和弹药。

    “你们进行了一次地下爆破,炸掉了我们的一块岩石,炸开了我们的一面墙壁。

    “就是说你们在我们的堡垒墙脚炸开了一个缺口,你们可以从这个缺口进来,这个缺口不是露天的,我们的堡垒依然坚固地屹立着,封锁着这个缺口。

    “你们现在正在准备冲锋。

    “而我们呢,首先有侯爵老爷,他是布列塔尼亲王,圣玛丽·德·朗德纳克修道院在俗的院长,而该院每天举行的弥撒是雅纳王后创始的;其次这座城堡的其余保卫者,包括在战斗中被称为大老实人的图尔莫院长,维尔兵营队长、我的伙伴纪卢瓦佐,阿瓦纳兵营队长、我的伙伴冬曲,福尔米兵营队长、我的伙伴‘小风笛’,还有我本人,农民出身,生于莫里昂达小河流经的达翁镇。我们所有人有一件事情要对你们讲。

    “在这座城堡下面的人,好生听着:

    “我们手里有三个俘虏,他们是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是你们之中一个营收养的,是你们的人。我们愿意把这三个孩子还给你们。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让我们自由地出去。

    “如果你们拒绝,听清楚了,你们只有两个办法向我们发动进攻:一个是从森林那边通过缺口进攻;一个是从高地那边通过桥上进攻。桥上那座建筑物有三层,在下面那一层,我,正向你们讲话的羿马蛑,在那里存放了六大桶柏油和一百捆干柴;上面那一层堆放着干草;中间一层是书和纸。由桥上通到城堡的铁门是关闭的,钥匙藏在侯爵老爷身上;我们在底下挖了一个洞。从洞里伸出一根硫黄导火线,一头插在一桶柏油里,另一头放在城堡里我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我随时可以点燃导火线。如果你们拒绝让我们出去,我们就把三个孩子放到桥上小堡的第二层,就是放在插有硫黄导火线柏油那一层和堆干草那一层之间,用铁门把他们关在里面。如果你们从桥上进攻,你们就要放火焚烧那座小堡;如果你们从缺口发动进攻,我们就会焚烧那座小堡。如果你们同时从桥上和缺口发动进攻,那就是你们和我们一块放火。无论哪种情况,三个孩子都要被活活烧死。

    “现在由你们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吧。

    “如果你们接受,我们就出去。

    “如果你们拒绝,三个孩子就得死。

    “我的话说完了。”

    城堡顶上说话的人住了嘴。

    下面一个声音喊道:

    “我们拒绝!”

    这声音短促而严厉。另一个不那么生硬然而很坚定的声音说:

    “我们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考虑是否投降。”

    沉默一会儿之后,同一个声音又说:

    “明天这个时候你们还不投降,我们就发动进攻。”

    第一个声音接着说:

    “那时就绝不饶恕。”

    回答这个恶狠狠的声音的,是城堡顶上另一个声音。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俯在两个雉堞之间,下面的人借着星光,认出了朗德纳克侯爵那张可怕的脸,那脸上的两道目光射向黑暗之中,仿佛在寻找什么人,只听他喊道:

    “瞧,是你,教士!”

    “不错,是我,卖国贼!”下面那个粗暴的声音回答。

    十一 像古代一样可怖

    那个冷酷无情的声音的确是西穆尔登的声音,那个比较年轻,不那么强横的声音是郭文的声音。

    朗德纳克侯爵认出了教士西穆尔登,他并没有弄错。

    我们知道,短短的几个星期,在这个因为内战而流血的地区,西穆尔登已经恶名昭著。再没有比他的恶名更令人胆寒的了。人们说:巴黎有马拉,里昂有夏力叶,旺代有西穆尔登。人们过去对西穆尔登教士的尊敬彻底消失了。这是他背弃了教士天职的结果。西穆尔登引起恐怖。其实最冷酷无情的人,往往是不幸的人;仅仅看他们的行为,谁都会谴责他们,如果有谁看到了他们的良心,也许会宽恕他们。一个利库尔戈斯 (6) 那样的人,人们不了解,还以为他是提比略 (7) 那样的人。不管怎么说,朗德纳克侯爵和西穆尔登教士这两个人,在仇恨的天平上,只不过是半斤八两。保王党人对西穆尔登的诅咒,与共和党人对朗德纳克的诅咒一样刻毒。这两个人在对方阵营里看来都是恶魔。以致产生了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马恩的普里厄在格朗维尔悬赏朗德纳克的首级,与此同时,夏莱特在努瓦尔穆捷悬赏西穆尔登的首级。

    侯爵和教士这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人。内战的青铜面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未来,但两个同样可悲。朗德纳克是头一个侧面,西穆尔登是第二个侧面;只不过朗德纳克的苦笑笼罩着晦暗和暮色,而西穆尔登注定要遭受厄运的前额上,却透出熹微的曙光。

    这时,被围困的拉杜格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郭文的干预,双方同意休战二十四小时。

    羿马蛑的情报很准确,由于西穆尔登的征调,郭文手下现在拥有四千五百人,其中有国民军,也有前线部队。他用这么多兵力,把朗德纳克围困在拉杜格里面,还有十二大炮对准了城堡,六门在主塔这边的森林边缘,隐蔽在壕沟里,六门在桥那边的高地上,居高临下。他还成功地进行了爆破,在城堡脚下炸开了一个缺口。

    因此,二十四小时的休战一结束,战斗便将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高地上和森林里四千五百人。

    城堡里十九人。

    这被围困的十九个人的名单,历史可以在通缉令布告里找到,我们也许会在历史书里读到他们。

    这四千五百人差不多是一个军了,西穆尔登希望把郭文提升为参将来指挥这支部队。但郭文不肯,说:“等抓到朗德纳克再说吧。我还一点战功也没有呢。”

    再说,在共和军里,军阶不高却指挥大部队的人司空见惯。后来,波拿巴就是一个炮队的指挥兼意大利远征军总司令。

    郭文堡的命运实在异乎寻常:一个郭文进攻它,一个郭文守卫它。正因为这样,进攻方面有所克制,可是防守方面却毫无克制,因为朗德纳克是一个什么也不顾的人,况且他过去大多数时候住在凡尔赛,对拉杜格毫不迷恋,甚至很不熟悉。他是无处藏身,躲到这里面来的,如此而已,就是把这座城堡拆了他也毫不在乎。郭文呢,则对这座城堡怀有更多的虔敬。

    城堡的薄弱点是那座桥,但是桥上的图书室里保存着郭文家族的家谱,如果从那个方向发动进攻,桥不可避免要被焚毁。郭文觉得,烧掉那些家谱,等于是向自己的祖先进攻。拉杜格是郭文家族的城堡。这个家族在布列塔尼的所有领地,都是在这座城堡带动下运转的,正如法兰西的所有领地,都是在卢浮堡的带动下运转的一样。这座城堡集中了郭文家族的回忆,他自己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他的童年时代,这坚固的墙壁曾经保护过他,可是曲折的人生命运,却使他在成年之后来攻打它。难道他是个大逆不道的人,硬要使这座故居化为灰烬吗?说不定他郭文自己的摇篮,还放在图书室上面仓房的某个角落里呢。有些事情想起来令人激动。面对这座远祖传下来的故居,郭文心潮翻滚。正因为这样,他没有从桥这边发动进攻,而只是切断这边的出路,使一切逃跑都不可能,用一个炮队将桥严密封锁。他选择了从另一边进攻,所以在城堡脚下掘壕爆破。

    西穆尔登任凭郭文这样做,而在心里又责备自己不该让他这样做。他那鲁莽的性格,使他看到这哥特式的古老建筑就皱眉头,他对建筑物和对人一样,都没有丝毫宽容之心。舍不得破坏一座城堡,就是宽容的开始。而宽容正是郭文的弱点。我们知道,西穆尔登是监督郭文的,他要阻止郭文继续滑下去,因为他认为这样滑下去绝没有好下场。然而他自己,虽然私下里也只是气恼地承认,再见到拉杜格,他的心也是暗暗地跳得厉害的;看到那间图书室,那里头还存放着他教郭文启蒙读的那些书,他觉得自己的心情也不平静。他曾经是相邻的帕里涅村的本堂神父;他西穆尔登曾经在桥上那座小堡的顶楼住过;在那间图书室里,他曾经把小郭文抱在膝头,教他认一个一个的字母;就是在这些古老的墙壁之间,他目睹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心灵之子,长身体,长智慧,渐渐成人。这间图书室,这座小堡,这些充满他对那孩子的祝福墙垣,他就要把它们炸平,把它们焚毁吗?他让它们免遭破坏,虽然这样做心里并不是没有后悔的。

    他听任郭文从另一边发动进攻。拉杜格有一边是野蛮的,就是那座城堡,有一边是文明的,就是那间图书室。西穆尔登允许郭文只从野蛮的那一边炸开一个缺口。

    再说,由一个郭文进攻,由一个郭文守卫,这座古堡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又重现了它在封建时代惯见的场面。整个中世纪的历史,就是亲族之间的战争;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那样的人,不仅古希腊有,中世纪也有,哈姆雷特在爱尔舍奈所做的事,就是俄瑞斯忒斯在阿尔戈斯所做的事。 (8)

    十二 准备营救

    整个夜晚,双方都在进行准备工作。

    我们听到的那场暗藏杀机的谈判一结束,郭文想到的头一件事,就是叫来他的副官。

    盖尚这个人物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他是一个二流角色,忠实,顽强,平庸,当兵比当官更出色,绝顶聪明,履行职责根本不需要理解,有拒腐蚀永不沾的品质,绝不为贪图钱财而出卖良心,也不会出于怜悯而不顾正义。他的灵魂和心灵上有两个遮光罩:纪律和命令,像马眼睛上的眼罩一样;在纪律和命令允许的范围内,他勇往直前,决不旁顾,但他的道路是狭窄的。

    此外,他是一个可靠的人,指挥一丝不苟,服从命令不折不扣。

    郭文急促地对盖尚说:

    “盖尚,弄一架梯子来。”

    “报告司令,我们没有。”

    “我们必须有一架。”

    “用来爬墙吗?”

    “不。救人。”

    盖尚想了想,答道:

    “我明白了。不过要做你想做的事,这梯子一定要很高。”

    “至少三层楼那么高。”

    “对,司令,差不多要这么高。”

    “要超过这个高度,成功才有保证。”

    “当然。”

    “你怎么搞的一架梯子也没有?”

    “报告司令,你认为从高地那边进攻拉杜格不适宜,只封锁了那一边,决定不从桥那边而从城堡这边发动进攻。我们忙于准备爆破,就没有想到预备梯子。所以我们没有梯子。”

    “马上造一架。”

    “一架三层楼那么高的梯子,不是临时可以造出来的。”

    “用几架短梯子接起来。”

    “那也得有短的才行。”

    “去找。”

    “没法找到。所有地方的乡下人都把梯子毁了,就像他们拆掉了大车,炸断了桥梁一样。”

    “的确,他们企图使共和国瘫痪。”

    “他们企图使我们无法运输部队,无法渡河,也无法爬墙。”

    “可是我必须有架梯子。”

    “我想起来啦,司令,在富热尔附近的雅凡内,有一家很大的木工场,到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架。”

    “快去,一分钟也不要耽搁。”

    “这梯子你什么时候要?”

    “明天这个时候,不能再晚。”

    “我派一名专差骑快马去雅凡内,让他带上征用令。雅凡内有个骑兵站,会派兵护送的。明天日落之前梯子就可以送到这里。”

    “很好,这就行了,”郭文说,“快去办,快去。”

    十分钟之后,盖尚跑回来时说:

    “报告司令,去雅凡内的专差已经出发了。”

    郭文登上高地,久久地凝望着横跨山沟的桥堡。正对山沟陡崖的小堡山墙,没有任何门窗,只有那个低矮的入口,被拉起的吊桥封闭住。要从高地上到达桥墩脚下,必须顺着陡崖爬下去,抓住一丛丛灌木慢慢往下爬,这不是不可能的。可是一旦下到沟里,进攻者就会暴露在那三层楼上发射的弹雨之下。郭文最后确信,按目前包围的态势,真正的进攻只能从堡垒脚下的缺口发起。

    他采取了一切措施,使敌人绝无逃跑的可能。他进一步收缩了包围圈,使各个营像网眼一样扣得紧紧的,任何东西都休想钻过去。郭文和西穆尔登分担围攻堡垒的任务。郭文把森林这边留给自己,把高地那边交给西穆尔登。两个人商定,当郭文在盖尚的协助下指挥从缺口发起攻击时,西穆尔登把居高临下的整个炮队的火线点着,严密监视着桥和山沟。

    十三 侯爵在做什么

    外面在准备进攻的时候,里面在准备抵抗。

    有人把一座城堡称为一个木桶,二者之间确实不无相似之处。有时一座城堡被火药炸了一家伙,那就像木桶被锥子锥了一下一样。墙壁炸开了一个缺口,就像木桶上钻了一个洞。这就是拉杜格遇到的情况。

    两三担火药那么狠狠地一锥,把厚厚的墙壁给锥穿了。那个洞从城堡脚下穿过墙壁最厚的部分,像一条歪七扭八的拱廊,一直通到城堡的一层。进攻者们为了使这个洞便于攻击,从外面用大炮把它轰得更宽,更规整。

    缺口通进去的一层,是一间圆形大厅,里面完全是空的,当间一根柱子支撑着圆顶的拱心石。这是城堡整个主塔里最大的一间厅,直径不下于四十尺。主塔的每一层都有一间这样的大厅,但都小一些,周围是一个个小房间,里面墙上凿有枪眼。一层的大厅没有枪眼,没有气窗,也没有天窗,和坟墓里一样既没有光线,也没有空气。地牢那扇门,大半用铁做的,小半用木头做的,就开在一层这间大厅里。这间大厅的另一扇门,通向上面各层房间的楼梯。所有楼梯都凿在厚墙里面。

    进攻者通过他们打开的缺口,只能进到这间低矮的大厅。这间大厅占领后,他们还有整个堡垒要攻克。

    在这间低矮的大厅里呼吸是很困难的,从来没有人在里面待上二十四小时而不被闷死的。现在有了那个缺口,就可以待在里面了。

    所以被围困的人没有封堵缺口。

    再说封堵有什么用呢?大炮可以重新把它轰开。

    他们在墙上钉了一个火炬架,点燃一个火炬,照亮了整个一层。

    现在怎样防守呢?

    把洞堵上容易,但没有用。在里面修筑一道退守障碍更好。一道退守障碍,就是一道凹角的防御工事,一道人字形的路障,可以集中火力向进攻者射击。让外面的缺口仍然敞开,里面组成一道火力网。他们并不缺乏建筑材料,于是就建了一道退守障碍,上面留了一些缝,让枪管能够伸出去。退障的角紧贴中央那根柱子,两翼连接两边的墙壁。建好之后,又在适当的地方埋上地雷。

    侯爵指挥一切。他是鼓动者、指挥者、引导者和主人,一个了不起的人。

    朗德纳克是18世纪的那种军人,八十岁高龄还能守护一座座城池。他像那位阿尔贝格伯爵,后者快一百岁了还把波兰国王赶出了里加。

    “拿出勇气来,朋友们,”侯爵说,“本世纪初,1713年,查理十二在邦德被困在一所房子里,率领三百名瑞典士兵,顶住了两万名土耳其士兵的进攻。”

    他们把下面两层楼都堵上了,加固了所有房间,一间间凹室里都筑了雉堞,用木槌把一根根木梁的一端钉进门里,像拱扶垛似的将门撑住,只是那座通向每一层的螺旋形楼梯没有堵住,因为必须留着它上下,为防备进攻者而把它堵死,就等于把自己堵住了。任何要塞的防守总有薄弱环节的。

    不知疲倦的侯爵,像青年人一样强壮,扛木梁,搬石头,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一边指挥,一边帮忙,和这群凶猛的人亲如兄弟,有说有笑,然而始终不失贵族老爷身份,高傲而亲切,风雅而粗野。

    谁都别想顶撞他。他说:“你们之中如果有一半人想反叛我,我就叫另一半人枪毙他们,还要和剩下的人一块守住这地方。”正是这类事情引起大家对首领的崇敬。

    十四 羿马蛑在做什么

    当侯爵忙于修补缺口和城堡里面的防御工事时,羿马蛑在桥那边忙碌。包围刚开始,侯爵就下令把三层外面那架横挂在窗户底下的救护梯子卸下来,让羿马蛑扛进图书室。郭文要找一架梯子,可能就是要代替这架梯子。被称为守卫室的中二层的窗户,有三重固定在石头里的铁栏杆防护,既没法进也没法出。

    图书室的窗户倒是没有铁栏杆,但是很高。

    羿马蛑身边跟着三个像他一样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怕的人。这三个人是外号“金枝”的瓦斯纳和木长矛两兄弟。羿马蛑拎一盏不透光的灯,打开铁门,仔细检查三层桥堡。金枝瓦斯纳和羿马蛑一样死心塌地,因为共和军杀死了他的一个兄弟。

    羿马蛑检查上面堆满干草和麦秸的一层,又检查底下一层,叫人端来几个火盆,与几桶柏油放在一起,又命令把干柴堆在柏油旁边,再检查硫黄导火线是否完好无损。那根导火线一端在桥里,一端在堡垒里。他在柏油桶和干柴堆下面的地板上泼一摊柏油,把硫黄导火线浸在里面。然后,命人把勒内-让、胖子阿兰和乔治特三个孩子熟睡的摇篮,搬到放柏油的一层和堆干草的顶楼之间的图书室里。搬摇篮的人轻手轻脚,生怕把孩子们弄醒。

    那三个摇篮,是乡下简陋的小摇篮,一种低矮的放在地上的柳条筐,孩子可以不要人扶从里面爬出来。羿马蛑叫人在每个摇篮边放一碗汤,一只木匙。从钩子上取下来的那架救护梯,放在靠墙根的地板上。羿马蛑吩咐将三个摇篮一个挨一个摆在梯子对面的墙边。然后,考虑到空气流通有好处,他将图书室的六扇窗户全打开。这是一个天空碧蓝,空气温煦的夏夜。

    他叫木长矛兄弟俩去把上下两层的窗户打开。他注意到,在桥堡东墙外面,有一株很大的老爬山虎,干枯得呈火绒色,从上到下覆盖着桥堡的整个一面墙,缠绕在上中下三层每个窗口的四周。他想爬山虎不会有什么妨害。他最后又把每个地方察看一遍,四个人才离开桥堡返回城堡。羿马蛑关上沉重的铁门,严严地锁好,又端详一下那把可怕的大锁,再检查一遍从他亲手凿的洞里通过的硫黄导火线,满意地点点头:现在城堡和桥的唯一联系,就只剩下这条导火线了。这条导火线从圆形大厅里拉出来,经过铁门底下,伸进圆拱之下,沿楼梯下到桥堡底层,蜿蜒曲折地爬上一级级的盘梯,顺着中二层走廊的地板,一直到达干柴底下那摊柏油之中。羿马蛑计算过,在堡垒里面点燃这根导火线,大约要一刻钟就能烧着图书室下面那摊柏油。把一切布置妥当,检查完毕之后,他把铁门的钥匙带回来交给朗德纳克侯爵。侯爵把它揣进衣兜里。

    必须密切注视围攻者的一举一动。羿马蛑腰带上挂着牛倌的号角,爬到堡垒顶上,进到露台的岗亭里担任瞭望哨。他一只眼睛盯住森林那边,一只眼睛盯住高地那边,不停地观察着,身边在岗亭的窗台上搁了一壶火药和满满一口袋子弹,还有一些旧报纸,他一张张撕碎,一边观察一边卷火药管。

    朝阳升起,映照出森林里八营士兵,个个腰挎军刀,背上挂着弹药盒,长枪上了刺刀,已准备好发动攻击;高地上架了一排大炮,旁边摆着一箱箱炮弹、弹药筒和霰弹;堡垒里十九个人端着喇叭口火枪、滑膛枪、手枪和短统,正忙着装子弹,而在三个摇篮里,躺着三个熟睡的孩子。

    ————————————————————

    (1) 亚西比德(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

    (2)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精灵,阿喀琉斯的老师。

    (3) 二人均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俄瑞斯忒斯是阿伽门农之子,皮拉得斯是阿伽门农的外甥,二人是好友。

    (4) 二人均为拜火教崇奉的神祇,奥尔缪斯为善神,亚利曼纳是恶神。

    (5) 布尔哈夫(1668—1738),荷兰医生,医学教授,第一位著名的临床医学教师。

    (6) 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

    (7) 古罗马第二代皇帝。

    (8) 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都是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子,兄弟俩为争夺对忒拜的统治而互见兵戈;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

    第三章 圣巴托罗缪惨案 (1)

    孩子们醒了。

    最先醒的是那个小女孩。

    孩子们睡觉醒来,宛似鲜花开放,仿佛有一股馨香,从这些清新的心灵里飘溢而出。

    二十个月的乔治特,是三个中最小的,5月份还在吃奶,这时她抬起小脑袋,半坐起来,看着自己的小脚丫,咿呀开了。

    一抹朝阳照在她的摇篮上,很难说像玫瑰一样鲜艳的,是乔治特的小脚丫还是清晨的阳光。

    另外两个还没睡醒;男孩子总是睡得沉一些。乔治特兴奋而又平静地咿咿呀呀。

    勒内-让是棕发,胖子阿兰是栗发,乔治特是金发。头发的这些不同颜色童年时代是与年龄相适应的,以后会发生变化。勒内-让像个小大力神,是趴着睡的,两个小拳头放在眼睛上。胖子阿兰两条腿伸在小床外面。

    三个孩子都穿得很破烂。红帽子营给他们的衣服,已经烂成碎片,他们身上连衬衣都没有一件。两个男孩几乎全身赤裸,乔治特身上裹块破布;那块破布曾经是条裙子,现在连短衫都算不上了。谁照顾这几个孩子?没法说。没有母亲。这些粗野的农民士兵,把他们从一座森林拖到另一座森林,从自己的食物中分一份给他们吃。如此而已。三个孩子也凑合着过。所有人都是他们的主人,没有一个是他们的父亲。但是孩子们的破衣服上洒满阳光,他们非常可爱。

    乔治特咿呀着。

    一个孩子咿呀学语,就像一只小鸟喈喈鸣唱。唱的是同一首赞歌。一首吐字不清,结结巴巴,但含义深沉的赞歌。孩子与鸟儿不同的是,他面前还有着人生的悲惨命运。因此,大人们听到孩子唱歌心头会产生忧伤,这忧伤与唱歌的孩子的快乐混在一起。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圣洁的赞歌,就是从孩童嘴里发出来的人类心灵的咿呀话语。这种模糊不清的喃喃絮语,表达的仅仅是一种本能的思想,但却包含着对永恒正义不自觉的呼吁。这可能是跨入人生门槛之前的一种抗争。这种抗争是微弱的,却令人心碎。这种向着无限微笑的童稚无知,对于这个弱小而赤手空拳的小生命未来命运的创造者,不啻是一种讽刺。将来如果不幸落到他的头上,那就是对他的背信。

    孩子的咿呀之声胜似话语,又不是话语;它们不是音符,却是一首歌;它们不是音节,却是一种语言。这种咿呀之声在天上有其起始,在地上却无其终结;它在出生之前就存在了,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它将延续不断。这结结巴巴的语言,包括了孩子是天使时所说的话,也包括他成年后将说的话。摇篮有昨天,正如坟墓有明天一样。这个昨天和这个明天,它们双重的不可知,全混合在这含糊不清的咿呀学语声中;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玫瑰色心灵中的巨大阴影一样,证明上帝、永恒、天职和命运的二重性。

    乔治特结结巴巴地自言自语,没有丝毫愁容。她整个美丽的小脸在微笑,她的嘴在微笑,她的眼睛里荡漾着微笑,她脸蛋上的小酒窝里荡漾着微笑。这微笑里流露出对早晨神秘的领受。心灵从阳光中获得自信。晨空蔚蓝,天气暖和,阳光灿烂。这个脆弱的小生命,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懂得,只是悠悠忽忽沉浸在还不成其为思想的梦幻里,感觉在这大自然之中自己是安全的,周围有这么多正直的树,有这么些诚实的绿色,有纯洁宁静的原野,有鸟巢、山泉、昆虫和树叶发出的啾鸣和絮语,而天空有圣洁无邪的阳光普照着这一切。

    随着乔治特之后醒来的,是已经四岁的老大勒内-让。他一翻身爬起来,很有劲地跨出摇篮,看见那碗汤,觉得挺自然,便坐在地上喝起来。

    乔治特咿呀的叫声没有吵醒胖子阿兰,但匙子碰撞汤碗的声音,使他哆嗦一下翻了个身,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了自己那碗汤,一伸手就端过来,也不出摇篮,将汤碗放在膝盖上,捏着小匙,像勒内-让一样吃起来。

    乔治特没有听见他们喝汤。她那溪水般波动的声音,仿佛伴随着梦幻在飘忽摇荡。她那对圆圆的大眼睛望着头顶上,显得非常天真好奇。在一个婴孩的头顶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天花板或拱顶,反映在他眼睛里的总是天空。

    勒内-让喝完了,用匙刮了刮碗底,叹口气,一本正经地说:

    “我的汤喝完啦。”

    这使乔治特从梦幻中惊醒过来。

    她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

    她见勒内-让吃完了,胖子阿兰正吃着,也端起放在她旁边的汤吃起来,但更多时候是把小匙送到耳朵边,而没有送到嘴里。

    她不时放弃文明的方式,用手指抓着吃。

    胖子阿兰像哥哥一样刮过碗底,就去找哥哥,跟在哥哥后面跑起来。

    突然,外面城堡下面森林那边,传来一阵军号声,一阵傲慢而严厉的军号声。听见这军号声,城堡上面吹响了号角,表示回答。

    这次是军号打招呼,号角回答。

    军号吹响第二次,随即号角吹响第二次。

    随后,森林边缘一个遥远而真切的声音清楚地喊起话来:

    “匪徒们!我们限令你们,如果你们在日落时分还不投降,我们就进攻了。”

    城堡的露台上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回答:

    “攻吧。”

    下面的声音又喊道:

    “攻击前半小时,将放一炮作为最后警告。”

    上面的声音重复道:

    “攻吧。”

    这两个声音没能传到孩子们耳朵里,但军号声和号角声更响亮,传得更远,乔治特听到头一声军号响,就伸长脖子,停止了喝汤;听到号角声,她就把小匙放在汤碗里;听到第二次军号响,她抬起右手小小的食指,一上一下地舞动,随着军号的节奏打起了拍子,第二次号角响起来时,又随着节奏继续打。军号和号角声停止后,她的小手指举在空中,现出沉思的样子,嘴里喃喃低语:“音月。”

    我们猜想她是想说:“音乐。”

    两个大的,勒内-让和胖子阿兰没有注意到号角声和军号声。他们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一只甲壳虫正从图书室的地板上爬过。

    胖子阿兰发现了,喊道:

    “一只虫虫。”

    勒内-让跑过来。

    胖子阿兰又说:

    “会扎人的。”

    “别碰它。”勒内-让说。

    兄弟俩盯住那过客观看。

    这时,乔治特喝完了汤,抬起眼睛找两个哥哥。勒内-让和胖子阿兰蹲在一扇窗前,低着头,认真看着地上的虫子。两个人前额对前额,头发都贴到了一块,屏住气,好奇地打量着那只甲壳虫。甲壳虫停下来不动了,仿佛对他们兴致勃勃地欣赏不大高兴。

    乔治特看见两个哥哥出神地看着地上,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她要走到他们那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她还是朝他们走去。这段路上可是有许多障碍,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打翻的凳子,成堆的废纸,拆开的空包装箱,木头箱子,还有一堆堆其他东西,简直是一群礁石,需要一个个绕过去;乔治特冒险地上了路。她先爬出摇篮,这是头一件大事;接着她走进了礁石群,在一道道海峡里曲里拐弯儿地前进,推开一条小凳子,从两个箱子之间爬过去,翻过一捆废纸,先从一边爬上去,然后从另一边滚下来,她那可怜的小身体慢慢地全都裸露了出来,这才到达水手们所称的“公海”上,就是说一片相当宽阔的地板,上面再也没有障碍物,也不再有危险。于是,她猛往前爬去,像猫一样快,穿过相当于整个房间宽度的空间,到了窗户旁边。在这里又遇到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就是靠墙放着的那架长梯子,一端伸到这个窗口,而且超过了窗角一点,这就好像在乔治特和她两个哥哥之间隔了一个岬角,她必须绕过去。她停下来,想了想,心里嘀咕了一通之后,便毅然伸出玫瑰色的小手指抓住梯子的一根横档;梯子是侧着平放在地上,梯级横档就是竖的而不是横的。乔治特试图站起来,但没站稳就摔倒了,她重新来了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才成功。她直立起来,站稳了,扶着一根根梯级横木,沿着梯子走去,走到尽头,没有东西可扶了,她摇晃了一下,用小手抓住了梯子巨大的立柱的一端,又站稳了,这才绕过了岬角,望着勒内-让和胖子阿兰笑了。

    这时,勒内-让对自己观察甲壳虫的结果感到满意,抬起头来说:

    “是只母的。”

    乔治特的笑声使勒内-让笑起来,勒内-让的笑声使胖子阿兰也笑起来。

    乔治特完成了与两个哥哥的会合。他们在地板上坐下,不啻一个小小的聚会。

    可是,甲壳虫不见了。

    它在乔治特笑的时候,钻进了地板的一个洞里。

    甲壳虫消失后,又有别的事发生。

    首先是飞过几只燕子。

    它们的巢大概筑在屋檐下,所以靠近窗户飞来飞去,不过有点怕几个孩子,在空中绕着大圈子盘旋,呢喃着悦耳的春天小调,引得几个孩子抬头观看,把甲壳虫忘到了脑后。

    乔治特伸出一个指头指着燕子叫道:

    “鸽鸽!”

    勒内-让呵责道:

    “小姐,那不是鸽子,是小鸟。”

    “小咬。”乔治特学着说。

    兄妹三个都望着燕子。

    过了一会儿飞进来一只蜜蜂。

    蜜蜂比任何东西都更像精灵。它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就像精灵从一颗星飞到另一颗星,它带来蜂蜜,就像精灵带来光明。

    这只蜜蜂飞进来时带着很大声音,它大声地嗡嗡叫着,仿佛说:“我来啦。我刚看过玫瑰花,现在我来看看宝宝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一只蜜蜂就是一个管家婆,它的歌声就是唠叨。

    蜜蜂在房子里飞多久,三个孩子的眼睛就多久没有离开它。

    蜜蜂把整个图书室勘察遍了,搜索了所有角落,就像在它自己家里,在蜂箱里一样飞来飞去,带着悦耳的音乐,轻盈地从一个书柜游荡到另一个书柜,透过玻璃端详里面的书名,仿佛有思想似的。

    参观完了,它飞走了。

    “它回自己家啦。”勒内-让说。

    “它是一只虫虫。”胖子阿兰说。

    “不对,”勒内-让说,“它是一只苍蝇。”

    “蝇蝇。”乔治特说。

    这时,胖子阿兰在地上捡到一根细绳子,绳子的一端有一个结,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绳子的另一端,甩得它像风车一样转起来,全神贯注地看着它飞旋。

    乔治特呢,又变成了四脚动物,任性地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她发现了一张古老的椅子,椅垫被虫子蛀了好些洞,露出了里面的棕丝。她停在椅子前面,把洞抠得更大,专心一意地把棕丝一根根拉出来。

    突然,她举起一根小手指,那意思是说:“听!”

    两个哥哥都转过头。

    外面传来一阵模糊而遥远的嘈杂声。大概是进攻一方在森林里进行战略调动,只听见战马嘶鸣,战鼓咚咚,车轮滚动,铁链碰撞,军号声此起彼应,各种杂乱而气势汹汹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倒也算和谐。孩子们着迷地听着。

    “这是我主发出来的声音。”勒内-让说。

    声音停止了。

    勒内-让现出沉思的样子。在这些小小的脑袋瓜里,思想是怎样形成又怎样消失的呢?这些还十分朦胧、十分短暂的记忆是怎样蠕动的呢?在这个温顺而沉思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混杂的回忆,上帝、祷告、两手合十以及过去常常感觉到而现在不再有的某种慈祥的微笑。于是,勒内-让喃喃唤道:“妈妈。”

    “妈妈。”胖子阿兰也唤道。

    “妈妈。”乔治特也跟着唤道。

    接着,勒内-让开始又蹦又跳。

    胖子阿兰见了,也蹦跳起来。

    勒内-让做什么动作,胖子阿兰就模仿什么,乔治特不怎么模仿。三岁的孩子总要模仿四岁的孩子,但一岁零八个月的孩子,则多保持自己的独立。

    乔治特坐在地上,不时说出一个字。乔治特不说完整的句子。

    她是一个思想家,说的全是警句。她是用单音节说话的人。

    然而过了一会儿,榜样影响了她,她终于也开始尽力模仿两个哥哥的动作了。这三双小小的赤脚,在古老而光滑的橡木地板上的灰尘中跳舞,奔跑,踉跄;那些大理石半身雕像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乔治特不时不安地望一眼旁边那些雕像,嘴里喃喃叫道:“嬷嬷猫。”

    在乔治特的语言中,一切像人而不是人的东西,都是“嬷嬷猫”。在孩子眼里,生物和鬼怪是不分的。

    乔治特走不动,总是左摇右晃,她宁愿用四肢爬,跟在两个哥哥后面。

    突然,跑到一个窗口的勒内-让抬了一下头,又赶紧把头低下,立刻跑到窗户旁边的墙角里躲起来。刚才他发现一个人正在看他。那是在高地上扎营的蓝军一个士兵。他利用休战的机会,也许有点故意违犯休战协议,冒着危险走到了山沟的陡崖边缘。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图书室里面。胖子阿兰见勒内-让躲了起来,也躲起来,蹲在勒内-让身旁,乔治特则藏到他们两个身后。他们躲在角落里,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乔治特用小手捂住嘴。过了一会儿,勒内-让冒险伸头朝外看一眼。那个士兵还在那里。勒内-让赶紧把头缩回来。三个孩子连大气也不敢出了。他们躲了相当长时间。这样畏畏缩缩,乔治特终于不耐烦了,她胆子大,伸头朝外望去。士兵离开了那里。他们又开始奔跑,玩耍起来。

    胖子阿兰是勒内-让的模仿者和崇拜者,但也有自己的特长,就是善于发现。他哥哥和妹妹突然看见他拉着一辆四轮小车在拼命地转圈子。那辆小车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那辆童车被遗忘在灰尘里好多年了,与天才们的著作和圣贤们的雕像做伴。那可能是郭文小时候玩的一件玩具。

    胖子阿兰用手里的小绳子当鞭子,甩得呼呼响。他显得很自豪。就像那些发明家。发现不了美洲大陆,发现一辆小车子也好嘛。人皆如此。

    可是不得不几个人一起玩。勒内-让想拉车,乔治特想坐车。

    乔治特试着坐上去。勒内-让当马,胖子阿兰当车夫。可是车夫不会赶车,需要马教他。

    勒内-让对胖子阿兰喊道:

    “叫:‘吁!’”

    “吁!”胖子阿兰重复道。

    车子翻了,乔治特滚了下来。几个小天使大喊大叫。乔治特大喊大叫。

    叫完了乔治特似乎想哭。

    “小妹妹,”勒内-让说,“你太大了。”

    “我大。”乔治特说。

    听说自己大,她不再因为摔下来而想哭了。

    窗户下面的窗台很宽。荆棘丛生的高地上的尘土被风刮过来,积聚在上面,雨水使那些尘土变成了泥土。风又刮过来一些种子,于是在那层浅浅的泥土上生长出了一株树莓。这是一种多年生树莓,当地人称为“狐椹”。正值8月,树莓上结满了莓子,有一根枝丫伸进了窗户里,几乎垂到地面。

    胖子阿兰发现了细绳子,发现了小车子,又发现了这株树莓。他走过去。

    他摘了一颗莓子吃了。

    “我饿了。”勒内-让说。

    乔治特用双手和双膝很快爬过来。

    他们三个人把枝上的莓子全摘下来吃了。他们挺满足,但全都成了花脸,全都被莓子汁弄得红红的。这三个小天使终于变成了小农牧神。这无疑会使但丁反感,但会令维吉尔着迷。三个小家伙哈哈大笑着。

    树莓不时刺他们的手指。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要付出代价的。

    乔治特向勒内-让伸着一个流血的手指,说:

    “刺。”

    胖子阿兰也挨了刺,怀疑地打量着那枝树莓说:“这是条虫虫。”

    “不是虫虫,”勒内-让说,“是根棍子。”

    “一根棍子,一个坏东西。”胖子阿兰又说。乔治特这回又想哭,却笑了起来。

    勒内-让也许嫉妒弟弟胖子阿兰接二连三的发现,设想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好一阵子以来,他在摘莓子时,就不顾手指被刺,常常转过眼睛打量那张斜面书桌。斜面书桌安装在一个支轴上,像座纪念碑孤零零地立在图书室当间。就是在那张书桌上,陈列着那本著名的《圣巴托罗缪》。

    那部四开本书的确精美珍贵。这部《圣巴托罗缪》,是在科洛涅出版的,出版商就是出版1682年版《圣经》的有名的布娄,拉丁文叫作赛修斯。这本书是盒式印刷机印刷,用牛筋装订的。它不是用荷兰纸印的,而是用伊德里斯 (2) 十分赞美的漂亮的阿拉伯纸。这种纸用丝和棉制成,永远洁白。书壳是烫金的皮革,搭扣是银的;衬页是巴黎纸商发誓说只能在圣马都兰买得到,别的地方绝对买不到的那种羊皮纸。书里有许多版画和铜版画插图,还有许多国家的地图;卷首印有印刷商、纸商和书商对1635年法令的抗议书,那项法令规定对“皮革、啤酒、叉蹄动物、海鱼和纸张”征税。里封背面印有致格吕菲乌斯家族的献词;格吕菲乌斯家族在里昂,就像埃尔泽菲尔家族在阿姆斯特丹一样受人尊重。这一切使这本书非常有名,其珍贵程度堪与莫斯科的《使徒信经》媲美。

    这本书很精美,所以勒内-让老转头看它,也许看得太多。书是推开的,翻开的那一页正好是一幅很大的铜版画,画的是圣巴托罗缪,手臂上搭着他自己的皮。这幅版画从低矮的位置也望得见。莓子吃完之后,勒内-让就以非常热爱的目光望着它,乔治特顺着哥哥的目光望过去,看见了版画,说:“像。”

    这句话似乎使勒内-让下了决心。当着惊愕不已的胖子阿兰的面,做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举动。

    图书室的一个角落里有把椅子。勒内-让走过去,抓住它,一个人把它拖到了斜面书桌前面,使它紧靠书桌,然后爬上去,双手撑在那本书上。

    爬了这么高,他觉得必须显示自己了不起,便从上角抓住那图像,小心翼翼地把它撕下来。他歪斜地把圣巴托罗缪的像撕了下来,不过这不能责怪他。图像的左半边,即这位古代伪福音书著者的一只眼睛和部分光环,还留在书里。勒内-让把这位圣徒的另外半边连同他的皮递给乔治特。乔治特把圣徒接在手里,说:

    “嬷嬷猫。”

    “还有我呢!”胖子阿兰嚷道。

    撕下了头一页,就像流了第一滴血,大屠杀就一发不可收拾。

    勒内-让翻过一页,圣徒后面是评注者庞托努斯。勒内-让撕下庞托努斯递给胖子阿兰。

    然后,乔治特把一大张撕成了两小张,接着把两小张撕成了四小张。因此,历史可以记载:圣巴托罗缪在亚美尼亚被剥皮之后,又在布列塔尼遭到肢解。

    肢解完毕之后,乔治特将双手向勒内-让一伸,说:“还要!”

    圣徒和评注者之后,是注释者们面目狰狞的图像。头一张是加万图斯,勒内-让把他撕下来,递给乔治特。

    圣巴托罗缪的所有注释者无一幸免。

    给予能使人产生优越感。勒内-让自己什么也没留下。胖子阿兰和乔治特眼巴巴仰望着他,这就足够了;两个观众如此崇拜他,使他满足了。

    勒内-让取之不尽又慷慨大方,把法布里西奥·皮尼特利递给胖子阿兰,把斯提尔廷神父交给乔治特,又把阿尔封斯·道斯塔交给胖子阿兰,把《科内留斯制伏拉彼得》交给乔治特;胖子阿兰得到了亨利·阿孟,乔治特得到了罗贝提神父,外加这位神父1619年出生的杜埃城的一幅风景画。胖子阿兰接过纸商们的抗议书,乔治特收到致格吕菲乌斯家族的献词。还有地图,勒内-让也一张张分给了他们,把埃塞俄比亚给了胖子阿兰,把利考尼亚给了乔治特。分发完毕,他便把书推到地上。

    这是一个挺吓人的时刻。胖子阿兰和乔治特怀着又喜又惊又怕的心情,望着勒内-让皱起眉头,挺直小腿,攥紧拳头,把那本厚厚的四开本书从斜面书桌上推下来。一本庄严的著作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这是可悲的。那本沉重的书被推离了桌面,在桌子边缘悬挂片刻,迟疑一下,晃了晃然后跌落下来,摔得破的破,皱的皱,裂的裂,书壳也脱落了,搭扣也全散了,可怜巴巴地躺在地板上。幸而没有砸在两个孩子头上。

    他们没有被砸着,而是欣喜莫名。并非所有征服者的冒险行动,都能得到这样好的结局。

    像所有荣耀的事情一样,那书落地时发出巨响,扬起一片灰尘。

    把书推到了地上,勒内-让才从椅子上下来。

    一阵沉默和恐惧,胜利令人心惊胆战。三个孩子手拉手,站得远远的,看着那本摔散的书。

    沉思了片刻之后,胖子阿兰毅然走过去,向它踢了一脚。

    那本书完蛋了,但破坏的欲望还未消失。勒内-让上去踢一脚,乔治特也踢一脚,但她自己跌倒了,坐在地板上,便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向《圣巴托罗缪》扑过去。书的诱惑力消失了。勒内-让冲过去,胖子阿兰也冲过去。他们兴奋地、疯狂地、得意地、无情地撕掉一幅幅插图,扯下一张张书页,拽掉书签带,抠破书壳,揭掉烫金的皮子,拔下银角钉子,抓烂羊皮纸,扯碎庄严的文字;他们手、指甲和牙齿并用,直干得满脸通红。三个小天使咧嘴笑着,凶猛地扑向那位手无寸铁的福音书著者。

    他们灭掉了亚美尼亚、犹太,灭掉了圣徒巴托罗缪的遗骨埋葬地贝内旺,消灭了可能与巴托罗缪是同一个人的纳塔纳埃尔,消灭了宣布巴托罗缪-纳塔纳埃尔福音书为伪福音书的教皇热拉斯,毁掉了所有图画,所有地图,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着对这本古书的无情毁坏,连一只老鼠从旁边经过都没注意。

    这是一场毁灭。

    把历史、传说、科学、真假奇迹、教堂拉丁文、迷信、宗教狂热、神秘主义等扯成碎片,把整个宗教从头到尾撕毁,这是三个巨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三个孩子居然也干得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在忙碌中过去了,但他们终于大功告成,《圣巴托罗缪》已经荡然无存。

    一切干完了,最后一页被扯了下来,最后一幅插图被扔在地上,整本书只剩光秃秃的壳子上残留着片断的文字和图画,勒内-让这才直起腰,站起来,望着遍地狼藉的碎纸片,拍拍双手。

    胖子阿兰拍拍双手。

    乔治特从地上捡起一页纸,站起来,靠在高及她的下巴的窗台上,对着窗外,把大张的纸撕成碎片。

    勒内-让和胖子阿兰见了,也照样做。他们把书页捡起来,撕碎,再捡,再撕,像乔治特一样对着窗户外面撕;一页一页,被这些小手指狠狠地撕成碎片,几乎整本古书全随风飘走了。乔治特现出沉思的样子,望着这些白色的纸蝶随风飘散,叫道:

    “蝴蝶。”

    屠杀以碎片消失在蓝天中而结束。

    这就是圣巴托罗缪第二次被处死的情形,他头一次做殉道者是在公元49年。

    这时天近黄昏,越趋炎热,温暖的空气使人昏昏欲睡,乔治特已是双眼蒙眬。勒内-让走到自己的摇篮边,把做褥垫的草袋子拽出来,一直拖到窗户底下,往上面一躺说:“我们睡觉吧。”胖子阿兰将脑袋枕在勒内-让身上,乔治特将脑袋枕在胖子阿兰身上。三个小坏蛋睡着了。

    和煦的风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山沟里和山丘上野花馥郁的芬芳,随着舒徐的晚风送进房间。宇宙一片静谧,慈悲为怀,夕照煌煌,万籁寂寂,天上人间洋溢着爱。夕阳的斜晖爱抚着万物,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大自然无比的祥瑞所释放的和谐。无限的宇宙中蕴涵着母爱,造物主是充盈于宇宙的奇迹,他的慈爱更使他博大无比。在生物可怕的斗争中,仿佛总是有一个无形的人,在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保护弱者,抵御强者。这是美好的。光辉和慈悲相得益彰。光和影在草地和河流上移动,朦朦胧胧难以形容的景物,闪烁着美丽的波光。袅袅炊烟升入云端,仿佛幻想渐入梦境。许多鸟儿在拉杜格上空盘旋;燕子隔窗往里窥探,似乎想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香甜。几个孩子亲切地挤在一起,一动不动,半裸着身体,姿势颇像小爱神。他们可爱、纯洁,三个人加起来还不到九岁;他们梦见自己正在天堂里,这梦反映在他们的嘴唇上,形成隐约的微笑,也许上帝正在对他们耳语呢;他们是人类的所有语言都称为弱者和受祝福的人,是值得爱怜的天真无邪的人。一切静悄悄的,仿佛他们幼小的胸膛发出的呼吸系之于整个宇宙,天地万物都在谛听,树叶停止了沙沙作响,野草停止了瑟瑟抖动,连星光熠熠的辽阔夜空似乎也屏住了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三个卑微的小天使的睡眠。整个大自然无比尊重这三个微不足道的孩子,崇高的境界莫过于此。

    太阳就要沉没,几乎坠到了地平线上。蓦地,在这深沉的寂静中,森林里飞出一道闪光,接着一声巨响。有人放了一炮。回声使这一声炮响化成一片隆隆声。这隆隆声在一座座山丘间回荡,震天动地。乔治特被惊醒了。

    她略略抬起头,竖起一个小手指说:

    “嘭!”

    回声消失了,一切复归寂静,乔治特重新把头枕在胖子阿兰身上,又睡着了。

    ————————————————————

    (1) 1572年法国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惨遭毒杀的事件。但这里是借用,讲的是题为《圣巴托罗缪》的一本书被孩子们撕毁。

    (2) 12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

    第四章 母亲

    一 死神经过

    这天傍晚,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几乎是盲目赶路的母亲,已经走了一整天。其实她每天都是这样,只顾朝前走,从来不停歇。她疲劳不堪时随便在哪个角落里睡一会儿,那根本不能称为休息,正如她像鸟儿啄食般这里那里弄点吃的东西,那根本不能称为食物一样。她吃的那点东西和睡的那点觉,仅仅使她不至于倒下去死掉。

    昨天夜晚,她是在一间废弃的谷仓里度过的。她在一片荒地里发现四堵墙,一扇敞开的门,残留的屋顶下有一点干草,她就睡在那屋顶之下的干草上,感觉到耗子在干草底下乱钻,透过屋顶看得见天上出现一颗颗星星。她睡了几个钟头,半夜里醒来了,便重新上路;争取在白天最炎热的时候之前,尽可能多赶点路。对于在夏天徒步旅行的人来讲,午夜比正午赶路轻松一些。

    她尽可能按照沃道特那个农民简单告诉她的路线走,尽可能朝西走。谁如果跟随在她身边,一定会听见她不停地念叨着:“拉杜格。”现在她只知道这个名字了,还有她三个孩子的名字。

    她一边走一边想。她想到自己经历的遭遇,想到自己所受的苦难,想到自己忍受的一切,想到所遇到的人和事,所遇到的侮辱,想到为了一个歇脚之处,为了一块面包,甚至为了求人家给她指路,她不得不接受别人提出的条件,不得不屈从人家提出的交易。一个山穷水尽的女人,比一个山穷水尽的男人更不幸,因为女人是取乐的工具。多么可怕的流浪!不过,她什么也不在乎,只要能找到她的孩子。

    这天她首先遇到的,是路旁的一个村庄。天刚透亮,一切还沉浸在夜色之中,然而村子里有几家临街的门已经半打开,一些好奇的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村民们像一窝被搅扰的蜂一样骚动不安。产生这不安的原因,是大家听到车轮的辘辘声和铁链的叮当声。

    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一群人惊愕地翘首望着什么东西下了一座山丘,正向村子这边走来。那是一辆四轮车,由五匹用铁链子套的马拉着。车上装着一堆东西,看去像一根木架,中间有一个说不出形状的东西,上面盖了一块苫布,好像一块裹尸布。有十个骑马的人在车子前面开路,另外有十个殿后。这些人全都头戴三角帽,肩膀上头挺出一个尖尖的东西,那似乎是没插进刀鞘的军刀。整个一行前进得很慢,地平线上清晰地现出他们黑黢黢的剪影。好像马车是黑色的,马是黑色的,马背上的人也是黑色的。他们身后泛出了灰白的曙光。

    一行人进了村,朝广场走过来了。

    在车子下坡的这段时间,天微微亮了点儿,可以清晰地看见那队人马了,就像一队行进的幽灵,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队骑马的人是近卫骑兵。他们果然个个军刀出鞘。苫布是黑色的。

    那位可怜的流浪的母亲从另一头进了村,正走近那批聚在一起的村民时,马车和近卫骑兵到了广场上。人群中有交头接耳议论的声音:

    “这是什么东西?”

    “一部断头机?”

    “什么地方运来的?”

    “富热尔。”

    “要运到什么地方去?”

    “不知道。据说是要运到帕里涅那边一座城堡去的。”

    “运到帕里涅去的!”

    “管它运到哪里去呢,只要不在这里停留就行。”

    这辆大车,它的运载物和那裹尸布般的苫布,拉车的马,前后的近卫骑兵,铁链的碰撞声,无声无息的人,加上这将明未明的天色,所有这一切颇似一队行进的幽灵。

    这行人穿过广场,出了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两个斜坡之间的谷底。呆若木鸡仍然留在广场上的村民们,一刻钟后看见那阴森森的一队人马出现在东边的山丘顶上。巨大的车轮在车辙里颠簸,套马的铁链在晨风中叮当作响,军刀亮闪闪的。旭日初升,道路拐一个弯,那队人马消失了。

    这时,图书室里,乔治特在两个仍在酣睡的哥哥身边醒来了,正向自己一双玫瑰色的小脚丫道早安呢。

    二 死神说话

    那位母亲看见那个黑黢黢的东西从面前经过,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试图弄明白,因为她眼前有另一种幻象,她三个孩子失落在黑暗之中。

    在那队人马走后不一会儿,她也出了村庄,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与车子后面那队骑兵相隔一段距离。突然,她耳边又响起“断头机”三个字。“断头机。”她嘀咕道。米什尔·弗雷夏这个不开化的女人,居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本能提醒着她,她莫名其妙地战栗起来,觉得跟在那个东西后面不免毛骨悚然,便离开大路,朝左走去,走进了富热尔森林的树丛里。

    胡乱走了一阵,她望见一座钟楼和一些屋顶。那是森林边缘的一座村庄,她向那里走去。她饿了。

    这是共和军建立了兵站的一个村庄。

    她一直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坪上。

    这个村子里也笼罩着骚动不安的气氛。乡公所大门口的台阶下面挤了一群人。台阶上面,几个士兵簇拥着一个人,那人手里拿着一张展开的布告。他右边站着一个鼓手,左边是贴布告的人,手里拿罐糨糊和一个刷子。

    大门上方的阳台上站着乡长,一身农民服装,佩戴着三色肩带。

    拿告示的人是喊街的公差。

    他斜挎着巡回肩带,上面挂个袋子,这表明他要去一个一个村庄,去整个这一带大声宣布什么事情。

    米什尔·弗雷夏走近时,喊街刚好展开布告开始宣读。他扯开嗓门喊道:

    “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

    鼓咚咚地响一阵。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脱下无边软帽,另一些人则把宽檐帽拉得更低一些。当时在这一带,人们的政治态度,几乎从帽子可以分辨出来:戴宽檐帽的是拥护王上的,戴无边软帽的是拥护共和的。听不清的窃窃私语停止了。大家听见喊街宣读道:

    “……根据我们接到的命令和救国委员会授予我们的权力……”

    又一阵咚咚的鼓声。喊街继续宣读:

    “……为执行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即宣布武装叛乱分子为非法,凡是窝藏他们和帮助他们逃跑者一律处以极刑……”

    一位村民低声问旁边的人:

    “什么叫极刑?”

    旁边的人回答:

    “不知道。”

    喊街将手里的布告晃了晃:

    “……按照4月30日所颁布的法令第十七条之规定,特派员及其代表拥有惩处叛乱分子的全权。

    “兹宣布以下人犯为非法:”

    他故意停顿一下,然后念道:

    “……下面点到姓名和别名的……”

    在场的人全都伸长耳朵听着。

    喊街的嗓门变得像打雷似的。他念道:

    “……匪徒朗德纳克。”

    “这是爵爷。”一个村民低声说道。

    只听见人群里一阵耳语:

    “这是爵爷。”

    喊街继续念道:

    “……朗德纳克,前贵族,侯爵,匪徒。羿马蛑,匪徒……”

    两个村民互相瞟了一眼。

    “这不是古日-勒布鲁昂吗?”

    “是的,就是灭蓝恶棍。”

    喊街按名单接着往下念:

    “……大老实人,匪徒……”

    人群里又一阵耳语:

    “这人可是一位教士。”

    “不错,是图尔莫神父先生。”

    “是的,他是在夏贝勒林子那边什么地方当本堂神父。”

    “也是匪徒。”一个戴无边软帽的人说。

    喊街念道:

    “……布瓦努沃,匪徒;木长矛兄弟俩,匪徒;胡扎德,匪徒……”

    “这是凯兰先生。”一个村民说。

    “帕尼埃,匪徒……”

    “这是石飞先生。”

    “……一扫光,匪徒……”

    “这是雅木瓦先生。”

    喊街不理会这些议论,继续往下念:

    “……纪鲁瓦佐,匪徒;夏特奈,绰号洛比,匪徒……”

    一位村民悄声说道:

    “纪鲁瓦佐就是金发汉,夏特奈是圣旺人。”

    “……瓦斯纳,匪徒。”喊街又念道。

    只听见人群中有人说:

    “他是吕耶人。”

    “对,他就是金枝。”

    “他哥哥在朋托松遭到进攻时被打死了。”

    “是的,就是瓦斯纳·马洛尼埃。”

    “一个英俊的十九岁的青年人。”

    “注意,”喊街说道,“下面是最后几个名字了:

    “……贝勒-维涅,匪徒;风笛,匪徒;斩尽杀绝,匪徒;一线爱情,匪徒……”一位小伙子碰一碰一位姑娘的手肘,姑娘会意地笑了。

    喊街继续念道:

    “……冬曲,匪徒;猫儿,匪徒……”

    一位村民说:

    “猫儿就是穆拉尔。”

    “……塔布兹,匪徒……”

    一位村民说:

    “就是戈福尔。”

    “是兄弟俩,戈福尔兄弟俩。”一个女人补充一句。

    “两个都是好人。”一个小伙子咕哝一句。

    喊街将布告抖了抖;鼓手又敲一通鼓。

    喊街再接着往下念:

    “……凡以上列出姓名的人,无论在何地抓获,一经验明正身,立即处死。”

    人群里一阵骚动。

    喊街继续念道:

    “……凡是窝藏上述人犯或帮助其逃跑者,将送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签字……”

    人群鸦雀无声。

    “……签字: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

    “一位教士。”一个村民说。

    “帕里涅从前的本堂神父。”另一个村民说。

    一个有产者补充说:

    “图尔莫和西穆尔登,一个白教士和一个蓝教士。”

    “两个都是黑的。”另一位有产者说。

    站在阳台上的乡长,脱帽高呼:

    “共和国万岁!”

    一阵鼓声告诉大家喊街还没有宣布完。喊街果然做手势叫大家安静。

    “注意。政府的布告还有最后四行,是由北海岸远征队指挥官郭文司令签署的。”

    “听!”人群里有人喊道。

    喊街念道:“凡违反下述命令者处死……”

    大家又肃静下来。

    “……为执行上述命令,严禁对上列十九名叛乱分子提供救助,这十九名叛乱分子目前被围困在拉杜格。”

    “什么?”一个声音问道。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即那位母亲的声音。

    三 村民们的议论

    米什尔·弗雷夏挤在人群中。她根本没有听,但没有听的东西反而听见了。她听见了拉杜格这三个字。她抬起头。

    “什么?”她又问一遍,“拉杜格?”

    大家看着她。她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而且衣衫褴褛。一些人悄声说:“看去像个女匪徒。”

    一个拎了一篮子荞麦饼的农妇走过来,对她说:

    “别作声。”

    米什尔·弗雷夏呆呆地打量着那位农妇。她又什么也不明白了。拉杜格这个地名只像闪电闪了一下,四下里又一片漆黑。难道她没有权利打听吗?大家为什么这样看着她?

    这时,最后响了一通鼓声,张贴布告的人已把布告贴好,乡长进到乡公所里面去了。喊街的公差出发去别的村子了,人群也各自散去。

    布告前面还有几个人。米什尔·弗雷夏向那几个人走去。

    他们在议论那些被宣布为非法的人的姓名。

    那里有农民也有市民,就是说有白党也有蓝党。

    一个农民说:

    “管他呢,反正没有把所有人都列进去。十九个嘛就是十九个。没有包括普利欧,没有包括邦雅曼·穆兰,没有包括安杜耶教区的古比。”

    “也没包括孟让的洛里。”另一个农民说。

    其他农民补充说:

    “也没包括布里斯-德尼。”

    “也没包括弗朗索瓦·迪杜埃。”

    “对,拉瓦尔的迪杜埃。”

    “也没包括罗奈-维利耶的于埃。”

    “也没包括格雷纪。”

    “也没包括比龙。”

    “也没包括费约尔。”

    “也没包括梅尼桑。”

    “也没包括盖巴雷。”

    “也没包括洛日莱三兄弟。”

    “也没包括彼埃尔维尔的勒尚德利耶。”

    “笨蛋!”一位表情严厉的白发老翁说,“他们抓到朗德纳克,不就一网打尽了。”

    “朗德纳克他们还没抓着哩。”一个年轻人低声说。

    老翁反驳说:

    “朗德纳克一逮住,就逮住了灵魂。朗德纳克一死,旺代也就断了气。”

    “这朗德纳克是个啥玩意儿?”一个资产者问道。

    一个资产者回答:

    “是个前贵族。”

    另一个资产者说:

    “是一个枪杀妇女的凶手。”

    米什尔·弗雷夏听见了,说:

    “一点不假。”

    大家回头看她。

    她补充说:

    “因为他枪毙过我。”

    这句话好生古怪,这等于一个活人说自己死了。大家斜着眼睛打量她。

    她那副样子的确叫人不放心,她总是一副心惊胆战、张皇失措、哆哆嗦嗦的样子,像野兽一样惊慌不安,那害怕的神情简直吓人。这女人那绝望的神色流露出一种可怕的难以形容的怯弱。看上去这是一个被命运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可是,农民衡量事情比较粗心,他们之中一个人嘟囔一句:“这说不定是个女奸细。”

    “别吭声,你走吧。”已经对米什尔说过话的那位好心的农妇说。

    米什尔·弗雷夏说:

    “我又没做坏事。我是在寻找我的孩子。”

    那个好心的农妇扫一眼正打量着米什尔·弗雷夏的人,用手指戳一下额头,眼睛眨了眨,说:

    “她是个傻女人。”

    说着她把米什尔·弗雷夏拉到一边,给她一块荞麦饼。

    米什尔·弗雷夏接过荞麦饼,连谢都没谢一声,就贪婪地啃起来。

    “真的,”村民们说,“她吃东西就像一头牲口。这是个傻女人。”

    剩下的人都散了,一个个先后走了。

    米什尔·弗雷夏吃完饼,对农妇说:

    “真好吃,我吃完啦。现在告诉我拉杜格在哪儿?”

    “瞧她又发作啦。”农妇叫起来。

    “我必须去拉杜格。请告诉我去拉杜格的路。”

    “决不告诉你。”农妇说,“让你去送死吗?况且我也不知道。唉,看来,你莫非真疯了?听我说,可怜的女人,你的样子很疲劳,到我家去歇息一下好吗?”

    “我不要歇息。”母亲回答。

    “她那双脚全磨破了。”农妇嘀咕道。

    米什尔·弗雷夏又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他们抢走了我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两个小男孩。我是从森林的洞穴里来的。你们可以去向乞丐泰尔马克打听。也可以去向我在那边田野里碰到的那个人打听。是乞丐泰尔马克医好了我的伤口。大概我身上什么地方给打断了。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还有中士拉杜。你们可以向他去打听。他会告诉你们的。是他在一片树林子里遇到了我们。三个。我说的是三个孩子。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大的叫勒内-让。我可以证明这一切。老二叫胖子阿兰,老三叫乔治特。我丈夫死了。是给打死的。他是西瓜尼亚的佃户。你看来是个好心人,请告诉我路吧。我不是疯子,我是母亲。我失去了几个孩子,我正在找他们。情况就是这样。我不十分清楚我是打哪里来的。昨天夜里我睡在一间谷仓的干草堆里。拉杜格,这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不是小偷。你明白我说的是真话。你们应该帮助我找到我的几个孩子。我不是本地人。我被枪毙过,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农妇摇摇头说:

    “听我说,过路人,在革命时期不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人家会把你抓起来的。”

    “可是拉杜格!”母亲嚷起来,“太太,看在圣婴耶稣分儿上,看在天国大慈大悲的至圣圣母分儿上,我请求你,太太,我恳求你,哀求你告诉我从哪条路可以去拉杜格!”

    农妇生气了。

    “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那种坏地方,没有人要去那里。”

    “可是我要去。”母亲说。

    她上路了。

    农妇看着她离去,嘀咕道:

    “可是她得吃点东西才行。”

    她追上米什尔·弗雷夏,将一块黑面饼塞在她手里。

    “这给你当晚餐。”

    米什尔·弗雷夏拿了黑面饼,也不答话,连头也不回,继续走路。

    她出了村子,在村边碰见三个衣衫破烂,打赤脚的孩子。她走近他们,说:

    “这三个是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见他们盯住自己手里的面饼,她便给了他们。

    三个孩子接过面饼,显得挺害怕。

    米什尔·弗雷夏走进了森林里。

    四 伏击错了

    就在这天黎明之前,森林里还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在雅凡内至勒库斯那段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林区所有路都是凹路,从雅凡内经过勒库斯到帕里涅那条路,凹陷得特别厉害。而且还蜿蜒曲折。与其说是一条路,不如说是一条沟。这条路起自维特雷,赛维尼夫人的马车曾在它上面颠簸过,算是它的荣耀。它左右两边好像都被篱笆挡住的。要打埋伏,这是最理想的地方。

    这天早晨,在米什尔·弗雷夏从森林另一头到达头一个村庄,看见那辆由近卫骑兵护卫的马车,像幽灵般出现之前一个钟头,在雅凡内过了库埃斯农河桥之后所穿过的那带丛林里,隐蔽着一群毫无秩序的人。树枝掩盖着一切。这是一些农民,穿着宽袖皮外套,这种皮外套是6世纪的布列塔尼王公和18世纪的农民穿的战袍。这些人都带着武器,有些是长枪,有些是斧头。带斧头的人,在一片林间空地预备了一堆干柴火和木头,只要一点火就会马上着起来。带长枪的人藏在凹路两旁,严阵以待。透过枝叶可以看见一个个指头抠住了扳机,一条条枪管从树枝缝隙间伸出来。他们是埋伏在那里。所有的枪都对着在曙光中微微泛白的大路。

    晨光中有人低声交谈。

    “这事儿你能肯定吗?”

    “当然,大家都这样说。”

    “它会从这里经过?”

    “有人说正在这一带。”

    “不能让它运出去。”

    “一定要把它烧掉。”

    “我们三个村的人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

    “是啊,可是护卫队呢?”

    “干掉它。”

    “可是,它会从这条路上经过吗?”

    “大家都说它会从这条路经过。”

    “那么它是维特雷来的?”

    “为什么不是?”

    “可是,有人说它是从富热尔来的。”

    “不管是从富热尔还是维特雷,反正它来自魔鬼那里。”

    “对。”

    “应该把它送回魔鬼那里去。”

    “对。”

    “那么它是要去帕里涅?”

    “好像是。”

    “它去不了。”

    “去不了。”

    “绝对,绝对去不了。”

    “注意。”

    的确,现在最好别说话了,天已麻麻亮。

    突然,埋伏的人个个屏住了呼吸。大家都听见了车轮和马蹄声。他们透过树枝望去,依稀看见凹路上一辆长长的马车,一支骑兵护卫队,车上载着一个东西,正朝他们驶过来。

    “来啦。”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说。

    “不错,”一个观察哨兵说,“还有护卫队。”

    “护卫队有几个人?”

    “十二个。”

    “不是说有二十个吗?”

    “管它十二个还是二十个,统统干掉。”

    “等他们进入射程之内才开枪。”

    不一会儿,马车和护卫队出现在道路的一个拐弯处。

    “王上万岁!”农民头头喊道。

    许多枪一齐开始射击。

    等硝烟散去时,护卫队已作鸟兽散,七个倒在地上,五个逃跑了。农民们向马车跑去。

    “瞧,”头头叫起来,“不是断头机,是一架梯子。”

    马车上装载的确实只有一架长梯子。

    两匹马被击倒受了伤,车夫被打死了,不过不是故意打死的。

    “反正一样,”头头说,“由卫队护送的一架梯子很可疑。又是朝帕里涅那边去的。肯定是运去围攻拉杜格的。”

    “把梯子烧掉。”农民们嚷道。

    他们烧掉了梯子。

    至于他们等待的那辆幽灵似的车子,它走的是另一条路,离他们已经有两法里,进了一个村子,就是米什尔·弗雷夏日出时看见它经过的那个村子。

    五 旷野里有人呼喊

    米什尔·弗雷夏把面饼给了那三个孩子,离开他们之后,就在树林子里信步乱走。

    既然别人不肯告诉她路,她就得独自去找。她有时坐下来,随后站起,接着又坐下。她累得要命,先是肌肉,后来骨头都要累断了似的。这是奴隶的疲劳。她的确是奴隶。她那三个失踪的孩子的奴隶。必须找到他们;每流逝一分钟,就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他们。一个人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就不再有任何权利,连停下来喘口气都是不许可的。可是她已经累得不行了。累到了这种地步,还能不能迈动一步都成了问题。她还能迈动一步吗?她从清早就开始走了,后来再也没有遇到村庄,连人家都没遇到一户。她起初走的小路还是对的,后来就走错了,最后在到处都一样的树林里迷了路。她快到达目的地了吗?她的苦难快熬到头了吗?她正经受着苦难的历程。她感受到最后一程的筋疲力尽。她会在途中倒下去死掉吗?有一阵,她觉得再也无法往前走了。太阳已经落山,森林里黑乎乎的,山径隐没在草丛之下,她不知所措。她只有上帝可以指望了,便开始喊起来,但没有人回答她。

    她打量四周,看见树枝间有一处透进亮光,便朝那边走去,蓦地发觉自己走出了森林。

    她面前是一条堑壕似的峡谷,谷底乱石之间,流淌着一小股清澈的水。她这才发觉自己渴得厉害,便走到水边,跪下就喝。

    她趁跪着的机会做了祈祷。

    然后她站起来,辨别方向。

    她跨过小溪。

    过了小峡谷,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辽阔的高地,覆盖着低矮的灌木;这高地从小溪开始呈斜坡逐渐升上去,挡住了整个视野。森林寂静,高地荒凉。森林里,每个树丛后面都可能碰见人;高地上,目光所及之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几只鸟像是受了惊,在灌木丛里飞着。

    面对这辽阔的荒无人烟的高原,她感到膝盖发软,这位母亲像失去了理智,疯狂地对着寂寥的旷野古怪地喊了一声:

    “这里有人吗?”

    她等待着回答。

    她真的听到了回答。

    这是一声低沉浑厚的巨响,这响声来自地平线深处,隆隆的回声不绝于耳。它像一声雷鸣,不然就是一声炮响。这响声仿佛是回答这位母亲刚才的喊话,告诉她:“这里有人。”

    接着复归沉寂。

    母亲抬起头来,精神为之一振。这里有人,她似乎觉得现在可以找谁说话了。她刚喝过水,祈祷过,体力恢复了,便循着遥远的巨响传来的方向,开始往高地上爬去。

    蓦地,她望见天边耸立着一座高塔。那座塔孤零零地耸立在荒原上,一抹夕阳把它染得血红。它在一法里以外的地方。它的后面,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绿色,笼罩在雾岚之中:那就是富热尔森林。

    她觉得,地平线上那座塔耸立的地方,就是刚才她视为回答的那声巨响传来的地方。那声巨响就是那座塔里发出来的吗?

    米什尔·弗雷夏爬上了高地最高点,放眼望去,面前是平展展一片。

    她朝那座高塔走去。

    六 形势

    到时候了。

    凶神揪住了恶煞。

    西穆尔登控制住了朗德纳克。

    那个老家伙,那个保王党叛匪,被困在巢穴里,显然逃不脱了。西穆尔登要就地处死侯爵,在侯爵自己的领地上,就是说在他家里,让这座封建堡垒看见这个封建领主的脑袋落地,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警诫。

    为此他派人去富热尔搞来一架断头机。我们刚才看见它已在途中。

    杀掉朗德纳克,就是剪除旺代叛党;旺代叛党既除,法兰西就得救了。西穆尔登毫不犹豫。他这个人完成这类残暴的职责,向来得心应手。

    侯爵看来完蛋了,在这方面西穆尔登是放心的。他担心的是另一方面:这场战斗肯定会很惨烈。郭文是战斗的指挥者,他可能会亲自去冲锋陷阵。这位年轻的指挥官身上有着士兵的习性,是一个喜欢恶斗的人。他要是战死了怎么办?郭文,他的孩子!他在人世间唯一亲爱的人!直到现在郭文算是挺幸运,可是幸运之神也会有倦怠的时候。西穆尔登不由得战栗起来。他的命运真是奇特,竟使他夹在两个郭文之间;这两个郭文,他恨不得要了其中一个的命,而让另一个活着。

    那一炮不仅仅是惊醒了摇篮里的乔治特,唤起了身陷绝境的母亲的勇气。不知是偶然的,还是开炮的人故意的,那颗本来是警告性的炮弹,打中了堡垒二层的大枪眼,落在保护它的铁栏杆的框架上,把它打断,几乎掉了下来。被围困在堡垒里面的人顾不上修理。

    被围困的人是吹牛,其实他们弹药很少。他们的处境,在此不妨特别提一下,比围攻者想象的还要吃紧。他们要是有足够的炸药,会宁愿把拉杜格炸掉,让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何尝不这样梦想,可是他们的弹药储备已经枯竭。每个人只剩下将近三十发子弹。长枪、喇叭口短统和手枪倒是不少,就是子弹很少。他们把所有枪都装上子弹,打算连续射击。可是这连续的火力能维持多长时间呢?既要加强火力,又要节省弹药。这正是困难所在。幸好——幸好而令人毛骨悚然,这场战斗将主要是一场面对面的白刃战,是军刀和匕首的格斗。双方将不是对射,而主要是肉搏,用斧头劈杀。这是他们所希望的。

    要攻占堡垒的内部似乎是不可能的。缺口通向的那间低矮的大厅里,有一道退守工事。朗德纳克巧妙构筑的这道工事,扼住了入口。工事后面有一张长条桌,上面摆满了装好子弹的枪支:喇叭口火枪、马枪、短筒滑膛枪,还有军刀、斧头、匕首。由于不能利用地牢来炸毁堡垒,侯爵便下令将地牢与低矮大厅相通的门堵死。低矮大厅上面是二层的圆形大厅,只有一座非常窄的圣吉尔式盘梯通上去。那间大厅和低矮大厅里一样,也有一张桌子上放满了装好弹药的武器,伸手拿来就可以射击,照亮整个大厅的光线,全靠刚才炮弹炸坏了护栏的那个大枪眼。从这间大厅沿盘梯上去是三层的圆形厅,通向桥堡的铁门就在这间厅里。三层这间圆形厅不是叫作“铁门房”,就是叫作“镜子房”,因为光秃秃的石墙上,有许多连镜框也没有的小镜子,挂在一些古老的生锈的钉子上。真是原始环境中的一种古怪的讲究。再上面的房间就无法有效地防守了。因此,按照要塞法规制订者马内松-马勒的说法,镜子房是“被围困者最后投降的地方”。所以正如我们说过的,必须阻止进攻者攻到这一层。

    三层的这间圆厅有好几个枪眼采光,里面却点着一个火炬。这个火炬与低矮大厅里的火炬一样,插在一个铁制火炬架上,是由羿马蛑点燃的,他把硫黄导火线的一端放在火炬旁边。多么险恶的居心!

    低矮大厅里端有一条长搁凳,上面摆着食物,就像荷马描写的山洞里一样,其中有大盘的米饭,黑麦糊,牛肉饼,一盘盘面饼,煮水果,果酱和一瓶瓶苹果酒。谁要吃要喝就自己取。

    那一声炮响使他们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只剩下半个钟头了。

    羿马蛑站在城堡顶上监视围攻者是否接近堡垒。朗德纳克有令,不要开枪,让他们进来。他说:“他们有四千五百人,在外面开枪打他们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等他们进来再开枪。到了里边,双方力量就对等了。”

    他又笑着补充说:“平等博爱嘛。”

    因此决定,当敌人开始运动时,羿马蛑就吹号角报警。

    大家静悄悄地埋伏在退守工事后面或盘梯上,等待着,一手握住枪,一手捏着念珠。

    形势已经明朗,概括起来就是:

    围攻一方需要夺取一个缺口,一道退守工事,逐一强攻一连三层的三间大厅,冒着弹雨一级一级攻占两座盘梯;被围攻一方只有死路一条。

    七 部署进攻

    另一方,郭文正部署进攻。他对西穆尔登和盖尚做了最后的指示。我们还记得,西穆尔登的任务是防守高地,不参加进攻;盖尚的任务是带领主力部队隐蔽在森林里,进行监视。他们商定,无论下面森林里的炮队,还是上面高地上的炮队,只要敌人不突围或试图逃跑,就不要开炮。郭文把指挥进攻缺口的任务留给了自己。这令西穆尔登很不安。

    太阳已经落山。

    平坦的原野上矗立的一座城堡,恰似大海上的一艘船。攻击一座城堡和攻击一艘船的方式也应该是相同的。与其说是攻击,不如说是强行攀登。用不着大炮。用不着任何没有用的东西。用大炮轰击十五尺厚的墙壁有什么用呢?船舷炸开了一个洞,一方就强攻,一方就死守。用的是斧头、刀子、手枪、拳头和牙齿。惊险战斗场面莫过于此。

    郭文觉得,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能拿下拉杜格。这种面对面的格斗,伤亡一定很惨重。他的童年是在这座城堡里度过的,对其内部可怕的构造他了如指掌。

    他深深地沉浸在思考之中。

    这时,他的副官盖尚拿着望远镜,在几步远的地方,对准帕里涅那个方向进行观察。突然,盖尚叫了起来:

    “啊!终于来啦!”

    这声叫喊将郭文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什么事,盖尚?”

    “报告司令,梯子运来啦。”

    “营救梯子?”

    “是的。”

    “怎么?我们还没有弄到手?”

    “还没有,司令。我正担心呢。我派到雅凡内去的专差早回来了。”

    “我知道。”

    “他报告说,他在雅凡内木工厂找到了一架长度合适的梯子,便征用了,叫人把梯子装上一辆马车,他又调来十二个骑兵组成护卫队,看见车子、护卫队和梯子向帕里涅出发之后,这才快马加鞭赶了回来。”

    “并且向我们做了报告。他还说选了两匹好马拉车。车子是将近早晨两点钟出发的,日落之前可以赶到这里。这一切我都知道。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吗,司令,太阳落山了,运梯子的马车还没到。”

    “这可能吗?可是我们要发动进攻了。时间到了。我们如果迟迟不进攻,被围困的人就以为我们后退了。”

    “司令,我们可以进攻了。”

    “可是,必须有救护梯子啊。”

    “那当然。”

    “可是我们还没有。”

    “我们有了。”

    “怎么?”

    “我刚才说:‘啊!终于来啦!’就是这个意思。马车还没到,我就拿了望远镜,观察从帕里涅到拉杜格这段路。司令,观察结果令我高兴。车子和护卫队正在那里下坡呢。你可以看见。”

    郭文接过望远镜,观察起来。

    “果然来啦。天黑了,看不大清楚,不过护卫队还是看得见,没错。只是护卫队的人数似乎比你说的多一些,盖尚。”

    “我也这样觉得。”

    “他们离这里大约还有四分之一法里。”

    “司令,再过一刻钟救护梯子就到啦。”

    “可以进攻了。”

    来的的确是辆马车,但不是他们盼望的那辆。

    郭文转过身,看见中士拉杜站在他身后,身子笔挺,眼睛低垂,正向他行军礼。

    “什么事,拉杜?”

    “司令公民,我们红帽子营的全体战士请求你优先照顾。”

    “优先照顾什么?”

    “让我们去拼命。”

    “啊!”郭文说。

    “你肯照顾吗?”

    “可是……这得看……”郭文说。

    “情况是这样呀,司令:自从多尔那一仗以来,你一直不让我们上。我们可还有十二条汉子呀。”

    “那又怎样?”

    “我们感到屈辱。”

    “你们是后备队。”

    “我们可愿意打先锋。”

    “可是,我需要你们在战斗的最后阶段来决定胜负,所以我把你们留着。”

    “太过分了。”

    “都一样。你们是队伍的一部分。你们也向前进。”

    “跟在后头前进。巴黎人有权走在前面。”

    “我会考虑的,拉杜中士。”

    “请你现在就考虑,司令。这次是个机会。肯定会有一场恶斗,会打得难分难解。肯定是场你死我活的厮杀。谁的手指碰到拉杜格,不被烫掉才怪呢!所以我们请求优先照顾,让我们参加。”

    中士顿了顿,捻着胡子,用变了样的声音接着说:

    “而且,你知道,司令,这座城堡里有我们的孩子,红帽子营的孩子,我们的三个孩子。那个面目狰狞的舔屁股的糊涂虫,那个‘灭蓝恶棍’,那个羿马蛑,那个古日-勒布鲁昂,或者叫什么布日-勒格鲁昂的,那个狗日的无赖,天杀的恶魔,正威胁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娃儿,司令!就是天崩地裂,我们也不愿意他们遭到不幸!你听见了吗,长官?我们不愿意!今天下午,我利用休战的机会登上高地,从窗户里看见了他们。是的,他们真的在那里,站在山沟边上可以看见他们。我看见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我,但是挺害怕,几个可怜的孩子。司令,谁敢动这几个可爱的孩子一根头发丝,我,中士拉杜,我以最神圣的神灵的名义起誓,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也要报仇。我们营的人都说,我们一定要救出这几个孩子,否则我们就全体战死。这是我们的权利,天经地义的权利!一点不错,全体战死。现在,请接受我们的敬礼和敬意。”

    郭文握住拉杜的手说:

    “你们都是勇士。我同意你们参加突击队。我把你们分成两部分,六个做前锋,带领大家向前冲。六个做后卫,不许任何人后退。”

    “这十二个人依然由我指挥吗?”

    “当然。”

    “那么,多谢司令。这样我就是前锋了。”

    拉杜行了军礼。回队伍里去了。

    郭文掏出怀表,附到盖尚耳边说了几句话,突击队就开始组成了。

    八 喊话和咆哮

    西穆尔登这时还没有去高地他自己的岗位上,还站在郭文身旁。他走到号手面前说:

    “向号角发信号。”

    军号响了,号角回答。

    军号和号角再次一问一答。

    “怎么回事?”郭文问盖尚,“西穆尔登想干什么?”

    西穆尔登手里挥动着一块白手帕,向城堡走去。

    他提高嗓门喊道:

    “城堡里的人,你们认得我吗?”

    一个声音,羿马蛑的声音,在城堡顶上回答:

    “认得。”

    于是,两个声音一问一答对起话来。只听见他们说道:

    “我是共和国政府特派员。”

    “你是帕里涅过去的本堂神父。”

    “我是救国委员会的代表。”

    “你是教士。”

    “我代表法律。”

    “你是背叛者。”

    “我是革命的特使。”

    “你是叛教者。”

    “我是西穆尔登。”

    “你是魔鬼。”

    “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们恨透了你。”

    “我如果能落到你们手里,你们高兴吗?”

    “我们这里十八个人都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去换你的脑袋。”

    “那么,我自己送上来让你们捉去。”

    城堡顶上传来一阵粗野地大笑,同时喊道:

    “来吧。”

    阵地上的部队静悄悄地等待着。

    西穆尔登又说: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听我说。”

    “说吧。”

    “你们恨我是吗?”

    “是的。”

    “可是我呢,我爱你们。我是你们的兄弟。”

    城堡顶上的声音回答说:

    “是的,你是该隐。”

    西穆尔登用一种不寻常的,既高傲又温和的口气说道:

    “尽管骂吧,不过听我说。我是作为谈判代表来这里的。是的,你们是我的兄弟。你们是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人。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代表光明,来开导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光明总是包含着博爱。况且,我们大家不是有同一个母亲,即祖国吗?所以,请听我说。以后你们会明白,或者你们的子女会明白,或者你们的子女的子女会明白,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实现上天的旨意;革命是谁引导的?是上帝。在所有的良心,甚至包括你们的良心觉悟之前,在所有的狂热,甚至包括我们的狂热消失之前,在人们普遍觉醒之前,难道就没有人可怜你们的愚昧无知吗?我来找你们,我把自己的头送给你们;还不止这样,我甚至向你们伸出手。我请求你们牺牲我的性命来拯救你们自己。我拥有全权,我说得到就能做得到。现在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做最后一次努力。是的,现在对你们说话的是一个公民,而在这个公民身上,的确有着教士的成分。作为公民我和你们打仗,作为教士我恳求你们。请听我说。你们之中许多人有妻子儿女。我站在你们的妻子儿女的立场上说话,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对你们。啊,兄弟们!”

    “好呀,布你的道吧!”羿马蛑冷笑一声说。

    西穆尔登继续说:

    “兄弟们,不要让那可怕的时刻到来。否则,等会儿我们就要在这里互相残杀。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在你们面前的许多人,会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是的,我们之中许多人会丧命,而你们呢,你们是全体要丧命。饶恕你们自己吧。为什么要白流这么多血呢?只杀死两人就够了,为什么要杀死这么多人呢?

    “两个人?”羿马蛑问道。

    “不错,两个。”

    “哪两个?”

    “朗德纳克和我。”

    西穆尔登紧接着提高嗓门说:

    “两个多余的人,朗德纳克对我们来讲是多余的,我对你们来讲是多余的。这就是我向你们提的建议。你们所有人的性命都可以得救。你们把朗德纳克交给我们,而把我抓去。朗德纳克将送上断头台,至于我,随便你们怎么处置。”

    “教士,”羿马蛑吼起来,“我们抓到了你,就要用小火把你慢慢烧死。”

    “我同意。”西穆尔登答道。

    他马上又说:

    “你们,这座城堡里死定了的罪犯,一个钟头之后你们就可以活着获得自由。我是来救你们的。你们接受吗?”

    羿马蛑大骂起来:

    “你不仅是个坏蛋,还是个疯子。哼!你为什么要来向我们说这些?谁叫你来和我们谈判的?让我们出卖爵爷!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他的脑袋,同时向你们交出我的……”

    “你的狗命。我们要像宰狗一样剥下你的皮,西穆尔登神父。啊,不,你的狗命抵不上爵爷的脑袋。滚吧!”

    “打起来可是挺可怕的。你们最后考虑一下吧。”

    当我们听到城堡里边和城堡外边这段可悲的对话时,天完全黑下来了。朗德纳克侯爵一声不吭,任由他们谈判。大凡当头头的人,都有这种阴暗的自私心理。这也是责任者的权利之一。

    羿马蛑不再理会西穆尔登,直接冲下面喊道:

    “围攻我们的人听着,我们已经向你们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建议很明确,没有任何要改变的。接受我们的建议吧,否则就大难临头!你们同意吗?我们把关在那边的三个孩子还给你们,你们让我们全体安然无恙地自由出去。”

    “让你们全体,可以,”西穆尔登答道,“只除了一个人。”

    “哪一个?”

    “朗德纳克。”

    “爵爷!交出爵爷!绝不!”

    “我们要朗德纳克。”

    “休想。”

    “我们谈判只有这一个条件。”

    “那么就开始进攻吧!”

    顿时一片寂静。

    羿马蛑用号角吹了信号之后,就走下城堡顶。侯爵拔剑在手,十九个被围困者全集中在低矮大厅的工事后面,一个个跪在地上。他们听见进攻部队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在黑暗里朝堡垒挺进。步伐声越来越近,突然他们感到进攻者很近了,已经到了缺口外面。于是,他们全都跪着端起长枪和喇叭口短统,将枪管从工事的枪眼里伸出去。他们之中的一个,大老实人图尔莫神父站起来,右手举着明晃晃的战刀,左手握着十字架,用严肃的声音说: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他们一齐开火,战斗打响了。

    九 提坦与巨人之战

    果然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战斗。

    这场肉搏战超过了人们的一切想象。

    要看到同样的场面,除非回溯到埃斯库洛斯 (1) 所描写的那些大角斗或者古代的封建大屠杀,回溯到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那些“短武器进攻战”,即通过炸开的铁蒺藜进攻要塞。那种惨烈的突击战,正如阿连特茹省一位老中士所讲述的那样:“地雷一爆炸,进攻者就带着钉有许多铁片的木板,拿着圆盾和弹盾,身上挂着许多手榴弹,迫使防守的人放弃掩体或堑壕,将之占领,凶猛地逼得防守者退缩。”

    发起进攻的地点是可怕的。那个缺口,行话称为“隧道式缺口”,我们还记得,即穿透墙壁的一个裂口,而不是露天的喇叭口缺口。炸药爆炸所起的作用像钻孔器钻了一个洞。炸药的爆破力十分强大,把堡垒的墙壁从炮眼以上炸开了四十尺。不过那也仅仅是一道裂缝而已,这道通向低矮大厅可以容人进出的裂缝,好像是用长矛刺穿的,而不是斧头劈开的。

    那像是堡垒腰间被刺了一刀,是一道长长的从表到里的裂口,恰似一口横躺在地下的井,一条曲折上升的走廊,一根穿透十五尺厚墙壁的肠子,一个形状极不规则的圆筒,里面到处是障碍物、陷阱和爆炸物;人钻进去,头会碰到石头,脚下尽是碎片,眼前一片漆黑。

    进攻者面前是一个黑洞洞的门洞,一个深渊的入口,而这个可怕的巨口上下两颚都是炸裂的墙壁尖尖的石头,就是鲨鱼的嘴里也没有那么多牙齿。要进攻就必须从洞口进去,并且从里边出去。

    里面有密集的火力网,外面还有一道退守障碍。所谓外面,就是一层那间低矮大厅。

    如此酷烈的战斗,能够见到的,只有坑道战中双方的工兵在坑道里的遭遇战,或者海战中两船相接,双方在中甲板用斧头互相砍杀。最恐怖的战斗,莫过于在一条坑道里互相厮杀。在一抬头就会碰到顶的坑道里相互拼杀,那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第一批进攻者冲进缺口时,整个退守障碍火光飞溅,仿佛地底下发生了雷击。攻守双方恰似以雷击对付雷击。只听见双方对射的子弹在爆炸。郭文高声呼喊:“冲啊!”紧接着是朗德纳克的喊声:“坚决顶住敌人!”羿马蛑也大喊大叫:“冲老子来吧,畜生!”接着是刀对刀、枪对枪的撞击声。一场碰到谁杀谁的可怕肉搏。墙上的火炬只是模模糊糊映照着这场惨不忍睹的相互残杀。什么也分辨不清,只见黑暗中闪着红光。人一进到这里,就立即变得又聋又瞎,耳朵被声音震聋,眼睛被浓烟熏瞎。死伤的人倒在乱石之中,其他人践踏着尸体和伤兵,断肢的伤员被踩得尖嚎,快要死的人拼命地咬踩在他们身上的脚。有时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这比乱哄哄的情形更可怕。双方你揪住我,我揪住你,听得见对方嘴里可怕地喘着粗气,接着是撕咬的声音,垂死者嘶哑的喘息,还有咒骂。随后又是雷霆般的轰击。鲜血像一条小溪通过缺口流到堡垒外面,在黑暗中漫溢开去。淤积在草地里的暗幽幽的血冒着热气。

    仿佛是堡垒本身在流血,仿佛这个庞然大物受了伤。

    奇怪的是,在外面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夜黑如墨。在受到攻击的堡垒周围的平原上和森林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里面是地狱,外面是坟墓。在黑暗中相互残杀的人们的肉搏声,火枪的扫射声,呐喊声,怒吼声,这震耳欲聋的声音消失在厚厚的墙壁里和拱顶下,空气稀薄使声音也变得沉闷,杀戮又加上窒息。在堡垒外面几乎听不见这些声音。这时那几个孩子睡得正香呢。

    战斗越来越激烈。退守障碍屹然不动。这种人字形的凹角防御工事实在难攻。被围困者虽然人数占劣势,但在位置上却占优势。进攻部队损失惨重。他们在堡垒脚下排成长长的队伍,慢慢向缺口里面深入,进到里面就缩成一团,像进洞的蛇一样。

    郭文毕竟是一位年轻将领,行动不免有些冒失,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冲进了低矮大厅,子弹在他周围飞溅。这里不得不补充一句:他是一个从没受过伤的人,所以充满了信心。

    他转身想下命令,一阵排枪的闪光照亮了他身旁的一张面孔。

    “西穆尔登!”他叫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果然是西穆尔登。西穆尔登回答:

    “我来待在你身边。”

    “可是你会被打死的。”

    “可是你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需要我,并不需要你。”

    “既然你在这里,我就必须在这里。”

    “不必要,我的老师。”

    “必要,我的孩子。”

    于是,西穆尔登就留在郭文身边。

    低矮大厅的地板上死尸成堆。

    虽然退守障碍还没有攻破,但数量上的优势显然最终要取得胜利。进攻的人是暴露的,防守的人有掩护,倒下十个进攻者,才倒下一个防守者,但进攻者不断冲上来。进攻的人数不断增加,防守的人数不断减少。

    进攻的目标是退守障碍,因为十九个防守的人全躲在退障后面。他们之中也有死的,也有伤的,最多还剩下十五个人在战斗。最玩命的冬曲伤得非常严重。他是布列塔尼人,个子矮壮,短发卷曲,五短身材,却精力过人。他一只眼睛给打瞎了,颌骨也给打碎了,不过还走得动。他沿着盘梯爬到二层的大厅里,想在那里祈祷之后再死。

    他背靠着枪眼旁边的墙壁,想在那里透透气。

    楼下退障前面的杀戮越来越可怖。在两阵齐射的间歇中,西穆尔登扯开嗓门喊道:

    “被困在里边的人,为什么还要流更多的血?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啦。投降吧。想一想吧,我们是四千五百人对付你们十九个人,就是说两百多个人对付你们一个。投降吧。”

    “别让他妖言惑众!”朗德纳克喊道。

    一阵密集的排枪反击了西穆尔登。

    工事的顶部没有达到天花板,被围困者可以从上面射击,同样进攻者也可能爬上去。

    “向退障进攻!”郭文喊道,“谁有胆量爬到退障上去?”

    “我!”中士拉杜答道。

    十 拉杜

    这时,进攻的战士们无不愕然。拉杜是率领突击队从缺口进来的,是第六个冲进来的;巴黎营的这六个人,已经有四个倒下了。他高喊一声“我”之后,大家都看见他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低着头,弯着腰,几乎从战士们的胯间爬过去,到了缺口的入口处,出去了。他是临阵脱逃吗?一个这样的人会脱逃?他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

    到了缺口外面,拉杜的双眼被烟熏得还睁不开,他用手揉了揉,仿佛要赶走恐怖和黑暗,然后借着星光,观察堡垒的墙壁。他满意地点点头,那意思是:“我没有搞错。”

    拉杜早就注意到,爆破形成的深深的裂缝,从缺口往上一直延伸到二层的那个枪眼,而那个枪眼外面的铁栅栏,被一颗炮弹击中打断了。半脱落的断铁栅栏悬挂在那里,因此一个人可以从枪眼里钻进去。

    一个人可以钻进去,但是一个人爬得上去吗?顺着裂缝爬上去是可能的,条件是必须像猫一样灵巧。

    拉杜就像猫一样灵巧。他是品达罗斯 (2) 所歌颂的那类“敏捷的竞技者”。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老兵又是一个年轻人。拉杜曾经在法兰西近卫军里当过兵,但还不到四十岁。这是一个机敏的大力士。

    他将短筒火枪往地上一撂,摘下皮子弹带,脱掉制服和内衫,只留下两支手枪别在裤腰带里,一把亮闪闪的军刀咬在嘴里。两支手枪的枪柄从裤腰带上面露出来。

    他扔掉了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在黑暗里还没进缺口的进攻士兵们的注视下,开始攀登墙壁,抓住裂缝里的石头,像爬楼梯一样。他脱掉了鞋子是对的,赤脚攀登起来最方便。他用脚趾钩住石头间的洞,两手抓住裂缝边缘,双膝顶住墙壁,一点一点往上爬。这样的攀登是艰难的。就像是沿着一条锯的锯齿往上爬。“幸好,”他想道,“二层那个房间里没有人,有人就绝不会让我这样往上爬。”

    他要爬的高度不下于四十尺。越往上爬,突出的手枪柄就有点碍事,而且裂缝也越来越窄,所以攀登就越加困难。爬得越高,跌下来的危险也就越大。

    他终于爬到了枪眼的边缘,用手推开扭曲、脱落的铁栏杆。那枪眼容得下他钻进去还绰绰有余。他尽平生力气将身体往上一耸,膝盖便抵在凸边上面了,同时一只手抓住右边的半段铁栏杆,另一只手抓住左边的半段铁栏杆。这样整个上半身就升到了枪眼前面,嘴里咬着军刀,整个人只靠双手的力量悬挂在深渊之上。

    他只要身子一跃,就可以跳进二层的大厅里了。

    可是,枪眼里出现了一张面孔。

    拉杜蓦地看见面前黑暗中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那是一张血淋淋的脸,上面一只眼睛炸掉了,整个面颊打得稀烂。

    那张血肉模糊的面具,用仅剩的一只眼睛盯住了他。

    那张面具有两只手,那两只手从黑暗中伸出来,逼近拉杜,一只手一把就拔走了他腰带里的两支手枪,另一只手夺去了他用牙齿咬住的军刀。

    拉杜被解除了武装。他的双膝在倾斜的凸边上往下滑,紧紧攥住两边铁栏杆的双手,几乎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而他的下面是四十尺的深渊。

    那张面具和那双手就是冬曲。

    冬曲被下一层冒上来的烟呛得透不过气来,设法爬到了枪眼里,外面的空气使他头脑清醒了,夜间的凉气使他的血凝结不再流了,他的体力有所恢复。突然,他看见面前枪眼外面出现了拉杜的上半身。这时,拉杜双手紧紧抓着铁栏杆,要么让自己坠落下去,要么让人家解除自己的武装,别无选择。于是,面貌吓人的冬曲从容地夺去了他腰间的手枪和嘴里的军刀。

    开始了一场闻所未闻的决斗,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身负重伤的人之间的决斗。

    胜利显然应该属于那个身负重伤者。一颗子弹就足以使拉杜坠入脚下黑洞洞的深渊。

    算拉杜幸运,冬曲将两支手枪捏在一只手里,没法开枪,不得不使用军刀。他用刀尖向拉杜的肩膀刺了一刀。这一刀刺伤了拉杜,同时也救了他。

    拉杜虽然没有武器,但体力充沛,那刀伤并没有损及骨头,他根本不予理会,却纵身一跃,两手松开铁栏杆,就跳进了枪眼里。

    现在他与冬曲面对面了。冬曲把军刀扔到身后,两只手各握一支手枪。

    冬曲用膝盖支起身子,用手枪瞄准几乎就在枪口前面的拉杜,可是他的胳膊软弱无力,哆嗦得厉害,一时无法射击。

    拉杜利用这个机会,哈哈大笑着喊道:

    “喂,丑八怪!你以为你这副像焖烂的牛肉的嘴脸能吓倒我吗?该死的,看你这张脸毁成啥模样了!”

    冬曲瞄准了他。

    拉杜继续说:

    “这话可不夸张,你那张鬼脸被霰弹打得可好看了。可怜的小子,贝娄娜 (3) 可毁了你的容啦。喂,来吧,把你那颗挠痒痒的子弹射过来吧,我的傻小子。”

    枪响了,子弹擦着拉杜的头飞过去,把他的耳朵削掉了一半。冬曲抬起握住第二支枪的另一只手,但拉杜不再让他有时间瞄准。

    “老子少了一只耳朵已经够啦,”他叫道,“你伤了老子两次,现在该老子偿还啦!”

    他向冬曲扑过去,将他的手臂往上一推,子弹就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随即他抓住冬曲,将他已经打碎的颌骨使劲一扭。

    冬曲号叫一声,昏了过去。

    拉杜从他身上跨过去,把他留在枪眼里。

    “现在你知道老子警告的厉害了吧,”他说,“不要再动,老实躺在这里,可恶的爬虫。你知道老子现在没有闲心来收拾你。舒服地在地上趴着吧,只配啃我的鞋子的家伙。死去吧,反正你死定了的。等会儿你就会知道,你的本堂神父告诉你的全是蠢话。从此你销声匿迹吧,乡巴佬。”

    他跳到二层楼的大厅里。

    “什么也看不见。”他咕哝道。

    冬曲在痉挛地抽动,发出垂死的叫喊。拉杜回过头:

    “安静!别给我出声,昏头昏脑的公民。我不再管你的事啦。你的性命不值得我来了结。别吵吵嚷嚷打扰我。”

    他不安地挠着头,一边打量冬曲。

    “啊,这可怎么办?一切都挺顺手,可是现在我没了武器。我本来可以放两枪的,都给你浪费了,畜生!而且还有这烟熏得人眼睛疼得要命!”

    他碰了一下被打掉的耳朵。

    “哎哟!”他叫了一声。

    他又说:

    “你也太过分了,打掉了我一只耳朵。不过,我宁愿少只耳朵,而不愿少了别的。耳朵这玩意儿只不过是个装饰。你还刺伤了我的肩膀,这更是小意思。你呜呼哀哉吧,土包子,我宽恕你。”

    他听了听。下面大厅里像开了锅一样可怕。战斗比刚才更激烈。

    “下面打得不坏。不管怎样,他们在喊国王万岁呢。死也要死得像个贵族样子。”

    他的脚在地板上碰到了他的军刀,他捡起来,对不再动弹,可能已经死了的冬曲说:

    “你瞧,木头人,我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军刀都一样。不过,出于老交情,我还是把它捡了起来。我需要的是我的两支手枪。你见鬼去吧,野蛮的家伙。啊,这,我该怎么办才好?我在这里没起半点作用。”

    他向屋子中间走去,竭力想看清和辨明方向。突然,在黑暗中他瞥见中央柱子后面有一张长条桌,桌面上有什么东西微微闪光。那是一些喇叭口火枪、手枪、马枪,一长溜火器排列得整整齐齐,似乎是预备让使用者一伸手就能拿到。这是防守者为对付第二阶段的攻击而做的战斗储备。武器弹药一大批。

    “好一张酒菜台子!”拉杜叫起来。

    他异常兴奋地扑过去。

    现在他变得令人生畏了。

    通往上下各层的楼梯门就在摆满武器的桌子旁边,可以看得见是完全敞开的。拉杜扔掉军刀,两手各绰起一支双发手枪,顺手向门下面的盘梯放了四枪,随即抓起一支喇叭口短统,又放了一枪,然后拿起一支装满大粒霰弹的喇叭口火枪射击。这一枪射出十五粒霰弹,像一阵排枪。拉杜这才喘口气,用雷鸣般的声音对着楼梯下喊道:“巴黎万岁!”

    他抓起一支比刚才那支更粗大的喇叭口火枪,对准盘旋曲折的圣吉尔式盘梯,等待着。

    低矮大厅里的惊慌失措难以描述。这突如其来的震慑,使抵抗土崩瓦解。

    拉杜三次放枪有两枪命中,一枪打死了木长矛兄弟俩中的老大,另一枪打死了外号胡扎德的凯兰先生。

    “他们上了楼啦!”侯爵喊道。

    这声叫喊使得守兵们放弃了退守工事。真是兵败如山倒,跑得比兔子还快,大家争先恐后往楼梯上冲。侯爵鼓励大家逃走。

    “赶快,”他说,“逃脱就算勇敢。全都上三层楼去。到了那里咱们再打。”

    他最后一个离开退守障碍。

    这种勇敢精神救了他一命。

    拉杜埋伏在二层的楼梯顶上,手指抠住火枪扳机,等待着溃逃的敌人。最先出现在盘梯拐角处的敌人,迎头遭到射击,一个个被雷击倒了似的。侯爵若在他们之中,也就一命呜呼了。拉杜还没来得及抓起另一支枪,其他敌人都冲了过去,侯爵在最后边,比其他人跑得慢。他们以为二层大厅里有许多敌人,所以没有停留,直接跑到了三层楼,即镜子室。铁门就在三层,硫黄导火线也在这一层,要在这一层决定是投降还是死亡。

    对于楼梯上的枪声,郭文和敌人一样莫名其妙,不知道援军是从哪里来的,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利用这个机会,率领战士们跳过退守障碍,紧紧追赶逃敌,一直追到二层楼。

    他在那里看见了拉杜。

    拉杜抢先行了个军礼,说:

    “稍停片刻,司令。这是我干的。我记起了多尔那一仗,就学你的样,从后面包抄了敌人。”

    “好学生。”郭文微笑着说。

    人在黑暗中待了一段时间,眼睛就会像夜鸟一样,在黑暗中也看得见了。郭文看见拉杜浑身是血。

    “可是你受伤了,同志!”

    “不要在意,司令。多一只或少一只耳朵有什么要紧,我还挨了一刀,我真不在乎。打碎块玻璃还免不了划破点皮呢。何况我只流了点血。”

    他们在拉杜占领的二层楼稍事停留。有人拿来一盏灯。西穆尔登来到郭文身边,两个人商量起来。的确要合计一下。进攻者还不了解守军的秘密,不知道他们弹药匮乏,不知道他们缺少火药。第三层是最后一道防线,进攻者以为盘梯上埋了地雷。

    可以肯定,敌人逃不脱了。没有打死的敌人等于被囚禁在上面了。朗德纳克成了瓮中之鳖。

    既然胜利在握,就可以花点时间,来考虑一下结束这场战斗的最好办法。已经死了不少战士,在最后的攻击中应该尽量减少人员的伤亡。

    最后这场攻击的危险是很大的。可能一开始就会遇到猛烈的火力。

    战斗停顿了。进攻部队占领了一层和二层,正等待着长官继续进攻的命令。郭文和西穆尔登在商量。拉杜默默地在一旁听着。

    他腼腆地大着胆子又行了一个军礼。

    “报告司令!”

    “什么事,拉杜?”

    “我能请求一个小小的奖赏吗?”

    “当然可以。你要什么就说吧。”

    “我请求第一个冲上去。”

    这没法拒绝他。再说,不允许他也会带头往上冲的。

    十一 绝望的一伙

    二层楼在商量的时候,三层楼则在构筑工事。胜利带来狂热,失败引起疯狂。上下两层楼将作殊死的决斗。胜利快要到手,这是令人陶醉的。下面一层的人满怀希望。世间若是不存在绝望,希望一定是人类的最大动力。

    上面一层的人充满了绝望。

    一种镇定、冷酷、悲怆的绝望。

    防守者逃进这间庇护所,头一件事就是堵住入口,因为除了这个房间,他们别无藏身之地了。把门关住无济于事,将楼梯堵住要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一堵既能观察又能打击敌人的障碍,强于一扇关死的门。

    羿马蛑插在硫黄导火线旁墙壁上的火炬,给他们照亮。

    三层的这间大厅里有一只又大又笨重的橡木箱子,是装衣服用的,当时还没有发明带抽屉的衣柜。

    他们把这只箱子拖出来,立着放在楼梯门下面。箱子牢牢地卡住在那里,堵住了入口,只在拱顶下面才留有一个窄窄的空间,只能通过一个人,正好可以用来一个一个消灭进攻者。只不过进攻者恐怕不敢冒险爬上来。

    入口堵住之后,他们才得以喘口气。

    他们清点了一下人数。

    十九个人只剩下七个,包括羿马蛑在内。除了羿马蛑和侯爵,其他人都负了伤。

    那五个人虽然负了伤,但个个仍生龙活虎。在白热化的战斗中,只要不是受了致命伤,全都会照样活动自如。这五个人是别号洛比的夏特奈、纪鲁瓦佐、金枝瓦斯纳、一线爱情和大老实人。其余的人都已阵亡。

    他们没有弹药了。弹盒都空了。他们数了数子弹。七个人还有多少子弹?四发。

    他们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被逼到了悬崖的边缘,下面是可怕的万丈深渊,后面再也没有地方可退了。

    这时进攻又开始了,不过挺缓慢,因此也更稳打稳扎。听得见进攻者用枪托一级一级地试探楼梯。

    逃走是没有任何办法了。能不能从图书室逃走?高地上有六门瞄准的大炮,连引信都点燃了。从上面几层逃跑吗?那有什么用。上面只能通到顶上的露台。跑到那里,唯一的出路只有从城堡顶上往下跳了。

    这伙史诗英雄般的人之中七个幸存者,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无情地禁闭、扣押在这厚厚的墙壁之间了。这厚墙既保护着他们,也出卖他们。他们还没有被俘,但已经成了俘虏。

    侯爵提高声音说:

    “朋友们,一切都完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大老实人又要再当图尔莫神父啦。”

    所有人一齐跪下,手里数着念珠。进攻者的枪托声越来越近。

    大老实人满脸是血,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头顶,把那片头皮连头发削掉了。他用右手举起十字架。侯爵虽然骨子里并不信神,也一膝跪在地上。

    “请每个人大声忏悔自己的过错,”大老实人说,“爵爷,请你说。”

    侯爵说道:

    “我杀过人。”

    “我杀过人。”瓦斯纳说。

    “我杀过人。”纪鲁瓦佐说。

    “我杀过人。”一线爱情说。

    “我杀过人。”夏特奈说。

    “我杀过人。”羿马蛑说。

    大老实人说:

    “我以三圣的名义宽恕你们。愿你们的灵魂将得到安息。”

    “但愿如此。”所有的声音答道。

    侯爵站起来。

    “现在咱们死吧。”他说。

    “咱们还要杀。”羿马蛑说。

    枪托开始砸堵住门的箱子了。

    “想着上帝吧,”神父说,“人间对你们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侯爵说道,“我们已在坟墓里了。”

    大家都低下头,一边拍打胸膛。只有侯爵和神父站着。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地面,神父祈祷着,农民们跟着祈祷,侯爵在沉思。箱子好像被铁锤敲打着,发出瘆人的响声。

    这时,他们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活泼、洪亮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我不是早告诉过你吗,爵爷!”

    所有人都惊愕不已地转过头。

    墙壁出现了一个洞。

    墙有块石头,与其他石头接合得天衣无缝,只是没有黏合固定,而且上下各有个铆钉,可以像转门一样自动旋转。它一旋转,墙壁上就开了一个洞。石头绕中轴旋转,形成两个洞,提供两条通道,左边一条,右边一条,都挺狭窄,但足以通过一个人。透过这扇意想不到的门望去,可以看见一座盘梯最上面的几级。洞里出现一张人脸。

    侯爵认出是阿尔马洛。

    十二 救星

    “是你吗,阿尔马洛?”

    “是我,爵爷。你看,会旋转的石头真有哩!从这里可以出去。我来得正是时候,不过行动要快。只消十分钟,你们就到森林里了。”

    “上帝真伟大。”神父说。

    “你快走,爵爷。”大家异口同声喊道。

    “你们大家先走。”侯爵说。

    “你先走,爵爷。”图尔莫神父说。

    “我最后一个走。”

    侯爵用严肃的声音又说道:

    “别这样让来让去啦。我们没有时间来表现谁的风格高。你们都负了伤,我命令你们活着逃出去。快!利用这条出路。感谢你,阿尔马洛。”

    “侯爵先生,”图尔莫神父说,“我们这就要分手了吗?”

    “到了下面,也许吧。只有一个一个走才能逃得脱。”

    “爵爷给我们指定一个会头地点吧。”

    “好吧。森林中的一块林间空地。就在郭文石那地方,你们认得吗?”

    “我们都认得。”

    “我明天正午到达那里。希望凡是走得动的都到那里会齐。”

    “我们一定到。”

    “我们将重新开始战斗。”侯爵说。

    这时,阿尔马洛推了推那块旋转的石头,却发现石头纹丝不动。洞关不上了。

    “爵爷,”他说,“赶快。石头给卡住啦。我打开了出口,却关不上了。”

    果然,那块石头由于长期不转动,铰链已经失灵,现在怎么也推不动了。

    “爵爷,”阿尔马洛又说,“我本来希望将出口关闭,使蓝军进来后找不到任何人,感到莫名其妙,以为你们全都化成烟飘走了呢。可是这块石头不听话。敌人会看到敞开的出口,会来追赶。所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快呀,全都到楼梯上去。”

    羿马蛑将一只手搁在阿尔马洛肩上:

    “兄弟,大家走出这条通道,到达森林里安全的地方,需要多少时间?”

    “没有重伤号吗?”阿尔马洛问道。

    大家回答:“没有。”

    “这样一刻钟就够了。”

    “这就是说,”羿马蛑又说,“只要敌人在一刻钟后才进到这里……”

    “他们就是追我们也追不上了。”

    “可是,”侯爵说,“他们五分钟后就会进来。那个旧箱子阻挡不了他们多长时间的,用枪托就能砸开。一刻钟!谁能阻挡他们一刻钟?”

    “我。”羿马蛑说。

    “你,古日-勒布鲁昂?”

    “我,爵爷。听我说,你们六个人之中,有五个负了伤,我连皮都没擦破一点。”

    “我也没受伤。”侯爵说。

    “你是首领,爵爷。我是士兵。首领和士兵,这是两码事。”

    “这我知道,我们俩责任不同。”

    “不,爵爷,你和我责任相同,就是要救你出去。”

    羿马蛑转向自己的战友们:

    “弟兄们,当务之急是要挫败敌人,尽可能地拖延他们的追击。请听我说,我体力充沛,一滴血也没有流,没有负伤,我比其他人坚持得久。你们全都走,把武器留给我。我会充分利用这些武器的。我保证足足阻挡敌人半个钟头。有几支上了子弹的手枪?”

    “四支。”

    “请全放在地上。”

    大家按他的话做了。

    “很好。我留下。他们会发现遇到了什么对手。现在赶快,快走。”

    情势紧急,来不及表示感谢。大家只和他握了握手。

    “等会儿见。”侯爵对他说。

    “不,爵爷。我不抱再见的希望啦。再见不可能了,我会死在这里。”

    大家一个一个钻到了狭窄的楼梯上,伤员走在前面。其他人下楼梯时,侯爵从口袋里的小本中间取出一支铅笔,在那块再也转不动,让出口敞开在那里的石头上写了几个字。

    “走吧,爵爷,”阿尔马洛说,“只剩下你啦。”

    阿尔马洛说着就往下走。

    侯爵跟在他后面。

    羿马蛑一个人留下了。

    十三 刽子手

    四支手枪放在石板上,因为这间大厅没有镶木头地板。羿马蛑拿了两支手枪,一只手里握一支。

    他从侧面接近箱子堵塞和挡住的楼梯口。

    进攻者显然担心遭到意外袭击,担心会最后有一枚使胜利者和战败者同归于尽的炸弹。最初的进攻愈是猛烈,最后的进攻就愈是缓慢和谨慎。他们没有能够,也许是没有想要猛烈地把箱子砸破,只是用枪托捅开箱底,然后用刺刀在箱盖上戳了一些洞,在冒险攻进大厅之前,先通过那些洞向里面观察。

    照亮楼梯的灯光,通过那些洞射进了厅里。

    羿马蛑发现一个洞里有一只眼睛在向里窥探。他突然将一支手枪对准那个洞,扣动了扳机。子弹出膛,羿马蛑高兴地听见一声惨叫。子弹射中了眼睛,打穿了头颅。那个窥探的士兵翻身滚下了楼梯。

    进攻者在箱盖下方两个地方戳的洞相当大,弄成了两个枪眼似的孔。羿马蛑利用其中一个孔,伸出胳膊,随便往进攻者的人堆里放了第二枪。子弹大概弹跳了几下,因为听见几个叫声,好像死伤了三四个人,其他人都慌忙后退,楼梯上一遍乱哄哄的声音。

    羿马蛑扔掉刚打完的两支手枪,拾起剩下的两支,一只手握一支,打箱子洞眼里往外看。

    他看到了他的打击产生的最初效果。

    进攻者退下了楼梯。几个垂死的伤员在梯级上抽搐,由于盘梯拐了弯,只看见三四级楼梯。

    羿马蛑等待着。

    “已经赢得了不少时间。”他想道。

    这时,他看见一个人趴在地上,沿着梯级往上爬,同时更下面一点,盘梯中间的柱子后面探出一个士兵的头。羿马蛑瞄那个头打一枪。那个士兵应声倒下。羿马蛑将左手里最后一支装子弹的手枪换到右手里。

    正在这时,他感到一阵可怕的疼痛。这回轮到他号叫了一声。一把军刀捅进了他的腹腔。一只手,爬上来的那个人的一只手,从箱子下方的第二个枪眼里伸进来,将一把军刀捅进了羿马蛑的肚子。

    那伤口挺吓人,肚子被捅了个对穿。

    羿马蛑并没有倒下,他咬紧牙关说:“好!”

    然后,他踉跄地拖着脚步,退到铁门边正在燃烧的火炬旁,把手枪放在地上,抓过火炬,用左手捂住流出来的肠子,右手放低火炬去点燃硫黄导火线。

    导火线点着了,燃起来。羿马蛑扔掉火炬,火炬继续在地上燃烧。他重新抓起手枪,人已倒在石板上,还是尽力支撑着,用仅剩的一口气,去吹硫黄导火线。

    火焰哧溜地向前燃去,窜过了铁门底下,钻进了桥堡里。

    看到这罪恶的行径就要成功了,这个人大概对自己的罪行比对自己的德行还满意,他刚才还称得上英雄,现在只不过是个杀人犯了。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却露出了微笑。

    “他们会记得我的,”他喃喃说道,“我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为我们的孩子——关押在圣殿里的王子报了仇啦。”

    十四 羿马蛑也逃脱了

    这时,只听见一声巨响,箱子在猛烈的撞击下崩塌了,一个手握军刀的人夺路冲到了厅里。

    “我是拉杜。谁要和我作对?我可没有耐心等待。我不顾死活冲了进来,不管怎样,总得将你们之中的一个剖了腹才行。现在我向你们所有人攻击啦。不管后面的人跟没跟上来,反正我进来了。你们共有多少人?”

    这果然是拉杜,只身一人。羿马蛑打死了楼梯上的几个人之后,郭文担心有伪装的地雷,把自己的人撤了下去,正在和西穆尔登合计。

    拉杜握着刀站在门槛上,对着那只有快灭的火炬发出一点光的黑暗,重复他的问话:

    “我是一个人。你们共有多少人?”

    没听见任何回答,他就朝前走去。快要熄灭的火,有时会蹿出一个火苗,可以称为“回光返照”吧。这时,快灭的火炬就蹿出一个火苗,映亮了整个房间。

    拉杜瞥见墙上有面小镜子,便走拢去,照见了自己满是鲜血的脸和耷拉下来的耳朵,说了句:

    “这相破得可真难看。”

    他猛转过身,惊愕地发现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人,”他叫起来,“兵力是零。”

    他看见了旋转的石头、洞口和楼梯。

    “啊!我明白了,溜啦!大家快来啊!同志们快来啊!他们全跑啦。他们跑啦,逃啦,溜啦,逃之夭夭啦!这个瓮一样的旧堡垒原来有条缝。瞧他们钻出去的这个洞,这伙流氓!他们竟玩弄这种鬼花招,叫我们怎么制伏皮特,攻克科堡呀!一定是仁慈的上帝见了鬼来搭救了他们。一个人也没啦!”

    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胳膊肘飞过,打在墙上。

    “不对!这里有人。哪个家伙这么愿意给我面子?”

    “我。”一个声音答道。

    拉杜探头看去,昏暗中依稀看见一堆什么东西。那就是羿马蛑。

    “啊!”他叫道,“我找到一个啦。其他人都逃走了,你小子休想逃脱啦。”

    “你这样想吗?”羿马蛑答道。

    拉杜逼近一步,站住了。

    “喂,趴在地上的家伙,你是谁?”

    “我就是趴在地上的人,我蔑视站着的人。”

    “你右手里是什么东西?”

    “一支手枪。”

    “左手里呢?”

    “我的肠子。”

    “你成了我的俘虏啦。”

    “你休想。”

    羿马蛑趴在燃烧的导火线上,尽最后的力气吹了一口气,就死了。

    过了一会儿,郭文、西穆尔登和大家到了大厅里。所有人都看见了洞口。他们搜寻了各个角落,探测了楼梯,找到一个通向山沟的出口,证实那伙人的确逃走了。他们摇动羿马蛑,发觉他已经死了。郭文拿了一盏灯,细看为被围困者提供了出路的那块石头;他曾经听说过这块会转动的石头,但他也把这种传说视为无稽之谈。在察看石头时,他看到了用铅笔写的几个什么字,将灯凑近一看是:

    再见了,子爵先生。

    朗德纳克

    盖尚也赶到了郭文身边。追击显然没有用。这次逃走做得干净利索,没有漏洞。逃跑者有整个乡村,包括灌木丛,山沟,丛林,还有居民,掩护他们。他们可能已经走得很远了,没有任何办法找到他们。整个富热尔森林,就是一个广阔的藏身之所。怎么办呢?一切得从头来。郭文和盖尚分别谈了自己的失望和对情况的分析。

    西穆尔登严肃地听着,一言不发。

    “对了,盖尚。”郭文说,“梯子呢?”

    “报告司令,没有运到。”

    “可是,我们不是看见一队骑兵护送一辆车子来了吗?”

    盖尚回答:“运来的不是梯子。”

    “那么运来的是什么?”

    “断头机。”西穆尔登说。

    十五 手表和钥匙不要放在同一个口袋

    朗德纳克侯爵走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

    不过他很安全,想抓到他是不可能的。

    他一直跟着阿尔马洛。

    他和阿尔马洛,随着其他逃跑者下了楼梯。楼梯脚下紧靠山沟和桥洞,与一条拱顶窄廊相通。窄廊通向一条很深的天然地沟,地沟一头通到山沟,另一头通向森林。这条地沟弯弯曲曲,被钻不进的植物覆盖着,绝对不会被人发现。要在这里抓到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一个逃跑者一旦进入这条地沟,就会像水蛇一样溜走,杳无踪迹。楼梯脚下那条秘密窄廊的入口,被浓密的荆棘堵得严严的,建筑者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用别的东西来封住这条地下通道。

    侯爵现在只要走就行了。他不必花心思去化装。自到达布列塔尼以来,他一直没有脱下农民服装,认为这样反而能显示出大贵族的气度。

    他只是摘下了佩剑,将皮带解下扔掉。

    阿尔马洛和侯爵从窄廊进入地沟时,纪鲁瓦佐、金枝瓦斯纳、一线爱情、夏特奈和图尔莫神父五个人,已经不见踪影。

    “他们溜得倒是快呀!”阿尔马洛说。

    “你也该像他们一样。”侯爵说。

    “爵爷是要我和你分手吗?”

    “当然。我已经对你讲过。只有单独一个人才好逃。一个人过得去的地方,两个人不一定过得去。咱们一块走会引起人家注意。不是你使我被抓走,就是我使你被抓走。”

    “爵爷熟悉这带地方吗?”

    “熟悉。”

    “爵爷还坚持在郭文石会齐吗?”

    “明天正午。”

    “我将按时去。我们将按时去。”

    阿尔马洛停顿一下。

    “啊!爵爷,想起我们一块在大海上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当时我想杀了你,可是你是我的老爷,你本来可以这样对我说,你却没有说!你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侯爵又说:

    “了不起的是英国。现在别无出路啦。必须让英国人在半个月之内进入法国。”

    “我有许多事情要向爵爷汇报。你交给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所有这些明天再谈吧。”

    “明天见,爵爷。”

    “我说,你饿吗?”

    “大概是饿啦,爵爷。我急急忙忙赶来,今天是不是吃过饭也闹不清啦。”

    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掰成两半,将一半递给阿尔马洛,自己开始吃另一半。

    “爵爷,”阿尔马洛说,“你右边是山沟,你左边是森林。”

    “好。离开我走你的吧。”

    阿尔马洛顺从地走了,钻进了黑暗之中。一阵灌木丛响动过后,就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再过几秒钟,就根本寻不到他的踪迹了。林区这地方,到处是密匝匝的荆棘灌木,对逃亡者十分有利。人不是逃走了,而是消失了。正是这种便于迅速分散的特点,使我们的军队在节节后退的旺代军面前,在这些极善于逃跑的战士面前,迟疑不前。

    侯爵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他是那种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极力不动感情的人。可是,在流血和残杀的气氛中待了这么久,现在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他无法抑制心情的激动。在完全陷于绝境之时彻底获救,在接近坟墓之时获得了绝对的安全,在摆脱死亡之后重获新生,即使对朗德纳克这样一个人,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震动;这样的情形他虽然已经历过不少,但他沉着的心灵还是免不了短暂的冲动。他暗暗感到高兴,但很快抑制住这种近乎高兴的冲动,摸出手表,听了听滴答的响声。现在几点钟了?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现在才10点钟。一个人在刚刚经历一段几乎丧失了一切的人生曲折之后,往往会惊异于那些如此充实的时刻居然不比其他时刻更长。最后警告的那一炮是在快日落的时候发射的,拉杜格是在半个钟头之后,即七八点钟天黑的时候,开始遭到突击队的进攻。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8点钟开始,10点钟就结束了。整个这篇史诗仅仅经历了一百二十分钟。有时一些突变真是快如闪电。事变的短暂令人惊异。

    但仔细一想,令人惊异的恰恰是相反的一面:那么少的人对付那么多的人,居然抵抗了两个钟头,真是异乎寻常!它的确不算短,也还没有结束,这场十九个人抗击四千多人的战斗。

    然而该离开此地了,阿尔马洛大概已经走远了,侯爵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逗留更长时间。他把手表放回上衣口袋,但不是原来那个口袋,因为他刚才发现,在那个口袋里,手表与羿马蛑交给他的铁门钥匙放在一起,表蒙子可能被钥匙撞坏。他准备进入森林。他正要向左拐,突然觉得有一道朦胧的光一直照到了他身边。

    他回转身,透过荆棘丛望去,看见山沟里一大片火光,红色的火光把他面前的荆棘丛映得非常清晰,连每一根细小的枝条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距离山沟只有几步路。他向山沟走去,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暴露在那亮光之中。不管是怎么回事,那事情毕竟与他无关。他又按照阿尔马洛给他指示的方向,朝森林走去。

    当他深深地钻进并隐蔽在荆棘丛里的时候,突然听见头顶一声可怕的叫喊;这叫喊仿佛就是从山沟上面的高地边缘传来的。侯爵抬起头,停住了脚步。

    ————————————————————

    (1) 埃斯库洛斯(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的鼻祖。

    (2) 品达罗斯(约公元前518—约前438),古希腊诗人,所写颂诗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合唱抒情诗的高峰。

    (3) 古罗马宗教崇奉的女战神。

    第五章 魔鬼心里的上帝

    一 找到了,又失去了

    米什尔·弗雷夏望见那座被夕阳映红的城堡时,她离城堡还有一法里多。她连迈一步的力气也没有了,但面对这一法里多路程一点也没有犹豫。女人固然脆弱,但母亲是坚强的。她走过来了。

    太阳已经落山,暮色降临了,不一会儿已是夜色深沉。她不停地走着,听见远处某座看不见的钟楼敲响了8点钟,又敲响了9点钟。那大概是帕里涅的钟楼。她不时停住脚步,倾听某种一下一下的沉闷的声音,这大概是夜里某种无法说清的响声。

    她笔直朝前走,流血的双脚踏着荒原上尖利的荆棘。她循着远处那座城堡发出来的微弱的亮光走;那光凸现出城堡的轮廓,使黑暗中的那座城堡笼罩着神秘的光辉。随着响声越来越清晰,那光也越来越强烈。后来它消失了。

    米什尔·弗雷夏行走的那块辽阔的高地,除了野草,就是欧石楠,见不到一座房屋,见不到一棵树。那高地不知不觉地渐渐升高,一眼望不到边;它的边缘,像一条又长又直又硬的线,紧贴着星光照耀的黑沉沉的地平线。支持她往上爬的力量,是她的眼睛始终看见前面那座城堡。

    那座城堡在她眼里慢慢地越来越大。

    我们刚才说过,那来自城堡的沉闷轰响和暗淡的光亮是时断时续的,一会儿没有了,一会儿又有了,对这位落难的母亲来说,真好像一个莫名其妙的、揪心的谜。

    突然,一切都没有了,声音和光亮统统消失了。一时间,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种瘆人的寂静。

    就在这时,米什尔·弗雷夏到达了高地的边缘。

    她看见脚下一条山沟,底部消失在灰暗浓重的夜色中;离高地顶部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些交错的轮子、斜壁和射击孔,那就是炮台;而在她前面,炮台上已点燃的引信,依稀映照出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仿佛是黑暗筑成的,比笼罩它的夜色还要黑。

    那座建筑物包括一座桥,桥洞隐设在山沟里,桥上面好像耸立着一座小堡;桥和小堡都紧靠着一座高耸的黑黢黢的圆形建筑,那就是这位母亲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赶来寻找的城堡。

    从城堡的天窗可以看见里面有灯光晃来晃去;从里面传出阵阵嘈杂声,可以想见里面有许多人,其中有几个人影甚至跑到了顶部的露台上。

    炮台旁边就是兵营,米什尔·弗雷夏看得见哨兵,但她在黑暗中,又有灌木丛掩护,没有被发现。

    她走到了高地边缘,离桥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到了。深深的山沟把她和桥隔开了。黑暗中,她分辨出桥堡有三层楼。

    她不知道待了多长时间,她思想上已经没有时间概念,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隔着深深的山沟,全神贯注地望着那座黑黢黢的建筑。这是什么建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拉杜格吗?一种说不清的期待心情使她感到一阵晕眩,而这种期待既像是终点又像是起点。她暗暗问自己为什么来到了这里。

    她观察着,倾听着。

    突然,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在她和她所看的东西之间,升起了一片烟幕。那烟刺激得她的双眼难以睁开。她刚闭上眼睛,却觉得眼前又红又亮,便连忙又将眼睛睁开。

    她眼前再也不是一片漆黑,而是如同白昼,可是这是灾难性的白昼,是大火映出的白昼:她眼前爆发了一场火灾。

    黑烟变成了深红色,里面有一大团火焰;那火焰时现时隐,像闪电和蛇一样可怕地扭动着。

    那团火焰像舌头从一张巨口似的东西里舔出来,那张巨口实际上是一扇烈火熊熊的窗户,是桥上小堡最下面一层的窗户。窗户的铁栏杆已经烧得通红。整个建筑物只看得见这扇窗户。浓烟笼罩了一切,甚至笼罩了高地,只隐约看得见火光映照的山沟黑沉沉的边缘。

    米什尔·弗雷夏惊呆地望着。浓烟似云雾,云雾似梦幻,她再也不明白自己看见的是什么。她应该逃走呢,还是应该留下?她几乎觉得自己脱离了现实世界。

    一阵风吹过,撕裂了烟幕;罅隙中,那座遭灾的城堡突然显现出来了,主塔、桥和小堡,整个儿突兀在眼前,看得一清二楚,那样耀眼,那样吓人,从上到下被大火映得金光灿烂。在通亮的、灾难的火光中,米什尔·弗雷夏什么都看得见了。

    建在桥上的小堡最下一层正在燃烧。

    上面两层还没有烧着,但看上去仿佛已经放在一个火炉里了。米什尔·弗雷夏站在高地边缘,透过火焰和烟雾,模模糊糊可以看得见屋子里面。所有的窗户都是敞开的。

    三层楼的窗户都很高大,米什尔·弗雷夏透过窗户望去,看见沿墙摆满了柜子,里面似乎都装满了书,而在一扇窗前的地板上,有一小堆什么东西,昏暗中模模糊糊的分辨不清,仿佛是一个鸟窠,又像是一窝雏鸡,似乎还不时地在动呢。

    她仔细打量那堆东西。

    那一小堆黑乎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时,她觉得那像一堆活的东西。可是,她正在发烧,从早晨起就没吃东西,不停地走路,人已经精疲力竭,眼前的一切都仿佛是幻觉。不过,她本能地不相信这是幻觉,两眼越来越凝望着那堆黑黑的东西,没法挪开;那堆东西大概是没有生命的,表面上一动不动,躺在着火那层楼的上一层楼的地板上。

    突然,那火仿佛具有意志,从下面伸出一个火舌,舔向那株枯萎的爬山虎,爬山虎恰好覆盖着米什尔·弗雷夏凝望的那面墙壁。火焰仿佛刚刚发现了那张干枯的蔓枝交织的网。一团火星贪婪地扑上去,像点燃了的火药,以可怕的速度沿着蔓枝向上蹿去。一眨眼工夫,火焰就蹿上了三层楼,于是从上面把二层楼的里面照亮了。一阵强烈的火光蓦然清晰地映出了三个熟睡的孩子。

    那是一堆可爱的小生命,胳膊和腿交错地搭在一起,闭着眼睛,金发下面的小脸上浮着微笑。

    母亲认出那是她的孩子。

    她可怕地叫喊了一声。

    这种难以言状的痛苦的叫喊只有母亲才喊得出来。它比任何叫喊都更凶猛,也更令人感动。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喊声,人们还以为是一只母狼在嗥叫;一只母狼在嗥叫,人们还以为是一个女人在叫喊。

    米什尔·弗雷夏的这声叫喊就是一声嗥叫。正如荷马说的赫卡柏 (1) 在狂吠一样。

    朗德纳克侯爵听见的就是这声叫喊。

    我们看见他停住了脚步。

    侯爵正在阿尔马洛带他逃出来的那条小径的路口和山沟之间。透过头顶交错的灌木枝,他看见桥正在燃烧,拉杜格被火光映得通红。他拨开两根树枝,看见在头顶上的另一边,正在燃烧的桥堡对面的高地边缘,如同白昼的火光映照出一张惊恐而悲伤的面孔,一个俯身山沟的女人。

    叫喊就是那个女人发出来的。

    那张脸不再是米什尔·弗雷夏,而是戈耳工 (2) 。最不幸的人也是最可怕的人。那个农妇变成了复仇女神。这个平凡的、无知的、没有觉悟的普通乡村妇女,由于绝望突然变得像史诗中的英雄一样高大。巨大的痛苦会使人的心灵变得像巨人一样。这位母亲代表着母性;一切集中体现人性的东西都是非凡的。她站在那里,站在山沟的边缘,面对这熊熊烈火,面对这滔天罪行,像一尊可怖的天神。她像野兽一样号叫,像天神一样捶胸顿足,她那张发出诅咒的面孔,像一张烈焰腾腾的面具。她那双泪汪汪的眼睛里的闪光无比威严;她的目光闪电般在大火上掠来掠去。

    侯爵倾听着。那声音落在他头顶上;他听到的是含混不清、令人心碎、难以描述的号啕,而不是喊叫。

    “啊!天哪!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救命呀!救火啊!救火!救火啊!你们原来是土匪!那边有人吗?我的孩子要烧死了!唉!有这样的事!乔治特!我的孩子们!胖子阿兰,勒内-让!啊,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我的孩子放在那里的?他们是睡着的。我疯啦!这是不可能的事。救人啊!”

    这时,拉杜格里面和高地上突然乱纷纷的。整个兵营的人都跑到刚爆发的大火四周。围攻的军队经历了枪林弹雨之后,又遇到了火灾。郭文、西穆尔登、盖尚下着命令。怎么办?山沟里那条水极浅的小溪只能打几桶水。大家越来越焦虑。整个高地边缘站满了人,个个惊慌失措地望着。

    眼前的景象可怕极了。

    人们望着大火,束手无策。

    火焰沿着那株着起来的爬山虎,已经烧到最高一层。那里是堆满干草的仓房,火苗立刻扑了进去。现在整个仓房着起来了。火焰腾跃着;欢快的火苗令人胆寒。仿佛有股邪恶的风在吹旺这场大火。可以说是凶神恶煞般的羿马蛑整个儿化成了夹带着火星的旋风,借着吞噬生命的烈火还活在世上,是他那歹毒的灵魂化作了这场火灾。火还没有烧到图书室,图书室的天花板很高,墙壁很厚,使得火烧进去的时刻来得晚一些,但是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正在逼近。下一层的火舌已在舔着它,上一层的火焰已在抚摩它。死神已经在可怕地轻轻吻它。下面是个火坑,上面是个火罩。如果地板上烧穿一个洞,就会跌进熔炉之中;如果天花板烧穿一个洞,就会埋葬火炭之下。勒内-让、胖子阿兰和乔治特还没有醒,他们还是孩子,天真纯洁,睡得特别沉,烈焰和浓烟时而遮盖了窗户,时而使窗户显露出来,间隙之中可以看见那三个孩子躺在火窟之中,躺在一闪一闪的火光之中,平静,可爱,一动不动,像三个自信的小耶稣睡在地狱之中。看见这三朵玫瑰落在火炉里,看见这三个摇篮锁在坟墓里,无论多么残暴的人都会落泪。

    这时,那位母亲绞着手臂喊道:

    “救火呀!我在喊救火!难道都是聋子吗?谁也不来!要把我几个孩子烧死啦。来呀,那边的人。我赶了多少天路,找到了他们却是这样!救火啊!救命啊!救这几个小天使!不消说他们是小天使!他们干了什么,这几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我挨过枪毙,他们又要被烧死!这种事是什么人干的?救命啊!救我的孩子!你们没听见我喊叫吗?就算我是只母狗,你们也应该有点怜悯之心!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们还睡着的呀!啊!乔治特!我看见她的小肚肚啦,这可爱的宝贝!勒内-让!胖子阿兰!这就是他们的名字。你们看得很清楚,我就是他们的母亲。眼前发生的事真是罪恶滔天。我没日没夜地赶过多少路。今天早晨我还跟一位大娘谈起过来着。救命啊!救命啊!救火!你们都是魔鬼!真正令人发指!最大的还不到五岁,最小的还不到两岁。我看见他们裸露的小腿啦。他们是睡着的,大慈大悲的圣母!上天之手把他们还给我,地狱之手又把他们夺走了。真想不到呀,我走了这么多路。我用奶水喂大的几个孩子,找不到他们,我感到很不幸。可怜可怜我吧。我要我的孩子,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可是,他们真的在火里。看看我可怜的双脚吧,整个儿血淋淋的。救人啊!这世界上有人,却让我几个可怜的孩子这样死去,这怎么可能!救人啊!抓凶手啊!谁见过这种事。啊!土匪!那座该死的房子是什么房子?他们把我的孩子拐去,就是为了烧死他们。苦难的耶稣!我要我的孩子。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让他们死去!救人啊!救人啊!救人啊!啊!如果他们就这样死去,我非杀了上帝不可。”

    当母亲这样令人心碎地哀求的时候,高地上和山沟里也有许多人在大声叫喊:

    “梯子!”

    “没有梯子!”

    “水!”

    “没有水!”

    “那上面,堡垒三层有扇门。”

    “是扇铁门。”

    “砸开它!”

    “砸不开。”

    母亲绝望地叫喊得更厉害了:

    “救火呀!救人呀!你们赶快呀!不然就杀死我吧!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这可怕的火!要么把他们从火里救出来,要么把我扔到火里去!”

    在她呼天喊地的间歇中,听得见大火静静地发出爆裂声。

    侯爵摸摸口袋,摸到了铁门的钥匙。于是,他腰一弯,跨进他逃出来的拱门,踏着他刚刚出来的小径折了回去。

    二 从石门到铁门

    整个部队都赶来抢救,但都束手无策,急得都要疯了。四千多人无法搭救三个孩子,这就是当时的情势。

    梯子的确没有,从雅凡内运来的梯子没有送到。火势有如火山口爆发,烧得越来越宽。要想用几乎干枯的小溪里的水来扑灭这场大火,那根本无济于事,等于把一杯水倒进火山口里。

    西穆尔登、盖尚和拉杜下到了山沟里;郭文重新上到拉杜格三层有转石的那间大厅里,也就是有秘密出口和通向图书室的铁门那间大厅里。羿马蛑就是在那里点燃的导火线,火灾是从那里引发的。

    郭文带上来十二个工兵。砸开铁门,只有这个办法了。铁门关得极紧。

    他们开始用斧头劈,可是斧头劈断了。一个工兵说:“钢碰在这扇铁门上简直像玻璃。”

    事实上,这扇门是用熟铁锻造的,而且是用螺栓旋紧在一起的双层铁板,每层厚达三英寸。

    他们找来一些铁棍,试图从门底下撬。铁棍都撬折了。

    “火柴杆似的。”那个工兵又说。

    郭文脸色阴沉,自言自语道:“这门只有用炮弹才轰得开,要把一门大炮弄上来才成。”

    “也不一定就成。”还是那个工兵说。

    一时间大家挺丧气。一双双无能为力的手停了下来。这些人闷声不响,毫无办法,满脸沮丧地望着那扇可怕的、撼不动的铁门。门底下照过来一片红光。外面的火越烧越猛了。

    羿马蛑令人厌恶的尸体躺在那里,一副阴森可怖、幸灾乐祸的样子。

    也许再过几分钟,整个桥堡要倒塌了。

    怎么办?没有希望了。

    郭文两眼盯住墙壁里那块旋转的石头和那个敞开的洞口,怒不可遏地大声说:

    “可是朗德纳克就是从这里逃走的!”

    “他也从这里回来啦。”一个声音说。

    石头里面的秘密洞口露出一个白发苍苍的头。

    原来是侯爵。

    郭文好多年没有这么近看见过他了,不由得后退一步。

    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

    侯爵手里捏把大钥匙,高傲地扫一眼他面前几个工兵,径直朝铁门走去,到了门洞里弯下腰,将钥匙插进锁孔里。锁嘎吱一声,门就开了。门那边是一片火海,侯爵跨了进去。

    他步伐坚定地跨了进去,高昂着头。

    大家注视着他,都捏着一把汗。

    侯爵刚在着火的大厅里走几步,地板本来被火烧坏了,经他一踩,就在他身后轰的一声塌了下去,在他和门之间形成一个深渊。侯爵连头也没回,继续朝前走,消失在浓烟之中。

    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又往前走了吗,还是他脚下又形成了一个深渊?他是不是要葬送自己才能成功?这一切都没法说。大家面前只有一堵烟和火的墙壁。侯爵在墙的那边,生死不明。

    三 孩子们醒了

    这时,孩子们终于睁开了眼睛。

    大火还没有烧进图书室,但在天花板上投射了玫瑰色的反光。孩子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曙光,仰头望着,乔治特更是看得出了神。

    火光烛天,无比辉煌。黑色的蛇和红色的龙,在滚滚浓烟中腾跃,那浓烟黑中透红,十分瑰丽。长长的火花弹射得远远的,把黑暗的地方照亮,像许多彗星在格斗,相互追杀。大火真是挥霍无度,把火炭里大把大把的珠宝撒到风中,怪不得有人把火炭形容为珠宝。四层楼的墙壁出现了几条裂缝,火炭通过裂缝,向山沟里倾泻着珠宝的瀑布;堆满仓房的干草和燕麦熊熊燃烧,金色的粉末开始像雪崩似的从窗户里崩塌下来;燕麦化成了水晶,干草化成了红宝石。

    “多好看!”乔治特说。

    三个孩子全都爬了起来。

    “啊!”母亲喊道,“他们醒来啦!”

    勒内-让爬起来,胖子阿兰爬起来,乔治特爬起来。

    勒内-让伸伸懒腰,走到窗户边,说:

    “好热。”

    “热。”乔治特跟着说。

    母亲呼唤他们。

    “孩子们!勒内!阿兰!乔治特!”

    孩子们四处张望,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凡是大人们惊慌失措的场面,孩子们都会很好奇。容易好奇的人不容易害怕;无知中包含着大胆。小孩子与地狱相距遥遥,他们看见了地狱准会叹赏不已。

    母亲又呼唤:“勒内!阿兰!乔治特!”

    勒内回过头,这声音使他的心从贪玩中收了回来。小孩子记忆力短暂,但回忆起来却很快;整个过去对于他们来讲,只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勒内看见了母亲,觉得这是挺自然的事情,周围发生的事情如此异乎寻常,他模糊地感到需要有个依靠,便叫起来:

    “妈妈!”

    “妈妈!”胖子阿兰也叫起来。

    “妈妈!”乔治特也叫起来。

    乔治特叫着伸出两只小手。

    母亲号叫着:

    “我的孩子们!”

    三个孩子一齐跑到窗口;幸好这边还没有着火。

    “我好热。”勒内说。

    他说罢又加一句:

    “好烫。”

    他抬眼寻找妈妈。

    “过来呀,妈妈。”

    “来,妈妈。”乔治特跟着喊道。

    母亲冲过一丛丛荆棘滚到了山沟里,已是披头散发,遍体鳞伤,鲜血淋漓。西穆尔登和盖尚在山沟里,和上面的郭文一样无能为力。有劲使不上的士兵们,绝望地挤在他们周围。火烤得令人难以忍受,但谁都没有感觉到。大家心里考虑的是桥的险要、桥墩的高度、矗立的多层桥堡、根本没法进去的窗户和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要爬三层楼,没有任何办法爬得上去。负了伤的拉杜,带着肩膀的一处刀伤和给打掉了半边的耳朵,血汗淋漓地跑过来。他看见了米什尔·弗雷夏,叫起来:“啊!被枪毙了的女人!你复活了?”“我的孩子!”母亲说。“对,”拉杜答道,“我们没有时间来管从阴间回来的人。”他开始爬桥,白费力气地尝试,他用指甲抠住石头,爬了一会儿,可是桥墩滑溜溜的,没有一点裂缝,没有一点棱角,一块块石头接合得天衣无缝,像新建的一样。拉杜掉了下来。大火越烧越猛,可怕极了。烧红的窗框里面,露出三个金色头发的小脑袋。拉杜对天挥舞着拳头,目光像在找什么人,说道:“这样像话吗,仁慈的上帝!”母亲跪在地上,抱住桥墩喊道:“开开恩吧!”

    沉闷的爆裂声夹杂着火炭的噼啪声。图书室里书柜的玻璃炸裂了,哗啦啦掉在地上。很明显,屋架已开始动摇。任何人力都无法挽救了。再过一会儿,整座桥堡将坍塌。大家只能等待灾难的结局了。只听见那几个弱小的声音在不停地叫喊:“妈妈!妈妈!”那情景真是恐怖到了极点。

    突然,在孩子们所在的窗口相邻的窗口,深红色的火光映照出一个高大的身影。

    所有头都仰起来,所有眼睛都盯住了那上面。有个人在那上头,有个人在图书室里,有个人在火场里。那人被火光衬托得呈黑色,但头发是白的,大家认出来那是朗德纳克侯爵。

    他消失了,一会儿又出现了。

    那个可怕的老头儿挺立在窗口,挪动着一架笨重的长梯。就是放在图书室里的那架救护梯,他在墙边找到后,拖到窗口。他抓住梯子的一端,以出色的运动员的灵巧动作,将梯子伸出窗外,贴着窗台外沿,让它一直滑到山沟里。拉杜像疯了似的,在下面伸出双手,抓住梯子,一把抱住,高呼道:“共和国万岁!”

    侯爵回应:“国王万岁!”

    拉杜嘟囔道:“你爱喊什么喊什么,说蠢话不行,你就是仁慈的上帝。”

    梯子放稳了,正在燃烧的房间与地上的联系建立了。跑来二十个人,以拉杜为首。一眨眼工夫,他们从下到上,一级一级背靠梯子站好了,像泥瓦匠们摆好阵势准备传递砖瓦一样。木头梯子上叠起了一架人梯。拉杜站在梯子顶端,够着了窗台,转身向着大火。

    分散在荆棘丛里和山坡上的人数不多的队伍,一个个激动得什么似的,在高地上、山沟里和堡垒的露台上挤来挤去。

    侯爵又消失了,再露面时抱了一个孩子。

    四处响起一片掌声。

    侯爵顺手抓到的头一个孩子是胖子阿兰。

    胖子阿兰大喊大叫:“我怕!”

    侯爵将胖子阿兰递给拉杜,拉杜接过来递给下面的一个士兵,那士兵再递给下一个。当胖子阿兰吓得尖喊尖叫,经过一双双胳膊的传递到达梯子脚下时,消失了一会儿的侯爵抱着勒内-让回到了窗口;侯爵把他交给拉杜时,他就打中士。

    侯爵又返回烈焰腾腾的屋里。只剩下乔治特一个人。侯爵走到她身边,她向侯爵微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不禁觉得眼睛里有点潮湿。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乔治特。”乔治特答道。

    侯爵抱起她,她一直微笑着。侯爵把她递给拉杜时,这个如此高尚又如此阴暗的心灵,竟被孩子的天真无邪感动了。老头儿亲了亲小女孩。

    “这就是那个小姑娘。”士兵们说道。乔治特经过一双双胳膊的传递,在一片欢呼声中到达了地面。大家拼命鼓掌,高兴得跳起来,老兵们都哭了,而小姑娘冲着他们微笑。

    母亲站在梯子脚下,喘着粗气,欣喜若狂,如痴似醉。这一切多么出乎意料,从地狱一步就登上了天堂。过度的欢喜也会损害心脏。母亲伸长胳膊,先接住胖子阿兰,然后接住勒内-让,最后接住乔治特。没头没脑一个劲儿地吻他们,吻完了哈哈大笑,接着一头晕倒在地上。

    四下里响起一片喊声:“全都救出来啦!”

    不错,全都救出来了,除了老头儿。

    不过,没有人想到老头儿,恐怕连他自己也没考虑自己。

    他沉思地在窗口伫立片刻,仿佛想留点时间给大火去拿定主意。而后,他不慌不忙,慢条斯理而又高傲地跨过窗台,没有回头望一眼,就挺直身子,贴住梯子,背朝大火,面向深渊,开始默默地拾级而下,那副凛然的模样,简直像个幽灵。梯子上的人都急忙下到地面,在场的人都止不住心里一咯噔。周围的人见到这个人从高处下来,都像见了鬼一样,恐惧地往后退。而他呢,却庄严地继续深入他脚底下的黑暗之中。大家往后退,他却越来越接近他们。他的脸苍白得像大理石,上面没有一丝皱纹;他那幽灵般的目光并不闪闪发光。所有惊愕的眼睛都盯住黑暗中的他,而他每接近他们一步,就仿佛显得更加高大。梯子在他阴森森的脚下抖动,吱嘎作响,他就像重新下到坟墓里去的骑士石像[传说中被堂璜杀死的骑士尤老(Ulloa)] 。

    当侯爵下到底下,当他下完最后一级,将脚踩到地上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他转过头。

    “我逮捕你。”西穆尔登说。

    “我准许你逮捕我。”朗德纳克说。

    ————————————————————

    (1) 据希腊传说,她是特洛伊国王的妻子,赫克托耳的母亲。她最小的儿子曾托付给色雷斯国王照管。当希腊人返家路经色雷斯时,她发现儿子已被谋杀,就挖掉国王的双眼并杀死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报复,后又变成一只狗。

    (2) 希腊神话中的怪物。传说有三个戈耳工,其中只有墨杜萨不能永生,被珀耳修斯砍死并割下头。她的头能使任何看到的人变成石头。

    第六章 胜利之后的斗争

    一 朗德纳克被捕

    侯爵果然又下到了坟墓里。

    他被押走了。

    拉杜格底层的地牢立刻在西穆尔登严厉的目光监视下打开了。有人在里面放了一盏灯、一罐水、一块士兵吃的面包,又扔下一把稻草,在教士的手抓住侯爵还不到一刻钟之后,地牢的门就在朗德纳克身后关上了。

    完事儿之后,西穆尔登去找郭文。这时,远方帕里涅教堂的钟楼敲响了晚上11点钟。西穆尔登对郭文说:

    “我要让军事法庭开庭。你不能参加。你是郭文家族成员,朗德纳克也是郭文家族成员。你和他亲缘关系太近,不能当法官。我是反对由平等去审判加佩的。军事法庭由三个法官组成,一位军官,即盖尚上尉,一个士官,就是拉杜中士,还有我,担任庭长。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我们将按照国民公会的法令办事。只要验明前侯爵朗德纳克的正身就成了。明天审判,后天上断头台。旺代完啦。”

    郭文一句话也没回答。西穆尔登一心想着要去办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就离开了他。西穆尔登要确定时间,选定地点。他习惯于亲自参加行刑,像李基尼奥在格朗维尔,塔利安在波尔多,夏力叶在里昂,圣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所做的一样;这个习惯被公认为是一个好榜样。法官亲临现场看着刽子手行刑,这是恐怖时代的九三年从以前的法国最高法院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那里学来的。

    郭文也有事情要考虑。

    从森林那边吹来阵阵凉风。郭文让盖尚去下达各项必要的命令,回到拉杜格脚下森林边草地上的帐篷里,拿了一件带风帽的斗篷披在身上。共和派崇尚简朴,他这件斗篷上只有一条简单的杠杠,那是司令官的标志。他开始在草地上来回踱步,草地上血迹斑斑,进攻是从这里发起的。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大火还在继续燃烧,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拉杜待在三个孩子和母亲身边,几乎和那位母亲一样慈爱。桥堡差不多烧光了。工兵们在隔离火势,一些人在挖坑掩埋死者,一些人在包扎伤员;退守障碍被拆除了,各个屋子里和楼梯上的尸体都抬了出来,大家忙着打扫屠杀的地方,清除胜利后留下来的可怕垃圾。士兵们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完成所谓打扫战场的工作。这一切郭文都没有看见。

    他只在沉思之中瞥了一眼缺口的岗哨。在西穆尔登的命令之下,那道岗哨已由双倍的士兵警戒。

    那个缺口在黑暗中他还依稀看得见,离他大约两百步远。他待在草地的一角,像躲在那里似的。他看见那个黑洞洞的缺口。三个钟头之前,攻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郭文他就是从那里冲进堡垒的;从那里进去就是堡垒的底层,里面就是退守障碍;关押侯爵的地牢的门,就开在底层。缺口的那道岗哨,就是看守地牢的。

    在他的眼睛依稀看见缺口的同时,他的耳朵又隐约听见那句话,像丧钟般在震响:“明天审判,后天上断头台。”

    大火已经被隔断,工兵们将弄到的水一个劲往火上泼,但那火很难扑灭,还在时断时续地冒出火焰;不时传来天花板断裂的响声和一层层楼坍塌的巨响,随即一股股火花的旋风冲天而起,就像有人在挥舞一个火炬似的,照亮了遥远的地平线,拉杜格的黑影突然变得异常巨大,一直伸展到了森林边缘。

    郭文在堡垒的黑影之中,在发起攻击的缺口前面,慢慢地来回踱步,有时双手交叉在戴着军人风帽的脑袋后面,沉思着。

    二 沉思的郭文

    郭文的沉思深不可测。

    刚才突然发生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彻底转变。

    朗德纳克侯爵改变了。

    郭文是这个变化的见证人。

    他从来没有想到错综复杂的事变中会发生这种事情,不管这种事变有多么复杂。他连做梦也根本没有想到过。

    意外的情况经常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傲慢态度嘲弄人,这回它使郭文深为感动,而且久久难以平静。

    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在郭文面前变成了现实,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避不开,躲不掉的现实。

    对这件事,郭文是怎样想的呢?

    回避是不行的,应该做出结论。

    一个问题摆在他面前,他不能避而不答。

    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

    是事变提出来的。

    也不仅仅是事变提出来的。

    事变是变化无常的,正义是永恒不变的,事变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时,正义就要求我们做出回答。

    乌云向我们投下阴影,但乌云后面有星星,星星向我们射来光芒。

    阴影和光芒一样,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郭文正受到审问。

    他在一个人面前接受审问。

    在一个令人生畏的人面前。

    这个人就是他的良心。

    郭文觉得他心灵里的一切都动摇了。他最坚定不移的决心,他最虔诚无悔的诺言,他的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在他的意愿中都从根本上动摇了。

    他的心灵发生了震动。

    越考虑他刚刚看到的情景,他就越不能平静。

    作为共和派,郭文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可是,刚才他看到了一种更高境界的绝对真理。

    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

    所发生的事情不容回避。事情是严肃的。郭文也卷进了这件事:他当时在场,无法躲开,尽管西穆尔登对他说:“这一切都与你无关。”但他现在心里的感觉,就像一棵树被人连根拔掉时的感觉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基;根基动摇了,会产生深深的不安。郭文正感到了这种不安。

    他两只手挤压着脑袋,仿佛要从里面挤出真理。要把这样一种情况理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错综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那是非常困难的。他面前有一大堆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字,他必须算出它们的总和。要做命运的加法,真叫人头晕!他尝试着,尽力把事情想清楚。他竭力集中思想,克服内心的阻力,把事情的始末回顾一遍。

    他把事实向自己进行陈述。

    在最紧要的关头,为了弄清楚该走什么道路,不管是前进的路还是后退的路,谁没有自己给自己作过报告,自己盘问过自己呢?

    郭文刚才目睹了一个奇迹。

    有尘世的斗争,同时存在着天堂的斗争。

    那就是善对恶的斗争。

    一个可怕的心灵刚刚被降伏了。

    鉴于这个人身上的种种恶劣品质,如凶横残暴、怙恶不悛、胡作非为、顽固不化、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等等,郭文刚才目睹的,确实是个奇迹。

    这是人道对人的胜利。

    是人道战胜了不人道。

    是通过什么办法,什么方式呢?人道怎样降伏了一个狂怒和仇恨的巨人?它用的是什么武器?用的是什么战争机器?它用的是摇篮。

    郭文感到目眩神迷。在白热化的社会战争中,在各种敌意和复仇引起的激烈冲突中,在动乱达到了最黑暗、最狂热的时刻,在罪恶点燃了熊熊烈火,仇恨布下了重重黑暗的时刻,在斗争使一切都变成了射向对方的炮弹的时刻,在混战如此令人沮丧,连正义、公正和真理在哪里都搞不清楚的时刻,未知之神,即心灵神秘的警告者,使那伟大而永恒的光芒,在人类的光明和黑暗之上大放异彩。

    在错误与正确杀得天昏地暗的决斗之上,深深隐藏的真理突然现出了面孔。

    弱者的力量突然起了作用。

    我们看到三个可怜的孩子,出世未久,童蒙无知,无依无靠,无父无母,孤苦无助,只会牙牙学语,只会微笑,而威胁着他们的,却是内战、对等惩罚法则、报复的可怕逻辑、谋杀、屠杀、骨肉相残、疯狂、仇恨以及各种妖魔鬼怪,可是他们却胜利了;我们看到一次怀着罪恶目的的无耻纵火流产了,失败了;我们看到那些歹毒的预谋遭到挫败,破产了;我们看到那种古代封建主义的残暴,那种年深日久的冷酷无情的蔑视,那种所谓对战争需要的体验,那种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以及残暴的老年人所抱的种种狂妄的成见,在尚未入世的稚童纯洁的目光下,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尚未入世的稚童没有做过坏事,他就是正义,他就是真理,他洁白无瑕,天上许多天使都存在幼小的孩子们身上。

    这是有益的一幕,是忠告,是教训。那些在残酷无情的战争中打红了眼的士兵们突然看到,在所有罪恶、杀戮、狂热、暗杀面前,在愈演愈烈的复仇面前,在明火执仗的死神面前,在罄竹难书的滔天罪恶之上,巍然屹立起了纯洁无邪。

    纯洁无邪取得了胜利。

    我们可以说:不,内战算不了什么,野蛮算不了什么,仇恨算不了什么,罪恶算不了什么,黑暗算不了什么,有了童蒙的曙光,就足以驱散这一切恐怖。

    在任何战斗中,无论是撒旦还是上帝,都从来没有显现得如此清楚。

    这次战斗的战场就是良心。

    朗德纳克的良心。

    现在,战斗又在另一个良心里打响了,更加激烈,可能更具有决定意义。

    这回战场是郭文的良心。

    人是怎样一个战场啊!

    我们都受这些神,这些妖魔,这些巨人,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摆布。

    这些可怕的交战者,经常践踏着我们的灵魂。

    郭文沉思。

    朗德纳克侯爵被包围了,被困住了,注定要完蛋了,不受法律的保护,像马戏团的野兽被关在笼子里,像钉子被钳子紧紧夹住了,他的藏身之所变成了他的牢狱,他被关在里面,被严严实实地围困在铁与火的墙壁里面,可是他却逃脱了。他创造了逃脱的奇迹,完成了一件杰作。在这样一场战争中,逃脱比完成任何杰作都更加困难。他重新回到了可以坚守待敌的森林里,重新回到了可以四处作战的乡土上,重新回到了可以隐遁形迹的黑暗中。他又成了那个独来独往、令人生畏的人物,那个阴险可怕的流浪者,那些神出鬼没的队伍的统帅,那些地下军的首领,那个森林的主人。郭文取得了胜利,但朗德纳克获得了自由。朗德纳克从此有了安全,有了无限广阔的活动天地,有了数不清的庇护所。他成了一个找不着、抓不到、无法近身的人。他是落进陷阱而逃了出来的狮子。

    可是,他却回来了。

    朗德纳克侯爵自愿地、本能地、完全根据他本人的选择,离开了森林、暗影,放弃了安全、自由,回到最可怕的危险之中。郭文亲眼目睹他勇敢无畏地冲进大火,置葬身火海的危险于不顾,而且从梯子上下来,第二次回到敌人之中。那架梯子,对别人是救命梯,对他却是送命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了救三个孩子。

    现在我们打算怎样处置这个人呢?

    杀头。

    那么,这个人所救的三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吗?不是;是他的家族的孩子吗?不是;是他那个阶级的孩子吗,也不是。为了偶然遇到的可怜的三个孩子,为了三个不认识的弃儿,为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这位贵族,这位亲王,这位老者,本来已经获救,已经自由,已经胜利(因为逃脱也是一种胜利),却冒着一切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牺牲,高傲地救出了三个孩子,同时交出了自己的脑袋,交出了那个此前令人恐怖,如今令人敬畏的脑袋。

    我们怎么办呢?

    接受这个脑袋。

    朗德纳克侯爵可以在别人和自己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在这次庄严的选择中,他为自己选择了死亡。

    我们就要让他死。

    我们就要杀他的头。

    英雄主义得到如此的报偿!

    用野蛮行为报答慷慨行为!

    使革命显得如此低下!

    岂不是贬低共和国吗!

    那个抱着成见和奴役制度不放的人突然转变了,突然回到了人道的立场,而他们,这些致力于自由,致力于解放的人,却仍然抱住内战、流血、骨肉相残的陈规陋习!

    宽容、舍生取义、赎罪、自我牺牲等等高尚而神圣的准则,对那些为错误而战的士兵存在,对那些为真理而战的士兵却不存在!

    怎么!不能高尚地进行斗争!甘心在这场斗争中失败,本来是强者都变成了弱者,本来是胜利者却变成了杀人凶手,这岂不会授人以柄,说君主制方面有人搭救儿童,而共和制方面却有人残杀老头儿?

    这位伟大的军人,这位八十岁的壮士,这位手无寸铁的战士,不是被俘获的,而是被劫持的,是在做好事时被抓住的,是在他自己的允许下被捆绑的,他的额头上还有他的崇高的献身行动所流的汗水呢,人们都看到他一级一级登上断头台,就像一级一级登上神坛!人们将把这个人的头按在铡刀之下,而那三个获救的小天使的灵魂将在他周围飞翔,为他求情!面对这种有损于刽子手名誉的极刑,人们将看到这个人脸上浮着微笑,而共和国却禁不住脸红!

    而这一切将在身为司令的郭文面前完成!

    他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却袖手旁观!他将满足于顺从那个傲慢无礼的通知:“这一切与你无关!”他不会去想在这种情况下放弃职权就是同谋!他也不会意识到,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行动中,行动者和听之任之者相比较,听之任之者更坏,因为他是懦夫!

    可是,他不是保证过要处死这个人的吗?他郭文本是个宽容的人,他不是宣布过,朗德纳克不属于宽容之列,他将把朗德纳克交给西穆尔登吗?

    这个头是他欠下的,他把它交出去,这就万事大吉了。

    可是,这还是同一个头吗?

    迄今为止,郭文在朗德纳克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个野蛮的斗士,一个屠杀战俘的刽子手,一个君主制和封建制的狂热卫道士,一个在战争中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个嗜血成性的家伙。对这个人,郭文毫无所惧;对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郭文将杀了他;对这个冷酷无情的人,郭文也将冷酷无情。这再简单不过了,方针已经确定,即使感到不是滋味,执行起来还是很容易,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杀掉这个杀人的坏蛋,沿着恐怖的路线笔直走下去。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条笔直的路线却转了弯,转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弯,将一片新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目睹到一个神奇的变化。一个出人意料的朗德纳克登台了。恶魔身上产生出一位英雄,不止一位英雄,还是一个人。不只是一个灵魂,还是一颗心。郭文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杀人犯,而是一个舍己救人的人。郭文被上天的一道神奇光芒照得目瞪口呆,被朗德纳克善良的雷霆击倒了。

    改变了的朗德纳克改变不了郭文!怎么!这道强光居然得不到反响!过去的人前进了,未来的人却甘居落后!野蛮和迷信的人突然展开翅膀,高高地翱翔,俯视着怀抱理想的人在污泥和黑暗中爬行!郭文将继续匍匐在无情斗争的旧车辙里,而朗德纳克将在崇高的境界里去闯荡新的天地!

    还不止于此。

    还有他们的家族。

    让朗德纳克流血,等于他自己流血,因为朗德纳克就要流的血,不就是他郭文的血吗?他的祖父去世了,但他的叔祖父还活着,他的叔祖父就是朗德纳克侯爵。这兄弟俩之中已经在坟墓里的那一个,难道不会起来阻止他的兄弟也进去吗?难道他不会命令自己的孙子尊重他的兄弟的苍苍白发吗?须知他兄弟的苍苍白发,和他自己的苍苍白发亲同骨肉啊!现在难道没有一个鬼魂在愤慨地注视着郭文与朗德纳克的关系吗?

    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使人丧失天性吗?进行革命难道是要破坏家庭,扼杀人性吗?根本不是这样。1789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至高无上的现实,而不是否定它们。推翻一切封建堡垒,正是为了解放人类;消灭封建制度,正是为了建立家庭。创造者是权力的起点;权力是属于创造者的。除了创造者,根本没有别的权力可言。因此,蜂后的地位是合法的,是她创造了全体蜜蜂,她是母蜂,就应为蜂后。由此可见,人类的国王是荒谬的,他不是人类的创造者,就不能当统治者,就应该予以废除,而实行共和。这一切是什么?是家庭,是人类,是革命。革命就是要让人民当家做主,而人民实际上就是人类。

    现在要弄明白:如果朗德纳克回到了人类之中,那么郭文就应回到家庭之中。

    也就是要弄明白:叔祖父和侄孙是在光明的更高境界里并驾齐驱,还是叔祖父进步了而侄孙却退步了?

    郭文与自己的良心这场充满感情的辩论,最后提出了这个问题,而答案似乎也随着问题的提出而找到了:搭救朗德纳克。

    不错,可是法兰西呢?

    这个本来就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一下子又突然变了样。

    怎么!法兰西已陷入绝境!法兰西被出卖了。她的国门敞开了,她的国防被摧毁了!她再也没有堑壕,德国跨过了莱茵河;她再也没有城墙,意大利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西班牙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她只还剩下一道深渊,即大西洋。她还有一道有利于她的深渊。她可以依傍这道深渊。以整个大海作为依靠,这个巨人就能够与整个大陆作战。不管怎样,她还是处于攻不破的地位。啊,不,她就要失去这种地位。这个大洋已经不在她控制之下。大洋中的英国。不错,英国还不知道怎样越过大洋。可是,有一个人要为她搭一座桥,有一个人要向她伸出手,有一个人要对皮特、克雷格、康华里、邓达斯,对海盗们说:“来呀!”有一个人要大声疾呼:“英国,把法国拿去吧!”这个人就是朗德纳克侯爵。

    这个人已经被逮捕了。经过三个月的追踪、搜捕和激烈的战斗,终于将他抓获了。革命之手刚刚抓住了这个恶魔;九三年之手已经紧紧掐住这个保王党杀人犯的脖子。由于上天对人间的事情事先做了神秘的安排,这个弑亲者现在被关在他自家的地牢里等候对他的惩罚;这个封建头子被关在封建的土牢里;他的堡垒的石墙现在用来对付他了,把他囚禁在里面;试图出卖国家的人被他自己的房屋出卖了。这一切显然是上帝安排的。正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革命逮捕了这个人民公敌,他再也不能打仗,再也不能斗争,再也不能作恶了。在旺代要人手有的是,但头脑只有他一个。他一完蛋,内战也就结束了。现在把他抓住了,这是个既悲又喜的结局;在屠杀,残杀了那么多人之后,这个人现在关在那里了,这个杀人的恶魔,现在该轮到他死了。

    居然有人还想救他!

    西穆尔登逮住了朗德纳克,即九三年逮住了君主制,居然还有人想把这个捕获物从铜臂铁爪之中解救出来!朗德纳克这个人,被称为“过去”的一切灾祸,都集中体现在他身上。朗德纳克侯爵已经进了坟墓,那扇永恒而沉重的门已经将他关在里面,却有外面来的一个人要拔掉门闩!这条社会的蠹虫死了,叛乱,骨肉相残的斗争,野蛮的战争,也连同他一块死了,可是却有人要使他复活!

    啊!这个死人的头会怎样狞笑啊!

    这个幽灵会说:“干得不错,我又活啦,蠢材!”

    朗德纳克又会拼命地重新从事他那罪恶的旧业。朗德纳克又会高兴地、冷酷地投入仇恨和战争的深渊!无疑第二天人们就会看到一幢幢房屋被烧毁,一批批俘虏被屠杀,一批批伤员被处死,一群群妇女被杀害!

    说到底,那个令郭文着迷的行动,郭文是否把它夸大了呢?

    三个孩子陷入了绝境,朗德纳克救出了他们。

    可是,是谁使他们陷入了绝境的呢?

    难道不是朗德纳克吗?

    是谁把那几个摇篮放进大火里的?

    难道不是羿马蛑吗?

    羿马蛑何许人?

    朗德纳克的副官。

    罪魁祸首是头头。

    因此,纵火犯和杀人凶手都是朗德纳克。

    他做了什么值得称道的事?

    他只是没有坚持到底,如此而已。

    他策划了这个罪恶行动之后又退缩了。他使自己感到恐怖。那位母亲的哀号,唤醒了他心里那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类怜悯心,唤醒了那种沉淀在所有人心里的怜悯心。这种怜悯心是所有灵魂都具有的,甚至最冷酷无情的灵魂。听见那哀号,他返回来了。已经走进黑暗之中的他,回到了光明之中。他布置了罪恶行为,又解除了罪恶行为。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仅仅在于:当恶魔没有当到底。

    为着这点事情,就把一切还给他!还给他空间,田野,平原,空气,阳光;还给他森林,让他去从事盗匪活动;还给他自由,让他去进行奴役;还给他生命,让他去制造死亡!

    至于试图与他达成谅解,试图与这个高傲的人谈判,向他提出有条件地释放他,问他在保证其生命安然无恙的条件下,是否愿意放弃一切敌对情绪和叛乱活动,这种建议无疑将大错特错,会使他处于有利的地位,而遭到他无情的蔑视。他会以侮辱性的回答拒绝这种建议,比如说:“把耻辱留给你们自己好啦,要杀就杀!”

    对这样一个人,的确没有任何办法,除非杀了他,或者放了他。这是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他随时准备展翅高飞,或者粉身碎骨;他本身既是鹰隼,又是悬崖。多么奇特的灵魂!

    杀了他吗?多么于心不忍!放了他吗?多么重大的责任!

    朗德纳克一旦获救,就得一切从头开始去对付旺代,像对付脑袋没被斩掉的七头蛇一样。由于这个人的消失而熄灭的烈火,转眼之间,又会以流星般的速度重新燃烧起来。朗德纳克的罪恶计划,像是盖坟墓的盖子,用君主制压住共和制,用英国压住法国。这个计划不实现,他决不会善罢甘休。救出朗德纳克,就是牺牲法兰西;朗德纳克生还,就是使许许多多无辜的人,包括男人、妇女、儿童,重新卷进内战而死去,就是让英国人登陆,使革命倒退,使城市遭受洗劫,使人民生灵涂炭,使布列塔尼血染热土,把牺牲者送回猛兽的利爪之下。这一切在郭文的头脑里还十分朦胧,有些方面还相互矛盾,不过在沉思之中,他隐约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出现了并摆在他面前: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然后,问题又恢复了最初的面目;西西弗斯的石头[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犯罪受惩罚,在地狱里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刚到山顶,巨石就坠下来,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又坠落下来了,这石头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内心斗争:朗德纳克真是只老虎吗?

    也许他曾经是只老虎,可是现在他还是老虎吗?郭文的思想来回这么绕来绕去,像一条水蛇一样,头都给绕晕了。显然,即使经过反复考虑,难道能够否认朗德纳克那种献身精神,那种不顾危险的忘我精神,那种崇高的无私精神吗?怎么!在内战的各方都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居然表现出了人道主义!怎么!在低级的道理的冲突中,让人看到高级真理。怎么!证明在王权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间的一切问题之上,存在着人类博大无比的同情心,存在着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存在着安全的人对危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存在着老年人对所有儿童应有的慈爱!证明这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是献出自己的头颅来证明!怎么!身为将军,却置战略、战役、报复于不顾!怎么!身为保王党人,却能拿一架天平,在一头的盘子里放上法兰西国王、历经一千五百年的君主制、需要恢复的旧法律、需要重建的古老社会,而在另一头的盘子里放上三个普通的农民孩子,而且称出来的结果是:国王、王位、王权和一千五百年的君主制,居然比三个无辜的孩子轻!怎么?这一切竟然算不了什么!怎么!做了这一切的人依然是猛虎,依然要当作猛兽对待!不!不!不行!用其崇高行为的光芒照亮了内战深渊的这个人,绝不再是恶魔!手执屠刀的人,变成了手擎光明的人。地狱的魔王变成了天上的启明星。朗德纳克以其自我牺牲的行为,赎回了他的一切野蛮行为;他在肉体上的自我牺牲,获得了灵魂的赎救;他变成了一个没有罪恶的人,为自己签发了特赦书。难道不存在可以自我宽恕的权利吗?从今以后他是个可敬的人了。

    朗德纳克这次表现得很出色。现在轮到郭文了。

    郭文必须有相应的表现。

    善与恶的情感斗争把世界搅得一塌糊涂。朗德纳克制伏了这种混乱,而凸现了人道;现在该郭文来凸现家族了。

    他该怎么做呢?

    他能辜负上帝的信任吗?

    不能。他喃喃自语道:“要救朗德纳克。”

    那么,好吧。去吧,去做英国人想做的事情吧。叛变吧,跑到敌人那边去吧。搭救朗德纳克,出卖法兰西吧。

    他不寒而栗。

    “你这个办法可不是办法啊,沉思的人。”郭文仿佛看见了黑暗里斯劳克斯阴森森的笑容。

    这种情形恰似一个可怕的十字路口,各种互不相容的真理都到这里来相互比较,人类的三个最高的观念,即人道、家庭和祖国在这里互相逼视。

    这些声音依次发言,每一个讲的都是真理。怎么抉择呢?每一个似乎都找到了把智慧和正义结合起来的办法,说道:“这样做吧。”真的应该这样做吗?应该又不应该。理性是一种说法,感情又是另一种说法,两种意见南辕北辙。理性只不过是理智;感情却往往是良心。一个来自人,另一个来自更高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感情缺乏明晰度,却更有力量。

    然而,严肃的理智又有多么大的力量啊!

    郭文犹豫不决。

    令人恼火的困惑。

    郭文面前横着两个深渊。是断送侯爵,还是搭救他?不是投进一个深渊,就是投进另一个深渊。

    这两个深渊,投进哪一个是他应尽的职责呢?

    三 司令的斗篷

    所面临的确实是职责问题。

    摆在面前的职责,对西穆尔登来讲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对郭文来讲是可怕的。

    对一个来讲是简单的,对另一个来讲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痛苦的。

    时钟敲响了午夜12点,又敲响了凌晨1点。

    郭文不知不觉间踱到了缺口前面。

    大火在渐渐熄灭,只是这里那里还可以看见余烬的反光。

    城堡另一边的高地,在火光映照下有时看得清楚,而当烟遮住火时,它就隐没在黑暗里。这火光一跳一跳的,还不时被黑暗突然遮断,使物体显得奇形怪状,使哨兵们显得像一个个幽灵。沉思中的郭文,只是隐约看到火光驱散黑烟,黑烟遮断火光。眼前这忽明忽灭的火光,与他思想上时隐时现的真理,莫名其妙地相似。

    突然,在两团滚滚的浓烟之间,从正在熄灭的火炭上飞溅出一个火花,照亮了高地顶上,映出停放在那里一辆朱红色马车的轮廓。车子旁边有好些头戴近卫骑兵帽的骑兵。那似乎就是几个钟头前,太阳落山时,他用盖尚的望远镜看到地平线上的那辆马车。车上有几个人,似乎正往下卸东西。他们从车上卸下来的东西好像很沉,不时发出铁的碰撞声。那很难说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几根梁木。其中两个人从车上抬下一个箱子,放在地上,从形状看,里面大概是个三角形的东西。火花熄灭了,一切又隐没在黑暗之中。郭文沉思地站在那里,眼睛仍然盯住前方黑暗中的那个地方。

    高地上亮起了几盏灯,有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但在那里移动的东西形状都模糊不清;况且郭文是在下面,是在山沟的另一边,只有高地边上的东西才能完全看得清楚。

    传来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是说什么。不时听见碰撞木头的声音,还听见金属的摩擦声,仿佛有人在磨镰刀。

    敲响了2点钟。

    郭文像是故意前进两步又后退三步,慢吞吞地踱到缺口前面。他一走近,哨兵在黑暗中立即认出了他的斗篷和风帽上的司令官标志,便举枪向他敬礼。郭文进到一层楼的大厅里,这里已改成了警卫室。拱顶上挂着一盏灯,明亮的程度,仅足以使他在穿过大厅时,不至于踩着躺在地板干草上、大部分睡着了的士兵。

    士兵们躺在这里,几个钟头前,他们在这里进行过战斗。没有打扫干净的铁和铅的霰弹,一粒粒散布在他们的身体底下,多少有点妨碍他们的睡眠,但他们太疲劳了,都躺着不动。这间大厅曾经是个可怕的战场,他们在这里进攻,怒吼号叫,咬牙切齿,遭到扫射,不少人中弹身亡,许多就倒在他们现在躺着睡觉的地板上死了,他们所垫的干草吸足了他们的战友们的鲜血。现在战斗已结束,血已干,战刀已揩净,死去的死了,他们平静地躺着。这就是战争。等到明天,所有人都可以同样地睡眠了。

    郭文进来时,有几个假寐的士兵爬了起来,包括警卫室的指挥官。郭文指指地牢的门对他说:

    “给我打开。”

    门闩被拉开,门开了。

    郭文进了地牢。

    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

    第七章 封建与革命

    一 祖先

    地牢的石板地面上,靠方形气窗那边放了一盏灯。

    石板地面上还有满满的一罐水、一份干粮和一捆干草。地牢是在岩石里凿出来的,囚犯就是异想天开把干草点着,也是枉费心机。地牢绝无起火的危险,倒是囚犯肯定要窒息而死。

    门轴转动时,侯爵正在地牢里踱步,像一切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机械地来回走动。

    听到开门和关门的声音,他抬起头。地板上正好在郭文和侯爵之间的灯,照亮了两个人的脸。

    他们对视着,目光那样严峻,双方都一动不动。

    侯爵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声说:

    “你好啊,先生。好多年无幸与你相会啦。你倒赏脸来看我。多谢。我巴不得能有人来聊一聊。我开始感到烦闷啦。你的朋友们在浪费时间,搞什么验明正身,什么军事法庭。这些手续太烦琐啦。我办事可快得多。我在这里是在自己家里。你请进来吧。说说看,对所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你有什么看法?很不寻常,不是吗?从前有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国王就是国王,王后就是法兰西。有人砍掉了国王的头,把王后嫁给了罗伯斯庇尔。这位先生和这位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断头台,看来我明天上午就要结识这位小姐啦。我会感到很高兴,就像见到你很高兴一样。你是为这件事来的吧?你升官了吗?行刑的刽子手就是你吗?如果这是一次单纯的友好看望,我挺感动。子爵先生,你也许不再知道何谓贵族了吧。那么,瞧吧,眼前就有一个,就是我。睁开眼睛看一看吧。好生奇怪,他居然信奉上帝,信奉传统,信奉家族,信奉祖宗,信奉他父亲的榜样,信奉忠诚、正直、对君王的责任、对老法律的尊重,信奉道德和正义,而且他会很乐意将你枪毙。请赏光坐下吧。坐在地板上,当然。这间客厅里没有沙发,但是生活在污泥里的人,是能够坐在地上的。我说这话不是要冒犯你,因为我们所称的污泥,你们称为国家。你大概不要求我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吧?这里是我的住宅的一个老房间。过去贵族把贱民关在这里,现在贱民把贵族关在这里。这种愚蠢的把戏就叫作革命。看来,再过三十六小时,你们就要砍我的头。我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要是你们讲礼貌,就把我的鼻烟盒给我拿来。它在楼上那间镜子室里,你小时候总在那里玩,坐在我膝头上让我颠着你玩。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姓郭文,说来也怪,你血管里也流着贵族的血,与我的血真的没有两样。这血缘使我成了一个体面的人,使你成了一个无赖。这就叫特色。你会说这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真的,人成了坏蛋连自己都不知道。这应归咎于他所呼吸的空气;在现在这世道,人不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革命对所有人都具有诱惑力嘛。你们所有的大罪犯都是无辜的大好人。真是蠢材。你是头号蠢材。请容许我赞赏你。是的,我赞赏你这样一个小伙子,你是一个高贵的人,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有着伟大的血统,可以为伟大的事业出生入死,你是郭文堡的子爵,布列塔尼亲王,按法律可升为公爵,可以通过世袭成为法兰西贵族,人世间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所能希望的一切,你差不多全有了。具有这样的地位,你偏偏不走正道,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致使你的敌人认为你是无赖,你的朋友认为你是笨蛋。对了,请代我问候西穆尔登神父。”

    侯爵说话时泰然自若,从容平静,任何一句话都不加重语气,始终保持着有教养的声调,目光明亮而沉稳,两手交叉在腋下。他停下来,深深地吸口气,接着说道:

    “我一直想杀掉你,我并不隐讳这一点。你想必也看得出来,我曾经三次亲手将枪口瞄准了你。这样做失礼啦,我承认;可是,如果以为在战争中敌人会力求讨你喜欢,那可就彻底打错了算盘。因为我们双方正在打仗,我的侄孙先生。一切都处在火与血之中。国王真的让人杀掉啦,好一个清平世道!”

    侯爵又停顿片刻,然后继续说道:

    “想一想吧,如果伏尔泰被绞死了,卢梭被流放去服苦役,这一切就根本不会发生!唉!这些思想家,真是祸国殃民!至于君主制吗,它有什么值得你谴责呢?不错,普赛勒被派到科比尼修道院当院长时,让他选择坐车去,而且路上愿意走多长时间,就可以走多长时间。至于你们那位迪冬先生,老实讲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人,他在去瞻仰六品修士帕里的圣迹时,居然先去找青楼女子鬼混,因此把他从凡赛纳堡调到了汉姆堡。我承认,汉姆堡是个环境相当恶劣的地方。这就是冤屈。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大声疾呼过,我那时和你现在一样蠢。”

    侯爵摸摸口袋,像是找他的鼻烟盒,随即又说道:

    “不过并不那么凶恶。说归说罢了。还有那次调查和请愿的叛乱,哲学家先生们也加入了,结果焚烧了著作而没有焚烧作者,宫廷的阴谋集团也卷进去了,所有那班蠢材全卷进去了,像图尔果、克斯奈、马尔舍伯等等重农主义者,这就掀起了一场动乱。一切都是由那批平庸作家和蹩脚诗人引起的。什么百科全书!就是狄德罗、达朗伯 (1) 之流!啊!这些可恶的废物!

    “像普鲁士国王那样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居然也陷了进去!我嘛,恨不得把所有舞文弄墨的人统统消灭。唔!我们可都是伸张正义的,我们这些人。这儿的墙壁上还看得见裂尸轮的印痕呢。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不,不,绝不要那些蹩脚作家!有阿鲁埃 (2) 那样的人,就会有马拉那样的人。有舞文弄墨的蹩脚作家,就会有杀人成性的无耻歹徒;有墨水,就会写出丑恶的文字;人的爪子能握鹅毛笔,他们写出的无聊蠢话就会造成骇人听闻的愚蠢行动。书籍产生罪恶。胡思乱想这个字眼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空想,第二层含义是造孽。我们为胡思乱想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们向我们高喊权利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权!什么人民权利!这不是相当空洞,相当愚蠢,相当虚妄,言之无物的废话吗!而我呢,当我说康南二世的妹妹阿瓦丝把布列塔尼伯爵领地传给奥埃尔,即南特和科努瓦耶的伯爵,他把爵位传给了贝特的舅舅阿兰?费刚,而贝特嫁给了永河畔罗什的领主黑大汉阿兰,他们生下了小康南,就是我们的祖先居伊或郭文·德·杜亚尔,我说的是一件明确的事情,这才叫作权利。可是,你们那些痞子,那些无赖,那些乡巴佬所称的权利是什么货色?是弑神和弑君的权利!这还不丑恶吗!啊!这些可鄙的家伙!我为你感到惋惜,先生,你是属于高贵的布列塔尼血统的。你和我的共同祖先是郭文·德·杜亚尔;我们还有一个祖先,就是伟大的德·蒙巴宗公爵,他是法兰西贵族,荣获过骑士团领章,参加过攻打图尔旧城的战斗,在阿尔克的战斗中负过伤,作为法兰西国王犬猎队队长,逝世于都兰他的官邸库兹埃,享年八十六岁。我还可以对你谈谈嘉娜什夫人的儿子罗杜努瓦公爵,谢夫勒斯的公爵克洛德·德·洛林,亨利·德·勒农库尔,还有弗朗索瓦丝·德·拉瓦尔-巴朵芬。可是有什么用呢?先生你荣幸地变成了白痴,要争取与我的马夫平等。要知道,我已经是个老头的时候,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儿。你是个经常拖着鼻涕的娃儿,我给你擦过鼻涕,以后还会给你擦。你长大了,却想方设法降低自己的身份。我们分别之后,各走各的路,我走的是正直人的路,你走的是相反的路。唉!我真不知道这一切如何收场,可是你那些朋友先生个个还挺自负。啊,是啊,挺好,我赞同,进步是美好的事情,你们在军队里取消了对酗酒的士兵连续灌水三天的惩罚;你们有最高刑,有国民公会,有戈贝尔主教,有绍迈特先生和埃贝尔先生,你们将过去全部抹掉,从巴士底狱到旧历法。你们用庸人代替圣人。行啊,公民先生们,当主人吧,统治吧,喜欢怎样就怎样,尽情地享乐吧,可不要拘束啊。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宗教依然是宗教,君主制贯穿了我们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法兰西贵族即使砍了头也比你们高贵。至于你们对于王族在历史上的权利的无理取闹,我们根本不屑于驳斥。希尔佩里克 (3)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僧侣,名叫丹尼尔;是兰弗洛瓦捧出希尔佩里克来给查理·马特 (4) 制造麻烦。这些情况我们了解得和你们一样清楚。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保持一个伟大的王国,保持古老的法兰西,保持这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受到尊重的,首先是至圣君主,即国家的绝对主宰者,其次是亲王们,统领王家海军、陆军和炮兵的三军官员,主理行政和财政的大臣,再次是各级司法官员,管理盐税和一般税收的官吏,最后是分成三级的王国警察官吏。这一切堪称完美,贵贱有序。可是,这一切被你们破坏了。你们取消了省的建制,你们这些无知的可怜虫,甚至连省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法兰西的特性,是由我们这个大陆的特性本身构成的,法兰西的每个省代表着欧洲的一种美德:庇卡底显示出德意志的坦诚,香槟显示出瑞典的慷慨,勃艮第显示出荷兰的精明,朗格多克显示出波兰的活力,加斯科涅显示出西班牙的庄重,普罗旺斯显示出意大利的明智,诺曼底显示出希腊的机敏,多菲内显示出瑞士的忠诚。这一切你们全然不知。你们一味地破坏、砸碎、砸烂、摧毁,心安理得地充当野兽。哼!你们不再要贵族了!好啊,你们再也不会有贵族啦。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们再也不会有骑士,再也不会有英雄。永别啦,昔日的荣耀。现在你能给我找出一个阿萨 (5) 吗!你们再也不会有封特努瓦的那些要杀人先敬礼的骑士,再也不会有莱里达围攻战中那些穿丝袜的战士,再也不会有翎饰流星般掠过的豪迈的战斗日子。你们是一个没落的民族,你们将遭受外敌的入侵和占领。阿拉里克二世 (6) 打进来,再也遇不到克洛维那样的对手;阿布德拉姆打进来,再也遇不到查理·马特那样的 (7) 对手;撒克逊人再次来犯,不会有丕平 (8) 那样的人奋起抵抗了。你们再也不会有阿尼亚代尔、洛克鲁瓦、朗斯、斯塔法德、内温德、斯坦克尔克、马赛、罗库、劳菲尔德、马翁等一类的战役;你们再也不会有法兰西斯一世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那种胜利,再也不会有菲力普·奥古斯特在布汶战役中那种胜利,他在那次战役中一只手生擒了布洛涅的伯爵雷诺,另一只手生擒了佛兰德的伯爵费朗。你们还会有阿赞库尔那样的战役,但不会有巴尔克维尔那样了不起的旗手,将战旗裹在身上战死沙场!行了!得啦!干你们的吧。成为新人吧,去做卑鄙小人吧!”

    侯爵沉默片刻,接着又说下去:

    “但请让我们做高贵的人。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僧侣,打倒,摧毁,屠杀,把一切踩在脚下,把古代的格言踩在你们的靴子底下,践踏王座,踢翻神坛,推倒上帝,在上面跳舞吧!这是你们的事。你们是叛逆,是卑鄙小人,根本谈不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情操。我的话说完啦。现在送我上断头台吧,子爵先生。很荣幸能恭敬顺从你。”

    他又补充一句:“唔!我对你说了一些逆耳之言。我这又何苦呢?我是就要死的人啦。”

    “你自由了。”郭文说。

    郭文走到侯爵面前,脱下自己的司令官斗篷,披在侯爵身上,又把风帽拉下来罩住他的眼睛。这爷孙俩个子一样高。

    “喂,你这是干什么?”侯爵问道。

    郭文提高嗓门叫道:

    “中尉,给我开门。”

    门开了。

    郭文又大声说:

    “请把我身后的门关上。”

    说着,他把目瞪口呆的侯爵往外一推。

    我们还记得,已改成警卫室的这间低矮大厅,只有一盏角状灯照明,房间里大部分地方黑乎乎的,只有一小片地方被照亮,还朦朦胧胧什么也看不清楚。在这模糊的灯光下,没有睡着的士兵,看见一个人从他们中间穿过,朝出口走去,这人个头高大,披着斗篷,戴着有司令官标记的风帽。他们行了军礼,那人就过去了。

    侯爵慢步穿过警卫室,通过缺口,脑袋被碰了好几下,最后到了外面。

    哨兵以为看见的是郭文,向他行举枪礼。

    侯爵到了外面,脚底下踩到了原野上的草,距离森林只有两百步远,面前是空旷、黑暗、自由和生命,他却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仿佛刚才他听人摆布,任凭意外事件的驱使,趁一扇门敞开着逃了出来,现在他要想一想究竟做得对不对,在远走高飞之前又有些迟疑不决,要最后权衡一下。凝神沉思片刻之后,他挥动右手,中指和大拇指一搓打了个响指,说了声:“真是这样!”

    他走了。

    地牢的门关上了。郭文被关在里面。

    二 军事法庭

    那时的军事法庭,差不多在所有问题上都有自由决定权。仲马在立法议会起草过一份军事立法草案,后又经塔洛在五百人院进行了修订,可是最终的军事法庭法规,是在帝国时期才制订出来的。附带说一句,也是从帝国时代起,法律规定军事法庭进行表决时,必须让下级军官享有优先权。在大革命时期,这项法律还不存在。

    在1793年,军事法庭的庭长几乎就是整个军事法庭:由他选择成员,排列官阶,确定表决方式;他既是主子,又是法官。

    西穆尔登确定军事法庭就设在一层这间大厅里,即曾经筑了退守工事,现在驻扎警卫队的这间大厅里。他坚持一切都要缩短,从牢房到法庭,从法庭到断头台,距离愈短愈好。

    按照他的命令,法庭正午开庭;庭内的布置是:三把草垫椅子,一张松木桌子,两支点亮的蜡烛,桌子前面放了一张圆凳。

    椅子是给法官们坐的,圆凳是给被告坐的。桌子两头又各有一张圆凳,一张是给由军需官担任的检察官坐的,另一张是由一位下士担任的书记官坐的。

    桌子上有一根红色封蜡条,一枚共和国铜印,两瓶墨水,几个白纸卷宗,两张印制的布告,一张是通缉令,另一张是国民公会的法令。

    中间那张椅子的背后,有一簇三色旗。在那个极端崇尚简朴的年代,屋子里的装饰很快就完成了,不费多少时间,就把警卫室变成了法庭。

    中间那张椅子是供庭长坐的,正对着地牢门。

    旁听的人是士兵。

    被告席一边站一个宪兵。

    西穆尔登坐在中间那张椅子上,他的右边是盖尚上尉,为第一审判官,他的左边是拉杜中士,为第二审判官。

    他的头上戴着三色羽翎帽,腰侧垂挂着军刀,腰间别着两支手枪。他面部的刀痕呈鲜红色,更使他显出一副凶相。

    拉杜终于让人包扎了伤口,头上缠了一块手帕,上面一块血迹还在慢慢扩展。

    正午到了,还没有开庭。一个信差站在法庭的桌子旁,外面传来他的马踢踏地面的声音。西穆尔登正在写字。他写道:

    “救国委员会诸委员公民台鉴:

    “朗德纳克已被擒获,将于明天处决。”

    他写上日期,签了名,将快信折好封妥,交给信差。信差即刻离去。

    而后,西穆尔登高声喊道:

    “把地牢打开。”

    两名宪兵拨开门闩,推开门,进了地牢。

    西穆尔登抬起头,双臂交叉胸前,盯住牢房的门喊道:

    “把犯人押出来。”

    两个宪兵押着一个人出现在拱顶门口。

    那人是郭文。

    西穆尔登浑身发抖,叫起来:

    “郭文!”

    他改口道:

    “我要的是犯人。”

    “我就是。”郭文说。

    “你?”

    “我。”

    “朗德纳克呢?”

    “他自由了。”

    “自由了!”

    “是的。”

    “逃了?”

    “逃了。”

    西穆尔登哆嗦着结巴道:

    “不错,这是他家的城堡,他熟悉所有出口,地牢想必有一条暗道,我应该想到的,他肯定有办法逃走,而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有人帮助了他。”郭文说。

    “帮助他逃走?”

    “帮助他逃走。”

    “帮助他的是谁?”

    “我。”

    “你!”

    “我。”

    “你胡说!”

    “我进到地牢里,单独和犯人在里面,我脱下斗篷,给他披上,把风帽拉下来遮住他的脸,他就冒充我出去了,而我代替他留在里面。我现在在这里。”

    “你没做这种事!”

    “我做了。”

    “不可能。”

    “千真万确。”

    “把朗德纳克给我带来!”

    “他不在这里了。士兵们见他穿着司令官斗篷,把他当成了我,让他过去了。当时还是夜里。”

    “你疯了。”

    “我说的是事实。”

    一阵沉默。西穆尔登结巴道:

    “那么,你该当……”

    “被处死。”郭文说道。

    西穆尔登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他像被雷击中了呆坐不动,仿佛停止了呼吸,额头上挂着一大颗汗珠。

    他让自己的声音坚定起来,说道:

    “宪兵,让犯人坐下。”

    郭文在圆凳上坐下。

    西穆尔登又说:

    “宪兵,拔出军刀来。”

    这是被告可能判处极刑的习惯方式。

    两名宪兵拔出军刀。

    西穆尔登的声音恢复了平常的语气:

    “被告,”他说,“站起来。”

    他不再以亲切的口气称呼郭文。

    三 表决

    郭文站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西穆尔登问道。

    郭文回答:

    “郭文。”

    西穆尔登继续审讯:

    “你是什么人?”

    “北海岸远征纵队总司令。”

    “你与逃走的那个人是亲戚还是盟友?”

    “我是他的侄孙。”

    “你知道国民公会的法令吗?”

    “我看见印有这个法令的布告放在你的桌子上。”

    “你对这个法令有什么可说的?”

    “我只能说,我副署了这个法令,并下令付诸实行,而且这张布告是我叫人印制的,下面署有我的姓名。”

    “你挑选一位辩护人吧。”

    “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你可以发言。”

    西穆尔登恢复了镇静,不过他的镇静不像人的冷静沉着,而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

    郭文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像在沉思。

    西穆尔登又问:

    “你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护?”

    郭文慢慢抬起头,不看任何人,答道:

    “我要说的是:一件事情使我看不见另一件事情;一个善良的行动,由于就发生在身边,使我看不见一百个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头儿,另一方面是三个孩子,这一切横在我和责任心之间。我忘记了被焚烧的村庄,被蹂躏的田园,被屠杀的战俘,被结果的伤兵,被枪毙的妇女,被出卖给英国的法兰西;我放走了祸害祖国的家伙。我是有罪的。我这样说,似乎是和自己作对。其实不然,我是为自己说话。罪犯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是在挽回唯一值得挽回的东西:荣誉。”

    “这就是你为自己辩护要说的所有话吗?”西穆尔登又问道。

    “我要补充的是:我作为司令,应当做出表率;你们作为审判官,也该做出表率。”

    “你要求我做出什么表率?”

    “处死我。”

    “你认为这公平吗?”

    “而且必须这样。”

    “你坐下。”

    充当检察官的军需官站起来宣读文件:第一份是对前侯爵朗德纳克的通缉令;第二份是国民公会关于凡帮助被俘叛乱分子逃跑者一律判处死刑的法令;最后一份是印有这项法令的布告最后几行字,明令“禁止帮助上述叛乱分子,违者判处死刑”,最后的署名是远征军纵队总司令郭文。

    检察官宣读完毕之后,重新坐下。

    西穆尔登双臂抱在胸前,说道:

    “被告,注意听。旁听的诸位,请听,请看,但请别说话。你们面前是法律。现在就要进行表决。判决将以简单多数通过。每位审判官轮流表态,当着被告的面大声表态,法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遮遮掩掩。”

    西穆尔登接着说:

    “现在由第一审判官发言。说吧,盖尚上尉。”

    盖尚上尉似乎既不看西穆尔登,也不看郭文。他眼皮下垂,遮住了眼珠,其实双眼一动不动地盯住那张印有法令的布告,好像那是一道深渊似的。他说道:

    “法律是毫不含糊的。一位法官既超过又不如一个普通人:他不如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没有心;他超过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有剑。罗马四百一十四年,曼留斯处死了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没有得到他的命令而出战得胜。违犯了纪律就必须受惩罚。现在是法律被违犯了,而法律高于纪律。由于怜悯心作怪,祖国又处于危险之中了。怜悯心可以构成犯罪。郭文司令帮助叛乱分子朗德纳克逃跑了。郭文是有罪的。我主张死刑。”

    “记下来,书记官。”西穆尔登说。

    书记官写上:“盖尚上尉:死刑。”

    西穆尔登又说:

    “下面由第二审判官发言。说吧,拉杜中士。”

    拉杜站起来,转向郭文,向被告行个军礼,然后大声说:

    “照这种说法,那就把我送上断头台吧,因为我可以对着上帝拿我最圣洁的名誉起誓,我首先希望自己做了那个老头儿所做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自己做了我的司令官所做的事情。当我看到那个八十岁的人扑到烈火之中,去救那三个小孩时,我就说:‘好家伙,你真是个有胆气的人!’当我知道司令官把这个老头从你们那愚蠢的断头台上救了出来时,我就说:‘我的司令官,你应该成为我的将军!’你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我,他妈的,真想给你一枚圣路易十字勋章,如果现在还有圣人,还有十字勋章,还有路易的话!哼,照这样下去,我们岂不要变成白痴了吗?我们打赢了热马普战役、瓦勒米战役、弗勒吕斯战役、瓦蒂尼战役,就是为了这样办事吗?你们倒是说呀!怎么!四个月来,正是郭文司令穷追猛打保王军的顽固派,靠军刀的拼杀拯救着共和国,尤其多尔一仗表现出了雄才大略。你们有这样一个人,却想除掉他!你们不举荐他为将军,反倒想砍他的脑袋!我说,这简直是站在新桥上往塞纳河里跳。而你自己,郭文公民,我的司令,假如你不是我的长官,而是我的下士,我就会对你说,你刚才所讲的是十足的蠢话。老头儿救那三个孩子救得好,你救老头儿也救得好。因为人家做了好事而把人家送上断头台,那就都他妈的见鬼去吧,我都不明白咱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啦!这样还凭什么阻止人家去干坏事!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不是吗?我都要自己掐自己一把,看看我是不是清醒的。我真不懂。难道那老头儿应该让那三个孩子活活烧死才对吗?难道司令应该让那老头儿的脑袋被砍掉才对吗?那么,好吧,砍掉我的脑袋吧。我宁愿这样。不妨设想一下,那三个孩子死了,红帽子营必然名誉扫地,难道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吗?那么,我们还不如互相吞食呢。我和你们在座的各位一样懂得政治,我是长矛区俱乐部成员。见鬼!搞来搞去我们把自己都搞糊涂了!我只是简单讲了我的看法。我不喜欢把事情搞得稀里糊涂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真见鬼,我们拼死拼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杀掉我们的司令吗?不能这样,他娘的!我要我的司令!我不能没有我的司令!我现在比过去更热爱他。把他送上断头台,你们让我笑掉大牙!这一切,我们不同意。前面的发言我听了。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办不到!”

    拉杜坐下来。他的伤口又裂开了,绷带里冒出一股鲜血,从耳朵的部位顺着脖子往下流。

    西穆尔登转向拉杜:

    “你主张对被告不予追究?”

    “我主张,”拉杜说,“提升他为将军。”

    “我问你是不是主张宣告他无罪。”

    “我主张让他当共和国首领。”

    “拉杜中士,你主张宣布郭文司令无罪,是还是不是?”

    “我主张让我代替他上断头台。”

    “宣告无罪,”西穆尔登说,“记下,书记官。”

    书记官写上:“拉杜中士:宣告无罪。”

    然后他说道:

    “一票主张死刑。一票宣告无罪。票数相等。”

    该西穆尔登表态了。

    他站起来,摘下帽子放在桌子上。

    他的脸不只是发白发青,而是面色如土。

    房间里一片死寂,即使在场的人全是裹着尸布的死人,也没有那么静。

    西穆尔登用严肃、缓慢、坚定的声音说道:

    “被告郭文,诉讼辩论结束了。本军事法庭以共和国的名义,按两票对一票的多数……”

    他停顿一下。时间仿佛停止了似的。他是犹豫不决宣判死刑呢,还是犹豫不决宣布宽大释放?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西穆尔登继续说:

    “……判处你死刑。”

    他脸上流露出可悲的胜利带来的痛苦表情。雅各在黑暗中让被他击倒的天使为他祝福时,脸上现出的大概就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只是一刹那间,那表情就消失了,西穆尔登又变得像大理石一样,坐下来,戴上帽子,补充道:

    “郭文,你将在明天早晨日出时被处决。”

    郭文站起来,鞠一躬,说道:

    “感谢法庭。”

    “把犯人带下去。”西穆尔登说。

    西穆尔登手一挥,地牢门开了,郭文走进去,牢房门又关上了。两个宪兵拿着出鞘的军刀,一边一个把守着牢房门口。

    拉杜晕倒在地上,被抬走了。

    四 法官西穆尔登和主宰者西穆尔登

    一个军营就是一个蜂窝。在革命时期尤其是这样。士兵们身上的公民针刺,在敌人被赶走之后,往往会很快伸出来,毫不犹豫地去刺他们的长官。这支攻克了拉杜格的英勇部队,发出了多变的嗡嗡声。起初,听说朗德纳克逃跑了,那嗡嗡声是针对司令郭文的。后来看见从本来关押朗德纳克的土牢里走出来的竟是郭文,这消息有如电击,不到一分钟就传遍了整个部队。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里纷纷议论开了。头一种议论是:“他们正审判郭文。可是这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谁能相信这些前贵族和教士!我们刚看到一个子爵救了一个侯爵,现在要看到一个教士为一个贵族开脱啦!”

    及至知道了对郭文的判决,又有了第二种议论:“真正岂有此理!我们的长官,我们正直的长官,我们年轻的司令,一位英雄!他是一位子爵,不错,但正因为这样,他能成为共和党人就更加可贵!怎么!他,朋托松、维勒迪约、阿波桥的解放者!多尔之役和拉杜格之役的胜利者!带领我们无往不胜的人!一个堪称共和国在旺代一把利剑的人!五个月来抗击舒安部队,补救雷舍勒等人的愚蠢行为的人!这个西穆尔登居然胆敢判他死刑!理由呢?因为他救了一个曾救出三个孩子的老头儿!一个教士杀一个军人!”

    这支胜利而不满的部队就这样抱怨着。一种怨恨愤怒的气氛包围着西穆尔登。四千多人反对一个人,看来真是一股力量;其实并没有形成一股力量。这四千多人是一群人,而西穆尔登是一个意志。我们知道西穆尔登经常皱眉头,这就足以使一支军队敬畏了。在那种严酷的年代,一个人身后只要有救国委员会的影子,他就会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人,就会使咒骂变成窃窃私语,使窃窃私语归于沉默。众人议论也好,不议论也好,西穆尔登始终主宰着郭文的命运,就像他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一样。大家知道,什么都不消向他要求,他只服从于自己的良心,那是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不同于常人的声音。一切都取决于他。他以军事法庭审判官的身份做出的决定,只有他能以特派员的身份撤销。他可以赦免。他拥有全权。他点一下头就可以将郭文释放;他是生与死的主宰,断头台是由他指挥的。在这个悲剧性的时刻,他是至高无上的人。

    大家只有等待。

    天黑了。

    五 地牢

    法庭又变成了警卫室。岗哨像昨晚一样增加成双岗;关闭的地牢门口有两个卫兵看守。

    将近午夜,一个人拎着一盏灯,穿过警卫室,说了声自己是谁,叫卫兵为他打开地牢的门。此人是西穆尔登。

    他进了地牢,身后的门半掩着。

    地牢里黑乎乎、静悄悄的。西穆尔登在黑暗里走一步,把灯放在地上,停住了脚步。暗影里传来一个熟睡的人均匀的呼吸。西穆尔登沉思地听着这平静的声音。

    郭文躺在地牢里端那捆干草上。西穆尔登听见的就是他的呼吸。他睡得很沉。

    西穆尔登走过去,尽量不弄出声音,走近之后,开始端详郭文。一位母亲看自己熟睡的婴儿,目光也不会更慈祥,更难以形容。这目光也许是西穆尔登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他像小孩子有时做的那样,两手捏成拳头去擦眼睛,人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他跪在地上,轻轻地抬起郭文的一只手,把嘴唇贴在上面。

    郭文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身子哆嗦一下醒来了,睡意蒙眬的脸上现出惊诧的神色。地牢被灯光微微照亮。他认出了西穆尔登。

    “啊,”他说,“是你,老师。”

    他又补充一句:

    “我正梦见死神吻我的手哩。”

    西穆尔登猛地一震,恰如有时澎湃的思潮冲击我们的心灵时那样;在某些情形下,这思潮那样汹涌,那样狂烈,仿佛要把整个心灵淹没似的。但是,西穆尔登心灵的深处没有流露出任何情感。他只叫了声:“郭文!”

    两个人互相注视着。西穆尔登眼睛里仿佛燃烧着足以把眼泪烧干的火焰,郭文脸上则浮着温和的微笑。

    郭文用胳膊肘支撑着坐起来说:

    “我看见你脸上这块伤疤,那是为了救我而落下的。昨天你还在我身边为了保护我而苦战。如果上天没有把你派到我的摇篮边,今天我会在什么地方呢?肯定会在黑暗中。我之所以有尽责任的观念,全是你教育的结果。我生下来就受到束缚。成见就是束缚我的绳索,你替我解开了这些绳索,让我自由地成长;你使已变成一具小僵尸的我,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你在我可能发育不健全的躯体里注入了良心。没有你,我即使长大了也是幼稚的。多亏了你,我才存在这世界上。过去我只是一个贵族,是你让我成为一个公民;我曾经只是一个公民,是你使我变成了一个有头脑的人。你使我作为人能够适应人间的生活,作为灵魂能够适应天国的生活。你给了我真理的钥匙,使我能够深入人间的现实;你给了我光明的钥匙,使我能够超脱人间的现实。啊,恩师,我感谢你。是你创造了我。”

    西穆尔登在郭文身边的干草上坐下,对他说:

    “我是来和你一起吃晚饭的。”

    郭文将黑面包掰开,递给西穆尔登。西穆尔登拿了一块,郭文再把水罐递给他。

    “你先喝。”西穆尔登说。

    郭文喝过之后递给他,他接着也喝了。郭文只喝了一口。

    西穆尔登连喝了好多口。

    这次晚餐,郭文只顾吃,西穆尔登一个劲地喝,这表明一个心情平静,一个心绪不宁。

    地牢里异常安静,两个人促膝谈心。

    郭文说:

    “伟大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目前革命所做的事情是神秘的。在看得见的工作后面,有看不见的工作。一个掩盖着另一个。看得见的工作是残酷的,看不见的工作是崇高的。此时此刻,一切我都看得非常清楚。这真奇特而又美好。这需要利用过去的遗产。不平凡的九三年,就是从过去的遗产中产生的。在不开化的基础上正在建设一座文明的殿堂。”

    “对。”西穆尔登接过话茬儿说,“从暂时的状态将产生永久的状态。所谓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平衡,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切平均化,不允许有任何偏向,而凌驾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之上的,就是那不偏不倚的准绳:法律。就是绝对的共和制。”

    “我更喜欢理想的共和制。”郭文说。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

    “唔,老师,在你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之中,忠诚、自我牺牲、责任心、相互关心、仁爱等等,放在什么位置呢?使一切平衡固然好;使一切和谐就更好。比天平更高级的东西还有七弦琴啊。你的共和制是把人量一量,称一称,然后加以支配;我的共和制是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这就是定理和雄鹰之间的区别。”

    “你迷失在云层里啦。”

    “而你呢,迷失在计算里啦。”

    “和谐里有幻想。”

    “数学里也有。”

    “我喜欢欧几里得造成的人。”

    “我嘛,”郭文说,“更喜欢荷马造成的人。”

    西穆尔登露出严肃的微笑,定定地盯住郭文,仿佛要使他的心灵凝滞不动。

    “诗歌!你可得提防诗人。”

    “是啊,这类话我很耳熟。什么你可得提防风,你可得提防光,你可得提防芳香,你可得提防花,你可得提防星座,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吃。”

    “你能说得准吗?思想也是食粮。想就是吃。”

    “别扯这些抽象概念啦。共和制是二加二等于四。当我给予了每个人其应得的……”

    “你还要把每个人不应得的给予每个人。”

    “这话怎讲?”

    “我想讲的是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个人范围广泛的互让,这种互让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生活。”

    “在严厉的法律之外,什么也没有。”

    “什么都有。”

    “我只看到正义。”

    “我嘛,看得更高。”

    “还有什么比正义更高吗?”

    “公道。”

    有时他们停顿片刻,像有什么亮光掠过似的。

    西穆尔登又说:

    “讲明确点看。我怀疑你能讲得明确。”

    “好吧。你不是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吗?和谁打仗呢?和其他人打仗。我呢,根本不要兵役,而要和平。你希望穷苦人得到救助,我希望消灭贫穷。你希望实行比例税,我根本不希望有任何税。我希望公共财政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用社会剩余价值来支付。”

    “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首先你们应该消灭一切寄生现象,如教士寄生现象、法官寄生现象、士兵寄生现象等。其次,你们应该利用你们的财富;你们现在把肥料扔进了阴沟里,你应该把肥料扔进庄稼地里。现在四分之三的土地是荒地,应该全法国垦荒,取消没有用的牧场,平分市镇的土地。使每个人有一块地,每块地有人耕种。这样你就可以使社会产品增长百倍。现在,法国只能使农民每年四天有肉吃;土地种好了,法国可以养活三万万人,即整个欧洲。应该利用大自然,发挥这个潜力无穷的助手的作用。让所有风力、所有瀑布、所有磁流为你们服务。地球里面有一个脉络网,这个网里流动着无穷无尽的水、油和火。钻透地球的脉管,让水喷射出来为你们的水井提出泉源,让油喷射出来供你们点灯,让火喷射出来供你们生炉子。想一想大海里汹涌的波涛,潮涨潮落,潮汐的运动吧。何谓海洋?是白白浪费的巨大能量。世界真蠢啊,不懂得利用海洋!”

    “你完全在做梦。”

    “就是说完全在现实世界里。”

    郭文又说:

    “还有妇女呢?你怎样安置?”

    “和现在一样,依然是男人的女仆。”

    “行,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男人成为妇女的男仆。”

    “你抱这种想法?”西穆尔登叫起来,“男人成为仆人!绝对不行。男人是主人。我只承认一种君主制,家庭的君主制。男人在家里是君主。”

    “行,也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妇女成为家庭里的王后。”

    “就是说你主张男人和妇女……”

    “平等。”

    “平等!你这样想?男人和女人可是不同呀。”

    “我是说平等,而不是说相同。”

    又一次停顿,仿佛这两个用闪电交锋的精灵之间又一次休战。西穆尔登打破沉默:

    “那么孩子呢?你把他归谁?”

    “首先归产生他的父亲,然后归生育他的母亲,再归教导他的老师,再归使他长大成人的城市,再归至高无上的母亲祖国,最后归伟大的祖先人类。”

    “你没有说到上帝。”

    “父亲,母亲,老师,城市,祖国,人类这些级别的每一级,都是攀登到上帝那里的阶梯的一级。”

    西穆尔登沉默不语,郭文又说:

    “攀登到阶梯顶上,就到了上帝那里。上帝打开门,你只管进去就是了。”

    西穆尔登做了一个招呼别人回来的手势:

    “郭文,回到地上来吧。我们要实现的是可能实现的事情。”

    “首先要做到不使可能实现的事情变成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可能实现的事情总会实现的。”

    “不一定。就说乌托邦吧,你粗暴对待它,就等于扼杀它。最没有防卫能力的莫过于鸡蛋。”

    “然而必须抓住乌托邦,强制它套上现实的轭,把它纳入现实的框架之中。抽象的思想应该化为具体的思想。这样它虽然不那么高雅了,却变得更适用;虽然变得鄙俗了,却更好了。权利必须在法律里明文规定,当权利成为法定的时,它就是绝对的了。这就是我所称的可能实现的东西。”

    “可能实现的东西何止这些。”

    “哎!你又做起梦来了。”

    “可能实现的东西是一只总在人类头顶翱翔的神秘的鸟。”

    “应该抓住它。”

    “抓活的。”

    郭文接着说:

    “我的想法是:不断前进。上帝如果要人后退的话,他就会让人后脑勺长只眼睛了。永远望着黎明那边,望着新生命出世,新生命诞生那边。没落的东西激励着上升的东西。老树的爆裂声是对幼树的召唤。每个世纪都将成就一番事业,今天是公民问题,明天是人道问题;今天是权利问题,明天是工资问题。工资和权利说到底是同一个词。人活在世上不是不要报酬的;上帝在创造生命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权利乃天赋的工资,工资是争取到的权利。”

    郭文说话时非常沉静,像个预言家。西穆尔登听着他说。角色颠倒过来了,现在似乎学生成了先生。

    西穆尔登低声说道:

    “你的思想转得真快啊。”

    “可能是我的时间有点紧迫了。”郭文微笑着说。

    他接着说道:

    “噢,老师,我们两种乌托邦的区别是: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幻想的是士兵人,我幻想的是公民人。你希望他变得令人生畏,我希望他变得善于思考。你建立一种利剑的共和,我建立……”

    他停了停:

    “我希望建立一种理智的共和。”

    西穆尔登看着地牢地面的石板,问道:

    “你暂时希望什么呢?”

    “就希望现在这样。”

    “这么说你能原谅现在这个时刻?”

    “是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的目标永远是明确的。一棵橡树被雷击倒,许多森林会生长茂盛!文明染上了瘟疫,这场大风帮它消除瘟疫。它也许选择得不够吧。可是它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它担负了如此艰难的清扫使命!面对疫气的可怖,我理解风的狂怒。”

    郭文继续说道:

    “况且,风暴对我来讲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有指南针?风云突变对我有什么影响,如果我有良心?”

    接着他又以低沉而庄重的语气补充道:

    “而且还有一个人我们必须永远顺从。”

    “谁?”西穆尔登问道。

    郭文把手举过头顶一指。西穆尔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仿佛透过地牢的拱顶,看到了繁星密布的天空。

    两个人又沉默了。

    西穆尔登说道:

    “要说社会比自然更伟大,我对你说吧,这根本不再是可能实现的东西,这是幻想。”

    “这是目标。否则,社会有什么用呢?那就待在自然里好啦。做野人好啦。奥塔希提 (9) 堪称乐园吧。只不过,在这个乐园里没有思想可言。与其要一个蒙昧的乐园,不如要一个智慧的地狱。不过,绝不能要地狱。咱们还是要人类社会吧。它比自然更伟大。是的。如果一点也不高于大自然,我们为什么要脱离大自然呢?那么,我们干脆像蚂蚁一样干活儿,像蜜蜂一样酿蜜得了嘛。干脆做只会干活的动物,而不做有智慧的王后得了嘛。如果你在自然之上再增加点什么,你就必然比自然伟大。增加就是增长,增长就是升高。社会就是升华的大自然。我要蜂巢所缺乏的一切东西,要蚁窝所缺乏的一切东西,例如纪念建筑物、艺术、诗歌、英雄、天才,等等。永远负重,并非人类的法则。不,不,不,不要再有贱民,不要再有奴隶,不要再有苦役犯,不要再有罪人!我希望人类的每一种品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进步的楷模;我希望思想自由,观念平等,心灵博爱。不,不要再有枷锁!人生下来不是要让锁链锁住,而是要展开翅膀飞翔。不要再有爬行的人类。我希望爬行的虫子变成有翅的彩蝶;我希望蚯蚓变成鲜艳的、会飞的花朵;我希望……”

    他停住了,两眼闪闪发光。

    他的嘴唇嚅动着,不再说下去。

    地牢的门一直开着。外面传来阵阵喧哗。隐约地听见号声,大概是起床号;还有枪托碰撞地面的声音,那是哨兵换岗;另外,在离城堡很近的地方,可以分辨出黑暗中似乎有人在搬动木板和木方,还似乎有低沉的、断断续续的锤子敲打声。

    西穆尔登倾听着,脸色变得煞白。郭文什么也没听见。

    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沉思,完全沉浸在自己头脑里的幻象之中,仿佛已经停止呼吸,只是偶然微微抖动一下,眼睛瞳仁里映出的晨光越来越明亮。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西穆尔登问他:

    “你在想什么?”

    “未来。”郭文答道。

    说罢,他又陷入了沉思。西穆尔登从他们俩所坐的干草地铺上站起来。郭文丝毫没有觉察到。西穆尔登盯住沉思的年轻人看了一会儿,慢慢退到门口,才转身出来。地牢重新关上了。

    六 日出之时

    不一会儿地平线上就现出了曙光。

    在曙光出现的同时,拉杜格高地上出现了一件新奇的、屹立不动的、令人吃惊的、连天空的鸟儿都不认识的东西,高高地俯视着富热尔森林。

    那东西是夜里搞好在那里的。它是竖起来的,而不是建筑的。站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望去,那是由一些生硬的直线构成的一个轮廓,外形像一个希伯来字母,或者像古代神秘文字之一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一个字。

    初看上去,那东西给人的印象是一件无用之物。它耸立在开花的欧石楠丛中。人们都嘀咕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再细看一下,人们禁不住不寒而栗。那是一个台子样的东西,四根柱子就是四个脚。台子的一头笔直地立着两根高高的柱子,它们的顶端由一根横梁连接着,横梁上固定不动吊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在蔚蓝的晨空中那东西看上去黑乎乎的。台子的另一头有一架梯子。下方,两根立柱之间,在三角形的东西之下,可以看得见一块镶板,是由可以活动的两半块组成的,两个半块镶接起来,中间就现出一个圆洞,大小相当于一个人的脖子。镶板的上半块沿着一个槽滑动,可以升降。两个半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脖子一样大小的洞,现在是分开的。在吊着三角形东西的两根立柱脚下,有一块可在支轴上转动的木板,看上去像块跷跷板。木板旁边,有一个长方形筐子,而在两根立柱前方,台子边缘放着一个正方形筐子。油漆成红色。一切都是木头做的,只有那个三角形的东西是铁做的。这东西那么难看,那么渺小,毫无价值,令人觉得它是人造出来的;可是它又是那样令人生畏,使人觉得它是天神送来的。

    那个难看的台子就是断头台。

    在它对面不远的地方,隔山沟相望,有另一个怪物,就是拉杜格。一个石头的怪物和一个木头的怪物相对。可以说,当人接触到那木头和那石头时,那木头和那石头不再是木头,也不再是石头,而是具备了人的某种特质。一座建筑代表一种信条,一个机器代表一种观念。

    拉杜格是过去的时代留下的不幸象征。这个象征在巴黎称为巴士底狱,在德意志称为斯波尔堡,在西班牙称为埃斯科利亚庙,在莫斯科称为克里姆林宫,在罗马称为圣天使城堡。

    拉杜格浓缩了一千五百年历史,包括中世纪、藩属时代、封建领地时代、封建制度时代;断头台只包含一年的历史,即1793年。这十二个月的分量相当于一千五百年。

    拉杜格即君主制,断头台即大革命。

    充满悲剧色彩的对照。

    一方面血债累累,另一方面是报应即至。一方面是错综复杂的古老社会结构:农奴,领主,奴隶,主人,平民,贵族,包括各种习惯法的复杂法典,结盟的法官和僧侣,数不清的桎梏,捐税,盐税,永久性管业,人头税,特例,特权,成见,宗教狂热,王室的破产特权,君权,王位,君主意志,神权,等等;另一方面则只有一样简单的东西:断头机的铡刀。

    一方面是纠缠在一起的结,另一方面是一把利斧。

    拉杜格长期孤零零地耸立在荒野上。它耸立在那里,连同它曾泼洒沸油的雉堞,燃烧的松脂,熔化的铅弹,铺满白骨的地牢,裂尸间,以及充满整座城堡的巨大悲剧;它以狰狞面目俯视着那片森林,在这片阴影中度过了一千五百年孤寂而平静的日子;它是当地绝无仅有的权贵,是当地人既尊敬又畏惧的唯一对象;它曾经统治着这个地方,一点也不开化。可是突然之间,它看见自己对面耸立起了一个和它作对的东西——不只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个和它一样可怕的东西:断头台。

    有时,石头似乎有奇特的眼睛。一座雕像会观察,一座堡垒会窥伺,一座楼房会注视。拉杜格好像在仔细打量断头台。

    它仿佛在暗自嘀咕。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东西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那东西果然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必然带来不幸的土地里萌发了一棵不吉利的树。从这块浇灌了那么多汗水,那么多泪水,那么多鲜血的土地里,从这块挖过那么多壕沟,那么多坟墓,那么多地洞,那么多陷阱的土地里,从这块腐烂过毙命于形形色色暴君手里的死者的土地里,从这块交错着那么多深渊,埋藏着那么多可怕罪恶种子的土地里,从这块深厚的土地里,在注定的日子,冒出了这台陌生的、复仇的、残暴的杀人机器。于是九三年对旧世界说:

    “我在这里。”

    断头台有权对城堡说:

    “我是你的女儿。”

    同时城堡都觉得自己被断头台杀害了,原来这类东西也有生命,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

    面对新出现的可怕怪物,拉杜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慌失措之感。简直可以说它感到恐惧。这个花岗石的庞然大物威严而又卑鄙,那块带三角铁的木板却更凶恶。威力无比的丧权者惧怕威力无比的新生者。罪恶的历史打量着正义的历史。过去的暴力与现在的暴力对比。这座古老的城堡,这座古老的监狱,这座古老的庄园,这里曾经有多少人受裂尸之刑而发出惨叫,它是为打仗和杀人而建筑的,现在它再也不能用来杀人,再也不能用来打仗了,它被侵占,被拆毁,被废黜。这堆石头无异于一堆灰烬,丑陋而雄伟,但已经死亡,它充满往昔那些恐怖世纪令人眩晕的回忆,望着可怕而朝气蓬勃的时代从面前经过。昨天在今天面前发抖;旧的残暴目睹并忍受着新的恐怖;已经灭亡的东西睁着幽冥的眼睛望着恐怖的东西;幽灵打量着魂灵。

    大自然是无情的。它不肯在人类的丑恶行为面前收回它的鲜花、音乐、芳香和阳光。它用天赋的美丽和社会的丑恶的鲜明对比来谴责人类;它不肯收回一个蝴蝶翅翼或一只鸟儿的歌唱来宽恕人类;它一定要人类在杀戮、复仇和野蛮之中忍受圣洁的事物的目光;它要使人类无法逃脱温馨的宇宙无尽的谴责,也无法逃脱晴朗的蓝天的愤怒;它一定要让人类的法律在令人目眩神摇的永恒景物之中,彻底现出丑恶的原形。人类尽管破坏、毁灭、根绝、杀戮,夏天依然是夏天,百合花依然是百合花,星辰依然是星辰。

    这天早晨,曙光初露,清朗的天空比任何时候都更迷人。和煦的晨风吹动着欧石楠,雾气徐徐地缭绕于树枝之间,富热尔森林里,处处山泉,水气飘溢,披着晨曦,一派氤氲,宛似一个青烟袅袅的大香炉;蔚蓝的苍穹,洁白的云朵,清澈的泉水,葱茏的林木,海水般碧蓝,翡翠般黛绿,颜色和谐宜人,一丛丛形同友爱兄弟的树木,一块块青青的草地,寥廓的平原,所有这一切,无比纯洁,可以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永久忠告。可是在这一切之中,却袒露了人类可憎可恨的无耻;在这一切之中,出现了堡垒和断头台,战争和刑罚,血腥的年代和流血的时刻的两个象征,过去黑夜的猫头鹰和未来黎明的蝙蝠。在这鲜花盛开、芳香馥郁、迷人而可爱的宇宙之中,灿烂的晨空将曙光洒满拉杜格和断头台,仿佛在向人们说:“请看看我所做的事情和你们所做的事情吧。”

    这就是太阳赋予其光线的绝妙的用途。

    此情此景正好有不少观众。

    那支小远征军的四千多人在高地上排成战斗队形,从三方围住断头台,形成一个E字形的实测平面图;炮队在最长那条线的中央,构成缺口中的短横。红色的断头机被围在三个战斗队列之中,三个战斗队列就是三堵士兵构成的墙壁,两头的两个队列一直排到了高地的边缘;第四边是敞开的,那就是山沟,对面是拉杜格。

    这样的安排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土坪,中间耸立着断头台。随着朝阳升高,断头台投在草地上的影子渐渐变短。

    炮手们站在各自的大炮旁,点燃了引信。

    山沟里青烟袅袅,那是桥堡接近熄灭的火灾冒出的烟。

    这青烟在拉杜格周围缭绕,但并未将它遮住,它那高高的露台俯视着整个地平线。拉杜格的露台和断头台之间,只隔着一条山沟,站在一边可以与另一边说话。

    军事法庭的桌子和后面插着三色旗的椅子搬到了露台上。朝阳在拉杜格后面冉冉上升,映出堡垒黑黢黢的轮廓,以及堡垒顶上三色旗下一个人的面孔;那人坐在法庭椅子上,一动不动,双臂交叉在胸前。

    这个人就是西穆尔登。他像昨天夜里一样,穿着特派员制服,戴着有三色花翎的帽子,身侧挂着军刀,腰间别着手枪。

    他沉默不语。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士兵们枪托靠在脚边,个个低垂着眼睛。他们不时用胳膊肘碰碰旁边的战友,但彼此都不说话。他们模糊地想到这场战争,无数次战斗,勇敢地冒着枪林弹雨夺取矮树篱,凭一时之勇黑压压冲过来的疯狂的农民军,想到所攻克的一座座城池,所赢得的一次次战役,所取得的一个个胜利。可是现在,他们觉得所有这些光荣都变成了耻辱。这凄惨的等待使每个人的心都抽紧了。刽子手在断头台上走来走去。越来越明亮的晨光庄严地充满了整个天宇。

    突然,人们听见蒙着绉纱的鼓沉闷的鼓点声。这报丧的鼓点由远而近,队伍往两边闪开,一队人进入方坪,向断头台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蒙黑纱的鼓,然后是一队枪口朝地的士兵,再后面是一队军刀出鞘的宪兵,最后是犯人郭文。

    郭文步履不受限制,手脚都没有被捆绑。他穿着平时的军服,佩着剑。

    在他后面是另一队宪兵。

    郭文脸上,依然像他对西穆尔登说“我想的是未来”时那样,浮着欣喜的沉思神色。这持久的笑容难以形容,无比崇高。

    到了那个悲壮的地方,他头一眼看的便是堡垒顶上。他根本没把断头台放在眼里。

    他知道,西穆尔登把亲临现场监斩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举目在堡垒顶部露台上寻找西穆尔登,果然看见他在那里。

    西穆尔登脸色苍白,表情冷漠。站在旁边的人听不到他的气息。

    他看见了郭文,并无任何震动。

    郭文向断头台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望着西穆尔登,西穆尔登也望着他。西穆尔登看见这目光,似乎更镇定了。

    郭文走到断头台脚下,爬上去,后面那队士兵的指挥官跟着爬上去。郭文解下佩剑交给那位军官,摘下领带交给刽子手。

    他像一个幻影。他从来没有显得这样英武。他棕色的头发在风中飘拂;当时行刑之前不剃头发。他的脖子白皙得像个女人,英姿勃勃,镇定自若的目光像一个大天使。他站在断头台上,现出沉思的面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极峰。郭文站在极峰之巅,英武而平静。

    阳光包围着他,像把他罩在一个光环之中。

    然而,必须把受刑者捆绑起来。刽子手拿着绳子走过来。

    这时,士兵们看着他们的年轻司令如此坚定地引颈就铡,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些战士的心都要爆炸了。人们听见全军呜咽的巨大声音。响起一片喊声:“宽恕了吧!宽恕了吧!”有些人跪了下来,另一些人扔掉枪,向西穆尔登所坐的露台举起两臂。一个士兵指着断头台喊道:

    “让我代替他行吗?我这就上去。”所有人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呼喊:“赦免了吧!赦免了吧!”就是狮子听见了这呼喊,也会受感动或被吓坏,士兵们的眼泪像倾盆大雨。

    刽子手不知所措,愣住了。

    于是,一个低沉短促、阴森可怕、每个人都听得真切的声音,在堡垒顶上喝令道:“执行法律!”

    大家听出了这冷酷无情的声音是西穆尔登在下令。全军不寒而栗。

    刽子手不再犹豫,拿着绳子走近犯人。

    “等一等。”郭文说。

    他转向西穆尔登,向他挥挥还没缚住的右手表示永诀,然后听凭捆缚。

    被捆缚好了之后,他又对刽子手说:

    “对不起,请再等片刻。”

    随即他高呼:“共和国万岁!”

    刽子手让他卧在活动板上。他那可爱而高傲的头被固定在那万恶的颈圈里面。刽子手轻轻提了提他的头发,然后猛一按弹簧,三角铁启动了,开始是慢慢下滑,而后加快了速度,大家只听见令人心碎的咔嚓一声……

    就在同一时刻,人们听见了另外一个响声。应和铡刀声的,是一声手枪响。西穆尔登刚才拔下了腰间的一支手枪,在郭文的头颅滚进筐子里时,他用一颗子弹射穿了自己的心脏。一股鲜血从他嘴里涌流出来,他倒在地上死了。

    这两个灵魂,如同一对悲惨的姐妹,一块飞升了,一个灵魂的暗影和另一个灵魂的光华重合在一起。

    (1) 法国科学家,创立有达朗伯原理,即牛顿第二定律的另一种阐述形式。与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道编撰百科全书。

    (2) 阿鲁埃为伏尔泰本来的姓,他在二十四岁才改姓伏尔泰。

    (3) 即希尔佩里克二世(约576—721),曾住某寺院中,教名为但以理,被人接出,后成为所有法兰克人领地的国王。

    (4) 查理·马特(约688—741),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克拉西亚的宫相,曾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

    (5) 即达萨骑士(1733—1760),法国军官。

    (6) 西哥特人领袖(约370—410)。

    (7) 法兰克王国创立者(约466—511),507年在普瓦提埃附近打败西哥特人。

    (8) 即矮子丕平,法兰克人加洛林王朝创立者。

    (9) 波利维亚塔希提群岛(属于向风群岛)最大的岛屿,曾属法国海外省之一,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被称为“人间乐园”。

  • 卢梭《忏悔录》

    第一章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祖父留下的财产本来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的作用,教育是万能的,全家就靠他当钟表匠来糊口。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得以和她结婚,很费了一番苦心。他们两人的相爱,差不多从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玩耍;到了十岁,已经是难舍难分的了。两人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两人秉性温柔和善感,都在等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而且宁可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肯首先倾吐衷肠:她等着他,他等着她。命运好象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热烈了。这位多情的少年,由于情人到不了手,愁苦万分,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掉。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未收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热烈了。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他们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们海誓山盟,上天也赞许了他们的誓约。

    我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可是我的姑母提出了条件:只有他的姐姐肯嫁给她自己的哥哥,她才同意嫁给他。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我的舅父便也是我的姑丈,他们的孩子和我是双重的表兄弟了。过了一年,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手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他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父亲在我那唯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当了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我母亲的美丽、聪慧和才华给她招来了许多向她献殷勤的男人。其中表现得最热烈的要算法国公使克洛苏尔先生。他当时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在三十年后,他向我谈起我母亲的时候还十分动情呢。但是我母亲的品德是能够抵御这些诱惑的,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急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父亲这次回家的不幸的果实。十个月后生下了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丧偶的悲痛的,我只知道他的悲痛一直没有减轻。他觉得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不能忘记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他的叹息中,在他那痉挛的紧紧拥抱中感到他的抚爱夹杂着一种辛酸的遗恨:惟其如此,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每次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谈谈你妈妈吧”,我便跟他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这一句话就使他流下泪来。接着他便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虚填补上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死在第二个妻子的怀抱里,但是嘴里却始终叫着前妻的名字,心里留着前妻的形象。

    赐给我生命的就是这样两个人。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中,他们遗留给我的只有一颗多情的心。但,这颗多情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却是我一生不幸的根源。

    我生下来的时候几乎是个死孩子,能否把我养活,希望很小。我身上还带着一种生来的病根,它随着年岁而加重,现在虽然有时稍微减轻,但那只是为了叫我换一种方式挨受更残酷的痛苦。我父亲有一个妹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姑娘,她对我照拂备至,终于把我救活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不过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她还侍候着比她年轻、但因饮酒过度而损伤了身体的丈夫。亲爱的姑姑,我不怨你把我救转来让我活下去,我痛心的是,你在我年幼时费尽心力照顾我,而我在你的晚年却不能有所报答。还有我那位亲爱的老乳母雅克琳娜,她也健在,精神矍铄,身体壮实。在我出生时给我扒开眼睛的手,很可能还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合上眼睛。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这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但这一点我比别人体会得更深。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连续不断地记录下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非但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叫我获得了在我这样年龄的人谁也没有的那种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我对事物本身还没有一点儿概念,却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感了。我什么都还不理解,却已经感受到了。我接二连三感受到的这些混乱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理智,因为我那时还没有理智,但却给我造成了一种特型的理智,使我对于人生产生了荒诞而奇特的看法,以后不管是生活体验或反省,都没能把我彻底纠正过来。

    到了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末尾,我们读完了所有的那些小说。当年冬天又换了别的。母亲的藏书看完了,我们就拿外祖父留给我母亲的图书来读。真幸运,里面有不少好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图书是一位牧师收藏的,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往往是博学之士,而他又是一个有鉴赏力、有才能的人。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的著作、封得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还有莫里哀的几部著作,一齐搬到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在我这个年纪便有这样一种兴趣,恐怕只我一人。特别是普鲁塔克,他成了我最心爱的作者,我一遍又一遍,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其中的乐趣总算稍稍扭转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我爱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便甚于爱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了。由于这些有趣的读物,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我的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便形成了;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之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能发挥的情况下,便使我感到苦恼。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希腊的伟人在一起生活了。加上我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父亲又是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榜样而热爱起祖国来。我竟自以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读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二、威武不屈的形象,就使我两眼闪光,声高气壮。有一天,我在吃饭时讲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为了表演他的行动,我就伸出手放在火盆上,当时可把大家吓坏了。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那时,他正学我父亲那一行手艺。由于家里人对我过分疼爱,对他就未免有些漠不关心,这样厚此薄彼,我并不赞成。这种漠不关心影响了他的教养。还不到放荡的年龄,他就真正放荡起来了。后来把他送到别的师傅那里去学艺,他依旧象在家里一样经常偷跑出去。我几乎根本见不着他。只能勉强说我跟他相识罢了:但我确实非常喜爱他,他也象一个顽劣少年能爱别人似地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生气了,狠狠地打他,我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身子掩护他,替他挨打。我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动,最后,父亲只好把他饶了;这也许是因为我连哭带喊,弄得父亲没办法,也许是不愿意叫我比哥哥吃更大的苦头。后来我的哥哥越来越堕落下去,终于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过了一些时候,才听说他在德国。他连一封信也没给家来过。从那时候起,就再没得到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我父亲的独子了。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教养从小被忽略了,他的兄弟可就不是那样了。即便是国王的儿子,也不会象我小时候那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围人们的钟爱;非常罕见的是,我是一个一向只被人特别疼爱而从来不曾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离开家庭之前,从来没有让我单独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乱跑过,也从来没有抑制或放任过我那些希奇古怪的脾气,这些古怪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其实那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那个年龄所能有的一些缺点;我好多说话,嘴馋,有时还撒谎。我偷吃过水果,偷吃过糖果或其他一些吃食,但我从来不曾损害人,毁坏东西,给别人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曾趁我的一位邻居克罗特太太上教堂去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十分好笑,因为那位克罗特太太虽然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实在可以说是我一生中从没有遇见过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就是我幼年时期干过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既然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善良的榜样,而我周围的人又都是最好的人物,我怎能变坏了呢?我的父亲,我的姑姑,我的乳母,我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总之所有跟我接近的人,并不都是一味地顺从我,而是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遐想很少受到刺激和拂逆,因此我竟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遐想。我敢发誓,在我没有受到老师辖制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幻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念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去散步的时间以外,别的时间总跟姑姑在一起,在她身边坐着或站着,看她绣花,听她唱歌,我心中十分快活。姑姑为人好说好笑,很温柔,容貌也可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态,如今还都历历在目,她跟我说的那些惹人欢喜的话至今也还记得。我可以说出她那时穿的衣服和她的发髻式样,当然也忘不了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鬟,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我对于音乐的爱好,更确切地说,我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音乐癖,确信是受了姑姑的影响。她会唱无数美妙的小调和歌曲,以她那清细的嗓音顿学院研究员,曾获英国国王颁布的“功勋”奖章。用诡辩,唱起来十分动听。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本人和她周围一切人的怅惘和悲愁。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那样大,不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在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儿童时代就已经完全忘却了的歌曲,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种难以表达的乐趣。谁相信,家我这样一个饱受焦虑和苦痛折磨的老糊涂,在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有时也会发现自己象个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呢?特别是其中有一支歌,调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来,可是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它的韵脚还隐隐约约在我脑际盘旋。这支歌的开始和我所能想得起来的其余几句是这样:

    我真没有胆量啊,狄西!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因为在我们的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议。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儿的。

    为什么我一回忆起这支歌曲,就产生一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我曾无数次打算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余的歌词,如果有人还能记得的话。但是,我几乎可以断定,假如我准知道这支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森姑以外,还有别人唱过,那么,我这种一心要追忆这支歌曲的乐趣,恐怕就会消失大半。

    这就是我踏入人世后的最初的感情;这样,我就开始养成或表现出一种既十分高傲而又非常温柔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使我自身充满了矛盾,我连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

    一次意外的变故打断了这种教育,其结果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父亲跟一个名叫高济埃先生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高济埃和议会里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高济埃为人蛮横无礼而又胆小如鼠,我父亲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就诬告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他们要把我父亲送入监狱,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我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应和他一同入狱;这个要求被驳回了,我父亲只好离开日内瓦,让自己的余生在异乡度过;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一定会失掉荣誉和自由。

    父亲走后,我的舅父贝纳尔就做了我的监护人。舅父那时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已死,但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们一起被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以便在那里跟他学习拉丁文,附带学习在所谓教育的名义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科目。

    两年的乡村生活,把我那罗马人的严峻性格减弱了一些,恢复了童年的稚气。在日内瓦,谁也不督促我,我却喜欢学习,喜欢看书,那几乎是我唯一的消遣;到了包塞,功课使我对游戏发生了爱好,它起了调剂劳逸的作用。乡村对我真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没有减退过。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日,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惘,直到我又返回乡村时为止。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教学从不马虎,但也不给我们过多的课业。他在这方面安排得很好,有两点可以证明,即:尽管我很不愿意受老师管束,可是当我回忆我的求学时代,却从来没有感到厌恶;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不多,可是我所学到的都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学会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忘掉。

    这种淳朴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在此以前,我只有一些高雅而空想的感情。共同生活在恬静的环境里逐渐使我和我的贝纳尔表兄相处得很亲密。没有多久,我对他的感情就超过了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来没有消失。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骨瘦如柴、十分孱弱的男孩。他性情柔和正如他身体羸弱,并不以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而过分利用家里对他的偏爱。我们俩的功课、游戏和爱好完全相同: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两人年龄相同,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同伴;要是把我们分开,简直可以说是毁灭我们。我们虽然很少有机会表现出彼此间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不仅是一时一刻谁也不能离开谁,甚至我们谁也没想象过我们会有分开的一天。我们两人的性情都是听两句好话便心软,只要人们不强制我们,老是那么殷勤,无论对于什么,我们的意见都相同。如果说,由于管教我们的长者的偏爱,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象比我高一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比他高一等,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背诵不出来,我就小声提示他;我的练习作完以后就帮助他做;游戏的时候,我的兴趣比他大,总是做他的辅导。总之,我们俩性情是如此相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诚挚,因而不管是在包塞或在日内瓦,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承认,我们时常打架,但是从不需要别人来劝解,我们间的任何一次争吵从来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谁去向老师告对方的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孩子的事;不过,自从世界上有了孩子以来,这也许是个独特的例子。

    包塞的生活方式,对于我太合适了,只要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彻底定型了。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构成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基调。我认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人生来比我的虚荣心更小的了。虽然有时候我一冲动,心情会特别激昂,但我立刻又会陷入原有的颓唐。让跟我接近的人都爱我,乃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柔和,连所有管教我们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里,我没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凡此种种,都在我心中培养天赋的素质。看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一切,我就感到极度的愉快。我常常想起我在礼拜堂里一时回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那种痛苦和不安的表情,使我特别心烦意乱。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固然会感到羞愧和极端难受,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这种表情则是唯一使我比羞愧更加难受的事。因为我虽然对于表扬没有什么感觉,对于羞耻却总是非常敏感的,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怕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责备远不如怕惹她难过那样厉害。

    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严厉;但这种严厉差不多总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过分,所以虽然使我感到愁闷,但是我完全不想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比自己受责罚更难受,而看到别人一个不愉快的脸色比自己受到体罚还要难堪。要想把我的心情说得更清楚些是相当麻烦的,但这也是必要的。假如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待年轻人往往不加区别地、甚至常冒昧从事而使用的那种方法所产生的长远后果,他们或许会改变这种方法!我从这一既普遍而又不幸的事例中得出了重大教训,因而决定在这里加以解释。

    期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还拥有母亲般的权威,遇到我们应该受罚的时候,她有时也采用惩罚子女的办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只是以惩罚来恫吓我们。受着这种在我看来是十分新颖的惩罚的恫吓,我觉得十分可怕;但是在她惩罚了以后;我却发现受罚倒不如等待处罚的时候那么可怕;而更奇怪的是,这种处罚使我对于处罚我的那位朗拜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在受处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得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只是由于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和自己的善良天性,才不去重犯理应再受到她同样处罚的过错。真的,这里边无疑有点儿早熟的性的本能,因为同样的责打,如果来自她哥哥,我就感不到丝毫快意。不过,按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所以约束自己,免受惩罚,唯一的原因是怕招朗拜尔西埃小姐生气;这就是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的威力,甚至可以说,由肉感产生出来的好感所发挥的威力,而好感在我的心中总是支配着肉感的。

    这个我不怕重犯却又远而避之的错误又发生了,但这不怨我,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有意要犯的,而且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不过,这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期拜尔西埃小姐说,她不再用这种办法了,这种办法使她太累了。她一定也从某种迹象中看出这种惩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以前,我们睡在她的房里,冬天甚至有几次还睡在她的床上。过了两天,她便把我们安置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睡了。从此以后,我就有了她把我当大男孩子看待的荣誉,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种荣誉。

    谁能想到这种由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的手给予一个八岁儿童身上的体罚,竟能恰恰违反自然常态而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趣味、欲望、癖好、乃至我这整个的人呢?在我的肉感被激起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变化,它使我只局限于以往的感受,而不想再找其它事物。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知为什么经常用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漂亮的女人。我不时在回想她们,但仅只是为了让她们象我幻想的那样一个个活动起来,叫她们一个个都变成朗拜尔西埃小姐。

    甚至在我到了结婚年龄以后,这种奇异的癖好,这种一贯顽强、并且快发展到堕落乃至疯狂地步的癖好,也没有使我丧失我的纯洁的习尚,尽管它象是早该失去了。假如说真的有过质朴而纯洁的教育的话,那末我所受过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我的三位姑姑不但是贤德典范的女人,而且她们身上的那种庄重典雅也是当时一般女人所没有的。我父亲倒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但他的情趣是旧式的,在他所爱的女人们跟前,他也从没讲过使一个处女感到害羞的话;在任何别的地方,我也没有见过象在我们家里,尤其在我面前那样,注意对孩子们应有的尊重。我觉得朗拜尔西埃先生对这个问题也同样注意:有一个十分和善的女仆,只因在我们面前说了一句稍微有些放肆的话,就被辞退了。在我成年以前,我对于两性的结合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这一点点模糊的概念也总是以一种丑恶而可厌的形象呈现在我的脑际,我对娼妓具有一种永难磨灭的痛恨。我每遇到一个淫棍,就不能不表示轻蔑,甚至感到恐怖,因为有一天,我到小萨果内克斯去,经过一条低洼的小路,我看两旁有一些土洞,有人跟我说,那些家伙就在里面野合,从那以后我对淫乱行为就是这样深恶痛绝。我想到这种人,脑子里又经常回忆到我所见过的狗的交媾,一回忆就觉得恶心。

    由教育而来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本身就能够推迟那种易于燃起欲火的天生气质最初的迸发,象我前面所说过的,我的肉欲初次露出的苗头在我身上所引起的规避作用对此也有所帮助。尽管我被沸腾起来的血液所冲动,可是由于我的想象只限于我过去的感受,所以我只知道把我的欲望寄托在我所已知的这种快感上,从来也未想到人们曾说得使我憎恶的那种快乐上面;这种快乐和我那种快感非常相近,我却丝毫没有理会到。在我愚妄的遐想中,在我色情的狂热中,在这种遐想与狂热有时使我做出的一些荒唐举动中,我曾运用想象力求助于异性,可是除了我所渴望获得的那种功用而外,我从来没想到异性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就这样,我竟以十分热情、十分淫靡和异常早熟的气质,度过了春情时期,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无意中使我认识到的一些肉感上的快慰以外,从来不曾想过,也不曾有过任何别种肉感之乐;甚至在我年龄增长,到了成人以后,仍然如此,依然是原来可以把我毁掉的事物保全了我。我旧有的童年嗜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和另外那种嗜欲连结一起,使我怎么也不能从感官所燃起的欲望里把它剔除掉。这种怪癖,加上我生性腼腆,就使我在女人面前很少有冒险的劲头;原来我认为另外那种享受只不过是我所好的那种享受的终点,而我所好的这种享受,男方心里想而又抢夺不来,女方可以给而又猜想不到;既然我在女人面前不敢把什么都说出来,或不能把什么都做出来,当然我就灰溜溜的了。我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在最心爱的女人身边垂涎三尺而不敢吭声,我既不敢把我的癖好向对方说明,就只好用一些使我能想起这种癖好的男女关系来聊以自慰。跪在一个泼辣情妇面前,服从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原宥,对我说来就是极甜美的享受;我那敏捷的想象力越使我血液沸腾,我就越象个羞羞答答的情郎。谁都知道,这种搞恋爱的方式不会有什么迅速的进展,对于被爱者的贞操也没有多大危险。因此,我实际上所获甚微,可是运用了我的方式,就是说运用想象力,我仍然得到很多的享受。我的情欲,配合上我那腼腆的性格和浪漫的心情,就这样保持了我的感情纯洁和习尚端正;假使我稍微脸皮厚一些,同样的癖好也许会使我陷入最粗野的淫欲里。

    在我自动坦白的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走完了最初的、最困难的一步了。最难出口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又可笑又可耻的事。现在我心里已经稳定了,说出了我方才大胆说出的话以后,便没有任何顾虑了。根据我自白出来的事情,人们可以断定,在我一生中,有时在我狂爱的女人跟前激奋起来,甚至眼不能见,耳不能闻,神魂颠倒,全身痉挛,但从来也没有向她们说出我的怪癖,从来也没有在最亲密的情况下向她们恳求我需要的唯一的恩宠。这样的事从来也没发生过,只是在我童年时和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孩子有过一次,不过那也是她先提出的。

    这样追溯到我感情生活的最初事迹,我发觉有些因素有时似乎非常矛盾,但又连在一起,有力地产生一个同样而单纯的效果;我又发现有些因素表面看来都一样,由于发生了某些情况而形成完全不同的巧合,以致使人想象不出它们之间当初会有什么关系。譬如,谁能相信我灵魂上一种最坚强的力量,是从我那有着柔弱与嗜欲两种因素的血液的同一泉源里淬砺出来的呢?下面的事情并没离开我刚才所说的主题,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独自念书。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拢梳放在砂石板上烤干。在她来取的时候,发现一把拢梳有一边齿儿都断了。这是谁弄坏的呢?除我以外,没有别人到这间房里来过。他们追问我,我否认动过那个拢梳。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一起来训诫我,逼问我,甚至还恫吓我,我始终坚决否认,然而,我的一切抗议都没有用,他们认定是我弄坏的,尽管人们从来没见过我如此大胆说谎。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事实上也应该这样看。毁坏东西、说谎、硬不认错,似乎都应该受罚。可是这回却不是朝拜尔西埃小姐动手来惩罚我。他们给我舅父贝纳尔写了信,舅父来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被加上另一种同样严重的罪名,我们两个人要受到同样的惩处。这次由我舅父动手的处罚可真厉害。为了以毒攻毒,彻底矫正我那败坏了的欲望,这可能是不能再好的方法了。所以,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欲望没有再来干扰我。

    他们没能从我口中得出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又逼问了好几次,弄得我狼狈不堪,但我毫不动摇,我宁可死,并且决心去死。结果,暴力面对一个孩子的“魔鬼般的倔强”(他们对我的不屈不挠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让步了。我从这次残酷的遭遇逃脱出来以后,已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然而,我胜利了。

    这件事差不多已经有五十年了,今天我不必再担心为这一事件而受惩罚了。那么,让我在上帝的面前声明:我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我既没弄坏那把拢子,也没有动过它,我不但没挨近那块砂石板,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大家不必问我这件东西到底是怎么弄坏的;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想不出道理来。我所确实知道的,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儿童在平常生活里性情腼腆温顺,但在激情奋发的时候却是那样激烈、高傲而不可驯服。他一向听从理智的支配,日常所受到的都是温柔、公正、亲切的待遇。在他心里连不公正这个观念都没有,可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最爱和最尊敬的人们方面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当时,他的思想该是多么混乱!他的感情该是多么复杂!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海中,在他那整个小小生灵的精神和理智里又该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以要请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是因为我那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我自己也无力分析清楚和详细叙述出来。

    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表面的情况如何使我脱不开罪责,我也不会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只能从我本身着想,我感觉到的只是:因为一个并不是我犯的过错,竟给我如此严厉的惩罚,实在太残酷了。肉体上的痛楚虽然剧烈,我并不觉得怎么样,我所感觉到的只有气愤、激怒和失望。我表兄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人们把一件无心的过错当作蓄意已久的行为来处罚他,因此也跟我一样怒不可遏,可以说,他跟我采取了一致行动。我们俩倒在一张床上,激动得不住颤抖,互相拥抱在一起,甚至喘不过气来。等到我们幼小的心灵稍稍平静了些,能够发泄我们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起来直挺挺坐在床上,两个人一起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喊: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我写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脉搏怦怦跳动;即使我活到十万岁,这些情景也一直历历在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不公正和暴力的感受,它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以致一切和这种感受有关的观念都会使我的心情又象最初那样激愤起来;这种感受,一开始是由我自己身上而起的,以后它变得非常坚强并且完全摆脱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无论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是谁,也无论它是什么地方发生的,只要我看见或听到,便立刻怒发冲冠,有如身受。每当我在书中读到凶恶暴君的残忍,或是邪恶僧侣的阴谋诡计的时候,真有心不惜万死去把这些无耻之徒宰掉。有时我看到一只公鸡、一头母个、一只狗或是其他畜生侵害别的畜生,我往往会跑得满身大汗去追它,或用石块去砍它,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恃强凌弱。这种感情可能是我的天性,我也相信一定是生来就有的;但是,我第一次所遭受的不公正的沉痛回忆和我的天性密切融合得太久,因而这种天性更加增强了。

    我那欢畅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享受不到纯洁的幸福了。就是在今天,我仍觉得我所回忆的幸福童年也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以后还在包塞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在那里,就好象人们所描述的亚当的情况那样,虽然还在地上乐园,但已不能再享受其中之乐:表面的环境虽然没有变,生活实际完全不同了。学生对于他们的教导者再也没有那种热爱、尊敬、亲密和信赖的关系了,我们再不把他们看做洞悉我们心灵深处的神灵了!我们做了坏事不象从前那样感到羞愧,而是比以前更加害怕被人告发:我们开始隐瞒、反驳、说谎。我们那个年龄所能有的种种邪恶,腐蚀了我们的天真,丑化了我们的游戏。田园生活在我们眼中也失去了那种令人感到惬意的宁静和淳朴,好象变得荒凉阴郁了;又象盖上了一层黑幕,使我们看不到它的优美。小花园也辍了耕,我们不再去莳花锄草。我们不再轻轻地去把地上的土掀开,发现我们撒下的种于发了芽也不再欢呼了。我们讨厌了这种生活,人家也讨厌了我们。舅父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就跟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分了手,彼此都觉得腻烦,没有什么惜别之感。

    我离开包塞以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没有一次愉快地想过在那里的光景,只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念念不忘的。但是当我盛年即逝,行将进入老年的时候,别的回忆逐渐消失,而这些回忆却重新浮起,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际,而且越来越显得美妙和有力。我好象由于感到生命即将逝去而设法把它抓回来,再从头开始。那个时期的一点小事都使我喜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情况,我都回忆起来了:女仆或男仆在屋子里忙着;一只燕子从窗户飞进屋来;我背诵的时候有一只苍蝇落在我的手上;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住过的那个房间的一切布置;右边是朗拜尔西埃先生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历代教皇的版画、一只晴雨表和一个大型日历。这所房子后面,是一座花园,地势很高,那里有许多覆盆子树,不仅树荫遮住了窗子,甚至有时树枝一直钻到窗户里面来。我很知道读者并不大需要知道这些,但是我需要把这些告诉读者。所有在这幸福岁月里的一些轶事,现在想起来还使我喜欢得跳跃起来,我有什么不敢向读者说的呢!特别有五、六件轶事应该讲一讲。让我们打个折扣吧。我给你删去五件,只谈一件;不过这一件,请允许我尽量把它述说得长一些,好让我延长一下我的快乐。

    假如我只是讨你们高兴,我一定会选择朗拜尔西埃小姐露出屁股的故事,她不幸在草地边缘上跌了一跤,正好撒丁王从那里经过,把她整个屁股都看见了。但是土台上的胡桃树的轶事我更觉得有趣,因为我是这个轶事的演员;而在她跌跤的轶事中我不过是个观客;我承认,尽管那件事的本身很可笑,可是那时我还把她当做母亲看待,甚至比对母亲还爱,那件事只有使我惊慌,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啊,读者们,你们是想知道那土台上胡桃树的伟大历史的,就请你们听听它那惊人的悲剧吧,如果可能的话,请不要颤抖!

    院门外边,进口处左侧有一片土台,下午大家常到那里去闲坐,但那里一点荫凉也没有。为了使它能有点荫凉,朗拜尔西埃先生叫人在那里栽了一棵胡桃树。栽这棵树时仪式相当隆重,我们两个寄宿生作了这棵树的教父。人们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我们每人用一只手扶着树,唱着凯歌。为了便于浇水,在树根周围还砌了个池子。我和我的表兄每天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浇水,我们天真地确信:在这土台上栽一棵树比在敌人堡垒的墙孔上插一面旗帜还要伟大;因此我们俩决心取得这种光荣,而不让任何人分享。

    为此,我们砍来一根嫩柳树枝子,也把它栽在土台上,离那棵雄伟的胡桃树大约有十来呎。我们也没忘了在我们那棵小树根下围起一个池子。困难的是没有水往里浇,因为水源离得相当远,人家又不许我们跑去提水。但是我们的柳树非浇水不可,因此,那几天我们想出种种诡计来给它浇水,成绩果然不坏,我们亲眼看到它发了芽,长出嫩叶来。我们不时地量一量叶子长了多大。尽管全树不过一呎高,但我们确信它不久便会给我们荫凉的。

    这棵小树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弄得我们干什么也不能专心,一点书也念不下去,我们简直就象发了疯。人们不了解我们在跟谁斗气,只好对我们管束得比以前更严了。我们到了真正缺水浇的严重时刻了,眼看着小树要干死,心里实在难受。可是急中生智,我们想出了一个窍门,能保证小树和我们免于一死,那就是在地底下掘一个小暗沟,把浇胡桃树的水给小柳树暗暗引过来一部分。我们积极地执行了这项措施,但是起初并未成功。我们把那个沟的斜坡做得太不合适,水根本不流,土往下坍,把小沟给堵死了,入口处又塞满了一些脏东西,一切都不顺利。但是我们并不灰心:“omniavincitlaborimprobus”。我们又把小沟和小柳树根下的池子挖深了一些,让水容易流过来。我们把小箱子的底劈成小窄木板,先用一些一条接着一条地平铺在沟里,然后又用一些斜放在沟的两侧,作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水道。在入口处插上一排细木棍,棍与棍之间留有空隙,好象一种铁蓖子或澡盆里的放水孔,可以挡住泥沙石块,而又能使水流得通畅。我们非常仔细地把这项工程用土盖好,并且把土踩平。全部完工的那一天,我们怀着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紧张心情等待着浇水时刻的到来。好象等了有几世纪之久,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跟往常一样,来参加这项工作;在浇水的时候,我们俩老站在他身后,以便掩护那棵小柳树;最侥幸的是,他始终是背对着树,没有转过身来。

    头一桶水刚刚浇完,我们就看见水流到我们树的池子里。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忘掉了谨慎,不由得欢呼起来,朗拜尔西埃先生因此回过头来,这一下可糟糕了!他刚才看到胡桃树底下的泥土大量吸收水分,认为是土质好,心里非常快活;此时,他忽然发觉水分到两个池子里去了,不禁吃了一惊,也大叫起来。他仔细一瞧,看破了诡计,立刻叫人拿来一把大镐,一镐下去,我们的木板就飞起了两三片,他大声喊道:“一条地下水道!一条地下水道!”他毫不留情地把各处都给刨了,每刨一下子都刨到我们的心上。一刹那间,木板、水沟、池子、小柳树,全都完了,全都被刨得稀烂。在这一段可怕的破坏工作中,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叫着“地下水道”。他一面喊着:“地下水道!地下水道!”一面破坏着一切。

    有人也许会想,这件事情必然会给小建筑师们带来不幸,但他想错了,全部事件到此为止。朗拜尔西埃先生并没有说一句责备我们的话,也没有给我们脸色看,也再没跟我们提这件事;甚至过了一会儿,我们还听见他在他妹妹跟前哈哈大笑,他的笑声老远就能听得见。更怪的是,我们除了起初有点惊慌,也没有觉得太难过。我们在别处又栽了一棵树,我们也常常提起第一棵树的悲剧,一提起来我们俩就象背诵文章似地叫道:“一条下水道!一条下水道!”在此以前,当我以阿里斯提德或布鲁图斯自居的时候,曾不时出现过那么一种骄傲感。这是我的虚荣心第一次明显的表现。我觉得我们能够亲手筑成一条地下水道,栽一棵小柳枝来和大树竞赛,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我十岁时对事物的看法比凯撒在三十岁时还要高明。

    这棵胡桃树以及同它有关的那段小故事,一直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脑际,或者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因此当我于一七五四年到日内瓦去的时候,我最惬意的打算之一就是到包塞去再看一下我儿童时代游戏的纪念物,特别是那棵亲爱的胡桃树,它该有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的寿命了。但是我那时一直有事缠身,不能自主,始终没有满足这种愿望的机会。看来这样的机会也不可能再有了。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得到这种机会的愿望;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假如一旦我能回到那心爱的地方,看到那棵心爱的胡桃树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用我的眼泪浇灌它的。

    回到日内瓦以后,我在舅父家里住了两三年,等待着人们对我前途的安排。舅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工程师,他教给我表兄一点制图学,并给他讲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我也陪着他一起学,并且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制图学。这时大家却商量着叫我做钟表匠、律师或牧师。我很喜欢做牧师,我觉得传道说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母亲遗产每年的那点收入由哥哥和我一分,就不够供我继续读书了。既然我当时的年龄还不那么急于选择职业,就只好暂时留在舅父家里等待着,这几乎是虚度光阴,同时还得支付一笔虽然公平合理、数目却也实在可观的饍宿费。

    我的舅父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也象我父亲一样不善于用义务约束自己,很少关心我们。舅母是一个稍带虔信派教徒作风的虔诚女人,她宁愿去唱圣诗,也不愿注意我们的教育;他们对我们几乎是完全放任,我们也从来不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互相帮助,无求于他人,而且因为我们从来不想去跟那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顽童们厮混,所以丝毫没有沾染上由于终日无所事事而养成的那种浪荡逍遥的习气。其实,我说我们闲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放闲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感到极为有趣的各种毫不间断的游戏,使我们在家里忙个不停,甚至使我们不想出门。我们自己作鸟笼子、笛子、毯子、鼓,盖小房子,作水枪、弩弓等玩具。我们也学我那位和善的年迈外祖父那样制造钟表,有时竟弄坏了他的那些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最喜欢的爱好,就是在纸上涂抹,起画稿,施墨,加彩,糟蹋颜色。有一个名叫刚巴高尔达的意大利江湖艺人到日内瓦来,我们去看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但是,他有木偶,我们也就造起木偶来;他的木偶演一些喜剧式的东西,我们也就为我们的木偶编喜剧。没有变音哨子,我们就用假嗓子学那滑稽小丑的语声,来演我们这些动人的喜剧,我们那些慈祥的长辈们倒也都耐心地看,耐心地听。但是有一天,我的舅父贝纳尔召集家人朗读了他自己写的一篇动人的讲道稿。于是我们又丢开了喜剧,也写起讲道稿来了。这些琐事没有多大意思,我自己也承认;不过,这些琐事证明,我们最初的教育是多么需要很好的指导,才能使我们这些在那样幼小的年龄就几乎自己管束自己的孩子很少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不太需要结交同伴,甚至有这种机会,我们也不重视。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孩子们玩耍,但是并不羡慕,甚至也不打算参加。我们两人之间的友情足以使我们心满意足,只要我们两人能在一起,就是最单调的娱乐,我们也会感到喜悦。

    由于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人们注意起来了;特别是我的表兄身材很高,而我很矮,这样的一对确是十分可笑。他瘦高个子,小脸儿象个皱苹果,神气柔弱、步伐无力,招得孩子们嘲笑。

    人家用当地的土语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笨驴”,只要我们一出门,就会在我们的周围响起一片“笨驴,笨驴”的喊声。他对于这种嘲笑比我更能处之泰然。我恼火了,想跟他们打架,这正是那些小流氓求之不得的。我跟他们打起来了,结果挨了打。我那可怜的表兄尽力帮助我,可惜他弱不禁风,人家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这么一来,我简直气疯了。虽然我脑袋上、肩膀上挨的那几拳的确不轻,但他们要打的并不是我,而是“笨驴”。我这种倔强的怒火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后来,只有在人家上课的时间,我们才敢出门,我们唯恐受到小学生们的詈骂和追赶。

    现在我已成了打抱不平的骑士了。为了作一个象样的骑士,我需要有一位情人;我有过两位。我时常到尼翁去看我父亲,尼翁是伏沃州的一个小镇,我父亲已定居在那里。我父亲的人缘很好,连他的儿子也沾了光。我在他那里住的日子虽不多,看在他面上,所有的人对我都很亲切。有一位菲尔松太太更是对我万分疼爱,这还不算,她女儿还把我看作她的情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给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作情人,人们当然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有这种非常机灵的姑娘们都很乐意把小洋娃娃摆在前面,以便把大洋娃娃掩蔽起来,她们很会运用手腕,造成一种令人着迷的假象,来诱惑那些大洋娃娃。在我这方面看不出她和我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因此我对这件事倒挺认真;我把我整个的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全副的脑筋都用在这上面了,因为,虽然我爱她已达发狂的程度,虽然我的狂热、兴奋、激昂做出了许多令人绝倒的趣剧,但我也只是在我那小脑袋里爱她而已。

    据我所知,有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完全真实的爱情,它们虽然都很强烈,但是彼此间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它们跟亲密的友谊也不一样。我整个一生被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爱情各占去一半,甚至我曾在同一时间亲身体验了这两种爱情。比方说,在我刚刚讲述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当我公然把德·菲尔松小姐据为己有、专横到不能忍受别的男子跟她接近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小姑娘戈登小姐有过几次时间不长、但是热烈的幽会;幽会时,她好象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我。全部经过,如此而已。虽然不过如此,但是实际上,我却觉得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无上的幸福了。我当时已经体会到秘密之可贵。虽然在使用秘密方面,我还十分幼稚,但是当我发现德·菲尔松小姐跟我定情,只不过为了遮掩其他风流勾当的时候,我便针锋相对地以同样的方式报答了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秘密被发现了。也可以说,我的小老师并没有象我一样保守秘密。不久,人家就把我们分开了。又过些天,当我回日内瓦从库当斯路过的时候,我听到有几个小姑娘低声喊道:“戈登跟卢闹翻了。”

    这位戈登小姐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她长得并不美,但她那脸庞是令人难以忘记的;我至今还时常想起它来,拿我这样一个老疯子来说,未免想得过分了一些。她的身段,她的姿态,特别是她那双眼睛都与她的年龄不相称。她那副小神气又威严又骄傲,倒很合乎她扮的那种脚色,也就是她那副小神气使我们想起演这种角色来。但是,她最奇怪的一点是,她那种大胆与端庄混合在一起的样子,是令人难以了解的。她对我肆无忌惮,我对她却丝毫不能随便。她完全把我当做小孩子看待,因此我相信,要未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要末恰恰相反,她本人还是一个孩子,居然把面临的危险视为儿戏。

    我对她们两人,可以说都是一心一意。而且我是那样全心全意,当我跟其中一个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从来不想另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对她们两人的感情却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我就是跟德·菲尔松小姐过一辈子,也不会想到要离开她;但是,我接近她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是平静的,决不会感情激动。我爱她,特别是在跟许多人一起谈笑的时候,打趣取笑,打情骂俏,甚至争风吃醋,都使我心花怒放,津津有味。我看到那些年岁大的情敌仿佛受到冷遇,而我独为她所垂青,便洋洋得意地自豪起来。我也曾被逗得愁肠百转,但是我喜欢承受这种苦痛。人们的赞美、鼓励和欢笑,又使我心头发暖,勇气倍增。我又发脾气,又说机灵话,在交际场里,我爱她爱得发狂;若是单独和她相对,我反而会局促不安,心情冷淡,甚至有些厌烦的情绪。不过,我对她是那样关心,当她生病的时候,我非常苦恼,我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使她得以恢复健康。请大家注意,由于我本身的经验,我是深切了解疾病和健康的意义的。一离开她,我就想念她,觉得非有她不可;而在和她相会的时候,她的那些爱抚使我感到甜蜜的是心灵而不是肉体。我跟她在一起有一种泰然的感觉;我除了她所给的一切,并不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我要是看见她跟别人也是这样,那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对她是爱若兄妹,妒如情郎。

    至于戈登小姐,我每一想到她可能象对待我一样对待别的男子,心里就嫉妒起来,仿佛土耳其人、疯子或者老虎那样。因为她的所赐即便星星点点,我若不下跪也是得不到的。当我和德·菲尔松小姐接近的时候,我只感到欢喜,并不动情;但是,只要戈登小姐一出现,我便任何别的东西都看不见了,简直神魂颠倒。跟前者相处,虽然很亲昵,决没有什么放肆的地方;但在后者面前,那就完全相反了,即便是彼此已十分厮熟,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觉得,假如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太久,我的命都得断送掉,因为心脏的跳动准会把我活活憋死。对于她们两个,我同样害怕失宠;不过,我对一方是体贴备至,而对另一方则是唯命是从。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宝都给我,我也不肯去惹德·菲尔松小姐生气;可是,如果戈登小姐命令我去跳火坑,我相信,我马上就会去跳的。

    我跟戈登小姐的那些桃色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幽会——没有维持多久,这对她对我都算天大的幸事。我跟德·菲尔松小姐的交往没有发生同样的危险,不过,经过稍长的时间之后,也形成了一场悲剧的结局。这类事件的结局永远带有一些浪漫的气息,使人不禁为之感叹。我跟德·菲尔松小姐的情爱虽然并不炽烈,但是也许更加眷恋。我们没有一次不是挥泪而别,更奇怪的是,在分手以后,我便感到难堪的寂寞。我一开口,便会谈起她,我一沉思,便会想到她。我的伤感是真实和痛切的。不过,我相信,实际上这种英雄之泪决非完全为她而洒,在我的伤感中,对于以她为中心的那种玩乐的留恋,也占很大的成分,只是我没有理会这一点罢了。为了排遣离愁别恨,两个人写了一阵情书,词句之动人就是冷若岩石的人也会为之心碎。我终于得到了胜利;她再也忍耐不住,只好到日内瓦来看我。这一下子我更晕头转向了,在她小住的两天中,我简直如醉如痴。她要离开的时候,我真想她一走我便去投水自尽。我的号啕声久久停留在茫茫的太空中。过了一个星期,她给我寄来一些糖果和几副手套,假若我不知这时她已经结婚,她那次“光临”只是为了置办嫁妆而来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她这种举动是多情的表示。当时我是何等愤怒,不用描述,就可想而知。我满怀崇高的怒火,坚决发誓,永远不再见这个负心的女子。我觉得这是对她最严重的惩罚。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死去。二十年后,我去看我的老父。我们父子二人泛舟湖上的时候,我看见高我们的船不远,有一只游艇,上面坐着几个女人,我问那是谁。“怎么!”我父亲笑着说,“想不起来了吗?那是你当年的情人啊。现在叫克里斯丹夫人,就是从前的德·菲尔松小姐。”听到这个差不多已经完全忘掉的名字,我哆嗦了一下。不过,我马上吩咐船夫把船划开了。虽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复仇机会,但是我觉得犯不上违背誓言,跟一个年已四十的女人算二十年前的帐。

    在没有确定我的前途以前,我少年时代的大好光阴便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中浪费掉了。人们根据我的天性,经过再三考虑,终于给我选择了一个最不称心的职业。他们把我送到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那里,叫我在他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道,依照贝纳尔先生的说法,那是种有用的职业。我对“承揽诉讼人”这个雅号讨厌透了。我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天天干这行业务真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容忍,加上工作时间又长,还得和奴才一样听人驱使,我心里就更不高兴了。我每走进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总是怀着憎恶的心情,这种心情日甚一日。至于马斯隆先生呢,他很不满意我,对我抱着轻蔑的态度。他经常骂我懒惰和蠢笨,他每天都喋喋不休地说:“你舅舅硬说你会这个,会那个,其实你什么也不会。他答应给我送来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哪知道送来的却是一头驴。”结果,我以“无能”的罪名,很不光采地被赶出了那家事务所;照马斯隆先生的那些办事员们的说法,我除了使用钟表匠的锉刀以外,没有别的用处。

    自己的天资经过这样评定以后,我就只好去当学徒了。不过,他们叫我去投靠的不是一个钟表制造匠,而是一个零件镂刻师。书记官的轻蔑态度实在把我的骄气压得太低了,所以我依命而行,毫无怨言。我的师傅,人称杜康曼先生,是一个脾气粗暴的青年人,在很短的期间里,就把我儿童时代的一切光华全都磨光了;他摧残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使我不但在实际生活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徒。我的拉丁文和我所学的古典文学和历史,都长期抛在脑后,我甚至记不起世界上有过罗马人。我去看我父亲的时候,他再也看不出我是他的“宝贝”了。在那些太太小姐们的心目中,我再也不是风流潇洒的让-雅克了。连我自己都确切地相信,朗拜尔西埃兄妹决不会认出我是他们的门生,因此,我真不好意思去拜访他们;从那以后,我永远也没有再碰到他们了。最低级的趣味、最下流的习惯代替了我当年可爱的娱乐,甚至使那些娱乐在我的记忆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我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想必是我生来就有一种易于堕落的倾向,因为我丝毫没费力,转瞬之间便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连非常早熟的凯撒,也不曾这样迅速地变成拉里东。

    说起那行手艺本身,我并不讨厌。我非常喜欢打图样的艺术,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味。同时,在钟表制造业这一行里,镂刻零件,用不着有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卓越的成就。假如不是由于我师傅蛮横无礼,由于我所受的种种束缚,因而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的话,那么,我也许会达到这个目的了。我曾经背着他在工作时间内搞了一些虽然属于同样性质、但是对我那不受束缚的性格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我镂刻了一些骑士勋章,供我自己和伙伴们佩戴之用。我师傅发现我私下里干这种违禁的活儿,痛打了我一顿,并且说我在练习制造伪币,因为我们的勋章上面刻有共和国的国徽。说老实话,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伪币,就是对于真币,我认识的也不多。我对罗马的“阿斯”的铸造方法倒比对我们的三苏辅币更加熟悉。

    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终于使我对于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这一时期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回忆起来,令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家靠父母和出外当奴隶之间的天壤之别。我生性腼腆而懦怯,尽管可以有千百个缺点,但决不至于堕落到厚颜无耻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所享受的正当的自由仅只是一点一点地缩小范围,而现在呢,它完全化为乌有了。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在朗拜尔西埃先生家里的时候,我无拘无束;在舅父家里,我谨言慎行;到了我师傅那里,我就变得胆小如鼠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孩子。当初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过惯了完全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没有一种娱乐我不能参加,没有一种佳肴会缺少我的那一份,我心里想什么,嘴里便说什么。而在我师傅家里竟变成怎样一个人呢?大家是一想便知的。因为在那里,我不敢张嘴;在那里,饭只吃到三分之一时候,就得离开饭桌,马上就得走出去;在那里,我是一天忙到晚,我看见别人有玩有乐,只是我什么也享受不着;在那里,主人及其狐朋狗友的逍遥放荡,越发使我感到受人奴役的重压;在那里,即便争论我最熟悉的事情,我也不敢张嘴;总之,在那里,我眼睛看见什么,心里就羡慕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被剥夺了一切。永别了,我的安逸生活;永别了,我的愉快活泼;就是从前我犯错误时候往往使我躲过责罚的那些聪明活,而今也休想再说了。有一件事情,我一想起来便不能不笑;某天晚上,在父亲家里,我因为淘气,罚我不吃饭就上床睡觉;当我拿着一小片面包从厨房走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并且闻到铁叉子上烤着一大块肉。大家站在炉灶周围;我从那儿走过去,不得不向他们每个人道声晚安。道完晚安之后。我向那块肉瞥了一眼。哎呀,它的颜色多么好看,它的味儿多么香啊!我不由自主地也向它鞠了一躬,用悲戚的声音对它说:“烤肉,再见吧!”这句灵机一动、脱口而出的天真无邪的玩笑话是那样逗乐,他们到底还是叫我一块吃晚饭了。在我师傅家里,如果这样做,也许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机灵劲儿,即便有,我也决不敢说出口来。

    我就这样学会了贪婪,隐瞒,作假,撒谎,最后,还学会了偷东西——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可是现在一有了这种念头,就再也改不掉了。力不从心,结果必然走上这条邪恶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奴仆都是连偷带骗,个个学徒都是连骗带偷。不过,如果后者处在与人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而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在他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丢掉这种不光彩的癖好。可惜我没有遇到那样有利的条件,所以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儿童第一步走向邪恶,大抵是由于他那善良的本性被人引入歧途的缘故。我在师傅家里已经待了一年以上,尽管经常感到手头拮据,不断受到外物的诱惑,但是,就连吃的东西我也没想偷过。我第一次偷东西本是出于一番给人帮忙的好意,不过,它为另外几次偷窃揭开了序幕,而那几次偷窃的动机却不值得赞扬。

    我师傅有位伙友,叫做维拉,他家与我们为邻,稍远处有一个园子,园中种着最名贵的龙须菜。这时维拉手头不大宽裕。他想背着自己的母亲偷几颗刚刚长成的嫩小龙须菜,当作鲜货把它卖掉,换几顿好饭吃。他自己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而且他手脚也不灵便,就选中我去办这件事。他首先恭维了我一顿,我当时没有识破他的用意所在,所以很容易就上了圈套。然后,他假装忽然想出这个主意,让我去干。我拒绝了好半天;可是他固执己见,又向我百般阿谀奉承,我抵抗不住,结果投降了。我每天早晨去割一些最好的龙须菜,拿到茂拉尔市场出售;市场上有位老太婆,她猜我是偷来的,便向我当面揭穿,以便贱价收买。我作贼心虚,只好凭她随意给价,然后我将钱如数交给维拉。这钱马上变成一顿饭菜,置办人是我,吃的是他和另外一个伙友。他给我一点小惠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至于他们的酒杯,我摸都没有摸到。

    这种小把戏我一直干了好几天,我丝毫没有想到偷窃一下偷窃者,即从维拉盗卖龙须菜的收入中抽个头儿。我实心实意干这种勾当,唯一的动机就是为了讨主使人的欢心。但是,假若我被人捉住的话,我要怎样挨打、受骂、大吃苦头啊,而那个坏蛋一定会说我诬赖他,别人也一定会相信他的话,结果,我便要以诬告之罪受到加倍的惩罚,因为他是个伙友,而我只是一个学徒!作恶的强者逍遥法外,无辜的弱者遭殃,走遍天下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我才了解到偷窃并不象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可怕。我对这门学问很快便登堂入室,凡是我想弄到手的东西,只要我力所能及,那就难保安全了。在师傅家里,我吃的并不算坏;我所以难以克制自己的食欲,是由于看到我师傅吃东西太没节制。每当端来美味珍馐的时候,他便把青年人赶下桌子,我觉得这种习尚是培养馋鬼和小偷的最有利因素。没有多久,我便兼任这两种角色了;一般来说,我总是得心应手,只偶尔被捉住挨顿苦揍而已。

    有一次我偷苹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一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感到战栗,也觉得好笑。那些苹果放在储藏室的最里边,那间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很高的格子窗,厨房里的阳光可以射到里面去。有一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登在案板上,向“赫斯珀里得斯苹果园”张望我所不能接近的禁脔。我把烤肉的铁叉子取来,看它是否够得着;不成,它太短了。我又找了一个小叉子(我师傅喜欢打猎,为了烤打来的野味,所以专门预备一个小叉子)接在上面。我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我到底扎上了一个苹果,这可把我乐坏了。我小心翼翼地往上拉,苹果已经接近格子窗户了。我伸手去拿。但是,多么叫人伤脑筋啊!苹果太大,从格子里拿不出来。为了拿它,我费了多少苦心!要使铁叉子不掉下来,我必须找个夹住它的东西,要切苹果,我必须找把相当长的刀子,在切的时候,又必须有一块托板。等万事齐备以后,我就开始切苹果,我打算把它切成两半,分别取出来。但是,我刚刚切开,两块苹果就都掉到储藏室地下去了。富有同情心的读者哟,请分担我的烦恼吧!

    我并没有丧失勇气;不过,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我怕冷不防被人逮住,只好等第二天再来作比较幸运的尝试。于是,我就好象没事人儿似地,干我的工作去了。至于储藏室里那两个不会保守秘密的凭证,对我是多么不利,我连想都没有想它。

    第二天,我找了个适当机会,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我爬上我的楼板,伸出铁叉,对准苹果,正准备去扎……谁知道那个守卫龙并没睡着,储藏室的门叭哒一声开了。我师傅走了出来,两手一叉,瞪着我,对我说:“好哇!”……写到这里,我的手哆嗦得连笔都攥不住了。

    由于经常挨打,我渐渐对挨打也就满不在乎了。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并不把眼睛向后看、看我挨打时的情况,而是把眼睛向前看,看我究竟怎样复仇。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做小偷。我发现,偷东西与挨揍是相辅而行的事情,因而构成了一种交易,作为交易的一方,我只要履行我所承担的义务就行了,至于对方的义务,那就让我师傅费心去履行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每当我偷东西的时候,就比以前更加心安理得了。我对自己说:“结果会怎样呢?挨揍吗?管它呢!我生来就是为挨揍的。”

    我好食而不贪,好色而不淫:由于别的欲念太多,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淡了。非心闲时,我从来不思口福,而我平生又难得心闲,所以就很少有思考美味的时间。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把我的偷窃伎俩长期局限在食物上,不久,我便把它扩展到我所希求的一切东西上面去了;后来我所以没有变成职业小偷,只是因为我一向不爱钱的缘故。在作坊的一端,我师傅另有一间私室,门老是锁着,我想了个窍门,把它打开,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关好。我潜入那个房间,征用了师傅的应手工具、精美图案和产品模型,凡是我所喜爱,凡是他有意瞒着我的东西,我都拿。说真的,这种偷窃是无辜的,因为我偷来的东西还是用在给我师傅干的活上;不过,由于我能够自由支配那些小东西,所以心里喜欢得不得了;我觉得,在偷师傅的产品时,仿佛连他的技术都偷来了。另外,在一些小匣里,我发现有碎金块、碎银块、小宝石、贵重物品和钱币。我呢,口袋里只要有四五个苏,就心满意足了,因而不但没有去摸匣子里的任何东西,就连贪婪地看上一眼,我记得也没有过。我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不是喜欢,而是恐怖。我深深相信,我对于盗窃金银财宝以及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的畏惧,大半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另外一小半,是由于内心里交织着丢脸、坐牢、受罚、上绞刑架的观念,只要一起盗心,这些思绪便会使我不寒而栗;所以,我总觉得,我的那些恶作剧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我认为,结果顶多挨我师傅一顿狠揍,这是我早就有所准备的。

    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我渴望的那点儿东西实在有限,根本谈不上什么悬崖勒马的问题,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要打消。对于我,一张上等图画纸比可以买一令纸的金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的怪癖是从自己的一种特殊性格产生的。因为这种性格对我的行动发生过巨大影响,所以我必须说个仔细。

    我的欲望是非常炽烈的,每当它激动起来的时候,我的那种狂热是无与伦比的;什么审慎,恭敬,畏惧,礼节,我完全不管不顾,我变成一个厚脸皮的胆大包天的人,羞耻心阻挡不住我,危险也不能使我畏葸不前,除了我所迷恋的那件东西而外,我觉得天地虽大,却仿佛空无一物。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过了这一瞬间,我又陷入虚无飘渺之中了。

    宁静的时候,我简直是疏懒和懦怯的化身;无论什么都使我害怕,无论什么都使我沮丧;一只苍蝇飞过,都吓我一跳,哪怕一句话,我都懒得讲,哪怕一个手势,我都懒得做,我的畏惧和羞耻心把我拘束到了极点,我真想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在我非动不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动;在我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说;如果有人注视我,我便张煌失措。在我热情洋溢的时候,我也能够说几句漂亮话,但是,在日常谈话中,我简直无话可说,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我又非说不可,所以我遇到日常谈话就苦不堪言了。

    再说,我的任何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欲念,都是不能用金钱收买的东西。我所追求的是纯洁的玩乐,而金钱会把一切玩乐都玷污。比方说,我喜欢美味,但是,我受不了高朋满座时的拘束,也受不了小酒馆里的放荡,我只能跟一个知已共享其乐;我不能独餐,因为独餐时,我便胡思乱想,结果就会食而不知其味。如果我心里焚起情欲之火,需要女人的话,那么,我这颗兴奋起来的心所更渴望的是爱情。凡是可以用金钱得到手的女人,在我的眼睛里,她们所有的动人之处,都会荡然无存,我甚至怀疑我是否还愿意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我对于唾手可得的享乐都是如此。如果它们需要出钱买,我便感到索然无味。我爱的是那些只有我一个人首先尝到味道的东西。

    我不但从来不象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金钱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要享受它,必须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必须购买,必须讨价还价,必须时常受骗;虽掷千余,难遂所愿。我本想得到一件质地好的货色,但如果用钱去买,弄到手必然是一件劣货。我以高价买鲜蛋,结果是个臭蛋;我以高价购买成熟的水果,结果是个未成熟的;我以高价找个纯洁少女,结果是个淫荡的。我好美酒,但是到哪儿去找?到酒肆去吗?不论我怎样预防,结果我得到的还是伤身的劣酒。如果我非要称心满意不可,那便要操多少心,弄多少麻烦!我必须结识许多朋友,找代理人,送佣金,写信,东奔西走,伫候佳音,而结果往往还是上当。金钱金钱,烦恼根源!我怕金钱,甚于我爱美酒。在我学徒时期和学徒以后的时期,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出去买点甜美的吃食。我走到一家点心铺门前,看见柜台那里有几个女人,我心里就想,她们又说又笑,一定是在嘲笑我这个小馋鬼呢。我又走到一家水果店门口,瞟着鲜艳诱人的梨,但是,有两三个小伙子就在旁边盯着我,我的一个熟人正站在店铺门前,我又看见有一个姑娘从远处走来,便怀疑她是不是家里那个女仆?由于我是近视眼,我产生种种的幻觉,我把所有的过路者都当成熟人了。总之,不管在那儿,我都觉得胆怯,都知难而退;我越觉得不好意思,瞅着那些东西就越眼馋。到末了,我只好象一个傻瓜似的,带着馋涎欲滴的食欲转回家去;我口袋里的钱虽然足可供我一顿美餐,但我不敢买任何东西。

    在我自己或别人使用我的金钱的时候,我所经常感受到的困窘、羞惭、厌恶、麻烦以及其他种种的不快,如果必须把它们都一一写出来,那就得记一大篇枯燥无味的细账。但是,读者在逐渐了解我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逐渐熟悉我的性格,因此,用不着我来赘述,他们便会了解前面所讲的一切了。

    一旦有了这些了解,人们就容易明白我所具有的矛盾之一就是:对于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对于我,金钱并不是多么可人意的东西;当我没有它的时候,我决不想它;当我有它的时候,由于我不知道怎样使用才合我的心意,只好把它长期存放起来;但是,只要遇到适意的良机,我便顺手花掉,连钱包空了都不知道。不过,不要从我身上寻找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恰恰相反,我总是偷偷地花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决不以挥金如土来炫耀自己,而是尽量隐蔽。我深深觉得,金钱不是由我这样的人使用的东西;只要手头有几文,我都感到可耻,更不用说去使用它了。万一我有一笔足能让我过惬意生活的收入,老实说,我决不会当一个守财奴。我一定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光,并不用它生利吃息。可是,我的不安定处境使我害怕。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惜金钱。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正因为这样,我才牢牢掌握自己占有的金钱,不贪求没有到手的金钱。

    所以说,我的淡泊不过是出于懒惰罢了。我觉得,有钱的乐趣抵偿不了求财的痛苦。我的挥霍也是出于懒惰,因为既然有了一掷千金的机会,谁还斤斤计较利害得失呢?对于我,物的诱惑力比钱的诱惑力大,因为在金钱和所希望享有的物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媒介物,而物品本身和享用之间却是毫无间隔的。我看到某一物品时候,它能诱惑我,而当我只看到获得该物品手段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这种手段的诱惑力。正因为这样,我才做贼,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儿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我宁愿自己去拿,而不愿向人家讨。然而,在我一生之中,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成人以后,我从来没有偷过人家的一个铜板;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十五年前,我偷过七个利物儿零十个苏。这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是无耻与愚蠢的巧合,假若当事者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简直不会信以为真。

    事情发生在巴黎:约下午五点钟,我跟德·弗兰格耶一同在“王宫”散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我说:“咱们到歌剧院去吧!”我欣然同意,我们就去了。他买了两张池座,给我一张,然后,他拿着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他先走进去了,我往里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向里边瞧了瞧,只见大家都在站着。我心想,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我很容易被挤丢;反正德·弗兰格耶一定这样想。于是,我离开那里,交了副票,取了钱,走了出来。万万没有想到,我刚走到大门口,观众全都坐下了,德·弗兰格耶很清楚地看到我不在剧场里边。

    这种行为跟我的天性完全背道而驰。我所以把它记载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人们有时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行动断定他们的善恶。我所要偷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金钱的用途。不过越说不是作贼,就越寡廉鲜耻。

    如果我把学徒时代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井无赖所走过的每个历程—一讲述,那就永远讲不完了。我虽然染上了学徒的种种恶习,但是,我对这些恶习未能产生丝毫兴趣。我讨厌伙伴们的那些娱乐。当我由于束缚重重,连对工作都感到乏味的时候,我便厌倦了一切。结果,我把久已放弃的读书癖重新捡了起来。我是占用工作时间偷着看书的,因此造成一种新的罪过,惹来一些新的惩罚。不过,我的读书癖越受到限制,兴致也越高,不久,就陷入狂热状态了。有一个有名的女租书商,名字叫拉·特里布,她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好书坏书都行,我不挑选,什么书我都同样贪婪地阅读。我在干活的案子上读。出去办事的时候读,蹲在厕所里读,我经常一连几小时沉醉在书籍里。我读得头晕脑胀,别的事儿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师傅窥探我,捉住我,打我,抢走我的书。有多少本书被撕毁,被焚烧,被扔到窗户外边去啊!拉·特里布的店铺里,有多少部残缺不全的文集啊!我没钱付给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衬衫,自己的领带,自己的衣服给了那位租书商。我每星期日一定把师傅付给我的三个苏零花钱给她送去。

    讲到这里,读者也许要说,金钱不还是必需的吗!说的对。不过,这是在我爱书成癖,不能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新的兴趣完全征服了我;我除了读书而外,什么都不想干,连东西也不想偷了。这也是我身上的突出的特点:当我的某种爱好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一点儿小事就能使我转移目标,就能改变我,迷惑我,最后使我如醉如痴。于是我忘却一切,一心只想我所倾慕的新的东西了。我口袋里只要有一本新书,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只要剩下我一个人,我马上就把它掏出来,这时,我再也不想上我师傅的私室里去乱翻了。我相信,即使我爱上什么更高价的娱乐,我也决不会去偷钱的。我只顾眼前,不顾未来。拉·特里布肯赊给我,押金很少。我只要有书放在衣袋里,其他一切就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不管得到多少钱,我都原封不动献给那位女老板。当她向我催索欠款的时候,我便立刻拿自己的东西去抵偿,那是最简便不过的办法。偷钱以备不时之需,未免太有远见,偷钱还账也谈不上什么诱惑。

    由于吵嘴、打架,由于偷阅选择不当的书,我变得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我的精神也开始变坏,我过起真正落落寡合的生活来了。虽然由于我嗜书如狂,难免阅读一些平淡无味的东西,但是,我幸而没有阅读那些下流的淫书。原因倒不在拉·特里布这个八面玲珑的女人把这种书租给我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而是每当她向我推荐那些淫书的时候,为了提高租价,总是摆出一副神秘的面孔。这种面孔一方面使我感到羞惭,一方面使我感到厌恶,因此,我每次都断然拒绝了。我的天性本来就腼腆,再加上机缘凑巧,所以一直到三十岁,我认来没有涉猎过任何一部上流社会的漂亮女人在读的时候都觉得难为情的坏书,这种书她们只能偷着看。

    不到一年功夫,我把拉·特里布这家小书铺的书全读光了。此后,每当闲暇无事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烦闷。但我的读书癖已经纠正了我那些幼稚无赖的恶习;我对书籍,虽然有时选择不当,而且其中常常有些很坏的东西,可是,凡是我所读过的书籍,在我的内心里,都比我的职业能唤起更高尚的感情。对唾手可得的东西,我感到厌烦,那些可能诱惑我的东西,我又觉得它们离我太远,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打动我的心弦的东西了。我的感官早已蠢蠢欲动,我简直想象不出它所要求的享乐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我对于这个真正的目标可谓一无所知,我仿佛是一个没有性欲的人。当我已经进入成年,春情不住发动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从前一些古怪的行径,然而,事情只此而已。在这种奇异的情况下,惶惶不安的想象把我从自己的手里拯救出来,平息了我那日益旺炽的欲火。经过是这样:我以沉思默想书中曾使我最感兴趣的环境来自娱,我追忆那些环境,我改变它们,综合它们;我要变成我所想象的人物之一,并使我所设想的那些空中楼阁恰恰适合我的身分。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我感到最称心如意的地位。到了最后,我已完全处在我所玄想的环境中,竟至把我极端不满的现实环境都忘掉了。由于我喜欢这种空中楼阁,又容易到那里去神游,结果,我就讨厌起我周围的一切,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从此以后,我始终是一个爱好孤独的人。乍看起来,这种性格显然是极端恨世的,十分阴郁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从一颗充满热情、善良、温和亲切的心产生出来的,而这颗心,由于找不到跟它相似的心,就不得不耽于幻想了。现在,我只指出这种癖好的起源与最初的原因就够了。这种癖好改变了我所有的欲念,并且因为这种癖好本身包含着欲念,就使得我热中于梦幻而懒于行动。

    就这样,我到了十六岁。这时候,我心神不安,对自己和其他一切都感不满,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我没有十六岁少年应有的欢乐,心中充满了茫无目的的欲念,我毫无原因地潸然泪下,我无缘无故地喟然长叹,一句话,由于看不到自己周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就只好寄情于玄思遐想了。每到星期日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在做过礼拜以后,就来找我跟他们一同出去玩。在未去以前,如果我有可能逃走的话,我是宁愿逃开他们的。不过,一旦参加他们的娱乐,我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跑得远。推动我是很困难的,叫我停下也不容易。我的脾气永远是这样。当我们到郊外去散步的时候,我总是跑在前头,除非别人提醒我,我连到时候该回去都忘了。我有两回不得不在城外过夜,因为在我回城以前,城门已经关上。第二天我受到怎样的处分,是可以想象的。第二次,师傅警告我说,如果下次再犯,一定严惩不贷,因此我下定决心不再冒险了。可是,这个万分可怕的第三次仍然落到了我的头上。米努托里队长是一个该死的家伙,当他看守城门的时候,总比别人提前半个钟头关城门。我虽然早有警惕,结果也毫无用处。那天,我跟两个伙伴一同回城。离城还有半里,我听见预备关城的号声响了。我两步并作一步走。我听见鼓声冬冬地响了起来。我拼命往前跑,跑得通身大汗,连气都喘不上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远远看见那些兵士还在站岗。我赶紧跑上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喊。可是已经迟了。我在离前卫二十步的地方,看到第一号桥已经吊了起来。当我看到号兵扬起可怕的号角的时候,我身上就哆嗦起来,因为这是凶多吉少的预兆,我那不可避免的遭遇就从这一刹那开始了。

    我于万分悲痛中倒在斜堤上,嘴啃着地。伙伴们对于我的不幸只是觉得可笑,他们马上决定应该怎样做。我也确定了自己的方针,但是,我的方针跟他们的完全不同。我当场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回我师傅那儿去了。第二天,城门开后,他们回城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永远道别了。只是恳求他们把我的决定偷偷告诉我的表兄贝纳尔,并且通知他可以跟我再见一面的地点。

    自从我当学徒以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我表兄家较远,二人就很少见面了。最初,我们每星期日还聚会一下,但是后来,由于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各有所好,两个人就渐渐疏远起来。我相信,这种变化大部分是他母亲促成的。他是上城区的子弟,而我这个可怜的学徒只不过是圣·日尔维区的孩子。尽管有亲戚关系,我们的身分是完全不同的。他跟我常来常往,那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不过,我们俩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表兄为人憨厚,尽管有他母亲的训诫,他有时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他听到我下定决心以后,就跑来看我。他跑来不是为了劝阻我或者陪我逃走,而是为了送给我一点财物,以便减轻我出逃中的困苦,因为以我自己的财力,我是不能走出多远的。在他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里还有一把短剑,我非常喜爱它,我一直将它带到都灵。在那里,穷困逼得我把它出脱了,变了钱好买吃食。后来,我越思量表兄在这紧要关头对我所表示的态度,我越觉得那一定是他母亲的主意,并且也许还有他父亲的主意。因为如果依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不可能不阻止我逃走,或者跟我同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看他那意思,与其说是在劝阻我,毋宁说是在鼓励我执行自己的计划。当他看到我已经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跟我道别,眼睛里没有流几滴泪。从那以后,我们既没有书信往还,也不曾重新会面。真是千古恨事!他的脾气本来很好,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知心朋友。

    当我听天由命、远走高飞以前,让我这样考虑一下:假若我遇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师傅,我的前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在某些行业里,特别是在日内瓦镂刻行业中当一名善良的手艺人,过那种平稳安定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倒是最合乎我的脾性,能够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干这种行业,虽然不能发财致富,但是温饱有余。它可以限制我此后的生活中不致有很大的虚荣心,它可以给我充分的闲暇来从事一些有节制的爱好;这样,我就可以满足于我的小天地,既不想也不能僭越雷池一步。我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它足可以用那些绚丽的幻想来美化任何生活;我的想象力是十分强烈的,它足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从这一幻想飞驰到另一幻想;至于我自己实际上究竟处在怎样的地位,我是不大在乎的。不论叫我干什么,我都能轻而易举地飞上我所臆造的海市蜃楼。我觉得,天下最简单的职业,最不必费心劳神的职业,最能够保持精神自由的职业,正是最适合于我的职业;而我的职业恰恰是这样一种职业。我本来可以听从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间,在我所喜爱的工作中,在称心如意的交际中,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将会成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长,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劳动者,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老好人。我本来可以热爱我的职业,也许还能为本业争光,并且在度过虽然朴素微贱、但是既无风波而又安乐的一生之后,在家人的环绕中安然地瞑目。当然,大家很快就会把我忘掉。不过,只要有人想到我,他对我一定会追念不止的。

    可是,事情偏偏不是如此……我给大家描述的将是怎样一幅画面呢?哎!先不要急着谈我身世中的那些惨痛境况吧,这种辛酸事,我将来向读者谈得只会太多而不会太少的。

    第二章

    当我由于恐惧而计划逃跑的时候,心里有多么凄惨,但是在一旦实行这一计划的时候,心里反而觉得十分惬意。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就离开家乡,离开亲属,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学艺刚学了一半,还没掌握足以谋生的技能,就中途而辍,置身于没有任何出路的悲惨的穷困境遇中;在稚弱无知的年龄,面临着邪恶和绝望的种种诱惑,在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还要无情得多的压迫下,到很远的地方去接受苦恼、谬误和陷阱,接受奴役和死亡:这便是我当时要做的,也是我当时料到的前景。然而这跟我自己当时想象的情景又是多么迥然不同啊!我自以为已经获得了的独立是使我精神振奋的唯—一种心情。可以自由地支配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于是我便以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只要我一纵身就能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我可以安全稳妥地进入广阔的天地,那里,将充满我的丰功伟绩,每走一步我都会遇到豪华的宴会和财宝,碰到奇遇,遇到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和急于博得我的欢心的情人。我一出现,就可以囊括宇宙,但是,我并不想囊括整个宇宙,我要放弃一部分,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只要结交一些可爱的朋友就够了,其他的事我就不操心了。我不贪婪,我只要一个小小的范围,但这个小小范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那里我能够支配一切。一座宅第就是我最大的奢望,只要能做那里的领主和领主夫人的宠人,小姐的恋人,少爷的朋友,邻居的保护人,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再没有更多的要求。

    我期待着这个朴素的未来,我在城郊流浪了几天,住在我熟识的农人家里,他们对我的接待比城里人亲切得多。他们接待我,留我住,给我饭吃,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真使我受之有愧。这也不能叫施舍,他们在接待中并没有摆出任何高高在上的倔傲神气。

    我到处漫游,到处乱跑,一直来到了距离日内瓦二里约的萨瓦境内龚非浓地方,那里的教区神父是德·彭维尔先生。这个在共和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大大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真想看看“羹匙”贵族的后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于是我去拜访德·彭维尔先生: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和我谈起日内瓦的异教以及圣母教会的权威,最后留我吃饭。我对于这样结束议论,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认为,在他那里吃得那样好,象他这样的神父至少可以和我们的牧师相等。我自信一定比德·彭维尔先生更有学问,尽管他是个贵族,但是,当时我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好食客,就顾不得做一个好神学家了。他那弗朗基葡萄酒,我喝了觉得十分醇美,这种酒就能让他在辩论中取胜,所以我不好意思再把这样一位好主人逼得闭口无言。我让步了,至少我没有正面反驳。就我说话行事这样有分寸来看,有人会认为我虚伪,谁要果真这样,那可就错了。我不过是忠厚对人而已,这是确实的。奉承,或者更确切地说,迁就别人的意见,不见得总是恶习,尤其对于年轻人,它往往是一种美德。人家盛情招待我们,自然要对人家表示点情谊!对他退让并不是为了欺骗他,只是为了不使他扫兴,不以怨报德而已。德·彭维尔先生接见了我,很好地招待我,有意说服我,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个人所受的好处之外,对他任何好处也没确。当时我幼稚的心就是这样想的。我对这位和善的神父充满了感谢和尊敬之意。我觉得自己比他高一等,但是我不愿意拿这种优越感使他难堪,以此来报答他的款待。我这种行为丝毫没有伪善的动机,我一点也不想改变信仰;我不但不能这么快就产生这种改变信仰的想法,而且我一考虑到这点就感到厌恶,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对这种想法总是避而远之。我只是不肯叫那些有意使我改变信仰而表示好感的人不高兴,我愿以虚与委蛇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美意,显出不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儿,从而给他们一点获得成功的希望。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象那些正经女人的故作媚态,她们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既不许给你什么,也不答应你什么,却会使你所希望的比她们到时候真能给你的东西要多得多。

    当然,理智、怜悯和爱惜体统,都会要求人们不但不能赞成我的愚蠢行为,而且还要把我送回家去,使我离开我正在走着的灭亡之路。这正是任何一个真正有德的人都会这样做的纯粹经验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和实用主义者詹姆,或者试图这样做的。然而,德·彭维尔先生虽然是个好人,却一定不是个有德的人;相反,他是一位除了拜圣像和作祈祷的德行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美德的信仰者。他是这样一种传教士:为了信仰上的利益,除了写些小册子诋毁日内瓦的牧师们而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他根本不想把我送回家去,反而利用我那种远离家乡的念头,使我处于纵然有意回家也无法再回去的境地。总之,我可以断言:他让我走的道路是,死于穷困或者变成一个无赖。然而他所看到的决不是这方面,他只看到把一个灵魂从异教中抢救出来,把它交还给天主教会。只要我去参加弥撒,至于做个正直人或是做个无赖汉,那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不要认为这种想法是天主教徒所独有的,凡是只讲教义的宗教都有这种想法,那儿最根本的是信仰而不是行为。

    德·彭维尔先生对我说:“上帝在召唤你,你到安讷西去吧!你在那里可以见到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的夫人,她由于国王的恩惠,不仅自己摆脱了谬误,还可以把别人的灵魂从谬误中拯救出来。”这指的是最近皈依天主教的华伦夫人,实际上神父们迫使她和任何跑来出卖自己信仰的坏蛋分享撒丁王给她的一笔两千法郎的年金。我居然需要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夫人的帮助,这使我感到十分羞辱。我很欢迎有人供给我日常所需,但是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而且一个虔诚的女信徒对我也没有多大吸引力。然而,一方面由于德·彭维尔先生的催促和那饥饿的熬煎,另一方面,我觉得去做一次旅行,有了一个目标,倒也不错,因此;虽然心里有点不自在,却也下了动身到安讷西去的决心。本来一天的功夫就可以顺利到达,但我不慌不忙,一共走了三天。每逢看到路旁的庄园宅第,我就去寻找奇遇,好象准有什么奇遇在等着我。我既不敢进入宅第,也不敢去敲门,因为我一向是非常腼腆的。但是我在最漂亮的窗户下面唱歌,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唱了那么久,连肺都唱疼了,却没有见到贵妇人,也没有见到小姐被我的优美的歌声或绝妙的歌词吸引出来,因为我所会的歌曲都是很精彩的,是我跟伙伴们学来的,而且我唱得也相当精彩。

    我终于到达了安讷西,见到了华伦夫人。我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决定了我的性格,我绝不能轻轻地略过不谈。那时我已经十六岁半。我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美少年,但是我那小小的身材却很匀称,腿脚纤小玲珑,神态洒脱,容貌清秀,嘴小而可爱,乌黑的眉毛和头发,一双小而微陷的眼睛有力地放射出热血中烧的光芒。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对于这一切丝毫没有理会,而且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过我的风采,只是在以后我已不能拿它取得好处的时候才想到过一下。因此我除了因年龄关系而胆怯以外,同时还因为天生多情而胆怯,我总是怕自己使别人不痛快。此外,虽然我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世面,对社交方面的礼节习惯完全不懂,我的知识不但不能弥补我的短处,反而使我越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因此更加胆怯了。

    由于担心自己的拜访得不到华伦夫人的垂青,我便采用了别的有利的方法。我以演说家的手法写了一封文词华丽的信,在信上把书中看到的名句和小徒弟的日常用语组合在一起,为了博得华伦夫人的好感,我施展了我所有的才华。我把德·彭维尔先生的信封在我的信里部表现;宇宙是无限的,有无数的世界在形成、发展和消灭。,然后带着惶恐的心情进行这次非同小可的拜谒。当时正逢华伦夫人不在家,人们对我说她刚刚出门到教堂去了。这是一七二八年举行圣枝议式的日子。我跑着赶上前去:我看到了她,追上了她,和她谈了话……我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地方。此后我曾多少次把我的眼泪洒在这个地方,用我的热吻吻这个地方啊。哎!我真想用金栏杆把这块幸福的地方围起来,使全世界的人都来瞻仰它!谁尊重人类得救的纪念物,谁就该跪拜前进到该纪念物的跟前。

    她的住宅后面,有一条走道,右边有一条小溪把房舍和花园隔开,左边是院墙,有一个便门通向方济各会的教堂。华伦夫人正要进入这道门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便转过头来。这一刹那,我真不知惊讶到了什么程度!我本来以为她一定是个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我认为德·彭维尔先生说的善心的太太只能是这个样子;然而我现在所见到的却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庞,一双柔情美丽的大蓝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动人心魄的胸部的轮廓——我这新入教的年轻信徒,一眼便把她完全看遍了。我立刻被她俘虏了。毫无疑问,用这样的传教士来传教,一定会把人领进教堂的。我用哆哆嗦嗦的手把信递给她,她笑盈盈地接过去拆开,在德·彭维尔先生的信上瞥了一眼,就来看我写的信,并且从头看到尾,如果不是她的仆人告诉她到了进教堂的时候,恐怕她还要看一遍。她对我说:“哎,孩子,”她的声音使我战慄,“你这样年轻就到处飘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到家里去等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

    路易丝·爱丽欧诺尔·德·华伦是伏沃州佛威市的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和洛桑市罗华家的威拉尔丹先生的长子华伦先生结婚,婚后没有生养子女。由于这桩婚姻不太美满,又受了些家庭纠纷的烦恼,华伦夫人就趁维克多-亚梅德玉到艾维安来的机会,渡过湖去,拜伏于这位国王的膝下;就这样,由于一时的轻率,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和她的故乡。她的轻率和我很相似,并且也常常因此而非常懊悔。这位喜欢装做是热心肠的天主教徒的国王便把华伦夫人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并且给她一千五百皮埃蒙特银币的年金。从一位并不好挥霍的国王手中拿出这样一笔款子,也算是很可观的了。然而,当他得知有人认为他这样收留华伦夫人是对她有爱恋之意的时候,他就派了一支卫队把她护送到安讷西来。在这里,她在日内瓦名誉主教米歇尔-加俾厄尔·德·贝尔奈的主持下,在圣母访问会女修道院里发誓放弃新教,皈依了天主教。

    我来到安讷西的时候,她已在这里住了六年,她是和本世纪一同诞生的,当时二十八岁。她的美不在面貌上,而是在风姿上主敬宋儒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敬”指“持己之道”、自,因此经久不衰,现在仍保有当初少女的丰采。她的态度亲切妩媚,目光十分温柔,嫣然一笑好象一个天使,她的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美丽的灰发也是很少见的,她漠不经心地随便一梳,就增添了不少风韵。她的身材不高,甚至有点矮小,致使她的体态稍嫌矮胖;虽然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但是,要找比她那样更美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更美的胳膊,那是办不到的事。

    她所受的教育是非常杂乱的:她也和我一样,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因而漫无条理地遇到什么就学什么,从她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从她父亲那里学了一点,从她学校的老师们那里学了一点,而且,从她的情人们那里学的更不少,特别是从一位达维尔先生那里学的最多。这位先生是一个又风雅又有学识的人,并以他的风雅和学识美化了他所喜爱的女人。可是,种种不同的教育是要互相干扰的,而她又不曾很好地加以安排,因此,她所学的东西便不能正确发挥她那天赋的智慧。虽然她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同时也沾染上了她父亲的对经验医学及炼金术的喜好。她制造过各种液体配剂、酊剂、芥香剂与所谓的神奇妙药,并且自以为有一些秘诀。一些江湖术士便利用她的弱点包围了她,纠缠她,使她倾家荡产,在药炉和药剂之中消耗她的才智、天资和风韵。但以她这种才智、天资和风韵本可以在上流社会中受到极大欢迎的。

    尽管那些卑鄙的骗子流氓利用她走入歧途的教育来迷惑她的理智,她那高尚的心灵却丝毫没有受影响,始终如一:她那爱人而又温和的性格,她那对不幸者的同情,她那无限的仁慈,她那愉快、开朗而率直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甚至就是在她接近晚年陷入贫困、疾病和种种灾难的时候,她那爽朗的美丽灵魂仍然使她保持着最幸福时日的愉快,直到死亡。

    她的一些谬误的根源在于她总想利用她那取之不尽的精力从事各样活动。她喜欢做的不是妇女们那些偷偷摸摸的艳事,而是要创办和主持一些事业,她是生来就想做一番大事的。隆格威尔夫人要是处在她这种地位只能是一个迷惑人的荡妇,而她要是处在隆格威尔夫人的地位,一定会治理国家。她是个怀才不遇的女人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似指人生最高理想,即内,她的那些才能,如果她处在较高的地位,能使她享有盛名,而她实际所处的那种地位,却把她毁灭了。她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好大喜功,好高务远,因此,她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方法,结果由于别人的过错而告失败。她的计划没有成功,别人几乎毫无损失,而她却毁灭了。这种事业心虽然给她造成了那么多的灾害,但是至少对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她被劝诱避居女修道院的时候,阻碍了她在修道院里终其余年。没有变化的、单调的修女生活,小客室中无聊的谈话,不能使一个脑筋总在活动的人心满意足,因为她每天都在拟定新的计划,她需要自由,以便完成那些计划。那位仁慈的贝尔奈主教虽然不如弗朗索瓦·德·撒勒那样富于才智,却与德·撒勒有不少相似之点;他把华伦夫人称作他的女儿,而华伦夫人则有许多地方象尚达耳夫人。要不是她的性情把她从女修道院的闲逸生活中拉出来,而是在那里隐居下去的话,那就更象尚达耳夫人了。新近皈依教会的女教徒,在主教指导下做一些细微的虔城修行的事情,是应该的,但这个可爱的妇人如果不如此,也决不能说她缺乏虔诚。不管她改教的动机是什么,她是忠于这个宗教的。她可以悔恨自己犯了一次错误,但决不希望弥补这个错误。她不仅临死的时候是个很好的天主教徒,而且在真诚的信仰中度过她的一生,我了解她的心灵深处,我敢肯定,她只是因为讨厌装模作样才决不当众表现她是一位虔诚的女信徒,她的信仰非常坚固,用不着装做虔诚。不过,这里不是大谈特谈她的信仰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说。

    一切否认心灵感应的人,假使他们能够的话,就请他们讲讲吧,为什么我和华伦夫人第一次会面,第一次交谈,第一次凝视,就不仅令我对她无限钟情,而且产生了对她一种永不磨灭的完全的信赖。假使我对她的感情是真正出自爱情——至少看到我们交往史的人会认为是可疑的,那么,为什么这种爱情一产生,伴随着的却是与爱情无关的内心平静、镇定、宁静、可靠和信赖等等情绪呢?为什么我初次接近一位和蔼、端庄、令人眩惑的女人,接近一位身份比我高而我从未接触过的贵妇人,接近一个能以她对我关心的程度来决定我命运的女人,总之,为什么当我初次去接近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就立刻感到自由自在和轻松愉快,就好象我有充分信心能讨她欢心呢?我为什么一会儿也没感到窘迫、羞怯、拘束呢?我这个天性羞怯、遇事手足无措、从未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第一天、第一瞬间的相处,便和她好象有了十年亲交而自然形成的那种举止随便、言谈温柔和语调亲昵呢?我不谈没有无欲望的爱情,因为我是有欲望的,世界上能有既无挂虑、又无嫉妒心的爱情吗?人不是都想知道一下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否爱自己么?可是我一辈子没有想到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我只想到问我自己是否爱她;她对我也是如此,对于这个事,她从来没有表现得比我更加关心。我对这位动人的女人的感情中一定有点什么奇异的东西,大家在后面将会看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怪事。

    这时要谈的是关于我的前途的问题,为了从从容容地谈论这件事,她留我共进午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没有食欲,连她那伺候我们用饭的女仆也说,象我这样年龄、这样体格、远道而来的客人竟这样不想吃饭,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些话并没有使女主人对我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倒似乎使那和我们一起进餐的一个大胖子感到难堪,他一个人狼吞虎咽,吃了足够六个人的饭。我完全陷入心神恍惚的状态,不想吃东西。我的心完全被一种新的情绪所占据,我不能再考虑任何其他事物了。

    华伦夫人想知道我过去的详情,为了向她述说我那短短的历史,我又恢复了在师傅家中失去的那种满腔热情。我越激起这个杰出的女人对我的关怀,她就越对我即将遇到的不幸表示惋惜。她的神态、眼神和举动,都流露着亲切的同情。她不敢劝我回日内瓦的肯定,而作为主体全体的国家和个人又是相即关系,全体,就她所处的地位说来,如果她这样劝我,那是悖逆天主教的一大罪行。她很知道现在她怎样受监视,她所说的话怎样被注意。然而她以一种极其动人的口吻对我叙说我父亲的痛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是赞成我回去安慰我的父亲。她没想到她这样不知不觉说出来的话对她自己是多么不利。我不仅已经拿定了主意不回日内瓦去——这一点似乎已经说过了,而且,我越感到她善于词令,富于说服力,她那些话越打动我的心,我就越离不开她。我觉得回日内瓦去就是在她和我之间筑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势必再来一次逃跑,那就不如一狠心坚持下来,而我也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华伦夫人看到自己白费劲,也就到此为止,以免连累自己,但是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着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到上帝召唤你去的地方,你将来长大成人,就会想起我的。”我相信她自己也没料到这个预言居然残酷无情地应验了。

    困难依然没有解决。象我这样小小年纪,远离家乡,怎样生存下去呢?学徒期刚刚过了一半,说起精通那行手艺还差得远呢。而且即使精通,也不能在萨瓦赖以为生,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养活不起手艺人。替我们吃饭的那个大胖子,由于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以便歇一歇他的腭骨,于是发表了一个意见,他说这个意见是来自天上的,可是,从结果来看,倒不如说是从反面那里来的。他的意见是让我到都灵去,那里有一个为训练准备行洗礼的新入教者而建立的教养院,他说要是我到那里去,不仅是灵魂和肉体生活都有了着落,等到我领了圣体以后,我还可以依靠善男信女的慈悲,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至于路费,”那个大胖子继续说,“只要夫人向主教大人把这件善事提出来,他一定会发善心供给的,而且男爵夫人非常慈善”,他一面在他菜碟上颔首致意,一面说,“也一定乐于解囊相助的。”

    我觉得所有这些馈赠都非常令人难堪,我心里很不好受,什么话也没说。华伦夫人对采纳这个计划并不象提议人那样热心,只是回答说,对于这个善事,人人都该量力而行,她可以和主教谈谈。但是,我们这位人形魔鬼因为这件事对自己有点小便宜,唯恐华伦夫人不按他的意思去谈,便立即通知那些管事的神职人员,并且跟这些善心的神甫都说好了,所以当华伦夫人不放心我去旅行而要向主教谈这件事的时候,她发现事情已成定局,主教当时就把给我的一小笔旅费交给了她。她没敢坚持叫我留下,因为拿我已届的年龄来说,象她那样年龄的女人要把我这样一个青年人留在身边是不合适的。

    我的行程既然由照顾我的人们这样决定了,当然只有服从,甚至我在服从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感。虽然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认为。由于它是首都,和安讷西的关系总比和一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城市的关系要密切些;再说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听从华伦夫人的话我才动身,我认为依然是在夫人的指导之下生活,这比在她身边生活更好。而且,这次远途旅行,正适合我那已形成的漫游癖好,我觉得象我这样的年岁就能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朋辈,真是件美事。各处遨游乃是日内瓦人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所以我同意了。那个大胖子两天之后就要和他妻子一同动身,于是我就被托付给他们,由他们来照顾我。我那由华伦夫人给添了不少钱的钱包也交给了他,另外,华伦夫人还私下给了我一点钱和东西,并且周详地嘱咐了我一番,然后我们就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三启程了。

    我离开安讷西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便和一位跟他一样当钟表匠的朋友里瓦尔先生来到了安讷西;他们是来找我的。里瓦尔先生是个有才学的人,甚至是个很有才学的人,他写的诗比拉莫特写的还好,他讲话也差不多同拉莫特一样好;他还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但是他的文才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结果只能把他的一个儿子造就成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到了华伦夫人。他们骑马,我步行,要想追上我,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们并没追我,只是和华伦夫人一起对我的命运悲叹了一番。我的舅父贝纳尔也这样自走了一趟。他曾来到龚非浓,知道我在安讷西以后,又回到日内瓦去了。我的亲属们好象是和我的司运星串通一气,要把我送到正在等着我的那个命运的手里。我哥哥就是因为没有受到人们的照拂而自行出走的;出走之后,查无音信,至今谁也不知其下落。

    父亲不仅是个正人君子,而且是个耿直的人,他有一个坚强的灵魂,足以构成弘毅之德。此外,特别对我说来《共产党宣言》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他还是个好父亲。他非常疼爱我,但是,他也爱他自己的乐趣,自从我远离了他以后,他的其他一些爱好就把他那父爱冲淡了。他在尼翁续了弦,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到了不能再给我生育弟弟妹妹的年龄,但她有她的亲属,这就使他成立了另一个家庭,生活在另一种环境,过另一种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常想念我了。我父亲日益衰老,却没有任何养老的财产。我哥哥和我从母亲手里得了一点财产,这笔财产的收益在我们出外的时候当然就归我父亲了。他不是特意盘算这件事的,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了做父亲的责任,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这种想法对他发生了作用,冲淡了他的热情,要没有这件事,他会更尽父责的。所以我认为:他明明知道追到尚贝里,就可以追上我,可是只追到安讷西,没有到尚贝里,原因就在这里;我出走之后;每逢去看他,我受到的只是父亲的抚爱,他却没有坚决把我留下来。

    我十分了解我父亲的慈爱和美德,他的这种行为促使我自己反省,这种反省大大帮助我保持心灵的健全。从这里,我得出了一种道德上的重大教训,这或许是唯一的富有实际效用的教训: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我确信,一个人处于这样情况的时候,不设法避免,那就不管他的心地多么善良和公正,迟早会不知不觉地衰颓下去,事实上会变成邪恶的和不公正的。

    这种教训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虽然实行得晚了些,总算贯彻在我的一举一动中。这种教训使我在公众眼前,尤其是在亲友们当中,显得极其古怪和愚蠢。于是人们就责怪我标奇立异,所作所为与众不同。其实,我既没有想使我的行为同别人一样,也没有想使我的行为同别人不一样,我只是真诚地希望做好事罢了。每当我遇有一种情况,会使我的利益和某一个人的利益发生抵触,因而会使我对那个人产生一种隐蔽的、虽然不是有意的幸灾乐祸之心,我总是竭尽全力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

    两年前,元帅大人要把我列入他的遗嘱上,我极力反对。我向他表示,无论给我多少世上的财宝,我也不肯叫人把我的名字列在任何人的遗嘱上除”。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循序守旧,传有“天变不足畏,,更不肯列在他的遗嘱上。他只好依从我的意见。现在他要给我一笔终身年金,我没有反对。或许有人说这么一来我更合算了;这是可能的。可是,我的恩人啊,我的尊长啊,如果我不幸死在你之后,我知道,你一死,我就失去一切,我对于你的死是绝对无利可图的。

    依我看这才是好的哲学,唯一真正合乎人情的哲学。我日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哲理的深邃之处,因此,在我最近的一些著作中,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反复予以论述。然而,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没有理会到这一点。如果在这部著作完成以后,我的余年还允许我着手另一部的话,我将在《爱弥儿》的续篇中写关于这种哲理的一个非常生动感人的实例,使读者们不能不注意。然而对于一个旅行者的反省已经够了,现在又是该启程的时候了。

    我的旅程比我所想象的要愉快得多,那个大胖子并不象他外表上让人看着那么讨厌,他是一个中年人,斑白的黑头发扎成了一个短辫,样子象个士兵,嗓音粗大,相当活泼,能走,更能吃。他什么行业都干过,哪一行都不精通。我记得他曾经打算在安讷西设立一个什么手工厂,华伦夫人当然同意这个计划。现在他到都灵去,是为了取得大臣的批准,路上的大批开销都是别人供给的。这个人富于钻营的天才,经常在神甫们当中鬼混,装出向神甫们殷勤效力的样子。他曾在神甫的学校里学会了一种虔诚的信徒的语言,他就不断援用这种语言,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传道家。他只会圣经中的一段拉丁文,却装作会一千段似的,因为他每天要重述一千遍;此外,只要他知道别人的钱袋里有钱,他就不会没钱花;说他是个骗子倒不如说他是个机灵鬼。他用一种诱募士兵的军官的口吻来进行虚假的说教,好象当年隐居的修士彼得腰间挎着剑宣传十字军似的。

    他的妻子沙勃朗太太则是一个相当和善的妇人,她白天比夜里安静些。由于我每天都跟他们睡在一个房间,他们那种夜不成眠时弄出来的声音常把我吵醒,我要是知道那些吵人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我就更睡不着了。可是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肯定运动,我那时甚至对这种事情连一点疑心也没有,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愚昧无知的,只好听任本能来慢慢开导我。

    我愉快地跟我那位虔诚的向导和他的活泼的佳侣继续前进。没有任何意外来打搅我们的行程;我的肉体和精神都沉浸在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状态中。

    当时,我年轻力壮,朝气勃勃,无忧无虑,对人对己满怀信心,我正处于人生中的那个短暂而宝贵的时期,这个时期里有种青春活力,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同时用生活的乐趣把我们眼前的万物也美化了。我那种别具风味的惶惶不定的心情有了对象,不那么飘摇了,这对象固定了我的想象。我把我自己看作华伦夫人的作品、她的学生、他的朋友,甚至是她的情人。她对我所说的亲切的言词,对我轻柔的抚爱,对我那种体贴以及她那脉脉含情的目光(在我看来,她那种目光充满了爱情,因为它激起了我的爱情),这一切,在旅途中养育着我的思想,使我沉湎在甜蜜的梦幻中。对于我的命运的任何恐惧和惶惑,都扰乱不了我的梦想。我认为把我送往都灵就是负责让我在那里有个糊口之计,在那里给我找个适当的位置。我自己什么都甭操心了,因为有人替我张罗。我没有这个重担,就走得轻松愉快了。我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愿望、美妙的期待和灿烂的远景。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都是我那即将来临的幸福的保证。我在幻想中看到家家都有田舍风味的宴会;草场上都有愉快的游戏;河边都有人洗澡、散步和钓鱼;树枝上都有美果;树荫下都有男女的幽会;山间都有大桶的牛乳和奶油,惬意的悠闲、宁静、轻快以及信步漫游的快乐。总之,凡是映入眼帘的东西,都令我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这种景象的雄伟、多彩和实际的美都足以说明其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不无理由的;于是,我的虚荣心也露出了锋芒。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到意大利去,经过那样多的地方,越过重山,踏着汉尼拔的足迹,对我说来都是一种非我这种年龄所应有的荣誉。除此以外,还常常在很好的驿站打尖,我胃口非常好,又有完全满足这种胃口的食物,因为,说老实话,在那些食物面前,我用不着客气,而且和沙勃朗先生的一顿饭比起来,我吃的那点东西就不值一提了。

    我们这欢旅行竟用了七八天的工夫,我不记得我这一辈子有过比这七、八天的旅行更无忧无虑的时候。我们的步子必须适应沙勃朗太太的步子,因此这次旅行只不过是一次长途散步。所有和这一次旅行有关的事物的回忆,特别是那些高山和徒步旅行,都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兴趣。我只是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这样徒步旅行过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而且总是十分愉快。不久以后,由于种种职责事务和需要携带的行李,使我不得不装成绅士的样子雇车出门;而劳神的挂虑、烦难与困窘,也都和我一起上了车。从此我就不象以前旅行那样,一心只想途中的快乐,而是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了。在巴黎时,我曾想我两个和我有同样兴趣的伙伴,每人豁出五十路易和一年的时光,共同去作一次周游意大利的徒步旅行,除了一个拿行囊的随身僮仆以外什么也不带。我找了好久,有不少人曾来找我,他们表面上很赞成这个计划,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把它看成是空中楼阁,只是随便谈谈,并不打算实行。我记得,我跟狄德罗和格里姆曾经很兴奋地谈过这个计划,终于使他们也有了这种奇思异想。我当时以为这事就算说受了,但是不久又都化为只想作一次纸上空谈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格里姆所最感兴趣的只是叫狄德罗去犯许多反对宗教的罪行,让我替他关进宗教裁判所。

    遗憾的是我到都灵太快了。只是由于喜欢在这个大城市观光,又因脑子里有了妄图虚名的空想,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出头露面的人物,这种遗憾心情才缓和下来。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身分比我过去当学徒高了无数倍;我丝毫没有预料到,过不了多少时间,我就要变得远远不如当学徒了。

    我方才已经说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下面还要接着谈一些在读者看来毫无趣味的事,因此,在继续往下叙述以前,我应先请读者原谅,并向读者为自已作一些辩解。我既然把我自己完全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就不该有任何隐晦或隐瞒的情节,我必须从始至终站在读者面前,叫读者可以原原本本地了解我心灵中的一切迷误,叫读者洞见我生活中的一切角落,叫读者片刻不停地用眼盯着我,要不然,当读者在我的叙述中发见最小的漏洞和空隙时;心里会想:“他那时候做什么去了?”就会指责我好象不肯把一切都讲出来。我宁可利用这些叙述来揭露人的邪念,而不愿由于我的沉默,扩大了人的邪念。

    我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和东西全完了。因为闲谈中我泄露了秘密。我太粗心大意,对我的引路人说来,这倒是不无收获的。沙勃朗太太耍尽了一切手法,甚至把华伦夫人给我系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都给我弄走了,在我失去的东西中这是我最爱惜的物件;如果我再不力争的话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连那柄短剑也落到他们手里了。路上他们倒老老实实地替我支付了一切费用,但是最后他们把我弄得两手空空。我一到都灵就钱也没了,衣服也没了,连换洗衣服都没了,我只有凭自己的本领去找生财之道了。

    我带了几封介绍信,拿出来交给了收信人,我立即被人送到志愿领洗者教养院去,我是为了换取衣食才去受这种宗教开导的。我一往里走,就看见一个大铁栅栏门,我刚一进去,这个大铁门就紧跟着用两道锁牢牢地锁上了。这样的开端使我感到的只是重压而不是轻松。当有人把我带进一间相当宽阔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开始思索起来。这个房间尽头有一个木制的祭台,祭台上有个大十字架,祭台周围放着四五把椅子,也都是木制的。那些椅子看来好象上过蜡;其实不过是由于长久使用和不断摩擦而发亮罢了。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大厅内有四五个奇五的恶汉,那就是我的学友,与其说他们是要作上帝儿女的后补教徒,不如说他们是魔鬼的护卫。其中有两个克罗地亚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和摩尔人,他们对我说,他们一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过着流浪的生活,不管在哪儿,只要他们认为有利可图,便接受天主教教义,领受洗礼。另外一个铁门打开了,它是在院内的大阳台中央。我们那些志愿领洗礼的妹妹们从这个门走进来,她们和我一样,不是通过洗礼,而是通过改教的宣誓来获得新生。她们都是最不顾廉耻的卖身的女人和一些最丑恶的淫妇,基督的羊圈这样受糟蹋可说是第一次。其中只有一个我看着还漂亮,也十分迷人,她差不多和我年岁相仿,也许比我大一两岁。她有一对滴溜溜的眼睛,有时和我的目光相遇,这就引起了我想和她结识的愿望。三个月以前她就到了这里,虽然以后又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要想接近她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那位年老的女监管人寸步不离地看管着她,那位神圣的教士也总是缠着她毫不放松,这个一心要使她改教的神圣教士,对她所用的热情远超乎诲人不倦的努力。应该设想,她是极端愚蠢的,虽然她看来并不如此,因为从来没有人象她似的需要受这么久的训海。那位神圣的教士总认为她还不够宣誓的程度。但是她过腻了这种幽居的生活,要求离开这个避难所,入教不入教没关系。所以,必须在她还愿意作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接受她的要求,不然的话,她要是反抗起来,就会连天主教徒都不愿意当了。

    为了欢迎我这个新来的人,这一批人数不多的志愿领洗者全体集合,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有人对我们作了简短的训话,叫我不要辜负上帝赐予我的恩惠,叫别人为我祈祷,并劝他们给我做好榜样。会后,我们的贞女们都回到她们的修道院去了,现在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怀着惊奇的心情悠闲自在地欣赏我所住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为了进行训诲,又把我们集合起来,这时我才开始第一次考虑到我将要采取的步骤,以及促使我这样做的一切情况。

    我从前说过,现在还说,将来也许还要说的一件事,我日益深信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个受过合理而良好的教育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出生于一个风俗习惯不同于一般人民的家庭里,我所受到的教训,都是我尊亲长辈们明智的教训;我所看到的榜样,都是我尊亲长辈们贤德的榜样。父亲虽然是一个喜好玩乐的人,然而他不仅十分正直,而只宗教观念很强,他在社交界是个漂亮人物,回到家里却是一个教徒。他很早就把自己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灌输给我了。我的三个姑姑都非常贤慧。大站和二始是虔诚的信女。三姑是个非常娴雅聪明而又通情达理的姑娘;她也许比我两个大姑更虔诚,虽然她的虔诚在表面上不太显著。我从这样一个值得尊重的家庭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朗拜尔西埃先生不仅是个教会中人,而且是个宣教士,他衷心信仰上帝,言行也差不多一致。他和他的妹妹发现了我心灵中的虔诚的宿根,他们就用温和的、理性的教育培养我这宿根。为了这件事,这两位可敬佩的人所用的方法都是十分真诚、十分谨慎、十分合理的,所以在他们讲道说教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厌烦,我每次听完讲道以后,总是深受感动,并且立志要过正当的生活,而且由于我念念不忘他们的教导,很少破坏过自己的誓言。但贝纳尔舅母的虔诚却使我有点儿厌恶,因为她好象把虔城当做一种职业。在我师傅家里,对宗教方面的事,我几乎完全不想了。但是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没有遇到把我引诱坏了的青年朋友,我虽然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却不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对宗教的信仰,完全是我那样年龄的孩子所能有的信仰,而且我的信仰甚至比一般孩子还深。但是现在为什么隐瞒我的思想呢?因为童年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象个儿童,我总是象成年人一样地感觉,思考。我生来就和别人不同,只是年纪越来越大,我才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你看到我这样把自己说得有点儿象个神童,一定会笑我的。笑就笑吧,但是,笑够了以后,请你再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能被小说吸引住,能对小说发生兴趣,甚至感动得流出热泪来,如果你能找出,我就觉得我这种自炫是可笑的,我就承认我错了。

    因此,我说,为了叫人们日后能保持宗教信仰,就决不要对孩子们谈宗教,孩子们是不会象我们那样去认识上帝的。这话不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而是根据我的观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经验是完全不适于别人的。找几个象让-雅克·卢梭那样的六岁的孩子来,在他们七岁的时候跟他们谈上帝,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冒险的。

    我想谁都知道,一个儿童,甚至一个成年人,其有所信仰,无非是生在哪个宗教里就信仰哪个宗教,这是显然的。这种信仰有时会减弱,但很少有所增强;信仰教义是教育的结果。除了这种一般的道理使我热衷于我先辈的宗教之外,我对天主教深感厌恶,这种厌恶的心情是我的故乡城市的人们所特有的。人们常对我们说,天主教是极端的偶像崇拜,并且把天主教的教士们描绘成非常阴险可怕的人物。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是非常强烈的。起初,我一瞧见教堂的内部。一遇到穿小白衣的神父,一听到迎神时的钟声,就立刻惊慌恐怖得浑身发抖,后来不久,在城里时我没有这种情结了,但是到了乡村教堂里还常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些教堂和我最初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教堂太相似了。不过,想起日内瓦附近的神父们那样乐于爱抚城市的孩子,这就确实形成了奇异的对照。送临终圣体的钟声,固然使我恐惧,教堂里做弥撒和做晚祷的钟声则又使我想到午餐和午后点心、鲜奶油、水果和奶酪。彭维尔先生的盛宴又曾对我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使我很容易地麻醉了自己。我原先只从娱乐与美食方面来认识罗马旧教,觉得可以逐渐习惯于这里的生活,至于正式加入这个教会的念头在我脑筋里只是一闪即过,认为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现在没有办法变卦了:我抱着极大的厌恶心看待我自己的这种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周围的未来的新入教者又不能以他们的榜样来支持我的勇气,因此我无法装模作样,实际上我的神圣功业只是一种歹徒的勾当。虽然我还年轻,我已感觉到不管哪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我也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即使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也会在心灵的深处欺骗圣灵,并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视。我越想这些,就越对自己愤恨,并且抱怨命运使我落得这种下场,好像这种下场不是我自作自受。这些想法有时非常强烈,如果转瞬之间我发觉大门是开着的,我一定会逃走,然而,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决心也未能长时间保持下去。

    有过多的秘密欲望在进行搏斗,以战胜我的心。除此之外,坚持不返回日内瓦的既定计划,没脸见人。登山越岭的艰苦,以及远离故乡、一贫如洗、举目无亲的困窘,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我的良心上的谴责是为时已晚的悔恨。我为了给以后要做的事情寻找卸责的借口,便假装着谴责以前所做的事情。我夸大从前的罪过,以便把将来的罪过视为必然的后果。我不向自己说:“你还没有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过,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成为无罪的。”却向自己说:“哀叹你自己犯过的和你不得不继续要犯的罪过吧。”

    实际上,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要推翻自己的诺言或人们对我的期望,以便打破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并以极大的勇气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声明我决不放弃我祖先的信仰,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这种勇气不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所能有的,侥幸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反抗越厉害,人们就竭力想办法来制服我的反抗。

    大多数人都是在运用力量已经太晚的时候,才埋怨缺乏力量。这虽似诡辩,但是我的失败也就在这里。勇气只有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假使我们始终谨慎从事,我们就很少需要勇气了。但是,种种容易克服的倾向对我们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只是我们轻视诱惑的危险,才会向轻微的诱惑屈服。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地陷入本来毫不费力就可以避免的险境。可是,等到陷入这种险境之后,没有惊人的英勇毅力便不能从那里挣脱出来。我们终于落入深渊了,这时便向上帝哀祷:“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软弱?”上帝却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只是对我们的良心回答说:“我是把你造得太软弱了。以致你自己爬不出深渊,因为我原先把你造得够坚强的,你本来就不会掉进深渊。”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当个天主教徒。但是,我看到限期还远,可以慢慢地习惯于这种改教的想法,在等候期间,我想或许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使我从困难中摆脱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我决意尽可能来进行最有力的防御。不久,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忘却了准备作天主教徒的决心。自从我发现有几次我把那些试图开导我的人难住以后,我便觉得不用费更多的力量就可以完全把他们驳倒。我甚至怀着一种可笑的热忱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在他们开导我的时候,我也开导他们。我真相信,只要说得他们信服了,他们就会转为新教教徒的。

    因此,他们发现我无论在知识方面,或是在意志方面,都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一般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学问高,而且是必然如此:前者的教义要求论证,后者的教义则要求服从。天主教徒必须接受别人的判断,新教徒则必须学会自己判断。这点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没有料到以我的资历和年龄会给一些对宗教研究有素的人带来多少困难。再说,我还没有拜领过圣体,也没有受过与此有关的教育,这都是他们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知道我曾经在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另外,我还有一间小仓库,也是让这些先生们十分头痛的,这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里差不多把这部书都背了下来,后来日子一久便渐渐淡忘,但是,随着争论激烈展开,我又想了起来。

    有一位老神父,人虽矮小却是相当严肃的,他把我们叫在一起,第一次向我们布道。这次布道会对学友们来说,与其说是进行一次辩论,不如说是一次教理问答,这位老神父注意的是向他们传授知识,而不是解答他们的问题。但他对我这样可就不行了。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逼问他,凡是我能给他找出的难题一个也不放过。这就把布道会的时间拖长了,参加的人都十分厌倦。我这位老神父说了很多的话,越说越发火,先是支吾其词,最后下不了台的时候,就借口自己不太懂法语一走了之。第二天,由于怕我轻率的反问对学友们发生坏作用,我就被单独放在另一间屋子里,让我同一位神父同住。这位神父比较年轻,健谈善辩,就是说,会编冗长的句子,并且非常自满。其实真有学问的人从来也不会那么自满的,但是,我没有让他这种堂皇的架势镇住,另外,我认为,反正凭借自己的努力,我能够十分自信地回答他的问题,并且尽我所能从各方面把他堵得没话可说。他想用圣奥古斯丁、圣格里果利以及其他圣师来压服我,可是,我运用起这些圣师的著作来,差不多和他一样娴熟,真使他万分惊异。我从前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他大概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住了勒苏厄尔的教会史的很多片断,每逢他给我引出一段的时候,我并不直接反驳他的引证,而是用同一圣师的另一段话来回击他,这就常常使他非常为难。然而,最后还是他胜利了,此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势力比我大,我知道我是在他的支配之下的,我不管怎样年轻,总还懂得不应该逼人太甚,我已相当明确地看到,那位矮小的老神父不论是对我本人或者对我的学识都没有什么好感。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年轻的神父作过专门研究,而我却没有,因此,他有他的论证方式,他运用一种方法,使我没法听懂,每逢他觉得要遇到意外的反驳弄得他不得开交时候,他就借口我超出了本题的范围,把问题拖延到第二天。他甚至有几次驳斥我的引文是假的,并自告奋勇去替我找原书,说我一定找不到那些引文。他觉得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因为就凭我那一点表面知识,我是不大会翻阅书籍的,而且我对拉丁语的修养又实在有限,即使我知道引文一准在某本书里,我也没法在一本厚书里找到那一段。我甚至怀疑他也用过他责难牧师们的那种不忠实的治学方法。我怀疑他为了摆脱使自己感到窘困的反驳,有时不惜编造一些引文。

    这些无谓的论争在继续,日子一天一天在争辩、诵经和耍无赖中过去,这时我遇到了一件令人十分厌恶的小小的丑事,这件事差一点对我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后果。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灵魂多么卑鄙,他那颗心多么粗野,到时候也不会不发生某种爱慕之情的。那两个自称为摩尔人的歹徒中的一个喜欢上我了。他愿意和我亲近,毫无避讳地跟我说些乱七八糟、难以理解的话,向我献些小殷勤,吃饭中间有时把他自己的菜饭分给我,并且经常热情地吻我,吻得我实在难为情。他那张椒盐面包似的脸,上面还点缀着一道长长的刀痕,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与其说是充满了柔情。毋宁说是充满了狂怒。我虽然一见就感到害怕,还是忍受着他的亲吻,我心里想:“这个可怜的人对我这样友爱,拒绝他是不对的。”以后他一步一步地放肆起来了,向我说的话是那样下流,以至我有时认为他是发疯了。有一天晚上,他要来和我睡在一个床上,我借口我的床太小,把他拒绝了,于是他想使我到他的床上去,我也拒绝了,因为这个家伙脏得厉害,浑身是嚼烟草的臭味儿,真叫我噁心。

    第二天大清早,大厅里只有我们俩;他又开始抚摸我了,可是,这次他的动作十分猛烈,神色越来越可怕。最后。他居然要干最丑恶的狎昵的事儿,他攥住我的手,强迫我干这样的事。我用力挣脱开了,同时大嚷一声,向后面跳了一步,没有表示愤恨,也没表示恼怒,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种举动有什么意义。我非常坚决地向他表示惊愕和厌恶,最后他把我放开了。在他自己胡闹一阵以后,我看见一种不知是什么粘糊糊的白色东西朝着壁炉射去,落在地上,我噁心透了,当时飞快跑到阳台上去,我一辈子也没有那样激动,那样慌张,那样恐怖,差点儿晕了过去。

    我那时还不能理解这个坏家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是得了疯病,或是什么更严重的癫狂;看到这种猥亵、肮脏的样子和这一副兽欲如火的可怕面孔,对于任何一个冷静的人说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丑恶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如果我们在女人面前做出这种狂乱的举动,只有她们的眼睛被迷惑住,才不致把我们看成是奇丑而可怕的东西。

    我一会儿也等不了,马上就把我自己所遇到的事向大家讲开了。我们的女总管叫我不要声张,我看出这件事情使她非常不高兴,我还听见她咬牙切齿地嘟嚷着:“该死的东西!野蛮的畜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我声张,我仍旧照样到处嚷嚷。我嚷得太厉害了,结果,第二天大清晨就有一个管理员来找我,严厉地申斥了我一顿,责备我小题大作,甚至损害了神圣道院的名誉。

    他训了我很久,还向我解释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并不以为这是在给我讲我所不懂得的事,因为他相信我懂得别人要跟我干什么事,只因不肯同意,才进行了抵抗。他严肃地对我说,这种行为和淫乱一样都是被禁止的,但这种意图对于作为这种行为对象的那个人说来并不算多大的侮辱,被别人看得可爱,有什么可发火的。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他自己年轻时候也碰到过这种荣幸,由于来得突然,未能抗拒,他丝毫也没感到其中有什么苦得受不了的。他恬不知耻,居然用了直陈其事的词句;他还推想我所以拒绝是因为怕疼,于是向我保证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听了这个无耻之徒的话,感到极大的惊奇,因为他毫不为他自己辩护,他似乎是完全为了我好而来开导我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件极平常的事儿,所以他根本不必找个地方跟我密谈;我们身旁有一位作为第三者的教士,他也觉得这不必大惊小怪。他们这种泰然自若的神气完全把我懵住了,我只好相信,这准是人间习以为常的事,只是先前我没有领教的机会罢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但不无厌恶之感。我所亲身遭遇的、尤其是我所亲眼看到的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回想起来还觉得噁心。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对那件事的憎恶一直伸展到辩护者的身上了,我无论怎样控制自己,也不能不使他看出他的教训所发生的恶劣效果。他以一种不大亲切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自此以后,他便用尽办法让我在教养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总算达到了目的,因而我看到,要跳出教养院,只有一条出路,过去我拖延时日,不肯采取这个途径,如今我是急不可待了。

    这件事倒起了一种防护作用,使我一生也不会干出男子同性爱的勾当,而且一看到这样的人,就联想起那个可怕的摩尔人的样子和举动,心里便产生一种难以隐藏的厌恶。另一方面,相形之下,女人在我心目中却博得了极大的价值。我觉得应该对她们表示温柔的感情与崇高的敬意,以补偿男性对她们的侮辱,因此,当我想起那个假非洲人的时候,就连最最丑的女人都认为是值得崇敬的对象了。

    至于这个假非洲人,我不知道人们对他会有什么说法,据我看,除了罗伦莎太太以外,谁都跟从前一样看待他。可是,他不再接近我,也不再和我说话了。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在庄严的仪式下接受了洗礼,从头到脚一身白色服装,这是表示他重生的灵魂的纯洁。第二夭,他就离开了教养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一个月之后,轮到了我。我的指导者想获得使一个难以转变的人皈依正教的荣誉,是需要这么一段时间的,并且,为了赢得我的新的顺从,又要我复习了一下所有的信条。

    最后,我受到了充分的教育,我的教师们对我也相当满意了。于是在迎圣体的行列的陪伴下,我被送到圣约翰总堂,以便在那里庄严地宣誓脱离新教,并且接受洗礼的一些辅助仪式,虽然他们实际上没有给我施洗。仪式和真的洗礼差不多,这是为了使人们相信新教徒并不是基督徒。我穿了一件专供这种仪式使用的带白花边的灰长袍。在我的前后各有一人拿着铜盘,两人用钥匙敲打盘子。人们按照各自的诚心或者对新改宗者的不同程度的关怀往盘子上放些布施。总之,天主教的种种浮夸的仪式哪样都没有略掉,以便这种盛典对公众含有更多的训导意义。对我则含有更多的耻辱。只有一项规定给略掉了,就是我非常需要的那身白衣服他们并没象给摩尔人那样给了我,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享受这种荣幸。

    这还不算完。接着还要到宗教裁判所去领取异教徒的赦免征,举行亨利四世本人所遵照的、并由其钦差大臣代为举行的同样仪式,才返回天主教会。那位可尊敬的裁判神父的神气和举止绝不能消除我刚来时候的内心的恐怖。他问过了我的信仰;我的地位以及我的家庭以后,突然问起我的母亲是否已经下了地狱。当时的恐惧压住了我开始爆发的愤怒,我只回答说:我希望她没有下地狱,她在临终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上帝的灵光。这个神父没有吭声,但是,他作了一个鬼脸,好象完全不同意似的。

    一切都办完了。我正在寻思可能终于会按照我的希望给我个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他们把我赶出了门,把收到的布施(约有二十多个法郎的零钱)给了我。他们嘱咐我活着要做一个善良的信徒,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最后他们祝我幸运,紧跟着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我的一切崇高的希望,就这样在一刹那间幻灭了,我刚采取的自私的行动,只给我留下自己是个背教者又是个傻瓜的回忆了。不难想象我的梦变得多么突然:原来怀着灿烂辉煌的计划,忽然坠入最悲惨的境地,早晨想选择我将要居住的宫殿,晚上竟落到露宿街头。有人会认为,我一下子陷入如此残酷的绝望之中,在悔恨自己犯了错误的同时,一定会狠狠地责备自己,埋怨一切的不幸都是自己亲手造成的。实际上决非如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幽禁了两个多月之久,所以我首先感到的,乃是重新获得自由的一种喜悦心情。经过长期奴隶生活以后,我现在又成了自己的主人了,又有了行动自由了,在这样一个繁华富庶、阔人很多的大城市里,我的天资和才干一被人发现,立刻就会有人接待我。此外,我尽可以等待一个时期,衣袋里装着的二十多个法郎,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可以不和任何人商量随自己的意思花这笔钱。这样富裕,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因此,我绝对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伤心流泪。我仅仅是改变了自己的希望,我的自尊心并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我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自信和镇定。我仿佛觉得我已经走远了,并且完全是靠自己了,我感到自豪。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览全城来满足我的好奇心,即使只是为着表现我的自由,我也要这样做。哨兵上岗我要看看,因为我非常喜好军乐。遇到教会迎圣体的行列,我也要跟着瞧瞧,因为我爱听神父的合唱。我要看看王宫,我带着畏惧的心情走向前去,看见别人往里面走,我也就跟着进去,也没有人拦我。这也许是因为我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包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当我出现在这个宫殿里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我几乎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久居在这宫中的人了。最后,由于我不住脚地到处走动,觉得身体疲乏,腹中饥饿,天气很热,我便走进一家乳食商店。人们给我端来奶糕、奶酪和两片美味的皮埃蒙特棒形面包,这是我最喜欢不过的,我仅仅花了五、六个苏,就吃了我有生以来最好的一餐。

    我必须找一个住处。皮埃蒙特话我已学会了不少,可以让人明白我的意思,因此没有费事就找到了住处。我是谨慎地按我的财力,而不是完全按我的趣味选择我的住处的。有人告诉我,在波河街有一个当兵的妻子,家里留住闲散下来的仆人,每夜只收费一个苏。我在她家里得到了一张破旧的空床,便在那里安居下来。这位女人很年轻,新近才结婚,虽然她已经有五、六个孩子了。母亲、孩子和住宿的客人,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在她家住的时候一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她骂起人来非常难听,整天袒胸露怀,蓬头散发,但是她心地善良,勤勤恳恳,待我很好,甚至还帮了我一些忙。

    好几天的工夫,我完全沉溺在无拘无束与好奇的乐趣之中,我城里城外到处游逛,东钻钻,西探探。寻找一切我认为稀奇和新鲜的事物去看,对于一个刚出茅庐从来没有见过首都的年轻人说来,什么都是稀奇和新鲜的。我特别喜欢准时去瞻仰王宫,每天早晨参加皇家小教堂的弥撒。能够和亲主及其待从待在一个小教堂里,我觉得美极了。但是,宫廷的豪华很快就全看了,而且老是那个样子,也就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时,我开始热爱音乐了。我每天必到王宫去,原因就在音乐对我有了最大的吸引力。撒了王当时拥有欧洲最好的交响乐队。索密士,黛雅丹,贝佐斯等大师都先后在那里大显身手。其实,要吸引住一个年轻人,用不着这么大的排场,最简单的一种乐器,只要演奏得好,能使人欢欣雀跃,也就够了。何况,我对于眼前令我惊讶的一切富丽豪华,只有一种呆子似的赞叹,并无羡慕之心,在这气象万千的华丽宫院中,我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看那里是否有个值得我尊敬的年轻公主,以便和她搞一场风流韵事。

    我差点儿在豪华不及王宫的情况下搞起一场风流韵事,如果我能达到目的,我会感到妙不可言的、千百倍的愉快。

    我的生活虽然非常节俭,可是我的钱袋却不知不觉地快空了。我这种节俭并非出于谨慎,而是由于我的食欲简单。就是今天,佳筵盛宴也没有改变我这种简单的食欲。我从前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有什么能比具有田舍风味的一顿饭更精美的饮食了。只要是好的乳类食品、鸡蛋、蔬菜、奶饼、黑面包和普通的酒,就能让我饱餐一顿。只要没有待膳长和待者围着我让我饱尝他们的讨厌的神气,我的好胃口吃什么都是香甜的。那时我总是花五、六个苏就能吃一顿非常好的饭,以后用六、七个法郎吃反倒没有那么好了。我饮食有节只是因为我没有受到诱惑,但是,我把这一切都说成饮食有节也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吃,我也是尽量享点口福的。我所喜爱的梨、奶糕、奶饼、皮埃蒙特面包和几杯掺兑得法的蒙斐拉葡萄酒,便可以使我这个贪图口福的人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的二十个法郎还是眼看就要完了。这一点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尽管我还处于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年龄,但由于前途茫茫而产生的忧虑不久就变成了恐怖。我的一切幻想部破灭了,只剩下找个赖以糊口的职业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也是不易实现的。我想起我从前的手艺来,但是我的手艺还不精通,镂刻师傅不会雇我,而且这一行的师傅在都灵也不多。于是,在没找到什么好机会以前,我就挨门挨户,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去自荐,愿意替他们在银器上镂刻符号或图记,工钱随便,满心想用廉价吸引主顾。可是这种权宜之计也很不成功。几乎到处都遭到谢绝,即使找到一点活儿也挣钱很少,仅够几顿饭钱。然而,有一天清早,我从公特拉诺瓦街经过,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风韵优美,相貌动人,尽管我在女人面前很腼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进去了,主动向她推荐我这小小的技能。她不但完全没有严词拒绝,反而让我坐下,叫我谈一下我的简短的经历,她同情我,劝我鼓起勇气,还说好的基督徒是不会把我扔下不管的。后来,在她叫人到一个邻近的金银器皿店去寻找我所需用的工具的时候,她亲自上楼到厨房给我拿来早点。这样开端似乎是个好兆头。其后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个兆头。看来,她对我的那点活儿还满意,而且对在我稍微安下心来后的那阵子海阔天空的闲聊更满意;由于她丰姿绰约,服饰华丽,虽然态度和蔼,她的风来仍引起了我的敬意。然而,她那充满盛情的招待、同情的语调以及她那温柔的风度,很快就使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我认为我是成功了,而且还会获得更多的成就。然而,尽管她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又那么漂亮,在外表上难免显得有些风骚,但是,她却非常稳重,再加上我生来腼腆,事情就很难有迅速的进展。我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完成这项奇遇。每当我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那些短暂时刻,就感到极大的快慰,而且可以说,我在那里尝到了宛似初恋的那种最甜蜜、最纯洁的快乐。

    她是个富有风趣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她那美丽的脸上显示出来的天生和善的神情使得她那种活泼劲儿十分动人。她叫巴西勒太太,她丈夫的年岁比她大,醋意相当浓,在他出远门的时候,把她托给一个性情忧郁、不会讨女人欢心的伙计照管。这个伙计也有自己的野心,不过他只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表示罢了。他笛子吹得很好,我也很喜欢听他吹,但是他却非常讨厌我。

    这个新的埃癸斯托斯一看见我到他的女主人店里来,就气得嘴里直嘟嚷,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我,女主人也毫不留情地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她甚至好象为了自己开心,故意在他面前对我表示亲昵,叫他难堪。这种报复方法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如果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也是这样,那就更合我的口胃了。但是她却并不把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或者至少是方式不一样。也许是她认为我太年轻,也许她不知道该怎样采取主动,也许她确实愿意做一个贤淑的女人,她对我采取一种保留态度,固然这种态度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感到畏缩。我对她感觉不到象对华伦夫人那种真心实意、情致缠绵的尊敬,而是感到更多的畏惧,同她远不象同华伦夫人那样亲密。我又窘又战战兢兢,我不敢盯着看她,在她跟前甚至屏着呼吸;可是要我离开她却比叫我死还难受。在不至于引起她注意的当儿,我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她身上所能看到的各个部分:衣服上的花,美丽的小脚尖,手套和袖口之间露出的那段结实白皙的胳膊,以及在脖子和围巾之间有时露出的那部分。她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使我对其他部分更为向往。由于我目不转睛地看那些所能看见的部分,甚至还想看那些看不见的部分,这时我眼花缭乱,心胸憋闷,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在我们中间经常保持的沉默中暗暗发出非常不舒服的叹息。幸亏巴西勒太太忙于自己的活计,她没有理会这些,至少我认为她没有理会。但是我有时看到,由于她的某种同情以及她的披肩下面的胸膛不时起伏,这种危险的情景更使我神魂颠倒。当我热情迸发到几乎不能自持的时候,她便以平静的声音向我说句话,我便立即清醒过来。

    有不少次我和她单独在一起,她总是这样,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带有过分表情的眼色,显示我们相互间有半点心心相印之处。这种情况使我非常苦恼。却也使我感到甜蜜。在我那天真的心灵中也弄不清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苦恼。从表面上看,这种短短的两人独处,她也并不讨厌,至少是她屡次提供这样的机会。当然,这在她那方面并不是有意的,因为她并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向我表示些什么,也没有容许我向她表示些什么。

    有一天,她听腻了那个伙计枯燥无味的谈话,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我把我正在店铺后柜做的那点活儿赶完,连忙就去找她。她的房门半开着,我进去的时候她没有理会,她正在窗前绣花,面对着窗口,背对着门。她既不能看见我,而且由于街上车马的嘈杂声,也没听到我进去。她身上穿的衣服一向是非常考究的,那一天她的打扮几乎可以说是有点妖冶诱人。她的姿态非常优美,稍微低垂着头,可以让人看到她那洁白的脖子;她那盘龙式的美丽发髻,戴着不少花朵。我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整个面容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简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进门就跪下了,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我确信她听不见我的声音,也没想到她能看见我。但是壁炉上的那面镜子把我出卖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激情的动作在她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她一点也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一句话,只是转过半个脸来,用她的手简单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颤抖、惊惧、奔往她指给我的位置上,这三桩事可以说同时并进,但是人们很难相信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举动。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敢抬头看她,甚至不敢利用这个局促的姿势挨一挨她,在她膝上趴一会儿。我变成哑巴了,一动也不动,当然也不是很平静的;在我身上所表现的只有激动、喜悦、感激;以及没有一定目标和被一种怕招她不高兴的恐怖心情所约束住的热望,我那幼稚的心灵对于她是否真地会恼我,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她的表现也不比我镇静,胆怯的程度也不比我小。她看我来到她面前,心里就慌了,把我引诱到那里以后,这时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意识到那一手势的结果,无疑地,这个手势是没有经过考虑冒然做出来的。她既不对我表示欢迎,也不驱逐我,她的眼光始终不离自己手里的活计,尽力装出没有看见我在她跟前的样子。尽管我无知,也可以断定她不仅和我一样发窘,也许还和我有同样的渴望,只是也被那种和我相同的羞涩心情束缚住了。但这并没有给我增加克服这种羞涩的力量。她比我大五、六岁,照我看来,她理应比我更大胆一些。我想,既然她没用什么表示来鼓舞我的胆量,那就是她不愿意我有这样的胆量。即使在今天,我还认为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她非常聪明,一定知道象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不仅需要鼓励,而且需要加以指导。

    要是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我真不知道这个紧张而无言的场面将怎样结束,也不知道我会在这种可笑而愉快的情况下一动不动地呆多久。正在我的激情达到顶点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厨房门开了。于是巴西勒太太惊慌起来,用激动的声音和手势向我说:“快起来,罗吉娜来了。”我赶紧站起来,同时抓住了她伸给我的一只手,热烈地吻了两下,在我吻第二下的时候,我觉得她那只可爱的手稍稍按了一下我的嘴唇。我一生也没经过这样愉快的时刻,可惜良机不再,我们这种青春的爱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可爱的女人的形象才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令人迷醉的印象。以后我对社会和女人了解得越深,在我心灵中,也就越觉得她美丽。如果她稍微有点经验的话,她一定会用另一种态度来激励一个少年。虽然说她的心是脆弱的,但却是纯朴的,她会无意中向引诱她的倾向让步;从一切现象来看,这是她不贞的开端,可是我要战胜她的害羞心情,恐怕比战胜我自己的羞涩心情还要困难。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却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与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到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其后两日,我尽力寻找能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但未能如愿以偿。在她那一方面,我一点也看不出有想安排这种机会的意思;并不是她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而是她比以往谨慎了。我觉得她老躲避我的视线,唯恐她不能充分控制住自己的目光。那个可恶的伙计比任何时候都更可恼了,他甚至冷嘲热讽起来,说我在女人跟前前途无量。我生怕一时粗心会泄漏了风声,我那点兴趣,到此为止,原用不着掩掩藏藏的,但现在我认为和巴西勒太太已经算是心心相印了,便想用一种神秘气氛把它隐蔽起来。这使得我在寻找满足这种兴趣的机会时变得比较谨慎了,我老想找十分安全的机会,结果一次也没有找到。

    我另外还有一种迄今尚未医好的恋爱怪癖,这种怪癖和我天生的胆怯加在一起,就大大否定了那个伙计的预言。我敢说,由于我爱得太真诚,太深挚,反倒不容易得手了。从来没有过象我这样强烈却同时又这样纯洁的热情,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柔、这样真实、而又这样无私的爱情。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地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看她的名誉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即使我可以享受一切快乐,也绝不肯破坏她片刻的安宁;因此我在自己的行动上特别小心,特别隐秘,特别谨慎,以至一次都没有成功。我在女人跟前经常失败,就是由于我太爱她们了。

    现在返回来谈谈那个吹笛人埃癸斯托斯吧,奇怪的是这个密探虽然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耐,但他显得更殷勤了。他的女主人从对我垂青的第一天起,就想法使我成为商店里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懂得一点儿算术,她曾跟那个伙计商量,叫他教我管帐,但是,那个坏家伙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他也许是怕我夺去他的饭碗吧。因此,我所有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做完了我那镂刻活计以后,去抄写几张帐目和帐单,誊几本帐簿,把几封意大利文的商业函件译成法文而已。可是,突然间,我那个对头又想重新考虑那个一度提出而被否定过的建议了,他并且说愿意教我记复式簿记,愿意使我在巴西勒先生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有一套在他手下做事的本领。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里的那种虚伪、狡猾和讽刺的成分,我无法细说,总之使我很难信任他。但是没等我回答,巴西勒太太就冷冷地对他说,我对他这种热心帮忙当然是很感激的,但她希望我的命运终于会使我有机会发挥我的才干,她并说象我这样有才干的人仅作一个伙计未免太可惜了。

    她曾经多次对我说,她要给我介绍一个可以对我有所帮助的人。她的考虑十分明智,她感觉到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叫我离开她的时候了。我们默默无言彼此感到倾心的这件事是在星期四发生的。星期天她请了一桌客,其中有我和一位相貌和善的多明我会的教士,她就把我介绍给这个人了。这位教士对我非常亲切,对我的改教表示庆贺,并且问了不少关于我个人经历的事情,从这儿我就知道巴西勒太太曾经把我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接着,他用手背在我的面颊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对我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有勇气。他还让我去看他,以便彼此更从容不迫地谈一谈。从大家对他表示的敬意看来,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再从他同巴西勒太太说话时那种慈父般的口吻,还可以推定他是她的忏悔师。我也清楚地记得,在他那适合身分的亲切中,夹杂有对他的忏悔者所表示的尊敬和钦佩,可是这种表现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不如我今天回想起来时在我脑际留下的印象深。如果那时我更聪明一些的话,能够了解到,象我这样一个人,竟能使一个受到忏悔师尊敬的年轻女人动情,我将会多么感动啊!

    由于我们人数较多,餐桌不够大,必须另外加一个小桌子,于是我就在小桌上和那个伙计愉快地对坐了。但是,从关心和菜肴的丰富看来,我坐在小桌上丝毫未受损失。往小桌上送来的莱真不少,可以肯定,这些菜并不是为了那个伙计送来的。一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女人们活泼愉快,男人们殷勤高雅,巴西勒太太以动人的亲切态度款待客人。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人们听到有辆马车停在门口,有个人走上楼来了,这是巴西勒先生。他走进来的那种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穿着一件带金扣子的大红上衣,从那一天起我对这种颜色就讨厌起来了。巴西勒先生身材魁伟,长得漂亮,风度很好。他脚步声音很重地走进来,脸上的表情好象要把大家都给吓住似的,虽然在座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抓住他的双手,向他百般表示亲热,而他却毫无反应。他向客人们打了一个招呼,有人给他送来一分食具,他便吃起来了。人们刚刚提到他这次旅行的事时,他便向小桌上看了几眼,用一种严肃的口吻问,坐在那边的小孩子是什么人。巴西勒太太直率地回答了他。他问我是不是住在他家里,有人告诉他说我不住在他家里。他接着粗野地反问说:“怎么会不呢?既然他白天可以在我这里待着,晚上当然也可以在我这里。”这时,那位教士发言了,先对巴西勒太太作了一番严肃而真实的称赞,也用几句话把我夸奖了一番。他补充说:他不仅不应该责备他太太诚意救济贫困的好心,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才对,因为这里没有丝毫越礼的事情。丈夫用一种愤怒的口吻反驳了一下,可是由于教士在场,总算把气压住了一半,但是这也足以使我知道他对我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而且也明白了那个伙计曾怎样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帮了倒忙。

    客人们刚刚退席,这个伙计就奉了他的老板的指示,显出胜利的神气,通知我立即离开他家,永远不准再进这个门。他在执行这项任务时,还增添了不少冷言恶语,使这个任务具有很大的侮辱性而且十分残暴。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但是心里十分悲伤,我所以悲伤主要并不是因为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女人,而是因为叫这个可爱的女人成了她那粗暴的丈夫的牺牲品。他不愿意听任妻子丧失贞操,当然是对的。然而,尽管她很贤慧,并且是良家之女,她毕竟是个意大利女人,这就是说;多情而好复仇。在我看来,他是失策了,因为他对她所采取的手段,适足以给自己招来他所害怕的不幸。

    这就是我第一次奇遇的结局。我曾经有两三次故意经过那条街,希望至少再见一见我心里不断想念的那个女人,但是我没有见到她,只看见过她的丈夫和那个认真当看守的伙计。那个伙计看到我,便用店铺里的大木尺向我做出怪样子,要说那种样子是在欢迎我,不如说是在向我示威。我既被如此严加防范,也就泄气了,我再也不到那条街上去了。我曾打算至少去拜访一次她给我引见的那位教士,可惜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曾在修道院的周围徘徊过好几次,希望能碰见他,但也毫无结果。最后,我因为又遇到了别的事情,便把我对巴西勒太太的动人的回忆丢开了。不久我就把她完全忘掉了。我甚至又象从前那样,恢复为纯朴和稚气十足的人,连看到美丽的女人也不动心了。

    然而她的一些餽赠,稍稍补充了一下我那小小的行囊,虽然餽赠不多,却十足表现了一个聪明女人的细心。她注重整洁超过美观;她希望我不受苦,但不叫我去炫耀。我从日内瓦带来的外衣还不错,还可以穿;她仅仅给我添置了一顶帽子和几件内衣。我没有套袖,我也很想要,但是,她不肯给我,她认为我能保持清洁就行了;其实,只要我在她跟前一天,这一点是无需她嘱咐的。

    这场灾难结束似后不多几天,我前面提过待我很好的那个女房东对我说,她可能给我找到一个位置,她说有一位贵妇人愿意看看我。我听到这话以后,就真的认为会有什么美妙非凡的奇遇了,因为我总憧憬着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位贵妇人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了不起,我跟随把我介绍给那个贵妇人的一个仆人到了她家里,她问了我几句话,仔细端详了我一番,没觉得我讨厌,便立刻叫我在她家里服务了,当然,不是作为她宠爱的侍从,而是作为她的仆人。我也穿着和其他仆人同样颜色的衣服,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上衣的边缘上有花边,而我的衣服上没有。由于这种制服上没有花边,就很象一个普通市民的服装。我的那些想入非非就出乎意料地结束了。

    我就这样走进了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的门庭。她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她的丈夫是皮埃蒙特人;至于她,我始终认为她是萨瓦人,因为我不能想象一个皮埃蒙特女人能说那样好的法语,口音那么纯。她是个不老不少的中年女人,容貌非常高雅,又很有才华,酷爱法国文学,而且相当精通。她时常写作,写了很多东西,而且总是用法文写。她所写的函札,有赛维尼夫人函札的笔法,韵味亦近似,有几封信甚至分不出是她写的还是赛维尼夫人写的。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照她口述录下这些信札。我倒也很喜欢做这类事情。她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使她非常痛苦,不能亲自执笔。

    维尔塞里斯夫人不仅富于才华,而且心灵既高尚又刚强。一直到她病死,我都在她身旁。我曾亲眼见她忍受病痛和死亡,她从役有表现出片刻的懦弱,从来没有显示出用力克制自己的样子,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妇女应有的仪态;她连想都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高深的哲学道理,因为哲学这一名词,在当时还不流行,而且她甚至还不了解哲学这两个字在现时代所包涵的意义。这种刚强的性格,往往近于冷漠无情。在我看来,她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大动感情,即使她对不幸的人做些善举,也不是出于真正的怜悯,而主要是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好事。我在她的身旁待了三个月,对她这种冷淡的性格是有所感受的。她对于一个经常在她眼前、而且前途颇有希望的年轻人难免会产生怜爱之心,在她感到自己要死的时候,一定也会想到在她死后这个年轻人需要帮助和支持,这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也许她认为我还不配受她的特殊照顾,也许因为纠缠着她的人们过于关心自己,叫她只想到他们,而没有容她考虑到我的问题,总之,她什么也没有给我办。

    然而我记得非常清楚,她曾表现出某种好奇心,想对我进行了解。她也问过我几次;她很喜欢我把我写给华伦夫人的信给她看,跟她谈谈我的心事。但是,她为了解我的心事所采取的办法,显然不是好办法,因为她一向不肯暴露自己的心事。我的心是乐于倾诉的,但必须感觉到别人的心也乐意听我的倾诉。但她只是冷淡而枯燥地询问,对于我的回答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这就不能取得我的信赖。在我不了解我那好说话的毛病是使人高兴还是使人讨厌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恐惧,于是我就不大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而只是想到凡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以后我理会到,那种通过询问去了解别人的冷淡态度,是自以为有学识的女人的通病。他们想丝毫不暴露自己的心事,而达到洞悉别人心事的目的;但是她们不了解,这样做会打消别人向她们暴露心事的勇气。一个男人只要受到这种询问,马上便会提防起来;如果他认为这并不是对他真正的关心,而只是要套他的话,那么,他的反应不是说谎就是一言不发,或者更加戒备;他宁肯让别人把他当作傻瓜,也不愿意受那好奇者的哄骗。一方面隐瞒自己的心事,一方面要了解别人的心事,这终究是个坏方法。

    维尔塞里斯夫人从来没有向我说过一句表示好感、怜悯和亲切的话。她冷淡地询问我,我也以有保留的态度回答她。我的回答非常谨慎,难免使她觉得乏味而感到厌烦。后来,她就不再询问我了,只有在叫我给她作点事的时候才跟我说话。她不是按照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来看待我,而只是按照她让我变成的那个样子来看待我。因为她看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结果就使我在她面前不能不以仆人的身分出现了。

    我觉得我从这时候开始,便对使我一生不断深受其害的那种为了隐蔽的利己之心而耍的狡猾手腕有所领会了,因而对产生这种利己之心的事物本能地感到厌恶。维尔塞里斯夫人一个儿女也没有,她的财产将由她的外甥德·拉·罗克伯爵继承。罗克伯爵一直不断地逢迎她。除此以外,她的那些亲信家仆看到她已接近死亡,谁都忘不了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她献殷勤,使她很难有时间想到我。她家的总管,人称罗伦齐先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他的妻子比他还机灵,在女主人面前非常得宠,在夫人家里,她与其说是夫人花钱雇来的女仆,不如说是夫人的一位女友。她把她的侄女朋塔尔小姐介绍给夫人当了侍女,她的侄女是个极狡猾的女人,装出一副贵妇人的诗女的神气,也帮着她的伯母去控制女主人,以至女主人只通过这三人的眼睛来看人,只通过这三人的手来行事。我没有得到上述三个人的欢心,我服从他们,却不巴结他们,因为我想象不到在伺候我们共同的女主人以外,还得当她仆人的仆人。此外,在他们看来,我是个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他们清楚地看到我并不是个做仆人的人,这种做仆人的身份对我是不适当的。他们担心夫人也会有同样看法,生怕夫人对我的安排会减少他们分得的那部分钱。他们这种人太贪婪了,不可能公正无私,他们认为遗嘱上所有分给别人的一切遗赠,都好象是从他们的私产中抽出来的。因此,他们串通好了,设法不叫夫人看到我。她喜欢写信,拿她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本是一种病中消遣,他们却设法打消她这种兴趣,并且还叫医生来劝她不要写,说这会使她劳累。借口我不会服侍人,就叫两个抬轿子的粗汉代替我伺候她。最后,在她写遗书的时候,他们安排得那么巧妙,竟使我一个星期没能进她的房间。一个星期过后,我就又和先前一样出入她的房间了,而且比任何人都勤快,因为这个可怜女人的痛苦使我非常难过,她那种忍受痛苦的坚强精神使我对她产生了极大的钦佩和敬爱,我在她的房间流下了既没有让她本人看见也没有叫任何别人看见的真情的眼泪。

    我们终于失去了她。我眼瞧着她咽气。她的一生是有才华有见识的妇女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位哲人的死。我可以说,看到她以恬静的心灵毫不松懈、毫不伪装地履行天主教徒的一切义务,令我感到天主教之可爱。她的为人本来是很严肃的,在她垂危的时候,竟显出一种快乐的表情,这种表情始终如一,不象是假装的。这纯粹是理智战胜了悲惨处境的表现。她只是在最后两天才躺在床上;就在这两天,她也没有停止安安静静地和大家谈话。最后,她不说话了,陷入了死亡的痛苦里,她放了一个响屁。“好!”她转了一下头说,“会放屁的女人并没有死。”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

    她在遗嘱中给她的下等仆人们留出一年的工资作为遗赠。因为她家的人口簿上没有登上我的名字,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罗克伯爵给了我三十个利物儿,还允许我穿走身上那套新制服,要依罗伦齐先生的意思,是要从我身上扒下去的。伯爵甚至答应给我谋个事儿,并且叫我去找他。我曾去过两三次,都没能和他谈上话。我是个一碰钉子就泄气的人,以后就不再去了。我错了,我的错不久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逗留期间发生的事,我还没有说完!我离开她家时,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依然故我,但是和我进她家门的时候心情迥然不同。我从那里带上了难以磨灭的罪恶的回忆和难以忍受的良心谴责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过了四十年还压在我的心头,我因此而感到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而加重了。谁相信一个小孩子所犯的过错竟会有那样可怕的后果呢?就是因为这种几乎可以肯定的后果,我才永远不会感到心安。我也许把一位可爱、诚实、可敬,而且确实比我高尚得多的姑娘,葬送到屈辱和贫困里了。

    一个家庭瓦解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难免会丢失一些东西。然而由于仆人们的忠实和罗伦齐夫妇的周密照料,列入财产目录的东西一样也没缺。只有朋塔尔小姐丢失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子。其实我要拿的话可以拿到许多好得多的东西,可是偏偏这条小丝带把我迷住了,我便把它偷了过来。我还没把这件东西藏好,就很快被人发觉了。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拿的,我立即慌了神;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红着脸说是玛丽永给我的。玛丽永是个年轻的莫里昂讷姑娘,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因病停止请客而把她原来的厨师辞退以后,就由玛丽永作了厨师,这时伯爵夫人需要的是鲜美的羹汤,而不是精心烹饪的佳肴。玛丽永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有一种山里人所特有的鲜艳肤色,特别是她那温和质朴的态度,没有人见了不觉得可爱;她也是一位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姑娘。因此我一提她的名字,大家都感到惊异。但是人们对我比对她更不信任,所以必须弄清楚究竟我们俩谁是小偷。人们把她叫来了,大家蜂拥而至,聚集在一起,罗克伯爵也在那里。她来以后,有人就拿出丝带来给她看,我厚颜无耻地硬说是她偷的;她愣了,一言不发,向我看了一眼,这一眼,就连魔鬼也得投降,可是我那残酷的心仍在顽抗。最后,她断然否认了,一点没有发火。她责备我,劝我扪心自问一下,不要诬赖一个从来没有坑害过我的纯洁的姑娘。但是我仍然极端无耻地一口咬定是她,并且当着她的面说丝带子是她给我的。可怜的姑娘哭起来了,只是对我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象你这样。”两人对质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继续以同样的朴实和坚定态度来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骂我一句。她是这样的冷静温和,我的话却是那样的斩钉截铁,相形之下,她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简直不能设想,一方面是这样恶魔般的大胆,一方面是那样天使般的温柔。谁黑谁白,当时似乎无法判明。但是大家的揣测是有利于我的。当时由于纷乱,没有时间进行深入了解,罗克伯爵就把我们两个人都辞退了,辞退时只说;罪人的良心一定会替无罪者复仇的。他的预言没有落空,它没有一天不在我身上应验。

    我不知道这个被我诬陷的牺牲者后来怎样了,但是,从此以后,她显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位了。她蒙受莫须有的罪名,这罪名是从各方面都使她名誉扫地的。偷的东西虽不值钱,但毕竟是偷窃,而且更糟的是利用偷窃来诱惑一个年轻的小孩子。总之,既撒谎又坚持错误;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把许多恶习集于一身的女人,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甚至觉得,我坑害她的结果的最大危险还不是穷困和被遗弃,以她那样的年龄,由于无辜受辱而感到悲观绝望,谁知道会使她落到什么地步呢?唉!当我追悔使她身遭不幸时,我心中已是悲切难忍,当我想到会使她变得比我更坏时,我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请读者想象一下吧!

    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象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每当我的生活处于平静的状态时,这种回忆带给我的痛苦就比较轻微;如果在动荡多难的生活中,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很难再有以无辜受害者自居的那种最甜美的慰藉。它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在自己某一著作中所说过的话:处于顺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睡着了;处于逆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加剧了。同时,我从来未能在对朋友谈知心话时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减轻我心中的重负。最亲密的友谊也未能使我向哪个人坦白一下,连对华伦夫人也是如此。我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承认我干过一件应该谴责的残忍的事,但从来没有说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迄今丝毫没有减轻。我可以说,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

    以上的叙述是十分坦率的,谁也不会认为我在这儿粉饰我的可怕罪行。但是,如果我不把内心的意向同时叙述出来,甚至因为怕给自己辩解而对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也不敢说,那就不能达到我撰写这部书的目的了。在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说起来这太离奇了,但却是事实。我心中正在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赖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这正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后来当我看到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痛心到了极点,但是,有那样多的人在场就把我的后悔心情压下去了。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把自己闷死在地下。不可战胜的羞耻心战胜了一切;羞耻是造成我的无耻的唯一原因。我的罪恶越严重,怕认罪的恐怖心情越使我变得倔强。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当面被认定是个小偷,是个撒谎的人和诬告者。群情骚动使得我除了害怕之外,不能有其他情绪了。如果容我冷静一下,我一定会毫不隐瞒地和盘托出。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再说,年龄问题也是应该注意的,我的童年刚刚结束,甚至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真正的卑劣行为,年轻时所犯的要比成年所犯的更可恶;但是仅仅由于软弱而做出的坏事,倒是更应该得到宽恕,而我所犯的错误,究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使我深感痛苦的与其说是我所做的坏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由于我所做的坏事而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件事甚至对我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唯一的罪行给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我认为我所以那么憎恨撒谎,大部分是因为我痛悔我曾经制造过这样恶劣的谎言。我大胆地说,如果这件罪行可以弥补的话,那么,我在晚年所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我四十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的诚实和正直,就是对它的弥补。再说,可怜的玛丽永在世间有了这么多替她报仇的人,无论我把她害得多么苦,我对死后的惩罚也不怎么害怕了。关于这件事我要说的话只此而已。请允许我以后永远不再谈了。

    第三章

    我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时候和我进入那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几乎是依然故我。我回到我的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期间,我由于年轻力壮,无事可做,常常心情烦闷。我坐立不安,精神恍惚,总跟做梦似的,我有时哭,有时叹息,有时希求一种自己毫不了解而又感到缺乏的幸福。这种处境无法描述,甚至能够想象出来的人也很稀少,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这种既给人以无限烦恼又使人觉得十分甜蜜的充沛生活,都在它尚未到来之前,便陶醉在渴望里,预先尝到了美味。我那沸腾的血液不断地往我脑袋里填了许多姑娘和女人的形象;但是,我并不懂得她们有什么真正的用处,我只好让她们按照我的奇思异想忙个不停,除此以外,还该怎样,我就完全不懂了,这些奇思异想使我的官能老是处于令人难受的兴奋状态中,但是幸而我的这些奇思异想没有教给我怎样解除这种不舒适的状态。只要能遇到一个象戈登小姐那样的姑娘并同她相会十五分钟,我真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嬉戏的时代了。羞耻,这个与恶意识为伍的伙伴,与年俱增,这就更加强了我那天生的腼腆,甚至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不论是在当时或是以后,对于我所接触的女性,虽然我知道对方并不那么拘谨,而且我几乎可以断言,只要我一开口就一定会如愿以偿;但是,若非对方首先有所表示,采取某种方式逼迫我,我是不敢贸然求欢的。

    我的烦闷发展到了很强烈的程度,由于自己的欲望不能获得满足,我就用最荒诞的行为来挑动。我常常到幽暗的小路或隐蔽的角落去,以便在那里远远地对着异性做出我原想在她们跟前显露的那种状态。我要让她们看到的不是那淫秽部分——我甚至连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而只是我的臀部;我要在女人跟前暴露自己的那种愚蠢的乐趣是很滑稽的。我觉得这样距我所渴望的待遇只不过是一步之遥,我毫不怀疑:只要我有勇气等待,一定会有某个豪爽的女人从我身旁经过时会给我一种乐趣。结果,这种愚蠢的行为所闯的乱子几乎是同样可笑的,不过对我说来并不是很开心的。

    有一天,我到了一个院落的尽头,那里有一眼水井,这个院子里的姑娘们常常到井边来打水。院子尽头有个小斜坡,从这里有好几个过道通往地窖去。我在幽暗中察看了一下这些地下通道,我觉得它们又长又黑,便认为这些小道并不是死胡同,于是我想,如果人们看见我或要逮我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安全的避难所。我怀着这种自信,就向前来打水的姑娘们做出一些怪样子,这与其说是象勾引,不如说是荒唐可笑的恶作剧。那些最机灵的姑娘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另一些只笑了一笑;还有一些认为受了侮辱,竟大叫起来。有人向我赶来了,于是我逃进了避难所。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慌了,我冒着迷失方向的危险一个劲儿地往地道里面跑。嘈杂声、喧嚷声、那个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追着我。我原来指望可以凭借黑暗藏身,谁知前面却亮起来。我浑身战栗了,我又往里钻了一阵,一堵墙挡住了去路,再也不能前进了,我只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不一会儿我就被一个大汉追上逮住了。那个大汉蓄着大胡子,戴着大帽子,挎着一把腰刀。他后面跟着四、五个拿笤帚把的老太婆,我在她们中间看见揭发我的那个小坏丫头,她一准是想亲眼看看我。

    带腰刀的男人抓住我的胳膊,厉声问我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不难想象,我并没有准备答复的话。然而,我镇定了一下,在这种危急时刻从脑子里想出了一种传奇式的脱身之计服了德谟克利特学说中的一些缺陷,使原子论学说更加完善。,结果很好。我用哀求的声音央告他,求他可怜我的年轻和处境,我说我是一个富贵人家出身的异乡人,但有神经错乱的毛病,因为家里人要把我关起来,我就逃出来了,如果他把我交出去,我可就完蛋了,他要是肯高抬贵手,放了我,我有朝一日会报答他的大恩的。我的话和我的样子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个可怕的大汉的心肠软了下来,只责备了我一两句,没有再多问我什么,就让我溜之大吉了。我走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和那些老太婆露出不高兴的神气,我认为,我原来那么害怕的男人对我倒有了莫大的好处,假使只有她们在场,我是不会这么便宜就走掉的。我不知道她们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但我并不怎样在意,因为只要那把腰刀和那个男人不管,象我这样敏捷强壮的人,可以放心,她们手中的武器和她们自己是对付不了我的。

    过了几天,我跟我的邻居——一位年轻的神父在街上走,面对面地遇到了那个带腰刀的人。他认出了我,用嘲笑的口吻学着我的腔调对我说:“我是个亲王,我是个亲王;我也是个傻瓜;请您让殿下下次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此外,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话。我低下头逃开了,心里却感激他这样给我留情。我看出那些恶老婆子必定嘲笑他过于轻信。但是尽管他是个皮埃蒙特人,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每当我想起他时;内心里不由地产生感激之情。因为这件事是那么可笑,除了他,不管是谁,就是单单为了取笑,也会叫我丢脸的。这件冒险的事,虽然没有产生我所惧怕的那些后果,却也使我老实了很长时间。

    我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那段时期,结识了几个朋友,我经常和他们交往,希望有一天对我会有些好处。其中有一个是我常去拜访的萨瓦神父,人称盖姆先生。他是麦拉赖德伯爵家的孩子们的教师。他还年轻,很少交游,但是他非常富于理智,为人正直,而且有学问,是我相识的最高尚的好人之一。吸引我到他那里去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任何资助,以他本人的名望还不足以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从他身上获得了对我一生都有好处的十分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健全的道德训诲和正确的至理名言。在我的癖好和思想的转换变化中,不是过于高尚,就是过于卑鄙;有时是阿喀琉斯,有时是忒耳西忒斯,有时成为英雄,有时变成无赖。盖姆神父苦口婆心地劝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使我正确地认识自己,对我既不姑息,也不使我败兴。在谈话中,他十分尊重我的天性和才华,但同时也给我指出他所看到的、影响我的发展的重重障碍;因此,在他看来,我的天性和才华与其说是使我走向富贵的阶梯,不如说是使我不慕富贵的保证。我对人生只有一些错误的概念,他给我描绘出一幅人生的真实图画;他给我指出,贤德的人怎样总能在逆境中走向幸福,怎样在逆风中坚持前进,力求达到幸福的彼岸;他向我指出为什么没有美德就毫无真正的幸福可言,为什么在任何境遇中都可以做一个贤德的人。他大力削弱我对达官显贵的爱慕;同时向我证明;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别人更贤明,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幸福。他跟我说过一句至今我还时常回忆起来的话,大意是,假使每个人都能洞悉别人心里所想的,那么他就会发现,愿意退后的人一定会多于想往上爬的人。这种真实动人并且没有任何夸张的观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一生之中,始终是怡然自得地安于自己的地位。他使我对于真正所谓德行,有了一些初步的真切的概念,我原来那点华而不实的趋向都只从德行的极致去理解德行。他使我认识到,对崇高美德的热爱,在社会上是不大用得到的。他使我体会到,激昂太过则易转低沉;持续不断、始终不懈地尽自己的本分,所需要的毅力并不亚于完成英雄事业所需要的毅力。他还使我体会到:做好小事情更能获得荣誉和幸福,经常受到人们的尊敬比让别人赞美数次要强过百倍。

    要确定人类的种种义务,必须追溯到它们的根源。再说,由于我所采取的途径,以及我因此所处的现状,我们当然要来谈谈宗教问题。人们已经知道和主体先天具有的认识形式相结合的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我在《萨瓦副主教》一文中所说的那个副主教,至少绝大部分是以这位道德高尚的盖姆先生作典型的。不过,明哲保身的观念使他说话极端小心,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谈得就不那么坦率了;但是除此之外,他的教训,他的见解,他的意见,都是相同的,甚至连劝我重返故里的话,都和我以后所公开发表的一样。因此,他所谈的内容是任何人都可想而知的,我就无需多谈了。我只说一点:他的教训是贤明的,最初虽未发生作用,却成了我心中的道德与宗教的萌芽,这种萌芽从未枯萎,只待有一个更可爱的手来加以培养,就会开花结果。

    虽然我当时的改教还不太巩固。我却也不无感动。我决不讨厌他的谈话,反倒非常喜欢,因为他的活简单明了,特别是我感到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一种内在的关切。我的心原来就是很热情的,我对于那些希望我好的人比对那些实际上对我做了好事的人还要热爱,在这方面,我的感觉锐敏,不会使我看错的。所以,我真心热爱盖姆先生。我可以说成了他的第二弟子,这对我,就是在当时,也有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这个时期,正是我无所事事的处境把我引向罪恶的下坡路的时刻,他使我回头了。

    有一天,完全出乎意外,罗克伯爵派人来叫我。以前,我因为已经去过不少次,都没见到他,不免感到厌烦,就没有再去。我认为他不是已经把我忘了,就是对我印象太坏。其实我想错了。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我高高兴兴地在他姑姑那里工作,他甚至向她说过自己的印象。这件事现在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还一再跟我谈起。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对我说,他过去不愿随便说几句好听的诺言,开开玩笑,而是一直在设法给我找工作,现在已经找到了。他把我放在一条很有希望的道路上,至于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就全在我自己了。他要送我去的那个人家有权有势,又有名望,我不用另外找其他保护人就可以飞黄腾达起来;虽然一开始,由于我本来是个仆人,只能给以仆人的待遇,但是他说我尽可放心,只要人家看到我的见识和行为高过我的身分,决不会总叫我当仆人的。这段谈话的结尾大大冲淡了我开始时所抱有的美好希望。我在心里自怨自艾地说:怎么!老当仆人!然而不久这种想法就被一种自信心给打消了。我认为我这个人本不是为了当仆人而生的,用不着害怕别人老让我当仆人。

    他把我送到德·古丰伯爵的家里。德·古丰伯爵是王后的第一待臣,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的庄严态度,使得他那亲切和蔼的接待更让我受到感动。他很关切地问了我几句话,我真诚坦率地回答了他。他对罗克伯爵说,我的相貌很可爱“逻辑原子主义。”1898—1911年,与摩尔、怀特海一起又提,一定很有才气;他认为我一定不会缺少才干的,但不能凭此就决定一切,还得看看其他方面;然后他又向我说:“孩子,凡事总是开头难,但是你的事,开头不算是太难的。要老实听话,想法叫大家都满意,这就是你目前唯一的工作。另外,你要有勇气和毅力;我们会照顾你的。”他立即把我带到他的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的房中,并且把我介绍给她,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这种开端我认为是很好的预兆。我已有足够的经验来判定:要是接纳一个仆役,是不会有这种礼数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我和管事的人一起吃饭,人们也没叫我穿仆人的制服;年轻而轻率的德·法弗里亚伯爵要我站在他的马车后面,但他的祖父禁止我跟随任何马车,禁止我随同任何人外出。然而,我还是得伺候别人吃饭,我在家里作一种和仆人差不多的事情;不过我相当自由,并没有指定我服侍某一个人。我除了在别人口述下写几封信,或者有时给法弗里亚伯爵剪几张画纸以外,差不多整天的时间都由我自己随意支配。我并没有觉察到,处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不是很近乎人情的,因为这样长期的闲散生活会使我染上一些本来不会有的恶习。

    但是幸而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由于盖姆先生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而且我对他的教诲是那样感兴趣,有时竟自偷偷地跑到他那儿去,再听听他的指导。我相信,那些看到我时常溜出去的人们,是决不会猜到我要上哪儿去的。他对于我的行为所给与的劝告,真是再正确不过了。我开始时的工作,的确是非常出色的,我所表现的勤勉、细心和热情,没有一个人不满意。盖姆神艾明智地教导我:最初的热情要适可而止,不然的话,后来一松懈下去,就显得太明显了。“你初来时的表现,”他对我说,“是人们以后所据以要求你的标准,你要善于使用你的力气,以便日后可以多作一些工作,但是你要注意,做事千万不要虎头蛇尾。”

    由于人家没有注意到我那些小小的才能,只认为我有点天资,所以尽管伯爵曾跟我谈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话,看来他们现在还是不想利用我的长处。这时,许多事情又齐来作梗,我就差不多被人忘掉了。古丰伯爵的儿子德·布莱耶侯爵,是派驻维也纳的大使,当时宫廷所发生的动荡,也反映到家庭中来了,一直乱了好几个星期,对我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时间来考虑了。在此以前,我对工作并没有怎样懈怠过。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对我有利也有害的事情,一方面它可以使我摆脱外面的引诱,另一方面也使我对自己的职务多少有些不专心了。

    德·布莱耶小姐和我年纪相仿。她体态优美,长得相当漂亮,肤色洁白,头发乌黑,虽然本质象棕发女郎的灵魂中,它是不朽的。他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并且研究,但是在她的面庞上却流露出金发女郎的温柔神态,这是我的心难以抗拒的。非常适合于少女的宫廷礼服,突出地显示出她那美丽的身段,露出她的胸部和两肩,特别是由于她当时正在服丧,她的肤色显得更加莹洁迷人。有人说一个仆人是不应该留意到这些事情的。当然,我不应该留意这些,然而,我还是留意到了,其实留意到的不只我一个。膳食总管和仆人们在吃饭的时候往往用很粗鄙的话谈论这件事,使我听了非常难受。我并没有糊涂到真想立刻当上恋人;我一点也没有忘掉自己是什么人,我安分守已,丝毫没有这种妄想。我喜欢看布莱耶小姐,愿意听到她说出几句有才气、有理智而且体现出高尚品德的话。我的野心仅限于服侍她时从中得到快乐,从不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在吃饭的时候,我尽量找机会行使这种职权。如果她的仆人暂时离开了她身边,我立刻就去替他,要是没有这种情况,我就站在她的对面,注视着她那双眼睛,看她需要什么,寻找给她换盘子的机会。我多么希望她肯吩咐我做点什么,向我使一个眼色,对我说一句话啊!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最难受的是她丝毫不把我看在眼里,我站在那里她一点也不理会。不过她的兄弟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和我还谈几句话。有一次他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不太礼貌的话,我向他作了一个十分巧妙十分委婉的回答,引起了她的注意,并且向我看了一眼。这虽是短暂的一瞥,却使我从心里感到激动。第二天,我又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很好地利用了。那一天,举行大宴会,我第一次看到膳食总管腰挎短剑,头戴礼帽,这使我十分惊讶。偶然间话题转到了绣在带有贵族标志的一面壁锦上的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词“telfiertquinetuepas”。由于皮埃蒙特人不熟悉法文,有一个人认为这句题词中有一个书法上的错误,说“fiert”这个字多了一个字母“t”。

    古丰老伯爵想要回答;但是,当他看到我只微笑着却什么也不敢说的时候,就叫我发言。于是我说;“我不认为这个‘t’字是多余的,因为,‘fiert’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ferus’(尊大;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ferit’(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要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象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情的。这真是极其难得的时刻,它恢复了事物合情合理的秩序,并且替我那由于受到命运的欺凌而被轻视了的才能报了仇。几分钟以后,布莱耶小姐又抬起头来瞧着我,她用一种含羞而又和蔼的声音要我给她倒点儿水喝。人们可以想象,我决不会叫她久等的;但是,当我走近她身旁的时候,我是那样受宠若惊,以致浑身哆嗦起来,我把杯子倒得太满了;有一部分水洒在盘子上,甚至还洒在她的身上。她的兄弟冒失地问我,为什么哆嗦得这样厉害。这一问越发使我惶恐不安,而布莱耶小姐也脸红了,甚至连白眼珠都红了。

    这段故事到此就算结束了。读者可以看到,这次的情况和过去巴西勒太太的情况一样,乃至和我此后整个一生中的情况一样,我的爱恋始终没有过幸福的结局。我空怀着满腔热情在布莱耶夫人的外间屋佇候着,再没有得到她的女儿任何注意的表示。在她出来和进去的时候观。断言实在即经验,主观的经验效果是判断事物实在性的,连一眼都不看我,我也几乎不敢抬起头来看她。我甚至愚蠢笨拙到这样程度:有一天,当她从外间屋经过的时候,掉了一只手套,我不但没有向我渴望狂吻的那只手套跑过去,自己反而呆着,没敢移动,竟让一个我恨不得要把他掐死的笨胖子把那只手套拾起来了。我看得出,我并没有得到布莱耶夫人的青睐,这更使我感到胆怯了。这位夫人不仅什么也不吩咐我做,而且也从来不接受我的效劳;有两次她看到我在她的外间屋等着,曾以非常冷淡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于是我就不得不离开这间可爱的外间屋;最初,我还觉得很惋惜,但是不久由于别的事情纷至沓来,我便不想这件事了。

    布莱耶夫人虽然看不上我,她的公公待我的那番好心足以减轻我的烦恼,他终于看到了我的存在。他在我以上所说的那次宴会的当天晚上,跟我谈了半小时,看来他对这次谈话很满意,我心里也非常高兴。这位和善的老人也是个有才学的人,他虽然比不上维尔塞里斯夫人那样有学问,却比维尔塞里斯夫人热情,我在他跟前,诸事比较遂心。他叫我伺候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说这位神父很喜欢我,并说如果我能很好地利用这种关怀,不但对我会很有益处,还能使我获得为了担任别人替我安排的工作所缺乏的条件。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快地跑到这位神父先生那里去了。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仆人看待,叫我坐在他的火炉旁边,用最和蔼的态度询问我地立即看出我曾学过很多东西,但是哪一门也没有学到家。他尤其认为我拉丁文更差些,并打算进一步教我学拉丁文。我们说好我每天早晨到他那里去,而且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去了。这是我的一生中屡次遇到的怪事;在同一时间,我的处境既高于自己的身份又低于自己的身份,在同一个人家,我既是弟子又是仆人,但是在我为奴为仆的时候,却有一个只有君王之子才能得到的名门家庭教师。

    古丰神父先生是他家最小的儿子;他家里要培养他能够升到主教的职位;所以他受的教育比一般名门子弟所受的普通教育还要高些。他曾被送到锡耶纳大学念过书,他从那里带来了造诣相当深的关于修辞主义的学问;致使他在都灵的地位,和从前旦茹神父在巴黎的地位差不多。由于对神学不感兴趣,他就致力于文学。这在意大利从事圣职的人们说来,是常有的事。他读过很多诗。他还可以写相当不错的拉丁文诗和意大利文诗。一句话,他有培养我的趣味所需要的趣味,也有足够的兴趣把我脑子里塞满了的杂乱东西披沙拣金地给整理一下。但是,也许是由于我的健谈使他闹不清我究竟有多大学问,也许因为他嫌初级拉丁文课本太没意思,一开始他就教我许多深奥的东西;刚刚让我译了几篇菲得洛斯的寓言之后,他就教我译维吉尔的作品,而我差不多一点都不懂。大家以后将会看到,这样就注定了我日后要时常复习拉丁文,同时也注定了我一辈子也学不好。其实,我在学习方面是十分热心的,这位神父先生诲人不倦的那番好意,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心中还十分感激。我早晨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和他在一起,他给我上课的时间和我给他做点活儿的时间各占一半;我给他做的活儿并不是伺候他,他从来也不容许我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我只是给他或在他口述下记录或抄写一些东西;我作秘书工作比我做学生受益还多。我不仅学到了纯正的意大利语,而且对文学也发生了兴趣,同时还获得了一定的鉴别好书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特里布女租书商那里是不会得到的,这对我后来从事单独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不仅没有荒诞空想、而且可以完全合情合理地指望自己能有所成就的时期。这位神父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并且逢人就说,他父亲更喜欢我了。法弗里亚伯爵曾对我说,他已经在国王面前提到了我。布莱耶夫人这时也放弃了她那轻视我的神气。最后,我在他家里终于变成了一个红人韩非战国末思想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哲学上提出,因而也大大地引起了别的仆人的嫉妒;他们看到我有接受他们主人的儿子教育的光荣,当然就感到我不会长期和他们居于同等地位了。

    听到别人在无意中透露出的一些有关对我的安排,我努力进行判断之后又好好地考虑了一下,我看出有意谋求大使职务并希望将来做上大臣的索拉尔家族,很想预先培养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个人由于完全依附于他们,日后可以获得他家的信任,并且忠心为他家效劳。古丰伯爵的这个计划是高尚、明智而伟大的,真不愧是一个仁慈而又有远见的大贵族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我当时没有领会到它的远大之处,对我的头脑说来,道理未免太高深了,而且要求屈从的时间也太长了。我那疯狂的野心是只想通过奇遇来谋求显达,我看见这里面既然没有任何女人的事情,就认为这种飞黄腾达的方法是缓慢、痛苦和不愉快的;其实,越是没有女人参与这些事情,我越应该认为这是更可贵更稳妥的方法,因为女人们所爱护的才能,肯定比不上我的才能。

    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已经几乎争取到了每个人的重视:考验已经结束;这家里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最有出息、而现在正被大材小用的青年,人们正期待我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我的适当的地位并不是由人给我派定的,我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的。现在我要提到我固有的一个特点了,这一点无需多加思考,只要向读者说明事实就成。

    虽然在都灵有许多象我这样的改教的人,但是我不喜欢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接触。不过,我曾见到几个没有皈依天主教的日内瓦人,其中有一个叫穆沙尔先生制的灭亡、人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文中表明恩格斯,绰号叫歪嘴,是一个细工画匠,跟我还有点亲属关系。这位穆沙尔先生发现我在古丰伯爵家里以后,就带着我学徒时期的伙伴,一个名叫巴克勒的日内瓦人来看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活泼的人,满嘴诙谐的俏皮话,由于他年纪轻,那些俏皮话就显得格外受听。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甚至喜欢到了不能离开他的程度,但是他不久就要动身回日内瓦,这对我将是多大的损失啊!我觉得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至少我要充分利用他还没走的那几天,我简直离不开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离不开我,因为最初我还没有着迷到不请假就出门、以致整天跟他到外边去玩的程度。然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天天来找我,纠缠起我来就没完没了,于是,门房就不放他进来了。这一下可把我急坏了;除了我的朋友巴克勒以外,我什么都忘了,我既不去侍候神文,也不去侍候伯爵,家里简直看不见我了。他们申斥我,我不听,就用解雇来威胁我。这种威胁成了我堕落的原因。于是我起了一个念头:趁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巴克勒一块儿出走。从这时起,除了作这样一次旅行以外,我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乐趣、别的命运和别的幸福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有说不尽的旅行的快乐。再者,这次旅行完了以后,我还可以看看华伦夫人,虽然这是十分遥远的;至于回日内瓦,我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山峦、原野、森林、溪流、村落,一样样接连不断地以新颖的动人姿态相继出现;这种幸福的行程好象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吸引去了。我愉快地回想起我到这里来时的同一旅程曾是多么动人。况且这次旅行,除了逍遥自在的魅力以外,还有另一种魅力。有一个年纪相仿。趣味相同的好脾气的朋友做旅伴,而且没有牵挂,没有任务,无拘无束,或留或去全听自便,这将是多么美妙啊!一个人,要是为了实现那些缓慢、困难、不可靠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牺牲这样的幸福,未免太愚蠢了。即使这样的计划终于实现,不论何等辉煌,也比不上一刻青春时代真正自由的快乐。

    我脑袋里充满了这种旷达的奇想,我终于故意想办法使他们把我驱逐出来了,说老实话,就是让人赶走,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总管家通知我伯爵下令解除了我的职务。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不管怎样,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唐的。为了开脱自己,我又加上一个颠倒黑白、忘恩负义的想法,认为人家辞我,正好委过于人,因而对自己也就说得过去了。有人告诉我,法弗里亚伯爵叫我在第二天上午离开以前去和他谈话;他们看出我已经迷了心窍,可能不去,总管家于是告诉我,要在这次谈话以后才把主人准备给我的一点钱交给我,当然,这点钱我是很不应该得的,因为主人不肯叫我长期做仆人,并没有给我定工资。

    法弗里亚伯爵尽管是一个十分轻浮和幼稚的青年人,这一次谈的话却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几乎可以说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是最亲切不过的,因为他以非常和蔼动人的态度向我详细述说了他伯父对我的关怀和他祖父对我的期望。最后,在他明确地指出我为了冒堕落的危险而要牺牲的那一切以后,自动向我提出和解,唯一条件就是和那个引诱我的小坏蛋断绝来往。

    十分明显,他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他个人想出来的,虽然我糊涂得象瞎子一样,此时我也领会到了老主人对我的一片好心,因而非常感动。但是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那种可爱的旅行的景象已深深印入我的想象中,任何力量也不会摧毁它的魅力。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因而我更加固执起来,横下了心,我装出什么也不怕的样子,傲慢地回答说:既然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我也接受了,话已出口就不能收回,再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一辈子也不肯在同一人家,让人把我赶走两次。于是,这个年轻人终于发了火,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骂了我几句该骂的话,抓住我的肩膀就把我推出了他的房间,紧跟着便把门关上了。我好象获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似的,大模大样地走开了。我怕再应付第二次战斗,便没有去向古丰神父先生感谢他对我的好意,竞卑鄙地不辞而别了。

    为了了解我这时糊涂到什么程度,必须知道我的心一向是怎样为了最细微事物而狂热起来,以及怎样拚命想象吸引着我的事物,尽管那些事物有时是十分虚妄的。最离奇、最幼稚、最愚蠢的计划都会引诱我那最得意的空想,使我认为这种计划好象真有实现的可能似的。一个将近十九岁的青年竟把自己来日的生存寄托在一个小玻璃瓶上,有谁能相信呢?然而,请听我说吧。

    前几个星期,古丰神父送了我一个玩具,一只非常精美的小型埃龙喷水器,我喜不释手。我和聪明的巴克勒,时常一边玩着这个喷水器,一边谈我们的旅行。有一天,我们忽然想到,喷水器对于旅行很可能有大用处,还可以使我们在旅途中多玩些日子。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埃龙喷水器还稀罕呢?我们所憧憬的幸福美梦就是建立在这种幻想上面。每到一个村庄,我们就要把老乡们召集到喷水器跟前来。只要他们一看见这种玩艺儿,盛餐和美食一定会源源不绝地从天而降,丰富异常,因为我们都相信,对于那些收粮食的农人来说,粮食是绝对算不了什么的,如果他们不让我们过路人装满肚子,那就说明他们心眼儿不好。我们想,到处都是盛宴与婚礼,我们只需费点儿说话的气力,只凭喷水器里的那点儿水,就可以不花一文钱走遍皮埃蒙特,走遍萨瓦,走遍法兰西,甚至走遍全世界。我们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旅行计划,我们首先取道北上,与其说是因为需要在某个想妥的地方停留下来,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超过阿尔卑斯山的乐趣。

    这就是我开始执行的计划。我毫不惋惜地抛弃了我的保护人、我的教师、我的学业、我的前途;我也不再等候那几乎是已经很有把握的幸福的到来,便开始了一个真正流浪者的生活。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谈“心性”风气的一种否定。,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还有我去年一路而来所盼望的一切奇遇!我带着喷水器和我的朋友巴克勒一起动身了。虽然钱袋里没有几文钱,心里却充满了喜悦。我一心想象着如何享受这次漂泊生活的幸福,从前那些宏伟的计划,我都忽然压缩到这种幸福上了。

    这种荒诞的旅行的趣味,的确和我所预想的差不多,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的喷水器虽然在旅店里也能偶而博得女主人和女待们一笑,但在临走的时候该付多少钱还得付多少钱。我们并不感到烦恼,我们只想等到我们缺钱的时候再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东西来救急。一件意外事件使我们心宽了:快到布拉芒时,喷水器坏了;它坏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说出来,心里对它已经有点腻烦了。这种不幸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快活,我们大笑我们的轻率,大笑我们对已经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毫不在意,竟想依靠喷水器这玩艺儿来获得新衣新鞋。我们和出发时同样快活地继续我们的旅程,只不过是静悄悄地沿着距目的地最近的道路前进,因为逐渐空下来的钱袋迫使我们不得不径直走向目的地。

    到了尚贝里后我就沉思起来了,我并不是考虑我最近所做的蠢事,因为从来没有人会那样迅速、那样确切地认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考虑的是华伦夫人将怎样接待我,因为我把她的家看作我父母的家。我刚到古丰伯爵那里的时候,曾经给她写过信,她知道我在那里的情况,所以在祝贺我的同时,也给了我一些明智的劝告,教我应该如何报答大家对我的恩情。她认为,只要我自己不犯错误毁坏自己的前途,我的鸿运算是已经走定了。当她看到我回来的时候,会向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她决不会把我推出门外,但是我很怕这会使她伤心。我害怕她的责备,这比我本身受穷还难受。我决心一声不响地忍受一切,要用一切办法来使她安心。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一个人了,得不到她的欢心我连活都活不下去。

    最使我担心的是我的旅伴。我不愿因他再给华伦夫人添加烦恼,我担心不能顺利地摆脱他。最后那天,我有意早点和他分手,对他便冷淡起来。这个小滑头明白了我的心思,他是个荒唐人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可不是个傻子。我原以为他看到我改变了态度,心里一定会很难受,但是我想错了,我这位朋友巴克勒心里一点儿也不难受。我们刚进安纳西城门口,他就对我说:“你这就到家了。”他拥抱了我,向我告别,一转身就不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们的结识和友谊前后总共不过六个星期,然而其结果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走近华伦夫人房子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猛烈啊!我两条腿直哆嗦,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阴云。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连一个人也辨认不出来了,为了让呼吸正常和恢复知觉,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停住脚步。是不是因为担心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接济而心慌意乱到这种地步呢?在我那样的年龄,我会因为怕饿死而如此惊慌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敢以真诚和骄傲的心情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因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忡的时候。在我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我常常无处安身,忍饥受渴,但我对豪华富裕和贫穷饥寒的看法却始终不变。必要的时候)我很可能和别人一样,或是乞讨,或是偷窃,但是从未惊慌到这种地步。很少有人象我这样叹息过,也很少有人在一生中象我流过那样多的眼泪;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贫穷或怕陷入贫穷而发出一声叹息或掉过一滴眼泪。我的灵魂,虽然饱受命运的考验,可是除了那些与命运无关的幸福和痛苦之外,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痛苦。所以,正是在我什么必要的东西都不缺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我刚刚出现在华伦夫人的眼前,她的神情就使我放心了。刚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便颤动了一下。我急忙扑倒在她的膝下,在极端欢喜的狂热中,我把嘴贴在她的手上。至于她,我不知道她是否预先知道了我的消息,但是我看她的脸上并不怎样惊异,我也看不出她有丝毫忧郁的神色。她用温柔的口吻对我说:“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又回来啦!我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很高兴,事情至少还没弄到象我所担心的那种地步。”接着她便叫我谈谈我的情况,我的话不多,但十分忠实,虽然我省略了某些情节,可是在我谈话中,我既没有姑息自己,也没有给自己辩解。

    现在该解决我的住处问题了。华伦夫人和她的侍女商议了一下。在她们商谈时,我屏住了呼吸,但是,当我听到就叫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看到有人把我的小行李送到指定给我住的房间时,我的感觉差不多象圣-普乐看见自己的马车被带进沃尔马夫人家的车棚时一样。我更加高兴的是,听说这种优遇并不是为时短暂的。在他们以为我心里正想别的事的时候,我听到华伦夫人说:“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既然上帝把他给我送了回来,我就决不能抛弃他。”

    我终于这样安顿在她家里了。不过,这样安顿下来还不能说是我一生幸福时日的开端,而只能说是要过幸福日子的准备。虽然这种使我们真正体味到自己生命之乐的内心感觉是自然的赋予,并且也许还是人体机能本身的一种产物,但是还需要有具体环境把它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引发的条件上帝是万物的本质,万物在上帝之中的泛神论观点。近代首,即使一个人生来就富于感情,他也会一无所感,不曾体味到自己的生命就茫然死去了。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如果我永远不认识华伦夫人,或者就是认识了她,而不曾在她身旁生活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她对我的那种温柔情感的感染,恐怕我可能永远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敢这样说:仅仅感受到爱情的人,还不能感受到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我有一种另外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没有爱情那么强烈,但却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它有时和爱情连在一起,但往往又和爱情不相关。这种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友情,它比友情更强烈,也更温柔。我并不以为它能够发生于同性的朋友之间;至少,我虽然是一个最好交朋友的人,却从没有在任何男朋友身上有过这种感觉。这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以后会清楚的,因为情感只有通过它的表现才能说清楚。

    她住的是一所相当大的古老的房子,其中有一间漂亮的空屋她留作外客厅,现在我就被安排在这里。它的外面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走道,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从屋内还可以望见小河和花园那边的田野。这种景色不会使住在这里面的一个年青人无动于衷的。这是我离开包塞以后第一次看到自己住室窗外有这样的绿色田野。我一向为墙壁所包围,眼前不是屋顶就是灰色的街道。这种新奇的景象该是多么优美、多么感人啊!它大大加深了我对柔情的倾心。我把这种动人的景色也看作是我那亲爱的保护人的一种恩德,我觉得这种景色是她特意为我布置在那儿的;我想象着自己悠闲恬静地追随在她的身旁;在花红柳绿之间,我处处都能见到她;她的美和春天的美融合在一起,映入我的眼帘。我那颗到现在一直感到压抑的心,在这样的环境中舒展开了,我的呼吸在这果树园中间也更为自由了。

    在华伦夫人家中,没有我在都灵所见到的那种豪华;但是这里令人感到的是整洁、庄严以及和浮华奢侈绝不相容的古老世家的殷实富足。在她这里没有什么银质餐具,没有瓷器,餐桌上没有野味,地窖里也没有外国酒,但是,不论是在厨房或是地窖里,都有很丰富的储存,可供大家食用,她还用陶制杯子,给客人盛优等咖啡。不论是谁来找她,她都要留他吃饭:或是和她一同进餐,或是让他单独进餐;不论是工人、信差、过路的人,从没有不吃不喝就离开她家的。她的仆人中间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侍女,是弗赖堡人,名叫麦尔赛莱;有一个男仆是她的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奈,关于这个人的事我以后再谈;还有一个女厨子和她出门拜客时雇用的两个轿夫,而她是极少出门的。两千利物儿的年金要应付这许多开销,实在不容易;然而在一个土地肥沃、货币值钱的地方,她这笔不大的收入,如果安排得当,原本是足敷应用的。可惜,节约从来不是她最喜爱的品德:她借债来打发一切开销,钱随来随用,手里一个都不剩。

    她的理家方式,正好是我想要采用的方式;人们可以相信,我正乐得借此享受一番。使我稍感不快的,就是要在饭桌那儿呆老长时间。华伦夫人怕闻汤菜刚刚端来时的那种气味,一闻几乎就要晕倒一般规律的反映,它又是认识的规律,因此,唯物辩证法既,而且她这种厌恶的感觉要延续很久。她需要慢慢地恢复过来,这时候她只是谈话,一点东西也不吃。半小时之后,她才开始吃点东西。至于我,这样长的时间三顿饭也吃完了;通常,她还没有开始,我早就吃饱了。为了陪她,我还得再开始,这样我就吃了双份,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舒服。总之,我尽情享受着我在她身旁的幸福的甜蜜感觉,特别是在我对维持这种幸福生活的经济条件毫不担忧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甜蜜了。最初,我丝毫没有深入了解她的家底,我还以为她的家总是这样呢。就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她家里也感到同样的乐趣;但是,当我进一步了解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知道她已经预先动用了自己年金的时候,我就不再那样心安理得地感到欢乐了。对于将来的种种考虑总是妨碍着我尽情享受。我预料将来我要落得一场空,而这在我是无法避免的。

    从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以后她的一生中,我们之间总是保持着这种关系。“孩子”是她对我的称呼,“妈妈”则成了我对她的称呼,甚至后来当岁月冲淡了我们二人间的年龄差异的时候,我们也仍旧保持着“孩子”和“妈妈”的称呼。我觉得这两个称呼把我们相互间交往的含意,我们彼此的态度的纯朴,特别是我们心灵间的联系都非常出色地表示出来了。她象最慈爱的母亲那样对待我,从不寻求自己的快乐,只求我的幸福;即使我对她的感情中掺杂有感官成分,但这种成分也不能改变感情的性质,而只能使它更有滋味,只能使我感到有个年轻美丽的妈妈的抚爱而亟思陶醉于这种情趣之中。我说“抚爱”这两个字是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的,因为她对我从来就不吝惜亲吻和最温柔的慈母般的抚爱,我也从来没有想滥用这些抚爱。或许有人说,我们最后却有过另一种关系,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要等一等,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说完。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一刹那,是她真正使我动情的唯一短暂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也是由于惊讶而产生的。我那冒昧的眼光从来没有搜寻过她项中以下的部位,尽管这个遮盖得不够严密的丰腴的部位很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她的身旁既没有冲动的激情,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欲望;我只是处于一种迷人的宁静中,享受着一种难以解释的快乐。我可以这样在她身边待上一辈子,甚至永远待下去,也不会感到有片刻的厌倦。我同她单独在一起时从不感到枯燥无味,不象跟别人谈话那样,有时明明觉得十分乏味,但因礼貌关系,又不得不勉强谈下去,活象受刑一般。我们两个人的单独谈话,与其说是在谈什么事情,不如说是在没完没了地闲聊天,一定要有人来打断才会结束。因此,决用不着督促我说话,需要的倒是怎样使我不说话。她由于不断地在考虑自己的计划,往往想得出了神。好吧!就让她凝神沉思吧,我默默地望着她,感到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我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脾气,我虽不强求这种两人独处的优遇,却也不断地在寻找机会,并尽情地享受它,假使有个讨厌的人来扰乱了这个宝贵的时刻,我就会气得发狂。只要有人来,不论是男是女,我就嘟囔着走出去,我不能忍受自己待在她的身旁时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在她的外室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千百次地咒骂这些久坐不走的客人,我不能想象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话,因为我自己还有更多的话要谈。

    我只有在看不见她的时候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热烈地眷恋着她。当我能看到她时,只不过心中快乐而已;可是她不在家的时候,我那惶惶不安的心情甚至变成痛苦的了。渴望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心清,引起我阵阵的忧思,甚至常常使我落下泪来。我始终记得:在一个大节日分析方法用于语言学研究,强调撤开语言的外部因素的变化,当她上教堂去参加晚祷的时候,我自己到城外去散步,这时心里充满着她的影象和跟她在一起生活的热烈愿望。我自己十分明白,这样的愿望目前是不能实现的,我所享受的如此美满的幸福也不会长久的。这样一想,我的心中就增添了感伤,但这种感伤并不使我沮丧,因为有一个令人欣慰的希望把它冲淡了。那一向使我心弦颤动的钟声,那鸟儿的歌唱,那晴朗的天空,宜人的景色,那疏疏落落的田间房舍——其中有一所被我想象成我们的共同住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了强烈而又温柔的、怅惘而又动人的印象,使我恍若置身于美妙的梦境中;而我那颗心,在这样美妙的住处和美妙的时刻,既然有它所向往的全部幸福,便尽情地来享受,甚至没有想到什么感官之快。我不记得在任何时候,我曾象当时那样,用那么大的力量和幻想去憧憬将来。最使我惊异的是,在这个梦想实现之后,回想起来,竟和我最初所想的完全一样。要是说清醒的人的梦想有点象先知的预感,那一定是指我这个梦想说的。我的想象只是在时间长短上发生了错误,因为我想象有多少日子,多少年,乃至一生都在那种持续不变的宁静中度过,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唉,我那最实际的幸福原来也只是一场梦,差不多是它刚要实现时我立刻就醒了。

    我要是把自己这位亲爱的妈妈不在眼前时,由于思念她而做出来的种种傻事详细叙述起来,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当我想到她曾睡过我这张床的时候,我曾吻过我的床多少次啊!当我想起我的窗帘、我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她的东西,她都用美丽的手摸过时,我又吻过这些东西多少次啊!甚至当我想到她曾经在我屋内的地板上走过,我有多少次匍伏在它上面啊!有时,当着她的面我也曾情不自禁地作出一些唯有在最激烈的爱情驱使下才会作出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块肉刚送进嘴里,我便大喊一声说上面有一根头发,她把那块肉吐到她的盘子里,我立即如获至宝地把它抓起来吞了下去。一句话,拿我和最热烈的情人来比,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差别了,但这也是根本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使得我的情况从情理上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从意大利回来同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过,恐怕在我这样年龄的人没有能象我这样从那里回来的。我所带回来的不是我童贞的心,而是我童贞的肉体。我觉得自己一年一年的大了,我那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示了出来,这最初的爆发完全是无意识的,使我对于自己的健康感到惊慌,这比其他什么事情都更好地表明,我在此以前是多么纯洁。不久,我这种惊慌消除了,我学会了欺骗本性的危险办法,这种办法拯救了象我这种性情的青年人,使他们免于淫佚放荡的生活,但却消耗着他们的健康、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这种恶习,不仅对于怕羞的人和胆小的人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想象力相当强的人还有一种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占有一切女性,可以使自己心里着迷的漂亮女人来助成自己的乐趣,而无需得到她们的同意。在我受到这种有害的便利的引诱之后,我就一直在摧毁自然赋与我的、多少年来才保养好的健康身体。除了这种不良倾向之外,还有我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住在一位美丽的女人的家里,她的形象无时不是索回在自己心中,白天不断地见到她,夜间又处在各种使我想到她的东西中间,而我睡的那一张床,我又知道她在上面睡过。多少东西刺激着我啊!读者要是从这些方面来想,也许认为我已经是个半死的人了。事情恰恰相反,原来应该把我毁灭的,正好把我挽救了,至少暂时是这样。我陶醉在和她同住的喜悦里,热烈地希望永远生活在她的身边,不论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做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可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始终都是这样看待她,总是这样,在任何时候,我思想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形象时时刻刻占据着我的心头,因此也就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地方。对我说来,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女人。她使我感受到的极其温柔的感情,不允许我的情欲有时间为别的女人而蠢动起来,这种感情对我是既保护了她本人,也保护了所有的女性。总而言之,我很老实,因为我爱她。关于这些事情,我交代得并不怎么清楚;至于我对她的依恋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谁要怎么说就让他去说吧。在我这方面,我所能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这种依恋现在已经显得十分出奇,那么后面所说的就会显得越发出奇了。

    我以极快乐的心情来消磨我的时光,可是我每天所做的却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事。那就是草拟计划,誊写帐目,抄写药方;另外就是挑选药草,捣碎药料“易”,好言灾异。又创十三弦“准”以定律,将十二律扩展,看管蒸馏器。除了这些杂乱事务以外,还要接待许多过路客人、乞丐以及各式各样的来访者。我必须同时和士兵、药剂师、教士、贵妇人、修道院的杂役打交道。我嘴里骂着,嘟囔着,诅咒着,咒这群讨厌的乱七八糟的家伙叫魔鬼拉去。可是华伦夫人对什么都感到愉快,我的生气也能使她笑出眼泪来;她看我越生气,就笑得越厉害,这样我就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我爱唠叨的那些时刻也是趣味横生的时刻。如果恰巧在这样的争吵时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客人,她还会利用这种机会增添新的乐趣,那就是特意为了开玩笑而延长待客的时间,并且频频地瞟我,使得我真想揍她一下。只是当她看到我因受礼节的束缚不敢发作而用生气的目光望她时,她才勉强地收敛起笑容;虽然我气成那个样子,但当时我心里还是不由得感到这一切确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所有这些虽然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但由于这一切构成了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觉得很有趣了。总之,我周围所发生的事,以及人家叫我去做的事,没有一件合我的口味,却一切都称我的心。如果不是我对医学的厌恶提供了一些使我们不断开心的嘻笑场面的话,我想我终究还会爱上医学的。这也许是这种技术第一次产生愉快的效果。我自诩能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不是一本医书,而最有趣的是我很少弄错过。她经常叫我尝那些最令人恶心的药剂。我虽然一见就逃开或者不尝,但都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抵抗和做出怎样可怕的鬼脸,不管我怎样不愿意而咬着牙齿,但是,当我看到她那沾有药汁的美丽手指挨近我的嘴边的时候,我还是要张开口去尝一下。当她这一套制药的器皿都堆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如果有人光听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又跑又喊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我们在那里演什么笑剧,而不是在那里制作什么麻醉剂或兴奋剂。

    我的时间并不完全消磨在这种嬉戏之中。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发现了几本书,其中有《旁观者》、普芬道夫的集子、圣-埃弗尔蒙的集子和《拉·亨利亚德》。虽然,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是个书迷了,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这些书。特别是《旁观者》这种读物使我深感兴趣,也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古丰神父曾教我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我已经习惯于注意语句的结构和优美的文体,我学会了分辨纯粹的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我通过下面《拉·亨利亚德》里的两行诗就改正了我象所有日内瓦人一样容易犯的一个书法上的错误:

    soitqu’unancienrespectpourle

    sangdeleursmaitres

    parla tencorpourluidanslecoeur

    decestraitres.

    parlst这个字使我非常注意,我从这里懂得了在动词虚拟式的第三人称中需要有一个“t”字,在过去,不论是在书写或发音时,我都和直陈式的过去时一样地用parla。

    我有时和妈妈谈我所读的书,有时在她身旁诵读: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尽量朗读得精彩一些,这对我也很有好处。我在前面说过,华伦夫人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而且当时正是她的才华大放异采的时期,有几个文人争着前来向她献殷勤,指点她怎样鉴赏优秀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认为她还有一点新教徒的趣味:她常常谈论皮埃尔·拜勒,并对那位早被法国忘却的圣-埃弗尔蒙极为尊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她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相当的了解,以及影响她的颇为独到的论点。她是在上流社会成长的,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了萨瓦;由于经常和当地的上流人士交往,不久便丢掉了故乡伏沃那种矫揉造作的情调。在她的故乡,一般女人把说俏皮话当作上流社会的特点,因此只会说一些警句。

    虽然她只是对宫廷匆匆地瞥了一眼,但这也够使她对宫廷有所了解了。她在宫廷里始终保持着一些朋友;尽管有人在暗中嫉妒她,尽管她的作风和她的债务引起了一些闲话,她始终没有失去她的年金。她有处世的经验,又有使她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的善于思考的头脑,这也是在她谈话时最得意的话题,对于象我这样爱空想的人说来,听听她在这方面的教导实在比什么都有必要。我们一起读拉勃吕耶的作品。她喜爱拉勒吕耶的著作甚于拉罗舍福果的著作;后者带有悲观色彩,读来令人惆怅,特别对于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青年人,感觉更是如此。当她谈起大道理的时候,有时说着说着就没边儿了,但我不时地吻一下她的嘴唇或她的手,这样就有了耐心听下去,对于她的长谈也就不感到厌烦了。

    这种生活要是能够长久继续下去,那可实在太美了。这一点我感觉到了,但由于担心好景不常,我目前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妈妈一面开玩笑,一面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制订许许多多的计划,其实这些计划对我说来都是多余的。幸运的是,仅仅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喜好和我那小小的才能还不算完,还必须寻找或创造可以利用它们的机会,这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作到的事情了。这位可怜的女人对于我的才干的偏爱,也拖延了它们得以发挥的时机,因为这些先入之见使得她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一点儿也不迁就。总之,由于她对我的评价相当高,事情的进行倒都合我的心意,然而,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再三地降格以求,这样一来,就使我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她有一个名叫奥博讷的亲戚来看她。奥博讷非常有才干,好要手腕,而且和她一样,具有作计划的天才,但他却未因此而破产——他是冒险家一类的人物。他刚刚向德·弗勒里红衣主教提出过一项发行彩票的详细计划,红衣主教未表示同意。于是他又向都灵的宫廷提出这一建议,结果被采纳了,并且付诸实施。他在安讷西勾留了一个时期,爱上了这里执政官的夫人。这位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到妈妈这里来的女人中间,她是我唯一乐意看见的。奥博讷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就跟他谈起我来:他答应对我进行一番考察,看看我适于干什么,如果他认为我还有才能,就为我设法安插一个位置。

    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象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象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象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认辨,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都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

    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象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地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付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委先生的药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楞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活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大小就这样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职业也这样被选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再次研究怎样履行我的天职。困难在于我没有正式入过学,我会的那点儿拉丁文连当个神父都不够用。华伦夫人想叫我到修道院去受一个时期的教育,她去和修道院院长商量。那位院长是一位遣使会的神父,名叫格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憨厚的人,一只眼半瞎、瘦弱、头发斑白,说他是我见过的遣使会的神父里最有才智、最少学究气的一个,并不算过分。

    他有时到妈妈家里来,妈妈款待他,抚爱他,也戏弄他,她有时叫他帮着系好她上衣后面的带子,这是他十分愿意干的工作。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妈妈忽而去做这个,忽而去做那个,在房中到处打转。这位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跑,嘴里不断叨念着:“我说,太太,你倒站稳点儿呀!”这是一项十足的绘画题材。

    格罗院长慨然同意了妈妈的提议。他答应按极少的膳宿费收留我,我的教育由他负责。问题就看主教是不是同意了。主教不仅同意,而且还愿意替我付膳宿费。他还允许:直到认为我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绩以前,可以照旧穿普通人的服装。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不得不服从。我就象赴刑场一样到神学院里去了。神学院真是一个阴森森的住所,特别是对于刚从一位可爱的女人家里出来的人,尤其阴森可怕。我仅带去了一本书,这是我恳求妈妈给我的,它给我以无限的慰藉。谁也猜不出这是本什么书:原来是一本乐谱。在她所研究的学问之中,音乐也没有被遗忘。她有一个很好的歌喉,唱得相当不错,还会点儿大钢丝琴。她很热心地教了我一些音乐课,我必须从最浅的地方开始学,因为我连唱圣诗的歌谱都不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八次或十次课,而且断断续续,不仅未能教会我依谱唱歌,而且连音乐符号的四分之一我也没有学会。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非常爱好,愿意自己一个人慢慢练习。我带去的这本乐谱并不是很浅易的,这是克莱朗波的合唱曲。我既不懂变调,也不知音节的长短,但是,终于把《阿尔菲和阿蕾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咏叹调的乐谱读了出来,而且还唱得毫无错误,人们可以想见我是下了多大的功夫,是怎样顽强地坚持了练习啊;当然,这首曲子是谱得准的,你只要按那歌词的节奏读出来,也就自然可以合拍了。

    神学院里有一个可恶的遣使会神父尽找我麻烦,因而我连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厌起来。他有一头平滑而油亮的黑发,面包颜色的面孔,水牛般的声音,猫头鹰似的眼睛,胡须好象野猪鬃,微笑中带有恶意的讽刺,四肢一动好象木偶人。他那讨厌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我当时在走廊里遇到他的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彬彬有礼地拿他那顶沾满污垢的方帽向我摇晃,表示请我进他的房间,我觉得他的房间简直比监牢还可怕。这样一位教师和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宫廷神父对比起来,该有多大的区别啊!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神经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象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副主教”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象鼹鼠一样阴险,象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俱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仍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分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上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饮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校里所练习的一切曲子,合唱时所唱的一切歌词,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丽而华贵的法衣,神父的长袍,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个子的金栗色头发修士;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经楼去;我带着骄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长笛坐在乐台上,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奏完以后的盛馔,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情,成百次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无穷的愉快,可以说,和当时所感到的一样快乐,甚至比当时还要快乐。我对于以宛转悠扬的声音奏出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乐曲中的某一曲调一直怀有最缠绵的亲切之感,因为在降临节的一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正睡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当地教堂的仪式,在圣堂的石阶上唱这首赞美歌。妈妈的贴身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合唱赞歌,当时她的女主人是那样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这些,甚至连那位常被歌咏团的儿童惹得生气的好心肠的女仆佩琳娜,我都记得。这种对幸福的天真时代的回忆,常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不论谁都对我很满意。我自从离开都灵以后,就没有再做蠢事了;只要是在妈妈的眼前,我是绝不会作蠢事的。她引导我,而且一直是很好地引导着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心灵使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单一的情感吸收了我的全部才智,弄得我什么也没有学好,甚至连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学的音乐也没有学成功。但是,这也不怨我,我是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去学的。只是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总是出神,总是叹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为求进步,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可是,要让我再干新的蠢事,只须有人来引诱我一下就够了。这个人出现了,天造地设的巧遇促成了这样的机会,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疯狂的头脑又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听到有人敲街门。佩琳娜拿着提灯走下楼去,门开了,一个年轻人和她一齐走了进来,上了楼。他露着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到我们面前,并向勒·麦特尔先生说了几句简短而文雅的客气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勒·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题善良的心就真地被感动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客人,留他住宿;显然,这是客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没有怎样表示客气就留了下来。在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候开饭的时候,我对他作了一番观察。他的身材矮小,肩膀却很宽,我虽然看不出他的身体上有什么特别畸形的地方,却总觉得它有些不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膀的伛偻人,腿显得有一点瘸。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不算很旧,但却穿得破烂不堪,简直可以说会往下掉碎片儿。他的内衣非常考究,而且还有镶着花边的华丽袖口,已经很脏了,腿肚上绑着腿套,每只腿套里差不多都可以放进他的两只腿,腋下挟着一顶小帽子,是备遮雪之用的。然而,在这种令人发笑的装束中倒有几分高贵的气派,他的态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他的面貌清秀可爱,口齿伶俐,就是不太端庄。这一切都标志着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象一个讨饭的乞丐,却象一个滑稽丑角。他对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并且好象有点儿忘了他的音乐家身分,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的一个在国会里的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他知道所有的著名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似乎别人提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但是,一个话题刚刚开始,他就插科打诨,搅乱了谈话,让人大笑一阵,随后连刚才说的是什么都忘了。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在教堂里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请他去参加那里的演唱,他回答说:“十分高兴。”问他哪一个音部,他回答说:“男高音……”说完就立刻把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进教堂以前,有人把他要唱的歌谱给了他,让他先熟悉一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这种骄傲的态度使勒·麦特尔吃惊了,他在我耳边说:“你看吧,他连一个音符都不会。”我回答说:“我也真担心。”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同去了。音乐会开始了,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对他十分关心。

    但是,很快我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不仅节奏准确,而且十分有味,另外,他的嗓音也非常漂亮。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喜过。弥撒后,汪杜尔先生受到了许多教士和乐师们的赞扬,他以谐趣横生的话作了答谢,态度始终非常动人。勒·麦特尔先生出于至诚拥抱了他,我同样也拥抱了他。他看到我非常愉快,因而似乎也很高兴。

    我敢肯定,大家会认为,象巴克勒先生那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粗人,也还曾使我迷恋过,现在,这样一位既有教养,又有才能,为人机智,有处世经验,而且又可以被看作是位可爱的荡子的汪杜尔先生,当然更能使我为之倾倒了。事情正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哪一个青年,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象我这样爱慕如狂的;特别是一个人,越是具有赏识别人特长的能力,越是对别人的才能表示爱慕,就越容易象我这样行动。汪杜尔先生有这种特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有一种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极少有的特点,那就是决不急于显示自己的学识。不错,他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吹特吹,但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的还真不少——却一字不提:他在等待表现的机会;由于他并不急于显露自己,因此效果更大。由于他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是开一个头就不谈了,别人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是那样逗笑和诙谐,有时显得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又充满了魅力,他常保持着微笑,但从来不大笑,最粗鲁的事,他也能说得很文雅,让人听得顺耳。甚至那些最正派的女人,对于自己居然能忍受住他的话,事后也感到十分惊奇。她们明明知道应该生气,可就是没有生气的力量,要生气也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些淫荡的女人;我认为他自己不会搞些什么风流艳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生来是为了给那些有风流艳事的人添加无限乐趣的。他既具有那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不仅了解这种才能而且还爱慕这种才能的地方,要他长期把自己局限在音乐家的圈子里,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喜欢汪杜尔先生,其动机是更为理智的,结果也就没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虽然我这次对他的感情比上次对巴克勒先生的感情更激烈和持久一些。我喜欢和他见面,喜欢听他说话,他所作的一切我都认为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作神谕;但是,我对他的爱慕并没有达到离不开的程度。因为我身旁有个很好的屏障,绝不致发生越轨的事。再说,虽然我认为他的处世格言对他非常好,我总觉得那些格言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所需求的是另一种乐趣;关于这种乐趣,他完全没有想到,而我又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他准定要讥笑我。然而,我却愿意把我对他的爱慕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激情调和在一起。我非常热烈地在妈妈面前谈到他,勒·麦特尔先生也极口称赞他,因此妈妈同意让我把他引见给她。但是,这次会面毫无成就,他认为她装模作样,她却认为他放荡不羁。妈妈还为我有这样不规矩的朋友而担心,她不仅不准我再把他带来,还竭力对我说明和这个年轻人交往有多大危险;这样我才变得谨慎了一些,没再胡闹下去。好在以后不久,我们也就分离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我的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的兴趣很浓,他还好喝酒。虽然他吃饭的时候很有节制,但是,他在屋子里工作的时候,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仆很了解他这种爱好,只要他把作曲的稿纸放好,把大提琴拿在手中,酒壶和酒杯立刻就送了上来,而且还不时地喝完一壶又换一壶。虽然他从未酩酊大醉过,却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老实说,这真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十分活泼,连妈妈乎常都只叫他“小猫”。他喜爱自己的艺术,工作很繁重,可是,酒喝的也不少。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他的性情:他有时疑心重重,而且易于发怒。他无论对什么人,从没有粗言粗语,从不失礼,就是对歌咏团里的一个孩子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但是,他也不容许别人对他失礼。这当然是公平的。不幸的是,他看事不太清楚,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以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

    过去很多王公和主教都以能参预其事为无上荣耀的历史悠久的日内瓦主教会,如今在流亡中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却还保持着它的庄严。参加者必须是一个贵族或索尔朋的博士。如果有什么情有可原的骄傲,那就是除了由于个人的功绩产生的骄傲外,还有由于出身而产生的骄傲。再说,教士们对待他们所雇用的俗人,都是相当骄傲的。那些主教会的成员们对待可怜的勒·麦特尔也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虽然一般说来是相当有礼貌的,但是由于对自己的高贵身份过于自满,他对待勒·麦特尔的态度,并不总是按照勒·麦特尔的才能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勒·麦特尔也不甘忍受他的这种轻蔑。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宴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作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说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正在特别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他突然走开,使那些专横无礼的人感到为难,这种报复的愉快他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困难,他想带走自己的乐谱,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乐谱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分量相当重,不是用胳膊一挟就能走开的。

    妈妈做的事,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一定会做的,即使到现在我也会这样做。为了挽留他,她费了很大劲,后来见到劝说无效,他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便决定尽可能来帮助他。我敢说,她这样作是应该的,因为勒·麦特尔曾不顾一切为她效劳过。无论是在他的艺术方面,或者是在照顾她本人方面,他是完全听从妈妈吩咐的,而且,他按妈妈旨意办事的那种热诚,使他的殷勤效劳具有一种新的价值。因此,她现在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紧要关头对一个朋友三四年来零零星星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种总的报答罢了;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在尽这种义务的时候,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了结自己的一番心愿。她把我叫来,吩咐我至少要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并且跟我说,只要他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不管时间多么久,也要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她曾对我坦白地承认过,她有意使我远远躲开汪杜尔和她如此安排有很大的关系。为搬运箱子的事,她跟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了一下。按他的意见,不要在安讷西雇驮东西的牲口,因为那一定会被别人发觉的,最好是在天黑的时候抬着箱子走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里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冒险的了,因为那儿是在法国境内。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天晚上七点钟动身,妈妈借口给我拿路费,往那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添了一些钱。这真给他帮了不少忙。克洛德·阿奈和我尽了最大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邻近一个村子,在那里雇了一匹驴子把我们替换下来,我们当夜就到了色赛尔。

    我想我已经谈过,我有时是那样不象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色赛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是圣彼得修会的成员,所以也认识勒·麦特尔先生,因此,他是勒·麦特尔最应该躲避的人之一。可是我的意见却相反,我主张去拜访他,找一个借口要求住宿,就仿佛是得到主教会的同意去那里的。勒·麦特尔很欣赏我这个主意,因为可以使他的报复既有嘲弄意味,又能令人绝倒。于是我们就厚着脸皮去见雷德莱先生了,他很好地接待了我们,勒·麦特尔对他说,他是受主教的委托到贝莱去指挥复活节的音乐演唱的,还说几天后回来时还打算从这里路过;而我呢,为了支持这个谎言,又穿插了很多假话,而且诌得头头是道,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孩子,对我大表好感,百般抚爱。我们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雷德荣先生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佳肴招待我们才好。分别的时候,象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约定在回来的时候还要多住一些时间。刚一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大笑起来,我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还忍不住大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说假话会说得这么好,而这个恶作剧会这样成功。要是勒·麦特尔先生不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满嘴胡说,还发了两三次老毛病的话,这件事会使我们笑一路的。他那个老毛病后来常发作,很象羊痫风。这种情况可叫我十分为难,也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就想到最好想个办法尽快摆脱开他。

    我们真象对雷德莱神父所说的那样到贝莱去过复活节。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却也受到了乐队指挥和所有的人的极大欢迎。勒·麦特尔先生的那一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也真不愧是个受人尊重的人。贝莱的乐队指挥对于自己最好的一些作品是很自负的,竭力争取这位优秀的鉴赏家的称赞,因为勒·麦特尔先生不仅是个行家,而且公正无私,不嫉妒人,也不低声下气地奉承人,他比那些外省的乐师要高明得多,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而把他看作自己的指挥。

    我们在贝莱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四五天以后,便又动身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事情以外,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到了里昂以后,我们下榻于圣母旅馆,同时等着我们的乐谱箱子,因为我们用另一个谎言托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神父打发人把它送到罗讷河的船上去了。在这个时候,勒·麦特尔先生去拜会他的朋友,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加东神父,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谈,有里昂的伯爵——多尔当神父,这两人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他们揭穿了他的谎言,下面就要谈这件事;他的那步好运在雷德莱神父那里算是走完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正从离下榻的旅馆不远的一条胡同经过的时候,勒·麦特尔先生的病又发作了,这一次闹得非常厉害,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大叫起来,呼喊救人,并且说出了他所住的旅馆名称,请求大家把他送到那里去。随后,正当许多路人向一个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倒在街中心的人围拢起来急忙进行救护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的朋友竟把他抛弃了。趁没有任何人注意我的时候,我溜到胡同口,一拐弯就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可把这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写完了。假使我还有许多象这样的事要坦白的话,我就只好放弃我已经开始的这本著作了。

    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在我所住过的地方都留了一些痕迹,但是,下一章里我要谈的,差不多完全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干的最荒唐的一些事情,幸运的是,它们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时,我的脑子里好象响起了一种外来乐器的调子,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音调。它是自动地恢复正常的,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己的荒唐行为,或者至少是只干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本性的荒唐行为。我青年时代的这段时期,是我的回忆中最模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发生一件打动我心弦的事,足以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时候,经过那么多的来来往往和接二连三的迁移,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方面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足资证明的日记和文件,也没有使我能把事情回忆起来的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好象刚发生时那样清楚,但是,也有一些脱漏或空白,我只好用象我的模糊的回忆一样的模糊叙述将它们填补起来。所以,有的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实的材料以前,我可能还要写错,但是,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是正确而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完全做到这一点,读者尽可放心。

    我一离开勒·麦特尔先生,我就打定主意再回到安讷西去。当初我们动身的起因和秘密,曾使我对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这种担忧有几天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转移了我的回家的念头;但是,当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那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就又恢复过来了。任何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任何东西也引诱不了我,除了希望回到妈妈身边外,再也没有别的心思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是如此真挚而情意绵绵,因而铲除了我心里一切空想的计划和一切荒诞的野心。除了生活在她身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幸福,我每远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这种幸福远了一些。所以,我一有回去的可能,马上就返回安讷西了。我这次回来是那样匆促,我的心思又是那样恍惚,虽然我对于所有其他次的旅行都存有饶有趣味的回忆,而对这次回来的情况却连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从里昂动身和到达安讷西,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请大家想一想,我对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忘得干干净净吧!我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看到华伦夫人。她已经到巴黎去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这次旅行的秘密。我确信,如果我追问她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的;但是,没有比我这个人更不愿意打听朋友的秘密了。我只考虑眼前,眼前的事情充满了我这颗心的容量与空隙,除了可以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那些过去的欢乐以外,我心里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从她对我所谈的一点情况来推测,这是由于撒丁王的退位在都灵引起了混乱,她怕这时候没人再注意到她,因而想利用奥博讷先生的暗中活动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同样的利益。她有几次亲口对我说,她宁愿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接济,因为法国宫廷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她不致受到令人不快的监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而且始终不断地领取她的年金。有不少人认为,她是负有秘密使命去的。不是受了主教的委托去办一件本来应由主教本人到法国宫廷去办的事,就是受了比主教更有权势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以后才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使节的人选是很不错的,当时还年轻和美丽的华伦夫人是具备从谈判中取得胜利的一切才能。

    第四章

    我回到了安讷西,但是却没有见到她。可以想象,我当时该多么惊讶,多么痛苦!这时候我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当我听到他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我心中更加懊悔了。他那乐谱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为了抢救这个宝贵箱子,我们曾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一运到里昂,多尔当伯爵就吩咐把它扣留了,因为主教会事前曾把这当作秘密携物潜逃写信通知了伯爵。勒·麦特尔先生对于他的财产,他的生活之道,他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这只箱子的所有权问题,至少应该经申诉讼来解决,可是并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这件事就按照强者的法律作了决定,于是,这位可怜的勒·麦特尔就失去了他艺术天才的果实,早年的心血,晚年的财源。

    当时我所受到的打击沉重得无以复加。但是,在我那个年纪,我是不会过分忧愁的,我不久就想出了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得到她的消息,虽然我不知道华伦夫人的住址,她也不知道我回来。至于我抛开勒·麦特尔这件事,总地说来,也算不得是多大罪过。勒·麦特尔先生逃走的时候,我帮了忙,这是我能为他效劳的唯—一件事。即使我同他一起住在法国,我也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保住他的箱子,除了给他增加开支外,对他没有一点帮助。这就是当时我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是不这样看了。在刚干完一件丑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但在很久以后,当我们想起它时,它还要折磨你,因为丑事是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

    为了得到妈妈的消息,我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等待。巴黎地方那么大,到哪儿去找她呢?再说,拿什么当路费呢?想要迟早打听到她在哪里,没有比安讷西更稳妥的地方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然而我那时的行为却很不好,我没去拜访那位曾经照拂过我并且还能继续照拂我的主教,此时我的女保护人不在他旁边,我怕他谴责我们私自逃走的事。我更没到修道院去,因为格罗先生已不在那里了。总之,我没去访问任何熟人。说真的,我倒很想去拜访一下执政官夫人,但是我一直没敢去。比这些事做得更不对的是:我又找到了汪杜尔先生,这个人,虽然我非常欣赏,但是自从出走以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过他。别后重逢,他在安讷西已经是个赫赫有名、到处受欢迎的人物了,贵妇人们都争着招待他。他这种成功更使我晕头转向了,那时我只知道有汪杜尔先生,他甚至使我连华伦夫人也要忘掉了。为了便于向他请教,我提议和他住在一起,他也同意了。他住在一个鞋匠家里,这个鞋匠是个谈吐诙谐和好逗乐的人,他用土话叫他妻子“骚娘儿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称呼,这个名称对她说来也还算恰当。他和她时常争吵,这时汪杜尔就站在一旁,看来象是在劝解,实际上只是使他们吵得时间更长一些。他用他那普罗旺斯口音向他们说些挑逗的话,经常收到极大的效果:他们越吵越凶,让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整个上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了二三点钟,我们才吃一点什么;然后汪杜尔便到他常去的交际场中。并在外面吃晚饭,我则独自一个人去散步,心里想着他那出奇的才干,羡慕和赞美他那稀有的本领,同时诅咒自己的厄运,为什么不让我也过他那种幸福的生活。我对生活是多么不了解啊!如果我不这么愚蠢而懂得怎样行乐,我的生活将会快活百倍的。

    华伦夫人出门时仅带走了阿奈,而把我前面谈过的那个贴身使女麦尔赛莱留在家里,她仍住在夫人的那套房间里。麦尔赛莱小姐比我稍微年长一些,长得虽不怎么美,却相当可爱大美而不言”,认为自然本身最为美;又借“庖丁解牛”之寓,是一个毫无坏心眼儿的弗赖堡人。她除了偶尔有点不听女主人的话以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缺点。我常去看她。我们算是老相识了,由于我一看到她,就联想到一个更爱的人,所以我也就爱她了。她有几个女友,其中有一个叫吉萝小姐的日内瓦姑娘,活该我倒霉,爱上了我,她总逼着麦尔赛莱领我到她家里去。我因为喜欢麦尔赛莱,又因为在那里还有几位我很愿意见的年轻姑娘,也就听任她领我去了。吉萝小姐对我百般挑逗,但是,我对她简直腻烦透了,当她那张干瘪而又被西班牙烟草染黑了的嘴唇凑近我的脸时,我真忍不住要吐她一脸唾沫。但我竭力耐住性子,除这点不快而外,我很喜欢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她们也许是为了讨好吉萝小姐,也许是为了讨我的欢心,每一个人都争相对我表示好感。所有这一切,我只当作是友谊。自那以后,我有时在想,当时只要我愿意,是可以把这些看作是比友谊还深一步的表示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心思,我也想不到这些。

    再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各人有各人的幻想,我的幻想一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的想法不同。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要比较大方,谈吐要比较优雅,衣裙要比较精美,剪裁得比较得法,鞋要比较小巧玲珑,丝带、花边和头发的颜色陪衬得要比较美观。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一些,我也是偏爱她的。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

    真想不到,这种良好的条件居然又出现了,是否能够享受仍然要看我自己了。我是多么喜欢不时地又突然回到青年时代那种快乐的时刻啊!这些时刻是多么甜蜜!又是多么短促、多么难得、而我却是多么容易地享受到了啊!哦!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时刻,心里就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我正是需要有这种快乐来恢复我的勇气,以便忍受得住晚年的烦恼。

    有一天,黎明的景色十分美丽,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野外去看日出。我尽情地享受了这种快乐,那是圣约翰节以清的那个星期。大地披上了华丽的衣装,花草遍地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及《朱子语类》等。参见“伦,色彩斑斓;夜莺啼春已近尾声,唱得仿佛格外卖劲;百鸟用大合唱送别残春和迎接美丽夏日的降临。这是我这样的年纪不可再见的一个美丽的日子,是我现在居住的这块凄凉的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天。

    我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城市,暑热不断上升,我沿着一个小山谷的树荫下踽踽独行,有一条小溪从旁流过。这时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她们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那尽情的欢笑声并未有所收歙。我回过头来,听见她们正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两位姑娘: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她们骑马的技术并不高明,不知怎样让马涉过小溪。葛莱芬丽小姐是个十分可爱的伯尔尼姑娘,因为在家乡作了一些在她那种年龄易于做出来的蠢事而被赶了出来,她便效仿起华伦夫人的榜样。我在华伦夫人家里见过她几次。她可不象华伦夫人那样领有一份年金,不过她的命运总算不错,得到了加蕾小姐的欢心。加蕾小姐和她很投机,请求母亲同意她在没有找到职业以前给自己做做伴。加蕾小姐比葛莱芬丽小姐小一岁,而且比葛莱芬丽更美些,她的举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娴雅大方,同时她还有一副发育得很好的优美身段,这是一个少女所拥有的最大魅力。她们情致绵绵地相爱,而且,从两个人的温柔性格上说,要是没有情人来干扰她们,这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一定会保持很久的。她们对我说,她们要到托讷去,那里有加蕾夫人的一个古堡,她们自己不会驱马过河,求我帮帮忙。我想用鞭子从后面赶,她们怕我被马踢着,又怕自己给摔下来。于是我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我拉住加蕾小姐的马经绳,牵着它过了河,另一匹马也毫不费事地就跟着过来了,但我的衣服却因此湿过了膝盖。完事以后,我想和两位小姐告别,然后象个傻瓜似的走开。但是,她们俩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以后,葛莱芬丽小姐就向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放你走,你为了帮我们,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给你把衣服弄干,那是过意不去的,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盯着加蕾小姐。她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笑着补充说;“是呀,是呀,战俘,快上马,骑在她的后边,我们要拿你去做个交代。”“不,小姐,我不曾有幸认识您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接口说:“她的母亲不在古堡,除了我们俩以外,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到时候你再和我们一块回来吧。”

    这几句话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比电还快。我跳到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的时候,欢喜得浑身在颤抖。而且,为了能够骑得稳,我不得不搂着她的腰,这时,我的心跳得那样厉害,连她都感觉出来了。她对我说,她因为害怕掉下去,自己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拿当时我身子的位置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邀请我摸一摸她的心是不是果真在跳,但我始终没敢那样做。一路上,我只是一直用我的两只胳膊给她当腰带,勒得的确很紧,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挪动。有的女人读到这里,也许很想打我几个耳光,这是有道理的。

    旅行中的快活,少女们喋喋不休的谈话,也大大刺激了我好说话的毛病,因此一直到晚上,只要我们在一起想的生活是依归自然。他的散文对17—18世纪英、法思想家、,就没有片刻住过嘴。她们尽量不让我拘泥,于是我的舌头和我的眼睛全都说起话来了,虽然这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只有那么一阵儿,在我和这一位或那一位姑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才有点儿不太自然,不过,离开的那一位马上就会回来,始终没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彼此发窘的原因。

    到达托讷以后,我先烘干自己的衣服,接着我们就吃早点。随后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准备午饭。两位小姐做饭的时候,不时地丢下自己的工作去吻佃户们的孩子,我这个可怜的帮手怀着难以忍受的心情只好在一旁瞧着。吃的是早就从城里送去的,做一顿丰盛午餐的东西应有尽有,尤其是点心更丰富;美中不足的是忘记把酒带来了。对于不大喝酒的小姐们来说,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却感到遗憾,因为我还指望喝点酒壮壮胆子。她们对此也深感不悦,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我不相信是这样。她们那种活泼而可爱的高兴劲儿,简直是质朴、天真的化身;再说,她们俩和我还能出什么事呢?她们派人到附近各处去找酒,但是一点也没有找到,因为这个地方的农民非常俭朴和穷困。她们向我表示歉意;我对她们说,不要为此过分为难,她们不用酒就会把我灌醉的。这是我那天敢于向她们说的唯—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调皮姑娘一定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是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往下扔樱桃生活世界德国胡塞尔用语。与使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难,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这一天完全是在无拘无束的嬉笑中度过,但是,我们却始终规规矩矩。没说一句暧昧的话,也没开一句冒失的玩笑,而且我们这种规规矩矩决不是勉强的,而是十分自然,我们心里怎样想,也就怎样表现出来。总之,我十分拘谨(别人可能说我这是愚蠢),以至我由于情不自禁而做出的最大的放肆行为就是吻了一次加蕾小姐的手。说真的,当时的情况正好使这种小小的优惠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呼吸感到急促,她也不抬头,我的嘴没有说话,就匆匆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她轻轻的把我吻过的手缩了回去,望着我并没有显出一点怒容,我不知道当时我还能对她说出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女伴进来了,在这一刹那间,她在我眼里显得丑了。

    最后,她们想起不该等天黑再往回走,这时剩下的时间刚够我们在天黑前赶到城里,于是我们就象来的时候那样起程了。我要是大胆一些,一定会变动一下原来的位子的,因为加蕾小姐的那一眼强烈地搅动了我的心,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改变位子的建议又不能由她来提出。在归途中,我们说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可惜,不过,我们绝对没有抱怨时光大短,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既以种种游戏充实了这一天,我们就已经获得延长这一天的秘密了。

    我几乎就是在她们遇到我的那个地方和她们分手的。我们分手时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又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约定再次见面啊!我们一起消磨掉的十二小时,在我们心里不亚于几个世纪的亲密关系。对这一天的甜蜜回忆不会给这两个可爱的少女带来任何损失;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温馨的情谊,胜于更强烈的肉感乐趣,而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我们毫无秘密、毫无羞愧地相爱着,而且一术语,指人的原始混沌的感觉,它不断流动着,人们可根,我们愿意永远这样相爱。纯洁的品行里有其特有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亚于另一种肉感之乐,因为它不会松弛,不会中断。至于我,对这样一个美好日子的回忆,比我一辈子所享受过的任何欢乐都更使我感动,使我心醉,使我留恋。我不明白自己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到底有什么希求,但是我对她们俩都非常关心。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由我自己来安排,我的心对两个人是一样的。我的感情上稍稍有一点偏爱;要是葛莱芬丽小姐作我的情人,那固然是我的幸福,然而,如果完全由我选择的话,我更愿意把她当作自己的密友。不管怎么样,在我离开她们俩的时候,我觉得我随便少了哪一个都是活不下去的。可当时谁能说,我今后再也见不到她们,而且我们那短暂的爱情就此结束了呢?

    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当他们发现所有我的爱情奇遇,经过那么长的序幕之后,其中最有希望的,也只不过是吻一下手就算完事,他们对此一定会大笑特笑的。哦!读者们,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而告终的爱情里,我所得到的快乐,比你们最低限度以吻手开始的恋爱中所得的快乐还要多。

    汪杜尔昨夜睡得很迟,我回来没多久,他也回来了。往常我一看见他,心里就高兴,这回可不一样了。我加意小心,没对他谈我这一天的经过。那两个小姐谈到他的时候,是有点瞧不起他的,而当她们知道我和那样的坏人有交往,就显得不很高兴;这样便减少了我心中对他的尊敬,而且,不论什么事,只要能分散我对这两位小姐的爱慕之心,都会使我感到讨厌的。可是,当他跟我谈到我目前景况的时候,立刻又使我想到他,也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开支很少,可是我那一点钱已经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妈妈没有一点消息,我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看到加蕾小姐的朋友要论为乞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

    汪杜尔对我说,他向首席法官先生谈了我的事,并打算第二天带我到法官那里去吃午饭。据汪杜尔说,这位首席法官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帮助我,再说德。他们翻译了大量主要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希腊文化典,和这样一个人认识一下是件好事,他不仅聪明,而且还很有学问,对人和蔼可亲,他自己有才干,也喜欢有才干的人。随后,象平常好把最正经的事和最无聊的事混在一起谈论那样,汪杜尔把来自巴黎的一首叠句歌词拿给我看,并且谱上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穆雷的歌剧里的一个曲调。西蒙(这是首席法官的名字)先生非常喜欢这首歌词,甚至想按照同一曲调和一首。他要汪杜尔也写一首;而这个有着狂妄念头的汪杜尔也让我作一首,他说,等明天叫人们看到这些歌词就象《滑稽小说》里的马车一样络绎不绝而来。

    夜间,我不能入睡,就尽我所能来写歌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诗句,总算写得还可以,甚至还挺不错,至少可以说,要是让我前一天晚上写的话,就不能写得这样有味道,因为歌词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情致缠绵的场面,而我这颗心这时正沉浸在里面。早上起来我把写好的歌词拿给汪杜尔看,他认为词句很漂亮,但没说他的那一首是否已作好就把我这一首装进口袋里了。我们一同到西蒙先生家里去吃午饭,他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们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读过很多书的有才干的人谈起话来,当然不会没有意思。我照例演着我的角色,即一言不发,只听他们说。他们俩谁也没有谈到写歌词的事,我也丝毫没有提,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一直都不曾谈过我写的那首歌词。

    西蒙先生对我的举止表示满意:在这次会见中,他在我身上观察到的几乎就是这么一点。他在华伦夫人家里已经见过我几次,但对我没有怎样留意。所以,我只能说,从这次共餐我们才认识。这次相识,虽然没有达到当时的目的,却使我以后得到别的好处,因此,当我想起他时,仍是很愉快的。

    我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外表。由于他的法官身份和他自命不凡的才华,如果我一点不提,人们是想象不出他的外表的。首席法官西蒙先生身高肯定不过二尺。他的腿又直又细,甚至是太长了些,如果他挺直站着斯基的哲学著作。1860年出版。发挥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他的两条腿一定显得更长;然而他的两腿却是斜叉开的,好象大大张开的圆规。他不仅身子短小,而且还很瘦,从各方面看都小得不可想象。如果他赤身裸体,一定象个蝗虫。他的头却和一般人的头一样大小,面孔长得很端正,很有上层人物的神气,眼睛也相当美,这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假脑袋装在一个树桩上似的。在装束方面他大可以不必花什么钱,因为他那副大假发就能把他从头到脚完全遮盖起来。

    他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谈话的时候,始终夹杂在一起,而且形成鲜明的对照,起初,让人听着很有意思,不久就使你非常讨厌。一种声音是庄重响亮的,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那是他的头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清晰而尖细刺耳的,那是他身体的声音。当他平静而从容地谈话时,呼吸均匀,他一直能用低噪音,但如果稍微激动一点,就会露出一种比较热烈的声调,逐渐变成吹口哨似的尖音,要再恢复他的低音是非常费劲的。

    我所描绘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夸张,尽管如此,西蒙先生却是个风雅人物,很会说些动听的话,服饰极其考究,甚至到了轻佻的程度。由于他想尽量利用自己的优点,他愿意早晨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接见诉讼当事人,因为人们看到枕头上的漂亮脑袋,谁也不会想象他的全部漂亮仅只他的脑袋而已。不过这有时候也惹出了笑话,我相信,全安讷西的人直到现在都还不会忘记。

    一天早上,他在被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等待着诉讼当事人。他戴着一顶非常秀丽、洁白的睡帽,上面还装饰着两个粉红色的丝带结。一个乡下人来了定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敲他卧室的门。女仆恰巧出去了。首席法官先生听见接连的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进来吧”,由于他喊的声音有些过高,发出来的是他的尖嗓音。这乡下人进来后,向四下张望,寻找这女人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的人戴着的是女人帽子和女人丝带结时,就连忙向夫人表示歉意,并打算退出去。西蒙先生生气了,声音越喊越细。那个乡下人越发认定床上躺着的是个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反唇相讥,骂那个女人说,看样子她不过是个破烂货,又说首席法官在家里也不做出点好榜样来。首席法官怒不可遏,因为手边没有找到别的东西,就抄起夜壶,正要向那个可怜的乡下人扔过去时,女仆回来了。

    这个小矮子,身体方面虽然受到大自然的冷遇,但是在智慧方面却得到了补偿。他生来便很聪明,又特别努力使自己的智慧进一步丰富多彩起来。据说,他是个相当出色的法学家,可是他并不喜欢他的本行,而致力于文学,并且小有成就。他从文学里特别吸取那种华丽的外表和漂亮的词藻,使他的谈吐趣味横生,甚至在女人面前也颇受欢迎。他把“文选”一类书籍里的所有警句都背得烂熟,甚至有独到的技巧能把这些东西运用得非常得当,把六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说得那样动听,那样有声有色,就象是昨天才发生似的。他懂得音乐,还会用他那男人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声,总之,作为一个法官来说,称得起是多才多艺了。由于他不断阿谀安讷西的贵妇们,他在她们当中就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他甚至还吹嘘自己有过某些艳遇,从而使贵妇们听得十分开心。有位埃巴涅夫人曾说,对象他那样的人,吻一下女人的膝盖就是能给予的最大恩惠了。

    由于他读过许多杰作,又喜欢谈论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谈话不仅有趣味,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益处。后来在我潜心读书的时候,和他过从很密,这事对我大有裨益。我住在尚贝里期间,有时从尚贝里跑去看他,他很赞扬我好学不倦的精神,并且不断鼓励我,在选读书籍上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指教。他这些指教使我受益不少。不幸,这个赢弱的肉体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几年以后,不知什么事使他终日忧伤,因而死去。真可惜,他的确是个矮小的好人,一个人起初会觉得他可笑,最后会喜欢上他的。虽然他一生和我关系不深,由于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益,我认为,为了表示感谢,应该写这段文字纪念他。

    每当我空闲的时候,就跑到加蕾小姐住的那条街去,希望在那里看看出入她家门的人,就是看看某扇开着的窗户也是愉快的。可是,连一只猫也没看见。我在那里等了许久清楚明白的公理中推论出来,才是确实可靠的,主张以怀疑,那所房子门窗始终紧闭着,好象从来没有住过人似的。那条街狭窄而寂静,只要有个人在那里徘徊逗留,就很容易引起注意;偶尔有人,也都是从左右邻舍出来进去的人。我站立在那里,感到十分狼狈:我觉得人们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这样一想,我越来越不好受。因为我虽然在追寻欢乐,但我更尊重自己心爱的人的荣誉与安静。

    最后,我不愿意再当这种西班牙式的情人的角色了,而且我又没有一只吉他,于是便决定写信给葛莱芬丽小姐。我本想直接寄给她的女友,可是我不敢;我觉得还是先写给葛莱芬丽小姐比较好些,因为我是先认识她的,经她介绍才认识了另一位,而且我和她也比较熟悉。信写完了,我就送到吉萝小姐那里去,这种通信办法是这两位小姐在我们话别时想出来并约定的。吉萝小姐以刺绣为生,有时到加蕾夫人家里去作活,所以有进出她家的便利。然而,选中这位信使我并不认为十分妥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对人选过于挑剔,她们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再者,我又不敢说她对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居然也象那两位小姐一样把我看成对象,我是会感到羞辱的。最后,我想有这样一个递信人总比没有好,我只得孤注一掷地去碰运气了。

    我刚一开口,吉萝小姐就猜中了我的秘密;其实这并不怎么困难。先不说托她给一位少女送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单凭我那愚蠢和为难的样子就把我的一切秘密都暴露了。大家可以想象,托她去办这件事,是不会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的,可是她接受了,而且忠实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她家去,我得到了回信。我是多么想马上跑出去读这封信,并且尽情地来吻这封信呀!这都用不着说了。应当多谈几句的倒是吉萝小姐当时的态度,我觉得她所表现的安详与稳重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以她那三十七岁的年纪,一双兔儿眼,齉鼻子,尖嗓门和黑脸蛋,和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相抗衡,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她既不想破坏她们的事,但也不愿为她们尽力;她宁愿失去、也不愿为她们而留下我。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前不久就有意回弗赖堡去。现在在吉萝的敦促下,终于做出了决定。吉萝不仅劝她回弗赖堡,而且还提醒她最好找个人把她送到家,并且建议要我送她。年轻的麦尔赛莱并不讨厌我献编辑而成。共60卷。第1—43卷为著作卷,第44—53卷,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们俩当天就象事情已经完全决定了似地来和我谈。我对于这样随意支配我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我认为,走这一趟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天的事情。吉萝小姐却有她的一套想法,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得不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她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麦尔赛莱答应担负我的路费;而且为了把担负我的费用节省出来,她还按照我的建议,决定先把她的小包裹寄走,以后我们就把旅程分为几段慢慢地步行。后来就这样做了。

    我在这里谈到有那么多少女在爱我,心中很过意不去。但是由于我不能吹嘘自己在这些艳遇中得到过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可以毫无顾忌地把真实情况谈出来。麦尔赛莱比吉萝年轻,又不象她那样什么都懂,从来也没有公开对我说过调情的话。但是她却模仿我的声音、我的语调,或者重复我的话,她对我表示了我理应对她表示的关切。而且,由于她天性胆小,一路上她最关心的事就是到晚上我们必须睡在一个房间里,显然,这种亲密的安排,对于在一起旅行的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来说,很少能停留在这一点上。

    然而这一次正是停留在这一点上。虽然麦尔赛莱并不令人讨厌,但由于我过分单纯,一路上我心中不但没有搞点风流艳事的打算,甚至根本没起过这样的念头;即使稍稍有这么一点念头,我也傻得不知该怎么办。我想象不出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怎么会睡在一起的。我认为这种担惊受怕的安排需要几个世纪的准备。如果可怜的麦尔赛莱想用担负我的旅费的办法得到什么报答的话,她就失算了。我们和从安讷西动身时一样,规规矩矩地来到了弗赖堡。

    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谁也没有去看望,但是当我在桥上的时候,心里觉得异常难受。每当我见到这个幸福城市的城墙,或进入市区的时候物体识别、知识表达、启发探索、问题求解、定理证明、机,没有一次不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几乎不能自持。在自由的崇高象征使我的灵魂上升到美妙境界的同时,平等、团结、优良风尚的象征也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一种强烈的后悔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后悔自己不该失去这种种幸福。我曾陷入多大的错误啊,可是,我这种错误又是多么自然的啊!我曾经料想在自己的祖国可以看到这一切,因为我心里老怀念着这一切。

    尼翁是我们必经之地。难道我过家门而不见见父亲吗?如果我真敢这样做,我以后会后悔死的。我把麦尔赛莱留在旅店,不顾一切地去看了我的父亲。唉!我以前的恐惧是多么没有道理呀!他一看到我,就把充满了他内心的爱子之情完全倾泄出来了。在我们互相拥抱的时候,流下了多少眼泪啊!最初,他还以为我是永远回到他身边来了。我对他谈了我的情况和我的打算。他只稍微劝了我一番,他向我指出我可能遭到的危险,并对我说少年的荒唐时期总是越短越好。不过,他并没有强留我的意思,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对。但是,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尽其所能把我留下。这也许是由于他看出我已不能从我走上的道路回过头来,也许是由于他不知道对我这样年岁的孩子到底应当怎样办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的旅伴有一种十分不正确的、远离事实的看法,但这也是自然的。我的继母是个善良而稍微有点圆滑的女人,做出要留我吃晚饭的样子。我没吃;不过我对他们说,回来的时候我打算和他们多团聚些日子。我把由水路寄来的一件小包裹寄存在他们那里了,因为我觉得带着太累赘。第二天一清早我便动身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看到了我的父亲,并且有勇气尽自己的义务。

    我们平安到达了弗赖堡。当旅行快要终了的时候,麦尔赛莱小姐对我就逐渐不那么殷勤了,及至到达目的地以后,她对我就显得相当冷淡,再说,她父亲的生活并不富裕,也没特别招待我,我只好去住小店。第二天我去看他们,他们请我吃午饭,我也接受了。我们毫不依恋地道别。当晚我回到小店,第二天就走了,至于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在我一生中,这是又一次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过幸福日子的机会。麦尔赛莱是个很好的姑娘,虽无动人的姿色,可是长得一点也不难看,不十分活泼文艺复兴时期哲学15—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很聪明,有时也闹点小脾气,但是哭一阵子也就完了,从来不会因此而起更大的风波。她对我的确有意,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娶她为妻,并承袭她父亲的职业。我对音乐的爱好也会使我喜欢他的职业。这样,我便可以在弗赖堡安家立业;这个小城虽不太美,但居民都是十分善良的。毫无疑问,我会因此失去很大的享受,但我一定能够过一辈子平静的生活;而且我应该比谁都清楚,在这项交易中是没有什么可踌躇的。

    我不想返回尼翁,而是要到洛桑去。我想欣赏那个美丽的湖,因为在洛桑看湖水,可以饱览无遗。支配我行为的内心动机大都不是很坚定的。远大的志向,在我看来总是那么渺茫,致使我难以行动起来。由于我对未来没有信心,总认为需要长期执行的计划是骗人的诱饵。我和任何人一样,也会抱有某种希望,但这必须是无需费劲就能实现的希望。如果这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我就办不到了。所以,唾手可得的一点小小快乐对我比天堂的永久幸福的诱惑力还要大。不过,我对于事后一定会感到痛苦的快乐是不追求的,这种快乐引诱不了我,因为我只喜爱那些纯粹的快乐,如果准知道后来要追悔的话,那就不能算做是纯粹的快乐。

    不管是哪儿,我急需找个落脚的地方,而且越近越好。我由于迷失了路,晚间到了木东;在那里,陈留下了十个克勒蔡尔以外,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完了,第二天吃了一顿饭,那十个克勒蔡尔也光了。那天晚上,我到了离洛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我走进一家小旅店,进去究竟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饿极了,就装出大大方方好象完全能付钱的样子要来了晚饭。吃完了饭,我什么也不想就上床睡觉,睡得十分安静。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和店主人算了算账,共计应付七个布兹。我想把我的短外衣押给他,那个好心人拒绝了,他对我说,感谢天主,他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衣服,也不肯为七个布兹破例,他要我留着我的外衣,等有了钱时再来还账。他的善心感动了我,但是,当时的感动实际上还不够,也远不如我以后回想起这事的时候感动得深。不久,我就托一位可靠的人把钱给他送去并向他致谢;可是,十五年以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竟忘记了那个旅店和店主的名字。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去拜访他并以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正快乐向他提起他那时的善行,还向他证明他那番好心并没有被忘掉。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给人帮忙,就是比这再大,也不如这个老实人毫不浮夸、朴实而又厚道的行为更值得感激。

    快要到达洛桑的时候,我心里就考虑自己所处的窘境,怎样设法摆脱穷困,不叫我继母看见我这副潦倒的样子。我把这次徒步旅行中的我比作刚来到安讷西时的我的朋友汪杜尔。我对这个想法十分兴致勃勃,不考虑我既没有他那样善于辞令是物质,而是民生,民众的生活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动力。参,也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就硬要在洛桑做一个小汪杜尔,把我自己还不懂的音乐教给别人,自称我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根本没到过巴黎。在这里,没有一所能使我在其中谋到个下级职务的音乐学校,而且我也不愿冒险混入内行的艺人中间;为了执行我那美妙的计划,我只好先打听哪里有既能住宿又花钱不多的小旅店。有人告诉我,有个名叫佩罗太的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这个佩罗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非常周到地接待了我。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套假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给我找学生,并且对我说,等我挣到钱以后才向我要钱。他定的膳宿费是五个埃居。这个数字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说来就很可观了。他建议我开始时只入半伙。所谓半伙就是午餐只有一盘相当不错的浓菜汤,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到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晚餐。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太以最大的好心肠百般关怀我,凡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事无不尽力而为。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

    我在洛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把我的小包寄来了,并附了一封充满忠告的信。我理应从他的教诲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有时候我的理智竟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乱状态,使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下面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要了解我晕头转向到了什么程度,我使自己汪杜尔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我这时干了多少荒唐的事就够了。我连歌谱都不认识就当起音乐教师来了。固然,我曾和勒·麦特尔一起呆过六个月,我受到过一些教益,但这六个月是不够的,何况我又是跟这样一位大师学的,注定是学不好的。我这个日内瓦的巴黎人,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认为必须更名改姓,就象我曾经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总是在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和所模仿的那个人物相似。他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于是我便把卢梭这名字改拼为福索尔,全名为福索尔·德·维尔诺夫。汪杜尔虽然会作曲,却从不夸耀这个;我本不会作曲,却向人人吹嘘自己会作曲。我连最简单的流行歌曲都不懂,却自命为作曲家。这还不算,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位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我想给他一个可以显示我的才华的样品,于是我竟冒失地装出真会作曲的样子,为他的音乐会作起曲来。我为这一优秀作品一直干了两个星期,誊清、标定音部、满有信心地划分乐章,好象这真是一出音乐艺术的杰作似的。最后,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可却是真的:为了漂亮地结束这个卓越的作品,我在末尾加上了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这段曲子在大街小巷流行一时,也许现在许多人还能记得下面这几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歌词:

    多么善变!

    多么不公平!

    怎么!你的克拉丽丝

    欺骗了你的爱情!……

    这支配有低音的曲子是汪杜尔教给我的,原来的歌词非常猥亵,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这个曲调。我删去了原来的歌词,便把这个小步舞曲和配好的低音部做了我那作品的结尾。我就象对月球上的居民说话一样,硬说这个曲子是我自己的作品。

    大家聚会起来演奏我的作品了。我向每个人说明了乐曲的速度、演奏的风格、各音部的反复等注意事项,简直把我忙坏了。大家校音的五、六分钟,我觉得象有五、六个世纪之久。最后,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用一个漂亮的纸卷在指挥台上敲了几下,意思是:注意。大家都安静下来。于是我严肃地打起拍子,开始了……真的,自从有了法国歌剧以来,谁也没有听见过这样难听的音乐。不管大家对我自以为了不起的艺术天才有什么样的想法,反正这次演奏的效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坏。乐手们简直忍不住要笑;听众睁大惊愕的眼睛,直想堵住耳朵,可惜这办不到。我那些要命的合奏乐手,又故意开玩笑,弄出些噪音来,连聋子的耳膜都能刺破。我一直坚持着,当然,大颗的汗珠往下直滚,但是颜面攸关,我不敢一跑了之,只好听由命运摆布。我所得到的安慰,听到我近旁的一些听众在低声说:“简直受不了!多么疯狂的音乐!这真是魔鬼的聚会啊!”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残酷的时刻,你一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你的音乐将在法兰西国王及其整个宫廷的出席下演奏,并将引起强烈的喝采和赞美,那些坐在包厢里的迷人的女人将会窃窃私语:“多么动听的音乐啊!多么迷人的声音!这真是扣人心弦的旋律啊!”

    但是,使全场的人乐不可支的是那支小步舞曲。刚刚演奏了几个小节,就从各处传来了人们的大笑声。大家都对我的歌曲的韵味表示祝贺;他们说这个小步舞曲一定会使我名声大震,说我一定会到处受人欢迎。我无需叙述我的烦恼,也不用承认我这是自作自受了。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托尔的乐队队员前来看我,他为人非常好,没有祝贺我的成就。由于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愚蠢,我羞愧、懊悔,对自己竟落到这种地步感到难过和失望,我不能再把这一切憋在心里了。于是我把心中所有难以忍受的痛苦都向他倾诉出来,同时我的眼泪也籁簌落下,我不仅在他面前承认了我对音乐的一无所知,而且还把所有的经过都跟他说了,要求他保守秘密,他也答应了,至于他怎样信守诺言,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天晚上,全洛桑的人都知道我是谁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出知道了这件事的样子,就连那个好心的佩罗太也没有因为知道了底细而停止供应我食宿。

    我继续生活下去,但非常苦闷,这样一个开端,其结果不会使我在洛桑愉快地住下去。学生没有几个,一个女生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是本城的人。只有两三个拙笨的德国学生,他们的笨拙一如我的无知;这几个学生使我讨厌得要死,在我的指导下,决不会成为大音乐家的。只有一家人请过我,那家有个狡黠的小姑娘,她故意拿出许多乐谱叫我看,而我连一个也不懂,她却狡猾地在老师面前唱了起来,叫老师看看应该怎样演唱。对于一个乐谱,我是不能一看就马上读出来的。这和我在上面所谈的那次堂皇的音乐会上,一直都未能随上演奏,不能断定演奏的是不是和我眼前摆着的、我自己的乐谱一样,这次的情况也和那次相同。

    在这种令人难堪的生活环境里,我不时从我那两位可爱的女友的信息中,得到了甜蜜的安慰。我一向是从女性身上找到巨大的慰藉力量,在我时运不佳的时候,再没有比一个可爱的姑娘的关心更能减少我的痛苦的了。可是,这种通信不久就终止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但那是我的过错。我换了住处以后,忘了把新的地址告诉她们,而且由于我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自己的事情,很快就把她们完全忘记了。

    我很久没有提起我那位可怜的妈妈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我也把她忘了,那可是大错特错。我始终怀念着她,并希望能再找到她,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更是由于自己心灵上的需要。我对她的依恋,不管是怎样强烈,怎样一往情深,并不妨碍我去爱别人;但这是另一种爱。别的女人都是以姿色博得我的爱慕,一旦姿色消失,我的爱也就完了。妈妈尽管可能变得又老又不好看,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是不会因此减弱的。我这颗心最初是尊崇她的美,而现在已经完全转为尊崇她个人了。所以,不管她的容颜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还是她自己,我的感情是始终不会变的。我很知道我应该感激她,但实际上我没有想到这些。不论她为我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我对她总是一样的。我爱她既不是出于义务感,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是由于方便的动机。我所以爱她,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为了爱她的。当我爱上别的女人的时候,坦白地说,我的心也会分散一些,想她的时间也少了,但是,我始终是以同样愉快心情去想她的,而且,不管我是否正在爱着别的女人,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总是觉得,只要和她不在一起,我就没有真正的幸福。

    虽然我很久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了,但我绝不相信我已真的失去了她,也决不相信她会忘掉我。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过着流浪生活,那时,她自然会告诉我一点信息,没问题,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这个时候,能住在她的故乡,穿行她踏过的街道,走过她住过的房前,对我都是件乐事。然而,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我有一种古怪的傻劲儿,除非绝对必要,我不敢打听她的事情,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敢提。我觉得一提她的名字,就会把我对她的一片痴情暴露出来,我的嘴就会泄露心里的秘密,在某些方面难免对她有所不利。我甚至觉得这个想法里还包含几分恐惧,我怕有人对我说她的坏话。关于她离乡出走的事人们谈得很多,对她的品行也谈过一些。与其听别人说我不爱听的话,不如什么也不谈。

    我的学生不占用我很多时间,她的出生地离洛桑又不远,不过四里约的路程,我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到那里游玩了一番,那几天,我始终怀着一种最愉快的心情。日内瓦湖的景色和湖岸的绮丽风光,在我心目中老有那么一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魅力,这种魅力不只是由于风景之美,而是由于一种我自己也说不出的、使我感动、使我兴奋的更有意味的东西。每当我来到这伏沃地方的时候,就引起我许多感想,使我思念到:这是华伦夫人出生的地方,是我父亲住过的地方,是菲尔松小姐打开我情窦的地方,也是我幼年时期做过多次愉快旅行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一切更神秘更强烈地使我心情激动的原因。每当我热烈希望享受我生来就该享受、却又老得不到的那种幸福安适的生活,因而引起我的幻想时,我的幻想总是留恋在这伏沃地方,留恋在这湖水之滨,和这一片片景色宜人的田野之中。我一定要在这个湖畔有一处果园,而不是在别处;我要有一位忠实的朋友,一个可爱的妻子,一座小屋,一头乳牛和一只小船。将来我有了这一切的时侯,我才算在世上享到了完美的幸福。单只为了寻求这种想象中的幸福我曾向那地方跑过多少次,我自己也对这种幼稚的举动不禁感到可笑。在那里,我感到惊异的是:那地方居民的性格,尤其是女人的性格,和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据我看,那是多么不相称啊!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我始终认为是极不谐调的。

    在我到佛威去的途中,我一面沿着美丽的湖岸缓步而行,一面沉浸在最甜蜜的忧郁里。我这颗满怀热情的心渴望着无数淳朴的幸福;我百感交集,唉声叹气,甚至象一个小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有多少次停住了脚步,坐在大块岩石上痛哭,望着自己的眼泪滴到了水里。

    我在佛威投宿在“拉克莱”旅店,两天里谁也没去拜访;我对这座城市发生了感情,我每次旅行时都不禁心向往之,终于使我把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在这里。我真愿意向一切具有鉴赏力和富于感情的人说:“你们到佛威去吧,看看那个地方,观赏一下那里的景色,在湖上划划船,请你们自己说,大自然创造这个优美的地方,是不是为某个朱丽叶、某个克莱尔和某个圣普乐创造的,但是,可不要在那里寻找他们。”现在还是来谈我的事情吧。

    我既然是个天主教徒,又毫不隐晦,我就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遵行我所信奉的宗教的仪式。每逢星期日,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离洛桑有两里约路的亚森去望弥撒。我通常是和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常和一个以刺绣为业的巴黎人一起跑这段路,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不是象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一个头号的巴黎人,他敬畏天主,为人憨厚,倒象个香槟省人。他太爱自己的故乡了,以致不愿意怀疑我不是巴黎人,唯恐一说穿就失去了可以一块儿谈谈巴黎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库罗扎先生有一个园丁也是巴黎人,但是为人就不那么和气了,他认为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巴黎人的荣幸,而竟敢冒充巴黎人,就是损害了他故乡的荣誉。他经常带着确信抓住了我的破绽的神气质问我,然后流露出恶意的微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我胡诌了一通,这是可以想象的。如今,我在巴黎已经住了二十年,对这个城市应该熟悉了,可是在今天要是有人用同样的问题问我,我还会象当时那样很难回答的,而看见我这样为难,人们同样可以推定我从来没到过巴黎,因为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人们也往往会根据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在洛桑究竟住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准了。这个城市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我就到讷沙泰尔去了,在那里过了一冬。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顺利的;在那里我收了几个学生,我的收入足以偿清我欠那位好心朋友佩罗太先生的钱。虽然我欠了他不少钱,我走后他还是诚心诚意把我那件小行李寄来了。

    在教别人音乐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了音乐。我的生活十分舒适,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对此会感到满足的;但是,我那不安静的心却要求着别的东西。星期日或其他闲暇的日子,我常跑到野外和附近的树林里去,不停地在那里徘徊、冥想和叹息。只要一出城,难得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在布德里走进一个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下身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给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esangue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像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基督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把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听。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我们从伯尔尼动身到了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装进的多花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我呢?不管骑马还是徒步,我都同样高兴,如果能这样旅行一辈子,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命运已经注定,我达不到那样远的地方。

    到达索勒尔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法国大使。我的这位主教可真不幸,这位大使就是曾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德·包纳克侯爵,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必定完全清楚。主教的晋谒历时不过十五分钟,没有让我一同进去,因为这位大使懂得法兰克语,而且他的意大利语至少说得和我一样好。当那位希腊人出来后我正要跟他走的时候,我被拦住了。现在轮到我去拜见他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应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劝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我要求作一次个别谈话,要求被接受了,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并且锁上了门。于是我就在那里跪在他的脚下实践了我的诺言。即使我没有许下什么诺言,我也不会少谈一点的,许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我的心事倾诉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活早就跃跃欲出,既然我已经向乐手路托尔毫无保留地谈了一切,我就决不想在包纳克侯爵面前还保守秘密。他对我讲的这段短短的经历和我谈话时流露出的那种激情,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大使夫人的房间,把我介绍给她,并简单地向她叙述了我的事情。德·包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说不应该让我再跟那个希腊教士到处乱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在没有把我安置好之前,我暂且留在使馆。我本想去和那个可怜的主教告别——我们的感情还不坏,但是没有获得准许。他们把我被扣留的事情通知了他,十五分钟后,我那点小行李也有人给送来了。大使的秘书德·拉·马尔蒂尼埃先生看来好象是奉命照拂我的,他把我领到给我预备好的房间里,对我说:“当年,在德·吕克伯爵的庇护下,有一个和你同姓的名人住过这个房间,你应该在各方面都能和他并驾齐驱,有那么一天,当人们说起你们时,得用卢梭第一、卢梭第二来区别。”当时我并没有想和他说的那人相比的念头,如果我能预见到每天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他的话更不会使我动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读以前住过这个房间的那人的作品。由于受了别人几句夸奖,我也以为自己有写诗的才分,作为试笔,我为包纳克夫人写了一首颂诗。但这种兴趣未能持久。我有时也写些平庸无奇的诗句,这对于运用优美的措词和把散文写得更漂亮些倒是一种很好的练习。但是法国诗歌对我从未有多大的吸引力。足以使我献身于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打算看一看我的文笔,要我把我向大使谈的详情写出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听说这封信后来保存在长期在包纳克侯爵手下做事的德·马利扬纳先生手里,在德·古尔代叶先生任大使的时候,马利扬纳先生还接任了拉·马尔蒂尼埃的职务。我曾请求德·马勒赛尔卜先生设法使我得到原信的一个抄件。如果我能从他或别人手里得到这封信的话,人们将来可以在作为我的个《忏悔录》的附册的书信集里读到它。

    我逐渐取得了一些经验后,浪漫的想法也就开始减少了。举例说吧,我不仅没有爱上包纳克夫人,而且立刻感到在他丈夫这里自己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是现任秘书,马利扬纳先生可以说正在等候补他的缺,我所能希望的,充其量不过是当一个助理秘书,这对我是毫无吸引力的。所以,在有人问我愿意做什么的时候,我表示非常希望去巴黎。大使很赞成我这个愿望,因为我一走,至少可以摆脱我给他添的麻烦。使馆的翻译秘书梅尔维叶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高达尔先生是在法国军队中服务的瑞士籍上校,这位上校正想为他的一个还很年轻就服役的侄子找个伙伴,梅尔维叶先生认为我很适当。这个意见不过是随便提出的,却马上被采纳了,于是就决定让我动身;在我这方面,能够到巴黎去做一次旅行,心中当然十分愉快。他们交给我几封信和一百法郎的旅费,同时还给了我许多忠告,随后我就动身了。

    这次旅行用了两周光景,这是我一生中所过的最快活的日子。我当时年轻力壮,而且满怀希望,手边钱又充足,又是独自一人徒步旅行。不熟悉我的性格的人,看我把后者都算作乐事,是免不了要感到惊讶的。我那些甜蜜的幻想始终伴随着我,我那火热的想象力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这么辉煌的幻想。如果有人请我坐上他车子里面的一个空座,或者有人在途中和我交谈,从而打乱了我在步行中所筑起的空中楼阁,我是会感到气愤的。我这一次所想的是军界生活。我要隶属于一位军人,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军人,因为人们已经决定让我作军官候补生。我觉得我已经穿上了军官制服,军帽上还有个漂亮的白色羽饰。一想到这样的气派,我就心花怒放了。我对于几何学和筑城术是懂一些的;我有个舅舅是工程师,所以我多少可以说是军官家庭出身。我的近视眼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是难不倒我,我完全相信我的沉着和勇敢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从一本书上读到森贝尔格元帅的眼睛就非常近视,卢梭元帅为什么就不能近现呢?我越这样胡思乱想,心里就越兴奋,以至我眼前所看到的只有军队、城防工事、堡垒和炮队了,而我自己则置身于炮火与硝烟之中,手拿望远镜,指挥若定地在那里发号施令。然而,当我走到风景如画的田野,看到树林和溪水的时候,那种秀丽动人的景色又不禁使我心中惆怅而叹息。于是,在我的辉煌的功勋中,我又觉得这种充满破坏性的混乱场面对我这颗心是很不相宜的。因此,我在不知不觉中又很快回到我那可爱的牧场,而和战神的功勋永远绝缘了。

    快到巴黎近郊时,我所目睹的情景和我想象中的可差得太远了!我在都灵所看到的那种壮丽的市容、华美的大街、排列整齐而对称的房屋,使我认为巴黎一定还会更有一种风味。在我的想象里巴黎是一个美丽壮观的大都市,巍峨庄严,到处是繁华的街道和金碧交辉的宫殿。但当我从圣玛尔索郊区进城的时候,我所见到的是遍地垃圾的小路,丑陋污秽的房舍,一片肮脏和贫穷的景象,到处是乞丐、车夫、缝衣妇以及沿街叫卖药茶和旧帽子的女人。所有这一切,一开始就给了我这样强烈的感受,使以后我在巴黎所看到的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都未能消除我这最初的印象,而在我内心里一直蕴藏着一种秘密的反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可以说,自此以后,我在这里居住的整个一段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过于活跃的想象就带来这样的结果:它把人们所夸大的再加以夸大,使自己看到的总是比别人所说的还要多。在人们对我大肆吹嘘巴黎的时候,我简直把它想象为远古时代的巴比伦——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描绘出来的巴比伦,倘若见到真正的巴比伦。我恐怕也会同样扫兴的。我到巴黎的第二天就到歌剧院去了,我对歌剧院也有同样的感觉;后来我去参观凡尔赛宫,也是同样的感觉;再以后去看海的时候,又是这样。每当我亲眼看到人们向我过分加以渲染的事物的时候,扫兴的感觉无不相同:因为要想使自己所看见的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丰富,这不仅是人力所不及,大自然本身也是很难胜任的。

    从我拿着推荐信去拜访的那些人对待我的态度来看,我认为肯定要交好运了。接受那封最恳切的推荐信的人对我抚慰最少,他是苏贝克先生,他于退役后,在巴涅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我到那里去看过他好几次,他连一杯水都不曾请我喝过。使馆翻译秘书的弟妻梅尔维叶夫人和他那位担任近卫军官的侄子对我的接待比较亲切:母子两人不仅殷勤地接待了我,还叫我在他们家吃饭,因而我在旅居巴黎期间常去打扰他们。据我看,梅尔维叶夫人当年一定很漂亮,她长着深黑色的美丽头发,旧式的发鬟紧贴在两鬓。她有一种不与美丽容颜一起消失的非常惹人爱的才气。看来,她喜欢我的聪明,她尽了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支持她,最初人们曾表示对我关心,不久我也就从这迷梦中清醒过来了。不过,对于法国人也应该说句公道话,他们并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信口许诺,他们的诺言差不多都是真诚的,不过他们往往做出一种关心你的态度,这比语言更能欺骗你。瑞士人说的那套笨拙的恭维话只能欺骗傻子;法国人的态度之所以更有魅力。就是因为比较单纯些,往往使你觉得:法国人不愿意把他们要为你做的事都告诉你,为的是使你将来能有意外的快乐。我还有进一步的看法:在他们感情流露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虚伪的东西;他们的天性是乐于助人,待人宽厚亲切,甚至,不管别人怎样说,他们比任何民族都更纯真,只是他们有些轻浮,有点儿变幻无常。他们向你表示的感情就是他们心里存在的感情,不过,这种感情来得快,也消逝得快。在他们和你面谈的时候,他们对你满腔热情,但一旦离开你,他们马上就把你忘了。他们心里不存事,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

    因此,我听了许多好听的话,所得的实际帮助却不多。我是被安排到高达尔上校的侄儿那里的;这个上校是个讨厌的老吝啬鬼,他虽然很有钱,但是看到我当时那种潦倒的样子,便想白白使唤我,他想叫我在他侄子身边做一个不挣工资的仆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辅导人。做他侄子的随从,当然可以免服兵役。但我只能靠军官候补生的薪饷,换句话说,也就是靠士兵的薪饷来过活。他十分勉强地给我缝了一套制服,他要我就穿部队里发给大兵的衣服。梅尔维叶夫人对于他所提的条件十分愤慨,劝我不要应允;她的儿子也有同样的意见。大家为我另谋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我的处境渐渐有点窘了,我那一百法郎的旅费花了一路,剩下的维持不了多久。所幸大使又给我寄来一点钱,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想,当初如果再多忍耐一下就好了,他是不会把我弃置不顾的。但是苦恼、等候、恳求对我说来是办不到的事情。我陷于绝望中了,哪儿再也不出头露面,于是一切就此结束。我没有忘掉我那可怜的妈妈,但怎么去找她呢?到哪里去找她呢?知道我的经历的梅尔维叶夫人帮我打听了许久,但没有什么结果。最后她告诉我,华伦夫人两个多月以前就走了,只是不知道她是到萨瓦还是到都灵去了;也有人说她回瑞士了。这点消息就足够使我决定去找她,因为我深信,不管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我到外省去寻找,总比在巴黎到处打听要容易些。

    在动身之前,我施展了一下我的新发现的作诗天才,我给高达尔上校写了一封诗体信,淋漓尽致地嘲笑了他一通。我把这篇游戏文章拿给梅尔维叶夫人看,她看了我那尖锐的讽刺,不仅没责备我,反而哈哈大笑,她的儿子大概不喜欢高达尔先生,也大笑起菜;说老实话,这个人也实在不惹人喜欢。我打算把我写的这封诗体信寄给他,他们也鼓励我这样作,于是我把信封好,写上了他的住址。由于当时巴黎还不收寄本市信件,我就把它放进衣袋里,在路过奥塞尔的时候才把它寄了出去。直到现在,每当我想到他读这篇把他描绘得维妙维肖的颂词时会作出怎样的鬼脸,我就觉得好笑。这篇颂词开头两句是这样的:

    你这个老奸巨滑,你以为你的疯狂念头

    会叫我高兴把你侄儿来辅导。

    这首小诗,说老实话,写的并不好,不过倒有点儿味道,也表现了我的讽刺才能;然而,这却是我写过的唯一讽刺作品。我太不记仇了,所以在这方面不能获得什么成就。但是我认为,拿我为了维护自己主张而写的几篇笔战文章来看,人们可以断定,如果我生性好斗的话,攻击我的人是很少有笑的机会的。

    我终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有写旅行日记,以致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今天都记不得了。我任何时候也没有象我独自徒步旅行时想得那样多,生活得那样有意义,那样感到过自己的存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样充分地表现出我就是我。步行时有一种启发和激励我的思想的东西。而我在静静坐着的时候,却差不多不能思考,为了使我的精神活跃起来,就必须使我的身体处于活动状态。田野的风光,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由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神,在小酒馆吃饭时的自由自在,远离使我感到依赖之苦的事物:这一切解放了我的心灵,给我以大胆思考的勇气,可以说将我投身在一片汪洋般的事物之中,让我随心所欲地大胆地组织它们,选择它们,占有它们。我以主人的身份支配着整个大自然。我的心从这一事物漫游到那一事物,遇到合我心意的东西便与之物我交融、浑然成为一体,种种动人的形象环绕在我心灵的周围,使之陶醉在甘美舒畅的感情之中。如果我竟有闲情逸致通过我的想象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景象描绘出来,那该用多么劲健的笔锋、多么鲜艳的色调和多么生动的语言来表现呀!有人说在我的著作中,虽然是上了年纪以后写的,也还能看到这一切。要是能看到我年轻时在旅行中想好和构思好而最后却未能写出的作品,那该多好啊!……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写出来呢?”我就要说:“为什么要写出来呢?为什么我要为了告诉别人而放弃自己当时应得的享受呢?当我洋洋自得地翱翔九霄的时候,读者,公众,甚至全世界,对我又算得什么呢?再说,我能随身带着纸吗?笔吗?如果我记着这些事,我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我也不能预先知道我会有什么灵感,我的灵感什么时候来,完全在于它们而不在我,它们有时一点儿也不来,有时却蜂拥而至,它们的数量和力量会把我完全压倒,每天写十本书也写不完。我哪有时间来写这些呢?到了一个地方,我想的只是好好地饱餐一顿。起程时,我只想一路顺利.我觉得门外有一个新的乐园正在等着我,我一心只想去找它。

    只有在我现在所叙述的这次归途中,我才头一次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切。当我动身到巴黎去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只限于和我巴黎之行有关的事情。我飞也似的奔往我行将投身的职业,并怀着相当骄傲的心情完成了这段路程。但是,我所投奔的职业并不是我的心灵的召唤,而且现实的人物损害了臆想中的人物。高达尔上校和他的侄儿跟我这样的英雄相比,显得多么卑微。托天之福,现在我总算摆脱了这些障碍,我又可以随意深入幻想之乡,因为在我的前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我就这样徘徊于幻想之乡,竟至有好几次真的走错了路,可是如果我没有走错路而尽走了直路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扫兴的,因为当我觉得到了里昂,就要由梦想返回现实的时候,我真想永远走不到里昂。

    有一次,我为了到近处去观看一下看来似乎相当优美的一块地方,特意离开了原路,我对这个地方十分喜欢,不知在那里来回绕了多少圈,最后真的迷了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之后,疲乏已极,又饿又渴,简直有点支持不住了,于是走进一个农民家里。那个农民房屋的外表并不美观,但是附近只看到这户人家。我认为这里也象在日内瓦或瑞士一样,所有的殷实农户生活都还不错,足能接待过路行人。我请那位农民按价计算给我一餐饭食。他给我拿来了撇去奶皮的牛奶和粗糙的大麦面包,并且对我说,这是他家仅有的东西。我津津有味地喝着这样的牛奶,又把面包吃得精光,一点渣儿都没剩,但是这点东西对一个疲乏已极的人是显然不够的。这位农民不住地察看我,从我的食欲上看出我刚才所说的不象是假话。于是他对我说,看来我是个正派的年青人,不会出卖他的;说完,向左右看了看,打开了厨房旁边的一个小地窖,走了下去,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条上等纯小麦面包、一块虽已切开过但却非常馋人的火腿、一瓶葡萄酒回来了。我一见这瓶酒就觉得这比什么都更能令人心花怒放。此外他还添了一大盘煎鸡蛋,于是我便吃了一顾非步行就永远吃不到的好午餐。我付钱的时候,他又神色不安地害怕起来了。他不肯接受我的钱,他那惊慌失措的样子是很少见的。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我想不出他为什么害怕。最后,他战战兢兢地说出了“税吏”和“酒耗子”等可怕的字眼。他对我说,把酒藏起来是因为怕征附加捐,把面包藏起来也是怕征人头税,如果他让人看出他还不至于饿死的话,他可就算完啦。他跟我谈的这些事,从前我脑子里连一点概念都没有,因此立时给了我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此后,在我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就是从这时萌芽的。这是个殷实富足的人家,却不敢吃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面包,而且只有装出和周围的人一样穷困,才能免于破产。我从他家里走出来,心中又愤慨又激动,不禁为这一肥沃地区的悲惨命运而叹息,大自然所慷慨赐予的一切,竟成了残忍税吏的掠夺对象。

    在我这次旅行所遇到的事件中,这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唯—一件。此外,我只记得快到里昂的时候,为了去看看里尼翁河岸,我特意延长了一下我的旅程,因为在我和父亲一起读过的小说中,我始终不曾忘记《阿丝特莱》那部小说,小说里面的故事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我打听了去弗雷斯的道路,当我和一个女店主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那里是工人谋生的好地方,有不少锻铁扬,生产的铁器很精美。她的这种赞扬给我那充满浪漫色彩的好奇心浇了冷水,我打消了到一个打铁的地方去寻找迪阿娜和西耳芳德尔那类美女和情郎的念头。这个好心女人那样鼓励我,无疑是把我看成一个锁匠铺的学徒了。

    我到里昂去并不是无目的的。我一到里昂,立刻就到沙佐特修会去见夏特莱小姐。她是华伦夫人的一位女友;上次,当我和勒·麦特尔先生一起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曾受华伦夫人之托,当面转交给她一封信,因此也就算是旧相识了。夏特莱小姐告诉我,她的女友的确曾从里昂经过,但是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到皮埃蒙特去了,而且在动身的时候,华伦夫人自己也没有肯定是不是要在萨瓦停留。夏特莱小姐还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替我写信打听,而我最好是在里昂等候消息。我接受了她的这个建议,但是我没敢向夏特莱小姐说我急等回信,也没敢说我钱袋里所剩的一点钱不能容我久待。我所以不敢开口,并不是因为怕她会对我冷淡。相反,她对我是非常亲切的,她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待我,这使我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她,因为我不愿意使自己由一个很体面的旧相识一降而为可怜的乞丐。

    我在这一章里所记述的一切情况,前前后后似乎都记得相当清楚。但是,我又记得,仿佛就在这一段时间,我还到里昂去过一次。我不能确切指出是什么时候,总之,我那时可说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一件十分难以出口的怪事,使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次旅行。一天晚上,我吃过一顿十分简单的晚饭以后,一个人坐在贝勒古尔广场上,心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摆脱窘况,正在这时候,一个戴无檐帽的男人坐到我的身边,看样子这个人象是丝织业的工人,也就是里昂人所谓织锦缎工人。他向我搭话,我回答了他,我们就这样谈了大约一刻钟,接着他便以同样冷漠和毫无变化的声调向我建议同他一起玩玩。我正等他说明究竟是怎么个玩法时,他却一句话不说地准备先给我做一个示范动作。我们差不多要挨在一起了,黑黯的夜色尚不足以防碍我看见他正在准备干什么。他没有要侵犯我的人身的迹象,起码他没有显示出一点这样的意图,而且这地方对他说来也是不方便的。他的意思完全跟他方才向我说的一样: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各人玩各人的。这种事在他看来极其自然,所以他竟认为我一定也跟他一样把这种事看得十分简单。我对他这种丑恶的举动感到非常恐惧,一句话也没说,立刻站起来飞快地跑开了,心里一直害怕这个下流家伙也许要追赶我。我当时简直吓糊涂了,本来应该从圣多明我街回到我的住处,我却向渡口方面跑去,一直跑到木桥那边才停下来,我浑身哆嗦,就象刚刚犯了一桩什么罪似的。我自己本来也有这种恶习,但是有关这事的回忆使我在好长时间里摈弃了这种恶习。

    在这次旅行中,我遇到了另一件差不多同样性质而且对我更加危险的怪事。眼看我的钱就要花光了,我就竭力节省剩下的一点儿钱。我先是不象从前那样常在旅店吃饭,不久我就完全不在那里吃了,在小饭铺花五六个苏就能吃一顿,而在旅店得花二十五个苏。既然不在旅店吃饭,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在那里住宿,这倒不是因为我欠女店主多少债,而是因为我只占一个房间叫女店主赚不了多少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这时正是好季节。一天晚上,天气非常热,我决定在外边广场上过夜,我在一张长凳上躺下以后,一个从旁经过的教士看见我这样躺着,就走上前来问我是不是没有住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他显出很同情的样子,便在我的身边坐下来。他说的话我很爱听,所谈的一切使我对他有了一个极好的印象。当他看我已经被他笼络住了以后,就对我说,他的住处并不阔绰,只有一个房间,但他决不肯让我这样睡在露天广场上,他说当晚再给我找住处已经迟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一半。我接受了这种美意,园为我已有心结识他这样一个或许对我有用的朋友。我们一同到了他的住所,他点上了灯。我觉得他的房间虽小,却还整洁,他很有礼貌地招待了我。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盛着酒浸的樱桃,我们每人吃了两枚就睡下了。

    这个人和我们教养院的那个犹太人有着同样的癖好,不过表现得不那么粗野。也许怕逼得我抵抗起来,因为他知道我一嚷就会让别人听见,也许是他对自己的计划实在没什么把握,他没敢公然向我提出那种要求,于是就在不惊动我的情况下设法挑逗我。由于我这次不象上次那样毫无经验,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目的,并且为此而战栗起来;我既不知道住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落到了什么人手里,我很怕吵嚷起来会送了命。我装出不懂他对我有什么意图的样子,但同时对他的抚爱表示了极端的厌烦,以至决心不让他的举动再向前发展。我当时处理得很好,使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些。那时我尽可能地用最温和和最坚决的话和他谈,不显出对他有任何怀疑的样子,我把过去所遇到的怪事向他讲了,借以说明我方才表现不安的原因。我是用充满厌恶和憎恨的词句同他谈的,我相信我这么一说,他听着也有点噁心,终于不得不完全放弃了他那龌龊的企图。然后我们便平静地过了一夜,他甚至还向我谈了一些有用的和有道理的话。他虽然是个大流氓,但无疑是个聪明人。

    早晨,这位教士不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提起了吃早饭的事,他请求女房东的一个女儿——一位漂亮的姑娘送点吃的来,她却回他说没有工夫。他又求这个姑娘的姐姐,但她连理都没理。我们一直等着,早饭却不见来。最后我们走进这两位姑娘的房里。她们对这位教士很不客气,至于我,那就更无法自夸受到她们的欢迎了。那位姐姐在转身的时候用她那尖尖的鞋后跟踩了一下我的脚尖——我的这个地方正好长了个非常痛的鸡眼,我曾不得不在鞋头上开了一个洞。另外那个姑娘,在我正要坐下的时候,猛地从后面把椅子抽走了。她们的母亲借着向窗外泼水,将水溅了我一脸。不管我待在什么地方,她们总借口寻找什么叫我躲开,我这一生中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款待。我从她们那轻蔑和嘲弄的目光里看出一种内心的愤怒,而我竟迟钝得一点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又吃惊,又困惑,简直以为她们是魔鬼附了体,开始真的害怕起来。教士却装聋作哑,最后看到没有吃早饭的希望了,便只好走了出去,我也赶紧随着他走出了房间,暗自庆幸离开了那三个泼妇。走在路上的时候,教士曾向我提议到咖啡馆去吃早点,我虽然肚子很饿,却没接受他的邀请,但他也没坚持。我们拐了三四个弯后就分手了,我很高兴再也看不到和那个可诅咒的房子有关的一切东西;而他呢,我想,望着我离开那所房子已经相当远,不易再把它认出来,一定也非常高兴。在巴黎或在其他任何城市,我从未遇到过和这两件怪事相类似的事情;由于这种经历,里昂人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我始终把里昂看成是欧洲城市中淫乱之风最盛的城市。

    我所陷入的困境,也不能引起我对这个城市有好的回忆。如果我也象别人那样,有在旅店中赊欠和负债的本领,我也能毫不费力地摆脱窘境;但是这种事,我既做不来也不愿意做。要想知道这种情况达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明这样一件事就够了:我虽然差不多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甚至时常吃不上饭,但我没有一次不是只要债主向我要账,我立刻就还他的。我从来没欠过受到催索的债,我宁肯自己受点罪也不愿欠人家钱。

    穷困到在大街上过夜,当然是够受罪的,这样的事我在里昂经历了很多次。我宁肯不住旅店也要留下一点钱买面包吃,因为无论如何困死的危险总比饿死的危险小。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我既不着急,也不发愁,对于未来没有丝毫的忧虑,一心等待着夏特莱小姐的回音。我在露天下过夜,躺在地上或一条长凳上同躺在温暖舒适的床上睡得一样安静。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城外,不知是在罗尼河畔还是在索纳河畔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对岸的那条路沿途都是一些垒成高台的小花园。那一天白昼非常热,傍晚的景色却令人陶醉:露水滋润着萎靡的花草,没有风,四周异常宁静,空气凉爽宜人;日落之际,天空一片深红色的云霄,映照在水面上,把河水染成了蔷薇色;高台那边的树上,夜莺成群,它们的歌声此呼彼应。我在那里漫步,恍若置身仙境,听凭我的感官和心灵尽情享受;使我稍感遗憾的是我一个人独享其乐。我沉浸在甜蜜的梦幻中,一直走到深夜也不知疲倦。但是最后还是感到疲倦了。我舒舒服服地在高台花园的一个壁龛(那里也许是凹入高台围墙里面的一个假门)的石板上睡下了。浓密的树梢构成了我的床帐,我上面正好有只夜莺,我随着它的歌声进入了梦乡。我睡得很甜,醒来时更觉舒畅。天大亮了,睁眼一看,河水、草木尽在目前,真是一片美妙的景色。我站立起来,抖了抖衣服,觉得有点饿了,我愉快地向市内走去,决心用我剩下的两个小银币好好地吃一顿早饭。我的情绪非常好,唱了一路,我现在还记得我唱的是巴迪斯坦的一个小曲,歌名叫《托梅利的温泉》,那时我会背诵这支歌的全部歌词。应该好好感谢好心的巴迪斯坦和他那首优美的小曲,他不仅使我吃到了比我原来打算吃的还要好的一顿早饭,而且还使我吃了一顿我丝毫没有料到的精美的午饭。在我得意洋洋边走边唱的时候,我听见身后好象有人,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安多尼会的教士跟着我,看来他不无兴趣地在听我唱歌。他走到我跟前,向我问了好,接着就问我会不会音乐,我回答说:“会一点”,言外之意是“会不少”。他继续询问我,我便向他叙述了我一部分经历。他问我是否抄过乐谱。我对他说:“经常抄”。这也是实话,我学音乐最好的方法就是抄乐谱。于是他对我说:“好吧,你跟我来,我给你找几天活儿干,只要你答应我不出屋子,这几天你什么也不会缺。”我非常高兴,就跟他去了。

    这位安多尼会的教士名叫罗里松,他很喜好音乐,自己也懂音乐,并且常常在和朋友们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唱。这里面本来没有什么不好或不正当的东西,但是,他这种爱好显然已发展成为一种狂热的怪癖,使他不能不稍加隐匿。他把我领到一间要我抄乐谱的小屋里去,我在这里看到他已抄好的许多乐谱。他叫我抄的是另一些乐谱,特别是我刚才唱的那段歌曲,因为过几天,他自己要演唱这一段。我在那里住了三四天,除了吃饭的时间外,我一个劲地抄下去。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感到饥饿,也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香。他亲自从他们的厨房把我的饭取来;如果他们平时吃的就是我现在吃的这样,他们的伙食一定是很好的。我一生对吃饭从不曾感到过这么大的乐趣,但也应该承认,这种免费饭食来得正巧,因为我已经饿得骨瘦如柴了。说我干活差不多也和吃饭一样地实心实意,这话也许有点儿夸张。其实,我是勤劳有余,而心细不足。过了几天,罗里松先生在街上遇到我的时候对我说,我抄的乐谱害得他不能演唱,其中遗漏、重复、颠倒的地方太多了。应该承认,我选择的这个抄写乐谱的职业,对我是最不合适的。这不是因为我抄的音符不好看,也不是因为我抄得不清楚,而是因为我对长时间工作的厌烦使我的思想不能集中,甚至我用小刀刮的时间比我用笔写的时间还要多,如果不用最大的注意力看准每个音符仔细照抄的话,抄下来的乐谱当然是不能演奏的。那一次我本想抄得漂漂亮亮,结果却抄得十分坏,本想快点抄,结果抄得乱七八糟。尽管如此,直到最后罗里松先生对我还是很好,在我离开他那里的时候,还给了我一个实在受之有愧的埃居。这个银币又使我重新振作起来了。几天以后,我得到了妈妈的消息,她正在尚贝里;同时我还收到了上她那里去的一笔路费,这时我高兴极了。从那以后,我虽然还是时常感到缺钱,但是总也没有到饿肚子的地步。我以感激的心情把这段时期列为上帝特别保祐我的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受穷挨饿。

    我在里昂又住了一个多星期,等候着夏特莱小姐把妈妈托办的几件事办完。在这期间,我去见夏特莱小姐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因为我喜欢和她谈她的女友,而且现在和她谈话,由于不再担心暴露自己的境遇,说话也就不必再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了。夏特莱小姐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但她却有不少令人喜欢的地方;她和蔼可亲,而她的聪明更给这种亲切增加了光彩。她喜欢观察一个人的精神方面,喜欢研究人;我所以也有这种爱好,最初就是受她的影响。她爱读勒萨日的小说,特别喜欢他所写的《吉尔·布拉斯》;她和我谈过这部小说,并借给我读过。我兴致勃勃地读完了这本书,但是那时候,我读这类作品还不够成熟,我所需要的是描写炽烈情感的小说。这样我就在夏特莱小姐的会客室里既快活又受益地消磨了我的时间;毫无疑问,和一位有知识的女人进行有趣味的和充满智慧的谈话,比书本中任何迂腐的大道理更能给青年人以方向。我在沙佐待修会结识了其他几位寄宿的修女和她们的女友;其中有一位名叫赛尔小姐的十四岁的少女,我当时对她并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八九年以后我却狂热地爱上了她,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不久就要见到我那可爱的妈妈了,我热烈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这时我的幻想暂时转入休眠状态;实际的幸福既然就在眼前,我也就不必再在胡思乱想中去追求幸福了。我不仅就要再次和她相会,而且由她给我就近找一个惬意的职业。她在信中提到,她为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她希望这个工作会对我合适,而且可以使我不离开她。我曾挖空心思猜测究竟是个怎样的工作,但实际上也只能是猜猜而已。我有了足够的旅费,可以舒舒服服地走完这段路程。夏特莱小姐希望我骑马去,我拒绝了,这是对的,我如果骑马,那就失去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徒步旅行的快乐了。我住在莫蒂埃的时候,我虽然常去附近一带地方走走,但我不能把这种走动称之为徒步旅行。

    真奇怪,我的幻想只是在我的境遇最不顺利的时候才最惬意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当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的时候,反而不那么饶有趣味了。我这执拗的头脑不能适应现实事物。它不满足于只美化现实,它还想到要创造现实。现实中的事物充其量不过是按原来的样子展现在我的头脑中;而我的头脑却善于装饰想象中的事物。我必须在冬天才能描绘春天,必须蛰居在自己的斗室中才能描绘美丽的风景。我曾说过多次,如果我被监禁在巴士底监狱,我一定会绘出一幅自由之图。我从里昂动身的时候,我只看到令人惬意的未来。我在离开巴黎的当时心里是多么不快,现在心里又是多么高兴啊!而这种高兴完全是有理由的。然而,我在这欢旅行中却丝毫没有上次旅行中的那种甜蜜美妙的幻想。这一次,我的心情确实轻松愉快,然而也只此罢了。我以激动的心情,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我又要见到的最好的女友。我预先就享受到生活在她身边的快乐了,但是,我并不感到陶醉,这种快乐一直在我意料之中,所以一旦到来,并无任何新奇之感。我为我将去做的工作感到不安,就好象那是一件值得十分忧虑的事情一样。我的思想是恬静和甜蜜的,但并不是虚幻缥缈、美妙诱人的。我在一路上所见到的东西样样都能引我注目,所有的景色都使我神往。我留意着树木、房屋、溪流;到了十字路口时,我反复寻思应走的方向,唯恐迷了路,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迷路。总之,我已不象上次那样,心在九霄云外:我的心有时在我所到的地方,有时在我所要去的地方,没有一刻离开现实。

    叙述自己的旅行正如同在旅行中一样,我不急于结束它。在快到我那可爱的妈妈身边的时候,我的心高兴得直跳,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加快步伐。我喜欢从容不迫地走路,想停就停。飘泊的生活正是我需要的生活。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最后以一件称心的事情结束我的路程,这是各种生活方式中最合我口味的生活方式。另外,大家也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才是我所说的景色宜人的地方。一个平原,不管那儿多么美丽,在我看来决不是美丽的地方。我所需要的是激流、峰岩、苍翠的松杉、幽暗的树林、高山、崎岖的山路以及在我两侧使我感到胆战心惊的深谷。这次我获得了这种快乐,而且在我走近尚贝里的时候,纵情享受了这种迷人的风光。在厄歇勒峡的峭壁悬崖附近的一处名叫夏耶的地方,在山崖中凿成的一条大路下面,有一道涧水在骇人的深谷中滚滚流过,它好象是经过了千万年的努力,才为自己开辟了这条通道。为了防止发生不幸事件,人们在路旁架上了栏杆。正是由于有了这道栏杆,我才敢尽情地往下看,以致看得我头晕目眩。在我对于峭壁陡崖的爱好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种可以使我头晕目眩的地方,只要我处在安全地带,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晕眩的。我紧紧地伏在栏杆上俯身下望,就这样站了好几个钟头,不时地望着蓝色的涧水和水中激起的泡沫,听着那汹涌澎湃的激流的吼叫声,在我脚下一百土瓦兹的地方,在山岩树丛之间,乌鸦和鸷鸟飞来飞去,它们的啼叫声和水流声相互交织在一起。我走到比较平坦、树丛也不太密的地方,找了一些我能搬得动的大石块,把它们放在栏杆上,然后一块一块地推下去,我望着它们滚动着、蹦跳着落到了谷底,碰碎的无数石片到处乱飞,心里非常快活。

    在离尚贝里更近的地方,我见到了与此不同而一样有趣的奇景。这条路经过我一生所见到的最美丽的一条瀑布脚下,由于山势非常陡峭,急流夺道而出,落下时形成弓形,足够让人从岩石和瀑布之间走过,有时身上还可以不被沾湿。然而,如果不注意,是很容易上当的,我那次就上了当:因为水从极高的地方流下,散成濛濛细雨,如果离得太近,最初还不觉得自己被淋湿,可是不多久就会发现全身已经湿透了。

    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又见到了她。那天她并不是独自一人。我进门的时候,宫廷事务总管正在她那里。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拉着我的手,以她那种叫任何人都倾心的亲切姿态向总管介绍说:“先生,这就是我向您说过的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请您多加关照吧,他值得您关照多久就关照他多久,这样,我以后就不用为他操心了。”然后她又向我说:“我的孩子,今后你是国王的人了,感谢总管先生吧,他给你找到了饭碗。”我当时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我那新生的功名心几乎使得我晕头转向,使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国王的小事务官了。我的幸运虽然不如起初所想象的那样了不起;但就当时而论,这也足够生活了,而对我说来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是这样的:

    维克多-亚梅德王考虑到历次战争的结果,以及所承继的老祖产早晚有一天要落到别人手里,便一心只想找机会搜刮钱财。几年以前,国王决定贵族也要纳税,通令全国进行一次土地登记,因为按不动产来课税,可以把税额分摊得更公平些。这项工作开始于老王时代,到太子继位以后才完成。这项工作中用了二三百人,有不知为何称作几何学家的测量员,也有称作文书的登记员,妈妈就在文书的名义中给我找到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收入虽不多,然而在那个国家里足可以生活得宽裕些。遗憾的是,这只是临时工作,不过通过它可以再找别的工作,可以等待;妈妈是个有远见的人,她尽力求总管对我特别关照,以便这项工作结束后给我找一个更牢靠的职位。

    我来这里以后不几天就到差了。这项工作没有一点困难,我很快就熟悉了。就这样,自我离开日内瓦,经过四五年的奔波、荒唐和痛苦以后,我第一次冠冕堂皇地开始自己挣饭吃了。

    我所写的关于我刚踏入青年时代的生活细节的长篇叙述,一定让人看了觉得非常幼稚,我对此深感遗憾。虽然在某些方面,我生来象个大人,但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始终还是个孩子;就是现在,我在很多方面还象个孩子。我没向读者保证介绍一个大人物,我保证的是按我本来的面貌叙述我自己。再说,要了解我成年以后的情况就必须先了解我的青年时代。由于在一般情形下,各种事物当时给我的感受,总不如事后给我留下的印象那样深刻,又由于我的一切观念都是一些形象,因此,留在我头脑中的最初那些形象便一直保存着,以后印入我头脑中的形象,与其说是遮盖了原来的形象,不如说是和原来的形象交融在一起。我的感情和思想有某种连续性,以前的思想感情可以影响以后的思想感情,所以要很正确地评判后者,就必须了解前者。我处处在竭力阐述最初的原因,以此来说明所产生的后果。我希望能把我的心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为此,我要从各种角度来叙述,用事实真相来说明,以便使读者对我的心情的每一动荡都不漏过,使读者自己去判断引起这些动荡的始因。

    如果我给自己做结论,并向读者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读者会认为,我虽不是在进行欺骗,至少是自己把结论下错了。但是我老老实实地详细叙述我所遇到的一切、所做过的一切、所想过的一切以及所感觉到的一切,这样就不会使读者误解,除非我有意这样做;而且,纵然我有意这样做,也不容易达到目的。把各种因素集拢起来,确定这些因素所构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都是读者的事情:结论应该由读者去做。这样,如果读者下错了结论,一切错误都由他自己负责。可是要做出正确的结论,仅只忠实的叙述还是不够的,我的叙述还必须是详尽的。判定哪件事重要或不重要,那不是我的事,我的责任是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交由读者自己去选择。直到现在,我都是鼓足勇气,全力以赴,今后我还要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下去。但是。对成年时代的回忆,无论如何,是不如对青年时代的回忆那样鲜明的。所以我开始时尽可能地利用我对青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如果我的成年时代的回忆也是那样鲜明地浮现在脑际的话,不耐烦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厌倦,但我自己是不会不满意的。我唯一担心的,不是怕说得太多或扯了谎,而是怕没有说出全部真相。

    第五章

    正如上面所说,我大概在一七三二年到达尚贝里,开始在土地登记处为国王工作。当时我的年龄已过二十,快到二十一岁了。拿我的岁数来说,我的智力已经相当发达,但判断力却很不够;我迫切需要有人能教我怎样为人处世。几年来的生活经验并没能使我把我的一些荒唐想法完全丢开,纵然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是我对于世故人情还是了解不深,好象我没有从中取得什么教训。

    我住在自己家里,也就是说在妈妈家里。但是,我再也住不到象在安讷西那样的房间了。这里没有花园,没有小河,没有美丽的田野风景。她住的这所房子既阴暗又凄凉,而我所住的房间又是其中最阴暗凄凉的一间。窗外是一堵高墙,窗户下面是一条死巷,屋里既憋闷,又缺少阳光,地方也很窄小,还有蟋蟀和老鼠,木板都已腐朽,这一切都不能使人住得舒服。但是,我到底是住在她这里,在她的身边。由于我经常不是在办事处就是在她的房间里,所以也就不太理会我自己房间的丑陋了,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它。人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她为什么特意住在尚贝里这所破房子里,其实这正是她的聪明之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说明。她不愿意到都灵去,因为她觉得在新近发生的事变之后,宫廷还处在动乱状态,这时候到那里去不很相宜。但是,她的人事关系又需要她在那里露面:她害怕被人遗忘而被取消年金,特别是她知道财政总监圣劳朗伯爵平常是不大帮她忙的。这位伯爵在尚贝里有一所旧房子,建筑得很不讲究,地点又很偏僻,所以总是空着,妈妈便把它租下来,迁居到那里。这么一来,比亲身到都灵去所收的效果还大:不仅她的年金没有被取消,而且从那以后圣劳朗伯爵还成了她的朋友。

    我觉得她家中的布置还是和从前差不多,忠实的克洛德·阿奈始终跟她在一起。我想我曾经谈起过他,他是蒙特勒地方的乡民,儿童时代就曾在汝拉山中采集草本植物来制作瑞士茶。由于她要配制各种药物,所以雇用了他,她认为在仆人中有个懂得药材的人比较方便。他特别喜欢研究植物,而她又极力鼓励他这种爱好,使他真正成了一个植物学家;如果他不是死得早,他一定会在植物学界出名的,正如他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已经赢得的名声一样。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甚至相当严肃的人,而我比他年轻,所以他仿佛就是我的一个监护人,常常使我避免掉不少蠢事。由于他在我面前有一定的尊严,我不敢在他面前得意忘形。他甚至于对他的女主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她了解他的卓越见解、他的正直以及他的始终不渝的忠心,而她也同样很好地报答了他。克洛德·阿东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稀有的人物,象他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的举止沉着、稳重、谨慎,态度冷静,谈话简洁得体。他的感情非常炽烈,却从不外露,但是在悄悄地啮啃着他的心灵,使他做了他一辈子唯—一件可怕的蠢事。有一天他服了毒。这场悲剧是在我到此以后不久发生的,通过这件事我才了解到这个人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永远也猜不到这上面去的。不错,如果说爱慕、热诚和忠实应该得到这样报答的话,他得到这种报答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行为足以证明他应该得到这种报答,因为他从不滥用这种报答。他们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而发生,最后也总是言归于好。然而有一次结果很不好。她的女主人在生气的时候对他说了一句使他忍受不了的侮辱话,当时他正陷于绝望之中,看到手边有一小瓶鸦片剂,便吞了下去,然后就静静睡下,以为这一睡便永远醒不过来了。幸而华伦夫人由于心绪不宁和激动,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发现了那个小空瓶,其余一切,她也明白了。她一面跑去救他,一面大声喊叫起来,我也就随着跑过去了。她向我都坦白了,求我帮助她,我费了很大事,才使他把鸦片吐了出来。目睹这种情景,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告诉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先我竟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克洛德·阿奈的确是非常谨慎的,就是眼光比我更敏锐的人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和好如初是那样自然,使我为之十分感动。从这以后,我对他除钦佩以外又加上了尊敬。可以说我成了他的学徒。我觉得这样倒也不坏。

    但是当我知道另一个人和她的关系比我和她的关系更亲密的时候,心里并非不感到痛苦。虽然我并不渴望这个位置,但是看到别人占有这个位置时我毕竟不能无动于衷,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夺走我这位置的人认识始于感觉经验,但有限的感觉不能穷尽对世界的认识。逻,我不但不心怀怨恨,反而实实在在觉得我把爱她之心也扩展到那个人的身上了。我把她的幸福置于一切之上,既然她为此需要阿奈,我愿意他也幸福。在他那方面,他也完全尊重自己女主人的心意,用真诚的友谊来对待她选中的朋友。他从不利用地位所赋予他的权威,但是他使用理智方面高出于我的优势。我不敢做一点可能受到他谴责的事,他对坏事是毫不留情的。这样一来,我们便过着和睦的日子,我们也都感到幸福,只有死亡才能破坏它。这个可爱的女人的高尚品格的证据之一,就是她能使所有爱她的人也彼此相爱。妒嫉以及争风吃醋的念头在她所唤起的高尚感情面前都得退避三舍,我从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人相互间怀有恶感。我希望读者读到这段赞美的话的时候,暂时停止读下去,请想一想,如果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值得这样称赞的女人,那么,为了使你们的生活得到安静,哪怕她是最下贱的女人,也应该去爱她。

    从我来到尚贝里起,直到我于一七四一年到巴黎去为止,这一段八九年之久的时期便这样开始了。关于这段时期,没有好多可谈的事情,这段生活既单纯又愉快,这种变化特少的单纯生活正是彻底锤炼我的性格所需要的一个条件,由于经常不断的纷扰,我的性格一直未能成型。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期间。我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开始有了稳定的基础,我的性格才逐渐定型,使我在日后所遇到的种种风暴中,始终保持我的本色。这种发展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完成的,也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事件。不过它毕竟是值得详细加以叙述的。

    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只埋头在我的工作中;办事处的繁忙事务不容许我去想别的事,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那好妈妈的身边消磨过去了,没有一点看书的时间,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但是,当日常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熟套,也不那么需要脑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于是我又产生了读书的要求。这种癖好仿佛总是在它难以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被激起的,如果不是被其他癖好给打乱和转移开的话,它一定又要使我象在学徒的时候那样成为读书迷了。

    我们的计算工作虽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算术,但有时也使我遇到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买了几本算术书,我学得很好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迷信;纬是以巫师、方士的迷信,而且我是一个人自修的。实用算术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要做到十分精确的话,有时计算起来麻烦到极点,我有几次看到连优秀的几何学家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思考与实用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些简便方法,这些方法的发现激励着自尊心,而方法的准确性又能使智力得到满足,原来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简便方法,就令人感到兴趣了。由于我大力钻研,凭数字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有能难住我的了。现在,在我所熟悉的一切都逐渐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候,唯独我所学到的那套算术知识,虽已荒废了三十年,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忘掉。前几天,我去达温浦作客,我的房东的孩子正在演算术题,我把一个最复杂的习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愉快中正确无误地演算出来了。我把得数写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尚贝里时的那些快乐的日子。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测量员们绘图的彩色,使我对绘画恢复了兴趣。我买了些颜料,开始画起花卉和风景来。可惜,我对这种艺术没有多少天赋,但我又非常喜爱它。我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中间一连呆上几个月不出门。这件事简直把我缠住了,必须强迫我把它放下才行。不管什么爱好,只要我一开始入了迷,都是这样的,爱好逐渐加深,直至变成狂热,不久,除了我所迷上的以外。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都看不见了。我这种毛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就是现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虽然已经是个老糊涂了,却还热中于研究另一种无用的东西。这种学问我原是一窍不通的,就是那些在青年时代已经开始这种研究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要被迫放弃的,而我却要在这个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正是应该研究那种学问的适当时期,机会很好,我不想放过。我看到阿奈带着许多新的植物回来,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的时候,我有两三次几乎要和他一起去采集植物了。我可以肯定,只要我和他去过一次,我就会被吸引住,今天我也许已经成了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了,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比研究植物更合乎我的天性的其他学问。我十年来的乡间生活,事实上就是不断地采集植物,不过说老实话,我采集植物既没有一定的目的,也没有什么成就。由于我当时对植物学完全不懂,我对它还有一种轻视,甚至可以说讨厌它。我只把它看作是药剂师应该研究的事。妈妈虽然很喜爱植物,也没有拿它作别的用途,仅仅采集那些常用植物来配制药品罢了。所以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就把植物学,化学,解剖学混在一起,认为都属于医学,只能作为我常常打趣的笑料,并且有时还给自己招来拍几下脸蛋的奖赏。不过,另外一种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爱好正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不久就压倒了其他一切爱好。我说的就是音乐。我一定是为这种艺术而生的,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可以说我是为这种艺术而生,可是学起来却是那么困难,进步得又那么缓慢,经过毕生的练习,也始终没有做到打开曲谱就能正确地唱出来。那时使我对这种爱好最感愉快的是,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进行练习。我们的趣味虽然十分不同,音乐却是使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一种纽带,这的确是我乐于利用的机会,而她也从不表示反对。那时,我在音乐上的进步,差不多已经赶上了她;一支歌曲练习两、三次,我们就能识谱并且能唱下来。有几次她正在药炉边忙来忙去,我对她说:“妈妈,这里有一只非常有趣的二部合唱曲,我看,你准会因它而把药熬糊了的。”“真的吗!”她对我说,“要是你让我把药熬糊了的话,我就叫你吃了它。”我就这样一边斗着嘴,一边把她拉到她的羽管键琴那里。我们一到那儿,就什么都忘了,杜松子和茵陈都变成黑炭了,她便拿起来抹了我一脸炭末,所有这一切都是滋味无穷的。

    读者可以看见,我的空闲时间虽然极少,我却利用这极少的时间做了很多事情。现在我又有了一种新的娱乐,这比其他一切娱乐更加有趣。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太憋闷了,所以不得不常常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阿奈曾说服妈妈在郊外租了一处栽培植物的园子。这个园子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小屋,我们在那里酌情布置了必要的家具,并且放了一张床。我们常到那里去吃饭,夜晚我有时就睡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对这个小小的退隐所发生了浓厚的感情。我给那里预备了几本书和不少的版画,我用一部分时间把这个小屋装饰了一番,并做了一些新奇的布置,以便等妈妈到这里来散步时,使她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愉快。我特意离开她,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为的是更专心地来关怀她,以更大的乐趣来想念她。这是我的另一种怪癖,我既不想辩白,也不想多解释,我只把它说出来,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卢森堡公爵夫人对我打趣地说,有个人专为给情妇写信而离开自己的情妇。我对她说,我很可能也这样作,而且我应该进一步补充说,我已经这样作过几次了。然而,当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从未感到有为了更好地爱她而离开她的必要,因为不管是我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同样地感到无拘无束,这种情况是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时都没有过的,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我对他怀有怎样的深情厚谊。但是她往往被一些我实在看不惯的人们所包围,于是一种愤怒与厌烦的心情迫使我躲到我的隐室中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念她,丝毫不用担心那些令人讨厌的访问者。

    我就是这样把工作、娱乐和学习都分配得非常合适,我的生活非常平静,而当时的欧洲却不象我那样平静。法国向皇帝宣战。撒丁国王也参加了战争。法国军队为了进入米兰省要从皮埃蒙特经过。其中有一个纵队路经尚贝里,特利姆耶公爵指挥的香槟团就是这个纵队的一部分。有人将我引见给他,他答应了我许多事情,当然,他事后也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当部队从郊区经过时,因为我们的小园子正处在郊区的高处,我饱享了观赏队伍从我眼前走过的眼福。我对这场战争的结果非常关心,好象战争的胜利和我有极大的关系似的;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关心国事的习惯,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报了,我对法国是那么偏爱,它的小小的胜利也使我的心高兴得直跳,而一看到失利,就感到忧虑,好象这会对我自身有所不利一样。如果这种愚妄的感情只是昙花一现,我也就不屑于谈它了。哪知这种感情在我心里竟然根深蒂固,甚至当我日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时。对于这个我认为奴性十足的民族,对于我一贯非难的政府,我不由自主地总还觉得有一种内心的偏爱。可笑的是,由于我对自己心中竟有这样一种和自己的信念完全相反的倾向而感到可耻,因此我不但不敢向任何人说出来,甚至还为法国人的失败而嘲笑他们,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比所有的法国人都更难过。我确信,生活在一个自己受到厚待、并为自己所崇拜的民族中间,却又装出一副看不起这个民族的神气,这种人只有我一个。最后,我心中的这种倾向是那么忘我。那么坚定而不可战胜,甚至在我离开法兰西王国以后,在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向我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在对我大加诬蔑和诽谤已成为一种风气,我这种愚妄的感情也没有改变过来。尽管他们对我不好,我仍是不由自主地爱他们。我在英国最繁荣时所预言的它的衰落刚开始露出苗头,我就又痴心妄想起来,认为法兰西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寻找这种偏爱的根源,我只是在产生这种偏爱的环境里发现了这个根源。我对于文学日渐增长的爱好,使我对法国书籍、这些书的作者甚至这些作者的祖国产生了深切的感情。就在法国军队从我眼前经过的时候,我正读布朗多姆的《名将传》。我那时满脑袋都是克利松,贝亚尔,罗特莱克,哥里尼,蒙莫朗西,特利姆耶等人物,于是我便把从我眼前走过的兵士也当做这些名将的后裔,我十分喜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名将的功勋和勇敢精神的继承者。每当一个联队走过,我就好象又看到了当年曾在皮埃蒙特立过赫赫战功的那些黑旗队。总之,我完全把从书本上得到的观念硬加在我看到的事情上。我不断地读书,而这些书经常又都是法国的,这就培养了我对法国的感情,最后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盲目狂热。后来,我在旅行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感情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所有的国家中,凡是爱好读书和喜欢文学的那一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这种感情也就抵消了由于法国人的自高自大而引起的对法国的普遍嫌恶。法国的小说,要比法国的男人更能赢得其它国家女人的心;戏剧杰作也使年青人爱上了法国的戏剧。巴黎剧院的名声吸引大批外国人士纷纷前来,在他们离开剧院时,还为之赞叹不已。总之,法国文学的优美情趣。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折服,而且在那最后吃了败仗的战争期间,我发现法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一直在支撑着被军人玷污了的法国名字的荣誉。

    所以,我已经是个充满激情的法国人了,而且成了一个喜欢打听新闻的人。我随着一群头脑简单的人跑到街上等候送报人的到来,甚至比拉封丹寓言里的那头驴子还要蠢,因为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将要荣幸地套上一个什么样的主人的鞍子。当时有传说我们就要属于法国了,萨瓦要和米兰对换。不过应该承认,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要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利于同盟国,妈妈的年金就有危险了。但是,我对我的那些好友充满信心。这次虽然布洛勒伊元帅受到打击,幸赖撒丁国王给予了援助,使我的这种信心才没有落空,而撤丁王我却从来没有想到。

    当战争正在意大利进行的时候,法国国内却在歌唱。拉莫的歌剧正开始名噪一时,他那些意义晦涩、一般人不了解的理论著作也引起注意。我在偶然中听到有人谈他的《和声学》,为了买到这本书,我忙了好一阵子。由于另一种意外,我病倒了。这是一种炎症,来势猛烈但时间不长,不过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出屋门。在这期间,我贪婪地读起《和声学》来,这本书不仅冗长,而且编写得不好,我觉得要把它研究和理解透彻,需要很多时间。于是我就不再往这方面下工夫,我练习起音乐来,好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下。我当时在练习的白尼耶的合唱曲始终索绕在我的脑际。其中有四、五个曲子我都背过来了,《睡爱神》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再看过,但是我差不多还完全记得。另外一支非常好听的克莱朗波的合唱曲《被蜜蜂螫了的爱神》,差不多也是同时学会的,现在也还记得。

    此外,有一位名叫巴莱神父的年轻风琴家由瓦尔奥斯特来到这里。他是位优秀音乐家,为人和善,弹得一手好羽管键琴。我和他结识以后,马上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意大利的一位有名的风琴家和教士的学生。他和我谈了一些他的音乐原理;我把他的理论和拉莫的理论作了比较。我的脑袋里充满了伴奏、谐音、和声,对于这一切,首先需要训练听力。我向妈妈建议每月开一次小型音乐会,她答应了。于是我别的事情都不顾了,不分昼夜,全部精力放在这些音乐会上。实际上这类事也真够我忙的,而且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挑选乐谱、邀请演奏者,还要找乐器、分配音部等等。妈妈担任唱歌,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加东神父也担任唱歌,这位神父我在下面还要提一下;一位名叫罗舍的舞蹈教师和他的儿子拉小提琴;和我一起在土地登记处工作、以后在巴黎结了婚的皮埃蒙特音乐家卡纳瓦拉大提琴;巴莱神父弹羽管键琴;而拿着指挥棒担任音乐指挥的荣誉归我。大家不难想见,这是多么壮丽的场面啊!这虽然还比不上特雷托伦先生那里的音乐会,但她举行的小音乐会引起了一般信仰虔诚的人的不满,但是对于不少正直的人说来却是一种舒畅的娱乐。大家猜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让谁来作音乐会的主持人吧?一位教士,而且是一位有才能的、甚至可爱的教士,他以后的不幸使我感到十分悲痛,但是我一想起他来就想起我所过的幸福日子,所以至今我还怀念他。我所谈的就是加东神父。他是方济各会的会士,曾经和多尔当伯爵同谋在里昂扣留了可怜的“小猫”的乐谱,这在他的一生之中不是最光彩的一页。他是索尔朋神学院的学士,在巴黎住过很久,时常出入上流社会,与当时的撤丁王国的大使安特勒蒙侯爵来往十分密切。他身材高大,体格健美,面部丰腴,臌眼泡,黑黑的头发毫无修饰地鬈曲在额际;他的风度又高雅大方,又谦逊,表情坦率而优美,既没有教士那种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也没有时髦人物那种放荡不羁的态度,虽然他也是个时髦人物;他有正派人的那种素养,不以穿着黑袍为耻,而深自尊重,置身于上流人士之中能泰然自若。加东神父的学问虽然还够不上博士,但是以一个交际场中的人来说,他的知识是很丰富的了。他从来不急于卖弄自己的学识,而是表现得十分适时,所以显得更有学问。因为他经历过长期的社交生活,喜好有趣的技艺超过真实的学问。他很有才气,会作诗,谈吐好,唱得更好,他的嗓音很美,会弹一手风琴和羽管键琴。其实,要使人欢迎是用不着有这么多优点的,而当时他就是如此。但是,这丝毫没有使他忽略本身的职务,所以,尽管他的竞争者十分嫉妒,仍然被选为他那省教区的代表,就是说,他们会里的一个重要职位。

    这位加东神父是在安特勒蒙侯爵家和妈妈认识的。他听到我们要举行音乐会的事,表示要参加;他参加了,并且使这个音乐会大放光彩。不久,我们就由于都爱好音乐而成了朋友;我们两个人都酷爱音乐,但是有所不同: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我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我和卡纳瓦,还有巴莱神父,常到他的房间去演奏音乐;节日里有时还在他教会的音乐堂里演奏音乐。我们常常分食他自己的一些吃食;拿一个教士来说,他很豪爽、大方,好享乐而不粗俗,这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在举行音乐会的日子,他便在妈妈那里吃晚饭。每逢他在妈妈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真是十分快活,大家随便谈天,唱几个二重唱,我也是谈笑风生的。那时的悠闲自在,我的才思也上来了,时常说些俏皮话或警句;加东神父和蔼可亲,妈妈更惹人喜欢,声音和牛叫一样的巴莱神父是大家嘲笑的对象。青年时代纵情欢笑的甜蜜时刻呀,你,离去已经多久了!

    我既然对这位可怜的加东神父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就此用简单的几句话结束他的悲惨历史吧。其他的教士们看到他的博学多才、品行端正,丝毫没有教士们常有的那种腐化堕落的作风,就嫉妒他,更确切地说。对他怒不可遏,他们恨他,因为他不象其他教士那样可恨。有地位的教士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并且煽动那些以往不敢对他正视而又觊觎他那职位的年轻教士反对他。他们尽情辱骂诽谤了他以后,解除了他的职务,强占了他那虽然朴素然而却布置得别具风格的房间,把他驱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最后,这群恶徒对他的凌辱太厉害了,他那正直的、无可非议的高傲心灵实在忍受不住,于是,这个曾经给最诱人的社交界增添过不少光彩的人物,却在某个小监房或土牢里的肮脏的床上忧伤地死去了。凡是认识他的一切正直人士都为他惋惜,为他流泪,他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缺点,唯一能指出的,就是他不该当了教士。

    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我不久就完全沉湎到音乐里,已经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事了。我十分勉强地到办事处去,按时上下班和工作中的麻烦对我简直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这终于使我起了辞职不干、一心专搞音乐的念头。可想而知,我这种荒谬的想法一定会遇到反对。放弃一个体面的职位和可靠的收入而到处瞎奔去教一些不牢靠的音乐课,简直是糊涂已极的打算,一定不会让妈妈高兴的。纵然我将来的成就能够象我想象的那样,但使自己一辈子就当个音乐家,未免把我的雄心限制得太狭窄了。妈妈过去总是喜欢设想一些辉煌的计划,而且也完全不理会奥博讷先生对我所下的评语,这次她看到我竟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种技艺上面,确实是很难过的。她常常对我说那句适用于外省、而不那么适用于巴黎的谚语;“能歌善舞,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她也看到我的爱好已经越陷越深,我的音乐癖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她也很怕我由于对工作不专心而遭到免职,与其被人家免职,还不如自己先行辞职为好。我还向她说,这个职务不能长久,我必须学会一种能维持生活的技能,现在最好是在实践中把自己所爱好的、也是妈妈为我选定的这一门技能搞到精通,这是比较有把握的,而靠保护,仰人鼻息,不是一个办法,另外作些新的尝试,结果也可能完全失败,等到过了学习的年龄,就会没有谋生之路了。总之,与其说我是用道理说服她使她欣然同意,不如说我是一再和她纠缠,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使她没办法不得不同意的。我立即跑到土地登记处处长果克赛里先生那儿,好象作一件最英勇的事业那样骄傲地向他辞了职,既无原因,又无理由,更没有借口就自愿离开了我的职务,其高兴的程度和我在两年前就职时一样,或者比那时更要高兴。

    这个行动虽然十分愚蠢,但却给我在这个地方赢得了某些尊敬,并给我带来了好处。有的人认定我有财产,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另一些人看到我不顾牺牲一心投身于音乐,认为我的才能一定不小,看到我对于这种艺术既然这样爱好,就以为我一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那个地方原来只有几个无能的教师,因而我就成为佼佼者了,正所谓:瞎子国里,独眼称王。总之,由于我唱起来确实有点韵味,再加上我的年龄和容貌的有利条件,不久我就有了不少女学生,我教音乐挣的钱比我当秘书挣的薪金还要多。

    的确,拿生活上的乐趣来说,这么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别人办不到的。在土地登记处每天干八小时讨厌的工作,而且还是和一些更讨厌的人一起整天关在给汗味和呼吸弄得难闻的办公室里,他们大部分都是头也不梳、澡也不洗的脏家伙,由于紧张、臭气、烦闷和厌倦,我真觉得头昏眼花。现在完全不同了,我突然置身于最高尚的社会中,在处处受到欢迎的最上等人家里,到处是殷切动人的款待,到处是节日气氛。服饰华丽的可爱的小姐们等候着我,殷勤地接待我。我所见的只有动人的事物,我所闻的只有玫瑰和桔花的芳香。唱歌,聊天,嬉笑,欢乐;我从这家出来到那家去,遇到的还是这样。即使两种工作的报酬都一样,人们也会同意在这两种工作的选择上是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因此,我对自己的抉择十分满意,从来没有后悔过,就是现在我已摆脱了曾经支配我一切行动的那些轻率的动机,当我以理性的天平来衡量我一生的行为时,我对此也从不后悔。

    差不多只有这一次,在我完全听凭我的癖好支配的时候,我的期待没有落空。当地居民优渥的接待,和蔼的神情,平易的气质,使我感到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十分愉快,我当时养成的趣味使我相信,我现在所以不愿意和人们往来,过错主要在别人而不在我。

    不幸的是,萨瓦人都不太有钱;或者也可以说,如果他们太有钱的话,那才不幸呢。因为他们不穷不富,倒正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最可交往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能够在愉快而安全的交往中享受生活之乐的小小城市,那就一定是尚贝里。聚集在那里的外省贵族,他们的财产只够维持生活;他们没有飞黄腾达的财力,既然不能有什么更高的幻想,他们就不得不顺从西尼阿斯的劝告。年轻的时候去从军,年老的时候回家安享余年。在这种生活中,光荣与理智各得其所。女人们都很美,其实很可以用不着那么美,她们有办法增加自己的魅力和弥补缺陷。奇怪的是,我由于职业的关系,见到过许多少女,在尚贝里就没有见到一个不是妍媚动人的。或者有人会说,我认为她们如此是我当时的主观看法,这样说也可能是对的;不过,我当时并不需要给她们的美丽加上什么主观成分。说真的,我一想起我那些年轻的女学生来,就不能不感到愉快。我在这里提到她们当中最可爱的几个人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把她们和我全都拉回到我们幸福的年龄,我跟她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纯洁而甜蜜的时刻!第一个是我的邻居麦拉赖德小姐,她是盖姆先生的学生的妹妹,是一位非常活泼的棕发姑娘,活泼得十分可爱,娇媚而不轻佻。她有点面瘦,她那年龄的姑娘大部分如此;但是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再加上她那苗条的身材和动人的风度用不着再有丰腴的体态就够吸引人的了。我总是早上到她家里去,那时候她往往还穿着便装,头发也是随便往上一拢,除了知道我来才戴上、等我走后梳妆时就摘下去的一朵花之外,没有其他的头饰。我最害怕看到穿着便装的漂亮女人,如果她修饰打扮完毕以后,我的惧怕就不知要减少多少了。我午后到孟顿小姐家去,她总是打扮得很齐整,也同样使我感到愉快,但情况有所不同。她长着一头稍带灰色的金发,是一个十分娇小、十分腼腆、十分白皙的姑娘。语声清脆、准确,象银笛一般,但她不敢放开嗓音讲话。她胸间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蓝色的项巾并不能完全盖住。这块疤痕有时引起我的注意,但是很快我的注意力就不是集中在她那块疤痕上了。还有我的一个邻居莎乐小姐,她已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少女了,身材高大,肩胛美丽,体态丰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但不能算是美人,不过娇媚、平和的气质和温厚的天性,还是值得一提。她的姐姐莎丽夫人是尚贝里最漂亮的女人,已经不学音乐了,但是她叫她的十分年幼的女儿学,她那正在成长的美可以令人预料她将来一定不会亚于她的母亲,如果不是头发不幸有点红黄色的话。在圣母访问会女修道院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小姐,也是我的学生,她的名字我忘记了,但她应该算是我心爱的学生之一。她说起话来,学会了修女们那种慢条斯理的派头,但是用这种声调说出的非常俏皮的话,似乎和她的仪态很不相称。另外,她还相当懒惰,轻易不肯费点力气把她的才智表现出来,而且,远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享受到她的这种恩惠。我教了她一两个月,总是不能得心应手,以后,她才逐渐发挥了她的才智,使我的教学也比以前快了一些,如果单凭我自己,我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在教课时很高兴教,但是我不喜欢被迫去教课,更不喜欢受时间的约束。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约束和屈从甚至会使我厌恶欢乐。据说,在穆斯林中间,黎明的时候,有人要从大街上走过,命令丈夫们尽自己对妻子应尽的义务;要是我在这种时候,一定不会是个服从命令的好土耳其人。

    我在中产阶级中间也有几个女学生,其中有一个对我的某种关系的变化有间接影响。既然我应该什么都说出来,这点我也是要谈的。她是一个香料商的女儿,名叫腊尔小姐。她是希腊雕像的真正模特儿;如果世界上存在无生命、无灵魂的真正美人,那我一定要把她看成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了。她那种淡漠、冰冷和毫无感情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论是让她高兴,或是惹她生气,都同样是办不到的。我确信要是有个男人对她采取什么无理行动,她也会任凭摆布的,这当然不是由于她心里愿意,而是由于麻木不仁。她的母亲唯恐她碰到这种危险,一步也不离开她。她母亲叫她学唱歌,还给她请了一个年轻教师,她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引起她的乐趣,但也毫无效果。在教师挑逗小姐时,母亲挑逗教师,二者都同样毫无效果。腊尔太太除了天生的活泼以外,还有一种轻佻劲儿,也是她女儿应该有而没有的。她是个活泼、漂亮的小个子女人,脸上有儿点麻子,一双热情的小眼睛,稍稍有点红,因为她差不多总是害眼。每天上午我来到她家的时候,给我预备的奶油咖啡早就摆在那里了,母亲总是忘不了以紧紧贴住嘴唇的亲吻来迎接我,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真想对她的女儿回敬同样的一吻,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表示。说真的,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就是腊尔先生在场,也照样是爱抚和亲吻。丈夫确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不愧是她女儿的父亲,他的妻子并不欺骗他,因为没有欺骗的必要。

    我对于这些爱抚毫不介意,仍按照我素日那种愚蠢的看法,认为这只是纯粹友谊的表示。然而,我也有时感到不耐烦,因为活泼的腊尔太太的要求越来越苛了,要是我白天从她的店铺前面经过而不进去一会儿的话,就免不了一场麻烦,所以,我有急事的时候,就不得不绕远儿走另一条街,因为我知道她那里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

    腊尔太太对我太关心了,因此不能使我对她毫不动情,她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就对妈妈说了。其实就是我感到有什么神秘的成分,我也是会跟她谈的,因为不论什么事情,要我对她保守秘密是办不到的;我的心赤裸裸地摆在她的面前,如同摆在上帝的面前一样。她对于这件事并不象我看得那样单纯。我认为只不过是友谊,她却认为这是另有所图的一种表示。她断定腊尔太太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也要把我变成不象我在她面前表现的那样呆头呆脑,迟早会用种种方法让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认为由另一个女人来开导她的学生是不应该的,而且她还有更正当的理由来保护我,不让我陷入我的年龄和我的地位可能使我遇到的陷阱。就在当时,我曾面临着一个更危险的陷阱的诱惑,虽然我总算逃脱了,但是这使她看出了还有其他危险在不断地威胁着我,她认为必须采取她力所能及的一切预防措施。

    孟顿伯爵夫人是我的一个女学生的母亲,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但是名声很坏。据说她曾使许多家庭不和,并曾给安特勒蒙家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妈妈和她交往相当密切,所以了解她的性格。妈妈无意之中引起了孟顿夫人的某个意中人的注意,虽然妈妈后来既没有去找他也没有接受过他的约请,孟顿夫人却把这作为一种罪名加在妈妈的身上。自此以后,孟顿夫人就使出了种种手段来对付她的对手,但是一次也没有得逞。我来说一件最可笑的例子吧。她们俩和附近的几位绅士一同到野外去了,其中也有我刚才提过的那位先生。某一天,孟顿夫人向这些先生中的一个人说,华伦夫人只会矫揉造作,毫无情趣,衣饰不整,而且象个老板娘似的,总盖着自己的胸部。那位先生喜欢打趣,回答她说:“至于后一点,她有她的理由,据我了解,她的胸上有一块象一个令人讨厌的大老鼠那样的病,真是象极了,而且象是在跑动似的。”恨和爱一样。是容易使人轻信的。孟顿夫人决心要利用这个发现。有一天,妈妈正和孟顿夫人的那位不领情的情人一块玩纸牌,孟顿夫人抓住了这机会跑到妈妈的背后,把她的椅子弄个半倒,巧妙地揭开了她的项巾,但是,那位先生并没有看到大老鼠,却见到了完令不同的情形,想忘掉要比想看到还困难。这是使那位夫人大失所望的一件事。

    我并不是一个值得孟顿夫人关心的人物,因为她需要自己身边有一些出名的人士。不过,她对我也多少有点注意,这并不是由于我的容貌——对此她无疑是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的——而是由于人们认为我所有的那点才华,这点才华对于她的喜好或许有些用处。她对于讽刺有一种相当强烈的爱好。她好用一些歌曲或诗句来讽刺不合她心意的人,如果她真的发现我相当有才可以帮助她写几句美妙的讽刺诗,而且我也十分乐意把它写下来,我们俩可能会把尚贝里闹得天翻地覆的。要是人们追究起这些诽谤文字的作者的时候,孟顿夫人就可以把我牺牲掉,自己完全不负责任,而我则可能被囚禁终生,来领受在贵妇人面前充当才子的教训。

    所幸,这些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孟顿夫人为了和我谈话留我吃了两三次饭,她发现我不过是个傻瓜。我也感觉到这一点,并为此而自怨自艾,恨自己没有我的朋友汪杜尔的才华;其实,我倒该感谢自己的愚蠢,因为它使我避免了许多危险。我在孟顿夫人跟前只有仍旧做她女儿的音乐教师,但是我在尚贝里的生活却相当平静,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比我在她跟前成为一个才子,而在当地其他人面前成为一个毒蛇,要强得多了。

    尽管如此,为了使我摆脱青年时代的危险,妈妈认为已经到了该把我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的时候了。她立刻这样做了,但她所采取的方式非常奇特,是任何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想不出来的。我发觉她的态度比往常严肃了,她的谈话也比平日更有教训气味了。在她素日的教导中经常夹杂的玩笑话突然没有了,换上了十分沉着的口气,既不亲切也不严厉,似乎是在准备要作一番说明。她这种突然的改变,我寻思了好久也清不透其中的原因,于是我就直接向她提了出来,而这正是她所期待的。她向我提议第二天到郊外的小园子里去作一次散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她事先作好了安排,整天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没有任何人来打搅;她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使我能够接受她要给我的恩情,但是她不象别的女人那样用巧计和调情来达到目的,而是用充满感情和良知的谈话。她说的那些话,与其说是对我的诱惑,不如说是对我的开导,刺激感官者少,感动心灵者多。但是,无论她那番既不冰冷也不忧伤的话说得如何出色,如何有益,我都没有以应有的注意去倾听,也没有象从前那样把她的话深深地铭刻在心上。谈话一开始,她那种预作准备的神态已使我精神不安了,因此,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就心不在焉地沉思起来。我并没怎样专心听她所说的话,而只是琢磨她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寻思了半天才明白她的用意所在,这对我说来的确是不容易的。我刚一明白她的意思,她这种新奇的主意——自从我和她生活在一起以来,一次也没有这样想过—一就把我完全给吸引住了,再也不容我去想她所说的话。我心里只顾想她了,她说什么我也没有注意听。

    为了让年轻人注意听取要对他们说的话,先给他们暗示一下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目标,是教师们常犯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我在《爱弥儿》一书中也未能避免这种错误。年轻人都是这样:受到向他们提出的目标吸引以后,他们就专门去想这个目标,就象要飞似地直奔目标而去,不再去听你为了使他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作的序幕式的谈话了,因为你那种慢条斯理的讲法不合他们的心意。如果要让他们注意听话,就不要让他们事先知道你最终要说什么,这一点妈妈可做得拙笨了。她那种喜欢一切事情都要有系统的奇怪性格,使得她总是耗费心思地来说明她的条件。可是我一看出好处,连什么条件都不听,就急着满口答应了。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哪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有讨价还价的直爽的勇气,如果他这样作了,也不会得到哪个女人的原谅。由于同样古怪的天性,她在这种协议上还用了最郑重的手续,给了我八天的考虑期限,而我又故意向她说我不需要这个期限。其实,这更是怪到极点的——我倒是非常乐意有些考虑的日子,她这些新奇想法使我很激动,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也非常混乱,需要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

    大家一定会以为这八天对我真象八个世纪之久。恰恰相反,我倒希望这八天真能成为八个世纪。我不知道怎样描写我当时的心境,心里充满了杂有急躁情绪的恐惧,既在渴望又生怕渴望的事情真的来到,以至有时心里真想找个什么妥当办法避开这种已经允诺的幸福。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那热情奔放和贪恋异性的气质,燃烧的血液,痴情的心,我的精力,我的强壮的体质,我的年龄。再想想我当时渴望得到女人却还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女人的情况,想象、需要、虚荣、好奇,全都交织在一起,使我欲火中烧,急切地要作一个男人,表现为一个男人。加之,大家尤其要想到,因为这是不应忽略的,我对她那种热烈而情致缠绵的依恋不但始终没有冷淡下来,而且一天比一天加深了,我只有在她身旁才感到快乐,只是为了想她才离开她。我这颗心完全被她占据了,不仅是她的恩情和她的可爱性格,乃至她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身体,一句话,就是整个的她,不管是哪一方面,凡是可以使我感到她可爱的一切都占据了我的心。虽然她比我大十到十二岁,大家不要以为她年纪大了,或是我觉得她是如此。自从五、六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着迷以来,她实际改变得很少,甚至在我看来她丝毫也没有改变。对我说来,她始终是迷人的,而当时大家也都认为她这样。只是她的身体稍稍发胖了。其他方面。完全和过去一样,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胸部,同样的容貌,同样美丽的淡黄色头发,同样的快乐活泼,甚至声音也是同样的声音。她青春时代的那种清脆语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直到今天,我每次听到一个少女的悦耳嗓音,还不能不为之动心。

    当然,在我等待占有自己非常爱慕的一个女人的期间,我本应害怕的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的欲望和想象,约束不了自己,竟想将时间提前。大家以后会看到,等我年岁稍大的时候,只要一想到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正在等候我,尽管她并不能给我多大的慰藉,我的血液也会立刻沸腾起来,虽然我和她相隔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路程,可是要叫我心里坦然地走这段路,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正当我年轻力壮时期,到底是出于什么不可思议的理由,对于青春的初次欢乐,竟如此毫无兴奋之感呢?我为什么在期待那瞬间临近的时候,反而感到痛苦多于快乐呢?我为什么对于本应陶醉的欢乐竟会感到有点反感和恐惧呢?毫无疑问,如果我能够很得体地避开这种幸福的话,我一定心甘情愿放弃这种幸福。我曾经说过,在我对她的爱情中有许多离奇古怪的东西,无疑,这就是一件大家想象不到的古怪事。

    已经气愤的读者也许认为,她已经委身于另一个男人,现在她又要在两个人之间平分自己的宠爱,在我的心目中她的身分一定降低了,可能有一种鄙视的心情削弱了我对她的爱慕。读者要这样想那就错了。这种平分的情况的确使我非常痛苦,因为这种敏感很自然,再说,我也确实觉得这种事对她对我都是不体面的;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而受到丝毫动摇,而且我可以发誓,我对她的爱从来也没有象我不大想占有她的时候那样更为情意绵绵的了。我非常了解她那纯洁的心和冷漠的气质,用不着怎么想也能明白,她之所以献身自荐是和肉欲的快乐没有丝毫关系的。我完全确信,她只是由于想使我摆脱掉那些几乎不可避免的危险,使我能够保全自己和守住本分,才不惜违背了她自己所应遵守的本分。而对于这一点,她的看法和其他女人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这我在下面将要说到。我既怜悯她,也怜悯我自己。我恨不得对她说:“不,妈妈,不必这样,不这样,我也保证不会辜负你的。”但是,我不敢这样说。首先,这是一件不该说的事,其次,说实在的,我感到这也不真实,事实上,只有她一个女人能使我抵挡住其他的女人,使我经得起诱惑。我虽然不想占有她,却很高兴她能使我免去占有其他女人的欲望,因为我把一切能使我和她疏远的事情都看作是一种不幸。

    长期同她一起过着天真无邪的共同生活,这个习惯绝没有削弱我对她的感情,而是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但同时也扭转了它的方向,可以说这种感情更加亲切、更加温柔了,而性的成分也更加少了。由于张口妈妈闭口妈妈叫得太多了,而且总是以儿子的态度对待她,日久天长,我就真把自己看作她的儿子了。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虽然那样爱她,却不怎么想占有她的真正原因。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初对她的感情虽不十分强烈,却是十分淫秽的。在安讷西的时候,我曾处于如醉如痴的状态;到了尚贝里,我却不那样了。我对她的爱可以说要多么强烈就有多么强烈,可是我爱她主要是为了她而不是为了我,至少我在她身边所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享受。她对我来说,胜似姐姐,胜似母亲,胜似朋友,甚至胜似情妇,正因为这样,她才不是我的一个情妇。总之,我太爱她了,不能别有所图,这在我思想里是最清楚的。

    与其说渴望不如说是畏惧的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既然什么都应许了,也就不能说了不算。我的心实践了我的诺言,并不希求报偿。不过,我却得到了报偿。于是,我便第一次投入了一个女人——我所崇拜的一个女人的怀抱。我幸福吗?不,我只是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忧伤毒化了它的魅力。我觉得我好象犯下了一桩乱伦罪似的。有两三次,我激动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我的眼泪浸湿了她的胸脯。她呢,既不显得忧伤,也不显得兴奋,只有温存和平静。因为她根本不是一个喜欢纵欲的女人,没有追求过这方面的满足,所以她既没感到性的快乐,也不为此而懊悔。

    我再说一遍,她的一切过失都在于她缺乏判断能力,决不是出自她的情欲。她是上等家庭出身,心地纯洁,她喜欢正派的行为,她的性情是正直和善良的,趣味也相当高雅。她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个具有完美品德的女人,她也喜欢这样做,但是她没有能遵守这种品德,因为她一向所听从的不是把她引向正路的感情,而是把她引入迷途的理性。当许多错误的道理引她走入迷途的时候,她的正确的感情一直在抵抗。可惜的是,她喜欢炫耀自己的哲学,因而她凭自己的见解所创立的道德原则,往往破坏了她的心灵启示的持身之道。

    她的第一个情人达维尔先生是她的哲学教师,他灌输给她的一些理论都是以诱惑她为目的的。他发现她非常忠于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冷淡,理智很强,不是从感情方面所能攻破的,于是就用一些诡辩之词来向她进攻,结果达到了目的。他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哄小孩一类的胡说八道,两性的结合——这个行动的本身是最无关紧要的;夫妻之间的忠实只是为了顾全外表,它的道德意义只涉及公众舆论;做妻子的唯一责任就是使丈夫安心,因此,不为人所知的不忠行为,对于她所欺骗的丈夫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说服了她,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因为别人知道了不好看才成了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能表现得象个贞洁的女人,她事实上也就是个贞洁的女人。这个坏蛋就这样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败坏了一个年轻女人的理智,他没有能败坏她的心灵。他受到了最猛烈的嫉妒心的惩罚,因为他认定她在按照他教她对待自己丈夫那样来对待他本人。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弄错了。贝莱牧师被认为是他的后继人。就我所知,这个年轻女人的冷漠天性本应保护她不接受这套理论,但恰巧妨碍她日后抛弃这套理论。她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于她认为毫无意义的小事那么重视,她从来也没有把在她看来毫不费事的节欲当成美德。

    为她自己,她并没有怎样滥用这个错误的理论,但是她却为了别人而滥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相信另外一条差不多是同样错误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又和她善良的心灵正相吻合。她始终相信,没有任何力量比“占有”更能使一个男人依恋一个女人的了,虽然她对她的朋友的感情只是出于纯粹的友谊——这是一种十分缠绵的友谊,她用她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使他们更紧紧地依恋她。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她确实非常可爱,和她相处得越密切,发现她的可爱之处也就越多。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足之后,她差不多只是宠爱不幸的人,显贵人物在她跟前都是枉费心机。如果她已经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同情,最后却又没有爱上他,那一定是因为他太不可爱了。如果她选择的对象配不上她,这决不是出于她那高尚的心灵向来十分陌生的某些卑鄙动机,而完全是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同情,过于敏感的缘故,她的明辨能力往往不足以驾驭这种性格。

    尽管几项错误的原则把她引入了歧途,可是有多少值得赞美的原则她曾始终不渝地在遵守啊!如果这些错误能够称作弱点的话,她已用多少美德弥补了这些弱点啊?何况其中肉欲的成份又是那么微乎其微!固然,那个人在一点上欺骗了她,然而也是那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出色地指导了她。她那殊少冲动的情欲常常使她能够遵循明睿的见解,只要她的诡辩哲学未能使她走入迷途时,她的行动也是正确的。即使她做了错事,她的动机也值得赞赏;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她做了错事,但决没有任何坏心眼。她对于口是心非和弄虚作假是深恶痛绝的。她为人正直,真诚,仁慈,无私;她信守诺言,忠于朋友,忠于自己认为应该遵守的责任。她既不会对人进行报复,也不会憎恨别人,她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宽恕竟然算作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最后,就拿她那最不可原谅的行为来说,她很不看重她给予别人的宠爱,也从来不把她的宠爱当作进行交易的手段;她滥用自己的宠爱,但是决不出卖宠爱,虽然她不断采用种种权宜之计来维持生活。我敢大胆地说,苏格拉底既然能够尊敬阿斯帕西雅,他也一定能够尊敬华伦夫人。

    我早料到,说她既具有多情的性格又具有冷漠的气质,人们一定会和往常一样毫无根据地指责我自相矛盾。也许这是大自然的过错,这种结合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我只知道她确实是这样的人。认识华伦夫人的人今天还有不少人健在,他们都能证明她就是这样的人。此外,我甚至敢说,她只知道生活中有一种真正的快乐,那就是让她所爱的人快乐。人们尽可以对此任意评论,用高明的论断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我的责任就是说明真实情况,并不一定要人们相信。

    我方才所说的,都是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以后的交谈中渐渐领会到的,我只是在这些交谈中才感到我们这种亲密关系的快乐。她原来希望她对我的宠爱会给我带来好处,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她的恩情对于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这以前,她对我只是象对一个孩子似的,单单谈我的事。现在,她开始把我当作一个成年男子而向我谈她自己的事了。她和我所谈的一切,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使我非常感动,我不能不深自反省,我从她所说的知心话中得到的益处比从她的教导中所得的还要多。当你真正感到对方的话是肺腑之言的时候,自己的心灵也一定会敞开来接受一个陌生心灵的真情的流露;一个教育家的全部箴言也赶不上你所爱恋的一个聪明女人的情意缠绵的话语。

    我和她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她对我有了比以前更高的评价。虽然我的样儿有些拙笨,她认定我经过一番教育后可以到上流社会里走动,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交际场中站稳脚跟,我是可以自奔前程的。根据这种看法,她认为不仅要培养我的智力,也要整顿我的外表和我的举止,她要使我变成一个既和蔼可亲又令人尊敬的人。如果说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成功是和品德可以结合起来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那么至少我确信除了她所采取的并且也要教给我的那个途径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华伦夫人深明人情世故,在待人接物上有一套湛深的艺术;她与人交往既不虚伪,又不疏忽,既不欺骗人,也不刺激人。但是,这种艺术是她的性格所固有的,也是传授不了的;她自己运用这套艺术要比她讲解这套艺术高明得多,而我又是世界上最不能学会这种艺术的人。因此,她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都差不多等于徒劳,就连她请教师教给我跳舞和剑术也是一样,我的身体虽然轻巧灵便,却连一个小步舞都没学会。由于我脚上有脚鸡眼,我用脚后跟走路已经成了习惯,即使用罗谢尔盐治疗,也没法改过来。虽然我的样子很灵便,可是我从来没能跳过一个小沟。在剑术练习室就更糟糕了,学了三个月,我还是在学习如何档开击来的剑,始终不会突刺。而且我的手腕不够灵活,胳膊没有劲,当我的教师要击落我的剑时,我总是握不紧。此外,我对这种运动和教我剑术的教师极端厌恶。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对于杀人的技术会有那么大的自豪感。他为了使我能接受他的大天才,就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作比方,他认为剑术中的第三和第四姿势和音乐中的第三和第四音程有很显然的相似之处。如果他要作一次虚攻,他告诉我要注意这个升半音符号,因为在古代音乐中的升半音符号和剑术中的虚攻是同一个字。当他把我手中的实习剑打掉的时候,就笑着对我说,这是一个休止符号。总之,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象他这样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胸前带着护胸甲的自以为多才多艺的家伙,他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我的剑术进步很小,不久我就纯粹由于厌恶而把剑术放弃了。但是,我在一种比较有用的艺术方面却有了显著的进步,那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再希望更显赫的地位,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没有这种天分。我一心希望妈妈生活得愉快,我喜欢总呆在她的身边,在我不得不进城教音乐而离开她的时候,尽管我对音乐那样爱好,我开始觉得这是件麻烦事。

    我不知道克洛德·阿奈是不是看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性质,但是我有理由相信这事未能瞒过他。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审慎的小伙子;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但也并不总是把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他一点也没显出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只是从他的行动上看,他象是知道了。他的这种谨慎态度当然不是出于心灵的卑贱,而是因为他赞成他的女主人的见解,所以他不能非难她按照这些见解所采成的行动。虽然他和她一样年轻,但他非常老成,非常庄重,甚至把我们俩看成两个应该宽容的孩子,而我们则把他看成一个可敬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保持相当的尊重。我只是在他的女主人对他不忠实以后,才了解到她对他的爱是如何深沉。由于她知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以至我的生命都受她的支配,所以向我说明了她是如何爱他,以便让我也能同样爱他;她在这点上所要强调的,与其说是她对他的爱,不如说是她对他的尊敬,因为后者是我最能和她分享的一种感情。她常说。我们俩对她的幸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她说这样话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两个人都感动得拥抱着流下眼泪啊!希望读这段叙述的女士们不要恶意地笑她。既然她是这样的气质,这种需要并无暧昧的成分;这纯粹是她心灵的需要。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三个人共同地、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如果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中缺了一个或者有外人参加,就好象一切秩序都乱了;尽管妈妈和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别的亲密关系,我们总觉得仅有两个人在一起不如三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愉快。在我们之间之所以不致产生苦恼,是由于相互间的极大信赖,之所以不会感到厌烦。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妈妈不断计划这个,打算那个,整日活动奔忙,也轻易不让我们两人闲着没事干,再加上我们都有点自己的事要做,也就把时间都占满了。在我看来,闲暇无事和孤独一样,也是社会上的苦难的根源。长时间面对面地待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这是最能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最能惹是生非、钩心斗角、造谣中伤的了。当大家都在忙着的时候,除非有事要说,谁也不说话,可是当大家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话就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说下去,这是最厌烦最危险的事情。我还敢进一步说,为了使一个小的集体有真正的快乐,我主张每个人不仅都应当做点什么事,而且要做点多少需要用心的事。例如,打花结就等于没事做。打花结的女人和闲着没事的女人一样需要谈话消遣。可是她要是做刺绣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专心刺绣,别人说话时她简直就没有答话的工夫。特别感到讨厌和可笑的是,要是这时候在她眼前有十多个闲人,起来坐下,走来走去,闲得没事用脚后跟来回打转,把壁炉上的瓷菩萨转来转去看个不住,并且还不断搅动他们的脑子,以便来维持他们没完没了的闲谈。不用多说,这真是一桩美妙的事!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总是要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我在莫蒂埃的时候,常到女邻居家去编丝带,如果我回到社交场中,我会经常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转球,整天地拿来转着玩,省得没话说时说废话。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人们就不会变得那么坏,他们的互相交往也就更信实可靠了,而且我认为,也会更愉快些。总之,谁要是觉得这可笑,那就让他们笑吧,我却认为,适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唯一道德,就是小转球的道德。

    再说,我们也几乎用不着为了摆脱厌烦而自己去找事做,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总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事情,除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空闲。这些客人从前使我产生的那种不耐烦的情绪并没有减低,所不同的只是我闹这种情绪的时间减少了。可怜的妈妈丝毫没有放弃她那好对自己的事业和方案作种种幻想的老毛病。相反,家庭的生计越困难,她就愈在她所憧憬的事情上用心思。眼前的生活来源越减少,她就越对将来充满幻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这种老毛病愈来愈甚,当她渐渐失去社交的乐趣和青春的乐趣的时候,她就用寻求秘方和制订计划的乐趣来代替她所失去的乐趣。家里总不断有一些江湖医生、制药商、术士以及形形色色喜欢搞空洞计划的人,他们吹嘘将来他们会有百万钱财,而当前他们连一块银币也不会放过。没有一个人是从她家里空手出去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她用什么方法来应付那么多的开销,既没有耗尽她的财源,也没有使她的债主感到头疼。

    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期,她最热中的计划——在她所拟定的计划中,这并不能算作最不合理的一个计划——是在尚贝里创设一所皇家植物园,还要聘请一位享有薪金待遇的技师,不用说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是要派给谁的。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中部,很适于进行植物学研究,妈妈总是用一个计划来促进另一个计划的实现,因此她在制定成立植物园的计划时就又拟定了创设一个药剂研究所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药剂师也就是仅有的那几位医生,成立一个药剂研究所实际上倒是很有用的。国王维克多逝世以后,太医格洛希退居尚贝里,她认为这是对这个计划很有利的条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想出了这个计划。不管怎么样吧,她开始拉拢起格洛希来,但拉拢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是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刻薄最粗鲁的人。现在举两三个例子由读者去判断吧。

    有一天,他和其他的医生会诊一个病人,其中有一位青年医生是从安讷西请来的,是经常给那个病人看病的医生。这位青年人对他们医生这个圈子的规矩还不够熟悉,居然敢不同意太医的意见。太医对他的话不作回答,却只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路过什么地方,乘哪班马车。年轻的医生—一作答后,反过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托他代办,格洛希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想在你走的时候,我很乐意到楼上的窗户旁看看一个蠢驴在马车里是个什么样儿。”他吝啬的程度是和他的富有与冷酷完全一样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并提出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却紧握着他朋友的手,咬着牙说:“朋友,就是圣彼得从天上下来,用三位一体担保向我借一百法郎,我也不借给他。”有一天,萨瓦地方的长官,一位非常虔诚的伯爵比贡先生请他吃饭,他提前很早就到了,那位长官大人正在作祈祷,就请他一同作,他不知怎样回答,只作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后也跪下了,但是,刚刚念了两句“万福玛利亚”,他就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拿起手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比贡伯爵追着对他说:“格洛希先生!格洛希先生!您别走呀,厨房里正在给您烤一只美味的鹧鸪呢!”他回过头来回答伯爵说。“伯爵先生!您就是给我一个烤天使我也不等了。”妈妈想拉拢而终于拉拢上的太医格洛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非常忙,但也常常来看她,和阿奈很要好,很重视他的知识,并且怀着景仰的心情谈论他。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象他这样一个粗鲁无礼的人,为了消除过去的印象,竟向阿奈表示特别尊重。虽然阿奈早已不是仆人了,但大家知道他过去是仆人,也许还是同样需要由太医的威望和示范来使人对他采取另眼看待的态度。克洛德·阿奈身穿黑色上衣,假发梳得整整齐齐,风度端庄,彬彬有礼,行动明智谨慎,医学和植物学的知识相当渊博,再加上医学界领袖人物的关照,依理而论,如果成立皇家植物园的计划能够实现,他很有希望担任皇家技师之职而受到一致的推崇。实际上格洛希很欣赏这项计划,也采纳了这个计划,只等和平局面一出现,开始考虑一些有关公益的事并能筹出一笔经费的时候,再向宫廷提出。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一定会投身到植物学上去,因为我生来就象是要干这门学科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无论计划怎样周密,遇到这样的意外。也是要被推翻的。我是注定了要逐步变成苦命人的典型。可以说,上帝特意要叫我经受种种严酷考验,把所有能防碍我做苦命人的一切,都用手拨开了。有一次阿奈到山顶上去寻找一种白蒿。这是只有在阿尔卑斯山上才生长的一种稀有植物,格洛希先生当时正需要它,这个可怜的青年竟在这次上山采药的时候跑得太热了,得了胁膜炎;据说,他所采的药材正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但也救不了他的命。尽管有医道高明的名医格洛希的医治,尽管有他的善良的女主人和我的尽心照顾,他在我们终归无效的救护之下,经过一番临终前的异常痛苦的挣扎,终于与世长辞了,这是得病后的第五天。在他死前只有我劝慰过他,我的心情是那样痛苦和热诚,如果他当时神智清醒,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一定会得到一些安慰的。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位罕见的、值得尊敬的人物,天赋的才能补足了他不曾受到的教育,出身低贱,却具有伟大人物的一切品德。如果他有较长的生命和适当的职位,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天,我怀着异常真挚的沉痛心情向妈妈谈起了他;在谈话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卑贱的不应有的念头:我想接收他生前穿过的几件衣服,特别是那件曾引起我注意的漂亮的黑上衣。我既然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因为在她跟前,我总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句卑鄙而难听的话更能使她感到刚刚死去的那个人对她的损失是多么大的了,因为无私与心地高尚正是死者生前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扭过头去哭了起来。可爱而又可贵的眼泪啊!我明白这些眼泪的意义,每颗泪珠都流到我的心里了,它们把我心里所有卑鄙肮脏的东西一点痕迹不留地完全冲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阿奈的死亡不但给妈妈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从此以后,她的事情一天不如一天了。阿奈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青年,他维持着他女主人家里的一切秩序。大家怕他那双机警的眼睛而不敢过于浪费。就是妈妈本人也因为怕他的指责而竭力克制自己那喜欢挥霍的习性。对她来说,单单他的爱是不够的,她还要保持住他的尊敬和避免他的正当的指责,因为在她滥用别人钱财或是浪费自己钱财的时候,他有时是敢于责备她的。我和他有同样看法,甚至也提出同样的忠告,但是,我在她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的话不如他的话那样有作用。他既然不在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可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所以不能胜任。我本来就不很细心,性情又怯懦,虽然我也暗自滴咕几句,却还是一切听其自流。再说,固然我获得了和阿奈同样的信任,却不能具有同样的权威,看见家里杂乱无章,我也叹息,我也抱怨,但是,我说的话谁也不听。我还太年轻、太浮躁,我还不能凭理办事,当我要干预时,妈妈总是亲热地轻轻拍拍我的脸蛋,叫声“我的小监督”,迫使我仍旧扮演起适合于我的角色。

    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我开始经常发烧,而且一直没有痊癒过。我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作过任何有伤身体的事,为什么在青春时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俗话说:“创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问:哪些激情呢?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一些极端幼稚的事,但这些事却使我就象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先是关于女人的事。当我占有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的感官虽然安定了,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在炽烈的肉欲的快感中,爱的需求在吞食着我。我有了一个温情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一个想象中情妇放在妈妈的位置上,为了哄骗我自己,我千百次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到躺在自己怀里的是妈妈,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息灭;虽然我为妈妈的温存而落泪,我却享受不到快乐。肉欲的快乐啊!这是男人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吗?唉!即使我这一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的全部欢乐,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我可能当场死去的。

    因此,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消耗精力。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想到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久就必然要使她彻底破产,我忧心忡仲,焦灼万分。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绘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其后果。我预见到,我将要为穷困所迫而必须离开我已为之献出生命、而且缺了她我就不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我所以总是心神不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欲望和担忧互相交替地侵蚀着我。

    音乐对我说来是另一种激情,虽然不十分炽烈,但也同样耗费我的精力,因为我对它也入了迷。我拚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著作,虽然我的记忆力已不听我使唤,我还是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为了教音乐课我不断地东奔西跑;此外我还编写了一大堆乐曲,时常要通宵抄写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在我这轻佻的头脑中所想的一切蠢事,那些为时短暂、只占一天时光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一切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的快乐或办得到的事情,对我说来都同样可以成为十分强烈的激情,当它们变得热烈可笑的时候,都能把我折腾得够呛。克利弗兰的虚构的不幸,(我曾疯狂地阅读《克利弗兰》一书,而且屡次中断、又屡次拾起来,)我敢说,比我自己的不幸更叫我难过。

    有一个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的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经常装着一脑袋和他一样荒唐的计划,他把百万巨款说得易如反掌,而一无所有他也毫不在意。他有件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把妈妈笼络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他那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他也看得出来;对于我这样的人,看出我的心意当然是不难的。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会走几步棋,便提议教我下棋。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试了一试;刚刚学会了一点走法,我的进步就非常之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只这一下,我就变成了棋迷。我买棋盘棋子,买加拉布来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日日夜夜进行钻研,努力把所有的布局都记在心里,不管好歹一个劲儿往脑子里装,自己跟自己片刻不停、没完没了地下起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苦练和不可想象的努力,我就到咖啡馆去了。那时我面黄肌瘦,差不多象一个傻子。我要试一试手,就和巴格莱先生再杀一场;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走法全乱套了,我的想象力也完全迟钝了,眼前的一切仿佛在云雾中一样。每逢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精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把棋暂时放下一个时期或者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程度,始终是第一次下棋终局时那个程度。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其他一点进展也不会有。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时间消磨得真好!不错!我的确用去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到了精力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才放下了这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象个从墓穴里出来的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难想见,象我这样气质的一个人,而且是在青年时期,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困难的啊!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由于感到体力衰退,我变得比较安定了,一心只想旅行的热望也有所减低。我比以前喜欢呆在家里了,我感到的不是烦恼,而是忧郁。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沮丧变成了悲伤;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我觉得还没享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就要逝去。想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行将陷入破产的凄惨境地,我心中十分难过;我敢说,我唯一悲伤的,就是我要离开她,使她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最后,我完全病倒了。她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我,这对她本人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仅使她不再去关心她那各式各样的计划,同时还可以避开那些给她乱出主意的人。如果死亡在那时来临的话,那该是多么甜蜜呀!虽说我没享受到多少人生的幸福,但我也没有遭遇到多少人生的不幸。我那恬静的灵魂,可以在尚未痛感人间的不公正之前安然离去,这种不公正使生与死都受到了毒害。我堪以自慰的是,在我的同命者身上还保持着我的存在,这也就是虽死犹生啊。如果我对她的命运没有什么忧虑的话,我死的时候就会象安然入睡一样;而且这些忧虑的本身又由于有一个温柔多情的对象,痛苦也就减轻了。我常对她说:“你是我整个身心的保护者,你要让我感到幸福啊。”有两三次,在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有病的身子摸到她的房里,向她提出一些劝告,这些劝告,我敢说,都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而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我对她的命运的关切。眼泪好象是我的营养品和药物,我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双手,和她一同洒下的眼泪,使我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这种夜间谈话有时长达几小时,当我回到自己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比去的时候好了许多。她对我许下的诺言,给我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着听凭上帝安排的宁静心情安然地入睡了。假如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是不会感到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致生命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象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她终于把我救活了,而且,的确也只有她能够这样做。我不太相信医生们的医疗,却非常相信一个挚友的照顾: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事情总是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些。如果说生活中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两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我们相互间的爱恋并未因此而日益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极质朴的爱恋中,却产生了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更亲密、更动人心弦的关系。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变成了她的孩子,她比我的生身母亲还亲。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我们的生命也仿佛糅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仅感到谁都需要谁,而且还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

    这一如此可贵的转折,为什么没有为她和我的此后余生带来长久的幸福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深信这一点,我对此感到宽慰。这也决不是她的过错,至少她不是故意的。但是事情注定了:人的不可制服的本性又占了上风。不过,那不幸的结局也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感谢上天的安排,曾有过一个间隔期间:短暂而宝贵的间隔期间啊!它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终止的,我也不能怪自己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虽然我的大病痊癒了,但精力并未复原,我的胸部还在发疼,余留的微烧始终未退,一直软弱无力。我只想在我所喜爱的女人身边度我的余生,使她永不放弃她所下的决心,叫她知道幸福生活的真正所在,并尽我的力量使她成为幸福的人,除此以外,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是我不仅认为而且也感觉到在一所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两人寂寞无聊地终日对坐,最后也会感到愁闷的。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不用找,自已就来了。妈妈认为我应该喝牛奶,并且要我到乡下去喝。我表示,只要她和我一块儿去,我就同意。这一要求她马上就答应了,问题只在于选择什么地点。郊外的那个园子谈不上真正的乡下,四周又有别人家的房子和花园,没有一点儿可作乡居之所的吸引力。再说,自从阿奈去世以后,为了节约,我们已经不要这个园子了,我们也无心去照顾园中的植物。由于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放弃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并不使我们感到惋惜。

    现在,我趁她对城市生活发生厌倦的时机,建议她索性离开城市,搬到幽静的地方去住,在那里找一所离城较远的小房子,使那些讨厌鬼再也找不到我们。如果她这样做了的话,则由她的守护天使和我的守护天使启示给我的这个主意,很可能使我们一直到死过着幸福安静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注定要享的福分。妈妈过惯了豪华生活,她注定要遭受的穷困和不幸带来的种种痛苦,使她不致过分留恋人生。至于我,这个各种灾难的牺牲品,注定要留在社会上,以便有一天能给任何热爱公众幸福,热爱正义,不靠同伙支持,不靠党派庇护,单凭自己的正直而敢于公开向人类说真话的人做个榜样。

    一种不幸的顾虑把她抱住了。她怕得罪房主人,不敢离开她那所破房子。她对我说:“你的隐居计划非常好,也很合我的心意,不过,过隐居生活也需要钱呀,放弃我这所监牢般的房子,就有失去饭碗的危险,当我们在树林里找不到饭吃的时候,还得到城里来找。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我们最好不要完全离开城市。我们就继续给圣劳朗伯爵那点房租吧!这样他就不致停止我的年金。我们要设法找所小房子,它离城的距离可以使你享受生活的安静,又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回城里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找了一些时候,我们就决定居住在沙尔麦特村属于孔济埃先生的一段土地上;这个地方就在尚贝里旁边,但是很僻静,仿佛离城有百里之遥。在两座相当高的山丘之间,有一个南北向的小山谷,山谷底部的乱石和灌木丛中有一道溪水,沿着这个山谷,在半山腰间疏疏落落地座落着几所房子,任何一个喜欢在比较偏僻比较荒野的地方过隐居生活的人,对这里都会非常满意。我们看了两三处房子,最后选择了最漂亮的一所,这所房子的所有人是一位正在服役的贵族,名叫诺厄莱。房子很适于居住。前面是一座高合式的花园,上面是一片葡萄园。下面是果树,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栗树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泉水;再上一些,山上有作牧场用的草地,总之,对我们所要建立田园生活必要的一切应有尽有。据我记忆所及,我们大概是在一七三六年的夏末住到那里去的。我们第一夜在那里睡下的时候,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欣喜若狂,激动得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对她说道:“哦,妈妈,这真是幸福和纯洁的住所啊。我们要是在这里找不到幸福和纯洁,那就别到其他地方去找了。”

    第六章

    我不能接着说:但是,没关系,我什么都不要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我能享受就够了。我早就说过,而且也体会到,所有者和占有者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人,即使把丈夫和情夫间的区别撇开不谈。

    我一生中的短暂的幸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使我有权利说我不曾虚度此生的那些恬静的但迅即逝去的时光,就是这时开始的。宝贵而令人留恋的时光呀!请再为我开始一次你们那可爱的历程吧;如果可能的话,请在我的回忆里走得慢一些,虽然实际上你们都是那样飞快地过去了。怎样才能把这段动人而单纯的记述按我的意愿写得很长呢?怎样才能把同样的事情反复重述,却不叫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厌烦呢?再说,如果这一切都是具体的事实、行为和言谈,我还能够描写,还能用某种方式把它们表达出来;但是,如果这既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而只是感受过和体验过,连我自己除了这种感觉本身以外,也说不出使我感到幸福的其他原因,又怎么能够叙述呢?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感到幸福;我在树林和小丘间游荡,我在山谷中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园子里干活儿,我采摘水果,我帮助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随着我;这种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是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我。

    在我一生中的这个可贵的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阶段我所作、所说和所想的一切,没有一件是我不记得的。在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的一些事,有时只是片断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即使想起来时,也是参差不齐的和零乱的。只有这个时期的事情,我完全记得,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在年轻时候,我的想象力总是向前展望,现在则只是追溯往事,以甜蜜的回忆来填补我永远失去的希望。我看不出未来有什么可以诱惑我的地方,只有回忆过去,能给我带来乐趣;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期的回忆是那样生动,那样真实,使我常常感到幸福,尽管我有过不少不幸。

    关于这些回忆,我只举一个例子,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多么真实多么有力。我们头一砍到沙尔麦特去过夜的那天,妈妈是坐轿子去的,我跟在后面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山路,她的身体又不轻,她怕轿夫们过于劳累,差不多半途上就下了轿,剩下的路程打算步行。在路上,她看见篱笆里面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就对我说:“瞧!长春花还开着呢!”我从来没有见过长春花,当时也没有弯下腰去看它,而我的眼睛又太近视,站着是不能辨认地上的花草的。对于那棵花,我当时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它一眼,从那以后,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我既没再遇见这种花,也不曾注意到这种花。一七六四年,我在克莱希耶和我的朋友贝鲁先生一同登上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厅,我的朋友把它叫做“美景厅”,确是名副其实。那时我采集了一点儿植物标本。我一面往上走,一面不时地朝树丛里看看,我突然间高兴地叫了一声:“啊!长春花!”事实上,也真是长春花。贝鲁看出我非常激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他以后有一天读了这段文字就能明白。根据这么一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读者就不难想见那个时期的一切事物给我留下的印象该是多么深刻的了。

    不过,野外的空气并未能恢复我原有的健康。我本来就衰弱无力,现在更衰弱了。我连牛奶都消化不了,只好停止饮用。当时正流行着用泉水治病的方法,于是我就试行起泉水疗法来,但我运用得很不得当,以致这种疗法不但未能治好我的病,反倒几乎送了我的命。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拿着一个大杯子到泉边去,我一边散步一边喝,一直喝了两大瓶泉水。我每顿饭后的酒也完全停止了。我所喝的水和绝大多数的山水差不多,有些硬,不好消化。简单说,不到两个月我就把一向很健全的胃完全弄坏了,吃什么也不能消化,我确信再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突然得了一种病,不论就病的本身来说,还是就它那一直影响我一生的后果来说,都是很奇特的。

    有一天早晨,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比往日坏,但当我正在移动一个小桌子的时候,突然觉得全身发生了一种几乎不可理解的震动。我想最好把这种变化比作血液中起了一阵暴风,它立刻袭击到我全身。我的动脉跳动得非常激烈,我不仅感觉到跳动,甚至还听得到跳动的声音,特别是颈部动脉的跳动。此外,两个耳朵嗡嗡直响,这种嗡嗡声包括三个甚至四个声音:粗而低沉的声音,较为清晰的好象潺潺流水的声音,尖细的哨音,最后则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跳动声;我不必按我的脉搏或用手摸我的身体,就能毫不困难地数出跳动的次数。我耳朵里的这种响声是那样厉害,以致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锐敏的听觉,我虽然没有完全变成聋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听觉迟钝了。

    我的惊慌和恐怖是可以想见的。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就躺到了床上。医生也请来了。我颤抖着向他叙述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治不好了。我相信医生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仍然尽了他的职责。他向我罗哩罗嗦地说了许多道理,可是我连一句也没听懂;接着,他便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这“不值钱的身体上”采用他的那种医疗法。这种疗法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恶心,而且效果甚微,不久我就厌倦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看病情既不见好,也未恶化,就不顾脉搏的跳动和嗡鸣,索性离开了病床,恢复了我日常的生活。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种毛病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

    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很能睡觉的人。有了这种病以后,我就开始失眠,于是我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种想法使我暂时不再为治病的事操心。既然我的生命不能延长,我便决定要尽量利用我还活在世上的那点时间。由于大自然的特殊恩施,即是在这种极不幸的情况下,我那得天独厚的体质居然免除了我在生理上所应受到的痛苦。我虽然厌恶这些声音,却并不为它感到苦恼;而且,除了夜间失眠和经常感到气短外,这种声音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不便;就是我那感觉气短的毛病,也没有发展到气喘的程度,只是在我要跑路或动作稍微紧张的时候显得厉害一点而已。

    这种本应毁灭我的身体的病症,只是消灭了我的激情,我每天都为这种病在我的精神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天。我可以率直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以后,才开始活着。只是到了这时,我才对我要离开的事物予以应有的重视,开始把我的心思用在一些比较高尚的事情上,就好象我要把早该应尽的、而我至今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义务提前完成似的。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因此,我没有怎样费力就又转向了宗教。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那样枯燥无味,而在那些认为宗教可以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人们看来,则是那样趣味盎然。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的教导比所有的神学家对我的教导都更有益。

    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宗教当然也不例外。这套看法是由一些极不相同的观念——其中有的非常正确,有的非常荒谬——以及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和与她所受的教育有关的偏见组成的。一般说来,信徒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上帝也是什么样:善良的人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凶恶的人认为上帝是凶恶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只看到有地狱,因为他们愿意叫所有的人都下地狱,而心地温和和善良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善良的菲内龙在他的《德勒马克》一书中关于地狱的言论,真好象他相信有地狱似的,但是,我希望他当时是在说谎,因为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作了主教,有时就不得不说谎。妈妈对我是不说谎的;她那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复仇与愤怒之神。关于上帝,一般信徒所看到的仅只是公道和惩罚,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拿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那他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品德端正的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他要求我们这样,那就是向我们要他没有给过我们的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她虽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对恶人的灵魂究竟应当怎么办:既不愿叫恶人的灵魂下地狱,而在他们没有转变以前,又不愿把他们和善人的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也应该承认: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恶人的事总是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根据这种主张,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一股流行的基督教义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而且起码可以说,天主教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更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个好的天主教徒,她这种自信无疑是出于至诚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于教条和呆板,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永恒的苦难的话,她认为是带有侗吓或寓意的性质。耶稣基督的死,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之爱的榜样,它教人们要爱上帝,并且也要彼此相爱。一句话,她是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的,她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承认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一条一条地和她讨论起来,那就会发现她和教会所信仰的完全不同,尽管她始终是服从教会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所表现出的纯朴和真诚比那些学者们的论争更为雄辩有力,甚至有时叫她的听忏悔师很为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听忏悔师是什么事也不隐瞒的。她对他说:“我是个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要用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掌握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教会,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

    我相信,即使没有产生过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遵奉它的一些原则,因为她的性格和基督教的道德太吻合了。凡是教会明确规定的,她都去做;其实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她也同样会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她总是喜欢服从的。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规定她开斋,她会守斋一直守下去,这完全是为了伺奉上帝,丝毫不是出于谨慎小心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些道德原则都是从属于达维尔先生的原则的,说得更准确些,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她可以坦然地每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不是出自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我知道有不少虔诚的女人在这件事上的顾忌并不比她多,但是她和她们之间的不同是;她们是由于情欲的诱惑,而妈妈则是被她那诡辩哲学所欺骗。在最令人感动的谈话中,我甚至敢说,在最富有教诲意义的谈话中,她可以平静地谈到这个问题,面部的表情和声调毫无改变,而且一点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了她的谈话,随后她会以同样冷静的态度接着谈,因为她真诚地相信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定的,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解释、奉行或回避,而不会冒亵渎上帝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虽然和她显然不同,我承认我不敢反驳她,因为要反驳,我就得扮演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一种羞愧之心使我难以启齿。我倒是很想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但是,我不仅知道她的气质可以防止她滥用她的主张,我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自己要求例外,就等于让她把她所喜欢的一切人都算作例外。其实,我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的地方时顺便提一下这点:这在她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而在当时甚至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我曾答应要忠实地叙述一下她的主张,我要遵守我的诺言。现在我再来谈谈自己吧。

    我发现她的这些处世之道正是我为了使自己心灵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于是我便十分坦然地尽量从这个信赖的源泉中汲取一切。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依恋她了,我真想把我的行将结束的生命完全给了她。由于我对她的加倍的依恋,由于我确信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长,又由于我对将来的命运处之泰然,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平静、甚至是十分幸福的情况。这种局面缓和了使我们陷于恐惧和希望中的一切激情,从而使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我那为时不久的时光。给这些日子增添了乐趣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在用一切办法来培养她对田园生活的兴趣。由于我一心要使她爱上她的园子、养禽场、鸽子、母牛,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这一切。我虽然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但并没有搅乱我的平静,这比喝牛奶和服用一切药物更有益于我那可怜的身体,更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收获葡萄和水果使我们愉快地度过了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加之又处在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使我们对田园生活逐渐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们怀着极端的惋惜心情看着冬天的来临,回城的时候就好象要被流放似的,而我尤其难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能活到下一个春天,我觉得向沙尔麦特告别就是永别。在离开的时候,我吻了吻那里的土地和树木,尽管已经走得很远,我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回城以后,由于我和我的女学生们离开已经很久了,又由于我已失去了城市里的娱乐和社交的兴趣,我就不再出门了,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外,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萨洛蒙最近成了我和妈妈的医生,他是个正直而有才气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他对宇宙法则有相当明智的见解;对我说来,听他那些非常有趣且富有教益的议论比服用他所指定的那些药剂更为有益。一切愚蠢和庸俗的谈话是我所一向不能忍受的;但听取有益的与有丰富内容的谈话,则始终是我最大的愉快,我对这样的谈话从不拒绝。同萨洛蒙先生的谈话使我感到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涉及到我那摆脱了束缚的心灵行将获得的高深知识。我由于对他的好感进而发展到喜欢他所谈的课题,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的书籍。那些能把科学与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论著,特别是由奥拉托利会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版的著作,对我更为相宜。我开始阅读这些书,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贪婪地读它们。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父写的《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读了它上百遍,并且决定拿这本书作为我的学习手册。最后,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逐渐引向研究学问的道路上,而且,我虽然每天都认为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但却更加奋勉地学习起来,就好象要永久活下去似的。别人都说这样用功学习对我有害,我却认为这对我有益,不仅有益于我的心灵,而且有益于我的身体,因为这样专心读书的本身对我就是一件乐事,我不再考虑我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很多。诚然,这对于我的疾病,实际上不能有所减轻,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剧烈的痛苦,我对身体的衰弱,对失眠,对用思考代替活动,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我把机能的一步步慢慢衰退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到死方休的过程了。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琐事的挂虑,也使我避开了一直到那时被迫服用的讨厌药品。萨洛蒙承认他的药对我没有什么用,也就不勉强我继续尝那些苦味了,他只是开一些可服可不服的药方来安慰可怜的妈妈,以便减轻她的忧郁,这一方面不使病人对病情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医生的信誉。我放弃了严格的节食疗法,又恢复了喝酒的习惯,在我体力允许的范围内重新过起健康人的生活。我样样都有节制,但没有任何禁忌。我甚至又开始出门了,我去拜访我的朋友们,特别是我非常喜欢交往的那位孔济埃先生。最后,也许是由于我认为努力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件美好的事,也许是由于在我内心深处蕴藏着还能生存下去的希望,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反而似乎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我不顾一切地积累知识,以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好象我相信我所获得的知识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有的东西。我对布沙尔的书店发生了好感,一些文人学者经常到他那儿去;不久,由于春天——我曾以为不能再看到的春天——已经临近了,我便在那个书店里选购了几本书,以便有幸能回沙尔麦特时,随身带去。

    我得到了这种幸福,我就尽量享受这种幸福。当我看到草木萌蘖发芽的时候,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重新看到春天,对我说来,等于天堂里的复活。积雪刚刚开始融化,我们就离开了那所监牢般的住宅,为了听那夜莺的初啭,我们去沙尔麦特是相当早的。从那时起,我已不再相信我快要死了,实际上也很怪,我在乡间时从未真的病倒过。我在那里感到过不舒服,但始终不曾缠绵病榻。当我觉得身体比平时还坏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看见我要死的时候,就请把我抬到橡树的树荫下,我保证会复原的。”

    虽然衰弱,我又恢复了田间的活动,当然我是量力而为的。我为自己不能独力从事田园工作而深感苦恼;刚锄了五六下地,就气喘吁吁,汗流如雨,支持不住了。我一弯腰,心跳就加快,血液就猛地冲到头部,我不得不立即直起身子来。我只好做些不太累的活儿,于是,就在许多工作中担当起照料鸽子的活来,我十分喜爱这种工作,常常一连干上几小时,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鸽子非常胆小,而且难以驯养,然而,我终于做到使我的鸽子非常信任我,甚至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它们都跟着我,我愿意什么时候捉它们就能捉住它们。只要我一去到园子里或到院子里,我的肩上和头上就会立刻落上两三只鸽子。虽然我很喜欢它们,但这样的扈从最后却成了我最大的累赘,我不得不免除了它们对我的这种亲昵的习惯。我一向特别喜爱驯养动物,尤其是驯养一些胆小的野性动物。我认为把它们驯养得善于听从人意,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利用它们对我的信任而去捉弄它们,我愿意叫它们毫无畏惧地喜爱我。

    我在前面说过,我带来了几本书,于是就读起这些书来,但是我的读书方法很难使我得到益处,而只能增加我的疲劳。由于我对事物没有正确的理解,竟认为要从读一本书得到好处,必须具有书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知识,丝毫没考虑到就是作者本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他写那本书所需要的知识也是随时从其它书中吸取来的。由于我的愚蠢想法,我读书的时候就得不时地停下来,从这本书跳到那本书,甚至有时我所要读的书自己看了不到十页。就得查遍好几所图书馆。我顽固地死抱着这种极端费力的办法,浪费了无数的时间,脑子里越来越混乱不堪,几乎到了什么也看不下去、什么也不能领会的程度。幸而我发觉得尚早,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使我置身在一个漫无边际的迷宫里,因此在我还没有完全迷失在里面以前就回头了。

    一个人只要对于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哪一门也不能独自存在。虽然人的智力不能把所有的学问都掌握,而只能选择一门,但如果对其他科学一窍不通那他对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也就往往不会有透彻的了解。我觉得我的思路是好的和有用的,只是在方法上需要改变一下。我首先看的就是百科全书,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加以研究。不久,我又认为应当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先就每一个门类单独加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别研究下去,一直研究到使它们汇合到一起的那个点上。这样,我又回到一般的综合方法上来了,但我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意识这样做的。在这方面,我的深思弥补了知识的不足,合乎情理的思考帮助我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不论我是活在世上还是行将死去,我都一点不能再浪费光阴了。二十五岁的人了,还是一无所知,要想学到一切,就必须下决心很好地利用时间。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命运或死亡可能打断我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先对一切东西获得一个概念,为的是一方面可以试探一下我的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亲自来判断一下最好是研究哪一门科学。

    我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原先没有料到的好处,那就是:很多时间都利用上了。应当承认,我本不是一个生来适于研究学问的人,因为我用功的时间稍长一些就会感到疲倦,甚至我不能一连半小时集中精力于一个问题上,尤其在顺着别人的思路进行思考时更是这样,虽然我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思考,时间可能比较长些,而且还能有相当的成果。如果我必须用心去读一位作家的著作,刚读几页,我的精神就会涣散,并且立即陷入迷惘状态。即使我坚持下去,也是白费,结果是头晕眼花,什么也看不懂了。但是,如果我连续研究几个不同的问题,即使毫不间断,我也能轻松愉快地一个一个地寻思下去,这问题可以消除另一问题所带来的疲劳,用不着休息一下脑筋。于是,我就在我的治学计划中充分利用我所发现的这一特点,对一些问题交替进行研究,这样,即使我整天用功也不觉得疲倦了。当然,田园里和家里的那些零星活计也是一种有益的消遣,但是,在我的求知欲日益高涨的时候,不久我便想出一种能从工作中匀出学习的时间并且能够同时从事两件事的办法,而不去顾虑哪一件会进行得稍差一些。

    在这些只我自己感到兴趣而往往使读者感到厌烦的小事里面,我还有未曾提到的地方,如果我不向读者指出的话,你们也许连想都不会想到的。现在举一个例子,为了要尽可能做到既轻松愉快而又能得到益处,我在时间的分配上进行了种种不同的试验,我一想起这点,就感到极为欣慰。我可以说,在我隐居生活中的这段时间虽然始终多病,却是我一生中最不清闲、最不感到厌倦的时期。那时,我一方面是在试图确定自己的爱好,而另一方面是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并且是在这令人陶醉的地方,享受着我深感难以获得的人生之乐,享受着如此悠闲自在、甜蜜无比的伴侣之乐——如果对于如此美满的结合能够称之为伴侣的话,享受着我一心只想获得高深知识的那种快乐,这样,两三个月的时光转瞬间就过去了。对我来说,我的努力仿佛已经取得了结果,甚至还要超过许多,因为学习的乐趣在我的幸福中占据了主要的成分。

    应该略而不提的这些试验,对我说来,每一件都是一种享受,但它们是那样平淡无奇,以致无可转述。再说,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体会得越深就越难加以描写,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一些事实的汇集,而是一种状态的持续。我常常这样说,而且我以后甚么时候想起时还要比这说得更多。最后,在我那变化无常的生活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律时,我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象下面这样分配的。

    每天早晨日出以前起床,然后从邻近的果园走上一条十分美丽的道路,这条路在葡萄园的上方。我沿着这条山路一直走到尚贝里。一路上,我一边散步一边作祈祷。我的祈祷并不是随便地咕哝几句就完了,而是我那至诚的心一直向往着创造这个展现在我眼前的可爱的自然美景的造物主。我从来不喜欢在室内祈祷,我觉得墙壁和人手制造的那些小物件是我和上帝交往的障碍。我喜欢在欣赏他的创造物时默念他,这时我的心也上升到神的境界。我可以说,我的祝祷是纯洁的,因此我的心愿是值得上帝嘉纳的,我没有别的心愿,只是为我自己和我永远为之祝福的那个女人祈求一个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穷困的纯洁的平静生活,祈求我们至死作正直的人并在未来有正直人所应有的好命运。实际上,在我的这种祈祷中,赞美和欣赏多于祈求。我知道,在真正幸福的施与者眼前,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幸福的最好方法,在于自己的争取而不只在于祈求。我回来的时候,总要绕一个大圈子,以兴奋的心情观望着周围田野里的那些东西,这是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灵永不感到厌烦的。我从远处探望妈妈是否已经醒来,看到她的百叶窗已经打开时,便欢喜得跳起来,赶紧跑向前去。如果百叶窗还关着,我就暂时转到园子里,以默诵我昨天所读的书籍作消遣,或者做一些园内的活计,等候她醒来。百叶窗一打开,我就赶忙跑到床前去拥抱她,那时她常常处在半睡的状态中,我们的拥抱既甜蜜又纯洁,在这纯真无邪的拥抱中,有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愉快,但这种愉快和肉欲的快感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通常我们是拿牛奶和咖啡作早餐的。这时是我们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也是我们最能畅快地交谈的时刻。这种在早餐时的谈话通常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以致使我对早餐总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喜欢英国和瑞士的习惯,而不大喜欢法国的习惯,在英国和瑞士,早餐是大家聚在一起的一次真正的用餐,而在法国则是每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用餐,甚至常常根本不吃什么。闲谈一两个小时后,我就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我起先看一些哲学书籍,如波尔-洛雅勒出版的《逻辑学》,洛克的论文,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儿的著作等等。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作者的学说差不多总是互相冲突的,于是我就拟订了一个要把它们统一起来的空想的计划,我耗费了不少精力,浪费了不少时间,弄得头昏脑胀,结果毫无所获。最后,我放弃了这种方法,采取了另一种比这好得多的方法,我的能力虽然很差,但我之所以还能有些进步,应当完全归功于这个方法,因为毫无疑问,我的能力在研究学问上一向是很有限的。我每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就拿定主意,完全接受并遵从作者本人的思想,既不掺入我自己的或他人的见解,也不和作者争论。我这样想:“先在我的头脑中储存一些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论点明确就行,等我的头脑里已经装得相当满以后,再加以比较和选择。”我知道这种方法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拿灌输知识的目的来说,这个方法倒是很成功的。有几年功夫,我只是作者怎样想自己就怎样想,可以说从不进行思考,也几乎一点不进行推理。几年过后我就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足以使我独立思考而无需求助于他人了。在我旅行或办事而不能阅读书籍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复习和比较我所读过的东西,用理智的天平来判断每一个问题,有时也对我的老师们的见解做一些批判。虽然我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未免晚了一些,但我并没有感到它已失去了那股强劲的力量,因此,在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别人并未说我是一个盲从的门徒,也没说我只会附和先辈的言论。

    后来,我转学初级几何。对于这个科目,由于我一心要想克服自己记忆力薄弱的缺陷,我翻来覆去学了好多遍,同一部分经常从头学起,所以始终没有多大进展。我对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主要偏重在一连串的证明,而不重视概念的联系。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拉密神父的几何学,从那时候起,这位神甫就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位作者了,就是现在我还很爱重读他的著作。以后我便开始学习代数,同样也以拉密神父的著作为指南。在我取得了一些进步以后,我就阅读雷诺神父的《计算学》以及他的《直观解析》,对于后者,我不过是随手翻翻而已。我一直没有能够深刻理解把代数应用在几何学上的意义。对这种不知目的所在的计算法我是一点不感兴趣的,我觉得用方程式来分解几何题,就好象是在用手摇风琴演奏乐曲。在我第一次用数字算出二项式的平方就是组成那个二项式的数字的各个平方加上这两个数字的乘积的一倍,我尽管算得很正确,也不肯相信,直到我作出图形后才肯相信。我并不是因为代数里只求未知量便对代数没有甚么兴趣,而是在应用到面积上时,我就必须根据图形才能进行计算,不然我就一点也不明白了。

    在这以后,我就研究起拉丁文来了。拉丁文是我最感困难的一门课程,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我起初采用波尔-洛雅勒的拉丁文法,但是,没有任何收获。那些不规范的诗句确实叫我讨厌,始终听不入耳。我一看那一大堆文法规则就糊涂了,在学会一条规则的时候就把以前的全忘了。对于一个记忆力弱的人来说,是不适于研究文字学的,而我却正是为了增强我的记忆力才决心从事这种研究。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它。那时,我对语句的结构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利用一本辞典,可以读一些浅近的著作。于是我就选择了这种途径,觉得效果很好。我集中精力翻译拉丁文,不是笔译,而是心译,也仅止于此。经过长期的练习,我终于能够轻松愉快地读一些拉丁文著作,但是我始终不能用这种语言谈话和写作,因此,当我后来不知为什么竟被放进学者行列的时候,我时常感到很尴尬。和我这种用功方法分不开的还有另外一种缺陷,那就是我一直没学会拉丁韵律学,更谈不上懂得作诗的种种规律。不过,我很想能欣赏拉丁语在韵文和散文里的那种非常谐美的声调,我曾费了不少力气想学会一点,但是,我确信,要是没有老师的指导,那几乎是办不到的。在所有的诗体中,最容易作的就是六音节诗,我学过这种诗句,我曾耐心地把维吉尔的诗的音律差不多全部都摸清了,并且标出了音节和音量;后来,只要我弄不清某个音是长音或短音,我就查那本维吉尔。然而,由于我不知道在作诗的规则中允许有一些例外,因而常常发生不少的错误。如果说自学有好处,那么我要说,它也有很大的坏处,最主要的是非常吃力。关于这一点,我体会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中午时分,我放下了书本,如果午饭还没有准备好,我就去访问已成为我的好友的那些鸽子,或者在园子里干点活儿等候开饭。一听到叫唤我的声音,我就兴致勃勃地带着强烈的食欲跑去,这里也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病情如何,我的食欲从未减退。午饭的时间是非常愉快的,在等妈妈能够吃东西之前,我们先谈些家务事。此外,天气好的时候,每星期有两三次,我们到房屋后边一个布满花草的相当凉爽的亭子里去喝咖啡;我在这个亭子四周栽了一些忽布藤,天气炎热的时候,到这里来乘凉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在这里消磨一个来小时,看看我们的蔬菜和我们的花草,谈谈我们的生活,越谈越体会到我们生活的甜蜜。在我们园子的一端,还有另一个小家族:那就是蜜蜂。我轻易不会忘记去拜访它们,妈妈有时也和我同去。我对于它们的劳动很感兴趣,看到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带着那么多的采集物,几乎都要飞不动了,觉得很有意思。头几天,我由于过分好奇,不小心被它们螫了两三次,但是后来我们渐渐熟识了;无论离多近它们也不会伤害我。蜂窝里的蜜蜂非常多,甚至满得必须分群,有时我就被它们包围起来,我的手上、脸上到处都是蜜蜂,但再没有一个蜜蜂螫过我。所有动物对人都不相信,这是对的,但当它们一旦确信人们无意伤害它们的时候,它们的信任会变得那样大,只有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的人才能滥用这种信任。

    下午我还是读书,不过午后的活动与其说是工作和学习,不如说是消遣和娱乐更为恰当。午饭后,我从来不能关在屋里认真用功,通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一切劳动对我都是负担。然而我也不闲着,我自由自在、毫无拘束、不费心思地看一些书。我最常看的就是地理和历史,因为这两个科目并不需要集中精力,我那点可怜的记忆力能记住多少就收获多少。我试图研究佩托神父的著作,因而陷入了纪年学的迷宫里。我讨厌那既无止境又无边际的批判部分,却特别喜欢研究计时的准确和天体的运行。如果我有仪器的话,我一定会对天文学发生兴趣,但我只能满足于从书本上得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为了了解天体的一般情况而用望远镜做的一些粗略的观察,由于我的眼睛近视,光靠肉眼是不可能清晰地辨认星座的。谈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曾发生过一次误会,至今想起来还往往觉得好笑。为了研究星座,我买了一个平面天体图。我把它钉在一个木框上,每逢无云的夜晚,我便到园子里去,把木框放在和我身材一般高的四根桩柱上。这个天体图的图面是向下的,须用烛光把它照亮,为了避免风吹蜡烛,我在四根桩柱中间的地面上摆了一个木桶,把蜡烛放在里面。然后,交替地看看天体图和用望远镜看看天上的星座,我就是这样练习认识星体并辨别星座的。我想我已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是在一个高台上,无论在上面干什么,从大路上老远就可以看得见。一天夜晚,正当我用这一套奇怪的装备聚精会神地进行观察的时候,有些晚归的农民从这儿路过,看见了我。他们看到天体图底下的亮光,却看不到光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桶里的蜡烛有桶边挡着,他们看不见;再加上那四根支柱,那张画满各种图形的大图纸,那个木框,还有我那来回转动的望远镜,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把我这一套东西当成是作魔法的道具,因而吓了一大跳。我的那身装束也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在便帽上又加了一项垂着两个帽耳朵的睡帽,穿着妈妈强使我穿的她那件短棉睡衣,在他们看来,我那样子的确象一个真正的巫师。而且当时将近午夜,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要举行巫师会议了。他们不愿意接着看下去,一个个惊慌万分地跑开了,并且叫醒了他们的邻居,把看见的事讲给他们听。这件事传得非常快,第二天,邻近的人就都知道在诺厄荣先生家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巫师会议。如果不是一个亲眼见到我作“妖术”的农民当天就向两个耶稣会士抱怨了一番,我真不知道这种谣言最后会产生多大后果。耶稣会士不明真相,只顺口给他作了一些解释。后来,这两个耶稣会士来看我们,向我们叙述了这件事,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委,大家都不禁笑了起来。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当即决定以后我再去观察星空时就不要点蜡烛,看天体图则只在屋里看。我敢说,凡是在《山中书简》中读过我所谈的威尼斯幻术的人,一定会认为我早就具有做巫师的特殊天赋了。

    这就是没有什么田间工作可做的时候,我在沙尔麦特的生活情形。我是特别愿意做田间工作的,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活计,我干起来同农民一样;但是,由于我的身体极弱。我干的活计,只能说是其志可嘉。再说,由于我同时要做两种工作,结果哪样也没有做好。我认定用强记的方法可以加强记忆力,于是我坚持尽量多背一些东西,为此,我常常随身携带书本,以难以置信的毅力,一面干活儿,一面诵读和复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种顽强的、不间断的、无结果的努力居然没有使我变成傻子。维吉尔的牧歌,我学了又学,不知念了多少遍,结果现在还是一句都不会。不论是到鸽棚、菜园、果园或葡萄园,我总是随身携带着书本,因此我丢失或弄破了好些书。每当干别的活计时,我就把书本随便放在树底下或篱笆上,因此到处都有我干完活忘记拿走的书,及至两星期后重新找到时,那些书不是已经发霉就是叫蚂蚁和蜗牛给咬坏了。这种死用功的习惯不久就成了一种怪癖,干活的时候,我几乎跟傻子似地嘴里不断在嘟哝和默诵什么东西。

    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是我最常读的,结果使我成了半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信徒了,虽然我自信心很强,他们那种严酷的神学教义却也有时叫我惊恐。那令人恐怖的地狱,我从来不觉得多么可怕,现在也渐渐扰乱了我内心的宁静,如果不是妈妈把我的心安定下来,这种可怕的学说最后一定会使我的精神完全陷入错乱状态。当时我的听忏悔师也是她的听忏悔师,他在使我保持心神的宁静方面出了不少力。这个人是耶稣会士海麦神父,他是一位和善而聪明的老人,我一想起他的音容,一种崇拜的心情使油然而生。他虽然是耶稣会士,但是有稚子般的纯朴。他的道德观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温厚,这正符合我的需要,以使减轻让赛尼优斯教派加给我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印象。这位憨厚的人和他的同伴古皮埃神父常到沙尔麦特来看我们,虽然对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来说,这条路很不好走而又相当远。他们的拜访使我受益很大,但愿上帝也以同样的好处赐与他们的灵魂吧!当时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实在难以设想他们今天还活在人间。我当时也常到尚贝里去看望他们,渐渐地同那里的人搞熟了,有时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的图书馆我也能够利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幸福的时期,也就联想到耶稣会士,以致因前者而喜欢后者。尽管我一向认为他们的学说很危险,但我从来未能从心里憎恨他们。

    我真想知道别人心里是否也会产生象我心里有时产生的如此幼稚可笑的想法。在我忙于研究各种学问和过着一个人所能过的最纯洁的生活当中,不管别人对我说些什么,害怕地狱的心情仍在扰乱着我。我经常问自己:“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我立刻死去的话,会不会被贬下地狱呢?”按照我所理解的让赛尼优斯教派的教义。那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的良心却告诉我,我不会下地狱。长期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动摇于令人困惑的两可之间,为了摆脱这种烦恼,我竟采用了最可笑的方法,我想,如果我看见另一个人也采用我这种方法,我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面想着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面漫不经心地对着几棵树的树干练习扔石头;当然,按照我素常的技巧,我差不多是一棵也不会打中的。在这有趣的练习中,我忽然想起借此来占卜一下,以便消除我的忧虑。我对自己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投击我对面的那棵树,如果打中了,说明我可以升天堂,如果打不中,说明我要下地狱。”我这样说着,心里怦怦直跳,手颤抖着把石块投了出去,但是,非常之巧,正好中在树干的正中央。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特意选择了一棵最粗最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灵魂能够得救再也不怀疑了。当我回忆起这一幼稚行为的时候,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看我这样,一定会发笑的,你们为自己而庆幸吧,但是,请你们不要嘲笑我那可怜的弱点吧,我向你们发誓,我确实是深深感到烦恼的。

    不过,这些不安和恐惧或许是和我的虔诚信仰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经常的状态。一般说来,我是相当平静的;我虽感到死亡之将至,但这种感觉对我心灵的影响,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一种平静的幽思,甚至其中还有某种甜蜜的滋味。我最近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篇为劝勉自己而写的文字,当时我为自己能在有足够的勇气正视死亡的年龄死去而感到幸福,因为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无论是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都没有遭受到多大痛苦;我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正确啊!一种活下去要受苦的预感使我害怕。我仿佛已经预见到我晚年的命运了。我这一辈子只是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最接近于明智。对过去没有多大的懊悔,对未来也毫不担心,经常占据着我心灵的思想就是享受现在。笃信上帝的人通常有一种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强烈的私欲:他们往往以无比的兴趣玩味那些允许他们享受的纯洁的欢乐。世俗的人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犯罪,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嫉妒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已经失去兴趣的那些简单的快乐。我那时是有这种兴趣的,并且我认为能够于心无愧地满足这种兴趣确实是一件乐事。那时,我的心还没有被触动过,对于一切都是以孩童般的欢乐去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以天使般的欢乐去接受的,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确实有点象天堂里的那种宁静的幸福。蒙塔纽勒草地上的午餐。凉亭下的夜饮,采摘瓜果,收获葡萄,灯下和仆人们一起剥麻,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真正的节日,妈妈同我一样感到非常快乐。二人单独散步更具有诱惑力,因为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倾诉衷肠。在许多次这类的散步中。圣路易节日的那次散步是我特别不能忘怀的,那天正是妈妈的命名日。我们二人一清早就出门了。出门之前,我们先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教堂里去望弥撒,这场弥撒是在天刚刚亮时由一位圣衣会的神父来做的。望完了弥撒,我建议到对面山腰里去游览,因为那里我们还没有去过。我们派人先把食物送到那里,因为我们这次要玩一整天。妈妈的身体虽然有些胖,但走起路来还不怎么困难。我们越过一个个小山岗,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有时是在太阳底下,多半时间是在浓荫下面,我们走累了就休息一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边走边谈,谈我们自己,谈我们的结合,谈我们的甜蜜生活,我们为这种生活能长久下去而祈祷,但是上天并没有让我们如愿以偿。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在赞助这一天的幸福。那一天正是雨后不久,没有一丝尘土,溪水愉快地奔流,清风拂动着树叶,空气清新,晴空万里,四周的一片宁静气氛一如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午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准备的,我们同他们在一起吃,那一家人真诚地为我们祝福。这些可怜的萨瓦人是多么善良啊!午饭后,我们来到大树的荫凉底下,我拾些为煮咖啡用的干树枝,妈妈则在灌木丛中兴致勃勃地采集药草。她拿着我在路上给她采集的花束向我讲起关于花的构造的许多新奇知识,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按理说,这本可以引起我对植物学的爱好,但是时间不凑巧,当时我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一种使我百感交集的思想把我的心思从花草上转移开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谈的和所作的一切以及所有使人深受感动的种种事物,无不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在安讷西完全清醒时所做过的、而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里已提到过的那种美梦。两者的情景是那样相似,以致我一想起,就感动得流下泪来。在满怀柔情的激动中,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热烈地向她说:“妈妈,妈妈,这个日子是你好久以前就许给我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由于你,我的幸福已达极点,但愿它永不减退!但愿它和我能领会这种幸福的心一样久长!但愿它只能和我自己同时结束。”

    我的幸福日子就这样安然地流逝着。这些日子是那样幸福,以致使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扰乱它们,我只觉得除非到我生命的末日,它是不会有终结的一天的。这并不是说使我产生忧虑的泉源已经完全消失,但是我看到它的趋势正在改变,于是我就尽力把它引向有益的方面,以便从中找到补救的方法。妈妈自己是喜欢乡村的,她的这种兴趣并没有因和我在一起而减退。她现在也渐渐对田园工作感到兴趣了,喜欢利用经营田地作为取得生计的手段,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也很乐意加以利用。她不能满足于她所租的那所住宅周围的田地了,她有时租一块耕地,有时又租一块牧场。总之,她既然把事业心放在农事方面,她也就不再愿意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了,拿她当时所经营的农事来看,她不久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愿意看见她把经营规模扩充得如此之大,尽可能地加以劝阻,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她准又要受骗的,加之她那种慷慨和挥霍的天性,结果总是使开支超过收益。然而,一想到这种收益不会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可以补助一下她的生活,我也就感到些安慰了。在她所制订的种种计划中,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还算是最小的,而且我并不和她一样把这当作一件牟利的事业,而是把它当作使她摆脱开那些冒险事业和骗子手的经常性的手段。根据这种想法,我急切地希望恢复体力和健康,以便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当然,这样做我就得常常丢开书本,也不再有时间考虑我的病情,从而会促进我的健康的恢复。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邦齐里神父所写的《消遣录》和所编的《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使我对音乐史和对这种艺术的理论研究发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我在几个月前已达到成人年龄,我已约定明春去日内瓦领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至少在得到我哥哥的确实信息以前先要回我本人应该继承的那一份。事情是按照预定的步骤办理的。我去日内瓦的时候,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日内瓦,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虽然对他所下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钦佩他的勇敢和尊敬他的正直,便装作把他的事情忘记了;而政府的成员们正在忙于一个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重大计划,不愿意过早地激怒市民,使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回忆起过去的不公正措施。

    我很怕有人由于我改教的事而在继承问题上故意刁难;结果没有出什么事。在这方面,日内瓦的法律不象伯尔尼的法律那么严峻;在伯尔尼,凡是改变信仰的人,不仅要丧失他的身分,而且还会丧失他的财产。人们对我的继承权并没有发生争议,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继承部分竟变得那样少,几乎是所余无几了。虽然我哥哥的死亡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尚无法律证据,我没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可以要求他的那一份,我毫不惋惜地把他应继承的那份财产留给了父亲,以便补助他的生活。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享用了它。法律手续一办妥,我刚一拿到自己那笔钱,除了用一部分买了一些书外,我飞快地把其余的钱全部送到妈妈眼前。一路上我高兴得心里直跳,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比我刚得到这笔钱的时候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淡漠地接过这笔钱,这是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所共有的态度,他们不会对别人的这类举动感到惊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区区小事罢了。后来,她以同样的淡漠态度把这笔钱几乎完全花在我的身上。我认为,即使这笔钱是她从别处得来的,她也会这样花掉的。

    这时,我的健康不但一点没有恢复,反倒眼看着一天天坏下去。那时,我苍白得象个死人,瘦得象副骷髅,脉搏跳得很厉害,心跳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并且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我甚至衰弱到连动一动都觉得很吃力,走快点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发晕,连最轻的东西也搬不动;象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身体竟坏到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最大的苦恼。无疑,所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搀杂有神经过敏的原因。神经过敏症乃是幸福的人常得的一种病,这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一只鸟的叫声往往会把我吓一大跳,在安适的宁静生活中情绪也不平静。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对舒适生活的厌倦心情,使我多愁善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当我能够愉快地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不允许我享受,而且谁也说不出我的疾病的真正原因所在。后来,虽然我已届晚年,并且患有真正严重的疾病,我的身体却好象恢复了它原有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经受自己的种种灾难。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正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身体已经衰弱不堪,我却觉得在我这受苦的晚年,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倒比在真正幸福的青春时代更有活力和更为充沛。

    最后,由于看书的时候读了一点生理学,我开始对解剖学发生了兴趣。我不断地在琢磨构成我这部机器的那许许多多零件,琢磨它们的机能和活动,经常预感身上的某个地方就要出现什么毛病。因此,使我感到惊奇的并不是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半死不活,而是为什么我居然还能活着。我每读到一种疾病时,就认为这里所说的正是我的病。我深信,即使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研究了这门不幸的学问,我也会成为一个病人的。由于我在每一种病症中都发现有和我的病相同的症状,我就认为自己什么病都有。除此以外,我又得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为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有这种病。由于我不断研究、思考、比较,我竟认为我的病痛的根源是由于我心上长了一个肉瘤,看来萨洛蒙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惊讶。照理说,我应该根据这种想法,把我以前所下的决心坚持下去。可是我没有这样作,反而用尽一切心思想把我心上长的这个肉瘤治好,并决定马上进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治疗。过去,当阿奈到蒙佩利埃去参观植物园和探望该园总技师索瓦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费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肉瘤。妈妈想起了这件事,并把经过情况告诉了我,这就足以激发我去找费兹先生治疗的愿望了。由于治病心切,我也有了做这次旅行的勇气和力量,从日内瓦带来的那笔款子正可以用来给我做路费。妈妈不但没有劝阻我,反而鼓励我这样做,于是我就动身到蒙佩利埃去了。

    其实我用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由于骑马太累,我在格勒诺布尔雇了一辆轿车。到了莫朗,在我的轿车后面一连串有五六辆轿车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象喜剧中马车队的故事了。这些轿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婚女人的。和她同行的另一个女人,是拉尔纳热夫人,虽然不象科隆比埃夫人那么年轻,也不如她漂亮,但和她是同样的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拉尔纳热夫人要从罗芒一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是很腼腆的,怕见生人,一定认为我决不会很快就和这些体面的夫人以及她们的侍从熟识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道,住的是同一家旅店,有时还不得不同桌进餐,我回避同她们认识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性情孤僻的怪人。这样,我们就很快熟识了,甚至用我的想法,熟识得未免过早了些,因为所有那些乱嘈嘈的谈笑声,对于一个病人,尤其象我这样气质的病人,是颇不相宜的。然而,这些聪明乖巧的女人的好奇心非常强烈,为了结识一个男人,她们总是先把他搅得晕头转向。我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所包围,没有功夫来罗嗦我,而且对她来说也用不着,因为我们眼看就要分手了。至于拉尔纳热夫人,纠缠她的人不多,而且又需要人给她在路上解闷,因此便和我周旋起来。这样一来,再见吧,可怜的让-雅克,或者更确切地说,再见吧,我的寒热、郁闷、肉瘤!所有这一切在她身旁都烟消云散了,我只剩下有点心跳的毛病,只有这个毛病她不愿意给我治好。我的身体不大好,是我们结识的最初引线。人家虽然知道我有病,也知道我是到蒙佩利埃去的,可是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神情和举止不象是一个荒唐鬼,所以,后来看得很明显,人家不会怀疑我是因纵欲过度而去治病的。虽然疾病并不会使一个男人在女人跟前受欢迎,但这次却使我成为受到关怀的人物了。一清早,她们就差人来问候我的病况,并请我同她们一起用可可茶,她们还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有一次,按照我说话不假思索的可嘉习惯,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使她们认为我是个傻瓜,于是便在我身上作了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观察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有一次我听见科隆比埃夫人向她的女友说:“他虽然不懂人情世故,却是很惹人爱的。”这句话大大地鼓舞了我,也使我真的显得可爱了。

    既然彼此熟悉了,每人总要谈谈自己的事,谈谈从哪儿来,谈谈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当时我很窘,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在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同上流社会的女人在一起,一说我是新近才改信天主教的,马上就会没有人理我。我不知道是出于怎样一种古怪念头,竟想装起英国人来,我自称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大家也就真地相信了。我说我叫杜定,人们也就叫我杜定先生。当时有一位讨厌的陶里尼扬侯爵也在那里,他同我一样,也是一个病人,不仅老态龙钟,脾气还不怎么好,他竟和杜定先生攀谈起来。他同我谈到詹姆士王,谈到争夺王位的人,谈到圣日尔曼故宫。我当时真是如坐针毡,因为我对这些事知道的很有限,我只是在哈密尔顿伯爵的作品里和报纸上读到过一些。可是。我知道的材料虽不多,利用得还不错,一场谈话,居然被我敷衍过去了。侥幸的是他没有问我英国语言上的问题,因为我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倒很情投意合,因为眼看就要分手了,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之意。在路上我们特意象蜗牛一般地慢慢前进。有一天星期日,我们来到了圣马尔赛兰,拉尔纳热夫人要去望弥撒。我同她一起去了,这一来几乎把事情弄糟了。一进教堂,我的神情举止和往常我在教堂里一样。她一见我那毕恭毕敬的样子。以为我是个虔诚的信徒,因而对我产生了极不良的印象,这是两天以后她亲口向我承认的。后来,经我做出了许多献殷勤的表示,才逐渐消除了她对我的这种印象。其实,拉尔纳热夫人本是一个富有阅历的女人。是不甘示弱的,她情愿冒点危险向我先表示好感,以便看一看我究竟抱什么态度。她三番两次向我表示好感,又表示得那么热,以致我不相信她是看上了我的相貌,而认为她是在讥笑我。根据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真做了不少蠢事,那时我的表现比《遗产》喜剧中的那位侯爵还不如。拉尔纳热夫人也真能坚持,她不断和我调情,还向我说了那许多温存的话,即使一个不象我这么傻的人也很难把这都看作是真的。她越向我表示好感,我越认定我的看法不错,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闹来闹去我竟真地产生了爱情。我对我自己说,并且也向她叹息道;“唉!为什么这些都不是真的呢!不然我就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幸福的人了!”我相信我这初出茅庐的人的傻气只能更激起她的好奇心,她不愿在这件事情上显出她的手段的不高明。

    到了罗芒,我们就跟科隆比埃夫人和她的随从分别了。拉尔纳热夫人、陶里尼扬侯爵和我三个人以最慢的速度、最愉快的心情继续我们的路程。侯爵虽然是个有病而又好唠叨人,却是个好心人,但他不愿意光看别人热闹而自己不插进去凑凑趣儿。拉尔纳热夫人一点也不掩饰她对我的倾心,以致侯爵比我本人还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要不是因为只有我才能有的那种多疑思想在作祟,他那些旁敲侧击的戏谚语至少会使我对原来不敢相信的她的美意产生信赖的心情。然而我竟认为他们是串通好了来戏弄我,我那愚蠢的想法越来越使我不知所措了。拿我当时所处的情况来说,既然我真地爱上了她,本可以扮演一个相当漂亮的角色,只因我有这种愚蠢的想法,结果竟使我扮演了一个最平庸的角色。我不明白拉尔纳热夫人为什么对我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并没有感到厌烦,为什么没有以极其轻蔑的态度把我甩开。但是,她确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善于识人,她看得很清楚,在我的举止中,愚蠢的成分多,冷淡的成分少。

    最后,她终于使我了解了她的心意。我们到瓦朗斯用午饭,按照我们可嘉的习惯,就在那里消磨午饭后的那段时间。当时我们住在城外的圣雅克旅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旅店,以及拉尔纳热夫人所住的那间房子。午饭后,她要去散步,她知道陶里尼扬先生不能去,正好可以为我们二人安排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是她早就拿定主意要利用的机会,因为时间所剩不多了,要达到目的,再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沿着护城河缓步而行。于是,我又向她喋喋不休地诉说起我的病痛来,她回答的声音是那样亲切动人,并且还不时把她挽着的我那只胳膊紧紧地按向她的胸部,我想,除了我这样愚蠢的人以外,谁也不会不借此机会来证实她说的话是否是真心话。最有趣的是,当时我也非常激动。我曾说过,她是可爱的,现在爱情使她变得更加妩媚动人了,使她完全恢复了青春的艳丽,她那卖俏的手段的高明,就是意志最坚定的男人也会被她迷住的。所以我当时很紧张,随时都想放肆一下;可是我又怕冒犯她,怕招她不高兴,我特别害怕的是被人嘲笑,受人揶揄、戏弄,给人提供茶余酒后的笑料,使那个无情的侯爵提到我的无礼举动时挖苦我几句。这一切都使我不敢轻举妄动,连我自己对我这种愚蠢的畏葸都很气愤;我更气愤的是,尽管我恼恨我的畏葸,却又不能克服它。我那时简直如受苦刑一般。我已经丢开我那一套塞拉东式的情话了,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路上情话绵绵实在可笑。由于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好不吭声。我的样子就好象是在跟谁赌气似的;总之,我的一举一动都适足以给我招来我所最怕遇到的事情。所幸拉尔纳热夫人下了一个比较仁慈的块心。她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从而打破了这个沉默,就在这一刹那间,她的嘴唇紧贴到我的嘴唇上,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切,不容我再有任何疑虑了。这一个急转直下真是再巧不过了,我马上变成了可爱的人。事不宜迟。在此以前,我由于缺乏她给予我的这种信任,差不多总也不能表现出原来的我,这时我又是原来的我了。我的眼睛,我的感官,我的口和心从来没有这样出色地表达过我的意思,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圆满地弥补了我的错误。虽然这次小小的胜利确实使拉尔纳热夫人费了一番心思,我有理由相信她是不会感到后悔的。

    即使我活到一百岁,回想起这位迷人的女人时,也会感到快乐的。我说她是迷人的,尽管她既不美,也不年轻。但她也既不丑,又不老,在她的容貌上没有一点妨害她的智慧和她的风韵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和别的女人不同之处,就是她的脸色不够鲜艳,我想那是由于过去搽胭脂太多,损害了她脸上的颜色。她在爱情上所表现的轻浮是有她的理由的,因为这是充分体现她那可爱品质的好方法。可以见到她而不爱她,但是不可能占有她而不崇拜她。据我看,这就足以说明她并不是象对我那样经常滥用自己感情的。她这样快这样强烈地爱上我,可以说是难以原谅的,但是,在她的爱中,心灵上的需要和肉体上的需要,程度至少是相等的。在我同她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而快乐的日子里,从她强使我遵守的节制来说,我完全可以相信,她虽然是个喜爱肉欲的女人,但她珍惜我的身体甚于满足自己的快乐。

    我们的秘密来往是瞒不过陶里尼扬侯爵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的嘲笑;恰恰相反,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把我当作一个可怜的情人,一个遭受无情女人折磨的受难者。他没有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眼神能使我怀疑到他已看出我们之间的事情。如果不是拉尔纳热夫人比我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她对我说侯爵并没有被我们瞒住,只不过他是一个很知趣的人,我一定以为他居然被我们瞒过了。说真的,谁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好心肠和对人那样彬彬有礼。他对我也是如此,只是有时好说几句玩笑话,特别是自从我取得成功以后。也许他对我说些玩笑话是表示瞧得起我,认为我并不象原先表现的那样愚蠢。显然,是他弄错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正好利用他的错误,而且,说实在的,那时人们嘲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我也很高兴地故意给他以讥笑我的口实。我有时也反驳他几句,甚至相当巧妙地反驳他几句,因为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居然能在拉尔纳热夫人面前炫耀她启发给我的智慧。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那时我们是在一个最富足的地方和最富足的季节旅行的。由于陶里尼扬侯爵的细心照顾,我们到处都有精美的饮食。他甚至把他这番好心一直用在我们所住的房间上了,这本来是用不着他操心的,他却事先打发仆人去订房间,而那个可恶的仆人不知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了主人的指使,总叫他住在拉尔纳热夫人的隔壁,而把我安置在房子的尽头。但这难不住我,我们幽会的趣味反而更加浓厚了。我们这种快乐的生活继续了四、五天之久,在这短短的几天中,我饱尝了最甜蜜的肉欲之乐,并且陶醉在这种快乐里面。我所得到的快乐是完美的、强烈的、不含有任何苦痛的成分,这也是最初的和仅有的快乐,我可以说我应该感谢拉尔纳热夫人,她使我在离开人世以前能够领略到此中的乐趣。

    即使说我对她的感情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爱,那至少是我对她向我所表示的爱的一种温情的回报,那是快乐中的一种十分炽烈的肉欲,是谈话中的一种十分甜蜜的亲昵,其中具有激情的动人魅力,却没有因激情而使人丧失理智的那种狂热,以至虽有快乐也不会享受。我一生只有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但不是在她的身旁。我爱她从来不象爱华伦夫人那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占有她时比占有华伦夫人时快乐百倍。在妈妈跟前,我的快乐总是被一种忧郁的情绪,一种难以克服的内疚心情所搅扰,我占有她的时候不但不感到幸福,反而总以为是辱没了她的品格。在拉尔纳热夫人身旁则完全相反,我以一个男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而感到自豪,因此,我可以愉快地、放心大胆地纵情欢乐,我还可以分享我给与她的同样的欢乐,我的心情是相当安定的,我以无限的虚荣心与快乐感来欣赏我的胜利,并企图从这个胜利中得到更大的胜利。

    我不记得陶里尼扬侯爵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他本是当地人,不过在到达蒙太利马尔以前,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从那时起拉尔纳热夫人便叫她的侍女坐上我的车子。而让我和她同乘一辆车。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旅行是不会使我们感到厌烦的,至于沿途都有些什么风景,那我就很难说清楚了。在蒙太利马尔,她有些事情要办,便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她只是为去拜访一个人而离开我一刻钟。那次拜访给她招来了许多无味的纠缠和不少人的邀请。她是决不会接受那些邀请的,因此她借口不舒服都婉言谢绝了。但这种不舒服并没有影响我们天天在最美好的地方和最美丽的天空下两人单独到处游览。啊,幸福的三天啊!我至今还有时以惆怅的心情回忆起这幸福的三天,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旅行中的爱情本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必须分手了。老实说,我们也该分手了,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感到厌倦或者即将感到厌倦,我是日甚一日地沉溺在对她的依恋中。尽管拉尔纳热夫人很有节制,我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决心要在我们分手以前用我剩下的那点精力尽情享受一番,她为了防止我接近蒙佩利埃的姑娘,所以也就顺从了。为了给分别找些安慰,我们制定了重新会面的计划。我们的决定是:既然这种调养方法对我有好处,我可以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并且到圣昂代奥勒镇去过冬,由拉尔纳热夫人来照管我的生活。不过我需要在蒙佩利埃逗留五六个星期,以便给她留点时间做些必要的安排,免得让人说闲话。关于我到圣昂代奥勒镇后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应该说的话,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她都给了我非常周详的指导。我们还约好在见面以前要彼此通信。她很郑重其事地嘱咐了我很多关于爱护身体的话;她劝我去找一些名医,要严格遵守他们的一切规定;她还说,不管他们的规定如何严格,等我重新回到她身旁的时候,她一定要担负起让我遵守的责任。我相信她的话都是出自真实的感情,因为她爱我:她在这方面的种种表现比对我的爱抚更为可靠。她从我的行装看出我并不是很有钱的,虽然她本人也不阔绰,但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她一定要把她从格勒诺布尔带来的相当多的钱分给我一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推辞掉了。最后,我离开了她,我的心完全被她占据了,同时我觉得我在她心里也留下了对我的真正的爱恋。

    我一面从头回忆着和她走过的那段路程,一面继续着我的行程,这时我深感快慰的是,我坐在一顶舒适的车子里,可以尽情回味我所得到的快乐,并憧憬着她所讲给我的快乐。我一心只想圣昂代奥勒镇和我不久就要在那里开始的美好生活,在我心目中,除了拉尔纳热夫人和她的一家人以外,天地间的其他一切和我都没什么关系了。连妈妈也被抛到脑后了。我以全副精力在我思想中把拉尔纳热夫人对我说过的那一切细节都联系到一起,以便对她的住处、她的邻居、她的交往和她的整个生活方式先有一个概念。她有一个女儿,她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她的这个掌上明珠。这个姑娘已经满十五岁了,活泼可爱,性情温和。拉尔纳热夫人曾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喜欢我的,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诺言,我非常好奇地想着拉尔纳热小姐将怎样对待她母亲的亲密朋友。这就是我从圣灵桥一直到勤木兰这段路程中心里所想的一些主要内容。有人告诉我可以去看看加尔大桥,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吃了几枚甘美的无花果作早点,随后就找了一名向导去参观加尔大桥了。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个古罗马人的伟大工程。我正希望看到一个无愧是从罗马建筑者手中创造出来的建筑物,走近一看,它竟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我这一辈子中唯一的一次。只有罗马人才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一朴素宏伟的工程的壮丽气派引起我的惊叹,特别是由于这个建筑物正是建筑在广漠无人的荒野中,这一片寂静荒凉的景象使得这个古迹更显得奇突和令人赞叹不已。这架所谓的大桥原来只不过是古代的一个输水道。人们不禁在想,是什么力量把这些庞大无比的巨石从遥远的采石场运到这里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把无数人的劳力集中在这个没有一个居民的地方呢?我把这个雄伟建筑的三层都游览了一遍,一种景仰的心情使我几乎不敢用脚践踏。我的脚步在那些宽阔的穹窿之下所发出的响声使我觉得好象听到了建筑者的宏亮嗓音。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昆虫似的迷失在这个气势磅礴的庞大建筑中。我虽然感到自己渺小,同时却又觉得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把我的心灵提高到另一种境界,不由地感叹道:“要是我是一个罗马人该多好啊!”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钟头,沉溺在令人心旷神怡的默想里。我回来的时候精神恍惚,好象在想什么心思似的,这种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于拉尔纳热夫人不利的。她十分关心我不要被蒙佩利埃的姑娘所勾引,但她却忘记告诫我不要被加尔大桥所迷惑,可见,一个人总不能什么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的。

    我在尼姆参观了竞技场。这是一个远比加尔大桥宏伟得多的大建筑,不过它给我的印象反而不那么强烈,这或许是由于我参观了第一个建筑物以后,再看什么也不觉得稀奇了,也或许是因为这第二个建筑物位于城市中心,不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惊异。这么宽阔壮丽的竞技场,四周却尽是简陋的小矮房子,而场内还盖了许多更矮小更简陋的房子,以致使整个建筑物只能给人一种混乱而不协调的印象,遗憾和不愉快之感窒息了喜悦和惊奇的心情。日后,我又参观了韦罗纳的竞技场,那个竞技场比尼姆的这个竞技场小得多,也不如尼姆竞技场那样美观,但是保存得十分完整,维持得非常清洁,因此给我的印象反而更深刻更愉快些。法国人对什么都漫不经心,对于古迹毫不爱护。他们无论干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团火热,最后是草草了事,而且什么也不会保存。

    那时我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我那寻欢作乐的心一旦被勾起之后,就猛烈地燃烧起来。我在“吕奈尔桥饭店”停留了一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那里同其他旅伴大吃一顿。这个饭店本是全欧洲最受人赞赏的一个饭店,那时它对这种声誉还是当之无愧的。店主人很会利用这个旅店的优越条件,所供应的菜肴都是最丰富、最精美的。在荒郊,在这样一家孤零零的饭店里,竟能享受到有海鱼和淡水鱼、有上等野味和名贵美酒的盛馔确是一件稀罕事;而且店主人在招待客人方面是那么细心、那么周到,只有在王公富豪之家才能遇到,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挣你三十五个苏。但是,这个“吕奈尔桥饭店”没有能长久维持下去,由于过分指望自己的声誉,最后竟完全丧失了声誉。

    我在这一段旅程中,连自己是个病人都忘了,只是到了蒙佩利埃才想起我的病来。我的郁闷症完全好了,但是所有其他的病依然存在;虽然由于时间已久,我也习以为常了,病情却是存在的,如果有人突然得了这样的病,他会觉得活不长的。实际上,我的那些病,与其说是使我感到难受,不如说是使我感到害怕,它们所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看来超过它们预示即将毁灭的肉体上的痛苦。因此,当我的心被我的那些强烈的情欲所占据的时候,我就把一切疾病置之度外了;然而,我的病究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所以当我的精神一安定,病症又立刻感觉出来了。这时我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起拉尔纳热夫人的劝告和我旅行的目的。我马上去找最有经验的名医,主要是去找费兹先生,而且为了小心起见,我索性在一位医生家里包饭。这位医生名叫菲茨莫里斯,是爱尔兰人,有很多学医的学生在他家里包饭;一个病人入伙,还有这样一个方便,就是菲茨莫里斯先生所收的膳费并不多,而且他以医生的资格给在他家用餐的人偶尔看看病则不取分文。他负责执行费兹先生的处方,并照顾我的健康。在实行节食疗养法方面,他是非常尽职的,人们决不会在他家里得胃病。我虽然对于饮食上所加的种种限制并不觉得怎样苦恼,但是可以拿来对比的东西似乎仍在眼前,使我有时不能不感觉到,就作为一个供应者来说,陶里尼扬先生比菲茨莫里斯先生要高明许多。然而在这里,我也决不至于饿得太厉害,再说,所有那些青年有说有笑,都很快活,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身体确实有益,我不象先前那样整天无精打采了。每夭早晨我服用药品,主要是喝一些我也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矿泉水,我想是瓦耳斯的矿泉水吧,此外就是给拉尔纳热夫人写信。我们之间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我卢梭是以杜定的朋友的名义来收转那些信件的。中午,我便和同桌用餐的某个青年到拉卡努尔格去散散步。这些青年都是些顶好的小伙子,午饭前我们总是先集合在一起,然后才共同进餐。午饭后一直到傍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去从事一桩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到城外玩两三场木槌击球的比赛,输者要请吃茶点。我是不参加玩球的,我既没有那种体力,也没有那种技巧,但是我参加赌东道。由于关心输赢,我跟着那些玩球的人和木球在坎坷不平、满是石子的道路上跑来跑去,这对我倒是一种十分相宜的运动,既愉快又有益于身体。我们在城外的小酒店里用茶点,不消说,这是非常快活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虽然小酒店中的那些女孩子们长得都很漂亮,我们在吃茶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轻佻的举动。菲茨莫里斯是击球的能手,他是我们的头儿。我可以说,尽管大学生的名声不怎么好,但是这群年轻人所表现的庄重和礼貌,就是在许多成年人中也是很难见到的。他们喧哗而不轻狂,活泼而不放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我不感到它的压力,我是很容易适应的,而且愿意它永远继续下去。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有好几个是爱尔兰人,我尽力向他们学几句英语,以便到圣昂代奥勒镇后,必要时可以应用。我去那里的时刻现在越来越近了,拉尔纳热夫人每次来信都催我去,我也准备照她的话去做。我看得很清楚:我的那些医生对我的病毫无理解,都把我看作是一个没病找病的人,因此就拿豨莶、矿泉水和乳浆来敷衍我。同神学家们正相反,医生和哲学家认为只有他们能够解释的才是真的,他们是以自己能否理解来断定事物的有无。这些先生们关于我的病一无所知,因此,我就算没有病了:怎么能怀疑医学博士不是无所不知的呢?我看他们只是在想法捉弄我,让我把钱花完为止,我认为圣昂代奥勒镇的那位能够代替他们,也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还可以使我更愉快些,于是我决定选择她,并抱着这种聪明的打算离开了蒙佩利埃。

    我是在十一月末动身的,我在这个城市一共住了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大约花掉了十二个金路易,无论是在健康方面或是在医学知识方面,我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有菲茨莫里斯先生的解剖学课程对我还有点益处,但我只是刚刚开始,后来由于解剖尸体的臭味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放弃了这门课程。

    我内心深处对于我的这个决定颇感不安,我一边继续往圣灵桥进发一边寻思,这条道通向圣昂代奥勒镇也通向尚贝里。我对妈妈的想念和她给我的来信——虽然她的信没有拉尔纳热夫人的信那么频繁——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了一股悔恨的情绪。在来时的路上,我的这种心情被抑制住了,这次在归途中懊悔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以致把我寻欢作乐的兴趣完全打消了,只有理智的声音在发挥作用。首先,我若再去扮演冒险家的角色,很可能不象第一次那样侥幸;只要圣昂代奥勒镇有一个人到过英国,或者认识英国人,或者会说英语,我就能够被揭穿。拉尔纳热夫人的家庭也可能对我反感,甚至会不客气地对待我,还有她那个女儿——我情不自禁地想念她已经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更使我惶恐不安:我生怕会爱上她,这种恐惧心已决定了事情的一半。我想,她母亲待我那么好,难道我竟想以诱惑她的女儿、和她发生最可鄙的关系、给她家庭制造分裂、羞辱、丑名和无穷的痛苦来报答她母亲对我的一番好心吗?想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恐怖。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假如这个可耻的倾向稍一露出苗头,我一定要和它搏斗,把它消灭掉。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寻找这种搏斗呢?和她母亲生活在一起,由于日久生厌而贪恋起女儿,却又不敢向她表露心情,这将是多么可悲的处境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这种处境?!难道是为了追求我早已享尽其精华的快乐,而使自己置身于不幸、受辱和后悔无穷的境地吗?很显然,我的欲望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寻乐的兴趣还在,但激情已经没有了。除此以外,还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想法:我想到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责任,想到我那位善良而豪爽的妈妈,她已经负了不少债,而由于我的胡乱花钱,她负债又增多了;她为我操尽了心,而我却这样卑鄙地欺骗了她。我所感到的内疚太激烈了,终于战胜了一切。在离圣灵桥已经不远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到圣昂代奥勒镇后片刻不停,一直走过去。我勇敢地执行了这项决定,虽然我承认当时不免感到有点惋惜,但同时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内心的满足,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佩服我自己,我能够将自己的责任置于自己的欢乐之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从读书中得到的益处:它教导我进行思考和比较。我想起不久以前自己曾接受了十分纯洁的道德原则,我给自己订立了明智而崇高的立身之道,并且以能够遵守这些道理而深感自豪。然而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竟否定了自己的原则,这么快这么明目张胆地背弃了自己所订立的立身之道。现在这种羞愧心战胜了我的情欲。在我的决心中,虚荣心和责任心所起的作用或许是相等的,这种虚荣心虽然不能算作美德,但它所产生的效果是那么相似,即使弄混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善良的行为有一种好处,就是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了,并且使它可以做出更美好的行为。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人受到某种诱惑要去做一件坏事而能毅然中止,也就可以算作善行了。我一下定决心,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或者更正确地说,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我,恢复了迷醉的时刻曾一度消逝了的我了。我满怀高尚的心情和善良的愿望继续着我的路程,一心想悔赎前愆,决定以后要以高尚的道德原则来约制我的行为,要毫无保留地为最好的妈妈服务,要向她献出和我对她的爱恋同样深切的忠诚,除了爱我的职责并听从这种爱的驱使以外,决不再听从其他的意念。唉!我以一片真心重新走上了正路,这似乎可以使我得到另一种命运了,然而我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并且已经开始了,当我那颗满怀着美好和真诚之爱的心灵,不顾一切地奔向那纯洁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我却接近了将要给我带来无数灾难的不幸时刻。

    我那急于到达的迫切心情使我出乎预料地加速了行程。我在瓦朗斯向妈妈通知了我到达的日期和时刻,由于我赶路的结果,到达的日期比预计的提前了,我就故意在沙帕雷朗停留了半天,以便准时抵达。我愿意尽情地享受一下同她久别重逢的快乐,而且还愿意把这个时刻再稍微延长一会儿,以便给这种快乐再加上一点急切期待的乐趣。这种办法以往一直是成功的:我每次归来就象是个小小的节日。这一次我也希望如此,所以尽管我思归之情是那么急切,但是把归期稍微延缓一下,也是值得的。

    因此,我完全是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从老远,我就希望看见她在路上等候我,我离家越近,心跳得越厉害,及至到家后,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因为我在城里时就下了车。可是无论是在院子里,在门前,在窗口,我一个人都没有看见。我的心马上慌了,怕发生了什么意外。我走了进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佣工们在厨房里吃点心,一点儿也看不出大家是在等候我的样子。女仆看到我还吃了一惊,她并不知道我要回来。我走上楼去,终于见到了她,见到了我那亲爱的妈妈,见到了我那如此深切、如此炽烈、如此纯真地爱着的妈妈。我奔上前去,扑倒在她的脚下。“啊!你回来了,我的孩子,”她一面拥抱着我,一面向我说,“你一路上好吗?身体怎么样?”这种接待使我有点不知所措。我问她是否接到了我的信。她说接到了。我回答说;“我还以为你没有接到呢!”我们的话就到此为止。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同她在一起。我认识他,我动身以前就在家里见到过他;不过这一次他好象就住在这里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简而言之,我的位置被别人占据了。

    这个青年是伏沃地方的人,他的父亲名叫温费里德,是个守门人,自称是希永城堡的上尉。上尉先生的这个儿子是一个年轻的理发师,他就以这种身分奔走于上流社会里,他也是以这种身分到华伦夫人家里来的。华伦夫人很好地接待了他,一如她盛情接待所有过路的人,特别是她家乡的人一样。他是一个相当庸俗的高个儿的金黄色头发少年,体格倒还端正,但面貌却相当平凡,智力也是如此,谈起话来很象漂亮的利昂德。他用他那一行业的人所特有的腔调和方式滔滔不绝地叙述他自己的那些风流韵事;列举了一半同他睡过觉的侯爵夫人的名字,并且还自吹自擂地说,凡是他给理过发的那些漂亮女人,他都给她们的丈夫戴过绿帽子。他无聊、愚蠢、粗鲁、厚颜无耻;不过,在其他方面,他还是个道地的好人。这就是我出门在外时她找来的我的替身,也就是在我旅行回来后她向我推荐的合伙人。

    啊!如果摆脱了尘世羁绊的灵魂,还能从永恒之光的怀抱中看到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亲爱的尊敬的幽灵啊!那就请你原谅我未能对你的过错比对自己的过错表示出更多的宽恕,原谅我把这二者同时揭露在读者的面前吧!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自己,我都应当而且也愿意说真话,在这方面你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小得多。啊!你那可爱而和蔼的性格,你那永不厌倦的好心肠,你的直爽和一切卓越的美德,这里有多少优点可以拿来抵偿你的缺点啊,如果可以把仅只是理智造成的错误也叫做缺点的话!你做过错事,但并非堕落。你的行为应该受到责备,但你的心总是纯洁的!要是把好事和坏事放在天平上来衡量,公正地判断一下:有哪一个女人——如果她的私生活也能象你的私生活这样公开摆出来让大家看看——敢于同你相比呢?

    这位新来的人对于交给他的一切小事都表现得十分热心和勤快,而且非常认真;这些小事一向是很多的。他担负起了监督她的雇工的责任。干活时,我是相当安静的,他却最喜欢瞎嚷嚷,不管是在田间,草垛旁,木柴堆旁,马厩或家禽场,他到处使人看到他,特别使人听到他的声音。只有园子的事他不怎么关心,因为那是一种不出声的安静的工作。他最大的乐趣是装车、运料、锯木头或劈劈柴,斧头和鹤嘴锄从不离手;人们只听到他到处乱跑,敲敲这,打打那,扯开嗓子大声叫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多少人的活儿,可是他一来就热闹得好象增加了十多个人。这种乱哄哄的热闹劲儿把我那可怜的妈妈给蒙住了:她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帮助她料理农活的一个宝贵人材。她有意把他拴在自己身边,为此她使用了一切她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当然,她没忘记使用她认为最可靠的那一手。

    大家是知道我的心,知道我那始终不渝的、最真挚的感情,特别是驱使我在这时候返回到她身边的那番热情的。现在,这对我的整个生命是多么突然、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请读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我所设想的幸福的未来,刹那间全都烟消云散了。我如此情致缠绵地怀抱着的那些动人的理想完全毁灭了,从幼年起我就把我的生命和她联系在一起,现在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个时刻太可怕了!而以后的日子也是那么黯淡。我还年轻,但是使我青年时代富有生气的那种充满快乐和希望的甜蜜感觉永远离开了我。从那时起,我这个多情的人已经死去了一半。摆在我面前的只是索然无味的忧伤的余生,虽然有时在我的欲望中还掠过幸福的影子,但这种幸福已不是我原有的了。我觉得,即使我得到这种幸福,我也不是真正幸福的。

    我是那样愚蠢,又是那样充满信心,我真以为这个新来的人和妈妈说话的语气那样亲昵,是由于妈妈的性情随和、跟任何人都非常亲近的缘故。要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一辈子也猜不出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可是,她很快就以非常直爽的态度向我说明了一切,倘若我的心也往使人发怒的方面想,她那种直率态度就能增加我的愤怒。她认为这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她责备我对家里的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还说我时常不在家,——真好象她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烈的女入,迫切要求填补所感到的空虚。

    “啊!妈妈,”我以难于压抑的难过心情向她说,“你怎么竟跟我说这样的话呀?我对你的热爱所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酬吗?你曾多次挽救了我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剥夺令我感到生命之可贵的一切东西吗?我将为此而死去,可是将来你想起我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她用十分平静的态度对我所作的回答,简直快使我发疯了。她说我还是个孩子,一个人是不会因为这种事而死的,她说我什么也不会失去,我们仍和以前一样是好朋友,在一切方面都还是同样的亲密。她还说,她对我的爱丝毫不会减少,只要她活在人世,它是不会终止的。总之,她的意思是让我明白,我的一切权利没有改变,我只是同另一个人来分享,而不是失去这些权利。

    我从来没有象这时候那样深切地感觉到我对她的感情的纯洁、真实和坚定,以及我心灵的真挚和纯朴。我立刻跪在她的脚下,搂住她的双膝,泪如雨下。“不,妈妈,”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太爱你了,决不能使你的品格受到损害,占有你。对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我不能同别人分享。我当初获得这种占有时所产生的后悔心情,已经随着我对你的爱而日益增长,不,我决不能再以同样的后悔心情来保持这种占有。我要永远崇拜你,但愿你永远配得上我的崇拜。因为对我来说,尊重你的品格比占有你的身体更为重要。啊!妈妈,我要将你让给你自己。我要为我们心灵的结合而牺牲我的一切快乐。我宁愿万死,也不肯享受足以贬低我所爱的人的品格的那种快乐!”

    我以坚持的态度遵守着我的决定;我敢说,我这种坚持的态度是和促使我采取这个决定的那种感情正相符合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只用一个真正的儿子的眼睛来看我所热爱的这位妈妈了。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她私下里并不赞成我的决定(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但她从来没有使用任何手段来使我放弃自己的决定,无论是婉转的言词,温情的表示,甚至巧妙的手腕,而这些都是一般女人善于使用的:它们既无损于自己的身分而终能使她们如愿以偿。眼看我不得不为自己去寻找与她无关的另一种命运,但又想象不出是哪种命运,于是我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完全在她身上来寻求我的出路。结果,我的思想是那样完全集中在她身上,以至几乎把我自己都忘掉了。我热烈地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不管需要我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这个愿望吸引了我的一切感情。她虽然要把她的幸福同我的幸福分开,我却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要把她的幸福看成我的幸福。

    这样,在我灵魂深处早就种下的而通过学习培育起来的善的种籽,就在我遭遇不幸的时候开始萌芽,只等逆境的刺激便会开花结果的。我这种完全无私的愿望的第一颗果实就是摆脱了我心里对于夺去我位置的那个人所怀的仇恨和妒嫉。不仅如此,我甚至愿意,并且真诚地愿意同这个青年人结为朋友;我要培养他,关心他的教育,使他认识到他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不要辜负他的幸福。总之,我要为他而去做阿奈在同样的情况下为我所做过的一切。可是我比不上阿奈。虽然我的性情比较温和,读的书比较多些,但我既不象阿奈那样冷静和那样有耐心,也没有阿奈那种能够受人尊敬的庄重气派,而我若想成功,这种气派正是必须具有的。我在那个青年人身上所发现的优点,也没有阿奈在我身上所发现的那么多,例如:温顺,热情,知恩,特别是有自知之明,感觉自己的确需要别人的教导,并且还有一种从别人的教导中真正得到益处的愿望。而这一切他都没有。我所要培养的这位青年看我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学究,只会空谈。他呢,则认为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由于他总是根据他做活儿的响声来衡量他自己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所以他认为他的斧头和锄头比我那几本破书有用得多。从某方面来说,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他因此而装出的那副神气,简直能笑死人。他对待农民严如乡绅,不久他也如此对待我,最后甚至对妈妈也是这种态度了。他认为他那温赞里德的名字不够尊贵,便不再用它,自称德·古尔提叶先生,后来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而在尚贝里和在莫里昂讷——他结婚的那个地方——出了名。

    最后,这位显赫的人物竟成了一家之主,我则变得微不足道了。当我不幸招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不责备我,而是责备妈妈;我惟恐让妈妈受到他的粗野无礼的对待,只好在他面前做出十分恭顺和唯命是从的样子。每当他以无比的得意神情执行他那劈柴工作的时候,我必须乖乖地站在旁边,作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作一个对他的高超本领老老实实的欣赏者。其实,这个小伙子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人;他爱妈妈,因为他不能不爱她,他甚至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感。当他那狂暴的脾气没有发作、可以和他谈谈话的时候,他也能温顺地听我们说话,并且很直爽地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蠢人,但是事后却并不因此而少做蠢事。此外,他的理解力太有限,趣味又太低级,很难跟他讲道理,几乎不可能同他友好。他既占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还为了加点儿调料,又和一个红黄色头发的、掉了牙的老女仆发生了关系,这是妈妈非常讨厌、勉强使用的一个女仆,虽然妈妈看见她就恶心。当我觉察到这种新奇的丑事以后,真把我气坏了;但是,不久我又觉察到另一件使我更伤心的事,这件事比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使我扫兴,那就是妈妈对我冷淡了。

    我强使自己遵守、而她也似乎赞成的在情欲方面的那种克制,是一般女人绝不肯饶恕的,不管她们表面上装得怎么样。她们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由于她们本身的情欲不能得到满足,不如说是由于她们认为这是对占有她们这件事的漠不关心。就拿一个最通达事理、最想得开、情欲最淡薄的女人来说,在她的眼中,一个男人(即使是对她最无所谓的一个男人)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他能够占有她而却偏偏予以拒绝。这条通则在这里也不能例外:我之所以克制情欲纯粹是出于道德和爱护妈妈尊敬妈妈的缘故,但妈妈对我的那种如此强烈、如此纯真的钟爱之情,却因此而起了变化。从那时起,和她在一起,我再也感觉不到我一向认为是最甜蜜幸福的那种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了。她只是在对这位新来的人有所不满的时候才向我披露一下心情;在他们非常和好的时候,她就很少跟我说什么知心话。最后,她逐渐采取了一种我不在内的生活方式。我在她跟前时她也还高兴,但这对她已经不是一种需要,纵然我整天整天地不见她,她也不理会了。

    在此以前,我是这个家的灵魂,并且可以说是过着两位一体的生活,现在还是同样的地方,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陌生和孤独了。我渐渐习惯于不再过问这个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也不理睬在这里居住的一切人;为了避免继续受那令人心碎的痛苦,我便独自呆在屋里和我的书籍为伍,再不就是到树林深处纵情大哭或长叹。不久,这种生活越来越使我难以忍受了。我感到,我所爱的女人就在眼前,但她的心已经离开了我,这只能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我看不见她,我的孤独感也许不会那么强烈。于是我决心离开她的家,当我向她说明我的计划时,她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热心赞助。她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女友,名叫代邦夫人,这位夫人的丈夫是里昂司法长官德·马布利先生的朋友。代邦先生介绍我到马布利先生家去作家庭教师,我接受了,于是便动身前往里昂。分别时,既没有任何懊悔的表示,也几乎没有任何惜别之感,要是在以前,只要一想到离别,我们就象感到了死亡的痛苦。

    那时,我差不多已经有了做一个家庭教师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我想我也有作教师的才能。我在马布利先生家有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我有了充分认识自己的时间。假如我的急躁脾气不是时常发作的话,我那温和的禀性是适于干这一行的。只要一切都顺利,只要我的操心和劳动能够发生效果,我就诲人不倦地教下去,真象个可爱的天使。但事情一不如意,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当学生们听不懂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气得发狂;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听话,我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当然,这决不是使他们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的好方法。我有两个学生,性情十分不同。大的八九岁,名叫圣马利,相貌很清秀,相当聪明,相当活泼,但也浮躁,贪玩,十分调皮,不过他虽然调皮却很逗趣。小的叫孔狄亚克,外表象个傻瓜,干什么都粗枝大叶,象驴一般固执,学什么也学不会。可以想见,跟这两个学生打交道,我的任务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如果我能平心静气地耐心教下去,也许能有所成就;可是,我既不能平心静气,又无耐心,结果不但没有作出一点成绩,我的学生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我并不是不勤快,但我缺少冷静的态度,特别是不够明智。我对他们只知道用三种对孩子不但无益往往有害的方法,那就是:感动、讲理和发脾气。有时我劝圣马利劝得连我自己都感动得流下泪来,我想感动他,就好象孩子的心灵真能感动似的。有时我费尽精力同他讲道理,好象他真能听懂我那套理论似的,而且由于他有时也向我提出一些十分微妙的论据,我就真拿他当作一个明理的孩子,以为他非常善于推理。至于小孔狄亚克,那就更让我为难了。他什么也听不懂,问他什么也不回答,讲什么他也不动心,任何时候都是那么顽固,而当我被他气得发火的时候,倒是他在我身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时候贤明的老师是他,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所有我的这些缺点,我都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我研究了学生的思想,而且研究得非常透彻,我相信我一次也没有受到他们的诡计的欺骗。但是,只知道缺点所在,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补救,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对这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我完全不能防止,所以还是收不到任何效果,而且我所做的恰恰都是不应该做的。

    我不仅在教学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也不怎么顺利。代邦夫人把我介绍给马布利夫人的时候,曾拜托她在我的举止言谈方面多加指导,使我能够活动于上流社会中。她在这上面也费过一番心思,希望把我造就成一个风流潇洒的人,不愧是她家的家庭教师;但是我是那么笨拙,那么腼腆,那么愚蠢,以致使她丧失了信心,不愿再过问我了。但是这并未妨碍我故态复萌,我居然又爱上她了。我的表现已经足以使她理会到这一点,但我不敢向她表白,而她也是不会在这方面前进一步的,后来,我发现我的叹息和目光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我也就厌倦了。

    我在妈妈那里时,小偷小摸的毛病已经完全改掉了,因为那儿的一切东西都归我支配,也就没有偷的必要了。再说,我给自己订立的高尚道德原则也要求我今后不能再干这种下贱的事,从那时起,我果然就一直没有再犯过。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我能克服我所受到的诱惑,不如说是由于我断绝了受诱惑的根源;我非常担心,要是再面临诱惑的话,我恐怕又会象童年时代那样去偷窃的。这一点,我在马布利先生的家里已经得到证明了。他家里到处都有可偷的小东西,但我连看都不看,我只看上了阿尔布瓦地方出产的一种名贵的白葡萄酒,在吃饭的时候我偶尔喝过几杯,觉得非常可口。这种酒稍微有点儿浑,我自以为是一个滤酒的能手,便以此自夸,主人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了。我滤了几瓶,滤的虽然不大好,但只是颜色不佳,喝起来仍然是很可口的。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常常给自己留下几瓶,以备私下里享用。美中不足的是,我从来没有光喝酒不吃东西的习惯。怎样弄到面包呢?我没法在用餐时留下一些面包。叫仆人去买,等于是揭发自己,而且可以说是对主人的一种侮辱。自己去买吧,我又从来没有这种勇气:一位腰挂佩剑的体面人物到面包房去买一块面包,这怎么行呢?最后,我想起了一位尊贵的公主的蠢话,有人告诉她说农民没有面包吃了,她回答说:“那就叫他们吃蛋糕吧!”于是我决定去买蛋糕。可是就办这点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一个人怀着这个目的走出大门,有时跑遍了全城,从三十多家点心铺门前走过,哪一家我也不敢进去。必须铺子里只有一个人时,而那个人的相貌对我还必须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才敢迈进那家铺子的门坎。但是,当我把那可爱的小蛋糕买到手,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从柜子里拿出我那瓶酒的时候,我一边自斟自饮,一边读几页小说,那是多么快乐呀!由于没有人同我谈心,边吃边看书就别有奇趣:书就代替我所缺少的伙伴。我看一页书,吃一块蛋糕,就好象我的书在跟我共同进餐。

    我从来不是一个只图享乐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人,而且我一辈子从未喝醉过。因此,我的这些小小的偷窃也并不十分明显。可是偷窃终于自己暴露了:酒瓶子揭发了我的秘密。这件事谁也没有提过,不过,从此以后地下室的酒就不再由我掌管了。对于这种事,马布利先生的态度是很大方、很审慎的,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他的外表虽然跟他的职务一样严峻,但他的性格确实是很温厚的,他那种好心肠也是少见的。他明智而公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一个司法管辖区的长官,他甚至是很仁慈的。深感他待我的宽厚,我更加敬重他了,因此我在他家里就多待了一些日子,否则我是不会待那么久的。但是最后,对于我所不能胜任的这行职业以及我当时所处的十分尴尬的毫无乐趣的景况,我终于感到厌倦了。于是,经过一年的尝试之后——虽然在这一年当中,我已尽了一切努力——我决定不再教我的这两个学生了,因为我确信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把他们造就好。对于这一点,马布利先生本人看得和我一样清楚。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动提出辞职免得使他为难的话,他自己是不会主动辞退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样过于照顾情面,我当然是不赞成的。

    使我日益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不断拿我当前的境况同我已经离开的那种生活相比:我不断回忆起我所留恋的沙尔麦特,我的园子、我的树木、我的泉水、我的果园,特别是我为她而生的那个女人,赋予这一切以生命的那个女人。我一想到她,一想到我们的快乐和我们的纯洁生活,一种难以抑制的烦闷心情使我什么也懒得干了。有多少次我恨不得立即动身,步行回到她的身旁,只要能和她再见一面,就是当时死去也是甘心的。最后,我再也抵抗不住那些召唤我不惜任何代价回到她的身边的迷人的回忆了。我对自己说,过去我缺少耐心,不够体贴,不够温存,假如我现在在这些方面更多给予一些,我还是能够在十分甜蜜的友谊中过幸福生活的。于是我作出了最美好的计划,而且迫不及待地立即付诸实施。我摆脱了一切,放弃了一切,马上动身,一路飞驰,我以宛似我幼年时代的那种满腔热情回到了家里,我又来到了她的跟前。啊!如果我在她的接待中,在她的眼神里,在她的爱抚中,总之在她的心里能够发现我从前曾经感受到而现在还念念不忘的那种情意的四分之一,我就会欣喜若狂了。

    人生是多么可怕的虚幻啊!她仍然用她那无与伦比的好心接待了我,她的这种好心除非她离开人世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然而我是来追求过去的,这个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她身边呆了不到半小时,我就觉得我以往的幸福是永远失去了。于是,我又陷入了上次迫使我出走的那种令人绝望的境况中,虽然如此,我却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在的,古尔提叶并不坏,他看见我回来,显得很高兴,并没有什么不痛快的样子。但我从前是她的一切,而她也不能不是我的一切,现在我在她的面前竟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这我怎么能忍受呢?从前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孩子,现在我怎能在这里象一个外人似的生活下去呢?目睹可以作为我过去幸福见证者的那些东西,更使我感到今非昔比的难堪处境。我要是住在别的地方,痛苦或许会减轻一些。但是不间断地回忆那些甜蜜的往事,也会增加我对失去的幸福的伤感。空怀遗憾,满腹忧思,于是我决心恢复旧日的生活方式,除了用饭的时间外,我要一个人待着,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书作我的伴侣,并在书中寻求有益的消遣。由于我感觉到以前我所忧虑的灾难即将到来,我便绞尽脑汁从我自己身上想些办法,以便在妈妈经济来源断绝的时候,可以接济她。我在时,曾把她的家务安排得相当妥善,使它不致向坏的方面发展,但自从我走后,所有的情况全都变了。她的管家人是一个性喜挥霍的家伙。他好讲排场,喜欢好马和华丽的马车,他爱在邻人眼前显示自己是富贵人家,他继续不断地经营一些他一点不懂的新事业。她的年金借用光了,一年四季的所有收益也作了抵押,房租积欠了不少,债务越来越多。我看这项年金不久就要被债权人扣押,也可能被取消。总之,我看到前途只有破产和灾难,而且这一切的到来,时间是那么迫近,就好家我已经预见到那种种可怖的景象。

    我那间可爱的小屋是我唯一消愁解闷的地方。由于我在那里寻求医治我那惶恐不安的心灵的方法,我也就同时在那里寻求如何防止我所预见到的灾难的方法。这样,就在我重新考虑我以前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我又给自己建起了许多新的空中楼阁。以便把我这个可怜的妈妈从她眼看就要陷入的绝境中挽救出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学识和才华使我在文坛上成名,我是不能通过这条途径发财致富的。浮现在我脑际的一个新的念头却使我产生了我这平庸之才不能给我的一种信心。我虽然不教音乐了,但并没有放弃音乐,正相反,我已经研究了不少关于音乐的理论,我觉得至少在这门学问上我的知识是相当渊博的。当我想到我在学习辨认音符、尤其是在练习依谱唱歌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时,我觉得,这种困难来自音乐本身的程度并不少于来自我的主观条件,特别是考虑到,学音乐对任何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我研究音符时,我常常觉得这些音符创造得很不成功。很早我就想用数字来记录乐谱,免得记录任何一个小曲也必得画一些线和符号。我只是不知道怎样表示八度音的节拍和延长音。我重新又有了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想到这个问题时,发现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我终于获得了成功,不管什么乐曲我都可以用我的那些数码非常准确、甚至可以说非常轻而易举地记录下来。从这时候起,我就认为我的一笔大财已经到手了,于是,怀着和她——给了我一切的她——共享大财的热望,我一心只想到去巴黎,确信我的乐谱稿本一交给学士院,我就会掀起一场革命。我曾从里昂带回一点钱,我又卖掉了我的书。这样,只用了十五天的工夫,我便拿定了主意并付诸实施。最后,我心里充满了促成我这一计划的种种美好念头,也可以说我在任何时候都怀有的那同样的美好念头。就象上次带着海龙喷水器离开都灵一样,我带着我的乐谱方案离开了萨瓦。

    我的青年时代所有的谬误和过错大致就是如此。我以内心相当满意的忠实态度叙述了这些谬误和过错的经过。如果日后我以若干美德为我的成年时代增添光彩,我也会以同样的坦率态度述说出来,这本是我原来的计划。不过,写到这里我必须停笔了。时间能够揭开种种帷幕。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流传到后世,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知道我还有什么话要说而没有说。那时侯,他们也就会知道我所以保持缄默的缘故了。

    第七章

    在两年的沉默与忍耐之后,尽管我曾屡下决心不再写下去,现在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暂时不要评论我迫不得已再写的种种理由: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才能够评断。

    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困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回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错误。第二部还是不得不凭记忆去写,其中很可能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很不愿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因而尽其所能予以回避;我这样做往往相当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给我在多舛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专使我回想过去的乐事,从而对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因为我那惊弓之鸟似的想象力,使我只能预见到险恶的将来。

    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为了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现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链,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对我说来是太宝贵了,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而且,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较,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较高于第一部也只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没有一件不是一个新的乐趣。我不断带着新的喜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它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绪不宁,精神恍惚,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匆忙忙地写到纸上,几乎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尽管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他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叫它露头呢?我在尝试着,成功的希望却不多。请读者想想吧,环境如此,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都要向他们预先声明,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正义、爱真理。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筑着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心回意转,我把积蓄下的财富带回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我的记谱法是万无一失的财源。

    我在里昂停了些时候,看看朋友,找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书。大家都欢迎我。马布利先生和夫人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在他们家里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结识孔狄亚克神父的。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利神父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另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处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谈心中曾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我再次见到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慷慨豪爽,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同样的馈赠:他给我付了驿车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疼爱的那位戈德弗鲁瓦,他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几乎一无可取,但是任何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由于她已经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后也就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是怎样的性格,最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正天性了。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你就会知道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把一个可爱的人儿忘掉。我又见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悦,她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赛尔小姐,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和她再度相逢。我这次旅行,比较悠闲,因此和她相见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与我相反,但是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资财,我也是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心里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爱情。我在她家也见过他一两次,觉得他象个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说他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结合会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就赶快离开了,并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的祝愿在尘世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怀念她,我当时感觉到,后来每想起她时也感觉到,为义务和道德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的回忆,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样单从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这个城市,这次旅行,我也就怎样单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看这个城市。不过,所谓辉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馆,糟透的房间。然而在这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之士,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时一个也没有遇到。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个破脚绅士,好争讼,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就这样,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尽;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尔神父使我从昏睡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是会花尽最后一文钱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我有时上咖啡馆,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太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老底子却是好人:他看我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经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好,一定很高兴看到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的。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我这样笨拙,不能在布格勒伊夫人面前露一手,以证明我应该得到她的垂青,心里十分难过。饭后,我就想起我那老一套了。我衣袋里装着一首诗,是我在里昂时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本来就不缺乏热情,我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三人都感动得流了泪。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也许是事实确实如此,我总觉得布洛勒伊夫人的眼光仿佛在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该跟你同席,不该跟你的侍女共餐,该没有说错吧?”直到此时为止,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这样报复了一阵之后,我才感到痛快了。布洛勒伊夫人把她原来对我的那点好评,这时又未免提得过分了些,她认为我不久就会在巴黎名噪一时,变成一个风流人物了。

    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她给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录,“这本书,”她对我说,“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参考有好处。”我怀着对赠书者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但是一想到这位贵妇人仿佛认为我有风流才华,便常常哑然失笑。我读了这本书,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这天生的气质并未欺我:他是我在文学界所曾有过的唯一的真正朋友。

    从此,我就敢于信赖伯藏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勒伊侯爵夫人了,她们既然关心我,就决不会让我久困穷途;我果然预料对了。现在来谈谈我是怎样登上了杜宾夫人之门的,这次登门有着十分深远的后果。

    杜宾夫人,大家都知道,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有三姊妹,可以称之为美惠三女神:拉·图施夫人跟金斯顿公爵跑到英国去了;达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并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一个性格温柔忠厚、可爱、富有机智、特别是心情愉快、不识悲愁的女子;最后是杜宾夫人,三人中数她最美,也只有她一人不曾失足,引起别人的闲言。她是杜宾先生待客情殷所得来的代价。他在他本省盛情招待了她的母亲,母亲为了感激,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包税官的职位和一笔极大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胳臂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这种接待在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这可怜的脑袋经受不住了,我慌了起来,简直不知所措;总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的慌乱似乎没有使她产生什么坏印象,她根本没有觉察出来。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著作,欢迎我,很在行地谈着我的方案,一面唱,一面自己用键琴伴奏;她还留我吃饭,让我紧挨着她就座。本来用不着这许多就能叫我如醉如痴的,我真是着迷了。她允诺我再去看她:这使我利用并滥用起这个允诺来。我差不多天天都往她家跑,每星期在她家吃两三顿饭。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向她倾诉,却总是壮不起胆。有好几个理由加剧了我这天生的羞怯。登上富家豪族之门,就是走上了亨通之路;在我当时的情况下。我决不愿冒断送这样一条路的风险。杜宾夫人尽管十分可爱,但是又严肃、又冷淡,我在她的仪态中找不出一点挑逗之意,足以使我壮胆。她的门第,当时在巴黎跟任何一家比,都算是最豪华的,座上客各界都有,如果人数稍少一点,就可以说是集各界之精华了。她爱接待一切显赫的人物,有权贵,有文人,也有美人。你在她家见到的,净是些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尔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尼奥尔夫人、赫尔维夫人,她们都可以说是她的朋友。封得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父、萨利埃神父、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圈子里的人,常在她家吃饭。固然她的拘谨态度不怎么吸引年青人,但是她的宾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而在这些人当中,我这可怜的让-雅克当然也就不敢作出风头的非分之想了。我不敢说话,但又不甘沉默,所以就大胆写起信来。她把我的信一连压了两天,连提都不提。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给我,当面对我说了几句责备的话,语调之冷淡真使我为之心寒。我想说话,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我那一见销魂的热恋连同希望都一齐幻灭了。我在很礼貌地作了一番表白之后就又象以前那样继续和她相处,从此不再向她提一个情字,连秋波也不敢再送了。

    我以为自己干的这件傻事已经被忘掉了,其实不然。弗兰格耶先生是杜宾先生的儿子,也就是杜宾夫人的前房儿子,跟杜宾夫人和我的岁数都差不多。他很聪明,长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据说他追求他的后母,也许唯一的根据就是后母给他娶了一个很丑陋、很温和的媳妇,而且她跟他们俩都处得非常之好。弗兰格耶先生爱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艺。他很懂音乐,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交往的媒介。我常去看他,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频繁,请我以后别再去了。这个委婉的请求如果在她退还我的信时提出来,倒还适当,现在事情过了八九天,又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更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不受弗兰格耶先生夫妇的欢迎。不过,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杜宾夫人又来了个意外的怪念头的话,我是会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她请我临时照应一下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要换家庭教师,有八九天无人照管。我这一个星期真是在活受罪,只是想到这是遵从杜宾夫人的吩咐,心里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来。这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就脾气乖张,后来几乎因此败坏了他的门第,而且终于使他在波旁岛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这样,我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话,就是杜宾夫人委身于我作为报酬,我也不干。

    弗兰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谊,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我们开始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后转成一场肺炎,几乎病死。我在青年时代常得这一类炎症。什么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来,足够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工夫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抱有一种成见,经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才能则缺乏自信,我还是不能不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软弱,缺乏热情,毫无创意。我有时甚至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这个好。”但是,我总是把编写歌剧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轻易尝试,连放胆朝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脸红。而且哪里能找到一个人肯为我提供歌词,肯劳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词就曲呢?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在我卧病时期又浮上心头,而我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写了两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他们也许会赞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从他的热狂中产生出了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题材到我养病时期还在我脑际索回,不过比以前要平静一些。由于反复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我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试一试能不能独立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人包办。这已经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尝试了。我在尚贝里就曾写过一部悲歌剧,题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由于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就投进火里烧了。在里昂,我又写过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我把它念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以及其他人听了之后,仍然付之一炬,虽然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写了乐曲,而且达维看了这些曲子后说,有些片段可以与波农岂尼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先费了一番工夫去构思我的全剧纲要。我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由于每一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就给这部歌剧取名《风流诗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刚劲的乐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缠绵的乐曲,演奥维德;第三幕题为阿那克瑞翁,应该弥漫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拿第一幕试手,怀着满腔热情去埋头创作,这种热情使我第一次尝到作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进歌剧院大门,心里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万千思绪控制住了,便把买票钱放进口袋,赶快跑回去关起房门,把帘幕拉得紧紧的,不让透进半点亮光,然后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我那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斐拉拉公主之爱(因为那时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和豪迈的感情,使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的还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写成的乐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自己还记得,但是,就是这几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冲蚀掉的一星半点,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乐章的气魄。

    这次,我没有把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很密的时候,有时也还继续去看看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们并没有把我忘掉。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先生刚奉派为驻威尼斯大使。这是巴尔雅克一手提拔出来的大使,因为他经常奔走于巴尔雅克之门。他的哥哥蒙太居骑士是太子侍从武官,与这两位夫人相识,并且也认识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我有时也见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个秘书,就介绍我去。我们接头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不撑持场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他却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旅费由我自备。这种条件是可笑的,我们没有法子谈拢。弗兰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谊占了上风。我待下来了,蒙太居先生就带着另一个秘书走了;这个秘书叫福罗先生,是外交部派给他的。他们俩刚到威尼斯就闹翻了,福罗发现是跟一个疯子共事,便掉头而去。蒙太居因为身边只有一个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只能在秘书下写写信,不能担任秘书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哥哥是个精明人,对我再三劝说,暗示秘书这个职位还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说动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个金路易做路费,于是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unasiora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报告了承审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说,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一次,我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他叫奥利维船长,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由于动武违法,船被扣留了,并且处分极其严厉,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跟商务无关,他不能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进言,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给参议院去一份备忘录。他曾否同意这样做,我曾否提交备忘录,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记得,我的交涉毫无效果,船还是继续被扣。我就另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插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呈文里。就是这样做,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获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无拆检的必要,却经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这种非法行动,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肯照办。我这次把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因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复示来后才办交涉,船长早就破产了。我这样做还不算,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邀请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强来的,那班可怜虫太怕得罪参议院了。我既因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贡多拉上做我的笔录,一面高声一个一个地讯问船员,发问的措辞故意引出于他们有利的回答。我本来是请帕蒂才尔神父发问并亲手做笔录,这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却怎么也不肯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副署都几乎不肯。我这种做法固然稍嫌大胆,然而却产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复示之前很久就启封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难道能出卖国王的保护来牟私利么?”他至少要请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利约一同前去。这位卡利约是个聪明人,很可爱,后来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又任代办,我在当时已经学我们许多大使的榜样,跟他相处得很亲密了。

    当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在所有这一类的细节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细致周密,以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头,那就该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处的这种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不能不产生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务。凡是有关我基本职责的事,我自始至终都是办得极端有条理,极端准确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我的任何职守,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忽之处。象我这样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就不简单了。但是,在我负责办的私人事务中,我却有时健忘,不够细心,由于我爱公平,所以有亏总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只举出一件事情为例,这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回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太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钉住我,不断地催促,要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边,不加签署。如果函件内容只是消息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列入公报,但是如果内容与王室事务有关,就必需有人签署,这样只好由我来签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是我们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收到的,我就这样办理了。那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紧急转移阵地。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退却,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欧洲人赞扬得还太不够。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说明了——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在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么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这情报直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了。情报转得非常及时,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国,也许就多亏我这个可怜挨骂的让-雅克呢。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以及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建立的这项功绩。蒙太居伯爵贻误军机,原该引以自责的,但他却认为这番夸奖之中含有责他之意,因此对我谈起这事时很不高兴。我过去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也曾和对洛皮塔尔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参议院有时派专差给他的大使送信,这种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他必要时可以顺便寄信给他的同僚。通知一般应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好当他不在家时就写信寄出。卡斯特拉纳先生复信时总要提到我,多所奖饰;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是如此。这每一次都给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认,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乱找机会去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地服务,企求良好服务的合理代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谓合理代价,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而已。我不想说,我尽忠职守就成为大使对我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说,直到我们散伙的日子为止,他所历数出来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象个样子,里面净是些流氓痞棍,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则占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人当中,长久以来就在大使馆服务的好职员都被用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来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个恶棍,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把使馆的总务交给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对那些坏蛋说来,正人君子的严正目光总是叫他们提心吊胆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然而这种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它变得更加残酷。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么不对的话。

    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里都有他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个戏院,然后由我挑选,其余包厢再由随员们支配。我出门时就拿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里,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指点给他的那所房子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回报了办差使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伏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来公开向我道歉,恭顺得只有他做得出来;但是他从容不迫地想着他的办法。他一面对我卑躬屈节,一面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他不能煽动大使辞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动辞职。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敬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这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他把大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在馆里努刀维持住的那点制度、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都摧毁净尽。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有稍严的纪律,才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怂恿大使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阁下另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伉瀣一气,既不顾体统,又盛气凌人,就是大使的房间也不那么有条有理了,而整个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使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他不断地做旧货生意,使他亏尽血本,明明是受骗的买卖,他们硬叫他相信是赚钱的交易。他们叫他花了双倍的代价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将多出的钱和屋主均分了。别墅里的房间都依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饰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却花大钱,叫人把这一切都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的墙壁都钉上一层护墙板。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让他的随身侍役执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我看作眼中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实地为他服务。

    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认为那都是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良好的服务而挣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领教了他那坏心眼,是在他招待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家属吃饭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却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末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我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他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官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起争执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吃饭。

    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极力设法把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都剥夺掉,让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他通常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预,他在报告里却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不说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蒂才尔写的,其实帕蒂才尔连半句话也没有说。他是想折辱我,讨他那个宠儿的欢心,倒还并不是想摆脱我。他也感觉到,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也不会象当时接替福罗那么容易了。福罗已经把他的为人到处宣扬开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因为参议院复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这秘书又能为他办公文,办事务,一点不要他操心,还能在服务良好之外,再加上对他那些无用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节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都很远的地方,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做得温和一点,也许他会达到目的的。然而维塔利却别有用心,他要逼我下决心,结果他如愿以偿了。当我发现我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大使看我为他效力,不以为恩,反以为仇,我今后在他那里所能希望的,在馆内只有不快,在馆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到处声名狼藉,损害我固然于我不利,善待我也于我无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请长假,同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另找一个秘书。他对我的辞职,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况毫无转机,他又不积极找人接手,就写信给他的老兄,详细说明动机,请他转请大使阁下准我的长假,并且说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没有回信,我开始感到为难了。但是大使最后收到了他兄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一定很厉害,因为他虽然好发傻脾气,我却从来没见过象这次发的那么凶。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然后呢,不知道再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笑了起来,用讥嘲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个傻子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种东西。这个回答把他气得白沫直流,他装样子要喊他的仆从来,说是要把我从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是很镇定的,但一听到这个威胁,我也就发起火来,愤慨之至了。我奔向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扣起来,然后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你的仆从不必过问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的行动和我的态度登时叫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显示出他的惊讶和恐惧。我看他怒气消了,就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答复,就去把门打开,跨了出去,昂然地从他的仆从丛中穿过。仆从们照例站了起来,看样子,与其说他们会帮他打我,倒不如说要帮我打他。我没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立即走下楼梯,登时离开使馆,永远不再回去了。

    我径直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对他说明了事件经过。他并不怎么惊讶,他知道大使的为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备办的,却极精致。所有在威尼斯的有声望的法国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听了这段叙述,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当然不是同情大使阁下的。大使阁下没有跟我结账,没有给我半文钱,我只有随身带的几个路易,回程的路费都成问题。这时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在圣-西尔先生手里也拿了同样的数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处得最深了。其余所有的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启程期间,我在领事馆秘书家里住下,以便向社会上证明,法兰西这个国家并不是大使的那种种不平待遇的同谋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霉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而他尽管是大使,却受到冷落,便气极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为简直象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去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给我的这个消息,就决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来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动身。大家已经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赞成,我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诸公对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备忘录,认为不屑于答复,并且请领事转告我,我爱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活动。我照旧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诺切蒂伯爵辞行,他不在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我一封极其客气的信。最后,我启程了,尽管手头拮据,却并没有留下别的债,只有上述的两笔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来个埃居,这笔欠款,卡利约负责为我清偿了,虽然后来我们常常会面,我却没有还给卡利约;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两笔借款,我后来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数还清了。

    我不能离开威尼斯而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至少要谈一谈我居留时期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已经看到,在我少年时代,我是很少追求这种年龄所特好的那些欢乐的,或者说,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谓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公务繁忙,使我想寻欢逐乐也不可能,但却使我对我所认为无伤大雅的那些简单的消遣更有兴味。第一个消遣,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游,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先生。还有一个福尔兰那地方的绅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爱的仪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无动于衷: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间,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甚密,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知识广博,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这些情妇差不多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里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强烈的美感、艺术的才能、以及对戏剧的欣赏使我们感到赌博这种娱乐太无味了。赌博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在巴黎,人们对意大利音乐是怀有成见的,我本来也从巴黎带来了这种成见,但是我又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那种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我听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觉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我又对歌剧入迷到这样程度,以至当我一心想听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吵得不耐烦的时候,时常偷偷地抛开游伴跑到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关在我的包厢里,尽情享受着听歌之乐,尽管歌剧很长,也一直听到底。有一天,在圣·克利梭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熟。嘈杂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给予我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又有谁能表达出来呢?当我同时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为身在天堂了。这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是这样开始的;

    conservamilabella

    chesim’accendeilocr.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样。音符相同,情韵却不一样。这支神妙的曲子永远只能在我的头脑里奏得出来,恰如它惊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样。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乐。所谓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课时间都有圣曲,由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演唱者都站在装着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真想象不到任何东西能象这种音乐一样悦耳和动人:内容的丰富、歌声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准确,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踉宗教的气氛不是那么协调,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对曼蒂冈迪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仅我们两人而已。那个教堂里充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是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根据这些绝妙的标本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可恶的栅栏,只放出歌声,却不让我看到那些容貌足与歌声媲美的天神。我老是这样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是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愿望是容易满足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学校里请你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一天没有践约,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为我—一作了介绍,她们都是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来,莎菲……”,莎菲长得令人作呕。“来,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来,白蒂娜……”,白蒂娜长了一脸大麻子。差不多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直自发笑。然而我觉得也有两三个长的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极了。在午茶的时候,人家逗她们玩,她们也都快乐起来了。通常,丑陋并不排除风韵,我发现她们都还风韵可人。我心里想:“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以至我出门时几乎爱上了所有那些丑丫头。我简直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课了,但是一听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她们的嗓音太能够掩盖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们想象为仙子。

    在意大利,听音乐太便宜了,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赏。我租了一架钢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最使我喜爱的歌曲。我在家里也把我的《风流诗神》里的合奏曲试奏了几段。也许它们当真动听,也许人家要奉承我,圣·克利梭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曲。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曲由那个绝妙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曾由我们朋友中一个西班牙人法瓜迦扶养,我们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但是,说到女人,在象威尼斯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是不能一尘不染的。有人很可能问我:你在这方面就没有一点可忏悔的么?有的,我正要说一点呢。我将以曾经有过的那同样的坦率态度来忏悔。

    对于娼妓,我始终是厌恶的,可是我当时在威尼斯又没有可能接触其他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当地的人家大部分都不得问津。勒·布隆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不容易接近,而且我太尊重她们的父亲和母亲了,打她们的主意,连想也不敢想。我倒更倾心于一个名叫卡塔妮奥小姐的姑娘,她是普鲁士国王外交特派员的女儿,但是卡利约已经爱上她了,甚至还谈到结婚的事。他很富裕,而我却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挖朋友的墙脚外,我还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象我这样囊空如洗的人,是不应该乱插手去搞风流韵事的。我还没有摆脱掉我欺骗自己的那种伤身的习惯;而且我太忙,对当地的天气所引起的此种需要并不那么强烈,所以我在威尼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都和我过去在巴黎时一样的老实,到十八个月后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下述的两次特殊的机会外,我没有接触过异性。

    第一次机会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给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那些先生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消遣那么冷漠,他们吹嘘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尼克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说他愿意带我去,保管我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就笑起来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个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预料不到的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人带我去逛妓院。实际也是如此,我既无此意图,又无此欲望。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还是让他拖去了。这既不合我的兴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还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时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疑忌,也如当地人所说,pernonparertroppocoglione(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傻)。我们去逛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蛮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欢喜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发人买了几杯冰索贝来,叫她唱唱歌,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放在桌上并准备走开。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价就不肯接受这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价,免得她过意不去。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医生,向他要药吃。三星期当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简直无可比拟,而实际上并无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征候足以成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人会能一无感染。就连那位外科医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后他对我说明,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易受到感染,这才使我相信了。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这种试验,但是我的健康在这方面既然从来没有受到损害,这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他这种意见却从来没有使我变得轻率从事。如果我真是这样得天独厚,我也可以说我绝不曾因有恃无恐而胡作非为。

    我另一次艳遇,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不论在起因或后果方面,性质都迥然不同。我已经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宴请过我,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同去。我指望会受到礼炮欢迎的,船员列队夹道迎接了我们,但是没有鸣一响礼炮。这使我痛苦万分,因为有卡利约在一起,我看他有点生气。可不是么,在商船上,身份确实比不上我们的人还受到礼炮欢迎呢,何况我觉得我做的事值得受到船长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绪无法掩饰,因为我一向不能掩饰内心,尽管筵席很好,奥利维也尽情招待,我一上来就不高兴,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总该有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见一艘贡多拉越来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你提防着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贡多拉靠船了,只见走出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饰艳丽,步履轻盈利落,三跳两跳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她又妩媚,又活泼,棕色的头发,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她那声调就够叫我晕头转向的了。她边吃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那双东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射进我的心里,虽然先是一阵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尽管有许多人看着,还是需要那个美人儿亲自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毋宁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颠倒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爱抚便缓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热劲儿并没有稍减。她高兴地把她那兴奋的原因(谁知道是真是假)解释给我们听,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海关监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差一点把我当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现在还在迷恋他,而她丢掉布雷蒙,只怪自己太傻,现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以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高兴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耐下性子等着。她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她把我当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当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桩台上有两支手枪。“哈!哈!”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胭脂盒子。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开恩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失礼,我就给谁一枪。”

    我离开她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没有劳她久候,只见她是investitodiconfidenza(人约黄昏后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艳不过的便装。这种便装只有在南欧各国才能见到,虽然我记忆犹新,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着丝线,缀着玫瑰色的绒球。我觉得这就把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没有传到法国,真令人不解。对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起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回忆起来,有时还使我如醉如痴,但是,要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是多么老丑和冷漠啊!读者不要枉费心机去想象这个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风韵吧,你想来想去都会离实际太远的。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这种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尝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尝到了,但是索然无味,我把一切妙趣都冲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毁灭净尽似的。大自然生我绝不是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欲望,渴望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却又在我的狂悖的脑子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画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这个努力将使我在这里厌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道学。不管你是谁,你若是想认识一个人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下去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ledonne,estudiala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多还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约是很风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厌了,便异想天开,自己也来包她一个。因为我们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议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出去。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姑娘,肺腑都感动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象只羔羊,你绝不会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负责供养她的女儿。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培养她一个谋生的技艺,就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为她请了个教唱的老师。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而为我们省下来的其他花费却不在此数。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这也就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那里去,跟那孩子天真无邪地谈谈、玩玩,我们的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这话一点不错!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那个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毫无肉欲掺杂其中,以至于这种感情越增涨,我就越不能在这里面掺进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接触她,一定会毛骨悚然,和犯了乱伦罪一样。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约,他的感情也不自觉地转到了这同一方面。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的这许多欢乐,虽和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一样温馨,而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孩子将来长得怎样美,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她的童贞的破坏者,而相反地会成为她的童贞的保护人。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没有让我有时间去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现在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这桩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我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不叫大使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损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个荒唐鬼,既残忍又不公平,这桩公案使得他永远没脸见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书。体统,或者说,一般人所谓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因此我也就没得到任何公平处理了。我想,只要我拼命嚷嚷,公开骂这个狂人,这是他罪有应得,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决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时才服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让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直到最后,我感到人家总是说我有理,而我却总是得不到公平处理,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干脆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她满脑子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那个态度是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离开她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也许是我生平最强烈、最厉害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跨进她的大门。卡斯太尔神父待我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花言巧语,我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来又很高傲,这就不容许我耐心地忍受他这种偏私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我在那儿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那些会友的专横和阴险,跟那位好心的海麦神父的善良纯朴太不相同,使我对他们避之唯恐不速,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里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那时正跟杜宾先生一起,竭尽全力批驳孟德斯鸠。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人。

    伊格纳肖·埃马纽埃尔·德·阿尔蒂纳是只有西班牙才能产生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产生的这种为祖国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记仇怀怨,我常听他十分冷静地说,任何尘俗人也不能触犯他的灵魂。他风流俊雅而不缠绵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游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一样。他喜欢跟朋友的情妇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见他有过情妇,也没有发现他有过找情妇的念头。他心里燃烧着的道德之火从来不容许他的情欲之火产生出来。

    他周游列国之后就结婚了。他死时很年青,留下了几个孩子。我深信,并且绝对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领略爱情之乐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个西班牙人那样对待宗教,但是内心里却是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见到他一个人是那么尊重信仰自由。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人在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想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几时几刻几分分配着,预先规定用途,严格地按时工作,以至于书中的一个句子没有读完,时钟响了,他都会把书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时间都各有用途:思考、谈话、日课、读洛克、祈祷、访客、搞音乐、搞绘画,从来没有因为娱乐、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搅乱这种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义务能够搅乱他一下。当他把他的时间表写给我看,以便我也照表执行的时候,我先是发笑,最后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来不碍别人的事,也不许别人碍他的事;有人出于礼貌而打搅他,他就粗声厉气地对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却从不跟人家斗气;我常看见他生气,却从来没见过他发火。他的脾气再令人愉快不过了:他经得起开玩笑,自己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戏言说得很漂亮。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谁要是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闹闹,老远就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带微笑,在激动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话来使大家为之绝倒。他既没有西班牙人的肤色,也没有西班牙人那种所谓粘液质的气质。他的皮肤白暂,面颊红润,头发带栗色而近乎金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形体的构造正适于寄寓他的灵魂。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估计得过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种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纳丰先生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们的女主人自己也有过风流艳史;只有我一人说话和举止还算端庄些。别人逗那个姑娘时,我就护着她。马上,讽刺的矛头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来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同情,这种矛盾也会使我产生兴趣的。我一向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体面,特别是对女人。我就公开成了她的袒护人了。我看她对我的关怀也颇有所感。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和嘴里不敢明说的感激之情,也就变得越发动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是妨碍我们情投意合的,然而我们却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觉察出来了,气愤之至,而她那种种粗暴的表现倒反而在那姑娘方面帮了我的忙。这姑娘在全旅馆里既然只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见我出门就难过,巴不得她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们既心心相印,又气质相投,不久就产生了通常应有的效果。她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她确实没有看错。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我也没有看错。我预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爱情、尊敬、真诚,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虽然在女人面前胆子不大。却取得了美满的结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第八章

    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促进汉末重实之学到察本之风的转变。著作另有《法论》、,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写这篇讲演,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费的时间,使我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权当秘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了;就是她,为了让我节省一个仆人,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写。这个办法,我曾继续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遗忘。

    这篇讲演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原本由朱熹季子朱在编定,后又有增补。有《晦庵集》、《晦,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的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不过,不论你生来有多大才能,写作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到手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没有跟任何别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来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就做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跟他围在钢琴旁边度过了,我们从早到晚,或者毋宁说,从晚到早,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谁要在杜宾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听戏。我本来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钱跟他一起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个剧院是他爱得入迷的。最后,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青年人连结起来,使得我跟他难以分离,连那可怜的姨妈我都疏远了。所谓疏远,也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少了些,因为我对她的依恋心情,这一辈子也没有一时一刻衰减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就格外加强了我要跟戴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我本来早就有这个念头,只是她家人口众多,特别是没有钱置备家具,这就使我把这计划一直搁了下来。这次出现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够开支,主动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自置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静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温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这个绰号犬儒主义见“犬儒学派”。,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说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还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诡秘的花言巧语叫我受不了;她教给女儿一些坏招,极力叫她在我面前装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许多朋友,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相当好的母亲,因为这样做于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又为女儿掩盖过失,从中得到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小心照顾,无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爱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在这六、七年之中,尝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载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的亲密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乐趣是可以描写出来的话,它们会以其简单朴质而使人发笑的。我们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时,就阔气地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我们当着那大窗口吃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这时,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四周景物,看着过往行人,虽然在五层楼上,却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这种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饼、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写得出,谁能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妙趣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温馨啊!你们所配的作料是多么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妈妈提醒我们,真想不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它们会显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这样感觉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语所能描写出来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有过一次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该引以自责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说,克鲁卜飞尔牧师是很可爱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后来处得也同样亲密。他们两个有时也在我家吃饭。这些便餐,虽然太简单一点,却被克鲁卜飞尔的妙趣横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语腔调搞得热热闹闹的——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呢。我们的小饮宴不以口腹之乐为主,但是欢情洋溢足以补偿其不足,我们彼此相处甚得,寸步不能相离。克鲁卜飞尔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咖啡馆出来,要去那姑娘家进晚餐。我们嘲笑他。他报复得非常雅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转而嘲笑我们。那个小可怜虫似乎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还不很惯于她那一行,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极力训练她。闲谈和畅饮使我们乐而忘形。那位好克鲁卜飞尔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三人先后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她,说他所以和她呆那么久,是故意叫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碰她的话,也颇不象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1883)印度印度教改革家。出生于富有的婆罗门家庭,年,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神遗嘱》、《唯物主义历史观》等。其著述编为《普列汉诺夫,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谊,我都是信得过的,我同样也信得过弗兰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从来只能被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我跟他们决裂之后才被泄漏出去的。单凭这一事实来,作品是有待读者去充实意思的流动结构,而不是现实的,人们就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所应受的谴责,我愿意接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由于他们的邪恶而发出的谴责。我的罪过是大的,但只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义务,然而害人的念头却不曾钻进我的心头;我对于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的父爱自然不会强烈。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依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愿写我的忏悔录,而不是写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我向读者永远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的结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个十分可爱的少妇,而在为杜宾先生办理公文函件的人们之中,她对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罗什舒阿尔夫人则是弗里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过他也就成了格里姆的至友。然而,格里姆之所以能进女儿的家门,还是我介绍的。但是他们两人气味不相投,这段结识无什么结果。格里姆从那时起就一心巴结权势了,他宁愿跟母亲做朋友,不愿跟女儿做朋友,因为母亲在上流社会交游甚广,而女儿只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阴谋,也不想攀高结贵。杜宾夫人在舍农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预期的顺从,便让她独自一人在家里过着寂寞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许也以出身自豪,宁愿放弃社交界的乐趣,几乎独自一人守在自己屋里,而不愿受她生来就不习惯的那种管束。这种流放式的生活加强了我对她的感情,因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发现她喜爱空想,寻根问底,有时带点儿诡辩色彩。她的谈吐,绝不象是一个刚从女修院办的学校出来的少妇,对于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还不到二十岁。她肤色白皙,光泽照人。如果她讲究一点姿态的话,身段会是端庄而秀美的。她的头发金黄带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青春时期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绪十分不宁。但是,我给我自己制订的、并且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予以遵守的那些严格的行为准则,保证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诱惑。整整一个夏季,我每天跟她面对面坐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做算术,拿我那些无穷无尽的数目字去讨她的厌烦,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风流活,也没有向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再过五、六年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说,也就没有那么傻气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真正用爱情去恋爱。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将占有我的心灵的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生活以来,我始终是满足于我的现状的,没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愿望。她和弗兰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于他们的主动。这一年,弗兰格耶先生因为一天比一天对我好修行方法,而非哲学观点。大量印度古籍提到作为修行方法,就想让我再宽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发了财,想退休了。弗兰格耶先生就请我顶这个缺;为了胜任起见,我有几个星期都经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学些必要的知识。但是也许因为我缺乏担任这种职位的才能,也许因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个继承人——不尽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识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乱了的账目总是不能很好地钻到我的头脑里来。然而,我尽管未能得其精微,还能略知梗概,足够把这一行干得顺顺当当的、我甚至开始履行职务了。我既管登记,又管库存;我收支现款,签收票据;虽然我对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兴趣,可是年龄的成熟开始叫我老实了,我决计克服我的憎恶,用全副精力来干这一行。不幸当我已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弗兰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间,他的金库就由我一人负责了,当时库里的现款其实也不过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这项信托给我的操劳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觉到我绝不是做出纳员的材料,我毫不怀疑我在他公出时感到的那种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来后我患的那场大病。

    我在我这部书的第一部里已经说过,我生下来就是半死不活的。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幼年几乎不断地患尿闭症;我的苏森姑姑负责照护我,她为保全我的生命而受的辛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她到底成功了,我的健壮的体质终于占了上风,在少年时期,我的健康完全稳定下来,以至于除了我叙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稍微受热就感到小便频频使我常感不便外,我一直到三十岁都差不多没有再发过我那初期的残疾。这残疾的第一次的复发是在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行的劳累和那阵酷热使我患了便灼和腰痛,直到入冬才好。我接触了帕多瓦姑娘之后,以为没有命了,结果却并不曾有任何不适之处。我对我那徐丽埃妲是萦怀多于身体的戕害的,经过一度疲困之后,身体反倒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罗被捕以后,我在当时那种酷热天气下常跑范塞纳堡,结果受了热,才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打这场病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能恢复我初期的健康了。

    在我现在谈的这个时期,也许由于为那个该死的金库搞些讨厌的工作,稍微累了一点,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比以前垮得还要厉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惨不堪言。杜宾夫人请名医莫朗来给我诊治,他虽然手术灵敏而又精细,却使我受到难以置信的痛楚,并且始终不能用探条确诊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看,达朗的探条软些,果然插进患处了;但是莫朗向杜宾夫人报告我的病情时,说我至多只能活六个月。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就促使我对当时的处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余不多了,为了我本来只感到憎恶的一个职务而受着拘束,牺牲掉这点余生的宁静和乐趣,该是多么愚蠢呀。而且,我已经抱定的那些严格的生活原则,和一个太不适合于这些原则的职位,怎么能调和起来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而来宣扬淡泊和安贫,这能说得过去吗?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酝酿起来,盘根错节,从此再也不能从我脑子里排遣掉;在病后休养时期,我就把我在高烧中所采取的这些决定又冷静地肯定下来。我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所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障碍而所要作出的那种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做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我一定就把我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上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面蔑视那庸俗的一群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的评说,一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朋友们的摆布,让他们把我象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看我独自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来了,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实际上却努力使我成为笑柄。他们首先极力贬低我,以便最后达到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对我忌妒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的成名,而是我在这里开始的那种个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锋头,也许他们还能原谅,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在行为上树立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气平易而又温和,很容易产生友谊。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一直都爱我,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自称为朋友的人,他们利用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来把我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这部回忆录的后面部分将揭露这一可憎的阴谋,我在这里只说明这个阴谋的起源;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阴谋怎样结下第一个圈套的。

    我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有个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替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更可靠的工作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也会做的;但是这种技能既适合我的爱好创办了《莱茵时报》。主张德国哲学应成为“行动的哲学”。提,又唯一能使我不屈从于人而逐日获得面包,我就认定了这个工作。我认为我从此不必再忧虑前途了,我把虚荣心也压下去了,于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纳员一变而为乐谱抄缮人。我认为这项选择给我带来的好处很多,就毫无后悔之意,将来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丢开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还是要重理旧业的。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这个决心更易于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负责叫人把它印了出来。我还卧病在床的时候,他就写了短函,报告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短函里说:“真是直冲九霄;这样的成功还没有前例呢。”这种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而且又是对一个无名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对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时为止,尽管内心里有所感觉,总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看出,利用这个成功,对于我正准备执行的那个独立生活的计划,将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个在文坛上有点名声的抄缮人,工作大概是不会缺乏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就写一封短函给弗兰格耶先生,通知他这件事,谢谢他和杜宾夫人的种种盛情,并且要求他们多多帮忙。弗兰格耶一点也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以为我还在梦呓呢,便赶快跑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太坚定了,无法挽回,就跑去告诉杜宾夫人,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从服饰上开始实现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镀金的饰物和白色的袜子,戴上一个圆假发,取下佩剑,把表卖掉,我心里异常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不需要知道钟点了。”弗兰格耶先生很客气,等了很久没有把他的金库交给别人。最后,他看我已经坚定不移,才把它交给达里巴尔先生了,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在植物学界知名。

    不管我那蔚为大观的改革是如何严峻,起初我还没有把它推广到我的内衣上来。我的内衣很漂亮,数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时的行装的剩余,我对它特别爱好。由于讲究干净组织集团法国萨特的用语。集团形成的第三种形态。有,我曾把它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许多钱。后来有人给我帮了一个大忙,使我摆脱了这种物质欲的束缚。圣诞节的前夕,当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我也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有人把阁楼的门撬开了,把里面刚洗过晾着的我们的全部内衣偷个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衬衫,都是上等细麻纱的,是我内衣柜里的精华。邻居中有人曾看见一个人从公寓里出去,带了几个大包,据他们描述的模样,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他是众所周知的大坏蛋。母亲愤愤地否定这个怀疑,但是不管她怎样说,证实这怀疑的迹象太多了,所以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我们心里。我不敢作严密的调查,因为怕发现的事实超过我所愿意知道的程度。这个哥哥从此不再到我家来了,最后完全失踪了。我怨戴莱丝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于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恳切地劝她赶快摆脱这么一个危险的家庭。这件事把我爱漂亮内衣的癖好医好了,从此以后,我只容很普通的内衣,这就跟我装束的其余部分比较协调了。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后我只想到如何使这种改革巩固起来,持续下去;我极力把别人对我的非议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时怕人指责的顾虑抛到脑后。由于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决心也出了名,这给我招来许多主顾;因而我一开始营业就相当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达到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那么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体不好,我刚害过的那场病还有些后遗症,一直没能让我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赖的医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后找过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蒂埃里,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治病,却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体力。我越是遵循他们的教导,我就越黄、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们吓坏了,我根据他们的药效来衡量我的病况,使我看到未死之前只有一连串的痛楚,又是尿闭,又是砂淋,又是结石。凡是能给别人减轻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痛。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有点效力,能够暂时减轻一下痛苦,我认为没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钱买了大量探条存着,以备万一达朗去世,我也终身有探条可用。在八九年当中,我经常用这种探条,连同存在手边的一齐计算,我买探条的钱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显然,这样耗钱、这样痛苦、这样难受的治疗,是不会让我专心致志去工作的,不会让一个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劲头去谋求他逐日的面包的。

    文学方面的工作又构成了另一种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艺卫道士就不约而同地扑到我身上来了。我一看,那么多的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师的派头来下断语,我就拿起笔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几个,使得没有人敢支持他们。有个什么戈蒂埃先生,南锡人,是第一个倒在我的笔下的。在我写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番。第二个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却没有肯跟我较量下去。承他那么看得起我,我在答复他时不得不换个笔调,我采取了一种更加庄重的笔调,但同样强硬有力;我一方面不对作者失敬,另一方面却又充分驳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个耶稣会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里插过手。我就凭我的判断,辨别出哪些是国王的手笔,哪些是僧侣的手笔;我毫不留情地抨击所有耶稣会派的语句,顺便还抓住了一个颠倒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我深信只有那神父才搞得出来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象我别的文章那样出名,但直到现在为止,在它那一类型中是篇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机会,在这篇文章里使公众知道,一个平头百姓也能捍卫真理,乃至和一个君主抗衡。同时也很难选择一种笔调,能比我为答复他而采取的笔调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总算很幸运,遇到这样一个对手,我心里对他充满着钦敬之忱,又能把这钦敬之忱向他表达出来而不失之于谄佞;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却又始终不失身份。我的朋友们为我惊慌起来,以为我巴士底狱是坐定了。这种畏惧,我连片刻都不曾有过。我完全做对了。那位善良的国王看到我的答复之后说:“我领教了,再也不惹他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受到他种种不同的钦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几次我将来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国和欧洲平平安安地流传,没有谁再从中寻找可指摘之处了。

    不多时以后,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文敌,是我没有料想到的,就是里昂的那位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曾对我很表好感,帮过我好几次忙。我并没有忘记他理学、自然神论、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部分。在资产,但是由于懒,就把他疏忽了;我没有把我的所有作品送给他,因为没有现成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不是了;于是他就攻击我,不过还算客气,我也答复得同样客气。随后他又进一步驳我,这就使我写出了最后一篇答复,他对这篇答复没有再说第二句话,可是他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抓住我倒霉的时候写了些恶毒的谤书来攻击我,而且为了加害于我,还特地跑了一趟伦敦。

    这场笔战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浪费了许多抄乐谱的时间,于真理的阐扬既无多大补益,于我的钱囊更没有带来进项,当时我的书商叫比索,他付给我那些小册子的报酬总是很少,常常一点都不给。就拿我第一篇文章为例吧,我就没有得到一文钱:狄德罗是白送给他的。他为我的小册子给我的那点钱也需要等候很久,一个苏一个苏地向他要。这时候,我抄乐谱的工作不行了。我同时干着两个行业:这正是两败俱伤的办法。

    这两种行业还在另一方面互相矛盾着,因为它们逼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我选定的职业又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人们总是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求任何人,只想生活得自由自在,乐其所乐,别的什么也不管。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全被破坏了。我的房间里总有客人,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借口来侵占我的时间。女士们耍出种种手腕邀我做她们的座上客。我越粗声厉气地对人,人家就越发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绝掉呀。要拒绝就得招来无数的仇人,要敷衍就得听人家摆布。不管我怎样应付,一天里没有一个钟头时间是属于我的。

    于是我感觉到,想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象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愿意靠我的手艺生活,公众却不愿意。人们千方百计来弥补他们使我受到的时间损失。不久,我简直要和傀儡戏里的滑稽小丑一样学提供一般的理论基矗在古代,各国哲学家中都有关于法,几个钱看一次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人、更残酷无情的奴役生活了。我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馈赠。对谁也不例外。这一切做法反而招来许多送礼的人,他们要有战胜我的拒绝的光荣,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要强迫我去领情。如果向他要的话,有的人连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现在却不断来麻烦我,向我送这样,送那样,一看所有的礼物都被我退回了,为着报复,便骂我的拒绝是傲慢,是摆架子。

    很显然,我所抱定的决心,我所要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的。女儿呢,她虽然不计私利,却挡不住听从母亲的指导;于是,就象果弗古尔先生称呼她们的那样,这两位“女总督”拒绝馈赠就不老是象我那么坚决了。虽然她们有许多事情瞒住了我,我还是看出了一些苗头,这足使我判断出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因此我心里难过极了,倒不单是因为怕人家骂我串通作假(这是不难预料的),主要地还是因为我在家里不能当家作主,连自己也不能自主。我请求,我苦劝,我发脾气,都归无效。妈妈说我是个一辈子改不了的唠叨鬼,是个暴性子;她跟我的朋友们谈起来,便老是喊喊喳喳、窃窃私议。在我的小家庭里,对我来说,什么都是个谜,什么都是秘密;为了免得天天跟她们闹风波,家里有什么事,我连打听也不敢打听了。要想摆脱所有这许多纷扰,就得有绝大的坚决意志,而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嚷嚷,却没有行动:她们就让我干嚷嚷,她们依然我行我素。

    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缠,这种天天找上头来的麻烦,终于使我感到呆在家里、住在巴黎是索然无味的了。当我的病痛容许我出门的时候,当我不是让熟人抱着东奔西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我想着我那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利用我经常带在衣袋里的白纸本子和铅笔,把想的东西写出一点来。这就说明,我自己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意外烦恼怎样又由于排愁遣闷的需要。把我完全打回到文学这条路上来了;这也就说明,我怎样把驱使我写作的这份恼怒郁闷之气带到了我所有的初期作品里。

    另一件事又助长了我这种恼怒郁闷之气。我既没有社交界的派头,又不善于做出这副派头,也不惯于受这种派头的约束,而我偏又不由分说地被拖到社交场中,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的。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采取一种我所特有的派头,免得我学一般的社交派头。我那种愚蠢而扫兴的羞涩怎么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既出于害怕失礼,我就决心去践踏礼俗,使我的胆子壮起来。害羞使我愤世嫉俗,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的生活原则相符合的粗鲁的态度在我的灵魂里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化为无所畏惧的德性。而且我敢说,正因为它有这样庄严的基础,所以我这种粗鲁的态度,本来是极端违背本性的一种努力做作,竟能维持得出人意外地好和长久。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妙语使我在社会上享有愤世嫉俗之名,我在私生活中却毫无疑义地老是唱不好这个角色;我的知交和相识把我这只野性难驯的熊牵着鼻子跑,就跟牵一只羔羊一样,而且我的挖苦话也都是一些听起来刺耳却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从来就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一句得罪他的话。

    《乡村卜师》这部歌剧使我更加成为风头人物了。不久,巴黎就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受欢迎。这个剧本在我的一生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故事是同我当时的交游联系着的。为了使读者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得详细谈一谈。

    我当时认识人相当多,但是只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狄德罗和格里姆。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我所爱的人都聚到一起。我既跟他们两人那么要好,他们俩也必然很快就互相要好了。我使他们俩建立了联系,他们俩彼此相投,便互相交结得比跟我还要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格里姆,既是外籍,又是新到,需要多认识些人。我但愿能为他多多介绍。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果弗古尔。我又把他引进舍农索夫人家里、埃皮奈夫人家里、霍尔巴赫男爵家里——我跟霍尔巴赫男爵几乎是不得已才结识上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倒是极其简单的。但是他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成了我的朋友,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当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里的时候,他常请我们在伯爵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弗里森伯爵的任何友谊和照拂的表示。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跟格里姆非常亲密,但他对我也跟弗里森伯爵对我一样。其余的人,不论男女,凡是格里姆通过两位伯爵的关系结识上的,对我也都是如此。只有雷纳尔神父,我要把他算作例外,他虽然是格里姆的朋友,却也是我的朋友。并且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曾解囊相助,慷慨非常。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某次他曾对我有过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殷勤的表示,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我始终不忘,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个热心的朋友。关于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件事就是跟这位格里姆有关的,当时他正与格里姆过往甚密。格里姆跟菲尔小姐来住了若干时日之后,突然起念要神魂颠倒地爱她“文学”中的“庄子”。②著作。见“著作”中的“庄子”。,要把卡于萨克顶掉。而那位美人儿又偏要显示坚贞,谢绝了这位新来的追求者。于是这位追求者就把事情看成悲剧。想要殉情。他突然害起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怪病。他在连续不断的昏睡中度过了几天几夜,眼睛睁得大大的,脉搏正常,但是不说话、不吃、不动,有时似乎也听见人家说话,可从来也不搭腔,连个示意动作也没有。而且他既不烦躁,也无痛苦,也不发烧,躺在那儿就象死了一般。雷纳尔神父和我轮班看护他。神父健壮些,身体好些,值夜班,我值白班,从来也不会两个人都不在他跟前;一个不到,另一个就不走。弗里森伯爵慌了,就把塞纳克请来。塞纳克把他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什么事儿也没有,连药方也没有开。我为我的朋友着急,这就使我细心观察医生的神情,我看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呢。然而病人还是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汤汤水水什么都不进,只吃几个蜜饯樱桃,他咽得倒还顺利,是我一个一个送到他舌头上的。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恢复了他往常那样的生活,却从来没有跟我,据我所知,也没有跟雷纳尔神父,也没有跟任何人,再谈起过那次离奇的昏睡病,也没有提到过生病期间我们对他的照顾。

    这件事免不了引起人言啧啧;如果一个歌剧女演员的薄情竟能使一个男子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个新鲜的故事呢。这段美妙的痴情使格里姆成了风头人物了;不久,他就被认为是爱情、友情、一切感情的奇迹。这种舆论使他在上流社会里大受欢迎,到处吃香,由此也就使他疏远了我。在他心目中,我这个朋友从来就是勉强充数的。我看他是要完全脱离我了,心里很难过,因为他那么大张旗鼓地表示出来的热烈感情正是我不声不响地对他表示的。我很乐意看到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是我不愿意他因此而把朋友忘掉。我有一天对他说:“格里姆,你把我疏远了,我原谅你。将来当你在那轰轰烈烈的成功所给你的最初的陶醉过了之后,感觉到空虚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到我这里来,你随时都能找到我。至于目前,你就别感到不好意思,一切悉听尊便;我等着你,”他说我说得对,就照我的话做了,并且做得那么自在,以至除了跟共同的朋友在一起之外,我就见不到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跟埃皮奈夫人过往密切之前,我们两个人主要是在霍尔巴赫男爵家里见面。这位男爵是个暴发户的儿子,家有巨产,挥霍得很慷慨,在家里招待些文人才士,而以他自己的学问和知识,也不愧置身于文人才士之林。他很久以来就跟狄德罗交结,而在我成名之前就曾托狄德罗介绍,要和我结识。一种天然的嫌恶之情长期阻止我接受他的盛意,有一天他问我是什么缘故,我对他说:“你太富了。”他依然坚持要和我交朋友,最后还是成功了。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终是抵抗不了人家的亲切,而我没有一次屈服于别人的亲切而自己不吃亏的。

    另有一个相识,在我一有资格攀附时就成了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见他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是在会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和埃皮奈夫人相处得很好。我们不过同过一次席,他当天就走了同“经验的”相对。指先于经验并为构成经验的必要条件的,但是饭后我们谈了一会。埃皮奈夫人早就跟他谈到我,并且谈到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自己太多才了,不会不爱有才的人。他对我早就颇有好感,并且邀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也早已倾慕,再加上这次见面,但是我的羞涩和疏懒一直使我没去看他,我认为单凭他垂青而自己没有一点表现,是没有资格跟他攀交的。后来我有了初次的成功,他的奖饰之词又传到我的耳中,我受到了鼓励,就去看他,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开始有了交谊,这种交谊使我始终觉得他为人可亲可爱,并且由于这种交谊,我才除了我自己内心所提供的证据之外,知道正直与节操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没有那么持久,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这些交往都是我初期的成功所带来的结果,等到好奇心一满足,交往也就完结。我本来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今天见过我,明天就没有什么新鲜可看了。然而,却有一位夫人这时要和我结识,友情比所有别的女人都维持得长久些: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太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看过他一次。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就去看她了,她对我很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那里认识了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梭朗先生,他是《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的作者,此后却成了我的极凶恶的敌人,而我就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除非是因为他的父亲曾很卑鄙地迫害了一个人,而我恰恰就跟这个人同姓。

    显然,一个抄乐谱的人是应该从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碍我专心致志于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点时间大半都耗费在涂错、刮错或整页整页重抄上面了。这种讨厌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热烈地追求乡村。我有好几次跑到马尔古西去住几天,勒·瓦瑟太太认识这地方的助理司铎,我们就在他家落脚,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里姆有一次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助理司铎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虽然不懂音乐,但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快当又准确。我们在那里把时间全耗费在唱我在舍农索写的那些三重唱上面。我又根据格里姆和助理司铎瞎凑出来的一些唱词,写了两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这毫无杂念的欢乐时刻所写、所唱过的这些三重唱,我把它们和我的全部乐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许达温浦小姐拿去当了卷发纸,但它们却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对位都写得很好。在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兴地看到“姨妈”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兴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这样的短途旅行之后,我很快、很潦草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助理司铎,人们将在我的文件里看到这首诗。

    在离巴黎更近一点的地方,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脚点,那就是缪沙尔先生家里。缪沙尔先生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仲长统(180—220)东汉末思想家、哲学家。字公理,山,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风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里曾度过一些十分宁静的时刻。缪沙尔先生原是个珠宝商,很通情达理,做买卖挣得了足够的资财,又把独生女嫁给票据经纪人的儿子、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以后,就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晚年摆脱买卖和事务,在生活烦扰与死亡之间安排了一个休息与享受的间歇时期。这位老好的缪沙尔先生真是个实践的哲学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惬意的房子里,在亲手经营的一个很漂亮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大量贝类化石,以至他那兴奋过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里只看到贝壳,最后他真以为宇宙都只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整个地球也只是含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着这种东西,想着他那些离奇的发现,便越想越兴奋,这些思想最后在他脑子里简直要形成体系了,也就是说形成疯病了——如果不是死神来把他从他的朋友们手里夺走了的话。他的死,对于他的理智是个大幸事,但对于他的朋友们则是个大不幸,因为朋友们都喜爱他,在他家里小住是最惬意不过的。他死在一种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个瘤,长在胃里,不断地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而人们却久久找不出不能吃东西的原因。这个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把他饿死了。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后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伤心。那时候,看他受苦的那种惨相而直到他最后一息都还不避开他的,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个朋友了。他接待我们还是那么高兴,而他自己却已经病到这样程度:看到他请我们吃的饭食真是眼馋,可自己连吮几滴很淡的茶都几乎不可能,喝了后马上还得吐出来。但是在这种痛苦的时间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给的许多优秀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时刻啊!在这些朋友之中,第一应推普列伏神父。他为人极亲切、纯朴,他的心灵使他的作品生气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气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现,毫无他给作品涂上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他是个惯得美人怜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他是在死后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缪沙尔的思想体系扩展到整个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间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那时只是个朴实的女人,还没有假充女才子呢。还有旺洛夫人,她当然不算美,但是妩媚可人,唱得象天使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来特夫人自己,她也会唱。人虽然很瘦,如果她自己不那么自作多情的话,还是很可爱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全都宾朋,这些宾朋使我相当愉快,如果不是缪沙尔先生带着他那份贝壳迷跟我倾谈,我还会更愉快些。我可以说,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六个多月当中,我的乐趣不亚于他本人。

    他早就认为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病体有益,劝我住到他家去服用。我为着避开都市的喧嚣,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到帕西住了八、九天。这些日子之有益于我,主要是因为住在乡下,而不是因为服用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就寝前畅谈意大利音乐,特别是谈我们两人都在意大利看过并且十分喜欢的那种喜歌剧。夜里,我睡不着,就净想着怎样才能让法国人对这种体裁得出一个概念,因为《拉贡德之爱》根本不是这种歌剧。早晨,我一面散步,服用矿泉水,一面就仓卒地做了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配上我做诗时想起的歌曲。在花园的高处有一个圆顶小厅,我就在里面把词和曲都草草写出来了。早茶时,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和他的管家、十分善良而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拟的这三段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师的咏叹调《爱情感到不安便增长起来》,三是最后的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等等。我绝没想到这点东西是值得继续写下去的,要是没有他们两人的喝彩和鼓励,我都要把我这点破纸扔到火里,不再去想它了;我写出的很多东西至少跟这一样好,却都被我付之一炬了。但是他们却极力鼓励我,全剧六天工夫就写完了,只欠几行诗。全部谱子也有了初稿,到巴黎只要添点儿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行了;所有这一切,我完成得那么快,只三个星期我的全剧各幕各场都誊清了,达到可以上演的程度。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间歌舞,这是很久以后才写出来的。

    由于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太兴奋了,渴望能听到它的演奏。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代价关起门来看到它依我的意思演出,就和当年吕利一样——据说他有一次叫人专为他一个人把《阿尔米德》演了一遍。由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乐趣而只能与公众同乐,我就必须使我的作品被歌剧院接受。可惜它属于一种全新的体裁,听众的耳朵毫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料到,如果我把《乡村卜师》一剧再拿我的名义送去,它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克洛解决了我的困难,他负责把作品拿去试演,不让人家知道作者是谁。为着不暴露我自己,排练时我没有到场;连指导排练的“小提琴手”都只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绝佳之后,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凡是听到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满意,第二天,在所有的社交场中,人们就不谈别的事了。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看过试演后,就要拿这部作品到宫廷去演出。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认为我的剧本一拿到宫廷,就不能象在巴黎那样由我作主了,所以不肯把剧本交给他。居利恃权强索,杜克洛坚持不肯。两人的争执变得十分剧烈,有一天在歌剧院里,如果不是有人把他们分开的话,他们俩要出去交手了。人家来找我,我就推给杜克洛先生去决定,因此还是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先生出面了。杜克洛最后认为应该向权力让步,就把剧本拿出来,准备在枫丹白露演出。

    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时也是高老路子最远的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崭新的方式决定抑扬,与唱词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从惯了的耳朵听了会起反感。我同意让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去另写一套宣叙曲判大纲》表明,恩格斯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我自己可不愿插手进去。

    一切都准备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们便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看最后一次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可能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廷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过得去,比我原先预料的要令人满意些。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乐队合组而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烈演卜师,合唱队就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都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愿意把他做过的事再来检查一遍;而且,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在这一群人中间却羞得简直象个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用早餐。那里人很多,大家都谈昨晚的彩排,入场怎样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没费多大事就进去了,把场内情形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通,并把作者描写一番,说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这段相当长的叙述说得那么肯定、自然,里面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这次彩排谈得那么头头是道的那位先生,当时根本没有在场,因为他说他看得那么清楚的作者现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却并不认识。在这个滑稽场面里,更离奇的是当时它在我心上所产生的效果。那个人有相当的年岁了,绝无狂妄、骄矜的态度和口吻;他的面貌显得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的圣路易勋章也说明他曾经当过军官。尽管他那么不害羞,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对他还是很感兴趣;他在那儿大撒其谎,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看人,真是如坐针毡;我心里在想,有没有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呢?最后,我唯恐有人把我认出来,当面给他难堪,就一声不响地赶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后低着头打他面前走过,尽早跑了出去,这时在场的许多人还正在就他的叙述高谈阔论着呢。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我断定,如果在我出门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来的话,单凭我在想到那可怜的人的谎言被戳穿时心里那份难过的表情,人家就一定会看出我象个犯了罪的人那样羞惭和局促不安。

    我现在正处在平生那种最严重的关头之一,很难只作单纯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几乎不可能不带上一点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只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后编入《二程全书·明道先生文集》。,出于什么动机,不加任何褒奖或谴责之词。

    那一天,我穿着跟我平常一样的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我把这种不合时宜的装束当作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国王、王后、王室和整个朝廷都即将来临的那个大厅里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把我领进的那个包厢里,这是他自己的包厢。这是一个在舞台侧旁的大包厢,面对着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就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我不怀疑人家是有意把我放在那里好让大家都看见。灯一亮,我看到我这样装束,在那么多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人们中间,就开始感到不自在了。我不免自问,我坐的是不是我该坐的地方,我的打扮又是不是恰当;我感到不安,但几分钟之后,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是的,不错。”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也许来自骑虎难下者多,来自理直气壮者少。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坐的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我的剧本演出,我是被邀请来的,我也正是为此而写这个剧本的,而且严格说来,谁也不比我自己更有权享受我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和我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时俗的见解低头,不久就会事事都要重新受到时俗见解的奴役了。为着永远保持我的本色,我就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因为按照我选定的职业来打扮自己而想到羞惭:我的外表是朴素的,不修边幅,但也并不腌臢肋de;胡子本身也并不脏,因为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按照时代和风尚,胡子有时还是一种装饰呢。人们会认为我可笑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经得起笑骂,只要这笑骂不是我应该受到的。”经过这一番自言自语之后,我就勇气百倍了,以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赴汤蹈火。但是,也许是由于国王在座的关系,也许是出于人心的自然趋向,我在以我为对象的那种好奇心之中,所看到的却只有殷勤和礼貌。我大为感动了,乃至又为我自己,为我的剧本的成败不安起来,生怕辜负这样盛情的期待,因为大家都仿佛一心等着为我喝彩呢。我本来是有思想准备去对付讥嘲的,但是他们这种亲热的态度,我却没有料到,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开始演出时我象小孩子一样直发抖。

    不久我就有理由放下心来了。就演员而论,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来说,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真是纯朴动人,从那时起我就听到那些包厢里响起了惊奇叹赏的窃窃私议,在这一类剧本的演出中,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呢。这种继续增高的激动情绪,很快就感染了全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效果本身来提高效果。在一对男女农民对话的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每句台词都听得清清楚楚:剧本和作者都沾了便宜。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美若天仙的女人在嘁嘁喳喳,彼此在低声说:“真美啊。真好听。没有一个音符不打动你的心。”我把那么多可爱的人全都感动了,这种乐趣使我自己也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的眼泪真忍不住了,同时我注意到哭的人也并不只是我一个。我有一阵子凝神自思,回想起在特雷托伦先生家里开音乐会的那一幕。这种回忆大有奴隶把桂冠捧上凯旋者头上的那种滋味;但是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马上就充分地、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体味自身光荣的那种乐趣了。然而,我深信,在当时,性的冲动远远超过作为作者的虚荣心;毫无疑问,如果在场的都是男人,我就决不会象当时那样不断地浑身火热,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吸尽我令人流出的那些香甜的泪水。我曾见过一些剧本激起了更热烈的赞赏之情,但是从没见过这样普遍、这样美妙、这样动人的陶醉摄住了整个剧场的观众,特别是在宫廷里,又是首场演出。凡是看到这个场面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因为它的效果是空前的。

    奥蒙公爵先生当晚打发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离宫去,要我觐见国王。给我送这个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还补充一句说,他认为是要赐给我一份年金“诚”为世界本质,认为“不诚无物”。其学说经孟轲发展,后,国王要亲自对我宣布。

    谁会相信,紧接着这样辉煌的日子后面的那一夜,对我竟是焦灼而又尴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觐见,我首先想到此后我需要常常往外跑,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明天,我在长廊里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显贵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走过,这种需要将会使我痛苦难当。这个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贵妇们呆在屋里的主要原因。我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难忍,忍不住就得闹笑话,而我是宁死也不愿闹笑话的。只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险的畏惧心情。

    然后我又想象到了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来,对我说话。在答话的时候就需要准确、镇定。我这该死的腼腆,连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都会使我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会饶过我吗?会使我在恰当的时候讲出恰如其分的话吗?我很想既不放弃我已经习惯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口吻,同时又能表示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所给的荣宠深知感戴,因此我就应该在堂皇而又恰当的颂词中蕴藏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预先准备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须猜准他可能对我说些什么话,而且,我深信,就是猜准了,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把我平时那些蠢话露出一句半句,我会成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出这个丑。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度;一说姓尹名喜。相传曾为函谷令尹,曾与西去的老子相,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办啊!又得向多少人恳求啊!为保持这笔年金,会比不要这笔年金添多少麻烦,招来多少不快。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采取一个合乎我的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面子。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的人,我只以健康为理由,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可轰动了,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众口一辞,指责我的行动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这使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自己怎样看入了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体公众面前证实初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时左右,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车。我上去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的事,显出十分热中的样子,我简直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热中。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是什么罪过,但认为我对年金那么漠不关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不关心实利倒也罢了,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而不关心实利就不应该,我有责任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费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给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欣赏他那些至理名言,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发生过的争吵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很晚了。我要领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联合起来;出于这个愿望我在不同的时机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门口柏林学派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于柏林大学的一个逻,而他却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总是不肯见他,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用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有了交情,他才开始在说起她的时候带着钦敬的心情。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离间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更宽裕点,全是怪我不好,说她们跟着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没法叫她们离开我,答应凭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给她们找个食盐分销站、烟草公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拖进他们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点,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忱,象我这样病魔缠身,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我投进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这以前,我抽空写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样,应该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而且是用一个题材贯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歌剧院提出的时候,人家连听都不肯听,因此,只好照常例杂缀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这个穿插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剧减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热利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复了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出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微法国化了一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听众甚至觉得至少写得和咏叹调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它的保护人。我并且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但是我后来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他有了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空闲时间在这里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在补编里还要谈到这些轶事。然而,尽管如此“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③指道。三国魏何晏《无名论》:,有一则轶事我却不能不提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卜师》以前的若干时候,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唱,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们很拙劣,而乐队当时也很糟糕,把他们演的剧本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恢复过来。法国和意大利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这就把法国人的耳门打开了:在听了意大利音乐那活泼而强烈的曲调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们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拉劲儿了;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那时正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脚。只有《乡村卜师》还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padrona》(《女仆情妇》)演出之后还有人听。当我写我那个短剧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充满了那一类曲子的,而我也是从这一类曲子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想不到有人会把我们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个一个地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手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人家又该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并无其事: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任何别种音乐的最微小的痕迹。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谓原本比起来,都是崭新的,正如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是崭新的一样。准要是让蒙东维尔或拉莫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实体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属性。,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市当局管辖,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耻,竟在我入场时公开拒绝我,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特别令人愤慨,因为我把我的剧本让予他们的时候,唯一的代价就是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免费入场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还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是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来。诚然,没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员就送给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不但这五十个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应得的款数,而且这笔款子与入场权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入场权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们这种做法可谓集罪恶与粗暴之大成,以致社会公众尽管当时对我的敌意正达高潮,仍然为之震惊;昨天辱骂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厅里大叫大嚷,说这样剥夺一个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说这个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对方取消了原来约定的代价,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为此写信给达让森先生,他那时正主管歌剧院那一部门,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始终不得答复,也无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样。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怀,我对他的品质和才能始终是不大佩服的,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对他的钦佩。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把我让予的代价强行剥夺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就叫做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已。

    至于这部作品的经济收益,虽然我只收到它在别人手里可能产生的四分之一,数目仍然相当可观,够我生活几年,并且补充我抄缮工作的不足者主要代表有米海洛夫斯基等。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新康,因为抄缮工作一直是进行得不够好的。我得到了国王的一百个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的五十个金路易——在这次演出中,蓬巴杜尔夫人亲自饰科兰一角,——再加上歌剧院的五十个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剧本的五百法郎。这个短剧,一共只费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工夫,尽管我运气不好,做事又笨拙,还是使我挣到了差不多和后来《爱弥儿》使我挣得的同样多的钱,而《爱弥儿》却费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劳动。不过我为这剧本给我造成的宽裕的经济条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为它给我招来了无穷的烦恼:它是许多在很久以后才爆发出来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从这个剧本取得成功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格里姆、狄德罗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从前的那种恳挚坦率,那种一见我就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谈。人们分成一小群、一个堆的,彼此窃窃私语,我一人呆在那里不知跟谁说话才好。这种令人难堪的摒弃,我长久以来都豁达对之;由于霍尔巴赫夫人和蔼可亲,始终很好地接待我,只要她丈夫的那种粗鲁的态度还能忍受得了,我就忍着。但是有一天,他竟毫无道理、毫无借口、粗暴万分地攻击我。当时狄德罗和马尔让西都在场,狄德罗一声也没有吭,马尔让西后来时常对我说,他真佩服我当时回答的那种温和态度和克制工夫。霍尔巴赫的这种失态等于下逐客令,我终于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回去了。虽然如此,我每谈到他和他那一家人,总还是怀着尊敬的态度,而他一谈起我来,却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视的字眼,开口闭口都是“那个小学究”,不用任何别的称呼,然而,他又说不出我对他或对他所关心的任何人有过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当初的那些预言和担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的,并且会原谅我写出极好的书,因为这种光荣并非他们所不能有的,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一出歌剧,更不能原谅我这出歌剧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走上这样的道路,更不能指望这样的光荣。只有一个杜克洛超脱于这种妒忌之上,他甚至对我更加友爱,并且把我引进季诺小姐家里,在那儿,正跟霍尔巴赫先生家里相反,我受到了尊重、优礼和爱戴。

    正当歌剧院演《乡村卜师》的时候,法兰西喜剧院也在谈它的作者,不过结果稍差一点。由于七、八年来我都没有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也就讨厌这个剧院了,觉得那些演员用法语演剧并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剧本拿给法国演员演,而不再给他们演。我把我这个愿望对演员拉努说了,我跟拉努本来就认识,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物,又是个作家。《纳尔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负责使它作为无名氏的作品演出,并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场券,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是喜欢法兰西剧院超过那另外两个剧院的。剧本被鼓掌通过了,并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员们和很多其他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古桑和格兰瓦尔两位小姐饰多情女郎的角色;虽然,据我看,全剧的精神没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说绝对演得不好。不过,我对观众的宽厚是很惊讶的,并且也很感动,他们竟有耐性安安静静地从头听到尾,甚至还容许它第二次演出,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在我这方面,初演时就感到那么厌烦,以致无法坚持到底。我一出剧院就钻进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里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大概也是和我一样,厌烦得坐不下去了。我在那里公开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诚的认错),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我是那个剧本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写了一个垮了台的坏剧本而且还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这一行径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而我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堪。我这种坦白承认的勇气还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种补偿。我现在仍然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直说出来的骄傲,实在多于不说出来的无谓的羞惭。这个剧本,演出虽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够读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来了。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这篇序里,开始阐述我的许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时为止所曾阐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机会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作品里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发挥出来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一七五三年,第戎学院发表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这个大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它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提,我也就有这样的勇气写,于是我就动手写了。

    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我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莱丝和我们的女主人(她是个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个女友。我把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天气十分晴明,这两位善良的女人负责照顾一切,掌管开销;戴莱丝和她们一起玩;我呢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不需要操一点心,到吃饭的时候就跟她们无拘无束地寻点乐趣。

    每天其余的时间,我就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的历史。我扫尽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放胆把他们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把时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诸事物的进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然后,我拿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直升腾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地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前进,我以他们不能听到的微弱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启你们自身的呀!”

    《论不平等》就是这些默想的结果。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罗的口味,并且他为这部作品所提的意见对于我也最为有益,但是这部作品在全欧洲却只有很少的读者能读懂,而在能读懂的读者之中又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它是为着应征而写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里预先就已经料定它不会得奖,因为我深知各学院之设置奖金绝不是为着征求这种货色的。

    这次旅行和这次写作对我的气质和健康都有好处。我因苦于尿闭症而完全听任医生摆布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没有减轻我的痛楚,反而耗尽了我的精力,毁坏了我的体质。从圣-日尔曼回来后,我的体质增强了一些作为认识活动中心的主体概念。断言有意识的自觉活动着的,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决心不管是痊愈还是死亡,反正不找医生不吃药,永远跟医药绝缘。这样,我就开始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门,就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有气力走动,就走动一下。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这种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界中又是那么一副专断的神气,凡此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喧嚣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能到乡间居住;即使我的职业不容许我长期乡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在乡间度过。有好几个月,我吃过午饭的第一件事,就是独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题材,直到夜里才回家。

    当时我和果弗古尔来往极其密切,他为了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劝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总督的照顾,因而决定她也同往,让她母亲看家。一切都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启程了。

    我应该记下这次旅行,因为这是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与生俱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对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们包了一辆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时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戴莱丝就表示她极其厌恶独自跟果弗古尔留在车里。每当我不顾她的恳求,还是要下车的时候,她也就下车步行。我把她这样任性的脾气骂了很久,甚至于坚决反对她下车,直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对我说明了。当我听说我这位年已六十有余,老态龙钟,有脚气病,又因追欢寻乐而断伤了身体的朋友果弗古尔先生,竟然从我们出发的时候起就想败坏一个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轻,而且还是属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好象是从云端掉下来一样。而他这种行为,用的手段又极其卑鄙,极其无耻,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钱包送给她,还拿了一本淫书给她读,拿他随身带着的那些淫画给她看,企图借此挑动她。戴莱丝气愤极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丑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还听说,启程的第一天,一阵剧烈的偏头痛使我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他就利用这两人相对的一段时间去勾引她,动手动脚,简直象个色情狂,象只骚公羊,绝不象个受我信赖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么惊人啊!这对我又是一件多么未曾料到的伤心事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友谊的魅力的全部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现在我却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把友谊和轻蔑结合起来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赖和尊敬,从我所爱的并且还以为被爱的一个人身上收回来了!那个老无赖还在我面前瞒着他那卑鄙龌龊的行为呢。为了不叫戴莱丝为难,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瞒着我对他的鄙视,把他一定不会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灵深处隐藏起来。你,友谊的甜美而神圣的幻象啊!果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纱幕在我的眼前揭开了。从那时起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阻止这个纱幕重新合上啊!

    到了里昂,我就跟果弗古尔分了手,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从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走过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况多么惨啊,天哪!这是怎样的堕落!她初期的那种美德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她是当年彭维尔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多么难过啊!我看她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献是在唯心主义统治德国达数十年之久后,恢复了唯物主义,只有迁地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里再三敦促她来跟我安安静静地一同生活,我愿意和戴莱丝尽毕生之力使她能享点幸福,这次我又热烈地重复这种请求,但是终归无效。她死钉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话,而她那份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绝对深知我分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多分一点给她的。在我居住日内瓦时期,她到沙伯莱作了一次旅行,并且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她没有钱完成她的旅程,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叫戴莱丝拿去送给她。可怜的妈妈啊!让我把她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现再大书一笔吧。她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就只有一个小戒指了,她把它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下来戴到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立即就又把它脱下来,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时洒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时正是我偿债的适当时刻啊!我应该抛弃一切而跟她走,相依为命,直到她最后一息,同甘共苦,不问她遭遇如何。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对她能有点好处。我为她嗟叹,却没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内疚之中,这个内疚是最强烈、最抱恨终身的。为此,我就理该受到从那时起不断降到我头上来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愿这些惩罚能把我的忘恩负义之罪全部抵偿掉吧!这种忘恩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是它却如此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足见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是一个志恩负义者的心。

    在离开巴黎以前,我已经把《论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献词草拟好了。我把这篇献词在尚贝里写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写于尚贝里,因为我想,为着避免一切挑剔,还是宁可不注明写于法兰西或写于日内瓦为好。一到日内瓦,我就沉浸于驱使我回到日内瓦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满腔沸腾着爱国热忱;但因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种宗教,从而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惭。于是我决心公开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节,而教条内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强加解释,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有权确定教义和这不可理解的教条,因此,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个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到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总之,哲学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认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认为,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一切,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属于法律的范围。由于这个原理——这么合情合理的、这么富有社会性的、这么和平的、却又曾给我招来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既要做公民,我就应该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国既定的教义。我决定这样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务会议席前去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却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过人们居然愿意为我通融办理。他们指定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个别地听我发表改宗声明。不幸得很,佩尔得利奥牧师——他对人亲切而又和蔼,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对我说,大家以能听到我在这个小集会中致词为快。这种期待叫我害怕极了,以致我用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备好的短小的演说词,但到要宣读的时候,慌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个会议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替我说话,我呆呆地回答着“是”或“不是”。然后,我就被纳入教团,公民权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载入了保安税册,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饮非常全体会议,从执行委员缪沙尔那里接受誓言。对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这次对我表示的那种种感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的那种种恳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离左右的好朋友德吕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别受到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琐事处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给他们些赡养费,然后再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这样一决定,我就把正经事都暂时停了下来,以便跟我的朋友们一直玩到启程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游乐当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环湖游览。我们用七天时间作了这一次环游,天气是再好也不过的。我对湖那一边引起我惊叹的许多风景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就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

    我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神,通过理性(哲学)的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提,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愤愤不平。还记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还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当众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对我有所馈赠,并予以公开褒奖,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险恶,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为我挣得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由我的许多朋友,接着又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我又失掉了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了。

    然而,如果没有对我的内心产生更大影响的某些动机的话,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莱特府第原来缺少的那一翼侧的房子添建起来,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这些工程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顺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约的样子,直走到花园的那个大蓄水池旁。这儿跟蒙莫朗西森林紧挨着,还有一片漂亮的菜园及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称之为退隐庐。这个幽静而十分可爱的地点,我在去日内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注意到了,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过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埃皮奈夫人当时对我这句话没有显得怎样在意。但是这次重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做了这件事,并且花钱不多,只从府第工程抽出一点材料和几个工人而已。旧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惊讶,便对我说:“我的狗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曾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被征服,却已经极端动摇了。埃皮奈夫人不愿功败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尽了方法,托尽了人,来争取我,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支持她,所以最后她胜利了,使我改变了决心。我放弃了返居祖国的计划,决定并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着准备家具,等到一切齐全,开春就可以迁入了。

    还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这个决心,那就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会在我的祖国碰到巴黎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又要不断地论战;而且在行动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胆小怕事的坏公民,别无他途。伏尔泰关于我的后一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复信里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产生的结果把我的隐忧都证实了。从此,我认为日内瓦无可救药了,而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也许我应该去顶住那场狂风暴雨。但是我只是单独一人,又羞涩,又极不善词令,而要去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既有大人先生们为他撑腰、又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经成为女人和青年们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我担心冒险犯难,徒劳无益,因而我听从了我的和平的天性,听从了我对安宁的爱好。这种对安宁的爱好,当年使我走错了路,今天在这同一问题上还是使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我能为我自己免掉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怀疑,即使以我这全部炽烈的爱国热忱,我又能为祖国做出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来呢。

    特龙香也差不多就是在这时候到日内瓦定居的,不久后到巴黎来闯江湖,赚了大批钱带走了。他一到,就跟让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请他个别诊治,但是就诊的人太多,不容易挤进去。她找我设法。我就促特龙香去看她。他们俩就是这样,在我的介绍之下,开始有了交谊,后来他们关系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头。我的命运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一把彼此不相关的两个朋友联系起来,他们就准联合起来反对我。不过,虽然特龙香一家在他们从那时就参预的那套使祖国沦于被奴役地位的阴谋之中,个个都把我恨之入骨,这医生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内瓦后还写信给我,建议我到日内瓦去任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呢。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这番盛意没有使我动摇。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又一次拜访了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跟弗兰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内瓦时去世的。狄德罗把霍尔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诉我的时候,说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此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巴赫。这件丧事使我把他一切对不起人的作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从日内瓦回来的时候故得此名。,当他跟格里姆和其他几个朋友周游法国,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后来还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人们一知道埃皮奈夫人——这时霍尔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来往——正在为我准备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来了。他们扬言我需要人家捧场,需要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让他们说去,还是我行我素。霍尔巴赫先生免不了对我还是有点好处的,他给勒·瓦瑟老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头那时有八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个很大的累赘,一个劲儿请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到一个慈善机关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离家之痛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怀念他,但是戴莱丝疼爱老父,一直就抱恨终天,后悔不该让老人以风蚀之年,远离她而了此残生。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一个旧相识,这次来访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说我的朋友汪杜尔,他有一天早晨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我觉得他变得多么厉害啊!早年的风韵完全没有了,我只见他一副下流样子,使我无法跟他放怀畅叙。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酒色使他变得迟钝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来是出于青春的光辉,而现在青春时期早已逝去了。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我们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往日交游的旧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那么温馨地、那么诚笃地献给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现在这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啊。还有那幸福时代的许多小故事,在托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日,当时我是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地处在那两个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她们对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她们的手。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怅惘;当年我是感到了一颗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荡力量的,现在我相信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所有那许多缠绵的回忆使我为已逝的青春、为永别了的青春狂热,洒下了眼泪。唉!我对这种狂热的不幸重来又该酒下多少眼泪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有过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我领略到了它的全部纯洁意味。南锡学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几部戏剧知名,这时又在吕内维尔当着波兰国王的面演了一出剧。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竟敢执笔和国王较量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塔尼斯拉夫为人豪迈,不欢喜讽刺,一看有人竟敢这样在他面前评说时人,非常愤慨。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通知我说,国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学士院。我回信恳求特莱桑先生在波兰国王面前关说,为巴利索开恩。恩是开了,但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在学士院的档案上登记下来。我又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开恩,倒反使一个惩罚传于永世了。最后,由于我再三恳请,总算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档案上将不作任何记载,对这种事将不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论是国王也好,是特莱桑也好,都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颇感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会在这个人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经录下了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函,原稿存甲札,第九、十及十一号。

    我完全知道,万一我这些回忆录将来得见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迹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传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未来的事还多着呢。我念念不忘地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把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心莱”。,将不容许我为某些细小的顾忌而意存规避,否则就会使我离开我的目标了。在我所处的这种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太应该对真理负责了,不能对别人再有所怜恤。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从我的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在我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况时,谁还有权利对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写忏悔录绝不是为着在我未死之前发表的,也不是在有关的人们未死之前发表的。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书的命运都能由我作主的话,这部书应该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者由于对真理的畏惧而作了种种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净尽,这就使我为保留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后应该湮没无闻,那么我就宁愿不牵累别人,而毫无怨言地把一场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还要存留下去,那么,我就应该努力使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但应该是按真实情况,而不是按许多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要描绘的那样。

    第九章

    我急于要住进退隐庐,等不及明媚的春季来临,住宅一收拾好,就赶紧搬进去了。这就引起了霍尔巴赫一伙的一片嗤笑声,他们公开预言,我守不了三个月的寂寞,就会羞惭满面地回到巴黎,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呢,十五年来都是如鱼失水,现在仿佛又要回到故渊,对他们开的玩笑根本没有理睬。自从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社交界以来,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我感到我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得幸福。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中,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经常使我分心,勾起我的愁思,引起我的嗟叹和憧憬。过去,凡是我能强制自己去做的那一切工作,凡是曾使我打起一阵阵精神来的那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我此刻正深自庆幸即将到手了。我原以为只有相当的富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诚然没有发财,但是我觉得,以我这种特殊的地位,无需发财,很可以由完全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是我有点名声,有些才气;我很俭朴,那些为了不招人非议而必需的开销又都摒弃了。除此之外,我虽然懒散,可当我愿意勤劳的时候,还是勤劳的;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抄乐谱的这个活计,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社会上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这个职业。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也就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卜师》和我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了这笔存项,我就不至于受穷。再者,我正在写几部作品,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足够使我能从容工作,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散步的余暇。我的小家庭,一共三人,个个都有事做,维持生活并不要太大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是跟我的需要和欲望相称的,使我有可能按照个人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

    我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我这支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来写作。以我当时已有的、并且自觉有力量维持下去的那种一飞冲天之势。只要我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就可以使我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欲望纵然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也会使我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我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绝对不能。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就我而言,我并不需要靠他们赞许来生活。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职业也能养活我;也唯其如此,我的书倒真能卖得出去。

    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我离开了都市,从此就不再居住在都市中了;后来,无论在巴黎也好,在伦敦也好,在别的都市也好,几次短暂的勾留,都是路过,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都不把它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车来接我们三人,她的佃户来运我的简单的行李,当天我就住定了。我发现我这小小的幽居里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是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为这陈设费了一番工夫的那只手使这陈设在我的眼光里格外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觉得在我的女友家里作客,住在我亲自选择的、由她特意为我建造起来的一所房子里,真是乐趣无穷。

    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争,认为只要经济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社会,资本,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驾的歌唱。我矇眬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路呢。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围,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片修林,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块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绝对不能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里约之遥。

    我沉醉于乡村景物中的几天之后,才想到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我规定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我的小白纸本和铅笔去散步。我从来只有subdio(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和思考,所以不想改变这个方法,我打算从此就把那片几乎就在我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已经有好几部作品都开了头,现在拿起来检阅了一番。我的写作计划是相当壮观的;但是在城市的喧嚣之中,进展一直很慢。我原就打算等到纷扰减少一点的时候,稍微做得快一些。我想现在可以说宿愿是终于实现了。象我这样一个常常生病的人,又常跑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府,又常被许多没事做的好事者跑到家里来钉住不放,而且又始终如一地拿半天的时间抄乐谱,如果人们数一数、量一量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度过的那六年之中所写出的作品,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如果我在进一段生活中浪费了时间,至少也绝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

    在我已经动笔写的那些作品之中,我长久以来就在构思,搞得最有兴味,并想以毕生的精力去搞,而且,依我主观的看法,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从那时起,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我的眼光又扩大了许多。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我又看出,这个问题又极接近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两个问题不是相同的):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与此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出,所有这一切正把我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面去,这些真理有益于全人类的幸福,特别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当中,我在我的祖国没有找到在我看来足够正确、足够明晰的关于法律与自由的概念。我曾以为,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为我的同胞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的,也是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看得稍远一点的。

    虽然我写这部作品已经五、六年了,写得还是不多。写这一类书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需要闲暇与安静。而且,我这部书是悄悄地写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没有告诉。我生怕基本内容,摒弃世务,专谈玄理。以西晋王导辈时为盛。东,对于我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这计划显得太大胆了,朋友们的惊慌会妨碍我的计划的执行。我还不知道它能否及时完成,赶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无拘无束地把我的这个题目所要求的一切都全部发挥出来;我深信,我既没有喜欢讽刺的脾气,又绝不想攻击别人,平心而论,我应该是无可指摘的。当然,我希望能充分利用思想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同时我始终还是尊敬我必须生活于其治下的这个政府,永远不违背它的法令;我一面十分谨慎,不去违犯国际法,另一面也不愿意因畏惧而放弃国际法所赋予我的利益。

    我甚至还要承认,以异国之人而生活在法兰西,我觉得我的处境是十分有利于放胆说出真理的;因为我很清楚,只要继续维持我原先的打算,不在法国出版任何未经批准的东西,那么,不管我的见解如何,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出版什么作品,我在法国都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就是在日内瓦,我也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在那里,不管我的书是在哪里印刷的,官方都有权指摘它的内容。这点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而放弃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我感觉到,正如我在《爱弥儿》里所说的那样,除非你是个阴谋家,否则,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书,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

    使我觉得我的处境更加有利的,就是我怀有这样一种信心:法国政府也许并不怎样看重我,但是它即使不以保护我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光荣,至少也会以不干涉我看成是自己的光荣。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要知道,法国政府有权做的,不过是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把我驱逐出境,而我的书还照样能写,或许还写得更少克制,那么,倒不如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在法国写,把作者留在法国作为对作品的担保。而且,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是对国际法表示了一种开明的尊重,从而把全欧洲对它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扫而光。

    有些人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认为我的这种信任使我上了当,其实这种人很可能还是自己看错了。在后来把我吞没了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曾被用作借口,但是人们真正恨的还是我本人。他们很少把书的作者放在心上源泉。认为个人有限的意识是“普遍心灵”的再现,事物只,他们要毁掉的是我让-雅克这个人。人们在我的作品里所发现的最大罪恶正是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荣誉。我们不要一步就跨到将来吧。直到现在,这个谜对我仍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它将来能否在读者眼里揭开。我只知道这样一点:如果我公开发表出来的那些原理应该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那些对待的话,我早就成了那些原理的牺牲品了,因为,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把那些原理表现得最果敢——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一部,甚至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产生出它的效果了。然而虽不是没有人曾想跟我寻衅争吵,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想到阻止那部作品在法国印行,它在法国就跟在荷兰一样,是公开出售的。自此以后,《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同样地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副主教所表白的完全一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儿》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这些大胆的言论既然没有为前两部作品激起任何流言蜚语,那么使后两部作品招来流言蜚语的当然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论了。

    另一项工作,性质大致相同,但计划订得比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关怀的,这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由于叙事的线索,这部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因为杜宾夫人也出于某种利害关系,希望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文基荣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她对他保有的那种敬爱之忱,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她是会感到光荣的。这些夭折的稿子里并非没有许多绝妙的思想,但是表达得太坏了。读来令人厌倦;说来也怪,圣皮埃尔神父把他的读者当作孩子看待,而说起话来却把他们当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样使人听懂他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做这件工作,一则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于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著作的人,适合于一个以构思为苦,宁愿就其所好,注疏别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让自己局限于阐释的任务,谁也不能禁止我有时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赋予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重要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钻到这个作品里来,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还要妙。不过这件工作也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加以摘录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长,又混乱,充满着赘词、重复、浅薄或错误的见解,必须从中搜寻出某些伟大而美妙的思想,而这给了我以忍受这种苦工的勇气。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伤脸面的话,我也常想把这份苦差使摆脱掉的;但是当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应圣朗拜尔的请求交给我的),我可以说是应承了要拿它来派用场的,因此,要么就把稿子还给人家,要么就得设法加以利用。我把这些手稿带到退隐庐的时候,就是作这后一种打算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准备把空闲时间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对自身的观察使我想起来要写的;如果我的文笔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计划的话,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一;我越这样想,就越感到有勇气去着手这个工作。我们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与他们自己不甚相似,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而要写一部书;我有更新颖、甚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些原因,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信。因为,无可置辩,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抗一些已经形成的欲念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时加以预防、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一个受到诱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为他软弱了;如果他还是和前次那样坚强的话,他就不会屈服的。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的许许多多明显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供一组发现意义的“痕迹”,从而给本文开辟无限的可能性。,由于它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感情从其起源之处加以控制。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经把纲要写出来了,并且我希望,对禀性良好,真诚地爱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软弱的人们,我这个思想是准能产生效力的,我觉得用这个思想能很容易写出一部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有趣的书来。然而,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许多纷扰——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专心去写,人们将来也会知道我那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与我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从若干时候以来就思考着一种教育学说,这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这样做的,因为她丈夫对儿子的教育使她为自己的儿子非常担忧。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望取得的结果。似乎应该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过早地谈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的以后各章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的。

    所有这种种计划都为我散步时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面走着,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脑筋只有跟我的双脚一齐开动。然而我也曾采取预防措施,为下雨的日子准备了一个室内工作。这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辞典的材料既凌乱,又残缺,又不成样子,使这部作品几乎有重写的必要。我带来了几部为重写而需用的书籍;前此我已经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从其他书籍摘录了许多东西。这些书籍都是别人从王家图书馆借给我的,其中有几种,人家甚至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的工作,当天气不容许我外出的时候,或者抄乐谱抄厌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纂。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别的一些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变换工作是一种真正解除疲劳的方式。

    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准确地执行我订的作息时间,觉得很满意;但是当明媚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频繁地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事注《孔子家语·礼运》:“太一者,元气也。”,起先并不怎样叫我劳神,也没有怎么在意,现在就很搅乱我的计划了。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为他们效劳;她既然为朋友不惜时间,不惜精力,那么她也就理应得到朋友们对她的关怀。直到那时为止,我尽着这个义务,并不感到是一个负担;但是最后我认识到,我是给挂上了一条锁链,只是由于友情才使我感觉不到它的份量;由于我憎恶和许多宾朋应酬,我又把这锁链的份量加重了。埃皮奈夫人就利用我的这种憎恶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表面上于我方便,实际上于她更方便,这建议就是:每逢她一人在家或者差不多是一人在家的时候,她就派人来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出我是承担了什么义务。这个成约的自然结果就是,从此我不是在我方便的时候去看她,而是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她,因此我就永远没有把握能有哪天让我自由支配了。这种约束大大损害了我在此以前去探望她时所一直感到的那种乐趣。我发觉,她那么再三再四许给我的那种自由,只是以我永远不加以利用为条件的;有一两次我想试试这个自由,她立刻就派上那么多的人来打听消息,给我写了那么多的便条,为我的健康表现出那么多的大惊小怪,以至我看得很清楚,要想拒绝召之即去,只有借口病得不能起床了。这种约束非接受不可,因此我也就接受了,甚至对我这样一个最恨仰人鼻息的人来说,还算是相当甘心乐意地接受了的,因为我诚心诚意地依恋她,这就大大阻止了我感到那种与依恋并存的束缚。而她呢,就把那些朝拜她的常客不来时在她的消遣时间里所留下的空隙,不管好歹给填补起来。对她来说,这是没有多大意思的补充手段,但是她受不了绝对的寂寞,这究竟比绝对的寂寞还稍胜一筹。然而,自从她想尝试搞文学以来,自从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写出点小说、信札、喜剧、小故事和这一类无谓的东西以来,她是很有事情可做,很容易把这种寂寞弥补起来的。不过使她感兴趣的还不在写这些东西,而是要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家听;因此,一逢到她接连涂写出了两三页,她就需要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之后,至少准有两三个自愿捧场的人来听她朗读。我没有荣幸进入这种人选之列,除非是承蒙别人推荐去参加。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总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被人看作是零;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在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如此,就是在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子里也是如此,凡是格里姆先生定调子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等于零的情况倒使我到处都很自在,只是单独和她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既不敢谈文学,因为文学摊不到我来评论,又不敢说风情,因为我太腼腆,宁死也不敢做老多情去招人家笑话;而且我在埃皮奈夫人身边从来也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即使我在她身边过一辈子,这种念头我也不会动一次的;并不是我对她那个人有什么嫌恶之情,恰恰相反,我也许太以朋友的身份爱她,因而就不能以情人的身份爱她了。我看到她,跟她谈话,便感到很高兴。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中相当引人入胜,个别相对时便很枯燥;我的谈话也不娓娓动听,对她起不了什么助兴作用。往往因为相对无言太久了,很难为情,我便努力找话来说,这种谈话常使我感到疲乏,却并不使我厌烦。我很喜欢对她献些小殷勤,给她些兄弟般的吻,我觉得这种亲吻对她似乎也没有多大肉感意味。我们之间,如此而已。她很瘦,脸色很苍白,胸部一平如掌。单是这一个缺陷就使我凉了半截:我的心灵和我的感官是从来就不晓得把一个没有乳峰的女人看作一个女人的;还有不便说的别种原因,一直使我在她身边忘记她是女性。

    我就这样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不作任何抵抗了。并且我发现,至少在第一年,这种负担并不象我所预料的那么沉重。埃皮奈夫人通常几乎整个夏天都要在乡间度过,这一年却只住了夏季的一部分时间;也许是她自己的事要她多留在巴黎,也许是因为格里姆不在舍弗莱特,她便感到住在舍弗莱特不那么有意思。我就利用她不来的那些间隙时间或者虽来而客人众多的日子,来跟我的好戴莱丝和她的母亲一同享受我的幽居之乐,格外感到可贵。虽然几年来我常到乡间,却几乎尝不到一点乡村风味。历次旅行,总是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总是有些拘束败坏了旅行的乐趣,从而更刺激了我对乡村的爱好,我越是就近看乡村之乐的景象,就越感觉到失去这种乐趣之苦。我太厌恶那些沙龙、喷水池、人工树丛、花坛,尤其是夸耀这一切的那些讨厌鬼了。我太恨那些织花、钢琴、三人牌、织丝结、愚蠢的隽语、乏味的撒娇、无聊的小故事和盛大的晚宴了。以至当我瞥见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荆棘丛、一行疏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走过一个村子,闻到香草炒鸡蛋的那种香气的时候,当我远远听到那种带有乡土风的牧女之歌的叠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什么胭脂呀、粉黛呀、珊瑚玛瑙呀都一股脑儿叫它们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常便饭,喝不到土产醇酒,恨不得抓住厨师傅、管家老爷,打他们几个耳光,他们要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吃午饭,在睡觉的时候吃晚饭。尤其是那些仆役先生们,他们双眼盯着我的饭菜,要么让我渴得要死,要么把他们的主子的掺假的酒买给我,叫我花的钱比在小酒店里买最好的酒还要贵上十倍。

    现在我总算得其所哉了,住在一个幽静宜人的地方,过着自由自在、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这种生活状况对我说来还是崭新的呢。在说明它在我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之前,应该重述一下我的种种私衷,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从根源上看到这些新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跟我的戴莱丝相结合的那一天看作是固定我的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恋爱,因为原来可以使我满足的那场恋爱终于被那么无情地斩断了。幸福的渴望在男子的心里是永不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证明她今世再也不会幸福了。既然我没有任何希望能再分享她的幸福,我只有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犹豫了若干时间,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阶级科学研究所工作和战斗的无神论同盟会活动,战前日本,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我的威尼斯之行原会使我投身公务的,如果跟我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这人是易于灰心的,特别是在艰巨的、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上。我那次事业的失败使我对任何事业都不感兴趣了;按照我以前的信条,我总是把遥远的目标看作镜花水月,所以我决计混日子,从此过一天算一天,在生活里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能诱使我去奋发图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认识了。这个善良女子的温柔性格在我眼光里显得太适合于我的性格了。我对她的这种依恋之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一切折磨的,凡是看来会使我的情意断绝的事情,从来都只使之更加强烈。她曾在我苦难到极点的时候令我心碎,而我直到写这段文章的时候,都不曾对任何人抱怨过一句。以后当我揭示她在我心上留下的疮疤和伤痕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对她的依恋强烈到什么程度了。

    为了不肯和她分开,我在作过一切努力,冒过一切风险,不顾命运的折磨和众人的反对,和她一同度过了二十五年之后,终于在老年和她正式结婚了。在她,既无此期待,也无此请求,在我,既无成约在先,也未许下诺言。当人们知道了我这一段经过,一定会以为有一种疯狂之爱从第一天起就使我晕头转向了,后来只不过是逐步发展,把我引到了这最后的一个荒唐举动;当人们知道还有许多原该阻止我一辈子也不和她结婚的特殊的、有力的理由时,人们一定更要以为我是爱得发狂了。那么,如果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对读者说——读者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点爱情的火星,我没有占有她的欲望,正象过去不想占有华伦夫人一样,我在她身上得到的肉体的满足纯粹是性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你们对此会作何感想呢?读者一定会以为,我的体质与别人不同,既然我对我所最亲爱的两个女人的依恋之情里也都没有任何爱情的成分,那我就根本不能体会爱情。等着吧,我的读者啊!极不幸的时刻就要到来,那时你会发现你所想的是大错特错了。

    我是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这我知道;但是我必须重复。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不能扑灭的需要,完全是在我的心里;这个需要就是一种亲密的结合,被亲密之可能的结合;特别是由于这一点展,但绝不能认为人类是生产力机构的没有意志的玩偶,相,所以我才需要一个女人而不是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友而不是需要一个男友。这种离奇的需要是这样的:肉体上最紧密的结合还不够,我恨不得把两个灵魂放在同一个身子里,否则我就老是感到空虚。我那时自以为到了不再感到空虚的时候了。那个年青女人有无数绝佳的品质,使人觉得可爱,甚至那时长得也很可爱,没有一丝造作,没有一丝妖艳。如果我能象我所曾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也融化于我的生活的话,我原是可以把我的生活融化于她的生活的。在男人方面,我是一点也没有可疑惧的,我确信我是她真正爱的唯一男人,她那淡薄的肉欲也不曾要求她去另找别的男人,即使后来我在这方面对她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个家庭,而这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性都与她的生性太不相同了,使我无法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是多么想把我自己变成她母亲的孩子啊!我尽了一切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而我竟不能做到。我徒然想把我们的一切利益都联合在一起,而这竟不可能。那个母亲总是自己另谋一套利益,与我的利益不但不同,而且抵触,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抵触,因为她女儿的利益已经跟我的不能分开了。她和她的其他子女以及孙男女个个都成了吸血虫,偷戴莱丝的东西已经算是他们给她造成的最小的损害了。那可怜的女孩子屈服惯了,就是在侄女面前也是顺从,所以就让人家偷,听人家摆布,一声也不响。我看到我花尽了钱,提尽了劝告,都不能使她得到一点好处,真是叫我痛心。我想叫她脱离她的母亲,她总是不肯。我尊重她这种抗拒,并且因此而更瞧得起她;但是她的拒绝,到头来还是叫自己吃苦,也叫我吃苦。由于她完全忠诚于她的母亲和她的家人,她的心就向着他们,甚于向着我,甚于向着她自己;他们的贪婪虽使她破产,但远抵不上他们的指点给她带来的损害。总之,如果因为她爱我,如果因为她天性好,她还没有完全受制于他们,却至少已经受到他们足够的影响,使我努力给她的金玉良言大部分不能产生效果了;因而我无论怎样努力,我们始终还是不能合为一体的两个人。

    在诚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已经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缱绻之情,而这颗心灵中的空虚却从来没有好好地填充起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可以拿孩子来填充的;而事实上却更糟。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们托付给这样一个没有教育的家庭,结果会教得更坏,心里便发抖。育婴堂的教育,危险性要小得多。使我作出那种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兰格耶夫人的那封信里所陈述的种种理由都更强有力些,然而,唯独这个理由我没有敢对她说。我宁愿对这样严厉的谴责自己少洗刷一点,以便顾全一个我所爱的人的家庭。但是,人们根据她那无赖哥哥的行为,就可以判断我应不应该——不管人家怎样说——睁着眼睛让我的孩子去受象他那样的教育了。

    我既不能充分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的结合,我就找些办法来补充,这些补充办法并不能填补空虚,却能减少空虚的感觉。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所以,我珍重并加强跟狄德罗和孔狄亚克神父的友谊,我跟格里姆建立了新的友谊,并且是更亲密的新友谊,最后,由于那篇不幸的文章——我已说明其经过了——我又出乎意料地被抛回文坛,当时我本认为自己已经永远脱离了。

    我在文坛的发轫之始,就把我从一条新的途径引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使我不能面对之而不动感情。不久,由于我专心探索这个精神世界1884—1895年恩格斯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第,我就觉得在我们哲人的学说里净是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里净是压迫和苦难。在我这种愚蠢的骄傲所带给我的幻觉之中,我觉得自己有资格驱散这些眩人的迷雾;我认为,要想叫人家能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所以我就采取了那种离奇的行径,这种行径别人既不容许我保持下去,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树了这样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最初使我显得滑稽可笑,但如果我能坚持下去,最后必然会为我赢得普遍的敬仰。

    在此以前,我一直是善良的;自此以后,我就变成有道德的了,或者,至少是醉心于道德的了。这种醉心,是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但是它已经进入我的心田。在那里,最高贵的骄傲在被拔除的虚荣心的遗迹上发芽滋长。我一点也不装假,我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怎样一个人。这种激昂慷慨之情,酣畅淋漓地延续了至少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当中,凡是人的心灵所能包容的伟大的、美的东西,我都能在天我交感之中体会到。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那种真正自天而降、燃烧我的心灵的烈火也就是从这里散布到我的初期作品里的,而这种神奇之火,在前四十年中一直不曾迸发出些微的火星来,因为它那时还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知交、我的相识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腼腆、羞涩过于谦逊,既不敢见人,又不敢说话,人家说一句笑话就感到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羞得面红耳赤的人了。我又大胆、又豪迈、又勇敢,到处显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唯其是质朴的,不但存于我的举止之中,主要还是存于我的灵魂之内,所以就越发坚定。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规和成见油然而生鄙视之心,这种鄙视之心又使我对那班具有这些风俗、箴规和成见的人们对我的嘲笑视若无睹;我用我的惊人警句压倒他们的浅薄妙语,就和我用两个指头捻碎虫豸一般。多么大的变化啊!全巴黎都传诵着我的辛辣而锋利的讥刺话,而同样是我这个人,两年以前和十年以后,却怎么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字眼。你若是要寻找与我的本性最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请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平生常有那种短暂的时刻,这时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是原来我自己了,这样的时刻也是要在我此刻所说的这段时间里出现的;不过这个时刻不是持续了六天、六星期,而是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会持续下去的——如果不是某些特殊情况来把它中止,把我还给我原想超脱的自然的话。

    我一离开巴黎,这个大都市的邪恶景象一停止浇灌它在我身上引起的愤慨的情绪,这种变化就开始了。我不再见到人,我也就不再鄙视人;我不再见到恶人,我也就不再恨恶人。我的心本来就不会怀恨述方法用于原始思维和神话学的研究,企图在找出社会生活,自此就只会悲天悯人,而不再把人类的险恶和人类的苦难分别开来。这种精神状态比较温和,也远远不象以前那么崇高了,它不久就把鼓舞我达数年之久的那种热烈的激昂之情消磨净尽;不但别人没有觉察到,连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又变成畏葸的、随和的、羞涩的人了;总之,又还是当年的那个让-雅克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使我恢复原状,并且到此为止,那倒还好;可是不幸得很,它走过头了,很快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的灵魂一经开动,就保持不了它的重心,老是摆来摆去,不再停留下来。这第二次剧变,我必须详细地谈谈,既然我的命运在人间绝无先例,这个时期又是我的命运的险恶的、致命的时期。

    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既然只有三人,闲暇与寂寞就必然要加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戴莱丝和我之间就是如此。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在树荫下度着极美妙的时刻,我从来也没有那么深切地领略到这种温馨滋味。我觉得她自己也比以前领略得更加深切了。她向我无保留地开诚相见了,并且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都是关于她母亲和她家庭的,以前她竟有那种毅力,长久对我守口如瓶。她母亲和她家的人都曾从杜宾夫人那里受到过许许多多的馈赠。这些都是送给我的,但是那个老滑头,为了不叫我生气,干脆就暗暗收下了,供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享用,一点也没有留给戴莱丝,并且还极其严厉地禁止她跟我说起这些事,而那个可怜的女儿居然也就谨遵慈命,恭顺得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吃惊,就是我听说狄德罗和格里姆常和她们母女二人私下谈话,劝她们跟我脱离,只是因为戴莱丝执意不肯命冲动是一种心理意识活动,表现为“绵延性”,它绝对自由,,没有成功。除此而外,我听说他们俩从此又时常和她的母亲密谈,连她自己也没法知道他们三人之间搞了什么鬼。她只知道这里面还穿插了些小礼物,有些小往来,大家都极力对她保密,她也就绝对不晓得那是出于什么动机。当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勒·瓦瑟太太很久以来就惯于每月去看格里姆先生两三次了,并且一去就谈上几个钟头,谈得那么秘密,连格里姆的仆役都经常被打发开。

    据我判断,这种谈话的动机都不过是原来想叫女儿也参加进去的那个计划,他们答应托埃皮奈夫人替她们搞个食盐零售店或烟草公卖店,总之是对她们进行利诱。他们对她们说,我既无力帮助她们,又因为有了她们而我自己也不能有所发展。由于我只觉到这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所以也并不十分怪罪他们,只有那种神秘劲儿叫我受不了,特别是老太婆,而且她在我面前一天比一天更巧言令色,更滑头滑脑;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不断地私下里骂她的女儿,说她太爱我,什么都对我说,说她完全是个傻瓜,不久就要吃亏的。

    这个女人掌握了一套一举数得的伎俩:她从这个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那个人,从所有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我。她那样贪婪,我倒还能原谅,但是她那样装假,我就不能原谅了。她能有什么要瞒住我的呢?她十分清楚,我是以她女儿和她的幸福为我自己的唯一幸福的。固然,我为她女儿做的事,也就是为我自己做的事,但是我为她做的事也还是值得引起她的若干感激的,她心里至少应该感激她的女儿,并且,她的女儿既爱我,她也就该唯爱女之情来爱我。是我把她从极度贫困中拉了出来,她是从我手里获得了她的生活资料,她那么善于利用的那些熟人,也都是由我而认识的。戴莱丝曾长久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她,现在还是用我的面包来养活她。她的一切都来自这个女儿,而她为这个女儿却什么也没做。她对别的几个孩子,每人都给了一份婚嫁费,并且为他们而倾家荡产,现在他们不但不帮她谋生,还来侵吞她的生活资料和我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把我看作唯一的朋友,看作她的最可靠的保护人,不但不把关于我自己的事对我保密,不但不在我自己的家里搞阴谋来反对我,并且还该把一切可能与我有关的事,她比我知道得早的事,都忠实地告诉我。我对她那种虚伪而神秘的行为还能拿什么眼光去看待呢?特别是她努力灌输给她女儿的那种感情我应该作何感想呢?她怂恿她女儿对我忘恩负义,可见她自己的忘恩负义该是何等骇人听闻啊!

    所有这些想法最后使我对那个女人心冷了,以至我看到她不能不生嫌恶之情。然而我对待我的伴侣的母亲,恭敬绝未稍减,事事对她表现出近乎为子的礼貌和尊重;不过,我不欢喜跟她长久住下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这也是事实,我的脾气是不晓得什么叫受人牵制的。

    这里又是我生平的那种短暂的时刻之一,我看到幸福近在目前,却不能抓住幸福,而我之所以不能抓住幸福,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如果那个女人品质好,我们三人都会终身幸福的,只是最后死的一个落得可怜罢了。可是偏偏不是这样。你们看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判断我能不能使她转变。

    勒·瓦瑟太太见我已经在她女儿心上占了地盘,而她自己失去了地盘,便努力要把这失去的地盘收回;她可不是由于爱她的女儿而对我回心转意,而是试图使她的女儿完全跟我脱离。她使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她家里的人都给她当帮手。我曾经请求戴莱丝不要叫她家里的任何人到退隐庐来,她答应了。她母亲却趁我不在家时找他们来了,事先不征得她的同意,事后又要她答应不对我讲。第一步做到了,其余的一切就容易了;你只要有一件事对你所爱的人保守秘密,你不久就会无所顾忌地把什么事都对他保守秘密。我一到舍弗莱特去,退隐庐就高朋满座,纵情欢乐。一个母亲对于一个天性善良的女儿总归是很有力量的;然而,不管那老太婆使出什么手腕,她始终不能叫戴莱丝同意她的看法,不能拖她跟她们联合起来反对我。至于她自己,她是下定决心,不肯回头了:她看到,一方面是她女儿和我,她在我们家里不过是可以生活下去而已;另一方面呢,是狄德罗、格里姆、霍尔巴赫、埃皮奈夫人,他们许得很多,也给她一点东西,她就估计跟一个总包税人的夫人和一个男爵站在一条战线上,总不会错。如果我的眼睛亮一点,我从那时起就一定会看出我是在自己的怀里喂着一条蛇。但是我那盲目的信任当时还没有一点儿改变,根本想不到一个人会打算害他所应当爱的人。我看到在我周围布置下的那成百上千的阴谋,我只晓得抱怨我所称为朋友的那些人做事太专断,据我看,他们是硬要我依照他们的方式,而不是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谋求幸福。

    虽然戴莱丝拒绝跟她母亲结成同盟,她却为母亲保守秘密:她的动机是可嘉的,我不想说她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总是欢喜在一起谈天,这就使她们俩越发接近起来。戴莱丝既心挂两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写了许多论文和札记(后,有时就使我感觉到一种孤独感,因为我已经不愿把这样在一起的三个人看成是一个家庭了。就是在这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我当初是错了:我没有在我们初结合的时候利用爱情所给她的那种顺从去培养点她的才能和知识,这些会使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更加接近,因而也就会把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很有意味地充实起来,不致使我们两人在对坐时感到时间太长。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人对坐就无话可谈,也不是说她在我们一同散步时显得厌烦;但是,归根究底,我们没有足够的共同见解来构成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的打算从此只限于享受方面,而我们不能老是谈这种打算呀。出现到我们眼前的事物引起我一些感想,而这些感想她却无力理解。十二年的依恋之情不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了;我们俩太相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彼此倾吐的了。剩下来的只有些闲言碎语、流短飞长、冷嘲热讽了。特别是在寂寞无聊中,一个人才感到跟善于思想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我倒不需要有这种学识就能从和她的谈话中得到乐趣,而她要能常常从和我的谈话中得到乐趣,倒需要有这种学识。最坏的是,那时我们两人想单独谈谈,还得找机会:她的母亲使我讨厌,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一句话,我在家里很不自在。爱的外表损害了真正的情谊。我们有着亲密的接触,却不是生活在亲密的情感里。

    我一觉得戴莱丝有时找借口推辞我所建议的散步,也就不再开口了。倒也并不怪她不能和我一样乐于此道。乐趣绝不是取决于意志的东西。我知道她的心是靠得住的,这就够了。只要她能乐我之所乐,我就与她同乐;当她不能乐我之所乐的时候,我就宁可使她满足,不必求我自己的满足。

    以上就说明了由于我的期望一半落空,因而我虽然过着一种合乎我的口味的生活,住着由我自己选定的住所,跟着一个我所爱的人在一起,却依然感到自己几乎是孤零零的。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不能领略我所已有的东西。就幸福和享受而言,我要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要就是一无所有。人们即将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一述的必要。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

    我原以为在圣皮埃尔伯爵给我的那些手稿里有些珍奇的宝藏。拿出来一检查,便发现差不多只是他叔父已印的作品的汇集,经他的手注释和校订过的,另附一些不曾问世的片段。过去克雷基夫人给我看过他的几封信,使我感到他的才华比我原先所料想的要大得多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等托为三,这次看到他的伦理学方面的作品又证实了我这种想法。但是一深入审视他的政治学方面的作品,我就只看到一些肤浅的见解,一些有用的、但又无法实施的方案,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一直没有能说出来的思想。人的行为是受知识指导的,不是受激情指导的。他对现代知识的高度评价使他抱定了人类理性业经改善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他所建议的一切制度的基础和他的一切政治诡辩的根源。这位罕见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和他那一类人物的光荣。也许自有人类以来,他是唯一只热爱理性而无其他热爱的人。然而在他的全部学说里,他只是由错误走向错误,其原因就是他要把人们都变得和他自己一样,而不是就人们现在是、而且将来会继续是的那个样子去看待人们。他心里想的是为他同时代的人写作,而实际上却只是为一些幻想出来的人著述。

    看到这些之后,我对我手头的作品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就感到有些为难。把作者的那些空想就这样放过去吗?那我就是做了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严格地驳掉吗?那又是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既然他的稿子是我接受了的,甚至是我要求来的,这就使我有义务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作者。最后我决定采取我觉得最合体统、最正确、同时也最有益的办法,就是把作者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分别表达出来,并且为此而深入体会他的思想,予以阐明,予以发挥,不遗余力地使其显示出它们

    因此,我的作品就应该由绝对分开的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用来按我方才说的那种方式阐述作者的各种方案;另一部分应该在第一部分已经生出效果之后才发表,我将在其中提出我自己对于那些方案的论断。我承认,这样一来,有时会使这些方案遭受到《恨世者》里那首十四行诗的命运的。卷首应该有一篇作者传,我为这篇东西已经搜集了一些相当好的材料,自问由我来使用是不会辱没这些材料的。我也曾在圣皮埃尔神父的晚年见过他,我对他的追怀和景仰,可以为我保证伯爵先生将不会对我评述他的叔父的方式感到不快。

    我先拿《永久和平》来试手,这是整个集子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勤的作品;在我埋头思考之前,我鼓起勇气把神父关于这个重大题目所写的一切都不折不扣地读完了,从没有因为他的许多冗长重复之处而感到气馁。公众已经读过这部提要了,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我对它的评论形具神生荀子提出的命题。《荀子·天论》称:“形具而,一直没有印出来,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付印的日子;但是它是与提要同时写出的。我由这部书又转到《波立西诺底》或称《多种委员会制》。这是一部在摄政时期写的作品,为的是鼓吹摄政王所选定的行政制度,结果这部书把圣皮埃尔神父赶出了法兰西学士院,因为书里有几句话反对在此以前的行政制度,惹恼了迈纳公爵夫人和波立尼亚克大主教。我把这部作品编完了,和前一部一样,既有提要,又有评论。但是,我就到此为止,不愿再继续下去了,这工作我原就不该开始。

    使我放弃这个工作的那种种考虑是明摆着的,而我竟没有早日作此考虑,真不免令人惊异。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或者都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太直率了,他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算幸事。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人们一直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一个宣教士而不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大家让他随随便便地说,因为都知道谁也不会听他的。如果由于我而使大家听他的话,问题就不同了。他是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若是重复他的批评,即使是以他的名义,也会招引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管闲事。这种质问免不了有些严厉,但也并非有失公平。幸而我还没走多远,就发现我会贻人口实,决定赶快脱身。我知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而且那些人都比我有势力,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永远躲不开他们所要加之于我的祸害。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操之在我,就是至少要使得他们想加害于我就不能不有失公平。这个原则,那时使我抛开了圣皮埃尔神父、后来又时常使我放弃一些比这更弥足珍贵的计划。那班人总是口快,看见人家倒霉就说人家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我呢,平生总是谨小慎微,不让人家在我遭难时能振振有词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那班人知道我这样小心翼翼,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不置的。

    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定,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期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自己身上打转。我已经没有任何足以使我的想象力有所寄托的打算,甚至不可能再有什么打算,因为我当时正是处于万事如意的境地,我已经无可企求,而我的心灵却仍是一片空虚。唯其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境地,这种境地也就特别令人痛苦。我已经把我最缠绵的情意都集中在一个称心如意的人的身上了,而她也以同样的情意爱我。我和她一起生活着,无拘无束,甚至可说是随心所欲。然而,不论我在不在她身边,我的心头总有一种隐痛时刻不离开我。我占有她,却又感到她还不是我的;只要想到我对于她并不就是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也几乎等于零。

    我有朋友,男女都有。我以最纯洁的友情、最完美的敬意爱着他们,我企望着他们最真实的回报,我甚至根本就不曾想到要对他们的诚意稍加怀疑。然而这种友情,对我来说创造进化论简称“创化论”。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学,却是苦恼的滋味多,甜蜜的滋味少,因为他们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我的一切爱好,拂逆我的志趣,拂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我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我放弃这个念头。不论什么事,不管我有什么想法,他们都固执地要控制我。而我不但不想控制他们的想法,连过问都不想过问,因此,他们这种固执就更加不公平了。他们的固执成了我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并且太使我苦痛了,以至最后我每逢收到他们的信,临打开时总是预先感到一种恐惧,而后来读信时这种恐惧又总是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比我年轻,他们动不动就给我的那些教训,倒是他们自己所非常需要的,而他们竟拿来教训我,也未免太把我当孩子看待了。我常对他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爱我吧;此外,不要管我的事,就跟我不管你们的事一样: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不过如此而已。”在这两点当中,如果说他们曾按照我的请求做到了一点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那一点。

    我有一个孤立的住所,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幽境里;我在家里可以自己作主,依我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来监督我。然而这种寓居却也带给我一些尽管乐于履行但毕竟是无法免除的义务。我的全部自由都只是暂时的、靠不住的;我比服从命令还要受到更大的束缚,因为我必须受我自己的意志的束缚。没有哪一天,我能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说:“我将能随意支配我这一天。”不但如此,除了要依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布置以外,我还有另一种更加讨厌的依从,就是要由社会大众和不速之客来摆布。我离巴黎虽远,却挡不住每天都有大堆闲得无聊的人来找我,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时间,便毫不顾借地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总是在万万想不到的时候被人无情地包围着,很少能为一天订出个有意思的计划而不被一个不速之客来推翻的。

    总之,在我最渴望的许多美好条件之中,我得不到一点真正的享受,因而我的思想又飞回到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宁静的日子里,有时便叹息着叫道:“唉!这里可不是沙尔麦特啊!”

    当我回忆我过去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时,便自然而然地考虑到我当时已经达到的那个生命阶段。我发现我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浑身病痛,终期不远了,而我的心灵所渴望的那些赏心乐事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一件我曾充分领略过;我感到心里蕴蓄的那些热情,我也不曾使之迸发出来;我感到我的心灵里潜伏着的那种醉人的欲念,我不但不曾体味到,简直不曾沾到一点儿,这种欲念,由于缺乏对象,老是在心头压抑着,除了发为嗟叹以外,没有其他宣泄的办法。

    我生来就有一个感情外露的灵魂,对它来说,生活就是爱,怎么可能直到那时为止竟不曾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我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这种真正的朋友的人呀。我的感情是那么易于着火,我的心就是一团爱,我怎么就一次也没有以它的烈焰,为一个既定的对象而燃烧起来呢?我被爱的需要吞噬着,却从来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个需要,我眼见着就要到达衰老之门,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就要死去了。

    这些凄凉而扣人心弦的遗想,使我怀着遗憾之情进行反省,而这种遗憾却又不无若干甘美的滋味。我觉得命运似乎欠了我一点什么东西。既然使我生而具有许多卓绝的才能,而又让这些才能始终无所施展,这又何苦来呢?我对我的内在价值有所意识,它一面使我感到受到不公正的贬低,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感觉,并使我潸然泪下,而我生平就是喜欢让眼泪尽情倾泄的。

    我是在一年最美的季节里进行这些遐想的,那是六月天气,在清凉的丛林之下,莺声呖呖,溪水潺潺。这一切把我又投到那太富有诱惑力的慵懒状态中去了——这种慵懒天人交相胜唐刘禹锡用语。指天与人各有其特殊的,原是我生而好之的,但是前此一阵长期的激昂情绪使我养成的那种冷酷而严厉的风格,早该使我把它永远摆脱掉了。我不幸又去回想托讷古堡的午餐和跟那两位妩媚的少女相遇的情景了,那也是在这同样的季节里,环境也和我此刻所处的相似。这段回忆,唯其与天真无邪结合在一起,就使我觉得格外温馨美妙。它又把别的许多类似的回忆都勾引起来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时代曾使我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都集拢在我的周围,加蕾小姐呀,葛莱芬丽小姐呀,布莱耶小姐呀,巴西勒太太呀,拉尔纳热夫人呀,我那些漂亮的女学生呀,一直想到那位妖艳动人的徐丽埃妲,她是我到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我发现我被一群天仙,被我的旧相识,包围了起来,我对她们的最强烈的欲念也不算是什么新颖的感情了。我的血沸腾起来了,劈劈拍拍地爆炸了,我的头脑,尽管发已斑白,也发昏了,于是我这个庄重的日内瓦公民,我这个严肃的让-雅克,在近乎四十五岁的年龄上,突然一下子又变成害相思病的情人了。侵袭我的那种陶醉心情,虽然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不近情理,却又是那么持久,那么强烈,硬是要等它把我拖进那灾难重重的出乎意外而又骇人听闻的绝境,才让我醒悟过来。

    这种陶醉,不管达到了什么程度,却还不至使我忘记我的年龄和处境,不至使我自诩还能博得美人的怜爱,总之,不至使我企图把我自童年以来就感到徒然烧毁我的心灵而不可能取得结果的烈火再传递给一个意中人。我脑子里无此希望,甚至无此欲念。我知道恋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充分意识到老风骚的可笑,不会让自己成为笑柄。我在青春年少时就不怎样自负风流和信心十足,临老反而再来这一套吗?我可不是那种人。而且,我爱安宁,还怕闹家庭风波;我太真诚地爱我的戴莱丝,不愿叫她看到我对别人的情感比对她的情感更加热烈而感到伤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办呢?读者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我的来龙去脉,一定早就可以猜出来了。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投进了虚幻之乡;我既看不出一点现存的东西值得作我的狂热的对象,我就跑进一个理想世界里去培养我的狂热,而我那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久就把这理想世界配上了恰如我意的人物。这种办法从来也没有来得这么及时,这么富有活力。在我的不间断的冥思默想之中,我畅饮着人心所从未有的那种最甜美的情感激流。我完全忘掉了人类,我创造出了一群既美若天仙、品德又超凡入圣的完美无缺的人物,都是些在尘世永远也找不着的可靠、多情而忠实的朋友。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计时日。我将一切其他的事都抛开了,我匆匆忙忙地吃下一口饭,就急着再跑到我那些小丛林中间。当我正要出去到那太虚幻境的时候,一看到有倒霉的凡夫俗子来把我羁留在尘世,我就掩盖不住、抑制不了我的愠怒;当我失去自制时,就给他们来了个十分生硬的、简直可以称之为粗暴的接待。这样就只有增加我愤世的名声,其实,如果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心的话,这原该使我得到一个恰恰相反的名声的。

    正当我意气风发、热情奔放的时候,我又跟被绳子一下子拽回来的风筝一样,被大自然拽到原地来了,因为我旧病复发,情况相当严重。我采用那唯一可望减轻痛苦的治疗办法义国家。提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重申了,也就是说,使用探条来治疗,这就把我那些安琪儿式的爱情暂时打断了。因为,除了人们在病痛的时候不能讲恋爱以外,我的想象力只有在乡村。在树荫之下才能活跃起来,而一坐到屋里,呆在房梁底下,就要凋零,就要死去。我常恨世上没有山林仙女;如果真有的话,我准会在她们中间找到一个可以寄托我的一片深情的对象。

    又有一些家庭麻烦这时来增添我的苦恼。勒·瓦瑟太太表面上把我恭维备至,实际上却不遗余力地要把她的女儿从我手里拉走。我从我的旧邻居那里收到了几封信,说明那老婆子瞒着我用戴莱丝的名义借了好几笔债。戴莱丝是知道的,却压根儿也不告诉我。有债要还,倒不怎么叫我生气,最叫我生气的还是他们对我保守秘密。唉!我对她从来没有过任何秘密,她怎么居然对我保守秘密?一个人能对他所爱的人隐瞒一点事吗?霍尔巴赫那一帮见我一次也不到巴黎,便开始当真恐慌起来了,生怕我爱上了乡村,生怕我会傻到要在乡村里一直住下去,从此便开始制造许多麻烦;他们想利用这些麻烦,间接地把我召回到城市来。狄德罗是不愿意这么早就自己出面的,他先把德莱尔从我这边拉过去。德莱尔认识狄德罗还是我介绍的,现在他把狄德罗说给他听的那些印象转告我,而德莱尔自己还不知道此中的真正目的呢。

    一切都仿佛不约而同地要把我从我那甜美而癫狂的梦想中硬拽出来。我的病还没有好,就收到一篇咏里斯本毁灭的诗,我猜这是作者寄给我的。这就使我不能不有所答复,跟他谈谈这篇作品。我是用写信的方式跟他谈的,这封信,如下文所说,是在很久以后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印刷出来的。

    看到这个无论是名声还是成就都可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可怜人,却在苛刻地咒骂人生的苦恼,老是觉得一切都是恶,我不免感到诧异,所以订下了一个冒昧的计划单子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则是单子的“欲望”。单个的单子都是,要叫他扪心自问一番,并且向他证明一切都是善的。伏尔泰表面上信仰上帝,而实际上从来只信仰魔鬼,因为他所谓的上帝,按他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以害人为唯一乐趣的恶魔罢了。这种学说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而从一个浸沉在各种幸福之中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特别令人反感,因为他自己处在安乐窝里,却竭力要叫所有其他的人悲观失望,把他自己并没有受到的种种灾难写得那么阴森可怖。我倒是比他更有资格去历数和衡量人生的痛苦的,所以我对人生的痛苦作了一个公正的审查,并且证明给他听,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没有一个痛苦能怪罪天意,没有一个痛苦不是出于人对自己才能的滥用者多,出于大自然本身者少。我在这封信里,对他是十分尊敬、十分钦仰、十分慎重的,可说是极恭敬之能事。然而,我知道他自负心强。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不直接把信寄给他,而是交给他的医生和朋友特龙香大夫,授他以把这封信或交或毁的全权,他觉得怎样最合适就怎样办。特龙香把信转交了。伏尔泰以寥寥数行回答我说,他自己有病在身,还要照看病人,当改期另复,对问题本身只字未提。特龙香把这封信转寄给我时,还另附了一封信,表示对托他转信的人颇不佩服。

    我从来没有把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甚至也没有拿给别人看过,因为我不爱大张旗鼓地宣扬这种小小的胜利,但是原信都还在我的函札集里(甲札,第二o及二一号)。在这以后,伏尔泰就把他答应我的那个答复发表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寄给我。那个答复不是别的,就是《老实人》那篇小说。我不能谈这篇小说,因为我没有读过。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原本可以根治我那些虚幻的爱情,而这也许是天赐的一个办法,以预防这爱情的悲惨后果。然而我的恶星宿占了上风,我刚能勉强出门,我的心、我的脑子、我的脚就又走上原路了。我说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狂热程度稍有所减,这次是回到现实世界来了,但是我把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门类里最可爱的事物都选择得太苛刻了,以至这种精华事物之虚幻性丝毫不亚于我抛弃了的那个幻想世界。

    我把我心头的两个偶像——爱情与友谊——想象成为最动人的形象。我又着意地用我一向崇拜的女性所具有的一切风姿,把这些形象装饰起来。我想象出两个女朋友而不是两个男朋友,因为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的例子,唯其比较罕见,也就越发可爱。我赋予她们以两个相似的、却又不同的性格;两个不算完美、却又合乎我的口味的面容;这两个面容又以仁慈、多情而更加容光焕发。我让她们俩一个是棕发纯粹经验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和实用主义者詹姆,另一个是金发,一个活泼,另一个温柔,一个明智,另一个软弱;但是软弱得那么动人,似乎更足以见其贤德。我为二人之一创造出一个情人,而另一个女人又是这情人的温柔多情的朋友,甚至还有些超出朋友的程度;但是我不容许产生争风、吃醋、吵闹等情事,因为任何令人不快的情感都要我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想象出来,也因为我不愿以任何贬低天性的东西使这幅笑容可掬的图画黯然失色。我爱上了我这两个妩媚的模特儿,我便尽可能使我自己和那个情人兼朋友一致起来;不过我把他写成亲切的、年少的,另外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具有的许多美德和缺点。

    为了要把我的人物放在一个适合于他们的地点,我就把我在旅行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地方都—一拿来加以审查。但是我就找不到一个我认为足够清幽的丛林,找不到一片我认为足够动人的风景。如果我见过塞萨利的那些山谷的话,它们可能会使我满意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已经倦于创造了,它要求以一个现实的地点作为基础,并且足以引起我一种幻觉,使我感到我要安排在里面居住的那些人物的真实性。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波罗美岛,它们的美妙景色曾使我惊叹不置;但是对我的人物说来,我觉得这些岛上的装饰品太多,人工的雕琢太多了。而且我一定要有一个湖,我最后便选定了我的心一直萦怀的那片湖景。在命运为我限定的那个幻想的幸福范围里,我长期盼望我能在这个湖的某一部分边岸定居下来,现在我就把这一部分湖岸确定下来。我那可怜的妈妈的故乡,对我仍然具有一种魅力。山光水色既相映成趣,风景又丰富多采,那片悦人耳目、扣人心弦、荡涤胸襟的全景又辉煌伟丽,这一切终于使我作出决定,就让我创造出来的那几个青年男女定居在佛威了。以上便是我灵机初动时想象出来的一切,其余的是在以后才添上去的。

    在一段长时期内,我就满足于一个如此泛泛的纲要,因为这个纲要已经足以使我的想象力充满可喜的对象,足以使我的心灵充满它所喜欢培育的感情了。这些虚构,由于频繁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最后就有了较多的实质,并且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固定了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起念要把虚构所给我提供的某些情节写到纸上,并且,一面回忆我少年时代所感到的一切,一面又给过去未能满足而现在仍然侵蚀着我的心灵的那种爱的欲望以出路。

    我先纵笔写下了几封既不连贯、彼此也无关系的零散的信,而当我想把它们联缀起来的时候,时常感到棘手。有一点,很难令人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头两部分差不多全是这样写成的分、事物都是波浪式运动发展等重要哲学思想,并号召全党,不曾有任何预先想好的提纲,甚至也没有料到我有一天会想到把它们拿来写成一部正式的作品。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这两部分都是用了一些没有量体剪裁的材料事后拼凑起来的,里面充满了补自性的文字,这是其他部分所没有的。

    正当我耽于梦幻的时候,乌德托夫人第一次来访,这是她生平来看我的第一次,但不幸,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并不是最后的一次。乌德托伯爵夫人是已故包税人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女儿,是埃皮东先生、拉利夫先生和拉伯里什先生的姊妹,后两位后来都做过礼宾官。我已经说过我怎样在她未出嫁之前就和她认识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只是在她的嫂子埃皮奈夫人家里,在舍弗莱特的宴会中见到过她。不论是在舍弗莱特还是在埃皮奈,我都曾多次和她在一起,相处好几天,我不但始终觉得她十分亲切,而且我看她对我似乎也很有好感。她相当欢喜和我一同散步;我们俩都健于步行,彼此倾谈,滔滔不绝。然而,虽然她曾有好几次邀请我去,甚至敦促我去,我从来也没有到巴黎去看她。她跟圣朗拜尔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她更加关心了,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和圣朗拜尔先生要好,我记得这位朋友当时正在马洪,她到退隐庐来看我就是为了告诉我有关他的消息的。

    这次拜访有点象是小说的开场。她走错路了。她的车伕离开了弓背路,想走弓弦,从克莱佛风磨直达退隐庐,结果马车在山谷底下陷到泥潭里了;她决定下车,徒步走完剩下的那段路。她那细薄的鞋袜一会儿就磨破了,自己又陷到泥里,仆从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拽了出来。最后她穿着长靴到了退隐庐,大笑不止,我见到她,也陪着大笑起来。全身衣服都要换,戴莱丝就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她,之后,我就请她屈尊吃点乡下饭食,她感到很满意。当时天色已经不早,她没有待多久就走了;但是这次会晤太愉快了,她似乎有兴趣以后再来。她实践这个计划,已是第二年的事了;但是,唉!这种姗姗来迟,并没有对我起什么保险的作用。

    整个秋季我忙于一件人们猜想不到的事情——为埃皮奈先生看果园。退隐庐是舍弗莱特园林里各溪流的汇集点;那里有个园子,有围墙围着,沿墙都是果树,还有其他各种树木。为埃皮奈先生生产的水果,尽管给人偷掉了四分之三单子自身具有的知觉的清晰程度不同造成的,“微知觉”就是,还比他在舍弗莱特的那片大菜园要多。我为了不做绝对无益的住客,就负责为他管理果园,监督园丁。直到摘果的季节,一切都极顺利;但是,果子渐渐成熟,我发现丢的越来越多,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园丁向我保证说,都是给山鼠吃掉了。我就开始对山鼠作战,打死了很多,但是果子仍旧减少。我留心观察,结果发现园丁自己就是个大山鼠。他住在蒙莫朗西,夜里带着老婆、孩子来。把白天摘下藏到一边的果子都扛走了,明目张胆地送到巴黎菜市上去卖,仿佛自己有个果园似的。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也不晓得给了他多少好处,戴莱丝又拿衣服给他孩子们穿,他父亲讨饭,差不多就是靠我养活的,可他还是厚颜无耻,毫不费事地偷我们。只怪我们三人都不够警惕,没有加以提防;有一次他居然一夜把我的地窖子搬个净空,第二天我什么也找不到了。倘若他只是偷我,我也就认了;但是总得为果子作个交代呀,我就不得不揭发偷果子的人了。埃皮奈夫人请我把他的工资付掉,打发他走,另找一个园丁。我照办了。那个大坏蛋就天天夜里在退隐庐四周乱窜,手里拿着一根样子象狼牙棒的带铁尖的粗棍子,后面还跟着几个跟他一路货色的流氓。两个女总督被这家伙吓得要死,为着给她们壮胆,我就叫新来的园丁天天夜里睡在退隐庐;这还不能叫她们安心,我就叫人向埃皮奈夫人要了一支枪,放在园丁的房间里,跟他说好,只有在不得已时,例如,有人试图冲门或爬墙时,才能使用,而且也只装火药,不装弹丸,无非是吓唬吓唬小偷罢了。一个人行动不便,要在树林中间过冬,独自和两个胆怯的女人在一起,为了大家的安全,这当然是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防御措施了。最后,我又弄来了一只小狗,担任警戒任务。这时候,德莱尔有一天来看我,我给他讲了我的处境,并和他一起笑着谈到我的军事装备。他回到巴黎,又拿这件事说给狄德罗取乐;就这样,霍尔巴赫那一帮知道我真的要在退隐庐过冬了。这种坚持精神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可把他们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一面打主意,想出点什么别的麻烦来叫我住得不痛快,一面就通过狄德罗,先把德莱尔给我拉走。还是这个德莱尔,他先觉得我的防御措施极其自然;后来却在写给我的信里认为这些措施都与我的原则不合,不仅可笑,而且坏透了。他在这些信里拿我大开玩笑,挖苦讽刺,尖酸刻薄,如果我当时的脾气不好的话,我会感到这是对我的侮辱。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爱慕与缠绵的情感,不容再有其他的情感钻进来,所以我只把他那些辛辣的讽刺当作是说笑话,别人觉得他荒诞的地方,我只觉得他轻薄而已。

    由于我提高警惕,多多操心,结果把园子看得很好,虽然这年水果收成很坏,产量还是达到前几年的三倍。说真话,我为保全产品,也是不惜费尽心力的,我甚至亲自护送水果到会弗莱特和埃皮奈去,甚至亲手提篮子;我记得有一次“姨妈”和我两人拾了一个篮子,把我们压得几乎趴下来了,我们不得不每走十步就歇一歇,弄得浑身大汗才抬到了目的地。

    当坏季节开始把我关在屋里的时候,我就想再捡起我的室内工作;但是不可能。随便在什么地方,我只看到那两个妩媚的女友,只看到她们那个男朋友、她们周围的环境、她们住的地方,只看到我的想象力为她们创造出来的或美化了的种种事物。任何时刻我都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状态一直缠住我不放。我作过许多努力要摆脱那些虚构,但无效果,最后我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只想努力把它们整理一下,连贯起来,写成类似小说的东西。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羞于这样明白、这样公开地揭露我自己的矛盾。我已经那么大张旗鼓地建立起我那些严峻的原则,那么坚定不移地宣讲过我那些严厉的箴言,那么尖刻地骂过那些专写爱情和柔情的软绵绵的作品,现在人们突然看到我又亲手把自己放在被我那么严格批评过的作家之列,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出乎意料、更刺人耳目的事呢?我充分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之处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著作,我责备我自己,我为此而羞惭,为此而气愤,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把我拉回到理智中来。我完全被降伏了,非服从不可,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也得下决心去冒天下之大韪。至于我能不能使这部书出版,那就以后再说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要把它发表出来呢。

    决心一下,我就没头没脑地钻到我的梦想里去了。我把这些梦想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最后使它们构成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执行的结果,人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毫无疑问,这是对我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的最好的利用。好善之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胸怀,它把这些异想天开的念头导向有益的目标,连世道人心都可能有所裨益。我那些香艳的图景,如果里面缺少那种天真无邪的柔和的色彩,便会失掉它们的全部优美。一个弱女子是怜悯的对象,恋爱能使她博得别人的同情,通常她也并不因为软弱而稍减其可爱。但是看到那种时髦的风尚,谁又能忍受下去而不感到愤慨呢?一个不贞的妻子,公开践踏自己的一切义务,认为没让丈夫当场捉获她的奸情,便是对他的一种思典,他还该衷心感激她,世上有比这样不贞的妻子的得意洋洋的劲儿更令人气愤的么?自然界中没有完人,完人给我们的教导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假定一个年青的女子,生而有一颗既正直又温存的心,未婚之前让爱情把她征服了,既婚之后又恢复了精神力量,反过来战胜了爱情,又成为有德行的人,谁若是告诉你说,这幅图景就其整体来说是有伤风化而一无是处,谁就是个说谎者、伪善者,你不要听他的话。

    除了这个从根本上跟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针对风俗和夫妻间的忠诚的目标之外,我还怀着一个较深刻的目标,即是社会协调与社会和平。这个目标,本身也许比上面的还更伟大,更重要,至少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远没有平息,当时还正在最猛烈的阶段。对立的两派以极度的岔怒互相抨击,或者毋宁说是象疯狂的豺狼那样互相撕咬,而不是象基督徒和哲学家那样希望互相启发、互相说服、互相拉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也许双方都还缺少有本领的、孚众望的领袖来把这场斗争发展成内战,否则,天晓得,骨子里都同样有着最残酷的偏见的双方,这样一场宗教内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我生来就仇恨一切宗派偏见,所以对双方都坦率地说了一些严酷的真理,而他全听不进去。于是我就想到另一个不得已的、以我单纯的头脑看来似乎是很妙的办法:就是以消灭他们的偏见为手段来缓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并且给每一方面指出,另一方面的优点和品德都值得公众的钦佩和一切凡人的敬仰。这个不够明智的计划是建立在人人皆善这样一个假定上的,却使我自己陷入我责备圣皮埃尔神父的那种错误了,所以,它产生了它应得的结果:并没有使双方互相接近,而使它们联合起来打击我了。经验终于使我感到了我的傻气;但是在这以前,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敢说,我那股热忱是无愧于驱使我去做的那种动机的,所以我刻划了沃尔马和朱丽两人的性格,当时我内心的狂喜使我希望能把他们两人写得都很可爱,并且使两人都由于互相映衬而显得更加可爱。

    我为我的方案能这样粗粗地定下来而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了我已经草拟的那些详细的情节上面;这些情节的整理结果就产生出了《朱丽》的前两部分。我是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在这个冬季撰写和誉清这两部分的,用的是最漂亮的金边纸,吸墨用的是蔚蓝和银灰的粉末之体便是人与万物之体。因而,人类应视万物如朋友,人则,装订分册用的是浅碧丝带,总之,我成了另一个皮格马利翁,对那两个妩媚的少女的一片痴情,简直找不到什么够风雅、够玲珑的东西来配上她们了。每天晚上,我在火炉旁拿这两部分给女总督们念了又念。女儿一言不发,感动得跟我一起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母亲根本听不懂,始终无动于衷,又找不到一点应酬的词令,只好在大家默默无言的时刻对我一再重复说:“先生,真美呀!”

    埃皮奈夫人知道我冬天单独一人住在树林中间的一座孤立的房子里,很不放心,时常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她对我的友情表现得从来没有这样真切过,而我对她的友情也从来没有反应得这样热烈。在这些友情的表现之中,有一件事如果不特别提出来,我就太不对了:她曾把她的画像派人送给我,并且想要我的画像——拉都尔画的,曾在沙龙里展出过的那一幅民。也不应抹煞她另一次亲切的表示,它看起来很可笑,但是由于它留给我的印象,也可见我的性格演变之一斑。有一天霜冻很厉害,我打开她派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是她亲自为我备办的几样东西,发现有一件小村裙,英国法兰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要我改制一件坎肩。短笺的措词很感人,充满着亲热与天真。这点关怀超过了友谊,我觉得太体贴了,仿佛她自己脱下衣服来给我穿,以至我在情感激动之中热泪纵横地把那短笺和衬裙吻了足有二十遍。戴莱丝以为我疯了。说也奇怪,埃皮奈夫人对我的友情表示真是太多了,却从来没有一次能象这次这样感动我。甚至在我们绝交以后,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也不免心头发软。我把她那张小便笺保存了很久,如果它不是和我那时的其他信件遭到同一命运的话,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虽然那时期我的尿闭症一到冬天就不让我轻松,虽然这年冬天有一部分时间我都被迫使用探条,然而,总的说来,那还是我自从居住法国以来最甜美、最安静的一个季节。在坏天气为我免遭不速之客的侵袭的那四五个月之中,我比以前和以后更能体味到那种独立、平稳而又朴素的生活,而越享受这种生活,我就越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当时我别无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个女总督。想象中的两个表姊妹。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日益庆幸我明智地采取了这个决定,不顾那些看我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而不高兴的朋友们的叫嚣;当我听到狂人谋杀案的时候,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里跟我谈到那种弥漫巴黎的纷乱和骚动的时候,我是多么感谢上苍使我远离了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啊!否则的话,社会紊乱使我已经养成的那个暴躁脾气,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只能使它更加滋长、更加乖戾的;而现在呢,我在我的幽居周围,只看到赏心悦目、甜蜜美妙的事物,我的心完全沉醉于种种温馨的感情之中了。这是人家让我过的最后的宁静的时刻,我津津有味地在这里记下它们的历程。在随着这个安静的冬季而来的那个春天里,就可以看到我下面要写的那些灾难的胚芽开始萌发了,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人们将再也看不到这种间歌时间,能让我有工夫去喘息一下。

    然而,我似乎还记得,就是在这个和平的间歇中,即使在我的幽居深处,我还不是十分安静以农为本的理论与政策。本指农桑,末为工商。墨家率先提,还不免遭到霍尔巴赫一伙的搅扰。狄德罗就给我引起了一些麻烦;除非我完全记错了,《私生子》一书就是在这个冬天出版的,一会儿我就要谈到这本书。由于后面将会讲明白的种种原因,我那时期的可靠的文件剩下的很少了,就是留下的文件,日期也很不准确。狄德罗写信向来是不注日期的。埃皮奈夫人和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注明星期几,而德莱尔通常也跟她们一样。当我想把这些信依次排列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摸索着,注上一些大概的日期。因此,我既不能确有把握地确定这些纠纷的开始,我就宁愿把我所能记得的一切当作整个一条写在下面。

    大地春回,我的狂热更加高涨,我在爱火的激奋中又为《朱丽》的后几部分写了好几封信,这些信都洋溢着我写信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我可以特别提出写极乐园和湖上泛舟的那两封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封信都是在第四部分的末尾。谁读了这两封信而不心软并且熔化在促使我写出这些信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里,谁就该干脆把书合上:他是没有资格来评论感情这个题目的。

    正是这个时候,出乎意料,乌德托夫人第二次来访。她的丈夫是近卫队军官,不在家,她的情人也正在服役,她就到奥博纳来了,在蒙莫朗西的幽谷中租了一座相当漂亮的房子。她就是从那里到退隐庐来作一次新的远足。这次出游,她骑着马,扮作男装。虽然我平生不喜欢这种蒙面舞式的乔装,但对她那种乔装的传奇风度却有些一见心倾,这一次可真是爱情了。因为这段爱情是我平生第一遭,又是平生唯一的一遭,又因为它的后果使它在我的记忆里将永远是既难忘而又可怕,所以请容许我把这件事说得稍微详细点。

    乌德托伯爵夫人快三十岁了,根本说不上美,脸上还有麻子,皮肤又不细腻,眼睛近视国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哲学。主要代,眼型有点太圆。尽管如此,她却显得年青,容貌又活泼,又温柔,老是亲亲热热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天然鬈曲,一直拖到膝弯。身材娇小玲珑,一举一动都显得又笨拙又有风韵。她的禀性极自然,又极隽雅:愉快、轻率和天真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巧妙。她有的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妙语,不假思索,有时竟夺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钢琴,舞跳得很好,还能做几句相当漂亮的小诗。至于她的性格,简直是天使一般:心肠好是它的基础,而除了谨慎与坚强以外,她一切美德都兼而有之。特别在为人方面,她是那么可靠,在社交方面,又是那么忠诚,纵然是她的仇敌,做事也不瞒她。我所说的她的仇敌,是指恨她的男人或女人,因为,就她自己来说,她是没有一颗能够恨人的心的,而且我相信我们这点相同之处曾大有助于我对她的热恋。在最亲密的友情的倾诉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背后说过人家的坏话。就连她嫂子的坏话,她也从来不说。他不能对任何人掩饰她心里所想的事,甚至不能抑制她的任何感情:我深信,她就是在丈夫面前也谈她的情人,正如她在朋友面前、熟人面前、所有的人面前都谈她的情人一样。最后,有一点不容置辩地证明她那善良天性的纯洁与真诚,那就是她可以心不在焉到无以复加、轻率到十分可笑的地步,常常于无意之中说出些话或做出些事来,对她自己可谓不慎之至,但从来没有冒犯过别人。

    她很年青的时候就被勉强嫁给乌德托伯爵了。乌德托伯爵有地位,是个好军人,但是喜欢赌博,喜欢闹事,很不亲切,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在圣朗拜尔先生身上发现了她丈夫的一切优点,再加上许多可爱的品质,既聪明,又有德,又有才能。在本世纪的风俗中如果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原谅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种依恋之情:它的持久使它变得纯正,它的效果使它受人钦仰,它之所以能巩固起来,只是由于双方的相互尊敬。

    我猜测,她来看我,固然也有点儿出于兴趣,但更多地还是为了博得圣朗拜尔的欢心。他曾敦促她来,他相信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来的友谊会使我们三个人对这种往还都感到愉快。她知道我了解他们俩的关系,她既然能在我面前无拘无束地谈他,自然就表明她喜欢跟我相处了。她来了;我见到她了。我正陶醉于爱情之中而又苦于没有对象。这陶醉就迷住了我的眼,这对象就落到了她的身上。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看到了我的朱丽,不久,我就只看到乌德托夫人了,但这是具备了我用来装饰我的心头偶像的那一切美德的乌德托夫人。为了使我痴情到底,她又以炽热的情侣身份跟我谈着圣朗拜尔。多么巨大的爱情感染力啊!我听着她说话,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竟幸福得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这是我在别的女人身边都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她谈着,谈着,我自己也就感动了。我还以为我只是对她的感情感兴趣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已经产生了同样的感情了;我大口大口地吞下这毒汁,可是我当时只感到它的甜美。总之,在我们两人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她用她对情人所表现的全部爱情,激发起我对她的爱情来了。唉!为着一个心中已经别有所恋的女人而燃烧起这样既不幸而又炽烈的爱情,真正是为时已晚,也真正是太令人痛苦了!

    虽然我在她身边已经感到了那些异常的冲动,但我先还没有觉察到我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在她走了以后,当我开始想朱丽的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我想来想去都只能想到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睁开了关学;闽指客居福建的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我感到了我的不幸,我为此而哀叹,但是我还料想不到这个不幸将要产生的许多后果呢。

    我今后对她持什么态度呢?我迟疑了很久,仿佛真正的爱情还能留下足够的理智让你去深思熟虑似的。我正在举棋不定,她又一次出乎意料地来找我了。这一下我心里可有数了。伴随邪念而来的羞涩之心使得我哑口无言,在她面前直发抖,我既不敢开口,也不敢抬起头来,我心头的慌乱简直无法形容,而她不可能看不出来。于是我就决定向她承认我心里慌乱,并让她猜测慌乱的原因:这等于把原因相当明白地告诉她了。

    如果我年青而又可爱,如果乌德托夫人后来软弱了,我在这里就应该谴责她的行为,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对她只有赞美,只有钦佩。她作出的决定是既大方又谨慎的。她来看我,是圣朗拜尔叫她来的,她不能突然疏远我而不向圣朗拜尔说明原因,因为这样就可能使两个朋友绝交,也许还会闹得满城风雨,而这是她要避免的。她本来是对我既敬重而又怀有善意的,所以她就怜悯我这点痴情,但是不予以逢迎,而是表示了惋惜,并且努力要医好我的痴情。她很乐意为她的情人和她自己保留一个她看得起的朋友。她说等我将来变得理智了,我们三人之间很可以构成一种亲密而甜美的关系,而她每跟我谈到这一点,便显得再愉快也不过的。她并不只是限于这种友好的劝告,必要时她也不惜给我一些由我自己招来的较严厉的责备。

    我也同样严厉地责备我自己。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清醒了,我把话说出了之后,心里也就比较平静了。大凡一个人的爱情,被激起爱情的女方知道了之后疏本甚多。秦汉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时列为四书之一。,就变得好受些。我用来责备自己的那种力量理应医好我的爱情的,如果事实是可能的话。我把所有强有力的理由都找来帮助我扼杀我这份爱情。我的操守呀、我的感情呀、我的原则呀、可羞可耻呀、不义不忠呀、罪在不赦呀、负友之托呀,最后还有个理由:以这样的年纪,还让最荒唐的热情燃烧起来,而且对方又已经心有所恋,既不能对我的爱有所回报,又不能让我保留任何希望,未免太惹人笑话了,而且这样荒唐的热情不但不能由坚持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苦痛难堪。

    谁能相信啊!这最后一种考虑,原该给所有其他的考虑增添份量的,却反而把它们都抵消掉了!“一段痴情,”我想,“只于我个人有害,那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我难道是个要让乌德托夫人小心提防的轻狂小生吗?别人看到我这样煞有介事的悔恨,不会说是我的殷勤、仪表和打扮在诱使她走入歧途吧?嘿!可怜的让-雅克啊,你自由自在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会有损于圣朗拜尔。”

    读者已经看到,我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自命不凡过。上面那种想法正合我一贯的心理倾向,它使我的激情感到安慰;这样一来,我就无保留地沉溺于激情之中了,甚至笑我那种不合时宜的顾虑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理智了。对一颗正直的心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教训啊!邪恶进攻正直的心灵,从来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它总是想法子来偷袭,总是戴着某种诡辩的面具,还时常披着某种道德的外衣。

    我既怙恶而又无悔意,不久就毫无节制地为恶了;请读者看看我的激情是怎样循着我的天性的故辙,最后把我拖下了深渊吧。最初,为了使我放心,它采取谦卑的态度但强调在寻求快乐时要掌握一定的分寸。,后来,为着使我放手做去,它把这种谦卑转变成为疑惧。乌德托夫人不断提醒我,叫我勿忘本分,保持理智,她从来也没有片刻迎合我的痴情,不过待我总是极其温存,对我总是采取最亲切的友谊的态度。我敢保证,如果我相信这份友谊是真诚的话,我一定也就感到满足了,但是我认为它太热烈了,不会是真正的友谊,因而我脑子里就不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种与我的年龄和仪表太不适合的爱情,使我在乌德托夫人眼里的地位降低了,这个轻狂的少妇只是要拿我和我这过时的热情来取乐,她一定把心里话都告诉圣朗拜尔了,她的情郎恨我对不起朋友,便赞成她要弄我,两人串通一起要把我逗得晕头转向,好叫人家嗤笑我。这种愚蠢的想法曾使我二十六岁时在我所不了解的拉尔纳热夫人身边说了许多糊涂话,现在我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又是在乌德托夫人身边,假如我不知道她和她的情郎都是不至于开这样残忍的玩笑的正派人,那么我这种愚蠢的想法倒也还是情有可原的。

    乌德托夫人继续来拜访我,我不久也就回拜她了。她欢喜步行,我也是一样,我们在迷人的景色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爱她,又敢于说出我爱她,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不是我的糊涂言行毁了其中的全部妙趣的话,我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她起先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接受她的爱抚时会那么傻气,但是我的心从来就不会对自己所想的事丝毫有所隐瞒,所以我不久就把我的猜疑对她说明了。她起先想一笑置之,但这个办法不成功,她的笑会激起我的狂怒的,她便改变了口吻。她那种怜惜的温存真是战无不胜的。她对我说了些直沁入我心脾的责备的话,她对我那些不正确的畏惧表示担忧,我就抓住这种担忧而加以滥用,我要求用事实来证明她不是戏弄我。她明白,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够使我放心。我就越逼越紧,这一步是微妙的。一个女人已经被迫到了讨价还价的地步了,竟还能那么便宜了事。真是惊人,也许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一遭吧。凡是最缠绵的友情所能给予的,她都不予拒绝。任何足以使她失节的事,她都绝不放松。并且我很惭愧地看到,每逢她稍微给我一点好处就把我的感官烧得炽热难熬,而这种炽热在她的感官上却引不起半点火星。

    我曾在某处说过,如果你不想给感官什么东西,你就绝不能让它先尝到一点甜头。要想知道这句箴言对乌德托夫人说来是多么不正确,要想知道她是多么能够自持,那就必须详细了解我们那些频繁的、长时间的密谈,把我们那四个月当中的热烈的密谈从头到尾都回顾一番。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四个月是在两个异性朋友之间无与伦比的亲密中度过的,而双方又都把自己限制在我们始终不曾逾越的那个范围里。唉!我体会到真正的爱情确实是太迟了,可是一经体会,我的心灵和感官为了偿付这笔拖欠的情债,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单方面的爱情尚且引起这样的狂热,那么,一个人若是处在他所爱并博得其爱情的那个对象身边,他所感到的狂喜该是多么剧烈啊!

    但是,我说单方面的爱情是说错了,我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回报的,它虽然不是相互的,却是两方面的。我们两人都陶醉在爱情之中:她爱她的情郎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美国物理学家),我爱她;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甘美的泪水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都是多情的知心人,我们的情感太相投了,不可能没有相合的地方。不过,在这种危险的陶醉之中,她从来没有一刻忘形;而我呢,我保证,我发誓,虽然我有时被感官迷惑了,曾企图使她失节,却从来也不曾真正蓄意打她的主意。我那热情的激烈,本身就控制了这份热情。克已的义务荡涤了我的灵魂。一切美德的光辉都装饰着我心头的偶像,玷污它那神圣的形象就等于把它毁灭。我很可能犯这个罪,我在心里犯了这个罪不下百余次;但是,真正要玷污我的索菲么?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吗?不,不!我把这话对她说过千百遍了,即使我有满足欲望的权力,即使我能支配她自己的意志,除了若干短暂的狂热时刻以外,我都会拒绝以这种代价来求得快乐的。因为我太爱她了,我才不想占有她。

    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将近一里约;在我频繁前往的旅行中,我有时也在那里住宿。有一天晚上,两人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就到花园里,在美丽的月色下散步。这花园的深处有个相当大的剪修过的树林,我们穿过树林去找一个幽美的树丛,树丛里还造了一挂瀑布点缀着,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永世难忘的无邪与享受的回忆啊!就是在这树丛里,我和她坐在一片细草地上,头上是一棵花儿盛开的槐树,为着表达我心头的感情,我找到了真正无愧于这种感情的语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达到崇高的境地——如果人们可以把最缠绵、最热烈的爱情所能输进男人心灵的那种亲切而又富有魅力的东西称为崇高的话。我在她的膝上流下了多少令人心醉的眼泪啊!我又使她情不自禁地流了多少这样的眼泪啊!最后在一阵不由自主的激动之中,她叫道:“不,从来没有象你这样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象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们,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我一声长叹,就不说话了;我拥抱她——这是一次怎样的拥抱啊!但是,仅此而已。她独自一人生活着,也就是说,远离她的情人和丈夫,已经有六个月了;我差不多天天都去看她,而且爱神始终伴随着我们也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们时常先面对面地用过晚餐,然后两人到树丛深处,在那月光之下,经过两小时最热烈、最缠绵的私语之后,她又在半夜里离开树丛和朋友的怀抱,身和心都和来时一样无暇、一样纯洁。读者们,衡量衡量所有这些情景吧,我不再加半句话了。

    人们可别以为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感官能让我安静,就象在戴莱丝和在妈妈身边一样。我已经说过,这次是爱情,而且是以其全部力量和全部狂热迸发出来的爱情。至于我不断感觉到的不安、战栗、心悸、痉挛、昏厥,我都不去描写了:人们单凭她的形象在我心头所产生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已经说过,退隐庐离奥博纳相当远,我常从安地里那一带山坡边上走过,那里的景色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一边走,一边梦想着我即将见到的那个人,梦想着她将给我的亲热的接待。梦想着在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一吻。单是这一吻,这不祥的一吻,在没有接受之前就已经把我的血点燃起来了,使我头脑发昏,眼睛发花,两膝颤抖,站立不住;我不得不停步坐下来,整个身体仿佛都乱了套,我几乎要晕过去了。我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出门时总是力求分心,想别的事情。可是我还没走二十步,那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切后果,就又来侵袭我,绝对无法摆脱;并且,不问我用什么办法,我不相信我有哪一次能逍遥自在,一个人走完这程路。我走到奥博纳时,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简直要倒下去了,站都站不住。可是一见到她,我就完全恢复过来了,我在她身边只感到精力无穷却又不知如何使用的苦恼。我来的路上;在望得见奥博纳的地方,有一片风景宜人的高岗,叫奥林匹斯山,有时我们俩各自从家里走到这里相会。如果是我先到,当然要等她;但是这个等候又叫我多么受罪啊!为了有所自遣,我总是用我带的铅笔写些情书,这些情书,简直是用我最纯粹的血液写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能把一封情书写完而字迹依然可以辨认清楚的。当她在我们两人约定的壁橱里找到这样的情书的时候,她从中看到的,除了我写情书时那副可怜的样子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样子,特别是拖了那么久,经过三个月不断的刺激和绝望,就使我疲惫得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最后还使我得了疝气病,将来我是要把它,或者说,它是要把我带到坟墓里去的。我这个人的气质,也许是大自然所曾产生的最易激动、而又最易羞怯的气质。我这种气质的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爱情享受就是如此。我在人世间最后的好日子也就是如此。下面开始的就是我一生中一大串几乎从未间断的灾难。

    在我整个一生中,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心象水晶一样透明,从来不会把藏起来的一个稍微强烈的感情隐瞒一分钟。请大家想想,要我把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长久隐瞒起来极”,由此生成阴阳五行与万物。明代编入《周濂溪集》。,那是可能的吗?我们的亲密关系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也不稍加隐讳,或故弄玄虚。这种亲密关系并不属于需要保密的那一类。乌德托夫人对我怀着她自觉是无可指责的最亲密的友谊,而我则对她满怀着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更清楚的正当的敬佩。她坦率、心不在焉、有点冒冒失失;我真诚、笨拙、高傲、急躁、狂热,我们就在自以为平安无事的假想中贻人以口实,远超过我们真正有什么越轨行动。我们都到会弗莱特去,我们常在那儿见面,有时甚至还是事先约好了的。我们在那里和平时一样生活着,天天并肩散步,就在那片园林里,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房子,并且就在她的窗下谈我们的爱情,谈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纯洁的计划。埃皮奈夫人就从窗口不断地窥视我们,她自以为被人欺上睑了,使用两只眼睛往心里灌足了怨气和愤恨。

    女人个个都掌握着掩饰愤怒的艺术,特别是在愤怒强烈的时候。埃皮奈夫人脾气暴躁却又工于心计,她高度掌握着这种艺术。她佯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怀疑;她一面对我加强体贴照顾,甚至近于挑逗,一面又故意用不客气的态度和鄙夷的表示欺压她的小姑子,似乎还暗示我也鄙夷她。人们当然料到她这样做是成功不了的,但是我却受到了苦刑。我的心被两种相反的感情撕裂着,我一面被她的爱抚感动了,同时我看她那样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又感到怒不可遏。乌德托夫人的那种天使般的温和性情使得她忍受一切,毫无怨言,甚至并不因此而更不满她的嫂子,而且,她常常又是那么漫不经心。对这种事往往又那么不够敏感,所以有一半时间她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嫂子对不起她。

    我当时太沉醉在我的狂热之中了,所以,除了索菲(这是乌德托夫人的名字之一)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我已经成了埃皮奈全家和许多不速之客的笑柄,也都没有觉察出来。霍尔巴赫男爵,据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到舍弗莱特去过,现在就是这种不速之客之一。如果我当时就象后来那么多疑的话,我一定会猜想到,他这次旅行是埃皮奈夫人事先布置的,好请他来看一场日内瓦公民谈恋爱的把戏。但是我那时太蠢了,连大家一望而知的事我都看不见。然而我的全部愚蠢也挡不住我发现男爵比平时更高兴、更快活的样儿。他不象平常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却说无数揶揄的话,弄得我莫名其妙,瞪着大眼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埃皮奈夫人则笑得前仰后合,我还不知道他们发了什么疯呢。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越出开玩笑的范围,所以,如果当时我觉察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凑上去跟他们一起开开玩笑就是了。但是事实上,人们透过男爵的那种嘲笑的快活劲儿,可以看出他眼里闪烁着一种恶意的喜悦,如果当时我就跟事后回想起来时那样注意到的话,这种恶意的喜悦也许会使我心里不安的。

    有一天,我又到奥博纳去看马德托夫人。她常到巴黎去,这次是刚从巴黎回来,我发现她愁眉苦脸的,并且看出她曾经哭过。我不能不克制自己律等)的哲学意义等。中国化学哲学的研究,着重于化学研,因为她丈夫的姊妹伯兰维尔夫人在场;但是我一有机会,就向她表承我心头的不安。“唉!”她叹口气对我说,“我恐怕你的痴情把我一辈子的安宁都葬送掉了。有人告诉圣朗拜尔了,但是讲的不是实情。他倒能为我说公道话,但是他有点发脾气,而最坏的是他有些话又藏着不讲出来。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点也没有瞒他,我们的关系本来是他促成的。我在给他的信上尽讲起你,就如我的心里充满了你一样;我只向他瞒住了你那种糊涂的爱情,我原是想医好你这种爱情的,而他,话虽没有说,我看出他是把你的爱情当作我的一个罪过的。有人陷害我们,冤枉了我;不过,管它呢,要么我们从此一刀两断,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就怎么。我不愿再有一点事瞒住我的情人了。”

    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原该充当其导师的一个少妇面前受到了她的严正的责备,自知过失,满面羞惭,真是一件难堪的事。我痛恨我自己,这种痛恨,如果不是受害者给我引起的那种亲切的同情又使我的心软了下来,也许足以把我的懦弱克服下去的。唉!我的心已经被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的眼泪渍透了,这时它还能硬起来么?这一阵心软很快就化为对告密人的愤怒了。那班卑鄙的告密人只看到一个虽然有罪却是不由自主的情感的坏的方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甚至也想象不到有颗真诚的清白的心在补赎着这个方面。至于是谁给我们来了这一手的呢,我们处在疑团中的时间也并不长久。

    我们两人都知道埃皮奈夫人是和圣朗拜尔通信的。她给乌德托夫人挑起风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曾千方百计要把圣朗拜尔跟乌德托夫人离间开来,这种努力曾经有几次获得成功,所以乌德托夫人生怕以后又中她的计。此外还有格里姆,我记得他似乎是跟随加斯特利先生到军队里去的,那时也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在那儿有时能见到面。格里姆曾在乌德托夫人面前试图进攻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格里姆大为恼火,从此就根本不和她见面了。格里姆的“谦逊”是众所共知的,他既认定乌德托夫人不爱他而爱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人,而且他,格里姆,自从跟大人物交往以来,一谈起这个人就只把他当作手下的一个受保护者,大家想想他是不是能冷静吧。

    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怀疑,在我听到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确信了。当我在舍弗莱特的时候,戴莱丝也常来,或者是把我的信送给我房辑佚书》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卷,《汉学堂丛书》、《汉,或者是照顾一下我的坏身于。埃皮奈夫人曾问她,乌德托夫人和我是不是互相通信。一听说互相通信,埃皮奈夫人就逼她把乌德托夫人的信交给她,保证她会把信重新封好,显不出被拆过的样子。戴莱丝并没有显出对这种建议是如何愤慨,甚至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只是把送给我的信藏得更紧些而已:真是提防得好啊,因为埃皮奈夫人派人在她来的时候监视她,并且有好几次竟大胆到在半道上搜她的围裙。更有甚者,埃皮奈夫人有一天表示要跟马尔让西先生一起到退隐庐来午餐,这是我自住进退隐庐以来的第一次。她趁我跟马尔让西先生出去散步的时候,和她们母女二人到我书房里去了,并且逼她们把乌德托夫人的信拿出来给她看。如果母亲知道信在什么地方,信就交出去了,幸而只有女儿一人知道,她说这些信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当然,这个谎言是充满着正直、忠诚与宽宏大量的,若是说出真话,反而成为道地的背义行为了。埃皮奈夫人一看不能诱惑她,便努力激起她的醋意,怪她太随和、太糊涂。她对她说:“你怎么能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罪恶关系呢?如果摆在你眼前的一切你都不信,而还需要一些别的证据,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来找这些证据好了:你说他把乌德托夫人的信读过就撕了,好吧!你就把碎片小心捡起来,交给我,我负责把碎片拼凑起来。”这就是我的女友给我的女伴的教导。

    所有这些企图,戴莱丝竟谨慎到把我瞒了很久;但是,当她看到我那种惶惑困窘的样子,觉得不能不对我和盘托出,好让我知道谁在跟我作对,以便采取措施,预防人家正在给我准备的那种种陷阱。我的愤慨、我的气愤是无法形容的。我不学埃皮奈夫人的榜样,跟她装假,也不想用狡计来破狡计,我完全听凭我的急躁脾气去做,再加上平素的轻率,我就公开闹起来了。人们读了下面这几封信,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不谨慎,同时这些信也足以说明双方在这一件事上的作风如何了。

    埃皮奈夫人函(甲札,第四四号)

    怎么我就看不到你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为你感到不安。你曾再三答应我只在退隐庐和这里两头跑跑呀!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是让你完全自由的,而现在一星期过去了,你连个人影也不见。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义”,是把人仅仅看作历史力量的活的体现,辩证法是“马克,你的身体很健康,我还以为你病了呢。我前天、昨天就在等候你,到现在还不见你来。我的上帝呀!你怎么啦?你现在手头又没有什么事要做,你也不会有什么苦恼,因为如果有的话,不是我自负,你早就跑来向我倾诉了。因此你一定是病了!赶快解除我这焦躁不安的心情吧,我求你。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这个“再见”,能给我从你那方面带来个“你好”。

    复函星期三晨

    我现在还什么都不能对你说。我在等待了解得更清楚些,反正或迟或早我一定会弄清楚的。同时,请你确信:被控的无事者将会找到一个热烈的保卫者,足以让那些诬告者后悔,不论诬告者是什么人。

    埃皮奈夫人的第二函(甲札,第四五号)

    你的信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读了又读,一直读了二十几遍。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只看出你心里感到不安和苦恼,你要等到不安和苦恼过去了以后再跟我谈。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这样约定,好吗?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信任,都到哪儿去了?我是怎样失掉了那种信任的呢?你是对我生气,还是为我生气呢?无论如何,你今天晚上就来,我请求你。记得不到一星期前,你还答应过我不把任何事情藏在心里,有事立时就对我说呢!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信赖这个信任的……我刚才把你的信又读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但是它叫我颤抖。我觉得你心里激动得痛苦极了。我倒很想使你平静下来,可是,我既然不知道你不安的原因,我就不知道对你说些什么才好,我只能告诉你,在看到你之前,我是完全和你一样不幸的。如果你今晚六点钟不到,我明天就到退隐庐来,不管天气怎样,也不管我身体如何,因为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不安。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冒险给你一个忠告,但也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你要极力提防,极力制止不安的心情在孤寂中发展。一只苍蝇会变成一个魔鬼的,我过去常有这种体验。

    复函星期三晚

    只要我现在不安的心情还继续下去,我既不能去看你,也不能接受你的访问。你说的那种信任现在不存在了,你想恢复也将是不容易的。现在,我在你的殷勤当中,所看到只是你想从别人的表白中得到某种合乎你的图谋的好处;而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你说你难以看懂我的信,我却从中看出你惯常的机智。你以为我真傻到相信你没有看懂那封信么?不,但是我将以坦白来战胜你的诡巧。为了使你对我更不了解,我就进一步明说吧。

    有两个结合得好好的、彼此都无愧于对方的爱情的有情人,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当然料到你不知道我指的是谁,除非我把名字说出来。我猜测有人曾试图拆散他们,并且利用我来使他们两人之一产生忌妒。这种选择并不十分高明,但是对于那个坏心眼说来,似乎很方便;而这个坏心眼,我怀疑就是你。我希望这就清楚点了吧。

    好啦,一个我最钦佩的女人,在我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做出了那种无耻的事——把自己的心和身分给两个情人,而我也那么无耻,竟是这两个懦夫之一。如果我知道你一生中有一时一刻曾对她和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到死也恨你:可是,我要责备你的,不是你曾经这样想过,而是你曾经这样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明白三人之中你想害的究竟是谁;不过,如果你爱安宁的话,你应该担心你的成功就是你的不幸。我对某些交往感到不好,这我既没有瞒你,也没有瞒她;但起因是正当的,我要用跟起因一样正当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交往,我要使非法的爱情变成永恒的友谊。从来不会害人的我,能无事地被人利用去害我的朋友们吗?绝对不能,我永远不能原谅你,我会变成你的不可和解的仇人。只有你的秘密还会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将永远不做背信之人。

    我不相信我目前这种惶惑的心情还会延续很久。我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弄错了。到那时,我也许要对太对不起人的事进行补赎,而我将感到这是做了平生最大的快事。但是,你知道在我还要在你身旁度过的短时间里,我将怎样补赎我的过失么?我将做到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事,我将坦白地告诉你社会上对你是怎样的想法,告诉你在名誉方面应该修补哪些缺口。尽管你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环绕着你,将来你看到我走了之后,你就永远向真理告别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跟你说真话的人了。

    埃皮奈夫人第三函(甲札,第四六号)

    我不懂你今天早晨的信,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因为那是事实。你今天晚上的信我看懂了,别害怕我会回答你。我正急于要把它忘掉。虽然我觉得你可怜,我还是不能不感到这封信使我的灵魂充满了的那种苦涩。我!对你玩诡计,玩狡诈!我!竟被指责做了无耻之尤的事!再见吧,我很惋惜你竟然……再见吧,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再见吧,我十分愿意原谅你。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好了!你别猜疑你会受到冷遇,其实你将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你尽可不必为我的名誉操心。别人怎样非议。我都毫不在乎。我品行端正,这就够了。此外,我完全不知道那两个对我和对你一样亲爱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最后一封信为我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却又使我碰上了另一个并不稍小的困难。这些信件虽然往返极端迅速,都在一天之内,但是其中短暂的间隔时间也足够让我在一阵阵的怒气之中想到我的粗心大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乌德托夫人叮咛我保持冷静,让她一人去设法了结这桩公案,并且,特别在当时,要避免任何决裂,任何声张。而我呢,对一个生性就好忌恨的女人,又用了最明显、最恶毒的侮辱语言,在她心头火上加油。当然,我从她那里只能指望一封又高傲、又轻蔑、又鄙视的回信,逼得我不能再有所留恋,如果不立刻离开她的家门,我就成了一个最可耻的懦夫。幸而她的机巧超过了我的暴怒,她复信里的那种措词避免了这样的结局。然而,要么就离开,要么就立刻去看她,二者必居其一。我采取了后一步骤,同时预料到需要解释一番,而在解释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倒叫我为难起来了。怎样才能把事情应付过去而又既不累及乌德托夫人,也不累及戴莱丝呢?我说出谁的名字来谁就该多么倒霉啊!一个翻脸无情而又好搞阴谋的女人,要报复,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件件事都叫我为成为报复对象的人担忧。正是为了预防这种不幸,所以我才在信里只说到怀疑,避免提出确证。诚然,这种说法使我发的那阵脾气越发不可原谅,因为任何单纯的怀疑也不能容许我象方才对待埃皮奈夫人那样对待一个女人,特别是对待一个女朋友。但是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我办得十分得体的既伟大而又高贵的困难工作:我以承担一些更严重的过错来补赎我那些隐瞒起来的过错和软弱。而我承担下的那些过错都是我不能犯而又从来没有犯过的。

    我无需应付我所害怕的那场舌战,我不过受了一场虚惊而已。我一到,埃皮奈夫人就跳上来搂着我的脖子,满脸热泪。这种来自一个老朋友的意外的接待,使我极为感动;我也哭了起来。我对她说了几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她也对我说了几句更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饭已经摆好了,我们就去入席。在席上,我以为那场解释推迟到晚餐以后了,在这个等待阶段中,我的脸色很难看,因为我心里只要稍微有点不安就显得六种无主,连最不明眼的人也满不过去。我那副尴尬样子原该鼓起她的勇气的,然而她没敢这样做;晚餐后也和晚餐前一样,都没有进行什么解释。第二天也没有;在我们默默相对之中,只谈了些无所谓的事,或者由我说几句礼貌话,表示我的怀疑究竟有无根据,还完全不能断定,并且实心实意地向她保证,如果发现怀疑没有根据,我一辈子都要向她请罪的。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好奇之心,想确切地知道这些怀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因此,我们的和好,不论是在她还是在我,全都包括在见面时的那一次拥抱之中了。既然只有她一人受到了侮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我就觉得她自己都不想把事情搞清楚,更轮不到我来把事情说明白了,因此我是怎样来的,也就怎样回去了。而且,我继续跟她相处,又和以前一样,所以不久我就把这场吵闹几乎忘个一干二净,并且愚蠢地以为她自己也已经忘怀,因为她仿佛已经不再回想这件事情了。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的懦弱给我招来的唯一苦脑;我还有别的一些使我同样难受的苦恼,它们却并不是我自己招来的,而只是由于有人要折磨我,好把我从孤独生活中硬拉出去。这些苦恼都是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一帮那方面来的。自从我住进退隐庐以来,狄德罗就不断地搅扰我,有时是自己出面,有时是通过德莱尔。根据德莱尔拿我在丛林里乱跑为题给我开的那些玩笑去判断,我不久就看出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把隐士丑化成风流情人了。但是在我跟狄德罗所闹的那些纠纷里,问题还并不在此,这些纠纷还有更严重的原因。《私生子》出版以后,他曾给我寄来一本,我也以对朋友的作品应有的那种兴趣与注意读完了这本书。当读到他附进去的那篇用对话体写的诗论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很痛心地发现,里面有好些话都是攻击过孤寂生活的人的,这些话虽令人不快,却还能够容忍,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个辛辣而粗暴、语气毫不委婉的论断:“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论断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有两个意义,我觉得其中之一是很正确的,而另一个是很错误的;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何况作者在发表这个论断的时候,有一个正过着孤独的退隐生活的朋友,那就更需要解释了。我觉得,不论如何推测,这都是引人反感、有亏道义的:或者是他在发表这一论断时忘掉了这个孤居的朋友;或者是,如果他曾想起这个朋友,但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但没有把这个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自古迄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成是可敬的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有世以来第一次把他们都一笔勾销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目之为坏蛋了。

    我热切地爱狄德罗,由衷地尊敬他,并且我以彻底的信任,指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情感。但是他那股不倦的别扭劲,专在我的爱好上、志趣上、生活方式上,在只与我一个人有关的一切事情上,永远跟我唱反调,真叫我厌烦。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竟然用尽心机要拿我当小孩子管教,我是很反感的。他那种轻于许诺、忽于践约的习惯,也叫我厌恶。他不知有多少次约而不来,并且专门喜欢爽而又约,约而又爽,实在叫我烦恼。我每月都在他自己订好的日期白白地等他三四次,我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他,等了一整天,结果还是一个人晚上吃闷饭,这又使我感到尴尬。总之,我心里早已装满了他再三再四对不起人的事情。这最后一次对不起我,我觉得更严重,更使我痛心。我就写信向他叫屈,但是措词极其温和,极其感人,连我自己都泪流满纸;我那封信是足以使他感动得流泪的。而他对这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呢?人们永远也猜不到。现将他的回信(甲札,第三三号)照录如下:

    我的作品使你喜欢,并且感动了你,我听了很高兴。你不赞同我关于隐士的意见,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你将是世界上唯一我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的话;可说的话还多着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则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信里有过一句话,一定曾叫你心里很难受,要不然我就是太不理解你的灵魂的深处了。

    这封信的最后两句话需要说明一下。

    在我开始住到退隐庐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似乎不欢喜这个地方,觉得住所太孤单。她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我就提出,如果她觉得在巴黎好些的话,就把她送回去,我为她付房租,并且和她跟我住在一起一样照顾她。她拒绝了,并且向我声明,她很喜欢住在退隐庐,说乡下空气对她有好处。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是真话,因为她在乡下可以说变得年轻了,身体比在巴黎时好得多。她的女儿甚至还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真的要离开退隐庐,她心里会是很不高兴的,因为退隐庐确实是个迷人的好住处,而她又很欢喜弄弄园子,拾掇拾掇水果,现在正是得其所哉;不过,她是说了人家叫她说的话,为的是要努力把我劝回巴黎。

    此计不成,他们就想用良心责备的办法来获得美意殷勤所没有产生的效果,说我把这个老太太留在乡下,离她那样的岁数所可能需要的救护太远,简直是一种罪恶。他们就没有想到,不但她,还有许多别的老年人,都凭着这地方的新鲜空气而益寿延年的,而那些必要的救护,从我门口的蒙莫朗西就可以得到。他们那么说,仿佛只有巴黎才有老年人,在别的任何地方老年人都活不下去。勒·瓦瑟太太吃的多,极喜欢暴饮暴食,常吐酸水,并且泻得厉害,泻个几天就把肠胃泻好了。她在巴黎,从来也不在意,采取自然疗法。她在退隐庐还是用这个老办法,深知道这个办法最妙不过。可是,他们不管这些:既然乡下没有医生和药房,把她搁在乡下就是想叫她死,虽然她在乡下身体很健康。狄德罗倒该确定一下,老年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就不许住到巴黎以外去,否则就要以杀人论罪。

    以上就是那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状之一,为此,他不肯把我放在他那条“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的论断之外;这也就是他那动人的感叹号和他那好意加上的“如此等等”的意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

    我觉得要回答这种指责,最好莫过于让勒·瓦瑟太太自己来替我证明。我请她自自然然地把她的感觉写信告诉埃皮奈夫人。为了让她能更自由自在一点,我绝不愿看她的信,并且把我在下面转录的这封信拿给她看。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埃皮奈夫人的,里面谈起我曾想对狄德罗的另外一封更产酷的信有所答复,但埃皮奈夫人阻止我把这封复信寄出去。

    星期四

    勒·瓦瑟太太要给你写信,我的好朋友;我请她把她的想法诚恳地告诉你。为了让她能自由自在地写,我对她说,我绝不看她的信,并且我请你也绝不要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我。

    既然你反对,我的信就不寄出去了。但是,我既然觉得受到了极严重的侮辱,若是承认我错了,那简直是卑鄙和虚伪,我绝对不能这样做。福音书叫人左脸挨了耳光再把右脸伸出去,但是并没有叫人请求原谅。你还记得喜剧里那个人一面拿棍子打人,一面还在叫嚷“快救人!”吗?哲学家就是演这个角色的。

    你别以为你能阻止他不在这样的坏天气里来。友谊不能给他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怒气会给他的,这将是他生平第一次在约定的那一天前来的。他累死了也要来把他在信里骂我的话亲口对我再说一遍,而我只有耐着性子忍受着。到时候他也许回到巴黎后就病倒了,而我呢,按照老规矩,我将是个可恶万分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着。

    然而,你不佩服这个人的智慧吗?他曾经想坐马车到圣·德尼来接我,在那里共进午餐,又用马车把我送回家,而一星期之后(见甲扎,第三四号),他的经济情况竟只允许他徒步到退隐庐来,别无他法了!用他的话来说,此乃由衷之言——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一定是他的经济情况在一星期之中起了离奇的变化。

    我深切同情令慈的病所给你的愁苦,但是,你看得出,你的苦恼还抵不上我的苦恼呢。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病而心里难过,总比看到他们不公平和残忍引起的难过要轻得多。

    再见吧,我的好朋友!这是我跟你谈这不幸事件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你劝我冷静沉着地到巴黎去,并且说这种冷静沉着将来会使我感到高兴的。

    根据埃皮奈夫人本人的建议,我把我在勒·瓦瑟太太的问题上干了些什么,写信告诉了狄德罗。可以想象,既然勒·瓦瑟太太已经选定了留在退隐庐这条路,说她在这里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陪伴,生活很舒服,狄德罗再也不知道怎样加罪于我了,于是就把我这个防止谰言的做法当作一种罪行,并且把勒·瓦瑟太太继续居住退隐庐仍然其作我的另一个罪行,尽管继续居住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尽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凭她一句话就可以回到巴黎去生活,而从我这方面所得到的援助,在巴黎和在我身边都是一样。

    以上是对狄德罗第三三号信上第一条指责所作的说明。至于对第二条指责的说明,就载在他自己的第三四号信里:

    文人(这是格里姆对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一个谑称)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城头上有二十个穷人冻饿得要死。等着你和以前一样拿里亚尔施给他们呢,这就是我们闲聊的题材的一个样品……如果你听到其余那些话,你也会同样被逗得乐起来的。

    狄德罗拿出这个骇人的论据来,仿佛很自豪。我对这个骇人的论据答复如下:

    我记得我已经答复过文人了,也就是说答复过一位包税人的儿子了,我说:我并不怜悯他在城头上看到的那些候我施舍里亚尔的穷人,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我已经请他代替了我。巴黎的穷人对这样的人事更迭是不会叫苦的,将来我为蒙莫朗西的穷人找到这样好的一个代替者还很不容易呢。这些穷人需要一个好的代替者,比巴黎的穷人迫切得多呢。这里有个可敬的好老头,操劳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不能劳动了,在迟暮之年行将饥饿而死。我每星期一给他两个苏,比我向城头上所有那些穷鬼布施一百个里亚尔,良心上还要痛快得多。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这就是那种离奇的良心责备;一个聪明人竟糊涂到根据这种良心责备来正颜厉色地把我远离巴黎算作一个罪行,并且认为拿我自己的实例就可以给我证明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首都之外而不是一个恶人。今天想来,我不懂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竟还答复他,并且跟他生气,而不以对他嗤之以鼻作为全部的答复。然而,埃皮奈夫人的决定以及霍尔巴赫那帮人的叫嚣把思想界迷惑得对他太有利了,以至在这件事情上都认为是我不对。甚至乌德托夫人——她自己也是非常赏识狄德罗的,也要我到巴黎去看他,要我先向他表示希望和解。但这次和解,尽管在我这方面是诚恳而又彻底的,却没有持续下去。她所提出的使我信服的理由,就是狄德罗此刻正在倒霉。除了《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以外,他的那个剧本当时又惹起了一场十分强烈的风暴。这个剧本,虽然他在前面加了一篇小记,人家还说他是全部抄袭哥尔多尼的。狄德罗比伏尔泰还更经不起批评,当时苦恼极了。格拉菲尼夫人甚至恶意散布谣言,说我为这事跟他绝了交。我觉得公开提出一个相反的证明是既公平而又豪迈的事,于是我去了,不但和他在一起,并且就在他家里住了两天。这是我迁居退隐庐以来第二次到巴黎。第一次我是去看那可怜的果弗古尔,他那时得了中风,后来一直没有痊愈,在他初得病时,我顷刻不离他的床头,直到他脱险为止。

    狄德罗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朋友的拥抱能消除多少嫌隙啊!一拥抱之后,还有什么怨恨能留在心里呢?我们没有作多少解释。本来彼此对骂是用不着什么解释的,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把骂的话都忘掉罢了。他并没有暗中要什么手腕。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这跟埃皮奈夫人不一样,他把《一家之长》的提纲拿给我看了。“这是对《私生子》的最好的辩护书,”我对他说,“先别吭气,好好写这个剧本,写好了就冲着你的敌人的脸扔过去,作为全部的答复。”他就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早在将近六个月以前,我就把《朱丽》的头两部分寄给他看了,叫他提意见。但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们就在一起读了一个分册。他觉得通篇都是“酥皮”(这是他用的字眼),也就是说通篇废话太多,冗词大多。我自己也早已感到这一点了:不过那都是发高烧时的闲言碎语,我一直没有能改掉。后面几部分就不这样了。特别是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都是炼句的杰作。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他一定要拉我到霍尔巴赫先生家去吃晚饭。我们俩心里所打算的相差太远了;我甚至想取消化学手稿的合同,因为我痛恨为了这部稿子而向他那种人表示感激。狄德罗又战胜了。他向我发誓说,霍尔巴赫先生真心诚意地爱我;他那种态度对一切人都是如此,越是朋友就受得越多,应该原谅他。他又解释给我听,那部稿子的稿费,两年前就接受了,现在拒绝,对于付稿费的人就是个侮辱,而这个侮辱是他所不应得的,而且这个拒绝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仿佛暗中责怪他不该拖那么久才把这场交易确定下来。“我天天看到霍尔巴赫,”他又说,“我比你更清楚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真有理由对他不满意的话,你难道以为你的朋友会劝你做一件有失身份的事吗?”总之一句话,由于我惯常的懦弱,我又让人家把我制服了,我们到男爵家吃晚饭去了,男爵和平常一样接待了我。但是他的妻子却对我冷淡,近乎不客气。我已经认不出那个可爱的迦罗琳了,她当年待嫁的时候对我是多么亲切。很久以前我就似乎感觉到,自从格里姆常往艾纳家里去以后,艾纳家的人就对我另眼看待了。

    我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里回来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所以直到回到乡下以后,才先后在舍弗莱特和退隐庐见到他。他是跟乌德托夫人一起到退隐庐来要我请他们吃饭。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的。我看到他们俩那么情意相投,心中越发高兴。我为不曾扰乱他们的幸福而感到满意,感到幸福;我还可以发誓,在我整个那一段痴情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即使我能把乌德托夫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也不肯,甚至根本不会动这种念头。我觉得她在爱圣朗拜尔的时候是那么可爱,以致我几乎想象不到,如果她爱我的话;是否会显得这样可爱。我绝不想扰乱他们的结合,在我的狂热之中,我所真正希望于她的,只是她能让我爱她而已。总之,不论我为她燃起怎样强烈的热情,我总是觉得做她的知心人也和做她的爱情对象一样的甜蜜,我没有一时一刻把她的情人看作我的情敌,而是永远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有人会说:这不能算爱情。好吧,但是这也就胜于爱情了。

    至于圣朗拜尔,他表现得十分正派得体。因为只有我一人是有罪的,所以也只有我一人受到了惩罚,不过是宽大的惩罚。他对我严厉而又友好;我还看出,他对我的敬意稍有减少,但对我的友情毫无所损。所以我颇感欣慰,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敬意比对我的友情更容易恢复。而且他这个人十分通情达理,绝不会把一时不由自主的软弱跟性格上的缺点混为一谈。如果在过去的那一切之中有我的过错,过错却也并不严重。是我主动追求他的情妇吗?不是他自己打发她到我这里来的吗?不是她来找我的吗?我能够避免接待她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造孽的是他们俩,吃苦的却是我。如果他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和我一样行事,或许还更坏:因为,不管乌德托夫人怎样忠实,怎样可佩,她究竟是个女人呀。他出远门去了;机会多的是,诱惑力又是强烈的,她对一个胆子更大的男人就很难坚持操守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始终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她和我,都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虽然我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作了个相当光彩的辩解,但反驳我的表面现象太多了,以致那经常钳制我而我又无法克服的羞涩竟使我在他的面前活象一个罪人,而他也就常常滥用我这种羞涩,叫我难堪。我举出一件事,以见这种相互关系的一斑。饭后我把我上年写给伏尔泰的那封信读给他听,这封信,他圣朗拜尔本来早就听说过的。他在我正念的时候竟然睡着了,而我呢,以前是那么高傲,今天又是这么愚蠢,竟一次也不敢中断我的朗读,因此,当他鼾声不止的时候,我还一个劲儿地在朗读呢。我的低声下气就到了这种地步,他的报复也就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的忠厚之心一向只容许他在我们三人之间进行这种报复。

    他又出门去了,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对我的态度大大改变了。我很惊讶,其实这是我早就应该料到的;我的感动也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这就使我非常痛苦。我原来期待能把我医好的那一切,似乎只是把那支与其说是被我拔出毋宁说是被我折断了的箭向我的心里扎得更深。

    我决定完全战胜自己,并且要不遗余力地把我那种痴情变成纯洁而持久的友谊。我为此作出了许多最美好的计划,需要乌德托夫人帮助我去执行。当我要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她心不在焉,左右为难的样子。我感觉到她已经不再喜欢跟我在一起了,并且我清楚地看出,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她当时不愿对我说,而我后来也一直无法知道。这种变化是我无法从她嘴里得到解释的,我伤心极了。他向我索回她的信;我就把她的信全部还给她了,老老实实,一封不缺,而她竟然侮辱我,对我这种老实还一度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又在我的心上造成了意外的创伤,她应该充分了解我的心呀!她也承认我老实,但不是当时就承认的,我明白,她是在检查了我交去的那一包信之后,才感到自己的怀疑是不对的。我甚至看出她为此而引咎自责,这又稍微使我心里舒服一些。她不能只收回她的信而不把我的信还我。她对我说,她把我的信全烧了;现在轮到我来怀疑了,而且我承认,我到现在还怀疑呢。不,这样的信,绝不会付之一炬的。《朱丽》里的信是火一样炽热的啊!上帝呀!对于这样的信,又该怎样说呢?不,不,能激起这样一种激情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勇气把这些热情的证据烧掉的。不过,我也并不怕她滥用这些证据:我不相信她能做出这种事,而且,我早已防到了。我那愚蠢而强烈的怕人嗤笑的畏惧心情促使我一开始通信就用一种使我的信不能拿出给人看的口吻。我把我在沉醉中所采取的那种亲昵态度一直发展到以卿卿我我相称;可是,什么样的卿卿我我啊!她是不会因此而感到冒犯的。然而她也有好几次向我提出抗议,可是抗议并没有收到效果:她的抗议只能唤醒我的畏惧心情,而我又舍不得后退一步。如果这些信还在人间,如果有一天它们能被人看到,人们就会知道我曾经是怎样爱的了。

    乌德托夫人的冷淡给我造成的痛苦,以及我不接受到冷淡的那种信心,使我作出了一个奇特的决定:我直接写信向圣朗拜尔本人去诉苦。在等候这封信的效果的期间,我就恣情于我早该寻求的那些消遣。当时在舍弗莱特正有些盛大的宴会,我负责为这些宴会准备音乐。马德托夫人喜爱音乐,我就以能在她面前一显身手为快,从而激起了我的兴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助于激起这份兴致,那就是我要显承一下《乡村卜师》的作者也懂得音乐,因为长久以来我就发现有人在努力使大家怀疑我懂得音乐,至少是怀疑我能作曲。其实,我在巴黎初期的那些创作,我在杜宾先生家或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所受到的多次考验,我十四年来在最著名的艺人中间,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谱写的大量乐曲,最后,还有《风流诗神》那部歌剧,《乡村卜师》这部歌剧,还有我为菲尔小姐特别谱写的、并由她在宗教乐会里演唱过的一首经文歌,以及我为这门艺术跟最著名的大师们在一起开过的那许多次会议,这一切都似乎应能防止这种怀疑的产生或者消除这种怀疑的。可是,这种怀疑居然还存在,就是在舍弗莱特也是如此,我还看出,连埃皮奈先生也不免有这种看法。我装着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答应替他编一支经文歌,供舍弗莱特小教堂命名典礼之用,并且请他自由选择,为我提供歌词。他委托他的儿子的老师里南去办。里南把些切合题旨的歌词整理出来后交给了我,一星期之后,经文歌也就谱成了。这一次,恼恨之情就是我的阿波罗,从我的手里从来也没有产生出过比这更浑厚的音乐。歌词是以eccesedesnictonantis这几个字开始的。乐曲开始的壮丽气氛正好与歌词相称,接下去,全曲的音调之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习惯用大乐队,埃皮奈就集合了最好的合奏乐师。意大利歌手白鲁娜夫人演唱经文歌时,伴奏得非常之好。这支经文歌太成功了,所以后来还被拿到宗教音乐会上去演奏,尽管有人暗中捣鬼,演奏技术也配不上乐曲,还是两次博得热烈的掌声。我又为埃皮奈先生的生日提供了一个剧本的大意,属半正剧半哑剧性质,埃皮奈夫人就照我的意思写出来了,音乐还是我配的。格里姆一到,就听说了我在和声方面的成功。一小时后,大家不再谈这件事了;但是据我所知,别人至少已经不再怀疑,不再问我是不是会作曲了。

    我本来已经不太喜欢待在舍弗莱特了,格里姆一来,就越发使我感到留在那里难以忍受,原因在于他的傲慢态度,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想也想不到的。他到的头一天,我就给从我住的那间贵宾室里轰了出来,这个房间和埃皮奈夫人的房间紧隔壁,它布置给格里姆住,另外给了我一个较远的房间。“这真是所谓后来居上了,”我笑着对埃皮奈夫人说,她显得有点尴尬。当天晚上我对搬动的原因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我听说在她的房间与我腾出的那个房间之间有一道暗门,她以前一直认为不必指给我的。无论是在她家里或是在社会上,她和格里姆的关系没人不知道,甚至连她的丈夫也不是不清楚;然而,尽管我是她的知心人,尽管她曾告诉过我一些更重要得多的秘密,并且知道我这人靠得住,她却不肯在我面前承认这件事,始终坚决予以否认。我懂得这种保留态度的根子在格里姆那里,他保有我的一切秘密,却不愿意我保有他的任何秘密。

    我当时还未熄灭的旧情以及他那人的一些真正的优点使我对他还有一些好感,但这点好感也经不起他那样不遗余力的摧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是带非埃尔伯爵式的,他几乎不屑于向我答礼,也没有向我问过一个字,而且我说话他连理都不理,这样,我很快也就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都抢先,到处都占首位,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如果他不故意拿出那种令人难堪的样子来,这也倒还罢了。但是,人们单凭千千万万事例中的这一个事例就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叫人给她送点饭菜到她房间里,她上楼去准备坐在她的火炉旁边进餐。她叫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跟她上去了。格里姆接着也来了。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了,埃皮奈夫人坐到火炉的一边。格里姆先生拿起一张扶手椅就坐到火炉的那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们俩中间一拖,打开餐巾,吃将起来,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埃皮奈夫人脸红了,为了促使他纠正他那粗鲁的行为,就要把她自己的位置让给我。他呢,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既不能挨近火炉,就决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仆人再拿一副餐具来给我。他就让我在桌子离火炉很远的那一头吃了晚饭,没有对我稍微客气一下。他不想到我身体不好,又是他的老大哥,跟这家人的交情比他还早,而且是我把他介绍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作为女主人面前的红人,应该对我优礼备至才对呀。他在其他场合对我的态度也跟在这个事例中完全一样,他不只完全把我看成比他次一等的人,他简直把我看作零。我很难在这种态度中认出当年在萨克森-哥特的储君家里以得我一顾为荣的那个学究先生了。他一面有这样深沉的缄默和这种侮辱人的傲慢态度,一面却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有交谊的人们面前吹嘘他对我的友谊如何深挚,这二者怎么能调和起来呢?说真的,他表示友好,不过是为了同情我穷,不过是为着怜我命苦,也不过是为着嗟叹几声而已;而我自己是乐天知命的,并不为穷而抱怨。据他说,他是想善意地照顾我,而我却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人赞美他好心的慷慨,谴责我忘恩负义的恨世心情,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大家于不知不觉中认为在他那样一个保护人和我这样一个不幸者之间,只能有那边施恩、这边感激的关系,根本就想不到,即使这种关系是可能的话,也还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乎其间。在我这方面,我就怎么也找不出一件事来能叫我感激这位新的保护人。我借过钱给他,他从来也没有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我照护过他,我历次生病,他难得来看我一下;我把我的朋友全都介绍给他了,他的朋友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一个;我曾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宣扬他,而他呢,如果他也宣扬过我,却并不是那么公开的,而且用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任何忙,甚至没有对我说过要帮我。他怎么能是我的麦西那斯呢?我怎么能是他的受保护者呢?这一点,我过去想不通,现在还是想不通。

    诚然,他对大家都傲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象对我这样傲慢到粗暴的程度。我还记得有一次圣朗拜尔几乎要拿起面前的菜盘子砸他的脸,因为格里姆当着全桌的人说他撒谎,粗暴地对他说:“这不是真话。”在他这种天生的专横口吻上,他还加上一个暴发户的自满,甚至蛮横无礼到可笑的程度。他跟阔人们往来的结果,竟使他迷了心窍,只有最不通情理的阔人才能摆得出的架子,他自己也学着摆起来了。他喊他的仆人,从来只叫声“喂!”就好象仆人太多,老爷不知道哪一个当班似的。他叫仆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不把钱交到他手里,而是给他往地上一扔。总之,他完全忘了仆人也是人,不论什么事,总是把他藐视得那么令人难堪,嫌恶得那么厉害,以致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为人很好,是埃皮奈夫人介绍给他的——终于辞工不干了。这孩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只是抱怨这样的待遇,他没有法子忍受下去:他成了这位新“自命不凡的人”的拉·弗勒尔。

    他既爱好虚荣,又妄自尊大,生就一双浑浊不清的大眼睛,一张松软多皱的脸,却还对女人野心勃勃呢;自从跟菲尔小姐闹了那场笑话以来,竟在好些女人眼里成了一个多情种子了。从此,他学起时髦来,养成了女人式的洁癖:他自己充当美男子,梳洗成了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他是搽粉的,而我呢,先还不信,后来也信了,因为我不但看见他的肤色美起来了,还在他的梳妆台上发现过粉碟子。有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他在用一个特制的小刷子刷指甲,他当着我的面显得挺得意。我当时判断,一个人能天天早晨花两个钟头时间刷指甲,就很可能花一点时间用粉把皮肤上的皱纹填起来。那个老好人果弗古尔并不是什么刻薄鬼,却相当风趣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粉面霸王”。

    上述的一切都只是些可笑的小事,但是与我的性格太不相投了。这些事终于使我怀疑到他的性格,我很难相信一个晕头转向到这等地步的人,能把心眼放在正中。他动辄吹嘘他的心肠是多么软,感情是多么强烈。而他那些缺点却都是渺小的灵魂才会有的,怎么能跟他所吹嘘的那一切相称呢?一颗敏感的心总是为外界事物而热情奔放的,怎么能让他不断地为他那渺小的躯体忙着做那么多微不足道的照料呢?我的上帝呀!真感到自己的心被那神圣之火燃烧起来的人,总是想法子把他的心倾吐出来的,要把满腔的东西拿给人看的。这样的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到脸上,他决不会想什么修饰打扮。

    我那时又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这是埃皮奈夫人以前告诉我的,也是他实践了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的唯一义务就是要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这种道德箴言,当我听到的时候,曾引起我无穷的感慨,虽然当时我还只把它当作一种打趣的话看待。但是不久我就看出,这个原则实实在在就是他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那么多叫我吃亏的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狄德罗对我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种秘密教条,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作过解释。

    我又想起了好几年前人家就再三给我下过的那些警告,说这个人虚伪,说他会装假,特别是说他不喜欢我。我想起了好几个小故事,都是弗兰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的,这两个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而且他们都应该是了解他的为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密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兰耶先生当时跟波立尼亚克子爵过往甚密,当格里姆开始在王宫区落脚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了很久。全巴黎都知道格里姆在弗里森伯爵死后那种悲观失望的情形。这是因为他要维持他在遭到菲尔小姐的严厉对待后所博得的那点名声,这种名声,如果我当时不是那么盲目的话,一定会把其中的骗局看得比任何人更清楚的。他被人硬拉到加斯特利公馆,在那里做作得煞有介事,真是悲痛欲绝。他每天早晨到花园里去哭个痛快,用浸透泪水的手帕蒙着眼睛,看到公馆的房子就哭个不停,但是一转过一条小径,就只见他登时把手帕放进口袋,抽出一本书来读了。这种情景多次发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巴黎,不过马上也就给忘了。我自己也同样把它忘了,可是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却偏偏使我又把它想了起来。我在格勒内尔路住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当时在乡下,有一天早晨来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从乡下赶到,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他头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当天还有人在戏院里看到他呢。

    这一类事情,我想起了很多,但是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这样晚才注意到。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毫无例外地介绍给格里姆,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我当时跟他形影不离,简直不愿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不能进去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上了一些别的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凭弗里森伯爵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朋友之中,没有一个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劝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我有时在他家里遇到的那些朋友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过丝毫好感。就连弗里森伯爵也是这样,而他是住在伯爵家里的,因此我若能跟伯爵有一点来往,自然会很高兴。至于弗里森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也没有对我表示过好感,而格里姆跟旭姆堡伯爵相处得还更随便些。

    不仅如此,由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对我真诚相待,跟他认识以后就明显地变了心。他从没有把他的任何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而最后,他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了。如果这就是友谊的结果,则仇恨的结果又将如何?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狄德罗也曾多次警告过我,说格里姆这人,我对他那么信任,却并不是我的朋友。后来当他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改口了。

    我以前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的。然而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不要在他们的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实际上好些。这些朋友一共有三个: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最配听我倾诉秘密的人,却又是唯一我没有告知这秘密的人。然而他却知道了我这个秘密;是谁告诉的呢?我不得而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很少可能出之于埃皮奈夫人之口,因为她知道,如果我是那种人,也学她背信弃义,我就有办法残酷地报复她,剩下来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们俩当时在许多事情上都沆瀣一气,特别是对付我,因此极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同谋。我可以打赌,只有杜克洛,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因此他可以有泄漏秘密的自由,而他却反而是唯一为我保守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策划把两个女总督从我身边拉过去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也拖下水,但他始终以厌恶的态度拒绝了。我只是在事后才从他口里知道他们之间在这问题上的经过;但是,当时我已经从戴莱丝口里听到了一些,足以使我看出在那一切活动当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密谋,看出他们是想摆布我,即使不是拂逆我的意愿,至少也要瞒着我;再不然,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做工具去实现什么阴谋。那一切必然都是不正派的,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谁愿意相信那是出于友谊,就让他相信去吧。

    这种所谓友谊叫我在家里和在家外一样地倒霉。几年来他们和勤·瓦瑟太太那种频繁的晤谈使这个女人对我的态度显然变了,而这种改变,当然不会于我有利。他们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密谈中究竟讨论些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讳莫如深呢?这个老太婆的谈话难道就那么有趣,使得他们这样喜欢吗?或者是那么重要,值得这样严守秘密吗?三四年来,这种密谈一直继续着,我早先觉得是可笑的,这时我再想想,就开始感到诧异。如果那时我知道那女人在为我准备些什么的话,这种诧异是会发展到焦虑不安的程度的。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吹嘘说他对我如何热心,这种所谓热心眼他对我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难相容的,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于我有利的东西;他诡称对我抱有的那种慈悲感,很少有助于我,倒是有损于我。他甚至尽其所能,把我所选定的那个职业的财源给我断送了,因为他毁坏我的名誉,说我是个坏的抄缮人:我承认他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轮不到他来说呀。他自己另用了一个抄缮人,凡是他能拉走的主顾,一个也不留地从我这边拉走了,他就这样证明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简直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依靠他,依靠他的影响才能生活,并且要把我的生活来源断得一干二净,不把我逼上他那条路,就不甘心。

    把这一切总结一番之后,我的理智最后使我原来还替他说话的那点先入之见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认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谊,我断定是虚假的。于是,根据好些不容置辩的事实,我决心不再见他了,并且把这个决心通知了埃皮奈夫人;不过那些事实我现在都忘记了。

    她极力反对我这个决心,而对我提出的理由又不知怎么说才好。当时她还没有同他商量。但是第二天,她并不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由他们俩一起起草的很巧妙的信,她利用这封信替他辩护,说一切都由于他那种收敛的性格,关于详细的事实却一字不提,并且认为我怀疑他对朋友背信弃义是一种罪过,敦劝我跟他言归于好。这封信(见甲札第四八号)使我动摇了。后来我们又作了一次谈话,我觉得她比第一次谈话时有准备些,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完全让她战胜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判断错了,果真如此,那我就是对一个朋友做了最不公正的事,应该赔礼。简言之,我也和对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男爵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一半出于自愿,一半由于软弱,作出了我原来有权要求对方做的那一切要求和解的表示;我仿佛是另一个乔治·唐丹,到格里姆那里去,为他给我的侮辱而请他原谅;心里老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认为只要你和婉客气,天下无不解之冤,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信念使我一辈子在我那些假装的朋友面前不知做出了多少卑躬屈节的事。其实,正相反,恶人的仇恨心,越是找不出仇恨的理由就越发强烈,越觉得他自己不对就越发对对方怀恨。我不需要离开我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在格里姆和特龙香两个人身上找到这个论断的十分有力的证明:他们之所以成了我的两个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癖好,根本找不到我对他们俩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可作借口。他们的怒气日甚一日,就跟猛虎一样,越容易出气,怒气就越大。

    我满以为格里姆看到我这样委曲求全,先来请和,会感到惭愧的,因而会张开两臂,带着最恳挚的友情来接待我。谁知他接待我,就跟罗马皇帝一样,带着一种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对这样的接待是一点也没有准备的。当我扮着这样不适当的角色,感到尴尬,羞羞答答地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对我开恩赦罪,却堂而皇之地先宣读一篇事先预备好的长篇训词,训词里罗列了他那许许多多稀有的美德。特别是在交朋友方面。他用了很长时间着重说明一件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那才叫我痛心呢。他一个劲装腔作势地说了又说,不免使我想起,如果他在这方面果然是顺乎内心情感行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注意到这条格言,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这条格言当作用来向上爬的手腕罢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的;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一个朋友,除非是他死了,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条引以自律的原则。那么,既然这是彼此都有的一个共同优点,如果不是预先就想把我这个优点剥夺掉的话,他又何必那样津津乐道地自我吹嘘呢?后来他又一心想叫我难堪,拿出些证据来说明我们的共同朋友都爱他而不爱我。这个,我倒也和他一样清楚,朋友们是有这样一种偏爱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获得了这种偏爱,是由于德高望重,还是由于会要手腕?是由于抬高自己的声望,还是由于竭力把我贬低?最后,当他把他自己尽情抬高,把我尽情贬低,使我感到他行将赐予的赦免来之不易的时候,他惠然给了我一个和解之吻,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就仿佛国王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整个这一幕就好象老师训斥小学生,饶了他一顿鞭子一样。我每想起这一幕,总是不禁感到:根据外表来判断是多么容易上当,而俗人又是多么重视这种根据外表的判断啊!我也感到,有罪者放肆大胆、趾高气扬,而无事者反而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又是多么常见的事啊!

    我们总算和好了;这对于我的心来说,终究是减轻了一个负担,因为任何争吵失和都会使我的心苦恼不堪的。大家当然都能猜到,象这样的和好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是取消了我对他的态度的申诉权而已。所以我就决心忍受一切,再也不说什么了。

    这么多的苦恼接踵而来,压得我郁闷不堪,使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圣朗拜尔没有回信,乌德托夫人也同我疏远了,我不敢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因而开始害怕起来,怕拿友谊作心灵的偶像,把这一辈子都白白浪费在追求一些幻影上面。经过这次考验之后,在我所有的知交之中,只剩下两个人还保有我的全部敬仰,使我的心还能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幽居退隐庐以来,就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另一个就是圣朗拜尔。我觉得我若是向圣朗拜尔谢罪,最好莫过于把压在我心要的事都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出来,于是我决定在不牵累他情侣的范围内,向他忏悔一切。我并不怀疑我选择的这个办法还是旧情所布置下的一个陷阱,为的是要使我能跟她接近一些;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真心实意:我恨不得无保留地投向她的情人的怀抱,充分接受他的指导,把我的坦白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我正准备给他再写一封信,相信难能得到他的答复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知道了他所以没有答复我第一封信的原因。原来他没能把他那一次战役的辛劳经受到底。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得了瘫痪症,而乌德托夫人自己也终于忧伤成疾,不能立时写信给我。两三天后,她从巴黎——当时她在巴黎——通知我说,他已经被送到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敢说这个伤心的消息曾使我象她一样地悲痛欲绝,但是我不信我心里的难过会有逊于她的忧伤和痛苦。我为他病到这种地步而难过,又担心他的病可能是受到心绪不宁的影响,就更加难过了,这种心情比我前此所遭受到的一切更扣动我的心弦;而我痛切地感到,我自己估量我实在没有必需的力量来经受这么多的烦恼。幸而这位豪迈的朋友没有使我长久地陷于这种愁闷之中,他虽然得了病,并没有把我忘掉,我不久就从他的亲笔信里知道,我把他的心情和病况都估计得太坏了。不过现在到了该讲我的命运大变动的时候了,到了该讲把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两部分的那次大灾难的时候了,这个灾难,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竟产生了如此可怖的后果。

    有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皮奈夫人派人来找我。一进门,我就发现她的眼神里和她的整个举止中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慌张神色,这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平时没有谁能比她更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都表情和动作。“我的朋友,”她对我说,“我要到日内瓦去;我的胸部不好,身体垮得太厉害了,不能不把一切都撇下来去找特龙香,请他诊断一下。”当时正是入冬的时候,这个决定做得这么突然,很使我惊讶,特别是我离开她才三十六小时,她当时根本不曾提到这件事。我就问她准备带谁一同去。她说她准备带她的儿子和里南先生去,然后她又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你,我的狗熊。你不也来一个吗?”我不信她说的是正经话,因为她知道在开始到来的这个季节里,我连房门几乎都出不去,所以我就开了个玩笑,说病人护送病人没有多大用处。她自己也显得并非真正有意要提出这个建议,所以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谈了谈她的旅行准备工作。她正忙着张罗,决定半个月后就动身。

    我不需要有很大的洞察力就能懂得这次旅行有个瞒着我的秘密的动机。这个秘密,这个家庭里的人除了我谁都知道;而且这个秘密第二天也被戴莱丝发现了,这是总管家台歇泄漏给她的,而台歇又是从随身侍女口里知道的。既然这秘密不是埃皮奈夫人亲口告诉我的,我也就没有为她保守秘密的义务。虽然如此,但是这跟把它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那些人牵连太大了,我不能把它跟那些人分开,因此,关于这件事,我将闭口不谈。但是这些秘密,虽然永远不会从我的口里或从我的笔下泄漏出去,却早已被太多的人知道了,因为埃皮奈夫人圈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听到了这次旅行的真正动机,就看出一定有只仇人的手在暗中推动,要我做埃皮奈夫人的护送人。不过她既然没有坚持要求,所以我也就不把这个企图当作一件正经事去看,只是暗地发笑;如果我真那么傻气,做了她的护送人,我才充当了一个好看的角色呢。此外,我的拒绝倒使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竟然请到她的丈夫亲自陪她前去。

    几天之后,我从狄德罗那里收到下面转录的这张便条。这张便条就那么叠了一下,全部内容可以很容易读到,它是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给我的,托儿子的家庭教师、母亲的亲信里南先生转交。

    狄德罗的便条(甲札,第五二号)

    我是注定要爱你并且要给你苦恼的。我听说埃皮奈夫人要到日内瓦去,却没有听说你陪她去。我的朋友,如果你对埃皮奈夫人满意的话,你就应该陪她去;如果你对她不满意,你就更应该去。你是不是受了她的恩,感荷不尽呢?这正是一个机会,让你偿还一部分债,减轻你的负担呀。在你一生之中,你还能找到另一个机会对她表示感激么?她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将和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她是个病人,她需要娱乐和消遣。是冬天呀!你看,我的朋友,你以自己身体不好来推脱,这理由可能比我所相信的要强有力得多。但是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就比一个月以前和将来入春以后都更坏些呢?你三个月后去旅行是不是就比今天更方便些呢?要是我,我坦自告诉你吧,如果我坐不了车,我也会拄着棍子跟她走。而且你不怕人家误解你的行为吗?人家会怀疑你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别有用心。我很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事,你总归有良心作证,但是只凭这点证明就够了吗?能容许把别人的证明忽视到这种程度吗?此外,我的朋友,我给你写这个便条,是为着对得起你,也为着对得起我自己。如果你不欢喜它,就把它付之一炬吧,以后也不必再提,就跟我没有写这个便条一样。我问候你,爱你,拥抱你。

    我读着这个便条,气得发抖,两眼发花,几乎不能读完,但这并未阻止我注意到其中的伎俩:狄德罗在这封信里装出一种口吻,比他在任何别的信里都更温和、更亲热、更客气,在别的信里他至多称我为“我亲爱的”,几乎从来也不屑于给我以“朋友”的称号。我很容易看出这个便条是怎样转弯抹角到我这里来的,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和转递的情形已经相当笨拙地暴露出个中的曲折了。我们彼此通信平常都是邮寄,或者托蒙莫朗西的信使代交,他利用这种途径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到我的愤怒的最初冲动能容许我执笔的时候,我就急忙给他草了下面这封回信,立即把它从当时我所在的退隐庐送到舍弗莱特去给埃皮奈夫人看,并且在我盲目的愤怒之下,我要把这封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便条一起,亲口读给她听。

    我亲爱的朋友,你既不会知道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感激之情是如何强烈,也不会知道我对这种感激之情负有怎样的义务;你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我,是否真想我陪她,也不知道我是否有可能陪她,也不知道我出于什么理由而不能陪她。我并不拒绝跟你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你要承认,这样肯定地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先作一番判断问题的准备,这就是,我亲爱的哲学家啊,这就是以道地糊涂虫的身份来发表意见。我觉得其中最坏的是,你的意见不是出自你本人。我的脾气不好,不愿意有个第三者或第四者假借你的名义来牵着我的鼻子走;除此而外,我在这些转弯抹角里看出了一些与你的坦率不相称的隐秘。我看,为了你和为了我,你从此以后少管一点为妙。

    你怕人家把我的行为往坏处想;可是,我量你那样的一颗心是不至于拿我的心往坏处想的。别人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些,如果我能多象他们一点的话。愿上帝保佑我,不去求得他们的赞许!让坏人去窥伺我、揣测我好了:我卢梭不是害怕坏人的人,你狄德罗也不是听信坏人的人。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便条,你就要我把它付之一炬,从此不再提起。你以为从你那里来的东西,人家就能这样轻易忘得了么?我亲爱的,你在给我痛苦的时候毫不顾惜我的眼泪,正如你劝我采取那样的调养办法时毫不顾借我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如果你能改掉你这个毛病,你的友谊对于我就会更甜蜜些,而我也就会变得不这么可怜了。

    我一进埃皮奈夫人的房门,就看见格里姆跟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就把我这两封信向他们高声朗读,理直气壮到连我自己也不信的地步,而且在念完之后又加上了几句话,不亚于念信时的那种气势。一个平时那么懦怯的人,现在竟然有这么意外的大胆。我看他们俩都垂头丧气,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我特别看到那个气焰嚣张的人把眼睛望着地,不敢正视我那闪闪的目光。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内心深处是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而我确信他们在分手之前,一定商量好了置我于死地的伎俩。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从乌德托夫人手里收到了圣朗拜尔的回信(甲札,第五七号),信上还是注明写于沃尔芬毕台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几天,原来我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这封回信带给了我一些我此刻所极端需要的安慰,因为它充满了尊重与友情的表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能做到不辜负他的这种尊重与友情。从这个时刻起,我就恪尽我的职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不是那么豪爽慷慨,不是那么忠厚正直,我一定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季节变坏了,大家都开始离开乡村。乌德托夫人通知我她打算来向山谷告别的日期,并且约我在奥博纳会面。这天碰巧就是埃皮奈夫人离开舍弗莱特到巴黎去完成她旅行准备的日子。幸好她是早晨走,我把她送走以后还有时间去跟她的小姑子一起进午餐。我口袋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我边走边读了好几遍。这封信使我防止了再犯软弱症的毛病。我下定决心,从此只把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情侣,并且我做到了这一点。我跟她面对面呆了四五个小时,心里感到一种滋味无穷的平静,即使就享受而论,这种平静也比我直到此时为止在她身边所感到的那阵阵的狂热要好无数倍。她清楚地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变,所以很能感觉到我为克制自己而作出的努力,因此就格外敬重我,而我也就快慰地看到她对我的友情一点也不曾熄灭。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回来,他虽然病体已经基本恢复,却无力再去经受战争的辛苦了,正在办退役手续,以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她的身边。我们俩商订了将来我们三人亲密相处的美好计划,而且我们可以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长久执行下去,因为它的基础是所有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灵联合在一起的那些感情,而我们三人又拥有充分的才能和知识,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任何补助。唉!我沉醉于这样一种甜蜜生活的希望之中,竟丝毫没想到那正在等候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们接着就谈到我当时跟埃皮奈夫人相处的情况。我把狄德罗的信以及我的回信拿给她看,我对她详细叙述了这个问题的一切经过,并且告诉她我要离开退隐庐的决心。她极力反对,她所列举的理由都在我的心头具有无上的权威。她表示她是多么盼望我去作这一次日内瓦的旅行,因为她预料到,我一拒绝,人家会把她也扯到这里面去的。这一点,狄德罗的信仿佛已经在预告了。然而,由于她跟我自己同样清楚我的理由,所以也就没有坚持;不过她教劝我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把事情闹出来,一定要找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掩饰我的拒绝,免得人家胡乱猜疑,以为她在其中有什么关系。我对她说,她所要求于我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办到,但是,我既决心不惜以名誉为代价来补赎我的过错,只要是在名誉的容许范围内,当然愿意把她的名誉放到第一位。过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曾否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不幸的热情当时远没有减弱它的力量,我从来也没有象那天一样,把我的索菲爱得那么热烈,那么亲切。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和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憎恶所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这一次会面中,从头到尾,我的感官竟能让我在她身边保持着充分的平静,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吻她的手。临别时,他就当着她的仆人们的面拥抱了我一下。这一吻,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摸摸给她的那些吻就太不相同了。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保证,保证我又恢复了我对自己的控制力: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我的心能有时间在宁静中坚定下来的话,我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从根本上痊愈了。

    这里结束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每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倾向从外表上去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中,这位可爱的少妇在我身上引起的那种热情,也许任何人都不曾感受到的那种最强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作出的罕见的痛苦的牺牲,将在天人之间,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眼里把自己提得太高了,不可能轻易自甘堕落。一个人除非不值得别人的任何尊敬,才肯失掉如此宝贵的尊敬;我们的强烈的感情是可能使我们犯罪的,但也正因为它是强烈的,才防止了我们去犯罪。

    就这样,我跟这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我曾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而另一个,我曾怀有那么热烈的爱情——在一天之内部分别珍重告别了:一个告别后就终身不再相见,另一个告别后只重逢过两次,在什么情况下,下文我再说明。

    她们走了之后,我就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要尽那么多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义务——这些都是我过去做事不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在正常状态下,在这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和遭到我拒绝之后,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已经愚蠢地把日内瓦之行搞成一件不能就此了结的事情,我除非迁出退隐庐,否则以后就必须再作解释;可是我又已经跟乌德托夫人讲定,不迁出退隐庐,至少暂时不迁。而且,她又曾要求我在我的那些所谓朋友面前说明一下我拒绝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说是她策动的。然而我若说出真正的原因,就不能不辱没埃皮奈夫人。论埃皮奈夫人为我做过的一切,我当然是要感激她的。左思右想,我发现我正面临着这样严酷的、却又不能避免的抉择:或者是对不起埃皮奈夫人,或者是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对不起我自己;我采取了最后这条道路。我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这条道路,怀着一种慷慨牺牲的精神,一定要洗清那些把我逼到这种窘境的过错。这种牺牲,我的仇人曾巧妙地加以利用,并且也许是他们早就等待着的,它造成了我的名誉的破产,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把社会上对我的尊敬全剥夺净尽了;但是它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尊敬,并且在我的种种不幸之中使我得到安慰。人们将可以看到,这不是我作出这样的牺牲的第一次,也不是人家利用我的牺牲来打击我的最后一次,

    格里姆是唯一在表面上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就决计向他申诉。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把这次日内瓦之行作为我的一种义务来看,未免有点可笑,我在旅途中对埃皮奈夫人不但毫无用处,甚至会造成麻烦,而且旅行的结果又会给我带来种种不便。我在这封信里还情不自禁地让他看出,我是知道底细的,人们认为我应该作这次旅行,而他自己却脱了身,别人连提也不提他,我觉得很离奇。在这封信里,我既不能明白说出我的理由,就不得不常常支吾其词,因而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目中,显得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对象格里姆那样了解我言外之意并且充分了解我的行为的人来说,这封信是极为含蓄的。我甚至不怕再加上一个于我不利的臆测,假定别的朋友也有与狄德罗相同的意见,以便暗示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倒是真的,可是我就没有提起乌德托夫人后来听到我的理由便改变了主张。我要为她开脱,使人家不会怀疑她曾与我串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这一点上显出对她不满。

    这封信最后以对对方表示极大的信任作结束,这种信任,任何别人都会受到感动的;因为,我恳切地要求格里姆在权衡我的理由之后把他的意见见告,还明白向他表示,不论他的意见如何,我都会照办的。我心里的确也是想照他的意见去办,即使他的意见是要我前去;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他的妻子旅行,我若同往,事情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而在以前,人家是想把这个差使交给我的,只是在我拒绝之后才找到了他。

    格里姆的回信,我等了很久才来;这是一封很离奇的信。我把它(见甲札,第五九号)转录于下:

    埃皮条夫人启程的日子推迟了;他的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我将慢慢考虑你的信,你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退隐庐吧。我将把我的意见及时告诉你。既然她几天内肯定不会动身,那就不用着急。目前,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向她提出你愿意为她效劳,不过我觉得提不提也都差不多,因为我跟你自己一样地清楚你的处境,毫不怀疑她会对你的提议作出恰如其分的答复的:我看你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将来可以对敦促你去的人们说,你之所以没有去,不是因为你没有自告奋勇。此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他有意要你去,你就以为你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主张。如果你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答复就可以作为你对所有这些朋友的反驳,你心里不是急于要反驳他们吗?再见。问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犯。

    我在读这封信时深感惊讶,忐忑不宁地探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怎么也琢磨不出来。怎么!他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信,却要费时间去考虑,仿佛他所费的时间还不够似的。他甚至还通知我,要我暂时等待,仿佛有什么深奥的难题需要解决似的,再不然,仿佛他有什么心思,一定要在透露出来以前,不让我有任何办法猜透。这种提防,这种拖延,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别人的信任就是这样报答的么?这种行径算是正直的、善意的吗?我很想对这种行径找出一个于他有利的解释,却怎么也找不到。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如果这意图是与我相反的话,他所处的地位是便于他去实现的。而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绝对无法加以阻止。他在一个显赫的亲王家里是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又有风行草偃之势,说出话来就象是圣旨,以他平时的那种机巧,很容易就能开动他的全部机器。而我呢,一个人待在我的退隐庐里。远离一切,没有人给我出主意,跟外界没有任何来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只好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不过,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提起她儿子的病,信是写得尽可能客气的,但是我没有中人之计,没有提出要跟她一起走。

    在那狠心人把我投进的这种苦痛难堪的惶惑状态之中,我仿佛等候了好几百年。过了八天或十天,我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份绝交书,但是其中的措辞,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正因为要极尽侮辱之能事,用词反而显得愚蠢了。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准我去,仿像那都是他的藩国,一概不许我入境。他这封信,只要谈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就不免哑然失笑。我没有把它录下来,甚至连读也没有读完,就登时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下面这封信;我本来不肯对你有所猜疑,尽管这猜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把你看透了,可惜太晚了。

    原来这就是你从从容容思考的那封信:我退还给你,它不是写给我的。你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且公开地恨我,这样做,将给你减少一项虚伪的行为。

    我说他可以把我的前一封信拿给人看,是顶他来信上的一段话的,根据这段话,人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整个这件事里用了多么奥妙的诡巧。

    我已经说过,对于不知底蕴的人,我那封信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授人以口实的。他看到这一点很高兴,但是怎样能利用这一个有利之点而自己又不受到牵累呢?他把我那封信拿给人看,会受到滥用朋友信任的谴责的。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就想到以极尽尖刻之能事的方式跟我绝交,并且在信里说,他如何恩厚地顾全我,不把我那封信拿出去给人家看。他早就料到,我在气头上一定不接受他那种伪装的小心谨慎,一定会答应他把我的信公开出去:这就正中他的下怀,一切也就照他所布置的那样实现了。他把我的信拿出去传遍巴黎,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并没有获得他所预期的全部成功。人家并不认为,他骗去了我的一句话,允许他拿我的信去公开,他就能免于物议,叫人家不骂他那么轻率地抓住我的话来害我。人家总是要问问,在私人关系上,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能容许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仇恨。最后,人家还觉得,即使我曾做过这样对不起他的事,使他不能不跟我绝交,但朋友之情尽管断绝了,我总还保有若干权利,他不能不予以尊重。但是不幸得很,巴黎人是轻浮的,当时的这种种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蛋就被忽视,在场的走时的人就使人敬畏。恶毒的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层出不穷,它那花样翻新的效果很快就使前此的一切都泯灭殆尽了。

    以上是说明这个人怎样在把我欺骗了那么久之后,终于对我剥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深信,他把事情已经处理到这种地步,就没有再戴假面具的必要了。我原来还生怕对这个坏蛋有失公允,现在没有这种顾虑,心上感到轻松,让他去扪心自问,从此也就不再想到他了。我收到这封信的一星期之后,又收到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寄来的一封信,是复我上一封信的(乙札,第一号)。看她在这封信里生平第一次使用的那种口吻,我就懂得他们俩相信他们所用的计谋万无一失,是配合起来做的,而且,他们既认为已经把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落井下石之快了。

    我的情况确实是最悲惨的。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远离我了,既无法知道是怎样疏远的,又无法知道为什么要疏远。狄德罗自夸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三个月来就答应来看我,却一直迟迟不来。冬天开始使人感觉到了。随着冬天的到来,我那些惯常的病痛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健壮,却无法经受得了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我疲惫不堪,不容我再有一点力量、再有一点勇气去抵抗任何事物。即使我有言在先,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也劝我此时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我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麻木不仁,既不能有所作为,又不能有所思考。只要想到要走一步路,要写一封信,要说一句话,我心里就发慌。然而,我又不能对埃皮奈夫人的信不加辩驳,除非承认我理该受到她和她的朋友打击我的那种种毒手。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定通知她,没有一刻怀疑到她会不出于人道、慷慨、礼数以及我一直以为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好情好意——虽然也有恶情恶意,而赶忙予以首肯的。我的信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退隐庐

    假使优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应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封信写好发出之后,我就只想在退隐庐安静下来,将养身体,努力恢复精力,并采取措施,以便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显得彼此决裂。然而,格里姆先生和埃皮奈夫人所打算的并非如此,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过了几天,我总算有幸受到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拜访了。这次拜访,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也几乎是我还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他时的那种快慰之情,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这个机会比我预期的来得早。十二月十日我接到埃皮奈夫人答复我前函的信(乙札,第—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曾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竟把你留了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样出乎意料的、却又是这样明白说出的一道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了。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我的情况如何,哪怕是在树林里、在当时覆盖大地的积雪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刻迁出。我很愿意事事迁就乌德托夫人,但不能迁就到叫我没脸做人的地步。

    我陷入了平生仅有的最艰难的窘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发誓,无论如何,到第八天就不在退隐庐过夜。我开始履行我的义务,把我的衣物检出来,决计宁可把它扔到田野里,也不能到第八天后还不退还钥匙,因为我急于要在人们能给我写信到日内瓦和我能得到复信之前把一切都办好。我有了从来不曾感到的勇气,全身的精力又来了。荣誉与愤慨使我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没有料到的那种精力。时运又来协助我的大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人说起我的窘境,派人给我提供了一所小房子,这是他自己的,坐落在他那座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连忙接受了。条件很快就谈好;我匆匆地叫人买了几件家具,连同我自己已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两人住宿之用。我又叫人用手车把衣物都搬了去,困难既大,耗费又多;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的家两天就搬好了。十二月十五日我就退了退隐庐的钥匙,并且事先付了园丁的工资——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向她宣布,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我却一点不为所动。我叫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衣物和家具,乘邮车到巴黎去了。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不管她住在她的儿女家里或住在别处,负责替她付房租,并且说明将来尽我力之所及,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只要我自己有饭吃,绝不让她吃不上饭。

    最后,我到路易山的第三天,就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蒙莫朗西

    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呢。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无不及。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使我搬出退隐庐的种种原因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将它极精确地写下来是必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一个阶段曾对我以后的生活发生过影响,并且这影响还将继续到我最后一息。

    第十章

    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罗、霍尔巴赫则相反,他们都处在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际极其广阔,整个上流社会的各部门,差不多就由他们三人全部瓜分了。显贵呀、才子呀、文学家呀、律师呀、女人呀,他们到处都能串通一气,叫所有这些人都听他们的话。人们应该已经看到,这种地位,使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三个人,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一个第四者,具有何等的优势了。诚然,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么十分毒辣阴谋的人,一个无此险恶,另一个无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脑子里想他的方案,对其他三人,只把他们必须知道才能配合执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获得这种配合,而全盘计谋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领相称的。

    正是凭着这个高超的本领,感到他从我们双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优势,他就策划着要把我的名声彻底地毁灭掉,并给我制造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声,而同时又不牵累到他自己。入手的办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使我不可能凿通这道围墙来看见他的阴谋活动,揭开他的假面具。

    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蒙蔽那些配角,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不义之处。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给我留下一个朋友,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透露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仁人君子对我说:“你还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这样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这一点,担是他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对人们的能耐估计得一清二楚。我为人类的光荣感到遗憾的是:他计算得太准确了。

    他在地道中行走,要想脚步稳,就必须走得慢。他依计行事已经十二年了,而最困难的部分现在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只眼睛盯着他,比他所料想的要严密些。他就害怕这一点,所以还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不太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把那股支配着我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在这股势力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向前迈进而少冒一些风险了。既然这股势力的爪牙们通常都不很以正直自炫,更不以坦率自豪,他就再也不怕有什么好人会泄漏风声了;因为他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把我蒙在浓密的黑影之中,让他的阴谋永远不跟我打照面,他很知道,不论他的机关设置得多么巧妙,我也能一眼看穿。他最大的诡巧就是一面毁坏我的名声,一面又显得要顾全我,给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一件慷慨好义的外衣。

    通过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却不可能知道、乃至不可能推测到那些指责的内容究竟如何。德莱尔在他历次的信里都对我说,人家把许多罪恶都栽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告诉过我,不过更加神秘些;而当我向这两个人追问的时候,又都不外乎上述的那几条罪状。我在乌德托夫人的历次来函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了。我又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圣朗拜尔还以同样的友情继续给我写信,甚至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自己,既然我们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分手后在我这方面除搬出退隐庐外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搬出退隐庐,她自己也觉得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并不肯承认,但是我的心是骗不过去的——我既不知道何所归咎,就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了。我知道她是极端敷衍她的嫂子和格里姆的;因为他们俩跟圣朗拜尔都有关系;我生怕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使得我写起信来总是牢骚满纸,竟至叫她完全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又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陷入了对一个想象力极其敏感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是完全孤独的,如果我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会平静一些的,但是我的心仍然是旧情难舍,而我的仇敌们就抓住我这点旧情,造成无数的口实来攻击我。透进我的幽居的那点微光,我只能看到人们瞒住我的那些神秘勾当的黑暗。

    我生性是开朗、坦白的,正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对于人家将感情向我掩饰起来也就疑虑万端;对这样一种天性的人说来,我当时的苦恼真是太大、太难以忍受了。如果不是万分侥幸地又遇到一些事,足够牵住我的心灵,对于我这些摆脱不开的心事,构成一种有益的排遣的话,我无疑会苦恼而死的。上次狄德罗到退隐庐来看我的时候,曾对我谈到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的《日内瓦》那篇文章。他告诉我说,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人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剧场的修建不久就会进行。狄德罗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对它的成功毫不怀疑,而我当时跟他争辩的事太多,不愿在这件事上又发生争辩,所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要的这一套诱惑手腕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着防患于未然。我住到路易山不久就收到了这本书,发现那篇文章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为该文作者的手笔。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打算驳斥的意图;尽管我当时心灰意冷,尽管我忧愁多病,天气严寒,再加上新居不便,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我还是拿起了笔,凭着我一片热诚,克服了一切困难。

    在一个相当严酷的冬季,在二月的天气里,在上述的那种种状况下,我天天跑到我住的那个园子尽头的一座四面通风的碉楼里,早晨呆两个钟头,午饭后又呆两个钟头。这座碉楼在一条台坡路的尽头,俯瞰蒙莫朗西的幽谷和池塘,远望则见那座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田城堡,这是贤德的加狄拿退隐之所。就是在这个当时冷得象冰窖一般的地方,既无屏障以蔽风雪,又除我心头的热情外别无其他取暖之物,我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我那篇《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这是我写作时感到了乐趣的第一篇作品(当时《朱丽》连一半还没有写完)。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道德的愤激之情做了我的阿波罗,而这一次做我的阿波罗的则是温存敦厚之心。以前只是从旁见到的那许多不平激起我的恼怒;此时是以我自己为对象的不平引起我的悲哀,而这种不含恼怒的悲哀,只是一颗太多情、太软弱的心被它原以为品质相同的心欺骗了以后而不得已收敛时所感到的那种悲哀罢了。我的心当时还充满着我新近所遭受到的一切,同时那么多的激烈动荡也都余波未平,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苦痛感觉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概念都一下子混合起来了;在我的作品中也就可以感到这种混合的影响。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把我当时的处境描写了出来;我在里面刻划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写这部作品时曾流了多少甘美的眼泪啊!唉!人们在这部作品里很容易感觉到,爱情,我所努力医治的那个致命的爱情,还没有从我心里排除出去。在这一切当中,还掺杂有我的自怜之感,因为我那时觉得自已奄奄待毙,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的最后一次告别了。我绝不是怕死,我看到死朝渐近,反而感到快乐;但是我惋惜我离开人群而人群还没有感到我的全部价值,还不晓得如果他们知我较深的话,我是多么值得为他们所爱。这就是弥漫在我这篇作品里的那种特殊笔调的秘密原因,这种笔调跟前一部作品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正在修改并誉清这封长函并准备把它付印的时候,忽然在长久无消息之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又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了我生平最伤心的悲痛。她在这封信(乙札,第三四号)里对我说:我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是我一定告诉了一些什么人后才宣扬出去的;这些风声传到她的情人的耳朵里,几乎使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但是,为对他负责,也对她自己和她的名誉负责,她必须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不过她还保证,他们俩都永远不会中止对我的关怀;他们将在社会上为我辩护、她还将不时地派人来探听我的消息。

    “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符实的朋友!……”我叫了起来。然而我还不能下决心去谴责他。我这个弱点也还有别人知道,可能是别人要他说出来的。我想怀疑……,但是很快我就不能怀疑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就做出一件事来,不愧是他的豁达大度的一种表现。他充分了解我的心,看到我被一部分朋友出卖了,又被另一部分朋友抛弃了,就推测到我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之中。他来看我了,第一次他没有多少工夫跟我谈,第二次他又来了。不幸得很,我不知道他要来,没有在家。戴莱丝在家,跟他谈了两个多钟头,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彼此都说明了一些事实,是他和我都有必要知道的。我从他口里知道,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曾经跟埃皮奈夫人有过现在格里姆和她那样的关系,而我当时的惊讶,也只有他自己听到这个流言竟然会毫无根据时所感到的惊讶可以与之相比。圣朗拜尔也曾使那位夫人大为不快,他在这方面的遭遇也和我完全相同。这次谈话揭出来的一切真象,把我跟她决裂后的后悔心情完全消除净尽了。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对戴莱丝说明了好几个细节,而这些情节,戴莱丝固然不知道,连乌德托夫人本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人知道,并且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请他以友谊为重,替我保守秘密,而他就单单选定了圣朗拜尔,把我这个秘密当作私房话告诉他了。这样一来。我就下定决心和狄德罗永远绝交。决心既定,我就考虑该用什么方式绝交才好,因为我早就发现,暗地绝交反而于我不利,因为这种绝交把友谊的假面具留给我那些最险恶的仇人。

    关于绝交,社会上有些所谓既成准则,这些准则似乎都是根据骗人与卖友的精神定出来的。你已经不是某人的朋友了,却还显出是某人的朋友的样子,这就是你想留一手儿,好欺骗老实人以便来损害某人。我还记得,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时候,他赶快公开声明,对任何人都说:“杜尔纳明神父谈我或我谈杜尔纳明神父,你们都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的坦率与豪迈。我对狄德罗也决计学这个榜样;但是我怎么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这个绝交决定公开出去,既明确无疑而又不引起人言啧啧呢?我就想起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去,用这段话宣布这个绝交,甚至连原因都说了出来,对任何了解内情的人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在这篇作品里,我还特别留心,每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总还是带着人们即使在友情熄灭之后还应该对旧友永远保持的那种敬意。这一切,人们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人家就赞美,我做了,就只能引起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印出来后,我刚收到一批样本,就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因为他头天晚上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最缠绵的友情的信给我呢(乙札,第三七号)。请看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这封信吧(乙札,第三八号):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真的,先生,我不能接受你刚给我寄来的这个赠品。当我看到你在序言里为狄德罗引用的那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书就从我的手里掉下去了。经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之后,我觉得你似乎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你怪他的那些所谓泄漏秘密的事都是放不到他头上的了。他可能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知道那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并不能使你有权给他一个公开的侮辱。你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所遭受的迫害,而你还要把一个旧友的怨言杂到忌妒者的叫嚣中去。不瞒你说,先生,这种残酷的行为是多么使我愤愤不平。我跟狄德罗相处并不亲密,但是我尊敬他,这个人,你在我面前一直只怪他有点儿软弱,而你现在竟使他这样苦恼。先生,我们俩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太不同了,所以永远不能相投。请忘掉我的存在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别人,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能使他们永志不忘的好事或坏事。我呢,先生,我向你许愿,我将忘掉你这个人,只记住你的那些才华。

    我读了这封信,愤慨有过于痛心;在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终于又恢复了我的自豪感,给他的复信如下: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拜读你的来信时,我为自己的惊讶向你表示敬意,而且我还傻得居然为之感动,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信是不值一复的。

    我不愿意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缮了。如果已抄缮的部分她觉得不宜于保存,她尽可以还给我。我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保存已抄部分,就该派人来把剩下的纸张和钱都拿回去。我请她把存在她手里的那份大纲也同时还给我。别了,先生。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我这封信似乎使圣朗拜尔醒悟过来了,对他所做的事感到后悔;但是,他太骄傲了,所以不便公开承认,于是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所给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乙札,第一号):

    二十六日,星期四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忱。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会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真叫我心跳得厉害。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我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我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都一定要这样,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面的,我就觉得,归根结蒂,接受一次可以说被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怎样难堪的。因此我答应了。星期日,天气很坏。埃友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亲热的接待。看来,全堂宾客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所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伯爵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是我以不见为妙的。她上年到奥博纳来过好几次;她的嫂子在我们俩独自散步的时候常让她一个人等得不耐烦,她心里早就对我不满,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见,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象我这样一个在最随便的谈话中都还感到尴尬的人,在这种谈话里自然是不会很神气的。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受到那么意外的奚落。最后总算散席了,我赶快离开了那个泼妇,我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谈的诚然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毫不拘礼,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样。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动,如果圣朗拜尔能看见我的心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晕了过去,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连想也不想她了。我满心只想着圣朗拜尔。

    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象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我住在退隐庐的时候,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就在附近认识了好几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称我的心,而又丝毫不束缚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初当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占到什么地位。我那时就不象他那样疑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做出辉煌的事业的。这点今天已经成了事实。我向他预言,如果他能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如果他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保卫者,他的天才将从这种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会跟最伟大的雄辩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这个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这个忠告的效果。他为波尔特先生作的那篇辩护词可以与狄摩西尼相匹敌。他年年来到距退隐庐四分之一里约的圣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这片采地是属于他母亲的,当年那伟大的包许埃也在那里住过。象这样的大师联袂而出,真使这片采地的高贵声名难乎为继。

    也就是在这个圣伯利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子,有文学修养,很可爱,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通信联系,后来为我印行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来村的司铎马尔陶先生。如果是才能决定地位的话,这个人本来是该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该做乡村司铎的,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充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特别熟识。他一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怀景仰,一面对陷害他的骗子手梭朗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没有收进他那部待印的卢梭传记里的。他常向我保证说,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这个相当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东家死后由凡蒂米尔先生赠地的。马尔陶先生还曾办过许多事务,现在虽然年老,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评论得十分恰当。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没有他那乡村司铎的气味,因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读书人的知识结合起来了。在我所有那些长住的邻居之中,跟他交游最使我喜悦,我离开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特别是贝蒂埃神父,他是个物理学教授,虽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学究色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难把他这种高度的纯朴和他那种到处钻——钻要人、钻女人、钻信徒、钻哲学家——的欲念与本领调和起来,他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到处这样夸他,我的话显然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里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意味,这就在我的眼光里把他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并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嘲讽的意味。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这些关于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绝不会想得出来的。

    在我们相处得正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的接待是那么淡漠、冰冷,那么不合他平时的风度,以至我在给机会让他解释,乃至请求他解释之后,就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实践了这个决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们就绝不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面了,而且这里又没有狄德罗出来替戎维尔先生辩护。我当时苦思苦想,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我绝对相信,我跟别人谈到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称许备至的,因为我实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除了我对他只有好话可说而外,我的最不变的原则始终是,凡是我常来往的人家,我谈到时总是礼敬有加的。

    最后,经过长期思考,我终于推测出是这么回事: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那儿吃饭,那次是跟几个外交部的职员在一起,他们都是些很亲切的人物,绝无浪荡汉的态度或派头;我可以发誓,在我这方面,那整个晚上都是在悲天悯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怜虫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以我应该付出报酬的机会。我们出门时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儿去,也没有再见到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了,他就给了我上述那种接待。除了关于这次晚餐有点误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时又看到他不愿意解释,就采取了我的决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还继续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还常托人问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烤火间里碰到他时,他还很客气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但也并没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样子倒象是斗气,不象是绝交。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人谈到他。隔绝了好几年之后,若是再回头,就未免太迟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把戎维尔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单里,虽然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来把我这个名单搞得太臃肿了。这些熟人都不那么亲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么亲密,不过我有时还免不了在乡下见到他们,或者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方吧,象孔狄亚克和马布利两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热鲁、瓦特莱、安斯莱诸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地数出来就未免太多了。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内待,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脱离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和我一样撒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跟我认识,我也顺便提一下,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名噪一时,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马尔让西先生是我的乡下邻居,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靠近蒙莫朗西。我们本来早就见过面,但是邻居关系或阅历上的某种相契之处使得我们更接近起来。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有能力,有才华,但是有点象是他那篇喜剧的模特儿,在女人面前颇有点自炫,而死后并没有受到女人们的极端惋惜。

    但是我不能漏记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通信关系,这个关系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不能把它的开端略而不谈。我说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法庭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他在这方面的领导既温和又明智,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然而我经常体验到他审查我的作品处处从宽,非常令人感激;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很不客气地对待那些写文章反对我的人。这次关于《朱丽》的印行,我对他的盛情又有了新的证据;因为这样大部头作品的校样要交邮局从阿姆斯特丹寄来,耗费是很大的,他有免费寄递权,所以就答应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用他父亲的掌玺大臣关防同样免费有寄给我。作品印的时候,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就叫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销完之后才准那一版在法兰西王国销行。因为我的稿本已经卖给雷伊了,这笔收入就等于对雷伊的一种盗窃,所以我不得他明文批示就不肯接受这批专为增加我的收入而印的赠书,结果他很慷慨地批下来了;不但如此,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要跟他均分,他又一点也不肯接受。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有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不成样子,并且在这坏版本售完之前,一直阻止了好版本的销售。

    我始终把马勒赛尔卜先生看作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点使我对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怀疑;但是他的软弱也和他的忠厚相当,他有时对他所关心的人,由于极力要保全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在我的书的巴黎版里叫人删掉了一百多页,还在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册好版本里作了一个可以叫作不忠实的删削。在我这部作品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还更配受人尊敬些。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出来的,我敢发誓,没有丝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个很不谨慎的原则:凡是我写的文章,只要我扪心自问在写出时没有影射意图,我就绝不因为别人可能指为影射而丝毫有所删削,所以,我绝不肯删去这一句话,只是把原来的“国王”一词改为“王爷”。这个修改,在马勒赛尔卜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干脆把全句都删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整齐地贴在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本书里。可是她还是知道了这个偷天换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内情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后,当我开始感到这件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贵妇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写那段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呢,而她却那么不声不响地、咬牙切齿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这里吗?书出版的时候,我跟她认识了,心里便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骑士笑我多心,保证那位贵妇丝毫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稍微轻率了点,就信了他的话,并且十分不合时宜地就放心了。

    入冬时候,我又受到马勒赛尔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虽然我不认为这番盛情是宜于接受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缺额,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作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议这个位置。但是透过他信上的措词(丙札,第三三号),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并且指令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自己后来又写信告诉我(丙札,第四七号),他是受人之托才对我作此建议的。这是个闲差使,每月只要写两篇提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用不着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晋谒致谢都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我就可以厕身于梅朗、克莱罗、德·几尼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学士之林了。前两人我本来早已认识,后两人我能认识一下当然也是极好的。此外,只要做这样一点毫不困难、轻而易举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额定薪金。我在决定前考虑了几个钟头,我可以发誓,我之所以要考虑,只是因为怕惹马尔让西生气,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最后我感觉到,这样我将不能按我的时间去工作了,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担的任务,这两个理由就战胜了一切,使我决定谢绝一个我不适于担任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乃至那些书籍本身,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既然毫无兴趣,我的文笔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迟钝了。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热情而写作的。《学者报》所需要的当然不是如此。所以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谢函,措词极其委婉,在这封谢函里我把我的种种理由说得十分详细,使得他和马勒赛尔卜先生都不可能误会我这一拒绝当中会有任何愠怒或骄傲的因素。所以他们俩都同意了我的拒绝,丝毫没有因此而对我白眼相加。而这件事的秘密一直也就守得非常之紧,社会上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建议也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若干时以来,我已经在制订计划,要完全抛弃文学,特别要完全抛弃作家的职业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们,同时我体会到,要干同样的行业而不和他们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样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并且一般说来,我也同样憎恨我最近所过的那种一半属于我自己、一半属于那些与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时特别感觉到,而且由于一贯的经验感觉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际总是对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与我选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不需要他们那样的排场,却也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学他们的做法;种种小费,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则既无法可省,又不胜负担。别人到朋友的别墅里去住,不论是在餐席上还是在卧房里都有自己的待僮随身侍候,需要什么就派侍僮去找什么。由于跟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给他们赏钱也就只凭他高兴,爱怎样赏就怎样赏,爱什么时候赏就什么时候赏。而我呢,单身一人,没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这就得买他们的欢心,免得多吃苦头。我既被看作和他们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别人对他们还要优厚些,因为事实上我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侍候。如果这家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个个都很傲慢,个个都很狡猾,个个都很警觉——我是说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些坏蛋专会那一套,要我不断地需要使唤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巴黎女人可谓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毫无正确概念;她们拼命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叫我倾家荡产。如果我到城里去吃晚饭,离家稍远一点,女主人总是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马车,一定要人驾车,用自己的车子把我送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至于我赏给侍仆和车伕的那一个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个女人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为了体惜我该付的那四个苏的邮资,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来,这仆人步行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给他饭吃,还要赏一个埃居,当然,他得这一个埃居一点也不亏心。若是她建议我跟她到乡下去住几天,她心里总是想:“对这个穷小子,这总是一种节约,在这期间,伙食总不要他花一个钱的。”她就想不到,在这时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内衣、我的服装,都还是照样出钱不误,刮胡子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在她家住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里多得多。虽然我赏那些小费只限于我惯常去住的那几家人家,可是这种赏钱对我免不了还是负担奇重的。我可以保证,我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里足足花了有二十五个埃居,而实际上我在那里只不过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在我到那里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象我这样脾气的人,什么也不会自己料理,什么事都不会取巧,又看不得一个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时候那副不乐意的样子,这些小费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总算是她家里的人了,给仆人们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从来也都是花大钱换来的。到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些小赏赐,因为我的境遇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家更加严酷地使我感觉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如果这种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钱去买快乐,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买苦吃,这就太难堪了。我痛感这种生活方式的沉重压力,所以我就利用当时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间隙,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书的收入已经使我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而我的财源在前此住退隐庐时已经濒于枯竭了。眼前大约还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写完《爱洛伊丝》后就正式动手写的《爱弥儿》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数字翻一番。我计划把这笔款子存起来,作为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连同我抄缮的收入,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一下这部书的写作情况,发现还需要花好几年工夫。我没有勇气再往下写,没有勇气等到把它写完再执行我的决定。因此,我就把这部作品放弃了,决计把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热忱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同时也并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完全不靠抄写来生活的话,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住,因为在巴黎,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得我的日用开支太大,又不让我有时间去挣钱。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最后的计划,又由于一般人都说作家丢了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为着在我的孤独生活里防止这种苦闷,我还保留着一项工作,可以用来填补空虚,却绝对不想在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来的,他长久以来就催我写我的回忆录。虽然直到那时为止,没有什么事实能使这样一部著作很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凭我自问能够放进去的那种坦率,它是可以变得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得人们至少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老是笑蒙田的那种假天真,他佯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我呢,我一直就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总的说来,我还是最好的人,我也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不论怎样纯洁,也不会不包藏一点儿可俗的恶习。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太不象我本来的面目了,有时竟把我的面目歪曲得太不成样子,所以,尽管我对我坏的方面不愿有丝毫隐瞒,我亮出真面目还是只有所得,毫无所失的。而且,如果要做这种事,就不能不把别的一些人的真面目也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别的许多人死后才可以发表,这就更使我壮起胆来写我的《忏悔录》了,我将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的。所以我决计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做这件工作,并且开始搜集足以引导或唤醒我的记忆的种种函件和资料,深深惋惜我在此以前撕掉、烧掉、丢掉的那些东西。

    这种绝对隐遁的计划是我平生制订的最合情理的计划之一,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在为执行这一计划进行准备了,可是上天偏偏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命运,把我投进一个新的漩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这个地方为姓的那个名门望族的古老而幽美的世业,后来遭到没收,就不属于这个家族了。它由亨利公爵的妹妹传到了孔代家族,孔代家族就把蒙莫朗西的名字改为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采地已经没有什么府第,只剩下一座老碉堡,里面藏着档案文件,以接受附庸的朝拜。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有一座私人房屋,是号为“穷人”的克鲁瓦泽盖的,其富丽堂皇足与最华贵的府第相媲美,所以很配称为府第,而且实际上也就被人称为府第。这座华屋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观,它身底下的那片平台,它那在全世界也许都算是独一无二的景色,它那经高手绘画过的大厅,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培植出来的花园——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总体,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之中,还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简朴风味,使人赞赏不绝。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都到他的祖先曾做过主人的这片采地上来两次,一共度过五六个星期,虽然是以普通居民的身份,但是排场的显赫并不减他家的旧日豪华。在我住到蒙莫朗西以后,他第一次来旅行的时候,元帅先生和夫人就派了一个待从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候,并请我随时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来一次,总是不忘记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候和同样的邀请。这就使我回想起伯藏瓦尔夫人叫我到下房吃饭的那段故事。时代不同了,但是我却依然故我。我既不愿人家叫我到下房去吃饭,也无意跟大人先生同席。我但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不捧我,也不作践我。我很客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好意问候,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又赋性羞涩,拙于言词,一想到要跟宫廷的显贵周旋,我就发抖,所以我连登府拜谢都不肯去一下,虽然我理解到,我的登府拜谢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他们之那样再三敦请,都宁可说是好奇心切,并不是真正以青睐相加。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来,而且日甚一日。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过从甚密,她一到蒙莫朗西,就派人打听我的消息,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来看我。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但是没有松口。罗伦齐骑士是孔蒂亲王王府里的人,也是卢森堡夫人的座上客,次年(即一七五九年)复活节到这里旅行的时候,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算是认识了,他敦促我到府里去,我照旧不肯。最后,有一天下午,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只见卢森堡元帅先生到了,后面还跟了五六个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除非是个踞傲不恭和没有教养的人,否则就不能不去回拜他,并向元帅夫人致意,因为他曾代表元帅夫人向我致意,并且极其殷勤恳切。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朕兆之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在是我再也推脱不了的,但是在我接受之前,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避之唯恐不速。

    我非常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是很亲切的,在十年或十二年前,当她还是布弗莱公爵夫人,还在蓓蕾初放、艳色照人的年纪,我就在戏院里和在杜宾夫人家见过她好几次。但是,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在地位这样高的一个贵妇人方面,这种名声是叫我发抖的。可是我刚一见她的面,就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风韵可人,并且是那么一种风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足以感动我的心田。我原以为会发现她有一种辛辣而满含讥刺的谈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要好多了。卢森堡夫人的谈话并不妙语连珠,也不怎么隽永俏皮,甚至严格说来也不是什么微言奥旨,但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从不惊人,而且永远令人喜悦。她的恭维话越是质朴就越能使人心醉,人们简直可以说那种恭维话都是脱口而出的,并没有经过思索,是她的内心流露,只因为她太感情洋溢了。第一次拜见,我就看得出尽管我样子笨拙,语言迟钝,却并不使她讨厌。凡是宫廷贵妇,当她们愿意的时候,都懂得使你产生这种信心,不管那是真是假;但是并不是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和卢森堡夫人一样,懂得把你这种信心变得那么甜滋滋的,叫你根本就不再想到要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的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一个癫狂的少妇,相当调皮捣蛋,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想起来要拉拢我,在她婆婆极口夸奖我的时候插进来说些假情假意的话,使我怀疑她们在嘲弄我,那我从第一天起就对卢森堡夫人完全信任了。

    我在这两位贵妇人面前的疑惧心情也许会很难解除掉的,但是元帅先生的那种极端的美意向我证实了她们婆媳两人的美意也是真实无欺。以我这样腼腆的性格,竟凭卢森堡先生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他愿意平等待我,这个速度可算是够惊人的了;而他呢,也只凭我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我是确实愿意过独立不羁的生活,那个速度也许还更为惊人。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确实有理由满足于我的处境,不愿有所变更,所以不管是卢森堡先生或夫人都似乎没有片刻要过问我的钱囊或财产;虽然我无可怀疑地知道他们俩都对我衷心关切,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要为我谋一官半职或表示过要为我鼎力提携。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希望我进法兰西学士院做院士。我以宗教不同为理由推辞了;她说这并不是个什么障碍,即使是障碍的话,她也负责为我排除。我又回答说,尽管做这样著名的学术机关的一个成员于我是多么光荣,不过我既然已经拒绝了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我已经拒绝了波兰国王,不肯进南锡学士院为院士,我就不能再进任何学士院而还能对得起人。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这件事也就搁下不谈了。卢森堡先生是并且也真不愧是国王的私交,与这样显赫的、能为我玉成一切的高贵人物相往还,竟还能如此朴实,回想到我刚撇开的那些假充保护人的朋友,老是设法贬低我而不是设法给我帮忙,他们那种不断的、既殷勤又极讨厌的操心,与这种朴实形成了多么刺目的对比。

    当元帅先生到路易山来看我的时候,我十分尴尬地在我那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接待他和他的随从,倒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请他坐在我那些脏碟子和破罐子当中,而是因为我的破烂的地板往下陷,生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压得完全塌了下去。我倒不为我自己的危险担忧,却怕这位仁厚的贵人因谦和待人而遭到危险,所以我赶紧请他出来,尽管天气还很冷,就把他领到我那座四面通风、又没有壁炉的碉楼里去了。

    他一到碉楼,我就向他说明我不能不把他领去的原因。他把这原因又对元帅夫人说了,于是他们两人都敦促我在修葺房间地板的时候,搬到府第里去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就住在一所孤立的房子里,这房子在园林中间,叫“小府第”。这个迷人的住所是值得我们来谈一谈的。

    蒙莫朗西园林不是和舍弗莱特园林那样修在平地上的,而是起伏不平,间有小丘和凹地,那巧妙的艺术家就利用这些陵谷来使丛林、水流、装饰和景色千变万化,把本身相当局限的一片空间,可以说凭艺术和天才的力量扩大了多少倍。这园林的高处是那片平台和府第,底部形成一个隘口,向一个山谷伸展和扩大,拐弯处是一片大水池。大水池的四周都是山坡,被幽丛和大树点缀得非常美丽,隘口宽阔处是一个橙树园。在橙树园与大水池中间就是那个小府第。这座建筑物和周围那块地以前是属于那著名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着意用他那修养有素的建筑与装饰的绝妙美感,建筑并装饰了这所房屋。这个府第后来又经重建,但始终还依照原主的图样。房子很小,很简单,但很雅致。因为它是在谷底,介乎橙园的小塘和那个大水池之间,很容易受潮,就在房子当中穿了一个明廊,上下两层排柱,使空气可以在全屋流通,所以虽然地点低湿,还可以保持干燥。当你从对面为房子作远景的那带高地望这所房子的时候,房子就象是被水环绕着一样,你简直以为看见了一个迷人的小岛,或者是看见了马约尔湖内三个波罗美岛当中最美丽的isolabella。他们叫我在这所幽静的建筑里挑选一套房间——里面的房间一共有四套,楼下一层还有舞厅、弹子房和厨房。我就挑了厨房顶上那最小、最简单的一套,连下面的厨房我也占用了。这套房间干净极了,家具都是白色和蓝色的。我就是在这个深沉恬静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歌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大部分都是得之于写书的环境所给我的那种强烈印象。

    每天早晨,在太阳上山的时候,我是多么急于到那条明廊上去呼吸馨香的空气啊!我在那里,和我的戴莱丝面对面,吃到了多么好的牛奶咖啡啊!我那只猫和那只狗都陪着我们。这样的陪伴够叫我一辈子都满足的,绝不会感到一刻的厌烦。我在那里真象是住在人间天堂;我生活得跟在天堂一样纯真,品尝着天堂一样的幸福。

    在七月的那次小住期间,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那么关怀,那么亲切,以致我,既然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他们款待,就不得不经常去看他们。作为对盛情的报答。我差不多顷刻不离他们了:早晨我去问候元帅夫人,就在那里吃午餐;下午我又去跟元帅先生一同散步;但是我不在那里吃晚饭,因为贵宾太多,饭又吃得太晚。直到那时为止,一切都还很合适,如果我懂得适可而止的话,就没有什么坏处了。但是我从来就不懂得在情谊上保持中庸之道,不懂得以尽我的社交职责为限。我生平对人不是全心全意,就是无心无意;不久,我就变得全心全意的了。我看我被这样高贵的人们款待着、宠爱着,便超越了界限,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只有对地位相等的人才允许有的友谊。我在行动中表现了这种友谊的全部亲昵,而他们呢,在他们的行动中却从来不放松他们使我受惯了的那种礼貌。然而,我跟元帅夫人在一起,总是不十分自在,虽然我对她的性格还不怎么放心,可是我对她的性格的害怕还不及对她的才智的害怕。特别是在这方面,她使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谈话中对人非常挑剔,知道她也是有权这样做的。我知道太太们,特别是贵妇人们,要人家取悦她们,而你宁可冒犯她们,也不能叫她们感到厌烦;根据客人走后她对客人说的话所作的评论,我就判断出她对我的语言迟钝会作何感想了。我想起了一个补充办法,以挽救我在她跟前说话时所感到的尴尬。这办法就是念书给她听。她听说过《朱丽》那部书,也知道这部书正在印刷中,就表示急于要看到这部作品。我为了献殷勤,提出要念给她听,她接受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到她房里去,卢森堡先生也来了,把房门关上,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的诵读是精心安排了的,即使他们这次小住没有中断,也够供整个小住期间之用了。这个不得已的办法所获的成功超过了我的期望。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和它的作者;她嘴上谈的也只是我,心里想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好听的话,一天要拥抱我十次。她在餐桌上一定要我坐在她身边;有几个贵宾要坐这位子的时候,她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位子,并把他们请到别的位子上去。我是稍微受到一点亲切的表示就会被宠络住的,大家想想,这些迷人的态度该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吧。我真正依恋上她了,她对我也同样依恋。我看她这样入迷,又感到自己太少风趣,不足以使她永远入迷下去,所以就唯恐她由入迷而变成厌恶,可是不幸得很,这种恐惧却是太有根据了。

    在她的气质与我的气质之间准是有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乃至在函件中经常漏出的那大批的蠢话外,就是在我和她相处最好的时候,也还有些事使她不高兴。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出来。我只举一个例子,其实二十个例子我也举得出来。她知道我为乌德托夫人正在抄写一份《爱洛伊丝》,按页论价;她也想以同样条件要一份。我答应了。由此我就把她放在我的主顾之列了,所以我为这事给她写了一封很感激、很客气的信——至少我的主观愿望如此。下面就是她的回信(丙札,第四三号),它使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

    星期二,于凡尔赛

    我高兴极了,我很满意;你的信给了我无限的快乐,所以我赶快写信告诉你,并且谢谢你。

    你的信里原来的措词就是这样的:“虽然你靠得住是一个极好的主顾,我却难于接受你的钱,按说,应该是我出钱买为你工作的乐趣才对呀!”关于这句话,我不必对你多说了。我很遗憾,你总是不跟我谈你的健康状况,没有比你的健康更引起我的关心的了。我衷心喜欢你,我还向你保证,给你写信反而使我感到十分怅然,如果我能当面对你讲,我该多么快乐啊。卢森堡先生爱你并且衷心地问候你。

    我一接到这封信,也没有把它反复琢磨,就赶紧写了一封回信,说明对我的话不能作任何令人不快的解释。后来,我在可想而知的不安心情中琢磨了好几天,始终还是莫名其妙。最后,我写了下面这封信作为最后答复: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于蒙莫朗西

    上信发出以后,我又把那段话琢磨了上千遍。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义去理解.又照别人可能给它的一切意义去理解,可是,我坦白告诉你,元帅夫人,现在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该向你道歉呢,还是你该向我道歉了。

    这几封信已经是十年前写的了,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到它们。今天我对这个问题还是越想越糊涂:我一直就看不出那段话里有什么冒犯她、甚至仅仅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爱洛伊丝》手抄本,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我想了什么主意使它具有超出其他手抄本的明显的优点。我另外写过一篇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考虑了很久,应不应该把它全部或扼要地插到这部作品里来,但总觉得放在这里不合适。最后我决计把它完全删掉,因为它的格调与全书不同,会损害全书那种动人的淳朴风味。自从我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以后,我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就是,在这篇奇遇记里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性格十分可憎,这种性格的某些表现虽不能用到卢森堡夫人身上,但是在只闻其名的人们看来,很可能会说是影射她的。所以我深自庆幸采取了这种删削的决定,并且按照这个决定去做了。但是,我既热烈希望在她这份抄稿里增加一点任何别的版本都没有的东西,我竟又想起那些倒霉的奇遇,决定把它写成提要加了进去,真是糊涂主意啊!只有用那盲目的、把我拖向毁灭的宿命,才能解释我这个主意的荒唐!

    我竟有那种傻劲,费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工夫,编成了这个摘要,并把这篇文章作为稀世之珍送给她。不过我预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经烧了,这份摘要只是供她一人看的,除非她自己要拿给人家看,别人是看不到的。可是这种话不但不能象我所想的那样证明我的谨慎和缜密,却反而向她说明了我自己就有所感觉,某些地方有影射的意味,会使她感到侮慢。我蠢就蠢到这样的地步:我还绝对相信她会对我这种做法感到欣喜呢。然而,她对这事并没有象我所预期的那样,把我大大恭维一番,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她对我送给她的那份摘要连提都没有提过。而我呢,老是觉得我这件事做得妙,高兴极了,只是很久以后,才根据别的一些迹象,觉察到它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这份抄本,我还动了另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比较合理,但是由于某些较长远的后果,对我还是同样有害,真是命该受苦,什么倒霉事都来了!我想起要把《朱丽》里的木刻画的原稿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那些原稿正与这抄本的大小相同。我就向库安德要原稿,因为这些原稿不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归我所有,特别因为我把销路很广的版画的收入已经让给他了。库安德太狡猾,我又太不狡猾。我几次催索画稿,他就知道了我要用来干什么。他借口要给这些画稿加上若干装饰,就把画稿暂且留在他那里,最后才亲自把画稿送来。

    这就把他引进了卢森堡公馆,占有某种地位了。自从我住进小府第以来,他就时常来看我,总是一清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就使我要同他待一整天,不能到大府第去。人家怪我老是不去,我就把原因说了出来。他们就敦促我把库安德先生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一直追求的目的。就这样,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雇员,主人在没有外客同席的时候偶然也让他在一桌吃吃饭的,现在,由于人家对我太好,竟一下子被邀与法兰西的元帅同席,跟许多亲王、公爵夫人和宫廷里所有最显贵的人物坐在一起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天,他要早点回巴黎去,元帅先生饭后对所有在座的人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路上去散散步吧,去送送库安德先生。”那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有些不知所措。我呢,也感动得那么厉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跟在后面,象孩子一样哭着,恨不得吻一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脚印。这个抄本的故事使我把许多以后的事都提早说出来了。还是就我的记忆所允许的,依时间的顺序来谈吧。

    路易山的小房子一修好,我就把它布置得干干净净和简单朴素,又回去住下了。我离开退隐庐时就立下了一条规定:要经常有个属于我自己的住所。这个规定我不能放弃,但是我又舍不得丢开我在小府第的那套房间。我就把房间的钥匙留下,同时因为我非常喜欢在柱廊下吃的那种别有风味的早餐,就常到那里去过夜,有时连住两三天,就和住别墅一样。我当时也许是全欧洲住得最好、最舒服的一个平头大百姓了。我的房主马达斯先生是天下第一好人,他把路易山房子的修理工作完全交给我去安排,要我自由指挥他的工匠,他自己毫不过问。因此我就得以把楼上的一个大房间改成完整的一套小房间,包括一间卧室、一个套间和一个藏衣室。楼下是厨房和戴莱丝的卧室。碉楼就做了我的书房,装上一套很好的嵌玻璃的板壁和一个壁炉。我住进去之后,又拿装饰平台作为消遣;平台上已经有两行菩提树庇萌,我又添上两行,构成一个绿荫环绕的书斋,我在平台上又放了一张石桌、几个石凳,环绕平台我又种了些丁香、山梅、忍冬,我还做了一个很美的花坛,跟两排树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府第的平台高,景色至少也并不稍逊,我在那里还养了无数鸟雀,它就成了我的大客厅,好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唐格利亲王先生、阿尔曼蒂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跟他们同样显赫的其他人物,他们都不惜走一段很累人的上坡路,从大府第来朝拜路易山。所有这些大人物来拜访我;都是由于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是感到这一点的,心里对他们非常感荷。正是在这种感激心情的激奋之中,我有一次拥抱着卢森堡先生对他说:“啊!元帅先生,在认识你之前我通常是恨大人物的,自从你使我这么亲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得到人们的爱戴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凡是在这个时期了解我的人,我都要问他们一下,他们可曾发现这种显赫的光焰曾有一时一刻眩惑过我的眼睛,这种香火的烟云曾有一时一刻熏昏过我的头脑?他们曾否看到过我在举止上就不那么始终如一了、在态度上就不那么质朴单纯了,对人民群众就不那么和蔼可亲了,对左邻右舍就不那么亲切随便了?我在能为人帮忙的时候,可曾有一次因为我讨厌人家不断添给我的那些无数的、并且常常是不合理的麻烦,就不那么爽快地为大家服务了呢?我的心固然由于我对蒙莫朗西府两位主人的衷心依恋而常把我吸引到那儿去,但是它也同样把我拉回到我的左邻右舍,使我尝到我认为除此而外就别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淡而简单的生活的甜美滋味。戴莱丝交上了一个瓦匠的女儿——瓦匠是我的邻居,名叫皮约,我也就交上了那个父亲。为了讨好元帅夫人,我在上午不无拘束地在府第里午餐,午餐之后,我是多么急于跑回来跟那个老好人皮约一家,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一起用晚餐啊!

    除了这两个住所以外,我不久又有了第三个住所,就在卢森堡公馆;公馆主人要我有时也到那里去看看他们,把我逼得太紧了,所以我尽管痛恶巴黎,还是不得不予以同意——自从我隐居到退隐庐以后,我到巴黎本来只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两次。不过现在我到巴黎,只是按约定的日期前去,完全为的是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早晨就回来。我进出都是走面对环城马路的那座大花园,所以我可以极正确地说,我没有踏上巴黎街道。

    在我这一阵转瞬即逝的红运当中,早就酝酿着一场标志红运结束的灾祸。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就在那里又结识了一个新交,也和平时一样,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这个新交在我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读到下文就可以判断那究竟是福还是祸。我说的是我那女邻居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刚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索瓦西置了一座别墅。她原是达尔斯小姐,即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很穷;达尔斯小姐嫁了韦尔德兰先生,而这位韦尔德兰又老、又丑、又聋、又严厉、又粗暴、又好吃醋,面带刀伤,还瞎了一只眼,不过,如果你能摸到他的脾气的话,老底子还是个好人;他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利物儿的年金,她就被嫁给这笔年金了。这个活宝老是咒骂、叫嚷、暴跳如雷,弄得太太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然而最后总是太太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这样还是叫她生气,因为她要他承认是他自己愿意她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而不是她要他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原是太太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先生的朋友。他把他靠近奥博纳和安地里的那座马尔让西府租给他们,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热恋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之互相认识是由她们的共同朋友多伯舍尔夫人的关系;由于乌德托夫人要到她特别欢喜的地方奥林匹斯山去散步,就必须穿过马尔让西园林,所以韦尔德兰夫人就给她一把钥匙,好让她过路。凭了这把钥匙我也常跟她一起穿过这个园林,但是我不欢喜碰到什么不期而遇的人,当我们偶然碰见韦尔德兰夫人的时候,我就让她们俩在一起谈,不跟她说话,一个劲儿朝前走。这种不够殷勤的态度一定不会给她留下好的印象。然而,她一住到索瓦西,还是找上门来了。她到路易山来看我,好几次都没有碰上,见我老不回拜她,便送了几盆花给我装饰平台,逼得我去回拜。我非去谢她不可了:我们就这样打上了交道。

    这个来往一开始就是风波频起的,凡是不由我自主的来往都是如此。在跟她的来往当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平静,韦尔德兰夫人的气质跟我太格格不入了。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脱口而出,你必须时刻注意——这对我来说是很伤脑筋的——才能感觉到你在什么时候被她嘲弄了。我现在想起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她的哥哥刚奉派为驱逐舰舰长,在海上对英国人游弋。我就谈这艘驱逐舰的武装是怎样配备而不妨害它的轻快的。“是呀,”她以极平淡的语调说,“只要装上够战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到她在背后说朋友们的好话而不带点挖苦的意味。什么事她不是往坏处想,就是往可笑的方面看,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未倖免。我觉得她还有一点叫人受不了的,那就是她一会儿给你带个口信,一会儿给你送点礼物,一会儿给你来个便条,真是烦人,我就得绞尽脑汁去答复,是领谢还是拒绝,叫我实在为难。然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处,我有我的苦处。彼此倾诉衷肠就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单独交谈是饶有兴趣的事,没有比两人在一起对泣的那种甜蜜滋味更能把心和心联系起来的了。我们俩设法会面,互相安慰,这种需要常使我把很多事情都原谅过去了。我对她除了真诚坦白之外,有时也很粗暴,对她的人品极不尊重。而这时又需要对她极大的尊重才能相信她真诚地原谅我。我有时也给她写信,下面就是一个样品;象这种信,她在复信中从来没有显出过丝毫不快之感。

    一七六0年十一月五日,于蒙莫朗西

    你对我说,夫人,你的话没有说清楚,无非是为了要我认识到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你对我说你愚蠢,无非是为了要我感觉到我自己愚蠢。你自夸你只是一个老实人,就好象你生怕别人听了你的话就真相信你是老实人,而你向我道歉,无非是为了要我知道我应该向你道歉。是啊,夫人,我清楚地知道,愚蠢的是我,老实人也是我,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更坏的呢;是我不善于斟酌字眼,不能叫象你这样注意词令而又善于词令的一位美丽的法国贵妇听了中意。然而,请你也想想,我都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义来遣词造句的,我根本不懂得或者不想学巴黎的那些道德高超的社交团体里对词语所采取的那种高雅的用法。如果有时我用的词语模棱两可,我总努力叫我的行为来确定它的意义,等等。

    信的其余部分也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口吻。请大家看看这封信的回信吧(丁札,第四一号),请看一看,女人的心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地委婉,对这样一封信竟能毫无反感,不但在这封回信里无所流露,就是当面也从来没有任何表示。库安德非常善于钻营,胆大到不识羞耻,凡是我的朋友他都钻,很快就以我的名义钻到韦尔德兰夫人家里去了,并且不久就在她家里跑得比我还热,连我都蒙在鼓里。这个库安德真是个怪家伙。他以我的名义到我所有的知交家里去,一去就扎上根,毫不客气地吃起饭来。他满腔热忱地为我效劳,一谈起我来,总是热泪盈眶;但是他来看我的时候,对所有这些人事关系,以及他明知道我会感兴趣的一切,总是讳莫如深。他不把他听过、说过、或者见过的于我有关的事情告诉我,反而听我说,甚至向我探问。巴黎的事,除了我告诉他的那些,他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总之,虽然大家都在我面前谈到他,他却从来不在我面前谈到任何人:他只有在我这个朋友面前才是诡谲神秘的。不过暂时把库安德和韦尔德兰夫人撇开吧,我们到后面再谈。

    我回路易山不久,画家拉都尔就来看我,把他为我用色粉画的那幅像也带来了,这幅画像是他在几年前放在沙龙里展览过的。他曾想把这幅像送给我,我没有接受。但是埃皮奈夫人曾把她的像送给我,并且想要我这张像,叫我向他再讨回来。他又花了一些时间把像修改了一番。就在这段时间内我跟埃皮奈夫人决裂了,我把她的像还给她了;既然谈不上再把我的像送给她,我就在小府第我那个房间里把它挂起来了。卢森堡先生看见了,认为画得很好;我表示愿意奉赠。他接受了,我就派人送给了他。他和元帅夫人都明白,我是很欢喜有他们的肖像的。他们就叫人制了两张十分精巧的袖珍小像,嵌在一个用整块水晶制成的镶金糖果盒上,把这份制得极其雅致的礼物送给我,我高兴极了。卢森堡夫人怎么也不肯让她的像粘在盒子上面。她多次怪我爱卢森堡先生胜过爱她;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因为这是事实。她就利用这种放肖像的方式,很委婉地、但是很明白地向我表示她并未忘记我这种偏爱。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做了一件无助于我保持她的恩宠的傻事。尽管我毫不认识西鲁埃特先生,也无意爱他,但是我对他的行政措施却深为佩服。当他开始对金融家开刀的时候,我就看出他进行大刀阔斧的做法的时机并非有利,可是我并不因此就不热烈地祝愿他成功。当我听到他调职的时候,我就凭我那一阵鲁莽劲给他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我现在并不想为它辩解。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二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请接受一个隐遁者的敬意,这个隐遁者是你所不认识的,但是他为你的才具而钦佩你,为你的施政而敬仰你,他曾因为推崇你而预料到你在职不会长久。你不削弱这误国的首都就不能救国,所以你曾置那些唯利是图者的叫嚣于不顾。原先我看你狠打那班大坏蛋,真羡慕你有大权在握;现在,我看你离职而还不改初衷,我又对你赞美之至。你是足以自豪的,先生,你这一任官职留给你一种荣名,将使你长久受用而无人跟你竞争。邪僻小人的咒骂正构成公正人士的光荣。

    卢森堡夫人知道我写过这封信,便在复活节来旅行的期间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我就把信拿给她看,她想要一份抄稿,我就抄给她了。但是我交抄稿给她的时候,丝毫不知道她也就是那些关心包税分局而使西鲁埃特调职的唯利是图者之一。人们看到我这许许多多的蠢事,简直要说我是一个劲儿要无缘无故地激起一位可亲而又有势力的女人对我的仇恨,而对这个女人,老实说,虽然我由于笨上加笨,把招致失宠的事都做尽了,却一天比一夫更依恋她,绝不愿在她面前失宠。我相信,现在已经用不着补充说明了,我在第一部里谈到的特龙香先生鸦片制剂的那个故事就是与她有关的,另外那位贵妇人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她们俩都从来没有再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也没有丝毫流露出把这件事还记在心上。但是要说卢森堡夫人真能把这件事忘掉了,即使你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毫无所知,我觉得也很难。至于我自己,我对我那些蠢事可能产生的后果,当时还在自宽自解呢,因为我自己心里明白,没有一件蠢事是有意做出来冒犯她的,我就不知道女人永远不会原谅这样的蠢事,即使深知这些蠢事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

    然而,虽然她表面上显得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虽然我还没有发现她的殷勤有所稍减,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种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增长的确有根据的预感,使我不断地害怕她对我的感情不久就会变成对我的厌恶。这样高贵的一位夫人,我能期待她有那么一种恒心,经得起我对维持这种恒心的笨拙的考验吗?这种闷在心里、使我六神不安、比以前更加闷闷不乐的预感,我甚至不会对她掩饰起来。读者从下面这封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信是包含着一个很奇特的预言的。

    我这封信的草稿上没有注明日期,至迟是一七六0年十月写的。

    ……你们的盛情是多么残酷啊!一个遗世者本来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乐趣,免得再感到人生的烦恼,你们为什么偏又搅乱他的安宁呢?我已经费了一辈子的光阴去寻找坚实的情谊,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在我以前能够取得的社会地位中,我都没有能结成这种情谊,难道在你们这样的社会地位中我还应该去寻找吗?势与利都吸引不了我了;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畏惧;我能抵抗一切,就是不能抵抗爱抚。你们俩为什么都要从我这个应该克服的弱点方面来向我进攻呢?象我们之间这样悬殊的地位,温情的自然流露是不会把我的心跟你们连结起来的。对于一颗不知道有两种交心方式、只能感受友谊的心灵,感激之情就够了吗?友谊啊,元帅夫人!这正是我的不幸所在!在你,在元帅先生,用这个名词是漂亮的,但是我如果信以为真,就未免太糊涂了。你们等闲游戏,而我却是一往情深。而游戏的终了就给我准备着许多新的怅惘。我多么恨你们所有的那些头衔啊。我又多么惋惜你们竟有那么些头衔啊!我觉得你们太配领略私生活的乐趣了!你们为什么不住在克拉兰斯呢!如果你们住在那里,我就会到那里去找我的人生幸福的。然而,又是什么蒙莫朗西府呀,又是什么卢森堡公馆呀!人们应该在这种地方看到让-雅克吗?一个爱平等的人,他有一颗多情的心,以爱来报答别人对他所表示的敬,便以为所报的相当于所受的了,他能把这样一颗心的爱送到这种地方吗?我知道,也已经看到你是慈祥而多情的,我惋惜我没能早日相信这一点,但是在你所处的那种地位,在你那种生活方式里,任何事物也不能给人一个持久的印象,那么多新的事物太容易互相抵消了,没有一个能留得下来。夫人,在你使得我无法再效法你之后,你是会把我忘掉的。我的不幸大部分是你给促成的,所以你不能得到谅解。

    我在信里把卢森堡先生也拉到她一起,是想叫她听了我这番话不感到过于严峻;再说,我对卢森堡先生太放心了,对他的友谊的持久性,心里连一点疑惧的念头也不曾动过。我从卢森堡夫人方面所感到的担心,绝对不曾有一时一刻扩及到他身上。我知道他性格软弱,却很可靠,对他从来没有一点不信任。我不怕他的心会忽然变冷,正如我不能指望他的心能有英雄式的感情一样。我们相处中的质朴与亲昵,就表明了我们是多么互相信赖。我们两人都做对了:我有生之日,都将永远崇敬、永远爱戴这位贤良的高贵人物;而且,不管人家想了些什么办法要把他跟我离间开来,我深信他至死都是我的朋友,就仿佛我听到了他临终时的遗言。

    一七六o年他们第二次来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朱丽》朗读完了,我就乞灵于《爱弥儿》的朗读,好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继续待下去,但是这部书的朗读没有那么成功,也许是题材不合她的口味,也许是朗读太多,使她厌烦了。然而,因为她老怪我甘愿受那些书商的骗,所以这次她要我把这部书交给她去设法付印,让我多挣几个钱。我同意了,却明白地提出条件:不得在法国印刷。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争了很久;我呢,我认为不可能得到默许,甚至连请求默许都是不谨慎的,我又不愿让人家不得默许就在王国印刷;她呢,她却坚持说在政府当时所已经采取的那种制度下,连正式审查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她居然有办法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也同意了她的看法,他为这事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明《萨瓦副主教信条录》正是一部到处都可以获得人们赞许的作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宫廷的赞许。我看到这位官员一向是那么怕事,现在竟在这件事上变得这么随和,真有点吃惊。一般说来,一部书稿只要经他赞许,印刷就完全合法,所以我对这部书稿的印刷就再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然而由于一种非常的顾虑,我还是要我这部书稿在荷兰印刷,并且还要交给书商内奥姆,我指定了书商还不够,又直接通知了他。不过我同意这一版书归一个法国书商发行,书印好了,在巴黎销售或随便在什么地方销售都可以,因为这种销售与我无关。卢森堡夫人和我商定的就是如此,约定之后,我就把我的手稿交给她了。

    她这次小住,把她的孙女布弗莱小姐——今天是洛曾公爵夫人——也带来了。她那时叫作阿美丽,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姑娘。她有着处女的面貌、温柔和羞涩。她那副小面孔再可爱、再有趣不过了,它给人引起的感情也再温馨、再纯洁不过了。本来么,她还是个孩子,还不到十一岁呢。元帅夫人觉得她太羞涩了,总是想方设法鼓动她。她有好几次允许我吻她,我就带着我平时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照办了。别人处在我那时的地位会说出许许多多好听的话来,而我却和哑巴一样待在那儿,窘迫万分;我也不知道究竟谁最害羞,是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呢,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我在小府第的楼梯上遇到了她:她刚去看戴莱丝,保姆还在跟戴莱丝说话。我不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便提出给她一吻,她心里是一片天真无邪,所以也没有拒绝,她当天早晨还奉祖母之命,并且当着祖母的面,曾受到我的一吻呢。第二天,我在元帅夫人床头朗读《爱弥儿》,正好碰上我不无理由地批评我头天所做的那种事的那一段。她觉得我那种想法很正确,并且还对这一问题说了些很合情理的话,这就使我脸红起来了。我多么咒骂我这种不可思议的愚蠢啊,这种愚蠢常使我显出一副卑鄙有罪的样子,而其实我只是笨拙尴尬而已。在一个大家都知道不是没有智慧的人身上,这种愚蠢甚至会被认为是假装出来的辩白。我可以发誓,在这可能受到指摘的一吻中,和其他各次的亲吻一样,连阿美丽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也不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还可以发誓,如果我当时能够避开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并不是因为我不乐意看到她,而是因为我临时找不到一句好听的话来对她说,因而感到尴尬。一个人连国王的权力都不怕,一个小孩子就能叫他胆怯吗?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连一点临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办呢?如果我勉强去跟遇到的人们说话,我就准要说出傻话来。如果什么话都不说吧,我就是个恨世嫉俗的人了,是个野性难驯的禽兽了,是只狗熊了。索性完全是白痴倒于我还有利些;可是,我在交际方面所缺乏的才能反把我所具有的才能变成毁灭我的工具了。

    就在这次小住终了的时候,卢森堡夫人做了一件好事,其中我也有份儿。狄德罗很不小心,得罪了卢森堡先生的女儿罗拜克王妃。巴利索是她所保护的人,就拿《哲学家们》那部喜剧来为她报复。在这部喜剧里,我被取笑了,而狄德罗则被挖苦得极其厉害。作者多敷衍了我一点,我想不是因为他感激我,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保护人的父亲是很爱我的,怕得罪他。书商迪舍纳,我当时还不认识,在这个剧本出版时寄了一本给我,我疑心这是出于巴利索的指使,他大概以为我看到我已经绝交的一个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心里一定感到很痛快。其实他的算盘打错了。我相信狄德罗害人之心倒比较少,主要是嘴不严、软弱,所以我虽跟他绝交,却始终在内心里还对他深有留恋之情,乃至敬佩之心,并且对我们的旧谊还保持着重视之意,因为我知道我们那段旧谊,在他那方面和在我这方面一样,很久都是诚挚的。格里姆就完全不同了,他禀性虚伪,从来不曾爱过我,甚至根本就谈不上爱任何人,他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完全是为了满足他那罪恶的忌妒心,就在假面具的掩饰下甘心乐意地成了我的最残酷的诬蔑者。格里姆从此对于我就等于不存在了,而狄德罗则始终还是我的旧友。我看到这个极其可憎的剧本,万分激动,越谈越难受,所以没有读完就把它退还迪舍纳,并附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翻了翻你寄给我的这个剧本,看到我在里面受到称赞,真是诚惶诚恐。我不接受这个可憎的赠品。我深信你赠给我时并不是想侮辱我;但是你不知道,或者你忘记了,我曾荣幸地跟一个可尊敬的人做过朋友,而这人在这个谤书里被卑鄙地侮辱了、诬蔑了。

    迪舍纳把这封信拿出去给人看了。狄德罗原该被这封信感动的,却反而大为恼火。他的自尊心不能原谅我以这种豪迈的态度显出比他胜过一筹。同时我知道他的妻子还到处发我的脾气,其言语之毒辣,我倒并不怎样生气,因为我了解人人都知道她是个泼辣货。

    轮到狄德罗来报复了,他发现莫尔莱神父是一个好的报仇人;莫尔莱神父摹仿《小先知书》,写了一篇短文,攻击巴利索,题为《梦呓》。他在这篇作品里很不小心,把罗拜克夫人得罪了,罗拜克夫人的朋友们就设法把他关进了巴士底狱。罗拜克夫人本人生性是不爱报复的,而且当时她已经气息奄奄,我深信她没有过问这件事。

    达朗贝跟莫尔莱神父很要好,就写信给我,托我请求卢森堡夫人帮助释放他,并答应在《百科全书》里褒美卢森堡夫人,以示感激。下面是我的回信:

    先生,我没有等到你来信就已经向卢森堡元帅夫人表示过我为莫尔莱神父被拘禁一事所感到的痛苦了。她知道我对这事的关怀,她也将知道你对这事的关怀,而且只要她知道莫尔莱神父是个有价值的人,她自己也会对这事关怀的。不过,虽然她和元帅先生惠然对我垂青,使我终身引以为慰,虽然你的朋友这个名字就能使他们对莫尔莱神父予以照拂,可是我还不知道他们这次将如何利用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人品所能产生的影响。我甚至还不能相信目前这个报复行为究竟能与罗拜克王妃夫人有多大关系。你似乎想象得太过了,即使关系很大,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复仇之乐是哲学家的专利。哲学家会当女人,女人也会当哲学家的。

    等我把你的信给卢森堡夫人看了,她对我说些什么,我再告诉你。目前,以我知她之深,我相信可以预先向你保证,当她乐于出力使莫尔莱神父获释之前,她是绝不会同意你在《百科全书》里对她表示感激的。虽然她会引以为荣,但是她做善事并不是为着得人褒美,而是为着使她的善心得到满足。

    我不遗余力地煽动卢森堡夫人的热忱与同情,去为那可怜的囚徒关说,结果成功了。她特地到凡尔赛跑了一趟,去看圣佛罗兰丹伯爵;这趟路就缩短了她在蒙莫朗西小住的时间。元帅先生也不得不同时离开蒙莫朗西到卢昂去,因为那里的议会有些骚动,需要控制,国王派他去那里当诺曼底的总督。下面是卢森堡夫人去后第三天给我写来的信(丁札,第二三号):

    星期三,于凡尔赛

    卢森堡先生昨天早晨六点钟走了。我还不知道我去不去。我候他来信,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少时候。我看了圣佛罗兰丹先生,他极愿为莫尔莱神父帮忙,不过他在这件事上遇到了些障碍,然而他仍然希望当他下星期见到国王的时候能克服这些障碍。我又曾求情,不要把他流放出去,因为那时人们正在谈这个问题,要把他发配到南锡去。以上,先生,就是我所能获得的结果;但是我向你保证,事情一天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样了结,我就一天不让圣佛罗兰丹先生安宁。现在请允许我告诉你,我这么早就离开了你,心里是多么怅惘,我敢说,你对这种怅惘之情是猜想不到的。我衷心爱你并且一辈子爱你。

    几天后,我收到了达朗贝的这个便条,它使我感到了真正的快慰(丁札,第二六号):

    八月一日

    我亲爱的哲学家,仗着你的力量,神父己经从巴士底狱出来了,他的拘留也将毫无其他后果。他明天就到乡下去,并和我一起向你致无限的谢意与敬意。

    valeetmeama(珍重并爱我)。

    几天后神父也给我写了一封谢函(丁札,第二九号),我觉得这封谢函并未显出某种至情的流露,他似乎贬低了我给他所帮的忙。又过了若干时候,我发现达朗贝和他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似乎把我……我不说把我项掉了,但是可以说是继承了我的位置。他们在她心里得到了多少地位,我就在她心里失掉了多少地位。然而,我并不认为是莫尔莱神父曾促使我失宠,我太敬重他了,绝不能有这样的怀疑。至于达朗贝,我在这里暂时不说什么,以后再谈。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另外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对这封信大叫大嚷,仿佛是什么了不起的侮辱,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封信拿给人家看过。我将在这里把他所不曾肯做的事补充起来。

    特目布莱神父这个人,我有点认识,但见面不多,一七六0年六月十三日他写信给我(丁札,第—一号),对我说,他的朋友兼通信对象福尔梅曾在他的报上把我致伏尔泰先生论里斯本灾难的信印了出来。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且以他那种奸巧虚伪的作风,问我对于重印这封信的意见,却又不愿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我。我最恨这种耍滑头的人,我理该向他致谢的还是向他致谢了,但是采用了一种严峻的口吻,这种口吻他感觉到了,却并没有挡住他又给我花言巧语地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为止。

    我很明白,不管特吕布莱怎样说,福尔梅找到的那封信绝不是印的,那封信的最初印刷就是出于他之手。我知道他是个不要脸的剽窃手,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来自己发财,虽然他还没有无耻到把已经出版的书抹掉作者的姓名后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卖出去牟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这原稿怎么落到他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其实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是我当时头脑太简单了,竟为解决这问题感到为难。虽然伏尔泰在这封信里是被推崇备至的,可是,如果我不得他的同意就把它印出来,尽管他自己的手法不大正派,还是有理由鸣不平的,所以我决计为这问题给他写封信。下面就是这第二封信,他对这封信没有作答,可是,为了更能自由自在地发他那种暴躁脾气,他就装出为这封信气疯了的样子。

    一七六0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原不想再跟你通信的,但是我听说我一七五六年写给你的那封信在柏林被印刷出来了,我不能不对这一点向你说明一下我的行径,并且我将真诚地履行我这一义务。

    那封信既是实实在在写给你的,就绝对不是准备付印的。我曾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对这三个人,友谊的特权不容许我拒绝做这样的事,同时,这同样的特权更不容许这三个人背弃他们的诺言,滥用他们手里所存的抄稿。这三个人就是舍农索夫人(杜宾夫人的儿媳)、乌德托伯爵夫人和一个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曾希望那封信能印刷出来,并曾征求我同意,我对她说,这件事应该由你决定。人家曾征求你同意,你拒绝了,事情也就不谈了。

    然而,特吕布莱神父先生原与我无任何关系,最近却写信给我,以十分客气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了几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在里面读到了那封信,还附有编者的一则按语,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说明那封信是在几星期前得自柏林坊间,因系活页印刷,一经散佚即不可复得,所以觉得应该载入他的报纸。

    以上,先生,就是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件事是十分可靠的,就是,直到那时为止,人们在巴黎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有这封信。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落到福尔梅先生手里的那份稿子,不论是手抄稿或印刷品,只能是从你那里(这似乎不可信),或者是从我方才提到的那三人之中的一人手里出去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那两位夫人不可能做出这种背信的事。我在隐遁生活中无法得知其详,你有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如果你觉得值得一查的话,很容易利用这个通讯网去溯流寻源,弄清事实。

    在那同一封信里,特吕布莱先生还对我说,他把那份报纸保留起来了,不得我同意就不借出去。我当然是不会表示同意的,不过那份报在巴黎不是唯一的一份。我但愿,先生,那封信不在巴黎印行,并且我将尽力去防止,但是,如果我不能阻止它在巴黎印行,如果我及时知道能有印行的优先权的话,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由我自己印行。我觉得这也是既公平又自然的事。

    至于你对那封信的答复,我不曾传给任何人看,你可以放心,它不会不得你同意就被印刷出来的,而你这种同意我当然也不会冒昧向你请求,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写信给另一个人,并不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另写一封复信供发表之用,并且把它寄给我,我保证把它忠实地附在我的信局,不辩驳半句话。

    我一点也不爱你,先生;我是你的门徒,又是你的热烈拥护者,而你却给我造成了许多使我最痛心的苦难。作为你在日内瓦受到收容的报答,你断送了日内瓦;作为我在我的同胞面前为你极力棒场的报答,你把我的同胞跟我离间开了,是你,使得我在我的本国住不下去;是你,使得我要葬身异乡,既失掉奄奄待毙之人应得的一切安慰。又博得被抛弃到垃圾堆里这样的尊荣,而你却把一个人所能期待的一切尊荣都要在我的祖国享受尽了。总之,我恨你,因为你要我恨你;但是我恨你却还显得我是更配爱你的人——如果你要我爱你的话。在过去充满我的心灵的那一切对你的好感之中,所剩下的只有对你那美妙的天才所不能拒绝的赞美和对你那些作品的爱好了。如果我在你身上只能崇敬你的才能,其过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失掉对你的才能所应有的敬意以及这种敬意所要求的礼数。别了,先生。

    在这些越来越使我下定决心的文学方面的小麻烦当中,我却得到了文学所曾给我招来的一次最大的光荣,使得我最受感动。这光荣就是孔蒂亲王先生两次惠然来访,一次是到小府第,另一次是到路易山。这两次来访,他都选在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便更明显地表示出他是专诚来看我的。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位亲王的光顾,首先是由于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摄成;但是我也不怀疑,从那以后,亲王所不断给我的那些荣宠,都是出于他本人的情谊,并且也是由我自己招致而来的。

    由于路易山的房子很小而碉楼的景色绝佳,我就把亲王领到碉楼里来了,亲王又恩宠至极,要抬举我陪他下棋。我知道他总是赢罗伦齐骑士的,而罗伦齐骑士的棋又比我高明。然而,不管骑士和旁观的人怎样向我递眼色、做鬼脸,我都只装没有看见,结果,我把我们下的两盘棋都赢了。收场时,我以恭敬却又庄重的口吻对他说:“大人,我太崇敬殿下了,以致不容许我不总是在棋上赢你。”这位伟大的亲王有才有识,不爱听阿谀奉承之词,他果然感觉到——至少我是这样想——在那种场合下只有我一人拿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看待,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对我这一点是真正感到满意的。

    即使他感到不满意,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没有对他在丝毫欺骗之心;当然,我在内心里绝对没有辜负他的盛情,关于这一点,我也是无可自责的,不过,我报答他的盛情,有时态度不很好,而他呢,对我表示盛情时却主动采取非常雅致的态度。不多几天之后,他就派人送了一篮野味给我,我敬领了。过了不久,他又派人给我送了一篮来,同时他的一个从猎武官承旨写信告诉我说,那是殿下狩猎的成绩,是他亲手打到的野味。我还是敬领了;但是我写信给布弗莱夫人说,再送,我就会不接受了。这封信受到异口同声的谴责,并且也实在是该受到谴责的。礼品只是些野味,又来自一个宗室亲王,他派人送来时又那么客气,而竟然加以拒绝,这不是一个要保持独立不羁的高尚之士所表示出来的细腻,而是一个不识身份的鲁莽之徒所表示出来的粗鄙了。我从来不能在我的函稿集里重读这一封信而不感到脸红,而不怪我不应该写。可是,我写我的《忏悔录》,究竟不是为着讳言我的愚蠢行为的,这次的愚蠢行为太使我恨我自己了,不容我把它隐瞒起来。

    如果说我没有做出另一件蠢事,变成他的情敌,那也只是差一点儿罢了。布弗莱夫人那时还是他的情妇,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她跟罗伦齐骑士一起来看我,来得相当勤。她那时还很年青貌美,装出了一副古罗马人的派头,而我呢,又总是一副浪漫色彩;这就有点气味相投了。我几乎着了迷;我相信她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跟我谈起过,而且并没有叫我泄气的意思。可是,这一次我可老实了,到了五十岁也该是老实的时候了。我在《给达朗贝的信》里曾把那班人老心不老的胡子佬教训了一番,现在还言犹在耳呢,而我自己如果不能接受教训,那就太难为情了;而且,我既听到了我原先不知道的那件事,若不是完全晕头转向,就绝不能跟地位这样高的人去争风。最后还有个原因,我对乌德托夫人的那段痴情也许还没有完全医好,我感到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我心里代替她了,我这一辈子都和爱情永诀了。就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还有个少妇看中了我,我方才还从她那里受到很危险的挑逗,眉目传情,乱人心曲。但是,如果她假装忘记了我这花甲之年,我却记住了呢。这一步路我没有摔跤,就再也不怕失足了,这一辈子都可以保险了。

    布弗莱夫人既然看出了她曾使我动心,可能也就看出了我曾把这点波动压了下去。我既不那么傻,也不那么狂妄,会以为在我这样的年龄还能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根据她对戴莱丝所说的某些话,我相信我曾引起她的好奇。如果这是事实,如果她因为这点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就不肯原谅我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我真正是生来就注定要做我易于动情这个弱点的牺牲品的,因为爱情战胜了我,我就那么倒霉,我战胜了爱情,我又倒霉得更加厉害。

    在这两年里为我做向导的那个函件集,到这里结束了。今后我只有步着我回忆的痕迹去前进了,但是在这个残酷的阶段里,我的回忆是如此清晰,强烈的印象又留得如此深刻,以至我尽管迷失在我的灾难的汪洋大海里,还是不能忘掉我第一次沉船的那些详细情形,虽然沉船的后果只给我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回忆。因此,我在下一章里仍然能走得相当稳当。如果我再走远一点,就只好在暗中摸索了。

    第十一章

    一七六〇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丽》尚未出版,就已经开始轰传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后者甚至还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手抄本给波兰国王读了,国王欣赏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读过,他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圣雅克路各书商和王宫广场的书商都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最后,它终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与常例相反,没有辜负人们期待它的那种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她对卢森堡先生谈起它,说是一部绝妙的作品。在文学界,观感颇不一致。但在社会上却只有一个意见;特别是妇女界,她们对作品也好,对作者也好,都醉心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话,即使在最上层的妇女当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证据,不过我不愿意写出来,而这些证据,不必经过实验,就能证实我的这个论断。说也奇怪,这部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成功,虽然法国人不论男女,在这部书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和我的预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无疑问,不是;但是在巴黎还有那种精细的感觉,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谊、爱情、道德的形象,使我们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却在别人身上发现的那种纯洁、缠绵、敦厚的感情。今天,到处一片腐化,风化和道德在欧洲都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如果说对风化和道德还有若干爱慕之情存在的话,那就必须到巴黎才能找到。

    要想透过那么多的成见和假装出来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这样说,要想感觉到这部作品里充满着的那种种细腻的感情,就必须有精审入微的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只能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得来。我不怕拿这部书的第四部分跟《克莱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是外省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全部价值。因此,如果我这部书是在宫廷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书中满是生动而含蓄的传神之笔,只有在宫廷里才能得到欣赏,因为宫廷里的人较有训练,易于体会弦外之音。不过这里还要区别一下,有一种机灵人的精细只表现在体察恶事上面,到只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么也体察不到了,对于这种人,读这部书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丽》是在我心中的某个国家发表的话,我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读完,它一出世就会夭折的。

    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给我写的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了,辑成一札,现存那达雅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函件集发表出来的话,人们会看到里边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论,可以看到意见是如何分歧,说明跟社会大众打交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有一点是人们在这部书里所最忽视、而同时又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就是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整个趣味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了六卷,没有穿插,没有传奇式的遭遇,而无论在人物方面还是情节方面,没有任何邪恶之处。狄德罗曾大棒理查生,说他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生有他的长处,他把所有的场面和人物的特点都很好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同出一辙,他们总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枯窘。不断地表现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来刺激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注意力经常维持在同一个对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显然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条件下,题材的单纯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这一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并驾齐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我的全部顾虑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而使故事的发展变得沉闷,我怕自己没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维持到底。有一个事实把我这种顾虑打消了,而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给我招来的一切夸奖都更使我高兴。

    这部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从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揿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之后,我老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但要从她口里知道这件事是否完全真实,也因为我老是这样想:一个人对《爱洛伊丝》发生这样强烈的兴趣,准是有那种第六感,那种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太少了,没有这第六感,谁也不能了解我的心灵。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盛情和友谊还仿佛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她住的那套房间就不那么对我敞开了;她来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我虽然还相当经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见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边了。既然她不再把这个坐位给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说话,既然我跟她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另外一个位子,这样还比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就渐渐养成了坐到离元帅先生较近的地方的习惯了。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自从我荣幸地见到这位忠厚的贵人以来,他曾遭到接二连三的丧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极点:就仿佛命运给我准备的灾祸一定要从我所最依恋的、同时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开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后仅存的后嗣了。他以一种表面上的刚毅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终生不已,而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他的儿子的意外惨死特别使他伤心,因为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预许他的孙子世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他这个最有希望的孙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那把药给他当饭吃的医生,结果就叫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听了我的话,祖孙二人到现在还都健在呢。母亲迷信医生,对儿子的饮食禁忌太多,关于这种过分严酷的饮食制度,我有什么话没有当面或写信对元帅先生说尽啊,又有什么意见没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过啊!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样,但又不愿侵犯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为人温和而软弱,绝不喜欢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奉为神明,结果就把儿子的命送掉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获得允许,眼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长久挨饿的小胃里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当我看到这样大的财富、这样高的门第、这样多的头衔和官爵的唯一继承人竟和乞丐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一小块面包,我心里是多么嗟叹富贵尊荣的虚幻啊!然而,我说也是白说,做也是白做,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起来。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那个曾经止过病的老办法;体质亏了,病痛厉害了,药剂也就随着加强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了,确实是痛风,便反对这种妄想奏效的医疗。人家却瞒住她照医下去,几年之后,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固执地要把自己医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许多不幸的事提前说得太早吧:在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说啊!

    说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说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卢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感到的那些伤痛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必然会扩及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守在宫廷,因而就要时刻操心,还要不断地从猎,特别是他那司令部里公务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个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费那么多精力去维持他的职位。他的官职将来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后也就要绝嗣,他的那种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宠,荫及子孙的,现在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是一副亲属凋零的人灰心丧气的样子,我就大胆跟他谈到退休问题,向他提出当年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那个忠告。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但是卢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这个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补充了一个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远不重弹这个调子了;她说,宫廷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时候,对卢森堡先生说来还是一种排遣愁绪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放逐,在这种放逐生活中,闲散无聊、忧愁烦闷,很快就会使他精力衰竭的。虽然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服口服,虽然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她始终还是不很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元帅先生个别谈话的时候少了,并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话头。

    一方面,我的笨拙和我的霉运就这样配合起来在她面前损害我,另一方面,她所常见到的而又是她所最喜爱的人们在这方面也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布弗莱神父先生,这个丰采出众的青年人,我从来就看不出他对我怀有多大好感;不但他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唯一不对我表示丝毫关切的人,并且我似乎觉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就在元帅夫人面前受到一点损失。说真的,即使他不愿意损害我,只要他在场也就够了,因为他那乖巧言行的风韵和趣味使我那严重的spropositi(愚蠢言行)显得格外触目。头两年他差不多就没有到蒙莫朗西来过;我蒙元帅夫人厚待,还勉强维持得象个样儿,但是他来得次数多一点,我就无可挽回地被压倒了。我倒很想钻到他的卵翼之下,力求使他对我友好,但是,蠢脾气使我需要博得他的欢心时反而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讨他的欢心而笨拙地做出来的事,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彻底失宠了,而在他跟前却对我毫无益处。以他那样的颖慧,原该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但是他既不能专心钻研,又喜欢游乐,这就只能使他在各方面都仅仅一知半解。可是,好处也就在他的一知半解很多,要在上流社会里出头露面,所需要的也只是如此而已。他的小诗做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西斯特尔琴也能胡乱弹几下,彩铅画也能涂几笔。他想起要给卢森堡夫人画像:这幅像可画得真吓坏人。她认为这幅像一点也不象她,这倒是事实。这个阴险的神父却偏要问我;我这个傻瓜,这个撒谎者,却说画得挺象。我原是想讨神父的好,可就讨不到元帅夫人的好了,她在她的记过簿子上又给我记上了这一笔;而神父呢,耍了我这一手之后,就嘲笑我。我也是年老才学卖乖,经过这件事以后,可就学到别再不顾自己有无此本领而妄想乱捧乱拍了。

    我的才能就是对人们说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说得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勇气;我原该以此为满足的。我生来就不会阿谀逢迎,就连赞美别人也不会,我想赞美别人时的那种笨拙劲儿比起我批评别人时的那种尖刻劲儿还更叫我吃亏。我可以在这里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来,它的后果不但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也许还要决定我身后的名声。

    在卢森堡夫妇来蒙莫朗西小住时期,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到府第里来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府第,正赶上我从府第出去。他们就谈起我来了。卢森堡先生对他说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经历。舒瓦瑟尔先生说我丢开这个职业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对我说了,我对此特别感动,因为我还没有接受大臣宠爱的习惯;尽管我已经屡下决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能容许我考虑这件事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真能避免再干那种傻事。当没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据我的心灵的时候,雄心壮志在我心中也只能转瞬即逝,但就是这一瞬间也足以叫我去重温旧梦了。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美意既然使我对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当大臣以来的若干措施早已使我对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里还占着另一个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连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因为我一向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说她或他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排挤掉另一个的时候,我认为祷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祷祝法国的光荣。我从来都是对蓬巴杜尔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远在她发迹之前,当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里见到她、而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不满意她在狄德罗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她在与我有关的《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和《乡村卜师》等问题上的态度。歌剧《乡村卜师》,不论是哪一种收入,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应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场合,我总发现她很不愿为我帮忙,而罗伦齐骑士还是向我建议,劝我写点东西颂扬这位贵妇人,暗示这样于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

    我的霉运之一是总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总可以避免这个霉运了。其实不然:霉运仍然钉住我。卢森堡夫人,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这种毛病的。但是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这种毛病,她写了一个散文悲剧,先在孔蒂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和吹嘘过,有这么多的赞赏她还不满足,还要问问我的意见,想得到我的赞赏。我的赞赏她是得到了,可是温和得很,恰如作品所应该获得的那样。此外,我还觉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她那个叫做《豪迈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很知名,可是译出来了,题为《奥罗诺哥》。布弗莱夫人谢谢我的意见,一面却又向我保证说,她的剧本和另外那一个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剽窃,我除对她一人说过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别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尽了她强使我尽的责任罢了;从那时起我就时常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尽责的那种后果。

    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这样孤立无援还不够,又在她的家里结了仇敌。这个仇敌,只有一个,可是,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就抵得上一百个了。这个仇敌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来看我,并且还多次邀我到维尔罗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极为礼貌,他就把这种含糊的答复当作同意,因而邀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个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许我出去走动而不发生危险,所以我就请卢森堡先生烦神代我谢绝了。人们从他的复信(丁札,第三号)里就可以看出他是极其恳切殷勤的,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并不因此就不对我厚爱如前。他的侄子兼继承人、那年青的维尔罗瓦侯爵对我就没有他的伯父待我的那种美意了,同时,我承认,我对他也没有象对他的伯父那样敬仰。他那种轻浮的态度叫我感到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了他的憎恨。有天晚上他甚至在餐席上还捉弄了我一下,由于我蠢,沉不住气,应付得很不好,而我一发怒,我那点儿机智不但不见增长,反而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有一只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刚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送给我的,我管它叫“公爵”。这只狗并不好看,可是在它那一种里还很罕见,我把它当成我的伴侣和朋友,并且毫无疑问,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还更配称为朋友。由于它禀性对人亲热,又有感情,我们彼此又互相依恋,它便在蒙莫朗西府里出名了;但是出于一种很愚蠢的顾忌心理,我又把它的名字改为“土耳其人”,其实有无数的狗都叫作“侯爵”,也没见过哪一个侯爵为此而生气的。维尔罗瓦侯爵知道这个改名字的事,便向我紧紧迫问,以至我不得不当席把我做过的事叙述一篇。在这段故事里,“公爵”的名字之所以有侮辱意味,不在于给狗取了这个名字,而在于给它取消了这个名字。最糟的是当时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是未来的公爵——今天他就是公爵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从他给我造成的窘态以及这窘态所产生的后果中取乐。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的伯母为这事把他臭骂了一顿;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顿臭骂,假使实有其事,是不是会有助于改善他跟我的关系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公馆还是在老圣堂区,只有罗伦齐骑士帮我对付那么多敌人。罗伦齐骑士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与达朗贝相交更密,他就是凭达朗贝的保护才在女人们面前充起大几何学家来的。此外他向布弗莱伯爵夫人献殷勤,或者毋宁说是甘愿受她摆布的,而伯爵夫人本人就是达朗贝的好朋友;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也只以她的思想为思想。所以,不但我在外界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消我的笨拙,维持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的关系。而且凡是她身边的一切都仿佛配合起来,要在她的心目中损害我。然而,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出版《爱弥儿》之外,她在那个时期还给了我另一个关切和感情的表示,使我相信,即使她对我感到厌倦,却还保持着、并且还将永远保持着她那么再三再四向我保证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有了可以从她那方面期望这种友情的信心,我就在她面前开始把我的一切过错都坦白出来,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我交朋友有个牢不可破的原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正确地显示我的真面目,不要显得比实际好些或坏些。我向她说明了我跟戴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连我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方式也没有隐讳起来。她听了我忏悔的这些事,表示的态度很好,甚至太好了,免了我所应受的谴责;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看到她对戴莱丝表示出的种种盛情,送些小礼物呀,派人找她呀,敦促她去看她呀,以百般的爱抚接待她呀,屡次当着大家的面拥抱她呀等等。那可怜的女孩子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而我当然也有同感。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样对我恩厚至极地推爱于她,使我受到的感动比他们直接爱我还要深切得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元帅夫人后来又恩厚到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里放过一个号码,就问我要这个号码底子,我就交给她了。为了这次认领,她把她的贴身侍役又是她的心腹人拉·罗什派了去。拉·罗什白白地进行了许多调查,虽然事隔不过十二年或十四年,结果却一无所得;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得好的话,如果调查认真进行的话,那号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样,这次认领失败并未使我怎样不快,假使我从这孩子出生时起就注视着他的命运,我还会更不快呢。而且万一人家根据线索,随便拿一个孩子算作我的,我心里一定会问这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人家换了一个假的呢。这种怀疑会使我因无法断定而心中难受,我也就不能领略到真正的自然情感的全部美妙:要想维持这种情感,是需要双方朝夕相处的,至少是在孩子的童年时代。孩子你并不认识,又长期不在身边,这就会削弱、终至破坏你为父母的感情,你永远不会对放在别人家里奶大的孩子和放在身边养大的孩子同样疼爱。我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就过错的后果方面来说,能够减轻我的过错,但是就过错的动机方面来说,又加重了我的过错。

    有件事提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这个拉·罗什,由于戴莱丝的介绍,又跟勒·瓦瑟太太认识了。勒·瓦瑟太太还是由格里姆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就是托拉·罗什先生继续交钱给这个女人的,一直没有断过,并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些礼物给她;因此她虽然常常诉苦,处境却绝不会困难。至于格里姆,因为我绝不喜欢谈起我应该恨的人,所以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谈到他;但是她有好几次逗引我谈他,却又不告诉我她对这个人的观感如何,也始终不让我猜透这个人和她是否相识。你所爱的人们对你毫无保留,而你对他们却持着保留态度,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合我的口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有时就不免想起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不过那也只是在别的事情使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才是这样。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就没有听人说起了;最后我总算得悉,交易是在巴黎跟书商迪舍纳谈妥的,又通过迪舍纳,跟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谈妥了。卢森堡夫人把我跟迪舍纳要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了我,叫我签字。我一看字迹,就认得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不亲笔给我写信时替他代笔的那个人的手迹。我深信我的合同是经过这位官员核准,并且由他看着订立的,这就使我满怀信任地签了约。迪舍纳为这部稿子,应付我六千法郎,先付半数,还有,我记得似乎是一百或两百部书。我签了约之后,就把一式两份都如卢森堡夫人所愿寄还给她。她把一份交给迪舍纳,自己留了另外那一份,没有再寄回给我,后来我一直就没有再见到过。

    我认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便对我的隐遁计划多少起了些牵制作用,但是并没有使我放弃这个计划。就是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诚感情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事关系;我感到的全部困难,就是怎样才能把这种感情和一种较合我的口味、较不违反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费尽心思照顾我的身体,但是那种拘束和那些晚宴还是使我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他们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方说,每天晚饭后,元帅先生要早睡,总是不管好歹就把我带走,让我也去睡觉。只是在我的灾难临头之前不多时,不知为什么他才停止了这种关注。

    甚至在发觉元帅夫人冷淡之前,我就想执行我原先的那个计划,免得陷于这种处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最后修订了《社会契约论》,并且把它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许不应该漏掉一件跟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是把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给迪瓦赞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祈祷师,有时来看我,跟雷伊有联系,所以就负责把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体积很小,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关吏手里了,关吏打开了包,检查了一下,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回的时候,就还给他了,这就使他自己也有可能读到这部稿子,他曾天真地告诉我说他是这样做了的,并且极口称赞这部作品,没有说半句批评或指摘的话,毫无疑问,心里是准备等作品出版后再为基督教报仇的。他把稿子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在写信给我报告经过情形时大致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况也就是如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将来,按照自然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节约,不很仔细,很会花钱,倒不是由于虚荣,也不是由于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经心。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我就宁愿她有些缺点,而不愿她有恶习,虽然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俩造成了更多的损害。我为她,也和当年为妈妈一样,操了许多心,想为她积蓄一点,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资源。我操的这些心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操心始终是白费了。她们两人都从不计算计算;尽管我万分努力,总归是来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荣丝穿得多么简朴,雷伊的年金从来也不够她穿的,我每年还得拿我的钱贴补她。不论她或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财主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一点算在我们的种种不幸之内。

    《社会契约论》印得相当快。《爱弥儿》就不是这样了,我是等《爱弥儿》出版后再来执行我所考虑的隐遁计划的。迪舍纳不时寄来一些样版让我选择;我选定了,他还不开始印刷,又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当我们最后对版本大小、对字体都完全决定好了,而且已经印出几页的时候,我在校样上稍微改动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样拿来重新开始。六个月后,进展连第一天都还不如。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兰印,也在法国印,两版同时进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还始终是反对在法国出版的;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在进行着,既然它为另外那一版做样子,我就必须注意它一下,看看样张,不要让人家把我的书弄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挥工作,他又时常写信给我,甚至为这问题还来看过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一会儿再谈。

    这方面迪舍纳跟乌龟一样爬,那方面内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实地把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在迪舍纳的行径里,也就是说在居伊的行径里(因为居伊代迪舍纳印刷)发现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约,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没有办法,对他就更爱莫能助了。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跟我见面,不断跟我谈这部书,但始终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这部书在法国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间。他为这部书行将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同时又仿佛怪我太不谨慎,而又绝不肯说出究竟不谨慎在哪里。他一个劲儿绕着弯子说话,左遮右闪,似乎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自己太保险了,所以还笑他在这件事上所用的那种圆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认为那是一种从大臣和官僚那里学来的癖性,因为他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时又深信它不但获得了主管官的同意与保护,甚至还值得受并且实际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照顾,所以我暗自庆幸我有勇气把事情做好,同时还笑我那些仿佛在为我担忧的胆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那么坚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护人的公正的话,我对他的正直与见识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样惊慌起来的。正当《爱弥儿》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里来看我,跟我谈起这部书。我就把《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很安静地听了,似乎还很欣赏。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书里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简直可以用国王的命令在卢佛宫里印呢。”“我同意你这种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你照顾我一点,别告诉任何人说你曾把这篇文章读给我听过。”这种惊人的措词使我愕然,却并没有使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很难设想他们两个人怎么在同一问题上所想的就那么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经四年多了,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的身体。虽然那里空气绝佳,水却很坏,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惯发的病痛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时候,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就没有一会儿轻松过。肉体上的痛苦被无数的忧虑加剧了,转而又使这些忧虑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时以来,有些朦胧而阴暗的预感扰乱着我的心曲,却又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收到一些相当离奇的匿名信,甚至还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巴黎议院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料后果绝不会好。请我指教他选择一条退路,到日内瓦还是到瑞士,好让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议院的司法院长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这个司法院——它当时与宫廷不和——草拟些备忘录和谏书,愿意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我有病痛的时候总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脾气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发作起来了,干脆拒绝了人家的要求。当然,我所引以自责的并不是这个拒绝本身,因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敌人所布置的陷阶,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违反我绝对不愿背弃的原则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绝,却粗声厉气地拒绝了,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另一方面,《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来,最后完全停顿了,而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写信给我,也不肯复我的信,我又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无法了解情况,因为马勒赛尔卜先生当时正在乡下。不问是什么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么加回事,我就不会慌乱,不会气馁;但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少事实和情节都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印证这种疯狂的想法,使它显得活龙活现。啊!岂止是活龙活现!简直显得我那种想法有根有据,象明摆着似的。盖兰已经完全投向耶稣会教士了,我是晓得的。我就认为他以前向我要求结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当初敦促我跟内奥姆订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动的,他们就是通过内奥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头几负,后来他们又想办法把迪舍纳那里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许还夺去了我的手稿,以便从从容容地搞些鬼把戏,等我死了,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们的意思篡改后再发表出来。我一直感觉到,不管贝蒂埃神父怎样巧言令色,耶稣会教士全都是不喜欢我的,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全部观点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反他们的教义和威信,还因为无神的狂热和有神的狂热由于它们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还能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现在一起反对我也是这样;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则取消一切人对宗教信仰的管理权,因而就不让掌握这种权力的那些专断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对耶稣会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势,就被迫把他所曾保护的作品交给他们。我甚至从人们开始从头两卷给我找的那许许多多麻烦之中,看出了这种撒手的后果,因为在头两卷里,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两卷,人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满了极其厉害的话的,如果都象前两卷那样审查的话,就非整个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并且也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监督这部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到处都只看到耶稣会教士,而真没想到他们已经处在被取缔的前夕,正自顾不暇,哪还会跟一部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印刷问题找麻烦。我说“真没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这就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一知道我这种胡思乱想时就特意给我提出的一个反驳的理由。然而,一个人要想从他的隐居深处对他毫无所知的国家大事判断出其中的奥妙,必然是要乖谬百出的;我的另一个乖谬之见就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会教士真处于危境之中,我认为散布出来的这种谣言正是他们使出的一种障眼法,好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过去着着成功,从来就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他们会失败,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势力有那么一种可怕的印象,竟为议院行将垮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教士那里读过书,蓬巴杜尔夫人跟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跟宫廷宠幸和大臣们结成的同盟,就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论,对于双方也都一直显得是有利的。宫廷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受到严重挫折,那么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它的也不会是议院,所以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是有朕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一切传言里只看到他们的伪诈手法和他们布置的陷讲,认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什么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粉碎让赛尼优斯派,粉碎议院,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不受他们奴役的一切势力。到最后,如果他们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们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后,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气息奄奄了;我现在都难以理解,怎么我这种想法当时竟没有使我忧愤而死。我想到,我这部最有价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个身后名誉扫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为毁坏一个人的身后名声而布置的空前阴险、空前丑恶的阴谋正在毫无阻碍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那个时候死得泰然得多,因为我确信在我的许多作品里已经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证据,它迟早会战胜人们的阴谋。

    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动,这倒不会叫我怎样不安。我好几次看出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仔细些,把碉楼门锁上了,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个圈子。我比较注意了,就发现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让门大开着的时候被翻动得更厉害。最后,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都没法知道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当时和以后我都不曾对马达斯先生有所怀疑,我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俩都喜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长舌妇”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我知道他们虽然是让赛尼优斯派,却跟达朗贝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来。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间里,完全终止了和那两个人见面,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曾拿我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个人家招摇,这一卷是我一时不慎借给他们的。虽然他们还继续做我的邻居,一直到我离开为止,但是我从那时起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

    在《爱弥儿》之前一两个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决不要把我的任何著作偷运到法国,所以他就正式呈请主管官批准他把这部著作由海路运到卢昂进口。雷伊没有得到任何批复:他的包裹在卢昂搁了好几个月,原是打算要没收的,只因为他大张旗鼓地闹起来,只好又发还给他。有些好事者从阿姆斯特丹买来了几部,就在法国不声不响地流传开了。莫勒翁曾听说过这部书,甚至还看了一些,他跟我谈起时的那种神秘的口吻,很使我惊讶,如果不是我确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自觉无可谴责,用我那伟大的信条把我的心完全稳定下来的话,这种口吻甚至会使得我不安起来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早已对我垂青了,而我对他的敬仰又使我在这部书里对他有所颂扬,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恶意。

    我当然有理由在这时候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指望卢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时为我撑腰,因为他这时候所给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动人。在他复活节来旅行的时期,我因为身体太坏,不能去拜会他,他就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痛个不止,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来诊视;他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居然有勇气——在一个达官贵人身上,这种勇气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动手术,而那次手术既使我疼痛难堪,又费时甚久。然而,所谓手术不过是探测而已;不过我一直就没有被探测过,即使是莫朗,他试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轻又巧,无与伦比,他使我剧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插进了一根很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帅为我心碎。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并且把这结果告诉我了;第二次检查,他又没有探到那块结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细又准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时间很长,之后,他宣布说,并没有什么结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一样能实现的话,我的痛苦一时还结束不了呢。

    就这样,我先后就医那么多年,说的病不下二十种之多,其实我一种也没有,最后我总算知道了我的病是个不治之症,却又不是死症,它将拖得和我的寿命一样久。我的想象力从此便约束在这个范围里,不再瞻望我要在结石的痛苦中惨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里折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构成结石的核心了。对我来说,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实际的病痛还难受,现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对实际的病痛也就能较安静地忍受了。实际上也一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在我这个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减轻,完全得力于卢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为追怀死者而动容。

    我可说是又恢复了生命,所以也就越发想到我要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了,我只等《爱弥儿》一出版就去执行这个计划。我那时想到的是都兰地区,那个地方我到过,很中我的意,不但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和。

    我已经把我这个计划告诉过卢森堡先生,他劝我不要去;这次我又对他重新提起,说是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于是他就建议我住到距巴黎十五里约的美尔鲁府去,认为可能是于我相宜的一个去处,他们夫妇俩都乐于把我安顿到那里。这个建议很使我感动,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就约好日子,由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带车子来领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这事推迟,接着又来了些不凑巧的事,根本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美尔鲁那片地产不是属于元帅先生的,而是属于元帅夫人的,我没有去成,也就比较容易释然于怀了。

    最后,《爱弥儿》总算出版了,我没有再听说有什么改版,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困难。出版前,元帅先生向我要去了马勒赛尔卜先生与这部著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我对他们两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觉得很保险,就不会去考虑在索回信件这件事上有什么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给了他,只有一两封,我无意中夹到别的书里去了,没有退还。在这以前不久,马勒赛尔卜先生曾通知我说,他要把我在为耶稣会教士而惊慌时写给迪舍纳的那些信都收回来;必须承认,这些信都不会怎样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因此他尽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究竟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书的出版,没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莱夫人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理应给树铜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回;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著作决定了我的优越,应该把我放到全体文学家的领袖地位,信末却不署名,虽然他前此给我写的许多信没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为人真诚,但是很圆通,他很重视这部书,却避免用书信对我说;拉·孔达米纳抓住《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他的来信里也只谈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读这篇文章时所受到的感动,并且明明白白对我说这次阅读温暖了他那颗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赠送的这部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声地、自由地对大家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这部书公开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他又把这本书借给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看了。布莱尔先生有所别墅在圣格拉田,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时得便就到那里去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公开出售之前先谈到这部书。布莱尔先生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天就传到我耳朵里来了:“马达斯先生,这是部极好的书,但是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发笑,觉得那是一个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习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带点神秘色彩。种种令人不安的话,凡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都没有比这句话给我更深的印象。我远没有料到我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却坚信我的书既有益处,又写得好,坚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坚信——如我当时以为确有把握的那样——我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主管部门的爱护,所以我深自庆幸我是在节节胜利之中抽身,在压倒一切忌妒者的时候撒手,还以为我这个决定非常之妙呢。

    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良心的宁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愤慨地看到,人们为了不顾一切地维护王爷们的娱乐,就叫那些不幸的农民大遭其殃。农民出于无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以声响惊走野兽外不敢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蚕豆和豌豆田里过夜,带着铁锅、鼓、铃裆吓走野猪。我亲眼见到夏洛伊瓦伯爵对待这些穷人的那种野蛮的无情手段,便在《爱弥儿》的末尾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这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并使我后来为此还吃了亏。那时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田产上也同样残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这位亲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骂他叔父的那几句话误认为是骂他而见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诉我对这件事尽可处之泰然,我凭这点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这样做对了。至少,我从没有听说这位亲王曾稍微注意到这个段落——本来这个段落是在我荣幸地认识他之前很久就写出来了。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或之后不几天(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从我的第一卷里抽出来的,外加上若干无谓之词,穿插在这篇摘抄里。这部书上的署名是一个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赛尔;题下注明曾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金。不难理解,这个学院和这个奖金都是崭新的创造,为的是要在社会大众的眼里把剽窃行为掩盖起来,但是我也看出这里有我当时尚不理解的阴谋: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么被传出去的——原稿不传出去就不可能进行剽窃,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捏造出这个所谓奖金的故事,因为要捏造,总得要给它一点根据。只是很多年以后,我从狄维尔诺瓦漏出的一句话里才识破了这个秘密,约略知道了那些盗用巴勒克赛尔君名字的人们。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有个阴谋正在酝酿着,不久就要爆发出来。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这种程度:我远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甚至感到了灾难的效果还猜不透灾难的原因。人们先相当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好象我过去没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似的。看样子,大家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采取一些原来不愿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给了可乘之机。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反正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正直的、无辜的,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为真理而受苦的光荣,也就太可庆幸了。我绝对不怕,绝对不隐藏起来,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跟两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我们带了点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劲,由于忘了带酒杯,就拿麦秆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选顶粗的麦秆,争着多吸,以竞相夸耀。我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灭掉蜡烛,勉力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少睡意,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更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了。这卷史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议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下两点,她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乱感动了我。在这种意外的时刻,又是在半夜里,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担任可悲的角色。因为,我虽然感到有足够的勇气永远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于我有害,把我毁掉,但我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没有足够的坚毅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避免连累到她。这就使我决计为她的安宁而牺牲我的荣誉,决计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我的决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说了出来,绝不愿意要她付出代价来降低我这一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绝不会有所误解,然而她竟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我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颇为不快,以至犹豫起来,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到了卢森堡夫人所应该做的事。我被恭维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问题就只在于逃往何处和何时动身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匿名隐藏几天,好商量商量,比较从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没有采纳要我秘密跑到老圣堂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我感到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些隐秘的、强有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兰西,我还是应该走出国境,以保证我的安宁。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只消片刻的考虑,就打消了我去做这种傻事的念头。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还更有力量,如果它决计要困扰我,就绝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静些。我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里引起了仇恨心理,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现出来就越危险。最近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特龙香大医师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连巴黎也没人响应,它就自惭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怀疑,它这次既然觉得机会更为有利,就一定要尽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那么漂亮,心里却对我怀有一种隐秘的忌妒,只等机会一到就去泄愤。不过,爱国热忱召唤我回到祖国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毫不犹疑地这样做。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去避难,我就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靠近祖国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对我作出什么决定。人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犹豫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离开,他们一清早就对外面说,我已经动身了;拉·罗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连对戴莱丝也不肯说我是不是真的动身了。自从我决定将来有一天要写我的回忆录以来,我就积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来回好几趟才能拿完。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经挑选好的,都放到一边了,上午剩余的时间,我就忙着挑选其余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带走,剩下的一把火烧掉。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谁知需要的时间太久,上午没有做完,哪还有工夫去烧呢。元帅先生自告奋勇,答应由他负责挑选剩余的文件,把不要的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并把挑出来的寄给我。我接受了这个盛意,乐于摆脱这件差使,好跟我最亲爱的、行将永别的人们在一起度过我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他拿上我在放这些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且在我的恳切请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怜的姨妈我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又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一看到我,她就一声尖叫,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灵的契合,习惯,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一刹那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温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使我在近十七年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后,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离的锥心之痛。元帅看到我们这样的拥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叫她想到,她这时跟着我走是多么不便,同时她又是多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依惯例,每逢下令逮捕一个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开具衣物清单,并指定一个保管人。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善后事宜,对一切都尽可能作最妥善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就会跟我相会,元帅先生也保证我的诺言,但是我始终不愿对她说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便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毫无所知。我临别拥抱她时,内心里也感到一种异常的激动,在一阵激奋之中——唉!这激奋具有何等的预言意味啊!我对她说:“孩子,要拿出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乐,今后,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就要跟我共患难了。从此以后,等着你的只是跟在我后面受侮辱、遭灾殃。这个可悲的日子为我启开的命运是要把我逼到最后一息的。”

    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该是十点钟就来,我动身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们还没有到。我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马。我没有轿车,元帅先生就送了我一辆三轮小篷车,并且临时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伕,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难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吃午饭,也没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们就到我整天没有离开的那层底楼来跟我告别。元帅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神色相当悲凄,但是在这几次拥抱中,我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动辄拥抱我时的那种亲热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对我说了些很亲切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感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当时她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个非常冷淡、端庄而矜持的人,我觉得她还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很多的关注。也许因为我受宠若惊,便对自己着意抬高这次宠遇的价值,也许因为她在这次的拥抱里确实放进了一点凡属高贵心灵都生而有之的那种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有力的东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常作这样的猜测:她既然知道我注定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对我的命运动了一刹那的怜悯之情。

    元帅先生一直不说话,脸上苍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车,车子是停在饮马池边等我的。我们俩穿过了整个花园都没有说一句话。我身上带着花园的钥匙,我就用这钥匙开了园门,之后,我没有把钥匙放回口袋,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了。他接着钥匙,激动的神情令人吃惊,从那以后,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这种表情。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比这次别离更痛苦的时刻了。拥抱是长久的、默默无言的:彼此都感到这一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与蒙莫朗西之间,我遇到一辆租用的马车,里面坐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根据后来戴莱丝给我说的法院来人的面容、到达的时刻以及他们表现的态度,我绝不怀疑那四个人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又听说,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预告我的那样在七点钟发出,而是到中午才发出的。我必须直穿巴黎。一个人坐在敞开的篷车里藏得当然不会很严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几个人向我打招呼,样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个也不认得。当晚,我绕道从维尔罗瓦领地经过。在里昂,驿运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于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姓换名的人来说,可能是很尴尬的。我就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维尔罗瓦先生,请他设法为我免除这件苦差使。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结果没有用上,因为我没有经过里昂。这封信现在还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苦敦劝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是我宁愿重登大路,所以当天又走了两站路。

    我的车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赶路。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够威风,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国,大家都知道,要驿马感到鞭子,就非经过车快的肩膀不可。我以为多多塞钱给执疆人,就可以补充我言不惊人、貌不压众的缺陷,谁知结果更糟。他们以为我是当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驿车。从此我就只能得到些驽马,自己也成了车伕的笑料。我最后只好耐下性子,什么也不说,凭他们的高兴去赶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的。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对最近的一切遭遇来一番思索,弄个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没有这样的性格,也没有这样的心情。说来也真怪,已经过去了的灾难,不管它隔得多么近,我是很容易忘记的。当灾难还没有来到时,稍一想及就使我惊慌不知所措,可是灾难一旦发生了,对它的回忆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这个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断地使我烦恼,使我总想预防尚未发生的灾难,而且使我的记忆不能专注,不让我把已经过去的灾难再回想起来。对于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着再预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劳无益。我的苦难可以说在发生以前就已经叫我受尽了,在等待期间,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记也就越发容易;而与此相反,我总是不断地记住我过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说是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觉到,我就是亏了有这种绝妙的秉赋,所以从来就不晓得什么叫作记仇。这种记仇的脾气,由于对所受的侮辱耿耿于怀,所以经常在一颗好报复的心里发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尽痛苦,然而自己却先受尽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冲动时曾感到气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报仇的欲念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扎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会怎样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给我造成的损害,只是因为怕他再给我造成损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来害我,那么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便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常向我们说教,要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这当然是个美德,但对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灵能否抑制仇恨,因为它从来没有感到仇恨,同时,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宽恕他们的美德。我的仇人们为着叫我苦恼而自己就先苦恼到什么地步,这我说不上来。我是听凭他们摆布的;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还使用这个绝对的权力。只有一件事是超乎他们的权力之外的,并且我量他们也做不到:他们为害我而伤脑筋,却不能强迫我也为害他们而伤脑筋。

    从动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时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么议院,什么蓬巴杜尔夫人,什么舒瓦瑟尔先生,什么格里姆,什么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同伙,连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这一切而涌上了我心头的,就是我动身前夕所读的那一卷书。我也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这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些时候寄赠给我的。这两个念头老是浮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那样清晰,那样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给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歌咏田园的纯朴风格似乎是颇不适于写这样一个惨烈的题材的,同时我眼前的处境也不能给我提供多少欢快的思想来把这个题材写得活泼些。然而我还是勉力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车中消遣,绝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刚一尝试,就惊讶地感觉到,我的思想是那么温和,而表达时又那么得心应手。三天工夫就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成了,后来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点东西能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淳朴风尚,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贴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质朴;而这一切,并没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题材的影响,因此,除了其他优点以外,我还有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远是我所最喜爱的作品。我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重读这篇诗而不感到一种无怨无艾的心灵的欢乐——这个心绝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愤懑,却反而能自宽自慰,从自身找到一种东西来补偿它所遭遇的不幸。请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对他们并未经历的逆境显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都集合起来,把他们放到象我所处的这种境况里,让他们在感到荣誉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阵愤慨之中去写这样一部作品吧,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将怎样处理这部作品了。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曾决定到依弗东去,在我那善良的老朋友罗甘先生家里住下来,罗甘退休在那里已经有几年了,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听说到里昂去要走弯路,这就省得我路过里昂了。但是,不路过里昂就要路过伯藏松,这也是个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样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绕点路经过萨兰,托辞去看杜宾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里的盐场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着停留,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又继续走我的路,谁也没有盘问我一句。

    我一进入伯尔尼郊境内,就叫车子停下来,我走下车,趴下来亲吻大地,并在情感激动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眼就瞎了,满心信任了,老是把要成为我的灾殃的事物也热爱起来。我的车伕大吃一惊,以为我疯了。我又登上车,不几小时,就得到那既强烈又纯粹的快乐,紧抱在那可敬的罗甘的双臂之中了。啊!让我在这位贤主人家里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这里恢复一下勇气和精力,不久我就会找到使用这勇气和精力的地方的。

    在我上面的这一段叙述里,凡是我能想得起来的情节我都不厌其详地写了出来,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这些情节本身不见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阴谋的线索,这些情节就能照亮那阴谋的进程;比方吧,它们对我行将提出的问题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却大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假设为了执行以我为对象的那个阴谋,人家非要我走开不可,那么,一切经过就应该差不多象实际发生的那样,才能使我走开。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来所吓倒,不为她神色慌张所感动,而继续保持坚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里,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静静地睡到大天亮,我会同样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许多别的问题的解答都是以这个大问题为转移的,而要研究这个大问题,那恫吓性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和那实际逮捕令的下达时间都不是没有注意的价值的。这是一个粗浅的、却又明显的实例,说明在事实的陈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实的隐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细节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导你去用归纳法把隐秘原因揭发出来。

    第十二章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这个不幸的深渊里,我感到人家给我的打击,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看不见那只操纵工具的手,又看不见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仿佛自动地落到我头上来了,表面上还显然若无其事。当我这颗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的时候,我倒象个无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们,竟然找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社会大众都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我现在叙述与我有关的那许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种种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本穷源,找到那只发动的手,无法一面说出事实,一面指出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写下来了;一切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来了。但是,要说明这种种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许多离奇的事件,我是办不到的,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乐于深究这些秘密,发现真理,我就请他们仔细重读一下前三章;然后,请他们在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就利用他们掌握到的材料进行考查,由一个阴谋上溯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因素上溯到另一个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发动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研究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但是引导他们达到这个终点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无法摸清。

    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作出了客观的评,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我还是放胆去听凭他摆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险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恶之情只能支配软弱的人,而对性格坚强的人——我一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断,按照他的统治艺术,遇到这样的机会是要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给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达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认定,卑鄙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可能胜过他对光荣的追求,而且,我设身处地去想,觉得他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胆敢私议他的人,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怀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这种信任的价值的;我心里想,让-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与高力奥兰并驾齐驱的地位,腓特烈还会不如弗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莱丝到来、安顿小家庭期间,就在她家里吃饭。

    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感到我从此就要在大地上东逃西窜了,所以我很犹豫,不敢答应戴莱丝来和我相会,共同度我自己认为注定了的那种飘零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大祸,我们的关系要变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对她的恩与惠,从此以后就是她对我的恩与惠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的灾难的考验,她会为我的灾难而伤心的,而她的悲伤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下来,她就会在我面前夸耀她的坚贞之德,把它当作是一种牺牲;而且,她将不会感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而只感到她不问命运迫使我到哪里她都愿意跟着我的那种美德。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我一到莫蒂埃,就写信给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我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种慷慨之情答复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维尔谷地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是个红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那种令人崇敬的风貌有力地感动了我的心,我们彼此之间登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一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贼趁我离远了他,就欺他老迈,把我的形象在他眼里歪曲得不成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是始终如一的。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笑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样的年龄,一般人的心都已经失掉它的自然热力了,而这位慈祥老人的心却为我燃烧起来,达到了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来看我,借口说是来打鹌鹑,在这里住了两天,但连一支枪也没有摸过。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友谊——这里说的友谊是名符其实的——以至两人谁也离不了准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离莫蒂埃有六里约路,我至多隔两个星期就去住上一昼夜,然后又象朝圣人一样走回来,一心只惦着他。我当年由退隐庐往奥博纳去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当然与此很不相同,但是它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府时所感到的滋味更为甜美。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那种慈父般的恩情、那种可爱的美德、那种温厚的哲学,时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泪啊!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这两个甜蜜的称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联系我们的依恋之情,但是还不能表示出我们彼此相求的那种需要和经常互相接近的愿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长时催促我定居在我临时去住的那套房间里。最后我告诉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宁愿一辈子都这样跑去看他。他很嘉许我这种坦率,从此就不再谈这件事了。仁慈的勋爵啊!我的可敬的父亲啊!我现在想到你,我的心还是多么激动啊!那班野蛮人!他们把你跟我离间开来,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然而,不,不,伟大的人啊,你对于我,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我也始终是一样的。他们欺骗了你,但是他们没能改变你。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我真想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这里避难,原来怀有不安情绪。不久就由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把我从不安中解脱出来了,我在元帅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辩护律师。国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经做过的事,并且还托他——我得把什么都说出来——送给我十二个路易。那仁厚的勋爵为这样一个使命颇感为难,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体统。他极力减轻这个侮辱,把这笔钱改成实物供应,通知我说,他奉国王之命为我提供薪炭,好让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来;他甚至补充说——这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国王很愿意为我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完全随我的意,只要我愿意选定一个地点。后面这一个馈赠使我很感动,并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馈赠的小气。这两个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我是那么真诚地对他表示好感,从此就对他的光荣感到十分关怀,正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样。在他不久后签订和约的时候,我用一个十分雅致的灯彩表示了我的欢欣:那是一套花环,我用来装饰我住的那所房子。在这套花环上,我的确是倾注了那种报复性的豪迈心情的,因为我花的钱差不多就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钱那么多。和约一签定,我就以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光荣既已达到顶点,他将会休养生息,振兴商业和农业,在国内开垦荒地并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邻邦保持和平,由欧洲的魔王一变而为欧洲的仲裁者,以争取另外一种光荣。他是很可以放下宝剑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相信别人将不会迫使他再把宝剑拿起来。我看他还不解除武装,就生怕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为这个问题,放胆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且采取象他那样性格的人所爱听的那种家常口吻,把这个神圣的真理之声直送到他的耳朵里去——这种真理之声是很少国王能有资格听到的。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于君耳。我甚至连元帅勋爵也不让与闻。我把致国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给了他,勋爵也就把我的信送了出去,没打听内容如何。国王对这封信没有答复;不多时后,元帅到柏林去了,国王只告诉他说,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应,我那一片热忱的坦自暴露被当作学究先生的才气了。实际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我说的不是我应该说的话,我用的语气不是我应该用的语气。我只能保证,我之所以动笔是出于我的一番苦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来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我既已完全抛弃了文学,就想只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过一种宁静而甜美的生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即使是在完全无事可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的想象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补起来,单是它,就够叫我闲不住。只有几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屋子里闲聊天,专门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辈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还罢了,至少脚和眼睛都还在做点事;但是抱着胳臂呆坐在那里,一个劲儿谈什么今天天气如何呀,苍蝇在飞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维我、我恭维你呀,这对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为着不过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学着编编带子。我带着我的坐垫去串门,或者和女人一样,坐到门口去干点什么活儿,跟过路的人聊聊天。这就使我能把无聊的废话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而不感到腻味。我那些女邻居有好几个都是相当可爱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个名叫伊萨贝尔·狄维尔诺瓦的,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相当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她得到我的友谊也颇不吃亏,因为我曾给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紧要关头还照顾了她;所以,现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她才有那样的头脑、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幸福。在我这方面,我也是亏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别是在一个凄凉的冬季,那时,在我的病痛和苦恼正日益加剧的时候,她经常来跟戴莱丝和我作长夜谈,她知道用她那隽雅的才智和我们互诉衷肠,使我们毫不感到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称她为女儿,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称呼着,希望这两个称呼将来对她和我永远留下亲切感人的怀念。为了使我编的带子有点用处,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当作礼物送给她们,条件是要她们将来亲自带她们的孩子。伊萨贝尔的姐姐就以结婚礼物的名义收到了一副带子,并且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伊萨贝尔也同样有了一副,在主观愿望上也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但是她不曾有如愿以偿的幸福。我送带子的时候,给每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传诵一时,但是第二封信就没有怎么轰传出去了:友谊本来是不需要那么夸张的。

    我在邻近地区跟许多人的来往,就不详细说了;不过我应该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关系。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这里来住。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认识,因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帅勋爵跟前都处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见勋爵的面。然而,因为他来看我,并且对我有很多客气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这种来往继续下去了,我们有时还彼此邀请在家里吃吃饭。我在他家认识了贝鲁先生,后来我跟贝鲁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谈谈。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苏里南的一个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人讷沙泰尔籍的尚伯里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寡居后,便带儿子到后夫的故乡来落户。贝鲁是独子,十分富有,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得到精心的抚养,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许多一知半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爱好,特别以长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学家的荷兰人的神气,他那黝黑的肤色,他那沉默而收敛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个思想家。他年纪虽轻,可是又聋又闹痛风,这就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很稳重、严肃;而且,虽然他很爱争吵,甚至有时吵得时间过长,但一般说来,他还是说话不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整个这副外表都使我肃然起敬,我心里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哲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朋友会是很幸福的。”为着彻底使我拜倒,他时常跟我说话,始终不带任何恭维语。他不大谈到我,不大谈到我的书,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他不是没有见解,相反,所说的话都相当正确、这种正确和准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没有元帅勋爵那样高超精细,但是有同样的朴实;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勋爵的代表。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慢慢地,这敬佩之情就带来了友谊。我跟他相处,完全忘了我当初反对跟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那句话:他太富有了;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错了。经验一直使我怀疑,一个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会真诚地喜欢我那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制订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很少见到贝鲁,因为我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来一次。为什么我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一种孩子气,不应该避而不谈。

    虽然我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总算避免了我在避难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师们的嘀嘀咕咕。自从法国向我发动攻击以来,谁要是不至少给我一点侮辱,就不能显得是好样儿的,人们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样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赞成那种做法。讷沙泰尔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集团,首先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对付我。这个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就去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禁了我的书。他是一有机会就要不客气地对待我的,他透出话风,甚至明白直说,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里,人们也是不会容忍的。牧师们在他们办的《信使》杂志里塞满了荒谬言论和最无聊的伪善之谈,这些言论,尽管使头脑清楚的人为之齿冷,却也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但是听了他们那些话,我毕竟还该感激涕零呢,因为他们能让我在莫蒂埃住下来,也算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恩典了——实际上,莫蒂埃是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以外的。他们恨不得用品脱量空气给我,要我付高价来买。他们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也是他们不断努力要给我剥夺掉的。最后,由于他们办不到这一点,便在尽力损害我、毁谤我之后,拿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个功劳,向我夸示他们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我原该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们生起气来,并且荒谬到决心不到讷沙泰尔城里去,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他们的态度,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终是受别人推动的。我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们了。再说,那批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地位、权力和金钱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对才智之士应该有所尊重,想不到谁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脸。

    有一个什么村长,曾因贪污撤职的,竟对我那伊萨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如何如何聪明,你把他带来给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当然啰,说这种话的人所表示的不满,是不会叫遭到这种不满的人怎样生气的。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

    这时,辱骂我的印刷品方兴未艾,它们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责怪权力机关对我太温和了。主谋者继续在幕后指挥的这种吠影吠声的大合唱,很有点阴森可怕的样子。我呢,让他们说去,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跟我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根本不信。这件事,索尔朋有什么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想证明我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吗?这又与它有何相干?操这种心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牧师了。看到那个文件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假索尔朋的名义把它传播出去,以便讥笑索尔朋的,读了那个文件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我不能再怀疑那个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千想万想都只想到这一点:应该把整个索尔朋的人都送到疯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为它来自我所始终敬仰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坚定,却惋惜他的行动盲目。我说的是巴黎总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必须予以答复。我可以答复得不失身份,这和我当年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严的条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击我的人能不辱没我的打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教士的手笔,虽然他们当时自己已经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这份训谕里还看得出他们打落水狗的那个老信条。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条行事:一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一面给作品以致命的打击。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相信干得相当成功。

    我觉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终老于此,只缺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来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个新家,一切家具,卖的卖,丢的丢,再加上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费,我原来的计划全给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笔小资金一天天在减少,再有两三年就会把剩下的那点钱消耗净尽,而除了再去写书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积起这样一笔小资金,而写书是个不祥的职业,我又早已放弃了。

    我深信,形势不久会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转变的,社会大众从他们的疯狂中觉悟过来之后,会使权力者也为自己的疯狂而感到羞惭,所以我只想设法把我的生活资源维持到那个时来运转的时候,将来有了这种转变,我就能在各种送上门来的生活资源中加以选择。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乐辞典》。这部辞典,我费了十年工夫,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后的修改和誉清。不久前别人给我寄来的我的书籍为我提供了完成这个工作所需的资料;同时寄来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够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从此以后,我要集中精力专搞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转抄到一个集子里,以便引导我的记忆力,弄清事实与时间的顺序。我早已把我要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选择好了,次序的衔接差不多十年都没有间断。然而,当我清理转抄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漏洞,很使我惊讶。这漏洞有近乎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记得我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等的许多信都挑选出来了,这些信正好填满这个漏洞,而现在却找不到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卢森堡公馆里的那几个月当中有人动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曾看到元帅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因为有好几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罗的信都没有日期,又因为我曾被迫凭着记忆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还以为我曾把日期弄错了,特意把无日期的信或经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来,—一加以检查,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真找不到应该填补这个漏洞的信件。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实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谁偷去了呢?为什么要偷呢?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几场大争吵之前、在我为《朱丽》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时候写的,跟谁也没有利害关系。内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罗的一些纠缠、德莱尔的一些挖苦、舍农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时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一些友谊的表示。这种信对谁又有什么用呢?拿去干什么呢?七年之后,我才猜想到这一盗窃的丑恶目的。

    这个缺欠查实了,我就检查文稿,看看是不是还会发现其他缺欠。我又发现了几个,而这几个缺欠,又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还会有其他的缺欠。我发现《感性伦理学》的草稿没有了,《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提要的草稿也没有了。这后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认,使我有些怀疑是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从拉·罗什寄给我的,我想天下也只有她能关心这点废纸;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还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么值得她关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个人怀有恶意,也不能利用来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伪造。至于卢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对我的友谊也是真实的,我不能有一时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这种疑心就落在元帅夫人身上。我为寻找这个窃犯伤了很久的脑筋,最后觉得只有一个想法比较合理,就是把这个偷窃行为归咎于达朗贝。他那时已经钻到卢森堡夫人家里去了,很可能想了个什么办法去看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东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给我添点麻烦,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东西据为已有。我想,《感性伦理学》这个名称可能迷惑了他,以为是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的纲要。大家都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种纲要来对付我。我深信他细阅草稿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想错了;而且我既已决定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于这次扒窃,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这次的扒窃已经不是同一只手所犯的第一次,过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没有发过一句牢骚。不久,我就不再去想这种不老实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过这种事一样;我就开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专心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里违反教会法的地方会提出抗议的。可是一切都平静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普遍的不满,只等机会一到就表现出来。我的许多朋友,或者自称为朋友的人们,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催我去领导他们,保证公众会纠正议会的过失。我怕我一到场就会引起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是忠于我过去的誓言的,永远不插手我国的任何内乱,所以我宁愿让侮辱继续下去,在祖国以外流亡,而不愿用暴烈而危险的手段返回祖国。诚然,我原来期待市民方面对一个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会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领导市民阶级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机会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在暗中捣鬼,却默不作声,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们、假虔诚和自称虔诚的人们吵翻了天,这些人都是议会推出来打前阵的,为的是使无知的小民觉得我丑恶不堪,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看作是出于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来对非法的裁决程序提出抗议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后,我作出了决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了,就决心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本来我就一直没有在祖国生活过,也没有得到祖国的任何好处、任何帮助,而作为我努力为它争光的报答,我竟被这样卑鄙地对待了,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对待,那些应该说话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就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委员——我想就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正式放弃我的市民权,不过在这封信里,我还是顾到了礼数,保持着克制。敌人的残暴常迫使我在灾难中做出豪迈的举动,而我在做出豪迈的举动时始终是注意到礼数和克制的。

    我这种做法终于使公民们睁开了眼:他们感觉到,他们为自身利益计也大不该放弃对我的保卫,因此他们就起来保卫我了,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他们还有别的一些不满,都拿来和这项不满合在一起,构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见书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议会自恃有法国政府做后台,便予他们以严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绝,这样一来,他们越发感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也就越发扩大意见书的范围,加强意见书的份量。这种反复争辩曾产生出各种小册子,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时,都毫无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是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无限巧妙,国民代表这一派被它弄得哑口无言,一时算是被打垮了。这个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传世佳作,出自检察长特龙香的手笔。特龙香是个聪明的有知识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国的政体。

    国民代表派经过一度气馁之后又打起精神来了,便想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写得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认为我是唯一可以跟这样一个对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的旧同胞们认为他们这个困难是为我而引起的,我有责任拿我这支笔来给他们帮忙。我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驳斥《乡间来信》;我把原作的名称戏改为《山中来信》,用来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这个工作,我计划并且执行得那么秘密,以至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专门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答辩纲要拿给我看了,我却一字不提我的答辩;这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在莫蒂埃,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张像给勒·穆瓦纳,让他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那是为驯服我而想出来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断,一个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一定是饱读过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学说的,他一定爱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这种想法当然很难不诱惑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急于要给我帮点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在他生平所读的那几本书里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图书室,倘若有,对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纳做的,并且还在上面雕了一个奇丑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宣扬它,仿佛这个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我觉得似乎是出于爱好我的见解和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队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当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出过风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他曾在我大祸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爱。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并且,也许是想阿谀我,也许是读《爱弥儿》真读得晕头转向了,告诉我说,他要脱离部队,过独立生活,并且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团队里当上尉,是母亲的唯一宠爱对象,母亲是个过分虔诚的信徒,不晓得是由一个什么伪善的神父教导的,对小儿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说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关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说过的那条路,为的是做个小“爱弥儿”。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劲儿就着慌了,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心转意,经过我苦口婆心的敦劝,他总算听了我的话。他对母亲又恢复了子职,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辞呈收了回来。他递了这份辞呈之后,上校总算审慎从事,当时没有作任何处理,好给他留下进一步考虑的时间。圣布里松从他那些怪念头里醒悟过来之后,又动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头,要当作家。他接连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并不显得作者是个无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鼓舞人心的褒奖,使他继续搞下去,所以我于心无愧。

    不多时之后,他来看我了,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给我一点消息。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关系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但是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而他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来的一种把戏:实际上倒很可能是这样的。

    从日内瓦方面来看我的人也只多不少。德吕克父子就先后选我当了他们的护士。父亲是在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动身时就病倒了,两人都住在我家里休养。什么牧师呀、亲戚呀、伪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象从法国来的那些人是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来,他们是为着责骂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时候。在所有那些人当中,最有耐心、最固执、把我麻烦得不能不听任摆布的,是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国难民,和讷沙泰尔的检察长是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特意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趟,接连好几天在我家里从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话,凡是我的事情都要问一问,而在他与我之间却又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识。我怀疑他一辈子任何一类书也没有读完过一整本,甚至我的书里谈的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对于这种消遣并不爱好,一路上他没有一句话对我说,我也没有一句话对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地方的一个小酒店里跟我对坐三整天,我还以为让他觉得无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么使我厌烦就会促使他离开小店的,而这一切竟始终不能挫败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畅并真正关切的一个:那是我跟一个匈牙利青年的关系。这个匈牙利青年来到讷沙泰尔住下了,又从讷沙泰尔住到莫蒂埃来,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的事。当地人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被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面目可亲,待人接物恳切和蔼。他逢人便说,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为我才到讷沙泰尔来的,目的在和我交游,好趁年青时修养品德。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所说的话相符,象这样一个青年,我看不出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又怀着这样可敬的动机来找我,我若闭门不纳,当然会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职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晓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彼此难舍难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去,元帅也对他百般抚爱。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跟我说话,给我写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回答他。尽管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我们两人的交谈依然进行得十分流畅,十分生动。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遭遇,又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处得极其亲密的那将近两年之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一切考验,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浑身上下都十分整洁,一切谈吐都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觉得他太可钦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欢他。

    在我们过往正密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叫我提防那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一个密探。这个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说有人在窥伺我,在设法把我诱到法国境内,好在那里对我下手。

    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无聊的警告专家闭口无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释。一到蓬达里埃,我就把狄维尔诺瓦的信给他看,然后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是善于知人的。”这一拥抱真是甜美,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绝对领略不到而又不能从被压迫者手里夺去的那种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远不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的时候,他竟有勇气经常把他的心关得紧紧的,用种种谎言来蒙蔽我。他给我胡诌了一个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国。我劝他赶忙动身,他就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到了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里给一个家庭搞出了纠纷,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见面,便写信给我,我也不遗余力地劝那个妻子重归妇道,劝索特恩行为要端庄。当我以为这一男一女已经完全撒手的时候,他们俩却又跑到一块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么殷勤,把那个青年人再请到他家里住下;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发现那个所谓男爵是用一大堆谎言骗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个头衔,是人们在端士称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男爵自称,但是我并不怀疑他是个真正的小贵族,元帅勋爵是很识人的,又到过匈牙利,他一直认为他是贵族,把他当贵族看待。

    他刚一离开,他在莫蒂埃经常去用餐的那个小客栈的女仆就宣称怀孕了,说是他搞出来的。那女仆是个邋遢货,而索特恩在全区,由于行为笃实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尊敬,同时他又特别讲究清洁,所以这种无耻谰言叫大家听了都起反感。当地的那些最可爱的女人曾极力挑逗他都没有成功的,这时都气极了,我也愤慨得不得了。我尽力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说我愿意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告诉他,我深信她那个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来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装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我要他回到这个地方来,当面折辱那个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谣的人哑口无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么软弱,使我大吃一惊;他还写信请那个邋遢货的教区牧师设法把事情压下去。我一看这种情形,也就不再过问了,心里总觉奇怪,这么放荡的一个人,居然能如此自制,竟能以其矜持的态度,在与我最亲密的关系中把我欺蒙过去。

    索特斯海姆又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机会,结果找到的只是穷困。他写信给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们旧日的友情,内心为之感动,就寄了几个钱给他。第二年,我路过巴黎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差不多还是同样的穷困,但是已经成了拉利奥先生的至交了,我也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也不知道是旧交还是新识,两年后,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从那里还写信给我,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以上就是我们两人关系的简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面怜惜这个不幸青年的命运,一面却仍然相信他是个世家子弟,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这样的交游与结识得有多少才能补偿我在这个时期所遭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医生长期折磨之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风,而医生们绝不承认,硬当作一种他们认为能医得好的病来治。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帅勋爵。他没有去世;但是他倦于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讷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还健在,并且,亏了他,我在尘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尘世上究竟还剩下一个人配享有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但是我已经失掉他的友谊所给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从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爱慕却又不再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人之列了。他那时正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订好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和对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样甜蜜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里定居下去,我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太称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实现。他后来并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是怎样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会的。

    他在动身前就预料到人们开始煽动起来反对我的那场风暴,所以他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这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驱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又效法总督的榜样,给了我一份入会证,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是君主也无此权力了。但是,对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从来就是不经合法途径的。

    我相信我不能把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这时期所受到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所以和他有过若干交往,但是从来就不怎样亲密。我还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从我获得比他更大的名声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但是只是在《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的恶意的表现。人们在日内瓦传诵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这封信里把我这部作品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叛乱的叫嚣。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容许我有一时一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信是他写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说,人家都说是他写的。他却不给我任何答复。这个沉默使我诧异了;但是,请大家想想,当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并且说,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该诧异到何等程度啊!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他说得有理,但他那种既没有人强制又没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对之表示好感而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在其灾难最深重的关头一棍子打死,而且还干得那样兴高采烈,他又怎样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拼凑起来的。我读着这本书,就感觉到作者对我是下定决心的了,从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险恶的敌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写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从事圣皮埃尔神父作品的摘录工作,免得有那么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保持事件的顺序,越难前后衔接了。我在余生中所受到的纷扰不让我有时间在我的脑子里把那许多事件排列起来。这些事件为数太多、太错综复杂、太令人不快,不可能叙述得有条不紊。它们留给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盖事件原因的那种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这种可悲的境地。我的叙述从此只能胡乱进行下去,脑子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我还记得,就在我谈的这个时期,我正忙于写我的《忏悔录》,又轻率地把这件工作对什么人都说了,万没想到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力量对我这件工作横施障碍。即使我相信会有这种事的话,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谨慎些的,因为我生来就不可能对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丝毫有所隐讳。据我判断,这件工作一被别人知道,就促使人们掀起一场风暴,要把我赶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这件工作的人们的手里。

    我还有一个计划,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人所同样仇视的,就是编印我的全集。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许多书籍之中,确认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会大众能把这些作品从我的敌人为破坏我的名誉、贬损我的价值而搞出来的那些伪作中区别出来。除此而外,编印全集也是为我保证面包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正当的方法;而且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已经放弃写作,我的回忆录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别的任何方式也挣不到一文钱,而开支又始终未减,我最后几部书的收入一花完,生活来源就要枯竭。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乐辞典》拿了出去;而它当时还不够完整呢。这部书使我得到一百个路易的现款和一百个埃居的年金。但是,一个人一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这一百个路易当然很快就会花光的;而那一百个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被乞儿穷鬼象麻雀一般扑上来的人说来,简直就等于零了。

    这时来了一伙讷沙泰尔的商人,要承揽印刷我的全集;又有里昂的一个印刷商或书商,叫作雷基亚先生的,不知怎么也跑来了,钻到那伙商人中间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订的,同时也很满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够出四开版六卷;此外,我还负责照管编印。为此,他们应该给我一笔一万六千法国利物儿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订好了,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那一声对准这万恶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发的骇人的爆炸,可真吓坏了那伙书商,全集的编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倒很想把这部作品的效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比,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险的同时,还给我至少带来钦佩和尊敬。而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十分诧异,怎么还会让我这样一个怪物活在人间。小议会在法国代办煽动下,在检察长指使下,针对我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宣言,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个作品不但得由刽子手拿去烧毁,还带着一种近乎滑稽的语调说,人们连答复、乃至提到这部作品时都感到自己丢脸。我倒很想把这篇妙文在这里转录出来,只可惜手头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我热烈盼望我的读者中能有人激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热忱,愿意把《山中来信》从头到尾再读—遍;我敢说,他在人们横施于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残酷的侮辱之后,一定会感到弥漫在这部书里的那种斯多噶派的克制工夫的。但是,他们既不能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辱骂,又不能驳斥论点——因为我那些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就决计做出万分恼怒的样子,不愿有所回答;有一点倒也是真的,如果他们把无法驳倒的论据当作辱骂之词,他们也可以认为是遭到强烈的辱骂了。

    那些国民代表们不但没有对这个丑恶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诉,反而循着宣言给他们指出的路子去走;他们不但没有把《山中来信》举起来作为胜利的标帜,反而躲了起来,把它当作自己的盾牌。他们竟那么怯懦,对这部为保卫他们并应他们的请求而写出来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说一句公道话,既不引用,又不提及,虽然他们暗中从这部作品里汲取了他们的全部论据,虽然他们准确地遵循的这部作品结尾的那个忠告是他们的安全与胜利的唯一原因。他们要求我尽的这个职责,我把它尽了;我曾为祖国、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到底。我请他们在他们的争执中把我的问题撇开,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就真照我的话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们的事情,完全是为着不断地敦促他们去求得和平解决,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固执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法国完全打垮的。后一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这里不说出来了。

    《山中来信》发表后,在讷沙泰尔最初引起的反响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给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气气地接受了,读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时他也和我一样生着病,病愈之后很友好地来看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然而,风潮开始了,我那本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焚毁了。骚乱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移到讷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维尔谷地来了。在特拉维尔,甚至在宗教界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之前,人家就开始用隐秘的手段煽动民众了。我敢说,我是应该受这个地方的民众爱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过的地方都受人爱戴一样,因为我大把地掏钱布施,不让我周围有一个赤贫的人得不到救济,我对任何人都不拒绝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义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同时我尽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顾。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无知小民不知道在谁的秘密策动之下逐渐对我愤激起来,直至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在大白天就公开对我进行侮辱,不但在乡间、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处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还在继续接济的人,他们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就暗中煽动别人,好象要用这种办法来洗雪他们向我感恩的耻辱。蒙莫朗装着什么都看不见,暂时还不露面;但是,当某次圣餐礼快到的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了,劝我不要去领圣餐,并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恨我,他是决不会扰乱我的。我觉得他这番客套话很离奇,他还给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我就不明白,我领不领圣餐究竟跟谁有那么重要的关系。由于我认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让步,就是一个怯懦的行为,而且我不愿意为民众提供这个新的借口,让他们叫嚷我不信宗教,所以我干脆拒绝了牧师的劝告;他不高兴地回去了,暗示说,我将后悔莫及。

    他不能一人作主就拒绝我去领圣餐,得由以前接受我领圣餐的那个教务会议作主才成,只要教务会议没有说话,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前去,不怕遭到拒绝。宗教界交给蒙莫朗一个任务,要他传唤我到教务会议席上去交代信仰,如果我拒绝,就开除出教。这种开除出教的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办理,并且要经多数通过才成。但是以老教友名义组成这个会议的那些乡民是以牧师为主席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是受牧师操纵的,当然不会跟他持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懂得的比他更少。因此,我被传唤了,我决定去出席。

    如果我善于词令,如果我的笔是在嘴里的话,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对我又将是多么大的一个胜利啊!我会以多么优势的力量,多么轻而易举地在他那六个乡民中间把那个可怜的牧师击败啊!统治欲使新教的牧师们完全忘记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为了提醒他们这些原则,迫使他们哑口无言,我只要把《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作一番解释就成了,而他们竟还那么愚蠢,居然根据这几封信来攻击我呢!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要稍加发挥就能叫那家伙无地自容。我是不会傻到采取守势的地步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势,还要他们丝毫觉察不到,或者无法预防。宗教界的那些末流教士既无知而又轻率。是他们自己把我置于我能取得的最有利的地位,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他们压倒。然而,可惜!要能说话才成呀,并且还要能即席发言。一遇必要,就能登时想出主意,找到合适的语句,找到恰当的字眼,始终清醒,经常镇静,永远一点也不慌乱才成!我痛感自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对我自己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我在日内瓦,在一个完全袒护我。已经决定同意一切的会议面前,还被弄得哑口无言,丢尽了脸。这次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我碰到了一个捣蛋鬼,他以狡诈代替学识,他会给我布下一百个圈套而我连一个也看不出来,他是决计不惜任何代价要抓我的错儿。我越考虑这种形势。就越觉得危险太大,因为我感到不可能应付好,所以就想出另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我预先拟了一篇演说词,到教务会议席上去宣读,根本否认它的处理权,以免除我回答的义务。这事是很容易办的:我就把这篇演说词写好,满腔热忱地把它读熟。戴莱丝听到我咿咿哑哑的,不断重复那同样的几句话,想把它们塞到我的脑子里来,便取笑我。我希望最后能把我的演说词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一定会参加教务会议的;又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样耍手段,请吃酒,大部分老教友都还对我抱有好感;而且,我又有道理,又有真理,又有正义,又有国王的保护,又有邦议会的权威,又有与这种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有利害关系的善良爱国者的愿望做我的后盾——一切都在配合起来鼓舞着我。

    到期的前夕,我把我的演说词全记住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脑子里默诵。可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来了,每背一个字我都要迟疑一下,我以为我已经是在那个大名鼎鼎的会议席上了,我慌张,说话吞吞吐吐,而且头也昏了;最后,差不多就在要去的时候,我的勇气完全消失了。我就在家里待了下来,决定给教务会议写封信,仓卒提出些不去的理由,我的借口是身体不适——在我当时的健康情况下,我的身体的确也是难以让我在那次会上支持到底的。

    牧师接到我的信,颇感为难,便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在这期间,他自己和他的爪牙百般活动,想诱惑老教友中间的那班宁愿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办事、因而不愿照奉教界和他的意志提出主张的人们。不管他从酒肉招待中得出的论调对那班人多么有力量,除了那两三个已经投靠他为虎作伥的以外,他没有能买通其余任何一个老教友。那位国王的官员和皮利上校——上校在这件事里极表热诚——把其他的老教友都掌握住了,使他们无亏职责;当那蒙莫期要进行表决开除我的时候,教务会议便以多数票干脆拒绝了他。于是,他就只有采取那破釜沉舟的办法,煽动愚民了。他跟他的同事和另外一些人公开活动起来,并且做得那么成功,以至尽管国王曾多次颁发严厉的诏书,尽管邦议会曾三令五申,我还是不能不离开那个地方,以免那位国王的官员为保卫我而自己遭到暗杀的危险。

    关于这桩公案,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想起了几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照它们浮现到我的脑际那样,零散地、孤立地记载下来。我还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谈判的中间人。他诡称人们是怕我以写作来搅乱地方的安宁,怕别人会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自由自在地乱写。他暗示我说,如果我答应放下笔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来对自己已经许下这个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对宗教界也许下这个愿,不过有个条件,只以不写宗教问题为限。他要求作些改动,并要我立下字据,一式两份。我的条件后来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据:他只还了我一份,借口搞丢了,把另一份扣了下来。在这以后,民众在牧师们公开煽动下,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无法无天了。在宣教的讲坛上,我被宣布为反基督的人;在乡间,我被当作狼精驱赶。我的阿美尼亚服装,对于无知小民,成了一种便于辨识的标志,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极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掉这种服装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决心改装,仍旧穿着我的长外套,戴着我的皮圆帽,安安静静地在当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骂,有时还有小石头掷来。有好几次我从人家屋前走过,只听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这时我并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们却更加怒不可遏了。不过他们始终限于恫吓而已,至少枪是不敢打的。

    在这场骚乱中,仍然有两件很令我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是借元帅勋爵的关系,我能受到值得感激的对待:讷沙泰尔所有正直的人都为我所受到的虐待和针对我的那些鬼祟活动而愤愤不平,他们非常憎恨那些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只做了一些暗中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生怕我这事会造成一个恶劣的先例,导致真正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地方官员们,特别是继狄维尔诺瓦先生之后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都尽了一切努力来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只是个平民,却尽力更多,收效更大。就是他,想方设法使老教友们恪守职责,使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因为他有声望,所以他尽量利用这种声望去防止暴动,但是他只能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来对付金钱与酒肉的势力。双方的力量不是对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蒙莫朗就战胜他了。然而,我对他的照顾和热心还是感激的,很想以德报德,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他这笔情分。我知道他切盼得到一个邦议员的职位,但是在珀蒂皮埃尔牧师的案件里,宫廷认为他表现不好,他在国王和总督面前都失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冒险写信给元帅勋爵,为他关说,我甚至大着胆子提到了他所企求的那个职位。真太侥幸了,与任何人所预料的相反,这个职位差不多立刻就被国王批准了。命运就一直是这样,它一面把我捧得太高,一面又把我压得太低,这会儿又继续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到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无知小民给我涂满了污泥,另一方面我还能使人当上了邦议员。

    我的另一件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我;她是带女儿到布尔朋矿泉疗养回来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家里住了两三天。她对我的关切与照顾,终于把我对她的长期反感克服下去了;我的心被她的爱抚征服了,充分回报了她长期以来对我表示的友好。她这次来这里旅行很使我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我是极端需要友谊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的。我生怕她为我从愚民方面所受到的侮辱而有所感触,很想不让她看到那种情景,免得她为我痛心,但是这是我办不到的,虽然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有她在场就能使那班横蛮无礼的人稍事收敛一些,可是她仍然能看出许多迹象,足以使她判断出平日的情形如何。甚至就在她住在我这里的时期,我夜间在住宅里受到了骚扰,她的侍女早晨发现我的窗台上落满了石块,都是人家在夜里扔上来的。一张笨重的石凳子,原来是在街上靠我的门边摆着,并且固定在底座上的,竟然被人卸下了,搬来靠到我的门上,如果不是有人发现,谁第一个开门出去,一定就会被石凳子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全都知道,因为除了她自己看到的以外,她的一个心腹仆人在村子里交游广阔,跟什么人都接触,甚至还跟蒙莫期谈过话。然而她对我所遭到的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她跟我既不谈蒙莫朗,又不谈其他任何人,我有时跟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国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极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我还写了另外一篇作品,写得比较用心些,手稿还存在我的文件中,我应该在这里谈一谈这篇作品的来由。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显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朋友凡尔纳以真正神学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些攻击我的信件,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但是不怎么高明,虽然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插手其间。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一谈到我,便仍然是褊狭的正教思想。当然,我是无意于答复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里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插进了一个揶揄备至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狂吼,据狄维尔诺瓦告诉我说,他已经气得六神无主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张无头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写的。这张帖子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我抱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我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好听的话。我当然不难看出我的对头是谁。我读到这个谤书的时候,眼看一个一辈子没有跑过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点始终是怯儒羞惭如处女,而现在竟被人家称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说我害着杨梅大疮,而我不但终身没有得过这一类病,甚至内行人还说我的体质生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痛切地问一问,人世上的一切所谓名誉、声望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真正价值。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个谤书,最好莫过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个城市里去印刷出来,于是我就把它寄给了迪舍纳,叫他照原样印出,加上一个按语,我在这个按语里把凡尔纳先生的名字点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几则短注,说明事实真相。我还不以把帖子印出为满足,又把它拿给好几个人看了,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同我互相通信。这位亲王、贝鲁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怀疑凡尔纳是这个谤书的作者,怪我把他点出来未免过于唐突。我经他们一说,良心不安起来,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印刷品取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照办了;我发现他说谎次数太多了,这次多说一个谎也算不了什么奇迹;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不可能透过黑暗去识破任何真象了。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而在他发出那样的狂怒之后还能如此温和,那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他还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从我的复信里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细,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短信,内容冷酷、严峻,而措词则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看出他是想保持长期通信关系,我就不答复了,于是他求狄维尔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确有把握知道谤书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真是我弄错了,我就该亲自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狄维尔诺瓦转告他说,如果他能把谤书的真正作者给我指出来,或者至少他能给我证明他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保证叫他满意。我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充分感觉到,如果归根结蒂,他的确是无辜的话,我是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的;所以我又决计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写在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请一个凡尔纳所不能拒绝的公断人来评判一下。人们是猜想不到我所选的那个公断人是谁的——他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宣称,如果议会在审阅了备忘录,并作了它认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诚地不再相信他是谤书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脚前,向他请求宽恕,直到取得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的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种对正义之爱的信心,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份合理而又动人的备忘录里表现得更充分、更明显了,因为我在这份备忘录里毫不迟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敌拿来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公断人。我拿这备忘录读给贝鲁听,他主张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劝我等候凡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候了,我今天还在等候着呢。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将终身不再说话,让人家骂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状栽到凡尔纳头上,但是我内心里现在仍旧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确信他是谤书的作者。我的备忘录现在还在贝鲁先生手里。万一有一天它得见天日,人们将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我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时,我希望,人们也将可以从中认识让-雅克的灵魂,这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一直不愿意认识的。

    现在该谈谈我的那场莫蒂埃之灾了,该谈谈我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最恶劣的待遇之后,怎样又离开了特拉维尔谷地了。这个不愉快的时期的详细情形,我无法清晰地回忆,但是这些情形,人们在贝鲁发表的那篇记事里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更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认真把我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我的周围乱滚,不过扔得还算太远一点,砸不到我。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里受到攻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半夜,我听到哐啷一声,响声是在沿着屋后那道长廊里发出的。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原来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始还汪汪地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听到声响就赶快起来,我正要出屋门到厨房里去,这时由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来;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有意引我出来的,扔的石头是要给我拦门一下。我一个箭步就到了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奔来。我们俩赶紧靠着墙,避开窗户的方向,以免挨到石头,并且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因为出去呼援就正好让人家砸死。幸而我楼下住了一个老头,他的女仆听到声响就起来,奔去喊领主先生去了——领主先生跟我们住的是门对门。领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时就带着警卫队跑来了,因为有集市,警卫队这一夜正在巡逻,当时近在咫尺。领主看到破坏的情况,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见满廓都是石头,便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在查看下面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想从走廊上钻到屋子里来。大家研究为什么警卫队没有看到或阻止这场乱子的发生,结果发现,虽然那夜的巡逻任务已经轮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它巡逻。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就下令给他,叫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检举肇事者,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在破案之前,用国王的公费,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连我的房子的领主的房子外面设置卫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员狄维尔诺瓦和他的父亲,总之,地方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了,并且一致敦促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个教区。我甚至看出,那位领主被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们迁怒到他的头上,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以便解除他保护我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自己也可以脱离这个教区——我走后他真的这样办了。因此我让步了,甚至心里还有些难过:因为民众的那种仇恨情绪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选择的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以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为爵士的华尔蒲尔先生,说这位华尔蒲尔先生对我十分热心,要在他的一份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她把这个地方给我描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怎样居住,怎样生活,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华尔蒲尔爵士的这个计划是跟她精心商量过的。元帅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这对我说来,诱惑力更大了。他新近还向我转达国王跟他谈到我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种邀请;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认为我这次旅行已经是翘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写信给我,促我顺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边住上若干时候。但是我对瑞士又太留恋了,我舍不得离开瑞士,只要我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执行我数月来就考虑着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了免得打断我叙事的话头,我一直还没能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贝鲁一起徒步旅行时,曾游览过这个岛屿,当时它把我迷住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里去住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岛归伯尔尼人所有,而伯尔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驱逐出境,态度极其恶劣;再说,人家那么不客气地对待了我,我还要回到那里去住,不但我的自豪感受不了,还怕人家不让我在这个岛上有片刻安静,比在伊弗东时还厉害。我以前曾为这事请教过元帅勋爵,他也和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伯尔尼邦人会乐于看到我囚居在这个岛上,乐于把我当作人质扣留在那里,作为我将来可能写的东西的担保;所以他托他的科隆比埃府的旧邻居斯图尔勒先生去就这一问题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了该邦的领袖人物,根据他们的回答,向元帅勋爵保证说,伯尔尼人对他们自己过去的行为很感惭愧,很乐意看到我定居在圣·皮埃尔岛上,绝对不来骚扰我。我为了慎重起见,在冒险去住之前,又托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下,夏耶上校向我证实了那同样的说法。当住在岛上的医院出纳员获得他的上司让我住进该岛的允许之后,我就觉得,伯尔尼邦的最高当局和岛的所有者既然都默许了,我住到出纳员家里去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说默许,因为我绝不能指望伯尔尼邦的首脑诸公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那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不能指望他们会违反一切掌权者的那条最不可侵犯的原则。

    圣·皮埃尔岛在讷沙泰尔被称为土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心,风围约半里约;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它提供了生活必需的一切主要产品。岛上有田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这一切,由于多变的地形和起伏的丘陵,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布局:岛上的各部分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盘托出,使人一览无遗,而是互相掩映,使人觉得这个岛比实际要大。岛的西部是一片很高的平台地,面对着格勒莱斯和包纳维尔两镇。在这个平台地上,栽了很长一排树,中间留了一个“大沙龙”,葡萄收获季节,人们每星期天都从邻近的湖岸聚集到这里来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大,很方便,就是出纳员住的,坐落在一片低地上,风刮不到。

    从这个岛向南五六百步是另一个岛,这个岛小得多,既未耕种,又无住户,仿佛是从前由于风暴的袭击而从大岛分离出去的;在它那沙砾之中只生长些柳树和春蓼,但是那里却有个高墩,细草如茵,极可人意。湖是近乎规则的椭圆形,湖岸虽比不上日内瓦湖和讷沙泰尔湖那么富丽,却依然构成一片相当美丽的景色,特别是西岸,人烟十分稠密,山脚下一串葡萄园,有点象是在科特-罗蒂,不过出产的酒没有那么好就是了。在湖西,由南向北走去,有圣·让司法区、包纳维尔镇,还有比埃纳和位于湖的尽头的尼多,这些市镇中间还点缀着许多村庄,景色十分宜人。

    这就是我早就为自己布置下的那个去处,我决计在离开特拉维尔谷地时就到那里去安家。这一选择太符合我对平静的爱好和孤僻而又疏懒的性格了,所以我把它算作我所最衷心热爱的那种甜美梦想之一。我觉得住在这个岛上,就更与世人隔绝,更能避开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忘却,总之一句话,我就更能沉醉于闲散与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了。我恨不得在这个岛上将自己彻底禁闭,与世人不再有任何往来;当然,我也就采取了一切可能想象出来的措施,以摆脱与世人保持接触的必要。

    生活问题来了;在这个岛上,粮食既贵,运输又困难,生活费用很高,此外,住在岛上就要完全听从出纳员的支配。这个困难,由于贝鲁惠然跟我商订了一个安排,总算克服了,他代替了那批先承揽后又放弃印行我的全集的书商。我把出版全集的一切材料都交给他了,我自己担任整理和安排这些材料的工作。我还答应他,将来把我的回忆录也交给他,让他担任我的全部文稿的总保管人,不过明文规定一个条件,他只能在我死后加以利用,因为我一心要安安静静地了却余生,不愿再叫社会上想起我。根据这个安排,他负责给我的那笔终身年金就够我维持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产业之后,要送我一笔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我只是把金额减掉一半之后才接受了。他要把年金的本金交给我,我婉辞了,因为存放困难,于是他就把这笔本金交给贝鲁,到现在还在贝鲁手里,贝鲁就按他和馈赠人商定的标准支付给我年金。这样,把我跟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是要在我死后支付给戴莱丝的)以及我应由迪舍纳手里支取的那三百法郎的年金都加在一起,我是很可以指望把生活过得象个样子的。即使在我死后,戴莱丝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把雷伊的年金和元帅的年金加在一起,我留给她七百法郎的年金了:总之,我就不必要怕她将来没有面包吃,也不必怕我自己没有面包吃了。然而,宿命却注定了荣誉是会逼我拒绝幸运和劳动送到我手边来的一切财源的,注定了我死时是要和在世时一样贫穷的。读者可以想一想,除非我甘心做一个最无耻的人,我是否能接受别人处心积虑要使我屈辱、断绝我其他一切生活来源、迫使我同意做丢脸的事的那种安排?他们怎能料到我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所采取的选择呢?他们一直是拿他们自己的心来揣度我的心的。

    我在生活方面安了心,在其他任何方面也就无忧无虑了。虽然我把整个世界都让给我那些仇敌去为所欲为,我都在贯穿我的全部写作的那种高贵的激情中和我的思想原则的那种永恒的一贯中,为我的心灵留下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完全符合发自我的天性的全部行为。我不需要别的辩护来驳倒我的那些诬蔑者,他们尽可以在我的名字下面描画出另一个人来,但是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心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拿给他们去进行彻头彻尾的批判,我确信,通过我的许多过失和软弱,通过我不能忍受任何羁绊的本性,人们总会发现一个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他无怨无艾,不忌不妒,勇于承认自己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更易于忘记别人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只在缠绵温厚的感情中寻找他的全部幸福,对任何事都真诚到不谨慎的程度,真诚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

    我这就算是向我的时代、向我的同时代人告别了,我要一辈子禁锢在这个岛上而与世长辞;我的决心就是如此。过闲散生活的伟大计划,到那时为止,把上天赋予我的那点活动能力用尽了都没能实现,现在我打算就在这个岛上最后实行起来。这个岛就要成为我的巴比玛尼岛——那个可以酣眠的幸福之乡:这里还更进一步,这里可以无所事事。

    这个“更进一步”对于我完全够了,因为我一向不惋惜我不能酣眠:我能无所事事就成了。只要我无事可干,我宁愿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盘算的年龄过去了,荣华富贵的云烟曾使我头昏脑胀,并没有使我心旷神怡,剩下来的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希望能无拘无束地在永恒的闲散中过生活。这是天国里有福之人的生活,从此我要把它当作我的无上幸福而在人间享受。

    说到这里,责怪我有那么多矛盾的人们一定又要怪我自相矛盾了。我曾说,社交场中的闲逸使我感到社交场不可忍受,而现在我倒恣意干闲逸而追求孤独的生活了。然而,我就是这样的,如果其中有矛盾,那也是大自然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实际上这里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所以始终是我。社交场中的闲逸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宾客满堂时,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无所事事的。我得呆在那里,钉在一张椅子上,或是直挺挺的象个哨兵那样站着,不动脚,不动手,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叫,也不敢指手划脚,甚至连梦想也不敢。闲逸的极度无聊再加上受拘束的极度痛苦使我不得不注意听所有的傻话和所有的恭维,并不断绞尽脑汁,以免失掉机会,轮到我时也把我的哑谜、我的谎言插上去说说。而你们就把这个叫作闲逸!这是地道的苦役犯的劳动啊!

    我所爱的闲逸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闲逸,游手好闲者是抱着膀子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是脑子和四肢都无所作为的。我所爱的闲逸是儿童的闲逸,他不停地活动着,却又什么也不做;是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而身子却在呆着。我爱忙些无所谓的小事,什么都做一做,却什么都不做完,我爱随兴之所至东奔西走,我爱时时改变计划。我爱盯住一个苍蝇看它的一切动作,我恨不得搬起一块岩石,看看底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爱满腔热忱地捡起一个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十分钟后又毫不惋惜地把它丢掉,总之,我爱整天东摸摸、西看看,既无次序,又不持续,一切都只凭一刹那的高兴。

    我心目中的植物学,开始成为我的癖好的植物学,正是一门闲人的学问,适于填满我的闲暇时间的全部空隙,既不让想象力有发狂的余地,也不让绝对无所事事的苦闷有产生的可能。在树林和田野里漫不经心地遛跶,无意识地在这里那里有时来一朵花,有时折一个枝,差不多遇到什么就嚼点什么,同样的东西观察个千百遍而永远怀着同样的兴趣,因为我总是看过什么马上就忘记掉的——这就足够使我历千万年而不会感到片刻的厌烦了。植物的构造不论怎样精细,不论怎样奇妙,不论怎样种类繁多,是不会吸引一个无知者的注视而使他产生兴趣的。在植物的组织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恒常的类似与无穷的变化,只能使对植物界有若干知识的人为之叫绝。别人看到大自然这许多宝藏,只能产生一种愚昧的、单调的赞美,他们细看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因为他们连该看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整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各种关系与组合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其万千神奇奥妙而使观察家感到无限惊奇的。由于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处于这种神妙的状态:我掌握的必要的知识,使我对一切都能够感知。那个岛虽小,却分成种种不同的土壤,而我面前的草木也就有相当多的品种,够我终身研究和消遣了。我不愿在岛上漏掉一根草而不加以分析,我已经在准备用无数有趣的观察来辑成一部《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叫戴莱丝把我的书籍、衣物都带来了。我们就寄宿在岛上的出纳员家,他的妻子有几个妹妹住在尼多,她们轮流来看她,给戴莱丝做做伴。我在那里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这种甜美的生活中度过我的一生,而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又只有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马上就要随之而来的那种生活的苦涩。

    我一向是热爱水的,一见到水就沉入那滋味无穷的遐想,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目标。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一起床总是忘不了跑到平台上去呼吸早晨那清新而又有益健康的空气,极目眺望美丽的湖对岸的天际,湖岸和沿湖的山岭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我觉得对神的崇敬,没有比这种由静观神的业绩而激起的无言的赞美更恰当的了,这种赞美不是具体的行动所能表达出来的。我懂得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他们见到的只是墙壁、街道和罪行;但是我就不懂得为什么农村里的人,特别是与外界隔绝的人,会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目击着种种神奇,他们的灵魂怎么能不每天千百遍地悠然神往这些神奇的创造者呢?至于我,特别是在起床之后,被一夕无眠弄得疲惫不堪,但由于长期的习惯而能这样心醉神迷,是绝不需要有思索之劳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我的眼睛必须接触到大自然的那种动人的景象。呆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祷告得比较少,比较枯燥;但是一看到美丽的景色,我不知为什么就感到心弦颤动。我记得有本书上说,一个明哲的主教巡视他的教区,发现一个老太婆在祷告的时候只会说声“呵!”,他就对她说:“好大娘,你永远这样祷告吧,你的祷告比我们的都好。”这个最好的祷告也就是我的祷告。早餐后,我就皱紧眉头赶着写几封倒霉的信,热烈企盼着不再有信要写的那种幸福时刻的到来。我又在我的书籍和文稿的周围绕上一阵子,是为着打开包,整理整理,而不是为着读它们。这种整理工作,在我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织的布了,它予我以消磨时间的快乐;然后,我厌烦了,就扔下这工作,把早晨剩下的那三四小时都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林内乌斯的系统,我对这个系统产生了一种难以摒弃的癖好,即使在感到它的空疏无谓之后,也是如此。这个伟大的观察家,据我看,是到现在为止唯———还有路德维希——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但是他在标本室和植物园里研究得太多,而在大自然中研究得却不够。我呢,我把整个岛当作一个植物园,需要进行观察或验证一个观察时,就跑到树林里或草地上去,我的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到了那儿就在要研究的那个植物旁边躺下,以便从从容容地就它长在地上的状态去考察。这个方法对我大有好处,使我能认识在未经人手培植或改变性质之前的处在自然状态的植物。有人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透彻认识御花园里的全部植物,并且都说得出名字来,但是一到乡间就显得那么无知,什么都不认识了。我正好和他相反,对大自然的作物倒略知一二,而对园丁栽培的作物就一无所知了。

    下午的时间,我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我那闲散疏慵的性情,听随当时的冲动去活动,毫无规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离开餐桌就独自跳上一只小船,一直划到水中央;这是出纳员教会我用单桨划的。到我随水漂流的时刻,我就快乐得浑身打颤,我说不上也不明白我这样快乐是什么原因,也许那是暗自庆幸我就这样逃出了恶人们的魔掌吧。然后,我就一人在这湖上荡漾,有时也接近湖边,可是从来不上岸。我时常让我的船听凭风吹水推,自己则沉醉于无目的的遐想之中,这种遐想,尽管是难以捉摸,却并不因此而不甜美。有时我心头一阵发软,就叫将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好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就这样,我一直漂离陆地有半里约之遥,我恨不得这个湖是一个汪洋大海。然而,我的狗可不象我,它是不喜欢这样在水上长期停留的,为了迎合我那只可怜的狗,我通常总是有个游览的目的,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那里遛跶一两小时,或者躺在土墩顶上的那片绿茵上面,饱享观赏湖内外风光的乐趣,考察和解剖我手边的各种植物,象是又一个鲁滨逊那样,在这个小岛上为自己建造一个幻想的幽居。我非常喜爱这个小山丘,每当我能把戴莱丝和出纳员的太太以及她的姊妹们带到这里来散步的时候,我是多么自豪地做她们的桨手和向导啊!我们郑重其事地运些兔子到这里来繁殖,这又是让-雅克的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小群居民使我感到这个小岛更加有趣,从那时起,我就到那里去得更勤,乐趣更浓了,为的是研究那些居民发展的迹象。

    除了这些消遣之外,在一定的季节,我还有另外一种消遣,它使我回想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那就是收获蔬菜和水果。戴莱丝和我都以能和出纳员的太太及其全家一起劳动为乐。我记得有次一个名叫基什贝尔格的伯尔尼人来看我,发现我跨坐在一棵大树上,腰带上系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苹果已经装得那么满,我简直没法动弹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其他类似的几次相遇,并不感到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亲眼看看我是怎样利用我的余假,不再打算扰乱我的安宁,让我在孤寂中太太平平地居住下去。我真是宁愿他们主动把我幽禁在这种孤寂的生活里,这比由我自己主动还要好得多,那样,我就会更加保险,不怕有人来扰乱我的休息了。

    这里又是我预先就料到读者不会相信的那种自白了,读者虽然在我整个的生活过程中已经不能不看到我千千万万的内心感受都与他们的毫不相同,却总是固执地要以己之心度我之心。更奇怪的是,他们既不肯承认我会有他们所没有的那一切好的或不好不坏的感情,他们却又经常准备把一些坏到根本不能在人心里产生的感情硬派到我的头上。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我放到与大自然直接矛盾的地位,使我成为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他们想给我抹黑的时候,就觉得任何荒谬绝伦的话都是能使人相信的;他们一想到要说我好,就觉得任何不同凡响的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信不信,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仍然要继续忠实地暴露让-雅克·卢梭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事,想了些什么东西,对他的思想感情上的奇特之处,丝毫不加解释,绝对不予以辩护,也不去研究别人想的是否跟他一样。我太爱圣·皮埃尔岛了,在岛上居住实在太中我的意了,我把一切欲念都寄托在这个岛的范围以内,打定主意绝不再走出岛外。我对不得不到邻近地区去进行的拜访——去讷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等地,一想起来就感到厌倦。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等于我的幸福被扣除了一天,出了湖就是如鱼离水。而且,过去的经验已经使我胆寒了,随便一个什么好的事物,只要是能称我的心愿,我就得作很快要失掉它的思想准备。所以,想在岛上了此一生的那种热烈愿望,是和怕被迫迁出的那种畏惧完全不能分开的。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天天晚上跑到沙滩上去坐,特别是在湖上有风浪的时候,我看着波涛在我的脚前化作泡沫,便感到一种奇特的乐趣。它使我觉得这正是人世的风波和我住所的宁静的象征,我有时想到这里便觉得心头发软,直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怀着热爱享受着的这种安宁,只有唯恐失之的那种不安心情在搅乱它,但是这种不安的心情是那样强烈,竟至损害了它的甜美。我感到我的处境太没有保障,实在靠不住。“啊!”我心里想,“我多么愿意拿离开岛的自由去换取永远留在岛上的保证啊!这个自由我是连想都不愿意想的。我多么想被强制留在这里,而不是蒙恩和被容忍而居住在这里啊!仅只因为容忍而让我住在这里的人们是随时可以把我撵走的,我能希望那些迫害者看到我在这里很幸福就让我幸福下去吗?啊!人们只容许我生活在这里是不够的,我真想人们判决我住在这里,我真想被迫留在这里,以免又被迫迁出去。”我以艳羡的眼睛看着那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安静静地呆在阿尔贝的城堡里,只要他想得到幸福就能得到幸福。最后,由于我老是这样想,老是有令人不安的预感,觉得有新的风暴时时刻刻准备扑到我头上来,所以我竟至盼望,并且以一种非常热烈的心情盼望,他们干脆就把这个岛作为我服无期徒刑的监狱,而不只是宽容我在这个岛上居住。我可以发誓,如果只凭我自己作主就能叫人家判决我住在这里的话,我是会以最大的喜悦心情这样做的,因为我万分情愿被迫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绝不愿有被驱逐出岛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事实了。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我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是属于他的司法区的);他以这封信向我下达了邦议会诸公的命令,要我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我读着这封信简直以为是在做梦,没有比这样一个命令更不自然、更不合理、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来对我的那些预感,一向只看作是一种惊弓之鸟的不安情绪,而不看作是具有若干根据的预见的。我曾采取种种步骤以得到管辖机关的默许,人们又让我那么安安静静地搬到岛上来安家,还有好几个伯尔尼邦的人以及法官自己都曾来访问过我,而且法官对我又殷勤备至、优礼有加,再加上季节又那么严酷,在这时候驱逐一个衰老有残疾的人出境,未免太惨无人道了。这一切使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相信,在这道命令里必然有些误会,完全是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特意趁这葡萄正在收获、参议院正在休会的时期,给我突然来这一下打击。

    如果是依我一时气愤去行事的话,我一定当时就走了。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入冬之际,既无目标,又无准备,既无车伕,又无车辆,怎么办呢?除非把书籍、衣服、全部什物都一概扔掉,否则我就得有点时间,而命令里又没有说给不给时间的话。连绵的灾难已经开始消磨我的勇气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我天生的那种豪迈之气在窘迫的压力下低下头来,我心里尽管愤愤不平,还是不能不卑躬屈节地请求一个期限。命令是由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我就请求格拉芬列先生解释一下。他的信显示出他对这道命令是极不赞成的,他只是以万分歉仄的心情把它下达给我;我觉得,信里充满的那些痛心和钦仰的表示,仿佛都是在和蔼地敦促我敞开心跟他谈谈:我就这样做了。我甚至绝不怀疑,我这封信一定会使那班无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们自己的野蛮,即使不收回这样一个残酷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一个合理的期限的,也许还会给我一整个的冬天,好让我去准备退路,选择一个地点。

    我一面等候回信,一面就开始考虑我的处境,盘算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到处都看到那么多的困难,忧愤又太伤我的心,此刻我的健康情况又很坏,所以我竟不由自主地灰心到了极点,而我灰心的结果就使我的脑子里剩下的一点智慧也丧失净尽了,没法子对这种可悲的处境作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安排。很明显,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我都逃脱不了人们为驱逐我而采用的那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一种方式是用暗中活动的办法激起无知小民来反对我;另一种就是用公开强制的办法驱逐我而不说出任何理由。因此我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一个安全的退路,除非是到我的力量和当时的季节都似乎不能容许我跑得那么远的地方去找。这一切又把我拉回到我方才那些念头上来了,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希望,去建议,宁可让人把我管制起来,禁锢终身,也不要叫我在大地上不断流浪,一再把我逐出我所选定的那些避难的处所。我写出第一封信的两天之后,又写了第二封信给格拉芬列先生,请他为我向当政诸公提出这个建议。伯尔尼邦对我这两封信的答复,是以最明确、最严酷的措辞写成的一道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岛屿和该共和国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远不得重来,否则定予严惩。

    这个时刻是十分可怕的。我曾感到比这更苦的焦虑,却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但是,最使我痛心的还是被迫放弃那个我盼望能在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正是时候,应该补缺一下这件命定的憾事了。这件事使我的灾难达到顶点,并且拖着一个不幸的民族跟我一同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初生的美德本来已经预示它有一天会与斯巴达和罗马争光的。

    我以前在《社会契约论》里曾提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是欧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为之立法图治;我还说明,人们应该对这样一个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个资明的导师的话。我这部作品被几个科西嘉人读到了,他们对于我谈到他们时的那种赞扬的态度,深有所感。他们当时正致力于缔造他们的共和国,这就使他们的领袖们想到来征求我对于这一重要工作的意见。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该地的望族之一,当时在法国的王家意大利团队任上尉,曾为这个问题写信给我,并且给我提供了好几种文件,都是我为了解该民族历史和当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一项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却仍然相信,将来掌握了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后,我就不能拒绝贡献出我的力量来共襄这个伟大的善举。我对他们两人的来信都是照这个意思去答复的,这种通信一直继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时候为止。

    正在这时候,我听说法国派兵到科西嘉岛去了,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一切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已经觉得,为一个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绝对安静的,而在这个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时候去致力于这种工作,当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对布塔弗哥先生并没有隐瞒我这种不安的想法,而他却劝我放心,向我保证说,如果那个条约里有损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规定,象他那样一个好公民是绝对不会继续在法国军队里服务的。事实上,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图治的那种热忱,以及他与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种密切关系,都不容许我对他本人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我听说,他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尔先生有些联系,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结论来,只有相信他对法兰西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而他只让我去心领神会,不愿在信上公开说明。

    这一切总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法国这次为什么派兵,想不出理由来证明法国兵派到那里是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单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够反抗热那亚人并进行自卫了。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安下心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实的证据、知道那一切并不是人家在戏弄我之前,就当真插手去搞那个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极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见一次面,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况的办法,他也使我感到会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怀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来和我相见的计划,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我那些灾难一定也会阻止我利用他那个计划的。

    我越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越对手里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觉到,为之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应该与之适应的种种关系。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从远处获得指导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说我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到科西嘉岛去,我却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在考虑这次旅行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向达斯蒂埃先生谈了,他是应该了解这个岛上的情形的,因为他以前曾作为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儿做过事。他极力劝我休作此想,我承认,他把科西嘉人和他们的乡土给我描写得那么可怕,使我原来想到他们中间去生活的念头冷了一大截。

    但是当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想到离开瑞士的时候,这个念头又复活了,因为我希望最后能在那些岛国之民中间找到人家到处都不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旅行感到胆怯,就是我将不得不过一种紧张的生活,而我对这种生活始终是不能适应而又极端憎恶的。我生来就是为着独自一人在闲暇中进行沉思默想,而不是为着在大庭广众中说话、行动和处理事务。大自然给了我第一种才能,就拒绝给我另一种才能。我感觉到,我将来一到科西嘉岛,尽管我不直接参加公务,还是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热情活动之中,并常常跟领袖们开会、商讨问题。我此行的目的本身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求隐遁,而是到那个民族的怀抱中找我所需要的知识。很明显,我将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我既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我生来就不能适应的那种事务的游涡,就会在这漩涡中过一种与我的爱好完全相反的生活,而且我在漩涡中的表现将只能于我自己不利。我预料到,我的著作可能曾使科西嘉人觉得我有些能力,我一到那里就会使他们感到见面不如耳闻,因而我在科西嘉人心目中的声望就会降低,同时他们对我原有的信任就会丧失,这于我固然是损失,于他们也同样是损失,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就不可能把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做出成绩来。我确信,我这样越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既于他们无益,也使我自己不幸。

    好几年来,我被各式各样的狂风暴雨震撼着、冲击着,横遭迫害,到处奔波,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痛切地感到休息的必要,可是我那些野蛮的仇敌却偏以使我不得休息为乐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我一向就极端羡慕的那种可爱的清闲、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之后,我的心就一直把这种清闲恬静看作唯一的无上幸福。我怀着恐慌的心情瞻望我行将承担的那些任务和行将陷入的那种纷繁生活;目标的伟大、美妙和意义固然激发我的勇气,可是一想到我冒险犯难而不能获得成果,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若论所耗的精力,我独自默想沉思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纠缠中紧张生活六个月,而且还一准是劳而无功。

    我想起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顾到的权宜之计。我既然每逃到一个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诡计阴谋钉住不放,既然现在我只看到一个科西嘉岛还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那么,我就决计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当我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为着能在那里生活得安静,我又决计至少要在表面上放弃那立法的工作,而只限于就地写科西嘉人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话,我也不声不响地作些必要的调查,以便我对他们能有更大的用处。这样,我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而且这不需要我放弃我那心爱的孤独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强接受一种我既不能忍受、又无能力应付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次旅行,依我当时的处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用达斯蒂埃先生跟我所谈的科西嘉岛的那种情形,除了自己带去的东西之外,在那里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会找不到的,内衣、外衣、锅盆瓢碗、纸张、书籍,什么都得随身携带。我要带我的女总督迁居到那里去,就得超过阿尔卑斯山,并且把整个一大套行李都拖在后面走上二百里约的长程,还得穿过好几个统治者的国境。并且,看全欧洲当时已经形成的那种风气,我当然还要预料到在我的灾难之后我到处都会碰到的障碍,会看到每个人都要幸灾乐祸地予我以新的打击,在我身上违犯一切国际法与人道的准则。象这样一次旅行的巨额耗费和种种疲劳、危险,也使我不得不预先就料到并且仔细衡量一下各种困难。以我这样的年龄,最后落得孤身一人,束手无策,举目无亲,托命于这个象达斯蒂埃先生所给我描绘的那样野蛮而剽悍的民族,这种前景,当然要使我在执行我的决定之前深思一番。我热烈盼望我和布塔弗哥的会晤,我等待晤谈的结果,以便把我的计划最后确定下来。

    正当我这样犹疑不定的时候,来了莫蒂埃的迫害,逼着我去逃难。我那时并没有为长途旅行作好准备,特别是到科西嘉岛去旅行。我是在等候布塔弗哥的消息时逃到了圣·皮埃尔岛,到入冬的时候,我又如上文所说,被驱逐出岛了。这时,阿尔卑斯山上盖满了雪,这种迁徙计划根本就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那么急促。说真的,象这样一道命令,其本身的荒唐就使它不可能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僻之区的中心搬出去,从命令下达时起,只有二十四小时来准备,又要找船,又要找车来离开岛屿和整个国境,即使我长了翅膀,也是难以应命。我把这种情形写信告诉了尼多的法官先生,作为对他的来信的答复,接着我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无义之邦。以上是说明我怎样迫不得已放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不能求得人家对我就地实行管制,就接受了元帅勋爵的邀请,决计到柏林去走一遭,让戴莱丝守着我的衣物、书籍在圣·皮埃尔岛上过冬,同时把我的文稿都交到贝鲁手里。我处理得那么快,第二天早晨就从岛上动身了,到比埃纳还没有过午。由于一个意外的插曲,我几乎在比埃纳就结束了我的旅行,这个插曲也是不应该略而不谈的。

    我奉命离并避难所的消息一传出去,邻近地区来拜访我的人便络绎而至,特别是伯尔尼邦人,他们以最可恨的虚情假意来恭维我、敷衍我,并向我保证,人家是利用放假的时期和参议院休会的时候草拟和下达了这道命令的,据他们说,二百人议会的成员对这个命令都感到愤慨。在这一大堆安慰者里面,有几个是从比埃纳市——比埃纳市是个小自由邦,圈在伯尔尼邦里——来的,其中有个青年人,名字叫韦尔得勒迈,他的家庭是第一流望族,在这个小城市里享有最大的威信。韦尔得勒迈代表该邦公民,恳切劝我到他们那里去选择避难处所,说他们热切盼望能在那里接待我,将以让我住在那里忘掉过去的种种迫害之苦为一种光荣和义务,又说我在他们那里不必害怕伯尔尼邦人的任何势力,说比埃纳是个自由市,不接受任何人的法令,全体公民都一致抱定决心,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得勒迈看他一个人不能打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来帮腔;这些人,有的是比埃纳市和邻近地区的,也有的就是伯尔尼邦的,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退居瑞士以来就一直要跟我攀交,而同时他的才能和思想也使我感到他这人很有意思。但是,比较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时也比较更有分量的,是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的敦劝,他跟韦尔得勒迈一起来看我,极力怂恿我接受韦尔得勒迈的邀请,他对我显示的那种热烈而好心的关切,真令我吃惊。我本来一点也不认识巴尔泰斯先生,然而,我看他说的话倒很热情恳切,觉得他是真心实意要说服我在比埃纳市住下来。他在我面前把这个城市和居民夸得冠冕堂皇,他表示他和他们相处得太亲密了,以至他好几次竟在我面前把他们称为他的恩主、他的父老。

    巴尔泰斯的这番交涉可把我原来的一切推测弄糊涂了。我一直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是我在瑞士所遭到的那一切迫害的暗中主使人。驻日内瓦的法国代办的行径,驻索勒尔的法国大使的行径,只能肯定地证实我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邦、日内瓦、讷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由法国在暗中施加影响,同时我不信我在法国除舒瓦瑟尔公爵一人外,还有什么有势力的仇人。那么,我对巴尔泰斯的拜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显出的那种好心的关切,又能作何感想呢?我历次的灾难都还没有磨灭我的心灵所自然具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经验也还没有使我学会能在爱抚下随时看出陷阱。我怀着惊诧的心情寻思巴尔泰斯这种盛意的理由,我倒不那么傻,认为他办这个交涉是出于主动,我在他那番交涉中看出他有意张扬,乃至矫揉造作,这正说明他别有用心,我确实从来没有在这种小幕僚身上发现过我当年在类似的岗位上常使我的心灵沸腾起来的那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里就多少有点认识波特维尔骑士,他也曾对我表示过若干美意。从他任大使以来,他还表示他依然记得我,甚至还邀我到索勒尔去看他。这个邀请,我虽然没有接受,却令我颇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于接受身居高位的人这样客气的对待。所以我猜想,波特维尔先生在有关日内瓦事件的问题上是不得不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的,然而他心里却同情我的不幸,所以他以特殊的照顾,为我布置下比埃纳市这个避难处所,好让我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他的庇萌之下。我很感谢这种照拂,但是并无意加以利用,我已经最后决定到柏林去旅行,所以我只热烈地盼着与元帅勋爵会晤时刻的到来,深信从此以后,我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我从岛上动身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里看到韦尔得勒迈和其他几个比埃纳人在迎接我下船。我们大家一起在小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去找辆轿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吃饭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又重申前请,要留我在他们那里住下,而且要求得那么热烈,又保证得那么动人,以至,尽管我已最后决定,我这颗向来就不会抗拒爱抚的心,到底还是让他们的爱抚给感动了。他们一看我已经动摇,便越发加倍努力,我终于被他们战胜了,同意在比埃纳留下,至少留到开春。

    韦尔得勒迈立刻忙着给我找房子,把一个丑陋的小房间在我面前吹得象个意外的新发现似的;这个小房间是在四层楼的后楼,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供我赏目的是一个麂皮商人的一汪臭水。我的房东是个矮子,一脸贱相,相当狡猾,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荡子,又是个赌徒,在地方上名声很不好;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更无仆役。我凄凄凉凉地将自己关在那个孤寂的房间里,可以说是身在世界上风景最佳的地域,而住的却是不到几天就能闷死人的小屋。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尽管人家对我说当地居民怎样热心,要留我作客,我打街上过的时候,却在他们的态度中看不到一点对我客气的表示,在他们的眼光里也看不到一点亲切的神情。然而,我已经完全决定要在那里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也看到而且还感觉到该市正酝酿着一场针对我的可怕的骚乱。有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来通知我说,明天就要以尽可能最严酷的方式给我下达一道命令,限我立刻离开国境,也就是说离开市境。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了,所有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韦尔得勒迈不见了,我也听不到人家说巴尔泰斯了。而且他在我面前给自己拉上的那许多恩主和父老,似乎并没有因他的嘱托而对我怎样关照。有个叫什么伏·特拉维尔的先生,他是伯尔尼邦人,在本市附近有座漂亮的房子,他倒请我到那房子里去避难,据他对我说,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免于被人用乱石打死。这个优点似乎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使我在这个好客之邦继续遗留下去。

    然而,这一耽搁,就是三天过去了,伯尔尼邦人为了使我离开他们的领土而给我的那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经超过很多了。我领教了他们的狠心,当然免不了感到若干焦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让我穿越他们的国境。这时,尼多的法官先生来了,正好为我解决了困难。他对当政诸公那种粗暴的做法公然不赞成,所以,他以慷慨好义的精神觉得应该向我作一个公开的表白,证明他在这件事里绝对不曾插手,并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区,跑到比埃纳来拜访我一次。他是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来的,不但不是微服出访,而且还要故意张扬一下:坐着自己的专车,带着他的秘书,infiocchi(穿着盛装艳服)而来,并且送给我一份以他自己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自由自在地穿越伯尔尼邦的边境,不怕有人刁难。他的拜访比那份护照还更使我感动,即使这个拜访的对象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还会为之感佩不止的。为着支持一个横受欺凌的弱者而及时做出的勇敢行为,我真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任何事物能在我的心头产生更强烈的印象。

    最后,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轿车之后,我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这个杀人的乡土,没等要派来抬举我的那个代表团的到来,甚至也没能等到跟戴莱丝见面——本来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的,所以通知她来跟我相会,这时却没有时间给她写几个字把我这次新的灾难告诉她,叫她不要前来了。如果我还有力量再写第三部的话,人们将在那里看到,我原先是怎样想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到了英国,一心摆布我的那两位夫人又怎样在使尽诡计阴谋把我赶出瑞士(我在瑞士还不算是在她们掌握之中的)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的手心里了。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我的朗读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默默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一人,我觉得似乎受到了感动:她明显地颤抖,但很快又镇定下来,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我从这次朗读和我的声明中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

    《忏悔录》的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

    我常注意到,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识人的人中,每人也几乎只认识他自己,要是真有人能认识自己的话。因为在不和任何事物作比较的情况下,单凭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关系,怎能很好地确定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然而这种对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却是我们用来认识他人的唯一方法。人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因过分看重自己而产生两种错觉:或是把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地位时我们会怎么行动的动机强加给他们,或是在这同一种假设下,不知已处于和自己处境很不相同的另一处境中,对自己的动机作了错误的解释。

    我作这些观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我不是按照我对别人作的判断(这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按照别人对我作的判断。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动机的判断几乎总是错的,而一般说来,作这类判断的人越有才智就越错得厉害,他们衡量的事物越广,他们错误的判断和事物间的距离也越大。

    由于注意到这些,我决心使我的读者在识人方面更进一步。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使他们从这总是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唯一而又错误的尺度中解放出来,同时相反地,为了认识自己的心,须经常光了解别人的心。为了使他们学会评价自己,我愿尽力使其至少能有一件可与之相比的事物,使其能认识他们本人和另一人,而这另一人可以是我。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律;另一些人则转向天文、医学和音乐的研究,在科学上作,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有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推测,照自己的幻想来描绘,毫不害怕别人会用原型来和自己的涂抹相对照。怎样来使我们了解这一原型的内心呢?描绘别人内心的人无法看到这个内心,而看得到这个内心的人又不肯把它暴露出来。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假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惜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一个比蒙田更自负、但比他更直率的人是加尔丹。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加尔丹也是如此疯癫,旁人无法从他的遐想中得到任何教益。再说,谁肯在十卷对开本的狂言书里觅取如此少的教益呢?

    因此,可以肯定,要是我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好事。但愿大家不反对我以下所述: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写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我说更能吸引人,这是指对一事物的观察和经验而言,我处在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也许是最有利的处境。我没有社会地位,然而却熟悉一切等级,曾在除王室外的最低至最高的各等级中生活过。大人物只认得大人物,小人物也只认得小人物。小人物看大人物只从他们那令人仰慕的身分地位去看,而自己则身受不公正的蔑视。在这极其疏远的关系里,双方具有的那个共同本质——人,却失去了。对我来说,细心地除去这种假面具后,我到处都能认出这一本质。我考虑和比较过他们各自的兴趣、意愿、成见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我既无奢望,也无足轻重,我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研究他们也很方便,当他们不装假时我就能作人和人之间、身分地位和身分地位之间的比较。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既不使人为难也不使人厌烦;我进入各界而无所留恋,有时早晨和亲王共进早餐,而晚上则和农民分享晚饭。

    我没有显赫的门第和出身,但却有另外一种我所特有的、化了重大代价换得的显赫,即我的人所共知的厄运。有关我的议论传遍欧洲,才智之士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为之痛心。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对这个科学和哲学的世纪,我比他们认识得更为清楚,我已看出,他们以为早已消灭的盲信只不过伪装起来而已;我早在它除去伪装之前就说过这话,可我没料到是我使它去掉伪装的。这些事件的经过值得塔西陀大书一笔,而我的笔也该使其稍添兴味。事件是公开的,人人都能知道,问题在于要去了解形成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所以要把它公诸于世,就得写出我一生的历史。

    我曾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事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情,见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在那么多境遇中生活过,所以要是我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话,五十年的生涯对我来说就象过了几个世纪似的。因此,就事件数量之多及种类之繁而言,我都有条件使我的叙述饶有兴味。尽管这样,我的叙述也许并非如此,不过,这决不该归咎于题材,而是作者的错误。即使在叙述最杰出的人的生活时,这类缺点照样也会产生。

    要是说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同寻常,那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处境也极为罕见。在我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其名在欧洲为人所共知而其人则越少为人知晓。我的书传遍各大城市,而我这个作者却在森林里隐居。大家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评我科学的哲学。以实证哲学观点研究社会现象,1839年提出了,都在议论我,但是我却不在场。我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些议论。人家说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每人都按自己的想象来描绘我,也不怕这原型会出来戳穿他。上流社会里有个卢梭,而另一个与前者毫不相似的卢梭却处于退隐状态。

    总起来说,我对公众对我的议论不应有所怨艾,他们有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们也往往把我恭维得无以复加。这取决于他们在评断我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成见于我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在褒贬时都不再注意分寸。当人们单凭我的著作来评断我时,他们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把我看成是一个每发表一部著作就改变一次面貌的怪人。但一旦我有了敌人,他们就根据各人的观点想出种种妙计,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无法败坏的我的名誉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一点也不显出他们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谴责我有什么坏的行为——不论是真有还是捏造。即使他们谴责我,他们也把这些坏事归之于我的坏脾气,这样仍然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出于轻信,所以还是会说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责备我的心地不良。他们在装作原谅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在攻击我的感情,在显得是从称赞的角度看待我时也知道将我暴露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下。

    采取这样巧妙的语调是合适的,他们在好心好意抹黑我时神气也相当憨厚,他们友情洋溢,但却使我变得可憎,在向我表同情时又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他们表示对事实可以不予追究,但却无比严厉地批评我的性格,做到赞扬我而又使我面目可僧。役有什么能比这幅肖像和我本人更不相象的了,我不比人家要求的更好,我是另外一个人。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们都没有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在把我不具备的美德归于我时是在使我成为坏人。与此相反,做了无人知晓的坏事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更好地判断我来看,我可能会失去平庸之人而赢得才智之士,而我向来也只求后者的赞同。

    以上这些不仅是我从事这一写作的动机,也是我写作时的忠实保证。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下去,我决不愿自己有虚假的名声,也决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决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像我自己。当我想到我将名传后世而感到快慰作为可能性进入一定的事态中并与其他永恒客体发生关系。,这得有些比我的名字更站得住的事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很少有人能比我做得更精,也从没有人像我谈论我自己那样谈论他自己。和承认卑劣低级的行为相比,承认性格上的缺点则更易接受。可以相信,敢于承认这些行为的人会承认一切。这也就是对我的真诚的一种难堪而可信的考验。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象我向公众所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大家只要一读我的作品,立即就会发现我愿意遵守诺言。

    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因为要澄清如此纷繁、如此矛盾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情,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作呢?这类感情有些往往很卑劣,但有些有时又很高尚,为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事,多少痛苦我不该暴露?为了追随我心中隐秘的活动,为了说明我心中留下痕迹的每一印象初次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令人厌恶、猥亵、稚气而常是可笑的细节我不该涉及?当我一想到自己要谈之事而脸红时,我知道有些冷酷的人还会把作最难出口的自白时感到的屈辱称作恬不知耻。但还是得说出来,或仍然装假,因为如果我不把某事说出来,人家就无从认识我。在我的性格中,一切都相互关连,成为一体,为了很好揭示这一怪异奇特的混合体,要求我把一生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

    要是我象别人那样精心写部著作,那我就不是描绘自己,而是在给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个与我的画像有关而不是与一本著作有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我象在暗房里工作一样,那里不需要其他技巧命题,必须来自经验,由于经验只涉及有限与过去,有限不,只需要把我所见到的相貌准确地描绘出来。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都选定了,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怎样感受的,怎样看到的就怎样写。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时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我的文笔自然而多变化,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尽管这一著作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这也总是一本因其内容而使哲学家感到可贵的书。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份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的参考资料,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资料。

    以上是我要说明的我在写一生经历时的意图,大家也应本着这一意图来读我的书,并加以利用。我和好些人的关系使我谈到他们时不得不像谈论自己那样,很随便。只有当我使人同样认识他们时我才能使人很好认识我自己,人不该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隐瞒起不能不说之事而不影响我该说的真话。我会对别人比对自己作更多照顾。对牵累任何人都会使我非常不快。在生前决不让这一回忆录出版的决定正是出于在不影响我计划执行的同时对我的仇人的尊重。我甚至将采取最可靠的措施,使这一著作只在事件所涉及的人由于时光流逝已不再引起公众注意时才出版,同时我将把它存放在非常可靠的人的手里,以使它永不会被人利用去作任何泄露内情的用途。生前发表此书对我来说会使我较少受到责难,我也不在乎那些在读完此书后可能蔑视我的人。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有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这是合情合理的,我在保住名声的愿望促使下所犯之罪应以我的名声去抵偿。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象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要是他敢这样,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这样说:“我比那人要好些。”

  • 托马斯·曼《魔山》

    前言

    这里我们要叙述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故事。写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因为读者将会了解到,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甚至是惹人喜爱的青年),而是为了故事本身;在我们看来,它是值得大大描写一番的。不过为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着想,我们可得记住这是他的故事,而并非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好久以前,也可以说已完全是历史的陈迹,因此叙述时无疑须用事隔多年的过去时态。
    这对故事来说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故事必然在过去发生,我们可以说,它离现在愈远,故事的趣味性愈强,对写故事的人——他对过去的事往往像术士那样,能洋洋洒洒地信手拈来——也就愈有利。对这个故事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它像当今许多主题一样,涉及的也是各色各样的人群,而对笔者并无丝毫牵连。它时间上比讲故事的年代早得多,它的年份不能用日子计算,它所贯穿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也无法用太阳的出没来衡量。一句话,故事离现在究竟有多远,同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恐怕是作者想玩弄一下故事情节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透的一种花招吧。
    不过我们不能有意蒙蔽事实的真相。我们这个故事离现在这么远,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出现某种转折点之前——这种转折点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上留下很深的裂痕——发生的……它发生在——或者我们故意避而不用现在时态——它曾发生或已经发生在很久之前,发生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也就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里;在这次大战爆发时,有许多事正好从头开始,但一旦开始就几乎不会终止。不错,它是在大战之前发生的,尽管离大战的时间并不太远。不过,故事发生得愈“早”,它不是就愈鲜明地富于“过去”的特色,因而也更为完整,更有传奇性?此外,我们这个故事就本质来说,就处处体现出传奇的风味。
    下面我们就要将它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叙述一番——哪个故事会因它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而显得过短或过长呢?我们不怕人们责难,说我们过于追求细节;我们倒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只有详尽的情节才能真正引人入胜。
    因此,笔者对汉斯的故事并非一挥而就。一星期七天的时间是不顶用的,七个月也不够。最好他事前不要讲明,他为这篇故事埋头构思究竟花了他一生中多长时间,天晓得,时间居然要花七年哩!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到达

    一位纯朴的青年在盛夏时节从家乡汉堡出发,到格劳宾迪申的达沃斯高地(瑞士格劳宾迪申州,山上有结核病疗养院,附近有温泉)旅行。他准备乘车作为期三周的访问。

    不过从汉堡到那儿,有一大段路程;跟这么短的逗留时间相比,旅途确实显得十分漫长。旅行时得经过好几个国家的土地,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从德国南部的高原,一直往下驶向施韦比施海海滨,再从那儿乘船越过波浪翻滚的海面,一路经过一些过去认为是深不可测的峡谷。

    从那儿起,本来是广阔的、循着一条直线前进的路程中断了。路上得有一番停留和转折。在瑞士境内罗尔沙赫地方,又得仰仗铁路,但目前火车只开到兰德克瓦尔特(瑞士境内村庄名),这是阿尔卑斯山旁的一个小车站,人们非在这儿换车不可。这里,你得在寒风瑟瑟而景色并不怎么动人的地方伫立好一会儿,才能登上一列路轨狭窄的火车;当火车小而异常有力的发动机启动时,真正动人心魄的旅程方才开始。火车沿着陡峭的山坡一个劲儿往上开去,似乎不想停息下来。兰德克瓦尔特车站的地势并不怎么高,但此刻火车却在巉岩峭壁中间费力地奔驰,一直朝阿尔卑斯的高山上驶去。

    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是这位青年的姓名——独个儿坐在灰色坐垫的小车厢里,身边放着一只鳄鱼皮手提包,这是他的舅舅和养父蒂恩纳佩尔参议(是当时外国赠与德国某些有名望的市民一种荣誉头衔。这些人住在德国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中,作为某一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我们在这儿只匆匆介绍一下他的名字)送给他的礼物。他还带了一卷旅行毯和冬季大衣,大衣挂在车厢的一个衣钩上。他坐在卸落的窗口边,由于下午的天气越来越凉,这位娇生惯养的青年就把那件时髦的、丝绸织成的夏季外衣的领子翻上来。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名叫《远洋客轮》的杂志,旅程一开始,他就不时阅读,但现在却让它搁在一边。机车引擎轰隆轰隆地喘着气,烟雾吹入,在书籍的封面上沾了不少煤灰。

    这位青年人涉世未深,两天的旅程就把他跟过去的世界隔得远远的,所有称之为责任、志趣、烦恼、前途等种种意识,他都置之脑后;这种远离尘嚣之感,远远比他坐马车到火车站去时来得强烈。在他本人与乡土之间飞旋着的空间,拥有某些我们通常归因于时间的威力。空间的作用同时间一样,每时每刻会在他内心引起变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显著强烈。它像时间一样,也会叫人忘却一切,但只有当我们的肉体摆脱了周围环境的影响,回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原始境界中时,才有可能这样。不错,它甚至会使书呆子和乡愚一下子变成流氓之类。有人说,时间像一条忘旧河(Lethe,一译忘川,源出希腊神话,说人只要在忘川里喝一口水,就能忘却自己的往事),但到远方换换空气也好像在忘旧河里喝一口水;尽管它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厉害,但发作起来却更快。

    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时就有这种感受。对于这次旅行,他本来不打算看得过分认真,心中泰然处之。他本来倒是想迅速完成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非作不可;出发时怎么样,回来时也怎么样。同时,他也准备在眼下非栖身不可的那块地方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就在昨天,他脑海中还完全为往常的一些事情萦绕着,一方面尽是在回想新近经历过的那场考试,一方面却憧憬着即将去“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实习的情景,这家公司兼营造船、机械制造及冶炼。对于未来的三星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像他往日遇到什么事心里总是很不耐烦那样。可是现在,他对眼前的情况似乎必须全神贯注,似乎不能掉以轻心。

    此刻,火车正把他带到他从未到过的一些地方,他知道那儿的生活条件是压根儿不习惯的,异乎寻常的,也可说是艰苦俭朴的。他开始激动起来,并有些惴惴不安之感。家乡和正常的生活不但远远落在后面,而且落在他脚底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况且火车仍在不断地往山上爬。他在过去与未来的不可知的生活中间飘忽不定,自问今后在那边该怎么生活。他一生下来就一直生活在离海拔只有几米高的平原上,现在一下子乘火车来到这些荒僻的高地,而且沿途无论哪块地方一两天都不停留一下,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不够明智,不合时宜的吧?他巴望一下子到达目的地,因为他想一旦到了那边,他也能像别的地方那样生活,不用再去回想目前他在攀登高峰时那种不惬意的情景。这时他向外眺望:火车正在拐弯向海峡驶去;他看到前面几节车厢,也看到机车费劲地喷出一团团棕色、绿色和黑色的烟雾,烟雾正随风飘荡。水流在右面的深谷里呼啸奔腾,左面的山岩间却是一棵棵耸天的暗黑色枞树。火车进入了黑洞洞的隧道,当它重见天日时,宽广的峡谷迎面而来;峡谷深处,无数村落星罗棋布。接着海峡不见了,出现了一些新的峡谷,在山谷的裂口和裂缝处还可以看到皑皑积雪。火车有时在寒伧的小车站前、有时在大车站前停下来,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使人摸不清究竟往哪儿行驶,再也记不起自己在天涯的哪一个角落。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前面相继展开,它们的景色雄伟瑰丽,变幻无穷,令人有庄严肃穆之感。山上的小径蜿蜒曲折,从眼前一一掠过,然后在视野中消失。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绿树成荫的地带已远远落在他们下面,这儿也许再也没有鸟语花香的景象,他不由感到生命好像停滞了一般,它是那么空虚贫乏,以致他突然感到一阵轻微的昏眩,浑身很不舒畅。他用手蒙住眼睛,两三秒钟后才恢复过来。他看出登山已经结束,火车已开过峡谷的顶峰。这时,火车在山脚下的平原上平平稳稳地向前行驶。

    时间已快八点钟了,但暮色尚未笼罩下来。远处还可以望见一片海面。海水是青灰色的;靠近海岸的地方,一片黑魆魆的枞树林一直往上伸展到周围的高地,越向上面树丛就越稀疏,最后只剩下一块块光秃秃的、像缭绕在薄雾中的岩石。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外面有人在喊,达沃斯村到了。现在他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忽然,他身边响起约阿希姆·齐姆森的声音,这是他表哥悦耳的汉堡音调,表哥说:“嗨,你到了,现在就出来吧!”他向外一望,只见约阿希姆正站在窗口下面的月台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宽大外套,头上没戴帽子,看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健康。他笑着继续说:“你快出来吧,别忸忸怩怩了!”
    “可是我还没有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知所措地说,依旧坐着不动。
    “到站了,你已到了,这个村子就是。这儿离疗养院较近。我已叫了一辆车子。把你的东西交给我吧。”

    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到达与重逢的一片激动与欢笑声中,把手提包、冬季大衣和带有手杖及雨伞的一卷旅行包一一交给他,最后把那本《远洋客轮》也递给他。然后他沿着狭长的过道走出车厢,跳到月台上,向表兄致意。也可以说直到此时,他才亲自晤见了表兄。他们重逢时并没有热情洋溢的表示,这在头脑冷静的人们中间往往有这种习惯。说也奇怪,他们之间彼此一直不喊名字,仅仅是为了不使内心热烈的真情流露出来。因为他们不叫对方的姓,所以互相就用“你”来称呼。这也是表兄弟之间根深蒂固的一种习俗。

    当他们急匆匆地、同时也有些尴尬地握手时,一个身穿号衣、帽上拖着缏子的人在旁瞅着。这时他向前走来,问汉斯·卡斯托尔普要行李票;因为他是山庄国际疗养院的门房,当两位绅士驱车直接前去进晚餐时,他愿为达沃斯村车站的这位客人拎那只大箱子。那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地十分显眼,汉斯·卡斯托尔普向约阿希姆·齐姆森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是退伍军人吗?他为什么跛得这么厉害?”
    “哼,当然不是!”约阿希姆带着几分尖酸的语调回答说。“一个退伍军人!他膝盖上有毛病哪,或者说,他过去闹过病,后来膝盖骨给截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迅速思忖了一下。“原来如此!”他说,一面走,一面回头向跛子瞥上一眼。“可是你仍无法叫我相信,你还保留着那种气派。你剑上的缨带还没有解开,看来你刚好参加军事演习回来。”他斜眼瞅一下他的表兄。

    约阿希姆的个儿比他高,肩头也比他宽,看去年富力壮,仿佛生来就配做一个军人似的。他皮肤黝黑,在碧眼金发、肤色白皙的种族里,他这副模样儿并不罕见。他脸色本来也是黑黝黝的,长期给日光晒着,几乎变成古铜色了。他眼睛又大又黑,嘴儿也长得很不错,上唇蓄有一抹黑黑的胡子,要不是他的耳朵有些招风,他简直是个美男子。在以前某一个阶段里,这对耳朵是他生活中唯一引以为憾的事。现在他又有其他烦恼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说:
    “你就要跟我一起回老家吧?我看没有什么事碍着你。”
    “就要跟你回去?”表兄用那对大眼睛直愣愣瞅着他问。这对眼睛一向是很温柔的,不过在这五个月间却显得有点儿慵倦、甚至是忧郁的神色。“你说什么时候?”
    “三星期以后。”
    “嘿,在你的脑瓜子里,你已在打算回家了,”约阿希姆回答。“哎,等一下,你可才到哪。三星期对我们这儿山里人来说当然算不了什么,不过对你,对你这个来这儿作客、而且只想呆上三星期的人来说,这段时间确实不短。你先得适应这儿的水土,以后你会看到,要适应水土也可真不容易呵。不过在我们这儿,气候还不算是唯一怪里怪气的事。你以后会在这儿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等着瞧吧。关于我的事,那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说‘三星期内回家’,这可是山下人的想法嘛。不错,我的皮肤是有点儿黑,这主要是雪光长期反照的缘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贝伦斯也经常这么说。上次大伙儿检查身体时,他说,我肯定在这儿还得呆上半年。”
    “半年?你疯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叫了起来。这时他们登上了车站面前石子路空地上停着的一辆黄色马车,这个车站破落得像一间棚屋。当两匹棕色的马儿起步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硬垫上怒气冲冲地数落起来。“半年?你在这儿差不多已住上半年了!一个人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哪……”

    “不错,时间,”约阿希姆一面说,一面频频颔首,对表弟那副义愤填膺的心情根本不去理会。“他们在这儿把人类的时间当儿戏,这点你压根儿不会相信。在他们看来,三星期好比一天。你不久就可以亲眼目睹,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又接下去说,“这儿,人们对事物的概念改变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从一旁不住地端详着他。

    “不过你身体已恢复得挺不错了,”他摇头晃脑地说。

    “你以为真是这样吗?”约阿希姆回答说。“可不是吗,我也认为这样!”他说罢在坐垫上挺直了身子,但是马上又一下子斜着身子坐下来。“我身体确实好些了,”他说,“但还没有恢复健康。左肺上部以前可以听到罗音,现在听起来只是有些粗糙,这可没有多大关系。但下肺呼吸音还很粗糙,第二肋间还有些杂音。”

    “瞧你已懂得这么多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嗯,天晓得,这总算是见多识广哪。这是我生了这病之后才好不容易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知识,”约阿希姆回答说。“不过我还有痰,”他说着耸了耸肩膀,既显得满不在乎,又有些激昂。这副神情跟他的脸很不相称。他从外衣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给他的表弟看,露出一半后又马上塞进去。这是一只拱形而扁平的蓝色小玻璃瓶,盖子是金属的。“我们这儿大部分人都有这种瓶子,”他说。“我们还给它们取了个名字,也可说是一个诨名,很有劲儿。你在欣赏这儿的风景吧?”

    汉斯·卡斯托尔普确是在欣赏,他说:“美极了!”

    “你真的这么想?”约阿希姆问。

    这时他们已在那条沿山脊方向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奔驰了一阵子,这条路与铁路平行。然后马车拐向左边,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和水路,在一条公路上驰骋,这条公路向上一直伸展到树木丛生的山坡。现在他们来到一个稍稍突起的高地,它宛如一个草原,在高地西南方耸立着一座圆屋顶的庞大建筑物,前面有许多明亮的阳台,远处望去像一个个孔洞,活像一块海绵。建筑物里灯光刚开始燃亮。天很快黑下来了。刚才片刻间染红天边的一抹淡淡的晚霞已经消失,大自然沉浸在一片昏暗蒙眬、忧郁宁静的暮色中,预示夜幕即将垂落。人口稠密、绵亘蜿蜒的山谷现在已是万家灯火,平地和山坡两侧到处都是灯光,特别在右面一片高地上,那儿的房屋结构都是梯田式的。左面有几条小径通到草原的斜坡上,以后又消失在松树林一片迷迷糊糊的黑暗中。山谷在入口处渐渐狭窄起来,远方的山脊在它的后面呈现一片单调的灰蓝色。天空刮起了一阵风,使人感到夜晚的寒意。

    “不,坦白地说,这儿并不那么使人望而生畏,”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冰川、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崇山峻岭在哪儿呢?在我看来,这些山并不很高。”

    “嘿,它们可真高呢,”约阿希姆回答。“你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参天的大树,它们轮廓分明。枞树停止生长,其他一切也都不长了。你可以看出,后面那些地方都是岩石。你瞧,在那‘黑峰’的右面,也就是那座尖尖的高峰右面,不是也有一个冰川吗?你可看到那边蓝澄澄的一片?冰川并不大,但终究是地地道道的冰川,叫‘斯卡雷塔’冰川。峡谷中间是皮茨·米歇尔和廷岑峰,你这儿可望不到。它们一年到头都积着雪。”

    “永远积着雪,”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嗯,永远,随你怎么说吧。不过这些山峰都很高。但你得想一想,我们这儿简直高得吓人。海拔一千六百米。因此这些山峰算不了什么。”

    “真的,爬起山来可够呛啦!我得说,我真胆战心惊呢。一千六百米!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五千英尺高。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奇地、尝试性地深深呼吸了一下这块陌生地方的空气。空气是新鲜的——如此而已。它里面没有香味,没有杂质,没有潮气;他毫不费力地吸了进去,但并无心旷神怡之感。

    “挺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

    “唔,这儿的空气好得出名。不过我得再说一句,今天晚上这儿的风光并不怎么好,有时景致还要好些,特别在有雪的时候。可是人们看雪也看腻了。你可以相信我,我们山上的人对这全都腻得要命,”约阿希姆说。他的嘴角扭曲了,显出厌恶的神色。这使人觉得有些过分,而且不够镇静,跟他的风度又不很相称。

    “你说话非常特别呀,”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我说话特别吗?”约阿希姆有些怅惘地问,把脸转向他的表弟……

    “不,不,原谅我,我只是一刹那间才有这个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连忙说。不过他指的是“我们这儿山上人”这几个字眼,约阿希姆用这些字眼已有三四次了,他听起来有些不顺耳,有些别扭。

    “我们疗养院的地势比你看到的那个地方还要高呢,”约阿希姆继续说。“高五十米。在旅行指南里,写的是‘一百’,可实际上只有五十。最高的疗养院要算那边的沙特察尔普了,你望也望不到。冬天时,尸体要用雪橇送下山去,因为那时路上无法通车。”

    “他们的尸体?噢,我懂了!”汉斯·卡斯托尔普高声说。忽然他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厉害,那么无法自制,以致胸口一起一伏,他那被凉风吹僵了的脸上显出一副怪相,而且隐隐作痛。“用雪橇!而且你对我说这事时居然那么无动于衷?你在这五个月里确实变得愤世嫉俗了!”

    “一点儿也不愤世嫉俗,”约阿希姆耸了耸肩膀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呢?对尸体来说反正都是一个样……再说,我们这儿的人们好像真的有些儿愤世嫉俗。贝伦斯本人也一向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此外他医道上颇有一手,早年是学生会会员,学生会是一个注重名誉、以享受学生生活为宗旨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生团体。看来是一位出色的开刀医生,他会叫你喜欢的。还有一位克罗科夫斯基是他的助手——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宣传品里特别提到他的工作能力,也就是说,他能为病人作精神分析。”

    “他会干什么?精神分析?这简直叫人作呕!”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声说,此刻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精神分析终于使他的心乐开了。他笑得那么厉害,连眼泪也掉在他的手上了。他向前屈着身子,用手捂住眼睛。约阿希姆也尽情地笑着,看来笑对他有好处。就这样,这对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马车里出来,因为这时马车终于缓步登上陡峭的、迂回曲折的车道,把他们带到国际山庄疗养院门前。

    三十四号房间

    门房间正好坐落在疗养院大门和风门之间的地方。有一个法国气派的服务员——他穿的那身灰色制服,与到车站提行李的那个跛子相同——本来坐在电话机旁边看报,这时迎面向他们走来,陪他们穿过灯光通明的大厅,大厅左面是会客室。汉斯·卡斯托尔普经过会客室时张望了一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问宾客在哪儿,表兄说:
    “他们在卧床治疗。我今天请假,因为我要去迎接你。否则我在晚饭后也得躺在阳台上。”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什么,你在夜间潮润的雾气中还要躺在阳台上?”他用震颤的声调问。
    “是啊,这是制度。从八点一直躺到十点。不过现在先去看看你的房间,洗一洗手。”

    他们登上法国人开的一部电梯。上电梯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把眼泪拭拭干。“我笑得骨头也酥了,力气也没有了,”他一面说,一面用嘴喘着气。“你给我讲了这许多傻里傻气的事……精神分析对我的印象太深了,简直叫人难以想象。另外,我旅途上的疲劳也已稍稍恢复过来。你的脚还感到冷吗?同时脸上却是热辣辣的,这可不大舒服。我们马上能吃饭吧?我似乎有些饿。你们这儿山上吃的还不错吧?”

    他们踏着狭长的走廊里椰子皮编成的毯子不声不响地往前走。天花板上装着的乳白色玻璃灯罩放射出惨白的光芒。墙上涂过一层油漆,隐隐地闪着模糊不清的白色微光。不知从哪儿出现了一位护士,她戴着白色的头罩,鼻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一条带子拖在耳朵后面。她看去像一个新教徒,对她干的那行职业似乎并不那么专心致志。她显得很好奇,有些懒懒散散,拖拖沓沓。走廊上两处地方门口的地板上(门上都有白漆标志的号码)都放着大大的、某种圆鼓鼓的短颈球形容器,它们究竟是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当时忘了问他。

    “你就住在这儿,”约阿希姆说,“三十四号。我就住在你右面一间。左边住的是一对俄国夫妻,我得说他们有些唠唠叨叨,不修边幅,可是这也没有办法。唔,你看怎么样?”

    房门有两道,一道开在里面,两道门的中间放着衣架。约阿希姆燃亮了天花板上的壁灯,房间在闪烁不定的灯光照耀下顿时显得明亮悦目,富有生气。房间里摆着常用的白色家具,糊墙纸也是白色的,质地很坚实,可以刷洗。地上铺着清洁的亚麻油毡,亚麻布的窗帘绣得华丽大方,十分时髦。落地长窗敞开着,可以望见山谷里的灯光,远处舞蹈的音乐声也隐约可闻。好心的约阿希姆在五斗柜上的一只小花瓶里插了一些花——这是他亲手在山坡上草丛里摘下的,其中有一些欧蓍草和风铃草。“你太周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间屋子多么优雅!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住上两星期。”

    “前天这间屋子里死了一个美国女人,”约阿希姆说。“按照贝伦斯的意见,你来之前就干脆叫她出去,好让你住这个房间。她的未婚夫跟她在一起,是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但他不大守规矩。他总是出来到走廊上哭哭啼啼,完全像一个小伙子。然后他在脸颊上涂冷霜,因为他本来脸上刮得很光,眼泪把他的脸毁了。前天晚上,美国女人吐了两次狂血,就此寿终正寝。可是他们昨天早上才把她抬出,于是他们自然用福尔马林把房间彻底熏蒸消毒,你知道,那玩意儿在杀菌方面该是很有效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不在焉地听了这番话,内心不免有些震动。他卷起袖子站在一只大的洗手盆面前,洗手盆镍质的开关在电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对那张铺上清洁被单的白铁床几乎连扫也不扫一眼。

    “熏蒸消毒,这可了不起,”他稍稍带着挖苦的腔调一个劲儿地说,一面洗着手,让手中的水慢慢淌干。“唔,用甲醛,最厉害的细菌也受不了。用福尔马林呢,对鼻子可有些刺激性,对吗?当然,卫生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当——然”这个词时,音节不大连贯,仍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而他的表兄从学生时代起就已养成说话时不带乡音的习惯。汉斯·卡斯托尔普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还想说的是……让我揣测一下,那个海军军官用的也许是安全剃刀,用这种安全剃刀,比磨得锋利的刀片更容易刮伤脸儿,这至少是我的经验,我是轮流使用它们的……嗨,盐水自然容易使受刺激的皮肤发痛,怪不得他常常要用冷霜了,这在我看来是毫不足奇……”他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说什么他箱子里带着二百支马利亚·曼契尼牌香烟,海关检查时非常客气,家里许多人都向表哥问好。“这里可有暖气?”他突然提高嗓门问,跑向前去把手按到暖气管上……“没有。他们叫我们还是凉些好,”约阿希姆回答。“到八月间热气全部出来,那时可就不一样了。”

    “八月,八月!”汉斯·卡斯托尔普接腔说。“可是我感到冷啊!我冷得厉害,我指的是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脸滚滚烫的——你倒摸一下看,简直像火烧一般!”

    这种叫别人摸摸脸儿的要求,跟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完全不相称,他本人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约阿希姆对这个理也不理,只是说:

    “这是空气的关系,没什么。贝伦斯本人的脸也整天红得发紫。许多人都不习惯。嗯,向前走吧,不然我们什么也吃不到了。”

    外面,护士的身影又出现了,她用一双近视眼好奇地瞅着他们。但在第一层楼,汉斯·卡斯托尔普突然站住,他听到离走廊转角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非常可怖的声音,这声音虽不响,却令人毛骨悚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勃然变色,圆睁着眼直愣愣地望着表兄。这咳嗽声显然是男人的,但跟别人的不一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咳声。他听到过的其他咳嗽声跟它相比,就显得健康动听而富有生命力了。这是一种奄奄无生气的咳嗽,它不是阵发性的,而像有某种有机溶液的稠黏物质一阵阵无力而令人憎嫌地泛上来,发出咯咯的声音。

    “唔,”约阿希姆说,“这个人的脸色很难看。你要知道,他是奥地利的贵族,是一位贵人。他天生是一个骑手,现在却落到这步田地。可是他还能走动。”

    他们继续向前走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热切地谈论着那位骑手的咳嗽。“你得记住,”他说,“这类咳嗽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我来说,这完全是陌生的,给我的印象当然很深。有多种多样的咳嗽,有干的,也有湿而带痰的。一般说,湿的倒比刚才那种狗嗥叫般的干咳好些。当我年青时(他居然说出“我年青时”那样的话来)曾患过哮喘,那时我咳起来就像狼嗥一般。当后来声音稍稍湿一些时,大家都乐了,这个我现在还记得。不过这样的咳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至少我没有——这简直不是人的咳声。它不是干的,可也不能说是湿的,湿的还远远谈不上呢。听了咳声,似乎恨不得亲眼去瞧瞧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副样儿——似乎全是黏滞滞的痰液……”

    “得了,”约阿希姆说,“我可每天听到它,你用不着在我面前形容了。”

    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刚才听到的咳嗽声老是放心不下;他再三申明,恨不得亲眼瞧瞧这位骑手。当他们走进餐室时,他那因旅途而劳顿的双眼闪现出激动的光辉。

    在餐厅里

    餐厅里灯光明亮,看去高雅而舒适。它正好位于大厅右侧会客室对面的地方,据约阿希姆说,它主要为那些新来的、不准时吃饭的客人以及前来疗养院参观访问者供膳之用。不过有时也在那儿欢庆生日及举行告别宴会,病人身体普查结果良好时,也在这里庆祝一番。有时餐厅里可真热闹呢,约阿希姆说;人们甚至喝起香槟酒来。此刻餐厅里没有别的人,只坐着一位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她正在看一本书,嘴里哼着什么调子,左手的中指老是轻轻地敲着台布。当这对青年人坐下来时,她立刻换了个位置,背朝着他们。约阿希姆轻声说,这个女人看到男人很害臊,在餐厅吃饭时总是拿着一本书。据说她进肺病疗养院时还是一个姑娘,以后一直没有在外界生活过。

    “嗨,你在这儿只住了五个月,跟她相比资格可浅呢。要是你再呆上一年,你还是比不上她,”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的表兄说。这时约阿希姆耸耸肩膀——这种耸肩膀的姿势他过去是没有的——拿起菜单。

    他们在靠窗一张高起的桌子旁坐下来,这是餐厅里最舒适的位置。他们紧靠奶油色的窗帘面对面地坐着,红灯罩的台灯把他们的脸映得通红。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两只刚洗好的手交叉在一起,舒舒坦坦地、满怀着某种期待的心情相互摩擦着,这是他坐下来吃饭时的老习惯,也许是因为他祖先吃饭前做过感恩祷告吧。一个身穿黑衣白裙的女郎为他们端上菜来,她的脸儿很大,面色非常健康,态度很客气,声音有些沙哑。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得悉人们称这儿的女侍者为“餐厅女郎”时,觉得怪有味儿。他们叫了一瓶格鲁奥德·拉罗舍酒,后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叫她端回去热一下。吃的东西很好,有芦笋汤,填馅子的番茄,有许多配料的烤肉,调制得特别好的甜食,乳酪以及水果。汉斯·卡斯托尔普尽情地吃着,虽然他的胃口并不像他预期的那么大。不过他一向是吃得多的,即使肚子不饿时也是这样,这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尊心而已。

    约阿希姆对这些菜肴不大看得上眼。他说,他对厨房里的东西已感到腻了,这里山上的人都有这种感觉,人们对伙食口出怨言已习以为常,要是你得一辈子或者整整三天坐在这里……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开怀畅饮,尽力避免说一些过分热情洋溢的话,同时一再表示自己的欢悦之情,说现在总算有人在身边能倾吐自己的衷曲。

    “哈,你来得真太好了!”他说,平静的语调显得激动起来。“我甚至可以说,这对我简直是一件大事。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变化——依我看,这在永恒而没有底的单调而寂寞的生活中是一个突破……”

    “可是住在这儿,时间一定过得很快,”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表自己的看法。

    “时间快或慢,随你怎么说都行,”约阿希姆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它根本没有在跑。根本说不上什么时间,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不,都不是!”他摇摇头说,同时又握起酒杯。

    尽管此刻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像火烧一般,他也喝起酒来。不过他的身子还老是冷飕飕的,他的四肢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既有些乐滋滋的,也有些不舒服。他说话很急,常常说漏嘴,说了后就鄙夷不屑地做一个手势。这时约阿希姆的情绪也很兴奋,当那位哼着调儿、用手指敲打桌子的女人突然起身离开餐厅时,他们的谈话更加自由热烈了。他们一面吃,一面挥动着刀叉做着手势,一会儿惺惺作态,哈哈大笑,一会儿又频频点头,耸耸肩膀,两人只是不住地谈着话,连嘴里的食物也来不及咽下去。约阿希姆想听听汉堡的情况,话题转到易北河的治理规划。“这是划时代的壮举,”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对我们的造船事业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估计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们准备一下子投入一千五百万作为预算费,你得相信,我们是懂得怎么去干的。”

    尽管他对易北河的治理计划十分重视,他忽而又把话题岔了开去,转而要约阿希姆再谈谈“这儿山上”和山上来客的其他生活情况。约阿希姆乐意地谈了起来,为他能畅所欲言而感到高兴。他又不得不重复谈谈尸体以及人们用雪橇送尸体下山的事,而且再次明确保证,他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捧腹大笑起来,做表兄的也笑了,看来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又给他讲一些滑稽的事助助兴。这时他们桌子上坐了一位女人,叫斯特尔夫人,病得相当厉害,是坎斯塔特一个音乐家的妻子,这么没有教养的女人他可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连“消毒”这个字的音也发不准,还一本正经,自以为是。她称助理医师克罗科夫斯基为“古板君子”。人们对此不得不忍住暗笑,不露声色。此外,她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这里山上人大多都是这样。她还反复说什么另一位女人伊尔蒂斯太太,身上带了一把短刃。“她叫这个是‘短刃’,——这真是无价之宝!”他们懒洋洋地往后靠在椅子背上,尽情地笑着,笑得身子前仰后合,同时差不多打起呃来。

    在这段时间内,约阿希姆有时不免黯然神伤,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唔,我们坐在这儿笑着,”他脸上带着忧戚的神色说,他的话有时为呼吸时横膈膜的—起一伏所打断,“不过我根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因为要是贝伦斯说再住上半年,那是算得很紧的,你得作好再多住一会的思想准备。不过日子真不容易过呵。你倒说说看,这叫我好不难受。我已经获得准许,本来我下月就可以正式参加考试的。现在我只好嘴里衔着体温表荡来荡去,不住听着那位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在耳边絮聒,糊里糊涂地打发着光阴。像我们那样的年龄,一年时间是多么宝贵,而这一年里,山下的生活却起了那么大的变化,有了那么多的进步。我呢,不得不像一池死水那样凝滞不动——不错,活像一个肮脏的水洼,这样的比喻并不太过分……”

    奇怪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所作的回答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能不能喊到一名服务员。当他的表兄稍稍有些惊愕地瞅着他时,看出对方已昏昏欲睡——他真的快睡着了。

    “你要睡了!”约阿希姆说。“走吧,是我们两人一起上床的时间了。”

    “时间还不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含糊不清地说。但他还是弓着背、僵着腿跟着他走,全然像一个因困倦而将脚贴着地面行进的人。可是当他在半明不暗的走廊上听到约阿希姆的说话声时,他猛地振作起来。约阿希姆说:
    “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那边。我想,我应当很快把你介绍给他。”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间会客室壁炉旁边一个明亮的角落里靠近折门的地方,正在看一份报纸。当这两个青年人走向他时,他站了起来。这时约阿希姆摆出一副军人的架势说:“大夫,让我把我汉堡的表弟汉斯·卡斯托尔普介绍给你。他刚到这儿。”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用某种爽朗、坚定和生气勃勃的刚毅神态迎接这位新的住客,仿佛他想表明,跟他相处根本用不着有什么拘束,完全可以愉快地相互推心置腹。他大约有三十五岁,身子胖胖的,肩膀很宽,比他前面站着的两人矮得多,因此要看清他们的脸不得不稍稍向后仰起头来。他脸色异常苍白,白得有些透明,甚至发出磷光般的青色。他眼睛露出深褐色的光辉,眉毛黑黑的,蓄着两撇又长又密的胡子(胡子上面已带有几根白丝),更显得他的脸白得厉害。他穿着一件相当旧的双排钮扣的黑色上衣,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镂孔的凉鞋,鞋子里是一双厚厚的灰色羊毛袜,脖子上系着一条翻下的软领带,这种领带,汉斯·卡斯托尔普过去只有在但泽的一位摄影师那儿见到过,这倒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外表确实带有几分照相馆里的气派。他热忱地笑着,笑时从胡子间露出一排黄牙。他握着年青人的手,一面用略带外国腔调的拖长的男中音说:
    “很欢迎您来我们这儿,卡斯托尔普先生!希望您能很快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请允许我问一句,您是有病来这儿住院的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努力控制自己不让睡魔袭来,同时想竭力显得彬彬有礼,这副模样儿可真叫人感动。现在他落得这么一副狼狈相,心中十分恼火;凭着年青人那种猜疑多端的本性,他从助理医师的笑声和豪放不羁的神态中看到某种怜悯式的嘲弄意味。他回答时告诉对方只住三星期,还说起自己考试的事,最后补充说,感谢上帝,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真的吗?”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嘲讽似地把脑袋歪向前面,同时更深沉地微笑起来。“这样看来,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杰出人物!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一个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健康人呢。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考的是什么科目?”
    “大夫,我是工程师,”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而又不失尊严地回答。
    “啊,工程师!”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仿佛收敛了笑容,一时失去了某种力量和热忱。“这是挺好的职业。那么这样说来,您在这儿无论身体上或心理上就不需要什么治疗啦?”
    “不需要,我真万分感谢您!”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几乎倒退了一步。

    这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得意洋洋地笑起来。他再次握握年青人的手,提高了嗓门说:
    “唔,卡斯托尔普先生,你就好好地睡一觉吧,尽情享受您那无懈可击的健康吧!好好儿睡,再见!”就这样他打发了这对年青人,继续坐下看报。

    这时电梯已无人管理,因此他们不得不徒步上楼。他们一言不发,刚才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相遇使他们有些烦躁。约阿希姆把汉斯·卡斯托尔普陪送到三十四号房间,这时那个跛足的人已把来客的行李在房里安顿就绪。他们又聊了一刻钟的天,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谈话,一面把夜间用具和盥洗用具一一理出,同时抽起一支很粗、味道很柔和的烟。今天,他连一支烟也受不了,这使他感到惊奇和意外。

    “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他一面说,一面把吸入的烟喷了出来。“他的脸白得像蜡一般。可是天哪,他脚上的鞋子袜子实在可怕。灰色的羊毛袜,可还有风凉鞋。我们到底有没有冒犯了他?”
    “他有些敏感,”约阿希姆承认。“你在治疗方面不应当这样粗暴地拒绝,至少在心理治疗方面。要是有人避而不愿作这种治疗,他就不乐意。他跟我也并不最投合,因为我不够信任他。不过有时我把梦里的情况说给他听听,这样他就有一些分析的材料。”
    “哦,那么看我准是冒犯了他,”汉斯·卡斯托尔普恼恨地说,因为得罪任何人往往使他老不痛快。于是疲劳变本加厉地向他袭来。
    “晚安,”他说,“我累得要垮了。”
    “八点钟我来约你吃早饭,”约阿希姆说完这话就走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匆匆地作好晚间的梳洗。他一关上台灯,睡魔就征服了他;但他再次一跃而起,因为他记起正好前天有人死在这张床上。“这可并不是第一次,”他暗自想着,似乎这么一想就能宽下心来。“这不过是一张死人睡过的床,一张普通的死人床。”于是他睡着了。

    但一当他进入睡乡,他就开始做梦,而且几乎一刻不停,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他梦见的主要是约阿希姆·齐姆森七零八落、不成样儿地躺在雪橇上,沿着陡峭的山路滑下去。他的脸像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一样,苍白而发出磷光。前面坐着那位骑手,他的脸模糊不清,活像那个连声在咳嗽的家伙。“这里山上的人全是这个样儿,”变了形的约阿希姆说。这时,可怕地、黏液满口地咳嗽着的不再是那个骑手,而是约阿希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痛哭失声,他觉得应当到药房去一趟,买一些冷霜来。可是鼻儿又大又尖的伊尔蒂斯太太坐在路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这显然是她的所谓“短刃”,但实际上却是他的安全剃刀。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破涕为笑。就这样,他在错综复杂的情绪中翻来覆去,直到晨曦通过半开着的落地窗射进来,把他唤醒。

    关于洗礼盆和两重性格的祖父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父母亲的老家已记得不怎么清楚了。他对父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们在他五岁到六岁的短时期内相继去世,先死的是母亲,她是在她分娩前夕完全出人意外地死去的,原因是神经炎发作后血管阻塞——海德金特大夫称之为血栓——使心脏立即停止跳动。她当时正好坐在床上笑着;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是因笑得过分而昏倒,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她已死了。这对他父亲汉斯·黑尔曼·卡斯托尔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打击,因为他对妻子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时他本性也不最坚强,他始终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他的精神就此一蹶不振;由于神思恍惚,他事业上就遭到挫折,因而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大大亏本。第二年春天,当他在寒风扑面的码头上视察仓库时,得了肺炎。由于他那颗破碎了的心经不起发高烧,尽管海德金特大夫悉心治疗,他还是在第五天与世长辞了。他在一大群送葬市民的护送下跟随妻子进入了卡斯托尔普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墓地,地点在圣凯塞琳墓园,那儿风光秀丽,可以眺望植物园的景色。

    他那位做参议员的父亲倒比他活得久些,虽然时间也长不了多少。他也是害肺炎死去的,不过他临死时很痛苦,和病魔作了顽强的一番搏斗,因为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跟他的儿子不同,生命力极其旺盛,不会轻易倒下去。在他死前这段短时间内——时间只有一年半——孤苦无依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住在自己的祖父家里,这是上世纪初在“广场”附近一块狭小的地皮上建成的一幢具有北方古典风格的房屋,屋子阴森森的,长年受风雨剥蚀,显得有些败落。大门两侧都有半露柱,中间的平地上有五级石阶。除了长窗一直落到地面并且饰有铸铁铁栅的楼房以外,另外还有两层楼房。

    这里尽是一些会客室,其中包括光线明亮、用灰泥粉饰过的餐室。餐室有三扇窗,窗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凭窗可以眺望后花园。在那儿,祖孙两人每天四点钟时一起共进午餐,时光过了十八个月。侍奉他们的是一个叫菲埃特的老头儿,他戴着耳环,衣服上的钮扣是银色的。跟主人一样,他衣服上也戴着一个用细薄棉布做成的领饰,可以完全像主人那样把剃得光光的下巴埋在里面。祖父跟孩子以“你”相称,说话时用的是德国乡土方言,这倒并不是为了增添什么风趣——因为他天性中并没有什么幽默成分,——而是完全一本正经的,何况他同一般人(例如仓库管理员、邮差、马车夫和仆役)说话时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很爱听这种方言,同时也很爱听菲埃特用方言回答时的那股腔儿——他在侍奉主人时,总是俯下身凑在对方的右耳旁说话,因为这位议员在听觉方面,右耳比左耳好得多。老头儿领悟了他的意思,点点头,继续吃饭,笔挺地坐在红木椅子高高的靠背和桌子中间,几乎不大俯身到碟子上去吃菜。这时做孙子的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默不作声地瞅着祖父洁白、漂亮而瘦骨嶙峋的手如何用利索而有条不紊的动作拿起叉子,用叉尖叉起一片肉、一些青菜或一些土豆,稍稍低下头去把它们送到嘴边;祖父手上长着拱形的、尖尖的指甲,右手食指上戴着绿色的纹章戒指。汉斯·卡斯托尔普瞧着自己笨拙的手,心里琢磨着日后如何也可以像爷爷那样挪动刀叉。

    另一个问题,是他能不能让自己的下巴埋到像祖父特殊形式衣领里那样的空腔中去,衣领的尖端正好触到祖父的面颊。要做到这点,他得跟祖父一样长寿;时至今日,远近各处除了他老人家和菲埃特老头儿外,再没有别人佩戴这种领圈和衣领了。这很可惜,因为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祖父把下巴靠在高而洁白的领圈里特别高兴。在他成长后,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内心深处对它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当他们吃完饭,卷起餐巾把它们放在银盘里后(当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这事还不大顺手,因为那些餐巾像小台布一样大),议员就离开椅子站起身来,把菲埃特抛在后面,拖着脚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支烟来。有时做孙子的也跟着他进去。

    这间“办公室”是这样形成的:餐厅里原来开三扇窗,横贯着整个屋子,因此这屋子与其他同一类型的不一样,没有三间会客室的余地,只留下两间的场地。但其中一间与餐厅成直角,只有一扇窗朝街,深度方面显得很不对称。因此,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长度被分割开来,恰好成为“办公室”。这是一小块暗沉沉的地方,上面开有天窗,没有多少摆设。有一个分层的小书架,上面放着议员的雪茄烟盒,一张玩牌的小桌子,桌子抽屉里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惠斯特牌,筹码,小齿能向上掀开的小型记分板,一块石板和一些石笔,纸质雪茄烟烟嘴,以及其他玩意儿;最后,在角落里有一只紫檀木做的洛可可是欧洲十八世纪建筑及艺术上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式柜子,柜子的玻璃门后面张着黄色的丝绸帘子。

    “爷爷,”办公室里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有时会踮起脚尖凑到老人的耳际说,“请您拿出洗礼盆来给我瞧瞧!”

    这时祖父已撩起细软的长衫的下摆,把一束钥匙从裤袋里掏出来,打开玻璃柜。柜子内部有一股舒适而古怪的气味向孩子袭来。柜子里藏着各种各样好久不用而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对弯曲的银质烛台,一只木匣装的损坏了的气压表,上面刻有寓意深长的图形;一本达盖尔达盖尔(1789—1851),法国银版照相术的发明人。银版摄影术的纪念册,一只杉木做的盛烧酒容器;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小土耳其人,它披着一件五光十色的绸衣,体内装有机器;以前只要发条一开,就会在桌面上来回走动,但现在机器失灵已有好久了。此外还有一个奇特的轮船模型,模型底部甚至还有一个捕鼠夹。老头儿从中间一层取出一个失去光泽的银质圆盆,盆子上面还有一个银盘。他把这两件东西分开来拿给孩子看,一面讲述他那常讲的故事,一面把它们放在手心上转来晃去。

    盆和盘原来不是连在一块儿的,正如人们清楚看到的那样,这时孩子又一次听到老爷爷的教诲。不过祖父说,它们放在一起使用已整整有一百年历史,换句话说,从洗礼盆制成时起就是这样。盆子很漂亮,外形平凡而雅致,带有十九世纪初叶庄严肃穆的风味。它光滑而又坚实,下面是一个圆形底盘,里面镀过金,但金质已因岁月而消褪,只剩下一片淡淡的黄色光泽。它唯一的装饰,就是一个庄严的玫瑰花花环,上部边缘有一簇簇锯齿形的叶子。至于那个盘子,年代更为久远,这可从盘子的内部加以识别。那儿镌刻着几个绚丽夺目的字码:“一千六百五十年”,字码周围是各种各样弯弯曲曲的雕饰。它们是按当时的“现代派”风格镂刻的,花哨浮夸,有阿拉伯式花纹,一半像星星,一半像花朵。但后面却相继刻着代代相传的持有人的名字,他们一起有七个,上面还写明承袭时的年份。套领圈的老头儿用戴戒指的食指把每个人的名字一一点给孩子看:这儿是父亲的名字,那儿是祖父本人的名字;这边是曾祖,那边又是高祖,以后再一代、二代、三代地从老爷爷历历如数家珍的口中追溯上去,而孩子把脑袋歪向一旁,凝神倾听着,有时若有所思,有时呆呆地睁着两眼出神,嘴角露出敬畏、昏昏欲睡的神情,耳畔只是响起“乌尔……乌尔……乌尔……乌尔(德语乌尔(Ur)是许多名词的前缀,意为原始或祖先,表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祖父爱谈祖辈业绩)”的声音。这种阴沉沉的声音使人想起墓穴和消逝了的岁月,但同时又显示出现世、他本人的生命以及湮没了的岁月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虔诚的联系,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影响——这从孩子的脸上也表露出来。听到祖父这种声音,他仿佛呼吸到凯德林教堂或米迦勒地下教堂中霉湿阴冷的空气,也似乎闻到那种地方的气息,在那儿,人们脱下帽儿,俯着身子,踮起脚尖一摇一摆地走着,神态显得毕恭毕敬;他也仿佛感受到能传出回声的幽僻处所那种与世隔绝、万籁俱寂的气息。宗教的感情,与死亡的感受以及老爷爷用阴郁重浊的声音讲家史的意境交融在一起,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孩子的心,使他感到无比欣慰。确实,也许正是因为要一再听到这种声音,孩子才几次三番地要求仔细看看这个洗礼盆。

    这时祖父把容器重新放到盘上,让孩子看看里面这个光滑的、稍稍镀过金的空穴。天窗的光线投在上面,使它闪闪发亮。“嗯,”他说,“我们把你投到洗礼盆上,让受洗的圣水滴下来,转眼已快八年了。……圣雅科比教堂的拉森司事先把圣水注到我们的好牧师布根哈根的掌窝里,再从那儿经过你的头顶滚到盆里。我们先把圣水热一热,免得你受惊哭起来,可结果出乎意料,你事前就大哭大嚷,弄得布根哈根不能顺利执行圣事。但圣水一掉在你的头上,你就一声不响,我们希望这是你对圣礼肃然起敬的表示。再过几天,又是你有福的父亲受洗四十四周年了,当初圣水也从他头上流进盆里。他也出生在这屋子里,这是他双亲的屋子,正好在厅堂中间的窗户前面,给他受洗的还是那个黑泽基尔老牧师,他年青时差点儿让法国人枪杀了,因为他传教时反对烧杀劫掠。现在他早已进天国了。咳,七十五年以前,我本人也在这个厅堂里受洗。他们把我的脑袋按在这个盆子上,好像此刻盆子放在盘上的那个模样。做圣事的口中念念有词,说的话跟对你和你爹说的一模一样。温暖清澈的圣水也从我头发上流到金子做的洗礼盆里。当时我的头发也不比现在多。”

    孩子抬头望着祖父银灰色的小脑袋。这时祖父又在洗礼盆上垂着头,与他所讲述的、好久以前的情景相仿佛。孩子体验到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梦幻似的、惝恍迷离的感觉,静中有动,既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又使人茫然不知所措。这种感受他过去也曾有过,现在他又期待着,希冀着,渴望能获得它。一当这种代代相传的遗物展示出来时,他就会有这种感受。

    年青人日后扪心自问,发觉他祖父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比父亲要深刻得多,清晰得多,也重要得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同甘共苦,而且体格上的特征也十分相似。孙子很像祖父,仅从他发育时刚长出的胡子来看,就有几分像七十来岁苍白而呆钝的老爷爷。不过主要之处,乃在于老爷爷无疑是家庭中的真正角色和别具一格的人物。

    从社会角度上说,早在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去世之前,他的为人之道与观点已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徒,信奉新教,思想十分保守,顽固地认为社会上只有贵族才有统治能力,仿佛他生活在十四世纪似的。当时,手工业者正开始顽强地与旧的自由贵族阶级一决雌雄,企图在城市议会里争得席位和发言权。他对新生事物不很看得顺眼。他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大动荡、大转变的十年,也是飞跃进展的十年,这对公众的献身精神和冒险精神提出极高的要求。新的时代精神正在喜奏凯歌,而卡斯托尔普老头儿却觉得这一切格格不入。他竭力卫护先辈的习俗和旧制度,而对扩建港口的冒险性尝试及一味兴建大城市而把上帝置之脑后的愚蠢规划不屑一顾。他一有可能就设法加以制止或削弱;倘若他竟能随心所欲,今日市政管理的外貌可能仍保持着他那个时代的田园风味和古代法兰克人的情调。

    这就是这位老人生前身后在市民们心目中留下的形象。由于幼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政治一无所知,在他幼稚的心灵中基本上也保持着同样的形象。这是一些默默无言的、也是不加批判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栩栩如生。这些感受在他日后的生活中作为有意识的记忆形象完全保存下来,它们不能用文字表达,也无法分析,但印象依旧十分深刻。上面已经说过,这是生活中同甘共苦在起作用,或者说是祖孙之间血缘相近、休戚相关之故。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做孩子和孙子的往往先观摩,而后产生景仰之心,再由景仰而萌生学习之念,并从先代遗传下来的素质中培育出自己的个性来。

    参议员卡斯托尔普长得又高又瘦。岁月使他的背和脖子弓缩起来,可是他试图用其他方法补偿:他威严地把嘴角弯向下方,尽管他嘴里已没有一颗牙齿,只剩下一排牙肉,现在全靠一副假牙咀嚼食物。他脑袋已经开始有些摇摇晃晃,这么一来,头部的不稳感倒可以冲淡一些,看去仍不失尊严,同时下巴也可以在领巾上托住。这样的姿势,小小的卡斯托尔普看了很称心。他喜欢鼻烟盒——他使用的是一只狭长的、内部镀过金的海龟壳盒子——吸烟时使用一块红手帕,手帕的一角经常从他上衣后面的那只袋里垂下来。如果说这有损于他仪表的话,那么给人的印象也无非是年老而放浪不羁,不拘小节,日子一长,就故意或乐意听之任之,或者连他本人也不知不觉。无论如何,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年幼而锐利的目光里,这仍不失为祖父外表上的唯一缺点。但无论是当时七岁孩子所看到的,还是他日后成长时所记起的老人的日常形象,都不是原来的真实面目。他的真面目迥然不同,比平时漂亮得多,逼真得多——这从一幅画像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一幅与老人身材相仿的画像,原来挂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父母亲的卧室里,后来他迁到“广场”上,那幅画也一起搬过去,挂在会客室的红缎大沙发上面。

    在这幅画中,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穿着担任市政参事时的官服。这是上世纪庄严而又极为朴质的市民服装,有威风凛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共和政体的遗风,过去在他身上也曾显赫过一番。它使人有时过境迁、今是昨非之感,也显示出世间万物彼此永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老人办起事来也十拿九稳。画中是参议员卡斯托尔普的全身像,他站在铺红砖的地板上一根圆柱和尖角拱门的旁边,是一幅透视画。他站时下巴向下,嘴角也往下弯,一双湛蓝的沉思的大眼睛眺望着远方,眼睛下面露出泪囊。他穿着一件黑衣服,确切些说,是一件一直披到膝盖的法衣似的长袍,衣服前面的敞开部分和四周围都饰有毛皮。上袖宽而隆起,也饰有毛皮;下袖则显得狭小,用粗布制成,花边袖口一直拖到手上,把节骨也遮住了。细弱的腿上穿着一双黑丝袜,脚上穿一双有银色扣环的鞋子。他脖子上套着宽大而浆硬的皿形领饰,前端向下,两侧向上隆起,下面在背心上还锦上添花似地饰着上等细麻布的褶襞。他手里提着一顶上端越来越尖的老式宽边帽。

    这是某个著名画家的杰作,主题鲜明,风格与古代大师的相仿,使观赏者联想起西班牙、荷兰与中古时代的各种作品。汉斯·卡斯托尔普幼年时常注视这幅画,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懂得艺术,而是因为他怀着某种意义更广泛的、甚至更深刻的理解心情。像画布上描摹的那个祖父,尽管他在实际生活中只亲眼见到过一次,而且只是一瞬(当时,祖父正昂首阔步地向议院走去),但他仍禁不住感到这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不失为祖父的真面目,而每天所看到的祖父只是所谓“临时性”的祖父,是一个次要的、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祖父风貌的形象。因为显而易见,那幅不同于他日常形象的、神采奕奕的画,是以一种不完善的、也许是不成功的刻意摹仿为依据的,他的这种高硬衣领和高的白领圈都是老式的;不过这样的称呼,不可能适用于这种值得艳羡的衣饰,它也只有“临时性”的意义——这里的衣饰,指的就是西班牙式皱领。祖父在街上戴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拱形大礼帽,与画中的那顶宽边毡帽极为相似,而那件有裥的长袍,在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看来,只是饰有花边和毛皮的法衣而已。

    因此,当某一天他和祖父永诀时,看到祖父仍旧保持着原来严谨、完好的风貌,心里十分欣慰。当时大家都在厅堂里,也就是他们常常面对面坐着就餐的那个厅堂;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躺在大厅中央一口镀银的灵柩内,灵柩搁在柩架上,四周都摆满了花圈。他跟肺炎曾作了一场殊死的搏斗,这是一场长期而顽强的搏斗,尽管由于他的适应能力强,他在世之日对疾病显得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此刻他躺在那儿,人们不知他是战胜还是战败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躺着的神态十分安详。病床上的斗争使他大大变了样,鼻子也尖了一些,下身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放着棕榈枝。头部用一只丝绸枕头垫得高高的,这样他的下巴正好漂亮地陷在皱领前面的凹处。他的双手一半被花边袖口遮住,僵冷的手指被人为地安排得自然而富有生气,手里捏着一个象牙十字架,仿佛他低垂着眼睑定睛瞅着它。

    祖父最后一次患病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起初还见过他几次,但临终前却没有见过面。家人不让他看到祖父所作的挣扎,这种挣扎大部分是在夜间。他只是从家中沉郁的气氛,菲埃特老头儿红肿的眼睛以及医生的来回奔走中间接地接触到有关情况。现在他站在厅堂里,心中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祖父的“临时性”形象现在已庄严地消失,最后又恢复他原来的、恰如其分的真面目了。即使菲埃特老头儿痛哭着,不住地摇着头,而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也痛哭失声——以前,当他亲眼看到母亲突然去世,不久父亲也一动不动地像陌生人那样躺在他面前时,他也这样痛哭过——他还是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这么年青的时候,死神已第三次在小小的卡斯托尔普心灵上和感官上投下了阴影,特别在感官上。对他来说,看到死已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他已十分熟悉,他对死已安之若素,丝毫不影响他的神经,只是不免有些哀伤而已。这一次他也是这样,不过程度更深一些罢了。他不懂得大人的死对他的生活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却以天真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它,满以为将来反正有人会照料他,因此在灵柩面前,他也漠然无动于衷,只是干巴巴的表演一番。这一回是第三次了,他除了那些富有经验的感情和表情外,又带着某种古怪而老练的鉴赏神情。本来,他因为悲痛或在别人的感染下往往流泪,现在,眼泪已不再是他的一种自然反应了。在他父亲逝世三四个月后,他已把死这件事忘了,现在一下子又记了起来,而且当时的种种景象,又清晰、深刻、历历在目地以无可比拟的奇特形态再现在他眼前。

    试对上面这些概念作一番分析,并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可归纳为下面这些话。死,一方面固然是神圣的、富于灵性的和哀伤动人的,也就是说属于精神世界的事,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而且恰恰相反:它纯粹是肉体的,物质的,根本不能称它是动人的、富于灵性的或神圣的,甚至也称不上是哀伤的。庄严而富于灵性的一面,从遗体豪华的殡葬仪式中,从如锦的繁花中以及扇子般的棕榈叶中体现出来;大家都知道,这象征着天国的安宁。此外,祖父冷冰冰的手指中捏着一个十字架,灵柩顶端放有托瓦森托瓦森[(Bertel Thorwaldsen,1768—1844),丹麦雕刻家,作品以纪念像为主,也有取材于神话的]的耶稣基督胸像,两侧摆着高高突起的烛台——这些更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种场合下,这些也都散发出一种宗教气息。所有这些安排,都显然而确切无误地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祖父现在已永远回复他的原来真面目。此外它们还有另外一些意义和减轻痛苦的目的,这点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这么多的晚香玉,无非都说明死既不美丽动人,也根本不用伤心,而是一种几乎是不体面的、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应当掩饰,应当遗忘,而不该常常记在心里。

    正是由于这点,已去世的祖父才显得这样古怪,甚至一点也不像祖父本人,而是像一尊被死神替换了的、大小相等的蜡像,目前这一切庄严隆重的场面都是为他忙碌的。他躺在那儿,或者说得确切些,有一件东西躺在那儿,这不是祖父本人,而是一个躯壳;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这个躯壳不是蜡做成的,而是祖父的本体,而且只是本体。这倒是不体面的,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像涉及血肉之躯以及仅仅涉及血肉之躯的事儿那样没有什么可伤心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端详着那蜡黄的、光滑得像乳酪那样干瘪的躯体,身材大小与生前一模一样,脸和手都跟祖父活着时毫无二致。恰好有一只苍蝇飞来,停在祖父一动不动的前额上,它的触嘴开始上下移动。菲埃特老头儿小心翼翼地把它赶跑了,同时战战兢兢地怕碰到死者的额角。他脸色虔诚而阴沉,仿佛不想或不愿知道他刚才干的是什么。这种谦恭的神情,显然同这样的事实有关,那就是祖父只剩下一副躯壳,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但苍蝇兜了一圈后,又栖息在祖父的手指上靠近象牙十字架的地方。在发生这事的时候,汉斯·卡斯托尔普认为自己闻到了某种气息,这股气息虽然不是淡淡的,但比以前闻到的都要古怪而强烈得多,这使他不无羞愧地回想起过去有一位同学也有这股怪味儿,因此大家都回避他。晚香玉摆在那儿就是为了驱散这种气味的,尽管它们这样繁茂芬芳,这种气味还是掩盖不了。

    他伫立在尸体旁已有好多次了:第一次单独与菲埃特老头儿在一起,第二次与舅公蒂恩纳佩尔——他是一个酒商——和两个舅舅吉姆斯与彼得在一起。现在是第三次了,一群穿节日礼服的码头工人在尚未合上的灵柩前站了一会,跟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的前主人遗体告别。接着开始大殓,厅堂里挤满了人,由戴着西班牙式皱领的圣米迦勒教堂布根哈根牧师致悼词,他就是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受洗的那个牧师。后来乘马车去墓地,他们这辆车紧随柩车之后,马车排成长长的一列。牧师在马车里待小汉斯·卡斯托尔普很和气。这一时期的生活从此结束,以后汉斯·卡斯托尔普又马上迁到一所新居,换上一个新的环境。对他年青的生命来说,这已是第二次了。

    在蒂恩纳佩尔家以及卡斯托尔普的品德

    这一变迁对他并无任何损失,因为他住的是参议蒂恩纳佩尔的邸宅,参议是受托保护汉斯的;就他个人的需要而言,他确实不缺少什么,而在保护今后利益——他对此一无所知——的角度来说,他也用不到担什么心。参议蒂恩纳佩尔是汉斯已故母亲的舅舅,他经管卡斯托尔普遗下的产业,把不动产卖掉,同时也负责卡斯托尔普父子进出口公司的清理工作。他从中得益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四十万马克的遗产,蒂恩纳佩尔把这笔款子转作信托资金,每季度初从中获取百分之二利息,而无损于亲戚间的情谊。

    蒂恩纳佩尔的住宅坐落在哈尔费斯特胡德街花园的后面,凭窗眺望,前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连半根杂草也没有;远处是玫瑰花花坛,再前面则是一条河。参议虽然有一辆漂亮的马车,但每天早晨徒步去“古城”办公,为的是稍稍活动一下身体,因他有时脑里有淤血。他晚上总是五点钟回来,一家聚在一块端端正正地坐着吃晚饭。他是一个端庄的人物,穿的是最讲究的英国服式,蓝澄澄的眼睛向前突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鼻子红通通的,长着灰色的海员式胡子,左手粗短的小手指上戴着一只亮晶晶的宝石戒。他的妻子早已去世。他有两个儿子,彼得和吉姆斯,一个在海军,不常在家;另一个继承父亲的衣钵,从事酒业,是商行的当然继承人。多年来,家务一直由阿尔多纳(Altona,城市名,与汉堡郊区的圣保利邻接)一位金饰匠的女儿莎莱安主管,她圆鼓鼓的腕部饰有浆硬的白褶边。她所孜孜不倦地关心的,是早餐和晚餐都应当有丰盛的冷盆,还有什么蟹啊,鲑鱼啊,黄鳝啊,鹅儿的胸肌肉啊,烤牛肉用的番茄沙司之类。当蒂恩纳佩尔参议设宴招待客人时,她对临时雇来的仆役总是警觉地监视着。对于幼小的卡斯托尔普,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凄风苦雨的环境下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在黄色的防水胶布下成长起来的。总的说来,他觉得生活过得挺不错。海德金特大夫说,他从小就有些贫血,在他每天放学第三次餐后,总给他喝一杯黑啤酒。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有营养的饮料。海德金特大夫认为它能使血液旺盛,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觉得对他的精神能多少起些镇静作用,并有助于他舅公蒂恩纳佩尔所说的他那种“昏昏欲睡”的癖好,也就是说,有时他会什么都不想,呆呆地像打盹那样凝望远处出神。不过他身体总算健康正常,打网球和划船都有一手,可惜他不大爱打桨,而喜欢夏夜在乌伦霍尔斯特[Uhlenhorst汉堡的一个市区]摆渡房的露台上坐着欣赏音乐,痛痛快快地喝一杯茶,一面呆望着灯火通明的小船,而天鹅则在波光潋滟的水面上游弋。只要你听他用冷静的、理智的、同时有些低沉、单调而带着一些乡土方言的腔儿说话,只要你看到他是一个标准的碧眼金发男儿,他的头发修剪得多么整洁,带有一些古典风味,而且从冷冰冰、慢悠悠的风度中流露出祖先遗传下来某种自己完全觉察不到的自负情绪,你就决不会怀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地地道道从这块乡土成长起来的,在本土中自得其乐。即使他反躬自问,他对这点也不会有丝毫怀疑。

    海滨大城市的气氛——潮湿的空气,世界各地汇集在这儿的零售商商业网以及优裕的生活,使他心情十分舒畅。他先人曾在这儿度过一生的光阴,现在他又轻松愉快、悠然自得地呼吸这儿的空气。他闻到的是水、煤炭、柏油散发出来的气味以及殖民地堆积如山的货物发出的臭气,他看到的是码头上巨大的蒸汽起重机仿佛大象在工作那样,既聪明沉着,又力大无穷。它们把一袋袋、一捆捆、一箱箱、一桶桶以及一瓶瓶重达数吨的货物从远洋轮船的腹部吊上来,卸到火车及货棚里去。他看到商人们像他自己一样穿着黄色的橡皮外套,在中午时分麇集到波尔斯地方,他知道那儿非常热闹,每个人都易于获得发请帖赴宴的机会,从而一下子提高了他的信用。他看到了船坞那边万人攒动(以后,这儿是他特殊的兴趣所在),也看到了干船坞里亚洲轮与非洲轮庞大无比的船身,它们高得像塔一样,龙骨和螺旋桨都露在外面,由树枝般粗的撑条支持着,它像怪兽那样孤苦无助地躺在干燥的土地上,下面拥满了侏儒般的人群,工人们擦洗着,锤打着,粉刷着。他又看到盖有屋顶的烟雾腾腾的船台上,船舶高高隆起,船身里正在构筑一条条的肋材,而工程师们手持设计图纸和排水表,向造船工人们发号施令——所有这些,汉斯·卡斯托尔普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熟悉,并在他心中唤起了依依不舍、异常亲切的感受。当星期日上午,他和吉姆斯·蒂恩纳佩尔或表哥齐姆森——约阿希姆·齐姆森——坐在阿尔斯特河畔的亭园里用早餐,吃着温热的圆面包和熏肉,外加一杯陈葡萄酒,以后再靠在椅子上抽一支烟时,他几乎已找到生活的最高乐趣;因为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他爱生活得舒服些,尽管他有些贫血,看上去文质彬彬,他骨子里还是追求吃吃喝喝的生活享受,像一个贪婪的乳儿那样依恋着母亲的乳房。

    这个有民主气息的商业城的上层统治阶级,将高度文明赐给它的孩子们,而汉斯则悠闲而不失尊严地将这种文明承载在自己的肩上。他身子洗得像婴儿一样干净,叫裁缝做的衣服都跟当时他那个圈子里的青年人那样时髦流行。他的一束内衣都小心地作过标记,放在一口英国式的衣柜里,由莎莱安极其小心地照管着。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外面求学时,就一直按期把衣服寄回家来洗涤修补(他有一句箴言:帝国之内除了汉堡外,没有别的地方懂得烫衣艺术),只要他漂亮的花衬衫袖上有些皱,他心里就老不舒服。他的手看起来虽不特别娇贵,却保养得很好,皮肤十分光洁。手上的装饰品是一只链式白金戒指和祖父传给他的印章戒指。他牙齿不很坚实,常常有些毛病,并用金子镶过。

    无论他站着还是走路,他肚子总稍稍有些突起,很不雅观,但他就餐时的姿势十分优美。同桌旁的人聊天时,他总彬彬有礼地挺直了上身(说起话来当然很有分寸,而且带些乡土方言),当他用刀叉分开一片家禽肉或用专门餐具熟练地从壳中扒下淡红色的虾肉时,他只是把胳膊肘轻轻搁在桌上。他饭后首先需要的,是那只有香水的洗手指用的小盆,其次需要一支俄国香烟,这烟不必付税,是通过适当方式秘密偷运来的。过后再抽一支雪茄,这是一种味儿挺美的不来梅产品,牌子叫做马丽亚·曼契尼,在后面我们还要提到。这种烟既有香味,又有毒性,吸时佐以咖啡,很有提神作用。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贮备的烟草保存在地窖里,使它不致受到热蒸汽的有害影响。他每天早晨下地窖,在烟盒里装满当天吸的必需量。吃牛油时不喜欢厨师预先切成一块块的,也不喜欢切成凹球状。

    可以看出,我们这里想要说的都是偏袒他的话,但我们认为并未言过其实。我们对他的描写既不比实际好,也不比实际坏。汉斯·卡斯托尔普既非天才,也非蠢人;如果我们避而不用“中不溜儿”这个字眼形容他,其原因与他的智慧无关,跟他质朴的个性也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出于对他命运的尊重。对于他的命运,我们很想赋予某种超乎个人恩怨的意义。他的头脑应付实验中学当时德国的一种九年制学校,相当于我国解放前六年制小学四年级起至高中三年级的程度。

    的课程绰绰有余,并不感到紧张;不论在哪种环境下,也不论为了什么目的,他也确实不愿使自己处于某种紧张状态,这倒不是怕吃苦,而是他认为这样做丝毫没有理由,确切些说,没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这也许是我们不愿称他为“中不溜儿”的缘故,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紧张是没有理由的。

    人们不仅仅以个人的身份生活,而是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时代和同时代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人们可能认为他生活中那些一般性的、非个人的基础已牢固地奠定,同时把它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对它们一点儿不抱攻击、批判的态度,像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但有一点也是很可能的,即人们同样也觉察到时代的弊病,从而多少有损于自己道德上的完美性。个人各式各样的目的、目标、希望、前景都在眼前浮现,他从这里面汲取奋发向上、积极工作的动力。如果不属于他个人的、亦即他周围的生活(甚至是时代本身)外表上看来哪怕多么活跃而富有生气,而骨子里却十分空虚,没有什么希望和前景;如果他私下承认它既无希望,又无前途及办法,同时对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人们费尽心机在最终的、超乎个人之上的绝对意义上提出的)报以哑然的沉默,那么对一个较为正直的人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他趋于消极而无所作为,开始时只表现在他的精神上和道德上,后来就一直扩展到他的生理和机体部分。在一个不能满意地回答“人生目的何在”的时代里,凡才能卓越、成就出众的人,不是道德上异常高超——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失为英雄本色——,就是生命力极其旺盛。上列无论哪一种品质,汉斯·卡斯托尔普都不具备,因而他可算是个“中不溜儿”的人,尽管我们是从崇敬他的角度说这话的。

    我们这里说的,不仅仅指这位年青人求学时代的内在素质,也指他选定职业后那些年份里的本质。就他求学的经历而言,他各课常常须反复学习。但总的来说,他的出身、他的良好教养以及对数学方面的优异天赋(他对此是无动于衷的)都有助于他不断进步。在领到一年的结业证书后,他决定继续留校。说句实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却在于他想借此延续一下他已过惯了的那种生活,可借此暂时维持现状,不必另作打算,同时还可赢得时间,以便让他汉斯·卡斯托尔普仔细考虑今后怎么做才是上策。关于这方面,他心里一直没有一个底,即使在最高一班里学习时也是懵里懵懂的;而当最后一旦决定了时(说他已最后作出决定,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他却觉得用其他方式作出决定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对船舶一向很感兴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就爱用铅笔在笔记簿里画满渔船、五桅船以及菜船之类。十五岁时,他曾坐在一个挺不错的位置上亲眼观看布洛姆·福斯公司新式双螺旋桨邮船“汉萨”号下水,事后他就用水彩画把这艘苗条的船维妙维肖地描绘出来。参议蒂恩纳佩尔把它挂在私人办公室内。这幅画上,波涛滚滚的海面一片绿色,像玻璃那样清澈透明,显得十分逼真,手法也颇高明,因而有人对蒂恩纳佩尔说,这是一个天才,以后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海洋画家。参议把这番话若无其事地复述给他监护的孩子听,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淡淡一笑,对这种极度紧张连肚子也填不饱的职业根本不放在心上。

    “你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蒂恩纳佩尔舅公有时对他说。“我的钱大部分是给吉姆斯和彼得的,也就是说,钱在店里,而彼得从中拿一笔利息。关于你的东西,我已给你保藏得好好的,将来到你手中的东西是很靠得住的。不过靠利息过活,在今天可不是玩儿的,除非钱的数目至少比你现在的多五倍。如果你想在这个城里搞出点名堂来,生活水平达到你过去那样,那么你就得好好干一番事业。孩子,你得记住我这番话。”

    汉斯·卡斯托尔普记住了这点,并且在寻找一个他本人和别人眼中都过得去的职业。一旦他选定了,他也十分重视。这工作是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的维尔姆斯老头儿在某一星期六打惠斯特牌时向蒂恩纳佩尔提议的,他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应当学习造船,这个主意很妙,将来可到他公司里去工作,那时他会好好照顾这位年青人的。汉斯认为这个职业虽然非常艰苦复杂,但同时也非常崇高,非常出色,性质也很重要。他生性好静,这个行业无论如何比他表哥齐姆森的好得多。齐姆森一心想成为一名军官,他是他已故母亲的异父姊妹的儿子。约阿希姆·齐姆森的胸部不大健康,如果有一种职业能使他经常在室外活动,不必动什么脑筋,也谈不上什么紧张,对他倒是挺合适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稍稍有些轻蔑地想。他非常尊重工作,虽然就他个人说,工作很易使他疲倦。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上面说过的话题上,也就是假定人类个人生活中因时代而带来的不利因素会影响到他的体质。汉斯·卡斯托尔普干吗不尊重他的工作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是谁,工作都该是他无条件地最最值得尊重的东西,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更值得重视了。它是人们立身的准则,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成败。这在时间上也有绝对性的意义,也可以说,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汉斯对工作的尊重是虔诚的,而且就他个人所知,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另一个问题是他是否热爱它;尽管他非常尊重它,但却不能爱它,理由很简单:工作对他不合适。紧张的工作使他绞尽脑汁,一会儿他就精疲力竭。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宁可空些,而不愿让工作像铅块似的重担压在头上;他宁可让时间空着,不愿咬紧牙关去克服横在前面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他对工作的这种矛盾态度,严格地说应当予以调和。要是他在灵魂深处能不自觉地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无价之宝,是能够获得报酬的一种准则,并可从中找到慰藉,那么他的身体和精神——首先是精神,精神之外还有身体——在致力于工作时是否可能更加愉快,更能坚持不懈?这里又提出了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中不溜儿”或“比中不溜儿略胜一筹”的问题,我们对此不愿作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又不是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歌功颂德的人,还是让人们去作这样的猜测:他生活中的所谓工作,只是和无忧无虑地享受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相距不远的一种观念罢了。

    他生性不爱在军队里当差。他生来对它有反感,总是想方设法避而不愿前去。这也许是因为参谋部军医埃贝丁克某次去哈费斯特胡德街时,曾在谈话中间听蒂恩纳佩尔参议说,年青的卡斯托尔普正离家在外学习,他认为投笔从戎对开始从事的学业显然是个妨碍。

    他动起脑筋来缓慢而冷静——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外时,尤其保持着早餐时喝黑啤酒的习惯,他认为这是有镇静作用的——头脑里满是解析几何、微分学、力学、投影学及图解静力学;他计算满载排水量与空载排水量、稳定性、吃水差及定倾中心等,有时感到很腻烦。他的机械制图、框架设计图、吃水线投影图及纵向投影图固然及不上“汉萨”号飘浮于大海上的那幅水彩画,但在需要用官能的感受烘托理智的场合,以及在刻划阴影线和绘制素材色彩较为鲜明的一些截面图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手法比大多数人都要高明。

    当他回家休假时,他衣冠楚楚,十分整洁,蓄着淡红色的小胡子,年青而娇贵的脸上显出昏昏欲睡的神情;显然,他已踏上飞黄腾达的道路。这时,关心社会事业和一心想了解家庭与个人内幕的那些人,也是他的同乡——在实行自治的城邦里,大多数居民都是这样——就会细细把他审察一番,同时暗自思忖,这位年青的卡斯托尔普日后在社会上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他出身于世袭之家,他的姓氏久享盛名,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这点怕不会有错儿吧。那时他也许坐在市政厅或市参议会上制订法律,或者担任什么要职,在维护主权方面出一份力。那时他可能是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或建筑管理部门的人,大家对他的话得好好听从,好好思量。这位年青的卡斯托尔普先生将来究竟归依哪一个党派,这点人们可怀着好奇心。光看外表不一定正确。从表面上看,他压根儿不像是民主主义者信得过的人物,他跟祖父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决不会错的。也许他仿效祖父,将来是个故步自封的人,一个保守派?这倒很有可能,但也可能截然相反,因为他毕竟是个工程师,一个未来的造船专家,是一个熟悉技术并和世界各地商务打交道的人。

    他,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许会成为激进派,一个一味蛮干的家伙,会亵渎神明地把一切古老的建筑和秀丽的风景毁了。他会像犹太人那样放浪不羁,像美国人那样傲慢无礼;他宁愿肆无忌惮地与优良的传统观念决裂,处心积虑发展自然资源;他宁可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这些也都是不能排斥的。他的家族曾在议会里占有两个席位,现在他血统上是否仍保持着先人洞烛一切的那份明智,或者竟会在市政厅中支持反对派?同乡们好奇地提出的这些问题,从他淡红色眉毛下的那双蓝眼睛中都找不到任何答案。现在,连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一无所知,他还是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哩。

    当他登上读者初次和他见面的旅途时,他正好二十三岁。那时他已在但泽工业专科学校读完四学期课程,另外四个学期又在布劳恩施魏克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度过。他刚顺利通过了第一次大考,成绩虽谈不上大放光彩,却也相当可观。现在他正准备进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当义务见习工程师,在船厂里接受实际训练。正好在这个关头,他的生活道路遇到了下列转折点。

    为了应付大考,他不得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回家时显得十分憔悴,像他那种类型的人,脸色照理是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见惯他的海德金特大夫责备起来了,他要求汉斯换一换空气,也就是说彻底换个环境。他说这一回,住到诺尔德奈岛或弗尔岛在诺尔德奈岛和弗尔岛上,有著名的海滨浴场。上的维克去都不济事,如果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进造船厂前应当到高山上住几个星期。

    这个主意倒不错,参议蒂恩纳佩尔对他的外孙和受监人说,不过这样一来,今年夏天他们得分道扬镳了,因为四匹马是不能把他蒂恩纳佩尔参议拉上高山的。这对他也算不了什么,汉斯需要的只是适宜的气压,否则他会害病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舒舒服服地独个儿上山吧。他可去探望一下约阿希姆·齐姆森。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约阿希姆·齐姆森病了,不过他的病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而是真正染上了病,病得很凶险,甚至家人都惊惶失措。他一直容易患感冒,发烧,有一天竟吐起血来,于是约阿希姆得赶紧去达沃斯休养,这使他非常痛苦烦恼,因为他的愿望行将实现。他本来遵家人之命,几学期来都在攻读法律,但后来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欲望所驱使,他调换了学科,投奔军官学校,而且已被吸收为学员。现在他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已待了五个月以上,这所疗养院由顾问大夫贝伦斯主持。他在寄给家中的明信片中说,他腻烦得几乎送掉半条命。因此,如果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进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就职之前还想排遣一下,那么上山去疗养院跟可怜的表哥作一会儿伴可再适当也没有了,这样双方都称心如意。
    他决定出发时已是盛夏季节,时光已到了七月下旬。
    他动身作三星期之游。

    庄重与阴郁

    汉斯·卡斯托尔普本来怕睡过了头,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但结果他比平时起得还早,有充裕的时间为自己理晨妆。每天早晨仔仔细细地梳洗一番已成了他的习惯,有高度教养的人往往有这种习惯。一只橡皮面盆,一只盛绿色香水肥皂的木盘,还有附带的一柄草刷——这些都是盥洗用的主要工具。除梳洗装扮之外,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把行李打开,搬到室内去。当他拿起镀银的剃刀放在涂满香皂泡沫的脸颊上时,他猛然想起了昨夜那些神魂颠倒的恶梦,不禁哑然失笑,对梦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宽容地摇了摇头,心里洋溢着光天化日之下修脸整容的人们那种洋洋自得之情。他还没有完全定下心来,只感到黎明的清新。他脸上扑着粉,穿着胶带衬裤和红色的山羊皮拖鞋,走到阳台上,让手里的水分收收干燥。阳台一直通到屋子里,用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板分成各个小间,这些玻璃隔板并不一直伸到栏杆处。清晨凉爽多云。重重的浓雾黏滞不动地弥漫在两侧的高山前面,远处山峦上白色和灰色的云块低垂着。这儿那儿间或露出一方蓝天,阳光透射下来,把山谷下面的村庄照得闪闪发光,它们在山坡上一片暗黑色的枞树林掩映之下,显得一片银白。不知从哪儿传来了清晨的音乐声,这声音也许是昨晚开音乐会的那个旅馆里发出的。那儿传来了赞美诗低沉的和音,停了一会又奏起一支进行曲。汉斯·卡斯托尔普酷爱音乐,音乐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像早餐时的黑啤酒一样,有一种强烈的镇静作用和麻醉作用,使他昏昏欲睡。他高兴地倾听着,脑袋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眼睛里泛起几根红丝。

    他看到下面有一条路蜿蜒而上,一直通到疗养院,这就是他昨晚乘车到来的那条路。在山坡潮润的草丛里,长着短茎的龙胆,形状很像星星。一部分平台用篱笆围成一个小园子,那儿有砾石小径和花坛;在一株雄伟挺拔的白杉树下,还有一个假山洞。这里有一个朝南的厅堂,里面有几把靠背椅,屋顶则盖有白铁皮。厅堂旁边竖着一根红棕色的旗杆,用绳索牵住的旗子不时迎风招展。这是一面绿白相间的花哨旗子,中间有蛇盘杖,它是医学界的标志。

    这时,有一个愁容满面的年长女人在花园里踱来踱去。她穿着一身黑衣服,乱蓬蓬的灰黑色头发前面蒙着一幅黑纱。她在花园小径上急促不安地漫步,膝盖有些弯曲,胳臂僵硬地垂向下面。她两眼直勾勾地向前望着,一双眼睛是深黑色的,眼睛下面的皮肉凹陷而松弛,额角上面满是皱纹。她有一张衰老的、南方人特有的苍白的脸,嘴巴阔而歪向一边,唇角下垂,显得心事重重,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过去曾经见过的某个著名悲剧女演员的一幅画像。那个面容苍白、一身黑服的女人阴沉沉地跨着大步,她的步子竟不自觉地与山下传来的进行曲调子合拍,看去真有些怪模怿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若有所思而满怀同情地往下瞅着她;在他看来,似乎她阴森森的身影使清晨的阳光也黯然失色。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些别的——他从左面的邻室里听到了某种声音;据约阿希姆所知,这房间是一对俄国夫妻住的。这种声音不但也跟早晨明朗清新的气氛很不相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黏滞滞地玷污了它。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昨夜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只是由于疲倦而不及注意。这是一种挣扎声、吃吃的笑声和喘气声;对年青人来说,尽管他出于好心,一开始就尽力把这个看作是无伤大雅的,但它们令人作呕的本质可隐藏不了多久。对于这种好心,我们也可冠以其他名称,例如心地纯洁,不过听来有些枯燥无味;或者称之为高雅贞洁,这个称呼既庄严又漂亮;也可贬低为“不敢正视现实”或伪善,甚至可名之为神秘的羞怯及虔诚。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隔室的这种响声,上面种种心理现象或多或少从他的神态上反映出来。他的脸色一本正经,阴沉沉的,仿佛他不愿也不该知道他所听到的一切。他真是道貌岸然,不过这种道学气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他在某些场合下做作出来罢了。

    他就这样绷紧着脸,离开阳台回到房里,不愿细听下面的过程。虽然他听到的有格格的笑声,但他认为他们决不是开玩笑,而且这股势头简直令人咋舌。可是在房间里,隔壁的响动声听来还要清楚。他似乎听到这对配偶绕着家具互相追逐,一把椅子倒下来,你捉住我,我捉住你,接着是咂嘴声和亲吻声。这时又从远处传来华尔兹舞曲,是一支陈腐而婉转动听的流行小调,似乎为他们演出的这场私房戏作伴奏。汉斯·卡斯托尔普捏着手帕站着,听得怪不自在。突然他扑着香粉的脸刷的红了起来,因为他早已看清的、即将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现在,这场戏无疑已过渡到兽性阶段。天哪!真该死!他一面想,一面掉头就走,在结束他的梳洗时故意闹得很响。唔,天晓得,从发生的事儿看,他们总该是一对夫妻。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脸皮未免太厚了些。我敢担保,昨夜他们一点儿也不得安宁。既然他们在这里,他们终究是病人,至少其中一个有病,应当稍稍节制些。不过他愤愤地想:真正令人反感的地方,自然在于墙壁太薄,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情况倒是不能容忍的!这房子建造的时候一定偷工减料,而且偷工减料到可耻的程度!以后我见到这些人,或者竟然有人把他们介绍给我,那该怎么办?这倒是非常尴尬的。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有一件事很诧异:他注意到刚才在修得光光的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一直不肯退去,随红晕而来的那股热辣辣的感觉也还没有消逝。不但如此,它们似乎在他脸上生了根,这种干热跟他昨晚脸上感觉到的一模一样,睡着时退了,这时又重新升上来。他对隔壁这对夫妇本来就看不惯,这下子的印象也并不因而好转。他噘起嘴唇,喃喃地数落他们几句,然后干了一件冒失的事:他再一次用冷水洗脸,好让自己清凉些,谁知反而火上加油,热得更加厉害。因此,当他表哥敲着墙壁唤他时,他回答的声音有些打战,心头老不舒畅。当约阿希姆进门时,汉斯竟不像是一个一觉醒来后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人。

    早餐

    “早上好!”约阿希姆说,“这是你上山过的第一夜。你满意吗?”
    他正准备到户外去,穿的是一身运动衣和坚固的靴子,胳膊上挟一件宽大的外套,外套旁边的袋里露出一只扁平的瓶子。今天他仍没有戴帽子。
    “谢谢,”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还可以。我不想再下什么评语。我做了许多恶梦,另外,这幢房子有一个缺点,就是隔音设备太差,怪难受的。唔,花园里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是谁啊?”
    约阿希姆马上领会他指的是谁。
    “哎,这就是那个叫‘两口儿’的女人,”他说。“山上大伙儿都这样叫她,因为从她那儿听到的只有这句话。你要知道,她是墨西哥人,德语一点也不懂,法语也几乎不懂什么,只有一鳞半爪的知识。她和大儿子一块儿住在这儿已有三星期,大儿子的病已毫无希望,眼看就要完蛋。他到处都有病,可以说结核菌已侵袭到他的全身。贝伦斯说最后这病像伤寒一样,对每个接触到的人都好歹是个威胁。两星期前,第二个儿子又来了,因他还想再看上哥哥一眼。他是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还有一个也长得很俊——两个都是美男子,眼睛亮晶晶的,女人看了哪个不动心。做弟弟的在山下时已有些咳嗽,但别的没有什么,显得生气勃勃。你瞧,他一到这儿就发起烧来,体温高到三十九度五,躺在床上;贝伦斯说要是他再起床,那就凶多吉少。不过贝伦斯说,他总算来得很及时——唔,做母亲的不坐在他们身边时,就在园子里这样踱来踱去,嘴里老是念叨着‘两口儿’这几个词,因为别的她什么都说不来。眼前这儿懂西班牙语的人一个也没有墨西哥人通用西班牙语,故云……”“原来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如果我认识她,她会不会也对我讲同样的话呢?这倒是件怪事;我的意思是说,这又滑稽,又荒唐。”他说话时感到眼睛像昨天一样,似乎有些热辣辣的,眼皮很重,仿佛哭过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眼睛里射出一种光辉;那天骑士怪模怪样地咳嗽时,他眼睛里曾燃起这种光辉。在他看来,似乎只有此刻才和昨天的一切发生关系,似乎只有此刻才又想起昨天的一情一节,而他醒来后已把这一切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已准备好了,一面说,一面在手帕里洒上几滴香水,同时在额角上和眼睛下方也洒了些。“如果你愿意,咱们‘两口儿’一起去吃午饭吧。”他放肆地打趣说。这时约阿希姆温存地看了他一眼,神秘地笑了,笑得似乎有些阴郁,也有些嘲讽的味儿。究竟为什么这样笑,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汉斯·卡斯托尔普检点一下身边究竟有没有香烟,然后拿起手杖、外套和帽子。他戴帽子是很不甘心的,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已定型,光住三星期就要他轻易地养成一些新的习惯,他老不愿意。于是他们跨出房间,走下台阶。走廊里,约阿希姆指着这扇门或那扇门,告诉他里面住的是谁,有德国人的名字,也有许多外国人的名字,同时也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性格和病情。

    他们遇到一些吃罢早饭回去的人。每当约阿希姆向人道早安问好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他像正被介绍给许多陌生人的小伙子那样,显得拘谨而紧张。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眼皮沉甸甸的,脸上也有一层红晕,心里十分烦躁;不过说他脸红可不全对——他是怪苍白的。

    “我不该忘了!”他突然怀着某种莫可名状的兴奋心情说,“你得把花园里那位女人在适当机会介绍给我。我是不会有意见的。她也会絮叨不休地对我说‘两口儿’,这也没有什么。我已有思想准备,也懂得这话的意思,并且知道怎样去对付。不过这对俄国夫妻,我可不愿结识,你听清了没有?我干脆不愿意。他们这些人一点儿教养也没有。要是我真的不得不在他们隔壁住上三星期,别无他法可想,我也不愿认识他们。这是我的权利,我坚决谢绝……”

    “很好,”约阿希姆说。“难道他们打扰了你吗?不错,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简直是野蛮人,总而言之不文明,我早已跟你谈起过了。男的吃饭时总穿一件皮茄克,破破烂烂的,我始终弄不懂为什么贝伦斯不加干涉。女的虽然戴一顶羽饰帽,但也不怎么干净……你尽可放心,他们坐在下等俄国人餐桌上,离咱们远得很,还有一张上等俄国人餐桌,专供高等俄国人坐。哪怕你想跟他们打交道,也难得找到机会。这儿要结识一个人真不容易哪,原因是病人中有这么多外国人。我本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些日子,认识的人也不多。”
    “那么他们两人中哪个有病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是男的。唔,只是男的有病。”约阿希姆心不在焉地说,一面他们从餐厅前的一排衣帽架旁边走过。然后进入一间明亮而拱顶低的厅堂,那里人声鼎沸,碗碟铿锵作响,女侍者拿着热气腾腾的水壶走来走去。

    餐厅里有七张桌子,大都排成直的,只有两张横摆着。这些都是大号桌,每张可坐十个人,虽然此刻没有全部坐满。只朝横斜方向往厅里走几步,汉斯·卡斯托尔普就在自己桌上入席;他坐在前面中央那张桌子尽头的地方,正好在两张横放的桌子中间。汉斯·卡斯托尔普直挺挺地靠在椅子上,约阿希姆把同桌就餐的人一一正式介绍给他。他只得硬邦邦、笑吟吟地欠着身子,不过对他们的脸几乎瞧也不瞧一眼,更不要说把他们的姓名深深印在脑海中了。他只记起一个人和她的姓名——斯特尔夫人;她的脸红扑扑的,长着一头油光光的浅灰色金发。一看到她,你就完全相信她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模样儿愚昧无知,傻里傻气。于是汉斯坐了下来,洋洋自得地看着人们在这儿一本正经地吃早饭。

    早餐供应的,有几碟果酱和蜂蜜,几碗牛奶饭和燕麦粥,几盆炒蛋和冷肉。牛油尽量供应,有人揭开了贮存瑞士乳酪的玻璃罩,把湿淋淋的乳酪切开;桌子中央还摆着一盆新鲜的果干。这时,一位衣服黑白相间的女侍者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来,问他要不要喝些什么——可可,咖啡呢还是茶。她长得像女孩子一般矮小,一张脸长长的,显得相当苍老。他发现她原来是个矮子,不禁怔了一下。他瞅了表哥一眼,但约阿希姆不动声色地耸了耸肩膀,扬了扬眉毛,仿佛想说:“好吧,下面还有什么名堂?”于是汉斯又回到现实中来。侍者是个女的,又是个矮子,所以他特别客气地回答她,他要的是杯茶,同时吃起拌有肉桂和糖的牛奶饭来。他扫视一下其他的食物,这些食物他看了真是垂涎欲滴;也环顾七张桌子上的食客,这些都是约阿希姆的同伙和跟他命运相同的人,他们一面吃早饭,一面聊天,身体内部都是有病的。

    餐厅装点得十分时髦,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这种建筑简朴实惠的独特风格。与长度相比,餐厅算不得很深,绕餐厅有一条游廊,里面摆着餐具柜,这条游廊在通向摆餐桌的内厅处形成弧形。柱子的下半截用精雕得像檀香木那样的木材镶成,上半截涂有白漆,跟天花板和墙壁的上面部分一样。它们饰有一条条五光十色的花纹,样式单调而鲜艳,在拱顶的大梁上,仍可以看到这种线条。餐厅里还挂着好几盏枝形吊灯,它们都是电灯,用富有光泽的黄铜制成。它们在结构上有三个相互叠置的扣环,扣环由纤巧的编织物紧扎在一起,最下方的一个环是毛玻璃制成的一种球状物,很像一个月亮。餐厅有四扇玻璃门,其中两扇开在对面一侧较宽的墙上,一直通往前面的阳台;第三扇开在左前方,可一直通往前厅;最后一扇就是汉斯·卡斯托尔普通过走廊跨进餐厅的入口,昨夜约阿希姆却是陪他从另一座楼梯下楼的。汉斯右边是一个身穿黑服、容貌平平的女人,脸上皮肤毛茸茸的,面颊上有一层没有光泽的红晕。她看去像一个缝衣工或家庭女裁缝。也许是因为她早餐时只吃咖啡和白脱面包,他一向认为女裁缝是专跟咖啡和白脱面包打交道的。他左边坐的是一位英国小姐,她也上了一把年纪,长得很丑,十个指头干瘪而僵硬。她正在读一封字迹圆滚滚的家信,喝着一杯血红色的茶。她旁边坐的是约阿希姆,再过去就是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

    取笑。旅行用品。欢乐的情绪受挫

    “这人真有意思,”当他们向跛足的看门人(这时他正在门房间整理信件)友好地打过招呼,穿过大门来到外边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座建筑物粉刷得白白的,大门开在屋子的东南方,中央部分的一座楼房比两边的侧屋高一层,顶端有一个盖着蓝灰色铁皮的矮小钟楼。从这里出屋不能走到围有篱笆的花园,而是直接通到野外,前面就是山野一片倾斜的草地,上面稀稀落落地长着不怎么高的枞树和矮小弯曲的松树。他们走的这条路——除了向下通往山谷的那条公路外,这是他们唯一能走的路——从疗养院后侧越过厨房和管理室向左面稍稍高起,通往地下室的阶梯装有栏栅,栏栅旁有一些铁壳垃圾桶。朝那个方向还绵亘着一块土地,弯成膝形,从它的右上方一直通到一个林木稀疏的山坡,坡度十分陡峭。这是一条险峻而潮润的山路,土壤略带红色,山路两旁间或有一些砾石。在这条路上散步的不只是这对表兄弟,有些客人一吃完早餐,就紧跟他们走了出来;还有一大批人正好大摇大摆地走下山坡回疗养院,这时迎面碰到他们。

    “这人真有意思!”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说了一遍。“他真是口若悬河,听他说话真叫我开心。用‘水银式香烟’比喻温度表,真是妙不可言,他一说我就明白……不过我现在倒想点燃一支真正的香烟,”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我再也忍不住了!从昨天中午起,我就没有好好抽过烟……请原谅我稍稍抽一会儿吧!”于是他打开银边花押字的汽车皮盒子,取出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是放在最上层的漂亮的“样烟”,一端压平(他特别喜欢香烟压得这样),然后用系在表链上的一把角形小刀,一刀切断烟的尖头,再拿出袖珍打火机让它点火,鼓起嘴来在长而前端粗钝的烟上猛吸几口,烟就烧了起来。“好吧,”他说,“现在看我的面上,继续散步吧。你不抽烟,自然因为你纯粹是个狂热之徒。”

    “我一向不抽烟,”约阿希姆回答。“干嘛我该在这儿抽起来呢?”

    “这个我不理解,”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不会抽烟。可以说:不吸烟,一个人生活中最好一部分就失去了;无论如何,他生活中没有多大的乐趣!当我醒来时,我就因整天可以抽烟而引以为乐,我吃饭时,一想到抽烟也喜不自胜;甚至可以说,我吃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抽烟,尽管我这么说难免有些夸大。对我来说,一天不抽烟,就感到枯燥沉闷,索然无味;如果我早上不得不说‘今天没有烟抽’,那么我想连起床的心绪都没有了,说实话,我想赖在床上呢。你瞧,要是嘴里有一支好烟抽着(当然,这种烟不应有难闻的气味,卷烟质量也应当符合要求,否则使人非常恼火),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有支好烟,你就安如泰山,万事大吉。这好比你躺在海滩上,你不是在海滩上躺过吗?那时你什么都不要,既不想工作,也不想娱乐……谢天谢地,全世界都在抽烟哪。就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不染上这种习惯,哪怕是南北极探险家,烟草的备货也很充足,这样在艰苦环境下就顶得住。当我读到这类消息,我总禁不住满怀同情。一个人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就拿我来说吧,我曾有许多苦恼,但只要我有一支烟,我知道自己什么都经得住,烟能帮我渡过难关。”

    “你对烟的依赖性这么重,”约阿希姆说,“意志未免太薄弱了。贝伦斯说得对,你是一个文人。他说的不过是一番恭维话,不过说句老实话,你确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此外你是个健康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他说话时,眼神显得很困倦。“唔,除了贫血外,我总算是个健康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说我脸色发青,脾气真直爽极了。他的话倒也有理;我自己也注意到,跟这儿山上的人们相比,我的脸色确实青得厉害,在家时我可没有觉察到。他自称免费而毫无保留地给我提出忠告,他也真是一个有心人。我很乐意按照他的话去做,生活方式完全跟你的一模一样。既然我到了山上和你们在一起,我还能再干些别的吗?要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居然长出些肉来,那也没有什么损失,虽然你得承认,长肉这个词听起来怪不入耳。”在散步过程中,约阿希姆咳嗽了几次;看来,他上山非常吃力。当他第三次咳嗽时,他皱起眉头停下步来。“你先往前走吧,”他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头也不回地急急忙忙向前走。过了一会,他放慢脚步,最后几乎停住,因为他看到自己在约阿希姆前面已遥遥领先。不过他没有环顾四周。

    一群男男女女的客人向他迎面走来。他早已看到他们沿着平坦的道路走上山坡半腰,此刻他们正噔噔地走下山坡朝他走过来,在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年龄各不相同,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上了年纪。他低头斜瞅他们一眼,心里只想着约阿希姆。他们不戴帽子,脸孔黑黝黝的,女人穿的是花色线衫,男人大多不穿大衣,也不带手杖,这副气派,很像那些不拘礼仪、到屋外信步蹓跶的人。因为是下坡,他们就不必花很大力气,只要站稳脚跟别走滑了腿,冲下去时不摔跤即可。实际上,这无异是一种向下的自由滑翔运动;他们的步态轻飘飘的,表情和整个体态都令人有一种轻盈之感,别人见了恨不得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此刻他们就在他身边,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并没有全被太阳晒黑,其中两个女人苍白得令人触目,一个骨瘦如柴,脸儿白得象牙似的;另一个又矮又胖,一脸雀斑把她的容貌毁了。她们都定睛瞧他,厚着脸皮不约而同地向他微笑。这时有一个穿绿色线衫的颀长女郎掠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身旁,胳膊几乎擦着他的身体。她头发散乱,两眼呆滞地半开半闭,一面走,一面嘘嘘吹起口哨来。咳,这简直太狂妄了!她吹口哨不用嘴儿,吹时嘴唇不但不翘起,反而闭得紧紧的。这嘘嘘声是从她内部发出的,一面吹,一面用呆滞的、半睁半闭的眼睛瞅着汉斯。这声音特别刺耳,粗嗄尖厉,重浊拖长,尾音急转直下,使人想起市售橡皮小猪一种玩具。的叫声——当充在小猪肚里的气瘪下来时,就会发出这种哀鸣。口哨声是从她胸口某处不可思议地迸出来的;吹罢,她跟着伙伴们继续往前走。

    汉斯·卡斯托尔普呆立着,凝视远方。接着他匆匆向四周扫视一下。刚才那令人憎恶的口哨声势必是一个玩笑,一出预先安排好的闹剧——他所能领悟的至少是这么一些,因为他回头望望这伙人的肩膀,看到他们正在大笑。一个粗壮的厚嘴唇小伙子,双手插入裤袋,不雅观地卷起了外衣,他甚至公然朝他歪着脑袋,呵呵地傻笑……这时约阿希姆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几乎挺直身子向大伙儿问好,而且用“立正”姿势向他们鞠躬,接着他和颜悦色地走向表弟。

    “你干吗板着脸?”他问。
    “那女人吹起口哨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她走过我身边时,肚子里发出嘘嘘的声音。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
    “哎!”约阿希姆轻蔑地一笑,接着说:“不是从肚子里来的,你胡说。她叫克莱费尔特,全名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这声音是她气胸里发出的。”
    “从哪儿?”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心情异常激动,可不知究竟为什么这样。接着他又啼笑皆非地说:“你总不能指望我会懂得你们的切口吧。”
    “让我慢慢说来!”约阿希姆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谈。你的脚怎么像生了根似的!刚才说的是一种外科治疗法,你自己也可以想象到。这是这儿常做的一种手术,贝伦斯干起来很有一手。你瞧,要是一只肺烂得厉害,另一只还没有病或者比较健康,那么就让那只坏肺停止工作一段时间,让它休息一下……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儿刺了一下,在身体侧面什么地方刺了一下,究竟什么部位我也不很清楚,贝伦斯干起来非常出色。以后再在身体里注入气体,什么氮气之类,这么一来,那只像乳酪样的坏肺就不再呼吸。这种气体待在里面的时间当然不会长,过了半月光景又得注入新的——这也好比给人充气,你也一定能够想象。这样,如果过了一年或一年以上一切良好,肺部就因为得到休息而治好了。但当然不一定都能治好,这事甚至有点儿冒险。不过用气胸治疗总算已取得了良好成绩。你刚才看到的那些人都打过气胸。伊尔蒂斯太太也是,她就是那个长雀斑的女人。还有一位是莱费小姐,你该记得她是瘦瘦的,她躺在床上已好久了。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因为气胸之类的玩艺儿很自然地将人们凑合在一起。他们自称‘半肺协会’,这些人就此出名。但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是这个协会的一朵花,她能用气胸吹出口哨声。这是她的一种才能,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至于她是怎么干的,我可说不上来,连她本人也说不清楚。不过她路跑得快时,身体内部就会发出嘘嘘声;自然,她用这个来吓唬人,特别吓唬新来的病人。另外,我相信她发声时要消耗氮气,因为她每隔八天就得重新打气胸。”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约阿希姆说话时,汉斯已由激动而转为欢乐,一面走,一面捂住眼睛,弯着身子;由于他吃吃地狂笑,连肩膀也抽动起来。

    “他们也登过记吗?”他费了好大力气才问出这句话。他竭力忍住笑,因而声音听来有些苦恼悲切。“他们有章程吗?可惜你不是其中一员,否则他们就能把我当作贵宾让我入会,或者作为……候补会员……你应当要求贝伦斯让你的肺也部分休息一下。也许你也会从胸口发出嘘嘘声的,只要你高兴这么做。学了这一套倒是挺有意思的……这是我生平所听到最有趣的事儿!”他说罢深深叹一口气。“请原谅我说了这番话,但你这些打过气的朋友,他们的情绪也好得很呢!瞧他们刚走过来时的那副模样……同时你得想想,居然有‘半肺协会’这种组织!她‘嘘——嘘——’地打我身边擦过,真是一个疯女人!何况他们还兴高采烈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

    约阿希姆设法找一句回答的话。“我的天哪,”他说,“他们多么自由自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很年轻,时间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不久他们又可能死去,他们为什么要绷起脸呢?有时我想:生病和死亡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不过是混日子的一种方式。只有山下人才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我想只要你在山上住得久些,你迟早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我想我肯定会了解的。我对山上你们这些人已很感兴趣。可不是吗,一个人只要有兴趣,什么事都自然会懂得。不过我的问题只是……这个东西的味儿不对头!”他说话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雪茄烟。“这些时间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哪儿不对劲,现在看来,问题出在马丽亚雪茄烟上,它的味儿可不美哪。我向你保证,它抽起来有些像Papiermach法文,应为papiermach,意为混凝纸浆。,一个人消化不良时,就会有这种味儿。这个我真不理解!我早餐确比平时吃得多,但这不能成为理由,因为要是你吃得过饱,抽起烟来味儿特别好。你以为这是一夜没有睡好的缘故吧?也许这是我不舒服的原因。不,我非把这烟干脆扔掉不可!”他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后说。“我每吸一口,每次总叫我失望,硬抽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他又迟疑了一下,就把雪茄烟扔到山坡下潮湿的松林间。“你可知道,我这下身体不舒服跟什么有关系?”他问。“依我看,这准是跟脸上该死的发烧有关系,我一起床,脸上又是热辣辣的怪难受。我感到自己脸上似乎因怕羞而涨得通红,真见鬼!你刚到这儿时可有同样的经历?”“有的,”约阿希姆说。“我开始时有些不自在。你不要大惊小怪。我已告诉过你,要习惯这儿的生活并不怎么容易,不过你不久又会正常起来的。瞧,这条长椅倒不错。咱们可以坐一会儿,再回院去,我还得做治疗呢。”

    道路变得平坦起来。它现在向达沃斯高地伸展,这里的高度是整座山的三分之一左右。通过一片挺拔、稀疏和东倒西歪的松林,可以俯瞰下面的村落,它正明晃晃地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辉。他们坐的粗陋的长椅靠着山崖的峭壁。在他们近旁,一股泉水潺潺地向下流向山谷。

    约阿希姆想把阿尔卑斯山环抱南面峡谷的一些云雾缭绕的山峰一一介绍给表弟听,同时举起登山的手杖向他指点。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匆匆一瞥。他坐在椅上向前弯着腰,用镀银手杖——手杖富有城市风味——的金属包头在沙地上画画儿。他还想知道一些别的。

    “我想要问你的是——”他开腔说,“我来时,房间里那个病人不是刚去世吗?那么自从你上山以来,已有不少人死去了吧?”

    “确是死了几个,”约阿希姆答道。“不过你要知道,他们处理时很小心,人们不知不觉,或者只是以后偶尔听到。为了照顾病人,特别是女病人,死了一个人时他们总严守秘密。女人容易惊惶失措。要是你隔壁房间里有人死了,你根本就觉察不到。棺材是一清早送来的,那时你还睡着呢。死人也是在适当的时候抬出去的,例如在你正好用膳的时候。”

    “哼,”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在沙地上画画儿。“原来他们在偷偷摸摸地干啊。”

    “唔,确是这样。不过最近,待一下……大约在八星期以前……”

    “那么你不能说是最近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干巴巴地挑剔说。

    “怎么?那就不说最近吧。不过你太刻板了。我只是想算一算日期。就在不久以前,我有一次完全出于偶然的机会暗中看到了这出戏的内幕,至今记忆犹新哩。小胡尤斯——巴巴拉·胡尤斯,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亲眼看到他们把最后的圣餐放在她面前,你知道,那就是临终圣餐,也就是临终涂油礼。我来这儿时,她还能起床,还是高高兴兴,跳跳蹦蹦的,真像一个小女孩。但不一会,病势发展得很快,她不能起床。她住的地方同我住的隔开三间。这时她爸爸妈妈来了,接着神父也赶到了。他来时正好是下午,大家都在喝茶,过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你瞧,我卧床午休竟睡过了头,没听到锣声,迟了一刻钟。在紧要关头时,大家都在场,我却不在那儿,只是像你说的那样窥见了一些内幕。当我跑到走廊上时,他们正好迎面而来,穿的是花边衬衫,前面有人执着一个十字架引路,这是一个有提灯的金十字架,好像土耳其近卫军乐队前面那种系着小铃的月牙棒。”

    “你这个比方不伦不类,”汉斯·卡斯托尔普板着脸说。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我禁不住想起这种月牙棒来。不过你再听我说。他们就这样向我走来,大踏步的走来,走得很快,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一起有三个人,前面是拿十字架的人,后面是戴夹鼻眼镜的神父,还有一个是拿着香炉的青年。神父把临终圣餐捧在胸口,圣餐用什么遮着。神父歪着脑袋,样儿非常谦恭。这自然是他们最最神圣的事。”

    “确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奇怪你为什么竟说起什么月牙棒来。”

    “嗯,嗯。不过待一会儿。可要是你也在场,你事后回想起来脸上真不知会有什么表情。这真会叫人做起恶梦来……”“你这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的:当时我在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我不戴帽子,没法脱帽致意。”

    “瞧你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再次打断他的话。“现在你总看清楚,咱们该戴一顶帽子吧!你们这儿山上没有人戴帽,我自然感到奇怪。你好歹得戴上一顶,这样适当的时机就能脱下。哎,以后呢?”

    “我倚在墙上,”约阿希姆说,“规规矩矩的,当他们走到我身边时,我稍稍欠一下身子。当时我们正好在小胡尤斯住的病室前面,那是二十八号房间。我想神父看到我俯身致意,心里一定很高兴,他很有礼貌地答谢,把帽子脱下。但同时他们也站停下来,那位手持香炉的年轻助手敲了一下门,门把手一转呀的一声门开了,他们让神父先进房间。现在请你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情和恐惧吧!神父的脚一跨进房间,里面就发出一阵救命声和尖叫声,这种声音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叫声接连三四次,以后连续不断发出‘啊——啊’的哀叫声,喊时显然张大了嘴,声音里充满痛苦、恐怖和反抗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叫声中还夹着哀求声,使人听了毛骨悚然。接着,声音一下子变得喑哑而低沉,仿佛它已沉入地底,也像是从地窖里发出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猛地回过头来瞪眼看着他的表哥。“这是胡尤斯的声音吗?”他怒气冲冲地问。“怎么声音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

    “她的头钻到被子里去了!”约阿希姆说。“你倒想想我当时的感受!神父站在门槛边,说些安慰的话。我至今还仿佛看到起先他探出头来、后来又缩回去的模样。拿十字架的人和助手还在门口迟疑不决地站着,不能进去。从他们中间我可以看到房间的轮廓。其实这间房间和你的、我的一样,病床放在门左面的侧墙旁边,床头站着一群人,自然是亲戚们和爹娘,他们也低头朝向病床说些劝慰的话。朝床上看去,她已不像个人了,似乎只是一团东西;她又是恳求,又是狠狠地抗议,而且蹬着腿。”

    “你说她蹬着腿?”

    “她拼着命呢!可是不顶用,她必须领受临终圣餐。神父凑近她,其他两人也走进房去,门关上了。可是事前我还来得及看到胡尤斯的脑袋闪现了一下,浅黄色的金发乱蓬蓬的,睁大了的眼睛瞅着神父,眼睛一点血色也没有,然后惨叫一声钻到被子里。”

    “现在对我讲的这番话,你还是第一次说吗?”汉斯·卡斯托尔普顿了一下说。“我不懂你昨儿晚上为什么不说。天哪,看来她一定还有相当多的力气可以自卫,自卫需要力气啊。一个人还没有精疲力竭之前,是不该请神父来的。”

    “她确实非常衰弱,”约阿希姆回答说。“咳,要谈的话可多哩,不过措词倒很难哪……她已很弱了,只是恐怖给她增添了这么多力气。当时她害怕极了,因为看到自己就要死去。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呢,咱们总得原谅她。不过有时成年人也这副模样,这自然是不可饶恕的软弱。贝伦斯倒懂得怎样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的口气可恰到好处。”

    “他的口气怎么样?”汉斯·卡斯托尔普皱起眉头问。

    “他总是说‘请您别这样吧!’”约阿希姆回答。“至少他最近对人说过这话,咱们是从护士长那儿听来的。护士长也在场扶助临死的病人。这个病人一直到死还是吵吵嚷嚷的,一点也不想死。这时贝伦斯凑近他那儿,说:‘请您赏个脸别这样吧!’病人立刻安静下来,不声不响死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手拍拍大腿,往后一仰靠在长椅的背上,抬头望着天空。

    “唔,我说,这太过分了,”他高声说。“走近一个临死的人,光是对他说:‘请您别这样吧!’这确实太过分了!临死的人多少令人尊敬。我们不能对他一点儿不讲人情。我真想说,临死的人简直是神圣的!”

    “这个我不否认,”约阿希姆说。“不过在病人这样软弱无力的时候……”

    “不!”汉斯·卡斯托尔普坚持说,他说话时的激昂程度与他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相称。“我坚持认为,一个垂死的人,比任何嬉皮笑脸、游来荡去、挣几个钱填饱肚子的粗汉子强些!这可不太好……”他怪里怪气说,声音有些颤抖。“对临死的人这样铁面无情,可不太好……”他话说到这里突然中断,接着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大笑,这笑声像昨天笑时一样,是那么激越冲动,那么漫无节制,连身子也抖动起来,于是他闭住眼睛,泪珠从他的眼睑滚滚而下。

    “嘘!”约阿希姆忽然止住了他。“别作声!”他轻轻说,同时偷偷推了一下笑个不停的表弟的腰部。汉斯·卡斯托尔普张开泪汪汪的眼睛往上看。

    一个陌生人从左面的路上走来。他是一个皮肤黝黑、风度优雅的绅士,蓄着漂亮的、翘起的黑色小胡子,下面穿一条浅色方格纹的裤子。他走近时跟约阿希姆相互道了早安,这人发音精确,声调悦耳动听。他双腿交叉,拄着手杖,神态自若地站停在约阿希姆面前。

    魔鬼

    他的年龄似乎难以估计,约摸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尽管他整个形象十分年轻,但两鬓已经花白,头顶显得童山濯濯;狭狭的头路向两边分开,头发稀稀落落,使额角看去更加宽广。他的服装——淡黄色宽大的方格条纹裤,两排钮扣的绒布上衣(上衣显得太长)和大的袖边,远远谈不上什么高雅华贵,而他那弯成圆形的竖领,由于经常洗涤,领边多少有些起毛。他的黑领带已经很旧,衬衫显然不装袖口;从他手腕那儿的袖子宽宽松松的模样来看,汉斯·卡斯托尔普就知道他是没有袖口的。纵然如此,他仍清楚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绅士,陌生人那种深有教养的风度,他那洒脱的甚至是漂亮的举止,说明他确是这种身份的人。他既寒酸又优雅,眼睛黑黑的,小胡子又微微翘起,使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想起圣诞节时在家乡院子前面卖艺的某些外国乐师,他们骨碌碌地转动着天鹅绒般的眼珠,握着软帽伸出手来,好让人家从窗口投下零零星星的钱币。“他是奏手摇风琴那一号人!”他想。因此,当约阿希姆从长椅上站起,带几分窘迫的神情向他介绍陌生人姓名时,他听了也毫不惊奇。他介绍说:“这是我表弟卡斯托尔普——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汉斯·卡斯托尔普也站起身来致意。他脸上还残留着刚才兴高采烈的痕迹。但意大利人很礼貌地对两人说,他不想惊扰他们,要他们再坐下来,自己却仍旧悠闲地站在他们面前。他微笑地站着,打量这对表兄弟,特别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微笑时,在那漂亮地向上翘曲的丰满小胡子下面,嘴角的纹路更皱更深了,露出嘲讽的神情,这在表兄弟身上起一种奇妙的作用,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如醉如痴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感到很难为情。塞塔姆布里尼说:

    “先生们的情绪可高啦,这是满有理由的,满有理由。早晨多美呀!天空蓝澄澄的,太阳又是笑盈盈的,”他一面说,一面轻捷而优雅地挥动一下手臂,向天空扬起一只皮肤微微发黄的小手,同时目光炯炯地斜眼往天际仰望。“这儿这么美,真叫人忘怀自己究竟栖身何处了。”

    他说话时没有外国腔,只是发音时每个字眼咬得太准,使人们看出他大约是个异国人。他发音时,嘴唇动得怪有劲的,听他说话挺有意思。

    “先生,您上咱们这儿一路还舒服吧?”他转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您对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心中有数?我的意思是说,‘初次检查’这个阴森森的仪式有没有举行过?”这时,假如他真的想叫对方回答,他理应闭起嘴来稍等一下,因为他提出了问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正打算回答。但陌生人接着继续问:“仪式的经过情况很顺利吧?从您的笑声中——”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嘴角的皱纹一条条变深起来,“可以得出不同性质的结论。

    咱们的弥诺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克里特岛国王。据说死后为阴间三判官之一。和赖达曼托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弥诺斯兄弟。死后与弥诺斯等一起为阴间判官。判处了您几个月?”“判处”这个词从他嘴里吐出来,似乎显得特别可笑。“让我猜一下吧。六个月,或者干脆九个月?咱们这儿对时间可从不吝啬……”

    汉斯·卡斯托尔普惊诧地笑了。他在苦苦思索弥诺斯和赖达曼托斯究竟是谁。他回答说:

    “嗳,不。您搞错了。塞普塔姆……”

    “塞塔姆布里尼,”意大利人明确而着重地纠正他,同时又幽默地鞠了一躬。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请原谅。哎,您误会了。我一点病也没有。我只是来看我表哥齐姆森,住上一两个星期,乘此机会也想稍稍休养一下……”

    “怪了,您竟不是咱们的一员?您身体健康,您只是在这儿作客,像浓荫中的俄底修斯一译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曾献木马计,使希腊军队获胜。一样?你居然屈身下降到死人出没、闲荡的深渊里,真勇敢呀!”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怎么说降到深渊里?这我倒要请教一下。我可登上你们五千英尺左右的高山呢。”

    “这只是您的看法罢了!依我看,这是错觉,”意大利人做了一个毅然决然的手势说。“咱们是掉在深渊里的人,可不是么,少尉?”这时他转向约阿希姆。约阿希姆对他的谈吐也颇感兴趣,但不想流露出来,沉思地回答说:

    “咱们把这个问题确实看得太简单了。但咱们以后毕竟可以同心协力,振作起来。”

    “唔,这点我相信您,您是一个正派人,”塞塔姆布里尼说。

    “是,是,是,”他连称三声“是”,把S发成清音。德语S一般发浊音,而意大利语则一般发清音。这时他又转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用舌尖轻舐上颚三次,咂咂有声。“瞧,瞧,瞧,”他又连说三次,S仍发清音。他凝神打量新来的客人,可说是目不转睛。接着眼神又活跃起来,继续说:

    “那么,您是心甘情愿地上山来跟咱们这些沉沦的人为伍,赏个光跟咱们周旋一个时期喽。唔,这很妙。您心目中准备待上多少时间?我只是问一下大致期限。既然这个期限是他本人、而不是赖达曼托斯规定的,那我倒很想知道时间究竟有多长?”“三星期,”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洋洋地说,因为他看出,人家对他不胜艳羡哩。

    “哦,天哪,三星期!少尉,您听到了没有?‘我到这儿住上三星期,以后又得动身’,这种说法不是有点儿傲慢不恭吗?先生,如果允许我来教导您的话,咱们这儿的日子不是以星期算的,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月份。咱们算起日子来是大模大样的,这是咱们这些幽灵所享的特权。另外咱们还有一种特权,性质也大致相同。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生活中从事的是哪一门行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您准备从事哪一门行业?您可看得出,咱们的好奇心是没有止境的,好奇心也可算是咱们的特权之一呢。”

    “好说好说,”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于是他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

    “原来是造船师,这可了不起!”塞塔姆布里尼高声说。“您完全可以相信,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工作,不过我本人的能力在另一方面。”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是一位文学家,”约阿希姆解释说,样儿有些尴尬。“你要知道,他为德国报纸写过卡尔杜齐乔苏埃·卡尔杜齐(G.Carducci,1835—1907,诗人、学者,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撒旦颂》、《野蛮颂》等)的追悼文章。”这时他显得更尴尬了,因为他表弟惊异地瞧着他,似乎说:你对卡尔杜齐知道些什么,我看你懂得的不比我多。
    “是啊,”意大利人点点头说。“鄙人有幸能在卡尔杜齐生命终止时,为贵国同胞介绍这位大诗人和自由思想家的生平。我认识他,我可以说还是他的学生呢。在波洛尼亚(城市名),我曾听过他的教诲。我感谢他,因为他把文化与欢乐赐给我。不过咱们刚才谈的是您的情况。一位造船工程师?您可知道,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显然高大起来了?您坐在那儿,简直一下子成了辛勤劳动和真才实学的化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可我还是个学生,一切还刚刚开始呢。”

    “确实,凡事都是开头难。一般说,所有名符其实的工作都是困难的,可不是吗?”

    “是啊,魔鬼知道这个,”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塞塔姆布里尼的眉毛陡的竖了起来。

    “您居然叫魔鬼来作证?把真正的撒旦唤来?您可知道,我伟大的老师[卡尔杜齐,《魔鬼的赞美诗》(一译《撒旦颂》)是他主要作品之一,发表于一八六五年]曾写过一篇赞美诗奉献给它吗?”

    “请原谅,”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您说有一篇赞美诗奉献给魔鬼吗?”

    “就是献给魔鬼本身。在我们国家里,每逢节日常常吟咏这首诗。Osalute,oSatana,oRibellione,oforzavindicedella Ragione[意大利文:哦,健康,哦,撒旦,哦,反抗,哦,理性的复仇力量]。这是一首美妙的诗歌!不过这个魔鬼跟您指的不尽相同,他对工作是颂扬备至的。而您所指的魔鬼呢,却憎恶工作,因它见了工作就怕,可能就是人们所谓连小指也不敢向他伸出的那种……”

    这一切在我们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产生奇妙的作用。他不懂意大利文,其余的他听了也不很入耳。这些话虽用漫不经心的、诙谐的语调随口说出,却颇有些说教的味儿。他看看表哥,表哥的眼睛正瞧着地面。于是他开口说:

    “噢,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把我的话理解得太死板了。我说的魔鬼那句话只是口头禅,我可向您保证。”

    “看来有的人倒是颇有才智的,”塞塔姆布里尼说,忧伤地凝望着前方,然后又打起精神来,巧妙地转入原来的主题,继续说:

    “无论如何,从您的谈话中我满有理由地得出结论,那就是您已选定一种既紧张又光荣的职业。天哪,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homohumanus[拉丁文:富有人性的人;人文主义者],尽管我对工程方面怀着真心实意的尊敬,可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颇能想象,要掌握您这门专业的原理需要清醒而敏捷的头脑,而投入实践又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是不是这样呢?”
    “嗯,当然是这样。您的话我完全同意,”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话时不自觉地尽力卖弄自己的口才。“今天,这项工作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正因为要求太高,还是别说得太清楚为妙,免得令人灰心丧气。呃,这可不是开玩笑呢。要是你身体不是最好……我只是在这儿作客,身体也还算结实;假如我硬说这项工作对我非常相宜,那我准是在撒谎。我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它叫我够呛了。只有当我什么也不干时,我才感到挺自在。”
    “比如说现在?”
    “现在?噢,现在我对这儿山上还很陌生,简直有些糊里糊涂,您也可以想象。”
    “哎,糊里糊涂。”
    “是啊,我睡也没有睡好,后来这顿早餐也确实太丰富。平时我早上吃的东西很一般化,可今晨吃的在我看来太扎实了,照英国人的说法,太丰盛了。总之,我感到有些闷气。今天早晨我抽雪茄时,味儿有些异样,真是天晓得!过去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只有病得厉害时才有这种感觉。抽起烟来的味儿简直像皮革一样!我只得把烟扔了,硬抽是毫无意思的。请问,您抽烟吗?不抽?那么您就不能想象,对我那样从青年时起一直嗜烟如命的人来说,碰到这类事该是多么懊丧,多么失望……”

    “我对这类事没有经验,”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倒认为,对这类事情没有经验并不是什么坏事。许多高贵而富于理智的人士对抽烟都深恶痛绝。卡尔杜齐也不喜欢。可是在这点上,您跟咱们的赖达曼托斯意气相投。他是您那恶习的支持者。”“唔,恶习,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干吗不是恶习呢?咱们得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它起名字,这样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我也有我的恶习。”

    “顾问大夫贝伦斯倒能鉴别烟的好坏。他是一个怪有意思的人。”

    “您认为是这样吗?啊,原来您已跟他相识?”

    “刚才我们出来时跟他相识。您可知道,当时我好像诊了一次病,不过是免费的。他一眼就看出我贫血相当厉害。于是他劝我生活起居要跟我表哥一样,要在阳台上多躺躺,还说我也得量量体温。”

    “真的吗?”塞塔姆布里尼高声说。“妙极了!”他仰望天空喊了一声,又俯下身子笑起来。“你们那位大师(莫扎特,1756—1791,所引用的话,出自其歌剧《魔笛》)的歌剧里唱的是什么戏呢?‘我是一个捕鸟人,心里经常很有劲,哈哈!’一句话,这是怪有趣的。您愿听从他的劝告吗?那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不该听呢。这个赖达曼托斯真是个魔鬼。‘心里经常很有劲’倒是句真话,不过有时有些勉强。他很容易感伤。抽烟的恶习对他没有好处——否则就不成其为恶习了——抽烟会使他伤感。正因为如此,咱们可敬的护士长把他的存货都收藏起来,每天只给他一小撮定量。有时他受不了诱惑,竟动手去偷,于是又感伤起来了。一句话:一个糊涂虫。您可也认识咱们的护士长?还不认识?这不对头!不把您介绍给护士长是不公正的。

    先生,她是冯·米伦东克家族出身的。她跟梅迪奇的维纳斯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梅迪奇是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望族,对佛罗伦萨艺术与文化的繁荣颇起作用。这里指的是模仿希腊阿芙罗狄蒂(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像塑成的维纳斯雕像。不同的地方,乃在于女神胸部发达,而护士长却经常佩戴一个十字架……”
    “哈,哈!妙极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大笑起来。
    “她的教名是阿达丽亚蒂卡。”
    “是这个名字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嚷道。“哦,这太动人了,冯·米伦东克,还有阿达丽亚蒂卡。从名字听来,仿佛她是死去多年的人了。姓名真像中古时代一样。”
    “可敬的先生,”塞塔姆布里尼答道,“这儿有许多人正像您说的那样,有‘中古时期的风味’。我本人就相信,咱们的赖达曼托斯纯粹在某种艺术感受的驱使下,才创造出这个女人化石般的脑袋,让她来监护这座恐怖的宫殿此处借喻肺病疗养院。的。他确是一个艺术家——您还不知道吗?他画过油画。可不是吗,您想干什么,谁也不会禁止,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阿达丽亚蒂卡夫人不管人家爱不爱听,逢人便说这样的话:米伦东克家族中,有一位在十三世纪中叶是莱茵河畔波恩地方一所女修道院的院长。过后没多久,她本人就去世了……”
    “哈,哈,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看您真爱开玩笑哪。”
    “开玩笑?您的意思恐怕是‘不怀好意’吧。唔,我确实有些不怀好意。”塞塔姆布里尼说。“使我着恼的是,我命中注定只是把这种恶意发泄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工程师,我希望您不反对什么恶意吧?在我心目中,它是理智用来对付黑暗势力和邪恶的最有力的武器。先生,恶意是批判的灵魂,而批判却是进步和启蒙的源泉。”他的话题一下子转到彼特拉克(F.Petrarca,1304—1374,诗人)上来,他称彼特拉克是“现代精神之父”。

    “现在咱们得躺下来休息了,”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那位文学家说话时,总是潇洒地做手势。此刻他指着约阿希姆做个手势,说:
    “咱们的副官要赶任务去了,咱们走吧。咱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直向右,走向通往巍峨宫殿的地方’,啊,维吉尔,维吉尔[P.Vergilius(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先生们,没有人能超过他呢。确实,我相信人类是在进步的。不过维吉尔在修辞方面,近代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在他们回院的路上,他开始用意大利腔背起拉丁文诗歌来,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少女迎面走来时,他顿时停住了。她看去像一个农村姑娘,容貌并不出众。这时他向她媚笑,哼起小调来。“特尔,特尔,特尔,”他的舌头咂咂作声。“嗳,嗳,嗳!来,来,来!你这个可爱的小虫儿,你愿投入我的怀抱吗?瞧,‘眼睛水汪汪,闪闪发亮光’,”他不知从谁的作品里引用这么一句诗。接着他朝少女狼狈离去的背影送了一个飞吻。

    “他真是游蜂浪蝶,”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在塞塔姆布里尼心血来潮地向少女献过殷勤、重又喋喋不休地挑剔起别人来时,他仍抱有这种想法。这时他的矛头主要针对顾问大夫贝伦斯,他嘲笑贝伦斯脚的大小,并且在他的衔头上大做文章。这衔头是某个患脑结核的亲王赐给他的。关于这位亲王生活上的丑闻,大伙儿现在都议论纷纷,不过赖达曼托斯眼开眼闭,佯作不见,一举一动都不失顾问大夫的本色。难道大人先生们不知道夏季是顾问大夫发明的吗?不错,不是他又有谁呢。他可当之无愧。过去,只有死心眼儿的人才在这个山谷里挨过夏天。可是“咱们的幽默家”用犀利的目光看出,这种失算只是偏见的结果。他甚至得到这样的教训:至少就他的疗养院而论,夏季疗养不仅值得推荐,甚至还特别有效,简直是必不可少的。他懂得如何把这一理论传播开去,并为此撰写了通俗性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此后,夏天的生意就跟冬天一样兴旺。“天才!”塞塔姆布里尼说。“真是异想天开!”他说。于是他挑剔这一带高地上其他的疗养院来,用挖苦的口气称赞它们的老板生财有道。那儿有一位卡夫卡教授……每年,在积雪初融的关键性时刻,当许多病人正纷纷要求离院时,卡夫卡教授就声称自己不得不外出再作一周之行,同时答应一回来就放他们出院。可是他在外边逗留六星期,可怜的人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样,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账越付越多了。有一次,人家请他到阜姆地名,即现在的克罗地亚的里耶卡。去,但在没有把握赚上五千瑞士法郎之前,他是不愿动身的。这样,十四天光阴就在讨价还价中过去了。这位大人物后来终于赶到,但到后只一天,病人就呜呼哀哉。扎尔茨曼大夫背后曾指摘卡夫卡教授,说他的针头不干净,结果病人相互感染。扎尔茨曼又说,他走路时穿的是橡皮鞋,这样他的死人就听不到。相反地,卡夫卡却扬言扎尔茨曼的病人们吃了过量的“葡萄汁兴奋剂”——为的也是多捞几个钱——病人们就像苍蝇那样纷纷死去,不是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肝硬化……

    他就是这样滔滔不绝地说开来。对于这些口若悬河的诽谤,汉斯·卡斯托尔普衷心地、好意地笑着。这位意大利人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口齿清楚,发音准确,没有任何方言。他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圆润清脆,好像都是他两片活动自如的嘴唇创新的产物;他对自己优雅而尖刻的言词引以为乐,甚至对讲话时运用文法上的变格与变位也喜不自胜;看来,他头脑非常冷静沉着,连一次也没有说错。德文的名词变格与动词变位比较复杂,外国人讲话时往往说错。

    “您讲得这样滑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又这样生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形象化,是吗?”意大利人回答时用手帕扇了几下,虽然天气已相当凉爽。“这也许就是您要说的话。您想讲,我说起话来很形象化。得了吧!”他大声说。“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咱们的阴间判官在那儿游荡呢!这是怎样一幅景象呀!”

    散步的人们已走完了弯弯曲曲的一段路程。不知是因为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和下山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实际上这儿离疗养院并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象中那么远(因为我们第一次走陌生路时,感觉上总比熟路长得多),他们很快就回院。塞塔姆布里尼说得对:下面,在疗养院后的空地上,两位大夫正在散步,走在前面的是穿白大褂的顾问大夫,他的脖子向前伸出,双手像掌舵般地摆动着,后面跟的是穿黑衬衫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他的神态,比查病房时的那副样儿——查病房时,他按理应跟在上司后面——更不自在。

    “嗳,克罗科夫斯基!”塞塔姆布里尼叫道。“他在那儿走。咱们山上女人的一切秘密,他全知道。请注意他衣服上的象征性味儿。他穿的是黑衣服,表示他的专业范围是在夜间。这个人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是肮脏的。工程师呀,为什么咱们刚才一点儿也没有谈到他?您认识他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

    “唔,原来如此。我不禁萌起一种设想:他也博得您的好感呢。”

    “我说不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偶尔见到他。我也不善于迅速作出判断。我对人们只是冷眼旁观,心里想:‘原来你是这样的?那很好。’”

    “您太漠不关心了!”意大利人答道。“您评判吧。正是为了这个,自然界才赋予我们眼睛和理解力。您感到我刚才说话有些恶意;要是我真的这样,那也许是因为我存心要说教。我们人文主义者都有些说教的味儿。先生们,人文主义者同教师爷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心理学方面。从人文主义者那儿是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唔,从他那儿是得不到的,因为他那儿只有人类传统的美和尊敬。那些在混乱而不讲人道的时代曾冒充青年人领导者的牧师,他们的真面目已给人文主义者揭穿了。从那时起,先生们,就压根儿不再有什么新型的教师爷了。人文主义学府……工程师,您就说我反动吧,不过从原则上说,inabstracto拉丁文:“从理论上说”。,我请您谅解,我信奉这种主义……”在电梯里,他还是絮絮叨叨地发挥这一见解;只有这一对表兄弟到了三楼走出电梯时,他才闭嘴。他一直乘到四楼,据约阿希姆说,他住在四楼后角落的小房间里。

    “他怕没有什么钱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伴着约阿希姆走进房间,这房间看去同汉斯那面一间一模一样。

    “没有,”约阿希姆说,“他没有什么钱。也许他只有正好付住院费的那么些钱。你该知道,他父亲也是文人,我想他爷爷也是的。”

    “唔,当然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那么他病得厉害吗?”“据我知道的,他的病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顽固,常常复发。他得病已有好几年了,病了一会他又出院,但不久又不得不住进来。”

    “可怜的家伙!看来他对工作倒是专心致志的。他非常健谈,很容易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对那个姑娘,他有点儿厚颜无耻,当时我也怪窘的。可后来他谈到人类的尊严时,他说得妙极了,简直像一篇演说。你是不是常跟他在一块儿?”

    思想的磨练

    不过约阿希姆回答得断断续续,含含糊糊。他从桌子上一只衬有天鹅绒的红皮盒子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将它注有水银的下端插在嘴里。他把表衔在舌头左方的下面,这样,玻璃表就斜往一边从嘴里向上翘起。然后他换上室内服,穿好便鞋和军装般的翻领短褂,拿起桌上的一张打印表格和铅笔,再捧起一本俄文文法书。他学俄文,是因为照他所说指望对工作有些用处。拿着这些,他就走到外边阳台上,在卧椅上躺下,同时把一条骆驼毛毯子轻轻一抛,盖在脚上。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一刻钟来,云层越来越薄,太阳透过云层,发出炎夏时那种炽热而耀眼的强光。约阿希姆不得不用系在卧椅扶手处的一块白亚麻布遮光罩把脑袋保护好。这个遮光罩小而实用,可按照阳光的照射角度加以调节。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创新赞扬不已。他想等着瞧表哥体温测定的结果,同时察看周围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也细细观看靠在凉廊一角的一只毛皮睡袋,这是约阿希姆冷天时用的。然后他胳膊肘靠住栏杆,俯首眺望花园。这时,公共休憩室里已挤满了病人,他们伸手伸脚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不过他只看到室内的一部分,里面大约有五把椅子。“你体温要量多久?”汉斯·卡斯托尔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七个指头。
    “时间应当到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他从嘴里取出体温表,仔细看了一会,说:“唔,要是你把时间放在心头,那它就走得很慢。我一天经常量四次,心里倒很快乐;因为你看得出,一分钟或一古脑儿七分钟,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儿,一星期七天一晃眼过去了,快得惊人。”
    “你说‘实际上’,‘实际上’你不能这样说,”汉斯·卡斯托尔普顶着他说。他坐时把大腿搁在栏杆上,眼睛里布满红丝。“可是归根结蒂,时间是‘不实际’的。假如你看来长,那么它就是长的;要是你看来短,那么也是短的。实际上究竟长还是短,可没有人知道。”他平时不惯于讲哲理,此刻却憋不住了。
    约阿希姆反驳他。

    “不见得吧。时间,咱们还是在计算的。咱们有钟表和日历,要是一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来说,也过去了。”

    “注意,”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干脆把食指按到黯淡无神的眼睛边。“这样说来,一分钟的长短完全凭你计算时的感觉决定的吧?”

    “一分钟的长短……它的长短不多不少,恰好等于手表秒针走一圈所需的时间。”

    “不过对咱们的感觉来说,所需的时间长短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说,从实际上看……”汉斯·卡斯托尔普重复说,说时把食指狠狠托住鼻子,把鼻尖弄得弯弯的。“这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可不是吗?且慢!这无异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计算时间的。可是这却跟咱们用时间来计算空间一样,只有没有科学头脑的人才干这个。从汉堡到达沃斯,乘火车要花二十小时。可步行要多久?至于头脑里想一下,不消一秒钟就得了!”

    “听着,”约阿希姆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你是想跟我们待在一块儿吧?”

    “住口!我今天头脑十分清醒。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他使劲把鼻子扭向一边,鼻尖一下子变得白而毫无血色。“这个你说得上来吗?咱们凭感官察知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凭视觉和触觉。好。可是咱们感知时间的器官是什么呢?你能给我说一下吗?瞧,你难住了。可是咱们对于心目中不甚了了、连它的特性也说不上来的东西,怎么能计算呢?咱们说,时光流逝。好,就让它流逝吧。但为了能计算它……待一会儿!为了使时间能够计算,它必须均匀地流逝,可是哪儿记载过这样的事实呢?就咱们的意识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只是方便起见才假定这样。咱们的计量单位纯粹是一种习俗,请允许我……”

    “好,”约阿希姆说,“现在我体温表的刻度上高了四格,难道这也纯粹是一种习俗?正因为这五格刻度,我才不得不在这儿荡来荡去,不能服役。这真叫人头痛!……”

    “你体温有三十七度五吗?”

    “温度已退下来了,”说罢,约阿希姆把温度记在表格里。“昨儿晚上大约有三十八度,这是你来山上引起的。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体温都会升高。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

    “我现在也得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于时间,我也有满脑子想法——我几乎可以说,简直是一团糟。可是我现在不想来刺激你,你的体温太高了。我想把一切保留一下,咱们以后再回头谈谈,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早餐时间,你该来喊我一下。现在我也想躺下来休息,谢谢上帝,这不会使我难受的。”于是他穿过玻璃隔墙到自己房里,那儿的小桌旁也摆着卧椅。他拿起那本《远洋客轮》杂志,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取出漂亮、柔软、暗红色与绿色相间的方格花纹披衣,躺了下来。

    他也不得不马上张起遮光罩来,因为当他刚一躺下,炙人的阳光就晒得他难以忍受。然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高兴地注意到,他躺着感到意外舒服,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躺过这样安适的卧椅。椅架的样式有些过时,但却别有风味,因为椅子显然是新的,用赤褐色光洁的木材制成。这里铺有席子,上面还有一层软绵绵棉花般的东西。实际上,它由三个厚厚的软垫组成,从脚端一直伸到靠背的地方。此外,这种硬中带软、用刺绣的亚麻布套的圆形靠垫,是借一条绳子系紧在椅子上的,令人有一种异常舒适之感。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一只胳膊搁在又光又宽的扶手上,眨巴着眼睛休息着;他不需再看什么《远洋客轮》杂志消遣了。从凉廊的拱门望去,野外荒凉的、然而又是阳光灿烂的景色历历在目,宛如一幅图画。汉斯细细玩赏这幅景色,一面在凝神思索。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于是打破岑寂大声地问:

    “刚才招待咱们吃早点的不是有一个矮矮的娘儿吗?”

    “嘘——”约阿希姆喝住他。“放轻声些。不错,矮娘儿倒是有一个。怎么样啦?”

    “没什么。咱们还一点儿也没有谈过她呢。”

    于是他又呆呆出神。他躺下时已是十点钟了。已过去了一小时。这是平淡无奇的一小时,不短也不长。一小时刚过去,屋子和园子里就响起锣声,由远而近,然后又渐渐远去。

    “吃早餐了,”约阿希姆说。可以听到他已起身了。

    这一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结束了他的卧床疗法,走到房间里稍稍打扮一下。表兄弟在走廊里碰头,然后一起下楼。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哎,躺着真够味啊。这种椅子究竟是怎么做成的?要是这儿可以买,我倒想带一只到汉堡去,躺在上面真像上天堂一样。你看,它们是不是根据贝伦斯的设计特制出来的?”

    约阿希姆不知道。他们把话题搁在一边,第二次进入餐厅。那儿,人们又在一个劲儿吃着。

    餐厅里闪着牛奶的白光。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只大玻璃杯,杯里满盛半升牛奶。

    “我不想吃,”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又一次在女裁缝和英国女人之间坐下来,摊开了餐巾,虽然第一次早餐时他肚子已塞得饱饱的。“我不想吃,”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不能喝牛奶,现在更一点儿也不想。那边也许是黑啤酒吧?”他礼貌而又温柔地转身问那个矮娘儿。可惜黑啤酒没有。不过她答应去拿库尔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名。啤酒,结果端来了。这种酒又浓又黑,泛起棕色泡沫,代替黑啤酒再好也没有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一只半升容量的高脚玻璃杯贪婪地喝着。他吃了烤面包上一片片的香肠。侍者又端来了燕麦粥,还有许多牛油和水果。他只是眼睁睁地望着,吃不下。他也瞅着那些吃客。大伙儿开始注意他起来,个别一些人尤其如此。

    他餐桌里已坐满了人,只有他对面的首席位子仍旧空着;人家告诉他,这是大夫的座位,因为只要时间允许,大夫也跟病人一起进餐,轮流坐在每张餐桌上,而餐桌上的首席座位都是留给大夫的。这时两个大夫一个也没有来,据说他们正在做手术。蓄小胡子的青年又走进餐厅,他像过去一样垂下脑袋,下巴靠近胸口,愁眉苦脸,一言不发。淡黄色头发的瘦娘儿又在原位坐下,用调羹舀着酸牛奶,仿佛这是她唯一的食物。这回她身边坐了一个矮小的、精神奕奕的老太,用俄语同那个沉默寡言的青年搭起讪来。对方只是心事重重地朝她看,用频频颔首的姿态来代替答话。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仿佛嘴里有什么苦涩的东西似的。在他对面老太太的另一侧,坐着一个少女,模样儿很漂亮,容光焕发,胸部高高耸起,一头波浪形的栗色秀发,棕色的孩子般的眼睛圆溜溜的,娇美的手上戴一只红宝石戒指。她常常放声大笑,讲的也是俄语,而且只讲俄语。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她的名字:玛鲁莎。他又无意中注意到,当她说说笑笑时,约阿希姆眼睛朝下,脸孔绷得紧紧的。

    这时塞塔姆布里尼从侧门进来,翘起小胡子大踏步地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位子在餐桌末席,与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的方向正好成一条对角线。他坐下时,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也许是他说了些什么尖利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也认出了“半肺俱乐部”的成员们。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从阳台门前面溜向餐桌,眼神呆钝钝的。她向厚嘴唇青年致意,那青年就是先前不合时宜地穿着外套而引人注目的人。那个脸白得同象牙一样的莱费坐在胖女人伊尔蒂斯旁边,她们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右面那边斜摆的桌子上,桌上的人他都不认识。

    “你的邻居就在那边,”约阿希姆弯下身子悄悄对表弟说。这一对夫妻正好从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擦过到右边最后一张餐桌上去,也就是到“下等俄国餐桌”上去,那儿已坐着一家人,其中有一个丑陋的孩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喝粥。那俄国汉子身材瘦小,灰沉沉的两颊凹陷进去。他穿一件棕色皮茄克,脚上穿一双有鞋扣的笨重毛毡皮靴。他妻子也长得很娇小,穿着小小的俄罗斯高跟皮鞋,走起路来一跳一蹦,连帽子的羽毛也会晃动起来。她脖子上披一条肮脏的羽毛长围巾。汉斯·卡斯托尔普狠狠地端详这一对人,他一向不用这样的目光看人,连他自己也觉得太无情;但正是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使他突然体验到某种乐趣。他的眼睛没有神采,同时却又咄咄逼人。恰在此时,左面玻璃门像第一次早点时那样砰的一声关上了,玻璃发出格格的震颤声。这下他不像今天清晨一样吓了一跳,只是懒洋洋地装个怪脸儿;当他想回头往那边瞧时,他感到身子沉甸甸的,觉得费这番精力很不值得。因此,他这回也搞不清莽撞地关门的究竟是谁。

    本来,汉斯早点时喝啤酒从来不会迷迷糊糊,可今天这小伙子可完全醉倒了,昏昏沉沉的,仿佛额角上被谁揍了一拳。他的眼皮像铅块般的沉重,当他出于礼貌想跟那位英国女人聊天时,他的舌头不听使唤,甚至左顾右盼也很费劲。此外,他脸上又泛起昨天那样热辣辣恼人的感觉,两颊热得胀鼓鼓的,而且呼吸急促,心在怦怦地跳,就像有一只包着布的锤子在敲打。假如说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特别难受,那是因为他头脑里已好像几次三番地吸入过氯仿。这回早餐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他桌子上面向着他,他只是隐隐约约地、梦幻似地感到他的存在,尽管他跟右边的女人讲俄国话时,大夫曾多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时,那些青年姑娘——也就是妙龄女郎玛鲁莎和喝酸牛奶的瘦个儿——谦卑而羞怯地在他面前低下头来。不消说,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举止也很得体。他默不作声,因为他的舌头不听指挥,他只是循规蹈矩地挥动着刀叉。当表哥向他点头示意要他离席时,他就站起身来,冒冒失失地向同桌人欠了欠身,一步一拐跟在约阿希姆后面出去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躺下来休息啊?”他离开屋子时问。“照我看,这是这儿最妙的事了。我恨不得再躺在那张顶呱呱的卧椅上。咱们再多多散一会儿步吧?”

    多余的话

    “不,”约阿希姆说,“我不允许走得很远。近来,我空时经常下山稍稍走动,穿过村庄,有时一直走到高地。那边有店铺,人也多,可以买些需要的东西。午饭以前咱们还可以再躺上一小时,以后一直可躺到四点钟。你放心吧。”

    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下沿着车道下山。经过小溪和羊肠小道,右边山脊的各个峰谷就俨然在望,什么“小仙霞峰”啦,“绿塔峰”啦,“村山”啦,约阿希姆都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那边高起的地方,是达沃斯村筑有围墙的墓地,约阿希姆也用手杖指点给他看。这时他们走上大路,这条大路比谷底高出一层楼房,沿着梯层式的山坡一直伸向前方。

    至于村庄,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徒有其名而已。疗养街吞并了这儿的土地,它一直向山谷的入口方向发展,以至称之为“村庄”的整个居住区域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与名为“达沃斯高地”的这块土地合而为一。大路两侧有许多饭店和供膳食的公寓,设备上都有遮蔽阳光的游廊、阳台和卧房,还有供出租的私人住宅。附近各处都有新的建筑物,有时也在兴建新屋,大路上可以眺望山谷里一片草原的景色……

    汉斯·卡斯托尔普为了追求他日常所爱好的生活刺激,又燃起了一支雪茄烟。也许是他刚才喝过啤酒的缘故,此刻他居然不时闻到渴念已久的雪茄烟香气,感到说不出的喜悦。当然,香气闻到的次数不那么多,香味也不那么浓。只有当他振作起精神,才能感知这种喜悦,而可厌的皮革气味还依稀存在,远远没有散去。他感到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无法再少许享受这份清福。他觉得这种享受格格不入,或者可望而不可即,终于慵倦而不胜厌恶地把烟头一扔了事。尽管他有些昏昏沉沉,却仍感到礼仪上有必要找些话题聊聊,因此他想起刚才同约阿希姆关于“时间”的一席出色的谈话。只是他对“一连串问题”已忘得一干二净,“时间”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已荡然无存。于是他开始谈谈身体方面的一些事儿,而且谈得十分古怪。

    “那么你什么时候再量体温呢,”他问。“饭后吗?那好。这正是机体活动最旺盛的当口。情况准是这样。贝伦斯叫我也量量体温,这也许只是开开玩笑罢了。为了这个,塞塔姆布里尼笑得前仰后合。这简直无聊透顶。我连一支体温表也没有呢。”“哦,”约阿希姆说,“这倒没有关系,你只要买一支就行了。这儿到处都买得到体温表,几乎每家店里都有。”

    “可干嘛要买呢?我只觉得躺着休息才有味儿。这个我愿意做。但对一个客人来说,量体温委实太过分了,还是留待这儿山上的人们去受用吧。要是我能知道,”他继续说,说时像一个热恋中的人把双手按住胸口,“我的心一直跳个不停究竟是什么缘故,那就好了。这真叫我不安,我对这个问题已考虑了好久。你知道,只要一个人遇到意外高兴的事,或者害怕什么——一句话,在他情绪激动的当口,他的心就会怦怦跳起来,可不是么?不过要是一个人的心莫名其妙地、也可说是身不由主地跳起来,你得知道,那真叫人心寒哪。心跳时,身体仿佛和灵魂分了家,自己走自己的路,有几分像尸体,只是它没有真正死去罢了。实际上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生活按照本身的规律一往直前地进展,照样长指甲,长毛发,而且,正如人们说的,在化学上和物理上蠢蠢欲动……”

    “这算什么话,”约阿希姆冷冷地呵责他。“蠢蠢欲动!”今天早上他说了“月牙棒”之类的话,受到对方的责备,现在他也许算是稍稍报复一下。

    “可是事实确是这样!确是蠢蠢欲动!你干嘛要恼火呢?”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我只是顺便讲一句罢了。我别的什么都不想讲,只想说:当你在生活中感到身体不由自主地和灵魂分了家,而且来势汹汹——比如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心跳——你真会惶惶不安,苦恼万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真想穷根究底。我真想搞清楚情绪上的激动是什么原因,是喜悦还是恐惧引起的。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

    “对,对,”约阿希姆叹了口气说,“这倒很像发寒热时的情况。用你的话来说,这时身体里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特殊感觉。对于你说的那种‘情绪激动’,咱们不由得要研究一下,看这种蠢蠢欲动的结果怎么会促使一个人丧失部分理智……可是咱们谈的话题太恼人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说完了便不作声。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耸了耸肩膀,这副姿态就跟约阿希姆昨晚看到时一样。

    他们沉默了一会,接着约阿希姆说:“哎,这儿的人你喜欢吗?我指的是咱们同桌吃饭的那些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脸上显出漫不经心的神态。

    “天哪,”他说,“我看他们并不逗人喜欢。另一张桌子上坐的那些人倒要强些,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斯特尔夫人应当烫发,她太胖了。那位马祖卡,反正不管她叫什么名字,我看有些笨头笨脑。她格格笑个不停,不得不老是用手绢往嘴里塞。”

    汉斯说错了人名,约阿希姆不由高声大笑。

    “‘马祖卡’倒是顶呱呱的!”他高声说。“要是你批准,她叫玛鲁莎,就等于咱们的玛丽。不错,她确实太放荡了,”他说。“其实她真该规规矩矩的,因为她的病一点也不轻呀。”

    “这真想不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脸色多好啊。万万想不到她胸部有病。”他匆匆瞟上表哥一眼,但当他发现表哥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显出一颗颗的雀斑(那些被阳光晒得黑黝黝的脸上在没有血色时,往往有这种情况),而且嘴角也古怪而懊丧地歪向一边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于是他连忙改换话题,探询别人的情况。他要很快地把玛鲁莎和约阿希姆的脸部表情忘个干净,结果也真的忘了。

    喝玫瑰茶的英国女人叫鲁宾森小姐。女裁缝其实不是成衣匠,而是柯尼斯堡一所国立高等女子学校的教师,正因为如此,她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她叫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至于那个生气勃勃的老太婆,连约阿希姆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住在山上已有很久。不过她好歹是喝酸牛奶那位姑娘的姨婆,始终伴着姑娘住在疗养院里。但同席的人病得最厉害的,要数布卢门科尔博士了。他是敖得萨来的,全名是里奥·布卢门科尔,也就是那位蓄有小胡子的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的人。他住在山上已有好几年了。

    此刻他们在市镇的人行道上散步;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国际疗养院的主要街道。他们遇到在路上蹓跶的病友们,大多数都是青年,有的是身穿运动衣、不戴帽子的骑士式人物,有的是女人,她们身穿白裙,头上也不戴帽子。这些人讲俄语和英语。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店里的商品陈列橱窗,琳琅满目。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好奇心,与他极度的疲乏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他振作精神勉强张望,在男式时尚用品前面逗留很久,看这些陈列品是否够得上标准。

    他们来到一个长廊顶部掩蔽着的圆形大厅,那儿有一支小小的乐队正在演奏。这里就是疗养地旅馆。几个网球场里,一对对的人在打球。一些须发剃修整洁的长脚小伙子正在同姑娘们对阵,小伙子们身穿紧身法兰绒裤,脚着橡皮鞋,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姑娘们则一身白色服装,脸蛋儿黑黝黝的,她们在阳光下伸展双臂,疾步如飞,在空中狠狠击球。网球场养护得很好,好像敷过一层面粉。表兄弟在一条空的长椅上坐下,观赏和议论他们的比赛。

    “你不在这儿打球?”汉斯·卡斯托尔普问。

    “他们不准我打,”约阿希姆回答。“我们得躺着,老是躺着。塞塔姆布里尼经常说,我们的生活是仰卧式的;他说,我们都是‘仰卧家’。这也算是他尖酸刻薄的一种智慧。那边打球的都是健康人,如果是病人,那么这样做也是违犯禁令的。不过他们打得并不认真,与其说打球,还不如说是为了炫耀衣饰。至于说违犯禁令,那么这儿玩的东西违禁的多得很,例如打扑克,还有这家那家旅馆里玩的‘小马’系一种当时流行的赌博……我们这儿有告示,说这个对身体最有害处。可是许多人在晚上查病房后还是溜到那儿去赌博。

    据说,赐给贝伦斯头衔的那个亲王也经常搞这个玩意儿。”汉斯·卡斯托尔普几乎没有在听。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因为他一用鼻子呼吸就会伤风。他心跳得像锤子敲击一样,和音乐很不合拍,他感到气闷、难受。当约阿希姆劝他回家时,他在迷离惝恍、矛盾复杂的心情下开始打起瞌睡来。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一言不发。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平坦的街道上有两次几乎摔跤,他忧伤地笑了笑,摇摇头。跛子开动电梯,把他们送上楼去。他们在三十四号房间门前简短地说了声“再见”,就此分手。汉斯·卡斯托尔普踉踉跄跄地走过房间来到阳台上,还没有站定,就一骨碌倒在卧椅里。他来不及变换躺卧的姿势,就在一阵阵急剧不安的心跳中昏昏沉沉进入矇眬的睡乡。

    当然,是一个女人!

    他也不知睡了多久。时间一到,锣声就响了起来。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这一回还不是就餐的鸣锣声,只是通知人们做好准备,因此他依然躺着,直到嘡嘡的金属声第二次鸣响,接着又渐渐远去,他才起身。当约阿希姆走进房间找他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想换衣服,但约阿希姆不允许。他最恨不遵守时间。他说,要是一个人连吃饭也这么拖拖拉拉,那还谈得上什么一往直前,奋发向上,献身于公职呢。他的话当然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只能说,他身体确实没有病,只是昏昏欲睡。他只是匆匆洗了洗手,然后两人一起下楼,第三次进餐厅。

    就餐的人通过两道门口拥了进来。他们也从那边开着的两扇阳台门拥入。他们很快在七张餐桌旁坐下,仿佛从未离席过似的。这至少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印象——当然这种印象十分荒谬而富有梦幻色彩。可是汉斯昏昏沉沉的头脑一下子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幻象,甚至还暗暗感到高兴。在用膳过程中,他多次试图唤起这一幻象,而且效果也不差。这时那位欢乐的老太太又同坐在对面的布卢门科尔博士搭起讪来,布卢门科尔心事重重地倾听着。她那位羞怯怯的侄女终于吃起酸牛奶以外的食物来——也就是说,这回她吃的是大麦奶油浓汤,这是女侍者盛在盆子里端来的。不过她只舀了几调羹,过后又放在一边。漂亮的玛鲁莎格格地笑着,用手绢掩起嘴儿不让发出声来,手绢散发出橙子的香气。鲁宾森小姐还在读那些字体圆滚滚的信件,这些信件她今天早晨已经看过。显然,她德文一个字也不识,也不想懂得。约阿希姆献殷勤地用英文跟她扯起天气来,她只是用单音节的字回答,说话时依旧一个劲儿地咀嚼食物,然后又默不作声。至于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斯特尔夫人,她今天上午又去诊过病。她向大家报道这个消息时,既粗声粗气,又装模作样,说话时上唇向后咧开,露出兔子般的牙齿。她叫苦连天地说,她右肺上部还能听到罗音,左肩胛下面呼吸音还很短促,老头儿说她还得呆上五个月。她粗野地称顾问大夫贝伦斯为“老头儿”。接着她又忿忿不平地说,“老头儿”今天没有跟她同过席。今天中午,“老头儿”照例应当“轮”到她那儿(她把“轮”字念作“弄”),结果又坐到隔壁左边那张桌子旁边(顾问大夫贝伦斯真的坐在那边,他的大手交合着放在盘子面前)。当然,那边坐着阿姆斯特丹的胖太太萨洛蒙,她平时用餐时每天都穿袒胸露肩的衣服,“老头儿”对此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她斯特尔夫人对这个怎么也不能理解,因为每次检查时,他可以把萨洛蒙太太任意看个痛快。过一会儿,她又悄声而激动地说,昨儿晚上,上面的公共卧厅(也就是屋顶上的那个休息室)里灯光熄灭了,其目的无非是像斯特尔夫人说的可以获得“透明”的效果。“老头儿”得悉这个,大发雷霆,连整个屋子都听得到。不过肇事者是谁,结果自然没有找到。你不用受大学教育,也可以猜到这无疑是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干的;对他来说,混在女人堆里,周围环境永远也不会太黑的。这是一个没有半点教养的人,尽管他穿着一件紧身胸衣。他本性简直像一头猛兽……不错,一头“猛兽”,斯特尔夫人压低了嗓门说,说时额角上和上唇都是汗涔涔的。他和维也纳总领事维尔姆布兰特的夫人关系如何,村子里和高地上尽人皆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几乎谈不上什么秘密了。早晨,当总领事夫人还躺在床上时,上尉有时也跑进她的房间,在整个梳洗过程中伴随着她。上星期四,他甚至一直呆在房里,到清晨四时才离开。这是十九号房间年轻的弗兰茨的女护士说出来的,弗兰茨最近人工气胸没有做成。这时她正好撞见了他,一窘之下,竟走错了门,闯进了多德蒙特的帕拉范特检察官的房间里……最后,斯特尔夫人絮絮叨叨大谈其那家开设在山下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店”,她在那儿买到了漱口水。约阿希姆只是眼睛朝下,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菜盆。

    午膳不仅烹调得很出色,而且极其丰盛。连那盆营养丰富的汤在内,加起来总共不少于六道菜。吃了鱼以后,又是一盆加配菜的美味可口的烧肉,接着是一盆别致的蔬菜,然后又是一盆烤禽,一客布丁,味儿比昨晚以来的各道菜肴毫不逊色;最后是乳酪和水果。每道菜都端来两次,而且侍者的精力都没有白费。七张餐桌上,人们都盛满了盆子吃着,在餐厅的拱顶下,大家都在狼吞虎咽,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满心欢喜,可惜有些地方不大顺眼,甚至令人厌恶。不但愉快活泼的人敞开肚子吃着,谈笑风生,把一片片面包扔来扔去,连沉默阴郁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在每道菜的间歇期间用手托住脑袋,呆呆出神。左边餐桌上有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少年,从年龄上看还是一个学生;他衣服的袖子很短,戴一副又厚又圆的眼镜。他把菜盆里堆积如山的食物统统切成糊状,然后埋头大吃,吃时常常把餐巾按到眼镜后面,揩拭眼睛。人们不知道他在揩些什么,是汗呢还是眼泪。

    午膳时发生了两个插曲,引起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注意。根据汉斯坐的方向,他只能注意到这些。首先,玻璃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这时大家正好在吃鱼。汉斯·卡斯托尔普不屑地耸了耸肩,然后怒气冲冲地打定主意:这回他一定要搞清楚撞门的究竟是谁。他不光用脑子想,而是认真地翕动起嘴唇来。我一定要搞清楚!他轻声地而又十分激昂地说,因而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都惊讶地瞅着他。他整个上身转向左边,把充满血丝的蓝眼睛张得大大的。

    穿过餐厅的是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妇女,倒不如说是一个姑娘。她中等身材,穿一件白色毛线衣和花色裙子,一头淡红色的金发,脑袋旁晃着两条辫子。汉斯·卡斯托尔普没有看清她的轮廓——几乎没有瞧见。她走路不声不响,与刚才进来时乒乒乓乓的喧闹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走向左侧最外边的一张餐桌。这张餐桌与阳台门成直角,也就是“上等俄国人”的餐桌。走路时,一只手插在贴身羊毛衫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脑袋,把头发理向后脑勺。汉斯·卡斯托尔普瞅着她那双手;他对人们的手很有一番鉴别力;每次新结识一个人,他的注意力总是先集中在那个人的手上。她没有贵妇人的特有风度,托住她头发的那只手,并不像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和女人们社交往来中所常见的那么高贵娇嫩。她的手背很阔,手指很短,粗糙稚气,有几分像女学生的手。她的指甲显然没有染过,修剪得很不雅观,也像女学生一样,指甲旁的皮肤有些起毛,好像是咬指甲的恶习留下来的痕迹。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汉斯·卡斯托尔普无法看得很清楚,只是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这个姗姗来迟的人向同桌的人们点点头,在桌子内侧克罗科夫斯基旁边坐下,背朝着餐厅。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首席。一坐下来,她就左顾右盼,向大伙儿扫视。这时她依然把手搁在头发上,汉斯·卡斯托尔普眼睛一瞟,看到她颧骨很高,眼睛细细的……这当儿,某些模模糊糊的往事从他脑海间掠过,他似乎记起了什么事,什么人……

    “当然,是一个女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想,嘴里也喃喃地脱口而出,因而这位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听清了他的话。这位可怜的老处女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是肖夏太太,”她说。“她老是马马虎虎的,可这位太太很有魅力。”这时恩格尔哈尔特小姐长有柔毛的红彤彤的面颊上罩上了一层阴影。每逢她开口时,她总是这样。

    “她是法国人吗?”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本正经地问。

    “不,是俄国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说。“也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法国人的后代,我可说不准。”

    汉斯·卡斯托尔普依然有些气鼓鼓地问,那边坐的一位先生是不是她的丈夫,说时指着上等俄国人餐桌旁一位肩膀下垂的绅士。

    “不,她的丈夫不在这儿,”女教师回答他。“他压根儿没有来过这儿,这儿没有人认识他。”

    “她应当懂得规规矩矩地关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她总是使劲地关门。这简直是缺乏教养。”

    女教师听了这番谴责,温顺地微笑着,仿佛她本人就是该受责备的人。这样,他们就不再谈肖夏太太的事了。

    另一个插曲,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餐厅,别的可没有什么了。他的脸一向郁郁寡欢,此刻突然板了起来,忧心忡仲地凝视前方,然后拘谨地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走了出去。这时,斯特尔夫人的粗野暴露无遗。也许她因为自己的病情比布卢门科尔轻而洋洋自得,她用同情与挖苦参半的口气伴送他出餐厅。“可怜的人儿!”她说。“他差不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又要跟‘蓝家伙’此处指疗养院肺结核患者随身携带的吐痰用的蓝瓶子。讲话了。”她总是傻里傻气地把“蓝家伙”这个可笑的词儿挂在嘴边,不能自已,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她说话,真感到啼笑皆非,不寒而栗。过了几分钟,布卢门科尔博士又折回来,模样儿仍和出去时那样谦恭,他重新坐下来继续用膳。他吃得很多,每盆菜都吃两份,吃时仍是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于是午餐结束了。由于服务周到——那位矮娘儿端起菜来,疾步如飞——午餐只费了一小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喘着气,不知怎么上楼才好,于是又在他阳台里那张精美的卧椅上躺下,因为午膳以后,人们一直可以卧床休息到喝茶时为止。这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有一些不透明的玻璃隔墙一边把汉斯同约阿希姆隔开,一边跟这对俄国夫妇隔开。他就躺在这些隔墙中间,半睡半醒,心房怦怦跳个不停,用嘴巴透气。当他用手帕时,他发觉上面被血染红了,但他没有精力去想,尽管他对自己确实有些担心,而且生性有些疑神疑鬼,唯恐自己得病。他又燃起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这回他一口气吸到底,不管它的味儿如何。他头晕胸闷,而且神思恍惚地在想:他来山上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儿多么荒唐。想到那个斯特尔夫人谈话时怎样愚昧无知地用一些可怕的字眼,他有两三次不禁内心笑出声来。

    阿尔宾先生

    在下面花园里,两蛇双翼、奇形怪状的作为医院象征的旗帜不时迎风招展。天空又均匀地布满了云块,太阳隐没了,天气马上又不客气地凉下来。公共休息室里似乎挤满了人,人语嘈杂,下面一片笑声。

    “阿尔宾先生,我求求您,收起您的刀子吧,把它放进口袋里,这会出事的!”一个女人用游移不定的语调尖声地说。“亲爱的阿尔宾先生,看上帝面上,让我们的神经安静些吧,别让我们再看到这个可怕的杀人凶器!”另一个声音接着又插了进来。这时有一个坐在最前面一排卧椅侧面、嘴里叼一根香烟的金发青年,粗声粗气地回答:

    “不要想到这上面去吧!太太们总该允许我玩玩我的小刀子!嗨嗨,这把刀子确实特别锋利,我是从加尔各答一位瞎眼魔术师那儿买来的……他能吞下这把刀,接着他的跟班就从五十步远的土地里把它挖出来……你们想看一看吗?它比剃刀快得多。你只要摸一摸刀口,它就会戳穿你的皮肤,好像切奶油那样。你们等着,我要仔细给你们看看……”说到这里,阿尔宾先生站起来。大家尖声怪叫。“呸,我要去拿左轮手枪了!”阿尔宾先生说。“我感到这个更有劲。这真是该死的东西。它的穿透力很强……我到房里去把它拿来。”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千万别这样!”许多声音大叫大嚷。可是阿尔宾先生已经离开休息室,上楼到自己房里去了。他是一个青春年少、又瘦又高的小伙子,脸色像孩子般的红润,连鬓胡子一直长到耳边。

    “阿尔宾先生,”里面一个女人在喊他,“还是把您的厚大衣带来吧,把它穿上,看在我的面上穿起来吧!您得上肺炎躺着已有六星期了,而现在您不穿大衣坐在这儿,连衣服也没有穿暖,甚至还抽起烟来!我敢起誓,这叫做向上帝挑战!”

    阿尔宾一面走,一面轻蔑地笑着;不一会,他就握着左轮手枪回来。他们比以前叫嚷得更加蠢了。可以听出,有些人想从卧椅上跳起来,裹着毯子逃出去。

    “你们瞧,这把枪又小又亮,”阿尔宾先生说,“不过只要我在这儿按一下,它就会送你的命……”这时大家又是一阵怪叫。“当然,里面装有子弹,”阿尔宾先生继续说。“在这个枪筒里有六发子弹,每发射一次,它就向前转一格……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时他看出人们已不再那么紧张了,于是他把手枪放到衣袋里,重新坐下来,一只大腿搁在另一只上面,又点起一支香烟。“我可决不是说着玩的,”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紧紧闭起嘴唇。“您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许多发颤的声音齐声问他,声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多可怕呀!”突然有人叫了一声,阿尔宾先生点点头。

    “我看出你们已开始领会我的意思了,”他说。“实际上,我藏这把枪也就是为了这个。”他继续漫不经心地说,尽管他肺炎治愈才不久,他还是抽了一口烟,然后又把它喷出。“我藏着它,是为了将来一旦感到这种无聊的日子再也挨不下去时,就有这份光荣,一枪结果自己。事情再简单也没有了。我已经研究过一番,我知道怎样巧妙地完成它。(当他说到“完成”这个字眼,有人“啊”的叫了一声。)心脏可不是我的目标……选中这个地方对我是不大方便的……我倒喜欢自己当场不省人事,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外国带来的这个小玩艺儿按在这个怪有意思的部位上……”说时,阿尔宾先生用食指指点着自己剪得短短的金发头顶。“你得把枪放在这儿,”阿尔宾先生又从袋里掏出他镀镍的左轮手枪,用枪口在太阳穴上敲了一下。“正好在这儿动脉上面的地方……即使没有镜子,干起这事也很顺手……”

    这时响起许多带着恳求味儿的抗议声,甚至有人泣不成声。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扔掉手枪吧,别把手枪按在太阳穴上了。看了真叫人害怕!阿尔宾先生,您年纪还轻,您身体会好起来的,您不久就能正常生活,您会享有大伙儿对您的敬爱的!快披上大衣,躺下来,衣服穿得暖些,继续做治疗吧!下次浴室里的师傅用酒精给您擦身体时,别再把他赶跑了!千万别再抽烟了,阿尔宾先生,我们求求您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您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吧!”

    可是阿尔宾先生非常固执。

    “不,不,”他说,“别管我,我很好,多谢你们。太太们的要求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可是你们可以看出,违抗命运的安排是没有用的。我住在这儿已是第三年了……我真腻烦透了,这样的日子再也混不下去了。这个你们能责怪我吗?太太们,我的病好不了啦。你们看着我坐在这儿,我这病已无可救药,就是顾问大夫也顾不上你有没有面子,几乎也不隐讳这个事实。请你们赐给我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出路的一点儿自由吧!这好比在中学里一样,上面决定你留级,你就得老老实实留下来,没有人会来过问,你也不用再干什么。现在我终于进展到这一令人愉快的境地。我不用再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我一切都一笑置之。你们想吃巧克力吗?请用吧!嗨,你们用不着来抢,我房间里巧克力堆积如山呢。我楼上有八盒巧克力糖,五块‘加拉彼得’和四磅‘林特’巧克力。这都是我得上肺炎以后疗养院的太太们送给我的……”

    不知从哪儿传来男子低沉的声音,喝令大家安静。阿尔宾先生干巴巴地笑了,笑得勉强而不连贯。于是休息室里又是一片静寂,静得像梦魂或幽灵飘然而过一般。以后,人们的话音又在这静寂的空气中怪声怪气地回荡。汉斯·卡斯托尔普倾听着,直到悄然无声为止。虽然他不能肯定阿尔宾先生是不是一个花花公子,但对他不禁有些艳羡。学校生活的比喻,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在中学六年级当时德国中学系九年制,中学六年级大致相当于解放前旧学制的初中三年级。时曾留过级。他想起当时自己受人奚落的羞辱境地,不过其中也有某些可笑和令人高兴之处——在第四季度,他竟放弃了跑步,对“一切”都嗤之以鼻;想到这里,他心头乐滋滋的。由于思绪纷乱,他难以明确说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在他看来,荣誉虽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但羞辱的好处也不少,它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他设身处地为阿尔宾先生着想,他的想象力在描摹这番情景:当一个人最终摆脱荣誉的包袱,永远享受到羞辱的无穷乐趣时,他的感受将会是怎样。想到这里,一股甜滋滋的感觉袭上这位年青人的心头,他感到一阵战栗,一时心头也跳得越来越快了。

    魔鬼提出不光彩的建议

    过了一会,他失去知觉。他的表三点半时,被左面玻璃墙后面的谈话声吵醒了。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查病房——这回他没有和顾问大夫在一起——他同这对不懂礼仪的夫妻说俄国话,问那位丈夫身体如何,还查看他的体温表。不过他继续往前走时并不经过阳台间,而是绕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一带地方,然后又折回走廊,推开房门进入约阿希姆的房间。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他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心中闷闷不乐,尽管汉斯压根儿不希望跟克罗科夫斯基打交道。当然,他是健康人,他不是病员的一分子——他想起这儿山上往往有这种情形:享有健康福份的人往往无人理睬,无人过问,这使年轻的卡斯托尔普不免有点儿怏怏不乐。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约阿希姆那儿待了两三分钟后,又沿一排阳台向前走去。汉斯·卡斯托尔普听到他表哥说,现在该起身了,可以准备吃茶点了。

    “好,”汉斯说罢就起身。可是躺的时间太久,他感到头昏目眩。他睡得迷迷糊糊,很不畅快,因此脸上又隐隐发起烧来,身体有寒凛凛的感觉,也许他睡时盖得不够暖。

    他洗洗眼睛洗洗手,理理头发和衣服,便在走廊上和约阿希姆碰头。“你听到阿尔宾先生的事吗?”当他们下楼时,汉斯问。“当然听到过,”约阿希姆说。“这人应当管束一下。他喋喋不休,妨害了大伙儿午休时的安静,太太们也被他搞得心惊肉跳,好几个星期不能复元。他是一个不听管教的人。可是谁愿意出面责备他呢?何况许多人对他这番言论还引以为乐哩。”

    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你认为他是不是说得到,做得到?用他自己的话,‘干起来很顺手,一颗子弹就了结’。”

    “唉,”约阿希姆答道,“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儿山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我来这儿两个月前,一个长住在这里的学生在一次全身检查后,在树林里上吊了。我刚来时,人们还在纷纷谈论这件事哩。”

    汉斯·卡斯托尔普打个呵欠。他听了有些激动。

    “啊,我住在你们这儿不大舒服,”他说。“我挺不自在。我怕自己再也待不下去,我得走了。你会怪我吗?”

    “你要走?你怎么啦?”约阿希姆嚷道。“真是胡说。你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可以下结论呢?”

    “天哪,还只是第一天吗?我感到已经很久了,在山上跟你们一起已经很久了。”

    “在时间方面你别再想入非非了,”约阿希姆说。“今儿早晨你真把我搞得稀里糊涂。”

    “别担心,这一切我都忘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抢白说。“一连串问题都忘了。现在我头脑一点也不清醒,这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喝茶了吧。”

    “唔,喝过茶后,咱们再走到今儿早上那条长椅上去坐坐。”“那当然行。不过咱们最好别再碰见塞塔姆布里尼了。我今天不想再聆听高雅的议论,我预先声明。”

    餐厅里,侍者端来了此时此地可以办到的各色饮料。鲁宾森小姐又在喝她深红色的玫瑰花茶,而她的侄孙女却在舀酸牛奶。另外也供应牛奶、浓茶、咖啡和巧克力,甚至还有肉汤。就餐的人们在丰盛的午餐后已休息过两小时,此刻竟又急急忙忙在大块葡萄干蛋糕上涂起白脱油来。

    汉斯·卡斯托尔普选择的是浓茶,并且把干面包片浸在里面,另外也尝些果酱。葡萄干蛋糕他仔细看了看,可是吃呢,他却一点胃口都没有。他又一次坐在那摆着七张桌子、陈设简单而拱顶华丽多彩的餐厅里,坐的仍是原来的位置——这回已是第四次了。过一会到七点钟时,他又将第五次坐在那边,这次该是用晚餐了。在这短而无聊的时间内,他们又一直漫步到悬崖小溪旁的那条长椅边,这时山路上病人熙熙攘攘,表兄弟俩不得不向他们频频致意,然后他们又在阳台上无所事事地匆匆躺了一小时半。汉斯·卡斯托尔普冷得直哆嗦。

    晚餐之前他认真地打扮了一下,然后坐在鲁宾森小姐和女教师中间用膳:喝肉汁菜丝汤,吃烤肉、烧肉和配菜,两块嵌有各色食物的圆形大蛋糕,其中有蛋白杏仁饼、白脱油、巧克力、果酱和蛋白杏仁,而且还有优质乳酪及裸麦粗面包。他像以前一样要了一瓶库尔穆巴赫啤酒,不过他用高脚杯喝了半杯时,他恨不得自己一头栽倒在床上。他头脑里嗡嗡作响,眼皮像铅块那样沉重,心房跳得像击小鼓一样,同时又自寻烦恼地凭空想象出一幅情景:漂亮的玛鲁莎俯着身子,用那只戴小红宝石戒指的手捂住了脸,嘲弄地笑他,虽然他尽力控制自己不让别人钻到取笑的空子。他从远处听到斯特尔夫人在高谈阔论。在他听来,她简直胡话连篇,以致使他惝恍迷离地怀疑起来:究竟是他没有听真切呢,还是斯特尔夫人的话一钻入他的脑际后就变成废话。她声称自己能调制出二十八种鱼用酱汁,这点她敢人格担保,尽管她丈夫告诫她别说这样的话。“别这样说吧!”他曾这样讲过。“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要是有人相信,他们也会笑你!”然而她今天还是说了,而且公开声称自己能调制二十八种鱼用酱汁。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筒直耸人听闻,他怔住了。他用手抓着前额,完全忘记自己嘴里的一块涂有柴郡英国郡名。干酪的裸麦粗面包尚未嚼完吞下。他离席时,嘴里还含着这块面包。

    就餐的人们通过左面的玻璃门出去,也就是从那扇经常砰砰作声的该死的玻璃门出去,它一直通往前厅。几乎所有客人都走这条路,因为事实上在晚餐以后的时间内,客厅和隔壁几间文娱室无疑形成了人们的聚会之所。大多数病人三两成群,在周围聊天。在两只张开的绿色折叠桌上,人们在玩牌,一张桌上在玩多米诺骨牌,另一张在玩桥牌;玩牌的都是年轻人,阿尔宾先生和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也在其中。第一间文娱室里还有光学方面的玩意儿:一只立体窥视镜箱,从镜头上可以看到里面展出的一些照片,例如可以望见一个表情呆板、脸无血色的威尼斯平底船船夫。另外还有一个望远镜式的万花筒,只要把眼睛贴近镜片,轻轻转动手轮,就能显示出五光十色的星状图案和阿拉伯式的花纹,绚丽夺目,变幻无常。最后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圆筒,上面放有一卷电影胶片,从侧面窗口望去,可以看到一个磨坊主在殴打扫烟囱的人,有一个老师在惩罚孩子,还有一个人在蹦蹦地跳绳,一对农民夫妇在跳“雷恩特勒”舞是八分之三拍或四分之三拍的一种圆舞……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冷冰冰的双手放在膝上,在每种玩意儿上看了好些时候。他在玩桥牌的台子上也消磨了好一会儿;那里,病入膏肓的阿尔宾先生也在玩牌。他嘴角下垂,一举一动显得玩世不恭。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和一群女人兴致勃勃、热情亲切地谈话,她们把他围成一个半圆形,其中有斯特尔夫人、伊尔蒂斯夫人和莱费小姐。“上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人们已退入隔壁一间娱乐室里,那儿也形成一伙小圈子。有一条门帘把这间文娱室同玩牌室隔开。除了肖夏太太外,尚有一位懒散、拖沓、蓄有金褐色胡子的绅士,他胸腔凹陷,眼珠突出。再有一个黝黑的姑娘,神态滑稽,别有一种风韵,耳朵上戴一副金环,茸毛般的头发乱蓬蓬的。在他们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位就是布卢门科尔博士,此外还有两个肩膀下垂的青年。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花边白领口的蓝衣服,她坐在小室后部圆桌后面的沙发上,正好在这伙人的中心,她的脸朝向玩牌室。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反感地端详着这个不懂礼仪的女人,心里想:“她使我想起了什么,可是究竟什么,我可说不上来。”

    这时有个三十岁左右脑袋光秃秃的颀长男子在一架棕色的小钢琴前坐下,连奏三遍《仲夏夜之梦》系十九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门德尔松(FelixMendelssohn,1809—1847)的作品。里的婚礼进行曲。有些女人叫他再弹一次,于是他深情而默默无言地依次凝视着每个女人,然后又第四遍奏起这支清音妙曲来。

    “工程师,我可以打听一下您的健康状况吗?”塞塔姆布里尼问。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在这群游客之间逛来逛去,现在朝汉斯·卡斯托尔普方向走来。他始终穿着那件粗绒布衣和浅色方格条纹裤,说话时笑盈盈的,嘴巴弯成优美的轮廓,嘴角又带着嘲讽的表情,嘴上黑黑的小胡子依然翘着。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见到这副神态,头脑又豁然开朗。他呆呆地瞅着这位意大利人,嘴角松弛,眼里也充着血。

    “啊,原来是您!”他说,“原来您就是我们早上散步时在山上长椅边……小溪旁遇到的那位先生。当然,我一下子认出你来了。您相信吗,”他继续说,尽管他意识到这样说是不得体的,“一眼看来,当时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奏手摇风琴的乐师呢……这当然纯是瞎猜,”他又添上一句,因为他看出塞塔姆布里尼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冷冰冰的探索的表情。“总之,我是个大傻瓜!我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居然会……”

    “别挂在心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塞塔姆布里尼凝神看了青年人一眼,接腔说。“今天是您上这块乐土的第一天。这一天的日子您是怎么过的?”

    “多谢,日子过得规规矩矩,”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用您爱说的那个字眼打个比方,主要是‘卧式’。”

    塞塔姆布里尼微微一笑。“我偶尔也可能用这个字眼的,”他说。“哎,您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有趣吗?”

    “有趣也好,枯燥也好,随您怎么说都行,”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您知道,这种事有时很难下结论。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枯燥无味——你们这儿山上的生活到底还是挺活跃的。有许多东西都是那么新奇,都是那么值得听,值得看……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来这儿不是仅仅一天,而是好长一段时间了。说得干脆些,上这儿后我仿佛变得老成些、聪明些了,这就是我的感受。”“也变得更聪明些了?”塞塔姆布里尼说时,扬起了眉毛。“恕我问您一句话,您多大岁数了?”

    嘿,汉斯·卡斯托尔普居然答不上来!当时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几岁,哪怕他苦苦思索。为了争取时间,他把对方提的问题重说一遍,接着说:

    “我……我多大岁数了?我当然是二十四岁。我快二十四岁了。请原谅,我疲劳了!”他说。“我的情况,用疲劳这个字眼还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有时您知道自己在做梦,一心想醒可又醒不过来,这种滋味您可曾尝到过?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准在发烧,否则就根本没法解释。您相信吗,我现在的脚冷冰冰的,一直冷到膝盖上?要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膝盖就不再是脚了——请原谅我,我心里简直乱得一团糟!不过,只要您一清早就领教过……领教过气胸的嘘嘘声,以后再听过阿尔宾先生的一席谈话,还加上什么‘卧式位置’之类,那么说到底也就不足为奇。您倒想想,我简直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了,这比脸上发热、两脚冰冷更加难受。请老实告诉我:斯特尔夫人说她能调制二十八种鱼用酱汁,您认为有可能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实际上是否办得到——这毫无疑问是办不到的——而是说刚才在餐桌上她究竟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或者这些话都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塞塔姆布里尼瞅着他,似乎没有在听。他的眼睛又凝神呆呆注视他,像今天早上那样连说三声“是,是,是”和“瞧,瞧,瞧”时的情况,揶揄的语调中带有深思熟虑的意味,发S的时候用清音。“您说二十四种?”他问。

    “不,二十八种!”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二十八种鱼用酱汁!这不是一般的酱汁,而是特别的鱼用酱汁,叫人听了简直毛发直竖。”“工程师!”塞塔姆布里尼怒气冲冲地带着教训的口吻说。“振作起来,不要再说这些乌七八糟的废话了!您说的这个我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您不是说您二十四岁吗?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或一个仅供参考的建议。既然您住在这儿看不出什么好处,既然您的身体和心灵——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都不适应这儿的环境,那么我看您还是放弃在这里养老的打算吧!一句话,我看您还是今夜打起背包,明儿按照行车时刻表乘快车溜之大吉吧!”

    “您意思是说我该离开这儿?”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我刚到这里就动身?不!到这儿才一天,怎么就能作出判断呢?”他一面说,一面无意间向邻室瞥一眼,正面看到了肖夏太太。他看到她细细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她究竟使我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谁呢?”他暗自思忖。可是尽管他努力思索,疲倦的头脑还是找不到一个答案。

    “当然,要叫我习惯你们这儿的水土并不那么容易,”他接下去说,“不过我还要等着瞧。要是仅仅因为开头两三天头脑有些混乱或身体有些热度,就马上失去勇气一走了事,我会害臊的,我会感到自己简直是个胆小鬼。何况这又违反理性,这个您不是说过吗……”

    他突然说得激昂起来,肩膀兴奋地抽动。他似乎要意大利人正式撤回他的建议。

    “我尊重理性,”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我也尊重勇气。您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用充分的理由来驳倒您,是不容易的。我确实也看到过某些人后来非常习惯于这儿水土的例子,去年那个克奈弗小姐就是这样。她全名是奥蒂丽·克奈弗,是一位名门闺秀,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她在这儿住上一年半,对山上生活非常满意,因此当她完全恢复健康时——有时,山上也偶尔有几个人恢复健康——她也无论如何舍不得离开。她真心诚意恳求顾问大夫让她住下去,她不能也不愿回家;这里就是她的家,她在这里感到幸福。可是新病人蜂拥而来,需要她腾出房间,因此她白白恳求了一番,院里硬要她以健康人的身份离开。于是奥蒂丽发起高烧来,她让自己的体温曲线急剧上升。不过有人揭穿她的把戏,同时把她的那支‘哑护士’拿走,换上普通的体温表。您还不知道‘哑护士’是什么名堂呢。这是一种没有刻度的体温表,大夫按照一定的尺度去量,能自动记下温度曲线。先生,奥蒂丽的体温只有三十六度九,她可没有发烧。于是她到湖里去洗澡,这时是五月初,夜间还有霜呢。湖水还没有冷到结冰的程度,水温正好在零上几度。她在水里泡了好一会,希望得上这种或那种疾病,但结果呢?她没有病,而且一直很健康。她带着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离开,父母对她说的安慰话,她都听不进。‘下山后我怎么办呢?’她几次三番这样叫嚷。‘这就是我的家!’以后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工程师,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吧?如果我没有搞错,你撑着两条腿站着看来很费力呢!少尉,您的表弟在这儿呢!”这时他转向刚走来的约阿希姆。“您带他上床睡吧!他把理性和勇气合而为一,不过今儿晚上他稍稍有些虚弱。”“不,说真的,您说的我全明白!”汉斯·卡斯托尔普斩钉截铁地说。“所谓‘哑护士’,不过是没有刻度的一支水银柱罢了。您瞧,我已完全领会了!”说到这里,他和约阿希姆及其他几个病人一起登上电梯。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人们向四处散开,纷纷到休息室和凉廊里去作晚间的静卧疗法。汉斯·卡斯托尔普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当他经过时,走廊上铺着椰子皮席毯的地面在他脚下一起一伏,但他并无不舒服之感。他在约阿希姆那把有花纹的大卧椅上坐下,他自己房里也有这么一把椅子。他开始抽起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它的味儿像胶水,像煤炭,也像其他别的什么,完全失去原来的香味。即使如此,他还是继续吸着,同时眼睁睁地看约阿希姆如何做他的静卧疗法:先穿上室内短褂,再穿上旧大衣,然后拿起夜灯和俄文初级读本,走到阳台上。他把灯燃亮后,就在卧椅上躺下,嘴里衔一支体温表,开始把披在椅子上两条大的驼毛毯子极其灵活而熟练地裹在自己身上。看到约阿希姆干得这么麻利,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真心实意地感到钦佩。约阿希姆把毯子一一盖上,先从左面一直拉到肩头,再在下面裹住两脚,然后从右面盖上去,最后就形成一个极其匀称而光洁的“小包裹”,只有脑袋、肩膀和胳膊露在外面。“你干起这个来真有一手!”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这是熟能生巧,”约阿希姆回答,说时把体温表在牙缝里咬紧。“你也应当学会这个。明天我一定给你搞几条毯子来,以后你下山时也可以用。我们在山上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在你没有睡袋的时候。”

    “夜里我可不愿睡在阳台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个我不干,我可以干脆告诉你。这样做多怪呢。无论什么都有它的限度。我某些地方终究得和你们划一条界线,因为我是来山上作客的。我要在这儿坐一下,像往常那样抽一支雪茄烟。它的味儿真糟,可我知道它的质地很好,今天我该满足了。现在快九点钟了,可惜九点还不到。如果已到九点半钟,那么可能来不及舒舒泰泰地上床了。”

    这时他感到冷入骨髓,寒意一阵紧接着一阵。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跃而起,往墙上挂寒暑表的方向跑去,像去捉拿现行犯。按照列氏温度计算,室温是九度。他摸摸暖气管,发觉它冷冷的,关着。他喃喃地说些不连贯的话,大意是即使在八月天,不用暖气也真岂有此理;问题不在于日历上写的是什么月份,关键在于天气的冷暖。此刻天气冷得使他像一只狗那样直哆嗦。然而他的脸却是火辣辣的。他坐下后又站起身来,嘟哝着要拿约阿希姆的被子,拿来后就坐在椅上,把被子裹住下身。他就这样坐着,一阵热一阵冷;雪茄烟的味儿令人厌恶,他心里十分难受。他感到苦不堪言,这样糟的生活他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真是活受罪!”他喃喃地说。但这时一种荒唐而又奇特的喜悦与期望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体会到这种滋味后,依旧呆呆地坐在那边,等待这种感觉能重新在心头萌起。可是这种感觉不再来了,他感到的只是苦恼而已。他终于站起来,把约阿希姆的被子往床头一扔,歪起嘴来含含糊糊地说些“晚安”、“别受凉”、“吃早点时你再来叫我”之类的话,然后踉踉跄跄地经过走廊走回自己的房间。

    脱衣服时他哼着歌儿,但并不是因为心情欢畅。他机械而漫不经心地做完了晚间梳洗的一些小动作和文明人应做的各种例行手续,从旅行用的小瓶里倒出粉红色的漱口水,小心翼翼地漱口,再用优质柔润的紫罗兰香皂洗手,然后穿上细薄棉布的长衬衫,在衬衫胸口的袋上绣有H.C.(HansCastorp的缩写)两个字母。接着他躺下把灯熄了,他热烘烘的、思绪纷乱的脑袋一下子倒在那美国女人临死时睡过的枕头上。

    他本来满以为一倒下就能沉沉入睡,但事实证明他是错了。他的眼皮本来不大张得开,现在却一点不想闭拢;一当他想闭上,它就不安地颤动,并且张了开来。他暗暗想:他平时睡的时间还没有到,何况白天里睡得又太久。外面响起了击拍地毯的声音,这却是不大可能的,而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实表明这是他的心房在跳,跳动声连身外远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仿佛外边有人用柳条做的击拍工具在拍打地毯。

    房间里还没有全黑下来,外面屋子的灯光,以及约阿希姆和“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夫妻房里的灯光,从敞开的阳台门透射进来。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贴背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时,白天里的某些印象——也就是他观察的心得——突然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怀着恐惧和微妙的心情想把它立刻忘个干净。这是当他同约阿希姆谈到玛鲁莎和她的身体特征时约阿希姆脸上流露的表情:约阿希姆的脸相古怪而苦恼地走了样,黝黑的面颊刷的一下变白了,显出点点雀斑。这是怎么一回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明白,而且也看得很透;他对这事有一番新异、深入而敏锐的洞察力,以致外面柳条击拍地毯的声音,无论在速度和强度上都加快一倍,几乎把下面高地上传来的小夜曲声淹没了。山下那个旅馆这时又在开音乐会。一曲节奏均匀、调门陈腐的歌剧在昏暗的暮色中传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吹起口哨悄声应和着(人们甚至能悄声吹口哨),而且用盖在毛绒被下面两只冰冷的脚打拍子。

    这当然是不马上入睡的好办法。此刻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点也没有睡意。自从他明确而深刻地懂得约阿希姆蓦然变色的原因以来,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刚才那种荒唐的喜悦与期望又一次在他的内心深处触发。此外他还在期待些什么,也不问自己这究竟是什么。当他听到左右两边的邻人都已结束晚间的静卧疗法回到房里,用室内的“卧式”姿态代替室外的“卧式”姿态时,他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心:这对野蛮的俄国夫妇今夜该平静无事了吧。“我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了,”他想。今夜他们总该太太平平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他们并没有保持安静,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也不抱多大信心。老实说,即使他们悄无声息,汉斯·卡斯托尔普本人也懂不了什么。纵然如此,他对听到的一切还是惊愕不已,而且从内心迸发出依稀可闻的叫唤声。“真是闻所未闻!”他悄声自语。“简直混账透顶!谁会相信这是可能的呢?”在汉斯的嘴唇悄悄发出声音的当儿,山下又不住地阵阵传来陈腐的歌剧曲调。

    后来他终于矇眬入睡。但一睡着就梦魂颠倒,梦境比第一夜的还要混乱。他常常被这些恶梦惊醒,或者苦苦追寻梦里茫无头绪的意境。他梦中似乎见到顾问大夫贝伦斯屈着腿,两只胳膊直挺挺悬垂在身子前面,在花园的小径上踯躅。他那跨度大而令人似乎感到沮丧的脚步,与远处的进行曲合拍。当顾问大夫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站停时,汉斯看到对方戴一副镜片又厚又圆的眼镜,嘴里胡扯一通。“当然不是一个军人,”贝伦斯说,同时也不征求对方同意,用他巨手的中指和食指把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皮往下翻。“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位可敬的文人。不过也并非没有才能。抖擞起精神来时,才能可不小哩!别吝惜您的光阴,就在这儿山上跟我们待上短短一年,快快活活地干上一年吧!嗨,嗨,各位先生!出去散散步吧!”他一面大声说,一面把两只其大无比的指头伸到嘴里,吹起古怪而响亮的口哨来。口哨一响,女教师和鲁宾森小姐就从不同方向由空中飞来,她们的身体比实际要小,飞来后就停落在贝伦斯左右两边的肩胛上,正像她们在餐厅时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左右一样。于是顾问大夫一跳一蹦地走了,还用一块餐巾放到眼镜后面去揩眼睛,人们不知道他要拭干的究竟是汗水还是眼泪。

    接着,做梦的人发现自己在学校的园子里,多年来,他曾在那儿度过许多课余时间。当时肖夏太太也在场,他正想问她借一支铅笔。她给他一支半长的用银白色笔套套着的红铅笔,同时用沙嗄而悦耳的声音告诫他:课后一定得还给她。当她用高颧骨上细小的蓝灰色眼睛端详他时,他猛然从梦中挣脱出来,因为现在他终于弄清楚——而且想把这个紧紧抓住——肖夏太太使他回想起的究竟是什么事和什么人,而这种回忆又是那么栩栩如生。他急于把刚才这幕经历铭记在心,这样到明天也忘不了。他感到睡魔和梦魇又一次缠住了他。梦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死盯住他,要替他作心理分析,他非立刻逃之夭夭不可,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种心理分析委实恐惧万分。他跌跌撞撞地逃走,想避开大夫的纠缠,经过玻璃隔墙,穿过阳台间,冒着生命危险跳到花园里;在他走投无路的当儿,竟爬到赤褐色的旗杆上,当追逐者一把抓住他的裤脚时,他冷汗直淋地惊醒了。他惊魂方定,却又昏昏入睡。不过他做梦的内容又变了样:塞塔姆布里尼站在他前面微笑,汉斯却尽力想用肩膀把他从站的地方推开。那人笑得很狡黠,冷冰冰地带着嘲讽的神气,嘴上是一抹翘得怪漂亮的小胡子。正是这种笑容,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难堪。“您真讨厌!”他清楚地听到自己说。“走开!您只是一个奏手摇风琴的,可您在这儿找麻烦!”可是塞塔姆布里尼只是站在原处不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仍然站着,心中在盘算做些什么才好。出乎他意料之外,这时他有机会深入探究一下时间的实质,结果发现,它不过是一个“哑护士”而已,也就是有些人用来欺诈的那种没有刻度的水银温度表。他醒来时,打算明天一定把这个发现说给表哥约阿希姆听听。

    这一夜就在惊险的梦魂和新奇的发现中过去了。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阿尔宾先生和米克洛西希上尉在他的梦里扮演着乱七八糟的角色。这位米克洛西希在盛怒下把斯特尔夫人轰走,而他自己却被帕拉范特检察官用长矛刺穿身体。其中有几个梦,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一夜甚至做了两次,情节完全相同,做第二次时已快拂晓了。他坐在有七张桌子的餐厅里,在砰砰几声巨响下,厅里的玻璃门开了,肖夏太太走了进来,身穿一件白色线衫,一只手插在袋里,另一只手托住后脑勺。但这个没有教养的娘儿们这回不坐到上等俄国人餐桌上去,而是悄悄坐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同时默默伸出手来,让汉斯去吻。不过她伸出的不是手背,而是手心。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吻起她的手来:这是一只不很娇嫩、手背宽阔而指头很短的手,指甲旁的皮肤相当粗糙。这时,一股近乎粗犷的甜蜜的暖流又流过他的全身。以前,当他企图摆脱人世间荣誉的羁绊、一心想享受羞辱的无限益处时,他曾尝到过这种滋味。现在在梦境中,他又一次体验到它,而且滋味强烈得多。

    必要的购买

    “现在你们的夏天结束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第三天带着挖苦的口气问表哥。

    这几天天气可变得真厉害哪。

    客人住在山上的第二天,整天都是绚丽的夏日景象。在枞树长矛形的树梢上,蔚蓝色的天空阳光普照,山谷里的村落在骄阳的热浪下闪着眩目的光辉。空气中回荡着母牛哞哞的叫声,听来又快乐又忧伤;它们慢悠悠地荡来荡去,啃着山坡上炙热的草地里短短的杂草。女士们吃早点时已换上鲜艳的上衣,有的甚至穿起开式袖子来,这样的服饰,并非每人穿着都合身。例如斯特尔夫人穿起来就很不雅观,她手背上的皮肤像海绵一样,一点也不配穿这种香气袭人的装束。疗养院的男士们也感受到这样的好天气,他们也用种种方式打扮起来。有人穿起了光彩夺目的茄克衫和亚麻布服装,约阿希姆穿起洁白光亮的法兰绒裤,和他的天蓝色外衣交相辉映。这一套衣饰,使他的外表更有一番军人气概。至于塞塔姆布里尼呢,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换一套衣服。“见鬼!”当午膳后他和这对表兄弟一起散步到山下的村落里时,他曾发表过他的见解。“太阳晒得多厉害啊!我看我衣服不得不穿得薄些了。”可是尽管他唱高调,他却仍像以前一样穿一件翻领的长绒毛衣和方格条纹裤。也许他衣柜里的存货就只有这些。

    可是第三天,老天爷似乎遇到什么不幸,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事情发生在午餐以后的二十分钟,大家正好都在午休。这时太阳忽然隐匿起来,形状丑陋的灰褐色云块笼罩在东南方的山脊上,一阵气流性质不明的、冷入骨髓的寒风突然横扫山谷,好像从冰天雪地的什么地方吹来,于是温度骤降,什么都改观了。

    “下雪了,”玻璃隔墙后面响起了约阿希姆的声音。

    “你说‘雪’是什么意思?”汉斯·卡斯托尔普问。“你总不是说现在快要下雪吧?”

    “准要下雪了,”约阿希姆回答。“这阵风的脾气,我们是摸透了的。这阵风刮来,人们就可滑雪橇。”

    “胡说!”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现在还是八月初呢。”

    不过约阿希姆对这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话没有错。不上几分钟,雷声隆隆,暴风雪来临了。这场狂风大雪来势汹汹,到处似乎弥漫着白色的烟雾,村子里和山谷里,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暴风雪刮了整整一个下午。暖气又开放了。约阿希姆又用得上他的毛皮睡袋,照旧做他的静卧疗法,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逃到房间里去,把一张椅子挪向暖气管旁,眺望窗外一片混沌的景色,而且不时摇摇头。第二天早晨暴风雪停止。室外温度虽在零上几度,但雪已积得一英尺来深,因而在眼光缭乱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展开了一片地地道道的冬日景象。这时疗养院里又关上了暖气。室温在零上六度。

    “你们的夏天现在结束了吗?”汉斯·卡斯托尔普恶狠狠地挖苦他的表哥。

    “这个很难说,”约阿希姆冷冷地说。“如果老天爷发慈悲,以后还有些晴朗的夏日呢,哪怕在九月里也很可能这样。实际情况是:这儿一年四季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可以说它们交错在一起,凭日历是算不了数的。冬天时,太阳光往往很强,人们散步时还会出汗,不得不把外衣脱下。夏天呢,你如今亲眼看到了,这里的夏天有时就是这样。下起雪来,一切就变得颠三倒四。一月份会下雪,而五月份的雪也不小,八月份也会下雪,这个你已看到了。整个说来,没有一月不下雪,这已成了常规。总之,这儿虽有冬日和夏日,春天和秋天,但说到正规的四季,我们山上可没有。”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穿起套鞋和冬季大衣,跟表哥一起到山下的村子里去,采办静卧疗法用的毛毯,因为在这样的天气下,他穿的方格花呢披衣显然不够暖和。眼前他甚至在斟酌要不要买一个毛皮睡袋,但结果放弃这一打算。一想到它,心里就有几分害怕。

    “不,不,”他说,“咱们只买毯子算了!将来下山时我还用得着它,不管到哪儿总得需要毯子。这不是什么新奇或令人兴奋的东西。不过毛皮睡袋却非常别致!要是我也搞一个,那我就像在这儿安家落户似的,有点像你们中间的一员……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总之我不想再说什么。仅仅为了住两三星期而去买一个毛皮睡袋,真是一点也不值得。”

    约阿希姆表示同意,这样他们就在英国商场一家漂亮而存货充足的店里买了两条同约阿希姆一样的驼毛绒毯。这是一种又长又宽没有染过色的织物,柔软而舒适。他们吩咐店里立刻将这些毯子送往疗养院——山庄国际疗养院三十四号房间。

    今天午后,汉斯·卡斯托尔普打算第一次使用它。

    他们买毯子自然在第二次早餐以后,否则根据作息时间的安排,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下山到街头去。这时下起雨来,街上的积雪已变成冰碴儿,脚一踩就溅射开来。他们在回院途中赶上塞塔姆布里尼,他带着雨伞(虽然没有戴帽子)也在攀登通往疗养院的山路。意大利人面有菜色,情绪上显得郁郁寡欢。他用典雅的措词埋怨这天气又冷又湿,他在这样的天气里真吃足了苦头。要是有暖气该多好呢!可是雪一停,可恨的主管部门便把暖气关上,这种规章制度真是愚蠢透顶,对人类理性简直是一种恶毒的讽刺!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反驳他时——汉斯认为不冷不热的室温是符合疗养原则的,院方这么做,显然为了使病人不致过分娇生惯养——塞塔姆布里尼回答时就狠狠嘲讽他一番。哼,治疗原则实际上算得什么。治疗原则难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谈起这些原则时确有道理,不过这仅意味着盲目虔信和屈从。可惜有一点引人注目(尽管极其使人快慰):凡叫人奉若神明地遵守的那些规章制度,恰恰与掌权者的经济利益吻合,而对利害关系不大的那些制度,他们就眼开眼闭……当表兄弟听了这些话笑起来时,塞塔姆布里尼又谈起他去世的父亲;在谈到所渴望的暖气时,他联想起父亲来。

    “我的父亲,”他慢条斯理地带着崇敬的口气说,“他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无论身体或心灵上都十分敏感。冬天时,他多爱自己那间温暖的小书房啊!他衷心喜欢它,室内炉火烧得通红,因此始终能保持二十度列氏温度。有时天气又湿又冷,从异乡吹来砭人肌骨的寒风,这时倘使您经过走廊进入这间书房,您准会感到和暖如春,仿佛披上了一条柔和的肩巾似的。您眼睛里会噙满幸福的眼泪。小书房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手稿,有的非常名贵。他穿着蓝色法兰绒睡衣站在小桌旁,周围都是他的精神财富,然后埋头处理起书稿来。他身材小巧。你们倒想一想,他竟比我矮一个头!可是他太阳穴上有一束束浓密而花白的头发,鼻子又长又挺,先生们!他对古罗马文化有多深的造诣啊!在他那个时代里,他是首屈一指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精通本国语言。他写起拉丁文来自成一体,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他。他真是卜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作家,《十日谈》是他的杰作)理想中的uomoletterato(意大利文,意为学者或文人)!许多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和他交换意见,有的来自哈帕兰达瑞典地名,是瑞典最北部的城市。,有的来自克拉科夫波兰地名。,他们来到我们的故乡帕多瓦意大利地名。城,显然是为了向他致敬。他总是友好而不失尊严地接待他们。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空时还用优美的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区名。语散文写故事,他真不失为一位idiomagentile(意大利文:优美的语言,此处借喻文学)大师!”塞塔姆布里尼得意洋洋地说,说时用家乡土音慢慢卷起舌头,同时来回摇晃着脑袋。“他仿照维吉尔布置自己的小花园,”他继续说,“他说的话既有道理,又很漂亮。可是他小书房里必须暖而又暖,否则他会冷得发抖;要是让他冻着,他准会气得流泪。现在您倒想想,工程师,您倒想想,少尉,这位父亲的儿子竟不得不在这块野蛮的该死的地方受苦,在盛夏季节身子冷得直哆嗦,而在这种令人屈辱的景象前面,精神上也经常受到折磨!唉,真够受!咱们周围是怎样一些角色呀!顾问大夫、克罗科夫斯基这些傻头傻脑的魔鬼……”说到这里,塞塔姆布里尼似乎欲言又止。“克罗科夫斯基,这个听忏悔的神父好不害臊,他恨我,因为我维护人类的尊严,不允许他在教义方面瞎吹一通……在我的餐桌旁……我不得不同席就餐的是怎么一伙人啊!我右面坐的是一个哈雷地名,在今德国境内。来的啤酒商,名叫马格努斯,他蓄着一把小胡子,像一束干草似的!‘请您别再跟我谈文学吧,’他说。‘文学顶什么用呢?只是漂亮的文字罢了!我跟漂亮的文字有什么相干?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漂亮的文字在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他的看法。漂亮的文字……唉,圣母!他的妻子就坐在他对面,身上的肉越来越少,而头脑也越来越笨。这真卑鄙而又令人遗憾……”

    约阿希姆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致认为这番话很有道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他们觉得他的话既伤感,又有煽动性,在尖刻的语调中含有反抗的意味,因而听了也很感兴趣,甚至有启发性。听到他说“胡子像一束干草”以及“漂亮的文字”之类的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好心地笑了。与其说汉斯为此而笑,倒不如说因为塞塔姆布里尼讲这类话时显出一脸滑稽而灰心丧气的神情。接着,他又说:

    “老天爷,社会上的人就是这样凑合起来,构成一个团体。就餐时和谁同席,您是无法选择的,否则结果如何只有天知道了。我们桌上也坐着一位太太……斯特尔夫人,我想你们也认识她吧?简直可以说,她半点教养也没有。有时当她喋喋不休地说开来时,人们的眼睛不知往哪儿望才好。可是她经常抱怨气候不好,害得她总是懒洋洋的,我怕她的病情不轻呢。这个倒挺怪的——又有病,又是笨:我不知道这样说法是否恰当。不过我总有一种古怪的想法:要是一个人笨而又病,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了。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怎样对付这号人才好,可不是吗,对病人终究要尊重些。对于病,人们总带几分敬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过,要是一个人傻得连‘fomulus’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是斯特尔夫人的杜撰或误拼。和‘宇宙商店’此处系“化妆品商店”之误,因两词拼法近似。之类的错误也犯上了,那真令人啼笑皆非,而人们的心情也会陷入某种困境;这种情况真叫人可悲可叹,我简直无法形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谐和的,彼此毫不相干,人们不习惯于这样的联想。人们认为,笨人必然健康而平凡,而疾病则能使人变得高雅聪明,超脱不群。人们往往是这样想的,可不是吗?我说的话可能已超出应说的范围,”他最后说。“这只是因为咱们偶尔谈起这一问题……”这时他感到茫然若失。

    约阿希姆也有些不自在。这时塞塔姆布里尼扬起眉毛一言不发,似乎出于礼貌地等待谈话告一结束。实际上,他故意把话收一下,为的是将汉斯·卡斯托尔普搞得晕头转向。接着他又说:“Sapristi(表示惊叹的语气词),工程师,您显示出非凡的哲学才能,我压根儿想不到您竟有这种才能!从您的理论来看,您身体肯定没有外表那么健康,因为您读起这个来显然劲头十足。不过请允许我直言不讳:您的推论我不敢苟同,我否定它,甚至完全反对,您可以看出,对理性方面的事我是有些不耐烦的,我宁愿让人家斥为迂腐,而不愿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您的观点。您阐明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简直大有驳斥的必要……”
    “不过,塞塔姆布里尼先生……”
    “请……您允许我……我懂得您想说什么。您想说,您的意思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您代表的那种观点不一定是自己的,似乎只是从空中飘浮着的各种观点随手抓一个碰碰运气,不负任何责任。像您这样的年龄,这倒是颇合适的,这里并没有成年人那种固定不变的看法。您可以预先用各种各样的观点作一番尝试。Placetexperiri(拉丁文:试一下也好),”他说,用意大利腔说“C”字时发出软音来。“这是个警句。使我感到困惑的,却是下面这个事实:您的试验正好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怀疑这是否偶然。我怕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如果不予迎头痛击,这种倾向会有根深蒂固地形成的危险。因此我感到有责任来纠正您。您说疾病和愚蠢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我承认这点。我宁取思想丰富的病人,而不喜欢患痨病的傻瓜。可是当您把疾病和愚蠢合起来看作是美学上不协调的现象,自然界的一种扫兴事儿,或者像您爱说的那样使人们的心情陷入某种困境,那我就有异议了。您把疾病看作是某种高雅的事,而且如您所说,某种值得尊敬的事,它和愚蠢完全不相干。这也是您说的话。我可认为不是这样!疾病一点儿也不高雅,一点儿也不值得尊敬。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病态的,或者有病态的倾向。要是我告诉您这种想法是多么陈腐和丑恶,也许会引起您对它的反感。它起源于人类崇奉迷信而只知忏悔罪恶的时代,当时人们的思想境界非常低下,只知道笨拙地模仿。那是一个异常可怕的时代,人们把和谐与健康看作是可疑的和邪恶的东西,而病弱呢,在当时却无异是一张通往天国的特许证。可是后来,理性和启蒙教育把盘据在人类心灵中这些阴影驱散了,不过还不彻底,今天我们仍在和它们作斗争。先生,这种斗争就叫工作,为人世间、为荣誉、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每天重新经受锻炼,这些力量将使人类完全解放,并把人类带到进步和文明的道路上,使他们获得更明亮、更温和、更纯洁的灵光。”

    好家伙!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惊又羞地想。他的调门唱得多高!刚才这些话我究竟是怎样引出来的?我听来多少有些枯燥。他老是爱谈工作。他反反复复谈工作,可实际上有些话不对题。可是汉斯说:
    “您说得很动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刚才讲的话全都值得领教。我看,别人说起来不会……不会像您那样头头是道。”“倒退,”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说时挥动雨伞,让它从一位路人的脑袋上掠过,“精神上倒退到那个黑暗而苦难的时代,工程师,请相信我,这就是一种疾病,一种人们研究得腻烦了的疾病。科学赋予它许多名称:美学和心理学给它定了一个,政治又给它定了另一个。这些都是学术名词,不切实际,还是不谈为妙。可是在精神生活中,一切都息息相关,从一件事中引申出另一件来,人们是不会向魔鬼伸出小指头的,唯恐魔鬼攫住整只手掌以及整个身躯……而另一方面,健全的原理却总能产生健全的结果,不管您的出发点如何。因此您得记住,疾病远远不是一种高雅的、过分值得尊敬的事,也并非令人遗憾地和愚蠢结成不解之缘,它无非意味着一种屈辱;不错,这是人类痛苦而难堪的一种屈辱,这在个别场合下还可同情,不过对它表示崇敬,那就大错特错了!您应当记住这个!这就是误入歧途,也就是精神错乱的开始。您刚才提起的那个女人——我记不起她的大名来,哦,谢谢,原来是斯特尔夫人——是个可笑的女人;依我看来,难道她不是像您说的那样,把人们的心情陷入困境了吗?她又病又笨,简直是可怜虫。事情很简单,总之,人们对这号人只能表示同情,或者耸耸肩膀而已。先生,当自然界如此残酷无情,以致破坏了人体的和谐,或者一开始就使人们无能为力,使高贵、热情的心灵无法适应生活,那时困境、也就是悲剧开始了。工程师,您可认识莱奥帕尔迪(GiacomoLeopardi,1798—1837,诗人及学者,《致意大利》、《致席尔维娅》等诗都是他的名篇)?或者您呢,少尉?这是我国一位不幸的诗人,他是一个弓着背而病弱的人,生来就具有崇高的灵魂,但因身体多灾多难,经常受人羞辱和嘲弄,他的苦处真叫人心痛欲裂。你们倒听听这个!”

    于是塞塔姆布里尼开始用意大利文背诵些什么,让一个个漂亮的音节滔滔汩汩地从他的舌尖流泻出来,背时摇头晃脑,有时还闭着眼睛,哪怕他的伙伴们一个字也不懂,他也满不在乎。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自我欣赏记忆力和发音,同时也想在倾听他的伙友前卖弄一番。最后他说:

    “不过你们不懂得这个。你们虽然在听,却无法理解其中悲痛的含义。先生们,残废的莱奥帕尔迪主要缺乏的,是女人的爱,也许正因为这点,使他更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你们能完全体察到这样的心情吗?荣誉和德行在他面前黯然失色,自然界对他似乎怀有恶意——它确实怀有恶意,简直又恶又蠢,这点我倒同意他——他悲观失望,说来也叫人怪难受的;他甚至对科学和进步也绝望了!工程师,悲剧也就在这里。您的所谓‘人们心情的困境’我看就是这个,而那边的女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她的大名,恕我不再劳神了……看上帝面上,请别跟我谈什么生了病后‘精神境界能够提高’!别谈这个吧!没有身体的灵魂,同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没有人性,一样可怕,不过前一种情况是罕见的例外,后一种却是司空见惯的。一般说,身体能发育滋长,繁荣昌盛,把一切重要而富有活力的东西吸引过来,而且能摆脱灵魂,令人厌恶地存在着。凡是以病人身份活着的人,都不过是一个躯体而已,这既违反人情,又令人屈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说得挺有趣,”约阿希姆忽然插嘴说。他躬身向前眼睁睁地瞪着表弟,此刻汉斯正靠着塞塔姆布里尼身边走。“有的话跟你最近说的差不多。”

    “真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不错,我头脑里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他们继续向前走几步,塞塔姆布里尼没有出声。接着他又说:“这样更好,我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好。我一点也不想向你们宣扬什么别出心裁的哲学,这又不是我的职务。要是我们的工程师和我的观点相同,那只证实我的假设:他在理性上的造诣还不深。他像有才能的其他青年一样,目下对各种观点只是在进行试验而已。有才能的青年并不是一张白纸,他倒像一张用富于同情心的墨水写过的纸片,这上面既写了‘善’,也写了‘恶’;而教育者的职责,就是坚决发扬‘善’的,把显示出来的‘恶’通过适当手段永远消除。两位先生刚才在买些什么吧?”他改用另一种比较轻快的语调问。

    “没有,没什么,”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只是……”“我们只是为表弟张罗两条毛毯,”约阿希姆冷冷地回答。“静卧疗法用的……天气冷得真够呛……我还得呆上两三星期呢,”汉斯·卡斯托尔普笑着说,眼睛瞧着地面。

    “唉,毛毯,静卧疗法,”塞塔姆布里尼说,“好,好,好,嗳,嗳,嗳。事实上,试一下也好。”他用意大利腔又说了后面这句拉丁文,然后告别,因为这时他们已进入疗养院的大门,向跛足的门房打招呼。到了大厅,塞塔姆布里尼转身走进会客室,他说要坐在桌子前看报。看来,他想逃避第一次静卧疗法。

    “谢天谢地!”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一起上电梯时,汉斯说。“他真是一位道学先生。他自己最近也说过,颇有几分道学先生的气质。跟他打交道得处处留神,话别说得太多,免得他唠唠叨叨教训你一番。不过他的话倒是动听的,说起来头头是道,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句话,流畅而有吸引力。当我听他讲话时,我心里觉得好像有许多新鲜的圆面包一只只滚出来。”约阿希姆哈哈大笑。

    “你最好别跟他说这种话。我相信,要是你在想象中把他的教诲看作是圆面包,那他会失望的。”

    “你以为这样吗?这个我倒说不准。我印象中始终认为,他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宣扬他那番大道理,也许这是他的次要目的;主要目的倒在于说话本身,让人家听每个字眼怎样从他口中滚滚流泻出来……他的话多么富于弹性,简直像橡皮球一样!当人们注意到这点时,他是相当高兴的。啤酒商马格努斯说什么‘漂亮的字’,那固然有些蠢,但我怕塞塔姆布里尼也说过些什么文学在生活中实际地位之类的话。我不想提什么问题,免得当场出丑,我对这方面懂得不多,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文学家。可是,要是他们指的不是漂亮的字体,那么指的显然也是漂亮的文字,这是我在塞塔姆布里尼圈子里获得的印象。他用的是怎么一套词汇啊!他说起‘德行’这个词来,简直无拘无束,真是天晓得!我有生以来,嘴边从未挂过这个词,就是在学校里,当书本中出现‘道德’这个词时,我们总干脆说作‘勇敢’。我得说,这时我心里怪不自在。当我听到他大骂天气怎么冷,大骂贝伦斯和马格努斯太太——骂这位太太只是因为她体重减轻——总之对一切都破口大骂时,我心里总不大舒坦。他反对一切,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对一切现存的制度都看不顺眼,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人。”

    “你尽管这么说,”约阿希姆深思熟虑地回答说,“可是他身上也有某种骄气,不能把他看作是肆无忌惮的。恰恰相反,这个人对自己和全人类倒是很尊重的。这使我对他有某种好感;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个优点。”

    “你说得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甚至有些严厉,这往往使人不快,因为这样就会使人——我该怎么说呢——受到约束,唔,这样的表达方式倒不坏。我老是感到,他对我买静卧用的毛毯似乎不以为然,很不赞成,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有同样的看法吗?”

    “不,”约阿希姆沉思了一会,惊讶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于是他衔着体温表,带着全部什物去卧床休息了。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开始梳洗打扮,准备午膳,反正离午膳还有一小时不到的光阴呢。

    关于时间感受的一些题外话

    当他们饭后上楼时,毛毯的包裹已放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房内的椅子上了。当天他第一次使用这种毯子。约阿希姆是此中老手,他向汉斯传授裹在身上的种种技巧,这儿山上人都会干这一套,每个新来者也必须马上学会。先要把毛毯一条条地摊开,放在椅上,使它绰有余裕地从椅脚拖到地面。然后坐下来,开始把里面那条毯子裹在身上;先从纵直方向拉到肩头,然后在下面把两脚盖住,这时你应当弓起身子坐着,先揪住折叠的一端,然后抓住另一端,直到两脚脚尖在伸直身子躺着时也都能紧紧裹住,而且须尽量保持平直。以后,你可以依样画葫芦地裹上外面一条毛毯,不过干起来稍稍难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一个笨拙的新手,他曲着身子,伸手伸腿做着表哥教他的种种动作,口中毫无怨言。约阿希姆说,只有为数不多的精明鬼,才能用三个稳稳当当的动作把两条毛毯一起披上,不过这种技能是罕见而值得艳羡的,而且也要有某种天赋。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番话不由大笑,他腰酸背痛地躺在椅上,但约阿希姆一下子弄不懂究竟可笑在哪儿,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瞅着他,然后也笑开了。

    “好了,”约阿希姆说。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已把四肢盖住,浑身裹得像滚筒似地躺在椅上,颈背靠着一只圆圆的枕垫,刚才七手八脚的动作已把他搞得精疲力竭。“即使现在冷到列氏二十度,你也受得了的。”说罢就走到玻璃隔墙后面,也去用毛毯裹身子。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冷到二十度有些怀疑,因为现在他已冷得够呛;当他通过木拱门望向户外湿漉漉的一片,眼看又将大雪纷飞时,他不禁感到一阵阵战栗。奇怪的是尽管空气中湿气很重,他脸上还是干热得厉害,仿佛他坐在热不可挡的房里似的。刚才他忙着盖毛毯已累得不可开交,此刻当他把《远洋客轮》杂志凑到眼前时,他的手确实哆嗦起来。看来他身体并不怎么健康——正像顾问大夫说的,贫血得厉害,因此在这儿这么怕冷。可是他现在躺的姿态非常舒适,把他这种不快的情绪抵消了。这种舒适感,是卧椅所具有的莫可名状的,而且几乎是神秘莫测的特性,汉斯·卡斯托尔普在第一次试用时已体会到它的极度乐趣,现在又证明了它确是其乐无穷。不管是枕垫的质地优良,靠背处的倾斜角度或扶手处的高度和宽度恰到好处,还是颈背的圆枕垫软硬适当,总之你要摊开四肢休息,再没有比睡这种出色的卧椅更安逸、更舒适的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里高兴的是,他接下去还可享受两小时的清福,这两个钟点是疗养院规定的主要静卧疗养时间,虽然他只是上山作客来的,他却感到这样的安排非常称心。因为他生性好静,哪怕长时间无所事事,他也受得了;我们还记得,他爱好空余时间,不希望让无聊的活动将时间销蚀掉,吞噬掉,浪费掉。四时左右他吃茶点,还有蛋糕和果酱,接着在外边活动一会,然后再躺在椅子里休息,七时左右晚餐。晚餐像其他各餐一样,气氛有些紧张,但也能增长许多使人喜闻乐见的见识。饭后再看看什么万花筒、立体窥视镜或转筒式影片之类……如果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里的生活已像人们说的那样习惯了,那也许太过分,不过他对这里的日常生活终究已能很好地适应。

    这毕竟是人们使自己习惯于陌生环境的一种奇特的方式。

    不过要适应它、习惯它却是很费力的;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他本人的需要,但同时也怀有一种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一当完成这项使命或在完成后不久,就重新抛弃了它,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人们把这类事当作生活情趣中的一种插曲,目的无非是为了“消遣”,也就是说使机体尝到些新鲜味儿,换换花样——日常生活是那么单调而枯燥无味,久而久之就使人有娇纵而萎靡不振之虞。但固定刻板地做同一件事时间太长,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呢?其中原因,倒不在于生活的种种要求使他体力上和精神上劳瘁不堪(因为这样的话,休息一番就能恢复),而是心理上的某种原因造成的。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往往因它的千篇一律而容易淡薄,同时它和生活感受又息息相关,一个削弱后,另一个也接着受到损害。关于寂寞无聊的性质,人们有许多错误的概念。一般认为,时间内容中的趣味和新奇之处,就是让它“流逝”,也就是说,使时光短促,而单调和空虚则会抑制时间的进程。这种说法不尽适当。空虚和单调无聊固然会使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延长,令人有“度日如年”之感,但它们也能将巨大和极大的时间单位缩小或使它飞逝,甚至化为乌有。反之,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时间内容,能使一小时,甚至一天的光阴缩短或轻松地逝去。可是在量度方面,它却赋予时间进程以宽度、重量和坚实性,因而多事之秋与那些平淡无奇、风平浪静的年代相比,前者的流逝进程慢得多。

    因此,我们所说的寂寞无聊,其实只是一种由单调引起的,时间上一种反常的缩短感觉。生活老是千篇一律,漫长的时间似乎就会缩做一团,令人不寒而栗。倘若一天的情况和其他各天一模一样,那么它们也就不分彼此。每天生活一个样儿,会使寿命极长的人感到日子短促,似乎时光不知不觉地消逝了。所谓习惯于生活,其实就是对时间有一种木然甚至麻痹的感觉;年青时的日子过得慢,而晚年的岁月却消逝得愈来愈快,也必然是这种“习惯于生活”造成的。

    我们知道,生活中引入一些插曲或变换一番新花样,乃是维持我们生命力,使我们对时间保持清新感以及使我们对时间不会感到漫长,厌烦或枯燥无味的唯一方式,从而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新的感受。调环境,换空气,上温泉浴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调换环境和生活中加入某些插曲就有消除疲劳的作用。住到一个新的地方,头几天有一种清新之感,也就是说使人精神百倍——它能保持六天到八天左右。接着,随着你“习惯于”这个地方,似乎渐渐觉察日子紧缩起来。谁依恋着生命——或者说得确切些,谁对生命依依不舍,谁就会恐惧地觉察到,日子的步子跨得越来越轻盈,无声无息地开始溜走,而最后的几星期,比如说四星期左右,简直飞逝得令人害怕。当然,生活的插曲终了时,对时间的清新感也就随之消逝;而在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以后,它又重新显现。外出后再回到老家时,开头几天又过得新鲜而生气勃勃,不过只是短短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适应起来比那些例外情况为快。如果说时间的感受由于年迈而减弱,或者这种感受一向不很强烈(这是生命力本来就衰弱的征兆),那么他很快就会昏沉沉地回复到原来的生活,过了二十四小时,就感到从来没有外出过似的,几天前的旅行宛如晚间做了一场梦。

    这里插入了上面这段话,只是因为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方面曾有类似的感受。他在山上住了几天后,曾用充血的眼睛瞅着表哥,并对他说:

    “到了一块陌生地,开头时觉得时间过得真慢,这倒是挺可笑的。我的意思是……这自然不是说我感到厌倦无聊,恰恰相反,我简直可以说高兴得像个活神仙。可是你要知道,当我回顾一下,也就是反省一下时,我就觉得在这儿似乎已不知呆了多久,上山以来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简直不明白自己居然会在山上,而你竟对我说,‘现在就下山吧!’你还记得吗?时间对我说来,真是长得无边无际呀。这和时间的计量毫无关系,和理解力也压根儿不相干,只是一个感觉问题。当然,说这样的话是愚蠢的:‘我认为已在这山上住了两个月’——简直胡说八道。我只能说:‘时间很长’。”

    “对啊,”约阿希姆回答,体温表仍衔在嘴里。“听了你这席话,我也得益不浅。你来山上后,我某些地方都得仰仗你哩!”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约阿希姆直截了当说的这些话,不由哈哈大笑。

    他试图讲法语

    不,他还一点没有适应新的环境。他既不熟悉这里生活上的种种特点,机体方面也不能适应山上那种怪异的气氛。疗养院的生活特点,短短几天内是无法熟悉的,正如他自己设想的那样(而这点他也跟约阿希姆说起过),哪怕三星期也无法了解它——因为这种适应对他来说是件苦事,天大的苦事。他似乎干脆不愿去适应它。

    这儿的日常生活安排得细心周到,井井有条;如果你肯顺应这里的生活规律,你就能很快地跟上,而且得其所哉。不过过了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生活日程会渐次出现某些规律性的变化:先出现一个新花样,然后再是第二个,而第二个往往是在第一个重复出现后再显示的。即使是日常生活事件中的个别现象,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得亦步亦趋地去学习。对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他得留神观察,而对一些新奇事物,则须用青年人灵敏的接受能力去吸取。

    例如那些短脖子、大肚子的容器,在过道上每间病室的门口都放着,汉斯到疗养院的那天晚上就看到了。它里面装着氧气。汉斯问他,约阿希姆就讲给他听。里面是纯氧,氧气瓶价值六法郎。这是一种起死回生的气体,供垂危病人使用,为临终的生命添上一口气,接上一些力。病人通过一根软管吸入这种气体。在放这种氧气瓶的病室门后,躺着临死的病人,或者像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的“奄奄一息的人”。有一次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二楼遇见顾问大夫,他就用这样的称呼。当时他身穿白大褂,脸色青青的,在走廊里一摇一摆慢吞吞地走着,后来他们一起上楼。“嗨,您这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贝伦斯说。“您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您像视察一般地东张西望就能博得我们的青睐吗?不胜荣幸,不胜荣幸。唔,我们的夏季倒有一些名堂,这样的季节可不坏呢。为了使它更有起色,我也花了一些代价。不过遗憾的是,您不准备在咱们这儿过冬,听说您只想呆上八星期,对吗?啊,三星期?可这只是走马看花,连帽子也不用费心脱下来,咳,随您怎么想吧。可惜您不在这儿过冬,因为这时只有贵人们才来,”他不像样地打趣说。“这块高地上,各国贵人到冬天才来,您得看看他们,让您增长一番见识。当您看到这些家伙踏着雪橇滑起雪来,您准会捧腹大笑。还有那些太太们,天哪,太太们!我可以对您说,她们像极乐鸟一样,五光十色,而且还富有冒险精神呢……哦,现在我得去看看我那奄奄一息的病人了,”他说,“他住在二十七号病室。您知道,他已是晚期了,肺的中心也烂穿了。昨天和今天他白白吸了五袋氧气,真吸得够了。中午时,他怕要见他的老祖宗去了。哎,我亲爱的罗依特先生,”他进去时说,“咱们再敲碎一只氧气瓶的脖子怎么样?……”他把门带上,他的声音也就在门后消失。不过房门开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瞥见房间后面的轮廓,他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年青人,脑袋靠在枕头上,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大大的眼珠慢悠悠地转向房门口。

    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垂死的人,因为不论他的双亲或祖父去世时,可以说他当时都不在场。那个颚须微微翘起的年青人,他的脑袋靠在枕上的姿态多庄重啊!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慢慢向房门口转动时,目光又何等意味深长!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还一心一意回味着刚才匆匆的一瞥,他情不自禁地也像那个临死的病人那样把眼睛张得大大的,缓慢而意味深长地转动着眼珠。这时他正好继续上楼,他就用这样的眼神瞅着他后面一扇门里出来的一个女人,她在楼梯口碰上了他。他没有马上认出这是肖夏夫人。她看到汉斯挤眉弄眼,不禁微微一笑,然后用手抓住挂在后脑勺的辫子,越过他前面悄悄地、柔顺地下楼,脑袋稍稍往前倾。

    最初几天,他几乎没有结识什么人,好久以后还是这样。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好感。汉斯·卡斯托尔普生性好静,他只感到自己是来作客的,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所说,他是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约阿希姆跟他聊天做伴,他基本上已心满意足。走廊上那位护士自然伸长脖子盯住他们,后来约阿希姆终于把表弟介绍给她;在这以前,他曾好几次同她聊过天。她把夹鼻眼镜的丝带吊在耳根,说起话来装模作样,调门简直有些伤心。只要仔细观察她一下,你就会发现她心灵似乎受到空虚无聊的折磨。要再摆脱她是很困难的。谈话快结束时,她就会显露不胜惶恐的迹象。一当这对小伙子显出离她而去的神情,她就急急忙忙再说些什么话,而且频送秋波,甚至死乞白赖地向他们微笑,把他们缠住,这样他们出于怜悯,就不得不再逗留一会。她漫无边际地谈自己的父亲,说他是一位法学家,还谈起自己一位做医师的堂兄弟,目的显然是替自己涂脂抹粉,表明自己出身于富有教养的阶层。至于他的养子,则是科布尔格玩偶制造商的儿子,姓洛特拜因,可最近这个年纪轻轻的弗利茨肠子里却害起病来。亲人们对这个可受不了啦,先生们对此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有的是上流社会人士那种细腻的感情,这个打击怎么受得了呢。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他……最近她到外边去了一下——先生们该相信这个——为的只是想为自己买些牙粉,回来时却发现病人坐在床上,喝一杯又浓又黑的啤酒,而且吃起一条意大利香肠、一片硬硬的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来!这些美味的土产,都是他家里人送来的,吃了好让他长些力气。但第二天,他的病自然加剧,死去活来,他自己在催自己的命。不过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解脱,而对她来说(她叫贝尔塔大姐,实际上她的姓名是阿尔弗蕾达·席尔特克内希特)却是无所谓的,因为接着她又得看护其他病人,他们的病在不同程度上比他更加严重,不是在这儿山上,就是到别的疗养院去。这就是展现在她眼前的前景,别的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

    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您的职业说,任务确很艰巨,不过他倒认为也很称心。

    确是这样,她回答。这行职业确使她满意——即使满意,但任务十分艰巨。

    那么替咱们向洛特拜因先生问好吧——这对表兄弟说完这话,想脱身了。

    但她又巧言令色地缠住他们。看到她这样煞费苦心拖住这两位青年人不放,哪怕再短短一会儿也好,好不叫人伤心。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再答应陪她一会,否则未免太残酷了。

    “他正睡着呢,”她说。“他现在用不着我。我不过出来在走廊里呆上几分钟罢了……”于是她开始数落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来;他跟她说话的腔调太随便了,对像她这样出身的人来说,他真不该如此。这方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倒比他好得多,她觉得他心眼儿挺好的。然后她又讲起她父亲和堂哥来。她头脑里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她还想苦苦挽留一会这对表兄弟,这次可不成了。一看到他们要走,她猛地提高嗓门,简直要尖声怪叫起来。他们终于摆脱了她,溜之大吉。可是这位护士还弓起身子,用突出的眼珠贪婪地瞅着他们的背影,恨不得用那双眼睛把他们吸回来。接着她长叹一声,回到房里去护理她的病人。

    这些日子,汉斯·卡斯托尔普只结识一个身穿黑衣服、面色苍白的女人,那就是上次他在花园里见到的、绰号叫“两口儿”的墨西哥女人。事实果真如此:他从她嘴里听到的,尽是与她的诨名恰如其分那一套令人伤心的话,但他事前已有思想准备,因而他显得很有礼貌,事后也泰然置之。表兄弟在疗养院的大门口遇见她。这时他们按照常规,正在早餐后作一回晨间散步。她裹着一条“开司米”黑围巾,屈着腿,在那边心神不宁地踱步。她有一张干瘪的大嘴巴,脸上罩着一方黑纱,面纱上端,缠绕她一丝丝花白的乱发,一端在下颚处扎住;在黑面纱的衬托下,她苍老的脸隐隐放射出惨白的光芒。约阿希姆像平时那样不戴帽,向她鞠躬致敬,她也慢条斯理地还礼,眼睛望着他时,狭狭的额头上的皱纹一条条变深了。她看到一张陌生的脸,于是停下步来等待,当这对青年走近时,她微微点头示意。显然,她认为有必要搞清陌生人是否知道她的命运,是否愿意倾听她的诉说。约阿希姆把表弟介绍给她。她从披巾里伸出手来给客人,这是一只枯黄的、瘦骨嶙峋而青筋毕露的手,戴着许多戒指,她一面点头,一面继续看着这位陌生人。这时她开腔了:

    “先生,两客儿,”她说。“您知道,两客儿这里是不合标准的法语。这个墨西哥女人法语讲得不准,发音走了样。她本来想说“两口儿”。……”

    “Jelesais,madame(法文:我知道,太太),”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法语轻声回答。“Etjeleregrettebeaucoup(法文:我很替您难受).”

    她黑瞳瞳的眼睛下面,皮肉松弛,眼窝深陷,汉斯从未见过这样又大又呆滞的眼睛。她身上似乎隐隐散发出一种枯花似的香味。汉斯心头不由泛起一种温馨而沉重的感觉。

    “Merci(法文:谢谢),”她用粗嗄的喉音说,声音和她那枯枝败叶般的外形极为相称。她宽嘴巴的嘴角阴沉沉地向下耷拉着。这时她把手缩回披巾里,低下头来,又开始踯躅。

    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往前走时说:“你看,我毫不放在心上,我跟她刚才相处得很好嘛。我相信,我跟这号人打交道挺有办法,我生来懂得如何跟他们周旋,不知你的看法是不是这样?我甚至认为,我跟忧郁的人相处,总的说来比跟愉快开朗的人更好些,天晓得这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孤儿,这么早就失去了父母。要是人们严肃,悲戚,甚至死了什么人,我可满不在乎,也不会手足无措——我反而有一种得其所哉的感觉,而遇到愉快活泼的场面,我却感到怏怏不乐,兴味索然。我最近在想:这里的娘儿们真蠢,对‘死’和有关死亡的一切简直怕得要命,吓得对这个问题提也不敢提,而且吃饭时也把临终圣餐带来。哼,这真是无聊透顶。你爱瞧一瞧棺材的样儿吗?我倒很爱看。我觉得棺材是一种顶呱呱的家具,哪怕它是空的;可是一旦有人躺在里面,我认为简直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葬礼很有启发性——有时我甚至想,要是有人想得到某些启示,那么他还是去参加一次葬礼,而不必上教堂。人们都穿着正正经经的黑衣服,脱下帽来举目向灵柩致哀,严肃而又虔敬,没有人会像平时那样胡扯些不堪入耳的话。如果人们终究变得稍稍正经些,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有时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应该做牧师;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这个职业对我还算合适……哎,我刚才说的法文没有什么错误吧?”

    “没有错,”约阿希姆说。“‘Jeleregrettebeaucoup’这句法文完全对头。”

    政治上可疑!

    日常生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它的规律——先表现在星期日,星期日常有一队乐队在露台上演奏,每十四天奏一次,也就是两星期的标志。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在这个时期的下半阶段上疗养院来的。他到的那天是星期二,因而也是第五天。前几天风雪交加,一下子又回到萧瑟的冬天,而星期二却像春天那样,温柔明媚,浅蓝色的天空上飘着朵朵明净无疵的白云,和煦的阳光照在山坡上和山谷里,又呈现夏日常有的郁郁葱葱的景象,因为新近这场雪已注定要迅速融化了。

    每逢星期日,大家显然都在费一番心机,使它具有节日气氛,与平时迥异。无论院方和病人,都在这方面出一把力。早点时就供应香饼是一种发面糕点,上面有一层糖、面粉和奶油。,每个餐座前面都摆着一只小花瓶,里面插了一些花卉和野丁香,甚至有阿尔卑斯玫瑰,男士们把这种花插在翻边的钮扣眼里,多德蒙特的检察官帕拉范特甚至穿起燕尾服和有花斑的背心来,而女士们的装束则更是色彩缤纷,喜气洋洋。肖夏太太早餐露面时,穿的是一件轻飘飘的开袖花边晨装。她砰的一声关上玻璃门走进来时,在蹑手蹑脚走到自己的餐桌以前先面对大伙儿站了一会儿,仿佛向整个餐厅显示自己的风度是多么优雅。今天她打扮得这样出色,使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柯尼斯堡的女教师——也不禁啧啧称佳。即使是“下等”俄国人餐桌上那对不讲礼仪的夫妇,也意识到今天应当与往日不同:男的本来穿皮茄克,现在换上了短短的礼服;毡靴也为皮鞋所代替;女人呢,今天虽仍围着脏而长的毛围巾,却换了一件折叠领的绿丝衫……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看到这对夫妻就皱眉头,脸色也变了——他上这儿后,动不动就脸红。

    第二次早餐一过,露台上就开起音乐会来;乐队里,铜管乐器与木管乐器应有尽有,时而轻快活泼,时而平缓庄严。音乐几乎一直奏到午睡时才停。开音乐会时,并非卧床休息不可。确实有些人站在阳台上饱享耳福,在花园的小厅里,也有三四个人坐在椅子上,但大多数人却坐在平台上小小的白桌子旁,平台上搭有遮蔽阳光的凉棚。有些个性特别活跃的人,觉得坐在椅子上太一本正经,于是在通往小花园的石阶上安下身来,在那儿尽情作乐。这些都是年轻的病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名字,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多数叫得出,脸也认得出。这伙人中有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还有阿尔宾先生。阿尔宾随身带了花花的一大盒巧克力糖,你一块他一块分给大家吃,自己一点也不吃,只是老气横秋地吸着一支金黄色过滤嘴的香烟。再往前就是“半肺协会”那位厚嘴唇的青年,还有那位瘦棱棱、白得像象牙雕出来一般的莱费小姐;再下去是一位头发金灰色的青年,人们叫他“拉斯穆森”,因为关节软,他一双手像鱼鳍一样只能举到胸口。还有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荷兰城名。的萨洛蒙太太,穿的是红衣服,身体胖胖的,她也一直跟年青人混在一块儿;她后面的石级上坐着一位身材颀长、头发稀疏的青年,那就是能奏《仲夏夜之梦》那支曲子的人,此刻他用胳膊抱住骨瘦如柴的膝盖,茫然而目不转睛地瞧着她黑黝黝的后脖子。此外有一位红发的希腊姑娘,一个来历不明、容貌像只貘的人,那个戴一副厚镜片眼镜的贪吃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夹着一副平片眼镜,咳嗽起来就把小小的手指捂在嘴上,指甲留得像盐匙那么长,他一望而知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另外还有一些人。

    约阿希姆悄声说,那个留长指甲的少年刚来时病情很轻,没有寒热,他父亲是个医师,为了小心起见才把他送到山上。根据顾问大夫的看法,他只需住三个月左右。现在过了三个月,他体温有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看来病势不轻。不过他日子过得这样浑浑噩噩,真该打一下耳光才好。

    这对表兄弟独占一张小桌子,和别人隔开一段距离,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抽烟时佐以黑啤酒,这啤酒是他早餐后带出来的。他不时觉得雪茄烟倒还有点味儿,不过啤酒和音乐像往常一样,使他醉醺醺的,以致他张开了嘴,脑袋歪向一边,用发红的眼睛观察周围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这时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在妨害他,恰恰相反,他觉得一切都别有风味,而且还感受到精神上的某种魅力——一种难以抗拒的腐朽没落的情绪侵蚀了这些人的内心,大部分人似乎都轻微地发着寒热……他们坐在小桌旁喝着冒起泡沫的柠檬茶,有的在台阶上拍照,又有一些人在交换邮票。红发的希腊姑娘支起一块画板,为拉斯穆森先生画像,但画好后不给他看,只是把身子扭来扭去,露出一口又大间隙又宽的牙齿格格笑着,害得这位先生好久才抢到这块画板。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半闭着眼睛坐在台阶上,一面听音乐,一面拿着一张卷起的报纸打拍子,她乖乖地让阿尔宾先生将一束野花插在她的衣襟上。至于那位厚嘴唇的小伙子,却坐在萨洛蒙太太的脚边仰起脖子来跟她聊天,而头发稀疏的那位钢琴家却依然目不转睛地呆望着这位太太的后脖子。

    医师们来了,和病人们混在一起。顾问大夫贝伦斯穿着白大褂,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穿的却是黑色工作服。他们一先一后向一张张桌子走来,顾问大夫在每张桌子边几乎都要说几句笑话,似乎他走了后,周围的气氛还是生气勃勃的。接着他们走下台阶到小伙子队伍里,娘儿们一跃而起,跳跳蹦蹦地把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团团围住,斜睨着他,而顾问大夫呢,他用一只系鞋带的靴子向男士们表演精彩的技艺,为星期日增光。他把一只硕大无比的脚搁在较高一级的台阶上,把鞋带统统解开,以一种特别巧妙的动作用一只手将它们握住,同时能不必借助另一只手马上打个横结,手法熟练的程度使大伙儿为之咋舌。有些人也想跟他比个上下,结果都不如他。

    晚些时间,塞塔姆布里尼也在露台上出现了。他从餐厅里出来,手里拿着散步时用的手杖。今天他仍穿着绒毛衣和淡黄色条纹裤,露出一脸精明而爱挑剔的神气。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走近这对表兄弟坐的桌子,说声“妙啊!”便请求他们让他坐下。v“啤酒,烟草和音乐,”他说。“这是你们祖国的特色!我看得出,你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工程师。你们都自得其乐,这点使我很高兴。请你们允许我也分享一下你们这份清福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沉下脸来。他一看到这个意大利人就如此。他说:

    “您来听音乐可迟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演奏快结束了。

    难道您不爱听音乐吗?”

    “命令我听,我就不爱听,”塞塔姆布里尼回嘴说。“按照每星期日程排出来的节目,我不爱听。院方那种充满一股药味儿的、为病人健康着想指定给我们听的音乐,我偏不爱听。我宁愿自由自在,抱着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丝自由和人类的尊敬不放手。在这些事情上,我只是一个客人,正像您基本上也是这儿的客人一样。我来这儿呆上一刻钟,以后再走我的路。这给我某种独立自主的幻觉……我并非说它不止是一种幻觉,可是只要幻觉能给我某种满足,你还希冀些什么呢?对您表哥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他来说,这是工作。少尉,您不是把它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吗?哦,我知道了,你们懂得在屈辱的境地中保持骄傲的把戏。这是使人迷糊的一种把戏。在欧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识破它。音乐?您不是在问我自称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吗?

    嗯,当您说‘业余爱好者’这个字眼时(其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记不起有否说过这样的话),选词方面倒不坏,听起来有点轻飘飘的味儿。好吧,我同意,是的,我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这意思应当是说,我对音乐并不特别放在心上,尽管我对这种说法既尊敬又爱听,说这是什么‘精神的支柱,进步的工具和进步的光辉的犁铧’……音乐?……它暧昧不明,捉摸不定,不负责任,超然物外。可能您会驳斥我,说有时它也表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自然界,甚至一条小溪有时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它不是真的清楚,在清楚中却带着朦胧不明、无法表达和对一切都不负责任的成分。这种清楚没有结果,因而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让音乐执行它崇高的使命吧。好!它固然会点燃起我们的热情,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却是唤起理智。音乐显然就是运动本身,但尽管如此,我对它的清静无为(Quietismus,亦译“静寂主义”,一六七五年由Morinos倡导)还是感到怀疑。让我把问题说到点子上来:我反对音乐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汉斯·卡斯托尔普禁不住拍拍自己的膝盖,同时大声说,他生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论调。

    “尽管如此,您还是应当对它权衡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微笑道。“作为一种效果良好的兴奋剂,作为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力量,音乐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要是它确能发挥它那陶冶心灵的作用。但文学必须作为它的先导。光凭音乐不能使世界前进。只有音乐是危险的,工程师,对您个人来说,它是绝对危险的。我刚才走来时,一下子从您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一点。”

    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

    “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是说我的脸呀。说来您也不信,你们这儿山上的空气在往我脸上添火加薪呢。这儿的水土,看来比我想象的更难适应。”
    “我怕您的想法不对头。”
    “怎么会不对头呢!天晓得,我一直是多么累,脸上又是多么热啊。”
    “我倒认为,咱们应当感谢院方组织这次音乐会,”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用比较高深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个我没有异议。不过我却觉得稍稍搞些音乐,我们是应当感恩的。我对音乐一点也没有特殊的爱好,而他们演奏的作品又没有什么了不起,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现代的,只是吹吹打打的大众音乐。不过这也是一种愉快的调剂。我认为,它能令人满意地填补几小时的空隙时间,它把每小时分成一个个细小的单元,然后又逐一填满,这样总多少有些收获,否则这儿每小时、每天以至每星期就要糊里糊涂地溜走了……您瞧,一个要求不高的音乐节目也许只花七分钟时间,可不是吗?这七分钟时间,终究有些内容,它有始有终,异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光阴不致在懒懒散散中白白浪费掉。此外,它们又由每支曲子的旋律分成比较小的段落,各个旋律再细分为节拍,因而运动始终进行着,每个瞬间都有人们所能抓住的某种意义,反之在其他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头……”

    “妙极了!”塞塔姆布里尼嚷道。“妙极了,少尉!您在音乐性质方面对它的道德价值无疑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也就是说,它那种罕有的生机勃勃的计量时间方式,能使人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而且富有价值。音乐激发时间,它激发我们很好地享用时间,它激发……这仅是指道德而言。艺术只要有激发作用,它就是道德的。但要是它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又如何?要是它起的是麻醉作用,使我们昏昏入睡,妨碍我们的活动和进步,那又如何呢?音乐也是这样,从根本上说,它也能像鸦片那样起麻醉作用。先生们,它的作用真是恶劣透顶,鸦片是魔鬼赐给的,它会使人感觉迟钝,麻木不仁,无所作为,死气沉沉……音乐有某些可疑的地方,先生们。我坚持认为,音乐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要是我说它政治上可疑,也不会太过分。”

    他还是这股劲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汉斯·卡斯托尔普虽然倾听着,但听得不很真切,这首先是因为他疲倦了,而这些轻佻的青年在石阶处进行联谊活动,也使他分了心。他看到的是否真实,而实际情况又怎样呢?那位长貘脸的姑娘,此刻正忙着为那个戴单片眼镜的青年缝运动裤袜带上的扣子呢!她缝时呼吸急促,气喘吁吁,而小伙子却一面咳嗽,一面把长着盐匙般指甲的手伸向嘴里。他们两人自然都有病,但尽管如此,这儿山上的年青人却有自己独特的交际习俗。这时音乐奏起一支波尔卡来……

    希佩

    星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消磨时光的特色,乃是由病人分成各组乘车游览。有时茶点以后,有几辆双马马车缓缓登上迂回曲折的山路,在疗养院大门前停下,承载预先定好车的客人们——主要是俄国人,而且大多数是俄国女人。

    “俄国人很爱乘车去兜风,”约阿希姆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目送他们出发,聊以自娱。“这回他们开到克拉瓦德尔或湖边去,或者到弗吕埃尔谷地,说不定一直驶往克罗斯特吧。目的地总不外乎这些地方。乘你在这儿时,我们也去逛一逛,要是你有兴趣的话。不过目前我看你在适应环境方面还得多花些功夫,不需要什么活动。”

    汉斯·卡斯托尔普表示同意。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两手插在裤袋里。他眼睁睁地瞧着那个矮小、活泼的俄国女人怎样带着她瘦棱棱的侄孙女和其他两个女人一起在马车里坐定。这两个女人就是玛鲁莎和肖夏太太。她们都穿薄薄的防尘罩衫,背上用一根带子缠住,但没戴帽子。她坐在马车后座上老妇人的身边,而两个姑娘却坐在最后面的座位上。四个人都兴高采烈,翻滚着软而仿佛没有骨子的舌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她们有说有笑地谈起马车的车顶,说她们在这样的车顶下挤在一起实在不好受,还谈起了姨婆带来给她们享享口福的俄国糖果,这些糖果都装在一只小木匣里,匣里填塞着棉絮和花边纸,现在这些糖果都在分给大家吃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无兴趣地听出肖夏太太的嗓子有些沙哑。像往常一样,当这位不拘小节的妇人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又一次坚信这个女人跟他一度朦朦胧胧地追寻过的形象极为相似,后来这一形象又在梦境中出现……但玛鲁莎的笑容和她圆圆的褐色眼睛的表情,她那拿起小手帕捂住嘴儿稚气地顾盼的神态,还有那里面病得实在不轻而又高高耸起的胸脯——这一切都使他回想起另一些事,回想起新近看到的什么可怕的景象,因而他小心翼翼地瞅着约阿希姆,脑袋连动也不动一下。谢天谢地,约阿希姆脸上此刻不像过去那样显出那么多的斑点,他的嘴唇现在也没有怒气冲冲地噘起。他只是凝视着玛鲁莎,他的姿态和眼神虽不能不说有一副军人气派,但眉宇之间那种迷惘抑郁和专心致志的神气,令人毋庸置疑地会认定他是一个文职人员。不过一会儿他又打起精神来,飞快地扫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一眼,这时汉斯正好来得及把眼锋避开,仰望天际的某个地方。他感到这时心儿又在怦怦地跳——莫名其妙地、不由自主地跳着,像上次在山上一样。

    星期日余下的时间中,别的没有什么突出的事儿,也许饭菜方面是例外,因为它们和平时相比做得再丰盛也没有了,至少菜肴方面显得更加精美。午膳时吃的是鸡冻,盆里还有小龙虾和去核樱桃,冷饮以后又是糕点,盛在用棉花糖编织成的篮子里,此外还有新鲜的菠萝蜜。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喝了啤酒后,又觉得比前几天更加疲倦,四肢也更加冷冰冰、沉甸甸的,不到几分钟,就跟表哥说了声晚安告别,急急上床,把鸭绒被子盖住下巴,像被人击昏似地睡熟了。

    但第二天,也就是这位客人上山后另一个星期一,每星期的常规又周而复始:这就是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每隔一周,总要在餐厅里向山庄疗养院的全体成年人作一次报告,凡是懂德语的,而且不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都是听讲的对象。汉斯·卡斯托尔普从他表哥处得悉,报告的内容是一系列彼此有关的课程,是一种大众科学教程,总题目是“爱情是一种致死的力量”。这种启迪性的讲演在第二次早餐后进行,正如约阿希姆一再所说,缺席是不允许的,至少会引起院方大大不快。同时,人们认为塞塔姆布里尼真是胆大包天,尽管他的德语比任何人强,可他不但从不前去听讲,而且对这种讲演嗤之以鼻。至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去听讲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礼貌,其次是他对内容怀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心,因而他迫不及待地去听。然而听讲之前,他做了一桩不近人情的乖戾之事:他身不由主地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使他的情绪坏得超出一切意料之外。

    “你留神听着!”当约阿希姆那天早晨走进他房内时,他劈头就是这么一句。“我现在明白,这样的日子我再挨不下去了。横着身子躺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受够了,叫一个人的血液似乎也昏昏欲睡。对你来说自然不一样,你是病人,我丝毫不想引你到歪路上去。要是你对我没有意见,我很想一吃好早饭就经常到外面散一会步,随便蹓跶一会,一二小时就行。我准备在袋里放些什么当早餐,这样我就自由自在了。咱们倒要瞧瞧,散步回来后我是不是会完全变样。”

    “妙极了!”约阿希姆说,因为他看出,对方是真心实意、信心十足的。“可是我劝你别太过分。这里和家里毕竟不同。散步后,得准时回来听报告!”

    实际上,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怀有这样的企图除了身体上的原因外,还有别的种种理由。他热辣辣的脑袋,嘴里常有的苦涩味儿,心头任意怦怦乱跳——这一切固然叫他难受,但使他更难以适应这儿的环境的,倒是这样一些事实:例如邻室那对俄国夫妻的所作所为,又病又蠢的斯特尔夫人在餐桌上喋喋不休的谈话,每天在走廊上听到的那个骑手绅士有气无力的咳声,阿尔宾先生的议论,周围青年病人的交际习俗在他内心所产生的印象,约阿希姆在端详玛鲁莎时脸上的表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感受。他暗自想,暂时摆脱一下山庄疗养院的环境,深深呼吸一下野外的空气,适当地活动一番,该是大有裨益的,这样,当晚上感到疲劳时,就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就这样,他就雄心勃勃地和约阿希姆分了手,约阿希姆在早餐后照例还要往小溪边放长椅的地方适当作一回散步。于是他拄着手杖,大摇大摆地径自沿着公路向山下走去。v这是一个寒冷而阴云密布的早晨,时间还不到八点半。汉斯·卡斯托尔普按照预定的计划,深深呼吸早晨纯净的空气。野外的空气十分清新,呼吸起来非常舒畅,里面没有什么湿气和杂质,使人心旷神怡。他渡过小湖,经过羊肠小道,来到建筑物七零八落的街头;不一会又离开,来到一块草坪上,草坪只有一小块在平地上,其余部分从右面一直往上斜伸,坡度很大。上坡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精神焕发,他敞开胸膛,用手杖的弯柄把压在前额的帽子挑向后面。他站在相当高的地方回头眺望,只见远处刚才经过的那个湖里,湖水清澈如镜,于是他哼起歌来。
    他唱他所记得起的那些曲调,唱大学生酒宴歌集和体育歌集中各种各样通俗的、情调感伤的歌曲,其中一首有这么几行:
    诗人应赞扬美酒和爱情,
    不过歌颂德行更要紧。

    开始时他只是轻声哼着,后来就引吭高歌。他唱男中音声音不够洪亮,但现在却觉得唱得很美,唱歌使他越来越兴奋。起唱时的调子太高了,就改用假嗓子唱,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很动听。当他想不起某些旋律时,他就借助于任何含义不明的溜到嘴边的音节或词儿搭配在乐曲里,像职业歌手那样噘起嘴唇漂亮地发出卷舌的R音。最后他兴之所至,竟虚构出一些歌词和曲调来,一面唱,一面还演戏般地做着手势。因为一面上坡,一面唱歌十分吃力,不久他呼吸就越来越急促。但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自以为唱得美妙动听,他还是鼓足劲儿唱,不时气喘如牛,最后他气也接不上来,头晕目眩,眼前金星直冒,脉搏跳得越来越快,不得不在一棵粗大的松树边颓然坐下。本来他情绪很高,一下子就沮丧起来,没精打采,甚至近乎灰心丧气。

    当他重新打起精神,继续散步时,他发觉脖子哆嗦得厉害,尽管他这么年轻,他的脑袋却像他爷爷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当年那样摇晃起来。这个症状,不禁使他油然回想起已故的祖父,他对这种姿态不但没有反感,而且还引以为乐——他能模仿老人那种俨然用托住下巴的方法来控制脑袋的摆动,当时年幼的汉斯对此也深为叹服。

    他蜿蜒曲折地爬得更高了。母牛的颈铃吸引着他,他也找到了牛群;它们在一家茅舍附近吃草,茅屋屋顶堆满了乱石。两个长胡子的人向他迎面走来,肩上扛着斧头。他们在向他走近时分手。“嗨,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一个用低沉的腭音对另一个说,一面把斧头搁到另一只肩胛上,劈劈啪啪地穿过松树丛大踏步走向山谷。“身体强壮,感谢上苍!”这句话在这沉寂的山林里,听来别有一种滋味。汉斯·卡斯托尔普由于登坡和歌唱,感觉上已经有些麻木,听到这种声音,仿佛自己置身在梦境中。他竭力模仿山地人带有重浊喉音的庄重而笨拙的土语,把这句话轻声地重复一遍。这时他已登上比牧地村舍更高的一块地方。他本来想走到树林的尽头,但看一看表后,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往左面循一条小径朝村子方向走去。这是一条平坦的小径,后一段路又向下拐。两旁都是参天的古松。当他穿过松林时,竟又轻声吟起歌来,不过唱得没有像上次那么放肆,尽管下坡时他两腿比以前不可思议地抖动得更加厉害。但走出松林时,看到前面呈现的一派瑰丽景色,幽静明媚,风光如画,他不禁愣住了。

    一条山溪的水流从右面的山坡上潺潺而下,流到浅而石块累累的河床里。它在倾泻到梯田般地堆集着的巨砾上时,泛起了阵阵泡沫,然后缓缓流向山谷。那儿引人入胜地架着一座小桥,桥栏用粗木制成。地上到处长着一种灌木,钟罩形的花卉朵朵绽开,一片翠绿。匀称而魁梧的冷杉,庄严肃穆,有单棵的,有成群密集地矗立在峡谷上的,还有的则是伸向高地,其中一棵杉树歪斜地长在山坡上,它的根牢牢扎在湍急的溪流边,弯腰的树干气势夺人,蔚为奇观。在这美丽、荒僻的地方,除了淙淙的流水声外,万籁俱寂。在小溪对岸,汉斯·卡斯托尔普望见一条供憩息的长椅。

    他跨过小桥坐下来,呆望着湍急的水流和翻腾的泡沫聊以自娱,同时谛听着富有田园风味的单调而实际上变化多端的各种声音,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爱听淙淙的流水声,正像爱听音乐一样,甚至比音乐更爱听。可是一当他坐下来休息,就发觉自己流起鼻血来,鼻血来得那么突然,他根本来不及掩住衣服让它不沾上血迹。血流得很厉害,而且流个不停,把它止住得花半小时光景。这时他不得不经常在小溪和长椅间踱来踱去,一会儿洗手帕,一会儿用鼻子使劲吸水,然后伸手伸脚仰天躺在长椅上,把一块湿布放在鼻子上。他就这样躺着,一直到最后把血止住为止——他静静躺着,两手交叉托在脑袋后面,膝盖高高耸起,闭住眼睛,耳朵听到的只是潺潺的水声。他并无不适之感,放了这许多血反而使他好受些,可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力出奇地衰退,因为当他呼气时,他感到不需要吸进什么新鲜空气,只希望身体一动不动地躺着,让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住,以后才可以再缓缓地、轻轻地吸气。

    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中。前几天夜里他经常做梦,梦把他近几天的印象一一塑造成形,如今它们又逼真而栩栩如生地在他的脑际中再现出来。它沉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对过去的一切是那么全神贯注,以致连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消失了。我们首先可以说,在这儿溪边的长椅上躺着的,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而真正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却已回到遥远的年代和过去生活过的地方——当时的境况对他来说固然很稚气,但却富于冒险精神,令人心醉。

    那时他十三岁,是四年级德国旧时九年制中学的四年级,相当于解放前旧学制初中一年级。学生,穿着短裤,站在校园里跟其他班级里年龄相仿的同学聊天,谈话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任意扯起来的,因为涉及的主题范围狭窄,而且是就事论事的,谈话时间只能很短,但这次谈话使他异常高兴。那时正好是最后两节课当中的休息时间——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班上来说,一节是历史课,一节是绘画课。校园里铺着坚实的红砖,只有一道围墙和外界隔开,中间开了两扇门以供出入,墙上铺有木瓦。孩子们有的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有的成群站着,有的却蹲着身子斜靠在校园墙头光溜溜的凸起部位。校园里一片喧闹声。一个帽子耷拉的教师在监视学生,他嘴里嚼着一块火腿三明治。

    跟汉斯·卡斯托尔普聊天的那个孩子,姓希佩,名叫普里比斯拉夫。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当人们唤他的名字时,R的声音往往走样,变成“普希斯拉夫”。这个古怪的名字和他的外表倒十分相称,他长相也与众不同,颇有几分异国情调。希佩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大学预科教员,因而他是一个出名的模范学生,虽然年龄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相仿,却比他高一班。他是梅克伦堡人,在血统上显然是各个古老种族的混合物,在日耳曼血液中掺入文德人文德人原是斯拉夫人的总称,后仅指住在德国北部劳西茨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或者在文德人—斯拉夫人血液中掺入日耳曼人的。他的头发固然是金黄色的,剪得短短的披在圆圆的头颅上,但他的眼睛却是蓝灰色或灰蓝色的,这是一种朦胧、暧昧的色彩,仿佛是远处山峦的颜色。那对眼睛细小而古怪,确切些说,他有些斜视,下面的颧骨高高耸起。对他来说,长这副脸型丝毫没有变丑,反而招人喜欢,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诨名,叫他“吉尔吉斯人”。此外,希佩穿的是有背带的长裤和蓝色高领上装,衣领上经常有一些头皮屑。

    实际情况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已看上了这位普里比斯拉夫,在校园里这堆熙熙攘攘的熟识和不熟识的人群中选中了他,对他发生兴趣,眼睛也一刻不停地盯住他。莫非汉斯欣赏他?无论如何,他怀着特别的同情心注视着他。哪怕在上学的路上,他也一个劲儿地瞧他怎么和同学们交往、谈话,远远地就能辨别出他的声音,声音听起来那么悦耳,不过有些含糊不清,也有些沙哑。应当承认,汉斯对他的偏爱并没有充分的理由,除非他异教徒般的名字和模范学生的称号(但这对汉斯是无足轻重的)吸引着他,或者他这对吉尔吉斯人般的眼睛对汉斯有某种魅力。这对眼睛有时在心不在焉地斜睨时,眼神里就会悄悄蒙上一层阴影。汉斯·卡斯托尔普产生这种感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很少过问,也不管这种感情必要时应当怎么称呼才好。这里谈不上什么友谊,因为他对希佩首先一点也不“了解”。不过首先,定名一点儿也没有必要,反正它永远不可能成为讨论的话题,这是不合时宜的,他也并不企求。其次,定名即使不是判断,至少也是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把它列入熟悉的和习惯的这一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内心却不自觉地浸透这样一种信念,而像这一类“内在的善良”是永远不需要什么定义和分类的。

    不过,这种感情不管是否站得住脚(这种感情根本没有恰当的名称,也很难表达),它却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左右以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总默默怀着这种感情。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光景,因为什么时候开始可说不上来。如果考虑到在那个时代里,一年的时间有多长,那么这点就足以说明汉斯性格上忠贞不渝的一面了。可惜在为性格下定义时,往往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判断,不论是赞扬还是非难,尽管每种性格都有两面性。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贞”之处——他对此并不引以为豪——未免失之愚拙、迂腐及执拗,同时还有这么一种基调,那就是对生活中依恋而耐久之情十分尊重,持续的时间愈长,就越尊重。他也很愿相信,他目前所处的情况和境遇是永恒的,对它倍加珍惜,巴不得不要改变。因此,他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从心底里已习惯于保持一种缄默而疏远的关系,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固定的、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喜欢思绪连绵不断地涌来,也留恋今天会不会遇到希佩的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希佩会不会在他身边掠过,有没有可能瞟他一眼。他也喜爱内心的秘密给他带来的那种默默无言而微妙的满足,甚至对灰心失望的情绪也有所眷恋;当普里比斯拉夫“缺席”时,他的失望达到了高峰。那时,他感到校园里一片凄凉,日子过得黯然失色,但依旧殷殷怀着希望。

    这样持续了一年,一直到这种情感发展到险峻的顶峰;然后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忠诚不贰,又持续了一年,接着便停止了。联系汉斯和普里比斯拉夫之间友谊的纽带,现在已松散开来,但对于这点,汉斯不像他们的关系刚刚建立起来时那样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普里比斯拉夫的父亲调动工作,他也离开学校和那个城市,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几乎并不介意,在他离校之前,汉斯早把他忘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吉尔吉斯人”的形象是不知不觉地从云雾中走入他生活中来的,后来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变得可以捉摸,直到在校园里他走得越来越近,形象鲜明而具体。就这样,他像近景中的人物那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又渐渐后退,不一会就在云雾中消失,分别时也没有什么痛苦。

    汉斯·卡斯托尔普恍恍惚惚地重新浮映在脑际的,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情景——也就是与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一席谈话——经过是这样的:下一节是绘画课,汉斯·卡斯托尔普发觉身边没有铅笔。他的同班同学自己都要用,但其他班里的学生他也认识一些,可以向他们借一支。然而他对普里比斯拉夫最熟,同时也近在身边,何况又是他的神交,于是他兴奋地鼓起勇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把这称作是“机会”)向普里比斯拉夫借一支铅笔。这种做法是相当别扭的,因为实际上他并不熟识希佩。不过由于他大胆打破一切顾虑,他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根本不予理会。在铺有红砖的校园里,现在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正好站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面前,对他说:“对不起,你能借我一支铅笔吗?”

    普里比斯拉夫用突出的颧骨上面那双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瞅着他,用那沙哑而悦耳的嗓音答话。他毫不惊异,或者说毫不露出惊异的神色。

    “可以,”他说,“不过下课后一定得还给我。”于是他从袋里摸铅笔。这是一支镀银的铅笔,末端有一个小圈儿,只要向上一推,铅笔心就会从金属套管跳出。希佩把这简单的机构讲给他听,这时两人俯下身子来看,脑袋凑在一块儿。

    “别把它折断了!”他又添上一句。

    他想到哪儿去了?好像我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存心赖掉这支铅笔不准备还他似的,或者使用时竟那么粗心大意。他们相互瞅着微笑,别的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于是他们先扭动肩膀,再转过背,分手了。

    当时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这节绘画课那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是用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铅笔画画儿的,下课后将要把铅笔还给原来的主人——还时像借时那样,依旧从容不迫。他擅自把铅笔削削尖;从削下来的红漆小片中,把其中三四片保存起来,而且放在书桌的内夹抽屉里整整保存一年左右,凡是看到过的人,都猜不出它们究竟有什么意义。还铅笔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但这完全合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脾胃。确实,他真有些得意洋洋,由于他和希佩的亲密往来而飘飘然。

    “喏,还给你,”汉斯说。“多谢。”

    普里比斯拉夫一声不响,只是匆匆检查一下活动机构,就把铅笔塞到袋里……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话,这回只是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闯劲,才有这么一段交往。

    他努力睁开眼睛,为刚才呆呆地出神而茫然不知所措。“我刚做了一场梦吧,”他想。“是的,这是普里比斯拉夫。我已好久没想起他了。现在一片片的铅笔屑到哪里去了呢?书桌仍旧放在我舅舅蒂恩纳佩尔的顶楼上。现在铅笔屑想必仍在书桌后面左边的抽屉里。我从来不曾把它们取出过。我甚至不想花什么精力把它们扔掉,给您瞧瞧……刚才我看到的完全是普里比斯拉夫本人。我真想不到会如此清晰地重新看到他的形象。他的外貌多么像她啊——多么像山上的这个女人啊!难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她这样感兴趣?我对他感到兴趣,莫非也就是这个缘故?胡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得走了,而且要快些走。”但他依然躺着,沉思默想,苦苦追忆。然后他站起身来。“身体强壮,感谢上苍!”他念叨着,泪水不觉涌上眼际,但同时在微笑。他这时本想离开,但忽又坐了下来,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因为他感到两膝直不起来。“哎哟!”他想,“这可不行!我本该正好在十一点钟回餐厅听报告。到这儿散一会步挺不错,但看来也有难处。嗯,嗯,我待在这儿可不成。我躺的时间久了,身子有些发麻,活动一下也许会好起来的。”他再试图挺起身子走路,费了好大力气才能跨步。

    他出来时情绪高昂,可回院的路上却垂头丧气。他不得不几次三番在路边休息,因为他感到脸上骤无血色,额上直冒冷汗,心头怦怦乱跳,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好容易顺着蜿蜒的山路走下坡来,但当他走到疗养地旅馆附近的山谷时,他清楚地感到精力不济,无法徒步走完通往山庄疗养院的这段路程,这一带又没有电车或出租马车,正好这时有一个人驾着一辆载空箱的骡车驶向“村子”,于是恳求他让自己坐上。他和驱车人背靠背坐着,两条腿从车上耷拉下来。他随着车身的颠簸,身子前后摇晃,脑袋上下摆动,昏昏欲睡,路人都怀着好奇的同情心盯着他看。他乘到铁轨交叉处下车,付了钱后(他不理会究竟付多少),就急匆匆地、冒失地爬上返往疗养院的公路。

    “先生,快些,”那个法国门房说。“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讲演会刚刚开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帽子和手杖挂在衣帽架上,咬紧牙关,匆忙而小心地从人群中挤过去,穿过半开的玻璃门,走到餐厅。这时病人已成排地坐在椅上,而在右面狭窄的一隅,克罗科夫斯基身穿一件大礼服,正站在一张桌子后面讲演,桌子上面盖着一块台布,放着一大瓶水……

    分析

    幸亏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有一个空位。他从侧面悄悄地溜到这个位子上,装出一副早已坐在那儿的样子。听众们的眼睛只是盯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嘴唇,对他本人却并不怎么注意。这也挺好,因为他的脸色实在难看。他的脸白得像一匹麻布,衣服血迹斑斑,仿佛刚干过杀人的勾当。当他坐下时,前面一个娘儿不由掉过头来,用细小的眸子打量他一下。他认出这是肖夏太太,心里老不痛快。真见鬼!难道他连片刻的安静也享受不到吗?他满以为在到达目的地后,能安安静静地坐下休息一会,现在却不得不紧挨在她的身边。在其他场合,他要是凑巧遇到她,本来可能十分高兴,可是此刻他已精疲力竭,她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只能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在整个讲演过程中连气也透不过来。她是用普里比斯拉夫那样的眼睛瞅着他的——瞅着他的脸,他衣服上的血迹。她的目光大胆泼辣,咄咄逼人,跟随手砰地关上房门的那种女人的气派十分相称。

    她的举止多粗鲁啊!她完全不像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本乡交往过的那些女人,她们就餐时顾盼同桌的男士,身子也坐得端端正正,说起话来也是一字一句,慢条斯理的。肖夏太太懒洋洋地把身子陷在椅子里,背部拱得圆圆的,肩膀垂向前方,甚至脑袋也往前伸,连后颈的脊椎骨也从袒胸落肩的白衬衣上明显地露出来。普里比斯拉夫的头部姿态和她一模一样,不过他是一个模范学生,博得大家的尊敬(尽管汉斯·卡斯托尔普向他借铅笔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肖夏太太呢,显而易见是一个疏懒而不拘小节的人,她大声关门,瞧起人来大胆而无所顾忌,这一切恐怕同她的疾病有关。这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固然不值得尊敬,却也有说不尽的好处,年青的阿尔宾先生对此还引以为豪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那儿呆望着肖夏太太的皮肉松弛的项背,思绪纷乱。现在他头脑里已没有什么思想,而像陷入了一片梦境,耳际只朦朦胧胧地响起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拖长的男中音,大夫发得软软的R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厅内鸦雀无声,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在他身上也起了作用,使他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他环顾四周……坐在他身旁的是那位头发稀疏的钢琴家,他两臂交叉,脑袋缩进脖子里,张大了嘴侧耳谛听。稍远的地方坐的是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她的目光如饥似渴,两颊泛起红润润的一片。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别的娘儿们脸上也发现类似的红晕,他在坐在阿尔宾先生旁边的萨洛蒙太太那儿,也在体重经常减轻的啤酒商妻子马格努斯太太那儿看到过。斯特尔夫人坐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她脸上显出蒙昧无知,但却聚精会神的表情,看去怪可怜的。肤色白得好比象牙一般的莱费小姐,却半闭着眼睛,斜着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在衣袋上摊开,要不是她胸部那么强烈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就活像一个死人,这不由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起有一次在蜡像陈列馆里看到的一尊女人蜡像,蜡像的胸部有一个活动机械。许多听讲的病人把手弯成爪状按在耳壳边,有的人在把手举向耳边时在半途中顿住,仿佛由于专心听讲,连手的动作也僵住了。检察官帕拉范特肤色黝黑,看来力大如牛,他甚至用食指轻轻弹着一只耳朵,以便听得更清楚些,然后再竖起耳朵倾听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滔滔不绝的讲话。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究竟在讲些什么?他的思路往哪个方向发展?汉斯·卡斯托尔普集中思想盼望听出一个名堂来,但一下子无法捉摸,因为开始部分他没有听到,后来一心想着肖夏太太皮肉松弛的项背,就把大夫其余的话错过了。他讲的是关于某种威力,这么一种威力……总之他谈的是关于恋爱的威力。当然啰!这一主题在讲座的总节目中早已预告过,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何况这是他范围之内的事。本来,汉斯耳边听到的只是造船专业中变速机械一类的事,现在一下子听起有关爱情的课来,真有些怪。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的男男女女面前居然谈起这个微妙而不便轻易出口的事来,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谈时用各种各样的措词,既富于诗意,又玄奥而莫测高深,科学逻辑极其严密,而节调又婉转动听,在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听来,这个不很相称,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娘儿们两颊飞红,汉子们却侧耳倾听。特别当讲演人在用“爱情”这个词儿时,意义经常相当含混,以致人们不知他究竟讲些什么,不知他所指的究竟是贞节还是情欲,这就难免使人稍稍产生某种晕船般的感觉。汉斯·卡斯托尔普有生以来,从没有像此时此地这样,三番五次地听到“爱情”这个词儿被人如此讲述。他仔细回想一下,觉得过去他嘴里从未讲过这个词儿,也从未在陌生人那儿听到过。也许是他错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反复赘述,对“爱情”这个词儿并无多大好处。恰恰相反,这一个半用舌音、唇音发出的,中间带着软绵绵元音的又湿又滑的音节此处即指德文Liebe(爱情)这个词。,他毕竟有些反感;听到这个词儿,他就联想起掺水的牛奶或其他某种青白色的、淡而无味的东西,特别是跟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安排给强壮人吃的肉食相比。很显然,只要你像大夫那样一开头就谈这个问题,以后什么肉麻的话也就说得出来,而不会把全厅的人吓走。他说了一些人人都知道而羞于说出口的事,讲得很巧妙,很富于策略,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粉碎了人们的幻想,无情地让人们认识荣誉的真面目,毫不留情地抨击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的尊严,对幼儿的天真无邪也嗤之以鼻,叫人们不要轻信。此外,他在大礼服上仍系着一条皱皱的领带,灰色的袜子外面穿的是一双凉鞋,给人以一种超群的印象,而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暗暗有些吃惊。

    他面前的桌子上,手边放着几本书和一些活页纸。他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不少趣闻,为他的讲演增添不少光彩有几次他甚至背起诗句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讲述了有关爱情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形态,谈到了爱情现象中各种惊人的、痛苦的和神秘莫测的变化以及它巨大的威力。他说,在所有的本能中,性爱是最不稳和最危险的,就其本质来说最易令人误入歧途,而且背信弃义。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动并不是简单的事,就其性质来说由许多成分组成,虽然整个说来是正当的,但各个组成部分却荒谬绝伦。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说,既然我们不愿因为各个组成部分荒谬绝伦,就得出整体也是荒谬绝伦的结论,我们就一定会要求整体中至少有一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是正当合法的,对各个荒谬的成分来说也是如此。这是逻辑的必然,大夫希望听讲的人都牢牢记住这点。有某些心理上的对付办法和纠正方法,某些正当合理的本能——他几乎要说这是属于布尔乔亚范畴的,在它协调的和有限的影响下,能将上述荒谬成分融成一个正常而有用的整体,这终究是一种经常性的、受人欢迎的过程,但结果如何(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轻蔑地加上一句),医师和思想家是不相干的。反之在另一些场合下,这种过程无法获得,它也不能或不应获得;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谁敢否认这种情况实际上更为高尚,而从心理角度来说也更难能可贵?在这种场合下,有两种力量是适合的:一种是对情欲的渴望,另一种是恰恰相左的一些冲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羞耻心和憎恨,从普通的布尔乔亚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激情。它们在灵魂深处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使犯错误的本能不致找到庇护之所,用道德的外衣来掩饰。这样就能使爱情生活和谐而合乎礼仪。贞洁与情欲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他演讲的重点不外乎这个主题——结果又如何呢?显然,最后是贞洁胜利了。恐惧、礼仪、淡漠、努力追求身心纯洁——这一切都压制着情欲,使它无法抬头,也不准朦胧的欲念在各种形式下尽情唤起和发泄出来;要唤起或发泄的话,至多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不过贞洁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和付出极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因为情欲是缚不住的,用强制性的方法也不能奏效。硬压下去的欲火是扑灭不了的,它还在燃烧,而且依旧保存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努力寻找机会以求一逞。它会冲破贞洁的屏障,而且以其他形式(哪怕它改头换面,以致无法辨认)重新出现。可是这种被禁止、被压抑的情欲是用怎样的形式和面具重新出现的呢?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向大伙儿扫视一下,似乎一本正经地想等待听众的回答。唔,这个只好让他自己来讲,既然他已经讲得这么多了。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而看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那双眼睛欲火焰焰,脸色像蜡一样苍白,黑黑的胡子,再加上僧侣穿的那种凉鞋和灰色的羊毛袜,看去简直就是他刚才讲的那种贞洁与情欲之间的冲突的化身。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是这么想的。这时他像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大夫的回答——这种被禁止的情欲究竟用什么形态重新出现。娘儿们屏住了呼吸。检察官帕拉范特又急急抖动起他的耳朵来,这样在紧要关头他就能听个一清二楚。于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了出来:它是以疾病的形态重新出现的!疾病的症状,是情欲乔装打扮的活动形态,而所有的疾病都是变相的情欲。

    现在他们明白了,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全部领会大夫话中的真谛所在。大厅里只听到一阵叹息声。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发挥他的主题思想时,检察官帕拉范特意味深长地点头表示赞同。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低垂着脑袋,他在回味刚才听到的话,而且审察自己究竟是否懂得。但他不惯作这样的思考,加上他刚才作了一次徒劳无益的散步,精神还有些倦怠。他思想不易集中,不一会又为肖夏太太的身体所吸引——她的背部呈现在他前面,下面露出臂膀。这时她举起手臂弯向后面,一只手正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眼前掠过。她把手伸到头上,挽住盘在头上的发髻。

    她的手离他的眼睛这么近,他感到很不自在。不管愿不愿意,你好歹得细细端详这双手,研究手上的种种缺点和人性,好像在放大镜下观察一般。唔,这压根儿不是贵族的手,而是像女学生那样指头粗短的手,指甲修剪得很不雅观。他甚至连指尖是否清洁也说不准,而指甲旁的皮肤却毫无疑问是有咬痕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努了一下嘴,但眼睛依旧盯着肖夏太太的手,对刚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说的有关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的一席话,还模模糊糊地在头脑里盘旋不散。于是她的手臂漂亮些了,它在脑袋后面稍稍弓起,几乎是裸露着的,因为衣袖的料子比衬衫的要薄,是用最薄的纱做成的,因而有某种透明感,而完全袒露在外却也许没有那么动人了。她的手臂又丰满又娇嫩,想来它必然是冷冰冰的。就她的手臂而言,这里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迎头痛击布尔乔亚式的情欲侵袭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看着肖夏太太的手臂出神。娘儿们穿的是怎么样的衣服呀!她们露出的脖子和胸脯,她们在手臂上罩上一层薄纱,使人看来更加光洁……全世界的女人都是这样,为的是唤起我们的欲念。天哪,生活多美好啊!正因为娘儿们穿得千娇百媚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但是理所当然,而且获得普遍的公认——人们几乎连想也不去想,只是不动声色地欣赏着。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暗自想,人们对此倒应当好好思考一下,以便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应当意识到这样的打扮能讨人欢心,而且简直美艳得像天仙似的。当然,我们允许娘儿们打扮得美艳动人而不致伤风败俗,是怀有一定目的的;我们为的是下一代,不错,为的是人类的传宗接代。但要是女人内部有病,不宜做母亲,那又怎么样?要是她袖口罩一层薄纱只是为了吸引男人使他们对她的肉体产生好奇心,而身体内部却有病,那又有什么意义?显然这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应当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不许可的。要是有人对患病的娘儿发生兴趣,那他肯定没有理智……过去汉斯·卡斯托尔普暗暗对普里比斯拉夫·希佩怀有好感,就属于这类情况。这样的比喻不伦不类,但勾起这样的回忆也叫他心痛。可是他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的。此时他忽然从梦境中惊醒,这主要是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身上,大夫的声音又激昂起来。他张开胳膊、歪着脑袋站在小桌后面,即使穿着大礼服,看去确实有些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事情的结果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演讲结束时大事宣传精神分析的好处,并且张开双臂要求大家上他那儿去。“上我这儿来吧,”他换了一种腔调说,“凡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人,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听讲的人都毫无例外是疲劳的、心事重重的。他谈起隐蔽的痛苦、羞耻和忧伤,谈起精神分析的拯救作用。他主张应当对人们的潜意识加以剖析,说明如何将疾病再转化为有意识的内心冲动;他劝人们要有信心,指望可从中找到乐趣。然后他垂下胳膊,重新抬起了头,卷起演讲时用的一叠印刷文件,像教师那样用左手挟着这包东西,然后昂起头从走廊出去。

    大伙儿都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一推,开始慢慢向大夫离开大厅的那个出口走去。他们好像迟疑不决地从四面八方向他拥去,不过他们都身不由主,只是糊里糊涂一起跟着走,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跟在捕鼠者(1284年,汉诺威州的Hameln城老鼠猖獗,当时有一个男人自告奋勇,称只要他笛子一吹,即能诱出鼠群,从而消灭。吹笛时,城里儿童纷纷上街,跟在这个捕鼠者后面)后面似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人流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只手靠在椅背上。“我只是在这儿作客的,”他想。“我是健康的,谢天谢地,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下次他演讲时,我已不再待在这儿了。”他眼看肖夏太太悄悄出去,脑袋依旧略略凑向前方。“不知她作过精神分析没有?”他想,于是心头开始突突跳动起来……他竟没有注意到,约阿希姆正穿过椅子间向他走来,表哥对他说话时,他神经质地怔了一下。

    “你到最后一刻才来听讲,”约阿希姆说。“你刚才跑得很远吗?味儿怎么样?”

    “哦,很好,”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我可跑得很远。不过我得承认,这次散步带给我的好处,比我预期的要少。也许这样的散步为时过早,或者根本不起作用。眼前我不想再去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否对演讲感兴趣,约阿希姆没有问,汉斯也没有发表意见。即使以后,他们俩对这次讲演也缄口不提,好像彼此间有默契似的。

    怀疑和推测

    星期二那天,我们主人公在这儿山上已住满一星期了,所以当他早晨散步回来时,在房里看到一张账单。这是他第一个星期的账目,是一张纯粹商业性的清单,外面套着一只绿信封,上端有一幅图景,山庄疗养院的房屋轮廓就惹人喜爱地绘印在这上面。账单左下方有一小栏面积,简要地介绍疗养院的情况,里面还引人注目地隔行印了“按照最新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几个字。具体账目是书写的,总计一百八十法郎,其中膳宿和医疗费十二法郎,房金每天八法郎,另外住院费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其余一些小数则是洗衣服、啤酒以及第一夜来院时的酒菜费。

    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仔细算了一下,觉得账目无可指摘。“咳,我没有用过什么医疗费,”他说,“不过这是我自己的事。它包括在膳宿费内,我不能要他们扣除,何况又怎么扣除得了呢?至于消毒费,那他们是净赚了,因为要把美国女人的毒气熏走根本用不了十法郎的福尔马林。不过整个说来,从他们开出的价钱看,我认为还是便宜的,不算贵。”于是在第二次早餐以前,他们就到“管理部门”把欠账付清。

    “管理部门”在底楼。只要跨过大厅,经过衣帽间、厨房和配菜室,然后穿过走廊,就准会看到一扇触目地挂有一块陶瓷牌子的大门。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所疗养机构的财务中枢满怀兴趣地审察一番。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办公室,一个女打字员正忙着打字,三个男职员坐在写字台旁埋头工作,而邻室则有一个主任或领导人模样的高级职员坐在独立的圆筒形办公桌旁工作。

    他抬起头,透过那副玻璃眼镜向伙计们冷冰冰地、检阅式地扫了一眼。伙计们在柜台口给他们办好手续——兑零钱,收款,开发票。结账过程中,这对表兄弟始终谦逊文静,彬彬有礼,甚至显得十分温良。他们像一般德国青年那样,由于对当局和官场十分尊重,因而对笔墨纸砚之类和使用这类文具的机构也不免肃然起敬。可是一到外面,在他们前往早餐的路上以及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的话题也就扯到山庄疗养院的结构上。约阿希姆是老病人,又是知情人,所以表弟提的问题都能一一回答上来。

    其实,顾问大夫贝伦斯根本不是疗养院的主管人和老板,尽管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在他的上面和幕后,有某种看不见的势力,刚才他们看到的办公室,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这就是一个董事会和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入股倒是不坏的,因为照约阿希姆看来,虽然疗养院拥有不少医务人员,经济管理原则也极自由,但股东每年保证可以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红利。因此,顾问大夫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不过是一个代理人,职员,高级当局的亲信。他当然是疗养院第一号人物和整个机构的灵魂,对全院(包括经理部门在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他是主任医师,对疗养院的营业事务自然无暇过问。

    顾问大夫是德国西北地区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几年前来此干这项工作乃是出于无奈,与他的志趣和抱负格格不入。他上这儿是为他的妻子,她的遗骸好久以来一直埋在“村子”旁的墓地里。达沃斯村的墓地,风光如画,坐落在右面的山坡上,靠近山谷的入口处。他妻子长得很美,只是从照片上看眼睛过大了些,有些病恹恹的。她照片在顾问大夫的住所里到处都有,壁上还挂着他作为业余爱好者亲笔画的油画像。

    她为他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后来她身体发烧,再也支持不住,就被打发到这块地方来,不上几个月,生命力就耗尽了。据说贝伦斯非常宠爱她,她的死对他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他有一个时期郁郁不乐,垂头丧气,有时在街上傻里傻气地笑,自言自语,而且做着各种手势,引人瞩目。这时他不再回到原先的生活圈子里去,而是留在当地,这当然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妻子的坟墓,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那么感伤的味儿)促成这一转变,那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到一些创伤,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点,他干脆是属于这个疗养院的。于是他厕身于疗养院作为医师中的一员,这号医师既看护住院病人,又和他们同病相怜,这种医师对疾病并非毫不相干,洁身自好地唯恐自己也被染上,而是本人也打上了疾病的烙印——这种情况虽有些古怪,但也绝不是个别的。这无疑有其优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问题。医师与病人能患难与共,确实值得欢迎,据说只有受疾病折磨的人,才能引导病人,治疗病人。然而,要是他本人就是疾病的奴隶,又有什么资格去发号施令呢?屈从于别人意志的人,又怎能使他人获得自由呢?有病的医师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违反常情的,是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形象,他的才智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疾病有切身体验而黯然失色,不可能这么丰富,而道德上也不会那么崇高?他不会用纯粹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持有成见,他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患病的人究竟能否像健康人那样专心致志地医治或关心别人,这个问题人们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希姆闲聊着山庄疗养院和院方的医务主任时,汉斯发表了某些怀疑和推测性的意见。可是约阿希姆说,人们完全不知道顾问大夫贝伦斯现在是否还是个病人,也许他早已康复了。他在这儿开业已很久,刚开头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不但听诊方面十分内行,而且切肺手术也颇有一手,因此很快就出了名。后来山庄疗养院就把他聘下来,他和疗养院亲密合作快十年了……后面,在疗养院西北角侧厅的尽头处,就是他的宿舍,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住处也离他不远。贝伦斯这个小小的鳏夫之家,家务是由那位贵族出身的女人——也就是那位护士长——主持的,塞塔姆布里尼常常对这位贵妇人嗤之以鼻,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到现在也只偶尔见到她。此外,顾问大夫只是孑然一身,因为他儿子在帝国大学里念书,而女儿也已结婚——嫁给瑞士法国行政区里的一位律师。贝伦斯的儿子有时在假期里探望父亲,在约阿希姆住院时也来过一次。据约阿希姆说,院里的女病人看到他都很兴奋,连体温也升高了。大家相互嫉妒,结果在休息室吵吵嚷嚷,于是在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诊病时间里拥向他的女人越来越多了……

    这位助理医师有自己一间专用的诊病室,它像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和爱克司光室那样,都在疗养院建筑物光线充足的地下室里。我们称它为地下室,是因为楼房底层有一级级石阶通往那儿,实际上就形成通往地下室这么一个印象。不过这无非是一种错觉。首先楼房底层的地势相当高;其次,山庄疗养院整个说来是倚山建筑在陡峭的地面上的,而所谓地下室的各个房间,方向都朝前面,可以眺望花园和山谷;由于有几级石阶通向下面,地形的真实面目就或多或少被掩盖了。人们通过这些石级从底层走下去,但一到下面,又发现里面的地形仍和原来一样高,或者只略略低些。有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尔普陪表哥到“地下室”去找浴间师傅称体重,对那儿就有这么一种赏心悦目的印象。

    那块地方令人有一种医疗室特有的明净感,一切都显得十分洁白,门上也涂着白漆,油光光的,通往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接待室的房门也是如此。大夫的名片就用图钉钉在这上面。只要从走廊向下走两级,就可到达那间接待室,因此那间隐在后面的房间显得相当宽敞。这扇门在走廊的尽头,阶梯的右侧。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等待约阿希姆时,他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看到正好有人出来,是一个刚来院的女人,他还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是个娇小纤弱的娘儿,额上有一绺鬈发,戴一副金耳环。她登上阶梯时俯着身子,一只手撩起裙子,另一只戴戒指的小手却用手绢掩住嘴儿,偻背弯腰地用浅蓝的大眼睛恍惚地凝望前方出神。她跨着小步急匆匆地上楼,裙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半路上又忽然停住,仿佛想起什么,接着又急急忙忙往前走,直到在楼房中消失。一路上她总是弓起身子,手绢不离嘴唇。当那扇门开时,她后面的地方看去比白色的走廊里暗得多。

    医疗室的那种明净感,显然没有从部位较低的地方传到那儿。正如汉斯·卡斯托尔普所看到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精神分析室里只是一片昏暗朦胧。

    餐桌上的谈话

    在五光十色的餐厅用膳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很窘,因为自从他不由自主地作了这次散步后,脑袋就像祖父那样一直哆嗦不停,此刻坐在餐桌边,这个症状又规律性地发作了,而且无法制止,难以掩饰。除了庄重地托住下巴外(不过这是不能持久的),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掩盖这个弱点,例如尽量使脑袋摆动,说话时一忽儿转向左,一忽儿转向右,或者在汤匙往嘴里送时用左臂紧紧靠在桌面上,以维持平衡。在歇息时,他把胳膊肘搁在桌上,用手托住脑袋,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姿势未免有点儿粗野,只有在不拘小节的一伙病人中才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可是他浑身没有劲儿,吃饭时情绪不免十分恶劣。本来呢,他总乘用膳的时间排愁解闷,借此机会自娱。

    事实的真相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点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努力克制的那种丢脸的脑袋抖动状态,并不光是他的身体引起的,也不能归咎于这儿的空气和适应水土所作的努力,而是体现出他内心的某种激动,和排愁解闷有直接关系。

    肖夏太太总是很晚才坐到餐桌上来。她来之前,汉斯·卡斯托尔普总是坐立不安,因为他得等着听玻璃门的砰砰声,她一进门来就必然发出这种声音。他知道自己听到这声音准会惊跳起来,脸色顿时沉下,这已成了常规。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生气地摇摇头,怒气冲冲地目送这个粗心大意的迟到女人坐到“上等俄国人餐席”上去,有时他甚至在牙齿缝里迸出一言半语的骂人话来,发出恼火的抗议声。但现在他不是这样了,只是在菜盆上低垂着头,咬紧嘴唇,或者有意把脑袋转向另一侧,因为他的怒气看来已经消散,似乎不想再随便责备她了;不但如此,他还隐隐感到别人对她的非难,自己也有过错,也得负一部分责任呢。一句话,他感到害臊。说他为肖夏太太害臊是不确切的,而是他自己在大伙儿面前怪难为情的——其实他这么想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餐厅里,没有把肖夏太太的恶习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害臊放在心上。也许只有坐在汉斯右边的女教师恩格尔哈尔特小姐是个例外。

    这位可怜的人儿已经看出,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关门声显得神经过敏,这位同桌而坐的青年人对那个俄国女人似乎怀着某种激情。此外,如果拿他那副神态跟实际情况相比,却又算不了什么。再说他假装无动于衷——由于汉斯缺乏演戏才能和这方面的训练,他装模作样的本领很不高明——,可并非意味着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而是说明他的情感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自己一无所求,但对肖夏太太却颂扬备至,结果有一点显得很突出:汉斯·卡斯托尔普虽不是一下子地,但到头来终于清晰地看出她是在从中撮合。他对此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任她摆布,愚弄。

    “砰——砰!”那位老处女说,“那就是她。您不用抬头瞧就肯定知道是谁来了。当然啰,她过来了,活像一只小猫儿溜向牛奶盆,走路的姿势多美呀!我真想跟她换个位子,这样您就可像我那样把她饱览一番了。我知道您不想老是掉过头来瞟她——天知道,要是她看出这点,她简直会得意忘形的……现在她在跟同桌人打招呼了,您应当瞧一下,看她这副模样真令人振奋!像现在她这样谈笑风生的时候,腮帮儿上就泛起一个酒窝来,但酒窝并不经常有,只是凭她高兴。咳,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儿,但她娇生惯养,所以才这么随便。这样的人儿谁都会爱上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尽管她们莽莽撞撞会使你恼火,但恼火只会惹你更喜欢她们。叫你恼恨之后又不得不爱,真够味儿……”

    女教师就这样在汉斯身边悄悄耳语,老处女毛茸茸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说明她的体温已反常地升高,同时娓娓动听的话句句说到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他是一个不很有主见的人,需要从第三者中证实肖夏太太是个迷人的娘儿。此外,这位年青人又希望自己的感情让外界推波助澜,因为他的理智和良心都陷入了死胡同。

    不过老处女这席谈话实际上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的了解程度,充其量和疗养院里其他人差不多。她不知道她的底细,甚至无法夸口说她们两人已经结识。她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唯一可以摆老资格的地方,就是肖夏太太过去曾在柯尼斯堡住过——柯尼斯堡离俄国国境不远——而且懂得点儿零星的俄语。从这一鳞半爪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很想窥见肖夏太太私生活的详细内幕。

    “我看她不戴戒指,”他说,“不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一回事?您不是对我说过,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

    女教师显得很窘。这一问可把她僵住了,努力想说些什么。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她感到对肖夏太太是负有很大责任的。“这个问题您别看得太认真,”她终于说。“肯定她已结过婚,这是不用怀疑的。大家叫她太太,不仅仅是因为像某些外国姑娘那样,当年纪稍稍大些时,人们为了尊敬起见才这么称呼她们;实际上大家知道,她在俄国的什么地方确有一个丈夫。这儿到处都知道有这回事。没有出嫁时她姓别的,是一个俄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姓,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似的,我本来晓得,只是后来又忘了。您想了解的话,以后我再去打听,这里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姓的。至于戒指吗?不,她不戴戒指,这个我看得一清二楚。老天爷,也许戒指对她不合适,也许戴了后她的手会显得太阔,也许她认为戴结婚戒指太俗气,这样一只光溜溜的戒指……她缺少的只是‘钥匙筐子’——她用这个,气派确实太大了——这点我是了解的,俄国女人有些无拘无束,讲究派头。此外,结婚戒指之类简直平淡无奇,令人生厌。我得说,它不过象征着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罢了。它使一个女人有脱离尘世之感,把一朵纯洁的小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要是肖夏太太的想法也和我一样,我可一点也不奇怪……真是一个妙龄的迷人娘儿哪!当她向每个男人伸出手时,也许她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一定要让别人觉察到,她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呢……”

    老天爷,这位女教师多卖力呀!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惊愕的目光直勾勾地瞅着她,但她也用惊疑而不知所措的眼光回敬他。接着两人沉默一会儿,想重新打起精神来。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吃,一面把脑袋的抖动尽力压制下去,最后他说:“她的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一次也没有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官员,俄国一个偏僻省份里的政府官员。你知道,叫什么达吉斯坦的,在高加索东面很远的地方。他是奉命到那边去的。我可以老实告诉您,谁也没有见到他来过这儿山上。她这次上山又是三个月了。”
    “那么她不是初次才上这儿的?”
    “不错,这已是第三次了。这中间,她还去过别的疗养院,恰恰相反,倒是她有时去看他,不常去,一年一次,时间也不长。据说他们分居,有时她去看他。”
    “哎,她有病在身……”
    “她当然有病,不过并不怎么厉害。她的病不是重到非一天到晚住疗养院和丈夫分居不可。看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儿大家都认为一定另有缘故。也许她不喜欢高加索那边达吉斯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真是又远又荒凉,这毕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那个丈夫看来也一定有些问题,使她不怎么称心。他有一个法国人的姓,但却是一个俄国官员,这号人是粗里粗气的,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官员,他蓄着铁灰色的连鬓胡子,脸膛红通通的。……您可知道他们都是贪官污吏……都爱喝伏特加酒,烧酒……为了体面起见,他们还要吃些零星食物,比方说腌蘑菇或一片鲟鱼,吃后又喝起酒来,而且纵饮无度。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小吃’……”
    “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男的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可咱们不知道他们不住在一块儿,她是否也有责任。咱们应当公正些。从她的举止以及狠命关门的粗野动作看来,我认为她不像一个天使。请您别动气,我一点也信不过她,可是您在偏护她。您坐在这儿全凭成见说她的好话……”
    有时他就是用这副腔调说话的。他凭着与他天性格格不入的那份狡黠,设法表明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对肖夏太太一番热心的吹捧话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一些独立的、引人发噱的事实,而他,自由自在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用这种资料冷静而幽默地同这位老处女开玩笑。他确信这位为他拉线的老处女对他厚着脸皮装腔作势一定心领神会,而且还引以为乐,因此没有什么风险。

    “早上好!”他说。“您晚上睡得可好?我想您梦见您那位漂亮的敏卡吧?……怎么,一提起她,您怎么一下子脸红了?您完全给她迷上了,最好还是别抵赖吧!”

    女教师的脸真的绯红了。她低下头来瞧着杯子,从左边嘴角喃喃迸出几句话来:

    “胡说,卡斯托尔普先生!您含沙射影地攻击起我来,使我好不尴尬,这样可不行。大伙儿都看得出,咱们指的是她,而您竟说出一些使我不得不脸红的事来……”

    餐桌上这一对人玩的把戏倒是挺精彩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说的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开女教师的玩笑,无非是可借此谈起肖夏太太而已。不过他在跟老处女打趣过程中找到某种病态的、过度的乐趣,而老处女也乐于欣然接受。首先是因为她能为他们拉皮条,其次是因为她能促成这位年青人拜倒在肖夏太太的石榴裙下,最后,是因为她尽管被他嘲弄,连两颊也绯红起来,可内心在酸苦中还带有甜滋滋的味儿。关于这点,他们两人心里都明白,也知道对方心中有数,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够正派。虽然汉斯对错综复杂和不正派的事一般是反感的,在这一场合下也不例外,但他继续浑水摸鱼,同时自己安慰自己说,他在山上只是暂时作客,反正不久就要离开的。他以行家的口气俨然对这位“懒散的”太太评头品足,说她从正面看来肯定比侧面看来年青美丽,她一双眼睛的距离太远,她的风采令人无限神往,而她的手臂则既漂亮,又“娇嫩”。他说这些话时,尽力掩饰脑袋的抖动,但他不但觉察到那位女教师已看出他在枉然克制自己,而且怀着极其憎恶的心情看到,连那女人自己也在抖动脑袋哩。他称肖夏太太为“漂亮的敏卡”,无非是一种策略和随机应变的手段,这样他就可接下去问:“我叫她‘敏卡’,可究竟她叫什么呢?我是指她的名字。您既然这样倾心于她,一定知道她的芳名。”
    女教师沉思了一会。
    “等一下,我知道的,”她说。“我早已知道了。她叫达吉雅娜吗?不,不是的,也不叫娜达霞。达吉雅娜和娜达霞,是俄国女人常用的名字。娜达霞·肖夏?不,我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哦,我想起了。她叫阿芙多佳,或者跟这相差不远。因为肯定不叫卡金卡或尼诺奇卡。也许我记不起了。要是您很想知道,我很容易打听出来的。”

    第二天,她果真知道了她的名字。午膳时,当玻璃门砰砰地关上时,她说了出来,肖夏太太叫克拉芙吉亚。

    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是一下子就领会。在领悟之前,她把这个名字反复读了几遍,拼了几次。然后他又说了几回,同时用布满红丝的眼睛向肖夏太太瞟了一下,看这个名字是否跟她相称。“克拉芙吉亚,”他说,“唔,也许就是她的名字,挺合适的。”他对底细了解得这么清楚,真是乐不可支,但也不想掩饰;现在一当他谈起肖夏太太,就用“克拉芙吉亚”代替。“我刚才看到,您的克拉芙吉亚居然把面包揉得像一只小球儿。这很不雅观哪。”

    “这要看谁在揉,”女教师回答,“克拉芙吉亚干起来没什么。”

    是的,在摆有七张餐桌的餐厅里用膳,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很大的魅力。每次用膳完毕,他觉得很惋惜,但一想到两三小时后又能坐在这边,就感到很宽慰。一当他再坐下来,就仿佛自己从来不曾起过身似的。在这中间他做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到溪边或“英国区”散一会步,或者在椅子上略坐片刻。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休憩,也谈不上什么沉重的负担。当工作和操劳摆在他眼前时,会出现一些别的什么,它们在心灵上不那么容易消逝。但在山庄疗养院井井有条的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公共餐厅里用膳完毕站起身时,他因不一会又可用膳而暗自高兴——要是暗自高兴这个词儿,能恰当地表达出汉斯期待与患病的克拉芙吉亚·肖夏太太重新会面那种迫切心情的话。这种会面并不太容易,太愉快,太单纯,太平凡。读者也许会认为只有这些形容词——也就是愉快和平凡——才适合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性和情绪。可是我们应当记住,由于汉斯是一个有理智和良知的青年,他一看到肖夏太太或一跟她接近,所引起的感觉并非仅仅“高兴”而已;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可以断言,要是有人说这些话给他听,他会不屑地耸耸肩膀。是的,他对某些表现方式是不屑一顾的。这虽是一个细节,但颇值得一提。这时他跑来跑去,脸颊又红又热,情不自禁地轻声哼起曲子;因为他心头痒痒的,很想唱出声来。他哼着不知何时何地从某次集会或慈善募捐音乐会中听来的一支小调,那是一首女高音歌曲,情意缠绵,内容空洞。它现在在汉斯的记忆中浮映上来,歌词是这么开头的:
    只要你一开口,
    我就昏了头。

    他还想继续唱下去:
    你唇儿吐出来的话,
    句句落在我心头!

    这时他忽然耸耸肩膀,说一声“可笑!”顿时觉得这支小调淡而无味,肉麻不堪,不再唱下去了。他怀着某种遗憾和端庄的心情不再唱下去。这种亲切的小调,只有某个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把“自己这颗心”(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合法地、心安理得地、希望无穷地“奉献”给低地里某只健康的小鹅儿时,才唱得出,从而沉湎于合情合理而充满着希望的喜气洋洋的情感中。对他与他同肖夏太太的关系来说——“关系”这个词儿是汉斯想出来的,我们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曲调根本不合适。他躺在卧椅上,心头乱糟糟的,只是用审美的眼光说一声“愚蠢”,便皱起鼻子闭口不语,尽管他知道再唱这支歌是不适当的。

    不过有一件事使他很开心,那就是躺着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在主要的卧床休息时间内,山庄疗养院照例总肃静无哗,在这一片岑寂中,他的心不但跳得很快,而且清晰可闻。他的心一个劲儿跳,上山以来它几乎总是这样。但最近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心跳已不像最初几天那样感到心烦意乱。现在他不能再认为它的跳动是不由自主和莫名其妙的,与自己的精神状态毫不相干。心跳和他的精神状态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也不难探究出原因来。情绪不无缘由地激动了,身体上某部分就难免兴奋地活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想的只是肖夏太太,他确实一心一意想着她,因而心跳是他理所当然的一种感觉。

    恐惧情绪在增长 恐惧情绪在增长。关于两个祖父和黄昏的舟游。

    天气坏透了。就天气方面说,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块地方作短时间的逗留,运气并不佳。虽没有下雪,但淫雨霏霏,连日不断,叫人讨厌透啦。山谷里弥漫着浓重的雾气,而令人惊异不止的雷雨(天气这么冷,在餐厅里甚至开起暖气来)却发作起来,雷声滚滚而过,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真遗憾,”约阿希姆说。“我本来想,咱们一起到沙特察尔普吃早饭,不然干些别的,但看来不成了。但愿下星期天气好些。”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

    “别管它。我现在并不急于走动。第一次外出时,我并不特别走运。我倒认为还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翻什么新花样最好。对多年老病人,换换花样是有意思的。我只不过住上三星期,又何必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呢。”

    他感到此时此地生活很充实。要是他怀有希望的话,那么他的希望(正如他的失望一样)也许在这儿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什么沙特察尔普。折磨他的并不是空虚无聊,恰恰相反,他开始害怕的是住院的日子看来很快即将结束。第二个星期过去了,他的日子快要过去三分之二,第三星期一到,他就得考虑整理行装。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成为陈迹。光阴飞逝,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每一天总给他带来新的期望,使他默默中丰富了生活经历……是啊,时间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要说明它的本质可真不易!

    我们是否有必要详细描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那些日子里默默经受着的又沉重、又轻快的生活经历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感受到的那种空虚无聊。即使在头脑清醒而充满希望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他禁不住唱起“只要你一开口,我就昏了头”这类庸俗的小调来——也不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

    肖夏太太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和某张餐桌之间已有了某种默契。汉斯·卡斯托尔普巴不得她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程度越深越好。我们说“巴不得”,是因为他一清二楚地知道,他这种情况是不容于理智的。不过要是任何人处在汉斯那样的地位——或者汉斯即将身历其境的地位——他也一定希望对方了解他的心绪,哪怕实际上并无意义。人往往是这样的。

    因此,当肖夏太太用膳时有两次或三次偶然地或由于磁性吸力回过头来向那边桌子张望,而且每次都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相接,她又第四次向他有意识地瞟上一眼,这回正好遇上他的目光。第五次她送秋波时落了个空,汉斯正好没有注意到。然而他顿时觉察到她在瞧他,于是用深情的目光瞅着她,对方就微笑着掉过头去。看到了这一微笑,他既猜疑不定,又欣喜若狂。要是她把他看作孩子一般,那就错了,他需要把自己装扮得有教养些,这点是重要的。第六次,当他预感到而且意识到她的眼睛快瞟过来时,他假装不胜厌恶地在端详一个脸上长粉刺的女人,这个女人正好走到他的桌旁,跟她的姨婆聊天,他就这样厚着脸皮支持了两三分钟,直到确信那对吉尔吉斯人式的眼睛不再朝他看,他才停止玩这个把戏。这场戏演得可妙哩,肖夏太太不但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应当看得透透彻彻,好让她细细想一想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多么精明而富于自制力……

    接着发生下面一段插曲。在用膳的一次空档时间内,肖夏太太漫不经心地把头转来转去,仔细打量着餐厅。汉斯·卡斯托尔普留意到这点,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搭上了。他们就这样互相瞅着:那位女病人的眼神游移不定,有些嘲弄的意味;汉斯·卡斯托尔普则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睁着眼睛时甚至咬紧牙关)。

    这时肖夏太太的餐巾滑下来,而且快从她的衣兜落到地上。她神经质地、战战兢兢地赶紧去抓,而汉斯的两手两脚也跃跃欲动,从椅子上半仰起身子,想没命地跳过八米的距离和中间拦着的一张餐桌去救助她,仿佛餐巾掉在地上就会大祸临头似的……当餐巾快要落到灰泥的地面上时,她恰好一把抓住了它。她在地面上俯着身子,紧紧握住餐巾的一角,脸色阴沉沉的,对刚才所受的那场小小虚惊显然十分动气,而且在她看来,他应当对此负责。可是她还是回头瞟了他一眼,看到他想跳过来的那种架势和高高扬起的眉毛,于是又微笑着掉过头去。

    这件事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得意非凡,心花怒放。不过反作用也是有的,因为整整两天,也就是在十顿的用膳时间内,肖夏太太在餐厅里压根儿不东张西望,甚至在进门时也不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大伙儿跟前“抛头露面”。这真叫汉斯难受。可是这种不理不睬的样儿无疑全是装给他看的,因而他们之间显然还保持某种关系,哪怕其中有消极因素。这也够称心了。

    约阿希姆曾经说过,除了同桌的餐友外,要在这儿结识其他的人是颇不容易的。他现在认清这话确实一点也不假。在晚饭后短短一小时里,人们经常三五成群,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时间常常短到二十分钟,肖夏太太也毫不例外地和她圈子里的人们坐在一起——例如胸膛凹进的那位先生,头发像羊毛般的、幽默的小姑娘,沉默寡言的布卢门科尔以及肩膀下垂的小伙子,他们都坐在小客厅的后堂。这间小客厅看来是专留给“上等俄国人”用的。约阿希姆经常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离开,照他自己说,为的是晚上的卧疗时间不致缩短;不过也许还有其他生活规律上的原因,这点他虽没有说出,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却猜得出,也表示尊重。我们曾经责备汉斯“随心所欲”,但不管他的意愿如何,他跟肖夏太太的结交却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原则上对环境总是逆来顺受。他和那位俄国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眉目传情,可不是社交性质的,它们不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很不喜欢社交活动。他头脑里想着“克拉芙吉亚”,心头就不禁怦怦乱跳,但这点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孙子的那份自信心,那就是他深信和这个外国女人之间,除了实际上保持所谓那种神秘的关系外,再不想跟她有什么瓜葛。这个女人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戴结婚戒指,在各个疗养所里消磨日子,缺乏教养,关起门来砰砰作响,把面包揉成小球状,而且还要咬指甲呢。他深知同这个女人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而且对她的任何指摘(她的种种缺点他都承认),他都无法卫护。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个生性傲慢的人,但某种世俗的、传统性的骄傲却在他额际和朦胧的眼神里显示出来,在他身上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凭这种优越感,他审察肖夏太太的为人;这种感觉他不愿摆脱,也摆脱不了。奇怪的是,当某天听到肖夏太太讲起德语来时,他也许第一次才意识到自己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多么强烈。当时他吃好饭在餐厅里站着,双手插在毛线衫袋里。汉斯走过时注意到,她正同也许是在休息室里相识的另一个女病人聊天,娓娓动听地讲着德语。这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祖国的语言,他骤然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把这种自豪感扔掉,让自己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听到她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地说起动人的德语来,他心里乐滋滋的。

    总之,汉斯·卡斯托尔普把他和山上这位疏懒的女病人之间那种默默无言的关系,看作是假期中的某种风流韵事。在理智(也就是他本人的良知)的审判席上,提出这样的情感要求是不许可的,这主要是因为肖夏太太是个病人,软弱无力,发着烧,身体内部也在溃烂,而这和她可疑的生活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她抱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不,就他内心而言,他并不想真正跟她结识,至于别的,不管结果是祸是福,他都不在乎,反正他再一个半星期就要到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去实习了。

    不过目前,他跟女病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已促使他的情绪波动起来,时而紧张焦灼,时而灰心失望。他把这看作是假期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想痛痛快快地体验它一下,并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这种情感的发展而上下起伏。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他们情感的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刻板而有规律,彼此都在有限的空间里活动。即使肖夏太太住在另一楼——她住的是二楼;据女教师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肖夏太太是在公共休息室里仰卧治疗的,也就是米克洛西希上尉新近熄过灯的那间屋顶休息室——但他们每天要吃五餐饭,彼此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早晚相见不但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然性。就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天天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打发日子,颇有踌躇满志之感,哪怕他在这有限的天地里活动,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

    可是他还想加一把劲,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使自己走得更远些。肖夏太太平素入席时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他去餐厅也故意迟些,以便路上能遇见她。他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当约阿希姆进来找他时,他还没有完毕,于是叫表哥先走一步,说自己接着就来。凭着对事态的某种直觉,他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急匆匆地跑到二楼。他下去时,不走从自己门口一直通往下面的楼梯,而是一直走到走廊尽头,准备在那边下楼;靠近这儿有一扇他早已牢记在心的房门,那就是第七号病室的房门。沿走廊在这条路上走,从楼梯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走一步都会出现一个机会,那就是他所熟悉的那扇门会随时打开——事实往往如此。肖夏太太砰一声关上了门,悄悄地溜了出来,悄悄地顺楼梯走下去……有时她在他前面,用手托住发髻;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在前头,隐约感到她在凝神瞅着自己的背部,于是浑身一阵战栗,好像有蚂蚁沿他的背脊往下爬动。不过他存心装腔作势,似乎根本不理会她在身边,自己单独生活着,跟她毫不相干。他两手插在衣袋里,有时不必要地耸耸肩膀,用力咳嗽几声,或者用拳头捶捶胸口——这一切无非表明自己对她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有两次他表演得更加狡黠。他在餐桌坐下后,两手东摸西摸,惊异而着恼地说:“哎哟,我把手帕给忘了!现在得再上楼去拿。”说着他就回病室,以便和“克拉芙吉亚”相遇,因为这种邂逅与她走在他身前或身后相比,显得别有风味,同时更使他心荡神漾,富于刺激性。他第一次玩这个把戏时,她在相当远的地方先用眼睛毫无顾虑、毫不害臊地从头到脚打量他,走近时又若无其事地掉过脸去,然后再往前走。因此,这次会见的结果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次她在不远的地方瞅他,直愣愣地、一个劲儿地凝神瞅着他,脸色甚至有些阴沉沉的,当彼此从身边擦过时,她还是回头看他,这一下简直使可怜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冷入骨髓之感。不过我们用不着替他难过,因为他对此是求之不得的,而且完全是自作自受。但这次会见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事后尤其如此。因为只有当一切都过去时,他才认清刚才发生些什么。

    肖夏太太的脸,他从来没有像此刻看得这么清楚分明,纤细无遗。盘在她头上的辫子是金黄色的,稍稍带有金属般的淡红色光泽;辫子打成一个发髻,从发髻上他甚至可以分辨出一根根短发来。当时他和她的脸相隔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而她姣美的形象则是他好久以来所熟悉的。对他来说,这个形象盖世无双:这是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外国人才有特征),带有北国风味和浓厚的神秘色彩。就她那不易捉摸的特征和轮廓来说,往往会引起人们的遐想。关键性的一点,也许是她高高突起的颧骨十分引人注目,颧骨几乎使眼睛受到压迫,那对眼睛异常不鲜明,距离也隔得异常远,在颧骨的压力下,它们甚至有些倾斜。由于同样的原因,她的腮帮儿稍稍凹进去,这样一来,又间接地使她略略噘起的嘴唇显得十分丰满。特别打动他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是一对细长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目中是这样的)、充满魅力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处的山峦那样,呈灰蓝色或蓝灰色,有时只要斜睨一眼——而不是存心看人——就一下子像罩上一层暮色那样,变得灰暗朦胧,令人销魂。这就是克拉芙吉亚的眼睛,它们看起汉斯来是那么咄咄逼人,而靠近身边时目光又是那么阴森,无论就眼睛的位置、光泽和表情来看,和普里比斯拉夫·希佩的是多么酷肖!用“酷肖”这个词儿,其实一点也不确切,他们的眼睛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她上半部分脸儿的阔狭,扁塌塌的鼻子,甚至白里透红的皮肤,腮帮儿健康的色泽(在肖夏太太的身上,这种健康不过是一种假象,山上的病人都是这样;这无非是室外空气疗法的表面成绩而已),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和普里比斯拉夫一般无二。以前,汉斯同他在校园里擦身而过时,普里比斯拉夫就是用这样的目光瞧他的。

    这真叫他心惊胆战。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样的相逢喜不自胜,但同时内心也滋长着恐惧和某种惶惶不安的情绪,这是他和她近在咫尺不可避免地面对面在一块儿时引起的。他早已遗忘了的普里比斯拉夫,现在在山上却在肖夏太太的身上重现,而且用吉尔吉斯人的眼睛瞅他——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或无法逃避地命中注定的,而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叫人又喜又忧。这使人充满了希望,但同时又不寒而栗,甚至感到毛骨悚然。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需要有人帮助他一下,内心迷迷糊糊地乱作一团,可以认为,此刻他急于需人帮助、出主意或给予支持。

    他前前后后想起了许多人,不知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想起了约阿希姆——这个始终站在他一边的善良、正直的约阿希姆。这几月来,他的眼神露出忧郁的光芒,过去他从来不耸肩膀,现在却时时不屑地作出这副姿态。目前,约阿希姆袋里常带着那只“蓝瓶子”,斯特尔夫人总爱称这种痰瓶为“蓝色的亨利希”。一看到那张绷紧的脸,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就冷了半截……就是这个耿直的约阿希姆,曾苦苦要求顾问大夫贝伦斯让他出院,到平地或平原上——这是山上病人对外面健康的大千世界的称呼,语气中显然带有稍稍轻蔑的成分——去干他那久已渴望的事业。为了迅速达到他的目的和节约时间(这儿山上人对时间浪费得那么厉害),他一心一意地疗养,目的当然是希望能早日康复,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好几次觉察到,约阿希姆有时也只是“为疗养而疗养”;疗养和别的事情一样,到头来也是一项义务,责任终究是责任,应当履行不误才是。

    晚上,当约阿希姆和大伙儿在会客室里待上一刻钟后,总迫不及待地下楼去躺着休养,这倒很好,因为他这种恪守纪律的军事作风对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市民意识倒有几分帮助,否则他也许会无所事事地跟大伙儿在俄国人聚谈的小客厅里混得更久。不过约阿希姆急于想使晚上的聚会很快收场,还有另一个他说不出口的理由,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心里十分明白。自从他看到约阿希姆长着雀斑的脸有时变得苍白起来和鼓起嘴巴满腔不高兴的样儿,他对这事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玛鲁莎多半也在那边——玛鲁莎在漂亮的手指上戴着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始终绽开嘴笑嘻嘻,手帕发出橙子的香气,乳峰耸得高高的,可内部被病菌蛀蚀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正是她的存在促使他离去,因为这对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难道约阿希姆也“陷在里面,不能自拔”,甚至比他自己陷得更深,因为约阿希姆每天有五次之多能和玛鲁莎坐在同一张餐桌上,闻到她手帕上的橙子香味儿!不管怎样,约阿希姆本人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思想问题,他怕帮不了多少忙。他每天晚上离开大伙儿溜走固然很体面,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深感不安,他现在甚至觉得约阿希姆循规蹈矩地履行卧休疗法虽然是一个好榜样,自己靠他的指引才获得这方面的经验,但这种做法也有值得怀疑之处。

    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来还不到两星期,但他觉得时间还要长些。约阿希姆严格遵守山上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在汉斯看来,这种生活对约阿希姆已习以为常,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色。因此,从这儿疗养院的角度看,他认为山下的生活几乎有些古怪和反常。在寒冷的天气里做静卧疗法时,他已能熟练地把两条毯子均匀地裹在身上,活像一具木乃伊。他按部就班干起这一行来,敏捷灵巧的程度和约阿希姆相差无几,但一想到山下对这种玩艺儿和做法都一窍不通,不由哑然失笑。不错,这是令人惊异的;但汉斯·卡斯托尔普同时也很奇怪,他怎么对此会感到惊异,于是他内心又萌起了找人商量和支持的念头。

    他不由想起顾问大夫贝伦斯,想起他“免费”提出的忠告,叫他如何像别的病人那样生活,甚至量体温。他还想到塞塔姆布里尼,想到这个人听了上述劝告后怎么仰天长笑,而且引用《魔笛》中的一些词句。是的,他斟酌着他们两个人,看对他有没有帮助。顾问大夫贝伦斯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人了,他可以做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父亲,何况他又是疗养院的主管,也就是最高权威。正因为他是父亲般的权威,年青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打心眼儿里感到需要他,但内心未免忐忑不安,即使他打算向顾问大夫求助,他对他可并没有怀着稚气的信念。顾问大夫在这儿埋葬了他的妻子,当时他痛不欲生,后来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因为妻子的坟茔把他羁绊住了。此外又因为他自己也染上了病。现在一切已过去了吗?他有否恢复健康,能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病人,让他们病愈后迅速回到山下工作?他的脸色经常发青,看来真的在发烧。也许这是一种错觉,他脸上这种颜色不过是野外空气在作怪。汉斯·卡斯托尔普自己的脸上每天也在“发干烧”,不用体温表就能断定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寒热。当然,在人们听顾问大夫说话时,有时就又觉得他在发烧。他说话方式有些不对头,听起来固然坦率亲切,但总有些不自然,有些过度兴奋。当人们一想到他青灰色的脸颊和泪汪汪的眼睛时,尤其会有这样的想法。从这双眼睛的神态看,似乎他一直在痛哭,在痛哭自己的妻子。汉斯·卡斯托尔普还记得塞塔姆布里尼对顾问大夫下的评语,说他“情绪抑郁”,“德行欠佳”,还说他“精神有些错乱”。塞塔姆布里尼这样说,也许不怀好意,不负责任,但他总觉得向顾问大夫求援没有太强的信心。

    但这里自然还有塞塔姆布里尼本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人,爱吹牛,而且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汉斯的印象中,他口若悬河,把疾病和愚蠢混为一谈,而且把它们称作是人类感情中的矛盾和困境。他情况怎样?在他身上打主意有好处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清楚记得,他住在山上时有几夜做了几个形象异常鲜明的梦,对意大利人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下尖酸刻薄的微笑很有反感,同时他怎样骂他是手摇风琴乐师,企图把他赶走,因为他在这里捣鬼。不过这只是做梦,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醒来后就判若两人,不像梦里那样放荡不羁。醒来时,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也许从心底里体味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创新式的为人之道也有好处——意大利人执拗而爱挑剔,尽管挑剔时有些感伤,而且喋喋不休。他称自己是一个道学家,显然他想对别人施加影响。汉斯·卡斯托尔普这个小伙子衷心希望接受别人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程度不会太严重,以致在塞塔姆布里尼的怂恿下竟想整理行装提前离院。最近意大利人不是一本正经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吗。

    “试一下也好原文系拉丁文。,”他微笑地想。尽管他懂得这么多拉丁文,他还称不上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结果他把希望寄托在塞塔姆布里尼身上,心甘情愿地听他的教诲,留神谛听他发挥的种种见解。他们常常晤面,有时按规定到巉岩峭壁的长椅边散步,偶尔也到山下的“高地”蹓跶,其他机会也多的是。例如用膳完毕后,塞塔姆布里尼常常第一个站起身来,他穿的是方格条纹裤,嘴里衔着一支牙签,大模大样地穿过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不顾礼仪与习俗站在表兄弟的那张餐桌旁“旁听”。他两脚搁在一起,神态悠闲,牙签夹在牙齿缝里,指手划脚地聊起天来。有时他也挪过去一把椅子,坐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女教师之间、或汉斯·卡斯托尔普与鲁宾森小姐间的一个角落里,看他们桌上几个人吃最后一道菜,看来他自己已不打算吃了。

    “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高雅的团体吧,”他一面说,一面紧握着这对表兄弟的手,对桌上其他人也欠身致意。“那边这位啤酒商,真叫人够受……更不必说啤酒商老婆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了!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刚才他对老百姓的心理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你们想听一听吗?‘咱们可爱的德国是一个大兵营,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内底里却有许多精明强悍之处。我情愿像咱们的人儿那样货真价实,而不像其他人那样礼貌十足。要是我彻头彻尾地受骗上当,礼貌十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他说的尽是这类话。我再也耐不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又是一个可怜虫,她腮帮儿红得像墓地里的玫瑰花一般,唔,一个西本博尔根地方的老处女,她老是滔滔不绝谈她的什么‘小叔子’,而这号人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一句话,我再也受不了,于是拔脚就跑。”

    “您抓起旗子,溜之大吉,”斯特尔夫人说,“这个我想象得到。”

    “一点儿也不假!”塞塔姆布里尼嚷道。“旗子!我明白,这个词儿用得多漂亮——不消说,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人儿!我懂得什么叫做溜之大吉……谁能创造出这样漂亮的词儿来!——唔,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健康状况进展如何吗,斯特尔夫人?”看到斯特尔夫人装模作样的怪态,真叫人作呕。“老天爷,”她说,“身体总是老样子,您先生想必知道。进两步,退三步——您在这儿坐上五个月,老头儿又来了,说还要再待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根据希腊神话,坦塔罗斯(Tantalus)是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面种有果树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处,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果树的树枝却升高了。后受罚被押至大理石的山上。

    那样在吃苦。人们总是拖三拖四的,想一想吧,到山上来了……”

    “哦,您真出了个好主意!您终于赐给坦塔罗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换换环境!您倒把他请了上来,让他滚转出名的大理石,调剂一下精神!这个,我称之为大慈大悲。可是,太太,对于您口里传出来的一些秘闻,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还讲起什么幽灵、鬼怪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置信,可是有关您的事儿,我却稀里糊涂……”

    “看来,您先生想跟我寻开心。”

    “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对于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请先让我安下心来,以后再谈谈什么开心的事儿。昨夜九点钟到十点钟光景,我在花园里稍稍走动一下。我抬头往阳台张望,只见您房里电灯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样看来,当时您做静卧疗法——既是尽义务,又是遵照医嘱办事,合情合理。‘咱们漂亮的女病人躺在那儿,’我暗自说,‘她一丝不苟地恪守医嘱,以便尽快回家,早日投入斯特尔先生的怀抱。’可是几分钟前,我听到的是什么呢?据说,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人见到您在治疗室里看电影(电影这个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发音,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以后又在咖啡馆里喝甜酒,还有什么‘吻糖’吻糖(Baiser),系糖果的一种。“Baiser”原系法文,是“接吻”之意。,而且……”斯特尔夫人抖抖肩膀,用餐巾捂住嘴巴吃吃笑了起来,同时用胳膊肘轻轻推着约阿希姆·齐姆森和布卢门科尔的肋骨(后者仍一言不发),狡黠而亲昵地眨巴着眼睛,显出一脸痴呆而怡然自得的表情。晚上,她总在阳台上故意燃亮了台灯,让人们造成错觉,实际上却悄悄溜走,到下面的“英国地区”寻欢作乐。她丈夫在坎斯塔特盼着她。玩这种把戏的病人,其实不止她一个呢。

    “……而且,”塞塔姆布里尼继续说,“您吃那种‘吻糖’究竟跟谁在一起?原来是跟布加勒斯特的米克洛西希上尉呢!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他穿着妇女的紧身胸衣,可是天哪,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夫人,我求您告诉我,当时您究竟在哪儿?您能一饰两角啰!好歹您总是睡着的,那时,您的血肉之躯在阳台上作‘卧疗’,而灵魂却出了窍,与米克洛西希上尉一起纵情作乐,吃他的‘吻糖’……”

    斯特尔夫人听了这些话毛发直竖,仿佛有谁把她的骨头逗得痒酥酥的。

    “咱们不知道,颠倒过来是不是更好,”塞塔姆布里尼说。“那就是您独个儿享受‘吻糖’的滋味,而跟米克洛西希上尉一块儿做静卧疗法……”

    “嘻,嘻,嘻……”

    “各位知道最新的消息吗?”意大利人一个劲儿接下去问。

    “有人被接回家去了——被魔鬼接走了。严格地说,是被他母亲大人接走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很叫我喜欢。走了的那个人就是施内尔曼小伙子,安东·施内尔曼,坐在前面那张桌上,和克莱费尔特小姐同桌。你们瞧,他的位置已空出来了。不一会,又有人会补缺的,我对此毫不担心,不过安东一眨眼工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他到这儿一年半,他年纪才十六岁哩。他本来还得住上六个月。可是发生了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向施内尔曼太太漏了嘴的,无论如何她听到了宝贝儿子的一些风声,说他又是喝酒,又是怎么的,于是她出其不意地露面了,真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太太,身材比我高三个头呢。她头发花白,暴跳如雷,不由分说地将安东少爷一把拉住,连打几下耳光,还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火车上。‘要是他得入地狱,’她说,‘现在就让他下去吧,’于是就打回老家去了。”

    坐着听到这件趣闻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说得很滑稽。尽管他对山上的人们抱讥刺揶揄的态度,他对各种新闻还是了如指掌。对每个新来的病人,他能说出昨天有哪个男病人或女病人在肋骨上开过刀,而且从最可靠的来源得悉:秋天以后,疗养院不再接收体温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根据他的说法,昨天夜里,从米蒂莱纳来的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有一只小狗碰动了它女主人床头柜上的电铃按钮,害得大伙儿跑来跑去乱作一团,特别是人们当时看到卡帕特朔乌里阿斯太太不只是一个儿,而是与陪审推事迪斯特蒙特在一起。听了这些轶事,布卢门科尔博士也不禁笑了起来。漂亮的玛鲁莎用那橙子香味的手帕蒙起了嘴儿,而斯特尔夫人则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面用两手按住左面的胸口。

    不过在这对表兄弟面前,洛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也谈谈他本人和自己的家世,有时在散步时谈,有时在晚上聚会时谈,有时在午膳结束时谈。那时,许多病人都纷纷离开餐厅,这三个人却仍在餐桌一隅待上一会;女侍者在收拾杯碟,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燃起他那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来。上山后第三星期,他才又稍稍尝到这支烟的香味。他侧耳倾听意大利人的讲述,怀着惊异的心情仔细斟酌他的每句话,但又感到他的话富有吸引力。对方的谈话,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新世界。

    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自己的祖父,他是米兰的一个律师,但主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政治煽动家、演说家和杂志撰稿人。他像他的孙子一样,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可是他办事大胆而富有魄力。正如洛多维科自己不无愤慨地所说,他本人所能做的,只是对国际山庄疗养院人们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加以冷讽热嘲,同时以庄重而富有活力的人道主义名义对这一切提出非难,而祖父却在政府方面插上一手。他密谋反对奥地利和神圣同盟(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反革命同盟,即所谓“神圣同盟”,欧洲绝大多数君主国家均参加,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实际上瓦解),神圣同盟使当时他那四分五裂的祖国受尽屈辱与奴役。他是一个烧炭党(秘密组织,最初因其成员逃在烧炭山区而得名,旨在使意大利在法国(后为奥地利)奴役下获得解放,成员有资产阶级、自由贵族、知识分子、军人和农民。先后领导几次起义,结果均失败)人,烧炭党是当时意大利发展得很广泛的一个秘密团体,他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当塞塔姆布里尼说到“烧炭党人”这个词儿,突然把嗓门压低了,仿佛现在一提到它还会发生危险似的。简短地说,根据做孙子的说法,这位季乌塞普即塞塔姆布里尼祖父的名字。——塞塔姆布里尼,在这两位旁听者的心目中是一个阴郁、热情、有煽动性的人物,一个阴谋活动的首领和叛逆者;尽管他们出于礼貌努力控制自己,但那种不信任、甚至反感的神色仍多少在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自然,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他们听到的乃是好久以前的事,几乎在一百年以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尤其从古代的历史中,他们在理论上熟悉了所听到的故事的实质,也懂得了什么是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和对暴政的深恶痛绝。不过他们从未想到亲身和他直接接触。他们又听塞塔姆布里尼说,他祖父这种密谋叛乱的激情是和爱祖国的热情融而为一的,他巴不得祖国早日获得统一和自由。是的,正因为他把这两者令人尊敬地融而为一,才使他从事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活动。反叛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在这对表兄弟(无论是表兄还是表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概念总是与奉公守法相提并论的。不过他们私下不得不承认,根据当时当地的种种情况,反叛无异是公民的一种德行,而恪守法纪则不啻是对公众利益漠不关心。

    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不仅是意大利的一位爱国者,而且同情渴望自由的各国人民,并和他们一起斗争。本来有人想在都灵发动一次叛乱,企图推翻政府,结果失败了。他也亲身参与其事,好容易才逃脱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力图恢复欧洲君主制,奥地利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后下台,亡命英国)大人密探们的魔掌。在流亡期间,他利用时间先为西班牙立宪政体出力,后来又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进行流血斗争。塞塔姆布里尼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热衷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切古典传统的爱好者。此外,他的母亲是属于德国血统的,因为季乌塞普在瑞士与那位姑娘结婚,随后又带她一起经风雨,见世面。以后经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他才重返祖国,在米兰当律师,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用演讲和文章,用散文或诗歌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自由和建立一个统一共和国而斗争,同时还满腔热情地拟定颠覆政府的计划,用明晰的文体鼓吹解放了的人民团结一致,使大家共同获得幸福。在塞塔姆布里尼——也就是季乌塞普的孙子——的谈话中,有一个细节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祖父季乌塞普在他的同胞面前,一生只穿黑色的丧服,他说这是为了哀悼祖国意大利,这个国家曾受到多大的屈辱,又是何等苦难深重啊。

    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不由想起自己的祖父来。以前,他有几次也曾拿他的祖父和自己的祖父作一番比较。自己的祖父虽然在孙儿眼里也总是一身黑衣服,但意义和另一位祖父迥然不同。他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念念不忘的,只是老式的服装,这种服式只会令人追忆起逝去的年华,与现实社会则显得格格不入;他到死为止还一直庄严地保持他原来的一本正经的面目,戴着那浆硬的轮状皱领。这两个祖父截然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对照是多么鲜明啊!汉斯·卡斯托尔普陷入了沉思,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前面,同时小心翼翼地摇摇头,仿佛表示对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不胜钦佩,同时却也有惊愕和不以为然的意味。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总不妄加判断,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比较和确证一下完事。他仿佛又看到老态龙钟的汉斯·洛伦茨俯下小小的脑袋,在客厅里对着受洗盘的淡黄色的金边沉思。受洗盘是沧海桑田中幸存下来的传家宝呢。这时祖父嘴巴张得圆圆的,因为他的嘴唇又要发出“乌尔……乌尔”的音节了,这声音重浊而虔诚,令人不禁回想起那些庄严肃穆的所在,那里人们走起路来也不得不弓起背,蹒蹒跚跚。他似乎看到了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胳膊上缠着三色旗这里指的是法国国旗,它由蓝、白、红三种颜色组成。,挥动宝剑,阴郁的眼光投向天空,率领大群争取自由的战士,誓与专制政体的喽啰们决一死战。汉斯想,这两个人都各有各的完美之处和光彩;他在评判时努力使自己做到公正无私,因为他感到自己多少有些凭个人好恶,有某些偏袒心理。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固然为获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但汉斯本人的祖父或他的祖先本来是拥有一切权利的,而四个世纪来,这一切都给一些贪心鬼们巧取豪夺,搜刮一空……因而两个做祖父的都经常穿着黑衣服,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两人都怀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在他们自己和严酷黑暗的现实面前划了一条鸿沟。不过一位是怀着满腔虔敬的心情纪念他整个生命所属的过去和死亡,另一位则出于叛逆的心情,一心致力于社会的进步,而对温驯恭让则嫉恶如仇。不错,这是两个世界或天地,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讲述时,汉斯似乎就站在他们中间,用探询的目光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又瞅着那个;在他看来,这些他似乎曾一度经历过。

    他记得几年之前一个夏末的傍晚,曾在暮色苍茫中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漫游在霍尔斯泰因的湖面上。当时已是七点钟了,太阳已经下山,在林木丛生的海岸上,一轮满月已在东方升起。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静静的湖水上划着桨,心中泛起一种惝恍迷离的感觉,宛如置身于梦境一般。在西边,刚才还是大白天,阳光明灿灿地照着,可是此刻他抬起头来,眼前却展现一片烟雾迷蒙的夜景,月色皎洁,景色极为迷人。就这样,十分钟过去了。这幅绮丽的画面持续了一刻钟后,夜色和月光就完全占优势。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片景色的转换中,只觉得眼花缭乱,白昼一下子变成黑夜,黑夜过后又是白天,——这一切都使他惊异不止,同时也感到心旷神怡。这时他不由想起当时的这番情景。

    汉斯接着又想下去:季乌塞普·塞塔姆布里尼虽身为律师,但从他的生涯及广泛的活动中看,恐怕不会是一个才能高超的法学家吧。然而正如他的孙子塞塔姆布里尼所确信的,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他头脑中始终渗透着法学的基本原则。尽管目下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脑子里有些昏昏然,吃了山庄疗养院的六餐饭感到饱餍餍的怪不舒服,可是当塞塔姆布里尼把这种原则称作是“自由和进步的源泉”时,他不免努力思索,想了解一个究竟。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心目中,他一直把“进步”理解为十九世纪中出现的起重机之类的创新产物,他也看出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并没有低估这类事物的重要性。显然,他的祖父也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德国,也就是这两位静聆他教诲的青年人的祖国,这个意大利人却非常尊敬,因为火药是这个国家发明的,它把封建主义的甲胄炸成一堆废物,同时这个国家也发明了印刷机,它使思想能获得民主的传播——换句话说,它使民主思想得到发扬。他在这个观点上赞扬德国,但仅仅赞美它的过去,而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他却认为应当授予荣誉勋章,因为当别的国家尚处于蒙昧状态而受人奴役时,他的祖国第一个揭竿而起,展现了启蒙、文明和自由的旗帜。他对技术和交通——这些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个人工作范围——固然十分尊敬(关于这点,他在溪边斜坡上第一次遇到这对表兄弟时就表过态),但看来促使他尊敬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力量,而是考虑到它们对提高人类道德的意义,因为他说,这一意义理应归功于它们。他说,只要技术以它的种种形态日渐征服自然,例如通过它所发展的各种联系方式,兴建街道,发展电报事业,克服气候上面的差异,那么事实表明,它就是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和解、消除偏见以及最后导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了。人类在原始时代本处在黑暗、恐怖和仇恨中,但后来沿着光辉的道路不断前进发展,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相互关心、光明磊落、善良和幸福;在这条道路上,技术乃是一个推动力最强的媒介,他说。可是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囫囵吞枣地去领会的,过去他一向认为这些范畴南辕北辙,毫不相干。技术和道德!塞塔姆布里尼说。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基督教拯救世界的教义,是基督教首先倡导了平等和团结友爱的原则,而印刷机则广泛地传播这种教义,最后,法国大革命竟把它提高而成为法律。这些都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摸不着头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事实上他真的莫名其妙,尽管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措词上又明确,又圆滑。

    意大利人接着说,他祖父在他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有一次曾感到自己极其幸福,那时正好在巴黎发生七月革命(一八三○年七月爆发的法国革命。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巴黎市民举行起义,占领王宫,查理十世逃亡国外,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当时他慷慨陈词,说巴黎的三天就功绩而言,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足可并驾齐驱,所有的人都将充分认识这一点。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自主地用手捶起桌子来,从心底里惊叹不已。

    一八三○年夏季巴黎人颁布新宪法的三天,竟能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他看来确是太过分了!在这六天中,上帝毕竟把水面与陆地分开,而且把天国的永恒之光以及花卉、鱼鸟和各种生命都一一创造出来。以后当他单独和表哥约阿希姆在一起时,他又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盘托出。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委实太过分了,简直有些亵渎神明。

    可是他心甘情愿接受塞塔姆布里尼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乐于经受这一试炼,因而他尽力控制自己不对塞塔姆布里尼为人之道提出异议,而按照他的信条和情趣,他本该是要反对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考虑到人们称之为英勇的东西,他却看作是邪恶,而他认为是情趣低下的东西,在过去某个时期及某个地方可能是慷慨大方及情操高尚的流露。例如,当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把街垒称为“人民的王冠”,同时宣称应当把“市民的长矛奉献给人类的祭坛”时,情况就是这样。

    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他为什么爱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他尽管没有明说,但心里十分清楚。责任感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他还抱着旅游者和旁听生那种逢场作戏、姑妄听之的逍遥态度,心想反正明后天他又会振翅飞回到正常的生活圈子中。因此也可以说,是良心在驱使他倾听;说得精确些,是一颗不十分纯洁的良心在指使他,劝诫他,叫他聆听这位意大利人的谈话,听时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面,嘴里抽着他心爱的马丽亚·曼契尼牌雪茄烟。有时,当三个人一起从“英国地区”爬上“山庄”的时候,他也这么倾听着。

    根据塞塔姆布里尼的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原则经常处于抗衡状态。这就是权力和正义,暴虐和自由,迷信和智慧,因循守旧的原则和不断变动的原则,也就是进步的原则。人们称前者为亚洲人的原则,后者为欧洲人的原则,因为欧洲是反叛、批判和实现变革的国土,而东方大陆则体现出清净无为和一成不变的精神。两种力量究竟何者得胜,这是毫无疑问的,唯有凭借启迪的力量,才能合乎情理地取得胜利。因为在人类光辉的历程上,始终能把更多的人们带在自己周围一起前进。在欧洲本土,人们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后来又开始向亚洲推进。尽管他们取得了全胜,但还有许多工作待做;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已经获得光明的人们,尚须努力履行伟大而崇高的职责,直到欧洲那些并未经受十八世纪各种变革和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指法国大革命。的国家中也把专制政体和宗教推翻为止。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塞塔姆布里尼掀起了他的小胡子狡黠地微笑说;即使不是由鸽子的翅膀挟来,也将由雄鹰的翅膀带到,那时欧洲大陆将出现曙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博爱的曙光,它的象征是理智、科学和正义。它会带来人民民主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与臭名昭著的、由王公和内阁组成的同盟截然不同,后者为塞塔姆布里尼的祖父季乌塞普所深恶痛绝。一句话,那时将诞生一个世界大同式的共和国!不过在达到这一目的之前,那种亚洲式的奴颜婢膝、墨守成规的原则必须正中要害地彻底打垮,换句话说,在维也纳,应当先把奥地利击溃,这样既可为过去报仇雪耻,又能使正义占上风,让地球上的人们获得幸福。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后面这些娓娓动听、滔滔不绝的言词和结论,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厌恶这些话,它们在塞塔姆布里尼口中反反复复絮叨着,他听了十分刺耳,像是他个人在发泄满腹牢骚,也像在恶意攻讦国家。当那位意大利人口若悬河地说开来时,约阿希姆却一言不发,只是沉着脸,掉过头去,不再听他。有时约阿希姆提醒他们该去做治疗了,或者设法把话题引开。当他离开正题大发议论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忍不住了,不再集中思想去听。显然,这些话远远超出他良心驱使和告诫他去洗耳恭听的范围之外,可是这种告诫声清晰可闻,因而无论当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坐在他们身边或在户外一起散步时,汉斯总要求他发表一些见解。

    塞塔姆布里尼说,这些见解、理想和志趣,是他家里的固有传统。祖孙三代都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奉献在这上面,而每人奉献的方式却各不相同。他父亲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祖父季乌塞普,尽管父亲不像祖父那样是一个政治煽动家和争取自由的战士,而是一个又沉默、又敏感的学者,是一位伏案写作的人文主义者。可是人文主义者是什么呢?他热爱人类,如此而已,因而在政治上,他对玷污和降低人类尊严的一切观念,都是采取反抗态度的。人家责备他过分重视形式了。可是他只是为了人类的尊严才珍爱美丽的形式。这与中古时代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人们不但耽于迷信,置人性于不顾,而且恬不知耻地不讲究任何形式。他一开始就维护人间的事物和尘世的利益,他卫护自由思想和生活乐趣,坚持认为上苍会自己作好安排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在欧洲文艺作品中,他一直是敢于抗拒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也许他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与卡尔杜齐诗歌中所吟咏的那种恶魔并无二致……唉,我的上帝,要是这对表兄弟能听到波洛尼亚(Bologna,城市名)这位教会的死敌在反对浪漫主义者基督式的感伤主义时那些挖苦的话,那该多好!而且还反对曼佐尼(AlessandroManzoni,1785—1873,作家,代表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妇》)的圣歌!他又反对浪漫主义那种树阴与月光的诗歌,把它和“惨淡的月亮,天上的修女”相比。听了他的话,真是其乐无穷!他们可也应当听听,卡尔杜齐是怎样解释但丁的,他把但丁誉为大城市里的公民。但丁能挺身而出反对禁欲主义和与世无争的消极情绪,竭力卫护革新和改善世界的种种努力。因为诗人所尊敬的,并不是他称之为“Donnagentileapietosa(意大利文,温柔而虔诚的女人)”的贝亚特丽契(但丁《神曲》中的女主角,是但丁早年的恋爱对象,一二九○年去世)那病弱而神秘莫测的阴影,而是他的妻子,她在诗歌中体现出入世和实际工作的原则……

    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总算也听到有关但丁的一些情况,而且确实是从权威人士口中获悉的。关于那位介绍人的夸夸其谈,他并不完全相信,但塞塔姆布里尼说但丁是一个大城市的觉醒的公民,这话倒十分动听。接着他继续听塞塔姆布里尼讲他自己的事。他说先辈的各种气质都融而为一地集中在孙子洛多维科即塞塔姆布里尼本人的名字。身上,既有祖父的政治家风度,又有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他自己则是个文人,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因为文学只是人文主义和政治的综合而已,这种说法,比“人文主义本身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人文主义”那样的说法更加不受约束……讲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竖起耳朵倾听,努力想领会其中含义,因为他希望搞清酿酒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想了解文学是否仅仅是一种“漂亮的字符”。这时塞塔姆布里尼问这两位倾听他的人,他们是否听到过布鲁内托·拉蒂尼拉蒂尼(BrunettoLatini,1210左右—1294,文学家,将法国文学介绍给意大利,著有《百科辞典》)其人,他是一二五○年左右佛罗伦萨的一位官员,曾经写过一本论述善与恶的书?是这位大师首先使佛罗伦萨人的智慧敏捷起来,后来又传授他们语言的艺术,而且根据政治的原则提出管理共和国的方法。“两位先生,现在你们总懂了吧!”塞塔姆布里尼提高嗓门说。“现在你们该清楚了!”接着他谈起“文字”,谈起了对文学和修辞的狂热崇拜,他称它们是人类的胜利。因为文字是人类的光荣,只有它才使生命获得人的尊严。

    不但人文主义和文字有关,而且人道本身,人类古已有之的尊严,对人的尊敬和人的自尊心,都和文字分不开,对文学也难解难分,因而政治也同文学有密切关系。(“你可曾注意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后来对他的表哥说,“你可曾注意到,他说什么文学取决于美丽的词藻?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或者不如说,它是人道和文学这一混合体的先导,因为美艳的文字孕育出壮丽的事业。“二百年以前,”塞塔姆布里尼说,“贵国有一位诗人,他是一个出色的爱饶舌的老人,他很重视书法之类,因为他认为字写得好,文体也就漂亮了。他甚至还想更进一步,说什么美丽的文体会导致美丽的事业。”写得漂亮,也几乎等于想得漂亮,这和干得漂亮相距不远。所有的道德和德行的完善都是从文学的精髓中产生出来的,从人类尊严的精神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人道和政治的精神。不错,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种力量和同一个概念,人们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嘿嘿,这个名称是由大家熟悉的音节组成的,可是对这对表兄弟来说,他们对它的意义过去肯定没有像现在领悟得那么真切透彻,这就是:文明!塞塔姆布里尼这句话一出口,他那又小又黄的手就在空中挥动了一下,仿佛想祝酒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些话都值得一听。尽管它们并不是非听不可,有些“姑妄听之”的味儿,可是终究还是值得一听。以后他把这些意思向约阿希姆·齐姆森说了,但约阿希姆嘴里总是衔着一支体温表,回答只是含含糊糊的,以后又忙于看度数,在表单里记录下来,对塞塔姆布里尼的看法不能发表什么意见。我们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乐于领悟意大利人的话中之意,他打开自己的心扉审察一番。他由此主要得到一个启示:清醒的人比昏昏欲睡的人更为有益,两者是迥然不同的。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昏昏欲睡时,他曾好几次毫不留情地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斥之为“奏手摇风琴的江湖卖艺人”,企图尽力把他赶走,因为他是一个“干扰的因素”;但当他头脑清醒时,他却彬彬有礼、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谈话,想公正地把他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见解和观点所持的反感压下去。因为他内心深处对他抱有某种反感,这是不容否认的;某些反感成分他一开始就有,以后也就一直埋在他的心里;有的却是特别由目前处境引起的,是由他同山上人们间接的、默默无言的相处引起的。

    人是多可怜的动物,他的良知又多么善于诳骗啊!哪怕在充满责任感的声调中,他也轻易地听出了对于情欲的默许。汉斯·卡斯托尔普出于责任心,为了正义和求得内心的平静,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的谈话,同时怀着一片好意体味着对方有关理智、共和国和“美丽的文体”的种种见解,并乐于接受他的思想影响。可是在这后面,他却越发觉得自己的思念和幻想允许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自由驰骋。要是我们把心中的怀疑或真知灼见全部说出来,那么他倾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无非只怀着这个目的,那就是使他能随心所欲,而这点,他在过去是办不到的。但究竟是什么,又是谁,在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及美丽的文学相反的一端出现,使他不由自主地全心全意投到那边去?原来那边是……克拉芙吉亚·肖夏;她总是那么慵懒,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而体内却被病菌啃啮着。当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到她时(不过“想”这个字,远不足以表达出他内心对她的渴慕和思念),他仿佛又坐在霍尔斯泰因湖的小船上,用迷惘的眼睛时而欣赏西边湖畔落日的余晖,时而又掉过头来,凝望东方天空雾气迷濛的月夜。

    温度表

    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儿的日子,是按星期二为周期计算的,因为他上山那天正好是星期二。两三天以前,他已上办公室付清第二星期的账目。这一星期的账目为数不大,只有一百六十法郎左右。在他看来,这是笔区区小数,相当便宜,何况住在这里又有数不尽的好处,而这却是无法计入账内的。另外还有一些优点也无法入账(不过硬要计账的话,倒也可以算一下),比如两周一次的治疗性音乐会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演讲。其实一百六十法郎之数,仅仅是山庄疗养院在客人名下所收的招待费和住宿费,疗养院毕竟为他安排好舒舒服服的住所和五顿极其丰盛的饭食呢。

    “价钱一点也不贵,倒是相当便宜喽。你不能责怪山上在敲你的竹杠,”新来的客人对那位长住的病号说。“住的和吃的方面,你每月只消花上六百五十法郎左右,而医疗费用也包括在内了。唔,要是你想大方些,爱讨别人的好,姑且假定你每月再付三十法郎的小费,合计起来,总数是六百八十法郎。唔,你会对我说,还得付一些开支和小费呢。饮料啦,美容品啦,雪茄烟啦,都得花钱;高兴的话,你还想作一次远足,乘马车去兜兜风,有时还得找找鞋匠和裁缝。唔,无论你怎么花,每月总不会超出一千法郎吧!八百马克还不到呢。一年也不上一万马克。决不会再多。你的生活开支就是这一些。”

    “你的心算本领倒挺强,”约阿希姆说。“我真想不到你有这一手。你居然按一年来计算,我觉得你真是大手大脚的了。你在这儿山上可确确实实学到些东西啦。不过你把开支算得太大了。我从来不抽烟,而衣服呢,我在山上也根本不想做,谢谢!”

    “这笔开支又算不上太大,”汉斯·卡斯托尔普惘然若失地说。不过他怎么竟然把表兄的雪茄烟和衣服都计算在内,就他机敏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算本领来说,只能算是一时糊涂。他像别的事情一样,在这方面本来相当迟钝,缺乏火一般的活力;他心算能达到目前这种敏捷熟练的程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靠书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有一天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在阳台上做静卧疗法(因为他像别人一样,晚上总在露天的地方躺着),忽然从舒适的卧榻上一跃而起,心血来潮地离开房间去取纸张和铅笔计算起什么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他的表哥,或者山上不论什么人,每年总共需花费一万二千法郎;同时暗自打趣地在琢磨:要是本人呆在山上,经济方面可绰绰有余,因为他每年理应有一万八千至一万九千法郎的收入。

    第二个星期的费用,他三天以前已经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结算得一清二楚。他在山上逗留的时间,第三星期转眼已过去一半,这也是他预定启程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星期日,他还可以听一下两周一次的治疗音乐会,星期一那天,他还能聆听同样是两周举行一次的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表哥说话。而星期二和星期三呢,他就得动身上路,把约阿希姆撇在一边。可怜的约阿希姆!不知赖达曼托斯阴间判官。此处指顾问大夫贝伦斯。还要判决他住多少月份呢。每当人们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就要启程回家,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总泛起一层哀伤的阴影。哦,天哪,假期还留下些什么呢!它们已飞快地流逝了,至于怎样飞逝的,人们可确实说不上来。不过他们在一起毕竟度过了二十一天光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一开头不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三四天了,这些日子简直微不足道。可是除了正常性的日子之外,还夹杂着两次周期性的活动,此外还得收拾行李,和山上的人们告别。在这里住上三星期再好也没有了——人们一开头都这么对他说。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按月份计算的,这点塞塔姆布里尼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时间连一个月也不到,因此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说过的那样,汉斯在这里只是作一次周末性访问罢了。在山上的时间一转眼就消逝,也许是因为有机体的燃烧过程较快的缘故吧?日子能这么飞快地过去,对约阿希姆未来五个月的疗养生活倒是一个慰藉——要是他只住五个月就可以出院的话。在这三星期里,他们真该在时间上面多花些工夫,像约阿希姆量体温时那样专心致志,那时,规定的七分钟简直就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表哥衷心表示同情,从对方的眼神里,他看出表哥即将失去同伴的那种悲哀。

    一想到可怜的表哥今后一直呆在这里,而他自己又可以在平原上打发日子,为促进各国人民交往的交通运输技术贡献力量,他不禁对表哥怀着极其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简直像火烧一般,有些时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总之,它是那么强烈,使他有时一本正经地怀疑起自己究竟能否经受得住,是否舍得让约阿希姆独个儿留在山上。这种怜悯心有时极其炽烈,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少同约阿希姆说起自己即将离开的原因。还是约阿希姆偶尔提到这个话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呢,我们已经说过,凭他那天赋的机智和对人体贴入微的心情,到最后一刻也避而不愿想它。“咱们至少希望,”约阿希姆说,“你在我们山上已多少恢复了疲劳,回家后感到精神焕发。”

    “哦,我会向大家问好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并且告诉他们,你最多五个月就要回家。恢复了疲劳?你以为我在这两三天内已恢复了疲劳吗?我认为是的。即使这段时间很短,我的身体总或多或少有了起色。在这儿山上,我也确实吸收到许多新鲜事物,不论哪方面都十分新鲜,而且使人兴奋。不过无论从心灵上和肉体上来说又显得相当紧张,我觉得自己还适应不了,而适应环境却是增进健康的前提。谢天谢地,马丽亚雪茄烟还没有变样,我尝到它的香味已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在用手帕时,发现它依旧经常沾着血迹,而脸上可恨的炙热和莫名其妙的心跳,看来到死也不会消失。不,不,我根本说不上适应这儿的环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有谁适应得了呢!要适应这儿的环境和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时间还要多一些,那时才谈得上恢复健康,增加体重。这真是遗憾得很!我说‘遗憾’,是因为我不替自己留下更多的休息时间肯定是失策的,要是我愿意,我满可以住得更久一些。我真想回到山下的草地里,在山上休息后再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睡它三个星期,有时我真感到精疲力竭啊。可恨的是染上了感冒,真是火上加油……”

    由此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要带着重伤风回平原了。也许他在进行卧床疗法时着了凉,也可能是在晚上仰卧治疗时受了寒。他参与这种活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了,尽管天气又湿又冷,他总坚持参加。在他动身之前,天气始终没有好转的征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天气并不算坏。所谓“天气恶劣”的概念,在这儿压根儿用不上;不管怎么样的天气,人们都毫不害怕,毫无顾虑。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一般青年人那样,能屈能伸,对新近置身于其间的环境和习俗能擅自适应,因此对这种天气也已不放在心上,要是下一场倾盆大雨,那么也别以为空气会因此变得潮湿些。事实上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的脑袋热烘烘的,好像刚在热不可挡的小房间里耽搁过,或者仿佛喝过大量的酒。如果寒气逼人,到房间里去避寒是不很明智的,因为只有下雪天才开放暖气,光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可一点儿也不比穿着风雪大衣、按照这里的规矩披着两条优质的驼毛毯躺在阳台上更加舒适。正好相反,后一种方法要无可比拟地舒适得多。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脆把这看作是他记忆中最惬意的生活经历。尽管有什么作家和烧炭党的信徒不怀好意地嘲讽它不过是一种“仰卧式”的生活方式,汉斯的上述看法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特别在晚上,他觉得这样躺着更加开心,那时他身边小桌上的台灯灿然放光,你可以暖洋洋地披着毯子,嘴里衔着一支可口的马丽亚雪茄烟,恣意享受这儿特制的卧椅所提供的无可言喻的乐趣。当然啰,这时他的鼻尖冻得冰冰冷,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老是在读《远洋客轮》),冷得发红的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透过弓形的阳台,眺望暮色愈来愈浓的山谷,山谷里有的地方灯火密集,有的地方却疏疏落落。差不多每天晚上,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悠扬而低沉的音乐声,时间至少有一小时光景,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曲调,它们都是歌剧中的一些片断,例如《卡门》(作曲家比才(AlexandreC.L.Bizet,1838—1875的歌剧)、《行吟诗人》(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的歌剧)或《自由射手》(作曲家韦伯(KarlM.F.E.Weber,1786—1826)的歌剧)中的一些插曲。接着他听到的是优美洒脱的华尔兹,还有进行曲;他听了非常激动,不禁频频摇晃起脑袋来。有时他听到的是马祖卡舞曲。马祖卡?其实她的名字叫玛鲁莎,也就是戴红宝石戒指的那个娘儿。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在厚厚的乳白色玻璃墙后面,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时同他悄悄地交换一言半语,深恐影响其他仰卧休息的病员们。约阿希姆在自己的住处,也感到跟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样逍遥自在,哪怕他不会欣赏音乐,对音乐晚会不像汉斯那样感到有兴趣。这是多么遗憾;他宁愿拿起他的那本俄文文法书来阅读。汉斯·卡斯托尔普让《远洋客轮》搁在毯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窥探着音乐所展示的晶莹明亮而又深邃无比的世界,对既能体现作品的特性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清音妙曲十分倾倒,因此,当他一想到塞塔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一些见解时,就不禁怒火中烧。塞塔姆布里尼说的话多么叫人气愤,他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话并不比祖父季乌塞普对七月革命的评论和创世记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虽然约阿希姆不能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烟草浓郁的香味也与他无缘,但他在自己的住处也同样悠闲舒泰,自得其乐。白昼已到了尽头;这时什么都宣布结束,今天肯定不会有什么场面,不会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事,心肌也不会过分紧张了。有一点倒可以确信不疑,那就是明天,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又会恢复原状,重新开始,而这种可能性却是这里环境的狭隘、优裕和富有规律所决定的。这里既安全,又稳妥,可以极其安逸地打发日子,此外再听听音乐,而马丽亚雪茄烟浓郁的香味又回到嘴边——这些都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晚间仰卧疗法增添声色,使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其乐无穷。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作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地呼吸,透气时寒簌簌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呼呼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

    “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希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伤风了,那么准会碰钉子。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你毕竟享有这方面的权利。要是咱们能遏止这种黏膜炎Katarrh(呼吸道炎症,有时感冒也此称呼),那就好了。在山下,人们说得到做得到,可是这儿——我真怀疑,他们对除病灭菌是不是怀有足够的兴趣。最好别在这儿生病,这个谁也不会关心的。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你得好好听我说完。当我刚到山上时,有一位太太整整一星期抱住自己的耳朵,唉声叹气说耳朵痛。后来贝伦斯终于看一下。‘你千万放心,’他说,‘这可不是结核哪。’此事就此了结。嗯,你的病怎么治,咱们得等着瞧。要是明天一早浴室师傅上我这儿,我倒跟他说说看。这是照章办事,他一定会转告别人,也许你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的。”

    约阿希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章办事”也就见效了。星期五那天,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出活动后刚回到房里,就听到有人敲门。这一回,他有幸能亲自同米伦东克小姐,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护士长”的那个女人结识。以前,他只是在隔开相当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位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儿,她从一个病室里出来,又穿梭似地经过走廊跑进对面的一间病室,有时匆匆在饭厅里露一露脸,听到她那尖声尖气的嗓音。现在她亲自上门来看他了;是他的黏膜炎把她唤来的。她在他房门上硬邦邦、急匆匆地敲了一两下,不待主人回答就跨了进去,一面站在门槛上往后弯起身子探头探脑在看,房间的号码有没有搞错。

    “三十四号,”她尖叫道。“一点儿也不错。小伙子,onmedit,quevousavezprisfroid.[法文]I hear,you have caught a cold.[英文]看来您伤风了?[此句原文是用不合标准的俄语讲的。米伦东克小姐接连用三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概念,是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我听说您受凉了?我该用哪种语言跟您谈话较好?哦,我明白了,还是用德语吧。哎,您是来探望年纪轻轻的齐姆森的,我已看出来了。我得上手术室去。有一个病人要用氯仿麻醉,刚才他还吃过菜豆色拉哩。要是哪儿我的眼睛没有照顾到……喂,您这小伙子,您想在这儿染上感冒吗?”

    这位世世代代是贵族的女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说话,他不禁怔得目瞪口呆。她说话时口齿含糊不清,还焦躁不安地摇头摆脑,同时翘起鼻子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仿佛关在囚笼里的猛禽想觅食似的。她的右手满是雀斑,四个指头捏成一团,大拇指则往上翘起,拇指跟手腕一起在他眼前直摇晃,似乎想说:“快些,快些,快些!我说什么话您别听,您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不然我得走了!”她年纪约莫四十开外,身材瘦小,没有风度,穿的是一件系有皮带的围裙式的白大褂,胸口悬着一枚石榴石十字架。从她的护士帽下,露出了一丝丝稀疏的红头发。她的眼睛蓝得像水一样,眼皮有些红肿;一只眼睛的眼角还多余地生了一个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她的目光游移不定,鼻子朝天,嘴巴长得像青蛙似的,下唇突出,而且有些歪斜,说话时就像铲子那样翕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天生是与人为善的,现在他怀着谦逊、耐心和充满信任的友好心情凝望着她。

    “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呀?”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四岁吧?看来差不多。

    那么您现在到这儿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她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儿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迸出来。)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时她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她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她一面说,一面用她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他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于是她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治疗感冒之类的药品……“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她仍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她问,那下半片歪斜地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

    他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呆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吱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喽?”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儿热,也有点儿冷。”

    “啊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吗。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他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她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她把它们一古脑儿放在桌上。“这个价钱是三法郎零五十,另一个值五法郎。五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呐。”

    他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作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五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护士长尖起嗓子说,“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三十五度以下。“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呀!”她说。“这回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就行了,一天量四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她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她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她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她,这也难怪,她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肿可真不雅观,好在她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她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夹一个‘S’此字的标准拼法,字母中间不应有一个“S”[小伙子的原文理应为Menschenkind,但护士长读成了Menschenskind]?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她又卖给我一支体温表,她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支。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希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它自动送上门来啦。”他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怦怦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希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九点半过六分。他静待七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想,“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支‘哑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蒂丽·克奈弗那样。”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时间悄悄流逝,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他看看表上的指针,原来只过去两分钟半,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他做了无数的事:把房里的许多物件一忽儿拿起,一忽儿放下,再走到阳台上,不让表哥注意到他。他眺望风景,眺望山谷。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十分熟悉了,不论是这里的角峰、山脊和峭壁,不论是“布雷门伯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山脉则在右方形成,而它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他都了如指掌。此外还有阿尔泰因峭壁,它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它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枞树;倾听病人作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然后回到房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再挪动一下胳膊,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他几经磨难及周折,一会儿东推西撞,一会儿又跺足踏步,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这样,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他再把胳膊一挥,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这时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当时他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可满不在乎——一面想,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支表。

    表上的示度究竟如何,他一下子可搞不清楚。光线射在温度计扁圆形的玻璃管上,水银的亮光也随着玻璃的反射时隐时现,闪耀不定。水银柱一忽儿升得高高的,一忽儿又无影无踪。他想把这支表凑近眼睛,转过来掉过去,但怎么也看不清。最后他侥幸地转动一下,里面的度数忽然清晰可见。他把表紧紧握住,想急于了解其中底细。事实上,水银已经膨胀起来,而且膨胀得很厉害,水银柱已升得相当高,它已经超出身体的常温好几格。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大白天,在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居然有三十七点六度的体温,这确实太高了,算得上有“热度”。这是感染引起的热度(他是很容易受到这种感染的),他自问三十七点六度究竟是哪种性质的感染。约阿希姆的热度不会再高,山上任何人也不会再高,除非是重病号和禁止起床、奄奄一息的病人。不论是打人工气胸的克莱费尔特,还是……还是肖夏太太,体温也不会再高。当然,他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他只是“伤风发热”,像山下人们常说的那样。不过也很难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疑这几分寒热是不是受凉以后才有。他刚上山时,顾问大夫就建议他同水银温度计打交道,结果没有听从,现在他不由懊悔起来。现在可以看出,大夫的建议很有道理,而塞塔姆布里尼对此嗤之以鼻,倒是极不公正的。塞塔姆布里尼这人三句不离本行,说来说去无非是共和国以及所谓“优美的文体”。汉斯·卡斯托尔普看不起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之类,他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细看体温表的度数,由于光线刺眼,度数好几次显得模糊不清。于是他只得费劲地把这个用具翻来转去,让度数再次出现。它仍是三十七点六度,而且是在早上!

    他异常激动。他手里握着体温表,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三次。不过这一回他是平握着的,免得竖向摆动时会出毛病。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盥洗台上,暂且带着大衣和毛毯去作仰卧疗法。他一坐下来,就按照以前学会的方法把毯子披在身上。他熟练地先把身体的两侧一一裹住,再从下面包紧,于是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第二次早点和约阿希姆的来到。他有时微笑起来,仿佛对某个人在笑。他胸部不时一起一伏,而且不安地颤动;为了气管黏膜发炎,还忍不住连连咳嗽。

    当十一点钟约阿希姆听到打锣声走到汉斯房里,叫他一起用第二次早膳时,他看到他依旧躺着。

    “怎么啦?”他走到对方的卧椅边惊异地问。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时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坐在他的前面。过一会儿他才答道:“报告最新消息,我有点儿体温。”

    “这是什么意思?”约阿希姆问。“你感到自己有寒热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之前又让对方等待片刻,然后懒洋洋地说。

    “寒热嘛,亲爱的,我早已感觉到了,上山后一直是这样。不过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感觉,而是确凿的事实。我已量过体温了。”“你已量过了?用什么量的?”约阿希姆惊叫起来。

    “当然用一支体温表啰,”汉斯·卡斯托尔普用不无讥刺挖苦的口气说。“护士长已卖了一支给我。为什么她口口声声叫‘小伙子’,我也莫名其妙。这很不恰当。可是她不失时机地卖给我一支好的体温表。要是你想核实一下我的体温究竟多少,那么就在盥洗台上,你自己看吧。它只是稍稍有些升高。”

    约阿希姆转身踅进房间里。他回来时吞吞吐吐地说:“不错,是三十七点五五度。”

    “那么它已退些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匆匆地回答。“刚才是三十七点六度。”

    “在上午,这点温度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约阿希姆说。“这真有点儿不尴不尬,”他说着就站到表弟身边,像真的站在“不尴不尬的人”的面前似的,两手叉腰,脑袋低垂。“你得上床睡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已准备好回答的话。

    “我真不懂,”他说,“为什么我只有三十七点六度就得卧床,而你和别的许多人热度都不比我低,却都可以在这儿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

    “这可是两码事,”约阿希姆说。“你的病情急,但不碍事。你是感冒引起的寒热。”

    “首先,”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这回他说话时竟甲乙丙丁地分起类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碍事’的寒热时非躺在床上不可——我暂且假定有这种‘不碍事’的寒热存在——,而发其他性质的寒热却不必躺在床上。其次,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这次伤风引起的热度并不比以前高。我的立场是,”他最后说,“三十七度六就是三十七度六。要是你们有这几分寒热可以跑来跑去,我也可以嘛。”

    “我刚上山时,得卧床四星期哩,”约阿希姆反驳他。“只有后来事实证明卧床休息热度仍不退时,他们才允许我起床。”

    汉斯·卡斯托尔普微微一笑。

    “怎么啦?”他问。“我本来以为你的情况跟我不同。看来,你说的话自相矛盾了。起先你认为我们彼此有区别,后来又归成一类。真是胡扯……”

    约阿希姆的身子来了一个“向后转”。当他又回过身来面对表弟时,可以看出他那黑黝黝的脸上,阴影又加深了。

    “不,”他说,“我并没有归成一类,是你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我只是想说你的感冒确实很厉害,从你的嗓子里就听得清楚。说得简单扼要些,你应当卧床休息,因为你下星期准备回家。要是你不想——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不想躺下休息,那也随你的便。我不给你定什么清规戒律。不管怎样,咱们现在还是去吃早点吧。快点,时间要过了!”

    “好啊,快走!”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着,把毯子扔在一边。他走入房内,用梳子梳理头发。他梳头时,约阿希姆又一次去察看盥洗台上的体温表,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则在远处瞅着他。随后他们俩默默无言地走下楼去,又一次坐在餐厅的原来位置上。这时餐厅像往常一样,泛着牛奶的白光。

    当矮小的女侍者给汉斯·卡斯托尔普端上库尔姆巴赫德国地名,以产啤酒著称。啤酒时,他一本正经地摇摇手,拒绝了。他今天不想喝啤酒,不,谢天谢地,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喝,至多喝一口水就够了。这就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多么令人意外!为什么不喝啤酒呢?他有一点儿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冲口说了出来,不过是三十七点六度的低热。

    他们伸出食指在奚落他——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奇怪。他们在取笑他,侧着脑袋,眨巴着眼睛,食指凑到耳朵边挪来摆去,似乎某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是味儿的幕后材料突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人一直是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的。“,,你们呀,”女教师开腔道,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一面还笑呵呵地装腔作势。“听到了什么动人的故事喽,荒诞不经的故事喽。等着听吧,等,等。”——“哎,哎,”斯特尔夫人也发作起来。她那干瘪的手指头又短又红,此刻她把它放到鼻子旁边,装模作样。

    “这位来访的客人先生,他竟有热度了。您和我是同病相怜——真是同病相怜哪,我的好兄弟!”这时,哪怕是坐在靠壁桌子最后一个位置上的姨婆,在听到消息后也狡狯地开玩笑地向他挤眉弄眼,指手划脚。至于漂亮的玛鲁莎呢,她到现在为止对汉斯几乎毫不理会,这时也曲着身子盯住他看,用滚圆的、棕色的眼睛盯住他看,同时用黄澄澄的手帕紧紧抿住嘴唇,向他惺惺作态。布卢门科尔听了斯特尔夫人的叙述,也禁不住跟大伙儿一块动作起来,不过他的眼睛当然不朝汉斯·卡斯托尔普瞧。只有鲁宾森小姐像往常一样,对这漠然无动于衷,不吱一声。约阿希姆的一双眼睛规规矩矩地朝下看。

    汉斯·卡斯托尔普眼见这么许多人在打趣他,不无受宠若惊之感,但他认为还是设法制止他们比较谦虚。“没什么,没什么,”他说,“各位错了。我的病谢天谢地是一点儿不碍事的,我不过有些伤风罢了。你们瞧,我的眼睛在流水,胸口闷得慌,一夜倒有半夜在咳嗽,身子可真不舒服哪……”可是他们对他的辩解不加理会,他们纵声大笑,挥动两手,高声嚷嚷。“废话,借口!感冒发热,咱们都明白,咱们都明白!”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一致要求汉斯·卡斯托尔普立刻去检查一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活跃;在七张餐桌中,只有这张在整个午餐期间显得最为生气勃勃,特别是斯特尔夫人,她那张执拗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衣领饰有褶边,面颊上青筋毕露。她打开话匣子说了开来,一下子竟谈起咳嗽的滋味,要是你胸口深处痒痒的,后来越痒越厉害,简直要痒到痉挛和按捺不住的程度,使你感到其间有某种吸引力,那真是其乐无穷。还有,打起喷嚏也能享受到同样的乐趣,这时你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在一呼一吸之际骤然打两三下喷嚏,令人如醉如痴,幸福无比,打出后真是浑身舒畅,以上的一切都给忘了。有时会接连打两三下。这是生活中不花钱的享受,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春天你患的冻疮甜滋滋地发痒时,抓起来可痛快咧。你会狠狠地抓,拼命地抓,直到鲜血淋漓才肯罢休,这时只要你偶然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是个丑八怪。

    这个俗不可耐的斯特尔夫人不厌其详地谈起这种事来,令人毛发直竖。她的话一直要谈到第二次早膳结束,这次早膳时间虽短,内容倒也充实。这时这对表兄弟开始作上午第二次散步,他们下山一直到达沃斯高地蹓跶。约阿希姆一路上心事重重,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为伤风所苦,由于胸口窒闷而不时清喉咙。回院途中,约阿希姆说:
    “我向你提个意见。今天是星期五,明天饭后,我要作常规检查。这次可并不是全身大检查,贝伦斯只是在我胸口叩几下听听,让克罗科夫斯基将结果记下来。那时你可一块儿去,请他们趁此机会也赶紧给你诊察一下。要是你呆在家里,你准会请海德金特上门,这事想来也怪可笑,而这儿虽有两位专家在屋子里,你却任意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情况如何,不知道病究竟有多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床躺着好一些。”

    “那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照你的意思做吧,我什么都可以照办。能亲自作一次检查,对我来说倒也挺有兴趣的。”他们就这样说定了。当两人上山刚走到疗养院门口时,恰巧遇见了顾问大夫贝伦斯本人,于是趁此大好机会立即向他提出这项要求。

    贝伦斯从门廊里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脖子细长,后脑勺戴一顶上过浆的帽子,嘴里衔一支雪茄,脸颊发青,眼睛湿润,看来刚忙过一阵子。据他自己说,刚才他在手术室工作,此刻正想到村子里去为病人出诊。

    “饭后好,先生们!”他说。“你们一直在跳跳蹦蹦吧?大千世界里是不是美得很?我刚才经历一场手术刀和锯骨刀之间并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你们可知道,这件事可不简单呐。我在做肋骨切除术。以前有百分之五十的病人得躺在手术台上,现在可好些了,但尽管如此,咱们对mortiscausa(拉丁文:死亡原因)还往往不得不预先编造一番。哎,凡是懂得开玩笑找乐趣的人,眼下也一定受得了这几句笑话的……见鬼,人们胸膛一下子化为乌有,软绵绵的,你们可知道,真是有失体统。这就是所谓概念稍稍有些混淆。喔,你们怎么啦?你们的贵体如何?是不是只有成双成对地过日子,生活才更有意义?喂,齐姆森你这机灵鬼,可不是吗?您这位来消遣的游客,干吗哭鼻子啦?”说最后一句话时,贝伦斯的目光立即移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这儿是不准当众哭鼻子的。院规不允许。谁都会跑过来的。”

    “我是在伤风呢,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我不知道怎么老是眼泪汪汪的,不过我的炎症确实不轻。我还咳嗽。胸口真有点不舒服。”

    “是这样吗?”贝伦斯说。“那么您应当去请教一位高明的大夫喽。”

    两个青年人都笑出声来。约阿希姆作一个两脚立正的姿势回答说:

    “咱们正想找大夫呢,顾问大夫先生。明天我要检查了,咱们想要问问,您能否赏个光给我的表弟附带检查一下。问题在于,他星期二能不能动身回家……”

    “那行嘛!”贝伦斯说。“那当然行啰!很高兴为您效劳!我们早该给您检查了。既然到这儿来,就应该经常查查。不过当然不必争先恐后。那么就在明天两点钟吧,你们从小床爬出后就来!”

    “我还有些热度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补充一句。

    “您说什么!”贝伦斯嚷道。“原来您想告诉我新消息吗?难道您以为我脑袋上不长眼睛吗?”说着就用一只巨大的食指朝他自己两只充血的、泪汪汪的蓝眼球指了指。“那么有多少热度?”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地报上了数字。

    “上午?嘿,不算坏。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算不得没有才能。好吧,明天两点钟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对我可增光不少。擅自吸收营养!”于是他蹬蹬地下山去,走起路来曲着腿,双手像划桨似地一摇一摆,身后飘起雪茄烟的一股云雾。

    “看来事情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了,”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咱们碰到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我真是适逢其会。也许他除了给我开一服浓缩干草汁或咳嗽糖之类药物之外,不能再给我更多的帮助,不过任何人的感觉要是像我现在那样,那么听到大夫一言半语劝慰的话也是挺高兴的。可是他说话的气派干吗总是那样泼辣,那样肆无忌惮?”他说。“开头倒是娓娓动听的,到头来可叫我讨厌了。什么‘擅自吸收营养’!这种杂七杂八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我们可以说‘擅自珍摄’,因为‘摄’字是所谓‘雅语’,像‘每日的面包’一样,与‘擅自’等字配在一起恰到好处。而‘吸收营养’却纯粹是生理学术语,再加上什么‘擅自’之类,就变成讥讽的语言了。他抽烟的那副样儿,也叫我怪不自在,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不相宜,会使他满腹忧闷。塞塔姆布里尼曾经谈起他的为人,说他乐呵呵的神气是矫揉造作的。塞塔姆布里尼是一位评论家,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这点谁也否认不了。也许我也应当自己多作些判断,别不管什么都全盘接受下来。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某些时候他语气中开始时有的是判断、责备和正义的愤慨,接着又完全换了一个样,跟判断毫无关系;后来又同所谓清规戒律一刀两断。而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对你说来又索然无味……”

    他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看来他想说些什么,连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的表哥向他斜视了一眼后说声“再见”,于是两人各自回房,到自己的阳台间里去了。

    “热度多少啦?”约阿希姆过了一会轻声地问,尽管他没有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审察他的体温表……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一进去,就把今天早上搞到的那支娇小玲珑的体温表从盥洗台上取下。他自上而下把那支表甩了几下,使水银柱不再停留在三十七点六度上。现在,这一度数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他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嘴里衔着这支“玻璃雪茄烟”去作仰卧疗法。可与他想入非非的预期相反,尽管他在舌头下足足衔有八分钟,水银的膨胀依旧没有超出原来的限度,仍只是升到三十七度六为止。他毕竟还有热度,即使一点儿也不比清晨高。饭后,这支一闪一亮的玻璃小柱升到三十七点七度,晚上却保持在三十七点五度,这时病人兴奋了一天已感到很累了。第二天一早,他的体温甚至只有三十七度,但将近中午时分又和昨天一样高。汉斯就在这样的测量结果下前去用第二天正餐,餐后即将前去赴约。

    事后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那天正餐时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金黄色的线衫,线衫上的钮扣很大,袋口绣边。这件线衫她从来没有穿过,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仍像往日那样姗姗来迟;在餐厅门口露面时站停了一下,那种神态正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所十分熟悉的。接着她溜到餐桌边(她一天五次都是如此),轻轻地坐下去,一面用膳,一面聊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越过塞塔姆布里尼的背部(塞塔姆布里尼坐在中间斜放着的餐桌一端),把目光扫向“上等俄国人餐桌”。这时他像过去每一天那样,看到了肖夏太太讲话时摆动着的脑袋,同时又一次看到她那圆鼓鼓的脖子和姿势不很挺直的背,不过今天看时特别专心罢了。肖夏太太用正餐时,从来不掉过头来向餐厅东张西望。不过在端来最末一道点心以后,当大厅右侧“下等”俄国人餐桌上方小墙头上挂着的一只摆钟正好敲过两点钟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神秘的震颤心理看到一幅景象:在摆钟正好“一”、“二”敲了两下时,那位妩媚的女病人就慢慢转过头来,同时也微微扭动上身,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坦然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餐桌投来,而且不仅仅是泛泛地朝他餐桌上看——不,她的眼睛是专门瞟向他的,丝毫没有错儿;紧闭着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而那双狭小的眼睛长得跟普里比斯拉夫一模一样,仿佛在说:“怎么样?时间到了。你想走吗?”(只有当眼睛传话时,才会以“你”相称,即使嘴里连“您”也没有称呼过。)这一插曲使汉斯不由心荡神驰。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神志。他先失魂落魄地凝视着肖夏太太的脸,然后抬起眼睛,掠过她的前额和头发望向空际。难道她知道他已约定在两点钟时去检查身体?看来确实这样。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正如她没法知道一分钟前他头脑中刚掠过的想法一样——他在想是否有可能叫约阿希姆捎个信给顾问大夫,说自己的感冒已好了些,不必再作检查。经那位女人意味深长微笑了一下以后,他这种想法当然缩了回去,认为这么做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他顿时变得厌倦无聊。过了一秒钟,约阿希姆已把他那卷起的餐巾放在桌上,扬起眉毛向他示意,同时也向桌上的人们欠了欠身子,准备离席。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跨着外表上是坚定的、内心里却是蹒跚的步伐,带着肖夏太太的微笑和目光,随表哥一起离开餐厅。

    从昨天早晨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今天的计划,就是现在,他们走路时还是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约阿希姆匆匆地上路,因为约定的时间已过,而顾问大夫贝伦斯是坚决要求人们准时的。他们离餐厅沿着底层的走廊前进,走过“行政管理室”,踏着铺有亚麻布地毯的光洁而打过蜡的楼梯,来到地下室。约阿希姆敲正好对着楼梯的那扇门,门上挂着一块瓷质的标牌,牌上写有“就诊室由此入内”的字样,以资辨认。

    “进来!”贝伦斯高声应道,第一个字眼说得特别响亮。他身穿白大褂站在就诊室中央,右手握着黑色的听筒,这时他正用听筒拍拍大腿。

    “及时,及时,”他一面说,一面抬起那双鼓起的眼睛向挂钟望了一下。“Unpocopiùpresto,signori(意大利文:稍稍快一些,先生们)!我们不是专为你们这两位贵人服务的。”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双用写字台旁,前面是一扇窗子。他身穿一件亮光光的黑衬衫,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胳膊肘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握钢笔,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前面摆着一大堆文件,很像是病情记录。他以助理人员的身份,用懒洋洋的神情朝进来的一对青年人瞧了一下。

    “哎,把病历卡交上来!”顾问大夫听完了约阿希姆的道歉后就答上一句,把他手上标有体温曲线的卡片接过来,细细察看。这时病人急急卸去上身的衣着,把脱下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谁也不理会。他东张西望地站了一会,然后坐在一把老式的安乐椅上。这把椅子安置在一张放有玻璃水瓶的小桌旁,椅子的扶手饰有流苏。墙边有几口书橱,尽是一些书脊厚厚的医书和卷册。室内除了一把高低可调节的、铺有一块白油布的长沙发椅外,别无其他家具。长沙发椅的头枕上有一条纸餐巾。

    “点七,点九,点八,”贝伦斯一面翻阅一周的病历卡,一面嘀咕起来。在这份卡片里,约阿希姆把一天五次的体温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您的身体依旧一闪一闪地在发微光呢,亲爱的齐姆森。咱们还不能确切地说,您最近已变得结实些了。(他说“最近”,是指过去的四星期。)毒性还没有退呢,毒性还没有退,”他说。“这个,一朝一夕当然是办不到的。咱们又不能玩弄魔法。”约阿希姆点点头,耸耸他那光油油的肩膀,虽然他本来还想反驳,说自己绝不是昨天才上山的。

    “您右脐门刺过针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那里发出的声音总是很尖的。好些了吗?喂,请您过来,让我规规矩矩给你叩几下看。”于是他就开始诊察了。

    顾问大夫贝伦斯叉开双腿,身子向后仰,听筒挟在胳膊下,先使出手腕之力叩打约阿希姆的右肩上部,叩时用右手那只强有力的中指作为锤子,而以左手充作承托物。接着他叩起约阿希姆肩胛骨的下部,再从侧面拍打他背部的中央和下方,而约阿希姆则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抬起胳膊让大夫敲敲腋下。以后又在左侧重复同样的过程,完毕后,顾问大夫命令一声:“转身!”于是叩击起他的胸部来。他随即叩击脖子下面的锁骨处,沿胸部上下反复敲拍,先右侧,后左侧。在叩诊圆满结束以后,他转而用听诊诊察;他把听筒的一端套在耳朵上,一端按在约阿希姆的胸部和背部——凡是以前他叩击过的地方,他都用听筒听。这时约阿希姆还得一会儿深呼吸,一会儿强行咳嗽。这使他显得十分紧张,他上气不接下气,两眼直淌泪水。顾问大夫贝伦斯把病人身上听到的,都用简短的固定用语说给坐在写字台对侧的助手听,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裁缝的工作过程来:当时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要替你把衣服的尺寸量一下,他一面依照传统的程序把量尺在客户躯干和四肢各处按来按去,一面把量得的数字报给俯身坐着的助手听,让对方用笔一一记下。“弱”,“减弱”,顾问大夫贝伦斯在口授。“气泡音,”他说,后来又说了一遍:“气泡音(显然,这是好的)。”“粗糙,”他说,脸色沉了下来。“异常粗糙。”“罗音。”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像裁缝的助手记下裁缝口授的数字似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脑袋歪向一边,眼睛紧紧跟随着这些动作。他细细看着约阿希姆的上身,陷入沉思。在约阿希姆气喘吁吁时,他的肋骨(谢天谢地,他总算具备全副肋骨)在绷紧的皮肤下面高高耸起,而胃部却陷了进去。汉斯看到的,是一个青年瘦棱棱的、黄里带黑的上身,胸骨处长着黑茸茸的汗毛,两只胳膊坚实有力,其中一只胳膊的手腕上戴有链镯。“这是运动员的胳膊,”汉斯·卡斯托尔普想;他一直很爱体育锻炼,而我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这跟他喜欢当兵也不无关系。他总喜欢在身体上打主意,比我要喜欢得多,而且喜欢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始终是一个文人,更多地向往热水浴和吃得好、喝得好这类的事,而他呢,关心的都是丈夫气概的要求和业绩。可现在呢,他的身体在另一个方面变得显赫了,显得独立自在而十分重要,而这却是疾病造成的。约阿希姆体内在发烧,毒性迟迟未消,身体一直不见康复,哪怕这位可怜的青年人很想下山去做一个军人。除了胸口的一撮毛外,他发育得同书里描写的一样好,外表上长得与观景楼此处指罗马梵蒂冈宫殿内的建筑。该处侧翼有阿波罗雕像。上阿波罗阿波罗,系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音乐和诗歌等的天神,一说即太阳神。的雕像一般无二。可是内部他有的是隐疾,而外部又因病发着寒热;疾病使人们形体大为改观,它使身体大受影响……他一想到这些,不禁暗自震惊,于是用探询的目光迅速朝约阿希姆瞥了一眼,眼光从裸露的上身一直移到他的眼睛,他那双又黑又大而又温柔的眼睛。由于强行呼吸和咳嗽,约阿希姆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随着检查的进行,那双眼睛带着忧伤的神色越过旁观者一直向空际凝视。

    但这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已结束他的工作。

    “喔,齐姆森,这回倒不错,”他说。“从检查结果看来,没什么大不了。下一次(他指的是四星期以后),情况肯定还会好些。”

    “顾问大夫先生,您看还得多久……”

    “您又想催我了吗?您还处于酩酊状态,可不能下山跟您的那伙人团聚嘛!最近我不是说过还得半年——看我的面上,您就从最近算起吧,可您得把这看作是最短期限。住在这儿毕竟不算差,您得懂点儿礼节才是。我们这里又不是监狱,也不是什么……西伯利亚的矿山!也许您想说,我们这块地方同监狱和矿山相差无几?好啊,齐姆森!那就开路吧!谁还有兴趣,快过来!”他叫了一声,仰天望着。他伸出胳膊,把听筒递给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站起身,接住听筒,又在约阿希姆身上略略复查了一下。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站了起来。他两眼紧紧盯着顾问大夫,大夫叉开两腿,张大嘴巴,似乎陷入了沉思。汉斯开始急急忙忙作准备。他过于匆忙,在将花点活袖衬衫往头上翻出时,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这时,他这个碧眼金发、胸围狭窄的青年人,浑身雪白地站在顾问大夫贝伦斯面前。同约阿希姆·齐姆森相比,他显得文绉绉的。

    但顾问大夫只是让他站着,还在沉思默想。这时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坐了下来,约阿希姆也穿好了衣服。贝伦斯终于决定对那个有兴致前来检查的人注意起来。

    “哎哟,现在轮到您了!”他一面说,一面用他那硕大无比的手握住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上臂,接着把他推开,尖起眼睛打量着他。贝伦斯不像一般人看别人那样望着对方的脸,而是瞧他的身体;他像转动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样把汉斯的身子转过来,同时还盯着汉斯背部。“哼哼,”他说,“喔,让咱们瞧瞧您有什么花样。”于是像以前那样开始敲敲拍拍。

    他像刚才对约阿希姆·齐姆森那样,在上身到处叩击,而且在好几块地方来回叩了好多次。有较长一段时间,他交替地东拍拍,西敲敲;为了比较起见,他又叩了锁骨的右上方,接着又击起它的下方来。

    “听到了吗?”他问对侧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离他五步远的写字台旁,他点了点头,表示听清对方的话。他板起脸,下巴一直低垂到胸前,胡子紧压在胸口,尖端向上翘起。

    “深呼吸!咳嗽!”顾问大夫下起命令来,这时又接过听筒。汉斯·卡斯托尔普气喘吁吁地配合他工作达八分或十分钟之久,而顾问大夫则不住地在听。他一言不发,只是把听筒一忽儿移到东,一忽儿移到西,对刚才频频叩击过的各个部位,特别反反复复地细听。听完后,他把听诊器挟在胳膊下,反剪双手,垂头望着他本人和汉斯·卡斯托尔普之间的地面。

    “嗯,卡斯托尔普,”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只喊这个青年人的姓氏——“情况跟我以前一直设想的大致相同。卡斯托尔普,我本来已对您起过疑心,现在我可以向您直说了——从我一开始愧不敢当地有幸和您结识的那时候起,我就颇有把握地猜测到,您会悄悄地成为我们这儿的一员,而且有朝一日将会看出,像许多上山时原来翘起鼻子东张西望一心想寻欢作乐的人们那样,您终有一天会认识到在这儿多逗留一个时期是有好处的——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这岂止是‘好处’而已——而逗留的目的并非出于漫不经心的猎奇。”

    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刷的一下变了色。约阿希姆正想去扣背带,这时在他刚才站的地方停住了,留神听着……

    “您在那边有一个好心肠的、富于同情心的表哥呢,”顾问大夫继续说,说时朝约阿希姆的方向摆动脑袋,身子一摇一晃好容易才站定脚跟。“我们不久就有希望可以说,他过去曾经生过病,不过根据我们眼前的诊断,我们也敢说他早先曾经一度生过病,您那位顶刮刮的表哥。正像思想家所说的,这就是apriori[拉丁文:演绎性的、先验的或先天的]。对您发生了某些影响,亲爱的卡斯托尔普……”

    “他只是我异父方面的表哥,顾问大夫先生。”

    “嘿嘿。您总不能连表哥也不认呀。不管是不是异父母所生,他始终是您的血亲。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的?”

    “母亲,顾问大夫先生,他是我继……的儿子,继……”“令堂还健在吗?”

    “不,她已死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哦,怎么死的?”

    “血块梗塞,顾问大夫先生。”

    “血块梗塞?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令尊呢?”

    “他是得上肺炎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接着又添上一句,“我的祖父也是……”

    “哦,原来他也是这样?唔,您的祖先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您而论,您经常贫血,可不是吗?可是在体力和脑力劳动以后,您却一点儿也不疲倦?哦,还是很容易疲倦?您是不是经常心悸?最近才发现?好。另外,您显然很容易染上黏膜炎和呼吸道疾病。您可知道,以前您染上了病?”

    “我?”

    “是啊,我已亲眼看出这个了。您听听这有什么区别?”于是顾问大夫轮流叩击他左胸的上侧和下侧。

    “那边的声音比这边的浊些,”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极了。您应当是一名专家。不错,这是浊音,浊音往往由已钙化的老病灶引起。钙化点,您高兴的话也可以算它为结疤。您是一个老病人哪,卡斯托尔普,可是您不知道自己有病,我们谁也不能责怪。早期诊断是有困难的,对山下的那些同行尤其有困难。我并不是想说我们的耳朵比他们尖些,不过专干这个行业好歹总有些成绩。您得明白,空气帮助我们听诊,我指的是这儿山上稀薄而干燥的空气。”

    “当然啰,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妙啊,卡斯托尔普。小伙子,您且听着,此刻我要奉上几句金玉良言。您该懂得,要是您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要是除了您身内通风管里那些浊音、疤痕以及钙化的异物外什么都万事大吉,那么我就要把您送回老家去,不再为您操什么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可是事实明摆在那儿,我们又发现了您的一些新情况,而且您既然已走上山来——那么汉斯·卡斯托尔普呀,打道回府就不值得喽。不久后,您又准会再上这儿来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一次感到热血涌上心头,心房怦怦乱跳。约阿希姆却一直站在那边,双手按在背后的钮扣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地面。

    “因为除了浊音之外,”顾问大夫继续说,“您左上侧又有些粗糙,几乎是一种粗糙音,这无疑是从新病灶来的。我现在虽然还不敢说它是一个浸润性病灶,但无疑有点儿浸润。如果您就这样下山混日子,我亲爱的,您整片肺叶就会完蛋,那时候叫苦也来不及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嘴角古怪地在抽搐;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心脏顶着肋骨在狂跳不已。他掉过头去瞧瞧约阿希姆,可没有看到对方的眼睛,于是又望着顾问大夫那张两颊发青、蓝蓝的眼睛鼓起而小胡子向一侧翘起的脸。

    “还有一件客观的旁证,”贝伦斯继续说,“我们也有您的体温记录:上午十点钟三十七点六度,这同听诊的情况不谋而合。”“我倒以为,”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热度是感冒引起的。”“你说感冒吗?”顾问大夫反驳说,“感冒是哪里来的?卡斯托尔普,请您再听听我要说的话,而且听时要留心。据我所知,您的头脑是迂回曲折,十分复杂的,我们这儿的空气对疾病有好处,难道您不认为是这样吗?事实上确实如此。可是同时您要懂得,这里的空气对疾病也有利,它能促进疾病的发展,使全身发生一次巨大的变革;它能使潜在的病患暴发,因此您的感冒发作可不是一件坏事。我不知道您在山下是不是一直有些寒热,不过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您上山的第一天起就已有寒热,决不是得了感冒以后才有。”

    “对啊,”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对,我真的也这么看。”

    “一有寒热,您就马上感到迷迷糊糊的,”顾问大夫证实他的看法。“这就是细菌引起的可溶性毒素。它像麻醉剂那样在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您得明白;于是您的脸颊就泛起一片潮红。您现在上床躺一下再说,卡斯托尔普:我们要看看您在床上休息一两个星期以后,头脑会不会清醒些。别的且留待以后再说吧。我们要把您的内部好好透视一下——您对自己的情况了解清楚后,会感到十分高兴的。不过我也得向您直说:像您这样的病,一两天是好不了的;广告上吹嘘的有效治疗方法和什么仙丹妙药之类,都帮不了您的忙。我一眼就看出,作为病人来说,您似乎比您表哥规矩些,在适应疾病的本领方面,看来您也比那边的陆军准将强些。他一当热度退下几分,总想马上溜之大吉。看来,‘静卧’这个口令似乎不像‘立正’那样称他的心!安静是市民的首要职责,而不耐烦只会败事。卡斯托尔普,我请求您别叫我失望,并别用谎言惩罚我那对人类天性的认识吧!好吧,快走,快回到你们的小间里去!”

    顾问大夫贝伦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交谈,坐到写字台前。这个干许多活儿的忙人,现在乘这段空余时间赶紧写些东西,再等待下一次检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踏步向汉斯·卡斯托尔普走去。他向后歪着脑袋,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宽厚地微笑着,笑时从他的胡髭中露出一排黄牙,同时还热情地握住汉斯的右手。

  •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因被指控为一件人命案的嫌疑犯而被“强制送入”疗养与护理院(疯人院的委婉称谓)进行观察]。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我;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请他想象一下,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止如此: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我作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一声闯进病房来后,随即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

    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换空气,同时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换完空气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之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多,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西,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日耳曼化的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原西普鲁士西北部和波美拉尼亚东北部的地区,直到1945年,大约有十五万人讲卡舒贝语,这种语言是介乎波兰语和西波美拉尼亚语之间的一种方言]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最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劈啪作响,风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每逢星期六,我的外祖母便打扫屋子,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挤牛奶,喂母牛。一应杂事完毕,她便从头到脚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随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坐在床沿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任何人——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征求意见,因此很快就打定了主意。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已经失去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就顶替了这个空缺。

    星期日早晨,她把裙子的顺序作了新的调整后,便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去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不仅爱干净,而且也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女人,她把最好的一条穿在别人能看见的那一层,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星期日穿在最外边的那条裙子,星期一换到了第二层,而星期日温暖她肌肤的那一条,在星期一阴暗的天色里飘荡在她髋部的最外层。她吹着口哨,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一边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门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她把它扒到离问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用一根尖树枝插住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举到嘴边。她不再吹口哨,而是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捧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闭上眼睛,吹着灰土。当她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用牙缝颇宽、此外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则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圆睁的眼睛沿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电线杆和砖窑烟囱上端整三分之一那一段分割开的地平线。

    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眯缝着眼睛,咀嚼土豆。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那里跳动。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三个男人向烟囱跳去,随后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人回到原处,重新起跳,这个人看来又矮又宽,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两个,又细又高,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中间;那个矮而宽的,拐来拐去,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更匆忙;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他们刚开始跳的时候,他已经同他们两个相隔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突然消失,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头;而那个矮的,在从烟囱跳开去的中途,也隐没在地平线后面了。

    现在看不见他们了,这可能是幕间休息,或者是在换戏装,要不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正要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叉了一个空。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还是穿着原来的服装,爬上了地平线。那似乎是一道木栅栏,他似乎把那两个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栅栏后面,留在砖堆间,或者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了。尽管如此,他仍是急匆匆的,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慢动作的大跳越过田地;他在烂泥地里跳动,泥块从鞋底上甩出;在管他一跳很远,但仍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仿佛粘在泥里,随后又停留在空中静止不动,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擦一擦他额头上的汗,接着两条腿又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地在五摩尔根[旧时德国的地亩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千五百到三千四百平方米]土豆地旁边,一直延伸到田间窄道——

    他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这个矮而宽的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爬上了地平线。方才他们可能到砖窑去了一趟,现在在烂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但并不瘦。我外祖母瞧着,又没能叉中土豆;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三个成年人,尽管身材不同,都在电线杆周围跳动,差一点折断了砖窑的烟囱,随后相互间隔一段距离,先是那个矮而宽的,后是两个高而细的,这三个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烂泥地里跳动,靴底的泥团,甩掉又粘上,越粘越厚。他们就这样跳过了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土地,消失在窄道上。

    现在他们三个都走了,我的外祖母可以放心去又那个快凉了的土豆。她匆匆吹掉表皮的灰和土,把土豆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如果她在想些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咀嚼着,口腔做着圆周运动。这时,一个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两下子就跳到火堆旁,同时站到了火堆前、火堆后、火堆旁,咒骂着,战战兢兢,走投无路,退回去已经不行,因为那两个高而细的跟着在窄道上追来了。他拍打自己,拍打膝盖,头上的眼睛像要瞪出来似的,额上汗珠直冒。他大胆地爬近,气喘吁吁的,小胡子颤动着,一直爬到靴底前;他爬到我外祖母身边,像一头矮胖的小动物,瞧着我的外祖母,瞧得她不得不叹气,不能再嚼嘴里的土豆,脚尖翘起,靴底与地面成了斜角。她不再去想砖窑、砖堆、烧砖的、打砖坯的,而是撩起裙子,不,撩起四条裙子,同时高高撩起,让这个不是砖窑上的矮而宽的人能够钻到底下去,连同他的黑色小胡子一齐钻进去。他看上去不再像一头小动物,既不是从拉姆考也不是从菲尔埃克来的。他怀着恐惧钻到了裙子底下,不再拍打膝盖,既不矮也不宽了,尽管如此,还是找到了容身之地,他忘掉了喘息、颤抖和拍打膝盖的手:此时,一片寂静,好似创世的第一天,也像世界末日,微风在火堆里低吟,电线杆无声地报数,砖窑的烟囱立正。她,我的外祖母,把最外面一条裙子抚平,明智地遮住第二条,她几乎感觉不到第四条裙子下面的他,也不让第三条裙子知道有什么东西使她的肌肤觉得新奇。是的,这是新奇的,可是上面一条裙子被明智地抚平了,第二和第三条裙子也都蒙在鼓里。她从热灰里扒出两三个土豆,从右胳膊肘边上的篮子里拿出四个生的,一个接一个地捅进热灰里去,用更多的灰把它们埋上,拨弄着,直到冒出了浓烟——她还能做什么别的呢?

    我的外祖母刚把裙子抚平,闷烧着的土豆秧堆冒出来的浓烟,方才由于拼命拍膝盖、换地方和拨弄而乱了方向,现在顺着风向形成黄色的一股,贴着地面向西南飘去。跟在如今藏身裙子底下的矮而宽的家伙后面紧追不舍的那两个高而细的,像幽灵似的从窄道上走来。他们高而细,由于职业关系,身穿农村保安警察的制服。

    他们差不多贴着我的外祖母身边跑过去。其中一个不是甚至跳过了火堆吗?可是他们突然想起自己是有鞋跟的,便用鞋跟煞住了身子,转过脸来,脚登皮靴,一身制服站在浓烟里,连连咳嗽,又从浓烟里拔出穿制服的身子,连浓烟也捎带了出来。他们还一直咳个不停,一边同我的外祖母搭话,问她是否看见那个科尔雅切克,还说她一定看见了的,因为她坐在此地,坐在窄道边上,而他,科尔雅切克,正是从窄道上逃过来的。

    我的外祖母说,她没有见到过科尔雅切克,因为她不认识科尔雅切克这么个人。她想了解,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因为她只认识砖窑上的人。两个穿制服的把科尔雅切克向她描述了一番,说他不是同砖头打交道的,而是一个又矮又宽的家伙。我的外祖母回想了一下,说她见到这么一个人跑了过去,并用叉着冒热气的土豆的尖树枝指着比绍方向的某处,顺着树枝上的土豆望去,是从砖窑的烟囱往右数第六和第七根电线杆之间。我的外祖母说,她可不知道那个奔跑的人是不是科尔雅切克,并指着靴底前那堆火请他们原谅,说她之所以讲不清楚,是因为这堆火把她折腾苦了;这堆火不死不活,弄得她顾不上管别人的闲事;无论是从这里跑过去的人,还是站在浓烟里的人,凡她不认识的人的事情,她是从来都不过问的;她只认识比绍的、拉姆考的、菲尔埃克的以及砖窑上的人,对她来说,这已经够多的了。

    我的外祖母说罢这一番话,叹息了几声,声音够大的,那两个穿制服的听了便问她有什么好唉声叹气的。她对着那堆火点点头,意思是说,她叹息是因为这一小堆火阴不阴,阳不阳,也多少是由于好几个人呆在浓烟里。说完,她用间距很大的门牙咬下半个土豆,一门心思地咀嚼,两个眼珠子转到左上角。

    穿农村保安警察服的两个人,从我外祖母心不在焉的目光里瞧不出什么名堂来,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到电线杆后面的比绍去寻找,于是,便用身边挂着的刺刀会捅土豆秧堆。他们突然灵机一动,两个人同时踢翻了我外祖母胳膊肘旁差不多装满了土豆的两只篮子,想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篮子里只有土豆朝他们的靴子滚去,却偏偏没有科尔雅切克。他们满腹狐疑,蹑手蹑脚地绕着土豆堆转,似乎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科尔雅切克竟能藏进土豆堆里去;他们还是用刺刀对准了扎进去,但听不见有被刺中的人发出的号叫声。他们怀疑每一丛枝叶凋零的灌木,每一个耗子洞,某一个鼹鼠窝集中的地方,并且始终怀疑我的外祖母。她像扎了根似的坐在那里,连连叹气,瞳孔转到了眼睑底下,只让人看见眼白。她挨个儿地念着一切圣者的卡舒口姓名——由于这堆火阴阳怪气,由于两篮子土豆被踢翻在地,她伤心地加重语调,声音越来越响。

    两个穿制服的人待了整整半个小时,时而远离火堆,时而靠近火堆,目测砖窑烟囱的方位,想要去占领比绍,却又推迟进攻,把蓝红色的手伸到火堆上方,直到我的外祖母用树枝又着表皮烤裂的土豆,给了他们每人一个,但她并没有因此中断叹息。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嚼到半截,又想起自己公务在身,便在地里,沿着窄道旁的荆豆丛,跳出去一石之遥,惊起一只野兔,但是它并不叫科尔雅切克。他们又发现火堆旁有热气腾腾的粉白色土豆,还由于这一通追打筋疲力尽,便下定决心,和和气气地把生土豆重新抬回到那两只篮子里去;至于方才把篮子一脚踢翻,那是因为公务在身,不得不这么干。

    傍晚将十月的天空挤压出一阵斜飘的细雨和墨水似的暮霭。这时,他们还在迅速而没精打采地进攻远处一块黑——的界石,干掉了这个敌人以后,他们觉得折腾够了。他们还踢了踢腿,像祝福似的把手伸到被细雨打湿、冒着长而宽的浓烟的小火堆上方,再次在绿烟中咳嗽一通,在黄烟中熏出了眼泪,然后边咳嗽,边流泪,抬起靴子,向比绍方向走去。要是科尔雅切克不在此地,那他必定在比绍。农村保安警察永远只知道两种可能性。

    慢慢地熄灭的火堆里冒出的烟,像第五条同样肥大的裙子蒙住了我的外祖母,把她,她的四条裙子,她的叹息声,圣者名字的呼唤声,同科尔雅切克一样地罩在烟裙底下。等到两个穿制服的人变成摇摇晃晃的圆点,慢慢消失在电线杆之间的暮色中时,我的外祖母才费劲地站起身来,似乎她已经生了根,而现在正把这刚开始生长的植物连同泥土和纤维一齐拔出来。

    科尔雅切克觉得身上发冷。他突然失去了遮盖,又矮又宽地躺在雨里。他赶紧把待在裙子底下时解开的裤子扣上,当时他害怕,急需寻找避难所,只要有地方可躺,不管是何处。他手指动作敏捷地系上钮扣,生怕他的活塞着凉,因为在这秋天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我的外祖母在热灰里还找出四个熟土豆。三个给了科尔雅切克,一个留给自己。她张嘴吃土豆前,先问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尽管她明明知道科尔雅切克是从别处来的,偏偏不是砖窑上的人。她没等他答话,就请他帮忙拿较轻的一只篮子,自己弯腰提起较重的那一只,还空出一只手,拿起她的耙子和锄头。于是,她拿着篮子、土豆、耙子、锄头,四条裙子像风帆似的鼓起,朝比绍采石场走去。

    采石场不在比绍,而是更靠近拉姆考。他们让砖窑留在左边,自己朝黑森林走去,戈尔德克鲁格就在黑森林里,再过去才是布伦陶。采石场在黑森林前的一个坑里。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跟随我外祖母向那里走去,他再也不能同这四条裙子分离。

    木筏底下

    在此地,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用肥皂水刷洗干净的金属床上,在背后贴着布鲁诺眼睛的玻璃窥视孔的视野之内,回忆并描绘卡舒贝闷烧着的土豆秧堆里冒出的烟柱以及十月的雨的阴影线,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没有我这面鼓(只要熟练而有耐心地敲打,它便能回忆起全部必需的细枝末节,供我去芜存菁,把主要内容记录到纸上),如果我得不到疗养院管理处的同意,让这面鼓每天同我聊上三到四个小时,那么,我便会成为一个连有据可考的外祖父母都没有的可怜人。

    不管怎么说,我的鼓告诉我:一八九九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正值南非的奥姆-克吕格尔[原名保鲁斯-克吕格尔,又名奥姆-保罗,1880年领导布尔人抗英,1883年任德兰斯瓦尔总统。1899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入侵,克吕格尔战败,1900年9月逃往欧洲]擦他的反英浓眉的时候,在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之间,比绍的砖窑附近,在四条同样颜色的裙子底下,在浓烟、畏惧、叹息、斜雨和圣者名字的痛苦呼唤声中,在两名农村保安警察毫无想象力的盘问以及他们被烟熏迷糊了的目光底下,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使安娜-布朗斯基受孕,怀了我的妈妈阿格内斯——

    安娜-布朗斯基,我的外祖母,在那天黑夜里就改换了她的姓:在一位施圣礼向来慷慨大度的神甫帮助下,她改称安娜-科尔雅切克,并跟随约瑟夫,尽管没去埃及,至少也到了莫特劳河畔的省城。在那里,约瑟夫当上了一名筏夫,摆脱警方,获得暂时的安宁。

    为了增强悬念,我先不讲莫特劳河河口那座城市的名称,尽管它是我母亲的诞生地,现在就值得讲出来。一九○○年七月底,正是人家决定把帝国战舰建造计划翻一番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太阳位于狮子宫时见到了世界之光。自信而放荡,慷慨而虚荣。星相图上的第一宫,也称命宫,待在那里的是易受影响的双鱼座。太阳的位置与海王星冲[太阳系中,除水星和金星外,其余的某一行星运行到跟地球、太阳成一条直线而地球居中时,叫做冲]。海王星住在第七宫或室女宫,这将带来混乱与麻烦。金星与土星冲,谁都知道,土星兆肝脾不调,俗称晦气星,它入主摩揭宫,毁于狮子宫;海王星向土星献鳗鱼,并得到鼹鼠作为回敬;土星爱吃颠茄、葱头和甜菜,它咳出熔岩并使葡萄酒变酸;土星和金星一同住在第八宫,亦称死宫,这预兆意外死亡;与此相反,在土豆地里受孕的事实,许诺土星在亲人命宫里的水星保护下得到冒极大风险的幸福——

    写到这里,我必须插进一段我母亲提出的抗议,因为她始终否认我外祖母是在土豆地里受孕的。据她讲,虽说她父亲在土豆地里尝试这样于(她最多承认这一点),但是无论他的位置或者安娜-布朗斯基的位置都没有选择好,未能创造有利条件,使科尔雅切克成为胎儿之父。

    “这必定是在那天夜里逃跑的路上发生的,可能在文岑特伯伯的棚车里,甚至可能在我们到了特罗伊尔,在筏夫们那里找到了落脚安身的地方以后。”

    我妈妈总爱用这样的话作理由,来确定她的生命起源的日期。于是,本该知道实情的我的外祖母,却一个劲儿地点头,并说:“不错,孩子,这必定是在棚车上,或是到了特罗伊尔以后的事情,在地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天又刮风,又下雨。”文岑特是我外祖母的哥哥。他妻子早年亡故之后,他曾去琴斯托霍瓦朝圣,得到琴斯托霍瓦的圣母[挂在琴斯托霍瓦一所寺院里的一幅圣母像,历来认为是圣-路加(《圣经》故事中的早期教会人物,原为医师,曾随保罗到各地传教)所画。据传,1655年,但泽被瑞典人围困,曾赖圣母的神力解围。次年,波兰国王约翰-卡西米尔宣布圣母马利亚为波兰女王。此为波兰最著名的宗教圣物之一,每年有大批教众朝拜]的神谕,要把她当作未来的波兰女王看待。从此以后,他成天埋头在离奇古怪的书籍里搜寻,并发现每一句句子都证实圣母有权要求得到波兰王国的王位。他把料理家务和种那几亩农田的事都交给了他的妹妹。他有个儿子名字叫扬,当时才四岁,身体瘦弱,动不动就爱哭。扬不但放鹅,还收集彩色小画片以及邮票;这样小小的年纪就集邮,真是不祥之兆——

    我的外祖母拿着土豆篮,领着科尔雅切克,回到受天国的波兰女王保佑的农舍。文岑特听完事情经过,拔腿跑到拉姆考,一通敲门,把神甫唤了出来,让他带上施圣礼的一应杂物,去替安娜和约瑟夫证婚。神甫睡意正浓,致完被连连的呵欠拖长了的祝福辞,拿到一大块肥肉作为酬劳,告别了被祝福者。他刚转身离去,文岑特便牵马套上棚车,铺上干草和空麻袋,让新郎新娘上车,让冻得发抖、低声哭泣的扬坐在马车夫台上自己身边,再让牲口明白,它现在得笔直地冲进茫茫黑夜:新婚夫妇要求快马加鞭。

    在始终还是黑沉沉但行将消逝的夜里,马车抵达省城的木材港。朋友们收留了这对逃亡的夫妇;他们同科尔雅切克一样,都是当筏夫为生的。文岑特可以走了,他驾着小马返回比绍;一头母牛,一只山羊,一只母猪和若干小猪,八只鹅,看门狗,都等着他去喂食。他还要让儿子扬上床睡觉,扬已经有点低烧了。

    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躲藏了三个星期之久,蓄起头发,理了一个分头,刮掉了小胡子,给自己留下了证明历史清白的证件,冒名筏夫约瑟夫-符兰卡找到了工作。这个筏夫符兰卡,在一次斗殴中被人从木筏上推下水去,淹死在莫德林往南的布格河里,不过警察局对于此事一无所知。为什么科尔雅切克非得口袋里揣着他的证件才去找木材商和伐木场谈工作呢?因为他过去有一段时期不当筏夫,而在施韦茨的一家锯木厂干活。由于他,科尔雅切克,把一道栅栏油漆成刺激性的红白两色[当时的波兰国旗为红白两色],老板便同他争吵起来。老板说他故意挑衅,便从栅栏里拔出红色和白色板条各一根,用这些波兰板条揍科尔雅切克的卡舒贝人的脊背,把板条打个粉碎,成了一堆红白两色的劈柴。这一来,挨揍的那个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当天夜里,毫无疑问是在满天星斗的夜里,他一把火把这家新建的、油漆一新的锯木厂烧了个红光冲天,向虽被瓜分却因此而统一的波兰致敬[波兰建国于公元965年;1773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俄、奥、普瓜分。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被普鲁士瓜分的波兰领土成为西普鲁士和波森两省]——

    就这样,科尔雅切克成了纵火犯,而且成了一名惯犯,因为自那以后,在整个西普鲁士,锯木厂和林场都为红白两色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提供引火物。每逢事关波兰前途的时候,即使在发生那几场大火的时候,童贞女马利亚总要参与,据目击者(其中可能还有活到今天的)称,他们见到一位头戴波兰王冠的圣母,站在许许多多正在倒塌的锯木厂屋顶上。据说,每回大火起时总要在场的民众都同声高唱圣母颂,而且还宣誓赌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尔雅切克几次纵火的场面,必定庄严肃穆。

    纵火犯科尔雅切克被人控告,受到通缉,而筏夫约瑟夫-符兰卡则历史清白。他父母双亡,做人不怀恶意,孤僻褊狭,不仅没有人找他麻烦,而且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把自己的嚼烟分成每天一份,直到布格河收容了他。他留下的遗物是一件短上衣、口袋里的证件以及三天的烟草。溺毙的符兰卡不可能再来报到,也没有人问起淹死的符兰卡而让有关的人为难。于是,与这个落水鬼体格相似,同样有一颗圆脑袋的科尔雅切克,先是战战兢兢地钻进他的短上衣里,然后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有官方文件证明历史清白的人。他戒掉了烟斗,嚼上了烟草,甚至继承了符兰卡的性格特征和讲话的缺陷,在此后的岁月里,扮演了一个干活卖力、勤俭节约、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筏夫的角色,乘着木筏,跑遍了涅曼河、布布尔河、布格河和魏克塞尔河的林区和河谷。他甚至在马肯森指挥下的王储轻骑兵团[但泽附近驻扎轻骑兵近卫旅,旅长奥古斯特-封-马肯森(1849~1945),第一团团长是王储威廉(1882~1951)]里当上了一名下士,因为符兰卡没有服过兵役。可是,比这个落水鬼年长四岁的科尔雅切克却当过炮兵,在托恩留下过一份糟糕的档案记录——

    强盗、杀人凶手和纵火犯中间最危险的分子,还在抢劫、杀人、放火的时候,就等待着机会,去获得一份体面而稳当的职业。其中有一些,或者煞费苦心,或者碰巧走运,找到了这样的机遇。假冒符兰卡的科尔雅切克是一个好丈夫。他改掉了自己的纵火恶习,甚至一见火柴就浑身哆嗦。摆在厨房桌子上洋洋自得的火柴盒,只要被这个可能制造过的火柴的人看到,就非遭殃不可。他随手就把这种犯罪的诱惑物扔到窗外去。因此,对于我的外祖母来说,要能按时做出热饭热菜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全家人经常坐在黑——的屋子里,因为没有引火物点燃汽油灯。

    然而,符兰卡不是一个霸道的人。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安娜-符兰卡到下城的教堂去,并允许她像当年在土豆地里那样套穿四条裙子;她已经正式嫁给了他,并在结婚登记处办了手续。冬天,当河流冰封,筏夫们都闲着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只有筏夫、舵工和造船工人居住的特罗伊尔,照管他的女儿阿格内斯。阿格内斯的性格看来像她父亲,因为她不是钻到床底下便是藏在衣橱里。逢到客人来时,她就坐在桌子底下,抱着她的破布娃娃。

    对于这个小姑娘来说,最要紧的便是藏起来,在藏身处找到类似于约瑟夫躲在安娜的裙子底下时所找到的那种安全,同时也找到乐趣,但是与她父亲所找到的不同。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吃够了被人追捕的苦头,心有余悸,完全能够理解他女儿需要庇护的心理。因此,有一天需要在这一间半住房像阳台似的突出部盖兔舍时,他就替阿格内斯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间,完全适合她的身材大小。我妈妈小时候就坐在这样一间小棚里,玩她的娃娃,慢慢长大。后来,她已经上学的时候,据说她扔掉娃娃,玩起玻璃珠和彩色羽毛来了,并且第一次表现她对于易破碎的美有感受力。

    由于我急于预告我自己生命的起源,读者或许能允许我将“哥伦布”号在席哈乌船坞下水那一年,即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情一笔带过,因为符兰卡一家像随波逐流的木筏,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一段光阴,只是到了那一年,始终没忘记追捕假符兰卡的警察局才找上门来。

    麻烦事是这样开头的:同每年夏天一样,一九一三年八月,科尔雅切克出发去基辅。他将从那里放大木筏下来,归途取道普里皮亚特河、运河和布格河,到莫德林再入魏克塞尔河。他们总共十二名筏夫一起出发,先乘锯木厂雇的拖轮“拉道纳”号,从威斯特利希新航道溯着死魏克塞尔河上航至艾因拉格,随后入魏克塞尔河,逆流而上,经凯泽马克、莱茨考、查特考、迪尔绍和皮埃克尔,到托恩停泊过夜。锯木厂新老板在这里上船,他也要去基辅监督这次木材购买事宜。这就是说,“拉道纳”号清晨四点解缆开航时,他已经在船上了。科尔雅切克第一次看到他是在船上厨房吃早饭的时候。他们面对面坐着啃面包,咂咂有声地喝着麦茶。科尔雅切克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宽肩膀的秃顶让人取来伏特加,给大家把喝空的茶杯斟满。吃到一半,坐在另一头的人还在倒酒时,他开了腔作自我介绍:“这么一来,你们就知道了,我是新老板,姓迪克尔霍夫。敝人是讲究秩序的!”

    筏夫们按照他的吩咐,顺着座位的秩序,一个挨一个地自报姓名然后干杯,伏特加咕嘟一口灌下时,辣得喉结直跳。科尔雅切克先干了酒,随后报了自己的姓——“符兰卡”,一边眼睛死盯着迪克尔霍夫。他像前几次一样点头,也像前几次重复别人的姓那样重复了一声:“符兰卡”。尽管如此,科尔雅切克觉得,迪克尔霍夫重复这个已淹死了的筏夫的姓时,加重了语调,不是尖锐地加以突出,而是带着沉思的味道。

    “拉道纳”号在领水员们轮流协助下,灵巧地避开沙洲,逆着浑浊的潮水,沿着唯一一条可辨认的航道隆隆向前驶去。左岸右岸,堤坝后面,清一色都是已收割的农田,不是一望平川便是丘陵起伏。树篱,田间小路,长满金雀花的盆地,零零散散的农舍之间一片平原,像是天然的骑兵冲锋的战场,专为左边在沙盘里变换队形的波兰长枪骑兵师、为跃过树篱的轻骑兵、为年轻骑兵军官的梦想、为已在此地进行过并将屡屡重演的战役而设,同时也为这样一幅油画而设:鞑靼人伏在鞍上策马奔驰,龙骑兵的马前腿悬空而立,长剑骑士倒下,骑士团团长血染长袍,胸甲上则无一处创伤,马索维恩[魏克塞尔河中段的一个独立的公爵领地。1225年或1226年,公爵康拉德一世曾向德意志骑士团求援,以抵御普鲁士人;1410年坦能贝格一役,骑士团被歼,马索维恩被普鲁士人所占]公爵砍倒一人;还有那些马,马戏团都没有的良种白马,烦躁不安,满身流苏,肌腱画得那么逼真,鼻孔鼓着,呈洋红色,往外喷气,穿透这鼻息的是系着三角旗、矛尖朝下的长枪;高擎的马刀,把天空和晚霞分割成条条块块;那里,在背景上(因为每幅油画都有背景),在黑马的后腿之间,紧贴地平线的是一座平和的小村落。炊烟袅袅,矮墩墩的农舍,干草的屋顶,布满苔藓的墙;在农舍里,贮存着漂亮的、准备来日大显身手的坦克,到那时,它们也将进入画面,在魏克塞尔河堤坝后面的平原上长驱直入[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有如夹在重甲骑兵之间的小马驹——

    快到符沃茨瓦维克时,迪克尔霍夫用手指弹了弹科尔雅切克的上衣说:“请告诉我,符兰卡,在多少多少年以前,您有没有在施韦茨一家锯木厂干过活,后来把厂子烧了?”科尔雅切克很费力地摇头,仿佛得了硬脖症,同时使自己的眼睛流露出忧伤和倦意。见了这样的目光,迪克尔霍夫就不再问下去了。

    布格河在莫德林与魏克塞尔河汇合。“拉道纳”号拐进布格河时,科尔雅切克同全体筏夫一样靠在船栏杆上,朝河里牌了三口唾沫。迪克尔霍夫拿着一根雪茄站在他身旁,问他借个火。这个词儿,火柴这个词儿,像一个寒噤从科尔雅切克背脊上直流下去。“伙计,我只是问您借个火,用不着脸红嘛。难道您是个大姑娘吗?”

    他们已经过了莫德林,这时,科尔雅切克脸上的红晕方消。这并非羞惭的红晕,而是他在锯木厂放的那场大火映照在他脸上经久未消的余晖。

    “拉道纳”号在布格河逆水上行,穿过连接布格河与普里皮亚特河的运河,经普里皮亚特河进入第聂伯河。在莫德林到基辅这一路上,科尔雅切克-符兰卡和迪克尔霍夫之间再也没有进行过交谈可供复述。在拖轮上,筏夫们之间,烧火工与筏夫之间,舵工、烧火工和船长之间,船长与经常更换的领水员之间,自然发生过一些据说是男子汉之间通常出现的那种事情,也许当真如此此。我可以想象出卡舒口筏夫同那个舵工之间的争吵,他是什切青人,或许由于他而酿成一次反叛:在船上厨房里举行了会议,抽签选出首领,下了口令,还磨快了短剑。

    撇开这个不谈吧。那里既没有进行政治性的争论或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械斗,也没有由于社会不平酿成严重的暴动而耸人听闻。“拉道纳”号添足了煤,继续它的航程,有一次(我想,那是刚过了普沃茨克),船撞到了沙洲上,但是它靠自己的动力摆脱了。船长巴布施,新航道人,同一名乌克兰领水员激烈地争吵了几句。就是这些,在航行日志上再无别的记载。

    倘若非得让我写一本科尔雅切克的思想日志,或者锯木厂老板迪克尔霍夫的内心世界日记的话,倒是可以有好几种写法,而且惊险动人。嫌疑,证实,犹豫,几乎同时迅速地消除了犹豫,如此等等。他们两个都胆战心惊。迪克尔霍夫比科尔雅切克害怕得更厉害,因为现在是在俄国境内。迪克尔霍夫可能同当年可怜的符兰卡一样,被人从甲板上推落河里,或者,到了基辅以后,在木材堆积场上,由于它面积极大,一望无际,一个人进了这样的迷宫,很容易失去他的护卫天使,迪克尔霍夫可能由于巨木堆突然崩塌,难以阻止,终于被压倒而丧生。也可以写他如何遇救脱险。他被一个名叫科尔雅切克的人搭救。此人先把锯木厂老板从普里皮亚特河或布格河里捞起来,然后在基辅那个没有护卫天使的木材堆积场上,当巨木像雪崩似的倒塌时,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迪克尔霍夫拽了出来,使他幸免于难。那将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啊,如果我现在可以这样向你叙述的话:那个被淹得半死不活的或者险些被碾成菌粉的迪克尔霍夫,虽然呼吸还十分困难,眼睛里还存留着死神的阴影,却立即凑到假符兰卡的耳边悄悄地说:“谢谢,科尔雅切克,谢谢!”随后,在必要的停顿之后,又说,“我们之间恩怨相抵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他们客客气气,可有些干巴巴,尴尬地微笑着,互相看着对方泪珠闪闪的男子汉的眼睛,畏畏缩缩地握了握对方长有老茧的手。

    这种场面,可以在仇家解怨的影片上看到,如果导演不乏才思,又让两个仇人结成伙伴,历尽艰难曲折,干出千百桩冒险事来,再加上演技精湛,摄影上乘,那就更使观众如醉如痴了。

    但是,科尔雅切克既没有机会把迪克尔霍夫淹死,也没有把他从滚落的巨木这死神的魔爪下营救出来。迪克尔霍夫盘算着自家公司的赚头,在基辅买下了木材,监督工人把木材扎成九个木筏,同往常一样,用俄国货币预支给筏夫们相当一笔定钱,随后上了火车,经华沙、莫德林、德意志艾拉乌、马林堡、迪尔绍,回到他的公司。公司的锯木厂坐落在克拉维特尔船坞和席哈乌船坞之间的木材港。

    在我让筏夫们辛苦几个星期从基辅顺流而下,经过大小河流、运河,最后进入魏克塞尔河以前,我先要考虑,迪克尔霍夫是否已经确有把握地认出了符兰卡就是纵火犯科尔雅切克。我可以说,只要这位锯木厂老板坐在这个不怀恶意、为人随和、尽管孤僻褊狭却仍受大家喜爱的符兰卡身边,他就不希望这个旅伴是那个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的科尔雅切克。直到他坐上了火车车厢的软席,他才放弃了这一希望。火车到达他的目的地,但泽车站(现在我才把这个地名讲了出来),迪克尔霍夫已经打定了自家的主意。他让人把行李扛上马车,拉回家去,自己空身一人,精神抖擞地到附近设在维本瓦尔的警察局去。他跳上石阶,走进大门,细心寻找,很快找到了那间办公室,室内的布置显出客观公正之貌。迪克尔霍夫作了一个仅限于陈述事实的扼要报告。锯木厂老板不是控告,仅仅请求警察局调查一下符兰卡是否就是科尔雅切克,警察局一口答应。

    在木筏载着芦苇棚和筏夫们沿河而下的几星期内,许多有关的官厅填写了一份又一份证明材料。有西普鲁士第某某野战炮兵团列兵约瑟夫-科尔雅切克的服役档案。这个品行不良的炮兵曾被关过两次禁闭,原因是喝得烂醉,大喊半是德文半是波兰文的无政府主义口号。相反,下士符兰卡曾在朗富尔的第二轻骑兵近卫团服务,在他的档案里并没有发现这种污点。符兰卡表现出色,他身为营部传令兵,在演习时给王储留下了良好印象,并得到一枚铸有王储头像的塔勒[旧时德国的一种银币]作为赏赐。这位王储口袋里总是带着这种银币。可是,在下士符兰卡的服役档案里却没有提到这一塔勒的赏钱,而我的外祖母则大喊大哭地说确有其事,那是当她和她的哥哥文岑特被传去审问的时候——

    她不仅用这一塔勒的赏赐来证明纵火犯的罪名是诬陷不实之词。她还可以拿出文件来证明,约瑟夫-符兰卡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经参加了但泽下城的志愿消防队,到了冬天,在筏夫们暂时歇业的几个月内,他当了消防队员,救过大大小小的几次火灾。还有一份材料证明,一九○九年,特洛伊尔的铁路主要工程段发生大火,消防队员符兰卡不仅扑灭了火灾,而且救了两名机修徒工。被请来作证的消防队队长黑希特也谈了类似的内容。据审讯记录所载,黑希特说:“救火的人岂能是纵火犯!霍伊布德的教堂失火时,他一直在救火梯上,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从灰烬和火焰里升起一只长生鸟,它不仅扑灭了火,这场人世间的大火,而且还给我主耶稣解了渴。我直言相告:谁要把这个头戴消防队员防护帽,有优先通行权,受保险公司宠爱,口袋里总是有劫后余灰(也许是他救火时掉进口袋的,或者是他捡来作为辟邪物)的人,谁要把他,把这只壮美的长生鸟说成是大红公鸡[德国谚语“把大红公鸡放到屋顶”即“放火烧屋”的意思,此喻纵火犯]的话,谁就不得好报,该用磨石挂在这种人的脖子上……”——

    读者将会看到,志愿消防队队长黑希特是一个能言善辩的神甫。在对科尔雅切克一符兰卡一案调查期间,他每逢星期日,便站在朗加尔滕的圣巴巴拉教区教堂的布道坛上讲着同样的话,把他对该进天堂的消防队员和该下地狱的纵火犯所作的比喻,喋喋不休地灌到他的教区信徒的耳朵里去。

    可是,调查该案的警察局刑事官员并不到圣巴巴拉教堂去,而且,长生鸟这个比喻,在他们耳朵里非但不能证明符兰卡无罪,反倒成了一个冒犯当今的大不敬的词儿,因此,符兰卡当志愿消防队员的活动,结果反而露出了蛛丝马迹。

    不少锯木厂的证明,这两个人出生地的证明,都陆续取到。符兰卡诞生在图赫尔,科尔雅切克是在托恩生的。老筏夫和两家远亲的证词中,有细微的不一致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调查已经有了眉目。这时,大木筏恰好到了帝国境内,一过托恩,便受到暗中监视,筏夫们上岸,也有人盯梢。

    过了迪尔绍,我的外祖父才注意到有人盯梢。他已经料到了。这当口,可能由于一种近乎消沉的懒散怠情,他并未在莱茨考和凯泽马克之间设法脱逃;这个地段,他了若指掌,加上器重他的筏夫们的帮助,他还有可能逃之夭夭。一过艾因拉格,木筏互相碰撞,缓慢地漂入死魏克塞尔河。一艘单桅渔船,贴着木筏驶来,甲板上有多少人哪!它越是不想引人注目,却反倒更引人注目。刚过普莱能村,从岸边芦苇丛中钻出两艘海港警察局的摩托艇,划破死魏克塞尔河越来越咸的、宣告港口将到的河水,在两岸之间来回穿梭。通往霍伊布德的桥那边,穿蓝制服的警察布置了警戒线。一眼望去,克拉维特尔船坞对面的木材堆积场,几个较小的船坞,越来越宽、向莫特劳河突出的木材港,各家锯木厂的装卸码头,有本厂职工在等候的码头,处处都有穿蓝制服的警察。唯独河对岸席哈乌一带没有,那边旌旗林立,那边正发生着别的事情。那边大概是有什么船下水,那边人头挤挤,海鸥乱飞,那边在庆祝——是为我外祖父举行庆祝会吗?我的外祖父看到木材堆遍布穿蓝制服的警察,看到两艘汽艇越来越预兆不祥地驶来,把恶浪掀上木筏,他才明白了花费偌大的费用,布下天罗地网,是专为收拾他的。到了这时,昔日的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心才觉醒了。他这才唾弃了温和的符兰卡,脱下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这张人皮,大声而毫不结巴地宣布同口吃的符兰卡一刀两断,并开始逃跑。他从一个木筏跑到另一个木筏,在这宽阔而摇晃的平面上奔跑,光着脚在这粗糙的木排上奔跑,从巨木到巨木,在木筏上向席哈乌跑去。那里,旌旗迎风招展,一条船停在船台上,龙骨已浸在水里;那里,没有人在喊符兰克或科尔雅切克,正在做精彩的演讲:我把你命名为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直航美国,排水量四万吨以上,三万马力,陛下的轮船,一流的休息厅,二流的大餐厅,大理石体育馆,图书阅览室,直航美国,陛下的轮船,稳定器,散步甲板,“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普鲁士国歌的起首句],船首的本上海港旗帜,海因里希亲王[普鲁士亲王(1862~1929),德国海军大元帅]站在舵轮旁。而我的外祖父却光着脚,几乎脚不沾圆木地向铜管乐队奔去。有这等君主的国民啊,他从一个木筏跑到另一个木筏,国民向他欢呼,“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汽笛齐鸣,所有船坞的汽笛,停泊在港内的轮船、拖轮和游艇的汽笛,“哥伦布”号,美国,自由,还有两艘汽艇,其乐无穷、疯疯癫癫地在他身边飞驰,驶过一张又一张木筏,陛下的木筏截断了他的去路,真是败人兴致。他正要姿势优美地一跃而过,却又不得不停下来,孤单单站在一张木筏上。他已经看到了美国,这时,两艘汽艇打了横,他别无去路,只好跳水——有人看到我外祖父在泅水,向一张朝莫特劳河漂浮的木筏游去。由于有那两艘汽艇,他不得不潜水,由于有那两艘汽艇,他不得不永远待在水下。木筏在他头顶上漂浮,而且不再停留,一张木筏再生一张新的:你的木筏所生的木筏,一张又一张,永世不竭:木筏。[对天主教经文的滑稽模仿]

    两艘汽艇停了发动机。一双双严酷无情的眼睛搜索着水面。可是,科尔雅切克一去不复返了,他告别了铜管乐,汽笛,船上的钟,陛下的船,王储海因里希的命名演说,陛下的疯狂乱舞的海鸥,告别了“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以及为陛下的轮船从船台下水时润滑用的陛下的软肥皂,告别了美国和“哥伦布”号,钻到了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逃脱了警察局的追捕查究。

    我外祖父的尸体始终没找到过。他是死在木筏底下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然而,正是为了深信不疑,我还得把有关他奇迹般地获救的各种传说照录不误。

    其一是说,他在木筏底下找到了两根木头间的一个窟窿;从下面看,大小正好使他的口、鼻露在水面上。从上面看,这个窟窿却很小,尽管警察检查木筏,甚至搜遍了木筏上的芦苇棚,一直折腾到深夜,还是没有发现它。后来,借着黑夜沉沉——传说如此,他随波漂去,虽然筋疲力尽,但仍有几分运气,漂到了莫特劳河另一岸,上了席哈乌船坞的码头,躲在废铁堆存场上,后来,可能得到希腊水手的帮助,上了那几艘积满污垢的油船里的某一艘。据说,那些船向来就是逃亡者的避难所。

    另一说云:科尔雅切克是个游泳好手,肺活量超过常人,他不仅在木筏底下潜泳,而且潜过极宽的莫特劳河,幸运地抵达对岸席哈乌船坞的码头,毫不引人注意地混到造船工人中间,最后混到狂热的群众中间,同他们一齐高唱“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还听了王储为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命名的讲演,拼命鼓掌。下水典礼结束,他穿着半干湿的衣裳,随着人群,挤下码头。第二天——在这一点上,一二两种获救说是一致的——他成了一名偷渡的乘客,上了臭名昭彰的希腊油轮中的一艘。

    为完整起见,还得讲一讲第三种荒诞不经的传说。据云,我的外祖父像一块漂浮的木头,被河水送进了公海,几名博恩扎克渔夫一见,马上把他打捞上来,在三海里区域外,把他交给了一艘瑞典深海渔轮。在瑞典船上,他像奇迹一般慢慢复元,并到了马尔默,如此等等。

    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乃渔夫们编造的虚妄故事。还有那些目击者(在全世界的海港城市都有这种不可信的目击者)的叙述,我也同样一笑置之。他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在美国布法罗见到过我的外祖父。据说他改名为乔-科尔奇克,做从加拿大进口木材的生意,是几家火柴厂的大股东,火灾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他们把我的外祖父描绘成一个孤独的亿万富翁,坐在摩天大楼里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每个手指都戴有一枚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正在训练他的保镖,这些人一色消防队员制服,都会唱波兰文歌曲,以长生鸟卫队而遐迩闻名

    飞蛾与灯泡

    一个男人,离弃一切,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发财致富。关于我的外祖父,我想,谈这些也就够了。至于他现在用的是波兰名字戈尔雅切克,还是卡舒贝名字科尔雅切克,或是美国名字乔-科尔奇克,那就不管它了。

    敲着一面简易的、随便在哪个玩具店和商店都可以买到的铁皮鼓,询问那条被一张接一张、一直排到天边的木筏布满了的河流,真是困难重重。然而,我还是敲着鼓,问遍了木材港,问遍了在河湾里颠簸、被芦苇缠住的浮木,比较省力地询问了席哈乌船坞、克拉维特尔船坞、许多大半只修不造的小船坞的船台、车辆厂的废铁堆存场、人造黄油厂散发腐臭味的椰子果堆栈以及在这类地方凡我所知的任何阴暗角落。他准是死了,并没有回答我。他对皇帝的轮船的下水典礼,对船只从下水起往往历时数十年的兴衰过程全然不感兴趣。我这里指的是“哥伦布”号的兴衰史,它一度被称为船队的骄傲,当然是航行美国的,但后来沉没了,或者是自行凿沉的①,也许又被打捞起来,翻修一新,再度命名,也许被拆成了废铁一堆。它,“哥伦布”号,可能仅仅是潜入了水中,仿效我的外祖父,时至今日,这艘四万吨的巨轮,连同它的餐厅、大理石体育馆、游泳池和按摩室,犹在菲律宾海域或埃姆登港海底六千米深处东游西逛;这些情况,可以在《韦尔》②或《船舶年鉴》中读到——依我看,第一艘或第二艘“哥伦布”号是自己凿沉的,因为船长不愿忍受某种与战争有关的耻辱而苟活下去——

    ①“哥伦布”号于1939年12月19日在航行途中获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自沉。

    ②《韦尔》,指布鲁诺-韦尔主编的《德意志战舰手册》,自1900年编至1940年。

    我把木筏的故事念了一段给布鲁诺听,然后提出了我的疑问,请他作客观的答复。

    “死得绝妙!”布鲁诺如醉如痴地说,并立即动手用线绳把我那淹死的外祖父的形象编织出来。我不由得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并放弃了去美国捞一份遗产的轻率念头。

    我的朋友克勒普和维特拉来探望我。克勒普带来了一张两面都是金-奥利弗演唱的爵士乐唱片,维特拉忸忸怩怩地递给我一个拴在桃红色缎带上的巧克力鸡心。他们做出各种丑态,拙劣地模仿我的习作中的场面。为了使他们高兴,我就像每逢探望日那样,露出一副心情愉快的面孔,甚至对于沉闷透顶的笑话也报以微笑。就这样待了一会儿,在克勒普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讲什么爵士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前,我抢先讲述了我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一个男人在别人开枪射击之前钻到一张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不再浮上来,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我随随便便地、装出厌烦的样子问他们。克勒普一听,沮丧地转动他那肥胖的脖子上的脑袋,解开钮扣,复又扣上,一边做起游泳动作,仿佛他自己正待在木筏底下。末了,他摇摇头对我的问题不予回答,推说现在刚过中午,时间尚早,来不及考虑。

    维特拉直挺挺地坐着,翘起大腿,小心翼翼地不弄皱裤子的折缝。他像身上那条细条纹裤一样,露出那种唯独他和天堂里的天使才有的古怪的傲慢神情说:“我待在木筏上面。木筏上面真惬意。蚊子叮我真讨厌——我待在木筏底下。木筏底下真惬意。没有蚊子叮我真舒服。我想,如果不打算待在木筏上面让蚊子咬的话,生活在木筏底下也满不错。”

    维特拉停顿片刻——这是他屡经试验证明颇有效果的一招,同时打量着我,像往常要扮出一副猫头鹰的相貌时那样,扬起天生就很高的眉毛,像演戏似的用尖厉刺耳的声调说:“我设想,这个淹死的人,这个木筏底下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外祖父,也是你的舅公。他之所以死去,是由于他觉得身为你的舅公,对你负有义务;如果他是你的外祖父,他就更加觉得对你负有义务;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一个活着的外祖父更使你感到他是个累赘了。所以,你不仅是你舅公的谋害者,而且是你外祖父的谋害者!可是,就像所有真正的外祖父所爱干的那样,你的外祖父也要多少惩罚你一下,不让你这个外孙心满意足,不让你高傲地指着一具淹死者肿胀的尸体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哪,我淹死的外祖父。他是一位英雄!在他们追捕之下,他宁肯跳水,也不肯落进他们的掌心——你的外祖父把尸体隐藏起来,不留给人世和他的外孙。这样一来,后世的人和他的外孙就得天长日久地替他担忧,为他伤脑筋。”接着,他从怜悯这一方突然转向同情另一方,他微微向前俯身,装出一副狡猾的面孔,耍弄调解花招说:“美国!振作起来,奥斯卡!你有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使命。人家会宣判你无罪,把你开释的。如果你不到美国去,那你上哪儿去呢?你可以在美国重新寻获自己失去的一切,甚而至于重新找到自己下落不明的外祖父!”

    尽管维特拉的回答带有嘲讽挖苦的意味,而且刺伤人的心,留下持久的伤痕,然而比起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来,他的回答要肯定得多。克勒普愁眉苦脸,拒不回答那个男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布鲁诺则说我的外祖父死得绝妙,仅仅因为他刚死,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就下水破浪前进了。愿上帝保佑维特拉所讲的美国,它是保存外祖父们的地方,又是我能够赖以复元的假想目标与理想,如果我厌倦了欧洲,想要放下我的鼓和笔的话。“写下去吧,奥斯卡!为你的外祖父而继续写吧!为这个在美国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科尔雅切克,他如今富贵荣华,但已厌倦人生,正在自己的摩天大楼里玩火柴!”

    克勒普和维特拉终于告辞而去,布鲁诺便进来通风,用强烈的气流把朋友们扰乱性的气味统统排出室外。之后,我又拿起我的鼓,但不再击鼓召来遮掩死尸的木筏的圆木,而是敲击出那种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①,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因此,关于被我外祖父遗弃在欧洲痛哭哀悼的那一家人,关于他们到我出世为止的生活道路,我只能作简单扼要的叙述——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科尔雅切克消失在木筏底下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女儿阿格内斯、文岑特-布朗斯基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扬,都站在锯木厂码头上筏夫们的家属中间,哀痛欲绝。稍靠边上一点,站着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他是约瑟夫的哥哥,是被人传到城里来讯问的。那个格雷戈尔始终只用同样的话来回答警察局:“我简直不认得我的弟弟。我只晓得他名叫约瑟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十岁,或者十二岁。他给我擦皮鞋,如果母亲和我要喝啤酒的话,就派他去买啤酒。”

    从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我的外曾祖母是喝啤酒的,但这对警察局却毫无帮助。科尔雅切克家还有这么一个长子,对我的外祖母安娜反倒帮了大忙。格雷戈尔先在什切青、柏林,后在施奈德米尔混了一些年头,末了定居但泽,在卡宁欣棱堡附近一家火药厂找到了工作。一年以后,在诸如同假符兰卡结婚等等麻烦事统统了结或者搁置不论之后,他娶了我的外祖母,而她则决意跟定科尔雅切克家的人了。如果格雷戈尔不姓科尔雅切克,她可能不会同他结婚,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成亲。

    格雷戈尔由于在火药厂工作,所以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接踵而来的战争时期,他都不用去当兵。他们三人仍旧住在那套曾是那个纵火犯避难所的一间半的房子里。可是,事情很明显,这个科尔雅切克不必再同前一个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因此婚后才一年,我的外祖母不得不在特罗伊尔一所公寓租下一爿刚出空的地窖小铺,卖大头针等杂货,也卖蔬菜,赚钱贴补家用,因为格雷戈尔虽说在火药厂挣钱不少,却都花在喝酒上,带回家的钱不够日常必需的开支。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只是偶尔喝上一杯烧酒,格雷戈尔可不一样,他是个酒鬼,也许是受我的曾外祖母遗传。格雷戈尔并非借酒浇愁。他天性忧郁,很少露出高兴的样子,不过,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不是由于开怀而狂饮。他之所以喝酒,只因为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穷根究底的人,所以,他对于杯中物,当然也要到瓶底朝天方才罢休。在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喝剩过半杯杜松子酒。

    我妈妈当时十五岁,是个丰满的姑娘,非常能干,除去干家务,还在店里帮忙。她把食品印花贴在分类账本上,星期六给人送货,写催账信,虽不老练,却富于想象力,提醒赊账的顾客前来还钱。遗憾的是,这些信我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里,倘若能够从一个半孤儿(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根本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任)的信里,摘引几句半是稚气、半带少女特征的叹苦经的话,那该有多妙呀。我外祖母和她女儿的现款盒是用两个马口铁盘子合成的,里面通常是铜子多而银角子少。她们两人总是煞费苦心才能把这个现款盒藏起来,不让那个始终口渴的火药厂工人忧郁的目光发现。到了一九一七年,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患流行性感冒呜呼哀哉。从此以后,杂货铺的赚头才有所增加,不过也还是很有限;因为在一九一七年,能有些什么货色可卖呢?

    火药厂工人去世后,那套一间半的房子便空在那里,因为我妈妈怕鬼,不愿搬进去,后来,扬-布朗斯基迁去居住。我妈妈的这位表兄当时二十岁左右。他离开了比绍和他父亲文岑特,在卡特豪斯中学取得成绩优良的毕业证书,又结束了在那个小县城邮局的见习时期,此时到但泽邮政总局来干中级管理人员的差事。扬来到他姑姑家里,除去他的箱子外,还带着他的洋洋大观的集邮册。他从幼年起就开始集邮,因此,他对于邮局不仅怀有职业上的兴趣,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私人关系。这个体质赢弱、走路有点驼背的年轻人,有一张鹅蛋脸,相貌漂亮,也许太甜了一点,一双碧蓝的眼睛,这足以使当时年方十七的我母亲爱上了他。扬已经三次应召去做体格检查,每次检查都因他身体太糟而缓服兵役;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扬-布朗斯基的体格状况,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①——

    ①1916年2月至7月,德军在西线进攻凡尔登未克。7月至8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发动战役,牵制凡尔登方面德军。双方均未取得重大进展,但伤亡惨重,仅德军就损失六十万。此喻送命。

    他们两人相互调情,照道理讲,应当是从一起看集邮册,脑袋贴着脑袋检查特别珍贵的邮票四边孔眼是否完整时开始的。但是,实际开始或者说爆发,是扬第四次被叫去作体格检查的那天。我妈妈本来有事要进城,便陪同他到军区司令部去,站在有民军①站岗的岗亭旁边等他。她和扬都认为,这一回扬是非去法国不可了,他可以借那里含铁和铅的空气,治疗一下自己发育不健全的胸腔。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民军的钮扣,每遍的结果都不同。我可以想象,所有制服的扣子都是按那种尺寸钉的,无论你最后数到哪一颗,不是意味着凡尔登,就是无数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②中的一座,要么就是意味着某一条小河:索姆河或玛恩河③——

    ①民军,德国国防军的一部分,由十七岁至四十五岁有服兵役义务的男子组成的后备军,1913年建立,1918年按照凡尔赛和约解散。

    ②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南孚日山一山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军在此争夺甚烈。这里用复数以喻类似的高地。

    ③1914年9月5日至10日,德、法两军在玛恩河进行大战,双方投入军力共一百五十余万人,德军战败,退据艾纳河,形成对峙局面。索姆河见前注。

    刚过一个小时,这个作第四次体检的小伙子挤出了军区司令部大门,蹒跚着下了台阶,扑到我妈妈阿格内斯身上,搂住她的脖子,凑在她耳朵上,用当时的流行话低声说:“他们不要我的脖子,也不要我的屁股,缓役一年!”我母亲第一次拥抱扬-布朗斯基,我不知道她此后可曾更幸福地拥抱过他。

    这一对年轻人在大战期间相爱的细节,我不得而知。我妈妈爱漂亮,好打扮,讲究穿戴,喜欢昂贵物品。为能满足她的奢求,扬卖掉了自己收集的一部分邮票。据说他当时写过一本日记,可惜后来遗失了。看来我的外祖母容忍了这两个青年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已经超出了表亲之间的关系,因为扬-布朗斯基在特罗伊尔那套一间半的房子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以后,直到一位姓马策拉特的先生的存在已不容否认,甚至已得到承认的时候,扬才迁走。我妈妈必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认识那位先生的,那时,她在奥利瓦附近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是莱茵兰人,他的大腿被子弹打穿,正在医院养伤,由于他那种莱茵兰人的乐天性格,不久就成了全体女护士的宠儿,护士阿格内斯也不例外。他的伤刚好一半,就由这个或那个护士搀扶着在过道里一瘸一拐地走动,还到厨房里给护士阿格内斯帮忙,因为她戴的护士帽同她那张小圆脸非常协调,也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厨师,懂得把感情转化为浓汤的诀窍。

    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腿伤痊愈后便留在但泽,并且立即找到了工作。战前他在莱茵兰纸张加工业一家较大的公司任职,如今成为该公司驻但泽的代理人。战争渐渐消耗尽了。人们含糊其辞地签订了和约,替日后的战争制造了新的起因,魏克塞尔河入海口周围地区被宣布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管辖。这个地区大致从海岬上的福格尔桑起,沿诺加特河到皮埃克尔,再顺魏克塞尔河到查特考,向左到舍恩弗利斯构成一个直角,随后绕萨斯科申森林抵奥托明湖形成一个凸出部,把马特恩、拉姆考和我外祖母的比绍划在界外。这条界线到克莱茵一卡茨附近的波罗的海结束。在原来的市区内,波兰得到一个自由港、包括军火库在内的韦斯特普拉特、铁路管理局和设在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波兰邮局。

    这个自由邦的邮票,用汉萨同盟红金色的纹章徽记;波兰邮票则是些丧气的紫色图案,画的是卡西米尔和巴托里①的史实——

    ①卡西米尔三世(1310~1370),波兰国王(1333年起);巴托里王室的斯特凡四世(1533~1586),波兰国王(1576年起)。

    扬-布朗斯基进了波兰邮政局。他改换工作机构,选择了波兰国籍,看来都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许多人认为,他选择波兰国籍的原因,在于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一九二○年,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①在华沙城下击退红军。魏克塞尔河畔的这次奇迹,到了像文岑特-布朗斯基这样的人嘴里,都说是得了圣母马利亚的保佑,军事专家们则不是归功于西考尔斯基将军②,便是称颂魏刚将军③。就在这个波兰年里,我母亲同德意志帝国的公民马策拉特订了婚。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我外祖母安娜同扬一样不同意他们订婚。她把这段时期内生意略有起色的特罗伊尔地窖小铺留给她的女儿去经营,自己搬回比绍,也就是说搬到波兰境内她哥哥文岑特那里,像未嫁给科尔雅切克以前那样,接管了庄院、萝卜地和土豆地,让她那个日益被神恩迷了心窍的哥哥去同圣母兼波兰女王打交道和对话。她自己穿着四条裙子,秋天里蹲在土豆秧火堆后面,遥望始终还被电线杆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地平线,倒也自得其乐——

    ①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1867~1935),1918年起为波兰元首。

    ②西考尔斯基(1881~1945),1922年至1923年任波兰总理。

    ③魏刚(1867~1965),1920年法国派驻波兰毕尔苏德斯基处的正式代表。

    扬-布朗斯基同我妈妈之间言归于好,是在扬找到了他的黑德维希并同她结婚以后。黑德维希是卡舒贝人,住在城里,但在拉姆考还有农田。在伏依克咖啡馆的一次舞会上,他们碰巧相遇,据说我妈妈向马策拉特介绍了扬。虽说这两位先生对我妈妈的感情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性格各异,却又一见如故,非常投机,尽管马策拉特直言不讳地用莱茵腔大声说,扬转到波兰邮局去工作,这个想法未免荒唐。扬和我妈妈跳舞,马策拉特同骨骼大、个子高的黑德维希做伴。她的目光像母牛似的难以捉摸,周围的人见了,一直以为她是个孕妇。大家还经常温跳,你请我,我邀他,一场舞未酣,念头已转到下一场,跳波尔卡舞时抢了先,跳英国华尔兹时落了后,终于在跳查尔斯顿舞时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时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间卧室只相当于买一盒火柴,几乎等于不花钱。在这一年,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娶了我母亲,证婚人之一是扬,另一位是姓米伦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关于那位米伦,可写的不多。他之所以值得一提,仅仅因为我妈妈和马策拉特在采用地产抵押马克①的当口,盘下了他的殖民地商品店。该店开设在朗富尔郊区,因顾客赊欠而破产。我妈妈在经营特罗伊尔的地窖小铺时,学会了同各种各样赊账顾客打交道的巧妙手腕。此外,她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子,脑筋灵活,能言善辩,巧去如簧。因此,她在短时间内又把这凋敝的买卖做得兴隆起来。连马策拉特也辞掉了代理人的职务,到店里来帮忙,反正当时的纸张市场也是供过于求——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为稳定币值而于1923年10月至1924年8月发行的临时通货。

    夫妇两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谓绝妙。我妈妈有坐在柜台后面同顾客应酬的窍门,马策拉特则有同零售商、批发商周旋的本领。此外,马策拉特爱穿上厨娘的围裙,爱到厨房去干活,包括洗涤在内,正好减轻了我妈妈的负担,因为她本无烹调的才能。

    与店铺相连的住房虽然狭小,盖得很糟,但是同特罗伊尔的居住条件(我仅仅是听人讲才知道的)相比,已经够小资产阶级气派的了。因此,至少在婚后头几年,我妈妈在拉贝斯路想必住得挺满意。

    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口西尔洗衣粉、有点曲折的长过道外,有一间宽敞的厨房,但多一半的地方,同样堆着货物,如罐头、面粉口袋、燕麦片小包等。起居室是底层最好的一间,有两扇窗,朝着夏天铺波罗的海贝壳的小花园和大街。葡萄红的糊墙纸,近于紫色的长沙发套,一张可以拉开的、四个圆角的餐桌,四把黑色皮面椅子,一张放烟灰缸的小圆桌,经常要挪动,地上铺着蓝色的地毯。两扇窗户之间是黑、金两色的挂钟。紫色沙发榻旁是一架黑色钢琴,先是租借的,后来慢慢偿付,买了下来,还有一张旋转琴凳,下面铺一块黄白色的长毛兽皮。钢琴对面是餐具柜。黑色的餐具柜有磨光玻璃拉门,围以黑色蛋形纹饰,下面的门里锁着餐具和桌布,门上有深黑色的果实浮雕,黑色的柜腿呈爪状,黑色的雕花柜顶上有盛假水果的水晶碗和一次中彩得来的绿色奖杯。这两件物品中间的空档后来用一台浅咖啡色的收音机填补,这应归功于我妈妈做生意精明能干,懂得生财之道。

    卧室是黄色的,可俯视四层楼公寓的院子。请诸君相信我的话,那座合卺城堡,即那张结婚喜床的华盖是天蓝色的。床头一幅画,镶在玻璃镜框里,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画上是一个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她躺在岩洞里,眼望画的右上角连声叹息。她胸前的手指真多,让人看了总以为不止十个,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数。喜床对面是白漆衣柜,柜门镶有镜子,衣柜左边是梳妆台,右边是大理石面小屉柜,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卧室用灯。它同起居室里的不同,并非用缎子罩蒙着,而是挂在两根黄铜吊杆上一个浅玫瑰色的圆形瓷罩下。两个灯泡突出在外,光线四射。

    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种种问题,而且还想知道,我家卧室里的灯泡是四十瓦还是六十瓦。我并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和我的鼓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我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回想起那两只灯泡。因为我进出过许多住宅,开过关过数以千计的电灯,所以首先必须把它们忘个一干二净,必须不带任何花腔地敲着我的鼓,穿过这片统一规格的照明体的森林,才能重新回忆起拉贝斯路我家卧室的两只灯泡。

    我妈妈是在家分娩的。临产的阵痛袭来时,她还在店铺里,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装的蓝色口袋里,结果误了时间,来不及送她进妇产医院。于是,从赫尔塔街请来一位上了年岁、已经很少提着小箱子干她这行当的助产士。在我家卧室里,她帮我出了娘胎。

    我最初见到的这个世界的光,是由两只六十瓦灯泡放射出来的。因此,《圣经》上的那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①,时至今日,我还觉得像奥斯拉姆公司最成功的广告用语。直到正常的会阴破裂为止,分娩过程都很顺利。我毫不费力地从头部朝下的位置中解放出来,这种正常的位置,无论对母亲们、胎儿们以及助产士们都有利,因此谁都说好——

    ①《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时说的话。

    我接着可以这样讲:我属于那种有超人听力的婴儿,他们的智力在娘胎里已经发育完全,仅仅有待于日后证实。我在娘胎里只听到我自己的动静,只注意我自己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因此我一生下来,就以批判的态度仔细听我的父母亲在电灯泡下讲他们出自本能的意见。我的耳朵很尖。这是一对往下搭拉的小耳朵,黏黏糊糊,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讨人喜欢的。然而,他们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真切,而这些话说出了他们最初的印象,因此对我来说至为重要。我的脑子虽小,却同我的耳朵一样灵。我把听到的一切细细考虑了一通,然后拿定主意干哪些事情,以及把哪些事情坚决弃之不顾。

    “一个男孩,”那位毫无根据地自以为是我的父亲的马策拉特先生说,“他长大后将继承这爿店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的是什么了。”

    妈妈想的倒不是店铺,而是她儿子的装备:“嘿,我早知道是个小子,尽管有那么几次,我讲过可能生个丫头。”

    就这样,我过早地懂得了女人的逻辑,接着,又听她说:“等小奥斯卡到了三岁,就给他买个铁皮鼓。”

    我久久地权衡比较我母亲和父亲的诺言,观察并倾听着一只误入室内的飞蛾。这只飞蛾中等大小,毛状,正在追逐那两只六十瓦的灯泡,投下了比它展开的两翅大不知多少倍的阴影,一颤一颤地移动着,遮住了房间,遮住了室内的家具。令我难忘的倒不是忽明忽暗的投影游戏,而是飞蛾同灯泡之间对话时发出的噪音。飞蛾喋喋不休,仿佛它要赶紧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统统从肚里倒出来,仿佛它今后不会再有时间同光源交谈,仿佛飞蛾与灯泡之间的这场对话是飞蛾最后的忏悔,而根据灯泡赦罪的方式来看,是不允许它再作孽和放荡了。

    今天,奥斯卡可以简单明了地讲,飞蛾在击鼓。我听到过兔子、狐狸和睡鼠击鼓。青蛙们能击鼓召来一场暴风骤雨。人家说啄木鸟击鼓把虫子从洞里敲出来。人则敲盘子、铁锅、定音鼓和小鼓。我们说,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进入坟墓。这是鼓手和鼓手长的行当。还有为弦乐队和打击乐器谱写协奏曲的作曲家。我甚至联想起长和短的归营号,还要提一提奥斯卡本人迄今为止在击鼓上花的工夫;这一切同飞蛾在我诞生之际举行的敲击仪式并非不相干,它敲击的不是什么乐器,而是两只普通的六十瓦灯泡。也许在最黑暗的非洲的黑人中间,在美洲的尚未忘却非洲的黑人中间,会有这样一些人,能够以他们天赋的节奏感,相同地或类似地模仿我的飞蛾或者非洲的飞蛾——众所周知,它们比东欧的飞蛾更大,也更花哨,既一本正经又放荡不羁地擂鼓;但我要遵循我的东欧的标准,因此我也要向我出世时飞来的那只中等大小的棕色粉蛾讨教,并称它为奥斯卡的师傅。

    时当九月初。太阳位处室女宫。夜间,一场夏末的暴风雨由远而近,狂风阵阵,刮得箱笼家具挪动了位置。水星使我具有批判精神,天王星使我富于奇想,金星让我相信自己有小小的福分,火星则要我相信自己的抱负与雄心。在命宫里升起天秤星,它决定我天性敏感,并且好夸张。海王星进入第十宫——这一宫代表中年的命运——将我置于介乎坚信奇迹与受骗上当之间。土星位居第三宫,与木星冲,使我的出身问题成为疑案。但是,是谁派来的飞蛾,是谁允许它同那好似中学校长大发雷霆的夏末雷雨声一道,使我心中升起了对母亲许诺的铁皮鼓越来越浓的兴趣,使我越来越急于想得到这一件乐器呢?

    我表面上装成一个肉色鲜嫩的婴儿,大哭大叫,内心里则打定主意,拒绝我父亲的建议,对于同殖民地商品店有关的一切,统统撒手不管,同时从善意出发,也考验我妈妈到了那一天,也就是到了我三岁生日时,是否把她许下的愿兑现。

    除去上述种种有关我未来的推测以外,我了解到,妈妈和那个父亲马策拉特都不具备这样的器官,能够了解我反对什么和赞成什么,从而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决定。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他估计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一次一劳永逸的短路使所有的光源断了电。因此,他开始在电灯泡下过这种生活之前,就已经失掉了对这种生活的乐趣;当时,唯有那面遥遥在望的铁皮鼓才使我没有更强烈地表达出重返娘胎头朝下的位置的愿望。

    加之,助产士已经剪断了我的脐带;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照相簿

    我守护着一件宝贝。我守护它经过了糟糕的、仅仅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时而藏起来,时而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我把它珍藏在胸口;当我睡觉时,奥斯卡枕着他的宝贝:一本照相簿。

    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本照相簿总共一百二十页。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照片,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气味越大。有时我的照相簿还受风吹雨淋。一些照片脱落下来,可怜巴巴的,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差一点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呢?我们亲爱的上帝,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拍摄下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缩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统统贴到他的照相簿上去。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照相簿,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奥斯卡对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固有的偏爱;可是,我多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啊!那就泛泛地提一笔吧!在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看到时装与发型的更换,看到我的妈妈越来越胖,扬越来越萎靡不振,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可以猜出照片是谁拍摄的,并且看到摄影术每况愈下,从一九○○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我们就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吧!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张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单是同快速摄影术有关的一切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责备我自己而不是责备克勒普,因为我是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如果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将会是:把赤条条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赶紧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如果不带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是梦见的,不是拍摄的,即使是拍摄的,也显不出影来。

    克勒普和我是一边吃面条一边认识的,交了朋友,发展了友谊。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①,我们常去拍照。我当时有几个旅行计划。这就是说,我当时非常伤心,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请护照。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至少还要去巴黎,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对缺少现钱,我反而很高兴,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经济桔据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不过,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克勒普和我常进电影院,有时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根据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女护士,痛哭流涕,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难的手术之后,他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影片通常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大伤脑筋。有些片子我们本来想再接着看第二遍的。我们经常在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但是,我们一走出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于是我们就丧失了勇气。我们害羞得很,不仅怕见女售票员,而且怕见那些素不相识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长售票队前的队伍——

    ①指本书主人公奥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

    就这样,我们每看完一场电影几乎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一爿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照相馆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一进门,他们便堆着笑脸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是顾客,所以受到尊敬。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我只知道用“可爱”二字来形容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进了底片。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可爱地(唯有用“可爱”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爱)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爱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我们付了钱。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们要了啤酒、血肠①加洋葱和黑面包。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在木头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啤酒和血肠很快送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

    ①血肠,用猪肉、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肠。

    我们身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具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强烈程度。如果存在着某种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肠,增加情绪和做游戏。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种用途,我们身上总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巴换成额头。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剪辑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微笑。我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羞怯地挤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陆军医院一次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在,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所选的装束,大概是他非常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他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浆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他也是直视前方,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战后,人们都换了一副面孔。男人们都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现在轮到妇女了。她们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她们有理由严肃地凝视前方,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配在她们的脸上实在太合适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太阳穴上,难道她们不是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吗?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的照片(这必定是她怀孕前不久拍摄的)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线条平稳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这双眼睛,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它们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深情的”这个词尽管还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

    那个时期的合影没有多大意思,但易于评论,因此富有启发作用。在签订拉巴洛条约①的年代里,结婚礼服竟如此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吃惊。在结婚照上,马策拉特还系着硬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也许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把裙,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跳起舞来十分灵巧的小脚穿一双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几张照片上出现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惹人注目的始终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土里土气而又一本正经,自己缺乏自信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却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的出身——卡舒贝乡下佬。尽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尽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特别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中心人物——

    ①拉巴洛条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签订的条约。当时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我已经观看良久了。我不得不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再现出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为拍摄这张合影提供机会的是扬-布朗斯基的寓所。它坐落在马格德堡街拐角上,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的陆军操场一侧,因为照片上的背景是阳光照耀下一半爬满了扁豆藤的阳台,这种阳台只有波兰人聚居区的住宅才有。妈妈坐着,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站着。但是,瞧瞧她坐的位置和他们站的位置吧!有一段时间,我愚蠢透顶,用一个想必是布鲁诺替我买来的学生圆规以及一把直尺和一块三角板,想要测量出这罗马三执政(因为我妈妈的价值足以顶替一个男人)的位置。先画出脖子的倾斜角,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再进行平行移位,硬性得出三个全等三角形,又画三个圆,意义重大的是,它们在外面,在扁豆藤的绿叶丛中相交,产生一个点,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个点,信仰点,渴望点,要得到一个支撑点,一个出发点,如果不是一个立足点的话。

    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测量自然不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反倒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地方,被我用圆规尖扎出了几个小洞,洞虽小,然而起了扰乱作用。在这张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东酉呢?是什么让我到这个四边形上去寻找,如果愿意的话,甚至真能找出数学关系以及——简直可笑之极——宇宙关系来呢?三个人:一个坐着的女人,两个站着的男人。她是烫过的黑发,马策拉特是鬈曲的金发,扬是平平地往后梳的栗色头发。三个人都在微笑:马策拉特笑得比扬-布朗斯基更明显,两人都露出了上排门牙,他们两个的微笑加在一起要比我妈妈的强五倍,因为她只在嘴角露出一丝笑痕,眼睛里则毫无笑意。马策拉特的左手搭在我妈妈的右肩上;扬则满足于让右手轻轻地扶着椅子背。她的膝盖向左,髋部以下的其余部位都往前冲,膝上放着一个本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布朗斯基的一本集邮册,后来又以为是一本时装杂志,最后,我认为这是一本收集香烟盒里著名电影明星照片的册子。我妈妈的双手似乎正要去翻它,就在这一瞬间,底片曝光,照片拍成。看来这三个人都很幸福,互相祝贺避免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样一类事情只有当三人团中的某一个伙伴需要过保险的私生活,或者从一开始就偷偷摸摸时才有可能发生。他们三人休戚相关,但还是依赖于第四个人,那就是扬的妻子,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她娘家姓莱姆克,当时正怀孕,可能怀着日后出世的斯特凡。他们有赖于她的仅仅是让她拿着照相机,对准他们三个以及这三人团的幸福,至少借助摄影工具把这三重幸福固定下来。我从照相簿上撕下另外几张四边形,贴到这张照片旁。在这些画面上,或者是妈妈同马策拉特在一起,或者是妈妈同扬-布朗斯基在一起。这些照片中间没有一张能像那帧阳台照片那样让人一清二楚地看到那种不可变更的事实,那种最后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一张,照的是扬和妈妈,它散发着悲剧、淘金狂和失常的气味,失常变成厌烦,失常的厌烦。另一张,马策拉特待在妈妈身边:正下着周末夫妻生活前的毛毛雨,维也纳煎肉排咝咝有声,饭前挑刺儿发牢骚,饭后连打几个呵欠,上床前讲点笑话或者把纳税账国记到墙上,这样一来,夫妻生活也就有了一个精神背景。这些镜头尽管无聊,但我觉得总比往后几年有伤风化的快照要好。妈妈躺在扬-布朗斯基的怀里,背景是欢乐谷附近的奥利瓦森林。扬的一只手消失在妈妈的衣裳底下。这种卑俗举动只能被理解为:从跟马策拉特结婚的第一天起就通奸的这不幸的一对,他们的激情已经到了狂躁的地步,而在这里给这一对人充当麻木不仁的摄影师的,我猜想,就是马策拉特。那张阳台照片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那种还懂得应当放谨慎些的姿势,已经荡然无存。这种表情和姿势只有在另外一些场合,也就是当两个男人同时站在妈妈身后或身边,或同时躺在她的脚下时,才能让人看到,例如在霍伊布德海滨浴场沙滩上那一张。它就在这儿,请看吧!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显示出我幼年时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它虽说不像那张阳台照片上那么集中,但仍然播送出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剑拔弩张的和平,这种和平条约只能在三个人之间才能缔结乃至签署。读者可以破口大骂剧院里受人欢迎的三角主题戏;舞台上只有两个人,他们要么没完没了地讨论,要么暗中思念着第三者,除此以外就做不出什么戏来了。可是,在我的照片上,他们三人在一起。他们在玩施卡特牌①。这就是说,他们各自手里捏着一把牌,展开呈扇形,正要叫牌,但都不看自己手里的王牌,而是看着照相机。扬把手平摊在一堆铜板旁边,翘起食指;马策拉特用指甲掐桌布;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我认为是成功的玩笑:她抽出一张牌,但不是给她的两个牌友看,而是给照相机的镜头看。仅仅用一个手势,仅仅亮出了一张牌——红心皇后,就轻松地变出了一个偏偏不算令人讨厌的象征来,因为有谁不愿对红心皇后起誓呢?——

    ①施卡特牌,德国纸牌戏,共三十二张牌(无两点到六点),三人玩。

    施卡特牌戏——谁都知道,只能三个人玩——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

    关于这三个人就谈到这里吧!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是他们,虽说他们什么也不缺。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提几笔格蕾欣-舍夫勒,妈妈的女友,还有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她,露出一副马牙(一多半镶着金牙)哈哈大笑。他,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翻新没完没了。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增添了舍夫勒夫妇的照片:在“力量来自欢乐”①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躺椅上或救生艇前,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他们年年去旅游,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纪念品完好无损地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男的烤小圆面包,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亚历山大-舍夫勒不讲话时,就不知疲倦地用舌尖舔湿他的上嘴唇,而马策拉特的朋友、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蔬菜商格雷夫因此很讨厌他,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

    ①“力量来自欢乐”,纳粹劳工阵线为工人安排业余或休假活动的组织,成立于1933年11月。

    格雷夫虽已结婚,但不像是个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肩宽,强壮,健康,短裤制服,童子军绳,童子军帽。他身边站着一个少年,一样的装束,金发,眼睛大得有点过头,大约十三岁,格雷夫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让他紧挨着自己,表示疼爱。我不认识这个少年,但日后通过格雷夫的妻子莉娜认识了格雷夫,并且对他有所了解。

    我在“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者的快照与童子军温柔性爱的物证之间迷失了方向。我赶紧一连翻过几页,翻到了我的第一张被摄下的肖像。我是个俊美的婴孩。照片摄于一九三五年圣灵降临节①。当时我才八个月,比斯特凡-布朗斯基小两个月。下一页便是他的照片,尺寸同我的那张一样,相貌粗俗,非笔墨所能形容。一张明信片,四边切成波浪形,美观大方,背面有横格可写地址,印数较大,是专为家庭用的。在这张长方形的明信片上,贴着我的照片,剪成过分对称的蛋形。我,赤身裸体,象征着蛋黄,肚皮朝下,趴在一张白毛皮上,这必定是某一头北极熊捐赠给东欧某位专拍儿童照的职业摄影师的。同那时的许多照片一样,人家也为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了那种暖色,不易混淆的棕色,我想称之为合乎人性的,因为它跟当代不合人性的、光滑的黑白照片截然不同。黯淡模糊的、可能是画好的枝叶,构成了被若干光斑冲淡了的昏黑背景。我的光滑、健康的躯体以平稳的姿势呈对角线卧在毛皮上,感受着北极熊家乡特产的效果。同时,我使劲高高抬起滚圆的婴儿脑袋,用明亮的眼睛盯着来看我的裸体的人们——

    ①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读者会说,同所有的婴儿照片一样,不过是一张婴儿照片罢了。且慢,请看看这双手吧!诸君就会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张照片同各式各样的照相簿上多不胜数的、始终表明为低级生命的花朵有明显的区别。可以看到我捏着拳头。没有一个香肠手指忘了自己,服从某种模糊的、由触觉反应产生的冲动,去玩弄北极熊皮上的毛。认真地握紧的小拳头在脑袋一侧晃动,时刻准备落下去,发出音响。什么音响?鼓的音响!

    还没有鼓,当我在电灯泡下诞生时,曾有人答应我三岁生日时给我鼓;对于一个老练的照片剪辑师来说,相应地加上一面缩小尺寸的儿童鼓,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不必修版来改动我的身体的位置。只需要把那头蠢极了的剥制动物的皮拿走就行了,它本来就引不起我的注意。拿走了这个毫不相干的躯壳,这张照片就是成功的创作。它的主题便是头一批乳齿正要长出来时感觉灵敏、目光锐利的年岁。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北极熊毛皮上了。我大约一岁半时,坐在一辆高轮子儿童车里。他们推着我走在一道木板栅栏前,栅栏的尖齿和横档被一层积雪清楚地勾勒出来。我可以据此推断,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六年。栅栏式样粗笨,木板散发着沥青味。这使我在较长时间观察时联想到了郊区霍赫施特里斯,那里有个占地面积很大的营房,以前驻扎着马肯森轻骑兵,到了我的时代,成了自由邦保安警察的驻地。但我回忆不起有哪个熟人住在这个郊区,照片可能是我的父母去那里拜访什么人时拍摄的,但这些人后来再没有见过面,或者只是匆匆露过面。

    妈妈和马策拉特把儿童车夹在中间,尽管在寒冬季节,他们却没有穿冬季大衣。妈妈穿一件俄罗斯式长袖短上装,上装的刺绣图案是一幅冬景图。它唤起这样的想象:在俄罗斯腹地,沙皇全家在照相,拉斯普庭①拿着照相机,我是小沙皇,栅栏后面埋伏着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制造了炸弹,决心消灭我这个专制君主家庭。不过,马策拉特所穿的地道的、中欧式的、孕育着未来的(这一点日后将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服饰,缓和了隐伏在这张照片里的惨案的腾腾杀气。我们是在太平无事的霍赫施特里斯区,只是暂时离开主人的寓所,没有穿大衣,让主人给他们两个和按照别人的愿望做出滑稽样子瞧着的小奥斯卡拍一张照,接着马上回到屋里去享用又热又甜的咖啡、蛋糕和掼奶油——

    ①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里臭名昭著的所谓“圣人”和“神医”。本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鼓吹一种宗教狂热与性欲放纵相结合的所谓救世教义,得到女沙皇的宠信并影响沙皇。1916年被包括尤苏波夫亲王在内的保皇党军官所杀。

    还有十几张快照,有躺着的、坐着的、爬着的、跑着的、一岁的、两岁的、两岁半的奥斯卡。照片有好有差,合起来构成了人家在我三岁生日时给我拍摄的那张全身照的准备阶段。

    在这张全身照上,我得到了它,鼓。它刚刚挂到我的肚皮前头,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图案。我面部表情严肃、坚定,自信地把两根木头鼓棒交叉在铁皮上。我身穿条纹毛线衣,脚登锃亮漆皮鞋。头发直竖在脑袋上,像一把蠢蠢欲动的刷子。我的蓝眼睛里反映出不需要追随者便能夺得权力的意志①。当时我已经成功地处在一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地位之上。我说了,我下了决心,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不当政客②,不当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而是画上一个句号,就这样保持不变,保持现有的身高,保持这副装束,就这样许多年内不予改变——

    ①影射尼采的《权力意志》,此书由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斯特尔-尼采根据遗稿所编,出版于1901年。

    ②套用希特勒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说的一句话:“我决心当政客。”

    小人和大人,小贝尔特海峡和大贝尔特海峡,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小汉斯和卡尔大帝,大卫和歌利亚,能击败强手的小人和巨人;而我呢,我是三岁孩子,神话里的侏儒,童话里的大拇指[《格林童话》中的人物],再也不长个儿的大人气的小孩,这样一来,就无需读完小孩的教义问答手册再去读成年人的了。那个对着镜子刮胡子、自称是我父亲的人,也就得不到一个身高一米七二的所谓的成年人去接管他的店铺了。根据马策拉特的愿望,这爿殖民地商品店,对于年满二十一岁的奥斯卡来说将意味着成年人的世界。为了不去摆弄现金收入记录器,我抱住了这面鼓。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连一指宽的高度都不再长,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却又是个三倍聪明的人。所有的成年人身材都比他高,而他在智慧方面却远胜过所有的成年人。他不想去同他们比谁的影子长。他无论内部外部均已完善,而那些人直到老态龙钟时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发育成长。那些人历尽艰辛,常常还要饱尝辛酸痛苦方能取得经验,而他已经证明自己统统掌握。他没有必要逐年更换大一号的鞋子和裤子,仅仅为了证实自己长了那么一点儿——

    在这里,奥斯卡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种发展,有什么东西在成长——但并不总是对我有利的——并且最终获得了救世主式的伟大意义;但是,在我那个时代,有哪个成年人有眼力和听力认得出总是保持三岁孩子模样的鼓手奥斯卡呢?

    玻璃,玻璃,小酒杯

    我方才把奥斯卡身背铁皮鼓、手执小鼓棒的全身照片描述了一番,同时又透露了奥斯卡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在拍照的时候,当着前来祝寿、围着插有三支蜡烛的生日蛋糕的客人们的面,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照相簿已经合上,默默地躺在我的身旁。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何况这些事情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成年人是不会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他们就会说你发育停滞了,还会花不少钱,领你去看医生,走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无法治疗,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因此,为了使医生们不至于作出不着边际的诊断,我不得不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制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九月里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的三岁生日。晚夏的气氛,催人遗想,甚至格蕾欣-舍夫勒也压低了她的笑声。我妈妈坐在钢琴旁,哼着《吉普赛男爵》[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的一部轻歌剧(1885)]里的一支歌,扬站在她和琴凳背后,用手抚摩她的肩头,像是在仔细看乐谱。马策拉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外祖母安娜以及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和亚历山大-舍夫勒都把椅子挪到蔬菜商格雷夫身边,因为格雷夫总有故事可讲,当然是那些证明童子军既忠诚又勇敢的故事。还有一个落地钟,每隔一刻钟报时一次,使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由于大家都像那口钟似的各忙各的事情,又由于有一根线,从吉普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的厨房(那里,卡舒只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穿过走廊,延伸到店铺,我便溜之大吉,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开着;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他上来后,忘记关上了——

    我想了有一分钟的时间,才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些什么。上帝明鉴,不是要我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要求,那也太简单了。可是,要我干的事很难、很痛苦,并且还要我作出牺牲,正如每当要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我额头已经冒汗了。最要紧的是不能损坏我的鼓,必须对它妥善保护,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目的便是不使它受损坏。随后我又上去,走到第八级,不,第七级吧,第五级也可以。不过,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能既摔不死,又受到可以让人相信的伤害。于是我又往上走,走到第十级,这可太高了,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拽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

    在我的知觉拉上帷幕之前,我就向自己证实这次试验必定成功:被我故意拽倒的覆盆子果汁瓶乒乓乱响,足以引诱马策拉特从厨房里,我妈妈从钢琴旁,其余的祝寿宾客从孚日山上直奔店铺的活板门,跑下台阶来。

    在他们到来之前,我闻到了四溅的覆盆子果汁的味道,也看到了我头上在流血,还考虑了一下——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台阶上了,也许是奥斯卡的血,也许是覆盆子果汁味道这么甜,催人入睡。我非常高兴,不仅万事顺利,而且由于我想得细心周到,我那面鼓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我想,可能是格雷夫把我抱上去的。到了起居室里,奥斯卡才从半是覆盆子果汁半是他那幼儿鲜血组成的云彩里露出脸来。医生还没有到,妈妈尖声惨叫,马策拉特想去安慰她,她用手掌、手背一连打了他几个嘴巴,把他骂作凶手。

    我这一跤摔下去,虽然不能说不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事先计算好了的。这样一来,我不仅使成年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不长个儿——医生们也一再证实是这么回事,而且使没有害人之心的、善良的马策拉特成了有罪的人,不过,这是额外产生的后果,并非我的本意。他忘了关上活板门,我妈妈便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身上,他承担这一罪责达多年之久,虽说我妈妈并不经常责怪他,但是一骂起来,可真是冷酷无情。这一跤让我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星期,出院后,较少去麻烦医生,过了一段时期,才每逢星期三去霍拉茨博士那里诊断一次。我在自己成为鼓手的第一天,就成功地给了世界一个信号,在成年人根据我一手制造的所谓事实真相去作说明之前,我自己先把病因讲清楚了。从此以后,他们便这么说:我们的小奥斯卡在他三岁生日那天,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虽说没有折断骨头,可是他不再长个儿了。

    我开始敲鼓。我们的公寓有五层。我从底层一直敲到屋顶室,再沿着楼梯敲下来。从拉贝斯路敲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又从那里敲到新苏格兰、安东-默勒路、马利亚街、小锤公园、股份啤酒厂、股份池塘、弗勒贝尔草场、佩斯塔洛齐学校、新市场,再敲回到拉贝斯路。我就这样不停地敲着,我的鼓经受得住,成年人却受不了,他们想要打断我的鼓声,不让我敲,还想掰断我的鼓棒——但是,老天爷关照我,使他们不能得逞。

    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不久,便获得了一种本领,那便是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使我同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一副嗓子,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这样一来,再没有人敢把我的鼓拿走,尽管鼓声使他们震耳欲聋;因为只要他们拿走我的鼓,我就叫喊,而我一叫,值钱的东西便被震碎:我能够用歌声震碎玻璃,用叫声打破花瓶;我的歌声可以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好似一颗纯净的、因而又是无情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割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的玻璃酒杯,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

    没过多久,我们整条街,也就是从布勒森路到挨着飞机场的住宅区,谁都知道我这种能耐了。邻家孩子玩的游戏,譬如“酸炸鱼,一二三”或“黑厨娘,你在吗?”或“我看见的你看不见”,我都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一瞧见我,就一齐怪声怪气地唱起合唱来: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咯当。

    这不过是一首无聊的、毫无内容的童谣罢了。我听了一点也不在乎,照旧背着鼓,踏着有力的脚步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从“小酒杯”和“霍勒太太”的歌声中间穿过去,采用了对我不无吸引力的单纯节奏:玻璃,玻璃,小酒杯,在鼓上敲出来,可是并不去充当捕鼠者①,引诱孩子们跟我走——

    ①捕鼠者,德国中世纪传说里的人物。哈默尔恩城闹鼠灾,来了一个吹笛子的人,用笛声把全城的老鼠引诱到河里淹死。哈默尔恩人未把许诺的报酬给这个捕鼠者,他便用笛声把全城的孩子引诱到深山中去了。

    直到今天,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就在鼓上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

    邻居孩子们唱的讽刺歌倒也罢了,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更加感到麻烦和恼火的,乃是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凡被没有教养的小无赖故意打碎的玻璃,都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归咎于我的声音;并要我们出钱赔偿。起先,别人家厨房的窗玻璃碎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被人用弹弓打碎的),我妈妈就老老实实地赔钱,后来,她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当人家来要求赔偿时,她就瞪着她的讲究实际的、冷灰色的眼睛,要别人拿出证据来。而邻居们也确实冤枉了我。当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我有一种儿童的破坏狂,认为我莫名其妙地憎恨玻璃和玻璃制品,一如儿童在胡作非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心理那样。只有爱玩耍的孩子,由于调皮捣蛋,才会干出破坏的事来。我从来不玩耍,只是在我的鼓上干我的事,至于我的声音,仅仅在需要自卫时,我才运用它。唯有当我持续击鼓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我才有的放矢地运用我的声带作为武器。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用同样的声音和手段把格蕾欣-舍夫勒想入非非地设计的、图案错综复杂的、无聊的桌布剪个粉碎,或者把钢琴上那层颜色黯淡的油漆刮下来,而宁愿不去震碎任何玻璃制品。可是,我的声音既不能剪碎桌布,也不能刮掉油漆。我既不能用不倦的叫声揭下糊墙纸,也不能像石器时代的人打燧石那样,用两种拖长的、一鼓一凹的声音使劲摩擦,生出热来,最后爆出火花,把起居室两扇窗前干燥得像火绒、被烟草熏出味儿来的窗帘点着,燃成装饰性的火焰,更不能折断马策拉特或亚历山大-舍夫勒坐的椅子的腿。我宁愿要一种不起破坏作用又不太神秘的自卫武器,但是,没有任何不起破坏作用的武器愿意为我服务;此外,又只有玻璃听从我的吩咐,这样就不得不为它赔钱。

    我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虽然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但是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显眼了。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裂成锋利的锯齿,迸出一些由于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在里面劈啪作响,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此外,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白漆皮,因为它们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

    裂开的铁皮锋利异常,他们担心会割破我的手,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小心加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留神。当我两手快速敲击时,我的动脉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只差毫厘,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本来嘛,只要他们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而是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啊,多好的鼓啊!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进医院,出医院,跟着我上楼梯,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见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又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他们想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手里拿着它,撅起了嘴巴。马策拉特装出严厉的样子,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我紧抱着这面破鼓。他拉着。我的气力本来只够敲鼓,现在渐渐不支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慢慢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从我手里被拽走了。这当口,奥斯卡——直到那天为止,他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甚至有点太乖了——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蒙在我家落地钟蜂蜜黄的钟面外防灰尘和死苍蝇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地板上——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摔了个粉碎。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时针也安然地在移动。里面那口报时钟,平常很敏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可是,我的尖叫声却对它毫无影响。唯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钟坏了!”马策拉特喊道,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并没有损坏钟本身,仅仅是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主自然什么话也没说。钟也没有坏,只是玻璃碎了。成年人同时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件东西之后,随即又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

    时钟是什么?没有成年人,它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把它拨快或拨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必要时还请他修理。另外一些现象,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譬如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盐罐倒放,大清早见到蜘蛛,黑猫待在左边,他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其实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了)。成年人在镜子里见到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总要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

    我妈妈呢?尽管她有时也不免要胡思乱想,但毕竟有冷静务实的眼光,并且像她平日做人那样,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一句话,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

    “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喊道,,边咬着手指,拿来了畚箕和扫把,将碎片,也就是好运气,扫在一起。

    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唯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瞧那些成年人哪!他们先是惊呼狂叫,极度渴望回到光明中去,之后他们又习惯了黑暗。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唯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取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拉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她拿着点燃的蜡烛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余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双双俩俩,结成了叫人稀奇的对偶。

    不出我所料,我妈妈上衣散乱,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几乎消失在格雷夫太太怀里,实在倒人胃口。马策拉特在舔格蕾欣-舍夫勒的马齿和大金牙。只有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坐着,双手搁在怀里,在烛光下,她的母牛眼睛非常虔诚。她离蔬菜商格雷夫不远,但又不太近。格雷夫没有喝酒,然而他却在唱歌,歌声很甜,却又忧郁感伤。他用歌声邀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同他合唱。他们唱起一支二声部的童子军歌曲,歌词大意是某个名叫吕贝察尔的山神在巨人山脉游荡①——

    ①这首童子军歌曲创作于1923年,歌中诉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不自由,并请求巨人山脉的山神吕贝察尔来相助。

    他们已经把我丢在脑后了。奥斯卡背着鼓的残骸坐在桌子底下,还从铁皮上敲出一些节奏来。那些配错了对、神魂颠倒、在房间里或躺或坐的男女们,可能听到了我那微弱而均匀的鼓声感到很悦耳,因为我的鼓声像一层清漆,蒙住了他们在狂热而紧张地证明自己是多么卖力时所发出的咂嘴声和吮吸声。

    外祖母进来时,我还在桌子底下。她擎着蜡烛,像是一位天使长,借着烛光,见到了索多玛,看到了葛莫拉①。她勃然大怒,全身颤抖,连蜡烛也跟着抖动。她说,这是一场下流的恶作剧,从而结束了这出田园戏以及吕贝察尔在巨人山脉的漫游。她把蜡烛竖在碟子上,一边安慰着始终还在哭哭啼啼的斯特凡,一边从碗橱里取出施卡特牌,扔到桌上,宣布祝寿活动第二部分现在开始。紧接着,马策拉特在吊灯的旧灯头上拧上了新灯泡,摆好椅子,呼呼地开啤酒瓶。他们开始在我头顶上玩施卡特,十分之一芬尼一点的输赢。我妈妈一上来就提议,输赢一点为四分之一芬尼;可是,表舅扬认为风险太大,所以仍旧按十分之一芬尼一点来碰运气,除非在加倍或偶然打成大满贯时,才提高赌注——

    ①据《圣经》故事,索多玛和葛莫拉是巴勒斯坦的两个城市,因其居民的罪恶,被地震和“火雨”所毁。一般借喻极端混乱、嘈杂、喧哗或罪恶的地方。

    我呆在桌子下面,坐在下垂的桌布的阴影里,觉得很自在。我的漫不经心的鼓声合着头顶上出牌的声音,跟随着牌局的进行,在他们玩了整整一小时施卡特以后,宣布扬-布朗斯基输了。他的牌挺不错,尽管如此,还是输了。这毫不奇怪,因为他心不在焉。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他该拿够的二十七点的牌,而是别的事情。牌局一开始,他一边同他的姑妈说话,告诉她,对刚才黑暗里小小的秘密宗教仪式不值得大惊小怪,一边脱下左脚的黑便鞋,把这只穿黑短袜的脚从我脑袋边上伸过去,去探坐在他对面的我妈妈的膝头。他刚一碰到,我妈妈就往桌子靠拢,这样,扬——他听马策拉特叫完牌后,就随便说了声“不要”——先用脚尖撩起她的裙边,随后,整只脚——幸亏袜子是今天刚换上去的——伸到她的两腿中间去。我妈妈真使我惊叹不已。尽管在桌子底下受到穿羊毛袜的脚的挑衅,在结实的桌布上面,她却在进行十分冒险的赌博。她叫到六十点,把握十足,谈笑风生,终于获胜。相反,扬在桌子底下那么果断,在桌面上则一输再输,这样好的牌,如果让奥斯卡来打,即使在梦游的时候,也保证会赢的。

    后来,困得要命的小斯特凡也爬到桌子底下来了,他不明白他爸爸那条穿着袜子的腿在我妈妈的裙子底下找什么,没过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

    晴转多云。午后下了几场小阵雨。第二天,扬-布朗斯基就来了,取走了他送我的生日礼物,那艘讨厌的帆船,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里把它换了一面铁皮鼓。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回到我家,被雨淋了,衣服有点湿,他带来了那面鼓,白底红火焰,是我熟悉的图案。他把鼓递给我,一手抓住我那面残破的旧鼓,上面红白两色的油漆只剩下斑斑点点了。扬抓住旧鼓,我抓住新鼓的当口,扬、妈妈和马策拉特的眼睛都盯着奥斯卡;我差一点微笑了,难道他们在想,我不愿弃旧就新,我会坚持什么原则吗?

    出乎他们所料,我并没有大声尖叫,没有唱出震碎玻璃的歌声,而是交出已成废铁的旧鼓,立即双手捧住了新乐器。我一门心思地敲了两个小时,掌握了击鼓的诀窍。

    可是,我周围的成年人并不是个个都像扬-布朗斯基那样有见识。一九二九年(当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①,而我也在考虑,远在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是不是也亏了本),我五岁生日过后不久,妈妈因见我明显地不再长个儿,大为不安,每逢星期三,便带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博士的诊所去。检查没完没了,叫人心烦,但我还是忍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喜欢上了站在霍拉茨边上帮忙的护士英格的服装;这种白色的护士服,叫人看了眼睛舒服,还使我联想起妈妈在战争期间当护士时拍的照片。我集中注意力观看不断改变形状的护士服的褶裥,因此根本听不见医生时而咆哮、时而使劲加强语调、时而用令人讨厌的长辈口吻讲的话——

    ①这标志着美国“大萧条”的开始。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资本的德国经济也进入危机时期。

    做完检查,霍拉茨一边翻阅我的病历,一边若有所思地摇头,眼镜片上反射出诊室里的全部家当:许多镀铬、镀镍和光滑的搪瓷制品;还有架子和玻璃橱,里面放着玻璃瓶,贴有字迹工整的标签,酒精里泡着蛇、蝾螈、蟾蜍以及猪胎、人胎、猴胎。他一再让我妈妈讲我是怎样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的,而当她破口大骂马策拉特,说他没把活板门关上,这一辈子都要担当罪责时,霍拉茨便又转而安慰她。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他可能为了给自己,或许也给护士英格证明他这一段时间治疗的成果,想要拿走我的鼓。于是,我大吼一声,捣毁了他收集起来的大部分蛇和蟾蜍以及各种胚胎。

    除了过去震碎过未开盖的啤酒瓶和妈妈的香水瓶以外,奥斯卡还是头一回破坏这么多盛满东西、小心保存、锁在橱里的玻璃瓶。效果无与伦比,不仅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而且使知道我同玻璃之间秘密关系的妈妈也大为震惊。我发出的棱角不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差不多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裂成万千碎片,却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随后,我用极富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绿色的、部分已经凝结的酒精四下飞迸,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蝾螈、人胎等等,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满屋子刺鼻的气味,弄得我妈妈恶心要吐,护士英格只好打开正对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窗子。霍拉茨博士很有办法,善于逢凶化吉,消灾为福。在我干了这次暴行以后没有几个星期,他在专业杂志《医生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论本人,奥斯卡-马,一个能唱碎玻璃的不寻常的人。据说,霍拉茨博士在这篇二十多页的文章里所提出的理论,在国内外专业圈子内引起了重视,不少专家撰文,或反对或赞同。他送了好几本杂志给我妈妈,她竟因这篇文章而感到自豪,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不厌其烦地把文中一些段落读给格雷夫夫妇、舍夫勒夫妇以及她的扬听,而且每天饭后,总要读给她的丈夫马策拉特听。甚而至于殖民地商品店的顾客也得听她朗读,并恰如其分地赞赏我的妈妈。而文内的专业名词她虽然读错了重音,但却表现出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名字首次在报刊上出现,这个事实对于我本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当时就已持有的警觉的怀疑态度,使我懂得如何去评价霍拉茨这篇文章:它篇幅不小,行文也不能说不老练,但仔细一读,便知是一个沽名钓誉、想要捞个教授职位的医生讲的不得要领的离题话。

    今天,奥斯卡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他的声音已经连刷牙玻璃杯都震不碎了。类似那个霍拉茨的医生们,却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给他做所谓的罗尔沙赫测验①、联想测验以及其他测验,想给他的强制送人①找出一个响当当的定语来。今天,奥斯卡仍然乐于回忆起他最初获得那种声音的岁月,他的声音发展史上的太古时代。当时,他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彻底唱碎玻璃制品。到了后来,在他的艺术繁荣和没落时期,他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就运用他的能力。他纯粹出于游戏的欲望,沉溺于个人后期的惯用作风,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奥斯卡把唱碎玻璃当做自我表现的手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年岁也逐渐增大了——

    ①罗尔沙赫测验,一种心理测验,也称“墨迹测验”,系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尔沙赫(1884~1922)首创,用十份墨迹供患者描述,并观察其对颜色的反应等等。此种测验之理论为:个人具有将其无意识的态度投射到多解环境中去的倾向,故又称“投射测验”。

    ②强制送入,医学术语,指强制送入医院或精神病院等

    课程表

    克勒普有时用安排时间表来消磨时间。他总是一边排表,一边大嚼血肠和问扁豆。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一个论点,它断然宣称:梦想家都是贪食者。克勒普总要花不少功夫来填他的时间表。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论点:唯有货真价实的懒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

    在这一年里,克勒普也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来排他一天的时间表。他先是神秘地干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昨天才来找我,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了九次的纸来递给我。他容光焕发,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发明。

    我把这张纸条粗粗看了一遍,上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十点吃早饭;午饭前沉思默想;饭后午睡一小时;醒后喝咖啡——尽可能在床上喝;坐在床上练一小时长笛;吹着风笛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小时;在院子里露天吹风笛半小时;随后的两小时,或喝啤酒、吃血肠,或上电影院,隔一天一换;在进影院前或喝啤酒时,不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国共产党①做半小时宣传,但不夸张。一周三个晚上在“独角兽”饭店奏乐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为德共宣传挪到晚上,因为这段时间预定到格林街洗澡与按摩;之后到“U-9”去同某个姑娘搞三刻钟卫生术,再带着这同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在理发店打烊前去刮脸,必要时还理个发;到照相馆拍快照;最后去喝啤酒,吃血肠,替德共做宣传以及娱乐——

    ①德国共产党于1956年8月17日被禁止,联邦德国政府于1951年11月16日即已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禁令申请,所以在奥斯卡叙述时(1953年3月5日以前)德共还是合法政党。

    我称赞克勒普精心画在表格四周的曲线花纹,请他复写一份给我,并问他,准备怎样填补空白时间。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说:“睡觉,或者想德共的事。”

    我是否要告诉他,奥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

    事情是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开始的,没有危险。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来接我,带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考尔阿姨那里。我们总共六到十个幼儿(有几个老是生病),都得在那里玩耍,直到呕吐为止。幸亏我的鼓可以当玩具,他们无法强迫我去玩积木,至于让我坐摇木马,只是在他们需要一个头戴纸盔的擂鼓骑士的时候。我的鼓谱是考尔阿姨有上千个扣子的黑绸裙。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成功地每天多次在我的鼓上给这位单薄的、由皱纹构成的小姐解开扣子又系上扣子,给她脱去衣裳又穿上衣裳,却一点也不会想到她的肉体。

    我们每天下午去散步,穿过栗树林阴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尔布斯山,经过古膝贝格①纪念碑,无聊得令人愉快,乏味得使人轻松,因此我今天还希望挽着考尔阿姨像薄纸似的手在图画书上散步——

    ①约翰内斯-古滕贝格(140~1467或1468),德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1455年他印刷了四十二行拉丁语《圣经》。

    我们这八个、十个或十二个幼儿,必须被套上挽具。这挽具便是一根当车辕用的、用毛线编织成的浅蓝色带子。毛线车辕左右各有六个毛线织的辔头,套在十二个幼儿身上。每隔十厘米挂一个铃铛。考尔阿姨手执缰绳,我们在前面似马儿奔驰,铃声叮当,嘴里咿咿呀呀,我则敲击黏稠的鼓声,穿过秋天里郊区的街道。有时考尔阿姨起个音让我们唱《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或者《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当我们唱起《玛利亚,救助啊》和《甜蜜的圣母,甜甜甜》,向十月清朗的空气倾诉时,过路的行人无不为之感动。当我们横穿过主干大街时,交通就得中断,当我们唱着《海上的星》过马路时,电车、汽车、马车全都停了下来。每一回考尔阿姨都要向指挥交通、让我们过马路的警察挥动她那只像薄纸似的沙沙响的手表示感谢。

    “我主耶稣会奖赏您的。”她这样许诺道,绸裙子瑟瑟地飘拂。

    奥斯卡在过了他的六岁生日以后的那个春天,由于斯特凡的缘故,不得不同他一起离开了衣服扣子可解可结的考尔小姐,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那一天,我们又登上埃布斯山,考尔阿姨把我们从毛线挽具上解下来。到处是新枝嫩叶,树梢间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考尔阿姨坐在一块布满苔藓的路标石上,那上面标明好几个地点的方向,由此步行前往,需要一至两个小时不等。她像一个年轻姑娘,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唤起了哪些感情,特拉拉拉拉地唱着,脑袋瓜像抽搐似的晃动,这样的动作,唯有在雌珍珠鸡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们编织新的挽具,鲜红的,可惜,我再也套不上了,因为这时,从灌木丛中传来一阵喊叫,考尔小姐慌忙站起身来,拿着编织物,红毛线拖在身后,踏着高跟鞋往喊声和树丛处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顿时她的毛线显得不那么红了,因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个名叫洛塔尔的男孩,鬈发,太阳穴上青筋暴起,骑在这个弱不禁风、正在吃苦头的斯特凡的胸口上,仿佛要把他的鼻子打瘪似的。

    “波兰佬!”他打一拳骂一声,“波兰佬!”五分钟以后,考尔阿姨又用浅蓝色的挽具把我们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动的,正在替她缠红毛线——她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念了一段祈祷词,一般是在祭献和化体①之间念的:“羞愧啊!心里充满悔恨和痛苦……”——

    ①天主教弥撒仪式中的两部分: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圣父的祭献以及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化为耶稣的身体和血(化体)。

    随后,我们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贝格纪念碑前。她用细长的手指指着用一块手绢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温柔地说:“他是个波兰小孩,对此他不能负责。”根据考尔阿姨的建议,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儿园。奥斯卡虽说不是波兰人,也不特别喜欢斯特凡,但却声明同他团结一致。复活节到了,他们打算让我们上小学去试试。霍拉茨博士戴着宽边角质框眼镜,他鉴定说这样做没有坏处,并且说出了他的意见:“这对于小奥斯卡不会有害处的。”

    扬-布朗斯基打算过了复活节,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兰公立小学。他主意已定,谁也劝阻不了。他一再对我妈妈和马策拉特说,他是波兰公务员。他在波兰邮局工作,干得不错,波兰国给他的报酬也不坏。总而言之,他是波兰人;等到申请批下来,黑德维希也就入了波兰籍。此外,像斯特凡这样聪明伶俐、天资比一般人高的孩子,可以在家里学习德语。至于小奥斯卡——他一讲到奥斯卡,总要叹几声气,他同斯特凡一样,已经满六周岁了,虽说讲话还结结巴巴,智力也远远不及同龄儿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当试一试。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嘛——只要校方不提出异议就行。

    校方表示疑虑,要求有医生证明。霍拉茨说我是个健康的孩子,从个子看,好像只有三岁,尽管说话还结结巴巴,但是智力决不比五六岁的孩子差。他还谈到了我的甲状腺等等。

    不论做什么检查,做什么试验——这些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都很太平,满不在乎,甚至采取了友好态度,尤其因为没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以及各种胚胎悉遭破坏,对于此事,所有替我做检查和试验的人都记忆犹新,余悸未消。

    只是在家里,虽然是在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让我声音里的金刚钻显显威力,因为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背着鼓走到弗勒贝尔草场对面的佩斯塔洛齐学校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里。

    他终于动手来夺这件不属于他的东西,夺他不会摆弄的东西,老实说,要摆弄这面鼓,他还真是缺根神经呢!我大吼一声,把一只空花瓶裂成两半,据别人说,这可是件真古董。这只马策拉特心爱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见,举手要揍我。这时,妈妈跳了起来,扬一步跨到他们两个中间——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刚好带着斯特凡,拿着纸口袋走过我家时看到了。

    “算了吧,阿尔弗雷德。”他心平气和地说。马策拉特一见扬的蓝色目光和我妈妈的灰色目光,便压下心头的怒火,把手放下来,插到裤兜里去了。

    佩斯塔洛齐学校是一座新盖的四层楼房,红砖、平顶的长方形箱子,有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等现代化装饰。它是在当时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疾呼之下,由幼儿众多的近郊区区政府兴建的。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气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上那些做体育运动的青春派①儿童以外,还算中我的意——

    ①青春派,1890年到1905年之间在德国的建筑、工艺美术和绘画领域内兴起的一种艺术风格,反对因袭传统,主张更新生活风气。

    大门外铺砾石的空场上,种着不像天然的小树,树梢上正发绿芽。小树都由一头弯曲、好似主教的曲柄权杖的铁棍支撑着。母亲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手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一手拉着孩子,他们有的乱喊乱叫,有的规矩老实。奥斯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母亲朝一个方向拥来。她们仿佛在赶集市,到那里去卖掉自己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

    一进前厅,就闻到这股学校的气味,经常有人描写它,因此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名牌香水更为人们所熟悉。在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竖立着四五个花岗岩石缸,缸底有许多泉眼,同时喷出很高的水柱来。周围挤着一群孩子,也有同我一样年岁的,他们使我联想起比绍我舅公文岑特家养的母猪,它有时侧身躺着,忍受着它那些同样口渴的、究凶极恶地拥上来的猪仔们。

    孩子们俯身在水缸上,头发从前面垂下,张开嘴巴去接垂直喷上去又落下来的细水柱。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玩还是在喝水。有时,两个孩子同时直起身子,鼓着嘴,很不礼貌地把含在嘴里温温的、肯定搀进唾沫还带有面包屑的水,喷到对方的脸上去。我走进前厅时,随便从敞开的门里看了一眼左邻的体育馆,一见皮面鞍马、爬竿、爬绳以及可怕的、总像是强求别人在上面做大旋转动作的单杠,就不由得真正口渴起来,渴得无法抑制,真想同别的孩子们一样地去喝一口水。妈妈拉着我的手。请她把同三岁小孩一般高的奥斯卡抱到水缸上去?这我可不干。即使把我的鼓垫在脚下,我也够不到那些水柱。我轻轻纵身一跳,超过一只水缸的边缘,朝里面望了一眼,只见吃剩的沾油脂的面包严重地堵住了排水口,在缸底聚成一层不卫生的淤积物。我再也不觉得口渴了。虽然我思想上曾经觉得自己口干唇焦,然而,那只是在我的肉体好像身历其境似的在体育馆这个沙漠里的运动器械之间迷了路的时候。

    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那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甲班。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站在正对窗户的墙下,一字儿排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这是一种传统。我妈妈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胫骨一连踢了几脚,把这个顽童踢翻在地,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撞在课桌上。我因此在后脑勺上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自然没有叫喊,因为我只是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我妈妈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课桌旁。自不待言,课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满意,安稳地坐着,因为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看来我妈妈一直还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在同她一样做妈妈的人面前,她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面孔,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仿佛蛮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长得也太快了。

    我没法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正如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贝尔草场。我知道,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这并不是说,我会同他们一样夸大其辞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①的制服,是因为他太爱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尽管是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①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童子军》。

    这真是值得一看,可是,该死的建筑结构偏偏叫我看不成,我只好仰首观天,终于从中得到了满足。总有新的云从百北向东南移动,仿佛在那个方向上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我把鼓夹在膝头和课桌的屉板之间,尽管它不存丝毫念头想要跟着云彩去飘游。椅子背本来是靠背用的,它却支撑着奥斯卡的后脑勺。我背后那些所谓的同学们,叽里呱啦,大吵大嚷,笑的,哭的,撒野的,都有。他们往我背后扔纸团,但是我并不回过身去;我认为,那些有明确目标的浮云是值得观赏的,而那一群扮着鬼脸、歇斯底里至极的蠢货,则根本不值得一顾。

    一个女人——她后来自称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走进教室,一年级甲班顿时安静下来。我不需要安静下来,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几乎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事物。说老实话,奥斯卡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去期待即将来临的事物,因为他不想分散注意力。他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课桌旁,一边凭感觉知道他的鼓仍在原处,一边陶醉于静观复活节刚擦过的玻璃窗后面,或者不如说玻璃窗前面的云彩。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很不雅观,穿着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使她的模样儿更难看了,据我看,它是可以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勒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立即想要讨人欢心,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乱嚷,可是她却看做是他们在表示赞同,因为她接着装腔作势地起了个头,音定得很高。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背后这一帮家伙,既对歌词懵然无知,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吼带唱,把墙上的灰泥也震落了下来。

    尽管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面色蜡黄,剪短了头发,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扭过头来,不再去看那些云彩——它们今天显然不上课——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响亮而明显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毫无节奏感,他们缺乏这种听觉能力。唯独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点点头以示鼓励,并朝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特别对我妈妈眨了一眨眼睛。我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全部技巧悉数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粗野的吼叫。我设想现在是我的鼓在讲课,在教这帮学生,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这时站到了我的课桌前,全神贯注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并不笨拙,倒是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她微笑着,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内,她变成了一个并非无同情心的老姑娘,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有了人性,这就是说,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

    可是,当施波伦豪威尔小姐不能当即正确地模仿我敲鼓的节拍时,她又故态复萌了。一个蠢头蠢脑的拿低工资的角色,顿时又镇定下来——女教师们有的时候都不免要这样来一下——说道:“你肯定就是小奥斯卡。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不少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孩子们?难道我们的奥斯卡不是个好鼓手吗?”

    孩子们一阵乱嚷,母亲们挤得更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又依然故我。“不过,”她用假嗓子说道,“现在我们要把鼓保存到教室的柜子里去,它疲倦了,要睡觉了。下课以后,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唧唧喳喳地还没有把这些虚伪的话讲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师的手指甲,要用十只短指甲的手指来抓我的鼓——上帝明鉴,它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觉。我先是紧抱着它,用穿在厚套头衫袖子里的双臂围住红白相间的鼓身,两眼盯着她,由于她执著地射出历史悠久、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公立小学女教师的目光,因此,我也用目光穿透到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许多有趣的材料,足够写三章不道德的轶事。但是,我硬让自己不再去窥视她的内心生活,因为我的鼓正受着威胁。当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向她的肩胛骨之间射去时,在她保养得很好的皮肤上探测到一颗有一个古尔登①那样大小的、长着长毛的痣——

    ①古尔登,十六至十九世纪德国通用的银币。

    或者由于她已感觉到被我的目光窥见了她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我的声音刮了一下她右边的眼镜片,虽然没把它弄碎,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总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这已经使她的指关节变白了——也许她受不了刮镜片时发出的刺耳声,这使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战栗着松开了我的鼓,并说道:“奥斯卡,你真调皮!”一边向我妈妈投去了谴责的目光,弄得我妈妈简直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瞧才好。她放弃了我那面始终清醒的鼓,转过身来,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书桌旁,从皮包里掏出另一副眼镜来——可能是她读书时戴的,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那副被我的声音——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样——刮过的眼镜从鼻子上取下来,仿佛我弄碎了她的眼镜似的,然后撇开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头嘎巴直响。她又把手伸进皮包里,同时对大家说:“现在我给你们念课程表。”

    她从猪皮皮包里掏出一摞纸条,自己取了一张,其余的传递给母亲们,也包括我妈妈在内。最后,她把课程表上印的念给那些已经焦躁不安的六岁孩子们听:“礼拜一:宗教,写字,算术,游戏;礼拜二:算术,书法,唱歌,自然;礼拜三:算术,写字,图画,图画;礼拜四:乡土课,算术,写字,宗教;礼拜五:算术,写字,游戏,书法;礼拜六:算术,唱歌,游戏,游戏。”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宣读课程表时就像宣读一份不容更改的命运判决书。她用刻板的声音,连一个字母都不忽略,读完了公立学校教师代表大会的这一产物,之后,又想到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所受的教育,便进而变得温柔了。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乐趣突然爆发,于是欢呼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让我们一起重复读一遍。请吧——礼拜一?”

    小赤佬们吼道:“礼拜一。”

    她接着念:“宗教?”这帮受过洗礼的野蛮人吼叫着“宗教”这个词儿。我不用自己的嗓子喊,而是在鼓上敲响了“宗教”这个词儿的音节。

    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帮就吼一声。“写字!”我在鼓上敲两下。“算术!”又是两下。

    像做应答连祷似的,我前面的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伙就吼一声。这种游戏荒唐可笑,我还得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相宜地根据音节敲响我的鼓,直到施波伦豪威尔——我不知道她听从了谁的吩咐——跳了起来,显然怒不可遏——但又不是因为我背后那帮野小子才发脾气的。使她激动得涨红了脸的是我,奥斯卡的无辜的鼓对她来说是块绊脚石,她难以把我这个有节奏感的鼓手拉进来做祈祷。

    “奥斯卡,你要注意听我念!礼拜四:乡土课?”我撇开“礼拜四”这个词儿,只合着“乡上课”这个词儿的音节敲了四下①,“算术”和“写字”各敲两下,“宗教”这个词儿我不是合着它的音节敲四下,而是根据三位一体、一人获救的神学原则,敲了三个三连音——

    ①“乡土课”和下文的“宗教”,德语均为四音节的单词。

    但是,施波伦豪威尔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她厌恶鼓声,不论你怎么敲都不行。她同前一次一样,伸出十只剪秃了指甲的手指,十指齐下,要来抓鼓。

    可是,她还没有碰到我的鼓,我已经喊出了摧毁玻璃的叫声,把教室里三扇特大的窗子最上一格的玻璃震落下来。中间一格的玻璃,成了我第二声叫喊的牺牲品。和煦的春风毫无阻挡地吹进教室。我用第三声叫喊,消灭了下面一格的玻璃;这一声纯属多余,完全是由于我兴头太大的缘故,因为施波伦豪威尔一见上、中两格的玻璃已经败下阵会,便缩回了她的爪子。上帝明鉴,要是奥斯卡留心看到了施波伦豪威尔在仓皇溃退,他就会干得聪明一点,不再逞起性子来——这从艺术性上讲,也是颇成问题的——喊掉最后一排玻璃。鬼知道她从哪里变出了一根藤条来。不管怎么说,它突然间出现了,在混有春天气息的教室的空气里抖动着。她手执藤条在这种混合的空气里飕飕地挥舞,赋予它回弹力,使它如饥似渴地想绽开别人的皮肤,发出呼啸声,一来一回,形成了无数道瑟瑟作响的帷幕,想使打人的和被打的双方都得到满足。她一藤条打在我的课桌上,小瓶里的墨水冒出一股紫色的喷泉。我拒不伸出手去给她打,她便抽我的鼓。她往我的铁皮上打。她,施波伦豪威尔抽我的铁皮鼓。她有什么理由要打?如果她想打的话,又为什么要打我的鼓?我背后不干不净的野小子不是有的是吗?难道非打我的鼓不可吗?她不懂擂鼓艺术,根本就一窍不通,她有什么理由要加害于我的鼓?瞧她眼里是怎样的凶光?准备打人的是什么野兽?它是从哪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它要寻找什么食物?接下来又要攫食什么?——兽性也钻进了奥斯卡体内,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个深渊里爬上来的,钻过鞋后跟、脚后跟,越爬越高,控制了他的声带,使他发出一声野兽春情发动时的叫喊声,足以震碎一座哥特式教堂全部折光的彩色玻璃。

    换句话说,我吼出一声双响的叫喊,把施波伦豪威尔的两块眼镜片化为粉末。她的眉毛下边出了点血,没有镜片的镜框后面,两只眼睛眯成了缝,摸瞎着朝后退去,最后开始号啕大哭,丑态百出,对于一个公立学校女教师来说,也太没有自制力了。这时,我背后那一帮小子吓得不敢吭声,有的牙齿打架,有的钻到了课桌底下。有几个偷偷从一张课桌溜到另一张,向母亲们身边靠拢。她们可知道这是一场灾祸,便要打肇事者,准备扑过去抓住我妈妈。要不是我抱着我的鼓离开了课桌,她们非把我妈妈揍一顿不可。

    我从半瞎的施波伦豪威尔身边走过,到了被复仇女神团团围住的我妈妈身边,拉住她的一只手,将她一把拽出了一年级甲班灌满过堂风的教室。我们穿过有回声的走廊,下了为巨人的孩子建造的石楼梯,经过积有面包渣儿的喷水的花岗岩石缸以及大门敞开的体育馆里单杠下正在发抖的男孩。妈妈手里一直还捏着那张纸条。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大门,我把她手里的纸条拿过来,把课程表团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小纸球。

    摄影师站在门口的柱子中间,等候拿纸口袋的一年级学生和母亲们出来。奥斯卡答应让他给自己和那只经过一场混战却未曾丢失的纸口袋照一张相。摄影师让奥斯卡站到一块黑板前,把它当做背景;黑板上写着:我入学第一天

    拉斯普庭与字母

    方才,我给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他只是用一半的注意力听着——讲奥斯卡第一次同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我谈到:摄影师给身背书包、手执纸袋的六岁孩子拍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而历来当做背景用的黑板上写的是:我入学第一天。

    不言而喻,这个句子只有母亲们读得懂,她们站在摄影师背后,比自己的孩子更加激动。站在写着这个短句子的黑板前面的孩子,要到一年以后,或者在翌年复活节过后一年级新生入学那天,或者从留给他们自己的照片上,才能认出这些字的意思,才明白原来那些像画片一样美的照相,是他们入学第一天拍摄的。

    这句铭文标志着生活里新阶段的开始,它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那种聚特林字体①,带棱带角、恶狠狠地爬行着,凡是圆笔道都写错了,鼓鼓囊囊的。事实上,聚特林字体正是用来写引人注目、简明扼要的话,如日常标语之类。还有一些文件证书,我虽然不曾见过,但是据我猜想,也是用聚特林字体写的。我想到的有牛痘卡、体育证书和手书的死刑判决书。聚特林字体我不会念,却能凭直观去猜想。黑板上那句话开头的字母M,我当时就觉得它像一个双套结,散发着麻绳味儿,不怀好意地提醒我注意绞刑架。我倒是愿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而不这样去胡乱猜测。请不要以为我已经学会了字母,所以一见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就以高屋建瓴之势大造其反,击鼓抗议,唱碎玻璃。不,不是的,我深知自己只凭直观去猜测聚特林字体是远远不够的,我缺乏学校里最基础的知识。遗憾的是,奥斯卡不喜欢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灌输知识的那套方法——

    ①聚特林字体,由路德维希-聚特林(1865~1917)设计的一种圆体字,后成为标准德文字体,1915年至1945年,德国小学教这种字体。

    因此,当我离开佩斯塔洛齐学校时,我并没有打定主意要让我的入学第一天变成我在校的末日。学校上不成了,我们回家去吧!我丝毫不存这类念头。在摄影师把我永远照进底版里去的当口,我就在想:你站在黑板前面,站在这一句或许有意义、可能预兆不祥的句子下面。你可以根据字形笔体来猜测,唤起许多联想,譬如单人囚禁、监护、看守长以及用一根绳子绞死所有的人等等,但是,你毕竟解释不出这个句子的意思。由于你对着半被浮云遮蔽的天空大喊大叫的愚昧无知,你就再也不可能踏进这所用课程表安排时间的学校了。奥斯卡呀!你上哪里,上哪里去学大写和小写字母呢?

    对于我来说,有小写字母也就够了。但是,那些自称为成年人的大人的生存虽说不能一眼望尽,但也不能想象为无边无涯,这个事实使我推断出,有小写字母,也就有大写字母。他们不倦地用大字本和小字本的《教义问答手册》,用大字和小字的一乘一来证明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存在的理由,甚至国宾来访,也要根据佩戴勋章的外交使节和达官贵人到场的人数来选定大小车站。

    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马策拉特和妈妈都不再为我受教育的问题操心。他们已经试过一次,我妈妈费了不少周折,最后丢脸出丑,不再想尝第二次滋味。他们也学表舅扬的样子,每当低头瞧我时,就连声叹气,搬出我三岁生日那桩旧事来:“没关活板门!是你没关上的,没错!是你在厨房里,在这之前,你下了一次地窖,没错!是你去拿什锦水果罐头准备饭后小吃的,没错!是你让地窖的活板门开着的,没错!”

    妈妈对马策拉特的指责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交待。但是,他承担了责任,有时还要哭几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肠也会软下来的。接着,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就安慰他,说我,奥斯卡,是他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①,是不能改变的命运,是不明原因但是必须经受的考验——

    ①意为忍受磨难。

    因此,我不指望这几个受着严重考验、命里注定要背负十字架的人能给我什么帮助。我的表舅妈黑德维希-布朗斯基虽然经常来,带着我以及她两岁的女儿玛尔加一同到斯特芬公园去玩沙箱,可她也当不了我的教师。她脾气很好,但是笨头笨脑。霍拉茨博士的护士英格,头脑不笨,脾气可不好,我也不能指望她,因为她聪明,她可不是一般的值班护士,而是没人能顶替的助手,所以,她不可能为我腾出时间来。

    五层楼公寓的楼梯有一百多级,白天,我要上下几次,敲着鼓,一级一级地询问有什么办法可想,闻一闻,十九家房客中午吃什么。不过,谁家的门我都不去敲,因为无论是老海兰德、钟表匠劳布沙德、肥胖的卡特太太,还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尽管我很喜欢她——都不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教师。

    屋顶室住着音乐师和小号手迈恩。迈恩先生养着四只猫,并且老是酗酒。他在“青格勒屋顶花园”伴舞,圣诞夜他同另外五名醉鬼在积雪的街道上四处溜达,高唱众赞曲同严寒搏斗。有一次,我在屋顶室碰上他。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衣,仰面躺着,没穿鞋的脚在拨弄一只喝空了的杜松子酒瓶,吹着小号,美妙至极。他没有放下他的铜管乐器,只是转动眼珠,向站在他身边的我溜了一限。他承认我是可以给他击鼓伴奏的人。他的乐器对于他不如我的铁皮鼓对于我这么珍贵。我们的二重奏把他的四只猫都赶到屋顶上去了,并且使瓦片也轻微地震动起来。

    我们奏完音乐,放下乐器,我就从套头毛线衫下面掏出一张过期的《最新消息报》来,打开后,蹲在小号手迈恩身边,把这份读物递到他面前,请他教我认大写和小写字母。

    但是,迈恩先生一放下小号便昏昏睡去。只有三件东西是他的精神寄托:杜松子酒、小号和睡眠。虽然我们经常——确切地说,在他进党卫军骑兵乐队当乐师并从此戒了几年酒之前——事先不用练习就在屋顶室给烟囱、瓦片、鸽子和猫演二重奏,但是他始终成不了我的教师。

    我也试着找过蔬菜商格雷夫,曾多次走访斜对面的地窖菜铺,因为他不爱听鼓声,我也就没背着我的鼓。看来进行基础学习的条件是有的:在两间一套的住房里,在店铺里,在柜台上下,甚至在比较干燥的土豆窖里,到处都是书,冒险故事书,歌本,《天使似的漫游者》①,瓦尔特-弗莱克斯②的著作,维歇特③的《简朴的生活》,《达夫尼斯和赫洛亚》④,关于艺术家的专论,一摞摞的体育杂志,还有图片集,上面满是半裸的男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大多数是在沙丘之间追球,显示出抹油的、发亮的肌肉——

    ①《天使似的漫游者》,安格鲁斯-西勒西乌斯(约翰内斯-舍夫勃,1624~1677)的警句集。

    ②瓦尔特-弗莱克斯(1887~1917),德国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两个世界间的浪游人》(1917)是一部美化战争的作品。

    ③恩斯特-维歇特(1831~1902),德国作家。

    ④《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古罗马作家朗戈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

    当时,格雷夫在生意上已经遇到不少麻烦。计量局的检查员查出他的磅秤和桔码有点问题。人家都在议论他搞欺骗活动。格雷夫不得不付了一笔罚金,买了新的砝码。他心事重重,烦恼不堪,唯有他的书本以及同童子军一起开晚会或者周末远足才能使他得到一点乐趣。

    我走进店铺,他没有注意到,仍继续埋头写价格牌。我利用他写价格牌这个有利的机会,拿起三四张空白卡片和一支红铅笔,摆出热心好学的样子,想用他写好的价格牌当字帖,学写聚特林字体,并以此来引起格雷夫的注意。

    在他眼里,奥斯卡的个子显然太小了,眼睛不够大,也没有那种然白的脸色。于是,我放下红铅笔,挑出一本旧书,里面都是能引格雷夫注目的男孩裸体照片。我敢断定,这些弯曲着或者伸展着肢体的男孩,对格雷夫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我斜捧着书,使他也能看到这些照片,再次引他注意我。由于这个蔬菜商在没有顾客登门来买红菜头时总是全神贯注地涂写他的价格牌,所以我得敲敲书的硬封面,或者飞快地翻页,弄出一些声响来,使他抬起埋在价格牌堆里的脑袋,关心一下我这个文盲。

    简而言之,格雷夫不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有童子军在他店里——下午总有两三个小队长在他身边——他压根儿也不会注意到奥斯卡。若是他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就会神经质地跳起来,由于被打扰而恼怒,板起面孔下令道:“把书放下,奥斯卡!你又看不懂。你太笨,人又太小。你会把书弄坏的。这本书值六个盾还不止呢!你要玩的话,这儿有的是土豆和卷心菜!”

    他说着从我手里把书拿走,翻了一通,脸上毫无表情,让我独个儿站在皱叶甘蓝、抱子甘蓝、红甘蓝和卷心菜中间,真是茕茕孑立,因为奥斯卡没有把鼓带在身边。

    虽然还有格雷夫太太在,而我在遭到蔬菜商拒斥之后,也总要到他们夫妻的卧室里去,不过那时候,莉娜-格雷夫太太卧床不起已有好几个星期,像是生病的样子,身上散发出穿烂了的睡衣的恶臭。她有什么就拿什么,唯独不碰可以教给我点东西的书本。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奥斯卡看到与他同龄的孩子身上挎着的书包,书包旁晃荡着的、神气活现的擦石板用的海绵和小抹布时,心里总有那么点嫉妒。尽管如此,他回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曾有过诸如此类的念头,例如:奥斯卡,这可是你自己造成的后果啊!学校的那一套你应该逆来顺受才是啊!你不该得罪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结下这么一个死冤家啊!野小子们都超过你啦!他们已经学会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而你呢?手里拿着《最新消息报》还不知道哪一头该冲上哩!

    嫉妒是有那么一点儿,我方才已经说了,但不过如此而已。学校的那股气味,闻那么一回就够我恶心一辈子了。用来擦那种漆皮已经剥落的黄框石板的、没有洗干净的、一半被啃碎了的海绵或小抹布的味道,您可曾闻过?它含有最便宜的学生所用皮书包里练字本的臭味,算术本的臭味,还有写起来吱吱响、有时卡住、有时打滑、沾过唾沫的石笔上的手汗味。有时候,放学回家的学生把书包撂在我的近旁,去踢足球或者玩掷球游戏,我便弯腰闻一闻这种正在阳光下蒸发的海绵。我不由得想到,如果确实存在着魔鬼撒旦的话,他的胳肢窝底下准是这么一股酸臭味。

    因此,使用石板和海绵的学校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奥斯卡并不想说,不久就要承担对我的教育的那个格蕾欣-舍夫勒,乃是我的口味的体现者。

    小锤路舍夫勒面包房后面的寓所里的一切,我见了就要恼火。装饰性的小台布,绣有盾形纹章的垫子,潜伏在沙发角上的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①,比比皆是的长毛绒做的动物,呼喊大象②的瓷器,触目皆是的旅行纪念品,刚开了头的编织物:用钩针织的、用毛线外打的、用手编的、结扣的、刺绣、花边、像耗子牙似的镶边,真是五花八门。这个地方甜蜜优雅,逗人喜爱,但天地狭小,令人透不过气来。冬天炉火太旺,室温太高,夏天开出许多花来,毒气熏人。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格蕾欣-舍夫勒没有儿女,她多么想要孩子好替他们编织啊!天晓得该怪舍夫勒还是怪她自己。她要是有那么一个孩子的话,准会把他包裹起来,包上用钩针编织的毯子,镶上珠子、花边,还用十字针绣上一个小小的亲吻——

    ①克特一克鲁泽曾当过女演员,后开作坊,设计了一种漂亮的穿衣玩偶。

    ②德语里有一句成语:“如大象闯入瓷器店一样。”意为由于举动笨拙而闻祸。这里是指这些瓷器令人讨厌,都该砸碎。

    我来到此地,来学习大写和小写字母。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避免损坏瓷器和旅行纪念品。我把毁玻璃的嗓子留在家里了。当格蕾欣觉得我敲鼓已经敲够了,露出马齿和大金牙微笑着把我膝上的鼓拿走,放到玩具狗熊中间去时,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

    我同两个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交朋友,把这两个小乖乖搂在怀里,拨弄着这两位始终露出惊讶目光的贵夫人的睫毛,同她们俩相爱。我对玩偶的钟情是假的,但却因其假而煞似真,我想以此来讨好格蕾欣两针平计、两针倒针编织成的心。

    我的办法不错。第二次登门,格蕾欣就把她的心打开了,或者说,拆开了,像拆长统袜一样,把整根极长的、鬈曲的、好几处已经打上结的线给我看。她打开了所有的柜子、箱子和小盒子,把全部钉珠子的废物抖搂给我看,整摞的儿童上装,儿童图嘴,儿童裤子,尺寸正好够五岁孩子穿戴,她都拿出来举在我眼前,给我穿上,又脱下来。接着,她给我看舍夫勒在军人协会荣获的神枪手奖章;之后,她给我看照片,其中有一部分同我家的完全一样;末了,她又去拿小孩衣服,天晓得还找什么逗孩子的小玩意儿,结果翻出了几本书来。从小孩衣服底下找出书来,这可是奥斯卡算计到的。奥斯卡听见过她同妈妈谈论书籍,他知道,她们两人还在订婚前以及后来几乎同时年纪轻轻就结婚的时候,便如何热中于交换书籍,从电影院旁边的流通出借图书馆借书,家里的读物琳琅满目,使殖民地商品店和面包房的婚姻增添光彩,使这两对夫妇开阔眼界。

    格蕾欣能向我提供的书并不多。自从她埋头编织以来,就不再读书,并同我妈妈——她由于扬-布朗斯基的缘故,也不再读书——一样,把读书俱乐部(她们两个加入这个俱乐部已有年头)的许多精装本集子转给还在读书的人,因为那些人既不编织,也没有扬-布朗斯基。

    破旧的书毕竟也是书,并因其破旧而显得神圣。我在这里找到的书,内容芜杂,毫无疑问,大部分是格蕾欣的哥哥泰奥书箱里的货色。水手泰奥已死在一艘荷兰出海渔船上。他的遗物有七八卷克勒的《船队年鉴》,所载船舶都是早已沉没了的,《帝国海军军阶》,《保罗-贝内克①,海上英雄》——这些显然都不是格蕾欣的心灵所渴求的食粮。埃里希-凯泽②的《但泽城历史》和那本《罗马之战》——那几场大战是一个名叫费利克斯-达恩的人,在托蒂拉和泰雅、贝利萨和纳赛斯的帮助下打的③——在经常出海的泰奥手里,已被磨得失去了光泽,掉了书脊。据我判断,属于格蕾欣的藏书的是一本关于借方与贷方的书④,一本歌德谈亲合力的书⑤,以及篇幅极大、插图丰富的《拉斯普庭和女人们》⑥——

    ①保罗-贝内克,1470年前后的但泽海盗。

    ②埃里希-凯泽(1893~1968),但泽历史博物馆创建人和馆长。

    ③此为戏言。费利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罗马之战》(1876)是他的长篇小说,写罗马人与东哥特人争夺罗马的故事。托蒂拉为东哥特王,公元552年与拜占廷统帅纳赛斯交战,阵亡。贝利萨是544年出征东哥特的拜占廷统帅。泰雅是末代东哥特人的王。

    ④指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1816~1845)的小说《借方与贷方》(1855)。

    ⑤指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小说《亲合力》(1809)。

    ⑥此书1927年初版,作者菲利普-雅各布-缪勒(1891~1968)。

    可供选择的书太少,我无法迅速决定,犹豫良久,才先抓了写拉斯普庭的那本,后抓了歌德的那本。我不知道自己抓的是什么,只是听从我所熟悉的内心的声音。

    我一下子选中了这两个人,这件事确定和影响了我的生活,至少是我妄自抛开了我的鼓时所过的生活。直到今天(奥斯卡由于求知心切,已经逐步地把疗养院图书室的书籍都浏览了一遍),我对席勒之流嗤之以鼻,而摇摆在歌德与拉斯普庭之间,在万事通与祈祷治病术士之间,在乐于被女人迷惑的、光明的诗国王侯与用符咒迷惑女人的、黑暗的术士之间。我有时把自己看作是拉斯普庭那一党的,并且害怕歌德的不容异见,其原因在于我有几分怀疑:如果你,奥斯卡,生活和擂鼓在歌德那个时代,他或许会认为你是违反自然的,会宣判你是违反自然的体现者。他会用甜得发腻的蜜饯喂他的自然——尽管这自然那么“不自然”地大摆架子,你毕竟也一直在赞赏和追求着它——和他的合乎自然的东西,却拿起他的《浮士德》,要不然就拿起《颜色学》这本厚书来,置你这个可怜的糊涂虫于死地。

    回过头来谈拉斯普庭吧!他在格蕾欣-舍夫勒的协助下,教给了我大写和小写字母,教我对女人要殷勤体贴,并且,每当歌德使我受委屈时,他就安慰我。

    一边学习读书,一边装成无知愚人,这可真不容易。我觉得这比我多年来模仿小孩尿床要难得多。尿床无非是天天早晨证明我生理上的一种失调,而本来我是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假装愚昧无知,也就是说,要我掩藏自己飞速的进步,不断地同正在露头的智力上的自负作斗争。成年人说我是尿床的孩子,我可以容忍,心里满不在乎,可是,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他们面前扮作傻瓜,这却使奥斯卡和他的女教师感到委屈。

    格蕾欣一见我从小孩衣服堆里把书籍拯救出来,就高兴得放声欢呼,并立刻意识到自己负有当教师的天职。我成功地使这个被毛线缠住了身的、没有孩子的女人从毛线中解脱出来,还使她差不多感到幸福。如果我选择《借方与贷方》作为课本,她会更加高兴的;但是我坚持要选拉斯普庭。她买了一本正正经经的《识字入门》来给我上第二课,我却还是要拉斯普庭。她一再带诸如《长鼻子矮人》①、《大拇指》之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给我,这样我就不得不最后打定主意出声讲话了。“拉普平!”我喊道,或者换成“拉舒兴!”有时我装得非常愚笨,让他们听到奥斯卡咿呀学语,“拉苏!拉苏!”地说个不停,这样一来,格蕾欣一方面懂得我喜欢那一种课本,另一方面又蒙在鼓里,没觉察到我选择字母的天才已经开始萌芽——

    ①《长鼻子矮人》,威廉-豪夫(1802~1827)的童话。

    我学得很快,按部就班,也不多想什么。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彼得堡,住在全体俄国人的专制君主的私寓里,进出虚弱多病的皇太子①的保育室,往来于阴谋家和教区牧师之间,尤其是成为拉斯普庭的神秘仪式的目击者。这种情调颇合我心意。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物作为中心。散见书中的、当时的人所作的铜版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画的中央是拉斯普庭,络腮胡子,煤炭般乌黑的眼珠,四周是夫人们,只穿黑色长统袜,余下一丝不挂。拉斯普庭之死,给我印象尤深。人家给他吃已下了毒药的大蛋糕,给他喝已下了毒药的葡萄酒,他吃了,却还要蛋糕,于是人家就开枪打他,射入他胸膛里的铅弹却使他产生了跳舞的兴致,于是人家又把他绑起来,扔进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里。这全是男性军官们干的。大都会圣彼得堡的夫人们,从来不给她们的小父亲拉斯普庭吃有毒的蛋糕,反倒对他有求必应。女人们相信他,而军官们为了能重新相信他们自己,非得首先把他除掉不可——

    ①皇太子阿列克西斯患血友病,据传经拉斯普庭“治疗”止血,拉斯普庭因此得到女沙皇的宠信。

    对这个健壮如牛的祈祷治病术士的生平和死亡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兴趣,您说这奇怪不奇怪呢?格蕾欣又在重温她结婚之初读书时的快慰。她有时高声朗读,这时她会浑身无力;她一读到“神秘仪式”这个词儿,就会颤抖,会带着异常的叹息声吐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来;当她念“神秘仪式”这个词时,她简直准备去参加了,然而她仍想象不出神秘仪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妈妈一同到小锤路面包房楼上的住房来旁听我上课时,事情就变糟了。有几回,上课变成了举行神秘仪式,她把给小奥斯卡上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竟像是专为自己搞仪式才来的。每念三句,便响起一阵二声部的格格痴笑,笑得嘴唇干裂。在拉斯普庭的魔力驱使下,这两个已婚妇女越凑越近,在沙发垫上再也坐不安稳,腿压着腿,开初的痴笑最后变成叹息。读了十二页关于拉斯普庭的书,所产生的效果或许是她们在日落之前根本不曾想要、不曾期待过、但又愿意此时就接受的,对此,拉斯普庭肯定不会提出异议,他甚至会永远免费供给的。

    末了,这两个女人一边“主啊,主啊”地念着,一边窘迫万状,理着蓬乱的头发。这时,妈妈说出了她的担心:“小奥斯卡当真一点也不懂吗?”“别傻了,”格蕾欣打消她的疑虑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但是他又学又不学,我看,他是永远也学不会读书的。”

    为了证明我的无知状态已无法变更,她还补充说:“你想想,阿格内斯,他把我们的拉斯普庭撕了一页又一页,揉成纸团,后来就不晓得他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教他了。但是,当我看到他一见书本就那么高兴,我就想,算了吧,让他撕吧,毁吧!我已经同阿列克斯①说了,让他在圣诞夜送一本新的拉斯普庭给我们。”就这样,我——读者将看到——我成功了——逐渐地,在三四年之内——格蕾欣-舍夫勒教我读书的年头比这要长一些——把拉斯普庭这本书撕下了一半以上,装出任性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揉成团,藏在毛衣里,带回家去。到家后,在鼓手藏身的角落里取出纸团,铺平,理成一摞,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偷偷地独个儿阅读。对歌德那本书,我用的办法与此相仿。每隔三课,我就叫喊着“多特”,要求格蕾欣给我念。我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因为我不久就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拉斯普庭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或者不如说,每个歌德后面拽着一个拉斯普庭,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还要创造出一个拉斯普庭来,以便接着可以对他进行谴责——

    ①阿列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即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舍夫勒。

    奥斯卡拿着他没有装订的书,蹲在屋顶室,或者自行车架后面海兰德老先生的货棚里,像洗牌似的,把《亲合力》和《拉斯普庭》的散页混在一起,于是合成了一本新书。他读着,微笑着,越来越惊讶地看到,奥蒂莉①端庄地挽着拉斯普庭的胳膊在中部德国的花园里散步,而歌德则同某个名叫奥尔加的放荡的女贵族坐在雪橇上,在寒冬的彼得堡市内,参加完一个神秘仪式,又驶去参加另一个——

    ①奥蒂莉,《亲合力》里的人物。

    好吧,让我们回到小锤路我的教室里来。虽说我表面上看来毫无进步,格蕾欣却在我身上得到了少女般的快慰。在我身旁,在那个俄国祈祷治病术士看不见的、做着祝福手势的、多毛的手底下,她青春焕发,甚至把她新获得的生命力分给了室内盆栽菩提和仙人掌。如果舍夫勒在这几年里,偶尔把手指从面团里拔出来,把面包房的小圆面包换成另一种小圆面包,如果格蕾欣愿意被他捏、揉并抹上鸡蛋清,再加烘烤的话,天晓得炉子里出来的会是什么。或许最后会烤出一个婴儿来。要是给格蕾欣这种乐趣,那有多好呢!可惜没有。

    正因为如此,她在万分冲动地读了《拉斯普庭》之后,两眼炯炯,头发略微有点蓬乱,启动马齿和金牙,但又没有东西可咬,口里念着“主啊,主啊”,心里想的是陈年的发酵剂。由于妈妈有她的扬,不能帮格蕾欣什么忙,所以,在我的课上完这一部分之后的几分钟,要不是格蕾欣有一颗如此快活的心,恐怕是会不欢而散的。

    她赶紧跳起来走进厨房去,拿着咖啡豆磨具回来,像是捧着一个情人似的,一边歌唱,一边把咖啡磨成粉末。她忧郁而充满感情地唱着《黑眼睛》或《红衣裳》①,我妈妈给她伴唱。她带着黑眼睛走进厨房,做上水,水在煤气上烧着的时候,她又跑到楼下的面包房去,常常不顾舍夫勒的反对,取来刚出炉的和早已烤好的糕点,把描花杯子、奶油罐、糖钵和蛋糕又摆到小桌子上,中间还散放着几朵蝴蝶花,随后倒咖啡,转而唱起《皇太子》里的曲调,端上小蛋糕和圆蛋糕,“伏尔加岸边一士兵”,撒杏仁粒的法兰克福圆蛋糕,“多少小天使在你身边”,酥皮甜饼加搅结奶油,“多甜蜜,多甜蜜”。她们一边咀嚼,一边又谈起拉斯普庭来了,不过现在谈得比较正经,保持必要的距离,接着,在饱尝了蛋糕之后,便进而大骂沙皇时代如何糟糕,简直腐化堕落到了极点,愤慨之情发自内心,毫不掺假——

    ①《黑眼睛》或《红衣裳》,是下文所说《皇太子》中——弗兰茨-勒哈尔(1870~1948)的轻歌剧——顿河哥萨克的合唱曲。

    在那几年里,蛋糕我可是吃得实在过多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斯卡虽然没有因此而长高,却吃胖了,身体不匀称了。在小锤路上完课,甜食吃腻了以后,回到拉贝斯路我家店铺,我经常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乘马策拉特稍不留神,便溜到柜台后边,用线拴一块干面包,吊进腌鲱鱼的挪威小桶里去,等面包吸足了盐卤才吊出来。您是决计想不到的,蛋糕吃过头以后,这样的一块点心可以发挥催吐剂的功效。奥斯卡经常把舍夫勒面包房的蛋糕吐在我家的抽水马桶里,少说一点,每次吐出的蛋糕值一个多但泽盾,这在当时,可真是不少钱呢!

    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偿付格蕾欣教课的报酬。她是那么喜欢缝制和编织儿童衣物,我就给她当裁缝试服装用的假人,试穿试戴各种式样、各种颜色、各种料子的小罩衫、小帽子、小裤子以及带兜帽或不带兜帽的小大衣。

    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我不晓得是妈妈还是格蕾欣,把我打扮成了该枪毙的沙皇的小太子。当时,这两个女人对拉斯普庭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那天摄的一张照片上,一块生日蛋糕上插着八支不滴油的蜡烛,我站在一旁,穿着编织的俄罗斯罩衫,歪戴哥萨克帽,两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白色灯笼裤,脚穿低统皮靴。第一件幸运事是我的鼓照进了相片。再一件幸运事是格蕾欣-舍夫勒——可能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我剪裁、缝制了一套衣服,十足的毕德迈耶尔①和富有亲合力风格。今天,在我的照相簿上,这身衣服还召来歌德的亡灵,证明我有两个灵魂,使我有可能身背一面鼓,同时出现在彼得堡和魏玛,来到尘世的母亲们中间,同贵夫人们一起参加神秘仪式——

    ①毕德迈耶尔,1815年到1848年间在德国的绘画与家具、服装等工艺美术方面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讲究小巧玲珑,舒适实用,投合规矩老实、目光短浅的小市民的口味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女医生霍恩施泰特博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的病房里来,并待上抽一支烟的时间。她本该给我治疗的,可是,每一回她经我治疗之后离去时,就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神经质了。她羞怯,原来只习惯于同她的香烟打交道。她老是说:我年轻时同别人接触太少,同别的孩子玩得太少。

    不错,讲到别的孩子,她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当时忙于跟格蕾欣-舍夫勒上课,在歌德和拉斯普庭之间被人拽来拽去,因此,我即使有这个良好的愿望,也找不出时间去跳圆圈舞和玩“数数歌谣”的游戏。每当我像某位学者似的读厌了群书,甚至咒骂书本是埋葬语言的坟墓,于是步出书斋,去接近普通人时,我便同我们这幢公寓的顽童们遭遇,在同那些食人者稍有接触之后,倘若能够不受损伤、完完整整地回来读书,我就额手称庆了。

    奥斯卡要离开他父母的住处,可以有几种走法:一是从店铺出门到拉贝斯路;二是从住房的门出去到楼梯井,往左一拐便上了街;如果上楼,爬四道楼梯,便到音乐家迈恩吹小号的屋顶室;再就是从楼梯井到公寓的院子里去。街道是石子路面的。在院子里夯实的沙土地上,家兔在那里繁殖,或者有人在拍地毯。在屋顶室,除去同醉醺醺的迈恩先生演二重奏外,还能近眺远望,给人以那种赏心悦目却又是虚假欺人的自由感。这正是每个登上塔楼的人所要寻求的,并且使每个住阁楼的人都沉湎于其中。

    对于奥斯卡来说,院子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而屋顶室却使他感到安全,直至阿克塞尔-米施克和那一伙小赤佬把他从那里赶走为止。院子横里同公寓一样宽,但是往深处走七步就到头了,隔一道上架铁丝网、涂柏油的木栅栏同另外三个院子相接。从屋顶室俯视,这个迷宫可以尽收眼底:拉贝斯路,左右两条横街——赫尔塔街和路易森街,以及同拉贝斯路遥遥相对的马利亚街,围成一个大四方形,里面有房屋和院子,还有一爿咳嗽糖厂和许多失修坍倒的修配车间。在这家或那家院子里,冒出几棵树或几丛灌木,由它们来通知人们季节的变换。院子大小不一,但都养着兔子,都有拍地毯用的木架。兔子是一年到头在那里的,拍地毯则根据住房章程的规定,只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在这两天里,可以看清这个大四方块究竟有多大。奥斯卡从屋顶室听着,看着:一百条以上的普通地毯、甫道地毯和床前地毯,先用泡菜擦,然后刷和拍打,使它们显出原来编织的图案来。一百多个家庭主妇,把尸首似的地毯从屋里拖出来,举起赤裸的、滚圆的胳膊,扎上头巾保护头发和发型,再把地毯扔到专为扣地毯用的木架子上,抓起编织成的地毯拍子,干巴巴的拍打声炸开了院子狭小的天地。

    奥斯卡憎恶这种单调的清洁颂歌,便用鼓声来同这种噪声抗衡。可是,尽管他站在屋顶室,同这噪声隔开一段距离,但仍敌不过这些家庭主妇,只好甘拜下风。一百多个拍地毯的妇女,可以攻占天空,可以折断乳燕的翅膀,并且几下子就能震塌奥斯卡用鼓声在四月的天空中建造的小小神殿。

    不拍地毯的日子里,我们公寓的孩子们就把拍地毯的木架子当杠子玩。我很少到院子里去。只有海兰德老先生搭在院子里的货棚,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老头儿只让我一个走进他堆破烂的棚屋,那里面有生锈的缝纫机、残缺不全的自行车、螺旋式虎钳、一排排的瓶子以及装在雪茄烟盒子里的、弄弯又敲直的钉子,别的孩子想要看一眼他都不允许。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倘若上午他不从板条箱上起钉子的话,便是把已经起出来的钉子在铁砧上敲直。他除去收废钉子外,还帮人搬家,在节前替人宰兔,院子里、楼梯井、屋顶室,到处都是他啐的嚼烟汁。

    有一天,孩子们在他的棚屋附近煮汤,这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希-艾克请老海兰德往汤汁里啐三口。老头儿从嗓子眼里清出三口痰吐去,随即又钻进他的棚屋,敲起钉子来。这时,阿克塞尔-米施克又往汤里加了一种配料,一块敲碎的砖头。奥斯卡好奇地瞧着这种烹调法,但远远地站在一边。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哈里-施拉格尔用毯子和破布搭了一个帐篷似的东西,不让大人看见他们的汤。砖头粉煮开以后,小汉斯-科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活青蛙,这是他在股份池塘旁边抓到的,现在捐献出来做汤。苏西-卡特是帐篷里唯一的女孩子。她见到这两只青蛙,既不唱也不叫,甚至连最后挣扎着跳一下都来不及,便在汤里一命呜呼了,于是她噘起了嘴,表示又失望又辛酸。努希-艾克领头,不管苏西就在旁边,解开裤子往这大锅莱里撒尿。阿克塞尔、哈里和小汉斯-科林也跟着撒。小矮个儿要给这些十岁的孩子点颜色,但是撒不出来。于是,他们都瞧着苏西,阿克塞尔-米施克递给她一个天蓝色的搪瓷罐,罐口已经磕坏。奥斯卡本来想马上走开的。但是他还等在那里,直到苏西蹲下来——她裙子底下没穿衬裤,抱住膝盖,把罐子挪到下面,毫无表情地望着前方,随后皱了皱鼻子,这时,罐子发出响声,苏西为这锅汤作出了一点贡献。

    这时,我跑开了。我不该跑,要是慢吞吞地走掉就好了。他们原先眼睛都盯着那只罐子,我这一跑,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听见苏西-卡特在我背后说话的声音:“他干吗要跑?他准是要去告我们!”当我跌跌撞撞爬上四道楼梯,到了屋顶室刚缓过气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声音在刺我。

    我当时七岁半。苏西也许九岁。小矮个儿刚满八岁。阿克塞尔、努希、小汉斯和哈里十岁或者十一岁。还有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她比我大一点,可是从来不在院子里玩,而是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里玩布娃娃,或者跟着她那在新教幼儿园帮忙的大姐姐古丝特。

    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听这种声音,听女人往尿盆里撒尿,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当时,奥斯卡到了屋顶室,轻敲着鼓来平息自己耳朵里的余音。他刚开始感到自己远离了楼下滚开的汤,却不料这一伙为这一锅汤贡献过佐料的家伙,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系带鞋,竟都上楼来了,努希还端着那锅汤。他们把奥斯卡团团围住。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小矮个儿。他们互相碰了碰,喁喁地说:“动手!”末了,阿克塞尔从背后将奥斯卡一把抱住,用胳膊夹紧,让他乖乖顺从。别人动手的时候,苏西不说话,只是笑,露出了湿的、整齐的牙齿和齿间的舌头。她从努希手里接过匙子,把这铁皮东西在她的大腿上擦得锃锃发亮,随后伸进冒热气的汤里,顶着糊状物慢慢搅拌,活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舀了一匙,把它吹凉,然后来喂奥斯卡,硬灌进我的嘴里。这样的东西我此后再也没有吃过,所以那滋味永远留在我嘴里。

    在那几个对我的身体健康过分操心的家伙走了以后——因为锅里的东西已使努希恶心——我这才爬到晾衣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那里只挂着几条床单),把几匙淡红色的浑汤吐了出来,在吐出的东西里没有发现里面有青蛙的残骸。我爬到打开了的屋顶窗户下一只箱子上,看着远处的院子,用牙齿把碎砖头碴咬得嘎嘎响,觉得自己迫切要求行动,瞧着远处马利亚街上房屋的窗户,玻璃在闪闪发光,于是冲着那个方向喊叫、歌唱,虽然看不到结果如何,可是我确信我的歌声有可能产生远程效果。因此从那时起,我觉得这家公寓的院子以及其他的院子都过于狭窄,如饥似渴地向往距离、空间和全景,利用一切机会,独自一人或者挽着妈妈的手走出拉贝斯路,走出近郊区,免得我们这个狭小院子里做汤的厨子们再来同我纠缠不清。

    每逢星期四,妈妈进城买东西。她多半带我一起去。遇到有必要到煤市旁军火库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去买一面新鼓的时候,她总要带着我。在我七周岁到十周岁那段日子里,我两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从十到十四周岁,我不到一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后来就难说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将一面新买的鼓变成废铁一堆,而当我心绪稳定的时候,我可以敲上三四个月之久,鼓面连一个小窟窿也没有,至多掉下几块漆皮,因为我虽然也很使劲,但却小心翼翼。

    现在先谈谈那段日子:我每隔两星期离开我们那个院子——那里有拍地毯的木架,有敲钉子的老海兰德,还有那帮发明熬浑汤的小赤佬——同我妈妈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去,从儿童玩的铁皮鼓存货里挑出一面新的来。有时,即使我的鼓还勉强可以用,妈妈也带我去。这样,我就整个下午欣赏这个五彩缤纷的古老城市,在那里,总有点东西迟早要进博物馆,而且不断有这座或那座教堂里传来的钟声。

    我们要去的地方,一般很有规律,并且令人愉快。我们先到莱泽尔、施特恩菲尔德或马赫维茨那里买东西,尔后去找马库斯。他一见我妈妈就给挑选,点头哈腰地说些恭维话,这些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毫无疑问,他总是向我妈妈献殷勤,不过,就我所知,他只不过热烈地捏住我妈妈的手,说它像黄金一样珍贵,再不出声地吻它一下,从未一时冲动做出更狂热的事情来。唯有那一次我们去他店里时,他双膝跪倒在地。下面我就要谈这件事。

    妈妈由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遗传而得到的是丰满的身躯和健壮的体格,还有讨人喜欢的虚荣心以及善良的心地。她对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殷勤厚待听之任之,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卖给她、其实是白送给她一些女用丝袜,这类丝织品是他用极低廉的价格批发进来的。至于每隔十四天从柜台上递给我的那面铁皮鼓,价钱便宜到可笑的地步,这就更不用说了。

    每回去西吉斯蒙德那里,一到四点半,妈妈就要求把我,奥斯卡留在他的店铺里,请他照顾一下,声称她有件重要的事得赶紧去办。马库斯听后,深深一鞠躬,叫人看了又奇怪又发笑,并满口答应,夸大其词地说,她尽可以放心去办自己的要事,他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地保护我——奥斯卡。他的话稍含嘲讽意味,虽不伤人,却让对方听得真切,有时,羞红了我妈妈的两颊,使她揣测到马库斯已经摸着了她的底细。

    不过,我也知道妈妈急切地去办的所谓重要事情究竟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她让我陪她去木匠胡同一处收费低廉的膳宿公寓,把我交给女房东,自己便上楼去了,一去就是三刻钟。女房东总是在喝混合酒,一声不吭,给我一瓶倒胃口的果汁汽水。我坐着,直到妈妈回来。她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向女房东打一声招呼,女房东一味喝她的混合酒,连头也不抬。妈妈来搀我的手,却忘了自己热乎乎的手会泄露她的秘密。我们热乎乎地手牵着手来到羊毛织工胡同的魏茨克咖啡馆,妈妈要了一杯穆哈①,给奥斯卡要了一份柠檬冰淇淋,坐等着。没多久,扬-布朗斯基来了,像是碰巧走过这里。他到我们的桌旁坐下,也要了一杯穆哈,放在起镇定作用的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

    ①穆哈,一种优质咖啡。

    他们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妈妈和表舅扬差不多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会三刻钟,房间是由扬出钱租的。大概是扬表示不要再把我带到木匠胡同和魏茨克咖啡馆来。他有时非常害羞,比我妈妈害羞得多,我妈妈觉得让我参与他们幽会以后的收场戏也未尝不可。看来无论当时或往后,她对于这种幽会的合法性是深信不疑的。

    由于扬要求的结果,我每星期四下午从四点半到六点便待在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他允许我一个个地瞧他店里的鼓,使用它们,同时敲响许多面鼓——在别处奥斯卡哪能有这种机会呢——并且默默地观察马库斯悲伤的狗脸。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念头从何而生,却能揣测到他想到哪里去了,他的思想到了木匠胡同,抓那有号码的房间门,像可怜的拉撒路①那样,蹲在魏茨克咖啡馆大理石面小桌底下。期待什么?期待面包屑吗?——

    ①拉撒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一个患病的人,死后四天,耶稣使他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

    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可是一点面包屑都不剩。他们样样东西都吃个精光。他们胃口极大,从不消减,甚至大到要咬自己的尾巴。他们忙着呢,最多把钻在桌子底下的马库斯的思想当作一股纠缠不清的、温柔多情的穿堂风。

    那天下午——想必是在九月里,因为妈妈离开马库斯的店铺时穿一身锈棕色的秋装,我见马库斯在柜台后面埋头沉思,想入非非,便背着我新获得的鼓走出店铺,进了军火库巷。这条又凉又暗的通道两侧,橱窗林立,都是高级店铺:珠宝店、精美食品铺和书坊。可是,这些肯定值得购买、然而我又买不起的陈列品并不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出了这条通道,到了煤市。我走进尘埃蒙蒙的阳光底下,面对军火库的正面。它那灰色的玄武岩墙里镶嵌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头,都是各次围攻但泽时期的产物,这些铁疙瘩能使每一个路人回忆起但泽城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些炮弹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因为我知道,它们不是自愿留在那里的。我知道,但泽城里有一位石工,由城建局和文物保护局联合出钱雇用,让他把过去几百年间的炮弹头镶到各式各样的教堂、市议会的正面墙里,镶到军火库正面和背面的墙里。

    我想到右边的市剧院去,它同军火库只隔一条昏暗的窄胡同。我发现圆柱门廊的剧院大门紧锁,卖夜场票的票房要七点才开。这一点我也已经想到了,便考虑往回走,却又敲着鼓,犹豫不决地向左走去,来到塔楼和长巷城门之间。穿过城门,进入长巷,再向左一拐,便是大羊毛织工胡同,但我不敢往那里去,因为妈妈和扬-布朗斯基还坐在那里的咖啡馆里,如果他们还没有坐在那儿的话,那么也许他们在木匠胡同的幽会刚刚结束,或者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正要去大理石小桌旁喝一杯穆哈提提精神。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越过煤市的电车轨道的。电车来来往往,或向城门驶去,或铃声叮当地从城门洞里驶来,吱吱嘎嘎地拐弯进入煤市、木材市场,朝火车站方向开去。或许是某个成年人,或许是一个警察,搀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危险的来往车辆,把我领了过去。

    我站在砖墙陡峭、高耸云天的塔楼前,纯属偶然地或者由于一阵无聊,将我的鼓棒插在墙壁和大门的铁框间。我顺着砖墙抬头向上望去,马上感到,要沿着正面的墙望到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断地有鸽子从墙的四处和窗户里飞出来,在水落管和凸肚窗上作短暂的停留,随即俯冲下来,把我的目光吸引开。

    鸽子纷飞,使我恼怒。我的目光真叫我感到遗憾,我便收回了它。为了摆脱恼怒,我认真地把两根鼓棒当作撬棍,门开了,奥斯卡还没有把门完全撞开,就已经进入塔里,已经上了回形楼梯,已经在攀登,总是右脚先跨上一级,再把左腿提上去。到了第一层装有格栅的牢房,他继续绕梯而上,过了刑讯室和里面小心保存、并贴有说明的刑具。这时,他改用左脚先登,右脚随后。他继续往上攀登时,从一个装有格栅的窄窗户里往外瞧了一眼,估计一下离地已有多高,估摸出墙的厚度,惊起了几只鸽子。在回形楼梯上又往上爬了一圈后,又遇到了那几只鸽子。这时,他又改用先迈右脚,再提左脚。奥斯卡换了几次脚以后,终于到了顶上,虽然觉得右腿和左腿一样沉重,但是看来还可以继续作长时间的攀登。可是,楼梯已经到头了。他顿时领悟到建造塔楼是荒唐的、无用的。

    我不知道塔楼过去有多高,现在还有多高,因为它经过战争幸存下来了。我也没有兴致请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找一本关于东德意志哥特式砖头建筑物的参考书来。我估计,这个塔楼从底到尖足有四十五米。

    由于回形楼梯过早地到了尽头,我不得不在沿塔顶的环形过廊里站住了。我坐下来,把腿伸到栏杆柱中间,目光贴着右臂抱住的一根柱子向下面的煤市望去,左手抱住我的鼓,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它同我形影不离。

    我不想描绘但泽市的鸟瞰图来使您感到厌烦。塔顶林立,钟声四起,古色古香,还始终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这样一幅市容全景,您可以在成千张出色的版画上见到。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写鸽子,虽然老是有人说,鸽子是最有写头的。我觉得鸽子毫无意义,海鸥倒还有那么点意思。“和平鸽”这个名称,我听了只觉得荒谬背理。我宁可把传递和平信息的差使委托给一只苍鹰或者食腐尸的秃鹫,也不愿委托给一只鸽子,因为它是天底下最爱寻衅吵嘴的女房客。总而言之,塔楼上有鸽子。不过,凡是像样的塔楼上都有鸽子,都是靠那些文物保管员喂养的。

    我的目光所及不是鸽子,而是别的,是我走出军火库巷时只见大门紧闭的市剧院的建筑。这座带圆顶的方箱,活像一个放大到荒唐程度的、拟古典主义的咖啡磨具,尽管在那圆顶上只缺一个必需的曲柄,用以把天天晚上客满的诗神和教育神庙里上演的五幕戏剧,连同布景、演员、提词员、道具和所有的帷幕,统统碾成惨不忍睹的粉末。这种建筑叫我看了生气,尤其是前厅里两侧为圆柱的窗户,被渐次西沉却抹上越来越多红色的午后太阳缠住不放。

    那时刻,在煤市、电车轨道和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职员头顶上大约三十米的高处,在散发出甜香味的马库斯的次货店上空,高踞于冰凉的大理石桌子、两杯穆哈、妈妈和扬-布朗斯基之上,远离我们的公寓、院子、许许多多的院子、弯曲的和敲直的钉子、邻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砖头浑汤,迄今为止只是在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时才高喊的我,无缘无故地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大吼了一声。如果说在我攀登塔楼之前,只是当有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我那有渗透力的声音才用来粉碎玻璃、电灯泡和啤酒瓶,那么现在我从塔顶上大声叫喊,则与我的鼓完全无关。

    没有人要夺走奥斯卡的鼓,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也不是由于哪只鸽子把屎拉在他的鼓上,惹得他叫喊起来。我附近虽有铜片上的绿锈,但不是玻璃;尽管如此,奥斯卡叫喊了。鸽子的眼睛红光闪闪,然而瞅着他的并非玻璃眼珠;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他朝着哪儿叫喊?朝着多远的距离?上次在屋顶室,他尝了砖头粉汤以后,曾漫无目的地朝远处院子的上空大喊过一声。这一回,难道他要有的放矢地证明一下嗓子的威力?奥斯卡这次实验的对象——因为除了玻璃不能有别的——是什么玻璃呢?

    不是旁的,是市剧院,是那只戏剧性的咖啡磨具,它那被落日映照着的窗玻璃吸引了我的新式声音,我首先试验此种声音是在我们的屋顶室,并已形成了我个人的惯用手法。我喊了几分钟,发出装有不同弹药的声音,可是不见任何效果。随后,我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声音,这样,奥斯卡可以怀着喜悦和流露内心情感的骄傲口吻报道说:左边门廊的窗户上,有两块玻璃不再能反射落日的余晖,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四方形,需要马上配玻璃。

    效果已经得到证实,犹如一个现代派画家,我画了一系列自己那种个人惯用手法的习作,它们同样了不起,同样大胆,有同样的价值,往往是同一模式的。我把它们拿出来敬献给惊异不已的世人,最后豁然贯通,寻获了探索多年的风格,并臻于完美,我就是这样地进入了自己创造性的时期。

    在刚够一刻钟的时间内,我把门廊的全部窗户和一部分门上的玻璃全都干掉了。剧院前面聚集了一群人,从上往下看去,他们显得激动不安。何时何地都有看热闹的人。因此,对于我的艺术的观赏者们,我并不特别在意。他们至多使奥斯卡在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时更严格,更讲究形式上的炉火纯青。我打算做一次更大胆的实验来揭示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通过没有了玻璃的门廊,穿过一扇包厢门的钥匙孔,往此时还漆黑一团的剧场里送进一声特殊的叫喊,击中订长票的看客们的傲气,即剧场里那盏校形吊灯以及所有磨光的、反光的、折光的碎细物儿。这时,我见到剧院前人群中有一套锈棕色服装:妈妈从魏茨克咖啡馆回来了,品尝完了穆哈,离开了扬-布朗斯基。

    必须承认,奥斯卡仍然朝校形吊灯送去了一声叫喊。不过,看来这一声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第二天的报纸仅仅报道剧院门廊和门上的玻璃由于谜一般的原因震碎了。一连几个星期,日报小品栏里连篇累牍地刊载科学和半科学的调查报告,众说纷经,想入非非,荒谬绝伦。《最新消息报》解释为宇宙射线,天文台的人,也就是那些高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则谈到了太阳黑子。

    当时,我竭尽两条短腿之所能,赶快下了塔楼的回形楼梯,或多或少地屏住了呼吸,挤到剧院门口的人群中去。妈妈的锈棕色秋装已无处可寻,她准是到马库斯的店里去了,也许把我的声音所造成的灾祸告诉了他。至于那个马库斯,听她讲了我的所谓的不长个儿以及我的钻石声音后,便把这当做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通盘接受,吐出舌尖摇晃着——奥斯卡是这样想象的——搓着他那双白里泛黄的手。

    我一进店门,就见到一幅景象,使我当即忘却了远程摧毁玻璃的歌声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跪在我妈妈面前,而所有的玩具动物——狗熊、猴子、狗、眼睛会合上又张开的布娃娃、救火车、摇动木马以及全体守卫他的店铺的木偶,仿佛正要随他一齐跪倒在地。他的两只手捏住了我妈妈的两只手,露出了手背上毛茸茸的、浅棕色的斑点,在那里哭泣。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他,由于这种场面,注意力也很集中。“别这样,马库斯。”她说,“求求你,马库斯,别在店里这么干!”

    马库斯则没完没了,缠住不放。他讲起话来,指天誓日,语调夸张,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您同布朗斯基断了关系吧,他在波兰邮政局里工作,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因为他同波兰人搞在一起。您可别押宝押在波兰人身上,您要押宝的话,就押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正在恢复元气,或迟或早要上来的。要是他们始终还没有恢复元气,还没有上来,阿格内斯太太,您就还靠着布朗斯基好了。要是您想靠马策拉特,那您已经靠上了。您最好还是把宝押在我马库斯身上,跟我马库斯走,我新近受了洗礼①。阿格内斯太太,要是您肯跟我走的话,我们就到伦敦去,我在那儿有朋友,有不少股票债券。要是您不愿跟我马库斯的话,那您就是瞧不起我,那就是因为您瞧不起我。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哀求您,别再把宝押在布朗斯基身上了。他疯了,到波兰邮政局去做事。德国人一到,波兰人马上就全完蛋了!”——

    ①马库斯是犹太人,此处指他改宗信了基督教。

    他讲了那么一大堆可能发生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弄得我妈妈七颠八例。她正要掉眼泪,马库斯看见我站在门口,便松开妈妈的一只手,张开五指指着我说:“请进来,我们把他也带到伦敦去。他会像一个小王子那样生活,像一个小王子!”

    这时妈妈也瞧见了我,并露出了少许笑容。她或许想起市剧院门廊的窗户玻璃全没了,或许是由于去大都会伦敦的前景叫她开心。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摇了摇头,就像谢绝别人请她跳舞似的随随便便地说:“谢谢您,马库斯,不过,那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由于布朗斯基的缘故。”

    马库斯一听到我表舅的姓名,就像听到了舞台上的提示,蓦地站了起来,弯腰一鞠躬,活像一把大折刀,随后说:“请您原谅我马库斯。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为了他的缘故,您是不肯答应的。”

    我们离开了军火库巷的店铺,虽然没到打烊的时候,那位店主却从外面关上门,陪我们到五路车站。市剧院前面还站着过路的人和几名警察。我并不害怕,摧毁玻璃的胜利,我差不多已经丢在脑后了。马库斯弯下身子凑近我,与其说是自言自语,不如说是悄声对我们说:“小奥斯卡真是样样都行,又能敲鼓,又能使市剧院出足洋相。”

    妈妈一见碎玻璃就心慌起来,马库斯摇摇手安慰她。电车来了,我们上了拖车。他再次小声说,生怕被人听见:“好吧,那您最好还是跟着马策拉特吧,您已经把他弄到手了,千万别把赌注押在那个波兰人身上!”

    今天,当奥斯卡在金属床上或坐或躺,不论何种姿势仍然敲着鼓,探访军火库巷,塔楼地窖墙上乱涂的字迹,塔楼本身及其加了油的刑具,市剧院圆柱后面三扇门廊窗户,重又回到军火库巷,走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店铺,以便追述九月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时,他还在寻找波兰。他如何寻找呢?用他的鼓棒。他也用自己的灵魂去寻找波兰吗?他用全身的器官去寻找,但是,灵魂不是器官。

    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德国人又在寻找波兰,他们用的是信贷、莱卡照相机、罗盘、雷达、魔杖①、代表团、人文主义、反对党领袖以及蛀坏了的地方团体的服装。当这里的人们用灵魂——一半用肖邦②,一半用心中的复仇情绪——寻找波兰的时候,当他们谴责第一次至第四次瓜分波兰,并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③的时候,当他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沙,并在过去是隔离区的地方,深表遗憾地放上一个小花圈的时候,当他们从这里用导弹寻找波兰的时候,我则在自己的鼓上寻找波兰,并敲出了这样的声音:丢失了,还没有丢失,已经又丢失了,丢失给了谁,很快就丢失了,已经丢失了,波兰丢失了,一切都丢失了,波兰还没有丢失[最后一句引自波兰国歌副歌歌词]——

    ①魔杖,一种用迷信方法探寻矿脉、水源等所用的木叉式探矿杖。

    ②肖邦(1810~1849),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波兰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1830年爆发了反对沙俄奴役的起义,这在肖邦的作品里都有强烈的反映。

    ③第四次瓜分波兰,指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协议书,和德苏双方分别于9月1日和17日出兵分占波兰。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指当时联邦德国政府以恢复1937年德国疆界为条件签署和约的政策。

    演讲台

    我唱碎了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寻找并第一次找到了同舞台艺术的联系。那天下午,尽管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妈妈想必还是发现了我同剧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在相继到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一张给她自己,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奥斯卡,在基督降临节①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边上第一排。枝形吊灯照旧吊在正厅前座上空,非常讨人喜欢。我也很高兴,幸亏我没有从塔楼上唱碎它——

    ①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起至圣诞节止的这一段日子。

    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孩子。在几个楼座上,孩子比母亲多,在正厅前座,孩子和母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因为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比较注意节制生育。瞧那些孩子,没一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从座位上滑下去,又要爬上来,马上又觉得在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更有趣味,结果夹在软椅垫和靠背之间,叫喊起来;但与我们周围其他爱吵闹的孩子相比,她的喊声还能让人忍受,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妈妈在她那张傻乎乎的嘴里塞了好几块糖。她一边嘬糖块,一边不停地从软垫上滑下来,弄得自己疲倦了,演出开始后不多一会儿,斯特凡的小妹妹便睡着了。每演完一幕,掌声把她惊醒,她又使劲地跟着拍手。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并且显然特别迎合我的口味。这出戏编得很巧妙,但是大拇指在舞台上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戏里的成年人都跟在这个虽然看不见、但却相当活跃的主角后面转。他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草帽檐上散步,从那上面向下讲话,后来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行窃,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母牛被人宰了,因为它会讲话,其实是大拇指的声音。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小家伙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大拇指从里面出来了,这就是说,观众听到了他的叫声:“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到你们身边来了。”

    这个结局使我感动,当我抬头看我妈妈时,只见她用手绢捂住鼻子,因为她同我一样,把戏里的情节当成自己的经历了。妈妈多愁善感,在此后的几星期内,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搂在怀里,把奥斯卡叫作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悲哀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重新有机会去看戏。由于我的误解,最后事情弄糟了,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今天,那雷鸣似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①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①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以创作歌剧闻名。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他自命为瓦格纳的推崇者。此处喻纳粹势力已在但泽抬头。

    对于歌剧,只有妈妈一个人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学妈妈的样,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尽管他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过,他认识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是卡特豪斯中学的同学,住在索波特,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

    在去索波特的途中,经过奥利瓦,我们到宫殿花园消磨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随后又是金鱼和天鹅,手挽手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到处是度星期日的人群,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波罗的海在邀请大家去洗澡,仿佛它除此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可做。当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阴道往索波特走去时,迎面而来的又是度星期日的游客。马策拉特掏钱为我们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

    我们在南浴场洗澡,因为据说那里比北浴场人少一些。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妈妈领着我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而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像溢过岸的河水似的丰满了——则把她的肉体塞进了干草黄的游泳衣里。我不能这样赤裸裸的,让家庭浴场里成干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生殖器,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我不愿下海水,尽管它在招手邀请,而是用沙土来遮羞,搞了一手鸵鸟政策。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几乎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高兴极了。在更衣室里,人人都在身上被太阳灼伤处抹了油膏,又钻进星期日穿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想要第三份五层蛋糕。马策拉特反对,扬既同意又反对。妈妈还是要了一份,给了马策拉特一口,喂了扬一口,使她的两个男人都感到满意,于是,把这块楔形蛋糕一匙一匙地填到胃里去。

    啊,神圣的奶油,你啊,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正襟危坐,戴着蓝色太阳镜,面前摆着浓果汁汽水,他们却连碰都不碰。贵族太太们摆弄指甲染成紫色的手指,她们身上披的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味,随着海风朝我们飘来。马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哪怕租一个下午也好。扬声称,眼下,波兰贵族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们债台高筑,却不再讲法语,由于十足的势利,竟讲起最地道的波兰话来了。

    我们不能永远坐在“海星”咖啡馆,老瞅着波兰贵族的蓝色太阳镜和紫色指甲。我妈妈塞了一肚子蛋糕,也要求活动活动。我们站起身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天鹅——大自然什么想不到呢?——又是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在修剪过的紫杉林中——大家总是说,这种树是不会沙沙作响的——我们遇到了福梅拉兄弟,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全部是他于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这些笑话大福梅拉无一不知,但出于兄弟间的友爱,仍在该乐的地方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四只金牙,比他弟弟多一只。我们到喷泉旁边去喝杜松子酒。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鹦鹉”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图舍尔,半个索波特是属于他的,外加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仅仅是他自己开了腔,讲起笑话来,而且都是我们方才听福梅拉讲过的那些,只不过他讲得更琐细,因为他嘴里金牙不如人家多。尽管如此,全桌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唯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杀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笑声,虽说都是装出来的,却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增添了愉快的气氛。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①,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突然间,改变了戒指转动的方向,这一回,果真有了结果。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去不了,因为有约会,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要是困了,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他说,有了它,处处可以通行——事实也是如此——

    ①“金水”酒,又名但泽利口酒,含金箔细末的露酒。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晚,林中歌剧院坐满了外国人。尚未开演,蚊子却已经到场。待到最末一只蚊子——它总是姗姗来迟,以示潇洒——嗜血成性地发出警报声宣告来临时,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①。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木歌唱。我在图舍尔的软垫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奥斯卡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深表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她没有察觉,马策拉特和她的扬都用手捂着脸在打呼喀,声音像在锯粗细不同的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演讲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

    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演讲台上找不到地方,演讲台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演讲台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管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格赖泽尔①就是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格赖泽尔从未特别引起过我的注意。他过于温和,后来他的区长之职被一个巴伐利亚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尔②,大胆泼辣得多。照理应当由勒布扎克来取代福斯特尔。是啊,如果勒布扎克不是驼背,那个菲尔特③就很难在我们这个港口城市称王称霸。纳粹党看出勒布扎克的驼背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录用,任他为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精通他所干的那一行。福斯特尔只会用他那种令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腔大喊大叫“回归帝国”,勒布扎克却能详加发挥。他会讲各种但泽方言,谈关于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④的笑话,懂得如何同席哈乌的码头工人,奥拉的市民,埃马乌斯、席德利茨、比格尔维森和普劳斯特的市民讲话。他身上的褐色制服使他的驼背显得更加突出。逢到他对付过分认真的共产党人和答复几个社会党人有气无力的洁同时,听这个矮小子讲话,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乐趣——

    ①阿图尔-格赖泽尔(1897~1946),自1934年起为但泽市参议院议长。他曾与纳粹签订条约,调整波兰与但泽的关系,战后被作为战犯在波兰处死。

    ②阿尔贝特-福斯特尔(1902~1948),1930年起为纳粹党但泽区长。1939年9月1日,他宣布关于但泽是自由市的条约无效、但泽并入德国以及他本人为唯一的行政长官。

    ③菲尔特,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此处指福斯特尔。

    ④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但泽笑话中的人物,分别象征德国人和波兰人。

    勒布扎克很机智,会讲俏皮话,这他可以从驼背里信手拈来。他自称驼背勒布扎克,群众一听就乐。勒布扎克说,他宁肯失去驼背,也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显而易见,他不会失去驼背,隆肉是不可动摇的。因此,驼背是正确的,纳粹党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种思想的理想的基础就是隆肉。

    无论格赖泽尔和勒布扎克还是后来的福斯特尔,都是站在演讲台上向大家讲话的。这是小贝布拉先生倍加赞扬的那些演讲台中的一个。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站在演讲台上、显得很有天才的驼背勒布扎克当成了贝布拉派来的使者。他身穿褐色制服,站在演讲台上,捍卫贝布拉的事业,从根本上说,也等于捍卫我的事业。

    演讲台是干什么用的?建造演讲台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将来登台的是谁,站在台前面的又是谁,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必须是对称的。体育馆旁五月草场上的演讲台,也是以对称为显著特点的。且让我们由上往下看:六面“于”字旗一字儿排开。下面是大旗、小旗、锦旗。台底下是一排党卫军,黑制服、冲锋帽,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接着是一排冲锋队,在唱歌和讲演时,他们用手捏着腰带扣。随后坐着几排一身制服的党员同志。在小讲坛后面,坐着的又是党员同志,一副慈母面容的妇女同盟领袖,穿平民服的市参议院代表,来自德国的宾客,警察局长或他的副手。

    演讲台台基前,站着希特勒青年团①,确切地说,是本地少年队的军号队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团的军鼓队,使前台显得青春焕发。在某几次集会时,还有队伍左右对称的混声合唱队,或者喊口号,或者唱深受欢迎的《东风之歌》,据歌词中说,旗帜招展,需借东风,至于其他风向,统统不及东风能使旗帜充分展开——

    ①希特勒上台后,实行国家“一体化”,即纳粹化,成立各种组织,如劳工阵线、妇女同盟、农民同盟等,此外还控制和毒化青少年。男孩子从六岁到十岁为“学龄团员”,满十岁升入“少年队”,十四岁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按照与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团体);女孩子十岁到十四岁加入“少女队”,满十四岁转为“德国女青年团”团员。

    吻过我额头的贝布拉还说过:“奥斯卡,切莫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

    我多半能在妇女同盟领袖中间找到一个座位。遗憾的是,这些太太在集会期间出于宣传的目的,不停地抚摩我。由于军鼓队不要我的鼓,所以我不得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军号的队伍里去。我想同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搭讪,可惜没成功。我完全把他搞错了。他既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贝布拉的使者,对我身材真正的大小也一无所知,尽管他自己的隆肉大有见长的希望。

    一次星期天集会时,我在演讲台上走到台前,对勒布扎克行了纳粹党的举手礼,先是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随后眨巴着眼睛低声向他说:“贝布拉是我们的元首!”勒布扎克并没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纳粹党妇女同盟的领袖们一样地抚摩我,末了,他让人把奥斯卡从演讲台上领走,因为他得继续演讲。德国女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把我夹在中间,在整个集会过程中,一直问我“爹娘”的情况。

    因此,毫不足怪,我在一九三四年夏还没有受到勒姆①政变影响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党感到失望。我越是长久地从正面去观察演讲台,越是怀疑那种对称——虽有勒布扎克的驼背,但未能充分将它衬托出来。我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鼓手和军号手,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在集会时同演讲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军号手进行了一番较量——

    ①勒姆(188~1934;旧译罗姆),冲锋队参谋长。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勒姆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号,企图控制军队。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对勒姆一派进行了血腥清洗,从而把德国陆军拉到他那一边。

    马策拉特九点离家。为让他准时出门,我还帮他擦亮褐色皮绑腿。尽管时间这么早,天气已经热得难以忍受,马策拉特还没到户外,他的汗水已把党衫袖子下面都渍成深褐色了,汗迹越来越大。准九点半,扬-布朗斯基身穿透风的浅色夏装,脚登穿孔的浅口便鞋,头戴草帽跨进门来。扬同我玩了一会儿,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我妈妈,她昨晚刚洗过头发。我马上察觉,待在此地有碍他们两人谈话,不仅妈妈举止僵硬,扬的动作也受拘束。他显然觉得身上那条夏天穿的轻薄裤子太紧了。于是,我溜走了,跟着马策拉特的足迹,可是并不把他看做自己的榜样。我不走大街,因为那里满是向五月草场蜂拥而去的穿制服的人群。我第一次穿过体育馆旁边的网球场到集会地点去。这样一绕,使我看到了演讲台背面的全貌。

    您可曾从背面看过演讲台吗?我想提个建议,所有的人在他们聚集于演讲台正面之前,应当先了解一下演讲台背面是什么模样。不论是谁,只要从背面看过演讲台,而且看个仔细的话,他就立刻被画上了护身符,从此不会再受演讲台上任何形式的魔术的诱惑。从背面看教堂的祭坛,其结果也类似。这个,下文再叙。

    早已具备穷根究底的性格的奥斯卡,并不满足于只看到毫无修饰、丑陋毕露的支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贝布拉的话。演讲台本来只是供人从正面看的,他却朝它的背面走去。他抱着出门必带的鼓,穿过立柱,脑袋撞上一根凸出的横木,膝盖被一枚恶狠狠地穿透木头的钉子划破,头顶上先是党员同志的皮靴咯咯声,随后是妇女同盟成员小皮鞋的擦地声,终于来到了八月的天气使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地方。他在台基内部一块胶合板后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既能安安稳稳地享受一次政治集会的音响魅力,又不会被旗帜惹得分心,或者被制服刺伤眼睛。

    我蹲在演讲台底下。在我的左、右、上方,站着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他们叉开着腿,在阳光照射下眯缝着眼睛。再就是群众。我从演讲台木板缝里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摩肩接踵,身穿假日盛装;有的步行而来,有的搭乘电车;部分人望完早弥撒,感到在那里不能令人满意;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有的想在创造历史①的时刻亲临现场,尽管这一来整个上午就泡汤了——

    ①这是希特勒的话,指纳粹上台将“创造历史”。

    不,奥斯卡对自己说,不能让他们白跑。他把眼睛贴在木板节孔上,发现从兴登堡林阴大道传来了喧闹声。他们来了!乐队队长高喊口令,挥动指挥棒,队员们举起军号,嘴唇对准吹口,用糟糕透顶的军乐吹奏技法,吹响了他们擦得锃亮的铜管乐器,使奥斯卡听了感到悲痛,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冲锋队员布兰德,可怜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①,你们白白地倒了下去!”——

    ①这是纳粹时期通俗读物和宣传性影片里的主角,表现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中为纳粹运动卖命的所谓“理想”队员。譬如克韦克斯,在故事中被共产党所杀,他的父亲(一个共产党员)在他死后就转而加入纳粹党。

    紧接着,在小牛皮蒙的鼓上敲出了密集的咚咚声,仿佛他们要证实奥斯卡为运动的牺牲者发出的这道讣告。从人群中央留出的通道望去,我隐约见到穿制服的人们向演讲台走来。于是,奥斯卡大声喊道:“现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

    我的鼓已经放端正,两手松弛地拿着鼓棒,运用柔软的手腕,巧妙地敲出了欢快的圆舞曲节奏,使人联想起维也纳和多瑙河。我越敲越响,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我的圆舞曲上来,又让年纪大一点的定音鼓手也灵巧程度不一地跟着我给的节奏敲起来。其中当然也不乏死脑筋的,他们毫无审音力,继续“砰砰”地敲着,而我心中想的却是“砰砰砰”,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三拍子。奥斯卡已经绝望了,正在这当口,军号手们开了点窍,横笛手们吹出了:“啊,多瑙河,蓝色的河。”只有军号队队长以及军鼓队队长不肯向圆舞曲之王①低头,高喊讨厌的口令。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罢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越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传开了,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把它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窥视,只见群众正在欣赏我的圆舞曲,欢快地跳着,他们都有这种腿上功夫。已经有九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又增加一对,圆舞曲之王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勒布扎克来了,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带着福斯特尔、格赖泽尔和劳施宁②,后面还有一条褐色长尾巴——市党部人员。群众堵住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七窍生烟,火冒三丈。令人惊异的是圆舞曲节拍并不适合他。他习惯于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笔直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乐音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差点儿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看着他,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是另一代人了。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无所知。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吹的也不成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暴跳如雷,大声骂娘。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照旧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③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出来了: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①此处指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及其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②赫尔曼-劳施宁,1933~1934年任但泽参议会主席,后与福斯特尔有矛盾,1936年逃到英国。

    ③纳粹用语。凡属德意志民族者,方称“人民同志”。

    在五月草场上,那些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抓还能找到的女舞伴。唯有勒布扎克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因为他周围都是穿男上装的人,而且都有了舞伴。至于妇女同盟的那些太太,本来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却一个个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溜了下来,跑得远远的,扔下勒布扎克一个人,孤零零的。但他还是跳起舞来了,这是那块隆肉给他出的主意。吉米音乐尽管可恶,他脸上却装出了喜欢的样子。能挽回他还是要尽力挽回嘛。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五月草场撤空了,虽然被踩得一团糟,但仍旧是葱绿一片。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毗邻的斯特芬公园,逐渐消失在这广阔的园林里。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行,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方才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热爱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因为在我头顶上的麦克风并没有关掉,因为我的鼓声一直传到了奥利瓦城门,因为演讲台下的我,这个勇敢正直的孩子,毫不松劲,他借助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撤空了五月草场的人群,只留下丛丛雏菊。

    甚至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那些年轻鼓手还敲个没完。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还需提一笔的是,奥斯卡未能立即从演讲台底下离开,因为冲锋队和党卫军人员还在台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皮靴把木板踩得咯咯响。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挂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什么,可能在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详述自己使用了哪些妙计来迷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没有找到奥斯卡,他们不是奥斯卡的对手。

    这个木板搭的迷宫终于安静下来。这个迷宫同先知约拿在它腹内待过并弄了一身油脂的鲸鱼一般大①。不,不,奥斯卡可不是先知,他觉得肚子饿了。此地没有上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里也没有上帝为我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生长得高过我,尔后,却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我既不为《圣经》上的蓖麻,也不为尼尼微大城(即使它叫做但泽也罢)悲泣。我将自己那面不是《圣经》上所载的鼓藏在毛衣里,集中注意力,从台底钻了出去,既没有撞了脑袋,也没有再被钉子划破。我离开了这个演讲台,它是为举行各种集会搭起来的,大小碰巧相当于吞过先知的那条鲸鱼——

    ①据《圣经-旧约全书-约拿书》载,耶和华派约拿去尼尼微,约拿违命,逃往他施。船上遇海风,舟人将约拿投于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巨鱼吐约拿上岸后,他又奉命去尼尼微,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心倾覆。该城的王和人民求告上帝,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于是,上帝转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因此不悦,上帝便以蓖麻为喻,责约拿借物过于借人。

    有谁会注意到这个似三岁孩子的少年,他吹着口哨,沿着五月草场的边缘,慢吞吞地朝体育馆的方向走去呢?在网球场背后,我的孩儿们背着军鼓和定音鼓,拿着横笛和军号,在那里蹦蹦跳。我敢断定,他们在进行惩罚性操练。对于这些按着地区领导人的哨声蹦蹦跳的人们,我只感到有那么点儿歉意。勒布扎克离开了他的大批党部人员,独个儿驮着那块隆肉踱来踱去。走到一定的距离,他便用靴子后跟着地向后转,把那儿的草和雏菊统统踩死。

    奥斯卡回到家里,午餐已经端上桌子:烤肉饼、盐水土豆、红甘蓝,餐后小吃有巧克力布丁加香草调味汁。马策拉特一声不吭。奥斯卡的妈妈吃着饭思想却开了小差。下午,家庭争吵,因为嫉妒和波兰邮局,闹得不可开交。傍晚时分,凉爽的阵风,突如其来的暴雨,擂鼓似的冰雹,出色地表演了好一阵子。奥斯卡的精疲力竭的鼓边休息,边欣赏

    橱窗

    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切地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总是带着我的鼓,蹲在演讲台底下,观看较为成功或不太成功的游行,驱散集会,搞得演讲人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把进行曲和颂歌变成圆舞曲和狐步舞曲。

    这一切已成往事。尽管我一直热中于重温旧梦,但毕竟是冷却了的铁,再难重锻。今天,我是一家疗养与护理院的自费病人,能够正确看待当年在演讲台下擂鼓的行为。我从此不存此念:由于我破坏过六七次集会,使三四次列队行进的队伍乱了阵,因此要把自己看做一名反抗战士。今天,“反抗”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时髦。您随处可以听到人家在讲什么“反抗精神”啦,什么“反抗集团”啦。人家甚至可以把反抗变为“内心化”,美其名曰:“内心流亡”①。更不用提那些可以名列《圣经》的正人君子了。他们在战争期间,由于一时疏忽,忘了用防空窗帘挡上卧室的窗户,被防空值班员发现,罚过那么一次钱,现在也自称为什么“反抗战士”、“反抗人士”等等。还是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演讲台下的奥斯卡吧!奥斯卡曾经用鼓声向人民预言过什么没有?他可曾听从他老师贝布拉的劝告,自己掌握行动的过程,并让演讲台前的人民跳舞?他可曾把那么能说会道、世故老练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搞得个晕头转向,一筹莫展?他可曾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某个吃一锅熬食物的礼拜天②,第一次——以后又有若干次——急速敲击他那面红白两色相间、然而又不是波兰造的铁皮鼓,驱散穿褐色制服者的集会?——

    ①此处是讽刺一些拥护过纳粹党或与之合作的人在战后为自己洗刷的现象,“内心流亡”是纳粹上台后一批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的托词。

    ②纳粹德国为加紧备战,号召居民节约。

    所有这些,我都干过了,诸君也不得不承认。难道如今我这个疗养与护理院的病人因此就成了反抗战士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也请诸君,不是疗养与护理院病人的诸君,仅仅将我看做是一个有点偏执的古怪的人。他出于私人的以及美学上的原因,把他教师贝布拉的谆谆教导铭记在心,一概拒绝制服的颜色和剪裁,拒绝演讲台上流行音乐的节拍和响亮度,因而在一面仅仅是儿童玩具的鼓上,敲出一些抗议的声音来。

    当时,还可以用一面毫不足道的铁皮鼓来对付演讲台上面和前面的人们,此外,我得补充说一句,我的舞台功夫同我远距离唱碎玻璃的技艺一样,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我不单单击鼓反对褐色分子的集会。不论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童子军和穿菠菜色衬衣的天主教青年会,耶和华目击者和基夫霍伊泽团①,素食者和纯清空气运动的波兰青年,在他们集会时,奥斯卡也蹲在演讲台下。他们应当唱什么,吹奏什么,祈求什么,宣布什么,我的鼓知道得更清楚——

    ①基夫霍伊泽团,1900年成立的退役军人联合会,半军事性质的组织,拥护君主政体,属于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其他退役军人组织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会,会员人数甚多。

    不错,我的事业是破坏性的。凡是我用鼓挫败不了的,我便用声音置它于死地。于是,我除去白天破坏演讲台的对称之外,又开始了夜间活动:扮演诱惑者,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冬季。诱惑同类的本领,我最初是从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那儿学来的。那年严冬,她在朗富尔星期集市上摆了一个固定售货摊,换句话说,她穿着四条裙子,蹲在摊子后面,用叹苦经似的声音叫卖:“新鲜鸡蛋,金灿灿的黄油,小鹅,不肥也不瘦!”每星期四是集市日。她从菲尔埃克搭乘窄轨小火车,快到朗富尔时,她脱下火车上穿的毡靴,换上没有式样的橡皮套鞋下火车,挎着两只篮子,朝车站街她的固定售货摊走去。货摊上挂着一块小牌子:“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当时的鸡蛋多便宜啊!一个盾能买十五六个。卡舒贝产的黄油比人造黄油价廉。我的外祖母蹲在两个渔妇之间,她们喊着:“新鲜的比目鱼!”“美味的鳕鱼-!”严寒使黄油冻成石块,使鸡蛋保持新鲜,把鱼鳞磨成极薄的刀片;严寒也使一个男人有活可干,有钱可赚。他名叫施韦特费格尔,是个独眼龙。他生了一堆炭火,把砖头架在火上烤热,用报纸包上,租给赶集的女人。

    我的外祖母让施韦特费格尔分秒不差地每小时用铁耙推一块热砖头到她的四条裙子底下去。她刚撩起裙子,施韦特费格尔就把一块冒热气的纸包砖头塞进去,两下动作,一卸一装,接着,他的铁耙把差不多冷却了的砖头从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拖了出来。

    我多么嫉妒储存和散发热量的纸包砖头!今天,我还希望把我当做烤热的砖头放到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而且永远由我来替换我自己。诸君会问:奥斯卡要到他外祖母裙子底下去寻找什么?他是不是要学他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样子,对这个老太婆放肆起来?他是想寻找忘却、故乡和最终的涅-境界吗?

    奥斯卡回答道:我要到裙子底下去寻找非洲,可能的话,还要寻找那不勒斯;不游此地,枉过一生,谁都这么说。这里是分水界,江河的汇合处;这里的风也特别,或者根本没有风;这里细雨浙沥,但是坐在雨中,衣裳不湿;这里船只有的拴着,有的起锚;这里,慈爱的上帝坐在奥斯卡身边,他总是喜欢温暖;这里,魔鬼在擦他的望远镜,小天使在玩捉迷藏;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永远是夏天,不论是圣诞树点燃的时候,还是奥斯卡寻找复活节彩蛋或者礼拜万圣的时候①。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我可以按照日历宁静地度日,那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

    ①圣诞节(耶稣生日)是12月25日,耶稣复活节在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礼拜万圣指万圣节(11月1日)。这里用三个基督教节日代表冬、春、秋三季。

    她很少让我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在星期集市上,她根本就不让我这样干。我蹲在她身边的小木箱上,她用胳臂搂着我,使我得到温暖。我瞧着热砖送来,凉砖拖走,并从我外祖母那里学到了诱惑术。她用一根线拴住文岑特-布朗斯基的旧钱袋,把钱袋扔在人行道踩实的雪地上。这个诱饵肮脏至极,只有我和我的外祖母能看见那根牵着的线。

    家庭主妇来来往往,尽管样样东西都便宜,她们却什么也不想买,也许想让人白送,或者还想捞点什么外快。一位太太,存着这种念头,弯腰去捡扔在地上的文岑特的钱袋,手指头刚刚触上,我外祖母就把钓饵连同这位穿着讲究、多少有点尴尬相的太太一起钓了上来,把这条活鱼引诱到箱子边上,非常客气地对她说:“噢,太太,买点黄油吧,金灿灿的,要么来点鸡蛋,一个盾十五六个,好吗?”安娜-科尔雅切克就用这种办法卖掉了她的土产。我呢,学会了这种诱惑术,但不是我们楼里十四岁的男孩把苏西-卡特骗到地窖去玩医生和病人游戏的那种诱惑术。那种事情诱惑不了我,我一见就躲,因为有一次,我们公寓里的顽皮孩子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当献血的,苏西-卡特当女大夫,他们把我拉去当病人,硬要我服药,这种药虽然不像上回的砖头汤那样尽是沙子,但是留在我嘴里的是一股烂鱼的臭腥味。我的诱惑术几乎是不触及肉体的,而且同受骗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夜幕早已降临,店铺关门也有一两个钟头了。我从妈妈和马策拉特身边溜走,站到隆冬的黑夜里。街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行人。我从门口挡风的墙壁凹入处,望着街对面店铺的橱窗,有熟食店、缝纫用品店、鞋店、钟表店、珠宝店,陈列的东西既使人垂涎欲滴,又便于顺手牵羊。不是所有的橱窗都亮着灯。我甚至宁愿让店铺前侧的街灯使陈列物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因为灯光吸引所有的人,即使是最普通的人,可是,半明半暗却能使出类拔萃的人在那里逗留。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那些过路行人,他们或是朝琳琅满目的橱窗里扫一眼(与其说是看商品,不如说是看价目牌),或是将橱窗当做镜子,看看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否端正。在无风而干冷的天气里,在无声地飘落的鹅毛大雪中,或在寒意越浓越显得圆的明月下,我等待的是那些好似应召而来站在橱窗前的顾客,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浏览,而是略瞧几眼以后或者一上来就死死地盯住某一件陈列品。

    我的计划是猎人的狩猎计划。这需要耐心、冷酷无情以及可靠的敏锐的目力。具备了这些前提,我的声音才能发挥作用,用无痛的、不流血的方式杀死野兽,引诱别人。引诱别人干什么呢?偷窃。我用无声的叫喊把橱窗切了一个圆口,正好在最下一层陈列物的地方,尽可能正对着别人眼睁睁地盯着的那件东西,再用扬起的尾声把切割下的圆玻璃撞落到橱窗内,发出一声迅速消失的声响。这不是玻璃撞碎的声响,连奥斯卡自己都听不到,因为他离得远。可是,那个年轻女人听到了,她身穿兔毛领子褐色冬大衣,大衣面肯定已经翻过一次了。她吓了一跳,连衣领上的兔毛也颤抖了。她想离开,却又站住了,也许因为天在下雪,也许因为在下雪的时候可以没有禁忌,当然这还得是在大雪纷飞的情况下。然而,她还是环顾四周,不信任纷飞的雪片,似乎雪片背后不是雪片而是别的什么。她回头四下瞧着,右手却已经从兔毛暖手筒里溜了出来!她不再回头看,而是把手伸进了切开的圆孔,先把跌落而压在她垂涎的东西上的玻璃推到一边,然后把那双浅黑色的高跟鞋一只接一只地从圆孔里取出来,既没碰坏后跟,也没被锋利的切口划破她的手。这双鞋一左一右进了大衣口袋。奥斯卡见到了她漂亮的、然而毫无表情的侧脸,只有一瞬间,飘落五片雪花的时间,并且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这也许是施特恩菲尔德商店的时装模特儿,她就不可思议地离去了,消失在稠密的飞雪中,又重现在下一个街灯的昏黄灯光下。随后,她不论是新婚的少妇也罢,还是从橱窗里解放出来的时装模特儿也罢,反正又走出了圆锥形的光柱,飘忽而去。

    大功告成——守候、窥伺、不许擂鼓、歌唱和切割坚冰似的玻璃,这些都是艰辛的工作——我同那个女贼一样,怀着一颗一半炽热、一半冰凉的心,返回家去,只是没有赃物。

    我的诱惑术并不总能像上述情况那样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我的目标之一是要使一对情侣变成一双窃贼,但每每失败。不是两个人都不干,便是男的刚一伸手,女的就将他的手一把拉回来,或者女的胆量十足,男的却双膝跪下,苦苦哀求,直到女的听从为止,但从此瞧不起他。有一次下雪天里,我诱惑化妆品商店前一对特别年轻的情侣。男的充当了好汉,抢了一瓶科隆香水。女的哭哭啼啼地说,她什么香水也不要。男的要她散发香味,坚持己见,走到第一盏路灯下。可是,那个丫头像是有意要惹我恼火,她在灯光下踮起脚尖,感情外露地亲吻他,直至他沿着自己的足迹跑回去,把科隆香水送还到橱窗里。

    有时,我在年岁较大的绅士身上也碰到了类似情况。我本来期待他们的并不仅只是在冬夜里快步行走。他们凝神站在雪茄店的橱窗前,心里想的却是哈瓦那、巴西和布里萨戈岛①。而当我的声音按一定的尺寸作了切割,并让切下的玻璃落在“黑色智慧”牌的小盒上时,那些绅士的心也怦然一跳,像一柄折刀猛地合上。他们转过身子,摇动手杖,穿上马路,从我和我家大门旁急匆匆地走过,但没有发现我。奥斯卡看到这些老绅士脸色煞白,惊慌失措,像撞见了魔鬼似的,便不由得暗自发笑。这晒笑中含有淡淡的忧虑,因为这些绅士不仅是抽雪茄的老烟鬼,而且都已到了风烛残年,他们出完一身冷汗,又出一身热汗,尤其在变化不定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①这三处均以产雪茄而著称。

    那个冬天,我们市郊大多数保过偷盗险的店铺,都遭到可观的损失,保险公司不得不给予赔偿。尽管我从未造成大规模的偷盗,并且在切割橱窗时也有意识地限制尺寸,只让别人拿走一两件陈列品,可是,这些被称之为破门窗偷盗的案件却日积月累,次数渐增,弄得刑事警察们不得安宁,并被报界骂作饭桶。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即在科克上校在华沙组成一届国民阵线政府的时期内,在这类破门窗偷盗案中,企图作案的有六十四起,已成事实的有二十八起。当然,在这些中年妇女、穿着过分讲究的年轻店员、女佣人以及领养老金的中学教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一心想做贼的,刑事警察不久便破案并没收了他们的赃物;还有一些外行小偷,在搞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之后,反倒整夜不得安眠,左思右想,结果第二天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唉,请您千万原谅。我担保不再重犯。昨夜我站在橱窗前,突然玻璃上出现一个窟窿。走到半路,我总算镇定下来,但离开那个橱窗已有三个十字路口。这时我才发现,我把一副极好的、不说买不起也肯定是很贵的鞣皮男手套非法地塞进了大衣左口袋里。”

    警察局不相信有什么奇迹。因此,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抓到的还是自首的,统统得蹲班房,刑期是四星期至两个月不等。

    我本人有时也被关在家里,因为妈妈自然猜到了我的比玻璃更硬的声音同犯罪事件有关,虽然她不说出口,并且很聪明地不去向警察局坦白。

    马策拉特则相反,装出遵守法纪的样子,板起面孔,要审问我。我一概拒不招认,并手腕越来越高明地用我的铁皮鼓作护身符,用我永远像三岁小孩似的个子作挡箭牌。每逢马策拉特审问完了,妈妈总是这样大声嚷道:“是那个矮小子的罪过,就是他,他吻了奥斯卡的前额。我当时就预感到,这可不是好事情,因为奥斯卡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承认,我受了贝布拉先生的影响,影响虽不大,但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家庭禁闭也管不住我,我总能遇到一些良机,溜出去个把钟头,而且没有人来盘问我。我于是又用歌声在缝纫用品店的橱窗上割开一个臭名昭著的圆窟窿,使一位看中了橱窗里某件陈列品的有为青年捞到一条真丝的紫红色领带。要是您问我,我把擦得锃亮的橱窗割开一个巴掌大的圆孔,这种诱惑力已经相当不小,是否还有邪恶在左右我增加这种诱惑力呢?奥斯卡的回答是:没错,是邪恶。仅仅由于我站在黑洞洞的大门口,就证明我是受邪恶左右的。因为众所周知,门洞是邪恶最爱呆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缩小这种诱惑术的邪恶的性质。因此,今天,在我既没有机会去诱惑别人,也不再有这种癖好的时候,我必须对自己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说:奥斯卡,你不仅满足了所有默不作声但心中深爱自己目的物的那些冬季行人较小的和不大不小的愿望,而且还使站立在橱窗前的人们认识了自己。某些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某些规矩的老绅士,某些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如果他们没有受到你的声音的诱惑而去偷窃的话,他们是决不会认识到自己身上还会有窃贼的禀性的,更不用说那些正人君子的转变了,他们在受你诱惑之前,甚至将一个本领不到家的小小扒手都看做是罪该万死的危险家伙。

    有一个人,我每天晚上埋伏着窥伺他,他也曾三次拒绝偷窃,最后还是动了手,并且成为从未被警方发现的窃贼。此人便是埃尔温-朔尔蒂斯博士,检察官,州高级法院里令人畏惧的起诉人。他变成了一个温柔、宽容、在判决时几乎最讲人情的司法人员,因为他已经献身于我这个窃贼崇拜的小半仙,并且抢了一个真灌毛的修面刷。

    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有一次我久久地忍着冻站在一爿珠宝店对面。这家店铺开在市郊一条林阴道上——栽种的通常都是械树。尽管地点偏僻,但是招牌很响。在陈列首饰和手表的橱窗前,有那么一些可以诱惑的对象,要是他们站在别家店铺的陈列品前,譬如女用长统袜啦、兔绒皮帽啦、利口酒啦等等,我早就毫不犹豫地施展我的法术了。

    这就是珠宝对人产生的影响。人一见珠宝,性子就变慢了,变得爱挑剔了,像看珍珠项链似的,可以没完没了地转着围看下去。我也不再用分秒来计时,而是改用“珍珠年”,因为我考虑到,珍珠比脖子耐久,腐烂的不是手镯而是手腕,在坟墓里挖掘到的不是手指而是戒指;总而言之,我也在慢吞吞地选择,嫌这个看橱窗的人充阔老充得太过分,因此不配让他戴珠宝首饰,又嫌那个过于小家于气。

    珠宝商班泽默尔的橱窗里陈列品并不多。几块精选的手表,瑞士的优质货,天蓝色丝绒上几枚同一种式样的结婚戒指,橱窗中央,有六件,确切地说,七件精选出来的陈列品:一条盘了三圈的蛇,用不同色泽的黄金打成,细工镂刻的蛇头上镶有一块黄玉,还有两颗金刚钻以及两颗作为眼睛的蓝宝石,因此显得格外贵重。我本来是不喜欢黑丝绒的,但是,在珠宝商班泽默尔的这条蛇下面衬上黑丝绒,却是最合适不过了。同样,在因简朴而迷人、以匀称而夺目的银制物品下面村上灰色丝绒,会产生一种宁静感,吊足观赏者的胃口。一枚戒指,镶着一颗非常可爱的宝石,使人一看便知道这枚戒指将磨坏同样可爱的妇女们的手指,而它自身则变得越来越可爱,直至达到不朽的程度,而不朽则是珠宝所独享的。谁戴了都要受罪的小项链。谁戴了都要磨损脖子的项链。还有一种轻巧的项链,挂在大致模仿颈根肤色的浅黄色丝绒软垫上。一张编织得很精巧的网,织成又破,破了又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蜘蛛,竟能分泌出金丝来把六颗小的和一颗较大的红宝石同住呢?蜘蛛潜伏在哪儿?它守候着什么呢?它当然不是守候着更多的红宝石,而是守候着某个人,这个人的目光被网里似凝结成颗粒状鲜血的红宝石勾引住了——换句话说,这条项链按我的意思,或者按吐金丝的蜘蛛的意思,应该送给谁呢?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在被人嘎吱嘎吱踩硬了的雪地上,在一个散发出更多雪的味道的夜里,在一个可以使人存着希望把一切事情都推给雪来负责的黑夜里,我看见扬-布朗斯基从我埋伏处右边横越过马路,头也不抬地走过珠宝店,随后又踌躇不前,不,不如说是应了谁的招呼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去,或者说,他被什么力量扭转过身去。就这样,扬站在橱窗前几棵白雪覆盖的无声的械树间。

    这个清秀的、总有点唉声叹气的、在工作上唯命是从、在爱情上劲头十足、半是傻瓜半迷恋于美的扬-布朗斯基,这个靠我妈妈的肉体活着,并用马策拉特的名义生了我(这一点我至今还半信半疑)的扬,此时此刻,身穿时髦的、可能是某个华沙裁缝做的冬大衣,站在橱窗前,一动也不动,成了一座石雕像。他的目光死盯着金项链上的红宝石,就像站在雪地里的帕西代尔①,直愣愣地盯着雪地上的血迹——

    ①帕西伐尔,布列塔尼传说中的英雄。此处指瓦格纳歌剧《帕西伐尔》中的主角。

    我本来可以把他唤走,或者用鼓声把他唤走。我带着铁皮鼓。它在我的大衣里面。我只要解开一个扣子,它就能一跃而出,进入寒夜之中。我只要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就能拿到鼓棒。猎人胡贝图斯①见到一只非常奇特的鹿在他的射程内,他不也没有射箭吗?扫罗皈依成为保罗②。罗马教皇莱奥伸出戴戒指的手指,阿蒂拉一见,便掉转马头撤兵③。但是我呢,照旧射箭,不改变信仰,也不撤兵,照旧当猎人。奥斯卡要达到他的目的,不解开大衣扣子,不让铁皮鼓跳到寒夜里,不用鼓棒敲击冬天似洁白的铁皮,不让一月之夜变成鼓手之夜,而是无声地响了一声,也许像一颗星星,或者像海底的鱼似的喊了一声,先破坏寒夜的结构,使它终于落下新的雪来,随后把声音传到玻璃上,传到厚玻璃上,贵重的玻璃上,便宜的玻璃上,透明的玻璃上,把世界分隔为两个的玻璃上,圣母的、神秘的玻璃上,扬-布朗斯基和红宝石项链之间的橱窗玻璃上,割开一个洞,刚好像我所熟悉的扬的手套那样大小,让割开的玻璃像活门似的倒下,既像天堂的门,又似地狱的门。这时,扬并不畏缩后退,而是将戴着鞣皮手套的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伸进天国,手套离开了地狱,从天国或者地狱里取走了一串项链,那上面的红宝石能使所有的天使,包括已故的在内,笑逐颜开。他将捏着红宝石和黄金的手又插进口袋里,却始终还站在开口的橱窗前,尽管站在那里是危险的,尽管已没有鲜血似的红宝石硬要他的或者帕西伐尔的目光死盯着那个方向——

    ①胡贝图斯,列日主教,猎人的保护人。据传说,一次狩猎,他看见一头鹿两角之间有一金十字架,于是忏悔行猎之过。

    ②保罗,希伯来名为扫罗,原来反对耶稣基督,后归其门下,称使徒保罗。此处为改恶从善之意。

    ③阿蒂拉(约406~453),匈奴王,曾于452年攻人意大利,罗马教皇莱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同他签订和约。文中所述,系传说故事。

    圣父、圣子、圣灵啊!现在圣灵该显神通了,否则圣父,扬,就得遭殃。圣子,奥斯卡,解开大衣纽扣,赶紧拿出鼓棒,在铁皮上敲出了呼唤声:父亲,父亲!直至扬-布朗斯基转过身来,很慢很慢地横穿过马路——啊呀,实在太慢了,他在家门口找到了我,奥斯卡。

    仍旧木然发呆但快要清醒的扬望着我时,天又开始飘雪花了,这一刻多美啊!他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戴那只接触过红宝石的手套,搀着我默默地但并非心情悒郁地回家去。在家里,妈妈正在为我担忧,马策拉特还是那副老样子,铁板着面孔,吓唬我要去叫警察,其实并不认真。扬没作解释,也没有久留,尽管马策拉特已经把啤酒摆上桌子并请他玩施卡特,他还是辞别了。临走时,他抚摩奥斯卡的头,我则困惑不解,究竟是扬要我严守秘密呢,还是要得到我的友谊呢?

    此后不久,扬-布朗斯基把项链送给了我妈妈。她肯定知道这件首饰的来历,所以只在马策拉特不在家的时候戴着它独自欣赏,或者戴给扬-布朗斯基看,或者还戴给我看。

    战后①不久,我在杜塞尔多夫的黑市上,把这串项链换了十二条“吉祥”牌的美国香烟和一只公事皮包——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出现奇迹

    今天,我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时常惦念当年我得心应手的那种能力。它将我的声音送进寒夜,融化冰花,割开橱窗,给小偷打开方便之门。

    比方说,我现在多么想把病房房门上方三分之一处那个窥视孔的玻璃除掉,好让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直接观察我。

    在我被强制送入疗养院前的那一年里,我的声音失灵了,我可真是苦恼。夜间在街上,我喊出一声,急切地期待它产生效果,但却徒然。这时,厌恶暴力的我,竟捡起一块石头,向杜塞尔多夫市郊一条寒伧的街上某家厨房的窗子扔去,这种事情在当时完全有可能发生。尤其在见到那个装饰师维特拉的时候,我多么想做点示范动作给他看看呀!我见到他时,往往已经过了午夜。他站在国王林阴道上一家男用时髦物品店或者以前的音乐厅附近一爿化妆品店的橱窗玻璃后面。他的上身被帷帘遮着,但我根据那双红绿相间的短统羊毛袜认出了他。虽然他是或者可能是我的信徒,但我仍旧想唱碎玻璃给他瞧瞧,因为我始终难以断定,究竟是叫他犹大好,还是叫他约翰①好。维特拉是贵族出身,他的名字叫戈特弗里德。我唱了几声,毫无效果,好不丢脸,只是轻轻地敲敲那扇完好无损的橱窗玻璃,引那位装饰师注意我。于是,他便走到街上,同我闲扯一刻钟光景,并嘲笑他自己的装饰艺术。这时,我不得不叫他戈特弗里德,因为我的声音已经不能产生奇迹,而我也就没有资格叫他约翰或者犹大了——

    ①犹太和约翰,都是耶稣的门徒。后来犹大出卖耶稣。

    我在珠宝店前那次歌唱,使杨-布朗斯基成了窃贼,使妈妈成为红宝石项链的主人。此后,我便暂告一个段落,不再在陈列令人垂涎的物品的橱窗前耍弄歌唱术了。妈妈变得虔诚了。是什么使她虔诚的呢?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偷来的项链,过私通生活的女人甜蜜的痛苦,使她变虔诚了,使她在圣礼之后变得欲念更旺。要背一本所犯罪孽的流水账是轻而易举的。礼拜四,在城里会面,把小奥斯卡留在马库斯处,到木匠胡同幽会,多半曲尽其趣,再去魏茨克咖啡馆喝穆哈,吃糕点,到那个犹太人那里去接小儿子,领受马库斯献的一番殷勤,买走一小袋丝线,价钱之廉几乎等于白送。回到五路电车站,我妈妈微笑着享受兜风之乐,脑子却不知想到哪里去了。她乘着电车经过奥利瓦门,穿过兴登堡林阴大道,对体育馆旁边马策拉特每星期日在那里度过午前时光的五月草场,她几乎连一眼都不瞧。电车绕体育馆拐弯时,她咬牙忍受着——方才一场欢喜,见了这方箱形的建筑,能不恶心吗?电车又往左边拐弯,沾满尘土的树木背后,显现出康拉德学校以及戴红帽子的小学生——要是见到小奥斯卡也戴着一顶绣金色“C”字的小红帽站在那里,那会是多么可爱啊!他十二岁半了,要上学的话,也高小三年级了,现在正开始学拉丁文,他准是个名副其实的康拉德学校的小学生,勤奋用功,还有那么点狂妄自大的劲儿。

    过了铁路旱桥下的通道,电车朝帝国殖民区和海伦-朗格学校的方向驶去时,阿格内斯-马策拉特太太仍一个劲儿想着康拉德学校,仍一个劲儿想着她的小儿子奥斯卡错失了的机会。电车又往左拐,经过有葱头状尖顶的基督教堂和马克斯-哈尔贝广场,我们在皇帝食品杂货店门口下车。妈妈瞧了一眼她的竟争者的橱窗,步履艰辛地走进拉贝斯路,就好像向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走去:又开始冒头的坏脾气,手里搀着的畸形孩子,内疚,恢复疲劳的要求,既不满足又觉厌烦,对马策拉特既厌恶又钟爱。在这种复杂感情的折磨下,妈妈手搀背着新鼓的我,拿着几乎等于白送的一小包丝线,艰难地穿过拉贝斯路,朝店铺走去,走向麦片,鲱鱼小桶旁的煤油,无核小葡萄干,葡萄干,杏仁,姜味烘饼香料,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贝西尔牌(今天仍叫贝西尔牌)和乌尔宾牌洗衣粉,马吉牌和克瑙尔牌浓汤料,卡特赖纳牌和哈格牌咖啡,维特洛牌和帕尔明牌人造黄油,屈内牌醋以及什锦果酱,走向那两条蜜甜的粘蝇纸,粘在上面的苍蝇发出音区不同的嗡嗡声。那是我妈妈挂在柜台上方的,夏天每两日换一回。而她自己也怀着一颗同样甜蜜的心,一年三百六十天,无论寒暑,诱发出或高或低的嗡嗡声的罪孽,每礼拜六去一次圣心教堂,向维恩克圣下①忏悔——

    ①对神甫的尊称。

    正如妈妈每星期四带我进城,并使我成为所谓的共犯一样,她每星期六也带我走进教堂大门,踏上冰凉的、天主教的方砖地。她事先把鼓塞在我的套头毛衣或小大衣里,因为不带鼓我是不干的,肚皮前要是没有铁皮,我决不会用手触前额、前胸和两肩,画天主教的十字,并像穿鞋似的单膝跪在地下,我决不会太太平平地坐在磨得锃亮的教堂木板凳上,让鼻梁上的圣水慢慢地干掉。

    关于圣心教堂,自我受洗礼那一天起的事情,我都还记得起来。由于他们给我起了一个非基督教的名字,因此遇到了麻烦。在教堂大门口,我的父母坚持用奥斯卡这个名字,我的教父扬也唱同一个调子。于是,维恩克圣下便朝我的脸上吹了三口气,据说这样可以赶走我心中的撒旦①,随后画了十字,用手抚顶,撒了盐,又采取了若干对付撒旦的措施。进了教堂,我们又站定在真正的洗礼唱诗班前。在向我念信经和主祷文时,我一直很安静。之后,维恩克圣下又念了一遍“撒旦离去”。他摸了摸奥斯卡的鼻子和耳朵,以为这样就使我开窍了,其实我是一生下来就懂事的。接着,他想听我清楚而大声地说话,于是问道:“你抛弃撒旦吗?你抛弃它的一切行为吗?你抛弃它所炫耀的一切吗?”——

    ①即魔鬼。

    我还来不及摇头——因为我并不想抛弃——扬就代表我说了三声“我抛弃”。我并没有讲任何同撒旦断绝关系的话,维恩克圣下便在我的胸口和两肩之间涂了圣油。到了施洗池前,他们再度念了信经,终于将我在水里浸了三次,在我的头皮上涂了圣油,给我穿上一件白袍,准备将来在那上面沾上污点,又给了一支准备在黑暗的日子里点的蜡烛,最后遣散①。马策拉特付了钱。扬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大门时,一辆出租汽车在晴转多云的天气下等候着。我问附在体内的撒旦说:“全都顶住了吗?”——

    ①天主教用语,指仪式完毕。

    撒旦蹦了几下,低声说道:“你看见教堂的窗户了吗,奥斯卡?全是玻璃的,全是玻璃的!”

    圣心教堂是在公司滥设时期①建造的,因此在风格上属于新哥特式。由于它是用色泽很快就变暗的砖头砌的,尖顶上包的铜也很快长了一层铜绿,显得年代很悠久。因此,在哥特式和晚近的哥特式砖砌教堂之间的区别,只有行家才能识别并因此而感到不悦。但是,无论新老教堂,听忏悔的方式却是相同的。同维恩克圣下一样,数以百计的圣下们,在星期六机关下班、商店打烊之后,便坐在仟侮室里,把毛茸茸的神甫耳朵贴在一个因磨损而发亮的、微黑的栅格上,教区信徒们便设法把那条罪孽线——罪孽像廉价珍珠似的一颗接一颗地串在线上——穿过铁丝网,穿到神父的耳朵里去——

    ①指德法战争后1871至1873年德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时期。

    我妈妈通过维恩克圣下的收听渠道,根据《告解箴言》上开列的问题,向这个唯一能救世的教会的主事报告她做了的和只想而没有做的事,还有她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这时,我由于无可忏悔,便从过于光滑的教堂木凳上溜下来,站在方砖地上。

    我承认,天主教堂里的方砖地,天主教堂里的气味,以及整个天主教教义,直到今天还莫名其妙地吸引着我,好似一个红发姑娘使我迷恋,虽然我很想将她的红头发染成别种颜色;我也承认,天主教教义一直向我灌输亵渎神明的灵感,这些读神的灵感一再表明,我无可变更地已经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尽管毫无用处。往往在一些毫无意义的过程中,譬如在刷牙的时候,甚至在大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在编弥撒的解说词:在大弥撒时,基督重新流血,于是血就流出来洗涤你,这是盛他的血的圣杯,基督的血一流出,葡萄酒就变成真正的血,基督的真正的血就在眼前,见到这神圣的血,灵魂也就洒上了基督的血,珍贵的血,用血清洗,在化体时血流出来,血迹斑斑的圣巾,基督的血的声音渗透到诸天,在上帝面前,基督的血散发出芳香。

    我得承认,我多少还保留着天主教的腔调。以前,我可没有耐心等有轨电车,除非一边心中想着童贞女马利亚。我称她为深情的、有福的、受祝福的、童贞女中的童贞女,大慈大悲的母亲。你,受称颂的,你,应受一切尊敬的,你,生育了他的,甜蜜的母亲,童贞女母亲,荣耀的童贞女,让我尝一尝耶稣这个名字的甜蜜,一如你在你这位母亲的心里尝到过的那样,这是真正值得的和正当的,应得的和有益的,女王啊,有福的,受祝福的……

    有时,尤其在妈妈带着我每星期六去圣心教堂的时候,“受祝福”这个词使我心中感到万分甜蜜,却又使我中了毒。因此,我要感谢经过洗礼后尚附在我体内的撒旦,感激他给我提供了一种抗毒剂,使我一边亵渎神明,一边挺直身子走过圣心教堂的方砖地。耶稣——这个教堂就是以他的心命名的——不仅在圣礼上显现,而且多次在十字形回廊的彩色小画上显现,另有三次是以五彩塑像的形式,姿势还各不相同。

    其中有一尊染色石膏像。耶稣站在金色基座上,长发披肩,身穿普鲁士蓝的长袍,脚踏便鞋。他解开长袍,袒露前胸,违反自然地从胸腔中央掏出一颗西红柿那样红的、美化了的、鲜血淋漓的心。这样一来,这所教堂就可以用这个器官来命名了。

    我初次见到这位剖胸掏心的耶稣,当即断定,这位救世主酷肖我的教父、表舅与假想之父扬-布朗斯基。瞧这双流露出天真的自信和想入非非神情的蓝眼睛!这张随时准备号啕痛哭、似盛开玫瑰的接吻的嘴!这种使双眉紧蹙的男性的痛苦!等着挨揍的丰满而通红的面颊!简直一模一样!他们两个都有那种引诱女人抚摩的挨耳光的嘴以及一双疲倦的、女人似的娇嫩的手,不做手工,精心保养,它像展示为亲王宫廷做活的珠宝匠的杰作一般展示基督的创伤。布朗斯基的眼睛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父亲,现在这双眼睛又画到了基督脸上,使我见后伤透脑筋。因为我也有那么一对蓝眼睛,那目光只能鼓舞人的热情,但不能使人产生信心。奥斯卡转身离开中堂右侧的耶稣的心,从十字回廊的第一站即耶稣背起十字架这一站起,快步走到第七站即他不堪重负第二次摔倒在地的那一站①,然后走到主祭坛前,那上面挂着另一尊耶稣全身塑像。这个耶稣闭上了眼睛,或许由于过度疲乏,或许是为了使出最后的力气。瞧这个人的一身肌肉!一见这个十项运动员的身材,我顿时把圣心布朗斯基忘了个一干二净。每当妈妈向维恩克圣下忏悔时,我便站在祭坛前,凝神观看这个运动员。您见了准会以为我在祈祷。我称他为可亲的运动员,运动员中的运动员,是被人用规定尺寸的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这项运动的世界冠军。他不抽搐,不抖动。永恒的光尚且抖动,但他却以最高分完成了这个项目。跑表滴答作响。人们在计算他的时间。在圣器室里,辅弥撒者不干不净的手已经在擦那面准备奖给他的金牌。但是耶稣搞体育运动不是为了争荣誉。我顿时想到了信仰。只要我的膝盖允许,我就屈膝跪下,在我的鼓上画十字,并设法把“受祝福的”或“痛苦万分的”这类词同杰西-欧文斯和鲁道夫-哈比希②联系在一起,同前一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一点我并不能每次都做得到,因为我不得不指出,耶稣同那两个盗贼③的比赛并不光明正大,因此只好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我向左边转过脸去,见到圣心教堂内堂里这位天国运动员的第三个塑像,于是产生了新的希望——

    ①此处指耶稣背负十字架到受难地的组画,一般称作“十四幅耶稣受难像”。

    ②欧文斯是美国黑人运动员,在第三十六届奥运会上获跳远、一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接力四块金牌;哈比希为德国运动员,获四百米、八百米和一千米世界冠军。

    ③指同耶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的两名罪犯。

    “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就先祈祷。”我结结巴巴地说着,又用鞋底找到了方砖地,按照这个棋盘的方格朝左侧祭坛走去。我每走一步都感觉到,他在目送你,圣徒们在目送你。有彼得,人家把他头冲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安得烈①,人家把他钉在歪斜的十字架上,它因此而得名,称圣安得烈十字架。此外,在拉丁十字架或称受难十字架旁有一个希腊十字架。描摹在衣料、图画和书籍上的,有双十字架、条顿十字架、基督受难地十字架。我在浮雕上见到爪形十字架、锚形十字架和苜蓿叶十字架。格雷芬十字架真美,马耳他十字架使人垂涎,带钩十字架②已被禁止,还有戴高乐十字架,洛林十字架,在海战上则叫做圣安东尼十字架,“T”字形十字架,挂在链条上的刽子手十字架,难看的盗贼十字架,教皇气派的教皇十字架,又名拉撒路十字架的俄国十字架。此外还有红十字。不掺酒精的标志是蓝十字。黄十字毒气毒死你,巡洋舰自己凿沉,十字军使我改宗,十字纹蜘蛛互相吞食,在十字路口我与你失之交臂,纵横交叉,诉讼双方对证人发问,纵横填字字谜在说:解开我吧!我累得腰酸背疼③,转身,背对十字架,也背对十字架上的运动,冒着被他踢腰背的危险,因为我是向童贞女马利亚走去,她一手扶着童子耶稣坐在她的右大腿上——

    ①彼得,原名西门,同安得烈是兄弟,都是基督门徒。

    ②指纳粹党标志。

    ③自“巡洋舰”以下,德语原词中均含“Kreuz”(“十字”),系文字游戏,但都是当时经常出现并与军事、政治有关的词汇。

    奥斯卡站在左耳堂左侧祭坛前。马利亚的脸部表情,他的妈妈过去肯定有过,那是她十七岁在特罗伊尔当店员的时候,因为没钱买电影票,只好对着阿斯塔-尼尔森演的电影的招贴画望梅止渴,感同身受。

    她对耶稣并无兴趣,而是瞧着右膝前的另一个男孩,为了避免误会,还是让我赶紧说出他的名字来吧!他是施洗者约翰①。这两个男孩同我一样高矮。可是耶稣看上去要高两公分,尽管根据《圣经》所载,他比施洗者年轻。把这个三岁的救世主塑造成一个一丝不挂的、粉红色的形象,必定使雕塑匠感到挺有趣的。约翰由于后来要进沙漠,所以他身披一块巧克力色的蓬乱的毛皮,盖住了半个胸脯、肚皮和“洒水壶”——

    ①施洗者约翰,《圣经》人物,在沙漠讲道的先知,在约旦河给耶稣施洗,后被希律王所杀。

    奥斯卡真不该接近这两个孩子,倒不如站在主祭坛前或者自由自在地待在忏悔室旁边为好。这两个孩子的目光同奥斯卡的目光相像得吓人,而且也相当早熟。他们自然也是蓝色的眼睛,也是他那种栗色的头发。所缺的就是雕塑匠没把他们蠢乎乎的螺旋形卷发剪掉,让他们同奥斯卡一样留一个平头。

    我不想同那个施洗童子多纠缠。他用左手的食指指着童子耶稣,仿佛正要开口念点数游戏的急口令:“我和你,缪勒的牛……”我不理这一套,而是仔细打量耶稣,并且断定,他简直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可能是我的孪生兄弟。他不仅体态与我相仿,就连当时只用来撒尿的“洒水壶”也同我的毫无区别。他用来看世界的也是我那双钻蓝色的布朗斯基的眼睛,而最使我生气的是他打着我的手势语。

    这个耶稣,我的写照,举起双臂,两手松松地握成拳,正好能把什么东西,譬如说,我的鼓棒塞进去。如果雕塑匠在他粉红色的大腿上也用石膏塑造一面红白相间的鼓,那他不就成了我吗?成了完美无缺的奥斯卡,坐在童贞女的膝上,击鼓召集教会的会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尽管如此神圣——人家却偏偏不让它任其自然地发展!

    走上铺着一条地毯的三级阶梯,便是穿银绿色衣服的童贞女、披巧克力毛皮的约翰以及肤色似煮熟的火腿的童子耶稣。那里有一个圣母祭坛,上面插着像患了贫血症一般的白蜡烛和价钱不一的鲜花。绿色童贞女、棕色约翰和粉红色耶稣的后脑勺上都粘着盘子大小的灵光圈。上面贴的金箔使这三个盘子更显得昂贵。

    要是祭坛前没有阶梯,我就休想上去。当时,阶梯、门把和橱窗对奥斯卡都具有诱惑力,甚而至于今天,在他除了病床之外别无所求的时候,对他也不是无所谓的。他被一级一级地引诱上去,脚下踩的始终是同一条地毯。奥斯卡走近圣母小祭坛上这尊三人像,半是蔑视、半是尊敬地用指关节敲了敲他们。他用手指甲刮了一道,露出了石膏像的本色。童贞女的衣服褶裥合着她的形体,曲曲弯弯地一直延伸到踩着云带的脚趾上。隐约显出的童贞女胫骨的线条,使人推测到,雕塑匠是先塑肉身,然后再接形体的线条,加出衣服的褶裥来。童子耶稣的“洒水壶”没有割除包皮,这可是大错特错。奥斯卡伸手去摸了摸,小心翼翼地按了按,想使它动弹,却感觉到自己的“洒水壶”有一种半是舒适半是新奇的骚扰感,于是我就缩回手不再摸他的,也希望耶稣别再碰我的。

    至于耶稣究竟有没有割除包皮,我也不再深究。我从套头毛线衫下掏出鼓,从脖子上取下,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同时又注意不碰坏他的灵光圈。这真叫我费了点劲,因为我个头太矮,我不得不爬上塑像,踩在作为基座的云带上,让耶稣有鼓可敲。

    奥斯卡干这件事,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受洗礼后第一次上教堂的日子,而是在同年复活节前的一周。整整一个冬天,他的妈妈一直借忏悔来维持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因此,奥斯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推敲他的计划,否定又肯定,斥之为无理又申辩为有理,拟新的计划,从各个角度阐明它,末了,抛弃全部旧计划,改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借在十四幅耶稣受难像前默祷之机,实行我的预谋。由于妈妈在复活节的生意达到高峰之前就急于要去忏悔,她便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晚上挽着我的手出了门,沿拉贝斯路拐过新市场人埃尔森街,再到马利亚街,经过沃尔格穆特肉店,沿小锤公园向左拐弯,穿过总有恶心的黄汤滴下来的铁路旱桥桥洞,到了铁路路堤对面的圣心教堂,走进大门。

    我们来晚了。只剩下两位老太太和一个受了惊吓的小伙子等在忏悔室前。当妈妈检查良心的时候——她舔湿了大拇指,像翻账本似的翻阅《告解箴言》,仿佛在编造税收申报书——我溜下橡木凳子,避而不看耶稣的心和那个运动员,径直朝左侧祭坛走去。

    虽然事不宜迟,必须从速进行,但我还得按照弥撒仪式先唱登坛经,走上三个阶梯,“登上主的祭坛”①,朝从小就给我欢乐的主走去。我将鼓从脖子上取下,一边拖长声调唱着“求主怜悯”,一边登上作为基座的云带,不再去摸“洒水壶”免得耽搁,而是在唱“荣耀归在天之主”前,把鼓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小心翼翼地不碰坏灵光圈,下了云带,唱“减罪、赦罪和宽恕”。但在此之前,我把鼓棒插入耶稣大小正合适的拳头缝里,一、二、三,下了阶梯,“我仰望群山”,再走过一段地毯,踏上方砖地,那儿有一张为奥斯卡祈祷用的小矮凳。他跪在小软垫上,将鼓手的双手举到面前,合十礼拜——“荣耀归在天之主”——目光从合掌的双手旁投向耶稣和他的鼓,期待着奇迹出现:他敲起鼓来。他不会敲呢还是不准他敲呢?他要么敲起鼓来,否则他就不是真耶稣。如果他还不敲鼓,那么,他就是假的,而奥斯卡便是真耶稣了——

    ①这里的引号中均为弥撒经文。

    谁想要看到奇迹,谁就得善于等待。好吧,我等着,开始时,我还耐心,或许已经不够耐心了,因为我越是长久地重复“众人的眼睛都期待着你,主啊”这句经文——一边在必要的时候还用“耳朵”替换“眼睛”这个词——跪在小软垫上的奥斯卡就越发感到失望。虽然他给主提供了种种机会,闭上了眼睛,这样,耶稣就不必害怕自己开始时手法不熟练,而是在没有人看的情况下,下定决心敲起来,可是最后,唱完第三遍信经,天父,造物主,能看见的和不能看的,独生子,出自天父,真正的父的真正的子,他由父所生而非父所造,与父为一体,通过他,为我们世人和我们的拯救从天而降,被接纳,排出,化为肉身,为我们,他生活在我们之中,被埋葬,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右边,归于天父,死者,不死,我信,他与天父同在,天父通过他讲话,我信唯一的、神圣的、天主教的……

    不,天主教信条只留存在我的味觉中。再也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了。就算是它那股味道吧,我也不感兴趣了。我需要点别的东西。我需要听我的铁皮作响。耶稣应当敲出点名堂来给我听。哪怕声音很小,也终究是个小小奇迹嘛!我又不要求他敲出雷鸣般的巨响,吓得副神甫拉斯切亚冲到出事地点,连维恩克圣下也拖着他那一身肥肉吃力地来目睹奇迹,随后将一份份报告送到奥利瓦主教管区,主教又将验证书呈报梵蒂冈。不,我可没有这份野心。奥斯卡并不想被称为圣徒,名列《圣经》正经之中。他只要求耶稣私下里显一下小小的奇迹,让他听到或看到点什么,从而一劳永逸地确定奥斯卡究竟是击鼓赞成呢还是击鼓反对,并且就此揭晓:这两个身材体形一模一样又都是蓝眼睛的孩子,今后究竟谁该称自己为耶稣。

    我坐等着,但不由得担起心来,因为妈妈已经进了忏悔室,可能背完第六诫了①。那个总是在教堂里摇摇晃晃来回走动的老头儿,拖着无力而不稳的脚步走过主祭坛,末了经过左侧祭坛,向童贞女和两个男孩敬礼。他也许看到了鼓,可是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拖着脚步走了过去,越走越显得苍老——

    ①基督教的十诫,第六诫为不可奸淫。

    时间在流逝,耶稣却不敲鼓。我听到传来了唱诗班的声音。我不禁担起心来,但愿没人奏管风琴。如果他们开始为复活节排练的话,那么,管风琴的喧闹声就会盖住耶稣低得像呵气似的鼓声,假如他当真敲起来的话。

    幸好没人奏管风琴。但是耶稣也不敲鼓。没有出现奇迹。我便从软垫上站起来,膝盖咯咯地响,心烦意乱、垂头丧气地踏上地毯,一级一级地走上去,顾不得再念我熟悉的那一套套的祈祷文,爬上石膏制的云带,把一些中等价钱的花扔在地上,一心只想从那个愚蠢的赤膊童子身上取回我的鼓。

    我不仅今天这么讲,而且还要经常讲,反复讲:想要教他点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念头来的。我把鼓棒取下来,鼓还留在他身上,先是轻轻地敲着,给这个假耶稣做点示范,随后就像一个不耐烦的老师似的敲了起来,接着,又把鼓棒塞进耶稣手里,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从奥斯卡身上学到了一点本领。

    我正要不顾那个灵光圈从天底下最冥顽不灵的学生身上取下铁皮鼓,从他手中取鼓棒的当口,维恩克圣下已经站在我的背后——因为我的鼓声已经传遍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副神甫拉斯切亚也站在我背后,妈妈也站在我背后,那个老头儿也站在我背后。副神甫一把将我拉下来,神甫给了我一巴掌,妈妈对着我放声痛哭。维恩克圣下对我耳语,副神甫先屈膝行礼,随后爬上去,将鼓棒从耶稣手里拿下来。他手拿鼓棒,再次屈膝行礼,又爬上去,从耶稣身上把鼓取下来,折断了灵光圈,撞上了他的“洒水壶”,把云带也踩坏了一块,下跪,走下阶梯,又下跪。他不想把鼓还给我,这就使我比方才更加恼火了,逼得我用脚踢神甫,又让妈妈丢了脸。她自己羞得脸都没处搁,因为我又踢、又咬、又抓,随后挣脱了神甫、副神甫、老头儿和妈妈的手,奔到主祭坛前。这时,我觉得撒旦在我身上蹦跳,听到它又像在我受洗礼那天低声对我说:“奥斯卡,快瞧啊,周围都是窗户,全是玻璃的,全是玻璃的!”

    我唱了一声,歌声越过十字架上那个既不抽搐又默默无语的运动员的头顶,传向教堂半圆形后殿高处的三扇窗户,蓝的底色上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画着十二个使徒。我的目标既不是马可,也不是马太,而是他们头顶上那只鸽子,它头冲下,庆贺圣灵的降临。我对准圣灵,发出颤音,用我的金刚钻对付那只鸟。是我的失误吗?是那个运动员由于不抽搐而提出抗议的缘故吗?这是谁也不理解的奇迹吗?他们看着我浑身颤抖,对着后殿无声地呵气,除了妈妈以外,都以为我在祷告,而我却是要唱碎玻璃。但是奥斯卡没有成功,这不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我躺倒在方砖地上,辛酸地哭泣,因为耶稣不灵了,奥斯卡也不灵了,因为圣下和拉斯切亚误解了我,一见我这个样子,就瞎扯什么我后悔了。只有妈妈没有使我失望。她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尽管她必定暗自高兴,因为玻璃没有碎掉。

    妈妈把我抱了起来,请副神甫归还鼓和鼓棒,答应圣下赔偿损失,并请他补给一份赦罪文,因为我打断了忏悔;甚至奥斯卡也受到了祝福。可是这对我毫无影响。

    妈妈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的路上,我扳着指头计算: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洗足星期四,耶稣受难日①,那个家伙完蛋了,他不会敲鼓,也不给我享用唱碎玻璃的乐趣。他同我一模一样,不过是个假的。他非进坟墓不可,而我则继续敲鼓,继续敲鼓,但不再要求显示什么奇迹了——

    ①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两相矛盾,这个字眼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我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到耶稣受难日之间的心情。一方面,我为那个石膏做的童子耶稣不愿敲鼓而生气,另一方面,我又为这面鼓如今归我一人所有而高兴。一方面,我的声音失灵了,未能唱碎教堂的玻璃窗,另一方面,鉴于这神圣的彩色玻璃,奥斯卡保留下了对天主教的残存信仰,而正是那点残存的信仰,还将给他灌输许多令人绝望的亵渎神明的灵感。

    可是,两相矛盾这个字眼的含义还不止这些。一方面,从圣心教堂回家途中,我试验性地唱碎了一个顶楼上的玻璃,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我的声音对世俗的目标能够奏效,可是在教会的范围内却失灵了。两相矛盾,我自言自语道。这道裂痕一直存在,无法弥合,至今犹与我同在,尽管我既不是住在教会范围内,也不是住在世俗的地区内,而是住在离开这两处的一家疗养与护理院里。

    妈妈赔偿了左侧祭坛的损失。复活节生意兴隆,尽管店铺在耶稣受难日没有开门,因为马策拉特是新教徒,他坚持不开门营业。平时妈妈一贯独断专行,但是每逢耶稣受难日她就让步,店铺关门,停止营业。不过,她又反过来根据天主教的理由,要求在基督圣体节①殖民地商品店歇业一天,并把橱窗里的贝西尔肥皂粉的盒子和哈格牌咖啡的样品,换成电灯照明的彩色小圣母像,还参加在奥利瓦举行的天主教士与教徒的列队游行——

    ①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是降灵节,降灵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三一节(复活主日),三一节后的星期四是基督圣体节。

    我们有一块硬纸板。一面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另一面写着:基督圣体节,歇业一天。过了那个既无鼓声也无唱碎玻璃声的星期一,耶稣受难日接着来临,马策拉特把硬纸板挂进橱窗,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的那一面朝外。吃完早饭,我们就乘电车去布勒森。两相矛盾这个字眼也适用于拉贝斯路的景象。新教徒都上教堂去了,天主教徒在家擦玻璃窗,在后院拍打所有的毯子一类的东西。他们拍打的劲头真大,回声四起,让人听了真以为在每幢公寓的院子里,都有《圣经》上的兵了把有分身法的救世主钉到十字架上去。

    受难节的地毯拍打声远远地落在我们背后了。妈妈、马策拉特、扬-布朗斯基和奥斯卡,这久经考验的一组人乘上九路电车,穿过布勒森路,经飞机场、旧练兵场、新练兵场,在萨斯佩公墓附近的道岔旁下车,等候从新航道驶往布勒森的电车。妈妈利用等车的机会,微笑着发表了厌倦生活的观感。在那个废弃的教会小坟场上,畸形的沙滩矮松下,上世纪的墓碑歪歪斜斜,杂草丛生,妈妈却说那儿很美,浪漫而又迷人。

    “如果那个公墓还有人管理的话,我真想将来在那儿安息。”她怀着爱慕之情这样说着。但是,马策拉特却认为那儿的土沙性太大,还挑剔说那儿到处长满了飞廉草和野燕麦。扬-布朗斯基讲了他的顾虑,这个地方本来倒真是一块乐土,可是,从飞机场传来的噪声以及在公墓附近调头的电车都会破坏那儿的宁静。

    开来的电车在我们身边调头,售票员按了两次铃,我们上车。电车离开萨斯佩和它的公墓,朝布勒森驶去。布勒森是个浴场所在地,那时节,将近四月底,景象却相当荒凉。饮食铺钉上板条,疗养院大门紧闭,海滨散步小道上不见三角旗,游泳场上,二百五十个帐篷空空荡荡地一字儿排开。写天气预报的黑板上,还留着去年写的粉笔字痕迹——气温:二十度;水温:十七度;风向:东北;天气形势:晴转多云。

    起先,我们要徒步去格莱特考,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朝防浪堤走去。辽阔的波罗的海懒洋洋地舔着沙滩。直到夹在白色灯塔和有航标的防浪堤之间的入港航道为止,一路上不见人影。昨天下的一场雨,在沙土上留下了规则的印痕;踩掉它们,换上自己的脚印,真是件开心事。妈妈和我都脱掉了鞋袜在沙上走着。马策拉特拣起银币大小的砖头碎片,轻轻撤出去,让它贴着绿色水面接二连三地跳跃,想逞一逞能。扬-布朗斯基手法不灵巧,在扔砖头片的间歇中,寻找琥珀,而且也真的找到了一些小碎片,其中一块,有樱桃核那样大小,便拿来送给了我妈妈。这时,妈妈正同我一样,光着脚在奔跑,她不时地回头看看,像是爱上了自己的脚印。太阳谨小慎微地照射着。阴凉,无风,清爽;遥望天边,可见一条灰带,那是赫拉半岛。还有两三道逐渐消失的黑烟以及时而跃出地平线的一艘商船的上层建筑。

    我们四人,有前有后,间隔的距离不等,相继来到宽阔的防浪堤基部的花岗岩石上。妈妈和我又穿上鞋袜。她帮我系鞋带时,马策拉特和扬已经在高低不平的防浪堤顶上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向空荡荡的大海蹦去。坝基隙缝里散乱地长着一丛丛蓬乱的海草。奥斯卡真想用梳子给它们梳理一下。但是妈妈搀着我的手,我们跟在那两个像小学生似的乱蹦乱跳的男人后面走去。每走一步,鼓就撞一下我的膝头,然而我不愿把它取下来。妈妈穿一件带覆盆子色翻边的天蓝色春大衣。花岗岩凹凸不平,她穿着高跟鞋走起来非常吃力。我身穿金锚钮扣的水手大衣,这是我的星期日和节日服装。水手帽上的飘带,绣着“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那是格蕾欣-舍夫勒的纪念品。如果有风的话,它会飘舞的。马策拉特解开了棕色长大衣的钮扣。扬一向很讲究,穿一件闪亮的天鹅绒领双排钮扣大衣。我们蹦蹦跳跳地来到防浪堤尽头的航标处。航标下坐着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头戴装船工帽子,身穿棉上装。他身边有一条装土豆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在不停地掀动。这个男人——我请他的家不是在布勒森就是新航道——手拿着晾衣绳的一头。这根缠上海草的绳子,另一头隐没在莫特劳河入海口咸淡相混的水里。这里的河水依旧浑浊,虽无公海推波助澜,却不停地拍打防浪堤的石块。

    我们都想知道,这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为什么用普通的晾衣服绳子钓鱼,而且显然没有浮标。妈妈亲切地开着玩笑问他,并叫他“大叔”。这位大叔咧嘴一笑,露出了被烟草染成褐色的残缺的牙齿,也不作解释,却从嘴里吐出一长条嚼碎了的烟草渣儿,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落在下面涂了沥青和油漆的花岗岩石间的烂泥地上。吐出的烟草渣儿还在那里摇晃,最后飞来一只海鸥,灵巧地绕过石块,在飞翔中把它叼走,招来了另一些海鸥,尖叫着在它后面追逐。

    我们都想走了,因为防浪堤上很凉,太阳的照射也不能增添暖意。这时,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开始一把一把地往回收绳子。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想走。但是马策拉特不愿动弹。扬往常是不违背我妈妈意愿的,这一回也不支持她。奥斯卡反正走与不走都无所谓。由于大家都站着不走,我就注意地看着。装船工均匀地一把一把拽着,每拉一把,便把绳上的海草持掉,并将绳子聚拢在两腿间。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那艘商船,在差不多半小时以前,上层建筑刚露出地平线,现在已经改变了航向;它吃水很深,正朝港口驶去。奥斯卡心中估计着:吃水这样深,准是一条运铁矿砂的瑞典船。

    当装船工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时,我也将目光从那条瑞典船上转移过来。“好吧,现在咱们来瞧瞧是怎么回事。”他对马策拉特这样说。马策拉特根本就莫名其妙,但却对他频频点头。“现在咱们来瞧瞧……”装船工一边拽绳子,一边不断地重复说着。这时,他更使劲了,并拉着绳子,从石堆上走下去,伸出双臂,探进花岗岩石间咕噜古噜冒泡的小湾子里,摸着,抓到了什么东西(妈妈没有及时地背过脸去)。他使劲抓住,拉上来,大声叫我们闪开,接着把一个水淋淋的沉重家伙,一团活生生地扭动着的东西,扔在我们中间:一匹马的头,一匹刚宰的真马的脑袋,一匹黑马的头,一匹黑鬃马的头。这匹马昨天或前天肯定还在嘶鸣,因为它的头没有腐烂,也没发臭,至多带一点莫特劳河水的气味,但是接着,防浪堤上的一切都染上了这股气味。

    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此刻,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了——叉开两腿站在马头旁,浅绿色的小鳗鱼像发狂似的从上面游下来。那个人费劲地抓它们;因为那些石块又湿又滑,鳗鱼游动得又快又机灵。随即飞来了海鸥,在我们头顶上乱叫。它们冲下来,三四只海鸥争抢一条小的或者不大不小的鳗鱼,表也表不走,因为防浪堤是它们的天下。尽管如此,那个装船工一边挥拳轰海鸥,一边抓鳗鱼,大约有二十四五条较小的鳗鱼被他塞进了口袋里;马策拉特帮他张着口袋,他一向乐于助人。因此,他也就没有看见妈妈脸色变白,先是把手后来又把脑袋靠在扬的肩头和天鹅绒大衣领上。

    小的和不大不小的鳗鱼统统被塞进口袋里去以后,那个装船工——在忙碌中头上的帽子已经掉了——动手从马嘴里把更粗的黑鳗鱼抠出来。这时,妈妈站不住了,只好坐下来。扬要她转过脸去,但她不听,而是瞪大了牛眼睛直愣愣地看装船工抠鳗鱼。

    “瞧瞧吧!”他问或哼出那么一句半句,“现在让咱们来瞧瞧吧!”他用胶靴帮着掰开马嘴,在上下颚之间撑进一根短棍,露出了完整无缺的黄马齿,仿佛马在咧嘴发笑。装船工——现在我才看清,他的秃脑瓜活像一只鸡蛋——用两只手伸到马的喉咙里去抓,每次都拽出两条至少有胳膊那么粗、胳膊那么长的鳗鱼来。这时,我妈妈的上牙和下牙也分开了,把吃下的早饭全部吐了出来,结成块的蛋白,夹在泡过牛奶咖啡的白面包团里拉丝的蛋黄,统统喷在防浪堤的石块上。她还在呕,但已经吐不出东西来了,因为她早餐时吃的就是这些。因为她体重超过正常标准,非要减轻不可,于是试了各式各样节制饮食的方法,不过难得坚持到底——她偷偷地吃——唯独星期二妇女同盟的体操她是非去不可的,谁也改变不了她的主意,尽管当她提着运动包出门时,扬甚而至于马策拉特都讥笑她。她穿着发亮的蓝色运动服,同那些滑稽可笑的女人们一起做棍棒操,然而体重仍不见减轻。

    那天,妈妈吐在石头上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半磅。她想尽量地呕吐,但再也减轻不了分量了,除绿色的黏液外,吐不出别的来——海鸥却飞来了。她刚开始呕吐,它们就来了,盘旋着,越飞越低,肥壮而光滑的身躯直冲下来,争食我妈妈的早餐。它们不怕自己变胖,也不怕别人驱赶——何况又有谁去驱赶它们呢?——因为扬-布朗斯基害怕海鸥,双手护住了自己那双漂亮的蓝眼睛。

    它们也不理会奥斯卡,虽说他已拿出鼓来对付这些海鸥,用鼓棒急速敲击白漆皮来对付这些白东西。可是这也无补于事,至多只是使海鸥变得更白。马策拉特则全然不顾我妈妈。他笑着,模仿那个装船工,装出一副神经坚强、毫不在乎的样子。装船工快抓完了。末了,他从马耳朵里拽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鳗鱼,并把麦糊似的脑浆也全部带了出来。马策拉特顿时脸色煞白,但是仍旧假装若无其事。他用很少的钱向装船工买了两条不大不小的两条粗的鳗鱼,鳗鱼到手后,他还要杀价。

    我不由得称赞扬-布朗斯基。他自己那副面孔简直就要哭出来了,尽管如此,还是把我妈妈搀扶起来,一条胳臂搂着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横在她前面,领着她离去,那样子十分滑稽。妈妈穿着高跟鞋踉跄地在乱石间向海滩走去,一步一屈膝,但总算没有扭伤脚踝骨。

    奥斯卡还留在马策拉特和装船工身边。装船工重新把帽子戴上,指着那个盛土豆的口袋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半口袋的粗盐粒。他说,鳗鱼钻进盐里就死了,盐还能去掉鳗鱼皮上和体内的黏液。鳗鱼钻进盐里后,仍不停地游动,直到死了为止,这样,就把黏液都留在盐里了。如果要做熏鳗鱼的话,就得用这个办法。虽然警察局和动物保护协会禁止这样干,但也管不了。要去掉鳗鱼上和体内的黏液,除去用盐没有别的办法。去掉了黏液,再用干煤泥细心地把死鳗鱼擦干净,放进熏罐,挂在山毛榉火堆上熏制。

    马策拉特认为让鳗鱼在盐里游动是有道理的。他说,鳗鱼不是也钻到马头里去了吗!装船工说,它们还钻到人的尸体里去哩!据说,尤其在斯卡格拉克海战①以后,鳗鱼变得又肥又粗。几天前,疗养和护理院的一位医生还对我说,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人送进了医院。据说,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生育了——

    ①斯卡格拉克是丹麦与挪威之间的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英两国海军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此大战。

    装船工扎上装盐和鳗鱼的口袋,熟练地扛上肩,把卷起的晾衣服绳子套在脖子上,踏着沉重的步子朝新航道走去。这时,那艘商船也往那个方向停靠。这条轮船大约一千八百吨,不是瑞典的而是芬兰的,也不是运铁矿砂而是运木材的。扛口袋的装船工可能认识那条芬兰船上的一些人,因为他在向那条生锈的船挥手并喊话。芬兰船上的人们也向他挥手并喊话。可是,马策拉特干吗也挥手,也喊着毫无意义的“船上的,啊嗬咿!①”呢?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是个土生土长的莱茵兰人,对航海一窍不通,至于那些芬兰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说,这是他的一种陋习,别人挥手,他也挥手,别人喊叫、大笑、鼓掌,他也喊叫、大笑、鼓掌。正因为如此,他入党比较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仅仅浪费了他星期日上午的时光——

    ①“啊嗬咿!”是船员招呼船只或人的喊声。

    奥斯卡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回转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群海鸥把它遮住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马头,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我看够了以后,便跑步离开了海鸥和马策拉特。我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赶过了现在正抽着短烟斗的装船工,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像方才那样扶着我妈妈,只是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可是马策拉特看不见这些,他离我们还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被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

    马策拉特赶上来了,挥动着那一捆鳗鱼,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他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又见好了,两只手搁在一起。她说:“你休想我会吃你的鳗鱼。我今后不吃鱼了,鳗鱼更不吃了。”马策拉特笑着说:“别装模作样,亲爱的。人家怎么抓鳗鱼,你可是知道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甚至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扬-布朗斯基没吭声,他已经及时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我敲起鼓,让他们别再谈鳗鱼,就这样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还敲鼓,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也没怎么动,比较安稳。到了萨斯佩,我们没有逗留,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刚过飞机场,尽管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开了腔,说他现在饿得慌。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末了,扬递给她一支“雷加塔”牌,她才转过脸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她知道,马策拉特不愿看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不管怎么说,妈妈挽起马策拉特而不是扬的胳臂,这个我已经料到了。扬同我并排走,搀着我的手,把妈妈抽剩的香烟吸完。

    进了拉贝斯路,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上楼梯。她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两个胳肢窝里被汗水腌成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在闪光。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但是她的男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从我们身边走过,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子: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日子不同,味道也不同。

    接着,我听到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它把我赶进屋里,仍紧追不舍,末了,我只好躲到卧室的衣柜里去,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厉害的一部分。

    我躺进衣柜里,不仅由于拍地毯的卡特太太的缘故。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不限于鳗鱼,同往常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鳗鱼。地窖里罐头有的是。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把活板门关上,可别再出什么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水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不要!——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你就别做啦!——你别管,鳗鱼买来不是为扔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咱们走着瞧吧!东西端上桌再看究竟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砰的一声关上起居室的门,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存心把声音弄得很响。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一听这声响就站不住,不得不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马上跟着坐下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没有躲进衣柜,而是待在起居室里。瓷砖面火炉旁有一张儿童椅子。我坐在那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我知道自己妨碍他们,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显然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一个接一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响难道还不够吗?这种声响不是已经透过了一道道的墙壁,虽然没有增加音量,却越发逼近了吗?

    奥斯卡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他不想突然离去,免得惹人注目,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随后,专心致志地敲着他的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避免发出声响,便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因而很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奥斯卡究竟是钻到床底下去好呢,还是藏进衣柜里去。我宁愿藏进衣柜,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转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为了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我只好踩到鼓上去。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空隙,虽然不大,但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

    多妙啊!有这么一个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衣服,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人物,而他十分富有,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心中的快活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一毫。

    同往常一样,每当我聚精会神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医生——他给我做的检查,越来越繁琐了——而是他的助手。护士英格。给我脱衣服、穿衣服的是她,给我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也是她,总而言之,霍拉茨医生给我做的试验,均由护士英格实际操作。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不无嘲讽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仅安于领略她那身由于干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简朴无华、镶有红十字的胸针。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她的衣服里面有肉体吗?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手虽然千方百计地保养,却还是瘦骨磷峋,这都暗示,不管怎么说护士英格还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不同。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有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睡意就向我袭来,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睡眠,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谁呢?真是天晓得: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的一片红色,构成一种热情的背景。这种热情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无以名状,因为“红”这个小小的字眼不表达任何意思。鼻血同它无关,旗帜也会褪色,我尽管如此还是称之为“红”,红色便唾弃我,把它的大衣里外翻了个个儿:黑色,厨娘来了,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她骗我,说天上的蓝色掉下来了①,我不信蓝色,她骗不了我,也不能使我变绿,绿色是棺材,我躺在里面吃草②,绿色盖住了我,使我不见日光变成白色,白色又染黑,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黄色骗我说是蓝色。我不相信蓝色是绿色,绿草地里开红花,红色是护士英格的胸针,她别着一个红十字,确切地说,别在她的护士服的衣领上;不过,无论在衣柜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的想象很少能停留在这种一切象征中最单纯的颜色上——

    ①意为:弥天大谎。

    ②这里是回文,一种文字游戏,“棺材”(Sarg)倒读就是“草”(Gras)。

    各式各样的喧闹声从起居室里传来,冲击我藏身的衣柜,把我从刚刚开始、奉献给护士英格的半睡状态中唤醒过来。我头脑清醒、张口结舌地坐在各种大小式样的冬大衣中间,铁皮鼓搁在膝上,闻着马策拉特的纳粹党制服的气味,边上是皮腰带。带弹簧钩的皮背带。但是,护士服的白褶裥我却再也想象不出来了,我两旁挂着的是毛料、精纺毛料和灯心绒,头顶上是前四年各种式样的帽子,脚边上是大人鞋,小孩鞋,上蜡的皮靴绑腿,钉和没钉平头钉的鞋后跟。门缝里射进一道亮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奥斯卡悔不该在镶镜子的门中间留一道缝。

    起居室里的那几个,能给我看什么戏呢?也许马策拉特撞见了沙发榻上那两个,不过这不大可能,因为扬一直小心提防,而且不仅是在玩施卡特牌的时候。很可能是,结果也当真是,马策拉特杀完鳗鱼,剖腹,洗净,煮熟,加佐料,尝过味道,把加盐水土豆的鳗鱼汤盛在大汤碗里,端到起居室的桌上,而由于那两个毫无就座的意思,便自夸鳗鱼汤如何鲜美,又把加的佐料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像吟诵祈祷文似的背他的烹调法。妈妈大叫大嚷。她用的是卡舒贝话。马策拉特既听不懂又难以忍受,但还得听着,可能听出一点她的意思;反正说是鳗鱼,不会有别的;还有呢,就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的事,妈妈每次喊叫,无非是这些。马策拉特回敬了几句。他们各自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扬插进来指责。缺了他,就没戏了。接着是第二幕:砰地掀开琴盖,没有乐谱,背着弹,两只脚各踩一只踏板,三个人前后不一地吼起《神弹射手》①里的《猎人合唱》来:“世上何物相类似……”哼哼哈哈唱到半中腰,砰的一声琴盖盖上,脚从踏板上抬起,琴罩罩上。妈妈来了,已经走进卧室,还瞧了一眼衣柜镶镜子的门。我从门缝中看去,见她横躺到蓝色华盖下的结婚床上,放声哭泣,十指朝天,一如结婚城堡床头挂的那幅金框彩色画上祈祷的从良妓女——

    ①《神弹射手》是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的歌剧。一译《魔弹射手》。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听见妈妈的哭声、床发出的轻微的嘎吱声以及起居室里传来的含糊的嘟哝声。扬安慰马策拉特,马策拉特请扬去安慰我妈妈。嘟哝声逐渐消失,扬进了卧室。第三幕:他站在床前,看看妈妈,又看看祈祷的从良妓女,小心翼翼地坐到床沿上,抚摩脸冲下趴着的妈妈的背部和臀部,用卡舒贝话抚慰她,末了,由于光说好话已无补于事,便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直到她停止啜泣。这时,扬的目光也可以从十指纤纤的从良妓女身上挪开了。这一场是非看不可的。扬干完差事,站起身来,掏出手帕,擦擦手指,随后大声地对妈妈说话。这时,他不再讲卡舒贝话,而且一字一句地,好让留在起居室或厨房里的马策拉特听明白:“来吧,阿格内斯,忘了这件事吧!阿尔弗雷德早就把鳗鱼端走了,已经扔进厕所了。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去玩施卡特牌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赌四分之一芬尼一点怎么样?忘掉这些事情,恢复了和气,阿尔弗雷德会给你做蘑菇炒鸡蛋和油煎土豆吃的。”

    妈妈没有搭话,翻身下床,重新扯平了黄色床单,对着衣柜门上的镜子理了理头发,跟在扬后面离开了卧室。我的眼睛从窥视缝前移开去,随即听到他们在洗牌。谨慎而轻微的笑声,马策拉特签牌,扬分牌,随后大家叫牌。我想,现在是扬叫牌,马策拉特是下一家,扬喊到二十三点他就不要了。妈妈接着,一直喊到三十六点,这时扬也不得不让步了。妈妈总算打满了三十六点,真险,差一点她就输了。第二盘打红方块,扬稳稳当当地赢了。第三盘,妈妈打红心三十点,侥幸赢了。

    不用说,这场家庭牌戏一直玩到深夜,中间短暂地间断过一次,吃炒鸡蛋、蘑菇和油煎土豆。可是,接下去的牌局,我几乎听不见了。我又重新设法寻到护士英格和她的催人入眠的白色护士服。可是,在霍拉茨医生诊所里的情景却仍旧相当模糊。不仅绿色、蓝色、黄色和黑色一再来破坏红十字胸针的红色,而且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掺了进来:通往听诊室和护士英格的门刚打开,呈现在我眼前的总不是洁净而轻盈的护士服,而是新航道防浪堤上航标灯下那个装船工,他正从水淋淋的马头上把爬满的鳗鱼抓下来。至于呈现为白色的东西,我本想把它同护士英格联系起来,却不料都是海鸥的翅膀,片刻之间,遮盖了马头和马头里的鳗鱼,直到伤口又迸裂,但流出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像那匹黑马。酒瓶一般绿的大海,给幻景增添一点锈红色的是那艘运木材的芬兰船,那些海鸥——可别再同我提起鸽子——像云一样遮盖了那个献祭品,用它们的翅膀尖伸进去,拽出鳗鱼来,扔给护士英格。她接着了,赞颂它,并且把自己变成了海鸥,不是鸽子,即使变成了圣灵,也不以鸽子的形骸显现而以海鸥的形骸显现,像云一样,降落在肉上。庆祝圣灵降临节。

    我不再白费劲了,而要离开衣柜。我怒气冲冲地踢开镶镜子的柜门,爬出柜子,在镜子前照了照,依然故我,但毕竟很高兴,因为卡特太太不再拍打地毯了。虽然耶稣受难日对于奥斯卡来说已经结束,但是他自己的受难日则要到复活节过后才开始。

    棺材一头小

    妈妈也是如此。过了这个马头上爬满鳗鱼的耶稣受难日,我们同布朗斯基一家到比绍乡下同外祖母和舅公文岑特一起过完复活节。这时,她的受难日才告来临,甚至明媚的五月天气也无力挽回。

    有人说是马策拉特又强迫妈妈吃起鱼来,此话不确。复活节过后两个星期,她莫名其妙地自动大吃起来,像中了邪似的,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会发胖,吃的数量之多使马策拉特不得不说:“你可别吃这么多鱼,好像别人强迫你吃似的。”

    但是,她早餐吃橄榄油浸的沙丁鱼。两小时以后,如果店里没有顾客,她便大嚼板条箱里装的博恩扎克的西鲱鱼。午餐时,她非要吃加芥末调味汁的煎比目鱼或鳕鱼不可。到了下午,她手里又拿着开罐刀,开肉冻鳗鱼、鲱鱼卷和油炸鲱鱼罐头。晚餐时,如果马策拉特拒绝再煎鱼或熬鱼汤,她就不说话,也不骂人,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从店里拿回一块熏鳗鱼。这可叫我们两个倒了胃口,因为她用刀子把鳗鱼皮上和肚子里的肥油刮下来吃。她吃鱼总是用刀的。白天,她一次又一次地呕吐。马策拉特既担忧又无计可施,便问她道:“你是怀孕了还是怎么回事?”

    “别胡说八道。”妈妈会这样答复他,假如她还愿意说话的话。一个星期天,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来了。一见端上桌来的是在黄油调味汁里游泳的青鳗鱼和新鲜土豆,她气得拍桌子说:“怎么回事,阿格内斯,你倒是说呀!你不该吃鱼,却偏吃鱼,你也不说个究竟,简直像个疯子!”妈妈只是摇头,把土豆推到一边,从黄油调味汁里把鳗鱼捞上来,照吃不误。她埋头大嚼,像是在完成一项费力的任务。扬-布朗斯基一声不吭。有一次,他们两个正在沙发榻上,被我撞见了。他们同往常一样,互握着手,衣服也很凌乱。但是,引我注目的是扬哭得红肿了的眼睛,还有我妈妈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跳起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给我看一个深渊,那是无法填满的,即使用巨量的煎鱼、熬鱼、罐头鱼和熏鱼也是填不满的。

    没过几天,我看见她在厨房里不仅大嚼普通的、该死的油浸沙丁鱼,还把她保存下来的许多吃剩的罐头里的橄榄油倒进一个做调味汁的小钵里,放在煤气上煮热后喝下去。这时,站在厨房门口的我吓得把手里的鼓都掉在地上了。就在这天晚上,妈妈被送进了市立医院。救护车未到之前,马策拉特又哭又嚎:“你为什么不要孩子?是谁生的,那无所谓。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要命的马头?我们真不该去呀!忘了它吧,阿格内斯!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救护车来了,妈妈被抬上车。街上聚满了孩子和大人,车开走了。事实证明,妈妈既忘不了防浪堤,也忘不了那个马头。她带着对那匹马——管它叫弗里茨还是汉斯呢——的记忆去医院了。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贮存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由于惧怕旧地重游,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统一了意见,要让她死去。

    霍拉茨医生说是黄疽病和食鱼中毒。医院里的人断定,妈妈已怀孕三个月,并让她住进单人病房。我们可以去探望她。有四天之久,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由于恶心和痉挛而无人色的脸。有时,她还一边恶心一边向我微笑。尽管她费力地想使前来探望的人高兴,正如我今天每逢探望日也要费力地显出一副面孔使朋友们都高兴那样,然而她终究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恶心迫使她一再把渐渐垮下去的身子探到床外,弯下来,可是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末了,在那艰苦的死亡过程的第四天,她吐出了那一丝气息——这是每个人最终都要吐掉随后才能去领死亡证书的。

    当我妈妈体内再也不会产生恶心来损坏她的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等她被人擦洗于净,换上寿衣,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她那张亲切的、天真中露出几分狡猾的圆脸。护士长给妈妈合上眼皮,因为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哭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不能哭,因为别人都在哭,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何况妈妈的死并没有使我感到突然。奥斯卡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他怎能不觉察到,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呢?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对她的死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又能使扬-布朗斯基,使她的扬在波兰邮局继续干下去,并且永远想着:她是为我而死的,她不愿妨碍我的前程,她为我作出了牺牲。

    他们两个,妈妈和扬,不仅有深谋远虑的本领,譬如找了个不受人干扰的幽会地点,而且同样显露了干风流韵事的天赋——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他们看做罗密欧和朱丽叶,或者看做据传为深海所阻、不能团圆的王子与公主①。妈妈及时地领受了临终圣礼。在神甫的祷告声中,她冷冰冰地躺着,任凭什么也不能再使她动弹了。这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去观察那些多半信新教的护士。她们合掌的方式同天主教徒不同。我可以说,她们更加信赖自己。她们称“我们的父”时,用的字眼也同天主教原版经文有差异,并且也不像外祖母科尔雅切克、布朗斯基一家和我那样画十字。我的父亲马策拉特——我有时这样称呼他,尽管他仅仅有可能生育了我——他,这个新教徒,在祷告时却与其他新教徒不同。他不是两手十指交叉握紧了放在胸前,而是手指痉挛着放在下面,大约在生殖器附近,把一种宗教换成了另一种宗教,并且显然羞答答地不愿别人看他祈祷。我的外祖母跪在死者床前,在她哥哥文岑特的身边。她旁若无人地大声用卡舒口语做祷告,而文岑特只是嘴唇在动,可能讲的是波兰话,圆睁的眼睛里充满着天神显灵的景象。我真想敲鼓。我毕竟得感激我可怜的妈妈给过我许多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与马策拉特的愿望相反,她答应给我一面铁皮鼓,这是我在摇篮里得到的慈母的许诺。不仅如此,我妈妈的美有时还是我在鼓上敲出的形象的蓝本,尤其是在她还身材苗条、不必去做体操的那段岁月里。我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便在我妈妈去世的房间里,再次在我的铁皮鼓上再现出她灰眼睛的美的理想形象来。护士长立即提出抗议,令我惊奇的是马策拉特竟会站在我这一边,悄声地劝护士长说:“您就让他敲吧,护士小姐,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爱抚依恋的。”——

    ①这是十五世纪一首德国民歌里的故事。

    妈妈可能非常快活。妈妈可能是非常害怕。妈妈可能很快把一切都遗忘。不过妈妈的记忆力很强。妈妈可能把我连同洗澡水一起倒走,但也可能同我坐在一个浴池里。我有时把妈妈丢失了,但是,找到她的人却在同她一道行走。当我唱碎玻璃的时候,妈妈便用油灰去粘。她有时也会失算,尽管机会有的是。尽管妈妈不露风声,对于我,她却不守秘密。妈妈害怕过堂风,却经常喜欢说大话。她靠经销手续费生活,却不乐意纳税。她掩掩盖盖,我了若指掌。如果红心是主牌,她打起来准赢。妈妈死时,我的鼓身周围一圈红火舌也极了一点颜色;可是白漆却变得更白,刺目地闪光,有时连奥斯卡也不得不闭上眼睛。

    我可怜的妈妈并非如她所愿被安葬在萨斯佩公墓,而是葬在布伦陶一处小而幽静的公墓里。那里还埋葬着她那个一九一七年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的继父、火药厂工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送葬的人数众多,这只能理解为我妈妈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不仅有老主顾,而且有好几家公司的商务代表,甚而至于买卖上的竞争对手,譬如,殖民地产品商魏因赖希以及赫尔塔街上那爿食品店的普罗布斯特太太也来了。布伦陶公墓的礼拜堂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那里散发着鲜花的香气和放过防蛀药的黑衣服的气味。在未加盖的棺材里,我可怜的妈妈脸色蜡黄,形容憔淬。在举行冗长繁复的仪式时,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感觉:她马上要抬起头来了,她还得呕吐,她肚子里还有东西要出来,不只是那个三个月的胎儿,他同我一样不知道应该感谢哪一位父亲,不只是他要出来,并且同奥斯卡一样也要一面鼓,而且还有鱼,不是油浸沙丁鱼,我想说的也不是蝶鱼,而是一小段鳗鱼,若干绿白相间的鳗鱼肉纤维,斯卡格拉克海战地区的鳗鱼,新航道防浪堤的鳗鱼,耶稣受难日的鳗鱼,马头里跳出来的鳗鱼,可能是她父亲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身上钻出来的鳗鱼,他沉没到木筏下面,被鳗鱼吃掉,你的鳗鱼的鳗鱼,因为鳗鱼变成了鳗鱼……

    但是她没有恶心。她控制住了。她显然打算把鳗鱼带到地底下去,这样才能最终得到安息。

    几个男人抬起棺材盖,正要盖住我可怜的妈妈坚定而难看的脸。安娜-科尔雅切克扑过来抓住他们的胳膊,随后,踩过棺材前的鲜花,扑到她女儿身上,扯她昂贵的、洁白的寿衣,用卡舒贝语大哭大嚷。

    后来,许多人都说,她是在咒骂马策拉特,那个可能是我父亲的人,说他害死了她的女儿。据说,也讲到了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桩事。妈妈编造的这个故事,她又接过去常挂在嘴上,让马策拉特一辈子记住他的所谓的罪过以及我的所谓的不幸。尽管马策拉特把任何政治上的考虑置之不顾,简直违背了他自己的意志,一直尊敬她,并且在战争期间供给她白糖、人造蜂蜜、咖啡和煤油,她仍一再怨恨他。

    蔬菜商格雷夫和像女人一样尖声哭泣的扬-布朗斯基搀扶我的外祖母离开棺材。那几个男人加上棺盖,终于做出了那副面孔——扛棺材的人屈身蹲到棺材下面准备扛起时,都是这么一副面孔。这个半乡村式的布伦陶公墓有一条榆树林阴道,两侧是两条墓地,有一座小教堂,像幼儿园里纸糊的劳作,有一口井以及一个活跃的鸟的世界。送葬的队伍走在耙干净落叶的公墓林阴道上,马策拉特领头,我跟在他后面,这时我生平第一次爱上了棺材的形状。今后,我还常常有机会溜一眼黑色的、棕色的、用于终极目的的木材。我可怜的妈妈的棺材是黑色的。它一头大,一头慢慢缩小,多么协调啊!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形状能如此巧妙地吻合人的体形吗?

    要是床也一头大,一头慢慢小下去,那该有多好!不论我们平时习惯的或者偶尔摆出来的躺卧的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总是上身大并明显地渐渐往脚那头缩小下去吗?不论我们如何伸展肢体,不总是上面大,头、肩膀、躯体,然而逐渐缩小到脚,缩小到那个支撑我们全身的狭小基础吗?

    马策拉特紧跟在棺材后头走。他手里拿着礼帽,尽管一伸膝盖就感到巨大的疼痛,但仍然吃力地慢步走着。每当我看到他的颈项时,我就为他惋惜:他的杭骨突出,两条抽搐的血管从衣领里钻出来,一直伸到头发根上。

    搀着我的手的为什么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而不是格蕾欣-舍夫勒或者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呢?她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三层楼上,她可能没有名字,因为谁见了都叫她特鲁钦斯基大娘。

    走在棺材前面的是维恩克圣下和拿香的辅弥撒者。我的目光从马策拉特的颈项溜到抬棺材人皱纹纵横的后脖子上。我必须把心头一种强烈的愿望压抑下去:奥斯卡要坐到棺材上去。他要坐到棺材上面去敲。不是敲铁皮鼓,奥斯卡要用他的鼓棒敲棺材盖。他们扛着棺材摇摇晃晃前进时,他要骑上去。奥斯卡要为那些走在棺材后面、跟着神甫祈祷的人们敲棺材盖。当他们把棺材抬到架在墓穴上方的木板和绳子上去后,奥斯卡仍旧坚持要坐在那口木头棺材上。在布道、敲小钟、焚香、洒圣水的时候,他要在木头上敲出拉丁经文来。当他们用绳子把棺材放下去时,他还要坚持坐在上面。奥斯卡要同妈妈和胎儿一起进入墓穴。当遗族和亲友用手抓上扔进墓穴时,奥斯卡仍旧留在下面。他不想上来,他要坐在棺材缩小的那一头上,敲棺材,如果可能的话,到了地下还继续敲,一直敲到手里的鼓棒腐烂了,鼓棒下的木头也腐烂了,一直敲到妈妈为了我,我为了妈妈,各自为对方腐烂了,把肉交给了土地和土里的栖居者为止;如果可能和允许的话,奥斯卡还愿意用小骨头敲胎儿细细的软骨。

    没人坐在棺材上,棺材在布伦陶公墓的榆树和垂柳下独自摇晃着。教堂司事的一群杂色母鸡在坟墓中间啄虫子,它们不劳而获。队伍走到桦树间。我走在马策拉特后面,特鲁钦斯基大娘搀着我的手,我身后是我的外祖母——格雷夫和扬搀扶着她——文岑特挽着黑德维希的胳膊,小玛尔加和斯特凡手挽手走在舍夫勒夫妇前面。还有钟表匠劳布沙德、海兰德老先生以及小号手迈恩,他只是没带小号,也不是醉醺醺的样子。

    安葬完毕,人们开始吊唁。这时,我才发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也来了。他穿一身黑,窘困地夹杂在那些人中间,他们正挨个儿同马策拉特、我、我的外祖母以及布朗斯基一家握手,嘟哝着说上那么几句。我起先不懂亚历山大-舍夫勒干吗找马库斯说话。他们不会认识的,恐怕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话。后来,乐师迈恩也插进去同这个玩具店老板谈话。他们站在半人高的树篱后面,那种灌木的绿叶子用手指一搓就会褪色,味道是酸的。这时正好轮到卡特太太带着她那个用手帕捂着嘴在冷笑的、个儿也长得太快了点的女儿,在向马策拉特表示慰问,她还非得抚摩我的脑袋不可。树篱后那几个说话的声音大起来了,不过听不明白。小号手迈恩用食指弹着马库斯的黑上装,逼着他后退,随后抓住他的左胳臂,舍夫勒也动手抓住他的右胳臂。他们两个还得注意那个被拽着的马库斯别让坟墓周围的界石绊倒,并一直把他拉到林阴道上,给他指出出口的方向。马库斯好像感谢了他们给指路,并朝出口走去。他戴上礼帽,不再回顾,而迈恩和那个面包师却还在背后目送他离去。马策拉特和特鲁钦斯基大娘都没有发现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不再接受慰问。奥斯卡装着非去不可的样子,转身从掘墓人和他的助手们身边悄悄走过,随后拔腿就跑,也不顾常春藤拦路,奔到榆树下,在公墓门口赶上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

    “小奥斯卡!”马库斯不胜惊讶地说,“你说说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马库斯?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要这副样子对待我?”

    我也不知道马库斯干过些什么,便拉住他那汗湿了的手,领他走出公墓的敞开着的铸铁大门。我们两个,我的鼓的保护人和我这个鼓手,也可能就是他的鼓手,我们迎面遇上了舒格尔-莱奥,他同我们一样也相信天堂。

    马库斯认识莱奥,因为莱奥是全城的知名人物。我也听人讲过舒格尔-莱奥,当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红日当空的一天,世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信仰、天堂和地狱、生与死在他头脑里全都倒了个儿。从此以后,莱奥对世界的看法虽然是癫狂的,但却完美无缺,光芒四射。

    舒格尔-莱奥的职业,是穿着过分宽大而晃动的服装,戴着白手套,在葬礼之后——只要举行葬礼,他就闻风而至,从来也瞒不过他——等候送葬的人们。马库斯和我都知道,他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才站在布伦陶公墓的铸铁大门前,戴着温情脉脉的手套,转动着海水般蓝的眼睛,嘴里一直淌着涎水,对送葬的人们唾沫四溅地大讲废话。

    这一天是在五月中旬,阳光明媚。树篱和树林上鸟儿成群。咯咯叫的母鸡通过它们的蛋来象征不朽。空中嗡嗡声。大地新披绿装,清新无尘。舒格尔-莱奥戴着手套,左手拿着破旧的礼帽,右手伸开五指,踏着轻盈的舞步——因为他确实受了神恩——朝马库斯和我迎面而来。虽然没有一丝风,他却仿佛站在风中,身子向我们倾斜,脑袋歪向一边。马库斯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把没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被莱奥戴手套的手握住。这时莱奥流着口水,结结巴巴地说:“多美的日子!现在她已经到了那个样样都便宜的地方。你们见到天主了吗?他刚走过,匆匆忙忙的。阿门。”

    我们也说:“阿门!”马库斯不仅附和莱奥关于天气的说法,而且还说他看到了天主。

    我们背后的公墓里,送葬人群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马库斯从莱奥的手套里挣脱了手,总算还来得及给他酒钱,像他平素那样地瞥了我一眼,仿佛有人追他似的匆匆向停在布伦陶邮局门口等候的出租汽车走去。

    汽车扬起尘土,遮掩了逐渐消失的马库斯。我还在目送他时,特鲁钦斯基大娘已经再度拉住了我的手。他们结成大帮小帮地走来。舒格尔-莱奥对所有的人表示慰问,请送葬的人们注意美好的天气,逢人便问是否见到了天主,照例得到了或多或少的酒钱,或者分文也捞不到。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付钱给抬棺人、掘墓人、教堂司事和维恩克圣下。圣下窘困地叹着气,让舒格尔-莱奥吻他的手,然后用被吻过的手向渐渐四下散去的送葬者打起祝福的手势。

    我们,我的外祖母、她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夫妇和两个孩子、没带妻子的格雷夫以及格蕾欣-舍夫勒,坐上两辆普通的运货马车,经过戈尔德克鲁格,穿过森林,越过附近的波兰边界,到比绍采石场去赴葬礼晚餐。

    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农舍坐落在一个坑洼儿里。门前几棵白杨树,据说是可以用来避雷电的。他们转动铰链,打开了谷仓的门,让门倒在锯木架上,然后铺上桌布。左邻右舍还来了不少人。做这顿饭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在谷仓门口聚餐。格蕾欣-舍夫勒让我坐在她身上。先是油腻的,接着是甜的,随后又是油腻的,土豆烧酒,啤酒,一只鹅,一头小猪,香肠蛋糕,糖醋南瓜,酸乳脂拌果汁麦糊。傍晚,起了点风,吹进敞开门的谷仓,耗子在里面乱钻乱跑,布朗斯基家的孩子同邻家的孩子们占领了院子。

    他们点起煤油灯,在桌上玩施卡特。土豆烧酒还摆在那里。还有自制的鸡蛋利口酒,这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不喝酒的格雷夫唱了几支歌。卡舒贝人也唱了起来。马策拉特第一个发牌,扬第二,砖窑上的领班第三。现在我才注意到,我可怜的妈妈不在了。他们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可是逢到打红心,三个男的谁也赢不了。有一盘打红心五一点,扬-布朗斯基完全莫名其妙地输了。这时,我听见他小声对马策拉特说:“要是阿格内斯打,准赢。”

    我从格蕾欣-舍夫勒的膝上滑下来,在外面找到了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坐在一根车辕上。文岑特用波兰语低声对星星说话。外祖母已经哭不出来了,她让我钻进裙子底下。

    今天有谁让我钻进裙子底下呢?有谁替我隔住日光和灯光呢?有谁给我闻那种融化着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呢?外祖母把它存放在裙子底下,给我吃,使我发胖,我也就尝到了甜头。

    我在四条裙子底下睡着了,离我可怜的妈妈起源的地方近在飓尺。我同她一样安静,虽然不像躺在一口小棺材里的她那样不再呼吸

    赫伯特&middot;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常言道,失去母亲,无以取代。妈妈安葬后不久,我开始惦念我可怜的妈妈了。星期四不再去拜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了,再没有人带我去看护士英格的白护士服了。尤其是到了星期六,我更痛心地意识到妈妈死了:妈妈不再去忏悔了。

    我于是失去了旧城、霍拉茨医生的诊所以及圣心教堂。我失去了对集会的兴趣。既然诱惑者的职业对于奥斯卡已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我怎能再去引诱橱窗前的行人上钩呢?曾经带我到市剧院去看圣诞童话剧,并且领我去看王冠或丛林马戏团表演的妈妈,如今不在了。我孤单单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准时去上课,垂头丧气地走过笔直的市郊大街,到小锤路去拜访格蕾欣-舍夫勒。她给我讲“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夜半太阳国旅行,而我则不为所动地拿歌德同拉斯普庭做比较。这种比较没有止境,忽明忽暗,循环往复,于是我逃避到历史研究中去。《罗马之战》、凯泽的《但泽城历史》和克勒的《船队年鉴》,我这些老一套的标准读物,给予我广博的半瓶醋知识。因此,我至今还能背得出所有参加斯卡格拉克海战被击沉击伤的船只的装甲厚度、装备、完工和下水日期、人员限额的精确数字。

    我快满十四岁了,喜欢孤独,经常散步。鼓是我的伴侣,但我却难得敲两下,因为妈妈去世后,就没人及时给我供应铁皮鼓了。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季还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季呢?不管怎么说,我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往城里走去,到了离四季咖啡馆不远的地方,落叶纷飞,或者蓓蕾初绽,总而言之,大自然正在起变化;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这位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因而也就是路易十四的直系后裔。

    我们已有三年未见面,但是,相距二十步就已彼此认了出来。他并非了然一身,而是挽着一位美人儿,南方人,娇小可爱,大约比贝布拉矮两厘米,比我高三指。据贝布拉介绍,她叫罗丝维塔-拉古娜,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梦游女。

    贝布拉请我到四季咖啡馆喝穆哈。我们到水族馆①坐定下来,爱喝咖啡的女常客们就窃窃私语道:“瞧这些矮个儿,莉丝贝特,你瞧见了没有?是不是王冠马戏团的?可能的话,咱们也去瞧瞧。”——

    ①指放有养鱼缸可供观赏的咖啡座。

    贝布拉朝我微笑,挤出了上干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皱纹。给我们端穆哈来的侍者,个子非常高大。罗丝维塔太太请他来一块小蛋糕时,就像抬头望一座塔楼似的望着这个穿燕尾服的侍者。

    贝布拉打量着我说:“看来咱们这位毁玻璃能手怏怏不乐哩!出了什么毛病,我的朋友?是玻璃不听话了,还是声音不灵了?”

    奥斯卡少年气盛,当即要小试锋芒,显一显他那远未衰退的技艺。我环顾四周,寻找目标,目光对准水族馆里金鱼和水下植物前的大玻璃板。我刚要唱,贝布拉连忙说:“行啦,我的朋友!我们相信你是行的。别破坏,别让水泛滥,别弄死鱼!”

    我难为情地道歉,尤其对罗丝维塔太太。她忐忑不安,拿出一把微型扇子扇着。

    “我妈妈去世了,”我试图解释我的心境,“她本来不该死的。我怪她自己不好。人家常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看在眼里,都能体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会宽恕。这全都是母亲节的那套废话!我在她眼里,只是个侏儒罢了。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甩掉我这个侏儒。她之所以没能甩掉我,那是因为孩子,哪怕是个侏儒,都登记在她的身份证上的,所以没法随便甩掉。还因为我是她生的侏儒,因为她甩掉我就等于甩掉她自己的骨肉,所以甩不成。她问过自己,她和侏儒不能两全,于是就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什么也不吃,只吃鱼,而且不吃新鲜鱼。她诀别了情人,现在,她长眠在布伦陶。无论她的情人还是我家店铺的主顾,人人都这么说:是那个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奥斯卡的缘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奥斯卡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夸大其词,想尽可能打动罗丝维塔太太的心。其实,大多数人把妈妈的死归罪于马策拉特,尤其是扬-布朗斯基。贝布拉看透了我的心思。

    “您言过其实了,我的好友。您纯粹出于嫉炉才怨恨您死去的妈妈。她不是因为您的缘故,而是因为那些令人厌烦的情人的缘故才进了坟墓。所以,您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您既爱虚荣又调皮捣蛋,这两者,大凡天才,都兼而有之的!”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斜视了罗丝维塔太太一眼,又说:“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人捱过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虽然是个人,身体却长不起来,多难做到的事情啊!多艰巨的使命啊!”

    罗丝维塔-拉古娜,那不勒斯的梦游女,她的皮肤既光滑又多皱纹,我估计她只有十八岁,但是转瞬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妇。罗丝维塔太太抚摩着贝布拉先生那身英国裁缝做的时髦服装,她那双樱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道秋波,并用阴沉的声音——像给子女许诺言似的,不仅打动了我,还使我周身麻木——说道:“我最亲爱的小奥斯卡①!我十分了解您的痛苦!跟随我们一起走吧:去米兰、巴黎、托莱多、危地马拉。”——

    ①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

    我一阵头晕。我抓住拉古娜的苍老的手。地中海拍打着我的海岸,橄榄树向我低声耳语:“罗丝维塔会像您的妈妈一样,罗丝维塔会理解的。她,伟大的梦游女,看得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内心,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妈妈呀,唯独不了解她自己。天哪!”

    奇怪的是,拉古娜刚开始用梦游女的目光像照X光似的透视我,就突然胆怯地缩回了被我捏住的手。难道我这颗十四岁少年的饥渴的心吓着了她吗?难道她已经明白,不论罗丝维塔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罗丝维塔罢了?她用那不勒斯话低声说着,颤抖着,一次又一次地画十字,似乎她在我身上所观察到的使她产生了无穷的恐惧,随后,一声不吭地把脸藏到扇子后面去了。我不知所措,极想听个究竟,便请贝布拉先生讲一讲。可是,贝布拉尽管是欧仁亲王的直系,却也惊慌失措,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讲的话:“您的天才,年轻的朋友,是天赐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这使我的善良的罗丝维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您身上有一种突然发作的无节制的因素,这是我感到陌生的,虽说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过,”口布拉打起精神说下去,“不论您有怎样的性格,那都无所谓。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参加贝布拉的魔术团吧!只要自己多少约束一点,纵使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您还是能找到观众的。”

    我当即明白了。曾经劝过我要永远在台上不要站在台前的贝布拉,自己也混到陆军里去了,尽管他继续在马戏团里登台表演。因此,当我客气地表示遗憾,并拒绝了他的提议时,他丝毫也不觉得失望。我能听到罗丝维塔太太在扇子后面的呼吸声,看到她又朝我露出了那双地中海眼睛。

    我们还聊了一小时光景。我让侍者拿来一个空水杯,用歌声在玻璃上刻了一颗心,上面加了漩涡形花饰,下面是一行题词——“奥斯卡为罗丝维塔而作”,并把杯子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贝布拉付了账,留下不少小费,我们起身离去。

    他们两人一直陪我到体育馆。我用鼓棒指着五月广场另一头光秃秃的演讲台,并且——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①——把我在演讲台下那段鼓手生涯叙述给我的师傅贝布拉听——

    ①1938年3月,在希特勒的威胁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

    贝布拉尴尬地微笑着,拉古娜则板着面孔。趁这位太太离我们有几步远的时候,贝布拉同我低声话别:“我不行啦,亲爱的朋友,我怎能再当您的老师呢?哦,这种肮脏政治!”

    随后,他像几年前在马戏团活动房子中间与我相遇时那样吻了我的前额,罗丝维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我做作地躬身吻了这个梦游女的手指——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这样做,似乎显得太老练了。

    “我们会再次见面的,我的儿子!”贝布拉先生挥手说,“不论时局怎样,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失去联系的。”

    “要原谅您的父亲们!”这位太太告诫我说,“要习惯您自己的生活,这样心灵就得到安宁,撒旦就不能得逞!”

    我觉得,仿佛这位太太给我施了第二次洗礼,不过照样徒劳。撒旦,滚开——但是撒旦不走。我心中空虚,悲伤地望着他们两个的背影。当他们登上一辆出租车,完全消失在里面时,我还在挥手;福特牌汽车是为大人们造的,所以,马达一响,汽车开走时,车里不见乘客,却像是开出去寻找主顾似的。

    我想法说服马策拉特去看王冠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他不为所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他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支配过她。那么,有谁完全支配了我妈妈呢?扬-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为妈妈去世后,最受苦的是奥斯卡,日常生活被打乱了姑且不说,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妈妈扔下我不管了。对于我的父亲们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贝布拉师傅已经把宣传部长戈培尔当成了他的师傅。格蕾欣-舍夫勒一心一意干她的冬赈①工作。据说是为了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我坚持敲鼓,在原来是白漆的、现在敲薄了的铁皮上,擂出我的孤独来。晚上,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他看他的烹调书,我则用鼓哀诉。有时,马策拉特哭了,用烹调书挡住脸。扬-布朗斯基成了稀客。鉴于政治局势,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为妙,谁也摸不准风向。玩施卡特牌——如今在他们两人之外,另加了一个男的,而且经常换人——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使玩的话,也很晚才开始,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并且避而不谈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她怨恨马策拉特,也许还怨恨我,我可听她说过:“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

    ①冬赈,纳粹的一项慈善事业,名曰“向饥饿和寒冷开战”。德国人都得被迫为“冬赈”捐款捐物。

    尽管我可怜的妈妈的死,我可能要负一份责任,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鼓不放。妈妈会死的,鼓却不会死,鼓可以买新的,也可以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劳布沙德修理。鼓理解我,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鼓和我相依为命。

    我觉得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房间的天地未免过于狭小,街道则不是太短便是太长,白天没有机会去当橱窗前的诱惑者,而晚上又不是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非要我到黑——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不可,这时,我便跺着脚走上四道楼梯,踩出节拍来,一边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片刻,闻一间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气味,因为气味也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

    起初,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小号手迈恩。他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罕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鼓获得快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戒掉了杜松子酒,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五级。那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他还养着,因为可以预料,有的时候杜松子酒还会占上风,并使他乐兴大作。

    我很少敲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他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人。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始终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始终还是干敲直弯钉子的活。同过去一样,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换了人。他们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都在当学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男朋友,关系相当确定了。变化真大啊!不过三四年间的事。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始终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未变: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让人听见似的,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为麻雀服务了。

    因此,我总是孤单单一人待在楼梯间和屋顶室。我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特鲁钦斯基大娘总会开门的。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领我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自那以后,每当奥斯卡用鼓棒敲她家房门时,她总会开门的。

    “别敲得这么响,小奥斯卡,赫伯特还要睡一会儿。他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说完,她拉我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的褐色冰糖,可以浸到咖啡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我喝咖啡,嘬冰糖,让鼓休息。

    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脑袋小而圆,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有限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很小——比台球还小,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装纸——红的,退色的——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圆脸颊。她的脸形像耗子。她有四个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别人难得见到他。他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蓝色维也纳人”,也是他养的,但实际上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根本不得分身。古丝特,三十岁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始终还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正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他给我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我至今仍把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板。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多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不无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仅仅由于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郊区方言掺上一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他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床,呼吸困难,因为他体重一百公斤,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个劲儿地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长着小胡子,有点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页上那个蓄小胡子的人。

    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呼吸困难、痛苦呻吟着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明说,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哪儿去找死的,后来又怎么完蛋的。

    “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

    “同以前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床嘎嘎地响。

    “同以前一样,同以前一样!别装得好像永远只会是他们干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叫什么来着?说呀!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见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

    “你让他们去好了,都是些娃娃。关你什么屁事。他们下船休假时,我在内城见到过,看样子都很规矩的嘛!你准是又同他们谈自己对列宁的看法了。人家谈西班牙内战,你准是又插嘴了,是不是?”

    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鲁钦斯基大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喝她的麦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背脊上的伤愈合后,是允许我看的。他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背带搭在大腿上的蓝餐巾上,慢慢地脱下羊毛衫,好像有什么难办的想法使他犹豫不决似的。

    脊背圆滚滚的,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动。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田地,播满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里的脊骨两边,长满红狐色浓毛,鬈曲地往下爬,最后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衬裤里。从衬裤裤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整个脊背满是一道道的伤疤,切断了浓毛,灭除了雀斑,鼓起的、皱皱巴巴的、天气转变时发痒的、各种颜色的伤痕,从蓝黑色直到白中带绿。他允许我摸这些伤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几个月来,眺望窗外,观察着疗养与护理院的外楼①和楼后的奥伯拉特森林,并且一览无遗。我想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么,那种同赫伯特的伤疤一样坚硬、一样敏感、一样使人糊涂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某些姑娘和妇女的那个部位,是我自己的那个部位,童子耶稣的石膏“洒水壶”,以及两年前那条狗从黑麦地里叼来给我的那截无名指。一年以前,我还保存着它,放在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里,虽然摸不到,却完整而清晰可见②。因此,现在我只要拿起鼓棒,这个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历历在目,我可以一一数出来。每逢我要回忆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脊背上的伤疤时,我便敲着鼓,面对大口玻璃瓶里的指头坐着,用敲鼓来帮助回忆。每逢我想再现一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常有的,由于女人那个像伤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虚构出来的总是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换一种说法,我也能讲清楚的:当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宽背脊上那些隆起的伤疤时,它们就已经答应我熟悉和暂时占有那种女人准备相爱时短暂地出现的东西。同样,赫伯特背上那些标记当时就答应我日后会摸到那截无名指。而在赫伯特的伤疤向我许愿以前,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我的鼓棒就已经答应我日后会摸到伤疤、生殖器官以及无名指。可是,我还要继续往上追溯:当我还是胎儿时,当奥斯卡根本不叫奥斯卡的时候,我玩自己脐带的游戏,就已经答应我将来会摸到鼓棒、赫伯特的伤疤、年轻和中年妇女有时要爆发的火山口以及无名指,还有就是从童子耶稣的“洒水壶”直到我自己的这件东西,我坚定不移地挂在身上,它是我的无能和有限可能的变幻莫测的纪念碑——

    ①一般指汽车库、仓房等附属建筑物。

    ②此情节要到第三篇“无名指”一章才交待。

    今天,我已经返回我的鼓棒。我按照鼓所作的规定,绕了一个大弯,回忆伤疤、柔软部、我自己的如今只还是偶尔充实的装备。为能再度庆祝我的三岁生日,我不得不跨进三十周岁。读者自会猜到,奥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脐带;正因为如此,他才浪费笔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上。

    在我继续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强壮的、毋需保护因此目标很大的身躯的正面,除去由奥拉的某个妓女在左锁骨旁留下一处咬伤而外,再无别的伤疤。他们只能从背后攻击他。只能从背后干他,芬兰人和波兰人的刀子,仓库岛①上装船工的短刀,训练舰上军事学院学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伤痕——

    ①仓库岛,莫特劳河上一个岛,在但泽市区中央,因岛上有木结构大谷仓而得名。

    赫伯特吃完午饭——每周三次土豆煎饼,这样薄,不油腻却又松又脆,除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别人是做不出来的——把盘子推到一边后,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解下背带,撩起衬衣,一边读报,一边让我问他背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说赫伯特讲对了或者讲错了,并且从不错过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男人惨死——可以想象是那么惨——的往事;他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

    询问开始。我用手指弹一下他的一处伤疤。有时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们今天像是睡着了。”于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劲一点。

    “啊哟,是它!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一个格丁根①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因为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俄国人。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国伦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马上把两个人劝开,非常小心,我一贯是这样的。当然-,赫伯特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好,小奥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区别,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这个伤疤。”——

    ①格丁根即波兰的格丁尼亚。

    每当赫伯特说“就是这个伤疤”时,他总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加重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按下一道伤疤,有时按一下,有时得按两下。

    “哎呀,这一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施维梅尔怎么混到海军里去的,直到今天我还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顿人,你想,小奥斯卡,德累斯顿人!对,你不会明白的,德累斯顿人当海军,这叫什么名堂!”

    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我再次敲敲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出来,转回到新航道来。

    “对,对,我正要说。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苏格兰人开心,这个苏格兰人的船正在干船坞里。先是谈张伯伦①、雨伞等等。我心平气和地劝他,我一贯是这样的,劝他别再讲这些,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说,你别跟这小伙子闹,你在这儿,又不是在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当场给他几个耳光,他倒太平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捡,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见,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猛刺一刀!”——

    ①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国人习惯,总是带着雨伞,常遭报界嘲讽。

    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报》,还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摆出要站起来的姿势。赫伯特已经撑着桌角站起来了,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我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伤疤。这个伤疤很宽,足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

    “赫伯特要上厕所,小家伙。待会儿给你讲。”我又摁了一下,跺脚,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这个办法总是很灵验的。

    “好吧!你别闹。不过只能讲短点。”赫伯特又坐下来。“那是一九三○年的圣诞夜。港口所有的活儿都歇了。装船工在街角闲逛,比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调好混合甜饮料——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觉得情况不妙,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想,干吗手里要拿老粗的锚缆呢?这时,他们已经动起手来了,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过不去。不过,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点古怪,只要一动手,总少不了他。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神甫,那个年轻小个子。他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不伤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经插在背上了。我还想说一声:‘新年愉快!’虽然刚到圣诞夜。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的鲜血,多好的血呀,流进啤酒杯里,免费供应。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包扎。”

    “你干吧要搀和进去?”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就没进过教堂。真是岂有此理!”

    赫伯特一挥手,拖着衬衫,背带搭拉着,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一边气恼地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仿佛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仿佛只有厕所才是当自由思想者①的地方,当前是,永远是——

    ①自由思想者,教会用语,指不信教的人。

    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赫伯特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发觉他愁眉苦脸,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样背上扎着绷带。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是,他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叹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咒骂,时而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尽的罪孽。”

    赫伯特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他是紧急自卫,这种情形,在他这一行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尽管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有干斤重压,虽然据他说,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没烤过的咖啡豆,是从自由港弄来的。他想方设法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可以这么说,赫伯特软硬不吃,他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当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总有一天会打死一个矮小的拉脱维亚船长,仅仅因为他不让那个船长近身,仅仅因为他不想挨拉脱维亚人一刀,不想让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

    “我宁可到海关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当侍者了。”赫伯特说。但是,他没去海关

    尼俄柏

    ——①尼俄柏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因哀哭自己被杀的子女而化为石头。一般比喻丧失亲人而终身哀痛的妇人。本文中指一船头雕饰。

    一九三八年,关税提高,波兰与自由邦之间的边界暂时封闭。我的外祖母不能再乘窄轨火车到朗富尔来赶星期集市了,现在好似一只母鸡,坐在蛋上,无心孵化。自由港内,鲱鱼臭气熏天,货物堆积如山,国家首脑会晤,达成一致意见。唯独我的朋友赫伯特躺在沙发上,内心矛盾,没有工作,像真正遇到麻烦的人似的在那里苦思冥索。

    到海关工作,有薪水,有饭吃,还发绿色制服,因为那条绿色边界需要人去把守。赫伯特不去海关,也不想再当侍者,只是躺在沙发上苦思冥索。

    不过人总得要有工作做才行。不仅特鲁钦斯基大娘这样想。她虽然不同意按照老板施塔布施的意思说服她的儿子再去新航道当侍者,可是她同意设法诱使他从沙发上爬起来。赫伯特自己过不多久也觉得这个两间一套的房间太腻味,他的苦思冥索也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有一天,他动手翻阅《最新消息报》上的招工栏,还非常勉强地翻起《前哨报》①来,翻阅前还微微打了一阵寒颤——

    ①《前哨报》,但泽的纳粹报纸。

    我要是能帮他忙就好了。像赫伯特这样的人,有必要放弃适合他干的工作,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郊区去找辅助性的活干吗?去当码头装卸工,去当临时工,去埋烂鲱鱼?我可不愿看到赫伯特站在莫特劳河的桥上,对着海鸥啐唾沫,并降低身份,成为一个嚼烟草的。我想出一个念头,我可以同赫伯特合伙。每星期,甚至每月,只要集中精力干它两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在这方面积累了长期经验并因此而更有头脑的奥斯卡,可以用他那种一直还像金刚钻一样的声音,割开陈列值钱样品的橱窗,同时站在那里望风,而赫伯特马上就可以得手。我们既不需要喷灯、万能钥匙和工具箱,也不需要指节铜套①和手枪。囚车同我们无缘,窃贼的守护神和掌管商业的神墨丘利庇护着我们,因为我是在太阳正处于室女宫时诞生的,我有这个星座的印章,有时把它盖在坚硬的物体上——

    ①指节铜套,套在四指关节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用于打人,可致人于死命。

    这段插曲,略而不谈倒也不必。我简单提一笔吧!但是,读者诸君切莫当做是本人的坦白交代。在赫伯特失业期间,他和我对熟食店进行过两次不大不小的盗窃,还对皮货店干过一次,油水挺大,赃物计有:三张青灰狐皮,一张海豹皮,一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还有一件漂亮的、可也不是贵得了不起的驹皮大衣,我可怜的妈妈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喜欢穿的。

    我们洗手不干了,其原因并非由于那种毫无必要的却又时时袭来的犯罪感,而是由于赃物越来越难脱手。为能多卖些钱,赫伯特就非去新航道不可,因为只有在这个港口区才有用得着的中间人。可是,那个地方总使他想起那个瘦弱的、患胃病的拉脱维亚船长。所以,他哪儿都去就是不去新航道,而偏偏在那儿皮货像黄油一样地容易脱手。他宁可在席哈乌巷,在哈克尔工厂旁,在比格尔维森兜售。因此,我们的赃物久久卖不出去。最后,熟食店的东西进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那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他也送给了她,说得确切点,赫伯特企图送给她。

    特鲁钦斯基大娘一见暖手筒,脸上顿时收起了笑容。熟食店的东西,她一声不吭地收下了,也许她想到的是民间的说法,偷点食品不算犯法。但是,暖手简意味着奢侈,奢侈即轻率,轻率就要蹲班房。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想法既简单又正确,眼睛眯成缝,活像耗子眼,从发卷上拔出编织针,拿在手里说:“你会像你老子一样完蛋的!”接着把《最新消息报》或《前哨报》推到赫伯特面前,那意思是说:你去找个职业吧!我说的是规规矩矩的职业,否则我就不再给你做饭了。

    赫伯特又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非常难受,既不愿别人问他伤疤的由来,也不愿去光顾可以让他捞一把的橱窗。我谅解这个朋友,听凭他去饱尝自己最后剩下的痛苦,便到钟表匠劳布沙德和他那些挥霍时间的钟表那里去消磨时光,还去找了一次音乐家迈恩。可是他不再饮酒,只是照着党卫军骑兵队乐队的乐谱吹他的小号,服装整洁,精神抖擞,而他的四只猫——这是他喝得醉醺醺、但却显露出高度音乐才能的时期的遗物——由于没有好好喂养,奄奄一息,快要完蛋了。另外,我经常发现马策拉特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坐着,面对一小盅酒,目光呆滞;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只是逢到有客人来,他才喝点酒。他翻看照相簿,就像我今天那样,想让那些曝光或强或弱的四方形小照片里我可怜的妈妈复活。他哀泣直至午夜,随后同挂在对面墙上、目光越来越忧郁的希特勒和贝多芬攀谈,亲切地用“你”来相称,似乎那位耳聋的天才反倒回答了他,相反,主张绝对禁酒的元首却缄默不语,因为马策拉特这个醉醺醺的小小支部领导人不配领受天意。

    在一个星期二(全仗我的鼓,我才能记得这样确切),赫伯特打定了主意,盛装打扮,也就是说,他让特鲁钦斯基大娘用冷咖啡刷干净那条蓝色的、上窄下宽的铃铛裤,两脚硬挤进他那双轻便鞋,穿上有锚形钮扣的上装,在那条从自由港弄来的白色绸领带上洒上科隆香水,这同样也是自由港垃圾堆里的免税商品,戴上蓝色大檐帽,笔挺整齐,准备出门。

    “我出去找找工作看。”赫伯特说着,把帽子往左边一推,露出点冒险的劲头。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松手,报纸就掉到桌上。

    次日,赫伯特有了工作和制服。他穿的不是海关的绿色制服,而是深灰色的;他当上了航海博物馆的管理员。

    正如这个本身就值得保存的城市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样,航海博物馆的珍宝陈放在一座古老的、本身就可以进博物馆的贵族宅第里。这座宅第,外有石砌门廊和结实的、有浮雕的、已引不起人们好感的正面装饰,里面是雕花的暗色橡木和回形楼梯。这里陈列着这个海港城市的历史,分门别类,甚是精细。该城能引以自豪的,始终在于它能处在许多实力强大、但大多数是贫穷的邻国之间,使自己越来越富,并且保持下去。瞧这些烦琐的条文,烦琐地规定着从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手里买下的特权!瞧这些彩色雕刻,它们再现了对魏克塞尔河口海防要塞的历次围困!瞧那城墙里站着的不走运的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①,他与萨克森反王交战,兵败逃回。从油画上可以确切地看到,他是何等惊魂未定。大主教波托斯基和法国公使德-蒙蒂也是惊慌失措,因为俄军在拉斯西将军率领下包围了该城。这些画面,都附有确切的文字说明,甚至停泊处鸯尾花形纹章旗②下的法国船只的名称也清晰可见。箭头所指的一条船,是八月三日放弃该城后,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逃往洛林时所乘。可是,大部分陈列品是历次打赢的战争中的战利品,因为打输的战争甚少,更何况吃了败仗是不会给博物馆留下什么战利品的——

    ①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1677~1766),1704年在瑞典国王卡尔十二影响下被推举为波兰国王;1709年卡尔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施坦尼斯劳斯逃回;1725年起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1733年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死后,他又返回波兰称王;1734年萨克森反王奥古斯特三世围困但泽,他出逃,并于1735年退位,为洛林和巴尔公爵领地领主。

    ②法国王室纹章。

    收藏品中能引以自豪的东西,是一艘佛罗伦萨大帆船的船头雕饰。这艘船是佛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虏获了这艘大帆船。抢占以后,船长、军官和为数甚众的水手都被他们杀尽。船和船上的货物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①之手的一张可折叠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金制洗礼盘——这都是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成了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据我所知,《最后的审判》今天仍使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一饱眼福。至于那具船头雕饰,战后就下落不明了。在我那个时候,它可是保存在航海博物馆里的——

    ①汉斯-梅姆林(约1440~1494),画家,可能是德国人,居住在布鲁日。

    一尊绿色的木雕女像,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这个女人,这件船头雕饰,带来了不幸。它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所刻,模特儿是同波蒂纳里亲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施巫术而受到审讯——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烧死她之前,审问了她,她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刻匠也未能幸免。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上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砍去了灵巧的双手。这样一来,他今后就没法再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布鲁日进行,又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在海盗的长柄战斧下一命呜呼。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没过几年,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在塔楼院子里被溺毙了。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还未出港,就着起火来,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统统烧成灰烬,只剩下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尽管如此,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始终不乏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原先非常安分的水手们突然哗变,人员因此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宗教争端——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归咎于那个船头雕饰,因为它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

    五十年以后,斯特凡-巴托里①徒劳地围困但泽,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归罪于这个邪恶的女人。但泽人把她当做礼品送给了这位波兰国王,他把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至于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究竟起过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暗中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怎么一来又返回但泽的绿色女人。据一种含糊的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的诗人,名叫奥皮茨,在但泽避难数年,他死时还年轻,因为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呕心沥血地作诗赞美它——

    ①斯特凡-巴托里(1522~1586),1576年为波兰国王。

    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提到它的名字,并且立刻把它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那座塔楼里。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初次成功地试验了我的歌声的远程效果。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老实实地度过了整个十九世纪。

    当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尼俄柏——俗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被人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已有多年了。真是感谢上帝,要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

    一个从外地迁来的、无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自由邦建立以后,又把她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过不多久,这位过分热心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小木牌上写道,上方陈列的是一具船头雕饰,名叫尼俄柏。他的后任,通晓但泽的历史,小心谨慎,又想把尼俄柏弄走。他打算把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送给吕贝克市,恰恰由于吕贝克人没有接受这件礼品,这座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连同它的砖砌教堂,虽经日后战争期间的轰炸,损失却微乎其微。

    因此,尼俄柏或“绿姑娘”便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以下数起死亡事件:两名馆长——不包括那位小心谨慎的,他已经要求调离——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幸运地通过考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四个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其中三人已婚)死于非命。

    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①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①阿图斯宫,中世纪的建筑,系骑士们仿效传说中的圆桌骑士阿图斯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泽的阿图斯宫(建于1480~1481年)最为有名。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①,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②,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①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纳尔逊阵亡。

    ②1789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军队登陆后,法国舰队停留在阿布基尔港,8月1日至2日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发现并歼灭。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骑在宁芙①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①宁芙,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此处指建筑物上的雕饰。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①——

    ①指下一章将采用童话的公式与套话,这可以引入不同的主题并使之交替重复出现,在结尾作压缩性的总结,这种叙述方式类似音乐上的赋格曲

    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这个冲锋队员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家。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见到了那四只猫。

    从前有个冲锋队员,他名叫迈恩。在他每天喝杜松子酒、小号吹得非凡美妙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喂养了四只猫,其中的一只名叫俾斯麦。冲锋队员迈恩那一天参加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悲伤,但已经又清醒了,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表示哀悼。他孤单单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猫蹭他的马靴,于是,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把猫从他的靴子旁引开去。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全是雄猫,其中一只黑色白爪的名叫俾斯麦。但是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因此,猫或者说公猫的气味越来越重。要是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也许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因为他经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那音乐家的嘴唇再也不沾一滴杜松子酒,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前有一个男人,他名叫迈恩。有一天,他孤单单一个人同他的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待在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受不了猫的气味,尤其因为他那天上午经历了一些使他难过的事情,也因为他家里没有杜松子酒。他心里越是难过,越是想酒喝,猫的气味就越浓。于是,以前以乐师为业、现在是冲锋队骑兵队的乐队队员的迈恩,从冰凉的连续燃烧炉旁抄起了一柄火钳,狠揍那些猫,直到他认为包括俾斯麦在内的四只猫统统呜呼哀哉,尽管房间里猫的气味丝毫未减。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也住在我们那所公寓二层楼一个二居室的套间里,房间的窗户朝着院子。钟表匠劳布沙德没有结婚,他是纳粹党人民福利和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劳布沙德是个善心人,他帮助劳累的人恢复疲劳,帮助有病的动物恢复健康,帮助坏了的钟表重新走动。一天下午,这位钟表匠坐在窗口沉思,回想上午他所参加的一位邻居的葬礼。这时,他见到住在同一公寓屋顶室的音乐家迈恩,扛着一只装了一半东西的土豆口袋,来到院子里。口袋底上好像是潮的,湿漉漉的东西在往外滴。迈思接着把口袋扔进两个垃圾箱中的一个。垃圾箱四分之三已经满了,迈恩费了好大的劲才关上了垃圾箱的盖。

    从前有四只雄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这些猫是一个名叫迈恩的音乐家养的。由于这些雄猫并没有被闭割过,所以气味特别强烈。一天,这位音乐家用火钳打死了这四只猫,因为他出于特殊的原因,无法忍受这种气味。他把死猫装进一只土豆口袋,扛着它下了四道楼梯,匆匆忙忙把口袋扔进院子里拍地毯的木架旁的垃圾箱里,由于口袋布已经湿透,所以在三层楼上就开始往外滴了。垃圾箱已经相当满,这位音乐家费了好大的劲才用口袋把垃圾压紧,关上了垃圾箱盖。他刚离开院子往街上走去(因为他无意再回寓所,那里虽然没有猫,但猫的气味还在),被压紧的垃圾又胀开来,顶起了口袋,口袋顶起了垃圾箱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打死了四只猫,把它们埋在垃圾箱里,随后离开了寓所,去找他的朋友。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坐在窗口沉思,看着音乐家迈恩把一只半满的口袋塞进垃圾箱里,随后离开院子,迈恩刚走开没多久,垃圾箱盖自己掀了起来,并且还在一点一点地掀起来。

    从前有四只雄猫,由于在特殊的一天它们的气味特别强烈,因此被人打死,装进一只口袋,塞进垃圾箱里。但是这些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还没有完全死掉,而是很坚韧,正如猫都很坚韧一样。它们在口袋里活动,使垃圾箱盖也动了起来,并使一直还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产生了疑问:猜猜看,音乐家迈恩塞进垃圾箱的那个口袋里装着什么?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再也不能坐着观望垃圾箱里活动的东西。于是,他离开公寓二层楼他的套间,走到公寓的院里,打开了垃圾箱盖和口袋,抱起了四只被揍得皮开肉绽、但还活着的雄猫,回家救护。但是当天夜里,它们就死在钟表匠的手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动物保护协会——他是该会会员——去告状,也向地方党组织领导报告了这件有损党的声誉的虐杀动物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他杀死了四只雄猫,由于它们没有完全死去,便把他给出卖了,一个钟表匠把他告发了。法院开庭审理,这位冲锋队员被判罚款。冲锋队也讨论了这一事件,鉴于他的行为不配当冲锋队员,便把他开除了。尽管这个冲锋队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与九日间的夜里(后来被称作“砸碎玻璃窗之夜”①)表现得特别勇敢,他同另外几个队员放火烧了朗富尔米哈埃利斯路的犹太会堂,并在第二天洗劫事先确定好的许多商店时也相当卖劲,尽管他出了这么大的力,但还是被开除出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他由于不人道地虐杀动物而被冲锋队除名。一年以后,他才得以加入民军,后来,民军又为武装党卫军所接管——

    ①在这一夜,纳粹大规模捣毁并烧毁犹太人的店铺和会堂。后来民间称之为“砸碎玻璃窗之夜”或“水晶夜”。

    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可是他的儿子见自己的父亲这样忙碌,这样激动,便悄悄溜走,往军火库巷跑去,因为他担心的是他那些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除去别的商品而外,他还卖红白漆的铁皮鼓。上文谈到的那个奥斯卡,是买这些铁皮鼓的主要顾客,因为他是个职业铁皮鼓手,没有铁皮鼓,他就活不成,他也不想活。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赶紧离开起火的犹太会堂,朝军火库巷奔去,因为他的铁皮鼓的守护人住在那里;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看来,他不能再继续出售铁皮鼓了,甚而至于永远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售铁皮鼓了。

    我,奥斯卡,本以为离开了那些消防队员,却不料他们赶在我前面光顾了马库斯,用毛刷蘸了颜料,用聚特林字体在他的橱窗上横写了几个大字:犹太猪秽。随后,也许是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他们便用靴子的后跟踢碎了橱窗玻璃,这样一来,他们给马库斯加上的那个头衔别人只好去猜测了。他们瞧不上店铺的门,因此不从门里进去,而是由砸碎了玻璃的橱窗进入店铺,这时,正在那儿以他们的那种方式玩儿童玩具。

    我来到时,他们正在玩玩具。我也同样由橱窗进入店铺。有几个已经脱下了裤子,把褐色香肠——里面还可以看到消化了一半的豌豆——压在帆船、拉提琴的猴子和我的鼓上。他们个个都像音乐家迈恩,都穿着迈恩的冲锋队制服,不过迈恩并没有在场;正如这些在场的人一样,他们既然在这里,别处就没有他们了。有一个拔出了匕首。他把布娃娃开了膛,他每宰一个,都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从丰满的躯体和四肢里冒出来的只是锯木屑。

    我只担心我的鼓。他们不喜欢我的鼓。我的鼓顶不住他们这种怒气,只好跪下来,一声不吭。但是,马库斯却避开了他们的怒火。他们想进他的办公室找他谈话时,并不敲门,而是破门而入,尽管门并没有锁。

    玩具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同往常一样,他日常穿的深灰色上衣套着套袖。肩上的头皮屑说明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①,用木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作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不会感觉到受侮辱了。在他面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就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那一刻,他感到口渴至极,便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①卡斯佩勒,流行的木偶剧里的滑稽角色。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当他们夺去了他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他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他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因此,他在离开店铺时,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也正在找他。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难看的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把钱放进小罐子,在两根竿子中间是一道横幅,上面写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引文。“有信——有望——有爱”①,这是奥斯卡会念的;在这三个词周围,另有一些词,就像一个小丑在耍瓶子:轻信,希望人兴奋剂②,爱的珍珠,好望钢铁厂,爱之妇女牛奶,信徒大会。你相信,明天会下雨吗?全体轻信的人民相信圣诞老人。我相信,这是核桃味和杏仁味。但这是煤气味。我相信,我们马上要过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了。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第二个直到第四个星期日都被拧开了,就像拧开煤气开关一样。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信以为真地闻到核桃味和杏仁味了。这样,所有轧碎核桃用的木头小人都可以宽慰地相信:——

    ①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里借以讽刺基督教会在纳粹骚扰时所采取的旁观态度。

    ②“希望人”是姓氏“霍夫曼”的意译。此处指医生弗里德里希-霍夫曼(1660~1742)用乙醇和酒精混合而成的兴奋剂。

    他来了!他来了!谁来了呢?是童子耶稣吗?是救世主吗?还是天国的煤气抄表员来了,臂下夹着个煤气表,始终的嗒的嗒地响着?他于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救星,没有我,你们就不能煮饭。他还挺好说话,提出一份优待的收费价目表,拧开刚擦干净的煤气开关,让圣灵喷出来,好让人用它来煮鸽子。他接着分发核桃和杏仁,让大家当即砸起来,里面喷出来的同样是圣灵和煤气。这样一来,所有轻信的人就很容易地在浓密的淡蓝色气体中间,把商店前面的煤气抄表员们统统看成是圣诞老人和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童子耶稣。就这样,他们全都相信了独家赐福的煤气公司,这家公司用指针上升和跌落的煤气表象征命运,并且以正常的价格举办一次基督降临节。许多人相信,到了圣诞夜基督会降临,但过了这个紧张的节日以后,只有那些人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分到杏仁和核桃,因为存货不够,尽管人人都相信,存货是足够的。

    但是,在事实证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原来就是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①以后,大家不再顾及《哥林多前书》上那句话“有信——有望——有爱”的顺序,却先尝试起爱来了:我爱你,他们说,啊,我爱你。你也爱你吗?你爱我吗?说呀,你真的爱我吗?我也爱我。出自纯真的爱,他们互称小洋萝卜,爱小洋萝卜,互咬,一根小洋萝卜出于爱咬掉另一个的小洋萝卜。他们相互讲述小洋萝卜之间奇妙的、天国的但也是尘世的爱的实例,并且在张嘴咬之前振作地、饥饿地、明确地耳语道:小洋萝卜,说呀,你爱我吗?我也爱我——

    ①煤气抄表员,影射纳粹在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圣诞老人,指希特勒,因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在一次为孤儿举行的圣诞晚会上称希特勒为“历代最伟大的圣诞老人”。

    但是,在他们出于爱相互咬掉对方的小洋萝卜并且在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被宣布为国教之后,在《哥林多前书》上,除了信仰和被提前取走的爱以外,只剩下第三种滞销货了,那就是希望。当他们还在咬小洋萝卜、核桃和杏仁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希望,赶紧结束吧,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或者继续前进。在终场音乐奏完之后或者在终场音乐还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就在希望,这收场戏马上就结束了。他们始终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他们仅仅希望,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会结束了,不过,但愿今天还不会结束,因为假如突然结束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后来,结束了,他们很快把结局变成了希望葱宠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始终是开端,希望存在于每一个即使是最终的结局之中。书上也这样写着:只要人怀有希望,他将一再重新开始充满希望地结束。

    我呢?我不知道。譬如说,我不知道今天藏身在圣诞老人胡子后面的是谁;我不知道,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装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关上和调节煤气开关,因为基督降临节又从煤气管道里喷出来了,或者说,一直还在喷;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试验;不知道,为谁试验;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他们如我所愿地充满着爱在擦干净煤气开关,好让它像鸡一样啼叫;我不知道,在哪天早晨,在哪天晚上;不知道,是在白天的哪个时间,因为爱不懂得时间,希望没有尽头,信仰不知道界限,唯独知与无知受时间和界限的制约,多半遇上胡子、口袋和杏仁时就提前结束。所以,我又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譬如说,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肚肠,有必要被填满的是谁的肚肠,也不知道用什么去填,尽管任何一种填料,或精细或粗糙,都标明价格,一目了然,可我仍然不知道,价格里面包含着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从哪些词典里可以查出填料的名称,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词典以及肚肠,不知道用什么肉,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字有意义,屠夫沉默。我切下一片,你翻开词典,我读我觉得有味的,你不知道你觉得有味的是什么:是香肠片还是词典里的引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谁必须静下来,谁必须沉默。这样,肚肠才能被填满,书本才能出声,塞进去,压紧,写得密密麻麻。我不知道,我预感到:用语言填满词典和用碎肉填满肚肠的是同一个屠夫。不存在保罗其人,这个人名叫扫罗,一个叫扫罗的人,他以扫罗的名义向哥林多人讲了一些关于价廉物美的香肠的消息,他称这些香肠为有信有望有爱,称赞它们容易消化。直到今天,他还化作一再变换着的扫罗的形象,向世人推销这种香肠。

    但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想连同玩具商一起让玩具也在世界上灭迹。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养了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需要玩具商。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用火钳打死了他养的四只猫。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们夺走了他的玩具商。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自杀了,把所有的玩具也带着离开了人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今天就活着,又在吹小号,吹得十分美妙

    第二篇

    废铁

    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废铁。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奇特的化体①,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

    ①弥撒仪式中的第二部分,使圣餐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此处比喻把破鼓变为奥斯卡的血和肉。

    扬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我听得出来,他方才是神经质地使足了劲在笑。他瞧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开,寻找我那双明亮的、始终还是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眼珠,看到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不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重新寻获我妈妈那双虽说是灰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若干年来,这双眼睛对他显露过善意直至热情。但或许使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尽管这并非一定意味着扬是我的父亲,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生育者。因为无论他的、妈妈的以及我的眼睛,特点都相同,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几乎都具备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还不能否认我身上掺进了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血液——只要联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领就够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莱茵人马策拉特的特征,倒真不容易。

    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那一瞬间,平日遇到别人单刀直入地发问时总喜欢躲躲闪闪的扬也不得不承认:“瞧着我的是他的母亲阿格内斯。也许是我自己瞧着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我们有许许多多共同之处。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尔雅切克在瞧着我,他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海底。只有马策拉特没在瞧着我,这倒不错。”

    扬从我手里接过鼓去,转了转,敲了敲。他手很笨,连削铅笔都不会,但他现在的样子,好像他知道点修理鼓的门道似的。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下了决心,一把抓住我的手,动作之快,使我吃惊,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搀着我穿过环行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一到,他拉着我上了五路车允许吸烟的拖车。

    奥斯卡猜到,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星期以来,奥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着。

    如果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①的前夜的话,我们这一趟会又清静又高兴。可是,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那两艘战列舰“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号②,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现在红砖墙后面的话,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就会去魏茨克咖啡馆,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在最近的几个月内,邮局内部没有装上钢板而使之成为一个要塞,如果善良的邮局职工、官员和邮递员每周周末没有在格丁根和奥克斯赫夫特受训而变成一支要塞守军的话,那么,走到邮局前,按门房的铃,并把无害的儿童玩的铁皮鼓托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那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①此日凌晨,希特勒德国一百五十万大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②1939年8月25日,这两艘军舰以访问为名,驶入但泽,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左右,炮轰韦斯特普拉特的波兰军火库和驻军。

    我们快到奥利瓦门了。扬-布朗斯基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阴大道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节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奥斯卡还没见过他假想的父亲这样汗水淋漓,除了过去有过那么两三次,那是扬和妈妈待在沙发榻上的时候。

    但是,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已久。为什么扬-布朗斯基还出汗呢?于是我发现,几乎每逢快到一个站的时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来。这时我方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缘故才出汗的,他是国家官员,必须去保卫它。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环行路旁遇见了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回去履行他的职守,并把我也拉了去,他这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呢?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毫无用处。他为什么不再次下车呢?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的。他当时正是有为之年,还不到四十五岁,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要不是出汗出成这样一副可怜相,那么,传到坐在这位假想的父亲身边的奥斯卡鼻子里来的,将是科隆香水味,而不是冷汗味。

    我们在木材市场下车,步行下了旧城壕沟。这是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同往常一样,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钟声唱道:“你要一生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钟声真美,催人泪下。但是随处都在欢笑。女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载来了成千个刚游完泳的人。年轻姑娘,睡眼惺忪,伸出舌头,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已经弯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来,但又犹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让勇敢的路人的鞋底去踩踏这溶化了的冷饮。这个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上舔冰淇淋了。

    在施奈德米尔巷口我们往左拐弯。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被党卫军属下的民军封锁了。他们一组一组地站在那里,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躲过这道封锁线是很容易的,只要绕一点路,从雷姆穿出去也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眼看自己如何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拦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于是乎便可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返回家中去了。民军偏偏把我们放了过去,可能他们根本没想到,那位服饰讲究的绅士,又领着一个三岁孩子,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只是当我们进了铁栏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这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家拽了进去。我们进了波兰邮局,站在半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营业厅里。

    扬-布朗斯基的同事们向他打招呼,但并不亲切友好。他们不信任他,可能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在怀疑他:邮局秘书扬-布朗斯基要开小差。扬费劲地为自己辩解。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条长龙的人们中间去,这些人的任务是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户底下去。他们把沙袋和类似的废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柜之类沉重的家具推到大门旁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把大门堵上。

    有人问我是谁,但是没等扬回答,那人就回头走开了。他们都很神经质,说起话来,一会儿非常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请他帮帮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废铁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他没有露面。也许他在邮局的二楼或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排命地在码鼓鼓囊囊、据说可以防弹的沙袋。奥斯卡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男人向他发指示之际溜走了。这个男人头戴波兰钢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我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过道尽头,我又找到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人在码沙袋。

    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负色。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儿。一个电灯泡亮着,没有灯罩。奥斯卡疲倦已极,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于是,我躺到一个邮件篮里,让同样精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边,昏昏入睡

    波兰邮局

    我睡在放满信件的篮子里,这些信件有的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有的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但是我既未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也未梦见黑圣母。我没有梦见自己在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名的姜饼。我也没有梦见我那面始终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可以滚动的篮子里的信件上,没有做梦。奥斯卡没听见任何窃窃私语、低声耳语、闲聊以及不慎的言语。据说,把许多信放在一堆,就能够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从未等待过邮件,谁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我看做收件人,更不能把我当做寄件人。我收回了天线,躺在一座邮件的山上。这座山可能同全世界一样怀着孕,一件新闻将要脱胎而出。

    总而言之,唤醒我的不是那些信件,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封告急信足以惊醒千年的乌龟。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便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列舰双炮塔炮隆隆的齐射声。

    机枪,双炮塔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会不会是一阵暴雨,一场冰雹,一场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而近的夏末的暴风雨呢?我睡得太死了,不可能作此类推测,并且,我是在响声还在耳中未消时,便同所有沉睡的人们一样,一下子确切地说出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起来了!

    奥斯卡刚从篮子里爬出来,穿上凉鞋,还没有站稳,就即刻为他那面经不起磕碰的鼓的安全操起心来。他用双手在他睡觉的那个篮子里的虽然很松、但是层层叠叠的信件中挖了一个洞。不过,他的动作并不粗鲁,没有把信件撕坏、折断甚至毁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乱七八糟地叠在一起的情理齐,细心地拿起每一封信(多半贴着紫色的、有“波兰邮政”字样的邮票),拿起每一张明信片,还注意不使信封开封,因为尽管面临这不可逆转并将改变一切的事件,通信秘密还是应当始终得到保障的。

    机枪声越来越猛烈,那只放满信件的篮子里的洞也越挖越大。最后我认为可以了,便把我那奄奄一息的鼓放进新筑的工事里,上面厚厚地盖上了三层,不,不止三层,足有十层至二十层信封,并且是像泥瓦匠砌坚固的墙时那样把砖头一块咬一块的码法。

    我希望这种防护措施能使我的鼓挨不着弹片和子弹。我刚干完,第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邮局大楼临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正面大约同营业大厅一般高的地方爆炸了。

    波兰邮局是一座坚实的砖墙大楼,挨几十发这样的炮弹是没问题的,不必担心会很快被炸开一个缺口,大到足以让民军像平时经常练习的那样从正面冲进来。

    我离开了那间安全的、没有窗户的、周围是三间办公室和二楼过道的信件存放室,去寻找扬-布朗斯基。当我寻找我假想的父亲扬时,我自然也在找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而且怀着更为急切的心情。昨天晚上,为了修鼓,我没吃晚饭,乘电车进城,来到黑维利乌斯广场,进了这个波兰邮局(要不是为了修鼓,邮局同我是不相干的)。因此,如果我不能及时地,也就是说,在肯定要发起的进攻之前找到这位看房人,我那面不成模样的鼓就休想再能修复了。

    因此,奥斯卡找的虽然是扬,脑子里想的却是科比埃拉。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在地面铺砖的长过道里走了几个来回,但除了他自己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人。他能区分出那零星的子弹是从邮局射出去的,而连续射击的则是对方挥霍弹药的民军。这些节约的守卫者必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邮戳换成了另一种工具,但仍然一下一下像盖邮戳似的使用这种工具。过道里没有一个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准备可能发起的反冲锋。只有奥斯卡在巡逻,没有武器,没有鼓,在凌晨时刻,听着创造历史的登坛经①,但它带来的是铅弹而不是口含黄金②。

    ①弥撒仪式中神甫登上祭坛时唱诗班唱的经文。此处喻序曲。

    ②意为美好的祝愿。

    在邮局院子旁边的办公室里也空无一人。我心想,他们真是粗心大意。朝施奈德米尔巷这个方向是非有人防守不同的。那儿有一个警察分局,同邮局院子和装卸包裹的平台只隔一道木栅栏。这真是只有在连环画上才能找到的有利的进攻阵地。我逐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挂号信件室,送汇票的邮递员的房间,工资科,电报接收室。他们在那儿。他们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具后面射击,很节省弹药,隔相当长时间才放一枪。

    大多数办公室里,一些窗玻璃已经挨了民军的机枪子弹。我匆匆看了一眼破碎的窗户,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深呼吸的和平时期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作了一番比较。这时,我心想,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出一份力的话,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召募我入波兰军队服役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为了波兰,为了乱开花但又始终结出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子的玻璃,沿雷姆河的房子的玻璃,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玻璃,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擦得很亮的玻璃,在几分钟之内都打上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在民军和旁观的市民中造成混乱。这将产生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并将使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奇迹武器①。不过,这还是救不了波兰邮局——

    ①此处指纳粹后来使用的V-1飞弹和V-2火箭等。1944年,戈培尔曾大肆宣传过。

    奥斯卡并没有出这份力。那个脑袋上戴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入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进营业厅时,正巧绊到了他的腿上,他给了我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刚接完,便又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这一记耳光,我只好忍了。所有的人都很激动,都很害怕,尤其是米尚博士,他毕竟是责任在身,所以情有可原。

    营业厅里的时钟告诉我,现在是四点二十分。时钟走到四点二十一分时,我这才假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钟还在走。时间照旧流逝,安之若素,我不知道这种兆头是好还是坏。

    无论如何我得先在营业厅里找寻扬和科比埃拉。我注意躲开米尚博士,但既找不到我的表舅也找不到看房人。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缝和难看的窟窿,还目睹他们抬走最先受伤的两个人。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头发,细心梳理的分头一点没乱。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上臂,别人替他包扎伤口时,他不断地说话,神情激动。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口,他就想一跃而起,去抓他的枪,重新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幸亏由于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晕强迫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头戴钢盔、便服前胸小口袋露出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的人,那个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那个昨晚详详细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的局长,打着文官骑士的高雅手势,命令这位负了伤的老先生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

    第二个受伤的人躺在一个干草袋上,呼吸困难。他没有想要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表示。他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也不怕难为情,因为他腹部中了子弹。

    奥斯卡正要再次检查伏在沙袋后面的那一排人,看看他要找的那两个是不是在里面。此时,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业厅。他们挪到大门口的柜子被震开了,一捆捆的单据掉了出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在地上滑行,铺满了方砖地。这哪里是单据的用途呢?不用说,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花板上落下来。他们把第三个伤员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随后,根据戴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他抬到二楼去。

    每上一级楼梯,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就呻吟一声。奥斯卡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把奥斯卡喊回来,没有人问他跟上去干吗,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他也尽量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腿。

    我跟在那些慢慢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这时,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他们把伤员抬进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户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认为,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子虽说太短,但对于伤员来说毕竟是个比较软和的地方。我悔不该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出的信件、可以滚动的篮子里。这些皮开肉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会不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染红我那面迄今只用油漆染色的鼓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有何干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水瓶里的蓝墨水倒出来,随后灌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上一半鲜血,变成红白两色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啊!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波兰丧失了,也要让她保持红白两种颜色的话,那么,难道我的鼓也非得染上鲜血不可,使它有足够的波兰味儿,从而跟着一道丧失吗?

    我慢慢地才把自己的想法固定下来: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波兰,而是我的不成形状的鼓。扬把我引诱到邮局里来,是为了给职工们带来报警的烽火,而波兰不足以成为召集他们的信号。夜间,当我睡在可以滚动的信件篮里时(篮子没有滚动,我也没有做梦),那些醒着的波兰人低声耳语,像是在传一道口令:一面奄奄一息的儿童玩具鼓到我们这里来避难了。我们都是波兰人。我们必须保护它。更何况英国和法国已经跟我们签订了一项保证条约。

    正当我在信件存放室半掩的门前作这些无谓的抽象思考因而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时,邮局院子里首次响起了机枪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民军从施奈德米尔巷的警察分局出动,发起了首次进攻。我们大家随即乱作一团。停邮政汽车的装卸台上方包裹室的门被民军炸了个粉碎。他们随即进入包裹室,又到了包裹接收室,通往营业厅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把伤员抬上楼、放进我埋藏鼓的信件篮里的男人们,一下子冲了出去,其余的人跟在他们后面。我根据声响断定他们在底层的过道里战斗,随后打到了包裹接收室。民军不得不撤退了。

    奥斯卡先是犹豫、后又有目的地走进信件存放室里。那个伤员脸呈黄绿色,露出了牙齿,闭上的眼皮底下眼珠在转动。血丝从嘴里挂下来。他的头耷拉在信件篮子边上,所以信件被血浸透的危险并不大。奥斯卡不得不踮起脚尖才够到了篮子里面。那个男人的屁股正好压在我埋鼓的地方。奥斯卡先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碰到那个男人和不撕坏信件,接着便使劲地抽,末了连撕带扯地从那个呻吟着的男人身子底下掏出数十封信来。

    今天我想说,当时我已经摸着鼓的边沿了。这时,那些男人又冲上楼梯,沿着过道走来了。他们把民军赶出了包裹室,成了最初的胜利者。他们回来了。我听到他们在笑。

    我躲在门旁边一个信件篮子后面等着,直至他们到了那个伤员身边。他们先是大声说话,做着手势,后又低声咒骂,一边给那个伤员包扎。

    两颗反坦克炮弹接连在营业厅上方爆炸,随后又沉寂下来。自由港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两艘战列舰的齐射很有规律,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在嘟哝。这声音人们已经习惯了。

    我没让那个伤员身边的男人们发现,溜出了信件存放室。我扔下鼓不管了,又去找扬,我的假想的父亲和表舅以及看房人科比埃拉。

    三层楼是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的宿舍。他已经及时地把家属送到了布朗堡或华沙。我先到靠邮局院子一边的几间贮存室去找了一通,后来在纳恰尔尼克宿舍的儿童室里找到了扬和科比埃拉。

    这是一间明亮而宜人的房间,糊墙纸的颜色叫人看了高兴,可惜被流弹毁坏了好几处。有两扇窗户,天下太平时,可临窗眺望黑维利乌斯广场,那样想必有一番乐趣。一具未损坏的摇木马,各种皮球,一座骑士城堡以及许多翻倒的铅小兵,有骑兵,也有步兵,一只打开的纸箱,内装许多小铁轨和小火车,不少玩偶,破烂的程序不一,玩偶的小屋,屋里乱七八糟,总而言之,这一大堆玩具说明,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是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的父亲,而且准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真走运,他们已被疏散到华沙去了,也省得他们找我的麻烦,这种遭遇我在布朗斯基兄妹那儿是深有体会的。邮局秘书长的男孩子同他这个布满铅士兵①的儿童乐园告别时,一定很伤心。我想到这里,颇有点幸灾乐祸。或许那孩子把几个长枪骑兵塞进了裤兜里,日后在保卫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好用它们来增援波兰骑兵——

    ①铅铸的士兵,儿童玩具。过去被误译为锡士兵。

    关于铅士兵,奥斯卡讲得太多了。然而,他仍不能绕过一件事实不谈。那里的一个架上,放着玩具、图画书和游戏用具。架子的最高一层,放着小型乐器。一支蜂蜜黄的小号,无声地摆在一套小钟边上,这套小钟随着投入战斗,也就是说,随着炮弹爆炸而丁当作响。右边外侧是一架手风琴,色彩鲜艳,风箱打开着。做父母的准是操之过急,送给了他们的后代一把小提琴,尺寸小一点,但同真的一样,也是四根弦。小提琴旁边,有一件回东西,白色,完好无损,周围挡着一些积木以防它滚下来,真叫人没法相信,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我起初根本没想靠自己把鼓从架子上取下来。奥斯卡明知自己是够不着的,由于他的身材像侏儒,所以每当他束手无策时,便只好请成年人帮忙。

    扬-布朗斯基和科比埃拉趴在沙袋后面,沙袋码到落地长窗三分之一的高度。扬在左边那扇窗下。右边窗下是科比埃拉。我立即醒悟到,这位看房人现在不会有工夫去把我那面压在伤员身子底下、肯定越压越扁的鼓取出来修理。因为科比埃拉正忙得不可开交。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沙袋墙中留出的孔眼里朝黑维利乌斯广场那头施奈德米尔巷拐角处开枪射击,那儿在拉道纳桥前面不远,刚架上了一门反坦克炮。

    扬缩成一团,趴在那儿,脑袋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我只是凭他那身时髦的深灰色衣服才认出他来,而他的这身衣服上,现在也满是灰膏和沙土。他的皮鞋也是灰色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给他系上鞋带。我正系时,扬抽搐了一下,他那双过分蓝的眼睛从左衣袖上露出来,凝视着我,水汪汪的,蓝得不可理解。奥斯卡粗粗一瞧,断定他没有受伤,然而,他却在无声地哭泣。扬-布朗斯基心里害怕。我只当没看见他在哭,用手指着纳恰尔尼克已疏散的儿子的铁皮鼓,用明显的手势要求扬倍加小心地利用儿童室的死角,去到架子前,替我把鼓取下来。我的表舅不懂我的意思。我假想的父亲不理解我。我可怜的妈妈的情夫心里害怕,只顾得上害怕,因此,我打手势求他帮助,只能增添他害怕的心理。奥斯卡真想向他大喊大叫,但又担心被似乎一心只听着自己的枪声的科比埃拉发现。

    于是,我趴到沙袋后面扬的左边并紧挨着他,把我沉着镇静的心情传给我不幸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没多久,我觉得他镇静了一些。我的均匀的呼吸使他的脉搏也大致均匀了。我再次让扬注意纳恰尔尼克的儿子的铁皮鼓。我慢慢地、温柔地转动他的脑袋,直到对准了放玩具的架子。可是,我又操之过急了,扬仍旧没懂我的意思。恐惧从脚心钻到头顶,从头顶钻到脚心,也许由于鞋垫和鞋底的缘故,被挡住了。恐惧想要发泄出来,便又反弹回去,经过肝、脾、胃,占据了他那可怜的脑袋,挤得他那对蓝眼珠快要夺眶而出了,眼自上显出了错综的微血管。以前,奥斯卡从未有机会看到过他假想的父亲这对眼珠。

    我花了一点工夫,费了一点劲,才让表舅将眼珠缩回去,使他的心也跳得略为均匀一些。我按照美学要求所作的这些努力又全都白费了。民军首次使用野战榴弹炮,用望远镜瞄准,想轰平邮局大楼前的铁栅栏。他们把砖柱一根接一根地轰倒,使铁栅栏连根拔了出来。射击的准确度令人赞叹,说明他们平日的训练达到颇高的水平。砖柱有十五到二十根,每轰倒一根,我可怜的表舅扬的心和灵也就受到一次打击,仿佛炸毁的不仅是柱基,还有住基上的虚构的神像,那是我表舅所熟悉的,也是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只有这样设想,才能解释为什么榴弹炮每击中一根墙柱,杨就要尖叫一声,并且他也许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喊得一如我那种毁玻璃的叫声,它可能也具有割玻璃的钻石的功效。扬虽然热情地叫着,但却无的放矢,最后只是让科比埃拉把他那残废的、皮包骨的看房人的身子撂倒在我们身边,抬起了瘦削的、没睫毛的鸟脑袋,水汪汪的灰色的眼珠对着我们这一对难友滴溜溜地转动。他摇晃扬的身子。扬只顾自己呜咽。他撩起扬的衬衫,迅速地检查他身上有无伤口——我差点儿笑了出来——他找不到一点伤痕,又把扬翻过身来,仰面朝天,捏着扬的下颚,摇得它格格直响,硬让扬的蓝眼睛瞧着科比埃拉水汪汪的灰眼睛,用波兰话骂他,用唾沫啐他的脸,末了把枪扔给他。这把枪,扬一直放在射击孔里,一枪也没有放过,连保险机都还没有打开。枪托正好撞在他的左膝盖骨上。在饱尝了心灵的痛苦之后,扬第一次尝到了肉体痛苦的滋味,看来他倒觉得挺好受,因为他抓住了枪。但是,当枪的金属部分把冰冷的感觉从手指传到他的血液里时,他又害怕了,可是,在科比埃拉连劝带骂的鼓励下,他终于向自己那个射击孔爬去。

    我的假想的父亲虽然脑子里充满女人气的幻想,但对战争的看法却非常现实,简直没有一点想像力,因此他很难,甚而至于根本不可能鼓起勇气来。他既不通过射击孔瞧一眼归他控制的射击面,也不搜寻一个值得射击的目标去瞄准,只是把枪斜架着,自己的身子离枪很远,枪口则朝着黑维利乌斯广场另一面房子的屋顶上方,迅速而盲目地打空了弹仓,于是,空出了两手,便又爬回到沙袋后面去。扬从藏身处向看房人投去了请求宽恕的目光,正像一个小学生没有完成作业,又羞又恼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科比埃拉好几回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随后放声大笑,仿佛不想再停止这笑声似的,但又突然停止了,把人吓了一跳,并朝布朗斯基的胫骨上一连踢了三四脚,虽说扬是邮局秘书,是他的上司。科比埃拉又把他那只穿着没模样的鞋子的脚抽回去,正要朝扬的肋骨上踢去时,一阵机枪子弹打碎了儿童室上方剩下的玻璃,打得天花板烟尘滚滚。他赶忙把那只整形鞋踩到地上,一下子扑到他的枪后面,气鼓鼓地快速射击,一枪紧接一枪,似乎他要补救被扬耽误了的时间。他射出的子弹,不管怎么说,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弹药总消耗量中占一个小小的份额。

    看房人没有发现我吗?他平常总是一本正经,难以接近,一如那些伤兵,总要求别人尊重他们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现在他却让我留在这间通风的、充满铅弹味的小房间里。或许科比埃拉是这样考虑的:这是一间儿童室,奥斯卡因此可以留下来,在战斗间歇的时候玩一玩。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样子在那里躺了多久。我躺在扬和左墙之间,我们两个都在沙袋后面。科比埃拉趴在他的枪后面,一个人替两个人射击。大约十点左右,枪声渐次平息。多静啊!我能够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听到从黑维利乌斯广场那一边传来的人声和口令,港湾里那两艘战列舰也间或把低沉的隆隆声传到我耳朵里来。这是一个晴转多云的九月的白天,太阳把一切都抹上了一层陈金色,空气稀薄、敏感,但传声却不佳。再过几天就是我十五周岁生日了。我希望像每年九月那样,得到一面铁皮鼓。还有什么比铁皮鼓更不值钱的呢?我放弃世上一切珍宝,坚定不移地一心只想着一面红白漆的铁皮鼓。

    扬纹丝不动。科比埃拉均匀地深呼吸,奥斯卡一听,知道他睡着了。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战斗间歇打一个盹儿,毕竟所有的人,哪怕是英雄,也总要抓时间打个盹儿恢复疲劳的。唯独我一人醒着,一心想着铁皮鼓,像我那样的年岁,就是那么死心眼儿。越来越静了,只有一只苍蝇在酷暑下疲惫不堪,发出有气无力的嗡嗡声。不,不是现在我才想起小纳恰尔尼克的铁皮鼓的。在交火时,在周围一片枪炮声中,奥斯卡也一直眼睁睁地盯着它。不过,现在我才看到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时机。

    奥斯卡慢慢地站起身来,动作很轻,绕过玻璃碎片,目标明确地朝放玩具的木架子走去。我心里想着,用一把儿童椅子,摞上积木匣,搭一个台阶,不仅稳当,高度也完全够了,我马上可以占有这面闪闪发光的崭新的铁皮鼓了。这时,科比埃拉一声喊,叫住了我,接着,这个看房人无情地一把抓住了我。我拚命地指着近在眼前的铁皮鼓。科比埃拉把我拽了回去。我朝着铁皮鼓伸出两条胳臂。这个残废人犹豫了,刚要把手伸得高高的,而我就要成为幸运儿的当口,一阵机枪射进儿童室,反坦克炮弹在大门前开了花。科比埃拉把我推到扬躺的那个角落里去,自己又伏倒在枪后射击,并且已经在发射第二次装的子弹了,而我的眼睛始终还没有离开那面铁皮鼓。

    奥斯卡躺在那里。当这个畸足、眼睛水汪汪、没有睫毛的鸟脑袋把我从快达到的目标前拽回来,又推到沙袋后那个角落里时,扬-布朗斯基,我的有一对可爱的蓝眼睛的表舅却连头都没抬。奥斯卡哭了?没有!我只是心里越来越火了。肥的、蓝白色的、没有眼睛的蛆正在繁殖,并寻找着一具可口的尸体。波兰同我有什么关系?那些波兰人又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有自己的骑兵!让他们上马吧!他们吻贵夫人的手,待他们发现时,已经太晚了,原来他们吻的不是贵夫人推淬的手指,而是野战榴弹炮未抹口红的炮口。这时,克虏伯①生的童贞女开始发泄自己的感情。她咂着嘴,拙劣而又真实地模仿枪炮声,一如她在每周新闻片上所听到的,又往邮局大门扔内装不能吃的糖果的彩色爆竹,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如果真打开了缺口,还要穿过打破缺口的营业厅,把楼梯啃掉一口,这样一来,谁也上不去,谁也下不来。随后来了她的扈从,在机枪的掩护下,还有的乘着时髦的装甲侦察车,车身上油漆着漂亮的名字:“厄斯特马克”和“苏台德”。它们没有知足的时候,开起来发出嘎嘎的声响,披着装甲,侦察着在邮局前来来回回。这是两位热心于文化的年轻太太,她们要参观一座宫殿,但宫殿的大门未开。这两位美人儿可是娇宠惯了的,什么地方都要进去看看,这下子,她们可不耐烦了,便把自己的目光,铅灰色的、咄咄逼人的、同一口径的目光,投进宫殿的每一间可见到的房间里去,使宫殿的主人觉得这些房间发热、发冷、变窄了——

    ①克虏伯,德国钢铁公司。克虏伯生的童贞女,指该厂制造的大炮。

    正当一辆装甲侦察车——我记得是“厄斯特马克”——又从骑士巷向邮局驶来时,扬,长久以来就像死人一样的我的表舅,把他的右腿抬到射击孔后,希望侦察车能够发现他的这条腿,向它射击;或者哪一颗流弹开开恩,擦伤他的小腿肚或脚跟,而这一处伤,便可以允许这位士兵夸张地一瘸一拐地撤下火线去。

    这样的姿势要坚持下去是十分费劲的。扬-布朗斯基不得不过一忽儿就把腿放下来。于是,他翻过身,仰面朝天,这样他便有了足够的力量用双手支撑着-窝,让腿肚子和脚跟悬在射击孔后面,使流弹或瞄准着射来的子弹射中它的可能性更增大了。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对扬的心理可是摸透了的。因此,当科比埃拉见到他的上司、邮局秘书布朗斯基竟摆出这么一副可鄙而绝望的姿势,并大发其火时,我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位看房人一跃而起,再一纵身就到了我们身边,到了我们头顶上,扑过来,抓住扬的衣服,把扬连衣服带人举起来,又扔下去,又抓住他,撕破了衣服,并动手揍开了,左一下,右一下,刚抽回右手,左手已经打下来了,右手刚举到空中,左手便已凑上来,两手握成一个大拳,向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奥斯卡的假想的父亲狠命地捶下来。这时,一声巨响,也许是天使礼拜上帝时展动翅膀而发出的声响,这时,唱了一声,好似无线电里的以太声,这时,被击中的可不是布朗斯基,被击中的却是科比埃拉;这时,炮弹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砖头笑得裂开了,碎片化为尘土,灰膏变成粉末,木头找到了斧子,这间可笑的儿童室用一条腿在蹦,克特一克鲁泽设计的玩偶破裂了,摇木马从一头滑到另一头,它多么想驮一个骑士好把它甩下来呀!积木匣里全都乱了套,波兰枪骑兵同时占领了儿童室的四个角落,末了,放玩具的木架子终于倒下来了,那套小钟敲响了复活节的钟声,手风琴放声大叫,小号像是吹出了什么声音,总而言之,所有的东西都同时发出音响,像是一个正在排练的乐队,发出叫喊声、爆裂声、嘶鸣声、钟声、撞碎声、劈啪声、嘎嘎声、吱吱声、嗽嗽声,尖声在高处回荡,低音钻到了地板下面。我呢,就像一个三岁小孩应有的样子,在炮弹击中的时刻紧靠窗户,待在儿童室里安全的地方。这时,铁皮,那面铁皮鼓,落在了我的跟前。它只是迸掉了几块漆,连一个窟窿也没有。奥斯卡的新鼓啊!

    当我把目光从出其不意直接滚到我脚边来的新鼓上抬起来时,我立即感到必须去帮扬-布朗斯基一下。看房人沉重的躯体压在他的身上,他怎么也推不开。我起先以为扬也被击中了,因为他的呜咽声非常自然。末了,当我们把同样很自然地呻吟着的科比埃拉滚到一边去后,我才明白扬身上的伤是微不足道的。仅仅是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右颊和一只手的手背。我匆匆作了一番比较,断定我假想的父亲的血与看房人的血相比,要鲜红得多。看房人裤子上大腿那一段已经染上了暗红的血浆。

    是谁把扬那件雅致的灰上装撕碎并弄成七歪八扭的,我就搞不清楚了。究竟是科比埃拉呢,还是炮弹呢?反正肩头撕破了,衬料露了出来,扣子掉了,针脚裂开,口袋也翻出来了。我请求大家原谅可怜的扬-布朗斯基。他在我的帮助下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之前,先忙着拣经过这场暴风雨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梳子,他的情妇们的照片——其中有我可怜的妈妈的一张半身照——以及还没有打开过的钱包。他一个人在那里拣撒了满屋子的施卡特牌,这对于他来说不仅吃力,而且不无危险,因为掩护用的沙袋有一部分已经被轰掉了。他要找齐那三十二张牌。可是,第三十二张他却没有找到,便显出不幸的样子。奥斯卡在两座乱糟糟的玩偶小屋之间找到后,递给了他,他微笑了,虽然这是一张黑桃七。

    我们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终于到了过道上时,这位看房人才有气无力说了几句扬-布朗斯基能听懂的话:“一样也没缺吗?”这个残废人操心地问道。扬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在这老人的两腿之间满满地捏了一把,随后向科比埃拉点了点头。

    我们大家都很幸运:科比埃拉保住了他的骄傲,扬-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三十二张牌,包括黑桃七,奥斯卡得到了一面新的铁皮鼓。他每走一步,鼓便撞一下他的膝盖。扬和一个扬喊作维克托的人,搀扶失血而虚弱的看房人下到二层楼,进了信件存放室

    空中楼阁

    维克托-韦卢恩帮我们架走失血越来越多、身体却越来越重的看房人。高度近视的维克托这时还戴着眼镜,所以在楼梯间里他没有绊在石梯上摔交。维克托的职业是送汇票的邮递员。一个近视眼干这种差事,真叫人不敢相信。今天,一提到维克托,我就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我的妈妈由于全家去港口防浪堤郊游,就变成了我的可怜的妈妈。送汇票的维克托也一样,由于丢了眼镜而变成了可怜的、没有眼镜的维克托,只是原因不同罢了。

    “你后来见到过可怜的维克托吗?”每逢探望日,我便问我的朋友维特拉。可是,自从那一回我们乘有轨电车从弗林格恩去格雷斯海姆之后——此行下文再叙——我们便失去了维克托-韦卢恩。唯一可以希望的是跟踪他的密探白找了一场,而他却又找到了自己的眼镜或者一副符合他的度数的眼镜。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同从前一样,即使不在波兰邮局,那也在联邦德国的邮局里当邮递员,送汇票,虽然是近视眼,但戴着眼镜,把五光十色的钞票和硬币送上门,给人们带去幸福。

    “那不吓死人吗!”在左边扶着科比埃拉的扬气喘吁吁地说。

    “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来的话,天晓得会是什么个结局!”在右边扶着看房人的维克托担忧地说。

    “他们会来的!里茨一斯密格莱①昨天还在电台上这么说。我们得到了保证②:如果打起来,整个法国就会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扬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信心直到讲完这句话,因为他见到了自己被划破的手背上淌出来的鲜血,这虽然没有使他怀疑法波保证条约的可靠性,但却使他担忧,在整个法国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信守许诺下的保证并跨过西壁③之前,自己或许会由于流血过多而一命呜呼的——

    ①爱德华-里茨-斯密格莱(1884~1941),波兰元帅,继毕尔苏德斯基之后任波兰军队总监,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逃亡。

    ②指1939年5月19日签订的法波军事协定,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实际上,法国根本没有发动攻势,西线只是“静坐战”,至于英国,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三个星期以后,才派了四个师到法国去。

    ③指德国的西部防线。

    “他们肯定已经踏上征途了。英国舰队已经在横渡波罗的海了!”维克托-韦卢恩喜欢把话说得有力量,有效果。他在楼梯上站住了,右手因扶着受伤的看房人而不得动弹,左手却在空中挥动,像在舞台上似的,让五个手指齐声喊道:“来吧,你们骄傲的不列颠人!”

    他们两人,一边一再权衡着波兰、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一边慢慢地把科比埃拉扶到临时医院去。这时,奥斯卡却想起了格蕾欣-舍夫勒那本书里的有关段落。凯泽的《但泽城历史》中说:“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战争期间,四艘法国战舰于一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驶入但泽湾,在碇泊场游七,船上的大炮已经对准了港口和城市,到了夜间,德国船长魏克曼指挥的螺旋桨推进的克维尔特轻巡航舰‘宁芙’号迫使停泊在海湾的法国舰队撤离。”

    在我们快到二楼信件存放室之前,我几经考虑便得出了如下看法(日后得到了证实):在波兰邮局和整个波兰遭到攻击的时候,英国本上舰队隐蔽在北苏格兰某处港湾内;庞大的法国陆军还在吃午饭,他们派出几支小部队到马奇诺防线①附近搞点侦察活动,就算履行了法波保证条约。在信件存放室兼临时医院门口,我们被米尚博士截住了。他还戴着钢盔,骑士小手帕插在胸袋里露出一个三角。他身边是一个叫康拉德的从华沙来的特派员。扬-布朗斯基的恐惧心理立即开始作祟。他装成身负重伤的样子。维克托-韦卢恩没有受伤,又戴着眼镜,因此是一名可以派用场的射手,并被派到楼下营业厅去。我们则受命留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点亮应急用的蜡烛,因为但泽市电力厂已不愿再给波兰邮局供电。米尚博士并不真正相信扬受了重伤,可是又知道他没有打仗的本领,保卫邮局不一定非靠他不可,便命令他当护士,照顾伤员和我,一边匆匆地、绝望地(我觉得是这样)抚摩了一下我的头,要扬小心照看,切莫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陷到战火中去——

    ①马奇诺防线,法国于1929年至1932年在东北边境修筑的防御工事体系,以当时的国防部长命名。

    野战榴弹炮射中了营业厅大门上方。我们全都摇晃了起来。戴钢盔的米尚、华沙来的特派员康拉德以及送汇票的韦卢恩飞奔下楼,到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去了。扬和我走进那间密封的、可以减弱枪炮声的屋子,见到里面已经躺着七八个伤员。外面榴弹炮正在大耍威风,震得屋里的烛火闪烁不定。尽管有那些呻吟的伤员,或者说,正是由于伤员在呻吟,因此屋内一片寂静。扬急急忙忙、笨手笨脚地从床单上撕下布条,包扎好科比埃拉的大腿,接着要给自己护理。但是,我表舅的面颊和手背上已经不流血了。划破的伤口已经硬结,不过有点痛,这助长了扬的惧怕心理,但在这间低矮而不通风的屋里又无处发泄。他到处乱摸自己的口袋,摸到了一副纸牌,一张不缺。施卡特!我们玩施卡特,一直玩到保卫战彻底失败。

    三十二张牌,洗牌,签牌,分牌,出牌。所有盛信件的篮子都已被伤员占了,我们只好让科比埃拉背靠一只篮子坐下。由于他常常要倒下身子,我们最后用另一个伤员的背带把他绑住,让他保持一种固定的姿势,还不准他把手里的牌掉下来,因为我们需要科比埃拉。施卡特必须三个人玩,三缺一我们不就打不成了吗?躺在篮子里的那些人,已经很难分清红色与黑色,他们也不想再玩施卡特。本来连科比埃拉也不想再玩施卡特了。他要躺下去。看房人想要让一切听其自然。他懒得动手,闭上没有睫毛的眼睛,只想看邮局大楼最后被拆毁①。但是我们不赞成他这种宿命论的态度,便把他紧紧捆住,硬要他当第三家。奥斯卡当第二家——这个小矮个儿也会打施卡特?!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惊讶——

    ①德军占领但泽后,拆毁了波兰邮局的大楼。

    当我第一次用我的声音讲成年人的语言并说“十八点!”时,扬从牌上抬起眼睛,向我投来短暂的、莫名其妙的蓝色目光,随后点头表示“要”。我接着叫:“二十点呢?”扬毫不犹豫地说:“还要。”我又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点?”扬惋惜地说:“不要。”科比埃拉呢?尽管被背带捆着,他仍要倒下身子。但是我们又把他拉起来,等到我们的牌室外面较远处一颗炮弹击中时发出的噪声过去后,扬在接着开始的沉寂中悄悄说:“二十四点,科比埃拉!你没听见这孩子在叫牌吗?”

    我不知道看房人是从哪儿、从哪处深渊里突然冒出来的。看来他是用螺旋式绞车把他的眼皮吊了起来。最后,他的湿乎乎的眼睛迷迷糊糊地瞧着那十张牌,那是扬方才周到地塞在他手里的,并且没有搞任何偷看之类的鬼把戏。

    “不要。”科比埃拉说。其实,这是我们根据他的嘴唇的蠕动判断出来的,因为他的嘴唇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打一盘梅花主牌。扬叫了“加倍”。要出牌了,扬冲着科比埃拉大声招唤,轻轻地捅了一下他的肋骨,让他抖擞精神,跟着出牌。我先把他们手上的王牌吊出来,牺牲了梅花K,让扬用黑桃J吃掉①。扬出方块十,被我用王牌吃掉,因为我方块缺门。我出牌,用红心J吊出扬的十,科比埃拉垫掉方块九。我甩出一手红心顺子,十拿九稳地赢了。我计算:总共四十八点,合十二芬尼!下一盘,我冒险打缺两张王牌的无主时,这才比较紧张。科比埃拉手里捏着两张J,但他只叫到三十三点就不要了。他用梅花J吃掉了我的方块J。这个看房人吃了对手的牌,劲头也就上来了。他出方块A,我出了一张同样花色的牌,扬出了一张十给添分,科比埃拉得手。他又出K,我本该吃掉它的,但没有吃,却垫了一张梅花八,扬吃掉,他打出一张黑桃十,我出了一张比它大的牌,该死!科比埃拉打出了黑桃J,吃了,我忘了这张牌,也可能以为在扬手上,实际却在科比埃拉手里。他自然又出黑桃,我垫牌,扬又添分。随后他们出红心时我才得手,但已经无补于事了。我数来数去只有五十二点。输了一百二十点,合三十芬尼。扬借我两个盾的零钱。我正在数钱时,科比埃拉虽说赢了牌,却又倒下了,不要人给他钱了,甚至在那一刹那间,第一次击中楼梯间的反坦克炮弹的爆炸声他也听之任之了,尽管这是他的楼梯间,是他多年以来不知疲倦地清扫的地方——

    ①施卡特牌中,J是王牌,大小顺序为梅花、黑桃、红心、方块。若打有主,则某一花色的牌也是王牌,大小顺序为A、十、K、Q、九、八、七。

    这时,信件存放室的门开始摇晃,烛火不知出了什么意外,不知朝哪一个方向倒伏为好,扬又害怕起来了。楼梯间里又比较平静了,接下来的一发反坦克炮弹只是在远处,在邮局正面的墙上爆炸,可扬在洗牌时仍旧像发了疯似的。他发错了两次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只要他们还在射击,扬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他太紧张了,发错牌,甚至忘了把最后的两张牌合上,一直用他那两只小巧、灵敏、肥厚的耳朵中的一只窥听着外面的动静,而我们则不耐烦地等着他叫牌、出牌。扬越来越心不在焉,科比埃拉却是全神贯注地玩施卡特,虽说随时随地要捅一下他的肋骨,不让他的身子倒下。他的情况很糟,但是牌玩得并不坏。每逢他赢了自己打的那一盘,或者让叫了“加倍”的扬倒霉,或者破坏了我打的无主以后,他的身子总要倒下来。他对输赢已经不感兴趣。他仅仅是为打牌而打牌。当我们打完一盘算分数的时候,他那被我们用借来的背带捆住的身子便往一边歪斜,仅仅用可怕地活动着的喉结来表示看房人科比埃拉还剩有一口气。

    奥斯卡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来玩这种三人施卡特。围攻和保卫邮局的战斗以及由此而起的喧哗和震动,并没有使他的神经过分紧张。使他疲乏的倒是由于他第一次突然撕下了自己的全部伪装——当然,我只是暂时如此。到那一天为止,我只是在贝布拉师傅和他那位梦游夫人罗丝维塔面前露出过本相,现在,我在我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一个残废的看房人以及那些今后决计不会出来当证人的伤员面前复原,使他们见到一个与我的出身证记载相符的十五岁的半成年人在那里玩施卡特,牌打得有点莽撞,但手法不算不熟练。我是有意不再伪装的,但对于我这个侏儒般的身体来说却非常吃力,结果,玩了近一小时的牌以后,我的四肢和脑袋都剧烈疼痛。

    奥斯卡想洗手不干了。他满可以在一发炮弹击中,楼房摇晃,紧接着打来的炮弹将到未到之际溜走。但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吩咐他坚持下去,用唯一有效的手段——玩施卡特牌来对付他假想的父亲心中的恐惧。

    于是我们继续玩牌,并且不让科比埃拉死掉。他顾不上去死,因为我费尽心机不让牌局停下来。当炮弹在楼梯间里爆炸,蜡烛统统倒下,烛火全部熄灭时,唯一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人就是我。我从扬的口袋里掏出了火柴,顺手把扬的金色过滤嘴香烟也掏了出来。我给这个世界重新带来了光明,给扬点上一支雷加塔牌香烟,让他镇静镇静。科比埃拉还来不及利用这一片黑暗的时机离开人世,我就在黑暗中把蜡烛一支接一支地点亮了。

    奥斯卡把两支蜡烛粘在他的新鼓上,把香烟放在身边,自己并不抽,但过一段时间就递给扬一支,也让科比埃拉歪了的嘴上叼上一支。情况好转,牌局也活跃起来,香烟起了安慰和镇静作用,可是扬还不免一盘接一盘地输掉。扬-布朗斯基在出汗,并且如同他专心干某件事情时那样,舔着他的上嘴唇。他专心致志地打牌,玩得那样起劲,竟把我叫做阿尔弗雷德或马策拉特,把科比埃拉当成是陪他打牌的我的可怜的妈妈。当有人在过道里喊“康拉德被打死了!”时,扬用责备的目光瞧着我并说:“我求求你,阿尔弗雷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连自己的说话声音都听不清了!”

    当他们打开信件存放室的门,把已经完蛋的康拉德直挺挺地拖进来时,可怜的扬真的发火了。

    “关门,有风!”他抗议道。当真带进了风。烛火摇摇摆摆,差点儿灭了。一直等到他们把康拉德砰地撂在角落里,转身出去,带上了身后的门,烛火才平静下来。我们三个人的模样一定很奇特。烛光由下往上照射着我们,使我们看上去好似万能的魔术师。

    科比埃拉要打缺两张王的红心,他叫牌:二十七点,三十点,不,他发出的是嗽喉咙似的咯咯声,一边不断地翻白眼,右肩膀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抽搐着,发疯似地跳动着,最后平静了下来。可是,这却使得科比埃拉往前扑倒,并使得同他的身子捆在一起的篮子、篮子里面的信件以及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也一齐倒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扬使足全身力气,一下子扶住了科比埃拉和篮子。想溜之大吉的科比埃拉被抓回来后,他的喉咙里终于咕噜出一声“红心”,扬接着从牙缝里轻吐了一声“加倍”,科比埃拉又硬挤出一声“再加倍”。此时此刻,奥斯卡懂得了,波兰邮局的保卫战胜利了,那些进攻者刚发动战争就已经打输了,尽管他们在战争的过程中占领了阿拉斯加和西藏,占领了复活节岛①和耶路撒冷——

    ①复活节岛属荷兰。

    唯一糟糕的是,扬手里捏着四张王牌,稳打一盘无主一百二十点,若打赢还能加四十八点,但是这一盘却没能打完。

    扬先出梅花顺子。这时,他叫我阿格内斯,把科比埃拉当做他的情敌马策拉特。随后,他虚晃一枪,出了一张方块J——我宁肯被他误认作我可怜的妈妈,也不愿被他当做马策拉特——接着打出红心J——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被人误认做马策拉特——扬不耐烦地等着,直到那个马策拉特(他实际上是残废的看房人,名叫科比埃拉)垫了牌;他过了良久才垫出这张牌,可是,在扬把红心A啪的一声甩到地板上后,他不能也不想理解,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因为他仅仅是有一双蓝眼睛的孩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永远什么也不理解,因此他也不懂得,为什么突然间科比埃拉让手里的牌全都掉了下来,翻倒了篮子、篮子里的信和信上躺着的死人。先滚下来的是那个死人,继而是那一篮子信件,末了倾倒的是空空如也的篮子。信件似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仿佛我们是收信人,仿佛现在我们应该把施卡特牌挪到一边而去读使徒书或者收集邮票。但是,扬既不愿读使徒书,也不想收集邮票——他从小集邮,收藏过多——现在他只想打牌,打成他的无主。扬要赢牌,要获胜。于是他扶起科比埃拉,让篮子轮子着地,但听凭另外那个死人躺在地上,也不把信件拣回去加重篮子的力量(尽管这点分量是不够的)。他只是一味地惊讶,看着科比埃拉。科比埃拉挂在分量很轻、摇摇晃晃的篮子上,显出一副心不定、坐不住的样子,又慢慢地倒下来。扬终于冲着他嚷起来:“阿尔弗雷德,我求求你,打下去,别捣乱,你听见吗?就这一盘了,打完我们就回家,你可听我说呀!”

    奥斯卡疲乏地站起身来,四肢和脑袋越来越痛。他咬牙忍着,把他那只坚强的、鼓手的小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肩上,强使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声音虽小,却能打动人心:“让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会再玩牌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

    我刚叫了他一声爸爸,扬便松开了看房人灵魂已经出窍的躯壳,用他蓝蓝的、像洪水泛滥似的眼睛盯着我,大声哭喊着:“不不不不不……”我抚摩他,但他照旧“不不不”地哭。我意味深长地亲吻他,他却一心只想着没有打完的无主。

    “我本来会赢的,阿格内斯。我肯定会打赢这一盘回家的。”他把我当成了我可怜的妈妈,并这样诉说着,而我——他的儿子——干脆扮起了这个角色,表示同意他的话,指天誓日地说,他本来会赢的,他实际上也已经赢了,他只消坚信这一点,只消听他的阿格内斯的话。但是,扬既不信我,也不信我的妈妈。他先是大声哭诉,随后小声地不成调地哼哼起来,从科比埃拉冰山似的躯体下面把施卡特牌掏出来,随后又在自己的两腿间寻找,使一些信件像雪崩似的滚落。他一刻不停,直到找齐了三十二张牌为止。他擦掉牌上黏糊糊的血浆,那是从科比埃拉裤子里渗出来的。他一张张擦干净后,便开始洗牌,还想发牌,他的头脑——脑门形状很好,一点也不低,只是额头皮肤太滑,不太容易渗透罢了——他的头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第三个人同他一起玩施卡特了。

    信件存放室里变得非常之静。外面也静了足足一分钟,来为这最后一位施卡特牌友和“第三个人”默哀。门轻轻地打开了。觉察到这动静的又是奥斯卡。他抬头望去,期待着出现超凡的现象,但他见到的是维克托-韦卢恩的脸,没了眼镜,瞎乎乎地眯缝着眼。“我眼镜丢了,扬。你还在吗?我们逃吧!法国人不来了,或者来得太晚了。跟我一起走,扬。领着我,我把眼镜丢了!”

    可怜的维克托也许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没人回答他,没人给他眼镜,扬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准备领着他逃跑。于是他缩回了没了眼镜的脸,关上门,我还听见维克托的脚步声,他在眼前的一片迷雾里摸索着逃走了。

    天晓得扬的小脑袋里又转着什么可笑的念头。他泪流满面,但却笑了起来,先是小声,接着变成大声,笑得非常开心,戏弄着他的粉红色的、尖尖的舌头,把施卡特牌抛到空中,复又抓住。室内只有无声的人和无声的信,因此气氛就像一个无风而寂静的星期天。末了,扬开始屏住呼吸,用精细的动作搭一座极易损坏的纸牌房屋①。他用黑桃七和梅花Q当墙,上面架一张方块K,搭成底层。又用红心九和黑桃A当墙,上架梅花八,搭成又一间底层。他用十和J当墙,Q和A当顶,在两间底层上架起第二层,各个小间互相支撑。他继而决心在第二层上加一个第三层。他的手像画符咒似的,与另一种宗教仪式相仿,我可怜的妈妈必定是很熟悉的。当扬把红心Q和红心K靠在一起时,这座建筑物并没有倒塌;不,它是通风的,在那间躺满不再呼吸的死人和坐着两个屏住呼吸的活人的信件存放室里,这座建筑物也在轻微地呼吸,让我们交叉两手坐着观赏,让怀疑着的奥斯卡——他是熟悉搭纸牌房屋的规则的——忘却了从信件存放室的门缝里透进来的呛人的浓烟和焦臭味,并使人觉得信件存放室和里面的纸牌房屋同地狱相邻,只隔着一道墙、一扇门——

    ①用纸牌搭房屋,也是一种儿童游戏,又比喻不牢靠的计划,或空中楼阁。

    他们不再正面进攻,而是使用了喷火器,非把最后的几个守卫者熏出来不可。他们把米尚博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摘下钢盔,抓起一块床单布,觉得还不够,又抽出他的骑士小手绢,两只手各执一块,使劲摇晃,表示波兰邮局投降了。他们,三十个半瞎的、被烧伤的男人,举起手,抱住后颈,离开邮局大楼,从左旁门出来,站到院于围墙前,等候慢慢走近的民军。后来据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即当守卫者站在院子里,而进攻者正在半路上还没到达的时候,有三四个人逃跑了。他们从邮局的车库穿过相邻的警察分局的车库,溜进雷姆河畔居民已被疏散而又无军队据守的房子里。他们在那儿找到了衣服,甚至找到了党徽,洗了澡,打扮整齐出了门,一个个地溜掉了。据说,其中有一个,到了旧城沟的一家眼镜店里,买了一副眼镜,因为他原来那副在邮局的战斗中丢失了。这当然就是维克托-韦卢恩。他戴上新配的眼镜,还在木材市场喝了一杯啤酒,后来又喝了一杯,因为他被喷火器烧得唇焦口渴。他的新眼镜虽说不如旧的那副,但毕竟拨开了一点他眼前的迷雾。他逃跑了,直到今天,他还在逃跑,因为他的追踪者紧追不放。

    其余的人——我指的是没有下决心逃跑的三十个人——站到对着旁门的墙下时,扬正好把红心Q和红心K靠在一起,随后乐滋滋地缩回了他的手。

    我还说些什么呢?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刮倒了纸牌房屋。对于这样的建筑术,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水泥。他们只造永久性的建筑物。邮局秘书布朗斯基受了冒犯,怒容满面,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我,奥斯卡,把自己新获得的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蜡烛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们用许许多多的手电照着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也找不到房门。他们在手电的光背后端着冲锋枪,只顾喊着:“出来!”扬和我已经站在过道里时,他们还一味地叫喊:“出来!”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人竟然不听命令,这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民军这才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如此!”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同那三十个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举起胳臂,手抱着后脖子,口渴难忍,被摄进了新闻纪录片。

    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新闻片的拍摄者就转动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把我们拍进那部很短的影片里。后来,这部短片在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过。

    他们把我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此时,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抱着鼓跌倒在地上挣扎。这次发作,半是真的,半是装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他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奥斯卡见到扬,可怜的扬痴呆而幸福地独自在傻笑,举起的手里捏着几张牌,左手捏着一张牌——我相信,那是红心Q——朝着乘车离去的儿子奥斯卡挥动

    他躺在萨斯佩

    我刚把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虽说我并不满意,但这反而更像是出自奥斯卡笔下的文字。为了写得简明扼要,他的笔有时根据有意写得简明扼要的文章的要求作一些夸张,如果不是撒谎的话。

    不过,我想坚持真实性,给奥斯卡的笔来一个出其不意,因此还要在这里补充两点。其一,扬最后那一盘牌,也就是他非常遗憾地未能打完又可能会赢的那一盘,不是无主,而是缺两张王牌的方块。其二,奥斯卡在离开信件存放室时,不只是拿了那面新鼓,还拿了那面破裂的旧鼓。它是同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从篮子里倾倒出来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当时,民军一个劲地喊:“出来!”用手电照着,拿冲锋枪逼着,我和扬只好从信件存放室走出来。我们刚出门,奥斯卡便站到两名民军中间寻求保护。他觉得这两个倒像他的表舅似的,心肠很好,便假装悲泣,一边指着扬,他的父亲,打着手势控诉,把这个可怜人比划成一个凶恶的人,就是他,把一个无辜的孩子拖进波兰邮局,用波兰人那种不人道的做法,把这个孩子当做防弹的盾牌。

    奥斯卡指望扮演犹大能保住他的好鼓和破鼓,而且果真如愿以偿。民军踢扬的腰背,用枪托杵他,却让我拿着两面鼓。一个中年民军,鼻子和嘴巴旁有一家之主担忧操心而留下的皱纹,他抚摩我的脸。另一个谈金色头发的小伙子,他一直笑得眯缝了眼睛,因此别人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他把我抱了起来,弄得我既难受又尴尬①——

    ①此处写奥斯卡同童话里的大拇指一样常同敌人合伙,甚至扮演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角色。

    今天,我不时为这种不体面的姿态感到羞愧,因此我总是说:扬当时不曾察觉到,他的心仍在牌上,后来也是如此,不论民军想出什么招数,取笑也罢,残酷对待也罢,都不能把他从施卡特牌上引开。当扬已经进入纸牌房屋的永恒王国,并幸福地居住在这样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我——因为奥斯卡是属于民军之列的——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天花板与外墙及隔墙是互相咬住的,然而一想到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就不免使人提心吊胆,因为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建筑的拼凑物,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是会失去它们的聚合力的。

    当然,以上这种看法是日后才有的,它并不能开脱我的罪过。这尤其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唯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假定读者在那个不幸的下午也已承认那个不幸的、玩纸牌的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天,我犯下了第二桩大罪过。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一种罪责感在我心中纠缠不休,怎么也驱不走。它毫不客气地逼得我把头埋在医院病床的枕头里,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奥斯卡,狡猾的无知者,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已向警察局报告我丢失了,虽说我是不是他的私产还始终没有定论哩。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抱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末了,在十月初,把他们移交给废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奥斯卡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枪毙了这三十一个男人,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先接到一份通知,要她搬出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她在斯特凡的帮助下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正在这当口,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虽然反映出了这个世界的痛苦,但却不能理解这种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慢慢搞清楚白纸上黑字的含义。

    通知如下:

    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41/39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

    军法总监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

    读者自会看到,通知中对萨斯佩只字未提。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合葬坟,墓穴极大,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也许连运输费,都由当局自己包了。他们填平了萨斯佩的沙土地,拣走了子弹壳——只有一颗除外,它一直留在地里——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体面的公墓的外观,虽说这座公墓早已废弃了。

    但是,这一颗始终留在那里并与我们大有关系的子弹壳,却被舒格尔-莱奥找到了。不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可是我从未向他打听过。十一月底,人家刚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他遇见了我。由于能够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他感到非常高兴,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

    在我拿着那颗子弹壳(它的铅子儿也许就是扬挨上的),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并引领您,读者诸君,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不得不先请诸君将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作一番比较。这两张床都漆上白瓷漆,然而仍有区别。若用折尺去量的话,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虽说我宁愿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是,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仍然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而照旧是白瓷漆的金属床,但是同意与否,我则听凭疗养院领导去决定。

    今天,我与来访者之间几乎无屏障可言。可是,当年在儿科病房时,每逢探望日,那高耸的栅栏便将我同来访者马策拉特,同来访者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妇隔离开来。到我快出院时,我的床栏杆还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命名的、活动的、四条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若干块。她来了,焦虑,叹息,呼吸困难,时而举起她那双多皱纹的大手,展开粉红色的皲裂的手掌,随后又胆怯地放下她的手掌,垂下她的手,啪的一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一声响今天犹在我耳边回响,不过,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个大概来。

    她初次来探望,就把自己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也带来了。文岑特抓住床栏杆,无休止地或讲或唱或边唱边讲波兰女王,童贞女马利亚,声音虽小,却咄咄逼人。奥斯卡真希望有名护士留在这两位老人身边。因为他们两个指摘我,用布朗斯基家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顾我正苦于在波兰邮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头痛和发烧,期待我作出表示,说出一句使他们宽慰的话,告诉他们,扬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并且胆怯害怕。他们要我作证,说明扬是无罪的,似乎我能够洗清扬的罪,似乎我的证词会有什么分量和说服力。

    如果我给埃贝哈特小组的军事法庭打这样一份报告的话,该怎么写呢?我,奥斯卡-马策拉特承认,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过回家途中的扬-布朗斯基,用一面急需修理的鼓把他引诱到那个波兰邮局里去,扬-布朗斯基本来已经离开了那个邮局,因为他不想守卫它。

    奥斯卡没有写这样的证词来为他假想的父亲开脱罪责。当他决心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这两位老人时,他就开始痉挛,弄得护士长只好缩短探望时间,并禁止他的外祖母安娜和他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来医院。

    这两位老人——他们从比绍步行到这里,还给我带来了苹果——离开了儿科病房。他们真是乡下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手足无措。外祖母飘荡着的四条裙子和她哥哥散发着牛粪味的星期日服装越去越远,我的罪责,我的极大的罪责,越来越大。

    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同时发生了。当马策拉特、格雷夫夫妇和舍夫勒夫妇捧着水果和点心拥到我的床前时,当我外祖母和她哥哥文岑特由于从卡特豪斯到朗富尔的铁路还不通,便从比绍经戈尔德克鲁格和布伦陶步行到我这里来时,当护士们穿着使人知觉麻木的白服装,喋喋不休地讲着医院里的种种闲话,在儿科病房里代替了天使时,波兰还没有丢失,但过不久就要丢失了。末了,在举世闻名的十八天之后①,波兰丢失了,尽管不久又证明,波兰还没有丢失;今天也是如此,不顾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同胞的意愿,波兰还没有丢失——

    ①这是希特勒在但泽讲演时说的话。1939年9月17日,波兰政府和军部撤到罗马尼亚,波兰军队抵抗到10月。

    啊,你疯狂的骑兵!——在马背上摘乌饭树的紫黑浆果。手执饰有红白两色小旗的长枪。忧郁的骑兵中队,传统悠久的骑兵中队。图画书里的进攻。在罗兹和库特诺附近越过战场。代替了要塞的莫德林。啊,策马驰骋,多精湛的骑术!一直在等待着晚霞。当前景和背景都能入画时,骑兵才开始进击①——因为战斗是可以入画的,死神是画家的一个模特儿——在奔驰中保持平衡,随后倒下,偷吃乌饭树的紫黑浆果,野蔷薇果劈啪爆裂,使骑兵浑身发痒,否则他们决不会蹦。枪椅兵,他们身上又发痒了,连马带人在干草堆里翻滚——这又是一幅画——他们聚集在一个人后面,在西班牙,他名叫堂吉诃德,在波兰,他叫潘基霍特,一个纯血统的波兰人,高贵得可悲的形象,他曾教枪骑兵如何在马背上吻女人的手,于是他们此刻连连端庄地吻死神的手,仿佛死神是位贵夫人。不过,在此这前,他们先要集合,背后是晚霞——因为浪漫情调是他们的后盾——前面是德军的坦克,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②的养马场里的种马,举世无双的纯种马。可是,那位半是西班牙半是波兰的骑士,误把死神当做贵夫人的骑士,天才的潘基霍特,真是天才过分了!他手里系小旗的长枪落地,白红两色。他呼唤自己的部下去吻贵夫人的手。自立在屋顶上,白红两色,晚霞,樱桃吐出核来,白红两色,潘基霍特呼唤骑兵:“马背上高贵的波兰人,那不是钢甲坦克,那只是风磨,或是羊群,我请你们去吻贵夫人的手背吧!”——

    ①指波兰骑兵对缺汽油而停下的德军坦克的一次进攻。

    ②克虏伯工厂的第三代继承人贝尔诺-克虏伯,嫁给前教皇公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冯-博伦和哈尔巴赫,后者改称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

    于是,骑兵中队向土灰色钢甲坦克的侧翼冲去,使晚霞增添了更多淡红的光辉。奥斯卡希望读者能原谅他在描写这场战斗时所采用的诗的效果。或许更正确的方法是列举波兰骑兵的伤亡数字,用于巴巴但却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来纪念所谓的波兰战役。另一种办法是保留诗的写法,但需加上一个脚注。

    直至九月二十日左右,我躺在医院的床上还听到架设在耶施肯山谷森林和奥利瓦森林高地上的大炮在轰鸣。接着,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海拉半岛投降。于是,汉萨同盟的自由市但泽可以庆祝它的哥特式砖砌建筑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并欢呼着瞧一瞧那位不知疲倦地站在黑色梅赛德斯牌轿车里、几乎不停地行举手礼的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那双蓝眼睛①,它们同扬-布朗斯基的蓝眼睛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女人身上获得成功——

    ①希特勒于1939年9月19日到但泽并演讲。

    十月中旬,奥斯卡被从市立医院释放。我同护士们真是难分难舍。当一位护士(我想,她的名字不是贝尔尼就是埃尔尼),当埃尔尼或贝尔尼护士把我的两面鼓递给我时,一面破鼓,它使我犯下罪过,一面完好的鼓,它是我在保卫波兰邮局期间占有的,这时,我方才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把铁皮鼓丢在了脑后,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除去铁皮鼓而外,对我来说,还存在一样东西:护士!

    我带着乐器,怀着新获得的知识,离开了市立医院。由于我那三岁孩子的脚还有点站不稳,马策拉特便搀着我的手回到拉贝斯路。迎来的是战争头一年的日常生活,平日的无聊以及更其无聊的星期日。

    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二——过了几星期的恢复期后我第一次上街——奥斯卡愁眉苦脸地敲着鼓,不顾湿冷的天气,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遇到了前神学院学生舒格尔-莱奥。

    我们面对面站了一段时间,尴尬地微笑着,待到莱奥从他的礼眼口袋里掏出细软羊皮手套,并将这黄白色、皮肤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时,我这才明白自己遇上了谁,领悟到这次会面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奥斯卡害怕得心里直打鼓。

    我们还瞧了瞧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橱窗,目送若干辆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交叉而过的五路和九路有轨电车驶去,随后沿着布勒森路同一式样的房屋,绕着街上一根广告柱转了几圈,细读通知把但泽盾换成帝国马克的布告,用指甲刮破一张贝西尔洗衣粉广告,在蓝白色之下见到一点红色,这使我们心里感到满意。正要返回广场的当口,舒格尔-莱奥用他戴手套的双手把奥斯卡推进一个门道里,戴手套的左手在身后抓,接着伸到礼服的后摆底下,伸进裤兜里,掏着,找到了什么东西,在兜里摸着找到的东西,断定是他所要找的,便握在手里,把手伸出口袋,让后摆落下,戴手套的拳头慢慢地向前伸,一个劲儿地向前伸,把奥斯卡顶到门道的墙上,他的胳臂真长,但是墙壁可一步不让——在他摊开戴着手套的手之前,我简直以为他的胳臂会从肩关节上跳出来,自行朝我的胸膛打过来,穿透它,从我的两根锁骨中间穿出去,钻进霉味很浓的门道的墙里去,而奥斯卡将永远也看不见莱奥手里捏的是什么,只记得墙上贴的布勒森路住房守则,它同拉贝斯路的住房守则大同小异。

    莱奥的手快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触着大衣上一颗锚形钮扣时,他飞快地摊开手。我只听得他的指关节咯咯作响,顿时见到在有霉点的、发亮的、保护着他的手的手套上放着一个子弹壳。

    当莱奥又捏上拳头时,我已经决心跟他走了。这一小块金属同我直接说了话。我们并肩沿布勒森路走去,奥斯卡在莱奥的左边,无论橱窗、广告柱都不能使我们留步,我们穿过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尽头两幢方箱形的高楼落在了我们背后。在这两幢楼上,夜间亮起了警告灯,指示着起飞和降落的飞机。我们先在铁丝网围住的飞机场边沿费力地走着,终于上了较干的柏油路,跟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电车轨道前进。

    我们不说一句话,但莱奥仍一直把子弹壳捏在手套里。因为天气又湿又冷,当我踌躇不前想住回走时,他又摊开手,让那块金属在掌心里跳跃,引诱我一百步、一百步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产萨斯佩、我当真下决心转身往回走时,他甚至求助于音乐来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转过身来,把子弹壳空的一头朝上,像长笛的侧口似的贴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开始越下越大的雨中吹出一声尖厉的、时而震颤、时而像被浓雾压抑的音响。奥斯卡冷得发抖,不仅由于子弹壳上吹出来的音乐,还因为这种糟糕的天气——它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由于这个特定的场合而显得更其糟糕——因此,我根本不想花力气来掩饰自己受冻的狼狈相。

    是什么引诱我去布勒森的呢?不错,是那个捕鼠者莱奥,吹着子弹壳的莱奥。但是,传到我耳中的声响还不止这点。从碇泊场,从十一月的浓雾笼罩下的新航道,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以及一艘经苏格兰、舍尔米尔和帝国殖民区到我们这里、如今正要进港或出港的鱼雷快艇饿狼似的嗥声。因此,莱奥轻而易举地借助报雾信号声、汽笛声和子弹壳里吹出来的尖声,拖着冻坏了的奥斯卡跟他一起往前走。

    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铁丝网把飞机场同新练兵场和青格尔沟隔开。就在那儿的高地上,舒格尔-莱奥站住了,歪着脑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颤抖的身子。他吮住子弹壳,用下唇抿住,好似灵机一动,猛地一伸胳臂,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把这件散发着湿土味的沉重的衣服披在我的脑袋和肩膀上。

    我们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奥斯卡是否不那么冻得发抖了。有时,莱奥一跳五步远,随后站住。他穿着满是褶纹但非常白的衬衫,活像一个想要冒险从中世纪的城堡主楼或塔楼里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洁白耀眼的衬衫应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时装。莱奥的目光一接触身穿烤肉色礼服、踉踉跄跄地走着的奥斯卡,总要爆发出一阵狂笑,并像一只呱呱叫的乌鸦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声。实际上,我自己肯定也像一只滑稽可笑的鸟,不像渡鸦也似乌鸦。另外,上装的下摆有一截拖在我身后,像裙据扫着柏油路面。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条宽大的尾迹,奥斯卡回头看了第二眼后,便顿感自豪。这条尾迹,如果不说象征着,那也是暗示着在他身上微睡着的、还没有足月临产的悲剧性命运。

    还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我已经预感到,莱奥并不想带我去布勒森或者新航道。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步行的目的地只能是萨斯佩公墓和青格尔沟,因为那旁边就是保安警察的一个现代化打靶场。

    从九月底到四月底,海滨浴场沿线的电车每三十五分钟发一辆。我们过了市郊朗富尔最后一排房屋时,一辆无拖车的电车迎面驶来。接着,另一辆在马格德堡街道岔上等对开来的车到后再出发的有轨电车赶过了我们。萨斯佩公墓附近也有一处道岔。我们快到公墓时,一辆电车从后面赶过我们,随后,另一辆电车迎面开来。我们早就看到它在雾气中等着了,由于看不清道路,车前亮着一盏湿乎乎的黄灯。

    对面开来的车子里司机那张显然愁眉苦脸的面孔还映在奥斯卡的眼帘里尚未消失时,舒格尔-莱奥已把奥斯卡从柏油路上拖到松软的沙土地上,它使人一踩就猜出是海滩的沙土。公墓是方形的,周围有一道围墙。朝南有一扇小门,门上有许多长了锈的花体字,似锁非锁,于是我们推门入内。墓碑是瑞典黑花岗岩或间长岩凿成,正面磨光,背面和两侧很粗糙,有的挪了位置,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扑倒在地。可惜,莱奥不给我时间去仔细观看。墓地树木极少,只有五六棵蛀坏了的、长得歪歪扭扭的海滩矮松。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在电车上说过,任何其他清静的处所都不及这一小块荒芜的地方好。如今她躺在布伦陶。那儿土地比这里肥,长着榆树和械树。

    在这富于情调的荒冢之间,我思绪万千。我还来不及整理,莱奥便领我出了北墙的一扇开着的、没有了栅栏的小门,离开了公墓。我们站在墙外平坦的沙土上。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蔷薇果丛向岸边延伸。我回头去看那公墓,一眼就发现,北墙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

    莱奥在这面显得很新、像他的皱皱巴巴的衬衫一样耀眼刺目的白灰墙前忙碌着。他使劲地迈开大步,好像在用脚步计量。他大声数着,奥斯卡今天还记得他说的是拉丁文。他还唱着经文,这无疑是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会的。在离墙大约十米的地方,莱奥插上了一根木头,又在新刷的、我记得连灰泥也是新填补过的墙前不远处插上了一根木头。这一切,他是用左手干的,因为他的右手仍拿着子弹壳。他测量了好久,终于把子弹壳放在离墙较远的那根木头旁边。这截空心金属前头稍窄,那里曾经居住过一颗铅子儿,后来,有某个人弯曲了一下食指,在子弹壳的屁股上撞出一个凹点,但又没有撞透,以此向铅子儿宣布,解除它的住房契约,命令它搬家,并给另一个人带去了死亡。

    我们站着,站着。口水从舒格尔-莱奥的嘴里流出,一丝丝地挂下来。他那双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还唱那么几句拉丁文,后来便沉默了,因为这里没有会吟唱应答连祷文的人。莱奥转过身子,恼怒地、不耐烦地越过围墙往布勒森公路望去,而每当多半没有乘客的电车一辆开进一辆开出,打着铃在道岔上紧靠着相向驶过时,他又往那个方向掉过头去。莱奥也许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是,电车上没人下来,步行来的也没有,没见一个莱奥可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来到这里。

    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轰鸣而过。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而是忍受着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有把握地断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的飞机是容克52型。

    飞机刚离开我们不久(寂静真折磨人,就像我们面前白色的墙一样),舒格尔-莱奥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奥斯卡肩上他那件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跳去,朝海滨跳去。在跳着离去的时候,他扔下了什么东西,手的动作故意做得很显眼,好让别人去捡。

    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噬。当他终于消失,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雨中时,我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张硬纸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①——

    ①指扬-布朗斯基最后担在手里的牌。“黑桃七”在俗语里意指“没用的人”。

    我去萨斯佩公墓后没过多少天,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遇见了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已不再设关卡,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营了,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奥斯卡见到外祖母蹲在摊子后面的那一刹那间,他感觉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那天乘电车——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乘坐回家——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途中,原来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

    奥斯卡没有撕掉这张牌。他把它交给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后面的外祖母一见奥斯卡来了,吓了一跳。也许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奥斯卡一来就没有好事。不过她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半掩半藏的三岁孩子到她身边去。奥斯卡磨蹭了好一会儿,他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差不多有一米长的活鳕鱼,随后又瞧瞧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螃蟹,总共有几十只,正一个劲儿地在小篮子里爬来爬去。奥斯卡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直到撞上了货摊的一个木头架子,弄得苹果来回滚动,我这才让她看到了大衣上的金色船锚钮扣。

    施韦特费格尔送来了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过去一样用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转到隔壁一个货摊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

    她给了他一个苹果,奥斯卡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继而交给她那个子弹壳——他同样不愿把它留在萨斯佩公墓。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奥斯卡把嘴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耳语道:“他躺在萨斯佩。”奥斯卡说完拔腿就跑,撞翻了一篓青菜

    玛丽亚

    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

    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也就是那面鼓。

    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痛苦,让他尽快结束生命。奥斯卡也是如此。他加快了速度,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他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捂住了耳朵。奥斯卡预计要在圣诞夜前结束,因为我希望得到一面新的、不会带来精神负担的铁皮鼓作为圣诞节礼物。

    我达到了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把支离破碎的、残片互相碰撞着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儿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对于我来说,到了这时,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才如我所愿地被彻底击败了。

    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人看待的话——像奥斯卡那样过了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样样俱全,唯独缺了一面铁皮鼓。

    那里摆着一盒积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在大人们的眼里,这是一件不同导常的礼物。他们竟敢在礼品桌上放了三四本连环画,这分明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的眼里,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还有点实用价值。奥斯卡大为震惊,他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这些装出一副聪明伶俐样子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它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仿佛它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但是没有鼓,我有了一千多块积木,可是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而我本该捧着一面圆滚滚的、滑溜溜的、漆和铁皮冰冷的鼓走进隆冬的黑夜,给严寒听到一点热乎乎的声音。

    奥斯卡暗自思忖,也许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是格蕾欣-舍夫勒——她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分享圣诞节肥鹅的——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随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让步了,先像傻瓜似的翻阅连环画,随后骑到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我心里则是厌恶到了极点。接着,我还听任他们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尽管屋里炉火太旺,温度很高。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在这段时间里,格蕾夫夫妇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绝望地捧着一本连环画;那是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喝完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水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火势旺盛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包括奥斯卡在内——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啊,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钟声四起。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音乐家迈恩过去也是其中的一员——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不给,他们不拿出来。奥斯卡:“给!”其余的人:“不!”这时,我叫喊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了。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重新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不毁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不粉碎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一阵乒乓乱响,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依然宁静而神圣地在燃烧。尽管如此,奥斯卡还是没有得到铁皮鼓。

    马策拉特是个没有见识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呢,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眼看灾难就要临头了。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也越来越乱,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鉴于这种状况,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正如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这样考虑的。

    奥斯卡个子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何况他也不愿意,于是,马策拉特——为了简便起见,我又把他称做我的父亲——把玛丽亚-特鲁钦斯基,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

    她不仅名叫玛丽亚,而且也确实是位圣母①。她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我家店铺过去的良好声誉。她非常友好,全力以赴地经营,马策拉特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她。除此之外,她多少还有点眼力,能够察颜辨色,理解我的心情——

    ①玛丽亚是按圣母的名字命名的。圣母的名字通常译作马利亚。

    玛丽亚还没有到我家店铺来帮忙以前,每当见到我怨气冲天,肚皮前面挂着那一堆废铁,跺着脚走进楼梯间,在那一百多级的楼梯上走上走下时,她曾多次给过我一个旧洗衣盆,让我把它当做鼓的代用品。但是,奥斯卡不要代用品。他硬是拒绝把洗衣盆翻过底来当鼓敲。玛丽亚刚在我家店铺里站稳脚跟,就不顾马策拉特的意愿来满足我的要求。不过,奥斯卡死活也不肯让她挽着手走进玩具店去。店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肯定会使我痛苦地联想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被砸烂的店铺。玛丽亚温柔而顺从,她让我站在玩具店外面等候,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购,根据需要,每四到五星期给我一面新的鼓;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甚至连铁皮鼓也成了稀有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玛丽亚不得不同商人进行柜台下面的交易,用白糖或十六分之一磅的真咖啡换取我的铁皮鼓。她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从不叹息、摇头,也不抬起眼睛朝天看,而是全神贯注,严肃认真,怀着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一如她在给我穿洗干净、缝补好的裤子、袜子、罩衫时那样毫不拘束。在此后的岁月中,尽管玛丽亚和我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是,她把鼓递给我时的方式却始终不变,纵使今天儿童铁皮鼓的价格要比一九四○年时高得多。

    今天,玛丽亚是一份时装杂志的长期订户。每逢探望日她来看我时,穿戴回回变样,而且越来越时髦。当年又怎样呢?

    当年的玛丽亚美吗?她有一张刚洗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密、有点鼓得太厉害的灰眼睛里射出了冷淡的但并非冷冰冰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在鼻根处连在了一起。颧骨轮廓分明(在严寒之中,颧骨上的皮肤呈淡蓝色,紧绷着,痛苦地跳动着),构成了她的扁平的脸,并使之具有一种平衡感,她的小鼻子——不是不美,更不是滑稽可笑,而是很端正、很纤巧的小鼻子——也无损于这种平衡。她的额头圆而低矮,鼻根上双眉连结处有几道竖的皱纹,那是年纪轻轻就用心思太多而留下的。她的微鬈的棕色头发——至今保存着那种温树干的光泽——从两鬓开始绷紧在小圆脑袋上——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她几乎没有后脑勺。玛丽亚穿上白罩衫到我家店铺里来站柜台的时候,还梳着辫子,吊在她那两只一下子就会变得通红的、硬挺挺的耳朵后面,可惜耳垂不是悬着的,而是直接长入了下颚上方的肉里,虽说没有什么难看的皱纹,但也是十足的退化现象,使人可以由此推断出她的天性来。后来,马策拉特不断地劝说这个姑娘用头发遮掩住她的耳朵。今天,玛丽亚在她那时兴的蓬乱的短头发下面只露出她的耳垂,并用一副大耳饰——这反映了她的欣赏趣味不高——来掩盖她的美中不足。

    一如玛丽亚那个一把就能捏住的小脑袋却有丰满的面颊、高高的颧骨以及不显眼的小鼻子两侧的一对大眼睛那样,她的矮小的躯体却有过宽的肩膀、从腋窝下就开始隆起的胸脯、大骨盆和丰满的臀部,而支撑这臀部的则是两条太细的腿,虽然细到两腿间有一道缝隙,但劲道还是挺大的。

    也许当年的玛丽亚稍微有点膝盖内翻的毛病。此外,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比例定型了,相形之下,她那双始终是红红的小手在我的眼里却还像小孩的手似的,手指头则像是香肠。直到今天,她也不能完全否认自己的手像小孩子的。可是,她的脚——先穿着笨重的徒步旅行鞋,稍后穿起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高跟鞋,制作精致但式样已旧,而且不合玛丽亚的脚。尽管她穿着别人穿过而尺寸又不合的鞋,她的脚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孩子的红肤色和滑稽可笑的模样,并且适应了西德出品的甚至是意大利出品的时髦皮鞋的款式。

    玛丽亚话不多,但却喜欢唱歌,既爱在洗餐具时唱,也爱在她把白糖分别装到盛一磅和半磅的蓝色纸口袋里时唱。在店铺关上后,在马策拉特结账时,甚至在星期天,一俟她得到半个钟点的休息,玛丽亚便吹起口琴来。这把口琴是她哥哥弗里茨被征人伍、派到大博施波尔去时留赠给她的。

    玛丽亚吹的口琴曲几乎什么都有。譬如漫游歌曲,那是她在德国少女同盟的晚会上学来的,又如轻歌剧里的曲调和流行歌曲,有的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她哥哥弗里茨在一九四○年的复活节出差到但泽的那几天内,在家里哼唱时被她听会的。奥斯卡还记得,玛丽亚曾用舌尖拍打口琴,奏出《雨点》一曲,还吹奏过《狂风教过我一支歌》,但并没有模仿察拉-莱安德尔[瑞典女电影明星]的唱法。可是在店里上班的时候,玛丽亚从不掏出她的霍纳牌口琴来。甚至在没有顾客登门的情况下,她也不卖弄她的音乐,而是坐在那里,用稚气的圆体字写价格牌和商品单——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略,真正主管我家店铺的是玛丽亚。我可怜的妈妈死后,由于竞争不过人家,一部分顾客不再登门。如今,玛丽亚又把他们争取回来,使他们成为固定的主顾。尽管如此,她对马策拉特则是毕恭毕敬,甚至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但又从来不让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马策拉特感到尴尬。

    每当蔬菜商格雷夫和格蕾欣-舍夫勒挖苦他的时候,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这个女孩子毕竟是我雇来的,是我教会她做生意的。”这个人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他只有在干自己心爱的行当时,也就是在烹调的时候,才变得敏感机巧,有辨别能力,因而值得人家赞许。因为奥斯卡不得不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卡塞尔排骨加酸菜、芥未调味汁猪腰、维也纳煎肉排以及他最拿手的奶油鲤鱼加白萝卜,确实是色香味俱全。他在店铺里对玛丽亚的指点实在有限,因为第一,这个姑娘天生就有做小本生意的本领,再则,马策拉特对柜台上做交易的手腕几乎一窍不通,他只适合于在大市场上搞采购,可是,在煨、炖、蒸、煎、炸等烹调方面,他倒是能教给玛丽亚几手。玛丽亚虽说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当过两年女佣人,可是,当她刚到我家时,连水都烧不开。

    过不多久,马策拉特的生活日程同我可怜的妈妈在世时也就差不多少了:厨房是他的天下,星期日烘烤的食物质量一次比一次强,他可以心满意足地一连数小时地洗餐具,顺便到大市场的公司和经济局去采买和订货(这在战时一年比一年更困难)以及结账,耍一些狡诈手腕同税务局通信,每两个星期布置一回橱窗,证明他在这方面颇有想像力,格调不低,一点也不笨手笨脚。他还认真负责地处理他那些琐细的党务,总而言之,他显得非常忙碌,因为有玛丽亚坚守柜台。您可能会发问:花这么多笔墨来交待,这样不厌其烦地一一描述一个年轻姑娘的骨盆、眉毛、耳垂、手脚,究竟用意何在?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同您一样反对这样去描写一个人。可是,奥斯卡深信他已经成功地歪曲了玛丽亚的形象,如果不是一劳永逸地加以歪曲的话。因此,我要再添上一句话,但愿能以此说明原委:如果撇开所有不知姓名的护士不谈,玛丽亚是奥斯卡的头一个情人。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有一天,我倾听着自己的鼓声(我是很少这样做的),不禁发现,奥斯卡用新的鼓点,急切然而谨慎地把他的激情传递给了铁皮鼓。玛丽亚专心地倾听这鼓声。然而,当她把口琴放到嘴边,额上蹙起许多道讨厌的皱纹,并认为非要给我伴奏不可时,我并不特别喜欢。可是,当她织补长统袜或者把白糖分装到纸口袋里时,她常常垂下双手,脸上的神色非常镇静,严肃地注视着我和我的鼓棒,在她重新拿起袜子织补以前,睡眼惺忪地用手轻轻抚摩一下我那剪得很短的头发。

    奥斯卡本来是受不了这种表示温柔的动作的,但却听任玛丽亚用手抚摩,而且着了迷,竟至于往往一连数小时之久有意识地在铁皮鼓上敲出引诱玛丽亚抚摩的节奏来,直到她的手最后听从了并使奥斯卡得到满足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每天晚上由玛丽亚领我上床。她给我脱衣服,替我洗澡,帮我穿睡衣,要我在睡觉以前再去清一清膀胱。虽然她是信新教的,但却同我一起祷告,念一遍“我们的天父”,三遍“祝福你马利亚”,有时也念“耶稣我为你生,耶稣我为你死”。末了,她脸上装出一副友善但又困倦的样子,替我盖上被子。

    虽然关灯以前的最后几分钟是这样的美好(我慢慢地把“我们的天父”和“耶稣我为你生”换成了“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和“爱恋马利亚”来隐喻柔情),但是天天晚上这样准备上床安眠则使我感到难受,差点儿断送了我的自制能力,并使时刻注意隐藏真面目的我像抱着幻想的少女和受折磨的小伙子那样羞怯得满脸通红,泄露出内心的秘密。奥斯卡坦率地承认,每当玛丽亚用双手给我脱衣服,把我抱进锌制的澡盆,用毛巾、刷子和肥皂擦洗鼓手皮肤上一天的尘土时,每当我意识到,我,一个将近十六岁的小伙子,赤条条地站在一个快满十七岁的姑娘面前时,我就满脸通红,经久不消。

    可是,玛丽亚似乎并未察觉我的肤色的变化。难道她以为是毛巾和刷子把我搓热了?难道她心里说,这是保健术使奥斯卡周身血液流通的结果?难道玛丽亚既羞怯又非常老练地看透了为什么我的脸上每天泛起晚霞,却仍然视而不见?

    我至今还动辄就涨红了脸,往往延续五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而且无法掩饰。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一听到火柴这个词儿,脸就涨得像火红的公鸡一般。我呢?同他一样,一听到有人,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在我的近旁讲到每天晚上用毛巾和刷子给澡盆里的小孩子洗澡,我的血管里就充满了血。奥斯卡站在那儿,活像一个红种印第安人。周围的人都讥笑我,说我古怪,说我中了邪,因为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给小孩子抹肥皂、搓洗,用毛巾擦他最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本来就是件很平常的事。

    可是玛丽亚,这个自然之子,竟能在我眼前做出种种极其放肆的事情而毫无愧色。譬如说,每当她动手擦洗起居室和卧室的地板以前,就从腿上脱下那双长统袜,因为那是马策拉特送给她的,她很珍惜。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商店关门后,马策拉特有事去支部办公室,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她脱下裙子和短上衣,只穿着单薄而干净的衬裙,靠着起居室的桌子站在我身旁,用汽油擦掉裙子和人造丝短上衣上的污渍。

    玛丽亚一脱下短上衣,汽油味刚一消散,就能从她身上闻到一股宜人并且是质朴诱人的香草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用香草的根擦过自己的身子不成?难道有散发出香草味的廉价香水出售?要么这种香味是她特有的,一如卡特太太总有一股子氨水味,又如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总有一股子淡淡的臭黄油味?奥斯卡对样样事情都爱穷根究底,这种香草味究竟从哪里来的,他也要弄个水落石出。玛丽亚不曾用香草根擦过自己的身子。玛丽亚身上就有这么一股味儿。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深信,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天生有这么一股香味,因为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吃完奶油菜花、土豆泥和煎小牛肉之后,餐桌上一盘香草布丁在那里晃荡(那是由于我用靴子踢了一下桌子腿),可是玛丽亚只吃那么一点,而且很勉强,她就爱吃果汁麦粥,奥斯卡则相反,他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爱着所有的布丁里这最普通、也许是最乏味的一种。

    一九四○年七月,特别新闻广播报道了法国战役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展之后不久,波罗的海海滨的游泳季节开始了。正当玛丽亚的哥哥弗里茨中士从巴黎寄来了第一批风景画明信片的时候,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决定让奥斯卡到海滨去,因为那儿的空气有益于他的健康。马策拉特说,在午休时间——商店从一点到三点停止营业——由玛丽亚陪我去布勒森海滩,如果她在那里一直待到四点钟,那也没有关系,他很愿意偶尔站站柜台,在顾客前露露面。

    他替奥斯卡买了一条绣有铁锚图案的蓝色游泳裤。玛丽亚已经有了一条红边绿色的游泳衣,是她姐姐古丝特送的坚信礼礼物。游泳包是我妈妈那时候用的,里面塞了一件白色软毛绒浴衣,这也是我妈妈的遗物,此外还有一个小桶、一柄小铲和若干用沙做糕饼的玩具模子,纯属多余。玛丽亚挎着包。我自己带着鼓。

    电车要经过萨斯佩公墓,奥斯卡对此感到害怕。他能不担心一见到这个如此寂静却又如此意味深长的地方,会败坏他对游泳本来就不太高的兴头吗?奥斯卡暗自问道,当坑害了扬-布朗斯基的人身穿单薄的夏装,乘着电车丁丁当当从他的坟墓边上驶过的时候,他的幽灵会采取什么态度呢?

    九路电车停了下来。售票员喊道:萨斯佩到了。我的目光从玛丽亚身旁掠过,死盯着布勒森方向,另一辆电车正从那里对开过来,慢慢地由小而大。决不能让目光往一侧溜去!那里有什么东西可看的!可怜巴巴的海滩矮松,雕有花体字的生锈的栅栏门,东歪西倒的墓碑,只有蓟草和不结实的野燕麦喜欢读碑上的铭文。还不如从打开的车窗里抬头望望天空呢;它们在那儿轰鸣,肥胖的容克52型,似乎只有三个发动机的飞机或者肥壮的苍蝇才能在这万里无云的七月的天空中轰鸣。

    我们又丁丁当当地开走了,对面开来的电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拖车刚过去,我扭转脑袋,整个颓记的墓场正好全收眼底,包括那一段北墙,上面那片醒目的白色的地方虽说是在阴影里,却仍使我感到十分难堪……

    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快到布勒森了,我的目光又回到了玛丽亚身上。她穿一件薄花布连衣裙。皮肤微微发亮的圆脖子,高高的锁骨上挂着一串红色木雕樱桃项链,个个一样大小,像是熟透了快爆裂似的。是我想象出来的呢,还是当真闻到的呢?玛丽亚带着香草味去波罗的海海滨。我微微弯过身子,深深地吸那芳香,暂时忘掉了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在保卫战士的肉尚未从骨头上烂掉之前,波兰邮局的保卫战已经成为历史。幸存者奥斯卡满鼻孔的气味,完全不同于他的一度是那么时髦、如今则在腐烂的假想的父亲可能散发出来的气味。

    到了布勒森,玛丽亚买了一磅樱桃,搀着我的手(她知道我只允许她这样做),领我穿过矮松林向浴场走去。尽管我已经快满十六岁了(浴场管理人是看不出来的),却还是让我进了女更衣室。黑板上写着——水温:十八度;气温:二十六度;风向:东风;天气形势预报:晴。黑板旁边,是救生协会的布告,写的是急救方法,配有几幅笨拙的旧式画。被淹的人都穿着条纹游泳衣,救生员都留着小胡子,头戴草帽,在变化莫测的危险的海水里游泳。

    光脚的浴场姑娘走在前面。她像一个忏悔者似的身上系着一根绳子,绳的一端是一个可以打开所有的小间的大钥匙。步桥。步桥上的扶手。沿着所有的小间是一长条椰子纤维垫子。给我们的小间是五十三号。小间的木板是热的、干的,颜色是自然的白里带蓝,我真想把它叫做瞎子眼睛的颜色。小间窗户旁有一面镜子,但严格说来已经不成其为镜子了。

    首先得奥斯卡脱衣裳。我脸朝着墙脱下衣裳,无可奈何地让玛丽亚给帮忙。接着,她讲究实际地使劲一把转过我的身子,把新的游泳裤递给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让我穿上这条紧身羊毛裤。我刚系上背带的扣子,她就把我抱到小间背墙前的木板凳上,把鼓和鼓棒搁在我的大腿上,自己用迅速而有力的动作脱掉衣裳。

    我先敲了几下鼓,数着地板上的节孔。接着,我停止了数数和敲鼓。玛丽亚滑稽地噘起嘴唇吹起口哨来了,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她吹两声高音,脱掉鞋子,吹两声低音,脱掉短袜子。她像送啤酒的马车夫似的吹着口哨,脱掉了花布连衣裙,她吹着口哨把衬裙挂在连衣裙上,摘下胸罩。她一直使劲吹着,但吹不出一个曲调来,同时,把短裤——原来是条运动裤——拉到膝上,退到脚上,把脚从拧成麻花的裤腿里退出来,用左脚把它踢到了角落里。

    玛丽亚毛茸茸的三角形使奥斯卡吃了一惊。虽说他从自己可怜的妈妈那儿知道,女人的下身不是光秃秃的,但是;他觉得玛丽亚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女人,不是马策拉特或扬-布朗斯基眼里的他的妈妈那种意义上的女人。

    顿时,我认识了她的本来面目。我生气、羞惭、愤怒、失望,我的洒水壶在游泳裤里半是滑稽可笑、半是疼痛地开始变硬,由于有了这根在我身上新长出来的棍儿,我忘掉了鼓和那两根棒。

    奥斯卡一跃而起,向玛丽亚扑去。她的毛发截住了他。他把脸凑上去。毛发长到了他的唇间。玛丽亚哈哈大笑,想把他拉开。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咬住毛发,追寻着香草味的发源地。玛丽亚一直还在笑。她甚至让我待在她的香草丛中,看来这样使她很开心,因为她一直不停地在笑。我脚下一滑摔倒了,我这一滑把她弄痛了(因为我不松开毛发或是毛发不松开我),香草使我流出了眼泪,我闻到了蘑菇或其他辛辣的味道。这时没有香草味了,只有玛丽亚用香草味掩盖住的泥土味,这种泥土味要把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钉在我的额头上,并永远用这种腐烂的气味来毒害我,到了这时,我才松开。

    奥斯卡滑倒在小间里白里带蓝的木板地上,哭个不停。玛丽亚却又笑了。她把他扶起来,抱在怀里,抚摩他,让他贴着她身上唯一挂着的木雕樱桃项链。

    她从我的嘴唇间取下她的毛发,连连摇头,惊讶地说:“你这个小淘气!你瞎闹,又不懂是什么,就哭起来。”

    汽水粉

    读者可知道这个词儿吗?早先在任何一个季节里都可以买到用扁平的小口袋装的汽水粉。我妈妈也在我家店铺里出售用催人呕吐的绿色小口袋装的车叶草汽水粉。另一种口袋的颜色像未熟透的橙子,里面装的据称是甜橙味汽水粉。还有草零味的和其他种类的汽水粉。你用自来水冲下去,它就发出噬噬声,冒泡沫,翻腾起来,趁它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喝一口,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柠檬味,玻璃杯里也是柠檬的颜色,只是更深一些,是一种可以冒充毒药的人造黄。

    在小口袋上,除了味道以外,还印着什么呢?天然产品——专利权所有,仿制必究——防潮——在一道虚线下印有:由此撕开。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买到汽水粉呢?不仅在我妈妈的店里,在任何一家殖民地商品店里(除去皇帝咖啡食品店和日用品商店之外),都可以买到上述汽水粉。在那里以及在所有的饮食店里,一袋汽水粉的价钱是三芬尼。

    玛丽亚和我是用不着花钱买汽水粉的。只是当我们连回到家里都等不及的时候,才不得不到殖民地商品店或饮料店去,花上三芬尼,甚至六芬尼,因为我们总是喝不够,常常要买两包。

    谁先用汽水粉开的头?这是恋人之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我说,玛丽亚先开的头。玛丽亚却从来不说是奥斯卡先开头的。她不予回答,如果问急了,她也许会说:“汽水粉先开的头。”

    自然学,人人都会讲玛丽亚说得有道理。唯独奥斯卡认为这样推倭是没有道理的。我从来也不会承认,一袋售价三芬尼的汽水粉能引诱得了奥斯卡。我已经十六岁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会自己担当责任的,或者把责任归到玛丽亚身上,但我决不会倭过于需要防潮的汽水粉。

    我过完生日后没有几天,事情就开始了。根据日历看,游泳节季已经结束。可是,从天气看,根本不像是九月的样子。阴雨连绵的八月过后,炎夏大耍威风,秋老虎的厉害可以从钉在浴场管理员小屋上的救生协会布告旁的黑板上读到——气温:二十九度;水温:二十度;风向:东南;天气形势预报:以晴为主。

    空军中士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布鲁塞尔寄来了明信片。这小子一直在作出差旅行。在这段时间里,玛丽亚和我被太阳晒成了棕褐色。七月份,我们一直坐在家庭浴场的帐篷前面。由于康拉德学校的学生恣意胡闹,佩特里中学的一个学生没完没了地表白爱情,玛丽亚吃不消了。八月中旬,我们离开了家庭浴场,在妇女浴场靠海处找到了一个清静得多的小小地盘。肥胖的女人,气喘吁吁,呼吸的短促如同波罗的海短促的海浪。她们站在海潮中,海水刚没过她们胭窝里曲张的静脉。全身精光、不懂规矩的小淘气们也在水里同命运搏斗,也就是说,他们用沙子堆城堡,堆一回就被海水冲垮一回。

    妇女浴场。如果说,妇女们以为在这样的场所是不会有人观察她们的,那么,一个年轻男人,譬如说,奥斯卡当时就是一个掩盖了本相的年轻男人,就应该闭上眼睛,免得成为不受拘束的妇女体态的目击者——当然不是自愿的。

    我们躺在沙里。玛丽亚穿着红边绿色游泳衣,我穿着蓝色游泳裤。沙在睡觉,海在睡觉,贝壳都被踩碎了,它们没在偷听。据说是永远醒着的琥珀,只是别处才有。风,根据黑板上所写,来自东南方,也慢慢入睡了。广阔的天空,肯定是劳累过度了,不停地在打呵欠。玛丽亚和我也有些疲倦了。我们已经下过水了,我们已经吃过东西了,但不是在游泳之前,而是在游泳之后。我们吃的是樱桃,只剩下湿的核,扔在海滩上,杂在往年留下的、变得又轻又白的干的樱桃核中间。

    眼见这许多往昔的景象,奥斯卡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沙子,里面掺有刚吐出的以及有一年或千年之久的樱桃核,往他的鼓上撤去,于是他化身为沙漏,同时,又玩起骨头来,设想自己扮演着死神的角色。我想象着玛丽亚温暖的、熟睡的皮肉下面她那肯定清醒着的骨骼的某些部分,享受着在她的尺骨与桡骨间进行透视的乐趣,顺着她的脊骨攀上攀下做计数游戏,穿过两个骼骨窝进去,拿她的胸骨来作乐。

    我扮演死神,玩弄沙漏,娱乐消遣,玛丽亚却全然不顾我的乐趣,她的身子开始活动了。她伸手抓游泳包,听凭手指去瞎摸,然后寻找着什么,而我则将手中剩余的沙子和最后几颗樱桃核撒到已经有一半蒙上了沙子的鼓上。玛丽亚要找的可能是她的口琴,由于没找到,她把游泳包倒转过来,紧接着掉到浴巾上的不是口琴,而是一袋车叶草汽水粉。

    玛丽亚装出意想不到的样子。也许她真的感到出乎意料。我可是真的感到惊讶。我过去反复这样讲,今天我仍旧这样讲:这包汽水粉,这种只有工人和装船工的孩子由于没钱买真正的柠檬水喝才去买的便宜货,这种滞销货,究竟是怎么会跑到我们的游泳包里来的呢?

    奥斯卡还在左思右想的时候,玛丽亚觉得口渴了。我也不得不违心地中断思索,表示我也渴得厉害。我们没带杯子。此外,还得走到有饮用水的地方去。如果玛丽亚去,至少走三十五步,如果我去,至少得走五十步。如果打算到浴场管理员那里借一只杯子,再到管理人小屋旁拧开自来水龙头,那就得穿过或仰卧或俯卧、尼韦阿油油光锃亮的肉山,忍受沙滩烫脚之苦。

    我们两个都害怕走这段路,谁也不去捡浴巾上那袋汽水粉。末了,在玛丽亚想要拿起它来之前,我把它拿到了手里。可是,奥斯卡又把它放回到浴巾上,好让玛丽亚抓着它。玛丽亚不伸手。于是,我把它拿了起来,交给玛丽亚。玛丽亚把它还给奥斯卡。我表示感谢,又送还给她。但她不想接受奥斯卡送的礼品。我只好又把它放回到浴巾上。它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

    奥斯卡断言,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间歇之后,是玛丽亚拿起了这袋汽水粉。不仅如此,她顺着下面印有“由此撕开”的虚线,撕下了一小条纸。然后,她把这个撕开的小口袋向我递过来。这一回,奥斯卡谢绝了她,玛丽亚可算是被得罪了。她二话不说,把打开的小口袋放到了浴巾上。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海滩的沙子掺进小口袋里之前,一把拿起来,把小口袋递给玛丽亚。

    奥斯卡断言,是玛丽亚把一个手指头伸进小口袋里,又伸出来,并伸直手指给我看,手指尖上有点蓝白色的东西,汽水粉。她向我伸过手指头。我自然领受了。虽然汽水粉的味道直冲鼻子,我的脸上却装出味道很好的样子。是玛丽亚摊开了手掌。奥斯卡别无办法,只好撒一些汽水粉在这粉红色的碗里。她看着这一小堆粉,不知怎么办。她觉得自己手心里的这座小丘过于新奇。于是,我探过身子去,把所有的唾液集中起来,吐在汽水粉上,接着又来一次,随后直起腰来,因为我已经弄不出唾液了。

    玛丽亚的掌心里开始发出噬噬声,并泛起泡沫。车叶草像一座火山似的爆发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民在那儿发出狂怒。那里发生了玛丽亚还从未见过、从未感觉过的事情,因为她的手在抽搐,在颤抖,想要溜走,因为车叶草在咬她,因为车叶草钻进了她的皮肤,因为车叶草刺激了她,给了她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一种感情……

    车叶草的颜色越来越绿,玛丽亚的脸也变红了。她把手放到嘴边,伸出长舌头去舔掉她手心里的东西。她舔了好几次,无可奈何,奥斯卡差一点以为她的舌头平息不了如此刺激她的车叶草感情,反倒使它发展到了甚至还可能超过了在正常情况下约束任何感情的界限。

    接着,这种感情渐渐平息了。玛丽亚吃吃地笑,她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目击方才的情景。她见到四周穿游泳衣的、气喘吁吁的海牛,涂满尼韦阿油,棕褐色的一片,麻木不仁地躺在那里,她便又倒下身子,躺到浴巾上;在这白色浴巾的衬托下,她脸上羞怯的红晕渐渐地消退了。

    要不是玛丽亚在短短半小时以后又竖起身子来,拿起那半包汽水粉的话,那天中午浴场的天气或许会催我入睡的。我不晓得,她在把剩余的汽水粉倒到对车叶草的作用已不再感到陌生的那只手里去以前,内心是否有过斗争。她左手拿着纸口袋,右手摊开,像一只粉红色的小碗,但又一动不动地对峙了一会儿,相当于别人擦一擦眼镜所需的时间。她的目光既不对着纸口袋,也不对着她的掌心,她的目光并不在半空的口袋和空的手心之间徘徊,玛丽亚乌黑的眼睛穿过纸口袋和她的手之间望去,目光严肃。但是,她那严肃的目光毕竟挡不住半空的纸口袋。纸口袋向摊开的手掌靠近,手掌向纸口袋凑上来。她的目光失去了带有几分忧郁的严肃,变得好奇,最后变成贪婪。玛丽亚煞费苦心地装得若无其事,把剩余的车叶草汽水粉倒在窝成碗状的手心里(尽管炎热,她的手没出汗,是干的),扔掉了纸口袋,也撕下了镇静的假面具,用空出的手托着满握的手,灰色的眼睛还瞧了一会儿汽水粉,随后瞧着我,朝我投来灰色的目光,灰色的眼睛有求于我。她要我的唾液,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奥斯卡可是没有了,她肯定有许许多多,唾液可不会这么快又出来的,她能不能用自己的呢?她的唾液虽不说比我的好,也是不相上下,无论如何她一定比我多,因为我不能那么快又弄出唾液来,更何况她岁数比奥斯卡大。

    玛丽亚要我的唾液。我的唾液出不来了,这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她的目光却不离开我,仍旧在向我提出这一要求。她这样残忍,一步不让,我认为是她那不是自己悬着而是长在肉上的耳垂的罪过。于是,奥斯卡连连地咽着,想象着平日会使他嘴里生津的东西。可是,我的唾液腺不灵了,这只怪那海滨的空气,咸的空气,海滨的咸空气。在玛丽亚的目光的要求下,我只好站起身来,朝那边走去。我不敢东张西望,径直在滚烫的沙上走了五十多步,登上更烫的台阶,到得浴场管理员的小屋旁,拧开水龙头,歪过头去,张开嘴,在下面接着,喝着,喷着,咽着,直到奥斯卡又有了唾液。

    尽管这段路似乎没有尽头,周围的景象又是那么可怕,奥斯卡还是从浴场管理员的小屋回到了我们的白色浴巾旁,但见玛丽亚俯卧在那里。她交臂抱头。辫子歪斜在圆滚滚的背上。

    我推了她一下,因为奥斯卡现在有唾液了。玛丽亚纹丝不动。我又推了她一下。她不要。我小心翼翼地掰开她的左手。手被掰开了:空空如也。仿佛它从未见过车叶草似的。我掰开她的右手,粉红色的掌心,条条手纹,又湿又热,然而也是空空如也。

    是玛丽亚用了她自己的口水?是因为她等不及了?还是她把汽水粉吹走了,在感觉到它之前就把这种感觉窒息了,并在浴巾上路干净自己的手,直到玛丽亚那熟悉的、有点迷信的月亮山、肥胖的水星和绷紧填实的金星环的小手心又露了出来?

    那天,我们随即回家去了,奥斯卡永远不会知道玛丽亚是否第二次让汽水粉泛起了泡沫,或者在若干天之后,用我的口水搀和汽水粉是否重又成为她和我的一种恶习。

    偶然的机遇,或者说,顺从我们愿望的偶然机遇来了。在上文所述去浴场的那天晚上,我们喝着乌饭树紫黑浆果汤,又吃油煎土豆饼。马策拉特唠唠叨叨地对玛丽亚和我说,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党部内,成立了一个施卡特俱乐部,他也加入了,新牌友都是支部领导人,他将每周两次到施普林格饮食店去聚会,新任的地区党部领导人塞尔克有时也来,单凭这一点他就非去不可,所以只好让我们两个自己待在家里了。他又说,逢到他晚上去打施卡特时,最好奥斯卡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过夜。

    特鲁钦斯基大娘欣然同意,她甚至觉得这个办法比马策拉特头天背着玛丽亚向她提出的建议要强得多。也就是说,我不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家过夜,而是让玛丽亚每周两次到我们家来,睡在沙发榻上。

    玛丽亚原先睡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从前那是我的朋友、背上伤疤累累的赫伯特的卧床。这张笨重的床放在较小的后屋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床在起居室里。古丝特-特鲁钦斯基一如既往在埃登饭店的冷餐柜台当服务员。她住在饭店里,遇到假日有时也回来,但很少在家过夜,万一过夜的话,便睡在沙发上。如果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远方哪个国家回来休假,这位休假或出公差的军人便睡在赫伯特的床上,玛丽亚则睡到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床上,而那位老妇人便拿沙发当床铺。

    这种固定的安排被我的要求打乱了。起先是要我睡在沙发上的。我干脆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让我睡在她那老太婆睡的床上,自己宁可睡沙发。这时,玛丽亚提出异议,她不愿意自己年迈的母亲因为不舒适而夜里睡不踏实,并直截了当地说,她愿意同我一起睡在赫伯特以前睡的床上。“我可以同小奥斯卡睡一张床,”她说,“他占不了多少地方。”

    就这样,从接着到来的那个星期起,玛丽亚每周两次把我的睡具从底层我家屋里抱到三层楼上,替我和我的鼓在她的左侧弄了个过夜的地方。在马策拉特去打施卡特牌的头一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觉得赫伯特的床很大。我先躺下,玛丽亚稍后才来。她在厨房里洗了澡,身穿一件长得可笑、式样旧而发硬的睡衣走进卧室。奥斯卡本以为她会光着身子来的,因此一上来很失望,继而却又很满意,因为这件由曾祖母传下来的睡衣好似架起了一座令人愉快的桥,使他联想起护士带褶裥的白衣。

    玛丽亚站在五斗橱前解她的辫子,一边吹着口哨。每当玛丽亚穿衣或者脱衣,解或编辫子时,她总要吹口哨。甚至在梳头时,她也总要不停地从噘起的唇间吹出两个音来,却不进而吹出一个曲调。

    玛丽亚一放下梳子,口哨声随即中断。她转过身,摇了摇头发,很快几下子就把五斗橱上的东西整理好,井井有条使她感到欢喜,于是向黑檀木框里她的大胡子父亲的修过的照片来了一个飞吻,用过分的力量纵身一跳,躺到了床上,上下弹了好几回,最后一次弹起时,她抓住羽绒被,钻到这座山底下,下巴颏以下的身子全都消失了。她根本不碰躺在她身旁盖着自己的羽绒被的我,却从羽绒被下伸出睡衣袖子滑了下来的、圆滚滚的胳膊,寻找着自己头顶上那根可以把灯拉灭的绳子,找到了,卡啪一声关了灯。在一片黑暗之中,她才用过大的声音向我说一声:“晚安!”

    玛丽亚的呼吸很快就变得均匀了。她可能不仅装成这样,而且确实很快就睡着了,因为她白天干活卖劲,晚上非得睡得踏实不可。

    奥斯卡久久未能入睡,他的眼前升起了值得一看的画面,驱走了睡意。尽管窗上的挡亮纸和四壁之间如此漆黑一团,他仍然见到金发的护士站在赫伯特满是伤疤的背后,见到舒格尔-莱奥起皱褶的白衬衫——因为它就在近旁——变成一只海鸥,它飞啊,飞啊,在一道公墓的墙上撞了个粉碎,使这道墙看上去像是新粉刷过似的,如此等等。当一股越来越浓、使人困倦的香草味使这些画面闪烁不定,忽隐忽现,最后消失时,奥斯卡才像玛丽亚早已如此那样,开始均匀地呼吸起来。

    三天以后,玛丽亚同样正经地给我表演了一次少女上床的姿态。她穿着睡衣进来,吹着口哨解辫子,吹着口哨梳头,放下梳子,不再吹口哨,整理五斗橱上的东西,向照片掷去一个飞吻,过分使劲地一跃上床,上下弹了几回,抓住羽绒被,瞧见——我瞧着她的背脊——她看到一个小口袋——我欣赏着她那美丽的长发——她发现在羽绒被上有样绿色的东西——我闭上眼睛,决心等她慢慢习惯于看到眼前这包汽水粉——弹簧在倒下身去的玛丽亚底下吱吱作响;这时,只听喀哒一声。当我因为这喀哒声睁开眼睛时,奥斯卡证实了他所料到的事情:玛丽亚已关上了灯,在黑暗中不均匀地呼吸着,她还是不习惯于见到这包汽水粉;可是,看来她一手制造的黑暗,会不会使汽水粉增加分量,使车叶草茂盛,使黑夜中搀上苏打发酵的气泡,还是成问题的。

    我几乎认为,黑暗是站在奥斯卡一边的。因为在短短几分钟之后——如果在漆黑的房间里还可以谈什么分秒的话——我觉得床头有动静;玛丽亚在钓那根绳子,绳子上了钩,紧接着,我又能欣赏坐着的玛丽亚那睡衣上美丽的长发了。带褶的灯罩下电灯泡均匀的黄光照亮了屋子。羽绒被仍然叠得好好的放在脚那头,鼓鼓囊囊的,没有动过。床上的小纸袋在方才的黑暗中也未曾敢动一动。玛丽亚祖传的睡衣沙沙响,睡衣的一只袖子连同里面的小手一齐抬起来,奥斯卡嘴里积聚好了口水。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我们两个弄光了一打以上的汽水粉,多半是车叶草味的。末了,车叶草味的没了,便换成柠檬和草莓味的。方法始终是一个,我用口水使它发酵,助长了一种滋味,而玛丽亚也越来越懂得品尝这种滋味。我搞了一些积口水的练习,使用一些妙法,使口水又多又快地流到嘴里来,并能够接连三次,每次间隔很短的时间,使小口袋里的汽水粉增添了玛丽亚所渴求的滋味再赠给她。玛丽亚对奥斯卡很满意,有时把他搂在怀里,并在受用了汽水粉以后亲吻他的脸,甚至两回三回地亲他。关灯以后,奥斯卡还听她在黑暗里吃吃地笑了一阵,随后她往往很快就睡着了。

    我可是越来越难以入睡了。我十六岁了,思想活跃,需要驱走睡意,并使我对玛丽亚的爱同别的、更令人惊异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不要老是用汽水粉加我的口水,老是一个滋味。

    奥斯卡不仅在关灯以后进行思考。白天,我也敲着鼓思索,翻阅那本被我读烂了的关于拉斯普庭的书的选段,回想早年在格蕾欣-舍夫勒那里上课时她同我可怜的妈妈之间的放荡行为,也问了问歌德,因为我不仅有拉斯普庭的,而且有歌德的《亲合力》的选段,于是,我接受了那位信仰治疗家的性欲冲动,并用这位诗国王侯的包容全世界的自然感情加以冲淡。在我的眼里,玛丽亚忽而容貌似女沙皇,兼有大公爵夫人安娜斯塔西亚的特征,忽而又像是从拉斯普庭的乖僻的贵族追随者中挑选出来的贵夫人,在过分的兽性使我感到厌恶的情况下,我眼里的玛丽亚忽而又如奥蒂莉一般像天空似的透明,或者藏身于夏绿蒂高雅的、控制着的激情背后。在奥斯卡的眼里,他自己也在变换,先是拉斯普庭本人,后是他的谋害者,常常成了上尉,很少变为夏绿蒂的无常的丈夫,有一回——我得坦白交代——竟成为一个具有人人熟悉的歌德的外形并在沉睡的玛丽亚上方飘浮着的天才。

    奇怪的是,我期待着从文学中比从赤裸裸的、切切实实的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启发。譬如说扬-布朗斯基,我过去经常看到他对我妈妈动手动脚,他却教不了我什么。虽然我知道,妈妈和扬,或者马策拉特和妈妈,轮换着抱成一团,喘息,紧张,末了乏力地低吟,黏黏糊糊地分开,而这就意味着爱,可是奥斯卡始终不愿意相信这种爱是爱,并要从这种爱里找出另外的爱来,但一再想起的却是这种抱团的爱,而且在他把它当做爱去实践,并不得不把它视为唯一可能的爱加以维护之前,一直憎恶这种爱。

    玛丽亚躺着尝汽水粉。汽水粉一开始起泡沫,她的两条腿就抽搐和踢蹬开了,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此,有好几回,她刚尝到味道,身上的睡衣已经向上滑到了大腿根。汽水粉第二次起泡沫时,她的睡衣就爬到了肚皮上方,卷起到乳房下面。有好几个星期之久,我总是把汽水粉倒在她的左手上,而这天夜里,我没有考虑到事先要去读一读歌德或拉斯普庭,便自发地把草莓汽水粉小口袋里剩余的部分倒在了她的肚脐眼上。她还来不及抗议,我的口水就已经向那上面流去,而当这个火山口开始沸腾之后,玛丽亚就失去了提抗议所必需的理由,因为沸腾的、泛起泡沫的肚脐眼比空手心有更多的优点。虽然汽水粉还是同样的汽水粉,我的口水依旧是我的口水,味道也没变,只是更浓,浓得多。味道越来越浓,使玛丽亚再也憋不住了。她向前探过身子去,想用舌头去扑灭她的肚脐眼小罐里泛泡沫的草莓,一如她过去消灭手掌上的车叶草一样,但是她的舌头不够长;她的肚脐眼距离她的舌头比亚洲或者火地岛更遥远。可是,玛丽亚的肚脐离我很近,我便把舌头伸过去,寻找草莓,并且找到的也越来越多,我就这样在采集的时候迷了路,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没有护林人问你要采集执照,我感到有义务采集每一个草莓,我的眼睛、思想、耳朵和心里只有草莓,这里只有草莓的味道,由于我如此专心致志地采集草莓,因此奥斯卡只是顺带对自己说:玛丽亚对你这样努力地采集感到很满意哪!因此,她关上了灯。她放心地睡着了,并允许你继续去寻找,因为玛丽亚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草莓。

    当我再也找不到草莓的时候,我十分偶然地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蘑菇。它深藏在苔藓下面,我的舌头够不到,于是,我让自己长出了第十一个手指,因为我那十个指头同样派不了用场。于是,奥斯卡获得了第三根鼓棒,它的年头已经够派这种用场了。我不敲鼓,而是敲苔藓。我完全搞不清楚了:是我在敲吗?这是玛丽亚吗?这是我的苦藓还是她的苔藓?苔藓和第十一个手指是属于别人的,而只有蘑菇是属于我的吗?下面的这个小先生有他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意志吗?这一切都是谁干的:是奥斯卡、他还是我?

    玛丽亚上半身睡着,下半身醒着,无害的香草和苔藓底下的味道强烈的蘑菇,都要汽水粉,不要这个小先生,甚至我也不要他,他已经宣布独立自主了,他证明自己是有头脑的,他吐出的东西,我可不曾灌给他,我躺下的时候他站着,他做着不同于我的梦,他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然而他却替我签了字,他至今还独行其是,从我感觉到他的那一天起,他就同我分开了,他是我的敌人,而我不得不一再同他结盟,他背叛我,在我危难时舍弃不顾,我想背叛并出卖他,我为他感到羞惭,他厌烦我,我替他洗澡,他却把我弄脏,他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嗅到一切,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我真想用“您”称呼他,他的记忆力与奥斯卡完全不同。因为今天,当玛丽亚走进我的病房,看护布鲁诺细心周到地退避到走廊上去时,他再也认不出玛丽亚来了,不愿意,也不能够,至多是冷淡地摆着吊儿郎当的姿势。与此相反,奥斯卡的心激动万分,结结巴巴地说道:“玛丽亚,仔细听听这些多情的建议吧:我可以买一个圆规,在我们周围画一个圆。我可以用这同一个圆规,在你阅读、缝补或者像现在这样拧我的手提式收音机的钮时量你的脖子的倾斜角。别弄这收音机,听听这些温柔的建议吧:我可以让人给我的眼睛打预防针,让它们重新流出眼泪来。奥斯卡可以到就近的肉铺里把自己的心放在纹内机里绞,如果你把你的灵魂也同样这么纹的话。我们可以买一只剥制的动物,让它安静地待在我们俩之间。如果我下决心去掘虫子,而你有耐心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钓鱼,使我们更加开心。要么去买当年的汽水粉,你记得吗?你把我叫做车叶草,我起泡沫,你要了又要,我把剩余的都给了你——玛丽亚,汽水粉,多情的建议!你为什么拨我的收音机,为什么现在还只听收音机,就好像你对特别新闻有一种疯狂的渴念似的?”

    特别新闻

    在我那面鼓的白色圆面上是做不好实验的。这一点我本来应该知道。我的铁皮始终只需要同样的木头。它愿意人家敲击着向它提问,敲击着由它回答,或者在急速敲击下无拘无束地闲聊,把问题和回答都搁置一旁。因此,我的鼓既不是煎锅,经人工加热后可以把生肉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是舞池,可以供未知能否终成眷属的舞伴翩翩起舞。因此,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奥斯卡也不把汽水粉撒到他的鼓上,再积聚口水流上去,让那出多少年来他再没有看到过的戏重新上演。可我又是多么惦念它呀!说实在的,奥斯卡不能完全放弃用上面所说的粉末做实验,可是,他宁愿自己直接去做,而不愿让鼓来参预;这样一来,我就会丢丑现眼,因为没有鼓,我便始终是个丢丑现眼的人。

    首先,要弄到汽水粉就很难。我派布鲁诺跑遍伯爵山所有的殖民地商店,让他乘电车去格雷斯海姆。我也请他到城里去试试,可是,即使在电车终点站可以找到的那种冷饮店里,布鲁诺也买不到汽水粉。年轻的女售货员根本不知道,年纪较大的冷饮店老板回忆起来话可多了,据布鲁诺讲,他们搓搓额头沉思着说:“伙计,您要什么?汽水粉吗?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啦!在威廉时代,在希特勒时代的头几年,还出售这种玩意儿。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啦!现在么,给您来一瓶果汁汽水或者可口可乐怎么样?”

    于是,我的护理员用我的钱喝了好几瓶果汁汽水和可口可乐,可就是没有给我买来我所要的东西。不过,他还是帮了奥斯卡的忙。布鲁诺一点也没泄气,昨天他给我带来一个没有印字的白色小口袋。疗养与护理院的女化验员,一位名叫克莱因的小姐,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愿意帮忙,并摊开参考书,打开抽屉和瓶瓶罐罐,这儿取几克,那儿取几克,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配制成了汽水粉。布鲁诺告诉我说,它会起泡沫,有刺激性,会变绿,并且有车叶草味。

    今天是探望日。玛丽亚要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克勒普。我们一起就一些只配遗忘的事情笑了三刻钟之久。我想方设法不让克勒普以及他的列宁主义者感情冲动起来,便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只字不提我从手提式收音机——这是玛丽亚在几个星期以前送给我的——听来的特别新闻,也就是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报道。不过,看来克勒普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的棕色方格纹大衣袖上缝着黑纱,只是缝得很不像样。接着,克勒普站起身来,维特拉进屋。这两位朋友看来又要争吵了,因为维特拉笑着向克勒普打招呼,并把手指弯曲成魔鬼头上的角那样:“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把我吓了一跳!”他一边嘲讽,一边帮克勒普穿大衣。克勒普香脂抹得发亮的宽脸上露出虔敬的表情。他抬起手臂,晃了晃大衣袖子上的黑纱。“就因为这个我才戴黑纱。”他叹息道,并模仿阿姆斯特朗①的小号声,哼起了最初几小节具有新奥尔良功能的葬礼音乐:特拉——特拉哒哒——特拉——哒哒——哒哒哒……随后,他滑着舞步出了房门——

    ①路易-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著名爵士乐小号手。

    维特拉留下了。他不想坐,宁愿站在镜子前面跳跳蹦蹦。我们两个会心地相对微笑了一刻钟左右之久,但与斯大林无关。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向维特拉吐露秘密呢,还是蓄意把他赶走。我招手叫他到床前来,招手叫他把耳朵凑过来,对着他的大耳垂的耳朵低声说道:“汽水粉!你知道是什么名堂吗,戈特弗里德?”维特拉恐怖地从我的栏杆床旁跳开;他马上做起他的拿手好戏来,用食指指着我,以激动的腔调说:“撒旦啊,你为什么要用汽水粉引诱我?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天使吗?”

    维特拉像个天使似的,先对着洗脸盆上方的镜子照了照,然后翩然离去。疗养院外面的年轻人真古怪,都喜欢装腔作势。

    接着玛丽亚来了。她让裁缝做了一套时新的春装,配上一顶时新的鼠灰色帽子,带有精致的稻草黄的装饰物,她甚至进了我的病房也不肯摘下这件艺术品。她草草地问候了我一声,不让我吻她的面颊,随即打开了那只手提式收音机。这东西虽说是她送给我的,但看来完全是为了她自己派用场,因为每逢探望日,这只讨厌的手提式收音机总要代替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你听到了今天早晨的广播没有?真叫人激动。不是吗?”“是这样,玛丽亚,”我耐心地回答说,“他们连斯大林的死讯都不想对我保密,不过,还是请你把收音机关了吧!”

    玛丽亚一声不吭地照办了。她坐下来,始终还戴着那顶帽子。于是,我们像往常那样谈起小库尔特来了。

    “你看怎么办,奥斯卡,那个小淘气已经不愿再穿长统袜子了。现在还只是三月份,天气还会变冷,广播里这么说的。”对于天气预报,我只当没听见,并在穿不穿长统袜子的事情上,替小库尔特说话。“这孩子现在十二岁了,他不好意思穿长统袜子上学,因为同学会拿他寻开心的。”

    “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健康,长统袜子他得穿到复活节。”这个日期她讲得毫不含糊。我只好退让一步:“那么你得给他买条滑雪裤,羊毛长统袜子确实很难看。你回想一下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在拉贝斯路我们的院子里。小矮个儿总是穿长统袜子一直穿到复活节,你回想一下,当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努希-艾克,他死在克里特岛,阿克塞尔-米施克,战争快结束时死在荷兰,还有哈里-施拉格尔,他们这几个当年是怎么对待小矮个儿的?他们用柏油涂在羊毛长统袜上,结果袜子同皮肤粘在一起,小矮个儿被送进了医院。”

    “这是苏西-卡特的过错,不关长统袜子的事!”玛丽亚大声说道,她发火了。虽说苏西-卡特在战争一开始就当了女通讯兵,后来在巴伐利亚同人结了婚,可是,玛丽亚对比她大几岁的苏西始终怀着宿怨。这种事只有女人才干得出来,她们能把少年时结下的怨恨一直记到当老祖母的时候。然而,我提到小矮个儿那双被人涂了柏油的羊毛袜,多少起了点作用。玛丽亚答应给小库尔特买一条滑雪裤。我们的谈话可以转题了,关于我们的小库尔特还有些好消息。在最近一次家长会上,校长克内曼表扬了他。“你瞧,他是全班第二名。他还在店里帮我的忙。他可是帮了大忙啦。”

    我点点头表示赞许,接着还听她讲了讲最近为美味食品店购置的东西。我鼓励玛丽亚在上卡塞尔再开一爿分店。我说,现在时机有利,市面将继续保持繁荣(这是我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随后,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按铃叫布鲁诺。他走进病房,递给我一个白纸袋汽水粉。

    奥斯卡的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就请玛丽亚把左手伸给我。她先想伸右手,又改伸左手,一边摇头一边笑,把左手背伸到我面前,也许是指望我会吻她的手背。但我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将纸袋里的粉末倒在她手心上的月亮山和金星山之间,这时,她才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不过她还是允许我这么做了,只是当奥斯卡探过身子去,让满口的唾沫流到这座汽水粉的山头上去时,她害怕了。

    “别胡闹,奥斯卡!”她恼火了,一跃而起,退后几步,惊愕地瞧着这正在发酵的、起绿色泡沫的粉末。玛丽亚的脸从额头开始渐次涨得通红。我正以为有希望的时候,她迈出三大步走到洗脸池旁,用水,讨厌的水,先是凉的、随后是温和的水,冲掉了我们的汽水粉,用我的肥皂洗干净她的手。

    “你有时真叫人没法容忍,奥斯卡。明斯特贝格先生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想法?”她为了替我请求宽恕,眼睛望着布鲁诺,他在我做实验的时候一直站在我的床脚旁。我为了使玛丽亚不再感到害羞,便把护理员打发走。房门刚锁上,我就再次请玛丽亚到床前来:“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忆一下: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美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玛丽亚记不得了。她傻乎乎地害怕起我来,身子有点发抖,藏起她的左手,紧张地另找话题,又向我谈起小库尔特在学校里的成绩、斯大林的死、马策拉特美味食品店新添置的冰箱以及在上卡塞尔开分店的打算。我却矢忠于汽水粉,只谈汽水粉。她站起身来,汽水粉,我恳求着。她匆匆告别,戴上帽子,又不知该走还是该留,便打开了收音机。我放开嗓门,压过收音机的嘈杂声喊道:“汽水粉,玛丽亚,回想一下吧!”

    这时,她站在门口,哭泣,摇头,留下我一个人和这台嘎嘎响吱吱响的手提式收音机。她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仿佛离开一个垂死的人似的。

    这么说,玛丽亚已经记不起汽水粉来了。可是,只要我还在呼吸,还在击鼓,对于我来说,汽水粉就不会停止发酵泛沫;因为正是我的唾液在一九四○年晚夏使车叶草和草莓获得了生命,唤醒了感情,派我的肉身去寻找,把我训练成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它使我成为父亲,是的,父亲,非常年轻的父亲,收集和生育;因为到了十一月初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玛丽亚怀孕了,玛丽亚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我,奥斯卡,就是父亲。

    我今天还相信这一点,因为玛丽亚同马策拉特的那件事是后来晚得多的时候才发生的。那是我在玛丽亚那背上满是伤疤的哥哥赫伯特的床上,面对着她的二哥、那位上士寄来的军用明信片,然后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在防空遮光纸和四壁之间,使熟睡的玛丽亚怀了孕以后两个星期,不,十天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在我家的沙发榻上撞见了玛丽亚。她没有睡着,而是张大了嘴忙着吸气;她躺着,在马策拉特下面,上面是马策拉特。

    奥斯卡从屋顶室来,他在那里思考了一阵,下楼,脖子上挂着鼓,从门道里走进起居室。那两个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两个的头都冲着瓷砖面火炉。他们两个没有规规矩矩地脱掉衣服。马策拉特的内裤挂在他的膝窝上。他的长裤堆在地毯上。玛丽亚的裙子和衬裙一直撩到胸罩以上、胳肢窝以下。内裤缠在她的右脚上,右腿可憎地扭曲着,悬在沙发榻外。左腿弯曲,搁在靠背垫上,好像不感兴趣似的。在这两条腿之间的是马策拉特。他用右手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另一只手在做手脚。玛丽亚从马策拉特叉开的手指间把呆滞的目光投向一侧的地毯,仿佛跟踪着地毯上的图案一直望到桌子底下。他咬住一只丝绒套垫子,只是当他们两个说话时,他才松开牙齿不再咬那丝绒。他们时而说话,却没有中断。只是当时钟敲响三刻钟时,他们才停顿,直到时钟敲罢,他又像敲钟前那样继续下去,并说:“现在是三刻。”接着他问她这样行不行。她连声说行,还要他留点神。他答应她,一定小心。她吩咐他,不,她恳求他这次得特别注意。接着他问她,是不是马上到时候了。她说,马上就到了。这时,她悬在沙发榻外边的那只脚抽搐了一下。她一脚踢了个空,内裤仍挂在上面。他又去咬丝绒套垫子,而她嚷:“滚开!”他也想滚开,但已经滚不开了,因为在他滚开之前,奥斯卡已经骑到了他们两个上面,因为我已经把鼓放到他的腰上,抡起鼓棒敲铁皮,因为我再也听不见“滚J滚开!”的叫声,因为我的鼓声比她喊“滚!”的声音响,因为我不能容忍他滚开,就像扬-布朗斯基过去总是从妈妈身边滚开那样;因为妈妈过去也总是说“滚”,对扬说“滚”,对马策拉特也说“滚”。接着,他们分开了,他们朝什么地方甩鼻涕,甩在专用的毛巾上,如果毛巾不在手头,就甩在沙发榻上,也有可能甩在地毯上。但我看不下去。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滚开过。我是头一个没有滚开过的人,因此,我是父亲而不是那个马策拉特。他始终相信,直到最后也相信,他是我的父亲。但那是扬-布朗斯基。我得到扬的遗传,我抢在马策拉特之前,但我没有滚,我留下了,留在里面了,出来的,那是我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根本就没有儿子!他根本不是真正的父亲!哪怕他同我可怜的妈妈结婚十次,哪怕他娶了玛丽亚!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他想,公寓里的和这条街上的邻居肯定会这样想的。他们自然会这样想,马策拉特把玛丽亚的肚子搞大了,他娶了她,她十七岁半,他呢,四十五岁。就她这个年龄来说,她可真是个能干人。至于小奥斯卡,他会因为有了这么个后娘而高兴的,因为玛丽亚对待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像后娘似的,倒像一个真正的母亲,虽说小奥斯卡脑筋不那么太清楚,本来是应当送进银锤陆军医院或者送进塔皮奥疗养院去的。

    马策拉特听从格蕾欣-舍夫勒的劝告,决定娶我的情人。如果我把他,我的假想之父称为父亲的话,我就不得不确定如下事实:我的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他因此要求我承认他的孙子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要求我把我所爱的、散发出香草昧的的玛丽亚认做继母,容忍她躺在他那一股鱼子臭腥味的床上。但如果我证实了,这个马策拉特根本不是你的假想的父亲,他是一个陌生人,既不值得你去同情也不值得你去厌恶,他烧得一手好菜,只因为你的可怜的妈妈把他留给了你,他便勉勉强强顶替了父亲的位子,给你做好吃的,照料你直到今天,他现在当着众人的面从你手里夺走了最好的女人,硬把你变成了一场婚礼以及五个月以后的一次婴儿洗礼的目击者,变成了两次家宴的宾客,而这次婚礼和婴儿洗礼本来该由你来举行,应该由你领着玛丽亚去户籍登记处,应该由你来决定谁当教父和教母,如果让我来检查这出悲剧的主角,不得不发现,这出戏是在主角被别人顶替了的情况下演出的,我会对这出戏感到绝望,因为奥斯卡,真正的主角扮演者,却被派去跑龙套,而且,这个龙套本来在戏里是应该删掉的。

    在我给我的儿子冠以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在我这样称呼他,似乎他从来也不曾有过名字——其实,我曾经用他真正的祖父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名字来命名他——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容忍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对于在玛丽亚怀孕期间奥斯卡如何阻挠按期生育一事,他并不想保持沉默。

    那天晚上,我撞见了沙发榻上的那两个,敲着鼓骑在马策拉特汗涔涔的背上,使他不能像玛丽亚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行事,之后,我又拼命作了尝试,想夺回我的情人。

    当时,马策拉特终于把我从他的背上摇晃下来,但为时已晚。他因此揍我。玛丽亚保卫奥斯卡,责备马策拉特没有成功,未能小心行事。马策拉特像个老年男人似的为自己辩护。他说,这是玛丽亚的过错,她本来该满足的,可她总是不过瘾。玛丽亚一听就哭了。她说,她可不能那么快,三下两个就完事,要是这样,他本该另找一个女人,她虽说自己没有经验,不过,她的姐姐在埃登饭店工作,古丝特是在行的,古丝特告诉过她,这么快是不行的,还要她留神,古丝特说过,就有这样的男人,他们只是为了把鼻涕甩出来就完事,他,马策拉特,准是这样的男人,她再也不干了,她呀,非要铃铛同时响不可。因此,他本该小心行事,不管怎样也得如此,就那么一点体贴他都不考虑。她说罢就哭了,还一直坐在沙发榻上。穿着内裤的马策拉特嚷嚷起来,说他不想再听这种哭哭啼啼的腔调;接着,他又觉得自己发火不对,又对玛丽亚动起手来,也就是说,他要伸手到她的裙子下面还光着的地方去抚摸,这一下可把玛丽亚给惹火了。

    奥斯卡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副样子。她的脸上出现了红斑,灰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暗了。她把马策拉特叫作脓包,马策拉特只好伸手去拿裤子,穿上,系好扣子。玛丽亚嚷道,他可以拍拍屁股走了,去找那些党支部头头,那帮人同他一样,也是脓包。马策拉特抓起上装,接着捏住门把,说,他现在要去换换胃口了,女人的麻烦事他受够了,如果她真是这样一个骚货,她本该去勾引外籍工人,勾引那个送啤酒的法国佬,他肯定要强得多。他,马策拉特,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干这种龌龊事情,他现在要去玩施卡特牌了,干这种事情,他心里有底。

    于是,起居室里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了。她不再哭泣,沉思着穿衣,吹几声口哨,穿好内裤。她花了不少时间去抚平方才在沙发榻上受了罪的裙子。接着,她打开收音机,当报告魏克塞尔河和诺加特河的水位时,她专心地听着,当报告完下莫特劳河的水位后,预告播放华尔兹而音乐也开始了时,她突然又脱掉内裤,走进厨房。我听到她拿盆、放水和煤气咝咝的声响,我猜想,玛丽亚准是打定主意要洗个澡了。

    为了避免去作这种有点难堪的想象,奥斯卡集中心思去听华尔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甚至跟着施特劳斯[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的音乐敲了几小节的鼓,觉得挺有意思。接着,由广播大楼播放的华尔兹音乐突然中断,开始报告特别新闻。奥斯卡猜想是关于大西洋战事的消息,而且果然猜中了。多艘潜艇在爱尔兰以西击沉七八艘船,总计若干千吨位。此外,另有潜艇在大西洋击穿了几乎是同样多吨位的船只的船底。海军上尉谢普克——也可能是海军上尉克雷特施马尔——反正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或者是第三个著名海军上尉指挥的潜艇干得尤其出色,它击沉的吨位数最多,此外还包括或者外加一艘英国的XY级驱逐舰——

    我跟着特别新闻后播放的英国歌曲在我的鼓上敲起变奏来,差点把那支歌曲变成了一支华尔兹。这时,玛丽亚臂上搭着一条毛巾走进了起居室。她压低声音说:“听见了没有,小奥斯卡,又有一条特别新闻!要是他们这样干下去的话……”她没有告诉奥斯卡要是这样干下去的话会怎么样,便坐到了一张椅子上,通常马策拉特总把他的上装搭在这张椅子的扶手上。玛丽亚把湿毛巾拧成香肠状,跟着那首英国歌曲相当响地而且正确地吹起了口哨。收音机里的歌声停止以后,她还重复吹了一遍那支歌曲的结尾,那不朽的华尔兹刚响起,她就关掉了碗橱上的收音机。她把香肠状的毛巾放在桌上,坐下来,把两只小手搁在大腿上。

    这时,我家的起居室变得非常寂静,只有落地钟的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玛丽亚似乎在考虑把收音机重新打开是不是更好些。但她接着却拿定了另一个主意。她把额头贴到桌面上的毛巾香肠上,两臂沿膝垂向地毯,默默地、有规律地、一阵阵地哭泣。

    奥斯卡心里琢磨,玛丽亚是不是害羞了,因为我在这种难堪的场合下给她来了个突然袭击。我打定主意要让她高兴起来,便溜出起居室,走进昏黑的店铺,在小盒布丁和胶水纸旁边找到了一个小口袋,又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看清这是一小包车叶草汽水粉。奥斯卡对自己摸到的东西很高兴,因为在各种香味中间玛丽亚最喜爱车叶草味。

    我走进起居室时,玛丽亚的右脸还枕在拧成香肠状的毛巾上。她的双臂还像方才似的在两腿之间摇摆,不知往哪儿搁才好。奥斯卡从左边走近她时,发现她两眼紧闭,并没有眼泪,便觉得挺失望。我耐心地等着,直到她的眼皮连同有点粘在一起的睫毛一道抬起时,便把小纸袋递给她。可是,她没有注意到这车叶草,她对这小纸袋和奥斯卡就像视而不见似的。

    我原谅了玛丽亚,她也许是被泪水迷糊了眼睛。我心里盘算了一下以后,便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奥斯卡爬到桌子底下,蹲在玛丽亚略微朝里撇的双脚之间,抓住她的手指尖几乎蹭到地毯的左手,把它翻转过来,直到我能够看见她的手心,随后用牙齿撕开小纸袋,把半包粉末撒在这任我摆布的手心里,让唾沫流上去。我还在观察粉末刚开始起泡沫的时候,胸口便挨了玛丽亚一脚,好痛啊,她把奥斯卡踢倒在起居室桌子下面正中央的地毯上。

    我不顾疼痛立即站起来,从桌子底下钻出来。玛丽亚也站了起来。我们面对面站着,气喘吁吁。玛丽亚一把抓起毛巾,擦干净她的左手,把这一团东西扔到我的脚前。她把我叫做该死的脏猪,坏心眼的矮子,神经失常的侏儒,就该送进疯人院去。她说罢抓住我,打我的后脑勺,骂我的可怜的妈妈,说她竟然生下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淘气鬼。我正想叫喊,正想向起居室里的和全世界的玻璃宣战的时候,她把那团毛巾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口咬下去,它比老牛肉还硬。

    直到奥斯卡的脸色发紫发青的时候,她才罢休。这时,我本来可以喊叫,不费吹灰之力就震碎所有的玻璃器皿、窗玻璃以及落地钟指针前面的玻璃罩。但是我没有叫喊,而是让一种仇恨占据了我的心灵。这种仇恨盘踞在那里,直到今天,我一见玛丽亚踏进我的房间,就会感觉到这仇恨还像是在我的牙齿间咬住的那四毛巾。

    玛丽亚的脸色真是说变就变。她不再整我,和气地笑了起来,一伸手又打开收音机,跟着华尔兹音乐吹口哨,一边朝我走来,想抚摩我的头发表示和解,因为我过去是很喜欢她这样做的。

    奥斯卡让她走到跟前,接着用双拳由下而上打她放马策拉特进去的地方。我要打第二下时,她抓住了我的拳头,我却一口咬住了那个该死的地方,紧咬着同她一起倒在了沙发榻上。虽然听到了收音机里又在播送另一条特别新闻,但是奥斯卡不想听这些;所以,他也就无法告诉读者,谁击沉了什么以及击沉多少,因为一阵哭泣前的剧烈的痉挛使我松开了牙齿。我一动也不动地伏在玛丽亚身上,她由于疼痛而哭泣,奥斯卡则由于仇恨而哭泣,也由于爱而哭泣,这种爱已经变成了昏厥,但仍然没有停止。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

    我不喜欢他,格雷夫。他,格雷夫也不喜欢我。后来,格雷夫给我制造了擂鼓机械,但我仍旧不喜欢他。持久地对某人抱有反感,这需要毅力。奥斯卡虽然没有这种毅力,却直到今天仍旧不喜欢他,虽说已经根本不存在他这么个人了。

    格雷夫是个蔬菜商。请读者切莫误解。他既不信仰土豆也不信仰皱叶甘蓝,但他对于蔬菜种植却有广泛的知识,喜欢摆出一副园艺师、大自然之友和素食者的面孔。正因为格雷夫不吃肉,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蔬菜商。他不可能像谈农产品那样谈论农产品。“请您看看这种不一般的土豆,”我经常听见他这样对顾客说,“瞧这种丰满的、胖鼓鼓的、一再设计出新形状然而又是那么清白的果肉。我爱土豆,因为它属于我!”自然-,一个真正的蔬菜商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弄得顾客尴尬不堪的。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在土豆地里活到老的,在土豆收成最好的年头她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年的土豆比往年大那么一点。”此外,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完全靠土豆的收成生活。蔬菜商格雷夫就不是这样,往往是李子的丰年弥补了土豆的歉年给他带来的损失。

    格雷夫事事夸张。难道他在店铺里的时候就非得穿一条绿色围裙不可吗?他脸上堆笑,自作聪明地在顾客面前把这条菠菜绿的围嘴儿叫做“亲爱的上帝赐予的绿色园丁围裙”,这是多么狂妄啊!此外,他放弃不了童子军那套玩套儿。虽说他在一九三八年已经不得不解散了他的团体,人家也已经让男孩子们穿上了褐衫和合身的黑色冬季制服,然而,以前穿制服或穿平民服的童子军还经常地定期来看望他们从前的童子军指导。格雷夫则身穿他那条由亲爱的上帝赐予的园丁围裙,拨弄吉他,同他们一道唱晨歌、晚歌、漫游歌、雇工歌、收获歌、童贞女选歌、本国民歌以及外国民歌。格雷夫总算及时地摇身一变成了纳粹摩托队队员,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不仅自称是蔬菜商,而且自称是空袭民防队员。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前童子军可以当他的靠山,这两个人在年轻人里出了点风头,当上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旗队长和分队长,所以,在格雷夫的土豆窖里举行的歌咏晚会,可以看做是希特勒青年团地方支部批准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也曾请格雷夫在延考的训导城堡举办训导班期间组织过歌咏晚会。一九四○年初,格雷夫同一位国民小学教师一起,受委托为但泽一西普鲁士区编一本题为《大家唱》的青年歌集。这本歌集编得很不错。蔬菜商格雷夫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由帝国青年领袖亲笔签名的信件,邀请他赴柏林参加一次歌咏队长会议。

    所以,格雷夫是个能干人。他不仅请熟所有的歌曲和所有的歌词,还会架帐篷,会点燃和熄灭营火而不致酿成森林火灾。他能靠指南针行军到达终点,叫得出所有肉眼能看见的星星的名称,善于讲趣闻和冒险故事,通晓魏克塞尔河地区的传说,能做题为《但泽和汉萨同盟》的报告,逐一列举骑士团所有的首领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日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进而海阔天空地大谈在骑士团的疆域内德意志民族的神授使命,而且很少把人家一听就知道的童子军术语掺进他的报告里去。

    格雷夫喜爱年轻人。他喜爱男孩子甚于喜爱女孩子。他其实根本不喜爱女孩子而只喜爱男孩子。他对男孩子的爱远超出他通过唱歌所表达的。他的妻子,格雷夫太太,是个邋遢女人,总戴着油迹斑斑的胸罩,穿着满是窟窿的长统袜。可能是这个缘故逼得格雷夫到强壮的、整洁的男孩子中间去寻找纯洁的爱。格雷夫太太的内衣一年四季都如此肮脏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是说,格雷夫太太之所以变得邋遢,是因为蔬菜商和空袭民防队员格雷夫未能充分赏识她那不加约束的、呆笨的肥胖身躯。

    格雷夫喜爱强壮的、肌肉发达的、经过锻炼的人。当他说到“自然”这个词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禁欲”。当他说到“禁欲”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一种特殊的体育锻炼方法。格雷夫善于体育锻炼。他不怕麻烦地锻炼他的身体,让它经受烈日的曝晒和严寒的考验,这后一种尤其具有创造性。奥斯卡能用具有近程和远程效果的歌声震碎玻璃,偶或也能融化玻璃上的冰花,使冰柱脱落,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而这位蔬菜商则是一个会用工具攻击坚冰的人。

    格雷夫会在冰上凿洞。每到十二月、一月和二月,他就用斧头在冰上刨开窟窿。他一大早,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把自行车从地窖里扛出来,用一个盛葱头的口袋裹上斧子,然后骑车经过萨斯佩到布勒森,再从布勒森沿白雪覆盖的海滨林阴道朝格莱特考方向蹬去,在布勒森和格莱特考之间下车。这时,天慢慢亮了。他推着自行车,车上夹着裹在盛葱头的口袋里的斧子,走过结冰的沙滩,随后,在冰封的波罗的海上往前走出二至三百米远。那里,迷漫着滨海浓雾。从岸上望去,谁也无法瞧见格雷夫如何放倒自行车,打开盛葱头的口袋取出斧子,可疑地、一动不动地站立了片刻,倾听着停泊场上被冰冻住的货轮拉响的雾笛,接着,脱掉短大衣,做了几下体操。末了,他开始有力而均匀地抢斧子,在波罗的海上凿出一个圆形窟窿。

    格雷夫花了整整三刻钟的时间凿好他的窟窿。诸君请勿问我是从何得知这一切的。奥斯卡当时差不多样样事情都知道。所以,我也知道格雷夫在冰层上凿出他的窟窿需要多少时间。他出汗了,他的汗珠从高高拱起的额头上带着咸味蹦进雪里。他干得很熟练,用斧子在冰上凿出一个圆形的深沟,等到这个圆形的两端相连接时,他便脱掉手套,从辽阔的、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一直延伸到赫拉半岛甚至延伸到瑞典的冰层中拽出大约二十公分厚的冰块。窟窿里的水,年代久远,颜色灰暗,漂着冰碴。窟窿里冒出水汽,然而这不是温泉。窟窿吸引鱼。我的意思是,据说冰窟窿吸引鱼。现在,格雷夫或许能够钓到七鳃鳗或者一条重二十磅的鳕鱼。但是他并没有钓鱼,却开始脱衣服,脱了个精光,因为格雷夫要么不脱衣服,一脱起来就得脱光。

    奥斯卡并不想让读者诸君打起严冬时分的寒战来。所以,我只作简短的报道:冬季里,蔬菜商格雷夫每周两次在波罗的海里洗澡。每星期三,他一大早独自一人去洗澡。他六点钟出发,六点半到得那里,七点一刻把窟窿凿好,脱掉身上的衣服,动作迅速而夸张,先用雪搓身体,随后跳过窟窿里,在窟窿里叫喊。有时候,我听见他在唱“野鹅振翅飞过夜空”,或者唱:“我们爱风暴……”他边唱歌边洗澡,吼叫两分钟,最多三分钟,接着便纵身一跃上了冰层,形象鲜明:冒着水汽的、熟虾一样红的一团肉,绕着冰窟窿狂奔,一直吼叫不停,容光焕发。最后,他穿上衣服,跨上自行车。快到八点钟时,格雷夫又回到拉贝斯路,他的蔬菜店准时开张营业。

    格雷夫第二次洗澡是在星期日,由几个男孩子陪同。奥斯卡不想说他看到过那番情景,实际上也未曾看到过。后来,大家都议论这件事。音乐家迈恩知道蔬菜商的种种事情,他吹起小号,在整个居民区里把这些事弄得家喻户晓。这些通过小号传播的轶事之一称:冬季里,每逢星期日,格雷夫都由好几个男孩子陪着去洗澡。不过,即使是迈恩他也没有说,蔬菜商格雷夫曾经强迫那些男孩子同他一样赤身裸体地跳进冰窟窿里。见到这些半裸的或者几乎全裸的孩子,个个肌肉发达,意志顽强,在冰上嬉闹,互相用雪搓身子,格雷夫本该满意了。是啊,这些雪地里的孩子确实使格雷夫兴高采烈。他禁不住在洗澡前或者洗澡后也常常同他们一起嬉闹,帮这一个或那一个孩子用雪搓身子,也让这帮孩子帮他搓身子。音乐家迈恩声称,尽管迷漫着海滨浓雾,他还是从格来特考的海滨林阴道上看到过:一丝不挂的格雷夫,唱着歌,吼叫着,把他的两个光着身子的徒弟一把拽到自己身边,举起来,驮上一个再驮另一个,像一辆嘶叫着的脱缰的三驾马车在波罗的海厚实的冰层上狂奔。

    格雷夫不是渔家子,这一点不难猜想,虽说在布勒森和新航道住着许多姓格雷夫的渔民。蔬菜商格雷夫是梯根霍夫人,可是,莉娜-格雷夫,娘家姓布拉施,却是在普劳斯特认识她的丈夫的。他在那里协助一位有事业心的年轻的副主教管理天主教的学徒协会,而莉娜则由于这位副主教的缘故,每逢周末都要到教区住宅去。根据一张照片看——这张照片想必是格雷夫太太送给我的,因为它直到今天还贴在我的照相簿里——那时,年方二十的莉娜健壮、丰满、快活、舒畅、轻率、愚蠢。她的父亲在圣阿尔布雷希特有一个较大的园圃。她二十二岁时嫁给了格雷夫,如她日后一再声称的,当时她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听从了副主教的劝告。她还用她父亲的钱在朗富尔开了一爿蔬菜店。她所出售的大部分蔬菜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水果,都由她父亲的园圃按低价提供,所以生意做得挺好,不必花什么心思,格雷夫也不会拆什么墙脚。

    如果蔬菜商格雷夫没有那种孩子的爱好去发明什么机械装置的话,本来可以把这爿蔬菜水果店变成一个金矿的。因为它条件优越,设在市郊,没有各种竞争,那里孩子又那么多。可是,当计量局的官员第三次和第四次去那儿检查蔬菜秤,没收了砝码,禁止使用这台秤,还让格雷夫付了大笔小笔的罚款之后,一部分老主顾便不再登门,而到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去采购。他们说,虽然格雷夫店里的东西质量总是一流的,价钱也不贵,可是,你瞧,检查员又上他那儿去了,这里面总有点鬼名堂吧!

    不过,我是有把握的,格雷夫并没有行骗的打算。实际情况是,这位蔬菜商把那台大型土豆秤改装了一下,秤出的分量低于实际分量,反倒使他吃亏。所以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在那台秤里装上了一个钟琴装置。它按照秤出的土豆的分量,分别奏出不同的小曲来。比如称二十磅土豆,顾客就能听到一段《阳光灿烂的萨勒河岸》,算作一种饶头;称五十磅土豆,就放出一段《至死忠诚无欺》;称一公担土豆便能诱使钟琴奏出《塔拉乌的小安娜》这首小曲天真迷人的旋律。

    虽然我深知计量局不会喜欢这种用音乐开的玩笑,但奥斯卡本人倒能赏识蔬菜商的这种怪癖。莉娜-格雷夫也谅解她的丈夫的这些怪癖,因为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恰恰在于夫妻两人能够谅解对方的任何怪癖。所以,可以说,格雷夫夫妇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姻。这位蔬菜商从不动手打他的妻子,从不欺骗她并同别的女人厮混。他既不是酒鬼也不肆意挥霍,反倒是一个快活的、衣着整洁的人,不仅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如此,而且在前来买土豆并听取一段音乐的顾客中间也是如此。这些顾客由于他生性好交游并乐于助人,因而十分喜爱他。

    就这样,格雷夫抱着谅解的态度若无其事地眼看着他的莉娜变成了一个邋遢女人。她身上的气味一年比一年更加难闻。当那些同他有交情的人把莉娜叫做邋遢女人时,我看到他总是一笑了之。我有时还听到过他同马策拉特的谈话。马策拉特对格雷夫太太很反感,格雷夫则对着他那双尽管老同土豆打交道却保养得很好的手呵口气,接着又搓了握手,随后说:“阿尔弗雷德,你说的当然完全正确。她是有点邋遢,这个好莉娜。不过,你和我,我们就没有缺点吗?”当马策拉特仍旧坚持己见时,格雷夫便用坚决而友好的语气结束了这种讨论:“你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了解我的莉娜。”

    他了解她,这是可能的。可是,她却不怎么了解他。她同邻居和顾客一样,把格雷夫同那些常来找他的男孩子和男青年之间的关系仅仅看做是年轻人对一位虽属业余但全心全意的青年教育家和青年之友的热情景仰。

    格雷夫既激励不了我,也教育不了我。奥斯卡也不是他那种类型的人。如果我决心长高的话,我也许会长成他那种类型的人,因为我的儿子库尔特——他现在大约十三岁了——就他的瘦高个儿的模样来看,就是格雷夫那种类型,虽说他酷似玛丽亚,像我的地方不多,但是同马策拉特则毫无相像之处。

    格雷夫和回乡休假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是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之间那次婚礼的证婚人。由于玛丽亚同她的丈夫都信仰新教,所以只需到户籍登记处去。时当十二月中旬。马策拉特身穿党的制服念了婚誓。玛丽亚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的情人的肚子越大,奥斯卡的仇恨越深。我并不反对她怀孕。仅仅因为由我而结的果实有朝一日却要姓马策拉特这个姓,这就夺走了我所指望的继承人将带给我的一切欢乐。所以,当玛丽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企图给她打胎,自然为时已晚。那是在谢肉节期间。玛丽亚想在挂香肠和肥肉的柜台上方那根黄铜杆上,绑上几条纸蛇和两个大鼻子小丑面具。平常稳稳当当靠在书架上的梯子,现在摇摇晃晃地靠在柜台上。玛丽亚在梯子顶上,双手在绑纸蛇,奥斯卡在下面梯子腿旁边。我利用鼓棒作杠杆,借助我的肩膀和我的坚定决心,将横档撬起来,接着使梯子倾向一侧:在纸蛇和小丑面具中间的玛丽亚失声惊呼,但声音微弱。这时,梯子已经在摇晃,奥斯卡跳到一边。接着,玛丽亚拽着彩纸、香肠和面具摔倒在他的身边。

    实际情况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糟。她只不过扭伤了脚,必须卧床休息,别处都没受伤。她的体形越来越不成样子,不过她没有告诉过马策拉特是谁使她扭伤了脚。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在预产期前大约三个星期,我才企图第二次给她打胎。她告诉了她的丈夫马策拉特,但没有说出全部真情。吃饭时,她当着我的面说:“小奥斯卡近来玩耍时挺野,几次捶我的肚子。在孩子出世以前,咱们让他跟我妈去住吧!她那儿有空房间。”

    马策拉特听完这番话后信以为真。事实是,一个谋杀的念头使我同玛丽亚之间进行了一场遭遇战,跟她所说的情形完全不同。

    午休时,她躺在沙发榻上。马策拉特洗完午餐用的餐具以后,在店铺里装饰橱窗。起居室里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正低声报道伞兵在克里特岛成功降落①。当他们让了不起的拳击师马克斯-施梅林讲话时,我才竖起耳朵去听。就我听懂的而言,在跳伞着陆并踩上克里特岛坚硬的岩石时,这位世界冠军扭伤了脚,现在不得不卧床休养;同玛丽亚一模一样,她从梯子上摔下来后也不得不卧床休养。施梅林讲起话来心平气和,声调不高不低,随后他讲述那些不太知名的伞兵的事迹,奥斯卡不再听下去:静悄悄的,也许有一只苍蝇,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的声音很轻很轻——

    ①1941年5月底德军用伞兵袭击,从英军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岛。

    我坐在窗前自己那张小板凳上,观察着沙发榻上玛丽亚的肚子。她呼吸相当困难,两眼紧闭。我闷闷不乐地间或敲几下铁皮鼓。但是她没有动静,并且强迫我不得不在同一间屋里随着她的肚子的起伏一起呼吸。不错,这儿还有时钟、夹在窗玻璃和窗帘中间的苍蝇以及以克里特岩石岛为背景的无线电广播。片刻之后,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只看到那个肚子,我既不知道它是在哪间房间里变大的,也不知道它是属于谁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是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而只有一个愿望:必须弄掉它,这个肚子,这是一个错误,它挡住你的视线,你必须站起来有所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你必须看看能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朝那肚子走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操起一样物件。这是一种恶性膨胀病,你应当给它放点气。于是,我举起方才走近前来时顺手操起的物件,在玛丽亚搁在她的肚子上的那双一同呼吸着的小手间寻找一个地方。你现在应该最后下定决心了,奥斯卡,要不然,玛丽亚会睁开眼睛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但我继续盯着玛丽亚微微颤抖的左手,虽然我发觉她抽走了右手,这右手准备有所动作,当玛丽亚用右手拧走奥斯卡握在手中的剪刀时,我也并没有特别感到吃惊。我也许还举着掌中无物的空拳站了几秒钟,听着时钟、苍蝇、收音机里报告有关克里特岛的报道到此结束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转过身去,在下一个节目——两点到三点播放的轻音乐——开始之前,离开了我们的起居室,面对一个填满空间的大肚子,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过于狭窄了。

    两天以后,玛丽亚给我买了一面新的鼓,并把我带到三层楼上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那儿,满屋子散发着代用咖啡和煎土豆味。起初,我睡在沙发上,因为奥斯卡拒绝睡在赫伯特以前睡过的床上,我担心,那床上还一直留有玛丽亚身上的香草味。一个星期以后,老海兰德把我的小木床扛到了楼上。我同意把它放在那张床旁边,那张床曾经窝藏过我、玛丽亚以及我们共有的汽水粉。

    在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奥斯卡冷静了下来,或者说,变得无所谓了。我现在看不到那个肚子,因为玛丽亚怕爬楼梯。我也不到底层的房间里去,不到店铺里去,不上街,甚至连公寓的院子也不去,由于食物供应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院子里又养起兔子来了。

    奥斯卡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儿看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寄来的或者带回来的明信片。我对巴黎这个城市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印象。特鲁钦斯基大娘递给我一张印有艾菲尔铁塔风景照的明信片。我同意研究这个大胆建筑的铁结构,开始擂鼓来表现巴黎,敲出一支弥赛特曲①,虽说我以前从未听过演奏弥赛特曲。六月十二日(根据我的推算早了十四天),在双子宫这个时辰(并非如我所估算的在巨蟹宫这个时辰),我的儿子库尔特出世了。父亲生在木星年,儿子生在金星年。父亲受处在室女官的水星所主宰,这使他生性多疑,富于想象力;儿子也同样由水星所主宰,但水星却正好位于双子宫,这使他头脑冷静,有进取心。我身上的某些素质,被我的命宫里的天秤宫的金星所减弱,但在我的儿子身上,却被他的命宫里的白羊座所恶化;我将来会感受到他命里的火星所带来的后果——

    ①弥赛特曲,摹仿风笛音调的小曲。

    特鲁钦斯基大娘心情激动、像老鼠那样吱吱喳喳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你想象一下,小奥斯卡,天上的鹳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弟弟①。我已经想过了,只要不是个姑娘就好,要是个姑娘啊,往后会带来苦恼的!”我几乎没有中断击鼓来再现艾菲尔铁塔和新添加进来的凯旋门的景象。特鲁钦斯基大娘觉得即使摆出一副特鲁钦斯基外婆的面孔,也休想指望得到我的道贺。虽然今天不是星期日,但她打定主意要抹上点红颜色,便抓起常备的菊苣根包装纸,像抹胭脂似的用它搓着面颊,色泽鲜艳地出了门,下楼去,到底层给那个所谓的父亲马策拉特帮忙——

    ①西方谚语“翔鹳临门”意指孩子出世。

    方才已经讲过,时当六月。一个骗人的月份。前线处处得胜——如果把巴尔干半岛的胜利①也说成是胜利的话——在东方②,可望得到更大的胜利。那儿,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铁路运输繁忙。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也不得不踏上方向朝东的旅途。这次旅行不会马上停止,不该把它同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可是,奥斯卡却安静地坐着,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轻轻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同德国占领军毫无瓜葛,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他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可不是吗,我身穿平民服装,带着我的鼓,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地享受远眺四野的情趣,心旷神怡。尽管身在高处诱我起念自尽,但我还是摆脱了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待到下来以后,九十四公分高的我站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时,我这才回头想到我的儿子已经出世了——

    ①指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②指入侵苏联。

    在那儿,一个儿子!我心中想。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卡-布朗斯基。

    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么一来,我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他甚至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人家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

    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布朗斯基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①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末了,我结束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扬。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的话。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甚至找到了几滴真心的眼泪,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末了,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他都不会去伤一根毫毛的。谁料到他竟这样到了九泉之下,在那儿他会害怕的,无缘无故地就会吓得个要死。”——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之战。

    聊完这一席话后,马策拉特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接着问埃勒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不会,感到十分抱歉,但马策拉特颇有气度,并不计较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并且说——这时啤酒已经斟到酒杯里了——即使他对施卡特一窍不通,那也没啥关系,照样可以成为好朋友。

    就这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黑德维希-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除了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之外,还带着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参加洗礼。马策拉特看来是知道的,他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催肥的鹅来时,马策拉特又说:“这可没有必要啊,妈妈。要是你空着手共,我也高兴啊。”这番话我的外婆不爱听,她要知道人家对她的鹅是怎么评价的。她摊开大巴掌,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口肥鹅,是一只德意志民族的家禽,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

    这样一说,所有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在洗礼以前又出现了一些麻烦,因为奥斯卡不愿进新教教堂。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还再三再四对我讲,谁都可以公开地带着鼓进新教教堂。然而,我仍旧坚守我的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肯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让步了。他显然是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于是,在教堂里举行洗礼的时候,我就待在出租汽车里,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奥斯卡的容貌,回想若干年以前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奥斯卡身上驱走撒旦的种种尝试。

    洗礼以后,便是聚餐。他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先上来的是小牛头做的假甲鱼汤。汤匙和汤盆。乡下来客们咂咂地吸饮起来。格雷夫翘起小拇指。格蕾欣-舍夫勒连喝带嚼。古斯特端着汤匙咧开大嘴微笑。埃斯勒嘴含汤匙仍在说话。文岑特手发颤,寻找着杨匙没捞到的东西。只有两位老太太,外婆安娜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头扎在汤匙里。奥斯卡呢,这么说吧,从汤匙里掉了出来。他溜了,而别人还在喝汤,他到卧室里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摇篮,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考虑考虑,而那些端着匙子的人,虽然一匙匙地往肚里灌汤,头脑却被掏空了,思想越来越干瘪。

    带轮子的摇篮上方笼罩着浅蓝色的薄绢天宇。由于摇篮的边沿太高,我起先只看到蓝红色的起皱的东西。我把鼓垫在脚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仔细看看我的儿子了。他睡着,在睡梦里神经质地抽搐着。啊,父亲的骄傲,它始终在寻找伟大的字眼!眼望着婴儿,我想不出别的言辞,只有那简短的一句话: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我的儿子不让我了解他的智力状况。我只好希望他同我一样属于听觉敏锐的婴儿。我因此再三再四地向他许下诺言,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面铁皮鼓,随后从我的铁皮鼓上下来,又去同起居室里的成人们凑热闹。那边,他们刚好喝完假甲鱼汤。玛丽亚端上碧绿的、甜的奶油拌罐头豌豆。负责烤小猪的马策拉特,亲手端上大盘子。他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一片接一片地切着,面对这熟软、多汁的肉做出一副温柔得失常的面孔,以至于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看别处。

    蔬菜商格雷夫得到特殊供应。给他的是罐头芦笋、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鲜奶油拌萝卜,因为素食者不吃肉。可是,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匙土豆泥,但不浇肉汁而是浇上热黄油享用,热黄油盛在一个还在咝咝作响的小钵里,由玛丽亚小心翼翼地从厨房里端来给了他。别人都喝啤酒,格雷夫杯子里盛的是甜果子汁。他们谈论着基辅围歼战,扳着手指头算俘虏的人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埃勒斯,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机灵,每数到十万人时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当十个指头都竖起表示有一百万人时,他又一个指头接一个地弯下去,继续计算。俄国战俘由于数目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意思。这个话题他们终于谈腻了,舍夫勒便讲起戈滕港的潜水艇来。马策拉特对着我外婆安娜的耳朵小声说,在席哈乌每周有两艘潜艇从船台下水。蔬菜商格雷夫接着向所有来庆贺洗礼的客人解释,为什么潜艇是横着从船台上下水的而不是船尾先下水。他想让人一听就明白,便一边讲,一边打手势比划。一部分被潜艇制造迷住了的客人全神贯注地却又笨拙地摹仿着他的手势。文岑特-布朗斯基正用左手比作一艘冒出水面的潜艇时,却碰翻了他的啤酒杯。我的外婆正要骂他一通时,玛丽亚过来打圆场,连声说没关系,桌布明天反正是要洗的;洗礼聚餐时,桌布上有油迹污斑是很自然的事情。特鲁钦斯基大娘拿来一块大抹布,擦掉那一大滩啤酒。她左手端着一个大水晶碗,里面盛的是杏仁屑巧克力布丁。

    唉,巧克力布丁如果根本不加调味计或者加上别的调味汁该多好啊!可是偏偏加了香草调味汁。黄色的、默而稠的香草调味汁。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然而又极独特的香草调味汁。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香草调味汁更加快活和更加悲哀的东西了。柔和的香草味飘散开去,把我团团围住,使我陷在玛丽亚的气味中,因为她是一切香草味的发源地,而她却坐在马策拉特身边,手握着他的手,我再也不能看下去,再也忍不住了。

    奥斯卡从他那张儿童小椅子上滑下去,一把抓住格雷夫太太的裙子,躺倒在正吃着布丁的格雷夫太太的脚下,头一回领教了莉娜-格雷夫所特有的难闻气味,这股气味立即压倒、吞没、消灭了所有的香草味。

    尽管我闻到一股酸味,但我仍然坚持迎向这股新的气味,直到我觉得一切同香草味有联系的记忆都被麻醉为止。一阵起解脱作用的恶心向我袭来,缓慢地,既不发出声音,也没有使我痉挛。当假甲鱼汤、成块的烤猪肉、几乎是完整无损的罐头豌豆以及那几小匙香草调味汁巧克力布丁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时,我才明白我昏厥了。我在昏厥中游泳,奥斯卡的昏厥扩展到莉娜-格雷夫的脚下——于是,我打定主意,从今以后我每天都要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①——

    ①前一章末尾说:“爱已经变成了昏厥”

    七十五公斤

    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①1941年10月,纳粹德国进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围歼两支苏联部队。

    ②1941年10月6日,苏联境内开始降雪,道路泥泞。此处比喻纳粹德军攻势受阻。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

    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

    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①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

    ①迪埃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的大师,作品除宗教内容以外还有群像图(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这位师傅发了一通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寻找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然而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使我能重新见到这两位朋友。

    我指望着会有一场巧遇,可是巧遇并未发生。如果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①而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奥斯卡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学生,却会当上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穿过拉贝斯路,多半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出于礼貌,总是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这位商人渐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了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因为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几乎不加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事使得这个以往那么开朗、总是愿意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变得如此沉默,是什么事使他变得如此孤僻,成了怪人,成了不大讲究仪容的苍老的男子呢?——

    ①根据前文,应是1941年秋。

    再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寄来了战地书信,后来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他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最初是童子军,后来是青年团旗队长,末了当上少尉,在顿涅茨河畔阵亡了。

    从那一天起,格雷夫日渐衰老,很少注意他的外表,全身心地沉湎于制造机械。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丁零响的机器和呜呜叫的机械竟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自然也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定期,而格雷夫又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

    这爿蔬菜店看去真是可怜巴巴的,不过,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越来越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我倒挺喜爱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绳子编织的产物,我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半是取笑半是认真的兴趣,感到满心欢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这一架或那一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神思恍惚地感到高兴。多年以来,格雷夫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可那时,当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他却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多半要待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可这些事情有多少可以向诸君讲述的呢?奥斯卡一进屋,她就在床上招手:“噢,是你呀,小奥斯卡。再走近点,你想钻进羽绒被里来吗?房间里可冷啦!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于是,我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别以为我爬上莉娜的床之前已经脱掉了衣服。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在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尽管这种取暖的活计很费力,我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仍然穿着这一身衣服,而且几乎没有被弄皱。

    我离开了莉娜的床后不久,便去拜访蔬菜商,身上还带着他妻子的臭味。这样若干回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规矩,那是我也非常愿意遵守的。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蔬菜商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他不朝床上看一眼,无言地离开了卧室。

    奥斯卡多半迅速地从为他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来一次彻底的清洗。格雷夫忍受不了他老婆的臭味,即使这臭味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就这样,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为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让我听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直到今天我还百思不解,奥斯卡同格雷夫之间尽管姗姗来迟地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始终未能结下友谊。格雷夫照旧使我感到陌生,他虽说唤起了我的关注,却从未唤起过我对他的同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刚刚既无歌声也无乐音地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此后不久,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在一个木架两端,他挂上了两个盘子,盛满土豆,重量相等。接着,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天平的一头就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止动装置,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嘎嘎声、哒哒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我一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奥斯卡认为这位爱好制作的蔬菜商是灵机一动并为奥斯卡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过不多久,我就十分清楚地悟到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不过,这台机器却是专为他自己制造的,因为这台机器的终曲也是他的终曲。

    这是十月间一个清洁的早晨,只有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时才能这样清洁。我按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来到街上,正遇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这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接着,我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在码丽亚露面之前,我穿过拉贝斯路,朝西边的石头路面投下长长的身影,因为我的右边,在东方,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高高拽起,它所采用的手段,正是闵希豪森男爵①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所使用的窍门——

    ①德国民间童话《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1786)中的主角。

    如果有谁像我这样了解蔬菜商格雷夫,那么,当他见到在这种时候他的店铺的橱窗还被挡板挡着,门还上着锁,他会立刻感到惊讶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古怪的格雷夫,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他或许病了,奥斯卡想着,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全身浴呢,虽说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可是,这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尽管显露出了若干衰老之态,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呢?格雷夫太太毫不懈怠地行使着卧床特权;我也知道,格雷夫瞧不上柔软的床铺,他宁肯睡行军床或者硬板床。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疾病把这个蔬菜商束缚在床上。

    我来到门窗紧锁的蔬菜店前,回头望了望我们家的店,见到马策拉特正在店堂里,随后我才在我的铁皮鼓上急速地击了几小节,我寄希望于格雷夫大太的灵敏的耳朵。用不了多少声响,店门右侧的第二扇窗户已经打开了。格雷夫太太身穿睡衣,一脑袋卷头发夹子,胸前抱着个枕头,在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上方露出脸来。“快进来呀,小奥斯卡!你还等什么呀,外面冷着呢!”

    我举起一根鼓棒,敲了敲橱窗前的铁皮铺板说明原因。

    “阿尔布雷希特!”她喊道,“阿尔布雷希特,你在哪里?怎么回事啊?”她继续喊她的丈夫,一边离开了窗户。房门打开了,我听见她在店堂里走路的声响,紧接着她又叫喊开了。她在地窖里喊叫,可是我看不见,不知她为何喊叫,因为地窖的窗洞也封着;在进货的日子里,便由这个窗洞倒进土豆去,在打仗的年头里,进货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把一只眼睛贴在窗洞前涂焦油的厚木板缝上,于是我看到地窖里亮着电灯。我可以看到地窖楼梯上面那一段,有个白东西横在那里,可能是格雷夫太太的枕头。

    想必她把枕头丢在楼梯上了,因为她已经不在地窖里了。她又在店堂里叫喊,紧接着又跑到卧室里去叫喊。她摘下电话听筒,叫喊着,找着号码,接着又冲着电话叫喊;但是奥斯卡听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只是偶然之间听到了“事故”二字,还有那地址,拉贝斯路二十四号。她吼着重复了好几遍,然后挂上听筒。紧接着,她身穿睡衣,没了枕头,却依旧是满脑袋卷头发夹子,叫喊声灌满了窗框,把我所熟悉的她那整个双料肥躯浇铸到窗槛花箱里的冰花上,两手捂住粉红色的肉瘤,在楼上大声叫嚷,嚷得街道都变狭窄了。奥斯卡以为格雷夫太太也开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不过连一块玻璃也没有碎掉。窗户被使劲拉开了,邻居们露面了,妇女们大声问出了什么事,男人们从邻近的门洞里冲出来:钟表匠劳布沙德,两条胳臂只有一半伸进外套的袖筒里,老海兰德,赖斯贝格先生,裁缝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普罗布斯特,不是那个理发师,而是煤店的那个,也带着他的儿子来了。马策拉特身穿白色工作服,像一阵风似的刮来了,抱着小库尔特的玛丽亚,则站在殖民地商品店的门洞里。

    我轻而易举地隐没在这些慌慌张张的大人丛中,躲过了正在找我的马策拉特。马策拉特和钟表匠劳布沙德是最先想要采取行动的人。他们想爬窗户进屋。可是格雷夫太太不让任何人爬上去,更不用说进屋去了。她一边抓着、打着、咬着,一边总还能找到时间叫喊,喊声越来越大,有一些话甚至能让人听清楚了。先得等事故急救队来了再说,她早就打过电话了,别人用不着再去打电话,她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大家应当去照管各自的店铺。这儿的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好奇,无非是好奇,这一回又看清楚了,当不幸的事故临头时,一个人的朋友究竟哪儿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时,必定在窗下的人群中发现了我,因为她在喊我,她把那些男人们推下去以后,把赤裸的胳臂向我伸来。有人——奥斯卡今天还相信,那是钟表匠劳布沙德——把我举了起来,不顾马策拉特的反对,把我送进窗户去,刚到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前,马策拉特也快要抓住我的时候,莉娜-格雷夫已经抱住了我,把我紧贴在她那温暖的睡衣前。这时她不再叫喊,只是用假声呜咽着,在假声呜咽的空隙间大口地吸气。

    方才,格雷夫太太的喊叫驱策邻人们做出了激动、无礼的动作。这时,她那细细的假声呜咽以同样的效果使拥挤在冰花下的人们变成了无声而窘迫地聚集着的人群。他们几乎不敢看她一脸的哭相,他们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好奇和关注都转移到了有指望到来的急救车上去了。格雷夫太太的呜咽也使奥斯卡感到不舒服。我设法往下滑一点,使我不至于离她那充满悲痛的声音那么近。我松开了搂住她脖子的手,半个屁股坐在了窗台花箱上。奥斯卡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因为玛丽亚正怀抱孩子站在店铺门洞里。就这样,我又放弃了我坐的地方,意识到我的处境的难堪。同时,我只想着玛丽亚,众邻居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从格雷夫太太这个河岸边撑开去,我觉得它颤动得太厉害,并且使我想到了床。

    莉娜-格雷夫并没有发现我溜了,或许她再也没有力气抱住那小小的身体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身体曾经卖力地向她提供了一个替身。莉娜或许也预感到奥斯卡将永远从她身边溜走了。她预感到随着她的大声喊叫有一种嘈杂的声音降到了人世,它一方面成为缠绵床侧的女人和鼓手之间的高墙和音障,另一方面又推倒了玛丽亚和我之间存在的高墙。

    我站在格雷夫夫妇的卧室里。我的鼓斜挂着,不太稳当。奥斯卡熟悉这间房间,他能背出这淡绿色糊墙纸的长度与宽度。盛着上一天的灰色肥皂水的洗澡盆还放在小板凳上。所有的物件都有它的位置,然而我觉得拉坏、坐坏、躺杯和碰坏的家具面目一样,至少是被修整一新了,仿佛所有这些硬挺挺地用四只脚或者四条腿靠墙站着的家具需要莉娜-格雷夫的叫喊以及随后的假声呜咽,这才能得到新的、冷得吓人的光泽。

    通往店堂的门开着。奥斯卡不想走进那间散发着干土和洋葱味的屋里去,却又身不由己地进去了。日光透过橱窗挡板的裂缝,用挤满尘粒的光带把这间屋子分割成条条块块。格雷夫的大部分噪音和音乐机械处在半昏暗中,光线仅仅照亮了某些细部、一口小钟、胶合板斜撑和擂鼓机的下半部,还使我看到了待在天平上的土豆。同我们店里完全一样的、柜台后面盖住地客口的那扇吊门敞开着。这扇厚木板门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有可能是格雷夫太太大声喊叫的时候在匆忙之中拉开的,但她没有用门上的钩子扣住柜台边上的环。奥斯卡只须轻轻一碰,这吊门就会倒下,封住地窖口。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这块散发出尘土味和霉味的厚木板后面,凝视着那个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它框住了楼梯的一部分和地窖里的一块水泥地。一个构成台阶的小平台的一部分从右上角伸进这个四方框里来。这个小平台想必是格雷夫新近添设的,因为我以前也偶或到地窖里去过,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它。为了看一个小平台,奥斯卡是不会如此着魔地、如此长久地把目光送进地窖里去的,可他这样做了,那原因是由这幅画面的右上角伸出了两只填满了的羊毛袜和两只系带黑皮鞋,而且是奇怪地缩短了的。尽管我看不到鞋底,可我马上认出这是格雷夫的远足鞋。这不可能是格雷夫,我暗自想道,他作好了去远足的准备又怎么会这样地站在地窖里?因为鞋子不是底朝下,而是自由飘浮在小平台上方;那笔直朝下的鞋尖勉强触到了小平台的木板,接触得很少,但毕竟还是触到了。我用一秒钟的时间想象着一个用鞋尖站立的格雷夫,因为我相信他,这位体操运动员和爱好大自然的人,是做得出这种滑稽可笑却又很费力气的练习来的。

    为了让我确信我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也为了情况确实如此时狠狠地嘲笑一下这个蔬菜商,我于是小心翼翼地爬到很陡的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走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边还敲着这制造恐惧和驱赶恐惧的工具:“黑厨娘,你在吗?在在在!”

    当奥斯卡稳稳当当地站在水泥地上的时候,他才让目光经由曲折的道路,从一捆空洋葱口袋上方越过,再滑过摞成堆的同样是空的水果箱,掠过以前从未瞧见过的横梁构架,直至接近格雷夫的远足鞋悬吊着或者用鞋尖站立着的地方。

    我自然知道格雷夫悬吊着。鞋悬吊着,编织得很粗糙的深绿色袜子也悬吊着。长统袜口上方赤裸的男人膝盖,大腿毛茸茸的直到短裤裤边;这时,一阵又刺又痒的感觉从我的生殖器慢慢地延伸开去,接着到了臀部,又上升到变麻木的背部,沿着脊椎骨往上爬,继而到了后颈,弄得我热一阵冷一阵的。这感觉从那里又一路扎下去到了两腿之间,使我那根本来就很小的圆木棍干瘪下去,接着它再次跳过已经弯曲的背部到了后颈,在那里渐渐收缩——今天,只要有人在奥斯卡面前说到悬吊这个词,甚至说到把洗净的衣服挂起来①时,他就会产生这种又刺又痒的感觉。悬挂在那里的不仅是格雷夫的远足鞋、羊毛袜、膝盖和短裤,格雷夫整个人靠脖子悬吊着,在绳子上露出一张龇牙咧嘴的脸,仍没有摆脱舞台上那种装腔作势的表演——

    ①在德语里,“悬吊”和“挂”是一个词。

    又刺又痒的感觉骤然消失,快得令人惊讶。我觉得格雷夫的姿势又恢复正常了;因为一个吊着的人的身体姿势基本上同一个用手撑地行走的人、一个头足倒立的人、一个想骑马而跃上一匹四条腿的马却采取了真正不幸的姿势的人的模样是一样正常和自然的①——

    ①指采取这些姿势时,脚尖都是朝下或朝上的。

    此外还有布景。奥斯卡这时才理解了格雷夫过去所花费的精力。格雷夫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选出来的,几乎是铺张的。这位蔬菜商曾经寻找过一种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他找到了一种两头平衡的死法。他,在他活着的时候,计量局的官员曾多次找他麻烦,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信件往来,他们曾多次没收过他的天平和砝码。他,由于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称得不准确,曾经付过罚款。这一回,他用土豆同他的身体保持平衡,一克不差地保持平衡。

    一根光泽暗淡、或许用肥皂抹过的绳子,由滑轮引导,穿过两根横梁上方,这两根横梁是格雷夫为他的末日架在一个支架上的。这个支架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用作他的末日支架。他浪费了上好的木料,我由此推断出,这个蔬菜商没想到过要节约。在那些建筑材料紧缺的战争年代里,要搞到横梁木和木板想必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之前,格雷夫一定干过实物交易,他用水果换来了木材。所以,在这个支架上也不缺少纯属多余的、只为装饰用的角撑。构成台阶的三段式小平台——奥斯卡方才在上面店堂里已经看到了它的一角——把这整个横梁构架提高到了几近于庄严的程度。那台擂鼓机看来是这个业余制作家用作模型的。同那台机器的情形一样,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都挂在支架的内部。在他和同样摇晃着的土豆之间,有一把精巧的绿色小梯子,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用一个童子军才会打的、富有艺术性的套结把几个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绳上。四个涂白漆但光线仍然很强的电灯泡照亮了支架内部。因此,奥斯卡无需登上并玷污那个庄严的小平台,便能从土豆筐上方一张用铁丝固定在童子军套结上的小硬纸片上读出那一行字: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

    格雷夫身穿童子军指导的制服挂在那里。他在自己的末日又恢复穿战前年代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他身上已经显窄了。他无法结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和腰带,要不然的话,他这身打扮挺整洁,现在却添上了叫人讨厌的怪味儿。格雷夫按照童子军的规矩交叠着左手的两指。这个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军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无法结上衬衫领口的扣子,也同样无法结上齐膝短裤最上面的扣子,于是,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从这空档里钻了出来。

    小平台的台阶上有几株紫花,还不相宜地杂着香菜茎。也许花已经被他撒完了,因为他把多一半的紫竟还有几朵玫瑰都用来装饰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横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挂着童子军创始人巴登一鲍威尔爵士像,有玻璃框。左后方是圣徒圣乔治,无框。右后方是米开朗琪罗画的大卫头像,无玻璃。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个表情丰富的、漂亮的、大约十六岁的男孩的相片在微笑,相片既有框,又有玻璃。这是格雷夫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从前的相片,他后来当了少尉,在顿涅茨阵亡。

    也许我还得提一笔小平台台阶上紫菀与香菜间一张被撒成四片的纸。这些碎片扔在那里,却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拼在一起。奥斯卡这样做了,他辨认出这是一张曾经多次盖上风纪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传票。

    还有待我来报道的,便是急救车催人的笛声唤醒了正在考察一个蔬菜商死因的我。紧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可是,他们刚把这个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纷纷落下、翻倒。同擂鼓机一样,格雷夫机巧地用胶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机械在止动装置打开后便运转起来了。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又从小平台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击着铁皮、木头、铜和玻璃,上面,一支摆脱羁绊的鼓乐队敲响了阿尔布雷希特-格雷夫的大型终曲。

    时至今日,奥斯卡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便是让雪崩似的土豆坠落的噪声——顺带说一句,几个急救员赖此发了财——让格雷夫的擂鼓机的有机喧闹声在他的铁皮鼓上响起回声。也许因为我的鼓对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也成功地在奥斯卡的铁皮鼓上奏出一首经过修饰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编曲。我的朋友们以及护理员布鲁诺曾问及这首鼓曲的标题,我于是给它起名为: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我的儿子库尔特一周岁。奥斯卡,父亲,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此事,暗自想道:还要等上两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如此完善的绞刑架上自缢,因此,我,奥斯卡,一再把这次自杀列为庄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对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谈论得很多。由于马策拉特像以前强调珍珠港、托布鲁克和敦刻尔克那样地强调这座城市的名称,我因此不再去关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从特别新闻广播里所了解到的其他城市;因为对奥斯卡来说,国防军报道和特别新闻广播乃是一种地理课。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知道库班河、缪斯河和顿河是在哪儿流着呢?有谁能比关于远东各种事件的详尽的无线电报道更好地向我说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的地理位置呢?就这样,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学到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不过,我并不关心第六军,我关心的是那时患上轻度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

    患流行性感冒的玛丽亚日见好转期间,无线电里的报道继续开它的地理课:勒热夫和杰姆扬斯克。对于奥斯卡来说,这两个地点仍然是他闭上眼睛马上能在任何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图上找到的。玛丽亚病刚好,我的儿子库尔特又得了百日咳。在我想法子记住激烈争夺的突尼斯的几块绿洲的极难记的名称期间,小库尔特的百日咳停了,非洲军团也完蛋了。

    啊,欢乐的五月!玛丽亚、马策拉特和格蕾欣-舍夫勒准备首小库尔特过两周岁生日。奥斯卡也认为即将来临的庆祝日意义比较重大,因为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起只需再等一年了。如果我在场,我会在小库尔特两岁生日那天,咬住我儿子的耳朵低声说:“等着吧,不久你也会敲鼓了。”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奥斯卡已经不在但泽的朗富尔了,而是在罗马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梅斯。是啊,他离开的时间拖得那么长,结果呢,为了能同家人共庆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准时赶回他所熟悉的、还一直没有遭轰炸破坏的故乡,他可是历尽了艰辛。

    是什么事务使我离家出走的呢?我不绕弯子直说了吧!在已经改成空军营房的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前,我碰上了我的师傅贝布拉。不过,贝布拉一个人是不可能说服我外出远行的。贝布拉的手臂挽着拉古娜,罗丝维塔夫人,伟大的梦游女。

    奥斯卡由小锤路走来。他刚才拜访了格蕾欣-舍夫勒,安闲地读了一小段《罗马之战》并且从中发现,当时,在贝利萨尔①的时代,世事就已更迭无常,当时的人就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城下欢庆胜利或忍受失败了——

    ①贝利萨尔(505~565),日耳曼人,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帅,为光复被蛮族占据的西罗马,两度在意大利同东哥特人交战。

    我穿过弗勒贝尔草场,最近几年间,此地已经变成了托特组织①的一个临时木板房营地。我的思想却停留在塔吉那,公元五五二年,纳赛斯②在此地击败托蒂拉。我的思想停留在这位伟大的亚美尼亚人纳赛斯身上倒不是由于他打了大胜仗,吸引我的是这位统帅的体型。纳赛斯是畸形儿,驼背,纳赛斯矮小,纳赛斯是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纳赛斯也许是个儿童小脑袋瓜,比奥斯卡稍大些,我这样思考着,来到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口,为了作比较。我瞧着几个个子长得太快的空军军官,看到了他们的勋章带子,我暗自说,纳赛斯肯定不挂勋章,他不需要这东西。这时,这位伟大统帅本人却站在学校大门正中央,一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为什么纳赛斯不该有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呢?他们正迎面朝我走来,在那些空军巨人一旁他们显得渺小,然而却是那些新烘烤出来的纯空气英雄③的中心,笼罩在历史的氛围之中,年纪老极了;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叫纳赛斯的亚美尼亚矮子面前,这个住满了托蒂拉们和泰耶们、住满了树一般高大的东哥特人的整座兵营又算得了什么呢。纳赛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近奥斯卡,向奥斯卡招手,挽着他的臂膀的那位夫人也在招手。贝布拉和罗丝维塔-拉古娜夫人问候我,空军尊敬地让出道来,我把嘴靠近贝布拉的耳朵小声说:“亲爱的师傅,我把您当成伟大的统帅纳赛斯了。我对此人的评价远远高于我对有勇无谋的力士贝利萨尔的评价。”——

    ①托特组织,由工程师弗里茨-托特(1891~1942,后任纳粹军备部长)领导的组织,负责修建军事设施如西壁等。

    ②纳赛斯(生卒年代不详),亚美尼亚人,查士丁尼的统帅。在意大利先后击溃以托蒂拉和泰耶为王的东哥特人。

    ③文字游戏,指“空军英雄”。德语“空军”一词由“空气”与“武器”两同复合而成。下文称空军军官为空军,也含谐谑义。

    贝布拉谦逊地一挥手表示拒绝。可是,拉古娜却喜欢我的这番类比。她说话时小嘴动得多美啊!“请问你,贝布拉,难道他,我们的年轻朋友,当真那么毫无道理吗?你的血管里不是流着欧仁亲王的血吗?不是流着路易十四的血吗?难道他不是你的祖先吗?”

    贝布拉抓住我的臂膀,把我拉到一边,因为空军不住地观赏着我们,直愣愣地盯着,令人讨厌。末了,一名少尉,紧跟着上来两名士官,在贝布拉面前做了个立正姿势,因为我的师傅的制服上佩戴着上尉的军衔标志,袖子上还有一块印有“宣传运动”字样的布条。用勋章装饰着的小伙子们请拉古娜签名留念,并且得到了她的签名。于是,贝布拉一招手,让他的公务汽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在汽车开走时还不得不听着空军热情的鼓掌声。

    佩斯塔洛齐街,马格德堡街,陆军草场,我们一路驶去。贝布拉坐在司机旁边。刚到马格德堡街,拉古娜就已经拿我的鼓做话题了。“好友,您还一直忠实于您的鼓吗?”她用她的地中海嗓音低声说,这嗓音我已经那么久没听到过了。“在其他方面您是否也都忠实呢?”奥斯卡没有回答她,没有用他那些同女人之间的冗长乏味的事去劳她的神,但微笑着允许这位伟大的梦游女先是抚摩他的鼓,接着抚摩他有点抽搐地抱着这铁皮鼓的双手,而且越来越显出南欧人味道地抚摩着。

    汽车拐进陆军草场,跟着五路电车轨道行驶。这时,我甚至给她回答了,也就是说,我用左手抚摩她的左手,她用右手亲热我的右手。汽车已经驶过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奥斯卡下不了车了。这当儿,我在小卧车的后视镜里瞧见了贝布拉浅棕色的、机敏的老人眼睛正观察着我们两个的小动作。拉古娜偏偏握住了我的双手,而我呢,为了不伤害我的朋友和师傅,正要挣脱出来。贝布拉在后视镜里微笑,接着避开了他的目光,开始同司机交谈。这时,罗丝维塔一边热乎乎地捏住我的双手,抚摩着,一边启动地中海小嘴,也开始了一席谈话。这是直接讲给我听的,甜蜜地灌进了奥斯卡的耳朵,随后又谈了些实际的事情,接着话又变得更加甜蜜,封住了我的一切顾虑和逃跑的企图。我们到了帝国殖民区,朝妇科医院方向驶去。拉吉娜告诉奥斯卡,这些年里她一直想着他,她还一直保存着当年我在四季咖啡馆里唱碎并奉献给她的玻璃杯。她说,贝布拉虽然是位出色的朋友和优秀的工作伙伴,但同他结婚却是不能设想的;贝布拉必须单独生活,拉古娜这样回答我插入的提问,她给他一切自由,而他也同样,虽说他天性相当嫉妒,但这些年来他也懂得了拉古娜是约束不了的,况且善良的贝布拉身为前线剧团团长几乎没有时间去履行一旦结婚后应尽的义务。不过,这前线剧团可是第一流的,它所演的节目若在和平时期照样能搬上“冬季花园”或“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而我,奥斯卡,凭着我尚未施展的神授的才能,是否有兴致去试他一年呢?何况我的年纪也够了,她可以担保,不过,我,奥斯卡,或许有其他重任吧,或者相反?那就更好,他们今天离开此地,方才是他们在但泽一西普鲁士军区的最后一场午后演出。现在他们去洛特林根,随后去法国,眼下去东线是办不到的事,谢天谢地,他们刚刚离开东线。我,奥斯卡真走运,东方已成过去,现在是去巴黎,肯定是去巴黎。我,奥斯卡。可曾去过巴黎旅行?就这样吧,朋友!如果拉古娜已经诱惑不了您这位鼓手冷酷的心,那就让巴黎来诱惑您吧!我们一起去吧!①——

    ①此句原文是意大利语。

    这位伟大的梦游女话音刚落,汽车就停了下来。兴登堡林阴大道的树,绿色,普鲁士风,间距一律。我们下车,贝布拉让司机等着。我不想进四季咖啡馆,我的脑子有点乱,需要新鲜空气。于是我们就到斯特芬公园去散步,口布拉在我右边,罗丝维塔在我左边。贝布拉向我谈宣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罗丝维塔向我讲述宣传运动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贝布拉谈战争画家、战地记者,聊他的前线剧团。罗丝维塔让遥远城市的名称从她的地中海小嘴里溜出来,而报告特别新闻时,那些地名我在无线电里全都听到过。贝布拉说了个哥本哈根。罗丝维塔嘘出了巴勒莫。贝布拉唱着贝尔格莱德。罗丝维塔像个悲剧女演员似的哀诉道:雅典。但是,两人一起如痴如醉地反复谈论巴黎,保证说,那个巴黎可以抵消方才讲到过的所有城市。末了,贝布拉打着官腔,摆出前线剧团团长和上尉的架势,向我提议说:“请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吧,年轻人,擂鼓,唱碎碑酒杯和电灯泡!在美丽的法兰西、在青春常在的巴黎的德意志占领军会感激您,向您欢呼的。”

    仅仅为了走形式,奥斯卡要求有个考虑的时间。我在五月葱绿的灌木丛中走了足足半个小时,一边是拉古娜,一边是我的师傅和朋友贝布拉。我装出反复思考和大伤脑筋的样子,搓搓额头,倾听林中鸟语,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做过的事,仿佛我在期待某一只红胸鸲给我答案和忠告。当绿丛中有个什么东西瞅瞅地叫得特别响、特别引人注意的时候,我开口说:“善良、智慧的大自然劝我接受您的提议,尊敬的师傅。您今后可以把我看做您的前线剧团的一员了!”

    我们接着去了四季咖啡馆,喝一杯淡血色的穆哈,商量了我逃离家庭的细节,不过,我们不把这叫做逃跑而叫做出走。

    在咖啡馆外面,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计划好的行动的一切细节。我于是同拉古娜以及宣传运动上尉贝布拉告别,他坚持让我用他的公务汽车。他们两个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溜达着朝城里走去。上尉的司机,一位年纪较大的上士,开车送我回朗富尔,一直开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因为我不想也不能让车开进拉贝斯路。奥斯卡乘着国防军公务汽车来了,这会轰动四邻,太过分也太不合时宜。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到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家去作临别拜访。在我的儿子库尔特学走路的围栏旁,我站了许久,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我也产生了若干做父亲应有的想法,便伸手去抚摩这个金发小家伙,可是库尔特不愿意。玛丽亚倒并不拒绝,她有点惊讶地接受了我对她的亲热举动,尽管多年以来她已经不习惯于此了,她也好心地抚摩我一番。同马策拉特告别我觉得为难,这真是奇怪。这个男人站在厨房里,正用芥末调料计煮腰花,他同烹任勺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挺愉快,我因此不敢打扰他。当他想从身后拿东西并伸手在厨桌上瞎模时,奥斯卡这才向他走去,拿起放着切碎的香菜的小木板递给他。我至今仍然认为,马策拉特惊讶地、不知所惜地拿着放有香菜的小木板,愣了很久。在我离开厨房以后,他还愣着,因为奥斯卡以前从未递过、拿过、举过什么东西给马策拉特。

    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吃饭,让她给我洗了澡,把我放到床上。我等她躺进她的羽绒被里,吱吱地轻声打起鼾来时,就穿上拖鞋,带上我的衣服,穿过那只越来越衰老、正吱吱地打鼾的灰毛耗子睡的房间,在过道里我拿钥匙开锁时费了些劲,最后把锁拧开了。我一直光着脚,只穿睡衣,挟着我那卷衣服,爬上楼梯,到了晾衣阁楼,进了我的隐藏处,在摞成堆的屋面瓦以及人家不顾防空条例的规定仍旧堆在那里的成捆的报纸后面,我踉踉跄跄地跨过防空沙堆和防空水桶,找出一面崭新锃亮的鼓来,它是我瞒着玛丽亚节省下来的。奥斯卡的读物我也找出来了:合成一卷的拉斯普庭与歌德。把我喜爱的这两位作家也带走吗?奥斯卡穿上衣服和鞋子,把鼓挂到脖子上,把鼓棒插在裤子背带后面,与此同时,他跟他的两位神——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①谈判。那位醉得不省人事的神劝我,要么什么读物也不带,要么只带一叠拉斯普庭走;那位极其狡猾又过于理智的阿波罗则劝我干脆放弃法国之行,当他发现奥斯卡已经决心赴法国时,便坚持要我带上一个没有窟窿的旅行袋,把歌德在几百年前打过的每一个合乎理性的呵欠都带走。而我呢,一来由于固执,二来由于我深知,《亲合力》一书不能解决一切两性的问题,便把拉斯普庭以及他的赤裸裸的、然而穿着黑色长袜的女性世界也随身带走了。阿波罗力求达到和谐,狄俄尼索斯力求达到沉醉与混乱,奥斯卡则是一个小小的半神②。他使混乱和谐化,使理性处于沉醉状态。奥斯卡除了他的必死性以外,有一点优于自古以来便确定了的全神们:奥斯卡可以读使他开心的书,众神却总在检查他们自己——

    ①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阿波罗是司光明、艺术的神。

    ②半神,指神和人所生的后代。

    一个人是可以习惯于一幢出租公寓以及十九家房客厨房里的气味的。我同每一段楼梯,同每一层楼,同每一扇钉有姓名牌的套间门告别。啊,音乐家迈恩,他们认为你不合服役资格而把你送了回来。你又吹起了小号,又喝上了杜松子酒,期待着他们重新把你接去——后来他们果真把他接走了,只是不准他把小号带在身边。啊,胖得不成形状的卡特太太,她的女儿自称闪电姑娘①。啊,阿克塞尔-米施克,你用鞭子换取了什么?沃伊武特先生和太太,他们一直吃芜青甘蓝。海纳特先生身患胃病,因此在席哈乌船坞工作而没在步兵服役。旁边一家是海纳特的父母,他们仍旧姓海莫夫斯基。啊,特鲁钦斯基大娘,这只耗子在套间门后睡得正香。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吱吱叫。小矮个儿,他本姓雷策尔,已经被提升为少尉,虽说他从小就得穿长统羊毛袜。施拉格尔的儿子死了。艾克的儿子死了。科林的儿子死了。钟表匠劳布沙德还活着,仍在使死钟表复活。老海兰德活着,照旧在把弯钉子敲直。施韦尔文斯基太太有病,施韦尔文斯基先生身体健康,却死在了她的前头。底层对面的套间里住着的是谁?马策拉特家的阿尔弗雷德和玛丽亚,还有一个快满两周岁的小家伙,名叫库尔特。谁在这夜深人静时离开这幢吃力地呼吸着的大公寓?是奥斯卡,小库尔特的父亲。他带着什么来到黑暗的街上?他带着他的鼓以及他的大厚本教科书。在所有这些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之中,为什么他偏偏在一所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前面站住呢?因为这里住着寡妇格雷夫太太。他虽然不能把他的教育归功于她,却能把某些传递感觉的熟练手法归功于她。为什么他在这所黑洞洞的房屋前脱下帽子?因为他在悼念蔬菜商格雷夫,此人鬈毛,鹰钩鼻,自己称自己的体重,同时上吊。吊死后他仍有鬈毛、鹰钩鼻,但是,原先失神地待在眼窝里的棕色眼珠却过度用力地突了出来。为什么奥斯卡又戴上了他的有飘带的海军帽,头戴帽子,脚登靴子离开了呢?因为他约定要去朗富尔的货车车站。他准时来到约定的地点了吗?他来了——

    ①闪电姑娘,纳粹士兵用语,指通讯兵的女子助手。

    这就是说,我是在最后一分钟到达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下跨道附近的铁路路堤的。我并没有在附近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前停留。虽说我在思想里同护士英格道了别,向小锤路的面包师傅离所送去了问候,但这些都是边走边做的,唯独圣心教堂的大门止住了我行路匆匆,害得我差点儿来晚了。教堂大门紧锁。然而我能确切地想象出坐在童贞女马利亚左大腿上的赤身裸体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她又在这儿了,这可怜的妈妈。她跪在忏悔室里,把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所有的罪孽灌进维恩克神甫的耳朵里去,如同她往常把糖灌进蓝色的一磅或半磅装口袋里去那样。奥斯卡则跪在左侧祭坛上,想把鼓塞给童子耶稣,可是这小家伙不敲鼓,没有向我显示奇迹。当时,奥斯卡发了誓,今天,奥斯卡在紧锁的教堂大门前再度发誓:我定要教会他敲鼓。不是今天就在明天!可是,我要去作长途旅行,便把誓言改为后天,接着转过身来把鼓手的背对着教堂的大门,坚信我不会失去耶稣,随后爬上下跨道旁边的铁路路堤,丢失了若干歌德和拉斯普庭的残篇,但仍把我的教育大全的大部分带上了路堤,带到了铁轨间。我踉踉跄跄地越过枕木和碎石,还走了一箭之遥,慌忙中险些把正等着我的贝布拉撞倒。天真黑呀!

    “原来是我们的铁皮演奏家!”上尉兼音乐小丑喊道。我们相互提醒要多加小心,摸索着过了铁道、交轨点,在那些正在调轨的货车之间迷了路,最后找到了那列前线休假人员的列车,车上给贝布拉的前线剧团留了一节专用车厢。

    奥斯卡过去乘过有轨电车,如今他也该乘乘火车了。贝布拉把我推上车厢时,正在做针线活的拉古娜抬起头来,莞尔一笑,微笑着吻我的脸颊。她一直在微笑,手指却不离开她的针线活,并向我介绍了前线剧团的两位团员: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和基蒂。蜂蜜般金黄头发的、皮肤有点发灰的基蒂不无吸引力,个子同那位夫人差不多。她说话略带萨克森口音,这更增添了她的魅力。杂技演员菲利克斯是剧团里个子最高的。他的身高总得有一百三十八厘米。这个可怜虫因为他引人注目的出格的身材而苦恼。九十四厘米的我的出现,更激发了他的变态心理。这位杂技演员的长相同一匹用高级饲料喂养的选拔出来的赛马有若干相似之处,因此,拉古娜开玩笑地称他“卡瓦洛”①或“菲利克斯-卡瓦洛”。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同贝布拉上尉一样也穿着军灰色制服,不过只佩着上士军衔标志。女士们也藏身在剪裁成旅行服装的军灰色衣料里,简直太不合身了。拉古娜手指下的针线活原来也是块军灰色布料,后来成了我的制服。布料是贝布拉和菲利克斯捐赠的,罗丝维塔和基蒂轮流缝制,剪去的军灰色布料越来越多,直到上装、裤子和军帽都合我的尺寸为止。在国防军的任何服装局里都不可能弄到适合奥斯卡穿的鞋子。我也乐得穿我自己的平民的系带靴,免得套上士兵的低统靴——

    ①意大利语,意思是“马”。

    我的证件是伪造的。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在做这件精细的工作时证实自己是相当熟练的。我纯粹出于礼貌而未能提出抗议。伟大的梦游女让我冒充她的兄弟,当她的哥哥。具体地说是:奥斯卡奈洛-拉古娜,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热那亚。到今天为止,我用过各种各样的姓名。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是其中之一,无疑不是最难听的。

    我们出发了。火车驶经斯托尔普、什切青、柏林、汉诺威、科隆开往梅斯。柏林我一无所见。我们停留了五小时。自然正遇上空袭警报。我们躲进了托马斯地窖。前线休假人员像沙丁鱼似的卧倒在拱顶下面。宪兵队的人不准我们进去,这时传来了喧闹声。从东线来的几个士兵,看过剧团的演出,认识贝布拉和他的团员。他们鼓掌吹口哨,拉古娜也掷去了飞吻。他们要求我们演出,几分钟内就在这个从前是拱顶地窖啤酒馆的底部临时搭起了一个舞台似的东西。贝布拉难以拒绝,尤其是一位空军少校由衷地、以过分夸张的姿态请他演些拿手好戏给士兵们一饱眼福。奥斯卡将要在真正的剧团演出中首次登场。虽说我并非毫无准备就上台,在火车上,贝布拉同我一起多次排练过我的节目,这时我却怯场了,这使得拉古娜又有机可趁,抚摩我的手哄我。

    士兵们热心透顶,他们刚把我们的演员包搬过来,菲利克斯和基蒂就开始了他们的杂技表演。这两个都是橡皮人,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打成结,不断地从自己的身体里钻进去又钻出来,绕住自己的身体,取下身体上的一截,把他的给她,把她的给他,互相交换这一截身子或那一截身子,使拥挤着的、目瞪口呆的士兵们感受到剧烈的四肢疼痛和延续数日之久的肌肉酸痛。菲利克斯和基蒂还在打结和解结的时候,贝布拉扮着音乐小丑出场了。他在从满到空的酒瓶上奏出那些战争年头里最流行的曲子。他演奏了《埃里卡》和《妈妈齐,送我一匹小马》,又让《故乡,你的星》在瓶颈上响起并放出光芒。但这还不够激动人心,他便搬出他的老牌光辉乐曲,让《老虎吉米》在酒瓶丛中狂吼怒叫。这支乐曲不仅前线休假人员喜爱,连奥斯卡爱挑剔的耳朵也喜欢听。贝布拉演了几套魔术,虽然幼稚,然而照样受欢迎。之后,他宣布罗丝维塔-拉吉娜,伟大的梦游女,以及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杀玻璃的鼓手出场。观众的热情当真被他烧旺了,罗丝维塔和奥斯卡奈洛必定成功。我用急速轻敲的动作作为我们的表演的引子,用渐强的急速敲击为高潮的到来铺路,在表演结束时用大段艺术性强的敲击引出喝彩声。拉吉娜从观众堆里随便叫出一名士兵甚至军官,请年老皮厚的上士或腼腆狂妄的候补军官坐下,她便来看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心,她还真能看透他们的心。除去她总能说对军人证上的各种日期以外,她还把上士和候补军官私生活中不可告人的事透露给观众。她在披露人家的隐私时讲得委婉动听,妙语连珠,末了,送给那些如观众所说被剥个精光的家伙每人一瓶啤酒,请受赏者把瓶子高高举起,让大家都能看清,随后给我,奥斯卡奈洛,打了个暗号:渐强地急速擂鼓,啤酒瓶应声裂成碎片。这对于我的声音来说如同儿戏,再难的任务也不在话下。剩下的是诡计多端的上士或乳臭未干的候补军官溅满啤酒、目瞪口呆的脸——接着爆发出喝彩声,经久不息的掌声,掺入这掌声之中的是对帝国首都的一次大轰炸的噪声。

    我们所表现的虽说不是世界水平,但娱乐了士兵们,使他们忘记了前线和休假,使他们放声大笑,无休止地大笑。炸弹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摇晃并掩埋了地客和其中的一切,灯和备用灯都灭了,一切都倒在地上,乱作一团。这时,仍然一再有笑声穿过这口被掩埋的、令人窒息的棺材。“贝布拉!”他们喊道,“我们要听贝布拉!”好心而又顽强的贝布拉应声而起,在黑暗中扮演小丑,硬使被掩埋的群众同声大笑。当大家要求拉古娜和奥斯卡奈洛表演时,他大声说道:“拉古娜夫人非常——疲倦了,亲爱的铅土兵们。小奥斯卡奈洛为了大德意志帝国和最终胜利也需要睡上一个小觉!”

    她,罗丝维塔,躲在我的身旁,感到害怕。但奥斯卡并不害怕,却还是躲在拉古娜身旁。她的惧怕和我的胆量把我们的手合在一起。我搜索她的惧怕,她搜索我的胆量。末了,我变得有点害怕了,她却得到了胆量。当我第一次驱走了她的惧怕,使她有了胆量时,我的男子汉的胆量已经第二次产生。我的胆量已经历时十八个光辉的年头了,而她,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她是第几次这样躺着陷于她那训练有素的、使我产生胆量的惧怕之中。因为同她的脸一样,她那尺寸虽小却数目齐全的身体上丝毫没留下已被埋葬的时间的痕迹。委身于我的是一个胆量与惧怕都没有时间性的罗丝维塔。她在帝国首都遭到一次大轰炸时,在被掩埋的托马斯地窖里,屈服于我的胆量,丧失了她的惧怕,直到防空人员把我们挖掘出来为止。可是,人家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小人国的女子究竟是十九岁还是九十九岁。对奥斯卡来说,保持沉默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向他提供那头一道同他的身体尺寸相符合的拥抱的,究竟是个有胆量的老妪,还是一个出于惧怕而百依百顺的姑娘

    参观水泥&mdash;&mdash;或神秘,野蛮,无聊

    有三个星期之久,我们一晚接一晚地在罗马人建立的、后来又驻扎了近卫军的城市梅斯的历史悠久的防弹掩蔽部里演出。同样的节目我们在南希演了两个星期。马恩河畔的夏龙好客地接待了我们一星期。奥斯卡的舌头已经能弹出几个法国字来了。在兰斯,还能观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世界闻名的大教堂的石雕动物,令人讨厌地没完没了地把水喷到铺路石块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兰斯天天下雨,夜间也下雨。但是,在巴黎,我们遇上了一个明媚和煦的九月。我可以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在码头上漫步,度过我的十九岁生日。虽说我曾经从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寄来的明信片上见到过这个大都会,巴黎却一点也没有使我失望。罗丝维塔和我头一回站在艾菲尔铁塔下,我们——我身高九十四厘米,她九十九厘米——举首仰望,我们两人,手挽手,头一回意识到我们的伟大和独一无二。我们在大街上接吻,不过,这在巴黎并不新鲜。同艺术与历史交往,是何等美妙啊!我,始终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游览了伤兵教堂,缅怀伟大的、但个子并不高的、因此与我们同属一类的皇帝,我用拿破仑的语言讲话。在第二位弗里德里希①(此公亦非巨人)的墓前,拿破仑说过:“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在我的罗丝维塔的耳边柔声低语:“如果这个科西嘉人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们就不会在桥下,在码头上,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接吻了。”——

    ①指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亦译作腓特烈大王。

    我们同其他剧团一起在普莱尔大厅和萨拉-伯恩哈特剧院联合演出。奥斯卡迅速习惯了大城市的舞台环境,把他的保留节目改得高雅,以投合巴黎占领军的吹毛求疵的口味。我不再唱碎普通的、粗俗的德意志啤酒瓶,不,我把从法国各个宫殿里精选出来的、呈优美弧形的、吹制成雾气一般薄的花瓶和水果盆唱成碎片。我的节目是按照文化史的观点安排的,从路易十四时代的玻璃杯开始,又让路易十五时代的玻璃制品变成玻璃尘埃。我想到了革命时代,带着激烈的情绪,让不幸的路易十六和他的丢了脑袋的玛丽-安托万奈特的高脚杯遭了殃。我又毁了一点路易-菲利普的玩艺儿,最后同第三共和国的青年风格的玻璃幻想产物恶战一场。

    尽管正厅前排和各层楼座的军灰色群众不理解我的表演是按历史进程编排的,把玻璃碎片仅仅当做普通的玻璃碎片并报以掌声,然而,偶或也有来自帝国的参谋部军官和新闻记者,除了玻璃碎片外还欣赏我的历史感。在一场由官方为司令官们举办的演出结束后,人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不穿制服的学者,此人对我的艺术大加恭维。我尤其感激帝国一份主要日报的通讯记者,他正待在这座塞纳河上的城市里,并且不愧为法国问题专家。他暗示我注意我的节目中若干细小的错误,但不属于风格上的纰漏。我们在巴黎过冬。人家请我们在一流饭店里下榻,我也不想缄口不提,我身边的罗丝维塔在整个漫长的冬天一再试验并证实了法国床的优点。奥斯卡在巴黎幸福吗?难道他已经忘了故乡的情人玛丽亚,还有马策拉特、格蕾欣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忘了他的儿子库尔特和他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吗?

    我并没有忘记他们,然而我也不惦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所以,我也没有寄军用明信片回家,不给他们任何我还活着的标志,而是给他们提供条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生活上一年;我离家出走时就决定要回去,我感兴趣的是我不在时家里这伙人的关系作了怎样的调整。在街上,在表演时,我有时也在士兵的脸上寻找熟悉的特征。也许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或阿克塞尔-米施克从东线调到巴黎来了,奥斯卡想着,有一两次真以为在一伙步兵中间认出了玛丽亚漂亮的哥哥,其实不是,军灰色把人弄糊涂了!

    唯独艾菲尔铁塔使乡愁在我心中萌生。这并不是说,我曾登上这座铁塔,极目远眺,唤起了对家乡的渴望。奥斯卡在想象中经常登上明信片上印着的这座高塔,假如真的攀登上去,那只能使我感到像是在失望地爬下塔来。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没有罗丝维塔,我独自一人,在这金属结构的弧形基架下面,站着或者蹲着,这个能让我看到四处的然而又是封闭式的穹隆,却变成了我的外祖母安娜能够掩蔽一切的罩子。当我坐在艾菲尔铁塔下面时,我也就坐在了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面,练兵场变成了卡舒贝的土豆地,一场巴黎的十月雨不知疲倦地斜飘到比绍与拉姆考之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嗅到整个巴黎,连同地下铁道,散发出一股略微有点哈喇的黄油味道。我变得沉默寡言,终日沉思,罗丝维塔待我细心周到,她注意到了我的苦痛,因为她是感觉细腻型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从各个战场传来了成功地缩短战线的消息——我们奉命收拾演员行囊,离开巴黎,到大西洋壁垒去慰问。贝布拉的前线剧团在勒阿弗尔开始它的巡回演出。我觉得贝布拉沉默寡言,神思恍惚。尽管他在表演时从未出过差错,一如既往地取悦观众,但是,大幕一落,他那张苍老的纳赛斯的面孔立即变得呆滞。起先,我把他看成一个嫉妒鬼,更糟的是,我甚至把他看成是败在我的青春力量下的降将。罗丝维塔小声告诉我,我的判断错了;但她也不知道底细,只说有几名军官在演出结束后便来找贝布拉,关上房门密谈。看来这位师傅想要放弃他的内心流亡,正在策划什么具体的行动,看来他的祖先欧仁亲王的血统又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贝布拉的各种策划使他疏远我们,把他牵连进涉及方面极广的关系中去。奥斯卡同从前属于他的罗丝维塔的关系只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诱出疲惫的一丝微笑。当他——那是在特鲁维尔,我们下榻于疗养地饭店——突然闯入我们合用的化妆间里,见我们在地毯上扭作一团时,他挥挥手表示不必介意。我们正想相互解脱,他却对着化妆镜说:“享乐吧,孩子们,亲吻吧,明天我们去参观水泥,后天水泥粉末就会在你们的嘴唇间沙沙作响,会败坏你们亲吻的兴致的!”

    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其间,我们走遍了从比斯开直抵荷兰的大西洋壁垒。可是我们多半是在腹地,那些传奇式的地堡却见得不多,到了特鲁维尔,我们才首次在海岸演出。人家提议我们去参观大西洋壁垒。贝布拉接受了。在特鲁维尔作最后一场演出。夜阿,我们来到卡昂前方在海岸沙丘后四公里处的小村庄巴文。人家安排我们在农民家过宿。许多草地、灌木丛、苹果树。这里酿制苹果烧酒,名叫卡尔伐道。我们尝了尝,事后睡得很香。凉爽的空气由窗户透入,水塘里的青蛙呱呱地一直叫到天明。有会擂鼓的青蛙。我睡着听它们的鼓声并提醒自己:你该回家了,奥斯卡,不久,你的儿子库尔特就满三周岁了,你必须给他一面鼓,这可是你答应过要给他的呀!奥斯卡,受痛苦折磨的父亲,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这样告诫自己。他醒来时,摸摸自己的身边,证实他的拉古娜躺在那里,他闻到了她的气味:拉古娜有一股清淡的桂皮、捣碎的丁香和肉豆蔻味;圣诞夜前,她的气味像烤香料,这种气味一直保留到夏天。

    一大清早,一辆装甲车开到农舍前。在院门口,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冷飕飕的。清晨,凉爽,迎着从海上刮来的风,我们聊了几句。上车:贝布拉,拉古娜,菲利克斯和基蒂,奥斯卡和那个中尉海尔佐格,他来接我们到卡堡以西他的炮兵连去。

    我说,诺曼底是绿色的,我是想借此避而不谈那些栋白两色相间的牛群。它们在笔直的公路的左右两侧被露水沾湿的、薄雾迷漫的草地上反刍,对我们的装甲车漠然视之,这些甲板若不是已经涂上了一层保护色的话,定会由于羞愧而变成红色。白杨、树篱、爬行的灌木丛,第一批外形大而蠢的海滨旅馆空荡荡的,百叶窗在风中作响。装甲车拐入林阴道,我们下车,急急忙忙地跟在中尉——他对贝布拉上尉毕恭毕敬,虽说有些夸张——后面,穿过沙丘,迎着一阵裹挟着沙土和涛声的海风。

    这不是温柔的波罗的海,不是酒瓶般绿的、少女般抽泣着的、正等待着我的波罗的海。大西洋正在练它的老花招:涨潮时冲锋,落时后撤。

    接着,我们看到了它,水泥。我们可以观赏它,抚摩它,它巍然不动。“注意!”水泥内部有人喊了一声,随即从地堡里跳出一个树一般高的人来。这座地堡形状像平背乌龟,位于两座沙丘之间,叫做“道拉七号”,用射击孔、观察缝以及暴露在外的小口径的枪炮管当眼睛,瞧那落潮和涨潮。钻出来的那个人是上士兰克斯,他向中尉海尔佐格和我们的上尉贝布拉报告。

    兰克斯:(敬礼)道拉七号,一名上士,四名士兵。没有特殊情况!

    海尔佐格:谢谢!请稍息,兰克斯上士——您听到了,上尉先生,没有特殊情况。多年来就是如此。

    贝布拉:总是落潮和涨潮!大自然的表演!

    海尔佐格:正是这个使我们部队有事可干。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个挨一个地建造地堡。我们自己相互间处于射程之内。我们不得不炸掉一些地堡,给新的水泥腾出地方来。

    贝布拉:(敲敲水泥,他的前线剧团团员也跟着他敲敲水泥)中尉先生相信水泥吗?

    海尔佐格:“相信”或许不是个合适的字眼。我们在这儿差不多什么都不再相信了。您说呢,兰克斯?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什么都不再相信了。

    贝布拉:不过他们正在搅拌和夯实。

    海尔佐格:我是完全信任您的,上尉。老实告诉您,我们也是在积累经验。我以前对建筑一窍不通,刚上大学,就打起仗来了。我希望,我现在获得的水泥加工的知识在战后能派上用场。在家乡,一切都得重建——您走近点儿仔细瞧瞧这水泥。(贝布拉和他的团员把鼻子贴在水泥上。)看见什么啦?贝壳!门前随处都有。只需拿来掺进去。石子、贝壳、沙、水泥……我无需再多说什么了,上尉先生。您是艺术家和演员,自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兰克斯!给上尉先生讲讲,我们把什么东西夯到地堡里去了。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给上尉先生讲讲,我们把什么东西夯进地堡里去了。我们把小狗封在水泥下面,每座地堡的地基里都埋着一只小狗。

    贝布拉的团员:一只小狗!

    兰克斯:不久,从卡昂到勒阿弗尔这一段连一只小狗都没有了。

    贝布拉的团员:连一只小狗都没有了!

    兰克斯:我们就是这样卖劲。

    贝拉布的团员:这样卖劲!

    兰克斯:马上就得抓小猫了。

    贝布拉的团员:喵呜!

    兰克斯:不过猫同小狗不是一码事。因此,我们希望这里马上开始行动。

    贝布拉的团员:盛大演出!(他们鼓掌。)

    兰克斯:我们排练够了。如果小狗抓光了的话……

    贝布拉的团员:啊!

    兰克斯:……我们也就不能再造地堡了。因为猫意味着不祥。

    贝布拉的团员:喵呜,喵呜!

    兰克斯:如果上尉先生还愿意稍稍听一听我们为什么埋小狗的话……

    贝布拉的团员:小狗!

    兰克斯:我只能这么说:我可不相信这个。

    贝布拉的团员:呸!

    兰克斯:但是,这里的伙伴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在农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在盖房子、仓库或者乡村教堂的时候,总得埋进一样活的东西,还有……

    海尔佐格:够了,兰克斯。请稍息。上尉先生,您已经听到了,在大西洋壁垒的阵地上,大伙儿沉溺于所谓的迷信。这同在您那儿的剧场里完全一样,大家在首场演出前不准吹口哨,在开演前,演员们相互朝肩膀啐唾沫……

    贝布拉的团员:呸呸呸!(互相朝肩膀上啤唾沫。)

    海尔佐格:别开玩笑!我们必须让士兵们开开心。最近他们也换了花样,在地堡出口处安上贝壳马赛克和水泥装饰花纹,遵照最高方面的命令,对此事也予以容忍。士兵们总得有事可干。我的上司一见到这些水泥曲线就头痛,我于是对他说:少校先生,水泥曲线总比头脑里的曲线要好。我们德意志人都是业余手工艺爱好者。这个您总不能否认吧!

    贝布拉:让在大西洋壁垒严阵以待的军队散散心,我们现在不也在为此而效劳吗……

    贝布拉的团员:贝布拉的前线剧团,为你们歌唱,为你们表演,帮助你们夺取最终胜利!

    海尔佐格:您和您的团员所见甚是。不过,单靠剧团是不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尽力自助。兰克斯,您说呢?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尽力自助!

    海尔佐格:您瞧,是这么回事吧!——请上尉先生原谅!我还得去道拉四号和道拉五号。您就慢慢参观一下这水泥吧淇中自有名堂。兰克斯会让您样样都看到的……

    兰克斯:样样都看到,中尉先生!

    (海尔佐格和贝布拉行军礼。海尔佐格由右侧下。至今

    待在贝布拉身后的拉古娜、奥斯卡、菲利克斯和基蒂跳了出

    来。奥斯卡带着他的铁皮鼓,拉古娜背着一个食物篮,菲利

    克斯和基蒂爬到地堡的水泥顶上,开始在那里做杂技练习。

    奥斯卡和罗丝维塔拿着小桶小铲在地堡旁边的沙里玩耍,

    表示出他们互相爱恋着,还欢呼着取笑菲利克斯和基蒂。)

    贝布拉:(全面地看了看地堡,懒洋洋地)请您告诉我,兰克斯上士,您原先的职业是什么?

    兰克斯:画师①,上尉先生,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①德语里“画师”一词,既指油漆匠、粉刷匠,也指艺术画家。下文“刷平面的匠人”指油漆匠或粉刷匠。

    贝布拉:您说是位刷平面的匠人。

    兰克斯:也刷平面,上尉先生,但更多的是作艺术画。

    贝布拉:你们听着,听着!这就是说,您努力步伦勃朗的后尘-,也许还有委拉斯开兹?

    兰克斯:介乎两者之间。

    贝布拉:天哪!那您有必要在这里搅拌水泥、夯实水泥、守卫水泥吗?——您本该参加宣传运动。战争画家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兰克斯:对于这个我可不内行,上尉先生。对于今天的趣味来说,我画得太倾斜了——上尉先生能赏上士一支香烟吗?

    (贝布拉递给他一支香烟。)

    贝布拉:您说的倾斜是指时新吗?

    兰克斯:您说的时新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他们带着水泥到来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倾斜是时新的。

    贝布拉:是这样吗?

    兰克斯:是的。

    贝布拉:您颜料上得又浓又厚,甚至还用抹刀吧?

    兰克斯:我也这样画。我用大拇指抹,完全自动化,把钉子和钮扣贴在中间,一九三三年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把铁丝网贴在朱砂上,获得了报纸的好评。现在它们还挂在一位瑞士私人收藏家家里,那是位肥皂厂老板。

    贝布拉:这场战争,这场糟糕的战争!您今天竟然在夯实水泥!竟然为了修筑防御工事而出租您的才华!自然-,莱奥纳多①和米开朗琪罗在他们那个时代也干过这种事。在没有人委托他们画圣母像时,他们就设计军械,修筑城堡——

    ①指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莱奥纳多-达-芬奇。

    兰克斯:您说的是!总有哪个地方会有空缺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总得表现自己。如果上尉先生愿意看看地堡入口处上方的装饰花纹的话,那么,这些就在我们眼前。

    贝布拉:(作了彻底的研究之后)真惊人哪!多么丰富的形式啊!多么严谨的表现力啊!

    兰克斯:可以把这种风格称作结构层。

    贝布拉:你的作品,这浮雕或者画,有标题吗?

    兰克斯:我方才讲了:结构层,依我之见,也叫倾斜结构层。这是一种新风格。以前还没有人搞过。

    贝布拉:不过,正因为您是创造者,您应该赋予这部作品一个不会混淆的标题……

    兰克斯:标题,标题有什么用?只有在要举办艺术展览并且编目录的时候,才需要标题。

    贝布拉:您过谦了,兰克斯。您别把我当做上尉而当做艺术之友看待好了。要香烟吗?(兰克斯拿了一支。)您以为如何?

    兰克斯:如果您这样表示的话,那太好了——兰克斯这样想过: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一旦战争结束了——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地堡依然留存着,因为地堡始终会留存着的,即使其余的一切全都毁了。随后,那个时代就来到了!我是说,那些世纪就来到了——(他把方才那支烟塞进口袋里。)上尉先生,还能给支烟吗?多谢啦!——那些世纪来而复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地堡依旧存在,就像金字塔始终留存着那样。接着,晴朗的一天,来了一位所谓的考古学者,他暗自思忖:那时候,在第一次和第七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是个艺术何等贫乏的时代啊!死气沉沉的灰色水泥,时而在地堡入口处上方能看到出自业余爱好者之手的、笨拙的、乡土风的曲线——接着,他撞见了我的道拉四号,道拉五号,道拉六号,道拉七号,瞧着我的倾斜结构层,自言自语道:仔细看看。真有意思。我几乎想说,有魔力,咄咄逼人,然而渗透着智慧。在这里,一位天才,也许是二十世纪独一无二的天才,表现出了他自己,一清二楚,而且为了千秋万代——这作品是否也有一个姓氏呢?会不会有一个签名向我们透露这个大师是谁呢?——上尉先生如果仔细看去,脑袋倾斜,那便能看到,在粗糙的倾斜结构层之间有……

    贝布拉:我的眼镜。帮我一下,兰克斯!

    兰克斯:好了,这里有字:赫伯特-兰克斯,公元一九四四年。标题:神秘,野蛮,无聊。

    贝布拉:您给我们这个世纪取了个名字。

    兰克斯:您理解了!

    贝布拉:过了五百年或许一千年之后,人家在进行修复工作的时候,也许会找到一些狗骨头。

    兰克斯:那只能加强我的标题。

    贝布拉:(激动地)时间是怎么回事,我们又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作品没有……您瞧菲利克斯和基蒂,我的杂技演员。他们在水泥上做体操。

    基蒂:(一张纸在罗丝维塔和奥斯卡之间、在菲利克斯和基蒂之间传来传去,并被写上些什么,这已经有好一会儿了。基蒂略带萨克森口音)您瞧,贝布拉先生,我们在水泥上什么都能做。(她用小手撑地飞跑。)

    菲利克斯: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的绝技,过去还没有人在水泥上做过。(他耍了一回。)

    基蒂: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舞台。

    菲利克斯:只是上面有点风。

    基蒂:所以不那么热,也不像所有的电影院里那么臭。(她把身体缠成结。)

    菲利克斯:在这上面我们甚至想出了一首诗。

    基蒂:你说的“我们”是指谁?是奥斯卡奈洛想出来的,还有罗丝维塔-拉古娜。

    菲利克斯:这首诗不押韵,我们帮了忙。

    基蒂:还缺一个字,添上去诗就做成了。

    菲利克斯:奥斯卡奈洛想知道,沙滩上那些杆叫什么。

    基蒂:因为他要写进诗里去。

    菲利克斯:要不然,诗里就缺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基蒂:老总,您告诉我们吧!这些杆叫什么名堂?

    菲利克斯:也许不准他讲,怕传到敌军耳朵里去。

    基蒂:我们肯定不传出去就是了。

    菲利克斯:这仅仅是为了艺术。

    基蒂:奥尔卡奈洛费了那么多的心思。

    菲利克斯:他写得一手好字,聚特林字体。

    基蒂:我真想知道,他是在哪儿学的。

    菲利克斯:他仅仅不知道那些杆叫什么。

    兰克斯:如果上尉先生准许,我就讲。

    贝布拉:只要这跟决定战争胜负的机密不相干就可以。

    菲利克斯:可是,奥斯卡奈洛非知道不可。

    基蒂:要不然的话,这首诗就做不成了。

    罗丝维塔:我们大家又都是那么好奇。

    贝布拉:您告诉我们吧,这是命令。

    兰克斯:好,这是我们为对付可能开来的坦克和登陆艇而设置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像芦笋,所以我们把它们叫做隆美尔芦笋。

    菲利克斯:隆美尔①……——

    ①隆美尔(189~1944),纳粹德国元帅,曾率非洲军团在北非作战,败归后任西线防御总监,应付盟军即将实施的登陆计划。

    基蒂:……芦笋?这个词适合吗,奥斯卡奈洛?

    奥斯卡:正合适!(他把这个词记到纸上,把诗递给地堡顶上的基蒂。她把身子缠结得更紧,并像朗读一首小学课本上的诗那样朗读了下面的诗句。)

    基蒂:在大西洋壁垒

    还在夯实水泥,全副武装,

    隆美尔芦笋,牙齿也伪装,

    却已在回归土豆乡的路上,

    那里星期五吃鱼,外加荷包蛋,

    盐水煮土豆,摆在星期天的餐桌上:

    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①!——

    ①毕德迈耶尔原为路德维希-艾希罗特的诗《毕德迈耶尔的歌唱乐趣》中一滑稽人物,后泛指心胸狭窄、庸人习气的小市民以及他们的风尚。

    铁丝网里还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挖地雷偏偏在茅房,

    一边却梦想着国亭花廊,

    还有冰箱,滴水嘴要美观大方:

    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

    有些人还得撕碎慈母心,

    有些人还得去啃野草①,——

    ①俗语,意为“入土”。

    死鬼还挂着绸子降落伞,

    他这邋遢克却在给自己织衣裳,

    拔下孔雀鹭鸶的羽毛给自己化妆:

    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

    (大家鼓掌,兰克斯也鼓掌。)

    兰克斯:现在落潮。

    罗丝维塔:现在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她摇晃着大食物篮,篮子饰有飘带和假花。)

    基蒂:好啊,我们在这儿野餐!

    菲利克斯:大自然会激发我们的食欲!

    罗丝维塔:啊,吃,神圣的行动,你把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吃早饭的时间里!

    贝布拉:我们在水泥上面用餐。这样我们便有了牢固的基础!(除兰克斯以外,所有的人都爬上地堡。罗丝维塔铺上一条明快的绣花桌布。她从取之不尽的篮子里取出有绿饰和流苏的小坐垫。撑起了一把小太阳伞,玫瑰色间有浅绿色,摆出了一个带话筒的小留声机。分发了小盘子、小匙、小刀、鸡蛋杯和餐巾。)

    菲利克斯:我想要点肝酱!

    基蒂:我们从斯大林格勒抢救出来的鱼子还有吗?

    奥斯卡:你不该抹这么厚的丹麦黄油,罗丝维塔!

    贝布拉:我的儿子,你替她的线条操心,这是对的。

    罗丝维塔:可是我觉得可口,也对我有益。我真想念在哥本哈根时空军请我们吃的掼奶油大蛋糕!

    贝布拉:热水瓶里的荷兰巧克力还很热哩。

    基蒂:我迷恋着美国的罐装小甜饼。

    罗丝维塔:小甜饼只有抹上南非姜汁果酱时才好吃。

    奥斯卡:别这样贪心不足,罗丝维塔,我请您别这样!

    罗丝维塔:你自己正吃着好几片指头那么厚的难吃透顶的英国腌牛肉!

    贝布拉:老总,你也来一薄片葡萄干面包加米拉别里李子酱好吗?

    兰克斯:如果我不在值勤就可以,上尉先生。

    罗丝维塔:那就给他下命令吧!

    基蒂:对,给他下命令!

    贝布拉:兰克斯上士,我命令您用餐:一片萄萄干面包加法国的米拉别里李子酱、嫩煮的丹麦鸡蛋、苏联鱼子和一小碗地道的荷兰巧克力!

    兰克斯:是,上尉先生,用餐。(他随即到地堡顶上坐下。)

    贝布拉:我们没有坐垫给老总坐了吗?

    奥斯卡:他可以拿我的,我坐在鼓上。

    罗丝维塔:你可别感冒了,宝贝!水泥里面有危险,你可不习惯。

    基蒂:他可以用我的。我想把身子打几个结,蜂蜜小面包会往下滑得顺畅些。

    菲利克斯:待在桌布旁,你可别让蜂蜜弄脏了水泥。这可是破坏防御呀!(大家吃吃地笑。)

    贝布拉:啊,海风送爽。

    罗丝维塔:送爽。

    贝布拉:胸怀舒展。

    罗丝维塔:舒展。

    贝布拉:良心脱壳。

    罗丝维塔:脱壳。

    贝布拉:灵魂暴露。

    罗丝维塔:眼望大海,人也变美!

    贝布拉:目光自由,展翅……

    罗丝维塔:展翅远飞……

    贝布拉:飞离此地,越过大海,大海无垠……兰克斯上士,我看到海滩上有五个黑东西。

    基蒂:我也看到了。拿着五把雨伞!

    菲利克斯:六把。

    基蒂:五把!一、二、三、四、五!

    兰克斯:这是利西厄克斯的修女。她们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从那里疏散到这儿来的。

    基蒂:不过我没看到一个孩子!只看到五把雨伞。

    兰克斯:她们把孩子们留在村里,留在巴文特,落潮时,她们有时会来拣贝壳和挂在隆美尔芦笋间的螃蟹。

    基蒂:真可怜哪!

    罗丝维塔:我们给她们一些腌牛肉和罐头小甜饼吧!

    奥斯卡:奥斯卡建议给她们萄萄干面包加米拉别里李子酱,今天是星期五,修女禁食腌牛肉。

    基蒂:她们跑起来了!拿雨伞当帆扬起来了!

    兰克斯:她们拣够了以后,总是这样的。最前面的是见习修女阿格奈塔,非常年轻的小东西,还胡里胡涂呢!——上尉先生,还能给上士一支香烟吗?非常感谢!——后面的那个胖子,是修道院院长朔拉斯蒂卡,她不跟着跑。她不跟着在海滩上玩,这大概会触犯教规的。

    (修女们打着雨伞在背景中奔跑。罗丝维塔打开留声机,响

    起了《彼得堡雪橇铃声》。修女们跳舞,欢呼。)

    阿格奈塔:唷嚯!朔拉斯蒂卡姆姆!

    朔拉斯蒂卡:阿格奈塔!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唷嚯!朔拉斯蒂卡姆姆!

    朔拉斯蒂卡:回来,我的孩子!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我回不来啦!它带着我跑哪!

    朔拉斯蒂卡:那您就为能回来而祈祷吧,姆姆!

    阿格奈塔:为一个充满痛苦的女性?

    朔拉斯蒂卡: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女性!

    阿格奈塔:为一个充满欢乐的女性?

    朔拉斯蒂卡:您祈祷呀,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我越是拼命祈祷,就跑得越远了!

    朔拉斯蒂卡:(声音渐小)阿格奈塔!阿格奈塔姆姆!

    阿格奈塔:唷嚯!朔拉斯蒂卡姆姆!

    (修女们消失了。只是偶或在背景上冒出她们的雨伞。唱片

    放完。地堡入口处旁边的军用电话响了。兰克斯从地堡顶

    上跳下去,拿起听筒。其余的人继续吃饭。)

    罗丝维塔:甚至在这里,在无限的大自然中,也得有电话!

    兰克斯:道拉七号。上士兰克斯。

    海尔佐格:(拿着电话听筒、拖着电线从右侧缓步而上,不断地站住,对着电话讲话。)您睡着了吗,兰克斯上士!道拉七号前面有动静。能清楚识别!

    兰克斯:那是修女们,中尉先生。

    海尔佐格:修女在这里干吗?如果不是修女呢?

    兰克斯:是修女。能清楚识别。

    海尔佐格:您从来没有听说过伪装吗,嗯?从来没有听说过第五纵队,嗯?几百年以来英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带着《圣经》前来,随后突然开火。

    兰克斯:她们在拣螃蟹,中尉先生……

    海尔佐格:立即肃清海滩,懂吗?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不过,她们是来拣螃蟹的。

    海尔佐格:趴到机枪后面去使劲扫射,兰克斯上士!

    兰克斯:如果她们仅仅是来拣螃蟹的呢?现在落潮,她们是为了幼儿园的……

    海尔佐格:我命令您……

    兰克斯:是,中尉先生!(兰克斯进地堡。海尔佐格拿着电话从右侧下。)

    奥斯卡:罗丝维塔,捂住两只耳朵,要开枪了,像在每周新闻片里那样。

    基蒂:哦,吓死人了!我得把身子缠得更紧些。

    贝布拉:我也相信,我们马上会听到点什么声音。

    菲利克斯:继续放留声机吧!好冲淡点!(他放留声机,唱片唱着《伟大的妄想者》。合着缓慢、拖沓的悲剧性音乐,机枪哒哒地响着。罗丝维塔捂住耳朵。菲利克斯做倒立。在背景上,五位修女携伞飞向天空。唱片卡住,又转,随后停止。菲利克斯结束手倒立。基蒂解开身子缠成的结。罗丝维塔匆匆忙忙把桌布和吃剩的早餐放进食物篮里去。奥斯卡和贝布拉帮她的忙。大伙儿离开地堡顶。兰克斯出现在地堡入口处。)

    兰克斯:上尉先生或许还能给上士一支香烟吧!

    贝布拉:(他的团员害怕地站在他的身后)老总,您抽得太多了。

    贝布拉的团员:抽得太多了!

    兰克斯:这全怪水泥,上尉先生。

    贝布拉: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有水泥了呢?

    贝布拉的团员:不再有水泥。

    兰克斯:水泥是不死的,上尉先生。只有我们和我们的香烟才……

    贝布拉:我懂,我懂,随着烟雾,我们消散。

    贝布拉的团员:(缓缓而下)随着烟雾!

    贝布拉:在千年之内人家还会来参观这水泥的。

    贝布拉的团员:在千年之内!

    贝布拉:还会找到狗骨头。

    贝布拉的团员:狗的小骨头。

    贝布拉:还有它们在水泥里的倾斜结构层。

    贝布拉的团员:神秘,野蛮,无聊!

    (只剩下抽烟的兰克斯一个人。)

    尽管奥斯卡在水泥上进早餐时很少说话或者几乎不说话,但他仍然记下了在大西洋壁垒的这席谈话,而这些话正是在进犯①前夜讲的。那位上士兼水泥艺术画家兰克斯,我们也将同他重逢,但要等到专写战后时期和今天处于兴旺时期的毕德迈耶尔的时候——

    ①指盟军进攻欧陆,在诺曼底登陆。

    那辆装甲车还一直在海滨林阴道上等着我们。海尔佐格中尉大步赶来,找到了他受命保护的这一伙人。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为方才那件小小事件向贝布拉道歉。“封锁区就是封锁区嘛!”他说着搀扶女士们上车,又对驾驶员作了若干指示。装甲车驶回巴文特。我们必须加快赶路,几乎没有时间用午餐,因为两点钟我们在雅致的诺曼宫的骑士厅有一场演出,这座小宫殿坐落在村口白杨树林后面。

    我们总算还有半个小时可以调试灯光,随后奥斯卡击鼓拉幕。我们在为士官和士兵演出。多次爆发出粗野的笑声。我们尽量夸张。我唱碎一只夜壶,里面装着几根维也纳小香肠和芥末。贝布拉扮演小丑,化妆得很浓,为打碎的小夜壶痛哭流涕,从碎片堆里拣出香肠,抹上芥末,吃下肚去,逗得那些军灰色大兵捧腹大笑。基蒂和菲利克斯一段时间以来总穿皮短裤、戴蒂罗尔小帽出场,这使他们的杂技表演尤具特色。罗丝维塔身着银色紧身连衣裙,手戴浅绿色卷边手套,微型脚穿一双金线交织的凉鞋,淡蓝色的眼睑下垂,用她那梦游女的地中海声音证明她那万无一失的魔力。我已经讲过,奥斯卡不用装扮。我戴着我那顶绣有“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的旧水手帽,身穿海军蓝衬衫,外面是金色锚形钮扣外套,下面露出齐膝短裤,卷口齐膝长统袜套在穿旧了的系带靴里。再就是那面红白相间的铁皮鼓,同它一模一样的鼓还有五面,放在我的演员行囊里作为后备。

    晚上,我们又为军官和卡堡通讯处的闪电姑娘们演出。罗丝维塔有点神经质,虽说没有出错,但表演到一半时却戴上了蓝框太阳眼镜,操起了另一个声调,在预言时把话说得更直了。譬如说,她对一个苍白的、由于窘迫而傲慢无礼的闪电姑娘讲,她同她的上司私通。我听了这番宣示觉得不愉快,但大厅里一片笑声,因为那位上司无疑正坐在这位闪电姑娘身边。

    演出结束后,住在诺曼宫里的团参谋部军官还举行了宴会。贝布拉、基蒂和菲利克斯留下了,拉古娜和奥斯卡则不引人注目地告辞而去。两人上床,在过了这变化太多的一天之后,倒下便睡着了,直到次日清晨五点左右,才被刚开始的进犯闹醒。

    关于进犯,我有什么可以向诸君报道的呢?在我们这个地段,在奥恩河口,加拿大部队登陆了。必须撤离巴文特。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我们将同团部一起转移。在诺曼宫院里停着一辆热气腾腾的摩托化军厨车。罗丝维塔让我替她取一杯咖啡来,因为她未曾用早餐。我有点不耐烦,担心会赶不上我们乘的那辆卡车,便拒绝了,对她的态度也有些粗暴。她便自己跳下卡车,拿着小锅,登着高跟鞋,向军厨车跑去。她刚巧来到热气腾腾的早餐咖啡前,从军舰上射来的一发炮弹也同时落在那里。

    啊,罗丝维塔,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年纪,只知道你身高九十九公分,地中海借你的嘴讲话,你散发着栓皮和肉豆蔻的气味,你能够看透所有的人的心;只不过你不去洞察你自己的心,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待在我的身边,不会去取那太烫的咖啡了!

    在利西厄克斯,贝布拉为我们搞到一份去柏林的命令。当他在司令部门口见到我们时,他自罗丝维塔去世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我们这些矮人和丑角不应该到为巨人们夯实的水泥上面去跳舞!如果我们待在台底下,无人理会,那该多好!”

    到了柏林,我同贝布拉分手。“缺了你的罗丝维塔,你何苦再待在防空洞里!”他露出了薄如蜘蛛网的微笑,吻了我的前额,派持有公务旅行证明的菲利克斯和基蒂一直把我送到但泽车站,还把演员行囊里剩下的五面鼓统统送给了我。我在这样的照料下,又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书,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在我的儿子三岁生日前一天抵达了我的故乡。这座城市还一直没有被破坏,像在中世纪那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响着各种不同的教堂高耸的塔楼上大小不一的钟发出的喧闹声

    接替基督

    是啊,回乡了!二十点零四分,前线休假人员列车抵达但泽车站。菲利克斯和基蒂送我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同我告别,基蒂流下了眼泪,随后他们便去霍赫施特里斯的调度处,奥斯卡则背着行李在二十一点前匆匆穿过拉贝斯路。

    回乡。今天,这已经成了一种陋习。它使那些持伪造支票去了外国人的地区、待上数年岁数稍大后便回乡来大谈山海经的年轻人变成了现代奥德修斯。有些人,心不在焉,乘错了火车,不去法兰克福却到了奥伯豪森,旅途中稍有见闻——为什么没有呢?——刚一回乡,就夸夸其谈地搬出诸如基尔刻、珀涅罗珀和泰莱马霍斯①等一大堆姓名来。奥斯卡回乡时发现一切如故,仅仅由于这一点,他就不是奥德修斯。如果他是奥德修斯,当然可以称他所爱的玛丽亚为珀涅罗珀,可是,并没有好色的求婚者蜂拥在她周围大献殷勤,她一直有马策拉特在身边,在奥斯卡背井离乡前很久,她已经决心跟从他了。但愿读者诸君中间有教养的人士也不会这样去想:由于我可怜的罗丝维塔从前从事梦游女的职业活动,便把她看成欺骗男人的基尔刻。至于我的儿子库尔特,他并没有为父亲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已经认不得奥斯卡了,他也绝非是泰莱马霍斯——

    ①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中的人物。基尔到是引诱男子的女妖。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忠实的妻子,泰莱马霍斯是这两人的儿子。

    如果非要类比不可——我深知,回乡者总得把自己同别的什么人作一番类比才称心——那么,为了诸君的缘故,我愿把自己比作《圣经》里回头的浪子,因为马策拉特打开了门,像一个真正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假想的父亲那样迎接我。是啊,他懂得为奥斯卡的回乡而欣喜,还淌下了真诚的、无言的泪水,使得我从那一天起,不仅仅自称是奥斯卡-布朗斯基,也称自己为奥斯卡-马策拉特。

    玛丽亚对我的归来态度冷静,但并非不亲切。她坐在桌子旁,为经济局贴食品印花,在小烟几上已经摞了几件还没有打开包装的给小库尔特的生日礼物。一向讲求实际的她,首先想到的是要让我舒服一些,便脱去我的衣服,像以往那样给我洗澡,对我的羞赧之态不加理会,替我穿上睡衣,抱我到桌边,桌上放着马策拉特在我洗澡时为我做的荷包蛋和煎土豆,饮料是牛奶。我边吃边喝的时候,她开始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们到处找你,警察局也找你,像发了疯似的。我们不得不到法庭上去宣誓,说我们并没有杀害你。好了,现在你回来了。不过,已经惹了不少麻烦,今后还会有麻烦,因为我们必须去报告,你已经回来了。但愿他们不会把你送进专门机构①去。你该上那种地方去。谁叫你不说一声就出走!”——

    ①指疯人院或教养院。

    玛丽亚确实有远见。麻烦事来了。卫生部的一名官员上我家,找马策拉特单独谈话,但马策拉特大声嚷嚷,使别人都能听到:“这个根本不要考虑。我妻子临终前我答应过她。我是父亲,不是卫生警察!”

    我没有被送进专门机构去。但是,从那天起,每两周便寄来一封公函,要求马策拉特签字,马策拉特就是不签,但愁成了一脸皱纹。

    奥斯卡必须抢先一步,必须把马策拉特脸上的皱纹抹平,因为我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喜气洋洋的,不像玛丽亚似的想得那么多,问得也少,只要我平安回家就一切都好,他的态度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当他们领我到大吃一惊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去睡觉时,他说:“小库尔特会高兴的,他又有一个小哥哥了。明天我们就要庆祝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了。”

    我的儿子库尔特在他的生日桌子上除去插着三支蜡烛的蛋糕以外,还见到格蕾欣-舍夫勒亲手编织的一件葡萄红的毛衣,但他根本不稀罕。还有一只讨厌的黄皮球,他坐到球上去,骑在球上,末了用厨房里的一把刀子把它捅破了。接着,他从橡皮裂口里吮吸那令人恶心的甜水,这在所有充气的球里都会沉淀下来的。皮球不再鼓起供他折腾,小库尔特便转身去拆小帆船,把它变成了一具残骸。陀螺和鞭子就放在他的手边,他却碰都不碰。

    奥斯卡很久以前就想到了他儿子的这次生日。他从当代最狂乱的事件中脱身出来,匆匆赶到东部,为的就是不错过他的继承人的三岁生日。这时,他站在一边,观看库尔特的破坏业绩,赞赏这个果敢的男孩子,把自己的身高同他儿子的身高比了一下,于是,我若有所思地暗自承认: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小库尔特已经长得比你高了。在十七年前你自己的三岁生日那天,你故意让自己的身高停留在九十四公分,现在,你儿子已经高出你两三公分了。是时候了,必须使他成为一个鼓手,必须对身高的过快增加大喝一声:“够了!”

    我的演员行囊以及我的教科书藏在晾衣间里屋顶瓦后面。我从行囊里取出一面担亮的、新出厂的铁皮鼓。我可怜的妈妈那时遵守诺言,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现在也要给我的儿子提供同样的机会,而那些大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曾经想让我继承商店的马策拉特在我不顶事以后,认定小库尔特是未来的殖民地商品商。必须预防马策拉特这个愿望变成事实!听了我说这样的话,读者诸君可别把奥斯卡看成专门反对零售买卖的敌人!如果有人答应给我或者我的儿子一个工业康采恩,或者让我或者我的儿子继承一个王国外加殖民地,我也将同样防止这种事情变成现实。奥斯卡不想从别人手里接受任何东西,因此想让他的儿子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使他变成永远保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铁皮鼓手——这正是我思想逻辑上的错误,似乎对于一个大有希望的年轻人来说,接受一面铁皮鼓不像接管一爿殖民地商品店那样是件可增的事情。

    这是奥斯卡今天的想法。可是,他当时只有一个心愿:必须在击鼓的父亲身边摆上一个击鼓的儿子,必须有两个矮小的鼓手由下而上地观察大人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建立一个有生殖力的鼓手王朝,因为我的事业必须一代一代地敲着红白两色的铁皮鼓继承下去。

    我们眼前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如果我们可以并排敲鼓,即使在不同的房间里,如果我们可以一边一个地敲鼓,即使他在拉贝斯路,我在路易森街,他在地窖里,我在阁楼上,小库尔特在厨房内,奥斯卡在厕所里,如果父亲和儿子或此或彼能够偶尔一起敲铁皮鼓,如果我们两个遇上好机会,可以钻到我的外祖母、他的外曾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几条裙子下面去,住在那里,敲鼓,闻有点哈喇的黄油气味,那该多好啊!蹲在她的大门口,我对小库尔特说:“往里瞧,我的儿子。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胆量,我们可以回到那里去待上一个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拜访一下在那里等待着的那些人。”

    小库尔特便会在几条裙子底下探过身子去,偷偷看上一眼,很有礼貌地问我,他的父亲,请我讲个分明。

    “那位美丽的女士,”奥斯卡会低声说,“在那里正中央坐着的那位,玩弄着她美丽的手,有一张如此温柔能催人泪下的鹅蛋脸,这就是我可怜的妈妈,你善良的祖母。她由于喝了鳗鱼汤,或者由于她的过于甜蜜的心,死去了。”

    “讲下去,爸爸,讲下去!”小库尔特会这样催促我,“这个有小胡子的男人是谁?”

    我会神秘地压低嗓子:“这是你的外曾祖父,约瑟夫-科尔雅切克。注意看他那双闪烁着的纵火犯的眼睛,注意看他的鼻根上方显露出来的非凡的波兰人的异想天开和务实的卡舒贝人的诡计多端。还得注意看他脚趾间的蹼膜。一九一三年,‘哥伦布’号下水那天,他钻到一排木筏底下,游了很久很久,终于到了美国,在那里成了百万富翁。有时候,他又下水,游回来,隐匿在这里。当年,他成了纵火犯后在这里找到了保护,把他的那一份献给了我的妈妈。”

    “那么,一直躲在那位女士,即我的祖母背后,现在又坐到她身旁,用他的手抚摩她的手的那位英俊的先生又是谁呢?他的蓝眼睛同你的一模一样,爸爸!”

    我这个恶劣的当了叛徒的儿子,这时不得不鼓起勇气,回答我自己的勇敢的儿子:“这是布朗斯基的奇妙的蓝眼睛,它们正瞧着你呢,小库尔特。你的眼睛是灰色的。这是你从你母亲那儿遗传得来的。然而,同那个正吻我可怜的妈妈的手的扬,同扬的父亲文岑特一样,你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奇妙的却又有着卡舒贝人血统的真实的布朗斯基。有朝一日,我们也会回到那里去的,回归本源,那里散发着有点哈喇的黄油气味。为有这一天而高兴吧!”

    根据我当时的理论,我认为唯有在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体内,或者在我所谑称的外祖母的黄油罐里,才能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甚至在今天,在我一眨眼便能达到甚至超过天父、圣子和更为重要的圣灵三位一体的境地之时,在我一如从事任何其他职业时那样不乐意地负起接替基督的义务之日,尽管我再也达不到通往我的外祖母的大门,我却仍在栩栩如生地描绘我的先人圈子里最美好的家庭生活场景。

    尤其在下雨天里,我总是这样想象着:我的外祖母分送请柬,我们在她的体内相会。扬-布朗斯基来了,在这位波兰邮局保卫者胸口上的几个子弹窟窿里插着鲜花,大概是丁香。玛丽亚由于我的介绍也收到了请柬,她腼腆地走近我的妈妈,为了得到宠爱,给她看那些由妈妈开始记的、由玛丽亚无懈可击地继续往下记的商店账本。妈妈发出了卡舒贝人的笑声,把我的情人拉到自己身边,亲她的脸颊,眨眨眼睛说:“小玛丽亚,我们不会感到亏心的。我们两个都嫁给了一个姓马策拉特的男人,又养着一个姓布朗斯基的男人!”

    我不得不严格禁止自己继续往下想,譬如进而想象一个由扬授孕、由我的妈妈在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体内怀胎、最后在那个黄油罐里出生的儿子之类的事。因为这种事情肯定会像连环套似的一环一环地套下去的。也许还有我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特凡-布朗斯基,他毕竟也属于这个圈子,他就会先膘玛丽亚一眼,随后即一发瞧个没完。所以,我宁愿把我的想象力局限于一次和睦的聚会。所以,我也不再去想象出第三个以及第四个鼓手,只要有了奥斯卡和小库尔特也就足够了。我在铁皮上向在场的人讲述了有关那座艾菲尔铁塔的事情,说我在国外时曾拿它来替代外祖母。来宾们和东道主安娜-科尔雅切克听了我们的鼓声都十分快活,并且合着节奏互相拍打膝盖。这时,我也非常高兴。

    虽说展现我自己的外祖母体内的世界及其关系,在有限的平面上看到众多的层次,有着如此这般的诱惑力,可是,眼下奥斯卡——他同马策拉特一样只是个假想的父亲——必须以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事情,以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作为叙述的根据。

    再重复一遍:库尔特这孩子得到了一件毛衣、一只皮球、一条帆船、鞭子和陀螺,他还将从我那里得到一面红白相间的油漆铁皮鼓。他刚把帆船拆坏,奥斯卡就走过去,把铁皮的礼物藏在背后,让自己那面用旧了的铁皮在肚子下面摇晃。我们面对面站着,中间只隔一小步;奥斯卡,侏儒;库尔特,比侏儒高出两公分。他怒气冲冲,绷紧着脸,还在破坏那艘帆船。在他拆断“帕米尔”号——这条帆船的名称——最后一根桅杆的当儿,奥斯卡把鼓从背后拿到前面,高高举起。

    库尔特扔掉帆船残骸,接过鼓,抱住它,转动它,脸上的表情稍稍缓和些,但还一直绷紧着。现在是递给他鼓棒的时候了。遗憾的是他误解了我的第二个动作,以为是在威胁他,他便用鼓缘打掉了我手里的鼓棒。我弯下身子去拣鼓棒时,他伸手到背后,当我第二次把鼓棒递给他时,他就抓起生日礼物抽我;他抽的是我,不是陀螺,是奥斯卡,不是专为挨鞭子抽打而刻有螺纹的陀螺。他要教会他的父亲像陀螺似的,一边旋转一边呜呜叫。他用鞭子抽我,心里想着:等着,小哥哥,该隐就这样鞭打亚伯①,抽得亚伯打起转来,先是跌跌撞撞,后来越转越快,越转越稳,先是低沉,后来由难听的呜呜声变为高声歌唱,唱起了转陀螺小曲。该隐用鞭子诱出我越来越高的歌声,我的声音苍白,像一名男高音歌手流畅地唱着他的晨祷。白银打成的天使,维也纳的歌童,训练有素的阉人歌手②,可能都是这样歌唱的——亚伯也可能这样歌唱过,直到他仰面倒地死去,而我也在童子库尔特的鞭打下跌倒在地——

    ①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之子,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该隐大怒,杀了他的弟弟。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②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一些人去势后获得童声音质和宽广的音域,被称为“阉人歌手”。

    当他看到我这样躺倒在地,可怜巴巴地呜呜着的时候,他还抽了好几下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他的胳臂还没有过瘾。他在细致地检验鼓的时候,仍然怀疑地留神着我。先是红白两色的漆被椅子角磕掉,接着这件礼物被扔在地板上。小库尔特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先那条帆船的坚固的船身。他用这块木头砸鼓。他不是敲击,而是在把鼓砸碎。他的手打出的节奏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他绷紧着脸,单调而节拍均匀地揍着一块铁皮,这铁皮不曾指望会遇上这样一位鼓手,它可以承受很轻的鼓棒的急速敲击,但承受不了用粗笨的残骸冲撞。鼓开裂了,铁皮从边框里脱身出来想溜之大吉,它剥去了红白两色的油漆想施展隐身术,末了用它固有的蓝灰色乞求怜悯。可是,儿子对老子送的生日礼物毫不留情。父亲还想再度调解,他不顾身上同时发作的多处疼痛,挣扎着爬过地毯,朝站在地板上的儿子爬去,还没有爬到,鞭子又响了,这只疲惫的陀螺认识这位女士①,它不想再打转,再呜呜叫,那面鼓也最终放弃了能得到一位敏感的、急敲咚咚的、虽说有力却并不残暴地挥舞鼓棒的鼓手的希望——

    ①此处指鞭子,因为它在德语里是阴性名词。

    玛丽亚进屋时,鼓已经成了废铁。她把我抱起来,吻我的肿起的眼睛、裂口的耳朵,舔我的血和我的留下道道鞭痕的双手。

    啊,如果玛丽亚不仅仅亲吻这个受虐待、发育不全、令人遗憾地不正常的孩子,那该多好呀!如果她认出挨揍的我是孩子的父亲,在我的每道伤痕里认出了她的情人那该多好!如果那样的话,在接踵而来的阴暗的数月里,对于她,我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安慰,怎样的一个既是秘密的又是真正的丈夫呢!

    首先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刚被提升为少尉的斯特凡-布朗斯基,那时随其继父姓埃勒斯,在北极海前线中弹身亡,这样使他的军官生涯突然出了问题。斯特凡的父亲扬,波兰邮局的保卫者,当年在萨斯佩公墓被枪毙时,把一张施卡特牌藏在衬衫后面。而今,装饰着这位少尉上装的是二级铁十字章、步兵冲锋章以及所谓的冷冻肉章①。但这件事跟玛丽亚绝对无涉——

    ①指授予参加过1941年至1942年之交的侵苏冬季战役的德国士兵的奖章。

    六月底,特鲁钦斯基大娘得了轻度中风,因为邮局给她送来了坏消息。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同时为三件东西而阵亡:为元首、人民和祖国。事情发生在中间地段,弗里茨的信袋由中间地段的一位姓卡瑙尔的上尉直接寄到了朗富尔区的拉贝斯路。信袋里装着海德尔堡、布列斯特、巴黎、克劳伊茨纳赫浴场以及萨洛尼卡的多半是笑哈哈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章,各种挂彩章,我已经记不清了,一枚铜质近战章以及两块从军服上拆下来的反坦克布肩章,还有几封信。

    马策拉特尽力帮助,特鲁钦斯基大娘不久就见好了,但再也没有彻底康复。她死死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要我和一天上楼两三趟送东西来的马策拉特告诉她,那个“中间地段”究竟在哪里,是不是离这儿很远,能不能星期天乘火车到那里去。

    马策拉特空有一片心意,却回答不上来。而我是靠特别新闻和国防军报道学会地理的,于是这件事就托付给了我。在那些漫长的下午,我给除了脑袋在摇晃之外纹丝不动地坐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在鼓上敲出了几首越来越频繁地移动的中间地段的变奏曲。

    非常崇拜漂亮的弗里茨的玛丽亚却变得虔诚了。起初,在整个七月间,玛丽亚仍参加她学到过的宗教仪式,星期天到基督教堂的黑希特牧师那里去。马策拉特有时陪着她,虽说她宁愿独自前去。

    新教礼拜不能使玛丽亚感到满意。一周的中间一天——究竟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呢?——在停止营业之前,玛丽亚把商店交给马策拉特守着,她搀着我这个天主教徒的手,朝新市场方向走去,接着拐进埃尔森街,入马利亚街,走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到了小锤公园——奥斯卡心想,这是到朗富尔车站去,我们将作一次短途旅行,也许去卡舒贝的比绍——我们又向左拐去,出于迷信,在铁路路堤下跨道前等一列货车驶过,接着才穿过令人恶心地滴着水的下跨道,但不是一直去电影院,而是沿着铁路路堤走去。我暗自盘算着:要么她拽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去,要么她想改宗,要去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的大门正对着铁路路堤。我们两个在铁路路堤和洞开的大门之间停住脚步。八月午后的晚些时间里,空气里有某种嘈杂的声音。我们背后铁轨之间的铺路碎石上,系白头巾的东方女工在抡镐使铲。我们站着,朝阴暗的、凉气习习的教堂肚里望去:尽里头,巧妙诱人,一只熊熊燃烧着的眼睛——长明灯。我们背后的铁路路堤上,乌克兰妇女停止抡镐使铲。一支号角嘟嘟响,一列火车驶近,它来了,到了眼前,还在眼前,还没有过完,随后开走了,号角嘟嘟响,乌克兰妇女又抡镐使铲。玛丽亚犹豫不决,拿不准她该先迈出哪一只脚,便让我,从诞生和受洗起就同这座唯一能救世的教堂关系密切的我,负起责任;玛丽亚多年以来第一次,自从那充满汽水粉和爱的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任凭奥斯卡来引领她。

    我们离开了铁路路堤和它的嘈杂声,离开了户外的八月和八月的嗡嗡声。我有些悲哀,手指尖轻搓外套遮掩着的鼓,脸上不露表情,神色漠然,心中却回忆起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做的弥撒、主教主持的弥撒、晚待以及星期六仟侮。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前不久,由于同扬-布朗斯基过往太密而变得虔诚,一个星期六接一个星期六轻松地忏悔,星期日领圣餐以恢复精力,好在下一个星期四更轻松、更振奋地在木匠胡同同扬幽会。当年的那位圣下姓什么来着?圣下姓维恩克,至今仍是圣心教堂的神甫,布道时声音轻得让人舒服而又难以理解,唱信经时声音那么细又拖着哭腔,如果没有那个左侧祭台和祭台上的童贞女、童子耶稣和施洗童子的话,当时,真会有类似信仰之类的东西潜入我的心中。

    然而,又是那个祭坛怂恿我领着玛丽亚由阳光下进入大门,走过铺砖地来到中堂。

    奥斯卡从容不迫,默默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橡木椅子上,越来越冷漠。多少年过去了,却使我觉得,始终还是当年的那些人,胸有成竹地翻阅着告解书,等待着维恩克圣下的耳朵。我们坐在略靠一侧但更接近中堂的地方。我想让玛丽亚自己去作出抉择,轻松一些。一方面,她同忏悔室之间离得不是太近,不会使她心懂意乱,她也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默默地改宗,另一方面,她可以看看别人在仔悔前做些什么,边观察边下决心,也进入忏悔室走到圣下的耳朵边,同他商量改人唯一能救世的教会的细节。在气味、灰尘、石膏之下,在曲曲弯弯的天使和折射的光线之下,在痉挛的圣徒之间,她如此渺小、双手笨拙地跪在甜蜜地饱含痛苦的天主教宗之前、之下、之间,头一回画十字偏又颠倒了方向,见到这些,真叫我感到遗憾。奥斯卡用手指轻触玛丽亚,把画十字的正确动作给她做了一遍,指给这个求知心切的女人看,在她的额头后面的什么地方,在她的胸部深处的什么地方,在她的肩关节里面的什么地方,寓有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又指点她,要能得到诚心所愿之事,十指该如何交叉。玛丽亚听从了,诚心地让双手安稳下来,开始诚心地祈祷。起初,奥斯卡也试着一边祈祷一边追思几位死者,但是,当他为他的罗丝维塔恳求天主,为使她得到永恒的安宁并进入天国的欢乐而同天主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出神地想的尽是些尘世的细节,致使永恒的安宁和天国的欢乐最后都被迁移到巴黎的一家饭店里去了。我只得做弥撒祈祷来解脱自己,因为做祈祷时多少不受义务的约束。我念了一个永恒又一个永恒,一心向上,祈求应得的和正当的①——这是应得的和正当的,我也以此为满足并从旁观察着玛丽亚——

    ①拉丁经文,前一句由神甫念,后一句由教徒念。

    天主教祈祷正适合于她。她祈祷时真漂亮,真值得画下来。祈祷使睫毛长了起来,眉毛粗了起来,面颊红了起来,并使额头变重,脖子弯曲,鼻翼翕动。玛丽亚那张痛苦之花盛开的脸险些引诱我去贴近她。可是,谁也不该打扰祈祷者,既不该引诱祈祷者,也不该让祈祷者引诱自己,即使祈祷者愿意成为对某个观察者来说具有观察价值的人,即使这对于祈祷大有稗益,那也不行。

    于是,我从被人磨得光滑的教堂木椅上滑下来,双手仍旧规矩地放在使外套隆起的鼓上。奥斯卡从玛丽亚身边逃走,到了铺砖地,带着鼓,蹑手蹑脚地从一站又一站的十字架旁溜过,没有在圣安东尼那里停留——请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既没有丢失钱袋,也没有丢失钥匙,那个被古普鲁策人打死的布拉格的圣阿达尔贝特,我们也让他安稳地躺在左边。我们不停步,从一块方砖跳到另一块方砖上——这真可以当棋盘用——直到一条地毯宣告,这里是左侧祭坛的台阶。

    在这座新哥特式的砖砌圣心教堂内部以及左侧祭坛上下一切依然如故,我这样说,读者诸君自会相信的。赤身裸体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始终还坐在童贞女的左大腿上,我不称她为童贞女马利亚,免得把她同我那正在改宗的玛丽亚搞混①。朝童贞女的右膝挤去的,始终还是那个用巧克力色的蓬乱的毛皮勉强遮身的童子约翰。童贞女本人一如既往地用右手的食指指着耶稣,一边眼望着约翰。可是,奥斯卡在离乡多年之后对童贞女那种做母亲的骄傲感不大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两个男孩的体态。耶稣的身材大约同我的儿子库尔特过三岁生日时的身材相当,也就是要比奥斯卡高出两公分。根据证明文件,约翰要比那个拿撒勒人②年纪大,他的身高同我一样。可是,这两个孩子的脸部表情却都同我——永恒的三龄童通常的脸部表情一样:少年老成。一点变化也没有。他们仍旧那样自以为机灵地瞧着,同若干年前我跟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进圣心教堂时所看到的完全一样——

    ①这两个名字在德语里是同一个。

    ②指耶稣基督。

    我踏上地毯,上了台阶,却没有口念“登上”①。我仔细察看每一道褶纹,用我的鼓棒——它的感觉比所有的手指加在一起还多——慢慢地一件不漏地检查这两个赤条条的孩子的涂色石膏像:大腿,肚子,胳膊,数一数有多少胖肉间的肉纹,有多少肉窝——这简直就是奥斯卡的体格,我的健壮的肉,我的有力的、有点见肥的膝盖,我的短而有肌肉的鼓手的胳膊。他也有这些,这个小调皮鬼。他坐在童贞女的大腿上,举起胳臂和拳头,似乎他想敲铁皮,似乎耶稣是鼓手而奥斯卡反倒不是鼓手,似乎他正等待着我的铁皮,似乎他这一回当真要在铁皮上敲出一些有魅力的节奏来给童贞女、约翰和我听听——

    ①拉丁经文“登上主的祭坛”的起首字。

    我做起几年前做过的事情来,摘下肚子前的鼓,给耶稣去试试。我考虑到这涂色的石膏,小心翼翼地把奥斯卡的红白相间的鼓放到耶稣粉红色的大腿上。我这样做,只为了却我的宿愿,并非傻里傻气地希望会出现奇迹,反倒是想具体生动地目睹耶稣的无能,尽管他那样坐着,举起了拳头,尽管他具有我的身材和我的结实的体格,尽管他是石膏做的,轻易地扮作一个三龄童,而我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备尝困苦才保持住了这样的形象。他不会敲鼓,他只会摆出一副似乎会敲鼓的架势,他也许还这样想着:只要我有了鼓我就会敲。于是我说,你即使有了也不会敲,并把两根鼓棒插到他的香肠状手指间去,十根手指,我笑得直不起腰:敲吧,甜蜜的耶稣,五彩石膏敲铁皮吧!奥斯卡朝后退,下了三级台阶,由地毯退到铺砖地。敲呀,童子耶稣!奥斯卡再向后退。他退到一定的距离之外,笑得前仰后合,耶稣照旧坐着,却不会敲,也许他想敲。我正开始感到乏味,像啃猪皮本古籍那样,这时,他敲了,他敲了!

    尽管一切都静止不动,他却像是在敲,先是左手,后是右手,随后用两根鼓棒,交叉成十字,急速擂鼓倒还像样,挺认真的,喜爱变奏,简单的节奏同复杂的节奏敲得一样好,不搞花招,只在铁皮上施展本领。我没觉出有宗教味,也不像粗俗的大兵腔,倒是纯音乐的。他不鄙弃流行曲,在当时众口传唱的曲子中选敲了《一切皆成往事》,自然也有《莉莉-马伦》。他慢慢地,或许是猛地一下把鬈发脑袋转过来,用布朗斯基的蓝眼睛对着我,相当傲慢地微笑着,把奥斯卡心爱的曲子编成了一首合成曲:用《玻璃,玻璃,小玻璃》开始,接着是《课程表》,这小子像我一样演奏了拉斯普庭对抗歌德,同我一起登上塔楼,同我一起爬到演讲台底下,在港口防波堤上抓鳗鱼,同我一起跟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后面,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他一再同我一起待在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

    这时,奥斯卡又走近前去。他是被吸引过去的。他想站在地毯上而不愿再站在铺砖地上。他跨上了一级又一级祭坛的台阶。我就这样走了上去,可我宁愿是在往下走。“耶稣,”我把剩余的声音全都集中起来才说出这么一句话,“这样可不行。马上把鼓还给我。你有你的十字架,你有它就够了!”他不是突然中断,而是敲完了这首合成曲,把鼓棒交叉在铁皮上,那副细心的样子真是夸张。他二话不说、便把奥斯卡轻率地借给他的东西递给了我。我也不道谢,正要像十个魔鬼似的匆匆下台阶,跳出这天主教的信仰,这时,一个悦耳的、尽管是命令式的声音接触到了我的肩膀:“你爱我吗,奥斯卡?”我头也不回地回答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他接着用同样的声音,没有加重语气,又问:“你爱我吗,奥斯卡?”我没好气儿地回答说:“真遗憾,丝毫也不!”这时,他第三次纠缠我:“奥斯卡,你爱我吗?”我转过身去,耶稣看到了我的脸。“我恨你,小子,恨你和你的全部没用的东西!”

    奇怪的是,我的呵斥反倒使他说起话来更加得意洋洋了。他活像一个国民小学的女教师,伸出食指,给我一个任务:“你是奥斯卡,是岩石,在这块岩石上,我要建起我的教堂。继承我吧!”

    诸君可以想象我是怎样怒不可遏。愤怒给我披上了做汤用的母鸡的皮①。我折断了他的一只石膏脚趾,他不再动弹了。“你再说一遍,”奥斯卡小声说,“我就刮掉你的颜色!”——

    ①意为:起鸡皮疙瘩。

    他不再吐一个字。这时,像以往一样,那个老头来了,那个永远拖着脚步走过世上所有的教堂的老头。他向左侧祭坛行礼,根本没有发现我,拖着脚步继续走去,已经到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前面,我也匆匆下了台阶,从地毯踏上铺砖地,头也不回地走过这棋盘来到玛丽亚身边,她正按照我的指点以正确的方式画天主教的十字。

    我抓住她的手,领她到圣水池边,让她在教堂的中间,在快到大门的地方,再次朝主祭坛画十字。我自己没有跟她一起这样做。她正要下跪时,我将她一把拽到太阳底下。

    已是傍晚了。铁路路堤上的东方女工们已经走了。朗富尔郊区车站前不远处一列货车在调轨。蚊子像葡萄挂在空气里。从上面传来钟声。调轨的嘈杂声淹没掉了钟声。蚊子仍像一串串的葡萄。玛丽亚哭肿了脸。奥斯卡真想叫喊。我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耶稣呢?我的声音要能装上弹药就好了。我同他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心里明白,我的声音对付不了他的教堂的窗户。他会继续靠名叫彼特鲁斯或彼特里或东普鲁士的彼特里凯特这号人修建他的殿堂的。“听着,奥斯卡,别破坏教堂的窗户!”撒旦在我心中小声说,“他会毁掉你的声音的。”就这样,我仅仅抬头望了一眼,量度了一下这样一扇新哥特式玻璃窗的尺寸,就拔腿走了,没有跟随耶稣,而是跟在玛丽亚身边漫不经心地朝车站街下跨道走去,穿过滴水的隧道,上去就是小锤公园,再向右拐入马利亚街,经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向左拐入埃尔森街,过了施特里斯溪来到新市场,那里为了防空正在修一个水池。拉贝斯路真长,我们终于到家了。奥斯卡离开玛丽亚,爬上九十级楼梯到了晾衣间。这里挂着床单,床单后面堆着防空沙,在沙堆和桶以及几捆报纸和几摞屋面瓦后面是我的书和前线剧团时期的备用鼓。在一只鞋盒里,有几只用坏的但仍旧是梨形的电灯泡。奥斯卡从中拿起第一只,唱碎了它,拿起第二只,让它变成玻璃尘,整齐地切下第三只肥大的那一半,在第四只上面唱出花体字母JESUS(耶稣),接着又把这玻璃和铭文都变成粉末。我想再来一次,电灯泡却用完了。我精疲力竭,躺倒在防空沙堆上:奥斯卡的声音还在。耶稣也许会有一个继承人。撒灰者①将成为我的头一批门徒——

    ①下文将讲到的一个青年团伙

    撒灰者

    若要召集门徒,奥斯卡会遇上难以克服的困难。单凭这一条,我就不适合去接替耶稣。可是,当时的天命却循着这条和那条曲折的道路寻访到我的耳朵,使我成了继承人,虽说我并不信仰我的前任。不过,如教规所说:怀疑者信,不信者信得最长久。耶稣在圣心教堂里向我个人显示了小小的奇迹,我无法用怀疑将它埋葬,相反,我试图让耶稣重复一次击鼓表演。

    奥斯卡多次去那座砖砌教堂,没带玛丽亚。我一再从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溜走,她死死地坐在椅子上,无法阻拦我。耶稣向我显示了什么呢?我为何深更半夜还待在教堂的左耳堂,让教堂司事把我锁在里面呢?为什么奥斯卡让自己在左侧祭坛前冻得四肢僵直、耳朵硬似玻璃呢?我牙齿格格响地奉承也罢,我牙齿格咯响地咒骂也罢,我终究听不到我的鼓声,也听不到耶稣的声音。

    惨哪!午夜时分,在圣心教堂的铺砖地上,我的牙齿格格直响,我活到现在还从未听到过呢!哪个傻瓜能找到比奥斯卡更妙的拨浪鼓①呢?我模仿着布满不惜弹药的机关枪的一段阵地,我在上颚和下颚之间设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处,内有办事女郎和打字机。我的牙齿的格格声传向四方,引来了回声与掌声。立柱打寒战,拱顶起鸡皮疙瘩,我的咳嗽声用一条腿跳过铺砖地棋盘,到十字路口往回走,登上中堂,飞上唱诗班席,咳嗽六十次,像一个巴赫协会,不在唱歌,却在排练咳嗽。我正希望着奥斯卡的咳嗽声能钻进管风琴的管子里去藏起来,不再作声,直到星期天弹奏众赞曲时才发作,这时,圣器室里传来了咳嗽声,紧接着又由布道坛传来,最后消失在主祭坛后面,在十字架上那个体操运动员背后。它很快就咳出了它的灵魂。我的咳嗽咳着说:各样的事已经成了②,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成。童子耶稣没有受冻,却僵硬地拿着我的鼓棒,抱着粉红色石膏大腿上的我的铁皮,没有敲鼓,没有确认我的继承权。奥斯卡真希望能得到一份吩咐我接替基督的书面证明——

    ①文字游戏。拨浪鼓是Klapper,变成动词是klappern,意为格格响。

    ②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终前的话,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那时的习惯或者说不良习惯至今仍留在我身上。在参观教堂,甚至在参观最著名的大教堂时,我只要一踏上铺砖地,即使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之下,便会放声持续地咳嗽,这咳嗽声会各按哥特式、罗马式或巴罗克式的风格、高度和宽度扩展开去。再过若干年,我还将让奥斯卡的鼓回响起我在乌尔姆以及施佩耶尔大教堂的咳嗽声。不过那时候,当我于八月中旬让坟墓般冰冷的天主教精神对我施加影响时,我是不会想到去遥远的地方旅游并参观教堂的。除非我是个穿军装的人,参加了有计划撤退,那才有可能在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记上:“今天撤出奥尔维耶托,教堂的正面构造妙不可言,待战后再同莫妮卡一起到此一游,仔细观赏可也。”

    变成常去教堂的人,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把我拴在家里。家里有玛丽亚。可是玛丽亚有马策拉特。家里有我的儿子库尔特。不过,这个小淘气已经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了。他把沙子扔进我的眼睛,抓我,他的手指甲竟折断在父亲的肉里。我的儿子还对我挥舞拳头,手指节骨那样白,使得我只要一看到这对敏捷的双胞胎①,鲜血就会从鼻子里迸涌出来——

    ①指库尔特那一对拳头。

    奇怪的是,马策拉特关怀我,尽管笨手笨脚,倒也出于真心。奥斯卡惊讶之余,便听凭这个他向来觉得可有可无的人把他抱在怀里,紧紧搂住,细细瞅着,有一次甚至吻了他,同时泪水直淌,与其说是对着玛丽亚不如说是对着自己说道:“这可办不到。我可不能把自己的儿子送走,即使那个医生说上十次,而所有的医生也都这么讲。那种信尽管让他们写下去好了。他们肯定没有自己的孩子。”

    玛丽亚坐在桌子前,像每天晚上那样把食品印花贴到裁开的报纸上。她抬起头来说:“你放心好了,阿尔弗雷德。你这样讲,好像这件事同我无关似的。不过,如果他们说,今天就得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我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对。”

    马策拉特用食指指着那架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再也没有发出音乐声来的钢琴,说:“阿格内丝决不会这样做,也不允许这样做!”

    玛丽亚瞧了一眼钢琴,耸起了肩膀,直到说话时才重新放下来:“这自然-,她是他的母亲,一直希望他会好转。可你已经看到了,他好不了,到处受人欺侮,不知怎么去活,也不知怎么去死!”

    贝多芬的肖像始终悬在钢琴上方,他阴沉地打量着阴沉的希特勒。难道马策拉特从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道,“决不!”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捶在湿的、黏手的贴有印花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管理处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劳工印花、特重劳工印花之间,扔到怀孕的母亲和喂奶的母亲的印花之间。尽管奥斯卡多亏了马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从此以后便看出这么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还看出来——只要玛丽亚一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疗养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在手术室加软垫的门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交给了一流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们放在白色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一流的、唤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针管。如此说来,众人都离弃了我,每当马策拉特想要在帝国卫生部的来函上签字时,唯有我可怜的妈妈的阴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①——

    ①纳粹德国时期,曾根据希特勒的书面命令灭绝精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儿童。

    奥斯卡并非不知感恩的人。我的鼓犹在。我的声音犹在。读者诸君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向诸君显示什么新玩艺儿,诸君中间某些喜欢变变花样的定会觉得乏味。可是,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

    那时候,奥斯卡唱得真多。他唱得多是出于绝望。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我总要唱碎点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不寻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完全挡住的复斜式屋顶阁楼的窗户,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色的闪闪烁烁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回,奥斯卡穿过安东-默勒路去马利亚街。那一回,他沿乌法根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随后走过帝国殖民区去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时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锁上,我决定绕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让它当啷落地,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进阿道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户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车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把电车左侧涂暗了的玻璃悉数夺走。

    电车尖叫一声刹住,几个人下车,叫骂,又上车。这点战果奥斯卡并不注重,为了消释怒火,他寻找着一份餐后小吃,在那如此缺乏美味甜食的岁月里寻找美味甜食,当他在朗富尔区最外缘、贝伦特家具作坊旁边、飞机场的大片木板房营地前面见到横卧在月光下的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主楼时,他才让他的系带鞋止步。

    然而我的火气已不再那么大,所以没有按传统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厂作自我介绍。我从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出的总数同月亮得出的相符,要是我现在就开始作自我介绍该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几个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也许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有六七个小伙子站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五个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头几棵树后面。

    我已经决定推迟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给那些小伙子们让路,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穿过劳本殖民区,直到小锤路旁的股份啤酒厂。这时,奥斯卡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了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声。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冲着我来了。

    在这样的处境下,在尾随者业已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一个人会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出最后的解救办法:奥斯卡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召来某个人,或许召来一个警察。我的身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不过奥斯卡自有他的原则,因此拒绝成年过路人的帮助以及警察的调解,偏偏受到好奇心和自信心的纠缠,想瞧瞧事态的发展,便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我在巧克力厂区前涂沥青的栅栏上寻找一个缺口,但找不到,却见到那些半成年人离开了电车站的候车亭和索波特公路的树木的阴影。奥斯卡沿着栅栏往前走,铁路桥那边的几个也来了,木板栅栏还是没有洞。他们来势不猛,反倒是溜溜达达的,分散着走。奥斯卡还能再找一会儿,他们给我的时间恰恰是在栅栏上找到一个缺口所需要的,终于有一处缺一根木条,我便从缝里钻了过去,衣服不知哪儿被钩破了一个角。到了栅栏的那一边,四个穿防风外套的小伙子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全都把手插在滑雪裤的裤兜里。

    我马上明白,我的处境已无从改变,便先在衣服上寻找过栅栏缺口时被钩破的那个角。找到了,在右裤管上。我劈开两指量了量,真气人,口子还挺大,但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横竖如此,举头望天,等着从电车站、从公路、从铁路桥几方面过来的小伙子翻过栅栏,因为栅栏上那个缺口对他们不合适。

    事情发生在八月底的某一天。月亮不时被云遮蔽。我数了数这些小伙子,总共二十人。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十六七岁。一九四四年我们遇上一个炎热干燥的夏季。四个年纪较大的捣蛋鬼身穿空军辅助人员制服。我现在记起来了,一九四四年是个樱桃丰收年。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奥斯卡周围,小声聊着,使用一种切口,但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们相互间用古怪的名字称呼,我只记住了一小部分。譬如一个十五岁的小子,有一双模糊的抱子眼,叫他力支兔,有时也叫德力支兔。他旁边那个,他们叫他赤膊天使。那个个子最小但年纪肯定不是最小的调皮鬼,上唇突出,是个咬舌儿,人家喊他煤爪。一个空军辅助人员,别人称呼他密斯特先生,又相当贴切地称另一个家伙为汤母鸡,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的名字:狮心。蓝胡子是个白嫩脸蛋的小子。有我熟悉的名字——托蒂拉和泰耶,另外两个叫贝利萨尔和纳赛斯,这真是太狂妄了。我比较仔细地打量着施丢特贝克。他头戴一顶真正的毡帽,呈凹形,像个养鸭池,身穿一件长雨衣,尽管年仅十六,却成了这伙人的头目。

    他们并不瞧奥斯卡,想等他自己屈服,于是我坐到我的鼓上。两条腿真累,我一半开心,一半对自己恼火,这显然是孩子们的浪漫戏,我怎么参加进去了?我眼望差点儿就全圆的月亮,打算把一部分念头转到圣心教堂上去。

    今天耶稣也许敲过鼓,也说过话。而我却坐在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院子里,参与了骑士和强盗的游戏。他也许等着我,打算敲一通鼓以后再启口讲话,明确地让我接替基督,可是我没有去,他失望了,肯定又傲慢地扬起了眉毛。耶稣会如何估价这些小伙子?奥斯卡,与他状貌相同的人,他的接班人和代表,又该怎样同这帮孩子打交道?他能用耶稣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儿来①!”招呼这些自称为赤膊天使、德力支兔、蓝胡子、煤爪和施丢特贝克的半成年人吗?施丢特贝克走上前来。煤爪跟在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得力助手。施丢特贝克说:“站起来!”——

    ①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里耶稣的话。

    奥斯卡还眼望着月亮,脑子还在圣心教堂左侧祭坛前面。我没有站起来,施丢特贝克使了个眼色,煤爪一脚踢开了我屁股底下的鼓。

    我站起身来,拣起铁皮,放到外套下面,保护它,不让它继续遭殃。

    一个漂亮小伙子,这个施丢特贝克,奥斯卡想道。一双眼睛陷得太深,彼此离得太近,嘴的部分显出他有活力和富于想象。

    “你从哪儿来?”

    盘问开始了。我不喜欢这样跟我打招呼,便又举头望明月,它呀,从不挑剔,我便把月亮想象成鼓,又笑自己的妄自尊大,不觉微微一笑。

    “他在狞笑,施丢特贝克!”

    煤爪注视着我,他建议他的头头,采取一种他称之为“撒灰”的行动。围在后面的其余的人,脸上长脓疱的狮心、密斯特、德力支兔和赤膊天使,也都赞成撒灰。

    我照旧眼望明月,心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撒灰”这个词儿。多漂亮的词儿,但肯定不是什么好受的名堂。

    “什么时候撒灰由我决定!”施丢特贝克结束了他那一帮人的嘀嘀咕咕,又冲着我说,“我们常在车站街见到你。你在那儿干什么?你是从哪儿来的?”

    同时提出两个问题。奥斯卡打定主意,如果他想控制局面,那至少得给一个回答。于是,我把脸从月亮那儿转过来,用我那双有影响力的蓝眼睛望着施丢特贝克,镇静地说:“我从教堂来。”

    施丢特贝克的雨衣后面又起了嘀咕声。他们在补充我的回答。煤爪查明,我说的教堂即指圣心教堂。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非来不可。人与人相遇就会这么问。这一提问在人与人的会话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剧本就靠回答这个问题而存在,有长的,有短的,也有歌剧,譬如说,《洛恩格林》①——

    ①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

    我等待着月光从两片云之间透出,照亮我的蓝眼睛,再把光辉反射到施丢特贝克脸上有喝三匙汤的工夫,随后开口,通报姓名。由于他们一听奥斯卡这个名字准要哈哈大笑一通,所以我怀着护忌心期待着即将说出的那句话的效果,于是,奥斯卡说:“我叫耶稣。”这番自白,引来了长久的沉默。末了,煤爪清清嗓子说:“非给他撒灰不可,头儿。”

    不仅是煤爪主张撒灰。施丢特贝克也一捻手指,啪的一声批准撤灰。煤爪一把抓住我,用他的手节骨顶住我的右上臂,快钻,干凿,热辣辣的,叫人好不疼痛,直到施丢特贝克又啪地捻响手指,下令住手他才罢休。原来这就叫撒灰!

    “说吧,你叫什么?”这个头戴毡帽的首领装出不耐烦的样子,向右方击一空拳,让过长的雨衣袖子往后滑去,在月光下露出他的手表,又朝左边的我低声说:“考虑一分钟。随后我施丢特贝克可就要撒手不管了。”

    毕竟有一分钟之久,我可以不受惩罚地举目望月,在月亮的火山口里寻找借口,对已经作出的接替基督的决定再提出疑问。我不喜欢撒手不管这种话,也决计不让这帮小子用时间来约束我。于是,约莫过了三十五秒钟以后,奥斯卡说:“我是耶稣。”

    下面发生的事效果非凡,但这不是由奥斯卡导演的。我再次表白接替耶稣之后,施丢特贝克捻响了手指,但是在煤爪可以撒灰之前,空袭警报响了。

    奥斯卡说罢“耶稣”两字,吸了一口气,警报声接二连三地来证明我的身份。附近匕机场的警报器,霍赫施特里斯步兵兵营主楼的警报器,朗富尔森林前面霍斯特一韦塞尔中学屋顶上的警报器,施特恩菲尔德百货大楼上面的警报器,以及从很远处,从兴登堡大街传来的技术高等学校的警报器。延续了一段时间后,郊区所有的警报器才像大天使冗长而恳切的合唱,接受了我所宣告的福音,使黑夜膨胀、塌陷,使睡梦颤动、破裂,又钻进沉睡者的耳朵,使不受影响的月亮显得可怖,因为它是不能用防空黑帘挡住的一个天体。

    奥斯卡懂得,空袭警报是完全站在他一边的,相反,警报声却使施丢特贝克变得神经质。警报直接召唤他手下的一部分人去值勤。他只得让那四名空军辅助人员翻过栅栏返回连队,去电车停车场和飞机场之间的八十八毫米高炮阵地。他的另外三个人,其中有贝利萨尔,在康拉德学校值防空哨,也必须立即离去。他把剩下的十五个小伙子集合在一起,由于天空未出现任何情况,便又开始审讯:“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听错的话,你是耶稣——好吧!再提个问题:那些路灯和窗玻璃你是怎么弄碎的?别回避,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这些小伙子并不清楚。他们至多看到过我的声音的这个或那个战果。奥斯卡吩咐自己要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持宽容态度,要在今天的话,人家会干脆地把他们叫做小流氓。他们有目标,但方法太直接,有些太不聪明。我打算原谅他们,采取温和的客观态度。他们就是几个星期以来全城都在谈论的、引人注意的撒灰者,一个青年团伙,刑事警察局和希特勒青年团的许多巡逻队正在跟踪他们。如后来查明的那样,他们是康拉德学校、圣彼得中学和霍斯特-韦塞尔中学的学生。在新航道还有第二个撒灰者团伙,它虽由中学生领导,但三分之二的成员是席哈乌船坞和火车车辆制造厂的学徒。这两派很少合作,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联合行动,即夜间由席哈乌巷出发,在斯特芬公园和兴登堡大街兜捕德意志少女同盟的队长们,她们这时正受完晚间训练从主教山的青年招待所回家去。这两派相互间避免冲突,精确地划分了行动区域。施丢特贝克不把新航道那一派的首领当成竞争对手而是当做朋友。撒灰者团伙反对一切。他们把希特勒青年团的值勤处洗劫一空,抢走在公园里同姑娘们作爱的前线休假人员的奖章和军阶标志,靠入伙的空军辅助人员的帮助,从高炮连偷走武器、弹药和汽油,从一开始就计划对经济局大举进攻。

    当时,奥斯卡对撒灰者的组织和计划一无所知。他感到自己相当孤独与不幸,想在这些半成年人的圈子里得到一种安全感。我已经暗暗地把自己变成这些小伙子中的一员了。我虽然快二十岁了,但是说什么我同他们年龄差别太大之类的话我已经当成耳边风了。我责备自己说:你为什么不给这些小伙子们表演一下你的艺术呢?年轻人的求知欲总是很强的嘛!给他们看个实例,表演点什么让他们开开眼吧!他们会佩服你,可能进而会听从你的。你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何况这是由你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充实了的。现在,服从天意,召集门徒,接替基督吧!

    施丢特贝克也许预感到了我的沉思是大有道理的。他给我时间,我为此感激他。八月底,云稀的月夜。空袭警报。海岸两三道探照灯光。可能是一架侦察机。在那些日子里,巴黎已经放弃。我面前是波罗的海巧克力厂有许多窗户的主楼。中央集团军在长距离赛跑以后在魏克塞尔河停住了。波罗的海厂不再为零售商而是在为空军生产巧克力。而奥斯卡也得熟悉一下这样的想象:巴顿将军①的士兵穿着他们的美军制服在艾菲尔铁塔下散步。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于是,奥斯卡举起一根鼓棒。和罗丝维塔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刻呀!施丢特贝克党察到我的表情,让他的目光跟随着我的鼓棒投向巧克力厂。在最明亮的月光之下,太平洋上一小岛的日军被肃清。这里,月亮却同时躺在巧克力厂所有的窗户上。奥斯卡对所有想要听他说话的人讲:“耶稣现在要唱碎玻璃。”——

    ①巴顿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著名将领。

    在我干掉头三块玻璃之前,我突然注意到我头顶上很远的地方有一只苍蝇在嗡嗡叫。在另外两块玻璃放弃了月光的时候,我心想:这准是一只垂死的苍蝇,嗡嗡声这么响。我接着把工厂最高一层剩下的窗户画成黑色。那么多探照灯,苍白得可怕,我心里这样想。随后,我从工厂中间和最下一层的许多窗户里取走了可能由纳维克兵营旁边的高炮连射来的灯光的反光。先是海岸高炮连开炮,随后,奥斯卡全部解决了中间一层楼的玻璃。紧接着,旧苏格兰、佩朗肯和舍尔米尔的高炮连都得到了开火命令。这是底层的三扇窗户——这是黑夜歼击机,从飞机场起飞,贴着工厂房顶一掠而过。在我把底层解决掉之前,高射炮停止射击,让黑夜歼击机去击落奥利瓦上空同时用三个探照灯隆重欢迎的一架远程轰炸机。

    开始时,奥斯卡还担心,他的表演跟富有效果的空防工作同时进行会分散小伙子们的注意力,甚至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工厂引诱到夜空中去。

    工已经完毕①,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整个团伙始终还注视着窗玻璃已荡然无存的巧克力厂。从附近的霍恩弗里德路传来了叫好声和喝彩声,像在剧院里那样,原来是轰炸机被击中了。它燃烧着,吸引着人们,多半是坠落而不是降落在耶施肯山谷的森林里。甚至在这时,也只有少数几个团伙成员,其中有赤膊天使的目光,被拽离了这座无玻璃的工厂。可是,施丢特贝克和煤爪对击落飞机却不屑一顾,而这两个人对我来说可是关系重大呀!——

    ①这是《圣经-旧约-创世纪》里上帝造万物后的一句话。这类对《圣经》语言的滑稽摹仿颇多,不再一一加注。

    接下来,同事情发生前一样,天上只剩下月亮以及星星的琐碎事儿。黑夜歼击机降落。很远的地方响起了救火车的声音。这时,施丢特贝克转过身来,让我看到了他那始终蔑视地噘起的嘴,作了一下那种拳击动作,露出了过长的雨衣袖下的手表,摘下手表,无言地递给了我,但又喘着粗气,想说什么,又不得不等解除警报过去,末了,在他的孩儿们的掌声中对我说:“行,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接纳你,你可以一起干了。我们是撒灰者,但愿你觉得这有点意思!”

    奥斯卡掂了掂那块手表,便把这件带夜光指针的相当精制的物件连同它上面的时间——零点二十三分送给了小伙子煤爪。他向他的头头投去了询问的目光。施丢特贝克点点头表示同意。奥斯卡准备上路回家,把鼓挪到舒适的位置,一边说:“耶稣走在你们前头!你们跟随着我!”

    耶稣诞生戏

    当时,人们大谈其奇迹武器和最终胜利①。我们,撒灰者,既不谈这个也不谈那个,但是我们真正拥有奇迹武器——

    ①指纳粹德国失败前的宣传。被称为“奇迹武器”的有V-1和V-2飞弹。

    奥斯卡接手领导这个有三四十人的团伙之后,我先让施丢特贝克介绍我认识诺伊法瓦塞尔派头目。摩尔凯纳,十七岁,瘸子,新航道领港局一名负责官员的儿子,由于残疾——右腿比左腿短两公分——既不能当空军辅助人员,也不能应征入伍。虽说摩尔凯纳故意明显地炫耀他的瘸腿,但他又很腼腆,说话声音很轻。这个始终狡猾地微笑着的年轻人是康拉德学校高年级的优秀生,如果俄国军队不提出异议的话,他大有希望堪称模范地通过毕业考试。摩尔凯纳想上大学攻读哲学。

    像施丢特贝克尊敬我那样,那个瘸子也无条件地把我当成耶稣,带领撒灰者。一开始,奥斯卡就让这两派领他去看仓库和金库。这两派把外出行劫所获集中在同一个地窖里。朗富尔区耶施肯山谷路一所幽静、高雅的别墅里的这个地窖,宽敞而干燥。别墅布满各种爬藤植物,由一片坡度平缓的草地同街道隔开,房主是赤膊天使的父母,用的是“封-普特卡默”这个姓氏。封-普特卡默先生待在美丽的法兰西,指挥一个师,系波莫瑞一波兰一普鲁士血统的骑士十字勋章佩戴者。伊丽莎白-封-普特卡默太太体弱多病,数月前已去上巴燕,在那里疗养。而沃尔夫冈-封-普特卡默,即撒灰者唤作赤膊天使的那个,成了别墅的主人。留在别墅里照料少爷的老使女,耳朵几乎全聋了,我们一次也未见到过,因为我们是经由洗衣间去地窖的。

    在仓库里码着罐头、烟草和许多包降落伞。在一个架子上挂有两打军用表,赤膊天使根据施丢特贝克的命令让表走动着,表上的时间也被调成完全一致。他还得擦洗两挺机关枪、一支冲锋枪和若干支手枪。他们还给我看了一个反坦克火箭筒、机关枪弹药和二十五颗手榴弹。这一切以及一大排汽油桶是为进攻经济局而备下的。于是,奥斯卡以耶稣的名义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把武器和汽油埋在花园里。枪械撞针交给耶稣。我们用另一种武器!”

    小伙子们又给我看一个香烟盒,里面装满了抢来的奖章和荣誉章。我微笑着允许他们占有这些装饰品。我真应该从这些小伙子手里取走伞兵用的刀。刀把上的刀刃真漂亮,跃跃欲试,他们日后果真用上了。

    接着,他们带我去金库。奥斯卡让他们当面点数,复核,记下金库存款计两千四百二十帝国马克。时当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科涅夫和朱可夫①突破魏克塞尔河防线时,我们被迫放弃了地窖里的金库。赤膊天使供认了,在州最高法院的桌子上堆放着我们交出的成捆钞票,总计三万六千帝国马克——

    ①科涅夫和朱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著名将领。

    按照我的天性,奥斯卡遇到行动的时候总是待在幕后。白天,我多半独自一人,偶尔也让施丢特贝克陪同,为夜间行动寻找值得一搞的目标,随后让施丢特贝克或摩尔凯纳会组织实施,而我则不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到了深更半夜,站在卧室窗口,用比先前更具有远程效果的声音——现在我称它为奇迹武器——唱碎许多个党的办事处的底层窗户,一家印生活必需品票证的印刷厂的后院窗户,还有一次,勉强根据他们的要求,唱碎了一位参议教师私宅的厨房窗户,因为小伙子们要对他进行报复。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V-1和V-2飞弹正飞向英国,而我的歌声则飞过朗富尔,沿着兴登堡大街的树林,跃过火车站、旧城和古城,造访屠夫巷和博物馆,让小伙子们闯进去,寻找木雕船艄像尼俄柏。

    他们没有找到她。隔壁屋里那位摇晃着脑袋、死死地坐在椅子上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却跟我有某些共同之处。奥斯卡在远程歌唱,她则在远程思念,在天上寻找她的儿子赫伯特,在前线的中间地段寻找她的儿子弗里茨。她的大女儿古丝特,一九四四年初嫁到了莱茵兰,特鲁钦斯基大娘便在遥远的杜塞尔多夫寻找她。她的丈夫、餐馆领班克斯特有套房子在那里,但他本人却在库尔兰,古丝特跟他一起相处并认识他总共只有短短的十四天,也即他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日子。

    这是些和平的夜晚。奥斯卡坐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脚边,在他的鼓上敲了几段幻想曲,从瓷砖壁炉的烘烤箱里取出一只烤苹果,带着这个老太婆和小孩子吃的皱皱巴巴的果子消失在黑暗的卧室里。他拉起防空遮光纸,把窗子打开一道缝,送出他的定向远程歌声。他不去歌颂颤抖着的星星,银河也没有他要寻找的东西,他的目标是冬野广场,但不是电台大楼,而是那幢盒状楼,里面一个门挨一个门,全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区总部的办公室。

    遇上清爽的天气,我的工作只需几分钟就完毕。打开的窗户旁的烤苹果已不是那么热烘烘的了。我啃着它回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和我的鼓身边,过不多久就上床,心里满有把握,在奥斯卡睡觉的时候,撒灰者自然正以耶稣的名义抢劫党的钱柜,生活资料票证,更重要的是公章、印好的表格或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名单。

    我宽容为怀,让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利用伪造的证件去恣意胡闹,团伙的主要敌人是值勤巡逻处。我允许他们随着自己的兴致去绑架对手,对被绑架者撒灰,以及——接负责此事的煤爪给取的名称——掴他们的蛋。

    这些行动只是前奏而已,没有泄露我真正的计划,而我都没有直接参与,所以也无法证实下面这件事是不是撒灰者干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巡逻处两名高级官员,其中一个是人人惧怕的赫尔穆特-奈特贝格,被捆绑结实,从母牛桥上扔进莫特劳河里淹死了。

    后来有人说,撒灰者团伙跟莱茵河畔科隆的薄雪草海盗①有联系,又说图赫尔荒原地区的波兰游击队影响甚至操纵我们的行动。我,奥斯卡和团伙首领耶稣,必须以这双重身份否认有此事,这种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①薄雪草海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出现的德国青年武装盗匪集团。

    后来,在审理我们的案子时,也有人硬说我们同七月二十日的行刺者和密谋者①有关系,因为赤膊天使的父亲,奥古斯特-封-普特卡默,跟隆美尔元帅非常接近,因而自杀。在整个战争期间,赤膊天使仅仅匆匆见过他父亲四五次,只注意到他的军阶标志不断地更换。直到审判我们时,这小子才听说了那起对于我们是无关紧要的军官事件,于是号啕痛哭,不知羞耻,坐在他旁边的煤爪,不得不在法官面前对他撒灰——

    ①指1944年行刺希特勒和密谋政变的参与者。

    在我们的活动期间,成年人跟我们接触只有过一次。几个船坞工人——正如我当即就猜到的那样,是共产党方面的——试图影响我们团伙中那些席哈乌船坞的学徒,把我们变成赤色地下运动。学徒工并不反对。中学生却拒绝有任何政治倾向。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那个撒灰者团伙的犬儒学派分子和理论家,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他的见解如次:“我们同各政党毫无关系。我们进行斗争反对我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不论他们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

    尽管密斯特讲得太夸张太过火,所有的中学生仍旧都表示同意。这导致撒灰者团伙的分裂。于是,席哈乌的学徒——这些孩子很能干,失去他们我感到非常可惜——成立了自己的协会,但又不顾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的反对,仍旧自称是撒灰者。在审判时——因为他们的组织跟我们的组织同时被破获——他们被指控火烧船坞区内的一艘训练用潜艇。一百多名正在受训的潜艇驾驶员和海军中士丧命,死得很惨。大火是从甲板上燃起的,使甲板下睡觉的潜艇人员无法逃出水手舱。不满十八岁的海军中士们想钻出舷窗跳进港湾的海水里去逃命,不料被他们的髋骨卡住,迅速吞噬一切的烈火从后面烧上来,他们的喊声太响也太久,别人只好从小汽艇上开枪把他们打死。

    我们反正没有放火。这也许是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干的,也许是韦斯特兰德协会①的人干的。撒灰者不是纵火犯,虽说我,他们的精神向导,有可能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身上获得了纵火犯的资质——

    ①韦斯特兰德协会成立于1934年,1944年又恢复活动,是代表德国东部波兰人利益的地下组织。

    那个装配工,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是从基尔的德国工厂调到席哈乌船坞来的,在撒灰者团伙分裂前不久拜访了我们。富克斯瓦尔一个码头工人的两个儿子,埃里希-皮茨格和霍斯特-皮茨格,带他到普特卡默别墅的地窖里来见我们。他专心地看了我们的仓库,发现缺少实用的武器,但仍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夸奖话。他问团伙首领是谁。施丢特贝克应声回答,摩尔凯纳犹豫地指指我,他便放声大笑,笑个不止,狂妄至极,奥斯卡差点儿把他交给撒灰者,给他撒撒灰。

    “他是哪一类的侏儒啊?”他用大拇指在肩膀上方指着我,问摩尔凯纳。

    摩尔凯纳有点尴尬地微笑着,没等他开口,施丢特贝克就镇静得惊人地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耶稣。”

    这个自称是瓦尔特的装配工,无法容忍这个名词,竟然在我们的窝里发起火来:“请谈一谈,你们在政治上对头吗?难道你们都是辅弥撒者,正在为圣诞夜排练耶稣诞生戏不成?”

    施丢特贝克打开地窖门,给煤爪丢了个眼色,由上装袖管里抖出伞兵刀的刀刃,与其说冲着那个装配工,不如说是冲着这个团伙说:“我们是辅弥撒者,正在为圣诞夜排练耶稣诞生戏。”

    不过,那位装配工先生并没有吃什么苦头。人家蒙住了他的眼睛,领他出了别墅。过不多久,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分离出去,在那个装配工的领导下搞起了自己的协会,只剩下我们了。今天,我敢肯定地说,烧训练用潜艇的就是他们。

    那天,施丢特贝克按我的意思作了正确的回答。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丧了胆几乎不离开他们的值勤室,或者仅限于在火车站检查放荡的小姑娘的证件之后,我们也把工作地区挪到了教堂里面,按照那位激进的左派装配工的话,排练耶稣诞生戏。

    相当能干的席哈乌学徒被夺取走了,我们首先必须补充力量。十月底,施丢特贝克让圣心教堂的两个辅弥撒者宣誓,他们是菲利克斯-伦万德和保罗-伦万德。施丢特贝克是通过他们的妹妹卢齐接近这两兄弟的。不顾我的抗议,这个不满十七岁的姑娘参加了宣誓仪式。伦万德兄弟必须把左手放在我的鼓上——小伙子们过分夸张地把鼓看成某种象征——照着念撒灰者的套语:一纸文字,纯属瞎扯,通篇胡闹,所以我也记不得了。

    在举行宣誓仪式时,奥斯卡观察着卢齐。她耸起肩膀,左手拿着一块轻微抖动着的夹香肠面包,咬住下嘴唇,三角形的狐狸脸上毫无表情,用目光把施丢特贝克的后背烧得火辣辣的。我开始替撒灰者的前途担忧了。

    我们着手让地窖各室改观一番。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弓旧,撒灰者通力合作,来添置财物。我们从圣卡塔琳娜教堂搬来一个约瑟像,半人高,后来证明是十六世纪的原作,几个教堂烛台,若干弥撒器皿以及一面基督圣体旗。一次夜访特里尼塔提斯教堂,带回一个木制吹号天使,无艺术性,一幅可以当墙饰用的五彩画毯。这幅古物复制品上有一个扭捏作态的女士,还有一头顺从她的怪兽,名叫独角兽。施丢特贝克颇有几分道理地认为,这条毯子上编织出来的少女的微笑,显出玩弄成性的残酷,类似卢齐那张狐狸脸上的微笑。我仍然希望我的副手可别像神话里的独角兽那样准备百依百顺。地窖的正面墙上原先画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黑手”啦,“骷髅”啦,现在挂上了这幅壁毯,而独角兽终于成了我们议论的主题。这时,我问自己,卢齐已经在这里进进出出,在你的背后吃吃暗笑,为什么,奥斯卡,为什么你还要把编织成的第二个卢齐搬到这里来。她要把你的副手变成独角兽,她栩栩如生,说到底,她的目标是你,因为只有你,奥斯卡,你才真正是寓言式的,才是有着夸张的旋涡形角的稀世怪兽。

    基督降临节来到了。我们从周围教堂搬来了许多圣婴像,真人大小,刻得很天真。我用它们一层层地挡住了那条壁毯,使这个寓言剧从前台后撤,变成了压轴戏。十二月中旬,龙德施太特①发动了阿登攻势。我们的盛大活动的准备工作也完毕了——

    ①龙德施太特,纳粹德国元帅。阿登攻势是二战期间德军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被盟军挫败。

    玛丽亚完全沉浸在天主教精神里,使马策拉特苦恼不已。接连几个星期日,我搀着玛丽亚的手去望十点钟弥撒。之后,我指示全体撒灰者去教堂。我们熟门熟路,无需奥斯卡唱碎玻璃,靠菲利克斯和保罗兄弟的帮助,于十二月十八日夜到十九日凌晨,闯入圣心教堂。

    下着雪,但落地就化。我们把三辆手推车停在圣器室后面。保罗-伦万德有大门钥匙。奥斯卡领头,引导小伙子们相继来到圣水池前,让他们在中堂下跪,朝主祭坛膝行而去。我接着指示他们用一条义务劳动局的毯子蒙住圣心耶稣像,不让他的蓝色目光过分妨碍我们的工作。德力支免和密斯特把工具运到左耳堂的左侧祭坛前。首先必须把有许多马槽圣婴像和冷杉的马厩①移到中堂。我们早就备有所需的牧人、天使、羊、驴和母牛。我们的团伙,有的是跑龙套的,独缺主角。贝利萨尔搬走祭坛桌上的花。托蒂拉和泰耶卷起地毯。煤爪取出工具。奥斯卡则跪在祈祷小凳后面,监督拆卸工作——

    ①据《圣经》载,耶稣诞生在马厩里,以马槽为床。

    身技巧克力色粗毛皮的施洗童子先被锯下。真不错,我们带了一把金属锯来。在石膏里面,有手指粗的金属棒把施洗者和彩云联在一起。煤爪锯着。他干这种活时真像个中学生,笨手笨脚的。要有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在场该多好!施丢特贝克替下煤爪。他干得稍强些,响了半小时噪音之后,我们放倒了施洗童子,用毛毯裹上,这才感觉到了午夜教堂的寂静。

    耶稣的整个屁股贴在童贞女的左大腿上,把他锯下来,费时颇多。德力支兔、菲利克斯-伦万德和狮心三人花了整整四十分钟。为什么摩尔凯纳还不来呢?他要带着他的人直接从新航道来,在教堂同我们碰头,使行进的队伍不致大显眼。施丢特贝克情绪很坏,我觉得他神经过敏。他多次向伦万德兄弟打听摩尔凯纳。末了,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他们说出了卢齐这个名字。施丢特贝克不再问,从狮心笨拙的手中夺过钢锯,咬牙蛮干,给童子耶稣致命的一击。

    放倒耶稣像时,灵光圈被折断。施丢特贝克向我道歉。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压下满腔怒火,让人把这个镀金石膏盘的碎片拣到两顶帽子里去。煤爪认为可以用胶水粘合。锯下的耶稣用枕头保护,再裹上两条毛毯。

    我们计划把童贞女分两段锯下,先锯骨盆以上一截,再在脚跟和云之间下锯。云就留在教堂里了,我们只把童贞女的两截,耶稣,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可能,还有施洗童子,运到普特卡默地窖去。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把石膏像的重量估计得太高了。这组塑像中间是空的,外壁仅两指厚,只有铁架子有点费事。

    小伙子们,尤其是煤爪和狮心,都已筋疲力尽。得让他们休息一下,因为其余的人,包括伦万德兄弟都不会锯。团伙的人分散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受冻。施丢特贝克站着,压凹了他进教堂后就摘下的毡帽。我不喜欢这种情绪。必定要出什么事了。小伙子们受不了夜间空荡荡的教堂建筑的气氖。摩尔凯纳不来,大家也有些紧张。伦万德兄弟看来害怕施丢特贝克,站在一旁耳语,直到施丢特贝克命令他们安静。

    我记得,当时我慢吞吞地叹着气从祈祷跪垫上站起来,径直向还留存着的童贞女走去。她的目光原来是对着约翰的,现在却对着满是石膏末的祭坛台阶。她的右手食指,原先指着耶稣,现在无所指或者说指向黑暗的左耳堂。我一级又一级地登上祭坛,随后回头望去,寻找施丢特贝克深陷的眼睛。他的眼睛失神,煤爪捅了他一下,他这才注意到我在招呼他。他呆视着我,六神无主,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他不懂我的意思,接着终于理解或部分理解了。他慢慢地、很慢很慢地走过来,却又一步跨上了祭坛,抱起我来,把我放到那白色的、有些倾斜的、可以看出拉锯人功夫蹩脚的童贞女左大腿的横截面上,它大致措出了童子耶稣屁股的印痕。

    施丢特贝克马上转过身去,一个箭步到了铺砖地上,正要沉溺于他的幻想,却又突然回头,眯起两只离得很近的眼睛,投来闪烁的审视的目光。当他看到我坐在耶稣的位置上,那样自然,那样值得礼拜,他显露出深受感动的表情,同坐在教堂长凳上的小伙子们一样。

    他没用多长的时间,就领会了我的计划,甚至还扩大了我的计划。他让纳赛斯和蓝胡子把拆卸时用的两个手电筒直接对准我和童贞女,因为灯光刺我的眼睛,他便下令调成打红光,又示意伦万德兄弟到他身边去,低声交待了几句。他们不愿干他所要求的事,煤爪不等施丢特贝克打手势就走过来,对这兄弟两人伸出节骨,准备撒灰。这兄弟两人让步了,在煤爪和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的监视下,去到圣器室。奥斯卡泰然地等着,把鼓放端正。当高个子密斯特身穿神甫长袍,伦万德兄弟穿上辅弥撒者服,有白有红地回来时,奥斯卡丝毫也不感到惊讶。煤爪穿着半身副神甫服,捧来了弥撒所需的一切。他把东西放在那片云上,悄悄退下。菲利克斯-伦万德手捧小香炉,他的弟弟保罗拿着铃铛。维恩克圣下的长袍穿在密斯特身上实在太肥大。但密斯特摹仿得不坏。开始时,他还带着文科中学生玩世不恭的劲头,接着他便被经文和圣事礼仪所吸引。他给我们大家,尤其是我,看到的不是幼稚可笑的拙劣摹仿,而是望了一次真正的弥撒,后来在法庭上,仍被称之为弥撒,尽管他们说这是黑弥撒。

    三个小伙子开始分段祈祷。整个团伙在长凳或铺砖地上下跪,画十字。密斯特开始唱弥撒,他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经文,还得到两位辅弥撒者的熟练配合。唱“登上主的祭坛”时,我便小心地击鼓。唱“求主怜悯”时,我用较强音伴奏。唱“荣耀归于在天之主”时,我也在鼓上称颂主,召唤会众祈祷,用一段较长的鼓独奏代替白日弥撒的诵《使徒书》。我敲的“哈利路亚”尤为成功。唱信经时,我发现小伙子们是如何地信仰我。到奉献仪式时,我的鼓声轻下来,让密斯特摆上面包,在酒中掺水,用香来熏圣杯和我,我看着密斯特如何行洗手礼。祈祷吧,兄弟姐妹们,在手电筒的红光下我敲着鼓,转入化体:这是我的肉身。我们会祈祷的,密斯特唱道,受神圣谕旨的告诫——座位上的小伙子们向我唱起两种不同文本的主祷文,密斯特懂得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领圣餐时统一起来。还在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我在鼓上敲起“明认信仰”的引子。童贞女用手指着奥斯卡,鼓手。奥斯卡上任接替基督。弥撒进展顺利。密斯特的声音增强和减弱。他祝福时声调多美:减罪,赦罪,宽恕。当他向教堂吐出结束语“走吧,现在遣散!”时,所有的小伙子确实在精神上已获得释放。因此,当世俗的拘捕临头时,所捕获的只能是一个坚定了信仰、加强了对奥斯卡和耶稣之名的信念的撒灰者团伙①——

    ①弥撒是天主教的一种圣体圣事礼仪,它以结束语“ite,missaest”(走吧,现在遣散)中的“missa”一词命名。此处喻这些年轻人是无罪的。

    在望弥撒时,我已经听到了汽车声响。施丢特贝克也曾回过头去。所以,当从大门、从圣器室、从右旁门响起人声时,唯独我们两个没有突然受惊。皮靴后跟在教堂铺砖地上橐橐响。施丢特贝克要把我从童贞女的大腿上抱下来。我示意不必。他明白了奥斯卡的意思,点点头,让团伙照旧跪着,跪着等待刑事警察。小伙子们便都跪着,虽然在颤抖,有个别人跪着移动,但大家都无言地等待着,直到刑事警察穿过左耳堂,穿过中堂,从圣器室里朝我们走来,把左侧祭坛团团围住。许多没有调成红色的刺眼的手电。施丢特贝克站起身来,画十字,显现在手电筒灯光之中,把他的毡帽交给一直还跪着的煤爪,穿着雨衣朝一个没拿手电筒的肿胀的黑影走去,朝维恩克圣下走去,从他的背后拖出一个单薄的、拚命挣扎着的黑影,拉到手电光下,是卢齐-伦万德。他揍巴斯克帽下那张板起的三角脸,直到一名警察把他一拳打倒在长凳中间。“哎呀,耶稣,”我在童贞女怀里听一名刑事警察喊道,“这当真是我们局长的儿子呀!”

    奥斯卡听后颇有几分得意,竟然会有个警察局长的儿子当他的能于的副手,接着就扮演起被半成年人诱拐的、咧嘴冷笑的三岁孩子的角色,毫不抗拒地接受了庇护:维恩克圣下把我抱在怀里。

    只有刑事警察在大喊大叫。小伙子们被带走。维恩克圣下不得不把我放到铺砖地上。他突然虚脱,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我站在我们那些工具旁边,在榫凿和锤子后面发现了那个食物篮,盛满了德力支兔在我们投入行动前备下的香肠面包。

    我抓起篮子,朝瘦瘦的、在薄大衣里打哆嗦的卢齐走去,把夹香肠的面包片递给她。她抱起我,右手抱着我,左手拿着香肠面包,立即把手指间的一块塞到牙齿间。我观察着她那张挨了揍的、灼痛的、嘴里塞满东西的脸:眼珠在两道黑缝后面滴溜转,皮肤像被锤子敲打过,一个咀嚼着的三角形,玩偶,黑厨娘,吞食着带皮的香肠,吞食时变得更加瘦削、更加饥饿、更加像三角形、更加像玩偶——这副相貌印在我的额头上和脑子里。谁会从我的额头上和脑子里取走这个三角形呢?它还会在我心里待多久呢?在那里咀嚼,咀嚼香肠、香肠皮和人,像三角形那样微笑(如果三角形也能微笑的话),像壁毯上训练独角兽的女士那样微笑,这会延续多久呢?

    施丢特贝克被两名警察带走时,向卢齐和奥斯卡转过他那张满是血污的脸。我却朝他的旁边看去,从今以后我再也认不得他了。我由吞食着香肠面包的卢齐抱着,夹在五六名刑事警察中间,跟在我先前的撒灰者团伙的后面,被带走了。

    留下些什么呢?留下的有维恩克圣下,我们的两个一直还打着红光的手电筒,以及扔下的辅弥撒者服和神甫长袍。圣杯和化为圣体的面包和酒留在祭坛台阶上。锯下的约翰和锯下的耶稣留在那位童贞女身边;而我们原先打算把她搬到普特卡默地窖去,让她体现一种同女士驯兽壁毯相抗衡的力量。

    可是,奥斯卡仍被带去受审了,我今天还称之为对耶稣的第二次审判。审判以我,自然也以耶稣的无罪释放而告终

    蚂蚁大道

    读者诸君,请想象一下吧!一座天蓝色瓷砖砌成的游泳池,一些被太阳晒黑、并对运动有敏感性的人们在池里游泳。从池边到沐浴室前,坐着同样晒黑、同样有敏感性的男男女女。或许还有扩音器里传来的、音量调小的音乐。健康但乏味无趣,绷紧游泳衣的轻度的干巴巴的情欲。瓷砖地很滑,然而没有人滑倒。为数不多的禁令牌,即使如此也纯属多余,因为游泳的人只上这里来待上两个小时,而所禁止的却都是游泳池外面才会发生的事情。不时有人从三米跳板上跳下来,但不能赢得游泳的人的注目,也不能引诱躺着的游泳客的眼睛离开有图画的报纸——突然间,一阵风!不,不是风。原来是个年轻人,慢慢地、目标明确地、一档接一档地爬上十米跳台的梯子。杂志连同来自欧洲和海外的报道被放下来了,眼睛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躺着的躯体变长了,一个年轻女人用手给眼睛遮光,某人忘了他正想的事,一句话没能说出来,一次调情刚开始,话说到一半便提前结束——现在他站在跳台上,体格好,精力足,上下弹跳,靠在微弯的钢管扶手上,臀部漂亮地一扭离开了扶手,走上高悬的、每走一步都会弹上弹下的跳板,向下望去,注视着天蓝色的、小得令人惊慌的游泳池。池子里,红、黄、绿、白,红、黄、绿、白,红、黄……游泳女人的游泳帽像多变的万花筒。有熟人坐在下面。道丽丝-许勒和埃丽卡-许勒,尤塔-达尼埃尔和她的男朋友,这个男的根本配不上她。她们挥手,尤塔也挥手。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向下招手。她们叫喊。她们想干什么?试一试,她们喊道;跳呀,尤塔喊道。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只想看看上面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慢慢地一档一档抓着爬下来。她们又喊了,喊得大家都能听到。她们大声喊道:跳呀!跳呀!跳!

    待在离天这么近的跳台上,真是身处绝境,我这么讲,诸君必定会同意。撒灰者团伙成员和我,也身处类似的境地,但不是在游泳季节,却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我们爬到高处,挤满了跳台,下面,坐着法官、陪审法官、证人和法院办事人员,构成庄严的马掌形,在没有水的游泳池周围。

    施丢特贝克走到没有扶手但有弹性的跳板上。

    “跳!”法官合唱队喊道。

    施丢特贝克没有跳。

    这时,下面证人席上站起一个身材瘦长的少女,身穿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和一条百褶裙。一张白色的、不再模糊不清的脸——直到今天我还断言,它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仰起来,像一块闪烁的终点标志牌。卢齐-伦万德没有喊,而是低声说:“跳,施丢特贝克,跳!”

    这时,施丢特贝克跳了。卢齐又坐到证人席的木凳上,把编结的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的袖子拉拉长,遮住她的拳头。

    摩尔凯纳一瘸一拐地上了跳板。法官要他跳。摩尔凯纳不想跳,窘迫地对着他的指甲微笑,一直等到卢齐楼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露出拳头,向他仰起细眼睛黑框三角形。这时,他目标明确地朝三角形跳去,可是没有达到目标。

    煤爪和赤膊天使上跳台时就不友好,在跳板上打起架来。赤膊天使被撒了灰,甚至在往下跳的时候,煤爪还抓住赤膊天使不松手。德力支兔,长着有丝一样光泽的长睫毛,在跳之前闭上了他的无穷悲哀的狍子眼。

    空军辅助人员在跳之前必须脱掉制服。

    伦万德兄弟也不准以辅弥撒者的身份跳下天国去。他们的妹妹卢齐,身穿露线头的战时羊毛茄克衫,坐在证人席上,提倡跳跃运动,她也决不容忍他们那样做。

    同历史记载相反,贝利萨尔和纳赛斯先跳,托蒂拉和泰耶在后。

    蓝胡子跳了,狮心跳了,撒灰者团伙的基本群众——鼻子、布须曼人、油港、吹笛人、芥末瓶、弯刀和箍桶匠都跳了。

    施图赫尔,高中生,斜眼儿,斜得叫人吃不消,只能算作撒灰者团伙的半个成员,那天碰巧赶上。他也跳了。跳板上只剩下耶稣一个,法官合唱团把他当成奥斯卡-马策拉特,喝令他跳,耶稣不理睬。肩胛骨间拖着细细的莫扎特发辫、面孔铁板的卢齐又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搂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闭拢的嘴一动不动地低语道:“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这时,我明白了十米跳台的诱惑力。这时,灰色小猫在我的膝窝里打滚,刺猬在我脚底下配对,燕子在我的腋窝里展翅。这时,不只是欧罗巴,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吕宋岛上跳火炬舞①。他们军装上的细眼和圆眼钮扣丢了。在斯德哥尔摩倒有个裁缝,这时正在给一件大方的条纹晚礼服钉扣子。蒙巴顿正用各种口径的炮弹喂缅甸大象②。这时,利马一个寡妇正在教鹦鹉学舌,说“卡拉姆巴”这个词儿。这时,太平洋中部有两艘巨大的、像哥特式教堂一样装饰着的航空母舰迎面驶去,让飞机起飞,互相击沉。飞机不能降落,走投无路,便像天使似的纯譬喻性地悬挂在空中,嗡嗡叫,消耗着它们的燃料。这一点也不打扰哈帕兰达的某位刚下班的电车售票员。他把鸡蛋打到平底锅里,两只给自己,两只给他的未婚妻。他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微笑着等待她的到来。不难预料,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军队将再次出动;在伊朗下雨的时候,他们将突破魏克塞尔防线,过迟地占领华沙,过早地占领柯尼斯贝格③,但他们不会妨碍巴拿马的一个有五个孩子和一个丈夫的女人在煤气灶上煮糊牛奶。显而易见,时事的线索,前端未知分晓,缠成各种套结,演成历史,后端已被编织成历史学了。我也注意到,游手好闲、皱眉头、垂下脑袋、握手、生孩子、铸造伪币、关灯、刷牙、枪毙以及换尿布这些活动到处都有,尽管灵巧与熟练的程度不一。这许多有目的的行动使我昏了头,因此,我把注意力又转回到为向我表示敬意在跳台脚下举行的审判上去。“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早熟的证人卢齐-伦万德在低语。她坐在撒旦的怀里,更显出她还是个处女。撒旦给她一个香肠面包,让她高兴。她咬了一口,仍然保护贞洁。“跳吧,甜蜜的耶稣!”她咀嚼着,向我显示她的未破损的三角形——

    ①指美军于1945年五月开始收复被日军所占的吕宋岛。

    ②指自1944年起由蒙巴顿将军发起的缅甸攻势。

    ③苏军于1945年1月17日攻克华沙,1月28日包围柯尼斯贝格,4月10日守城德军投降。

    我不跳,决不会从跳台上往下跳。这不是最后一次对奥斯卡的审判。曾经有过多次,甚至最近还有人想引诱我去跳。像在审判撒灰者时那样,在戴戒指的手指案审理过程中——我称之为第三次对耶稣的审判也许更好——没有水的天蓝色瓷砖游泳池边上也有足够的观众。他们坐在证人席上,想通过对我的审判以及在审判我之后继续活下去。

    但我转回身去,掐死腋窝里的燕子,压死鞋底下举行婚礼的刺猬,饿死膝窝里的小灰猫——我鄙弃了往下跳的欣快感,直挺挺地走上平台,摇摇晃晃地踩住扶梯,往下爬。我让扶梯的每一档向我证明,不仅可以登上跳台,也可以不跳而重新离开跳台。

    下面,等着我的有玛丽亚和马策拉特。维恩克圣下不请自来给我祝福。格蕾欣-舍夫勒给我带来一件冬大衣,外加蛋糕。小库尔特长大了,既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也不认识我这个同父异母兄长。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搀着她的哥哥文岑特。文岑特阅历甚深,但说话颠三倒四。

    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一名文官走到马策拉特面前,递给他一份信件并说:“您真应该再考虑一下,马策拉特先生。这个孩子必须离开街道。您瞧瞧,这样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被什么样的家伙滥用了!”

    玛丽亚哭了,给我挂上鼓,这是维恩克圣下在审判期间替我保存的。我们走到火车站旁的电车站。最后一段路由马策拉特抱着我。我从他肩上往后看去,在人群中寻找一张三角形脸,想知道,她是否也得上跳台,她是否跟在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后面往下跳,她是否也像我一样知道了扶梯有第二种用途:让人爬下来。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戒掉这个习惯,即在街上和广场上四处张望,寻找一个瘦瘦的、既不漂亮也不难看然而不停地蓄意谋杀男人的“油煎鱼”①。甚至躺在疗养护理院的床上,当布鲁诺通报有陌生人来访时,我也会吓一跳的。我所害怕的是:卢齐-伦万德来了,这个吓唬孩子的坏蛋和黑厨娘,她最后一次来喝令你往下跳——

    ①“油煎鱼”,指接近成年(十四至十七岁)的少女,黄毛丫头。

    马策拉特考虑了十天之久,他该不该在信件上签字并寄回给卫生部。到了第十一天,他签了字寄出了,但这时这座城市正遭炮兵轰击,邮局是否有可能发信已成问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坦克先头部队进抵埃尔平①。魏斯指挥的德国第二军进入但泽周围高地上的阵地。地窖生活开始了——

    ①时间为1945年2月10日。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窖是在店堂下面。从过道里厕所对面的地窖口下去,走十八级台阶就到了。它的前面是卡特和海兰德的地窖,后面是施拉格的地窖。老海兰德还在。可是,卡特太太、钟表匠劳布沙德、艾克夫妇和施拉格夫妇带着若干行李走了。后来听说,他们这几个,还有格蕾欣-舍夫勒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在最后一分钟登上一艘以前属于“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轮船走了,朝什切青或吕贝克方向或者朝一枚水雷驶去,被炸飞到了空中。总而言之,一半以上的住房和地窖已空无一人。

    我家地客的优点是有第二个入口,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在店堂柜台后面的吊门下面。这样也就没人能看见,马策拉特把什么东西搬进了地窖,又把什么东西从地窖里取出来。马策拉特在战争年头堆积在那里的贮存物资,谁看了都会妒忌我们的。干燥、暖和的地窖里放满了生活必需品:各种豆类、面食、糖、人造蜂蜜、面粉和人造黄油。几箱松脆面包片摞在几箱食用椰子油上。什锦蔬菜罐头同米拉别里李子罐头、嫩豌豆罐头和李子罐头一起码在几个木架上,这是实干家马策拉特自己做的,固定在墙头的栓销上。大约在战争中期,根据格雷夫的倡议,在地窖天花板和水泥地之间加了几根横梁,使这个生活必需品仓库也成了符合规定的安全的防空室。马策拉特曾多次想卸下这些横梁,因为但泽除了骚扰性袭击外还没有遭受过较大的轰炸。任防空员的格雷夫死了,不能再劝告他。这时,玛丽亚求他保留这几根支撑的横梁。为了小库尔特,她需要安全,有时也说是为了我。

    一月底头几次空袭时,老海兰德和马策拉特合力把特鲁钦斯基大娘连椅子一起抬进我家地窖去。后来,他们就不管她了,也许是她自己有所表示,也可能是抬上抬下太费劲,便把她留在卧室的窗户前。一次对内城的大轰炸过后,玛丽亚和马策拉特发现这位老太大下巴吊着,翻了白眼,好像一只黏黏糊糊的小苍蝇飞进了她的眼睛里。

    于是,卧室的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了。老海兰德从他的仓库里取来了工具和几块箱子板,抽着马策拉特给他的德比牌香烟,动手量尺寸。奥斯卡帮他干活。其余的人都躲进了地窖,因为高地的炮轰又开始了。

    老海兰德想快点干完,钉一个简陋的、两头一般大的箱子了事。奥斯卡主张做成传统的棺材形状,寸步不让。我替他扶住木板,让他按我规定的尺寸去锯,结果,他还是下决心做成了一头小的形状,这也是任何一个人的尸体所要求的。

    末了,棺材看上去挺精致。格雷夫大太替特鲁钦斯基大娘擦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刚洗过的睡衣,替她剪指甲,梳好发髻,用三根毛线针固定住。总之,她费了不少心,使特鲁钦斯基大娘死后还像一只灰耗子,而她活着时,喜欢喝麦芽咖啡,吃土豆煎饼。

    这只坐在椅子上的耗子在大轰炸时抽了风,这时躺在棺材里,双膝是隆起的。海兰德趁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离开房间时,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敲断了她的腿,这才钉上了棺材盖。

    可惜我家只有黄漆而没有黑漆。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就躺在没上漆但一头小的木板箱里被抬出寓所,下了楼梯。我背着鼓跟在后面,注意读棺材盖上面的字: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上下三行,间距相等。这事后补充证明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口味是什么。她活着的时候宁愿吃从纯植物油脂提炼成的维特洛人造黄油,也不愿吃最好的真黄油,因为人造黄油使人健康,有生气,有营养,吃了后精神愉快。

    棺材放在格雷夫蔬菜店的平板车上。老海兰德拉车穿过路易森街,马利亚街,过了安东-默勒路——那儿两幢房子在着火——朝妇科医院方向走去。小库尔特由寡妇格雷夫太太照料,留在我家地窖里。玛丽亚和马策拉特推车子,奥斯卡坐在车上,他更愿意坐到棺材上去,但是不准坐。街道堵满了从东普鲁士和韦尔德尔来的难民。体育馆前的铁路下跨道简直难以通行。马策拉特建议在康拉德学校花园里挖个坑。玛丽亚反对。老海兰德跟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年纪,也挥手拒绝。我也反对埋在校园里。不管怎样,我们也得放弃去市立公墓的打算,因为从体育馆到兴登堡大街只准军用车辆通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法把这只耗子埋葬在她的儿子赫伯特旁边了。我们替她在市立公墓对面、五月草场后面的斯特芬花园里挑选了一块地方。土地封冻。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轮流抡尖头十字镐,玛丽亚在石凳旁挖常春藤,奥斯卡趁机溜走,很快来到兴登堡大街的树干之间。交通混乱至极!从高地撤下的和从韦尔德尔撤下的坦克对开过来。在树上——如果我记忆无误,那就是菩提树——吊着人民冲锋队①队员和士兵。他们制服钮扣上的厚纸牌还能读出一些字来,写着的是:这些树或菩提树上吊死的是叛徒。我观察了许多吊死鬼龇牙咧嘴的脸,一般地作了比较,又专门跟吊死的蔬菜商格雷夫作了比较。我也观察了吊着的几束身穿过于肥大的制服的年轻人,好几个我都以为是施丢特贝克——吊死的小伙子相貌几乎都一样——我暗自说道,现在他们把施丢特贝克吊死了。他们是否也把卢齐-伦万德吊死了呢?——

    ①这是纳粹德国在覆亡前夕动员超过或不满服兵役年龄的男子组成的民兵。其中一些因胆怯或开小差而被吊死。

    这个念头犹如给奥斯卡插上了翅膀。他在树中间穿来穿去寻找一个吊死了的单薄的姑娘,甚至敢于在坦克中间穿过去到达林阴道的另外一侧,但在那儿找到的也只是士兵、年岁大的人民冲锋队队员和同施丢特贝克相像的小伙子。我失望地沿着林阴道走到一半被毁的四季咖啡馆,勉勉强强地回去。当我站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坟墓旁,同玛丽亚一道朝坟丘上撒常春藤和簇叶时,卢齐正在被吊死的映像始终盘旋在我心中,连细节都一清二楚。

    我们不再把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送回蔬菜店。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把它拆开,将构件全都放在柜台前。殖民地商品商递给那老头三盒德比牌香烟,一边对他说:“也许我们还用得着这车子。这里比较保险些。”

    老海兰德什么话也不说,但从几乎是空荡荡的架子上抓起好几包针和两纸袋糖。随后,他趿拉着那双在来回路上和埋葬时一直都穿着的毡拖鞋出了店堂,让马策拉特把架子上寥寥无几的剩余商品搬进地窖里去。

    现在,我们几乎不再出洞去了。听说,俄国人已经到了齐甘肯山、皮茨根村,临近席德利茨了。他们无论如何也得占领高地,才能朝城里直线炮击。右城、旧城、胡椒城、前城、新新城、新城以及下城,是在七百年以上的时间内建造起来的,却在三天内烧毁了。但这并非但泽城的第一次大火。波莫瑞人、勃兰登堡人、条顿骑士团、波兰人、瑞典人(前后两次)、法兰西人、普鲁士人以及俄罗斯人,还有萨克森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历史,每隔几十年就觉得这座城市值得烧它一回。现在呢,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一起,第一百次烧哥特式砖砌艺术的砖头,但并没有由此得到烤面包片。黑克尔巷、长巷、宽巷、大和小羊毛织工巷在燃烧,托比亚斯巷、狗巷、旧城沟、前城沟在燃烧,壁垒和长桥在燃烧。克兰门是木结构,火焰格外美。在小裤子裁缝巷,烈火给许许多多条光焰刺目的裤子量尺寸。圣马利亚教堂从里面烧到外面,从尖拱窗里喷出节日灯火。圣卡塔琳娜、圣约翰、圣布里吉特、圣巴尔巴拉、伊丽莎白、彼得和保罗、特里尼提和基督圣体各教堂未搬走而剩下的钟在钟楼框架里熔化,铁水滴落,既无歌声,也无乐声。在大磨坊里,研磨着红色的小麦。在屠夫巷里,散发着星期日烤肉的烧焦的气味。在市剧院,初演《纵火者之梦》,一出双重含义的独幕剧。在右城的市政厅里,决定在大火以后增加消防队员的薪水并追溯既往,圣灵巷以圣灵的名义在燃烧。圣方济各修道院以喜爱并歌颂火的圣方济各的名义在欢乐地燃烧。妇女巷为父与子毁于一旦。木材市场、煤市、稻草市场烧成灰烬,此乃不言而喻。在面包师巷,小面包不再从炉里出来。在奶罐巷,牛奶煮得溢了出来。唯独西普鲁士火灾保险公司的楼房鉴于纯象征的原因,未被焚毁。

    奥斯卡对火烧向来不太感兴趣。若不是我把自己那点为数不多的但易燃的家当轻率地放在晾衣间里的话,那么,当马策拉特爬上楼梯,到晾衣间去观看燃烧中的但泽时,我也会待在地窖里的。必须救出我最后几个前线剧团备用鼓、我的歌德以及拉斯普庭。我还得保护那柄夹在书里的极薄的绘图小扇子,也就是我的罗丝维塔,即拉古娜在世时善于优雅地轻摇的那柄扇子。玛丽亚留在地窖里。小库尔特却非要跟我和马策拉特上屋顶看大火不可。我一方面对我的儿子不加控制的热情感到生气,另一方面却暗自说道:这是他的外曾祖父,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遗传给他的。玛丽亚把小库尔特留在下面,允许我跟马策拉特一起上楼。我拿到了我的那些家当,由晾衣间的窗户往外瞧了一眼,对这座古老的城市竟能振作起来而进发出这种火焰四射的活力深感惊讶。

    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才离开了晾衣间。后来,马策拉特还要上去,但遭到玛丽亚的禁止。他服从了。他向也待在地窖里的寡妇格雷夫一五一十地叙说这场大火时,他哭了。他再次回到寓所去,打开收音机,但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连燃烧着的电台大楼火焰的咝咝声都听不到,更不用说会有什么特别新闻了。

    马策拉特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那样犹豫着,站在地答中央,拽着裤子吊带,第一次表示怀疑最终胜利,并且听从寡妇格雷夫的劝告,摘下了上装翻领上的党徽,但不知藏到哪里去好,因为地窖是水泥地,格雷夫太太也不愿把徽章从他手里接过来。玛丽亚认为,他可以把它埋在过冬土豆里,但马策拉特觉得这还不够保险。而上楼去呢,他又不敢,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来了①。如果他们不是已经到了,那也在半路上。方才他在晾衣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布伦陶和奥利瓦附近战斗了。他几次三番表示后悔莫及,怎么没把这块水果糖留在楼上防空沙里呢,如果他们在这里见到他,见到他手里还捏着这块水果糖的话……他把它扔到水泥地上,正想要去踩它,发一阵狂,小库尔特和我,我们两个同时扑过去。我先抓到了它。小库尔特挥拳打来时,我仍旧捏着它。小库尔特想要什么东西时,总要动手打人,但是我没有把党徽交给我的儿子,我不想让他遇上危险,同俄国人可开不得玩笑。这一点,奥斯卡当年读拉斯普庭课本时就已经知道了。在小库尔特揍我,玛丽亚正要把我们两个拉开的时候,我却在考虑,如果奥斯卡在他儿子拳打脚踢之下让了步,谁会在小库尔特手里发现马策拉特的党徽呢?是白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是哥萨克人还是格鲁吉亚人,是卡尔梅克人还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是鲁提尼人还是乌克兰人或者是吉尔吉斯人呢?——

    ①指苏军进入朗富尔,时间是1945年3月28日。

    玛丽亚靠寡妇格雷夫的帮忙才分开了我们两个。我旗开得胜左手握拳捏着这块水果糖。马策拉特高兴了,他的徽章没了。玛丽亚在对付号啕大哭的小库尔特。打开的徽章别针扎我的手心。一如既往,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马策拉特的党关我什么事?我正要在背后把马策拉特的水果糖重新粘到他的上装上去时,他们也正好到了我们头顶上的店堂里。从女人们的尖叫声判断,他们也很可能进了左邻右舍的地窖。

    他们拉开吊门时,徽章的针还在刺我。我别无办法,只得蹲在玛丽亚打战的双膝前,观察水泥地上的蚂蚁,蚂蚁的军用大道从过冬土豆堆斜穿过地窖通往一个盛满白糖的口袋。六个兵挤在地窖的楼梯上,端着机关枪,睁大了眼睛。完全正常的、血统轻度混杂的俄国人,我这样估计着。在各种各样的叫喊声中,使人感到安慰的是蚂蚁并没有因为俄国兵的露面而受丝毫的影响。蚂蚁只打算夺取土豆和糖,那些手执机关枪的人则另有所图。成年人举起双手,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这可以从每周新闻片里看到;在波兰邮局保卫战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举手投降的情形。可是,小库尔特为什么要学成年人的样呢?我不明白。他应该以我——他的父亲为榜样,不然的话也应该以蚂蚁为榜样才对。四个四方形制服中的三个对寡妇格雷夫产生了兴趣,这僵硬的一伙人中顿时出现了一些活动。守寡已久、刚过了四旬斋期的格雷夫太太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客人光顾。她起先还惊呼一通,但接着很快便陷入了那种她几乎遗忘了的境地。

    我早已在拉斯普庭的书上读到过,俄国人喜爱孩子。在我家的地窖里我亲身体验到了。玛丽亚在无缘无故地发抖,她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那四个不跟格雷夫太太打交道的人让小库尔特坐在她的怀里,而不是自己取而代之。他们抚摩小库尔特,对他说“好好好”,还轻轻拍拍他以及玛丽亚的面颊。

    有人把我连鼓带人从水泥地上抱起来,打断了我对蚂蚁继续作对比观察并以蚂蚁的勤奋来衡量当前发生的事情。我的铁皮鼓仍挂在肚子前。这个矮小结实、毛孔粗大的男人用粗手指在鼓上敲了几小节,可以合着这节拍跳舞,就一个成年人而言绝不能说是笨拙。奥斯卡真想酬谢一番,真想在铁皮上来几首艺术小品,可惜办不到,马策拉特的党徽还在刺他左手的手心。

    我家地窖里的气氛已经变得和平而亲密。格雷夫太太躺着,越来越平静,那三个男人等一个满足之后便换上另一个。奥斯卡被那个相当有才能的鼓手交给了一个浑身出汗、眼睛眯成细缝的——我们假定他是——卡尔梅克人。他左手已经抱住我,右手还在系裤子钮扣,眼看方才抱我的那一位,也就是方才相当有天赋地敲我的鼓的那一个解裤子钮扣,他也毫不介意。马策拉特却不能换姿势。他还一直站在放着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的架子前面,高举双手,展现出全部手纹,只不过没人想去细看他的手纹罢了。相反,女人的理解力证明是惊人的:玛丽亚学会了几句俄语,双膝不再打战,甚至哈哈笑了。如果她的口琴就在身边,她准会奏起这吹弹式口琴来的。

    奥斯卡却不能很快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他正在寻找可以替代蚂蚁的东西,这时转而观察起出现在我的卡尔梅克人衣领边缘的许多扁平的、灰棕色的小虫子来了。我多么想逮住这么一只虱子来研究一下呀!在我的教科书里也谈到了虱子,歌德谈得少,拉斯普庭可是经常谈到的。我靠一只手是很难逮到虱子的,便设法摆脱那枚党徽。现在让奥斯卡来说明一下他的全部动作:由于这个卡尔梅克人胸前已经挂着许多枚奖章,所以我就把一直握着的手连同那块刺我手心、妨碍我抓虱子的水果糖伸向站在我旁边的马策拉特。今天,有人会说,我当时不该这么做;也有人会说,马策拉特不该去接。

    他接过去了。那块水果糖我总算脱手了。马策拉特感觉出手指间捏着的是他的党的徽章时,他害怕了。我现在两手空空,不想当什么证人,不再去管马策拉特如何处理他的水果糖。奥斯卡思想太分散,抓不到虱子,便想再度集中心思去观察蚂蚁,却看到马策拉特的手做了一个迅速的动作。今天,奥斯卡想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只好这么说:镇静地把这个彩色的圆东西捏在手里,反倒是更明智的办法。

    但是,马策拉特想摆脱它,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橱窗的装饰师,他的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可此刻,除了他的口腔之外,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藏匿处来了。

    这样一个短促的手的动作是何等重要啊!从手里进入嘴里,这就足以把一左一右和平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两个伊凡吓一跳,把他们从防空床上赶跑。他们用机关枪对准马策拉特的肚皮。这时,人人都可以看到,马策拉特正使劲把什么东西吞下去。

    在这之前,他至少也该用三只手指把党徽的别针别上才对。现在,他被这块难咽的水果糖哽住了,脸涨红了,两眼圆睁,咳嗽,又是哭又是笑,由于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情感活动,他也不能再高举双手了。这一点伊凡们可不能容忍。他们吼着,要看看他的手心。但是马策拉特只顾他的呼吸器官,甚至连咳嗽都不像个样子了。他开始手舞足蹈,把几个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从架子上扫下来,这可对我的那个卡尔梅克人产生了作用。他一直镇静地眯缝着眼睛在旁观,此刻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到一边,伸手到背后去,把什么东西调整到水平位置,从齐腰处射击,打光了一梭子弹。他在马策拉特被哽死之前开了枪。

    一个人在命运露面的时候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我的假想的父亲吞下他的党徽而死去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或者无意地掐死了手指间的一只虱子,那是我刚才从卡尔梅克人身上逮到的。马策拉特倒下,横卧在蚂蚁大道上。伊凡们离开地窖,上楼梯到了店堂,随手拿走了几小盒人造蜂蜜。我的卡尔梅克人最末一个走,他没有拿人造蜂蜜,因为他得给机关枪换上一梭子弹。寡妇格雷夫一团糟地躺在人造黄油箱中间。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仿佛要把他压死。我曾经在歌德的书上读到过的一种句子结构出现在我的头脑里。蚂蚁发现环境变化了,它们不怕绕路,便又建筑了一条军用大道,绕过蜷缩着的马策拉特,因为从裂缝的口袋里漏出的白糖并没有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军队占领了但泽市而失去甜味

    我该不该呢

    最先到来的是鲁基人,之后来的是哥特人和格皮德人,接着是卡舒贝人,奥斯卡乃是他们的直系后裔。紧接着,波兰人派来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他带着十字架来了,被卡舒口人或普鲁策人用斧子砍死。此事发生在一个渔村,村名吉丹尼茨克。吉丹尼茨克演化为丹切克,丹切克又演化成丹切希①,后来成文时减少了一个字母“t”,今天称但泽-格但斯克——

    ①原文为Dantzig,后写作Danzig,今通译但泽,但是个错误的音译。以下叙述但泽的历史。

    可是,在采用这个写法之前,波莫瑞人的公爵们继卡舒贝人之后来到吉丹尼茨克。他们的姓氏是:苏比斯劳斯、沙姆博尔、梅斯特温以及斯万托波尔卡等。这个村庄变成了小城镇。随后来了野蛮的普鲁策人,把这个城市破坏了一点。后来从远处来了勃兰登堡人,同样破坏了一点。波兰的包列斯拉夫也破坏了一点,骑士团同样用骑士的剑使尚未修复的损坏处又变得明显了。

    数百年之久,波莫瑞人的公爵们,骑士团的首领们,波兰的国王们和另立的国王们,勃兰登堡的伯爵们以及弗沃克拉韦克的主教们轮班交换,玩弄着破坏与重建的游戏。建筑师和拆卸工程经营者有:奥托-博古萨和瓦尔德马尔-博古萨,海因里希-封-普洛茨克以及迪特里希-封-阿尔股贝格。后者建造的骑士城堡的所在地,也就是二十世纪有一些人守卫过的里维利乌斯广场那儿波兰邮局的所在地。

    胡斯派教徒来了,这儿那儿放了一把火,又撤走了。接着,教团教士被赶出城,城堡被拆除,因为城内不必有城堡。波兰人接管了,情形并不坏。做成此事的国王名叫卡齐米尔茨,被称为“伟大者”,是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之子。接着来的是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之后是黑德维希。她嫁给立陶宛的耶吉埃洛,开始了耶吉埃洛时代。继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之后的是弗拉迪斯拉夫三世,随后又来了一个卡齐米尔茨。他虽说没有胃口却仍同骑士团打仗,前后十三年,挥霍了但泽商人的大笔金钱。约翰-阿尔布雷希特相反去同土耳其人周旋。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是“长者”西吉斯蒙德,亦称齐格蒙特-斯塔里。在历史书上,关于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一章后面是关于那个斯特凡-巴托里的一章,波兰人爱用他的姓名来给他们的远洋轮命名。可以从书上读到,他围困、炮轰这座城市有较长时间,但未能攻占它。之后来了瑞典人,他们也如此对待它。围困这座城市成了他们的一种乐趣,他们多次卷土重来。那时候,荷兰人、丹麦人、英格兰人都喜爱但泽湾,这些国家的许多船长驾船游戈在但泽停泊场,并因此而成了海上英雄。

    奥利瓦和约——这听起来多漂亮,多有和平味儿!在那里,列强第一次发现波兰人的土地是非常适合于瓜分的。瑞典人,瑞典人,又是瑞典人——瑞典人的堑壕,瑞典人的饮料,瑞典人的跳跃。随后来了俄国人和萨克森人,因为可怜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藏身在这座城市里。由于这一个国王,有一千八百幢房屋被毁。莱什琴斯基逃到法国,因为他的女婿路易在那里。为此,但泽市民不得不支付整整一百万。

    然后,波兰三次被瓜分。普鲁士人不请自来,在所有的城门上抹掉了波兰的国王之鹰,画上了他们的鸟。教师约翰内斯-法尔克刚创作了圣诞曲《啊,你快活的……》,法国人就来了。一个名叫拉普的拿破仑的将军,很不像样地包围了这座城市,但泽人不得不孝敬他两千万法郎。法国人时期是个可怕的时期,怀疑这一点并无必要。但这一时期只延续了七年。这时来了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炮轰仓库岛,把它变成一片火海。拿破仑想出来的自由国家就此结束。普鲁士人又找到机会,在所有的城门上用油漆漆上他们的鸟,把事情办得很麻利,还首次按普鲁士方式在城里布下第四步兵团、第一炮兵旅、第一工兵营以及第一轻骑兵团。曾经一度驻扎在但泽的有第三十步兵团、第十八步兵团、第三近卫步兵团、第四十四步兵团以及第三十三轻步兵团。那个著名的第一二八步兵团到一九二○年才撤走。为避免遗漏,还需报道如次:在普鲁士时期,第一炮兵旅扩大为东普鲁士第一炮兵团,下设第一要塞炮兵营和第二步炮营。此外还增添了波莫瑞第二步炮团,后又调换成西普鲁士第十六步炮团。第八重骑兵团在但泽城墙内驻扎的时间不长。在城墙外面,在朗富尔区,则一直驻扎着西普鲁士第十七训练营。

    在布克哈特①、劳施宁和格赖泽尔时期,在这个自由国家里只有穿绿制服的保安警察。到了一九三九年,在福斯特尔治下,情况大大变样。所有的砖砌兵营又住满了笑声朗朗的穿制服的男子,他们耍弄着各式武器。现在,可以一一列举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在但泽及其周围地区驻扎过的、或在但泽上船运往北极海前线的全部部队单位的名称了。可是,奥斯卡没有这样做,而是简洁地说,在这之后,如我们所知,来了个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一见到这座完好的城市,就回想起他的各国的前辈,便一举把它轰得个烈火熊熊,好让继他而来的人们在重建中宣泄情感——

    ①布克哈特是瑞士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37至1939年为国联派驻但泽的高级专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回继俄国人之后来的不是普鲁士人、萨克森人、瑞典人或法国人,这一回来的是波兰人。

    波兰人带着行李铺盖从维尔纳、比亚韦斯托克和伦贝格①来寻找住房。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自称法因戈德的先生。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却总是装成一家许多口人都站在他周围而他也正在吩咐他们做这做那似的。法因戈德先生立即接管了殖民地商品店,领他的妻子卢芭去看十进天平、煤油罐、黄铜香肠杆和空钱柜,见了地窖里的存货后心花怒放,只不过他的妻子既没露面也不会答理他。他一到就雇用玛丽亚当售货员,话不绝口地把她介绍给他那位想象中的太太卢芭。这时,玛丽亚领法因戈德先生去见我们的马策拉特,他在地窖里的一块帐篷布上已经躺了三天,由于许多俄国人在各处街上试用自行车、缝纫机和女人,我们无法埋葬他——

    ①这三座城市划归苏联,后来比亚韦斯托克又划归波兰。

    法国戈德先生一见到我们扔下不管的尸体,就伸出双手在头顶上猛击一掌,这同多年前奥斯卡见到过的玩具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所做的动作一样富于表现力。他在地窖里不仅呼唤他的妻子卢芭,还呼唤他的全家,他肯定看见他们都来了,因为他正叫着他们的名字:卢芭、列夫、雅库布、贝雷克、莱昂、门德尔以及宗尼亚,告诉被他叫到名字的那些人,躺在这里、死在这里的是谁。他紧接着又告诉我们,他方才呼唤的那些人,也都这样躺着,在进特雷布林卡①的焚尸炉之前都这样躺着,还有他的弟媳和他的弟媳的妹夫以及后者的五个孩子,所有这些人都这样躺着。只有他,法因戈德先生没有躺着,因为他得对他们进行氯处理——

    ①特雷布林卡,德国纳粹分子设在波兰的一个灭绝营,从1942年建营到1943年10月关闭,用煤气杀害了七十万至九十万名犹太人。

    他帮我们抬着马策拉特上了楼梯,进了店堂。这时,他的一家人又围在他身边了。他请他的太太卢芭帮玛丽亚擦洗尸体。卢芭没来帮忙,这一点法因戈德先生没有注意,因为他正忙于把地窖里的存货搬进店堂里去。曾经给特鲁钦斯基大娘擦洗的格雷夫太太这一回也不来帮我们了,因为她的寓所里满是俄国人,人家还听到她在唱歌哩!

    老海兰德在占领的头几天就干起鞋匠师傅的活来了。他正在给俄国人在挺进途中跑穿了的靴子换鞋底,起先不愿再干钉棺材的活计。法国戈德先生跟他谈生意,用我家店里的德比牌香烟换老海兰德仓库里的一台电动机。于是,老海兰德撂下靴子,拿起别的工具以及最后的几块箱子板。

    我们当时住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那套住房里,东西已经被原来的邻居和外来的波兰人搬走了。后来我们才被赶出来,法因戈德先生便把地窖留给我们住。老海兰德把厨房同起居室之间的门从铰链处拆卸下来,因为起居室通卧室的门已经卸下做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棺材。老海兰德在下面院子里抽着德比牌香烟,做成了一口箱子。我们待在楼下,我把人家留在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顶在破碎的窗户前,看到那老头马马虎虎地钉着箱子,并且不按规矩做成一头小的形状,我非常生气。

    奥斯卡再也看不到马策拉特了,因为人家把这口箱子抬到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上去时,维特洛牌人造黄油箱的盖子已经钉在箱子上面了,虽说马策拉特生前不仅不吃人造黄油,而且讨厌把它用于烹调。

    玛丽亚请法因戈德先生陪我们去,因为她害怕大街上的俄国兵。法因戈德盘腿坐在柜台上,用勺舀着纸杯里的人造蜂蜜,起先表示有顾虑,害怕他的太太卢芭猜疑,但后来大概又得到了他太太的允许,便从柜台上滑下来,把人造蜂蜜给了我。我把它给了小库尔特,小库尔特吃了个精光。这时,法因戈德先生也让玛丽亚帮他穿上了一件灰兔皮的黑大衣。他戴上一顶大礼帽,是从前马策拉特去参加婚礼或葬礼时戴的,对他来说实在太小,随后锁上店门,关照他的老婆谁来也不许开门。

    老海兰德不肯把平板车拉到市立公墓去。他说他还要给靴子换底,没有时间。他只肯去近一点的地方。到了马克斯-哈尔贝广场,那里的废墟还在冒烟,他就向左拐进布勒森路,我预感到这是在朝萨斯佩方向走。俄国人坐在房屋前单薄的二月天的阳光下,对手表和怀表进行分类,用沙擦银匙,用胸罩作护耳,骑自行车做花样表演,用油画、落地钟、浴缸、收音机和衣帽架布成一条障碍地带,在这中间绕来绕去,让车子走出“8”字形、蜗牛形和螺旋形来,果断地躲开别人从窗户里扔出来的儿童车、吊灯之类东西,他们的灵巧博得了喝彩声。我们走过时,这游戏停了几秒钟。几个军装外面套女装的士兵帮忙推车,也想对玛丽亚做出非礼的举动,但受到了会俄语又有证件的法因戈德先生的斥责。一个头戴女士帽的士兵送我们一只鸟笼,笼内横杆上站着一只活的虎皮鹦鹉。在平板车边上跑跑跳跳的小库尔特马上伸手,想去拔那彩色羽毛。玛丽亚不敢不收这礼物,她把鸟笼举起,不让小库尔特够着,递给了坐在平板车上的我。奥斯卡嫌虎皮鹦鹉太花哨,便连笼带鸟一起放到了马策拉特那加大了的人造黄油箱上。我坐在车子的后缘,荡着两条腿,瞧着法因戈德的脸。这张脸上道道皱纹,像在冥思苦想,末了变得愁眉不展,仿佛这位先生在复核一道除不尽的复杂算题①——

    ①意为:重新盘算一项实现不了的复杂计划。

    我在铁皮上敲了几段,节奏轻松愉快,想驱散法因戈德脑子里阴郁的想法。但他保存着满脸皱纹,目光投向我不知道的地方,也许投向遥远的加利曾。他唯独看不见我的鼓。奥斯卡于是不再敲,让人只听到平板车的车轮声和玛丽亚的哭泣声。

    多么柔和的冬天呀,我想着。这时,朗富尔区的最后几幢房屋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背后。我看了几眼虎皮鹦鹉,它面对飞机场上空下午的太阳,正竖起了羽毛。

    飞机场警卫森严,通往布勒森的路被封锁了。一名军官同法因戈德先生说话,交谈时,他把礼帽夹在叉开的手指间,露出了稀薄的红金色头发,随风飘拂。那名军官敲了敲马策拉特的箱子像是在作检查,用手指逗弄几下虎皮鹦鹉,便放我们通行,但派了两个至多十七岁、头戴太小的船形帽、手执太大的机关枪的小伙子监视或陪同我们。

    老海兰德拉着车,连头都不回。他能在拉车时不停车便用一只手点燃香烟。天空中悬挂着飞机。引擎声清晰可闻,因为这是在二月底、三月初。只有在太阳附近逗留着几小片云,渐渐地变得苍白。轰炸机朝赫拉半岛飞去,或从那里飞回,因为那里还有第二军的残部在作战。

    天气和飞机的隆隆声使我悲哀。还有什么比布满忽而隆隆作响忽而响声消失的飞机的三月天空更使人无聊、令人厌烦的呢?此外,那两个俄国小伙子一路上还使劲保持齐步走,但白费力气。

    行车途中,先过石子路,后过有弹坑的柏油路,颠簸之下,匆促钉成的箱子上有几块板条松了,我们又是逆风而行,可以闻到马策拉特的死人味。我们抵达萨斯佩公墓时,奥斯卡高兴了。

    我们不能把车一直拉到铁栅栏围住的高地,离公墓不远处一辆横卧着的烧毁了的T-34坦克挡住了去路。其余的坦克在向新航道方向驶去时不得不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公墓围墙也被碾倒了。法因戈德先生请老海兰德抬起中间微弯的棺材,让他在后头走,费劲地走过被碾倒的公墓围墙的碎石,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倒下和倾斜的墓碑中间走过最后一段路。老海兰德贪婪地吸着他的香烟,把烟喷向棺材的末端。我托着虎皮鹦鹉笼子。玛丽亚拖着两把铁锹。小库尔特拿着十字镐,前后左右摆弄着,撞在灰色花岗岩石上,弄得自己很危险,直到玛丽亚把镐夺走,同那两个男人一样使劲地去挖坟坑。

    真走运,我心想,这里是沙质土,也没冻住,一边到北墙后面去寻找扬-布朗斯基站过的位置。想必是在这一带吧!但已经不能确定了,季节的变换使那时新刷的石灰风化变灰,同萨斯佩所有的围墙没有区别了。我由后栅栏门回来,抬头望了望伤残的松树,为了不去转无关紧要的念头,我想,他们正在埋葬马策拉特吧。我寻找并且部分地找出了这个环境的意义,在相同的沙土地下躺着那一对施卡特牌友,布朗斯基和马策拉特,尽管没有我可怜的妈妈跟他们做伴。

    一些葬礼总让人联想起另一些葬礼!

    征服沙土,当然需要熟练的掘墓人。玛丽亚停下休息,喘着粗气,靠十字镐支撑着。她又放声哭了,因为她看到小库尔特正在远距离外用石头扔笼里的虎皮鹦鹉。小库尔特扔不中,他扔得太远。玛丽亚使劲哭,真哭,因为她失去了马策拉特,因为按照我的看法,她在马策拉特身上看到了某些他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她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将永远值得她爱的。法因戈德先生讲着安慰话,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挖土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老海兰德仿佛在寻找金子,他均匀地使着铁锹,把铲起的沙土扔到身后,隔相等的间距喷出一口烟来。稍远处,两个年轻俄国人坐在公墓围墙上,迎风闲聊。此外还有飞机和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太阳。

    他们想挖一米深。奥斯卡懒散而又无计可施地站在老化的花岗岩之间,伤残的松树之间,马策拉特的寡妻和朝虎皮鹦鹉扔石头的小库尔特之间。

    我该不该呢?你现在二十一周岁,奥斯卡。你该不该呢?你现在是个孤儿。你终于该这样了。自从你可怜的妈妈不在的时候起,你就是一个半孤儿。当时你本应该打定主意的。后来,他们让你的假想父亲躺在地球表层下面。你当时成了个假想的全孤儿,站在此地,站在这片叫做萨斯佩的沙土地上,手拿一个氧化的弹壳。天在下雨,一架容克52正在降落。当时,如果不在雨中,便是在运输机降落的轰鸣声中,这个“我该不该”的问题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吗?你却对自己说,这是雨声,这是引擎的噪声;这种单调声你可以在念任何一篇文字时把它加进去。你需要把事情弄得更加清楚,而不是假定如何如何。

    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呢?现在他们在替马策拉特——你的第二个假想的父亲挖洞。据你所知,再没有第三个假想的父亲了。然而,你为什么还在耍弄这两只绿玻璃瓶呢:我应该,我不应该?你还要问谁呢?问伤残的松树吗?它们自己都成问题呢。

    我找到了一个狭长的铸铁十字架,上面有风化的花饰和表层剥落的字母: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在沙土里——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在飞帘草和喜沙草之间——我应该——找到三或四个——我不应该——碟子大小的、铁锈正在剥落的金属花冠——我应该——从前也许呈现为橡树叶或者月桂——或者我不应该——瞄准——我应该——竖立着的十字架末端——或者我——它的直径——不应该——也许有四厘米——不——我站到离它两米以外——应该——开始扔——不——扔在一边了——我应该再一次——铁十字架大倾斜了——我应该——她叫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该叫她孔克尔还是叫她隆克尔——这是第六次,我允许自己扔七次,六次不中,扔七次——应该,把它挂在上面——应该——给马蒂尔德戴上花冠——应该——月桂献给孔克尔小姐——我应该吗?我问年轻的隆克尔小姐——对,马蒂尔德说;她死得很早,终年二十七岁,生于一八六八年。我二十一周岁,我第七次尝试时扔中了。我把那个“我应该不应该?”简化为一个已经证明、戴上花冠、扔中目标、已经赢获的“我应该!”了。

    当奥斯卡舌上有了“我应该!”心中有了“我应该!”并向那几个掩埋死者的人走去时,虎皮鹦鹉嘎嘎叫,小库尔特扔中了它,黄绿色的羽毛纷纷落下。我暗自问道,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促使我的儿子这么久地用小石子去扔一只虎皮鹦鹉,直到最后扔中并给了他一个答复才肯罢休呢?

    他们已经把箱子推到了大约二十一分米深的坑边。老海兰德想赶快干,却又不得不等着,因为玛丽亚在做天主教祈祷。法因戈德先生把大礼帽举在胸前,眼睛去远望加利曾。小库尔特现在也走近前来。他可能在扔中目标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但是跟奥斯卡一样坚定地走近坟坑。

    一件未能确定的事折磨着我。方才作出决定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确实是我的儿子吗?他是下决心认我为唯一的真正的父亲并爱我吗?他现在——为时太晚了——下决心敲铁皮鼓吗?难道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处死我的假想的父亲奥斯卡,他用一枚党徽杀死了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原因是奥斯卡厌恶父亲们这个词儿?父亲们跟儿子们之间的好感是值得追求的,不过,他会不会在表达这种天真的好感时也把它变成致命的一击呢?

    当老海兰德把箱子连同马策拉特、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马策拉特肚子里的俄国机关枪的子弹一起推进而不是慢慢放进坟坑里去的时候,奥斯卡承认他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人根据一切或然性不仅是他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的现实的父亲,因为奥斯卡厌恶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

    当我从水泥地上抓起那块水果糖时党徽的别针已经打开了,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把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手里发现这枚徽章,而他就把他的党徽放到了舌头上,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党,被我,被他的儿子,因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了!

    老海兰德又开始铲土。小库尔特笨拙但热心地帮他铲。我从来不爱马策拉特。有时我喜欢他。他更多地是以厨师的身份而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关照过我。他是个好厨师。如果我今天有时还惦记马策拉特的话,那么,我痛失的是他烧的柯尼斯贝格肉九子、酸味猪腰、鲤鱼加萝卜和鲜奶油,还有青菜鳗鱼汤、卡塞尔排骨加酸菜以及各种令人难忘的星期日煎肉,这至今犹在我舌上齿间哩!他把感情化作鲜汤,而我们却忘了把一把厨房用的勺放在他的棺材里,也忘了放一副施卡特牌在他的棺材里。他的烹调手艺比玩牌手艺高明。但他玩牌毕竟比扬-布朗斯基强,同我可怜的妈妈几乎不分高下。这是他的能耐,也是他的悲剧。

    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虽说他待她不坏,从不揍她,当她忍不住吵起架来时,他也多半让步。他也没有把我交给帝国卫生部,并且在邮局不再送信的时候在那封公函上签了字。我在电灯泡下出生时,他决定要我做买卖。为了不站在柜台后面,奥斯卡有十七年之久站在大约一百只红白漆铁皮鼓后面。现在,马策拉特躺倒了,再也不会站起来了。老海兰德正在铲土掩埋他,一边抽着马策拉特的德比牌香烟。奥斯卡现在要是能接管店铺就好了。但半路杀出个法因戈德先生,同他那许多口人的无形家庭一起接管了商店。剩给我的是玛丽亚、小库尔特以及对这两个人应负的责任。玛丽亚一直还在真心痛哭,做着天主教祷告。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或者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坚定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瞎聊天的年轻俄国人。老海兰德快快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奥斯卡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从脖子上取下铁皮,不再说“我该不该呢?”而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砰砰作响。我把鼓棒也扔过去。鼓棒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会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体形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还在出声。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自己不再出声,只露出一点白漆。末了,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什么两样。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越来越多,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便是证明。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喊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甚至迫使一直坐在围墙上、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的年轻俄国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吓人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生效。鼻血见少。老海兰德又去铲土,坟边沙土已经不多,这时鼻血也完全止住了。但我仍旧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嚓嚓声、沙沙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修好了坟墓,从别人的坟上拔出一个长苔藓的、无铭文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大约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抱起不能走路的奥斯卡,背着他,领着其余的人以及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走过被碾倒的围墙,沿着坦克车辙,来到电车轨道上横卧着一辆坦克的地方,找到了那辆手推车。我回头朝萨斯佩公墓望去。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两手空空,两个俄国人头戴太小的船形帽,肩背太大的机关枪,海滩松树伛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高空中,飞机从赫拉飞来,朝赫拉飞去。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T-34弄黑他的手套。太阳连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附近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直了身子。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谁还见到过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唯独好格尔-莱奥安然无恙。”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怜悯我们,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任其随风飘动。他照例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随后问:“你们看到主了吗?你们看到主了吗?”谁也没有看到。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舒格尔-莱奥向奥斯卡走来,老海兰德已让他躺在了平板车上。莱奥的脸像是碎裂了。风吹鼓了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喊道,摇晃笼里的虎皮鹦鹉。“快来看天主呀,他在长个儿,看哪,他在长个儿!”

    结果他连同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飞翔,舞蹈,踉跄,跌倒,同吱吱叫的鸟一起逃跑,自己也变成了鸟,展翅,横越田野,朝里泽尔菲尔德方向飞去。我们听到他的喊声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不得不再装上子弹时,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当奥斯卡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这只鸟、这声音、这乌鸦——莱奥宣告:“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

    消毒剂

    昨夜,仓促的梦接连来访。同探视日朋友们来去匆匆的情景相仿。一个梦把房门交给了另一个,它们向我讲述了梦认为值得一讲的事情之后,便走了。尽是些无聊的故事,许多的重复,独白,还非让人听见不可,因为朗读的声调恳切有力,外加蹩脚演员的表情手势。我试着在早餐时把这些故事讲给布鲁诺听,却讲不出来,因为我全忘了。奥斯卡没有说梦的才能。

    布鲁诺在收拾早餐,我顺便问道:“好布鲁诺,我现在身高究竟多少?”

    布鲁诺把果酱小碟放到咖啡盘上,操心地说:“不过马策拉特先生,您又没吃果酱。”

    这种责备我熟悉。早餐后他总要说几句。每天早晨布鲁诺给我端来这么一点点草莓酱,我立即用纸或报纸折叠成的屋顶把它盖住。我见不得也吃不得果酱,因此我也镇定而断然地反驳布鲁诺的责备:“布鲁诺,你明明知道我对果酱有什么想法——你不如告诉我,我现在身高多少。”

    布鲁诺有一双已绝种的八条腿动物的眼睛。布鲁诺每逢必须想一想的时候,就会把这种史前时期的目光投向天花板,多半冲着这个方向讲话,今天早晨他也这样冲着天花板说:“不过,这可是草莓酱啊!”我用沉默表示我非要问奥斯卡的身高不可。间歇许久之后,布鲁诺才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盯住我的床栏杆,我于是听到,我身高一米二十一。

    “好布鲁诺,为了保险起见,你再替我量一次好吗?”

    布鲁诺没有挪动目光,伸手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取出一把折尺,用几乎是野蛮的力气掀开我的被子,把我滑上去的衬衣拉下来遮住裸露的身体,打开黄得厉害的、一米七八就到头的尺子,贴在我身上,移动,检验,用两只手仔细地量着,目光却留在古代巨形爬行类动物时期。末了,折尺在我身上静止不动了,他装出像是在读结果的样子,说:“仍旧是一米二十一!”

    他在折叠尺子时,在收拾早餐时,为什么非弄出这种噪声不可?他不喜欢我的身高吗?布鲁诺端着早餐盘,深黄的折尺旁放着天然颜色会激怒人的草莓酱,离开房间,站在过道里,再一次把眼睛贴在门上的窥视孔上——在他终于让我这一米二十一之躯单独留下之前,他的目光把我变得古老。

    奥斯卡有这么高了!对于一个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来说,这可是太高了。拉古娜夫人,我的罗丝维塔,量到头顶能有多少?欧根亲王的后裔贝布拉师傅能有多高?今天,我甚至可以俯视基蒂和菲利克斯了。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曾经嫉妒而又友好地低头瞧奥斯卡,是啊,他到二十一岁,一直只有九十四公分。

    直到在萨斯佩公墓埋葬马策拉待时,一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后脑勺,我才开始长个儿。

    奥斯卡讲到了石头。好吧,我决心补充报道一下在公墓所发生的事情。

    我玩了一个小游戏,终于明白了,对我来说,不再存在什么“我该不该?”的问题,而只存在“我应该,我必须,我就要!”的结论。我于是从身上摘下鼓,连鼓棒一起扔进马策拉特的坟坑里。我下决心长个儿,立时耳朵嗡嗡作响,响声越来越大。在这之后,我的后脑勺才被一块核桃大的鹅卵石击中,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用四岁半孩子的力气扔来的。我已经预感到我的儿子对我有所企图,所以这一击并未使我大吃一惊,但我应声倒在马策拉特坟坑里我的鼓旁。老海兰德用老人的干巴巴的手把我拉出坑来,但留下了鼓与鼓棒,见我在流鼻血,就让我躺下,后颈枕着十字镐的铁镐头。我们都已知道,鼻血减少,个子却在长,由于长势微小,所以只有舒格尔-莱奥一人发现,大声嚷着,像鸟儿一般轻盈飘飞着宣告了此事。

    补充到此为止,从根本上说纯属多余,因为长个儿在我被石头击中、倒入马策拉特的坟坑之前就开始了。对于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来说,我长个儿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他们称之为病:后脑勺挨了一石子儿,摔进坟坑里。还在公墓时,玛丽亚就把小库尔特揍了一顿。我真替库尔特难过,不管怎么说,他用石头扔我,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使我快快长个儿。他也许是想要有一个真正的、长大了的父亲,或者仅仅想要个马策拉特的替身,因为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并尊重我。

    我持续长个儿将近一年,男女医生都证明原因在于扔来的石头和不幸摔倒,他们这么说,还写进我的病历里去:奥斯卡-马策拉特,即畸形儿奥斯卡,因一块石头击中后脑勺,等等,等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的三岁生日。大人们关于我的特殊历史的开端是这样说的:三岁那年,奥斯卡-马策拉特从地窖楼梯上摔到水泥地上。这一摔,他就不再长个儿,等等,等等。

    从这些说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癖好,总要学任何奇迹提供证据。奥斯卡必须承认,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边之前,他也曾对每个神迹作过极其周密的调研。

    从萨斯佩公墓回来,我们见到的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一个波兰人的八口之家住进了厨房和两个房间。他们心地还好,愿意在我们另外找到住处之前收留我们。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还给我们,自己暂时住起居室。可是玛丽亚不同意。她认为自己刚守寡,同一位单身先生这样亲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法因戈德有时并不意识到他周围并没有他的妻子卢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里,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玛丽亚所说的道理。由于卢芭太太和礼貌规矩,这样安排不行,但他仍为我们腾出了地窖。他甚至帮助我们布置储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进地窖去。因为我病着,病得可怜,便为我在起居室里我可怜的妈妈的钢琴旁边设了一个临时铺位。

    找医生可难啦!大多数医生都及时地随着部队的转移而离开了城市,因为西普鲁士医疗保险机构已经迁去西边,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病人这个概念已变成不现实的了。法国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伦-朗格学校里找到了一位从埃尔平来的女医生,她在那里给并排躺着的国防军和红军士兵做截肢手术。她答应顺便时来,四天后果然来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给我检查时,接连抽了三四支香烟,抽第四支时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玛丽亚犹豫地抠抠她。直到香烟慢慢燃尽,烧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医生才醒过来。她立即站起来,踩灭了地毯上的烟蒂,激动但是简要地说:“请原谅,我已经厂个星期没合眼了。我在凯泽马尔克运送东普鲁士儿童。上不了渡船,过不来。只运部队。四千名儿童。全给炸死了。”接着,她像讲述归天的儿童那样干脆地拍了拍我这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的面颊,又把一支烟插到嘴里,卷起左手袖子,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安瓿剂。在给自己打这种兴奋剂的时候,她对玛丽亚说:“我根本说不出来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必须进疗养院。但不是在这里。您考虑一下,走吧,朝西去。他的膝、手和肩关节都肿了。头肯定也开始肿了。您给他作冷敷。我留给您几片药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觉时服用。”

    我喜欢这位干脆的女医生,她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承认她不知道。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后的几星期里给我进行了数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关节以及头继续肿胀和疼痛。首先是我的往横里长的脑袋,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见后惊骇万状。他们给我服那种药片,但效力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用直尺和铅笔画寒热曲线图,但又埋头做起了实验,把我的体温填到大胆设计的结构图里去。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换回一个体温计,每天给我量五次,记录下的结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可怕地到处开裂的山脉——我想象着阿尔卑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的雪链。我的体温情况倒没有这么离奇: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我在长个儿时期的最高体温是三十九度四。发着烧的我,看到和听到各种事情。我坐在旋转木马上,想下来,但不让下来。我同许多孩子坐在救火车上,掏空的天鹅骑在狗、猫、猪、鹿背上,转呀,转呀,转呀,我想下来,却不让下来。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都同我样要从救火车上下来,掏空的天鹅从猫、狗、猪、鹿背上下来了,不想再乘旋转木马,但不让下来。在天之父站在旋转木马老板身边,转完一轮他又替我们付钱再转一轮。于是我们一起祈求:“啊,天父,我们知道你有不少零钱,你愿意让我们乘旋转木马,向我们证明世界是圆的会使你高兴。请收起你的钱袋,说一声停,休息,下来,结束,打烊。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头晕哪!人家把我们四千人送到魏克塞尔河口的凯泽马尔克,可是我们过不来,因为你的旋转木马,你的旋转木马……”

    但是,亲爱的上帝,天父,旋转木马老板,如书①上所载的那样微笑了,再次让一个铜板从钱袋里蹦出来,让四千儿童,还有奥斯卡,乘上救火车,让掏空的天鹅骑上猫、狗、猪、鹿,又旋转起来。我的鹿——我至今仍相信我骑的是鹿——每次驮我从天父和旋转木马老板面前经过时,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这一回变成拉斯普庭,他哈哈大笑,用他那祈祷治病者的牙齿咬着付给下一轮的铜板。这一回变成诗人君主歌德,他从绣花小钱袋里诱出几个铜板,正面都铸有天父侧面像。又是拉斯普庭,醉醺醺的,随后是封-歌德先生,很有节制。同拉斯普庭癫狂一阵,又同歌德理智一会儿。拉斯普庭周围的极端分子。歌德周围的秩序的力量。群众,拉斯普庭周围的骚乱,日历上歌德的格言……最后,旋转木马停了——不是因为烧退了,而是因为总有人探身过来解热。法国戈德先生弯下腰来,停下了旋转木马。他让救火车、天鹅和鹿停下,使拉斯普庭的铜板贬值,把歌德送到母亲们那里去,让四千名晕头转向的儿童随风飘去,飘到凯泽马尔克,越过魏克塞尔河,飘向天国。他把奥斯卡从病床上抱起,让他坐在来苏儿②云团上,换句话说,他给我消毒——

    ①指《圣经》。

    ②来苏儿,一种消毒剂,亦译“来沙儿”。

    起先,这跟虱子有关,后来变成了习惯。他先在小库尔特身上,之后在我身上,在玛丽亚身上,在他自己身上发现了虱子。可能是那个使玛丽亚失去马策拉特的卡尔梅克人把虱子留给了我们。法因戈德发现虱子时大叫大嚷。他呼唤他的妻子、他的子女,怀疑他的全家都长了虱子,用人造蜂蜜和麦片换来了各种消毒剂。开始每天给他自己、他全家、小库尔特、玛丽亚和我,还有我的病床消毒。他给我们抹药、喷药、撒药。在他又抹又喷又撒的时候,我的热度升高,他的话语滔滔不绝,我于是得知,他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当消毒员的时期,曾经喷过撒过洒过几车皮的石炭酸、氯和来苏儿。每天中午两点,他喷洒集中营内的道路、营房、淋浴室①、焚尸炉、成捆的衣服、还没有淋浴而在等着的人们、已经淋浴而躺倒的人们、从炉子里出来的一切、将进炉子的一切。消毒员马里乌什-法国戈德喷洒来苏儿水。他向我列举了许多人的姓名,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姓名。他讲到了比劳尔。在八月最热的一天,比劳尔建议这位消毒员,不用来苏儿水而用煤油喷洒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道路上。法因戈德先生这么干了。比劳尔有火柴。犹太人战斗组织②的年迈的策夫-库兰德让大家宣誓。工程师加列夫斯基撬开武器室。比劳尔一枪打死冲锋队大队长库特纳。什图尔巴赫和瓦伦斯基打倒了齐塞尼斯。其余的人对付从特拉夫尼基营来的守卫。另一些人推倒栅栏。但是,平日带领人们去淋浴时总要开玩笑的小队长台普克,这时守住营门射击。可是这帮不了他的忙,因为其他的人已经把他打倒。他们是阿德克-卡韦、莫特尔-莱维特、海诺克-莱勒尔、梅尔什-罗特布拉特、莱泰克-扎贾尔、托西阿斯-巴兰以及他的德博拉。洛莱克-贝格尔曼喊道:“法因戈德是怎么回事?飞机来以前,他也得一起走!”可是,法国戈德先生还是等他的妻子卢芭。可是她当时已不会来了,尽管他在喊她。他们从左右两边抓住他。左边是雅库布-格莱恩特,右边是莫德哈伊-什瓦茨巴德③。跑在他前面的是小个子医生阿特拉斯,此人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已经推荐勤酒来苏儿水,后来到了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里还继续推荐。他断言:来苏儿比生命更重要!法国戈德先生只好证实他所说有理,因为他曾经用来苏儿喷洒过死人,不是一个死人,而是许多死人,何必讲数目呢,反正是死去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姓名他都知道,多得会让人厌烦的,也会使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我觉得,几十万有名有姓的人的生死问题反倒是次要的,重要的问题却是用法因戈德先生的消毒剂,能否及时而充分地给生命,如果不是生命,那就是给死亡消毒——

    ①纳粹用语,指灭绝营里的煤气室。

    ②1942至1943年在犹太人隔离区内建立的地下反抗运动。

    ③这一段叙述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部分囚犯放火烧营,逃出六百人,到战争结束时,其中幸存者仅约四十人。

    之后,我的寒热减退,时间已到四月。之后,我的体温又上升,旋转木马又转动了。法因戈德先生又给死人和活人喷洒来苏儿。之后,我的寒热又减退,四月过完了。五月初,我的脖子变短了,胸腔变宽,渐渐地向上隆起。末了,我不用低头便能用下巴颏儿擦奥斯卡的锁骨了。有一回,又有了点烧,又给喷了点来苏儿。我听到了玛丽亚低声说出的、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话:“他可别长成畸形儿。他可别变成个驼背,他可别落个脑积水呀!”

    法因戈德先生安慰玛丽亚,告诉她,他知道有一些人,尽管驼背与脑水肿,仍然干出些名堂来。他说有一个叫罗曼-弗里德里希的人,驼着背到了阿根廷,在那儿开了一爿缝纫机店,后来买卖做大,而且有了名气。

    驼背弗里德里希功成名就的故事安慰不了玛丽亚,却使讲故事的法因戈德先生自己听了欢欣鼓舞。他决心使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大大改观。五月中旬,战争刚结束,店堂里摆出了新货物。第一批缝纫机和缝纫机零部件出现了,但生活用品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使这种过渡变得更容易些。天堂般的时期!支付几乎不用现金了。交换,再交换,人造蜂蜜、麦片、最后几口袋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糖、面粉和人造黄油变成了自行车,自行车和自行车零部件变成了电动机,电动机变成工具,工具变成皮货,法因戈德先生又把皮货变成了缝纫机。在变这种换换换的戏法的时候,小库尔特帮了大忙。他带来顾客,介绍生意,比玛丽亚更快地熟悉了新行业。几乎跟在马策拉特时期一样,玛丽亚站在柜台后面接待还留在本地的老主顾,用结结巴巴的波兰话问新迁来的主顾想要什么。小库尔特有语言天才。小库尔特无处不在。法因戈德先生完全信赖小库尔特。小库尔特还不满五岁却有了专长,在车站街黑市上陈列的数百件蹩脚和中档样品中,他能一下子挑出一流的辛格尔牌和普法夫牌缝纫机来。法因戈德先生很赏识小库尔特的知识。五月底,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从比绍步行经布伦陶到朗富尔来看望我们。她气喘吁吁地躺到沙发榻上。这时,法国戈德先生大大夸奖了小库尔特一番,也说了几句赞许玛丽亚的话。他给我的外祖母原原本本地讲了我的病史,一再指出他的消毒剂如何有效。他也认为奥斯卡值得夸奖,因为我老实听话,生病期间没有喊过一声。

    我的外祖母开口要煤油,说比绍没有电了。法因戈德先生便向她讲述自己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使用煤油的种种经验,以及他身为营地消毒员的多种任务,让玛丽亚灌了两瓶煤油,每瓶一公升,外加一袋人造蜂蜜和各种消毒剂。他心不在焉却又连连点头地听我的外祖母讲打仗时比绍和比绍采石场如何被烧了个精光。她还讲了菲尔埃克遭到的破坏,这个地方现在又叫菲罗加了。比绍也像战前一样又叫作比塞沃。埃勒斯,那个当过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的,他真有本事,娶了她哥哥的儿子的妻子,也就是待在邮局没走的那个扬的妻子黑德维希,他被农业工人吊死在他的办事处前。黑德维希差点儿也被吊死,因为她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妻子,却嫁给了一个农民协会地方负责人,也因为斯特凡当上了少尉,玛尔加又是德国少女同盟的人。

    “可是,”我的外祖母说,“他们再也抓不到斯特凡了。他已经在北极海丧了命,在天上。但他们要把玛尔加带走,关进什么营里去。这当口,文岑特开口了,讲了许多,他这一辈子都没讲过这么多。就这样,黑德维希和玛尔加现在到了我们家,帮着种地。可是文岑特不行了,他这回讲得太多了,恐怕活不长久了。至于我这个老太婆,也是浑身痛,心、脑袋都痛,像有个傻瓜在敲打,而且还觉得非这样不可哩!”

    安娜-科尔雅切克这样诉着苦,昂起头,抚摩着我正在长大的头,考虑了一番,说出了下面一席颇有见地的话来:“卡舒贝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奥斯卡。他们的脑袋一直有人敲打。不过,你们快上那边去了,那边好一些,只有你的外祖母留在这里。卡舒口人是不会迁居的,他们必须一直待下去,伸出脑袋,让别人来敲打。我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波兰人。一个卡舒口人,既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也够不上是个波兰人。而他们总要求是个百分之百的。”

    外祖母说罢哈哈大笑。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子底下,尽管发生了十分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这些裙子并没有失去土豆的颜色。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请她再待上片刻,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子卢芭和其他家庭成员。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露面,于是说:“没关系。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母亲把衣服拧干。她没来,同您的卢芭一样。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口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他是在大声呼唤他的儿子扬,扬待在邮局里,结果丧了命。”

    她已经到了门口,系上头巾,这时我从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转身来,把裙子撩起一点,似乎她想让我钻进去,把我带走。这当儿,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于是,她走了,走了,没有带我走,没有带奥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运输列车朝西方开去。玛丽亚不露声色,但我发现,她也在同家具、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以及萨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有时坐在我床头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个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玛丽亚刚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钢琴盖,他却又请她再来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奥斯卡早已看出要来这种事了。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子卢芭的次数越来越少。夏天的一个晚上,满处是苍蝇和嗡嗡声,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她和两个孩子,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他提出,寓所归她,商店合伙。

    玛丽亚当时二十二岁。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来已经固定,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战时最后数月和战后开头数月,她已经不烫头发了,而以前这是由马策拉特付钱的。虽说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时间里那样拖着两条辫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长发,让人看到她是一个多少有点严肃的、可能是精神苦恼的姑娘。此刻,这位姑娘说“不”,拒绝了法国戈德先生的求婚。玛丽亚站在我家的地毯上,左手拉着小库尔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砖壁炉。法因戈德和我听到她说:“这不行。这儿的一切都完了,过去了。我们去莱茵兰我姐姐古丝特那儿。她嫁给了一家饭店的领班。他名叫克斯特,愿意暂时收留我们,我们三个。”

    第二天她就递交了申请。三天后我们拿到了证件。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说话,关了店门,玛丽亚在收拾行李,他则坐在阴暗的店堂里柜台上面天平旁边,也不再舀人造蜂蜜吃。直到玛丽亚要跟他告别时,他才从柜台上滑下来,推出他的带拖斗的自行车,陪我们去火车站。

    奥斯卡和行李——每人只许带五十磅东西——被装上两个胶皮轮子的拖斗。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车。玛丽亚手搀小库尔特,当我们向左拐进埃尔森街时,她在街角再次回转身来。我无法朝拉贝斯路方向转过身去,转身使我疼痛。奥斯卡的脑袋也就静静待在两肩之间。我唯有用尚能转动的眼睛招呼马利亚街、施特里斯小溪、小锤公园、滴着的水越来越叫人恶心的车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坏的圣心教堂和朗富尔区火车站,现在叫做弗热什奇,很难发音。

    我们都得等候。后来火车来了,是货运列车。有人,有许多许多的孩子。行李经过检查,过磅。士兵们朝每节货运车皮里扔一捆干草。没有播放音乐。也没有下雨。晴转多云,刮着东风。

    我们上了倒数第四节车皮。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车下铁轨上,稀薄的浅红头发随风飘拂。火车头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来,法因戈德先生走近车皮,递给玛丽亚三小袋人造黄油和两小袋人造蜂蜜。用波兰话讲的命令、叫声、哭声宣告列车开动,这时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剂——来苏儿比生命更加重要!我们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他笔直地站着,符合列车出发时的规定,浅红头发飘拂着,变得越来越小,只剩下挥动的手,终于不再存在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今天,疼痛还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头倒在枕头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足和膝关节,使我变成了“格格响”,这意思是奥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让自己听不到各个关节窝里骨头的格格响。我看了看十个手指头,不得不承认它们全肿了。我最近一次试着敲鼓,结果证明,奥斯卡的手指不单单有点肿,而且眼下已经不能用来从事这种职业,连鼓棒都捏不住了。

    连自来水笔也不听我的使唤。我不得不请布鲁诺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额头也敷上了毛巾,我于是用铅笔和纸来装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我不愿把自来水笔借给他。布鲁诺愿不愿、能不能好好听着呢?他对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的那次旅行的复述会合乎要求吗?布鲁诺坐在小桌前那幅银莲花画下方。现在他转过头来,我见到了他的半边脸,他的怪兽眼朝我的左右两侧望去。他把铅笔横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间,装出等待的样子。就假定他确实在等待我发话,等待开始记录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围着他的编结物转圈。他要用包装线绳来编结,而奥斯卡的任务正相反,他要借助丰富的言词把我混乱的故事理出个头绪来。布鲁诺现在动笔写了:

    我,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绍尔兰的阿尔特纳人,未婚,无子女,本地疗养与护理院私人部护理员。马策拉特先生是我护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余。我还护理着别的病人,这里就不谈他们了。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无危险的病人。他从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护理员都叫来帮忙。他写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为能体谅他操劳过度的手指,今天他请我代笔,别再做我的编结物。然而我仍把线绳藏在口袋里,在他讲述的同时,用下肢开始编结一个形象,并根据马策拉特先生所讲的故事,我将给它取名为“东方难民”。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个形象。至今为止,我已经编结了他的外祖母,取名为“四条睡裙中的苹果”;我用线绳编结了他的外祖父,那个筏运工,大胆地取名为“哥伦布”;经过我的编结,他的可怜的妈妈变成了“食鱼女人”;根据他的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我编结了一对形象,叫做“两个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疤痕累累的后背也用线绳编结出来,称这个模型为“不平坦地段”;个别的建筑物,如波兰邮局、塔楼、市剧院、军火库巷、航海博物馆、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齐学校、布勒森游泳场、圣心教堂、四季咖啡馆、波罗的海巧克力厂、大西洋壁垒的许多地堡、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柏林什切青火车站、兰斯大教堂以及马策拉特先生初见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个结一个结地复制了出来。萨斯佩和布伦陶的公墓的栏杆和墓碑,为我的线绳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图案。我一线一线地编结,让魏克塞尔河和塞纳河流淌,让大西洋的浪涛撞击我的线绳海岸,让线绳变成卡舒贝的土豆地和诺曼底的牧场。如此这般产生的田野,我称之为“欧罗巴”,还让几组群像定居在那里。例如:邮局保卫者。殖民地商品商。讲坛上的人们。讲坛前的人们。拿纸袋的国民小学学生。垂死的博物馆看守。准备过圣诞节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兰骑兵。蚂蚁创造历史。前线剧团为士官与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站着的人给躺倒的人消毒。我现在开始编结东方难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为一组东方难民群像。

    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由但泽,那时已叫做格但斯克启程。陪同他的有寡妇玛丽亚-马策拉特(我的病人称她为他从前的情人)和小库尔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儿子)。此外,在这节货运车皮里据说还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个穿教团服的圣方济各派修女,一个系头巾的年轻姑娘,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认作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称呼其名,叫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把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不仅带着家眷,还带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许多孩子和一位从朗富尔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小时。人家又让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皮。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掴了他一记耳光,用相当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待过,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这个患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来得及向这名波兰军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皮,拉上门,反锁上了。

    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皮的门,放进一点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皮。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皮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一纸证书给小伙子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管年轻,刚够十六岁,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了。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

    当那个同施丢特贝克如此相像的年轻人正要从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并终于夺走时,马策拉特先生在最后一刹那间从背包里一把抓过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团伙首领勃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子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小伙子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的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马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别的乘客的箱子代替马策拉特家的背包,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皮。

    在多亏了那本家庭照相簿才留在这家人手里的背包中,除装有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来属于马策拉特先生的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整个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着家庭照相薄,有时也放着那本教科书,翻阅着,尽管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个愉快的、沉思的时辰。

    我的病人要求我这样往下写:摇晃与震动,驶过道岔和交轨处,伸开四肢躺在一节车皮不停地震颤着的前轴上方,这都促进他长个儿。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往宽里长,而是往高里长了。虽肿但不发炎的关节松开了。甚至他的耳朵、鼻子和生殖器官,如我所听到的,也在货运车皮撞击轨缝时变长了。只要运输列车在野外行驶,马策拉特先生显然不感觉痛苦。只要列车一停,又有游击队和青年团伙来访,他就会受刺痛和拉痛的折磨,如前所述,他就用镇痛照相薄来对付。

    据他说,除了那位波兰施丢特贝克以外,还有许多别的青年强盗和一个年岁较大的游击队员对照相簿发生过兴趣。这位老战士甚至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张照片都不漏,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看起,跟踪照片丰富的家庭的兴旺,直到玛丽亚-马策拉特同她的一岁、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子小库尔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在观赏几张家庭田园生活照片时甚至微笑了。只有几张照片,已故马策拉特先生上装上的党徽和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娶了邮局保卫者扬-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维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领上的党徽太过于明显,触怒了这位游击队员。我的病人就在这位持批评态度的男人的眼睛底下,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党徽,才使他感到满意。

    马策拉特先生正好想要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不是临时的,而是一贯的、长久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根据马策拉特先生的论点——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性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是最具有艺术家天赋的,因为他们把自己刚创造出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离。我的编结物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了,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吗?我尤其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庭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根据我的病人的要求,这个人还得跟他,跟我的委托人,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终于有效地产生出一个结合体来,我不知花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马策拉特先生所推荐的那个模特儿,我可没有办法,也不会满意。我右手编结成了的,左手就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右手一拳就把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不能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时而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时而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尤其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散乱无序。而我,作为复述人,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可是,这并非我分内的事,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之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也算是一种游击队,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要知道,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数甚少,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眼看就要到斯托尔普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知是第几次停车了。这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停车的原因是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了,小伙子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却无法理解,他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无神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

    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

    我的病人说,接下来并没有人喊叫。车皮里变成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装正在挨冻,剩下的最后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有胆量的修女发现车皮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皮,把湿透的干草、小孩和大人的粪便,还有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出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

    在斯托尔普,列车由波兰军官进行检查。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马策拉特所在车皮里的尸体由于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便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板抬走。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另外也准许脱下死者的鞋、袜和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场面发生时,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使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皮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遭抢劫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了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里继承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不算不合身的新打扮。她用镜子捕捉到了我的病人和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我的病人一想起此事,就会陷入无名的惊慌。

    从斯托尔普到什切青,火车走了两天。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他们已经慢慢地习以为常,但来访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

    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一格但斯克到什切青的旅途中,在这一周内,他的身高增加了九公分,如果不是十公分的话。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在旅途中,我的病人虽说是背着地躺着,但这未能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马策拉特先生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单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不得不多次持续地叫喊,这叫喊声虽然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了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却把四名修女召集到了他的铺位前,让她们无尽期地祷告。

    半数旅客在什未林下车,其中有死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亲属以及雷吉娜小姐。马策拉特先生深感遗憾,因为这位年轻姑娘的面孔他已经看熟,而且看到这张面孔已变得非常必要,所以她走后,他突然惊厥过去,全身痉挛,同时发高烧。据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讲,他拼命呼唤卢齐,自称怪兽和独角兽,表示出他害怕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却又有跳下来的乐趣。

    到了吕内堡,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被送到一家医院。他处在高烧中认识了几位护士,但紧接着就被转送到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他的体温总算被压下去了。玛丽亚太太和她的儿子库尔特很少见到马策拉特先生。后来,她在医院里找到了清洁工的职务,这才每天见面。可是,在医院里或者医院附近都没有住房可供玛丽亚太太和小库尔特落脚,难民营里的生活又日益无法忍受。玛丽亚太太每天得乘坐三小时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常常踩在车门踏板上。医院跟难民营就是离得这么远。医生们尽管很不放心,但还是同意把病人转到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去。玛丽亚太太也出示了一份移居批准书:她的姐姐古丝特战时嫁给居住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领班,她将把她的两间半套房的一个房问提供给马策拉特大大使用,因为领班不需要住处,他现在待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

    寓所地点很好。只需搭乘由比尔克火车站开往韦斯滕和本拉特方向的所有的有轨电车,不必转车,便可方便地到达医院。马策拉特先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一直待在那里。在方才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同时向我讲述了那家医院里许多位护士的事情。她们是:莫尼卡姆姆,黑尔姆特鲁德姆姆,瓦尔布加姆姆,伊尔泽姆姆,格特露德姆姆。他回忆着医院里广为扩散的流言蜚语,赋予护士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她们的职业服装一种夸大了的意义。就我的记忆所及,他从未讲到过那时候医院里糟糕的伙食和暖气设备蹩脚的病房。他只谈护士、护士的轶事、护士极其无聊乏味的环境。他秘密地小声报道说,那里有过这样的传闻:伊尔泽姆姆向护士长打小报告,护士长在午休过后不久便去检查见习护士的宿舍,因为有什么东西被偷了。一个从多特蒙德来的护士——我想他说的是格特露德——被怀疑,但冤枉了她。他琐碎地讲了护士跟年轻医生的故事,可他们只想从护士那里得到香烟商标。一个药剂师女助理,不是护士,自己给自己打胎,或者得到了一个助理医生的帮助,于是进行了调查,这种事情他也认为有叙述的价值。我不理解我的病人,他竟把自己的才智浪费在这些陈腐平庸的事情上。

    此刻,马策拉特先生请我描绘他。我快活地满足了他的愿望,跳过了那些故事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些都同护士有关,反正他自己已经形象而生动地描写过了,又添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语。

    我的病人身高一米二十一。两肩之间几乎萎缩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即使安到发育正常的成年人身上也显得太大。胸腔突出,后背隆起,学名驼背。他的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机灵地滴溜转动,有时睁得大大的,狂热痴情。他的微望的深褐色头发长得很密。他喜欢露出他的同其他肢体相比显得健壮的臂膀以及——如他自己所说——漂亮的手。尤其在奥斯卡先生击鼓时——疗养院管理处允许他每天敲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他的手指运用自如,仿佛是长在另一个肢体比例正常的人身上似的。马策拉特先生靠灌唱片变得非常富有,今天还靠灌唱片挣钱。想要谋利的人都在探望日来拜访他。还在他的那场官司开始之前,在他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之前,我已经久闻其名,因为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我个人相信他是无罪的,因此,我说不好他是否会在我们这里待下去,抑或有朝一日会出院,重操旧业,蜚声艺坛。现在,我又该替他量身高了,虽说两天前刚刚量过………

    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的复述,我不想再去复审。我,奥斯卡,又拿起了笔。

    布鲁诺刚用折尺给我量过身高。他把尺留在我的身上,离开了我的房间,一边大声宣告测量的结果。甚至他在我讲述时偷偷做的编结物也落在了地上。我想,我要去叫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

    在女医生霍恩施泰特来到病房并向我证实布鲁诺测量的结果之前,奥斯卡先对读者诸君讲了吧:在我向我的护理员讲述我的长个儿历史的三天内,我赢得了——难道这是一种盈利吗?——整整两厘米的身高。

    就这样,奥斯卡从今天起身高为一米二十三。现在他将报道,战后,人家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而他也能开始——人家让他出院时也始终这样设想——过成年人的新生活之后,他,一个会说话、犹豫地写着、勤奋地读着、虽然畸形但此外相当健全的年轻人究竟境况如何

    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肥肥胖胖,成天睡眼蒙-,菩萨心肠。古丝特-特鲁钦斯基成了古丝特-克斯特后,自身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加之,她跟克斯特相处的时间实在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极海前线之前休假十四天,他们订婚;他从前线回来休假两周,他们结婚,多半时间躲在防空洞里。库尔兰的军队投降后,虽然没有传来过克斯特还活着的消息,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丈夫时,古丝特便用大拇指指着厨房门,有把握地说:“他在那边伊凡①的战俘营里。只要他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

    ①指苏联人,因俄罗斯人很多以“伊凡”命名。

    比尔克区的这个寓所里留待克斯特去改变的事情,指的是玛丽亚和库尔特来后的生活。人们让我出院了,我告别了护士们,答应有时会去看她们,便乘上有轨电车到比尔克去找这姊妹俩和我的儿子库尔特。那幢公寓,从四楼到屋顶全烧光了。我到了三楼,发现这里已成了玛丽亚和我的儿子所经营的一个黑市商品中心。小库尔特六岁,也扳着手指在计算。

    玛丽亚即使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她正从没有商标的桶里舀出蜂蜜,倒在磅秤上。我刚进门,还没能熟悉这狭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把蜂蜜装进口袋,每袋四分之一磅。

    小库尔特坐在一只贝西尔洗衣粉木箱后面,像是坐在柜台后面,虽说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亲,但他那双冬天似的灰眼睛却盯着什么值得看的东西,而且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清。他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在纸上编排想象的数字纵队。他在人头挤挤、暖气设备不佳的教室里才上了六星期课,已经摆出一副冥思苦索者和一心出人头地者的架势。

    古丝特-克斯特在喝咖啡。她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发现,是真咖啡。我忙于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她好奇地注视着我的驼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玛丽亚的神情。坐着不动,不让她摸摸我的驼背,她觉得难以做到。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摸摸驼背便会走运。对于古丝特来说,走运就是克斯特回乡,改变一切。她克制住自己,摸摸手里的咖啡杯算是替代,可这不会使她走运,于是大声叹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将每天都能听到她叹气。她说:“克斯特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你们可以相信此话,虽说你们还没有见到他。”

    古丝特谴责黑市交易,却又爱喝靠人造蜂蜜换来的真咖啡。顾客一来,她就离开起居室,穿着拖鞋进厨房,在那里弄出格格的声响以示抗议。

    顾客很多。九点刚过,早饭刚吃完,门铃就开始响了:短——长——短。入夜,将近十点时,古丝特关掉电铃,常常不顾小库尔特的抗议,他因为上学,只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时间。

    上门的人说:“有人造蜂蜜吗?”

    玛丽亚温柔地点点头并问:“四分之一磅还是半磅?”上门的人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他们会说:“有打火石吗?”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学校的小库尔特,从他的数字纵队里钻出来,伸手去摸毛衣里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战的清脆声音把数字送进起居室的空气中去:“想要三块还是四块?您最好要五块。马上要涨价,至少二十四。上星期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经不得不开价二十。如果您早两个小时,我刚放学就来,我还可以只要您二十一”

    在长四条街、宽六条街的地盘内,小库尔特是独一无二的火石商。他有个来源,但从不泄露这个来源,却又一再说:“我有个来源!”甚至他上床前也说,代替做晚祷。

    我身为父亲,有权要求知道我儿子的来源。他从不神秘反倒是自信地宣布:“我有个来源!”他一说,我紧接着便问:“你的火石是从哪儿搞来的?快些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我调查这个来源的那几个月里,玛丽亚总是说:“别管你弟弟,奥斯卡。一来这跟你无关,二来如果该问我早就问了,三则你别装成像他的父亲似的。几个月前,你连个‘呸’都不会说呢!”

    遇上我不肯罢休,硬要追问出小库尔特的来源时,玛丽亚会用巴掌猛拍人造蜂蜜桶,怒火一直烧到胳膊肘,同时攻击我和有时支持我调查来源的古丝特:“你们都是饭桶!还想破坏我儿子的买卖。你们赖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一想到奥斯卡得到的那几卡路里①的病人补贴被他两天内就吃光时,我就会生气,可实际上我只觉得可笑。”——

    ①卡路里,热量单位。人维持生命需要得到含有一定热量的食物。战后德国食物匮乏,故人们也以卡路里作为表示食物多寡的尺度。

    奥斯卡不得不承认,我住院时,胃口好得出奇,医院的伙食却少得可怜,多亏了小库尔特的这个来源——这比人造蜂蜜的收入要多——我才能恢复体力。

    父亲不得不惭愧地沉默不语,带着小库尔特天真地发慈悲而给他的相当多的零花钱,尽量地少待在比尔克区的寓所里,免得见到自己丢人现眼。

    今天,各种各样地位优越的经济奇迹评论家们越是少去回忆当时的环境,就越加欢欣鼓舞地说:“币制改变之前的时期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了!人们肚里空空,却还去排队等戏票。各种临时安排的土豆烧酒聚会简直像神话一般,比今天通常举行的香按酒和鱼子酱宴会不知有趣多少倍。”

    这些人,你可以把他们叫做错失机会的浪漫派。我本来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地悲叹自己错失了机会,因为在小库尔特那个打火石来源像泉源进涌的几年里,我几乎不费分文地在成千努力补习和学习的人的圈子里受教育,报名听业余大学的课程,成了名叫“桥”的不列颠中心①的常客,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论集体罪责②。我跟所有这些人一起感到有罪过,他们当时想的是:我们现在承担罪责,那么事情也就会过去,将来情况好转时,我们也就不必再感到内疚了——

    ①这是英国设在国外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

    ②国际舆论在战时和战后认为德国人对这场战争和纳粹罪行负有集体罪责。

    多亏了夜大学,我才具备了过得去的文化水平,当然学得不系统,有缺漏。当时,我学了许多书。我长个儿以前的那本读物,它只教给我可以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拉斯普庭,一半属于歌德,再就是我从一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克勒的《船队年鉴》上得到的知识,这些我都觉得不够了。我读书之多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上厕所我也读书。夹在捧着书阅读的、拖着莫扎特辫子的年轻姑娘中间排几小时队买戏票时,我也读书。小库尔特出售打火石的时候,我也读书。我在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也读书。停电的时候,我借蜡烛光读书,蜡烛也是靠小库尔特的来源弄到的。

    说来惭愧,那些年里的书我并没有读进去,而是前读后忘,只留下片言只语,若干格言。话剧呢?只记住几个演员的姓名:霍佩,彼得-埃塞尔,弗丽肯席尔德和她的发音特别的字母“r”,在实验剧场演出还有待弗丽肯席尔德纠正“r”发音的戏剧学校女学生,以及格林德根斯。他扮演塔索,一身黑服,把歌德在剧本中规定要戴的桂冠从假发上取下,因为这绿东西烫焦了他的鬈发。这同一个格林德根斯穿同样的黑服扮演哈姆莱特。弗丽肯席尔德说,哈姆莱特太肥。给我留下印象的倒是约里克的颅骨①,因为格林德根斯就这头颅所讲的一番话相当有分量②。后来他们在没有暖气的剧场里演出《在大门外》③,观众无不震惊。我则把戴破眼镜的贝克曼想象成古丝特的丈夫,回乡的克斯特。他如古丝特所说改变了一切,填平了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打火石泉源——

    ①约里克是《哈姆莱特》剧中丹麦国王的弄臣,哈姆莱特见到他的尸骨,对着颅骨说:“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

    ②格林德根斯是演《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而出名的演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女婿。纳粹上台,戈林于1934年任命他为柏林国家剧院院长,两人关系密切。他的舅尼克劳斯-曼于1936年发表小说《梅菲斯特》,讽刺像他这样的没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于1963年服过量安眠药而死。

    ③德国作家沃尔夫冈-博尔谢特的剧本,写遣返回乡的德国士兵到处被拒之门外,后投河自尽。贝克曼是剧中主人公。

    今天,对我来说,这些都已成往事;今天,我也懂得了战后的醉酒状态只不过是一种醉酒状态罢了,它必定带来宿醉的痛苦,像一只雄猫①,喵呜喵呜叫个不停。今天,它已经宣布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而昨天,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亲手干的行为或者罪行,还是新鲜的和血淋淋的。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还是喜欢格蕾欣-舍夫勒一边回顾“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一边编织毛衣时讲的课:不太多的拉斯普庭,适度的歌德,提纲挚领地谈凯译的《但泽城历史》,早已沉没的班轮的设备,投入对马海战的全部日本鱼雷艇的速度是多少节,此外还有贝利萨尔和纳赛斯,托蒂拉和泰耶,菲利克斯-达恩的《罗马之战》——

    ①德语中“DerKater”意为“雄猫”,又为“酩酊大醉后的难受”。此为文字游戏。

    一九四七年春,我已经放弃了夜大学、不列颠中心和尼默勒牧师①,告别了三楼楼厅和一直还在扮演哈姆莱特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

    ①尼默勒(1892~1982),反纳粹的新教领导人,被关在集中营里达七年之久。

    我在马策拉特的坟墓旁决定长个儿以来还不到两年,已经觉得成年人的生活千篇一律。我思念着已经失去了的三岁孩子的身材。我坚定不移地想要恢复九十四公分的身高,比我的朋友贝布拉,比已故的罗丝维塔更矮。奥斯卡惦念他的鼓。几次远道散步把他带到了市立医院附近。他反正每月要去看一次称他为有趣的病例的伊德尔教授,便一再去拜访他认识的护士们,虽说她们没有时间陪他,但待在这种白色的、匆匆而过的、预示康复或者死亡的衣料旁边,他感觉愉快,几乎感觉到幸福。

    护士们喜欢我,拿我的驼背开玩笑,天真稚气,不含恶意,给我一些好东西吃,向我透露她们的医院秘闻,无穷无尽,错综复杂,让人听得既高兴又疲倦。我洗耳恭听,出些主意,甚至能调解一些小小的不和,因为我具备护士长的同情心。在二十到三十个藏身于护士服中的姑娘之间,我是唯一的、被她们以奇特的方式追求着的男人。

    布鲁诺已经讲过,奥斯卡有一双漂亮的、会说话的手,一头波浪形柔发,一对相当蓝的、始终还讨人喜欢的布朗斯基的眼睛。我的驼背和我的从下巴底下开始同样隆起、同样狭窄的胸腔有可能反衬出我的手和眼睛的美,我的头发讨人喜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护士们总要抓我的手,抚弄我的头发,或者一边往外走一边对人说:“看着他的眼睛,会把他身上其他部分完全忘掉的。”

    因此,我已经战胜了我的驼背,如果我当时有鼓在身边,对过去多次证实的鼓手的潜力有十足的把握,我肯定会下决心在医院内部进行征服。然而,我羞愧地、毫无把握地不相信我的肉体可能会有任何冲动,在这温情脉脉的序幕之后,离开了医院,逃避了决战。我去透透气,在花园里或者绕着医院外面的铁丝网篱笆散步。篱笆的铁丝网眼很密,又有规则,使我不觉吹起了口哨,冷静下来。我呆望着驶往韦斯股和本拉特方向去的有轨电车,在林阴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①旁边无聊而自在地溜达着,讥笑大自然的铺张。它扮演春天,按照节目单让蓓音像爆竹一般劈啪绽开——

    ①在德国,自行车道都划在人行道上靠马路的一侧。

    马路对面,我们的永恒的星期日画家日复一日地给韦斯特公墓的树木涂上越来越多的绿油油的颜料。过去,公墓已经引诱过我多次了。公墓全都整洁,意义单一,合乎逻辑,有男性气概,富有活力。在公墓,一个人能够鼓起勇气,打定主意。在公墓,人生才得到它的轮廓——我不是指墓界,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得到某种意义。

    沿公墓北墙有一条比特路。有七家墓碑店在那里竞争。大铺子是C-施诺格和尤利乌斯-韦贝尔。小铺子的店号是:克劳特、R-海登赖希、J-博伊斯、屈恩与缪勒、P-科涅夫。店铺系木板房和工作室的混合物,宽敞,屋顶前的招牌或是新漆的或是将就可以辨认字迹的,在店号下面写着:墓碑店——墓碑与墓界制作——天然与人工石刻铺——墓碑艺术。在科涅夫的店铺上方,我读到:P-科涅夫——石匠——墓碑雕刻师。

    在作坊与围以铁丝网篱笆的空场之间,一目了然地排列着立在单基座和双基座上的从单穴墓到四穴墓即家庭合葬墓的墓碑。紧靠篱笆后面,在阳光下铁丝网投下的菱形阴影里,放着壳灰岩墓碑,枕头大小,供要求低的人家用;磨光辉绿石板,刻有未磨光的棕搁枝;儿童墓碑,西里西亚淡云花纹大理石制成,围以弧饰,一概八十公分高,上部三分之一为搂刻,多半是断枝玫瑰。接着是一排普通的一米石碑,美因河红砂岩,原为被炸毁的银行和百货公司楼房的正面用石,如今在这里欢庆复活,如果也可以这样来谈论一块墓碑的话。在这个展览场地中央,是豪华制品:一座纪念碑,由三个基座、两个侧部对称件、一块刻满花饰的大石壁所组成,材料是白色与淡蓝相间的蒂罗尔大理石。庄重地突出在主壁上的,是石匠们称之为主体①的浮雕。主体者,一人体也,脑袋向左歪斜,膝盖也向左歪斜,荆棘冠,三颗钉子,没有胡子,掌心摊开,前胸伤口滴着血,传统的线条风格,我相信,总共五滴血——

    ①指基督圣体,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比特路上刻有向左歪斜的主体的墓碑足够供应还有剩余,在春天的销售季节开始前,经常有十余个主体伸开双臂,欢迎买主光临。但尤其吸引我的是科涅夫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最像圣心教堂主祭坛上我那位体操运动员,扩胸展肌,身手不凡。我在篱笆前消磨几小时。我用一根棍在密网铁丝篱笆上刮出母猫的呼噜声,这样那样地为自己祝愿,想着一切机遇,又什么也不想。科涅夫一直没有露面。工作室一扇窗户里伸出的烟囱,曲曲弯弯,像是几次屈膝才超出房顶。劣质煤的黄油有节制地冒出来,降落到屋顶的硬纸板上,顺着窗户,顺着檐沟渗下去,消失在未加工的石块和龟裂的大理石板之间。在作坊的拉门前,停着一辆三轮摩托,盖有几块帐篷布,像是防备低空飞机袭击而伪装着似的。作坊里的噪声——木头敲在铁上,铁劈开石头——表明了石匠正在干活。

    到了五月,三轮摩托上的帐篷布掀掉了,拉门拉开了。我看到作坊内部一层又一层的灰色,堆着的石头,一台绞刑架似的磨石机,放着石膏模型的架子,最后是科涅夫。他走路弯着腰,膝盖格格响,梗着脖子,脑袋向前伸。脖子后面贴着膏药,有粉红色的,有黑色的,横竖交叠,油膏互相渗透。科涅夫手执钉耙走来,在陈列的墓碑间耙着,因为春天来了。他精心地干着,在砾石上留下多变的痕迹,把去年掉到几块墓碑上去的枯死的枝叶耙在一起。耙子在篱笆跟前壳灰石碑的辉绿石板间移动时,他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小伙子,你家里的人把你赶出来了不成?”

    “我特别喜欢您的墓碑。”我讨好说。

    “可别说这种话,要倒霉的,人家会在你的头顶上也立上这么一块的。”

    这时,他才去费力地转动他那僵直的脖子,斜眼看到了我,或者说,看到了我的驼背。“他们怎么把你搞成了这个样子?睡觉时没有妨碍吗?”

    我听任他哈哈大笑,随后告诉他,一个驼背不见得非有妨碍不可,我在某种程序上已经超越了驼背,甚至有些妇女和姑娘表示喜欢驼背呢,她们甚至会适应一个驼背丈夫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坦率地说,她们在驼背身上找到了多种乐趣。

    科涅夫下巴靠在耙子把上沉思:“有这种可能,我也听说过的。”

    接着,他向我讲述他在埃弗尔的玄武岩采石场干活时的经历,他同一个女人有过那么一段,那女人的一条木头腿,我想是左腿,是可以卸下来的。他以此同我的驼背作比较,虽说我的“箱子”——他这样称我的驼背——是卸不下来的。石匠冗长烦琐地作了回顾。我耐心地等他讲完,等那个女人重新装上她那条木头腿之后,我请求他同意我参观作坊。

    科涅夫打开铁丝网篱笆中央的铁皮门,用钉耙指向敞开的拉门请我入内。我踏过沙沙作响的砾石,直到硫磺、石膏和潮湿味把我团团围住为止。

    用四根撬杆调整成水平的毛糙石板上放着沉重的、上端砍平的梨状木锤,面上的凹陷处说明总是敲打在同一个地方。配粗凿锤子用的尖凿子,圆头把尖凿子,新铸成的、因淬火还呈蓝色的齿状凿子,加工大理石用的富有弹性的长形铁锤,一块蓝岩石上放着的宽矮的开槽沟铁锤,干结在木架上的润滑剂,竖放在圆木上准备运走的双穴墓钙华墓碑,磨光,无光泽,油腻,黄色,乳酪色,多细孔。

    “这是凿石锤,这是匙形凿,这是开槽凿。”科涅夫举起一根一掌宽、三步长的木条,移至眼前审视其棱角。“这是直尺。徒工不听话时,我也用它来揍他们。”

    “您也雇徒工?”我这样问不只是出于礼貌。

    科涅夫发起牢骚来了:“我每件活可以雇五个,可是一个也雇不到。眼下他们都去学黑市买卖了,这些笨蛋!”石匠同我一样反对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因为这些勾当阻碍某些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去学习正经的职业。科涅夫领我看各种由粗到细的金刚砂石以及它们对一块索尔恩霍夫石板的磨光效果,这时候我却转起了一个小小的念头。他指给我看浮石,用于粗磨的巧克力色的紫胶石,还有硅藻土,用它可以把黯淡的石板磨出光泽来,而我也一直在转着我的小小的念头,它已经渐渐亮堂了。科涅夫指给我看文字模型,给我讲凸形字和凹形字,讲字体的镀金。他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用一枚真正的古塔勒就可以给马和骑士都镀上金。这使我当即想到但泽干草市场上面对沙沟方向的骑马的威廉皇帝像,波兰的文物保护者也许会决定给它镀金。尽管想到了贴金箔的马和骑士,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小小的念头,它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了。我琢磨着,终于使它成型,而这时,科涅夫正在向我讲解用于雕刻的三条腿的点刻机,用手节骨敲着各种各样朝左或朝右歪斜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石膏模型。我的念头转出来了:“您想雇一名徒工吗?”我实际说出口的是:“您正在为自己找一名徒工吗?还是我弄错了?”科涅夫擦了擦长疖子的后颈上的医用胶布。“我是说,您有可能招收我当徒工吗?”这个问题问得太糟,我又立即更正说,“您别低估我的体力,尊敬的科涅夫先生!我只不过两条腿差点儿劲,干起活来可不含糊的!”我为自己的决断力所鼓舞,现在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我撩起左胳臂的袖子,让科涅夫摸摸我虽然小但像牛肉一般坚韧的肌肉。他不愿摸,我便从壳灰岩上拿起一把粗凿锤,让这六角形的金属在网球一般大的小丘上跳跃。我这番显示力量的表演后来被科涅夫打断了。他开动了砂磨机,让一块金刚砂片在两穴墓墓碑的钙华基座上沙沙作响地旋转。末了,他眼睛不离机器,声音压过磨研噪声吼道:“睡一夜再考虑考虑,小伙子!在这儿干活可不是舔蜂蜜。你拿定主意后再来,可以收你当个实习生。”

    我听从了石匠的劝告,对我的小小念头考虑了一周之久。白天,我拿小库尔特的打火石跟比特路的墓碑作比较,听玛丽亚责备我:“你呀,奥斯卡,现在全靠我们养活。干点事吧,可可,茶叶,奶粉,都可以嘛!”我没有着手去干,听古丝特把不在家的克斯特当成模范向我夸奖,还任凭她由于我反对黑市而夸奖我。可是,我受不了的是我的儿子库尔特。他一边虚构着数字纵队,写到纸上,一边故意不理睬我,就像我过去多少年里故意不理睬马策拉特一样。

    我们坐着吃午饭。古丝特把电铃关掉,免得顾客闯进来看到我们在吃炒鸡蛋和熏板肉。玛丽亚说:“你瞧,奥斯卡,我们能吃到这些好东西,就因为我们没有把两手揣在怀里。”小库尔特叹起气来,打火石已经落到每块十八了。古丝特闷头吃,吃了不少。我也学她的样,品尝着味道,可能是由于鸡蛋粉的缘故,我感觉到不愉快,又由于在板肉里咬到了软骨,我突然地、连耳朵根都感觉到需要幸福。尽管我有许多更充分的相反的理由,尽管我持有种种怀疑,我仍旧要求得到幸福,无碍无虑的幸福。当其余几个还坐着,吃着,满足于这鸡蛋粉的时候,我站起身来,朝柜子走去,仿佛幸福唾手可得。我在自己的格层里寻找着,在照相簿后面,教科书底下,我找到了,不,不是幸福,而是法因戈德先生给的两小袋消毒剂,从一个袋子里掏出来,不,当然不是幸福,而是经过彻底消毒的我可怜的妈妈的红宝石项饰。这是多年以前扬-布朗斯基在一个散发着雪味的冬夜里从一个橱窗里取出来的,橱窗上的圆窟窿是奥斯卡事先唱破的。奥斯卡当时还很幸福,他有唱碎玻璃的本领。我拿着这件首饰离开了寓所,在首饰里看到了我迈步的起点。于是我上路了,乘车到火车站。我暗自想道,如果事情办成了,就会如何如何,随后,长久地讨价还价,我却始终没有忘记,如果……不过那个独臂人和那个别人叫他作陪审推事的萨克森人,他们只懂得这件首饰的价值,却没有预感到他们会使我更加迫切地需要幸福。他们收下了我可怜的妈妈的项饰,给了我一个真皮的公事包和十五条美军香烟,吉祥牌①——

    ①战后德国经济破产,帝国马克犹如废纸。在黑市交易中,吉祥牌香烟和盟国生产的其他牌子的香烟成了商业证券和流通货币。

    下午,我又回到比尔克的家里。我打开包:十五条每包二十支装的吉祥牌,一份财产,使其他几个惊讶不已。我把带包装的金黄色烟草山推到她们面前,说,这是给你们的,只不过从今以后让我得到安宁,这些香烟足够换来安宁了,除此以外,从今天起,每天给我准备满满一饭盒午饭,从今天起,我每天把它放在公事包里带到我的工作地点去。愿你们的人造蜂蜜和打火石生意也能做得吉祥如意,我这样说着,既不发火也不抱怨,我将干的是另一行,今后,我的幸福将写成,或者用行话来说,将凿在墓碑上。

    科涅夫雇用我当实习生,月薪一百帝国马克。这笔钱等于不给,而我干的活也只能给这点钱。一个星期以后,事实已经表明,我的力气干不了石匠的粗活。一块刚劈开的比利时花岗岩壁,将用作四穴墓墓碑,科涅夫交给我粗凿。我刚干了一个小时,手已经握不住凿子,握锤子的手也没了感觉。我不得不把粗凿的活儿留给科涅夫去干,却干起证明我的灵巧的活儿来:细凿,凿成锯齿形,用两把直尺目测平面,用四根撬杆调整水平,在白云石边框上连续开凿沟槽。一根垂直的方木,顶上再横放一根,构成一个“T”字,我坐在上面,不顾要改变我这个左撇子习惯的科涅夫的指责,仍然右手握凿,左手挥动梨状木锤、铁锤、凿石锤,劈劈啪啪、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用凿石锤的六十四只牙齿同时咬石头,一块块地啃掉石头:幸福,它不是我的鼓,幸福,只是一种替代物,但幸福也可以是一种替代物,也许只有通过替代得到的幸福,幸福总是幸福的替代物,幸福成堆——大理石幸福,砂石幸福,易北河砂石,美因河砂石,你的砂石,我们的砂石,基尔希海姆幸福,格伦茨海姆幸福。硬的幸福:蓝岸石。云状易碎的幸福:雪花石膏。铬钢幸福地凿进辉绿石。白云石:绿色的幸福。柔和的幸福:凝灰岩。五彩的幸福来自拉恩河。多孔的幸福:玄武岩。冷的幸福产自埃弗尔山。幸福似火山爆发,滚落成堆,石粉飞扬,在我的牙齿间沙沙作响。

    在刻字时,我更显露了自己的才干。我甚至超过了科涅夫,承担起雕刻工作中的花纹装饰部分:叶板、儿童墓碑的断枝玫瑰、棕榈枝、PX或INRI之类基督的象征①、凹弧饰、圆凸线脚、蛋形线脚、削角以及双削角。奥斯卡给各种价格的墓碑刻上各种凹凸花饰,祝它们吉祥如意。我花了八个小时,在一块磨光的但一再被我呼吸时呵出的气弄模糊的辉绿石壁上刻上了如下铭文:这里永眠着我亲爱的丈夫——另起一行——我们慈祥的父亲、兄长和叔父——另行——约瑟夫-埃塞——另行——一八八五年四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卒——另行——死乃生之门。随后,我最后通读一篇铭文,此刻,我换取到的是快乐与幸福。我为此一再感激终年六十一岁的约瑟夫-埃塞以及我的刻字凿前的绿色云纹辉绿石,埃塞先生墓碑铭文里的五个“O”我因此刻得格外细心;就这样,奥斯卡格外喜爱的字母“O”总是有规律地、无穷尽地出现,给我幸福,而我则把它们刻得有点太大了。两个疖,而我们又必须把赫尔曼-韦布克内希特和埃尔泽-韦布克内希特,娘家姓弗赖塔克的钙华墓碑移到南公墓去。在那一天以前,石匠始终不信任我的力气。在搬墓碑时,帮他干活的多半是尤利乌斯-韦贝尔商号的一个差不多全聋了但除此之外挺顶用的辅助工。作为抵偿,科涅夫在雇八个人的韦贝尔还缺少人手时便去帮忙。我几次三番表示要帮他去干公墓上的活计,却屡遭拒绝。侥幸的是,十月初韦贝尔那里生意兴隆,在霜冻以前他手下一个人也不能少。科涅夫只好指望我了——

    ①PX是拉丁文“基督”一词的交织字母。INRT是拉丁文“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的缩写。

    我们两个把钙华碑抬到三轮摩托后面,放在硬木滑杆上,推上拖斗,又把基座塞在一旁,棱角都用空纸袋裹上,再装上工具、水泥、沙、砾石、卸车用的木杠和木箱。我关上挡板,科涅夫已经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摩托了。他把头和长疖的脖子从侧面窗子里伸出来,嚷道:“来吧,小伙子,带上你的饭盒上车吧!”

    三轮摩托绕着市立医院缓缓而行。医院大门口,白衣女护士如云。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位女护士,格特露德姆姆。我招手,她也招手。幸福,我想着,她真像幸福,我真该邀请她一次,虽说我现在看不见她了,因为我们正朝莱茵河驶去。该邀请她到什么地方去。车子朝卡佩斯哈姆驶去,请她去看电影,或者去剧院,看格林德根斯演出。它在招手了,黄色砖房,不是剧院,浓烟升起,在火葬场叶落及半的树梢上方,格特露德姆姆,换个环境好不好呀?另一个公墓,另一些墓碑店,在大门口迎接格特露德姆姆:博伊茨和克拉尼希店铺,波特基塞天然石铺,彪姆墓碑美术店,戈克尔恩公墓园艺店。大门口有人检查,进公墓不是那么简单的,戴公墓帽的管理人员说:双穴墓钙华碑,在八区七十九号,姓韦布克内希特,名赫尔曼,手举到公墓帽前敬礼。我们交出饭盒让他在火葬场加热,停尸间前站着舒格尔-莱奥。

    我对科涅夫说:“这不是戴白手套的叫舒格尔-莱奥的人吗?”

    科涅夫伸手去摸脖子后面的疖:“这是萨贝尔-威廉,不是舒格尔-莱奥。他住在此地。”

    这样的答复能使我满意吗?我以前在但泽,现在在杜塞尔多夫,可我却一直名叫奥斯卡。我于是说:“过去我们那边的公墓上,有过一个人,完全是这个模样的,他名叫舒格尔-莱奥。最初,他就叫莱奥,是神甫班的学生。”

    科涅夫左手捂着疖子,右手驾驶三轮摩托车在火葬场前面转弯:“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怀疑。这种模样的人有一大群,起初在神甫班上,现在生活在公墓上,起了别的名字。这儿的一位是萨贝尔-威廉!”

    我们从萨贝尔-威廉身边驶过。他挥动白手套打招呼,在这座南公墓,我感觉像在家乡一般。

    十月,公墓林阴道,世界正在脱落头发和牙齿,我是说,黄叶摇落,上下纷飞。寂静,麻雀,散步的人,朝八区方向驶去的三轮摩托声,八区离得很远。一路上,老太太带着洒水壶和孙儿孙女,瑞典黑花岗岩上的太阳,方尖碑,裂开的柱子,颇有象征意义,也许是战争留下的创伤,紫杉或者类似紫杉的树木背后颜色发绿的天使。女人用大理石的手遮住眼睛,却被自身的大理石弄花了眼睛。穿石头凉鞋的基督祝福榆树。四区的另一个基督在祝福桦树。在四区和五区之间的林阴道上行驶时,我的想象有多美啊!譬如说,大海。大海把各种东西抛到海滩上来,其中有一具尸体。从索波特滨海小道传来小提琴声,还有刚开始放的焰火,扭扭捏捏的,这是为战争中双目失明的人举办的。我,奥斯卡和三岁孩子身材,弯腰去看海滩上的那具尸体,希望这是玛丽亚也有可能是格特露德姆姆,我本该请她一回的。但这是美貌的卢齐,苍白的卢齐,这是正向高潮推进的焰火告诉我,向我证实了的。她身穿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她在转坏念头时就穿这件衣服。羊毛衫湿了,我给她脱下来。这件毛线茄克里面她还穿着一件,同样湿了。又一件贝希特斯加登茄克衫的图案展现在我眼前。末了,焰火已经放完,只剩下小提琴声。我在一件又一件再一件羊毛茄克里面,找到用德意志少女同盟的运动衫裹着的她的心,卢齐的心,一块冰凉的小墓碑,上面写着:奥斯卡在此安息——奥斯卡在此安息——奥斯卡在此安息……

    “别睡觉,小伙子!”科涅夫打断了我的由海水漂来、被焰火照明的美的想象。我们向左拐弯,八区,新辟的区,没有树林,墓碑寥寥无几,扁平地、饥饿地躺在我们面前。坟墓都太新,尚未修饰,千篇一律,却把最近举行的五处葬礼衬托得格外鲜明:棕色的花圈,被雨水淋湿、颜色融化的饰带,堆成了一座座现代化小山。我们很快在第四排头上找到了第七十九号,另一边就是七区。七区已种上了一些迅速成长着的幼树,比较有规律地覆盖着一米石块,多数系西里西亚大理石。我们把车开到七十九号墓的后头,卸下工具、水泥、砾石、沙子、基座以及有点油腻的亮堂堂的钙华碑。我们把这块大家伙从拖斗上用木杠卸到木箱上时,三轮摩托车猛地一跳。坟头插着一个临时的木十字架,横木上写有赫-韦布克内希特和埃-韦布克内希特。科涅夫把它拔出来,让我把挖掘机递给他,他便动手挖两个洞,用来灌两个水泥墩,按公墓管理处规定,洞深六十一厘米。我到七区去提水,和水泥。我和好时,他说已挖了五十一厘米深,吩咐我可以往两个洞里灌水泥了。科涅夫坐在钙华碑上,喘着粗气,伸手到脖子后面去摸他的疖子,说:“快出脓了。我感觉到它们快穿头出脓了。”我在夯水泥,很少想别的。一支新教送葬队伍由七区爬行而来,经八区去九区。他们隔开三排墓在我们前面经过,科涅夫从钙华碑上滑下来,我们按照公墓规定向牧师和死者家属脱帽默哀。棺材后面,孤单单地走着一个黑眼、矮小、七歪八斜的女人。跟在后面的人,全都高大结实得多。

    “傻瓜,别磨磨蹭蹭的!”科涅夫在我旁边发起牢骚来。“我感觉到,在我们把墓碑竖起来以前,它们要穿头了。”

    其间,送葬队伍已经到达九区,聚集在一起,响起了牧师上下起伏的声音。水泥已经凝结,如果我们现在能把基座架到墩上去,该有多好。可是,科涅夫却肚子朝下趴在钙华碑上,把帽子塞在额头与石头之间,把上装和衬衫衣领往下拽,露出后颈。这时,九区死者的生平事迹也传到了八区我们的耳朵里。我不仅要爬上墓碑,还得骑在科涅夫的背上,弄清这件突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两个并排长着的疖子。一个迟到的人,带着一个太大的花圈,匆匆向九区赶去。那里,布道正在缓慢地接近尾声。我猛地撕去膏药,用一片山毛榉叶擦掉鱼石脂磺酸铵膏,看到了两个差不多一样大小,由焦油褐渐次变黄的疖子。“让我们祈祷吧!”这话语从九区随风飘来。我把这当做信号,脑袋一歪,用两只大拇指垫上山毛榉叶又压又挤。“天父……”科涅夫小声说:“别压,挤吧!”我挤。“……你的名。”科涅夫也一起祈祷:“……来吧,你的国度。”我又压,因为只挤不管用。“将实现,如在……也在……”疖子没破裂,真是奇迹。又一遍:“今天给予我们。”科涅夫也跟着念经文:“罪过,莫受诱惑。”脓比我想象的还多。“王国、力量和荣耀。”我挤出五颜六色的剩余物。“永恒。阿门。”我又挤时,科涅夫念:“阿门。”我又压,他念:“阿门。”九区那边已开始向家属致哀,科涅夫还在念:“阿门。”他平趴在钙华碑上,得到了解救,嘟哝着:“阿门。”又问,“还有水泥安基座吗?”我有。他说:“阿门。”

    我把最后的几铲水泥撒在两个水泥墩之间作为连结。这时,科涅夫从磨光的刻字墓碑上挣扎起来,让奥斯卡给他看秋天的杂色山毛榉叶和他那两个疖子的杂色内容。我们扶正帽子,手搭到石上,立起赫尔曼-韦布克内希特和埃尔泽-韦布克内希特(娘家姓弗赖塔克)的墓碑。这时,九区参加葬礼的人也都星散了

    北方幸运女神

    当时,只有那些在地球表层上留下有价值物件的人们才能买得起墓碑。倒不一定非得是一颗钻石或者一串八十公分长的珍珠项链不可。用二百五十公斤土豆可以换到一块足尺足码的格伦茨海姆壳灰岩一米墓碑。一块双穴墓三基座比利时花岗岩墓碑给我们换来了两身西装加背心的衣料。衣料是一个裁缝的寡妻的,她还提议为我们加工衣料,以此换一个白云石墓框,因为她还雇着一名帮工。

    就这样,科涅夫和我下班后就乘上开往施托库姆方向的十路车,去寡妇伦纳特家,让人家给我们两个量尺寸。奥斯卡当时穿的是一身经玛丽亚改制的坦克猎兵服,上衣的钮扣虽说都换了,但由于我的特殊体形却系不上扣子。

    寡妇伦纳特的帮工叫安东,他给我按尺寸用深灰色细条纹料子做了一身西装:单排扣,浅灰色衬里,两肩垫得很合适,并无虚假感;驼背不加掩饰,反倒得当地予以突出;卷边裤子,裤管不太肥。服装笔挺的贝布拉师傅始终还是我的榜样。因此,裤子上没有系皮带用的襻而只有系吊带的扣子。背心后片闪亮,前片暗淡,深玫瑰衬里。整套服装试穿五次才算做成。

    裁缝帮工还在缝制科涅夫的双排扣和我的单排扣西装的时候,来了一个皮鞋捐客,要为他的一九四三年被炸伤致死的妻子立一块一米碑。他先要给我们配给证,但我们要实物。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碑加人造石边框连同安装在内,科涅夫得到一双深棕色低帮皮鞋和一双皮底拖鞋。分给我的是一双老式的但皮子极软的黑色系带靴。三十五号,我这双无力的脚从此得到坚固而漂亮的底座了。

    衬衫我让玛丽亚去买。我把一捆帝国马克往称人造蜂蜜的磅秤上一放,说:“给我买两件白衬衫,一件要细条纹的,再买一条浅灰色领带,一条栗色的,行吗?余下的钱给小库尔特或给你买点什么,亲爱的玛丽亚,你总是想着别人,只是不想你自己。”

    有一回,充当施主的兴头上来了。我送给古丝特一把真角质柄雨伞和一副没怎么用的阿尔膝堡施卡特牌。当她想问问克斯特何时回家时,她爱用牌来算卦,却又不愿去向邻居借一副牌来。

    玛丽亚赶紧去办我托她的事情。剩下钱不少,她给自己买了一件雨衣,给小库尔特买了一个仿皮学生书包,实在难看,但暂时了却了他的心愿。玛丽亚在给我的衬衫和领带上还放了三双灰色短统袜,是我忘记买的。

    科涅夫和奥斯卡去取衣服。我们站在裁缝铺的镜子前面,挺尴尬的,但都给对方的模样镇住了。科涅夫不敢转动脖子,后颈上疖子结了疤,弄皱了皮肤。他溜着肩膀,双臂向前下垂,试图伸直他的格格响的膝盖。穿上新服装,我的外观活像一个魔鬼知识分子,尤其当我把两臂交抱在胸前的时候,因为这样一来,我上身的宽度增加了。我还用瘦弱的右腿作为支撑,懒洋洋地伸出左腿构成一个三角。我冲着科涅夫微笑,他的惊讶使我得意。我走近镜子,离被我的左右颠倒的映像所占据的镜面近到可以去吻它一下的地步,但我只是对它阿了口气,随口说:“哈罗,奥斯卡!你万事俱全,只缺一枚领带饰针了。”

    一周以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走进市立医院去看望女护士们。我上下一身新,沾沾自喜,哪个角度都是顶呱呱的。当我如此这般地露面时,我的领带上已经有一枚镶珍珠的银饰针了。

    这些好姑娘们看到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时当一九四七年晚夏。我按照证明为有效的方式,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玩弄着我的皮手套。我当石匠见习生和凹弧饰雕刻师傅已经有一年多的时候了。我翘起二郎腿,但注意不弄皱裤线。替我保管这套标准服的是好心的古丝特,仿佛这是为回乡并将改变一切的克斯特缝制的。黑尔姆特鲁德姆姆想摸摸衣料,也果真摸了摸。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庆祝小库尔特七岁生日,按“请用!”烹调法自己调制鸡蛋利口酒,自制干松蛋糕,我给小库尔特买了件鼠灰色粗呢大衣。我请女护士们吃夹心糖,格特露德姆姆也来了,夹心糖是用一块辉绿石碑换来的,外加二十磅红糖。小库尔特,据我观察,非常愿意上学。他的女教师,年轻而有魅力,上帝作证,她绝非施波伦豪威尔小姐①那种人。她夸奖小库尔特,说他聪明,只是有点儿一本正经。女护士们多么快活,竟然有人请她们吃夹心糖。当科室里只剩下我和格特露德两人的短暂时间里,我探听她星期天是否休息。“譬如说吧,今天五点钟我就下班了。不过我不会进城去,因为没啥事情。”女护士格特露德无可奈何地说——

    ①奥斯卡在但泽上小学时的女教师。

    我说,可以去试试,她起先不想去试试,只想好好睡一觉。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邀请她,但她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便神秘地用这样的话作为结束:“得有点活力才行,格特露德姆姆!青春只有一回。吃点心的马克我肯定不缺。”伴随着这篇台词,我按传统风格轻敲胸袋前插着的手绢,又给她一块夹心糖。这个强健的威斯特伐利亚姑娘同我完全不是一个类型,所以,当她转向药膏柜,说出下面的话来时,我反倒吓了一跳:“既然您这么说,那好吧,约定六点见面,但不是在这里,在科奈利乌斯广场碰头。”

    我本来就没打算在医院门厅或者大门口同格特露德姆姆碰头。就这样,六点钟,我在科奈利乌斯广场当时被战争破坏还不能报时的标准钟下等她。她来了,我一看几周前弄到手的不算太值钱的怀表:准时。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如果我能看见她准时在五十步以外、马路对面的电车站下车的话,我会在她还没有看到我之前失望地偷偷溜掉的,因为格特露德姆姆并非以格特露德姆姆的形象出现。她没有穿白衣,没有别红十字胸针,而是以哈姆的或者多特蒙德的或者多特蒙德与哈姆之间随便哪个地方的随便哪一位身穿式样寒酸的普通服装的、名叫格特露德-维尔姆斯的小姐的身份来赴约会。

    她没有察觉我的不快,告诉我,她差点儿来晚了,因为护士长存心刁难,下班前五分钟还派她干一件什么事情。

    “好吧,格特露德小姐,我能提些建议吗?我们可以先去甜食店①,无拘无束地在那里坐坐,接下来,随您喜欢,可以去看电影,去剧院嘛可惜搞不到戏票了,要么去跳舞,怎么样?”——

    ①甜食店一般均设咖啡座。

    “好,我们去跳舞吧!”她欢欣鼓舞,等她察觉到我虽然衣服笔挺但我的形象却不可能当她的舞伴时,已经晚了,连脸上的惊恐神色都来不及掩饰。

    谁叫她不穿那种我如此珍爱的护士服来的呢?我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决定按她赞同的计划去办。缺乏想象力的她很快就不再害怕,同我一起吃着,我吃一块蛋糕,她吃三块,想必她在蛋糕里咬到了水泥碴儿。我交了点心供应证和现钱,她跟我在韦尔汉登上开往格雷斯海姆方向的电车,据科涅夫说,伯爵山下有一个舞厅。

    电车停在上坡路前,最后这一段路我们只好慢慢地步行。九月的一个晚上,一如有些书里所描写的那样。格特露德的免证供应的木头底凉鞋格格响,像溪边的水磨。这使我快活。下山来的人们扭过头来看我们。这使格特露德小姐尴尬。我习以为常,毫不在意。我口袋里毕竟有点心供应证,这才使她在居斯股甜食店里吃到了三块有水泥碴儿的蛋糕。

    舞厅叫韦迪希,别名是:狮堡。在售票处就听到吃吃的笑声。我们入场,许多脑袋转了过来。穿普通衣服的格特露德姆姆心慌意乱,险些被一把折叠椅绊了个跟头,幸亏侍者和我把她扶住。侍者请我们在舞池近处的一张桌子就坐。我要了两份冰镇饮料,又小声添了一句,只让侍者一人听到:“请加烧酒。”

    狮堡的主要场地是个大厅,过去可能是一所骑术学校的场地。大厅上方有多处损坏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最近举行的狂欢节留下的纸蛇和彩带。周围一圈半暗的彩灯,把光线反射到年轻的、部分是时髦的黑市商贩平平整整向后梳的头发上,反射到姑娘们的塔夫绸上装上,看来他们相互都认识。

    加烧酒的冰镇饮料端上来后,我又从侍者手里弄来十支美军香烟,递给格特露德一支,侍者一支,他把香烟夹在耳朵上。我给我的女士点了火,便掏出奥斯卡的琥珀烟嘴,把一支骆驼牌抽了半支。我们旁边几张桌子的人屏息而坐。格特露德姆姆这才敢抬起头来。我把足有半支长的骆驼牌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扔下,格特露德姆姆却讲究实际地伸手拣起烟蒂,装在她的防水布小手提包的侧袋里。

    “留给多特蒙德我的未婚夫,”她说,“他抽起烟来像发疯。”

    我很快活,我不是她的未婚夫,再说,奏起音乐来了。

    一个五人乐队演奏《别把我围住》。穿皱胶底鞋的男人们匆匆在舞池上走了个对角线,互不相撞,钓姑娘们上钩。姑娘们站起身来时,都把手提包交给女友们保管。

    有几对跳得相当熟练,像上过跳舞学校似的。口香糖在嘴里咀嚼。几个小伙子停了好几小节,想找出可以替代莱茵话“败类”这个词儿的美国俚语。他们让舞伴的手举着,那些姑娘像是在原地带球,好不耐烦。在这些舞伴们继续跳以前,又交换了一些小物件。真正的黑市商贩不懂得什么叫下班。

    这一场舞我们没有跳,下一场狐步舞也没有跳。奥斯卡偶或看看男人们的腿。当乐队奏起《罗莎蒙德》时,我便请不知所措的格特露德姆姆跳一场。

    我比格特露德姆姆几乎矮两个脑袋,也知道我们两个搭档一定稀奇古怪,而且还想加强这种古怪特色。我回忆着扬-布朗斯基的舞艺,壮胆充当黑市商,搂住像顺从上帝似的听任我带领的格特露德姆姆,左手手心朝外搭在她的臀部,接触着含百分之三十的羊毛的裤料,脸颊贴近她的上装,把这位强健的小姐整个地往后推,滑步到她的两脚之间,摇晃着朝左外侧探出的我们两个僵直的前臂,要人让道,从舞池的一角跳到另一角。跳得比我敢于指望的要好得多。我还跳花步,面颊贴近她的上装,左手时左时右托住她的臀部使她保持平衡,以她为轴心旋转,丝毫不放弃那种黑市商的标准姿势,这种姿势给人的印象是:那位女士眼看要往后摔倒了,那位想要摔倒她的先生自己也快从她头顶上摔出去了,然而,他们都没有摔倒,他们是出色的黑市商舞客。我们随即有了观众。我听到了惊呼声:“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他是吉米!瞧着吉米。哈罗,吉米!来吧,吉米!一起来吧,吉米!”

    遗憾的是我看不见格特露德姆姆的脸,我只好自得其乐,希望她把喝彩声当做青年人的捧场,高傲而镇定地接受它。作为护士,她能够忍受病人们往往是笨拙的马屁功夫,对这种喝彩声,她自然能泰然处之。

    我们回到座位上时,还始终有人在鼓掌。五人乐队响亮吹奏致敬,打击乐演奏员尤其卖力,乐队第二次、第三次响亮吹奏致敬。“吉米!”人们喊道,“看到那两个了吗?”这时,格特露德姆姆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说要上盥洗室,拿起装有留给多特蒙德未婚夫的烟屁股的小手提包,涨红了脸,东磕西碰,在桌椅之间挤出去,朝售票处旁边的盥洗室方向走去。

    她一去不回。她走前一口气喝光了冰镇饮料,我由此推断出,干杯意味着告别。格特露德姆姆把我给甩了。奥斯卡呢?琥珀烟嘴里插上美军香烟,在领班过来悄悄收走护士喝了个底朝天的杯子时,又向他要了一杯烧酒不加冰镇饮料。不惜任何代价,奥斯卡要微笑。虽说痛苦,但他在微笑,双臂交叉,翘起二郎腿,晃动着三十五号小巧玲珑的黑色系带靴,独享被抛弃者的优越感。

    那些年轻人,狮堡的常客,都挺好,跳着舞经过时,都向我眨眨眼睛。“哈罗!”小伙子们喊道:“别在乎!”姑娘们喊道。我晃了晃烟嘴,感激这些真正的人道的代表,宽厚地完尔一笑。这时,打击乐演奏员一通急擂,敲起小鼓、定音鼓、钹和三角铁,独奏了一段,使我回想起演讲台下美好的往日。他宣告,又开始了一场舞,邀请女伴吧!

    小乐队激动热烈,演奏《老虎吉米》。这可能是为我演奏的,虽说狮堡舞厅里没人知道演讲台下我那段鼓手生涯。不管怎么说,一个活泼好动、一头散沫花红色鬈发的年轻姑娘,选中我当她的男舞伴,口嚼口香糖,用吸烟过多而沙哑的声音向我耳语道:“老虎吉米!”我们快速地跳着吉米舞,施魔法显现了热带丛林和林中险情,老虎来了,张牙舞爪,大约持续了十分钟。小乐队响亮吹奏致敬,鼓掌,再次响亮吹奏,因为我有个服装讲究的驼背,腿脚利索自不待言,扮演老虎吉米形象不凡。我请器重我的那位女士到我的桌子就座,黑尔玛——这是她的名字——请我允许她把她的女友汉内洛蕾也带来。汉内洛蕾沉默寡言,坐得住,喝得多。黑尔玛则抽烟抽得多,我只得再向领班买美军烟。成功的夜晚。我跳了《黑巴贝里巴》、《心境》和《擦皮鞋的男孩》,间歇时聊天,款待两位很难满意的小姐。她们告诉我说,她们两个在阿道夫伯爵广场的长途电话局工作,长途电话局还有更多的姑娘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来韦迪希的狮堡。不管怎么说,她们每个周末都在这里,除非遇上周末值班。我也答应以后常来此地,因为黑尔玛和汉内洛蕾是那么可爱,因为可以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挨得很近地坐在一起,融洽地相处。我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她们两个也当即明白了。

    我有较长的时间不再去医院。后来,我时而又去时,格特露德姆姆已经被调到妇科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或者只匆匆地见一面,远远地打个招呼。我成了狮堡受欢迎的常客。姑娘们都来骗我款待她们,但骗得不算过分。通过她们,我又认识了一些英国占领军人员,学到了上百个英语单词,也结下了友谊,甚至同狮堡乐队的几个队员结下了以“你”相称的兄弟友情,不过,一涉及到击鼓,我就克制自己,也就是说,我从不去摆弄打击乐器,而是满足于在科涅夫的石匠铺里刻字的小小幸福。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我仍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保持联系,也从沉默寡言又坐得住的汉内洛蕾那里得到了一些花费不算太大的温暖。我们紧挨着,却又保持距离,只限于做些不受义务约束的小动作。

    在冬天,石匠要整顿内部。工具送去重铸。一些旧石块刻字的一面要修饰,缺了角需磨成斜边或刻成凹弧形。在秋天的销售季节里,存放场上墓碑石日见稀疏,科涅夫和我又重新放满,还用壳灰岩充填料夯成若干人造石。在做简易的雕刻工作时,我试着使用点刻机,刻出表现天使脑袋、基督戴荆冠的脑袋和圣灵之鸽的浮雕来。下雪时,我铲雪;不下雪时,我化开冻住的自来水管给砂磨机供水。

    一九四八年的嘉年华会①使我消瘦了。很可能我看上去有点像是过着较高的精神生活的样子,因为在狮堡,一些姑娘把我叫做“博士”。二月末,刚过圣灰星期三②,莱茵河左岸来了头一批农民,到我们的墓碑存放场看货。科涅夫不在。他去做每年一次的风湿病治疗,在杜伊斯堡一座高炉前工作。当他于十四天之后回来时,人烤干了,疖子也没了,而我已经以好价钱卖出了三块石碑,其中一块是用于三穴墓的。科涅夫还廉价出售了两块基尔希海姆壳灰岩碑。三月中旬,我们开始搬运和立碑。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运到了格雷芬布罗伊希;两块基尔希海姆一米碑立在瑙伊斯附近的一座乡村公墓里;一块由我刻上天使小脑袋的美因河砂石,今天还竖立在施托姆勒公墓可以供人观赏。刻有头戴荆棘冠的基督的辉绿石三穴墓碑,我们在三月底装车,由于超载,三轮摩托只能缓慢地朝卡佩斯哈姆方向驶去,在诺伊斯过了莱茵桥,经格雷芬布罗伊希到罗默尔基尔欣,随后向右拐上去贝格海姆-埃尔夫特的公路,过了赖特和下奥森姆,连碑带基座运到了上奥森姆公墓,连灰都没有碰掉一点③。公墓设在一座小丘靠村子的那面坡上——

    ①四旬节(斋期)前的狂欢节。

    ②四旬节的头一天。在这一天,神甫用圣灰撒在信徒头上,或者圣徒用灰在额上画十字。

    ③这时用“灰”字是与上文“圣灰星期三”相呼应的戏谑。

    瞧这远景!我们脚下是埃尔夫特兰的褐煤矿区。幸福女神工厂八座烟囱朝天喷烟。新建的、咝咝作响的、总想爆炸的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矸石山中间的山脉上方有钢丝缆和自动倾卸货车。每三分钟过一辆装满焦煤的电动车或者空车。从发电厂来,到发电厂去,小如玩具,巨人的玩具。公墓左角凌空而过的是三根为一路的几路高压线,嗡嗡叫着,高度紧张地通往科隆。另外几路,贴近地平线,通往比利时与荷兰。世界,枢纽——我们为弗利斯一家竖起了辉绿石碑——电产生了,如果……掘墓人和助手,这助手顶替了舒格尔-莱奥,他们带着工具来了。我们站在紧张地区,我们下方隔三排墓的地方,掘墓人动手迁葬——这里在为战争赔款输送高压电流——风向我们刮来了过早迁葬的典型气味——不,没有恶心,这是三月,焦煤山中间的三月的耕地。掘墓人戴着一副线绳吊着的眼镜,同他的舒格尔-莱奥低声争吵,直到幸运女神的气笛呼出气来,一口气长达一分钟。我们屏住呼吸,被迁葬的女人根本谈不上呼吸,唯独高压坚持着。随后,气笛倒了,落到地上,淹死了——村里灰色石板瓦屋顶上中午的炊烟缭绕,教堂钟声接着响起:祈祷,劳动——工业和宗教手挽手。幸运女神那边在换班,我们吃黄油面包加板肉,但是迁葬不容休息,不休息的高压电流匆匆奔向战胜国,照亮荷兰,此地则不断停电——可是,被迁葬的女人见到了光明!

    当科涅夫为打地基挖掘一米五深的洞时,被迁葬的女人也被抬到新鲜空气里来了。她在底下躺的时间还不很长,去年秋天才处身黑暗之中,可她已经取得了进展,如同各处都在进行的改进那样,莱茵和鲁尔的拆卸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冬天,我在狮堡浪费光阴,那个女人却在褐煤矿区封冻的地壳下面认真地分解自己。现在,当我们夯水泥、安基座时,她被人说服,一块一块地把她迁葬。不过,现在有一个锌制的箱子来盛她,所以什么也不会丢失——幸运女神分发煤块①时,孩子们跟在装载过满的卡车后面奔跑,拣掉下来的煤块,因为红衣主教弗林斯从布道坛上对会众讲过:我当真告诉你们,偷煤不是罪孽。被迁葬的女人不需要生火取暖。我不相信,她在谚语中所说的新鲜的三月的空气里会受冻,再说她还有足够的皮肤,尽管有渗漏和残缺,但还有残存的衣服和头发护着,头发始终是电烫的耐久波浪——这个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那口薄皮棺材也值得搬迁,连小木条也都得搬到另一个公墓去。那儿没有农民和幸运女神的矿工,那里是个大城市,总会发生点什么事情,而且十九家电影院同时营业。那个女人将要返回家乡,她是当时疏散到此地来的②,不是本地人。掘墓人告诉我们:“她是从科隆来的,现在她家里的人要把她迁葬到米尔海姆去,在莱茵河彼岸。”要不是汽笛又叫了一分钟,他还会讲更多的情况。我利用汽笛响的时间,走近迁葬的坟,在汽笛声中绕了几个弯,想当迁葬的目击者。我随手带了件东西,后来到了锌制箱子旁边才知道是把铲子。我带着它不是为了去帮忙,而是因为它就在我的手里,却又马上使用它,把落在旁边的东西铲起来。这把铲子是从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我用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铲起来的东西,是那个疏散到此地的女人的中指和——我至今还相信——无名指,这两个指头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多半是没有感情的掘墓人给刨断的。这从前是或者始终还是她的手指,我觉得它们曾经是美的、灵巧的,如同已经放进锌制箱子的这个女人的头,多亏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交的严冬,它才得以保持某种匀称,因此可以谈得上美,尽管是失效的美。此外,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头和手指比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的美更亲近、更有人性。可能是这样的:我享受工业区洋溢着的激情,就如同过去在剧院里享受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面对外表的美,我始终感到失望,尽管这些都富于艺术性,而这个被疏散的女人仅仅是过于自然罢了。我必须承认,高压电流类似歌德,传递给我一种世界感,可是,这女人的手指却触动了我的心,即使我把这个被疏散的女人想象成男人时也是一样,因为这样更合我的意。为了拿定一个主意,也为了进行类比,需要把我变成约里克,把那个女人——半截在墓里,半截在锌制箱子里——变成男人哈姆莱特,如果愿意说哈姆莱特是个男人的话。我,约里克,第五幕③,小丑,“我认识他,霍雷肖④”,第一场,我,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舞台上出现过——“唉,可怜的约里克!”——我把我的脑袋借给了哈姆莱特,这样一来,某个叫格林德根斯或者劳伦斯-奥立佛⑤先生的人在扮演哈姆莱特时就得考虑一下:“你那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你那时的上窜下跳,又到哪里去了?”——我拿着我的义务劳动局铁铲上面的格林德根斯扮演的哈姆莱特的手指,脚踏着下莱茵褐煤矿区坚实的土地,站在矿工、农民及其家属的坟墓之间,俯视上奥森姆村的石板瓦屋顶,把这座乡村公墓变成了世界中心,把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变成同这个中心对立的、令人钦佩的半神半人的中心,耕地成了丹麦的耕地,埃尔夫特成了我的贝尔特海峡,在此地腐烂了的一切,都是在丹麦人的王国里腐烂了的——我,约里克,在我的头顶上方,高压,电流,咝咝响,在歌唱,我并没有说是天使,然而,伸向地平线的高压线路里的强电流天使在歌唱,电路通往科隆、它的火车站以及旁边的哥特式怪兽⑥。强电流天使给天主教会顾问处供电,在萝卜地上方的天空中,可是尘世却提供煤块以及哈姆莱特的而不是约里克的尸体。与该剧无关的其余的人们,必须待在下面——“使他们到了这样的地步……余下的便是沉默”——用墓碑压在他们身上,如同我们把辉绿石碑重重地压在弗利斯一家头上那样。我,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布朗斯基,约里克,对于我来说,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可是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它过去之前,匆匆地观察着我的铁铲上的哈姆莱特王子的断指——“他太肥,呼吸局促”——我像第三幕第一场里的格林德根斯那样观察着,提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又屏弃这种愚蠢的提问,而把更具体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打火石,我的尘世的和天上的假想父亲们,我的外祖母的四条裙子,照片上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不朽的美,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迷宫,波兰邮局里吮血的邮件篮,美国——同驶往布勒森的九路有轨电车相比,美国算得了什么,我让时而还清晰可辨的玛丽亚的香草香飘向呈现为疯狂的卢齐-伦万德的三角脸,请那位给死亡消毒的法国戈德先生去寻找隐蔽在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我冲着科涅夫,更多地冲着高压电线杆说——因为我正在慢慢地拿一个主意,然而又感到有必要在拿定主意之前按照戏剧的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怀疑哈姆莱特,颂扬我,约里克,是个真正的市民——我对科涅夫说,因为他在叫我,因为我们必须把辉绿石碑同基座接合起来。我被最终成为一个市民的愿望所打动,小声地说——也许是模仿格林德根斯,虽然他不大可能扮演约里克——我隔着铁铲对科涅夫说:“结婚呢,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⑦。”——

    ①指矿上把煤块作为实物工资分发给职工。

    ②指战时从德国西北部遭盟军频繁轰炸的城市疏散到东部农村地区的妇女与儿童。

    ③此处是对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墓地”的诙谐摹仿。引号中的话都是剧中哈姆莱特的台词。

    ④《哈姆莱特》一剧中的两小丑之一。

    ⑤劳伦斯-奥立佛,著名电影明星。

    ⑥指科隆大教堂。

    ⑦这里像仿效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名句:“活着呢,还是去死,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发生了北方幸运女神对面的公墓上那次转变以后,我不再去韦迪希的狮堡舞厅,中断了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的一切联系。她们的优势就在于迅速地、令人满意地接通电话,建立联系。五月,我给玛丽亚和我买了电影票。看完电影,我们去餐馆,吃得比较好,我跟玛丽亚聊天。她心事重重,小库尔特的打火石来源断了,人造蜂蜜的生意也不行了。几个月来,我,如她所说,一个弱者,承担着养活全家的责任。我安慰玛丽亚,说奥斯卡愿意做这些,奥斯卡喜爱承担重大的责任胜过其他一切,恭维她的容貌,末了,我壮起胆子,向她求婚。

    她希望有段时间考虑考虑。我提出的约里克的问题几个星期得不到答复,或是她避而不答,最后却由币制改革①作了回答——

    ①指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实行的币制改革,用德意志马克取代贬值的帝国马克。

    玛丽亚向我摆了一大堆理由,说话时摸着我的衣袖,叫我“亲爱的奥斯卡”,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实在是太善良了,请我谅解,请我今后继续保持纯正的友谊,祝愿我成为石匠后万事如意。在我再次追问之下,她拒绝了同我结为夫妻。

    就这样,约里克没有成为体面的市民,却变成了一个哈姆莱特,一个傻瓜

    四九年圣母

    币制改革来得太早,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迫使我也同样地去改革奥斯卡的货币。我无可奈何,即使不让我的驼背生出资本来,也得赖以-口了。

    我本来也会成为一个好市民的。币制改革以后的时期,如我们今天之所见,给暂时兴旺发达的毕德迈耶尔①带来了各种前提。这个时期本来也会促使奥斯卡具备毕德迈耶尔的特征。我本该成为一个好丈夫,正派人,参加重新建设,现在也该有一爿中等规模的石匠铺,给三十名帮工、小工和学徒工发放工资和面包,替所有新建的办公大楼和保险公司用备受欢迎的壳灰岩和钙华把建筑物的门面装饰得体面大方。我本该成为一个生意人、正派人和好丈夫的,但是,玛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

    ①指中、小资产阶级。

    这时,奥斯卡想到了他的驼背,把这份财产转到了艺术的名下。科涅夫的生活是靠墓碑维持的,如今由于币制改革而成了问题。在他解雇我之前,我先辞了职。如果我不能闲居在古丝特-克斯特的厨房里,我便会流落街头。我那身定做的时髦的西服也渐渐地穿旧了,变得有点邋遢。我虽说没有同玛丽亚争吵,但仅伯争吵,因此多半上午就离开比尔克的寓所,先去阿道夫伯爵广场看天鹅,随后到宫廷花园去看天鹅。我坐在公园里,渺小,沉思,但不愤世嫉俗。对面是劳动局和艺术学院,在杜塞尔多夫,这两家是邻居。

    一个人,坐着,坐在这样一张公园凳子上,直至自己变成了木头,需要交往为止。老年男子,来不来公园要看天气。老年妇女,慢慢地又变成了爱闲聊的姑娘。当时的季节,黑天鹅叫嚷着互相追逐,情侣,旁人爱看他们,一直看到他们如所预料的那样不得不分开。有些人扔掉废纸。废纸飞了一阵,翻起跟头,末了被一个由城市付工资的戴帽男子用尖棍戳走。

    奥斯卡有坐功,会用膝盖带动双腿均匀地抖动。在一个身穿皮大衣、系有前国防军腰带、戴眼镜的胖姑娘同我搭话之前,我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她和两个瘦小伙子。跟我攀谈显然是那两个小伙子出的主意。他们一身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打扮。他们的外表是那么危险,然而却羞于跟我,一个从外表即可看出隐藏着伟大意义的驼背,直截了当地交谈。他们说服了穿皮大衣的胖姑娘。她走过来,双腿粗似立柱,结结巴巴,直到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下来,由于从莱茵河飘来的水气甚至是雾气,她的眼镜片模糊不清。她说呀说的,直到我请她先擦一擦眼镜,再把她要讲的事情讲得我能够听明白。她便挥手把那两个瘦小伙子叫过来。不用我开口,他们就说自己是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眼下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儿。末了,他们不无热情地告诉我,他们相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模特儿。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几个快速动作,他们也马上说出给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报酬:每小时一马克八十芬尼,裸体模特儿甚至每小时两个德意志马克。不过那胖姑娘说,不考虑裸体模特儿。

    为什么奥斯卡答应了呢?是艺术引诱了我吗?是报酬引诱了我吗?艺术和报酬同时引诱了我,让奥斯卡答应下来。我于是站起身来,让公园凳子和公园凳子生活永远成为过去,跟随着昂首阔步的戴眼镜的姑娘和那两个走路向前探身、仿佛背负着他们的天赋的小伙子,经过劳动局,踏上冰窖山街,走进部分遭破坏的艺术学院大楼。

    库亨教授,黑胡子,黑煤眼睛,独特的黑色宽边软呢帽,他使我联想起少年时见到过的黑餐柜。他的学生认为我,坐在公园凳子上的男人,是个绝妙的模特儿,他本人也认为如此。

    他绕着我走了许久,黑煤眼睛滴溜转,鼻息声声,从鼻孔里喷出黑色尘垢,随后一边用黑指甲掐住一个无形的敌人,一边说:“艺术就是控诉、表现、激情!艺术就是在白纸上消耗自身的黑炭笔!”

    我为这种消耗性艺术提供模特儿。库亨教授领我走进他的学生的画室,亲手把我抱上转盘,转动它,不是为了把我转晕,而是为了从各个侧面说明奥斯卡的身材比例。十六个画架移近奥斯卡的侧面。喷煤灰的教授还作了一篇简短的讲演。他要求表现,完全醉心于表现这个字眼儿。他说:表现了绝望的夜的黑色,他断言,我,奥斯卡,体现了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教授还冲着画架送去雷鸣般的吼声:“你们不要画他,画这个残废人,你们应当宰割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用炭笔把他钉在纸上!”

    这是动手的信号,十六支炭笔在画架后面沙沙响,叫喊着拚搏,消耗着自身,画我的表现——也就是我的驼背,把它画成黑色,黑上加黑。库亨教授的学生全都给我的驼背加上浓厚的黑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夸张,高估了我的驼背的体积。他们换上一张比一张更大的纸,却仍旧画不下我的驼背。

    这时,库亨教授给那十六名炭笔消耗者出了个好主意,要他们别从我的驼背的轮廓着手,因为我的驼背表现力太强,任何尺寸的纸都包容不下,而应抹黑那个弧形上方的五分之一,尽可能往左先抹黑我的头。

    我的秀发的光泽是深棕色的。他们却把我画成了头发一缕一缕下垂的吉普赛人。十六个艺徒没一个注意到奥斯卡有双蓝眼睛。休息的时候——按规定模特儿站立三刻钟之后可休息一刻钟,我看了看画在十六张纸上那左上方的五分之一。在每一个画架上,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诉社会。这虽然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度。本该画成亮闪闪的、讨人喜欢的地方,极黑的炭笔道却在那里滚动、变细、碎裂和刺人。

    考虑到艺术的自由,我暗自说道,这些缪斯的年轻儿子们和同艺术纠缠的姑娘们虽说看到了你心中的拉斯普庭,可是,他们是否发现了在你心中打瞌睡的那位歌德,愿意唤醒他,淡淡地,少些表现,宁可用适度的闪光的一笔把他画到纸上去呢?十六个学生,虽说如此有才华,库亨教授,虽说他的炭笔画人称一绝,却都未能留赠后世一幅可以为人接受的奥斯卡肖像。唯有我,挣钱不少,颇受尊重,每天在转盘上站立六小时,时而脸冲着老是堵塞的洗水池,时而鼻子朝着灰色的、天蓝色的、淡云飘浮的画室窗户,有时则被转向一面西班牙墙,献出表现,每小时给我带来一马克八十芬尼。

    过了几个星期,学生们已经能画出一些可爱的小画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抹黑表现稍有节制,不再把我的驼背的体积夸张到无边无际,他们偶或把我从头到脚,从胸口外的上装钮扣到界定我的驼背的最远凸出点的上装衣料搬到了纸上。在许多张画纸上甚至有了画背景的地位。尽管经过了币制改革,年轻人仍然表现出始终还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在我的背后建造了有控诉性黑色窗洞的废墟,把我表现为炸裂的树桩间无望的、面有菜色的难民,甚至把我关押起来,勤快地用黑炭在我背后铺展开一道夸张的铁丝网,让岗楼在背景上咄咄逼人地监视着我,我手里还得拿着个空饭碗,监牢的铁窗在我背后和头顶上送来版画的魅力。是啊,他们把奥斯卡塞进了囚犯服里,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

    不过,人家把我抹成了黑发吉普赛人奥斯卡,人家不是让我用蓝眼睛而是用黑炭眼睛去看这种种惨象,而我也知道,炭笔画不出真铁丝网,所以我也就放心当模特儿,静止不动。然而,当雕塑家们——人所共知,他们不用与特定时代有关的背景也能行——让我当模特儿,当裸体模特儿时,我也还是很高兴的。

    这一次不是学生来跟我谈,而是师傅本人来请我。马鲁恩教授是我那位黑炭教授、库亨师傅的朋友。一天,在库亨昏黑的、挂满镶框黑炭痕迹的私人画室里,我正保持静止不动的姿态,好让大胡子库亨用他的别具一格的线条把我画到纸上去。这时,马鲁恩教授来拜访他。马鲁恩五十开外,矮小结实,如果没有他那顶巴斯克帽证明他的艺术家的身份,那件最时新的白外套会让人把他当成一个外科医生的。

    我马上看出,马鲁恩是个古典形式的爱好者,由于我的身体的各种比例,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他一边嘲讽他的朋友,说,他,库亨,一直在抹黑吉普赛模特儿,因此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已经得了个“吉普赛库亨”的诨名,难道他还没有画腻吗?他眼下是不是想画出些怪胎来?是否有意继富有成果、有好销路的吉普赛时期之后,再用黑炭抹出一个更富有成果、更有销路的侏儒时期来呢?

    库亨教授把他朋友的嘲讽化为愤怒的、夜一般黑的炭笔痕迹。他画出了至今所画的奥斯卡肖像中最黑的一幅,当真一团漆黑,仅仅在我的颧骨、鼻子、额头和手上有少许光亮,至于我的手,库亨总让手指叉开得太大,还添上风痛结节以加强表现力,放在他的放荡无度的炭痕的中景。可是,这幅画后来在许多画展上展出时,画上的我却有了一双蓝色的,也就是说,明亮而非昏黑的眼睛。奥斯卡认为这是受了雕塑家马鲁恩的影响。他不是个重表现的黑色愤怒者,而是个古典派,我的眼睛以歌德式的明亮照亮了他的道路。雕塑家马鲁恩本来只喜爱匀称,所以,能够诱使他选择我去当雕塑模特儿,当他的雕塑的模特儿的,也只能是我的目光了。

    马鲁恩的工作室明亮、多尘,几乎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件成品。可是,到处放着计划好的作品的模型骨架。它们的构思是如此完美,因此,铁丝、铁、弯好的铅管,虽未上黏土也已经预示出了未来成型后的和谐。

    我每天给这位雕塑家当五小时裸体模特儿,每小时得两马克。他用粉笔在转盘上标一个点,指出作为支撑腿的我的右腿应该在哪里扎根。由支撑腿的里踝骨向上画一根直线恰好到达两根锁骨之间的颈窝。左腿是游动腿。不过,这个名称是骗人的。虽说我让它略微弯曲,懒洋洋地伸向一侧,却不准移动它,或者让它游动。这条游动腿也得扎根在转盘上的粉笔圈里。我给雕塑家马鲁恩当模特儿的数周内,他却未能替我的胳膊找到相应的、同腿一样不可移动的姿势。他让我作了种种尝试:左臂下垂,右臂在头上构成角度;两臂交叉在胸前;两臂交叉在驼背下面;双手叉腰。可能的姿势有上千种。马鲁恩先在我身上试验,随后再拿铁骨架和可弯曲的铅管四肢做试验。

    在辛勤地寻找了一个月的姿势以后,他终于决定,或者把交叉双手托着后脑勺的我变成黏土,或者把我塑成无臂躯干釉土像。但这时,由于做骨架和改做骨架,他已经筋疲力尽,故而他虽说从黏土箱里抓起了一把黏土,摆好甩的架势,却又啪的一声把散发霉味的、未成形的黏土扔回到箱子里去,蹲到骨架前,凝视着我和我的骨架,手指颤抖不已:这个骨架实在太完美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着气,佯称头痛,却没有对奥斯卡发火,便放弃了它,把驼背骨架连同支撑腿和游动腿,抬起的铅管胳臂,交叉在铁后颈上的铁丝手指,放到堆着以前完成的所有别的骨架的角落里。我的空空的驼背骨架当中,有若干块木板,叫做蝴蝶,本来是要承受粘土的,这时,全都轻轻地晃动着。它们不是在嘲讽,倒不如说是意识到了自己是毫无用处的。

    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也算作当模特儿的时间,雕塑家照样付给我钱。他谈到了过去,那时候他还像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一样默默无闻,曾把以半公担计的黏土甩到骨架上,完成了许多塑像,大部分在战时被毁了。我向他讲述了奥斯卡当石匠和刻字匠时的活动。我们扯了一点儿业务,他便带我到他的学生那里去,让他们也相中我当雕塑模特儿,按照奥斯卡制作骨架。

    马鲁恩教授有十名学生,如果长头发是性别的标记的话,那么,其中六人可以标明为姑娘。六个中间四个长得丑却有才华,两个是漂亮、饶舌的真正的姑娘。我当裸体模特儿从不害羞。不错,奥斯卡甚至欣赏那两个漂亮而又饶舌的雕塑姑娘的惊讶表情。她们第一次打量站在转盘上的我时,轻易地被激怒了,并且断定,奥斯卡虽说是个驼背,身材矮小,却也有个生殖器官,必要时,它还能同任何所谓正常的男性的象征比一下高低。

    跟马鲁恩师傅的学生相处,其情况与跟师傅本人相处稍有不同。过了两天,他们已经做好了骨架。真是天才,他们追求天才的快速,朝匆匆忙忙、不按操作规程固定的铅管之间甩黏土。但他们显然在我的驼背骨架里少挂了木蝴蝶,冒潮气的黏土几乎挂不住,使奥斯卡全身布满裂纹。十个新制成的奥斯卡全都歪歪斜斜,脑袋搭拉到两脚间,铅管上的黏土啪地掉下来,驼背滑到了膝窝里。这时,我才懂得去敬重马鲁恩师傅了。他是一个杰出的骨架构筑者,他做的骨架是如此完美,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甩上便宜的粘土了。

    当粘土奥斯卡跟骨架奥斯卡分家时,相貌虽丑但有才华的雕塑姑娘们甚至流下了眼泪。那个漂亮而饶舌的雕塑姑娘见到肉象征性地从骨头上快速剥落时却哈哈大笑。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这些雕塑艺徒还是做成了几个像样的骨架,先塑成黏土的,后又塑成石膏的和仿大理石的,在学期结束时展出。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获得机会一再在丑陋而有天赋的姑娘跟漂亮而饶舌的姑娘之间作新的比较。难看但有艺术才干的童贞女们相当细心地仿制我的头、四肢和驼背,可是出于奇怪的羞怯心,忽略了我的阳具,或者按传统线条风格马虎了事。可爱的、大眼睛的、手指美却不灵巧的童贞女们却很少注意我的肢体的分段比例,但十分用心地精确仿制我的美观的生殖器官。在这方面,那四个学雕塑的男青年也不该忘了报道。他们把我抽象化,用扁平的、表面有条纹的小木条把我敲成四方形,难看的童贞女们所忽略的而漂亮的童贞女们做得很逼真的东西,他们则本着于巴巴的男人的理解力,做成了架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方木块上的一个长方形木块,像积木搭成的国王犯了生育狂的器官,竖在空间。

    或许由于我的蓝眼睛的缘故,或许由于雕塑家们放在赤裸裸的奥斯卡周围的供热器的缘故,前来走访惹人喜爱的雕塑姑娘的年轻画家们发现,我的蓝色眼睛或者被照射成蟹红色的皮肤有着图画的魅力,于是把我从一楼的雕塑和版画工作室诱拐到楼上,随即在他们的调色板上调起颜色来。

    起先,画家们对我的蓝色目光的印象太深了。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全身发蓝,而他们也要用画笔把我从头到脚都画成蓝色。奥斯卡健康的肉,他的波浪式的棕发,他的鲜嫩的血红色的嘴,全都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在一片片蓝色的肉之间还加上了垂死的绿色、令人作呕的黄色,这就更加速了我的肉体的腐烂。

    狂欢节到了,学校地下室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庆祝活动。在那里,奥斯卡发现了乌拉。奥斯卡把她当做缪斯,领她去见画家,到了这时,他才被他们画成别的颜色。

    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吗?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我决定去参加庆祝活动,化装好了去,化装好的奥斯卡将挤到人群中去。

    玛丽亚看到我站在镜子前,便说:“待在家里吧,奥斯卡,会把你踩死的。”可是,她又帮我化装,剪下布头。她的姐姐古丝特一边饶舌,一边把布头拼成了一件小丑服。起先,我觉得有一种委拉斯开兹风格的东西在眼前浮动。我也愿意看到自己扮作统师纳赛斯,或者扮作欧根亲王。我最后站在大镜子前面,镜子玻璃在战时裂开了一道斜纹,使我的映像变了点形,但这件花花绿绿、鼓鼓囊囊、挂有铃铛的开襟服仍被照得一清二楚。我的儿子看了捧腹大笑,笑得咳嗽不止。这时,我并不愉快地低声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小丑约里克了,奥斯卡。可是,你能去愚弄的国王又在哪里呢?

    已经上了有轨电车,它将带我去学院附近的拉亭门。我注意到,正要去办公室或商店的、打扮成牛仔和西班牙女郎的老百姓见了我并没有放声大笑,反倒大吃一惊。他们都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尽管电车里挤满了人,我却得到了一个座位。在学院门前,警察挥舞着他们货真价实而不是化装用的橡皮棍。艺术青年们的庆祝会名叫“缪斯池塘”,会场已经客满,但人群仍想攻占这幢楼房,便同警察发生了冲突,部分是流血冲突,但不管怎么说,是一场五彩缤纷的冲突。

    奥斯卡让挂在左袖上的小铃铛说话,分开人群。一名警察,由于职业的缘故一眼看出了我的身材,低头向我敬礼,问我有何贵干,随后挥动橡皮棍,领我到庆祝场所地下室。那里在煮鱼,还没有煮熟。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的庆祝会乃是艺术家自己庆祝节日的聚会。艺术学院大多数学生,面孔虽然上了油彩,却仍旧严肃、紧张,他们站在地道的但有些摇晃的酒吧间柜台后面,出售啤酒、香槟、维也纳小香肠和烧酒,挣点外快。在艺术家庆祝会上真正寻欢作乐的多半是市民。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像艺术家似的狂欢欢庆。

    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在楼梯上、角落里、桌子下吓唬正要在这不痛快的气氛中寻找些刺激的一双双情侣。之后,我同两个中国姑娘交上了朋友,她们的血管里必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实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爱①。她们互相偎依,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部分相当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一试我的顶端相当尖的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都很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的论点:驼背给女人带来好运气——

    ①这里指同性恋。

    然而,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持续越久,就越使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局使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的封锁①,描出空中走廊,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不能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便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扮演约里克的奥斯卡要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①指英、法、荷、比、卢在美国支持下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后,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

    我的两位女士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我一看的东西时,她们哭了。泪水在化装成的中国人脸上留下痕迹,露出她们的本相。我站起身来,开襟服鼓鼓囊囊,铃铛乱响,想让三分之二的身子回家,留下三分之一去寻找狂欢节上一次小小的巧遇。我见到了——不,是他向我打招呼的——上士兰克斯。

    诸君还记得吗?一九四四年夏,我们在大西洋壁垒遇见过他。他在那里守卫水泥,抽我的师傅贝布拉的香烟。

    楼梯坐满了人,紧挨着,拥抱狂吻。我想上楼,正给自己点燃一支烟,有人拍拍我。上次世界大战的一名上士说道:“喂,伙计,能给我一支烟吗?”

    毫不奇怪,我靠这番话的帮助,也因为他的化装服是军灰色的,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过,假如这位上士和水泥画师军灰色的膝盖上不搂着缪斯本人的话,我是不会重温旧交的。

    请读者先让我同水泥画家交谈,随后再来描绘缪斯吧!我不仅给了他香烟,还用打火机给他点燃。他抽烟时,我说:“您还记得吗,兰克斯上士?贝布拉前线剧团?神秘,野蛮,无聊?”

    我这么一问,画师吓了一跳,香烟倒是没掉,却让缪斯从膝上摔了下来。我扶起那个喝得烂醉的长腿姑娘,交还给他。我们两个,兰克斯和奥斯卡,一起回忆: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把他叫做胡思乱想的家伙,破口大骂。他显然想起了我的师傅贝布拉和修女们,当时,她们在隆美尔芦笋间找螃蟹。而我却对缪斯的露面大感惊异。她是扮作天使来的,头戴一顶包装出口鸡蛋用的可塑形硬纸板做的帽子,尽管喝得烂醉,尽管翅膀已被折断,可怜巴巴,但仍显出天国女居民的某些工艺美术的魅力。“这是乌拉。”画师兰克斯告诉我,“她原先学过裁缝,现在想搞艺术,可我不同意。当裁缝能挣钱,搞艺术挣个屁。”

    奥斯卡搞艺术可挣不少钱啊!他于是提议,推荐女裁缝乌拉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模特儿和缪斯。听了我的建议,兰克斯喜形于色,随手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三支烟,而他则邀请我去他的画室,可转眼间他又小气起来,说到那里的出租汽车钱得由我来掏。

    我们马上动身,离开了狂欢会场,到了西塔德街他的工作室,我付了出租汽车钱。兰克斯为我们煮咖啡醒酒,缪斯又活了。我用右手食指给她抠喉咙,她呕吐了一阵之后,差不多清醒了。

    我现在才看到,她的淡蓝色眼睛始终露出惊讶的目光。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有些尖声尖气,细弱无力,却不乏动人的魅力。画师兰克斯向她讲了我的提议,与其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她到艺术学院去当模特儿。她先拒绝,不愿到艺术学院去当缪斯或者模特儿,只想属于画师兰克斯。兰克斯板起面孔,二话不说,像有才华的画师爱干的那样,举起大巴掌煽了她几个耳光,又问她一遍,随后满意地笑了,脾气又变好了,因为她抽泣着,活像天使在痛哭,说她愿意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报酬多的模特儿,如果有可能,也当缪斯。

    读者必须想象出,乌拉身高约一米七八,细高挑儿,娇媚可爱,弱不禁风,使人同时联想到波堤切利①和克拉纳赫②。我们一起当双裸体。她的肉细长光滑,布满孩子的细汗毛,龙虾肉大致就是她的肉色。她的头发也细,但长,干草黄。下身的毛鬈曲,微红,构成一个小三角。腋下的毛,乌拉每周剃一次——

    ①波堤切利(1445~1510),意大利画家,主要作品有《维纳斯的诞生》。

    ②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画家,作有裸体女子画。

    果然不出所料,普通学生画我们时办法不多,把她的胳臂画得太长,把我的脑袋画得太大,陷入所有的初学者的错误中去:总不能把我们全部画进画纸里去。

    直到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发现我们后,才产生了符合缪斯和我的形象的画。

    她睡着,我吓唬她:农牧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我蹲着,她朝我弯下腰来,小酥胸总有点冰凉,抚摩着我的头发:美人与怪兽。

    她躺着,我戴上长角马头面具,在她的两条长腿间嬉戏:女士与独角兽。

    这些都是以齐格或拉斯科尼科夫的风格画的,彩色的,或是高雅的灰色调的,用细笔描绘细部,或按齐格的习用手法,用天才的刮刀刮,仅仅暗示出乌拉和奥斯卡周围的神秘气氛。拉斯科尼科夫又靠我们的帮助,找到了通往超现实主义的道路:奥斯卡的脸变成蜂蜜黄的钟面,犹如从前我家那个落地钟;我的驼背里机械地开放着缠绕的玫瑰,这是乌拉种下的;她上半截在微笑,下半截拖着两条长腿,肚子被切开;我会在里面,蹲在她的肝和牌之间,翻看一本图画书。他们也爱把我们塞进戏装里,把乌拉画成哥伦比娜①,把我画成悲哀的白脸小丑。末了,拉斯科尼科夫——人家给他起这个绰号②,是因为他老是讲罪过和赎罪——显示出他的才能,画成了一幅杰作:我坐在乌拉汗毛柔软的左大腿上,赤身裸体,一个畸形童子,她充当圣母,奥斯卡纹丝不动地扮作耶稣——

    ①哥伦比娜,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活泼高兴的农村姑娘或女仆。

    ②拉斯科尼科夫,这个绰号由拉斯科尼克一词变来,原指俄罗斯东正教一个分裂教派。

    这幅画后来多次展出,题名为:《四九年圣母》。它又被当成广告画,也证明有效果,之后,落到我的好市民玛丽亚的眼睛里,导致了家庭争吵。然而,一个莱茵工业家仍出大价钱把它买下,今天还挂在一幢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影响着董事们的决策。

    人们利用我的驼背和体形干出的那种天才的胡闹事,也使我得到消遣。此外,乌拉和我总有人请去当双裸体模特儿,每人每小时挣两马克五十芬尼。乌拉也觉得当模特儿挺好。自从她按时带钱回家以来,巴掌大、打人狠的画师兰克斯待她也好多了。只有当他的天才的抽象作品要求他发怒时,他才动手打她。兰克斯从未利用她当纯视觉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位画师来说,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缪斯,因为唯有他扇她的那些耳光才赋予他的画师的手真正的创造潜力。

    乌拉爱哭泣,生性脆弱,从本质上说,有一种天使的坚毅性,但也会刺激我干出暴力行为来。不过,我始终控制着自己,当我的欲望感觉到受了鞭答时,便请她去甜食店,装出一副绅士派头——这是同艺术家打交道时养成的——领着她,把她当成我的矮小身体边一棵高大的植物,在热闹的国王林阴道上目瞪口呆的行人中间散步,给她买淡紫色长袜,玫瑰色手套。

    她同画家拉斯科尼科夫的关系就不同了。他无需接近乌拉,就能经常同她进行最密切的交往。他让她在转盘上敞开两腿,摆好姿势,却又不画,而是坐到离她几步远的一张小凳上,口中念念有词:罪过,赎罪,却死盯着那个方向,直到缪斯的下身湿了,开放了,而拉斯科尼科夫也通过看和念达到了解脱,从凳子上一跃而起,给画板上的《四九年圣母》添加了了不起的几笔。

    拉斯科尼科夫有时也死盯着我,尽管原因不同。他认为我身上缺些什么。他谈到我的两手之间有个真空,便接二连三地把各种东西塞在我的手指间。凭着他的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他能够想出许许多多东西来。他用手枪武装奥斯卡,让扮演耶稣的我瞄准圣母。他让我递给她一个沙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圣母变成丑八怪,因为那是一面凸镜。剪刀、鱼骨头、电话听筒、骷髅头、小飞机、坦克车、远洋轮,我的两只手都拿过,可是,拉斯科尼科夫很快就发觉,真空仍旧没有填满。

    奥斯卡害怕那一天,到那时,画家会拿来那件唯一注定由我拿着的东西。他终于把鼓拿来了。我喊道:“不!”

    拉斯科尼科夫说:“拿着鼓,奥斯卡,我已经认清你了!”

    我在发抖:“再也不啦!这是过去的事啦!”

    他,阴沉地:“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来。罪过,赎罪,又一次罪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奥斯卡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我什么都愿意拿,只是不要这铁皮!”

    我哭泣,乌拉朝我俯下身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使劲儿地吻了我。所有受过缪斯的吻的人,肯定都会理解,奥斯卡在受了这个盖印章似的吻以后,立即又接过鼓,接过那个铁皮来。几年前,他放弃了它,把它埋在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但是,我没有敲鼓。我只是摆摆姿势,被画成了“四九年圣母”赤裸的左大腿上的击鼓耶稣,真够糟糕的!

    就这样,玛丽亚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她瞒着我去看展览,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同我谈话时,竟用我儿子库尔特的学生直尺接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工资优厚,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当上了出纳员。我面前的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她因此相当有说服力地把我骂作脏猪、撞婊子的公山羊、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搞肮脏事赚来的肮脏钱,连我也不愿再看到了。

    虽说玛丽亚不久就收回了这最后一句话,十四天后,又把我当模特儿挣来的钱里不小的一部分收作家用钱,我还是决定放弃同她、同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起居住。我原先打算远远地离开,到汉堡去,若有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亚相当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可她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么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一个房间

    刺猬

    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奥斯卡成了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事。在这件事上,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帮助了我,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于我也是一服刺激剂。

    你知道帕西伐尔吗?我也不特别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它可能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的情况。但是奥斯卡写自己;因此,他几乎怀疑那则故事对他正合适。

    我始终还在当艺术的仆人,让别人把我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把我抹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我跟缪斯乌拉一起使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获得生机。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相继而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一样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此人,傻瓜奥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尔是同一个人。

    我所描绘的情景尽管粗陋,但在诸君眼里想必是够清楚的:雪,这是一个护士的职业服装;大多数护士,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她们都佩戴的连结衣领的饰针中央的红十字,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难以离开它。

    不过,当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间里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寻找这个房间才是。冬季学期刚结束,部分大学生退掉了他们的房间,回家过完复活节,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缪斯乌拉帮我找房间,陪我去大学生代表处。那里,人家给了我许多个地址以及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把我打发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回。亲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为了在假期里找份工作做。我,不带乌拉,在几位教授家当私人模特儿,钟点不多,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赖此-口。此外,我还得挣到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

    我见到了科涅夫。他没有变样,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摆弄起几把刻字凿来暗示,环顾四周已经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以后,石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兴。当初,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乐观,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随后来买墓碑。

    这句话已被证明为真理。又有人死去,又有人来买墓碑。此外,还有币制改革以前所没有的委托任务:肉铺房屋正面和铺子里面都要贴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银行和百货大楼的砂石或凝灰岩正面被破坏了,现在也要修复和装饰,以恢复过去的外观。

    我称赞科涅夫勤快,问他这么多的活计是否都干完了。他先回避,之后又承认,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只手。末了,他向我建议,我可以在他这儿每天干半天刻字活儿:石灰岩上刻凹形字,每个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岗岩和辉绿石上的,五十五芬尼;凸形字,每个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

    我立刻站到一块壳灰岩碑前,迅速干起来,刻着四体字:阿洛依斯-居弗尔——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时内,刻完了三十个字母与数字。我走时,按工资等级表,共得十三马克五十芬尼。

    这是我可以支付的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房租若高于四十马克,我不愿给也付不起,因为奥斯卡把继续贴补——虽说钱数不大——比尔克的家庭开支,贴补玛丽亚、库尔特和古丝特-克斯特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从学院的大学生代表处的热心人那里得到的四个地址中,我先挑出一个:蔡德勒,尤利希街七号,因为那里离学院近。

    五月初。天气热,阴沉沉的,下莱茵地区典型的春季天气,我带着足够的钱出门去。玛丽亚事先替我把衣服弄得很整洁,我显出有教养的样子。那幢房子坐落在剥落的灰泥堆里,屋前有一棵沾满尘土的栗子树。蔡德勒住在四楼一套三居室里。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废墟,很难说有什么相邻的房屋或街对面的房屋。左边有一座山,横七竖八地插着生锈的T形梁架,野草和野花丛生,可以让人猜出,从前这里有过一幢四层楼房,与蔡德勒的房屋邻接。右边,部分遭毁坏的一层到三层楼终于修复使用。可是,建筑材料大概不够。房屋的正面是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岗岩,上面有许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我现在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幸亏刻在始终还平滑如镜的花岗岩上的两根凹形棕榈枝没有损坏,还能使这家遭破坏的殡仪馆维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观。

    这家开办了七十五年的殡仪馆的棺材仓库设在院子里。我日后待在我的房间里经常觉得它值得一看,因为我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我注视着工人们遇上好天气就把几口棺材从仓库里推出来,放在木架上,用一切办法使它们恢复光泽。所有这些棺材都如我所熟悉的那样,是一头小的。

    我按铃,蔡德勒自己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呼吸短促,像只刺猬①,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成团的肥皂泡沫掩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右手拿着刷子对着面颊,看样子是个好喝酒的,听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亚人——

    ①另含“暴躁易怒、难相处的人”之义。

    “如果那间房间不中您的意,您马上就讲。我正在刮脸,还要洗脚。”

    蔡德勒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它不能使我中意,因为这是一间好久无人使用过的洗澡间,一半是土耳其绿瓷砖,一半是令人感觉不安静的糊墙纸。然而,我没有说这间房间不中意。我不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快干了,也不管他还没有洗脚,敲敲浴缸,想知道把浴缸弄走行不行,反正它已经没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摇摇他的灰色的刺猬脑袋,还想用剃须刷抹出泡沫来,但是抹不出。这就是他的回答,我于是说准备租下这间带浴缸的房间,每月付四十马克。

    我们又站在灯光黯淡、软管似的走廊里。好几间房间的门冲着走廊,有的漆成各种颜色,有的是玻璃门。我想知道,还有谁住在蔡德勒的公寓里。

    “我的妻子和房客。”

    我用手指弹了弹走廊中央的一扇乳白玻璃门,它同套间房门相隔仅一步路。

    “一位护士住在这儿,不过这跟您没有关系。您反正见不着她。她只在这儿睡觉,而且也不是总在这儿。”

    我不想说出来,奥斯卡一听“护士”这个词儿就抽搐。奥斯卡点点头,不敢再打听其余的房间的情况,只知道他的带浴缸的房间在右手一边,房门就是走廊的顶端。

    蔡德勒用手指弹了弹我的上装翻领:“您要是有酒精炉的话,可以在自己房间里煮东西。我倒是可以让您有时使用厨房,如果灶头对您来说不至于太高的话。”

    这是他头一回谈及奥斯卡的身高。他匆匆读了一下艺术学院的介绍信,信起了作用,因为有院长劳伊塞教授的签名。他讲了各种注意事项,我只应声说“是”或“阿门”,记住厨房在我的房间的左边,答应他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因为他担心热气会损坏洗澡间的糊墙纸,而我可以有把握地承诺此事,因为玛丽亚表示愿意替我洗衣服。

    我本该走了,去取行李,填写迁居表格。可是奥斯卡没有走。他不能离开这公寓。他毫无理由地请他未来的房东告诉他厕所在哪里。蔡德勒用拇指指向一扇胶合板门,这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和紧接着的战后年代。奥斯卡打算当即使用一下厕所,蔡德勒便给他开了那个小地方的灯。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剥落、作痒。

    在厕所里,奥斯卡气恼至极,因为我本无此需要。我固执地等着,直到尿出了那么一点儿。由于膀胱压力不够,我不得不使劲,又由于离马桶座圈太近,结果弄湿了这个狭窄地方的马桶座圈和方砖地。我用手绢擦去坐旧的座圈上的尿,又用鞋底抹掉不幸落到方砖地上的那几滴。

    我上厕所时,蔡德勒并没有趁机去找剃须镜和热水,尽管他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很不舒服。他等在走廊上,可能对我特别偏爱。“您真特别,”他说,“还没有签租约,就已经上厕所了。”

    他手拿变凉、硬结的剃须刷走近我,肯定在策划开个笨拙的玩笑,却没有给我添什么麻烦,而是打开了套间的门。奥斯卡在刺猬身边经过,用部分的目光盯着他,向楼梯间退去。这时,我发现,厕所门在厨房门与那扇乳白玻璃门之间,玻璃门后有一个护士不定期地在此住宿。

    近黄昏时,奥斯卡带着行李和圣母画家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铁皮鼓再次按蔡德勒家的门铃,手里摇晃着迁居申报表。在此期间刮了脸、大概也洗了脚的刺猬,领我走进蔡德勒的套间。

    屋里有一股熄灭后的雪茄的烟味。有一股点燃过多次的雪茄的气味。此外,还杂有许多一条摞一条的、被卷到房间各个角上的、可能是珍贵的地毯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嗯,还有旧挂历的气味。不过,看不到挂历;旧挂历的气味恐怕就是地毯的气味吧。奇怪的是,舒适的皮面椅子却没有自己的气味。这使我失望,因为奥斯卡虽说从未在皮面因手椅上坐过,却有着真实的想象:皮面椅子是必定有气味的。因此,他怀疑蔡德勒家的圈手椅和椅子的皮面不是真皮,而是人造革。

    蔡德勒太太坐在一把圈手椅上,椅面光滑,无气味,事后证明是真皮革。她身穿灰色服装,裁制成运动式,勉强合身。裙子缩到膝盖以上,露出三指宽的内裤。她并不把往上缩的裙子拉拉好,而奥斯卡也发现,她的眼睛是哭肿了的。所以,我不敢作自我介绍并向她问候几句。我无言地一躬身,在快直起腰之前扭头向蔡德勒望去。他用大拇指一指,短促地咳嗽几声,就算作向我介绍了他的太太。

    房间面积大,呈正方形。屋前的那棵栗子树使房间变得昏暗,也使它变大或变小。我把箱子和鼓放在门口,拿着迁居申报表走近蔡德勒,他正站在两扇窗户之间。奥斯卡听不到他走路的脚步声——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补叙,他是踩着四块地毯走过去的,地毯一块比一块小,一块压着另一块的边,地毯边颜色不同,有的有流苏有的没有,构成了五彩的台阶。最低一级棕色里带点淡红,从墙根开始铺开去。第二级是绿色的,大多数面积被家具所占,如沉重的碗橱,放满几十只利口酒杯的玻璃柜,还有夫妻的大双人床。第三条地毯,蓝色,有图案,从一角铺到另一角。第四条是葡萄红的维罗呢地毯,它的任务是承受一张蒙上蜡布保护桌面的圆形可伸缩餐桌,以及四把用间距有规则的金属铆钉铆住的皮面椅子。

    还有许多地毯,原非壁毯,却挂在墙上,或者被卷起来,懒洋洋地躺在墙根下。奥斯卡推测,刺猬在币制改革以前做的是地毯交易,币制改革以后,他的地毯就没有销路了。

    开窗户的墙上,在两块东方风味的小地毯之间,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镜框,里面是一幅俾斯麦侯爵的肖像。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刺猬满满登登地坐在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因手椅里,看上去有点像俾斯麦的亲属。他从我手里接过迁居申报表,警觉地、吹毛求疵地却又不耐烦地细看这份官方印制的表格的正反两面。他的妻子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发雷霆,使他越来越像那位铁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来。他站在四条地毯上,把表格举在一侧,用空气填满他的身子和背心,接着一跃踩到第一条和第二条地毯上,把下面的一番话倾倒在正低头做针线活的他的太太身上:谁在这里讲话我又没有问到他谁都不准讲除了我我我!不许再出声!

    蔡德勒太太顺从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出声,埋头做针线活。这样一来,踩在地毯上的刺猬就束手无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这一通发作必须有回响,随后渐渐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柜前,打开柜子,弄得它丁当直响,小心翼翼地叉开手指夹起八个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夹满玻璃杯的手从柜子里退出来而不致碰坏那些杯子,像一个有七位客人的东道主,要亲自做一番手脚灵巧的表演供来宾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绿瓷砖连续燃烧炉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应当谨慎小心,把手里那些一碰就碎的货色朝冰冷的铸铁炉门扔去。

    这个场面要求蔡德勒必须准确地扔中目标才行。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却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经站起身来,站到右窗户下朝针眼里穿线。他砸碎玻璃杯后一秒钟,他的太太把线穿进了针眼,这可需要双手保持平稳,是件挺难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还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来,裙子又缩上去,露出三指宽的粉红色内裤。刺猬探着身子,急促地喘息着然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太太朝窗户走去,接着穿针眼,随后走回去。她刚坐下,他就伸手到炉子背后,拿出一个铁皮簸箕和一把扫帚,扫拢玻璃碎片,把簸箕里的这些垃圾倒在一张报纸上,报纸的一半已经被利口酒杯碎片所占据,再没有地位来盛放第三次动怒后的碎片了。

    假如读者认为,奥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间唱碎玻璃的奥斯卡,我不能说诸君毫无道理。我当初也爱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碎片,不过,谁也不曾见到我事后又操起铁皮簸箕和扫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遗痕之后,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奥斯卡再次把刺猬两手伸进玻璃柜去时落在地上的迁居申报表递给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签了名,并且让我明白,在他的寓所里必须保持秩序,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他说,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代销商,理发推子代销商,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

    奥斯卡自然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他在房间的空气里做了几个动作来说明,让蔡德勒看出我正在操作理发推子。他的大胡子修剪得很不错,让人看出他是个很不错的代销商。他又告诉我他的工作日程:出门一周后在家待两天,永远如此。随后,他便失去了对奥斯卡的兴趣,像刺猬似的坐在浅棕色的皮圈手椅里吱吱响地前后摇着,眼镜镜片一闪一闪,不知是有还是没有缘故地说着:行行行行行。我该走了。

    奥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辞。她的手冰冷,没有骨头,但又是干巴巴的。刺猬在圈手椅里挥手,挥手让我朝门口走去,那里放着奥斯卡的行李。我两手已经拎起我的家当,他的声音又传来了:“您箱子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铁皮鼓。”

    “那么您要在这里敲鼓吗?”

    “不一定。从前我经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

    “眼下还没有那种需要,会让我又敲起鼓来。”

    “您怎么个子这么矮小,嗯?”

    “不幸摔了一交,从此不长个儿了。”

    “只要您不给我添麻烦就好,譬如,突然发病之类。”

    “近几年里,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么灵便。”奥斯卡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几下,差点儿做起他在前线剧团时学会的体操动作来,逗得蔡德勒太太吃吃窃笑,惹得蔡德勒先生又变成一只刺猬,可他还在拍大腿的时候,我已经站在走廊里了,走过护士的乳白玻璃门、厕所门和厨房门,把行李拎进我的房间。

    这是五月初。从那一天起,护士的奥秘试探我,占据我,征服我。女护士使我患病,可能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为甚至在今天,当这一切均成往事时,我仍在反驳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唯独男人可以真正成为病人的看护,病人让女护士护理自己的欲念,不如说是一种病兆。男护士辛辛苦苦地护理病人,有时治愈了病人;与此相反,女护士们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她们是引诱病人走向康复或者死亡,而且她们能轻易地使死亡具有性爱的意味,趣味无穷。

    我的男看护布鲁诺就是这么说的。他也许是对的,但我不愿意首肯。有谁若是像我这样的每隔几年便让女护士来证实一下自己没有死而是活着,谁就必定心存感激。当一个虽有同情心但爱吐怨言的男护士出于职业嫉妒心,想要离间他和女护士时,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种事情始于我三岁生日从地窖楼梯上摔下之时。我记得,她是绿蒂姆姆,从普劳斯特来的。霍拉茨医生的护士英格姆姆同我相处过多年。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过后,我同时迷恋于许多个女护士。只有一个护士的名字我还记得:她叫埃妮或贝妮姆姆。还有吕内堡的、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的无名女护士们。之后是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的女护士们,居于众人之上的是格特露德姆姆。现在,用不着我进医院去看病,她自己就来了。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奥斯卡迷恋于一个女护士,她同他一样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从那一天起,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女护士。我清晨去上班,到科涅夫那里去刻字,我等电车的站名叫马利亚医院。在医院的砖砌大门或放满花盆的门前空场上,总有女护士们在来来往往。女护士们,结束了她们辛苦的服务工作,或者正要去做。电车来了。我免不了经常跟这些精疲力竭的、至少也是疲乏失神的女护士们坐在同一节拖车里,或者站在同一个站台上。起先,我讨厌她们身上的气味,但很快就适应了她们的气味,站到她们身边去,甚至站到她们的职业服装之间去。

    比特路到了。天气好时,我在室外陈列的墓碑间凿字,看着她们两个一对、四个一伙地手挽手走来。她们在休息,闲聊着,迫使正在刻辉绿石的奥斯卡抬头望去,耽误了他的工作,因为每抬头看一次,就要我付出二十芬尼的代价。

    电影广告:在德国一直有许多电影有护士出场。玛丽亚-谢尔诱使我去电影院。她身穿护士服,笑,哭,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地进行护理,始终头戴护士帽,微笑着演奏严肃音乐,后又陷于绝望,几乎扯碎了她的睡衣,自杀未遂后牺牲了她的爱情——博尔舍扮演医生——她忠诚于她的职业,保留了她的护士帽和红十字胸饰。奥斯卡的小脑和大脑哈哈大笑,不间断地把不正经的邪念编织到影片里去,而奥斯卡的眼睛却哭出了眼泪。我泪眼模糊地在荒漠中迷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无名志愿护士也。我在其中寻找道罗泰娅姆姆,关于她,我只知道她租下了蔡德勒家乳白玻璃门后面的小间。

    我有时听到她的脚步声,她正上完夜班回来。我有时在晚上九点左右听到她的声音,这时她结束白班回到她的小间。每当奥斯卡听到走廊上有护士的动静时,他并不总是稳坐在椅子上。他经常摆弄着房门把手。谁能经受得住呢?如果有什么东西从门口走过,可能是为了他而从门口走过的,他能不起来瞧一眼吗?如果邻室的每一个声响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安稳地坐着的他一跃而起,他还能稳坐在椅子上不动吗?

    如果周围一片寂静,那情况会更糟糕。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船艏形象,它是木制的、被动的、寂静无声的。第一个博物馆看守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据说,尼俄柏杀死了他。馆长另找一名看门人,因为博物馆不能关门大吉。第二个看守又死了,人们惊呼:尼俄柏杀死了他。博物馆馆长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个看门人,也许已是他找过的第十一个了。不管怎样,一天,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门人也死了。人们嚷道:尼俄柏,漆成绿色的尼俄柏,琥珀眼睛射出目光的尼俄柏,木制的尼俄柏,她赤身裸体,不抽搐,不挨冻,不出汗,不呼吸,没有蛀虫,因为喷洒了防虫剂,因为她是历史文物,无价之宝。为了她,必须烧死一个女巫,人家砍下了雕刻这个形象的匠人的天才的手。船只沉没,她却游泳脱险,因为尼俄柏是木头的,不怕火,会杀人,始终价值连城。她以她的寂静无声使学生、大学生、一名老年神甫和一个看门人组成的合唱队变成直挺挺不再动弹。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纵身向她扑去,结果丧了命。可是,尼俄柏却始终是干的,越来越寂静无声。

    女护士一大早,大约六点钟就离开了她的小间、走廊和刺猬的寓所,周围变得寂静无声,虽说她在的时候并没有弄出什么声响来。为能经受住这种寂静,奥斯卡不得不间或把床弄得嘎嘎作响,移动一张椅子或者让一只苹果朝浴缸滚去。大约八点钟,传来刷刷的响声。是邮递员,信和明信片被他塞进门上的邮件缝,纷纷落到走廊的地板上。除去奥斯卡以外,蔡德勒太太也在等待这刷刷声。她是曼内斯曼公司的女秘书,九点才上班,出门在我后面。所以,奥斯卡是听到刷刷声后第一个去看的人。我轻手轻脚,尽管明知她在听着我的动静。我打开房门,这样就不必开灯,把所有的邮件全拣起来。如果有玛丽亚的信——她每周一封信,用干净的字迹报道她自己、孩子和她的姐姐古丝特——我便随手塞进睡衣兜里,接着迅速溜一眼剩下的全部邮件。凡是寄给蔡德勒家的或者寄给住在走廊另一头的某个闵策尔先生的,我不是站着而是蹲着,又让它们落到地板上,却把寄给护士的拿在手里,转动、闻、摸,奥斯卡首先要了解一下寄件人是谁。

    道罗泰娅姆姆很少收到信,但毕竟比奥斯卡要多。她的全名是道罗泰娅-肯格特,可我只称呼她道罗泰娅姆姆,久而久之便忘了她的姓氏。对于一个护士来说,姓纯属多余。她的母亲从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西德各家医院也寄来信和明信片。来信的都是同她一起受完专业培训的女护士们。她现在不带劲却又劳神地用写明信片来保持跟她的同行们的联系,也得到她们的回信。奥斯卡溜一眼就知道,全是些无聊的废话。

    那些明信片,正面多半都印有爬满常春藤的医院楼房,使我了解到一些道罗泰娅姆姆以前的生活情况。她在科隆的文岑茨医院、在亚琛的一家私立医院、在希尔德斯海姆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母亲也是由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的。她也许是下萨克森人,也许像奥斯卡那样是个东方难民,战后不久逃到那里落脚的。我还了解到,道罗泰娅姆姆就在附近的马利亚医院工作,同一个叫贝亚特的护士是要好朋友,许多明信片都提出这一友谊,还让代为问候那个贝亚特。

    她,这位女友,使我不安。她的存在使我想入非非。我写了几封致贝亚特的信,在一封信里请她替我说些好话,在另一封信里又闭口不谈道罗泰娅。我想先去接近贝亚特,再转而接近她的女友道罗泰娅。我起草了五六封信,有几封已经装进信封,我带着信去邮局,然而一封也不曾寄出去。

    如此疯狂的我也许总有一天会把这样一封致贝亚特的信寄出去的。可是,在一个星期一,我在走廊里发现了那封信,它使我的不乏爱情的激情变成了嫉妒,情况也就不同了。顺便说一下,当时,玛丽亚同她的雇主施丹策尔先生的关系刚开始,奇怪的是我对此事倒冷漠地听之任之。

    信封上印好的寄件人告诉我,写信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是马利亚医院的一位埃里希-韦尔纳博士。星期二,第二封信到了。星期四又捎来了第三封。在那个星期四,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奥斯卡回到他的房间里,坐到一张厨房椅子上,这些厨房椅子都包括在租用的家具里。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玛丽亚每周都会寄来的信。玛丽亚尽管有了新的追求者,仍准时来信,字体整洁,内容详细。他拆开信封,读着,却什么也读不进去。他听到蔡德勒太太在走廊里,紧接着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喊闵策尔先生,后者没有回答,可他必定在家,因为蔡德勒太太打开了他的房门,把邮件交给他,还不停地规劝他。

    蔡德勒太太还在讲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已在我耳边消失了。糊墙纸错乱的图案使我的精神也错乱了,垂直线、水平线、对角线、曲线,干条线万条线乱作一团。我见到自己成了马策拉特,却又同他一起吃着所有的受骗者都在吃的伪称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轻易地把我的扬-布朗斯基装扮成一个诱拐者,涂抹成撒旦的脸,画得实在蹩脚,先让他穿上传统的天鹅绒领子的双排扣大衣,又让他穿上霍拉茨博士的白大褂,紧接着他又变成了外科医生韦尔纳,来诱拐,来使人堕落,来玷辱名声,来伤害人,来打人,来折磨人。凡是一个诱拐者必须干的,他都干了,这样一来,他反倒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了。

    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个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时,我可以微笑了,而当时,这个念头却使奥斯卡变得嫉妒,变得像糊墙纸的图案一样错乱。我要学医,尽快地去学。我要成为医生,而且就在马利亚医院从业。我要赶走韦尔纳博士,揭露他工作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头手术时疏忽大意造成病人的死亡。事实将会证明,那位韦尔纳先生从未上过大学,更非医学博士。战争期间,他在一个野战医院工作,学到了一点知识。骗子滚蛋!奥斯卡将成为主任医师,如此年轻,然而身居负责的岗位。一位新任教授绍尔布鲁赫来到那里,由手术室护士道罗泰娅姆姆陪同,在一群白衣随从的簇拥下,走过回声四起的过道,给病人作了诊断,在最后一刻决定动手术。多妙啊,这样一部影片过去还从未拍摄过哩!

    衣柜里

    别以为奥斯卡只想着同护士们亲近。我毕竟有我的职业生活嘛!艺术学院的夏季学期已经开始,我只得放弃假期里临时的刻字工作,因为奥斯卡该去摆姿势换取较好的报酬了。他们在我身上运用的旧的风格手段必须经受考验,同时他们又开始在我和缪斯乌拉身上试验新风格了。他们扬弃了我们两个作为对象的具体性质,放弃、否认我们的具体存在,在画布和画纸上画上各种线条、四方形、螺旋形以及画在糊墙纸上也许还凑合的、纯粹是外在的东西。在这些日用品造型设计般的画上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奥斯卡和乌拉的形象,没有深奥的紧张度。他们还加上了市场上小贩叫卖腔似的标题,例如:《向上编织》、《歌唱时间》和《新空间里的红色》之类①。干这些的主要是年轻学生,他们连正正经经的素描都不会哩。库亨和马鲁恩周围我的老朋友们,还有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这两位高才生,他们有丰富的黑色和彩色,所以不必用苍白的小圆圈和贫血的线条来为贫乏唱赞歌——

    ①此处喻学艺术的青年一代的趣味已由表现派和古典派转向抽象派。

    缪斯乌拉呢?她却下凡随俗,暴露出她的艺术趣味不过是工艺美术的趣味而已。她热中于新派的糊墙纸,很快遗忘了已经离开她的画师兰克斯,却认为一个姓麦特尔的中年画家各式各样的大幅装饰画是漂亮的、欢快的、滑稽的、离奇的、绝妙的,甚至是时髦的。麦特尔尤其喜爱像甜过头的复活节鸡蛋这种形式,乌拉不久就同他订了婚,这里就不多说了。她后来还经常找到订婚的机会。前天她来探望我,给我和布鲁诺带了糖果。她向我透露,眼下她离认真的结合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她以前也老说这样的话。

    学期刚开始时,乌拉只想当新派的缪斯,对这个盲目的——她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流派青眼相加。是她的复活节鸡蛋画家麦特尔把这只跳蚤塞进她的耳朵里的①,他还传授给她一套词汇作为订婚礼物,而她就试用这套词汇同我进行艺术对话。她大谈什么相互关系、布局、重音、透视、落差结构、溶化过程、侵蚀现象之类。她,白天只吃香蕉喝番茄汁的她,谈论着原细胞、色原子,说在其力场的平直动力轨道上的色原子不仅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而且,在此之外……在模特儿休息的时间里,乌拉就跟我谈这些。我们有时去拉亭街喝咖啡时,她也谈这一套。甚至在她同动力性复活节鸡蛋画家的婚约不复存在之后,在她经历了同一个勒斯波斯岛女子②的短暂插曲后,又跟库亨的一个男学生相好并重又归于客体世界,她还是保留着那套词汇。这使她那张小脸显得疲惫,在她的缪斯之嘴两侧刻下了两道深深的、略显狂热的皱纹——

    ①意为:对某人讲了讲什么事情后弄得他坐卧不宁。

    ②指搞同性恋爱的女子。

    必须承认,让缪斯乌拉扮作护士站在奥斯卡身边供人作画,这并非拉斯科尼科夫的独家主意。继《四九年圣母》之后,他又把我们画进《诱拐欧罗巴》中去,白公牛便是我①。紧接着这幅有争议的诱拐图之后产生的画是《傻瓜治愈女护士》——

    ①此画取材于希腊神话:宙斯化作白公牛劫走腓尼基公主欧罗巴。

    是我的一番话点燃了拉斯科尼科夫的想象之火。他,红发,阴沉,诡谲,正在苦思冥索,洗净画笔,疲惫地凝视乌拉,口念罪过,赎罪。这时,我建议他,把我画作罪过,把乌拉画成赎罪;我的罪过是显而易见的,赎罪,可以让乌拉身穿护士服来象征。

    那幅杰出的画后来加上了另一个标题,一个迷惑人的标题,这全怪拉斯科尼科夫。我本来要把这幅油画起名为《试探》,因为画中的我右手握住门把,往下压,正打开房门,房间里站着女护士。拉斯科尼科夫的这幅画本来也可以题作《门把》,因为我觉得有必要用一个新名堂来代替“试探”这个词儿,便推荐“门把”这个词儿,因为门上伸出的这个可供人握住的把手总愿意让人家来试一试,因为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色玻璃门上的那个门把手天天在被我试着。我知道,这时候刺猬蔡德勒出差在外,护士在医院,蔡德勒大太在曼内斯曼公司的办公室里。

    奥斯卡离开他那个带没有排水管的浴缸的房间,走到蔡德勒的套间的走廊里,站在护士的小间前,捏住门把。

    直到六月中旬左右,我几乎每天试探,房门却不愿让步。我开始以为,这位护士由于她的工作要求责任心强,便把她培养成一个凡事都有条有理的人,所以,看来我还是别再指望她会疏忽大意,不锁房门就离开。因此,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她的房门没锁时,我的愚蠢而机械的反应让我随即把房门又关上了。

    奥斯卡肯定在走廊里站了好几分钟,全身的皮肤绷得紧紧的,许许多多的想法从不同的来源同时涌上心头。他的心好不容易才向蜂拥而来的各种念头推荐一个类似计划那样的东西。

    我先把自己的想法同别的事情硬凑到一起去。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我想着,玛丽亚有一位追求者,追求者送给玛丽亚一把咖啡壶,追求者和玛丽亚星期六去阿波罗,玛丽亚只在休假日用“你”称呼她的追求者,在店里玛丽亚用“您”称呼她的追求者,因为这爿店铺是属于他的……我从这个和那个角度考虑了一番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之后,我才在自己可怜的脑袋瓜里理出个头绪来——我打开了乳白玻璃门。

    我以前就已想象到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房门半透明的上半部从未透出过一道日光。同我的房间一样,我伸手到左边,摸到了电灯开关。这个小间实在太窄,不能叫做房间,所以,一个四十瓦的灯泡足够照亮全室。我一抬头就看到对面镜子里我的上半身,这真叫我难堪。他的反转的映像无话可说,所以奥斯卡也不避开它,加之,镜中以同样大小倒映出的梳妆台上的东西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奥斯卡踮起了脚尖。盥洗盆的白搪瓷上有几处蓝黑色疵斑。盥洗盆一头的上方是大理石梳妆台面,同样也有破损。石板缺左角,缺角处尽头是镜子,倒映出大理石的纹理。缺损处有撕去的胶布的痕迹,透露了曾有人想用笨拙的办法来补合。我这个当石匠的一见就手痒了。我想到了科涅夫自制的大理石粘合剂,可以用它把大理石碎片粘合成耐久的石板,贴在大肉铺房屋的正面。

    我同自己所熟悉的石灰岩打了一会儿交道之后,也就忘掉了讨厌的镜子恶意画出的我的肖像。这时,我想出了我一进门就觉得特别的那股气味究竟叫什么。

    唔,那是醋味儿。后来,直到几星期前,我还在用下面的假设来原谅这股冲鼻子的气味。我假设护士前一天洗过头发,冲头发时,她在水里掺进了酷,虽说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同样,在其他贴标签的容器里,我也没有发现盛着酷。可我心里还一再说,如果道罗泰娅姆姆在马利亚医院找到现代化的洗澡间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先征得蔡德勒的同意,再到蔡德勒的厨房里去烧热水,再回她的小间来洗头发。护士长或者医院管理处一概禁止女护士使用医院的某些医疗设备,所以,道罗泰娅姆姆不得不在那个搪瓷盆里,对着那面不平的镜子洗她的头发,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尽管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在湿冷的大理石上却有不少小瓶小罐。一包药棉、半包卫生带使得奥斯卡不敢再去查看小罐里盛的是什么。可我至今还认为,罐里的内容不过是化妆品,至多是无害的药膏。护士把梳子插在头发刷子上。我克服了若干障碍才从鬃毛间拔下梳子,看个清楚。我这件事干得真棒,因为在同一瞬间奥斯卡作出了最重要的发现:护士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也许是灰金色的。不过,根据梳下来的死头发下结论可要小心,因此,我们不妨断定:道罗泰娅姆姆有金黄色的头发。

    梳子上多得可疑的存货还说明:护士患有头发脱落症。我立即认为,之所以患这种不愉快的、使妇女心情苦恼的病,罪在护士帽,但我并没有控告护士帽,因为在一家管理有方的医院里,不戴护士帽是不行的。

    尽管醋味使奥斯卡觉得难受,但道罗泰娅姆姆脱落头发的事实却使我心中萌生了由于同情而变得高尚的、关怀的爱。说明我的为人和我的处境之特点的是,我当即想起许多标明有效的生发剂,一遇到合适的机会我就会交给护士的。我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次会面——奥斯卡想象,那是在温暖、无风的夏日天空之下,在麦浪起伏的田间——我一边从梳子上持下不受拘束的头发,理成一束,打上一个结,吹掉上面的尘土和头皮屑,掏出我的皮夹子,匆匆清出一层,小心翼翼地把这束头发放进去。

    奥斯卡为了更方便地摆弄他的皮夹子,便把梳子放到大理石板上,这时又把它拿起来,因为我已经把钱包和战利品放进上装口袋里去了。我举起梳子对准无罩的灯泡,让灯光透过它,观察两组硬度不同的梳齿,确定较软的一组缺了两根齿,又禁不往用左手食指的指甲刮响那组硬齿的圆头。在耍弄时,一些头发在闪亮,奥斯卡见了心中高兴,这些头发是我为了不引起怀疑而故意不捋掉的。

    梳子终于插到了头发刷子上。我离开梳妆台,总觉得它不平。在向护士的床走去时,我撞上一把厨房椅子,椅子上挂着一个胸罩。

    奥斯卡手里没有别的东西,便用双拳去填满那个四边已经洗破和褪色的支撑物的两个穴,但填不满。不,我的拳头太硬,太神经质,陌生地、不幸地在这两只碗里活动,我不知道里面盛的是什么,却真想每天都能从这两只碗里用勺舀出东西来吃;有时会呕吐,因为奶糕糊有时会让人呕吐的,接着又甜了,太甜了,或者甜到连恶心都得有一定的味道才能刺激出来,从而检验着真正的爱情。

    我突然想起了韦尔纳博士,便从胸罩里抽出拳头。韦尔纳博士立即消失,而我也能站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床前。护士的床啊!奥斯卡经常想象它,可如今看到的却同给我的睡眠和偶尔的失眠界定一个棕漆框框的那张丑陋的床架一模一样。我曾希望她有一张白漆金属床,带黄铜头的最轻型的床栏杆,而不是这种粗笨的、没有情爱的家具。这是一个睡觉祭坛,连羽绒被都是由花岗岩雕成的。我在它前面站立良久,静止不动,脑袋沉重,毫无激情,甚至丧失了嫉妒的能力。随后我转过身去,避免看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景象。奥斯卡从来不会想象出道罗泰娅姆姆竟然住在睡在这种他厌恶透顶的洞穴里。

    我又向梳妆台走去,也许是想去打开假设盛着某种油膏的小罐。这时,衣柜吩咐我去注意它的体积,说出它上的油漆是黑棕色,跟随它的装饰线的凸出部走去,最后把它打开,因为每个衣柜都愿意被人打开。

    代替锁封住了两扇门的钉子被我弯直了,柜门立即叹息一声,自动打开了。可看的东西真不少,我只好后退几步,两臂交抱,冷静地进行观察。奥斯卡不愿像看梳妆台时那样拘泥于细节,不愿像面对护士的床时那样,由于事先已有想法而评判一通,他要像上帝创世第一天那样怀着十二分的新鲜感迎向衣柜,因为衣柜也是张开双臂欢迎他的。

    然而,奥斯卡是位本性难移的美学家,要他完全放弃批评是不行的。瞧,柜子的腿被一个野蛮人匆匆锯掉了,留下许多毛茬儿,平放在地板上,变了形。

    柜子内部,井井有条,无可挑剔。右边三格,摞着内衣和衬衫。白色、粉红色和浅蓝色相交,这蓝色肯定是耐洗的,右柜门里侧放内衣的三个格子旁挂着两个连在一起的红绿格子防水布口袋,口袋里上面是补过的、下面是因抽丝而破了的长统女袜。同玛丽亚穿的、由她的老板和追求者送的袜子相比,我觉得这些袜子不是更粗糙,倒是更厚、更耐用。衣柜内无格的空间里,左边衣架上挂着暗白色的上过浆的护士服。上方放帽子的格子里排列着简朴美观的护士帽,敏感,承受不了外行的手的触摸。我仅仅扫了一眼放在内衣格子左边的普通服装。全都是些随便挑选的便宜货,这证实我心中的希望:道罗泰娅姆姆对这部分服装的兴趣很一般。放帽子的那一格里,在护士帽边上随便地重叠地挂着三四顶盆形帽子,滑稽可笑的仿花图案也一个压着一个,整个儿看上去像一个没做好的蛋糕。同样在放帽子的格子里,有不到一打的书靠在一个盛剩毛线的鞋盒上,书脊五颜六色的。奥斯卡把脑袋歪向一侧,非得走近些才能看清书的标题。我露出宽恕的微笑,又让脑袋回到垂直的位置,原来这位善良的道罗泰娅姆姆读的是侦探小说。可是,衣柜里普通的衣物我已经看够了。这些书诱使我更靠近衣柜,我所处的位置颇为有利。我进而探身到衣柜里,再也抗拒不住想属于这衣柜的愿望。我要成为衣柜的一部分,好让道罗泰娅姆姆把她的不算少的一部分服装保存在那里。

    衣柜底板上放着实用的运动鞋,仔细刷过,只等待被穿出去,可我却不必挪动它们。衣柜里的物件盛放的地位,几乎是有意请我入内似的,因为奥斯卡可以蜷起膝盖,脚跟着地,不会压着任何一件衣服地待在这所小屋子的正中央,有足够的地盘,也有屋顶。就这样,我走了进去,抱着许多的期望。

    然而我没有马上集中心思。奥斯卡感觉到小间里的家具什物和电灯泡都在观看他。为使我在衣柜里的逗留更加亲切,我试着拉上柜门。困难不少,由于门框上的簧舌槽坏了,门的上部还漏着缝,灯光射进柜里来,不过这还不足以妨害我。门一关,气味增多了。旧东西的气味,干净东西的气味,不再有醋味,而是不呛人的防蛀剂气味,一种好气味。

    奥斯卡坐在衣柜里干些什么呢?他把额头贴在道罗泰娅姆姆的职业服上,一件颈前系扣的带袖围裙,他随即发现通往医院各病区科室的门全都打开了。我的右手,也许想寻找支撑点,便从普通衣服旁向后伸去,乱摸着,失去重心,一把抓住一样光滑的、能屈伸的东西,捏着它,最后找到一根立柱,把身体沿着钉在上面的横条滑去,靠在柜子的后壁上。奥斯卡不必再用右手去支撑,便把它伸到前面来,看看在背后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条黑色漆皮腰带,但随即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因为柜里灰暗一片,漆皮腰带就不再仅仅是它本身。它可以是别的什么,是一种同样光滑和延伸着的东西,当我还是坚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鼓手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见到过:我可怜的妈妈身穿深红色翻领的海军蓝春季大衣,马策拉特穿一件双排扣大衣,扬-布朗斯基的大衣有天鹅绒翻领,奥斯卡的水手帽上绣着金字“皇家海军赛德利茨号”的飘带也属于这次结伴郊游的组成部分。双排扣大衣和天鹅绒翻领在我和妈妈前面跳跃,妈妈穿着高跟鞋不能跳,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跳到灯塔。灯塔下坐着一个钓鱼的人,他拿着一根晾衣服绳子,旁边有一个土豆口袋,满满的口袋里有盐,还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们,我们看着口袋和绳子,想知道灯塔下的这个男人为什么用晾衣服绳子钓鱼,这个从新航道或者布勒森来的家伙,管他从哪儿来的呢!他放声大笑,朝水里吐出一团棕色东西,这东西在防波堤旁边的水面上摇曳,不进不退,末了被一只海鸥啄走。海鸥什么都叼走,它不是敏感的鸽子,更不是女护士——若要把一切白色披戴的东西都集中保管,塞进一个柜子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还可以指白为黑,因为我当时还不害怕黑厨娘,毫无惧色地坐在衣柜里却又不在衣柜里,而是同样毫无惧色地在无风的天气下站在新航道的防波堤上。在衣柜里,我手执漆皮腰带。在防波堤,我寻找着别的,虽说也是黑色的和滑溜的,但不是漆皮腰带。由于我此刻坐在衣柜里,而衣柜都会强迫人去作比较,我于是也进行比较,称之为黑厨娘。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了解得更多的是白色事物,却几乎无法区分海鸥和道罗泰娅姆姆。我不去想鸽子和类似的无谓之物,加之,我们去布勒森然后又去防波堤那天,不是复活节,而是耶稣受难节,灯塔上空也无白鸽,灯塔下坐着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小子,手执晾衣服绳子,坐着,啐着。或许是从布勒森来的那个小子收绳子,绳子拽到了头,随后让别人明白,为什么从同海水相混的莫特劳河水里拽绳子时会那么费力。这当口,我可怜的妈妈把双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天鹅绒衣领和双肩上,因为她脸色煞白好似乳酪。她要走开,却又不得不目睹那个家伙把马头朝石上拍打,较小的海水绿的鳗鱼从马鬃上纷纷落下。他又像起螺丝钉似的从这死尸里拽出较大的、颜色更深的鳗鱼来。此刻,有人扯碎了一条羽绒被,我是说,海鸥来了,俯冲过来,因为海鸥如果有三只或三只以上在一起时,捉一条小鳗鱼是不费力的,若要抓较大的就困难了。这时,那个男人掰开黑马的嘴巴,用一根木头撑在牙齿间,让这匹老马张嘴大笑,把他的毛茸茸的胳臂伸进去,抓住、捏牢,同我在衣柜里住、捏牢一样。他也往外拽,同我拽出漆皮腰带一样。他一次拽两条,在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打在石头上。这时,吃下去的早餐又从我可怜的妈妈嘴里吐出来,牛奶咖啡、蛋白、蛋黄,还有一点果酱和白面包碎渣儿,丰盛得很。海鸥一见,立即倾斜身子,降下一层楼的高度,展翅俯冲,叫声就更不用提了。海鸥的眼睛凶光毕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决不让别人赶走。扬-布朗斯基赶不走它们,他自己就怕海鸥,双手捂住了蓝色的稚气的大眼睛。它们也不理睬我的鼓声,当我狂怒而又激动地在我的铁皮上找到一些新型节奏的时候,它们长驱直入。但我可怜的妈妈什么都顾不上了,她手忙脚乱,用手抠呀抠呀,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了,因为她吃得并不太多。因为妈妈要保持苗条的身材,所以她每周两次去妇女协会练体操,但这帮不了什么大忙,因为她偷偷地吃,而且总能找到摆脱自己的决心的小小出路,就像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家伙,不管任何理论上的推断,不管在场的人都认为再也掏不出什么来时,他却从马耳朵里拉出一条鳗鱼来,作为压轴戏。鳗鱼满身白糊糊,因为它在马脑子里翻腾。它被那人长久地甩着,直到白糊糊全数脱落,露出了鳗鱼的漆皮,同漆皮腰带一样闪闪发光。我要顺带说一句,道罗泰娅姆姆不别红十字饰针、穿普通服装外出时,系是就是这样一根漆皮腰带。

    我们转身回家去,尽管马策拉特还想留下,因为一艘大约一千八百吨的芬兰船入港,掀起了波浪。那个家伙把马头留在防波堤上。紧接着,马头一片白,并且大喊大叫。但不像众马嘶鸣似的喊叫,倒像一片云在喊叫,一片白云,大声叫喊,嘴馋贪食,笼罩住一个马头。当时,这景象让人看了觉得宽松许多,因为再也看不见马头了,即使可以去想象这疯狂的一群下面隐藏着什么。那艘芬兰船也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船上装载着木材,船身像萨斯佩公墓的铁栏杆一样生锈了。我可怜的妈妈却既不回头看芬兰船,也不去看海鸥。她受够了。尽管她以前在我家的钢琴上不仅弹过而且唱过《小海鸥飞往赫尔戈兰》,但自那以后她却不再唱这首歌,不再唱任何一首歌。起初她不再吃鱼,但从一个美好的日子起,她又开始吃许多肥鱼,直到她不能再吃。不,她有意弄到自己腻烦的地步,不仅对鳗鱼,也对生活,尤其对男人,也许也对奥斯卡,她都腻烦了。不管怎么说,她以往是什么也不能放弃的,却突然知足了,有节制了,让人把她埋葬在布伦陶。而我呢,一方面什么也不想放弃,另一方面,什么都没有我也能活下去,这一点可能是得自于她。不过,唯独缺了熏鳗鱼,我无法活下去,即使眼下是那么贵。缺了道罗泰娅姆姆也一样,只是我从未见过她,她的漆皮腰带我也觉得平平常常,然而我再也摆脱不了这条腰带。它没完没了,甚至变出许多条来。于是我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裤子扣子,使被许多条漆皮鳗鱼和进港的芬兰船弄得模模糊糊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像旧病复发似的一再被带回到港口防波堤去的奥斯卡,终于借助海鸥的帮助,逐渐回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世界中去,至少回到衣柜的那一半中来,在这里有她的空空的然而吸引人的职业服装。我终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她并以为看清了她脸上的细部时,簧舌从损坏的糟里滑出,吱呀一声柜门大开。突如其来的光亮想要激怒我。奥斯卡手忙脚乱,生怕弄脏了旁边挂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带袖围裙。

    仅仅为了造成一个必要的过渡,也为了缓解在衣柜里逗留时那种始料未及的紧张与疲劳,我做了多年来不再做的游戏,在衣柜干燥的后壁上多少灵巧地敲出若干松弛的节拍,随后离开柜子,再次检查衣柜有没有被弄脏,丝毫未发现需要自责的地方,甚至连漆皮腰带也还是光洁的。唔不,有几处发暗,必须擦一擦,甚至呵口气擦得它恢复原状,可以让人联想到鳗鱼,就是我少年时代人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捉到的那些鳗鱼。

    我,奥斯卡,离开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随手关掉那个四十瓦灯泡。我来访期间,从头到尾注视着我的就是它

    克勒普

    我站在走廊上,皮夹里装着一团淡金色头发。有一秒钟之久,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种满足又是以那种奇特的快快不乐的方式得到的,所以,我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盗来的东西想象成这样或那样,而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

    这时奥斯卡才承认,方才他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逗留期间,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小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仅仅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而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信封,也没有写过的信纸。奥斯卡承认,他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一本本地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和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奥斯卡虽说不知道马利亚医院大多数医生的姓名,但认得他们的面孔。可是,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

    看来,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若是见到过它,也未能留下痕迹。这样,奥斯卡本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正好证明,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所以是公务性质的,如果不是公务性质的,那也是单方面的?

    可是,奥斯卡的嫉妒心需要一个动机。如果韦尔纳博士留下蛛丝马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又会给我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无法同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小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比较的。

    我现在记不清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的,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尔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装出来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刺猬的女房客不是已经够使我费神了吗?难道我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奥斯卡听而不闻,确切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才明白,我不认识也跟我毫不相干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奥斯卡,到他的房间里去。

    我承认,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狭窄至极,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连连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上一聊,即便是累赘,是迫不得已的,也会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后或者当场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马上变得激动不安,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并从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礼物,铁皮鼓,抱住它。奥斯卡既不能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眼泪,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

    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论失去的清白,可以把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跟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作一番比较。这可是不符合事实,奥斯卡还是鼓手奥斯卡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读者只需想到,所有清白的祖母曾经全都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奥斯卡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从厨房椅子里产生出来。不,还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

    奥斯卡身不由己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费力地打开套间的门,弄出很大声响,又待了片刻,听听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无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既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忽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离开了尤利希街的房屋。

    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的计划,若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那天整个上午我没有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同乌拉一起给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奥德修斯,回到家乡,送给用涅罗用一个驼背。我曾试图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徒劳。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很自在。我只好让步。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末了,即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奥斯卡就不告诉诸君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如何如何,而要讲一讲我的事。蔡德勒寓所里静悄悄。刺猬带着他的理发器正在推销旅行途中。道罗泰娅姆姆上白班,六点钟即已离家。八点刚过,邮件送到时,蔡德勒太太还躺在床上。

    我立刻去看邮件,没有我的——两天前刚收到过玛丽亚的信——可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一个信封,系在本市投寄,韦尔纳博士的笔迹我也不会认错。

    我先把这封信跟给闵策尔先生和蔡德勒夫妇的信一起放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蔡德勒太太出现在走廊里,给房客闵策尔送去他的信,接着进厨房,末了回卧室。十分钟后,她离开套间和楼房,因为她在曼内斯曼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九点开始。

    为保险起见,奥斯卡再等一等,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外表镇静,洗净手指甲,随后才决定行动。我走进厨房,在三焰煤气灶最大的一个燃烧器上放上半铝锅的水,先用大火烧,水刚煮沸,即把开关拧到最小位置。我小心看管住我的思想,让它尽可能集中在正要做的事情上,迈出两步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前,从乳白色玻璃门下面的门缝里,拿起蔡德勒太太只塞进一半的信,又回到厨房,把信封背面放在水蒸汽上熏,直到我可以拆开它而不造成损坏。奥斯卡壮起胆子把埃-韦尔纳博士的信举到锅上去之前,他自然已经关掉了煤气。

    我读医生的信息,但不是在厨房里,而是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差点失望了,因为信上的称呼和结尾的套语都没有泄露医生与护士问究竟是何种关系。

    “亲爱的道罗泰娅小姐!”这是称呼,信末是:“您的恭顺的埃里希-韦尔纳。”

    在读信的正文时,也不见有一句明显的温情脉脉的话语。韦尔纳惋惜前一天未能跟道罗泰娅护士说话,虽然他在男子私人病房区的双扇门前见到过她。她看见医生在同贝亚特姆姆——也就是道罗泰娅的女友——说话,就转身走了,韦尔纳博士却不知原因何在。韦尔纳博士仅仅请求澄清此事,因为他本人同贝亚特姆姆的谈话是纯公务性质的。如道罗泰娅姆姆所知,他过去一直、今后仍将尽力同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贝亚特姆姆保持距离。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道罗泰娅必须理解这一点,好在她是知道口亚特的,贝亚特经常毫无约束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韦尔纳博士,自然从未对此有过任何表示。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请您相信我任何时候都会向您提供同我交谈的可能。”尽管那几行字是客套话,冷冰冰的,甚至狂妄自大,我仍然毫无困难地一眼看透了埃-韦尔纳博士这封信的文风,并且认为这封信无论如何也是一纸热情的情书。

    我机械地把信纸装进信封,再也顾不上什么谨慎细心了。韦尔纳可能用舌头舔湿过的涂胶层,我现在用奥斯卡的舌头把它舔湿,随后开始大笑。紧接着我用巴掌交替着拍自己的前额和后脑勺,拍着拍着右手终于离开奥斯卡的前额放到门把手上去,打开门。我走进走廊,把韦尔纳博士的信半插到用木板和乳白玻璃锁住我所熟悉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那扇门底下。

    我还蹲着时,我的一个或两个手指还搭在信上时,听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传来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他那慢吞吞的、像是为让人记录下来而强调着的呼唤声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站起身来,心想,这个人也许病了,但同时又认识到,门后的这个人没有病,是奥斯卡说服自己相信他病了,好找个理由给他送水去,因为单凭一声无缘无故的呼唤声是不可能诱使我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房间里去的。

    我先想把帮我拆开医生的信的铝锅里的还温和的水给他送去。可随后我又把这用过的水倒进洗涤盆,给锅里放进新的水,端着锅和水走到那扇门前。门后响起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表示要我带水去,或者仅仅是要水。

    奥斯卡敲门,进门,克勒普特有的气味立即扑鼻而来。倘若我说这气味是酸的,我也就没有讲出它还有极甜的成分。除了护士小间里的醋味空气外,再没有别的实例可以用来同克勒普周围的空气作类比了。说它是酸甜的,那也不对。那位闵策尔先生或者克勒普(我今天这样叫他),一个胖而懒的、却又不是不能动弹的、爱出汗的、迷信的、不洗澡的、却又不是腐臭的、一直快死而又死不了的长笛手和爵士乐单簧管手,他过去和现在身上都有一股死尸味道。他不停地抽烟,口含胡椒薄荷来排除大蒜的臭味。他当时就已经散发着这种气味,今天也散发着、呼出这种气味,在疗养院的探视日用这股气味袭击我,随之带来人生的乐趣和稍纵即逝的一切。他离开时总有一套烦琐的动作,总要预告下次再来。他走后,布鲁诺总是不得不打开门窗,让空气对流一下。

    今天,奥斯卡卧床不起。当时,在蔡德勒的套间里,我是在满床的残剩物品中见到克勒普的。他散发着臭味,心情却极佳。床上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放着一个老式的、很像是巴罗克式样的酒精炉,十二包面条,几瓶橄榄油,软管西红柿酱,倒在报纸上的受潮的盐,一箱瓶装啤酒,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温热的。他躺着往空啤酒瓶里小便,这是一小时以后他可以跟我亲密交谈时告诉我的,随后盖上多半是满满的、容积正合他的要求的绿瓶子,放到一边,同确实盛碑酒的瓶子严加区分,当这位卧床者想喝啤酒时,就不至于有拿错瓶子的危险。虽说他的房间里有水——如果他还有一点进取精神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在水池子里小便的,但他太懒,说得更确切些,他是自己妨碍自己站起来,不然的话,他是可以从费了这么大气力布置的床上起来,用他煮面条的锅去打新鲜水的。

    由于克勒普,即闵策尔先生,始终用同一锅水煮面条,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多次滗掉水、越来越稠的汤,此外,还靠着储存的空啤酒瓶,他可以保持水平姿势,经常连续卧床四天以上。然而,当面条汤煮成威浆糊时,他就处在紧急情况之下。虽说克勒普可以让自己挨饿,但当时他还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前提;看来他的苦行从一开始就规定为四到五天一个周期,要不然的话,给他送信的蔡德勒大太会给他一个更大的面条锅以及跟他储存的面条相应的储存水,使他更加不依赖于他的环境。

    奥斯卡侵犯别人通信秘密的那天,克勒普已经不依赖周围环境卧床五天了。残剩的面条汤已经可以用来贴广告了。这时他听到走廊上我的不坚定的、为道罗泰娅姆姆和她的信而迈出的脚步声。在他了解到奥斯卡对于为招呼人而故意装出来的咳嗽声不予理睬之后,在我读到韦尔纳博士冷漠之中含有激情的情书的那一天,他只好辛苦一下自己的嗓子了:“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于是拿起锅,倒掉温水,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盛满半锅,又添了一点,把新鲜水送去给他。我当真是他所推测的亲爱的先生。我作了自我介绍,自称石匠和刻字匠马策拉特。

    他,同样有礼貌,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自称埃贡-闵策尔,爵士乐演奏家,但请我叫他克勒普,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使用了闵策尔这个姓。我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愿望了。我宁愿自称科尔雅切克或干脆叫奥斯卡,我用马策拉特这个姓是由于谦卑,而且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决定用奥斯卡-布朗斯基这个姓名。因此,简单地叫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克勒普,对我来说是毫无困难的。我估计他有三十岁,其实他没有这么大的年纪。他叫我奥斯卡,因为科尔雅切克这个姓对他来说实在太费劲了。

    我们聊起天来,起初很难无拘无束。我们聊那些最轻松的话题。我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奥斯卡想知道他是否认为所有的人都得死。他也认为所有的人最后肯定是要死的,但不敢肯定所有的人是否都必须被生出来。他谈到自己时就像谈一个本不该生的错误地出生的人,奥斯卡感到自己同他相似。我们两人也都相信天。可是,他谈到天时,却让人听到一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并在被子下搔痒。别人可以设想,克勒普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他将来到天上去实行的不正经的事情。我们进而谈政治时,他几乎变得激昂,向我列举了三百多个德意志王室的姓氏,像是要立即授予他们尊严、王位和权势,并把汉诺威地区授予不列颠帝国。当我问及前自由市但泽的命运时,很遗憾,他不知道在哪儿。但这无所谓,他当场建议派一名比利时伯爵去当这个他不知道的小城的君主。据他说,这位伯爵是扬-韦伦①的直系后裔。末了,当我们给真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且取得若干进展的时候,我巧妙地见缝插针,提了几个问题并获悉克勒普先生在蔡德勒家当房客、付租金已有三年之久。我们遗憾的是未能早些相识。我责怪刺猬没有把这位卧床者的情况详细告诉我,他同样也没有想到,应当多告诉我一些有关那个护士的情况,而仅仅说了一句:乳白玻璃门后面住着一位护士——

    ①扬-韦伦(165~1716),公爵,领有普法尔茨-诺伊堡、于利希和贝格,扩建了杜塞尔多夫城。

    奥斯卡不想马上让闵策尔先生或克勒普来替自己分忧。我不向他打听那位护士,却先关心起他的情况来了。“顺便问一声,”我插进这样一个问题,“您身体欠佳吗?”

    克勒普又一次把上半身抬起若干度。他看到自己不能构成一个直角时,又让身子躺下去,随后告诉我,他卧床是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体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他希望在数周内将会认识到,他的健康状况是不好不坏。

    接着发生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也是我以为能够借助于长时间的、东拉西扯的谈话来阻止的事情。“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同我一道吃一份面条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吃用我拿来的新鲜水煮的面条。我不好意思坚请他把那个黏糊糊的锅给我,由我在水池子里彻底洗一遍。克勒普翻身侧躺着,一声不吭,用梦游者似的有把握的动作煮面条。他小心地把水滗到一只较大的罐头筒里,几乎不改变上身的姿势,伸手到床底下,取出一只油腻的、满是干结的剩西红柿酱的盘子,犹豫了片刻,又伸手到床下,取出揉皱的报纸,用它擦了一通盘子,再把报纸塞到床下,朝脏盘子上吹口气,仿佛要吹掉最后的一点尘土,随后以慷慨大方的手势把全世界最脏的盘子递给我,请奥斯卡接过去,不必客气嘛!

    我请他先给自己盛,再给我盛。他把脏而粘手指的餐具给了我,便用汤匙和叉子把近一半的面条撩到我的盘子里,用优雅的手势朝面条上挤出长长一条西红柿酱,画成图案,又浇上好些油,接着在煮面条的锅里也加上同样的佐料,在两份面条上洒胡椒,在他自己那份上又多洒了一些,用目光示意,要我像他似的把我的一份调拌一下。“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原谅,我这里没有巴马干酪粉。愿您胃口大大的好!”

    直到今天,奥斯卡仍旧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硬着头皮动起匙和叉来的。奇怪的是,我觉得这顿饭味道好极了。从那天起,克勒普煮的面条甚至成为我衡量我面前的每一份饭的美味价值的标准。

    我趁吃面条的工夫,不引起他注意却又仔细地观察着这位卧床者的房间。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花板下面墙上一个未堵上的烟囱的圆孔,洞里冒着黑烟。窗外在刮风,风时而把煤灰云团由烟囱孔刮进克勒普的房间里来。煤灰落在家具上,像举行隆重的葬礼。所谓家具,也就是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床以及蔡德勒家的用包装纸盖上的、卷起来的地毯。因此可以断言,在那间房间里被弄黑的只有原是白色的床单、克勒普脑袋下的枕头和一条毛巾,阵风把煤灰云团刮进屋里来时,这位卧床者就用它遮住自己的脸。

    房间的两扇窗同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和卧室的窗户一样,都朝着尤利希街,确切地说,朝着公寓正面前那棵栗子树蒙上灰的绿叶。用以装饰的只有一幅画,用图钉钉在两扇窗户之间。这是英国伊丽莎白①的彩色肖像,显然是从画报上撕下来的。画下方的衣钩上挂着一支风笛,蒙着一层煤灰,凑合还能看出它那苏格兰大方格图案。我看着那张彩色图片,想着的倒不是伊丽莎白和她的菲利普,而是站在奥斯卡和韦尔纳博士之间的、可能无所适从的道罗泰娅姆姆。这时,克勒普告诉我,他是英格兰王室的忠诚而热情的追随者,因此他曾经跟英国占领军的一个苏格兰团的风笛手上过课,尤其因为这个团的指挥官就是伊丽莎白本人。他,克勒普,在一部每周新闻片里见到过伊丽莎白视察那个团。她身穿苏格兰短裙,从头到脚都是方格图案。奇怪的是,我心中的天主教精神却自己表现出来了。我表示怀疑伊丽莎白是否懂得风笛音乐,也谈了几句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斯图丽特②的屈辱的结局。简而言之,奥斯卡让克勒普明白,他认为伊丽莎白不懂音乐——

    ①指1952年登基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的丈夫是爱丁堡公爵菲利普。

    ②玛丽亚-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被加尔文教派贵族所废,逃亡伦敦,被囚禁十九年,终于被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所杀。

    我原来期待着这位保皇党人会暴跳如雷。他却像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那样微笑着,请我作一番说明,好让他由此推断出,我这个小男子——那胖子这样称呼我——在音乐方面有无判断力。

    奥斯卡良久地凝视着克勒普。他同我交谈,无意中激发了我心中的火花。这火花闪过大脑直到驼背。这仿佛我从前所有的、敲坏的、处理掉的铁皮鼓在欢庆它们的末日审判。被我扔进废铁堆的上千只铁皮鼓以及被埋葬在萨斯佩公墓的那一只铁皮鼓,全都出现了,新生了,完好无损地欢庆复活,鼓声隆隆,在我胸中回荡,驱使我从床沿上站起身来。我请克勒普原谅并稍候片刻,便被复活的鼓拉出房间,拽我经过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玻璃门,门下还插着那封信,露出了半截。复活的鼓鞭策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朝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在画《四九年圣母》时送给我的那只鼓走去。我抓住鼓,挂上,拿起两根鼓棒,转过身去或者被转过身去,离开我的房间,在那该诅咒的小问旁一跃而过,像一个长久迷航后返回的幸存者似的跨进克勒普的煮面条厨房,不讲客套,坐在床沿上,挪正红白漆铁皮,先在空中耍弄鼓棒,诚然还有点窘迫,不正眼看吃惊的克勒普,接着,让一根鼓棒像碰巧似的落到铁皮上。啊,铁皮给了奥斯卡一个答复,奥斯卡紧接着让第二根鼓棒落下去。我开始敲鼓,按部就班,起首是始初之日,电灯泡之间的飞蛾擂响了我诞生时辰的鼓声;我敲出了十九级地窖楼梯和人家庆祝我的传说般的三岁生日时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我敲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课程表,带着鼓爬上塔楼,带着鼓待在政治演讲台下,敲出鳗鱼与海鸥,耶稣受难日拍地毯;我敲着鼓坐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旁,又在鼓上模仿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布满伤疤的后背;当我在铁皮上擂起黑维利乌斯广场上波兰邮局保卫战时,我觉察到我所坐的床的床头有点动静,偷眼看到克勒普坐直了身子,从枕头下面取出一支可笑的长笛,放在嘴边,吹出音响,那么甜,那么不自然,同我的鼓艺那么合拍;我于是领他到萨斯佩公墓会见舒格尔-莱奥,舒格尔-莱奥跳完一支舞;我又在克勒普面前,为了他,同他一起,让我第一个恋人的汽水粉泛起泡沫;我甚至带他进入莉娜-格雷夫太太的热带丛林,也让蔬菜商格雷夫的能吊起七十五公斤的大型擂鼓机隆隆作响;我吸收克勒普入贝布拉的前线剧团,让我的铁皮发出耶稣的声音,在鼓声中施丢特贝克和全体撒灰者从跳水塔上跳下,下面坐着卢齐;我让蚂蚁和俄国兵占领我的鼓,但没有再次领克勒普去萨斯佩公墓,让他看我把鼓向马策拉特扔去,而是敲出了我的伟大的、永不结束的主题:卡舒贝土豆地,天降十月雨,地上坐着我的外祖母,身穿四条裙子;这时,我听到了从克勒普的长笛里传出浙浙沥沥的十月雨声,他的长笛在雨中,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发现了纵火犯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并且证实和庆祝我的可怜的妈妈的产生;这时,奥斯卡的心险些化为石头。

    我们演奏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我的外祖父在木筏上的逃跑充分地变奏了一番,用颂歌暗示这名纵火犯有可能奇迹般地获救,从而结束了我们的合奏,稍觉疲乏,但却幸福。

    最后一个音还在长笛里时,克勒普从他躺够了的床上一跃而起。尸臭味随他飘来。他打开窗户,用报纸塞住烟囱孔,扯下并撕碎英国的伊丽莎白的彩色画片,宣布结束保皇党人的时代,让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进水池。洗,他在洗,克勒普开始洗身,从头洗到脚。这不再是洗身,而是洗礼。他洗毕,放掉池子里的水。他,身上滴水,赤裸,肥胖,满墩墩的,斜挂着那个可憎的家伙,站在我的面前,抱起我来,伸直双臂把我举起。是啊,奥斯卡过去和现在都很轻。这时,他胸中爆发了笑声,传出笑声,声浪撞击天花板。我这才明白,不仅奥斯卡的鼓复活了,克勒普也复活了。我们互相祝贺,亲吻面颊。

    同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外出,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克勒普向我建议,同他一起成立一个爵士乐队。虽说我请他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但奥斯卡已经下了决心,不仅要放弃他在石匠科涅夫那里刻字的职业,而且不再同缪斯乌拉一起去当模特儿,我要当爵士乐队的打击乐手

    在椰子纤维地毯上

    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①。”确实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①班卓琴,美洲黑人的一种长颈拨弦乐器。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招呼我们。

    他捅出一条卷起的狭而厚实的地毯,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铺上钉牢。这是一条椰子纤维地毯,长八米二十。可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们坐着干,剪椰子纤维地毯可真是件费力气的活计。结果,我们多剪掉了两厘米。地毯的宽度同走廊的宽度正好一样。蔡德勒说他弯不下腰来,便请我们协力把地毯钉在地板上。奥斯卡出了个主意:在钉的时候把地毯神一下。于是,那缺的两厘米也给补上了,只差那么一丁点儿。我们用的是宽平头钉子,因为椰子纤维地毯编织得不密,窄头钉子是吃不牢的。奥斯卡和克勒普都没有误敲上自己的大拇指。可我们毕竟敲弯了一些钉子。这只怪蔡德勒备有的钉子质量不行,那是币制改革以前的货色。椰子纤维地毯已经有一半钉牢在地板上时,我们放下锤子,交叉成十字,抬头望着监督我们干活的刺猬,目光虽然不是咄咄逼人,却也满怀期待。他也钻进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去。从他贮存的利口洒杯里取出三个回来,还拿来一瓶双料谷类酒。我们为椰子纤维地毯的经久耐用干杆,随后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满怀期待地望着他,言下之意是:椰子纤维地毯使人口渴。双料谷类酒接二连三地斟到刺猬的三个利口酒杯里去。这些酒杯大概也很高兴,直到它们又被摔成碎片为止,因为刺猬又为他的太大而突然大发雷霆。先是克勒普故意把利口酒杯摔到椰子纤维地毯上,玻璃杯没有碎,也没有发出声响。我们大家都说椰子纤维地毯真不错。从起居室兼卧室里观看我们干活的蔡德勒太太同我们一样,也称赞起椰子纤维地毯来,因为这地毯能保护落下的利口酒杯不受损坏,刺猬一听便火冒三丈。他在还没有钉牢的那部分地毯上跺脚,拿起那三个空酒杯,带着它们走进起居室兼卧室。我们听到玻璃柜的声响,三个利口酒杯他嫌不够,又从柜里拿出好几个。紧接着奥斯卡听到了他所熟悉的音乐,在他睿智的眼睛前浮现出蔡德勒家的连续燃烧炉,炉脚前是八只利口酒杯的碎片,蔡德勒弯腰去拿铁皮畚箕和扫帚,以蔡德勒的身份把他以刺猬的身份摔成的碎片扫成一堆。可是,蔡德勒太太一直待在门口,尽管她背后发出各种了当的声响。她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尤其在刺揭发怒而我们又拿起锤子的时候。刺猬没再露面,却把那瓶双料谷类酒留在了我们身边。我们拿起酒瓶,一口一口往喉咙里灌。起先,我们当着蔡德勒太太的面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但她只是亲切地向我们点头,这并不能打动我们,把酒瓶递给她,也让她喝一口。然而,我们的活儿干得很利索,把钉子一个接一个敲到椰子纤维地毯里去。当奥斯卡在护士的小间前钉地毯时,每敲一锤,乳白玻璃门就丁当响一阵。这使他内心痛苦不堪,他不得不在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放下锤子。但他刚过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乳白玻璃门,他的心情又好转了,锤子也听使唤了。万事皆有了结之时,椰子纤维地毯也钉到了头。宽头钉从一个角落排列到另一个角落,深深长入地板的脖子里,钉子的扁平竞头正好露出在涨潮的、狂澜起伏的、构成旋涡的椰子纤维上面。我们自鸣得意地在走廊里迈步,来回走着,享用着地毯的长度,夸奖我们的工作,并且指出,不吃早饭,空着肚子铺椰子纤维地毯,把它固定住,可是不容易的。末了,蔡德勒太太终于踏上新的、童贞女般的椰子纤维地毯,跨过它走进厨房,给我们倒咖啡,在锅里煎荷包蛋。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用餐,蔡德勒太太匆匆离去,她得去曼内斯曼公司上班了。我们开着房门,略感疲乏,边吃边观赏我们的作品,如一条激流朝我们滚滚涌来的椰子纤维地毯。

    一条便宜的地毯,纵使在币制改革以前有着某些交换价值,那也用不着费这么多的笔墨呀!为什么呢?问得有理。奥斯卡听着,抢先作了回答:就在这条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于当天夜里,头一回遇见了道罗泰娅姆姆。

    将近午夜时,我灌满啤酒和血肠回到家里。我把克勒普留在了旧城。他去寻找吉他手。我摸到了蔡德勒寓所的钥匙孔,踏上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过黑洞洞的乳白玻璃门,走进我的房间,摸到我的床,脱去衣服,却找不到我的睡衣,睡衣交给玛丽亚去洗了。我找到了那块七十五厘米长的椰子纤维地毯,也就是我们铺地毯时剪下来的那一段,我拿来铺在床前作为床前地毯用。我上床,但不能入眠。

    看来没有任何理由非要向诸君讲述奥斯卡由于失眠而想着的是什么,或者他什么也不想但在脑子里翻腾着的又是什么。今天,我自以为找到了当时失眠的原因。我上床之前曾光着双脚站在我新铺的床前地毯上,也就是那一段椰子纤维地毯上。椰子纤维粘到我的光脚上,扎进皮肤,进入血液,甚至躺下很久以后,我还像是站在椰子纤维上,因此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光脚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更能令人不安、驱赶睡眠、促进思想活动了。

    午夜过后很久,将近凌晨三点时,奥斯卡躺在床上却又似站在地毯上,始终未能入睡。这时,他听见走廊上一扇门打开了,接着又是一扇。这是克勒普,他没有找到吉他手,却灌了一肚子血肠回家来了,我想,但我知道,先开一扇门再开另一扇的不是克勒普。我继而想,你反正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又感觉到脚底上椰子纤维在扎你,你还不如干脆下床,不是凭着想象,而是脚踏实地地站到你床前的椰子纤维地毯上去。奥斯卡这样做了。于是产生了后果。我刚站到地毯上,这块七十五厘米长的剪下的部分立即通过我的脚底心使我联想到它的来历,联想到走廊里那条长七米四十三的椰子纤维地毯。不管是由于我同情这块剪下来的椰子纤维也罢,还是由于我听到走廊上两扇门的声响,猜想是克勒普回来了,却又认为不是他也罢,反正奥斯卡弯下腰,由于他上床前找不到他的睡衣,便抓住床前椰子纤维地毯的两个角,叉开两腿,直至双脚不再踩在地毯上而是踩在地板上,随后把地毯由两腿间抽出来,举起这块七十五厘米的毯子,举到他赤裸的一米二一的身体前,巧妙地遮住他的光身子。于是,从锁骨到膝盖这一段都处在椰子纤维的势力范围之内。奥斯卡走出他的黑洞洞的房间,走进黑洞洞的走廊,踩上那条椰子纤维地毯,这时,他藏身其后的纤维外衣又被他往上提了一些。

    我在地毯的纤维的刺激下,匆匆迈开小步,想摆脱来自脚下的影响,想救我自己,拼命朝没有椰子纤维铺垫的地方走去,走进了盥洗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盥洗间同走廊和我的房间一样幽黑,然而有人占用了。向我透露此事的,是女姓的小声惊呼。我的椰子纤维外皮也碰到了一个站着的人的膝盖。我没有部署撤离盥洗间,因为我背后正受着椰子纤维地毯的威胁,可我前面坐着的那个人却要我撤出盥洗间:“您是谁?想干什么?出去!”我前面的声音说,这无论如何不是蔡德勒太太的声音。它带点哭腔:“您是谁?”

    “好吧,道罗泰娅姆姆,您猜猜看!”我开了个玩笑,这本该缓和我们相逢时淡淡的哀愁。她却不愿猜,站起身来,在黑暗里伸手抓我,想把我从盥洗间推到走廊的地毯上去,但她的手在我的头上掠过,抓了个空,便往下摸,抓住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纤维围裙,我的椰子纤维外皮。她再次失声惊呼,女人全都一样,好像非得惊呼不可似的。她把我错当成什么人了,因为道罗泰娅姆姆一阵颤抖,低声说:“上帝啊,是个魔鬼!”逗得我禁不住吃吃地笑。这本来并无恶意,但她却以为是魔鬼的笑声,可我也并不爱听魔鬼这个词儿。当她相当胆怯地再次问“你是谁?”时,奥斯卡便回答说:“我是撒旦,前来拜访道罗泰娅姆姆!”她接着说:“上帝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慢慢地深入角色,撒旦呢,他也在我心中充当起提台词的人来了。“因为撒旦爱道罗泰娅姆姆。”我说。“不,不,不,我可不愿意!”她还在往前冲,企图突围,却再次撞在我的椰子服的撒旦纤维上,她的睡衣相当薄,她的十个小手指也陷进了诱拐者的热带丛林里去,使她全身软瘫了。这肯定是轻度虚脱,道罗泰娅姆姆往前倒下。我赶紧把挡住身子的外皮高高举起,兜住倒下的她,坚持到我作出了一个跟我的撒旦角色相符的决定。我稍稍后退,让她跪下膝行,但是注意不让她的膝盖接触盥洗间的铺砖地,而是接触到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然后让她身子朝后,头朝西,也就是冲着克勒普的房门,顺着地毯的长度倒下。她的至少有一米六十长的后身接触了椰子纤维地毯,我又把手里那块纤维盖在她身上,但只有七十五厘米,从她的下巴开始,一直盖住了大腿的大部分。我又把地毯向上拉了十厘米,盖住她的嘴,露出道罗泰娅姆姆的鼻子,使她可以不受妨碍地呼吸,她的鼻息相当响。这时,奥斯卡自己也躺下来,躺在他以前的床前地毯上,使万千纤维震动起来。他不求同道罗泰娅姆姆直接接触,而是让椰子纤维起作用,同时又开始跟道罗泰娅姆姆交谈。她轻度虚脱,低声说道:“上帝啊,上帝啊!”一再问奥斯卡的姓名和来历。我自称撒旦,操起撒旦腔调吐出撒旦这个词儿,依靠撒旦的提示,把地狱描绘成为栖身之处。这时,她在两条地毯中间打战。我在自己的床前地毯上做体操,使地毯震动,椰子纤维传递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感觉,同多年前汽水粉传递给我所爱的玛丽亚的感觉相似,只是汽水粉能让我充分而有效地行事,在椰子地毯上我却丢丑失败。我未能把错抛出去。在汽水粉年头里,我这位小朋友坚挺,目标明确,如今,在椰子纤维上,它却低垂着,毫无兴头,小家子气,眼前无目标,要求它它也不应,我的纯理智的游说术以及道罗泰娅姆姆的长吁短叹都无济于事。她在耳语、呻吟、哀求:“来吧,撒旦,来吧!”我不得不安慰她说:“撒旦马上就来。撒旦马上就来。”我用夸张的撒旦腔喃喃低语。同时,我跟自从我受洗礼之日就寓居我心中(他至今还在那里落户)的撒旦交谈。我呵斥他:撒旦,别当游戏破坏者!我恳求他:求你别让我丢丑!我怕他马屁: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想想既往吧,想想玛丽亚,要不就想想寡妇格雷夫,想想在晴朗的巴黎我们两个同小巧玲珑的罗丝维塔开的那些玩笑吧!但他快快不乐又不怕重复地回答我说:我没有乐趣,奥斯卡。撒旦一旦没有乐趣,胜利的便是德行。撒旦毕竟也会有朝一日没有乐趣的。

    就这样,他无力支持我,搬出了诸如此类的年历上的谚语。而我则渐渐乏力地运动着椰子纤维地毯,折磨着可怜的道罗泰娅姆姆的皮肤,末了,为答应她的“来吧,撒旦,啊,来吧!”的渴求声,我在椰子纤维下面发起了一次绝望的、无意义的、无以说明动机的冲锋,我企图用未上膛的手枪击中黑靶。她也想帮她的撒旦的忙,双臂从椰子地毯下挣脱出来,想抱我,也抱住了我,摸到我的驼背,我的根本不是椰子纤维的、温暖的人的皮肤,失去了她所想要的撒旦,也不再含糊地说什么:“来吧,撒旦,来吧!”却清了清嗓子,换了个音区提出了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老天爷,您是谁?想干什么?”这时,我只得认输,承认我身份证上所写的名字,名叫奥斯卡-马策拉特,是她的邻居,从心底里爱着她,道罗泰娅姆姆。

    幸灾乐祸者会说,道罗泰娅姆姆这时一声臭骂,挥拳把我从椰子纤维地毯上打翻下去。不过,虽说忧伤却又感到淡淡的满足的奥斯卡说,并非如此。道罗泰娅姆姆缓慢地、我不如说是沉思地、犹豫地让两手和双臂放开我的驼背,那动作就像无限悲哀的抚摩。她立即失声哭泣与呜咽,我听见了,但不是大哭大闹。我几乎没有察觉,她便从我和椰子地毯下面脱身了,也让我滑下来,走廊里的地毯吸收了她的脚步声。我听见一扇门开了,一把钥匙被转动了,道罗泰娅姆姆小间门上六块乳白玻璃被屋里的灯光照亮,获得了它们的现实性。

    奥斯卡躺着,把地毯盖在身上,地毯还保存着撒旦游戏时的若干温暖。我的眼睛盯住了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时而在乳白玻璃上掠过一个身影。她现在朝衣柜走去,我暗自说道,现在她向梳妆台走去。奥斯卡作了一次摇尾乞怜的尝试。我身披地毯向房门爬去,用指甲抠住门板,抬起一点身子,举起一只乞讨的手,在最下面两块玻璃前晃动。可是,道罗泰娅姆姆没有开门。她不知疲倦地在衣柜和带镜子的梳妆台之间走来走去。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敢承认:道罗泰娅姆姆在收拾行李,要逃走,逃避我。我甚至必须埋葬这微小的希望:她在离开小间时会让我看到她被灯光照亮的面孔。先是乳白玻璃后面黑下来,我接着听到钥匙在转动,门开了,鞋踩到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伸手去抓,碰到一口箱子,碰到她的穿长统袜的大腿。这时,我在她的衣柜里看见过的那双粗野的运动鞋中的一只正好踢中我的胸口,把我踢翻在地毯上。奥斯卡再度挣扎起来,恳求般地喊了声:“道罗泰娅姆姆!”此时,套间的大门已撞上了锁,一个女人离我而去。

    您和所有理解我的痛苦的人现在都会这样说:上床去,奥斯卡。在这件丢丑的事情发生以后,你还在走廊里寻找什么!凌晨四点。你赤条条地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用一块纤维地毯凑合蔽体。手和膝盖都擦破了。你的心在流血,你丢丑可是丢到家了。你吵醒了蔡德勒先生。他叫醒了他的太太。他们快来了,他们的卧室兼起居室的门已经打开,正看着你。上床去吧,奥斯卡,马上钟就敲五点了!

    当时,我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自己也这样劝说自己。我挨冻,却还是躺着不动。我试图召回道罗泰娅姆姆的形体。我感觉到的只有椰子纤维,牙齿间也是这东西。一道亮光投到奥斯卡身上;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蔡德勒的刺猬脑袋,上面还有一个脑袋,满是金属卷发夹,那是蔡德勒太太。他们看呆了,他咳嗽,她吃吃地笑,他喊我,我不答理,她又吃吃地笑,他吩咐她安静,她想知道我哪儿不舒服,他说这不行,她说这里是体面的人家,他威胁说要解除租约,我仍沉默,因为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蔡德勒夫妇打开门,他开了走廊里的电灯。他们朝我走过来,瞪着好凶、好凶、好凶的小眼睛。他打算不再借利口酒杯来发泄怒火,他站在我身边,居高临下,奥斯卡等待着刺猬发火,不过,蔡德勒只好把怒火憋在肚子里,因为楼梯间里有响声,一把看不见的钥匙在寻找套间的房门,最后也找到了。进来的是克勒普,还带来了一个人,同他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是朔勒,终于被找到的吉他手。

    这两个安慰蔡德勒和他的太太,向奥斯卡弯下身去,什么也不问,抱起我,把我连同那块撒旦的椰子纤维抬进了我的房间里。

    克勒普搓暖我的身子。吉他手取来我的衣服。两人帮我穿衣,擦干我的眼泪。抽泣。窗外晨曦初现。麻雀。克勒普替我挂上鼓,拿出他的小木笛,抽泣。吉他手背上吉他。麻雀。两位朋友一左一右,把我放到中间,领着啜泣的、不能自卫的奥斯卡,走出套问,走出尤利希街的房屋,向麻雀走去,使他摆脱椰子纤维的影响,领我走过清晨的街道,横穿过宫廷花园,经天文馆,直到莱茵河岸边。灰色的莱茵河要向荷兰流去,它驮着轮船,轮船上飘荡着洗换的衣服。

    在那个水气浓重的九月的早晨,从六点到上午九点,长笛手克勒普、吉他手朔勒和打击乐器手奥斯卡坐在莱茵河右岸,演奏音乐,熟练配合,共饮一瓶酒,朝对岸的白杨眨眼睛,用快速欢乐、慢速哀怨的密酉西比音乐伴送从杜伊斯堡驶来、吃力地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一边为刚成立的爵士乐队找一个名字。

    太阳给早晨的水气染色,音乐泄露了对已过时间的早餐的要求,这时,奥斯卡站起身来。他已经用鼓把自己同昨夜隔开,他从上装口袋里掏出钞票,这意味着早餐有了着落,随后向他的朋友宣布新诞生的乐队的名称,“莱茵河三人团”。我们有了名称,便去共进早餐

    在洋葱地窖里

    我们爱莱茵草地,酒馆老板费迪南-施穆也同样爱杜塞尔多夫和凯泽斯韦尔特之间的莱茵河右岸。我们经常在施托库姆上面排练乐曲。施穆则带着他的小口径步枪在河岸斜坡的树篱和灌木丛中寻找麻雀。这是他的爱好,他也借此休息。施穆在生意上一遇到烦恼,就吩咐他的妻子坐到梅赛德斯牌轿车的方向盘前。他们沿河驶去,把车停在施托库姆上面,稍稍平足的他携枪步行下来,走过草地,拉着他的妻子,因为她本来宁愿待在汽车里。他把她留在河岸上一块可以让人舒服地待着的巨石上,自己便隐没在树篱之间。我们演奏我们的雷格泰姆①音乐,他在灌木丛中放枪。我们在奏乐,施穆在打麻雀——

    ①雷格泰姆,源自美国黑人乐队的一种早期爵士音乐。

    朔勒,他跟克勒普一样认识旧城所有的酒馆老板,绿荫丛中枪声一响,他就会说:“施穆在打麻雀。”

    施穆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悼词搬到这里来:施穆是个好射手,有可能的话也是个好人,因为施穆打麻雀时,他的上装的左口袋里虽然装着小口径子弹,可是他的上装的右口袋里却满满地装着喂鸟的饲料。他不是在射击以前,而是在射击以后,慷慨地把饲料大把大把地撒给麻雀吃,因为施穆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

    施穆还活着的时候,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们在莱茵河岸边排练已有数星期之后的一个凉意正浓的早晨,他不是小声地而是故意大声地对我们说:“诸位在这里弄音乐,赶跑了小鸟,叫我怎么打鸟呢!”

    “噢,”克勒普表示歉意,像举枪致敬似的举起他的长笛,“正是您,先生,富有音乐感,您在树篱间到处放枪时,那枪声正合上我们的曲调的节奏,精确极了。我向您致敬,施穆先生!”

    施穆很高兴,因为克勒普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仍旧问克勒普,是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的。克勒普面有温色:怎么会不知道呢?人人都知道施穆。在大街上都能听见人讲:施穆走了,施穆来了,您刚才见到施穆了吗?施穆今天在哪里?施穆在打麻雀。

    克勒普这一番话把他形容成家喻户晓的施穆了。施穆给我们递来香烟,问我们的姓名,表示愿听我们演奏一首保留节目中的曲子,听到了一首《老虎雷格》。他接着招手叫他的太太过来,她身穿皮大衣坐在一块石头上,正望着莱茵河的波涛出神。她身穿皮大衣来了,于是我们又得演奏,出色地奏了一曲《上等社会》。我们奏罢,她,身穿皮大衣说:“费迪①,这不正是你要为地窖找的吗?”看来他也持类似的看法,也相信他找的正是我们而且找到了,但先要考虑考虑,算计算计,一边相当灵巧地掷出几块扁平石块,掠着莱茵河水面跳去。随后他提议说:在洋葱地窖演奏,晚九时至凌晨二时,每人每晚十马克,好吧,就说是十二马克吧!克勒普说要十七马克,好让施穆出十五马克。可是施穆只答应给十四马克五十芬尼。我们就这样敲定了——

    ①费迪南的昵称。

    从街上看去,洋葱地窖同那些新开的小饮食店一样。它们同老饮食店的区别就在于价钱贵。价钱贵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这些多半被称为艺术家酒馆的地方内部设备和布置奇特,也由于这些酒馆的名称别具一格,不显眼的如“水饺馆”,具有神秘的存在主义味道的如“禁忌”,火辣辣的如“辣椒”,自然还有“洋葱地窖”。

    搪瓷招牌上“洋葱地窖”这几个字以及给人强烈的幼稚感的一个洋葱,故意写得和画得十分笨拙。招牌按照古德意志习惯,挂在正门前一个雕花铸铁架上。唯一一个窗户,镶有牛眼形玻璃,呈啤酒杯的绿色。一扇朱红漆铁门,在糟糕的岁月里也许曾用于关闭某个防空洞。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身穿乡下式样的羊皮大衣。不是人人都可以进洋葱地窖的。尤其在星期五,一周的工资将化作啤酒的时候,旧城的兄弟们就被拒之于门外,对他们来说,洋葱地窖的价钱也太贵了。允许入内的人,会在朱红门后面发现五级台阶,走下去,便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平台,一张毕加索画展的海报把平台装点得体面而独特,再下台阶,这回是四级,对面就是衣帽间。“请取时付款!”一块硬纸板小牌子上这样写道,衣帽间里的小伙子——多半是由艺术学院蓄胡子的学员干这差事——在接待时决不事先收钱。洋葱地窖虽然价钱贵,但同样也是可靠的、货真价实的。

    老板亲自迎接每一位来客,眉飞色舞,手势活得很,似乎每来一位客人他就得来一套宗教接客礼节。如我们所知,老板名叫费迪南-施穆,有时去打麻雀,但独具慧眼,摸透了币制改革后在杜塞尔多夫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社交界。而在其他地方,它发展得比较缓慢。

    洋葱地窖本来是一个真正的、甚至有点潮湿的地窖,这也表明这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可靠性。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让人冻脚的长条房间,面积大约四乘十八,由两个小圆铁炉供暖,它们也是地窖里原有之物。自然-,这个地窖从根本上讲已不再是个地窖了。天花板已被拆掉,向上扩展到了底层住房。所以,洋葱地窖唯一的窗户不是原有的地窖窗户,而是底层住房原先的窗户。这略微损害了这个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信实可靠的面貌,使它有点名不副实了。如果可以让人由窗户向外望去,那也就不必镶牛眼形玻璃了。在地窖向上扩展的部分还修了回廊,可以由一道鸡棚梯子上去,这梯子确是真正的原件。也许可以称洋葱地窖为信实可靠的夜总会,尽管地窖已不再是真正的地窖了。不过,为什么非得是真正的地窖不可呢?

    奥斯卡忘了讲,通往回廊的鸡棚梯子并非真正的鸡棚梯子,而是一种舷梯,因为可以用真正的晾衣绳系住这个非常陡的梯子的左右两头。梯子有点摇晃不定,使人联想到乘船旅行,这也抬高了洋葱地窖的价钱。

    矿工用的电石灯给洋葱地窖照明,放出碳化物气味。这又提高了价钱,并使洋葱地窖付钱的来容置身于譬如说某个钾盐矿在地下九百五十米处的一个坑道里:采掘工赤裸上身在岩石前干活,钻着一条矿脉,电耙铲盐,卷扬机吼叫,填满了排沟。后面远处,在坑道拐向弗里德里希哈尔二号升降机的地方,一盏灯在摇晃。而这是工头,他来了,说:“平安上井!”摇晃着一只电石灯。这盏灯同洋葱地窖没有抹灰泥便匆匆粉刷的墙壁上挂着的那些电石灯一模一样。这些灯用于照明,散发臭味,提高价钱,制造一种独特的气氛。

    座位不舒服,普通的木箱,蒙上装洋葱的口袋,木桌桌面擦洗得一干二净,好似引诱矿山来客入内的平和的农家,类似的情景有时也可以在影片里看到。

    就是这些!酒柜呢?没有酒柜。领班先生,给一份菜单!既没有领班,也没有菜单。还能提到的,就只有我们这个“莱茵河三人团”了。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坐在鸡棚梯子下方,这本来是一个舷梯。他们九点到,取出乐器,十点左右,开始奏乐。不过,现在的时间是九点刚过十五分,待一会儿再谈到我们也不迟。现在,施穆还得看看那些手指,那些施穆有时借以握住小口径步枪的手指。洋葱地窖客人一满——半满也就算是满座——施穆,老板,便围上方巾。方巾,绸的,钻蓝色,印染着图案,特别的图案。提及此事,是因为围上方巾自有含义。印染的图案可称之为金黄色洋葱。只有当施穆围上这块方巾时,才可以说,洋葱地窖开始营业。

    客人有:商人、医生、律师、艺术家、舞台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知名运动员、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级官员,简而言之,全都是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们,携带夫人、女友、女秘书、女工艺美术师以及男性女友。只要施穆还没有把金黄色洋葱图案的方巾围上,他们便坐在蒙粗麻布的木箱上,闲聊,压低嗓子,吃力地聊着,近乎压抑地聊着。他们想交谈,但谈不起来,想得好好的,一讲就离题;他们全都愿意把话讲出来,打算真正把什么话都掏出来,把憋在肝里的、悬在心上的、填在肺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不通过大脑,让人看看事实真相,看看一丝不挂的真人,可是办不到。这里那里有人大概地暗示失败的生涯、被破坏的婚姻。这位先生,长着一颗聪明的大脑袋和一双柔软的、几乎是纤细的手,看来同他的儿子有隔阂,儿子讨厌父亲的过去。两位女士,身穿貂皮大衣,电石灯下犹显出丰姿,谈到她们失去了信仰,只是不谈她们失去了对什么的信仰。我们对那位大头先生的过去也一无所知,由于这段往事儿子给父亲制造了哪些困难,他们也没有谈到。这好似在下蛋之前,请读者原谅奥斯卡的这番比喻,挤啊,挤啊……

    他们在洋葱地窖里下蛋,但挤不出来,直到老板施穆围上特制方巾露面,迎来一声发自四座的欢乐的“啊”。他道了谢,旋即又隐没在洋葱地窖尽头的帷慢后面,那里是盥洗间和贮藏室。几分钟后,他才回来。

    老板再度站在客人面前时,为什么又迎来了一声更欢乐的、获得半解救的“啊”呢?一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老板隐没在帷幄后面,从贮藏室里取出什么东西,小声骂了坐在那里看画报的管盥洗室的女工几句,又来到帷慢前,像救世主,像创造奇迹的叔叔那样受到欢迎。

    施穆臂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他的客人中间。小篮子上盖一块黄蓝方格布。布上放着许多猪形或鱼形小木板。老板施穆把这些擦洗干净的小木板分发给来客。他低头哈腰,恭维话一套套,这透露了施穆年轻时曾经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待过。施穆的微笑,就像按照猜想是真的蒙娜丽莎的复制品画的复制品上的微笑。

    客人们却严肃地接过小木板。有的还要求换一块。这位先生喜欢猪形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却不要普通家猪形的,宁要更加神秘的鱼形的。他们闻了闻小木板,把它推来推去。老板施穆给回廊上的客人送完小木板之后,便静候着,直到每一块小木板都静止不动为止。

    这时,众心期待着他,而他便像魔术师那样掀开盖布,下面是第二块布,布上放着的,第一眼看去,认不清是什么,再看才知道是厨房用刀。

    像方才分发小木板那样,施穆现在转圈分发刀子。这一回他加快了速度,提高了紧张度,这也使他能够提高价格。他不再讲恭维话,也不让人换刀子,他的动作像配药似的匆忙。“好了,当心,走!”他喊着,掀掉篮子上的布,伸手到篮子里,分发,分光,在民众之间布施。慈悲的施主,款待来客,分给他们洋葱,同从他的方巾上看到的金黄色的、略显程式化的洋葱一样,普通的洋葱,球根植物,不是鳞茎洋葱,是家庭主妇买进的洋葱,蔬菜女贩出售的洋葱,男农民、女农民或女雇农种植和收获的洋葱。荷兰小画师的静物画上可以看到的逼真程度不一的洋葱。老板施穆把这样的或类似的洋葱分发给他的客人,直到人人都有了洋葱,直到只还听见小圆火炉隆隆响,听见电石灯的歌唱声。洋葱分完后,一片寂静。于是,费迪南-施穆喊道:“诸位,请吧!”说罢,把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就像滑雪者起滑前把围巾往后一甩那样,他以此发出一个信号。

    客人们动手剥洋葱皮。据说洋葱有七层皮。女士们先生们用厨房刀子剥洋葱皮。他们剥去第一层、第三层、金色、金黄色、锈棕色、或者不如说洋葱色的洋葱皮,直到洋葱变成透明、葱绿、洁白、潮湿、黏而多汁,气味也出来了,洋葱味。接着,就像通常切洋葱那样,他们在猪形和鱼形小木板上切洋葱,有的手笨,有的手巧,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切,洋葱汁四溅,散布到空气里。年长的先生们,不知如何摆弄厨房刀子,必须小心,别切了自己的手指;有的已经划破了手指,却没有察觉。女士们手巧些,但并非人人如此。在家里当主妇的那些女士,知道通常该如何切洋葱,譬如给煎土豆或肝配上苹果片和洋葱圈。可是,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既没有这种也没有那种,什么吃的都没有,谁想吃点什么,就得到别处去,去“鱼馆”而别上洋葱地窖来,这里只有可以切的洋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就叫洋葱地窖,特色就在于此。因为洋葱,被切的洋葱,倘若仔细看一看的话……不,施穆的客人什么都看不见了。或者说,有一些客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泪水盈眶,但并不因为他们的心是充满的①。心充满时,必定热泪盈眶,话可不能那么说。有些人永远不会这样,尤其在最近的或者说已流逝的几十年间。因此,我们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这么多的苦痛。正由于没有眼泪的缘故,能够花得起这份钱的人就到洋葱地窖来,花八十芬尼让老板给一块猪形或鱼形小木板和一把厨房用刀,花十二马克买一个普通的地里或菜园里长的厨房用洋葱,把它切成小块,小小块,直到汁创造出了它……创造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不创造的东西:滚圆的人的泪珠。这里在哭泣。这里终于又在哭泣了。体面地哭泣,无碍地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江水滔滔,泛滥开去。这里在下雨。这里在降露水。奥斯卡关上打开的闸门。决堤了,春潮汹涌。每年都要泛滥、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条河叫什么?用十二马克八十芬尼买来的自然现象发生过后,哭够的人开始说话了。他们还犹犹豫豫,对自己所说的话丝毫不加掩饰而大为惊讶,然而,洋葱地窖的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以后终于对坐在不舒适的、蒙粗麻布的木箱上的他们的邻座推心置腹了,让人家刨根问底,像翻新大衣似的把他里外翻个身。可是,同克勒普和朔勒无泪地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奥斯卡却要保守秘密,从所有的自白、自责、忏悔、揭发、承认中,他只想讲一讲皮奥赫小姐的轶事。她一再失去她的福尔默先生,因此变成了铁石心肠、无泪之眼,不得不一再到施穆的高价的洋葱地窖来——

    ①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下文便由此发挥。

    皮奥赫小姐哭够以后说,我们在有轨电车上相遇。我从店里来——她是一爿一流书店的老板和经理——电车上挤满了人。维利,也就是福尔默先生,狠狠地踩了我的右脚。我站不住了,但我们两人却一见钟情。我走不了路,他便伸出手来搀扶我,陪我,确切地说,抱我回到我家,从那天起,他体贴地护理被他踩成蓝黑色的那只脚趾甲。除此以外,在我面前,他也不乏爱的表示,直到右脚大趾的趾甲脱落,再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新趾甲生长的时候。死趾甲脱落的那天,他的爱也冷却了。我们两人都为他的爱的萎缩而苦恼。他始终还依恋于我,而我们两人又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于是维利提出了那个可怕的建议:让我踩你的左脚的大脚趾,踩到趾甲变成红蓝色,随后变成蓝黑色吧!我让步了,他也就踩了。我立即又充分地享受到他的爱,一直享受到左脚大趾的趾甲也像一片枯叶似的脱落为止。我们的爱情再度经历它的秋天。在此期间,我的右脚大趾的趾甲已经长好。维利为了重新在爱情中服侍我,他又要踩我的右脚。可是我不允许他这么干。我说,倘若你的爱是真正伟大而真诚的,它的生命必定比脚趾的趾甲长久。他不理解我,离开了我。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在音乐厅相遇。休息后,他不问一声就坐到我的身边来,我旁边的座位正好空着。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合唱队开始唱的时候,我把右脚向他伸去,而且事先已经把鞋子脱掉了。他踩上去,我没有失声叫喊干扰音乐会。七个星期以后,维利再次离我而去。我们还相处了一两次,每次几周,因为我又两次把脚伸给他,一次是左脚,一次是右脚。现在,我的两只大脚趾都残了。趾甲不再生长。维利有时来看我,坐在我面前的地毯上,充满着对我和对他自己的同情,但没有爱也没有眼泪,激动地凝视着我们的爱的牺牲品,两只没有趾甲的脚趾。我有时对他说:维利,来吧,我们一起到施穆的洋葱地客去,让我们哭个痛快。可是,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一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不懂得眼泪是伟大的安慰者。

    后来——为满足诸君之中的好奇者,奥斯卡只透露这一点——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据昨天来探望我的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

    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洋葱地窖星期日不营业——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唆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保留给星期一的客人的,虽然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但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多半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男大学生也来,但主要是日后要当绘画教师的那些人,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至今存疑的是: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又从哪里弄钱来买洋葱呢?

    年轻人的哭法不同于年长者。年轻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之类。在洋葱地窖里,自然也有人谈到父子矛盾、母女悲剧等等。尽管年轻人感觉到自己不被人理解,然而,他们认为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为之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单是为了两性之爱而哭泣。格哈德和古德龙,他们起初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然而像慈母一般,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她目光清晰,多半直视前方。她的前额隆起,乳白色,光滑,健全,然而,她的不幸却明明白白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自然也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有裂口,长小脓疤,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并非如皮奥赫小姐和福尔默先生那样是在电车上而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立刻爱上了她,不管她长着胡子。她即使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然而,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至少已经缔结了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谈这谈那,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该有而没有的胡子和不该有却不断长出来的胡子。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他们的爱是纯洁的,虽说他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因为她的志趣在于化学,而他则要当医学家。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鄙夷不屑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最后他们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目的是去考察。奥斯卡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该有却没有的胡子和蹂躏少女细嫩皮肤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试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两人在大学生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在洋葱地窖里可不是一回事。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左边、右边和上边的回廊里这个或那个系的同学、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共同感情。

    格哈德和古德龙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可能是泪水冲走了他们的精神压抑。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奥斯卡在国王林阴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两个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有益无害。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而他们就像已是五十岁的人正在对孙子辈讲述往事。她,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他,格哈德说:“从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苦恼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

    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何苦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洋葱地窖里既然是一片哭声、嚎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固定请来这么一个正正经经的乐队呢?

    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使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好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克勒普、朔勒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洋葱。朔勒,吉他手,没有诉苦的缘由,人家总看见他是幸福而满意的,即使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模糊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妈时——他结婚前,她一直帮他洗衬衫和袜子——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奥斯卡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而徒劳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不是在比尔克公寓出出进进吗?小库尔特,我的儿子,见到这位美食店老板兼狂欢节参加者,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施丹策尔爸爸”了吗?在我的玛丽亚背后,他们,我可怜的妈妈、扬-布朗斯基、只会用汤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厨师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遥远的萨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伦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吗?当然需要为他们痛哭一番的。可是,奥斯卡属于少数不需要洋葱便能流泪的幸福者之列。我的鼓帮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几小节,奥斯卡就找到了眼泪,不好不坏,恰同洋葱地窖昂贵的眼泪一样。

    老板施穆也从不摆弄洋葱。他休息时在树篱和灌木丛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顶替洋葱,而且价值相当。施穆打完麻雀,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张报纸上,他的眼泪就落到这十二个有时还温和的羽毛团上。当他把乌饲料撒向莱茵草地和卵石河岸时,他还在哭泣,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在洋葱地窖里,为他提供了发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种途径。每周一次粗野地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经常用相当陈旧的名堂称呼她,例如:娼妓,野鸡,淫妇,荡妇,扫帚星。“滚蛋!”施穆又在大声尖叫了,“从我眼皮底下滚开,妖婆!”他立即解雇了管盥洗间的女工,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遇上麻烦了。他再也找不到管盥洗间的女工了,只得再雇用被他解雇过一次或多次的女人。她们也愿意回到洋葱地窖来,因为施穆的骂人话有一大部分她们听不懂,而且,这里钱挣得多。由于哭泣,洋葱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间的次数比别的饮食店的客人多;哭泣着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尤其是男宾们,当他们哭红哭肿了脸,泪痕满面“到后面”去时,都愿意多给小费。管盥洗间的女工还卖给洋葱地窖的客人们有名的洋葱图案手帕,手帕的对角线上印有“在洋葱地窖里”字样。这些手帕样子可笑,不仅可以拭干眼泪,而且可以当头巾用。洋葱地窖的男宾们,让人把这些彩色手帕缝成三角旗,悬在他们的汽车的后窗里面,在休假期间带着施穆的洋葱地窖旗驶向巴黎、蓝色海岸、罗马、拉文纳、里米尼,甚至远往西班牙。

    我们三个乐师和我们的音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有些时候,尤其在一些客人连续切了两个洋葱之后,洋葱地窖里就会突然大发作,很容易酿成放荡行为。施穆不喜欢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一见到几位先生解领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我们奏乐,用音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正是施穆自己,见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个洋葱后便递去第二个,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只不过他规定了一个限度罢了。

    我所知道的洋葱地窖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对于奥斯卡来说,如果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施穆的妻子比莉,爱寻欢作乐。她不常来地窖,如果来的话,她总带着施穆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一天晚上,她带着音乐评论家伍德和抽烟斗的建筑师瓦克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随身带着相当无聊的苦闷。伍德哭泣是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由于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可是,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这使瓦克莱耿耿于怀,又使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斗。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把心里话往外掏,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得体地加以保密,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这非得有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来阻拦才行,因为桌子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

    施穆激动而慌张。我看见他双手在颤抖,一再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末了,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作笑容,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兴致勃勃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分给大家。

    当时,连一向觉得人生这类痛苦的经历犹如一出好戏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相当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明白,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

    看到我们拿起乐器准备奏乐的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在一张张桌子上,厨房用刀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边,遭人冷落。带淡绿纹道的透明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非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最佳年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都叫他“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所有这些先生们,在女士们帮忙之前,先流开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向他们袭来的是一阵阵痉挛式的啼泣。“格格响”咬牙切齿,委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让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板着面孔,不无享受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的女婿的面撕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他的色相早已引人注目,此刻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大概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缺乏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幼稚可笑,所以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

    不仅施穆失望了,连奥斯卡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一些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穿上了女子内衣,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领带和背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撕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也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

    这种可怕的吵闹声,这种毫无内容的“哟喔”、“呜哇”的叫声,八成使施穆失望了。他也可能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脑袋来,先捅了一下克勒普,随后捅捅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结束这场胡闹!”

    事实表明,容易满足的克勒普开心得很。他笑得前俯后仰,没法吹长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这时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奥斯卡一个人了,而施穆是可以信赖我的。我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镇定地点上一支烟,开始击鼓。

    我毫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夜总会音乐的曲目全都丢在脑后。奥斯卡也不演奏爵士乐。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发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然而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一如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这两种音乐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源自心里的。奥斯卡成功地让一个曾经永远是三岁的奥斯卡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让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清晰地显现出来,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说得明白些,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我已经让他们垂下下巴,手拉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我于是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试验,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而我的成绩也已记录在案。我随即引起他们的巨大的恐惧,敲响了《黑厨娘,你在吗?》。我从前有时害怕黑厨娘,现在我越来越怕她。我让她出场,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在洋葱地窖里暴跳如雷,我于是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似的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至极,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借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黄黄黄……》。我敲出了各种颜色和中间色调,直到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随后让幼儿园搬迁,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仿佛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仿佛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仿佛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他们,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他们,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老板施穆,为在玩耍中度过的幼儿园的下午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尿了,嘘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奥斯卡只是马马虎虎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无拘无束的快活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没啤酒,有白糖,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我带领那些欢呼着、吃吃笑着、用孩子的笨嘴咿咿呀呀不停地说着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惊愕万状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女士们先生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到了街上。一九五○年春之夜,清新,没有星星,童话一般,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似的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末了,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的年纪、体面与尊严以及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

    我,奥斯卡,则留在洋葱地窖里,吃吃地笑,抚弄铁皮。施穆一直在那里鼓掌,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看样子,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很高兴,同成年人施穆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

    在大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我这样做,本想帮洋葱地窖老板施穆的忙。可是,他却不能原谅我的铁皮鼓独奏表演,因为我的表演把他的肯出高价的客人变成了牙牙学语、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尿湿裤子因而也是哭哭啼啼——不用洋葱便哭哭啼啼的孩子。

    奥斯卡设法理解他。莫非他害怕我的竞争了不成?因为越来越多的客人把传统的催泪洋葱推到一边,呼唤奥斯卡,呼唤他的铁皮,呼唤我,因为我能够在我的铁皮鼓上用咒语显现任何一位客人——不论他有多大年纪——的童年。

    到那时为止,施穆仅限于无限期解雇管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我们——他的音乐师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手①,如果不苛求的话,可以凑合把他当做吉普赛人看待——

    ①站立小提琴手,一般指娱乐性轻音乐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师,站着演奏,同时指挥乐队。有时也指站着演奏的小提琴手。

    可是,我们被赶走之后,许多客人,包括最大方的客人,威胁说要同洋葱地窖一刀两断。没过几个星期,施穆只好妥协。那个站立提琴手每周来三次,我们也每周演奏三次,但报酬提高,每晚二十马克。此外,我们到手的小费越来越多,奥斯卡便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为能吃利息而高兴。

    好景不长,这本储蓄存折不久就成了处于困境中的我的帮手,因为死神驾到,夺走了我们的老板费迪南-施穆,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报酬。

    前面我已经讲过,施穆打麻雀。有时候,他带我们一起去,乘他的梅赛德斯牌轿车,让我们观看他打麻雀。尽管为了我的鼓有时会争吵,站在我一边的克勒普和朔勒也因此会受罪,不过,施穆同他的音乐师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直到如上所述,死神降临。

    我们上车。施穆的妻子像过去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克勒普坐在她身边。施穆坐在奥斯卡和朔勒中间。他把小口径步枪放在腿上,有时还抚弄几下。我们一直驱车到离凯泽斯韦尔特不远处。莱茵河两岸树木林立。施穆的妻子留在汽车里,打开一张报纸。克勒普事先买了葡萄干,隔一定的间歇吃一口。朔勒当吉他手之前,在大学里念过某一系科,会背几首写莱茵河的诗。莱茵河也显示出最富诗意的一面,除了载着普通的驳船外,尽管按照日历时值夏季,却载着摇曳的秋叶朝杜伊斯堡流去。如果施穆的小口径步枪也缄默无语的话,那么,在凯泽斯韦尔特附近的午后真可以称之为宁静的午后了。

    克勒普吃完葡萄于,用青草擦手指头。这时,施穆也打完了。他给报纸上排列着的十一个冷却了的羽毛团添上第十二只,如他所说,还在抽搐的麻雀。这位射手已经包好了他的猎获物——因为施穆每次都把他射到的东西带回家去,原因不详。这时,一只麻雀落到我们近处被河水冲来的树根上,那么引人注目,它的颜色又是那么灰,这样标准的麻雀标本使施穆难以抗拒,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的他射中了第十三只。施穆真不该干这件事!

    他把这第十三只同那十二只放到一起,我们便往回走,找到了正在黑色梅赛德斯里睡觉的施穆太太。施穆先上车,坐在前座,克勒普和朔勒后上车,坐在后座。我本该上车的,但我没有上去,而是说,我还想散散步,自己乘电车回去,不必再管我。于是,他们便乘车朝杜塞尔多夫而去。车上没有奥斯卡,他出于谨慎,没有上去。

    我慢慢地随后走去。我不需要走多远。由于在修公路,开了一条绕行道。绕行道经过一个采砂砾场。在一面路镜下方约七米深处的采砂砾场里,轮子朝天横着一辆黑色梅赛德斯。采砂砾场的工人已经把三个受伤者和施穆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事故急救车已在途中。我爬下坑去,不一会儿,鞋里满是砂砾,慰问了一下受伤者。他们尽管疼痛,仍问这问那,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施穆已经死了。他惊讶地呆望着被乌云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有午后猎获物的报纸被抛出车外。我数了数,只有十二只麻雀,却找不到第十三只,事故急救车开进采砂砾场时,我还在寻找。

    施穆的妻子、克勒普和朔勒只受了轻伤:几处青肿,折断几根肋骨。我后来到医院去探望克勒普,询问出事故的原因,他告诉我一则令人惊异的故事:他们的车子在有车辙的绕行道上徐缓地驶过采砂砾场时,突然来了一百只——如果不说数以百计的话——麻雀,从树篱、灌木丛、果树间黑压压地飞来,遮住了梅赛德斯,撞在挡风玻璃上,吓坏了施穆的妻子。单凭麻雀的力量造成了事故和施穆的死亡。信不信克勒普的说法,悉听尊便。奥斯卡反正持怀疑态度。在城南公墓安葬施穆那天,他甚至不再像数年前他还在当石匠和刻字匠时那样去数墓碑间的麻雀了。我头戴借来的大礼帽,杂在送葬队伍中,跟在棺材后面。在九区,我看见了石匠科涅夫,他正在同一个我不认识的助手为一座双穴墓立辉绿石碑。盛老板施穆的棺材在科涅夫旁边经过并向新辟的十区抬去时,他没有认出我来,可能是由于我头戴礼帽的缘故。他搓搓后颈,让人推断出,他的疖子不是熟了就是熟透了。

    又是葬礼!我已经领读者诸君去过那么多的公墓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在什么地方还讲过:葬礼总使人回忆起另一些葬礼,因此,关于施穆的葬礼以及奥斯卡在葬礼进行时的回忆,我就不再报道了。好在施穆是正常地去到地底下,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但我不想不告诉诸君,葬礼结束后——由于死者的寡妇住院,所以大家可以不受拘束——有一位先生跟我搭话,他自称丢施博士。

    丢施博士负责一家音乐会经办处。但音乐会经办处非他所设。此外,丢施博士自我介绍说,他是洋葱地窖以前的客人。我从未注意到他。而当我把施穆的客人变成口齿不清、无牵无挂的小孩子时,他却在场。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讲,是啊,在我的铁皮鼓的影响下,丢施本人也回到了幸福的童年。现在,他要让我和我的——如他所说——“绝招”大出风头。他握有全权同我签订合同,一项高薪合同,而我可以当场签字。在火葬场前,舒格尔-莱奥,在杜塞尔多夫他叫做萨贝尔-威廉,戴着白手套,正等待着送葬的人。丢施博士却掏出一张纸来,上面规定以巨额报酬换取我承担义务,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在大剧院承担全部独奏节目,在面对两千到三千座位的舞台上唱独脚戏。我不愿当场签字,丢施非常难过。我以施穆的死为由,说施穆在世时同我关系非常密切,我哪能在公墓上就另找一位新老板呢,但这件事我愿意考虑,也许还要去旅行一次,回来后再去拜访他——丢施博士先生,有可能的话,将在他所说的工作合同上签字。

    我在公墓上没有签字,然而,奥斯卡鉴于经济状况无保障不得不要求预支。出了公墓,在丢施博士停车的广场上,我接过他暗暗递来的装在一个信封里的钱和他的名片,塞进了口袋。

    于是我去旅行,还找到了一个旅伴。我本来更愿意同克勒普一起去旅行,但他还躺在医院里,不准笑,因为他折断了四根肋骨。我也愿意玛丽亚当我的旅伴,暑假还未结束,可以带小库尔特一起去。但玛丽亚还在同她的老板施丹策尔,同那个让小库尔特叫他“施丹策尔爸爸”的人相好。

    就这样,我跟画师兰克斯结伴去旅行。读者知道兰克斯就是那个上士兰克斯,也是同缪斯乌拉临时订婚的男人。我口袋里揣着预支的钱和我的存折,到西塔德街画师兰克斯的工作室去拜访他,希望能在他那儿见到我原先的同行乌拉,因为我想同缪斯一起去旅行。

    我在画家那里找到了乌拉。在门口,她向我透露,十四天前,他们已经订了婚。同小汉斯-克拉格斯已经待不下去了,她只好又解除婚约。她问我,是否认识小汉斯-克拉格斯。

    奥斯卡不认识乌拉的这位未婚夫,表示很遗憾,接着提出了他的慷慨大方的旅行建议,却又看了一场好戏:乌拉还没有来得及答应,画师兰克斯却插进来,自己表示要当奥斯卡的旅伴,打了长腿缪斯几个耳光,因为她不愿待在家里,还因此而流了眼泪。

    为什么奥斯卡不反对?他既然要同缪斯一起去旅行,为什么他不袒护缪斯?我把在浅色汗毛的长腿乌拉身边的旅行想象得越美,就越怕同缪斯太亲近地共同生活。必须跟缪斯保持距离,我心中想,不然的话,缪斯的亲吻岂不成了家常便饭吗?所以,我宁愿跟画师兰克斯一起去旅行,因为当缪斯想吻他时,他就动手打她。

    关于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并没有讨论很久。我们只考虑诺曼底一处,想去看看卡昂与卡堡之间的地堡。战时,我们在那里相识。唯一麻烦的是办签证。可是,有关办签证的事,奥斯卡只字不想提。

    兰克斯是个吝啬鬼。他的颜料是廉价货或是讨来的,画布的底色也上得很差,可是用起颜料来却大手大脚,一到同纸币或硬币打交道,他又锱铢必较。他从来不买香烟,却一直在抽烟。他的吝啬是系统性的。此话怎么讲?且看此例:若有人送他一支香烟,他就从自己左边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十芬尼的铜板,让它透透空气,随即放进他右边的裤兜里去。随着白天钟点的变化,这样“滑动”的铜板或多或少,但总数是不少的。他抽烟抽得很勤快,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向我透露说:“我每天抽的烟大约合两个马克。”

    兰克斯大约一年前买下的在韦尔斯滕的那块带废墟的地皮,就是用他的远近熟人的香烟买来的,确切地说,是白抽人家的香烟买来的。

    我同这个兰克斯去诺曼底。我们乘上一列快车。兰克斯本人颇想搭人家的汽车,但我付钱买火车票,请他旅行,他只得让步。从卡昂到卡堡,我们剩公共汽车。一路白杨,树林后面是以树篱为界的草场。棕白两色相间的母牛使这片土地看上去像是一张牛奶巧克力广告画。战争破坏的痕迹还历历在目,若是广告画,就不该画上去了。可是,每个村庄,包括我失去罗丝维塔的小村庄巴文特,都还画着战争破坏的痕迹,不堪入目。

    从卡堡出发,我们沿海滩步行,朝奥恩河入海口走去。没有下雨。到了勒霍姆,兰克斯说:“我们到家了,小子!给我一支烟!”还在他让铜板从一个口袋搬迁到另一个口袋里去的时候,他那个总是往前探着的狼脑袋已对准了沙丘间无数未受损坏的地堡之一。他伸出两条长臂,左手提着背囊、野外用画架和一打画布框架,右手搀着我,拉我向那水泥走去。一口小箱子和鼓,便是奥斯卡的行李。

    我们清除了道拉七号地堡里面的流沙和寻找栖身处的情侣们留下的污秽,放上一只板条箱,挂起我们的睡袋,使之变成可居住的空间。我们在大西洋岸边逗留的第三天,兰克斯从海滩上带回来一条大鳕鱼。这是渔民们给他的。他画了他们的船,他们塞给他这条鳕鱼。

    由于我们还用道拉七号来称呼这座地堡,所以毫不奇怪,奥斯卡在给鱼开膛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道罗泰娅姆姆。鱼肝和鱼白涌出,落到他的双手上。我面对太阳刮鱼鳞,兰克斯借此机会彩笔一挥画了一幅水彩画。八月的太阳倒立在地堡的水泥穹顶上。我开始把蒜瓣塞进鱼肚。原来填满鱼肝、鱼白和内脏的地方,我填进了洋葱、乳酪和百里香。我没有扔掉鱼肝和鱼白,而是把这两种美味塞在鱼的咽喉里,再用柠檬堵上。兰克斯在周围窥探。他钻进道拉四号、道拉三号以及更远处的地堡,随手捞东西。他带回来木板条和较大的硬纸板。硬纸板他要用来作画,木板条他用来生火。

    这样的火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维持整个白天的时间,因为海滩上每隔两步就插有被海水冲来的、轻如羽毛的干木头,投下的阴影随着日光移动。我把兰克斯从一座被遗弃的海滨别墅里拆下的阳台铁栏杆的一部分,架在其间已经烧红的木炭上。我给鱼抹上橄榄油,把鱼架在灼热的、同样抹了油的锈铁上。我把柠檬汁挤到咝咝响的鳕鱼上,让它慢慢地——因为鱼是不能强迫的——变成佳肴。

    我们用好几只空桶,铺上一张折叠成几层的柏油纸,架成了我们的餐桌。叉和铁皮盘子是我们随身带来的。兰克斯,像一只见到鳗鱼的饿慌了的海鸥,围着正从容不迫地熟透着的鳕鱼团团转。为了引开他,我从地堡里取出我的鼓,放在海沙上,迎风敲起来,不断变奏,诱发出涛声和涨潮的喧嚣:贝布拉前线剧团参观地堡。从卡舒贝来到诺曼底。菲利克斯和基蒂,两位杂技演员,在地堡上用身体缠成结,再解开结,像奥斯卡迎风擂鼓一样,迎风朗诵一首诗,诗的叠句在战争中宣告一个温暖舒适的时期正在到来:“……星期五吃鱼,外加荷包蛋……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带萨克森口音的基蒂朗诵着。贝布拉,我的智慧的贝布拉和宣传运动上尉点点头;罗丝维塔,我的地中海的拉古娜,提起食物篮,在水泥上,在道拉七号顶上,摆好食物;上士兰克斯也吃白面包,喝巧克力,抽贝布拉上尉的香烟……

    “好小子,奥斯卡,”画师兰克斯把我从遐想中喊回来。“如果我能够像你敲鼓似的那样画就好了!给我一支烟!”

    我中断击鼓,给了我的旅伴一支烟,尝了尝鱼,味道不错:鱼眼睛鼓出,软、白、松动。我慢吞吞地把最后一片柠檬的汁挤到半焦半裂的鳕鱼皮上,一处也不遗漏。

    “我饿了!”兰克斯说。他露出了长长的、蜡黄的尖齿,用双拳捶打方格衬衫下的胸口,活像一只猴子。

    “要鱼头还是鱼尾?”我让他考虑,一边把鱼挪到一张铺在柏油纸上当桌布用的羊皮纸上。“你建议我要哪一头呢?”兰克斯掐灭香烟,留下烟蒂。

    “作为朋友,我会说:请用鱼尾。作为厨师,我将推荐你吃鱼头。我的妈妈,是个吃鱼能手,她会说:兰克斯先生,请用鱼尾,保您满意。医生总是建议我父亲……”

    “我对医生的话不感兴趣。”兰克斯怀疑我的话。

    “霍拉斯博士总劝我父亲,吃鳕鱼只吃头。”

    “那我就吃鱼尾吧!我觉察到了,你想把不好吃的塞给我!”兰克斯仍在猜疑。

    “这样更好。奥斯卡懂得怎样品尝鱼头。”

    “我看你一心想吃的就是鱼头,好吧,鱼头归我吧!”

    “你真难弄,兰克斯!”我要结束这场对话。“好吧,鱼头归你,鱼尾归我。”

    “什么,小子,难道是我作弄了你吗?”

    奥斯卡承认,他被兰克斯作弄了。我可知道,只有当他把鱼吃进嘴里,同时又肯定我已经被他作弄了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有滋味。我把他叫做诡计多端的老狗,福星高照的家伙,星期日出生的幸运儿①。我们开始吃鳕鱼——

    ①德国人的迷信说法,认为星期日出生的孩子是幸运儿。

    他取了鱼头,我拣起剩下的柠檬,把汁挤到尾段剖开的白色鱼肉上,一处也不遗漏。几瓣黄油一般软的大蒜从鱼膛里掉了出来。

    兰克斯吸着牙齿间的鱼骨,一边盯着我和鱼的尾段。“让我尝尝你的鱼尾。”我点点头。他尝了一口,仍在犹豫,一直到奥斯卡也尝了一口鱼头,安慰他说:他捞到的那份更好。

    我们吃鱼时喝波尔多红葡萄酒。我觉得美中不足,如果咖啡杯里盛的是白葡萄酒就好了。兰克斯打消我的多虑,回忆说,他在道拉七号当上士的时候,一直喝红葡萄酒,直到进犯开始:“小子,当时我们都喝足了,这儿就干起来了。科瓦尔斯基-谢尔巴赫和矮个子荣伊特霍尔德根本没注意这儿已经干起来了。他们都不在人世了,都躺在卡堡那边同一座公墓里。那边,在阿罗曼彻斯,是英国兵,在我们这个地段,是大批加拿大兵。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裤子背带挂上,他们就已经到了,说:Howareyou?①”——

    ①英语:你好吗?

    接着,他叉子朝天,吐出鱼刺说:“我今天在卡堡见到海尔佐格了,那个胡思乱想的家伙。你也认识他,在当年你们来这里参观的时候。他是中尉。”

    奥斯卡当然记得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撇下鱼告诉我说,海尔佐格年年都来卡堡,带着地图和测量仪器,因为地堡使他睡不着觉。他也会到我们这儿,到道拉七号来的,来测量。

    我们还在吃鱼——鱼慢慢地暴露出它的骨架——海尔佐格中尉来了。他身穿黄卡其齐膝裤,脚登网球鞋,小腿肚圆墩墩的,灰褐色胸毛长到解开的麻布衬衫外面。我们自然稳坐不动。兰克斯作介绍,称我为他的战友和朋友奥斯卡,称海尔佐格为前中尉。

    退役中尉立即着手调查道拉七号。他先是在水泥外侧,这是经兰克斯允许的。他填写表格,随身还带着一个潜望镜,用它来向野景和上涨的海潮调情。他轻轻地抚摩我们旁边的道拉六号的射击孔,像是对他的妻子献温情。当他准备视察道拉七号,我们的休假小屋内部时,兰克斯禁止他入内:“小子,海尔佐格,您在这儿围着水泥转,真不知道想干什么!当年是现实的,如今早已Passe①了。”——

    ①法语,意为“过去”。

    兰克斯爱讲“passe”这个词儿。我总把世界分成现实的和过去了的。但是,退役中尉认为,什么也没有成为过去,计算题还没有被除尽,日后大家还必须一再在历史面前说明自己是否尽责了。所以,他现在要去视察道拉七号的内部:“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兰克斯?”

    海尔佐格的影子已经投在了我们的鱼和桌子上。他想从我们头上跨过去进入那个地堡,地堡入口处上方的水泥图案仍旧可以让人看出是上士兰克斯的手艺。

    海尔佐格没能过得了我们的桌子。兰克斯由下往上用叉子,不,他没有用叉子,而是挥拳击去,把退役中尉海尔佐格打倒在沙丘上。兰克斯连连摇头,为我们的烤鱼宴席被打断深感遗憾。他站起身来,一把揪住中尉胸前的麻布衬衫,把他拖到一边,留下一道工整的轨迹从沙丘上扔下去。我们不再看得见他,但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海尔佐格把兰克斯随后扔去的测量工具拣到一起,咒骂着远去。他用咒语召来了所有的历史幽灵,而这些都是兰克斯方才认为已经属于过去的。

    “当年人家认为他是个胡思乱想的家伙时,他还没有胡涂到这种地步。想当初,假如我们没有醉到那种程度,开火的时候,谁知道那些加拿大兵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我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前一天落潮时,我在贝壳和空螃蟹壳中间拣到一颗说明事实真相的加拿大军服的钮扣。奥斯卡把这颗钮扣保存在他的钱包里,并且感到非常幸运,仿佛他拣到的是一枚稀有的伊特拉斯坎人的钱币。

    海尔佐格的来访,时间虽短,却唤起了许多回忆:“还记得吗,兰克斯,当年我们前线剧团来参观你们的水泥,在地堡顶上进早餐,像今天似的刮着一阵小小的风,突然来了六七个修女,在隆美尔芦笋中间拣螃蟹。你,兰克斯,根据命令,肃清海滩,你用一挺杀人的机关枪干了这件事。”

    兰克斯回想着,一边吸着鱼骨。他甚至还记得那些姓名:朔拉斯蒂卡姆姆,阿格奈塔姆姆。他一一列举出来。他给我描绘了那个见习修女,玫瑰色的脸,周围有许多黑色。他描绘得如此真切,竟使我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常在我心中的画像被遮盖了一半,虽说没有使它完全消失。在他作了这一番描绘之后几分钟,还升起了一幅景象——这已经不再使我感到过于惊讶,所以我也未能把它当成一种奇迹——一个年轻修女,从卡堡方向飘来,飘到沙丘上空,她的玫瑰色以及周围的的许多黑色历历在目。

    她手执一柄黑色雨伞,就像年老绅士随身携带的那种,挡着太阳。她的眼睛前架一副深绿色赛璐珞墨镜,类似好莱坞制片主任戴的那种防护眼镜。沙丘间有人喊她。看来周围还有许多修女。“阿格奈塔姆姆!”一个声音喊道。又一个声音喊道:“阿格奈塔姆姆,您在哪里?”

    阿格奈塔姆姆,这个小姑娘在我们那条鳕鱼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的骨架上方回答说:“在这里,朔拉斯蒂卡姆姆。这里一点风也没有!”

    兰克斯露齿冷笑,得意地点点他的狼脑袋,仿佛这次天主教游行是他约请来的,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会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

    年轻修女望着我们,站在地堡左侧。玫瑰色的脸,两个圆鼻孔,牙齿微微突出,除此之外无可挑剔。她吐出一声:“哦!”

    兰克斯上身不动,只把脖子和脑袋转过去:“姆姆,到这儿散步来了?”

    回答来得也快:“我们每年到海边来一次。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海洋。海洋真大呀!”

    谁也不会对此持异议的。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她对海洋的描写是最贴切的描写。

    兰克斯摆出好客的姿态,从我的那份鱼里挑了一块,递过去:“尝点鱼吗,姆姆?还热着呢。”他的流利的法语使我吃惊。奥斯卡也同样讲起外语来了:“别客气,姆姆。今天是星期五。”

    尽管我暗示今天吃鱼并不违反她们严格的教规,却未能说服巧妙地藏身于修道服中的少女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二位一直住在此地吗?”她的好奇心想要知道。她觉得我们的地堡挺漂亮,但有点滑稽可笑。遗憾的是,院长和另外五名修女撑着黑雨伞,戴着绿墨镜,越过沙丘,进入了画面。阿格奈塔吓得匆匆离去,我从被东风修饰过的语流中听出,她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随后被夹在中间带走了。兰克斯在做梦。他把叉子倒插在嘴里,凝视着在沙丘上方随风飘去的这一群:“这不是修女,是帆船。”

    “帆船是白的。”我提醒他。

    “这是些黑帆船。”同兰克斯是很难争辩的。“左外侧的是旗舰。阿格奈塔,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轻型巡航舰。有利的扬帆风向,摆开楔形阵势,从艄三角帆到尾帆、前桅、第三桅和主桅,所有的帆都挂上了,朝英格兰方向的地平线驶去。你想象一下:明天清早,英国兵一觉醒来,朝窗外望去,你猜他们看到了什么?两万五千名修女,直到桅顶上都挂满了旗帜。瞧,第一艘船的甲板已来到眼前了……”

    “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我帮他说下去。依我看,旗舰应叫“玛丽亚-斯图亚特”号或“德-瓦莱拉”号,叫“堂璜”号自然更妙。一支新的更灵活的“阿尔马达”①来为特拉法尔加②之役雪耻了。战斗口号是:“杀死全部清教徒!”英国人的军营里这一回可没有纳尔逊了。入侵可以开始了:英国再也不是一个海岛了!——

    ①“阿尔马达”是1588年菲利普二世派去进攻英格兰的西班牙舰队,又名无敌舰队。

    ②1805年,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在此打败西班牙和法国联合舰队。

    兰克斯觉得这样的谈话政治性太强。“现在她们开走了,那些修女们!”他报告说。

    “不对,应该说扬帆而去!”我更正说。

    好吧,不管她们是扬帆而去还是由蒸汽推动而去,反正舰队是朝卡堡方向飘去了。她们手执雨伞,挡住太阳。只有一个人,落在后面,走几步,弯下腰,直起来,又倒下了。舰队的其余船只,为了留在画面上,它们缓慢地逆风游弋,朝原先的海滨饭店这一焚毁的布景驶去。

    “那艘船也许没能把错起上来,也许桨被打坏了。”兰克斯继续操着水手的语言。“那不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船吗?不是阿格奈塔吗?”

    不管这是科尔维特式船还是三桅快速舰,反正这是见习修女阿格奈塔。她向我们走近,拣起贝壳又扔掉。

    “您在拣什么呢,姆姆?”她在拣什么,兰克斯其实看得清清楚楚。

    “贝壳!”她说这个字眼时发音特别,说着又蹲下来。

    “您拣这个行吗?这可是人间的财物啊。”

    我支持见习修女阿格奈塔:“你胡涂了,兰克斯,贝壳从来不是什么人间财物。”

    “那也是海滨财物,总而言之是财物,修女不得占有。修女应当贫困、贫困再贫困!我说得不对吗,姆姆?”

    阿格奈塔姆姆露出突出的牙齿微笑:“我只拣很少几个贝壳。是替幼儿园拣的。孩子们真喜欢玩贝壳,他们还没有到海边来过呢。”

    阿格奈塔站在地堡入口处,把修女的目光投入地堡内部。

    “您喜欢我们的小房子吗?”我巴结她。兰克斯更加直截了当:“参观一下这幢别墅吧!看一看是不用花钱的,姆姆。”

    在耐穿的裙子下面,她的系带尖头鞋在蹭地,甚至踢起一些沙子,被风卷走,撒到我们的鱼上。有点没把握,浅褐色的眼睛审视着我们和我们中间的桌子。“这肯定不行。”她想要引我们讲出不同意她这种说法的话来。

    “别这么说,姆姆!”画师替她清除一切障碍,站起身来。“从地堡里往外看,景色可好啦!站在射击孔后面看去,整个海滩可以一览无余。”

    她还在犹豫,鞋子里肯定灌满了沙子。兰克斯把手伸向地堡入口。他的水泥图案投下了黑影。“里面也很干净!”画师的这个动作可能是邀请修女进地堡吧。“只待一会儿!”他明确地说。她身子一闪,进入地堡。兰克斯两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这是画师的典型动作。他自己进去之前,威胁说:“你可不准动我的鱼!”

    鱼?!奥斯卡已经吃够了。他从桌旁撤离,听任带沙的风和海潮这个千古力士的夸张的喧嚣声的摆布。我用脚把我的鼓移过来,开始击鼓,在这水泥原野、地堡世界和名叫隆美尔芦笋的蔬菜里寻找一条出路。

    我先借助爱情来试试,但没有多少结果。我一度也爱过一位姆姆。说是修女,倒不如说是护士。她住在蔡德勒寓所里一扇乳白玻璃门后面。她很美,可我从未见过她。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椰子纤维地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也太黑。所以,我更明显地感觉到的是椰子纤维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的身体。

    这个主题很快倒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尝试着把我早年对玛丽亚的爱分解为节奏,让像水泥一样迅速生长的攀缘植物生长出来。又是道罗泰娅姆姆,她挡住了我对玛丽亚的爱的去路。从海上吹来石炭酸味,身穿护士服的海鸥在招手,红十字颈饰般的太阳照射着我。

    奥斯卡真高兴,他的鼓声被人打断了。院长朔拉斯蒂卡带着她的五名修女又回来了,满面倦容,斜举着雨伞,绝望地问:“您见到过一个年轻修女吗?我们的年轻见习修女?这孩子那么年轻。这孩子头一回见到海洋。她一定迷路了。您在哪儿,阿格奈塔姆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只好目送这只被背后吹来的风刮走的舰队朝奥恩河入海口、阿罗芒什和温斯顿港方向而去。当年,英国人就在那里把人工港硬加给了大海①。假如她们全都来,我们的地堡可容纳不下。我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让画师兰克斯接待她们的来访,但紧接着,友谊、厌烦和邪念同时吩咐我把大拇指朝奥恩河入海口指去。修女们听从了我的大拇指,在沙丘上渐渐地变成了飘忽而去的六个越来越小的黑洞眼,那伤心的“阿格奈塔姆姆,阿格奈塔姆姆!”的喊声,也使她们越来越神速如风,最后化为沙粒——

    ①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采用的由舰船组成的人工港。

    兰克斯先走出地堡。典型的画师的动作:他的两只手贴在裤子上擦了擦,懒洋洋地来到太阳底下,向我讨了一支烟,把烟塞进衬衫口袋里,向冷了的鱼扑过去。“这种事情使人饥饿。”他暗示地解释说,抢走了归我的鱼尾。

    “她现在肯定很不幸。”我埋怨兰克斯,对用了“不幸”这个字眼颇感得意。

    “为什么?她没有理由感到不幸。”

    兰克斯无法想象,他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会使人不幸。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问道,可我原来想问些别的事情的。

    “她在缝补。”兰克斯用叉子比划着。“她的修女服撕破了一点,正在缝补。”

    缝补女郎走出地堡。她随即撑开雨伞,顺口哼着什么,然而我相信自己听出她有些紧张:“从您的地堡往外看,那野景真美啊!整个海滩尽收眼底,还有大海。”

    她在我们的鱼的废墟前面站住不走了。

    “我可以吗?”

    我们两个同时点点头。

    “海风使人饥饿。”我给她帮腔。她点点头,用那双使人联想起修道院里的笨重劳动的又红又裂口的手抓我们的鱼,送进嘴里,严肃而紧张地吃着,思索着,仿佛她咀嚼的除了鱼之外,还有她在吃鱼前所得到的享受。

    我瞧着修女帽下的她。她把记者用的绿色墨镜忘在地堡里了。一般大的小汗珠排列在她的白色上浆帽檐下光滑的前额上,倒颇有圣母前额的丰采。兰克斯又想向我要烟,可是方才他要去的那一支还没有抽呢。我把整包烟扔给了他。他把三支插在衬衫口袋里,第四支叼在唇间。这时,阿格奈塔姆姆转过身去,扔掉雨伞,跑——这时我才看到她赤着脚——上沙丘,消失在海涛的方向上。

    “让她跑吧!”兰克斯像是在预言,“她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

    我只安稳地待了片刻,盯着画师的香烟,随后登上地堡,远眺海潮以及被吞没了大半的海滩。

    “怎么样?”兰克斯想从我这儿知道点什么。

    “她脱掉了衣服。”除此之外,他从我这儿再也打听不到什么了。

    “她可能想去游泳,清凉一下。”

    我认为涨潮时游泳是危险的,而且刚吃完东西。海水已经没及她的膝盖,她渐渐被淹没,只剩下滚圆的后背。八月底的海水肯定不太暖,看来她并没有被吓住。她游起来了,灵巧地游着,练习着各种姿势,潜水破浪而去。

    “让她游吧!你给我从地堡上下来!”我回头看去,只见兰克斯伸开四肢在抽烟。太阳下,鳕鱼的骨架泛着白光,独霸餐桌。

    我从水泥上跳下来时,兰克斯睁开画师的眼睛,说:“这真是幅绝妙的画:下潜的修女。或者:涨潮时的修女。”

    “你这个残忍的家伙!”我嚷道,“她要是淹死了呢?”

    兰克斯闭上眼睛:“那么,这幅画就取名为:淹死的修女。”

    “假如她回来了,倒在你的脚下呢?”

    画师睁开眼睛谈了他的看法:“那么,就可以把她和这幅画叫做:倒下的修女。”

    他只懂得非此即被,不是头即是尾,不是淹死即是倒毙。他夺走我的香烟,他把中尉扔下沙丘,他吃我的那份鱼,让一个本来是被奉献给天国的女孩去看地堡内部,当她还在向公海游去的时候,他用粗糙的、块茎状的脚在空中作画,随即标好尺寸,加上标题:下潜的修女。涨潮时的修女。淹死的修女。倒下的修女。两万五千个修女。横幅画:修女在特拉法尔加。条幅画:修女战胜纳尔逊爵士。逆风时的修女。顺风时的修女。修女逆风游七。抹上黑色,许多黑色,溶化的白色和冷蓝色:进犯,或者:神秘,野蛮,无聊——战时他的水泥上的旧标题。我们回到莱茵兰后,画师兰克斯才把所有这些画真正画下来,有横幅的,有条幅的。他完成了全部修女组画,找到了一个强烈渴望得到修女画的艺术商。此人展出了四十三幅修女画,卖了十七幅,买主有收藏家、企业家、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个美国人,使得评论家们把他这个兰克斯同毕加索相比较。兰克斯用他的成就说服了我,奥斯卡,把那个音乐会经纪人丢施博士的名片找出来,因为不仅兰克斯的艺术,我的艺术也在叫喊着要吃面包:是时候了,该把三岁鼓手奥斯卡在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经验,通过铁皮鼓变成战后时期丁当响的纯金了

    无名指

    “好啊,”蔡德勒说,“二位看来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恼火,因为克勒普和奥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间里,便是待在奥斯卡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我替我们两个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着眼,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愿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我们在争吵。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驳。他因此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手,“独角兽”的博比,一个能干人,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与德国共产党一致了。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尤其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在离婚之后把我的玛丽亚变成玛丽亚-施丹策尔。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毫无目的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因为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惊地断定,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老板正恭候着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我上电梯前,暗自问道,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了一个“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选用这个名字倒也不笨,因为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间按照明,全部隔音,门挨着门互不干扰,长腿女秘书,匆匆忙忙,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气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奥斯卡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机突然沉默无语,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的地盘上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打字机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明亮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告诉我: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猜一猜,他体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升高和转动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仅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还活着。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的声音说:“就这样重新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够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唯一一幅画,巴罗克画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个目标,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否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当然不会。迷住她的是另一个奥斯卡,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而不是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就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唯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让眼睛对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打击了:“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他们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供认这是谋杀,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而干的,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而是说:“是我,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无罪。宽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震颤,在构成他的脸的数以万计的小皱纹上方他的侏儒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心里有底,这双手很美,同样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他的双膝和双手之间有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他按了上面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的地毯带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钢管架上,高度大约及于我的锁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然而,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真叫我为难。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需要签上您的全名。请您签上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让目光离开钢笔,正好还能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会以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单独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前露面,而我必须像三岁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一回似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筹备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携带铁皮鼓登场之前,先要做一番广告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的时期里,“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一次,我在这幢方盒状大楼里迷了路,这里到处外观一样,气味一样,摸上去就像极下流的玩意儿,外面套上一个可以无限延展、隔绝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丢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贝布拉师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来就可以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可是,由于克勒普的缘故,我仍旧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经理们往来,我设法跟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让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旧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鲜血肠加洋葱。为准备火车旅行,我到火车站高级餐厅去用餐。

    奥斯卡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他的种种成就。出发旅行演出前一周,第一批广告宣传画出现了,为我取得成功鸣锣开道,宣告一位魔法师、祈祷治疗师、一位救世主即将登场,如此宣传,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我先走访鲁尔区诸城市。我登场的大厅,都能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我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鹅绒幕布前,独自一人。一盏聚光灯照射着我。我身穿一件吸烟服①。虽说我也敲鼓,然而没有一个年轻爵士迷成为我的追随者。四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听我演奏,给我捧场。讲得精确一点,我的听众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人。他们构成我的追随者中较年轻的一个层次。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组成另一个四分之一。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占我的听众的一半,他们最有欣赏能力。我跟这些高龄听众攀谈,他们都回答我。我让三岁孩子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无语。每当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兴高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口齿不清,咿咿呀呀地乱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头几个乳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毛袜刺痒——梦见大火就尿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欢。他们全都身入其境。乳齿钻出来时,他们疼痛。我让百日咳发作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毛袜时,他们赶忙挠痒。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尿湿了内裤和椅垫,因为我让这些老孩子梦见了一场大火。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用塔尔还是在波鸿,噢,不对,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演出。我心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子同黑色煤块打交道,总能经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色惊吓吧。于是奥斯卡敲出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矿井瓦斯、水淹坑道、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大惊失色,乱喊乱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插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子。不过,我很少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经。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塞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证明我的铁皮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①在家吸烟时套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希望,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奥斯卡不必再站在钢管桌子前面,他在师傅的轮椅对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设计的电动可转轮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消息和报道。这些都是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贝布拉看来颇感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道,我反而觉得难堪。他们在搞对我的个人崇拜,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消除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据说不久就变成了流行字眼。

    听罢录音,毛衣女郎端茶给我。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舌头上。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四季咖啡馆里那样,只缺那位夫人,我们的罗丝维塔。我发现,在我噜噜苏苏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布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刻钟我的电动轮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上升、收缩。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具,它简直像一种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出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坚硬如石的年迈罪人①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感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声唱起“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这些人,年纪这么大,原先谁都不相信他们竟会具备儿童的信仰热情——

    ①基督教会用语,指必死的凡人。

    第三次旅行演出又遇上狂欢节,我的节目同样有的放矢。我的几场演出,使任何一个颤巍巍的老奶奶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强盗婆和砰砰放枪的强盗王,任何所谓的儿童狂欢节都从来没有这样欢天喜地,无拘无束。

    狂欢节过后,我同唱片公司签了几份合同。我在隔音工作室里录音,起先困难重重,因为那种气氛扼杀任何创造力。后来,我让他们在工作室墙上挂起养老院或公园长凳上那些老天真的巨幅照片,而我也就能像在热气腾腾的礼堂里演出时那样富有效果地敲鼓了。

    唱片像热乎乎的小圆面包那样畅销。奥斯卡发财了。我因此就放弃了蔡德勒寓所原先是洗澡间的我那个可怜巴巴的住房了吗?我没有放弃。为什么呢?为了我的朋友克勒普的缘故,也为了乳白玻璃门背后道罗泰娅姆姆曾经呼吸过而如今则空着的小间,我没有放弃我的房间。这么多的钱奥斯卡派什么用场呢?他向玛丽亚,他的玛丽亚,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对玛丽亚说:如果你把解雇证书发给施丹策尔①,不仅不嫁给他,而且干脆把他赶走,我就给你在最佳营业地段买下一爿现代设备的美食店,亲爱的玛丽亚,因为你毕竟生下来就是为了做生意的,而不是为了某个叫施丹策尔先生的野男人的——

    ①即撵走之意。

    我没有看错玛丽亚。她同施丹策尔一刀两断,用我的资金在弗里德里希街盖起了一家第一流的美食店。昨天,玛丽亚兴高采烈但毫无感激之意地告诉我,三年前建的那爿店于一个星期之前已在上卡塞尔开设了一处分店。我又一次旅行演出回来。是第七次还是第八次呢?反正是在最炎热的七月间。在火车站,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汽车,直奔办公大楼。同在火车站一样,大楼前面也等着一群讨厌的要我签名的人。有退休老人,也有老祖母,她们回家去照顾孙儿孙女不更好吗?我立即让人向老板通报,也见到了洞开的双扇门和通往钢管家具的地毯。可是,桌子后面坐着的不是贝布拉师傅,等候我的不是轮椅,而是丢施博士的微笑。

    贝布拉死了。世界上没有贝布拉师傅已经有几个星期了。遵照贝布拉的愿望,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已经病危。他不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的旅行演出,即使是他的噩耗。紧接着遗嘱启封,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和罗丝维塔的半身画像,却遭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因为我原先要去南德和瑞士作两次旅行演出,已经签了合同,这时突然毁约,人家要求赔偿。

    除了这几千马克的损失外,贝布拉之死给我沉重的打击,使我较长时间内恢复不过来。我锁起我的铁皮鼓,几乎足不出户。加之,我的朋友克勒普恰好在那几周内结婚,一个抽烟的红发女郎成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张相片送给了她。他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婚礼。婚礼前不久,他退掉了他的房子,搬到施托库姆去了。奥斯卡留下成了蔡德勒的唯一房客。

    我同刺猬的关系稍有变化。自从几乎每家报纸都把我的姓名印在大字标题中以来,他怀着敬意对待我。他把道罗泰娅姆姆住过的小间钥匙也给了我,相应地得到了一小笔钱。后来,我租下了这个小间,不让他租给别人。

    我的悲哀于是也就有了它的行程。我打开两扇房门,从我的房间里的浴缸出发,踏过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进道罗泰娅的小间,呆望着空衣柜,让五斗橱上的镜子嘲弄我,在笨重的没有被褥的床前陷入绝境,又救出自己来到走廊里,为逃避椰子纤维而躲进我的房间,在那里仍旧不得安宁。

    有一个东普鲁士人,失去了他在马祖里的一份产业,但他善于做买卖,在于利希街附近开了一爿店,起了个简单而贴切的名字——“租狗店”,可能是他考虑到了孤独的人的需要吧。

    我去那里租了卢克斯,一条黑色罗特魏尔牧羊犬,健壮,太肥了一点,亮油油的。我同它一起去散步。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在蔡德勒寓所里我的浴缸和道罗泰娅姆姆的空衣柜之间来回奔波了。

    卢克斯经常带我去莱茵河边。在那里,它对着船舶吠叫。卢克斯经常带我去拉特,去伯爵山森林。在那里,它对着情侣吠叫。一九五一年七月底,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杜塞尔多夫的郊区之一,靠着几家工厂,包括一座较大的玻璃厂,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地方原本的农村风貌。刚过格雷斯海姆就有许多小菜果园,小菜果园之间、旁边或后面便是牧场,谷浪起伏,我想,那是黑麦田。

    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又走出格雷斯海姆来到小菜果园和田地之间的那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个我讲过了没有呢?郊区最后一排房屋留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才替卢克斯解掉了皮带。它仍旧走在我的身边,它是条忠实的狗,特别忠实的狗。作为一家租狗店的狗,它必须易主而从,对众多的主人都得忠实。

    换句话说,罗特魏尔牧羊犬卢克斯服从我,跟猎獾犬大不相同。我觉得一条狗这样顺从是夸张的,我宁愿看到它蹦蹦跳跳,踢它,让它跳。但它到处乱跑时仍心怀内疚,一再掉转它的光滑的黑脖子,绝对忠实的狗眼睛始终望着我。

    “走开,卢克斯!”我要求它,“走开!”

    卢克斯每次都服从,可是走开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满意地注意到,它这一回走开的时间比较长,隐没在庄稼地里了。这里长的是黑麦,随风起伏。我在说些什么呀!一点风也没有,雷雨前的闷热。

    卢克斯追小兔子去了,我想。它或许也需要独自待着,当一条狗,正如奥斯卡也想摆脱狗,当一段时间的人。

    我没去注意周围的环境。小菜果园、格雷斯海姆以及这个郊区后面水汽笼罩的低平城市都引不起我的注意。我坐到一个生锈的空缆盘上,可是我得把它叫作缆盘鼓,因为奥斯卡刚坐下来,就开始用手节骨敲这面生锈的缆盘鼓了。天热。我的衣服压在身上,不是适宜夏天穿的那种薄衣服。卢克斯走开了,没回来。缆盘鼓肯定不能代替我的铁皮鼓,但我毕竟渐渐地滑回到往事中去。当回忆不愿继续下去的时候,当前几年医院环境的图像一再重现的时候,我抓到了两根干瘪的小圆棍儿,暗自说:等等,奥斯卡。现在我们要看看,你是谁,你从何而来。它们已经点亮了我出生时的两只六十瓦电灯泡。飞蛾在灯泡之间扑腾,远处,一道闪电照亮了笨重的家具。我听到马策拉特在说话,紧接着说话的是我的妈妈。他答应给我店铺,妈妈答应给我玩具,到三岁时,我将得到一面铁皮鼓。奥斯卡想法子尽快度过这三个年头。我吃,喝,排泄,增加休息,让他们给我称体重,用褪褓包裹,洗澡,梳刷,扑粉,种牛痘,让他们观赏,叫我的名字。我按他们的心愿微笑,按他们的要求欢叫,到时候就睡觉,准时醒来,在睡眠中我扮起那种面孔,大人们都称之为天使的脸。我多次腹泻,经常感冒。我取来百日咳,让它在我身边留了一段日子,在我明白了它的复杂节奏、永远留在我的手腕里之后,我才让它离开。如我们所知,《百日咳》这首小曲属于我的保留节目。当奥斯卡向两千听众敲响百日咳时,两千名男女老天真一齐咳嗽。

    卢克斯在我跟前哀号,用身体蹭我的膝盖。唉,我在孤独时从租狗店借来的这条狗呀!他四条腿站着,摇着尾巴。真是一条狗,有狗的目光,流口涎的嘴里叼着什么东西:一根棍儿,一块石头,反正是狗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意义如此重大的童年慢慢地溜走了。最初的乳齿引起的颚间的疼痛渐渐消失。我困倦地往后仰去:一个长大了的、细心地穿得太暖了些的驼背,戴着手表,皮夹里有身份证和一把钞票。我已经把一支香烟塞到了唇间,用火柴点燃,让烟草味来顶替我嘴巴里那种单一的童年的口味。

    卢克斯呢?卢克斯还在用身子蹭我。我把它推开,用烟喷它。它不爱闻烟味,但它仍旧不走,还在用身子蹭我。它用目光舔我。我在附近的电线杆之间的电话线上寻找燕子,想用燕子作为对付这条烦人的狗的工具。但是没有燕子,卢克斯又赶不走。它的嘴伸到我的两腿中间来,正巧撞到那个地方,仿佛是那个出租狗的东普鲁士人事先训练好的。

    我用鞋跟踢它两下。它退后,四条腿站着,在颤抖,叼着小棍儿或石头的嘴目标明确地对准我。它叼着的好像不是小棍儿或石头,而是我的钱包,可我感觉出钱包仍在我的上装口袋里。或许是我的手表,但手表在我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它叼着的究竟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那么值得给人看的东西吗?

    我已经把手伸到了它的冒热气的牙齿中间,接着又把那件东西捏在手里。我已经认清了我捏着的东西,却装着在寻找一个词汇,来给卢克斯在黑麦田里找到并带给我的那件东西起个名称。

    人体有那么一些部分,当它们同人体分开,远离了中心时,反倒让人可以更容易、更确切地观察。这是一个手指。一个女人的手指。一个无名指。一个女人的无名指。一个美观地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在掌骨和第一指节之间,在戒指下方大约两厘米处被砍断的。截面干净,清晰可辨,还留有手指伸展肌的腱。

    这是一个美的、可活动的手指。戒指的宝石由六个金爪固定,我马上确切地说出了它的名称——海蓝宝石,后来也证明无误。戒指本身有一处很薄,系戴久磨损,已经到了快断裂的地步。我由此推断,这是一件继承下来的遗物。指甲下有脏物,确切地说是泥土,看来这手指曾经抓过或抠过泥土,但从指甲盖和指甲修剪的切口看,给人以爱整洁的印象。我从冒热气的狗嘴里拿到这个手指时,它给我的感觉是冰凉的,从它所特有的白里泛黄的颜色看,也证明它是冰凉的。几个月来,奥斯卡在他的左前胸小袋里总插着一块露出三角的绅士小手绢。他取出这块丝手绢,摊开,把无名指放在上面,于是看到,手指里侧直到第三指节有许多纹路,让人推断出,这个手指是勤劳的、有上进心的、意志坚定的。

    我用手绢包好手指,从电缆盘上站起身来,拍拍卢克斯的狗脖子,右手捏着手绢和手绢里的手指,正要动身回格雷斯海姆去,回家去,心里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处理这件拾来之物的打算,而且也走到了就近一个小菜果园的篱笆前。这时,维特拉叫住了我,他方才躺在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观察着我以及那条叼来东西的狗

    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单凭他的声音就够我受的:这傲慢的、装腔作势的带鼻音的调门。再则,他是躺在苹果树的树杈上说:“您有一条能干的狗,先生!”

    我有点不知所措地说:“您在苹果树上干吗?”他在树杈上忸怩作态,欠了欠他的长长的上半身。“这只不过是些酸苹果,您不必害怕。”

    我不得不让他放规矩点:“您的酸苹果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好吧,”他吐出舌头又缩进去。“您可以把我当成乐园里的蛇,因为那时候也已经有酸苹果了。”

    我发火了:“比方得不三不四!”

    他狡猾透顶:“您或许以为,只有宴席上的水果才值得犯下罪孽去吃吧?”

    我已经要离开了。在那种时刻,再没有别的能比讨论乐园里的果实究竟是何品种更使我无法忍受的了。这时,他却要同我面对面了。他敏捷地从树杈上一跃而下,站在篱笆旁,高个儿,轻浮样:“您的狗从黑麦田里叼来的是什么?”

    我只回答说:“它叼来一块石头。”

    这就酿成一场讯问了:“您就把石头塞进口袋去了?”

    “我愿意把石头放在口袋里。”

    “我觉得,狗给您叼来的东西更像是一根小棍儿。”

    “我坚持说它是石头,即使它确实是或者可能是一根小棍儿。”

    “这么说,就是一根小棍儿了?”

    “依我看,小棍儿和石头,酸苹果和宴席水果……”

    “是一根能动的小棍儿吗?”

    “狗该回家了,我走了!”

    “是一根肉色小棍儿吗?”

    “您还不如去看管您的苹果吧!——来,卢克斯!”

    “是一根戴戒指的、肉色的、能动的小棍儿吗?”

    “您想干什么?我租了一条狗,是来散步的。”

    “您瞧,我也正想借点什么呢。能让我把那枚漂亮的戒指在我的小拇指上戴那么一秒钟吗?就是在那根小棍儿上闪闪发光、把小棍儿变成一个无名指的那枚戒指——维特拉,我的姓名。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我是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

    就这样,我结识了维特拉,而且当天我就同他结成了友谊,今天我还称他为我的朋友。因此,几天前,当他来疗养院探望我时,我对他讲:“我很快活,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是你,我的朋友,当时去警察局告发的是你,而不是随便哪一个人。”

    如果真有天使的话,他们的模样肯定像维特拉:高个儿,轻浮样,活泼,伸屈自如,宁愿去拥抱所有的街灯柱中最无生殖力的一根,也不去拥抱一个柔软、热烈的少女。

    维特拉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发现的。他只显示出某个特定的侧面,根据不同的环境,他会变成线,变成稻草人、衣架、横树杈等等。因此,当我坐在缆盘鼓上时,我也没有注意到他。甚至狗也没有叫,因为狗既嗅不到也看不到天使,更不会对他吠叫了。

    “麻烦你,亲爱的戈特弗里德,”大前天我请求他说,“给我寄那份指控书的一个副本来吧,就是两年前你在法庭上宣读从而引起我这场官司的那一份。”

    副本在这里。现在就让在法庭上指控我的维特拉来宣读吧!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那天,躺在我母亲的小菜果园里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这棵树每年都结许多酸苹果,做成的苹果酱正好能盛满我家七个密封大口玻璃瓶。我躺在树杈上,侧卧着,左髋骨枕在树杈长青苔的最低点上。我的两脚正对着格雷斯海姆的玻璃厂。我看着,我朝哪里看呢?我直视前方。我看着,等待着我的视野之内将会发生的事。

    被告,现为我的朋友,走进了我的视野。一条狗陪着他,在他周围打转,举止像一条狗的举止,如被告后来向我透露的那样,它叫卢克斯,是一条罗特魏尔牧羊犬,在罗胡斯教堂附近一爿租狗店里可以租到它。

    被告坐到那个空电缆盘上。战争结束以来,它就横在我母亲阿丽丝-封-维特拉的菜果园前面。如法庭所知,被告身材矮小而又畸形。这引我注目。这位衣着讲究的矮个子先生的举动尤其使我感到奇特。他用两根干树枝在生锈的缆盘上敲起鼓来。如果考虑到:一、被告的职业是鼓手;二、如事实所表明的,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职业练习;三、缆盘,又名缆盘鼓,它能引诱任何一个门外汉把它当鼓敲;那么,这就有理由说,被告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一个雷雨将临前闷热的夏日,在阿丽丝-封-维特拉大大的小菜果园前的一个缆盘鼓上坐定下来,用两根长短不一的干白杨树枝击响了有节奏的噪声。

    我继而证实,那条狗卢克斯钻进成熟待割的黑麦田里待了较长时间。若问时问有多长,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只要一躺到我家苹果树的树杈上,便失去了时间长短的概念。如果我说狗消失了较长时间,那意思就是,我惦念着那条狗,因为它的黑色狗皮和宽边耳朵很讨我喜欢。

    可是,我相信自己可以这么讲:被告并不惦记着那条狗。

    卢克斯从成熟待割的黑麦田里回来时,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我并没有看清狗嘴里叼的是什么。我想那是一根棍儿,一块石头,一个铁皮罐头或是一把铁皮匙。当被告从狗嘴里取出犯罪事实[原文为拉丁文]时,我才看清楚那是什么。从狗用叼着东西的嘴去蹭被告的——我想是——左裤腿的那一刻起,直到被告为占有而伸手去取的那一刻——可惜已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了——谨慎地说,总有许多分钟的时间——

    尽管狗拼命引起它的租借主人的注意,后者却不为所动地敲他的鼓,方式单调易记却又难以理解,像儿童敲鼓一般。当狗借助于一种淘气的动作,用湿嘴朝被告的两腿间撞去时,被告才放下两根白杨树枝,用右脚——我记不太确切了——踢它。狗绕了半个弧形,又谦卑地颤抖着再次走近,抬起叼着东西的嘴。被告没有站起来,也就是说,他坐着,这一次用左手伸向狗的牙齿间。卢克斯在它拣到之物被取走后,便后退了几米之远。可是,被告依旧坐着,手里拿着拣到之物,把手捏拢,又摊开,再次捏拢,又摊开,拣到之物上有什么东西在闪烁。被告习惯于看这拣到之物后,便用拇指和食指将其垂直地捏住,举到眼窝上下。

    到了这时,我才为那拣到之物正名,称之为一个手指,又由于那闪烁之物的缘故,我扩大了这个概念,称之为无名指,但未曾料到,我竟然以此替战后最有趣的刑事诉讼案之一起了个名字:无名指诉讼案。末了,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又被称为此案最重要的见证人。

    被告镇静,我也镇静。不错,被告的镇静传给了我。当被告用他先前如骑士一般装饰胸袋的那条小手绢细心地包起那个戴戒指的手指时,我对电缆盘上坐着的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一位正派绅士,我想,我要结识此人。

    我于是招呼他,而他带着那条借来的狗正要离开,朝格雷斯海姆走去。但他的反应先是恼火,几乎可以说是傲慢。直到今天我仍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仅仅由于我躺在苹果树上便要把我看成是蛇的象征。他也怀疑我母亲的酸苹果,说这无疑是乐园里的那一种。

    喜欢躺在树杈上,这确实是恶魔的一种习惯。可是,驱使我一周多次躺到苹果树上去的恰恰是无聊。它像一种流行病,我不费力就染上了。那么,驱使被告到杜塞尔多夫城外来的又是什么呢?是孤独,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孤独和无聊不就是两姐妹吗?我这样考虑,是为了替被告澄清,而不是指控他。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同他攀谈,末了结成友谊的,恰恰是他的击鼓。他把恶魔化作节奏,他的击鼓本身就是恶魔的变种。把我作为证人、把他作为被告传唤到法庭上来的那份指控书,也是我们两人发明的一种游戏,是为了消除和维持我们的无聊与孤独的一种小手段。鉴于我的请求,被告在犹豫了片刻之后就从无名指上摘下了戒指——这很方便——戴到我左手的小拇指上。正合适,我很高兴。在我试戴戒指之前,我已经从我躺着的树杈上溜下来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站在篱笆的两边,互通姓名,交谈,涉及到一些政治话题,随后他把戒指给了我。手指由他保留,他小心地拿着。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女人的手指。当我戴着戒指,让日光照射它时,被告用空着的左手在木篱笆上敲出一种舞曲般的、明快的节奏。我母亲的菜果园的木篱笆是没有支撑物的那一种,它根据鼓手的要求发出了啪咯声和颤音。我记不清我们这样站着并且以目传神究竟有多长时间。对这种最无恶意的游戏,我们趣味相投。这时,在中等高度,有一架飞机传来了它的引擎声。这架飞机大概要在洛豪森降落。虽说我们都想知道这架双引擎或四引擎的飞机是否开始降落,但我们仍旧没有让日光离开对方,不理睬那架飞机。后来,我们不时地找到机会去做这种游戏,并称之为舒格尔-莱奥的苦行;舒格尔-莱奥是被告多年前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那时总在公墓上玩这种游戏。

    飞机——我确实说不出它究竟是双引擎还是四引擎——找到了它的着陆场后,我把戒指还给了他。被告把戒指戴到那个无名指上,再次利用他的小手绢作为包裹材料。接着,他要我陪他一起走。

    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到了格雷斯海姆,我们在有轨电车终点站乘上的不是电车而是出租汽车。被告日后还经常有机会在我面前显示他的慷概大方。我们乘车进城,让出租汽车在罗胡斯教堂旁的租狗店前等着,归还了卢克斯,又上了出租汽车,横穿过城市,经比尔克、上比尔克到韦尔斯滕公墓。马策拉特先生付了十二马克以上的车钱,随后我们去石匠科涅夫的墓碑店。

    那里很脏。当石匠仅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我的朋友托他做的事时,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亲切而详细地向我讲解工具和石头的种类,与此同时,科涅夫先生给手指(不戴戒指)做了一个石膏复制件。对于这个手指,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捎带着看他干活。手指必须先经过处理,也就是说,先抹上油脂,绕上合股线,再抹上石膏,在石膏变硬之前,把模子连同合股线割成两半。我的职业是装饰师,做石膏模子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那个手指一到了石匠的手里,就给添上了某些令人恶心的成分。直到复制品做成,被告又把手指拿过去,擦去油脂,包在他的小手绢里时,这些令人恶心的成分才去掉。我的朋友付钱给石匠。他起先不肯收,因为他把马策拉特先生当做同行看待。他还说,奥斯卡先生以前帮他挤过疖子,同样分文不取。灌进模子里去的石膏变硬了,石匠打开模子,取出复制品,还答应,几天之内还可以用这个模子做出更多的复制品来,并陪同我们穿过他的墓碑陈列场,直到比特路。

    我们第二次乘上出租汽车去火车站。被告请我在整洁的车站饭馆用晚餐,时间拖得很长。他同侍者说话随便,我由此断定,马策拉特先生想必是火车站饭馆的常客。我们吃公牛胸脯肉加新鲜萝卜还有莱茵鲑鱼、乳酪,然后喝了一小瓶香槟酒。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手指上来时,我劝被告把这个手指看做别人的财产,把它交给失物招领处,尤其因为他已经有了石膏复制品。被告则坚决而肯定地说,他认为自己是这个手指的合法占有者,因为在他诞生之时,人家就许诺给他一个手指,虽说手指被译成密码,用鼓捧来表示。他还可以举出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为证,那些手指般长的伤疤也预言了无名指。此外,还有他在萨斯佩公墓拣到的那个空弹壳,它也具有未来的无名指的尺寸和意义。

    对于我新交的朋友所列举的这些证明,我起初只好报以微笑。可我必须承认,一个思想不保守的人必定能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互相关联的一组词:鼓棒,伤疤,子弹壳,无名指。

    晚餐后,第三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们告别。三天后,我如约去拜访被告,他已经为我准备下一件惊人的东西。

    他先领我看他的寓所,也就是他的房间,因为马策拉特先生是三房客。他最初只租了一间相当简陋的房间,原先是个浴室;后来,他的鼓艺给他带来了名声和富裕,他又为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间付租金,他称之为道罗泰娅姆姆小间;他还无所谓地为第三个房间付大笔房租。这个房间原先是一位姓闵策尔的先生居住的,此人是音乐家,被告的同行。二房东蔡德勒先生知道马策拉特先生有钱,就无耻地抬高房租。

    在所谓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被告为我准备下一件令人吃惊的东西。在一个有镜子的梳妆台的大理石板上放着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大小同我母亲阿丽丝-封-维特拉用来贮存我家酸苹果做的苹果酱的的大口瓶一样。可是,这个大口瓶里盛着的是在酒精里游泳的无名指。被告自豪地指给我看不少大厚本科学著作,它们传授给他保存手指的入门知识。这些书我只是匆匆翻了翻,连插图都几乎不看,但我承认,被告成功地保存了手指的外观。此外,玻璃瓶及其内容在镜前显得相当漂亮,是有趣的装饰,这一点,我作为职业装饰师可以一再予以证实。

    被告发现我喜欢这玻璃瓶的外观,便向我透露,他有时朝拜那玻璃瓶。我感到好奇,有点冒失地请他马上示范一次。他倒过来请我帮忙,给我纸和笔,要求我把他的祈祷记录下来,也可以提出与手指有关的问题,他将诚实地边祈祷边答复。

    这里,我将被告的话、我的问题和他的回答作为证词供述如下: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我朝拜。我指谁?奥斯卡还是我?我虔诚,奥斯卡心不在焉。一心一意,不间断,不怕重复。我,头脑清醒,因为心中无回忆。奥斯卡,头脑清醒,因为心中充满回忆。我,冷,热,暖。询问时有罪。不询问便无罪。有罪是因为,摔倒是因为,变成有罪尽管,宣布我无罪,转嫁给,咬紧牙关,使我防止,嘲笑,笑对,笑是由于,哭泣为了,哭对,哭而没有,言谈中亵渎,亵渎中沉默,不言语,不沉默,祈祷。我朝拜、什么?玻璃。什么玻璃?密封大口玻璃瓶。玻璃瓶密封着什么?玻璃瓶密封着手指。什么手指?无名指。谁的手指?金黄头发的。金黄头发是谁?中等身材。一米六○?一米六三。有何特征?肝痣。长在哪里?上臂里侧。右臂左臂?右臂。无名指是哪只手的?左手。订婚了?是的,但仍单身过。信仰?新教。童贞女?童贞女。何时出生的?不知道。何时?在汉诺威附近。何时?十二月。人马里座还是摩羯星座?人马座。性格?胆小。好脾气?勤快,话多。谨慎?节约,务实,也开朗。腼腆?爱吃甜食,正直,过分虔诚。苍白,多半梦见旅行。经期不规则,迟钝,爱忍受却又要讲出来,本人无想像力,被动,耐心等待,静心听人讲话,点头表示同意,交抱双臂,说话时眼睑下垂,被人招呼时,睁大眼睛,浅灰色,瞳孔附近是棕色,得到已婚上司所赠的戒指,先不愿接受,后又接受,可怕的经历,纤维,撒旦,许多白色,出走,搬迁,又回来,不能摆脱,嫉妒但是又无缘无故,疾病但不是自己得的病,死亡但不是自己寻的死,不,不知道,也不愿意,正在摘矢车菊,那一个来了,不,事先就陪伴着,再也不能……阿门?阿门。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之所以把这份祈祷记录补充到我对法庭的证词中去,仅仅是因为,这份有关无名指的女主人的陈述,尽管读起来含混不清,却同法庭关于被谋杀的女人,护士道罗泰娅-肯盖特的报告大部分相吻合。怀疑被告的证词,即他既没有谋杀这位护士,也没有面对面见过她,这可不是本人的任务。

    不过,我的朋友跪在由他放在椅子上的大口玻璃瓶面前并敲打由他夹在两膝之间的铁皮鼓时是诚心诚意的,今天我还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并且是有利于被告的一个证明。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还经常有机会目睹被告祈祷与击鼓,因为他请我当他的旅伴,并给我慷慨的报酬,带我一起去作他已中断较长时间、但在拣到无名指后不久便又恢复了的旅行演出。我们周游了整个西德,也得到去东德甚至去外国的提议。可是,马策拉特先生宁愿留在国境之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而不愿去凑流行的旅行演出的热闹。在演出之前,他从不对大口玻璃瓶击鼓祈祷。在他登台演出之后,在时间拖得很长的晚餐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里时,他才击鼓祈祷,我则提问记录。之后,我们把这一次的祈祷同前几天或前几周的祈祷作比较。祈祷有长有短。求得的话有时十分矛盾,但改日却又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冗长详细。然而,由我收集并在此呈交法庭的全部祈祷记录,其内容均不多于我附在我的证词后的那份第一次的记录。

    在这一年中,我在旅行演出的间歇泛泛地认识了马策拉特的一些熟人和亲戚。例如,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继母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被告非常爱慕她,却有克制。那天下午,我见到了被告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库尔特-马策拉特,十一岁,受到良好教育的文科中学学生。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的姐姐,古丝特-克斯特太太,同样给我良好的印象。被告告诉我,战后头几年,他的家庭关系遭破坏。直到马策拉特先生替他的继母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大、也进口南方水果的美食店,当该店遇到困难他又一再资助的时候,继母与继子之间才结成那种友谊的同盟。

    马策拉特先生也让我结识了几位他先前的同事,主要是爵士乐师。尽管我觉得闵策尔先生——被告亲切地叫他克勒普——是那样开朗与随和,我至今仍无足够的勇气与愿望继续保持这种联系。

    由于被告的慷慨大度,我没有必要继续从事我的装饰师的职业。然而,当我们由旅行演出回到本地后,出于从业的乐趣,我便接受委托装饰一些橱窗。被告亲切友好,对我的手艺颇感兴趣,多次半夜三更站在街上,不知疲倦地充当我的平庸手艺的观赏者。有时,工作做完后,我们还在夜深人静的杜塞尔多夫溜达一圈,但避开旧城,因为被告不爱看到牛眼形玻璃和古德意志的商店招牌。就这样——我现在进入本人证词的最后部分——一次子夜过后的散步引我们穿过下拉特来到有轨电车停车场前面。

    我们默契地站住,注视着驶入停车场的末班有轨电车。这样一个场面真好看。周围是黑暗的城市,远处,一个喝醉的建筑工人在怪声唱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除此以外,一片寂静,尽管进场的末班电车铃声丁当并让弯曲的铁轨发出声响,但不是喧闹。大多数电车驶入停车站,可是也有几辆空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铁轨上,像过节似的亮着灯。是谁出的主意?是我们的主意。不过,是我先开的口:“亲爱的朋友,怎么样?”马策拉特先生点点头,我们不慌不忙地上了车。我站到驾驶台上,随即摸到了门道,稳稳起动,慢慢加速,表现得像个优秀的有轨电车司机。当我们已经把明亮的停车场扔在背后的时候,马策拉特先生用这样一句话嘉许我的表演:“你肯定是个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戈特弗里德,要不然的话,你开有轨电车就不会开得这么好。”

    说实话,这件小小的临时工作给了我许多乐趣。看来,停车场上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把车开走了。没有人追我们。再说,人家可以切断电源,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们停下来。我把电车朝弗林格恩方向驶去,穿过弗林格恩,正考虑是否在汉尼尔附近拐弯,朝拉特、拉亭根驶去,这时,马策拉特先生请我开进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轨道。虽说我害怕狮堡舞厅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愿望,闯过了那段上坡路,过了舞厅。这时,我不得不刹车,因为有三个人站在铁轨上,与其说是求我,不如说是强迫我停车。

    刚过哈尼尔,马策拉特先生就已经到车厢里面去抽香烟了。我作为司机只好大声说:“请上车!”我注意到第三个不戴帽子的人。他被两个戴着有黑色系带的绿帽子的人夹在中间,上车时动作笨拙或者是被挡住了眼睛,好几次没有踩到踏板。他的两个陪同或看守相当粗暴地帮他登上司机台,紧接着走进车厢去。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

    “您少管闲事!”我听到戴绿帽子的人中间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来嘛,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徐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大家就置身于战争时期了,或者说,倒转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奇怪的是,马策拉先生尽管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在谈话过程中,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没有眼镜逃跑,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中间的一个嚷道,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另一个戴绿帽子的说,他很高兴,历史的旧账现在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甚至假期,他毕竟还有他的职业,是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同样也有困难,他是东方来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但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真不坏,还乘上了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当这样的司机可违背了我的本愿。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要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两个绿帽子和半瞎的维克托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显然很激动。

    “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镜。他是深度近视眼,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绿帽子的大衣鼓起,碍手碍脚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

    尽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意图,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待在他的身边,如果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电车,朝车厢里喊道:“请下车,终点站到了!”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人马上下车。那个半瞎子又费劲地找踏脚板。马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们扔下还一直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紧盯着那两个刽子手和那个蒙难者。

    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站住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园当枪决地点。不仅马策拉特先生,连我也一起抗议。他们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子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由于我们继续抗议,他们用手电筒照亮那份揉皱的枪决命令给我们看,命令是由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民主制、集体罪责、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子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①,所以,我们不该插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至于这道枪决命令嘛,它继续有效。他们带着这道命令去找过最高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履行这该死的职责。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尚未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

    我们没有走。两个绿帽子解开大衣扣子,让机枪探出头来时,马策拉特先生也放正了他的鼓。在此瞬间,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只缺一点就全圆了。它使云的边缘像一个罐头的齿状边缘那样泛出金属的光泽。马策拉特先生拿起两根鼓棒开始在形状类似但圆而无缺的铁皮鼓上进行于涉。他绝望地擂鼓。鼓声听起来似乎陌生,然而我又觉得耳熟。字母“O”一再形成,反复出现:亡,没有亡,还没有亡,波兰还没有亡!可是,这已经是可怜的维克托的声音了。他知道马策拉特先生的鼓乐的歌词:波兰还没有亡,只要我们还活着。看来两个绿帽子也熟悉这节奏。他们端着由月光描绘出来的机枪,浑身上下在抽搐。马策拉特先生和可怜的维克托在我母亲的菜果园里奏起的那首进行曲,促使波兰骑兵采取行动。这可能是月光帮忙所致,也可能是鼓、月光和近视的维克托沙哑的声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许多骑兵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蹄声隆隆,鼻息呼呼,马刺铿锵,牡马嘶鸣,呼杀嗨杀……不,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在发出隆隆、呼呼、铿锵、嘶鸣之声,喊出呼杀和晦杀之声,而是红白色,像马策拉特先生油过漆的鼓。因此,一中队波兰长枪骑兵,无声地滑过格雷斯海姆郊外已经收割的田野,长枪上的小旗拖曳着,不,说拖曳并不正确,而是游动着,一如整个骑兵中队也在月下游动,可能是从月亮里来的,游动,左转弯朝我家菜果园的方向游动,看来既不是肉也不是血,然而在游动,像玩具一样制成,像幽灵似的游动过来,也许可以同马策拉特先生的护理员用线绳编结的形象相比较。一队编组成的波兰骑兵,没有声响,然而隆隆有声,没有肉,没有血,然而是波兰的,无约束地朝我们扑来。我们趴倒在地,忍受住月光和波兰骑兵。他们冲向我母亲的菜果园,冲向所有其他各家精心种植的菜果园,然而却一个也没有践踏。他们只带走了可怜的维克托和那两名刽子手,朝月下开阔的田野奔驰而去,没有亡,还没有亡,他们策马朝东方,朝波兰,朝月亮背后奔驰而去。

    我们气喘吁吁地等候着,直到黑夜又成为没有事件的黑夜,天空复又关闭,收回了月光,说明那早已腐烂的骑兵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月光。我站起来,虽说不低估月光的影响,仍祝贺马策拉特先生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疲倦而相当消沉地一挥手表示拒绝:“成功,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实在多得数不清。我真想有那么一次不能取得成功。但这是非常困难的,要求付出很大的劳动。”

    我不爱听他的这番话,因为我属于勤奋的人们之列,然而没有取得成功。马策拉特先生看来不想领我的情,我于是责备他说:“你太夸张了,奥斯卡!”我敢这样单刀直入,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以“你”相称了。“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你。你已经有了名气。钱就更不用说了。但你以为,对于我,一个从未被报纸提到过的人来说,在你这个备受赞扬的人身边坚持待下去,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多么愿意独自一人于一件事,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就像你刚才完成的那种事情似的,这样一来,我也可以上报纸了,将会用大号铅字印出:这是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干的!”

    马策拉特先生的微笑伤透了我的心。他仰面躺着,驼背钻在松软的土里,两只手在拔草,将一把把的草高高抛起,像一个全能的非人的神那样哈哈大笑:“我的朋友,这种事再容易不过了!这儿,公事皮包!它没有落到波兰骑马的马蹄下去,真是奇迹。我把它送给你,皮包里藏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和那个无名指。全都拿去吧!去格雷斯海姆,那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还停在那儿呢。上车,带着我的礼物开车到君主壁垒,去警察总局,告发,明天你就能在各种报纸上读到你的大名了。”

    我起先还拒绝这一建议,没有玻璃瓶里的手指,他肯定活不下去。但他安慰我说,对于这段手指插曲他已经完全厌烦了。此外,他有许多石膏复制品,还让人制作了一个纯金复制品。我现在可以把皮包拿走了,回去找到那辆电车,开着它去警察局,进行控告。

    就这样,我走了,还听见马策拉特先生在哈哈大笑。他仍旧躺着,当我踩着铃铛向市内驶去时,他要让黑夜来摆布他,拔草,大笑。我第二天早晨才去告发。感谢马策拉特先生的一番好意,我的控告使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报纸上。

    而我呢,奥斯卡,好心的马策拉特先生,笑着躺在格雷斯海姆附近夜间黑色的草丛中,在若干可见的、死神般严肃的星星下面笑着翻滚,把我的驼背钻进温暖的泥土王国中去,想道:睡吧,奥斯卡,在警察醒来之前再睡上一小时。你再也不会这样自由地躺在月光下面了。

    当我醒来时,在我发现天已大亮之前,我发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人在舔我的脸,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着。

    这会不会是被维特拉叫醒并带到此地来的警察正在用舌头把你舔醒呢?然而,我并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再让我被这样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上一会儿,享受着,是谁在舔我,我都无所谓。奥斯卡猜着,不是警察,便是母牛。随后,我才睁开我的蓝眼睛。

    它,黑白相间,伏在我身边,呼吸着,舔着我,直到我睁开眼睛。天亮了,多云转晴。我暗自说,奥斯卡,可别待在这头母牛身边,尽管它像天仙般地瞧着你,尽管它如此勤快地用粗糙的舌头平息和减弱你的记忆。天亮了,苍蝇嗡嗡叫,你得逃走。维特拉去告发你,接下来你必须逃走。你若不真正逃跑,那控告也不会是真的。让母牛哞哞叫去吧,你只管逃走吧!他们会在这里或那里逮捕你,但这对于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就这样,一头母牛舔了我,给我洗了脸,梳了头,我就拔腿逃跑了。刚跑几步,我就爆发出早晨清脆的笑声。母牛伏着哞哞叫,我把鼓留在它身旁,我笑着逃之夭夭。

    三十岁

    是啊,逃跑!有几句话还得讲一讲。我逃跑是为了抬高维特拉的控告的价值。逃跑总得有预定的目的地,我想。你往哪里逃,奥斯卡?我问自己。政治事件,所谓的铁幕,禁止我逃往东方。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至今鼓起在卡舒贝的土豆地上,提供保护。可我呢,却不能把它作为逃跑的目的地,虽说如果真要逃跑,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便是逃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

    附带提一笔:今天,我过我的三十岁生日。一个三十岁的人有义务像个堂堂男子汉,而不是像个学徒似的去谈论逃跑这个主题。玛丽亚,她给我带来了蛋糕和三十支蜡烛,并说:“现在你三十岁了,奥斯卡。现在,你变得理智的时间慢慢地到了!”

    克勒普,我的朋友克勒普,像以往那样送我爵士乐唱片,还带来了五根火柴,点燃了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人生始于三十!”克勒普说,他自己二十九岁。

    维特拉,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他最知我心,送我甜食,在我的床栏杆上探身过来,带着鼻音说:“耶稣年满三十时,出门上路,集合门徒于自己周围。”

    维特拉一向爱弄得我不知所措。他认为我应该离开这张床,声集合门徒,只因为我已经年满三十。接着来的是我的律师,挥舞着一张纸,大声祝贺,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的床上,向我和全体祝寿来宾宣布:“我说这是幸运的巧合。今天,我的当事人庆祝他的三十岁生日。而就在他三十岁生日的今天,我得到消息,将重新开庭审理无名指案件,发现了新的线索,贝亚特姆姆,诸位都知道的……”

    几年来我所担心的事,自从我逃跑以来我所担心的事,今天,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宣告即将来临:真正的罪犯找到了,重新开庭审理,宣判我无罪,把我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去,夺走我的甜蜜的床,把我放到冷冰冰的、暴露在各种天气之下的街道上,强迫三十岁的奥斯卡在自己和他的鼓周围集合门徒。

    她,贝亚特姆姆,据说被嫉妒迷了心窍,谋害了我的道罗泰娅姆姆。

    读者也许还记得吧。有一位韦尔纳博士,他,如同在电影里或生活中常有的那种情形,夹在两个护士之间。一段卑劣下流的故事:贝亚特爱着韦尔纳。韦尔纳却爱着道罗泰娅。道罗泰娅则谁也不爱,或者暗暗地爱着小奥斯卡。韦尔纳病倒。道罗泰娅看护他,因为他恰好在她的病区。贝亚特看不下去也不能容忍。据说,她因此哄劝道罗泰娅去散步,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黑麦田里把她杀死,更确切地说,把她除掉了。于是,贝亚特可以不受干扰地看护韦尔纳了。据说,她护理他,却不是使他恢复健康而是相反。这个痴痴地爱着他的女护士可能这样对自己说道:只要他生病,他就属于我。是她给他服用了过量的药呢,还是给他吃错了药呢?反正韦尔纳博士死了,死于服用过量药物或错服了药物。可是,贝亚特在法庭上既不承认给他错服或过量服用药物,也不承认那次黑麦田里的散步,而那次散步成了道罗泰娅姆姆的最后一次散步。奥斯卡也什么都不承认,可是他有密封大口玻璃瓶里那只可以作为罪证的手指。他们由于他去过黑麦田而对他作了判决,却又并不认真对待他,而是把我送进了疗养和护理院进行观察。在此之前,奥斯卡逃跑了,因为我要以逃跑来大大提高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的控告的价值。

    我逃跑时,是二十八岁。几小时前,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着,蜡烛油泰然地滴落。我逃跑时,是在九月。我诞生时,命星在室女官。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我在电灯泡下的诞生,而是我的逃跑。

    上面已经讲过了,逃往东方、逃往我外祖母处的道路不通。我像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那样,不得不逃向西方。由于政治原因,你去不了外祖母那里,那么,奥斯卡,你就逃到外祖父那里去吧。他住在布法罗,住在美国。逃到美国去,看看你能逃多远!

    当母牛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草地上舔我而我还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美国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可能是在清晨七点,我暗自说道:商店八点开门。我笑着跑开,把鼓留在母牛身边,心中说道:戈特弗里德大疲倦,他可能八点或八点半才去告发,我要利用这段领先的距离。我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沉睡的郊区格雷斯海姆打电话叫来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把我带到火车站。途中,我点钞票,经常点错,因为我不得不一再像早晨那样清脆地大笑。接着,我翻看我的护照,由于“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安排,上面有去法国的有效签证,有去美国的有效签证。这本来是丢施博士的宿愿,让那些国家领略一下鼓手奥斯卡的旅行音乐会。

    哦[原文是法语],我对自己说,我们逃到巴黎去吧,这很好,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可以上电影,还有那个加宾,他抽着烟斗,追捕我,心肠挺好。那么,谁来扮演我呢?卓别林?毕加索?——出租汽车司机向我要七马克时,我还在笑,被这个逃跑的念头激动着,连连拍打自己微皱的裤管。我付了钱,到车站饭馆用早餐。嫩煮鸡蛋旁边放着联邦铁路时刻表。我找到了一趟合适的车次,早餐后还有时间,便去兑换外币,买了一口细皮小箱。我不敢回于利希街去,便又买了价钱贵但不合身的衬衫,一身浅绿睡衣,牙刷,牙膏等等,全装进箱子里去。我也不必节约,便买了一张头等车票,过不多久,已安享着靠窗座位软垫的舒适惬意了。我逃跑了,但不必靠两条腿跑。软垫也帮助我考虑。火车开动,逃跑开始,奥斯卡便考虑起究竟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来了。我并非毫无道理地对我自己说:没有害怕的事就不会逃跑的!奥斯卡呀,如果警察局只能帮你发出早晨一般清脆的笑声的话,那么,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害怕并且因此而逃跑呢?——

    今天,我三十岁,逃跑和审判已属往事。可是,在逃跑的路上我力劝自己相信的那种恐惧却依然留存着。

    这是轨缝撞击声,是火车的一首小曲吗?歌词传来,单调,快到亚琛时我才注意到。这歌词,就像我陷在头等车厢软垫里似的,盘踞在我心中,过了亚琛——我们大约十点半过国境——它显然还在,越来越使人害怕。所以,当海关官员使我分心时,我很高兴,他们对我的驼背比对我的姓名和护照更感兴趣。我因此暗自说道:这个维特拉,这个贪睡鬼!现在快到十一点了,他还没有胳臂下夹着大口玻璃瓶去警察局,可我一大清早就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还劝说我自己接受一种恐惧,好使我的逃跑有一种动力。到了比利时境内,列车唱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这时,我真是害怕极了。

    今天,我三十岁,案件将重新审理,无罪获释指日可待。我又将四处奔波,在火车上,在电车上,这歌词也将回旋在我耳边: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然而,除了我害怕黑厨娘以外,那次逃跑旅行还是很美的,虽说每到一站我都提心吊胆地恭候黑厨娘露面。我独自一人坐在我的车厢里,而她或许就在隔壁。我先认识了比利时的海关官员,后来又认识了法国的海关官员,有时小睡五分钟,又惊叫一声醒来。为了不让自己不加防卫地听任黑厨娘的摆布,我翻阅《明镜》周刊,这还是我在杜塞尔多夫时让人从车厢里递给我的。我一再为记者们的广博知识感到惊奇。我甚至翻到一篇关于我的经纪人、“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丢施博士的短评,文中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丢施的经纪处只有一根台柱,鼓手奥斯卡。评论右侧是我的照片,挺不错的。就这样,直到快抵达巴黎之前,我一直想象着由于我的被捕和黑厨娘令人恐怖地露面所造成的“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破产情景。

    我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不害怕黑厨娘。只是在逃跑途中,当我需要有什么使我害怕的时候,她才爬进了我的躯壳里,留在那里,虽说多半是在那里睡觉,但毕竟一直待到今天我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并且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譬如说,她可能呈现为“歌德”这个名字,我一听到就会失声惊呼,害怕地躲进被窝里去。从少年时起,我就努力研读这位诗圣的作品,可是,他那种奥林匹斯山众神般的超然冷静,过去就一直给我以不祥之感。今天,他换了装,一身黑,扮作厨娘,不再是光明的和古典的,而是超过了拉斯普庭的阴森黑暗,站在我的栏杆床前,借我三十岁生日之机,问我道:“黑厨娘,她在吗?”此时此刻,我真是害怕得要命。

    在呀在呀!列车答道,它正载着逃跑的奥斯卡去巴黎。我本来指望能在巴黎北站——法国人叫作GareduNord——见到国际警察局的官员们。可是只有一名行李搬运工向我打招呼。他一身红葡萄酒酒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当成黑厨娘的。我信任地把我的小箱子交给他,让他运到检票处前。可是,我心里想,警官们和厨娘也许不想浪费买站台票的钱,他们会在检票处外面叫住你并逮捕你的。所以,在检票处前就把箱子拿过来自己提着,这样做是比较聪明的。就这样,我不得不一个人拖着箱子一直走到地下铁道,因为我没有遇上警官,我的箱子也没有被他们拎走。

    我不想向读者诸君叙述世界闻名的地下铁道的气味。我最近读到,这种香水可以买得到井喷洒在自己身上。引起我注意的是:首先,地铁和火车一样打听黑厨娘在不在,尽管节奏有所不同;其次,所有的乘客都同我一样知道并害怕黑厨娘,因为我周围所有的人呼出的都是害怕与恐惧。我的计划是乘地铁到意大利门,从那里乘出租汽车去奥利机场。我想象着被捕的场面,它既然没有在北站出现,那就改在著名的奥利机场好了,黑厨娘装扮作空中小姐,这场面多么富于刺激性,多么别出心裁。我必须转一次车,幸好我的小箱子很轻。我让地铁劫持我向南驶去时,我考虑着:奥斯卡,你在哪儿下车呢?——我的上帝,一天之内能够发生多少事情啊!今天清晨,在格雷斯海姆附近,一头母牛还在舔你,你快活也不害怕。现在,你已到了巴黎——你在哪儿下车呢?她会在哪儿黑黑地、叫人害怕地向你迎来呢?在意大利广场还是在意大利门呢;

    我在意大利门的前一站白屋下车,因为我心里这样琢磨着:他们自然在思考,我也在思考,他们会等在意大利门旁。但黑厨娘也知道,我想些什么,他们又想些什么。再说,我也受够了。逃跑,吃力地维持心中的恐惧,把我累坏了。奥斯卡不想去奥利机场,他认为白屋比奥利机场更地道,而且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那个地铁车站有自动楼梯。它能使我高兴一番,也能使我听到自动楼梯的格格响声: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奥斯卡反而有点进退维谷了。他的逃跑正接近尾声,他的报道也将随之结束。可是,地铁车站白屋的自动楼梯有那么高,那么陡,那么有象征性,足以格格作响地成为他这一系列记述的压卷画面吗?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我今天的三十岁生日。我愿意把我的三十岁生日作为结尾奉献给所有那些人们,他们觉得自动楼梯只是噪音太大,黑厨娘则并不引起他们的恐惧。因为,在所有其他的生日中间,三十岁生日难道不是意义最单一而明确的吗?它包含着“三”字,它让人预感到六十,又使六十成为多余。今天早晨,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时,我兴高采烈,真想痛哭一场,只因为当着玛丽亚的面,我觉得难为情:已是三十岁的人了,不该再哭啦!

    自动楼梯的第一级——如果可以照样说自动楼梯也有第一级的话——刚把我带走,我就大笑不已。尽管害怕,或者说,由于害怕,我才放声大笑。陡直地、徐缓地升向高处——他们站在上面。还有时间抽半支香烟。我上面两级,一对不受拘束的情侣在胡闹。我下面一级是个老年妇女,起先,我毫无根据地疑心她是黑厨娘。她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花饰意味着果实。我抽烟的时候,挖空心思去想同自动楼梯连带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奥斯卡先扮演成诗人但丁,他刚从地狱回来,上面,在自动楼梯的末端,恭候他的是机灵的《明镜调刊》记者。他们问道:“哈罗,但丁,下面怎么样?”——我又扮作诗圣歌德,演同样的短剧,让《明镜》记者问我,在下面,在母亲们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末了,我厌倦了诗人们,对自己说,上面既没有《明镜》记者,也没有大衣口袋里揣着金属徽章的先生们[便衣警察],站在上面的是她,厨娘,自动楼梯格格响:黑厨娘,你在吗?奥斯卡回答说:“在呀在呀!”——

    自动楼梯旁边还有一道普通楼梯。这是街上的行人下地铁车站的通道。看来外面在下雨。行人都被淋湿了。这使我不安,因为我在杜塞尔多夫抽不出时间去买一把雨伞。向上瞧了一眼,奥斯卡看到那些先生不显眼而又引人注目的面孔,他们都带着民用雨伞,然而,这并不让人怀疑黑厨娘的存在。我怎么招呼他们呢?我倒担心起来了,一边慢吞吞地抽着烟,享受着,站在自动楼梯上。它正慢慢地提高着我的兴奋的情绪,丰富着我的见识。站在自动楼梯上人会变年轻,站在自动楼梯上人会变老,越变越老。留给我的选择是:变成三岁孩子或者变成六十岁的老人,然后离开自动楼梯,迎向国际警察局的官员,对黑厨娘产生这种年龄或那种年龄的恐惧心理。

    时间肯定已经晚了。我的金属床倦容满面。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也已经两次在窥视孔里显露他的担忧的褐色眼睛了。这里,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方,放着插有三十支蜡烛的没有切开的生日蛋糕。玛丽亚现在可能已经入睡了。有人,我想是玛丽亚的姐姐古丝特,祝愿我后三十年幸福。玛丽亚睡觉真香,令人羡慕。我的儿子库尔特,文科中学学生,模范生和优秀生,他对我的生日祝愿是什么?玛丽亚睡觉时,她周围的家具也都入睡。现在我想起来了,小库尔特在我三十岁生日时祝愿我恢复健康。可是,我祝愿自己能学玛丽亚的样,睡得香甜,因为我疲倦,差不多无话可说了。克勒普的年轻妻子以我的驼背为题做了一首幼稚可笑但出于好心的生日小诗。欧根亲王也是驼背,尽管如此,他攻占了城市和要塞贝尔格莱德。玛丽亚最后会理解,驼背带来好运。欧根亲王也有两个父亲。现在我三十岁,但我的驼背比我年轻。路易十四是欧根亲王的一个假想的父亲。以前,经常有美貌妇女在大街上摸我的驼背,为了交好运。欧根亲王是驼背,因此他是自然死亡。假如耶稣也有个驼背的话,人家就很难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仅仅因为我三十岁了,所以,我现在当真必须走向世界,在我周围集合门徒吗?

    这只不过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我的前上方是一对无拘无束的情侣。我的后下方是老妇与帽子。外面在下雨,上面,楼梯尽头,站着国际警察局的先生们。自动楼梯铺有板条格垫。当你站在自动楼梯上时,你应当再次把所有的事情考虑一遍: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想干什么?各种气味扑鼻而来:少女玛丽亚的香草味。油浸沙丁鱼的油味,我可怜的妈妈把它煮热,趁热喝下去,自己却冷却了,到了泥土下面。扬-布朗斯基,他一再浪费科隆香水,然而,死神仍过早地透过他的全部钮扣眼呼吸着。蔬菜商格雷夫的地窖里散发着过冬土豆味。还有一年级学生的石板旁的干海绵味。我的罗丝维塔,她身上有肉桂和肉豆寇的香味。当法因戈德先生向发着寒热的我酒消毒剂时,我乘着石炭酸云飘游。啊,圣心教堂的天主教精神,这么多没有经过晾晒除去污浊味的衣服,冷的灰尘,我在左侧祭坛前,把鼓授予谁了?

    然而,这仅仅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今天,人家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说:你三十岁了。因此,你必须集合门徒。回想一下,人家逮捕你时,你说过的话吧。数一数你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离开你的床,集合门徒。在一个三十岁的人面前,机会可多啦。譬如说,假使人家当真把我逐出疗养院,我可以第二次向玛丽亚求婚。我今天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奥斯卡为她开设了商店,他有了名气,靠他的唱片可以继续挣不少钱。其间他也成熟了,年纪大点了。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要不然的话,我仍旧当单身汉,从我的职业里挑选一种,买下一处优质壳灰岩开采场,雇用石匠,把采下的石头直接加工成建筑材料。三十岁的人,是该创业了!如果预制房屋正面用石板的工作久而久之使我感到厌倦,我可以去看望缪斯乌拉,同她一起,在她身边,充当给人启迪的模特儿,为美的艺术服务。有可能的话,有朝一日,我甚至会跟她,跟频繁地同别人短期订婚的缪斯结为伉俪。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假如我厌倦了欧罗巴,我可以出国,去美国,到布法罗,这是我的旧梦,去找我的外祖父,百万富翁和前纵火犯乔-科尔奇克,以前叫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三十岁的人,是该定居了!再就是,我让步,让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走向世界。仅仅由于我三十岁了,他们把我看作弥赛亚,我就在他们面前扮成弥赛亚,违心所愿地让我的善于描述的鼓超出它之所能,变为象征,建立一个教派,一个党派,或者仅仅是一个分会。

    尽管我前有情侣后有戴帽老妇,这种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仍旧向我袭来。那对情侣在我上面两级而不是一级,在他们和我之间,我放着我的小箱子。这一点我讲过没有?法国的青年非常特别。当自动楼梯载着我们大家上升的时候,她解开了他的皮茄克钮扣,接着解开了他的衬衫钮扣,抚弄他的十八岁的皮肤。但她干得很麻利,她的动作完全不是性爱的而是那种生意经的,我因此起了疑心。这些年轻人有可能是拿了官方的钱,在大街上显示爱的疯狂,从而使法国的大都会不致丧失它的声誉。可是,当这对年轻人接吻时,我的疑窦也随之消失,她的舌头几乎使他窒息,咳个不停,而我已经掐灭了我的香烟,为的是以一个不吸烟者的身份迎向刑事警察。在我以及那顶帽子下面的老妇——这意思是说,她的帽子正好同我的头一般高,因为我的身高等于自动楼梯两级的高度——没有做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虽说她在嘟哝,骂骂咧咧的。不过,巴黎的许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自动楼梯的橡皮面扶手随同我们一起上升。行人可以把手放在上面,让手一起上升。如果我把手套也一起带来旅行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楼梯间的瓷砖每一块都映出一点电灯光。奶油色的管道和肥大的电缆束陪伴我们上升。自动楼梯并没有发出地狱的噪声。尽管它是一种机械,却给人以舒适感。尽管有那格格作响的有关可怕的黑厨娘的诗句,我觉得,白屋地铁车站很舒适,几乎适于居住。我感到在自动楼梯上如同在家里一样,尽管有害怕和儿童的恐惧。如果它载着跟我一起上升的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的活着和死去的朋友和亲戚的话,我本来会感到幸福:我可怜的妈妈夹在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之间,灰毛耗子特鲁钦斯基大娘同她的孩子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蔬菜商格雷夫和他的邋遢老婆莉娜,自然也有贝布拉师傅和风雅的罗丝维塔——所有这些人都围绕着我的值得怀疑的存在,也由于我的存在而遭难。可是,上面,在自动楼梯通向户外的地方,我希望取代刑事警察的是可怕的黑厨娘的对立面: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她像一座大山似的巍然屹立,在我和我的随从幸福地上升之后,把我们接纳到裙子里去,接纳到大山里去。

    可是,站在那里的两位先生,穿的不是肥大的裙子,而是美式的雨衣。在上升行将结束时,我连同鞋子里的十个脚趾头一起微笑着承认,我上面的那对无拘无束的情侣以及我下面那个戴帽老妇,都是傻头傻脑的警方密探。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在电灯泡下诞生,三岁时故意中断成长,得到鼓,唱碎玻璃,闻香草味,患百日咳,给卢齐喂食,观察蚂蚁,决定成长,埋鼓,乘车去西方,失去东方,学石匠手艺,当模特儿,重操铁皮鼓,参观水泥,挣钱,保护手指,送掉手指,笑着逃跑,上升,被捕,被判决,送进疗养院,不久将被宣告无罪开释,今天庆祝我的三十岁生日,始终害怕黑厨娘——阿门。

    我扔掉已掐灭的香烟。它在自动楼梯梯级的板条格垫间找到了它的归宿。奥斯卡在沿着四十五度角的斜边朝着天空上升较长时间之后,又垂直地上了三小步,前有无拘无束的警察情侣,后有戴帽警察奶奶,从自动楼梯的板条格垫上被移到固定的铁条格垫上。这时,刑事警察作了自我介绍,称呼他马策拉特。奥斯卡却顺着他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往下想去,脱口用德语说:“我是耶稣!”由于他看到对面站着的是国际刑事警官,便用法语重复了一遍,末了,又用英语说:“我是耶稣!”

    然而,我还是以奥斯卡-马策拉特的身份被捕了。我毫不抗拒,信赖地置身于刑事警察的雨伞的保护之下,因为外面,在意大利林阴大道上,正下着雨,但我仍旧不安地、害怕地搜寻着环顾四周,并且在林阴大道上的人群中,在挤在警察局运货棚车周围的人堆里,多次看到了黑厨娘令人恐怖的镇静的面孔——这正是她的能耐。

    现在,我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不过,我还得考虑一下,奥斯卡被他们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之后,他究竟想干什么呢?结婚?独身生活?出国?当模特儿?买个采石场?集合门徒?成立教派?

    今天,向一个三十岁的人提供的一切机会,都必须经过检验,如果不用我的鼓,那又用什么去检验呢?因此,我将在我的铁皮上敲响那首小曲。我觉得它越来越生动,也越来越令人惧怕了。我要呼唤黑厨娘,询问她。这样,明天早晨我就可以告诉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三十岁的奥斯卡处在越变越黑的儿童的恐惧的阴影之下将过什么生活,因为过去在楼梯上吓唬过我的,当我去地窖取煤时发出怪声使我不得不放声大笑的,始终是同一件东西。它用手指讲话,通过钥匙孔咳嗽,在火炉里叹气,通过门叫喊。当船只在雾中拉响汽笛时,它从烟囱里冒出来。当一只垂死的苍蝇在双层窗之间嗡嗡叫几小时的时候,当鳗鱼要夺走我的妈妈或者我可怜的妈妈要吃鳗鱼的时候,当太阳隐没在塔山背后像琥珀似的独善其身的时候,它始终在场。赫伯特扑向那个木雕时,他背后是什么?主祭台背后不也是它吗?如果没有把所有忏悔室涂黑的厨娘,天主教教义又会是怎样的呢?当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一齐跌落时,又是她投下了阴影。公寓院子里的孩子们,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苏西-卡特和小汉斯-科林,他们讲了出来,当他们煮砖头粉汤时,他们唱了出来:“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黑厨娘,你在吗……”她无处不在,甚至在香叶草汽水粉里,尽管它泛起的泡沫绿到了如此清白的地步。在我曾经蹲过的所有衣柜里,她也蹲过。她后来把三角形狐狸脸借给了卢齐-伦万德,吞食夹香肠面包,连皮吞下,把撒灰者引上跳台——唯独奥斯卡幸免。他观看蚂蚁,明白了:这也是她的阴影,再经过复制,跟随着香甜的东西,还有所有的言词:被祝福,充满痛苦,被赐予极乐,童贞女的童贞女……所有的石头:玄武岩,凝灰岩,辉绿石,壳灰岩里的矿巢,如此柔软的雪花石膏……所有唱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吹成极薄的玻璃……还有殖民地商品:一磅或半磅装蓝色口袋里的面粉和白糖。后来有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不得不重新粉刷的围墙,昂首阔步去死的波兰人,还有谁击沉了什么时的特别新闻,从天平上扑腾落地的土豆,一头小的东西,我站立过的公墓,我跪过的方砖地,我躺过的椰子纤维……请别问奥斯卡,她是谁!奥斯卡已经词穷无语。因为她从前坐在我的背后,之后又吻我的驼背,现在和今后则迎面朝我走来:

    一直在我背后的厨娘真黑。

    如今她迎面朝我走来,真黑。

    言词,大衣里子往处翻,真黑。

    用黑市通货付款,真黑。

    如果孩子们唱歌,他们不再唱:

    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社会心理学家。

    前言

    以下研究是要对各种群体的特征做一说明。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与种族特征颇为不同。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推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众说纷法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

    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发现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他乍一看难以接受的结论。例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的极端低劣之后,还是断定,尽管有这种低劣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其原因是,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

    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观点看,这些现象可能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它们只有相对价值。因此,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是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这些现象除了有理论价值外,还有实践价值,只有这后一种价值与文明的进化有关,只有它才是重要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在考虑最初逻辑迫使他接受的结论时,他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还有一个原因使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带来的后果。此外,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能够感觉到的现象可以喻为波浪,它不过是海洋深处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在精神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左右,古人称它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呢?但是,这个组织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指出支配着语言的那些规律,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敢于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然而,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提供了千百万颗沙粒,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在自然界,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的一些动作,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够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仍然有待来日。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著作用。

    如果我们打算呆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则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导言:群体的时代

    提要: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他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

    目前的时代便是这种人类思想正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之一。

    构成这一转型基础的是两个基本因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元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难下断语。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社会建立基础的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已经十分清楚的是,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

    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惟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淮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起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其相互对抗不再起作用了。

    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群众的举动,使他们的言行必须注意那声音的内容。目前,铸就各民族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群体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议员们极为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总是堕落成不过是那些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简直像是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不可,而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内容。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的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最好地反映着这些阶级较为偏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吁。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被神祗所打动,此类措施也不会对那些头脑产生同样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不大关心使这些最近的宗教皈依者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抛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从来没有陷进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非它所造成。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的一些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它不理睬我们以为它过不了多久注定停止增长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能够阻止这种结果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只有今天才能找到的迹象。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他们被不无道理地称为野蛮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缎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推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蕴含着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还未处在一个能够做出肯定回答的位置上。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势力,这是因为群体的眼光短浅,使得有可能让它守规矩的所有障碍已经被—一清除。

    对于这些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我们所知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与它们相距甚远,对它们视而不见,因此当他们后来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便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只有犯罪群体。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忘我的群体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构成,这就像不能用描述个人犯罪来了解个人一样。

    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二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_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治理的国家的群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有时他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完全缺乏了解。正是因为出于这种无知,他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陷入了使自己的力量遭受致命打击的冲突,这注定会使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归于毁灭。今天,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这正在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

    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譬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只有既不十分清楚易懂又显得负担最小的办法,才最易于被人们所容忍。因此,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从而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即一次性付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别的办法带来的负担小十分之九,仍会引起无数的抗议。

    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是,一笔数目较多、显得数量很大从而刺激了人们想像力的钱,已经被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代替了。新税看起来不重,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涉及到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群众无法做到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逃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茫然无知,因而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经验至今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不是按纯粹理性的教导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会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切的说明,而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

    我将有机会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当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在研究这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时,他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作为自己的指南,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几乎不存在道德因素。然而,构成了历史的真正主脉的,正是这些因素。因此,只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奢望。别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今天,我们不过是刚刚触及到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

    第1卷  群体心理

    1.  群体的一般特征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失,智力的下降和感情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感情,既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比它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一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人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

    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

    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易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着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人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

    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

    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着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2.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提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失,智力的下降和感情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感情,既可以比形成群体的个人的感情更好,也可以比它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一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人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做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人们在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发现的观点相反,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一种新物质一样,它所具有的特性十分不同于使它得以形成的那些物质。

    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要想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然而找出这种不同的原因却不那么容易。

    要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记住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但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

    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予说明的原因背后,毫无疑问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是在这些原因背后,还有另外许多我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神秘原因。我们的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的一些隐蔽动机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是十分相似的,使他们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的方面——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因为独特的遗传条件。人们在智力上差异最大,但他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

    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着我们的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变成了群体中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群体一般只有很普通的品质,这一事实解释了它为何不能完成需要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每个普通个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寻常品质集中在了一起,那么这只会带来明显的平庸,而不会如我们实际说过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的现象,也对群体的特点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不易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做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决定着群体特点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我这里指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记住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人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最为细致的观察似乎已经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是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或是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它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

    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

    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左右。

    大体上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他不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他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进一步说,单单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已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实施着每个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从以上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着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这就是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会导致——就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的墓地,或者像1793年那样捍卫自己的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3.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像力

    提要:(1)群体的观念。基本观念和次要观念/相互矛盾的观念为何能够并存/高深的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2)群体的理性。群体不受理性的影响/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它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3)群体的想像力。群体有着强大的想像力/群体只会形象思维,这些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神奇事物是文明的真正支柱/民众的想像力是政客的权力基础/能够以事实触发群体想像力的方式。

    (1)群体的观念我们在前一本著作研究群体观念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时已经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很少受到革新。我们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影响这一过程是多么困难,以及这些观念一旦得到落实所具有的力量。最后我们又说,历史大动荡就是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所引发的结果。

    我们已经用大量篇幅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现在不想旧话重提。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群体能够接受的观念这一问题,以及他们领会这些观念的方式。

    这些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困一时的环境影响来去匆匆的观念,譬如那些只会让个人或某种理论着迷的观念。另一类是基本观念,它们因为环境、遗传规律和公众意见而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过去的宗教观念,以及今天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观念,都属于这类观念。如今,被我们的父辈视为人生支柱的那些伟大的基本观念,正在摇摇欲坠。它们的稳定性已丧失殆尽,同时,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也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每天都在形成大量我刚才说过的那种过眼烟云一般的观念,但是看来它们很少具有生命力并很少能够发挥持久的影响。

    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就像操作者从幻灯机中取出一张又一张叠在一起的幻灯片一样。这解释了为什么能够看到最矛盾的观念在群体中同时流行。随着时机不同,群体会处在它的理解力所及的不同观念之一的影响之下,因此能够干出大相径庭的事情。群体完全缺乏批判精神,因此也察觉不到这些矛盾。

    这种现象并不是群体所特有的。许多孤立的个人,不只是野蛮人,而且还包括在智力的某个方面接近于原始人的所有人,例如宗教信仰上的狂热宗派成员,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我曾看到,在我们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并拿到了文凭的有教养的印度人,就令人费解地表现出这种现象。一部分西方观念被附着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基本的传统观念或社会观念之上。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一套或那一套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并伴之以相应的言谈举止,这会让同一个人显得极为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其说真正存在,不如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只有当一个人因为不同种族的通婚而处在不同的传统倾向中间时,他的行为才会真正不时表现得截然对立。这些现象虽然在心理学上十分重要,不过在这里纠缠它们并无益处。我的意见是,要想充分理解它们,至少要花上十年时间周游各地进行观察。

    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因此它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变得通俗易懂。当我们面对的是有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时,我们尤其会看到,为了适应群体低劣的智力水平,对它们需要进行多么深刻的改造。这些改造取决于群体或群体所属的种族的性质,不过其一般趋势都是观念的低俗化和简单化。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社会的角度看,现实中很少存在观念的等级制,也就是说,很少存在着有高下之分的观念。一种观念,不管它刚一出现时多么伟大或正确,它那些高深或伟大的成分,仅仅因为它进入了群体的智力范围并对它们产生影响,便会被剥夺殆尽。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它的固有价值并不重要,必须考虑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主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都算不上十分高明。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它们只能算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但是它们的威力却十分强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将是决定各国行动的最基本因素。

    甚至当一种观念经过了彻底的改造,使群体能够接受时,它也只有在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情感——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时才会产生影响,其中涉及到的各种过程,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切莫以为,一种观念会仅仅因为它正确,便至少能在有教养者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只要看一下最确凿的证据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立刻就可以搞清楚这个事实。十分明显的证据,也许会被有教养的人所接受,但是信徒很快就会被他的无意识的自我重新带回他原来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过不了几天他便会故态复萌,用同样的语言重新提出他过去的证明。实际上他仍处在以往观念的影响之下,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情感;只有这种观念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最隐秘的动机。群体中的情况也不会例外。

    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在20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内证不已,欧洲出现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看了也会心惊胆战的大屠杀。世界还从未见过因为一种观念的传播而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悲剧性后果。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裹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2)群体的理性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

    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因此把它们称为推理,只能算是一种比喻。就像高级的推理一样,群体低劣的推理能力也要借助于观念,不过,在群体所采用的各种观念之间,只存在着表面的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的推理方式类似于爱斯基摩人的方式,他们从经验中得知,冰这种透明物质放在嘴里可以融化,于是认为同样属于透明物质的玻璃,放在嘴里也会融化;他们又像一些野蛮人,以为吃下骁勇敌手的心脏,便得到了他的胆量;或是像一些受雇主剥削的苦力,立刻便认为天下所有雇主都在剥削他们的人。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

    它们是能够影响群体的惟一语佩色盲动系列环讲帷碑翊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于可理降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读读某些演说词,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它们对听众却有巨大的影响。人们忘记了一点,它们并不是让哲学家阅读的,而是用来说服集体的。

    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只要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没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在这方面,也有无数的个人比群体水平高明不了多少。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普遍赞同,更多地是因为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3)群体的想像力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像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他们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

    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被暂时悬置,因此他的头脑中能产生出极鲜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形象也会迅速消失。

    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它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它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会给群体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原因便在于此。实际上,分析一下一种文明就会发现,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础,正是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

    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现实的因素总是比现实的因素更重要。

    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也只能被形象所打动。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因此,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总是对群体有巨大的影响。在罗马民众的眼里,面包和宏大壮观的表演构成了幸福的理想,他们再无所求。在此后的所有时代里,这种理想很少改变。对各种群体的想像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像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这类故事我们时有所闻:大众剧场的经理仅仅因为上演了一出让人情绪低沉的戏,便不得不在扮演叛徒的演员离开剧院时为他提供保护,以免受到那些对叛徒的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尽管那罪行不过是想像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群体心理状态,尤其是对其施以影响的技巧之最显著的表现。虚幻的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几乎像现实一样大。他们有着对两者不加区分的明显倾向。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像力上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像力上狠下功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像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此外,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像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像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像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气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像力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并不是机智的说理,而是让民众意识到他的意志,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

    不管刺激群众想像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有关的事例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一种大奇迹。大罪恶或大前景。事例必须摆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面前,其来源必须秘不示人。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丝毫也不会触动群众的想像力,而一个大罪或大事件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后果造成的危害与一百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就是几年前,流行性感冒仅在巴黎一地便造成了500人的死亡,但是它对民众的想像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真实的大规模死亡没有以某个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每周发布的统计信息知道的。相反,如果一次事件造成的死亡只有500人而不是5000人,但它是在一天之内发生于公众面前,是一次极其引人瞩目的事件,譬如说是因为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就会对群众的想像力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因为得不到相关的消息,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可能已在大洋中沉没,此事对群众想像力的影响整整持续了一周。但是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就有850条船和203艘汽轮失事。以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论,一它们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严重得多,而群众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关心过这些接连不断的失事。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掌握了影响群众想像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提要:宗教感情的意义/它不取决于对某个神的崇拜/它的特点/信念的强大是因为它采取了宗教的形式/不同的例子/民众的上帝从未消失/宗教感情复活所采取的新形式/宗教形式的无神论/从历史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

    我们还证明,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我们也看到,它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这些一般性解释,已经为我们揭示了群体信念的性质。

    在对这些信念做更为细致的考察时,显然还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例如上个世纪的状况——它们总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我除了把它称为宗教感情之外,再没有更好的称呼。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像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可以看到,它还会在同等程度上表现出超自然和神秘的因素。群体下意识地把某种神秘的力量等同于一时激起他们热情的政治信条或获胜的领袖。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人。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概无例外。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高卢人的杰作中正确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它所激发出的一种虔诚的赞美之情。他正确地写道,“一种在民众中受到憎恶的统治形式,竟能维持了五个世纪之久,世界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现象……帝国的区区30个军团,如何能让一亿人俯首贴耳,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没有膜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n座城市所代表的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其祭司由统一的高卢城市选出,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是不可能的。整个民族不可能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三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些事情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

    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过去,正是以它们的名义,群众长期受着奴役。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

    近年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他的性格与他传奇般的名望不相上下,他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同阳斯安耶夫斯基这位深刻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虚无主义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快也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者身上。他在某一天受到理性之光的启发,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他吹灭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如比希纳和莫勒斯霍特(1)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然后他又虔诚地点燃了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变了,然而真能说他的宗教感情也变了吗?

    我要再说一遍,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的宗教形式,便不可能理解一些肯定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的角度,而不是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他感到惊恐,但是他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个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法庭、恐怖时期,都属于同类现象,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宗教法庭的办法,是一切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所采用的办法。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造成这种事件。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缨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们对群体心理表现得和君王们一样无知。这种命令只能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基巴托洛级惨案或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总可以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第2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1.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提要:群体信念的准备性因素。(1)种族。它的影响至关重要。(2)传统。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意义/它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建立信念,也毁灭信念/在时间的帮助下从无序走向有序。(4)政治和社会制度。错误的认识/它们的影响力甚小/各民族不能选择自己视为最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名称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7理论上不好的制度,对某些民族却是必要的。(5)教育。关于教育影响群众的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对道德的破坏作用/不同民族所提供的事例。

    在研究过群体的精神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会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虽然它们的自发性不过是一种表象。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

    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疼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

    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

    (1)种族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在前一本著作中曾对它有过充分的研究,故无须再做详细的讨论。在前一本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一个历史上的种族有什么特点,以及它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禀性,作为遗传规律的结果,它便具有了这样的力量,它的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的气质的外在表现。我们指出,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环境和各种事件代表着一时的社会暗示性因素,它们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与种族的暗示因素对立,换言之,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反,它便只能是暂时的。

    我们在本书下面的一些章节里,还会不时触及种族的影响,我们会说明,这种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2)传统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并且对我们发挥着巨大影响。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如果这种理论更加广为人知,历史科学想必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然而目前它尚未得到足够广泛的普及,许多政客同上个世纪的学究们相比,仍然高明不了多少,他们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所指引的惟一道路前进。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此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

    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有地产的群体更是如此。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反映传统对群体心态的威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3)时间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惟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惟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蚂蚁有充足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

    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不过,这里我们只来讨论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有着巨大的作用。一些重大的要素,譬如种族,也取决于它,没有它便无法形成。

    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今天,面对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4)政治和社会制度制度能够改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与统治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我认为这些想法仍然受到普遍的赞同。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而且目前的各种社会学说也仍然以它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一直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枉费心机地想证明它的荒谬,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毫无疑问,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它们。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①仍然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下,而经常表现得十分嚣张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主义,却是存在于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有共和制的宪法。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我曾在前一本书中,通过提出典型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一萨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像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们,应当由衷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一切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表现出一片荒谬与矛盾,他然后又对拉丁民族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滴慢慢地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民用了一千年时间来维护这种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侈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对他们可怜的智力水平报以怜悯。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他们的成功立刻会预示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又会立刻带来一种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譬如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这种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毫无疑问,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人们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这些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制度反作用于群体的头脑,它们才引发了这些大动荡。然而其实并不是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和词语,尤其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诞,下面我就简单地揭示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

    (5)教育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们告诉我们,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30:100,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长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得尤其多,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不能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谁也没有坚持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它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的主要危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把一种语法或一篇纲要牢记在心,重复得好,模仿也出色——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毕竟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

    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200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它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一切受教育的人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就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依然强盛。泰纳先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下面我还会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中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相似。他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不同寻常的比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认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尽管它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这种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如何能让专业教育提高智力,使它达到大大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钢先生做过出色的说明。他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法国年轻人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十人之中,至少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被淘汰者。还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我指的是那些超负荷工作的人。

    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却是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此后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又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制度与盎格鲁一萨克逊人的差别。后者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或对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也更有利。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非常类似于办公室里的律师秘书或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也有机会接受一些—般性’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由此逐渐同他所获得的日常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

    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是个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关于我们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仅从这个角度看,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项,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我们的学校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功课过重,不考虑以后的时代,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人们的职业,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我们活动于其中、他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考虑为了站住脚跟他得提前得到装备、武器和训练并且意志坚强。这种不可缺少的装备,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它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应付明确生存状态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这种素质。因此从他走进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经常只会遇到一系列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试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程对精神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之虞。十分突然而彻底的幻灭已经发生了。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失望太强烈了。以上所言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相信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天正在群众中酝酿、明天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就必须对为其提供土壤的因素有所了解。教育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了解到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为当前这一代人提供的教育,有理由让人灰心丧气。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今天,能够找到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正是教室,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也是教室。

    2.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提要:(1)形象、词语和套话。词语和套话的神奇力量/词语的力量与它所唤起的形象有关,但独立于它的真正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和种族而各有不同/常用词语含义多变的实例/给旧事物更换名称的政治效用/种族差别造成的词义变化/“民主”一词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含义。(2)幻觉。它的重要性/在所有文明的起源中都能发现幻觉/群体更喜欢幻觉而不是真理。(3)经验。只有经验能够使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中生根/经验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生效劝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的经验代价。(4)理性。它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群体只受无意识感情的影响/逻辑在历史中的作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秘密。

    我们刚才讨论了赋予群体心理以特定属性,使某些感情和观念得以发展的间接性准备因素。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下面这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要想让这些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应当如何运用它们。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过集体的感情、观念和推理方式,根据这些知识,显然可以从影响他们心理的方法中,归纳出一些一般性原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刺激群体的想像力,也了解了暗示,特别是那些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暗示的力量和传染过程。然而,正像暗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来源一样,能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也相当不同,因此必须对它们分别给予研究。这种研究是有益的。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1)形象、词语和套话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像力时已经看到,它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所左右。这些形象不一定随时都有,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或套话,巧妙地把它们激活。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它们毫无疑问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最可怕的风暴,反过来说,它们也能平息风暴。因为各种词语和套话的力量而死去的人,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比古老的齐奥普斯②更高的金字塔。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词语唤起的形象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

    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

    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希腊人的制度与今天用同样的词语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何相似之处?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自由”这个词也是如此。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像“祖国”这样的词,对于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除了指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之外,还能有别的含义吗?它当然不可能指由彼此征伐不断的敌对城邦组成的全希腊。在古代高卢,“祖国”这个词又能有什么含义?它是由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不必扯这么远,就拿二百年前的事来说吧,能够认为今天法国各省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伟大的孔代(──一他和外国人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是一样的吗?然而词还是那个词。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烙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是把诸侯同主子而不是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只能达到过去经过了漫长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人曾十分正确地说,即使想正确理解“国王”和“王室”这种称呼对我们曾祖父一辈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久以前就说过,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这就是说,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摇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似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杀这种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词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以上事例中,时间是促成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与极不相同的观念相对应。不是见多识广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差别,因此我不会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想指出,正是群众使用最多的那些词,在不同的民族中有着最不相同的含义。例如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

    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一萨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2)幻觉自从出现文明以来,群体便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制造幻觉的人建庙塑像,设立祭坛,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牢不可破至高无上的力量,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为它们而建;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一场大动荡,是为它们而发动;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有时,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能够消除这些幻觉,然而他似乎注定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没有它们,他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他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如果有人毁掉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伪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哲学不管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如今社会主义为何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存在着一切科学证据,它依然继续发展。它的主要力量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经验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出现。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惟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牢固地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19世纪以及再早一些的年代当做一个充斥着奇异经验的时代,任何时代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现一个社会有待于遵照纯粹理性的指导,从上到下翻新一遍,这必然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让欧洲在20年里陷入深刻的动荡。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需要在50年里来上两次破坏性试验。但是,虽然试验结果明确无误,好像仍然不那么令人信服。第一次试验的代价是三百万人的性命和一次入侵,第二次试验导致割让领土并在事后表明了常备军的必要性。此后几乎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不定哪天它肯定会发生。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让人认识到贸易保护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至少需要20年的灾难性试验。这种例子显然不胜枚举。

    (4)理性在列举能够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时,根本就没有必要提到理性,除非是为了指出它的影响的消极价值。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是不受推理影响的,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这种根据讲话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在这种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众的思路,仅这一个事实就会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此在向群众讲话时,难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不起作用,总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位逻辑学家写道:“通常,建立在三段论上——即建立在一组公式上——的数学结论是不可更改的……由于这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即使是无机物,如果它能够演算这一组公式的话,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这话说得当然不错,然而群体并不比无机物更能遵守这种组合,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只要尝试一下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例如野蛮人或儿童的头脑——即可知道这种论说方式是多么不值钱。

    如想看清楚同感情对抗的理性是多么苍白无力,甚至不必降低到这么原始的水平。我们只要想一下,就在几百年前,与最简单的逻辑也不相符的宗教迷信是多么顽强!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它们的规矩面前俯首称臣。只是到了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是否该对此表示遗憾?我们不必贸然称是。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用处。作为支配着我们的无意识的力量的产物,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每个种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并且也许它由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只能服从这些定律,即使这种冲动显然极不合理。有时,各民族好像被一些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它们类似于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香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

    我们若想对这些力量有一点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似乎不可能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似乎不太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并建立起比亚历山大的领土更大的帝国;在欧洲已经十分发达、各地政权都已有了等级森严的制度的时代,区区一个炮兵中尉似乎也不太可能征服众多民族及其国王。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3.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提要:(1)群体的领袖。一切群体动物有着服从头领的本能需要/群体领袖的心理/只有他们能够使群众有所信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领袖的专制/领袖的分类/意志的作用。(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些手段的不同作用/相互传染从社会下层向上层蔓延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不久就会成为普遍意见。(3)名望。名望的定义和分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不同的实例/名望受到破坏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群体的精神构成,我们也明白了能够对他们的头脑产生影响的力量。仍然有待研究的是,这些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是什么人把它们有效地转变成了实践的力量。

    (1)群体的领袖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

    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个小头目或偏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

    领袖最初往往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它的使徒。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罗伯斯庇尔,他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在传播它们时竟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各民族从来就不缺领袖,然而,他们并非全都受着那种适合于使徒的强烈信念的激励。这些领袖往往熟请巧言令色之道,一味追求私利,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这只能奏效于一时。

    有着狂热的信仰,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即隐士彼得、路德、萨伏那罗拉之流①,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他们是在自己先被7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入非非。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一个人或一种观念,信仰的建立永远取决于人群中伟大领袖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籍籍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或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得以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不过,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为数甚少,史学家很容易把他们—一清点出来。他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顶峰,其上是些权势显赫的主子,下面则是一些出力的人,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他们不停地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着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入迷。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不过,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取代,虽然往往效果不佳,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

    群众领袖握有非常专制的权威,这种专制性当然是他们得到服从的条件。人们经常注意到,他们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他们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他们发出罢工命令,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凭他们一声令下。

    如今,由于政府甘心受人怀疑,使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港取政府的位置。这些新主子的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元首不堪一击的状态。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两个指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罢工便立刻结束。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但只一时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和他们相比,另一类人更为罕见,他们的意志力更持久。

    前一种人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第一帝国时代的内伊和缀拉就属于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种人物,他虽一无所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只带领一小撮人,就能够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它受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保护。

    不过,这类领袖的活力虽是一种应予考虑的力量,它却不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它发挥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当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往往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是这样一些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人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而另一类领袖,即那些能够持续保持意志力的人,尽管不那么光彩夺目,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这类人中,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例如圣保罗、哥伦布和德·雷赛市①皆是。他们或是聪明,或是心胸狭隘,这都无关紧要——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育首。

    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什么结果,德·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例子。他是一个把世界分成东西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过去三千年里曾有最伟大的统治者徒劳地做过尝试。他后来败在一项类似的事业上,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的缘故,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如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须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即可。一位见证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日复一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讲着那个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述他所战胜的一切、他如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对意见、与他作对的所有联盟,他经历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败,都没能让他灰。心丧气。他追忆英国如何打击他、法国和埃及如何迟疑不决、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试图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还谈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全都站在科学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蚀一样。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却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做深入研究的品质,我称之为名望。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广告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土,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踢它的饲养员,另一匹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怖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

    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特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相距遥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摇摇欲坠。

    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已经做过说明,因此这里我只想按一段15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下面引述的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多多,他们对东方民族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入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_,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是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可以拿《唐豪塞评为例——的原因,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当然,每个时代创立的群众信仰的方式,也大都如出一辙。勒南就曾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一些最恶劣的败类”。

    应当指出,与我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

    (3)名望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即所谓的名望。

    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统治力量,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每个人都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其用法却十分不同,因此不易做出定义。名望所涉及到的感情,既可以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有时这些感情是它的基础,但是没有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例如亚历山大、凯撒、穆罕默德和佛祖。此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赞赏的虚构的存在——印度地下神庙中那些可怕的神灵,但是它们因为具有名望而让我们害怕。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

    形形色色的名望总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它可以独立于个人的名望。相反,个人名望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共存,或由此得到加强,不过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先天的或人为的名望更为常见。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着法袍的法官,总会令人肃然起敬。帕斯卡尔则分正确地指出,法施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即使是最狂放不羁的社会主义者,王公爵爷的形象对他也多少总会有所触动。拥有这种头衔会使剥夺生意人变得轻而易举。

    以上所说的这种名望,是由人来体现的,在这些名望之外,还有一些名望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中。后者的名望往往只是长年累月重复的结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不过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判断。谁也不想证实这些判断,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一些再没人敢于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研读荷马肯定是极令人生厌的事,然而谁敢这么说?巴台农神庙按其现存的状态,不过是一堆非常没有意思的破败废墟,但是它的巨大名望却使它看起来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所有的历史记忆“如果他的财产能够使他保持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断定他们会爱戴他;只要能与他交往,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他手里。看得出来,当他露面时,他们高兴得脸上泛红;如果他向他们说话,抑制不住的愉快会让他们面红耳赤,眼睛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这么说吧,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崇敬,正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

    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不十分强烈,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满足和骄傲也算不上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述贵族的书销路相当不错,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就像人手一册的〈圣经》。

    ”联系在一起。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是需要对一切事简谢明湖意见。一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居工,它们只受制于名望已现在我来谈谈个人的名望。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人为的或先天的名望。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伟大的群众领袖,如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享有这种极高的名望,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也同这种名望特别有关。各路神仙、英雄豪杰和各种教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都是因为各有其深入人心的力量。当然,对他(它)们是不能探讨的,只要一探讨,他(它)们便烟消云散。

    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成名之前,早就具备一种神奇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们也不可能成名。譬如说,达到荣耀顶峰时的拿破仑,仅仅因为他的权力这一事实,就享有巨大的名望,但是在他没有这种权力,仍然籍籍无名时,他就已经部分地具备了这种名望。当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时,多亏了那些有权势者要保护自己,他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愤怒的将军中间,他们一心要给这个总督派来的年轻外来户一点颜色瞧瞧。从一开始,从第一次会面时起,他没有借助于任何语言。姿态或威胁,他们一看到这个就要变成大人物的人,就被他征服了。泰纳利用当时的回忆录,对这次会面做了引人入胜的说明:

    师部的将军中间包括奥热罗,一个一身蛮勇的赳赳武夫,他为自己的高大身材和源悍而扬扬自得。他来到军营,对巴黎派给他们的那个暴发户一肚子怒气。

    对于他们得到的有关此人如何强大的描述,奥热罗打算粗暴地不予理睬:一个巴拉斯的宠儿,一个因旺代事件而得到将军头衔的入,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是街头斗殴,相貌不佳,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美名。他们被带来了,波拿巴让他们等在外边。他终于佩带着自己的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带上帽子,说明了他所采取的措施,下达命令,然后让他们离开。奥热罗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出门后他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让自己能够像通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他同意马塞纳的看法,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感到敬畏,他无法理解那种一下子就把他压倒的气势。

    变成大人物后,拿破仑的名望与他的荣耀同步增长,至少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和神灵的名望已不相上下。旺达姆将军,一个粗汉、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更粗野,1815年,在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利宫的楼梯时,他对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用的幻术,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何如此厉害,一看到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禁不住打颤。他简直能够让我钻进针眼,投身火海。”

    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达武在谈到马雷和他本人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保密的,不过他还不至于顽固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必须记住这种命令让人神魂颠倒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他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还不如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上一层楼。这些人中包括国民议会里的一些令欧洲人心惊胆战的显赫人物。

    当时的许多闲谈都可说明这一事实。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就曾粗暴地羞辱过伯格诺,其无礼就像对待一个男仆。发生效果后,他走到这人面前说:“喂,笨蛋,你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如鼓手长一般高大的人,深深地躬着腰。

    那个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这是令人心醉的宠信的表示”,伯格诺写道,“这是主人发怒时常见的亲见举动”。这些事例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名望能够产生多么无耻的陈词滥调。它也能够使我们看到大暴君对其噗罗们极为轻蔑的态度——他只把他们看作“他灰”。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壮举——他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对他的暴政想必已感到厌倦的大国,却能闪电般地征服整个法国。他只须看一眼那些派来阻挡他、曾发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将军们,他们没做任何商量便屈服了。

    英国将军吴士礼写道:“拿破仑,一个来自他的王国厄尔巴岛的逃犯,几乎是孤身一人在法国登陆,几周之内便把合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权力组织统统推翻。

    想证明一个人的权势,还有比这更惊人的方式吗?在他的这场最后战役中,从头至尾,他对同盟国又施加了多么惊人的权势!他们让他牵着鼻子走,他差一点就打败他们!”

    他的名望长于他的寿命,而且有增无减。他的名望让他的一个籍籍无名的侄子变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不绝于耳,足见对他的怀念是多么强烈。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你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

    不错,我所谈的都是名望的一些极不寻常的例子。但是为了了解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的起源,提提这些事例是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名望对群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名望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权势、军事业绩或宗教敬畏为基础。它可以有较为平庸的来源,其力量也相当可观。我们这个世纪便提供了若干实例。能够让后人世代不忘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那个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面貌和通商关系的著名人物的故事。他完成了自己的壮举,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能让自己周围的人着迷。为了克服他遇到的无数反对,他只让自己的表现说话。他言语简洁,他的魅力可以化敌为友。英国人反对他的计划尤其卖力,但是他一出现在英国,就把所有选票都争取到了自己一边;晚年他路过南安普顿时,一路上教堂钟声不断;如今又有一场运动在英国展开,要为他树立一座塑像。

    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泽、岩石、沙地——之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什么事情能挡住他,他想在巴拿马再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按老办法着手这项工程,但是他已上了年纪。此外,虽有移山填海的信念,如果那山过于高大,也是没办法移动的。山会进行抵抗,后来发生的灾难,也抹去了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环。他的一生说明了名望如何出现,也说明了它如何消失。在成就了足以同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媲美的业绩之后,他却被自己家乡的官僚打入最下贱的罪犯之流。他去世时没人留意,灵柩经过处,是一群无动于衷的民众。只有外国政府像对待历史上每个最伟大的人一样,怀着敬意对他表示纪念。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仍然属于极端的例子。要想对名望的心理学有细致的认识,把它们置于一系列事例中的极端是必要的。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国的创立者,另一端则是用一项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饰向邻居炫耀的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极之间,文明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等——所导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名望,都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看到,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费迪南·德·雷赛布受到指控后,人们无权再对哥伦布的可悲下场表示惊讶。如果雷赛布是个骗子,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便都成了犯罪。古人会用荣耀的光环来纪念他,会让他饮下奥林匹克的甘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任务。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因为指控费迪南·德·雷赛市而成了不朽的人物,因为各民族总是需要一些人,他们不害怕把信徒的帽子扔向一位老人——他的一生为当代人增光——以此贬低自己的时代。”

    “在资产阶级憎恨大胆创举的地方,再也不要谈论什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民族需要勇士,他们充满自信,克服了所有的障碍,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一味谨小慎微,是绝对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的。”

    “……费迪南·德·雷赛布知道凯旋的狂喜与挫折的创痛——苏伊士和巴拿马。在这一点上,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进行了反叛。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向他致敬;如今,当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时,他不过是个毫无教养的骗子。……从这种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战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和雇主们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对那些在其同胞中出类拔萃的人施以报复,在面对人类天才高远的理想时,现代立法者心里充满窘迫,而公众对这些理想也不甚理解。一个大律师不难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是个疯子,德·雷赛布也是个骗子。”

    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进一步说,这种模仿通常是不自觉的,这解释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临摹某些原始人的单调色彩和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能够比他们灵感的来源更有生命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若是没有哪个杰出的大师复活了这种艺术形式,人们便会一直只看到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色的暗影,但是他们在自然界并没有看到比50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是受了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这位画家尽管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都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老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陌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当年罗伯斯庇尔把自己的同伙和大量的人处死时,他享有巨大的名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便立刻失去了名望,群众齐声咒骂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正像不久前对待他的牺牲品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缺少成功的名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4.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提要:(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变/它们是文明的主流/根除它们十分困难/信念在哲学上的荒谬性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念的意见极为易变/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真正界限/受到多样化影响的事物/混乱的报业造成了意见的多变。

    (1)牢固的信念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在这些解剖学特征中,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

    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很容易就能加以改变的特征,有时它们甚至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多变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其次是一些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生生灭灭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类似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置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也注定衰亡。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人最清醒的头脑。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不容争辩的吗?有个上帝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有过人天赋者,如枷利略、如牛顿、如莱布尼茨,一刻也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

    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检桔。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提比略今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惟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普遍的信念从哲学上说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

    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推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多变以上我们阐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过在这个基础的表面,还会生长出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莫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施,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如果不做这种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群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革命,然后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中,而且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刀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轮番登场,生生灭灭。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修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

    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目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最近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过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

    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偏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的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对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像社会主义这种信条的问题,只在很没有文化的阶层,如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中间,能够得势,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即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万万木可在提到时不予以猛烈的痛斥。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

    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第3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1.  群体的分类

    提要:群体的一般分类/(1)异质性群体。它们的不同类型/种族的影响/群体精神敌不过种族精神/种族精神代表文明状态,群体精神代表野蛮状态。(2)同质性群体。它们的不同类型/宗派、身份团体和阶级。

    我们已在本书中论述了群体动理的一般特点。仍然有待说明的是,不同类型的集体在一定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变成群体时各自具有的特点。我们先用几句话来谈谈群体的分类。

    我们的起点是简单的人群。当许多人组成的人群是属于不同种族时,我们便看到了它最初级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够形成团结的共同纽带,是头领或多或少受到尊敬的意志。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进犯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来源十分复杂,因此可以把他们作为这种人群的典型。

    比不同种族的个人组成的人群更高的层面,是那些在某些影响下获得了共同特征,因而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人群。它们有时表现出某些群体的特征,不过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敌不过种族的因素。

    在本书阐述过的某些影响的作用下,这两种人群可以转变成有机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把这些有机的群体分为以下两类:

    (1)异质性群体:a.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b.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2)同质性群体:a.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b.身份团体(军人、僧侣、劳工等)c.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我们将简单地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群体的特征。

    (1)异质性群体本书前面研究的一直就是这种群体的特点。它们是由有着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的个人组成的。

    我们只根据事实便已知道,人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集体心理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他们的智力也会受到这种差别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智力在集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之下。

    一个基本因素,即种族的因素,使不同的异质性群体几乎完全不同。

    我们经常谈到种族的作用,指出它是人们行动最强大的决定因素。它的作用在群体的性格中也有迹可寻。由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如果他们全是英国人或中国人,同有着任何不同特征但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个人——如俄国人、法国人或西班牙人——组成的群体,会有很大的差别。

    当环境形成了一个群体,并且——虽然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其中有着不同民族但比例大体相同的个人时,他们所继承的心理成分给人的感情和思想方式造成的巨大差异,立刻就会变得十分突出,不管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多么一致的利益,都会发生这种情况。社会主义者试图在大型集会中把不同国家的工人代表集合在一起的努力,最后总是以公开的分歧收场。拉丁民族的群体,不管它多么革命或多么保守,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无一例外地求助于国家的干预。它总是倾向于集权,总是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赞成独裁。相反,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群体就不拿国家当回事,他们只求助于个人的主动精神。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这些差异解释了为何几乎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由此可见,种族的气质对群体性格有着重大影响。它是一种决定性力量,限制着群体性格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一条基本定律就是,由于种族精神的强大,群体的次要性格相比之下并不十分重要。群体状态或支配群体的力量类似于野蛮状态,或者说是向这种状态的回归。种族正是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对异质性群体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把它们分为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如精心组织起来的议会和陪审团。前一种群体缺乏责任感,而后一种群体则发挥了这种责任感,这往往使它们的行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2)同质性群体同质性群体包括:(1)派别;(2)身份团体;(3)阶级。

    派别是同质性群体组织过程的第一步。一个派别包括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的归属方面大不相同的个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这方面的例子是宗教和政治派别。身份团体是最易于组织起群体的一个因素。派别中包含着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大不相同的个人,他们仅仅是被共同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而身份团体则由职业相同的个人组成,因此他们也有相似的教养和相当一致的社会地位。这方面的例子如军人和僧侣团体。

    阶级是由来源不同的个人组成的,和派别有所不同,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也不像身份团体那样,是因为相同的职业,而是某种利益、生活习惯以及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方面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本书只讨论异质性群体,把同质性群体(派别、身份团体和阶级)放在另一书本里研究,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后一种群体的特点。在结束对异质性群体的研究时,我会考察一下几种典型的特殊群体。

    2.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提要: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群体犯法时在心理上也许不能称之为犯罪/群体行为绝对是无意识的/“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残忍和道德观念。

    在兴奋期过后,群体就会进入一种纯粹自动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受着各种暗示的支配,因此似乎很难把它说成是一个犯罪群体。我保留这一错误的定性,是因为最近一些心理学研究使它变得十分流行。不错,群体的一些行为,如果仅就其本身而论,的确是犯罪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同一只老虎为了消退而让其幼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血肉模糊,然后再把它吃掉的行为是一样的。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群体犯罪的历史说明了实情。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他挂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他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建议立刻博得了群众的赞同。

    “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

    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放勋章。他用一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

    以上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清楚地反映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服从别人的怂恿,它会因为来自集体而更为强大,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同,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视为犯罪,从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并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良好或恶劣的感情加以夸大、表现出某种道德,等等。

    我们会发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中间,这些特征一应俱全。事实上,它与制造圣巴托罗缀惨案的群体十分相似。这里我引用了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所做的详细描述。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谁下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也许是丹东或别的什么人,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参与屠杀的群体受到了强烈的怂恿。

    这个杀人群体杀了大约3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主要是一些小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等。在别人的怂恿下,他们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双开门的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一进行审判——这就是说,在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对于所有的个人.只凭职业就可证明他是罪犯。其他人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我在别处讨论过这种本能的来源,集体总是会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正像群体通常的表现那样,这种本能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有着极大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在阿巴耶,那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24小时没喝上水后,简直想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们为其求情,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一名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后,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高兴地与他拥抱,疯狂地鼓掌。”然后开始了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未间断。他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为女士”安排了长凳,以享观看处死贵族之乐。而且这种表演一直充满着特殊的正义气氛。

    阿巴耶的一名刽子手当时抱怨说,为了让女士们看得真切,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让他们用刀背砍他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小时里施以“凌迟”,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以后,再来上一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刽子手并非全无顾忌,我们指出过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也表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会议桌上。

    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那种幼稚的推理方式。因此,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因此不如把他们全都杀掉,他的建议立刻就被采纳。他们中间当然也有人民的敌人,一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肯定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除掉她算了。”这种说法好像很令人信服,囚犯被无一例外地处死了,其中包括50名12岁到17岁的儿童,他们当然也变成了人民公敌,于是全都被解决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处决也终于停止,刽子手们想来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了大功,于是前往政府请赏。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被授予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事实。既然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政府的权力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因此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3.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提要:陪审团的一般特点/统计数据显示,它们的判决独立于它们的人员成分/影响陪审团的方法/辩护的形式与作用/说服关键人物的技巧/令陪审团迟疑或严厉的不同罪行/陪审团制度的好处。

    由于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类型的陪审团—一进行研究,因此我只想评价一下最重要的,即法国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会看到,它也表现出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的特点。当它处在群众领袖的影响之下时,也主要受无意识情绪的支配。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时还会看到一些不懂群众心理的人犯下错误的有趣事例。

    首先,组成群体的不同成员在做出判决时,其智力水平无关紧要,陪审团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当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要求就某个并非完全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起不了多少作用。例如,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仅仅因为他们组成一个团体这个事实,并不能就一般性问题做出与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十分不同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在1848年以前,法国政府规定对召集起来组成陪审团的人要慎加选择,要从有教养的阶层选出陪审员,即选择教授、官员、文人等等。如今,大多数陪审员来自小商人、小资本家或雇员。

    然而令专家大惑不解的是,无论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判决总是一样。

    甚至那些敌视陪审制度的地方长官,也不得不承认判决的准确性。贝拉·德·格拉热先生是刑事法庭的前庭长,他在自己的〈帼忆录》中用下面一席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选择陪审员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市议员手里。他们根据自己环境中的政治和选举要求,把人们列入名单或从名单上划掉。……大多数选人陪审团的人都是生意人(但并不是像过去那样重要的人)和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雇员。……只要法官的开庭时间表一定,他们的意见和专长便不再有多少作用。许多陪审员有着新手的热情,有着最良好的意图的人,被同时放在了恭顺的处境下,陪审团的精神并未改变:它的判决依然如故。

    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它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对这样的解释我们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法官通常和地方长官一样,对群体心理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也不了解陪审团。我从一个与刚才提到的这位作者有关的事实中,还发现了一个证据。他认为,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之一拉肖先生,处心积虑地利用自己的权利,在所有案件中反对让聪明人出现在名单上。但是经验终究会告诉我们,这种反对是毫无用处的,这可由一个事实来证明,即今天的公诉人和出庭律师,以及所有那些关在巴黎监狱里的人,都已完全放弃了他们反对陪审员的权利,因为正如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并无变化,“它们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就像群体一样,陪审团也受着感情因素极强烈的影响,很少被证据所打动。

    一位出庭律师说,“他们见不得有位母亲用乳房喂孩子或者一个孤儿”;德·格拉热则说,“一个妇女只要装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就足以赢得陪审团的慈悲心肠。”

    陪审团对自己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毫不留情,当然,这些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对于一些因为感情原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十分优柔寡断。对未婚母亲的杀婴罪,或者用泼硫酸来对付诱好或抛弃自己的男人的妇女,他们很少表现得十分严厉,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社会在照常运转,这种犯罪对它没有多大威胁,而且在一个被抛弃的姑娘不受法律保护的国家里,她为自己复仇,非但无害反而有益,因为这可以事先吓阻那些未来的诱奸者。

    陪审团就像任何群体一样,也深受名望的影响。德·格拉热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陪审团的构成虽然十分民主,他们在好恶态度上却很贵族化:“头衔、出身、家财万贯、名望或一位著名律师的帮助,总之,一切不同寻常或能给被告增光的事情,都会使他的处境变得极为有利。”

    杰出律师的主要用心所在,就是打动陪审团的感情,而且正如对付一切群体一样,不要做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一位因为在刑庭上赢了官司而赫赫有名的英国大律师,总结出以下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进行辩护时,他要留心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一直就有。律师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从陪审员的面容上领会每句话的效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步是要确认,哪些陪审员已经赞同他的理由。确定他们的赞同不必费很多功夫,然后他应把注意力转向那些看来还没有拿定主意的人,努力搞清楚他们为何敌视被告。这是他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因为指控一个人除了正义感之外,还可以有无限多的理由。这几句话道出了辩护术的全部奥妙。我们可以理解,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为何效果甚微,这是因为必须随时根据印象改变措辞。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左右着普遍观点的灵魂人物即可。就像一切群体一样,在陪审团里也存在着少数对别人有支配作用的人。“我通过经验发现”,前面提到的那位律师说,“一两个有势力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的人跟着他们走”。需要用巧妙的暗示取得信任的就是那两三个人。

    首先,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取悦于他们。群体中已成功博得其欢心的那个人,是处在一个就要被说服的时刻,这时无论向他提出什么证据,他很可能都会认为十分令人信服。我从有关拉肖的报道中摘录一段反映上述观点的趣闻轶事:

    大家都知道,拉肖在刑庭审判过程的一切演说中,绝对不会让自己眼睛离开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到既有影响又很固执的陪审员。通常他会把这些不易驯服的陪审员争取过来。不过有一次在外省,他不得不对付一个陪审员,他花了大半个小时,采用最狡猾的论辩,此人依然不为所动。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人。局面令人沮丧。突然,在激昂的辩论过程中,拉肖停顿了片刻,向法官说:“阁下是否可以命令把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阳光晒晕了。”那个陪审员脸红起来,他微笑着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被争取到辩方一边来了。

    许多作家,包括一些最出众的作家,最近开展了一场反对陪审制度的强大运动,而面对一个不受控制的团体犯下的错误,这种制度是保护我们免受其害的惟一办法。有些作者主张只从受过教育的阶层召募陪审员,然而我们已经证明,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也同回到目前的制度没什么两样。还有些作者以陪审团犯下的错误为根据,希望废除陪审团用法官取而代之。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一厢情愿的改革家怎么会忘了,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下的错误,首先是由法官犯下的错误,而且当被告被带到陪审团面前时,一些地方官员、督察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已经认定他有罪了。由此可见,如果对被告做出判决的是地方官而不是陪审团,他将失去找回清白的推一机会。陪审团的错误历来首先是地方官的错误。因此,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时,首先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地方官,譬如最近对/医生的指控就是如此。有个愚蠢透顶的督察官根据一位半痴呆的女孩的揭发,对他提出起诉。那个女孩指控医生为了30个法郎,非法地为她做手术。

    若不是因为惹恼了公众,使最高法院院长立刻给了他自由,他是一定会身陷囹圄的。这个被指控的人得到了自己同胞的赞誉,这一错案的野蛮性由此昭然若揭。

    那些地方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他们极力阻挠签署赦免令。

    在所有类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自然会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搞清楚最复杂的事态上训练有素的官员,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那么,谁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审团还是地方官?我们应当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惟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法官是冷漠无情的,他除了法律条文不理会任何事情,出于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他对黑夜中的杀人越货者和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好者的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施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开法网的诱好者相比,被诱好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对她应当宽大为怀。

    在了解了身份团体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体的心理之后,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案件,我不可能仍然认为,我不应当去和陪审团打交道,而应当去找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还有些找回清白的机会,让后者认错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

    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害怕。

    4. 选民群体

    提要:选民群体的一般特点/说服他们的办法/候选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名望的必要性/工人农民为何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词语和套语对选民的影响/竞选演说的一般特点/选民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可怕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权虽有缺陷,但不能废除劫何即使限制选举权也不会改变选举结果。

    选民群体,也就是说,有权选出某人担任直职的集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规定十分明确的事情,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他们只具有前面讲到过的少数特征。在群体特有的特征中,他们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此外,从他们的决定中也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和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办法。从最成功的办法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们的动理。

    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候选人应当享有名望。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只有财富。

    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

    极为重要的另一点是,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讨论就接受自己。选民中的多数都是工人或农民,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原因就在于这种人在他们中间没有名望。当他们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也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例如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选民平常要依靠他——泄愤,或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一时产生成为其主人的幻觉。

    候选人若想保证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表现出贪婪和虚荣。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但是在口头纲领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做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而选民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行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虽然他以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在以上这种事情中,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我们在各种口号和套话——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所发挥的作用中还会看到它们。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他能够用刀剑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办到。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

    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西班牙1873年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当时的一位作者描述了这种说法的出现,值得引用于此:

    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以这样的话互致问候:

    “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对军队没有纪律这种奇怪的美德以及士兵自治大唱赞歌。人们对“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和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还有些人则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一切权力,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在南部各省,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

    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

    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女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的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想对这个问题不生任何疑心,千万别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在这种集会上,言之凿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此起彼伏,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从报纸的上千个类似事例中选出来的关于公众集会的以下报道,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会议的组织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等等……一个眼睛被打青了的公民离开了会场。

    在一片喧闹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x同志。

    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社会主义者,他们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提出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是“白痴”或“可笑之人”。

    昨晚,为五一节工人庆祝会的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会议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都会引起相互攻计,演讲者和听众甚至会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等等,不一而足。

    千万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并且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例如,下面是我从1895年2月13日的《材报》上摘录的有关一次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我不相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从这里或那里大声叫喊,或者是喊声四起。掌声中加杂着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相互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打断演说的人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让他说!”

    c先生满嘴都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惟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等等,等等。

    人们也许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是在集体享有自由的程度这件事上掩盖一个奇怪的谬见。群体持有别人赋予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绝不能夸口自己持有合乎理性的意见。在这里所谈论的事情上,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操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谢乐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他说“: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对群体产生影响并不困难。根据挥款人的格认,300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学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因此,我从以上所言并没有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因此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办法。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不必怀疑,普选的弱点十分突出,所以人们很难视而不见。无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相应地也越来越少,它们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依靠仅仅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

    另一件无须怀疑的事情是,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我们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然而,这些不同意见虽然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在实践中却毫无势力。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不妨设想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被送回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一旦落入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飨,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置疑吗?用讨论的方式与飓风作对,这比群众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选的教条今天就有着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它时表现出的恭敬与媚态,即使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因此对于它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能够对它发生影响。

    此外,破坏这种教条的努力更是无用,因为它具有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有关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对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如此便可认为,这样做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我永远也无法承认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基于我已经说过的理由,即一切集体,不管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群体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一般性问题上,40名院土的投票不会比40个卖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我一点都不相信,如果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受到谴责的普选的投票结果就会大为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他们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我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肯定会受到身份团体暴政的压迫。

    群众的选举权不管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给予,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不管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一样的;说一千道一万,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种族示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当选者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不会有显著的变化。

    由此可见。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我们经常遇到它,由此会产生另一种认识,即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印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禀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所谓禀柱,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5. 议会

    提要: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特征/他们的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难以改变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议而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演讲术的要点/没有名望者的演说劳而无功/议会成员的感情夸张/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性问题上的作用/议会制度的优点和危险/适应现代要求,但会造成财政浪费和对自由的限制/结论。

    我们在议会中找到了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范例。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或者削弱,或者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妨碍它们的表现。大不相同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构成,也有一些独特的表现,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简单说明。

    意见的简单化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非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有着特别质朴的简单意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不关心事实如何。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并没有看到这场革命。在一些引导着他们的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帮助下,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而且就像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是来自享有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例如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一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虽然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

    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这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每届议会也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不过,在无数的辩论中,当涉及的问题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人之见时,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存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没了头头便一事无成,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名望。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不知因为什么情况威信扫地,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名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成员之——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无所不能,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皮阿说话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谈到皮阿,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基内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它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会忘记它的感激和受到的惊吓。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些事实,而不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多年时间里因其名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问题而被击败,此事片为人知。他只消做个手势,内阁便倒台了。有个作家用下面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程度:

    这位x先生,我们要为他付出三倍于通常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主要是因为他,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没发可危,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的灾难100有过之而无及。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而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目前还远没有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因此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名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向他们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应当具备特殊的辩才,这包括言之凿凿——卸去证明的重负——和生动的形象,并伴之以十分笼统的论证。这种辩才在所有集会中都可以看到,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肃的一家。英国哲学家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些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之间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像有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得到过证实,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证实。以上引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重要也不能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这艘船将驶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把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政府的杀人犯关在一起。这对难兄难弟可以促膝谈心,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中互助早利的两派。

    如此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受着它的威胁。

    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热病肆虐的国土,一艘可以把他们送走的船。

    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中间吗?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威胁的演说给国民公会的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肯定会向他投降。

    哗哗不休地说些最离谱的大话,永远对领袖有利。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并且不会遇到强烈的抗议——金融家和僧侣在资助扔炸弹的人,因此大金融公司的总裁也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永远会在人群中发生作用。再激烈的断言、再可怕的声明也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在场的人会担心,假如他们表示抗议,他们也会被当做叛徒或其同伙打倒。

    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集会中都极为有效。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那些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有趣。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

    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其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自相矛盾,只看这些演说实在搞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

    教学法式的常识和废话,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所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没有措辞上令人愉快的变化,也没有切中要害的讥讽。只有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在经历过一次这种毫无乐趣的阅读之后,人们不免会与和蔼的德穆兰一起,长叹一声:“唉!”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如果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名望,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拿着一篇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时,如果他只有论证,他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名望的众议员:

    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十分自信地开始发言。

    他曾自我吹嘘说,他能够让听众确信使他本人感到振奋的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紧谢各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

    面对他所引用的证据,任何反对都没用处。他一厢情愿地开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只会赞同真理。

    他一开口便惊异地发现大厅里并不安静,人们发出的噪音让他多少有些恼怒。

    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这么不留意他的发言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102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让这个或那个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嗓门开始发言,他加重语气,做出各种手势。周围的噪声越来越大,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又停了下来。最后,因为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招来可怕的叫喊:“闭嘴!”便又开始说起来。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

    当议会极度兴奋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什么两样,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爱走极端的特点。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过失。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了议会能够多么严重地丧失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个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议会成员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便使自己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而他们却迈出了这一步;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虽然他们很清楚,今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这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我曾描述过的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赞成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的话摘自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比劳一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极典型地记下了这种情况:“我们一直极力谴责的家长已”他社不“两天前、一基乏主一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危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所有情绪激昂的议会上,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只愚蠢透顶,简直就是犯罪——杀害无辜,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右派的支持下,左派全体一致,在热烈的掌声中把丹东,他们的天然首领,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的支持下,右派全部一致,在最响亮的掌声中表决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一致,在一片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热烈的赞扬声中,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使杀人成性的政府留在台上;平民派憎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这个政府对它草菅人命h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落了个同意为他们的自相残杀出力的下场。牧月22日,整个议会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言后的一刻钟内,同样的事情又被这个议会做了一次。

    这幅画面看起来昏天黑地,但它十分准确。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有着不容怀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把收学报》上这段十分有代表性的文字转引如下。它为我曾经说过的夸张感情这一群体特点、为它的极端多变性——这使它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提供了一个例子。

    共和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猜疑,也因为它的盲信和无节制的愿望而坠入地狱。它的质朴和天真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与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的表现相伴的,是放肆的恐怖和幻想。在这些方面乡下人和孩子也比他们强。他们的冷酷和他们的缺乏耐心一样严重,他们的残暴与驯顺不相上下。这种状态是性格不成熟以及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种人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出于恐惧或出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既能赴汤蹈火,也会胆小如鼠。

    他们不管原因和后果,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忽而灰。心丧气,忽而斗志昂扬,他们很容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

    能指望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一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其实,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拟订草稿的,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这些法律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它们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它们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影响不到他,他却可以影响到议会。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第一个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自己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似乎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104立。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迟疑不决。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危险——议会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总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眼光短浅,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大体上全是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必然会大大增加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是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各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之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关于文明进化的这些共同阶段,很容易做个简单的说明,我将对它们做一概括,以此为本书做结。这种速记式的说明,也许能够对理解目前群众所掌握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发。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惟一共同的纽带,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头领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

    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易冲动而性情狂涓。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牢固地连系在一起。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一致、种族间不断出现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但是,只有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必然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从而使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形成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有什么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这个种族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某些它建立丰功伟业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的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禀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衰弱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个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也日益失去了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是这个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的人,已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现在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成了一座没发可危的大厦,它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语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史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仲。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待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前,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利部及鸿肿寺职责攸关。利部掌拟具仅注,鸿肿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利部、鸿肿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因为从皇帝的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23,进入24,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15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9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经祭天地、把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替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恐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瞰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授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逆,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无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犯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田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批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尊装满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想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市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到了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级珍珠12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会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眼用全部红色的“皮养眼”,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共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讲”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代传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200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2人牵牛,着老2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类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粉为村里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老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3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前,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足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皇帝的前几代,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视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富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牙饬坠地、步履不稳重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护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复。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对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也只有9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期以呈报8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可是直到地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官。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土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面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而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和皇太后商议的结果,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作为皇室的旁支子孙而居帝位,在本朝尚无前例。大臣们乘此机会,肃清了正德的亲信,其劣迹尤著的几个人被处死刑。嘉靖登极的前20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45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字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15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扫,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巴力尽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10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铺张先生”,其原因说来话长。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接”,即首席内阁大学土。高棋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惮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天子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身分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鼓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极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棋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
    除了首接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还编订了讲章作为万历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
    万历皇帝学习的地方是文华殿。1572年秋天以后,他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学习完经书以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却并不能那么清闲。这时候就出现了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他们把当天臣僚主奏的本章进呈御览。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颂扬天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出严师的身分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
    在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摆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因为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竟可达几个小时之久。

    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这种谆谆的教导在万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为一件事情所证明。当他登极还不满4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super-nova或anno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学习的进步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书法上。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物力的节约也在宫内开始。过去一个世纪,每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各宫院都有鳌山烟火和新样宫灯,辉煌如同白昼。在张居正的提议之下,这一铺张浪费的项目遂被废止。万历曾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演宫宝以表示孝思,张居正却认为各官院已经十分富丽完美,毋须再加修饰。他又针对万历关心宫内妇女喜欢珠玉玩好一事,指出为人主者,应当随时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于珠玉玩好,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值得陛下亲垂关注。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万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讲访、造酒坊、甜食访、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十四监。直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符。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加口之多。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士,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14世纪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相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入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因为按规定,他们的服装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结果使他们获得的军服质量极为低劣。当时最有权威的仓库中介人名叫李伟,爵封武清伯,他是慈圣太后的父亲,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质的棉布通过他而进入仓库,再发给军士,就势所必至地引起了无数的怨言和指责。万历皇帝接到臣僚们对此事的控告,亲自拿了一匹这种劣质棉布呈进于慈圣太后之前。太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国法处置。这时,大学士张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调解,达成了一个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协议:李伟毋须向法庭报到,他所受的惩罚是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保证不得再犯。事情告一段落以后,张居正又在冯保的合作下乘机大批撤换管理仓库的宦官,并很自信地向别人表示,这种需索“铺垫费”的陋习业已禁绝。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思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她一向是一个虔诚的信神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私蓄修筑豚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皇帝出疹子痊愈以后,太后本来打算在宫内设坛拜谢菩萨的保佑,也由于张居正的反对而作罢。还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是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平日,皇帝一天要批阅20至30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官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水’。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利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批写几本,其他的批写,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骄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但即使是这些倒行的批语,不到10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作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在万历12岁的那一年,他几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他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有人更为尖锐,竟直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宁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忽道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佑。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目诩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舆情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既然如此,留亦无益。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颁夺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延权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经过这种种争论,加上年事日长,每天攻读史书也可以从中借鉴前代的教训,万历皇帝终于逐渐理解了问题的症结。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前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闽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贫寒,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份却是宦官。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
    大学土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浩,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土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3至6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咨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大学土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万历皇帝9岁临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多年之后,万历皇帝回顾当时的情形,也会清楚地记得他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先生,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冯两人都不可或缺。但在他冲龄之际,自然也决不可能预见到内阁大学土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自己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对俊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土票拟批答。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土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股股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摆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部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10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竞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彻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啡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挚,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前几十年就曾出现过刘道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推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的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利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历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后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鼓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1000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秦章或者未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钞,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映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六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小说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到张居正的私邻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优。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对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有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础劝告以后,他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110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净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有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请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如此,才能对人心土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铺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4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60下,并予以“削籍”,即拥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益很,多打20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粥,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做戒,如果有人胆放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土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5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思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样的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俸,但同时命令官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逆不轨。东厂人员追查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市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3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1000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炬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优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撞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镜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乌铁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治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隙,不仅役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研,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访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义薄云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张居正回籍葬父,这3个月的暌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思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利,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1578年皇帝的大婚,并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当时皇帝年仅14,皇后年仅12.太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儿,万历和她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她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上其他妃嫔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后来被谥为孝端皇后。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在实际上,她只展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是权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下轿;皇帝另娶妃嫔,她又要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所以被称为孝端。但是,她也留给人们以另一种记忆,即经常拷打宫女,并有很多人死于杖下。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艳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不久,他就发觉大婚这件事,在给予他以无聊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于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既经打开,万历皇帝更加厌倦紫禁城里的日月。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群阔的簇拥之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间。1580年,万历已经17岁,在一次夜宴上,他兴高采烈地传旨要两个宫女歌唱新曲。宫女自称不会,皇帝立即龙颜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结果是截去了这两名宫女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来黄打一顿。全部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这一场闹剧通过大伴冯保而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异常的悲痛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她脱去管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轻的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并且吩咐他和张先生商量,订出切实的改过方案。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局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待,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至清。
    但是不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是帝一人私有,皇帝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关系都合理合法。作为法定的妻子,天子有皇后一人,经常有皇贵妃一人,还有数量更多的妃和嫔。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部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厂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

    大量的宫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区的清白之家。经过多次的甄别与淘汰,入选者被女轿夫抬进宫门,从此就很难跨出宫门一角。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9岁至14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至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三娘娘,万所称之为禁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阳历3月,他一日而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7月被封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朝鲜国王。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1582年可谓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接着发生,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溘然长逝。开始得病,据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泄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转剧而至不治,这实非意料之所及。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资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人物享年仅57岁,使报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在他去世前9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街,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但是由于疾病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经无法利用这个新的荣誉再来增加自己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万历皇帝失去了张先生的悲痛而接着叙述他和女人的关系。在九嫔之中,有一位后来被封为是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万历时年已经18岁,但对这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一往情深。当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8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的历久不衰。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仅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他看透了他虽然资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肴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怫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这一柔弱的印象。在这忙碌的1582年,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都由他亲自作出决定。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入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左传》中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政事都由宁氏处理,作为国君,他只能主持祭扫一类的仪式。当日伺候万历看戏的人都会看到他的反应,戏台下的皇帝和戏台上的国君同样地不舒服。

    但是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就是拥护张居正,要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独裁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候,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他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人耕地,两地方富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机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宪,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绍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四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应,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10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年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大学士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即预筑皇帝的陵墓,以此来分散皇帝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l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却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所有因触犯故太师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边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但是清算运动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串通一气,至今还掌握着东厂的锦衣卫特务,如果不加葡除,毕竟后患无穷。于是又由冯保的下属,两个司礼监宦官出头直接向皇帝检举:万岁爷的亲信之中,以冯保最为狡猾。他假装清廉,但前后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他还亲自到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都是无价之宝。则万岁爷理应把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籍役其家产。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除了冯保的遗缺司利监太监和东厂应由他们两人分别接替以外,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说尽。但是皇帝还在犹豫:“要是大伴上殿吵闹争辩,又当如何应付?”

    宦官启奏:“万岁爷,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

    于是依计而行,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合国,本应叛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闭住。这位大伴从此终身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因为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应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没收所得的财产,虽然不能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极为可观。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异正好用得其所;而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朱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待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能获悉。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钢,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诬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组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

    第一,高拱坚持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并决意把他摈斥。冯保一贯卖官盟爵,但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当1572年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宝座旁边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书中接着说,当著者摈斥冯保的行动尚未具体化之前,冯保抢先下了毒手,和张居正同谋,骗得了皇太后的御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认,他当时确实说过皇上只有9岁,但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话,而只是说新皇帝年轻,怕为宦官所误,有如正德皇帝14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作为诬陷的根据。第二,即所谓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阳历2月20日,也就是万历登极、高拱被逐以后半年,当日清晨有一个人乔装宦官在宫门前为卫土拘留。经讯问,此人供称名王大臣,以前在别人家里充当仆役,现在没有雇主。这种闲杂分子在禁卫森严的富门口出现而被拘留询问,过去也不止一起地发生过,但这个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则始终没有弄清楚。

    《病榻遗言》的作者高拱,坚决声称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戚继光当时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下飞黄腾达,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说,岂不要招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策划,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把高拱置于死地的工具。于是而深就将两把精致的短剑放在王大臣衣服内,要他招认是受高拱派遣,前来谋害当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张居正则运动朝讯此案的文官,要他们迅速结案,以便处死高拱灭口。

    冯、张的计划没有实现。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参与这项阴谋。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利皇帝,下场决不能美妙到不仅无罪,而且领赏,于是在东厂主持的初步审讯中翻供,暴露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这时冯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药放在酒内,通令五大臣喝下去,破坏了他的声带。两天之后公开密问,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时处决,以免牵累这项阴谋的参与者。
    皇帝听到这一故事,距离发生的时候已有10年。他虽不能判断这一切是否全系真实情况,但至少也不会毫无根据。因为他还模糊地记得,10年以前,宦官告诉他有坏人闯进宫内,而且张先生叮嘱皇帝要谨慎地防备这种图谋不轨的报告,还仍在文书档案之内。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进脚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因为审讯记录上只写着王大臣胁下藏有短剑两把,别无详情,此案的结果则是王大臣经过审讯后在1573年阳历3月25日处决。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经成年的皇帝大力不满。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上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申对行说,事情已经过去周年,除了冯保以外,所有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于事无补,反而会有不少人无端被牵连,引起不安。
    高拱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这一《病榻遗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但当日确有许多人坚信书中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之时,差不多所有能够成为见证的人都已离开了尘世。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时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是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他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继续被揭发。有一种说法是张居正生前竟有谋反篡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是政变的后盾。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两件事实作为根据。其一,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所出的题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说皇位属于有德者,应当像舜、禹之间那样,实行禅让。这样居心险恶的题目,对张居正为劝进,对天下为舆论的准备。其二,张居正经常处于佞幸者的包围之中,他们奉承张居正有人主之风,而张居正竟敢含笑不语。对于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说,过错也并不能直接归于张居正;对于后者,不妨目之为骄奢惜罔,这些都还可以容忍。最使万历感到不可饶恕的是张居正对别人奉承他为当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贤相,辅佐成场取得天下。成汤去世,又辅佐他的孙子太甲。太甲无道,伊尹就废之而自代。经过三年,直到太甲海过,伊尹才允许他继续做两朝的君主。由于十年来的朝夕相处,万历对张居正毕竟有所了解,他并不相信张居正具有谋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张居正以师尊和元辅的身分经常对皇帝施加压力,难道不正是当年伊尹的翻版吗?张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岂非无道的太甲?

    对于张居正及其遗属的处理,在1583年夏季以前,万历已经掀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尽管情况仍在进展,但是他仍想造可而止,以全始终。又过了一年,即1584年阳历5月,辽王的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又为了滚夺府邻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理应籍没。这时万历觉得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实属罪无可道,因此下决心同意了这一请求。

    张居正死后两年再被抄役家财,在技术上还造成了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按本朝的习惯,所抄役的家财,应该是张居正死后的全部家财,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钱财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而应该追补的数字又无法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只能根据“情理”的估计。张居正生前毫无俭约的名声,负责“追赃”的官员即使意存袒护,也决不敢把这个数字估计过低。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10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张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30万两寄存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他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

    抄役后的财物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先生为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万历皇帝是否亲自看过这些东西或者他看过以后有无反应,全都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当日唯一可能阻止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圣太后,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也许她正在为她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去世伤掉不已而无心置问。李伟死后被封为国公,并允许长子袭爵。要是张居正还在,这种本朝未所有的殊荣旷典是决不可能被授予的,他一定会用爱惜朝廷名器这一大题目出而作梗。仅凭这一点,慈圣太后也不可能再对张居正有任何好感。

    在抄家之后,有两个人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加恩。万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1000亩作为赡养,一面又指责了这两个呈请者。大学土申时行遭到了温和的申诫,刑部尚书潘季驯则由于夸大张氏家人的惨状而被革职为民。

    事态既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万历已经无法后退。对这两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并无裨益,所以,在抄家4个月之后,即1584年阳历9月,才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宿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现在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24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15年了。对他来说,这15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爱妃郑氏生下量子常询,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清’,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然而万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当政的年代里发生,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这一年阳历7月,正当元辅张居正先生去世5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役有见于记录。司巨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偷,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至于房屋或卖或租,对国家大事则无关紧要,就不必琐碎地加以记录了。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髦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透,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优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批把一篮,折扇一把,更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通,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胃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钢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超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太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资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利。即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宫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1000米。但是这1000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1000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官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两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城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宫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座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利,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是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输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坚持不应断辍。导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导朝时互相讪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转,位被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12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袁职自惭无寸补,谁应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赛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相洪武皇帝,经筵讲到叩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很难,“上下否足,中外腰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轨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4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投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诌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土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待读,并升转兵部及利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陵。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浩敕,浩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条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后,中外腰携”,如果继续下去,挺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0。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红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是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人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鹤鸩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乌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务等等。监察官员亦你‘风宪它’,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倾基”。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是帝特增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对峙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施。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武,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处尚有鉴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外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委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条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浩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浩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即使获得浩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浩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思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意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挪揄鸿肿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无哭王晚姜辣李苦”,对于这几位赞礼宫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虽然有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疏而先行下跪等等。
    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1100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懈秀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富了。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至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聪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二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土大夫阶级的生活水难,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请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自己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刃、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1100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域“寸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徐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一对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土,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申时行既然身居首辅,他不能不感到这种局势的危险。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给朋友的信内提到这个问题,深深感叹这种公私“阴阳”的区别。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还不是依靠张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正因为如此,他被报多人目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然而还有人比他更为务实,认为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对这种看法,申时行也不能同意。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真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了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肋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是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懈劣的饱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匆闻,英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宫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土所谅解。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首尾两端”,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旁人处在他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截了当的硬性办法。申时行之“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今日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当然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这位炬赫一时的首辅,确乎把他申时行当作门生和属吏。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他的前任和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却表示好感。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伴冯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种种情节,也得到同撩的谅解。1572年他开始为文渊阁主人,确实是一帆风顺。然而在10年之后竟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的主角。申时行对这一悲剧的内容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张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放,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长,但就是在此专长之中,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这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是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1100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300倍到500倍之间。
    当一个县官详细察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很多难于置信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我们所称为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比如说,官方所用度量衡和民间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县份的耕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作过系统的丈量,其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甚至该地区的地形都有了改变,过去所定税粮数额,可能已与现在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经过几易其手的典押,有时也难以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县份的税额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须提高税额,至少这样的县份再也不应该有税粮的积欠。但实际情形是,由于原来税额低,不少农民已升为地主,而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仍去饥饿线不远,他们的生活与农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说,低税的实惠,早已为当地人视作当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税欠粮的事情,不能因全县税低而遏止。
    有些县份的税粮比较高,这就更不可能如数进入仓库。在一般情况下,收税达到一定的税额,例如某县已征收了税额的60%,则再催征其余的40%极端困难。即使富裕的地主也会仿效贫穷的自耕农拒不细粮。他们根据多年经验,知道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县官对欠税的户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为其他欠税者戒。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请人代杖”。南直隶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积弊,所以他给别人的一封信说苏州以赖粮著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通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同时也和平素利用乡村看老级外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不符。这种间接管制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它在成万成千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案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从客观条件来看,张居正之弓佣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六,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张居正一心改弦更张,10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就亲自下令由内库拨发白银一千两以为资助。因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一万两。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张宅刚刚修造完毕,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主其事者是锦衣卫的一个庞姓军官,建造的费用不消说来自官库。张居正获悉此事,自称于心不安,但并没有毅然拒绝这些小人的阿泱奉献。接通而来的就是湖广的地方官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次之则张居正以整理驿传作为他自己的一大政绩:当时政府设立的各个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几家属旅行,或以私籍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格行李的夫役。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励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上述情形,也许可以推说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就不仅使他无法自解,也使对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辩。也许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敌的心目中,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即在一般人看来,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疵暇。这些地方也使万历丧失对元辅老师的一番尊敬,因为事实具在,不像“谋逆篡位”一套罪状,虽然严重,却令人难于置信。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敏感,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视此种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骚,他一定会指出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而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湛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所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率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怫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火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做烈土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他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想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限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
    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当日见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都要费一番心力,为自己洗刷。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也早为人所共知。纵是他是当今皇上老师,亦于事无补。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19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伊然一个成年人了。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人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撤。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漠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港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漠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富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以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高启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都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按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高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出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掸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进。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出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的,乃是这一场大风浪,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高启愚出题劝进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阴”。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责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出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像。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首先参劾高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高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处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颁夺文官身份和以前恩赐的祖先浩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头衔既然被俄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销,今后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神器上大加发挥了。
    等到这一案完全结束之后,申时行才有机会平心静气地研究事情的真象。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真正关心张居正的儿子如何进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风水好坏的恐怕很少,甚至借这个题目可以拥戴首辅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气愤,因此反对者不一定要费很大的气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间对故太师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表讲官高启愚、利部尚书徐学漠和他申时行自己。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合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懈复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铺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绘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他呈请皇帝停止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则是他替邹元标说好话。这一位邻元标,除了上书触怒圣颜之外,还帮助反对申时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儿女亲家徐学漠。万历本来想重办邹元标,申时行出来讨价还价,终于使邹没有受到廷杖,仅以除籍了事,而在邹元标离职以后,申时行还在设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复职。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宣扬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各地巡抚由于带有都察院御史的头衔,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33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33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这种想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概言之,即已经由协调进而为亲密。册封万历的宠妃郑氏为皇贵妃时,他被委为正使之一。申时行又奉派为总揽大峪山今上陵寝的建筑工程,并已到施工之处巡视多次,一次在严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报告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万历龙颜大悦,特赏首辅申先生织有双喜字的锦缎一匹,让他制成新衣,以供阅陵时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劝说能力,委婉地请求今上放弃他禁中内操,即在皇城中训练以宦官编成的军队,并同意不再随便出城巡阅,管束职掌特务的宦官张鲸。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时行采用恰当的方式调停,很可能造成皇帝与百官间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地方文官们有他们坚定强硬的看法,要是他们一定要以道德的名义在御前海谏,言语冲突之余,万历一动反感,很可能导致一意孤行。申阁老防患于未然,确已尽到从中调济的职责。
    反对申时行的则仍称他为妥协,一味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申时行当然有他的办法答辩。他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间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牌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城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够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纪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万历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汗、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他对廷臣要求他为尧舜之君的说法不加反对,因为这是“四书”中的准则,又是祖先的训示,不容置辩。可是以他的聪明敏感,谁又能够保证他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这种要求当成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的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康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慢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河为太子,他也不正常治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利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工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撩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维、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交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在彻字据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相谅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旺离。福王本人也是一个祸患,据说万历生前赠给他的庄田共达400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20000两。
    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万历皇帝又龙驭上宾,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此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做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高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其后,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员,职司百官的考察和弹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们大刀阔斧地斥退他们心目中认为萎靡不振的官员。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诩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询、皇五子常治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9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治为太子。于是,以由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对皇帝当然也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年立常治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土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询。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9月,福建企事李馆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回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未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未批说,他早已声明不难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太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土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目的绘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清立之议,明缀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硬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珠戮的。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燎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任申先生离职之前,皇帝不能没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权威。那个发难参劾申时行的给事中由降级外调而加重为革职为民。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扬,而要皇帝收回处罚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里,虽然无法挽留群臣所不齿的大官,却必须表示有能力斥退他们所欣赏的小官。其次轮到了二辅许国。多年来他和申时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协力,这一事件暴露了他对申时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土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询,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做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规定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第三,根据太祖供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询之母则为是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询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询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晚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钢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助之序册立常在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桂冠而去。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4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20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询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询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词,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官闹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土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词。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诅咒。皇帝十分惊奇,叫人把木牌取来过目,看过之后随即斥责宦官胡说八道,无事生非。
    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日不仅日耳相传,而且刊诸枣梨,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在4个多世纪以后定陵的发掘中才得到澄清胭为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她和万历相遇的那一年刚刚16岁,万历则是18岁。
    木板印刷的发达不仅使这些书籍大为流行,而且还使一些不署名的传单和署假名的小册子不断出现。这些传单和小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紧张气氛,使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卷进了这个继承大统的漩涡里。有一张传单,即所谓“妖书”,竟公然声称太子不久就要被废,福王将奉召回京正位东宫,并且指出这一阴谋的参预者及其全部计划。皇帝命令东厂锦衣卫严密侦缉妖书的作者,致使整个京城为之震动,不仅名列书中的人惊恐万状,其他无关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对文官集团而言,常洛和常询的争执,不过是把他们早已存在的冲突更加带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要探究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创建之初。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因此相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堤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对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在各地区之间,这种收入则漫无标准,因为一个富裕的县分,税收上稍加几分,县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个贫穷的县分要征收同样的数字,则已是极为暴虐的苛政了。这些情形使得所谓操守变成毫无实际意义。

    更难于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他们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礼仪为名所赠送的津贴。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为数更多,这就无怪乎那位独立特行的海瑞要称这种年头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贴,还哪里谈得上一切秉公办理呢?
    财政上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文官体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难的是各级地方官都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他们没有完全驾驭下级的能力,因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级也拥有财政权;人事权则集中于北京,对下级的升降奖罚上级只能建议而无法直接处理。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斡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有一个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申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冲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格但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对嘴六代正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弟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件使瓦利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刺由于无利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7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脱功成之后,拥立是泰的臣僚受到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做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
    万历在他御字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与臣僚不和,同时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这已成为定案。既然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逃遁,他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敏感,他又不能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摇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情。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要忍受各种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这也许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但几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采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以后,礼部立即郑重制定了丧仪,宣布全国居丧27日,臣民全部服丧,帽子上缠以白布。全部京官一律披麻带孝,不许穿着朝靴而代之以草鞋,摘去纱帽的两翅而代之以两条下垂至肩的白布。大小寺院鸣钟3万响,昼夜不息。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15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
    人们看得很清楚,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诚。不难想象这些官员和夫人在号哭完毕以后回到家里,由于为这隆重的丧仪所感染,势必要对长者更为孝敬,而全国的风俗乃能更为淳厚。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瞪陵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但这并不等于说皇帝有亏孝道,根据当日居留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都出于万历的亲手安排。
    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光天,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这些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是下面这样的琐事:万历既已免去了自己参加典礼的麻烦,却在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在消磨时光。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他自己做庄家,宦官把银叶投向地上画出的方形或圆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偿还,不中者即被没收。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似乎也不尽然。在万历之前,他的叔祖正德皇帝曾经试图这样做过。两人之间相隔约有半个世纪,正德的所作所为,对万历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正德在1505年即位的时候还不满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人作为守成之君,可谓命运的错误安排。正德没有对传统屈服,他有他自己寻欢作乐的办法,而且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与书呆子作对,也许正是他引以自娱的办法。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他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他新建的住宅名叫“豹房”,坐落于皇城中空旷之处,中有精舍、猎房及俱乐部。从此,他就在宦官、倡优、喇嘛以及异域术上的包围之中。如果兴之所至,他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有一次,他亲自训练老虎,为虎所伤,幸赖亲信江彬的救援才得免于难。
    江彬之见信于正德,也在于他的大胆和机警。他身上有箭痕h处,其中有一处穿过面颊直到耳根。1512年,经过皇帝的面试,他就受到宠信,甚至和皇帝形影不离。过去正德已经在皇城里练兵,自从得到了江彬这样英勇的军官作为侍从,操练就更形频繁与正规化。士兵们被分成两营,皇帝自率领宦官组成的士兵为一营,江彬率领从边镇中精选的将士另为一营。部队的服装也与众不同,鲜明的错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这些都增加了士兵们威武飒爽的气概。
    正德皇帝整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争端是无可避免的,更何况处理这些事情并不是他的专长。
    最富有冒险性的事迹发生在1517年。当时勒较小王子伯颜猛可屡屡犯边,这一年又率领五万骑兵入寇,围困了本朝一营官兵。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们对这一惊人之举竭力阻挠,首先是一个视察长城的御史不让他出关。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解决,他随即下令解除这个御史的职务而代之以一个宦官。他出关之后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即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
    当皇帝得胜回朝,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开仓库,取出各种绸缎遍赏百官,要求他们尽一昼夜之力制成新的朝服接驾。由于过于仓碎,文武官员胸前的标志弄得混乱不堪。原来颁赏给有功的大臣的飞鱼、蟒施等特种朝服,这时也随便分发。官员们所戴的帽子,式样古怪,由于皇帝的亲自设计。接驾的仪式也来不及订出详细的规定并事先演习。陈列在大道两旁、歌颂御驾亲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布慢,因为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朱春’,官员们只能照写上款,并且不敢在下款称臣。偏偏上天不肯作美,那一天雨雪零零,百官颔立直至夜晚,才看到皇帝在无数火把簇拥之下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皇帝在城门口下马,接过首辅奉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驰马赴豹房休息,百官则依旧狼狈地跳增于泥泞的街头。
    皇帝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官门之前作为战胜的实证。宫中的银作局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是他的兴致丝毫也没有带给廷臣以鼓舞。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有的监察官自己责备自己失职而要求解职归田。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他们强调说,我军伤亡达600人,而勒担却仅仅有16人战死。
    1518年秋天,正德皇帝要求大学士草拟敕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次到北方边区巡视。对这项命令,四位大学土都不肯接受。其中有一位匍匐在地,泪流满面,说是宁可任凭皇上赐死,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情。正德对大学士的抗议置之不理,一切仍然按照原来的安排进行。在征途中,他又降下敕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五。五个月之后,他又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至此,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土之上。
    第二次的御驾亲征,由于渤规始终避免接触,虽然大肆搜索仍然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只能无功而返,在1519年春天回到京城。这9个月之中,廷臣的抗议先是数以十计,然后是数以百计。廷臣别切地陈奏,京城无主,随时可能发生变乱。两位大学士提出质问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我降级为公爵,追封三代,岂非要使先皇三代同样地降级?首辅的抗议更为直率,他质问说,所谓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是何人?如果并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处死刑。

    对这些谏幼与抗议,正德依然不加理睬。他的性格过于放纵而又具有充分的自信,他的不拘小节已经和这些书呆子的观念距离得过分遥远,以致再也无法调和。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在他的巡视途中,他和臣僚上下不分,以致巡抚在设宴时,他的席位竟没有筷子。事情发觉以后,臣僚们惶恐不已,他却认为不过是个笑话。有多少次他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用不坐,而去和别人挤在一部民用大车上。在他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满是泥水,就下令臣僚们免予磕头。但是他的好心肠并没有使所有的廷臣感激,有一位翰林院修撰因为没有机会在泥水中挣扎以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就在事后写了一封奏折,引用孔子盘子的教训和皇帝辩论孝道。这篇奏折立即传开,执笔者舒芬乃得以名扬史册。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将的才略,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因为他没有让文官参与他的亲征队伍,而武官又不会记录战况。可以确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战役中曾经亲临前线。1518年冬天,他再度亲;旧西北边疆,正好遇上大风雪,从者瑟缩委顿,他却精神焕发,始终自持武器,端乘坐马,坚持不用舒适的乘舆。这些应该认为是难得的长处,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夫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鸭鹅、懈的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更嫖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当正德在1519年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的时候,文官们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员联着涂腺劝阻。它帝前倒置不作答,他们就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这件事还没有了结,其他官员已经跟着递上了奏本,名为迫回团实则颇有论辩并含有集体示威的味道。皇帝大为震怒,在江彬的建议之下,所有跪动不去的官员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则为皇帝温旨慰留。

    发生了这些纠葛,南巡的筹备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到秋间才得以成行。这次旅行与巡视北方不同,并无军事上的意义而专为游乐。在南的秀丽风光便羁毯乐而忘返。然而乐极生悲,在一破捕鱼活动中,皇帝须追僵国投资倾覆,虽然获救,但已使圣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于他没有子嗣,于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议,决定迎接今上万历的祖父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显出了他比臣僚确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来在于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直,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座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正德自称威武大将军,企图把皇帝和作为、个富于活力的年轻人的自己分为两事。不消说,他的臣下钟能控受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员之大,人口之多,仅仅为了打假烟势温可,动员部队的力量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要不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就是正德皇帝,他怎么能出入几个边镇,指挥所有的军队而且有足够的给养补充?反过来说,要是被任命为前敌指挥的将领都能有这样的行动自由,即使战胜外敌,我们的内政岂不大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机构设计就不允许高级将领具有这样的自由。各边镇的总兵官一定要受该地区文官的监督,在指定的地区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唐朝的藩镇可能重新出现,成为重大的祸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说明的,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几乎谈不上家庭关系。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它中的错误也没有一个人对他具有笼络的力量。在他登极的时候,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缺乏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一个天生喜欢活动的年轻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调和折衷的原则下办事,另一方面则是那么富有刺激性的班鼓泛旗、金戈铁马,他自然会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正德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则注意于个性的收缩。不论是出于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传统对抗。协助他在对抗中取得上风的,是过去引诱他注意体育、军事的宦官和军官,他们掌握了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大量排斥反对他们的文官。他们鼓励皇帝任性放纵,他们自己也因而得以有所作为。
    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他的宠用佞臣,私出宫廷、自任将领,其来势之迅猛竟使想要反对的文官措手不及。文官们虽然认为他有失太君的尊严,但都无可奈何。天子就是夫子,这种神秘的力量出诸天赋。但是说到底,他们的绝对服从也不是完全盲目和没有限度的。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用现代的水请来说,就是破坏了宪法。这两次造反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一方面是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正德业已众叛亲离的估计超过了当时的现实。然则他们作出这样的估计,不错把身家性命押上而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一次失败之后又有第二次,这也未尝不可说明正德的违背成宪已经使他的皇帝资格发生动摇。要不是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
    他去世以后被滥为“武宗”。从传统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明褒实贬的溢号。这时候他的亲信江彬仍然掌管京城的军队文官们以召集开会的名义骗他进宫,一举而将他拿获。他的下场是凌迟处死,家属被没收为奴婢。宣布的罪状,除了引诱大行皇帝做坏事而外,还有勒索私人财产、奸污处女和寡妇等等,无疑是恶贯满盈。
    当今上万历皇帝在正犯年登极,似那位富有情趣的叔祖已经去世51年了。虽然如此,正德的一生所为仍然没有被人忘记。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其实也是把他纳入规范的一种节目,其目的在于使他懂得皇位的继承乃是国本,必须取得众人的公认而不能凭一己的好恶作出不会传统的决定。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纸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之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或
    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申时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燎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利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悦其后他的做名一着,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命令大学士把各朝实录抄送给他阅览,经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亲临观看官兵的射箭比赛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几个人因为温暑而晕虬但目前既已如此,过去的一切就统统不在话下了。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现在要回到本书一开头所说的,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解职归田23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他按中国习惯计算的80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50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4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秦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壁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党’。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港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零零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23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们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至少,他这个皇帝的最高顾问,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博温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里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入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申时行在文渊阁的八年半时间里并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举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民由于河水流经黄土高原,疏松的黄土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沉积于河床;河床过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其中技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力的动员,都需要这位钦差大臣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就地解决。根据过去的经验,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有时填高凿低,等于改造地形。在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时尚未开工,争执已起。所以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
    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之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流至造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扩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龙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驯使用“柳银”作为有力的工具。这种柳辊通常长150尺,圆周20尺,制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这块“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四周捆紧。这一用泥土、树枝制造的大圆柱体遇水可以膨胀,因而不致被急流冲走。每一柳辊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运到选定的地点,当地尚有上装大石块的舢板,早已准备停当。柳辊就位,舢板凿祝。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的民工,把他们已经摆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这仓促抢护而成的士堤上。待到决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坝加固。很多地段日后还加砌花岗石,远望一线白色,颇为美观。
    对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所有的费用。通常发给的款项,仅能在初步设计时作筹组全局的办公费。兹后总理河道的御史被派为当地的总督,有的还带有尚书、侍郎的头衔,以便于他在许多府县征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粮食、医药和交通、通讯等等都要就地通盘筹措。所以,这一位总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经验之外,还必须要具有操行无可疵议的记录,这才能深受众望,动员这许多府县的地方官,指挥如意。
    潘季驯过去治河多年,无论经验或者声望都符合上述条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书,当时为了代张居正的家属求情,触犯圣怒,因而被革职为民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开始的时候委派了一个没有多大声名的官员采取了若干紧急处置。1588年,在讨论总理河道大臣一职人选的时候,潘季驯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没有人敢向皇帝作坚决请求。正好这时候皇帝自己提出这一职务应当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时行才示意给事中荐举起复潘季驯,事情得以顺利通过。申时行还怕有人议论,又正好万历召见他面询其他政务,他就在谈话中插进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旧人,一时在任,皆称措练”这些话。这谈话纪录一经给事中办公室抄写公布,潘季驯之出任“总督河道兼理军务”一职,也就等于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对他的就不能随便议论了。自此在申时行任首辅的年月中,潘季驯一直负责治河,成绩卓著。而到申时行离开文渊阁以后不久,他也被参劾而再度罢官。
    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时行引以自豪的政绩。其实当时危机并未消失,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才未酿成大变。
    1590年,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军队的埋伏,力战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由于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举行早朝,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土讨论对付的办法。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
    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50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势力所及,东西连亘两千里,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杀伤军民不计其数。到了1570一1571年冬天,俺答改变宗旨,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还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
    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后,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到了孙子接力克,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实亡。在甘肃、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免和火落赤两部,尤其不受节制,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抢番”,即抢劫这一带的回、藏诺部,而并非侵犯天朝。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致使他第二天疮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洗泥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顺义王褡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渡过黄河,即将陷洗河,入临巩。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然而在申时行看来,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格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各边镇的仓库充实,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从此中看出:军事机构受文盲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见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对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摆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表面上看来,师生君臣问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达到了当面禀奏的目的。磋商的结果,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罚,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平条约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首辅又提出,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松懈,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协调全部战略处置。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则中枢的决心已定,不容置像。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战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敛。
    之天之后,原来掌管京军训练、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雅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这时甘肃、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1591年初,郑雄乘卜失免企图与大落赤会合的时候,突然袭击其侧翼,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同时又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格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纪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情,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持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在历史学家看来,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

    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申时行身居首辅,他自应以去职力争,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
    作这样评论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时行的性格和他的处世方针。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绝对权威而又不能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办法督促,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询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治为太子。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立储问题会成为万历朝中的一大难关,申时行在受命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时候可能就有所预感。他当时位居文臣之首,这隆重的册封仪式自然需要他的参加和领导。他和定国公徐文堂在御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之中向右顺门进发。主管的宦官在门口恭迎。他们两人以在严稳重的态度把“货’、余印以及制册交付给宦官,然后再由宦官捧入宫中接与贵妃本人。这一套安排等于宣告于全国臣民,封妃的典礼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员主持,则被封的郑氏已非仅闺房之宠幸而实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正式成员。以对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么来日她的儿子常相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册妃之地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宠,秦台早得他,今朝橄李赋,参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申先生不置一辞。他还理解,皇帝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战。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历改变主意,他的是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对这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息补照,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万历和他的老师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图。到了1585年,这一大案件才被彻底了结。于是此后有好几个月太平无事。到了1586年初,常询出生,郑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伦次,应当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未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集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平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燎的君主。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琐事,官中或传为笑谁”,巴山也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辑。是年任职的大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祖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扫大典。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这次所以破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的重大罪状。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触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的刑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但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只是托辞推倭,说什么人犯未齐,尚未审问。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个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内参与分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万历对于大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对此表示沉默。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可惜的是这精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米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困。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提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级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禁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询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极为难得。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皇帝既能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足以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申时行只要闭起眼睛,就立刻会在记忆中浮起当年皇上步行折雨的一幕情景。这件事发生于1585年,岁次乙酉,即当日“万历之治”可能成为现实的短时间内。
    这次祈雨与往常不同。在经过的仪式中,万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关心民痪的诚意。1584年入冬以来,北京一带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亢导更甚,河流见底,并中无水可汲。御前对此极为焦虑,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之后,他决定亲自向上天祈祷。所采用的祈祷的仪式,一部分由礼部在档案中参考成例草拟,但具体细节却出于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体人员徒步走赴天坛围丘而置轿马于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仪式举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经斋戒、前一天,他又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随后又面禀慈圣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则亲笔称臣签上朱翊钧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库。
    阳历5月16日黎明,皇帝驾到皇极门,他的卫士和随从排开成为一个长方形的队伍。此时礼官报告,各官在大明门整队已毕,皇帝就开始步行出发。
    北京的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在严而朴素的仪式。所有的人员,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蓝色布袍,颈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带。旗帜和乐队也概行免去。大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都列成单行两相对称,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坛。
    这些幸运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当今天子。祈雨的队伍经过大街,一切交通当然需要暂停。但是天子平时出行时采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铺关门、行人敛迹的规定,这次却免予执行。这也是皇恩浩荡,允许小民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居民们所看到的万历皇帝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万历皇帝来说,这十里之遥的长途步行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当时的天气已愈来愈热。
    天坛回丘在北京城南部,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万历皇帝在这同心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之后,又向上天叩头4次。文武百官列队站立在南墙之外,当皇帝跪拜时,赞礼官在暗亨门传赞,百官也依样跪拜如仪。
    行礼既毕,皇帝召集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左权星门外所设的帐篷内发表训辞。万历声称,天时亢旱固然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样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上干天和的结果。现在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坏人,引用好人。申时行即席代表全体官员致答辞,声称臣等奉职无状,以致天降抗旱。皇上代表全体臣民祈祷,当然会上格天心。如果还有官吏不能抑体皇上的诚意,臣等一定要严加申饬。万历当即指示把这种要旨公之于天下。1585年5月16目的敕文就体现了这个指示。被文告诫贪赃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须痛加改悔,绝不能再把中枢的命令示为具文,如有违不奉行者,定当严惩不贷。同时万历又命令户都在灾害严重的地区免征赋税一年。
    仪式结束,准备起驾回它,宦官们让御轿抬到万历跟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宫。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起止需时,到达大明门已经是下午最炎热的时候。队伍刚刚解散,兵部的一个主事就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一把折扇使劲地挥动。负责纠察的御史发现这一情状,认为其时虽然已经散队,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属于失仪。为此这位主事被罚停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则答林‘先生劳苦”。日对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务要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汇报,汇报完毕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申时行不能算是一个迷信的人,从各种记录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过占卜祈祷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来往。他在一次给万历的妻章上说,“臣等不习占书,不知事验”,足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同时,也不能认为万历是一个过度迷信的人。在选择皇帝陵寝的过程中,廷臣曾因风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万历表示“当日秦始皇在俪山筑陵,何尝不讲究风水。从这一达观的态度来看,他对风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无之间。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在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种情况极为接近。当时一天过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骄阳酷日,人们的焦虑也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宫廷不能永远建立在一个土地干得发裂的京城里。皇帝亲自出动,以最虔诚的态度和最庄严的仪式向上天求雨,不论是出于迷信,或者其动机是维系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并未绝望。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眼清凉剂。他的政府一向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实际,因此他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最后,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到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稍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这场雨发生在阳历6月12日,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首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时候,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同情他的处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轻妄的观感。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钩是否有军事天才?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我们所知道的,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为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而在阻止他发挥个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学士申时行的力量虽不显著,却极为重要。
    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父是隆庆在位5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4日。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4次,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
    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皇帝督视内操的借口。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驻在京城东北角,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近年来,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训练加紧,每天黎明以前,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1584年夏天,一个酷暑蒸人的日子,皇帝亲自在皇城内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晕倒,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指责内操的不当。劝说无效,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希望首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操练停止。
    从法制上讲,廷臣所提出的冷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自力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于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役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净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档辣然”。
    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对、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至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渴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利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宫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少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青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延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清御驾谨慎小心;利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想已全无乐趣之可言。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净谏。他们说,皇上已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领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样官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合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桥涛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20岁。但这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宇已经10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定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利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壁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壁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而全部的掌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力承担。到158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于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400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资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涌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问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官,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爱厮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妹舞以扬体,民庶欢呼而趋事。”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务”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赔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上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都想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版可以为证。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鄙想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饮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惧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鄙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桌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日,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波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都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还选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鄙意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被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都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它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且。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字40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精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织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地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3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慈”、“苛断”和“情愉”。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俟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资匪浅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捉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急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净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官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10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没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通,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营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眼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把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里的、以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交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年。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缓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台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饮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于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窗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它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这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货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海瑞之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保持法律的尊严,而且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限制富户过多地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这种冲动使他一往直前,又无反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为高拱排斥而退休闲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说是八万亩,有人说是40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为长久。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从他们往来的城读中可以看到,徐阶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带有强迫性的要求。
    徐阶于海瑞有救命之恩。在他任首辅期间,海瑞因为上书而被系狱中,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事压置。他退职家居以后,听任家里人横行不法,根据当时的法令,他可以受到刑事处分。海瑞强迫他退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徐院,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执法不阿,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减缓百姓的不满,体现了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这种兼顾公谊私情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采用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而不是对类似的案件—一追究,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的热情不可收敛。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禀帖。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南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稻。整片田地由于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划为无数小块,以便适应当日的劳动条件。这样,因为各小块间肥瘠不同,买卖典当又经常不断,是以极少出现一个地主拥有连绵不断的耕地。王世贞和何良俊都记载过当时的实况是,豪绅富户和小户的自耕农的土地互相错杂,“漠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岛的田产,据估计不到40亩,却分成了93块,相去几里。这些复杂的情况,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还并不限于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他就会设法把积蓄贷之于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品。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鸩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24)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5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为依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按诸实际,农民间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减还的仅占二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还在海瑞受理田产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于节的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数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货方还款。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抗温一气。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7个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尽管海瑞答辩说他的妻妾在阳历8月14日自缢,而妻子则在8月25日病死,但是给事中的参劾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论真相如何,许多人已经怀疑海瑞确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流继续送达御前。支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流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土,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猖厥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声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后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尖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供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8000人。所有办理文读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史’,和文盲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经谓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新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法》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降鸣冤,这本《大浩》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纪绑、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龙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难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件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研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本生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洲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资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诸如怎靖凌云、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强调“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铺,明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200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200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里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为6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为庶民。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幸免。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个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钢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电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赫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趋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同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伯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替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所以,海瑞无视于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准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所以戴凤翔参劾他的奏疏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资方还款,虽然是站在高利贷一方的片面之辞,然而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则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断。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于全国,则势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国的安全。戴凤翔的危言耸听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即在于此。
    在被迫退休之后,海瑞编印了他从政期间的记录,其中包括各种公私文件。流传到今天的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为百姓所苦的,颜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役”。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阈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许商征银。这种新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于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转嫁于贫家小户。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出于对农民的同情,海瑞废除了自己应收的常例,并以种种方法限制吏前的舞弊。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厘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于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再则海瑞的着眼点也过于琐屑,他被政敌攻击为不识大体,也不尽是凿空构陷之辞。比如说,他的节约到了这种程度,除非交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虽然易于被读者忽略,但它的历史价值却至为重要,因为它所阐述的这一庞大帝国的社会背景,较之任何论文都为简捷明白。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地万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替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为替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替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硕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海瑞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么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为无能。于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下面是海瑞亲身经历的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即丈夫的烟兄前来索取欠款白银三两。烟兄弟一言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烟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系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审案的县官以洞悉一切的姿态断定此案乃是因奸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奸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随带仆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理由既已如此充分,女人就被判凌迟处死,朋友作为好夫理应斩决,烟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这件案子送交杭州府复审,审判官的结论中否定了好情,认为确系殴斗致死,动手的人应按律处绞。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复核。审判者细核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了根本上的出入,乃再度发交邻近3个县的县令会审。这3位县令维持初审的判决。当这一批人犯送抵本省巡按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于是案件又送到海瑞那里作第六次的讯问。

    海瑞的结论和杭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他的理由是这位妻子和他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而这位朋友家境并非富有,并且早已娶妻,假令女人确系谋死亲夫而企图再嫁,也只能成为此人的一名小妾。所以从情理而论,谋杀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再则,既属伤天害理的谋杀,参与密谋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又何必牵扯上这位朋友所携带的仆从?

    淳安县县令海瑞如何解释初审时的供辞?答案是:“皆是畏刑捏招,恍。德成狱,殊非情实。”

    被迫退休回到原籍闲居,对海瑞来说,是一种难于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现在,他已经面临着事业的终点,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他心灵上的缺陷。
    他的故乡在南海之滨,和大陆上一些人文基本的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那些城市里,退职的官员可以寄情山水,以吟咏自娱,并且有诗人墨客时相过从。有的人可以出任书院的山长,以弘扬圣贤之道,造就下一代的人才来继续他的未竟之业。而在这天涯海角的琼凡没有小桥流水、蒋藻游鱼的诗情画意,收入眼底的是单调一色的棕桐树和汹涌的海涛,吞噬人畜的鳄鱼是水中的霸主。海峡中时有海盗出没,五指山中的黎人则和汉人经常仇杀。
    退隐在荒凉瘴病之区,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也许还多少能排遣这空虚和寂寞。然而海瑞没有能在这方面得到任何安慰。他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他的第一位夫人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因为和婆婆不和而被休。第二位夫人刚刚结婚一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逐出家门。第三位夫人则于1569年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一人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按照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海瑞抱恨终天的憾事之一。

    海瑞是忠臣,又是孝子。他3岁丧父,寡居的母亲忍受着极大的困难把他教养成人。她是他的抚养者,也是他的启蒙者。在海瑞没有投师就读以前,她就对他口授经书。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海瑞的刚毅正直,其中就有着他母亲的影子。然而,同样为人所承认的是,海太夫人又是造成这个家庭中种种不幸事故的重要因素。当海瑞离开南直隶的时候,她已经度过了80寿辰。而出人意外的是,海瑞的上司只是呈请皇帝给予她以四品夫人的头衔,而始终没有答应给她以另外一种应得的荣誉,即族表为节妇,是不是因为她的个性过强,以致使他的儿子两破出妻?又是不是她需要对1569年的家庭悲剧承担责任?尽管今天已经缺乏实证的材料,但却有足够的迹象可以推想,由于海大夫人而引起的家庭纠纷,不仅已经成为政敌所攻汗的口实,也已为时论所不满。海瑞可以极容易地从伦常纲纪中找出为他母亲和他自己辩护的根据,然而这些根据却不会丝毫增加他家庭中的和睦与愉快。

    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骁伏仇志在千里,他虽然闲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里挂着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他从小读书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里,至今仍然用它来警惕自己,务使自己晚节保持完美。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从海瑞家族的这个姓氏来看,很可能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然则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在今天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把儒家的伟大显标于这南海的尽头!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征。家境的困窘过去既没有损害海瑞的节操,今天也决不再会因之而改变他的人生观。他有祖传的四十亩土地足供糊口,在乡居期间,他也接受过他的崇敬者的馈赠。他把这些馈赠用来周济清寒的族人和刊印书籍泊己的家庭生活则保持一贯的俭朴。
    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既已受到灵感的启发,他就加重了自我的道德责任;而这种道德责任,又需要更多的灵感才能承担肩负。如果不是这样,他坚持不懈的读书著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成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海瑞在1585年被重新起用。他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不幸的选择。这一次,他就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和事业的最低点。当时张居正已经死后被清算,朝廷中的人事发生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海瑞虽然不是当面反对张居正的人,却为张居正所不喜,因而得以在反张的风潮中东山复起。然而,这位模范官僚的政治主张在15年前尚且窒碍难行,在这15年后又如何能畅通无阻?文渊阁大学土申时行以他的明智和通达,自然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致海瑞的书信中说到“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闭典”,就含蓄地表示了这次起用只是偏顺舆情,需要这位享有声誉的直臣作为朝廷的点缀。这个时候的海瑞已经72岁,虽说锐气并没有消减,但多年的阅历却使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乐观。当嘉靖年间他犯颜直谏的时候,曾经充满信心地鼓励皇帝,说朝政的革新,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而现在,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给朋友的信上却忧心忡忡地说:“汉魏桓调宫女千数,其可报吹厩马万匹,其可减沙,’借古喻今,明显地影射当今的万历皇帝喜欢女色和驰射,而且对皇帝的是否能够改过毫无信心。
    在起复之初,他的职务是南京右金都御史,不久升任南京交部右侍郎。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晔以此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里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于官员俱乐部。他们的官俸微薄,公务又十分清闲,于是就殚精竭虑地设法增加额外收入。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职权,向市井商人勒索,其公行无忌有如抢劫。这种种怵田惊心的情形,使稍有良心的官员无不为之忧虑。
    海瑞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在命令发布之前,他已经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条陈。他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提到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革的极刑。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位御史在家里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的祖制,这位御史理应受到杖责。其实这类事情在南京已属司空见惯,海瑞却以为有坏风俗人心而加以反对,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海瑞的再度出山以及一如既往的言行,对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有如一块巨石投进了一地死水。对他的批评和赞扬同时出现。不久,就有一位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流参劾右都御史海瑞。下级监察官参劾上级监察官,虽不能说背于法制,毕竟是有逾常情。即此一端,就不难窥见反对者的愤慨。这位御史的奏疏一开始就对海瑞作了全盘否定:“莅官无一善状,推务诈诞,矜已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接着就采用莫须有的老办法,说海瑞以圣人自诩,奚落孔孟,蔑视天子。最后又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既骄且伪,说他被召复官,居然丝毫不作礼貌上的辞让,反而强调说他还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官带。这位御史负有视察官学的职责,他在奏流中说,如果学校中任何生员敢于按照海瑞的方式为人处事,他将立即停发此人的禀膳并加责打。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联躬,词多迁怒,联已优容。’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食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未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会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宜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光。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还愁”,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有真知卓见,他说的话哪里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7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难。这一使各方面感到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甚至可以说,戚继光的谢世纵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献,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锋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士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组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碎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夫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j 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总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切积欠过久。军切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死。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蔬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袜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条不紊地实施他的建军方案:宣布招兵的办法,规定月值的数字,拟订分配列兵职务的原则,明确官兵的职责,设计队、哨、局的组织,统一武器的规格,颁发旗帜金鼓这一类通讯器材,等等。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纪效新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甚至还记载了一种制作干粮的方法。然则这部著作的出现,也正好在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军训军令都没有固定的准则,专门研究军事技术的学校从未成立。如果部队手册、战斗纲要、编制表、后勤补给图解和军法条文等为军中必需的文字材料曾经存在,那么,它们不是没有付诸实施,就是早已不合现状,所以戚继光才会在他的书里不厌其详地作出规定和阐述。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成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成继光的个人部队。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辆。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超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纪纲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200万。
    但是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本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200万“军户”提供,每户出丁男一人,代代相因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既在于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制度开创伊始,流弊即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出于强迫;即或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带就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时经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各军户抵押和出卖。长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部分地区都承平无事,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往往远较规定的编制为少,在退化最严重的卫所中,竟仅为规定编制的百分之二或三。对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家里充当仆役。
    和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相始终的是补给制度。本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粗钢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直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治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港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清运由专业化的军上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线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股以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只能服用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挺,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他所用的按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级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拥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踩阳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遇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忍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切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于仓粹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把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门对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允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一50艘船只,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抽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拥熟地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5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自,不见其人”,可以在一文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悄,立而发矢。……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乌铁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而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俘获的战利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用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止必在严密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的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的向导,并熟练地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地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难民在队伍的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对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士气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其经常遭到失败就为势所必然。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官军溃退时有如狼奔累突,被践踏或被挤落水致死者也为数累累。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之中被推落水,几乎淹死。
    除此以外,倭寇在和大部队官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即先取守势以减杀官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官军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戚继光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精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土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
    所以,总结以上的情况,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政府已深切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不得不批准他的组织新军的计划,并且加征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活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所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很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上文所说的“连坐法”虽然不可能经常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其杀一儆百的恐吓力量已足以使部队在强敌之前不易击溃。他所制定的赏罚原则并不完全决定于战斗的胜负。即使大败,有功者仍然要给予奖赏;相反,即使大胜,作战不力和临阵脱逃者仍然要受到处罚。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军官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这种严格的纪律固然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保证,但是它的残酷性也实在使人不寒而栗。士兵离队小便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而且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犯军法而被他毫不犹豫地处死。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的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独他从南方带来的3000名军士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然则严峻的纪律,仅是治军方针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必需鼓舞士气。士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支经常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谈不上自尊和自信,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训练方法得自专家的口授。这些宝贵的经验过去由于不为人所重视而没有见诸文字。到俞大献才作了扼要的阐述,而戚继光则把所有的细节写成了一部操典式的书本。
    操练技术的主要着眼之点,可以说是用“辩证法”的原理来分解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对的两个方面:身体有防盖和没有防盖的两个部分:一种姿式有动有静、正面和侧面的两种因素;有攻击则同时有防御。总而言之,既有明便有阳,有阳亦必有阴。例如操练近身武器,也和拳术或舞蹈的原则相似,任何一个姿式都可以作三段式分解,也就是开始一稍为休总而转变一继续进行又迄于静止,用戚继光的术语来说,就是“起一当一止”。这些姿势又按其不同的形态而有各种离奇的名目,例如骑龙式、仙人指路式、铁牛耕田式、太公钓鱼式等等。运用这些动作,要求“左右来俱有柏拉”,“后发先至”。至于在实战中和敌人决斗,除了熟练地掌握以上各种基本姿势和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乃是佯攻,亦即声东台西,出其不意。
    在戚继光以前,在军队中受到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果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等到他们被有组织的倭寇屡屡击溃以后,当局者才觉悟到一次战斗的成败并非完全决定于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的时候,除了要求士兵拥熟技术以外,就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在接战的时候,全长12尺有余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它的局限性则是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他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所以,戚继光对一个步兵班作了如下的配置:队长1名、火决1名,战士10名。这10名战士有《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其前面又有4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都以藤条制成。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究”,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尺左右。长枪手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携带“税把”。“钱扔’为山字形,铁制,长七八尺,顶端的凹下处放置火箭,即系有爆仗的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的配置由于左右对称而名为“鸳鸯阵”。右边持方形藤牌的士兵,其主要的任务在于保持既得的位置,稳定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形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引诱如果成功,后面的两个士兵则以狼笑把敌人扫倒于地,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把敌人刺死戳伤。最后两个手持税把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税把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完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麦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性。然刚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欧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拥习陆战,水战的技术反而低劣。俞大诚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铁胜小铁,多船胜寡船,多镜胜寡统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欧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贺恨以殁。
    然则俞大就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献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欧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3000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人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钦锐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镜以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口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欧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简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镜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统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献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购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献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献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投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按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土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宪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曹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宪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便士兵壮胆。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铜,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30两。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说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乎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那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措;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中备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没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摔应战,而使巴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较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就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各岛的来犯者,至此才承认在中国的冒险没有便宜可占,因而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乎,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防御京微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议把戚继光调到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当然也不会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前州任职达15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季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接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10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2000里,使官军束手无策。
    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防区为北京东北一带,按照规定的编制应有士兵8万人,战马22000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现存的数字。在役的士兵,有的属于本镇所属卫所的“主兵”,也有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后者的调防虽然带有永久性,但供应的义务却仍属原来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性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身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们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粗钢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弄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号。
    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骰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树作为背景。
    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土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汗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蓟州军镇的军全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w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3年工n,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最初员额为脱叫人,以后扩充为2万人f823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共湖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3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海”。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已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届青使死”。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三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那怕是试成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按担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成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巴。……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阔突。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该不相负。”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土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镜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6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巩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前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000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乌铁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铝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怫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钱把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析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究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人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没成族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验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乌铁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他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就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前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前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变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前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及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我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250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70座。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3000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1200座,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3层,台预见方12尺,可驻守班一50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购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的总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活。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20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是绍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位饱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献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哈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潮,戚继光的精神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10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本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妙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献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资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读。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壁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献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薄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帐单可资交代。
    除了献血为盟为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油编者都感到别扭,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力、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口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折里,总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军官,“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将领如此,士兵的文化水准更可以想见。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说,他在军区中建造的私宅命名为“止止堂”,运用《庄子》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谦抑自持,愿意在虚静之间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媲美。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和谭纶和张居正的关系如此密切,虽说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富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插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成帅书面联络?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码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地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威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放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人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第七章 李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1602年,李赞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李蛰的著作不穿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李费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蛰的著作中见到。

    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赞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这种论调自然更属于无稽。他在1580年离开姚安知府的职务以后,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外上的周济以维持生活,而他从也不觉得接受这些周济有任何不妥。这个社会容许他不耕而食,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应当改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着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从没有提到经济立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种评语可以同样适用于自己。在若干场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在给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丁目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也就是说,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病弊,立下“与汝偕亡”的决心。
    但是李蛰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则属毫无疑义。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也有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蛰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

    李蛰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制发为僧,时年六十一。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当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这种精神和路德的倔强相似。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解释经典,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见信徒即为长老的态度相似。但李蛰没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漠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后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李蛰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蛰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蛰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赞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沃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等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免心与回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李蛰于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他的家族原姓林,后来改姓李。六世祖林写是泉州的巨商,以贸易往来于波斯湾,娶“色目女”,可能就是印度欧罗巴种的女人。在其后相当的时间内,他的祖先仍然和混血的家庭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往来,一直到曾祖父一代,他家庭中的国际色彩才归于消失,李蛰本人则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
    到李蛰这一代,他的家道早已中落。1552年,他得中举人。中举后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再耐心拼得进土及第的资格,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之后,他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1559年,又因为父亲死去而停职丁优。服满后入京求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了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候补期间,以教书糊口。他生有4个儿子3个女儿,但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殇。据李蛰自己说,有一次他有7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最后甚至饥不择食,不能分辨“稻粱”和“黍稷”的差别。
    1563年,他的祖父去世。上司和朋友根据当时的习惯,送给了他相当丰厚的蹲仪。至此,他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心。他把全部款项的一半在他做过教官的河南购置地产一处,以为妻女衣食之资,让她们留在河南,余下的一半则由他自己携回福建。他所需要安葬的不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还有祖先三代的灵柩五口。按照一般的风俗,安葬先人,必须讲求风水,选择吉地,以期后人的飞黄腾达,否则宁可把灵柩长期停放。当时,李蛰还在文官的下层中挣扎,虽然祖父刚刚去世,但是曾祖父的灵柩已经停放了50年,环境逼迫他迁就现实,在可能的条件下一起埋葬,但求入土为安而不再作过高的奢望。这一问题的解决,多年之后还使李蛰感到已经格尽了自己的职责。
    然而这一个决定却增加了他妻子的负担。她不愿意在去家数千里之外无依无靠地独撑门户,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学思。她的母亲年轻时居捐,历经辛苦,把她抚育成人,这时由于思念女儿,朝夕哭泣至于“双眼盲矣”。但是李蛰手头的款项毕竟有限,不可能在丧葬之外再携家往返,所以只能忍心拒绝了她一起返回泉州的请求。他们一别三年,等到重新聚首,她才告诉他两个女儿因为当地饥道,营养不良而死。这一不幸的消息当然使他伤痛不已,当晚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李蛰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5年,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5年,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时在1577年。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逐渐有所积蓄。
    这种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并没有使李蛰感到不安。他并不像海瑞一样,以为官俸定额以外的一丝一毫收入都属于贪污。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使李蛰感到不安的倒是他的妻子。她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只要对丈夫的事业有利,她能够忍受一切乃至牺牲一切,但是她不能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他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离开了独立,他的内心就得不到满足。也是基于这种精神,在1580年姚安府任满以后他决定退休。当时他年方53岁,正值官运亨通,一帆风顺,这种出乎意外的决定对她也不能不是一种打击。然而她依然是顺从,和丈夫一起迁到湖广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可是李赞后来又和耿定向闹翻,又决意搬到附近麻城的佛堂中去居住,她这才不得不独自回到离别了20年的故乡泉州。直到1587年,她临死以前,她曾多少破向他呼吁,要他回到泉州。当她的死讯传来,李蛰曾写了6首诗表达当时的伤感。诗中称赞她的贤淑,说“慈心能割有,约已善治家”,夫妻40年来未曾反目,只是由于不能理解“丈夫志四海”的宏献,在给女婿的信里,李蛰提到在听到噩耗以后,没有一夜不梦见她,文字的凄怆,令人不忍卒读。好几年以后,他还劝告朋友不要轻易削发为僧,尤其是有近亲的人更要三思而后行。这种劝告,不妨看成这位充满矛盾的哲学家的一次自我忏悔。
    李蛰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人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早在二三十年前,在丧父家居的时候,李蛰就已经有了这种经验。当时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虽然只是一个最低级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亲族的拥戴,负起了为30多人的大家庭寻找饮食的义务。和他同时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作者,就提到过他在南京为避难的亲族所包围,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则在信上向朋友诉苦,说他不能避难他迁。因为如果离开昆山,他必须随带“百余口”的族人同行。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的,积殊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他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蛰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蛰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蛰,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对于这样背离传统的行为,他的亲族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但是亲族的压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强烈。在给曾继泉的一封信里,李蛰说到他所以落发,“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所谓闲杂人等,是他的弟兄还是叔侄;俗事,是买田还是建立宗调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势力干预词讼,虽然语焉不详,大体上当不出这些范畴。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顾他的愿望,仍然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样有趣,他有一封遗书,题名为《豫约》,其中就提到他的这个侄子“李四官若来,叫他匆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这封遗书草于1596年,上去他削发为僧已有8年。

    李蛰所居住的僧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称为“芝怫院’。它不是正式的寺庙而仅仅是私人的佛堂,但规模却颇为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厢房,还有和尚的宿舍和客人的招待所。李蛰自己居住的精舍位于全院的最后山巅之处,极目四望,水光山色尽收眼底。在芝佛院的鼎盛时期,全院有僧侣叙余人,统率众增的方丈则是李蛰的朋友。僧众中有人还带着徒弟、徒孙。
    芝佛院始终没有向政府登记,没有领到正式执照,因之也没有向政府纳税。它不属于任何宗派,也没有董事会的管制。李蛰是全院唯一的长老及信托老。其创建和维持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他一人向外界的捐募。他常常写信给朋友,要求得到“半俸”的援助,或者以“三品之禄,助我一年’。有的朋友,周济他的生活前后达20年。他过去没有经历过富裕的生活,但在创建佛院之后,却没有再出现过穷困的迹象。
    在李蛰被任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这些崇拜者之中有人后来飞黄腾达,或任尚书侍郎,或任总督巡抚。李蛰得到他们的接济,即使不算经常,但也决非绝无仅有。而且这种金钱上的关系还不是单方面的。他的朋友焦域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不善理财,据说穷得“家徒四壁”。当焦放的父亲80寿辰,朋辈称临聚会,有的竟不远千里而来。李蛰是这次盛会的襄助者,他写信告诉与会的人,嘱咐他们“舟中多带柴米”。
    这种方式的金钱周济和往来之不同于一般,在于接受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说共同的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关系还是以道德作为施政方针的副产。因为这种施政方针的思想根据,乃是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关。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这个问题使读书明理之人为之不安,而高级官员由于负有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为严重。按理说,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自幼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种不安,或者由此发展而来的内心交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谛,件使内心的不安涣然冰释。所以他们来往密切,集会商谈之余,还互相通信,刊印文集。、李蛰落发为僧以后,仍然经常外出旅行,参加这些活动。在当时,还谈不上旅费必须报销,或者演讲应当收入费用,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习惯,在往来交际之间安排妥帖。以李蛰的名望,加上化线和尚的姿态,他已经用不着再为经济问题而踌躇。
    他和耿定向的辩论,促成和巩固了他要求个人自由的信念。多年之后,他仍把这次辩论视为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拆点。

    1580年,李蛰在姚安辞官离任后,就搬到湖广黄安,在耿家充当门客而兼教师。这时耿定向的父亲去世不久,兄弟4个都在家里丁优守制。这4个人中,李蛰和二兄耿定理的交往特别密切。有人误以为他们两人在思想上比较一致,其实不然。他们之间的差异,较之李蛰和长兄耿定向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耿定理天资聪颖,同时也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发现“四书”“五经”中的理论和他自己的思想有所冲突,他就不能轻易放过,人云亦云。这种矛盾带给他苦恼,也促使他思索,有时候会独自一人在深山穷谷之中徘徊。最后,他终于“豁然贯通”,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一个人成为圣人,则是把自我之有化而为无,进入了寂灭的境界,以致“无声无臭”。这种高悬在空中的理想主义,只能深藏于内心,不能应用于现实,并发展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标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耿定理从来没有应考,也从来没有做官。然而李蛰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无疑和耿定理的思想判若水火。他们之所以能和睦相处,不在于耿定理学术理论上的弹性,而在于他性格的柔和轻松。他经常以排宗式的机锋,避开辩论中的正面冲突,而以表面上毫不相关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见,使辩论的对手在思索之后被迫折服。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基于识见渊博;如果坚持片面的执拗,就等于放弃了宽阔的胸襟。因此,当耿定理在世之日,总是能够用他特有的方式调解他长兄和李蛰之间的冲突。
    在思想史上,长兄耿定向最易为历史学家所误解。他的朋友和论敌李蛰,把他说成一个伪君子;而黄宗费的《明儒学案》人也指出他思想上前后不符。然则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位哲学家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他接受佛家和道家的哲理,认为至善至美属于虚无,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任何信条如果不能在愚夫愚妇面前宣讲明白,则不成其为信条。经过多方考虑,他提出,人的理智有深有线,有粗有细,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社会生活中,政治与农业不同,农业又与商业不同。基于这样的分析,他已经开始指出了伦理道德的理,应当与物理、地理的理有所区别,因此施政的标准也应当与哲学思想有所区别。这种理论,为当时持一元论的宇宙观者所不能接受。他和李蛰的冲突也无可避免,因为两个人都准备把自己的理论体现于行动之中。于是李蛰指斥耿定向为不诚实,言行不一;耿定向则指斥李蛰以立异为标榜,立异的目的还是立异,所谓放浪形骸,无非是为了博取超凡脱俗的美名。
    耿定理在1584年去世。同年耿定向被召回北京任左金都御史。他在信里提出李蛰迷误耿氏子弟,这种指责促使李蛰迁居麻城。多年以后,他还认为这是耿定向有意识地给他以个人侮辱。

    李蛰好强善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授,在做官的时候也经常与上司对抗。和耿定向闹翻之后,他更为重视自己的独立不羁。按本朝的习惯,退休的官员被称为“乡富”,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官员的身分,要受地方官的节制。地方官可以邀请他协助处理有关的事务,也可以邀请他参与重要的典礼。这种权利和义务,在别人或许会引以为荣,而在李蛰则是精神上的压力。他说:“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剃发为僧,除了避免亲旅的纠缠以外,摆脱这些牵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蛰虽然身入空门,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学经祈祷。他喜爱清洁成为癖好,衣服一尘不染,经常扫地,以至“数人缚帚不给”。在很多方面,李蛰保持着官僚学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即使是短距离的外出,他仍然乘轿;对于书本不愿亲自阅读,而是让助手朗诵以省目力。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蛰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芝佛院中有一间屋子专门堆放书板。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儒家经典的阐释、历史资料的观察、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伦理哲学的发挥,形式则有论文、杂税、诗歌、书信等等。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在接触小说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为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惟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柳》、《焚抑人》一册,以为奇货”,就大多感到难于理解。

    要正确认识此中关系,务需探求李蛰的写作目的。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非异途同归,其着眼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从这点出发,他的写作,有如使用各种乐器演奏同一支交响曲。公私冲突之中能否设法调和?如果他还没有做出恰当的答案,至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读书人来说,足以影响他们良心与理智的完整性。李蛰自身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表达更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获得读者的欣赏。其中衷曲,在一封写给耿定向的信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算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蛰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他们的言行不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耿定向不过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李蛰本人也没有与此绝缘,这就常常使他在对别人作了无情的指责以后,自己感到内疚而稍敛辞锋。对供有当他被别人截击,已经无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长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同辈的人物中,李蛰虽然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终究没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独立地位。这种困难和冲突迫使他继续写作,笔下内容仍然不能越出这一问题的范畴。这种情况,连同情他的袁中道也为之不解: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李蛰和耿定向的争论,基于人性的善恶。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没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恶。他学说中的核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于“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构成了仁,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答复。《论语》一书中,仁字凡六十六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一般来说,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己任等等观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又赋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克制,言辞谨慎、按照礼仪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于仁;出于环境的需要,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杀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后世的读者,必须把这些互不关连的语录再三诵读,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实内涵。综合来说,温和有利,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论语》中这66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组自私而克臻于仁。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孔子去世以后约150年,性善说才首次被明确提出。孟子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孟之间的不同论调,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孔子的目标,在于期望由像他一样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来代替当时诸侯小国中世袭的卿大夫。孟子却生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里,其时齐楚之间的王国,采取了全民动员的方式互相争战。这种情形不再允许哲学家以悠闲的情调去研究个人生活的舒畅和美。孟子的迫切任务,在于找到一个强者,这个强者应当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并且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的言辞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之中,有如引导泛滥的洪水归于大海,以避免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重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后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上成千成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土人。这些土人就是绅士阶层,和以前的门阀士族比较,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于新的环境。

    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的,则是宋代的大儒朱直。他是孔孟以后儒家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死后被尊为贤人。他对儒家经典的论述具有权威性,他的《四书集注入是明朝、清朝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他的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有时甚至被认为有“科学”的根据。未亮对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熟读深思,进行整理。他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梯忠信。这种把具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无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看到一件事物,这种事物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他们着重于事物的功能。一件事物具有特性,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物发生了关系。白色的东西有白色的特质,是因为有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这也就是说,凡“物”皆有动作,光线的反射见于人眼是一种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种动作。运用这样的观点,未竟把雷霆和鞭炮看成相似之物,因为两者都是“郁积之气”企图发散。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是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秉气不同,有清有浊。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对未合的思想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假如人之愚顽不肖,如他所说在于气浊,则这种生理性的缺点就应当采取机械性的方式补救,例如着眼于遗传,或者如道家的注重吐纳。然而朱莲反对这样的办法。他认为这些气浊的人应该接受教育,经过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接近真理。这样一来,朱熹之一个全体的、有组织的宇宙,已成问题,即伦理之理有别于物理之理。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他的植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等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的本身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不产生疑问:这种博学多闻是否有确切的需要,也就是说,朱景的成就,是否能和他付出的精力相当?

    朱熹治学的方法可谓“支离”。避免这样支离,另有捷径。此即以每一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德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以这种方法治学是为“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真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电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梯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耿定理的终身不士就是一例。再则,儒家的经典一贯是土大夫行动的标准和议论的根据,而心学一经风行,各人以直觉为主宰,全部经典就可以弃置不顾。李蛰全凭个人的直觉和见解解释经典又是一例。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除此而外,再无别的因素足以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所以李蛰在晚年被捕入狱,虽然也被指控为行为不检,但审判官在审讯的时候对此并不斤斤计筑所注意的乃是他“惑世诬民”的著作。李蛰本人也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把他的一部著作题为《焚书人》意思是早晚必将付之一炬;另一部著作题为《藏书人》意思是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等待适当的时机再行传播。
    李蛰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函件,指斥他的虚伪。耿定向以眼还眼,如法炮制,也把他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广为抄传,信上说:“昔颜山农(颜钧)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在这一似乎是漫不经意的开场之后,他跟着就指出,李蛰的种种古怪行为,无非是就地打滚之意,目的在于不受拘检,参会禅机。但是耿定向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蛰曾经强迫他的幼弟押妓,还提到李蛰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在耿定向看来,这些放荡的行为,也是李蛰以良知为主宰,寻求顿悟的方法,与颜山农的就地打滚无异。

    李蛰在1587年对这种攻击作出答辩。除了关于寡妇的事件以外,他对自己的不拘形迹毫不掩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就地打滚”的评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故事,如果真有这件事,只能证明颜山农确实参透了“良知真趣”。他又说:“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渔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滚,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当一个人真能领悟到打滚的真趣,则另有境界,此即“当打滚时,内不见已,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他认为耿定向的耻笑无损于颜山农,“即千笑万笑、百年笑千年笑,山农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为庸众说也,原不为不可语上者说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说而止也”。

    以上一段公案,可以看作当时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的一个事例。李蛰与耿定向的个性不同,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嘲讽侮弄,已经超出了个性的冲突。其中的微妙之处,乃是耿定向并不属于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蛰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州学派。仅仅在攻击李蛰“未信先抗’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

    第七章 李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心学的发展在明代进入高潮。由于王阳明的创造发挥,这种思想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王阳明原来也属于朱熹的信徒,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物,坐在竹子之前冥思苦想。但是格来格去,始终没有格出一个所以然,自己反而为此病倒。这个故事反映了他相信物质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蹊径,最后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即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开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花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无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一件白的物体的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一个人见到美色就发生爱慕,闻到臭味就发生厌恶,见和闻是“知”,爱慕和厌恶则为行,前者立即产生后者。所以,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七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一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一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朱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1587年,李蛰就走到了这条道路的交叉点。
    几个世纪以后,对李蛰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李蛰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这在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中并非罕见。这种情形的产生,又可以追究到王阳明。

    王阳明所使用的方法简单明白,不像来直那样的烦琐累赘。但是在他的体系里,还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良知的内涵是什么?良知与意念的关系,是从属还是并行,是调和还是排斥?他应该直接的说良知是一种无法分析的灵感,有如人类为善的可能性属于生命中的奥妙。但是王阳明不如此直截了当。他又含糊地说,良知无善无恶,意念则有善有恶。这些问题,为他的入室弟子王毅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技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酷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李蛰在北京担任和部司务的时候,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回的书,之后他又两度拜访王回,面聆教益。他对王银备加推崇,自称无岁不读王回之书,亦无岁不谈王殿之学,后来又主持翻刻了王银的《文抄录入》并且为之作序。

    按照王前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基于这种的立场和信念,李蛰对耿定向的攻击不屑一顾。耿定向说他拥妓,李蛰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蛰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床’,道家的“和光同尘”。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蛰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这种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流露。

    李蛰又有他的另一面。当他说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又站到了王良这一边。王良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王阳明的信徒。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王良把王阳明的学说推广而成为“群众运动”,这可以算得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在明代社会里,并不存在以哲学领导群众运动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因素势必引起剧烈的变化,但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然则王良确实在比较广泛的范围里传播了王学,他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又正是王学的发挥。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李蛰虽然渴望自由,然而他不能超然物外,对这样堂皇的旗号无动于衷。因此,以学术的流派而论,他始终被认为属于泰州学派。

    在第三位姓王的影响之下,李蛰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他仍然不断地提到“心”,但是这已经不是就地打滚、无美于中无丑于外的心,而是考虑到日常需要的心。因为自己有所需要,就谁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这就是孟子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在这些场合中,他的思想已经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挂碍,而是以日用常识作为基础。这种态度在他评论历史时尤为明显。

    李蛰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于传统的看法,比如他确认王莽为“篡试盗贼”,指斥张角为“妖贼”。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析。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李蛰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蛰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蛰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蛰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君主一生事业的成败既为历史循环的后果,李蛰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也只是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和气魄。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蛰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的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李蛰在这些方面的看法,和欧洲哲学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极其相似。

    李蛰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推崇战国的李俚、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但是对宋代的王安石却缺乏好感。这当然并非因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议,而是因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不知富强之术而必欲富强”。与上述的论点相联系,李蛰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对于俞大欧和戚继光,李蛰极为倾倒,赞扬说:“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六”。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李蛰感到愤愤不平,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仗义执言,但求保全声名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

    李蛰和耿定向的冲突,许多当代的哲学史家把原因归之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同。李蛰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

    这种论点缺乏事实的根据。耿家在黄安确实是有声望的家族,但是李蛰的后半生,却一直依附于这样的家族而得以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他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投奔麻城周家,依靠周思敏和周思久。这周家作为地主望族,较之耿家毫无逊色,何况两家又是姻家世好。另外还有梅家,其社会地位也与耿、周二家相评。当年麻城(黄安初属麻城,1563年始分治)土人进学中举,几乎为这三家包办。在麻城的时候,李蛰还和梅国恢过从甚密,梅国恢后来为《焚书》写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蛰又和清运总督刘东星有极深的交往。刘东星为沁水人,不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儿嫁给山西阳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姻亲。在盛名之下,甚至连亲藩沈正也对李挚感觉兴趣,邀请他去作客。李蛰托言严冬不便就道,辞谢未赴。他的最后一位居停为马经纶。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发财富有。他特意为李整修造了一所“假年别馆”,并且拨出果园菜圃和另一块土地,雇人耕种,以收入作为其客居的供应之资。在李蛰的朋辈之中,惟有焦坡家道清贫,但却无妨于这一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总之,李蛰所交往的人都属于社会的上层,而且是这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
    李蛰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蛰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至于他对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后人误解。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但是赞扬有成就的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蛰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十分显然,李蛰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这种前后不一并不能算做李蛰最大的缺点。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阔斧的姿态立论的时候,也不是不能见到自相矛盾的地方。卢梭倡导的个人自由,在他的铺张解说之下,反而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李蛰的这种矛盾,在古今中外并非罕见。
    如果把李蛰的优越感和矫饰剔除不计,那么,他的思想面貌还不是难于认识的。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内供有孔子像,他途经山东,也到曲阜拜谒孔庙。在李蛰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蛰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淹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谁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蛰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如果李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蛰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坚持说他的著述于圣教有益无损,都不出于这样的原则。
    对现状既然如此反感,李蛰就对张居正产生了特别的同情。我们无法确知李蛰和张居正是否见过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蛰的前后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张居正的亲信。耿定向尤为张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抚,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张居正发动全国丈量的试探和先声。两年之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核实全国耕地的诏书,意图改革赋税,整理财政。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有胆识的尝试,以他当时的权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去世,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获得成功。
    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级。他的一生与李蛰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据记载,他和李蛰曾经见过面。
    由于李元阳的影响,张居正早就对禅宗感到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和泰州学派接近,并且阅读过王良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也许,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这一派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领导作用。也有人指斥张居正因为要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显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学派中的核伎者何心隐置于死地,但李蛰则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
    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己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蛰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揭》中的“如火火聚,得清凉门”两句们语,也就是说一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蛰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财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在本杜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蛰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
    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蛰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李蛰近于马基雅弗利,但是他的环境不容许他像霍布斯洛克一样,从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察觉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这样,他只好在形而上学中找到安慰——世间的矛盾,在“道”的范畴中得到调和而且消失。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氨
    这样的唯心主义已经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很难成为分析历史现象的有效工具。而另一方面,他思想中唯物主义的部分也并不彻底。这使李蛰不可能从根本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历史观,因之自相矛盾的评论随时会在他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它风求民,安可诬也”。他斥责王莽、张角,但又原谅了很多历史人物,有如五代史中的冯道。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道德规范不相符合,李蛰认为情有可原。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为国家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蛰自己能作出这种评论,则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
    这些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的观点,集中在他编订的《藏书》之中。李蛰对这部书自视甚高,称之为“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过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他认识到,他的观点不能见容于他所处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需要如何改造才能承认他的观点,在书中却不着一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他心目中的“千百世后”,皇帝仍然出席经筵,科场仍然根据官方所接受的历史观取士,则仍为一个矫饰的社会。
    1601年初春,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据说纵火者乃是当地官吏和援绅所指使的无赖。这一案情的真相始终未能水落石出,但却肯定与下面的一个重要情节有所关联。
    李蛰在麻城的支持者梅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梅国极又正掌理西北军事。梅国侦有一个媒居的女儿梅请然曾拜李蛰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蛰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是李蛰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糖然和她的抽程大加称赞。他和她们往来通信,探讨学问。他著作中所提到的“据然大师”、“澄然”、“明因”、“善因菩萨”等等,就是这几位女士。他说:“梅塘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又说:“此间据然固奇,善团、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利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系犹以为姐,何况人乎”这些情。他把浩然比为观世音,并把和这几位女士谈论佛学的文稿刊刻,题为《观音问入他还有一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情然此日生,据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春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衰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很清,绣佛精会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蛰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蛰那妓和出入于寡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
    事情还有更为深刻和错综的内容。李蛰的这种行动,在当时的高级官僚看来,可以视为怪僻而不必和公共道德相联系。但下级地方官则不能漠然置之。因为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机构,和当地绅士密切配合,以传统思想作为社会风气的准则,教化子民。他们的考成也以此为根据。李蛰的言行既然有关风化,也就是和官僚绅士的切身利益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也还是皮相之谈。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蛰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这次事件已经早有前兆。5年之前,即1596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就想驱逐李蛰。仅仅因为李蛰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多是上层人物,这位道台才不敢造次,只是放出风声要对他依法处理。李蛰对这种恐吓置若罔闻,于是史道台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设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蛰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答辩既合情合理,再加上知名人士从中疏通,这位道台没有再别生枝节,而李蛰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约计4年。他在山西访刘东星,登长城,然后买舟由大运河南返,在南京刊刻《焚书》,1600年又回到芝佛院。这次招摇的旅行使当地官外更为痛心疾首,而尤其糟糕的是,他居然在给梅情然的信上说麻城是他的葬身之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富绅们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一把火烧了他的栖身之地。
    事变发生以后,马经纶闻讯从通州赶来迎接李蛰北上,并且慷慨地供应地和随从增众的生活所需,使李炎的生活得以保持原状。在通州,也经常有朋友和仲嘉者的拜访和请益,因此生活并不寂寞。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易经》的研究。因为这部书历来被认为精微奥妙,在习惯上也是儒家学者一生最后的工作,其传统肇始于孔子。李蛰既已削发为僧,他已经了解到,所谓“自己”只是无数因果循环中间的一个幻影;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费提出这一理论,真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归并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而也是仅仅两年之前,这个民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就凭这些成就,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权”的王朝。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联携”。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舍此就波,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然而在这易代的前夕,李蛰又如何为自己打算呢?即使其对李蛰还不是古稀的高龄,他也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问题已经为利科绘事中张问达所解决。张问达递上了一本赛疏,参劾李蛰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罗织的罪状,有的属于事实,有的出于风传,有的有李蛰的著作可以作证,有的则纯出于想当然。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尤可根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土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装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土人妻女也。”接着,给事中提醒万历皇帝,这种使人放荡的邪说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此外,由于李蛰妄言欺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其情已形极为可怕:“选来缓绅大夫,亦有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而最为现实的危险,还是在于李蛰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皇帝看罢奏流之后批示:李蛰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在多数文官看来,李蛰自然是罪有应得,然而又不免暗中别扭。本朝以儒学治天下,排斥异端固然是应有的宗旨,但这一宗旨并没有经常地付诸实施。李蛰被捕之日,天主教传教土、意大利人利玛窦(此人和李蛰也有交往)早已在朝廷中活动,以后他还要继续传教,使一些大学上尚书乃至皇帝的妃嫔成为上帝的信徒。而万历皇帝和母亲想圣太后则对佛教感觉兴趣。虽说在1587年曾经因为利部的奏请,皇帝下令禁止士人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中引用怫经,但是在1599年,即李蛰被捕前3年,他却告诉文渊阁的各位大学土,他正在精研‘位藏”和“佛藏”。这还有行动可以作为证明:皇帝经常对京城内外的佛寺捐款施舍,又屡次派出宦官到各处名山巨刹进香求福,而好几次大赦的诏书中,更充满了佛家慈悲为本的语气。所以,要把提倡异端的罪魁祸首加之于李蛰,毕竟不能算做理直气壮。
    但是另一方面,李蛰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流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蛰在监狱里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淹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蛰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机但是一时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蛰作了一次简单的对话。当时李蛰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了回答:
    问:“和尚痛否?”
    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药”!
    据说,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李蛰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蛰“不食而死”。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李蛰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如果他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蛰,一名李载蛰,字宏父,号卓吾,别号百泉居上,又被人尊称为李温陵者其事其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李蛰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15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虽然他的《焚书》和《藏书》一印再印,然而作者意在把这些书作为经筵的讲章,取土的标准,则无疑是一个永远的幻梦。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当日李蛰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著作,我们无法揣测这苦闷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响,朱高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蛰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蛰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附录一

    (万历皇帝于1590年8月2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25mf印。)
    是日,上御门毕,召辅臣时行等见于皇极门接阁。上出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虏骑本手接时行日:“朕近览陕西总督抚梅友松等所奏。说虏王引兵过河,侵犯内地,这事情如何?对行等改“近日优州失事,杀将报军,臣等正切忧虑,伏蒙圣问,臣等敢以略节具陈:沈河边外,都是番族。番族有两样。中条纳马的是熟番,其余的是生番。光年虏骑不到,只是防备番贼,所以武备单虚,仓泞不能堵遏。如今虏骑过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为抢番,又恐中国救护,放声言内犯。然虏骑狡诈,不可不防。”上日:“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祖宗开拓的封疆。督抚官奉有敕书,受朝廷委托,平日所于何事?既不能预先防范,到虏骑过河,才来秦报。可见军备废弛。是祖对各边失事,督抚官都拿来重处。朝廷自有法度。”对行等对:“是上责备督抚不能修举过务,仰见圣明英断,边臣亦当心服。如今正要责成他选将练兵,及时整理。”上回:“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市,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时行等对;“各边文武将束,各有职掌,如总督巡抚,只是督率调度。若临战阵定用武官,自总兵以下,有副总兵、有参将、游击、守备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当论罪。”上回:“古文臣如杜预,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诸葛亮纶巾羽扇,都能将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时行等对:“此两名臣古来绝少,人才难得。臣等即当传与兵部,转谕督抚话是,尽心经理,以料皇上宵吁之忧。”上日:“将官必要谋勇兼全,曾经战阵方好。”时行等对:“将材难得。自款贡以来,边将经战者亦少。”上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是不善用之,虽有关张之勇,亦不济事。”时行等对:“近日科道建言,要推举将材,臣等曾语兵部,及早题复。今九卿科道会同推举。”上回:“前日有御史荐两将官。”时行等对:“所荐将官一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亲见,亦是中才,只宜腹里总兵。一是尹秉衡,曾称良将,今老矣。”上回:“不论年老。赵充国岂非老将?只要有谋。”时行等对:“将在谋不在勇。圣见高明,非臣等所及。”上又回:“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股,宜用心分理。如今边各废弛,不止陕西。或差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军伍有该补足,钱粮有该设处着—一整顿。书云:事事有备无患。须趁如今收舍,往后太坏愈难。”时行等对:‘当初许虏款贡,原为内修守备,外示羁康。只为人情偷安,日渐废弛。所以三年阅视,或差科臣,或差彼处巡按御史。”上日:“三年阅视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时行等对:“臣等在阁中商议,要推大臣一员前去经略,且重其事权,使各边声势联络,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拟传帖恭请圣裁。”上日:“还拟两人来行。”已复言款有事。上称:“皇考圣断者再。”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漠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回:“款贡亦不可久传。来事可鉴。”时行等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日:“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时行等对:“今日边事既未可轻于决战,又不可步于主抚。只是保守封疆、据险守隘、坚壁清野、使虏不得律掠,乃是万全之策。皇上庙漠弘远,边臣庶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清事有轻重。若失事本小而论罪过罪,则边臣观望退缩。虏骑反得挟以为重。又非所以激励人心。自今尤望皇上宽文法核功服”上日:“如今失事却也不轻。’对行等球“圣思从宽处分,容臣传示边臣,使感恩图机”上复问次辅病安否何如。时行等对:“臣锡爵实病,屡疏求去,情非得已。”上日:“如今有事时正宜竭忠赞襄,如何要去?”时行等对:“皇上注念锡爵是优厚辅臣至愈,臣等亦知感激。但锡爵病势果系缠绵。臣等亲至其卧内,见其形体赢瘦,神思愁苦,亦不能强留。”上日;“着从容调理,痊可即出。”时行等唯唯。因叩头奏;“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朝,仰知圣体万安,不胜欣慰。”上日:“朕尚头眩臂痛,步履不便。今日特为边事,出与卿等商议。”时行等叩头奏:“伏望皇上万分宝或”上又回:“闻山西五台一路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地方官如何隐匿不报?”时行等奏:“近闻河南嵩县等处,策有矿贼,巡抚官发兵驱逐,业已解散。”上日:“是山西地方五台,因释氏故知之。”上恐时行等课以为失事也。复日:“释氏是佛家,曾遣人进香环。”时行等对:“地方既有盗贼啸聚,地方官隐匿不报,其罪不止流玩而已。”

    附录二

    (万历皇帝于1590年2月5日与申时行等召对纪录。全文照《神宗实录》卷219排印。)
    上御流德宫,召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入见于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致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无颜,叩头候起居。
    上日:“朕之疾已病矣。’对行等对日:“皇上春秋鼎盛,神气充盈,但能加意调摄,自然勿药有喜,不必过虑。”上日:“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胃隔胀满,近调理稍叱又为雄于仁奏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时行等奏:“圣躬关系最重,无知小臣狂朝轻率,不足以动圣意。”上以滩于仁本手授申时行云:“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一评。”时行方展疏,未及对。上遭云:“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联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官,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联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待宜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本去票拟重处!”时行等对日:“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上日:“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日:“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日:“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日:“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流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日:“联气他不过,必须重处!”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领皇上为尧舜之君。’复以其流送御前。上复云:“如何设法处他?”时行等云:“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育。臣等传语本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上首肯,天颜稍和:“因先生每是亲近之臣。朕有举动,先生每还知道些。安有是事片时行对日:“九重深送,它闹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疏远小臣。”上日:“人臣事君,该知道理。如今没个尊卑上下,信口胡说。先年御史党杰,也曾奚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雄于仁亦然。因不曾惩创,所以如此。”时行等日:“人臣进言,虽出忠爱,然须从容和婉。臣等常时推事体不得不言者,方敢陈奏。臣等岂敢不与皇上同心?如此小臣,臣等亦岂敢回护?只是以圣德圣躬为重。”上回:“先生每尚知尊卑上下。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联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遍览?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每为朕股肽,也要做个主张。”时行等对日:“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人前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上日:“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股航心非股肽,安能运动?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还要替朕主张,任劳任怨,不要推倭!”时行等叩头谢日:“皇上以腹心股肽,优待臣等。臣等敢不尽心图报?任劳任怨四字,臣等当书之座右,朝夕眼膺。”语毕时行复进日:“皇上近来进药否介上日:“日每进药二次。”时行等云:“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上日:“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时行等云:“皇上宜以保养圣躬为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圣体自然康豫矣。”时行等又云:“臣等久不瞻睹天颜。今日幸蒙宣召,刍美之见,敢不—一倾吐?近来是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之间,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上日:“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把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思,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走不便。’对行等又云:‘粉立东宫,系宗社火计,望皇上早定。”上日:‘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时行等又云:“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上日:“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广时行等对日:“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上日:“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阁去罢。”仍命各赐酒饭。时行等叩头谢,遂出去宫门数千武。上复命司礼监内臣追止之。云:“且少俟。皇上已令人宣长哥来着先生每一见。”时行等复还至宫门内,立待良久。上令内臣观视申阁老等。闻召长哥亦喜否?时行等语内臣云:“我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内臣人奏,上微晒颔之。有顷上命司礼监二太监谓时行等:“可唤张鲸来,先生每责训他。”时行等云:“张鲸乃左右近臣。皇上既已责训,何须臣等广司礼监入秦。上复令传谕云:“此朕命,不可不见”有顷张鲸至。向上跪。时行等传上意云:“尔受上厚恩,宜尽心国报,奉公守法。”鲸自称:“以多言得罪。”时行等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鲸呼万岁者三,乃退。司利入奏。上日:“这才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礼监太监传言:“皇长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离乳保。遂复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则呈长子在榻右,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拥其后。时行等既见,因贺上云:“皇长子龙姿凤目,歧家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六,齐天之福!”上欣然回:“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时行等奏:“呈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日:“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时行云:“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日:“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时行等稍前熟视皇长子。上手引皇长子,向明正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随具疏谢。是日时行等以传免朝贺,特诣会极门行礼。忽闻宣召,急趋而入,历禁门数重,乃至破德宫。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且无语谆复,圣容和啤,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a year of no sign-cance》法文版为《15,le d6clin de la dynastle desming》。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波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蛰,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3万册,也已售罂,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加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堰表,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自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 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 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法文则称:
    les hlstorlens peuvent soumettre ies erreurs dw passeun nouvel examen dansl’espolr d’y trouver desavertls-sements pourl’avenlr,inals ifs peuvent en m me tempsrecommander a 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 lavaleur.la chl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tirer desexp rlences del’orient coil:11:tle del’occident.11est es-sentlel quel’hlstorlen ne cache rlen de ce qu’11sal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令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throuzh the chinese eve)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k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挺,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符善、蓄奖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询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见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眈。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talis)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贺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人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但是这个国家厂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5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5倍至6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光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壤,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武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不过400-600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切,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通,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以前他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贷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力、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是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急。17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树。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究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1689年革命87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1862年国会通过‘咱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160英亩,等于明买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止独霸市场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他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他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问”,批发商则称“间屋”。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失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件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六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和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19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中,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起来越远。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今日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践的。六七十年前孙中山先生著三民主义就提到一方面即要限制私人资本,一方面又要扶植私人资本,骤看起来,也是自相矛盾,孙先生也被批评为不着实际,今日看来,实在是世界一般趋势。况且美国虽称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放弃限制私人资本的立场,而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英国实行民主,还保存一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皇室,日本的美浓部博士在第二次大战前作“天皇机关说”,大有离经叛道的意思。今日其学说即已为事实印证。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怫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可能亦成为可能。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 is right),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 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种难题,也是给中国的一种测验。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我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和富路特先生作序的时候,还没有听到一国两制的说法,所以富先生还只说“极需要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而今日中国立即准备在十多年后收回香港,势必为大陆文化及海洋文化中的居间人。我在书中自序里说及“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至此已经更现实化,其期待也更迫切。
    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于1974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举例驳正。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路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旯”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lmmanuj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脱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的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原 序

    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我希望别人也看得懂。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际,尚在其次。

    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为使经济学家以批判态度,重新考虑共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不能不有许多争辩。我愿意后者可以少一些。但我觉得:我不仅得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得指出我的观点在哪几方面和通行理论不符。我预测:那些与“经典学派理论”[经典学派是马克思造出来的名词,用来包括李嘉图、杰姆斯·穆勒和他们以前的经济学家。经典学派经济学是由李嘉图集大成的经济学。但我向来用经典学派一词,亦包括李嘉图之后继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而加以发扬光大的人,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艾其伟斯,以及皮古教授;我如此用法,也许犯了文法错误]已结不解之缘者,或者认为我完全错误,或者认为我一无新见。

    谁是谁非,只能让别人来判断。下面争辩部分,目的就在提供若干材料,使别人判断时有所依据。为使各说伊然有别,我自己的争辩不免过于尖锐;假使有这种情形,我得请求原谅。我现在所攻击的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好些年,我想我不至于忽视其优点。

    我们所争执的对象,其重要性可称无以复加。不过,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则我必先说服我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及群众。在论争之现阶段,我们只能欢迎群众旁听,听取参加论争之一造,把经济学家之间之意见分歧点明白提出。这种意见分歧,使经济理论在目前几乎丧失了实际重要性;意见分歧一日不去,实际重要性便一日不恢复。

    本书与我五年前所出版的 《货币论》有什么关系,恐怕我自己比别人要明白些。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之自然演化者,在读者看来,也许会觉得是观点改变,迷离无所适从。这种困难,并不因我改换名词而减轻。名词有非改不可的地方,我将在下文中指出。二书间之关系,可以简述如下:

    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不过当时先人之见已深,不易摆脱,所以对于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并没有充分讨论。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 (即第三、第四两编)之显著缺点。该书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在此假定之下,那些公式想指出:何以会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使产量非改变不可。至于动态的发展,——以别于刹那图——,倒反不完全,非常模糊。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然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理论,只是这个通论之一个特例而已。

    写这样一本书,作者须自辟途径。事属草创,为使错误不致太多起见,作者极端有赖于他人之批评与讨论。一个人若单独构思太久,即极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各种社会科学皆然,经济学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往往不能以一己思想,以逻辑的或实验的方法,作决定性的试验。本书得力于卡恩(R.F. Kahn)先生之建议与批评者,较之《货币论》或犹过之,书中有好些处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又本书承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郝特雷(R.G. Hawtrey)先生及哈罗德(R.F. Harrod)先生校阅一过,得益甚多。

    书未索引则为剑桥皇家学院D.H.Ben-Susan-Butt所编。

    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设作者努力不虚,则大部分读者读此书时,想必会有同感。书中所含思想,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实在是异常简单,应当人所共知。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莅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第一编 引 论

    第一章 正 名

    本书命名为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着重在通字。命名用意,在把我的想法和结论,与经典学派对于同类问题之想法与结论对照起来。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经典学派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之经济思想,已经有一百余年,我自己亦是在这种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在下文中,我将说明: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

    第二章 经典学派之前提

    大部分论价值与生产之作,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一)如何把定量(GiVenvolume)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二)设雇用之资源适为此量,则各资源之相对报酬以及产品之相对价值如何决定。[ 这是李嘉图留下的传统。李嘉图明白表示,他对于国民所得之数量——以别于国民所得之分配——问题,毫无兴趣。他这样做,实在颇有自知之明。其后起者不察,却用经典学派理论来讨论财富之本源问题。李嘉图于1820 年10 月9  日致马尔萨斯信件中,有如下一段话:“足下以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之性质与本源之学。鄙意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社会各阶级通力合作所产生的产物,依何种法则,分配于各阶级。关于数量,实在并无法则可言,但关于分配比例,倒可以找出一个相当正确的法则。我愈来愈觉得,追求前者是劳而无功的,后者才是经济科学之真正对象。”]

    可用 (available)资源之数量,例如可就业人口之多寡,天然财富(natural wealth)之丰瘠,资本设备之大小,一向只用叙述方法加以说明。至于在此可用数量之中,实际就业者究有多少,由何种力量决定,则极少有详明理论。说对于这种理论全无探讨,当然是过分。因为讨论就业量之变动者甚多,而一讨论到就业变动,便不免牵涉到这种理论。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被人忽略了,我是说:关于这个问题之基本理  论,一向被认为太简单、太容易,至多只要提一下就够了。[例如皮古教授在 《福利经济学》(第4 版127 页)中说 (重点是我加的): “在整个讨论中,除非明白声明其不如此,我们将忽略下列事实:即有些资源愿意,但事实上并未就业。这并不影响论证之实质,而可简化其说法。”两相对照,李嘉图明白放弃任何企图,讨论整个国民所得之数量问题,而皮古教授在讨论国民所得之专著中,反以为不论有无不自愿失业之存在,同一理论都能适用。]

    I

    经典学派之就业理论,表面上简单明白,实基于两大基本前提,而对此两前提本身,则几乎毫无讨论。该二前提为:

    Ⅰ.工资等于劳力之边际产物。

    换言之,一就业人员之工资,乃等于因把就业人数减少一人所引起的价值之净损失。所谓净者,即将因产量减少而可避免的其他成本开支已经减除之谓也。设市场与竞争不完全,则工资不等于劳力之边际产物,但在此种情形之下,仍有原则可循。

    Ⅱ.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之效用适等于该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换言之,每一就业人员之真实工资,在就业人员自身估计中,适足使该实际就业人数继续工作。恰如第一前提因竞争之不完全而产生例外,同样,设可就业人员组织起来,则第二等式亦未必适用于每一劳工。此处所谓负效用,是指一切理由,使个人或团体宁愿不工作,而不愿接受比某种最低效用更低的工资。

    第二前提与所谓“摩擦的”失业并不冲突。因为把这个前提应用到实际生活上,总要顾虑到适应之未能尽臻完美,因之不能有连续的充分就业。例如:或由于估计错误,或由于需求之时断时续,以致各种专业化的资源之相对数量,暂时失调;或由于若干变化之未曾逆睹,以致产生时间间隔,或由于从一业改就他业,中间须隔若干时日,故在非静态的社会中,总有一部分资源,在改业过程中暂时无业;凡此种种都可引起失业。除“摩擦的”失业以外,尚有“自愿的”失业,亦与第二前提不冲突。所谓“自愿的”失业,乃因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适应迟缓、冥顽固执等种种关系,工人拒绝或不能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物价值为其工资,以致产生失业。但“摩擦的”与“自愿的”二范畴,概括一切失业。在经典学派前提之下,不可能再有第三范畴——即我下文所谓“不自愿的”失业。

    经典学派用这两个前提,来决定就业资源之数量,其例外与修正处则已如上述。第一前提产生就业之需求表格,等二前提产生就业之供给表格;就业数量则决定于一点,在该点上,边际生产物之效用恰等于边际就业之负效用。

    由此推论,则只有四种方法可以增加就业人数:

    (一)改良机构,增加远见,以减少“摩擦的”失业。

    (二)减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以减少“自愿的”失业,前者可以用增雇一人所须提供的真实工资表示之。

    (三)增加工资品(wage-goods)工业中劳力之边际生产力(用实物计算)。工资品乃皮古教授所创名词,应用起来很方便;货币工资之效用,即视工资品之价格而定。

    (四)使非工资品价格之上涨程度超过工资品价格之上涨程度;再加上使非工资劳动者之开支由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

    据我了解,以上是皮古教授所著《失业论》一书之大旨,——该书是经典学派就业理论之唯一现存的详细说明。[对于皮古教授之 《失业论》,下文第十九章附录中,再有较详细批评]

    经典学派之两种失业范畴,能够概括一切失业现象吗?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无工可作。一般而论,只要有此需求[参阅本章第11 页附注①引皮古教授语],现行工资下之工作人数可以增大。经典学派以为这和他们的第二前提并不冲突。理由是:在现行货币工资之下,劳力之供给量固然可能大于劳力之需求量,然而这种情形之产生,乃是因为劳工间有公开协定或默契,不愿接受较低工资而工作;只要劳工们肯把货币工资减低,就业量自会增大。故此种失业,骤看似乎是“不自愿的”,实际上并不如此,应当列入由于集体议价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失业范畴中。

    这引起我两点观察:第一点涉及劳工对真实工资与货币工资之实际态度问题,在理论上并不重要;第二点则非常重要。

    让我们暂时假定:劳工确实不愿意接受较低货币工资而工作,现行货币工资减低时,确实会引起罢工等现象,使得一部分现在就业人员退出劳工市场。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论:说现行真实工资率,确实是劳力负效用之准确衡量呢?不一定。因为,减低现行货币工资,固然可以引起一部分劳工退出劳工市场;但设由于工资品价格提高,以致现行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的工资品,较前减少时,却不一定产生同一现象。换句话说,也许在某种范围以内,劳工所要求的乃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真实工资。经典学派一向暗中假定着,这点对于他们的理论没有多大关系。实则不然。因为,如果劳力之供给函数并不以真实工资为其唯一自变数,则他们的论证完全崩溃[第十九章附录中有详细的讨论],实际就业量将非常不确定。经典学派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除非劳力之供给,只是真实工资之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力供给曲线,将随每一次价格之变动而变动。因此他们的方法是和他们的特殊假定分不开的,不能用来处理通常情况。

    日常经验也确切告诉我们:在某种限度以内,劳工所要求规定的,不是真实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种情形,远非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通则。

    工人虽然常常抵抗货币工资之减低,但并不是每次当工资品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不肯工作。有人说,如果工人只抵抗货币工资之减低,而不抵抗真实工资之减低,实在是不合逻辑的。我们以后 (本章第三节)将举出理由,说明这倒并不象骤看那样不合逻辑;而且也亏得是如此。不过不论是否合乎逻辑,经验指出,工人实际行为确是如此。

    而且,说不景气之下之失业现象,是因为工人不肯降低货币工资而引起的,也并不显然与事实相符,如果说美国一九三二年之失业原因,是因为劳工们坚持不让货币工资降低,或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真实工资率,也不易令人置信。有时就业量变动甚大,而劳工之生产力或劳工之最低要求 (以实物表示之),却无显著变动;工人在不景气时,亦不比繁荣时更为顽强,——远非如此;劳力之物质生产力,也并不在不景气时变小。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已足构成初步理由,令人怀疑经典学派之分析是否合式。

    货币工资之改变与真实工资之改变,其间关系究竟如何,统计研究之结果,想必饶有兴趣。如果变动只限于一种工业,则真实工资之改变大概与货币工资之改变同一方向。设改变而及干一般工资水准,则我们大概会发现,货币工资与真实工资之改变方向不仅不相同,而且常常相反:货币工资上涨时,真实工资下降;货币工资下降时,真实工资上涨。这是因为在短时期内,货币工资之下降与真实工资之上涨,常与就业量之减少连在一起。二者各有其相连之理由:就业量下降时,工人较肯接受减薪;当产量减少而资本设备不变时,劳力之边际生产力增大,故真实工资提高。

    如果现行真实工资确实是一个最低限度,低子此时,愿意就业人数,无论如何不会大于现在实际就业人数,那未除了摩擦的失业以外,不会有不自愿的失业。不过说事实上一定如此,则亦不近情理。因为,即使工资品价格上涨,真实工资下降,但愿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而就业者,常常还比现在实际就业人数多。如果这是真的,那未现行货币工资能够购得的工资品,不能准确衡量劳力之边际负效用,因此第二前提不能成立。

    不过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非难。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产生子下列观念:即真实工资乃定于劳资双方之工资议价。他们当然承认,实际所议的只是货币工资;他们也承认,劳方肯接受的真实工资率,与当时货币工资之高下亦有关系。不过他们认为,劳资者价决定货币工资,货币工资决定真实工资。因之他们认为,只要劳方肯让货币工资减低,真实工资亦随之减低。说真实工资常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这句话时,当然明白假定着,劳工可以自己决定其认为可以接受而工作的真实工资率,虽然他们不能决定在此工资下之就业人数。

    总之,传统的看法,认为劳资双方之工资议价,决定真实工资。故如雇主间有自由竞争,劳工间无各种组合,设立种种限制,则只要劳工们肯这样做,他们总可以使真实工资率等于在此工资下雇主愿雇人数之边际负效用。

    若不然,则真实工资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并无理由趋于相等。我们要注意,经典学派之结论并不只适用于个人:如果一个人肯接受他同伴所不肯接受的工资削减,则此人可以获得就业机会;经典学派是要把他们的结论应用于全体劳工身上的。他们又认为他们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闭关经济体系(closed system)或国际经济体系中之一员;而其所以适用于后者,亦不是因为后者有若干特征,或因为当一国减低其货币工资时,将影响其对外贸易。这些当然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他们结论之真实性,也并不基于当货币工资总支出(total wage bill)减少时,银行制度以及信用状况会起某种反应,因而产生若干间接影响。这些将于第十九章中详加讨论。他们的结论只是基于下列信念:在一闭关机构中,当货币工资之一般水准降低时,则至少在短时期内,必有若干 (虽然不一定成同比例)真实工资之减低。这也许有例外,但例外并不重要。

    说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定于劳资双方之货币工资议价,——这种结论,并不一望即知其为真,历来却很少人设法证明之或否定之,实属令人诧异。这种假定,与经典学派之一般论调也扞格不入。经典学派告诉我们:价格决定于边际直接成本 (marginal prime cost),而边际直接成本又大部分决定于货币工资。则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我们想,经典学派会说:价格将几乎作同比例的改变,而使真实工资与就业水准大致不变;如果对于劳工有若干得失的话,那是因为边际成本中有若干因素并未变动,致使劳工蒙受损失或获得利益[我以为这种说法含有很多真理成分在内。虽然当货币工资改变时,其全部后 果,较此更为复杂,参阅下文第十九章]。经典学派之所以未曾循此思路追究下去,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劳工可以自己决定其真实工资率;一部分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先人之见,认为物价定于货币数量。而且,劳工可以自己决定其真实工资率这一个命题,一经成立,又和另一个真命题混在一起,以致真假难分,是非难辨。后一个命题是:劳工们总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在何种真实工资率之下,达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所谓充分就业者,即在一特定真实工资率之下,所能有的最大就业量。

    总结起来,对于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我们有两点非难。第一点是关于劳工之实际行为的。当物价上涨,货币工资不变,以致真实工资下降时,一般说来,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供给量,不会低于物价未涨前的实际就业量。

    说一定会低,无异是说:在现行货币工资下愿意工作而实际并未就业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为提高一些,即不再愿意工作。然而这种古怪假定,却似乎贯彻于皮古教授《失业论》全书之中[ 参阅第十九章附录],而为全体正统学派所默认者。

    第二点更基本的非难,将于以后数章中再加发挥。这点非难,发生于我们不能同意经典学派之假定:——工资议价决定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经典学派作此假定,实犯重大错误。因为,劳工全体也许并没有方法,可以使得货币工资之一般水准所能获取的工资品,与目前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相等;劳工全体也许并没有途径,可以借工资者价时货币工资之修改,而使真实工资率降低至某特定水准。这是我们的论点。以下我们要指出,决定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者,主要是几种其他力量。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将为本书主题之一。我们将说明,我们对于自己生存其中的经济制度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怎样运用的,一向误解甚深。

    个人或团体间关于货币工资之争执,虽然常被认为是决定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的,其实争执对象全非如此。因为劳工之移动性不能完美,故工资与从事各业之净益(net advantage)并不趋于绝对相等;故设个人或团体,让其货币工资比别人相对减低,则其真实工资亦相对减低。这已构成充分理由,使他们抵抗前者。反之,当货币之购买力改变时,全体劳工都受影响,要对每一次由此引起的真实工资之减低都加抵抗,实属不大可能;事实上,除非由此引起的真实工资之减低,达到了极端程度,普通都不如抵抗。而且,劳工这种态度 (即抵抗局部的,适用于一二工业的,货币工资之削减),对于增加总就业量所加的阻碍,其严重性远不如抵抗每次真实工资之减低那样厉害。

    换句话说,关于货币工资之争执,主要是决定如何将真实工资总额,分配于各劳工团体,而不是决定每一个就业人员之平均真实工资:后者乃决定于另一组力量,这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劳工组织之效果,只是保障其相对真实工资,至于真实工资之一般水准,则决定于经济机构中之其他力量。

    货币工资之减低,往往不能普及于全体劳工,因之劳工们加以抵抗,——虽然现行工资所能购得的实物,还超过目前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反之,真实工资减低,而相对货币工资不改变,可以使总就业量增加,因之不加抵抗,——除非减低程度太大,使真实工资低于目前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在这点上,劳工们自己的经济学,倒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比经典学派经济学更为到家。亏得是如此。每个工会对货币工资之减低,不管减低程度怎样小,总要作若干抵抗。但是工会却并不想在每次生活费用稍为上涨时即行罢工,所以工会没有象经典学派指责的那样,阻挠总就业量之增加。

    我们现在必须对第三类失业,即严格意义的“不自愿”失业,下一定义。

    经典学派是不承认有这类失业之可能性的。

    显然,我们所谓不自愿的失业,并不指有若干工作能力可用而并未利用。例如我们并不因为人可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而称八小时工作日为失业。如果有一群劳工,因为不肯接受低干某种限度的真实报酬,而宁可不工作,这个我们也并不作为不自愿失业。又,为方便起见,摩擦的失业也不列为不自愿失业。于是定义如下:设当工资品之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上涨少许时,现行货币工资下之劳力总需求量与总供给量,皆形增大,则称之为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下章将提出另一定义,不过二者实在是殊途同归 (参阅下文第三章第一节未段)。

    据此定义,则第二前提所称,真实工资等于就业之边际负效用——这一句话,可以解释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不自愿失业之存在。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的与自愿的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悖。这种解释颇和经典学派理论之其他特征相吻合。经典学派理论,最好看作为充分就业情形下之分配论。只要经典学派之二大前提能够成立,则此处所谓不自愿失业,便无从发生。所有失业,不出于下列原因之一:(a)在改业过程中,暂时无工可作;(b)专业化程度极深,因此需求时断时续;(c)工会采取排外 (closed shop)政策,不让工会以外的工人就业。经典学派经济学家,因为没有注意到其理论背后之特殊假定,必然会达到下列逻辑结论:一切失业,除了上述例外以外,追究到底,还是因为失业人员不肯接受一个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工资率。当劳工们拒绝削减货币工资时,一个经典学派经济学家可以同情他们,他也会承认,为应付暂时局面,而削减工资,也许是不智之举,但他忠于学问,所以不能不说,失业之病根,还是因为工人不让(货币)工资降低。

    显然,如果经典学派理论,只适用于充分就业情形,则以之应用于不自愿失业问题上,自然错误百出。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个问题之存在呢?经典学派经济学家,正好象是欧氏几何学家,生活在非欧世界里。当他们发现,在日常经验中,二条看来是乎行的直线会相交时,他们尽抱怨为什么直线不直走。在他们看来,直线直走乃是避免二线不幸发生冲撞之唯一办法,然而,除了放弃平行公理,另行创造非欧几何外,实在别无补救办法。今日之经济学也需要如此改造一下。我们要推翻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承认不自愿失业之可能存在,而另创一套经济体系之行为规则。

    我们一方面强调异于经典学派之处,他方面却切不可忽视一个重要共同点:我们还是接受他们的第一个前提,我们对此前提所加的修正,也就是经典学派所加的修正。请先停一会,研究这个前提之含义。这个前提是说:设组织、设备与技术不变,则在真实工资与产量之间(亦即真实工资与就业量之间)有一唯一的关系存在,故在通常情形之下,就业量增加时,真实工资率必减。这是经典学派认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实,作者亦表同意。设组织、设备与技术不变,则一单位劳力(a unit of labour)能够赚到的真实工资,必与就业量成唯一的、相反的关系,故当就业量增加时,在短时期内,一单位劳力得到的报酬,以工资品计算,通常会减低,利润则增加[理由如下 (以农业为例):设就业量为n,第n个人之增产量为每日一斗。则每日工资之购买力亦为一斗。若第(n+1)人之增产量为每日九升,则除非谷价比工资相对提高,使得每日工资之购买力只合九升,否则就业量不能增至 (n十1)人。工资总数以前为n斗,今则为3/10 (n+l)斗。故当就业量增加一人时,一定使得前已就业人员之一部分所得,移转于雇主]。其实这不过是众所周知的另一命题之反面:在短时期内,因设备等可以假定不变,故工业常受报酬递减律之支配,故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品工业之边际产物必减;但后者决定真实工资,故真实工资减低。只要这个命题能够成立,则任何增加就业之办法,皆必同时使边际产物减少;若以此产物衡量工资,则工资率也减低。

    经典学派之第二前提一经推翻,则当就业量减少时,劳工固然一定可以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率 (以工资品计算);然而就业量之减少,却不一定是因为劳工要求提高工资率(以工资品计算)而引起的。即使劳工们肯接受较低货币工资,也未必是失业对策,这里牵涉到工资与就业之关系,留待第十九章及其附录,才能详加说明。

    从萨伊及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他们用这句诸,大概是说,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间接用在购买该产物上,不过他们没有说清楚,这句话倒底是什么意思。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这个学说讲得很清楚:

    “所用以购买商品者,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以购买别人之产品者,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讲,所有卖者必然是买者。故设一

    国之生产力骤然增加一倍,则所有商品之供给量亦增加一倍,但购买力亦同时增加一倍。每个人的供给量与需求量都倍于往昔;每个人的购买量可以增加一倍,因为每个人所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十四章第二节]

    由此学说可得一推论。设有人可以消费而不消费,则此种行为,必然使——而且就是使——劳力与商品,不再从事于供给消费,而从事于投资,生产资本品。下列引文,系从马歇尔著《国内价值纯理论》[第34 页]中选出,可以说明传统的看法:

    个人之全部所得,乃是用来购买劳役与商品的。我们常常听说,某人把他的所得用掉一部分,储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上,大家公认:他所储蓄下来的一部分所得,也用于购买劳役与商品,和他花掉的一部分,完全一样。当他购买劳役与商品,用之于获得现在享受,则我们称之为花费;当他购买劳役与商品,用之于生产财富,希望由此财富取得未来享受,则我们称之为储蓄。[ 霍布森 (J.A.Hobson )先生于所著《工业生理学》(第102 页)中,先引上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语,然后指出,马歇尔于其《工业经济学》第154 页即已作下列按语:“人虽然有购买能力,但不一定使用”。霍布森接着说:“马歇尔没有了解此事之重要性。他似乎以为这种情形,只有在恐慌时期才会发生。”从马歇尔后期著作看来。这倒始终是一句公正评语。]

    从马歇尔后期著作,或从艾其伟斯或皮古教授著作中,不容易找出类似文句。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陋形式,在今日出现。不过它还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之骨干;没有它,整个经典学派理论就要崩溃。当代经济学家,也许要踌躇一下,不能同意穆勒,但是以穆勒学说为前提的许多结论,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以皮古教授为例。在他绝大部分著作中,皮古教授仍相信,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象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人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之现代说法。当代经济思想还是摆脱不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人总要花钱,只是花钱途径不同而已。战后经济学家,很少能始终保持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受了相反思潮之影响,他方面是因为经验和事实,显与旧说不符。不过他们还不敢充分接受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所以没有修改其基本学说。

    在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体系中,交易不存在,个人之所得,全由生产活动而来。他所消费的或所保存的,真正是——而且只是——他自己生产的实物。经典学派不察,把从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体系中得来的结论,用错误类比法搬到现实经济体系中来应用。这是谬误由起之一种可能解释。除此以外,产品之售价常足抵补其全部成本——这个命题之所以颇易令人置信,乃是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外表类似而且无可置疑的命题,二者极难分辨;后者是:社会各分子在一种生产活动中所得到的所得,其总数恰等于该产物之值。

    如果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致富,而看来似乎并未损及他人,则亦必使社会全体致富,这又是很自然的想法,经典学派 (见上引马歇尔文句)却由此推得下列命题:个人之储蓄行为,必然引起平行的投资行为。不幸和上面一样,这个命题又和另一个貌似而又无可置疑的命题相混,后者是:个人财富之净增量之总和,恰等于社会财富总量之净增量。

    然而作此想者,都是受了错视之骗,把两种根本不同的活动,混为一谈。他们误认,在决定现在不消费,与决定留备将来消费之间,有一种联系。其实决定后者之动机,与决定前者之动机,迥不相同。

    相当于几何学之“平行公理”者,在经典学派经济理论中便是:总产量之需求价格恰等于其供给价格。承认这点,其他一套,例如节俭论 (认节俭为美德,泽及社会)、利率论、失业论、货币数量说、国际贸易论 (认自由放任有利无弊)等;便随之而来。这些我们以后都要提出疑问。

    在本章各节,我们陆续指出,经典学派理论依存于下列三个假定:

    (一)真实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二)严格意义的不自愿失业,并不存在:

    (三)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意思是说,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种水准,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以上三个假定,实在是一而三,三而一。三者共存亡,任何一个,在逻辑上必然蕴含其余两个。

    ② 参阅马歇尔夫妇所著《工业经济学》第17 页:“用不经穿的材料做衣服,对于商业是不利的。因为假使人们不把钱用在购买新衣服上,他们会有别种用法,使劳工就业。”读者请注意,我又引用早期的马歇尔。当他写《经济学原理》时,马歇尔已经有点怀疑这种说法,所以行文谨慎,语多遁辞。不过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旧观念从他基本思想中剔除出去。

    ③ 罗宾斯(Robbins )教授倒是卓尔不群,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还始终保持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他的实际建议是和他的理论相符的。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则

    我们先要用几个名词,其精确定义则以后再下。设技术,资源,与成本三种情况不变,则当一雇主雇用某特定量劳工时,他必有两类支出:第一类是他付给生产原素(不包括其他雇主),以取得其当前(current)劳役者,可称之为该就业量之原素成本(factorcost);第二类是他付给其他雇主,以购买其产品者,以及他因使用机器设备,不让其闲散,而蒙受的牺牲,可称之为该就业量之使用者成本 (user cost)[使用者成本之精确定义,见下第六章]。由此所得产物之值,其超过原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部分,则为利润;利润即雇主之所得 (income)。所谓原素成本,乃从雇主立场而言,当然,从原素看来,原素成本就是他们的所得。故原素成本与雇主利润二者,乃因雇主雇用该量劳工而产生的总所得(total income)。雇主在决定应该雇用多少工人时,以达到最大利润为决策准绳。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采取雇主观点,而称由某特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所得(即原素成本加利润),为该就业量之收益(proceeds)。在雇主心目中,每一就业量有一最低预期收益,若低于此数,便不值得提供该就业量;此最低预期收益,可称为该就业量所产产物之总供给价格 (aggregate supply price)[不可与通常所谓一单位产品之供给价格相混]及 。[读者会注意到,我用某特定产量之收益与总供给价格二词,没有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而买者所付总数中,当然包括该项成本在内。何以如此用法比较方便,则将在第六章中说明。重要点是:假使总收益与总供给价格二词,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则此二名词可以有确切不移定义。反之,因为使用者成本,显然与工业之综合程度 (degree of integration)以及雇主们相互间之购买量——这二者有关,故不能离开此二因素,而对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的买者所付总数,下一定义。即在规定一厂之供给价格——即普通所谓供给价格——之含义时,已有类似困难;一到总产量 (output as a whole)之总供给价格,则有严重复计之病。历来对此困难,却不常设法解决。如果一定要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总产量之总供给价格以内,那未要克服复计之病,只能对工业界之综合程度,作特种假定,依其产品之性质(消费品或资本品),将工业分类。不过这种办法,本身很复杂,不清楚,而且也不与事实相符。但如总供给价格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年,则这些困难便不会发生。读者最好还是等到第六章及其附录,再看较详细的讨论。]

    由此,设技术、资源以及原素成本三种情况皆不变,则一厂、一业以及工业全体之就业量,乃决定于雇主们由该相应产量所能预期获得之收益。[当雇主决定其生产规模时,对于某特定产量之售价,并不只有一个确切预期,而是有好几个假想预期,每个之或然性与确定性不同。我之所谓雇主之售价预期者,即若此种预期毫无不确定成分在内,则由此所产生之行为,恰与该雇主在实际预期情形 — — 即一堆空泛的、程度不同的可能性——下所作决策,完全相同。]雇主们必设法使就业量达到一水准;在该水准上,预期收益超过原素成本之数——即利润,达到最大量。

    令Z为雇用N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Z与N之关系,可写作Z=φ(N),[在第二十章中,有一个与此关系非常密切的函数,我们将称之为就业函数。]④称之为总供给函数 (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同样,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用N人所能获得之收益,D与N之关系可写作D=f(N),称之为总需求函数(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

    今设当N取某特定值时,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则雇主们见有利可图,必欲加雇人工;必要时不惜抬高价格,竞购生产原素;直至N之值,使Z与D相等而后止。故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盖在此点,雇主们之预期利润达到最大量。D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 (effective demand)。此即就业通论之要旨。以下各章,大部分在探讨何种因素决定此二函数。

    反之,经典学派所谓“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笼统话,实在对此二函数间之关系,作了一个特殊假定。因为,“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不论N取何值。即不论产量与就业量在何水准,f(N)与φ(N)常相等,故当N增加,Z(=φ(N)增加时,D(=f(N)亦必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经典学派假定着:总需求价格(或收益)常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故不论N取何值,收益D常与总供给价格Z相等。这就是说,所谓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无穷数值,每值都同样可能;故就业量变成不确定,只有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给与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假设这是对的,则雇主间之相互竞争,必使就业量扩张到一点,在该点时,总产量(output as a Whole)之供给,不再有弹性;即当有效需求之值再增加时,产量不再增加。显然,这就是充分就业。在上章中,我们从劳工之行为方面着想,给充分就业下了一个定义。我们现在达到了另外一个等值(equivalent)标准:所谓充分就业者,即当对劳力产物之有效需求增加时,总就业量不再增加之谓也。故萨伊定律所谓:不论产量在什么水准。总产量之总需求价格恒等于其总供给价格,实际上等于说,社会上无阻挠充分就业之力量。不过,如果萨伊定律并不是关于总供需函数之真正定律,则经济学实在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章,一切关于总就业量之讨论,徒属词费。

    在现阶段,把以后各章所要详细说明的就业理论,先作一简略提要,也许有助于读者,——虽然也许不易完全了解。所用名词,以后都要细加定义。

    在本提要中,我们假定货币工资率不变,每雇用一人之其他原素成本亦不变。这些假定只是为行文方便而设,以后可以取消。本理论之重要特征,并不因货币工资率等等之是否可以改变,而受丝毫影响。

    本理论可以简述如下。就业量增加时,总真实所得也增加。但社会心理往往如斯:总真实所得增加时,总消费量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之大。故若整个就业增量,都用在满足消费需求之增加量上,则雇主们将蒙受损失。故欲维持某特定就业量,则当前(current)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该就业量之下,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之部分。盖若投资量小于此数,则雇主们之收入,将不足以引诱彼等提供该就业量。由此,设社会之消费倾向(propensity to consume)不变,则就业量之均衡水准决定于当前投资量;所谓均衡水准者,即在该水准时,雇主们既不欲扩张、亦不欲缩小其雇用人数。当前投资量则又决定于投资引诱(inducement to in vest),投资引诱则又决定于两组势力之相互关系,第一组为资本之边际效率表,第二组则为各种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贷款利率。

    故设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不变,则只有一个就业水准,与均衡相符;在任何其他水准,总产量之总供给价格,皆与其总需求价格不相等。此均衡水准不能大于充分就业,即真实工资不能小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并没有理由,可以期望此均衡水准必等于充分就业。与充分就业相吻合的有效需求,实在只是一个特例,只有当在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之间,有一特殊关系存在时,方能实现。经典学派郎假设此种特殊关系之存在。在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特殊关系乃是最适度(optimum)关系,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方能存在:即或由于偶然巧合,或由于有意设计,当前投资量恰等于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总产量之总供给价格与社会消费量之差。

    本理论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命题:

    (一)设技术、资源、与成本三种情况不变,则所得(货币所得与真实所得二者)定于就业量N。

    (二)一社会之所得与该社会之消费量(后者以D表示之)——这二者之间之关系,定于该社会之心理特征;此种关系,可称之为消费倾向。换言之,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消费量定于总所得量,亦即定于总就业量N。

    (三)雇主们决定雇用之劳工数N,乃定于二者之和(D),即可以预期于社会之消费量D,以及可以预期于社会之新投资量D。D即以上所称有效需求。

    (四)因D+D=D=φ(N),其中φ代表总供给函数,又因从上(二),D为N之函数,可写作χ(N),χ定于消费倾向,故有φ(N)-χ(N)=D。

    (五)因此,均衡就业量乃定于(i)总供给函数φ,(ii)消费倾向χ,与(iii)投资量D。此即就业通论之要点。

    (六)工资品工业中劳力之边际生产力,随N之增加而递减,而前者又决定真实工资率,故 (五)受以下限制:当真实工资率减低至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相等时,N即达到其最大值。故并不是D可以任取何值,而货币工资皆可保持不变,故欲知就业理论之全貌,货币工资率不变这个假定,必须撤消。

    (七)依照经典学派理论,则不论N取何值,D皆等于φ(N);故只要N小于其最大值,就业量皆在中立均衡状态 (neutral equilibrium)。而雇主间之相互竞争,必能使N达到此最大值。在经典学派看来,只有这点才是稳定(stable)均衡点。

    (八)就业量增加时,D增加,但不若D增加之甚:因为当我们所得增加时,消费量增加,但消费量之增加小于所得之增加。解决实际问题之线索,就在这个心理法则上。由此法则,故就业量愈大,则Z相应产量之总供给价格)与D1雇主们可以预期从消费者身上收回部分)之差别愈大。设消费倾向不变,则除非D2逐渐增加,以弥补Z与D间距离之逐渐扩大,否则就业量不能增加。故除非真象经典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若干力量使D增加,足够弥补Z与D间距离之逐渐扩大,否则可能N尚未到充分就业水准,而经济体系已达到稳定均衡状态;N之实际水准则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

    故劳力之边际负效用 (以真实工资衡量)并不决定就业量;在某特定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力供给量,只决定就业量之最高水准。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二者才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又决定真实工资水准,——并不是颠倒过来。设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所产生之有效需求不足,则实际就业量将小于现行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力供给量,而均衡真实工资率,将大于均衡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这种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可富而不富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有效需求可以不足,则就业量就可以——而且常常——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准以前,即行中止而不再增加。有效需求之不足,常常阻碍生产,——虽然劳力之边际产物,尚大于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而且,社会愈富,则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差别愈大,经济制度之弱点亦愈易暴露而令人愤慨。一个贫穷社会,往往以其产品之大部分用之于消费,故只要有小量投资,即可造成充分就业。反之,在一富裕社会中,设欲令富人之储蓄倾向与穷人之就业机会不相冲突,则投资机会必须较之贫穷社会增大许多。设在一富裕潜性极大之社会中,投资引诱甚弱,则该社会之富裕潜性虽大,但有效需求原则必迫使其减少实际产量,直至该社会达到一种贫穷程度,使其实际产量超过消费量部分,恰与其微弱的投资引诱相适应。[ 定义见下第十章]

    但事之不幸更有甚于此者。在一富裕社会中,不仅边际消费倾向 较弱,而且因其资本积聚量已较大,故除非利率可以迅速下降,否则继续投资之吸引性也较小。这里就牵涉到利息论,以及何以利率不能自动降到适宜水准。这些留待第四编讨论。故消费倾向之分析、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定义,以及利率论,乃是我们现有知识中之三大缺陷,必须弥补。这步做到以后,价格论之地位也确定了,——价格论只是我们通论之附属品。我们将发现,在利率论中,货币占有重要位置;我们将设法弄清楚,货币之所以异于他物者,其特征何在。

    总需求函数可置勿论,——这是李嘉图经济学之基本观念。百余年以来,我们所领教的经济学,都是以此观念为基础。李嘉图认为有效需求不会不足,马尔萨斯虽曾强烈反对,但是没有用,因为后者只能诉诸于日常观察中得来的事实,而不能清楚说明:为何,以及如何,有效需求会不足或过余;他不能提出另外一个学说。李嘉图完全征服了英国,恰如异教裁判所(Inpuisition)征服了西班牙。他的学说,不仅为金融界、政治家与学术界所接受,而且争辩从此终止;别的观点完全销声匿迹,不再有人讨论。马尔萨斯不能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一个大疑难,从此不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在马歇尔、艾其伟斯以及皮古教授手中,经典学派理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在三氏著作中,对于有效需求,竟未提及只字。

    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赛尔 (silvio Gesell)或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这些不入流社会中。

    何以李嘉图会得到如此绝对胜利,始终有点神秘难解。大概一定是因为这个学说与社会环境很合式。这个学说所得结论,往往与常人所预期者很不相同,这 (我想)倒反而增加了它的学术威望;这个学说付诸实施时,往往严酷,苦口难咽,这倒使人信为良药;以此学说为基础,可以建立起广大的、逻辑上无可非议的上层结构,这增加了它的美;这个学说可以把社会上许多不公道处与残酷处,解释为进步过程中无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这使它受统治者欢迎;这个学说可以为资本家自由企业辩护,因此又得统治者背后社会有力分子之垂青。

    虽然一直到很近,正统经济学家还不怀疑这个学说,但用这个学说来作科学预测却异常失败。因之他们的声望逐渐受到影响。从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因理论与事实不符,而有动于中,但常人却已觉察到这种不符情形,结果他们逐渐不愿意对经济学家,象对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因为后者之理论结果,当应用之于实际时常可以用观察证实,而经济学则不然。

    传统的经济学说向以乐观著称,经济学家被人看作是甘迪德 (Candide)一流人物:离开了现实世界,垦殖自己的小园地,然后告人说:只要听其自然,则一切都在最好可能的世界中、向着最好的路上走。这种乐观态度之由来,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点:有效需求不足,可以妨碍经济繁荣。如果一个社会之运行,确如经典学派所设想的那样,则该社会资源之就业量,自有达到最适度水准之趋势。经典学派理论也许代表我们冀望于经济体系者,不过如果假定现实经济体系确属如此运行,那是根本把问题都假定掉了。

    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

    第四章 单位之选择

    在本章及以下三章中,我们想廓请若干疑难。但是这些疑难,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并无特殊关系,所以这几章只能算是题外之文,暂时打断主要思路。我之所以提出这些疑难在此处讨论者,是因为别人的处理方法,对于我要研究的问题并不合用。

    在写本书时,有三点疑难最妨碍我工作之进行,在我没有设法解决以前,我总不能把我自己的意见畅达表示出来。这三点疑难是:第一,如何选择几个单位,在处理有关整个经济体系之许多问题时可以合用;第二,如何确定预期在经济分析中之地位;第三,如何规定所得之定义。

    经济学家通常所用单位之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用(一)国民所得,(二)真实资本之数量(stock),以及(三)一般物价水准,这三个概念为例说明之:

    (一)国民所得(National Dividend),依照马歇尔及皮古教授所下定义[请读皮古 《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全书,尤其是第一编第三章], 乃衡量本期 (current)产量或真实所得,而非衡量本期产量之价值或货币所得。[国民所得虽然应当包括一切真实所得,但为实际方便起见,只包括可以拿货币来购买的物品与服务]而且,国民所得是一个净概念,必须从本期产品中,减去本期开始时已有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所蒙受的耗损,二者之差才是国民所得,才是社会资源之净增量,可以用之于消费,或留之为资本。经济学家想从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量的科学。不过,假使这个定义以此为目的,则我们有一严重非难:即社会所产物品与劳役乃一不齐性的复杂体 (non-homogeneous complex),除非在若干特例下,严格说来,是不能衡量的。特例之一,例如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例增加。

    (二)假使因为要计算净产量,而想衡量资本设备之净增量,那末困难更大;因为我们必先找出一共同基础,然后才能比较新产资本项目,与本期内耗损掉的旧项目——这二者之数量[《福利经济学》第一编第四章论“何谓维持资本完整”;以及彼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1935 年6 月号一文中所加修正]。为计算净国民所得,皮古教授减去“可以视为正常的折旧(obsolescence)等;至于何为正常,则看这些耗损是否经常发生,使人至少可以约略——如果不能详细——预料得到。”但是因为皮古教授并未以货币作计算单位,所减者也不是一笔钱,所以他实在假定着:物质虽然未变,可是物质之量已变,换句话说,他还是暗中引进了价值改变(changes in value)这个观念。当生产技术改变,新的资本设备与旧的设备不相同时,皮古教授也想不出满意办法来比较新旧两种设备之价值[参阅哈耶克 (Hayek )教授之批评,载《经济》(Economica),1935 年8 月号,第247 页]。我相信皮古教授所追求的概念,在经济分析上是一个正当而合适的概念。但在没有采取一组满意的单位以前,要想对此概念下一精确定义,实不可能。要把一个真实产量(real output)与另一个真实产量相比,然后再用新产的资本设备项目,来抵消旧的、消耗了的项目,以计算净产量——这实在是个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实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三)众所周知,一般物价水准这一个概念,含义空泛,而且亦无法使其精准,故不适用于因果分析 (causal analysis)——后者应当是精确的。不过这些困难也不过只是理论上的难题而已!工商界在作业务决策时,从未计虑及之,而且与经济事态 (economic events)之因果程序(causal sequence),也没有什么关系。概念虽不明确,经济事态之因果程序,却是明确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概念不仅不精确,而且不必需。显然,数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不能用数量不明的概念。而且一从事数量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没有这些概念倒反而好些。

    两堆在数量上无法比较的东西,固然不能用作数量分析之材料,但我们仍可作若干约略的、统计的比较。后者无须精确计算,只须大致不误;故在某种限度以内,统计比较 (statistical comparisons)倒是有意义的、健全的。净真实产量、一般物价水准等这些东西,最好放在历史的、统计的叙述里面,其目的在满足历史的、社会的好奇心。为此目的,则绝对精确既不普通,又不必需。但是因果分析则需要绝对精确——不论我们对于有关数量之实际值,知道得是否完全准确。说今日之净产量大于十年或一年以前,但物价水准则较低,这句话与另一句话之性质类似:维多利亚女王以女王论,比依利莎白女王好;以女人论,则不见得比她快乐——这句话并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没有兴趣,但不适于作数量分析之材料。假使我们想用如此空泛的、非量的(non-quantitative)概念来作数量分析之基础,则我们的精确性是假的。

    我们要记得,在每一个特定场合,雇主需要决定:以何种规模,来运用某定量资本设备。当我们说,假使雇主预料需求将增大(即总需求函数提高),则总产量将增大,实在是说,厂商将在同量资本设备上,雇用较大量劳力。如果是一厂或一业,而只生产一种商品,则所谓产量之增减有确切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各厂生产活动,总加起来,则除非用特定资本设备上之就业量为标准,否则我们无从准确说:倒底产量是增是减。社会总产量以及一般物价水准这两个概念在这里用不着,因为我们不需要当前总产量之绝对衡量,以比较当前产量与不同资本设备不同就业量所能产的产量——二者之大小。如果为叙述方便,或为作约略比较起见,我们想用产量增减这种说法,则我们必须依赖下列假定:一特定资本设备上所用劳工人数,确为由此所产产量之良好指数;换句话说,我们假定二者同时增减,虽然二者间并没有一定比例。

    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quantities of money-value)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性的(homogeneous),后者则可以变为齐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之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所得报酬之大小加权。例如:设一小时特种劳工之报酬,为一小时普通劳工之两倍,则一小时特种劳工,即以二单位计。衡量就业量之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力单位(labour-unit);一劳力单位所得之货币工资[ 如果X 代表以货币计算的数量,则同一数量,若用工资单位表示,可以写作XW],称之为工资单位 (wage-unit)。故设E为工资及薪金支出,W为工资单位,N为就业量,则E=N·W。

    各工人之特殊技能,以及对各种职业之适宜性,显然大不相同;但是这点事实,不足推翻我们的假定——即劳力供给是齐性的。因为,设工人所得报酬与其效率成比例,则因我们计算劳力供给时亦依其报酬加权,故此种效率之差别已经计算在内。又设当产量增加时,一厂所增雇之人工,因其对该厂业务渐不适宜,故雇主付出一工资单位所得到的工作效率逐渐减退。设有此种情况,则亦不过是许多因素之一,使得某特定资本设备上所雇劳力逐渐增加时,该资本设备之 (边际)产量,逐渐递减而已。换句话说,我们把报酬相等、效率不等这一点劳力不齐性,包括在资本设备里,看作是资本设备之性能。故当产量增加时,我们不看作是劳力逐渐不适于利用一个齐性的资本设备,而看作是该资本设备逐渐不适于雇用劳力。由此,设专业技工并无剩余,故必须雇用较次劳工,致使产品之平均劳力成本提高,——这种情形乃表示:当就业量增加时,该资本设备之报酬递减之速率,较之有此类劳力剩余时更为加大[这是主要理由,何以当需求增加时,即使现用资本设备,仍有搁置未用者,但产品之供给价格亦会增高。今设劳力之未就业者都集居一处,所有雇主皆有同等机会取给于此;又设一业所雇之劳工,其所得报酬至少有一部分并不严格依照彼等在该业之效率,而只依照彼等之工作时间 (实际情形大都如此),则我们得一明例:当产量增加时,即使并无内部不经济 (internal dis-economies ),但由于所雇劳工之效率逐渐减退,亦可使供给价格提高。]。 设各劳工之专业化程度甚大,故各种劳力间毫无替代性,即使在此种极端情形下,亦无不便处,因为这不过表示,当专门适于使用某种资本设备之劳力,都已用尽时,则该种设备上之产品供给弹性,突降至零。[ 我不知道通常所用供给曲线,如何处理上述困难,因为用此曲线者,并不说明他们所用假定。大概他们假定:使用于一业之劳力,其所得报酬常严格依照彼等在该业之效率。然而这与事实不符。我之所以把劳工效率之不同,看作是属于资本设备之性能者,其主要理由,也许就是因为当产量增加时,盈余亦增:但此盈余增加量,事实上大部分归诸设备所有主,并不归诸效率较高的工人;虽然后者也许也得些好处,例如不易被解雇,升级机会较早等。这就是说,效率不同的工人,作同一工作时,其所得工资,很少与其效率戍比例。不过,如果效率较高的工人,的确得到较高工资,则我的办法已经把这件事实计算在内,因为在计算就业量时,每个劳工是依照他所得报酬而加权的。在我的假定之下,当我们讨论一业之供给曲线时,必有饶有兴趣的复杂情况发生,因为一业供给曲线之形状,须视别方面对此可用劳力之需求情况而定。忽视此等复杂情况,当然与事实不符。不过当我们讨论总就业量时,如果我们假定:相应于某特定量有效需求,只有一种分配办法,将该有效需求量分配于各业,则我们可以不必考虑这些复杂情况。这个假定也许不一定对:有效需求之分配法,也许须看有效需求所以改变之原因而定。例如,设同量有效需求之增加,一由于消费倾向之增大,另一由于投资引诱之加强,则二者所面临之总供给函数也许不相同。不过这些都是把我所提出的一般观念作详细分析时所发生的问题,此处不拟再加深究。]故除非各种劳工之相对报酬非常不稳定,否则假定劳力齐性,并无困难。即使相对报酬非常不稳定时,我们也有办法处理:我们只要假定劳力供给以及总供给函数之形状,都会急剧改变。

    我认为,当我们讨论整个经济体系之行为时,如果我们只用两个单位,即货币与劳力,则我们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在单独分析一厂或一业之产量时,则不妨采用特种单位,以衡量该厂或该业之产量与设备。至于总产量、资本总量以及一般物价水准等这些空泛概念,则留待作历史比较时再用;因为在某种 (相当宽)限度以内,历史比较本来无需精确,只要大致不错就够了。

    由此,我们以后将借现有资本设备上所加工时(hours of lab-our)(不管是用之于满足消费,或用之于生产新资本品)之多寡,来衡量当前产量之变动;技工工时则依其所得报酬加权。我们无需把这个产量与由另外一组工人以及资本设备所产的另一个产量,作量的比较。设雇主们有一特定设备,则当总需求函数变动时,彼等将作何种反应,欲对此作预测,我们无需知道:由此所产产量、生活程度以及一般物价水准,与另一时或另一国之产量、生活程度以及一般物价水准,作何比较。

    不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厂、一业或整个经济体系,我们可以不问产量,

    只用总供给函数以及我们所选定的两个单位,来表示供给状况以及供给弹

    性。例如一厂之总供给函数 (一业或工业全体之总供给函数亦类此),可以

    写作:

    Z  = φ  (N ),

    r    r   r

    其中Z为预期收益(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预期此数,足以引诱雇主雇

    r

    用N人。设就业量与产量之关系为O=ψ (N),即就业量为N时,产量

    r                                   r     r  r                     r

    为O,则

    r

    Z  + U  (N  )   φ  (N ) + U (N  )

    r    r   r      r   r     r   r

    p =               =

    Or              ψr  (N r )

    即通常所谓供给曲线,其中U(N)乃代表就业量在N时,雇主预期中的使

    r  r                       r

    用者成本。故设商品是齐性的(即当O=ψ (N)有具体意义时),则我们

    r     r  r

    亦可用通常方法,估计Z=φ (N);但是如此做法有一个好处:O不能相

    r     r  r                                     r

    加,因ΣO并非一数量,但许多Nr却可相加。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在

    r

    一特定环境中,一特定总就业量分配于各业之方法,只有一个,即Nr为N

    之函数,则问题更可简单化。

    第五章 预期与就业

    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不过从生产者付出成本开销,一直到最后消费者购买此产品,其间要经过一段时间,——往往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等到生产者已经可以供给消费者时,那时消费者所愿付的代价为何,雇主 (包括生产者与投资者二类)无从确知,只能尽其能力作若干预期而已。[至于如何把许多售价预期化成一个,而作用相同;则请参阅前面第27 页附注③]雇主不从事生产则已,假使要从事生产,而此生产又占据时间;则雇主除以此预期为依据外,别无他法。

    我们可以把业务决策 (business decisions)所恃以为依据的预期,分为二类。某部分人,某部分工厂专门作第一类预期;另一部分则专门作第二类。第一类是对于价格之预期,即制造者在开始一生产过程,以生产某种产品时,预测待此产品制成时(finished),其售价为何。从制造者立场看来,一件产品可以使用或可以出售于第二造时,则该产品即已制成。第二类是关于未来报酬之预期,雇主在购买(或自己制造)制成品以增加其资本设备时作之。前者可称为短期预期 (short-term expectation),后者可称为长期预期 (long-term expectation)。

    故在决定每日 (daily)产量时[此处所谓一日,乃代表最短的期间;过此期间以后、则一厂对其以前所作关于 劳工雇用量之决策,又可重行修改。换句话说,所谓一日,乃经济生活中时间之最小有效单位],每厂之行为定于该厂之短期预期,——即预测在不同生产规模之下,产品之成本与售价将为若何。

    设该产品售于他人作增加资本设备之用,或售于居间商 (diltributors),则此处所谓短期预期,大部分定于他人之长期(或中期)预期。这种种预期,决定雇主提供之就业量。至于产销此产品之实得 (actually realized)结果,则除非其能影响或修改以后的预期,否则与就业量无关。

    又当决定第二日之产量时,虽然当时之资本设备、半制品以及未完工原料等之存量,乃根据先前所作预期而置备者,但先前之预期,亦与第二日之就业量无关。由此,雇主在每次决策时,固然必须参酌当时所有的设备与存货,但决策乃依据当时对于未来成本与售价之预期而作成的。

    设预期 (不论是长期的或短期的)而有改变,则在常情下,此种改变对于就业量所生影响,须经过相当时间,始能完全发挥。故即使预期只改变一次,但预期改变后第一日之就业量与第二日不同,第二日与第三日不同等等。

    其理如下:设短期预期趋于逆转,则此预期之改变,大概不至于太强烈或太急剧,以致雇主对已经开始之生产过程,停止不再继续;——虽然根据修正后的预期,这些生产过程是不应当开始的。设短期预期而趋于好转,则必须经过一准备时期,然后就业量始能达到一个水准,与此修正后的预期相符合。设长期预期而趋于逆转,则有些设备虽然不再重新购置,但在没有损坏以前,尚须雇人在上工作。设长期预期而趋于好转,则开头时之就业量,比之资本设备已经与新环境相适应后之就业量也许会较高。

    设一种预期状态已继续甚久,故此种预期对于就业之影响,已充分发挥(即在此预期状态下所应就业之人员皆已就业,所不应就业之人员皆已离业),则此种稳定的就业量,可称之为与此预期状态相应的长期 (long-period)就业水准。[长期就业水准不一定是个常数,即长期状况不一定是静态的。例如:预期财 富及人口之增加速度不变,亦是不变预期之一,预期不变之唯一条件,乃是现有预期状态,在很早以前,即已先见及之]

    由此,即使预期常在改变,以致实际就业量总没有时间,达到与现行预期状态相应的长期就业水准,但每一个预期状态必有一个具体的长期就业水准与之相应。

    今设预期改变一次,改变以后,不再有新的改变与之相扰相混,问:在

    此种情形下,达到长期状态之过程如何?先设新的长期就业水准大于旧的。

    则一般说来,在开始时,只有进货(input)速率颇受影响,换句话说,受到

    影响的,只是新生产过程上之初期工作;至于消费品产量,以及在预期改变

    以前已经开始了的生产过程上之后期工作,大致与前相同。如果开始时有半

    制品存在,则以上结论也许须略事修改;不过开始时就业量之增加,大致仍

    相当温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就业量也逐渐增加。而且,我们很容易想象:

    在某阶段上,就业量可能超过新的长期就业水准。因为,在建立资本以符合

    新的预期状态——这段过程中,就业量与当前消费量,皆可超过长期状态达

    到以后的水准。故预期之改变,可使就业量逐渐上升,达到一最高峰,然后

    下降至新的长期水准。即使新的长期水准与旧的相同,但设预期之改变,乃

    由于消费方向之改变,致使若干现有生产过程及资本设备,不合时宜,则类

    此情形亦能发生。又,设新的长期就业量小于旧的,则在过渡时期中就业量

    可以一度低于新的长期水准,故预期之改变这件事实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

    即能产生一种循环形的波动。在拙著《货币论》中,当我论及由于情况改变,

    以致运用(Working)资本及流动资本有增减时,我所讨论的,就是这种波动。

    达到一个新长期状态之转变过程,即使如上所述,并无阻扰,在细节上

    还可较为复杂。但实际事态则更为复杂。因为预期状态可以常常改变,一个

    旧的改变尚未充分展开其影响以前,一个新的改变早就又加上来了。故在任

    何一特定时间,经济机构中有许多错综叠陈的活动存在,都是以往各种预期

    状态之产物。

    以上讨论之功用与目的河在,至此便见分晓。由上所述,可见任何时间

    之就业量,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决定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决定于过去某段

    时间以内的许多预期状态。虽然如此,过去预期之尚未充分展开其影响者,

    已定形(embodied)于今日之资本设备中;而雇主在作今日之决策时,必须

    参酌今日之资本设备;而且,过去的预期,只有已定形于今日之资本设备中,

    始能影响今日之决策。所以说今日之就业量,乃参酌今日之资本设备,依据

    今日之预期而决定的,——这句话还是对的。

    当前长期预期,往往不能不明白提及,短期预期则常可略而不论。因为

    修改短期预期之过程,在事实上往往是逐渐的,连续的,大部分是依据实得

    结果而作的,故预期结果与实得结果之影响,相互交错。产量与就业量,固

    然决定于生产者之短期预期,而非决定于过去结果,但最近过去之实得结果,

    往往有支配力量,可以决定这些短期预期。设每次在开始一生产过程时,都要重作短期预期,则未免太麻烦;而且也徒然浪费时间,因为大部分情况,

    从一天到另一天,并无多大改变。故除非生产者有具体理由,逆料未来将有

    改变,否则,如果他们预期最近实得结果仍会继续,实在是很合理的。因之

    在事实上,以影响就业量一点而论,当前产量之预期售价,大致就是最近过

    去产量之实得售价。生产者常常根据实得结果,——不常根据凭空臆测,——而逐渐改变其预测。[这里强调雇主在决定生产时所作预期,这一点,我想可以答复郝特雷氏之论点。他认为,在价格尚未降落,或在预期与事实之不符,尚未反映为实得损失 (相对于预期而言)以前,就业量与进货量乃受存货增加之影响。盖若未售存货增加或定货单减少,这正表示,前期产量之售价数字已不能贸然应用于未来,故最足使进货量减少]

    虽然如此,我们不要忘了,设所产商品有持久性(durability),则生产者之短期预期,乃根据投资者之当前长期预期;而长期预期有一特性,即不能每隔很短期间,便根据实得结果而加校核。而且,长期预期会骤然修改,这点我们到第十二章较详细讨论长期预期时,再会提到。故当前长期预期这一个因素,我们不能略而不论,也不能用实得结果来代替。

    第六章 所得、储蓄及投资之定义

    Ⅰ  所得

    在任何一段时期内,一个雇主以其制成品出售于消费者或其他雇主,由此所入贷款,以A表示之。他又从别的雇主手中购买若干制成品,此项开支以A表示之。一期终了时,他有一资本设备,包括半制成品(或称运用资本)以及制成品之存货,其价值为G。

    A+G-A中,有一部分并不是本期生产活动之结果,而是 本期开始时雇主已有的资本设备。故为求得所谓本期所得,必须从A+G-A中,减去上期移交下来的资本设备之价值。只要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圆满方法,计算这个

    减数,则所得之定义问题即告解决。

    有两个可能原则,可以用来计算这个减数,每个都有若干意义;一个与

    生产有关,另一个与消费有关。今依次论之。

    (一)在一期终了时,资本设备之实际价值G,乃两种相反势力之净结

    果:在一方面,雇主或从其他雇主手中添购,或自己加工,以维持并改良其

    资本设备;在另一方面,因为用之于生产产品,故此资本设备蒙受耗损或折

    旧。即使雇主不用之于生产,雇主还值得花一笔维持改良费,令此费用之最

    适度(optimum)数目为B′;支出这笔费用以后,资本设备在本期终了时之

    价值为G′。这就是说,设雇王不用之于生产A,则G′-B′是可能从上期

    保存下来的最大净值。这个最大可能净值,其超过G—A部分,即(G′-B′)-(G-A)乃衡量因生产A所牺牲掉的价值,可称之为A之使用者成本 (user cost)。[在本章附录中,还有关于使用者成本的几点观察]

    使用者成本写作U。雇主付给其他生产原素之费用,以交换其劳役者,称之

    为A之原素成本;原素成本从原秦之立场看来,即为原秦之所得。原素成本

    写作F。U与F之和,称之为产量A之直接成本 (prime cost)。[不是净所得;净所得另有定义,见下]

    现在我们可以对雇主之所得(income)下定义了。雇主之所得,乃等于

    其本期所售产品之价值减去其直接成本。换句话说,雇主之所得,即普通所

    谓毛利 (gross profit);毛利视生产规模而定,亦即雇主所设法使其成为

    最大量者。这个定义与常识相符。又因社会其他人员之所得,即为雇主之原

    秦成本,故总所得为Σ (A-U)。

    经此定义以后,所得是一个毫不含混的数量。而且,当雇主们决定雇用

    多少其他生产原素时,他们在预期之中,设法使其成为最大量者,即此所得

    与原秦成本之差,故所得在就业理论上,有因果重要性。

    当然,G-A有时可以超过G′-B′,致使使用者成本为负数。例如(a)设我们所取时期,恰为如此:在此时期中,进货一直增加,但产品尚未达到

    制成及出售阶段;又如(b)工业之综合程度甚高,各厂皆自制其大部分资本

    设备,而投资量又为正数;以上两种情形之下,使用者成本皆可为负数。但

    是因为只有当雇主用自己劳工,增加其资本设备时,使用者成本方能为负数,故在一分业社会中,资本设备之使用人与制造人往往不属一厂,我们可以正常视使用者成本为正数。而且,我们难于想象,当A增加时,边际使用者成本(即dU/ dA)可以不是正数。

    此处不妨把本章下面要讲的东西,稍为提一提。以社会全体而论,一期之总消费 (C)等于Σ(A-A),总投资(I)等于Σ(A-U)。而且,如果不计A(从其他雇主手中买来的东西),则U是雇主对自己资本设备之负投资,负U为投资。故设所有工业皆集中于一人之手,则A1等于零,消费等

    于A,投资等于负U,亦即等于G-(G′-B′)。以上所以引入A1,使情况

    稍为复杂者,其目的只在找出一个一般性的方法,在工业不集中于一人之手

    时,也可适用。

    还有,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

    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包括其他生产原素之所得 (亦即雇主之原素成

    本)在内。总需求函数乃表示二者之间之关系:一方面是各种假想的就业量,

    另一方面是由此假想的就业量所产产品之预期收益。有效需求是总需求函数

    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

    求二种情况,恰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

    有些经济学家忽略了使用者成本,或假设其为零,于是供给价格即等于

    边际原素成本,因此得到边际收益 (或所得)等于边际原素成本——这一类

    命题;我们这一组定义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用他们的假定,则亦可得同类

    命题。①

    (二)兹进而讨论以上提及的第二个原则。资本设备之价值,在期终与

    期始不同。这种价值改变,一部分是由于雇主为追求最大利润,而自愿决定

    者,这一部分在上面讨论过了。但另外有一部分却并不出于雇主自愿,而由

    于雇主所不能控制的理由,例如由于市场价值改变、折旧、时耗(wastage by

    the passage of time)、战事、地震等天灾人祸——这种种原因,资本设备

    蒙受不自愿的增值或贬值。在此不自愿损失之中,有一部分固然不可避免,

    但倒并不是不可逆料,例如时耗及正常折旧,后者如皮古教授所说,“经常

    发生,使人至少可以约略——如果不能详细——预料得到”。此外社会上还

    有他种损失,亦经常发生,故通常亦被认为是 “可保风险”(insurable

    risks)。这些预期损失之大小,当然须看预期在什么时候形成而定。让我们

    暂时忽略这件事实,而称不自愿但非不可逆料的资本设备之折旧——即预期

    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部分——为补充成本 (supplementary cost),写成V。

    我想用不着指出,此处补充成本之定义,与马歇尔所下者不同;不过我们二

    人,都想处理不在直接成本以内的那部分预期折旧,这一点基本观念是相似

    的。

    在计算雇主之净所得及净利润时,通常须从其所得及毛利 (定义见上)

    中,减去一笔估计的补充成本。因为当雇主考虑可以用掉或储蓄多少时,他

    已经在心目中,把补充成本从毛利中减去了。当他以生产者资格,决定要不

    ① 如果忽视使用者成本之定义问题,则供给价格一词,亦定义不全。这些在本章附录中再要讨论。在本章附录中,我将说明:在讨论总供给价格时,有时固然可以把使用者成本,排斥于供给价格以外,但在讨论一厂产物 (每单位)之供给价格时,这是不行的。

    ① 例如,设以总供给函数写作ZW=Φ(N ),或写作Z =W·Φ(N ),其中W 为工资单位,W ·ZW=Z ,

    则因在总供给曲线之每一点上,边际产物之收益皆等于边际原素成本,故有要用此设备时,直接成本及毛利是重要概念;但当他站在消费者立场上时,

    则补充成本在其心目中之地位,恰如直接成本。故设在规定总净所得之定义

    时,把补充成本与使用者成本同时减去,使总净所得等于Σ(A—U—V),则

    总净所得这个概念,不仅与习俗用法最相符,而且与消费量之多寡有关。

    设资本设备之价值,因有未曾逆料的市场变化,或有异乎寻常的折旧耗

    损,或有天灾人祸之破坏,以致蒙受损失,则这种价值改变,既非自愿的,

    又未——一般说来——事前料及。这一项实际损失,我们称之为不虞之失

    (windfall loss),列入资本帐,而不列入(净)所得帐。

    净所得之所以有因果重要性,乃是因为V之大小,在决定当前消费量时,

    颇有心理影响——净所得即通常所谓可用所得(avail-able income),乃普

    通人决定其当前消费之多寡时之准绳。当然,在决定消费多少时,净所得并

    不是唯一因素;资本帐上有多少不虞之得或不虞之失,也很有关系。不过补

    充成本与不虞之失,有这么一个差别:补充成本改变时,其影响消费,恰如

    毛利之改变,因为与雇主之消费量有关的,乃是当前产量之售价,减去直接

    成本及补充成本之和——这一个差数;反之,不虞之得失,虽然也影响雇主

    之消费决定,但程度不同,设不虞之失与补充成本之数量相同,则前者之影

    响小。

    现在我们再回到补充成本与不虞之失之划分问题,换句话说,何种不可

    避免的损失,应当记在所得帐上;何种则应作为不虞之失,记在资本帐上。

    这个分界线,一部分只是惯例的(conventional)或心理的,随通用的估计

    补充成本之标准而异。估计补充成本,并无一定原则可循,故其大小,亦视

    所选会计方法而定。当资本设备刚生产出来时,其预期补充成本,乃一具体

    价值量,但以后重行估计时,则该设备在剩余寿命中之补充成本,可以因为

    预期状态已有改变,而与原估计者不同。根据原来预期,则有一串未来的U

    +V,根据修正后的预期,则又有一串新的未来的u+V,这二串之差,折成

    现价,即为资本之不虞之得或失。在商业会计上有一非常普遍采用的原则,

    且经英国内地税务机关赞同者,即在取得一资本设备时,便对该设备之补充

    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和,定一数目,不管以后预期有无改变,皆维持此数于

    不变。设为如此,则任何一时期之补充成本,即为此数与实际使用者成本之

    差。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即在该设备之整个寿命中,不虞之得或失为零。

    但在某种情形下,每经过一特定会计期间 (例如一年),便根据当前市价及

    当前预期,重行估定补充成本,亦未可厚非。事实上,两种方法都有人采用。

    资本设备在刚购置时,原来所预期的补充成本,可以称之为基本补充成本;

    以后根据当前市价以及当前预期重行估定者,可以称之为当前补充成本。

    补充成本之定义问题,只能到此为止,无法更为精确。补充成本者,乃

    一典型的雇主,在以宣布股息(设雇主为一公司)或决定其当前消费量(设

    为一私人)为目的,而计算其净所得时,应该从所得中减去之项目也。因为

    我们不能把资本帐上之不虞之得或失,完全抹杀,故设一项目有可疑处,则

    应将该项目列入资本帐;只有很明显属于补充成本着,才算在补充成本之内。

    设资本帐所记太多,则亦可酌量情形,加重资本帐对于当前消费量之影响,

    而设法矫正之。

    读者会看到,此处净所得之定义,与马歇尔之所得定义非常接近。马歇尔援用所得税司(Income Tax Commissioners)所用惯例,大致说来,凡该司根据历来经验认为所得者,马歇尔亦认为所得;因为该司在此方面所作决定,可说是对于通常所谓净所得是什么——这一个问题,经过最审慎最广泛的调查以后,所下的判断。我之所谓净所得,又相当于皮古教授最近所谓国民所得之货币价值。

    虽然如此,净所得这个概念,因为根据一个模棱两可的标准,各家对此标准之解释又不一,所以到底不刻划分明。例如,哈耶克(Hayek)教授曾经说过,一个资本品所有主,也许设法维持其投资所得于不变,故如有任何理由,使其投资所得有降低趋势,彼必先提出一笔款项,抵消这种趋势,所余所得,他才觉得可以自由用之于消费。我怀疑有没有这种人存在;不过如果

    以此作为计算净所得时之一种可能的心理标准,在理论上亦无可非难。哈那

    克教授由此推论,认为储蓄及投资二概念也因之而含混。如果他指的是净储

    蓄及净投资,那末他是对的。但与就业量有关的,是储蓄与投资,这两个概

    念没有这种毛病,而且 (象下节所述)可以有客观的定义。

    净所得只与消费决定有关,且与影响消费之其他因素,亦不易划分界线;

    与当前生产决策有关者,乃所得本身。因之忽视所得这一个概念(以往一直

    如此),而把所有着重点都放在净所得这个概念上,实在是一种错误。

    以上对所得及净所得所下定义,竭力设法与通常用法相符。我得提醒读

    者,拙著《货币论》中之所谓所得,意义很特殊。其所以特殊之原因,乃因

    为当我对总所得中雇主所得这一部分下定义时,既未取雇主当前生产活动之

    实得利润(不论是毛利或净利),又未取他们在决定从事当前生产活动时之

    预期利润,而取了一种可谓正常或均衡利润。现在回想起来,假使生产规模

    可以改变,则所谓正常或均衡利润之意义,亦未充分规定。依照《货币论》

    中所下定义,储蓄超过投资之数,便是正常利润超过实际利润之数。我恐怕

    我把名词如此用法,已经引起许多混乱,因为有许多结论 (尤其是关于储蓄

    与投资之差额者),只有把我所用名词依我的特殊意义来解释才是对的;但

    流俗不察,往往引用我的结论,以为我所用名词之意义就是常人熟悉的意义。

    因为这个理由,又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必借助于我以前所用名词,来正确表达

    我的思想,所以我决定从此弃而不用。对于那已经引起的许多混乱,我觉得

    非常抱歉。

    Ⅱ储蓄与投资

    在名词用法非常分歧之中,有一点倒是大家同意的。据我所知,大家都同意,所谓储蓄是所得减去消费开支。因之,设对于储蓄之意义尚有疑虑处,其故不出二途,即或对于所得或对于消费之意义,尚有疑虑。所得一词,我们在上面已经下过定义。一期之消费支出,一定等于该期害与消费者之货品价值。于是问题是:何为消费购买者 (consumer-purchaser)?任何划分消费购买者与投资购买者 (investor-purchaser)之界线,只要合理,都一样可用,但一经选定,便须始终遵守。我们是否应当把购买汽车作为消费购买,

    Σ △AW-Σ△UW= △ZW= △Φ(N)

    示 ,Φ′(N )=1 ;以上是假定原素成本与工资成本之间,有一不变比例,又假定每厂之总供给函数(厂数亦假定不变),不受其他工业所雇人数之影响,故上述公式中之各项,适用于每一雇主,以之相加起来,则适用于全体雇主。这就是说,设工资不变,其他原素成本又与总工资支出成常比,则总供给函数为一直线,其坡即为货币工资。

    把购买住宅作为投资购买,这类问题常常有人讨论,我也没有多少可补充。这个问题之答案,当然须看我们用何种界线来划分雇主与消费者。故设我们已经规定A1为一雇主从另一雇主手中所购货物之价值,则我们已经暗中把这问题解决了。因此,消费支出可以毫不含混地规定为Σ(A-A),其中ΣA1为一期中之总售价,ΣA为该时期中雇主与雇主之间互相卖买之总值。以后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省去Σ号,以A代表所有总售价,A代表雇主与雇主之间互相卖买之总值。U代表全体雇主之总使用者成本。所得与消费之意义既经规定,储蓄又为所得与消费之差,故储蓄之意义亦随之而定。因所得等于A-U,消费等于A-A,故储蓄等于A-U。同样,净储蓄为净所得与消费之差,故等于A-U-V。

    由所得之定义,又可得本期(或当前)投资(current in vestment)之定义。所谓本期投资,一定等于资本设备 (由于本期生产活动)在本期中之价值增益 (addi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equipment),这显然等于我之所谓储蓄,因为储蓄是一期之所得之并未作消费之用者。上面说过,在一期之中,由于生产活动之结果,雇主售得货款A,但为生产并出售A,其原有资本设备蒙受损失 U,(U-A)乃资本设备之价值损失(Value-loss)。(U-A)之负数,即A-U,乃资本设备之价值增益——投资。换一种说法,在同一时期中,流为消费之用之产物,其价值为A-A,A-U与A-A之差,即A-U,乃资本设备因本期生产活动而得之价值增益——投资。同理,A-U-V乃本期之净投资 (net investment),换言之,即资本设备之价值之净增益,——如果资本帐上不虞之得失不计,而只计及正常的,但不由于使用而起的资本耗损。

    因此,虽然储蓄量是消费者消费行为之总结果,投资量是雇主投资行为之总结果,但二者必然相等,因为二者都等于所得减消费。而且此结论之由来,并不系乎所得之定义有什么特异,或有什么奥妙。只要大家同意: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消费;只要大家同意这些用法 (这些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的用法),则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总之: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储蓄=投资

    故任何一组定义,只要满足上述条件,都会得同一结论。只有否认上述条件之一为真时,结论才会不同。

    储蓄与投资之所以相等,乃是因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或生产者与资本设

    备购置者之间之交易,有双重性质。上面说过,生产者之产品售价减去使用

    者成本谓之所得;但整个产品不售于消费者,即售于其他雇主;每个雇主之

    本期投资,又等于其从其他雇主手中所购之设备,减去其自己的使用者成本。

    因之,就社会全体而论,所得超过消费部分(即我们所谓储蓄者),不能不

    与资本设备之价值增益(即我们所谓投资者)相同。净储蓄与纯投资之关系,

    亦复如此。事实上,储蓄是一个余数。投资决策与消费决策二者,决定所得。

    设投资决策得告实现,则或者消费削减,或者所得增大,二者必居其一。故

    投资行为本身,一定使得储蓄这个余数以同量增加。

    当然,人们对于投资若干,储蓄若干所作决定,可能过于不正常,以致不能产生一个均衡价格,按此价格交易。在这种情形之下,产品既然不再有一个一定的市场价值,而价格又在零与无穷大之间,找不到一个静止点,故

    我们所用名词也不再适用。经验告诉我们,事实上并不如此。社会上有种种

    心理反应习惯,可以使得均衡实现,愿卖愿买之数量相等。产品有一个一定

    的市场价值,乃是货币所得有一个具体价值之必要条件,同时又是使储蓄者

    决定储蓄之总数,与投资者决定投资之总数——二者相等之充分条件。

    要思路清楚,恐怕最好从决定消费与否着想,而不从决定储蓄与否着想,

    因为决定消费与否,或决定投资与否,的确是在个人控制范围之内。总所得

    与总储蓄二者,都是人们自由选择之结果,即选择消费与吝以及投资与否之

    结果,二者都不能离开消费决定及投资决定而独立,而受另一组决策之支配。

    根据这个原则,故我们以后用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来替代储蓄倾向。

    附录:论使用者成本

    使用者成本在经典学派价值论上之重要性,我想一向被人忽略了。关于使用者成本,还有许多话可说,但恐非此处篇幅所宜,与本书主题之关系亦较浅。但作为题外之文,本附录拟对使用者成本,作进一步研讨。

    依照定义,一雇主之使用者成本为

    A+(G′-B′)-G

    1

    其中A代表该雇主购自其他雇主之货物价值,G代表其资本设备在期终时之

    1

    实际价值;如果雇主不使用此资本设备,而反支出一笔最适度的维持改良费

    B′,则该资本设备在期终时可能有的价值,可用G′代表之。A-(G′-B

    1

    ′)乃雇主之资本设备,在超过其由上期移交下来的净价值以外,所增加之价

    值;此即在本期中雇主对其资本设备之投资,可写作I。故销售量A之使用

    者成本U,等于A-I,其中A为该雇主购自其他雇主者,I为彼在本期中对

    1            1

    其资本设备所投资者。稍为想一想就会知道,这不过是常识而已:一雇主购

    自其他雇主者,一部分变为本期中对自己资本设备之投资;剩下的一部分,

    代表他因出售产量A,在生产原素之开支以外,所蒙受之损失。假使读者想

    把本处所说内容,用别种方法表达,他就会知道,本处所用表达法之好处,

    乃在可以避免许多无法解决的 (而且是不必需的)会计问题。我想,没有别

    的方法,可以毫不含混地分析当前生产之收益。设工业皆集中于一人之手,

    或雇主并未从其他雇主手中购买任何货物,则A等于零,使用者成本即等于因使用该设备而引起的本期负投资。即在此种情形下,我们的分析方法还剩下一个好处,即我们从来毋须划分原素成本,何者应归产品(出售于他人者)负担,何者应归设备(保留自用者)负担,而可以把一厂——不论该厂之综

    合程度如何——提供之就业量,看作由一个统盘的决策决定。事实上亦属如

    此,因为在当前生产与整个生产之间,往往有连锁性质存在。

    使用者成本这个概念,又可使我们对一厂产物之短期供给价格,下一个

    比较清楚的定义。盖短期供给价格,乃边际原素成本与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

    在现代价值论中,往往就把边际原紊成本作为短期供给价格。显然,只

    有当边际使用者成本等于零,或供给价格之意义,特别规定为不包括边际使用者成本在内时,这个办法才行。我在上面第三章对“收益”

    (proceeds)及“总供给价格”下定义时,即未包括总使用者成本在内。

    这种用法,在讨论社会总产量时,偶一用之,固然很方便,但在讨论一厂或

    一业之产量时,如果经常把使用者成本不包括在“供给价格”之内,则经济

    分析完全与现实脱节,因为如此意义之“供给价格”,与平常所谓“价格”

    之意义,完全不同。如此用法恐怕会引起误会。经济学上似乎一向假定着,

    “供给价格”一词,当用之于一厂之产量时,有明显意义,毋庸讨论。然而

    一厂从他厂所购货物,以及该厂之资本设备因生产边际产量而受之损失,这

    二者如何处理,——这一个问题就会引起所得定义问题所引起的一切困难。

    即使我们假定:当一厂之销售量增加一单位时,为求得该厂之供给价格起见,

    必须从该产量之每单位之售价中,减去购之于他厂之边际成本;——即使假

    定如此,我们还得要顾到:该厂之资本设备,因生产此边际产量,而有负投

    资发生。即使所有生产都集中于一厂之手,我们还不能假定边际使用者成本

    为零;换句话说,一般说来,我们不能忽视因生产边际产量,资本设备所蒙

    受的边际负投资。

    使用者成本及补充成本这两个概念,又可以使我们能够在长期供给价格

    与短期供给价格之间,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关系。长期成本中必须包括一笔

    数目,可以抵补基本补充成本以及预期直接成本;二者都以适当方法,分摊

    于各年,年限即资本设备之寿命。这就是说,一个产量之长期成本,乃等于

    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二者之预期和。而且,设欲产生一正常利润,则长期供

    给价格必须在长期成本之外再加上一项,等于当前放款利率乘设备成本之

    积;当然,此种放款之时期及风险,必须与投资于该设备之时期及风险相类。

    如果我们喜欢用“纯”利率(pure rate of interest)作标准利率,则长期

    成本之中,必须包括一第三项,可称之为风险成本(risk cost),来抵补实

    际报酬与预期报酬发生不同之种种未知可能性。故长期供给价格等于直接成

    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以及利息成本之和;即长期供给价格可以分析成这

    几种构成分子。在另一方面,短期供给价格则等于边际直接成本。故当雇主

    购买或建造资本设备时,在其预期之中,直接成本之边际值与其平均值之差,

    足以抵补补充成本、风险成本以及利息成本三者。换言之,在长期均衡中,

    边际直接成本超过平均直接成本之部,适等于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及利息成本之和 。[《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1935 年,6 月号,第二35 页]

    设在某产量上,边际直接成本恰等于平均直接成本及补充成本之和,则

    该产量有特殊重要性,因在此点,雇主既不赚亦不赔,换言之,在此点之净

    利润为零;设产量小于此点,则雇主有净损失。

    在直接成本以外,补充成本所须弥补之程度,因设备之类型而异。以下

    为二极端情形:

    (一)有一部分设备维持费,必须与使用该设备之行为,同时发生,例

    如机器加油。这种开支(除了由外面购买者以外),应包括在原素成本之内。

    设由于物质上理由,本期所有全部折旧,必须以如此方法弥补,则使用者成

    本 (除了由外面购买者以外)等于补充成本,但符号相反;在长期均衡中,

    边际原素成本超过平均原素成本之部,须等于风险成本及利息成本之和。

    (二)资本设备之价值损失,有一部分只有在使用该设备时才能发生。

    如果这种损失没有在使用时即行弥补,则应算在使用者成本之内。设资本设

    备之价值损失,只有如此才能发生,则补充成本等于零。

    这里有一点值得指出,即雇主并不仅仅因为使用者成本低,而先用最旧

    最坏的设备;因为,使用者成本虽低,也许还抵不过效率之低,即抵不过原

    素成本之高。雇主所愿意使用的设备,乃在该设备上,每单位产品之使用者

    成本加原素成本——二者之和为最低者。故设某物之产量已定,则有一使用

    者成本与之相应,但在此总使用者成本与边际使用者成本之间,并没有一律

    的(uniform)关系。

    现在与未来之间,有许多连系,使用者成本即其中之一。盖在决定其生

    产规模时,雇主须在现在使用其设备,与保留此设备留待将来之用,——二

    者之间,有所抉择。使用者成本之大小,即决定于因现在使用,而牺牲掉的

    未来预期利益。而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原素成本,以及边际预期售价——

    三者,决定雇主之生产规模。然则雇主用什么方法,计算一生产行为之使用

    者成本呢?

    上面说过,使用者成本,乃使用与不使用相比,资本设备所受之价值损

    失。至于不使用此设备时,尚值得支出的维持改良费,以及购自其他雇主之

    物品,皆应于相应处计及。故使用者成本之计算法,一定是先计算:设现在

    不使用资本设备,则在未来某时,预期收入可增加若干;然后再把此数折成

    现值。设现在不使用资本设备,则至少可把该设备之重新购置(replacement)

    期延迟;延迟购置之利益,折为现值,乃使用者成本之最低限度,也许大于

    此数。①

    设无过剩存货,故每年皆有新产的同类资本设备,作增补之用,则边际

    使用者成本可依据(a)因使用此设备,以致该设备之寿命缩短若干,或效率

    减低若干,以及(b)现在重新购置所需之成本,计算出来。如果资本设备有

    剩余,则使用者成本又视(a)从现在到剩余设备因折旧损失等原因而被吸收

    完毕——这一段时期中之利率,及(b)当前(即重估的)补充成本二者而定。

    由此,利息成本及当前补充成本二者,间接影响使用者成本之计算法。

    当原素成本为零时,此种计算法最简单易解。今以拙著《货币论》第二

    ② 《资本的保存》(The Maintenance of Capital),载《经济》(Economica),1935 年8 月号,第241 页

    以下。

    ① 以上说法,实基于一个假定:即不论产量如何改变,边际直接成本曲线总是连续的。但这个假定往往与

    事实不符。该曲线可能有一二不连续点,当产量达到一种程度,已相当于资本设备之技术的充分能力

    (technical full capacity )时,尤其容易产生不连续点。设有此种情形,则边际分析要部分崩溃,边际直接

    成本须用产量减少少许时,总直接成本减少多少来计算,故短期供给价格可以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同样,

    当产量低于某点时,也常常会产生不连续点。当我们讨论长期均衡中之短期供给价格时,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在讨论此问题时,如果有不连续点存在,则此不连续点必须包括在边际直接成本曲线内。故长期均衡

    中之短期供给价格,也许必须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后者就产量减少少许时之情形计算之)。

    ① 使用者成本又随人们对未来工资水准作何预期而有改变,故设人们预料当前工资单位之减低,只是暂时

    的,则原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改变程度不同,因之影响到所用设备之种类,也许更影响到有效需求之水

    准,因为使用者成本与原素成本,在决定有效需求这一方面,其影响也许不同。

    ———————– 页面 37———————–

    册第二十九章所举原料铜之剩余情形为例。先以一吨铜在未来各日期之预期

    价值,作戍一列数。铜之剩余量逐渐减少,则铜之价值逐渐接近其正常生产

    成本,故该列数每一项之值受剩余铜量之吸收速率之影响。再从该列数之每

    一项中,减去当前补充成本以及从现在到该日每吨铜之利息成本,其中最大

    数,即为一吨剩余铜之现值或使用者成本。

    同样,设船只、工厂或机器有剩余时,则一船、一厂或一架机器之使用

    者成本,乃等于该设备在剩余量可以预期吸收完毕之日之预期重置成本,减

    去当前补充成本以及从今日到该日之利息成本。

    以上乃假定当资本设备不堪再用时,即以原物替补。设替补者并非原物,

    则计算现在所用设备之使用者成本时,须依据此设备不堪再用时,代之而起

    的新设备之使用者成本;其数量视两种设备之比较效率而定。

    读者想会注意到,设资本设备并非不合时宜,而只是暂时过剩,则实际

    使用者成本与正常使用者成本 (即设备并不过剩时之使用者成本)之差别,

    须看过剩设备在什么时候可以预期吸收完毕这段时期之长短而定。故设资本

    设备之年龄参差不齐,每年皆有一部分设备达到不堪再用之地步,则除非过

    剩量异常庞大,否则边际使用者成本不会大跌。在一般性的经济衰颓时期,

    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大小,须看雇主们对不景气可以持续多久这一点作何预期

    而有改变。故经济情况开始好转时,供给价格之提高,也许一部分即由于雇

    主们修改其预测,以致边际使用者成本急剧增加。

    有人说,设雇主们联合起来毁灭过剩设备,则除非把全部过剩设备都毁

    灭,否则不会达到所求结果——提高价格。雇主们之意见则反是。但使用者

    成本这一个概念可以说明:如果把剩余设备毁灭一半,则也许可以立刻把价

    格提高;因为此种政策可以缩短过剩设备吸收完毕之时期,故可提高边际使

    用者成本,因之增加当前供给价格。故雇主们心目中,似乎隐隐有使用者成

    本这个观念存在,虽然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观念明白说出来。

    设补充成本甚重,则当资本设备有过剩时,边际使用者成本将甚低。又

    当资本设备有剩余时,使用者成本及原秦成本之边际值,似不致于太超过其

    平均值。设以上二条件皆满足,则过剩设备之存在,很容易使雇主们净赔,

    也许净赔甚大。事实上并不是当过剩设备吸收完毕时,净赔即一跃而变为正

    常利润;而是当过剩设备逐渐减少时,使用者成本逐渐增加,边际原素成本

    与使用者成本之和,与平均原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之和,二者之差,亦逐渐

    增加。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6版第360页)中,把一部分使用者成本,

    用“设备之额外折旧”这一个名义,包括在直接成本之内。但他并没有指出,

    这一项如何计算,其重要性又如何?皮古教授在 《失业论》中明白假定:在

    通常情形之下,边际产量所引起的资本设备之负投资可以忽视。他说(第42

    页)“设产量不同,则设备之折旧以及职员之开支亦可随之而不同,但我们

    忽视这些差异,因为一般说来,这些差异是次要的”。在生产边际上,资本

    设备之负投资为零,——这一个观念,实为近来许多经济理论所共有。但如

    果想要说明,一厂之供给价格,到底是什么含义,问题便随之发生了。

    由上所述,如果资本设备搁置不用,则此设备之维持费往往可以减低边

    际使用者成本;一一当雇主们预期不景气可以持续很久时为尤然。但是,很

    低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却并不是短时期必有的特征,而是(a)由于资本设备

    之性质特殊,如果搁置不用,其维持费甚高;(b)由于该短时期不在均衡状

    态,故资本设备很快趋于不合时宜,或过剩甚多。设有一大部分设备尚相当

    新,则过剩之严重性更加剧。

    设为原料品,则使用者成本之必须计及,乃人所共知;设一吨铜在今日

    用完,明日便不能再用,故该吨铜留待明日使用所可能有的价值,必须计算

    在边际成本之内。但铜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凡使用资本设备从事生产时,皆

    有类似情形发生。把原料与固定资本严格划分,使用原料所引起的负投资必

    须计及,但使用固定资本所引起的负投资则可忽略,一一这个假定与事实不

    符,尤其是在正常情形之下。因为在正常情形之下,每年皆有若干设备,陈

    旧不堪再用,必须重置;设备之使用,即所以缩短必须重置之日期。

    使用者成本与补充成本这两个概念,有一个优点,即二者同样适用于运

    用资本(Working capital)、流动资本(Iiquid capital)与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原料与固定资本之重要差别,不在于二者对使用者成本及补充成

    本之感应性不同,而在于下列事实:即流动资本之收益只有一次,而固定资

    本因为有持久性,只能逐渐用完,故其收益为一列数,此列数之各项,由各

    期之使用者成本与所获利润构成之。② 最先用的资本设备之使用者成本,未必与总产量无关 (参阅下文);换句话说,在整个使用者成本曲线上,使用者成本也许随总产量之改变而改变。

    第七章 再论储蓄与投资之意义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对储蓄与投资二者下了定义;根据我们定义,二者必然相等,因为从社会全体看来,二者只是同一事物之两面。但有若干当代学人(包括写《货币论》时代的作者本人在内),对此二名词下了特殊定义,依照他们定义,二者不一定相等。更有些人先假定二者也许不相等,但在讨论之前,根本未对这两个名词下过定义。兹为使以上讨论与他人对此二名词之讨论发生联系起见,乃将这两个名词之种种流行用法加以分类,也许有助于读者。

    据我所知,大家都同意,所谓储蓄是等于所得减消费。如果储蓄之意义不是如此,一定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引起误解。对于何谓消费支出这一点,各家意见亦并无多大出入。故各家名词用法之所以不同,不出二途:或由于投资一词之意义不同,或由于所得一词之意义不同。

    先论投资。在通俗用法中,所谓投资,往往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偶而投资一词,专指在证券市场上购买一件资产,不过我们对购买房产、购买机器或购买一批制成品或半制品,都一样称为投资。

    一般说来,所谓新投资(以别于再投资),是指从所得之中,购买一件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如果我们把出售一件投资作为负投资,则我的定义与通俗用法相符,因为旧有投资之交换,一定互相抵消。我们固然必须顾及债务之产生与清偿 (包括信用或货币数量之改变),但从社会全体而论,总债权之增加或减少一定恰等于总债务之增加或减少,故在讨论总投资时,这个因素已经互相抵消掉了。由此,如果通俗所谓所得相当于我之所谓净所得,则通俗所谓总投资相当于我之所谓净投资,——净投资乃一切资本设备之净增益;至于旧有设备之价值损失,凡属净所得之计算范围者,皆已扣除净尽。

    投资之意义,既包括一切资本设备之增益,不论所增者是固定资本、运用资本或流动资本;故除了投资与净投资之区别以外,如果投资之定义仍有重大差异处,则必由于有人之所谓投资,并不包括一切资本设备之增益在内。今以郝特雷氏为问。郝氏对流动资本之改变,即对未出售存货量之意外的增加或减少,非常看重。他提出了一个投资之定义,把这种变动摈斥于投资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即未出售存货量之意外增加,亦即流动资本之增加。郝氏未能使我服膺:何以应该着重这个因素。郝特雷氏之说,把所有着重点都放在如何矫正不测之变这一点上,而忽视意中(不论预测是否正确)之变。郝氏认为雇主在决定其生产规模时,今日产量之所以与先一日不同,即参酌其未出售存货量之变动而定。设为消费品,则未出售存货量之变动,对雇主所作决策,自然有重大影响。但是影响雇主之决策者还有其他因素,我看不出有什么目的摈斥后者。故我宁愿着重于有效需求之全部改变,而不仅仅着重干有效需求之局部改变一一即反映上期末出售存货量之增减者。而且,设为固定资本,则未用能力 (unused capacity)之增加或减少,就影响生产决策这点而论,其效果与未出售存货量之增减相当。我看不出郝特雷氏之法,如何处理这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也许奥国学派所谓资本形成与资本消费,其意义与以上所谓投资与负投资,或净投资与净负投资之意义不同。在某种情形之下,如果根据我们定义,则资本设备之价值,显然并未减少,但在奥国学派看来,据说可以发生资本消费。无论如何,我尚未发现有任何地方,把此二词之意义明白说明。例如,生产时期延长时,即有资本形成之发生,——这一句话,实在并没有把我们的知识推进多少。

    设所得之意义不同,则储蓄 (等于所得减消费)之意义亦因之而不同;

    兹进而讨论由于所得之定义不同,所引起的储蓄与投资之不相等。我自己在

    《货币论》中对这些名词之用法,即是一例。我在上面(第六章第一节末段)

    解释过了, 《货币论》中所谓所得,与我现在所谓所得不同,因为在计算前

    者时,我并不以实得利润作为雇主之所得,而用(某种意义的)“正常利润”

    作为他们的所得。因之 《货币论》中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实在是指:在其当

    前生产规模之下,雇主从资本设备之所有权上可以取得的利润,少于正常利

    润。《货币论》中所谓储蓄超过投资之数扩大,意思是指:实际利润正在减

    低,故雇主们有缩小其产量之动机。

    我现在认为:就业量(亦即产量与真实所得)由雇主决定,雇主之动机,

    乃在设法使其现在的及未来的利润成为最大量 (雇主有某种设备,该设备有

    某种寿命,雇主设法在此寿命年限之内,从该资本设备上取得最大报酬,使

    用者成本即由是而定);可以使雇主利润成为最大量之就业量,则定于总需

    求函数;后者则又定于雇主在种种假设之下,预料从消费及投资二者,可以

    取得之收益 (proceeds)。在《货币论》中,所谓投资减储蓄(二者皆依

    彼处所下定义)之差额改变,实指利润改变,但在该书中,我没有明白划分预期结果与实得结果。[ 我在该书中,认为雇主对利润之当前预期,乃决定于当前之实得利润。]当时我认为,如果投资与储蓄之差额改变,则产量亦随之改变,前者为后者之原动力。我现在的新说,虽然我自以为比较正确,比较有启发性,实在只是旧说之自然演进。如果用我《货币论》中所用语言表达,则我的新说是:设以前的就业量与产量为已知,又设雇主预期,投资减储蓄之差额将增加,则雇主将增加其就业量与产量。旧说与新说都想指出,就业量乃决定于雇主所预期的有效需求;《货币论》中所谓投资减储蓄之差额扩大,亦即有效需求增加之一种指示。有了新说以后,再回首过去,觉得当时那种说法非常纷乱,非常不完全。

    依照罗伯森 (D.H.Robertson)氏定义,则今日之所得等于昨日之消费加昨日之投资,故彼所谓今日之储蓄,乃等于昨日之投资,再加昨日消费与今日消费之差。故在他定义之下,所谓储蓄超过投资,在我的定义之下,就是昨日之所得超过今日之所得。故他所谓储蓄超过投资,与我所谓所得正在降低,意义完全一样;换句话说,他之所谓储蓄过多,恰等于我之所谓所得降低。设今日之预期,常决定于昨日之实得结果,则今日之有效需求,将等 大于此数,如果雇主预期在未来某时,收入可以超过正常数,但此种情况又不 能维持长久,故不值得——或没有时间——生产新的资本设备。[参阅罗伯森:《储蓄和贮钱》(Saving and Hoarding),载《经济学杂志》,1993  年9 月号,第399 页;以及罗伯森、郝特雷及我三人之间之讨论,载《经济学杂志》。1933  年12 月号,第658 页。]把每一个可能的未来 预期收入折为现值,其中最大者即等于当前的使用者成本。

    于昨日之所得。故罗伯森氏所用方法,虽然和我不同,但是我们二人,都想区别所得与有效需求二者,——在因果分析上,这是异常重要的区别。[郝特雷先生指出,皮古教授所谓供给价格,实即边际劳力成本,见 《经济》1934  年5 月号,第145 页。郝特雷认为这点对于皮古教授之论证颇为不利。]

    现在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名词——强迫储蓄(forced saving),以及与之相连的许多更空泛的观念。从这些观念中,可以发现什么明确意义吗?我在《货币论》中,曾经提及这个名词之初期用法,并且认为这些用法,和我当时所谓投资与储蓄之差别,有点接近。现在我不再敢确言,二者之接近性,有没有象我当时设想那末大。无论如何,“强迫储蓄”以及近人(例如哈那克教授或罗宾斯教授)所用类似名词,和我在《货币论》中所谓投资与储蓄之差,并没有一定关系,——这一点我觉得很确定。虽然这些学人没有明白说明其所用名词之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所谓“强迫储蓄”,是由于货币数量或银行信用之改变,所直接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且即以此种改变之大小,来衡量强迫储蓄之多寡。

    (a)当产量及就业量改变时,会引起所得(以工资单位衡量)改变;(b)当工资单位改变时,会引起债务者与债权者之间所得之重分配,又会引起总所得 (以货币衡量)改变;(a)(b)二者都会改变储蓄量。货币数量之改变,既可以影响利率,从而改变所得之数量与分配(以后将加说明),故货币数量之改变,可以间接引起储蓄量之改变。不过此种储蓄量之改变,并不较之由于其他环境之改变所引起者,更有“强迫”性。故除非我们用某种情形下之储蓄量作为标准,否则我们没有方法,区别强迫储蓄与非强迫储蓄。

    而且 (我们以后会知道)当货币数量增减某数时,总储蓄量将增减若干,实异常不定,还系乎许多其他因素。

    故在没有规定一标准储蓄量以前,“强迫储蓄”没有意义。设我们以充分就业状态下之储蓄量为标准 (这似乎是合理的标准),则可下定义如下:

    “如果实际储蓄量,大于长期均衡中充分就业状态下之储蓄量,则谓之有强迫储蓄。”这个定义有意义,不过依照这个标准,则强迫的储蓄过度,将是非常稀少,非常不稳固的现象,强迫的储蓄不足,倒是常态。

    哈耶克教授在“强迫储蓄说之发展”一文中,指出这是这个名词之本义。“强迫储蓄”或“强迫节俭”(forced frugality),原来是边沁(J.Bentham)之概念。边沁明白说明,他先假定“各人都已就业,而且所就之业,对于社会最有利”。然后设想:如果在这种状态之下,货币数量相对——相对于可以出售的商品数量而言——增加,则将发生什么后果。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真实所得不会增加,故过渡时期中之额外投资,将引起强迫节俭,“因而牺牲生活程度(national comfort),违反正义(national justice)”。十九世纪学者,凡讨论此问题者,心目中都有同样观念,虽然不一定明白说出。不过要把这个非常清楚的概念,推广之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则有若干困难。当然,设就业量增加,而资本设备不增加。则由于报酬递减律。已就业者之真实所得,会因之减少;但是要想把这种损失,与就业增加时可能有的投资增加,联系起来,恐怕不会有多大结果。无论如何,我还不知道近代学人之对“强迫储蓄”发生兴趣者,曾想把这个概念,推广之于就业渐增时情况。一般而论,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要把边沁氏之强迫节俭概念,推广之于非充分就业情况,须有若干说明或若干修正。

    储蓄与投资之意义甚为直截了当,但相信储蓄可以与投资不相等者仍大有人在,这个道理我想可以用光学上的错视来解释:存款者与其银行之关系,实在是一种两面的(two sided)交易,而却误认为是一种一面的交易。一般人以为存款者与其银行,可以互相串通,变一手法,一变以后,储蓄即消失于银行体系之中,不再用之于投资;或者以为银行体系可以使投资发生,而

    没有储蓄与之相应。不过,如果一个人要储蓄,则他必须取得一件资产,不

    论是现金、债权或资本;一个人要取得一件他以前没有的资产,则亦不出二

    途:或者社会上新产了一件资产,价值和他的储蓄相等;或者有人把他原有

    的、价值相等的一件资产脱手。在第一种情形下,有储蓄即有新投资与之相

    应;在第二种情形下,有人储蓄,有人负储蓄,二者价值相等。第二人之所

    以损失其财富,一定是因为他的消费超过了所得,而不是因为他的资本蒙受

    了资本帐上的损失。因为现在问题,并不在他资产之原有价值是否受了损失,

    而是在他依当前价值,出售其资产以后,并不以之转购其他财富,而却用之

    干消费;这就是说,他的当前消费超过了当前所得。而且,设银行体系把一

    资产脱手,则一定有人把现金脱手。故第一人与他人之储蓄总量,必定等于

    本期新投资。

    说银行制度可以创造信用,产生投资,而没有真正的储蓄与投资相应,

    这种说法,只看到了银行信用增加时,所生后果之一部分,而未见及全部。

    设银行体系并不减少其现有信用量,而创造额外信用,授与一雇主,该雇主

    则以之增加其本期投资;又设如无此额外信用,即无此额外投资;——设属

    如此,则所得一定增加,在正常情形之下,所得之增量常超过投资之增量。

    而且,除非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否则真实所得与货币所得皆同时增加。公

    众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把所得之增量分配于储蓄与消费;雇主实现其意

    旨一一即举债以增加投资——之速度,亦不能大于公众决定增加其储蓄之速

    度,——除非该雇主之投资,仅系替代其他雇主之投资者,故此增彼减,总

    投资并未增加。而且,如此产生之储蓄。其真实性与他种储蓄毫无二致。设

    银行体系增加其信用,则货币数量必增,但除非一人自愿持有货币,而不持

    有其他形式之财富,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迫其持有此新增货币。但就业量、所

    得及价格不能不变,互相适应,故在新情况之下,自然有人愿意持有此新增

    货币。

    我们承认,如果某方面投资之增加,事先未曾逆料,则在总储蓄与总投资方面,也许会有不规则现象发生;而若事先已充分料及,便无此类现象。我们也承认,当银行信用增加时,可以引起三种趋势:(a)产量增加,(b)边际生产物之价值——以工资单位计算——增加 (由于报酬递减律关系,此乃产量增加时必有之现象),以及(c)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增加(此常与就业情况之改善相伴俱来)。这三种趋势,可以影响社会各集团间真实所得之分配。

    不过这种种趋势,都是产量增加这件事实本身之特征,设产量之增加,并非由于银行信用之增加,而由于别种原动力,则以上三种趋势仍然存在。要避免这种种趋势,只有不让就业状况改善。以上所述,有许多是以后讨论中得到的结论,此处提前应用了。

    旧说认为储蓄常常引起投资,新说认为可以有储蓄而无投资,或有投资

    而无“真正的”(genuine)储蓄,二说相比,旧说虽然不完全,容易引起误

    解,但比之新说,在形式上尚较为健全。旧说之误,在于由此推论,如果个

    人储蓄,则总投资亦必作同量增加。个人储蓄可以增加其一己之财富,这是

    不错的;但由此推论,以为亦可增加社会全体之财富,则忽视了一个可能性:

    即一人之储蓄行为,可以影响他人之储蓄,因之影响他人之财富。

    储蓄与投资恒等,而个人似乎又有“自由意志”,可以任意储蓄,不论

    他自己或别人是否投资,投资于什么。这二者之所以能调和,主要是因为储

    蓄与消费相同,也是一件双面的事情。他一己之储蓄量,虽然对于他本人之

    所得,不致有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一定影响他人之所得,故不能每个人

    都同时储蓄一特定数目。如果每个人都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则因所得一

    定受到影响,故这种企图必自招失败。同样,社会全体之储蓄量也不能少于

    当前投资;若有此种企图,则所得一定会提高到一种水准,使得各人愿意储

    蓄之数,相加起来,恰等于投资量。

    以上所述,与另一个命题非常相似:即每人都有自由权,可以随时改变

    其持有之货币量,但各人持有之货币量,相加起来,其总数又恰等于银行体

    系所创造之现款数量。后者之所以相等,是因为一人所愿意持有之货币量,

    与其所得之多寡以及商品(主要是证券)之价格有关,——购买商品即不持

    有货币。故所得与物价必然改变,达到一新水准,使得各人所愿意持有之货

    币量,其相加总数,恰等于银行体系所创造之货币数量。这是货币理论上之

    基本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从一个事实推演出来:即有一买者必有一卖者,或有一卖

    者必有一买者。个人一己之交易量,在市场上甚为渺小,故可忽视需求之双

    面性而无碍,但如在讨论总需求时,亦如此忽略,实为大谬。社会全体行为

    之经济理论,与个人一己行为之经济理论,其重大区别就在这里:在后者,

    我们可以假定当个人改变其一己之需求时,其所得并不受到影响。

    第三编 消费倾向

    第八章 消费倾向: (一)客观因素

    在第一编终了时,因为要讨论若干关于方法与定义上的问题,故把主题

    打断,现在我们回到主题。本书分析之最终目的,乃在发现何者决定就业量。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建立了一个初步结论,即就业量定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

    求函数之交点。总供给函数主要系乎供给之物质情况,其中道理大都已为人

    熟知。函数之形式也许有点生疏,但函数之基本因素则并不新奇。在第二十

    章中,我们还要回到总供给函数,用就业函数(employment function)这个

    名义讨论其反函数。不过一般而论,一般人却忽视了总需求函数之地位,故

    本书第三第四两编专论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函数之自变数为就业量,依变数为由此就业量所可预期获得之“收

    益” (proceeds)。所谓“收益”乃二量之和——其一为该就业量之下之消

    费量,其二为该就业量之下之投资量。决定此二量之因素,大致划分得很清

    楚。本编专论前者:即当就业量在某特定水准时,何者为决定消费量之因素。

    第四编则进而讨论决定投资量之因素。

    此处问题是:设就业量在某一水准,则用之于消费者将为若干?故严格

    说来,我们所讨论的函数应当是把消费量 (C)与就业量(N)连系起来。但

    为方便起见,不妨以C(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量)代替C,以Y(相当于

    W                                          W

    某就业水准N之所得量,亦以工资单位计算)代替N,而讨论略为不同的一

    个函数。后一种办法有一点可以非难,即Y未必总是N之唯一函数。Y与N

    W                          W

    之关系,也许须看该就业量之性质如何而受影响——虽然程度不深。换句句

    说,如果总就业量N相同,但在各业之分配方法不同,则因各业之就业函数

    之形状不同(此点在以下第二十章中再讨论),故Y之值可能不同。在某种

    W

    情况下,我们要特别顾及这个因素。不过一般而论,如果说Y受N所唯一决

    W

    定,大致还差不多,故可下定义如下:所谓消费倾向者,乃Y(以工资单位

    W

    计算的所得水准)与C(该所得之用之于消费支出者,亦以工资单位计算)

    W

    之函数关系X,写作

    C=x(Y)或C=W·x(Y)

    W    W             W

    一社会之消费量,显然系乎下列因素:(a)所得数量,(b)其他客观环境,

    (c)该社会各组成分子之主观需要、心理倾向、心理习惯,以及相互之间分

    配所得之办法(产量增加时,分配办法也许略有变动)。消费之各种动机互

    相影响,要想以之分类,不免有强为划分之嫌。但为廓清思路起见,可以分

    为两大类讨论,称之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人性之心理特征、

    社会习俗与社会制度;后二者虽然可以更动,但除非在反常的、革命的状态

    之下,在短时期内,大概不至于有重大改变。下章将对主观因素作较详细讨

    论。设欲作一历史的研究,或以一社会体系与另一不同类型之社会体系相比,

    则必须顾及:这些主观因素之改变,如何可以影响消费倾向。但在下文中,

    我们大致将假定主观因素不变;因之假定:消费倾向仅随客观因素之改变而

    改变。

    可以影响消费倾向之客观因素,其主要者如下:

    (一)工资单位之改变显然,消费量(C)与其说是货币所得之函数,不

    如说是 (某种意义的)真实所得之函数,更为确当。设技术、嗜尚以及决定

    所得分配之社会条件不变,则一人之真实所得,随其能够支配的劳力单位

    (labour-units)之增减而增减,换言之,随其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之增

    减而增减:——虽然当总产量增加时,由于报酬递减律关系,一人之真实所

    得之增加,不若其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之增加之甚。故大致而论,我们可

    以假定:设工资单位改变,就业量不变,则消费支出——与物价一样——将

    作同比例的改变。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必须顾到:当工资单位改变时,某特

    定真实所得量在雇主与固定收入阶级 (rentiers)之间之分配办法,随之改

    变,因此可能影响消费;但除此以外,我们已经计及工资单位之改变,因为

    在规定消费倾向之意义时,所用自变数与依变数,都是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

    (二)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之改变以上已经指出,消费量与其说是定于

    所得,无宁说是定干净所得;因为依照定义,当一人决定其消费之多寡时,

    他心目中想到的,主要是他的净所得。在一特定状况之下,二者之间也许有

    一相当稳定的关系,即有一唯一函数,连系所得与净所得二者。但如果不是

    如此,则设所得改变而并不影响净所得,则该部分所得之改变与消费无关,

    必须忽视;同理,设净所得改变,但并不反映于所得中,则该净所得之改变

    亦必须计及。但除非在例外状态下,否则我怀疑这个因素有多少实际重要性。

    在本章第四节中,我们还要回头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对

    于消费有何影响?

    (三)在计算净所得时并未计及的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这些不虞之变,

    在修改消费倾向这一点上,其重要性较之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实有过之;因

    为在这些不虞之变与所得之间,并没有稳定的或规则性的关系存在。资产阶

    级之消费量,也许对于其财富之货币价值之不虞之变,非常敏感。这个应当

    算作是短时期内可以使消费倾向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时间贴现率——即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交换比例——之改变时间贴现率与利率,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前者计及货币购买力之改变一一只要能够预料得到;又须计及各种风险,例如没收性的赋税,寿命不长,不及享受未来物品等等。但作为第一接近值,我们可以用利率替代时间贴现率。

    这个因素,对于一特定所得量中之消费量,到底有多少影响,实在很可怀疑。[ 《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2 年11 月号,第123 页。]经典学派认为利率可使储蓄之供需相等,故由此推论:设其他情况不

    变,则消费支出与利率变动之方向相反,换句话说,利率增加时,消费会显

    著减少。不过大家都承认,利率变动对于当前消费之影响,是根复杂而不确

    定的,须看几种相反力量,之大小强弱而定。例如当利率提高时,有人之储

    蓄意愿加强,有人之储蓄意愿削弱。在长时期中,如果利率改变甚大,则或

    者颇能改变社会习惯,因而影响主观的消费倾向;——虽然影响之方向如何,

    则除非有实际经验,否则仍难断言。至于利率之短期变动,如果变动范围不

    大,大概不致于直接影响消费:既不致于使其增,亦不致于使其减。只要其总所得仍与前相同,大概很少有人因为利率从五厘降至四厘,因而改变其生

    活方式。在间接方面,影响也许要多一些,但方向也不一定尽同。利率影响

    消费之最主要途径,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以及其他资产不免有增值或

    贬值现象。设一人之资本有意外增值,则彼自趋于增大其当前消费;反之,

    设彼蒙受资本损失,则彼自趋于缩减其当前消费——虽然就所得而论,其资

    本之价值仍与前相同。但这种间接影响,我们已在(三)中计及。除此以外,

    实际经验可以昭示我们:如果个人之所得不变,则短期间利率之变动,大概

    不大影响其消费量——除非利率之改变异常庞大。设利率降至极低程度,则

    某笔款项所可购得之年金,与由该款项所可收取之利息 (年息),二者之比

    例增大,故一般人趋向于购买年金,以作防老之用,故为负储蓄之重要源泉。

    有时因为未来发展极度不确定,故消费倾向大受影响,这种反常状态,

    亦应归入本类。

    (五)财政政策之改变如果个人之储蓄动机,确受其对未来收益所作预

    期之影响,则影响个人之储蓄者,除利率以外,还有政府之财政政策。所得

    税 (尤其是歧视“不劳而获”之所得者)、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等,都和

    利率一样,与储蓄有关。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之可能变动范围,

    至少要比利率大。如果政府故意用财政政策,作为平均所得分配之工具,则

    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之影响自然更大。[《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2 年11 月号,第125页。]

    设政府从平常赋税中,用偿债基金(sinkingfund)法偿付国债,则其对

    于总消费倾向之影响亦必须顾及。盖政府之偿债基金,乃集体储蓄之一种;

    故在一特定情况中,大量的偿债基全必定减少消费倾向。因为这个理由,故

    设政府从借债政策改为提出偿债基金政策(或从后者改前者),则影响所及,

    将使有效需求剧烈缩减 (或显著增加)。

    (六)个人对其未来所得之多寡,忽改变其预期为完备起见,我们必须提及这个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对于个人之消费倾向,固然许有重大影响,但从社会全体而论,大概是互相抵消。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因素太不确定,故不会有多大影响。

    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一特定情况之下,设我们取消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之改变,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利率与财政政策之重大更动,固然皆可改变消费倾向,但除此以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情形下,大概不至于有多大重要性。

    设一般经济情况不变,则消费开支 (以工资单位计算)主要是决定于产出与就业量,因为这个理由,故可以用一个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总括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固然可以改变 (这点不能忘记),但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 (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

    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是决定于总所得量 (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消费倾向本身之改变可以看作是次要的;如果承认这点,然则此函数之正常形状为何?

    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

    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

    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这就是说,设以C代表消费量,Y代表所得

    W               W

    (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则△C与△Y同号,但小于△Y,换句话说,

    W      W                  W

    dC

    W  是正数,但小于一。

    dY

    W

    设我们所研究者为短时期,例如就业量之循环性变动,则因在短期以内,

    人类习惯——以别于比较永久的心理倾向——尚没有充分时间,与客观环境

    之改变互相适应,故以上所述法则尤其适用。个人往往先维持其习惯的生活

    标准,然后再以其实际所得与为维持该标准所需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

    消费开支随所得之改变而调整,但在短时期以内,调整程度不会臻于完美,

    故所得增时,储蓄亦增,所得减时,储蓄亦减;储蓄之增减程度,初大后小。

    除了所得水准之短期变动以外,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一般而论,所得之

    绝对量愈大,则所得与消费间之罅隙(gap)亦愈大。盖满足个人及其家属之

    目前基本需要,乃第一要着,等到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程度,行有余力,才

    积聚资本。故一般而论,设真实所得增加,则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

    (proportion)增加。但不论储蓄所占成数是否增大,任何现代社会大概都

    适用下述基本心理法则:当一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故储蓄之绝对量增大——除非同时在其他因素方面,有异常重大之变发生。[参阅第十四章]我们以后可以知道,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有此基本法则之存在。换句话说,当就业量——亦即总所得——增加时,毋须把所有就业增量,都用来满足消费增量。

    反之,当所得因就业量之减低而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甚大时,则不仅

    若干个人或若干机关,可以用其在境况较佳时所积聚下来的后备金

    (financialreserves)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所得,即政府亦能如此;

    因为政府也可以有意无意造成超支(budgetarydeficit),或用举债筹款救

    济失业。故当就业量降至一低水准时,或由于个人之习惯性行为,或由于政

    府采取行动,总消费量之减低,不若真实所得之减低之甚。这可以解释,为

    什么新的均衡位置,在相当温和的变动范围以内,即可达到。否则就业与所

    得之降低,一经发动,便将继续降低到极端程度。

    这个简单原则又可达到以前结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

    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盖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之增加,将小于总

    供给价格之增加,故除非投资增加,补足这个罐隙,否则增加就业量将无利

    可图。

    有一件事实,我们切不可低估其重要性,即:就业量固然是预期消费与预期投资之函数,但设其他情形不变,消费量却是净所得之函数,亦即净投资之函数(因为净所得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设在计算净所得时,准备基金(financial provision)提得愈多,则一特定投资量对于消费之有利影响愈小,亦即对于就业量之有利影响愈小。

    设此全部准备基金 (或补充成本),事实上确在目前用之于维持现有资

    本设备,则此点不致被人忽略。但设所提基金超过当前实际维持费,则此种

    行为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往往未为人充分了解。盖此超过部分,既不直接引

    起当前投资,又未能用之于当前消费,故此超数必须由新投资抵补;但新投

    资之需求,与当前旧设备之耗损,几乎毫无关系,而准备基金乃为后者而设,

    结果是:新投资之可以用于产生当前所得者为之减少,故设欲维持一特定就

    业量,则新投资之需求必须加强。以上所论,亦适用于使用者成本中之耗损,

    只要该耗损在实际上并未弥补。

    设有一屋,在未拆毁或放弃以前,继续可用。房主于每年租金中,提出

    一笔款项作为折旧基金,但既不用之于修缮房屋上,又不视之为净所得作消

    费之用;则此种基金,不论是属于U或V,在此房屋之整个寿命中,总是对

    于就业不利;但在此房屋需要重建时,则前愆尽赎。

    在静态经济体系中,这些都不值得提。因为在静态经济体系之内,每年

    旧屋之折旧,恰等于该年新屋之建置费;旧屋寿终之速度,恰与新屋添建之

    速度相等。但在非静态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对长寿资产之投资狂热刚过之

    后——这段时期内,这些因素可以非常严重,盖在此种情形之下,雇主对其

    现有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而此种设备,虽随时间之消逝

    而有所损失,但以其全部基金用之于修理补充之日,则尚未到临,故有一极

    大部分之新投资为此基金所吸收,于是所得只能甚低,以与总净投资相适应,

    而不能提高。故在旧设备需要重置(提出折旧基金之目的即在此)之前,很

    长一段时间内,折旧基金这一项,便将消费能力从消费者手中夺去;换句话

    说,折旧基金减少当前有效需求,只有在旧设备真正需要重置之年,方才增

    加有效需求。除此以外,如果再加上所谓 “财政稳健政策”(financial prudence),即提出之折旧基金远超过该设备之实际折旧率,则

    累积影响可以非常严重。

    以美国为例。在1929时,由于过去五年中资本之急剧扩张,故偿债基金

    及折旧基金皆甚大,而设备则并不需要重置,于是极大部分之新投资,皆为

    此种基金所吸收;当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新的投资,为一个富裕社会在

    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所愿意提供的新储蓄谋求出路。仅仅这一个因素,也许就

    可以引起不景气。而在不景气时期,还有许多大公司,只要力之所及,仍实

    行财政稳健政策;这也给与早日复兴一个严重障碍。

    又以今日(1935)英国情形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以及其他新投资,

    使今日所有偿债基金远超过当前实际所需修理费与重置费。设从事投资者为

    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则因拘泥于所谓“健全”财政(Sound finance)原则,

    往往于重置之日尚未到临以前,即将原来成本全部提清,故此种情形更为加

    强。结果是:即使私人愿意以其全部净所得完全用之于消费,但是因为同时

    在另一方面,此等官方或半官方机关正在依法提出大量偿债基金 (不论有无

    新投资与之相应),故充分就业极难恢复。地方当局每年所提出的偿债基金,

    ①                               ①

    我想是超过其每年投资支出之半数。 不知当卫生部 (Minstrelsy of Health)

    ① 财政政策对于财宫增加到底有什么影响,许多人不免有重大误解;但在未达到第四编利率论之前,我们不能对此点作充分讨论。

    坚持地方当局必须呆板的提出偿债基金时,是否知道此种政策会使失业问题

    更加严重?设建筑协会 (Building Societies)垫款于个人,助其建筑房屋,

    则房主因想在房屋尚未到不堪再用地步,即将债务清偿,故储蓄量常较平常

    为多。不过,这个因素之所以减少消费,大概是因为它直接减少消费倾向,

    而不是因为它减少净所得。举几个实际数字,建筑协会垫款偿还数,在1925

    为24,000,000镑,至1933增为68,000,ooo镑;而1933之新垫款则为

    103,000,000镑。今日垫款偿还数想来更大。

    由产量统计能够得到的,是投资而不是净投资,这件事实,考林·克拉

    克(Colin Clark)在所著《国民所得1924—1931》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明

    白。他又指出:折旧等项,经常在投资值中占极大成数。例如他估计 1928

    年至1931年大不列颠之投资与净投资如下 (但他所谓毛投资,也许包括一

    部分使用者成本,故较我所谓投资大;又他所谓净投资与我所谓净投资,到

    底相应到什么程度,亦不明白):

    毛 投 资

    年 份                                  旧资本之折旧            净 投 资

    (单位:百万镑)

    1928                791                    433                   358

    1929                731                    435                   296

    1930                620                    437                   183

    1931                482                    439                    43

    库兹涅茨(Kuznets)先生计算美国1919年至1933年之毛资本形成(gross

    capital formation)(调即我所谓投资)时,亦得到类似结论。从产量统计

    中能够得到的,一定只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氏也发现从毛投

    资变为净投资之困难,他说:“从毛资本形成变为净资本形成,其困难即在

    如何矫正现有持久品之每年耗蚀量。而此困难之起,不仅只是材料缺乏,亦

    因为持久品之每年耗蚀量——这一个概念本身,就不够明白”。因之他只能

    假定:“商号簿籍中所记折旧与折耗,确能正确代表该商号现用持久品之耗

    蚀量”。但在另一方面,私人手中之房屋及其他持久品,他并不设法减除其

    耗蚀量。库氏之计算结果,可用下表总括之 (单位百万美元):

    ① 参阅下第十八章第三节。

    ① 实际数字被认为无关宏旨,故在两年或两年以后,始行发表。

    ② 从1929 年4 月至1930 年3 月这一年中,地方当局用之于资本支出者,共为87,000,000 镑,其中偿债基

    金却占去了37,000,000 镑。1932 年4 月至1933 年3 月这一年中,其相应数字为81,000,000 镑及46,000,000

    镑。

    毛资本形成 (商业

    雇主之加工、修理、     净资本形成 (库

    年     份       存货之净改变,已

    维持、折旧与折耗       茲涅茨的定义)

    计算在内)

    1925               30,706                 7,685              23,021

    1926               33,571                 8,288              25,283

    1927               31,157                 8,223              22,934

    1928               33,934                 8,481              25,453

    1929               34,491                 9,010              25,481

    1930               27,538                 8,502               19,036

    1931               18,721                 7,623               11,098

    1932                7,780                 6,543               1,237

    1933               14,879                 8,204               6,675

    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1925—1929年五年之中,净资本形成非常稳定,

    即在经济繁荣之后期,也不过增10%。雇主之修理、维持、折旧、折耗等减

    数,则即使在不景气最深刻时期还是很高。库兹涅茨所用方法,大概过于低

    1

    估每年折旧等项之增加数,盖所增者尚不及每年净资本形成之1                     %。自1929

    2

    年后,净资本形成一落千丈,1932年数字,比之1925—1929年五年平均数

    字,低95%以上。

    以上所论,在某种限度以内,确是题外之文。但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设

    社会已有大量资本,则在计算净所得时,必先从所得中减去一大笔,余数始

    可作消费之用。故即使群众愿意以其净所得之极大部分用之于消费,消费倾

    向还是不免趋低。

    再重复一遍: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

    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 (a)现在消费,(b)现在准

    备未来消费。在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现在可以着手准备的未来消费,不

    能推至极远;而且从社会观点看来,要供给未来消费,不能从理财上打算,

    只能在现在实实在在生产东西。故设当前社会经济组织,可以允许财政上准

    备未来消费与物质上准备未来消费两相分离,获得前者之努力未必即引起后

    者,则财政稳健政策可使总需求减少,因而损害公共福利。例证甚多,不胜

    枚举。而且,已经预先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

    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之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

    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除非

    让失业增加,社会贫穷到一种程度,使得所得与消费之差,恰等于在目前有

    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为准备未来消费而生产的产物价值。

    问题又可作如下观。消费一部分可以用当前所产物品来满足,一部分可

    以用以往所产物品来满足,即用负投资来满足,设消费用后者来满足,则当

    前 (消费〕需求亦随之而减,盖一部分当前支出,不再返为净所得。反之,

    设有一物在本期出产,而此物之目的

    乃在满足未来消费,则当前需求为之增大。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要变

    成负投资,故如何使新的资本投资,常常超过资本负投资,以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难。

    只有当人们预期未来消费支出会增加时,当前新投资才会超过原有资本之负

    投资。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

    今日之消费倾向减低,而尚与公共福利不悻者,因为人们预期消费倾向将有

    提高之日。我们不禁想到“蜜蜂寓言人——明日之欢乐,乃是今日可以严肃

    之必不可少条件。

    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值得一提。如投资者为政府机关,例如政府建筑道路

    或住宅,则一般人似乎意识到有这道最后难关之存在。一般人之所以反对政

    府用投资方式来增加就业,其常用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类计划将为未来增

    加困难。他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把一个静止人口能够需要的

    住宅、道路、市政厅、水电厂等等,都建造起来以后,你还做什么呢?”不

    过一般人却不大容易了解,私人从事投资,或私人从事扩张工业,也有同样

    困难。尤其是后者,因为对于厂房设备等之需求,比之对于住宅之需求,还

    要容易满足,而且只能吸收每个人很少一点款项。

    在这些地方 (其他关于资本之学术上讨论,亦复如是),我们思路之所

    以不容易十分清楚,乃是因为我们不太充分了解: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

    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

    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

    第九章 消费倾向: (二)主观因素

    设总所得 (以工资单位计算)不变,又设上述客观因素不变,则尚有第

    二类因素,亦能影响一特定量所得中之消费量:——这就是若干决定消费多

    寡之主观的、社会的动机。分析这些因素并没有什么新奇处,故只须列举其

    中较重要者,不必再加申论。

    一般说来,有八种主要的动机或对象。每种都带有主观色彩,可以使人

    不以其所得用之千消费。这八种动机是:

    (一)建立一准备金,以防不测之变。

    (二)预防未来所得不若今日所得之宽裕,而一己及家庭之用费,则未

    来大于今比例如由于年迈、子女教育费、亲属扶养费等等,所得与需要之关

    系,今日与未来不同。

    (三)享受利息及增值,即有人愿意牺牲一个较小的现在消费,而享受

    一个较大的未来消费(二者皆以实物计算)。

    (四)使以后开支可以逐渐增加,盖人类本能,总希望生活程度逐渐提

    高,而不希望逐渐下降——虽然享受能力也许逐渐减低。

    (五)享受独立感及有能为力感,虽然心目中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用途。

    (六)获得从事投机或发展事业之本钱。

    (七)遗留财产与后人。

    (八)满足纯粹吝啬欲:即一贯遏制消费,节约到不合理程度。

    以上八种动机,可以称为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

    与贪婪。相应的消费动机,则为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与奢侈。

    除了个人积聚储蓄以外,还有大量所得,约占现代工业国家(如英美)

    中总储蓄量之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则由各级政府机关、各种社团及公司等

    储蓄起来,其动机与个人之储蓄动机相类,但不相同,其主要者有四:

    (一)企业动机——可以不必在市场招集资本或举债,而有能力从事更

    多的资本投资。

    (二)流动动机——取得流动资源(liquidresources),以应付不虞之

    变难及不景气。

    (三)改善动机——使得所得逐年增加;能够办到这点,则经理可以免

    受批评,因为一般人很少能够分辨:所得之增加,到底是由于过去积蓄,或

    由于当前效率提高。

    (四)谨慎动机——财政上持谨慎稳趁态度,故多提基金 (fi-

    nancialprovision),大于使用者成本以及补充成本,以便债务之清偿速度

    或原成本之划销 (Writeoff)速度,超过资产之实际耗蚀率与折旧率。这个

    动机之强度,主要是定于资本设备之数量与性质,以及生产技术之改变速率。

    以上这些动机,都使得一部分所得不用之于消费;与之相应者,有时亦

    有若干动机,使消费超过所得。上举私人储蓄动机中,有些在以后有负储蓄

    与之相应,储蓄动机之出于防老或家庭需要者,即属此类。用借债来办理失

    业救济,最好看作是负储蓄。

    这些动机之强度,当然随我们所假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种族、

    教育、成规、宗教及流行道德观念等因素所形成的习惯,随现在希望与过去经验,随资本设备之多寡与技术,又随目前财富分配办法,以及社会各阶层

    已经确立的生活程度,而大有不同。但除了几处偶然的题外之文以外,本书

    将不涉及重大社会改革所产生的后果,或长期进步中慢慢发生的影响;这就

    是说,我们把主观储蓄动机以及主观消费动机之主要背景看作是已知数。财

    富之分配办法,既决定于社会结构,而后者又有相当永久性,故前者亦只能

    在长时期中慢慢改变,故本书亦视之为已知。

    主观的与社会的动机之主要背景,既改变甚慢,而利率以及其他客观因

    素之变动,在短期内又影响不大。则我们自可得一结论:短期内消费量之变

    动,主要是由于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之改变,而不是由于一特定所得量

    之下消费倾向之改变。

    有一个误解,我们必须免除。以上是说:相当温和的利率变动。对于消

    费倾向之影响不大;却并不是说:利率变动对于实际储蓄量与实际消费量之

    影响甚小。很相反。利率变动对于实际储蓄量之影响,非常重要,但与一般

    人所设想的方向相反。即使提高利率确有减低消费倾向之作用。但我们可以

    断言:利率增高之结果,乃减少实际储蓄量。盖总储蓄乃定于总投资,而提

    高利率适足减少投资——除非投资之需求表变动,抵消利率上涨之影响。故

    利率增高之结果,必定是把所得压低到一个水准,使得储蓄减至与投资相等。

    又因所得之减少程度 (就绝对数量而言),一定大于投资之减少程度,故提

    高利率可以减少消费——这句话也是对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提高利率以后,

    可以储蓄之数量扩大;恰恰相反,储蓄与消费二者都减少。

    故就整个社会而言,即使提高利率,确可增加一特定所得量中之储蓄量,

    但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投资需求表不变,则提高利率一定减少实际总储蓄

    量。不仅如此,在其他情形不变这个假设之下,我们还可以知道,利率提高

    时,所得将减低多少。盖若利率提高,而资本之边际效率不变,则投资将减,

    是以所得必须减少,从而减少现有消费倾向之下之储蓄数量,使与减少后的

    投资数量相等。所得应行减少之数,即可由此算出。下章将详细讨论这个问

    题。

    如果我们的所得可以不变,则提高利率,也许可以引诱我们多储蓄一些。

    但如果提高利率可以妨碍投资,则我们的所得不能不变。所得一定要下降,

    从而减低储蓄能力,抵销高利率对于储蓄意愿之刺激。故德行愈美,节俭之

    决心愈强,个人与国家之财政愈坚守正统办法,则当利率相对——相对于资

    本之边际效率——增加时,所得之减少愈大。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冥顽

    不灵者,只会得到罚,不会得到赏。

    如此说来,难道实际总储蓄量以及总消费量,与谨慎、远见、计算、改

    善、独立、企业、自豪及贪婪等动机毫无关系吗?难道美德与失德(virtue and

    vice)都不相千;一切只看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二者,对于投资之有利程

    度如何而定吗? 不,这倒又不免言之过甚。设利率常与充分就业不悖,则美

    德又恢复其地位;在充分就业之下,资本之积聚速率,乃定于消费倾向之减

    低速率。我们又可以看出,经典学派之所以称扬节俭为美德者,因为他们暗

    ① 参阅所引书第117 页及第138 页。

    ———————– 页面 54———————–

    中假定着:利率的确与充分就业不悖。

    ———————– 页面 55———————–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在第八章中,我们已经确立了一点: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

    能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思路再推进一步。在一特定情

    况之下,我们可以在所得与投资之间,确立一个一定比例,称之为乘数

    (multiplier);如果再加上若干假定,使问题简单化,则又可在总就业量

    与直接用之于投资之就业量(称之为第一级就业量primaryemployment)之

    间,建立如此一个比例。这一步是我们整个就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有

    了这一步,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我们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所得与投资量之间,

    建立一个确切的关系。乘数这一个概念,卡恩 (R.F.Kahn)氏首先创用,见

    卡氏著 《国内投资与失业之关系》一文(载《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1931年6月号)。卡氏之主要论点如下:设在各种假设情况之下,

    消费倾向以及其他条件不变,又设金融机关或其他政府机关设法刺激或阻挠

    投资,则就业量将随投资数量之净增减而增减。该文目的,乃在建立几个一

    般原则,用来估计投资净增量与由此引起的总就业增量——二者之间之实际

    数量关系。但在未论乘数以前,最好先引入边际消费倾向这一个概念。

    在本书范围以内,真实所得之变动原因,仅限于一特定资本设备上就业

    人数之增减,故真实所得随就业人数之增减而增减。设在一特定资本设备上

    增雇劳力时,有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则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其增加比例,

    将大子就业量之增加比例;后者又大子用产物计算 (假设这是可能的话)的

    真实所得之增加比例。但在短时期内,因资本设备之改变,微小不足道,故

    用产物计算的真实所得与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二者增则俱增,减则俱减。

    真实所得因为要用产物来计算,也许不能有精确的数字表示,故最好用Yw(以

    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之变动,指示真实所得之变动,一般而论,Yw之增减

    比例大于真实所得之增减比例,这一点事实,在某种场合,固然绝不能忽视,

    但因为二者常常增则俱增,减则俱减,故可以互换。

    上面说过,当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减时,其消费量亦随之增减。但后者之

    增减常小于前者。Yw既可替代真实所得,故这个正常心理法则,可以译为下

    列命题(这种译法并不绝对正确,尚须有若干修正,但修正点非常明显,设

    为求形式上完备起见,要把这些修正点列入也不是难事):△Cw与△Yw同号,

    但△Yw>△Cw,其中△Cw代表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量。这只是把以上已经

    dC

    建立的命题 (第三章第二节命题8),重复一遍而已。兹称 w           为边际消费

    dY

    w

    倾向。

    dC

    w 这一个数量相当重要,它可以指出,当产量再增力。一些时,这个

    dY

    w

    增量将如何分配于消费与投资。因为△Yw=△Cw+△Iw,其中△Cw代表消费

    1

    增量,△Iw代表投资增量,故有△Yw=k△Iw,其中1-           即为边际消费倾向。

    k

    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 (investment multiplier)。这个乘数告诉我们,

    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

    ———————– 页面 56———————–

    卡恩先生之乘数与此稍为不同,我们可以用k′表示之,称之为就业乘

    数(employment multiplier)。因为卡恩先生之乘数,乃衡量投资品工业中

    第一级就业量之增量,与由此引起的总就业之增量——二者所成之比例。这

    就是说,设投资之增量为△l,投资品工业第一级就业量之增加为△N,则总

    w

    就业量之增加为△N=k′△N。

    2

    一般说来,我们没有理由假定k=k′,因为我们未必能够假定各业之总

    供给函数,在其有关部分,恰有以下特征:需求增量与由此引起的就业增量

    所成之比例,在各业皆相同。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

    △Y                  △I

    费倾向相差甚多,则  w         大概不等于  w        ,盖在此时,消费品需求之比例

    △N                △N

    3

    改变,与投资品需求之比例改变,将大不相同也。两组工业之总供给函数,

    在有关系部分,其形状可能不同——如果我们要顾到这点,而把以下论证写

    成更一般的形式,则亦没有什么困难。但为阐明基本观念起见,最好先讨论

    一个简单情况,而令k=k′。

    故设社会之消费心理使社会消费其所得增量之十分之九,则k等于10。

    据此,设别方面投资不减,而政府增加其公共投资 (public works),则由

    此引起的总就业量之增加,将十倍于该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之第一级就业

    量。设当就业量增加,真实所得增加时,社会仍维持其消费量于不变,则在

    此种情形下,且只有在此种情形下,总就业量之增加仅限于该公共投资本身

    所提供之第一级就业量。反之,设社会消费其所得增量之全部,则物价将无

    限制增高而无稳定点。故在正常社会心理之下,只有当就业量增加时,同时

    消费倾向发生改变,然后就业量之增与消费量之减,才会同时发生,例如在

    战时,人民受宣传之影响而减少其消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投资工业

    之就业量,才会不利于消费工业之就业量。

    以下所说,实在只是把读者应该已经明了的东西,再用简单语句总结起

    来而已。除非公众愿意增加其储蓄,否则投资不能增加 (二者皆以工资单位

    计算)一般说来,除非总所得增加,否则群众不会增加其储蓄。群众想以其

    所得增量之一部分作消费之用,因之刺激产量,增加所得,改变所得之分配,

    使得储蓄之增加恰与投资之增加相符。乘数告诉我们,就业量须增加若干,

    方可使真实所得之增加,恰足引诱公众作必须的额外储蓄;故乘数为群众心

    理倾向之函数。设以储蓄为药丸,消费为果酱,则额外果酱之多寡,须与额

    外药丸之大小成比例。故除非公众之心理倾向与我们设想者不同,否则我们

    已经建立了一个法则:增加投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一定可以刺激消费品工

    ① 录自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公报”(第52 号)。该公报将库氏即将

    出版之书中内容,择要预先披露。

    ① 本节中有若干段,已绎预先利用了本书第四编所述若干观念,

    ① 更精确一些,令ee 为工业全体之就业弹性,e′e 为投资品工业之就业弹性,N 为全体工业中之就业量,

    N2 为投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则有 设工业全体之总供给函数,与投资品工业之总供给函数,并无重大不

    同。

    ———————– 页面 57———————–

    业,因之使得就业之总增量大于投资品工业中就业之增加量。

    由上,故设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与一相差不多,则投资之小量变动可以引

    起就业量之大量变动,故只须投资量增加少许,便可达到充分就业。反之,

    设边际消费倾向之值比零大不了多少,则因投资之小量变动也只引起就业量

    之小量变动,故为达到充分就业计,投资须增加许多。在前者情形之下,不

    自愿的失业若任其发展,固然很麻烦,但很容易补救。在后者情形之下,就

    业量之变动虽小,但很容易停留在一个低的水准,而且除非用猛剂补救,否

    则处理很感棘手。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似乎在此二极端之间,但接近

    一之程度大,接近零之程度小,结果是我们把两种情形下之坏处,兼而有之:

    就业量之变动相当大;但为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增量,则又太大,不易

    办到。不幸得很,变动之大,使得我们对疾病之性质不易明了;而疾病为害

    之烈,又使我们在未明了病情以前,无从下药。

    设在充分就业已经达到以后,再想增加投资,则不论消费倾向为何值,

    物价将无限制上涨;换句话说,我们达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但在该点以前,

    则总真实所得随物价之涨而增。

    以上专就投资之净增量立论。设应用以上所论,不加修正,讨论政府增

    加公共投资之影响时,则必须假设二者: (a)别方面投资不减,(b)消费

    倾向亦未更动。上引卡恩氏论文之主旨,即在探讨何种抵消因素比较重要,

    不容忽视;并设法对之作数量的估计。盖在实际情形之中,决定最后结果者,

    除了某种投资增加若干以外,尚有其他因素,故设政府在公共投资上,增雇

    10万人,又设乘数为四,但我们却不能贸然就说,总就业量将增加40万人;

    因为这个新政策也许对于别方面投资有不利影响。

    卡恩氏认为,在现代社会之中,以下各因素大致最不容忽视(第一第二

    两因素在未读本书第四编以前,也许不容易完全了解):

    (一)如果政府要把政策付诸实施,则必须筹款;又当就业量增加时,

    物价随之而涨,故周转资金 (Working cash)之需求亦增。二者皆可提高利

    率,故除非金融机构设法压低利率,否则将妨碍其他方面之投资。同时因为

    资本品之成本增加:故从私人投资者看来。

    资本之边际效率减低,要抵消这个因素,利率必须低于以前——政府未

    实施公共投资政策以前。

    (二)社会心理往往离奇莫测,故当政府实施公共投资政策时,也许会

    影响公众之“信心”,因之增加灵活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或

    减少资本之边际效率。后二者如不设法抵消,亦将妨碍投资。

    (三)设一国与他国有贸易关系,则一部分投资增量之乘数作用,将由

    他国之就业量享其利,因为一国之贸易顺差 (favourable balance),将因

    本国多消费舶来品而减少。故设我们只讨论本国——而不讨论世界——就业

    量所受之影响,则我们必须降低乘数之值。在另一方面,他国之乘数作用在

    增加该国之经济活动时,对于我国产生有利影响。我们失此得彼,二者可以

    抵销一部分。

    ① 以下所用数量,皆用工资单位计算。

    ———————– 页面 58———————–

    又设投资之增减量甚大,则我们必须顾及:当边际之位置逐渐移动时,

    边际消费倾向逐渐改变,因之乘数亦逐渐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不论就

    业在什么水准,都是一个常数。大概当就业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有减少

    之趋势,换句话说,真实所得增加时,社会愿意以之作消费之用之成数渐减。

    以上是通则,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可以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因

    之改变乘数。一般而论,这些其他因素似乎是加强,而不是抵消通则之趋势。

    因为第一,短期间有报酬递减现象,故当就业量增加时,雇主所得在总所得

    中所占之成数增大,而雇主之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小于社会全体之平均边际

    消费倾向。第二,当有失业现象存在时,大概同时会有另一部分人 (私人或

    政府)作负储蓄行为,盖失业者维持生活之道,不外依赖其一己或亲友之储

    蓄,或仰仗政府救济,而救济金之来源,一部分又靠政府举债。当失业者重

    行就业时,此种负储蓄行为逐渐减少。故设有两种方法,增加社会之真实所

    得,其一乃使失业者重新就业,其二乃除此以外之其他方法,设真实所得之

    增量相同,则边际消费倾向之减低速度,在前者情形之下大,在后者情形之

    下小。

    无论如何,当投资净增小量时,乘数之值大;净增大量时,乘数之值小。

    故设投资增减甚大,则我人必须以乘数之平均值为依据;乘数之平均值则又

    基于在该段投资增量中,边际消费倾向之平均值。

    卡恩氏曾设想若干特例,然后研讨此种种因素之或然数量。当然,此处

    很难有一般性的结论,但有几点却可得而言,例如,一个典型的近代社会,

    大概会把真实所得增量之80%左右用之于消费;故设该社会为一闭关体系,

    失业者之消费又从转移别人之消费而来,则在计及抵消因素以后,乘数之值

    大概不至于比5小许多。但设一国与他国有贸易关系,舶来消费品占总消费

    之20%,失业者从举债(或其他类似方式)得来的消费,约占其平日有工可

    作时正常消费之50%,则乘数之值,可能低至2或3。故设有二国,其一国

    际贸易占重要地位,失业救济金之主要来源又依赖政府举债(例如1931年时

    之英国),其二则此类因素较不重要 (例如1932年时之美国), 又设投资

    量之变动在两国相等,则由此引起的就业量之变动,在前一国小,在后一国

    大,二者相差甚多。

    投资只占国民所得中之较小部分,但当投资数量变动时,却能使得总就

    业量与总所得之变动程度,远超过投资量本身之变动。这种现象,有了乘数

    原则以后,就得到了解释。

    以上讨论都基于一个假定:即总投资量之变动事先已为人料及,故消费

    品工业可以与资本品工业同时增产,消费品价格之变动,只是因为当产量增

    加时,消费品工业有报酬递减现象。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有时资本品工业中产量之增加,并未为人充分

    料到。设有此种情形,则此原动力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只有在经过一段期间

    以后,始能全部发生。这样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却使得有些人把两件事情混

    起来了:其一是乘数理论本身,这是在任何时间都适用的,没有时间间隔(time

    ② 如更推广一步,则乘数也是投资工业与消费工业之生产情况之函数。

    ———————– 页面 59———————–

    lag);其二是资本品工业扩张时所产生的后果,这只有在经过一段时期后,

    始能逐渐产生,而且有时间间隔。

    为澄清这两件事情之间之关系起见,我们愿意指出两点:第一,设资本

    品工业之扩张,并未为人料到,或预料得不完全,则总投资之增加量并不即

    刻等于资本品工业之增产量,而是逐渐增加;第二,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也

    许暂时与其正常值不同,然后逐渐回到其正常值。

    故设资本品工业扩张,而此扩张事先未为人充分料及,则在某一段时间

    以内(over an interval of time),投资增量在各期(insuccessive periods)

    之值,构成一列数,边际消费倾向在各期之值,亦构成一列数,此二列数之

    值,既与该资本品工业之扩张事先为人料及——这种情形之下之值不同;又

    与该社会之总投资已经稳定子一个新水准以后之值不同。但在任何一段时间

    中。乘数理论都适用,即总需求之增加,乃等于总投资增量与乘数之积,乘

    数则定于边际消费倾向。

    今设资本品工业中就业量之增加,事先完全未为人料及,故消费品之产

    量,开始时毫无增加,此种极端情形,最易说明上文。盖在此种情形之下,

    资本品工业中之新就业者,想以其一部分所得用之于消费,于是消费品之价

    格提高。消费品价格提高之结果,乃有 (a)一部分消费暂时延期;(b)利

    润增高,所得重分配,有利于储蓄阶级;(c)存货量减少。有此三者,故消

    费品之供需达到暂时均衡,均衡之恢复,一部分既由于消费之暂时延期,故

    边际消费倾向及乘数皆暂时降低;更有一部分既由于存货减少,故总投资之

    增量,暂时小于资本品工业中投资之增量,换句话说,被乘数之增加,小于

    资本品工业中投资之增量。时间逐渐过去,消费品工业亦逐渐适应新需求,

    故当延期下来的消费得到满足时,边际消费倾向之值暂时超过其正常值。其

    超过程度适与以前不足程度相抵,最后则回到正常值;当存货量恢复原状时,

    总投资之增量暂时大于资本品工业中投资之增量 (当运用资本Working

    capital随产量之增而增时,暂时亦有同样效果)。

    不测之改变,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始能对就业量发生全部效果,这

    件事实在某种场合很重要,——尤其在分析商业循环时 (象我在《货币论》

    中依循的思路那样)。但这件事实,毫不影响本章乘数理论之重要性;乘数

    这个概念,还是可以用来指示:当资本品工业扩张时,就业量可以预期收到

    多少好处。而且,除非消费品工业已经达到其生产能力之极限,要增加产量,

    不能只在现有生产设备上增雇劳工,而须增加设备——除非这样,否则只要

    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以后,消费品工业之就业量,即将与资本品工业中之就业

    量同时增加;乘数之值亦与其正常值相去不远。

    由上所述,则边际消费倾向愈大,乘数之值愈大。一特定量投资变动所

    引起的就业变动亦愈大。由此似乎可得一似是而非的结论:即在一贫穷社会

    中,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甚小,在一富裕社会中,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

    成数较大,因之乘数之值在前一国大于后一国,故就业量之变动在前者亦甚

    于在后者。

    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把边际消费倾向之影响,与平均消费倾向之影响,划

    分清楚。设投资改变之百分比为已知,则高度的边际消费倾向,固然引起较

    ———————– 页面 60———————–

    大的相对影响(proporitionate effect),但设平均消费倾向亦高,则绝对

    影响仍小。今以下列数字为例说明之。

    设社会之消费倾向如下:真实所得不超过5,000,000人在现有资本设

    备上工作能够得到的产量时,则社会以其全部所得用之于消费;以后增雇第

    一个100,ooo人时,社会消费其增产量之99%;增雇第二个100,000人时,

    消费其第二批增产量之98%;增雇第三个100,000人时,消费其第三批增

    产量之97%;以下依此类推。则当就业量为5,000,000+n×100,000人

    100                                    n(n + 1)

    时,边际上乘数之值为  ,投资量则占国民所得中百分之                        。

    n                                    2 ?(50 + n)

    故设就业量为5,200,000人时,乘数之值甚大,等于50,但投资在所

    2

    得中所占成数则微乎其微,为0.06%;故即使投资减低甚大,例如减低 ,

    3

    但就业量只减至5,100,000人,约减低2%,设就业量为9,000,000人,

    1

    则边际乘数之值比较甚少,只是2         ,但投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则相当大,

    2

    2

    为9%,故设投资亦减低 ,则就业量将减至6,900,000,即降低23%。

    3

    设投资量降为零,则就业量之减少,在前者为4%,在后者为44%。①

    上举例中,一国之所以较穷,乃因其就业量不足。设贫穷而由人工技术

    窳劣,或生产技术幼稚,或设备不良,则以上论证只要稍加修正亦可适用。

    故乘数之值在贫穷社会虽较大,但设在富裕社会中,当前投资在当前产量中

    所占之戍数,较在贫穷社会中大许多,则投资之变动对于就业量之影响,亦

    在富裕社会中大许多。①

    由上所论,则增雇一特定量劳工于政府投资,其对于总就业量之影响,

    在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时,较之在几乎达到充分就业时要大得多,这亦显而易

    见。在上举例中,设就业量已降至5,200,000人,则增雇100,000人于政

    府投资上,可使总就业增为6,400,000人。但设就业量已为9,000,000

    人,则增雇 100,000人于政府投资上,只能使总就业量增至9,200,000

    人。故即使该政府投资本身有何效用,颇成疑问,但只要我们能够假定,当

    失业问题严重时,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较小,则仅就节省失业救济支出

    这一项而论,已远超过该政府投资之费用。但当充分就业逐渐接近时,则该

    政府投资是否值得举办,就成问题。又因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边际消费倾

    向随就业量之增加而减少,故欲用增加投资这种方法,使就业量增加一特定

    量,其困难亦愈来愈大。

    只要有此材料,则不难从总所得及总投资之统计中,作成一表,列出在

    商业循环各阶段中,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但我们现有统计不够正确,或当收

    集统计时,并未充分顾到这个目的,故我们只能作很约略的估计。据我所知,

    关于这方面最好的数字,还推库兹涅茨氏之美国数字(第八章第四节中已经

    提及),但也很不确定。从这些数字以及关于国民所得之估计,能够得到的

    投资乘数之值,比我预料的要低、要稳定。假使把各年单独观看,则结果有

    点不近情理,但若把各年配成一对一对,则乘数之值似乎小于3,而常徘徊

    ① 参阅下文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① 参阅本章下文第五节中美国方面之估计。

    ———————– 页面 61———————–

    于2.5左右。由此,边际消费倾向之值,似乎不超过60%至70%。这个数字,

    在经济繁荣时期固然还说得过去,但在经济衰颓时期则低得出奇,有点不近

    情理。可能解释之一,也许是美国公司财政在不景气时期仍非常保守。换句

    话说,如果因为不修补设备,以致投资降落甚大,但设备之折损基金仍照常

    提出,则结果将阻止边际消费倾向之上升;如果没有这种情形,边际消费倾

    向之值,势必上升。我恐怕这个因素,很加深了最近美国经济衰颓之程度。

    但在另一方面,统计资料可能过于夸大投资之降落程度。据说1932年之投资

    量,较之1929减少75%以上,而净“资本形成”则减少95%以上,这恐怕不

    免言之过甚。如果这些估计稍为改变一下,乘数之值就会改变很大。

    设有不自愿失业存在,则劳力之边际负效用,一定小于边际产物之效用,

    ——也许小得很多。盖一人若失业已久,则作若干劳动,不仅没有负效用,

    也许还有正效用。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则由此可以推出:举债支出 (loan

    expenditure)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因为

    受经典学派经济学之熏染大深,想不出更好办法,则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

    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

    有件很奇怪的事情:人们依据常识,想摆脱经典学派之谬论,往往宁可

    选择全部“浪费”的举债支出,而不选择部分浪费的举债支出,盖后者既不

    全属浪费,自不免要讲生意经(business prin-ciples)。例如人们比较肯

    接受用举债来办理失业救济,但设政府要举债兴办改良事业,而此改良物之

    收益小于现行利率,人们就不太肯接受了。所有办法之中,人们最肯接受者,

    莫过于在地上挖窟窿,号称采金,但开采金矿,对于世界之真正财富,毫无

    增加,且反引起劳力之负效用。

    设财政部以旧瓶装满钞票,然后以此旧瓶,选择适宜深度,埋于废弃不

    用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塞满,然后把产钞区域之开采权租与私人,出

    租以后,即不再问闻,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再挖出来,——如果能够这样

    办,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影响所及,社会之真实所得与资本财富,大概

    要比现在大许多,当然大兴土木要比较合理些,但设有政治上或实际上困难,

    使政府不能从事于此,则以上所提对策,也聊胜于无。

    这个办法与现实世界中所谓采金完全相仿。经验告诉我们,当黄金之埋

    藏深度适于开采时,则世界之真实财富急剧增加,但当可采之金甚少时,则

    财富或停留不进,或竟下降。故金矿对于文明非常重要,非常有贡献。恰如

    从事战争,乃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之唯一正当用途;故借口采金,在

    地上挖窟窿,乃是银行家认为不违健全财政原则之唯一活动。金矿与战争都

    对人类进步有贡献——因为没有更好办法。有一个小枝节可以在此一提:在

    经济衰退时期中,金价(用劳力和实物来衡量)趋于上升,这个趋势可以帮

    助经济复兴,因为经济上值得开采的金矿,其矿床可以由是加深,其矿质可

    以由是减低。

    金之供给增加,也许可以促使利率下降。在此以外,如果我们不能用其

    ① 以上所谓投资量,乃用投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衡量。设就业量增加时,劳力之报酬递减,则若以劳力计

    算,投资增加一倍,用物品 (假使可以的话)计算,将不到一倍。

    ———————– 页面 62———————–

    他办法,既增加就业,又增加有用财富,则开采金矿是非常切实的投资形式。

    其理有二:第一,采金有赌博性质,故从事采金者不太注意现行利率。第二,

    采金固使黄金增加,但黄金与其他物品不同,其量虽增,其边际效用却不减。

    房屋之值,定于其效用,故多建一屋,房租即将下降,故除非利率同时减低,

    否则继续投资于房屋建筑之利益,亦将逐渐减低。采金没有这种缺点;只有

    当工资单位(用黄金计算)提高时,采金才受了牵制,但只有当就业状况已

    大为改善时,工资单位 (用金来衡量)才会提高。而且,设为较不持久之物

    品,则以后提出使用者成本与补充成本时,可以产生不利反应:采金也没有

    这种缺点。

    上古埃及可称双重幸运,因为埃及有两种活动 (建筑金字塔与搜索贵金

    属),其产物不能作人类消费之用,故不会嫌其太多。一定是由于这个原故,

    上古埃及才如此之宫。中古则造教堂,做道场。造两个金字塔,做两场道场,

    其利倍于一个金字塔,一场道场。但在伦敦约克间造两条铁路则不然。现在

    我们变得合理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象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为后世建造房屋

    时,会审慎考虑到加于后世的财政负担,所以我们已经没有简便方法,可以

    逃避失业之痛苦。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

    的结果。

    ———————– 页面 63———————–

    第四编 投资引诱

    第十一章 资本之边际效率

    设一资本资产之寿命为n年,在此n年中,该资产可以生产产物,由此

    产物之价值中减去为取得此产物所付出之开支,则得一组年金,以Q,Q,……

    1 2

    Q。表示之。我们可称此组年金为投资之未来收益(prospective yields)。

    n

    当一人购买一投资品或资本财产时,实即购买取得此组未来收益之权利。

    与投资之未来收益相对立者,则为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

    (suppllyprice)。所谓供给价格,并不是实际在市场上购买该资产所付之

    市场价格,而是适足引诱厂家增产该资产一新单位所需之价格,故资本资产

    之供给价格,有时被称为该资产之重置成本 (replacement cost)。从一种

    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与其供给价格之关系,可得该类资本之边际效率

    (marginal efficiencyofcapi-tal)。说得更精确些,我之所谓资本之边

    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

    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用同样方法,可得各类资本资产之

    边际效率,其中最大者,可视为一般资本 (capital in general)之边际效

    率。

    读者应注意,此处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就资本资产之预期收益及其

    当前供给价格来下定义的,故资本之边际效率,乃以钱投资于新产资产,所

    可预期取得之酬报率(rateof return),而与历史陈迹——即在该资产寿命

    告终以后,回顾既往,原投资成本所得之酬报率——无关。

    在任何一时期中,设对某类资本之投资增加,则该类资本之边际效率,

    因投资之增加而减少。其故,一部分是因为当该类资本之供给增加时,其未

    来收益下降;一部分则因为当该类资本之产量增大时,其生产设备所受之压

    力加大,故其供给价格提高。短时期内之所以能达到均衡,主要是靠第二类

    因素,但时间愈长,则第一类因素之重要性愈大。故可为每类资本建立一表,

    表中列示:若欲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某特定数,则在一时期中,对该类资本之

    投资须增加若干。以此类表格总加起来,则得一总表,总表指示二者之关系:

    其一为总投资量,其二为与该总投资量相应并由其建立的一般资本之边际效

    率。我人称此总表为投资需求表(investmentde-mand-schedul),或资

    本之边际效率表 (scheduleofthemarginalefficiencyofcapital)。

    当前之实际投资量,一定会达到一点,使得各类资本之边际效率,皆不

    超过现行利率。这个道理应当很明显。换言之,投资量一定会达到投资需求

    表上之一点,在该点上,一般资本之边际效率适等于市场利率。①

    同一事实,可以换一种说法。设Q为一资产在r时之未来收益,又设d

    r                                    r

    为r时之一镑,按当前利率折现后之值,则ΣQd为投资之需求价格。投资

    rr

    量一定会达到一点,使得ΣQd等于该投资之供给价格 (定义见上)。设Σ

    rr

    ① 更一般他说来,总需求之比例的改变与投资之比例的改变所成之比例为 财富增加时, 减低,但 也减

    低,故此分数可增可减,须视消费之增减比 例小于或大子所得之增减比例。

    ———————– 页面 64———————–

    Qd而小于供给价格,则当前对该资产无投资。

    rr

    故投资引诱 (inducement to invest),一部分定于投资需求表,一部

    分定于利率。至于决定投资量之因素,实际上如何复杂,则须至本编终了时

    方能得窥全貌。但我要求读者立刻注意一点,即仅知一资产之未来收益以及

    该资产之边际效率,尚无从得知利率为何,或该资产之现值为何。我们必须

    从其他方面决定利率,然后以该资产之未来收益按该利率还原

    (capitalising),而求得该资产之现值。

    上述“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定义,与通常用法有何关系呢?资产之边际

    生产力 (Marginal Productivity),或边际报酬(Yield),或边际效率

    (Efficiency),或边际效用(Utility),都是我们常用而熟悉的名词。

    但欲在经济文献中,找出很明白的一段,说明经济学家用此等名词时,通常

    究竟是什么意义,却不是易事。

    至少有三点模糊不明之处,须加辨别。第一是物质与价值之别。我们到

    底是讨论产物之物质增量呢?还是讨论产物之价值增量呢?前者是由于在某

    一段时间内,资本之使用量增加一物质单位(physical unit)而引起的,后

    者是因为资本之使用量增加一价值单位所引起的。但前者有“什么是资本之

    物质单位”这种种困难;我相信这些困难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是不必须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设十人所耕之上地面积不变,而增用若干机器,则所产麦

    子必增;但如果要把这种说法,化成算术比例,则除非引进价值观念,否则

    无法了解。然而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大都着眼于资本之物质生产力,至

    于何谓资本之物质生产力,则又往往不加说明。

    第二是绝对数与比例数之别。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是一个绝对量呢,

    还是一个比例呢?通常以为资本之边际效率之维度(dimension),与利率之

    维度相同,由此推论,以及由上下文观之,似乎资本之边际效率必须是一个

    比例。然而这个比例之两项是什么,往往缺乏明白说明。

    第三是一项与多项之别。我们要明辨二者:其一是增用资本少许,在目

    前情形下,可以取得的价值增量,其二是莅该新添资本资产之整个寿命中,

    所可预期取得的一列价值增量;此即Q与整个Q,Q,……Q,列数之别。

    1         1  2         n

    此点分别不明,恒为混乱与误解之源。这就引起预期(expectation)在经济

    理论中之地位问题。大多数讨论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似乎除了Q以外,对于

    1

    整个列数之其他各项,全不注意;然而这种办法是不通的——除非是静态理

    论,盖在静止状态下,诸Q皆相等。分配论中常说:资本在目前得到的报酬,

    等于其边际生产力 (不论边际生产力之定义如何),这种说法,只有在静止

    状态下才对。资本之目前收益之总和,与资本之边际效率,并无直接关系;

    而在生产边际上,资本之目前收益(即产物之供给价格中所含的资本报酬),

    乃等于该资本之边际使用者成本。边际使用者成本亦与边际效率无密切联

    系。

    上面说过,队在对于这个问题,极少有清楚说明。但我相信,我以上所

    下定义,与马歇尔用此名词之意义相当接近。马歇尔本人有时用资本之“边

    际净效率”一词,有时则称之为“资本之边际效用”。以下引文,由其《经

    ———————– 页面 65———————–

    济学原理》 (第6版,第519—520页)选出,乃该书中对此问题最有关系、

    最紧凑的几段。为表达马歇尔氏要旨,我把原书中不相连接的几句连接在一

    起。

    “今设有一工厂,可以增用价值100镑之机器,而不增加其他

    开支;增用该机器以后,该工厂每年净产量之值(即除去该机器本

    身之折损以外),增加3镑。设投资者以其资本尽先投于利益优厚

    之处,设经此程序达到均衡以后,投资者尚觉值得——而且仅仅值

    得——雇用该机器,则我们由此事实,可以推断年利为 3%。但此

    种举例,不过指出价值决定因素之一部分而已。若以此类例证作为

    利息论,或作为工资论,则必犯循环推理之病……设在毫无风险之

    证券上,利率为年利3%,设制帽业吸收资本100万镑,此即表示制

    帽业可以善用此100万镑之资本,宁可对之付年息3厘,而不愿弃

    此资本而不用。设年息为2分,则也许仍有若干机器,制帽业不能

    不用。年息为1分时,所用之机器增多;年息为6厘时,更多;4

    厘时,更多;最后,因为年息为3厘,故更多用机器。令最后这个

    数量为X。则当机器之数量为调时,其边际效用——即仅仅值得使

    用的那个机器之效用——为3%。”

    由上所引,可知马歇尔很明了,如果我们想沿着以上思路来决定实际利

    率,则必犯循环推理之误。在这一段里,马歇尔似乎接受上丈观点:即设资

    本之边际效率表不变,则利率决定新投资之数量。如利率为年息3厘,当然

    没有人愿意出100镑购一机器,——除非他希望在除去成本及折旧以后,他

    每年净产量之值可以增加3镑。但在以下第十四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另

    外几段中,马歇尔可没有如此谨慎,但每当论证即将发生破绽时,他即裹足

    不前。

    费雪 (Irving Fisher)教授于所著《利息论》(1930年出版)一书中,

    虽未用“资本之边际效率”这一个名词,但他所谓“报酬超过成本率”(rate

    of returnover cost),与我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完全相同。费雪教

    授说, “所谓报酬超过成本率音,乃是一种利率,用此利率来计算所有成本

    之现值,以及所有报酬之现值,恰使二者相等”。他更进而说明:任何一方

    面投资之多寡,乃定于报酬超过成本率与利率之比较。要引诱新投资,则“报

    酬超过成本率必须大于利率”。 “这个新因素,在利息论之投资机会方面,

    占有重要地位。”故费雪教授用“报酬超过成本率”一词,与我用“资本之

    边际效率”一词,不仅意义相同,目的亦完全相同。

    ① 我们用“举债支出”一名词,包括政府用举债方式来兴办的投资事业,以及其他用举债来维持的经常支

    出。严格说来,后者应当算作负储蓄,但政府作负储蓄之动机,与私人储蓄之心理动机,并不相同。故“举

    债支出”是一个很方便的名词.包括一切政府举债净额,不论举债目的是为兴办资本事业,或为弥补预算不

    足。前者增加投资,后者增加消费倾向。

    ① 为行丈简单起见,我将忽略以下一点:资本资产之寿命不同,故为实现各类资本之未来收益所需之时期

    不同,故利率及贴现率不同:换言之。不是只有一个利率及贴现率,而是有一个利率体系及贴现率体系。

    但我们不难将以上论证略加修改,包括此点。

    ① 但他以为工资定于边际生产力说,亦犯循环推理之误,不是错了吗?

    ① 上引书,第168 页。

    ———————– 页面 66———————–

    资本之边际效率,不仅定于资本之现在收益,亦定于资本之未来收益,

    失察此点,最易对资本之边际效率之意义与重要性发生误解。要明白这点,

    最好说明:如果在人们预期之中,或由于劳力成本(即工资单位)之改变,

    或由于新发明新生产技术之引入,未来生产成本将有改变时,则资本之边际

    效率将受什么影响。今日所产机器之产物,在该机器寿命以内,须与以后所

    产机器之产物相竞争;而以后问世的机器,或由于劳力成本减低,或由于生

    产技术改良,故即使其产物之价格,较今日为低,亦值得生产。不仅如此,

    其数量亦必增大,共产物之价格亦必下降。以后产物之价格既将减低,则届

    时雇主由新旧机器设备所可得之利润(以货币计算)亦将减低。只要人们预

    测这种发展是或然的,甚至只要人们预测这种发展是可能的,则今日所产资

    本之边际效率即因而减低。

    由于这个因素,故若人们预测货币之购买力,未来与今日不同,亦足影

    响当前产量。若预测币值下降,则可以刺激投资,增加一般就业,因为此种

    预测乃提高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亦即提高投资需求表。反之,若预测币值上

    涨,则对当前之投资及就业有不利影响,因此种预期乃降低资本之边际效率

    表。

    费 雪 教 授 原 先 所 谓 “ 增 值 与 利 息 ” 论

    (theoryofAppreciationandInterest),其真义亦即在此。费氏分别货币利

    率(moneyrate)与真实利率(realrate)二者,后者乃等于前者矫正币值变

    动。但费雪氏之说不易了解,因为他没有说清楚,到底市值之改变,是在人

    们意料之中呢?还是不在人们意料之中呢?这里有个两难论,无法避免。设

    不在意料之中,则对于当前行为毫无影响,设在意料之中,则现有物品之价

    格将立即调整,故持有货币与持有物品之好处又复相等;利率亦不必变动,

    持有货币者亦无从因贷款期间币值之变动而受损或得益。皮古教授假定市值

    之改变,乃在一部分人意料之中,但为另一部分人所意料不及,他想用这个

    方法来躲避这个两难论,但亦不成功。

    错误之起,是由于他们误认未来市值之改变乃直接影响利率,其实则影

    响一特定量资本之边际效率。现有资产之价格,常随人们对未来币值之预期

    改变而即调整;此种预期改变之重要性,乃在其可以影响资本之边际效率,

    因而影响新资产之生产。今设人们预期物价将上涨。此种预期之所以刺激新

    资产之生产者,不在其提高利率(提高利率而可刺激产量倒是奇闻,事实上,

    若利率上升,则刺激作用即因而削弱),而在其提高一特定量资本之边际效

    率。设利率之上涨,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提高,程度相同,则物价之上:涨

    预期对产量不发生刺激作用。要有刺激作用,则利率之上涨程度必须较小,

    资本之边际效率之提高程度必须较大。的确,费雪教授之说,最好用“真实

    利率”这个观念重写一遍;“真实利率”是一种利率,在该利率之下,人们

    对未来币值之预期虽然改变,但不影响当前产量。②

    有一点值得注意:设人们预期未来利率将下降,则亦足降低资本之边际

    效率表。其故:今日所产机器之产物,在该机器未来一部分寿命中,须与以

    后所产机器之产物相竞争,而以后所产机器,可以安于较低收益。然而这点

    ② 上引书,第159 页。

    ———————– 页面 67———————–

    并没有多大不景气作用,因为今日对未来利率体系之预期,一部分会反映在

    今日之利率体系中。话虽如此说,大概多少总有些不良影响,理由是:今日

    所产机器,在其寿命快终了时所产产物,也许会和届时问世的机器之产物相

    竞争,而届时所产机器可以只要求一较低收益,因为在今日所产机器寿命告

    终以后之利率亦低于今日。

    一特定量资本之边际效率与预期之改变有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

    为有这种关系,资本之边际效率才会有急剧变动,商业循环才会产生。在以

    下第二十二章中,我们将指出,繁荣之后所以有不景气,不景气之后所以又

    有繁荣,可以用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利率之相对变动来分析与说明。

    有两类风险,可以影响投资数量。这两类风险,应当——但普通不加—

    —分辨。第一类是雇主或借者之风险(entrepreneur′sorborroWer'srisk),

    起因于借者心目中有些怀疑,不知道他是否真能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未来收

    益,得到之或然性有多大。设一人用其自有资金投资,则只须考虑这类风险。

    设有借贷制度存在,则又有第二类风险,亦与投资数量有关。可称之为

    贷者之风险(lender'srisk)。所谓借贷制度者,即借者提供若干担保(动

    产或不动产),而贷者则据此放款之谓也。贷者风险之起因有二:(a)道义

    上之不测,例如借者有意不履行债务,或用其他方法——可能是合法方法—

    —规避;(b)担保品不足。后者乃由事实与预期不符所引起的,并非故意不

    履行债务。此外还有第三类风险:即币值可能变动,对于贷者不利,故贷款

    不若真正持有资产之安全。但这第三种风险之全部或大部,应当已反映于—

    —而且包含于——持久性资产之价格中。

    第一类风险,固然亦有减低之道,例如平均分摊,或增加预期之正确性

    等,但确是真正的社会成本 (realsocialcost)。第二类风险则不然,设贷

    者与借者为同一人,则此类成本即不存在,故第二类风险是投资成本以外的

    额外增加。不仅如此,有一部分贷者之风险,与有一部分雇主之风险,互相

    重复,故在计算最低限度的未来收益,决定是否值得投资时,这一部分贷者

    之风险,会在纯利率(purerate)之上,复计两次。其理如下:设有一事业,

    其风险性甚大,则自借款者观之,必须在预期收益与利率之间有一较大差额,

    方值得借款;根据同一理由,自贷者观之,必须在实际利率与纯利率之间有

    一较大差额,方值得放款——除非借款者异常富有,地位巩固,可以提供许

    多担保。如果借者希望结果非常良好,固可抵消借者心目中之风险,但却无

    从法除贷者心目中之不安。

    有一部分风险,会被复计两次,这一件事实,虽然 (据我所知)一向未

    受重视,但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很重要。在繁荣时期,一般人情绪乐观,不

    免轻率,往往低估贷者风险与借者风险二者之大小。

    资本之边际效率表非常重要。主要通过这个因素,人们对未来之预期才

    能影响现在;其维系现在与将来之力,较之利率大许多。静态社会一仍不变,

    无从有未来改变来影响现在。只有在静态状态下,方才能把资本之边际效率

    ———————– 页面 68———————–

    看作是资本设备之目前收益,然而这种看法,却断送了今日与明日之间之理

    论上的联系。就是利率,主要还是一个现时现象 (currentphenomenon);

    如果我们把资本之边际效率也化成现时现象,则在分析目前均衡状态时,将

    无法直接计及未来对于现在之影响。

    现有经济理论常以静态状况为前提,因之经济理论与现实很脱节。引人

    使用者成本以及资本之边际效率这两个概念 (定义见前)以后,经济理论又

    有了现实性,同时又把经济理论需要修改适应之处,减至最低限度。

    因为有持久性设备之存在,所以未来与目前在经济上发生联系。人们对

    未来之预期,亦先影响持久性设备之需求价格,再影响现在。这种说法,是

    与我们的一贯思路相符不悖的。

    ③ 上引书,第155 页。

    ———————– 页面 69———————–

    第十二章 长期预期状态

    前章说明,投资量之大小,乃定于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之关系,—

    —有一个当前投资量,即有一个资本之边际效率与之相应。资本之边际效率,

    则又定于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之关系。本章将对决定资产之未

    来收益之种种因素作进一步探讨。

    人们用以推测未来收益者,一部分为现有事实,关于这一部分,大概多

    少总知道得相当确定;另一部分为未来发展,未来发展只能预测,作此预测

    之信心亦有大小之不同。前者中可得而言者,则有(a)目前各类资本资产以

    及一般资本资产之数量,(b)目前有何种消费品工业,需要更多资本才能有

    效满足消费者之需求。属于后者,则为未来资本之类型与数量、消费者之嗜

    尚、有效需求之强度、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之大小——这种种因素,在

    目前考虑中的投资品之寿命这段时间以内,可能有些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把

    这些心理预期状态总称之为长期预期状态(stateoflongtermexpectation),

    以别于短期预期;所谓短期预期,乃是生产者据以推测:设彼今日用现有设

    备生产商品,待此商品制成时,彼所能得之售价为何——那种预期。短期预

    期在第五章中已探究过了。

    设在作预期时,把非常不确定 的成分看得很重,当然是不智之举。故设

    有两类事实,其一我们知道得很少,很不清楚,但对于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却关系非常重大;其二对于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关系没有如此重大,但我们

    觉得很有把握;设在作预期时,用第二类事实作为重要南针,也不能说是不

    合理。因为这个道理,故在某种意义上说,现有事实对于长期预期之影响,

    与其重要性不成比例。通常习惯,往往以现在推测未来,除非有相当具体理

    由预测未来会有改变:否则总假定将来与现在一样。

    故长期预期状态,即我们据之以作决策者,不仅须看何种预测之或然性

    最大,亦须看我们作此预测之信心(confidence)如何。换句话说,亦须看

    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所作预测之可靠性如何。设我们预期未来会有大变,但很

    无把握,不知这种变化会取何种方式,则我们的信心甚弱。

    这就是工商界所谓信任状态(stateofconfidence)。实际从事工商业者,

    对此都密切注意。经济学家倒反而对此不作仔细分析,大致只作很空泛的讨

    论,塞责了事。经济学家尤其没有弄明白,信任状态之所以与经济问题发生

    关系者,是因为它对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有重大影响。信任状态不能和资本之

    边际效率表并列,成为影响投资量之两个独立因素;反之,前者之所以有关,

    乃是因为前者是决定后者之重要因素之一,而后者乃投资之需求表。

    然而关于信任状态,从先验方面,没有许多可说的。我们的结论,必须

    从观察实际市场以及商业心理得来。故以下所论,不象本书其他部分那样抽

    ① 参阅罗伯森:《经济波动与自然利率》(Industrial Fluctuations and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载《经

    济学杂志》, 1934 年12 月号。

    ———————– 页面 70———————–

    象。

    为说明方便起见,我们以下讨论信任状态时,将假定利率不变。换句话

    说,我们将假定投资品之价值之改变,只是因为预期中的投资品之未来收益

    起了变化,而不是因为用来把此未来收益资本还原化 (capitalising)之利

    率有什么更动。如果信任状态与利率同时变动,则不难把两种变动所生影响

    加在一起。

    有一件事实很明显:我们据以推测未来收益的一点知识,其基础异常脆

    弱。若干年以后,何种因素决定投资之收益,我们实在知道得很少,——少

    到不足道。打开夭窗说亮话,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果我们要估计10年以后,

    一条铁路、一座铜矿、一个纺织厂、一件专利药品之商誊、一条大西洋邮船、

    一所伦敦市中心区之建筑物之收益是什么,我们所根据的知识,实在太少,

    有时完全没有。即使把时间缩短为5年以后,情形亦复如此。事实上,真正

    想作如此估计者,常常是极少数,其行为也不足左右市场。

    在过去,企业常由发起人或其友好自行经营,故投资之多寡,须看有多

    少人热心、乐观,想建立一番事业;这些人以经营企业为安身立命之道,并

    不只是盘算未来利润。所以经营企业,有些象购彩票——虽然最后结果,还

    是看经营者之才品是否在平均以上,或在平均以下。有些人失败,有些人成

    功。即使在事后,我们还不知道所有投资相加起来之总平均结果,到底是超

    过、等于、或低于通行利率。假使把开发自然资源或独占事业除去,则投资

    之实际总平均结果,即使在进步繁荣时期,大概还不及事先之期望。企业家

    是玩一种既靠本领又靠运气之游戏,局终以后,全体总平均结果如何,参加

    者无从得悉。设人性不喜欢碰运气,或对建设一厂、一铁路、或一矿本身(即

    除了利润以外)不感乐趣,而仅靠冷静盘算,则恐怕不会有多少投资。

    旧式的私人投资,一经决定,大体便不可复追(irrevocable),这不仅

    对于社会全体如此,即对于私人亦复如此。但今日流行情形,乃业主不自兼

    经理,投资又有专门卖买市场,有此二者,故多添一个重要新因素,有时固

    然使得投资方便,有时却使得经济体系变成很不稳定。如果没有证券市场,

    则在资本已经投下以后,再把所投之资,常常重新估价,并没有什么用处。

    但证券交易所却把许多投资,每天重新估价一次。这种重新估价,使得私人

    ——但不是社会全体——常有机会变更其已投之资。这好象是一个农人,在

    用毕早餐,看了气候表以后,可以在上午10时与11时之间,决定把资本从

    农业中抽调回来,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在本周中把资本再投进农业中去。故

    证券交易所之每日行情,其初衷固在便利人与人之间旧有投资之转让,但势

    必对于当前投资量发生重大影响。如果建设一新企业,较购买一同样现成的

    为贵,则当然弃造而购。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一新事业,费用很奢,但只要

    能以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发出去,而即刻有利可图,则亦未尝不可从事。①

    故有若干类投资,与其说是决定于职业企业家之真正预期,无宁说是决定于

    ① 不完全如此!因为利率之高低,一部分乃反映未来之下确定性。又,期限不 同,利率亦不同,这各种利

    率之间之关系,须视人们对未来作何预期而定。

    ———————– 页面 71———————–

    股票价格。股票价格乃代表证券市场之平均预期。证券交易所中现有投资之

    每日行市,甚至是每小时行市,既如此重要,然则此种行市如何决定的呢?

    一般而论,我们都默契,遵守一条成规(convention)。这条成规之要

    旨是(实际上运用起来,当然没有如此简单):除非我们有特殊理由预测未

    来会有改变,否则我们即假定现存状况将无定期继续下去。这并不是说,我

    们真相信现存状态会无定期继续下去,我们从许多经验中知道,这是顶难得

    的事情。在一段长时期当中,投资之实得结果,极少与原来预期相符合。我

    们也不能说,设一人处于无知状态,则过与不及之机会均等,过与不及之机

    会既均等,故预期适得其中。这种说法是不通的。因为这等于说:不论现有

    市价是如何达到的,就我们现有知识——关于影响投资收益之事实者——而

    论,这个市价是唯一正确的市价;当此知识改变时,市价才会改变。但从哲

    学上说,这个市价不会是唯一正确的市价,因为我们现有知识,不足以算出

    一个正确预期(mathematicalexpecta-tion)。事实上,决定市价之因素甚

    复杂,有许多与未来收益毫无关系。

    虽然如此,只要我们信赖这条成规会维持下去,则上述因循办法倒使我

    们经济体系有了相当连续性与稳定性。

    盖设有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之存在,又设我们信赖这条成规会维持下去,

    则投资者很可自慰,认为他唯一所冒之险,乃是在近期未来,形势与情报确

    有真正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不会很大,至于其发生之或然性如何,他还可以

    自下判断。但如果这种成规仍为大家遵守,则只有这类改变才会影响其投资

    之价值;故他不必因为不知道10年以后其投资将值几何而闹得失眠。故以个

    别投资者而论,只要他能信赖这条成规不致打破,使他常有机会,在时间还

    过得不多、改变还不太大之时,可以修改其判断,变换其投资,则他觉得他

    的投资在短期间内相当“安全”

    (safe),因此在一连串短期内(不论有多少),也相当安全。于是从

    社会看来是“固定的”

    (fixed)投资,在个人看来却是“流动的”

    (liquid)。

    我相信世界上几个主要投资市场,都是根据这种方式发展出来的。从绝

    对观点看,这条成规既毫无道理(arbitrary),自然不免有弱点。如何使投

    资充足这个当前问题,一大部分是由这条成规之变幻多端(precariousness)

    所造成的。

    有几个因素加强了这种变幻多端,可简述如下:

    (1)有些业主并不自己经理其业务,对其所操业之情形,不论是目前的

    或未来的,亦并不特别熟悉。这些人之投资量,在社会总投资量中所占比例

    ① 所谓“非常不确定”(very uncertain ),并不就是“或然性很小”(very improbable )。参阅拙著《或然

    论》,第六章,论论证之权重。

    ———————– 页面 72———————–

    逐渐加大。因之,不论是已经投资者或现在考虑投资者,在估计其投资之价

    值时,真知实学所占之成分非常狭小。

    (2)现有投资之利润不免时有变动,此种变动,虽然显然是暂时的,无

    关宏旨的,但对于市场却有过度影响——过度得甚至荒谬。举几个例,据说

    美国制冰公司之股票在夏日之市价较冬日为高,因为受季节影响,夏日制冰

    业之利润较高,而冬天大家不用冰。又如遇有全国性假日,则英国各铁路公

    司之证券市价,可以提高几百万镑。

    (3)循此成规所得市价,只是一群无知无识者群众心理之产物,自会因

    群意(opinion)之骤变而剧烈波动。且此使群意改变之因素,亦不必真与投

    资之未来收益有关,盖群众对此市价并未确信其可以稳定。尤其在非常时期,

    大家更不相信目前状态会无定欺继续下去,故即使无具体理由可以预测未来

    将有变动,市场也会一时受乐观情绪所支配,一时又受悲观情绪所漫。此

    种情形,可以说是未加理智考虑,但在一种意义上,又可说是合理的,因为

    既无事实根据,自然无从作理智盘算。

    (4)有一特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也许有人以为:有些人以投资为业,

    他们是专家,他们所有的知识与判断能力超出一般私人投资者以上;若听凭

    无知无识者自己去从事,固然可使市场变化多端,但专家之间互相竞争,也

    许可以矫正这种趋势。然而事实上则不然。这批职业投资者与投机者之精力

    与才干,大都用在别一方面。事实上这批人最关切者,不在比常人高出一筹,

    预测某一投资品在其整个寿命中所产之收益如何,而在比一般群众稍为早一

    些,预测决定市价之成规本身会有什么改变。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关心:设

    有人购一投资,不再割让,则该投资对此人值几何;他们所关心者,乃是3

    月或1年以后,在群众心理支配之下,市场对此投资之估价为何。他们所以

    有这种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性情怪僻。投资市场之组织方式既如上述,则

    此乃不可避免之结果。设有一投资,你相信若就其未来收益而论,则值 30

    元,但你也相信,3月以后,此投资在市场上只值20元,如果你现在出25

    元购买,实为不智之举。

    根据以往经验,有几类因素,例如某种消息或某种空气,最足影响群众

    心理。职业投资者乃不能不密切注意,预测在最近将来,这类因素会有何种

    改变。设投资市场之设,以“流动”为目的,则此乃不可避免之结果。在所

    有正统派理财原则之中,以“流动性”崇拜(fetishofliquidity)最于社会

    不利。其说以为从事投资之机关,应以其资源集中于持有热股

    (liquidsecurities)。可是这个学说忘了,就社会全体而论,投资不能有

    流动性。从社会观点看,要使得投资高明,只有增加我们对于未来之了解;

    但从私人观点,所谓最高明的投资,乃是先发制人,智夺群众,把坏东西让

    给别人。

    斗智之对象,不在预测投资在未来好几年中之收益,而在预测几个月以

    后,由因循成规所得市价有何变化。且此种斗智战,也不须外行参加以供职

    业投资者鱼肉,职业投资者相互之间就可以玩起来。参加者也不必真相信,

    从长时期看,因循成规有任何合理根据。从事职业投资,好象是玩“叫停”

    (gameofSnap),“递物”(OldMaid),“占位”(MusicalChair)

    等游戏,是一种消遣,谁能不先不后说出“停”字,谁能在游戏终了以前,

    把东西递给邻座,谁能在音乐终了时,占到一个座位,谁就是胜利者。这类

    游戏,可以玩得津津有味,虽然每个参加者都知道,东西总在传来传去,音

    ———————– 页面 73———————–

    乐终了时,总有若干人占不到座位。

    稍为换一种比喻。从事职业投资,好象是参加择美竞赛:报纸上发表一

    百张照片,要参加竞赛者选出其中最美的六个,谁的选择结果与全体参加竞

    赛者之平均爱好最相接近,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一参加竞赛者都

    不选他自己认为最美的六个,而选他认为别人认为最美的六个。每个参加者

    都从同一观点出发,于是都不选他自己真认为最美者,也不选一般人真认为

    最美者,而是运用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一般人认为最美者。这已经到了第

    三级推测,我相信有些人会运用到第四第五级,甚至比此更高。

    读者也许要插言非难:如果有人不惑于此种流行的消遣游戏,而尽其所

    能,作真正的长期预测,再根据此种预期继续购买投资,则在长时期中,此

    人必能从其他参加者手中获得大利。对于这种非难,我们作答如下:世固不

    乏此种持身严谨之人,而且如果他们的力量真能超过从事游戏者,投资市场

    必大为改观,但我们须补充一句,在现代投资市场上,有几个因素使得这种

    人不能占优势。根据真正的长期预期而作投资,实在太难,几乎不可能。凡

    想如此从事者,较之仅想对群众行为比群众猜得略胜一筹者,其工作较重,

    其风险较大。而且,设二人智力相等,则前者容易出大错。经验也不能证明:

    凡于社会最有益的投资政策,亦即于私人最有利的投资政策。要击破时间势

    力,要减少我们对于未来之无知,其所需智力多;要仅仅设法先发制人,其

    所需智力少。而且,人生有限,故人性喜欢有速效,对于即刻致富之道最感

    兴趣,而于遥远未来能够得到的好处,普通人都要大打折扣。玩这种职业投

    资者所玩把戏,对于毫无赌博兴趣者,固然觉得厌腻,太紧张;但有此兴趣

    者则趋之若鹜。还有,设投资者而欲忽视短期间市场之波动,则为安全起见,

    必须有较雄厚之资力,而且不能用借来资金大规模投资,——这又是一个理

    由,为什么如果二人智力相等,资力相等,从事消遣之戏者反可得较大报酬。

    最后,从事长期投资者固然最能促进社会利益,但设投资基金而由委员会、

    董事会或银行经管,则此种人最受批评。因为他的行为,在一般人眼中,一

    定是怪僻,不守成规,过分胆大。设彼幸而成功,一般人更说他卤莽胆大;

    设彼在短期间不幸而不成功 (这是很可能的),则一般人不会对他有多少怜

    悯与同情。处世之道,宁可让令誉因遵守成规而失,不可让令誊因违反成规

    而得。

    (5)到现在为止,我们心目中仍以投机者或投机性投资者之信任状态为

    主,我们似乎暗中假定,只要他自己认为前途有利可图,他就可以依照市场

    利率无限制借款。事实上当然不然。因此我们必须顾及信任状态之另一面,

    即贷款机关对于借款者之信任心,即所谓信用状态(stateofcredit)者是也。

    证券价格之崩溃,可以起因于投机信心之减低,也可以起因于信用状态之逆

    转。有一于此,已足使证券价格崩溃,而对资本之边际效率发生非常不利影

    响;但要使证券价格回涨,却非二者都复元不可,盖信用之减低,固足引起

    崩溃,但信用之提高,却只是经济复苏之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

    ① 在拙著 《货币论》中(第二卷,第195 页),我指出,设一公司股票之市价甚高,则该公司可以依有利

    条件,用增股方法募集资本,其效果与该公司低利借款同。同一件事实,我现在则说:设现有证券之市价

    高,此即表示该类资本之边际效率大,故其效果与利率之降低同,盖投资量乃定于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利率

    之比较也。

    ———————– 页面 74———————–

    以上所论,经济学家都不应忽视,但应知其轻重缓急。假使我可以用投

    机(speculation)一词,代表预测市场心理这种活动,用企业(enterprise)

    一词,代表预测资产在其整个寿命中之未来收益这种活动,则投机亦未必常

    常支配企业。但投资市场之组织愈进步,则投机支配企业之危险性愈大。纽

    约为世界最大投资市场之一,在此市场上,投机(依照以上所下定义)之势

    力非常庞大。但即使在理财领域以外,美国人也过分喜欢推测一般人对于一

    般人之看法,这个民族性弱点,亦表现于证券市场。据说美国人极少为所得

    而投资(目前许多英国人还是如此);除非他希望以后会有资本增值,否则

    他不会十分愿意购买一投资。这就是说,当美国人购买一件投资品时,希望

    所寄,主要倒不在该投资之未来收益,而在该投资之市价(因循成规的市价)

    波动于他有利,换句话说,他就是以上所谓投机者。投机而仅为企业洪流中

    之一点小波,也许没有什么害处;但设企业而为投机漩涡中之水泡,情形就

    严重了。设一国之资本发展变成游戏赌博之副产品,这件事情大概不会做得

    好。如果认为华尔街之正当社会功用,乃在引导新投资入于最有利 (以投资

    之未来收益为标准)途径,则华尔街之成就,不能算是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

    之辉煌胜利。这亦不足为怪,因为——假使我的看法是对的——华尔街之最

    佳智力,事实上也志不在此,而用在另一方面。

    只要我们把投资市场组织得非常灵活,则这类趋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都同意,为公众利益着想,游戏赌博场所应当收费昂贵,不容易进去。

    恐怕证券交易所亦应如此。伦敦证券交易所之罪恶,所以较华尔街为少者,

    恐怕倒不是因为两国国民性之不同,而是因为前者对于一般英国人,比之华

    尔街对于一般美国人,取费甚昂,不容易进去,要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交易,

    须付介绍费,高额经纪费,又须向英国财政部纳转手税,税额甚重,凡此种

    种,皆足减少该交易所之流动性,故有很大一部分华尔街上之交易,在伦敦

    证券交易所没有。但在另一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每二星期结帐一次,则又

    增加该市场之流动性。在美国,要想不让投机掩盖企业,最切实的办法。恐

    怕是由美国政府对一切交易征收高额转手税。

    现代投资市场允称奇观。我有时简直想,假使把购买投资变成象结婚一

    样,除非有死亡或其他重大理由,否则是永久的,不可复分的,也许是补救

    当代种种罪恶之切实办法。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使得投资者把他的心思,专

    门用在预测长期收益。然而再仔细一想,这个办法也有困难之处,因为投资

    市场固然有时阻挠新投资,但亦常常便利新投资。假使每一个投资者都自以

    为他的投资有流动性 (虽然对于投资者全体而论,这是不可能的),他便可

    以高枕无忧,愿意多冒些险。但设个人还有别种方法,可以保存其储蓄,又

    设个人一经投资,便周转不灵,则亦可以阻碍新投资。困难就在这里:只要

    个人可以用财富来贮钱 (hoardmoney)或放款,则除非有投资市场,可以把

    资产随时脱手,变成现款,否则谁都不大肯购买真正资本资产;那些不自己

    经管资本资产者,或对资本资产所知甚少者,尤其如此。

    信任心之崩溃,对现代经济生活打击甚大,要医洽此病,唯一根本办法,

    ① 有若干类企业,不容易转手,或没有可以转让的证券与之相应。对于这类企业。以上所说当然不适用。

    然而这类企业之范围,现在逐渐缩小,其在新投资总值中所占比例,亦缩减甚速。

    ———————– 页面 75———————–

    只有让私人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把所得消费掉,其二是选择一件他认为

    前途最有希望,同时他又有能力购买的资本资产,向别人订货。当然有时他

    对于未来疑虑甚多,因之他觉得无所适从,只能多消费,少投资。即使这样,

    还比当他对于未来感觉疑虑时,既不消费又不投资为好,因为后者对于经济

    生活,会有重大的、累积的、非常糟糕的影响。

    有人以为贮钱对于社会不利,强调此说者,其心目中所持理由当然即如

    上述。不过他们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使贮钱数量不变,或改变甚小,但不

    利现象还能发生。

    除了投机以外,还有其他不稳定因素起因于人性特征。我人之积极行为,

    有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决定于冷静计算 (不论是在道德方面、苦乐方面或经

    济方面),不如说是决定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假使做一件事情之后

    果,须过许多日子之后方才明白,则要不要做这件事,大概不是先把可得利

    益之多寡,乘以得此利益之或然性,求出一加权平均数,然后再决定。大多

    数决定作此事者,大概只是受一时血气之冲动——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

    动不想静。不管企业发起缘起做得如何但白诚恳,假使说企业之发起,真是

    因为缘起上所举理由,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企业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

    之得失者,仅较南极探险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略胜一筹。故

    设血气衰退,油然自然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萎顿

    而死;——虽然畏惧损失与希图利润,二者同样缺乏合理基础。

    一般而论,设企业之起,乃由于发起人对于未来存希望,则该企业对于

    社会全体有利。但设企业要靠私人主办,则必须在冷静盘算以外,再有血气

    来补充,来支持。有此血气,则虽依据以往经验,这件事业以后是要亏本的,

    但发起人把亏本一念束之高阁,恰如一个健康人把死亡一念束之高阁一样。

    不幸的是:上述种种,不仅加深不景气之程度,而且使得经济繁荣与社

    会政治空气之关系太密切:要经济繁荣,必须社会政治空气与一般工商界相

    融洽。故若因为怕工党政府或怕实施新政(NeWDeal),而使企业不景气,这

    倒未必起因于理智盘算,也未必起因于政治阴谋,而只是因为油然自发的乐

    观情绪,非常脆弱,容易颠破。故在估计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顾及:

    那些想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之

    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影响一人之情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定于油然自发

    的情绪。

    但是我们不应由此结论,以为一切都受不讲理智的心理波浪所支配。相

    反,长期预期状态往往很稳定,当其不稳定时,亦有其他因素发挥其稳定作

    用。我们只是要提醒自己,设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则此种决策 (不论

    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

    也没有方法作此种计算。社会之所以周运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内在的

    驱策想动。理智则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

    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

    ———————– 页面 76———————–

    我们对于未来虽然知道得很少,但是因为有其他因素,倒也不太要紧,

    由于复利关系,又因资本设备常随时间之消逝而变成不合时宜,故有许多投

    资,若投资者在估计未来收益时,不顾及全部未来收益,而只注意最先几项,

    也未尝不合理。房产是极长期投资中最重要的一类,但房产投资者往往可以

    把风险转让给住户,或至少可以用长期契约方式,由投资者与住户共同分担;

    住户亦乐于如此,因为在住户心目中,分担风险以后,使用权便有了保障,

    不会随时中止。公用事业又是长期投资中很重要的一类,但投资于公用事业

    者,因为有独占特权,又可以在成本与收费之间,保持一规定差额,故其未

    来收益已有实际保障。最后,还有一类日趋重要的投资,由政府从事,由政

    府负担风险。从事此类投资时,政府只想到对于未来社会之好处,至于商业

    上之利益如何,则在所不计;政府也不必要求此种投资之预期收益率 (依精

    密估计),至少须等于现行利率,——但政府须出多少利率才能借得款项,

    对于政府投资活动之多寡不免仍有决定性影响。

    由此,长期预期状态在短期以内之改变(以别于利率之改变),固然不

    能不充分顾及,但在顾及此种改变以后,我们还可以说,利率之改变,对于

    投资量至少在经常情形下仍有极大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影响)至于在何

    种程度以内,操纵利率可以继续鼓励适量投资,则有待以后事实证明。

    就我自己而论,我现在有点怀疑,仅仅用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会有多

    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品之边际效率,故

    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理由是:各种资本品之边际效率,在市场

    估计办法之下 (办法已如上述),可以变动甚大,而利率之可能变动范围太

    狭,恐怕不能完全抵消前者之变动。

    ———————– 页面 77———————–

    第十三章 利率通论

    上面第十一章中曾经指出:虽然有种种力量使得投资量涨落,以保持资

    本之边际效率与利率之均等,但资本之边际效率本身却并不就是通行利率。

    我们可以这么说:若用借来款项从事新投资,则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乃表示借

    款者愿付之代价,而利率则表示贷款者所要求之代价。要使我们的理论完整,

    我们必须知道,何者决定利率?

    在第十四章及其附录中,我们将检讨历来对此问题之答案。一般说来,

    他们以为利率乃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与心理上的储蓄倾向二者交互影响之结

    果。他们认为,所谓储蓄之需求,乃一特定利率下所有之新投资,而在该利

    率下储蓄之供给,则定于社会之储蓄倾向;所谓通行利率,乃决定于储蓄供

    需相等之点。但只要我们一发觉仅仅由储蓄之供需不能得出利率,则该学说

    即告崩溃。

    然则我们自己的答案又如何?

    个人心理上之时间优先观(time preference),如果要全部完成,必须

    要有两组各别的决定。第一组决定就是我以上所谓消费倾向。决定消费倾向

    之种种动机,已列举于第三编。在此种种动机之影响之下,消费倾向所决定

    者,乃个人将以其所得之几分之几作消费之用,几分之几以某种方式保留为

    对于未来消费之支配权 (command)。

    下了这个决定以后,还须下另一个决定。他到底以何种方式,持有他从

    当前所得或过去储蓄中保留下来的对于未来消费之支配权。用即期的

    (immediate)、流动的方式(例如货币或其相等品)呢?还是愿意把这即期

    支配权,放弃一些时候 (定期或不定期),听任未来市场情况决定:他可以

    依何种条件,把对于一类特定物品之延期支配权(deferredcommand),变作

    对一般物品之即期支配权呢?换句话说,他的灵活偏好

    (liquiditypreference)之程度如何?一人之灵活偏好,可以用表格表示,

    表中列出: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有多少资源 (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算)该人

    愿意用货币形式来保持。

    我们将发现,以往许多利率学说之错误,乃在彼等想从心理上时间优先

    观之第一种构成分子得出利率,而忽视了第二种。现在我们必须补救这个缺

    陷。

    很明显,利率不能是对于储蓄本身或等待本身 (Waitingas such)之报

    酬;盖设一人以其储蓄贮钱,则虽彼照常储蓄,但赚不到利息。反之,就字

    面讲,利率一词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所谓利息,乃是在一特定时期以内,

    放弃周转灵活性之报酬。盖利率只是一个比例,其分母为一特定量货币,其

    分子乃在一特定时期中,放弃对此货币之控制权,换取债票(debt),能够

    ① 投资信托公司或保险公司,不仅常计算其投资之听得,且计算该投资在市场上之资本值。一般人认为这

    种行为很谨慎。也许因为有这种行为,故使一般人对于投资资本值之短期变动过分注意。

    ———————– 页面 78———————–

    得到的报酬。  ①

    在任何时间,利息既为放弃周转灵活性之报酬,故利率所衡量者,乃持

    有货币者之不愿意程度——不愿意放弃对此货币之灵活控制权。利率并不是

    使投资资源之需求量,与目前消费之自愿节约量,趋于均衡之“价格”。利

    率乃是一种“价格”,使得公众愿意用现金形式来持有之财富,恰等于现有

    现金量。这就蕴含:设利率低于此均衡水准 (设把现金脱手所可得之报酬减

    少),则公众愿意持有之现金量,将超过现有供给量;设利率高于此水准,

    则有一部分现金会变成多余,没有人愿意持有。假使这种解释是对的,则货

    币数量与灵活偏好二者,乃是在特定情况下,决定实际利率之两大因素。所

    谓灵活偏好者,乃一种潜势或一种函数关系,设利率已定,则此种潜势或函

    数关系决定公众愿意持有之货币量。令r代表利率,M代表货币量,L代表灵

    活偏好函数,则有M=L(r)。此即货币数量与经济机构发生关系之处,亦

    即发生关系之理由。

    在这里,我们要回头想一想,为什么会有灵活偏好这种东西存在。货币

    可以作为现在交易之用,也可以作为贮藏财富之用,这种区别,古已有之。

    就第一种用处而论,则在某种限度以内,值得为周转灵活起见,牺牲若干利

    息。但设利率永不能是负数,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用不产生利息 (或产生利息

    甚少)的方式,而不用可以产生利息的方式,来持有财富呢(此处暂时假定,

    银行倒帐与债票倒帐之风险相同)?要详细解释,非常复杂,须留待第十五

    章。但有一必要条件:没有它,人们便不会因为爱好周转灵活,而用货币持

    有财富。

    这个必要条件,就是人们对于利率之前途觉得不确定。换句话说,人们

    不能确知未来各种利率——利率因放款期限之长短而不同——将如何。设人

    们对于未来各种利率,可以预知,而且毫无错误,则现在各种利率即与未来

    各种利率相调整,而未来利率即可从现在利率中推知。例如,设 d为r年

    1r

    以后之1镑在今年之值,又设知在n年时,从n年算起r年以后之1镑之值

    为 d,则

    nr

    d

    d  =  1 n +r

    n  r    d

    1 n

    故自今n年以后,届时债票变成现金之折现串可以从今日利率体系中两种利

    率推得之。设今日之利率,不论债票之期限如何,皆为正数,则用购债方式

    贮藏财富总比用持有现金方式贮藏财富来得有利。

    d

    反之,设未来利率不确定,则我们不能断言,届时 d必等于1              n+r 设在

    nr            d

    1 n

    n个年头尚未终了时,需用现款,则必须把以前所购长期债票出售,变成现

    金,一买一卖之间,可以蒙受损失,而持有现金则免。故依据现有或然率精

    确计算出来的预期利润,必须足以抵补此种可能发生之损失 (不过此种计算

    是否可能,还成疑问)。

    设有市场之组织,可以卖买债票,则因未来利率不定,灵活偏好又多添

    一个理由。各人对未来之看法不同,而市场价格所表示者,乃现在最得势之

    意见,故设有人与此意见不同,则彼也许愿意持有现金:因为假使他自己的

    ① 据说当华尔街交易旺盛时,至少有半数投资卖买,卖买者想在当天就脱手。物品交易所亦然。

    ———————– 页面 79———————–

    意见是对的,则现在各1dr间之关系,必与将来事实不符,彼即可以从中取

    利。①

    这和我们在讨论资本之边际效率时,注意到的一种现象非常类似。我们

    知道,资本之边际效率,并不决定于真正专家意见,而决定于市场上群众心

    理;同样,对于利率前途之预测,亦决定于群众心理,既经决定以后,又复

    影响灵活偏好;——不过再加上一点,凡相信未来利率将高于现在市场利率

    者,愿意保持现金;凡相信未来利率将低于现在市场利率者,愿意用短期借

    款来购买校长期债票。市场价格则定于空头 (bears)抛出与多头(bulls)

    吸进二者相等之点。

    以上所说三种灵活偏好之理由,可以说是起因于(i)交易动机,即需要

    现金,以备个人或业务上作当前交易之用; (ii)谨慎动机,即想保障一部

    分资源在未来之现金价值;以及(iii)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对未来之看法,

    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在这里,又象在讨论资本之边际效

    率时一样,要不要有一个非常有组织的市场来买卖债票——这个问题,使我

    们觉得两难。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市场,则由谨慎动机所起的灵活偏好将大为

    增加。但设有此市场,则由投机动机所起的灵活偏好又可变动甚大。

    这可以说明如下:设灵活偏好之起于交易动机与谨慎动机者,其所吸收

    之现金数量,对利率改变本身 (即不计利率改变对于所得水准之影响)反应

    不太灵敏,则由总货币数量减去此数所剩余者,可以用来满足起于投机动机

    的灵活偏好;利率与债票价格亦必定定在一个水准,使得有人愿意持有之货

    币量,恰等于可供投机动机之用之现金量。有人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者,因

    为在该利率与债票价格之下,彼等对债票前途看跌(bearish,即空头)。故

    货币数量每增加一次,则债票价格必须提高,使得债票价格超过若干“多头”

    之预期,而令“多头”出售债票,换取现金,变成“空头”。设除短暂过渡

    时期以外,现金需求之起于投机动机者,为数甚微,则当货币数量增加时,

    利率几将立即降低,其降低之程度乃使该货币增量,因就业量之增大与工资

    单位之提高,为交易动机与谨慎动机吸收以去。

    一般而论,灵活偏好表——即货币数量与利率之函数关系——可以用一

    滑顺曲线 (smooth curve)表示之:利率下降时,货币之需求量增大。其所

    以如此者,有以下数因:

    第一,若利率降低,其他情形不变,则灵活偏好之起于交易动机者,将

    随利率之下降而吸纳较多货币。盖利率下降可使国民所得增加,若国民所得

    增加,则为交易方便起见,交易动机所需之货币量总得随所得之增加而增加

    ——虽然增加比例不一定相同;同时,保持充分现款以取得此种方便之代价

    (即利息之损失),亦因利率之降低而减少。除非我们用工资单位而不用货

    ① 至于“货币”与“债票”之界限如何,可就处理一特定问题之方便随意划定,而于以上所下定义无妨,

    例如,我们可以把货币作为对一般购买力之支配权,且此购买力之所有主,并未放弃其支配权至3 月以上

    者。凡对一般购买力之支配权,不能在3 月以内收回者,则为债票。我们亦可用1 月、3 天、3 小时或任何

    一段时期来替代3 个月;我们也可以把凡非即期法偿币都不算作货币。但为事买上方便起见,我们常常把

    银行定期存款包括在货币以内;偶而甚至把短期库券 (treasury bills )等票据也包括在内。在原则上,我还

    是用我《货币论》中办法:所谓货币就是银行存款。

    ① 讨论特种问题时,可以把债票之期限明白规定,但在一般讨论中则不能。债务之期限不同,利率亦不同。

    故在一般讨论中所谓利率,最好指各种利率所组成之利率体系。

    ———————– 页面 80———————–

    币来衡量灵活偏好,否则当利率降低,就业量增大,以致工资率——即工资

    单位之货币价值——上涨时,交易动机所需之货币亦增加。第二,利率每降

    低一次,可以使得有些人对利率前途之看法与市场一般看法不同,故此种人

    愿意增加其货币持有量。

    虽然如此,在某种环境之下,即使货币数量大量增加,但利率所受之影

    响甚小。盖货币数量大量增加之后果,(a)也许使得未来变成非常不定,故

    灵活偏好之起于安全动机者因之加强;(b)对于利率前途之看法,也许变得

    非常一致,故目前利率只要梢为更动一点,即有大批人愿意持有现金。这是

    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经济体系之稳定性,经济体系对于货币数量变动之反

    应灵敏性,乃靠同时有许多不同意见之存在。最好能预知未来。假使不能,

    而我们还想靠货币数量之变动来控制经济体系,则对于未来之看法,意见必

    须不同。故此种控制法,用在美国不若用在英国有效,因为美国人喜欢在同

    一时间持同一意见,而在英国,则意见不同较为常事。

    我们现在已经把货币这个东西,引入因果关系中(causalnexus),这还

    是创举。货币数量之变动,如何影响经济体系,现在我们也已得一瞥。不过,

    如果我们由此推论,认为货币是一种饮料,可以刺激经济体系,促其活动,

    则我们必须记得,在此饮料发生作用之前,还有儿童难关。设其他情形不变,

    则增加货币数量固可减低利率,但设公众之灵活偏好比货币数量增加得更

    快,则利率不会减低。设其他情形不变,则减低利率固可增加投资量,但设

    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比利率下降得更快,则投资量不会增加。设其他情形不变,

    则增加投资量固可增加就业量,但设消费倾向也下降,则就业量未必增加。

    最后,若就业量增加,则物价将上涨;其上涨程度,一部分定于生产函数之

    形状,一部分须看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是否上涨,产量既增,物价既涨,

    则又转而影响灵活偏好,故如欲维持一特定利率,则必须再增加货币。

    灵活偏好之起于投机动机者,固相当于我“货币论”中所谓“空头状态”

    (state of bearishness),但二者并非一物。盖彼处所谓“空头状态”,

    并非利率 (或债票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之函数关系,乃是资产及债票二者

    之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之函数关系。然而那种办法,乃是把两种结果混为

    一谈:其一是利率变动所产生之后果,其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变动所产生

    之后果。我希望这里避免了这种毛病。

    贮钱 (hoarding)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灵活偏好这个概念之第一接近

    值。假使我们用“贮钱倾向”(proponsity to hoard)替代“贮钱”,则二

    者几乎是一物。不过,假使我们所谓“贮钱”,乃指增加现款持有额,则贮

    钱是一个不完全的观念;假使我们因此以为“贮钱”与“不贮钱”是两种简

    单选择,则更容易引起误解。盖在决定贮钱与否时,不能不权衡放弃周转灵

    ———————– 页面 81———————–

    活性能够得到的好处,故贮钱与否,乃是把各种好处权衡轻重以后之结果,

    故我们必须得知道,另一面有什么好处。又设所谓“贮钱”,乃指实际持有

    现款,则贮钱之实际数量,并不因公众之决定而有改变。盖贮钱量必等于货

    币量,或——须看定义如何——等于货币总量,减去为满足交易动机所需之

    货币量,而货币数量并不由公众决定。公众之贮钱倾向所能为力者,只是决

    定一个利率,使得公众愿贮之数恰等于现有现款。利率与贮钱之关系历来向

    被忽视,这也许是部分解释,为什么利息常被看作是不消费之报酬,而事实

    上利息却是不贮钱之报酬。

    ———————– 页面 82———————–

    第十四章 经典学派之利率论

    什么是经典学派之利率论?我们都是在此中薰陶出来的,而且一直到最

    近,我们都没有多大保留地接受这个学说。然而我觉得很难把它说得很精确;

    在现代经典学派之重要著作中,也很难找出对此学说之明白说明。①

    有一点可以说是很清楚:经典学派向来把利率看作是使投资需求与储蓄

    意愿二者趋于均衡之因素。所谓投资,即对可投资资源

    (investibleresources)之需求,储蓄即此种资源之供给,利率乃使此种资

    源之供需趋于相等之价格。商品之价格必定定在一点,使得该商品之供需相

    等;同样,市场势力也一定使利率定在一点,使得在该利率下之投资量恰等

    于在该利率下之储蓄量。

    在马歇尔《原理》中,找不出以上那样直截了当的说法。然而他的学说

    似乎就是如此;人家如此教我,我亦如此教人教了好几年。例如 《原理》中

    有以下一段:“利息既为市场上使用资本所付之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

    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之总需求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资本之总

    供给量”。又如卡赛尔(Cassel)教授在所著《利息之性质与必然性》一书

    中说,投资构成“等待之需求”,储蓄构成“等待之供给”。言外之意,利

    息乃是使此二者趋于相等之“价格”;然而这里我也找不出原文来引证。卡

    佛 (Carver)教授于所著《财富之分配》第六章,却清清楚楚把利息看作是

    使等待之边际负效用与资本之边际生产力二者趋于相等之因素。 夫禄克斯

    (Sir Alfred Flux)(《经济原理》第95页)说“……储蓄与利用资本之

    机会,必会自动调整……只要净利率大于零……储蓄不会没有用处”。陶希

    格 (Taussig)教授(《原理》,第二卷,第20页)先说:“利率会定于一

    点,使得资本之边际生产力适足引起储蓄之边际增量”;然后(第29页)画

    一条储蓄之供给曲线,又画一条需求曲线,后者表示,当资本之数量增加时,

    资本之边际生产力渐减。华尔拉斯(Walras)在彼《纯经济学》附录I.(III)

    中,讨论“储蓄与新资本之交换”时,明白表示:在每一个可能利率之下,

    把各人愿意储蓄之数加在一起,得一总数,又把各人愿意投资——投资于新

    资本资产——之数加在一起,得一总数,二者趋于相等;利率者,即使此二

    者恰恰相等之变数也。故均衡利率必然定于一点,使得储蓄量——即新资本

    之供给——等于储蓄之需求量。华尔拉斯氏之说,完全未出经典学派传统。

    的确,普通人——银行家,公务员或政治家——之受过经典学派理论之

    薰染者,以及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有一种观念,认为每当个人有一储蓄

    行为时,利率自会下降;利率既降,自会刺激资本之生产。利率所须下降之

    程度,乃在使资本之增产量,适等于储蓄之增加量。而且,这种调整过程是

    ① 此处所讨论者,即我在《货币论》中所谓两种看法以及“多头空头”(bullbear )者是也。

    ② 也许有人以为:根据同样理由,设有人相信投资之未来收益较市场所预期者 为低,则彼亦有充分理由愿

    意持有现款。但实则不然。他固然有充分理由愿意持有现金或债票,而下愿持有股票,但除非他相信未来

    利率会比现在市场所想象者为高,否则 持有债票又比持有现金为有利。

    ① 几能找到者,我都节录下来,放在本章附录中。

    ② 在以下附录第一节中,我们还要讨论这一段。

    ———————– 页面 83———————–

    自动的,不必由金融机关来干涉或当心。同样,时至今日,仍有一个更普遍

    的信念:即投资每增加一次,则除非储蓄意愿起了变化,与之抵消,否则利

    率一定会提高。

    由以上数章分析,我们已经明白,这种说法是错的。现在我们要追本溯

    源,探究何以意见不同,但先让我们说明共同之点。

    新经典学派虽然相信,储蓄与投资可以实际不相等,但经典学派本身则

    相信二者是相等的。例如马歇尔就相信 (虽然他没有明白说出),总储蓄与

    总投资一定相等。事实上,大部分经典学派学者把这个信念推得太远了:他

    们认为每当个人增加其储蓄量时,投资量即同时作同量增加。而且在目前场

    合,以上所引若干经典学派学者所谓资本之需求曲线,与我所谓资本之边际

    效率表或投资需求表,并没有多大差别。当我们进而讨论消费倾向及其系论

    ——储蓄倾向——时,意见逐渐不同,因为他们着重利率对于储蓄倾向之影

    响。不过我想他们也不会否认,所得水准对于储蓄量也有重要影响;而我也

    不否认,设所得不变,则该所得量之作为储蓄之用者,也许受利率之影响,

    ——虽然影响之道,容与他们想象者不同。所有这些共同点,可以总结成一

    个命题,经典学派与我都能接受,即:设所得不变,则储蓄量与资本需求量

    二者,皆随利率之改变而改变,当前利率所定之点,必为资本之需求曲线与

    储蓄曲线相交之点。

    从这点以后,经典学派就犯了错误。假使经典学派仅仅由以上命题推论:

    设资本之需求曲线不变,又设人民从定量所得中愿意储蓄之量,确受利率改

    变之影响,但影响之方式(即储蓄与利率在某定量所得下之函数关系)不变,

    则所得水准与利率之间,必有一唯一的关系存在;假使经典学派仅仅这么说,

    则没有什么可争执的。而且由此命题,还可得另一命题,亦含有重要真理,

    即:设利率不变,资本之需求曲线不变,又设人民从定量所得中愿意储蓄之

    数所受利率之影响亦不变,则所得水准必定是使得储蓄量与投资量二者相等

    之因素。不过事实上,经典学派不仅忽略了所得水准变动之影响,而且还犯

    了分析错误。

    经典学派假定储蓄量虽然改变,但储蓄所由来之所得则不变。由以上所

    引观之,经典学派认为可以不必修改以上假定,即可进而讨论:当资本之需

    求曲线更改时,利率受到什么影响。经典学派利率论之自变数,只有两个:

    (a)资本之需求曲线,(b)在定量所得之下,利率对于储蓄量之影响。故

    依照此说,当资本之需求曲线整个移动时,相当于该定量所得之储蓄曲线可

    以不变,新利率乃定于新资本需求曲线与旧储蓄曲线相交之点。经典学派利

    息论似乎设想:设资本之需求曲线移动,或相当于一定量所得之储蓄曲线移

    动,或两条曲线都移动,则新利率定于两新曲线之交点。不过这个学说是不

    通的。因为既假定所得不变,又假定两曲线之一可以自己移动而不影响其他

    一曲线,这两个假定是冲突的。设二曲线之一移动,则在通常情形之下,所

    得将改变,故根据所得不变这个假定建筑起来的整个结构即告崩溃。要自圆

    其说,只能用一个很复杂的假定:即假定每当二曲线或二曲线之一移动时,

    工资单位会自动改变,改变之程度乃使此种改变对于灵活偏好之影响,适足

    以建立一新利率,抵消曲线移动之影响,而维持产量于不变。但在上引各家

    中,我们找不出影子,他们曾经感觉到此种假定之必要。而且,这种假定至

    多只能适用于长期均衡,而不能用来作为短期理论之基础;即使在长时期中,

    这种假定也未必适用。事实上,经典学派没有意识到,所得水准之改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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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有关因素(relevant factor),更没有想到,所得水准事实上可能是投资

    量之函数。

    以上所说,可用下图表示之:①

    在上图中,投资量(或储蓄量)Ⅰ以直轴衡量之,利率r以横轴衡量之。

    XX′为投资需求表之原来位置,XX′为该曲线移动后之位置。曲线Y乃

    1  1                               2  2                                  1

    表示,设所得水准为Y时,储蓄量与利率之关系;曲线Y,Y等之意义亦相

    1                                  2  3

    同,只是所得水准改为Y,Y等而已。今设在Y曲线组中,曲线Y乃是唯一

    2  3                                      1

    与投资需求表格XX′以及利率r不相冲突之曲线。今设投资需求表自XX

    1  1             1                                       1

    ′移至XX′则一般而沦,所得水准亦将移动。但上图并没有充分材料,可

    1          2

    以告诉我们新的所得将定于什么水准。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条Y曲线合式,当

    然无从知道在那一点,新投资需求表与之相交。但设我们引入灵活偏好状态

    以及货币数量,又设此二者所决定之利率为r,则整个情况即告确定。盖在

    2

    r点上与XX′相交之y曲线(即曲线Y),即为合式之Y曲线。故调曲线

    2         2  2                           2

    与Y曲线组不能告诉我们利率是什么,二者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设我们

    从其他方面,知道利率之高低,则所得水准将如何。设灵活偏好状态以及货

    币数量不变,则曲线Y′将为合式之Y曲线,新所得水准将为Y′;盖曲线

    2                                          2

    Y′与新投资需求表相交之点之利率,乃曲线Y与旧投资需求表相交之点之

    2                                              1

    利率也。

    故经典学派所用二函数,即投资对于利率之反应,以及在定量所得下,

    储蓄对于利率之反应,不足以构成一利率论。此二函数所能指示者,只是:

    设从其他方面,知道利率之高低,则所得将定在什么水准;或设所得维持于

    某水准 (例如充分就业下之所得水准),则利率将定在什么水准。

    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贮钱之

    报酬。其实各种贷款各种投资都有风险,只是程度不同。故由贷款或投资得

    到的好处很可以看作是甘冒风险之报酬,而不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说老实话,

    由贷款或投资得到的报酬,与所谓“纯”利率之间,并没有清楚界线,这些

    都是甘冒一种或他种风险之报酬。只有当货币仅 作交易之用,不作贮藏价

    值之用时,别种学说才会合式。②

    然而有很熟悉的两点,应当可以给经典学派一个警告,告诉他们有地方

    错了。第一,至少从卡赛尔教授之 《利息之性质与必然性》出版以后,大家

    都同意,某定量所得中之储蓄量,不一定随利率之增加而增加;同时也没有

    人否认,在投资需求表上,投资随利率之增而减。但设X曲线组及Y曲线组

    都是下降的,则一特定Y曲线与一特定X曲线不一定有交点。这就暗示:决

    定利率者,不能只是Y曲线以及X曲线。

    ① 卡佛教授对于利息之讨论颇为费解,因为(1)他前后下一致,不知道他所谓“资本之边际生产力”,是

    指边际产物之数量呢,还是指边际产物之价值呢; (2)他也没有说明,资本之数量应当如何衡量。

    ② 最近奈特 (F.H.Knight )教授曾讨论此等问题(《资本、时间和利率》,载《经济》,1934 年8 月号),

    对于资本之性质,曾有许多饶有兴味的,深刻的观察。彼证实马歇尔传统之健全,以及庞巴维克 (Bohm-

    Bawerk)分析之无用,但彼之利息论,却完全是传统式的,经典学派式的,依照奈特教授,则所谓资本生

    产之均衡状态,乃是“一种利率,使得储蓄流入市场之时间速率,恰等于储蓄流入投资之途之时间速率,

    而投资所产生之净收益率,则又等于为使用其储蓄而付与储蓄人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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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经典学派常常设想,当货币数量增加时,至少在开头以及短时期

    内,利率有降低之趋势。但是他们没有说出理由,为什么货币数量之改变会

    影响投资需求表,或影响某定量所得中之储蓄量。故经典学派有两套利率论,

    在第一卷价值论中是一套,在第二卷货币论中又是一套。两套很不同,他们

    似乎并不因为两者有冲突而感觉不安;据我所知,他们亦没有设法想调和此

    二者。以上是说经典学派本身。新经典学派想调和此二者,于是更弄得糟不

    可言。新经典学派推论:一定有两个供给来源,来满足投资需求:(a)正常

    储蓄 (savings proper),亦即经典学派所谓储蓄,以及(b)由于增加货币

    数量所产生之储蓄;后者乃是对公众之一种征课 (levy),可称之为“强迫

    储蓄”或类似名称。于是乃产生“自然”(natural)利率,或“中立”(neutral)

    利率,或“均衡”利率这类概念,所谓“自然”或“中立”或“均衡”利率

    者,乃是使得投资与经典学派之正常储蓄相等之利率,而“强迫储蓄”不与

    焉。最后,根据以上所述,新经典学派更得一最浅显的解决方案:只要在所

    有情况之下,能维持货币数量于不变,则所有复杂情形都无从产生,盖设货

    币数量不变,则由投资超过正常储蓄所产生之种种恶果即不复可能也。到了

    这里,我们已不能自拔。“野鸭已经潜到水底,深至无可再深,而且死命咬

    紧水底下的野草、蔓茎、垃圾;现在要有一只非常聪明的狗跳下去,方才能

    够再把鸭子捞上来”。

    传统分析法之所以错误,乃在其未能正确认明何者为经济体系之自变

    数。储蓄与投资都是经济体系之被决定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经济体系之

    决定因素,乃消费倾向、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储蓄与投资只是此决

    定因素之双胎儿。当然,这三个决定因素,本身也非常复杂,而且可以互相

    影响。但三者仍不失为自变数,意思是说,三者中任何一变数之值,不能从

    其余二变数之值推得。传统分析法知道储蓄定于所得,但忽视一点:即所得

    定于投资,故当投资改变时,所得必定改变,所得改变之程度,乃使储蓄之

    改变恰等于投资之改变。

    还有一批理论,想从资本之边际效率求出利率,亦未见成功。在均衡状

    态,利率固然等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盖若二者不等,则增加(或减少)当前

    投资量,使二者相等,必有利可图。但设以此作为利率理论,或由此推得利

    率,则犯循环推理之病;马歇尔想遵循这条路线解释利率,中途即发现此病。

    ①盖资本之边际效率,一部分乃定于当前投资之多寡,而欲计算当前投资量,

    则必先知利率也。所可得而言者,只是:新投资之产量必须达到一点,使得

    资本之边际效率等于利率;资本之边际效率表能够告诉我们的,不是利率将

    定于何点,而是设利率为已知,则新投资之产量将扩充至何点。

    我想读者很容易了解,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论从理论看或从实际

    看,都是异常重要。历来经济学家对实际问题有所主张时,其根据之经济学

    原理都假定着:设其他情形不变,则减少消费可以降低利率,增加投资可以

    提高利率。设储蓄意愿与投资二者所决定者,并不是利率,而是总就业量,

    则我们对于经济体系之运用机构,会彻底改变看法。设在其他情形不变这个

    条件之下,消费意愿减低之结果,不是增加投资,而是减少就业,则我们对

    ① 本图是哈罗德(R.F.Harrod )先生提示给我的,罗伯森先生亦用过类似分析法,参阅《经济学杂志》,1934

    年12 月号,第652 页。

    ① 参阅以下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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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因素之态度将大为不同。

    附录: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经济学原理》以及其他书中之

    利率论

    在马歇尔、艾其伟斯或皮古教授之著作中,对于利率都没有连篇紧凑的

    讨论,只是随意提及而已。除了以上所引一段以外(见上第十一章第二节),

    马歇尔对于利率问题之态度,只能由其《原理》(第六版)第六编第534页

    及593页中臆测之。以下所引,乃此二页之要旨:

    “利息既为市场上使用资本之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

    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之总需求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资本

    之总供给量。 设我们所讨论之市场为一小市场,例如一城或一业,

    则当该市场对资本之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调资本,增

    加资本之供给,而迅速满足之。但设以全世界或一大国为资本市场,

    则资本之总供给量,不能因利率改变,而有迅速与大量的增加。盖

    资本之来源乃劳力与等待,利率提高,固足引人作额外劳作 以及额

    外等待,但在短时期内,此种额外劳作以及额外等待,较之现有资

    本品内所包含之劳力与等待,不会太多。故在短时期内,设对资本

    之需求大量增加,则满足此需求之增加者,出诸供给之增加者少,

    出诸利率之上涨者多。利率既涨,故有一部分资本将自其边际效率

    最低之使用处逐渐退出。故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增加资

    本之总供给量” (第534页)。

    “我们不能不反复申述,‘利率’一词,用在旧有资本投资品

    上,意义非常受限制。例如,我们也许说:本国各种工商业所投资

    本,约为7,000,000,000镑,年得净利3厘。不过这种说法虽然

    方便,在许多场合也可以这么说,但并不正确。我们应当说:设在

    各该工商业中,投资于新资本 (即在边际投资上)所可得之净利率

    ① 当代经济学家所谓“中立”利率,与庞巴维克所谓“自然”利率不同,亦与魏克赛尔(Wicksell)所谓“自

    然”利率不同。

    ① 见本章附录。

    ① 注意,马歇尔用“资本”一词,而不用“货币”,用“资本供给量”而不用“贷款”;然而利息是借钱

    之代价,故此处所谓“资本之需求”,应当是诣“为购买资本品而对贷款之需求”。但使资本品之供需相

    等者,乃资本品之价格,而非利率也。利率乃使款项之借贷相等,换言之,使债务票据之供需相等。

    ① 这就假定所得不是不变。然而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提高利率会引起“额外劳作”。难道是说,提高利率。

    因为可以增加为储蓄而工作之吸引力,故可看作是一种真实工资之增加,故可使生产原素愿意接受较低(货

    币)工资而工作吗?我想这是罗伯森先生在类似场合心目中所有的意思。当然,这种额外劳作”在短时间

    内不会太多”;想用这个因素。来解释实际上投资量之变动,可谓最不近情理,而且荒谬。我主张把这下

    半句重写如下:“设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增加,敌对一服资乍之需求人量增加,且此种增加,未为利率之上

    涨所抵消,则资本品之生产增加:因资本品之生产增加,故就业量增加,所得水准提高:因所得水准提高,

    故有额外等待;且此额外等待之货币值,恰等于当前资个品之增产量之值,故前音适足提供 (providefor )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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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为年利3厘,则各该工商业旧有投资之所得,若以33倍乘之(即

    用3厘利率),以所得还原为资本,则约为7,000,000,000镑。

    盖资本一经投资于改良土地,或兴建房屋、铁路及机器,则该资本

    之价值,乃其预期的未来净所得 (或准地租)折成现值之和。设该

    资本在未来产生所得之能力减低,则其价值亦即减低;其新值可由

    较小所得中减去折旧,再加以资本还原化得之” (第593页)。

    在《福利经济学》第三版第163页,皮古教授说:“‘等待,这一种劳

    役之性质,一向非常受人误解。有时说,等待即是提供货币;有时说,等待

    即是提供时间;根据这两种说法,于是有人说,等待对于国民所得毫无贡献。

    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所谓 ‘等待’,只是把现在可以即刻消费的东西暂时延

    期不消费,于是使本来即将毁灭之资源变为生产工具。……故‘等待’之单

    位,乃一特定量资源——例如劳力或机器——使用一特定时间……更广泛点

    说,等待之单位乃一年值单位(year-value-unit),或用卡赛尔氏说法(比

    较简单,但亦比较不正确),等待之单位乃一个年镑 (year-pound)……通

    俗看法,以为在任何一年中所积聚之资本,一定等于该年之 ‘储蓄’量,对

    于这种看法,我们要审慎。即使把储蓄解释为净储蓄(即不计借给他人,以

    增加他人消费的这种储蓄),又把暂时存入银行,未曾动用之劳役支配权也

    不计在内,即使如此,这个看法还是不对,因为有许多储蓄,本意是要拿来

    变成资本的,但因纳入浪费之途,故事实上并未变成资本。”①

    皮古教授唯一论及何者决定利率之处,乃在彼所著《工业变动》(第一

    版)第251—253页。在该处,彼不同意下列一说:利率既定于真实资本之供

    需,故不在中央银行或其他银行之控制之下。彼提出反对意见,说:“当银

    行家为工商界创造更多信用时,实在是为工商界向公众强迫征课实物,扩大

    真实资本之供给源流。故银行多创信用,有使一切真实利率下降之作用。此

    处应加说明之点,则已见前第一编第十三章。总之,银行放款利率,固然机

    械地追随长期真实利率,但这并不就是说,决定真实利率之条件,全不在银

    行家控制之下”。

    我对于以上各家所下随手批评,都已放在脚注中。我对于马歇尔之说所

    以大惑不解,其基本原因乃是因为。“利息”这个概念属于货币经济范围,

    故不应闯入不讨论货币之著作中。“利息”实在不应当在马歇尔《原理》中

    出现,利息乃属于经济学之另一部门。皮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中,几乎

    从未提及利息,他让我们觉得:等待之单位,就是当前投资之单位;等待之

    ② 为什么不出诸资本品之供给价格之提高呢?例如,设一般资本之需求之所以大量增加,乃起千利率之降

    低,则资本品之供给价格将上涨。我主张这句应重写如下:“设对资本品之需求大量增加,而资本品之总

    供给量不能即刻增加以满足之,则此需求之未满足部分,将暂时因资本品供给价格之提高而受到抑制:提

    高之程度,乃使投资量不必有多大改变。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已等于利率。同时(亦永远如此),生产原素

    之适于生产资本品者,将用以生产在新环境下边际效率最高之资本品。”

    ③ 简直不能用。利率只适用于惜贷交易,放我们只能说,为购买新旧资本投资品或为其他目的,所借之钱

    所出之利率。

    ① 此处行文含糊,到底是说,延迟消费一定会产生这种效果呢?还是说,延迟消费只腾出若干资源,至于

    这些资滤或失业或作投资之用,须视环境而定呢?

    ② 注意,并不是所得持有人可以,但井未,作消费之用之钱;故等待之报酬,乃准地租而非利息。这句话

    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如此腾出之资源必作投资之用。盖设腾出之资源而失业,则等待还会有什么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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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酬,就是准地祖。这倒是和他的暗中假定相一致的。然而这些学者并不是

    讨论一个非货币经济——假使有这种东西的话。他们明明设想有货币之使

    用,还有银行制度之存在。皮古教授《工业变动》一书,主要是研究资本之

    边际效率之变动,《失业论》=书,主要是研究:如果没有不自愿的失业,

    则何者决定就业量。然而在该二书中,利率所占据之地位,竟不比在“福利

    经济学”中所占据之地位更重要。

    以下引文,录自李嘉图《经济学原理》第511页,乃其利率论之要旨:

    “规定利率者,不是英格兰银行之放款利息,不论是5厘、3

    厘或2厘,而是使用资本能够得到的利润率;后者与货币之数量或

    货币之价值毫无关系。不论英格兰银行放款100万、1,000万或1

    亿,该银行不能永久改变市场利率,只能改变发行额及币值。为完

    成同样业务,在一种情形下所需之货币,将为他种情形下之10倍或

    20倍。故向英格兰银行要求贷款之多寡,须视该银行愿意贷款之利

    率,与使用此款能够得到的利润率,二者之比较而定,设该银行所

    要求者低于市场利率,则无论多少钱都放得出去;设该银行所要求

    者高于市场利率,则只有浪子败子才借款。”

    李嘉图说得如此刻划分明,故较之以后学者之说法容易讨论。后之学者,

    实在没有脱离李嘉图学说之要旨,但觉得此说有些欠妥,只能含糊其词以求

    掩饰。以上引文,当然应当解释为一种长期学说,着重点放在文中“永久”

    二字,李嘉图常常只讨论长期情况。这种学说需要何种假定才能成立呢?

    所需假定就是经典学派常用假定:充分就业常能维持。设充分就业常能

    维持,又设劳力之供给曲线——真实工资与劳力供给之关系——不变,则在

    长期均衡中,只有一个就业量是可能的,根据这个假定,再加上各心理倾向

    不变,预期不变 (由货币数量之改变所引起者除外)这两个假定,则李嘉图

    学说可以成立;意思是说,在这许多假定之下,只有一个利率,与长期充分

    就业不冲突。但李嘉图及其继承人忽略了一点:即使在长时期中,就业量也

    不一定充分,也可以改变;有一个银行政策,就有一个不同的长期就业水准

    与之相应;故长期均衡之位置,亦随金融当局之利息政策而改变。

    设当局之金融政策,乃在维持一特定货币数量于不变,则在此种情形之

    下,只要假定货币工资有很大伸缩性,李嘉图学说仍能成立。换言之,如果

    李嘉图说,不论金融当局所决定之货币数量为一千万或一万万,利率不会因

    之而有永久改变,这种说法还是对的。但设所谓金融政策,是指金融当局增

    减货币数量之条件,换言之,指金融当局用贴现或公开市场交易等方法,增

    减其资产时所要求之利率 (李嘉图在上引文中明白说明,这就是他所谓金融

    政策),则当局之金融政策,既非毫无影响,又不是只有一个政策与长期均

    衡相协调。但设当有不自愿失业存在时,失业工人即作无谓的剧烈竞争,无

    限制削减工资,以争取就业机会,则在此种极端情形下,只有两个长期均衡

    位置:充分就业,或利率低至不能再低时之就业量 (假设此就业量小于充分

    就业量)。所谓利率低至不能再低者,即若利率达到该水准,则灵活偏好可

    以无限制吸纳货币;再换句话说,利率达到该水准时,灵活偏好便变成绝对

    的。假定货币工资有很大伸缩性,则货币数量本身固然不发生作用,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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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愿意增减货币数量之条件,确是经济体系之一个决定因素。

    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以上引文中最后几句看来,李嘉图似乎忽略了:资

    本之边际效率,可以随投资量之改变而改变。但这一点刚是一个好例,说明

    李嘉图之学说体系要比其后继者来得严谨,前后一致。盖设社会之就业量不

    变,又设社会之心理倾向不变,则只有一个可能的资本积聚率,因之资本之

    边际效率之值,亦只有一个。李嘉图在智力上之成就甚高,远非其他小脚色

    所可及。他可以把一个离开现实很远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然后始终生活其

    中。而大部分李嘉图之后继者,则不能不兼顾常识,于是其学说在逻辑上之

    前后一致性遂受到损害。

    密赛斯(Von Mises)教授有一个奇特的利率论,为哈那克教授以及(我

    想)罗宾斯教授所采用。其说是:所谓利率之改变,实即消费品物价水准与

    资本品物价水准之相对的改变。我们不清楚这个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但其论

    证似乎如下:先用一套假定,使得情况极度简单化;根据这套假定,然后用

    新消费品之供给价格与新资本品之供给价格之比,来衡量资本之边际效率。

    于是说这个比例就是利率。因为利率降低利于投资,故当上述比例降低时,

    亦利于投资。

    用这种方法,于是个人储蓄之增加与社会总投资之增加有了联系。盖一

    般人以为,若个人储蓄增加,则消费品之价格下降,且其下降之程度,很可

    能大子资本品价格之下降程度。依以上推理,此则表示利率降低,故刺激投

    资。但设某数种资本资产之边际效率减低,以致一般资本之边际效率减低,

    则其效果适与以上论证所假想者相反;盖刺激投资者,可以是资本之边际效

    率表之提高,也可以是利率之降低。因为把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利率混淆不清,

    故密赛斯教授及其信徒所得结论恰与事实相反。遵循这种思路所引起的混

    淆,可用汉逊(Alvin Hansen)教授一段文章,作为好例: “有些经济学者

    说,减少消费之净结果,将使消费品之价格较之消费未减少时为低,故投资

    于固定资本之动机,因之受削弱。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看法是

    把 (一)消费品价格之高低对于资本形成之影响,以及(二)利率之改变对

    于资本形成之影响,二者混起来了。减少消费及增加储蓄,固可使消费品之

    ① 在这段里,皮古教授没有告诉我们,设我们不计使用不当之投资,但计及“暂时存入银行,未曾动用之

    劳役支配权”,则净储蓄是否等于资本增量。但在《工业变动》第22 页,皮古教授明白说明,这种存款对

    于他所谓“真实储蓄”(realsavings ),并不发生影响。

    ② 在该处 (前引书第一版第l29—134 页或第二版第146—150 页),皮古教授讨论当银行创造新信用时,

    可供工商界之用的真实资本之源流将扩大多少。他的办法是“从银行创造出来交给工商界的流动信用之中,

    减去如果没有银行也会产生的流动资本”。此种减数有二。自此以后,其论证即非常晦涩。开头,固定收

    入者 (rentiers )有所得1,500,消费用去500,储蓄1,000;后来因为银行创造信用,故其所得减为1,

    300,消费用去500—X 储蓄800+x。皮古教授乃下断语;此X  即因银行创造信用而净增之资本。雇主们之

    所得到底增加多少?等于由银行所惜之数 (减去以上二减数)呢?还是等于固定收入者所得减少之数——

    即200—— 呢?不论增加多少,是不是雇主把全部增加数都储蓄起来呢;投资量之增加,是否等于银行所

    创信用减去以上二减数呢?还是等于X 呢?故皮古教授之论证,似乎在应当开始之外反而戛然中止。

    ① 《货币与信用论》第339 页,及全书;尤其是第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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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较之资本品之价格相对地降低;然而此即表示利率降低,利率降低可以

    刺激投资,故在以前利率下无利可图之投资,今则亦可以从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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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灵活偏好之动机

    在前第十三章中,我们对于灵活偏好之动机,已约略提及,今再作较详

    细分析。此处所讨论者,约略等于他人所谓货币之需求;又与货币之所得流

    通速度(income-velocityofmoney)关系非常密切。盖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

    乃衡量公众愿意以其所得之几分之几,用现金来保持;故货币之所得流通速

    度增加,可能是灵活偏好减低之一种朕兆,然而二者究非一物,盖个人可以

    选择周转灵活与否者,只限于其所积聚之储蓄,而非其全部所得。且“货币

    之所得流通速度”这一个名词,可以引起一种错误联想,以为全部货币需求

    都与所得成比例,或与所得有一定关系,而事实上 (理由见后)只有一部分

    货币之需求才与所得成比例,或与所得有一定关系。故此名词忽视利率所占

    之地位。

    在拙著《货币论》中,我用所得存款(income-deposits),业务存款

    (business-deposits),以及储蓄存款(savings-deposits)三个名义,

    研究货币之全部需求;我不必把该书第三章所作分析,在此重说一遍。但为

    此三个目的所持有的货币,还是总汇在一处,持有者不必以之分成三个水泄

    不通的部分。即使在持有人心目中,也未必划分得非常清楚,同一笔款项,

    可以兼为两个目的(主要的及次要的)而持有。故把个人在一特定情况下对

    货币之总需求,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决定,也未尝不可,也许更好;但此单独

    的决定,仍是许多动机之综合结果。

    故在分析动机时,仍不妨把动机分为数类,第一类大致相当于我以前所

    谓所得存款以及业务存款;第二第三类相当于我以前所谓储蓄存款。在第十

    三章中,我把这三类称之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又

    可再分为所得动机及业务动机。

    (一)所得动机保持现金之理由之一,乃在渡过从所得之收入到支出这

    一段时期。这个动机之强度,主要须视所得之大小.以及所得收支期间之经常

    长度而定,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这一个概念,只适用于为此目的一一所得动

    机——所持有之货币。

    (二)业务动机同样,持有现金,可以是为渡过业务上从支出成本到收

    入售价这一段时间;商人持有之货币,用以渡过从进货到售货这一段时间者,

    即包括在此动机之下,这个需求之强度,主要定于两个因素:当前产量——

    即当前所得——之值,以及这个产量须经过几道手才达到消费者。

    (三)谨慎动机由此动机持有之货币,乃在提防有不虞之支出,或有未

    能逆睹之有利进货时机。又货币这种资产,若以货币本身作计算单位,其价

    值不变,若负债亦以货币作计算单位,则持有货币便于偿付未来债务。

    以上三类动机之强度,一部分须看当需要现款时,用暂时惜款——尤其

    是透支——等方法,取得现款之可靠性如何,所付代价如何而定。盖设在实

    际需要现款时,可以毫无困难取得现款,则实无必要为渡过一段时间,持有

    现款而不用。又此三动机之强度,亦定于所谓持有现金之相对成本。设为保

    持现款,不能购买一可以生利之资产,则持有现款之成本增加,因此减弱持

    有一特定量现款之动机。但设存款而可生息,或持有现款而可避免付费于银

    行,则成本减低,动机加强。但除非持有现款之成本有极大改变,否则这个

    ———————– 页面 92———————–

    因素大概只是次要的。

    (四)此外还有投机动机。这种动机,比之以上三者,需要较详细的考

    察。其理有二,第一,人们对此动机之了解,不若对其他动机之深;第二,

    在传播由货币数量之改变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这一点上,这个因素特别重要。

    在正常情形之下,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大

    致定于经济体系之荣枯以及货币所得之大小。但是因为有投机动机之存在,

    故货币数量之变动 (不论是有意的或偶然的),可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盖

    货币需求之用以满足前二类动机者,既视经济体系之荣枯或货币所得之大小

    而定,故除该二者有实际改变以外,大致不受其他因素之影响。但经验告诉

    我们,货币需求之用以满足投机动机者,则常随利率之改变而改变,二者之

    变动方式,可以用一条连续(continuous)曲线表示之。而利率之改变,则

    又可用长短期债票之价格变动代表之。

    设非如此,则公开市场交易 (openmarketoperations)将不可能。我之

    所以说,经验上有以上那种连续关系之存在者,因为事实上银行体系总可以

    把债票价格稍为提高一些,用现款来购买债票,或把债票价格稍为压低一些,

    出卖债票以取得现款。银行体系想用买(卖)债票方法,来增 (减)现款之

    数量愈大,则利率之降(升)程度亦愈大。但如(例如1933—1934年美国情

    形)公开市场交易,仅限于期限甚短之证券,则公开市场交易之影响,大致

    亦只限于极短期利率,而对于重要性更大许多的长期利率,反而影响甚小。

    在讨论投机动机时,我们要分辨两种利率改变,第一种是灵活偏好函数

    不变,但货币供给量之可以用来满足投机动机者,起了改变,故利率改变;

    第二种是因为预期改变,影响到灵活偏好函数本身,因而影响到利率。公开

    市场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之未来

    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设人们因情报 (neWs)改变,修

    改其预期,以致灵活偏好函数本身发生变化,则此种变化常常是不连续的,

    由此所引起的利率改变也是不连续的。设各人对于情报之改变,解释不同,

    或情报之改变,对于各人利益所生之影响不同,则在——亦只有在——这种

    情形下,债票市场上之交易将增多。设情报之改变,使每人之想法与做法都

    作完全相同的改变,则不须有任何市场交易,而利率 (以债票价格表示之)

    将立即与新环境相调整。

    最简单的场合,则为每人性情相同,处境相同。在此场合,环境改变或

    预期改变,不能使货币易主,只能使利率涨落。利率改变之程度,乃使每人

    在旧利率下,处新环境或新预期之中,想欲改变其现款持有量之愿望,适为

    利率之改变所打消。利率改变时,各人愿意持有之货币量固然亦随之改变,

    但因各人对利率改变之反应程度相同,故不必有任何交易。有一组环境及一

    组预期,即有一适宜利率与之相应;无论何人都不必改变其平时所持有之现

    款数。

    但在通常情形下,环境改变或预期改变,常使各人所持有之货币量重新

    调整;盖在事实上,各人处境不同,持有货币之理由不同,对新环境之认识

    与解释不同,故各人对新环境之看法与态度亦不同。故现款持有量之重分配,

    常与新均衡利率相伴俱来。虽然如此,我们所着重者,乃是利率之改变,而

    不是现款之重分配;后者只是因为人与人间有差异而偶然产生的现象,而主

    要的、基本的现象,则在上述最简单场合已可窥见。而且,即使在通常情形

    下,在情报改变所引起的一切反应之中,以利率改变最为显著。报纸上常见

    ———————– 页面 93———————–

    有这样的话:债票价格之涨落,与市场上交易量之多寡,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想到,各人对情报之反应,相同处多,不同处少,则应当有这种

    现象。

    个人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持有之现款数,与彼为满足投机动

    机所持有之现款数,固然并不完全无关,但就大体而论,或作为第一接近值,

    我们可以把这两组现金持有量,看作是互不相关。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就把

    问题分为如此两部分。

    令M代表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持有之现金数,M为满足投机

    1                                                     2

    动机所持有之现金数。与此两部分现金相应者,则有两个灵活偏好函数:L

    1

    及L。主要是决定于所得水准,L主要是决定于当前利率与当前预期状态之

    2                           2

    关系。故有

    M=M+M=L(Y)+L(r)

    1 2 1        2

    其中L代表所得Y与M之函数关系,L代表利率r与M之函数关系。故我

    1               1               2                2

    们有三个问题要研究:(一)M改变时,Y及r将起何种变化?(二)何者决

    定L之形状? (三)何者决定L之形状?

    1                          2

    (一)M改变时,Y及r将起何种变化——这个问题之答案,须看M之改

    变由何而来。设M由金市构成,M之改变只能由开采金矿而来,而金矿员工

    又属干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体系,则在此种情形下,M之改变必直接引起Y之

    改变,盖新产之金必为有人之所得。设M之改变,乃由于政府印发纸币应付

    其岁出,则情形完全相同,盖新发之纸币亦必为有人之所得。但新的所得水

    准。不够高到一种程度,使得所有M之增加都吸收在M之中,故有一部分货

    1

    币要另寻出路,购买证券或其他资产,于是利率降低,使得M2加大;同时因

    为利率降低,刺激Y上升,M亦加大,直至最后所有新的货币,不吸收在M

    1                                            2

    中,即吸收在M中。由是观之,以上情形只比另一种情形多了一步,另一种

    1

    情形者,即若要增发货币,则银行体系必先放松其信用条件,使得有人愿意

    把债票卖给银行,以换得新现款。

    故我们可队把后一种情形,作为典型的情形。我们假定:要改变M,必

    先改变r。改变以后,则一部分因为M改变,一部分因为Y改变,引起M改

    2                                 1

    变,故又产生一新的均衡:至于在此新的均衡情形之下,新增现款如何分配

    于M及M,则须看投资对于利率降低之反应如何,以及所得对于投资增加之

    1    2

    反应如何而定, 因Y一部分定于r,故当M改变一特定量时,r必须改变到

    一种程度,使得M及M之改变,相加起来,恰等于该M之特定量改变。

    1    2

    (二)所谓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者,到底是指Y与M之比,或Y与M之

    1

    比,一般讨论此问题者并不常常说得很清楚。我主张用后一个意义,令V代

    表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则有

    ① 如果我们是在长期均衡状态,则也许可以想出特种假定,使这种说法成立。但设我们所讨论的价格,乃

    不景气情形下之价格,则假定雇主在预测时,设想现有价格会永久维持,此种假定必与事实不符。又如果

    雇主如此设想,则现有资本品之价格,将与消费品之价格作同比例的下降。

    ———————– 页面 94———————–

    Y

    L  (Y) =   = M

    1      V      1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说V是一个常数。V之价值,定于(a)银行界以及工

    商界之组织情形,(b)社会习惯,(c)所得在各阶级之分配办法,(d)持

    有现金而不用,所付之代价。但设我们所讨论者为一短时期,则上列各因素,

    大概不会有重大改变,故V可以说是几乎不变。

    (三)最后,我们要论到M与r之关系。在第十三章中,我们看到:人

    2

    之所以持有现款M,而有这种灵活偏好者,其唯一合理解释,乃是因为人们

    2

    对于利率之前途觉得不确定。由此,M与r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数量关系,

    2

    换句话说,并不是有一个r之值,即有一个一定的M之值与之相应;盖人们

    2

    所注意者,倒不是r之绝对水准,而是在根据或然律计算以后,r之绝对水

    准与一般认为r之相当安全水准——二者之差别程度。虽然如此设预期状态

    不变,则我们有两个理由,说明r降低时,会引起M之增加。第一,设一般

    2

    人认为r之安全水准不变,则r每降低一次,就使得市场利率比之“安全”

    利率相对减小,因此使得放弃周转灵活性之风险加大。第二,放弃周转灵活

    性所得之报酬,可以看作是一种保险赔偿金,用来抵补资本账上蒙受损失之

    风险;但利率每降低一次,则所可抵补者愈小,其减少程度乃等于旧利率之

    平方与新利率之平方之差。举一个例。设现在长期债票之利率为年息4厘,

    若未来利率之增加速度为现在利率之4%,即每年增加0.16厘,则利息收入

    与资本帐上之损失约略相抵;故除非人们根据或然律估计结果,觉得未来利

    率之每年上涨速度,会大子现在利率之4%,否则宁愿放弃周转灵活性而赚取

    利息。但设现在利率已经降至年息2厘,则利息收入所能抵补之资本损失,

    只是未来利息每年增加0.04厘而已。利率为年息4厘时,利息收入所能抵补

    之利率上涨风险,为每年增0.16厘;利率为年息2厘时,利息收入所能抵补

    之利率上涨风险,为每年增0.04厘;二抵补量之差,等于旧利率之平方与新

    利率之平方之差。这也许是主要阻碍,为什么利率不能降至极低,盖除非未

    来会跟过去经验大不相同,否则当长期利率已经降至2厘时,利率上涨之可

    能性大,利率下降之可能性小,而且利息收入所能抵补之利率上涨程度亦极

    小。

    由是观之,利率现象中之心理成分甚大。在以下第五编中,我们将看到,

    在均衡状态时,利率不能低于相当于充分就业之利率水准,盖设有此种现象,

    即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于是现款数量虽继续增加,但M可以完全吸收

    1

    之。但在该水准以上,则长期市场利率不仅定于金融当局之当前政策,而且

    还须看市场上对其未来政策作何推测而定。短期利率容易控制,因为第一,

    金融当局不难使人相信,在最近未来,其政策不致有大变;第二,除非利息

    收入几等于零,否则利息收入总大于可能的资本损失。但设长期利率已经降

    到一个水准,使得一般人根据过去经验,以及对于未来金融政策之推测,觉

    得这个水准“不安全”,此时金融当局便很难控制长期利率。例如,设一国

    为国际金本位之一员,若该国利率低于其他各国之利率,则该国人民自然对

    本国利率无信任心;但若把本国利率提高,使与国际金本位体系中之最高利

    率(除去风险因素以后)相等,则又嫌太高,与国内充分就业不相容。

    故设一般舆论认为某种金融政策只是试验性质,很容易改变,则该金融

    政策恐不能把长期利率减低许多;盖若r减低至某种水准以下时,M将无限

    2

    ———————– 页面 95———————–

    制增加也。反之,设舆论认为该政策是合理的,切实的,于公众有利的,认

    为当局推行此政策有坚强信念,不会轻易改弦易辙,则该政策颇易奏效。

    与其说利率现象中之心理成分甚大,恐怕不如说利率是一个非常因循成

    规的(highly comventional)现象,倒反而更正确一些。盖今日之实际利率

    水准,大部分乃定于一般人对于未来利率水准之预测。任何利率水准,只要

    公众充分相信该利率水准会继续维持下去,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当然,在一

    个动荡社会中,利率可以因为种种理由,围绕着这个预期的经常水准上下变

    动:理由之一,如M之增加速度大于M,则利率上涨,反之则利率下降。然

    1

    而利率所围绕着上下变动的那个水准,可能经过几十年,始终太高,使得充

    分就业不能实现;——这种情形,当一般人认为利率会自动调整,故有比因

    循成规更强有力的客观理由,使得实际利率水准非如此不可时,尤其容易发

    生。于是在公众或当局心目中,都联想不起,就业量之所以不能达到最适度

    水准,乃是因为利率不合适在作祟。

    我想,现在读者应当明白了:因为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

    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

    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

    从乐观方面着想,我们可以引以自慰者,只有一点:正因为成规并不基

    于确切知识,故我们可以希望,假使金融当局相当坚持,欲贯彻其主张,则

    成规大概不至于老是顽强抵抗。舆论可以很快习惯于温和的利率下降,下降

    以后的新利率又构成新的成规,作为预测未来之根据;此时金融当局又可更

    进一步,把利率再压低一次。这个办法当然有个限度。放弃金本位以后,英

    国长期利率之下降,可作好例:这部工作是经过几个步骤才完成的,每当公

    众之灵活偏好函数已经习惯于新利率,故对当局政策之新动向,或情报中之

    新刺激,又可重起反应时,当局即把利率再压低一次。

    以上所说,可以用一个命题总结起来:设预期状态不变,则除了交易动

    机或谨慎动机以外,在公众心目中,还有一个潜势力要持有现款;至于在何

    种程度以内,这个潜势力实现为真正持有现款,则须看金融当局愿意创造现

    款之条件如何而定。灵活偏好函数L2所概括者,实即此种潜势力。

    由此,故设金融当局所创造之货币数量为已知,又设其他情形不变,则

    只有一个利率 (或说得严格一些,只有一个利率体系)与此货币数量相当。

    但这不仅限于货币,把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因素单独提出来,都和利率有一

    定关系。故除非货币数量之改变与利率之改变有特殊直接关联,否则把货币

    与利率单独提出来分析,没有什么用处,也没有什么重要性。我们所以认为

    二者有特殊关联者,乃是因为一般说来,银行体系与金融当局是买卖货币与

    债务票据之商人,而不是卖买资本品或消费品之商人。

    假使金融当局肯根据一定条件,卖买期限不同的各种债务票据,则利率

    体系与货币数量之关系非常直接。利率体系只是银行体系肯卖买债务之条

    件,货币数量只是个人所愿意持有之现款数,——后者在考虑一切有关系情

    况以后,觉得宁愿保持流动现款,不愿依据市场利率把现款脱手,换取债务

    票据。在货币管理技术上,今日最切实而重要的改革,恐怕是让中央银行依

    照一组规定价格卖买各种期限之金边债票(gilt-edgedbonds),而不是只

    ———————– 页面 96———————–

    依照一个银行利率卖买短期票据。

    以今日实际情形而论,银行体系控制市场债票价格之“有效”程度,各

    银行体系颇有出入。有时银行之控制力量,在一个方向比在另一个方向有效,

    例如银行只肯依照一定价格购买债务票据,而不一定肯在买进价格上加上一

    点转手费,定出一个与买价相差无几的卖价,然后依此卖价出售债务票据。

    当然,并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不能利用公开市场交易,使得银行所定价格

    在两个方向都有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限制,即一般而论,金融

    当局并不肯对期限不同的各种债务票据都一视同仁,愿意卖买,而往往集中

    于卖买短期债务票据,让短期债务票据之价格影响长期债务票据之价格。当

    然,这种影响不会即刻生效,生效亦不完全。又和以上一样,这里也没有理

    由,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假使有以上限制,则利率与货币数量之关系便不十

    分直接。在英国,当局有意控制之范围似乎在扩大。但要把此处所述学理,

    应用之于实际,则必须顾及金融当局实际所用控制法之特征。如金融当局只

    卖买短期债务票据,则我们必须考虑,短期票据之价格(现在的或未来的),

    对于期限较长之票据,其影响如何。

    故如金融当局欲为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各种债务票据建立一特定利率

    体系,则受以下种种限制:

    (一)有些限制是金融当局自己加上去的,即金融当局只肯卖买某种类

    型的债务票据。

    (二)当利率降至某种水准时,则根据上述理由,灵活偏好可能变成几

    乎是绝对的;这就是说,当利率降至该水准时,因利息收入太低,故几乎每

    人都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持有债务票据。此时金融当局对于利率即无力再

    加控制。这个极端情形,在将来也许会有实际重要性,但到现在为止,我还

    不知道有这种实例;理由是:在过去,金融当局不愿意大胆买卖长期债务票

    据,故也没有许多机会来作一个试验。假使真有这种情形产生,则政府自己

    就可以只出极低利率向银行无限制借款。

    (三)因为灵活偏好函数变成了一条直线,以致利率完全失去了稳定性

    ——这种例子之最显著者,曾经在极度不正常状态中产生过。战后之俄国及

    中欧曾经有过通货恐慌,人民都要逃避通货,无论什么条件,人民都不愿意

    持有现金或债务票据;又因一般人预期币值会继续下跌,故即使利率继续增

    高,还是追不上资本(尤其是囤货)之边际效率之上涨。美国在1932年中之

    若干时期,有过一个情形相反的恐慌——金融恐慌或清算恐慌。那时无论条

    件如何合理,几乎没有人愿意把现款脱手。

    (四)最后还有第十一章第四节所述困难,即:要把借者及最后贷者拉

    拢在一起,必须有中间人费用,而且贷者会要求在纯利率之上再加上一点,

    以抵补风险——尤其是道义上的风险,故实际利率很难低干某种水准。纯利

    率降低时,中间费及保险费未必同时下降。故一典型借款者必须付出的利率,

    比纯利率下降得慢,而且在现有银行机构之下,恐怕不能低于某一最低水准。

    假使贷者对于道义风险估计甚高,则本论点尤其重要;盖如风险之生,乃由

    于贷者心中怀疑借者不诚实,则即使借者心中并不想不诚实,也没有方法使

    利率不高。短期借贷之手续多,费用重,故本论点亦重要;贷者之纯利率即

    使等于零,银行可能仍要求其雇主出息1.5厘或2厘。

    ———————– 页面 97———————–

    此处不妨把本章与货币数量说之关系先提一提,虽然这个题目应当属于

    第二十一章范围。

    在一静态社会中,或不论为什么理由,社会上没有人对于未来利率感觉

    不确定,则在均衡状态时,灵活偏好函数L——也可以称之为贮钱倾向——

    2

    常等于零。故在均衡状态时,M等于零,M等于M;M变动时,必引起利率

    2                   1

    变动,直至所得达到一个水准,使得M之改变,确等于M之改变。故有MV=Y,

    1                                 1

    其中V货币所得流通速度(定义已见上),Y乃总所得。假使我们可以衡量

    本期产品之数量及价格,用O及P表示之,则Y=OP,故MV=OP,此即货币

    数量说之传统形式。②

    就现实世界而论,货币数量说之大病,乃在其未能把物价改变之起于产

    量改变者,与物价改变之起于工资单位改变者,分辨清楚。①

    所以有此疏忽,大概是因为该说既假定无贮钱倾向之存在,又假定充分

    就业常能维持之故。盖在此假定之下,则O为常数,M等于零;设V亦为常

    2

    数,则工资单位与物价水准二者,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

    ② 《经济复兴》(Economic Reconstruction),第233 页。

    ① 至于何者决定新均衡之性质,则必须留待第五编讨论。

    ———————– 页面 98———————–

    第十六章 关于资本性质之几点观察

    打一个譬喻来说,个人于今日决定储蓄时,只表示他决定今日少进一餐,

    他不一定同时决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钱,留待一周或一年以后作进餐购鞋之

    用,或于未来某年某月某日消费某物。故今日之从事于制备饭菜业者,蒙受

    不景气影响,而今日之从事于制备未来消费者,却未得提掖之力。这样看来,

    个人之储蓄行为,并不是用未来消费需求来替代现在消费需求,而只是把后

    者减低。而且,一般人推测未来消费量时,大部分以现在实际消费量为根据,

    故后者减少时,大概会使前者蒙受不景气影响。故个人之储蓄行为,不仅只

    压低消费品之价格,而且可以使现在资本之边际效率降低,故既减少目前消

    费需求,又减少目前投资需求。

    设储蓄不仅只是现在不消费,而且同时预定未来消费,则影响可以迥然

    不同。盖在此种情形下,则现在投资在未来某年某月某日之预期收益将因之

    增加,故资源之不再从事于制备现在消费者,可以转而制备未来消费。即使

    如此,二者亦不一定相等;因为未来消费之时日,可能离目前很远,故生产

    方法也许要“迂回”

    (round-about)到一种不方便程度,使得边际效率低于当前利率,于

    是预定消费对于就业之有利影响,不能即刻产生,而须留待以后产生,故即

    刻所生影响,还是对于就业不利。但在事实上,个人决定储蓄时,并未对未

    来消费下了一张具体定单,而只是撤销了一张现在定单。又因雇用人工之唯

    一理由,乃在满足消费,故当消费倾向减低,其他情形不变时,就业量将蒙

    受不利影响,亦无足为怪。

    事情之所以麻烦,就因为个人之储蓄行为,并不蕴含用一个事先具体规

    定的未来消费来代替目前消费;而且即使如此,制备前者在现在所需的经济

    活动,在数量上也未必恰等于以此储蓄之数,作为现在消费之用时,所需的

    经济活动。储蓄只是单纯的要持有“财富”,要取得一种权力,可以在不事

    先规定之时日,消费不事先规定的一种物品。一般人有一种谬见,认为就有

    效需求而论,个人储蓄之后果与个人消费之后果完全相同。谬见之来,乃是

    因为有一个骤看起来更难辨别真伪的谬论:所谓持有财富之欲望增加,便是

    持有投资之欲望增加,后者增加投资之需求,刺激投资之生产,故当个人储

    蓄时,当前投资之增加量恰等于现在消费之减少量。

    我们很难把这个谬论,从人们心目中扫除净尽。谬论之来,起于一般人

    相信:财富持有人想要得到的乃是资本资产本身(capi-tal-asset as such);

    实则他只想得到该资产之未来收益。未来收益完全定于预期的未来有效需求

    与未来供给情况之关系,故设储蓄行为丝毫不能使未来收益改善,则亦丝毫

    不能刺激投资。而且,就个人而论,储蓄欲达到其持有财富之目的,亦不必

    有新资本资产之产生始能完成。上面已经说过:储蓄行为是两面的,故一人

    储蓄时,必强迫别人把某种财富——旧有的或新产的——移转给他,当然他

    自己也因为别人储蓄而蒙受不利影响。此种强迫的财富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是与储蓄行为俱来的,而且不需要有新财富之产生;反之,可能对之非常不

    利。盖要有新财富之产生,必须新财富之未来收益,达到现行利率水准;但

    边际新投资之未来收益,须看在一特定时日,对一特定物品有无预期的需求

    ———————– 页面 99———————–

    而定。故有人想要增加其财富这一件事实,不能使边际新投资之未来收益增

    加。

    我们也不能说:财富持有人想要得到的,并不是一特定的未来收益,而

    是一最佳可能的未来收益,故当持有财富之欲望增加时,新投资品之生产者

    所认为满意的未来收益亦随之降低。这个说法忽略了一点,即除了真正的资

    本资产以外,总还可以用货币或债务票据方式来持有财富,故新投资品之生

    产者所认为满意的未来收益,不能低于现行利率所规定的标准;但我们已经

    知道,现行利率并不定于要不要持有财富,而是定于用何种形态(灵活的或

    不灵活的)来持有财富,以及财富在各该形态之供给量。假使读者还疑惑不

    解,则请他反躬自问:设货币数量不变,为什么当个人有新的储蓄行为时,

    在现行利率下,人们愿意用灵活形态来保持的财富数量会因之减少。

    假使我们还继续追问,则还有若干更深的疑难,须留待下章讨论。

    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成本;而

    不说资本是生产的(productive)。盖资产在其寿命中,所以会产生劳役

    (services),且此劳役之总价值大于其原来供给价格者,唯一理由,只是

    因为资本稀少;资本之所以稀少,因为有货币利率(rate of interest on

    money)与之竞争。设资本之稀少性减少,则收益超过原成本之数渐减。但资

    本之生产力,至少就物质意义而论,未必减低。

    故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帮助劳力

    者,乃 (a)古之所谓工艺(art),今之所谓技术(technique);(b)天

    然资源,若天然资源丰富,则使用无代价,若稀少则付地租;以及(c)过去

    劳力之具形于资产者,其价格亦视其稀少性或丰富性而定。我们最好把劳力

    (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于人劳役在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原素,在一特

    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

    部分解释,为什么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

    为经济体系之唯一物质单位。

    有些长的或迂回的生产过程,固然物质效率(physical efficiency)较

    高,但有些短的过程亦然。长过程并不因为其长故效率高,有些长过程(可

    能是大部分)之物质效率甚低,因为有些东西不能久贮,会有耗损。设劳力

    数量不变,则劳力之可以具形于迂回过程中,且能用之有利者,有一定限度;

    不说其他理由,只提一个道理:劳力之用于制造机器者,与劳力之用于使用

    机器者,必须成一适当比例。故当所用生产过程愈来愈迂回时,则即使物质

    效率尚在增加,但就最后价值量 (ultimate quantity of value)而论,则

    不能随迂回过程所用劳力之增加而无限制增加。如果延缓消费之欲望甚强,

    以致若要有充分就业,则投资量便须扩大到一种地步,使得资本之边际效率

    成为负数,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生产过程才仅仅因为其长而变为有利。在

    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会挑选物质方面效率低的生产过程,只要这些过程够长,

    使其延迟消费之利超过其效率低之弊;而短的生产过程倒反而要稀少到一种

    ① 假使把V 之定义,不规定为Y/M1,而规定为Y/M ,则货币数量说放诸四海而皆准(truism),但没有重

    要性。

    ———————– 页面 100———————–

    程度,使其物质效率高之利超过其产物早熟之弊。一个正确的学说应当是两

    面可用的,即不论资本之边际效率是正是负,都可以包括在内;我想只有以

    上所述稀少说,可以办到这点。

    而且,为什么有些劳役及设备会稀少,以致其价格(相对于其所用劳力

    而论)昂贵,理由甚多。例如,空气恶浊的生产过程,所得报酬较高,否则

    人们不愿从事。有风险性的过程亦然。但我们并不特别造一个学说,说空气

    恶浊的生产过程本身,或有风险性的生产过程本身,富有生产力。总之,劳

    力之工作环境并不同样愉快,在均衡状态时,在不愉快环境下生产出来的物

    品必须相当稀少,以便价格较高。不愉快环境可以是空气恶浊、风险大,或

    时间上之间隔。但设时间间隔变成一种愉快环境(这是很可能的,而且有人

    已经作如此观),则上面说过了,短的生产过程倒反而要保持相当稀少性。

    设最适度的迂回程度为已定,则我们当然在同一迁回程度的生产过程之

    中,选择其效率最高者。所谓最适度迂回程度者,乃恰在适宜时日,满足消

    费者之延迟需求。换句话说,在最适度情况之下,生产之组织方式,应当先

    推测在什么时日,消费者之需求会变成有效,然后依此时日,用效率最高的

    方法去生产。设交货日期与此时日不同,则即使改变此时日可以使物质产量

    增加,也无济于事;——除非 (打个譬喻来说)消费者因为受饭菜丰富之引

    诱,愿意把开饭时间提早一些或延迟一些。设消费者在听取详细报导,知道

    在各种晚餐时间可能有的饭菜情形以后,决定在晚八时开饭,则厨司之职责

    乃在配合该时间,尽力做好菜,准时开饭,——虽然如果不论时间,只就产

    生绝对最好的晚餐而论,厨司认为最合适的时间也许是七时三十分、八时、

    或八时三十分。在社会有些阶层,假使把平时晚餐时间延迟一些,则饭菜内

    容较好;但亦同样可能,在有些阶层,则提早一些反而内容较好。上面已经

    说过了,我们的学说应当对于两种情形都适用。

    设利率等于零,则就任何一商品而论,若欲使其劳力成本成为最低量,

    则从生产原秦之平均进货日期 (average date of input)到消费该商品之日

    期之间,一定有一个最适度的时间间隔;若生产过程比此短,则在技术上效

    率较低,若比此长,则因有储藏费及耗损关系,亦效率较低。设利率大于零,

    则又多了一个成本因素,且此新因素随生产过程之加长而增大,于是最适度

    的时间间隔乃因之缩短,而当前进货之预备于未来交货者亦因之减少;减少

    到一种程度,使得未来价格之提高足以弥补成本之增加,而成本之所以增加,

    乃是因为 (a)利息负担和(b)生产过程缩短所引起的效率减低。设利率小

    于零(假使这种情形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话),则情形相反:设未来消费需求

    不变,则生产原素之于今日投入者须与以后所投入者相竞争,后者因为技术

    效率高,或未来生产原素之价格会改变,故产品成本较低;故除非此种成本

    之减低,不足以抵过小量负利息之收入,否则生产过程不值得在今日即开始,

    而不留待于未来开始。大部分物品,只能在离开其预期消费之日不太久以前

    开始生产,假使离得太久,则在技术上缺乏效率。故即使利率等于零,未来

    消费需求之可以事先开始制备而且有利可图者,也有一严格限度;利率逐渐

    上涨,则未来消费需求之在今日即值得开始生产者,亦随之缩减。

    我们已经知道:在长时期中,资本必须保持着一种稀少程度,使其边际

    ———————– 页面 101———————–

    效率至少须等于长期——即该资本之寿命这一段时期——利率;而利率则定

    于心理的及制度的情况。令设有一社会,资本设备已经很丰富,若投资再增

    加,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将为零或负数;但该社会之金融体系,又使货币可以

    “保藏”,且贮藏费及保管费皆极微小,故事实上利率不能为负数;设该社

    会在充分就业情况之下,尚想储蓄,则又将如何?

    今先设该社会已达充分就业,再观察以上种种假定之后果。设雇主们继

    续提供的就业量,仍足使现有全部资本设备皆获利用,则雇主们必蒙受损失;

    故现有就业量及资本量必须缩减,一直到该社会穷到一种程度,使得总储蓄

    等于零——若干个人和团体之正储蓄,为他人之负储蓄所抵消。故该假想社

    会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达到的均衡状态,一定是就业量及生活标准都低得可

    怜,以致储蓄等于零。比此可能性更大者,则为围绕着这个均衡位置,作循

    环性变动。盖设还有余地,使人对于未来感觉不确定,则资本之边际效率会

    偶然大于零,于是引起“繁荣”,在以后不景气时期中,资本数量又可以降

    得太低,于是边际效率又大于零。设有先见之明,则均衡状态下使边际效率

    恰等于零的资本数量,必小于充分就业下之资本数量,盖均衡状态下之资本

    数量,必令一部分人失业,以确保储蓄之等于零。

    除此以外,唯一可能的均衡状态,则为:边际效率等于零时之资本数量,

    恰为人民在充分就业以及利息等于零之情形下,所愿意提出以备未来之用之

    财富数量。然而要充分就业下之储蓄倾向,恰在资本数量大至使边际效率等

    于零之时得到满足,是一个不容易有的巧合。故设利率可以改变,以补救储

    蓄倾向与充分就业之冲突性,则利率必须逐渐下降,但不必骤降至零。

    到现在为止,我们假定着:因为有制度因素 (货币之保藏费非常微小)

    存在,故利率不能为负数。然而事实上,除了制度因素以外,还有心理因素,

    故利率下降时实际可能达到的限度要比零大许多。尤其是,把借者及贷者拉

    拢在一起要有费用;加之利率前途亦不确定,故在现在情形之下,长期利率

    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恐怕仍在年息2厘或2.5厘左右。假使这种看法是对

    的,则一方面因为财富数量继续增加,他方面因为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利

    率已减至无可再减,这两种情形联合起来所产生的恶劣状态,恐怕很快就要

    在实际经验中出现了。而且,假使利率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准要比零高

    许多,则在利率尚未达到最低水准以前,社会要累积财富之欲望大致亦不能

    得到满足。

    战后英美两国之经验,可以作为实例,说明如何因为累积下来的财富已

    经很大,故资本之边际效率下降甚速,但利率则因为有制度的及心理的因素

    关系不能下降如此之速;于是在——就大体情形而论——自由放任情形之

    下,就业量与生活程度都不能达到一个合理水准,虽然就生产技术而论,这

    个水准是应当可以达到的。

    故设有二社会,生产技术相同,但资本数量不同,则在短时期内,资本

    数量较小的社会,可能反而比资本数量较大的社会,享受较高的生活程度。

    在资本数量赶上后者时,则该二社会都遭遇了米达斯(Midas)之命运。这个

    令人不安的结论,当然基于一个假定:即人们并不设法对消费倾向及投资量

    二者,从社会利益着想,有意加以控制,而大体上只让二者在自由放任情形

    之下自行发展。

    设利率与充分就业不悖,则相当于充分就业下之储蓄倾向,有一资本之

    累积速率。今设为任何理由,利率之下降速度,赶不上在此累积速率之下,

    ———————– 页面 102———————–

    资本之边际效率之下降速度,则即使把持有财富之欲望转向于经济上不能孳

    息之资产,亦足以增加经济福利。故若豪富之家,生时建大厦作住宅,死后

    造金字塔为坟墓;或为忏悔前非,建造教堂,资助寺院,接济传教团体,则

    因资本丰富,以致物产反而不能丰富之日,也许可以延迟。故利用储蓄,“在

    地上挖窟窿”,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量,还可以增加有用之物以及有用之劳役,

    换句话说,增加真实国民所得。不过,假使我们已经知道决定有效需求之各

    种因素,则在一合理社会中,便不应当再固步自封,继续依赖这种偶然的常

    常很浪费的补救办法。

    今设我们已有办法调整利率,使得该利率下之投资量适足维持充分就

    业。又设国家亦从事于经济活动,以补私人企业之不足,使得资本设备逐渐

    达到饱和点,同时又不操之过急,以致现在一世代之生活程度太受不利影响。

    在以上种种假定之下,则在一已上轨道并且拥有现代生产技术之社会,

    若人口不增加太快,则在一世代以内,就可以使得均衡状态时之资本之边际

    效率约略等于零;于是该社会乃进入准静态(quasi-stationary)情况,除

    非生产技术、嗜尚、人口及制度有改变,否则不会再有改变与进步;资本所

    产物品之售价,亦与该物品所含的劳力成比例,其价值之决定原则,一如需

    要资本极少之消费品。

    我们很容易让资本丰富到一种程度,使得资本之边际效率等于零。如果

    我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这也许是最合理的办法,逐渐去除资本主义下许多

    不良特征。我们稍为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如果累积财富,将逐渐得不到报

    酬,这是多么重大的社会改革!个人还有自由把他劳力或劳心所得积聚起来,

    以备日后之用,但他所积聚之数,不会自己增大。他的处境与波泼(Pope)

    之父相同:后者从商业上退休下来时,即携带一箱金币,迁入乡间别墅。日

    常开支即取给于此箱。

    坐收利息阶级 (rentiers)固然会消灭,但人们对于未来之看法,意见

    还可以不同,故在推测未来收益这方面,企业与技巧尚有活动余地。盖以上

    只就纯利率立论,未曾计及负担风险等之报酬,故不适用于资产之毛利,因

    毛利含有负担风险之报酬在内。因此,除非利率为负数,否则若投资于一件

    资产,该资产之未来收益又不确定,则只要投得巧妙,收益仍为正数。若人

    们都不太愿意负担风险,则由此等资产全体所可得之净收益亦为正数。然而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很可能因为人们大热中于从事不健全投资以冀取得收

    益,结果投资者所得之净收益总额乃是负数。

    ———————– 页面 103———————–

    第十七章 利息与货币之特性

    从上面看来,似乎货币利率在限制就业水准这一点上地位很特殊,因为

    货币利率定了一个标准,要有新资本资产之生产,则其边际效率必须达到这

    个标准。骤看起来,这点真使人大惑不解。故我们要进而追问:货币之所以

    异于其他资产者,其特殊性安在?是不是只有货币才有利率?在非货币经济

    体系中,情形将如何?在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以前,不会完全明了我们学说之

    重要性。

    我要提醒读者,所谓货币利率只是把一笔在将来 (例如一年以后)交付

    的货币减去该笔货币之现在价格,以此差数为分子,以现在价格为分母,化

    成百分比而已。这样说来,似乎每一种资本资产都有货币利率之类似物。盖

    在今日交货的100石麦子,抵得一年以后交货的麦子几石,有一个一定的数

    量,设后者为105石,则麦子利率为每年5厘,设为95石,则为年息负5

    厘。故每一种持久商品,皆有其本身利率,例如麦子利率、铜利率、房屋利

    率、甚至于钢铁厂利率。

    以麦子为例,麦子在市场上之期货价格及现货价格,与麦子利率有一定

    关系,但因期货价格之计算单位乃是在未来交付的货币,而不是麦子现货,

    故货币利率亦参杂其中。其准确关系如下:

    设麦子之现货价格为每100石100镑,一年后期货价格为每100石107

    镑,货币利率为年息5厘,问麦子利率为几?100镑现款可购一年后交付之

    105

    货币105镑,一年后交付之货币105镑可购一年后交货之麦子  ? 100(= 98)

    107

    石。同时,100镑现款可购麦子现货100石。故麦子现货100石可购麦子期

    货98石。故得麦子利率为年息负2厘。②

    如此说来,各种商品之本身利率没有理由会相等——麦子利率没有理由

    会等于铜利率。盖就市场上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关系而论,各商品显然不

    同。我们以后会知道,这点使我们得到了研究线索:因为,会不会是本身利

    率(own-tates of interest)之最大者,是利率之王,支配其他利率呢?

    会不会有种种理由,使得货币利率是本身利率之最大者呢?这两个问题之答

    案都是肯定的,前者是肯定的,因为要有新资本资产之产生,则其边际效率

    必须达到本身利率之最大者;后者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以后会知道,别种

    资产之本身利率容易下降,而货币不容易。

    这里可以补充一句:正好象在任何时间,各种商品之本身利率并不一致;

    故从事外汇交易者亦很明了,两种货币 (例如英镑与美元)之本身利率亦并

    不一致。盖外币之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差别,若以英镑作计算单位,则亦

    未必各外币皆尽同。

    我们可以用任何商品作标准,来衡量资本之边际效率,其方便与货币同。

    例如我们可以用麦子为标准,用麦值来计算一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以及该资

    产之现在供给价格,则使此组年金与现在供给价格 (二者皆以麦子作计算单

    位)相等之折现率,即为用麦子作标准计算得来的该资产之边际效率。设两

    ② 此点在以下第二十一章中还要讨论。

    ———————– 页面 104———————–

    种标准之相对价值在未来不变,则不论用何种标准来衡量,该资本资产之边

    际效率皆相同,盖其计算式之左右二方,皆作同比例的改变。但设两种标准

    之相对价值,在未来会有改变,则资本资产之边际效率。将随计算标准之不

    同而不同,但从一种计算标准改为另一种时,各资本之边际效率皆增(减)

    同一绝对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设两种标准为麦子与货币,麦价(用货币

    计算)之预期改变为每年增百分之a;则一资产之边际效率,若用货币计算

    为百分之X,若用麦子计算则将为百分之(x-a)。因所有资产之边际效率

    皆增(减)同一绝对值,放不论用何种商品作标准,其大小程序皆不变。

    假使有一种复合商品,可以完全代表商品全体,则此复合商品之本身利

    率,以及用此复合商品作标准计算得来的资本之边际效率,在一种意义上,

    可以看作是唯一的利率(therate),唯一的资本之边际效率。然而要找出这

    样一种复合商品,其困难与找出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同。

    到现在为止,货币利率比之别种利率并没有什么特异性,其地位与别种

    利率完全相同。然则货币利率之特殊性安在,使我们在以上几章中赋予该利

    率以那末大的实际重要性呢?为什么产量及就业量,与货币利率之关系较密

    切,而不是与麦子利率或房屋利率之关系较密切呢?

    我们试一察在一年以内,各种资产之本身利率大致将如何。现在我们用

    各种商品轮流作标准,故此处所谓每种商品之收益,乃以其本身作计算单位。

    以下三属性,各种资产所具有之程度不同:

    (一)有些资产,可以帮助某种生产过程,或可以提供劳役于消费者,

    故可产生一产物 (yieldoroutput),其数量以q(用各该资产本身计算)表

    示之。

    (二)除货币以外,大部分资产,不论其是吝用于生产,亦不论其相对

    价值是否改变,可以仅仅因为时间之消逝而蒙受耗损,而引起成本开支。换

    句话说,此等资产有保藏费 (carryingcost),其量以c(用各该资产本身

    计算)表示之。至于何种成本应包括在c中,何种应在计算q时扣除,即成

    本之分界线如何,与当前问题无关,因为我们以后只论列q-c这一个数量。

    (三)最后,资产持有人可以任意处置其资产,故持有人有一种潜在的

    便利性或潜在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各资产亦不相同,——即使开始时各资

    产之价值相同。这种潜在性是无形的,期终时也拿不出具体产物,然而人们

    却愿意出相当代价以取得之。人们所愿付的代价,希冀由资产——不包括其

    产物及保藏费在内——之处置权中,取得此种潜在的便利性或安全性,我们

    称之为灵活升值 (liquidity premium),以l表示之;l亦用各该资产本身

    计算。

    由此,故在一段时期内,持有一资产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收益,乃等于该

    资产之产物减去其保藏费,加上其灵活升值,即等于q-c+l。这就是说,q

    -c+l是任何一商品之本身利率(q,c及l皆用该商品本身计算)。

    正在使用的工具资本(如一机器)或消费资本(如一房屋),有一特征,

    即共产物常常超过其保藏费,其灵活升值则大概微小不足道;至于尚未出售

    的商品,或多余而搁置不用的工具资本及消费资本,则产物等于零,有保藏

    费,若其存量超过某数 (不太大的),则灵活升值亦往往微小不足道;至于

    ———————– 页面 105———————–

    货币,则其产物等于零,其保藏费亦微小不足道,但其灵活升值则甚大。各

    种商品,也许亦具有——虽然程度不同——若干灵活升值,货币也许亦有保

    藏费 (例如保管费),但货币与所有(或大部分)其他资产之重要区别,即

    在货币之灵活升值超过其保藏费甚多;而其他资产则反是,其保藏费超过其

    灵活升值甚多。今为举例说明起见,假定房屋之产物为q,其保藏费及灵活

    1

    升值皆微小不足道;麦子之保藏费为 c,其产物及灵活升值皆微小不足道;

    2

    货币之灵活升值为l,其产物及保藏费皆微小不足道。换句话说,q乃房屋

    3                                                1

    利率,-c乃麦子利率,l乃货币利率。

    2               3

    要知道在均衡状态之下,各种资产之预期收益之间有什么关系,必先知

    道在这一年以内,各该资产之相对价值在预期之中会有什么改变。今以货币

    ——此处货币只是记帐单位,我们一样可以用麦子——作衡量标准,又假定

    房屋增值 (或减值)之百分比为a,麦子增值(或减值)之百分比为a。在

    1                                    2

    上面,我们把q-c及l三者称之为房屋、麦子及货币三者之本身利率,即

    1  2     3

    q乃以房屋作计算单位之房屋利率,-c乃以麦子作计算单位之麦子利率,

    1                                       2

    l乃以货币作计算单位之货币利率。今设以货币作共同价值标准,把三者化

    3

    成共同单位,则变为 a+q,a-c及 l,可称之为房屋折成货币之利率

    1  1  2  2          3

    (house-rate of money-interrest),麦子折成货币之利率,及货币折成

    货币之利率。有了这种符号,我们就容易明白,想持有财富者,必先看a+

    1

    q,a-c及l三者何者最大,然后以共需求,或集中于房屋,或集中于麦

    1  2  2       3

    子,或集中于货币。故在均衡状态之下,麦子与房屋之需求价格 (以货币计

    算),必须如斯:在各种财富形态之间,持此或持彼,利益不分轩轻,即a

    1

    +q,a-c及l三者皆相等。以上所得结论,与选择哪一个商品作为价值

    1  2  2      3

    标准毫无关系,盖从一种标准换成另一种标准时,各项皆作同量之改变,其

    改变量即新标准(用旧标准作计算单位)之预期的增值(或减值)之数。

    要有新资产之产生,则该等资产之经常供给价格必须小于其需求价格;

    亦即其边际效率(根据经常供给价格计算而得)必须大于利率(只要所用价

    值标准相同,利率与边际效率二者,可用任何一商品作价值标准而计算之)。

    当此等资产之数量逐渐增加时,则初时其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率,以后则逐

    渐下降 (下降之理由甚浅显,而且上面已经说过);故除非利率同时下降,

    否则总会达到一点,过此点以后,即不值得再继续生产。若所有资产之边际

    效率皆小于利率,则资本资产之生产即告终止。

    今设 (在论证之现阶段,只是一个纯粹假定)有一资产(例如货币),

    其利率是固定的,或当其产量增加时,其利率之下降速率较之任何其他商品

    之本身利率为慢,则情形将如何调整?因a+q,a-c及l必须相等,又

    1  1  2  2        3

    因根据假定,l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比q或-c,下降得慢,故a及a必

    3                         1      2                  1     2

    须上升;换句话说,除了货币以外,所有其他商品之现在的货币价格,都倾

    向于比其预期的未来价格为低。故设q及-c,继续下降,则总会达到一点,

    1     2

    使得生产任何商品都无利可图,——除非一商品之未来生产成本大于其现在

    生产成本,而且二者之差数足以抵过把现在生产的商品保藏到将来高价时出

    售所需的保藏费。

    我们以前说货币利率限制产量,现在看起来,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我

    们应当说:当各种资产之数量增加时,因为有一种资产之本身利率下降最慢,

    ———————– 页面 106———————–

    故使得其他资产之生产最后都变成无利可图——除非在目前的与未来的生产

    成本之间有刚才说过的特殊关系存在。故当产量逐渐增加时,许多资产之本

    身利率都一个一个下降到一种水准,使得各该资产之生产不再有利可图;最

    后只有一两个本身利率高高在上,超过任何其他资产之边际效率。

    由此可知:假使所谓货币只是价值标准,则捣乱分子不一定是货币利率。

    我们不能仅仅只下一道法令,废除黄金或英镑,而用麦子或房屋作价值标准,

    就把一切困难都解决了——虽然有人作如此想。盖若有任何资产,当其产量

    增加时其本身利率不肯下降,则同样困难仍继续存在;例如在一不兑换纸币

    本位国家中,黄金可能仍是具有如此性质的资产。

    故当我们赋予货币利率以特殊重要性时,我们即暗中假定着:我们现在

    所习用的货币的确有若干特征,使其本身利率 (以货币本身计算)固然随产

    量之增加而下降,但其下降速度,不若其他资产之本身利率(以备该资产本

    身计算)之大。这个假定能够成立吗?我想,以下所述现代货币常具的几种

    特征,可以使这个假定成立。只要货币的确具有这几种特征,则以上笼统的

    说法——即货币利率乃唯一重要的利率——便可以成立。

    (一)第一种特征是:不论在长时期中或短时期中,若仅就私人企业着

    想,而不问金融当局之行动,则货币之生产弹性等于零,至少很小;所谓生

    产弹性,乃是货币购买力(以劳力计算)之比例改变除劳工(从事于生产货

    币者)人数之比例改变。这就是说,货币不能很容易就生产;当其价格(用

    工资单位计算)提高时,雇主们不能随意用其所雇劳力,转而增加货币之生

    产。在一不兑换纸币或管理通货国家,这个条件完全满足;但即在金本位国

    家,也大致如此:意思是说,除非该国以采金为主要实业,否则劳力之可以

    用于生产货币者,其最大限度之比例增加,仍极微小。

    对于有生产弹性的资产,我们之所以可以假定其本身利率会下降者,乃

    是因为我们可以假定:当其目前产量增加时,其现存总量亦将增大。至于货

    币,则(此处暂不论减低工资单位之影响,或金融当局有意增加货币供给)

    其供给是固定的。货币不很容易用劳力来生产,这一个特征已经使我们有初

    步理由,为什么货币之本身利率较之其他商品之本身利率难于下降。设货币

    而可以象农作物一样生长,或象汽车一样制造,则不景气可以避免或减少;

    盖在此种情形下,当其他资产之价格 (用货币计算)下降时,劳力可转而生

    产货币。我们知道在采金之国,确有如此情形,但就整个世界而论,劳力之

    可以转而从事采金者,其最大量亦微小不足道。

    (二)显然,以上这一个条件,不只是货币,一切原素之有纯粹地租者

    都能满足,故必须有第二个条件以使货币别于其他地租原素 (rent-

    factors)。

    货币之第二个特征乃是:货币之替换弹性等于零,或几乎等于零。这就

    是说,当货币之交换价值上涨时,人们没有倾向要用其他因素来替代货币—

    —有之,则除非货币这一个商品,同时可作工艺之用,但即使如此,范围亦

    非常狭小。这一个特征之由来,乃是因为货币之效用,完全从其交换价值得

    ① 参阅马歇尔对于庞巴维克所下注脚,见《原理》,第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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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故二者同时涨落,于是货币与其他地租原素不同,当货币之交换价值上

    涨时,人们没有动机或倾向要用别种原素来替换。

    因此,当货币之价格(用劳力计算)上涨时,我们不仅不能增加劳力来

    生产货币;而且,无论其价格如何上涨,人们不会象对其他地租原素那样,

    减少其对货币之需求,转而需求其他商品。故当货币之需求增加时,货币可

    以无限制容纳购买力。

    对于以上所说,只有一个修正:即当货币之劳力价格提高到一种程度,

    使得人们对此种上涨程度在未来能否维持感觉不确定时,则a及a增加;若

    1     2

    a及a增加,则商品折成货币之利率提高,故可刺激其他资产之产量。

    1    2

    (三)我们虽然不能雇用劳力增加货币之生产,然而说货币之有效供给

    量固定到没有伸缩余地,倒亦不尽正确;因为当工资单位减低时,一部分现

    金可以从别种用途中腾出来满足灵活偏好动机。而且,当物品之货币价值减

    低时,货币数量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之成数即形增高。这种种,会不会影响

    以上结论呢?

    我们不能从纯粹理论方面,证明这种反应不能使货币利率有适度下降。

    然而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我们习知的经济体系之中,货币

    利率很不容易有适度下降;这几个理由联合起来时,力量甚大。

    (a)第一,我们必须顾及,当工资单位下降时,资本之边际效率亦起反

    应,而我们关心者乃后者与货币利率之差数。设工资单位减低时,引起人们

    预测以后会回涨,则结果完全良好;反之,设引起人们预测以后再会下降,

    则资本之边际效率方面所起反应,可以抵消利率下率。①

    (b)货币工资常常有刚性(rigidorsticky),比真实工资稳定,故工

    资单位 (以货币计算)不容易下降。而且,假使不如此,则情形也许更坏,

    而不是好转;盖设货币工资而很容易下降,则一经下降,也许引起人们预测

    其再会下降,以致资本之边际效率蒙受不利影响。抑更有进者,设工资而用

    别种商品 (例如麦子)作计算单位,则大概不再有刚性。正因为货币有其他

    特征,尤其是货币有周转灵活之便,故工资一经用货币规定以后,常常不轻

    易改变。①

    (c)第三,我们到了此处最基本的理由。货币有若干特征,使其可以满

    足灵活偏好,故在某些(常常会发生的)场合,尤其是当利率已经降到某种

    水准时,即使货币数量比之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利率也不起敏感反应。

    ①换句话说,超过某点以后,货币因为有周转灵活之便,故其心理的产物虽亦

    随货币数量之增加而下降,但其下降程度,决不若当其他资产之数量作同程

    度增加时,其产物之下降之速。

    在这里,货币之保藏费甚低 (或微小不足道)这一点,关系非常重大。

    盖设保藏费相当可观,人们便不会因为对于货币之未来价值有一种预期,而

    遂增加其货币持有量。再稍为换一种说法:人们所以对于相当微弱的刺激,

    即起反应,增加其货币持有量者,就因为货币有周转灵活之利,而无巨额保

    藏费之弊。至于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则持有小量固可使其使用者有相当方

    便,但设数量增大,则即使该财富之价值仍相当稳定,不失为保藏财富之道,

    ① 这个关系由斯位发 (Sraffa)先生首先指出,参阅《经济学杂志》,1932 年3 月号第50 页。

    ① 见下第二十章。

    ① 这一点在以下第十九章中,还要比较仔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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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持有人须负担保藏费 (堆栈费,耗损等);故在达到某点以后,若再增加

    其持有量,必定蒙受损失。

    货币则不然;其所以不然者,因为有种种理由使得货币在一般人心目中

    成为最“灵活”的东西。有些改革家所提补救办法,就想替货币造出人为的

    保藏费,例如每隔相当时期,人民必须缴纳若干费用,请当局在法偿通货上

    加盖印记,加盖印记以后,该通货始仍可作货币之用;或诸如此类的办法。

    这些人走的路线是对的,故其所提方案之实际价值值得考虑。

    货币利率之重要性,是由三种特征联合产生的:第一,因为有灵活偏好

    动机,故当货币数量较之其他财富(以货币计算)相对增加时,利率也许不

    大起反应;第二及第三,货币之生产弹性以及替换弹性皆等于零,或微小不

    足道。第一点表示:人们对资产之需求,可能绝大部分集中于货币;第二点

    表示:假使有这种情形发生,劳力不能用来增产货币;第三点表示:其他商

    品即使很低廉,亦不能取货币而代之,故无法减少货币之需求。故设资本之

    边际效率不变,灵活偏好不变,则唯一救济办法,只有增加货币数量,或—

    —在理论上是一样的——让货币之价值提高,使一特定量货币所能提供的货

    币劳役(money-services)增加。

    故当货币利率提高时,一切有生产弹性的商品,其产量皆受妨碍;而货

    币之产量却未能增加(依据假定,货币毫无生产弹性)。换一种说法:因为

    货币利率决定其他商品之本身利率所能下降之程度,故投资之从事于生产其

    他商品者受到阻碍;但因根据假定,货币不能生产,故投资之从事于生产货

    币者未能扩充。而且,货币需求之起于投机动机者弹性甚大,故当需求情况

    稍为改变时,也许不能使货币利率改变甚大;同时,因为货币之生产 (除非

    当局采取行动)无弹性,故亦不能让自然力量从供给方面来压低利率。至于

    一平常商品则不然。人们对平常商品之持有量极少伸缩性,故需求方面稍为

    有改变时,可使其本身利率骤涨骤落;同时,该商品又有生产弹性,故其现

    货价格与期货价格(都以该商品本身计算)之差不能太大。故在其他商品,

    若听其自然,“自然力量”(即通常市场力量)便可使其本身利率减低,一

    直到达到充分就业为止——已经达到充分就业以后,则一般商品皆具有货币

    经常具有的特征,即供给无弹性。故设无货币,又设无其他商品具有货币之

    特征,则各种利率只有在充分就业下,方才达到均衡。

    这就是说,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们要造空中楼阁——如果

    人民所要的东西 (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

    劳力便无法就业。唯一补救之道,只有要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而由政

    府来统制纸币工厂,换句话说,由政府来统制中央银行。

    有一点很有意味,值得注意:历来所以认为黄金特别适于作价值标准者,

    就因为黄金之供给缺乏弹性;现在我们知道,正因为有这种特征,所以困难

    丛生。

    用概括的说法,则我们的结论如下:设消费倾向不变,则当所有各种资

    产之本身利率之最大者,等于所有各种资产之边际效率 (用本身利率最大的

    资产作计算单位)之最大者时,投资量即不能再增加。

    在充分就业情况之下,这种条件一定满足。但在充分就业尚未达到以前,

    这个条件也能满足:只要有一个商品,其生产弹性与替换弹性皆等于零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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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少),当其产量增加时,其本身利率之下降速度,较之其他种种资本资

    产之边际效率 (用该商品作计算单位)为慢。

    上面说过,一个商品是否是价值标准,与该商品之利率是否成为唯一重

    要的利率,并无必然关系。现在我们要问:这使得货币利率成为唯一重要利

    率的种种特征,有多少是因为货币是债务与工资之计算标准,所以才具有的

    呢?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讨论:

    第一,契约用货币来规定,以及货币工资常常相当稳定这两点,当然对

    于货币之所以有如此高额灵活升值大有关系。设所持有的资产,可以直接用

    来应付未来债务,且预期的未来生活费,若用此资产作计算标准,也相当稳

    定,则持有此资产有相当方便,固甚明显。但设用作价值标准者乃一生产弹

    性极大的商品,则公众也许不会太相信:未来产品之货币成本会相当稳定。

    而且,货币利率之所以成为唯一重要利率者,除了高额灵活升值以外,保藏

    费之低也同样重要,盖就利率而论,重要者乃灵活升值与保藏费之差额。若

    用金银或钞票以外的商品作为价值标准,来订立契约或规定工资,则此等商

    品自亦取得价值标准通常具有的灵活升值;然而大部分此等商品之保藏费,

    亦至少与其灵活升值相等,故即使把今日英镑所有的灵活升值转移给麦子,

    麦子利率恐仍不会大于零。故可得结论如下:契约及工资常用货币来规定这

    一件事实,固然大大增加货币利率之重要性,然而这一件事实本身,还不足

    以产生我们看到的货币利率之特征。

    第二点更微妙。人们所以经常预测:产物之价值若用货币计算,要比用

    其他商品计算来得稳定者,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工资率是用货币规定的这一

    件事实,而是因为用货币规定的工资,比较起来有刚性 (即稳定)。如果还

    有一两种商品,人们预测:要是工资用这一两种商品作计算标准,比用货币

    作计算标准更有刚性 (即更稳定),则情形又将如何?要有此种预期,必须

    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该商品之生产成本 (用工资单位计算),不论产量之

    多寡,又不论是在长时期以内或短时期以内,必须相当稳定。第二,设依照

    成本价格出售时,产量超过需求,则此剩余之数,必须可以作为存货,而不

    必再多花成本;这就是说,该商品之灵活升值必须超过其保藏费,盖设不然,

    又无希望坐待高价取利,则保藏存货一定蒙受损失。假使可以找出一种商品,

    满足以上二条件,则此商品确能成为货币之劲敌。要找出如此一种商品 (若

    用该商品作计算标准,则产品之预期价值比之用货币作计算标准更为稳定),

    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然而真有这样商品存在之可能性,似乎很小。

    故我断言:如果有一种商品,要是工资用该商品作计算标准最富刚性,

    则该商品一定是生产弹性最小者,而且一定是保藏费超过灵活升值之数最小

    者。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预期货币工资相当有刚性者,就是因为在各种资

    产之中,其灵活升值超过其保藏费之数,以货币为最大。

    由是观之,种种特征联合起来,使得货币利率成为唯一重要的利率;而

    且该种种特征还以累积方式,交互影响。因为货币之生产弹性及替换弹性甚

    ② 设工资及契约用麦子规定,则麦子可能也会有货币之灵活升值,这点我们到本章第四节中,再回头来讨

    论。

    ———————– 页面 110———————–

    小,保藏费又低,故人们预期货币工资会相当稳定;因为有这种预期,故货

    币之灵活升值提高,于是使得货币利率与其他资产之边际效率之间并无密切

    联系;——假使有这种联系,货币利率便无从作祟。

    皮古教授 (还有别人)常常假定,真实工资总比货币工资稳定。要使这

    个假定成立,则必须说明,为什么就业量很稳定;而且还有一点困难:即工

    资品之保藏费甚大。假使真想用工资品作计算单位,稳定真实工资,其结果

    只是使得物价 (用货币计算)剧烈变动。盖在此种情形之下,只要消费倾向

    或投资引诱稍为有点变动,则物价或骤降至零,或骤涨至无穷大。故经济体

    系而欲有内在的(in-herent)稳定性,则货币工资必须比真实工资稳定。

    只要我们认为,我们所研究的经济体系确有稳定性,意思是说,当消费

    倾向或投资引诱稍有改变时,物价 (用货币计算)不致于有剧烈变动,则假

    定真实工资比货币工资稳定,不仅与事实经验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是错误

    的。

    本节是脚注性质,解释以上已经说过的东西。有一点值得强调:所谓“周

    转灵活性”,所谓“保藏费”,都只是程度问题;货币之特征,只是前者比

    后者大而已。

    今请研究一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之中,所有资产之灵活升值皆小于其保

    藏费 (我认为这是所谓“非货币经济”之最佳定义),换言之,除了各种消

    费品与各种资本设备以外,该体系别无他物。各该资本设备之寿命虽然不同,

    所能生产 (或帮助生产)之消费品虽然亦不同,但资本设备本身皆有一共同

    特征:即若以之作为存货保藏,则其耗损与费用必超过其灵活升值。

    在此种经济体系之中,资本设备之所以互相区别者,不外三途:(a)其

    所能帮助生产之消费品不同,(b)其产品价值之稳定性不同(面包之价值经

    常比时髦新奇品之价值稳定),以及(c)其所包含之财富,可以“流动转化”

    (becomeliquid)之速度不同,换句话说,其生产产物之速度不同;盖

    出售产物所得之售价,可以转而购置他种完全不同的财富。

    欲持有财富者,必须权衡二者之得失:其一,各种资本设备,在以上所

    说意义上,皆缺乏周转灵活之便;其二,持有财富 (在去掉风险成分以后)

    可以产生未来收益(后者乃或然性之最佳估计)。请注意,灵活升值与风险

    费有点相同,又有点不相同:其所以不相同,乃是因为或然程度之最佳估计

    是一事,作此估计之信心又是一事。我们在以上几章讨论未来收益时,没有

    详细讨论其估计方法;又为使论证不过分复杂起见,也没有分辨差别之起于

    周转灵活性者,与差别之起于风险本身者,但在计算本身利率时,当然二者

    都应当顾到。

    很明显,所谓周转灵活之便并没有绝对标准,只是程度之别;在比较持

    有各种财富之好处时,除了估计保藏费以及使用该财富可以得到的收益以

    外,多多少少总要顾到灵活升值。至于何者构成“周转灵活性”,概念上也

    不大确定,常常在改变,须看社会习惯及社会制度而定;但在任何一特定时

    间,财富持有人对于各种财富之周转灵活程度,意见颇为肯定;就分析经济

    ③ 见前第十三章,第二节,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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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之行为而论,有这点已经够了。

    在某种历史环境中,很可能在财富持有人心日中认为土地之灵活升值甚

    高。土地与货币相似,其生产弹性及替换弹性皆可以甚低,故历史上可能有

    一段时期,彼时利率之所以太高,乃因为人们愿意领有土地,恰如现代利率

    之所以太高,乃因为人们愿意持有货币。我们很难从数量方面来追溯这个势

    力,因为严格说来,土地没有一个期货价格(用土地本身计算),可以与债

    务票据上之利率相比;但是我们可以找出非常类似的东西,那就是盛行于土

    地抵押借款上的高利贷。土地抵押借款者所付利息往往超过耕种该地之净收

    益,乃农业经济之常有现象。禁止高利贷法一向以此种借款为主要对象,是

    很对的:盖在初期社会组织中,现代式的长期债务票据并不存在,若土地抵

    押借款上之利率甚高,则其能妨碍投资 (生产新资产),阻碍财富之生长,

    恰如在现代社会中,把长期债务票据上之利率定得太高。

    经过了几千年个人积极储蓄以后,世界上积聚的财富还如此之少,这个

    解释,依我看法,既不是因为人类不肯节俭,也不是因为战争破坏,而是因

    为先则持有土地之灵活升值太大,今则持有货币之灵活升值太大。在这一点,

    我不同意于老一点的看法。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581页,把后一种看

    法说得异常肯定:

    每个人都知道,财富累积之所以受到抑制,利率之所以能维持

    者,乃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在现在满足其欲望,而不喜欢留待未

    来去满足,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等待”。

    在拙著《货币论》中,我曾对所谓自然利率(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下过定义,我说:所谓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时期中储蓄量 (依照该书所下定

    义)与投资量保持相等之利率。当时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这个概

    念,一方面是魏克赛尔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进,他方面把他的概念明朗

    化,盖魏克赛尔所谓“自然利率”,乃是使某种物价水准保持稳定之利率,

    至于到底是何种物价水准,他并没有明白规定。

    我当时忽略了一点:依照这个定义,则在一特定社会中,有一个假想的

    就业水准,便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率与之相应;同样,有一个利率,即有一

    个就业水准与之相应,对该就业水准而言,该利率是“自然利率”——意思

    是说,在该利率该就业水准之下,经济体系可以达到均衡。故说只有一个自

    然利率,或者说从以上定义中,不论就业水准如何,只能得出一个利率,是

    错误的。我当时不了解,在某种情形之下,经济体系可以在没有达到充分就

    业以前,就达到了均衡。

    我当初觉得“自然”利率这一个概念非常有前途;我现在不再这么想,

    反之,我觉得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没有多大用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

    自然利率只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利率,而一般说来,我们对于现状本身并不感

    觉特殊兴趣。

    假使有一个利率,当得起称为唯一的、重要的利率,则该利率可称之为

    ① 弹性等于零这个条件,已经太强,并不必需。

    ① 参阅前第127 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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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利率。其定义如下:设经济体系中之其他条件不变,则在一组(以上所

    谓)自然利率中,有一个自然利率与充分就业不悖,此利率即为中立利率

    (neutral rate of interest)。但称之为最适度利率(optimumtate),恐

    更为合适。

    说得更严格一点,所谓中立利率,乃是特种均衡状态下之利率,在该均

    衡状态时,产量与就业量已经达到一个水准,以致就业弹性 (就全体而论)

    等于零。②

    以上所说,又可以使我们知道:经典学派之利率论需要何种暗中假定方

    才有意义。该利率论或者假定实际利率常等于中立利率 (定义刚下过),或

    者假定实际利率常能维持一特定就业水准于不变。假使经典学派理论作如此

    解释,则其实际结论颇少错误。经典学派暗中假定着:银行当局或自然力量,

    可以使得市场利率常常满足以上二条件之一,彼等所研究者,乃在此假定之

    下,何种法则支配社会上生产资源之使用与报酬。有了这个限制,则决定产

    量者,只是该假定不变的就业水准,以及当时的设备与生产技术;于是我们

    很平安地跨进了李嘉图氏天地。

    ①  “周转灵活性”这一个属性,与此二特征之存在与否颇有关系。盖设一资产之供给,可以很容易就增加,

    且对此资产之需求,可以因为相对价格之改变,很容易就转移到他物,则该资产在财富持有人心日中,不

    太会有“周转灵活性”。设人们预期货币之未来供给量会有急剧改变,则货币本身也失去了“周转灵活性”。

    ② 土地抵押借款以及借款上之利息,固然都用货币规定,但抵押者可以交割土地,清偿债务,而且当其不

    能用货币来履行债务时,必须交割土地,故土地抵押制度有 时很象是种契约,用现在交货的土地,购买未

    来交贷的土地。有时地主出售其土地于 佃户,亦先经过抵押手续,则更与此种契约之性质相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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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就业通论提要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可以把以上所有论证提纲挈领总结起来。

    开头,我们最好分辨清楚:经济体系之中,哪几个因素是已知数,我们可以

    假定其不变,哪几个因素是自变数,哪几个是依变数。

    我们所假定不变者,乃:现有劳力之技巧与数量,现有资本设备之质与

    量,现有生产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之嗜尚与习惯,各种各类劳力活动(包

    括监督组织等劳心活动)之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包括 (除了下举变

    数以外)决定国民所得之分配之种种势力。这并不是说,我们真假定这些因

    素不会变更,我们只是说,在本书中,我们不讨论也不顾到这些因素改变所

    起的影响与后果。

    我们的自变数,乃消费倾向、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上面说过,

    这些自变数都可以再加分析。

    我们的依变数,乃就业量与国民所得 (后者以工资单位计算)。

    我们认为不变的因素,可以影响、但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自变数。例如,

    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一部分定于现有资本设备之数量,——这是我们认为不

    变因素之一;但一部分也定于长期预期状态,——这不能从不变因素中推得。

    但也有几样东西,可以完全从不变因素中推得,故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推演出

    来的东西看作是不变的。例如:由不变因素中,我们可以推知,设就业水准

    为已知,则国民所得 (用工资单位计算)之水准将如何;故在我们认为不变

    的经济体制中,国民所得只定于就业量,换句话说,只定于现在用之于生产

    之劳力数量,这就是说,在国民所得与就业数量之间有一唯一的关系。 又,

    由此不变因素中,可以推知各种总供给函数,一物之总供给函数,以对该物

    之有效需求 (用工资单位计算)为自变数,以从事生产该物之劳力数量为依

    变数。最后,由此不变因素中,可以推知劳力之供给函数为如何,故又可知

    道到了那一点以后,劳力之就业函数 不再有弹性。

    资本之边际效率,一部分乃定于上举不变因素,一部分乃定于各种资本

    资产之未来收益;利率则一部分定于灵活偏好状态 (即灵活偏好函数),一

    部分乃定于货币数量 (以工资单位计算)。故我们也可以说,最后自变数只

    有三种:即 (一)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

    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 (二)工资单位,由劳资双方议

    价决定之,以及(三)货币数量,由中央银行决定之。设上举不变因素不变,

    则此三种自变数决定国民所得与就业数量;但这三种自变数还可以再加分

    析,故尚非原子式的最后自变数。

    把经济体系中之决定因素分为不变因素与自变数二类,从任何绝对的观

    点说,都是很武断的。分类的标准,只能完全根据经验。凡改变甚迟缓,或

    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关系甚轻微,故在短时期内所生影响比较微小不足道

    者,皆列为不变因素;反之,凡其改变,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有支配性

    的影响者,则列为自变数。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乃是:在任何时间,

    ① 此处所下定义,与当代学者对中立货币所下定义颇有出入;但与彼等心目中所有对象恐有若干关联。

    ② 参阅下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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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者决定一特定经济体系之国民所得,或其 (二者几乎是一物)就业数量?

    经济学之研究既如此复杂,我们不能希望有完全准确的概括结论,故我们只

    能提出几个主要因素,其改变乃最足决定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者,作为自变

    数。我们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

    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

    现在我们要把以上各章之论证作一提要。提要中各因素之出现次序,则

    与以上各章中之次序相反。

    社会上有一种动力把新投资之数量扩充到一点,使得一般资本之边际效

    率(由各种资产之供给价格及其未来收益决定之),约略等于利率。这就是

    说,资本品工业之生产情形、对于未来收益之信心、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

    及货币数量这四者,决定新投资之数量。

    投资量增加 (或减少)时,必引起消费量之增加(或减少);盖一般说

    来,只有当所得增加 (或减少)时,公众才愿意扩大(或缩小)其所得与消

    费之差额。这就是说:一般说来,消费之改变,常与所得之改变,同一方向,

    但数量则较小。储蓄增加一特定量时,消费量应增加多少,此种关系,可由

    边际消费倾向推得之;投资增加时,总所得将增加多少,则可由投资乘数推

    得之。

    最后,如果我们假定(作为第一接近值)就业乘数即等于投资乘数,则

    以此乘数乘投资工业中之就业增量(或减量),即得总就业增量(或减量)。

    投资量之所以有增减者,理由已见上。

    就业人数增加 (或减少)时,可以提高(或降低)灵活偏好表;所以有

    此种影响者,其理有三:第一,当就业量增加时,即使工资单位不变,物价

    (以工资单位计算)不变,产品之总价值仍增加;第二,就业量增加时,工

    资单位亦有提高之趋势;第三,产量增加时,因短期内成本递增,故物价(以

    工资单位计算)上涨;此三者皆增加货币之需求。

    此种种反应(还有别种反应),皆能影响均衡位置。而且,以上所举自

    变数都可以事先没有多少预兆,随时改变,有时且改变甚大,故在实际上,

    事态之发展异常复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把这几个变数单独提出,因为

    如此做法,似乎比较有用,比较方便。假使我们用以上分析方法来研究一实

    际问题,则此问题比较容易处理;否则若处理实际问题而只凭直觉(直觉所

    能顾及的事实,往往枝节太多,非一般原理所能处理),恐有材料太多无从

    措手之感。

    以上乃就业通论之提要。因为消费倾向、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

    三者有若干特征,故经济体系之实际现象也蒙上一层色彩。关于这种种特征,

    我们很可以从经验上作概括结论,但此结论在逻辑上并不必然。

    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有一显著特征:即在产量与就业量方面,

    虽然有剧烈变动,但该经济体系并不非常不稳定,反之,似乎可以在次正常

    (subnoumal)状态下,停留一相当时期,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

    ———————– 页面 115———————–

    倾向趋于完全崩溃。而且,根据以往事实,充分就业 (或近乎充分就业)是

    一个稀有现象,即有之,亦为时不久。变动刚开始时,可以很活跃,但在没

    有达到极端以前,似乎即不能支持,于是我们乃经常处于庸庸碌碌之境,不

    能说绝望,也不能说满意。因为变动在没有达到极端以前,即不能支持,后

    来竟反一个方向再变动,故有商业循环理论。以上所说,亦适用于物价:经

    过一度骚扰以后,物价似乎会找出一个水准,然后暂时稳定下来。

    这些由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故我们只能假定:

    现代社会之环境与心理倾向必有若干特征会产生如此结果。于此,我们要发

    两个问题:第一,何种假想的心理倾向会产生一稳定的体系?第二,根据我

    们对于当代人性所有的一点通常知识,我们可否说当代社会确有此种心理倾

    向?

    根据以上分析,要解释观察得来的结果便需要下列稳定条件:

    (一)当社会于其资本设备上增(减)劳力,故其产量增(减)时,该

    社会之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如此:由该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得来的乘数虽大于

    一,但不甚大。

    (二)当资本之未来收益或利率改变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必须如此:

    新投资量之改变,不能与前者之改变太不成比例;这就是说,若资本之未来

    收益之改变,或利率之改变,相当温和时,则投资量之改变亦不能太大。

    (三)当就业数量改变时,货币工资亦趋于作同方向之改变,但不太不

    成比例;这就是说,若就业量之改变相当温和时,则货币工资之改变亦不能

    太大。这与其说是就业量之稳定条件,不如说是物价之稳定条件。

    (四)第四个条件倒不是使得经济体系有稳定性,而是使得该经济体系

    向一个方向变动到相当程度以后,会自己变换其变动方向,向相反方向变动。

    这第四个条件是:若每期之投资量较前期增加 (或减少),且此种状态已继

    续一相当时期 (若以一年作计算单位,则该时期并不太长),则资本之边际

    效率将开始蒙受不利 (或有利)影响。

    (一)我们第一个稳定条件是说,乘数虽大于一,但不甚大。这个条件,

    作为人性之心理特征而论,似乎非常合理。盖当真实所得增加时,现在所需

    满足之欲望,其压力逐渐减少,而生活费用 (维持习惯上的生活程度所需的

    费用)与所得之差则逐渐增加;若真实所得减少则反是。故就社会上一般人

    而论:当就业量增加时,当前消费量自然趋于增加,但不若真实所得之全部

    增量之大;当就业量减少时,当前消费自然趋于减少,但不若真实所得之全

    部减量之大;而且,不仅一般人如此,政府大致亦复如此,盖在今日之世,

    当失业人数继续增加时,政府往往不能不举债以救济之。

    不论从先验方面,读者是否认为这个心理法则入情入理,但有一点很确

    定:若此心理法则而不适用,则实际经验必与今日大不相同。盖在后者情形

    下,则不论投资增量如何微小,有效需求将作累积的增加,一直到达到充分

    就业为止;反之,当投资减少时,有效需求将作累积的减少,一直到就业人

    数等于零时为止。但实际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并不趋于极端,而在两极端之

    间。也可能:在某一段范围以内,真有这种不稳定性;假使如此,则该范围

    一定很狭小,在此范围以外,不论在哪一个方向,我们的心理法则一定适用。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乘数虽大于一,但在经常情况之下,并不奇大;盖设

    奇大,则当投资量改变一特定量时,消费量将大量改变 (其改变限度,只是

    充分就业或全无就业)。

    ———————– 页面 116———————–

    (二)有第一个条件,则当投资量之改变相当温和时,消费品之需求也

    不会有绝大改变。有第二个条件,则当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或利率改变不太

    大时,投资量也不会有绝大改变;其所以然者,因为要从现有设备上大量扩

    充产品,大概会引起成本递增。设在开始时,可以用来生产资本资产之资源

    有大量剩余,则在某一段范围以内,可能很不稳定,但当此剩余之资源大部

    分已经利用时,则此不稳定性即不再存在。又,若工商界在心理上起剧烈变

    动,或有划时代的新发明,以致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改变甚烈时,则此第二

    条件,亦能限制由此引起的不稳定性;但在限制向上变动方面,恐怕较之限

    制向下变动方面,更有效一些。

    (三)第三个条件,与我们所经验到的人性相符。上面虽然说过,关于

    货币工资之斗争,大体上只是要维持一高额相对工资;但当就业人数增加时,

    一方面因为工人之议价能力增大,他方面因为工资之边际效用减少,工人之

    财政情况改善,愿意多冒一些险,故货币工资之斗争大概在各业皆会加强。

    然而这些动机也有一个限度,工人不会因为就业情况改善而要求货币工资增

    加许多,也不会因为要避免失业而让货币工资减少许多。

    这里又和以上一样:不论从先验方面,这个结论是否入情入理,但根据

    实际经验,这种心理法则一定存在。盖设不然,则失业工人间之相互竞争一

    定会使货币工资减少许多,因此使得物价水准极不稳定。不仅如此,恐怕除

    了充分就业以外,别无稳定的均衡位置;盖货币工资率将无限制降低,一直

    到货币数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变成非常丰裕,利率因之降低到一种程度,

    足以恢复充分就业为止。除此以外,别无可以休止之点。①

    (四)第四个条件倒不是稳定条件,而是为什么经济衰退与经济复兴会

    接连着此起彼伏。这个条件只是根据一个假定:即资本资产之年龄参差不齐,

    但寿命都不太长,最后都会不堪再用;故设投资量低于某一最低水准,则即

    使其他因素没有大量变动,最后资本之边际效率又复提高,投资量又复恢复

    到超过这个水准,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同样,设投资量一期比一期大,则

    除非其他因素改变,否则最后资本之边际效率又复降低,以致引起经济衰退,

    亦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因为有一至三三个稳定条件,故经济复兴与经济衰退之程度已经有了限

    制;因为有第四个条件,故即使是有限度的经济复兴与经济衰退,只要已经

    继续了相当时期,而没有其他因素之改变来加干涉,也会自己转换方向,向

    相反方向变动;以后这同一力量,又把变动方向再转换过来。

    这四个条件联合起来,足够解释我们实际经验中之显著特征:就业量以

    及物价之变动并不趋于两极端,而只是绕着一条中线上下动荡。此中线之位

    置,固然比充分就业低得相当多,但亦比最低就业量高得相当多;所谓最低

    就业量者,即若就业人数而低于此水准,生活便将受到威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这不高不低的位置,既然是由“自然”趋

    势所决定,而且这种“自然”趋势,如果我们不有意设法矫正,大概会继续

    维持下去,故这个位置是建筑在必然律上的,无法改变的。以上四个条件之

    一向通行无阻,只是一个实际观察得到的事实,而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必然

    原理。

    ① 各种产物之就业函数,在就业量之有关变动范围以内,也许曲度不同。在现阶段,我们暂时忽略由此所引起的复杂性。参阅以下第二十章。

    第五编 货币工资与物价

    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之改变

    假使我们能够把货币工资改变时所生的影响提前讨论,倒是一件好事。盖经典学派之所以一向认为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之性质者,就因为假想货币工资有伸缩性;货币工资一有刚性,便把经济体系失调之过推在这刚性身上。然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理论还没有建立以前,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个问题。货币工资之改变所生之后果相当复杂,在某种情形之下,减低货币工资确能 (象经典学派设想的那样)刺激产量。我与经典学派相异之处,主要是分析上的不同,故在读者还没有了解我的方法以前,我不能把这种相异之处说得很透澈。

    据我所知,通俗解释实在很简单,没有象我以下所说那样迂回曲折。这

    个解释只是说:若其他情形不变,则当货币工资率减低时,制成品之价格将

    减低,故可刺激需求,增加产量与就业量;但产量增加而资本设备不变,则

    劳力之边际效率减低;当劳力之边际效率与劳工同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率重复

    相等时,产量与就业量即不再增加。

    这种解释之最粗陋形态,简直等于说:货币工资减低时,需求不受影响。

    现在也许还有若干经济学家,认为需求的确不受影响;他们的理由是:总需

    求乃定于货币数量与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二者之乘积,当货币工资减低

    时,并没有显著理由,为什么货币数量会减少,或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会减

    低。他们甚至于会说:若工资减低,则利润必增加。但是我想大部分经济学

    者会承认,当货币工资减低时,一部分劳工之购买力减低,故总需求的确要

    受到若干影响;不过他们会指出,在相反方面,有一部分人之货币所得并未

    减少,此等人之真实需求,将因物价之下降而增大;即使在劳工方面,除非

    劳力之需求弹性小于一,否则当货币工资减低,就业人数增加时,劳力方面

    之总需求也会增加。故在新的均衡状态之下,就业人数会比以前增多——除

    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极限情形,但是这种情形,事实上不会发生。

    对于这种分析,我根本不同意。其实分析二字还欠妥;因为以上所说,

    虽然很可以代表许多经济学家之想法,但是他们很少把他们所根据的分析方

    法明详写下。

    他们得此论证之途径,大概如下:就一业而论,则该业之产物有一需求

    表,表示售价与出售量之关系,又有一组供给表,表示产量与生产该量时生

    产者所要求之价格——二者之关系;所以有一组供给表格者,因成本之计算

    基础,各厂不同。设其他成本不变 (除非是由产量改变所引起者),则由此

    两种表格可得劳力之需求表,表示就业人数与工资水准之关系;该曲线在任

    何一点之形状。即决定劳力之需求弹性。然后以此概念,不加重大修正,转

    用之于工业全体,认为根据同样理由,工业全体也有一个劳力之需求表,表

    示就业人数与工资水淮之关系。至于所谓工资,到底是货币工资或真实工资,

    对于论证没有关系;盖设为货币工资,则币值之改变固然必须矫正,但此不

    足以影响论证之要义,因为物价之改变,决不会与货币工资之改变刚成同一

    比例。

    假使以上所说,真是他们论证所据(假使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

    则此论证一定是错的。因为要替一业建立需求表,必先假定其他工业之供需

    表不变,总有效需求之数量不变,故除非把总有效需求不变这个假定也搬过

    去,否则我们不能把仅仅适用于一业之论证转而用之于工业全体。不过假使

    真作如此假定,则此论证可谓答非所问。何则?因为固然大家都承认:设货

    币工资减低,而总有效需求仍与以前相同,则就业人数一定增加;但争执之

    点,正在: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总有效需求 (用货币计算)会不会仍与前相

    同?或至少总有效需求(用货币计算)之减少,并不与货币工资之减低完全

    成比例 (即若用工资单位作衡量标准,总有效需求较前增加)?假使我们不

    允许经典学派用类比方法,把仅仅适用于一业之结论推广之于工业全体,则

    该学派即完全不能回答:当货币工资减低时,就业人数会受到什么影响?因

    为该学派没有一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处理这个问题。据我看来,皮古教授之

    《失业论》,已经尽了经典学派之能事,但结果该书恰成了一个显例,说明

    经典学派对于何者决定实际总就业量这一个问题毫无办法。[ 定义见以下第二十章]

    现在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讨论: (一)设其他情形不变,则货币工资之减低有没有直接趋向,增加就业人数?此处所谓其他情形不变者,系指消费倾向、资本之边际效率表、

    以及利率三者,就社会全体而论,仍与前相同。(二)货币工资之减低,对

    于以上三个因素是否会发生必然的或或然的影响,故有必然的或或然的趋

    势,可以在一特殊方向,影响就业人数?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以上几章中下了一个否定答案。我们知道,

    就业人数只与有效需求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发生关系,后者乃预期的消费

    与预期的投资之总和,故设消费倾向、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以及利率三者不

    变,则有效需求亦不变更,设以上三个因素不变,而雇主们增加就业人数,

    则就雇主全体而论,其收益一定少于其供给价格。

    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减低生产成本,故可以增加就业人数,——这是一个很粗陋的结论。要证明这个结论之谬误,我们最好先假定 (这是对于这种

    说法最有利的假定),在开始时,雇主们的确预期:减低货币工资会减低生

    产成本;然后再观察事态之发展。就单独一个雇主而论,当货币工资减低时,

    他很可能只看到他自己生产成本之减低,而忽略了:货币工资之减低,对其

    产物之需求亦会发生影响;于是以为,现在增加产量可以增加利润,因此遂

    增加其产量。假使一般雇主都作如此预期,都如此做法,他们真会增加其利

    润吗?不会。除非 (一)该社会之边际消费倾向等于一,故所得之增量等于

    消费之增量;或 (二)投资增加,足以弥补所得增量与消费增量之罅隙。但

    要投资增加,则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必须比之利率相对增加。故除非边际消

    费倾向等于一,或货币工资之减低会使得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比之利率相对增

    加,因之增加投资量,否则增加产量以后之收益,一定使得雇主们失望,于

    是就业量又回到原来数目。盖设雇主们真根据其预期售价,提供就业量,则

    公众之所得将增加,所得既增,故其愿意储蓄之数将超过当前投资量,故雇主们必蒙受损失,且此损失之大小,恰等于二者——愿意储蓄之数与当前投资量——之差。以上所说,不论货币工资率在什么水准都是对的。固然,在

    一段时期中,雇主们可能自己增加其对运用资本(Working capital)之投资,

    二者之差因而得以弥补,但此至多只能把失望来临之日延迟一些时候而已。

    因此,减低货币工资并没有直接趋向,足以增加就业人数;——除非该

    社会之边际消费倾向,或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或利率,因货币工资之减低而

    受到影响。故要分析减低货币工资之效果,只能追究此三因素可能受到的影

    响。

    此种影响之最主要者,大致如下:

    (一)货币工资减低时,物价会下降,故可引起若干真实所得之重分配,(a)从工资阶级转移给边际直接成本中之其他生产原素(如果后者之报酬不减),(b)从雇主阶级转移给利息阶级(rent ires),因后者之所得乃是用货币来规定的。

    此种重分配,对于社会全体之消费倾向有什么影响呢?真实所得从工资

    阶级转移给其他原素,大概会减低消费倾向;至于从雇主阶级转移给利息阶

    级,其影响为如何,则颇成问题。设就大体而论,利息阶级在社会上比雇主

    阶级富裕,其生活程度又最少伸缩性,则重分配之影响亦属不利。根据这种

    种考虑,其净结果如何,我们只能猜想而已。大概是趋于不利,而不是趋于

    有利。

    (二)设我们所讨论的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闭关体系,又设所谓货币

    工资之减低,又是比之国外货币工资 (当二者都化成共同单位以后)相对减

    低,则贸易差额趋于扩大,显然对于投资有利。这里当然假定:国外之关税、

    进口限额等,并未改变,抵消这种好处。就英美两国而论,英国在传统上之

    所以比较相信: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增加就业量者,大概是因为美国之闭关性

    重,英国之闭关性小。

    (三)在一个非闭关体系,减低货币工资固然可以增加贸易之顺差,但

    亦会使贸易之物物交换条件(terms of trade)趋于恶劣。故除了新就业者

    以外,原就业者之真实所得将减低。这一点大概趋于增加消费倾向。

    (四)设当货币工资减低时,人们预期此种减低乃是比之未来货币工资

    相对减低,则 (理由已见上)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增加,故对于投资有利;同

    理,也许对于消费亦有利。反之,设货币工资之减低,引起人们预期未来货

    币工资还要再减,或预期此种可能性甚大,则效果恰恰相反。盖在此种情形

    下,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减少,投资与消费二者皆将延期。

    (五)工资总支出(Wagesbill)之减低,再加上一般物价与一般货币所

    得之减低,可以减少为所得以及业务目的所需持有的现金,故在该范围以内,

    足以减低社会全体之灵活偏好表。若其他情形不变,则此足以减低利率,故

    利于投资。但利率之下降程度,亦受预期之影响,设如以上(四)最后所述,

    人们预期工资与物价以后再会上涨,则短期利率所受影响较大,长期利率所

    受影响甚小。还有,设货币工资之减低引起群众不满意,以致社会上对政治

    前途之信任心为之削弱,则灵活偏好增强,且增强之程度,恐非从积极流通

    中腾出来的一点现金可以抵消。

    (六)设货币工资之减低,仅限于一厂或一业,则对该厂或该业必有利。

    因为这个理由,故当货币工资普遍减低时,虽然其实际影响不同,但亦可能

    在雇主们心目中产生一种乐观情绪,从而打破因为对于资本之边际效率作过度悲观的估计,所引起的一个恶性循环;于是一切事物,又可用比较正常的

    预期作根据,重复进行。在相反方面,设工人们对于工资普遍减低之后果,

    亦象其雇主一样,在看法上犯同一错误,则必引起劳资纠纷,可能把此有利

    影响完全抵消。除此以外,因为一般而论,没有方法可以使各业之货币工资

    同时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相同,故一切工人为其本身利益计,都要抵抗其

    本业中货币工资之减低。事实上,当雇主们设法压低货币工资时,其所遭遇

    之抵抗,比之当物价上涨,真实工资逐渐下降时,所遭遇之抵抗,要强烈得

    多。

    (七)反之,当货币工资减低时,雇主们之债务负担加重,此种不利影

    响可以部分抵消上述乐观情绪。设工资与物价降得很厉害,则雇主们之负债

    极重者,将濒于破产之境;假使真到这个地步,则对于投资非常不利。又,

    若物价水准降低,则公债——因之租税——之真实负担加重,故对于工商界

    之信任心亦大为不利。

    以上所引,当然未足以包罗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货币工资减低时可能

    引起的一切反应,但通常最重要的反应,大概已尽于此矣。

    故设我们只讨论一闭关社会,并假定真实所得之重分配,对于社会之消

    费倾向并无影响,即有之,亦在不利方面,则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我们所能

    希望其可以增加就业量者,不外二主要途径:(a)如(四)所述,因为资本

    之边际效率增加,故投资增加:或 (b)如(五)所述,利率下降。今请再就

    此两种可能性,作进一步讨论。

    如果一般人相信:货币工资率已减至无可再减,以后工资如再有改变,

    一定只会增加,则对于资本之边际效率有利;最不利的情况,乃是货币工资

    正在逐渐下降,而且工资每减低一次,人们对此工资在未来能否不再减低便

    更缺乏信心。故在有效需求正在逐渐软弱之时,索性把货币工资大减,减低

    到一个水准,使得每个人都觉得太低,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这样做法,倒是

    对于加强有效需求,最为有利。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出之于行政法令;故在

    工资定于自由议价之经济体系中,绝少实际可能性。假使不能这样做,则在

    以下二者之间(a)货币工资非常固定,一般人认为不会有大变更,(b)经

    济衰退时,货币工资有逐渐下降之趋势,故(例如)当失业人数增加1%时,

    人们即预期工资又要再减;还是前者好得多。盖设人们预期明年工资要减低

    2%,则其影响约略等于把明年所付利息增加2%。以上所说,只要稍加修正,

    亦适用于经济繁荣时期。

    由此,故在当代实际习惯与实际制度之下,与其定一个政策,使得货币

    工资非常有伸缩性,可以很容易随失业人数之增减而改变,不如定一个政策,

    使得货币工资非常刚性,固定不变。以上是专就资本之边际效率这一点立论。

    若就利率立论,以上结论是否仍站得住呢?

    故彼相信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性者,只能以其论证主力,放在当工资水

    准与物价水准下降时,货币需求方面所起的反应。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并没

    有如此做。设货币数量也是工资水准与物价水准之函数,则在这方面亦毫无

    希望。但设货币数量是几乎固定的,则只要货币工资之减低程度够大,货币

    数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便可以无限制增加,且在所得中所占之比例亦可大

    为增加;后一种增加之限度,须看工资成本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之比例如

    何,以及当工资单位下降时,边际直接成本中其他原素之反应如何而定。

    故仅就理论而论,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影响利率,其效果完全相同:其一是减低工资,而让货币数量不变;其二是增加货币数量,而让工资水准不

    变。因此,减低工资与增加货币数量这两种方法,作为达到充分就业之手段

    看,都受同样限制。上面已经举出种种理由,为什么不能仅从增加货币数量

    着手,使得投资增加到最适度水准;同样理由,只要在枝节上略加修改,亦

    适用于减低工资这一个方法。如果货币数量之增加,相当温和,则对于长期

    利率之影响也许不够;如果增加得很多,则又怕要动摇社会信心,因此抵消

    货币数量增加时之其他好处。同样,假使货币工资之减低,相当温和,则也

    许影响不足;假使减得很多,则即使实际上行得通,亦怕要动摇信心。

    因此,相信一个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便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者,其毫无

    根据正象相信仅用公开市场交易政策,不用其他方法辅助,就可以得到同一

    结果。我们不能由这些途径使得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性。

    设每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之时,劳工们便一致联合起来,自动减低其

    工资要求,使得货币数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增加,利率下降,以便达到充

    分就业,——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的,实施管理者

    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与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若仅就增加货币数量(用

    工资单位计算)这一点而论,在理论上二者之效果固完全相同,但在其他方

    面,二者有天壤之隔。今简述三大区别,提醒读者。

    (i)除非在一个已经实行国家统制的社会之中,一纸法令便可改变工资

    政策,否则没有方法可以使得各级劳工之工资趋于一致的减低。要达到这个

    结果,只能经过一组逐渐的、零星的、不规则的改变,而且恐怕还要经过几

    度劳资争执以后才能完成。此种改变方法,无论从社会正义看,或从经济权

    宜方面看,都无可辩护;而劳资争执又是浪费的、不幸的,且在争执过程之

    中,议价能力最弱者比之其他工人受害较深。反之,要改变货币数量,则只

    要用公开市场政策或类似办法便可办到,故已在大多数政府掌握之中。人性

    与制度既属如此,则只有愚蠢之徒才会挑选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

    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够指出,前者有后者所不能达到的好处。

    而且,假使其他情况相等,则一个比较容易实施的方法当然比之一个窒碍难

    行的方法好。

    (ii)假使货币工资固定不变,则除了独占价格(决定独占价格者,不

    只是边际成本,还有其他因素)以外,其他物价之所以改变,主要是因为:

    在现有设备上增加产量,将有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发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

    士,其收入是由契约用货币规定的,例如利息阶级以及公私机关中之固定薪

    水阶级。假使货币工资不变,则在这批人与劳工之间,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

    实际可行的公平办法。假使有若干主要阶级之货币收入,无论如何,总是固

    定不变,则从社会正义计,或从社会权宜计,最好所有生产原素之货币报酬

    都固定不变。有一大部分所得,既用货币规定,而且比较固定,则只有不义

    之徒才会挑选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

    非他能够指出,前者有后者所不能达到的好处。

    (iii)用减少工资单位这一个方法来增加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

    将使债务负担作比例增加,但若增加货币,而让工资单位不变,则债务负担

    所受之影响,恰恰相反。有许多种债务之负担,既然已经太重,则只有不谙

    世故之徒才会选择前者。

    (iV)假使因为要使利率逐渐下降,故工资水准必须逐渐下降,则上面已经说过,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受两重不利影响,故有两重理由要暂缓投资,经济复兴亦因之迟缓。

    故设当就业量逐渐减少时,工人们亦逐渐减低其货币工资之要求,此种

    政策因为对于产量不利,故一般说来,不仅不会减低恐怕还要增加真实工资。

    采取此种政策之主要结果,只是使得物价极不安定;——也许物价要变动剧

    烈到一种程度,使得在一个象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之内,一切业务

    打算都毫无用处。故说在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之中,有伸缩性

    的工资政策是应有的、必要的附属品,这种说法,刚与真理相反。只有在高

    度集权国家之中,政府一纸法令便可作骤然的、大量的、普遍的改变,有伸

    缩性的工资政策才能运用自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意德俄运用,但不

    能在英美法实施。

    设象澳洲一样,用法令规定真实工资,则只有一个就业水准与此真实工

    资相应;至于实际就业人数,则在一闭关体系中须看投资量是否与该水准不

    悖,而在该水准与毫无就业之间剧烈变动。设投资量不多不少,刚与该水准

    不悖,则物价乃在不稳定均衡状态,只要投资量再少一些,物价即骤降至零;

    再多一些,物价即无限制突涨。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找出一个有稳定性的东

    西,则只能从统制货币数量着手,使得货币工资水准与货币数量配合起来,

    建立一个利率,而该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关系,又恰恰使投资量不多不

    少。要是如此,则就业水准(与法定真实工资相应之就业水准)不变,但货

    币工资与物价则常常急剧变动,以求投资量维持在此不多不少之数。就澳洲

    实际情形而论,所以未曾有此极度不稳定现象发生者,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法

    令总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澳洲不是闭关体系,故货币工资

    本身是一个国际投资量——因此总投资量——之决定因素,而贸易条件对于

    真实工资又有重要影响。

    根据这些考虑,我现在觉得:就一闭关体系而论,在权衡得失以后,最好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一般货币工资水准 (general level of money-Wages);即就非闭关体系而论,如果能用变动外汇率方法与世界其他各国维

    持均衡,则以上结论亦适用。就各别工业而论,货币工资如果有相当伸缩性

    固然很好,因为可以加速工人从比较衰退的工业转移到比较繁荣的工业;但

    是一般货币工资水准还是愈稳定愈好;——至少在短时期中是如此。

    采取这种政策,则物价水准相当稳定,——至少比在有伸缩性的工资政

    策之下稳定。除了独占价格以外,物价之变,在短时期中,只是因为就业人

    数改变,以致边际直接成本受到影响;在长时期中,只是因为设备增加,或

    有新技术之发明,新设备之产生,以致生产成本改变。

    固然,假使就业量变动甚大,则物价水准之变动还是很大;但是我已经

    说过了,这种变动程度比之在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之下要来得小。

    采取刚性工资政策,则在短时期中要物价稳定,必须避免就业量之变动。

    但在长时期中,我们还可以在两种政策之间选择:其一是令工资稳定,而让

    物价随技术与设备之进步慢慢下降;其二是令物价稳定,而让工资慢慢上涨。

    大体而论,我主张选择后者,一部分是因为:要使得实际就业水准接近充分

    就业,则在未来工资会上涨这种预期之下,比较容易办到,而在未来工资会下降这种预期之下,比较不容易办到;一部分是因为:逐渐减轻债务负担,

    对于社会有利;在衰落工业与兴旺工业之间,比较容易调整;还有,假使货

    币工资有温和上涨之趋势,则心理上也许会感觉到一种鼓励。不过这里并没

    有原理上的重要差别,故现在不必把两方面之论证详加发挥。

    附录:论皮古教授之《失业论》

    在《失业论》中,皮古教授使就业量定于两个基本因素,即(一)工人所要求的真实工资率 (real rates of Wages),以及(二)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 (Real Demand Function for Labour)之形状。该书中心部分,即在讨论何者决定此函数之形状。工人所要求的,不是真实工资率,而是货币工资率,这件事实,该书并不抹杀;不过该书认为:用工资品之价格除实际货币工资率所得商数,即可作为工人所要求的真实工资率。

    在该书第90页,皮古教授提出两个方程式,认为这是研究之起点。但是

    有几个暗中假定,限制了皮古教授分析方法之应用,而这些暗中假定又在论

    证一开始时就混进来了,故我先得把他的处理方法,一直到争执所在点为止,

    作一提要。

    皮古教授把工业分为两类,即(a)在国内从事制造工资品,及从事制造

    出口品,推销于国外,以取得国外之工资品者;(b)其他工业。为方便起见,

    可以把此两类工业,称之为工资品工业及非工资品工业。他设想前者雇用x

    人,后者雇用y人;x人所产工资品之总价值,他用F(x)来表示,一般工

    资率则用F′(x)来表示。皮古教授虽然自己不说,然而这就等于假定:边

    际工资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他又假定x+y=φ(x),这就是说,总就

    业量乃工资品工业中就业量之函数。他于是说,全体劳力之真实需求弹性

    (elasticity of the real demand for labour in the aggregate),可以

    写作

    φ′(x) F′(x)

    Er =        ?        ,

    φ(x)  F′′(x)

    由此弹性,并可推得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之形状。

    若仅就符号而论,则他的与我的表示方式并无重大区别。只要我们能够

    把皮古教授之工资品作为我的消费品,把他的“其他物品”作为我的投资品,

    F(x)

    则因         乃是 (用工资单位计算)工资品工业所产产物之总值,故即等于

    F′(x)

    我的C。又,若工资品即等于消费品,则φ乃我所谓就业乘数k′之函数。

    W

    △(x+y)=k′△y

    k′         1

    故                     φ (x) =        = 1+     (approx.)

    k ′ – 1     k ′

    因此,皮古教授所谓“全体劳力之真实需求弹性”这一个东西,乃是一

    个复合体,其中构成分子,类似于我自己所用的若干因素;盖此弹性,一部

    分乃定于工业上之生产情况 (他用函数F表示),一部分乃定于人们对工资

    品之消费倾向(他用函数φ来表示)。以上所说,当然只限于一个特例,即

    ① 工资单位改变时所引起的影响,将在以下第十九章中详细讨论。

    边际劳力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之情形。

    要决定就业量,皮古教授就把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与劳力之供给函数二

    者联合起来。他假定后者只是真实工资率之函数。不过,因为他已经假定着

    真实工资率乃工资品工业中所雇工人人数x之函数,故说劳力之供给只是真

    实工资率之函数,无异是说:在现行真实工资率之下之劳力总供给量只是x

    之函数。用符号表示,则n=χ(x),其中n代表在真实工资率F′(x)之

    下所可能有的劳力供给量。

    故把所有复杂因素廓清以后,皮古教授之分析方法,乃是想从下列二方

    程式中,发现就业量。该二方程式乃

    x+y=φ(x)

    及                            n=χ(x)

    但在这两个方程式中,倒有三个未知数。他规避这种困难之法,似乎是假定

    n=x+y。当然,这等于假定:不自愿的失业(依以上所下严格定义)并不存

    在,也就是说,在现行真实工资率之下所可能有的劳力供给量,事实上都已

    就业。于是x之值,可从

    φ(x)=χ(x)

    这一个方程式中求得之;设由此所得x之值为n,则y必等于χ(n)-n,总

    1                  1

    就业量n则等于χ (n)。

    1

    这里值得暂时停一停,考察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含义。这个含义是说:

    设劳力之供给函数改变 (即在一特定真实工资之下,劳力之供给量较前增

    大),故由φ (x)=χ(x)中所得x之值现在变为n+dn,则非工资品之

    1    1

    需求情形一定使得非工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增加,以保持φ(n+dn)χ

    1  1

    (n+dn)二者之相等。除了供给函数之改变以外,唯一可使总就业量改变者,

    1  1

    乃是因为非工资劳动者(non-Wage-earners)之嗜尚改变,多购非工资品,

    少购工资品。

    假定 n=x+y,当然就是假定劳力总可以自己决定其真实工资率;而假

    定劳力总可以自己决定其真实工资率,又无异假定:非工资品之需求情形一

    定会服从上述法则,换句话说,无异假定利率一定会常常与资本之边际效率

    表相适应,使得充分就业能够保持。假使没有这种假定,则皮古教授之分析

    即告崩溃,提不出一个方法来决定就业量。所可奇者,皮古教授竟会认为,

    他可以不必提及因为利率或信任状态改变,而不是因为劳力之供给函数改

    变,所引起的投资量之改变(即非工资品工业中就业量之改变),就可以提

    出一个失业理论。

    故该书以《失业论》命名,实在有点名不符实。该书实在并不讨论失业

    问题,而讨论:设劳力之供给函数不变,又设充分就业常能维持,则就业量

    将如何。所谓全体劳力之真实需求弹性这一个概念,其目的亦只在说明:当

    劳力之供给函数作一特定移动时,充分就业量将提高或降低多少。或者(也

    许是更好的看法),我们可以把该书看作是一种没有因果性的 (non-causative)研究,所研究者乃是真实工资水准与就业水准之函数关系。但该

    书不能告诉我们,何者决定实际就业水准;对于不自愿失业这个问题,该书

    未有直接接触。

    即使皮古教授否认有我所谓不自愿失业这种东西之可能性,我们还是难于明了,他的分析如何可以应用。他没有讨论何者决定x与y(工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与非工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之间之关系,这点疏忽,还是他的致命伤。

    而且,他亦承认,在某种限度以内,劳工们在事实上所要求的常常不是

    一特定真实工资率,而是一特定货币工资率。假使承认这点,则劳力之供给

    函数不仅只是F′(x)之函数,而是F′(x)与工资品之货币价格二者之函

    数;于是他以前的分析即告崩溃,因为这里多添了一个因素,而没有多添一

    个方程式来解这个新未知数。用假数学方法,处理经济问题,如果要得到结

    果,必先假定一切函数都只含一个自变数,使得所有偏微分 (partial differentials)都不存在。这种方法之危险,皮古教授之分析法提出了一个

    最佳例证。事后承认,事实上确有其他变数存在,但并不把以前所写再改写

    一遍,则这种承认有什么用处?故假使在某种限度以内,劳工要求规定的是

    货币工资,则除非我们知道何者决定工资品之货币价格,否则即使假定n=x

    +y,还是资料不足。盖工资品之货币价格,须看总就业量之多寡而定,故要

    知道总就业量,则必先知道工资品之货币价格;要知道工资品之货币价格,

    则必先知道总就业量。这就是我说过的,我们短少一个方程式。然而假使我

    们暂时假定货币工资率有刚性,而不假定真实工资率有刚性,恐怕倒与事实

    很接近。例如在1924—1934这10年中,英国经济情形颇为骚扰不定,但在

    该10年内,货币工资之变动范围只是6%,而真实工资之变动范围却超过20

    %。一个理论,假使当得起称为通论,则必须不论货币工资是否固定(或不

    论有没有一个范围,在该范围以内货币工资固定不变),都可以适用。从事

    政治者固然可以说,货币工资应当有高度伸缩性;但是一个理论家在分析时,

    对于货币工资是否应有高度伸缩性这个问题,应该毫无偏袒。一个科学的理

    论,不能要求事实来与其假定相符。

    当皮古教授进而讨论减低货币工资之影响时,据我看来,他所用资料又

    太少,故又不能提出一个具体答案。开头 (同书第101页),他批驳一种论

    证,这种论证是说,设边际直接成本等于边际工资成本,则当货币工资减低

    时,非工资劳动者之所得将与工资劳动者之所得作同比例之改变;他所持反

    对理由,是说这个论证,只有当就业量不变时才能成立,而就业量是否不变,

    正是尚待研讨之点。但在下一页 (同书第102页),他自己亦犯同样错误:

    他假定“在开始时,非工资劳动者之货币所得不变”;他自己刚指出这个假

    定只有当就业量并非不变时才能成立,而就业量是否要变,正是尚待研讨之

    点。事实上,除非在研究资料中,再加上其他因素,否则不能有答案。

    劳工们在事实上所要求规定的,不是一特定真实工资率,而是一特定货

    币工资率(只要真实工资不低于某一最低限度),承认这点,则整个分析都

    受到影响。盖设承认这点,则不能同时再假定:除非真实工资提高,否则劳

    力供给量不会增大,而此假定又是大部分论证之基础。例如,皮古教授反对

    乘数理论(同书第75页),理由是:真实工资率既不变,换句话说,充分就

    业既已达到,故减低真实工资不能使劳力之供给量增大。在这种假定之下,

    他的论证当然是对的。不过在该段中,皮古教授所批评者,乃是实际政策方

    面的一种方案;当英国失业人数超过200万,就是说,有200万以上工人愿

    意接受现行货币工资而工作,在这种时候,还假定只要生活费用比之货币工

    资稍为提高一些,就有工人要从劳力市场退出,而且退出之人数还大于200万人,如此假定,实在是离事实太远,想入非非。

    我们要强调一点:皮古教授整个一本书都基于一个假定,即当生活费用比之货币工资相对增加时,不论增加得如何温和,就有一部分工人要从劳力市场上退出,而且退出之人数,大于现有全部失业人数。

    还有,在该段中(前引书第75页),皮古教授没有注意到,他既认为政府投资政策不能引起“第二级”就业(secondary employment),则根据同样理由,该政策亦不能增加“第一级”就业(primary employment)。盖设工资品工业中之真实工资率不变,则除非非工资品劳动者肯减少其工资品之

    消费,否则就业量无论如何不能增加。理由是:在第一级就业中新雇的工人,

    大概会增加其工资品之消费,于是真实工资降低,于是 (根据他的假定)有

    一部分以前在别处已经就业工人,将退出劳力市场。然而皮古教授似乎认为,

    第一级就业确有增加之可能。第一级与第二级就业之分界线,似乎也是心理

    上的分界线,超过该线以后,皮古教授之好常识就再敌不住他的坏理论。

    因为假定不同、分析不同,故所得结论不同,下引一段可作例证:“设

    在工人之间有自由竞争,劳力又可以完全移动,则二者 (按即工人所要求的

    真实工资率,以及劳力之需求函数二者)之关系甚简单。在这种假定之下,

    一定常有一种强烈趋势,让工资率与需求情况互相适应,使得每个人都就业;

    若情况稳定,则实际上每个人确都就业。言外之意是说,若在任何时间真有

    失业现象,则此失业完全是因为需求情况继续在改变,而摩擦阻力使得工资

    不能即刻作适度的调整”。这是重要一段,皮古教授把他的观点,作了一个

    提要。

    他的结论是:失业之起,主要是因为工资政策未能与劳力之真实需求函

    数之变动充分调整。

    因此,皮古教授相信,在长时期中调整工资便可医救失业问题。我的看

    法是:真实工资固然有个最低限度,即不能低于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而且

    调整货币工资也许会影响真实工资,但主要决定真实工资者却并不是货币工

    资之调整,而是经济体系中之其他因素;其中有几个,尤其是资本之边际效

    率表与利率之关系,据我了解,皮古教授没有包括在他的分析体系之中。

    最后,当皮古教授讨论“失业之起因”时,他固然——象我一样——说

    到需求状态之变动;他把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作为需求状态,可是他忘了,

    依据他的定义,前者之意义多狭窄。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依据他的定义,

    所谓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者,只定于两个因素,即 (a)在一特定环境中,总

    就业量与工资品工业中之就业量——二者之关系 (工资品工业之产物,乃全

    体劳力之消费之所由出);(b)工资品工业中边际生产力之情况。但在《失

    业论》第五编中,“劳力之真实需求”情况之改变,却占据重要地位。他把

    ① 在本章附录中,还要对于皮古教授之 《失业论》加详批评。

    ① 边际直接成本即等于边际工资成本。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考此错误之来,大概是由于边际工资成本

    这一个名词含义不清。一种意义是:所谓边际工资成本,便是产量增加一单位时,所需增加之成本 (如果

    除了工资成本以外,其他成本都不变);另一种意义是:用最经济方法,利用现有设备以及其他失业原素

    增加产品一单位时,所需增加之成本。假使采前一义,则除增加劳力以外,我们不能再增加雇主之劳役、

    运用资本、或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甚至不能让资本设备因为就业量增大而多耗损一些。在这种情形之下,

    因为我们不让劳力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参加边际直接成本,故边际工资成本当然等于边际直接成本。然而根据如此前提得到的分析结果,几乎毫无用处,因为如此前提事实上限少会实现。在事实上,我们不会笨到一个地步,当劳力增加时,不让其他因素(除非手边无此等原素)也作适度增加。故要这个前提成立,则只能假定:除了劳力以外,其他生产原素都已经无可再增。

    “劳力之真实需求”,看作是在短时期中可以会有极大变动的一个因素(前引书,第五编,第六至第十二章)。他似乎认为,“劳力之真实需求”之变动,再加上工资政策不能即刻与此变动相适应,乃是商业循环之主因。读者骤看起来,这些似乎都很合理,都很熟悉,因为除非读者追溯名词之定义,否则在他心目中很容易把“劳力之真实需求之变动”,与我所谓“总需求情况之变动”,混为一谈。但一追溯到定义,则皮古教授之说,即绝难令人置信,盖在短期中,最不会有剧烈变动者,莫过于“劳力之真实需求”。其理如下:

    依据定义,皮古教授所谓“劳力之真实需求”,只是两个因素之函数,

    即F(x)及φ(k),前者乃工资品工业中之生产情况,后者乃上资品工业

    中之就业量与总就业量之函数关系。除非是在长时期中逐渐改变,否则很难

    找出理由,为什么这两个函数会改变;至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假定其在一

    个商业循环之中会有变动。F(x)只能慢慢改变,而且在生产技术逐渐进步

    的社会之中,只能向前进方向改变;至于φ(x),则除非工人阶级突然倾向

    于节俭,或说得更概括一些,除非消费倾向有突然变迁,否则是很稳定的。

    如此说来,则劳力之真实需求,在商业循环之中,应当几乎不变。我再重复

    说一遍:皮古教授没有把一个不稳定因素,即投资量之变动,包括在他的分

    析体系之中,而这个因素往往是就业量所以变动之基本原因。

    我对皮古教授之失业理论作如此详细批评,倒并不是因为他比之经典学

    派其他经济学家有更多可以批评之处,而是因为据我所知,他是第一人把经

    典学派之失业理论精确写了出来。故我觉得,要反对经典学派之失业理论,

    必须以该理论之最完备、最难击破者,作为批评之对象。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   [ 皮古教授:《失业论》,第252 页]

    在第三章第一节中,我们对总供给函数Z=φ(N)已经下了定义:所谓总供给函数者,乃就业量 N与其相应产量之总供给价格之关系。就业函数(employment function)与总供给函数不同者,只是:(a)前者乃后者之

    倒函数,(b)用工资单位作计算标准。就业函数乃表示有效需求(用工资单

    位计算)与就业量之关系;共目的乃在指出:设一厂、一业、或工业全体面

    临一特定量有效需求,则该厂、该业、或工业全体将提供何种就业量,方能

    使其产量之总供给价格恰等于该特定量有效需求。今设对一厂或一业之有效

    需求(以工资单位计算)为D,在该厂或该业所引起的就业量为N,则就

    wr                                     r

    业函数可写作N=F(D)。或更概括一些,设我们可以假定D,乃总有效需

    r r wr                                       wr

    求D之唯一函数,则就业函数可写作N=F(D)。这就是说,设有效需求为

    w                                   r r w

    D,则r工业中所提供之就业量将为N。

    w                                    r

    本章将探讨就业函数之若干性能 (properties)。除了这些性能之本身

    兴趣以外,我们有两点理由,为什么要用就业函数来替代普通所谓供给曲线,

    以求与本书之方法及目的相一致。第一,“本函数只用我们已经决定选用的

    单位,来表达有关事实,其他在数量方面性质不明的单位,一概不用。第二,

    本函数较之普通所谓供给曲线,更易处理有关全体工业或全体产量等问题(以

    别于在一特定环境下,单独一厂或一业所遭遇之问题);其理如下:

    就一种商品而论,要替该商品作一普通所谓需求曲线,必先假定社会各

    分子之所得不变;若所得改变,则需求曲线必须重作。同样,要替一种商品

    作一普通供给曲线,必先假定工业全体之产量为若干;若工业之总产量改变,

    则该供给曲线亦随之而变。故当我们研讨许多工业对于总就业量之改变所起

    之反应时,我们所遭遇的,决不是每种工业只有一条需求曲线以及一条供给

    曲线。而是随我们对总就业量所作假定之不同,而有两组曲线。但若用就业

    函数,则欲得一适用于工业全体之函数,足以反映总就业量之改变者,实较

    易办到。

    今假定消费倾向不变,又假定第十八章中作为不变之其他因素亦不变;

    设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乃是当投资量改变时,就业量将因之而作何种改变。

    在此种假定之下,则有一个有效需求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便有一总就业

    量与之相应;而且此有效需求量,亦必依一定比例分配于消费与投资。不仅

    如此,因为有一个有效需求水准,便有一特定的所得分配法与之相应,故我

    们更可进而假定:一特定量总有效需求,其分配于各业之方法,只有一个。

    由此,故若总就业量为已知,我们便可推断各业中之就业量。这就是说,

    若总有效需求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为已知,我们便知各业中之就业量,于

    是我们便可把一业之就业函数写作N=F(D),这就是就业函数之第二种形

    r  r w

    式。写成这种形式,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要知道,相当于一特定量有效需

    求时,工业全体之就业函数是什么,则只要把各业之就业函数相加起来就可

    以了;即

    F(D   ) = N  = ∑N    = ∑F (D   )

    w              r      r    w

    其次,我们要对就业弹性 (elasticity of employment)下一个定义。

    一业之就业弹性,乃等于

    dN     D

    r    wr

    e   =

    er  dD      N

    wr    r

    盖若该业预期共产物之需求 (用工资单位计算)将有改变,则其雇用之劳工

    人数亦将改变,此式即衡量此种反应。工业全体之就业弹性,则可写作:

    D

    dN       w

    e  =       ?      ?

    e    dDw     N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个满意方法来衡量产量,则更可有产量或生产弹性(elasticity of output or production)这个概念来衡量:当任何一业所面临之有效需求 (用工资单位计算)增加时,其产品之增加率为如何;用符号表示,则为

    dO     D

    r     wr

    e   =        ?

    or   dD      O

    wr     r

    若价格等于边际直接成本,则

    1

    ΔD    =        ΔP

    wr   1- e      r

    or

    其中P乃预期利润。 由此,设e=0,换言之,设该业之产量毫无弹性,则

    r                              or

    全部有效需求 (用工资单位计算)之增加量,皆将变成雇主利润,即△D=

    wr

    △P,反之,设e=1,换言之,设产量弹性等于1,则有效需求之增加量,

    r                or

    皆被边际直接成本中之构成分子吸收以去,丝毫不变成利润。

    又设一业之产量,乃该业所雇劳工人数之函数,则有①

    1- e         N  φ′′(N )

    or         r      r

    = –               2 ,

    eer       Pwr {φ′(Nr )}

    其中P,乃一单位产物之预期价格(用工资单位计算)。故e=1这个条

    wr                                                               or

    件,即表示φ〃(N)=O,亦即表示当就业量增加时,该业之报酬既不递增

    r

    亦不递减。

    经典学派假定真实工资常等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后者则随就业量之增

    加而增加,故设其他情形不变,则当真实工资减少时,劳力之供给亦降低。

    作这种假定,无异是说:若用工资单位计算总支出,则总支出在事实上不可

    能增加。假使这种说法是对的,则就业弹性这个概念毫无用处。而且,在这

    种假定之下,我们也不能用增加货币支出这个方法来增加就业量,因为货币

    工资将追随货币支出作比例的增加,于是若用工资单位计算,支出未增,就

    业量因此也不会增加。但若经典学派之假定并不对,则我们可以靠增加货币

    支出来增加就业量,一直到真实工资降低得与劳力之边际负效用相等时为

    止;这一点,依据定义,就是充分就业之点。

    当然,在通常情形之下,e,之值总在零与1之间。故当货币支出增加

    or

    时,物价(用工资单位计算)上涨之程度(亦即真实工资下降之程度),须

    ② 他未曾暗示,这个结果之由来是因为利率起了反应。

    ① 凡不喜欢——不喜欢之理由甚正当——代数者,可以把本章第一节省去。损 失极小。

    ———————– 页面 130———————–

    看当支出 (用工资单位计算)增加时,产量弹性所起之反应为如何而定。

    令e′ 代表:当有效需求D,改变时,预期价格p,之弹性,则

    pr                     wr                        wr

    dpwr  Dwr

    e′ =      ?     ?

    qr   dDwr   pwr

    因                          Or  ?pwr = Dwr  ,故有

    dOr   Dwr    dpwr   Dwr

    ?     +       ?     = 1

    dDwr    Or    dDwr   pwr

    或                                 e′ + e  = 1.

    pr    or

    这就是说,有效需求 (用工资单位计算)改变时,物价弹性以及产量弹性之

    和等于 1。有效需求之力量,即依此法则,一部分用在影响产量,一部分用

    在影响物价。

    假使我们所讨论的是工业全体,同时又假定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单位来衡

    量总产量,则运用同样论证可得e′+e=1,其中e′及e乃适用于工业全

    p o               p     o

    体之物价弹性及产量弹性。

    今不用工资单位计算,改用货币计算,而以我们结论推广至于全部工业。

    令w代表一单位劳力之货币工资,令p代表一单位总产量之货币价格,

    D dp

    则当有效需求 (用货币计算)改变时,货币价格之弹性可写作e               =       ,

    p   p dD

    D   dW

    货币工资之弹性可写作ew      =     ?    。我们很容易可以知道

    W   dD

    e=1-e(1-e).

    p      o      w

    我们在下一章中可以知道,这一个方程式乃是推广货币数量说之第一

    步。若e=0,或若e=1,则产量将不变,物价将与有效需求(用货币计算)

    o            w

    作同比例上涨。若不然,则物价之上涨比例要小些。

    现在我们再口到就业函数,以上我们假定:一特定量总有效需求,其分

    配于各业之方法只有一个。但当总支出改变时,其用以购买一业之产物者,

    一般说来,不会作同比例改变;———部分是因为当个人之所得提高时,其

    对各业产物之增购量不成同一比例,一部分是因为当各种商品之需求加大

    时。其价格之反应程度不同。

    因此,假使我们承认,当所得增加时,此增加量之使用法不止一个,则

    以上所作假定,——即就业量仅仅随总有效需求(用工资单位计算)之改变

    而改变——,只是一个第一接近值而已。盖当总需求增大时,看我们假定此

    增加量如何分配子各业,而就业量可以大不相同。例如,设需求之增加,大

    部分趋于就业弹性高之产物,则就业量之增加大,设趋于就业弹性低之产物,

    则就业量之增加小。

    同样,设总需求不变,但需求转向,垂青于就业弹性较低之产物,则就

    业量亦会降低。

    ① 设pwr 乃一单位产物之预期价格 (用工资单位计算),则这种种考虑,在讨论短期现象时,尤其重要;此处所谓短期现象,是指事先未曾逆料的需求转向,或需求数量之改变。有些物品之生产,需要时间,

    故要很快增加其供给,几乎不可能。若在事前没有通知,骤然把需求之增大

    量集中在这些物品身上,则就业弹性甚低;但若早接通知,充分准备,则此

    类物品之就业弹性也许接近1。

    我觉得生产时期 (period of production)这一个概念,其主要用处就

    在这里。依我说法,假使必须把需求之改变,在n个时间单位以前,通知一

    种物品,然后该物才能提供最高的就业弹性,则该物之生产时期为n。照这

    样说法,则大体说来,显然消费品之生产时期最长,因为消费总是每个生产

    过程之最后阶段。故设有效需求之增加发动于消费之增加,则较之发动于投

    资之增加者,其就业弹性之最后均衡值小,而其初期之就业弹性则更小于其

    最后均衡值。不仅如此,设对就业弹性太低之物增加需求,则此需求增量大

    部分将变为雇主之所得,只有小部分变为工资劳动者以及直接成本中其他原

    素之所得,结果可能对于消费不利,因为雇主由所得增量中储蓄之数,大概

    比工资劳动者大。但两种情形之差别,亦不宜过分夸大,大部分反应还是相

    同的。①

    无论多早把未来需求之改变通知雇主,除非在每一个生产阶段都有剩余

    存货或剩余生产能力,否则当投资作特定量增加时,初期就业弹性之值总没

    有最后均衡值那么大。在另一方面,出清剩余存货乃负投资,故对于投资增

    量有抵消作用。设在开始时,每一阶段都有剩余存货,则初期之就业弹性也

    许接近 1;但在存货已经吸收完毕之后,而生产阶段上早期产物之增产量尚

    不能充分源源而来之前,弹性又降低;当新的均衡位置逐渐接近时,就业弹

    性又回涨而趋于 1。着当就业量增加时,利率提高,或地租原素所吸收之支

    出增大,则须加修正。因为这种种理由,故在动态经济体系中,物价不能完

    全稳定,——除非是有特种机构可以使得消费倾向暂时变动,而且变动得恰

    到好处。但由此引起的物价不稳定,并不构成一种利润刺激,因而引起生产

    能力之过剩;盖此种不虞之得,只有在当时恰巧持有生产阶段上较后期产物

    之雇主方能取得,凡不持有此种特殊资源者无从据此不虞之得为己有。故若

    经济体系有变迁,物价自亦不免波动,但此种物价不稳定,亦不影响雇主们

    之行为,只是把意外财富送给当时之幸运儿而已 (若变动之方向相反,则以

    上原理仍适用,但须作枝节上之修正)。我认为当代讨论稳定物价之良策者,

    往往忽略了这点。社会而可以变动,则物价稳定政策不会完全成功。但由此

    并不能说:只要物价稍为暂时不稳定,就必然引起累积的失衡。

    上面说过,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业量亦不足;所谓就业量不足者,是指

    有人愿意接受比现行真实工资更低的报酬去工作,但无业可就,故当有效需

    求增加时,就业量亦增,但真实工资率则比现行者小,或至多相等,如此继

    续下去,一直到一点为止,在该点时,依照届时通行的真实工资率,已经没

    有可用的剩余劳力。换句话说,从这点以后,除非货币工资比物价涨得更快,

    ① 因为p=pW ·W,又D=DW ·W,故

    ———————– 页面 132———————–

    否则工人人数及工时都不能再增。次一个问题是:假使在这点已经达到以后,

    支出尚继续增加,则情形将如何?

    一直到这点为止,在一特定量资本设备上增加劳工,虽然报酬逐渐递减,

    但劳工所肯接受的真实工资亦在递减,故二者相抵消。在这点以后,再要增

    雇一人,则必须提供较高的真实工资率 (即较多实物),但由增雇一人所得

    之产物则反较前减小。故为维持均衡计,工资与物价必须随支出作同比例的

    上涨,以便使“真实”情况(包括就业量与产量)仍一切与前相同。达到这

    种情况,则粗陋的货币数量说 (把“流通速度”解释为“所得流通速度”)

    完全适用:盖产量不变,而物价之上涨恰与MV成比例。

    但要把以上结论应用之于实际情形,则也有若干实际修正必须记在心

    上:

    (1)至少在一个时期以内,物价之上涨也许使得雇主们一时憎懂,增加

    其雇用人数,超过了为获得最大利润 (用自己产物计算)所需的就业量。此

    盖由于雇主们一向以总售价 (用货币计算)之增加作为扩充生产之信号,故

    即使事实上这种政策已经对他们不利,他们也许还继续奉行;换句话说,雇

    主们也许会低估其在新物价环境之下之边际使用者成本。

    (2)雇主必须把一部分利润转交给固定收入者;因为这部分利润是用货

    币规定的,故当物价上涨时,即使产量不变,也引起所得之重分配,这种所

    得重分配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固定收入者,消费倾向也许因而受到影响。然而

    这种过程并不是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支出渐增这段时期中

    一直进行着。设固定收入者比雇主节俭,前者之真实所得又渐减,则为达到

    充分就业计,其所需货币数量之增加,以及利率之减低,比之在相反假设(即

    雇主比固定收入者节俭)之下程度较轻。在充分就业已经达到以后,若第一

    种假设仍继续适用,则当物价再上涨时,利率必须提高,以防止物价之无限

    制上涨;又货币数量之增加比例,亦将小于支出之增加比例。若第二种假设

    适用,则情形相反。当固定收入者之真实所得减少时,因为此阶层逐渐变成

    贫乏,故也许会有一转捩点,从第一个假设改为第二个假设;但这点可以在

    达到充分就业之前达到,也可以在之后达到。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显然不相对称:盖若把有效需求紧缩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水准以下,则就业量与物价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胀到这个水准以上,则只有物价受到影响;这一点也许令人不解。然而这种不对称,正是事实之反映:若某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大于真实工资,则劳工总可拒绝工作,使该就业量不能实现;但劳工却不能因为某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并不比真实工资大,而一定要别人提供该就业量。

    第二十一章 物价论

    经济学家在讨论所谓价值论时,总说物价决定于供需情况;边际成本以及短期供给弹性,尤占重要地位。但当他们进入第二卷,或另成一书,讨论所谓货币与物价论时,我们恍若进了另一世界,这些家常浅显的概念都不提了,代之而起的,是说决定物价者乃是货币之数量、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

    流通速度与交易额之比、囤积、强迫储蓄、通货膨胀或紧缩……诸如此类;

    简直没有人想把这些空泛名词和以前供需弹性等观念联系起来。假使我们把

    人家传授给我们的东西回想一下,并设法使其合理化,则在比较简单的讨论

    中,似乎是假定供给弹性必等于零,需求必与货币数量成比例;但到更复杂

    一些的讨论中,我们简直如堕五里雾中,什么也不清楚,什么都可能。我们

    都已惯了,忽而在这样捉摸不定的东西之左,忽而又在其右,自己也不知道

    怎样从这一边跑到那一边,二者之联系似乎是醒与睡之关系。

    以前数章,其目的之一即在避免这种双重生活,而使整个物价论重新与

    价值论发生密切接触。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

    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

    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

    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假使我们所

    研究的,只限于一业或一厂,假定就业资源之总数不变,又暂时假定他业或

    他厂之情况亦不变,则我们的确可以不顾货币之特性;但当我们进而讨论何

    者决定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之全盘理论。

    或者我们还可以把界线如此划分:一面是静态均衡论 (theory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另一面是移动均衡论(theory of shifting equilibrium);在适用后一种理论之经济体系中,对于未来之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情况。我们之所以可以作如此分法,乃是因为货币之重要性主

    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连系这一点产生的。我们可以先讨论:设在一经

    济体系中,人们对于未来之看法在各方面都是固定的,可靠的,人们亦依据

    正常经济动机而活动,则在均衡情形之下,资源将如何分配于各种用途。这

    种经济体系还可以细分为二,其一是完全不变的;其二虽有改变,但一切都

    在事先完全预料到。我们可以从如此简单的引论,进而讨论现实世界之种种

    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则以往预期不一定实现,而今日对于未来之预期又可

    以影响今日之行为。当我们从前一种讨论进入第二种讨论时,货币是现在与

    未来之连系这一个特性就进来了。移动均衡论虽必须以货币经济为依据,但

    还是一个价值论或分配论,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货币论。货币之最主要属性,

    既在巧妙地连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没法讨论:当

    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所受之影响如何?即使把金银以及法偿工具取消,我

    们还是摆脱不了货币。只要有任何持久性资产之存在,这种资产就会有货币属性,[这和通常所下定义不同。但定义如此下法,似乎己得生产时期这个观念之要旨] 就会引起货币经济所特有的许多问题。

    就单独一业而论,则其产物之价格水准,一部分定于边际成本中各生产原素之价格,一部分定于生产规模。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这个结论不能适用于全部工业。故一般物价水准 (general price level),也是一部分定于边际成本中各生产原素之价格,一部分定于生产规模,但因我们假定设备与技术不变,故生产规模就是就业量。固然,当我们讨论到社会总产量时,我们要顾到:任何一业之生产成本一部分须看他业之产量如何而定;但比此更重要,我们更要顾到的,乃是需求改变对于成本与产量二者之影响。我们有新见之处,都在需求方面——当我们所讨论的是总需求,而不是单独一种商品之需求(总需求则假定不变)。

    如果我们把情况简化,假设边际成本中各生产原素所得之报酬以同一比

    例改变,换句话说,都随工资单位作同比例的改变,又设设备与技术不变,

    则一般物价水准,一部分定于工资单位,一部分定于就业量。因此,改变货

    币数量对于物价水准之影响,乃是两种影响之总和,其一是货币数量对于工

    资单位之影响,其二是货币数量对于就业量之影响。

    为说明这种概念起见,我们再把情况简化,假定(1)所有失业资源,就

    生产效率而论,完全相同,可以互换,(2)边际成本中之诸生产原素,只要

    尚未全部就业,便不要求货币工资之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则只要有失业

    现象存在,工资单位就不会变更,生产之报酬既不递增亦不递减。因此,当

    货币数量增加时,若还有失业现象,则物价毫不受影响,就业量则随有效需

    求作同比例的增加,而有效需求之增则起于货币数量之增;但当充分就业一

    经达到,则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之增加者,乃是工资单位与物价。故设有失

    业现象时,供给有完全弹性 (perfectly elastic),充分就业已经达到后,

    供给毫无弹性;又设有效需求之改变比例恰与货币数量之改变比例相同,则

    货币数量说有如下述:“有失业存在时,就业量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改变;

    充分就业一经达到后,物价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改变”。

    我们已经引进许多假定,使得情形简化,货币数量说得以成立,这算满

    足了历来传统;现在我们再进而讨论,事实上有何种可能的复杂因素,可以

    参加进来:

    (1)有效需求之改变,并不与货币数量之改变恰成同一比例。

    (2)资源之性能并不一致,故当就业量逐渐增加时,报酬将递减,并非不变。

    (3)资源并不可以互换,故有些商品已经达到供给无弹性之境,而有些商品则尚有失业资源可供生产之用。

    (4)在充分就业没有达到以前,工资单位即有上涨之趋势。

    (5)边际成本中各生产原秦之报酬,并不以同一比例改变。

    故第一步我们必须考虑,货”市数量之改变对于有效需求量之效果为如

    何。一般说来,有效需求之增加,一部分用在增加就业量,一部为用在提高

    物价水准。故事实上并不是当有失业存在时,物价不变,一达到充分就业,

    物价即随货币数量作同比例增加;而是当就业量增加时,物价逐渐上涨。物价理论既在分析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准之关系,以便决定当货币数量改变时,

    物价弹性之反应如何,故必须研究以上所举五个复杂因素。

    今依次论之。我们虽然一个一个讨论,但我们切不可就此以为这些因素

    是绝对独立的。举例来说。有效需求增加时,一部分在增加产量,一部分在

    提高物价,这两部分之大小,可以影响货币数量与有效需求量之间之关系。

    又若各生产原秦所得之报酬,其改变之比例不同,则亦有此种作用。我们分

    析之目的,不在提出一部机器,或一种盲目计算法,使我们可以得出百无一

    失的答案;而在使我们有一种有组织的、有次序的思维术,探索若干具体问

    题。我们先把这些复杂因素一个一个隔离,得出暂时结论,然后再尽我们的

    能力,顾到这些因素之间可能有的相互关系。思维而涉及经济方面者理应如

    此,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应用刻板的思维原则,都会引起错误;但没有这些

    原则,却又有茫然无所适从之苦。把一组经济分析用符号的假数学的方法变

    成公式,加以形式化,象本章第六节要做的那样,其最大弊端,乃在这些方

    法都明白假定:其所讨论之各因素绝对独立;只要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则此

    等方法之力量与权威便一扫而尽。在日常会谈中,我们并不一味瞎算,而知

    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文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又把以后必须要加的保留、修

    正与调整都记在心上;但我们却不能把复杂的偏微分记在几页代数之书角,

    因为这几页根本假定这些偏微分不存在。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

    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

    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

    了。

    (1)货币数量之改变,对于有效需求量之主要影响,是由货币数量可以

    左右利率这一点产生的。假使这是唯一的反应,则影响之大小,可由下列三

    个因素中推出:(a)灵活偏好表,此表告诉我们,利率须降低多少,然后才

    有人愿意来吸纳此新货币;(b)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此表告诉我们,利率降

    低一特定量时,投资将增加若干;以及(c)投资乘数,此数告诉我们,投资

    增加一特定量时,总有效需求将增加若干。

    但 (a)、(b)及(c)三点,一部分也和(2)、(3)、(4)及(5)

    几个复杂因素有关系,后者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假使我们忘了这点,则以上

    分析虽然有价值,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有层次,有着手处,但实在太简单一一

    简单到欺骗程度。盖灵活偏好表本身,亦系乎所得及业务两种动机将吸纳多

    少新货币;而此吸纳量之多寡,又系乎有效需求增加之大小,以及此增加量

    之分配法:用于提高物价者若干,提高工资者若干,增加产量与就业量者若

    干。至于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则亦系乎当货币数量增加时,其随之而来的事

    态是否影响人们对于未来货币情形之预期,又当有效需求增加,所得扩大时,

    此新所得分配于各种消费者之方法亦足以影响投资乘数。以上种种,当然不

    足以包罗一切可能的交互反应,但设我们可以取得所有事实,则不难找出一

    组联立方程式,求出具体结果。例如,我们可以知道,当货币增加某特定量

    时,把一切都考虑到以后,有效需求量须增加若干,始与该特定量货币增加

    相符合,相均衡,而且也只有在非常例外情况之下,货币数量之增加反而引

    起有效需求量之减少。

    有效需求量与货币数量之比,和通常所谓“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颇相

    仿佛,所不同者,有效需求相当干预期的所得 (即决定生产活动之所得),

    而非真正实现的所得;相当于毛所得,而非净所得。但“货币之所得流通速

    度”,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什么也没有解释。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期其

    不变,因为上面说过,决定这个速度者,乃是许多复杂而变化的因素。我以

    为用这样一个名词,反而把真正的因果关系蒙蔽了,一无好处,只引起混乱。

    (2)上面说过(第四章第三节),报酬递减与报酬不变之别,一部分须

    看工人所得之酬报是否绝对与其效率成比例而定,设绝对成比例,则当就业

    量增加时,劳力成本(用工资单位计算)不变,但设某一级劳工所得之工资,

    不论各人之效率如何,都是一样的,则不论资本设备之效率如何,劳力成本

    总是渐增。设资本设备之效率也不一致,利用某部分设备生产时,每单位产

    品所需之直接成本较大,则边际直接成本之增加,除了由于劳力成本之渐增

    而外,还多了一个原因。

    故一般说来,要在一特定设备上增加产量,供给价格必增。故不论工资

    单位是否改变,产量增加总连带着物价上涨。

    (3)在(2)中,我们想到供给弹性可能不完全。设各种专业化的失业

    资源配合得非常适当,则各该资源可以同时达到充分就业之点。但是一般说

    来,有些商品或劳役之产量已达到一种水准,若需求再增,该商品或劳役之

    供给将暂时毫无弹性;而在其他方向,则尚有大量剩余资源未曾就业。故当

    产量增加时,会接连产生一组“瓶颈”(bottle-necks),换言之,若干种

    商品已经毫无供给弹性,故其价格必须上涨到一种程度,使其需求转移方向。

    故当产量增加时,只要每一种资源都有可用而尚未就业者,则一般物价

    水准大致不会上涨太多。但当产量已经增加到有“瓶颈”现象发生,则若干

    商品之价格将急剧上涨。

    本项及(2)项所谓供给弹性,一部分亦须看时间之长短而定。若时间甚

    长,资本设备之数量亦可改变,则供给弹性之值,在最后必大于在初期。故

    当失业普遍之际,若有效需求作温和的增加,则用以提高物价者甚少,主要

    都在增加就业量;若增加较大,而又出人意外,以致暂时引起“瓶颈”现象,

    则有效需求之用于提高物价者 (以别于就业量),在初期要比以后大。

    (4)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工资单位即有上涨之趋势,这一点不须多解

    释。若其他情形不变,则每一工人集团都因其本身工资之提高而受益,故若

    所有集团都要求增加工资亦自在意中;而雇主们当营业情形良好时,也愿意

    满足此种要求。因此,有效需求增加时,大概有一部分被工资单位之上涨趋

    势吸收以去。

    因此,充分就业固然是一个最后分界点(critical point),到达这点

    以后,若有效需求(用货币计算)再增,则货币工资必须随工资品价格之上

    涨作同比例的提高;但在这点以前,还有一组半分界点 (semi-critical points),在这许多点上,有效需求增加时,货币工资也提高,只是不及工

    资品价格之上涨比例而已;有效需求减少时亦然。在实际经验中,并不是有

    效需求稍有改变,工资单位即随之而变:工资单位之变是不连续的。决定这

    些不连续点者,乃是工人之心理以及雇主与工会之政策。在一国际经济体系

    中,若一国改变其工资单位,则各国之间之工资成本便产生相对变动;在一

    商业循环中,即使在一闭关体系以内,工资之改变,亦使得当前工资成本与

    未来预期工资成本之间,发生相对变动,故这些不连续的半分界点,其实际重要性可能很大。又因在这些点上,有效需求 (用货币计算)若再增,便将引起工资单位作不连续的上涨,故从某种观点看来,这些点可称之为半通货膨胀(semi-inflation),有些和以下所谓绝对通货膨胀相似,虽然相似之程度甚低;所谓绝对通货膨胀,乃是在充分就业之下,再增加有效需求时所产生的情况。又这些点之历史上的重要性亦甚大,但不容易用理论来加以概括。

    (5)本章第三节开头第一句,即假定边际成本中各生产原素之报酬队同

    一比例改变。但事实上各种生产原秦之报酬,以货币计算,其刚性程度颇不

    一致,当货币报酬改变时:其供给弹性亦不同。假使不如此,则我们可以说,

    物价水准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工资单位与就业量。

    在边际成本之中,其改变比例大致与工资单位不同,且其变动范围亦较

    大者,当首推边际使用者成本。设当有效需求增加时,人们一变以往预期,

    认为设备必须重置之日将大为提早,设有此种情形(往往有之),则在就业

    状况开始改善之时,边际使用者成本会急剧上涨。

    从许多目的着想,假定边际直接成本中,各生产原素所得之报酬,随工

    资单位作同比例改变,固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第一接近值;但比较好一点的

    办法,是将边际直接成本中各生产原素之报酬加权平均,称之为成本单位

    (cost-unit)。成本单位可视为价值之基要标准;若各生产原素之报酬,确

    以同一比例改变,则工资单位亦可作此种标准。设技术与设备不变,则物价

    水准一部分定干成本单位,一部分定于生产规模,因短期间有报酬递减现象,

    故当产量增加时,物价水准之上涨比例大子成本单位之上涨比例。设产量已

    经达到一种水准,在该水准时,诸生产原素之代表单位之边际产物,仅等于

    各该生产原素为继续维持该产量所要求的最低 (真实)报酬,则我人已达充

    分就业之境。

    V

    设当有效需求再增加时,已无增加产量之作用,仅使成本单位随有效需

    求作同比例上涨,此种情况,可称之为真正的通货膨胀。到这点为止,货币

    膨胀之效果,只是程度问题,在该点以前,我们找不出一点可以划一条清楚

    界线,宣称现在已到通货膨胀之境。因为在该点以前,货币数量每增加一次,

    有效需求尚能增加,故其作用,一部分在提高成本单位,一部分在增加产量。

    在此分界线之两面,情形却并不对称,盖有效需求 (以货币计算)若降

    至此界线以下,则若用成本单位计算,其数量亦减;但若有效需求 (以货币

    计算)扩张至此界线以上,则一般说来,若仍用成本单位计算,其数量并不

    增加。这个结果基于一个假定:即生产原素 (尤其是工人)对于其货币报酬

    之减低总要抵抗,但并无动机拒绝其货币报酬之增加。这个假定显然很与事

    实相符,盖若货币报酬之改变,并不是全面的,只限于局部,则此局部的原

    紊将因其货币报酬之上涨而受益,之下降而招损。

    反之,设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之时,货币工资即无限制下降,则此种

    不对称即告消灭。然在此种情形之下,除非利率已降至无可再降,或工资已

    等于零,否则在充分就业以下,将无安定之点。事实上,假使在货币经济体

    系之中,价值而尚有任何稳定性,则我们必须要有若干原素,其货币价值即

    使不固定,至少很有刚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任何货币数量之增加都有通货膨胀性。除非我们把通货膨胀性一词仅仅解释为物价上涨,否则这种看法还是跳不出经典学派之基本假定,这个假定是说,生产原素之真实报酬减低时,其供给量必减少。

    令可用第二十章中所用符号,将以上要旨,以符号形式表示之:

    令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 (此定义与通常者稍有

    不同,已在本章第四节 (1)交代过),D代表有效需求,则有 MV=D。设V

    为常数,又设e                    p

    相同。e等于1之条件,乃e=0,或e=1(第二十章第一节未)。e=1,

    p                      o          w                             w

    DdW

    乃表示货币工资将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涨,盖依据定义,ew           =       ;若

    WdD

    DdO

    e=0,因e    =       ,故表示有效需求再增加时,产量不再起反应。在以上二

    o        o   OdD

    种情形之下,产量都不变。

    其次,若V并不是常数,则须再引进一个弹性,即有效需求对货币数量

    之弹性,写作

    M   dD

    e  =    ?    ?

    d   D   dM

    故有

    M   dp

    ?    = e  ?e ,其中e  = 1- e  ?e′ (1- e );

    p   dM     p   d       p       e  o     w

    N  dO

    e′ =  ?    ;故

    o   O  dN

    e = e – (1- e )e  ?e  ?e′

    d       w  d   e   o

    = e  (1- e ?e′  + e ?e′  ?e )

    d     e  o    e  o   w

    M   dp

    其中e即代表 ?           乃金字塔之尖顶,衡量当货币数量改变时,货币价格

    p   dM

    所起之反应。

    最后一式所表示者,乃货币数量之比例改变所引起的物价之比例改变,

    故此式可视为货币数量说之推广。我自己对于此种演算并不重视;我愿意把

    以上所提警告,重复一遍:此种演算,也和日常会谈一样,暗中假定着何者

    为自变数,而把许多偏微分式全部忽视。我很怀疑,这种演算能比日常会谈

    高明多少。把货币数量与物价之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其最大用处,也许只

    在指出这二者之关系如何复杂到万分,货币数量之改变,对于物价之影响,

    须看e,e,e,及e如何而定。此四者,e乃代表灵活偏好因素,决定每

    d  w  e         o                       d

    种情况下货币之需求;e乃代表劳力因素 (说得更严格些,乃代表直接成本

    w

    中之各生产原素),决定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之上涨程度;e及e′乃

    e       o

    代表物质因素,决定当在现有设备上增雇工人时,报酬递减之速率。

    设公众所持有之货币,常与其所得保持一定比例,则e=1;设货币工

    d

    资固定不变,则e=0,设生产报酬总是不增不减,故边际报酬等于平均报

    w

    酬,则ee′=1;设劳力或设备已达充分就业,则ee′=0。

    e  o                                         e  o

    设(a)=e=1,e=1;或(b)e=1,e=0,ee′=0;或(c)e=1,e′=0;则

    d     w            d      w    e  o             d        o

    e=1。很明显,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特例使e=1。但是一般说来,e不等于1;

    我们很可以放心下一个概括断语:不论根据任何假定,只要不离现实世界太

    远,又不讨论“通货逃避”(flight from the currency)情况(若有通货

    逃避情况,则e及e变大),则e大概总小于1。

    d    w

    以上就短时期立论,主要是讨论在短时期以内,货币数量之改变对于物价之影响。在长时期中,关系是否要简单些呢?

    这个问题,最好让历史下断语,不要用纯理论讨论。设在长时期中,灵

    活偏好状态相当有规则,则就悲观时期与乐观时期之平均值而论,在国民所

    得与货币数量之间,大致总有某种关系存在。例如,人们愿意以国民所得之

    几分之几用货币保持,这个比例数在长时期中也许相当稳定;故在长时期中,

    如果利率大于某种心理上的最低限度,人们便不会把超过此比例数以上的国

    民所得用货币形式保持,闲搁不用;故设除积极流动所需者以外,货币数量

    在国民所得中所占比例尚超过此比例数,则迟早总有一个趋势,使利率降低

    至此最低限度左右。利率降低,若其他情形不变,则有效需求增加;有效需

    求增加,则会达到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半分界点,于是工资单位亦作不连续的

    上涨,物价亦因之受影响。若剩余货币数量在国民所得中所占比例数太低,

    则相反趋势发生。故在一段时期中,利率变动之净结果乃在确立一平均值,

    以适合于国民所得与货币数量之间之稳定比数;——此稳定比数既基于群众

    心理,故迟早总会规复。

    此种趋势为向上时,比之为向下时,所遇阻力大致较小。但设货币数量

    不足甚多,历时已久,则打开困难之法,普通总是改变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

    以提高货币数量,而不是压低工资单位,以致增加债务负担。故就极长时期

    而论,物价总是向上:因为货币比较丰裕时,工资单位上涨,而货币比较稀

    少时“总有办法增加货币之有效数量。

    19世纪以内,就每10年之平均数字而论,人口之增加、发明之迭起、

    新区域之开发、公众之信任心、以及战事之频仍,这种种因素,再加上消费

    倾向,似乎已足建立一个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一方面使得就业之平均水准可

    以相当令人满意,他方面利率也高到一种程度,财富持有人在心理上认为可

    以接受。由记载中,我们知道大概有150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各主要金融中

    心之典型长期利率,总在年息5厘左右,金边债券(gilt-edged securities)

    之利率,亦在年息3厘与3.5厘之间;然而这种利率,在当时还不觉得太高,

    在此利率下之投资量,还能使平均就业量并不低得太不象样。有时工资单位

    调整,但是调整得更多的乃是货币本位或货币制度,其中尤以银行货币之运

    用最为显著。调整以后,货币数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足够满足正常的灵活

    偏好,而利率又不太比上举标准利率低很多。工资单位之趋势,和平常一样,

    大体上是一直向上,但劳力之效率亦在增加。各种力量势均力敌,故物价相

    当稳定:——依据索贝克(Sauerbeck)物价指数,在1820年至1914年之间,若取5年平均数,则最高者亦只比最低者大50%。这个决非偶然,论者归功

    于势均力敌,确是的论,盖在此时期中,各雇主集团之力量强大,故工资单

    位之上涨不太超过生产效率之增加速度;同时金融体系既很活泼,又很保守,

    其所提供之平均货币数量 (用工资单位计算),使得平均利率水准恰等于财

    富持有人在其灵活偏好势力之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利率。当然,平均就业

    量要比充分就业低很多,但也没有低到今人不能忍受,以致引起革命。

    今日 (未来大致亦复如此)情形则不同,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因为种种

    理由,要比19世纪低许多。若平均利率低得可以使平均就业量相当合理,则

    又低得使财富持有人认为不能接受;因此我们不容易仅仅从操纵货币数量着

    手,使利率降至该水准。当代问题之尖锐性与特殊性,都由此而起。如果只

    要货币供给量(用工资单位计算)充分,20—30年以内之平均就业量即可相

    当过得去,若问题只是如此,则19世纪便可以找出一条出路;若这是现在仅

    有的问题,换句话说,假使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适度的通货贬值,则我们今

    日一定可以找出一条出路。

    但在当代经济体系中,到现在为止 (恐怕未来亦复如此)最稳定、最不容易变更的因素,乃是一般财富持有人所肯接受的最低利率。[

    关于此方面之进一步讨论,参阅拙著《货币论》第四编]如果要就业量还过得去,利率必须比19世纪之平均利率低许多,则这种利率是否仅仅操纵货币数量,即可达到,颇成绝大疑问。资本之边际效率,乃潜款者可以预期取得之收益,但从此收益中,还须减去 (1)拉拢借贷二方之费用,(2)所得税及附加税,及 (3)补偿贷款者所负风险,减剩之数,才是净收益,才可作为财富持有人牺牲其周转灵活性之代价。假使平均就业量还过得去,但此净报酬则微小不足道,则由来已久的方法也许无效。

    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在长时期以内,国民所得与货币数量之关系定于灵活偏好;而物价之稳定与否,须看工资单位(或说得更精确些,成本单位)之上涨,比之生产效率之增加,其速度孰快孰慢而定。

    第六编 通论引起的几篇短论

    第二十二章 略论商业循环

    以上各章,旨在探索在任何一时决定就业量之种种因素,设此理论而不谬,则应当可以解释商业循环现象。

    设以任何一商业循环实例详加考察,则必发现其异常复杂。欲完全解释之,则以上分析中之每个因素都有用处;其尤著者,当推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状态、以及资本之边际效率。此三者之变动,在商业循环中各有作用。但我认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虽然当资本之边际效率改变时,经济体系中之其他重要短期因素亦随之而变,因之情况更趋复杂,更趋严重,但我认为商业循环之主要原因,还是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循环性变动。要阐述这个论点,须把事实详加考察,篇幅须占一书,决非一章所能胜任。以下短短几节,只在根据以前理论,指出一条研究路线而已。

    所谓循环运动 (cyclical movement)者,是指当经济体系向上前进时,使其向上前进之力初则逐渐扩大,相互加强,继则逐渐不支,到某一点时,向下力乃代之而起,后者也是初则逐渐扩大,互相加强,达到最高发展;然后逐渐衰退,最后也让位于相反力量(即向上力)。但是我们所谓循环运动,并不只指:向上或向下趋势一经开始以后,不会在同一方向一直继续下去,最后物极必反;我们还指:向上与向下运动在时间先后及期限长短二点,都有相当明显的规则性。

    要充分解释商业循环,则还有一个特征,不容忽略——这就是危机(crisis)现象。换言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从向上趋势变为向下趋势时,转变得非常骤然,剧烈;但从向下趋势变为向上趋势时,却一般说来,并无尖锐转捩点。

    设投资量变动,而消费倾向不变,则就业量必起变动。但决定投资量之因素,异常复杂,故硬说投资本身之一切变动,或资本之边际效率之一切变动,都有循环性,亦太不近情。变动特例之一,即由农业变动所引起的商业循环,将于本章以下另一节中分开讨论。虽然如此,我还认为在19世纪环境之中,就工业上典型的商业循环而论,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确有循环性。理由本身并不生疏,也常被人用来解释商业循环。此处只是把这些理由和以上理论联系起来。

    我所要说的,最好从经济繁荣 (boom)之后期,“恐慌”之来临说起。[参阅前第十六章]上面说过,资本之边际效率,不仅系乎现有资本品之多寡及其当前生产成本之大小,亦须看现在人们对于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何预期而定。故若为持久性资产,则在决定新投资之多寡时,人们对于未来之预期如何,影响颇大,亦自在意中。但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其物证亦变幻不可靠,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

    向来对于“恐慌”之解释,都侧重在利率上涨方面;利率之所以上涨,则因商业及投机二方面对于货币之需求增加。这个因素,固然有时可使事态严重化,偶而也引起恐慌,但是我认为,一个典型的 (常常是最普通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繁荣后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

    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各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者,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将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巴杰特(bagehot )曾经引过一句19 世纪谚语:“约翰牛可以忍受许多东西,可是受不了年息2 厘。”]。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时,人们对于未来之看法,亦随之而变为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乃上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时,常连带着利率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者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方才增加。

    因为如此,所以经济衰退(slump)非常难对付。以后,减低利率对于经

    济复苏 (recovery)会大有帮助,而且也许是后者之必要条件;但在目前,

    资本之边际效率可能崩溃到一种程度,以致在实际可行范围以内,利率无论

    如何减低,都不足使经济复苏。假使仅仅减低利率,已是有效补救办法,则

    不必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便能复苏,而且复苏之道,多少已在金融当局直接

    控制之下。然而事实往往并不如此。要使资本之边际效率复苏,并不容易,

    而且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用平常

    话来说,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信任心最难操纵,最不容易恢

    复。银行家与工商界一向重视经济衰退之这一面,实在是对的;而经济学家

    倒反而不重视,因为后者过分相信“纯货币的”补救办法。

    这就到了我的论点。要解释商业循环中之时间因素,要解释为什么一定

    要经过某种长短的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开始复苏,必先追索在何种势力之下,

    资本之边际效率才会复苏。有两重理由 (其一是从持久性资产之寿命,以及

    某时代中人口之增加速度——这二者之关系产生的,其二是从过剩存货之保

    藏费产生的),使得向下运动之期限,有某种长短,不是这次是1年,下次

    是10年而是颇呈规则性,总在3年至5年之间变动。

    现在再回到恐慌时情形。只要经济繁荣还继续着,则许多新投资之当前

    收益总不太坏。幻灭感之起,或由于人们对于未来收益之可靠性突然发生怀

    疑;或由于新产的持久品数量一直增加,故当前收益有下降之象。假使人们

    认为当前生产成本要比以后高,则又多了一个理由,为什么资本之边际效率

    要下降。怀疑心一经开始,传播非常迅速,故在经济衰退之始,也许有许多

    资本品,其边际效率变成微小不足道,甚至是负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因

    为使用、腐蚀或折旧等原因,资本品又显得稀少,于是边际效率又提高。这

    段时间之长短,也许是一时代(epoch)资本品之平均寿命之函数,而且这函数关系很稳定。设时代之特征改变,则标准的时间间隔亦随之而变。例如设从人口渐增时期进入人口渐减时期,则衰退时期将延长。由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为什么衰退时期之长短和持久性资产之寿命,以及某时代人口之正常增加速率——二者有具体关系。

    第二个稳定的时间因素,起于过剩存货之保藏费;因为有保藏费,故必

    须把过剩存货在某一时期内吸收完毕,这个时期既不甚短,亦不甚长。恐慌

    以后,新投资骤然停止,也许半制成品有许多过剩存货要堆积下来。这些存

    货之保藏费,很少会小于每年10%,故其价格必须下降,使其产量缩减,以

    便在3—5年之内,把此存货吸收完毕。吸收存货等于负投资,故在此吸收过

    程中,就业量更受打击,要等吸收完毕以后,就业量才会有显著改善。

    还有,在向下时期中,产量缩小,运用资本必然跟着减少,这又是一项负投资,而且可能很大;衰退一经开始,这一项很加强了下坡趋势。在一个典型的经济衰退中,在最初期,存货之投资也许增加,可以帮助抵消运用资

    本方面之负投资;在下一期,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存货及运用资本二方面都

    有负投资;最低点过去以后。存货方面大概还是负投资,但运用资本方面已

    有重投资,二者互相抵消一部分;最后等到经济复苏已经进行了相当时期,

    则二者同时都利于投资。要有这样一种背景,才可以考察:当持久品之投资

    量变动时,到底额外产生些什么结果。设持久品方面之投资减退,以致发动

    了一个循环性变动,则在这个循环尚未完成其一部分路程以前,此种投资颇难复苏。[文中不会引起误会之处,常用“资本之边际效率”一词代表“资本之边际效率表”]

    不幸得很,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

    盖前者引起证券市场上证券市价之剧烈下降,彼对证券投资发生积极兴趣

    者,尤其是用借来款项从事投资者,当然因证券市价之下落而有颓丧之感。

    此等人在决定其消费多寡时,恐怕受所得之大小之影响小,受其投资价值之

    涨落之影响大。在今日美国,公众之“证券意识”(stock-minded)甚强,证券市价上涨,几乎是消费倾向好转之必要条件。此种环境,当然加强资本之边际效率降低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但迄今注意及此者极鲜。

    复苏一经开始,其力量如何生长加强,当不难明了。但在经济衰退期间,

    一时固定资本及原料存货皆嫌过剩,运用资本又在缩减,故资本之边际效率

    表可能低到一种程度,以致在实际可能范围以内,无论利率如何降低;总无

    法使新投资量还差强人意。就今日情形而论,市场之组织如斯,市场所受之

    影响又如彼,故市场上对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估计可能有绝大变动,决非变

    动利率所能抵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降低时,证券市场亦趋下游,

    于是在我们最需要消费倾向扩大之时,消费倾向反而缩减。在自由放任情形

    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变动;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

    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

    以上分析似乎和一种看法相同:有人以为经济繁荣之特征乃是投资过度,要避免以后发生经济衰退,唯一可能办法,乃在避免此种投资过度;我们固然不能用低利率来防止经济衰退,但是我们可以用高利率来避免经济极度繁荣。根据以上分析,这种看法亦不无理由。但从以上得出这样结论,那是误解我的分析,而且,照我的想法,还犯了严重错误。投资过度(over-investment)一词,实在含义不明,既可指预期收益必不能实现之投资,或在失业严重时无法从事之投资;又可指一种情况,其中每一种资本品都已非常丰富,故即使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也没有任何新投资,可以在该投资品之寿命中,其收益超过其重置成本。严格说来,只有后一种状态,才可称为投资过度,——意思是指:投资若再增加,那完全是浪费资源。[以上说过(第十二章),私人投资者很少直接负责作新投资,但直接负责之雇主,即使自己看得很明白,也往往不能不迎合市场看法,因为这样做法有利可图。]但即使采取这种解释,即使这种投资过度乃是经济繁荣期间正常特征之一,补救之道,也不在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也许要阻挠若干有用的投资,又会减低消费倾向;而在采取严峻步骤,例如重新分配所得或其他办法,刺激消费倾向。

    但是据我分析,只有采取前一种解释,才能说经济繁荣之特征乃是投资过度。我认为在典型情况之下,并不是资本已经丰富到一种程度,若再多一些,社会全体便无法加以合理运用,而是从事投资时之环境既不稳定,又不能持久,因而投资时所作预期决不能实现。

    当然,在繁荣时期,可能——甚至是不免——有人会眼花撩乱,于是有

    某些资本资产的确生产得过多,其中有一部分不论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都是浪

    费资源。这种情形,即使不在繁荣时期,有时也会发生。这可以说是投资方

    向错误(misdirected investment)。然而在此之上,繁荣时期之一个重要

    特征乃是有许多投资,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实在只能产生年息2厘,但在

    人们预期之中,以为可以产生年息6厘,便贸然根据此错误预期而下手。一

    旦真相大白时,代之而起者,乃是过度悲观,于是有许多投资在充分就业之

    下,实在可以产生年息2厘,但在人们预期之中,以为不仅不能生息,还要

    赔本,结果是新投资崩溃,产生失业状况,于是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原来可以产生年息2厘之投资,现在真是不能生息,还要赂本。我们所处之境,正好象是闹着房荒,但现有房子,却又没有人住得起。[拙著《货币论》第四编所讨论者,有一部分与以上有关。]

    故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补救商业循环之良方,不在取消繁荣,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衰退状态;而在取消衰退,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情况。

    经济繁荣之后,必然继之以经济衰退者,是由利率及预期状态二者凑合起来的:若预期完全准确,则利率已经太高,与充分就业不相容;但预期不准确,故利率虽高,而事实上不发生阻挠作用。用冷静目光看,利率已经太高,但过度乐观还能战胜利率,这种境界就是经济繁荣。

    除了战时,我很怀疑在最近经验之中,我们有没有过一个经济繁荣,强

    烈到一种程度,引起了充分就业。美国在1928—29年,就业量固然很可满意,

    但除了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工人集团以外,我看不出有劳力不足之象;“瓶颈”

    固然有几个,但总产量还可以扩充。假使所谓投资过度是指住宅之标准已经

    高到一种程度,数量已经丰富到一种程度,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每个人已

    可各得所需,而房屋在其寿命中所产收益也仅足抵过其重置成本,不能产生利息;又指运输、公用事业及农业改良等方面之投资,已经达到一点,若再

    要增加,则其未来收益简直不足补偿其重置成本;假使是这种解释,则美国

    在1929年还没有投资过度,反之,说当时美国有此种投资过度,倒是荒谬。

    当时实情,性质完全不同。在以往5年内,新投资总量的确绝大,故若用冷

    静目光观察,则再要增加投资,其未来收益必急剧下降。若有先见之明,则

    资本之边际效率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潮,故除非压低长期利率至极低水

    准,或避免方向错误被人过分热中之投资,否则“繁荣”再继续下去,基础

    就不健全了。当时事实刚相反:利率之高,已足阻遏新投资,只有在投机冲

    动之下,过分热中之嫌特别大的那些方面,投资还继续进行;若把利率提高

    到足以克服这种投机冲动,则又把一切合理的新投资都阻遏住了。故若大量

    新投资已经继续了一些时日,于是想用提高利率办法来挽救由此所产生的情

    况,其愚拙和因为要医病所以把病人医死实不相上下。

    国富如英美,假定消费倾向和现在一样,又设类乎充分就业状态能够延续一段年月,则新投资量很可能会大到一种程度,最后达到了充分投资(full investment)之境。所谓充分投资者,是指不论那一类持久品,如果再增加

    一些,则其收益之总和,根据合理计算,不会超过其重置成本。而且,这种

    情况可能在相当短时期内(例如25年或更短)就可达到。请不要因为我曾说

    过,如此意义之充分投资状态在过去昙花一现都不曾有过,就以为我否认有

    这种可能性。

    更进一步,即使我们假设,在当代经济繁荣时期,的确曾暂时达到充分

    投资或投资过度 (依照上述定义)之境,我们还是不能把提高利率作为适当

    补救法。假使真有这种情形,那未那些把病根归之于消费不足者将理直气壮,

    振振有词了。真正的补救办法,是用各种方法,例如所得之重分配等来增加

    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维持某特定就业水准。

    有好几派学说,从各种不同观点出发,都认为当代社会之所以有就业不足之长期趋势者,是因为消费不足,换句话说,是因为社会习惯以及财富分配使得消费倾向不免太低;这里不妨对这种学说说几句话。

    在现有情形之下 (或至少是在不久以前的情形之下),投资量是没有计

    划的,没有统制的,受资本之边际效率以及长期利率二者支配。前者决定于

    私人判断,作此判断者,或茫无所知,或从事投机,因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变

    幻多端;后者则有基于成规的最低水准,不能 (或很少)再低。在这种情形

    之下,用这种学说作为实际施政之指南,无疑是对的;因为除此以外,没有

    别的方法可以把平均就业量提高到更满意的水准。假使事实上不大可能增加

    投资量,则除了增加消费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较高就业水准。

    就实际政策而论,我和这些学派不同之处只有一点:我觉得他们不免太

    着重干增加消费,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增加投资,对于社会还有许多好处。就

    理论而论,他们可批评之处乃在他们忽视:增加产量之道不止一个,而有两

    个。即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慢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当

    放开目光,把别种办法仔细考虑以后,再作此决定。我自己认为,增加资本

    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对于社会有极大好处。然而这个只是一个实

    际判断。不是理论上非如此不可。

    我也承认,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

    量,让资本之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

    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

    因此两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同时提高消费。投资既经增加,则即使

    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消费亦必提高,以与此投资增加相符合;所谓提高消

    费,不是仅仅指此,而是还要提高一层。

    用整数举一个例。设今日之平均产量比之充分就业情形下所可能有的产量,要低15%,又设在今日平均产量之中,10%乃代表净投资,90%乃消费,更设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若要达到充分就业,则净投资必须增加50%,于是在充分就业之下,产量由100增为115,肖费由90增为100,净投资由10增为15。所谓双管齐下者,是指我们也许可以修改消费倾向,使得在充分就业之下,消费由90增为103,净投资由10增为12。

    还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既不在增加消费,亦不在增加投资,而在减少求职人数,换句话说,把现有就业量重新分配一下,就业量或产量则不增。

    我觉得这种计划还嫌太早,——比之增加消费计划,还嫌过早。将来也许会有一天,那时每人会权衡增加闲暇 (leisure)或增加所得之利弊得失;但就目下情形而论,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所得增加,不选择闲暇增加。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可以强迫这些人多享受一些清闲。

    真有点奇怪,居然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商业循环,最好是提高利率,

    防患于未然,在初期就把经济繁荣遏制住了。唯一可为这种政策辩护者,乃

    是罗伯森之说;他实际上假定着充分就业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我们至多

    只能希望达到一个就业水准,比现在要稳定许多,平均起来比现在稍为高些。

    假使在统制投资或消费倾向方面,想不出多大办法,又假定现有状态大

    体上会继续下去,那未采取一种银行政策,其所定利率之高,足以阻遏最过

    火的乐观主义者,使得经济繁荣在萌芽时期即遭铲除,这样是否反而好些,

    倒颇可商讨。经济衰退时期,因为预期不能实现,可能引起许多损失与浪费,

    假使阻遏在先,也许有用投资(useful investment)之平均水准倒反而要高

    些。根据其自己假定,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很难断言;因为这是事实判断问

    题,而所据资料却不够充分。这种看法也许忽略了一点:即使投资方向事后

    证明为完全错误,但由此引起的消费增加,对社会还是有利的,故即使是这

    种投资,还比毫无投资好。还有,假使遇到美国1929年那样的经济繁荣,手

    中所有武器又只是当时联邦准备制度所有的那几种,则即使让最贤明的金融

    当局来统制,也会感到棘手;其权限中所有办法,无论用那一项,结果都差

    不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看法太失败命定论(defeatist),危险而不必

    要;太默认现存经济体系中之缺点,不努力设法补救。

    只要就业水准显著超过(例如)前10年之平均水准,便即刻提高利率来加以抑制,这是一种严酷的看法。但为此种看法辩护者,除了以上所举罗伯森之说外,大抵头脑不清,言出无据。例如有人以为在繁荣时期,投资会超过储蓄;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投资,一方面可以刺激储蓄,故可恢复

    均衡。此说假定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故在未对此二名词下特殊定义以前,

    此说没有意义。又有人说,投资增加时,储蓄固然也随之而增,但这种储蓄

    增加是要不得的,不公平的,因为物价也往往随之而增。若依此说,则现有

    产量及就业量作任何向上改变时,都可皆议。夫物价之涨,主要原因不在投

    资之增,而是因为在短时期以内,生产上有报酬递减现象,或当产量增加时,

    成本单位 (用货币计算)有上涨趋势,故供给价格常随产量之增而增。设短

    时期之供给价格为常数,则物价当然不涨,但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随之

    而增,储蓄之增,乃起于产量之增,物价上涨只是产量增加之副产物而已;

    而且即使储蓄不增,但消费倾向加大,物价还是要上涨。物价之低,只是因

    为产量低。没有人有合法的既得权利,可以压低产量:以便低价购买。

    又有人说,假使因为货币数量增加,利率降低,所以投资增加,那未这

    种投资增加是要不得的。然而先前利率并无什么特别优点,非保留不可,新

    货币也不能强人接受。利率既降,交易量既大。则灵活偏好自亦增加,故增

    发新市满足之;持此新市者,也是自愿存钱,不愿低利出贷。更有人说,经

    济繁荣之特征乃是资本消费 (大概是指负的净投资),换句话说,乃是过度

    的消费倾向。除非是把商业循环现象和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逃避

    现象混为一谈,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此说是对的,那末要医治投

    资不足,减低利率还是要比提高利率更合理些。总之,我对这些思想,完全

    不能了解;——除非是加一个暗中假定,即总产量不能改变。但一个理论而

    假定产量不能变更,当然不大能用来解释商业循环。

    早期研究商业循环者,尤其是翟文思(Jevons),想从起于天时之农业变动中,而不从工业现象中找出商业循环之解释。从以上理论看来,从这条

    路线来研究这个问题,倒是异常合理。即在今日,农产品存量之多寡,还是

    一年与他年之间投资量所以不同之重要原因之一。在翟文思写作时代,这个

    原因之重要性大概一定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他所搜统计资料,大部分比其写

    作时期更早,故尤其如此。

    翟文思以为商业循环之起,主要是由于农作物之收获量不定。其说可转

    述如下:设某年五谷丰稔,则本年产物之移作以下数年之用者 (即积谷)亦

    常增加。此积谷增加量之售价乃农家本年之所得,农家亦视之为所得。但社

    会其他各阶层之支出却并不因此积谷量之增大而减少,盖此增加量之售价出

    自储蓄。换句话说,积谷量之增加乃本年投资量之增加。即使物价下降甚大,

    此说仍能成立。同理,设某年为歉收,则将动用积谷作本年度之消费,于是

    有一部分之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之所得。换句话说,积谷之减少乃

    本年投资之减少。故设其他方面之投资不变,则在两年之间,一年积谷增加

    甚多,另一年积谷减少甚多,此两年之总投资量可以相差极大。在以农立国

    之邦,积谷增减这一个原因,较之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之其他原因,都

    有压倒之势。故若向上转换点常为丰年,向下转捩点常为歉岁,自亦不足为

    奇。至于是否有物理上的原因使得丰年与歉岁成为有规则性的循环,当然是

    另一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晚近又有若干学说,以为利于工商者,倒不是丰捻,而是歉岁。理由是,

    若五谷歉收,则或者工人们肯接受较低的真实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

    有重分配而利于消费。不必说,我以上所说,用农作物丰歉现象来解释商业

    循环,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

    但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个原因,其重要性大为减少。理由有二:第一,

    农产物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要比以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

    市场以后,世界各国之丰歉可以互抵,故全世界农作物产量之变动之百分比,

    比之一国之变动之百分比要小许多。但在以往,各国大致都仰给于本国作物,

    故除了战事以外,农产品存积量之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之最大原因。

    即使在今日,要决定投资量之大小,还得密切注意农矿产原料之存积量

    有什么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以后,所以一时不易复苏者,我认为主要原因乃

    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由过多减至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

    繁荣崩溃以后,一时存货累积起来,故崩溃速度不太峻急;燃眉之急固解,

    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以后复兴之速度也因之迟缓。有时存货必先减低得相当

    彻底,然后经济才有复苏之象。盖若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则若在其他方面

    作某种数量之投资,或许已足产生向上运动;但若负投资仍继续发生,则该

    投资量也许颇嫌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之初期,可作好例。当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大量举债支

    出时,各种货物——尤其是农产品——之存货都很大。“新政”之一部分,

    即在用缩减生产等方法竭力设法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至正常水准是一个必

    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但在减少过程中,则在其他方面作举债支出之功效

    亦大为削减;必须把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复苏才踏上康庄大道。

    最近美国经验又可说明一点: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二者之存货数量之变

    动,可以在商业循环之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恒预测数月以后之

    消费量,从而调整其今日之生产规模;但计算时总不免稍有错误,普通大概

    是估计过高,一旦发现错误时,则在短时期内生产量又低于消费量,让过多

    存货逐渐吸收完毕。这种步伐上一时抢前,一时落后,其对于投资量之影响,

    在统计完备之国如美国者,很可以在统计资料上显示出来。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诸消费不足说

    约摸有200年光景,经济理论家和实行家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国有特别好处,贸易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假使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则危险更大。但在晚近100年内,意见却很分歧,大多数国家内,大多数政治家和实行家还忠于旧说;英国虽是相反意见之发源地,但即在英国,政治家和实行家之效忠旧说者还占一半。反之,几乎所有经济理论家都认为替这种事情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之举,目光太短浅;国际贸易之机构会自动调整,凡设法干涉此种机构者,不仅徒劳无功,还使本国贫乏,盖国际分工之利将由此丧失。我们可以遵照传统称旧说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称新说为自由贸易(Free Trade),但此二名词都有广狭二义,读者须参照上下文解释之。

    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仅认为国际分工之利,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义办法所可能取得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一团糟。[若对消费倾向在时间上之分配作某种假定,则即使其收益为负数,投资仍属有利,——意思是指,就社会全体而论,该投资能使社会之满足成为最大量。]举一个例:马歇尔提到重商主义时,总不能算是毫无同情,但他从未尊重重商主义者之最中心理论,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们论证中之真理成分。[相反方面也有若干理由,参阅本章第六节。假使我们对于现在所用方法不能加以彻底改变,则我亦同意,在某种情形之下,在繁荣时期提高利率倒是两害取其轻的办法。]至于这些真理成分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战中,经济学家之赞成自由贸易者,虽然在鼓励幼稚工业、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肯对重商主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然而这些无关宏旨。本世纪开头25年内,关于财政政策有许多论争。在此论争之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承认:保护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想是最公允的了。在1923年那年,我还是经典学派之忠实信徒,服膺旧说,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他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束手无策的,那就是医治失业……赞成保护政策之理由甚多,其中有若干,因为基于可能得到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故无法作简单答复。但若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救失业,则保护主义之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步”。[参阅马歇尔:《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 ),附录4;《货币、信用与商业》(Money,Credit and Commerce),第130 页;《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附录1。]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经典学说之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 (我现在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实际所用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当一国国富正在急剧增加时,则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此种愉快状态,

    可因从事新投资之动机不足而告中断。设决定消费倾向之社会政治环境以及

    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

    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

    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

    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

    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

    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

    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 (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

    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 (用工

    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

    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

    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

    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

    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

    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

    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

    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

    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

    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

    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

    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

    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

    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

    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

    15世纪下半叶及16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世纪内,英国在战

    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

    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

    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

    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

    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

    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

    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

    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19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

    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

    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

    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

    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

    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

    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

    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

    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

    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

    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

    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

    利率,引起国内失业。

    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

    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

    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

    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

    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世纪之经济

    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李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

    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

    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

    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① 他对于重商主义者之看法,都归纳在原理第1 版第51 页脚注中:“在英德二国,对于中古时代之论列货币与国宫之关系者,曾经作了很多研究,大体说来、我们最好说,他们因为对于货币之功用缺乏清楚了解,所以思想不清;倒不是因为故作假定,认为要增加国富,只能从增加该国贵金属之数量着手,所以误人歧途。”

    ② 《民族与图书周刊》(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1923 年11 月24  日。

    也许有人会说,早期之从事经济思想者,只是偶然获得了些处世智慧,并不太了解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须把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都作一番简短检讨。这件事情现在容易办到,因为现在有海克雪尔(Heckscher)教授之大著《重商主义》,把两个世纪之经济思想提纲挚领写了出来,供经济学上一般读者之参考。以下所引,主要皆录自该书。[ 根据同样理由,如果工资单位不固定,用减低工资来应付经济衰退,实在也是损人利己之法]

    (1)重商主义者从来没有以为利率会自动调整,达到适宜水准;反之,

    他们反复申述,利率太高乃是抑制财富扩张之主要障碍;他们甚而至于知道,

    利率乃定于灵活偏好以及货币数量。他们所关切者,乃是一方面减低灵活偏

    好,一方面增加货币数量;其中有几人还明白说出,他们之所以要设法增加

    货币数量,乃是因为要减低利率。海克雪尔教授把重商主义者这一方面学说,

    总结如下:

    在某种限度以内,重商主义者敏锐之士在这方面所采立场,和

    在其他方面一样,非常明朗。在他们看来,货币是——用现在术语

    ——一个生产原秦,与土地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看作是

    “人为的”财富,以别于“天然的”财富。利息乃是租用货币之代

    价,性质一如地租。在此时期内,重商主义者探讨决定利率高低之

    客观理由者日众,他们总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利率。这方面材料很多,

    此处只选几个典型例子,说明这个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历时甚久,

    还颠扑不破。

    在17世纪20年代之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以及东印度贸易引起了一场论战,但论战两方面之领袖对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杰拉德·梅林斯(Gerard Malynes)说:“货币充沛可以减少高利贷”,又举出详细理由,维护这句话(《商法》 [LexMercatoria]以及《维持自由贸易》[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1622)。其劲敌爱德华·弥赛尔顿(Edward Misselden)也说,“医治高利贷之法,也许是让货币充塞” (《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Free Trade 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同年)。半世纪以后,重要作家之中有蔡尔特 (Child)其人者,乃东印度公司之万能领袖,又最善为该公司辩护。他竭力要求由国家制定最高利率;他又讨论(1668),假使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出去,则对于法定最高利率将发生什么影响。他觉得要对付这个威胁,最好用债券作为通货,随便转让,因为如此一来,则“至少有一半我国所用现款,将因此而得弥补”。还有一个作家叫配第 (petty),是超然于党派之争的,他也和别人同样,认为利率之所以由1分降至6厘,乃是因为货币数量增加(《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1676),他觉得若一国铸市太多,则放款取利乃是适当补救办法 (《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

    这种想法,当然不限于英国,几年之后 (1701,1706),法国商人和政治家都不满意子当时利率之高,都归罪于货币稀少;他们想从增加货币流通量,设法减低利率。[至少从梭伦(Solon)时代以来(假使有统计资料,还可以上溯许多世纪),经验告诉我们,在长时期内,工资单位一直有上涨趋势,只有当经济社会在腐败或解体时才会下降;其实这个不待经验,由人性中就可推测而知了。故除了社会进步,人口增加这个原因以外,货币数量还必须逐渐增加]

    洛克(Locke)大概是第一人,把货币数量与利率之关系用抽象语句表达出来。[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第2 卷,第200、201 页,略有删节。]这见于他和配第之论争之中。配第主张由法律来限定一最高利率,他加反对,认为其不切实际,一如规定最高地租然;他说:“货币会从利息方面,每年产生所得;在这方面,货币之自然价值 (利率),乃定于当时在一

    国流通之货币总量,以及该国之贸易总值”。洛克解释,货币有两种价值:

    (1)使用价值,其大小由利率定之,在这方面,货币之性质与土地相同,不

    过一种所得称为地祖,另一种所得称为利息而已;(2)交换价值,在这方面,

    货币之性质与商品相同,故货币之交换价值,乃决定于货币之多寡,以及商

    品之多寡;与利率无关。故洛克是两种货币数量说之鼻祖,第一,他认为利

    率乃决定于货币数量(顾及流通速度)以及贸易总值(total value of trade)

    之比;第二,他认为货币之交换价值,乃决定于货币数量以及市场上商品总

    量(total volume of goods)之比。但他一只脚伸在重商主义世界,一只脚

    伸在经典学派世界,对于两种比例之关系,弄不清楚;而且他完全忽略了,

    灵活偏好状态亦有变动可能。但他竭力说明,减低利率,对于物价水准并不

    发生直接影响,“只有当利率之改变,引起货币或商品之进口或出口,以致

    商品与货币之比例与前不相同时,物价才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设利率

    之降低,引起现金出口或产量增加,则物价将改变。然而(我认为)他从来

    没有进一步作真正的综合工作。①

    在重商主义者心目中,很容易分辨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不同,这一点可从洛克引自“与友人谈高利贷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Usury,1621年)一段文字窥见之:“高利息使商业解体。利息既高于商业利润,于是富商停业,放款取利;小商人乃破产”。福特雷(Fortrey)在“英国的利益和改良”(England’s Interest and Improvement)一书中也认为减低利率,可以增进国富;而且他强调这点。

    重商主义者也没有忽略,假使灵活偏好太强,把内流之贵金属,都囤积起来,则利率受不到好处。也有人[例如孟(Mun)]因为要增加国家威力,主张由国家囤积金银;但别人率直反对这种政策:例如施柔特(Schrotter),他用重商主义者常用的论证,认为假使国家大增窖藏,则流动中之货币将搜括殆尽,其结果不堪设想……他又认为,在寺院中窖藏金银和贵金属出超,二者性质完全相同,而后者他认为是坏得无以复加的东西。戴芬南 (Davenant)解释东方国家之所以极度贫困 (当时人都相信东方国家所积金银,要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大),是因为金银在国库停留不动。如果由国家来囤积金银,还至多是瑕瑜互见,还常常危险甚大;那么私人囤积金银,自然应当避之惟恐不及了。重商主义者之攻击私人囤积金银者,不计其数,简直没有人独持异议。[《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2),但写作时要比出版时早几年。]

    ① 大体上说来,海克雪尔教授信奉经典学派,对于重商主义学说之同情心要比我小得多。这点对我倒很适合,因为他所选引丈,决不会因为要说明重商主义者之智慧,而有断章取义之嫌。

    ① 他加了一句:”不仅须看货币数量,亦须看货币之流通速度而定”。

    ② 再稍微晚一些,休谟(Hume)把一只半脚伸人经典学派世界来了。休谟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人,着重均衡

    位置,而轻忽趋向均衡之过渡状态;但他还不失为一重商主义者,他还知道,实际上我们总生存在过渡状

    ———————– 页面 154———————–

    (2)重商主义者知道物贱之病,也知道过度竞争可以不利于一国之贸易

    条件。例如梅林斯说“商法”(1662年):“不要因为要增加贸易,所以比

    别人削价出售,以致害及本国:盖贸易并不因物贱而增,物之所以贱,乃是

    因为货币稀少,物之需求不大;反之,倒是货币充足,物之需求加大,物价上涨时,贸易倒扩大”。海克雪尔教授把这一股重商主义思想,总结如下:

    在150年以内,这个观点一再提出,提出这个观点者,都说:如果一国之货币,较池国稀少,则该国一定 “卖价便宜,买价昂贵”……这种态度,在“公共福利的谈话”(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一书初版中,即在16世纪中叶时,已经明显了。海尔斯(Hales)曾经说过:“只要外国人肯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价格定得很低,而让他们把他们的东西 (其中有我们

    要向他们购买的)价格提高呢?假使他们出售自己东西时素高价,

    从我们处买进东西时出低价,那不是他们得利,我们损失吗?不是

    他们致富,我们变贫吗?我宁可采取现行办法,他们抬价时,我们

    也抬价。当然有人因此受损,但受损人数要比采取别种办法少”。

    几十年以后 (1581),该书校订者对此点完全赞同。17世纪内,这

    种态度一再出现,并无大改。例如梅林斯相信,这种不幸情况之产

    生,是因为外国人把英汇定得太低,——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以后这个观念仍继续出现。在《哲言》(Verbum Sapienti)一书中

    (1665年作,1691年出版),配第相信,“要等到我们有的货币,

    不论是在绝对方面或相对方面,都超过任何一邻邦所有者时”,我

    们才能停下来,不再努力增加货币数量。从上引书着手写作以至出

    版这一时期中,考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所有金银比邻邦多,

    1                                    ①

    则即使减少到现有量之 ,我亦不在乎”(1675年)。

    5

    (3)重商主义者又是创始人,认为“怕货”(fearofgoods)以及货币

    稀少乃失业之原因;2世纪以后,经典学派斥之为荒谬:

    用失业现象作为禁止进口之理由,其最早实例之一,见于1426

    年意大利之佛罗伦斯。……英国在此方面之立法,至少可追溯至

    1455年。……1466年之法国法令,虽然建立了里昂之丝织工业,而

    且以后很有名,倒不太饶兴味,因为并未揭橥抵制外货;但该法令

    亦曾提及:成千成万之失业男女,可能由此而获得工作。可见这种

    态之中。他说:“只有在取得货币以后,物价上涨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金银之增加才利于工业……货币

    数量之多寡,与一国之国内幸福丝毫无关重要。假使可能的话,执政者应当使货币数量继续增加方是良策,

    因为这样可使工业健旺,劳作者增加;劳作者增加.才使国家真强真富。假使有二国,一国之货币数量在减

    少,另一国正在增加,但总数量则不比前者多,则比较此二国,还是前一国一时较弱,较贫” (论文“论

    货币”,1752 年)。

    ① 重商主义者看法,以为利息就是货币利息,我现在认为毫无疑义是对的。然而这种看法却完全被人遗忘

    了;所以海克雪尔教授以经典学派经济学家身分,在叙完洛克之理论以后,加了这样一个按语:“假使所

    谓利息真是贷款之代价、那末洛克之论证是无法反驳的:然而利率并非如此,所以他的论证完全不相于”

    (前引书,第2 卷,第204 页)。

    ① 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210、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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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据,当时如何风行了……

    最初对此问题(其余社会经济问题亦然)作热烈讨论者乃是英

    国,约在16世纪中叶或更早些,在亨利第八以及爱德华第六两个朝

    代。这里只能提些书名,著作年代大概不会晚于1530—1540年;其

    中有二种,大概出于克来蒙特·阿姆斯特朗(ClementArmstrong)

    手笔……依他的说法,则“洋货每年进口,充塞英国市场,不仅引

    起货币稀少,而且破坏了手工业,于是有许多平民,无从谋生,不

    得不闲散,从事乞食、偷窃”。②

    据我所知,重商主义者对此种情况之典型的讨论,当推 1621

    年英国下议院关于货币稀少问题之辩论为最佳实例。当时非常不景

    气,布匹出口业尤然。国会中声望最高之议员之一,爱德文·桑迪

    斯 (Edwin Sandys)爵士,把当时情形描写得很清楚;他说农工几

    乎到处受到打击,布机停而不织,因为国内货币不足;农民被迫违

    约,“倒不是因为——感谢上帝——土地出产不足,而是因为货币

    缺乏”。于是发动了详细调查,到底货币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如此

    奇缺。凡有以贵金属出口之嫌者,或虽未以贵金属出口,但其在国

    内之活动,足以使贵金属消失者,皆受到许多攻击。①

    重商主义者也意识到,他们的政策,用海克雪尔教授说法,有“一筋双

    雕”之妙,“一方面可以出清过剩物资,解除失业;他方面又可增加货币数

    量”,压低利率。

    重商主义者从实际经验中得到许多观念;我们在研究这许多观念之后,

    不能不感觉到,在人类史上,储蓄倾向总有强于投资引诱之长期趋势。投资

    引诱之薄弱,总是各时代经济问题之枢纽。今日此种引诱之所以薄弱,主要

    原因,恐怕是现在资本数量累积得太多了;但在以前,则各种风险因素,也

    许比较更重要。但结果是一样的。私人可以从节约消费,增加其个人财富,

    但要国富增加。则必须雇主真雇用工人,从事制造持久性资产,然而私人之

    储蓄意愿,总大于雇主所感觉到的投资引诱。

    (4)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而且可以引

    起战争。他们承认,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以及国力之相对的增

    加。②

    重商主义者接受国际货币制度下必然产生的后果,而漠然无动于中,这

    点固然可以批评;但当代也有头脑不清之徒,主张采取国际金本位制,对于

    国际借贷则来自由放任政策,相信只有这种政策最足以促进和平。两相比较,

    还是重商主义者之现实态度要高明得多。

    盖设在一经济体系之内,有货币契约以及风俗习惯之存在,可以历时甚

    久而轻易不变,又设该体系之国内货币流通量以及国内利率,主要都由国际

    支付差额来决定 (如战前英国情形),则除了争取出超,由邻国方面输入币

    材 (贵金属)以外,当局实在没有正统的办法来抵制失业问题。历史上还没

    有想出一个办法,比国际金 (以前为银)本位更有效,使得各国利益冲突。

    ② 同上书,第228 页。

    ① 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235 页。

    ① 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122 页。

    ② 同上书,第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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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在国际金本位之下,一国之国内繁荣与一国争取市场以及争取贵金属之成

    绩有直接关系。设幸而金银之新供给相当丰富,则此种争夺稍减。财富日增,

    边际消费倾向渐减,则此种冲突愈尖锐、猛烈。正统经济学家,逻辑既有毛

    病,其常识又不足纠正其逻辑,于是一错到底,糟不可言。有若干国家,在

    暗中摸索,想求出一条出路,使得国内利率自主,乃抛弃其在金本位之下之

    种种义务,正统经济学家就说:要有一般的经济复苏,第一步先得恢复以前

    这些桎梏。

    实在刚相反。采取利率自主政策,不受国际关系支配,又采取一全国投

    资计划,使得国内就业量达到最适度水准;这倒是利己利人之道。各国都同

    时采取这种政策,然后国际间之经济健康以及经济力量(用国内就业量或国

    际贸易量来衡量)才能恢复。③

    重商主义者感觉到问题之存在,但其分析尚不能解决之;经典学派则根

    本忽视此问题,盖根据经典学派之前提,此问题不能存在,于是经典理论所

    得结论与常识所得结论之间显有裂痕。经典学派之卓异成就,即在能克服常

    人所相信的东西,而同时自己却是错的。海克雪尔教授说:

    假使从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8世纪,常人对于货币以及市材金属

    之基本态度始终不变,则此种观念之根深蒂固可见一般。18世纪以

    后,这种观念还继续存在,不过不到“怕货”那种程度而已……除

    了自由放任这一段时期以外,各时代都未能摆脱这种观念。自由放

    任学说那样卓尔不群,坚韧不拔,亦不过把常人信念暂时克服一下。

    在货币经济之下,“怕货”是常人最自然的态度,要对自由放

    任学说有绝对信仰,才能摆脱这种态度。但自由贸易主义对许多明

    显因素否认其存在,故当自由放任学说不能再维系其旧日信徒之人

    心时,亦必遭常人唾弃。①

    我记得波拿·劳(Bonar LaW)在经济学家面前,又恼又怒,因为他们不

    肯承认很明显的事实,他真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以把经典学派经济学说之

    势力,比之于某种宗教,——恐怕是比宗教力量还强,因为要常人否认明显

    的事实,比之要常人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要困难得多。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种相关的、但不相同的学说。几千几百年以来,社会

    上开明舆论都认为这种学说很明显,无可怀疑,但经典学派则斥之为幼稚,

    ③ 同上书,第178 页。

    ①  “在一国以内,重商主义所追求的完全是动态的目标:然而重商主义对于世界经济资源却作静态的看法;

    这两者连在一起,于是造成了基本的不调和,产生了无尽的商业战争。这是重商主义之悲剧。中世纪之全

    部静态观念,自由放任之全盘动态观念,都避免了这种后果” (同前书,第25、26 页)。

    ① 国际劳工局在托马斯(Albert Thomas )及巴特勒(H.B.Butler )二氏先后领导之下,始终领略这个道理,算是在战后许多国际机构所发言论中卓尔不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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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值得旧事重提,加以尊敬。我指的是一种学说,认为利率不会自动调整到

    一种水准,最适合于社会利益;反之,利率常有太高之趋势,故贤明当局应

    当用法令、习惯甚至于道义制裁加以抑制。

    经济法令之见之于记载者,防止高利贷办法要算是最早之一了。灵活偏

    好过度,以致摧毁投资引诱、阻碍财富生长,这种弊端在上古以及中古时代

    已很显著;因为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风险,一方面减低资本之边际效率,他

    方面增加灵活偏好。故设在一社会之中,人人都觉得不安全,则除非该社会

    用尽各种方法抑制利率,否则利率总是太高,投资引诱不会充分。

    我以前接受他人之说,觉得中古时代教会对于利率问题之态度根本荒

    谬;中古时代许多巧妙讨论,分辨贷款报酬与投资报酬之不同,只是些诡辩,

    想从谬论之中找出一条实际出路而已。我现在再翻阅这些讨论,觉得他们倒

    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把经典学派混为一谈的东西分别清楚:那就是利率和资

    本之边际效率。我现在觉得,经院学派之讨论,目的乃在找出一种方策,提

    高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同时用法令、风俗习惯以及道义制裁等压低利率。

    亚当·斯密对于禁止高利贷法,态度也还温和。他很知道,个人之储蓄不一定用之于投资,也可以用之于放债。他赞成利率低些,因为这样可以使储蓄用之于新投资之机会多些,用之于放债之机会少些。因为这些理由,所以他主张把高利贷法作温和的运用。[《国富论》,第二编第四章]边沁对这点严加攻击。边沁之主要批评,是说亚当·斯密不愧苏格兰人,过分谨慎,对于“创办人”不免太严厉了一点:若规定最高利率,则凡负担正当的、对于社会有利的风险者,其所得报酬将太少。边沁所谓创办人 (Projectors),范围很广,“凡以追求财

    富(或任何其他对象)为目的,拟获得财富之资助,设法寻求新发明途径者,皆属之;……此等人真是以进步改良为职志。规定最高利率,则此等人最受打击……总之,凡人类聪明睿智之运用,须赖财富之资助者,皆遭阻遏”。当然,如果法令可以妨碍人民负担正当风险,则应当加以抗议。[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176—177 页]边沁继续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深于世故之上不再抉择创办计划之忧劣,因为他根本不想创办什么。”[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335 页]

    边沁所说,是否是亚当·斯密之原意,倒颇成问题,难道边沁是用 19世纪口吻(虽然该文作于1787),向18世纪说话吗?因为除非是在投资引诱最强之时代,否则不会看不到:在理论上,投资引诱可能不足。

    这里不妨提一个很离奇的、被人过分忽略了的先知——西尔维·盖赛尔(Silvio Gesel1,1862—1930年)。在他著作之中,的确有若干真知的见之处,惜乎仅是昙花一现,未能直达问题之核心。在战后几年,他的信徒拚命把他的著作寄给我,但是因为他的论证显然有缺点,故我当时未能发现其著作之长处。等到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得到自己的结论以后,才发现其著作之重要性;——大概未经彻底分析的直觉都会遭遇同一命运。在当时,我和其他学院经济学家一样,把他非常有独到之见的种种努力看作是一个怪人之异想天开。我想本书读者知道盖赛尔之重要性者大概不多,故我多给他一些篇幅。[见边沁著《给亚当·斯密的信》(Letter to Adam Smith),附录于《为高利贷辩护》(Defence of Usury )]

    盖赛尔,德国人;经商于南美阿根廷,事业上很成功。80年代之经济恐慌,阿根廷特别严重,因此引起他研究货币问题。他的第一本著作,称为《币制改革为走向社会国家之桥》(Die Reformation im Münzwesen als Brückezum sozialen Staat),1891在阿京出版;同年同地,他发表了他对于货币之基本观念,书名称为“事物精华”(Nervus Rerum)。此后一直到他退休,又出了许多书和小册子。1906年他退休到瑞士,此时家道已相当殷厚,不必为谋生操心,晚年致力于人生最愉快的两种事情:著作和农业实验。

    他的大著之第一部分,是1906年在瑞士上日内瓦出版的,书名称为《全部劳动产物权之实现》 (Die verwirklichung des Rechtes auf dem vollen Arbeitsertrag);第二部分1911年在柏林出版,书名为《利息新论》(Dieneue Lehre vom Zins)。合订本在大战时期(1916年)在柏林瑞士两地同时出版,生前一共发行了6版,书名称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Dienatürliche Wirtschaftsordnung durch Freiland und Freigeld),英译本称为《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

    1919年4月盖赛尔加入在位甚短之巴威里亚苏维埃内阁,当财政部长,以后受到军法审判。生前最后10年,他在柏林瑞士两地作宣传工作,取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之地位而代之,吸引了一批具有宗教热诚的信徒,被尊为一种教义之先知;信徒之分布于世界各地者,达数千人。1923年,德瑞自由土地自由货币协会以及其他各国之类似组织,在瑞士巴塞尔城举行第一次国际大会。从他1930年作古以后,象他这类学说所能引起的特殊热诚,又转移到其他先知身上;据我看来,后者没有象他那样卓越。布希 (Büchi)博士是英国这种运动之领袖,但其文献又似乎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欧地方分发出来。该运动之主力现在美国。在学院经济学家之中,费雪 (Irving Fisher)教授是唯一认识其价值者。

    他的信徒把他装饰得象一个先知,但盖赛尔之主要著作还是用冷静的、科学的语句写出来的,但全书不免充满了对于社会正义感之热诚与崇奉,似乎 (也许有人会觉得)与科学家之身分不合。[已经引了边沁该文,我不能不请读者注意地最美的一段“工艺事业(the career of art ),即创办人足迹所经之大道可以看作是一个辽阔的、也许是漫无止境的平原,其间满布陷阱。每一个陷阱必须先吞一人,才能填平,但一经填平之后,即永久填平,不再陷人;于是这小小一段对于后来者就安全了。”]他从亨利·乔治继承下来的一部分,固然是该运动所以发生力量之主要源泉,但倒完全是次要的,没有多大兴趣。全书目的,乃在建立一个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又是对于自由放任

    学说之一种反动。他根据的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不同。第一,他否认经典学

    派之前提,而马克思是接受的;第二,他主张解除妨碍竞争之桂桔,而不主

    张取消竞争。我相信后世之可得自盖赛尔者,要比可得自马克思者多。读者

    一读英译本《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序言,即可

    领略盖赛尔之德行。我想,要回答马克思主义,还得从该序文所指示的路线

    中去探索。

    盖赛尔在货币与利息论方面之特殊贡献,乃是第一,他把利率和资本之

    边际效率分别得很清楚;他说利率限制了真实资本之扩张速度。第二,他指出利率完全是个货币现象;货币利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有个特征,即

    货币持有人所负担之保藏费微小不足道;凡财富之有保藏费者,其所以亦能

    产生收益者,乃是因为货币有收益,货币定下了一个标准。他用各时代中利

    率之相当稳定作为佐证,说明利率决不是决定于纯物质因素,因为后者从一

    时代到另一时代所经历的变迁,比之利率之变迁,不知要大多少。用我的术

    语来说:利率系于心理因素,心理因秦不大变更,故利率相当稳定;至于变

    动极大的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其所决定者,不是利率,而是在一特定利率之

    下真实资本之扩张速率。

    但盖赛尔氏学说有个大缺点。他指出,因为有货币利率存在,所以出贷

    商品也能取得收益。他利用罗宾逊·克鲁索[生于卢森堡边境,父德国人,母法国人]和另一陌生人之假想的对话,说明这点,——这段是经济学上最佳寓言之一。但他在举出理由,说明货币

    利率与其他商品利率不同,不能是负数以后,却忘了作进一步说明,为什么

    货币利率一定是正数;他亦没有解释,为什么决定货币利率之高低者,并不

    是(象经典学派所说那样)生产资本上收益之大小。这是因为他不知道灵活

    偏好这个观念;因此他只建立了半个利率论。

    因为他的理论不完备,所以他的著作并未受到学术界注意。但是他已经

    根据自己理论提出实际建议。他所提方案,可能无法推行,但倒不失为对症

    下药。他说,货币利率限制了真实资本之扩张,假使把这个限制去掉,则在

    近世,真实资本即将迅速扩张,在相当短时期以内,利率恐怕要降到零点,

    方才合式。因此第一件要紧事情,就是减低货币利率;他认为要减低货币利

    率,只要让货币和其他不能产生收益的商品一样,有保藏费用。于是他想出

    了著名的“加印”货币(“stamped” money)这个方案;他由是而得名,费雪教授对之亦颇加赞许。依此方案,

    则流通钞券 (当然必须包括几种银行货币在内)象保险单一样,必须每月加

    贴印花,方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在邮局出售,至于印花费用,自然可以斟酌

    情形定之。依我的理论,应当先确定何种新投资量方与充分就业不悻,然后

    求出该投资量之资本之边际效率,印花费用之多寡须约略等于货币利率 (不计印花费用在内)与该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差数。盖赛尔自己提议,应该每周

    贴0.1%,每年贴5.2%。在现在情形之下,这个数目似乎太高,但正确数目

    到底是多少,只能由尝试与错误中得来;而且也必须常常更动,不能一成不

    变的。

    加印货币背后所代表的思想,倒是健全的。而且也许真可以找出方法,

    把这个办法小规模付诸实施。但是还有许多困难,盖赛尔没有设法解决。其

    中之一,盖赛尔并没有想到,货币并不是唯一有灵活升值之物,他物亦有之,

    只是程度之差而已;货币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货币之灵活升值,要比任何

    其他东西大些。故设用加贴印花办法,去掉流通钞券之灵活升值,则一大串

    替代品将代之而起,例如银行货币、即期债务、外币、宝石、金银等等。我

    在上面说过,以前也许有过一段时期,大家都想持有土地,不管土地之收益

    如何,因之把利率抬高。但在盖赛尔体系之下,因为土地国有,这个可能性

    倒可以免掉。

    以上所论各种学说,大致都针对有效需求之一个构成分子之不足而发,

    ——即投资引诱之不足。然而把失业之病归咎于另一个构成分子之不足者,

    即归咎于消费倾向之不足者,亦由来久矣。后一种对于当代经济病症之解释,

    在16、17两世纪尚不占重要地位,晚近始渐得势;但此种解释,亦不为经典

    学派所赞同。

    对于消费不足之指责,在重商主义思想中,虽然只占非常次要地位,但

    海克雪尔教授也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奢侈有利,节俭有弊,也是一个根深

    蒂固的信念。节俭之所以被认为失业之原因者,其理有二:第一,众信若某

    量货币不作交易之用,则真实所得即将作同量之减少;第二,众信所谓储蓄,

    乃是把货币从流通过程中抽提出来”。 1598年,拉斐玛斯 (Laffemas)在

    《置国家于繁华的金银财富》(Les Trésors et richesses Pour mettre I’

    Estaten Splendeur)一书中,对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者,大加非难,理由是,

    凡购买法国奢侈品者都为穷人谋生计;彼吝啬守财之徒倒使穷人贫困以死。

    1662年,配第为“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等”辩护,说这些费用,还是要

    流回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等之钱袋中去的。福特雷亦曾为服饰丽

    都辩护。施柔特(1686年)不赞成节约消费,希望服饰等等还要多讲究一些。

    巴邦(Barbon)在1690年说过:“挥霍这个缺点,对于个人虽然不利,对于

    商业倒不然……贪得这个缺点,则对于个人与商业都不利。” 1695年加莱

    (Cary)说:假使每个人都多花一些,则每个人之所得都要大些,“而且每

    个人都可以生活得舒服一些。”①

    巴邦氏之思想,经贝尔纳德·孟迪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蜜蜂

    之寓言》一书之渲染,大为流行。该书在人文科学史上,以声名狼藉著称,

    1723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州之大陪审官们曾宣判该书为败类。据说,只有

    一个人曾为该书说过一句好话,那就是约翰逊(Johnson)博士。博士说:该

    书没有使他觉得大惑不解;倒使他对于现实世界开了眼界。该书之邪僻,可

    由斯梯芬(Leslie Stephen)“本国人名辞典”对该书之提要中窥见之:

    孟迪维尔该书,大干众怒。该书用巧妙的似是而非之论,发扬一种

    含有讥刺性的道德观,引人入胜……其说以为增加经济繁荣者,乃消费

    而非储蓄;此说亦可列为迄今尚未绝迹之经济邪说之一。 他从两点出

    发;第一,他接受遁世者之看法,认为人类之欲望大致是坏的,故会产

    生“私德不良”;第二,他又接受一般人之看法,认为财富乃“公众之

    福”,从这两点,他很容易推出:有文明,即有恶习……

    “蜜蜂之寓言”是一首寓言诗,内容是说有一个很繁荣的社会,忽然其

    中公民都决定放弃奢侈生活,国家也削减军备,大家都致力储蓄,结果却弄

    得一团糟。因为大家都崇尚节俭,于是奢侈品无人过问,原有之奢侈品,如

    衣饰、车马、宫室之类,或变卖偿债,或任其荒芜。结果是土地、宫室等之

    价格大跌,依供给奢侈品为生者无法谋生;又因各业皆有人满之患,亦无法

    ① 他与乔治不同者,是主张当土地收归国有时,国家应付补偿费。

    ① 《自然经济秩序》(The Natural Economic Order).第297 页及以下。

    ① 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208 页。

    ① 海克雪尔: 《重商主义》,第2 卷,第290 页。

    ② 同上书,第291 页。

    ———————– 页面 161———————–

    改行。由此所得教训是:

    仅仅是美德,不能使国家兴盛;彼欲恢复古之黄金时代者,于

    致力于俭朴时,也要顾到平民生计。

    寓言诗以后,附有评语,今摘录二则,以示该诗也并非没有理论根据:

    因为在私人家庭之中,处处节俭打算,从事储蓄,的确是致富之道,

    于是有人想,不论国家得天之厚薄,假使每个人都实行以上这个方法,

    则国家也可以致富。例如有人以为,假使每个英国人都择其邻居之节俭

    者而从之,则英国人比现在还要富。我认为这是错的。③

    孟迪维尔下结论说:反之,使国家兴盛快乐之道,厥惟给予每人以就业

    机会。为实现以上目标,政府应当第一,提倡各种制造、技艺、手工业,凡

    人类才智所能及者,皆予提倡;第二,奖励农渔二业,普及各部分,使土地

    也象人一样出力。要靠这种政策,国家才能伟大幸福;用一些琐碎规章,来

    限制奢侈,提倡节约,是于事无补的。金银之价值可以任其涨落,盖社会享

    受之多寡,乃系于土地之出产以及人民之劳作,此二者联合起来,乃是可靠

    的、真正的无穷的宝藏,彼巴西之金,普多西之银,安足道哉。

    这种邪僻之说,无怪乎两世纪以来,受到道学先生及经济学家之一致抨

    击,这两种人自己有一套严肃学说,认为除了国家和个人都实行极度节俭,

    极度经济以外,别无良策;因为有这种学说,他们自觉胜人一筹。代配第氏

    之“穷奢极侈,建造凯旋门等等”而起者,乃是格拉斯顿(Gladstone)之锱

    铢必计的国家财政,国家“无力举办”医院、广场、高贵建筑,甚至不肯出

    钱保存历史古迹,更勿论提倡音乐戏剧矣;这些只能让私人慈善事业来举办,

    或让浪费成性者来慷慨解囊。

    经过一世纪以后,孟迪维尔之说方又在上流社会重新出现。马尔萨斯晚

    年,正式用有效需求之不足这个观念来解释失业现象。拙著《论马尔萨斯》

    一文中 ,已有详细论列,此处只就该文所引各段,最足代表氏之思想者,择

    录一二:

    世界各处,几乎都有大量生产力搁置不用,我对这种现象之解

    释,是说实际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有欠恰当,以致继续生产之动机

    不够充分……我认为如果人们想积财,而且想积得很快,则不生产

    的消费必大形减少,于是生产动机乃大受妨碍,而财富之扩张亦在

    时机未成熟时即遭阻遏……但设努力积财之企图,可以在劳工与利

    润之间划下一条鸿沟,以致未来积财之动机与能力几全遭破坏;而

    日增之人口,亦无法就业谋生,则我们还能够说,这种积财之企图,

    或储蓄太多,对于国家无害吗?[ 参阅经典学派先驱者亚当·斯密之说,“凡私人家庭行之,皆为得策者,安能全国行之,便成失策?”斯密此说、大概针对上引孟迪维尔之言而发]

    ③ 同上书,第20 页。

    ④ 斯梯芬氏于所著《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中,在提及孟迫维尔之邪说时,曾经说过:“需求商品不就是需求劳力这句话,可以把此邪说完全驳倒:然而懂这句话的人太少了,能够完全懂得,就不愧为经济学家。”见该书第297 页。

    问题是:设生产增加,而地主及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不成适当比例,以致资本停滞,随后又引起劳力之需求停滞,我们能够说,这种情形对于国家无害吗?假使地主及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自始即与社会

    过剩物资作适度配合,故生产动机继续不断,对于劳力之需求,既未过

    度扩张在先,亦无骤然缩减于后,这种情形,不是比前种情形更快乐,

    更富裕吗?假使如此,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晚,节俭也许对于生产者不

    利,但对于国家不会不利呢?又怎能够说,在生产动机消失之时,增加

    地主和资本家之不生产的消费,无论如何,总不是适当对策呢?①

    亚当·斯密说过:资本由节俭而增,凡生活节俭者,皆是公众之恩

    人,又说财富是杏增加,须看生产是否超过消费。这些命题大致都很对,

    无可怀疑……但也显然不能无限制都对。若储蓄过度,亦足摧毁生产动

    机。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

    则决不会再有别种食物、衣服及房屋之存在……这两个极端都很明显,

    因此在二极端之间必有一点,在该点时,若把生产能力以及消费意志二

    者都计算在内,则财富之增加受到最大鼓励。但恐政治经济学尚不能确

    定此点在何处。①

    聪明睿智之士所作议论多矣;余所见者,则以萨伊氏之说,立论最

    不健全。又最与事实相径庭。萨伊氏说,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就等于

    堵塞一条出路。此说是从商品与商品之关系立论,而不从商品与消费者

    之关系立论。我倒要问,假使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一切消费都停止半年,

    则商品之需求将变成什么情形会商品山积,但何处是出路?何处是庞大

    市场?②

    但是李嘉图对于马尔萨斯所说,充耳不闻。等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讨论其工资基金说时,这场论战又呈最后的回光反照。穆勒氏是在这场论战

    中熏陶出来的,他的工资基金说,在驳斥马尔萨斯晚期思想方面,颇占重要

    地位。继穆勒而起者,不接受氏之工资基金说,却忘了氏之所以能推翻马尔

    萨斯全赖此说。此后这个问题便不成为论战对象,亦不在经济学论列之中,

    倒不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是经济学家大家不提。凯恩克劳斯

    (Cairncross)先生最近想从比较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之中,寻求这个

    问题之遗迹,所得较预期可得者尚少。消费不足之说一直蛰伏着,到 1889

    年,又在霍布森(J.A.Hobson)及穆莫里(A.F.Mummery)二氏合著之《工业

    生理学》 (ThePhysiologyof lndustry)一书中出现。50年以来,霍布森以

    百折不挠之勇气与热诚,著书攻击正统学派,然而没有用。该书是第一册,

    ① 《传记集》(Essaysin Biography ).第139—147 页。

    ①  1821 年7 月7  日马尔萨斯致李嘉图书。

    ②  1821 年7 月16 日马尔萨斯致李嘉图书。

    ① 马尔萨斯:《经济学原理序》,第8、9 页。

    ② 马尔萨斯:《经济学原理》,第363 页,脚注。

    ③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第一篇,第五章。穆莫里及霍布森二氏于所著《工业生理学》

    一书 (第38 页及以下)中,对于穆勒氏此部分学说,尤其是“需求商品不就是需求劳力”这个学说,有重

    要而透彻的讨论。马歇尔对于工资基金说之讨论,颇不能令人满意,但彼设法为“需求商品不就是需求劳力”这个学说解释误会。

    也是最重要的一册,今日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但在一种意义上说,该书之出

    版,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④

    该书是和穆莫里合著的。霍布森氏叙述该书之缘起如下:①

    在80年代中期,我的异端经济学说逐渐形成。亨利·乔治之攻击

    土地价值,各种社会主义团体之暴露劳工阶级之被压迫情形,以及两位

    鲍斯 (Booth)先生之发表伦敦之贫困状态,这些在我的情感上都留下

    很深印象,然而都不足破坏我对于经济学之信心。我对于经济学信心之

    发生动摇,可以说是偶然引起的。我在爱克塞特 (Exeter)城一个中学

    教书时,认识一位商人,名字叫穆莫里,此人在当时以及以后,都以爬

    山著称。他发现了一条新路,可以上马脱红峰(Matterhorn),不幸在

    1895年爬喜马拉亚山南加帕罢峰 (NangaParbat)时殒命。当然,我和

    他交往,不在这方面。此人在智力方面,也象爬山那样登峰造极,总是

    自辟途径,做然不顾一切权威。他和我辩论储蓄过度这个问题,他认为

    储蓄过度,是商业不景气时,劳资二者就业不足之原因。有好多时候,

    我用正统经济学上所有武器,想来驳倒他的论据;但最后他说服了我,

    于是我们二人从事著书,发扬储蓄过度论,书名称为《工业生理学》,

    于1889年出版。这是我公开踏上异端之路之第一步,当时完全不知道

    此事后果之重大。那时我刚辞去中学职务,开始一新事业,在大学课程

    普及部当讲师,担任经济学与文学。第一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伦敦大

    学课程普及委员会不让我再教经济学,因为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出面干

    涉;此人读了我的书,觉得该书之荒谬,和要证明地球是方的那种企图

    不相上下。本来么,储蓄之涓涓滴滴,都会用来增加资本结构,增加工

    资基金,然则储蓄之有用数量安得会有限度?储蓄既是工业进步之源

    泉,则阻遏储蓄就是阻遏工业进步,故理智健全的经济学家,对于储蓄

    可以过度之说不能不深恨而痛嫉之。 以后又经历了一件事情,使我自

    己觉得好象犯了什么罪。我虽然不能在伦敦教经济学,但牛津大学课程

    普及运动要自由容忍一些,还允许我任教,让我下乡演讲,不过限制我

    只讲关于劳工阶级生活之实际问题。当时有个慈善事业协会,正在计划

    一套系统演讲,专门讲经济题材,请我担任一门。我已经表示愿意接受,

    但是突然,也不加解释,聘约撤回。然而在那时,我还没有自己觉察:

    因为我怀疑无限制节俭之美德,所以罪无可道。

    在这本早年著作中,霍布森及其合著人对于经典经济学之批评,要比霍

    布森氏晚年著作中来得直截了当些。因为这个理由,又因为该书是他第一次

    把他的理论表达出来,故我专从该书引录,指出这两位作家之批评与直觉多

    么有道理,多么有价值。二氏在该书序言中,说明他们所攻击的结论,是些

    什么性质:

    ④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与投资》(The Victorians and Investment ),载于《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

    1936 年。

    ① 在彼所举各书中,以夫拉顿 (Fullarton ):《通货管理论》(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一文,最饶

    兴趣。

    ② 罗伯森(I.M.Robertson ):《储蓄之谬误》(The Fallacy of Saving)一书,于1892 年出版,亦拥护穆莫

    里及霍布森二氏之异端说。但该书之价值及意义均不大,因为完全缺乏《工业生理学》一书所具有的透彻的直觉。

    储蓄不仅使个人致富,也使社会致富;消费不仅使个人变穷,也使

    社会变穷。这句话是等于说,爱钱是一切经济福利之源泉,不仅使节俭

    者本人致富,而且可以提高工资,让失业者有业可就,恩泽普及各方。

    从报纸到最新经济学巨著,从教堂讲坛到国会议院,这句话说了又说,

    一再申述。现在要对这句话发生疑问,简直是象读犯神圣。然而一直到

    李嘉图出版其著作时为止,有识之士以及大部分经济思想家都否认这种

    学说,其最后之所以被人接受,只是因为没法驳倒工资基金说。现在工

    资基金说已告崩溃,而这种学说还巍然独存,这个道理只是因为作此说

    者声望太高了。经济学批评家只敢攻击这个学说之枝枝节节,不敢碰这

    个学说之主要结论。现在我们想指出:第一,这些结论不能成立;第二,

    储蓄习惯可能行之过度;第三,若行之过度,则社会变穷,工人失业,

    工资降低,整个工商界变成阴暗惨淡,这就是所谓不景气……

    生产之目的,乃是为消费者谋效用与便利。从处理原料起,一直到

    商品到消费者手上变成效用与便利时止,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

    之唯一用处,既在帮助生产这些效用与便利,则所用资本之多寡,自然

    随每日或每周效用与便利之消费量之改变而改变。储蓄一方面增加现有

    资本总量,同时在他方面又减少效用与便利之消费量,故若储蓄习惯行

    之过度,则累积下来的资本数量将超过实际需要数量,于是发展为一般

    的生产过剩。③

    上引最后这句话,似乎是霍布森氏错误之所由起。氏认为,假使储蓄过

    度,则真正累积下来的资本会超过实际所需数量。假使真是如此,倒不过只

    是预测错误所产生的一点次要祸害;主要祸害乃是:若充分就业情形之下之

    储蓄倾向大于实际所需资本数量,则除非预测有错误,否则充分就业就不能

    实现。但是一两页以后,霍布森把问题之一半,说得非常精确透彻,不过他

    还没有注意到,利率之改变以及商业信任状态之改变可能产生些什么影响,

    他似乎假定这两个因素不变:

    因此我们可下结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说所根据的基础—

    —即每年之产量乃决定于该年可用的天然原素、资本、以及劳力三者之

    总数量,实在是错误的。反之,这三者之总数量只规定了产量之最高限

    度;产量当然不能超过此限度,但若因为储蓄过度,以致供给过多,影

    响生产、则产量可以——而且真是——比此最高限度低许多。换句话

    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在正常情形之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

    生产限制消费。①

    最后,霍布森也注意到,他这种学说与正统学派用来维护自由贸易之种

    种论据是否正确大有关系:

    正统经济学家常用自由贸易之种种论据,斥责美国以及其他实行保

    护主义国家为白痴,不懂生意经。现在不能再作这种斥责了,因为这种

    ③ 语见霍布森1935 年7 月14 日对伦敦伦理学会演讲词,讲题是:一个异端派经济学家之供词。此处转载,

    曾得霍布森氏允许。

    ① 霍布森用不敬语气说:“节俭是国富之源,一国愈节俭则愈富。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如此说,许多经济

    学家都在宣扬节俭,推崇备至,语气中道貌岸然:在他们阴沉的歌曲之中,只有这一调,受公众爱赏。”

    (《工业生理学》,第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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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论据,都是建筑在“供给不能过度”这个假定上的。

    霍布森在该书所用论据,当然不能称为完备,但这是第一次明白说出:

    资本之来,不是由于储蓄倾向,而是由于需求。需求则又来自现在的和未来

    的消费。底下一段引文,是杂凑起来的,可以窥见霍布森氏思路之一般:

    设一社会之商品消费量在未来不会增加,则在现在增加该社会之资

    本必无利可图。……储蓄与资本每增加一次,而且增加后不再减退,则

    最近未来之消费量必须作相应的增加、…… 当我说未来消费时,所谓

    未来,并不是指10年、20年、或刃年以后;而是指离现在很近的那个

    未来。……假使因为节俭和谨慎动机加强,故人们在现在多储蓄一点,

    则他们必须得肯在未来多消费一些。 ……在生产过程之任何一点,合

    乎经济原则可以利用的资本数量,以提供当前消费量所必需者为限。

    ②……很明显,我一人之节俭,并不影响社会全体之节俭;而只决定此

    全体节俭之中之某一部分到底由我行之,还是由别人行之。我们以后要

    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实行节俭,可以迫令别人入不敷出。 ……大部

    分现代经济学家都否认消费有不足之可能,我们能够找出一种经济力量

    可以引起社会犯此毛病吗?假使可以找得出来,则商业机构可以提供有

    效的阻遏吗?以下要指出,第一,在每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之

    中,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使得节俭过度;第二,一般认为商业机构所

    能提供的阻遏之道,或者完全不发生作用,或者不足以防止严重后果。

    ④……李嘉图用来答复马尔萨斯以及蔡尔莫斯 (Chalmers)二氏之论证

    者,其词甚简,但后之经济学家,似乎皆接受其说,认为充分。李嘉图

    说:“用以购买产物者,总不外产物和劳役二者,货币只是交易媒介而

    已;故当生产增加时,购买能力以及消费能力亦即随之作相应的增加,

    故无生产过度之可能” (李嘉图:《经济学原理》,第362页)。⑤

    霍布森与穆莫里二氏,知道利息只是使用货币之代价而已。他们也很知

    道,反对者会说:“利率(或利润)会下降到一种程度,足以遏制储蓄,恢

    复生产与消费之间之正常关系”。二氏于作答时,指出:“如果利润下降而

    可以引诱人民少储蓄一些,则致此之道,不外二途:或者引诱人民多消费一

    些,或者引诱他们少生产一些”。 至于第一途,二氏认为当利润下降时,社

    会之总所得亦减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当平均所得正在下降之时,因

    为节俭可以得到的报偿也在减少,所以人民会增加其消费量”;至于第二途,

    二氏说,“我们决不否认,若供给过度,利润下降,则生产将受阻遏;反之,

    ① 霍布森、穆莫里合著:《工业生理学》,第iii—v页。

    ② 同上书,第vi 页。

    ① 霍布森、穆莫里合著:《工业生理学》,第iX 页。

    ② 同上书,第27 页。

    ③ 同上书,第50、51 页。

    ④ 同上书,第69 页。

    ⑤ 同上书,第113 页。

    ① 霍布森、穆莫里合著:《工业生理学》,第100 页。

    ② 同上书,第101 页。

    ③ 同上书,第79 页。

    承认有这种阻遏之存在,乃是我们论据之重心所在”。但是二氏之说未臻完

    备,主要是因为二氏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率理论,故霍布森 (尤其在他以后著

    作中)不免对于消费不足可以引起投资过度(意指无利可图之投资)这一点,

    过分重视,而未能说明,若消费倾向相当薄弱,则可以引起失业,因为一个

    相当薄弱的消费倾向,需要但得不到充分的新投资量以资补救。固然,有时

    因为有过度乐观之误,故此种大小之新投资量,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一般

    说来,因为利率定了一个标准,而利润低于利率,故此种投资量根本不会发

    生。

    大战以后,消费不足之说,纷至沓来,其中以道格拉斯 (Doug-las)

    少校之说最出名。当然,道格拉斯少校之说之所以得势,大部分还是因为正

    统学派对于他所作致命批评无法作答。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详细诊断,尤其

    是所谓A+B定理,有许多只是故玄其词。若道格拉斯少校之日项,只包括雇

    主所提出之折旧准备金,而现在尚未作添置修葺之用者,则尚言之成理。但

    即使作如此解,我们还得要顾到:其他方面之新投资,以及消费支出之增加,

    可以与此种折旧准备金相抵消。道格拉斯少校比正统学派较胜一筹者,乃是

    他至少没有完全遗忘当代经济体系之主要问题;但是他不能和孟迪维尔、马

    尔萨斯、盖赛尔、霍布森等相提并论,——他在勇敢的异端军中,大概是一

    名小兵,不是少校。后面这几个人,宁愿依凭直觉,对真理作一知半解之窥

    测,而不肯信任逻辑,知过不改;夫逻辑易事也,推理固清楚矣,固前后一

    致矣,无奈所根据之假设,与事实不符何?

    ④ 同上书,第117 页。

    第二十四章 结语:略论 《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

    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上述理论,对于第一种缺点之关系,很显

    而易见,但对于第二种缺点,在很重要的两方面,也颇有关系。

    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去除

    财富与所得之绝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尤以英国为然。许多人都愿意这

    种办法再推进一步,但是因为有两种顾虑,不免投鼠忌器:一部分固然是怕

    故意规避之风将由此而炽,而且负担风险之动机亦将大形削弱;但是主要顾

    虑,还是因为人们相信:资本之生长乃系于个人储蓄动机之强弱;大部分资

    本之增加乃从富人过剩所得中储蓄而来。我所提出的论据并不影响第一种顾

    虑,但对于第二种顾虑,我们应持何种态度,却大有修改余地。我们知道,

    在达到充分就业这点以前,资本之生长并不系乎消费倾向之低,反之,反因

    其低而遭遏制;只有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消费倾向之低,才利于资本生长。

    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在现行情形之下,各公私机关用偿债基金等方式所作

    储蓄已经绰有余裕,故若现在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

    则对于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无弊。

    现在还很流行着一种信念,认为遗产税可以使得一国之资本财富减少,

    这正可以说明,公众对于这些问题还模糊不清,缺乏正确了解。今设国家以

    遗产税税收作经常支出之用,因之减低或豁免所得税及消费税,则在此种财

    政政策之下,高额遗产税固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之功效,但是因为当消费

    倾向作永久增加时,在一般情形之下 (即除去充分就业情形),投资引诱也

    同时增加,故普通所作推断适与真理相反。

    因之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当代情形之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

    之节约 (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故主张社

    会上应当有财富之绝大不均者,其主要理由之一已经不成立了。我并不是说,

    再没有别种理由可以在某种情形之下,为某种程度之财富不均辩护,而不受

    上述理论之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去掉了以往所以不敢大胆行动之最

    重要理由。我们对于遗产税之态度,尤其受到影响,因为有若干理由可以替

    所得不均辩护者,却不能为遗产不均辩护。

    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

    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象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人类有许多

    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

    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

    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

    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

    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

    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

    象今日这样大。即使把赌注减少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

    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

    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

    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但是从我们论证之中,还可以得出第二个、重要性更大的推论,和财富

    不均之前途有关,——这个论证便是我们的利率论。到现在为止,一般人之

    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之必要者,乃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储蓄之诱惑力

    将不够充分。但是我们在上面说过了,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

    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

    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毫无疑义,用此标准定出来的利率,一定要比现行者低许多。当资本数

    量逐渐增加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要下降,就我们对后者臆测所及,则为或

    多或少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计,利率大概须以坚定步伐,续趋下游,——除非

    是社会全体(包括国家在内)之消费倾向会有极大改变。

    我相信资本之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意思是说,资本数量不难增加到一

    点,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极低。这并不是说,使用资本品可以几乎不出代价;

    而是说,从资本品得到的收益,除了抵补折旧折陈以外,所余下的一点,只

    是负担风险、行使技巧与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而已。总之,持久性资产

    在其整个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也象寿命极短的商品一样,只足抵补劳力

    成本再加上一些风险成本、一些技巧与监督之代价。

    这种情况,跟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可以很不冲突,但坐收利息这个阶级

    (rentiers)的确会慢慢自然死亡,资本家也逐渐不能再利用资本之稀少性

    扩大其压迫力量。在今日情形之下,利息与地租之性质相同,并不是真正牺

    牲之代价。资本所有主之所以能取得利息,乃是因为资本稀少,正好象地主

    之所以能取得地租,乃是因为土地稀少。但土地稀少还有其真正理由,而资

    本稀少则毫无。在长时期中,资本稀少之必要理由并不存在。此处所谓必要

    理由者,是指一种真正牺牲,若没有利息作报酬,将没有人肯负担这种牺牲。

    例如,如果资本数量尚未十分丰富,而私人之消费倾向又欲将充分就业下之

    全部所得皆作消费之用,丝毫不作净储蓄,则资本稀少的确有了真正理由。

    但即使是这种情形,还可以由国家来举办集体储蓄,维持储蓄于一定水准,

    让资本扩大到一点,不再有稀少性。

    故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

    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

    我的主张还有一极大好处:坐收利息阶级以及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之自然死

    亡,并不是骤然的,而只是把最近在英国已经可以看到的现象慢慢延长下去

    而已,故不需要革命。

    故在实际施政时,不妨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

    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第二,建立一个直

    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

    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

    现在低很多,还肯继续服务。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

    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国家 (公共意志之代表人)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

    投资引诱;在何种范围以内,应当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同时又可在一两

    个世纪以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由经验来决定。也许,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故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资本之累积速率亦不比现在大。假使如此,则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

    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之累积速率要比现在

    小许多。请不要以为我不承认有这种结果之可能性,或不承认这种结果很或

    然。在这些问题上,预断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之中会有何种反应,不免失之轻

    率。不过,要是不难接近充分就业,同时资本之累积速率又比现在大一些,

    虽然大得不多,则至少解决了当代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用

    何种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士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人造充分投资之境,

    同时又与情理不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在其他几方面,以上这个理论之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固然。有几件事

    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

    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

    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伴事情,

    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

    之权威之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

    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

    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

    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

    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

    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

    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

    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

    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

    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 (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

    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

    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

    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

    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

    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

    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千万人愿意而且

    可以工作,其中9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百万人之

    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百万人应

    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

    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

    彻斯特体系” (Manchester S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

    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

    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

    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

    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

    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

    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

    率之好处,恐怕比19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

    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弊窦去掉,则个人主义乃是个人自由之最

    佳保障,意思是指,在个人主义之下,个人可以行使选择权之范围,要比在

    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扩大许多。同时,个人主义又是使生活丰富不趋单

    调之最佳保障,因为生活之所以能够丰富不单调,就从广大的个人选择范围

    而来;而集权国家之最大损失,也就在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不单调的生活。

    若生活有多方面,则既可维持传统,取法乎古人;又可凭一己想象,自辟途

    径,增加现在生活之色泽。生活方式既得力于传统、想象、实验三者,自然

    最易改善。

    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

    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

    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

    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盖设有效需求不足,则不仅资源之浪费,乃公众不能忍受之耻辱,而且

    假使私人企业家想运用这些资源,亦必遭遇重重失败危机。企业这一种赌博

    有许多空门,如果赌徒们有这种精力,存着希望,把所有纸牌都玩遍,则赌

    徒全体之总结果是输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财富之增加量,总小于个人正储蓄 (positive individual savings)之总数,二者之所以相差;就是因为有人虽然有胆量,有策动力,但运气不特别好,技巧不特别高明,所以亏了本;亏本之数恰等于二者之差数。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只要中平就够了。

    今日之极权国家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与自由。有一点很确定: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而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我偶而提到过,这种勤体系也许比旧体系更利于和平。这一点值得更复申述,加以强调。

    战争有种种原因,独裁者之流觉得很容易利用人民好勇斗狠之心从事战争;而且从独裁者看来,战争是——至少在预期中是如此——一件愉快兴奋事情。但是好勇斗狠之心,只能使独裁者容易鼓动群众热情,除此以外,还有经济原因,即人口压力,以及互相争夺市场是。这第二种因素在19世纪战事中大概处于支配地位,未来还可能如此,故宜在此处一加论列。

    我在前一章中指出,如果采取 19世纪下半期之正统办法,对内自由放任,对外实行金本位,则除了互相争夺市场以外,政府实在别无良策可以减轻国内之经济苦痛。因为在该种体系之下,凡可以解决长期的、或时断时续的就业量不足现象之种种办法都不能用;除了一个,那就是改善国际往来帐上之贸易差额。

    故经济学家虽然一向颂赞盛行于世的国际体系,认为既可享受国际分工之利,又可调和各国利益,但在这种体系之中实在隐伏着不睦势力。有些政治家相信,假使一个富老之国不注意于争夺市场,则其繁荣即将衰退。这些人倒是有常识,对于事情有正确了解。不过假使各国能用国内政策提供充分就业,又能在人口趋势方面维持均衡,则实在不至于有重大经济力量使得各国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正当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借贷之余地,但是已经没有迫切动机,要竭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或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当前作此行为之目的,倒不是因为必须要维持收支相抵。     而在故意使收支不相抵,造成有利于己的贸易差额。国际贸易之性质也将与令不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种挺而走险的办法,因为要维持国内就业量,所以不能不限制进口,竭力向国外推销本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也不过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邦,使得邻邦之情形恶化而已。不,国际贸易将不再是这样,而是在互利条件之下,各国自己情愿不加阻挠地把商品与劳役互相交换。

    希望这种思想实现,是否只是空想呢?这种思想会不会深入人心,形成社会演变之原动力呢?这种思想所要压制的利益,是否比所要效劳的利益,更明显而强有力呢?

    我不想在这里提出答案。至于应当采取何种实际办法才能把这些思想逐渐实施,即使提纲挚领指示,也须另成专书。不过假使这种思想是对的 (作者本人必须有此假定,才能着手著作),那未我敢预言,说这种思想在未来不会有多大力量一定是错误的。在现在这个时,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基本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人情人理,很热心要试试。即使撇开此种当代情绪不谈,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沦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