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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陕西省宝鸡市：西周丰邢叔簋

    丰邢叔簋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一处西周晚期青铜器窖藏，通高18厘米，口径21厘米，腹深12厘米，重6千克。腹鼓，敛口，上腹饰一周窃曲纹，腹下部饰瓦楞纹，圈足下接兽首三扁足，双耳上端均饰卷鼻兽首，典型的西周青铜器形制。

    簋内底铸有铭文3行18字（含重文2个）

    丰邢叔簋内底铭文及拓片“丰丼（邢）叔乍（作）伯姬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照片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供图；拓片引自罗西章：《陕西扶风发现西周厉王㝬簋》，1979年《文物》第4期。）

  • 桂华：农民现在的医保负担超过了过去农业税

    按照政策规定，居民医保缴纳时间一般是前一年的9月1日至12月31日，次年才能够享受医疗保险政策。年前12月份到年后1月份，我们去了3个省的4个县调查，过程中关注到了农村医保收取问题。恰好都到了医保缴纳快截止的时间，各地都在进行医保催缴的最后冲刺。

    一、农村医保征缴变得比收农业税还难？

    令人意外的是，我们随机走到的几个乡镇和村，普遍反映医保收缴难。南方某镇12日23日统计的医保缴纳实时情况：

    全镇收缴任务基数为13.7万人左右，实际完成情况是10万人多一点，当日缴纳6百多人，全镇完成比例是73%。排名最高的村完成比例是95.8%，排名最低的村刚过60%。排名靠前的几个村是有征地补偿的集体存款，由集体代缴覆盖一部分人口。

    12日23日这一天，这个镇28个村的新增缴纳人数为0，占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村，表明医保收缴工作越到后边是越难做。

    另外一个北方某镇，12月1日的乡镇工作推进表显示：全镇缴纳基数约为5.1万人，完成数是3.1万人，完成比例为62.25%。其中，排名第一的村完成率是76%，最低的村是48.72%。

    中部某镇1月18日下发的“两保一险”征缴任务进度表显示：全镇医保收缴率为92.36%，排名第一的村为96.50%，排名最后的村为86.89%。这个镇延长了收缴时限。

    医保收缴已经成为乡村两级下半年最终的工作常规，也是基层必须完成的中心工作。医保缴纳虽然遵循自愿原则，但是各地市县为了完成收缴扩面和确保基金总量，对乡村核定任务指标，规定乡村两级必须要做到宣传、动员和催缴。随着农民主动缴纳的积极性下降，市县乡三级分别采取了排名考核的工作办法，县对乡镇的收缴情况每周都会进行考核排名，乡镇进一步对村级工作进行考核排名。排名落后的乡镇要列入县级督查约谈问责。

    调研期间，我们在中部某镇政府的一楼座谈，政府二楼召开全镇医保收缴阶段性结账大会，副书记主持，全镇所有村书记参加，大会上对落后的村公开批评督促。

    在南方某镇，我们还观摩了一次镇村大会，也是有关医保收取工作。乡镇要求排名最后的村书记在大会上做表态性发言，该村书记表示“尽量完成工作”，言语和态度不够坚决，乡镇党委经程序当场对其做出停职处理。这是一位村书记主任“一肩挑”的干部，前面对其已经做出了书记职务停职处理，这次又因为医保收取进一步停掉其村务职务。

    早在2019年冬季，我们在安徽某地调研，当地村干部已经反映医保征缴是头疼的工作。结合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医保收取的难度越来越大，并且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共性问题。农民和基层干部不由自主地将医保收缴与农业税费进行比较，基层干部感叹，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过去是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收缴难，现在则变成了医保收缴更难。在不考虑农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按照380元的个人缴纳标准，农民承担的医保缴纳金额超过了过去的农业税费负担。一个家庭算下来，人口多的需要支付两三千元。

    二、为什么农民缴纳医保的意愿降低

    显然，居民医保是一项福利性政策。按照国家标准，个人最低缴纳380元，财政还会补贴640元，个人缴纳与财政补贴最后形成的医保基金，用于缴纳人的医疗报销支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一项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巨大财政资金的惠民政策。

    农民缴纳医保的意愿降低，并不是说他们不欢迎惠民政策。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最担心的就是医疗支出，一人大病、全家受苦，降低疾病风险以及发生疾病之后的支出压力，是所有农民最关心的急难愁盼。

    乡村干部在收取医保时，还会顺带承担养老保险催缴工作。相对来说，养老保险比医保收取要容易的多。以前面提到的南方某镇为例，12日23日的医保缴纳率是73%，而养老保险收缴率情况是全镇基数2.35万人，完成缴纳2.24万人，完成率是95.55%。从收缴率和基层干部的反馈来看，农民愿意缴纳养老保险却不愿意缴纳医疗保险。

    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最初是个人缴纳10元，现在提升到每人每年380元。医保缴纳标准越来越高，带来了农民直观上的负担加重，这是农民降低缴纳意愿的直接原因。

    调查中，很多农民反映报销比例低，用医保在乡镇卫生院看门诊的费用与自费到诊所看病或是到药房买药，不仅不能省钱，甚至还更贵。这虽然是农民的直觉，但是这种直接感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缴纳决策。在具体缴纳过程中，大部分农民很不情愿，很多时候是对复杂医疗政策的无法知晓，甚至将在医院看病时的负面感受，都转化为向村干部的抱怨和对政策的抵触。

    这种抱怨既影响了个人的选择，也在群众中相互影响，最终改变了群体性的认知：“医保好处不大！交了也白交。”

    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认知只是一种表象解释，医保征缴难度增加，还需要深入到制度本身去反思。

    三、制度上存在什么问题？

    接触到一些群众后，不少农民不愿意缴纳医保，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尤其是青壮年人，很多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所以就不愿意参保。前面调查的那个南方乡镇，很多村的缴纳比例低，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全家没有交的却很少，很多家庭是选择给老人和小孩缴纳，中间的青壮年人不缴纳。农民缴纳医保，还是基于对自身情况的评估。

    当前城乡居民医保采取市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市（州）统收统支，基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管理。整个基金的运转相当于，个人缴纳与财政补贴两部分构成了一个蛋糕总盘子，然后按照住院与门诊、分级诊疗、市内与市外、不同病种等原则，对这个蛋糕进行年度性的分配。也就是说，这个蛋糕总盘子有多大，就决定了当地居民享受的医保标准有多高。

    一般来说，东部地区的医保水平较高。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有财力给予更高的财政补贴。如苏州市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纳标准是普通居民每人540元，财政补助1150元。像苏州这样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些村的集体收入高，个人缴纳部分还会实施集体补贴。另外，一些村集体还会为村民提供一些附加的医疗保险，或是实施村内的大病补贴。东部地区的居民享受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平，包括报销比例、保险范围、起保线、基本报销之后的二次报销和大病救助等都比中西部地区的水平高。

    广大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有限，只能按照最基本的标准维持医保基金运转。这就限制了农民在医保政策上的获得感。

    一方面，从最初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至今，快有20年了。过去20年中，农村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农民的医疗观念也经历了“现代化”转变。笔者的老家在河南信阳，距离武汉一两百公里，豫南地区的农民对于武汉很熟悉，很大程度上被武汉的医疗吸纳。老家的很多乡镇，每天有固定的私家拼车跑武汉，凌晨出发，到武汉的同济医院或协和医院是7点钟之前，正好赶上医院当日放号。下午两三点再到医院门口载着看完病的人返回。

    当前，农民有越来越高的医疗期待。随着医疗水准的提高，农民也越来越多地诊断出大病，并选择进行大病治疗。县一级的医疗不能满足群众的期待，很多人就选到了大城市的三甲医院。

    高水平的医疗需求，以及医疗收费本身的提高，使得整个社会的医疗支出增加。这最终带来了医疗基金支出压力增加，也最终转变为个人医保缴纳标准的快速提高，以及财政预算的更快增加。

    这是整个制度问题。如果具体到市级内部来看，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外出农民可以在居住地缴纳医保，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出，使得医保缴纳的人口基数减少。中西部地区整体呈现空心化和留守化趋势，由儿童或老年人构成的留守群体，发生医疗支出的概率更大。

    医保基金作为一个蛋糕盘子，在中西部地区市域范围内，低疾病发生率的青壮年群体流出，高疾病发生率的群体却占比越来越大，平均起来，就构成了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增加。在基金收入赶不上支出增加时，最终变成了医保支付标准的降低。这传导到个体身上，就变成了农民只愿意为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缴纳，青壮年却愿意“赌一赌”。

    第二是医保制度的异化。个人缴纳、财政补贴，这一在市级统筹的医保政策，本质是一种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合作”制度：即全市居民合作出资，为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疾病风险买单。制定中存在着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设计：每个人是否生病都是未知的，每个人都不能单独承担重大疾病，每个人要为这种未知支付费用，最终用于对真正生病的少数人群的支付。

    回到制度本身来看，首先，医保制度不是消除疾病，而是降低一定社会群众中由疾病带来的风险。这是一个有成本的制度，要么是政府出钱，要么是每个人出钱。所以，这种保险所提供的救济也是有底线的。当前的医保制度设计，重点是针对大病，因为大病是每个人更不能承受的风险。这使得所有疾病都不可能得到无限的救治，因为社会承担不了这个成本。

    其次，医保制度应当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作为一种“合作”制度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身的风险性。假设所有人发生疾病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缴纳政策也应当是一样的，以及最后的报销政策也应当是一样。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的医保政策出现了两个“异化”：第一是被低保政策捆绑，第二是被扶贫政策捆绑。

    过去十多年，我们持续关注低保政策的变化。经过多轮整治，农村“关系保”等现象减少了很多，低保评定程序越来越严格。但是，很多地区却出现了大量的“单人保”。按照一些情况估计，有些地区农村“单人保”占到享受低保人数的70%以上。

    低保就国家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为低于一定收入线的家庭进行收入补偿。低保是按户评定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单人保”是家庭正常、不符合低保评定标准，却出现家庭成员生大病的情况。很多地方对低保户或“低保人”实施特殊的医疗保险政策，纳入低保后享受的报销比例比普通农户高很多，甚至达到了基本免费医疗的标准。这就使得很多家庭申请低保政策，不是为了获得低保补助金，而是要享受特殊的医疗政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比较普遍。

    第二个是被扶贫政策绑定。很多地方出台医疗扶贫政策，不仅对贫困户实施医保金免缴政策，或是对降低缴纳比例，而且极大地提高报销比例，让贫困户的报销比例达到90%甚至以上。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结束之后，很多地方还在延续这个政策。地方在后扶贫评估检查和“第三方”评估中，将脱贫户是否享受特殊医疗政策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地方政府为了通过检查，持续对这部分农户实施特殊政策。

    包括医保在内的各项政策设计的十分复杂，农民虽然不能搞懂这些政策细节，但是在心里却有一杆公平秤：为什么邻居与自家的条件差不多，却通过低保或扶贫政策而享受完全不同的报销政策？这种公平感的失去，也降低了普通农民对医保政策的信任。

    更关键的是，无论低保还是扶贫，都是医保之外的单独设计政策。当有关部门要求医保基金给予低保户或纳入扶贫对象的这部分特殊群众几乎免费的医疗政策时，最终就变成了医保基金在特定群体上的支出过多。在这些特殊政策下，基层干部反映，有些纳入脱贫的农民，“时不时到卫生院输液”。

    调查中看到某地2022年医疗扶贫政策实施情况：全县脱贫人口100%参保，1-9月份特殊人群住院三千多人次，医保支出超过1500多万，报销比例平均81%，医疗救助三千七百多人，支付资金200多万，办理慢特性病证五千多人，医保结算两万多人，医保支出450多万。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特殊群体，支出了全县相当比例的医保基金。

    由于低保和扶贫采取的是“一个不落”政策。这意味着凡是纳入低保或扶贫，就自动享受特殊的医保政策，使得医保政策在部分群体那里变成了全责保险。

    站在全市统筹的角度看，由于医保基金是每个人合作积累出来的，将医保政策与低保或扶贫捆绑，使得医保基金不可承受，一些地区就出现了基金透支。在市级以内，基金的总量是固定的，对一个群体采取特殊政策，就会平摊为其他大多数居民享受报销比例的降低。这样的总体的“调配”，会让农民与身边的特殊群体作比较，形成了相对剥夺感。

    站在医保制度设置来看，将医保政策与低保政策和扶贫打通的做法，也不符合居民医疗“合作”的本质。医疗合作是一项众人合作起来抗风险的社会性制度，采取自愿性的定额缴纳，无关身份和收入，个人缴纳后财政再给与补贴，严格说来这不是二次分配，也更不是三次分配。

    最近几年，医保制度的异化客观上造成了占全市全县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享受报销标准降低，带来医保基金亏空，冲击了医保制度本身，并最终变成了普通居民缴纳意愿的降低。

    四、制度上怎么办？

    从基层来看，农民缴纳医保意愿降低的情况客观存在，并且还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一项惠民政策变成受惠对象都不接受，这显然不是通过加强收缴力度和收缴方式所能解决的。

    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虽然有降低医疗成本的迫切需求，但是，他们存在不愿意缴纳医保的合理逻辑：这就是，医保制度在农民看来，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需求。

    站在国家角度看，比个人缴纳医保金增幅更大的是财政补贴的支付的增加。这些构成了各级财政的巨大支出。

    也就是说，国家和个人都花了大钱，最终社会却不满意。

    首先，这是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这所涉及的复杂医疗制度和医疗成本问题，不是这里能够讨论清楚的。

    其次，从眼前看和基层看，有必要直接解决的问题就是，扭转医保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不要将医保与低保、扶贫或其他任何工作捆绑。医保就是医保，医保要解决的是所有群众的医疗保险问题，医保有其自身的制度设计逻辑。

    当医保被低保和扶贫捆绑之后，医保就变成了整个社会兜底中的兜底政策。然而，社会总是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这些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变成了各种风险和各种特殊。试图将所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堆砌到一个制度上，让一个制度去兜全部的底，最后这个制度也会被拖垮。

    现代社会社会运行存在各种条线性的社会制度，将制度专业化、专门化，是现代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一些部门过度强调统筹统合，手伸的长，将本部门工作转嫁到其他部门上，将其他门类的政策都统合起来使用，最后就会让各种制度丧失了专业性。这既使得制度本身不可持续，也降低了整体治理能力。

    扶贫部门和民政部门没有必要将业务传递到医疗部门，只有让每个部门都管好本部门的事情，才能够让制度有序运行。用其他部门的资源来慷本部门之慨，不合理也不科学。

    因此，解决当前医保收缴难得问题，第一步要做和能够做的工作就是为医保制度解绑：医保没有能力对所有社会风险进行兜底，让医保回归其合作抵抗医疗风险这一制度定位本身，让所有群众都公平享受政策，才能够推进社会整体风险的降低。

  • 约书亚·S.卢米斯《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Joshua S. Loomis：Epidemics：The Impact of Germs and Their Power Over Humanity

    前言
    第一章 微生物：促变因素
    第二章 鼠疫
    第三章 天花
    第四章 疟疾
    第五章 肺结核
    第六章 斑疹伤寒
    第七章 黄热病
    第八章 霍乱
    第九章 流感
    第十章 脊髓灰质炎
    第十一章 艾滋病
    第十二章 传染病的未来

    前言

    自人类诞生以来，病原体就一直存在。尽管传染病曾以可怕的方式导致了数十亿人死亡，但大多数人对于传染病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的知之甚少。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很少有人经历过在人群中如此震惊且不受控制地传播的流行性疾病。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良好的卫生设施、抗生素和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或治疗绝大多数严重疾病。因此，人们不太关注暴露于病原体的概率，也不太担心亲人会死于不治之症。虽然这是人类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但不幸的是，这种进步使许多人误以为人类的技术已经可以使我们未来免受新的流行病的威胁。这种假设非常危险，历史上已有人们认为自己做了某些防护却依然被感染的例子。因此，回顾历史上那些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传染病，并从中吸取教训，认识自身，认清人类发展进程，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流行病发展的视角来解读人类自身的发展历史，理解流行病如何改变人类自我认识、改变历史进程、改变人类之间的互动方式。本书将带领我们走过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穿越人类活跃过的数十个国家及其每一片土地；在疾病症状和死亡数字之外，向人们讲述那些致命疾病背后深刻和容易被忘却的故事。

    本书融合了科学、历史、社会学、宗教和其他学科，可为读者提供不同于以往流行病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相信，如果不深入讨论传染病的影响，人们将无法准确地讲述人类历史的进程。

    将哪10种传染病纳入本书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套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评价所有疾病。很明显，鉴于本书所描绘的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传染病，被纳入本书的疾病一定导致了大量的死伤。但是，对于具体的人数标准我们并没有设定阈值。不过，低发病率和低死亡率的疾病一定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们通常不会引起大范围的恐慌。其次，这种疾病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或促使人类改变了生活、行为方式，包括改变战争结果、颠覆国家政权、引发重大技术飞跃，甚至改变人类基因组序列等。最后，这种疾病的影响范围必须很广，如持续时间较长或被感染人群较多。由于在特定地点暴发的小规模疫情通常不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不太适合出现在本书中。

    在这些严格的筛选标准下，我们列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10种流行病。虽然麻疹、梅毒、麻风病、伤寒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们并没有被选入本书中。实际上，用以上4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代替入选的脊髓灰质炎或黄热病，都不会明显削弱本书的内容。但是，基于疾病的影响力和破坏程度，我们最终决定不纳入以上4种疾病。我们选择天花和鼠疫是因为它们对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选择艾滋病和脊髓灰质炎是因为其在塑造现代社会中发挥了作用。总之，所有入选的10种疾病都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告诉我们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们并没有详尽介绍每一种已知病原体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学术成果，围绕其中任何一章都可以写出好几本著作。确实，最近有很多出版物都在讲述其中某一种传染病，甚至是某种传染病的某类分支。尽管这类书的内容比本书的某个章节更加深入，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揭示流行病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因此，我选择扩大本书的视角，让读者对流行病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章 微生物：促变因素

    尽管微生物（Microbes）比人类宿主小数万倍，但它们可以对被感染的个体和整个人类种群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人类一生都会被微生物影响，我们会流鼻涕，醒来时恶心，还会承受支气管炎的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去看医生，接受一周的药物治疗，最终免疫系统会战胜感染。由于我们这代人是在抗生素、疫苗和现代医学的时代中长大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传播性极强、对人类具有巨大毁灭性的疾病，也没有经历过其带来的恐惧和绝望。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是这样），病原体在人类中泛滥成灾，使人类彼此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灾难性的流行病，如14世纪的黑死病或1918年的流感疫情，总是会带来持久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疫情结束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内都能感受到。本书的以下章节将回顾历史上最致命的、最具影响力的10种流行病，并研究它们的起因、传播和对人类的长期影响。

    流行病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内，某一特定疾病的发病率增加。在某些情况下，某一流行病在某一人群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它们可能是第一次出现，也可能绝迹后再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没有人对这种病原体有天然免疫，因此整个种群都对其易感。1518年，西班牙探险家将天花带入新大陆，当地人因此首次接触这种疾病。一到美洲，天花就迅速在北美和南美蔓延开来，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与此相反，还有一些疾病原本就小范围地存在于人群中，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就迅速暴发。例如，疟疾通常流行于强降雨和洪水之后，这是由于过量的水会导致蚊子数量暂时增加，进而导致当地疟疾发病增加（蚊子是疟疾的传播媒介）。

    当一种流行病蔓延到多个大洲时，便被称为大流行病。例如，著名的1918年流感疫情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在此过程中变为大流行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它就导致了1亿多人死亡，震惊了全世界。流感季结束后，这种疾病就从人群中消失了。许多流行病都遵循这种“震骇效应”，即在人群中造成严重破坏，而后在短时间内消失。然而，还有一些疾病，如天花和鼠疫，会感染某个群体，造成巨大破坏，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小范围感染人群。其中一些长期流行病（如水痘、麻疹）变得司空见惯，几乎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都会接触到这类疾病。像这样的半永久性流行病通常被称为地方病。综上所述：如果流行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可能演变成大流行；如果感染人群后不再消失，则会成为地方病。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流行病都是由病毒、细菌或原虫这三种病原体之一引起的。为了全面了解它们所引起的疾病及其影响，先对其特征做简单介绍。

    病毒

    在本书所讨论的三种人类病原体中，病毒（Viruses）是已知最小的，其平均大小约为人体细胞的千分之一。尽管其结构非常简单，但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疾病的罪魁祸首，包括天花、流感、麻疹、黄热病和艾滋病。微生物学家通常将病毒定义为专性细胞内寄生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依赖另一种生物才能实现自我复制。病毒的局限性在于缺乏生产自身蛋白质或遗传物质所需的生化机制。没有这些组成成分，就无法组装新的病毒颗粒，感染也就基本上停止了。病毒通过进入宿主细胞并劫持其代谢以生产新病毒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缺陷。由于病毒依赖于活的宿主细胞进行复制，因此通常不认为病毒是生命体。

    从结构上讲，病毒只不过是包裹了遗传物质（称为“基因组”）的蛋白质外壳（称为“衣壳”）。它们既不是由细胞构成的，也与细胞无任何相似之处。病毒就像微观传递媒介，其目标是保护基因组并将其成功传递到宿主细胞内部。一旦到达宿主细胞，病毒基因组就会指导宿主细胞生产数百万个新病毒颗粒。细胞中存在的大量病毒颗粒使细胞变得不健康，提前发生细胞死亡。随着宿主细胞的死亡，新产生的病毒就会被释放出来，自由感染邻近细胞。接下来便是病毒在细胞间的系统性扩散和随后发生的组织破坏。

    除了介导细胞死亡外，某些病毒还能通过触发宿主对感染的过度免疫反应来诱导宿主受损。病毒侵入人体后，便会诱导宿主产生剧烈而广泛的炎症反应，损害宿主的自身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病毒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宿主组织损伤。例如，在狂犬病毒感染中，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如大脑）后，会相对无害地位于神经元细胞中。当宿主检测到狂犬病病毒的存在时，便会发动一场持久而有力的炎症反应，以清除感染。但炎症性化学物质的逐渐积累对神经元是有毒的，可以杀死神经元。

    细菌

    细菌（Bacteria）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具破坏性的流行病，包括鼠疫、肺结核、麻风病和霍乱。由于细菌比病毒大得多，在结构和生化方面比病毒复杂得多，因此细菌使人们生病的方式也更多。细菌不仅仅是包裹了基因组的蛋白质外壳（如病毒），它们还是富有生命的单细胞生物，通常可以独立于其他细胞自行复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菌细胞是人体细胞的1/10，结构更简单。人体细胞中存在各种小的、由膜包裹的结构（称为“细胞器”），不同结构起着特定的作用。例如，细胞核存储了DNA，线粒体帮助分解糖，溶酶体帮助消灭外来入侵者。细菌细胞没有这些内部细胞器。相反，它们的结构类似于充满液体的小气球，有一层外膜，被称为细胞质膜。其细胞内部只有一条染色体、水和少量营养物质。包裹着细菌细胞膜的是一种叫作细胞壁的结构。细胞壁为细菌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阻挡来自其他有机体、有毒化学物质或人体免疫细胞的各种攻击。

    就对宿主造成伤害的方式而言，细菌在很大程度上与病毒相似。例如，许多细菌可以通过直接杀死宿主细胞或诱导宿主产生破坏性炎症反应的方式，对宿主造成伤害。然而，细菌和病毒在致病机制上也存在一些关键区别。首先，病毒需要依靠宿主细胞的代谢和营养物质才能实现自我复制。相比之下，细菌通常能自给自足地获取营养。在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会整体入侵宿主，但不一定会进入单个细胞的内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细菌除外。例如：某些细菌，如伤寒的病原体，只能在人体细胞内复制；而另一些细菌，如结核分枝杆菌，只是更喜欢在人体细胞内复制。综上所述，病毒通常是由内而外地杀死人体细胞（通过耗尽营养物质并在内部制造有毒环境），而大多数细菌则是从外到内进行破坏。

    细菌通常是通过产生和释放各种化学毒素，来实现在不进入人体细胞的情况下破坏和杀死细胞的。细菌细胞合成的毒素会以各种方式伤害宿主，包括（但不限于）穿透细胞膜、抑制重要酶的活性、阻止蛋白质生成、破坏将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蛋白质、扰乱离子流、阻断神经冲动的正确传递、引发大量炎症等。例如，霍乱弧菌、肉毒杆菌、炭疽杆菌和葡萄球菌等导致的严重的细菌感染就是通过产生毒素，对宿主造成很大的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结果是宿主细胞死亡并释放出营养物质，被入侵的细菌细胞迅速吸收。

    原虫

    原虫（Protozoa）是单细胞生物，其生长环境和能感染的物种十分多样。在已确定的50000多种原虫中，已知能感染人类的只有极少数，具有一定致病性的就更少了。由原虫引起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类疾病包括疟疾、非洲昏睡病、阿米巴痢疾、弓形虫病和利什曼原虫病。尽管原虫像细菌一样由单个细胞组成，但实际上原虫在大小和复杂性上与人类细胞更为相似。此外，与细菌相比，原虫与人类的遗传关系更紧密。

    原虫的致病机制也不同于病毒和细菌。它们通常不产生细胞外毒素，即使产生细胞外毒素，其毒素的效力也比细菌要低得多。另外，由于大多数原虫在宿主细胞外繁殖，因此它们通常不会通过耗尽宿主细胞营养的方式杀死细胞。但是疟疾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疟原虫可以直接感染人体的红细胞。在典型的原虫感染中，大多数宿主损伤是由宿主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造成的。原虫的存在通常会引发严重的炎症反应，从而使宿主免疫系统陷入混乱，导致大量的组织损伤。

    在回顾了微生物世界的多样性之后，很明显，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它自己的工作。实际上，据估计，人体免疫系统每天都会与数千万个病原体做斗争。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依然是这样），病原体都是占上风，在人群中肆虐。然而，在过去100多年里，随着卫生设施、疫苗、抗生素和现代诊断工具的出现，我们对自身健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降低了流行病的发病率。尽管有时看起来人类似乎已经战胜了传染病，但我们与艾滋病、肺结核、流感、疟疾和麻疹的持续斗争提醒着我们，下一个疾病大流行可能就在眼前。因此，回顾和吸取以往人类与这些致命疾病做斗争所获取的经验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为将来所面临的传染病暴发做好准备。

    第二章 鼠疫

    没有人为死亡而哭泣，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死亡。太多的人逝去，大家觉得这是世界末日。任何药物或其他防御手段都不起作用。 ——阿格诺罗·迪·图拉·德拉·戈拉索 [1] 写于14世纪，埋葬了他5个孩子之后

    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与影响力的一些流行病（疫情）是由被称为鼠疫（Plague）的致命疾病引起的。这种传染病传播范围广泛，据说在大约1500年的历史中夺去了2亿人的生命。 [2] 它消灭了一些国家多达一半的人口，让很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有历史记录的三次主要鼠疫流行中，14世纪中期席卷亚欧大陆的那次，是迄今为止范围最广、历史意义最重大的一次。由于患者发病时的可怕症状，这种疾病也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它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传播，夺去了这个大陆近一半的人口。众多人口的丧生让欧洲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在疾病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依旧持续了数十年。令人惊讶的是，大约650年后，黑死病的一些后果仍在影响着现代的人们。

    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小细菌——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其通过两种渠道进入人体内。第一种也可能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方式是，通过被感染的鼠蚤叮咬。当跳蚤叮咬了感染鼠疫杆菌的老鼠或者其他啮齿动物时，细菌进入跳蚤的肠道，并开始大量繁殖。一只被感染的跳蚤叮咬了人类，吸食人类的血，它的胃就会充满细菌和血液，它会吐出一部分内脏里的东西到人体的皮肤上。人抓破被咬伤的地方，就会有微小的伤口，细菌便经伤口透过皮肤，到达体液中。

    一旦进入人体内，细菌就会迅速进入局部淋巴结中，即使那里有免疫细胞存在，它们仍可以毫无约束地大量复制。细菌在淋巴结中的增长会导致炎症和组织死亡，并最终导致淋巴结肿大变黑（这是坏死组织的常见症状）。淋巴结的膨胀、坏死被称为淋巴结炎，它形成的后果被称为淋巴腺鼠疫。细菌通常会溢出到血液中繁殖，引起全身的炎症。这种全身感染，被称为败血症型鼠疫，它会导致休克、四肢组织坏死，死亡率高达90%。 [3] 细菌通过相互连接的血管系统，最终进入肺部，引发被称为肺鼠疫的致命肺炎。侵入肺部是鼠疫发病机制的重要一步，因为这样它就能通过咳嗽，让他人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飞沫，进而传播给其他人类宿主。虽然蚤类通常是鼠疫进入新人群的媒介，但在黑死病等大规模流行病中，疾病引发的肺炎是造成高传播率与高死亡率的主要因素。

    查士丁尼鼠疫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影响

    公元540年，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查士丁尼鼠疫（The Justinian Plague）第一次大暴发。遗传分析显示，这场鼠疫可能发源于亚洲某地，后来迅速传播到中东、北非与欧洲大部分地区。 [4] 与之后的黑死病一样，第一轮鼠疫的暴发在所传播之处造成了破坏和恐慌。三个大陆上有数千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饱受高烧与淋巴结坏死的折磨。据说，有一些地方的乡镇几周内就无人幸存。尽管它发生在现代交通与大规模城市化发展之前，但这次瘟疫仍然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

    受查士丁尼鼠疫打击最严重的地方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罗马帝国于公元330年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迅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5] 它是一个人口密集的海滨小城市，是亚洲、北非与欧洲商人的主要贸易港口。每天都有船只从世界各国而来，装载着各种货物，偶尔还有偷渡来的老鼠。公元541年，一艘来自埃及的船上不幸载有感染了致死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老鼠。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短短几个月后，鼠疫就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传播开来，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当时目击者的描述表明，每天有上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多到幸存者只能被迫拆除教堂和塔楼的屋顶来安放死尸。 [6] 尽管第一场也是威力最大的传染病最终在公元550年结束，但在接下来的200年中，鼠疫一直折磨着人类，直到公元750年最终平息。查士丁尼鼠疫总共夺走了约40%君士坦丁堡人的生命，从世界范围来看，有2500万至1亿人丧命于这场鼠疫。

    这一传染病暴发的早期死了很多人，对欧亚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正欲巩固政权并收复前罗马失地的时候，

    这场鼠疫严重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的统治。4世纪时，罗马帝国迅速扩

    张，君士坦丁大帝在行政上把土地分成了两部分——西部的一半由罗马

    一位皇帝统治，东部的一半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共治皇帝控制。 [7] 分裂

    后，东部经历了扩张与繁荣，而西部渐渐衰弱。一些日耳曼民族（如哥

    特人和汪达尔人）开始入侵西部王朝的大片土地，476年，罗马沦陷。

    没有了西部一半的土地，前罗马帝国的东部（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获

    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因此，君士坦丁堡成了整个欧洲名副其实的贸易、

    文化和权力中心。当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他的目

    标之一就是组建军队，夺回西部失去的土地，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辉

    煌。

    查士丁尼一世首先派他的军队前往北非，以赶走在5世纪占领该地

    的汪达尔人。 [8] 534年，军队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查士丁尼

    一世让他的拜占庭军队向北转移到西欧，企图从哥特人手中夺回地中海

    地区。这场战役打了5年时间，流血无数，最终查士丁尼一世胜利了，

    赶走了大部分哥特军队。这样一来，前罗马的大部分土地归拜占庭统治，查士丁尼一世似乎要开启帝国的新纪元。不幸的是，540年，致命的鼠疫在几个月后降临，杀死了大批农民、士兵和匠人。鼠疫大大削弱了生产力，也极大地削弱了查士丁尼一世保卫刚刚征服的土地、养活士兵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刚刚拥有的一切可能面临着灰飞烟灭，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雇用外国士兵来重新充实自己的军队。 [9] 他还开始使用更强的武力向他的臣民征税，尽管当时的民众已对致命的鼠疫苦不堪言。这种行为很自然地引起了民众相当程度的怨愤，大家对他在非必需的军事力量上浪费资源表示不满。

    接下来的25年中，拜占庭帝国成功地保持了对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控制，然而在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不久，几乎所有的土地又逐渐被夺了回去。 [10] 此外，后来的几代人目睹了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并渐渐侵占了拜占庭帝国更多的土地，最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所剩无几了。这场鼠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军事以及民众的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保卫自己的领土了。几百年后，罗马/拜占庭帝国几乎不复存在。

    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6世纪的这场鼠疫，欧洲、亚洲和非洲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认为重新统一的罗马帝国，在外来入侵者的不断攻击下仍能保持对其先前失去土地的控制，那就过于简单化了。5世纪时，帝国的西部因为一系列原因（如土地衰败、食物短缺、政治内斗等）解体，其中许多情况100年后依然未有改善。不过，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在抵御伊斯兰教的崛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群岛的入侵以及各种日耳曼部落的侵扰，那漫漫历史长河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黑死病的伊始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传染病是鼠疫的第二轮暴发，1334年黑死病（Black Death）始于亚洲某地，1347年至1351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400年中，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与第一轮鼠疫相似，这轮暴发被认为夺走了7500万至1亿人的生命，消灭了相当于当时欧洲1/3与世界1/5的人口。 [11] 传染病阶段性地传播开来，在欧、亚、北非贸易与船只密集的港口间开始流行。在肆虐了蒙古帝国10年后，疾病向南传到克里米亚，最后到达君士坦丁堡。

    和6世纪的鼠疫一样，君士坦丁堡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成了

    传染病朝西传向欧洲和北非的集结地。一旦到达一个新陆地，老鼠就会

    跳下船，与本地的老鼠交配，再把疾病传给新的人群。据信，疾病通过

    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肺鼠疫）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开来，直

    到没有新的宿主可以传播，其间死亡无数，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Decameron ）（1353年）中很传神地描述了

    如此之多的死亡对人们造成的毁灭性社会影响，他写道：“市民互相避

    之不及，无论亲疏远近，不见面或很少见面；在恐惧中，兄弟抛弃兄

    弟，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丈夫也经常被妻子抛弃；更难以置

    信的是，父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不予照顾，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任

    由他们被命运摆布。”[12] 与800年前一样，黑死病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造

    成了恶劣影响，改变了人类生活、思考、人际交流的方式。

    大部分关于14世纪黑死病的历史分析主要聚焦在它对欧洲的影响，

    不过，黑死病从亚洲传到欧洲前可能已经杀死几百万人了。有意思的

    是，在14世纪中国人的记载中很少提到黑死病，而印度的记载更少。当

    时（宋元时期）的一些中国医学文献记录着一种疾病，它的特点是淋巴

    结肿大，伴有高烧，在1331年至1351年造成了大量死亡。 [13] 另外，在

    这段时间里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14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几

    乎减少了一半，一些省份的人口锐减近90%。由于当时蒙古人的大规模

    攻城略地，亚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饥荒、疾病、战乱的威胁，因此，

    我们很难断言，人口骤减是因为鼠疫还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很有可

    能黑死病在欧洲暴发前，在西亚已经杀死了几百万人，不过，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我们很难弄清楚具体有多少人死亡，或者这场鼠疫对人口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蒙古帝国这场传染病的记载之一来自一位叫加布里尔·德·穆西

    （Gabriele de’ Mussi）的意大利律师，他在1346年写了蒙古人包围了克

    里米亚（现乌克兰）的卡法城的故事。 [14] 卡法城最初是由意大利商人

    建立并使用的，是蒙古国中部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虽然意大利人与他

    们的东道主之间一开始还礼尚往来，但他们的关系很快恶化了，两者之

    间的争斗导致1343年蒙古人集结大部队攻击了这座城市。当意大利人快

    要落败的时候，德·穆西写道：“整个军队染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在

    鞑靼人（蒙古人）中传播开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15] 他继续

    描述这种疾病，具有典型的鼠疫症状。这场疾病彻底摧毁了攻击者，最

    终蒙古人不得不在卡法城认输。蒙古人意识到败局已定，“垂死挣扎的

    鞑靼人……下令把死尸放在弓弩上，射进城里，希望无法忍受的恶臭会

    杀死城里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堆积如山的死尸被扔进了这座城市”。

    [16]

    这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生物武器。德·穆西与其他一些记录者继续

    描述这个战略是多么成功。卡法城的许多居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死于鼠

    疫。不幸的是，那些设法逃离这个城市的人把疾病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和

    欧洲。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鼠疫通过其他贸易之路传到了欧洲，但卡法城逃离的居民（和老鼠）很可能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这个事件是战争史上常常被人们遗忘的转折点。蒙古军队使用一种传染性病原体，以更快速、彻底又不费金钱的方式击败了敌人，这种做法非常高明。在随后的600年中，这个做法断断续续成了一个典范——首先用疾病对付敌人，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时，再出兵征讨。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那样，我们有证据说欧洲人可能使用了天花、麻疹和其他病原体有目的地消灭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同样，间接证据表明，英国人用同样的办法杀死澳大利亚的土著。德国人被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炭疽病作为武器，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伤寒和鼻疽病作为武器。 [17] 因此，把感染鼠疫的尸体当作武器，尽管残酷又危险，但确实是一个后世竞相模仿的有效战略。

    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与革命的根源

    1347年鼠疫传入欧洲，造成欧洲人口急剧减少，短短几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1315年北欧的大规模饥荒，黑死病暴发前的30年，欧洲就进入衰退状态了。 [18] 几百万农民死于饥饿与疾病，结束了之前几百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后来，气候渐渐稳定好转，收成也改善了，不过饥荒造成的损失不可逆地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人们展现出丑陋的一面，谋杀、强奸、遗弃孩子，甚至吃人肉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管理土地的封建领主和耕作土地的农民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封建制度是一种组织人口的等级制度，自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它是土地管理体系下所诞生的等级关系。封建体系的顶端是国王，他拥有所在国家所有的土地。国王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贵族/领主，他们必须为国王尽忠，保护国王。领主又把一小部分土地分给骑士，换取骑士对自己的军事保护。骑士于是雇用一大群农奴/农民来耕种土地，而他们付租金给骑士，用辛勤的劳动换取人身保护、食物与住所。经营这些自给自足的庄园所产生的大部分钱财最后以赋税的形式献给了国王。这个体系中大部分负担都压在农民劳动者身上，而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向上流动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1315年大饥荒引发的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在黑死病期间达到了顶

    点。 [19] 封建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受到了影响，管理土地的人有了空缺，

    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耕作土地的劳动者。由于大量的农作物未被收割、

    大部分劳动力流失，幸存下来的农民现在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

    收入（高达他们之前收入的5倍）。骑士和领主，照旧得为国王履行义

    务，他们被迫服从，越来越多的财富最终落在了平民手中。

    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对这种向上流动的反应是，通过颁布法律，限

    制劳动者的薪水，以及提高租地的费用。新中产阶级劳动者对此非常不

    满，许多人以反抗当权者作为回应（如1381年农民起义）。 [20] 劳动者

    起义陆续在欧洲很多地方展开，很多劳动者迁移到城镇寻求更好的机

    会。经济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生产和贸易，这让封建领主与骑士丧失了

    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统治权力。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转

    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封建制度将永远消失。虽然黑死病显然不是封建

    制度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是封建制度走向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帝的愤怒，教会和迫害

    现代社会中，每当发现一种新疾病，科学家与医生会很快集结到疫

    区，收集病人样本，然后用一系列诊断工具去确定疾病的病因。一旦微

    生物病原体被确认，受感染的病人就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其他民众就会

    得到如何预防疾病进一步传播的指导。疾病暴发通常会消退，人们在短

    时期内可以恢复健康。

    黑死病肆虐而来的时候，生活在14世纪的民众还没有现代技术可

    用。因此，他们对传染病病因的解释往往是基于迷信与恐惧，而非理

    性。他们想要有人或事成为替罪羊，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自己任何“导

    致”这种流行病的干系。一些人认为是地震或彗星等自然现象把鼠疫带

    到地球上来，或者是行星排列的方式导致了灾难。对病灾降临最广为流

    传的解释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德·穆西在描述蒙古军队围攻卡法

    城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信仰：“天堂如下雨般把箭射向人间，射灭了

    鞑靼人的傲气。”[21] 蒙古人企图对信奉基督教的意大利人不利，上帝就

    用黑死病作为武器来制止他们。

    上帝对不义者的惩罚是有意义的，直到鼠疫莫名其妙地把愤怒转向

    基督徒自己。人们来到教会寻求神的指示，神父向他们的羊群提供忏悔

    和预防疾病的指示。大家纷纷去祈祷、举办宗教仪式、在门柱上放十字

    架，朝觐圣人的神龛。一些人甚至用更极端的忏悔形式来安抚上帝，被

    称为“鞭笞者”的人在村子间穿梭，用铁链和带着钉子的鞭子鞭打自己，

    直到流血为止。 [22] 他们会带领公众游行，在游行中惩罚自己，试图亲

    自承担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就像人们认为的耶稣所做的那样）。其实，

    鞭笞者并没有让鼠疫停止，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因为感染的跳蚤跟着

    他们游街串巷。因此，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忏悔和赎罪的措施，虔诚的基

    督教徒们和他们的神职人员们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死去。

    由于神职人员在照顾病者方面承担重要角色，因此他们在鼠疫中的

    死亡率很高。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写道：“在阿维尼翁的英国奥斯汀托

    钵僧中，无一人幸存……在玛格罗那，160个修士中仅7人活了下来……

    在马赛，方济各会的修士无一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23] 如果说上帝

    连他所挑选的祭司都不爱惜，那么对其他广大众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呢？对很多人而言，这似乎是上帝放弃了人类，没有什么可以减轻他的

    愤怒。在威廉姆·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的诗句里：“现在的上帝聋

    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祈祷也无力阻止鼠疫。”[24] 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对教会失去了信任，因此离开教会的人数创下了纪录。

    从长远来看，鼠疫对天主教会的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首先且可能

    最重要的是，神职人员的大量减少导致了高级别教会人员的空缺。为了

    快速填补这个空缺，教会不得不降低标准，雇用比他们的前辈受教育程

    度低、奉献精神脆弱以及训练少的教士。结果是教会内部出现了滥用职

    权和腐败行为的增加。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露了一

    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更为常见的滥用权力行为，那就是出售赎罪

    券。赎罪券是一种赎罪的形式，是为了弥补已经被上帝宽恕的罪过。一

    般来说，忏悔可以是长时间的祈祷、斋戒、提供服务或帮助穷人。然

    而，一些腐败的神职人员开始利用这些赎罪券作为一种方式，向教区教

    民勒索大笔钱财，其想法是，让他们立刻为自己的罪孽付钱，不然就有

    下炼狱的可能。可以理解的是，教会中的许多人对鼠疫后神职人员的这

    种腐败行为和其他滥用行为感到厌恶。

    神职人员并没有把民众从鼠疫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再加上随后的腐

    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间接地推动了新教改革。虽然宗教改革是

    由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而发起的，但在马丁·路德发表他的《九十

    五条论纲》之前，大家已无法否认鼠疫在显著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力和权威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黑死病同时还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人的新时代。 [25] 人们

    不顾一切地想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可以怪罪的人，而犹太人就成了完美

    的替罪羊。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与基督教徒截然不同，还因为

    他们倾向于与其他人分开，过自己的日子。1347年黑死病意外袭来的时

    候，很多基督教徒开始怀疑是这群与众不同、与世隔绝的异类把疾病传

    播出来的。随着基督教徒的死亡率不断攀升，这种怀疑上升为指责，指责最后演变成了暴力。

    这场迫害始于1348年春天法国的纳博讷附近，一群犹太人被集中起

    来烧死了。此后不久，西欧的犹太人被公开指认在井水、湖里和河里投

    毒，企图毒死基督教徒。犹太人被捕之后，人们用各种形式的折磨，以

    迫使他们认罪。《日内瓦犹太人阿吉美的忏悔》（The Confession of Agimet the Jew of Geneva ）（1348年10月）中有这样一段特别生动的记录：
    犹太人阿吉美，生活于日内瓦，被捕于沙泰勒，在此受了一些刑罚，后来被释放，很长时间之后，再次受刑，他在很多可信的人面前忏悔……阿吉美带着一包满满的毒药，来到威尼斯，然后把一部分毒药洒向日耳曼人府邸旁的水井或蓄水池，想要毒死来蓄水池饮水的人。 [26]所以，在两次被捕和遭受酷刑后，阿吉美“主动”承认，他向威尼斯的供水系统中投入一些未知的毒液和毒药混合物。尽管这是明显的逼供，但这类新闻以及其他秘密投毒的消息在欧洲城镇间传播的速度几乎和黑死病本身的传播一样快。

    公众对这些疑似中毒事件的反应很激烈。犹太人到处被围捕（经常

    是在来访的鞭笞者们的命令下），被火烧死或被刀剑杀害。在一些城市

    里，所有的犹太人在几天内就被消灭了。例如，1349年8月的某天，基

    督教徒在德国美因茨一天内杀死了6000名犹太人。 [27] 类似规模的大屠

    杀也发生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些大

    屠杀的高潮时期，教皇克雷芒四世 [28] 企图阻止民众的暴力，用一个法

    令来保护犹太人：“把一切归咎于犹太人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几乎是

    普遍的瘟疫和上帝秘密审判一起，已经折磨并继续折磨着犹太人自身，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和犹太人并无瓜葛的民族。”[29] 不幸的是，天主教会的统治当时处于极度混乱中，有两个教皇号称自己是圣·彼得真正的后继者。最后，神职人员试图阻止杀戮的努力基本上被置若罔闻，而地方上的暴民不受阻碍地将杀戮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14世纪大屠杀的具体死亡人数，不过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人。

    药物的失败及其后果

    在黑死病之前的几年里，医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临床科

    学。内科医生接受的医学理论教育基本上来自古代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

    古老教义。大多数课程并不是通过解剖或检查临床数据而获得的人体解

    剖学与生理学的系统知识，而是基于1000年前对疾病的认知，没有任何

    实验证据支撑。内科医生知道体液失衡如何致病，以及疾病是如何通过

    被称为瘴气的受污染空气传播。他们经常给出现各种症状的病人采取放血、水蛭治疗、提供特殊食谱或新鲜空气的疗法。

    14世纪黑死病到来的时候，黑死病专科医生被征召来，治疗社区中的患病人员，并记录下黑死病的死亡人数。鼠疫医生们穿着很考究的衣服，有时还戴有装满芳香鲜花的鸟喙型面罩（以抵御瘴气），每天探访病人，并对他们进行几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同样的放血和水蛭疗法。不幸的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鼠疫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叫马尔基奥内·迪·科博·斯特凡尼（Marchione di Coppo Stefani）的人记录下当时内科医生明显的无助：“几乎没有一个病患活过第四天。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药物都没有用。可能这个病是前所未有的，也可能内科医生从来没研究过这个病，它们似乎是无法治愈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才是可怕的事。”[30] 内科医生和神职人员一样，对鼠疫无计可施，人们开始对他们也丧失了信心。

    尽管不了解鼠疫的病因学，但一些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例如，有人建议离开城市，去寻找“新鲜空气”，避免致病的“瘴气”。虽说难闻的空气明显不是疾病的根源，不过逃离城市的想法却让一些人得以逃离那些传播鼠疫的人。遗憾的是，只有有钱人才有能力离开城市，逃到安全的地方。另一项减缓疾病传播的有效措施是当船只到港后，让船上的人员在港口隔离40天。通过这样做，人们希望有传染性的船员在上岸前隔离的阶段，病情已经暴发出来了，这样船员下船后就不会感染到其他人了。有意思的是，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隔离的办法来减缓传播的疾病（“隔离”这个词“quarantine”就是意大利语中40天的意思）。 [31] 这项举措很可能在鼠疫或其他病原体的流行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内科医生和中世纪医学未能阻止黑死病的传播，这个事实引发了医

    药行业的重大变化。疾病让人们迫切地觉得内科医生需要更好的培训，

    医生这个行业普遍来说需要更严格的监管。 [32] 当时大部分医疗服务提

    供者都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既没有执照，也没有监管。很少有人接受过

    某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更少有人从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处接受过实践培

    训。鼠疫过后，很多城市开始出台法令，要求医学从业者在社会中进行

    医学实践前必须出示接受过培训教育的证明。而且，欧洲各地的医学院

    开始在医学学制中加入更多的解剖课程，一些学校开设了新的课程，使

    用更新的医学教科书。这场鼠疫也导致执业医生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分

    享他们所学知识的方式有了显著的改善。很多医生把他们的实践经验作

    为书面医学论文发表，有点像现今的医学杂志。 [33] 还有一些人将从同

    事处收集的信息整理后，形成预防、治疗与手术的使用手册。总之，黑

    死病帮助医学走出了黑暗时代，从古代哲学家主导的医学走向了更基于

    理性和证据的时代。

    黑死病对中世纪艺术的影响

    一个关于黑死病普遍的误解是，它的高死亡率和彻底的破坏，帮助

    开创了一个以疾病、死亡和毁灭为主题的恐怖艺术的新时代。确实，有

    很多这样的鼠疫图像，不过，在鼠疫暴发的高峰时期（1347～1351年）

    和之后的时段，西欧大部分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呈现更多的是关于希望、

    拯救和虔诚的图片。另外，历史艺术学家认为1347年前的几十年，才是

    中世纪欧洲迷恋表达死亡和道德主题的时代。类似但丁（Dante）的

    《神曲》与波拉米欧·布法尔马克（Buonamico Buffalmacco）的壁画

    《死亡的胜利》（Triumph of Death ）这样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14世

    纪早期人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艺术中表达关于死亡和来生的新见解。

    [34] 这个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天主教神学的转变（根据教皇本笃十

    二世在1336年发表的教皇诏书），更强调灵魂、来世和炼狱。 [35] 因

    此，几年以后，袭击欧洲的黑死病，是进一步加深，而非开启当时在欧

    洲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对死亡的看法。它的影响深远持久，因为绝望和巨

    大希望的图像将贯穿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

    黑死病时期的艺术，常见绘画是受害者走向死亡的不同阶段，其他

    人、圣人或天使企图帮助他们。例如，利弗林克斯（Lieferinxe）的《圣

    塞巴斯蒂安在帕维亚瘟疫期间的调解》（St.Sebastian Intercedes during

    the Plague in Pavia ），描绘了殉道者圣塞巴斯蒂安代表黑死病的受难者

    向上帝祈祷，在绘画的底部，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受难者们正经历着痛

    苦的挣扎。 [36] 有趣的是，它既展现了正义的上帝能结束人民苦难的希望，也体现了仍受疾病影响的人们的巨大痛苦和绝望。诸如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圣洛克治愈鼠疫》（Saint Roch Curing the Plague），以及《托根堡圣经》（Toggenburg Bible ）中著名的黑死病的插图都运用了相同的画风，而另一些作品则倾向于更多地关注上帝的审判和愤怒。后者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为典型的是箭从天堂射向人间，或者死神向人类挥舞着刀剑或镰刀。

    黑死病期间出现的其他常见艺术主题集中在鞭笞者的行动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上。前文已提及，鞭笞者游行与犹太人大屠杀是很多年来在整个西欧相当普遍的公开场景。两者都历经巨大的苦难，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是理想的艺术主题。对鞭笞者尤为生动的描述，来自一本中世纪的手稿《贝里公爵时祷书》（Belles Heures ） [37] 中“鞭笞者的行进”（The Procession of the Flagellants）。画中几个戴着面具的人粗暴地鞭打两个跪在地上的男子，另一些背着十字架参加游行。而关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很多画描绘的是巨大的火海吞噬一群面部扭曲的人，旁观者们往火焰中扔木头，或者露出满意的神情。

    可能黑死病艺术中最持久的隐喻被统称为死神之舞。 [38] 大部分死

    神之舞的画作上，画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尸体或骷髅在跳舞（或者丑陋

    地移动），试图表明黑死病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舞动的动作模仿了黑

    死病病人在患病晚期身体的坏死和剧痛导致的肌肉扭动抽搐的动作。这

    种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伯纳特·诺特克（Bernt Notke）在1466年的画

    作，它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 ），在这幅

    画的一个片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死神演奏着音乐，而其他形态的死神

    在愉快地跳着舞，紧紧抓着教皇和帝王，把他们带向他们的终极命运。

    在黑死病暴发高峰后的几百年中，西欧很多国家出现类似的绘画。这充

    分说明了传染病引起的心理伤害在14世纪中叶后延续了很久。

    人类进化的原因？

    当一种传染病在某一人群中暴发，人群中一些发生了基因突变的个体对感染具有更强的自然抵抗力。一旦暴露在病原体面前，这群人比正常的、非突变的同类更容易存活下来。如果一种传染病特别严重或者持续时间特别长（如黑死病），那么大量易感人群将会死亡，留下的幸存者在他们的社会重新繁衍。经过很多代人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新人群比传染病发病前的那群人携带突变基因的频率高得多。在基因上，他们更能抵御随时会卷土重来的疾病。因此，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时间内触发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过去的20年中，人们关于14世纪黑死病对人类进化有无重要影响有很多种推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黑死病大流行发生在人类发明基因测试之前将近650年。因此，我们必须用已知死于黑死病的那些人的骨头和牙齿残片，对他们的基因进行回顾性分析。那些DNA，虽然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部分分解了，但还是可以和现有人群（幸存者的后裔）进行DNA比对，来看看黑死病后有没有更高频的基因突变。换言之，将死于黑死病的人与存活的人进行DNA比对，能让我们识别出可能在14世纪为一些人提供了对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感染的天然抵抗力的突变。

    这些研究明显表明鼠疫帮助触发了人体免疫系统永久性的变化。[39] 我们的免疫细胞表面，有一系列叫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的蛋白质，它能侦测到病菌的感染，引发炎症反应。对黑死病幸存的不同人群的基因分析揭示了他们的TLR基因都有相似的突变。独特的TLR基因序列变化的出现，加强了人类对鼠疫杆菌入侵的炎症反应，相比变异前的状态，给了14世纪人更强的战胜细菌感染的能力。中世纪时代，这些倾向于引发炎症的变化帮助了经常被致病菌轰炸的人类，而它们对21世纪生活在相对卫生环境的人们来说却是个问题。例如，临床数据表明，有这种TLR基因突变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克罗恩病）的概率更高。所以，帮助我们祖先从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传染病中存活下来的基因突变，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如今产生了混乱的免疫应答。

    很多调查研究也关注一种叫CCR5的基因突变，因为人们发现这种

    叫CCR5 Δ32的突变存在于15%～20%的欧洲人体内，而在非洲和东亚后

    裔中却几乎不存在。这个模式很有趣，因为黑死病肆虐了欧洲大部分地

    区，但没有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东亚地区。CCR5 Δ32基因突变和

    黑死病发病地区的重合，可能代表这种突变帮助14世纪的欧洲人抵御黑

    死病。 [40] 他们存活了下来，并繁衍了受保护（基因突变）的后代。随

    着非突变体以更快的速度死亡，这种突变在人群中的频率会增加。因

    此，今天有15%～20%的欧洲人具有这种突变基因，他们可能是当年黑

    死病幸存者的后代。

    如果上述推断正确，那么理论上具有CCR5 Δ32突变基因的动物应比一般动物更有能力抵御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尽然。实验似乎表明，这种突变对大老鼠有抵抗鼠疫杆菌的作用，而对小老鼠却没有。 [41] 由于研究结果的矛盾性，黑死病是不是欧洲人群中CCR5 Δ32基因突变的诱发因素，或者这种突变是否源于天花之类的其他疾病，我们无法得到定论。有趣并巧合的是，CCR5 Δ32的突变可以影响另一个致命的病原体——艾滋病病毒的复制。我们知道，艾滋病病毒不可能是这种独特的基因突变模式的最初原因，因为它对人类的影响还只有仅仅40年（两代人），艾滋病病毒和CCR5 Δ32的关系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会有论述。

    最后一轮鼠疫

    如果不提及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暴发的第三次大流行，关于鼠疫及其对全人类的影响的讨论将是不完整的。在接下来的100年中，第三次大流行夺去了1200万至1500万人的生命。与前两次不同，第三次大流行主要在亚洲而非欧洲，主要由老鼠传播，而且死亡率较低。死亡率降低的其中一个原因与隔离措施和其他防控措施的结合有关。另外，微生物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很发达了，1894年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由亚历山大·耶尔森医生发现）。1897年，人类研发出并接种了基础的鼠疫疫苗，并在1898年破译了跳蚤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42] 关于这种疫苗的一个有趣的补充说明是，研制这种疫苗的科学家叫瓦尔德马尔·哈夫金（Waldemar Haffkine），他对自己的研发非常有信心，他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疫苗的有效性。当他自己并没有死于活鼠疫细菌后，他又在印度囚犯身上做了下一轮试验。尽管其中有伦理问题，且仅具有部分保护作用，但疫苗的成功大大减缓了鼠疫在亚洲的传播，降低了鼠疫的破坏力。

    第三轮鼠疫暴发引起的一项重要并长期的影响是它进一步恶化了大英帝国和它统辖地区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印度人民。为了控制鼠疫在印度的传播，英国军队和地区鼠疫防控特别委员会对民众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严格的措施。 [43] 这些措施包括强制隔离疑似病例，没收和销毁“受感染”物件，疏散人群，以及摒弃传统治疗手段。可以想象，已经在英国暴虐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并不会遵守越来越严格的防疫措施。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抗议和暴力行为的发生。1897年发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它体现了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印度鼠疫防控委员会中有一位恶毒的英国长官叫沃尔特·兰德（Walter Rand），达摩达·哈利（Damodar Hari）、巴克里斯纳·哈利（Balkrishna Hari）和瓦苏德奥·哈利（Vasudeo Hari）三兄弟在兰德从女皇钻石大庆典礼结束回家的路上伏击了他的马车，并残忍地杀死了兰德和他的军队护卫。 [44] 三兄弟很快被捕、定罪，并被处以绞刑。这个故事很快在国际媒体上登出，引起了大家对不稳定的印度次大陆困境的关注。尽管印度在此后50年中没有取得独立，但19世纪的鼠疫暴发让它们反对大英帝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并持续了很多年。

    第三章 天花

    天花始终盘桓，将墓地填满尸体。用无尽的恐惧折磨那些幸免之人，给劫后余生的人留下累累的疮痕。残疾畸形的婴孩，饮泪悲泣的母亲，失去明眸和美貌的待嫁新娘，成了爱人午夜的梦魇。 [1] ——T.B.麦考莱（T.B.Macaulay）于1948年 [2] [3]

    天花（Smallpox）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在其存在的

    3000年时间里，致使数十亿人死亡和毁容。据统计，天花致死总人数超

    过10亿人，仅在20世纪，它就夺走了3亿～5亿人的生命。而那些从天花

    中幸存的人，约有1/3永久失明，3/4的人脸上和四肢有明显的伤疤。 [4]

    这种疾病对5岁以下儿童的危害性尤其大，在一些地方死亡率高达

    95%，这就导致了一种糟糕的现象：父母通常会等到孩子活过天花后才

    给他们取名。此外，天花与鼠疫不同，鼠疫在迅速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而天花在第一次暴发时会造成大量人

    口死亡，然后会作为一种地方病永久存活，每年会固定导致大约30%的

    新感染者死亡，年复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人群中变得非常普

    遍，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接触到它。这种模式从古代

    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时全世界疫苗接种的努力带来了可以说是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人类彻底消除了天花。天花在自然界中

    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在这一章的剩余部分，我们讲的都是过去。

    绝大多数天花病例（超过90%）是由于感染了高传染性的大天花病毒，而少数较轻的天花病例是由小天花病毒引起的。这些病毒最常见的人际传播方式是直接吸入受污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较少通过皮肤接触受污染的体液或无生命物体。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极少数情况下，它还可能通过眼睛接触受感染的液体而获得，或者通过胎盘从受感染的母亲传

    播给胎儿。重要的是，人类天花病毒从未在任何动物载体中发现，也没

    有出现在水或土壤中，因此天花只能从其他感染者身上获得。

    天花病毒一旦进入体内，就会被一种叫作巨噬细胞的局部免疫细胞

    吞噬，并转移到最近的淋巴结，病毒首先会在那里缓慢复制，有条不紊

    地从一个细胞转移到另一个细胞，然后在感染6～10天后，受感染细胞

    数量会大幅增加。这种病毒进入血液后引起的症状，称为病毒血症，会

    给予病毒进入其他组织和器官的机会。在此期间，感染者会出现类似流

    感的症状，发烧、肌肉疼痛、恶心，以及皮肤和眼睛特有的皮疹，大多

    数人会出现大脓疱，主要出现在面部和四肢，而其他人则会出现扁平的

    出血性皮疹。病毒的进一步复制和传播通常会在感染后16天内导致内出

    血、肺炎、休克和死亡。由于天花病毒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之

    前，就已经从人群中被有效地清除，因此它们引起这些症状的机制以及

    感染导致死亡的原因尚不清楚。

    目前尚不清楚天花病毒从何而来，何时进入人类群体，然而遗传学

    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由一种小型啮齿动物或骆驼身上的痘病毒引起

    的。也有观点认为，当人类开始普遍与所养殖的牲畜共同生活之后（约

    公元前10000年），天花病毒第一次侵袭中东的阿拉伯人。 [5] 古代天花

    感染的第一个明确的实物证据是在埃及木乃伊上发现的，比如法老拉美

    西斯五世（Pharaoh Ramses V）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五世死于公元前

    1157年，他的脸上有典型的脓疱。此外，公元前1274年埃及-赫梯战争

    期间刻凿的古代石碑上描述了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它从埃及囚犯传播到

    赫梯军队，并持续了20年，虽然对这种疾病的描述表明它应该是天花，

    但历史记录非常模糊，不排除它可能是由其他传染病引起的。

    在公元纪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有很多很可能是天花的例子。例如，安东尼瘟疫（Antoinine Plague，公元165～180年）和居普良瘟疫（Cyprian Plague，公元251～266年）席卷了罗马帝国，造成1000万人死亡，被描述为引起了与天花相似的皮疹。 [6] 同样，公元310年在中国北方暴发的一场流行病产生了“侵袭头部、面部和躯干的季节性流行病

    疮”，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就遍布全身。它们看起来像红色的疖子，

    都含有一些白质，同时出现的还有脓疱，并在差不多的时间变干。如果

    严重的病例不立即治疗，许多人将会死亡，康复的病人也会留下深紫色

    的伤疤，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褪去。 [7]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

    洲、欧洲和中东对天花都有了更明确的描述，正是从这些描述中，我们

    开始看到天花对我们人口的长期影响。

    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

    如第二章所述，6世纪中叶，由耶尔森鼠疫杆菌引起的查士丁尼鼠

    疫阻止了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统一，并最终阻止了它重获昔日的辉

    煌。在鼠疫暴发前的几百年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内斗、经济衰

    退、强大的日耳曼部落的崛起以及疾病等因素，罗马帝国一直处于衰落

    状态。结果很明显，查士丁尼鼠疫不是引发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

    让已经在恶化的罗马帝国进一步削弱。

    要了解罗马帝国是如何开始衰落的，就必须追溯到查士丁尼鼠疫暴

    发前400年的公元166年。此时罗马帝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被当时

    的人们视为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文化最丰富的帝国之一。公元161

    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接管了罗马帝国，并继续加强

    帝国的实力，当时的罗马帝国包括几乎整个西欧、北非、不列颠群岛的

    一部分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8] 健康的自由市场经济、强大的企业精

    神和鼓励贸易的法律，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允许相对较高的经济

    流动性。帝国的军队是有史以来训练最有素、成本效益最高的军队之

    一，35万多名士兵的军队在维持这个影响深远的帝国的和平方面做得非

    常出色，以至于塔西佗（Tacitus）等一些历史学家抱怨他们没有什么伟

    大的战争可写。当时的普遍和平与繁荣也促进了艺术、医学、法律和科

    学的巨大进步，那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时代，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没有

    人想象过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不幸的是，公元162年爆发的一场小冲突改变了一切，其引发了罗

    马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衰落，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当一群被称为帕提亚

    人（来自今天的伊朗）的人入侵罗马人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时，问题

    就开始了。 [9] 这促使马可·奥勒留在他的兄弟同时也是共同皇帝卢修斯·

    维鲁斯（Lucius Verus）的指挥下，派出了罗马军队的全部军事力量。

    经过3年的战斗，罗马人最终占领了帕提亚的首都塞琉西亚，罗马士兵

    洗劫了这座城市和附近的城市，袭击了寺庙，并掠走了各种各样的珍

    宝。除了劫掠，士兵还从帕提亚人那里带回了一种不同的“礼物”——一种新的、特别具有侵略性的流行病。著名的罗马医生盖伦对这种疾病的描述如下：
    在第9天，一个年轻人全身都是皮疹，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是如此。在他身上涂上干燥药物……第12天，他能从床上起来了。那些能活下来的腹泻者，全身都出现了黑色的突起，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溃烂而完全干燥的。皮肤变黑是因为发烧时残留的血在皮肤上起了水泡，就像自然沉积在皮肤上的灰烬一样。其中一些已经溃烂，表面那部分叫作痂的地方脱落了，然后附近的其余部分恢复了健康，一到两天之后疤痕就消失了。[10]

    在第9天出现皮疹、出血热、结痂水泡和疤痕，这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盖伦描述的是出血性天花的流行，但也有少数人提出，它可能是由斑疹伤寒甚至炭疽引起的。

    天花一进入罗马帝国，就沿着贸易路线迅速传播，不分青红皂白地

    杀死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事实上，有一些证据表明它对马可·奥勒留

    （公元180年）和卢修斯·维鲁斯（公元169年）的死亡负有责任。在接

    下来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天花流行病（称为“安东尼瘟疫”或“盖

    伦瘟疫”）可能导致多达700万人死亡。 [11] 有人估计，仅在罗马城，每

    天就有2000人死于这场灾难。

    这么多人的死亡对帝国的生产、安全和士气都产生了巨大而长期的

    影响。 [12] 例如，随着人口开始减少，军队很难找到合格的新兵保卫边

    界，结果，他们开始更多地依赖雇佣军来充实自己的队伍。有趣的是，

    这些雇佣军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日耳曼部落的成员，这些部落已经对罗

    马帝国发动了多年的进攻。军队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导致了军力

    的逐渐削弱而无力保卫帝国的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日耳曼部落

    被授权结盟，他们对帝国西半部的攻击更加频繁而猛烈。逐渐衰弱的罗

    马帝国最终分裂，而帝国的西半部则永远地输给了这些入侵者。

    如此多人死于天花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13]

    大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食物，这些食物来自帝国

    各地的农场（最著名的是埃及），负责种植、养护和收获农作物的农民

    大量缺失，导致了粮食短缺和大范围的饥饿。此外，死亡的人不再纳

    税，这也影响了罗马支付其大部分民事工程和军事经费的能力。这种流

    行病引发的财政危机十分可怕，以至于马可·奥勒留不得不拍卖帝国珠

    宝来偿还他的债务，其结果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再次削弱了帝

    国的力量，让其他更加繁荣和强大的军队更容易入侵和掌握控制权。

    安东尼瘟疫流行的一个更有趣的副作用是它对基督教的影响，这个

    宗教在2世纪中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对当时仍信奉多神论的罗马人来

    说，基督教被认为是罗马人厌恶的宗教。基督教徒在很多方面都像帝国

    的外来者一样生活，因为他们完全拒绝崇拜罗马诸神，他们既不向诸神祈祷、献祭，也不参加任何其他庆祝诸神的仪式。此外，他们尤其鄙视罗马政治领袖的神化，并强烈拒绝向恺撒效忠。这种对皇帝和罗马宗教的普遍蔑视在新约启示录中得到了说明，许多神学家相信使徒约翰写这句话并不是对末日的预言，而是对罗马的一种讽喻批判，他将罗马描述为“伟大的妓女”，将罗马的统治者［如尼禄（Nero）］描述为迫害上帝的儿女并注定要被毁灭的多头“野兽”。

    在繁荣和崇尚民族主义的罗马帝国，公民通常不喜欢对他们领导人

    和神的任何类型的批评。因此，当公元166年天花疫情暴发时，当地政

    府迅速将其归咎于基督教徒和他们对罗马神灵的侮辱。 [14] 类似于基督

    教徒后来在14世纪黑死病期间迫害犹太人的情形，罗马教徒围捕基督教

    徒并杀害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以此安抚他们的神，阻止瘟疫的蔓

    延。尽管对这种迫害的通俗描述常常是基督教徒在罗马斗兽场被狮子吃

    掉，但大多数时候它实际上是由无组织的当地暴徒进行的计划外袭击。

    这种暴力持续了许多年，当帝国在公元251年遭受另一场致命的流行病

    （被称为“居普良瘟疫”）时，情况变得更糟。由于目击者对症状的描述

    比较模糊，因此第二次流行的原因尚不清楚，然而，许多人认为它也是

    由天花引起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2世纪和3世纪，针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暴力会

    对基督教产生有害的影响。与直觉相反的是，这段时期经常被历史学家

    提起，因为这是宗教迅速崛起的时期，基督教从一个小的、不为人知的

    邪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人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理论来解释这

    个明显的悖论。 [15] 首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的宗教通常是在普遍

    的苦难时期出现的，人们试图弄清楚像流行病或战争这样的悲剧是如何

    以及为什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当他们在目前的宗教中找不到满意的答

    案时，他们往往会去寻找新的答案。其次，他们形成了一种“草总是更

    绿”的心态，并利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希望来从情感上审视他

    们周围的灾难。他们以前崇拜错误的神，信仰错误的思想，进行错误的仪式；然而，由于他们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将得到回报，从痛苦获得拯救。

    早期基督教是特别吸引罗马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倾向于把苦难看

    作救赎和净化的工具，上帝用它来拉近自己与人类的距离。因此，瘟疫

    并不是罗马神传下来的惩罚，而是基督教神可以用来做好事的东西。此

    外，基督教徒死后仍能在天堂里生活的信仰，也给那些垂死的人或看着

    所爱之人死于疾病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安慰。当时罗马人的宗教既没有提

    供这样的安慰，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他们受苦的原因，结果大批罗马

    人在这两次瘟疫之后改信了基督教。

    罗马教徒和基督教徒对待病人的方式也有显著不同，罗马教徒和基

    督教徒观察家都注意到，基督教徒愿意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来照顾病

    人，而罗马教徒，比如盖伦医生，更有可能逃离这种流行病。罗马皇帝

    朱利安（Julian）曾写道，基督教徒“不仅供养他们的穷人，也供养我们

    的穷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民缺乏我们的援助”。 [16] 兰迪·斯塔克（Randy Stark）在他的书《基督教的崛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中指出，早期天花流行期间这种罕见的善行可能在吸引其他人加入这个新宗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7] 随着皈依者的不断增加，基督教从一个邪教变成了与罗马教相抗衡的宗教，成为帝国的主导宗教。公元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李锡尼（Licinius）皇帝在《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 ）中正式宣布基督教无罪，仅仅67年后，基督教就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探险造成流行病

    在1000年的时间里，天花多次流行，到15世纪，天花已经成为欧亚

    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地方病。由于天花在人群中广泛传播，人们通常在童

    年的某个时候接触到天花，那些幸运存活下来的人可以享受一生完全的

    保护，免受天花病毒的任何未来感染，他们可以在天花患者之间走动，

    处理被污染的物品，而不用担心再次感染天花。当欧洲人开始探索遥远

    的土地，并与从未接触过天花或没有任何预防措施的土著居民互动时，

    这种免疫力将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几个重要港口城市，这直接

    导致了欧洲人探险时代的开始，第一个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春天被奥

    斯曼帝国的首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Ⅱ）征服。

    此后不久，奥斯曼人向东移动 [18] ，对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

    国发动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战争。 [19] 除了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正

    式终结外，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的丧失和其他城市的严重衰

    落，对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欧洲的君主们为了寻

    找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商品和原材料的新来源，资助了一系列海上

    探险，这些探险有的围绕非洲大陆，有的进入开阔的大西洋，以寻找外

    国土地作为他们扩张的殖民地。

    这是一场赌博，最终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为欧洲人带来了丰厚的

    回报。他们在美洲、加勒比、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大片土地上定居，获得

    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宝贵自然资源，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和强

    大。不幸的是，在他们想要殖民的土地上，他们也接触到了长居于此的

    数百万土著人，接下来发生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灭绝——欧

    洲人用先进武器和流行病的致命结合，系统性地屠杀了整个土著文明。

    特别是天花，对这些人口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土著人以前没有接

    触过天花，与欧洲早期的安东尼瘟疫和居普良瘟疫一样，天花在一些地

    方消灭了90%的土著人口，并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

    非洲

    最早、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外探险之一是葡萄牙水手沿非洲西海岸向

    下航行，寻找通往印度的捷径。 [20] 在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的鼓励下，葡萄牙水手们驾驶着一种轻型帆船起航了，这种新设计的船

    只可操作性很高。1434年，他们在西撒哈拉北部海岸附近成功到达非洲

    大陆，然后继续向南航行，到达了今天的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

    到1480年，葡萄牙人已经探索了非洲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些国家

    建立了半永久性的定居点。这样做可以让他们与当地部落交换货物，以

    换取奴隶、矿产和黄金，从这些交换中获得巨大财富鼓励着葡萄牙进一

    步探索非洲南部和东部海岸。在1488年到达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时，葡

    萄牙人沿着非洲东海岸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地建立了一些

    贸易站和殖民地，随着利润的飙升以及对奴隶和黄金需求的增加，商人

    和商队从沿海地区深入非洲内陆。

    尽管葡萄牙人显然对与其交往的非洲部落和文明造成了全面的有害

    影响，但由于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缺乏可靠的历史记录，很难解释在葡

    萄牙殖民统治早期，天花所造成的具体影响。例如，天花和其他欧洲疾

    病，如流感及麻疹，是否使葡萄牙人更容易超过非洲本土人口？我们确

    实知道，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居住的许多城市与15世纪欧洲的城市一样

    大、人口一样稠密、环境一样复杂，这使它们成为天花这类传染病的绝

    佳传播地。此外，虽然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天花可能在1100年后的

    某个时候通过穆斯林商人间歇性地穿越撒哈拉沙漠，但大多数历史学家

    认为，在葡萄牙人到达的时候，撒哈拉以南的绝大多数人口从未接触过

    天花。 [21] 作为一个“处女”群体，他们极容易受到大规模流行病的袭

    击，考虑到这一点，天花在15世纪和16世纪在非洲肆虐的唯一确凿证据

    就是，到达新大陆的奴隶船经常被发现携带天花病毒。 [22] 虽然这一点

    能清楚表明，天花一定存在于船只离开的城市，但天花在多大程度上夺

    走了当地非洲人的生命，以及它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仍是一个谜。

    天花在19世纪对非洲人的影响更大。多位欧洲观察员的详细记录显示，天花在苏丹、乌干达、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大范围暴发，某些情况下，死亡率高达80%以上。例如，一位1864年安哥拉天花疫情的目击者写道：“到1864年中期，天花疫情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它随着许多贸易商队向东向内陆传播，通过与港口的船只接触，沿着海岸向南传播……黑人向四面八方逃窜以避免这场流行病……全部居民将从他们的村庄迁移……罗安达处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大量的人死亡。”[23] 沿海城镇因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中非奴隶商队路线中扮演的角色而闻名，这些城镇也描述了类似的疫情暴发。总而言之，天花很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方面包括：使非洲易感人群患病、虚弱、被奴役，以及无法对欧洲殖民统治者进行任何抵抗。

    虽然葡萄牙是第一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殖民的国家，并引入

    了各种致命疾病，但其他欧洲强国也在用暴力和疾病征服非洲大陆方面

    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天花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1652年荷兰人对南

    非的殖民，开普敦第一次暴发天花是在1713年，当时一艘从印度驶来的

    船载着被天花污染的亚麻织品。 [24] 虽然天花也杀死了大量在南非定居

    的荷兰殖民者，但对居住在该地区易受影响的科伊科伊人和班图人来

    说，它尤其致命。随后，1755年暴发了更严重的疫情，1763年又暴发了

    第三次。这三种情况的累积效应是，南非土著民族几乎被消灭，剩下的

    幸存者也相对容易被奴役。荷兰人最终在1806年将权力割让给了英国

    人，英国人随后带着他们的移民重新殖民了这片土地，并制定了一系列

    歧视性法律，旨在让当地人处于从属地位。尽管这些被屠杀的南非本土

    人口的后代最终逃脱了奴隶制的控制，但他们将继续面临合法的暴力和

    迫害，直到1994年种族隔离正式结束。

    总体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天花和其他在殖民统治早期由欧洲人带来

    的疾病，我们今天谈论非洲的方式有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没有被疾病

    毁灭的、更健康的非洲人可能会更有效地抵御欧洲人的入侵，至少减缓

    或阻碍欧洲人对其土地的占领，这可能会降低殖民国家征服当地居民并

    利用他们从非洲窃取大量财富的效率，因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可能仍留

    在非洲大陆上，这将大大改善非洲在其后几百年的经济状况。

    美洲

    天花第一次出现在新大陆是在1518年，当时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船在

    伊斯帕尼奥拉岛登陆，船上载有一名受感染的奴隶或西班牙人。 [25] 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种疾病在于金矿工作的非洲奴隶中迅速传播，然

    后传播到整个岛上的土著人口中。据1519～1520年的一些目击者称，这

    场瘟疫是“上天的审判”，让岛上的印第安人“不见人烟”。尽管这些说法

    无疑是夸张的，但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有1/3的

    非欧洲居民死于这场流行病。 [26] 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继续他

    们利润丰厚的采矿活动，西班牙殖民者从非洲带来更多的奴隶，并强制

    将剩余的土著居民安置到定居营地，以便控制。由于天花病毒容易在拥

    挤的环境中繁殖，这样做只会加剧天花在岛上的传播。到1519年，这种

    流行病已经蔓延到附近的古巴和波多黎各群岛，造成当地50%的土著居

    民死亡，并使他们受到西班牙人的支配。 [27]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西

    班牙从其加勒比海殖民地提取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并利用其种植

    园种植甘蔗、咖啡和生姜。

    虽然西班牙人从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成功征服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墨西哥。为了获得更多关于大陆和居住在大陆上的土著人的信息，古巴总督迭戈·委拉斯奎兹（Diego Velázquez）于1518年委托了两个不同的探险队去探索墨西哥。 [28] 第一个由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率领，包括100多人和3艘船。1518年3月初，德·科尔多瓦的船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航行了大约3周后，在尤卡坦半岛

    附近登陆。西班牙探险者很快就遇到了大量的玛雅当地人，一开始这些

    人对他们的游客表现得很友好，然而没过几天，西班牙人就遭到了玛雅

    人长矛和石块的伏击，除了在战斗中损失几个士兵外，西班牙人还被迫

    退回到船上，并且面临没有新鲜饮用水的问题。他们围绕尤卡坦半岛又

    航行了几个星期，寻找可能的水源，并再尝试了两次登陆。在今天的尚

    波顿市附近寻找水源的过程中，西班牙人遭到了几千名玛雅战士的袭

    击，几乎被消灭，只有一小部分西班牙士兵安全地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活着回到古巴的人更少，德·科尔多瓦回家几天后就因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从很多方面来看，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探险队是一次彻底

    的失败，但它确实成功地帮助委拉斯奎兹收集了关于这片新土地及其居

    民的情报。一些幸存者报告说，他们看到了金和铜制成的物品，其中一

    个甚至在他们上岸的短短时间里成功地从一座玛雅神庙偷走了一些珍贵

    的文物。这促使委拉斯奎兹在1518年向墨西哥派遣第二支稍大的远征

    军，在他的侄子胡安·德·格利尔巴（Juan de Grijalba）的带领下，第二

    支远征军取得了比第一支更大的成功。 [29] 他们不仅发现了科苏梅尔

    岛，还成功地绘制出了不同的河流，并进入了墨西哥内陆，在此过程

    中，他们遇到了生活在尤卡坦半岛北部的另一个文明的代表。西班牙人

    和伟大的阿兹特克帝国的第一次会面是友好的，最后双方交换了礼物。

    此后不久，格利尔巴返回古巴，并向他叔叔报告了他在大陆探险期间的

    经历。有趣的是，委拉斯奎兹在听到他侄子的报告后并不满意，他对格

    利尔巴感到尤其愤怒的是，格利尔巴没有抓住机会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正

    式的西班牙殖民地。因此，委拉斯奎兹在1519年开始计划他的第三次墨

    西哥探险时，决定寻找一个更大胆的领导者。

    经过深思熟虑，委拉斯奎兹选择了一位名叫赫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的当地政客来领导下一次美洲大陆的探险。 [30] 虽然科尔特斯以前没有任何探险或武装冲突的经验，但委拉斯奎兹一开始就非常信任他，也钦佩他的精力和野心。然而，当旅行开始准备时，委拉斯奎兹逐渐怀疑科尔特斯会欺骗他，将墨西哥占为己有，所以他决定解除科尔特斯的指挥权，让一个名叫路易斯·德·麦地那（Luis de Medina）的人代替他。任命麦地那为新船长的文件被截获，并被带给了科尔特

    斯，科尔特斯随即决定立刻起航前往墨西哥，他召集了大约530人，装

    载了11艘船，在没有委拉斯奎兹和西班牙皇室许可的情况下起航前往墨

    西哥。

    科尔特斯于1519年2月抵达墨西哥，并开始驾驶他的船只向北绕过尤卡坦半岛的尖端。 [31] 最终，他于当年4月在今天的维拉克鲁斯州附近永久登陆，建立了一个名为维拉里卡维拉克鲁斯（La Villa Rica de La Vera Cruz）的沿海定居点，并与当地的托托纳克部落结成联盟。之后，科尔特斯与他的军队（现在包括几百名托托纳克战士）向内陆进发，前往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科尔特斯和几个与阿兹特克人为敌的大土著部落结成了联盟，军队不断壮大。为了安

    抚科尔特斯，防止他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阿兹特克统治者

    蒙特祖玛二世（Montezuma Ⅱ）曾多次向科尔特斯赠送黄金和其他珍宝

    作为礼物，尽管蒙特祖玛二世尽了最大的外交努力，科尔特斯还是继续

    向首都进军，并于1519年11月初率领一支由数千名西班牙人和当地士兵

    组成的军队抵达首都。蒙特祖玛二世知道战争很可能爆发，他以盛大的

    场面和更多的黄金礼物欢迎科尔特斯来到特诺奇蒂特兰，试图以此来缓

    和局势。然而，科尔特斯在到达的两周内（1519年11月14日），突袭了

    宫殿并逮捕了蒙特祖玛二世，迫使蒙特祖玛二世向帝国下达命令，使自

    己成为阿兹特克人事实上的统治者。

    这些行动的消息传回古巴总督委拉斯奎兹那里，他派遣了一支庞大

    的部队到墨西哥，以叛国罪逮捕科尔特斯。 [32] 作为回应，科尔特斯带

    领一群士兵与由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领导的新

    西班牙分遣队作战，尽管科尔特斯寡不敌众，但他在夜间突袭了潘菲洛

    ·德·纳尔瓦埃斯的部队，赢得了战斗。科尔特斯并没有杀死被俘的西班

    牙士兵，而是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战斗队伍。回到特诺奇蒂特兰后，科

    尔特斯了解到阿兹特克人已经暴力地反抗了在科尔特斯不在时掌权的西

    班牙领导人。阿兹特克人在与西班牙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将西

    班牙人赶出了这座城市，并对他们进行了追击，直到西班牙人最终在其

    盟友的城市中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虽然从阿兹特克人的角度来看，这

    似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实际上，这却是他们帝国真正麻烦的开始。

    一名从古巴来的非洲奴隶感染了天花，在和科尔特斯一起战斗和前

    往特诺奇蒂特兰时，这个奴隶无意中把天花传染给了首都附近的当地居

    民。1520年10月暴发了大规模的天花疫情，重创了特诺奇蒂特兰及其周

    边城市的阿兹特克人。这一切发生时，科尔特斯正在重建他的军队，获

    取给养，为再一次进攻做准备，一位目睹了这场大屠杀的西班牙修士在

    他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历史》（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New Spain ）

    一书中写道：
    当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船长登陆这个国家时，他的一艘船上有一个患了天花的黑人，这种病在这里从未出现过。这个时候，新西班牙的人口非常多，当天花开始侵袭印第安人的时候，它在印第安人中间成为一场大瘟疫，在大多数省份，死亡人口超过一半，而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稍低……因为印第安人不知道疾病的应对办法；并且不论是健康还是生病，他们都有经常洗澡的习惯，即使患有天花也继续这样做。他们像臭虫一样成堆地死亡，其他人则死于饥饿，因为所有人都生病后，他们就无法彼此照顾，没有人给他们面包或其他食物。在许多地方，同一户人家都死了，因为无法埋葬这么多死人，就干脆把房子推倒，让尸体散发出臭味，让房子变成他们的坟墓。 [33]

    这一生动的描述说明了天花对阿兹特克人造成了彻底破坏，以及大

    量的死亡使他们的社会陷入悲哀和混乱。阿兹特克人发现西班牙侵略者

    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免受疾病的侵害，这进一步挫伤了阿兹特克人的士

    气，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宗教传统。更糟糕的是，蒙特祖玛二世的继承

    者和许多领袖、贵族、农民和工匠都死于天花。

    当科尔特斯1521年回到首都的时候，曾经强大而人口众多的特诺奇

    蒂特兰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由于将近一半的人口死亡，还有相当一部

    分人又病又饿，科尔特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打败了阿兹特克人。 [34]

    1521年8月13日，阿兹特克帝国投降，正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

    在到达大陆仅仅2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就接管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

    城市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大量黄金。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后，天

    花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继续侵袭着墨西哥的土著居民。一些保守估计认

    为，从1500年到1600年，墨西哥的本土人口从1000万人下降到略高于

    100万人（减少了90%），虽然这种减少很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战争

    和饥荒，但天花无疑造成了最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除了经历巨大的

    人口损失之外，墨西哥的原住民被迫目睹他们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整

    个生活方式被西班牙人和他们带来的疾病永远摧毁。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土著居民对天花的抵抗力也没有强多少。摧毁了

    墨西哥之后，天花迅速穿过中美洲向南传播，并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传

    入印加帝国。就像对待阿兹特克人一样，天花对印加人造成了巨大的破

    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杀死了20万名印加人， [35] 死亡的人中包括印

    加皇帝和他选择的继承人，这给帝国留下了领袖空缺，引发了各继承人

    之间的残酷内战。大约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人知道了印加帝国的巨大财

    富，于是组织了由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率领的新探

    险队。战争和天花引起的动荡使得皮萨罗和他的土著盟友在其到达后不

    久就推翻了印加人四分五裂的领导层。经过一些相对较小的冲突，西班

    牙人在1533年8月获得了对印加帝国的完全控制。 [36] 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天花继续在印加人之间迅速传播，夺去了当地超过60%的生命，由

    于包括斑疹伤寒、麻疹和流感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连续暴发，印加的人

    口数量进一步减少。印加帝国疆域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将面临类似的命

    运，由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天花会杀死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

    的大部分土著居民。此外，葡萄牙人将继续在巴西殖民，并通过从非洲

    进口感染天花的奴隶将天花引入巴西。 [37] 1560年的一场流行病以及17

    世纪的几场更大的流行病使居住在巴西的土著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并

    使葡萄牙人毫无疑问地控制了整个地区。

    天花对今天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土著人民产生了类似的灾难性影

    响；然而，它在整个美洲大陆的传播方式与它在其他新世界地区的传播

    方式大不相同。在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人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

    城市，天花等传染病易于传播，而墨西哥北部的土著美洲人则不同，他

    们通常生活在更小、更孤立的狩猎采集群体中。因此，天花无法像在更

    大的新世界帝国那样迅速传播并带来死亡。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它稳定而缓慢地穿越大陆，从一个部落跳到另一个部落。

    虽然缺乏对当地人口死亡率的准确估计，但据欧洲移民中的目击者

    描述，天花消灭了多达2/3的部落或国家，如切诺基人、易洛魁人、卡

    托巴人、奥马哈人和苏人。 [38]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其他欧洲疾病、普遍

    的营养不良和多年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北美的土著居民几乎被消灭，

    整个大陆向欧洲人和美国人开放定居。

    对殖民者来说，天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礼物，是一种“神奇的”工具，用来对付那些令他们讨厌的非基督教徒本地人。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父亲、哈佛大学的前校长、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曾经表达过这种观点，他写道：“印第安人开始为他们卖给英国人的土地边界而争吵；但上帝在索格斯的印第安人中传播了天花，结束了这场争论，在此之前，印第安人的数量非常多。他们的整个城镇都被毁掉，有的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幸免。”[39] 马瑟基本上表达了许多美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开始相信的东西，上帝希望“文明”的人定居在墨西哥北部的所有土地上，并且愿意用天花来执行这个计划。然而，当殖民者认为上帝行动不够快时，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可能自己动手，试图故意让附近的土著居民感染上天花。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疑似天花生物战的案例涉及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勋爵，他在庞蒂亚克战争期间指挥驻美英军。1763年7月，他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皮特堡的指挥官，建议说：“难道不能把天花传播给心怀不满的印第安部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战略来减少他们的数量。”[40] 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写道：“你可以试着把携带天花的毯子给印第安人，也可以尝试用其他任何可以消灭这个可恶种族的方法。”谁也不知道收信人亨利·布凯（Henry Bouquet）上校是否执行了其所建议的行动，然而，大约在这个

    时候，一场天花流行病在俄亥俄河谷的部落中暴发，导致多达50万名土

    著居民死亡。在这段时间里，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种族灭绝情绪，也

    被指控故意将天花传染给当地居民。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质疑这些说法的

    真实性，但高级军事领导人提出了这个建议，而美洲原住民实际上几乎

    从大陆上消灭，这些事实表明这些指控可能有些道理。

    大洋洲

    由于远离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

    直到18世纪晚期才接触到天花。因为直到在独立战争中战败，失去对美

    国的统治，英国才寻找新的土地来流放对政府不满者以及罪犯。1768～

    1771年，英国已经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些初步测绘；20年后，英国派遣

    了两支更大的舰队到这个岛上，目的是在这里建立殖民地。1789年，在

    殖民统治仅仅一年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天花暴发了。据报道，这场疾病

    暴发大约消灭了50%的土著居民。 [41] 没有人确切知道天花是如何传到

    这个岛上的。从英国出发的航船要4个月才能抵达澳大利亚，在航程中

    被感染的人，在抵达之前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已经康复，因此不太可能

    是由被感染的旅行者带来的。最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批船上的主治医师

    携带了几瓶天花的原材料，为了在必要时用于天花接种（免疫接种的早

    期形式）。这种物质可能是无意中释放到当地居民中的，也可能是故意

    这样做的。不论是什么原因，这种流行病，以及1828年的其他疫情和19

    世纪60年代的几次疫情，都导致土著人口灾难性地减少，而这几次疫情

    对白人入侵者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42] 当天花第一次到达新西兰、巴布

    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孤岛时，也发生了类似的灾难。例如，天

    花（连同肺结核）使曾经繁荣的复活节岛减少到只剩110人。

    到18世纪末，天花已经从欧亚大陆传播到了地球上每一个有人居住

    的大陆。无论它走到哪里，在每一个未接触过天花的群体中，天花都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使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欧洲国家在没有遇到太多抵抗

    的情况下夺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非洲、南美、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

    区，尽管在人口统计、文化规范、宗教和环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

    殖民者和他们的天花到来后，当地土著居民的遭遇却惊人地相似。有趣

    的是，如果没有天花，这些大陆的历史会有什么不同，西班牙征服者有

    足够的人力或火力（以武器和其他疾病的形式）来征服像阿兹特克和印

    加这样强大的帝国吗？如果不是像易洛魁人和切诺基人这样强大的土著

    部落遭到屠杀，美国军队和殖民者还能在北美大陆的广大土地上定居下

    来吗？如果某些国家不能从美洲和非洲榨取如此巨大的财富，欧洲的权

    力平衡会有什么不同呢？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有一点是

    很清楚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需要花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天花只花了一小部分时间和成本就实现了。

    圣人和神的创造者

    关于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影响人类心灵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许多宗教都创造了专门针对天花的神、女神和圣人。 [43] 有些神和圣人被认为能治疗受天花折磨的人，或能够保护害怕的人免受天花的侵袭，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故意将天花传染给邪恶的人。因此，追随者的反应包括祈祷和祭祀，广泛建造寺庙和神龛，并举行仪式吓跑那些特别刻薄或愤怒的神灵。

    最早与天花密切相关的宗教人物是一位名叫尼凯斯（Nicaise）的天主教主教，他生活在5世纪的法国。在被入侵的匈奴人或汪达尔人斩首之前，他曾感染严重的天花，但他奇迹般地从天花中康复，这使他在死后不久成为天花的守护神。害怕天花的欧洲人和那些遭受天花折磨的人在接下来的900年里继续祈祷获得他的保护和治愈（直到黑死病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一段被认为写于10世纪且最为常见的向圣·尼凯斯祈祷的祷文，其目的是为修女们祈祷：“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愿

    主保护这些人，愿这些修女的工作远离天花。”圣·尼凯斯患有天花，他

    请求上帝“保护”那些刻着他名字的人：“啊！圣·尼凯斯！你这杰出的主

    教和殉道者，为我这个罪人祈祷，用你的代祷来保护我，使我远离这疾病。阿门。”[44]

    随着天花在整个亚洲蔓延，最终传播到非洲和新大陆，在各种多神宗教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神和女神。例如，在18世纪，印度女神湿陀罗·玛塔（Sītalā mata）与天花有着密切的联系。 [45] 她被描绘成一个骑着驴的美丽年轻女子，她可能有些急躁和不可预测，根据她的情绪来施加或治愈疾病。鉴于此，她在全印度既受爱戴，又遭鄙视，人们对她既崇拜又恐惧。同样，几百年来，中国的女神痘神娘娘是中国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中最受欢迎也最令人敬畏的神之一。传说，痘神娘娘特别喜欢把天花传给漂亮的孩子，为的是在他们身上留下疤痕，因此，孩子们通常会在脸上戴上纸面具来吓跑她。如果孩子得了天花，人们会在家中设立神龛，祭拜这位女神，并劝说她医治他们。如果这些措施不能保护儿童免受天花的毁灭性影响，家庭成员往往会拆除神龛并诅咒女神。在日本，人们经常会把12世纪的英雄镇西八郎（Chinsei Hachiro，本名源为朝）的照片放在天花患者的房间里，为朝（Tametomo）被他的敌人俘虏，并被流放到伊豆大岛，据说在那里他击退了试图入侵该岛的天花恶魔。

    西非的许多部落都为索波纳（Sopona）神建造了神龛，索波纳神为

    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食物和其他礼物，并在人们做坏事时用天花惩罚他

    们。 [46] 被称为“拜祭师”的当地牧师会在这些神龛进行祭祀，有时会为

    此收取高昂的费用，为了保持生意兴隆，他们可能会故意让人们感染天

    花。总而言之，大量与天花有关的神被创造出来，这不仅证明了这种疾

    病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也说明了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其为完全无助的人们的主要防御机制。

    从天花到接种疫苗——新的希望

    医学史上最重要的观察之一是天花的幸存者对随后的感染具有免疫

    力。这一事实促使一些人寻找可以模拟天花感染的方法，并在不对接受

    者造成任何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激发这种免疫力。最早记载的尝试之一是

    15世纪的中国人，他们从患有相对轻微疾病的病人身上取出干痂，把它

    们磨成粉末，然后用吹管吹到接受者的鼻孔里。 [47] 在印度和土耳其，

    人们从天花脓疱中提取脓液或其他物质，将其植入接受者的皮肤中。通

    常情况下，人们会划出一些小的划痕和伤口，然后把脓小心地滴到伤口

    里，以便产生更好的接种效果。在非洲一些地区（例如苏丹），人们会

    拿走患天花后康复的人的衣物，并让健康的人穿上。如预期所想的那

    样，每一种故意让人接触天花病毒的方法，其最终结果都是，接触者会

    发展出天花。不过，由于通常使用的是危害性较小的毒株，而且人们是

    通过皮肤接种，而不是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当时接受这种治疗的人

    中，约98%的人可以存活，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免受天花的伤害。

    尽管这种被称为天花接种的技术听起来像是天赐之物，并且成功地

    减少了流行病的发病率和持续时间，但它并非没有缺点。首先，接受治

    疗的人具有完全的传染性，如果接触易感人群，可能会引发新的流行

    病。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接受天花接种的个体通常被隔离，直到所

    有症状消退。其次，这种疗法的接受者存在1%～2%的死亡率，虽然比

    自然感染观察到的30%低得多，但对那些考虑治疗的人来说，仍然是一

    个可怕的问题。 [48] 此外，由于天花接种产生了实际的感染，它有可能

    造成天花幸存者中常常出现的疤痕和失明。许多人选择抓住机会，试图

    避免感染，而许多城市则将隔离作为其减缓天花传播的首选措施。

    到18世纪早期，在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天花接种已经成为一

    种广为人知但仍存在较多争议的预防性治疗方法。在目睹了土耳其和中

    东地区天花接种的相对成功后，一些著名的欧洲政治家和医生开始倡导

    广泛接种天花，包括查尔斯·梅特兰（Charles Maitland）、萨顿夫妇

    （the Suttons）和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e）大使。结果，皇

    室的几个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在美国，看到天花接种成功治疗了他的一

    个名叫阿尼西姆（Onesimus）的非洲奴隶后，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认

    识到了这种疗法的益处，他建议波士顿当地居民接受天花接种，以阻止

    当时席卷全城的疫情（1720年代）。 [49] 这些口口相传的成功故事，加

    上几项科学测试的数据，使得天花接种在18世纪中期在医学界和民众中

    获得了更大的认可。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一

    个儿子死于天花，他在1759年进行了一项统计分析，以评估天花接种在

    预防死亡方面的有效性。 [50] 他的结论是，天花接种确实大大降低了天

    花患者的死亡率，这促使他热情地建议广泛实施天花接种。

    天花接种（以及天花）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特别

    有趣的例子是，天花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大陆军的影响。 [51] 尽管天

    花在战争前一个世纪就被带到北美，但它没有像几个世纪前在欧亚大陆

    那样在人群中广泛流行。结果是，大多数18世纪中期在北美出生和生活

    的殖民者，在孩童时期都没有接触过天花，因此，他们很容易感染天

    花。大量易感染的士兵很快就会住在离那些儿童时期接触过天花的军队

    非常近的地方，并与之作战，因此天花成为大陆军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

    问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将军和其他开国元勋深知这一点，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大规模的流行病在军队中暴发会带来什么后果。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表露过这样的担忧：“天花比英国人、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加在一起还要可怕10倍。”[52]

    1775年，一场流行病在英国控制的波士顿暴发，许多人逃离这座城

    市，到美国后方避难，他们的噩梦成为现实。 [53] 因为这直接使大陆军

    感染了天花，并威胁到整个美国的战争努力。华盛顿对这种威胁的反应

    是，对任何有疾病迹象的士兵或最近接种过天花的人采取非常严格的隔

    离措施。他的行动很成功，大陆军在没有发生任何大的疫情的情况下将

    英国人赶出了波士顿。然而，向北进军魁北克的那个部队就没那么幸运

    了。在1775～1776年的冬天，天花侵袭了他们的营地，消灭了将近一半

    的人，第二年春天，健康的英国人带着新的增援部队击退了美国人，并

    摧毁了将加拿大的一部分并入美国的可能性。

    加拿大的灾难使华盛顿重新考虑将隔离作为保护军队的手段这一选

    择。另一种选择同样危险，他可以通过天花接种的方式给每个士兵接种

    疫苗，但冒着在军队中引发一场大范围的流行病，或者在士兵们两周的

    恢复期里遭到英国人袭击的风险。华盛顿最终选择给每个士兵接种疫

    苗，并在1777年和1778年的胜利期间秘密地进行（在英国人不太可能发

    动进攻的时候）。 [54] 这种强制性的天花接种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因为

    它让华盛顿终于忘记了天花，把他所有的注意力、精力和资源都投入与

    英国人的战斗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决定最终帮助大陆军挽救了

    战争，因为天花在主要作战部队中的流行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削弱大陆

    军的力量，直至战败。 [55]

    尽管接种疫苗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18世纪的使用过程中很可能拯

    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由于之前讨论过的缺点，它从未获得人群的广

    泛接受。很多人知道活天花接种会带来2%～3%的死亡风险，因此认为

    这是一种比简单地试图避免天花感染存在更大风险的选择。不幸的是，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预防和隔离措施都未能充分遏制天花。因此，

    它每年继续威胁和杀害全世界数百万人。这一切在19世纪初发生了改

    变，一位名叫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的英国乡村医生进行的实

    验永远地改变了预防医学的面貌。詹纳十几岁时在当学徒，后来成为一

    名医生。故事的起源是，他和当地几名挤奶女工交谈，谈到天花时，她

    们告诉他，她们不再需要担心这种疾病，因为她们已经感染了一种叫作

    牛痘的相对温和的疾病，并且已经痊愈。她们告诉他，那些和牛打交道

    的工人都知道，感染牛痘可以终身预防天花。詹纳对开发一种无害而有

    效的接种替代方法很感兴趣，决定进行一项科学试验，以确定这些观察

    结果的有效性。1796年5月，他付给园丁一小笔钱，请求园丁允许他用

    牛痘脓疱的液体给他8岁的健康儿子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接

    种疫苗。牛痘脓疱是从一个名叫萨拉·奈姆斯（Sarah Nelmes）的挤奶女

    工手上取下来的。在接种7～9天后，詹姆斯出现了类似流感的轻微症状，但两周内就完全康复了。如果今天这么做，詹纳很可能会被逮捕。他在6周后用活天花对詹姆斯进行了测试。詹姆斯在超过20次的接触后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并保持了免疫力。詹纳又在另外9个人身上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 [56]

    尽管他的发现被著名科学期刊反对，并被警告不要再继续他的实验，但是詹纳自己花钱，在一篇题为“关于牛痘疫苗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一种发现于英国西部郡县，特别是格洛斯特郡，被称为牛痘的疾病”（“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the Cow Pox”）的文章中公布了他的发现。 [57] 詹纳描述的接种过程后来被称为“接种疫苗”（vaccination），以纪念它的来源——奶牛（vaca在拉丁语中是“奶牛”的意思）。伦敦和英格兰其他地方的医生在这一年开始重复詹纳的实验，不久，医学界开始把疫苗接种看作结束天花灾害的一种方法。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给詹纳的信中描述了这种情绪：“医学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种如此有用的进步，就好像你从人类苦难的日历上将其中最大的苦难之一抹去了一样。你是一种舒适生活的反映，人类永远不会忘记你曾经生活过；后人只会从历史上知道，可恶的天花曾经存在过，而你消灭了它。”[58]

    詹纳疫苗对天花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1800年，大多数欧洲

    国家已经接受了将疫苗接种作为预防天花的最佳方法，美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也迅速效仿。到1810年，一些国家和许多地方政府强制所有公民接

    种疫苗。其结果是，死于天花的人数逐渐下降。到20世纪初，天花在大

    多数工业化国家都是罕见的。然而，由于为民众生产和管理天花疫苗的

    成本过高，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继续遭受着天花流行的

    反复侵袭。总体来看，天花疫苗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抵御病原微生物的第一件武器，也帮助消除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对天花的恐惧，降低了天花的破坏力量。

    除去与天花有关的原因，詹纳在开发世界上第一种疫苗方面的开创

    性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它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可以对付所

    有传染病的模型：找到能模拟自然感染的无害物质，并故意将其注射到

    人体中，作为人体免疫系统有可能接触到真正的病原体的一种启动手

    段。牛痘-天花模型的唯一问题是，大多数人类传染病（例如麻疹、流感、炭疽、狂犬病、伤寒、疟疾）都没有无害的动物版本，不能为人类版本的传染病提供交叉保护。因此，在天花疫苗取得成功之后，又过了80年才成功研制出另一种疫苗。之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亨利·图森特（Henri Toussaint）和埃米尔·鲁（Emile Roux）等科学家发明了人为削弱危险传染因子的方法（称为“减毒”），使它们成为安全又有效的疫苗，这就是下一轮的疫苗进步。他们的创新使得19

    世纪80年代出现了炭疽和狂犬病等疾病的疫苗，在接下来的50年里又出

    现了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等疾病的疫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见证

    了生化、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重大进步，这为脊髓灰质炎、麻

    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开发提供了条件。到了20世纪80年代，疫苗技

    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只注射一些特定数量的感染病原体的纯化部分，例

    如，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仅由一种蛋白质（HBV表面蛋白）的

    数百万个拷贝组成，而肺炎球菌疫苗仅由少量纯化糖组成。

    18世纪末，一位乡村医生的有趣观察演变成了一场医学革命，每年

    大约能挽救900万至1000万人的生命。詹纳的工作是不朽的，因为他第

    一次展示了阻止这些流行病是有可能的，我们不再完全受传染病的摆

    布，我们可以主动保护自己。事实上，从詹纳第一次给詹姆斯·菲普斯

    注射疫苗开始，不到200年，世界就宣布了天花已经从人类中根除。

    天花根除和冷战

    由于天花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分配和管理的改进，到1950年，大多

    数工业化国家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天花。例如，德国在1922年消灭了天

    花，法国在1936年，美国在1949年。 [59] 这些国家拥有必要的财政和中

    央政府资源，鼓励并在有需要时迫使其人民接种疫苗。相比之下，印

    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每年仍有数万例天花病例，原

    因是缺乏资源，无法向贫困、偏远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分发疫苗。类似的

    情况今天同样存在，黑死病、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等疾病仍在较贫穷国家

    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几乎闻所未闻。天花在某些地区持续存在的结果是

    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得不继续他们昂贵的疫苗接种计划，因为国际旅行可

    能会重新引入天花，如果能在世界各地消灭天花，各国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万美元，这个问题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1958年，苏联卫生部部长维克托·日丹诺夫（Viktor Zhdanov）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大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制订一项根除天花重点优先计划。 [60] 虽然这项计划没有遭遇太多异议就被接受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为该计划分配新的资源，而且在接下来的9年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对于根除天花的承诺乏善可陈，这可以从年度预算不足20万美元（美国）和只有少数全职员工从事这项

    工作中看出。这种敷衍态度的原因是，WHO正把大量的资源用于支持

    美国的疟疾根除计划。到1967年，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都意识到疟疾根

    除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消灭天花。因此，WHO

    总干事起草了一份提案，将WHO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天花根除计

    划，该提案以微弱优势在大会上通过。 [61] 这一新的承诺带来了一个大

    胆的目标：进入世界上最偏远、最贫穷和最暴力的地区，并在10年内根

    除天花。

    天花根除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美国

    和苏联如何合作，如何集中资源，在冷战的高峰时期抗击共同的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并将共产主义思想传

    播到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而美国则尽其所能限制这种扩张。美国的

    遏制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包括一系列切实措施：大规模制造核

    武器，向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弱国提供国家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

    以及向任何积极对抗共产主义的反叛组织或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等。作为回应，苏联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库，并向任何积极促进共产主

    义的反叛组织或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最终的结果是两个超级大国

    之间长达45年的紧张对峙，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歼灭对方。尽管它

    们从未向对方发射过一颗子弹，但在20世纪一些最血腥的冲突中（例如

    东南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它们几乎总是站在对立的

    一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和恐惧蔓延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各个阶层。

    当修改后的天花根除计划提案在1967年被提出时，真正的担心是美

    国和苏联的政治紧张局势会蔓延到WHO，天花根除计划也将因此而注

    定失败。在这一点上，WHO的管理面临着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

    选择美国或苏联的科学家来领导这个项目吗？每个国家将提供多少资金

    和疫苗？这些国家是否有收集天花样本以供日后用作生物武器的风险？

    如果项目成功了，是谁的荣誉？如果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在任命该项目主任的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科学家唐纳德·亨

    德森（Donald Henderson）被选中担任这一职位。 [62] 苏联最初对这一选

    择感到不满，因为是他们首先提出这个计划，并提供了大部分疫苗（超

    过总数的80%）。然而，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苏联科学家们对亨

    德森博士越来越尊重，并且许多人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虽然他们的同胞

    们陷入彼此之间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冲突，但这些科学家和许多

    来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是瑞典）一起，抛开政治，作为一个

    团结的队伍无私地工作，克服了许多有关财政和后勤问题的困难。在大

    多数多余资金都用于国防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着要筹集近1亿美元的艰

    难任务，还必须处理生产、质量检测和向30多个不同国家分发数十亿剂

    疫苗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专注、耐心和辛勤工作得到了回

    报。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的每

    一个人身上被消灭，我们人类所知的最大灾难，每个世纪都造成亿万人

    死亡的灾难，已经消失了。

    随着天花根除计划接近完成，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仍然存在。第一

    个问题是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和医院的冰箱里都储藏着成千上万的天花样

    本， [63] 这显然对维持根除天花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任何愤

    怒或不称职的实验室技术人员都可以轻易地将天花样本卖给出价最高的

    人，或意外地将其释放到人群中。因此，查明天花样本的所有实验室来

    源并确保天花样本按照WHO已制定的协议予以销毁，这是至关重要

    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所有的样本都被处理掉了，最后几管天花标本应

    该怎么办？它们应该被保存在一个秘密而安全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还

    是应该被销毁？在此之前，人类从来没有故意造成过一种生物的灭绝，

    因此这对科学家和管理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伦理困境。最后，WHO

    决定在两个机构中保留天花储备，一个是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CDC）， [64] 另一个是位于莫斯科的病毒制剂研究所

    （这些样本后来被转移到俄罗斯科尔措沃的病媒研究所）。自做出这一

    初步决定以来，WHO定期对病毒学专家进行调查，设定最后期限，并

    举行投票，重新讨论是否销毁所有现存的已知天花样本库存的问题。期

    限不断地过去，却没有任何新的行动发生。天花样本最近的一次被暂缓

    处理的决定发生在2014年，当时WHO官员和科学家们再次未能就最后

    一批已知的天花主要病毒样本储备的未来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仍需

    要进行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其发病机制，并允许生产更新和更有效的抗

    病毒药物。另一些人认为应该摧毁它，因为它的继续存在会给人们带来

    不必要的风险。

    他们的担忧或许是有道理的。20世纪60年代，天花在世界上仍大量

    存在，这很有可能使一些国家或较小的群体在WHO要求消灭天花样本

    之前秘密储存了天花样本，也没有办法确保WHO调查人员在1980年以

    前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发现所有病毒。更令人担忧的是，现代天花疫苗只

    能起到10～20年的保护作用，而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停止了

    疫苗接种。虽然储存了一些疫苗，但远远不够70亿人使用。这将意味

    着，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人口都是易感者，如果天花再次暴发，在当局

    行动和控制它的传播之前，它可能会杀死数百万人。

    我们可以从根除天花计划中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首先，由于

    恐怖主义和过去20年来技术的进步，从地球上完全根除一种病原体或许

    是不可能的。只要生物制剂继续被用作武器，只要有钱的人能在黑市上

    买到科学设备，就永远存在致命病原体被储藏在世界某些偏远地区冰柜

    里的风险。其次，从实际意义上讲，根除天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尽管

    重新引入天花的风险仍然存在，但必须指出，自1977年以来，世界上任

    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天花病例。也就是说，在4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人

    死于天花病毒，而这种病毒曾经每个世纪都会造成3亿～4亿人死亡。这

    本身就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但它也表明根除是一个可能的终点。天花根

    除计划是WHO第五个此类计划，前四个计划均以失败告终。每个项目

    失败都有各种原因，包括疫苗/抗生素/药剂无效或不稳定、缺乏资金、

    缺乏区域支持以及无法查明或控制感染者（或病媒）。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些人开始质疑大规模消灭传染病的可行性。

    其他计划失败了，但天花计划成功了，因为它的疫苗在一次注射后

    就稳定有效，也因为当地卫生官员参与了决策和实施。因此，它提供了

    一个成功的模式，可供未来的根除计划借鉴。在1980年这一里程碑式的

    宣布之后不久，WHO的科学家们开始寻找下一个根除目标，一些可根

    除的疾病包括小儿麻痹症、麦地那龙线虫病、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淋

    巴丝虫病。尽管永久消除世界上每年感染2亿人的疾病是有可能的，但

    WHO或任何其他机构或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一些疾病已在区域

    范围内被消灭，而一些像脊髓灰质炎和麦地那龙线虫病的疾病也即将在

    全球范围内被根除。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疾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顽固地存在，人们仍然因此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第四章 疟疾

    如果你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不能有所作为，那就试着和蚊子睡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吧。 ——非洲谚语

    当人们被问及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是什么时，大多数答案都是那些长相可怕的巨型动物，如鲨鱼、短吻鳄、蛇、狮子等。因此，当人们听到蚊子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这一说法时，通常都会感到震惊，毕竟蚊子的身长只有不到2厘米，体重仅有2.5毫克。迄今为止，由雌性蚊子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而这是因为它能够传播致命传染病，如登革热、黄热病、丝虫病、病毒性脑炎（如西尼罗河病毒），以及最重要的疟疾（Malaria）。实际上，由蚊子致死的病例中超过90%都是疟疾。

    WHO数据显示，疟疾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每年有多达3亿人感染疟疾，其中约43万人死亡。 [1] 大多数病例和死亡（90%以上）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中死亡的大多是5岁以下的儿童。此外，疟疾在其他许多温暖的热带地区也很流行，这些地区雨水充沛，是蚊子的滋生地，包括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印度、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北部。虽然疟疾的死亡率不像鼠疫或天花那样高，但它在贫穷的热带地区几乎无处不在，使劳动力衰弱，大大限制了生产力、经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疟疾使个人生产力下降，学生从学校辍学，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迫使人们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疗保健。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疟疾是发展中国家打破无休止的贫困循环最大的障碍之一。 [2]

    疟疾是由四种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之一引起的。疟原虫不是细菌或病毒，而是一种单细胞原生生物，具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像人类细胞一样），其生命周期既涉及蚊虫病媒，也涉及人类宿主。30～40种蚊子可以传播疟原虫，均属于按蚊属。

    在蚊子叮咬已感染者、吸食血液后，疟原虫便会在蚊子的肠道中进

    行有性生殖，继而入侵肠道细胞。 [3] 疟原虫在肠道细胞中进一步复制

    后，便会产生新的疟原虫，导致肠道细胞破裂，释放疟原虫子孢子。子

    孢子会扩散到蚊子的唾液腺中，等待蚊子去叮咬下一个人。一旦落到新

    宿主身上，蚊子就会把它的下颚和上颚插入皮肤，迅速注入唾液，唾液

    具有强大的抗凝血和促炎特性（促进血液自由流动）。此时，在蚊子唾

    液中的疟原虫子孢子便会进入新宿主的血液，并迅速转移到肝脏，入侵

    宿主肝细胞。

    在许多情况下，子孢子会在肝细胞内休眠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然

    后才进入其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 [4] 四种疟原虫的无症状潜伏期不同。

    一旦疟原虫被激活，就会在肝细胞内进行繁殖，导致肝细胞破裂，并释

    放出被称为裂殖子的寄生虫细胞。这些裂殖子会进入宿主的血液，并入

    侵红细胞（RBCs）。一旦进入红细胞，这种寄生虫就会急剧扩大自己

    的体积，吸收红细胞的血红蛋白，并进行多轮繁殖。被感染的红细胞会

    最终爆裂，释放出大量新的裂殖子，这些裂殖子能够感染更多的红细

    胞。这种感染、生长、繁殖和释放的循环每2～3天重复一次（取决于疟

    原虫种类），直到患者死亡或得到治疗。

    红细胞每隔几天就会被大规模消灭的特征，引发了疟疾感染的主要

    症状。 [5] 大多数疟疾患者都有流感样症状，如高烧、肌肉疼痛、疲劳、

    发冷、头痛、恶心和无法控制的颤抖。但是，疟疾的症状具有周期性和

    阵发性，较为独特，即患者开始会觉得很难受，然后会感到明显恢复，

    2～3天后再次觉得难受，如此循环往复。一些感染恶性疟原虫的患者可

    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如贫血、呼吸窘迫、肾衰竭、流产和各种中

    枢神经系统问题（如抽搐、癫痫和昏迷）。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治疗，

    症状可能会迁延6个多月，患者会变得虚弱。此外，即使在康复后，患

    者也可能会由于肝脏内潜伏感染，在后续50多年的时间里频繁复发。例

    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期间感染疟疾的美国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即使在军队医院接受了治疗，也会在此后的近40年中经常突发疟疾。

    更不幸的是，疟原虫感染不会使人产生完全免疫，这使疟疾复发和

    重新感染成为可能。实际上，生活在疟疾流行地区（如非洲）的人们几

    乎每年都会再次感染疟疾。由于人们对疟疾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差，因此

    研发有效的疫苗非常困难，彻底根除疟疾的尝试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近年来，疟疾的起源和全球传播是流行病学中比较有趣和争论较为

    激烈的话题之一。尽管许多人倾向于把蚊子（和疟疾）与炎热潮湿的环

    境（如非洲或南美的丛林）联系在一起，但有些按蚊属也能在温带甚至

    寒冷的气候中茁壮生长。因此，疟疾得以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甚至包

    括靠近北极圈的地区。

    强有力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引发人类疟疾的大部分疟原虫起源于约

    1亿年前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某个地方，它们原本是旧世界灵长类动物的

    寄生虫。 [6] 疟原虫寄生到人类身上很可能发生在早期原始人出现后不久

    的时间里。然而，原始人狩猎-采集的低密度生活方式阻止了疾病的广

    泛分布或传播。换句话说，不同群体往往生活在距离彼此很远的地方，

    因此，刚叮咬过感染者的蚊子很难马上再去叮咬其他人。大约1万年

    前，随着新月沃地农业革命（新石器时期）的到来，情况发生了改变。

    [7] 人们不仅开始在人口密度高得多的地方定居，还极大地改变了周围的

    土地环境，促进了昆虫媒介的繁殖和传播。随着农业技术逐渐进入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生活在那里的按蚊得到了爆炸式的增长，使疟原虫能

    够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例如，大约在公元前4700年 [8] ，中国的医学

    史料中就记载了疟疾的特征——阵发性发热。随后，在大约公元前3500

    年，埃及、苏美尔和印度的史料中也提到了疟疾。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疟疾就已经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但直到16世

    纪，欧洲探险家和非洲奴隶将疟疾带到新大陆后，它才传播到了美洲。

    [9] 有研究者认为，三日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就

    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其基因与新大陆猴子身上的疟原虫较为相似。该

    假说认为，人类疟原虫是从新世界猴子身上的疟原虫进化而来，就像之

    前它们在非洲分别进化的一样。然而，对印第安人的基因分析表明，他

    们缺乏长期（数百年或数千年）接触疟疾人群的特征基因标记。 [10] 这

    些“疟疾”特征基因标记的缺失表明，美洲人很可能只是在最近才接触到

    疟疾，是欧洲人在到达美洲时把疟原虫传给了美洲原住民和新大陆的猴

    子。

    尽管疟疾不像本书中讨论的其他疾病那样具有极高的致死性，但不

    可否认的是，疟疾与其他病原体一样，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基因组产

    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疟疾的破坏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够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反复感染并使人丧失行动能力。它可以使军队陷入瘫痪，改

    变重大公共工程项目，阻止殖民，使整个大陆处于贫困状态。此外，它

    对人类基因组造成的永久性改变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病原体都要多。实际

    上，正是由于人类长期接触疟疾，一些致命性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

    和地中海贫血，才在今天仍然存在。

    古老的杀手

    约5000年前，中国、苏美尔和印度的文献中就出现了类似于疟疾发烧症状的记载。约公元前400年，著名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环境》（Airs，Waters，and Places ）中第一次对疟疾进行了临床描述。 [11] 他清楚描述了疟疾特有的阵发性发热以及每年疟疾最易发的时间。其他的古代作家还将疟疾描述为与潮湿环境（如泥潭和沼泽）相关的发烧，罗马作家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甚至提出，与潮湿环境相关的微小昆虫可能在疾病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12] 虽然古代作家对疟疾的临床表现进行了准确描

    述，并敏锐地确定了疟疾的环境相关因素，但他们对疾病的真正病因并

    不了解。当时流行的理论是，人们是因为吸入了臭沼泽中散发的有毒蒸

    气，而感染了“沼泽热”。在数千年中，这种沼气理论（污染空气）都是

    被普遍接受的疟疾成因。有趣的是，该理论还影响了疟疾的命名。在中

    世纪的意大利语中，疟疾的字面意思就是“空气不好”。

    尽管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疟疾在古代帝国如罗马、希腊、中国和

    蒙古国非常普遍，但依然很难确定疟疾对这些文明的确切影响。这是由

    于其中一些文明留存下来的记录不全，并且大多无法有效区分出疟疾和

    其他疾病（如伤寒）引起的发热。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一些尚存的记录

    确实表明，疟疾在塑造古代世界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罗马帝

    国位于意大利半岛中心的沼泽区域，不得不经常应对疟疾的暴发。疟疾

    导致了诸多人死亡，并迫使其他人逃往更高、更干燥的地区。 [13] 罗马

    暴发疟疾的部分原因是其引水渠系不断将大量淡水供应到罗马主要城市

    的喷泉和浴池中，从而产生了蚊子滋生所需要的积水。同样，土地的清

    理和开垦使该地区积水面积进一步增大。此外，贯穿罗马市的台伯河每

    年都会泛滥成灾，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变成无法居住的沼泽地。

    罗马官员意识到积水过多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有害影响，于是

    下令开发了大型地下水道系统，将洪水和废水从罗马排出。这个下水道

    被称为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 Maxima），是当时世界上最具革命性

    和先进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 [14] 建成后，这座城市立即开始变干，

    疟疾暴发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也随之下降。

    尽管无法彻底消除疟疾，但罗马人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健康，城市人

    口也逐渐增加。相反，古意大利等其他人口密集的地区因缺乏这样的排

    水系统（如奥斯蒂亚安提卡和蓬蒂内沼泽），而不得不继续与疟疾做斗

    争。由于沼泽给定居居民带来固有危险，一些城市被废弃了。 [15] 因

    此，可以说，马克西姆下水道至少帮助遏制了罗马的疟疾，使罗马更加

    繁荣。如果没有马克西姆下水道，罗马可能会像其他几个邻国一样，因

    疟疾而永久丧失能力。如此一来，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可能也会大不相

    同。

    多年后，罗马城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敌人，再次威胁到它的存

    在。匈人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其于公

    元434年掌权，指挥军队有计划地掠夺并摧毁了整个东欧、高卢（现在

    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卢森堡）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到了公元452

    年，阿提拉到达了意大利中部，将目光聚焦在了罗马帝国的王冠上。当

    教皇利奥一世听说匈人军队正在接近罗马时，他亲自率领一队人与阿提

    拉会晤，讨论和平条约的条件。 [16] 随后举行的会议仍是历史上最有

    趣、最神秘的外交讨论之一。阿提拉令人费解地整理了军队装备，命令

    军队离开了意大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推进进攻计划。教皇对阿提拉说

    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一些学者认为，教皇给了阿提拉一

    大笔钱让他离开，另一些学者则表示，教皇用武力威胁了阿提拉。最

    近，一些学者提出，阿提拉在意大利时可能就已经领教到了疟疾对其军

    队所造成的破坏，并担心长期入侵意大利会导致他丧失全部战斗力量。

    教皇有没有可能警告阿提拉，如果他入侵罗马，上帝便会用这个无形的

    敌人惩罚他的军队？考虑到当时疟疾在意大利中部已经非常普遍，且阿

    提拉的大多数士兵很可能对地中海发现的这种疟原虫易感，这无疑是一

    个可行的理论。

    其他的古代军队和领导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例如，许多学者认

    为，疟疾在马其顿帝国鼎盛时期（公元前323年），夺走了其指挥官亚

    历山大大帝的性命。古代文献记载，亚历山大死前几周出现了发烧、虚

    弱和疼痛的症状，而这些都是疟疾和当时亚洲流行的其他几种传染病的

    特征。 [17] 虽然没有人知道疟疾是否就是导致亚历山大死亡的真正原

    因，但亚历山大死亡的影响却显而易见。在亚历山大死后的短短20年

    中，其建立的整个帝国就被其他政权摧毁并接管了。学者认为，13世纪

    著名的蒙古皇帝成吉思汗（Genghis Khan），这个开拓了世界历史上最

    大帝国版图的皇帝，也是死于类似的原因。 [18] 尽管成吉思汗在死前数

    月就感染了疟疾，但疟疾是否为其真正死因我们仍不得而知。

    白人的坟墓与非洲争夺战

    回顾15世纪及以后欧洲入侵远方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

    特征：直到19世纪后期，非洲绝大多数地区才开始被殖民。实际上，截

    至1870年，广袤的非洲大陆只有约10%的土地受到欧洲的控制（其中大

    多数是被用作奴隶贸易的沿海城市）。 [19] 然而，在19世纪初，几乎所

    有的北美和南美大陆、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印度和印

    度尼西亚）就已被法国、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控制。考虑到商人和探

    险者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发现了非洲大陆，欧洲殖民者毫无理由不染指

    非洲。非洲居民与其他大陆的土著居民一样容易受到欧洲疾病的感染，

    而且非洲还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财富。因此，很难从逻辑上解释，为什

    么在可攫取许多利益的情况下，欧洲殖民者会故意克制对非洲土地及其

    居民的控制。

    事实上，自15世纪末欧洲探险家登陆非洲后，他们就曾尝试深入非

    洲大陆。阻止他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致命疾病的广泛存在，包括

    黄热病、昏睡病、痢疾和最重要的疟疾。一般来说，非洲原住民对疟疾

    具有某种遗传的抵抗力，而入侵的欧洲白人则不同，他们几乎对疟疾完

    全易感（请参阅本章后文）。尤其是在西非地区，西非是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和不吉按蚊（Anopheles funestus）极为有利的繁殖地，它们有效传播了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最致命的疟疾。蚊子和疟原虫在此地非常普遍，以至于居住在西非的一个人每年可能会被感染的蚊子叮咬100次。也就是说，欧洲人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后，其死亡率可接近50%～70%。 [20]

    由于非洲疟疾和其他疾病的致死率如此之高，因此，欧洲人将非洲

    称为“白人的坟墓”。如此高的死亡率排除了欧洲军队或平民大规模入侵

    的可能性，也使探险变得困难。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叶，非洲的大部

    分内陆地区甚至都没有被绘制成地图。非洲有着如此重的疾病负担（如

    疟疾），因此，殖民者在其他危险程度较低的地区似乎更加有利可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疟疾（和黄热病）每年造成了大量非洲原住民死

    亡，但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疟疾帮助了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免受欧洲

    帝国主义的侵害。这种保护在19世纪后期戛然而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奎宁这种救命药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

    奎宁是在金鸡纳树（quina quina）树皮中产生的天然生物碱化合物，金鸡纳树是一种常绿植物，最初被发现于安第斯山脉高处。早在16世纪中期，当地一个叫克丘亚（Quechua）的部落就偶然发现了金鸡纳树树皮对治疗疟疾和其他发热疾病的有效性。 [21] 他们把红色树皮烘干，磨成粉，再与含有甜味剂的水混合（掩盖苦味）制成药品。在那个时期，一些耶稣会（天主教）的传教士会前往南美洲进行传教，试图转化当地部落宗教信仰，并学习当地的习俗和草药疗法。这些传教士中有几位观察并记录了金鸡纳树树皮在治疗疟疾中的用途。奥古斯丁修士安东尼奥·德拉·卡兰查（Antonio de la Calancha）最早在其书中记录了金鸡纳树树皮的功效。他在1633年写道：“在洛萨（Loxa）生长着一棵被称为‘发烧树’的植物，其肉桂色的树皮可被制成粉末，两个小银币重量的粉末可以作为饮料饮用，治疗发烧和间日热。它在利马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22]

    金鸡纳树树皮是如何以及何时进入欧洲的，在学者之间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人称，一名耶稣会药剂师安戈斯蒂诺·萨鲁布里诺（Agostino Salumbrin）在17世纪30年代初将金鸡纳树树皮样本运到了罗马。也有些人称，是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伯纳贝·德·科伯（Bernabé de Cobo）在穿越秘鲁时得到了树皮的样本，亲自送到了西班牙，并在1632年运往罗马。 [23] 第三种解释是塞巴斯蒂亚诺·巴多（Sebastiano Bado）军医在其1663年的著作《在秘鲁树皮上的体液逆流或中国防御》（Anastasis Corticis Peruviae seu Chinae China Defensio ）中首次提出。书中写道，西班牙秘鲁总督钦琼伯爵的妻子患有严重的疟疾，但是她被神奇的金鸡纳树树皮治愈了。 [24] 据称，她在1638年回到西班牙时，把金鸡纳树树皮带到了欧洲。但是，1930年发现的钦琼伯爵日记显示，后面这个故事的演绎性远大于其真实性。大多数证据表明，金鸡纳树树皮是在17世纪30年代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的。

    这种新的奇迹疗法到达欧洲后，金鸡纳树树皮即被称为“耶稣树皮”、“秘鲁树皮”或“发烧树皮”，并引发了一场引起争议的医学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长期的影响。欧洲最早的金鸡纳树树皮倡导者之一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胡安·德·卢戈（Juan de Lugo）。他在教皇英诺森十世私人医生的帮助下，用金鸡纳树树皮治疗当地一些患有疟疾的罗马人。他们的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他们便将有关剂量和给药途径的建议发表在了《罗马药典》（Schedula Romana ）上——一本由罗马学院

    药房在1649年发行的说明书。 [25] 德·卢戈确信金鸡纳树树皮具有治疗疟

    疾的能力，因此他从宫殿再到当地的罗马医院，亲自将《罗马药典》分

    发给穷人。他还建议欧洲各地的天主教使团将此书发向欧洲，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人们对金鸡纳树树皮的需求。

    不同于天主教世界对“耶稣树皮”疗法的接受性，新教徒统治的国家

    （例如英国）及其医生对其持有怀疑态度。当时，许多新教徒对天主教

    会所支持的任何东西都不信任，他们认为苦味的树皮粉是教皇的潜在阴

    谋。 [26] 此外，新教国家许多接受过经典训练的医师都遵循盖伦疗法的

    医疗规范，要求对疟疾病例进行放血和净化，以平衡体液。在当时，胆

    敢暗示盖伦及其传承1400年的医疗教育是错误的，而天主教徒是正确的行为，无异于亵渎。

    在“耶稣树皮”成功治疗了一些新教贵族，包括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国

    王和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儿子后，“耶稣树皮”才慢慢被接受，人们的不

    信任感开始逐渐消退。从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疟疾治疗方法以来，

    金鸡纳树树皮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被整个欧洲普遍接受。

    到了19世纪初，由于疟疾在主要城市中心区的持续存在以及越来越

    多的欧洲人在国外热带环境中生活，人们对金鸡纳树树皮的需求达到了

    历史最高水平。不幸的是，在当时，金鸡纳树仅在安第斯山脉生长，因

    此树皮的供应有限，成本也很高。另外，树皮收割和运输过程既耗时又

    昂贵，西班牙完全垄断了该产品。其他欧洲大国对于这种限制很不满

    意，开始尝试将金鸡纳树种子偷偷带出秘鲁，并在其他地方种植树木获

    取树皮。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对秘鲁出口利润造成损害，秘鲁当局采取了

    明智措施，禁止外国人进入金鸡纳森林。尽管秘鲁和西班牙做出了最大

    的努力，一位名叫查尔斯·莱杰（Charles Ledger）的英国人仍然成功地

    向荷兰人运送了一磅金鸡纳树种子，他们在爪哇（现代印度尼西亚）的

    人工林上种植出了大量金鸡纳树。因此在1865年后，西班牙和秘鲁最终

    失去了对金鸡纳树树皮的垄断。 [27] 除了金鸡纳树木的增产，化学和工

    业化领域的重大进展也进一步增加了金鸡纳树树皮的市场供应。例如，两名法国药剂师约瑟夫·佩尔蒂埃（Joseph Pelletier）和约瑟夫·佩雷·卡旺图（Joseph Bienaimé Caventou）在1820年成功提纯了树皮的活性抗疟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奎宁，以纪念金鸡纳树树皮在秘鲁的本地名称。[28] 他们公布了提纯过程，并拒绝为其申请专利，使得其他人可以开始

    大量生产和销售提纯的奎宁提取物及药丸。此外，19世纪60年代的植物

    学家采用了选择性培育和嫁接方法使树木变得更硬，进一步增加了树皮

    的奎宁产量。19世纪60年代的临床试验证实了奎宁提纯物用于治疗疟疾

    的功效，其他研究也表明了奎宁还可以用于预防疟疾。 [29] 到了19世纪

    70年代和80年代，奎宁提纯物已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的

    人们经常服用奎宁丸预防疾病。奎宁通常以碳酸奎宁水的形式服用，将

    其与糖和酒精混合，以抵消苦味。有趣的是，由于人们经常用饮料来递

    送苦味奎宁，软饮料、杜松子酒和滋补剂等也变得流行起来（如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中）。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奎宁的大规模生产、销售和预防性

    使用，人们对非洲的兴趣大大增加。有了不限量供应的奎宁的保护，欧

    洲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现在可以渗透到非洲内部，而不必担心被疟疾消

    灭。他们资助了许多探险活动，以便画出地图，了解当地资源和潜在的

    障碍。大卫·利文斯通博士（Dr.David Livingstone）和亨利·斯坦利爵士（Sir Henry Stanley）等探险家成功进入非洲深处，进一步印证了奎宁已将“白人的坟墓”转变为了富含机遇与财富之地。

    新发现的抗疟疾药物与其他几项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同时发生，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土地掠夺。首先，8个欧洲国家在非洲大规模殖民，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1881～1914年）占领了大约90%的非洲大陆。造成土地争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欧洲宣布了奴隶贸易非法。几个世纪以来，奴隶贸易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产业，宣布奴隶贸易非法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欧洲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市场和原材料。其次，在这个时间段内，几个新的欧洲大国产生了。例如，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得到统一。 [30] 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最初的统治下，德国只是简单地使用权力维持其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然而，1890年，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解职了俾斯麦，采用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被称为“世界政策”），逐渐掠夺外国领土。同样地，在经历了50多年的内战之后，意大利终于统一为一

    个王国，并于1871年迁都罗马。 [31] 这两个新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

    欧洲列强之间日益扩大的权力之争，如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

    比利时和葡萄牙。当他们认识到疟疾已经“被征服”时，非洲坐而待取，

    每个人都想冲进去分一杯羹。促成非洲迅速殖民化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

    工业革命。更坚硬的钢铁机械、更可靠的船只以及更强大的新武器的出

    现，使欧洲可以派遣大量人员击败非洲原住民。当时，整个欧洲正在研

    发新产品，新产品的爆炸性增长也引发了对原材料需求的暴涨。

    当几个欧洲大国都对永久性占领非洲流露出兴趣时，人们开始担心

    相互争夺的几个国家间爆发世界大战。出于这些担忧，葡萄牙和德国于

    1884～1885年在柏林召集了十四国会议，讨论如何对非洲进行公平划

    分。 [32] 这次会议被称为柏林会议，制定了占领非洲的规则，拉开了“争

    夺非洲”的序幕。柏林会议不仅定义了“占领”的含义（例如，一个国家

    对他们没有涉足的土地没有所有权），还制定了政策，允许殖民地之间

    进行有效贸易，并为每个国家的领土划定了边界。会议的代表们还同意

    在非洲大陆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鉴于在随后的30年间，这里发生

    了历史上最严酷的人类剥削，这种禁止颇具讽刺意味。会议结束后，欧洲殖民大国迅速进入非洲，声索自己的领地。

    欧洲入侵和随后的殖民化对非洲大陆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随着军

    队进驻、镇压当地抵抗，数百万非洲人被杀害。大量幸存者被迫在恶劣

    的工作条件下劳作，如开矿、清理种植园土地以及收割橡胶和象牙之类

    的产品。那些幸存者也常常因未达到收割标准配额而被致残。学者们认

    为，在比利时控制的刚果自由国中，共有1000万至2000万非洲人被杀，

    在非洲其他地区则有2000万至3000万人被杀。在此期间犯下的暴行，并

    不比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世纪任何其他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暴行更

    仁慈。

    殖民时期最终在1970年前后结束。由于柏林会议最初建立的国家边

    界相当武断，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多年的暴力和内乱。国家大多是

    根据经度和纬度，而不是人们的共同宗教信仰或种族来划分的。结果，

    背景迥异的人被迫在这些人为创造的国家中共存。许多人不能很好地处

    理这些分歧，导致了诸多持久而血腥的内战，使数百万人丧生、伤残，

    父母双亡，流离失所。掠夺自然资源同样对非洲的长期稳定产生了破坏

    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钻石、石油和其他原材料被有计划地从非

    洲土地上运送到欧洲。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资源几乎被耗尽，没有什

    么可以出口的，导致了广泛的贫困和经济瘫痪。

    总而言之，可以说奎宁的发展给非洲带来了至今尚未恢复的、充满

    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一旦疟疾不再对易感的欧洲人产生威胁，非洲便遭

    到残酷对待，被掠夺大部分财富。毫不奇怪，非洲是目前地球上最贫穷

    的大陆，有着最高的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预期寿命和最差的生活质量。

    极具讽刺的是，在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上，非洲仍居世界首位。实际

    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疟疾的广泛存在不仅是非洲贫穷的表现，还是

    造成贫困的可衡量原因。疟疾会使人的生产力和收入降低，使儿童无法

    接受教育，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用于预防和治疗。在非洲某些地区，疟

    疾患者占所有住院人数的50%，占公共卫生支出的40%。 [33] 据估计，疟

    疾本身会使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1.3%，使这些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奎宁的发现和生产除了对疟疾和非洲产生影响外，还有其他诸多意

    义。最重要的是，奎宁是第一种用于治疗特定传染病的药物。它证明

    了，人类可以在自然环境中找到、分离并大量生产救命药。这也激发了

    化工产业（例如德国的拜耳公司）尝试合成其他化学药品，杀死细菌等

    其他病原体。 [34] 这项研究直接使人类发现了早期形式的抗生素（例如

    撒尔佛散和磺胺类药物），促进了各种化学染料的研发，这些化学染料

    在组织学和微生物学的早期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发现促使越来越

    多的人继续寻找新药，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可以说奎宁是一系列化学

    发现中的第一环，其最终结果是促使产生了大量安全有效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

    蚊子和巴拿马运河

    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就是在巴拿马地峡中部修建的一

    条48英里长的运河。运河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当船只在南美洲南端

    行驶时，可节省约8000英里的航程。法国政府曾成功承建过连接红海和

    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因此得到了哥伦比亚（当时控制巴拿马）的许

    可，在美洲创建类似的水路。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始于1881年1月，当时

    有数千名员工，预算约为1.2亿美元。 [35] 当时，法国最顶尖的人在从事

    该项目，他们预计这项工程要比苏伊士运河更容易、更便宜，速度也更

    快，但是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巴拿马山区多石，难以开

    挖，大量降雨带来了致命的泥石流和洪水。 [36] 此外，痢疾、黄热病和

    疟疾等传染病猖獗肆虐，导致了无数工人生病、死亡。当时居住在巴拿

    马的一位法国人总结了对该项目的看法，他说：“如果您试图建造这条运河，那地峡上将没有足够的树木来为您工人的坟墓做十字架。”[37] 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十分准确。由于泥石流、事故、暴力以及（最主要的）疟疾和黄热病，超过20000名工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长期患病或受伤，极大减缓了该项目的进度。经过8年的挫败和超过2.5亿美元的支出，法国人仅完成了约40%的挖掘工作就退出了该项目。此后15年，运河项目再没有任何进展。 [38]

    1901年，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就职典礼后，美国表达了在巴拿马完成法国未竟事业的兴趣。 [39] 1903年初，美国向

    哥伦比亚提出了一项条约，愿耗资4000万美元购买巴拿马土地和运河的

    使用权。但是，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接受该条款。作为回应，美国决定

    向巴拿马的武装叛乱分子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并鼓励他们从哥伦比亚

    独立。巴拿马的武装叛乱分子在1903年底成功做到了，并迅速以1000万

    美元的低价将运河控制权卖给了美国。到1904年中，美国已进入巴拿马

    运河区，雇用大量劳动力，改善基础设施，最终恢复建设。但是，该项

    目的早期领导人担心，导致法国失败的原因也同样会使美国的运河项目

    走上相似的道路。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使法国劳动力锐减的传染病问

    题。例如，截至1906年，已有超过85%的工人因疟疾、黄热病或痢疾在

    某个时间住院。在这些疾病中，黄热病由于其高死亡率和严重症状成为

    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但是，由于疟疾更加普遍，其对于政府而言是更大的问题。

    为了遏制疾病对整个项目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高级官员设立了独

    立的卫生部门，专门处理工人的健康问题。新部门的负责人威廉·高加

    斯（William Gorgas）博士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自挑选的，因为他成

    功地控制了热带古巴的传染病。 [40]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医生表示，这一

    决定非常重要：“您正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如果您仍采用

    旧方法，那么您会像法国人一样失败。但如果您支持高加斯，您将会得到一条运河。”[41] 高加斯医生最初因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而颇受限制，他在1905年2月终于可以开始处理疟疾问题，之后就出现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卫生案例之一。

    19世纪后期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对高加斯在巴拿马运河地区成功控制疾病至关重要。 [42] 第一个发现是蚊子是黄热病的携带者。这是卡洛斯·芬莱（Carlos Finlay）在1882年首次提出的假设，后来在1900年由美国陆军医学博士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领导的科研组确认。1880年，查尔斯·拉韦兰（Charles Laveran）细致观察了疟疾患者的血液样本，总是会发现一种原虫，他将其命名为疟原虫（Oscillaria malariae），这首次证明了原生生物会导致人类患病。然后，在1897年，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博士在4天前吸食过疟疾患者血液的按蚊肠道中发现了疟原虫。他进行了精密的研究，确认了蚊子是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并随后描述了疟原虫的生命周期。罗斯博士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诗人和作家，在发现疟原虫后，他写道：“伴随着泪水和辛劳，我发现了你，你这狡猾的种子，万恶的凶手。”[43]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发现对热带医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鉴于其

    对全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一位科学家将其与詹纳（Jenner）研发的天

    花疫苗媲美。人们不再认为疟疾和黄热病是由沼泽散发出的恶臭空气所

    引起。疾病的真正起因终于被描述和刻画出来，这使像高加斯这样的科

    学家终于能以一种明智、科学的方式消灭疾病。如今，通过系统性控制

    蚊子的种群数量来消灭热带环境中的疟疾和黄热病成为可能。

    在巴拿马工作之前，威廉·高加斯曾被派往古巴担任首席卫生官，

    负责控制自18世纪以来肆虐该岛的黄热病和疟疾。在了解到蚊子对黄热

    病和疟疾传播的重要性后，高加斯将他的工作重点放在杀死蚊子、防止

    蚊子繁殖以及用蚊帐隔离被感染者上。他下令排掉不必要的死水，并在

    其他水源的表面上喷油以杀死蚊子幼虫。他甚至对不盖住屋外水桶的当

    地居民处以罚款。最终，他与蚊子的斗争非常有效，成功地从古巴根除

    了黄热病，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疟疾的发病率。这是流行病学史上

    的分水岭，因为它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定向消除昆虫媒介从而成功地从

    环境中消除病原体。这为发现其他病媒昆虫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疾病控

    制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更多地关注病媒而不是实际的病原体。例如，1898年我们发现跳蚤是鼠疫的媒介，这使公共卫生人员可以对鼠类及其携带的跳蚤采取措施，进而更有效地减缓鼠疫的流行。

    在古巴获得了成功和赞誉之后，高加斯博士于1904年在巴拿马运河区接受了相似的职位。 [44] 抵达后，高加斯意识到疟疾在当地是比黄热病更为普遍和频发的问题，具有周期性暴发的特点，而不是持续存在。

    在运河区的一些城市中，每周都有多达1/6的人患上疟疾。高加斯表达了对疟疾的担忧，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控制疟疾，那我对其他疾病的担心就会少很多。”[45] 在得到100万美元预算、4000多名员工和总统的全力支持后，高加斯便对蚊子及其繁殖条件进行了多管齐下的攻击。在

    整整1年的时间里，他们排干了所有死水或给其铺上油，割掉了高高的

    草丛和灌木丛，用硫磺和菊花制成的天然杀虫剂反复熏蒸房屋，发放奎

    宁来预防，对房屋和政府建筑物进行排查，喷洒碳酸制成的幼虫杀虫

    剂，杀死在工人帐篷中看到的所有成年蚊子。尽管有些当地人和运河官

    员对他颇具侵略性的战术感到愤怒，但不得不说，高加斯的工作颇有成效。

    到1906年，巴拿马运河区已完全消除了黄热病，疟疾感染也逐渐开

    始减少。尽管疟疾不会从该地区彻底消失，但由于高加斯的卫生政策，

    因疟疾而住院的人数减少到之前的1/10。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

    康，这使他们在挖掘工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18年的建设，巴拿

    马运河于1914年1月7日正式开放。它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船舶运输航域

    之一，每年有超过3亿吨的货物从此处通过。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高

    加斯博士及其对热带蚊子数量一丝不苟的控制，运河是否还会完工？他

    战胜了当时人类已知的两种最致命的疾病，对两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至

    关重要。他的成功还表明了疟疾再也不能阻碍人类进步。有了适当的卫生设施和奎宁，我们可以大幅降低疟疾对我们的影响。

    20世纪军队的瘫痪

    如本章前文所述，通过使军队丧失作战能力、夺取世界主要领导人

    的生命、使欧亚某些国家（如罗马、希腊、印度）不适于外邦侵略者居

    住，疟疾对塑造古代帝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是像美国独立战争、南

    北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等更现代的战争，也并没有更加顺利地进行，它们

    同样受到了疟疾暴发的影响。英国军队的一位著名上校目睹了19世纪武

    装冲突中疟疾的影响，并写道：“战争中的疟疾史几乎可以被视为战争

    史本身，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时代的战争史。”[46] 疟疾是每位军事领导人都担心并必须为此制订计划的事情。例如，新组建的美国国会的第一笔支出之一就是为华盛顿军队购买大量奎宁，以使他们足够健康，可以与英军作战。事实证明，这种远见卓识对于确保美国在疟疾肆虐的南部地区取得胜利至关重要。 [47] 疟疾可能不像伤寒或瘟疫等疾病那样杀死许多士兵，但它仍然可以影响战争结果。

    从逻辑上可以推断，随着19世纪末奎宁的提纯和大量生产，疟疾对

    20世纪以后战争的影响将大大减少。确实，整个欧洲的疟疾感染率都在

    下降。在20世纪初期，疟疾似乎已经被彻底战胜了。但不幸的是，诸如

    疟疾之类的流行病通常不按符合逻辑和预期的方式行事。更可悲的是，

    这一事实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便得到了证实。

    战争开始时，竞争最激烈、疟疾最流行的欧洲地区是巴尔干半岛。

    [48] 在德军进驻巴尔干半岛并开始在整个地区迅速推进后，英法联军联

    手支持其塞尔维亚盟友，并于1915年10月在希腊萨洛尼卡建立了基地。

    不幸的是，大量感染疟疾的希腊难民大约在同一时间内移民到那里，为

    那里的按蚊带来了理想的疟原虫来源。随后便爆发了一场军事运动，但

    这场运动被3年来无休止的疟疾感染破坏了。例如，英国约16万名士兵

    中报告了超过16.2万人次因疟疾入院，法国部队中约有80%士兵也被感

    染。这个数字意味着许多士兵不止一次染上疟疾，且有数千人死于疟

    疾。此次战争中有许多因双方都缺乏健康士兵而取消作战的例子。著名

    的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甚至也被带到了巴尔干地区，

    试图控制那里的疟疾流行。但是，即使他尝试使用奎宁和蚊帐，也未能

    阻止甚至是减缓疟疾感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疟疾在其他几个战场

    也造成了类似的问题，包括非洲、意大利和中东。不幸的是，在这段时

    间内许多感染者最终都会在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疟疾也由此被带了回

    去。这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整个欧洲和亚洲的疟疾大流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了太平洋和非洲等战区持续存在的疟疾的严重

    影响，从而引发了疟疾预防和治疗策略的持久变革。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大批盟军被派往太平洋岛国（如菲律宾和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帮助它们摆脱日本的控制。尽管官员们试图为士兵将要面对的疟疾流行做预防计划，但很明显，他们大大低估了疟疾问题，之前的准备并不足以与之抗衡。一些人估计，盟军带来的奎宁数量不到他们保持士兵健康所需数量的一半。太平洋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如果我和敌人对战的每个师都需要依靠因疟疾而入院的另一个师，和正在恢复的第三个师，那这场战争将非常持久。”[49] 使情况如此严峻的是，到1942年，日本控制了世界上90%的金鸡纳树供应（在菲律宾和爪哇岛），而德国则控制了从树皮中提纯奎宁的荷兰工厂。 [50] 这造成了奎宁的灾难性短缺，使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部队都有被歼灭的危险。

    美国军方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有着诸多对策。首先，盟国派遣队

    伍到中美洲和南美洲，购买了大量金鸡纳树皮，并达成了建立新金鸡纳

    树种植园的协议（尤其是在哥斯达黎加）。 [51] 这些努力为盟军生产了

    超过1200万磅的金鸡纳树树皮，但从中提纯奎宁的时间和成本不足以补

    全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严重短缺。最终，军方被迫依靠其他控制方法，

    包括排干当地水源、喷洒幼虫杀虫剂、为士兵提供蚊帐、提供健康教

    育。士兵学习了蚊子的生活周期以及它们如何繁殖并传播疟疾的相关知

    识。 [52] 士兵必须在一天的特定时间内洗澡、游泳，避免接触任何不必要的死水源。一位特别有艺术气息的陆军上尉西奥多·盖塞尔（Theodor Geisel）制作了一系列关于疟疾的教育性卡通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被广泛分发。后来他以化名苏斯（Dr.Suuss）撰写了46本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

    1942年，美国战争部呼吁建立新的公共卫生计划，以控制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军事基地周围的疟疾，使接受训练的士兵免受感染，保持健康，接受军事部署。为此，美国建立了战区疟疾控制（MCWA）计划，该计划在减少疟疾感染方面非常有效，以至于战争结束后，战争部将其目标定为在美国完全消灭疟疾。 [53] MCWA计划于1946年结束，并被一所更永久的公共卫生机构所取代，该机构名为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s Center，CDC），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CDC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完成MCWA的工作，消除国内疟疾。1951年，美国宣布疟疾被彻底消灭，这促使CDC（现称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其他传染病和健康威胁的监测上。从那时起，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公共卫生机构之一，并向美国和其他25个国家派驻了人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军事领导人尽了最大努力控制疟疾在

    太平洋和非洲地区的传播，但奎宁的短缺以及无法控制的蚊子数量仍导

    致了6万名美军死亡。如果不是在战争快结束时研发出了一种新型且非

    常有效的杀虫剂DDT，死亡人数将更加惨重。DDT是在19世纪70年代首

    次生产的，但直到1939年，一位名叫保罗·穆勒（Paul Müller）的瑞士化

    学家才意识到它可以抑制蚊子和体虱（携带致命的斑疹伤寒）的潜在活

    性。经过初步的安全性检验，军方下令在战区森林中直接向士兵皮肤喷

    洒DDT。 [54] 因此，疟疾和斑疹伤寒感染率急剧下降。此次成功使得在

    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继续使用DDT来控制昆虫数量。实

    际上，DDT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955年发起从地球上消灭疟疾运动时使用的主要武器。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一书后，人们对DDT的主流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该书详细说明了DDT和其他农药如何破坏环境、杀死大量鸟类并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风险。政府和环境组织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这些担忧，最终在197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DDT非法。除了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外，2014年发表的最新研究还表明DDT暴露可增加迟发性老年痴呆症的患病风险。 [55] 在迟发性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组织内，DDT副产物的含量是未患病人群的4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越南战争）控制疟疾的迫切需求，最终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了永久性的负面影响。

    基因组和血液的永久变化

    进入人体并在肝脏中短暂复制后，疟原虫会迅速扩散到血液中，感

    染并杀死大量红细胞。红细胞破坏引发了大多数疟疾相关症状，疟原虫

    在红细胞中可达到最高的复制水平。因此，一个人的红细胞数量及健康

    状况决定了其对疟原虫的易感程度以及发展为疟疾的可能性。具有正常

    功能红细胞的个体因具有可供疟原虫复制的健康靶细胞而容易被疟原虫

    感染。相比之下，有些人的自然基因突变会使其红细胞改变形状、数量

    或生化组分。虽然这些人最初可能被疟原虫感染，但其突变后的红细胞

    却是裂殖子复制的不良宿主，因而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疟疾抵抗力，容

    易在大规模疟疾流行中幸存下来。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在不同地区的许

    多人体内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抗疟疾”基因突变，这表明疟疾已成为塑造

    人类进化的强大力量。换句话说，疟疾的广泛流行及其毁灭性影响已确

    确实实改变了人类基因组（Genome）的序列。

    产生抗疟疾能力的大多数突变是在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中被发现

    的。血红蛋白是一种大而丰富的蛋白质，由4个不同的亚基组成——两

    个α链，两个β链。人类红细胞利用血红蛋白将氧气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

    胞，使其能够从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中有效地提取能量。当疟原虫裂殖

    子感染红细胞时，它们会分解大量的血红蛋白，然后利用其氨基酸制造

    自己的蛋白质。被感染细胞血红蛋白的损失和含氧量的降低导致了细胞

    形态和生化的显著变化，进而引发了细胞死亡。新产生的疟原虫裂殖子

    从垂死的细胞中释放出来，立即去寻找新的红细胞继续感染。

    在产生抗疟疾能力的血红蛋白突变中，引起β链结构变化的突变是

    最常见的。有一种β链突变被称为血红蛋白S（Hemoglobin S），因其与

    氧的结合能力非常差，红细胞的形状发生了改变。这些红细胞不再是两

    面凹的圆饼状，而是镰刀形，它们无法像正常红细胞一样轻松穿过小血

    管，而是凝结在一起，造成血液循环不良。从父母双方处遗传血红蛋白

    S突变的人（因此携带两个突变体拷贝）携带了大量镰刀形红细胞，进

    而发展为镰刀型细胞贫血症。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令人痛苦、衰弱，并常

    常致人死亡，尤其是对那些缺乏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中国家患者而

    言。相比之下，携带一个正常β链和一个S型突变的人，其循环系统问题

    较小，同时还具有疟疾抵抗力。实际上，镰刀形细胞特征基因的携带者

    对致命性疟疾（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抵抗力比具有两个正常β链的人

    群要高90%。 [56] 在恶性疟原虫流行的地区，如非洲大部、中东和印

    度，多达30%的人口具有镰刀形细胞特征。相似的，西非的某些人群携

    带了另一种被称为血红蛋白C的β链突变体，可提供相似水平的抗疟疾能

    力。 [57] 该突变与镰刀型细胞突变有些不同，因为个体需要遗传两个拷

    贝的血红蛋白C才能获得对疟疾的抵抗力。β链的第三种变体是血红蛋白E，在东南亚人群中可见。携带血红蛋白E的人对间日疟原虫的抵抗力较强。鉴于间日疟原虫在该地区已经流行了数千年，这非常有道理。总而言之，尽管血红蛋白β链异常给宿主带来了一些循环问题，但其对个体也提供了巨大的疟疾保护优势。

    有抗疟疾能力的第二组血红蛋白突变是降低两个亚基之一的产量，

    而不是改变其形状。 [58] 例如，当突变使红细胞中的α链数量减少时，血

    红蛋白仅能使用β链进行自我组装。不幸的是，仅由β链组成的血红蛋白

    非常不稳定，在其能够运输氧气之前就被降解了。这种突变导致了一种

    严重的贫血，被称为α地中海贫血。此外，还存在使β链产量下降、α链

    产量增加的突变。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情况下稳定的血红蛋白产量非

    常低，循环的红细胞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这种疾病被称为β地中海贫

    血，非常凶险，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治疗，通常会导致死亡。在两种类

    型的地中海贫血中，红细胞的畸形程度非常高，任何额外的压力（如疟

    原虫感染）都会触发免疫系统迅速消灭它。因此，疟原虫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完成其生命周期，感染也就被迅速制止了。与具有镰刀形细胞特征

    的情况相似，仅从父母一方遗传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的人具有抗疟疾优

    势，而且仅有轻度贫血症状。从父母双方那里继承地中海贫血突变的人

    经常死于贫血，这使其抗疟疾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没有意义。几乎在

    每个疟疾长期存在的地域中，都会发现地中海贫血患者，其中包括非

    洲、中东、印度、东南亚和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地中海贫血突

    变是人类中最常见的突变，再次说明了疟疾对人类进化的重要影响。

    除了血红蛋白的变化外，红细胞外表面的改变也可以提供一定水平

    的抗疟疾能力。 [59] 我们体内的大多数细胞（包括红细胞）都具有数千

    种嵌入细胞外层的蛋白质，被称为质膜。这些质膜为我们的细胞提供了

    多种功能，如酶、转运通道、黏附蛋白和受体。与疟疾相关的三种蛋白质有两个受体和一个转运通道，分别为达菲（Duffy）抗原、盖比希（Gerbich）抗原和条带3（Band 3）转运通道。这三种蛋白质都存在于红细胞的表面，起着重要作用。达菲抗原通常帮助红细胞与其他血细胞

    传递信息，而条带3转运通道和盖比希抗原分别起到转运营养和维持红

    细胞刚性结构的作用。尽管它们的功能和结构截然不同，但疟原虫在感

    染的附着阶段却可以利用以上三种蛋白。裂殖子一旦进入血液，就需要

    特地寻找、附着并侵入红细胞，以完成其整个生命周期。它们黏附红细

    胞膜的几种主要方式就是与达菲抗原、盖比希抗原或条带 3蛋白结合。

    没有这种附着，这些寄生虫就无法进入红细胞，而是在血液中漂浮直到

    被免疫细胞破坏。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某些人有一个或多个相关

    的自然基因突变，使其对特定形式的疟疾具有抵抗力。例如，很多非洲

    人后裔（在某些地方高达95%）的达菲抗原基因就存在突变，几乎完全

    可以抵抗间日疟原虫感染。同样地，美拉尼西亚血统的人（如巴布亚新

    几内亚）经常携带条带 3基因或盖比希抗原基因突变，这就使他们对恶性疟原虫感染和严重的脑疟疾有一定的抵抗力。

    具有抗疟疾能力的人通常还可能会发生第三类红细胞基因突变——编码酶蛋白的基因突变。我们的细胞中有数以千计的化学反应，每一个反应都需要酶。没有酶，我们的细胞将无法消化营养、生长、分裂、交流或保护自己免受毒素侵害。酶如此重要，以至于单一酶的缺失往往也会带来致命的影响。例如，家族黑蒙性白痴病（Tay-Sachs disease）、苯丙酮尿症、戈谢病（Gaucher’s disease）、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和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都是由单一酶缺失引起的。

    两种酶缺陷对红细胞的生命和健康尤为危险。 [60] 缺少葡萄糖-6-磷

    酸脱氢酶（G6PD）或丙酮酸激酶（PK）的人在遇到任何类型的细胞应

    激时，通常都会发生严重的溶血性贫血。换句话说，由于酶的缺少，红

    细胞更容易受到低氧、各种化学物质和感染等压力的破坏。例如，如果

    一个有上述遗传缺陷的人感染了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就会承受压力，

    以至于其形状发生变化并被宿主脾脏迅速杀死。由于消灭得迅速，裂殖

    子没有足够的时间复制，该人也就不会发展为疟疾患者。如果某人上述

    两种酶中仅有一种是缺陷的，那么他通常会是健康的，同时还会对最严

    重的疟疾（由恶性疟原虫引起）具有一定水平的抵抗力。有趣的是，上

    述两种酶缺乏症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影响了地中海、东南亚、非洲和印度的4亿多人。

    疟疾为人类基因组选择的永久性基因突变比历史上其他病原体都多。尽管疟疾没有引起这些突变，但遗传上“正常”个体的死亡率和红细胞缺陷者死亡率的差异，恰恰增加了后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由于疟原虫的影响，在很大比例的人群中，红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已经发生了永久性改变。人类对疟疾产生抵抗力的故事是一个非凡的例子，它描绘了人类如何能在抗生素、疫苗和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抵御具有毁灭性的流行病。它显示了人类基因组惊人的可塑性，表明人类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物一样，能够在威胁人类物种生存的环境中进化。

    第五章 肺结核

    如果一种疾病对人类的重要性是用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来衡量的话，那么肺结核比诸如鼠疫、疟疾那些最可怕的传染病更严重。1/7的人死于肺结核。如果单从具有生产力的中年群体来看，肺结核夺去了1/3的生命，甚至更多。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医生于1882年关于发现肺结核（肺痨）病原体演讲时提及 [1]

    肺结核（Tuberculosis，TB）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可怕、最致命的疾病。肺结核早在至少17000年前就从牛科动物（家牛、野牛等）传到了人类身上， [2] 此后几乎一直是人类的头号杀手之一。肺结核可以从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残留物中找到，也发现于古埃及木乃伊身上。 [3] 《旧约》和神圣的印度教文本《阿闼婆吠陀》中，至少有两个地方提到了肺结核。尽管鼠疫、天花、大流感这些疾病在媒体上更“享有盛名”，因为它们是极具破坏性的周期性传染病，但肺结核是一直持续存在的无情杀手，在历史中杀害了20亿人。从其似乎永无休止的持久性和残酷性来看，唯一能和肺结核匹敌的疾病只有天花（Smallpox）了，不过有些人评估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是天花的2倍。

    出人意料的是，目前大约1/3的地球人口（超过20亿人）被认为感染了肺结核的病原体——一种叫作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小细菌。它每年持续杀死100万～200万人，目前是世界上传染病致死的主要原因。20亿被传染的人中，大部分人一开始症状很少，因为防止细菌大肆传播的免疫系统做出了快速应答。这常常被称作肺结核潜伏期。然而，营养不良，或者患有其他削弱免疫系统疾病（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的人往往会发展成使人衰弱的肺炎和/或慢性消耗性疾病，最终走向死亡。体重和体力会慢慢耗损殆尽，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疾病从里到外掏空了人类。因此，活动性肺结核（active TB）在历史上被称为肺痨、白死病或白色瘟疫（由于伴随着消瘦的苍白肤色）。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最近出现了抗药的结核菌株以及结核分枝杆菌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合并感染的流行。

    肺结核是通过吸入感染人员呼吸道分泌物而得的。阳性肺结核患者每次咳嗽、打喷嚏、吐痰甚至讲话的时候能通过微小的气溶胶（也叫作飞沫核）释放出数百万个病原体。奇特的是，有些较小的飞沫在感染者离开房间或飞机后，仍然能在空气中悬浮数小时（而且细菌存活时间更长）。也就是说，一个肺结核患者早上在一个房间里咳嗽，一个不知情者下午走进这个房间，也会吸入细菌。这种在密闭空间“悬浮”的能力特别可怕，因为足以感染肺结核的细菌剂量相对比较小。科学家做出评估，10个病毒细胞就足以感染易感的人。所幸的是，大部分人的免疫系统足够强健，在短时间内接触少量细菌通常不会造成什么实际伤害。然而，当一个人不断地与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接触，加上自身免疫系统薄弱或者肺部有损伤，这类人患病的风险便大大提升了。因此，肺结核常常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在监狱、流浪汉收容所，甚至医院等封闭场所传播。

    一旦进入人体的肺部后，大部分细菌很快就会被称为肺泡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吞噬掉，被吞噬后形成一种叫内体或吞噬小体的膜封闭结构。吞噬小体像是一个监狱，把细菌和细胞中营养丰富的部分隔离开来。然后，巨噬细胞把叫溶酶体的膜封闭结构与吞噬小体融合在一起。溶酶体中含有剧毒物质，如强酸、过氧化氢、自由基以及若干不同的消化酶（例如蛋白酶）。这个融合的行为直接把致命的有毒物质送到了病原体处，大部分情况下，能把病原体消灭掉。然后，巨噬细胞把已经死掉的病原体送回细胞表面，把它们释放到外面的体液中。

    当结核分枝杆菌进入人体肺部，它们很快被肺泡巨噬细胞吞噬了，

    并暴露在溶酶体的毒素中。不过，与大多数其他细菌不同，肺结核杆菌

    的表面有一层像蜡一样的物质，叫分枝菌酸，大多数化学物质无法从这

    层表面通过。这样说来，细菌细胞表面有一种蜡状“力场”的保护，能抵

    御溶酶体的强大攻击。肺结核杆菌不仅能存活，它们甚至在吞噬小体中

    就开始复制。被感染的巨噬细胞意识到无法在内部摧毁这种细菌，发出

    化学遇险信号，吸引更多的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如T细胞和B细

    胞）来到这个感染区域。“增援部队”围绕在被感染的巨噬细胞周围，试

    图遏制感染。大部分情况下，这一过程是有用的，肺结核杆菌被大规模

    的免疫细胞困住了，不会对肺部造成任何明显的损伤。这种大规模的集结可以在X光片上看到，被称为结节或肉芽肿。

    在大约90%的情况下，孤立的结节一直留在人体内，不会有可见的

    疾病征兆。这就是潜伏性肺结核。然而，对于因为其他疾病（如人体免

    疫缺陷病毒）、药物或者营养不良而受到免疫抑制的人来说，结核杆菌

    就会冲破这道免疫屏障，开始不受控制地复制。这种状况可能会发生在

    感染初期，也可能发生在多年后，即潜伏结核病患者经历了一段免疫抑

    制时期。两种情况下，在活跃的细菌复制过程中引发的炎症会引起持续

    的肺炎、咳嗽、盗汗、胸痛和疲惫。一些情况下，复制中的细菌离开了

    肺部，流入了淋巴管或血液中。然后，它们就可以传播到其他较远的器

    官，如肾脏、脾脏、胰腺等，导致全身感染。这种广泛传播的结核病，

    通常被称为粟粒性结核，这种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几乎必死无疑，即使

    前往就医，也有20%的死亡率。粟粒性结核病导致大范围和持续的炎症

    以及组织损伤。患病者生活能力变得越来越差，逐渐消瘦，直到死于肺炎或者器官衰竭。

    肺结核病情发展缓慢，有时候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历时几年。其原因一是之前阐述的宿主本身保护性的免疫应答，二是肺结核杆菌本身生长极其缓慢。葡萄球菌或大肠杆菌这样的细菌在有足够营养和空间的前提下，可以每18～20分钟复制一次，而结核分枝杆菌每16～20小时分裂一次。虽然这种缓慢可能看起来是病原体的一个缺点，但实际上是有益的，它在杀死宿主细胞之前，给了自己大量复制和传播到新宿主的时间。不过，对被感染的受害者来讲，疾病进程的缓慢很残酷，延长了以慢性疾病和绝望为特征的生命。几年时间里，在最终结束感染者的痛苦之前，疾病慢慢消耗着他们的身体、情感和精神健康。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被判死刑，却对之无能为力。

    工业革命和白色瘟疫

    尽管肺结核病在几千年中感染并杀死了10亿多人，但令人惊讶的是，18世纪以前很少有历史记载提到肺结核。与这本书上介绍的所有其他疾病不同的是，肺结核从未被认为是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从未被认为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社会，其中一个原因是肺结核在人类中流行了太长时间，以至于大家都把它当成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它持续缓慢地杀害着所有不同阶级和种族的人，人们已经无从追溯。人死于肺结核是很正常的事，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记录下过多细节。因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结核病就成了一种被遗忘的瘟疫，躲过了人们的注意。

    18世纪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是肺结核病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之前，大部分人在乡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彼此相对隔绝。自然的隔

    离有助于限制肺结核的传播，因为感染通常需要反复并长时间与病人接

    触。生活在农村的普通人根本没有旅行、工作或与陌生人同居到足以从

    他们那里感染疾病的程度。因此，结核病是一种很少有人患的人群疾

    病。然而，18世纪50年代，这个现象开始转变了。因为炼铁、发电和机

    械化的创新，城市大型工厂中生产商品的利润要比小型手工作坊高得

    多；由于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量的劳动人员和他们的家人

    被迫背井离乡，搬迁到紧邻主要制造中心的城市。遗憾的是，在城市中

    工作的工资、公平性并非承诺的那样；这些人要想在日益拥挤和肮脏的

    贫民窟中建造或买得起住房，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以前在乡下时，

    住在自己家里且挣高薪的人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与处境相同的其他家庭

    合租小的单间公寓。有时候，多达20～30人睡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1844年，一位英国牧师对他拥挤的教区是这样描述的：“1400栋房子里住着2795户人家，大约有12000个人，而这一庞大群体居住的空间不足400码（1200平方尺）。”[4] 换句话说，大约12000个人住在相当于4个足球场面积的空间中。

    即使在今天，过度拥挤也是很危险的，而在现代卫生系统诞生之前，它的危害尤其严重。这些城市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来安全地控制或丢弃每天产生的大量人类排泄物和家庭垃圾。结果，城市的街道经常变成

    可怕的污水坑，堆满了腐烂的垃圾、啮齿动物和恶臭的粪便。除了造成

    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外，大面积的污染滋生了诸如疟疾和伤寒等水传播

    疾病。在拥挤且通风环境恶劣的公寓大楼和工厂中，不断发生各种呼吸

    道疾病伴随着慢性胃肠道疾病。肺结核尤其擅长在这些建筑中传播，因

    为分枝杆菌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而不会死亡。结果是，一个长期咳

    嗽的人能把肺结核传染给每天碰巧在他附近一起睡觉和工作的人们。非

    常不幸，这是18世纪与19世纪工业化城市中非常普遍发生的状况。

    据保守估计，工业革命期间，肺结核导致的死亡增加了2～3倍，它

    成了城市中的头号杀手，并造成了西欧约1/4的人口死亡。 [5] 肺结核对

    长期营养不良或者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尤其致命，因为这两类人的免疫系

    统功能很弱，更容易染上肺结核。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肺结核是

    第一个成为“穷人病”的疾病。有钱人能住在城市外面宽敞的大房子里，

    不太可能与肺结核病人接触。而穷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要么与其他家

    庭一起缩在拥挤的公寓里，要么睡在政府安排的更拥挤的、监狱似的济

    贫院里。 [6]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曾经对城市中穷人的悲惨生活

    感言道：“我们必须把穷人过于拥挤的住所视作肺痨真正的滋生地，发

    病率正是在这群人中居高不下，如果我们要从根源上袪除这恶毒的疾

    病，并用有效的武器与其作战，我们首先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这种

    生活条件上。”[7]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政府遵照科赫的建议采取措施改

    善穷人在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最终的结果是，肺结核从一种通常只影响

    农村地区一小部分人的疾病，变成了一种世界上感染最严重的疾病，甚至超越了鼠疫、天花和疟疾。

    浪漫的死亡方式

    18世纪至19世纪，肺结核重新流行的一个有趣副产品是社会对肺结

    核患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工业革命以前，肺结核在很大程度上被

    看作一种超自然的惩罚。譬如，在法国，有人认为感染肺结核的人是夜

    间被恶魔袭击了，或者被死后变成吸血鬼回来的家人咬了。 [8] 在大众文

    化中，对吸血鬼的普遍描述是红眼睛，对人血非常渴望的苍白、憔悴形

    象。得了肺结核的人通常体重骤减，面色惨白，眼睛发红，对光很敏

    感，常常咳嗽并咳出很多血。咳血被认为是他们急需要补充新的血液，

    他们会因此去咬其他人。也有一些人认为肺结核源自个人道德的沦丧，

    诸如过度饮酒或卖淫。 [9] 这种近乎清教徒式的信念，认为不健康的灵魂

    更易使人罹患身体上的疾病，如肺结核。肺结核给了这些罪人机会来净

    化自己、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从而把他们向上帝拉进一步，而不是直接把人杀死作为惩罚。因此，肺结核患者会被轻视、嘲弄和孤立。

    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对肺结核及其感染者看法的巨大转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许多闻名遐迩的诗人、艺术家、作曲家及作家死于肺结核（很可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穷，并住在城市里）。 [10] 其中小部分死于肺结核的人中包括约翰·济慈（John Keats）、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 Chopin，可能是）、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因此，肺结核被看作一种只针对真正有艺术天分的天赋异禀者的疾病。染上肺结核代表着患者卓尔不群，是被选中的标志。马克·考德维尔（Mark Caldwell）在《最后的十字军东征：1862～1954年肺痨之战》（The Last Crusade：The War on Consumption ，1862-1954）一书中写道：结核病“是优雅的象征……它使你的朋友们不再为你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悲哀，而应该崇拜你的脱颖而出、与众不同”。 [11] 像拜伦（Byron）伯爵、巴西诗人及剧作家卡西米罗·德·阿布鲁（Casimiro de Abreu）这样的人甚至还渴望患上肺结核，如此才能显得自己更有趣、更有艺术感。

    肺结核同时被看作能促使人们更接近自己的情感，摒弃世俗的物质主义，达到创作天才的高度。确实，一些最伟大的文学和音乐作品是自身患有肺结核的创作者，或者看着亲人死于肺结核的创作者成就的。[12] 例如，济慈在他两个兄弟死于肺结核后，自己也患了肺结核，在此期间他写了很多关于病痛和死亡主题的诗。同样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父母和爱妻弗吉尼亚（Virginia）死于肺结核，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目睹了自己三个姐妹（包括艾米莉）和一个兄弟死于肺结核。这种与肺结核紧密相连的个人经历让很多作家和作曲家把令人同情又有些许英雄色彩的肺结核患者融入自己的故事和作品中，为这种病进一步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例如，《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 ）中的咪咪（Mimi），《红磨坊》（Moulin Rouge ）中的莎婷（Satine），《茶花女》（La Traviata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 ）、《魔山》（Magic Mountain ）和《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中的人物都与肺结核有关。用这种方式把结核病浪漫化的最终结果是，广大群众开始强烈地把肺结核与忧伤和几乎超凡脱俗的状态联结在了一起。

    19世纪，肺结核病变“时髦”的另一个原因与肺结核患者自身的外貌

    有关。当时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理想的美丽是身材苗条，皮肤白

    皙，脸颊红润，以及一双大眼睛。自古罗马开始，浅色皮肤是财富和高

    贵的象征，代表着室内闲适的生活，不用暴露在大太阳的户外。维多利

    亚时代的女性会涂诸如散粉和面霜的化妆品，让自己的肤色变成象牙

    白。大家普遍会穿紧身内衣，让自己显得更瘦，有时候内衣勒得很紧，

    肋骨都快被勒断了。由于在脸颊和嘴唇涂上颜色鲜亮的化妆品，常常会

    与道德败坏和卖淫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些女士们会捏自己的脸颊，咬自

    己的嘴唇，以产生自然的红润。肺结核患者被认为是很幸运的，因为这

    种疾病的自然病程为病人带来了这些美丽的特征。由于长期耗损，他们

    身材瘦削，眼睛也因此显得更大了，夜里反复发热让他们脸颊变红了，

    咳血导致了贫血以及苍白的脸色。尽管他们在痛苦中奄奄一息，但许多人认为他们十分美丽，几乎像天使一样。

    19世纪末，现代科学揭示了结核病是由于感染了一种小型杆状细菌而引起的，社会对肺结核的看法再次改变了。一个人染上肺结核是因为他/她接触了微小的病原体，并不是因为此人拥有任何特殊的人格特质、艺术天赋或才智。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使科学和医学取代了19世纪神秘的浪漫主义。曾经一度被认为楚楚动人的病患，再次遭遇了同情和蔑视。其结果是，他们遭到了更大程度的孤立，这使得他们很难获得工作、结婚或者和健康的人接触。这种转变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对疾病看法的改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医学和新闻报道用更专业的组织学术语tuberculosis（肺结核），而不是consumption（消耗病）或phthisis（痨病）来称呼。得到科学解释后，上层社会也像看城市里的穷人们一样看待结核病了——一种可怕、痛苦、漫长的死刑判决。

    康复疗法被普及

    综观历史，肺结核病人接受过很多治疗方法，包括特殊食谱、放血、鸦片、汞化合物、水蛭。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位叫乔治·伯丁顿（George Bodington）的年轻的英国全科医生针对广泛使用的结核病疗法写了几篇犀利的文章，批评这些疗法经常对患者造成伤害。 [13] 他也不赞同在拥挤、卫生条件糟糕、闷热的城市医院医治肺结核的做法。基于他自己的临床观察，他开发了另一种治疗模式：凉爽新鲜的空气、适量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和放松的精神状态。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亲自在自己乡下的家中照料了6个肺结核病人，来测试自己的理论。1840年，他企图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介绍自己疗法的部分成功之处，他相信为肺结核病人在气候适宜的地方建设户外设施，对肺结核有治疗作用。遗憾的是，包括著名的《柳叶刀》（Lancet ）在内的一些医学杂志的审稿人，不仅退回了他的文章，还直接蔑视他的想法和医学资格。虽然他的文章最终还是被发表了，但是同行们的负面批评让他不得不转了行，开始研究精神疾病。 [14]

    伯丁顿的论文发表约15年以后（1854年），一位叫赫尔曼·布雷默（Hermann Brehmer）的德国医生对这种自然的整体治疗策略很有兴

    趣，他在如今隶属波兰的一个村子里建起了第一座专门治疗肺结核的机

    构。 [15] 这种机构叫作疗养院，相比医院，更偏重健康疗养。它和之前

    伯丁顿文中提议的概念很相似，让病人吸取健康剂量的新鲜空气，做少

    量的运动，多多卧床休息，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摄入有营养的食物。

    几年中，这种疗养院非常受欢迎，数量激增，在欧洲和北美乡村地区开

    设了数千家类似的机构。一些是私人疗养院，专为富人服务，另一些是

    国家运营的，面向穷人和少数族裔。时隔近20年，伯丁顿因在该领域的

    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广泛认可，他当时的文章成为医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而被流传了下来。

    在疗养院里，人们实际的生活质量很矛盾。一方面，这种地方宣扬放松、心灵的平和与乐观，而另一方面，其中依旧有很高的死亡率、病痛和孤独。 [16] 进入疗养院的人知道他们很可能有一天会躺在棺材里离开。事实上，典型的登记流程中，会有关于如何进行尸体解剖，以及如果尸体要被送回家下葬，需要支付运送尸体回家安葬的运输费的讨论。进入疗养院之后，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恢复健康，他们会在疗养院中居住8～10年之久，从未离开。他们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离，加上无尽的单调生活，与监狱没什么两样，这些因素敲响了居住者心理情感上的丧钟。虽然在病友逝去时，考虑到对精神的负面影响，工作人员会劝阻病人谈论死亡话题，以避免悲伤外露，但死亡一直存在，遍及整个疗养院。面对他们自己的死亡命运，人们经常从性爱和其他娱乐活动上寻求慰藉，来最大限度地度过自己有限的时间。

    在接近百年的时间里，长期待在疗养院中是肺结核最常见的治疗方法。然而，很多人质疑，这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救命方法。《英国结核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的编辑于1909年总结这两派立场：“关于所谓的‘露天’治疗，已经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潮流和幻想，一些经验不足的人不可能对疗养院的神奇疗效言之凿凿。尽管有很多夸张的说法和失败经历，但毫无疑问，保持严格卫生的生活方式是现代医学有效治疗结核病的最佳手段。”[17] 20世纪初的一些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18] 人们从统计上发现，疗养院的病人仅仅比城市医院的病人存活率高一点点，这个优势仅限于在疾病早期进入疗养院的病人。研究发现，肺结核晚期的病人不管在哪里，无论他们怎么生活，死亡率是一样的。1956年进行的著名的马德拉斯（Madras）试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发现：健康的饮食、充足的休息、新鲜的空气对已经感染肺结核病的患者的治疗并没有好处。 [19] 这些研究，加上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效抗生素疗法的发明，让疗养院的运动走向下坡。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昂贵却无效的疗养院开始关闭。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2012年7月2日，当时，位于南佛罗里达州的世界上最后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正式关闭。

    尽管疗养院并没有给肺结核病人带来很多可衡量的健康益处，不过

    它在历史记载中肺结核暴发最糟糕的时代起到一些重要作用。首先，疗

    养院通过把病人隔离起来，有效减缓了疾病在当地人群中的传播。居住

    在与世隔绝的疗养院中，相比住在家里或城市医院中，病人把疾病传染

    给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可能性低得多。因此无数人可以免于面临患上漫

    长的肺结核病和死亡的恐惧。其次，它大大提升了晚期病人的生活质

    量。住在疗养院的人最后没有死在肮脏拥挤的城市医院，而是在平静和平的环境中有尊严地死去。这样说来，它是现代临终关怀概念的先驱，其发生在临终姑息治疗被确认为是一种主动选择的100年前。

    医学微生物学诞生了

    在其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肺结核的发病被归咎为吸入了污秽有毒的气体（瘴气），而不是由于接触某种特定的病原体引起的。直到19世纪中期，显微镜与染色技术进步了，德国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罗伯特·科赫推翻了这个陈旧的理论。凭借着韧劲和聪明才智，科赫睿智地指出所谓致死的白色瘟疫——肺痨，实则源自一种生长缓慢的小细菌，而不是瘴气。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与约翰·斯诺（John Snow）等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科赫的理论做了补充，这项发现在医学史上掀起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科学革命。它永远地改变了传染病的研究方法，最终产生了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微观的细菌能导致人类疾病（被称为疾病的细菌理论）。

    1866年从医学院毕业后，科赫参加了普法战争，最后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做了外科医生。他对微生物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他在自己的医务室里建立起了一个小实验室，里面有一个自制的恒温箱和妻子作为生日礼物送他的显微镜。他的微生物生涯从研究海藻开始；然而，在当地炭疽病暴发后，他开始研究引起人类疾病的微生物。在几乎没有资金支持，也没有得到专业训练的情况下，科赫分毫不差地精确描述了引发炭疽病的细菌（被称为“炭疽杆菌”）的生命周期。 [20] 他开发了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培植和观察细菌的新技术，阐述了细菌细胞如何产生可以在泥土里存活很久的受保护的小孢子，还展示了当把细菌单独注射到实验动物的身上，是如何造成炭疽病的。1876年，他发表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当时一位卓越的病理学家写道：“我认为这是细菌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我相信这不是这位年轻的罗伯特·科赫最后一次让我们惊喜又惊讶的聪敏研究。”[21] 科赫不仅为未来的炭疽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论文也为他赢得了国际认可、新的政府职位以及永久的研究支持。正是在这个时候，科赫把研究目标转向了比炭疽病更可怕的杀手——肺结核。

    当科赫和他的团队决定寻找肺结核的病原体时，他还不知道这项任

    务有多难。如之前提及，肺结核分枝杆菌生长缓慢，它有一层蜡状外

    壳，不仅能保护自己不被免疫细胞伤害，还能抵御几乎一切已知的染色

    剂。一般的细菌（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复制18～24小

    时，就可以在培养皿中形成可见的细胞堆（称为“菌落”）；而肺结核分

    枝杆菌需要一个月才能形成菌落。同样，大部分人类细菌病原体能用常

    规染料染色，并且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努力或多少次培养，就能看见它

    们；而肺结核分枝杆菌必须用多种染料，经过一系列步骤复杂的染色，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家也很难掌握这种方法。在科赫之前，所有企图尝试这项看似不可能任务的人都失败了。

    1882年3月24日，罗伯特·科赫站在了柏林生理学会年会的讲台前。[22] 他的演讲从肺结核给社会造成的破坏讲起，接着描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如何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分离、染色，并肉眼观察到杆状的结核病分枝杆菌。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科赫邀请观众上台通过显微镜亲自观看结果。所有观众都目瞪口呆地坐着。科赫安静地走下讲台的时候，没有人提问，也很少有掌声。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也出席了会议，他后来说：“我认为那个傍晚是我整个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23] 科赫的演讲和随后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之一，不仅因其确定了人类最大的杀手，还因其提供了识别其他人类病原体的路径和多种新工具。

    这项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在实验室里培养细菌的方法有了巨

    大改进。 [24] 当科赫开始研究炭疽和肺结核时，细菌只能在液体环境里

    培养。大家典型的做法是从受感染的动物和人身上取下样本，放到营养

    丰富的肉汤培养基中。细菌在液体中生长和复制一段固定的时间（通常

    是24～48小时）后，人们可以从培养而成的高密度混合液体中取出一

    些，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或者用它去感染其他动物。虽然这种培养方法

    仍被广泛使用，但它有一个主要的缺陷：从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类身上取

    出的大多数样本是细菌混合物，即导致疾病的细菌和正常在个体体内生

    长的细菌的混合物。若在肉汤培养基中培养这种样本，多种细菌会一起

    生长，最终成为混合培养。对任何想要证明某一种特定的细菌造成了某

    种特定疾病的人（包括科赫）来说，这都是一个难题。

    科赫和他的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将临床标本铺在一个固体培

    养基表面，让细菌生长成独立的菌落。 [25] 这样操作的话，他们就能将

    每一种类型的细菌分离成不同的细胞堆，把研究的细菌挑选出来放入上

    述的肉汤培养基中扩增。该团队一开始的尝试包括在薄土豆片上或试管

    里凝固的血清表面培养菌落。当这两种尝试都不能产生可重复的结果

    时，他们转而尝试向培养基中加入明胶，试图使其凝固（有点像制作细

    菌果冻）。遗憾的是，明胶会在大多数细菌生长所需的温度下熔化，而

    且很多细菌分泌的酶会毁坏明胶。因此他们确定，明胶相对来说不适合此类研究目的。正在这个时候，范妮（Fanny）和沃尔特·黑塞（Walter Hesse）加入了科赫的实验室，改变了医学史的进程。 [26] 范妮告诉科赫，她曾经用一种不同的固化剂来制作果冻和布丁，这种固化剂从海藻中获取，叫作琼脂。经过实验室的测试，它比明胶的熔点高，并且不会

    受细菌消化酶的影响。从这一点出发，固体琼脂培养基成为培养细菌单

    菌落的首选方式。有了这些新型的培养基，科赫就能在临床样本中分离

    不同种类的细菌了。他能确凿地显示，肺结核分枝杆菌是肺结核唯一的病原体。

    这项工作也让科赫描述了他用来证明“结核病分枝杆菌是人类肺结

    核直接原因”的一系列标准。这四个原则，统称为科赫法则，后来成了

    想要“排除合理怀疑”的科学家们常用来证明“X微生物会导致Y疾病”的

    标准。尽管科赫法则有局限性（例如，它们不能用来确认病毒性疾

    病），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全世界的科学家纷纷利用其来确认其他

    致病细菌。在科赫里程碑式演讲后的15年里，几乎所有其他人类细菌病

    原体都通过科赫的琼脂板和法则被分离出来，并得到确认。

    科赫的工作显示出的另一项重大进展是使用染料染色和在显微镜下

    观察细菌方法的改进。绝大部分的细菌在自然状态下是透明的，若不使

    用染色剂使细菌和显微镜载玻片有颜色上的强烈对比，细菌是很难被观

    察到的。细菌的第一次成功染色是于1871年由卡尔·魏格特（Carl Weigert）意外地操作成功。 [27] 在检查天花病人（天花由一种病毒造成）活检皮肤切片时，他注意到病变组织中有大量细菌聚集。它们吸收和保留所用染料的方式与周边的人体细胞不同，这使得它们很容易与混合组织的其他成分区分开来。熟悉了魏格特的数据后，科赫和他的团队开始有条不紊地测试不同的方案和染料，以对众所周知的耐药结核杆菌进行染色。虽然有内在的困难，但科赫在1882年完成了这项目标，彻底改写了临床微生物学、组织学和病理学的未来。科赫成功地对地球上最难渗透的细胞之一进行了染色，他证明了任何细胞（细菌的或人类的细胞）都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和独创的方法来染色。这项成功启发了其他科学家，如保罗·埃尔利希（之前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同时是魏格特的表亲）、汉斯·克里斯蒂安·革兰（Hans Christian Gram）、弗兰兹·齐尔（Franz Ziehl）、弗里德里希·尼尔森（Friedrich Neelsen）以及魏格特，他们不断完善已有的染色方案，并开发出新的方案，如革兰氏染色法及H&E染色法。

    在19世纪和20世纪，控制肺结核传播的尝试，导致了几种预防和诊

    断工具的实施和普及，这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最早的此类措施之一是

    快速地加热与冷却牛奶（巴氏消毒法），以防止食源性结核病的传播。

    [28] 尽管大部分肺结核的病例是吸入了受感染的呼吸道飞沫造成的，不

    过，摄入被感染的食物（如牛奶）也会传播疾病。其实，有三种不同种

    类的分枝杆菌（肺结核分枝杆菌，副结核分枝杆菌，牛分枝杆菌）可以

    引起结核食物中毒。当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19世纪60年代

    发展他的巴氏消毒法时，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拯救当时因细菌广泛污

    染而衰落的法国红酒产业。由于当时肺结核通过食物传播导致很多人生

    病，有人把巴斯德加热的方法运用在牛奶上，让人们喝到更安全的牛

    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牛奶生产厂商开始用巴氏消毒法消毒

    他们的牛奶，食源性肺结核的发病率直线下降。此外，肺结核推动了早

    期的牛奶巴氏消毒，同时这个举措也使通过牛奶传播的其他疾病（如伤寒、口蹄疫、炭疽病）的发生率急剧下降。因此，预防肺结核的斗争最终导致了食物安全的广泛进步。

    在此期间实施的第二个预防措施是肺结核疫苗。最早的疫苗出现于19世纪晚期，用与天花疫苗相同的办法制造。一种能导致牛型结核病的细菌（牛分枝杆菌）被注入人体体内，人们认为它对人型结核病起到的交叉保护作用，与注射牛痘预防天花是同样的原理。不幸的是，意大利首批进行临床试验的人并不知道高浓度的牛分枝杆菌几乎和结核分枝杆菌一样能让人患上肺结核。结果，很多接种了这种“疫苗”的人最终得上了肺结核，其中几个人死了。这时，两位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米特（Albert Calmette）与卡米尔·介林（Camille Guérin）在巴斯德研究所一起研究一种新型的弱化版的牛分枝杆菌疫苗。 [29] 他们将致病牛分枝杆菌菌株，在一个不利于细菌生长的培养基中培养很长一段时间。这导致了突变的逐渐积累，使牛分枝杆菌变弱，不能在人体中茁壮生长。这种安全的新型疫苗，被叫作卡介苗（Calmette-Guérin，BCG）， [30] 于1921年第一次在人体上使用，它马上成为世界上更广泛接种的疫苗之一。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研究人员开始正式评估卡介苗的长期效果。

    [31] 有趣的是，试验显示出了充满矛盾的数据，这些数据似乎与试验在

    哪里进行以及使用哪些品种的疫苗密切相关。一些案例中，它能为超过

    80%的疫苗接种者提供保护，而另一些试验显示有效性不足10%。同样

    的，一些试验表明疫苗的保护作用能持续50年以上，而也有一些试验显

    示免疫效果只有短短的几年。虽然调查的结果很不一致，但卡介苗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所有高危国家的幼儿都被建议接种

    该疫苗。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仍然没有定期给本国

    人民接种这个疫苗。毫无疑问，疫苗的广泛接种挽救了无数生命，并在

    20世纪和21世纪阻止了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

    在此期间开发的一些重要的诊断工具也有益于降低肺结核的感染率。大部分病史中，肺结核病的诊断是在出现肺炎、咳出鲜红的血以及持续的减重等症状后诊断的。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病人在出现上述严重症状前已经传播了数月的细菌，也就是说，在大家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病人已经将病菌传播给了他的家人、朋友与同事了。能够在人群中找出谁是肺结核分枝杆菌的携带者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就能及早进行医疗干预和治疗。

    其中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是听诊器。 [32] 一位名叫雷内·雷奈克（Rene Laënnec）的法国年轻内科医生被叫去看一位可能有心脏问题的女病人。他意识到把耳朵贴在年轻女士的胸部（内科医生通常如此来倾听人体体内的声音）听诊很不合适，他用一张很厚的纸卷成一个空心

    管，一端放在病人的胸部，用另一端听她的心跳。他很震惊地听到空管

    中如此完美的回音，并立刻开始思考如何改进他的新发明。他用了3年

    时间测试不同材质，最终决定用一根固定直径的空心木管，在它的一端

    放一个听筒。有了这个新工具，雷奈克开始研究疾病的不同阶段以及不

    同心肺状况所产生的声音。他特别痴迷于研究肺结核，因为他的母亲、

    兄弟、叔叔和两位导师都死于这个病。他的听诊器让他能够把垂死病人

    的肺部听到的声音与尸体解剖后观察到的肺部组织的病理变化联系起

    来。它提供了一种在疾病早期听到肺结核病人肺功能微妙变化的方法，

    这样的话，就能提前干预，提早治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奈克在发

    明了后来用于诊断肺结核的仪器10年后，自己却死于肺结核。

    有意思的是，用于肺结核诊断的最伟大的工具，来自肺结核研究历

    史中最重大的失败之一。 [33] 1882年分离并鉴定出肺结核细菌之后，罗

    伯特·科赫开始研究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他从若干种分枝杆菌（肺结

    核分枝杆菌、牛分枝杆菌、鸟分枝杆菌）中提取了各种蛋白质，然后把

    这种蛋白质注入感染疾病的动物体内，看能不能刺激它们的免疫系统开

    始抵抗这种疾病。根据对他实验室笔记的现代解读，他早期的试验未能

    证明注射提取物有任何可测量的益处。然后在1890年，科赫出人意料地

    宣布，他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治愈肺结核的方法，他称之为肺结核菌素。

    他声称一旦把肺结核菌素注射到受感染的病人体内，结核菌素的一些成

    分能自动附着在结核肉芽肿上，并启动宿主免疫系统对肉芽肿的破坏。

    在这个过程中，肉芽肿中的结核杆菌也顺便被杀死了。经过大量的庆贺

    和宣传，科赫开始在欧洲和美国营销他的灵丹妙药。遗憾的是，几个月

    之后，医学文献上清楚记载着结核菌素对肺结核带来的已有损伤没有疗

    效，更严重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当被要

    求出具原始试验的数据或公布结核菌素的成分时，科赫有所遮掩，他的

    行为接近于欺骗。他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一开始的结核菌素提取物对治

    疗无效，后期几个改良版本也是如此。罗伯特·科赫，1905年的诺贝尔

    奖得主，医学史上最辉煌的人物之一，于1910年在有关结核菌素的一片

    争议中去世。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质疑科赫是否有意利用自己的名望在医

    药界进行诈骗牟利。对科赫研究记录的调查充分说明他曾经确实相信结

    核菌素有效，他用了10～15年的时间企图去证明这个观点。科赫或许犯有自欺欺人和从事不良科学的罪行，但他不是骗子。

    如果不是20世纪头10年三位内科医生的杰出工作，结核菌素可能成为医药史上又一失败案例，如沙利度胺、芬-芬、万络等一样。结核菌素在人类身上试验的早期，科赫发现被注射结核菌素的结核病感染者比被同样注射结核菌素的健康人（未感染者）更容易产生非常强烈的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这与1906年克莱门斯·冯·皮尔凯（Clemens von Pirquet）发现常常接种马血清或天花疫苗的人会有不正常的炎症反应很相似。冯·皮尔凯与他的匈牙利同事贝拉·希克（Béla Schick）首先把这种反应称为过敏反应。冯·皮尔凯开始研究结核菌素，想要更好地描述为什么它会导致人的过敏反应，以及确定能否把它作为诊断肺结核感染的某种指标。 [34] 有趣的是，他发现，在皮下注射一点点结核菌素只会让肺结核感染者产生局部的过敏反应，即便这些感染者还没有出现症状。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样内科医生就能在病人发病之前，辨别出体内有结核病菌且可能将其传播给他人的人。接下来的几年中，另外两位科学家，查尔斯·芒图（Charles Mantoux）与菲力克斯·孟德尔（Felix Mendel）在冯·皮尔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进了他测试的成分和方法。 [35] 后来这种测试就被称为芒图试验，后来又得到了改善（通过部分提纯结核菌素的提取物），变成了现代的PPD试验（结核菌素试验）。自1907年开始，芒图/PPD试验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甄别出几百万例肺结核病人，减缓了肺结核的传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因此，在罗伯特·科赫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曾经被视为最大的失误，却催生了一种有价值的救命诊断工具。

    任何先前接触过结核病分枝杆菌的人进行了PPD皮肤测试后，都会呈阳性反应。测试不仅能检测出那些自然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人，而且能检测出之前接种过减毒卡介苗的人。由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求接种这种有些许效果的疫苗，因此很大一部分人会自动检测出阳性。这意味着在肺结核暴发期间，当地政府很难找到新的肺结核患者。这也是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将卡介苗纳入常规免疫接种计划的主要原因。这类问题让大家迫切需要另一种可以完全甄别出肺结核感染者，并将那些由于免疫接种而似乎被感染的人区分开来的诊断方式。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制造并探测到了一种独特的电磁辐射波长，他称之为X射线。内科医生对这种新形式的强大的能量很感兴趣，因为它能轻易地穿透人的软组织（皮肤、脂肪、内脏），并让密集的内部结构（如骨骼、牙齿）和异物（如炸弹弹片）形成图像。早期的机器很难提供心、肺、胃肠道等内部器官的清晰影像，因此，很少有人相信这些设备能被用作这些部位的疾病检测。20世纪早期，X射线管得到了改进，这使得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这样的科学家们窥探到肺部潜伏和活动性的结核感染，并检测出特征性的病理异常（如结节、肉芽肿等）。[36]

    到20世纪20年代，国家结核病协会和其他类似组织发起了公共卫生运动，主张对全员进行PPD试验与X光胸片检查，普查范围包括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人。后来人们还发明了可移动X光机，便于在城市搬运，为任何感兴趣的人提供免费检查。X光胸片检查变得十分普遍，它们甚至出现在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中。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影响深远的作品《魔山》中，主角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住在一个疗养院中，他生动描述了第一次看到自己身体内部的动人经历：
    汉斯·卡斯托普所看到的，正是他所期待、人们几乎不需要看到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看到的：他看到了自己躯体的内部，眼见为实，让科学大放异彩。霍夫拉特人看到肺部新老阴影点。“线”从支气管延伸到器官本身相当远的地方——“线”上有结节。 [37]

    这是历史上首次能同时听到（听诊器）和看到（X光片）得病的肺内部。这些诊断工具，加上芒图试验（PPD试验）以及巴氏消毒、卡介苗等预防措施，大大降低了20世纪肺结核在人群中的传播。然而，对那些已经感染肺结核的人，这些工具和措施几乎没有什么价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效的抗生素发现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办法阻止甚至减缓这种疾病的发病进程，与若干世纪前一样，诊断出肺结核依旧等于宣判了死刑。

    抗生素的探索与失败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提及，在疟疾治疗上，对奎宁的发现与使用证明了微生物疾病可以从已经感染的人身上消除。这个事实让化学家们开始有意地合成新的化合物，他们希望找到一些可能杀死细菌的化合物。1909年，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和他的助手羽田佐八城（Sahachiro Hata）发现他们测试的第606个砷类化合物——砷凡纳明，能有效地杀死导致梅毒的病原体（梅毒螺旋体）。 [38] 经历大量动物实验和许多人体临床试验后，埃尔利希发明的神奇的化合物于次年上市了，取名为撒尔佛散（Salvarsan），这个英语词是由“拯救”（salvation）和“砷”（arsenic）两个词合成的。撒尔佛散与比它略好一些的衍生品新砷凡纳明很快在全球流行开来，并在将近40年间，一直是治疗梅毒和非洲昏睡病的首选药物。遗憾的是，撒尔佛散对人类的毒性相对较强，对包括肺结核在内的人类的大部分细菌性疾病无效。这是研究细菌疗法的伟大的第一步，但显然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埃尔利希发明撒尔佛散约20年后，一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的苏格兰科学家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可能是医药史上最好的救命化合物。他把一些葡萄球菌涂在培养皿上，忘了盖盖子，

    时间一长，上面落上了霉菌孢子。几天后，他检查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

    东西。有一个霉菌菌群污染了他的培养皿，它似乎产生了一种能杀死周

    围葡萄球菌的化学物质。弗莱明用产生它的这种霉菌（青霉菌）的名字

    给这种化合物命名，称之为青霉素，它对人体来说很安全，对很多人体

    细菌病原体都非常有效。化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与恩

    斯特·钱恩（Ernst Chain）成功地把弗莱明的青霉素提纯，批量生产，并

    投入临床试验。1942年，青霉素上市，很快它被冠以有可能终结一切细

    菌性疾病的“特效药”。这个崇高的目标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短短几个月

    以后，就发现了耐青霉素的葡萄球菌及其他细菌。此外，令所有肺结核

    患者大失所望的是，青霉素和其他所有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分离出

    来的抗生素（如磺胺类药品）对治疗肺结核全然无效。这个事实刺激了

    全球去探究可以对抗顽固的结核杆菌的自然抗生素。一场抗生素革命开

    始了，而“圣杯”就是一种能够杀死看似无法杀死的结核杆菌的化学物

    质。

    有趣的是，这种难找的化学物质来源于新泽西乡下罗格斯大学附近

    的小片农田。 [39] 赛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教授和他的团队

    长期以来都对泥土里的霉菌，以及霉菌产生的对抗泥土中其他细菌的化

    学物质感兴趣。尤其引起他兴趣的是，他观察到当把结核分枝杆菌植入

    泥土中时，它们死得特别快，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在美国国家结核病协

    会的资助下，瓦克斯曼开始在不同的泥土中寻找能产生抗生素的霉菌。

    在这个项目最初的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分离出了一些新的霉菌品种，

    甚至发现了一些能产生抗生素的霉菌。事实上，抗生素这个词就是瓦克

    斯曼在这项工作中创造的。遗憾的是，他最先发现的两种抗生素（放线菌素和链霉素）在动物试验中表现出很大的毒性，因此不能用于人类。

    在1943年，瓦克斯曼的实验室录用了一名叫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的年轻研究生，3个月后就实现了突破。仅仅在沙茨的第11个样本中，他就在新泽西乡下罗格斯大学大楼旁的堆肥里分离出一种新型的灰色霉菌品种，叫灰色链霉菌。令他惊喜的是，新发现的这个品种能产生一种化学物质（链霉素），它不仅能抑制他的试验菌大肠杆菌的生长，也能抑制结核分枝杆菌的生长。在妙佑诊所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和临床试验后，链霉素被证实在人体上使用是安全的，并于1946年获得专利。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肺结核的治疗方法。讽刺的是，肺结核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杀手的克星竟是在农场的堆肥中产生的，而且是被一个刚来实验室三个月的研究生所发现。

    链霉素的发现引发了很多重要事件——一些是科学上的，另一些是法律上的。 [40] 当沙茨和瓦克斯曼共同为链霉素申请专利时，两人都书面同意放弃专利权以及这项发明带来的所有利润，这样世界人民就能以低廉的价格使用这项药物了。当时沙茨不知道的是，瓦克斯曼和罗格斯大学已与一些化学公司（如默克）秘密协定给予他们链霉素销售所得全部利润的20%。在意识到自己被误导后，沙茨把他的前导师和雇主告上了法庭，要求获得科学荣誉和税收。他赢得了诉讼，不过丑陋的法庭程序和对他人格的诽谤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界的弃民。赛尔曼·瓦克斯曼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甚至没有提到沙茨的名字，多年后也拒绝给予他应有的荣誉。1949年瓦克斯曼给沙茨的信中写道：“因此，你必须充分意识到，在链霉素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你的贡献只是很小一部分。你仅仅是实验室对抗生素研究的一个大轮子上的一颗螺丝钉。在这项工作中，有很多研究生与助手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是我的工具，我的手，你也是。”[41] 时间最终弥合了这个裂痕。沙茨的科研生涯非常成功，罗格斯大学最终于1994年为他颁发了荣誉奖章，以表彰他对这一历史性的发现所做出的贡献。沙茨与瓦克斯曼的法律诉讼意义重大，因为它头一次提出了学生在资深导师的领导下取得重大发现的知识产权问题。 [42] 从那以后，又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法律诉讼，而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在全球的实验中时常发生。

    从科学上讲，链霉素的发现也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对治疗肺结核有效的抗生素能够且确实存在。这促使化学家与土壤微生物学家们掀起了一场寻求其他对抗肺结核的化学物质的热潮。 [43] 第二个被发现的药物是一种名为4-氨基水杨酸的阿司匹林衍生物（也被称为“PAS”），它没有链霉素有效，制造成本也稍高一些。1951年，一种叫异烟肼（INH）的化学物质被证明对肺结核的治疗安全有效，价格低廉，且消除肺结核分枝杆菌的效果相当于链霉素的10倍。1957年发现的抗生素利福霉素有类似的效用。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肺结核似乎终于遇到了这些新抗生素对手，并即将成为一种过去的疾病。不幸的是，肺结核分枝杆菌还有另外一招，让全世界的临床医生感到恐惧。

    有趣的是，服用这些不同抗生素“治愈”的患者依然会死于肺结核，尽管死亡率低了很多。原因是结核病细菌的基因产生了随机变异，这使它们能够对每种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譬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了一项调查估计，多达5%的接受测试的结核菌株对三种主要的结核病药物之一有抗药性。 [44] 结果是医生开始指导病人同时服用多种抗生素，有时达到3种或4种，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抗生素对细菌有累加作用。 [45] 此外，任何一种结核分枝杆菌能耐多种抗生素的概率在当时都很小，所以开具多种抗生素给病人服用其实是种揣测，而不是探索疗效最好的药。这种“震慑”的肺结核治疗方法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有效，死亡人数与新感染人数都创下了新低。一些政府机构，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甚至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削减了结核病研究的基金。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医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对几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结核病分枝杆菌菌株。更令人担忧的是，已有的药物对分离出来的多重耐药结核杆菌都无效。这些发现促使世界卫生组织于1993年宣布肺结核为“全球紧急事件”。2014年公布的报告证实了这些担忧，多重耐药结核杆菌被发现于35%的新发病人员体内与76%的曾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病人体内。 [46] 这些受试者中，14%的病人产生了广泛的多重耐药结核杆菌（称为广泛耐药肺结核），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可用的治疗办法，几乎没有可能康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耐抗生素结核分枝杆菌增多了？一个因素是过

    去30年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的迅速传播。 [47] 人体免疫

    缺陷病毒通过攻击和杀死通常保护我们不被细菌感染的细胞（T细胞）

    来削弱人的免疫系统。由于免疫系统受到抑制，艾滋病患者更容易被包

    括肺结核菌在内的各种其他病毒、真菌或细菌病原体感染。如果一个人

    不走运同时患上了结核病和艾滋病，他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被削弱到结核

    病细菌能够在他们的全身不受控制地复制的程度。当结核病感染的人服

    用抗生素时，这些药物会杀死身体里大部分细菌，但因为免疫系统不起

    作用而无法消灭干净。细菌躲过了抗生素的攻击，会长时间地存活，产

    生耐药变异，变异的细菌会代代相传。用不了多久，感染艾滋病的患者

    体内会充满抗生素耐药的结核病细菌，并有更大可能会把结核病传染给别人。

    造成这一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滥用抗生素。对大部分细菌感染的病人而言，他们仅被要求连续5～10天居家服用抗生素药片。而患肺结核的人却必须每天服用抗生素持续数月之久，这样才能杀死生长缓慢且自我保护良好的结核菌细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病人需要持续服用抗生素长达1年。长期的治疗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长期服用抗生素是非常昂贵的，病人很难严格遵守，尤其是那些贫穷和没有稳定居住环境的人（如流浪汉）。病人会发生几天不吃药或忘记重新配药的情况，结核菌有机可乘地存活了下来，然后产生了耐药的变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医院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要求病人每天到当地的诊所，在医务人员面前服药。这种特殊的治疗方法被称为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DOTS），该策略已被证明确实在经济欠发达和乡村地区有效地降低了一些多重耐药结核病和广泛耐药结核病的发病率。例如，21世纪初，在秘鲁的利马开展的DOTS项目被发现治愈率超过了80%。 [48]

    尽管现代卫生设施、疫苗、多种诊断工具与若干种抗生素应运而生，肺结核依然是世界上第二大致死的传染病。科学的发展进步在短时间内减缓了肺结核的传播，不过要想消除这种疾病，仍旧任重而道远。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肺结核病例再度增多，疫情可能只会继续恶化。结核病的故事显然没有结束，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它在人类这个物种起源之初就与我们相伴，可能会伴随我们直到人类的终结。

    第六章 斑疹伤寒

    士兵们很少在战争中获胜，他们常常在传染病的肆虐中死去。与恺撒（Caeser）、汉尼拔（Hannibal）、拿破仑（Napoleon）等历史上的将军领袖相比，斑疹伤寒以及它的兄弟姐妹们——鼠疫、霍乱、伤寒和痢疾——更多地决定了战争的胜败。传染病因战争失败而受到指责，而将领们领受获胜的勋章。其实，这一切应该反过来。 ——汉斯·辛瑟尔，1935年，《老鼠、虱子和历史》 [1]

    在超过4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流行性斑疹伤寒（Typhus）几乎对欧洲和亚洲大陆的所有主要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在每场战争中，都有大量士兵被迫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拥挤肮脏的帐篷和军营里居住数月甚至数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整天穿着从不清洗的脏制服，和别人共用被褥和毛毯，在敌人的攻击下或寒冷的冬天里挤作一团。同样，残酷的战争常常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他们只能蜷缩在异常拥挤的难民营或集中营里。战地和集中营的食物供应非常有限，造成了普遍的营养不良以及免疫系统减弱。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几乎所有战争都会导致拥挤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给传染病及携带病菌的寄生虫创造了绝佳的滋生温床。其中一种寄生虫——体虱，特别适应在战区的环境中繁殖。通过身体接触或共用衣服/床具，它能轻易地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由于其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的能力巨大，小小的体虱戏剧性地影响了历史上数场战争的成败，折损了很多伟大的军事人物（如拿破仑·波拿巴）。

    流行性斑疹伤寒（Epidemic typhus）是由普氏立克次体细菌感染引起的。不同于其他的人类斑疹伤寒病，如鼠性斑疹伤寒症或丛林性斑疹伤寒（恙虫病），流行性斑疹伤寒具有很高的死亡率，并且它由虱子传染，而不是蜱虫、跳蚤或螨虫。当携带普氏立克次体的体虱叮咬了人类，它常常会在吸血时在人的皮肤上排泄。体虱唾液中的化学物质会引起炎症性瘙痒，人就会去抓挠被叮咬的部位。抓挠给皮肤造成微小擦伤，也给细菌打开了一扇能钻入体内的门。普氏立克次体进入人体后，会迅速到达血流中，并附着在构成血管的细胞上（称作血管内皮细胞）。

    大部分细菌性病原体会在细胞之外对人体产生危害，普氏立克次体不同，它会进入血管内皮细胞内部，在里面进行繁殖。被感染细胞内部充满了细菌，不堪重负，进入病态，最终爆裂。爆裂中释放出来的新普氏立克次体与邻近的血管内皮细胞结合，又感染了它们。不久，大量血管内皮细胞的死亡导致大面积的炎症和血管穿孔。病人会起疹子（由于内部出血），持续高烧，可达105华氏度（约40.5摄氏度），以及血压的急剧下降。血流的减少会导致内部器官损伤和四肢的局部组织坏死。这种高烧是感染引发的最高发热类型之一，会引起精神错乱。如果不进行治疗，流行性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40%。

    关于流行性斑疹伤寒的早期描述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流行性斑疹伤寒从何时开始在人类中引发疾病。最早疑似流行性斑疹伤寒的描述是对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6年，在雅典人对抗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袭击希腊人的流行病的描述。 [2]这种疾病被称为雅典瘟疫（Athenian plague），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与古罗马哲学家提图斯·卢克莱修将其描述为能产生传播性脓疱疹的疾病，病人会发高烧，“身体发热，即使是最轻症状的患者也无法穿上任何衣服或者亚麻布”， [3] 还有吐血和血样腹泻。鉴于后者是消化道内出血的症状，并不是现代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典型特征，很多传染病学家指出了该疾病的其他可能原因。一些人认为雅典瘟疫实际上是由伤寒引起的，这是一种与斑疹伤寒无关的经水传播疾病，会引发高烧和肠胃不适。爱尔兰移民“伤寒玛丽”（原名玛丽·梅伦）对伤寒的传播十分著名，这种疾病由沙门氏菌感染引起，在水源污染地区（如大多数古代战场）传播迅速。然而，修昔底德观察到小动物也会死于这种疾病，这意味着它可能根本不是伤寒。还有一些人认为病毒性出血热或腺鼠疫可能是雅典瘟疫的原因。

    尽管整个黑暗年代都贯穿着对这种疑似斑疹伤寒的模糊记录，但直到15世纪晚期，我们才看到对这种疾病第一次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描述。对这种传染病的首次记录发生在西班牙南部，当时的西班牙君主试图强行驱逐国内的穆斯林摩尔人、改变他们的信仰或杀光他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收复失地运动，The Reconquista）。基督徒十字军与摩尔人之间数百年的战争削弱了摩尔人对西班牙的控制，摩尔人不得不退到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Granada）寻求庇护。 [4] 摩尔人在那里占据了14座城市，与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统治者达成了不稳定的休战状态。然而，1481年，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穆利·阿布勒·哈桑（Muley Abul Hassan）突然袭击了附近的基督教城镇扎哈拉，随后拒绝向阿拉贡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进贡每年的黄金贡品，费迪南二世发誓要把所有的摩尔人彻底赶出西班牙。他的原话是“他要走进格拉纳达（西班牙语中是‘石榴’的意思），把石榴籽一粒粒挖出来”。 [5]

    1489年，一支约有25000名士兵的基督教军队在格拉纳达的一座城市包围了摩尔人，对他们进行不间断的炮攻。在基督教军队似乎胜利在望的时候，流行性斑疹伤寒在军队里暴发了，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杀死了17000多名战士。 [6] 这场灾难对西班牙军队集中火力进攻摩尔人最后一个据点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结果是，战斗力被削弱的基督教军队用了3年时间才取得这座城市的统治权，而穆斯林的零星抵抗还将持续百年之久。战胜的士兵带着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导致这个疾病在欧洲的大面积暴发，并成为今后欧亚大陆所有传染病的基础。与1343年黑死病在卡法城的流行（见第二章）相似，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一场战争给一种罕见疾病提供了一个进入新人群的绝佳机会，并成为常态化疾病。结果，在随后的500年中，这片大陆上的几乎每场战争都会被流行性斑疹伤寒以某种方式所左右。

    斑疹伤寒与新教改革

    在祖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姆连一世（Maximilian Ⅰ）分别于1516年和1519年去世后，年轻人查理五世（Charles Ⅴ）无可争议地成了西班牙国王与天主教的政治领袖。这些头衔让他掌控了欧洲和美洲的大量土地，以及大批随时可以为其开战的基督教战士。即位后几年里，查理五世展开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抗他的三个主要对手：法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新成立的新教教徒。伴随着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困扰，这些战争最终决定了查理五世的统治，并永久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以及世界几个主要宗教的历史。

    1519年，当查理五世宣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他立刻引来了

    无数强大的敌人，这些人认为查理五世越俎代庖了。其中一位劲敌就是

    时任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1521年，弗朗西斯一世与

    威尼斯共和国结盟，在西班牙北部对查理五世的军队展开攻击。战争很

    快蔓延到法国、低地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又持续了4年

    时间。 [7] 当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北部，朝罗马进军时（1525年），他们

    在一座叫帕维亚的小镇中遭到了查理五世军队的伏击。短短4小时内，

    法国军队就被冲散，被彻底歼灭了。在场的很多法国贵族被杀死，弗朗

    西斯一世也被俘。被迫签署了耻辱的《马德里条约》，交出意大利以及

    其他地方的土地后，弗朗西斯一世被释放了，并于1526年被允许返回法国。

    被西班牙俘虏者释放后的几周内，弗朗西斯一世立刻重组军队，与

    新教皇（克莱芒七世）、英国的亨利八世、许多独立的意大利共和政体

    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国王形成联盟。查理五世得知克莱芒七世背叛

    了自己，还和自己最憎恶的死敌（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联合在一起，

    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罗马，正式占领了这座城市。 [8] 不幸的是，他的

    军队没有遵守不准掠劫城市的命令，并于1527年3月洗劫了罗马。他们

    偷走了梵蒂冈的大部分宝藏，教皇也被迫逃命了。对西方“圣地”神圣性

    的公然蔑视，让法国联盟再次对意大利城池发起进攻，对抗查理五世。

    法国人带着3万名士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在那不勒斯包围了1.1万名西班

    牙士兵组成的军队，并且控制了为他们提供补给的港口。同时，腺鼠疫

    袭击了那不勒斯，被包围的大部分西班牙士兵病倒或死亡。当时西班牙军队在那不勒斯的总指挥是奥兰治亲王，他溜出城并给查理五世递信，说他打算放弃意大利了。

    当所有人觉得西班牙输定了，“斑疹伤寒将军”介入并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9] 仅在约1个月内，就有2万多名法国士兵死于这种病，剩下的病员逃走了。这让西班牙军队重生，轻松战胜了法国人。流行性斑疹伤寒带来了西班牙的枪炮和刀剑都无法取得的成就。它被视作上帝赐予西班牙的礼物，是西班牙和查理五世的救星。这样一来，查理五世保持着对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意大利领土以及教皇克雷芒七世的绝对控制。教皇最终从圣天使堡的监禁中走了出来，并被允许恢复天主教领袖的位置。他的余生都在教皇的宝座上，但始终担忧查理五世随时会杀了自己。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另一个受到流行性斑疹伤寒和随之而来的1527年西班牙胜利的巨大影响的人。在意大利战争（1521～1526年）早期，他是查理五世的重要支持者，甚至几次帮助查理五世对抗弗朗西斯一世。1526年，他背叛了查理五世，加入了教皇和从西班牙被释放的弗朗西斯一世的军队。这个背叛很有趣，因为当时亨利八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姨妈。 [10] 1530年7月，亨利八世正式要求教皇克雷芒七世取消他和凯瑟琳的婚姻，情况变得更糟。亨利八世声称这一要求的根据是《旧约全书-利未记》的一段话，其中指出与已故兄弟的妻子结婚是“不洁净”的（凯瑟琳曾经嫁给了亨利的哥哥亚瑟）。但事实上，他这么做是因为凯瑟琳5次怀孕，却没能为他诞下男性继承人，他想和他的情妇安妮·博林结婚。

    教皇进退两难。他到底是冒着激怒凯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的风险，和政治盟友亨利八世站在同一边，还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安危而拒绝这个请求？经过繁复的程序，教皇决定做安全的选择，他拒绝了亨利八世的请求。这给亨利八世带来了一个大难题。1532年末，他得知安妮怀孕了，如果非婚生子，他的继承人将不合法。面对不断上升的压力，加上感觉自己被教皇的拒绝羞辱了，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廷，并在自己的直接管辖下，建立了一个新教会。 [11] 这样他就能在英国的法律下自由地与凯瑟琳离婚，然后与安妮结婚了。这个新的宗教，英国教会（英国国教），一开始保留了天主教的大部分教义和礼拜形式，但在亨利八世的最终继承人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越来越贴近新教。如果1527年没有斑疹伤寒帮助查理五世保住王位，教皇很有可能会同意他的盟友亨利八世解除与凯瑟琳的婚姻，英国的宗教改革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16世纪，新教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崛起同样受到了斑疹伤寒的影响。为了控制这种新宗教的传播，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者制定了法律来限制异教徒传教，组建了名为“宗教裁断所”的地方特别法庭来辨别、排除异教徒，并建立了规模化的军队来保卫天主教。例如，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会议上，查理五世公开谴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下令“从现在起，禁止任何人接受、捍卫、认可或支持马丁·路德，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相反，我们希望马丁·路德作为臭名昭著的异教徒被逮捕和惩罚”。 [12] 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国家的新教首领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军事联盟，来应对查理五世的专制。像托尔高联盟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这样的正式联盟，能让不同的新教团体联合起来，以更加统一的力量对抗强大的天主教军队。

    新教与天主教早期的许多战斗中，看上去天主教似乎能成功地清除新教日益强大的威胁。例如，查理五世的天主教军队于1547年在德国米尔贝格歼灭了新教军队，导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瓦解。 [13] 这场败仗几乎摧毁了新教改革，德国只剩下两个城市公然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5年后，一支强大的天主教军队再次打算在法国梅斯攻击一支新教力量，眼看新教运动就要灰飞烟灭了。 [14] 然而，战斗开始几个月之后，查理五世被迫取消了围攻，因为他的军队中多达3万名士兵死于斑疹伤寒。撤退的记录上描述着死尸成堆以及患病的天主教士兵们排长队撤离的场面。这使得新教在法国梅斯得以继续存在，并且在政治和军事力量都非常薄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在欧洲传播。接下来的65年内，两股势力打打停停，直到欧洲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拉开序幕。由此可见，让新教得以留存下来的这场斑疹伤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下文将讨论），斑疹伤寒在整个欧洲大陆大肆传播。而让斑疹伤寒得以横行并成为一场“流行噩梦”的，正是近乎病态的“为宗教而战”的信念。

    综上所述，很显然，谈到宗教改革，我们无法忽略斑疹伤寒在这场运动早期的几次关键战役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纵然是极有影响力的几位领袖，如查理五世、弗朗西斯一世、亨利八世，以及德国的多名王公们，他们在流行性斑疹伤寒面前也无能为力。他们殚精竭虑地制定策略，却不得不让疾病随机决定了重要战役的胜利者。最终，双方都在不同时期成也斑疹伤寒，败也斑疹伤寒。这是个一视同仁的杀手，它既不信天主教，也不信新教。

    三十年战争

    17世纪早期，神圣罗马帝国由政治上半自治的国家构成，它们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自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署以来，德国各省的领袖们被允许接受路德教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宗教，生活在天主教区域的路德教教民可以自由地信奉路德教，不用担心遭到帝国的报复。 [15]这一切从1617年开始发生变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一位忠实虔诚的天主教徒，反新教人士，成为新教地区波希米亚（现在的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国王。作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天主教联盟的领袖，斐迪南二世打算在波希米亚贯彻宗教的统一性，希望把新教从这片土地上铲除。在执政早期，他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教徒的限制政策，这在波西米亚人中造成了极大的怨愤与恐惧。 [16] 1618年5月，斐迪南二世派代表们去布拉格（波希米亚）商讨这些政策，新教成员联合起来把几名代表从三楼窗户扔了出去（神奇的是，他们都没死于坠楼）。这次反对斐迪南二世的抗议，被称为“第二次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接下来的一年里发生了若干事件，导致一场相对较小的局部冲突，最终上升为恶性的跨洲战争。 [17] 其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斐迪南二世于1618年被选为匈牙利国王，随后在1619年他的表兄马蒂亚斯死后，他又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使他获得了大量土地、臣民的实际控制权，以及把反对新教的意愿付诸实践的资源。同时，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结成了联盟，决定断绝与斐迪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关系。1619年8月，他们把新教立为波西米亚的国教，把斐迪南二世驱逐出波希米亚，选举腓特烈五世为新国王。可想而知，斐迪南二世被激怒了，他依靠天主教联盟的军事支持，对波希米亚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斐迪南二世的军队以3∶1的兵力击败了波希米亚人，粉碎了1620年11月的叛乱。然而，他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全欧洲新教徒的恐慌，他们担心天主教军队会开始进攻其他新教土地。结果，由新教国家组成的联军——新教联盟——直接参与到战争中。接下来的25年里，瑞典、英国、法国、丹麦和萨克森等国向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匈牙利宣战。尽管大部分战争集中在德国境内，但几乎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这场战争，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

    三十年战争对中欧的土地和人口造成了破坏。有人估计近1000万人死于战争，其中只有约40万人直接死于战斗。 [18] 士兵在欧洲大规模流动，居民家园被大肆破坏，两者叠加，为斑疹伤寒和腺鼠疫在军队和平民中的蔓延创造了完美的环境。事实上，这场战争是斑疹伤寒第一次从战场和营地转向城镇和住宅传播。斑疹伤寒在这场战争中真正达到了大流行的程度，并在欧洲的普通民众中蔓延。在《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 ）这本书中，辛瑟尔（Zinsser）优雅地写道：“三十年战争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流行病自然实验。”[19] 斑疹伤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成为整个欧洲的监狱、学校以及其他拥挤环境的地方病。这样，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它成了更加致命的几种斑疹伤寒的源头。

    拿破仑的一根刺

    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他的统治和声誉都被流行性斑疹伤寒所摧毁了，他受到的影响恐怕比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都要大。在对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意大利和埃及完成了一系列军事征服后，拿破仑于1799年回到法国，推翻执政的督政府，取得了国家的政治掌控权。作为第一执政官，他带领法国取得了对抗奥地利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并对法国政府、法律体系和经济推行改革措施，以恢复国内的秩序。1802年，拿破仑参与修订了宪法，把他自己变成法国的终身领袖，2年后加冕为皇帝。接下来的8年中，他持续发动代价昂贵的战争，震慑着大部分欧洲和俄国地区。1810年，拿破仑帝国到达了巅峰，法国通过直接占领或利用臣服于拿破仑的傀儡政府组成的联盟，控制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巴尔干半岛）。1812年，当拿破仑决定途经波兰进军俄国时，似乎将要大势所趋地征服欧亚大陆了。

    自1807年7月《提尔西特条约》签订以来，法国和俄国的伙伴关系一直不稳定。 [20] 条约里规定，沙俄只能与大陆体系内的国家（与法国友好的欧洲国家）进行贸易，法国反过来允许沙俄保留其几乎所有的土地。双方还达成协议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因为彼时法国还在与英国作战，而俄国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然而，几年后，随着法国不断涉足沙俄邻国波兰，而俄罗斯商人持续与法国的敌人英国往来贸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另外，拿破仑觊觎英国所控制的印度。强大的英国

    海军阻止了拿破仑从海上入侵印度，迫使他只能从陆路上想方设法穿越

    俄国。形势很清晰，拿破仑必须出兵攻打沙俄，才能让沙俄为他所用。

    他组建了一支69万人的庞大军队，包含27万名法国士兵，以及其他法国

    控制地区（意大利、波兰、奥地利与今天的德国）的士兵。 [21] 1812年6

    月24日，拿破仑带领他的军队来到尼曼河畔，正式宣布他计划越过边境

    进入沙俄控制的领土。 [22] 他们用几天时间穿越河流，进军波兰，没有受到沙俄军队的抵抗。

    当法国大集团军向波兰内地推进时，他们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昂贵的后勤问题。 [23] 首先，波兰乡村的路不适宜重型设备或大批军队，大大阻碍了为大集团军供应食物、净水与干净衣物的补给车通行。加上拿破仑坚持骑兵与陆军尽快推进到莫斯科，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障碍。结果是，几周内军队完全脱离了可靠的物资供应，各项物资的库存都处于危险的低水平。波兰乡村正逢干旱，几乎找不到救援，军队被命令去当地村庄寻找物资。拿破仑的首席医生多米尼克·让·拉瑞警告大家觅食的时候要减少与当地农民的接触，担心可能从当地人身上染上危险的疾病。遗憾的是，大集团军中大部分从其他国家来的士兵没有以这种方式获取物资供应的经验，而且很多人缺乏对纪律的执行度。很多士兵掠劫了波兰乡村，大肆偷盗，与当地居民发生了短暂却至为重要的接触。这些行为的后果远比多米尼克·让·拉瑞想象得更糟糕。

    当时波兰流行的疾病之一就是斑疹伤寒。从乡村回来的士兵不知晓自己衣服里带回了感染了斑疹伤寒的虱子，虱子传到了军队其他人身上。 [24] 军营里居住条件拥挤肮脏，士兵们不能经常换洗衣服，导致虱子在军队里失控地传播。身上有虱子的士兵日夜不断被叮咬，让他们在劳累、生病和饥饿中无法入睡。在到达波兰的第一个月末，大约80000人（和几千匹马）死亡或病倒，大多是因为斑疹伤寒和痢疾。拿破仑并没有放慢军队的进程，他要求军队继续向沙俄行进，同时安排多米尼克·让·拉瑞建立野战医院。秋天到来，又有几千人死亡，很多人病倒或逃走了。事实上，一些人估计拿破仑到达俄国博罗季诺战场前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战争又折损了另外的30000人的军队。 [25]

    法国军队在博罗季诺打了个无意义的胜仗，几乎消耗殆尽的大集团军只剩10万名士兵了，他们继续行进75公里，于9月14日到达莫斯科。[26] 对于军队中尽显病态与疲惫的士兵来说，眼前的景象令人沮丧：莫斯科成了一座被烧毁废弃的城市，食物、水和其他生活物资都荡然无存。这些士兵在几百公里的崎岖地形中连续作战了3个月，必须与无尽的饥渴、疲惫、虱子侵扰和传染病作战，看着数十万战友因斑疹伤寒和痢疾而奄奄一息。他们以胜者的身份站在一座全世界伟大的城市的城门前——这是沙俄帝国皇冠上的宝石，但他们只能感受到挫败。3个月折损了80%的兵力，为的只是征服一座没用的城市，他们仍旧很饿，还生着病。

    大集团军在莫斯科又驻扎了1个月，急切地等待着新物资和军队的到来，徒劳地等着亚历山大正式投降。对拿破仑来说不幸的是，9月、10月新加入的15000名士兵，与那段时间死于斑疹伤寒的军人数量大致相等。 [27] 而亚历山大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兵力，部署军队，企图阻碍法军的撤退。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经典著作《战争与和平》中激情昂扬地描述了法国军队在莫斯科遇到的坎坷：“军队像一群狂奔的牛群，践踏着本可使自己免于饥饿的饲料，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见证着军队的瓦解和死亡。”[28] 10月中旬，拿破仑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莫斯科，他将会失去整个军队，便下令全军撤退。1812年10月19日，拿破仑扔下了1万多名感染了斑疹伤寒的士兵，正式放弃了莫斯科，带着残余的大集团军朝西南方向的巴黎踏上归程。 [29]

    法军撤退的时候比进军莫斯科的时候更加糟糕，因为又多了两个敌人：寒冷和重振兵力的俄军。士兵在荒凉且疾病肆虐的沙俄乡村缓慢地行进，数以千计的士兵死去。俄军不断攻击撤退大军的后翼，当地居民拒绝提供帮助。有记录表明，无助垂死的士兵饿到啃食皮革或倒下同伴的肉体。那年冬天晚期，他们终于到达德国边境的时候，只剩下3万～4万名战斗人员了。这些人几个月后一路回到了巴黎，其中能再次作战的健康兵力只有1000人左右。 [30]

    一项关于1812年拿破仑进攻沙俄造成悲剧的全面分析显示，失败的原因是许多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因为斑疹伤寒。糟糕的领导决策、傲慢、干旱、疾病、极度寒冷的冬天、坚韧的沙俄军队，这些因素共同注定了拿破仑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美梦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斑疹伤寒死去的约20万人对军队的力量和士气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在沙俄子弹和极寒中丧生的人多了不止5倍。大集团军在战场上遭遇到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或在冷酷的寒冬里穿越俄国之前，就已经被斑疹伤寒击溃了。这个疾病在6个月内做到了之前20年里任何一位军事领袖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给了拿破仑的军事才能重重一击，毁灭了他战无不胜的神话。1812年这场灾难性的战役几年后，拿破仑逐渐失去了对欧洲的控制，最终于1815年在滑铁卢战败。

    爱尔兰马铃薯饥荒与移民

    爱尔兰大饥荒（也被称为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开始于1845年，持续了7年多时间，它夺取了100万人的生命，迫使150万～200万人离开这个国家。 [31] 饥荒发生的几年前，可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上转移到了土地中间商手上，中间商把土地分成非常小的地块，租给佃农。而农民必须好好耕作这片庄稼，让它的收成不仅能支付田地的租金，还能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土地面积过小以及过度耕种导致的土壤营养不良，严重限制了可以耕种的作物种类。到19世纪40年代初，大部分佃农开始依赖单一品种的马铃薯（爱尔兰马铃薯）作为食物和收入来源，因为马铃薯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也能长得不错。1844年，对基因一致的单一作物过度依赖的灾难性显现出来，一种新的植物疾病从美洲传来，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量摧毁马铃薯。这种马铃薯枯萎病的病原体，是一种叫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水生真菌，被感染的马铃薯会变黑而无法食用。到1847年，致病疫霉肆虐了爱尔兰的马铃薯产业，使马铃薯年产量骤然减少了80%。

    最主要种植物的几乎颗粒无收，这立刻对爱尔兰人民造成了严重影响。没有了收入来源，大量苦苦挣扎的佃农家庭被无情的地主驱逐。有些人估计，在饥荒的最初几年，大约有50万人被赶出了耕作的土地，很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 [32] 大批人流离失所，导致很多家庭不得不挤在很小的房子里，共享有限的资源以避免挨饿。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人们簇拥在一起，为斑疹伤寒、痢疾、霍乱等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大饥荒期间，爱尔兰有大约100万人死去，斑疹伤寒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而其他疾病与饥饿共同导致了其余的大部分人死亡。 [33] 事实上，18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中，疾病导致的人口死亡大约是饿死的人的20倍。

    饥病交加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在这前所未有的苦难中留下来重建自己的生活，还是离开前往欧洲或美洲的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机会？不幸的是，约100万名爱尔兰人决定移民北美，肆虐爱尔兰的疾病跟随着他们踏上了拥挤又肮脏的跨洋航船。

    离开西爱尔兰港口的船只一般有三个目的地：欧洲（如英国）、美国或加拿大。前往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地区的票价刻意高于前往加拿大的船只，这样就能把贫困移民引入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不幸的是，船费收得少代表着船主一般无视那些保护乘客的法律（如1842年的《乘客法案》），只给乘客提供非常少的食物、水和空间。 [34] 一些船只的乘客数量几乎达到了核定载客量的2倍，大部分船不提供食物，每天只为每位乘客提供2品脱不洁净的水。如此恶劣的条件让斑疹伤寒（“船热”）和痢疾在40天的行程中暴发了。行船记录表明，大饥荒期间乘船去美洲的人，约有30%在海上死于疾病。行程中病死的人常常被无情地丢下甲板，扔给一路跟随的饥饿鲨鱼。一位1847年5月乘船前往魁北克的乘客描述了在这种“棺材船”上的无助：
    我们本以为上了船不会比之前的状况更糟糕，但我们现在痛苦地意识到这是不一样的恶劣境况。当然，我们不上船的话，可能会死于饥饿或疾病，但我们仍有机会去看医生；如果医生帮不了我们，牧师会为我们的灵魂做些什么，然后我们会和我们的同伴葬在一起，在教堂的院子里，青草覆盖着我们。不像现在，仿佛是一只腐烂的羊被扔进坑里，我们吐出最后一口气，然后被扔进海里喂可怕的鲨鱼。 [35]

    人们大举逃离大饥荒的几年中，这样的情绪和故事比比皆是。

    到达美洲后，并不像很多人所希望的那样，从饥饿和斑疹伤寒的恐怖中解放出来。加拿大和美国的港口城市没有准备好应对载着大批感染斑疹伤寒移民的船只。1847年中，格罗斯岛（魁北克）、多伦多、蒙特利尔和纽约这些城市的医院被斑疹伤寒患者淹没了，人们不得不在医院外面撑起临时帐篷来隔离病人。 [36] 大部分“发烧帐篷”拥挤、肮脏、设备不全，和他们刚刚逃离的“棺材船”几乎没有区别。结果是，斑疹伤寒继续以流行病的规模在移民中传播，几个月时间内（1847～1848年）就夺去了成千上万名被隔离的爱尔兰人的生命。

    很多港口城市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当地政府开始要求移民们下船前至少在受感染的船上待15天，这样斑疹伤寒病例就无从遁形了。对于船上健康的人而言，这意味着继续被污秽和病态的环境包围15天。不难预料，这个政策让很多到达美洲时还健康的人最终感染了斑疹伤寒，并在等待下船时死亡。这种噩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加拿大魁北克格罗斯岛的主要移民港口。 [37] 1847年夏日的某时，40多艘满载生病乘客的船只在圣劳伦斯河排了2英里的队。一些乘客拼命想清除船上的斑疹伤寒，他们开始把死尸扔到河里，另一些人把病人放在小船上，让他们漂向岸边。当地居民描述道：他们看到死尸漫无目的地漂浮在交通繁忙的圣劳伦斯河中，就像没有生命的木头；病人从淤泥与岩石中艰难地爬到岸上。这种恐怖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格罗斯岛的医务人员决定取消这种无效也不可持续的隔离政策。

    虽然斑疹伤寒并没有直接在爱尔兰造成破坏，但它确实加剧了当地人面临的无法想象的痛苦，也折磨着那些试图逃离疫区并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它是一个机会主义杀手，等待着像大饥荒这样的完美事件在无助的人群中暴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第一场死于战斗的士兵多于死于疾病的士兵的大规模战争。 [38] 医学科学长足的进步让大家相信，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帮助抵御战争期间的斑疹伤寒和痢疾等疾病。很多人希望这标志着斑疹伤寒不会再大规模肆虐军队，破坏伟大军事战略家们的军事计划。然而，世界上最大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之一即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世界证明了斑疹伤寒的危险程度并没有减弱。事实上，这场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为人类历史上两次最糟糕的斑疹伤寒大流行提供了完美背景。

    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在东欧爆发。奥匈帝国将这一事件作为战争挑衅，大举进攻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政治盟友（如俄罗斯）快速地做出反应，进行军事防御，促使奥匈帝国的盟友（如德国）也加入了战争。不久，来自20多个国家的将近7000万名战士卷入了这场持续4年的残酷战壕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在东欧，接近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另一条在西部，靠近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地点的战士都持续数日，甚至数周在潮湿且不卫生的战壕里作战，寒冷和拥挤导致体虱快速传播，体虱传播的疾病（斑疹伤寒和其他战壕热）也很快蔓延起来。

    虽然斑疹伤寒没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的结果产生正式影响，但它对其中某些战争何时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在塞尔维亚的东部战线尤其明显，1914年秋天，斑疹伤寒对该地区的影响很严重。 [39] 那年11月，奥匈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并随后撤退，流行性斑疹伤寒在6万名奥匈战俘和塞尔维亚的俘获者中暴发。疾病迅速向塞尔维亚军队扩散，并向南扩展到其他周边城市。随着气温的降低，斑疹伤寒疫情越来越糟糕，每天让6000多人病倒，杀死了近1/4的塞尔维亚军队。据估计，本次疫情导致20多万人丧生，称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斑疹伤寒大暴发。

    可参与作战的健康士兵数量骤减，如果奥匈军队和德军同盟在1914～1915年冬天决定再次进攻的话，塞尔维亚人将会束手无策。然而，同盟国的领导人看到斑疹伤寒给塞尔维亚军事力量造成的破坏后，决定不让自己的军队在流行病暴发的高峰去冒险。他们等了6个多月，才于1915年10月穿越多瑙河。进入塞尔维亚的两天后，奥匈德军队控制了贝尔格莱德，迫使塞尔维亚人逃向南方。1周后，保加利亚军队开始攻击塞尔维亚南部，轻而易举地获胜了。同盟国眼看要大获全胜了，但他们等待流行性斑疹伤寒疫情趋缓后再进攻塞尔维亚，后面会证明这一决策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1918年3月初，随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俄罗斯正式向同盟国投降，东线漫长的战争结束了。德国胜利后，开始了把大量兵力转移到西欧的艰难工作，以加强计划在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向西线进攻的军事力量。不幸的是，大部分东欧战线的士兵在拥挤肮脏战壕里作战的时候，染上了体虱与斑疹伤寒。结果，来自50多个师的数十万名德国军队在被派往千里之外的法国前，不得不进行严密的驱除体虱工作。德军的西行速度放缓了，给了协约国缓冲时间，等到了来自美国、英国与法国的数百万名援军。后来证明，这批新军队是协约国成功击退西线德国的4次进攻并最终于1918年11月打败同盟国的关键。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一直在争论，斑疹伤寒在决定上述战事的结果中所起的作用。一些人推测，如果同盟国能在1914年斑疹伤寒大流行前进军并击败塞尔维亚，那么他们就有能力调遣军队从北面和南面夹击俄军。 [40] 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让俄军更早地签订投降协议，然后集中兵力在美国加入战争前攻打西线。然而，事实是，斑疹伤寒延长了东线战争，迫使同盟国长期在两条战线展开代价高昂的战争。尽管斑疹伤寒没有影响一战中任何一场战争的结果，但对斑疹伤寒的恐惧时刻影响着军事领袖，让他们放弃了原本可能会改变整场战争结果的作战计划。

    战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尽管西线战争的生活条件也很可怕，东、西线士兵感染体虱的情况相当，但斑疹伤寒在西线几乎不存在。虽然确切的原因仍是个谜，但大多流行病学家认为，西方的士兵具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可能因为之前被体虱携带的一种叫“五日热巴尔通体”（Bartonella quintana）的细菌感染过。 [41] 一开始，它被误认为是立克次体的一种，导致非致命性的回归热（被认为是战壕热），患者伴有皮肤损伤，运动后会出现使人虚弱的腿痛。虽然两条战线的士兵都有可能患上战壕热，但在气候温暖的法国战场，患病概率更高。例如，1915年到1918年，估计有1/4的英国军队得了战壕热。从战壕热中恢复的士兵对之后的“五日热巴尔通体”细菌感染有了免疫反应，神奇的是，这种免疫反应也能对相似的细菌产生反应，包括要命的斑疹伤寒细菌普氏立克次体。因此，“五日热巴尔通体”（战壕热）似乎像天然疫苗一样对普氏立克次体有效，其确切的运作机制至今还有待研究说明。

    俄国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百万名染了体虱的军人回家，斑疹伤寒在东欧快速暴发。战后受打击最严重的地方是俄国，它在一战中遭受巨大损失，1917年经历了两次暴力政治革命，1918年暴发了伤亡惨重的内战以及大流感（见第九章）。总而言之，以上事件导致了现代历史中少见的贫穷、痛苦与混乱，人类历史中最糟糕的流行性斑疹伤寒就在这个“完美”条件下暴发了。

    一战中，650万名俄国士兵死伤。如此惊人的损失使民众对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的统治和他无视全国贫穷饥饿的无情愈加不满。1917年，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叛逃，工人（有男有女）走上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街头组织大规模抗议，要求增加收入与改善工作环境。 [42] 当这些示威游行在当年2月演变成暴乱时，尼古拉二世集结了10万人的军队，命令他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抗议。由于不想向暴乱的人群开火，军队们离心四散，拒绝执行镇压，躲了起来，甚至加入抗议的队伍。1917年3月，当尼古拉二世回到彼得格勒的时候，他的行政大楼大多被暴乱者毁坏了，他的政府陷入混乱。尼古拉二世遵守了他最高官员的建议，于3月15日退位，想以此保护他和家人的性命。他很快被新的临时政府软禁在家，直到16个月后被处决。

    在俄国正遭遇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时期，君主制的瓦解造成了权力真空。 [43] 尘埃落定后，二月革命中的两个团体共享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尼古拉二世退位后第二天成立的临时政府是由温和贵族组成的，他们原本计划重建社会秩序，在当年晚些时候进行民主选举。和他们对立的是由工厂工人和前士兵组成的大型委员会，后来被称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一开始像一个政治游说组织，试图给临时政府施压，以实施社会改革，提高贫苦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但他们与临时政府在关于战争与其他内务问题上的意见有重大分歧，他们便想争取更大的决策权。

    从1917年夏天开始，苏维埃和由弗拉基米尔·列宁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的新兴左翼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结盟。 [44] 和当时俄国很多受欢迎的左翼团体一样，布尔什维克坚信政府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看到了君主制解体、与德国战争结束后工农的生活条件没有显著改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左翼团体于1917年推翻了临时政府。这第二场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派控制了所有政府机构，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整个俄国传播。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例如，右翼、中上层阶级、君主制主义者、哥萨克人以及一些不服布尔什维克统治、要求重组政府的左翼团体，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组成了很多所谓的白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相对）。接下来的5年发生的是欧亚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

    俄国内战夺去了大约800万人的生命，国家战火纷飞，一片狼藉。

    双方为了镇压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叛乱，互相折磨、恐吓。

    除了杀戮，还有数百万间房屋被烧毁，数千亩肥沃的农田被毁坏。这些问题导致了大范围的食物短缺与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700多万名儿童成了街头孤儿。大部分俄国人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患上大流感、痢疾与斑疹伤寒几乎是难以逃脱的命运。

    据估算，1918年到1922年，约有2500万名俄国人（占总人口的1/4）感染了斑疹伤寒，300万人死于这个疾病。 [45] 尽管传染病肆虐的影响无法想象，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为疾病对内战的结果具有重大影响。很可能是因为斑疹伤寒对双方并没有偏颇。它同时袭击了红军和白军，城市与乡村的人，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它无处不在，几百万名绝望的人逃离危险的城市，疾病通过拥挤的火车快速传播。尽管两军的领导人都担心斑疹伤寒可能会导致自己输掉战争，但最终都没有。列宁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同志们，请对这个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不是虱子打败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征服虱子！”[46] 斑疹伤寒没有打败社会主义，但其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的时候给民众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看上去社会主义同样没能打败斑疹伤寒。不过，很多人提出，俄国人认为这个疾病让他们更趋向于接受1922年获胜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政府。俄国人经历了8年连续不断的战争、饥饿、混乱与疾病，他们迫切地想要结束这一切痛苦，远离战争的残暴与病痛的折磨。共产主义政府提供的社会秩序很可能让民众相信，这是终结他们苦难的最佳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一些预防措施限制了斑疹伤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队中的传播。首先，流行病学家发现了体虱是斑疹伤寒的传播媒介，并于1916年确认普氏立克次体是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这些发现引导了流行病学家控制疾病的方式。 [47] 早期的措施包括除虱或沸水煮有污渍的衣物和被褥，频繁沐浴，防止人群聚集，以及抑制其他导致体虱滋生的条件。这些方式对斑疹伤寒的小规模暴发（如1910年代末期塞尔维亚和北非的暴发）有效；不过这些预防措施昂贵又费时，对大规模人口使用并不实际。很多被除虱的人回到贫困的环境中，与仍有体虱的人接触后很快又被感染。1939年这个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灭虫剂DDT不仅对杀死体虱有效，使用后几周还能预防再次感染。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发明了一种动力撒粉机，保证了战乱中的军队和难民能有效除虱。

    有效的斑疹伤寒疫苗也有助于抑制二战中斑疹伤寒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科学家鲁道夫·魏格尔（Rudolf Stefan Weigl）发明了这个疫苗。 [48] 二战开始前，这个疫苗已成功地在中国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地方做了试验，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魏格尔通过让实验室上百万只活虱感染普氏立克次体，在它们复制普氏立克次体后，从它们身上收集细菌，大批量生产疫苗。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方案中，受感染的体虱被碾压，释放出细菌，这些细菌在被有毒的苯酚灭活后，被注射到人体内。

    这个疫苗大获成功，所有见证了它奇迹般效果的人都赞扬了它。一位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比利时传教士写道：
    斑疹伤寒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当时杀死的受害者比其他所有流行病加起来还多。1908年到1931年，在中国活跃的130个神父，有70%死于斑疹伤寒。当我们得知一位波兰教授发明了疫苗，一开始我们半信半疑，因为我们买过很多“治疗”药物，它们都没有效果。无论如何，我们打算试一试波兰人的疫苗，结果很神奇。从我们开始使用魏格尔的疫苗，在过去的7年里，没有一位传教士或被接种的中国病人死于斑疹伤寒。波兰人的疫苗不仅拯救了传教士，更是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49]

    遗憾的是，由于纳粹在1939年入侵并随后占领波兰，大家并没有意

    识到魏格尔疫苗的惊人潜力。纳粹并不想接手魏格尔的生产工作，也不

    想把自己暴露在斑疹伤寒的风险中，纳粹让魏格尔在他们的监视下继续

    进行疫苗研发，前提是要向德国军队提供救命的疫苗。 [50] 魏格尔被允

    许带自己的工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样就给了他机会招募当地的知识

    分子，让他们免于纳粹的杀害。整个波兰最杰出的数学家、艺术家、科

    学家都曾为魏格尔培育体虱。一盒盒饥饿的体虱（未感染）被放到他们

    的腿上，直到它们肚子里充满了人类的鲜血。魏格尔说服了当地的党卫

    军，说需要更多健康的人来制造疫苗供应给纳粹，于是魏格尔招募了更

    多工人，设计了特定的任务，让这些人免于前往集中营的命运。此外，

    一些目击者表示，他们看见魏格尔偷偷地从实验室中运出成千上万剂斑

    疹伤寒疫苗，给了华沙犹太人区生活的犹太人注射。魏格尔知道，如果

    自己被发现，会因此被捕，甚至被杀害。他依旧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犹太人。因此，魏格尔医生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誉为“国际正义”人士。

    当魏格尔秘密地用斑疹伤寒疫苗拯救犹太人之际，他之前的一个学生路德维奇·弗莱克（Ludwig Fleck）在犹太人集中营服刑期间，开始生产一种略微不同的斑疹伤寒疫苗。 [51] 他从暴露在斑疹伤寒细菌的人的

    尿液中纯化抗原，进行生产。这个效果神奇的疫苗很快被当地党卫军发

    现了，他于是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样他就能为纳粹大规模地

    生产疫苗了。当弗莱克到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他立刻意识到此处处

    理斑疹伤寒的工作人员对微生物或免疫学知之甚少。事实上，当地的工

    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错误的细菌生产疫苗，导致疫苗全然无效。于是

    就发生了现代历史中著名的微生物阴谋，弗莱克故意允许生产上吨的坏

    疫苗，给毫无戒心的纳粹精英们注射。同时，弗莱克生产了小批量的有效疫苗，大部分都给了集中营的俘虏和被送来测试疫苗的人。神奇的是，这件事持续了16个月，并没有被纳粹发现。然而，弗莱克很多年来一直为他战争中的决定备受煎熬，因为他违背了作为医生不伤害“病人”的誓言。最后，他意识到接受假疫苗的纳粹是逮捕他的人，不是他的病人，而他的病人们都没有因此受到伤害。

    尽管有了魏格尔的疫苗和强大的杀虫剂来控制斑疹伤寒的传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人群仍然遭遇了疫情大肆暴发。尤其是犹太人贫民窟、运输列车和集中营中过度拥挤不卫生的环境，给了体虱和斑疹伤寒完美的滋生条件。 [52] 例如，在1943年被纳粹军队消灭之前，仅仅1.2平方英里的华沙大型犹太区里关押了约40万名严重营养不良的犹太人。斑疹伤寒在那里非常普遍，据统计，3年内约10万人死于该病。面对这种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当地的纳粹医生与行政长官拒绝干预，并射杀企图逃离犹太区去寻找食物与其他物资的人。他们认为在封闭的集中营里，斑疹伤寒消灭犹太人未尝不可，只要对他们自己或周围的人群没有危险就行。

    与犹太人贫民区相似，尽管纳粹官员努力控制疫情，但斑疹伤寒仍在集中营中传播得很快。被监禁的人在进入集中营的时候被扒光了衣服、剃体毛、去虱，集中营也有常规例行检查，以降低斑疹伤寒对在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官员的风险。不过，这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根本无法抵消集中营恶劣的条件，成千上万名被囚禁的犹太人死于斑疹伤寒，包括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姐姐玛格特，她们于1945年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53] 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回忆弗兰克姐妹于2月初出现了明显的斑疹伤寒症状，2周后，她们就病死了。

    当斑疹伤寒在敌对方中肆虐时，纳粹领导人似乎视而不见，但他们非常担忧传染病在德国人口和军队中的传播。除了强迫士兵接受严格的人员筛查与预防措施（如疫苗接种与DDT喷洒）外，纳粹经常利用媒体提醒本国民众保持个人卫生，如出现与斑疹伤寒相似的症状，要立刻就医。另外，纳粹对有疑似疫情暴发的乡镇进行严格隔离。一旦地方卫生官员报告新病例，他们在对附近街区实行隔离之前，就会发送血液样本进行测试与确认。

    一位特别机敏的波兰医生尤金·拉佐夫斯基（Eugene Lazowski）了解了这些政策，打算利用纳粹对斑疹伤寒的恐惧来对付他们。 [54] 他和他的医生朋友斯坦尼斯拉夫·马图列维奇（Stanislaw Matulewicz）一起，把热灭活斑疹伤寒细菌注射到波兰附近洛兹瓦多和兹比特洛贫民区12位居民身上。这些人接种后出现了轻微的斑疹伤寒感染症状，纳粹官员拿他们的血液去测试。测试报告呈现阳性（因为他们被注射了斑疹伤寒蛋白质），纳粹官员害怕斑疹伤寒大暴发，把整个村镇严密地隔离起来。

    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居民（包括其中的犹太人）被带去集中营，也没有人被杀死。据说这种假性流行性斑疹伤寒至少拯救了8000名犹太人免于遭受“最终处决”。

    二战中，另一个关于斑疹伤寒有趣的事是，这种疾病及其传播媒介与德国人针对犹太人的纳粹意识形态十分吻合。纳粹早期和晚期的文章显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向所有国家传播“疾病”的非人寄生虫。这种信念在1944年纳粹的《犹太人：世界的寄生虫》宣传册中写得很明白：
    德国人已经认识到，犹太人像寄生虫一样潜入我们的人群中，也在地球上所有的人群中蔓延，他们想要破坏大家原有的种族特征，以此来毁灭种族和国家，最后统治一切……犹太人是全人类的寄生虫。他们能单一地成为个体的寄生虫，也是整个民族的社会寄生虫，更是全人类的寄生虫。 [55]

    一开始德国人对犹太人问题的控制在于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通过重新安置和驱逐把他们赶出德国社会。当纳粹领导意识到这些措施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后，他们便开始启用一个更为持久的方法来解决“寄生虫”问题。1941年，希特勒（Hitler）和他的党卫军首领大屠杀策划者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设计了一套方案要彻底消灭德国和欧亚大陆的“寄生虫”。新型的集中营被称为死亡集中营，它唯一的目的是大规模杀死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寄生虫”（如吉卜赛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1943年，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党卫军大会中做了一个演说，他说“摆脱体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是一个卫生问题。同样，反对犹太人，对我们而言，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卫生问题，必须马上被解决。我们很快就会完成去虱。我们只剩2万只虱子了，然后德国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56]

    由于在犹太人贫民区和集中营的犹太人患斑疹伤寒的概率很高，纳粹便把体虱和疾病与犹太人等同了起来。于是，纳粹用不同形式的有效宣传让大众相信了这种联结。一张海报上展示出典型的犹太人形状的头骨，旁边是一只爬行的体虱，标题是“犹太人-斑疹伤寒-体虱”，这样宣传的目的是让大家把犹太人和斑疹伤寒等同起来，这样大家会像长久以来害怕斑疹伤寒一样害怕犹太人，大家看到犹太人受到歧视和伤害的同情心就会减弱。鉴于普通公民能面不改色地接受纳粹对他们的犹太人邻居实施暴行，而没有引起公愤，在纳粹看来他们利用斑疹伤寒来激发自然恐惧的战略非常有效。

    第七章 黄热病

    在这里工作的人要冒着生命危险，我难以在这里坚持6个月以上。我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能活下来就是万幸。死亡率还在继续上升，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你可以看到原来估计有26000人的军队，到这个时候只剩下12000人。 ——法国将军查尔斯·勒克莱尔（拿破仑的妹夫）1802年写于海地 [1]

    尽管黄热病（Yellow Fever）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本书中讨论的其他疾病要少得多，但由于黄热病会使患者产生特别可怕的症状，它也是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大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天内出现严重的流感样症状（发烧、肌肉酸痛、恶心），虽然最终会恢复，但是会存在长期的轻微隐性感染。有15%～20%的人会在病情好转后突然恶化，最常见的是严重的肝衰竭，往往伴随着黄疸（皮肤发黄）、腹部疼痛和肿胀以及高烧。像埃博拉和马尔堡病等其他出血热一样，黄热病通常会发展为内出血，血液会从患者的眼、口、鼻流出；胃部过度出血将导致患者呕出大量黑色的、不完全被消化的血液。这种令人震惊的景象给了黄热病一个最臭名昭著的绰号——“黑色呕吐”。大量失血还会引起低血压，进而引起严重的疲劳、多器官功能衰竭、谵妄，最终导致死亡。这无疑是一种令人十分恐惧和痛苦的死亡方式，给所有目击者带来了巨大恐惧。

    黄热病由一种小病毒引起，这种病毒通过伊蚊属类的雌性蚊子传播给人类。该病毒被命名为黄热病病毒（YFV），是一组病毒（黄病毒属）的成员之一，其中还包括寨卡病毒（Zika）、登革热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黄病毒通过节肢动物（蚊子或壁虱）在脊椎动物宿主之间传播，常常会引起严重的内出血和脑炎。就YFV而言，其大规模流行期间的主要传播蚊种是埃及伊蚊。

    病毒进入蚊子后，会在其肠道上皮细胞中复制，最终扩散到血液和

    唾液腺。当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人类时，病毒便会从蚊子的唾液传播到咬

    伤伤口附近的宿主组织中。该病毒会被局部免疫细胞——树突细胞迅速

    吞噬，然后被转移到最近的淋巴结。YFV并不会被淋巴结中的免疫细胞

    破坏，实际上YFV具有在免疫细胞中自我复制并杀死这些细胞的能力。

    免疫细胞被杀死后，会有大量病毒扩散到血液中，并转移到肝脏、脾

    脏、心脏、肾脏和其他器官。到达这些部位后，YFV会感染局部组织，

    再次开始复制过程。宿主免疫系统检测到这种情况后，会将免疫细胞增

    援部队输送到感染区域。为了阻止或减缓病毒的传播，到达的免疫细胞

    会向被感染的组织释放大量有毒的炎症化学物质，称为细胞因子。尽管

    这种反应通常能对病毒感染起到保护作用，但其释放出的大量炎症介质会给宿主细胞带来毒性环境，意外地杀死宿主细胞。垂死的宿主细胞会释放出更多的炎症化学物质，进一步加强了免疫反应。最终结果是，YFV和宿主免疫反应同时杀死了大量组织中的宿主细胞。这类损害会导致患者发烧、肝脏破坏、休克以及前文提到的其他症状。

    自17世纪40年代人类首次描述黄热病以来，已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尽管目前采取的蚊虫控制措施和有效的疫苗限制了YFV的传播，但黄热病每年仍可感染20多万人，杀死3万多人。大多数黄热病病例都发生在中非和南美的热带地区，这是由于该地区有大量的降雨和丰富的温水源，是埃及伊蚊的繁殖地。不幸的是，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而言，埃及伊蚊在城市和乡村环境中也可以生存下来。

    只要蚊子有足够的开放水源来产卵，黄热病就会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迅速传播。雨水过多或城市服务中断或基础设施破坏，都很容易使蚊子数量剧增并引起黄热病暴发。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2016年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2] 尽管3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黄热病病例，但由于该市垃圾收集工作的中断，安哥拉再次出现了这种疾病。过多的垃圾堆和雨水汇集在一起，为埃及伊蚊幼虫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在短短几个月内，整座城市有数百人死亡，数千人生病。这提醒人们，黄热病仍然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疾病，一旦我们忽略过去的经验教训，黄热病就会继续困扰人类。

    美国大瘟疫的到来

    在过去的50年中，黄热病的起源一直是流行病学上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原因之一是欧洲、亚洲或中东的任何古代记录都没有提到过类似于

    黄热病的疾病。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生和盖伦医生也没有在其文集或古

    希腊其他综合医学文献中提及黄热病。同样，土耳其人、中国人或罗马

    人的历史著作中也没有对黄热病的临床描述。所以，当大家试图创建理

    论模型来解释黄热病是如何产生并传播到世界两端的两片大陆时，几乎

    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信息。关于黄热病起源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怎么能

    在两个大陆板块上同样流行？许多人提出，葡萄牙探险家和奴隶贩子的

    记录中都没有提到过黄热病，而这些人殖民了非洲西海岸的大部，因此这可作为黄热病并非起源于此的证据。此外，还有人认为黄热病起源于美洲，他们指出，到18世纪，黄热病已广泛分布在亚马孙河流域的丛林中，这表明黄热病可能已经在此存在了多个世纪。

    尽管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完全合乎逻辑，但在21世纪初进行的130多种YFV毒株遗传分析强烈表明，黄热病确实起源于非洲，而后传播到了美洲。 [3] 这些研究比较了来自非洲和南美各YFV毒株的基因组序列，以确定更早出现的毒株。有趣的是，来自东非的毒株似乎更加古老，并且在遗传上不同于从西非或南美分离出的毒株。总体而言，以上数据表明黄热病可能是从东非的其他病毒演变而来，传播到西非，然后随着500年前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传播到美洲。

    一些人推测，黄热病于1495年3月在美洲首次出现，当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袭击并奴役了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本土泰诺人。 [4] 对维加战役的模糊描述表明，许多泰诺人和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均死于同一种疾病。但是，那些描述都只提到了发烧这一症状，很难根据这些描述来确定其是由黄热病引起的，还是麻疹、天花、流感或许多其他欧洲疾病之一。

    黄热病很可能是由16世纪初穿越大西洋前往美洲的奴隶船传播的。这些船可能携带了感染YFV的埃及伊蚊。由于奴隶营养不良，且都被塞在了通风不良的货仓，这些蚊子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繁殖。到达热带的各个加勒比海岛后，蚊子便从船上逃离，发现其气候与西非非常相似。不久之后，埃及伊蚊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并开始定期以当地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殖民者的血液为食。这使YFV有了第一个可以在人类中确立自己牢固地位的机会，开始变成大规模流行病。

    对黄热病的第一个确凿描述出现在1647年巴巴多斯岛黄热病暴发期间。 [5] 一位名叫杜特尔特（Detertre）神父的耶稣会牧师是这种新“瘟疫”的目击者，他描述了一种引发极度头痛、肌肉疼痛、发烧和“持续呕吐”的疾病。持续呕吐的呕吐物是黑色的，这与以前提到的所有由欧洲人带到新世界（例如1643年瓜德罗普岛的未知发烧）的发热疾病都不同。他的叙述得到了其他人的佐证，这些人要么亲身经历过，要么收到了殖民者的报告。例如，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1647年的日记中写道，在洗劫附近其他岛屿（如圣·克里斯托弗和瓜德罗普岛）前，一种“致死性死亡”和“致死性发烧”就已经导致了6000多名巴巴多斯人丧生。 [6]

    黄热病迅速在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中传播，并于1648年最终进入北美大陆（尤卡坦州）。古巴在1649年暴发了极具破坏性的黄热病。根据历史学家Pezuela的说法，“从美洲大陆传入的未知而可怕的流行病无情袭击了古巴，1/3的人口都被腐败热吞噬了。”[7] 黄热病现在在美洲依然存在。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它持续从加勒比海岛屿跃迁到美洲的各个港口城市，所到之处均造成了严重破坏。在那时，黄热病很容易通过货船传播，以至于如果有船员在海上因黄热病病倒，船上就必须悬挂一面特殊的黄旗，随风飞扬。那面旗帜和黄热病很快就被称作了“黄杰克”。尽管黄热病起源于非洲，在整个非洲历史上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但从历史上看，黄热病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瘟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17世纪以来，黄热病一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流行。持续暴露于YFV为非洲人提供了足够的免疫力，限制黄热病大规模流行。相反，大多数在美洲殖民的欧洲人却很少接触YFV。他们是未经过病毒选择的种群，极易被病毒消灭。结果，在欧洲对美洲殖民的历史中，黄热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极大地影响了年轻美国的成长与发展。

    1793年的费城流行病

    费城是18世纪后期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曾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所在地，并于1790年12月成为新国家的临时首都。在此期间，这里是许多开国元勋的住所，包括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这里也是美国第一届国会、最高法院和造币厂的所在地。作为商业中心，费城拥有该国最活跃的港口之一，与美国、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城市进行商品贸易。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宗教包容性，接纳恢复自由的奴隶，因此成为难民的热门目的地。到1790年，费城（及其郊区）已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这是一个文化多样的繁荣胜地，是未来新美国的光辉典范。然而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仅仅一只蚊子就可以使这个新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陷入衰退？但在1793年，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1793年，载有大约2000名殖民地难民和奴隶的船只从加勒比海的圣多明格（海地）岛抵达费城。 [8] 1791年，那里爆发了奴隶起义，随后整个殖民地陷入内战。奴隶为独立而战，而当地的几个殖民大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则相互为战。这种危险的环境导致许多欧洲白人殖民者逃离到了费城、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等城市避难。费城人刚开始很欢迎这些难民，甚至筹集了16000美元支持他们。但是，随着出现黄热病流行的新闻传出，他们的热情便减弱了，因为黄热病很可能来自从圣多明各运送难民的船只。

    随着黄热病于8月初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由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领导的一群著名医师会面了，讨论如何能控制或至少遏制黄热病的传播。 [9]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建议有能力的人立即离开城市。到9月初，这一流行病尚未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恐慌便到来了。数以千计的人逃离了这座城市，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联邦政府大多数成员。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793年9月1日写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封信中，准确描述了这座城市的恐慌，他说：
    水街的污物导致了恶性发热，引起了极大恐慌。两天前，约有70人死于该病，生病的人则更多。现在，它已经渗入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相当具有传染性。起初，有3/4的人死亡，现在则是1/3了。从染病的第2天到第8天，人们会接连出现头痛和胃部不适，有点发冷、发烧，还有黑色呕吐物和粪便，最后便是死亡。有能力的人都逃离这座城市了，农民的恐慌还可能会带来饥荒。尽管死亡率在降低，但它仍在蔓延，炎热的天气条件非常不利。我已经让女儿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自己却不得不每天都去。 [10]

    那个夏天，将近2万名费城居民离开了（占人口的40%），有4000多人死于黄热病（约占总人口的10%）。由于秋天的凉爽温度降低了蚊子的数量，该病终于在11月初消退。居民逐渐返回城市，联邦政府恢复了其正常功能。但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精神都因1793年的黄热病而受了伤。这明显暴露了新国家无力有效应对危机的问题。美国首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抛弃了，领导人逃跑了，卫生官员争吵不休，公民反目。

    1793年黄热病流行的更有趣的另一个长期影响是，它影响了费城的种族关系。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几年里，这座城市已成为非裔美国人的目的地。许多人因支持大陆军而赢得了自由，一些人被受革命主义打动的奴隶主释放，还有一些人则逃脱了奴隶制逃往北方。到1793年这一流行病暴发时，费城已有2000多名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居住。 [11] 许多人召集起民间组织，为成长中的非裔美国人社区提供社会服务和就业服务。这些组织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是自由非洲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787年，由部长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和押沙龙·琼斯（Absalom Jones）领导。他们以小组的形式定期开会，决定如何更好地教育子女，为失业者找到工作，照顾寡妇和孤儿，并赋予社区成员真正独立的权利。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费城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核心。

    黄热病流行时，人们普遍认为非裔人对黄热病感染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 [12] 这个想法来自1742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暴发黄热病时的观察结果，生活在受灾地区的非洲奴隶似乎很少感染这种疾病。这可能由于很多奴隶是在黄热病流行的非洲地区出生、长大，因此，他们很可能早就接触了YFV，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距此50年后费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那时，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都出生在美国。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过YFV，因此其对YFV的易感性并没有低于其他人。当时医学界认为，所有非裔美国人都对黄热病具有遗传抵抗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对1793年居住在费城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城市暴发黄热病时，本杰明·拉什和其他医师公开与非洲自由学会的领导人联系，让其帮忙照顾成千上万的病人。 [13] 押沙龙·琼斯和理查德·艾伦与其他人讨论了此事，最终决定：“尽我们所能，对遭受苦难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们去看看我们能做什么。”[14] 由于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具有黄热病抵抗力，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开始在城市各处工作，担任急诊护士，运输病人。尽管该市大多数居民都选择了逃离或与他们认为被感染的患者（包括他们的家人）隔离开，但非裔美国人留了下来，竭力为病人服务。本杰明·拉什曾经观察到：“在你进入的每个房间中，都看不到任何人，只有一个孤独的黑人或妇女在病人身边。”[15]即使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生病、身故，尽管工作环境令人难以置信地可怕，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回报，但他们仍然留下来继续照顾受苦的人。[16] 当流行病结束时，将近25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黄热病。这相当于费城非裔人口的10%，与居住在那里的白人的死亡率大致相同。

    有人可能会认为，非裔美国人在1793年黄热病流行期间所做的英勇牺牲可以使他们获得费城白人的接纳。不幸的是，它最终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1793年11月出版的一本非常受欢迎且广泛传播的、名为《恶性热病简介》（A Short Account of the Malignant ）的小册子说，非裔美国看护者在经济上占了黄热病受害者的便宜。作者是一位名叫马修·凯里（Mathew Carey）的著名出版商，他在流行病初期就逃离了这座城市。

    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对护士的巨大需求为某些人提供了不合理的机会，一些白人和黑人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竟为一夜的看护服务索取2～4美元，甚至是5美元，而这本可以用1美元来支付。甚至还有些人抢劫了病人的房屋。”[17] 勒索和盗窃的指控引起了公众对自由非洲协会及其在流行病期间所雇用人员的不满。尽管几乎没有实际证据表明非裔美国人从他们的服务中获得了不诚实的利润，但凯里的《恶性热病简介》却给整个群体的声誉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本小册子成功地摧毁了这5个月内种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所有善意，并使费城的非裔美国人在疫情后受到了更多谴责。

    作为回应，琼斯和艾伦发表了自己对这一流行病的描述，试图驳斥凯里的卑鄙主张。 [18] 在书中，他们对凯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错误地报道了他从未目睹的事件，甚至暗示，凯里从这场流行病中的获利超过了所有“勒索者”收益的总和。他们有力地继续驳斥了凯里对护士哄抬价格的指责，并说“他们埋葬了数百名穷人和陌生人，但他们从未为此收取或索取补偿”。 [19] 不幸的是，他们充满逻辑性和合理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被置若罔闻，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的辩解发表前，凯里的书已经出版了4版，伤害已经造成。费城的许多人开始鄙视那些几个月前照料他们的非裔美国人。

    1793年的黄热病流行也引发了关于其起因的广泛辩论。在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员中，一种流行的理论是，这种流行病是由随处可见的污物引起的，这种污物污染了城市的空气和水。人们认为，污水和垃圾汇集所产生的恶臭，再加上那个夏天费城因炎热而停滞的空气，产生了有毒的瘴气，导致了疾病暴发。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附和了这些观点，他说：“我们有证据表明，城市的供水方式确实催生了非常丰富的疾病源，与狭窄、肮脏小巷里的有害气体无关。”[20] 与城市的不卫生状态相反，费城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指出，道德污秽是造成这种流行病的主要原因。贵格会等团体认为，宾夕法尼亚州拒绝正式废除奴隶制或禁止“不道德”的戏剧表演，导致这座城市的精神健康被污染，并引发了上帝审判，降下黄热病。蓄奴州或支持法国大革命极端暴力的殖民难民来到费城，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眼中的道德沦丧。黄热病袭击港口城市的速度似乎更快，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即黄热病是由道德低下的难民在1793年带到费城的。

    这些理论提出的共同解决措施是在疫情暴发后大力清理费城。由市长马修·克拉克森（Matthew Clarkson）领导的委员会首先呼吁对公共卫生进行重大改善，其中包括从城市外部引入清洁水，改善下水道系统以及为穷人的房屋消毒。由于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而不是卫生条件差，此类措施对黄热病暴发没有影响。但是，它们却间接帮助控制了伤寒和霍乱等其他疾病。

    当黄热病于1797年、1798年和1799年重返费城时，市政官员们便开

    始寻找方法来监控大量涌入该市、被认为携带这种疾病的移民。正常的

    船舶检疫显然无法阻止黄热病的发生，因此费城卫生局决定在特拉华河

    沿岸建立10英亩的永久性检疫医院来解决这一问题。 [21] 这家叫作

    Lazaretto的传染病医院由有资质的医务人员经营，医院设有宿舍，可供

    大量人居住。它的设计目的是接待所有进入费城的移民，检查他们本人

    及其货物是否有隐患，仅在确定其“无病”后才将让其进入城市。它是这

    座城市实实在在的看门人，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名移民进行了多种

    传染病筛查。Lazaretto于1799年开业，是美国的第一家此类机构。它彻

    底改变了美国接待和处理移民的方式，其创建的模式最终被其他更著名

    的检疫医院，如埃利斯岛（纽约）和安吉尔岛（加州）沿用。我们难以

    估计Lazaretto和其他类似的检疫医院避免了多少流行病、挽救了多少生命。尽管Lazaretto是直接针对多种黄热病而建立的，但它也挽救了数以百万计费城和美国其他城市可能丧生于伤寒、霍乱、天花和鼠疫等疾病患者的生命。

    海地革命和路易斯安那购买案

    探险家于17世纪初在圣劳伦斯河沿岸建立了多个城市，从而在美洲

    建立了法国殖民帝国。此后不久，皮草贸易商赶到，与许多已经居住在

    新法国殖民地的土著部落建立了商业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使法国人可以

    对其人口稀少的加拿大领土保持某种程度的行政控制，同时也为法国人

    提供了西向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扩展业务的手段。到17世纪80年代，

    法国人已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建立了贸易站和堡垒，并在南部正式建立了

    一个新的殖民地，即路易斯安那州。算上北部的加拿大、纽芬兰和阿卡

    迪亚，新建立的南部殖民地使法国在北美的土地扩张到了300万平方英

    里。在18世纪初期，这个广袤的领土被称为“新法兰西”，其北部延伸到

    了现代加拿大的一半领土以上，西至洛基山脉，南至墨西哥湾。

    像西班牙和英国一样，法国在这段时间内也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几

    个小岛。 [22] 抵达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圣基茨岛、圣卢西亚岛和西班牙圣多明各岛之后（在海地），法国定居者奴役或杀害了大多数土

    著居民（例如加勒比人），然后运来了大量非洲奴隶在新建的种植园工

    作。尽管与新法兰西相比规模较小，但这些岛屿殖民地对于法国来说利

    润相当可观。例如，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售出的近40%的糖和75%的咖

    啡，都是由西印度群岛法属种植园生产的。这些西印度种植园和在北美

    利润丰厚的皮草业，使法国成为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由于18世纪中叶发生的几次战争，法国在美洲的大多数殖民地都输

    给了英国和西班牙。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人在距离英国人控制的领土

    很近的地方建造据点，与此同时，大量新的英国定居者涌入美洲，法国

    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开始加剧。1754年5月，由乔治·华盛顿率

    领的当地英国民兵因惧怕法国人或其美州原住民盟军最终采取军事行

    动，便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伏击了一个法国小营地，引发了法国

    和印第安战争。 [23] 法国当地军队进行了强烈的军事反击，导致华盛顿

    迅速投降。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当局意识到两国可能正处于美洲战争全面

    爆发的边缘，于是不久后便相互联系，讨论了这些边界冲突的潜在和平

    解决方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便从欧洲派遣了大批部队，为其自认为

    在北美的合法主张而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大约9年，直到法国签署《巴黎条约》投降后才结束。这样，法国就放弃了对包括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整个新法兰西以及大部分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领土权利。大不列颠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土地，而大不列颠的军事同盟西班牙则控制了西部的土地。法国最终通过参与美国独立战争重新夺回了西印度群岛的少量领土。

    在动荡的18世纪期间，法国拥有的最重要的殖民地是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各岛（海地）。可以说，圣多明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欧洲殖民地，向美洲、欧洲和亚洲供应了大量的糖和咖啡。在18世纪8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拥有大约800个独立的种植园，46.5万名奴隶。 [24] 令人惊讶的是，圣多明各岛和其他两个法属岛屿殖民地（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拥有的奴隶数量，与美国最初建国时13个州加在一起（约70万人）的差不多。每年成千上万的西非新奴隶被送到圣多明各岛，每年岛上又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出生。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圣多明各已成为非洲和加勒比裔奴隶、白人殖民者、在山上逃亡的自由生活的奴隶以及2.5万名有色自由人的熔炉。后者主要由法国奴隶主及其女奴的混血后裔所组成。他们通常受过教育，有些还从法国父亲那里继承了巨大的财富。

    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各居民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5] 对于白人种植园主来说，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逃脱法国政府的行政控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贸易时有更多的自治权。他们认为这是提高利润率、增强对奴隶和产品控制的可喜机会。相反，岛上的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种则阅读了革命性的《人权宣言》及“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主张，期望自己的自由和平等。 [26] 他们在新成立的法国大会上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看到了奴隶制的恐怖，并认为应该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几位既富有又自由的有色人种（如朱利安·莱蒙德和文森特·奥热）也从圣多明各前往巴黎，出席大会并代表岛上所有受歧视的人发言。返回圣多明各后，他们发现殖民地总督和种植园主不愿放弃免费的劳动力或拒绝赋予任何可能威胁其在岛上权力的人更多权利。圣多明各岛上有钱的白人少，而有色人种多（10∶1），二者不统一的意见直接导致了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海地革命。

    海地革命始于1791年8月，当时该岛北部省份的奴隶对白人种植园主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烧毁了数百个种植园，杀死了数千名白人殖民者，并没收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 [27] 在几个月内，超过10万名奴隶参与了起义，共控制了1/3的殖民地。当奴隶在北部起义时，有色人种开始向西部的白人种植园主发起进攻。为了安抚革命者、平息叛乱，法国（立法）大会在1792年赋予有色人种全部政治权利。尽管伸出了橄榄枝，但暴力在1793年进一步激化了。种植园主与英国建立了同盟，而奴隶则加入了入侵的西班牙人以迫使法国人撤离该岛。这使英国军队几乎控制了圣多明各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担心发生多方战争可能会使该岛完全丧失，法国当地行政官员单方面宣布结束圣多明各的奴隶制。结果，在才华横溢的军事将领（前奴隶）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带领下，许多新获释的奴隶转而结盟法国。在接下来的5年中，法国、英国、西班牙、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白人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流血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历史记录表明，英方的许多死亡都是由18世纪90年代西印度群岛发生的黄热病暴发造成的。实际上，有人估计在1793年至1798年，近70%的英国军队、约10万名士兵因黄热病而病倒。 [28] 由于慢性病的困扰以及与卢维杜尔军队的不断战斗，英国最终同意于1798年离开圣多明各。在这次胜利之后，卢维杜尔于1800年入侵并征服了西班牙控制的伊斯帕尼奥拉东部。尽管此时卢维杜尔获得了对该岛的政治控制，但他还需从法国处取得该岛的完全主权和完全独立。对卢维杜尔而言，不幸的是，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新统治者刚刚在法国上台，并渴望在美洲重新建立一个殖民帝国。

    1802年初，拿破仑向圣多明各派遣了约6万名士兵，以重获对该岛及利润丰厚的糖种植园的行政控制。 [29] 拿破仑不仅计划接管圣多明各的土地，还计划镇压叛乱并恢复奴隶制（他在其他西印度群岛上就是这样做的）。抵达圣多明各后，由拿破仑的妹夫查尔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率领的庞大的法国部队迅速接管了该岛上的大多数港口城市，并秘密逮捕了首领卢维杜尔，将其驱逐至欧洲（后来他在监狱死于结核病）。卢维杜尔的垮台使许多领导者放弃了反抗，与法国人联合。已经进行了11年之久的奴隶起义似乎已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那些长期作为自由人生活和战斗的人现在正面临再次被奴役的可能性。当圣多明各的居民看上去一团糟时，天气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挽救了他们，并改变了历史进程。

    1802年的初春，降雨急剧增加，伊蚊数量激增。 [30] 当年5月，该岛黄热病全面暴发。正如以前英国侵略者所遭遇的那样，由于法国人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黄热病，黄热病伤害了大量法国人。在接下来1年半的时间里，多达5万名法国士兵死于黄热病，使他们丧失了近80%的战斗力。勒克莱尔及其5名将军也在1802年至1803年这一流行病中丧生。 [31] 由于失去领袖、士兵生病和死亡，当地军队越来越强大、抵抗越来越激烈，大多数剩下的法国士兵开始在1803年秋季撤离该岛。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此后不久被卢维杜尔的继任者让-雅克·德萨林（Jean[1]Jacques Dessalines）击败，新的主权国家海地于1804年1月1日正式宣布独立。没有黄热病作为盟友，海地人民本可能会被压倒一切的法国军队击败，然后重返奴隶制。相反，他们成立了历史上唯一由奴隶起义建立起的新主权国家。

    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成功在美洲还产生了其他非常重要的长期影响。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拿破仑派兵到西印度群岛是为了实现对北美大陆的终极入侵。 [32] 1801年，法国秘密地从西班牙那里夺取了因法国[1]印第安战争丧失的全部路易斯安那州领土。拿破仑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的军队重获对新奥尔良和利润丰厚的密西西比河谷的控制，这两个地方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拿破仑在与他的一位国防部长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入侵圣多明各只是他恢复北美帝国这一真正目标的掩护。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国防部长，我的意图是以最快的速度占领路易斯安那，这一计划一定要高度保密，让其看起来像是针对圣多明各的。”[33]

    美国政府的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将拿破仑入侵西印度群岛和路易斯安那州视为对自己主权的威胁。根据拿破仑在欧洲的举动，有理由相信他最终会试图将自己的帝国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以外。对于他来说不幸的是，圣多明各空前的黄热病流行摧毁了其入侵北美的任何可能性。拿破仑需要该岛利润丰厚的糖种植园，以资助其计划中的后续步骤。没有那笔钱，就不可能入侵北美。拿破仑意识到他没有办法胜过、制服或压制黄热病，因此决定减少在美洲的损失。在1803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拿破仑同意以1500万美元的低价将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卖给美国。这样一来，美国的规模大约增加了1倍，而法国则永远退出了美洲。此后不久，托马斯·杰斐逊派遣梅里韦瑟·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进行探险，以探索这一新的西方领土。

    美国南部的瘟疫

    随着19世纪初期路易斯安那州领土的开放，发展中的南部城市与西

    印度群岛以及墨西哥湾和密西西比河沿岸港口的贸易显著增加了。尽管

    这种海上贸易对南部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但它却使居民反复遭受黄热

    病的侵袭。如前文所述，由于热带气候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到18

    世纪时黄热病已在整个西印度群岛流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经常载

    有感染黄热病的患者或带有病蚊的货物。结果，密西西比河沿岸、墨西

    哥湾沿岸和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暴发黄热病。与费城和纽

    约等北方城市零星地流行不同，美国南部地区持续温暖潮湿的气候为黄

    热病的流行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新奥尔良，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年中经历了12次黄热病流行。据称，1853年的

    黄热病流行感染了该市近40%的人口，并夺走了约7800人的生命。 [34]

    25年后，又一次重大黄热病流行席卷了新奥尔良，并逐渐沿汽船驶向密

    西西比河。1878年，下密西西比河谷的流行病使200多个城市的12万人

    患病，多达20000人丧生。 [35] 同样，在19世纪中叶，破坏性较小的黄热

    病流行也出现在了查尔斯顿、诺曼底、孟菲斯、萨凡纳、加尔维斯顿和

    南部许多其他城市。尽管与本书中讨论的斑疹伤寒、天花和其他疾病相比，这些黄热病流行的死亡率要低得多，但它们却引起了广泛恐慌，并对南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美国南部持续出现的黄热病最有趣的副产物之一就是它影响了社会对该地居民的态度。内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南部暴发了黄热病，而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关于奴隶制的激烈辩论。与此同时，10年前废除了奴隶制的北部各州黄热病暴发则在持续下降，这使得许多废奴主义者得出结论，黄热病是上帝对南方及其邪恶居民进行惩罚的媒介。对他们来说，广泛传播的黄热病证明了奴隶制是错误的，南方的生活方式是更低等的。当时，在许多南部城市发现的纵情酒色和堕落则加剧了这种罪恶感。黄热病通常被归咎于酒吧、妓院、赌场和狂欢节庆祝活动。南方主教列奥尼达斯·波尔克（Leonidas Polk）在1853年写的祈祷文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的罪过正激起您对我们的愤怒和愤慨……并慈悲地赐予……这种父亲般的矫正可以教会我们……谨以此来铭记您的正义审判。”[36] 北方媒体越来越多地把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描绘成罪恶

    的污水池，充满了疾病、混乱和污秽。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也开始出现一

    些耸人听闻的文章和插图，描绘在黄热病中痛苦挣扎的人。这种报道的

    结果是，许多北部人以一种自视正义的愤慨和厌恶来看待这些南方的受害者。

    对于南方白人来说，黄热病的流行加强了他们既定的看法，即非洲

    奴隶比白人更适合在户外工作，因为他们死于这种疾病的概率似乎更

    低。就像1793年的费城疫情一样，当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非裔对黄热病

    具有某种天然的抵抗力。尽管黄热病的相关数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但

    许多人仍然断言，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和暴露，非洲人天生就比其他种族

    更能耐受黄热病。 [37] 人们观察到非洲人通常对疟疾具有先天的抵抗

    力，而疟疾和黄热病都是在非洲出现的，因此推断他们对黄热病也一定

    具有抵抗力。这些想法使南方人有正当理由在黄热病频繁暴发的地区

    （也就是南部大部分地区）继续使用非洲奴隶。对于奴隶制拥护者来

    说，在户外工作对白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

    继续使用奴隶。因此，由于黄热病，奴隶制被认为是必要的制度。实际上，奴隶制和黄热病有着相反的关系。黄热病仅因奴隶贸易而存在于美洲。如果停止将奴隶非法进口到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地区的黄热病流行将大大减少。

    1853年和1878年的黄热病流行对南部城市的经济也造成了破坏性影

    响，彼时他们正试图将南部建设为商业中心。 [38] 在主要农业地区，劳

    动力的大量丧失和死亡导致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大量农产品和经济作

    物未经收割、出售或腐烂在地里。这造成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进一步加

    剧了已经耗尽的市政和州预算。在此期间，由于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负面

    评价越来越多，以及检疫对人们去被感染城市旅游的限制，南方的旅游

    业也出现了急剧下降。尽管检疫在减缓黄热病的传播方面有效果，对南

    方的贸易和商业却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许多城市迫使当地企业关闭，直

    到流行病消退；商人在将商品卖给未受灾地区时也常常会遇到很大困

    难。结果，检疫常常遭到本地企业及其忠实政客的强烈反对。当城市领

    导人需要团结一致，对抗“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城市灾难”时，他们之间

    却产生了不必要的派系紧张。没有人知道19世纪黄热病多次流行对南方造成的真实经济损失。但是，187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仅1878年流行病带来的损失就超过了2亿美元（折合到21世纪20年代，约为40亿美元）。鉴于南方经济在13年前就受到了内战的严重打击，对挣扎着进行重建和工业化的南方而言，这一代价更加惊人。

    这些流行病所带来的最重要的长期影响可能就是重新评估谁应该对

    人们的健康负责。到那时为止，所有有关卫生、检疫和公共卫生的决定

    都是由城市官员在地方一级做出的。州和联邦政府几乎无权制定或施行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对地方应对流行病的方式也没有监管。这使城

    市间有着较大差异，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执政者间也会有较大差异。如

    果一个城市对疫情的应对不好，常常会使黄热病蔓延到附近的城镇，为

    该病在全国的流行创造更多机会。例如，在1878年的流行中，黄热病随

    着一艘来自古巴的船来到美国，船只停靠在新奥尔良，载着一名被感染

    的船员。 [39] 该病迅速蔓延到城市中的其他人群，并在夏季全面暴发。

    尽管市政府采取了检疫措施，但仍有数千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实际筛查前

    就逃到了周围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不幸的是，几名被感染者登上了前往

    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拖船，并把疾病传播到了那里。从那里，它又到

    了孟菲斯（另一条船上），并最终通过铁路和内河运输传播到了整个南

    方的200多个城市。一些城市设置了武装路障，以阻止病区的人进入他们的城镇，而其他城市则摧毁了铁路线或阻止船只停靠在其港口。最后，事实证明，这种局部措施极为无效，疾病可以随风传播。更糟的是，很多市政领导人在疾病控制的紧要关头都逃离了城市。这使任何形式的卫生或检疫措施都不可能得到执行。

    在19世纪中叶，由于城市无法有效预防或管理黄热病（和霍乱），许多地区、州和联邦卫生局便诞生了。这些委员会独立于当地企业的利益，负责收集和传播当地疫情相关数据，决定适当的检疫措施。它们还试图阻止城市掩盖黄热病的存在（以免损害其自身的商业利益），并迫使当地的卫生机构相互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委员会便是成立于1879年的国家卫生局，它是在1878年灾难后公众呼吁下成立的。 [40] 在谈到需要建立起一个负责监督公共卫生的联邦委员会时，一位议员说，“过去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商业性海港城镇会采用或遵守影响其商业利益的检疫规定”。 [41] 当时的海军医院服务部部长约翰·伍德沃思（John Woodworth）补充道，“应将黄热病视作威胁生命、摧毁工商业的敌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像美国这样因黄热病而产生如此灾难性的损失”。 [42]

    经过对细节的仔细推敲后，美国国会于1879年3月3日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成立了一个由军事和平民专家组成的全国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建议当地的卫生委员会，调查公共卫生问题，向经历公共卫生危机的地区分配资金，规范检疫程序。人们希望该委员会能发现1878年流行病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加以纠正以防止未来流行病的暴发。尽管美国国家卫生局仅获得了4年的资助，也从未完全实现其所有目标，但它确实在全国范围内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从而减少了霍乱和伤寒的暴发。[43] 它还创造了一种模式，后来被更永久性的机构所沿用，如美国公共卫生署。国家卫生局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代表着美国迈出了第一步，在内战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开始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分散的城市或州与流行病做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热病使美国团结一致面对同一个敌人，使美国人认识到个体的健康与全人群的健康息息相关。

    确定传播媒介

    19世纪控制黄热病的最主要障碍是不知道其传播途径。当时，大多

    数医生和卫生官员都认为疾病是由不良的卫生条件和由此产生的毒气所

    传播的。由于黄热病、疟疾和登革热等蚊媒疾病相对不受环境污秽的影

    响，卫生委员会通过改善卫生条件来预防或限制YFV传播的努力几乎没

    有效果。因此，在1878年大流行之后，黄热病依旧在美国南部、拉丁美

    洲、加勒比海地区和西非的许多地区泛滥。但是，由于19世纪末微生物

    学方法的改善以及美国卷入了一场被黄热病所阻碍的战争，科学家和政

    界人士重新推动了对黄热病的研究，以明确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

    在此期间，黄热病的研究中心是加勒比海的古巴岛，该岛距离美国

    仅90英里，是美国糖、烟草、咖啡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主要供应地之

    一。19世纪，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两国的经济繁荣

    相互依存。 [44] 在19世纪90年代，古巴90%的出口都运到了美国，大约

    38%的进口来自美国。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美国资本投资到了古巴，用

    于购买那里失败的矿山和制糖厂并使之现代化，美国工人也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涌入古巴。尽管这似乎是理想的商业伙伴关系，但由于古巴在

    19世纪仍处于西班牙帝国的政治控制之下，情况变得复杂。西班牙有权

    更改贸易法，征收关税并控制其他国家在古巴开展业务的方式。所以，

    美国人总是不得不像走钢丝一样，一边要让西班牙政客满意，另一边要与被西班牙征服的古巴人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

    美国、古巴和西班牙之间微妙的关系在1895年变得十分紧张，当时

    古巴叛军正在为争取独立而对西班牙政府发动攻击。 [45] 最开始，美国

    担心古巴起义成功可能会为其他没那么友好的欧洲国家铺路，因此美国

    政府最初拒绝援助叛乱分子，甚至使用海军来阻止向该岛非法运送物资

    和武器。但是，随着反叛活动的加剧以及美国媒体对西班牙在古巴暴行

    的不间断报道，美国公众的情绪开始转向支持革命者。许多美国人，包

    括那些商业利益被持续暴力所影响的人，开始敦促美国政府在冲突不能

    迅速解决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到1898年初，居住在古巴变得越来越

    危险。尽管此时叛军已完全控制了该岛并建立了自治政府，但留在该岛

    的西班牙拥护者仍在继续煽动暴乱、破坏财产。居住在哈瓦那的美国总

    领事看到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便向华盛顿表示美国公民的生命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这促使美国政府于1898年1月向哈瓦那派出一艘缅因号战舰，以保护其在政局不稳定岛屿上的利益。到达古巴仅3周后，停靠在哈瓦那港口的缅因号就被爆炸击中了，船只沉没，死了268人。尽管美国人不知道爆炸的原因或主导者，但他们仍将其视为军事攻击，并要求报复。

    呼喊着对西班牙开战的最大声音来自两个著名的纽约出版商，他们认为西班牙是缅因号沉没的罪魁祸首。在缅因号事件之前的几年，《纽约世界报》的老板约瑟夫·普利策和《纽约新闻报》的老板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就开始发表耸人听闻的，甚至是虚构的西班牙残忍压迫古巴人民的故事。 [46] 这样的宣传和夸张的报道成功激怒了美国公众，并增加了其对日益荒诞的新闻报道的需求。缅因号的沉没为普利策和赫斯特提供了扩充读者群的绝妙机会。他们制作了虚假的插图，虚构地描写了奸诈的西班牙人如何在缅因号上放置地雷、发射鱼雷。他们发表了诸如“记住缅因州！西班牙下地狱！”之类的口号，甚至悬赏5万美元捉拿西班牙凶手。他们的假故事非常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些在爆炸中的幸存者和看着船只沉入哈瓦那港口的人都相信西班牙人确实对此负有责任。尽管没有绝对的证据（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但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迫于公共压力和政治压力，于1898年4月20日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从古巴撤离。西班牙人拒绝了，这促使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全面的海上封锁，并向西班牙正式宣战。

    美西战争持续了3个月后，美军战死不到400人。 [47] 强大的海军攻击与27万多名地面部队的结合使美军控制了西班牙的众多领土，包括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有人称其为“精彩的迷你战争”，这几乎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完美展现，以小牺牲获得了大收益。但是，随着战争在7月下旬开始缓和，黄热病、疟疾和伤寒的暴发对驻古巴的美军主力造成重大打击。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成千上万的士兵患病并丧失了行动能力，近2000名士兵死亡。西奥多·罗斯福中校在给美国国防部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恐惧，他担心：“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将极有可能发生可怕的灾难。这里的外科医生估计，如果我们在疾病流行季节继续待在这里，那么将会有超过一半的士兵死亡。”[48] 军事领导听取了这些警告，于1898年8月初开始从古巴大规模撤军。但是，为了维持秩序并使古巴政权平稳过渡，需要留下5万名美军无限期驻扎在容易发生黄热病的岛屿上，因此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积极措施以防止潜在灾难。他们组建了由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领导的4名微生物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并将其送到古巴，专门研究黄热病的病因和传播方式。

    里德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卡洛尔（James Carroll）在被派往古巴之前，一直在努力验证意大利科学家朱塞佩·萨纳雷利（Giuseppe Sanarelli）最新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声称发现了黄热病的病因——一种名为类黄疽杆菌的细菌，据说其通过呼吸道分泌物传播。通过严格的测试，里德他们积累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萨纳雷利发现的细菌并不是黄热病的病因，而是猪瘟随机感染了他的一些测试患者。尽管萨纳雷利试图抹黑他们的报告，但里德和卡洛尔很快得到了另一名医生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特（Aristides Agramonte）的实验支持，他也没有检测到类黄疽杆菌和黄热病之间的关系。 [49]

    在驳斥了萨纳雷利的发现后，由里德、卡洛尔、阿格拉蒙特和年轻医师杰西·拉泽尔（Jesse Lazear）组成的黄热病委员会前往古巴与当地一位名叫卡洛斯·芬莱（Carlos Finlay）的流行病学家会面，后者自1879年以来一直在该岛上研究黄热病。 [50] 在1878年密西西比河流域黄热病大流行之后，芬莱便与美国科学团队紧密合作，并对该病的发病机理发表了重要见解。他在显微镜下检查了感染者的组织样本，发现黄热病似乎针对的是血管的组成细胞（称为血管内皮），而非红细胞本身。据此，他推断：“要染上黄热病，必须从黄热病患者的血管中挑出传染性的物质，然后将其放在被感染者的血管内部。蚊子恰恰可以通过叮咬完美地满足这一条件。”[51] 在沃尔特·里德的黄热病委员会抵达古巴的19年前，芬莱就在1881年8月14日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发表了这一观点。在同一演讲中，芬莱还描述了一个实验，在该实验中，他让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当时被称为“库蚊”）吸食黄热病患者的血液，然后再将这些蚊子放在刚抵达古巴的5个人的皮肤上，这些人以前从未接触过黄热病。被这些病蚊叮咬的5个人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黄热病。尽管这些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芬莱的蚊子传播理论，但古巴和美国科学界的许多人士都认为他是错的。实际上，即使他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成功地在99人身上复制了相同的接种实验，人们（包括里德）仍然不信服芬莱的方法和数据。 [52]

    1900年，当里德的团队抵达古巴后，他们急切地想与芬莱见面讨论他的实验成果。芬莱也很愿意分享，允许黄热病委员会阅读他的全部笔记，并向他们展示实验是如何进行的，甚至向他们提供了被感染蚊子的样本。获取这些材料后，里德让杰西·拉泽尔负责核实芬莱的研究结果，而自己去了华盛顿特区。

    拉泽尔在接下来几个月中进行的实验为蚊子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拉泽尔使用了芬莱的方法培养和接种蚊子，设计了实验来测试蚊子

    是否可以传播黄热病，如果可以传播，其传播是否取决于感染者的严重

    程度或蚊子在叮咬下一个人之前病原孵化时间的长短。詹姆斯·卡洛尔

    不支持蚊子理论，他同意成为拉泽尔实验最初的研究对象之一。 [53] 在

    被12天前叮咬过严重黄热病患者血液的蚊子叮咬后，卡洛尔出现了黄热

    病症状，差点儿死于黄热病。还有一部分受试者则是被叮咬过黄热病轻

    症患者的蚊子叮咬，或被12天内吸食过患者血液的蚊子叮咬。这些人均

    未出现黄热病。因此，看来黄热病病原必须在蚊子体内至少孵化12天，

    这样才能在进入第二个宿主时有效致病。这是芬莱早期实验缺失的一个

    重要因素，导致他经常得出令人困惑和矛盾的结果。在得知自己没有从

    任何其他来源感染黄热病后，卡洛尔庆祝道，他是“第一个证实了蚊子传播黄热病的人”。 [54] 不幸的是，这些结果带来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拉泽尔在实验过程中也被蚊子叮咬，并在1900年9月26日不幸死于黄热病。拉泽尔的去世是黄热病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转折点。里德于10月回到

    古巴，做出承诺，致力于进一步推动拉泽尔的研究并建立起更好的实验

    方案。 [55] 里德成为蚊子理论的信徒，他决定在哈瓦那郊外的营地里设

    立严密的对照实验，检验黄热病到底是由蚊子还是被污染的物品和污物

    传播的。这个营地被命名为拉泽尔，以表纪念。里德在营地里建造了两

    座不同的建筑。一座建筑内含有被黄热病死亡患者的血液和呕吐物所污

    染的各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但是，这里完全没有蚊子。另一座建筑干净

    整洁，没有任何可能被黄热病污染的物体；但是，它被网密封住了，里

    面存在吸食过黄热病死者的蚊子。志愿者被安置在两个建筑物中，被要求在那里睡20个晚上。在这些天内，两组志愿者各自被隔离在附近的帐篷内，以控制其在实验过程中所接触的东西。

    这项为期3周的研究结果令人信服且清晰。 [56]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所有肮脏建筑物中的人都保持了完全健康的状态，而干净环境中3/4接

    触了病蚊的人都感染了黄热病。随后的实验还表明，如果在黄热病患者

    感染后3天内取其血液，直接注射到健康志愿者的体内，也无法传播疾

    病。这表明黄热病病原不会在自然界中直接发生人与人的传播。综上所

    述，如此严谨的结果最终推翻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黄热病是通过接触受

    污染的物体或瘴气而被感染的理论。这样做还解释了为什么改善古巴和

    美洲南部环境卫生所做的努力对黄热病的传播影响很小。此外，这些结果还验证了芬莱及其20年的潜心研究，并最终证明了伊蚊在黄热病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发现有着巨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首先，知道黄热病的传播方式最终使公共卫生官员有了制止未来疾病流行的抓手。例如，古巴首席卫生官威廉·高加斯（William Gorgas）立即着手消除该岛的蚊媒。如第四章（疟疾）所述，高加斯采用了多种灭蚊方法，包括给湖面上油、清空蓄水池、熏蒸房屋以及为居民提供蚊帐。事实证明，这种干预非常成功，古巴在大约1年内便根除了黄热病。随后巴拿马运河区也采取了类似的灭蚊措施消除黄热病，拉丁美洲和美国也采用了此类办法降低黄热病发病率。在里德研究结果发表后的短短5年内，黄热病就从世界上许多地方消失了。

    里德的实验还因其创新设计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向志愿者提供书

    面知情同意的第一批科学家之一，知情同意概述了参与研究的潜在风

    险。 [57] 之前的实验通常不让志愿者知道他们要面临什么，而里德则完

    全披露了关于黄热病实验的危险信息。他拒绝强迫或诱骗弱势群体参

    加，并为志愿者提供了非常慷慨的补偿。他的伦理性与同时代的大多数

    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常常将儿童、囚犯和穷人作为可有可无的、

    不知情的受试对象。例如，在塔斯克吉（Tuskegee）梅毒实验中，研究

    人员故意让贫穷、目不识丁的非裔美国佃农感染了梅毒，并任由他们病

    了近40年（1932～1972年），以研究该病的进展。这些人从未被告知患

    有梅毒，即使盘尼西林已被证实可有效治疗梅毒，也从没有人给过他们

    治疗。讽刺的是，这些可怕的长期实验的补偿是免费医疗、一些食物和

    丧葬保险。这种对少数民族和穷人的残酷剥削凸显了美国的医学实验方

    式亟须大规模变革。值得庆幸的是，塔斯克吉研究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建

    立了人类受试者保护国家委员会，并制定了联邦法规，要求所有对人类

    进行的实验都必须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令人遗憾的是，医学界未能

    早些效仿沃尔特·里德。沃尔特·里德自发建立了伦理规范，整整80年

    后，法律上才强制要求知情同意。

    确定蚊子为黄热病的传播媒介后，里德和卡洛尔便将注意力转移到

    寻找致病的病原体上。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黄热病是由细菌或寄生

    虫引起的，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将病毒和人类疾病联系在一起。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他们获取了含有黄热病病原体的患者样本，并使用

    陶瓷过滤器过滤掉细菌和较大的颗粒。然后，他们将通过过滤器的液体

    注入健康志愿者体内。令他们惊讶的是，所有接受注射的人最终都患上

    了黄热病。这表明，引起黄热病的物质必须足够小，才能穿过过滤器的

    孔隙。当时已知的、唯一具有此特征的传染源就是病毒。里德和卡洛尔

    随后在1901年进行的实验证实了黄热病是由病毒导致的，这是人类疾病

    史首次发现的由病毒引起的疾病。 [58] 这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发现，因为

    这是原理验证，也就是说，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由于里德的开拓性工

    作，科学家开始研究其他人类疾病是否也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在接下

    来的10年中，病毒研究激增。麻疹、流感、狂犬病和天花等疾病长期以来一直是医学界的谜，现在也被证实是由病毒引起的。当科学家针对这些疾病研发有效的疫苗和方法时，这项研究成果更显意义重大。

    寻找疫苗

    在发现黄热病传播媒介和病毒之后的几年中，公共卫生官员主要通

    过控制蚊子数量来预防传染病。最初的几年，这项举措非常成功，由国

    际专家组成的黄热病委员会于1915年召开了会议，讨论从地球上消灭这

    种疾病的可能性。该委员会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由高加斯主持，系

    统性地进入了南美和非洲流行地区，采用了与古巴、巴拿马和美国相同

    的有效灭蚊方法。虽然此方法在某些地区效果良好，但另一些地方即使

    采取了严厉的伊蚊控制措施，仍然间歇性暴发黄热病。这困惑科学家很

    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发现YFV还可以感染猴子，并通

    过不同蚊子在猴子之间传播。因此，在城市所进行的伊蚊生命周期破坏

    策略，对丛林深处的猴子和蚊子自然作用不大。结果，黄热病流行的风

    险仍然存在，因为人和猴子的居住地极为接近，不可能阻止病毒在二者

    之间随机转移。由于无法从环境中完全消除YFV，科学家开始研究下一

    个最佳的替代方案——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给流行病地区的人们接种。

    在20世纪20年代，生产病毒疫苗的标准方法通常是用热或化学方法

    破坏纯化病毒，或使病毒在某些非宿主生物的组织中生长而使其弱化。

    将被破坏的病毒注入人体内，是完全安全的，因为病原体不可能复活，

    引起疾病。但是，这种灭活疫苗通常会诱发相对较差的免疫反应，因为

    接种者的免疫系统仅接触有限数量的病毒碎片，而不能天然、完整地复

    制病毒。相反，用被称为减毒活疫苗的活病毒，虽具有弱毒性，却可诱

    发更好的长期免疫，不过这样做对接种者的风险更大。如果病毒发生了

    某种类型的突变，恢复了活力，或者疫苗接种者的免疫功能较弱，那么减毒活疫苗就可能引起实际的感染。

    生产YFV疫苗的早期尝试包括用福尔马林处理病毒感染的肝组织，以灭活（“杀死”）病毒。不幸的是，这种疫苗未能引起任何类型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因此，科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减毒活疫苗的生产上。YFV减毒最初困难重重，因为它无法在人类宿主（或蚊媒）以外成功生长。如上所述，当发现该病毒可以在野生和实验室饲养的猕猴（如恒河猴）中传播时，研究取得了突破。这使科学家们第一次将YFV研究从危险的医疗诊所中撤出，并转移到更好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YFV在恒河猴中的复制非常成功。但是，其产生的病毒颗粒毒性并没有被充分减弱，无法用于任何类型的疫苗。这促使科学家开始寻找其他能繁殖病毒的非宿主组织来培养病毒。

    1930年，年轻的科学家马克斯·泰勒（Max Theiler）发现YFV可以

    在小鼠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中复制。 [59] 在被允许病毒进行多代复制

    后，泰勒发现从小鼠脑组织中提取出的病毒，在猴子和人类肝脏中致病

    的能力被极大削弱了。换句话说，在小鼠脑组织中生长的YFV似乎是经

    过选择的病毒突变，这种病毒失去了破坏肝脏和血管内皮细胞的能力。

    此外，将这种减毒的YFV注入新宿主中可以为他们提供长期保护，使其

    免受全毒YFV的感染。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泰勒看起来成功研发出安

    全有效的YFV疫苗，但他在动物试验阶段发现了新的并发症。小鼠脑中

    持续生长的病毒是随机产出的新YFV变体，这些变体表现出了对神经组

    织的偏爱。 [60] 结果，当向恒河猴注射减毒疫苗时，随着病毒扩散到大

    脑并在脑中复制，许多猴子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当然，这是整

    个成果的灾难性打击。能预防一种疾病但会引起另一种疾病的疫苗显然并非泰勒所希望的。

    正是在疫苗研发的这个阶段，两个独立的研究团队出现在了大西洋

    的两侧。一个由纽约洛克菲勒学院的威尔伯·索耶和马克斯·泰勒领导，

    另一个由在巴黎巴斯德学院工作的安德鲁·沃森·塞勒兹和让·莱格瑞特领

    导。泰勒的团队继续研究在小鼠大脑中产生的疫苗，发现将其与YFV自

    然康复者的少量抗体共同注射时，可大大降低其扩散到受体神经系统的

    可能。 [61] 虽然这样做可以使接种者产生YFV免疫，但这并不理想，因

    为每次注射疫苗时都必须将一个人的血液衍生物直接注入另一个人体

    内。这样做非常昂贵，而且一旦抗体血清碰巧被其他东西感染了，还会

    有潜在的危险。不幸的是，这种危险在1942年才被意识到，当时有多达

    50000名接受血清疫苗注射的美国陆军新兵染上了黄疸。对疫苗接种方

    案和试剂的分析表明，疫苗本身与这种广泛传播的肝病无关。 [62] 相

    反，他们发现与疫苗一起注射的人血清（以使疫苗更安全）偶然被另一

    种病原性病毒——乙型肝炎病毒（HBV）污染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使洛克菲勒小组重新评估了将人血清纳入疫苗接种方案的做法。

    同期，法国团队也经历着自己的困难。尽管他们的疫苗也来自受感

    染的老鼠大脑，但他们选择不使用人血清。相反，他们接受了神经疾病

    增加的风险，并试图降燥、与蛋黄或油混合或通过划痕而不是注射接种

    来进一步减轻毒性。将其划入皮肤已被证明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疫苗的

    嗜神经性，但并未完全消除这种风险。

    两种疫苗的早期工作都表明，它们都不是足够安全的、价格合理的

    长期YFV疫苗。人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疫苗的嗜神经性和对人血

    清的依赖性。马克斯·泰勒孜孜不倦的工作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在确定

    YFV也可以在鸡胚组织中繁殖后，泰勒开始在缺乏中枢神经系统的鸡胚

    胎组织中培养小鼠脑源性疫苗株。原因是他希望疫苗菌株在没有神经组

    织的情况下复制时能发生突变，从而失去其嗜神经性。泰勒继续感染鸡

    胚组织，测试从中产生的YFV的嗜神经性，如果测试失败，则继续将其

    注射到新鲜的鸡胚组织中。在重复此过程超过100次之后，泰勒终于取

    得了他一直期待的突破。从鸡胚组织中出现了一种名为17D的特殊毒

    株，将其注入活体动物时，无法感染中枢神经系统。 [63] 17D菌株在造

    成肝损害和上皮组织损害方面也处于减毒状态，当给受体动物和人类注

    射时，它能引发巨大的免疫反应。简而言之，泰勒成功地创建了一种真正安全有效的疫苗菌株，无须人血清即可廉价地进行给药。其他科学家对他的17D菌株进行了测试，结果相似。很快，全世界所有的YFV疫苗都使用了17D菌株。

    泰勒用于生产YFV疫苗的充满创新性和革命性的方法使他在1951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是唯一一次因疫苗开发而颁授诺贝尔奖。 [64] 泰勒为疫苗设计设定了基准，以往粗糙的减毒技术被证实不充分且低效。后来，他的方法被研究人员大量模仿，由此开发出历史上重要的一些病毒疫苗，包括脊髓灰质炎、麻疹、HBV和流感疫苗。此外，他的17D疫苗还为公共卫生官员提供了抵抗未来黄热病疫情的强大武器。连同防蚊措施，1937年YFV疫苗的发展标志着黄热病恐怖笼罩的非正式终结。它不再拥有使城市瘫痪或使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的力量。人类最终破解了这种疾病，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控制。尽管黄热病每年仍然致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它像过去那样造成全球性混乱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

    第八章 霍乱

    高山、沙漠、海洋、逆风，任何障碍都无法阻碍它的侵袭。不分阶层、男女、年龄、强弱，所有人都可能受到攻击。即便那些曾经被它拜访过的人，也不总能幸免。然而，与在阳光下恐惧的富人和权贵相比，那些已被生活中各种不幸所压垮的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乔治·伍德（George Wood）博士，在观察到1832年霍乱流行所带来的恐怖后撰写 [1]

    19世纪对霍乱（Cholera）最常见的图形描述之一便是：死亡天使从大洋彼岸来到一座城市，用镰刀大肆屠杀受到惊吓的受害者。这令人想起14世纪黑死病期间所创作的画作，这些画面完美地描绘了当霍乱再次从海上登陆的消息传出后，城市中弥漫着的无处不在的恐惧和无助。不幸的是，这种感觉在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依旧常见，当时全球的7次霍乱大流行共夺走了5000多万人的生命。尽管目前霍乱可以防治，但每年仍有多达400万人感染霍乱，并有10万余人因此死亡。

    一旦食用了被霍乱细菌污染的食物或水，患者便会经历突发而持续

    的水样腹泻，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造成危险的体液流失和电解质流

    失。严重情况下（2%～5%的情况），患者每小时可能会流失1升以上的

    体液。患者腹泻的程度相当严重，以至于许多诊所会把病人放在特殊

    的“霍乱床”上，床上挖一个洞，下面摆一个桶，用来收集几乎连续不断

    流下的液体。随之而来的脱水会导致严重的肌肉痉挛、心律不齐、昏

    睡，甚至血容量和血压下降。除此之外，霍乱患者通常会伴有眼睛塌

    陷、发暗，皮肤干瘪、发青的症状。如果此时不及时进行静脉输液和电

    解质补充治疗，患者会进入休克状态，30%～50%的患者会进而产生昏

    迷，甚至死亡。令人惊讶的是，上述所有临床症状可能在一天内全部发

    生。一个人可能在上午才抱怨有轻微的腹部不适，到了晚上便去世了。

    事实上，霍乱作为与埃博拉和坏死性筋膜炎齐名的流行病，是微生物界中最快的杀手之一。

    霍乱是由一种名为霍乱弧菌的逗号状小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在卫生

    条件差的地区，细菌可自发地在温暖水体中生长和复制。它们既可以在

    水中独立生长，也可以寄居在浮游动物这种小型甲壳类生物中。由于一

    些水生动物（如牡蛎）以浮游动物为食，在人类食用的某些食物中也可

    能聚集高浓度的霍乱弧菌。正常情况下，特定水源中的霍乱弧菌会被噬

    菌体病毒杀死而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些噬菌体可以靶向杀死霍乱弧菌

    （回顾一下，病毒可以感染所有形式的生命，包括细菌）。然而当雨量

    过大时，这些能杀死霍乱弧菌的噬菌体会被稀释，无法有效地杀灭细

    菌。此时，水中细菌的数量会急剧增加，使在此饮水、洗东西或者游泳

    的人更容易被感染。由于霍乱弧菌在外结构方面没有很好的保护层，所

    以只有个体摄入约1亿个细菌细胞时，才能确保有足够的细胞通过恶劣的胃酸环境，而只有那些进入并附着到肠道组织上的细菌才能开始复制。

    有趣的是，由于肠道中的霍乱弧菌自身没有太大的侵袭性，也不会

    引发任何类型的炎症，其本身对宿主身体的伤害很小。而霍乱弧菌之所

    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人体病原体，是由于它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毒素，破

    坏宿主肠道细胞的正常功能。这种毒素，恰如其分地被称为霍乱毒素

    （CT），可附着在宿主细胞表面并进入细胞内。一旦进入细胞内，毒

    素就会引发一系列酶激活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细胞外膜蛋白质通道的打开。特别是，这种毒素可迫使一个叫作CFTR的通道打开并释放大量的氯离子（CI-）到肠道的主要部分。而当氯离子被运输到细胞外时，钠（Na+）离子和水也会随它一起流失。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水和离子（电解质）在肠道内积聚，再被排出体外。随着霍乱弧菌持续产生霍乱毒素，更多的CFTR通道被打开，带来更多的体液流失。如果感染者是在一个没有适当卫生设施的地区发生了这些症状，那么其腹泻物所释放的数十亿个细菌就会污染一个新的水源，整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

    与本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病原体不同，霍乱引起的疾病通常被称为“共源性流行病”，即病原体是通过某个共有的环境源（如湖泊或水井）而传播的，而不是在宿主之间直接传播。在共源性流行病中，暴露于同一污染源的大量个体可能同时被意外感染。例如，如果有一口供1000人饮水的井被霍乱弧菌污染了，那么之后的每个饮水者都可能同时出现病症。与宿主间传播的流行病不同，宿主间的流行病通常会随着传染媒介在人群中逐渐传播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共同来源的流行病似

    乎突然出现，甚至在卫生官员还没有时间做出应对之前就夺走数千人的

    生命。由于传播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的，隔离和改善个人卫生

    的尝试通常收效甚微。真正能阻止共源性流行病的唯一方法就是确定污

    染源，去除污染物或阻止人类接触。通过维持水源清洁和实施符合标准的食品安全措施，可以完全防止“共源性流行病”。

    在尝试控制霍乱和其他水源性疾病（如伤寒和痢疾）时出现的核心问题是，感染共源性流行病的人可以去往遥远的地方，并污染当地的水源。其结果就是，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污染区分布在数百英里之外，而非仅仅处理一个单一污染区即可。例如，如果一个人从一个城市的河流中感染了霍乱，那么当他返程时，不断的腹泻可能会导致他途经的其他10个城市都感染这种细菌。正如你将在本章中看到的，在过去200年中，这种传播方式足以让霍乱成为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流行病。

    七次霍乱大流行的起源和概述

    “霍乱”一词来源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用希腊语“胆汁”（chole）来描述一些不同的散发性腹泻。 [2] 鉴于他对这些疾病的临床描述有些模糊，很可能希波克拉底本人并没有亲眼看见过霍乱流行。同样，在盖伦或其他任何古代欧洲医学史学家的著作中，也没有对霍乱的明确描述，这表明要么当时霍乱没有在欧洲出现，要么没有造成严重的疫情。

    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霍乱弧菌最初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人体的，但大多数流行病学家认为，霍乱弧菌至少在几千年前就在印度次大陆的某个地方出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一些印度教寺庙中所发现的古代巨石上的碑文。例如，印度西部的一座神殿中有一块巨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嘴唇发青，脸色憔悴，眼睛塌陷，胃部凹陷，四肢收缩和萎缩，仿佛被火烧过一样，这一切都是大病的征兆，源于牧师的诅咒，他要杀死勇敢的人。”[3] 尽管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在描写其他的疾病，但与伤寒或痢疾等其他腹泻相比，皮肤发青、眼睛塌陷、肌肉萎缩等症状更像霍乱的症状。同样，在医学文献尚未提到霍乱之前，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神龛里，人们就已经朝拜一位专门治疗霍乱的印度教女神（Oladevi）长达数百年了。 [4] 这一点，再加上前6次霍乱大流行都是在印度/孟加拉国的恒河三角洲附近开始的，都强烈表明霍乱弧菌曾在一段时间内是该地温暖水域的地区性疾病。

    关于霍乱的第一次明确书面记载出现在16世纪中叶，当时葡萄牙历史学家加斯帕·科雷亚（Gaspar Correia）记录了1503年和1543年在加尔各答暴发的霍乱。在他1556年《印度传说》（Lendas da India ）一书中，科雷亚生动描述了霍乱所引起的许多可怕的病理表现，并将这种致命疾病描述为“腹部持续疼痛，没有人能撑过8个小时”。 [5] 在接下来的250年里，许多来到印度的其他欧洲探险家都描述了在此期间暴发的另外62次霍乱。医学史学家对这些记录进行了研究，根据疾病在印度的传播范围，将其中10种归为疫情。尽管清楚地认识到印度的地方性霍乱是一颗定时炸弹，但从16世纪到18世纪，没有任何统治印度的欧洲殖民者试图努力控制或研究这种疾病。于是，霍乱牢牢地盘踞在恒河的温暖水域中，等待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把它带到印度以外的地方。

    第一次真正的霍乱大流行始于1817年，即发生在每隔几年于恒河举

    办的印度大壶节之后。 [6] 为了能在恒河的神圣水域中沐浴并祈求庇护，

    在此期间，数百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印度教徒都去那里朝圣。由于前一

    年的反常天气（1816年被称为“无夏之年”），印度在1817年遭遇了特别

    多雨的季风季节。就在节日开始的时候，恒河的细菌数量大幅增加。9

    月，朝圣者中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霍乱感染，紧接着细菌又随患者长途

    跋涉到了他们各自的家园。不久后，霍乱就在整个印度次大陆蔓延开

    来，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和许多生活在他们中间的英国殖民者都因此失去

    了生命。然而，不同于以往小规模暴发和流行，这次疫情并没有止于印

    度境内。相反，因运送货物和军用物资，英国人把细菌带到了亚洲和中东的殖民地。于是，霍乱首次出现在曼谷、马尼拉和巴格达这样的城市，并到处肆虐。在之后的几年里，它一直在全球传播，西至非洲海岸（桑给巴尔岛），北至俄罗斯，东至日本。这种不受限制的传播一直持续到1824年冬天，大部分生活在亚洲水源中的霍乱弧菌因当时异常寒冷的天气而死亡。至此，长达7年的疫情终于结束，但其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恶劣的卫生条件、宗教朝圣和殖民主义等致命因素的结合，使霍乱从一种地方性疾病变成了全球威胁。这是霍乱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走向全球，但不幸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第二次霍乱大流行发生在5年后（1829年），并且持续了约20年。[7] 和第一次暴发一样，它依旧起源于印度的恒河三角洲，并通过殖民贸易路线迅速传播到亚洲各城市。到19世纪30年代初，霍乱由俄罗斯传入

    东欧，随后第一次传播到西欧。许多欧洲大城市，如伦敦和巴黎，因其

    当时普遍拥挤的环境和糟糕的卫生条件，所受打击尤为严重。1832年6

    月，一些在英国被感染的患者乘船前往美洲，将霍乱带到纽约，并从那

    里又将病菌传播到了费城、波士顿、新奥尔良和墨西哥。在亚洲，在许

    多印度教节日、穆斯林麦加朝圣和麦地那朝圣期间，霍乱病菌又被传播

    到了城市外。有人推测，在1831年的麦加朝圣期间，有多达3万人死于

    霍乱，同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朝圣期间死亡。由于受感染的朝圣

    者众多，霍乱又传播到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北非。待这场霍乱大

    流行最终平息时，已有数十万人被夺走了生命。这场霍乱大流行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只有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才能与之匹敌。

    随后的第三次（1852～1860年）、第四次（1863～1875年）、第五

    次（1881～1896年）和第六次（1899～1923年）霍乱大流行皆始于恒

    河，其传播方式也与第二次大暴发类似。然而，就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而言，每次都略有不同。例如，第三次大暴发对俄国的打击要比亚洲其

    他地方更为严重，造成约100万人死亡，而第四次大流行则在非洲造成

    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有趣的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帮助消除了城市供水

    中的霍乱弧菌，第四次大流行也是霍乱最后一次在西欧或美洲造成重大

    影响（请参阅本章后面的内容）。第六次大流行主要发生在亚洲，造成

    印度1000万人死亡及俄国50万人死亡。这些统计数据清楚表明了为什么霍乱被视为19世纪最流行、最令人恐惧的微生物杀手。

    最近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始于1961年的印度尼西亚。这是霍乱大流行首次在恒河三角洲以外的地区暴发，同时也是首次死亡率较低的一次疫情。卫生设施的重大改善，抗生素、口服补液疗法的使用，以及毒性较小的菌株（如埃尔托型，El Tor）的出现，都有助于控制霍乱对人类的影响。然而，每当自然灾害或战争之后，只要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霍乱就会再次出现并造成严重破坏。

    社会动荡的根源

    19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阶

    级。第一个便是中产阶级，主要由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

    师）、店主、工厂主、经理和小地主组成。这些人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

    的经济繁荣而获得了巨额财富和政治影响力。除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之

    外，这些新获得的财富还使他们能够搬离日益危险和拥挤的城市，从而

    改善生活质量。居住在郊区庄园有助于中产阶级远离大多数流行病，并

    使他们能在当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更优质的学校、医院和休闲活动场所。因此，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他们享有了比以往更长寿、更幸福的生活。

    与中产阶级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寻求工作而

    移民到城市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务工人员，他们遭受了现代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贫困和痛苦。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要求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长

    时间工作，却几乎没有报酬。城市中工作的穷人几乎挣不到足够的钱养

    活自己，他们不得不生活在环境拥挤、卫生条件差的贫民窟里，那里充

    斥着暴力、绝望和传染病。富裕阶层对穷人的长期虐待和剥削往往在他

    们的痛苦上雪上加霜，他们往往以一种冷漠的蔑视态度看待穷人，而穷

    人也往往不会信任权势显赫的贵族。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

    间在生活前景和生活水平上的这种差异，就像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

    弹，只要有适当的火花，就可能随时爆炸。不幸的是，19世纪在各个城市中肆虐的霍乱，恰恰是阶级之间发生重大冲突的导火索。

    当霍乱在第二次流行期间（1830～1832年）首次传播到工业化城市

    时，这种疾病迅速进入贫民窟，夺走大量穷人的生命。例如，在纽约

    市，1832年死于霍乱的3500人中，大多数是住在五点贫民窟里的爱尔兰

    贫民和自由非裔美国人。 [8] 同样的，在圣彼得堡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贫

    民窟里，有超过10万人死于霍乱；在巴黎、利物浦和伦敦的贫困地区

    中，也有数千人死亡。 [9] 当霍乱席卷这些城市，并造成大量工人阶级死

    亡时，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慈善家确实建立了施粥所和济贫院，但大多

    数人只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穷人以空前的纪录死亡。造成这种情

    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已经把贫民窟的肮脏与住在那里的人联系

    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穷人“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应

    该对这种流行病负责。 [10] 这种诽谤的结果是，许多城市的社区领导人

    有意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使疾病的罪魁祸

    首存活。1832年，纽约市一位重要的公民领袖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观

    点，他写道：“要么治愈那些生病的人，要么让他们死亡。他们主要是纽约市的渣滓，越快把他们送走，疾病才会越快停止。”[11] 根据这种近乎马尔萨斯式的传染病控制模型，阻止流行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霍乱杀死疾病的传播“媒介”，即居住在肮脏贫民窟里的可怜的“渣滓”。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到这些地区之外，许多城市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阻止人们进出受影响的社区。对于生活在那里的穷人（和垂死之人）来说，这种限制是政府的不必要入侵，是一项残酷的政策，大大加剧了他们的痛苦。随着霍乱致死人数的继续上升，阶级之间日益增长的怨恨和不信任开始沸腾，导致了几次暴力冲突。这些当地的小规模冲突，被统称为“霍乱暴动”，发生在世界各地，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死亡。

    第一次霍乱暴动发生在1830～1831年的俄罗斯。 [12] 1823年9月，俄罗斯第一次暴发霍乱，但随着几个月后的寒冬降临，疫情也就消失了，并没有真正造成大量死亡。然而，当它6年后再次重返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先从南部抵达奥伦堡，并在1830年迅速传遍全国。当疫情蔓延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给当地带来巨大灾难时，大规模恐慌出现了。为了防止霍乱在主要城市中心进一步传播，由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所领导的沙皇政府建立了非常严格的隔离和武装检查点，以防止城市内和城市间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在一些地方，人们不能出去上班，即使是为了寻求医疗护理也不能离开家。随着疫情恶化，尼古拉一世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逃离了首都（圣彼得堡），并切断了与民众的联系。当地卫生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病人和穷人与死于霍乱的人关在一起，使情况更加恶化了。当时住在圣彼得堡的一位人士指出，警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写道：“我们的警察一向以傲慢和敲诈勒索而闻名，现在他们变得更加可耻，而不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提供帮助。”[13]

    谣言开始满天飞，说医生故意毒死病人，说波兰和德国移民与俄罗斯政府密谋消灭穷人。被隔离区所困，再加上这种被抛弃和被虐待的感觉，圣彼得堡和其他几个俄罗斯城市的穷人开始大肆反抗。

    骚乱始于1831年6月21日的圣彼得堡，示威者聚集在塞纳亚（Sennaya）广场，并开始攻击运送病人的医疗马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暴徒捣毁了当地几家诊所，并杀死了许多在诊所工作的医生。一个暴徒从战斗中归来，得意地说：“我在一个医生的脖子里放了很多石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忘记我们。”[14] 作为应对，俄罗斯政府派遣了两个兵团进入塞纳亚广场，恢复和平。在暴徒被炮火威胁制止

    后不久，尼古拉一世本人到市中心发表讲话。关于他那天的讲话，说法

    大相径庭；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命令群众跪在他面前，并脱下帽子

    以示服从。但无论他说了什么，都起了作用，此次暴动止于6月23日。

    尽管1831年的暴动未能彻底改变俄罗斯政府对霍乱疫情的应对方式，但

    这确实提醒了统治者，穷人不会任由宰割、悄无声息地死去。

    在第二次霍乱流行期间，另一个出现大量暴力事件的国家是英国。

    与俄罗斯的暴动不同，俄罗斯的暴动是因为人民不满于政府的限制性隔

    离措施和当权的领导不力，而英国的暴力事件则是由上层阶级虐待穷人

    尸体而激发的民愤所引起的。此事件首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是在1826

    年10月，《利物浦水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发现了33具正在等待被

    运往苏格兰的尸体。 [15] 这些尸体是从当地的墓地偷来的，放入了盐防

    腐剂，然后偷偷卖给了爱丁堡的一所解剖学校。不到1个月内，在苏格

    兰的利物浦码头就发现了第二批要运往苏格兰的被盗尸体。1827年，又

    一桩案件登上了报纸头条，震惊了利物浦市民。一位颇受尊敬的当地外

    科医生威廉·吉尔（William Gill）被发现家中藏有5具尸体。 [16] 和之前

    的情况一样，他从当地的墓地里窃取了尸体，并计划自己解剖一部分，

    卖掉一部分。向解剖学校出售尸体这桩利润丰厚的生意在1828年变得更糟了，两名男子——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被发现在爱丁堡谋杀了16人，其唯一目的就是出售尸体牟利。 [17]大多数被谋杀的都是贫民、妓女、贫穷的劳工和“其他悲惨的社会弃儿，没有人想念他们，因为没有人希望再见到他们”。 [18]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罪行引发了工人阶级和其他被上层阶级和政府迫害的人的愤怒。虽然威廉·黑尔因与当局合作而幸免于难，但威廉·伯克因其罪行于1829年1月被绞死。他的尸体被公开解剖，但根据主审法官的判决，他的骨骼得以保留。这起案件是如此令人不安又意义重大，以至于在英语中催生了几个新词。Burking和Burker这两个词成为谋杀穷人获利的代名词。

    这些案件以及其他类似案件（例如1831年毕肖普和威廉姆斯在伦敦制造的谋杀案）促成了1832年《解剖法》的通过，使日益增长的解剖学学校能获得更多合法的尸体。 [19] 虽然在此期间，这项立法确实有助于减少英国的非法尸体交易，但鉴于大部分合法尸体供应都来自死于济贫院或街头的穷人，它依旧受到了下层社会的广泛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尸体是在未经死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匿名“捐赠”的。结果，对医院和医生的恐惧席卷了工人阶级社区，许多人开始认为穷人是“被过度入院”的目标。

    1831年，当霍乱蔓延到英国时，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患病，许多人被迫寻求治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霍乱医院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谣言开始四处传播，说医生们利用霍乱来杀死贫穷的病人。利物浦的情况尤为紧张，霍乱在贫民窟蔓延失控，人们不断想起近年来在那里发生的许多盗墓和谋杀事件。1832年5月29日晚，利物浦爆发了第一次霍乱暴动，当时一对生病的夫妇被送往当地的霍乱医院，一大群以妇女和男孩为主的人群紧随其后。 [20] 由于不相信这对夫妇病得很厉害，暴徒们开始对医务人员大喊“伯克！”和“凶手！”当他们到达医院时，暴动者已达到约1000人，并且越来越暴力。当时的一位旁观者记录了一些细节：“有人向房子扔石头和砖块，几扇窗户被打破了，甚至在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躺着的房间里，也有几扇窗户被打破了，看护医生不得不为了安全而逃跑。有些人被暴动者追逐袭击，并因此受伤。医院的巡警们感到惊慌失措，无能为力。”[21]

    尽管当晚暴动者都散去了，但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们依旧在同一家医院门前集合。之后的2周内，全市各医院附近又发生了7起暴动。暴动者毁坏了运送病人的马车，袭击了医生，指责医生“给病人服用了杀死他们的东西，并使他们的脸色发青”。 [22] 暴徒追逐医务人员并大声喊叫“医生们只想把穷人抓入他们的魔掌中，杀死他们”。 [23] 这种暴力每隔几天就会爆发一次，直到1832年6月10日傍晚才结束。大多数人认为是当地的天主教会化解了局势并恢复了城市的和平。在最后一次暴乱后的那个星期天，利物浦的每一位天主教牧师都在布道坛上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恳请教众理性看待这场流行病并依据自己的信仰行事。牧师们还向他们保证，将与当地卫生官员合作，确保霍乱患者得到保护和最受尊重的治疗。这一观点得到了当地几位医生的呼应，他们于同一周内在《利物浦日报》上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尽管在第二次霍乱大流行期间，俄罗斯和利物浦所发生的暴动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但这绝不是偶发事件。例如，1832年，英国曼彻斯特也爆发了一场霍乱暴动，当时一名年轻医生砍下了一名死于霍乱的4岁儿童（约翰·布罗根）的头，并试图卖掉它。 [24] 当男孩的爷爷看到棺材里发生的事时，他召集了2000多名愤怒的邻居，游行到医院。一到那里，他们就放火烧了大楼的几个部分，并猛烈袭击了大楼的工作人员。类似的场景在整个欧洲（如巴黎、英国的埃克塞特）和美国（如纽约的尤蒂卡）的城市都有发生，暴徒袭击了掘墓人、医生和任何他们认为对已故亲友不尊重的人。

    1833年，在霍乱疫情消退后，上述事件变得罕见，破坏力也大大降低了。然而，当霍乱在19世纪后期再次出现时，暴动事件也随之出现在了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贫困人群中。1892年，乌克兰工业城市乌佐夫卡（Iuzovka）发生了一次破坏性最强、最致命的霍乱暴动。 [25] 当时，乌佐夫卡作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挤满了2万名穷人，他们在外国商人经

    营的不安全的钢厂和煤矿中工作。夏末，霍乱的到来加剧了已在当地酝

    酿数年的动荡不安的劳动形势。8月2日，一群喝醉了的矿工前来救助一

    名因霍乱而被强制入院治疗的妇女。在把卫生官员赶出她家后，暴动者

    走到外面，开始抢劫和摧毁当地一直占他们便宜的那些商店。暴乱的破

    坏程度非常严重，以至于在暴乱结束时，183家商店中只有3家完好无

    损。第二天，约有1.5万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乌佐夫卡更富有的犹太人。

    暴动者摧毁了他们的生意，烧毁了他们的家园，并杀害了多达100人。

    最终军队被叫来平息叛乱，几天后终于恢复了和平。尽管1892年的霍乱

    暴动持续时间很短，但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乌佐夫卡市，严重破坏了当地

    的煤炭工业。圣彼得堡的政客们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并担心如

    果允许工人们组织工会，将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因此，他们加大了对

    所有被指控为“违法”的工人的公开体罚。这种国家支持的暴行进一步激

    化了内乱，并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人起义——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宗教自由、帝国主义和公共卫生

    由于恒河中霍乱弧菌的持续存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成为19世纪霍乱大流行的中心。当时印度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受到英国的控制。1612年英国首次与印度建立关系，当时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EIC）许可，“他们可以任意出售、购买和运输商品至他们的国家”。 [26]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EIC在印度各个城市建立了种植园和工厂，并利用这些种植园和工厂生产茶叶、香料、棉花、鸦片和丝绸等贵重商品。 [27] 到了18世纪中叶，日益强大的EIC将大多数欧洲竞争对手赶出了印度，从而几乎垄断了当时的印度经济。这种扩张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使EIC越来越需要保护其投资免受国内和国际威胁。起初，EIC只雇用了几百名印度士兵作为守卫，看守位于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印度主要地区的贸易站。然而，随着EIC的业务在18世纪后期大为扩张，EIC雇用的私人军事力量多达6万余人。这些部队被训练为欧式士兵，并被组织成大的兵团，称为总统军。除了拥有骑兵和重型火炮外，总统军还拥有一支规模庞大、实力强大的海军。

    随着印度统治者及其臣民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与日俱增，EIC军方与各印度团体间的武装冲突变得越来越常见。 [28] 1857年，当EIC雇用的一群印度士兵在孟加拉地区发动兵变时，暴力事件达到了顶峰。这场叛乱持续了2年多，双方伤亡惨重。EIC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叛乱；然而，这种情况暴露出EIC在管理印度方面有严重缺陷。于是，英国王室解散了EIC，并直接对印度次大陆及其近2.5亿名居民进行殖民统治。之后，英国政府对印度统治了89年，直到1947年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领导的独立运动才结束。

    在英国统治期间，6次霍乱大流行在印度次大陆蔓延，加剧了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本章前面所提到的，造成霍乱继续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在各种印度教节日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宗教朝圣者频繁地迁移到恒河。此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大壶节（Kumbh Melas），几个世纪以来该节日活动一直在4个不同的城市轮流举行。 [29]

    沿着恒河举行的两次大壶节（哈里瓦和普拉亚格/阿拉哈巴德）通常会吸引来自印度各地的大量人群。事实上，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发生在2013年2月10日，当时有3000万人在普拉亚格的大壶节上聚集。除了主要的大壶节之外，还有一些更加频繁举行的小节日，被统称为“佛浴节”（Magh Melas）或“小壶节”（Ardh Melas）。节日的持续时间不固定，每个人在节日上停留的时间也不固定。有些节日只持续几天，而有一些则会持续好几个月。

    在这些节日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在恒河的圣水中沐浴。[30] 圣人（那迦苦行僧）和朝圣者相信圣水可以净化心灵，帮助其从死亡和重生的循环中获得自由（称为“解脱”），便将自己完全浸入河中，以净化罪孽。在很多情况下，参与者还会直接喝水，或者带着盛有水的容器回家。不幸的是，在特定季节和年份里，当霍乱弧菌处于高水平时，以这种方式接触恒河水是极其危险的。除了害死参加节日的人之外，这种细菌还经常随着返回的朝圣者，在印度各地建立新的传染源。从那里，霍乱沿着军事和贸易路线很轻易地传播到了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和美洲。

    1851年，为了控制霍乱在印度内外的传播，来自12个欧洲国家的代表集体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讨论如何在不影响贸易的情况下尽可能控制霍乱等疾病的国际性传播。 [31] 在这次会议中，虽然他们就大流行病的全球性进行了讨论，但未能达成任何长远的政策共识。1866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卫生会议，重点讨论了霍乱及其传播方式。 [32] 当讨论到印度朝圣者在大规模霍乱流行中的作用时，与会

    代表得出结论，霍乱是由朝圣者传播的，而恒河的大规模聚集则是“导

    致霍乱发展和蔓延的最大原因”。 [33] 这些结论给英国人带来了一个发人

    深思的两难境地：他们是应该选择冒着风险控制朝圣活动，进一步激怒

    已经怨恨他们的数百万人；还是选择冒着未来欧洲霍乱流行的风险，允

    许朝圣活动继续进行？最后，由于大规模隔离和其他措施难以执行、代

    价极为高昂，且会被视为对印度教徒的宗教迫害，英国人走上了对朝圣活动不加干涉的错误道路。

    正如英国人所预料的，一旦他们尝试干预，就会遭到朝圣者的强烈

    抵制和蔑视。例如，1892年在哈德瓦尔（Hardwar）举行的大壶节中暴

    发了霍乱疫情，当局强行驱散了20多万名朝圣者，并阻止新朝圣者通过

    铁路到达该地区。 [34] 尽管没有因此发生暴力事件，但朝圣活动的中断

    激怒了正统的印度教徒（实际上也没能减缓疫情的蔓延）。1906年，英

    国当局试图清理戈达瓦里河附近受污染的圣池，遭到了一群印度教士和

    圣人的阻拦。 [35] 后来的卫生措施，如个人健康检查和接种疫苗，同样

    被印度朝圣者视为对其宗教的侵犯。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让这些被殖

    民者改变古老的宗教仪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而上述例子则清楚地说明

    了强迫改变的风险。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英国人在朝圣活动现场

    控制霍乱时，大多采取了“放任”的政策。于是，霍乱成为与巨大经济利益共存的恶魔。

    由于印度教节日活动往往靠近恒河举行，恒河经常被认为是霍乱疫

    情的中心，但实际上，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朝圣者才是将疾病传

    播到亚洲以外地区的关键。按照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所要求的，所有

    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沙特阿拉伯境

    内）朝圣一次。这种大规模的迁移，被称为朝觐。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

    万人会聚集在一起进行为期5天的仪式和祈祷。许多朝圣者也经常聚集

    在麦地那市，以纪念这个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后埋葬的地方。尽管

    这些朝圣活动在伊斯兰信仰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前往沙特阿拉伯西

    部的各种高昂开销，历史上大多数穆斯林都未曾去过这两个城市。因

    此，大多数早期的朝圣者往往是中东社会的“上层阶级”——富商、官员

    和学者，他们才有能力前往朝圣。19世纪中叶，由于火车和蒸汽动力船

    的出现，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普通人也有了更加便宜的朝圣机

    会。在这段时间里，居住在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开始更频繁地前往麦加

    和麦地那市。由于霍乱的地方病性质，这些朝圣者和他们的印度邻居一样，也经常感染霍乱。

    霍乱于1831年春天第一次出现在麦加，约有5万名穆斯林朝圣者抵

    达麦加庆祝宰牲节（祭奠节）。 [36] 一场大雨，加上过度拥挤和缺乏干

    净的饮用水，导致霍乱在来访的朝圣者中迅速传播。到6月底，麦加及

    其周边有1万至1.5万人因此丧生，并有数以万计的人受到感染。当朝圣

    者离开并开始长途跋涉回家时，他们又把霍乱带上了轮船和火车。尽管

    几国政府努力隔离归国的朝圣者，但他们所到之处仍会暴发霍乱。亚历

    山大和开罗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共造成了4万人死亡。除埃及外，在

    麦加朝圣后的几个月里，叙利亚、巴勒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和巴尔干

    半岛也报告了霍乱疫情。相同的传播模式在1846～1848年和1865年反复

    出现。在每次疫情中，都是由前往麦加/麦地那的朝圣者将霍乱从印度

    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北非、欧洲以及美洲。

    霍乱对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持续威胁引发了对新卫生条例和检疫的

    呼吁。1831年，埃及当局成立了“埃及检疫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针对疟

    疾的国际行动。1839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在君士坦丁

    堡也设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负责监督穆斯林朝圣者在奥斯曼帝国境内

    和港口间的流动。 [37] 由于没有适当的权力对外国人进行隔离，两个委

    员会都任命了其他受霍乱影响国的专家，以便其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能得

    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在当时，敌对国家间为对抗传染病进行合作是

    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因为在那之前，许多国家在处理传染病时并没有考

    虑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两个委员会在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主要港口城

    市都建立了检疫站，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并允许他们行使军事权力。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如1865年）又发生了几次霍乱疫情。很明显，

    卫生委员会的管理不力和政治内讧使他们几乎无力控制疫情。正是在此

    时，人们决定每隔几年就召开一系列更广泛的国际卫生会议，以解决影

    响整个国际社会的霍乱和其他传染病。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们聚集在一

    起讨论关于霍乱的知识，并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措施来遏制霍乱的传播。

    虽然每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大部分基调是一样的，即当局需

    要对穆斯林（和印度教）朝圣者和朝圣活动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以阻止

    霍乱的传播。正如巴黎大学一位教授在1873年写道：“欧洲意识到它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每年都寄希望于麦加朝圣的仁慈。”[38]

    这些会议最终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进出麦加的交通。检疫站

    有了更大的权力，在认定朝圣者有健康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无限期地阻

    止他们继续朝圣。他们仔细检查船只，没收受到污染的材料和货物，并

    向朝圣者征收苛捐杂税以抵消他们的食宿费用。最后一项措施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淘汰”那些贫穷、不卫生、无法支付高额税款的朝圣者。卫

    生官员希望这样做可以同时减少朝圣者的总数，提高他们的“质量”。不

    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以及20世纪初，霍乱几乎每年都会从印度传播到穆斯林朝圣的地方。

    造成这些策略失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英国作为抗击霍乱的权威

    代表，却在竭尽全力阻止那些试图管制朝圣者往返麦加和麦地那的策

    略。 [39] 当时，如果英国承认专家所说的，即霍乱是由穆斯林朝圣者从

    印度带往圣地的，那英国的损失会相当严重（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大

    宗教）。英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源于印度产生的国际贸易，任何尝试隔离

    印度往来者的策略都会严重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事实上，英国卫生委

    员会的官员经常批评隔离是过时的、过分干涉的和不必要的。 [40] 这些

    官员以及出席国际卫生大会的英国代表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性强制

    法规或检疫。相反，他们主张在国家层面实施策略——允许每个国家和

    港口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控制朝圣者的流动。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在这

    些场合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标准化国际

    规则都未得到实施。直到1894年巴黎卫生会议，英国才最终承认并同意

    遵守与会卫生专家提出的建议。由于英国的蓄意阻挠，50年来，霍乱防控措施一直前后不一、敷衍搪塞，对遏制霍乱的传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另一个妨碍朝圣期间霍乱控制的因素是船员和朝圣者谎报船上和火车上的霍乱疫情。任何被发现载有霍乱患者的船只，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隔离和昂贵的消毒程序。船员们通常会谎称船上没有霍乱病例，或者把病人藏起来，而不是被耽搁数周，损失大量收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把旅途中霍乱死者的尸体扔到海里，以免被抓。这种欺骗是极其危险的，这一点在1865年的疫情中得到了证明。当年2月，两艘载有来自印度、爪哇和马来西亚朝圣者的船只抵达了阿拉伯港口，船上有143人患有霍乱。当港口官员询问时，船上的船员撒谎说，他们是着陆后才染上了这种病。事实上，船上许多人都生病了，船只也“染”上了霍乱。那些被感染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被允许下船继续前往麦加。短短几周内，圣城的霍乱疫情飙升，数千人死亡。当生病的朝圣者沿着同样的旅行路线回家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再如，1865年在苏伊士运河进港的大多数船只报告说，他们的乘客健康状况良好。而事实是，船员在船上暴发霍乱后将数百具尸体扔进了红海。那些通过了苏伊士检查点的人登上了拥挤的火车，前往开罗和亚历山大。毫不奇怪，在数周之内，霍乱便失去了控制，在埃及各地蔓延，就像在麦加一样。

    即便法规和检疫措施得到了适当的执行和遵守，由于数百万名穆斯

    林的宗教信仰，霍乱仍有可能在麦加蔓延。鉴于麦加朝圣是伊斯兰教信

    仰的五大支柱之一，不管国际限制有多严格，不管他们是否生病，穆斯

    林每年都极有可能继续朝圣。在此期间，穆斯林开始在泛伊斯兰运动下

    统一起来，旨在保护他们的集体利益免受欧洲殖民主义侵害。那些在英

    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控制下的人越来越多地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穆

    斯林结成联盟。对他们来说，麦加朝圣是穆斯林团结的象征，是必须不

    惜一切代价保护的宗教仪式。这份虔诚使得许多穆斯林即使在饥荒、战

    争和疫情的年代也坚持前往麦加。即使官员试图通过检疫和高额税收来

    限制朝圣，朝圣者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许多人甚至在没有钱买吃

    的或支付旅费的情况下每年都完成了麦加朝圣。这些贫穷的朝圣者依靠

    其他富裕朝圣者的施舍生存了下来。如此多的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完成

    朝圣之旅表明，几乎不可能将朝圣控制在防止霍乱传播所必需的水平。

    这样做很可能会被看作对伊斯兰教信仰的直接攻击，遭到极端的抵抗。

    总之，宗教朝圣对19世纪霍乱传播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它体现了流行病学、商业、政治及宗教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穆斯林朝圣的多民族性质以及印度教朝圣在引发霍乱流行中的重要作用迫使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应对该疾病。 [41] 尽管国际卫生委员会和国际卫生大会未能实现阻止霍乱的目标，但它们确实为促进敌对国家加强合作、对抗全球卫生威胁奠定了基础。多年来，通过制定各种卫生公约、建立多个常设国际卫生机构，这种合作继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使几个相互竞争的卫生机构在1948年合并成为单一的世界卫生组织。自成立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已包括194个成员国，承担了保护全人类免受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威胁的使命，其疾病监测活动和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多种流行病，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抗击霍乱的过程中，与卫生行动的合作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欧洲殖民主义相伴的丑陋的种族主义和贪婪。17～18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因宗教朝圣活动死于霍乱，而英国人却对此置之不理。在1817年的大流行之后，当霍乱开始威胁到英国EIC的经济活动时，他们才第一次在印度认真推动霍乱防控措施。后来，当英国政府阻挠国际卫生大会提出的无数建议，认为预防措施干扰了其自由贸易时，这种模式又再次出现。在殖民者眼中，经济利益往往优先于人类福祉，他们经常指责是被殖民者自己造成了霍乱流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朝圣者通常被描绘为肮脏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以至于他们宁愿选择疾病，而非被欧洲“文明”教化的机会。正如一位作家在19世纪90年代所描述的，朝圣者是“不干净、极度痛苦、堕落的人类，只知道迁徙的生活，就像他们的骆驼和害虫一样”。 [42] 每当霍乱到达欧洲人自己的海岸，或当他们被迫用纳税人的钱为殖民地的卫生措施买单时，这种情绪就会引起欧洲人的极大不满。

    另外，朝圣者把欧洲人的卫生改革视为对他们的另一种控制，侵犯了他们最私密的生活和宗教隐私。他们不喜欢那些不尊重他们宗教传统的人来告诉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如何完成他们的朝圣之旅；他们也不喜欢在欧洲人运营的轮船和检疫站上被虐待，尽管他们已为此支付过很多的税费。对他们来说，欧洲人与霍乱的斗争在许多方面就是欧洲人与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欧洲压迫者带给他们的又一次侮辱。

    卫生革命的开始

    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专家们将卫生列为过去150年来在健康和医学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超越了抗生素、疫苗和麻醉的发明。 [43] 卫生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它赋予了人类使环境、食物和水保持清洁的能力。卫生可以保护人们免于接触废物中存在的危险毒素和病原体，并限制了可能传播疾病

    的害虫和病媒的繁殖。在19世纪实施有效的卫生措施之前，人们经常因

    喝水或洗澡这样简单的行为而成为霍乱、伤寒、肠寄生虫和脊髓灰质炎

    等致命疾病的受害者。因此，在现代卫生设施出现之前，在伦敦这样的

    城市出生的普通人一般都患有慢性病，很少能活过35岁。如此糟糕的生

    活质量和令人震惊的低预期寿命阻止了人类充分发挥潜力。人类不能将

    时间、精力和创造力集中于开发新技术以改善生活，而是被迫把大部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存。

    工业革命前，城市卫生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要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

    责。不管是住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农村，几乎没有规定来监督人们如何、

    在何地以及何时丢弃粪便和垃圾。几个世纪以来，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

    将排泄物收集在夜壶或桶里，然后把它倒在自家附近的院子里、街沟里

    或公共露天坑里（被称为粪池或粪坑）。在某些情况下，好一些的厕所

    会配有出口和管道，可以将排泄物引出屋外，不需要日常维护。一旦流

    出了屋外，这些污水要么会渗入土壤，沿着街道排水沟流入当地的河流

    或湖泊，要么由专业的垃圾处理工人清理，倾倒在城市以外的地方。这

    种做法的最终结果是，水井和河流/湖泊受到了各种危险的胃肠病原体

    的大规模污染，包括霍乱和伤寒细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全部饮用水供应都是由人类排泄物组成的死水池。更糟糕的是，屠宰场和城市里其他企业处理垃圾的方式也大体相同。血液和动物组织沿着街道排水沟流入化粪池或当地水源非常常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一书中描述了19世纪中叶伦敦水道的典型景象和气味，“河岸边有一长串最令人作呕的、充满了黑绿色黏液的水池，从那里不断冒出恶臭的气泡，即使在离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能闻到难闻的臭味”。 [44] 伦敦经常被描绘成19世纪污秽的典型代表，而欧洲、亚洲或美洲等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每到炎热的夏季，恶臭就会令人作呕，以至于大多数城市的办公室都会关闭，所有的有钱人都会逃到乡下。但生活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的人，通常却只是将其视为城市生活中的正常部分。然而，当致命的霍乱和伤寒大流行取代恶臭和反复出现的轻度腹泻时，卫生官员才最终注意到这点，开始采取措施清理城市和供水系统。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霍乱大流行的高峰期间，公共卫生得到了最显著的改善。这场卫生革命的发源地是英国，从1830年至1860年，它见证了霍乱在印度的肆虐，英国本土也有超过75000人死于霍乱。尽管严格隔离了所有来自霍乱暴发地区的船只，但在1831年10月，由于一艘载有被感染水手的船只在萨瑟兰（苏格兰）登陆，英国也成为霍乱的受害者。[45] 疾病迅速蔓延到南方，并最终于1832年2月传播到伦敦。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伦敦经历了各种流行病，但那年霍乱的到来，使人们感受了自黑死病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惧。一位英国医生指出：“霍乱是一种奇怪的、未知的、可怕的疾病；其巨大的破坏力可被预见、让人恐惧，它难以被解释，在整个大陆上阴险行军，它蔑视所有已知的、常规的流行病预防措施，其神秘和恐怖已彻底揪住了公众的心，似乎让人回想起了中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46] 不幸的是，当霍乱席卷英国城市肮脏的街道并夺走数千人的生命时，他们的恐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霍乱在伦敦这种大城市的贫穷地区尤其猖獗，那里过度拥挤，街道狭窄，有着极不卫生的环境。贫穷社区发生的霍乱危机尤为重要，因为它让英国的一些公共卫生官员重新审视政府应如何应对贫困，贫困是如何影响整个城市健康的。

    医生兼部长托马斯·索思伍德·史密斯（Thomas Southwood Smith）是最早在伦敦和其他肮脏的英国城市推行卫生改革的人之一。 [47] 1816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史密斯成为伦敦发热医院的内科医生，在那里他目睹了流行病的破坏力。和当时大多数医生一样，史密斯认为这些疾病是由弥漫在拥挤城市中的有毒瘴气积聚引起的。尽管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瘴气是由恶劣的气候或超自然的天气变化引起的，但史密斯认为，它们来自伦敦最贫穷社区的污秽。史密斯在1825年为《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可以肯定的是，空气中经常充斥着因动植物腐烂而产生的有害气体……这些气体在流行病的产生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48]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原因有几个。其一，它将流行病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不良的卫生习惯，即对动物和农业废物的不当处理以及“人体的病态呼气”。尽管他对疾病病因（瘴气）的认定是错误的，但他正确推测出了污秽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认为通过“清理穷人肮脏的住所”，并将环境恢复到原始的、未被污染的状态，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得到预防。 [49] 换句话说，史密斯认为控制人群健康的关键是控制环境健康。1832年伦敦暴发的霍乱疫情进一步让史密斯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霍乱似乎在城市肮脏的地区造成了更多伤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继续积累数据支持他的卫生理念，并将其发现以各种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政府机构。在1838年至1844年，有3份这样的报告为英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1838年，在他的朋友和卫生学同事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的要求下，他向济贫法委员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 [50] 济贫

    法委员会是一个由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团体，负责决定如何最好地向英国

    穷人发放救济。查德威克和史密斯一样，认为穷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就是在其社区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污秽。为了推动卫生改革，查德

    威克要求史密斯和另外两位医生朋友（詹姆斯·凯和尼尔·阿诺特）向委

    员会介绍他们在卫生和疾病方面的经验。但不幸的是，查德威克与委员

    会大多数成员关系不好，因此他的想法基本上未被理睬。在第二次霍乱

    大流行仍在肆虐之际，查德威克决定辞去委员会秘书的职务，以便能对

    英国城市的卫生状况展开独立调查。在史密斯和其他几位同事的帮助

    下，查德威克开始了一项任务，即全面而准确地记录贫困和污秽对穷人

    健康和福祉的毁灭性影响。他收集了来自医生的数据，采访了目击者，

    并在英国各个城市与拥有第一手卫生经验的官员交谈。对于那些在改善当地卫生设施的同时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的例子，他做了特别记录。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查德威克终于在1842年在《劳动人口的卫生状况及其改善方法》报告中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 [51] 查德威克明白这个问题对英国未来的繁荣有多重要，他自费印刷并分发了数千份他的报告。他把它发给了上议院的每一位议员、医生、阅读报纸的人和任何愿意听的人。这份报告的副本甚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手中，尽管他不完全接受查德威克的所有结论，但他称赞了查德威克的研究质量。1842年的报告广受欢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运动，促成了城镇卫生协会（HTA）的建立，查德威克、史密斯和其他卫生改革倡导者还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报告。英国各地的人们开始呼吁对公共卫生政策进行切实的改革；然而，保守的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拒绝在国家层面上发起任何立法。这一切都在184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伦敦暴发了新一轮霍乱，与此同时，更为自由的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当选首相一职。在查德威克和HTA的建议下，罗素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该法案提供了改善全国卫生状况的法律框架。 [52]

    《公共卫生法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英国建立了国家卫生委员会和几个城市建立的地方卫生委员会。 [53] 1848～1854年，查德威克和史密斯领导的国家卫生委员会负责监督全国所有的卫生事务；然而，它几乎没有实权来执行《公共卫生法案》中的建议。相反，权力被交给了地方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维护下水道、管理屠宰场、提供饮用水、清洁街道、清除脏物和监督新建住宅的废物处理。这些地方卫生委员会还可以对市政道路和下水道的基础设施进行整修。他们安装了公共浴室，铺设了道路，甚至建造了公园和其他开放的绿地供人们使用。在《公共卫生法案》通过后，共有300多个城镇请愿创建地方卫生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又增加了数百个。 [54] 这些城市出现了充满戏剧性的结果。污水不再被允许随意排放到街道上，也不允许汇集到建造不良的小区坑里。公共场所也没有垃圾，这限制了啮齿动物和昆虫的繁殖，每个公民都有可靠的饮用水来源。人们不再那么容易生病，这使他们活得更长、更具有生产力。

    尽管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案》是公共卫生和医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但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它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地方一级是自愿采用而非强制实施法案的。政府鼓励各城市设立市政卫生委员会来监督卫生改革，但最终联邦政府或国家卫生委员会并没有强迫它们这么做。 [55] 每个城市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要实施《公共卫生法案》推荐的政策，或是选择完全退出法案，又或是仅挑选法案中的某些措施来实施。市政当局抓住这个机会让城市变得更健康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城市却没有这么做。由于地方预算短缺、政治内讧和来自富裕阶层的压力，大多数城市（如伦敦）无法推进卫生改革。市政府要么直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干预，要么认为卫生改革太昂贵或对他们的情况而言不切实际。有趣的是，一些城市还面临来自农民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需要收集人类粪便作为农作物廉价的肥料。结果，在《公共卫生法案》通过的多年后，英国的许多城市仍深陷污秽之中，并饱受流行病的困扰。

    在接下来的25年中，英国立法者和卫生倡议者共同努力，扩充《公共卫生法案》，并为整个国家制定了更全面的卫生政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国范围内霍乱和伤寒的流行。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于1853年袭击英国，夺去了26000多条生命，仅在伦敦就有10000人死亡。尽管此次疫情流行的致命性远低于1832年或1849年，但它表明，如果城市想要摆脱其威胁，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过去抵制卫生改革的城市终于开始厌倦在各处不断看到、闻到污物。人们开始意识到，卫生条件的适度改善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健康度和幸福感，还可以为城市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机会。对于伦敦来说，那一刻发生在1858年，当时是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高温使泰晤士河的污水散发出不断的恶臭味，充斥着整个城市。 [56] 这一事件被称为“1858年大恶臭”，它促使市政官员最终批准拨款，在整个伦敦建造新的现代化下水道系统［由英国工程师约瑟夫·巴扎格特（Joseph Bazalgette）领导］。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很快英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改善基础设施，并承担起了执行卫生法规的更大责任。

    187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公共卫生法案》，该法案整合

    了以前所有的立法。除了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来强制地方遵守之

    外，这项新立法还将国家划分成特定的卫生区，并要求每个区都建立一

    个卫生委员会，任命一名医务官员来监督政策的实施情况。此外，它还

    规定了一套统一的政策标准，所有城市，无论其规模、财政状况或地方

    政治，都必须遵守这些政策。简而言之，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案》最

    终将卫生列为国家级优先事项，是一项对地方政府的要求，而非建议。

    这是史密斯和查德威克等不屈不挠的卫生专家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和研

    究取得的成果。因为他们，英国再也不会经历霍乱或伤寒带来的大规模

    恐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注意到了英国的卫生革命，并逐渐开始效仿那

    里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黎建造了一个巨

    大的地下污水隧道系统，并投入巨资修建沟渠，将淡水引入城市。其他

    欧洲城市，如法兰克福、哥本哈根、罗马和马德里，也在此期间对卫生

    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幅改善，并通过了新的立法。在1832年、1849年和

    1866年毁灭性的霍乱流行之后，美国也开始了一系列类似的改革。以伦

    敦和巴黎的设计为模型，19世纪50年代末，城市规划者成功地在芝加哥

    和布鲁克林修建了新的下水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各地的城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设计。到19世纪末，美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卫生改革，水源性疾病不再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

    卫生革命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霍乱对英国城市贫民造成的毁

    灭性影响。然而，最终卫生革命的影响远不止预防霍乱一种疾病。例

    如：它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包括如何使用卫生

    间、如何清洁身体、如何丢弃垃圾以及如何准备食物。它还永久性改变

    了地球上几乎每个城市的物理结构，形成了更加智能化的城市设计。市

    政（城市）工程师与建筑师和科学家合作，建立了广泛的、结构健全的

    排水系统以及水处理设施，以便长距离输送清洁饮用水。他们铺设了新

    的道路并安装了排水沟，以便恰当排水。简而言之，卫生革命帮助我们创造了今天所熟知的现代城市。最终，卫生革命帮助我们消除了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水源性疾病的威胁，并降低了黄热病、疟疾和鼠疫等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病率。营养、医学发展和卫生设施是人们比200年前平均寿命延长了40岁的主要原因。

    输液的救命效果

    1831～1832年，第二次霍乱大流行在英国暴发，这是西方医生第一次治疗如此严重腹泻的患者。此时微生物革命还没有发生，所以关于霍乱或如何正确治疗霍乱的信息相对较少。因此，大多数医生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久经检验的古老疗法，即平衡体液或排出体内有害物质。其中包括经常用温水或稀粥加压灌肠以冲洗结肠，诱导呕吐以排出体内有害物质，以及刺穿血管以减少血容量。 [57] 对于极度脱水的霍乱患者来说，这样的治疗只会加重他们的症状，加速其死亡。

    最早反对这种“善意杀人”的声音之一，来自年轻的爱尔兰医生和化学家威廉·布鲁克·奥肖内西（William Brooke O’Shaughnessy）。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奥肖内西在1831年底搬到苏格兰一个霍乱暴发地区，开始研究霍乱。在数周的时间里，他密切观察了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的快速进展。除了监测他们身体外观的变化外，奥肖内西还仔细测量了患者血液和腹泻的化学成分。 [58] 观察过程中，他多次发现患者的血液中缺乏水和盐分，并且酸碱度（pH值）明显高于健康人的血液。此外，他还发现血液中缺失的化学物质可以从患者的排泄物中检测到。从这些突破性的发现中，奥肖内西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即霍乱是血液的化学失衡。

    憔悴的眼睛、蓝色的皮肤、毫无生气的面容——都是由水和重要电解质的缺失导致的。他接着提出，可以通过给患者“静脉注射与正常血液盐浓度相同的温水”来治疗霍乱。他通过给狗静脉注射缓冲盐水来治疗狗脱水，证明了这一疗法。 [59]

    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第一次从化学层面研究传染病，并基于实际的科学分析设计合理的治疗方案。奥肖内西意识到了自己成果的重要性，1832年他成功游说，将他的发现发表在了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上。 [60] 几个月后，另一位也在萨瑟兰（Sutherland）工作的克兰尼（W.R.Clanny）医生，进行了补充实验，证实了奥肖内西的血液结果。

    考虑到当时霍乱对人类的影响，奥肖内西的霍乱数据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引起英国医学界的太多兴奋。然而，它确实引起了一位名叫托马斯·拉塔（Thomas Latta）的苏格兰医生的兴趣，他在1832年决定在濒死的霍乱患者身上复制奥肖内西的狗实验。起初，他试图通过使用灌肠剂和口服补液来恢复血容量和盐度，但都失败了。后来，拉塔使用静脉注射针直接将盐水注入霍乱患者的血液中。通过反复试验，拉塔测试了各种不同的配方、温度、容量和频率，得到的结果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在1832年给《柳叶刀》的报告中，他如下描述了一位患者的惊人变化：
    显然她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的确，她已经完全衰弱，我甚至担心在她死之前，我还没来得及把仪器准备好。我小心翼翼地、焦急地把一根管子插进她的血管，观察效果；我注射了一盎司又一盎司，但都没有明显的变化。我还在坚持着，但我觉得她的呼吸没那么吃力了。不久，她瘦削的面部、塌陷的眼睛和凹陷的下颚，苍白冰冷、明显留下了死亡印记的身体，又恢复了生气，焕发了光彩；早就停止了的脉搏又出现在了手腕上，起初又微弱又急促，渐渐地，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饱满，越来越慢，越来越有力。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在注射了6品脱溶液后，她用坚定的声音说，她不再觉得不舒服了，还打趣说，她现在只需要睡一小觉；她的四肢恢复了温暖，每一处容貌都反映着舒适和健康。 [61]

    通过简单地将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恢复到正常状态，拉塔能够在几分钟内将这位病人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他继续对其他的霍乱患者重复实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尽管在设计和长期效果上都不完美，但拉塔的研究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成功治疗了处于“恶性”霍乱晚期的人，也是第一次使用静脉输液治疗疾病。拉塔的一位同事罗伯特·列文（Robert Lewins）博士预言，他的方法将“给医学实践带来美妙的变化和改进”。 [62] 不幸的是，拉塔永远不会看到这个预言成真。在发表了他的里程碑式的研究1年多后，拉塔感染了霍乱而去世，享年37岁。

    1832年夏天，当全英国的医生都开始尝试重复拉塔的开创性研究时，使用静脉注射治疗霍乱的研究激增。早期进行的许多试验似乎都支持了拉塔的发现。例如，几位内科医生在6月期的《柳叶刀》上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使用静脉补液疗法治疗了晚期霍乱患者。那期的编辑写了一篇相当浮夸的文章，称其是“医学史上最有趣的记录之一”。 [63]然而，在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更多的实验出现了，似乎与早期研究的发现相矛盾（包括拉塔的研究）。一项研究报告静脉补液治疗的成功率只有11%（89%的死亡率），另一项研究则描述了静脉注射治疗所导致的继发性血液感染。一些医生甚至认为静脉注射疗法加速了病人身体的衰弱。

    随着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许多医生又开始将放血、泻药、鸦片或氯化亚汞作为治疗霍乱的首选方法或药物。到1833年疫情开始消退时，英国大多数医疗机构已完全停止使用静脉补液。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静脉注射疗法就从奇迹转变成了在浩瀚的医学文献中被遗忘的东西。更不幸的是，它又被埋没了60年，直到19世纪末被研究失血性休克的德国科学家重新发现。在这中间的几十年里，又有3起霍乱大流行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许多因素导致了1832年英国医生对静脉注射疗法的排斥。首先，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医学研究都设计得很差，实施得也不恰当，他们很少遵循科学的方法或在实验中加入适当的对照组。因此，尽管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一项研究得到的数据与另一项研究也有可能完全不同。当医生试

    图重复拉塔的实验时，他们很可能失败，因为他们使用的静脉注射液可

    能化学成分不同，可能注射的时间和容量不同，又有甚者，可能在给病

    人静脉注射治疗的同时进行其他危险的治疗，如频繁放血和诱导呕吐。

    其次，许多研究也可能因选择病人不当而失败。他们通常选择濒于死亡

    的患者接受静脉注射治疗，而那些病情较轻的患者则接受更标准的治

    疗。不出所料，接受静脉注射的人往往有更高的死亡率。最后，最初的

    研究者不是英国医疗机构的医生。拉塔是年轻的苏格兰人，他使用的方

    法挑战了过去2000多年的医疗实践。如果他更出名的话，他的同行们一

    般不会对他或他的科学研究持怀疑态度。尽管当时没有得到赏识，但奥

    肖内西和拉塔的开创性工作最终在医学界获得了普遍认可。静脉补液疗

    法目前被认为是霍乱和许多其他腹泻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比抗生素更受青睐。此外，静脉注射目前在诊所也被广泛用于增加病人的血容量、输送药物、紧急提供营养、治疗血液疾病和输血。它大大提高了手术、休克和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可有效输送化疗药物）。全面评价静脉注射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医学技术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瘴气理论”终结的开始

    医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认识转变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接受传染病是由

    细菌引起的，而非瘴气，细菌成为普遍接受的传染病病因。正如前面几

    章所提到的，瘴气理论认为，传染病是因为接触了“不洁净”、恶臭的空

    气中的有毒物质。几个世纪以来，瘴气的来源变化很大，有些人认为它

    来自死水，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由火山、地震、污水、腐烂的植被或

    腐烂的人类/动物遗骸所释放的。如果感染源来自恶臭，那么就可以合

    理地假设，人们可以通过简单地去除异味或使用香水或鲜花改善空气质

    量来避免生病。由于细菌通常是产生难闻气味的原因，避免接触污染的

    空气有时会意外减少一个人接触致病微生物的机会。例如，如果人们由

    于害怕吸入瘴气，不吃难闻的肉，那他们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避免摄入

    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或其他导致食物中毒的细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罗马和英国。罗马人将城市周围难闻的沼泽排干，从而降低了疟疾的死

    亡率（实际上是阻止了蚊子的繁殖）；英国官员清理了散发恶臭的城

    市，阻止了霍乱的传播（实际上是实现饮用水的清洁）。虽然“净化”空气确实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助于减少疾病传播，但它在预防或阻止致命流行病方面往往没有什么效果。

    微生物可作为疾病病原体（也称为细菌理论）的这一发现，在很大

    程度上彻底改变了医学，因为它最终揭开了人们生病的神秘面纱。人们

    不再认为流行病是由幽灵瘴气、自然灾害、道德败坏或恶魔引起的。取

    而代之的是，每种疾病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某些细菌、病毒、真

    菌或寄生虫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病理变化。了解病因很重要，因为我们可

    以根据微生物的特殊结构和生理特征研发新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方法（如疫苗）。这样做有助于减少感染，并大大延长我们的寿命和改善了生活质量。

    许多医学史专家试图确定，医学界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开始摒弃瘴气理论转而支持微生物理论的。这些分析表明，这种转变并不是由一个科学家、一项实验或一篇研究论文引起的，而是几十年来全部工作的累积成果。话虽这么说，但逐渐接受微生物理论确实需要有一个起始点，比如那些最初引起人们严肃质疑瘴气存在的实验。大多数人认为那个起始点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英国麻醉师约翰·斯诺（John Snow）决定调查伦敦苏荷区暴发的霍乱。

    约翰·斯诺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14岁就开始做外科医生兼药剂师的学徒。 [64] 在接下来的5年里，斯诺学到了大量关于手术、合成和给药以及如何护理传染病患者的知识。实际上，在1831年英国霍乱流行期间，斯诺就在诊所工作，治疗过许多霍乱患者。意识到自己想要继续深造并成为一名医生，斯诺于1836年进入医学院，并于1844年获得学位。在对乙醚作为麻醉剂的使用产生兴趣之前，斯诺在伦敦做了几年的全科医生。乙醚于1846年在英国被首次成功使用，但由于剂量和给药问题，其无法广泛应用于外科或产科手术。斯诺利用他作为外科医生和药剂师的背景，研发了一种吸入装置，可以精确地给术中患者一定剂量的乙醚。他的发明效果很好，立即被用于乙醚和新型麻醉剂氯仿的给药。到1848年，可以说斯诺已经成为英国最著名、最受尊敬的麻醉师。他为5000多场医疗手术进行了麻醉，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王生最后两个孩子时给她使用了氯仿麻醉。

    仅作为一名先驱的麻醉师，斯诺的职业生涯就值得受到高度赞扬；

    然而，对霍乱的研究才使他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之一。当斯诺在

    1848年英国霍乱流行期间开始研究霍乱时，他是从一个麻醉师的角度来

    研究的，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吸入剂的生物学。 [65] 在他1849年

    出版的关于霍乱传播方式的小册子中，斯诺对流行的霍乱理论提出了质

    疑，即霍乱是一种肠道疾病，是由于吸入空气中的有毒瘴气而感染的。

    [66] 首先，他“很难想象”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会对吸入相同空气的

    人产生十分不同的影响。他记录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有些人持

    续暴露于有毒的工作场所中，但他们并没有产生霍乱，而另一些暴露在

    有毒瘴气相对较少的环境中的人，霍乱发病率却很高。观察到空气质量

    与霍乱发病率和严重程度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之后，他又对瘴气提出了另

    一条反对意见，即瘴气不太可能在不对肺部、鼻腔、血液或其他组织造

    成任何病理影响的情况下，从肺部转移至消化道。对他而言，霍乱病原

    体通过摄食，从消化道进入人体，直到肠道才更符合逻辑。在这种情况

    下，斯诺（正确地）预测了霍乱病原体（他称之为“病态物质”）可在感

    染者的肠道中繁殖，并在腹泻发作时从体内排出。由于当时的排泄物仍

    被直接倾倒在当地的水源中，斯诺推断，英国的霍乱暴发是由水污染引起的。

    斯诺认为霍乱是一种水源性疾病，他开始绘制伦敦霍乱死亡病例的分布图，看死亡率和特定社区的水源间是否存在关联。有趣的是，他发现在1848～1849年，由受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下游供水的伦敦南部，霍乱死亡人数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这是一种有趣的关联，引起了伦敦医学界的兴趣，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霍乱是由水传播的。实际上，一些临床医生对霍乱是由粪口传播的这种说法非常反感，他们给《柳叶刀》写了文章，强烈批评了斯诺的分析。

    1849年斯诺理论的发表，标志着第一次有人试图追踪一种疾病在人群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尽管这项研究不能直接把不干净的泰晤士河水和霍乱联系起来，但这项研究使斯诺确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并鼓励他继续探索其理论。1854年伦敦暴发的霍乱为斯诺提供了机会。那年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是伦敦西区的苏荷区。在9月的前两周，600多人死于霍乱，75%的幸存者逃离家园。斯诺在疫情开始时抵达了苏荷区，开始采访那些生病或有亲人死亡的人。他在地图上标出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并询问了每个人在患病前几天摄取的水源。

    在完成研究后不久，斯诺给《医学时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他写道：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离（布罗德街）水泵很近的地方。只有10人死在离另一个街道水泵很近的地方。而在其中的五起案件中，死者的家属告诉我，他们总是到布罗德街上的水泵那里喝水，因为相比离家近的水泵，他们更喜欢那条街上的水。在另外三起案件中，死者都是在布罗德街水泵附近上学的孩子。 [67]
    他进一步描述，有些住在布罗德街附近的人从未感染过霍乱。这些看似“被保护”的人具有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从当地酿酒厂取水（和啤酒）喝，而不是从井里。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酿造过程中，水必须煮沸，这样啤酒才不会变质。因此，那些在酿酒厂而非布罗德街的井里喝水的人从未接触过霍乱活菌。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斯诺于9月7日去当地的救济理事会，要求把布罗德街道上水井的水泵把手移走。 [68]理事会几乎没有人相信斯诺的理论是正确的。一位当地医生后来评论说，“没有人相信斯诺是正确的——同行不相信，教区里的人也不相信。”[69] 然而，由于他们认为批准斯诺的请求没什么坏处，而且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在9月8日把水泵把手移除了。在布罗德街的水泵关闭后的几天内，霍乱流行就消退了，当地的其他居民得以幸免。

    斯诺和他的朋友亨利·怀特黑德（Reverend Henry Whitehead）牧师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疫情是在一位母亲将其婴儿尿布上的东西倒入布罗德街水井附近的粪池后开始的。那个婴儿当时已经患了严重的霍乱，脏尿布里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渗入了土壤和井里。

    约翰·斯诺在他《霍乱传播方式》一书的第二版中，发表了他对1854年苏荷霍乱流行的里程碑式的发现。 [70] 与第一版类似，斯诺对为伦敦供水的每家自来水公司都进行了详细分析，试图将霍乱病例与这些公司沿泰晤士河取水的地点联系起来。通过分析、汇总大量数据，斯诺完全相信霍乱是由水而非空气中的瘴气传播的。具体来说，他得出结论，霍乱是通过“与饮用水和烹饪用水混合扩散，要么渗透到地面，要么进入水井，要么沿着渠道和下水道流入整个城镇取水的河流”。 [71] 虽然斯诺的想法很有逻辑性，其论点也站得住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斯诺的分析。例如，医疗统计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卫生改革家托马斯·索斯伍德·史密斯（Thomas Southwood Smith）和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对他的工作尤其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斯诺的数据没有充分排除瘴气或其他传播方式。 [72] 他们指出，斯诺一直无法从被怀疑污染的水中分离或确定任何传染物。此外，他的关键证据——苏荷区疫情——在9月8日布罗德街水泵手柄被拆除前就已经开始缓解了。因此对他们来说，不管水井是否被使用，疫情完全有可能自行消亡。斯诺不为这些批评所动，直到1858年去世，他仍在为自己的传播理论辩护。在那时，他的书的第二版只卖了56本，布罗德街的水泵也完全恢复了使用。

    直到1866年霍乱流行时，医学界才开始接受霍乱就是因为饮用了被

    污染的水而引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时期，斯诺理论最有力

    的捍卫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早期批评者威廉·法尔。 [73] 法尔当时正在

    调查伦敦东部怀特查佩尔地区暴发的一场霍乱，他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异常现象。尽管人口结构和空气质量相似，但怀特查佩尔周边和

    伦敦其他地区的霍乱病例却非常少。事实证明，从上年开始伦敦就安装

    了新的下水道系统，而怀特查佩尔是唯一还没有安装下水道系统且人口

    稠密地区。在那里，未经处理的污水仍被排入街道，漏进了附近保护不

    善的老福特蓄水池。法尔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从数学上确切证明了

    疫情可能仅仅是由摄入了受污染的水而导致的。他在1867年发表的论文为水源性病因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柳叶刀》的编辑称，“法尔博士如此娴熟地阐述了一系列复杂的事实，使人们无法否认供水对流行病成因的影响。”[74] 通过这项研究，法尔基本上否定了霍乱是由瘴气引起的理论。同时，他也为斯诺带来了救赎，斯诺直到去世还认为他的想法被大多数同僚拒绝。

    斯诺和法尔进行的霍乱研究仍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与大多数前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将流行病视为一个整体问题，受大量因素的影响，最好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他们不仅关注疾病症状或死亡率，还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地理情况、患者的陈述、天气模式、水流和化学、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引起疫情的因素。这样，他们能够全面了解霍乱是如何影响社区以及社区最终是如何影响霍乱传播的。其他研究者看到了他们方法的创新卓越，也开始效仿其做法，开展自己后续的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整体方式研究流行病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一个全新的医学分支，被称为流行病学。今天的流行病学家负责追踪疾病的发病率、分布和传播。每当新的疾病暴发时，地方、国家（如国家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或国际（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就会出动，查明病因并制订行动计划。这些专家不仅大部分拥有医学背景，他们还有先进的统计学、数学建模、社会学、土木工程和环境生物学知识。就像前辈斯诺和法尔一样，他们都是医学领域的福尔摩斯，利用不同来源的证据和强大的推理能力来阐明一种疾病为什么会出现或传播。无论是追踪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丛林中的突然暴发，破译1981年艾滋病毒是如何到达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追踪非洲最后几个天花病例，流行病学家都帮助阻止了现有流行病的传播，并从襁褓中阻止了其他流行病的发生。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150年的经验，待我们未来面临新的生存威胁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另一个受斯诺和法尔影响的医学领域是公共环境卫生。如前所述，19世纪中期英国的霍乱流行推动了卫生运动，并使城市设计和废物处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这些改革与斯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流行病学研究同时、同地发生，所以认为这两者相辅相成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不幸的是，起初的情况并非如此。

    早期的卫生改革者，如查德威克和索斯伍德·史密斯，都是瘴气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即使在斯诺的书于1854年出版之后，他们也拒绝接受水传播细菌的想法。他们坚持清理英国的供水系统，更多的是想要清除

    水中产生的有毒气味，而非为了清除水中的危险物质。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1868年，直到《柳叶刀》发表文章，接受霍乱水传播理论。从那时

    起，卫生政策就远离了瘴气，并牢固扎根于可靠科学的细菌理论之中。

    闻起来、看起来、尝起来都还不错的水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因此，许

    多城市启动了各种新的水处理程序，旨在清除和杀死所有城市饮用水中

    的潜在有害微生物。这包括用一系列的沙过滤器过滤水，用氯处理，并

    加入化学物质来凝结所有杂质。到20世纪初，这些预防措施几乎消除了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水源性疾病。疫情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或自然灾害之后；然而，它们再也不会引起19世纪那样常见的大范围流行病。

    知道霍乱是由受污染的水中的某种特殊物质所引起的，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又有了重大飞跃，即识别出导致这种疾病的特定微生物。霍乱是由细菌引起的最早线索来自意大利解剖学家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的显微镜。 [75] 帕西尼最著名的发现是在人类皮肤中发现了检测压力和振动的被囊神经末梢（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帕西尼小体”）。在1854年霍乱进入佛罗伦萨后，他对霍乱的病理学产生了兴趣。他当时在新圣玛丽亚医院工作，能够接触到刚刚死于霍乱的患者尸体。帕西尼用一个简陋的显微镜和他作为解剖学家的高超技巧，检查了这些患者的粪便和肠道组织，并注意到他们都有相似的组织异常，且都存在数百万个逗号状细菌。 [76] 由于这些细菌在水中容易振动，他将其命名为“弧菌”，它们似乎与呈现出最明显病理特征的特定肠段有关。这样反复的观察使他得出结论：细菌是一种“有机的、有生命的物质，具有寄生性质，可以传播、繁殖，引起特殊的疾病”。 [77] 1854年，他在一篇名为《霍乱的显微镜观察和病理推断》的论文中发表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不幸的是，像约翰·斯诺一样，由于意大利医学界对瘴气的教条信仰，帕西尼的“弧菌”微生物理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帕西尼没有被他们的怀疑所吓倒，在接下来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用毕生积蓄继续研究霍乱的发病机理。尽管在那段时间内，帕西尼发表了另外5篇关于霍乱的研究，但他的大量工作基本上没有被佛罗伦萨以外的人注意到。

    1884年，在帕西尼第一次通过显微镜观察到附着在霍乱患者肠道组织上的“弧菌”近30年后，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表了一篇报告，声称他刚刚发现了导致霍乱的细菌。 [78] 1883年，作为德国霍乱委员会的领导人，科赫在埃及旅途中首次开始研究霍乱。他的团队对10名霍乱患者进行了尸检，在他们的肠道组织中发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微小、轻微弯曲的细菌。科赫认为他可能已经发现了霍乱病菌，于是便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个霍乱活跃地区证实并扩大他的发现。在那里的6个月里，科赫和他的团队成功地从纯培养基中分离出了新的细菌，并在受污染的水箱和环境水源中确定了其存在。这使他们首次分析了个体霍乱弧菌的生长特性和生物化学特征。

    类似于他对炭疽的做法，科赫随后试图用纯化的霍乱弧菌感染实验动物，希望能最终证明它是霍乱的病原体。不幸的是，他使用的动物对霍乱弧菌不易感。尽管有这样的挫折，但科赫的研究还是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他的批评者，即他确实已经成功地识别并分离出了霍乱细菌。科学界完全不知道帕西尼在1854年发表的文章，因此便将霍乱弧菌的发现归功于科赫。然而，这一疏忽最终在1966年得到纠正，当时国际命名委员会正式将这一弧菌属细菌更名为“1854帕西尼弧菌”，以纪念他的成就。

    科赫在1884年对霍乱弧菌的重新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宣告了瘴气理论的消亡。当约翰·斯诺在1849年首次提出水源性传染病的异端观点时，其观点遭到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医学界的一致拒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疾病的研究数据日益增多，不断证实了微观细菌能够而且确实导致了疾病。例如，在与斯诺第一次调查霍乱的同一时间，另一位名叫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的医生发现，医学生在解剖实验室解剖完腐烂尸体后，手上沾有的污垢与致命的分娩热（称为“产褥热”）有关。建立起这一联系后，他建议其所在医院的所有医学生在治疗病人和分娩婴儿之前用含氯石灰溶液洗手。此后产褥热病例急剧下降，数百名妇女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几年后（1867年），一位名叫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外科医生得出了类似结论——不卫生的外科手术可导致伤口感染。和塞梅尔维斯一样，他建议使用化学溶液对所有设备、敷料和皮肤进行消毒，以防止细菌进入暴露的伤口。这一过程非常成功，手术很快就不再是死刑了。巴斯德（Pasteur）和科赫这两个实验室研究专家为塞梅尔维斯和李斯特的开创性临床工作做了良好的补充。在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致力于研究传染性疾病，如炭疽热、蚕病、狂犬病、肺结核和霍乱，并证明它们都是由特定微生物所引起的。这些广泛的研究结果使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继续支持瘴气理论。到19世纪90年代，微生物理论已经成为传染病的主要解释，医学也因此永远改变了。

    现代霍乱

    尽管人们知道其起因、预防和治疗，霍乱仍是相当一部分人群的主要问题。每年仍有数百万人感染霍乱，其原因就在于近25亿人依旧缺乏卫生设施和可靠的清洁饮用水。 [79] 令人惊讶的是，近10亿人仍然在街道排水沟、树林或离家近的开放水源处露天排便，多达7.5亿人在食用未经处理的、用人类废水灌溉的食物。考虑到现代卫生习惯在150年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而当今地球上近1/3的人口却依旧生活在中世纪一般的条件下，这实在是太悲哀了。

    现代霍乱在缺乏市政基础设施和政府监管的地区流行。这包括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贫困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0美元，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农村地区。此外，任何遭受暴力、政治动荡和自然灾害破坏的地区都极易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普遍贫困，战争、革命和自然灾害数不胜数，但在过去30年里，只有4次大规模霍乱暴发。

    第一次暴发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当时一种新的霍乱菌株出现在秘鲁海岸，并蔓延到了美洲的21个国家。 [80] 细菌在温暖的热带水域大量繁殖，在6年的时间里感染了超过100万人（导致11875人死亡）。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常常没有干净的水和医疗服务，死亡率尤其高。在霍乱袭击拉丁美洲的同时，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它也出现在了东非。 [81] 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大规模屠杀以及随后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带来了210多万名难民。到1994年8月，大多数人逃到了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邻国，并在那里设立的35个难民营中定居。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规模和速度给那些准备不足的难民营管理者带来了噩梦。正如一名西迁到扎伊尔的难民所说，“我们没有水，没有厕所。我们在这里受苦。没有食物。政府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没有人帮助我们”。 [82] 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如此生动描述的境况正是霍乱和痢疾等疾病的温床。在1994年7月，扎伊尔戈马难民营暴发了致命的霍乱。仅仅几个星期内，霍乱就夺去了大约12000人的生命。 [83] 由于缺乏可用的静脉输液和其他医疗资源，疫情最初几天的死亡率异常高（约20%）。国际救援机构最终开始行动，到8月，新病例数量逐渐减少。

    2008年，非洲再次暴发霍乱。与1994年因战争和流离失所而暴发的疫情不同，2008～2009年在津巴布韦暴发的疫情是由于全国资源的全面崩塌。 [84] 农业衰退和政治管理不善带来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一系列国内问题，包括普遍的粮食短缺、异常高的艾滋病发病率、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崩溃和城市供水的破坏。人们贫穷、营养不良，没有接受过关于不良卫生条件会带来危险的适当教育。毫不奇怪，8月份霍乱暴发，迅速席卷了整个国家。到2009年6月疫情最终消退时，已有近10万人感染，4288人死亡。

    仅仅1年后，海地发生7.0级地震，导致10万到15万人丧生，300多万人无家可归，霍乱再次在美洲出现。 [85] 地震前，海地就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成了一片废墟。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住宅和企业被夷为平地，大多数政府建筑（包括国家宫）也是如此。国家基础设施遭到彻底破坏，以至于无法照顾灾后的大量受害者。结果，大多数幸存者被迫搬到临时搭建的帐篷城市。在那里，妇女和儿童遭受暴力、疾病和饥饿司空见惯。而霍乱，因其历史上从未到达过海地，在最初也就从未被关注。不幸的是，在2010年10月，也就是震后仅仅3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霍乱在阿蒂博尼特河岸暴发，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满目疮痍的国家。[86] 尽管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世界卫生组织努力控制疫情，但仍有75万人感染，9000多人死亡。疫情暴发后不久，许多人开始分析这种疾病是如

    何传播到这个加勒比孤岛上的。多年的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霍

    乱是由一名来自尼泊尔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带到海地的。尼泊尔基地的厕

    所被不恰当地清空了，导致未经处理的人类排泄物直接流入了附近的阿

    蒂博尼特河。一旦进入河流的温暖水域，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并传播到

    岛上其他大多数天然水源。令人惊讶的是，联合国官员强烈否认了这一

    说法，并拒绝为该流行病承担责任，尽管大量的实证证据证明情况确实

    如此。对海地霍乱弧菌菌株的基因测试表明，它与印度次大陆常见的菌

    株极为相似，而与南美洲（离海地更近）常见的菌株则有很大不同。此

    外，调查人员还披露了对为尼泊尔基地提供服务的环卫公司的采访，他

    们在被采访中承认，曾将垃圾直接倒在了疫情初发地附近的河流中。学

    者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在2016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一份

    关于该流行病的报告中，强调了联合国坚决拒绝接受以上确凿证据的顽固态度。在导言中，奥尔斯顿称联合国在霍乱流行时和之后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弄巧成拙的”。 [87]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应这一报告时最终让步并承认，联合国对海地霍乱流行确实负有责任。

    在过去50年里，霍乱发生了重大变化。霍乱曾经是世界上最严重和最令人恐惧的流行病，现在它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地区。在战争和灾难时期，它将永远是一种隐患；然而，霍乱已不再对全球人口构成威胁。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霍乱所激发的创新（主要是卫生、口服补液疗法和流行病学）最终成功帮助我们控制了它。最近研制的多种有效的霍乱口服疫苗，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的水源性疾病教育，都对上述工作做了良好补充。随着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卫生设施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希望我们的世界终将看到霍乱的终结。

    第九章 流感

    如果这种流行病继续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加速发展，那么人类文明很有可能在几周内便从地球上消失。 ——维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博士，美国陆军卫生局局长，1918[1]

    当提及现代流感（又名流感，Influenza）最常见的症状时，人们可

    能会质疑：在一本描述人类史上10种最严重的流行病的书中，流感竟也

    在列？感染流感的人通常会出现急性上呼吸道症状，并伴有肌肉疼痛、

    咳嗽、全身不适和发烧。这些症状通常在首次暴露后两天开始出现，并

    持续1～2周。尽管流感患者会感觉很糟糕，并且可能在流感患病期间长

    时间卧床不起，但他们通常不需要住院或其他医疗干预就能康复。对大

    多数人来说，流感不过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一种让我们无法工作或

    破坏我们假期的疾病。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患有肺部疾病（如慢性阻塞

    性肺病、哮喘）的小孩、老人、孕妇及营养不良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来

    说，流感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事实上，每年有超过30万人死

    于流感，其中大多数死于严重的并发症，如肺炎和心力衰竭。虽然有效

    的疫苗和几种抗流感药物（如达菲、金刚烷胺）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但

    是流感的死亡率仍然如此之高，令人恐惧。尽管采取了控制措施，许多

    流行病学家依旧认为，流感仍然是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微生物威胁。正如这一章开头的引语所暗示的那样，历史已经证实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

    就致命性和传染性而言，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历史上人类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流行病，通常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尽管它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但1918年的大流行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向法国的大规模迁移而横渡大西洋，传播到了欧洲，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站稳脚跟后，这种疾病又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据说，该病当时感染了世界1/3的人口，仅在1年时间内就夺走约5000万人的生命。后来的一些估算数据表明，该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接近1亿人，这比黑死病100年间导致的死亡人数和艾滋病前25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18年的流感夺去了全球近5%的人口的生命，并使人类的总预期寿命降低了10岁以上。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是同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人数的3倍。如果按照现代人口数量进行调整，1918年流感造成的死亡总数相当于当今世界上的约4亿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流行病是在细菌学说、疫苗和现代医学问世之后发生的。

    除了异常高的死亡率之外，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在致死方式和感染人群方面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流感大流行都不同。1918年流感的早期临床报告描述了一种疾病，就其在受害者身上产生的病理变化而言，这种疾病异常凶猛。在标准的流感样症状出现后的几个小时内，许多感染者迅速发展成致命的肺炎、大范围紫绀以及鼻、口、眼、耳和肛门出血。这种疾病的进展异常，在职业生涯中治疗过数千例流感病例的医生们都很难诊断出这种疾病。此前，流感从未如此迅速或如此凶猛地导致死亡。

    有无数报道称，人们早晨醒来感觉很健康，然而却在夜幕降临前死去，肺部充满血腥黏液。一位1918年9月在波士顿工作的医生描述说：
    被带到医院时，人们一开始以为只是感染了普通的拉格里普或流感。但是他们很快发展成有史以来黏性最强的肺炎。2小时后，他们的脸颊上开始出现红色斑点，几个小时后，你可以看到紫绀从他们的耳朵蔓延到整个脸部，直到很难区分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短短几个小时，死亡就会来临，他们会拼命呼吸空气，直到窒息而死。太可怕了。 [2]

    为什么1918年的流感会有如此反常的病理现象，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90年里一直是个谜。直到2005年，实验才开始揭示1918年流感的独特之处（这些实验的细节将在本章后面讨论）。 [3]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研究发现大多数最严重的损害是由对病原体的暴发性免疫反应引起的，而不是病原体本身。特别是1918年的流感，触发了宿主肺部的免疫细胞释放出大量有毒的炎症性化学物质。细胞因子通常帮助免疫细胞激活并相互沟通；然而，如果在短时间内释放过多的细胞因子（称为“细胞因子风暴”），就会导致大面积的组织死亡和过多的液体积聚。过度的炎症导致了1918年流行病的大部分发病和死亡，因此有理由认为，免疫系统较强的人对感染的反应应该更强烈。有趣的是，这正是我们观察到的。其他季节性流感病毒主要导致的是幼儿、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死亡，而1918年的流感毒株却夺走了数百万名年轻、健康、没有疾病的成年人的生命。事实上，在1918年死于流感的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年龄在20～40岁之间，而那些年龄在65岁以下的人死于流感的风险比65岁及以上的人要高。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身体和免疫能力强对宿主没有什么好处的流感流行。它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致命武器，杀害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健康人和病人，以及各大洲的人民。

    虽然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最著名和最致命的，但它并不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唯一袭击人类的。流感第一次成为全球性威胁是在1889年，当时流感在俄罗斯暴发，并通过新建的铁路和金属蒸汽船迅速传遍亚洲、欧洲和美洲。 [4]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疾病类似，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交通的改善为流感这样的传染性呼吸系统疾病在短时间内感染大量人群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在3年时间里，它连续3次出现，共造成约100万人死亡。世界各地的报纸每天都报道俄罗斯流感的最新动向，以及它如何对所到之处的社区产生负面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报道在疾病本身到来的几周前就已经传达给了读者。媒体对1889年流感的报道空前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报业的崛起，以及在流感暴发前几十年电报的发明。 [5]

    历史上第一次，公众可以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实时追踪一种流行病。例如，一个住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人，可以在流感传播到芝加哥、堪萨斯州甚至巴黎那些遥远的地方几天后，就读到流感的报道。公众渴望得到关于这种流行病的新闻，媒体也非常乐意提供帮助。随之而来的媒体热潮帮助塑造了公众对1889年流感大流行的看法，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对该疾病未来暴发的描述。

    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后的许多大流行中，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最为严重和致命。从东南亚开始，1957年的流感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造成了100万到200万人死亡。 [6] 这是现代医学研究时代第一次大规模流感暴发。由于担心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重演，流感专家于1948年合作建立了世界流感研究中心，希望能密切监测人类和动物宿主中的流感。该中心利用了众包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国家和地区流感实验室网络，在各自的特定地区独立研究和跟踪流感。通过这样做，科学家们能够迅速分享他们关于任何已出现的新流感病毒的发现，并报告该疾病的任何异常临床表现。几项新的生物技术的发展也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对流感的遗传学和发病机理有了更多的了解。

    尽管有了这些新知识和现代流行病学工具，流感还是于1957年在亚洲卷土重来，并在短短6个月内席卷全球。当时在许多人认为流行病将很快被我们的智力和技术所征服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失败。1957年，一位公共卫生官员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失望，他写道：“虽然我们有30年的时间来准备应对流感大流行的措施，但我认为我们都在忙着做即兴调查，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这件事。我们只能希望人们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最终有可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充分的解释。”[7] 不幸的是，在1968年另一场严重的流行病暴发之前，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1968年的香港流感的致命性比之前的3次大流行要低一些，但它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并扩散到欧洲和美洲，感染了数千万人。

    1968年流感再次出现后不久，疫苗就被研制出来了；然而，直到大流行在大多数地区（包括美国）达到高峰数月后，疫苗才开始广泛使用。这是对一种疾病的又一次无效应对，这种疾病似乎能够以卫生官员无法控制的速度传播和变异。幸运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我们在人群中监控流感、控制流感、治疗流感以及在流感季节前制造疫苗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近年来出现过一些与“禽流感”和“猪流感”有关的恐慌（例如2009年），但没有一次像1968年始于香港的那场流感那样致命。

    病毒和宿主

    人类流感是由三种类型的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类甲型流感病毒

    和乙型流感病毒是每年冬季出现的绝大多数季节性流感病例的致病原

    因，而丙型流感病毒只会引致罕见的轻微呼吸道疾病。甲型流感病毒是

    19世纪和20世纪每一次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也是每年最受流行病学家关注的类型。

    流感病毒有几个独特的基因特征，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人类病原体。

    首先，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是由RNA而不是DNA组成的。如第一章所

    述，所有生物（如细菌、真菌、人类）都使用DNA作为遗传物质，因为

    DNA化学性质更稳定，更不容易被改变或突变。许多病毒也使用DNA

    作为它们的基因组；然而，有些病毒，如流感病毒，已经进化到使用

    RNA作为它们的遗传物质。使用RNA作为基因组的病毒面临的主要问

    题之一是宿主细胞不包含复制病毒基因组所需的酶。因此，所有的RNA

    病毒都必须制造自己的基因组复制酶。对于流感病毒来说，这种酶很容

    易出错。换句话说，每当流感病毒侵入新细胞并开始复制时，产生的新

    基因组往往包含小的突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流感病毒继续在世

    界各地的宿主中一点一点地变异，这增加了一种全新的致命病毒株出现

    并肆虐人群的可能性。流感病毒因其基因组中积累的小突变而逐渐变异的过程，通常被称为抗原漂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接种流感疫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个流感季节出现的流感病毒株可能会在下一年发生足够的变异，以至于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再能有效地识别它。

    流感病毒在遗传学上另一个特别危险的方面是，它的基因组是由七

    八个不同的RNA片段共同组成的，而不是由一条连续的RNA链组成

    的。尽管分裂（分段）基因组本身并无害，但当两种不同的病毒株碰巧

    感染同一个细胞时，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两种流

    感病毒都将在细胞内的相同位置复制它们的基因组片段。当这些病毒将

    它们新制造的基因组包装到新的病毒颗粒中时，可能会出错，一些属于

    某种病毒的基因组RNA可能会出现在另一种病毒中。例如，想象一下，

    一种危险的禽流感病毒株碰巧与一种无害的人类病毒株感染同一细胞。

    当新病毒开始聚集在一起时，一些人类流感病毒的RNA片段可能会意外

    地与鸟类病毒的RNA片段在同一个病毒颗粒中。结果将是产生一个全新

    的杂交毒株，它在遗传学上不同于两种“亲代”病毒。换句话说，它可能

    产生一种既危险又能感染人类的毒株。这种基因重组，也就是所谓的抗

    原位移，可以迅速创造出人类免疫系统从未见过的新的大流行毒株。像抗原漂移一样，抗原位移是随机的，无法预测或控制。因此，人类永远在基因突变或重组事件及远离潜在灾难中相向而行。

    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人类和各种其他动物宿主，包括许多类型

    的鸟类、猪、马、海豹和狗。一般来说，对一个物种有亲和力的流感病

    毒株通常对其他物种的感染性不强。其主要原因与流感病毒附着在宿主

    组织细胞表面的特性有关。附着过程包括一种在所有流感病毒上都发现

    的血凝素（HA）蛋白和一种覆盖在肺细胞和其他几种动物组织表面的

    叫作唾液酸的普通糖之间的相互作用。每种流感病毒都有一种独特的

    HA蛋白，其折叠方式与其他流感病毒上的HA蛋白略有不同。同样，每

    种动物的细胞上都有某种独特形式的唾液酸。因此，你体内可以存在一

    种禽流感病毒株，它的HA蛋白被折叠成只能识别禽类唾液酸的方式。

    这种病毒可能对人类的感染性不强，因为这种病毒不能很好地附着在人

    类细胞上。流感病毒HA蛋白和唾液酸之间的这种看似合理的关系因某

    些动物在它们的细胞上产生多种类型的唾液酸而变得复杂。例如，猪细

    胞表面的唾液酸，跟鸟类和人类的唾液酸都类似。因此，猪可以同时感

    染多种不同的流感毒株，并作为一个活的混合容器，通过抗原位移产生

    新的混合流感毒株。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的起因是，禽流感、人流感和

    猪流感病毒株共同感染了同一只猪，然后重组为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

    株，并具有这三种病毒的三种特性。

    HA并不是唯一与宿主唾液酸残基相互作用的流感蛋白。病毒表面

    还含有一种叫作神经氨酸酶（NA或N）的蛋白质，当新制造的流感病毒

    试图离开它们刚刚复制的细胞时，这种蛋白质可以切断唾液酸。虽然唾

    液酸是流感病毒最初附着在细胞表面时的一个重要靶标，但当病毒试图

    离开这些细胞并传播到新细胞时，它就成了一个障碍。流感病毒NA蛋

    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像一把大砍刀，通过酶解切断任何阻碍新流感病

    毒离开细胞的唾液酸。像HA一样，NA蛋白对它能切割的唾液酸类型，

    也是具有特异性的。某些形式的NA蛋白优先切割鸟类唾液酸，而其他

    形式的NA蛋白则优先切割人或其他动物的唾液酸。因此，如果你有一

    个NA蛋白，能很好地从一个物种（如鸟类）切割唾液酸，并使该病毒

    进入另一个物种（如人类），那么新产生的流感病毒则永远不会脱离细胞表面，感染也将基本停止。HA和NA都必须“匹配”它们所感染的特定物种。因此，科学家在对新的病毒株（如H1N1）进行分类时，通常会关注这两种蛋白质。

    悄无声息的灾难

    任何蔓延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并导致5000多万人死亡的大流行病，预

    计都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各种社会、政治、健康和经济问题产生巨大

    影响。有趣的是，当人们仔细研究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随后的几年时，

    往往很难找到任何形式的关于其存在的持久印迹。几乎没有骚乱、政治

    动荡、替罪羊或长期经济影响。此外，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何

    战斗都没有任何重大影响，也没有明显影响随后的俄国内战。尽管在致

    命的人群疾病面前暴露了公共卫生政策的巨大失败，但1918年的流感大

    流行也没有促使任何城市或国家就如何应对流行病威胁进行任何全面改

    革。似乎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多年的战争和疾病，以至于它决定抛开所

    有的苦难，继续前进。这样看来，1918年的流感在本书提到的流行病中

    是独一无二的。几乎自相矛盾的是，人类最大的杀手对当时的人类几乎没有产生长期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政府、

    媒体和公众在大流行发生时是如何应对的。当流感于1918年1月出现

    时，大多数人最初认为这只是又一次季节性流感暴发，对其应对必须按

    部就班地进行。 [8] 然而，到了9月，公共卫生官员清楚地认识到，这次

    流感流行是非常独特和迅猛的，以至于既定的控制措施不起作用。为了

    应对此次的流感大流行，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始隔离病人，并提议对公共

    集会、个人卫生习惯和商业行为进行限制。这些限制的强制实施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城市的当地卫生委员会，以及它对当地企业拥有

    多大的权力。由于担心扰乱当地经济或引发公众恐慌，一些城市在大流

    行期间治疗和干预的变化相对较小。例如，纽约市卫生专员罗亚尔·科普兰（Royal Copeland）就错误地选择了不对公众集会实施任何直接禁令， [9] 而是采取了一些干预性较低的措施，如要求企业错开工作时间以减少人群聚集，增加城市医生的监测和疾病报告，以及教育公众关于在公共场所咳嗽和吐痰的危险。正如科普兰在第二年的一篇论文中所说，“我的目标是防止恐慌、歇斯底里、精神错乱，从而保护公众免受精神疾病的影响，精神疾病本身就容易引发身体疾病。”[10]

    与此相反，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城市几乎停止了所有市政活动。它们关闭了学校、图书馆、电影院、酒吧、体育馆、购物中心、舞厅和任何其他人们聚集的地方。一些城市关闭了教堂，以尽量减少教徒之间的接触，还有许多城市禁止公众葬礼。一些城市，如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甚至要求市民在公共场合出门时戴外科口罩。 [11] 总体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全面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不幸的是，50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的事实表明，这仍然是不够的。

    实行严格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的城市并不一定比那些政策宽松的城市好得多。例如，波士顿、费城和新奥尔良，这些城市都完全禁止公众集会，但它们的死亡率明显高于纽约市和圣路易斯，后者也有类似或不那么严格的管理。流行病学家和医学历史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理解这种意想不到的差异。最后，2007年，在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发表的几项研究揭示了这个谜团。 [12] 研究人员确定了两个关键因素，它们可能在决定一座城市在1918年大流行病中的表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实施这些措施的时机。那些在大流行暴发前或在第一批病例发生后的头几天内采取行动的城市，其总体死亡率远低于那些推迟实施行动的城市。费城是美国大城市中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流感到来两周多之后，费城才采取了各种方式限制公众集会。事实上，他们甚至在那个时期举行了一次大型游行。相比之下，圣路易斯几乎在流感到来后立即采取了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因此其死亡率只是费城的1/8。

    在这些研究中发现的第二个因素，是城市解除限制的时间。许多城市在大流行刚刚达到顶峰后，而不是疫情结束后，就放松了公共卫生管制措施。在疫情仍在肆虐并造成大批人死亡的时候，解除管制的做法给了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增加了危险的“群体”行为（例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使得流感在第二波暴发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更糟糕的是，地方卫生委员会，以及更大的（州/地区/国家）委员会经常互相争斗。这造成了不必要的延迟，并造成了人们的混乱，因为人们经常得到混淆的信息。

    许多城市在此期间采取的极端措施得到了公众高度的配合。尽管官

    员、政客和企业主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但大多数公众还是接受了对他们

    的限制。骚乱和大规模抗议并不常见，有组织地颠覆卫生管制规则的事

    件也不常见（除了偶尔有个别非法酒馆）。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应，与历

    史上观察到的大多数其他流行病截然不同。第一种可能性是，一些人认

    为，公众看到了1918年流感带来的特殊危险，并接受了需要采取极端措

    施来抗击它的事实。大多数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流行病的负面

    影响，要么是通过每天在报纸上读到它，要么是因为知道某人已经生病

    或死于这种疾病。无论是住在城市、小镇还是相对孤立的地方，每个人

    都知道这种特殊的流感有多可怕。诚然，有些人从来不知道流感大流行的严重程度，但很难想象生活在1918年的人会对流感掉以轻心。

    第二种可能性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可怕局面，人们已

    经习惯于政府越发严格的控制。“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成为一种常

    态，因为公民被迫按国家要求定量配给食物，去工厂工作，甚至为国家

    献出自己的生命。大多数人认识到形势的特殊性，愿意放弃某些权利，

    以最终赢得战争。当流感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到来，各城市开始实行隔离

    和监管，公众很可能认为这些措施只是紧急时期需要的另一种牺牲。这

    是他们因连续4年的战争和死亡而根深蒂固的屈从的条件反射。最终，

    他们服从当局的意愿可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阻止了疫情进一步升级。

    报纸行业成为地方卫生委员会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它是有关1918年大流行病和社区如何应对的主要信息来源。报纸不仅每天报道当地感染和死亡的统计数字，而且通常还负责在卫生委员会实施新规定时提醒公众。在许多情况下，报纸会更进一步就这些公告发表社论，给予完全的支持。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严格禁止所有公众集会一天后，《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 ）的一名作者写道：“阻止流感的唯一途径就是阻止夏洛特市瘫痪的方式，那就是全面隔离……智慧再次指引着夏洛特政府的手。”[13] 在大流行期间，报纸经常充当地方政府的喉舌，以这种方式支持卫生官员的行动。

    虽然这样的报道通常对全市的反应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在许多情

    况下，报纸对1918年流感的报道产生了更有害的影响。例如，在许多地

    方，报纸在早期阶段淡化了大流行的严重性，或者讨论其他地方的情况

    有多糟，从而让公众相信流感在他们的城市已经得到控制。在干预最为

    关键的时期，这样的报道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一些报纸还刊登虚

    假补品和药剂的广告，销售商声称这些药品可以治愈流感。那些眼看着

    家人死去或自己即将死去的绝望受害者被骗，把钱花在无用的治疗上，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加速了他们的肺损伤。这些广告还产生了危险的副作

    用，误导公众认为存在治疗方法。相比那些不能治愈的疾病，人们往往

    把有治愈方法的疾病看得不那么严重。如果他们的疾病可以通过服用药

    片或用神奇的滋补液漱口来治愈，他们为什么要害怕把它传染给别人

    呢？此外，他们为什么要遵守严苛的公共卫生建议而给自己带来不便

    呢？这是对媒体的不道德滥用，但因为它能产生收益，而被允许这样操

    作。后来一些报纸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并向它们的读者发表道歉声

    明。

    许多报纸也报道了这种流行病，尽量降低疾病对人类造成的真正损

    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通常都是对苦难和英雄主义的生动描

    述，并以大标题突出显示在头版。这些文章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情感反

    应，这将使他们更有可能支持战争。相比之下，早期关于1918年流感的

    文章往往只是关于死亡统计和政策的简短的技术性宣传。文章中很少包

    含关于个人或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的具体细节。由于这些报道都是表面文

    章，它们通常被隐藏在报纸的中间，标题很小，没有什么“声势”，一些

    人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目的是防止公众对大流行反应过度。人们真正担

    心的是，过度渲染、宣传流感可能引发“恐慌、歇斯底里、精神错乱”，

    许多人认为这比流感本身更危险。不幸的是，以这种方式将流感的存在性降到最低，隐藏了流感大流行的真正危险，这最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

    先前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发生时世界如何应对的讨论提供了一些线索，解释了为什么它未能像其他流行病一样引发同类型的长期变化。首先，流感大流行的时间很特殊。它发生在历史上最致命和最广泛的战争期间，这导致许多人将流感视为战争的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有独立因果关系的独立实体。致命的第二波流感大流行在停战协定（1918～1919年冬季）签署的同时达到顶峰并结束，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想法，即流感只是战争的又一次可怕的延续。当战争结束时，人们渴望把它抛在脑后，回到某种正常状态。由于流行病和战争在许多人的心理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把战争抛诸脑后从而继续前进就意味着把流感大流行抛诸脑后继续前进。其次，是其持续时间。历史上没有其他重大流行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开始和结束。当人们能够处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时，流感已经消失了。它没有像黑死病或艾滋病那样持续很多年，也没有像黄热病或霍乱那样每隔几年就会偶尔复发，也没有像结核病或天花那样流行。这场大流行只持续了1年多，就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它（至少在如此强度的情况下）。人们没有被迫永久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应对它，因为他们没有不断地被它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的流感更像是一场自然灾害，而不是一场瘟疫。

    也许1918年后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这种流行病没有给我们对待公共卫生的方式带来任何重大改变。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来衡量，1918年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都惨遭失败。不管采取了什么样的控制措施，流感似乎可以随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掌握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和医学知识的公共卫生官员控制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的能力，并不比控制14世纪黑死病流行的医生强。这是流感故事中一个有趣的部分，因为公共卫生部门实际上有一个合理且科学全面的计划来阻止这种疾病。事实上，如果今天出现类似的流感，我们很可能也会采取隔离、公共集会禁令和教育措施（流感疫苗和达菲等抗流感药物也会被采用）。

    在1918年流感之后，公共卫生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错误。如上所述，有些城市这些政策实施得过晚，取消得过早，也没有被严格执行。此外，地方、地区和国家卫生委员会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也是应对措施的明显失败。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公共卫生规划的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善。然而，在基础层面上，所做工作背后的理论证明了对传染病传播的现代理解。那么，我们在2017年仍然有季节性流感暴发，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起作用呢？答案在于，流感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难以控制，因为人们自然会被吸引到拥挤的地方，即使知道其中的危险，也不愿意遵循基本的卫生习惯。出于这个原因，再多的计划或措施也无法完全预防或阻止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

    现实版的侏罗纪公园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蹂躏了人类超过16个月，直到1919年夏天才基

    本销声匿迹。大流行结束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几乎立即开始研究这种

    疾病，以确定其病因，并探究为什么与其他病毒株相比，它的毒性如此

    之大。不幸的是，当时他们掌握的技术工具有限，并且由于无法妥善储

    存1918年流感患者的样本而研究受阻。流感病毒携带由RNA组成的基因

    组，如果不在超低温（例如-80℃）下储存，该基因组就不稳定且易于

    快速降解。由于现代冷冻保存技术和冷冻箱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以广

    泛应用，大多数从1918年流感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临床样本在储存条件

    不理想的情况下几年后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没有完整的样本或先进的技

    术，科学家们无法确定1918年流感毒株的独特之处。因此，他们没有能

    力生产疫苗，也无法确定世界各地的鸟类或猪群中是否正在发展另一种

    类似的致命病毒。我们就像是坐以待毙的鸭子，完全不了解有史以来袭击人类的最严重的病毒株。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微生物学的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工具，使其可以在基因水平上了解和改变病原体。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使我们能够获得病毒、细菌和几乎任何其他生物基因组中每一个核苷酸的特定序列。所有的基因组都由4种核苷酸组成：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尽管所有生物的基因组中都有相同的4种核苷酸，但这些核苷酸的具体顺序对每个物种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次序决

    定了每个个体物种构成了什么样的蛋白质，也是所有生物独一无二的最

    终原因。换句话说，基因组是各种细节的详细蓝图。当科学家试图确定

    某种特定的微生物病原体是如何引起疾病的，或者是什么使一种病原体

    与另一种不同时，了解这个蓝图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批测序的基因组是两种感染细菌的小型病毒的基因组。尽管以

    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小规模的噬菌体病毒基因组测序规模不大，但在

    1976年却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因为它证明了获得微生物构建的完整

    图像是可能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其他病毒基因组被测序，包括

    1982年的人类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在1995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时

    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家使用一种新的测序方法“鸟枪法”获得了细菌的第

    一个完整序列——一种被称为流感嗜血杆菌的人类病原体。 [14] 它的基

    因组长度超过180万个核苷酸，比以前检测过的任何病毒基因组都要大

    得多，也更复杂。随着鸟枪法测序的快速改进，不久之后，几乎所有其他人类病原体的基因组都被测序。令人惊讶的是，测序技术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病毒和小细菌的基因组测序。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基因组测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当时缺乏保存完好的样本，1918年流感病毒株的序列仍然难以确定。然而，1997年，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AFIP）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从保存在福尔马林和石蜡中的组织中提取1918年流感基因组的可能性。在杰弗里·陶本伯格博士（Dr.Jeffrey Taubenberger）的领导下，科学家们从28个不同的组织样本中提纯了遗传物质，并试图对1918年流感基因组的一小部分进行测序，这部分基因组在将近80年后仍然存在。 [15] 通过这样做，他们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部分基因组的序列。虽然并没有完全成功，但它表明，如果能找到保存稍好的样本，就有可能获得完整的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序列。

    就在第二年，一位名叫约翰·胡尔丁（Johan Hultin）的科学家告诉AFIP团队，他在阿拉斯加西部挖掘出一具因纽特妇女的尸体，她在1918年死于流感后被埋在7英尺深的永久冻土下。其肺组织几乎被冷冻了80年，其中含有足够的保存完好的流感病毒，这使得AFIP团队在2005年获得了1918年流感基因组的完整序列。 [16] 尽管这被认为是微生物遗传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但它并非没有争议。完成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一些公众非常担心，有不良意图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个序列制造出一种新的能杀死数百万人的生物武器。经过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成员的广泛讨论，所有人都同意为了适当的科学利益，应该公布该序列。

    有消息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们成功地利用这一序列重现了1918年的流感病毒，这一消息加剧了人们对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担忧。 [17] 他们采用反向遗传学技术，首先从新的核苷酸构建模块（使用它们的序列作为图谱）一点一点地重建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组，然后他们将新制造的基因组添加到人类细胞中。经过几个额外的步骤，在基因和结构上与导致5000多万人死亡，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从地球上消失的病毒株相同的流感病毒从细胞中浮现出来。一个由来自几所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组成的合作小组随后开始在各种动物模型上测试复活的1918年流感菌株，以获得解释它对人类有如此难以置信的致病性的线索。正如所希望的那样，这项工作非常有成效。它不仅确定了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中导致其对肺部致命影响的确切突变，还使科学家们能够观察到该毒株在细胞水平上是如何工作的。同样重要的是，它使科学家们最终能够生产出一种特定疫苗，在类似的病毒株自然产生或以某种方式被制造成生物恐怖主义制剂的情况下，这种疫苗能够保护人类。在经历了80年对未知的恐惧之后，人类终于能够轻松地休息了。

    尽管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已经灭绝的疾病，使其复活具有科学价值和创新性，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庆幸1918年已灭绝的流感再次出现。 [18]许多人认为制造这种致命病原体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远远超过其益处。特别是，人们担心1918年的病毒可能会从藏匿它的安全设施中逃脱，重新进入人群。逃离安全实验室的其他致命病原体的例子包括2003年和2004年亚洲多个实验室意外释放的SARS病毒，以及2001年从实验室非法移除武器化的炭疽（那年在邮件恐怖袭击中被广泛使用）。

    许多人还担心，恐怖分子或敌国可能会利用已发表文章中的信息来重现1918年流感，甚至制造更糟糕的情况（例如，1918年流感和另一种病原体的混合）。两位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家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和格伦·麦基（Glenn McGee）就这一担忧发表了以下联合声明：“10年前，对致命病毒的操纵可能仅限于高度安全的保险库……然而，如今，致命病毒的超级秘密存储已被简化为一套说明书，在某个时刻，这些说明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或业余爱好者的食谱。”[19] 对他们来说，1918年流感项目的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一面是发布了制造这种致命病毒所需的逐步说明和序列。这是一个路线图，如果在遗传学和一些分子生物学设备方面接受基础训练，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地效仿。过去40年来，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项目的成功，支持了这种担忧。自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和重建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还没有关于试图将其使用并造成危害的报道。这并不意味着安全问题没有引起争议；然而，保护公众的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有效的。

    1918年流感病毒的重现，正值科学家们不断地利用技术对微生物和其他更大的物种进行基因改造的时候。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转基因生物，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热点问题。除了担心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和对环境的影响之外，许多人认为，不自然地改变生物的遗传物质并干扰自然的进化过程在伦理上类似于“扮演上帝的角色”。1918年流感病毒成功复制，更进一步，以类似于电影《侏罗纪公园》中虚构的方式将一种已经灭绝的疾病复活，许多人觉得科学家做得太过火了，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随着我们的科学能力和理解力以指数级的速度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需要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疫苗项目的新范例

    患流感的人经常会出现由其他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继发性感染。例如，流感病毒复制引起的初始损伤和炎症往往使宿主更容易感染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等细菌性病原体。

    事实上，大量与流感相关的发病和死亡是由其他病原体引起的，而不是由流感病毒本身造成的。因此，尽管抗生素对病毒毫无作用，许多医生还是会给流感患者开抗生素。尽管就产生新的抗生素抗性菌株而言，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但每年预防性地给流感患者使用抗生素确实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对科学家来说，共同感染病原体的高流行率是个问题，他们在20世纪初就开始试图鉴定和纯化流感的病原体。这些研究导致许多人错误地将流感嗜血杆菌确定为流感的病因（因此得名）；然而，当应用科赫法则时会发现，纯流感嗜血杆菌并不能让受试者或动物产生流感。 [20] 直到1931年，人们才最终发现流感是由病毒而不是细菌引起的。仅仅2年后，英国科学家首次成功纯化了流感病毒，这使得疫苗的研制成为可能。 [21]

    第一个被测试的流感疫苗是苏联科学家阿纳托利·斯穆洛丁采夫（Anatoly Smoro-dintsev）于1936年发明的减毒活疫苗。 [22] 他将流感病毒在鸡蛋中培养30个不同的复制周期，以选择已经丧失在人体内引起重大疾病能力的病毒的减毒变种病毒。在将他的疫苗注射到人类受试者体内后，他发现那些对疫苗产生抗体的人通常不会被流感感染。然而，对他的研究设计的现代分析显示，这个研究包含了几个重大的缺陷，这表明他的疫苗总体上效果不大。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的美国医生也开始与一组极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一起研制流感疫苗，其中包括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他后来研制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弗朗西斯疫苗与斯穆洛丁采夫疫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用福尔马林处理，以灭活病毒，使其不再致病。 [23] 这种灭活病毒疫苗是完全安全

    的，只要注射足够的量，就能在接受者中引发免疫反应。弗朗西斯团队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研究这种疫苗，当时弗朗西斯担任美国陆军流感委

    员会主任。当美国在1941年底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弗朗西斯负责保

    护数百万名美国士兵，这些士兵将被部署到流感经常造成大规模伤亡的

    地区。美国军方非常担心1918年流感疫情重演，那次疫情夺去了驻扎在

    欧洲的46000多名美国军人的生命。这种担心促使军方放任弗朗西斯和

    他的团队在临床试验中大量使用美国军人。他们大规模临床试验的最终

    结果是研制出了流感疫苗，这种疫苗被科学证明是安全有效的。他们的发现于1943年发表后，该疫苗被大规模生产，并最终广泛分发给公众。[24]

    在寻找理想的流感疫苗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可以进一步变异成不同的毒株。1933年分离出的第一种流感是甲型流感病毒，属于甲型H1N1（A/H1N1）亚型。1940年，发现了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名为乙型流感病毒，它与甲型H1N1流感病毒相比有着显著的蛋白质差异。 [25] 研究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人很快意识到它不能保护受试者免受新型乙型流感病毒的感染。因此，他们不得不研制一种新的疫苗，一种含有灭活甲型H1N1和乙型流感病毒的二价疫苗。 [26]

    这种二价疫苗被大规模使用了十多年，似乎能有效减少与流感相关的感染和死亡。然而，195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大流行的再次出现表明，不斗争是无法战胜流感的。导致1958年流感大流行的流感毒株是一种甲型流感，它变异成了一种以前从未在人群中出现过的亚型（H2N2）。有了这些信息，疫苗公司开始生产一种新的二价疫苗，其中只包括甲型H2N2和乙亚型。 [27] 这是大约10年来最常见的流感疫苗。当1968年流感大流行被证明是由另一种新的亚型（H3N2）引起时，疫苗公司再次被迫转向生产不同的二价疫苗。从那时起，H1N1和各种乙型流感病毒的偶尔再次出现导致了每年的流感疫苗成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每种情况下，流感疫苗的开发都是被动的，只是在新的毒株已经出现并开始感染大量人群后才发生变化。事实上，菌株鉴定和疫苗开发之间的滞后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许多流感暴发在疫苗向公众提供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这是一种低效和无效的疫苗开发方法，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流感监测项目的建立为开发更智能的流感疫苗提供了良好契机。 [28] 该项目通过在世界各国建立国家监测中心来监测在当地出现的流感病毒株。从流感“高发地区”实验室的松散集合开始，监测项目已经扩展到106个国家的136个中心。这些当地中心负责定期检测人类和动物的样本，然后将他们的发现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的5个区域中心之一。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数据最终得到处理，人群中最常见的流感毒株在特定年份被确定后，WHO向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公司发布其建议。疫苗通常是三价的，这意味着它含有当年3种最严重的流感病毒株（通常是甲型H1N1流感、甲型H3N2流感和乙型流感）。然而，自2012年以来，由于人群中广泛存在多种乙型流感毒株，该疫苗已含有第四种毒株（四价）。 [29] 每年的疫苗都是有根据的猜测，是对哪些流感毒株最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流感季节出现并引发问题的明智预测。尽管偶尔会出错，但以这种方式制造流感疫苗比等流感暴发后再开始生产疫苗要有效得多。

    季节性流感疫苗打破了疫苗生产行业可接受的界限。以前从未改变过疫苗的种类，也从未每年将疫苗大规模分发给人群，也从未预测过疫苗的种类。在此之前，制造一种疫苗只保护接种者1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与它的长期利益相比，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然而，考虑到季节性流感仍然导致美国每年20万人住院和8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很明显，每年改变疫苗的组成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跟上流感和病毒的变异。如果不这样做，整个人类将面临比1918年更严重的流感大流行风险。

    第十章 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Polio）夺走了一代甚至是好几代儿童的希望。科学家记录了很多疾病，与脊髓灰质炎相比，这些疾病更具破坏性，影响了更多儿童，也更加致命。但脊髓灰质炎可以使儿童瘫痪，这是强大的战后国家所无法忍受的形象。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坐在轮椅上，靠铁肺生存。在他们童年的最关键时期，他们的生命力和人们对其未来的希望都减弱了。 ——脊髓灰质炎幸存者马克·索尔（Mark Sauer），《瘫痪的恐惧：美国对脊髓灰质炎的胜利》 [1]

    请将自己想象为1932年的一对年轻夫妇。你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儿，她是你的骄傲和欢喜。一天早晨，在度假时，你和家人决定去家附近的湖中游泳。水很冷，但对炎热的夏日来说却很凉爽。游完后，你可以回家休息一整天。大约1周后，你的女儿开始觉得不舒服。她有一点发烧，肌肉有些僵硬，而且很酸。你觉得她一定是由于早些时候在寒冷的湖中游泳而感冒了，所以你给她喝了些暖汤，让她早点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你的女儿在房中尖叫，你吓坏了。你跑了过去，发现她正在哭。令你恐惧的是，她无法移动双腿了，并且难以举起手臂。你立即抱起她死气沉沉的身体，将她送往最近的医院。当医生完成了一些检查进入房间时，她被证实了你已经知道的事实。你的女儿患了脊髓灰质炎。她告诉你，你的女儿会活下去，但她很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一生。当你意识到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你的心沉了下去。她将无法完成学业，不能结婚，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上述虚构的故事试图说明20世纪可怕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情况。尽管它偶尔会影响青少年和成人（占病例的25%～30%），但10岁以下儿童更常成为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它以看似随机的方式传播，在杀死或使一个孩子瘫痪的同时，放过另一个孩子。接触脊髓灰质炎病原体（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绝大多数儿童（约70%）没有任何被感染的迹象或症状。他们的免疫系统击退了感染，没有留下任何不良反应。还有一些儿童（约25%）抵御的情况没那么好，当他们的身体与病毒搏斗时，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像无症状群体一样，他们最终会在约1个星期后恢复，也没有长期损害。但不幸的是，约有5%的儿童会因感染而患上更严重的并发症。如上面的故事所示，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后，他们会肌肉僵硬、发烧，进而出现脑膜炎（3%～4%）和肢体松弛性麻痹（1%）。在极端情况下，麻痹还会扩散到呼吸、吞咽和与言语相关的肌肉。这是脊髓灰质炎最致命的形式。仅有少数人能在如此广泛的瘫痪中幸存，通常其余生只能依靠人工呼吸机生存。

    尽管有证据表明脊髓灰质炎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它第一次出现在医

    学文献中是1789年，被描述为“儿童下肢残疾”。 [2] 德国骨科医师雅各布·冯·海涅（Jacob von Heine）于1840年发表的重要报告首次描述了脊髓

    灰质炎特殊的临床表现，至此它便与其他类似的麻痹性疾病区分开来

    了， [3] 这也是这种病第一次被称为小儿脊髓麻痹。在接下来的30年中，

    法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了麻痹症状的细胞基础。他们发现感染会侵袭

    中枢神经系统并杀死脊髓和脑干神经细胞的细胞体（灰质）。死亡的运

    动神经元无法把信号从大脑传递到肢体肌肉，从而导致了瘫痪。

    在那时，脊髓灰质炎仍然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它会在美国或欧

    洲偶发，零星感染少数人，然后在短时间内消失。但是，到了19世纪90

    年代，波士顿、佛蒙特州和瑞典等地开始出现聚集性感染。 [4] 直到20世

    纪初，这些地方性脊髓灰质炎才开始大规模暴发并造成严重感染。1905

    年，瑞典乡村暴发了一场流行病，感染了1000多人；1907年，纽约市也

    发生了一场流行病，约2500人感染。脊髓灰质炎首次广泛流行于1916年

    夏天，发生在美国。该病首先出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意大利社区，

    并呈放射状传播到东北部，感染了2.7万人（主要是儿童），导致6000

    人死亡。这是世界第一次真正注意到鲜为人知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以儿

    童为目标、极具视觉震撼力的症状和极高的死亡率，使全国各地的父母都竞相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接下来的40年中，每年夏天都会出现这种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流行逐年恶化，在1952年达到顶峰，仅在美国就感染了5.8万人。据估计，在整个20世纪，脊髓灰质炎导致约100万人死亡，多达2000万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身体残疾。尽管它没有本书所描述的其他流行病那样致命，但它令人恐惧并且极具影响力。

    脊髓灰质炎，又称为小儿麻痹症，由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引

    起。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属于小RNA病毒，小而坚固，以RNA作为遗

    传物质。其他小RNA病毒包括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鼻病毒）、甲型肝

    炎病毒和通常感染牲畜的口蹄疫病毒。就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言，暴露通

    常发生于摄入被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但是，一些证据表明它也可以通

    过唾液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病毒一旦进入胃肠道，便会在肠道细胞

    中复制约1周，然后转移至淋巴结和扁桃体等局部淋巴组织。它会在此

    处复制，最终溢出到血液中。血液中存在大量脊髓灰质炎病毒（称为病毒血症），这便是大多数感染者出现流感样症状的原因。

    根据宿主的免疫系统和年龄，病毒可能会从血液中转移到脊髓，从

    而引起脑膜炎并损害运动神经元。如果病毒停留在脊髓下部，它最终会

    使四肢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对称性瘫痪。这种称为脊髓型脊髓灰质炎，约

    占瘫痪病例的80%。在某些人中，病毒会在短时间内离开脊髓下部并向

    上转移至大脑。当病毒杀死脑干中的神经元时，患者便可能出现心跳异

    常、呼吸和吞咽困难。这种最致命的形式被称为延髓型脊髓灰质炎，约

    占瘫痪病例的2%。最后，有时病毒还会同时在脊髓下部和脑干中复

    制，这种被称为脊髓型合并延髓型，其严重程度和发病率（约18%）居

    于上述二者中间。一般而言，年龄较大的孩子、青少年和成年人比小孩

    子更容易发生延髓型和脊髓型合并延髓型，平均而言，其预后要差得

    多。此外，所有瘫痪的人，无论其瘫痪程度，在其康复期间和之后的许多年里还会经历极度的肌肉疼痛和肌无力。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幸存者还会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后脊髓灰质炎综合征”（PPS）的疾病。在这种疾病中，即便在脊髓灰质炎恢复很多年后，患者还是会出现肌肉疼痛和功能丧失。

    对一代人的心理伤害

    如果按照死亡率或持久性对流行病进行排名的话，那么前50名中可

    能都不会出现脊髓灰质炎。该疾病总共大约50年才蔓延到流行病的程

    度，致死的人数也比许多本书未提及的其他疾病（如麻疹、伤寒、梅

    毒）少得多。尽管脊髓灰质炎在统计数字方面没有其他疾病严重，但由

    于其对人口造成的强烈心理伤害，脊髓灰质炎值得被列入任何破坏性流

    行病的清单。脊髓灰质炎使脆弱的儿童感到恐惧，使他们残疾。它摧毁

    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并将其与所爱的一切隔离开来。它攻击成年人最

    珍视的东西，并且是以比噩梦还可怕的方式进行攻击。脊髓灰质炎可能

    并没有杀死数亿人，但它却好像杀死了数亿人一般，影响了全人群。

    脊髓灰质炎恐慌最重要的副产物之一就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

    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在脊髓灰质炎之前，孩子们夏季通常都在户外玩

    耍，游泳、骑自行车、和附近的朋友一起运动等。只要孩子们按时回家

    吃饭或在天黑前回家，大多数父母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们出去玩。但当脊髓灰质炎来临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很明显，脊髓灰质炎总在孩子们远离父母玩耍的时候，攻击他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许多父母开始更主观地决定他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一起玩。通常，这意味着让孩子被隔离在安全的室内。

    理查德·罗德斯（Richard Rhodes）在《世界上的一个洞》（A Hole in the World ）一书中，描写了他在此期间产生的社会孤立感。“城市关闭了游泳池，我们都被关在家里，困在室内，有意避开其他孩子。夏天就像冬天一样。”[5] 数百万名孩子，甚至是那些从未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的孩子，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种不祥的阴影下。此时，社会化让步于安全，自由让步于控制。脊髓灰质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迫使父母将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尽管“直升机式育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我们可以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年代追踪到一丝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脊髓灰质炎而备受父母庇护的那一代孩子，最终引导了30年后的“直升机父母”运动。恐惧发生了变化（从脊髓灰质炎转变为儿童掠食者），但反应却极为相似。

    对于那些直接受脊髓灰质炎影响的人而言，其心理影响更为有害且持久。在被诊断患有脊髓灰质炎后，患者通常会被赶到医院的专科病房，在那里待几天、几周甚至是几个月，在此期间，不允许家人和朋友探望。他们的玩具、衣服和其他所有物品会立即被收起来烧掉，以免把疾病传播给兄弟姐妹。当家人最终被允许探视时，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而且是被玻璃或窗帘隔开的。抛弃所有熟悉的人和事物，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被抛弃感和被孤立感，而死亡或永久瘫痪的可能性则让情况雪上加霜。

    在最初的几周里，患者的亲人也会出现类似的感觉。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还必须面对被社区排斥的情况。人们害怕脊髓灰质炎及其相关的任何人，包括患者的家属。他们的房子会被标上很大的黄色隔离标志，并且其被视为危险的人。一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曾经回忆道：“我母亲说，当她和爸爸去镇上的海滩时，人们会拿起毯子和雨伞躲远。在杂货店里，妈妈说人们总是窃窃私语，盯着他们看。没有人愿意靠近我的家人。”[6] 脊髓灰质炎将他们永远标记为被污染的人；他们被排斥，其存在不断提醒着周围人，脊髓灰质炎在伺机而动，而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下一个猎物。随着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持续蔓延，这种不幸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

    对于那些面临着漫长康复期和因该病而永久致残的人，大量研究探

    讨了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虽然数据会因研究重点不同而

    有所差异，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与没有患过脊髓灰质炎的人相

    比，脊髓灰质炎幸存者更可能抑郁和焦虑。 [7] 幸存者通常会为自己失去

    的生活以及目前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哀痛。他们将如何养活自己？他们还

    能再走路吗？他们还能结婚吗？当数百万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努力重新

    适应这个如今对他们有些陌生和敌视的世界时，诸如此类的问题总会渗

    透到他们的心中。其他幸存者还会不断与焦虑做斗争，害怕自己会再生

    病入院。在康复期被医院护工虐待的生动记忆会进一步激发这种感觉。

    许多人记得他们无助地坐在自己的尿液和粪便中长达数小时，或者因无

    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功能，意外弄湿自己而挨打。一些人甚至说他们遭受

    了看护者的性虐待。不幸的是，在大多数医院都人满为患、人手不足的

    时期，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随着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年龄的不断增长，许多人开始遭受“后脊髓灰质炎综合征”（PPS）的折磨。其症状包括疼痛、肌肉无力和四肢功能丧失等，即使他们的四肢似乎在50年前就已经恢复了运动能力。许多幸存者认为这种可怕的疾病仍会继续伤害他们，因此他们的恐惧重燃，并产生了新的抑郁情绪。这是流行病的可怕余波。

    卫生悖论

    对20世纪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病学数据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这个悖论使科学家困惑了很多年。脊髓灰质炎主要是水源性胃肠道疾病，但其出现和流行最严重的时间却是在卫生状况得到大幅改善的时候。当19世纪末实施现代卫生措施时，伤寒、霍乱和其他各种腹泻病的发病率都急剧下降。实际上，一些研究估计在过去的100年中，卫生条件改善使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降低，人类预期寿命提高了12%。然而，脊髓灰质炎似乎在水源清洁、食物处理方式得到改善的地方最为猖獗。例如，美国和西欧富裕地区原本并没有水源性流行病，但脊髓灰质炎却在这些区域发生了最为严重的流行。此外，当城市试图针对脊髓灰质炎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措施时，似乎其流行的频率增加了，严重性也更加恶化。看起来就像是，旨在制止脊髓灰质炎的措施恰恰造成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有几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明显的悖论。最被普通接受的理论是，19

    世纪末期出现的卫生措施并没有增加人们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暴露，而

    仅仅是延缓了这种暴露。 [8] 现代研究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于19世纪或

    更早的时候在环境水源中普遍存在，由于病毒在那个时间几乎无处不

    在，一个人在刚出生几个月时就有可能感染脊髓灰质炎。尽管似乎听起

    来婴幼儿比成人或较大儿童患脊髓灰质炎更加危险，但实际上并非如

    此。主要原因是幼儿（0～12个月）的血液中仍含有高水平的母体抗

    体，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各种疾病的侵害。当胎儿在母亲子宫内发育时，

    就获得了这些抗体，被称为母体IgG抗体。在母亲怀孕的最后3个月中，大量的IgG抗体经由胎盘，从母体血液中转移到发育中的胎儿血液中。

    被转移的抗体种类取决于母体此前曾抵御过何种疾病、接种过何种疫苗。如果母体曾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那她的免疫系统中就会有针对脊髓灰质炎的保护性抗体，并将其传递给胎儿。当婴儿出生并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时，仍在婴儿体内的母体IgG抗体便会攻击脊髓灰质炎病毒并阻止其进入脊髓。结果，婴儿可以在几乎没有症状或并发症的情况下康复。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儿童中。

    随着现代卫生设施净化了环境水源，孩子不再在刚出生的几个月内，体内还具有高水平母体IgG时，就接触脊髓灰质炎病毒。相反，他们是在出生几年后，体内不再存有任何母体IgG抗体时（母体抗体在1岁时就会逐渐衰减），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下。 [9] 此时，他们没有任何保护，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大量复制，扩散到脊髓。因此，这并不像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儿童第一次接触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在20世纪初。实际上，这是暴露减少导致的首次感染时点变更。

    尽管上述解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脊髓灰质炎最早出现在20世纪早期，但它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更甚。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诸如水卫生、季节变化、政府应对等因素是否产生了重要变化，从而加剧了20世纪4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流行。50年以来，研究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15年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 ）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引了一些方向。 [10] 该研究使用了复杂的数学和统计学模型分析了脊髓灰质炎的历史数据。经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后，他们得出来一个平淡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脊髓灰质炎流行仅仅是因为与之前相比，二战后有更多的孩子出生了。战后的“婴儿潮”效应为脊髓灰质炎病毒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宿主。更多的孩子意味着脊髓灰质炎病毒有更大的机会在人群中传播，导致瘫痪和死亡。

    20世纪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是传染病史上的反常现象。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会因人群变得更健康、经济变得更繁荣而恶化。人们死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恰恰是因为人们极力追求清洁的环境，而清洁的环境可以使我们远离许多其他水源性疾病。这似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可避免。对水源性疾病的恐惧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则最终导致了恐惧的发生。

    医疗创新的爆炸式增长

    脊髓灰质炎流行使多达2000万人遭受慢性健康问题，如瘫痪、毁容和呼吸困难。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在初次感染后常常需要多年的重症监护，这给医疗健康行业带来了巨大压力。急剧增加的压力表明，医院在护理急性期重症患者和需要长期看护患者时的产能不足。结果是，这导致医院改变了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方式。

    晚期脊髓灰质炎患者面临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呼吸肌肉麻痹。为了将空气吸入（吸气）和排出（呼气）肺部，需要肋间肌、腹肌和膈肌一起工作，移动胸腔，改变肺的容积。这些肌肉的麻痹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困难，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导致窒息和死亡。当前对呼吸停止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口对口人工呼吸或一些机械设备来进行人工通气。不幸的是，当脊髓灰质炎病例开始在1910年代增加时，并没有这种设备可供呼吸停止的患者使用。由于脊髓灰质炎病毒逐渐削弱了胸肌的能力，许多进入医院喘不过气的孩子常常会死去。在成千上万年幼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窒息而死后，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开发一种机械装置作为人工肺，帮助这些孩子存活。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给患者足够的时间来恢复自主呼吸。

    菲利普·德林克（Philip Drinker）和路易斯·阿加西兹·肖（Louis Agassiz Shaw）医生于1928年成功发明了第一台机械呼吸机，以应对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11] 他们的装置（后来被称为“德林克氏人工呼吸器”或“铁肺”）是由一个大的、密闭的圆柱形金属罐和几个气泵组成，金属罐连接在气泵上。需要呼吸帮助的人进入水箱，只把头留在外面。打开气泵时，水箱内部会产生负压真空，有助于提起胸腔使空气进入肺中。片刻后，气泵使水箱内产生反向压力，从而排空肺中的空气。尽管以上将空气吸入和排出的方式看起来很复杂，但这种人工通气的负压系统与自然通气过程非常相似，可以成功替代瘫痪的胸肌。

    德林克氏人工呼吸器于1928年在临床上首次使用，当时是被用来挽救处于呼吸衰竭边缘的8岁脊髓灰质炎女童患者的生命。 [12] 尽管德林克氏人工呼吸器非常大，嘈杂、笨拙且价格昂贵，但它因具有救命的效果而一夜成名。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几个人（如艾默生、亨德森和博特）对铁肺的设计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其生产效率。 [13] 通过降低90%的成本、使设计更加人性化和小巧，新的铁肺可供世界各地的医院使用。以前可能会死于脊髓灰质炎的儿童现在已被这项惊人的发明挽救。因此，脊髓灰质炎的死亡率直线下降。

    铁肺仍然是脊髓灰质炎时代最持久的图像之一。在那段时间内生活的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宽敞的医院病房里令人心碎的景象，那里有数百名小孩子被装在大型的金属管中。对于那些只需要暂时使用铁肺（1～2周）的人，铁肺被视为奇迹般的救命者。正如一个人在回忆短暂使用铁肺时所说的：“我们与铁肺之间有巨大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这个金属呼吸器似乎有生命的特性，成为保护和安全的象征。我们是金属子宫中不完整的胚胎。”[14] 尽管铁肺如此古怪，但它一直是脊髓灰质炎时代中很多人生命和希望的象征。然而，对其他人而言，铁肺更像是一个金属墓，而非金属子宫。有些人瘫痪太严重了，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机器里待几个月、几年甚至一生。实际上，有些人在铁肺中待了50多年，有的甚至超过了60年。虽然有些人受到了诸多限制，但他们仍然成功调整了心态，过上了丰富多彩、有理想有抱负的生活。但仍然有许多人由于被永久地局限在金属管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对他们来说，铁肺象征着生命的丧失，永远是他们破碎身体的一部分，不断提醒着他们患病的事实。

    铁肺的革命性发明远远超越了脊髓灰质炎疾病本身，因为它永远改变了医学界寻找先进生命维持系统的方式。它是更复杂的人工呼吸器的模型。正压呼吸机是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结束后首次出现的，它们可以将空气强制灌入肺部以使其膨胀。它们在补充血氧方面比负压呼吸机（如铁肺）更有效，而且不需要使用者将自己完全固定在任何设备上。不久，它们就取代了以前的负压设备，成为世界上每家医院和急诊诊所都配备的重要设备。那些因颅脑外伤或脊髓损伤、心力衰竭、药物过量、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例如帕金森病）而有呼吸暂停风险的患者借此可以存活更长的时间，以便采取其他救命措施。此外，外科手术也能够以更加可控的方式进行，不必再担心由麻醉引起呼吸衰竭。

    尽管机械通气能够显著改善脊髓灰质炎和其他严重疾病的预后，但起初并没有其他先进生命维持系统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在脊髓灰质炎最开始流行的35年中，医院并没有足够的设备处理大量重症患者及其昼夜不断的医疗需求。脊髓灰质炎患者需要不断的血压、呼吸、营养、心率、用药以及许多其他医疗监测。由于医疗照护常常不连续、不足、无组织，很多人奄奄一息。就在这时，丹麦一位名叫比约·易卜生（Bjorn Ibsen）的麻醉师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护理体系。 [15] 为了应对1952年哥本哈根毁灭性的脊髓灰质炎流行，他帮助在其医院创建了一个专门部门，用于脊髓灰质炎患者的重症监护。每位患者都被分配了专门的护士、一组医生和医学生，全天候监测各项生命特征（包括24小时手动机械通气）。该病房是世界上第一个重症监护病房（ICU），在1953年使该院脊髓灰质炎患者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关于哥本哈根（布莱格丹医院）ICU的新闻迅速传播。很快，ICU的理念被欧洲各大医院效仿，最终传播到了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ICU得益于技术改进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仅在美国，现代ICU每年就可为400多万名患者提供护理，而这些人如果处在传统的医疗环境中则极有可能死亡。

    除了为现代先进生命维持系统奠定基础之外，脊髓灰质炎流行还彻底改变了因病、伤、手术致残患者的康复方式。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早期阶段，一般都会指导康复患者尽量休息。在许多情况下，医生会将患者瘫痪的肢体固定在夹板、腿部支架或石膏模型中，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休息可以防止附近较强壮的肌肉损害弱化的肌肉。在恢复期，儿童经常卧床数月甚至数年。著名导演兼制片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8岁时曾患脊髓灰质炎，他在床上度过了近1年的时间。他回忆道：“当你得了脊髓灰质炎后，没有朋友会过来。我过去经常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读书，用玩偶、机械玩具和小玩意来消磨时间。我们还有录音机和电视机之类的东西。”[16] 他认为，这段卧床时间激发了他讲故事的兴趣，使他最终专注于写作、导演和制作电影，如其执导的影片《现代启示录》《教父》等。

    这种长期卧床的情况也推动了糖果行业的革命。弗兰克·马尔斯（Frank Mars）小时候得了脊髓灰质炎，在康复期间卧床数月。埃尔瓦·玛尔斯（Elva Mars）看到儿子孤独又沉默寡言，便把他带到厨房，教他如何制作和蘸巧克力。 [17] 多年来，他对巧克力的兴趣不断增长，最终创立了玛氏巧克力公司，生产M&M豆、士力架和银河棒。他从未从脊髓灰质炎中完全康复，一生都拄着拐走路。

    棋盘游戏“糖果乐园”（Candy Land）也是因脊髓灰质炎强迫患者卧床休息而诞生的。 [18] 1948年，一位名叫埃莉诺·阿伯特（Eleanor Abbott）的女性在脊髓灰质炎病房中康复了，当时她想到了一款有趣的游戏，可以让许多躺在她周围的孩子玩。她发明的游戏非常简单，不需要大人太多的帮助，孩子们就可以学会和玩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漫长的恢复期中，孩子们通常是与成年人隔离开的。有趣的是，她游戏的早期版本带有卡通图案，描绘了孩子们的腿部支架。米尔顿·布拉德利（Milton Bradley）在购买该游戏的版权后，便将这些图案替换掉了。或许他们不希望这款游戏与脊髓灰质炎有关。由于大量儿童因脊髓灰质炎威胁而被迫在室内玩耍，该游戏在20世纪50年代大受欢迎。

    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肢体固定的有效性，但在此期间大多数医生都强烈捍卫这种疗法，认为这是脊髓灰质炎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最早挑战这种正统观念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女性，名叫伊丽莎白·肯尼（Elizabeth Kenny），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培训。 [19] 肯尼小时候摔断了手腕，从当地一位名叫埃涅阿斯·麦克唐纳（Aeneas McDonnell）的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后，便对人体着了迷。看到肯尼对医学的兴趣后，麦克唐纳医生便借给她一些解剖学图书，并将其收为学徒。在接受了一些非正式的护理培训后，肯尼开始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个偏远地区担任“丛林护士”的工作。正是在这段时间（1911年）内，肯尼第一次见到了脊髓灰质炎的可怕后遗症。由于腿部肌肉的永久性收缩，有个女孩一直处于极度的疼痛中，而当地医生却几乎没有给她任何帮助。肯尼看不到固定肢体的好处，觉得有必要尝试其他疗法来减轻女孩的痛苦。她尝试了热敷，每天轻轻移动孩子的腿，以“提醒”它们如何正确收缩。令人惊讶的是，她的非常规疗法奏效了，孩子可以重新使用双腿了。然后，肯尼在其他5位失去希望的脊髓灰质炎患者身上又尝试了这种新的运动疗法，也成功了。于是她在当地的脊髓灰质炎患者中推广她的疗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护士的身份加入澳大利亚军队。在服役期间，肯尼晋升至Sister一职——这在英国被普遍称为首席护士。肯尼首席护士结束服务后，最终返回了澳大利亚，继续她的脊髓灰质炎工作。

    她在治疗脊髓灰质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您可能会觉得医学界会注意到并接受她的新型治疗方法。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医生要么完全无视她的新疗法，要么指责她捏造数据欺骗公众。肯尼护士在其自传中总结了医学界的冷淡反应：“我完全没有料到医学界人士的反应是这样的，他们随时准备谴责任何带有改革意味或违背公认做法的行为。”[20] 她对人们教条式地支持原有方法论而感到震惊，即使这种方法从未被证明有效。尽管肯尼护士因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感到沮丧，但她仍继续工作，最终她去了美国，以寻求更多的研究机会。不幸的是，最初美国大多数医生都和澳大利亚同行一样对其新疗法持怀疑态度。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和美国医学会（AMA）等主要资助机构仍不信服，拒绝资助她的研究。尽管有这些阻碍，但她的运动疗法在公众中越来越流行。

    到1941年，肯尼护士获得了明尼苏达州一些医生的支持。他们对她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将结果发表在享有盛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上。 [21] 尽管她仍受到医学界的反对，但该文章的发表以及随后在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使她一生的工作正当化了。 [22]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医院意识到，肯尼的疗法在治疗脊髓灰质炎方面远远优于肢体固定疗法。肯尼护士最终将重点转移到培训其他护士和理疗师上，培训他们如何正确锻炼瘫痪的肌肉，并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新成立的伊丽莎白·肯尼研究所教授课程。随着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不断出现治疗成功的案例，肯尼护士的声望一飞冲天，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女性之一。实际上，她在1951年被美国公民投票选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女性，击败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男性主导的医学权威抗争。

    肯尼护士的开创性工作对脊髓灰质炎以外的医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受伤和患病的肌肉需要经常运动以达到最佳愈合状态这种理念在当时是一种异端想法，但如今这已成为理疗师的护理标准。从中风到脊髓损伤，再到外科手术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曾经因“不活动”这种医嘱而恶化的疾病，如今使用的恢复疗法都与肯尼护士在1911年开创的疗法相似。治疗神经肌肉疾病保守和一刀切的疗法已被更激进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所取代。肯尼护士的工作推动了治疗理念的重大转变，永远改变了理疗的实施方式。她巩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为了患者利益，不畏艰险，敢于突破界限。这种改进了的治疗方案将继续改善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脊髓灰质炎和“一毛钱进行曲”运动

    脊髓灰质炎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1921年7月，当时一位富有的政治家兼律师在参观纽约的童子军营地时染上了脊髓灰质炎。两周后，他与家人在加拿大度假时，游泳后感到恶心和发烧。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他的病情继续恶化，胸部以下出现了严重的腿痛、麻木、无力和瘫痪。之后还出现了视力模糊和面部瘫痪，不能自主控制膀胱和肠道。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一些医生进行了多项检查和测试（如腰椎穿刺），确定他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经过多年在佐治亚州温斯普林斯进行的强化理疗和康复治疗后，他的病情逐步好转。但是，他永远无法使用双腿，一生都只能坐在轮椅上。这个人是美国的未来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他成为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的发声者，并永远改变了脊髓灰质炎的历史。 [23]

    罗斯福在1921年患脊髓灰质炎时是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出生于著名的罗斯福家族，其中包括他的远亲（五服以内）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许多非常富有的商人。罗斯福在1911年意外获选纽约州参议院席位后，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该职位任职了两年多，而后在1913年被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有趣的是，15年前西奥多·罗斯福也担任了这个职位）。罗斯福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该职位任职，于1920年辞职。随后，他被选为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尽管民主党在该次选举中大败，但罗斯福似乎注定要追随他堂叔的轨迹。但是仅仅8个月后，当罗斯福前往童子军营地并感染了脊髓灰质炎时，这种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瞬间，他的政治生涯似乎结束了。 [24] 谁会选举一个不能走路甚至不能自己站着的人？谁会选举看上去虚弱和长期患病的人？谁会选举为了康复，近十年都未参政的人？

    在经历了8年脱离公众视野、痛苦的康复期之后，罗斯福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他1928年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的职位。他在该职位还不到1年，美国就陷入了经济大萧条。正是在这段艰难时期，他的领导才能和创新的社会工作计划使他最终成为193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继续赢得了选举，并在随后的三场选举中获胜，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四次当选的总统。实际上，他战胜脊髓灰质炎的这一事实帮助他提高了知名度，因为这证明了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力量和意志力。 [25] 1932年，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与罗斯福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也因大萧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是一位拒绝被脊髓灰质炎折磨的领导者，象征着他们艰难处境的希望。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因脊髓灰质炎形成的战斗精神使罗斯福拥有了领导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能力。

    罗斯福除了为数百万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表达心声外，还利用了其总统职位直接与该病做斗争。他最初关注的领域之一是创建一个国家级治疗中心，以便脊髓灰质炎患者离开病房休养。他选择的地点是位于佐治亚州温泉疗养院一个度假胜地，在20世纪20年代他自己便在该地度过了几个月的康复期。他坚信轻松、温暖的矿物质水有疗效，相信它帮助自己恢复了体力。当1926年该度假村由于经济困难陷入困境时，罗斯福购买了该产业，并试图将其改造成全国脊髓灰质炎患者疗养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和朋友的资金不足以使温泉疗养院继续经营下去。到20世纪30年代初，该疗养院几乎要倒闭了。

    此时，一位名叫亨利·多尔蒂（Henry Doherty）的商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挽救温泉疗养院（并希望赢得总统的青睐）。在1934年1月30日总统诞辰54周年之际，他在全国各地的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庆祝舞会。 [26]这600多场总统生日舞会充当了筹款的角色，募集到的所有资金都捐赠给温泉疗养院。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一个晚上，这些舞会共筹集到了100多万美元。罗斯福非常感动，他在广播中说道：“作为成千上万残疾儿童的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敬意。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这是我度过的最幸福的生日。”[27] 第一次生日舞会非常成功，于是他们每年都在罗斯福生日那天继续举行舞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温泉疗养院和当地其他脊髓灰质炎治疗场所共筹集了数百万美元。

    罗斯福意识到，温泉疗养院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对脊髓灰质炎产生全国性影响，因此他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级组织，其唯一重点就是帮助现有的脊髓灰质炎患者，并防止其他人感染该病。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NFIP）成立于1938年1月3日，成员包括科学家、医护人员、志愿者和募捐者。最初，NFIP的资金来自总统舞会和富有慈善家及公司的大量捐款。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NFIP的运行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几个渠道带来的资金。因此，罗斯福向他的朋友——广播界的风云人物埃迪·坎特（Eddie Cantor）求助，以提高公众对NFIP的认识。 [28] 坎特随后不久在直播中呼吁公众，把省下来的钱捐赠出去。每一分钱都对脊髓灰质炎战争起着重要作用。坎特开玩笑地说，他希望“一毛钱进行曲一路奔向白宫”。 [29]

    这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为抗击疾病而呼吁捐款。公众的反应甚至震

    惊了罗斯福。在广播播出后的几周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寄到白

    宫，其中大多数都装着1毛钱。罗斯福在1938年生日那天向全国发表讲

    话：“昨天白宫的邮寄室收到了4万至5万封信。今天，数量更多了，我

    无法确切地告诉你们有多少，因为我们只能通过邮件袋的数量来估计。

    在所有的信封中，都装着1毛钱硬币甚至是1美元，都是大人们和小孩子

    送来的礼物，主要来自想帮助其他孩子康复的孩子。”[30] 最终计算的总

    数显示，公众共给白宫寄出了268万枚1毛钱硬币。这是众筹的一个惊人

    例子。通过让许多人只捐1毛钱，筹款的重担就从少数富人肩上转移到了整个国家。

    1939年及之后的每一年都举行了“一毛钱进行曲”筹款活动。猫王埃维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等名人热情地出现在各种筹款活动中，希望借助自身的名声可以帮助治疗脊髓灰质炎。NFIP（后来更名为March of Dimes）收到了很多资金，他们开始资助相关研究，寻找脊髓灰质炎的治愈方法。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和NFIP宣布他们已成功测试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请参阅下一节）。但不幸的是，罗斯福并没有活着见证这一胜利。他于1945年因大量脑出血去世了。罗斯福去世后，政府和公众都想把他的形象刻在美国货币上，用以纪念。他们最后选择的货币显而易见，1946年1月30日，美国造币厂首次推出了罗斯福1毛钱硬币。

    除了抗击脊髓灰质炎外，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NFIP/March of Dimes）还资助了不同领域的各种研究项目。 [31] 例如，该组织还资助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了DNA结构）、马克斯·德尔布里奇（Max Delbrück，描绘了病毒复制过程）、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表征了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和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描述了人体如何代谢胆固醇）。此外，由于疫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脊髓灰质炎，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便将大部分资源用于研究出生缺陷和早产的原因。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风疹疫苗接种（风疹会导致严重的先天缺陷），并发起了一系列运动，促进产前检查和产妇健康。这项工作大大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并为负责照料儿童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是一项了不起的遗产，它虽始于一种流行病，但现已覆盖到所有对儿童有危险的疾病。

    可以说，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带来的最重大影响之一与脊髓灰质炎或其他儿童疾病并无关联。在NFIP之前，疾病组织不会通过国家筹款来筹集资金。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中，诸如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但医疗慈善事业尚未尝试大规模进行。当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成功募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治愈目标疾病时，类似的慈善机构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效仿。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致力于其他疾病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发起自己的年度筹款运动。美国癌症协会、美国心脏协会和肌肉营养不良协会等慈善机构通过大量邮件、电话和电视广告向公众呼吁。许多人举办了全国性的筹款活动，包括社区健步走/跑步（例如心脏散步，Heart Walk）或电视节目直播（如Jerry Lewis MDA电视节目），以提高知名度、募集资金。

    寻找治疗方法不再仅被卫生官员或富裕的慈善家关注。公众参与了这些斗争，结果令人震惊。例如：连续43年每年劳动节都举行的MDA电视节目共带来了24.5亿美元的资金；美国癌症协会仅在2015年就筹集到了惊人的8.12亿美元；美国心脏协会在同一年筹集了6.5亿美元。 [32]尽管有人质疑这些慈善机构每年筹集的资金是否得到了适当使用，但毫无疑问，筹款活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健康，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医疗慈善事业，虽然最初只是装着1毛钱的信封，但如今已永久改变了我们与疾病斗争的方式。它为科学家提供了无穷的资源，以研发新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它为医生提供了新的工具，用以更早地诊断疾病，缩短康复时间。最后，它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治愈的希望。

    残疾人的权利

    脊髓灰质炎和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的身体永久性残疾。在20世纪中叶，严重的残疾通常意味着一个人无法上学、找工作或进入公共聚会场所。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残疾人会被驱逐出家庭和社区，被强制收容，度过余生。这种社会孤立对数百万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打击。一位特别有口才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马克·奥布莱恩（Mark O’Brien）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残疾人一直被关在国有或国家补贴的机构中。我们永远不知道该系统荒废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智力，谋杀了多少灵魂。开创并运行这个系统的人认为自己是善良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改革者，帮助了无助的人。”[33] 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奥布莱恩出版了几本诗集和一篇文章，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亲密治疗》（The Sessions ）即改编自他的真实故事。他在铁肺中待了44年多，在此期间完成了所有工作。

    马克·奥布莱恩等数百万名残疾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开始要求改善他们的治疗方式。模仿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残疾人权利运动围绕残疾人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而展开。具体而言，斗争者希望有更多的独立生活设施，立法禁止在学校或工作场所歧视残疾人，保证残疾人可以进入所有的公共建筑。他们厌倦了世人觉得他们不能自理，厌倦了与世隔离。他们厌倦了因身体残疾或感觉缺陷而被大学拒绝，他们厌倦了被解雇。残疾人只希望能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尽管各种残障人士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但最初该运动的大部分核心领导都是由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组成的。小贾斯汀·达特（Justin art）、埃德·罗伯茨（Ed Roberts）和朱迪·休曼（Judy Heumann）等人成立了行动不便组织（Disabled in Action）和世界残疾人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on Disability）等机构，并组织了基层游说活动，给立法者施加压力，要求其通过新的立法来保护残疾人。他们还代表那些受歧视的人提起诉讼，组织全国游行和静坐活动，要求平等的权利。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康复法案》第504条，他们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法案规定：“根据第705（20）条所定义的残疾人标准，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或活动，都不得仅因残疾人患有残疾而禁止其参与活动、对其歧视或剥夺其福利。”[34] 法案还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所有机构都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合理的设施”，他们有权使用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服务和住房。

    残疾人第一次受到法律的某种保护。但是，该法律未能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如何执行、何时实施以及如何处理独立于联邦资金的私营企业。这些担忧是有理由的，许多组织和服务机构都试图拖延批准第504条法案。作为应对，1977年，美国残疾人联盟在全国各地的政府大楼中组织了静坐活动。 [35] 数百名各种类型的残疾人涌入了市政建筑，拒绝离开，直到地方政府领导人签署第504条法案。尽管他们在某些城市取得了成功，但在大多数城市却没有成功。关于《康复法案》的执行，静坐、抗议和法律斗争又持续了13年。

    最后，在199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美国残疾人权利法案》（ADA），该法案在就业、交通、通信、娱乐和教育等方面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残疾人提供了全面保护。与《康复法案》不同，该法律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时间表，并对拒绝进行必要更改的企业和服务机构处以更严厉的处罚。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签署法案时说：“让排斥这道可耻的墙彻底倒塌吧。”[36] 对ADA法案涵盖的20多种身心残疾者来说，这是一个期待许久的胜利。对于残疾人来说，这确实是历史的转折点，自那以来，它改善了美国和其他效仿国家（如英国）数百万名残疾人的生活。

    疫苗竞赛

    当人们被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由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两位科学家发明。那些年龄足够大的人甚至可能还记得在学校接种的情况或诸如“索尔克的疫苗工作”“疫苗战胜了脊髓灰质炎的威胁”“脊髓灰质炎溃不成军”等头条新闻。那是举国欢庆的时刻，也是对过去2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清醒反思。尽管这些记忆描绘了脊髓灰质炎最终失败的景象，但它并不能准确勾勒出那几年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人知道疫苗研发过程中的灾难，或是使疫苗成为可能的开创性科学进展，抑或是因疫苗试验引起的全球政治危机。这是疫苗史上无与伦比而又错综复杂的故事。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37] 第一个研究小组由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莫里斯·布罗迪（Maurice Brodie）领导，试图从猴子组织中提取病毒样本，用福尔马林处理，制作灭活疫苗。为此，布罗迪希望破坏病毒的结构，使其无法引起疾病，但同时不完全破坏病毒，以免免疫系统不再识别。他首先在几只黑猩猩、他本人和少数当地儿童身上测试了新疫苗。在这个小样本中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他便将试验范围扩大到了数千名儿童（其中一些是孤儿）中。不幸的是，1935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布罗迪疫苗对预防脊髓灰质炎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接种疫苗组的脊髓灰质炎患病率与接种安慰剂组的患病率相同。更糟的是，一些孩子对疫苗中的化学物质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第二个研究小组正在开发一种减毒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38] 该小组由天普大学的约翰·科尔默（John Kolmer）博士领导，旨在给患者注射可在低水平复制的减毒脊髓灰质炎活病毒，以诱导更强的免疫反应。在一些灵长类动物中测试完后，科尔默给自己的孩子

    和费城地区其他23个孩子注射了减毒活疫苗。结果表明，该疫苗在这一

    小群受试者中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受此鼓舞，科尔默又招募了数

    千名儿童参加了更大的临床试验。与布罗迪疫苗没有任何效果不同，科

    尔默的活疫苗对许多受试者造成了损害。该疫苗直接导致9名儿童死于

    脊髓灰质炎，多名儿童瘫痪。后来发现，该结果是由疫苗生产时减毒过

    程有误造成的。科尔默给受试者注射的不是毒性极弱的脊髓灰质炎病

    毒，而是全活的病毒。如此灾难性的早期结果导致科尔默在1935年9月永久停止了使用他的疫苗。

    这两项广为人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试验的失败震惊了科研界和公

    众。这种使数千名毫无防备的儿童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和致命病原体的

    草率行为，让人们感到不安。尽管两方研究人员均否认，但种种证据表

    明，许多参加这些试验的儿童都是孤儿，是他们的看护者让他们“自

    愿”参加的。一旦父母在未被完全告知的情况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那

    么参加的儿童便几乎没有拒绝治疗的机会。一些反对动物实验的人士动

    员了大规模的写信活动，旨在说服埃莉诺·罗斯福保护孩子，以免受医

    学实验的伤害。 [39] 他们的努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埃莉诺·罗斯福在收

    到他们的来信后不久，便会见了美国卫生局局长，要求他调查有关此类研究不当利用孤儿的指控。

    尽管没有立即采取法律行动，也没有提起任何诉讼，但公众的强烈

    抗议永远改变了研究人员进行儿童相关临床试验的方式。在试验的初期

    阶段，将儿童用作人类实验对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研究人员再

    也不能凭借其社会地位或其目标具有价值而依赖公众的固有信任。现

    在，他们在纳入儿童进入实验之前，必须证明自己的方法是安全的。不

    幸的是，随后的人体研究（如恐怖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表明，这些新

    的制衡手段在没有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是无效的。作为应对，美国国会通

    过了《国家研究法》（1974年），并设立了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监督和规范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试验。大约在同一时间，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总体而言，此类立法有助于保障高危人群（儿童、残障人士、囚犯、贫困者、军事人员）的权益，使他们不再被迫成为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的药物的试验对象。这是迫切需要的改变，为人类临床试验开创了一个更负责任的新时代。

    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产生大量病毒。人脊髓灰质炎病毒最初只能在灵长类动物（即黑猩猩）中生长。为数以百计的灵长类动物提供住宿、喂养和医疗服务非常昂贵，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很少有实验室能够负担得起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工作。那些能负担得起的实验室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分离出少量病毒。这使得研究人员开始积极寻找其他方法来繁殖病毒，以便分离出足够数量的病毒，更好地进行疫苗研究。

    第一次突破发生在1936年，当时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研发出一种方法，可以在培养皿中的人类胚胎脑组织中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 [40] 马克斯·泰勒（Max Theiler，同一年在同一地点研发了黄热病疫苗）的两位同事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和彼得·奥利茨基（Peter Olitsky），发现了维持人体细胞在体外长时间存活所需生长介质的确切成分。尽管其他人以前曾在体外培养过病毒，但他们的新方法在效率和生产力上尤其具有开创性。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使用相对较少的试剂生成大量脊髓灰质炎病毒。

    尽管他们的方法很有潜力，但沙宾和奥利茨基从未尝试将其用于疫苗研发，因为他们担心在脑组织中生长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会对宿主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他们不想重复早期黄热病疫苗试验的灾难性结果。在黄热病疫苗的早期试验中，体外神经组织培养出的病毒会攻击接种者的中枢神经系统（请参阅第七章）。相反，他们在安全性上走上歧途，只使用其了解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的信息。在1948年，由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托马斯·韦勒（Thomas Weller）和弗雷德里克·罗宾斯（Frederick Robbins）领导的另一个研究小组仅使用皮肤和肌肉组织研发了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体外生长系统，解决了潜在的嗜神经性问题。 [41] 在这些细胞中生长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复制到很高的水平，但致病性并没有增强。这是一个生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高通量系统，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开始寻找安全有效的疫苗。此外，其他病毒的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新系统的低成本和惊人效率，很快也开始使用。因此，整个病毒学领域的研究呈指数增长，在随后的几年中研发了数十种针对不同病毒的疫苗。恩德斯、韦勒和罗宾斯因其非凡的创新工作，于1954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脊髓灰质炎疫苗竞赛已正式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始使用这种新的生长系统研发减毒或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一位名叫乔纳斯·索尔克的年轻医师就是这样。如前一章所述，索尔克是一名病毒学家，是20世纪40年代首次研发出流感疫苗的团队成员。索尔克于1947年去往匹兹堡大学担任医学系主任，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流感疫苗的相关经验使他更喜欢灭活疫苗而不是减毒活疫苗，因为灭活疫苗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在NFIP大量资金的支持下，他在体外培养了全部3种人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并使用稀释的福尔马林溶液小心地灭活。 [42] 到1952年，他准备在一小群受试者身上测试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可以诱导免疫系统产生病毒抗体（这是布罗迪灭活疫苗没有做到的）。他从匹兹堡地区招募了约15000名成年人和孩子参加初步研究。在积累并分析了数据之后，索尔克在国家广播中宣布他的疫苗可成功诱导出针对多种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保护性抗体反应，同时没有毒性。他在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上发表了预试验的结果，并开始计划下一阶段的试验。 [43] 随后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临床试验——涉及180万名儿童和32.5万名志愿者的多国双盲研究。 [44] 随着1954年脊髓灰质炎流行季节的临近，恐惧的父母排队让孩子参加试验。

    索尔克的前导师和流感疫苗的研发者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博士负责设计和管理这项巨大的工程。他主要选择了以前从未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的1～3年级孩子，将他们分为3组：一组接种三剂真正的疫苗，一组接种安慰剂疫苗，另一组则什么都没有接种。在次年一整年，参与者的健康状况和抗体水平都会被监测。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获得了一枚金属别针和一个证书，以纪念他们是脊髓灰质炎的先锋。

    在最终收集并分析了所有数据后，索尔克团队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公开宣布其发现。1955年4月12日，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逝世10周年之际，托马斯·弗朗西斯站在国际观众面前，简洁地宣称：“这种疫苗起作用了。它安全且有效。”[45] Salk疫苗与安慰剂一样安全，并且在72%的情况下都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尽管取得了如此令人鼓舞的结果，但在许多新闻发布会上，索尔克显然并不满意。他曾希望他的疫苗能100%有效预防脊髓灰质炎，任何不足都令他感到失望。当他站起来讲话时，他令人震惊地（并且错误地）宣称，他的下一批疫苗将具有绝对的保护性。尽管他从未达到100%的有效性，但他的疫苗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发达国家集体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孩子的毁灭者被击败了，40年的恐惧终于结束了。这次庆祝活动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场面。连续数周，报纸和广播电台一直在播报有关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和NFIP出色工作的故事。因此，索尔克立即成为名人和民族英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多次出现在《时代》（Time）杂志上，甚至于当年4月22日在白宫被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授予荣誉。当人们发现他拒绝为该疫苗申请专利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尽快使用时，他的声望变得更高了。当被问及为什么拒绝从拯救生命的疫苗中获利时，索尔克回答说：“你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46]

    在新闻发布会后几天内，五家不同公司开始批量生产Salk疫苗。最初，学校建立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流动接种诊所，无论儿童身在何处、社会经济情况如何，都可以接种该疫苗。NFIP在每个社区都组织了疫苗接种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医院和医生办公室逐渐接管了疫苗管理工作。全球有数百万名儿童接种了Salk疫苗，结果令人震惊。1955年，美国有28985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开始接种疫苗后，这一数字在1957年下降到了5894，1961年下降到了161。如此惊人的差距表明，Salk疫苗对任何赞誉都当之无愧。

    尽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Salk疫苗也存在一些争议。第一个便是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从理论上讲，灭活疫苗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因为没有活病毒使受体生病。然而不幸的是，有时错误的操作会使正常的安全疫苗变得危险。这种情况发生在1955年4月，当时两家制药公司卡特（Cutter）和惠氏（Wyeth）用福尔马林灭活Salk疫苗时，操作不正确。[47] 当时，超过10万剂载有活病毒的疫苗被运出了工厂。由于缺乏监督和适当的质量控制，数百人感染了脊髓灰质炎，数人死亡。卫生官员试图向民众说明该疫苗是安全的，但这还是沉重打击了备受欢迎的Salk疫苗的声誉。疫苗接种率暂时发生了下降，州卫生委员会立即发起了新的公关运动来应对，以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公关起作用了，疫苗接种率回到了丑闻发生前的水平。

    1960年，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传出了更为广泛且具有潜在危险的安全丑闻。11月，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某种新发现的病毒可能已经污染了30%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48] 20世纪50年代中期，Salk和其他人（如Sabin）开始使用特殊的猴肾细胞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因为它们分裂的速度比人类细胞快，且维护成本较低。不幸的是，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默默培育另一种被称为猿猴病毒40（SV40）的病毒。在从猴细胞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同时，SV40也会被分离出来。由于当时人们对SV40几乎一无所知，科学家便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以了解SV40是否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几项研究表明，把SV40注射入猴子、小鼠和其他哺乳动物体内时，SV40具有诱发肿瘤形成的倾向。卫生官员意识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使1亿多人暴露于可能致癌的病毒中了，他们感到十分恐惧。值得庆幸的是，过去40年来收集到的证据表明，SV40不会诱发人类细胞形成肿瘤。 [49] 此外，早期接种含SV40疫苗的人，发生癌症的概率并没有大于未接种的人。尽管公众对整个事件非常愤慨，但医学界似乎躲开了一颗巨大的子弹。

    有趣的是，科学家们继续研究了SV40是如何引起肿瘤的，并因此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癌症的知识。例如，SV40相关研究使我们发现了细胞膜上一种新的蛋白质，其可以保护基因组免受突变影响。这种蛋白质被称为p53，是阻止人类肿瘤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p53由于某种原因丢失时，人体细胞就会开始不正常地分裂，发生癌变。p53的相关知识可以使医生更好地筛查癌症风险，并为将来的癌症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标。

    除了安全性问题外，Salk疫苗还因其接种方式不佳和长期有效性不足经常遭到科学界的批评。他的疫苗是由灭活的病毒碎片而非活病毒组成，一次注射后所诱导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弱。因此，接受者不得不注射3针，以达到足够高的抗体水平预防脊髓灰质炎。尽管这在发达国家似乎没什么，但对于医疗可及性较差的地区，却是一个重大问题。首先，注射疫苗既需要有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还需要昂贵的设备，如针头和注射器。其次，当需要多次注射以加强免疫时，人们通常会由于忘记或没有足够的能力返回诊所而只接种一剂。这样做，他们会误以为疫苗可以保护自己，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需要注射多针的其他疫苗也存在这种情况（如麻腮风三联疫苗、乙型肝炎疫苗、水痘疫苗和破伤风疫苗）。

    即使多针注射，Salk疫苗的长期免疫保护作用也不佳。疫苗诱导的抗体可在短期内保护儿童免受脊髓灰质炎的影响；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接种者感染脊髓灰质炎的风险与接种前无异。这个问题使研究界许多人批评索尔克过早分发了不完美的疫苗。他们认为索尔克应该等待更好的疫苗研发出来，即仅需单次接种即可，无须打针，那样具有更强的长期免疫效果。索尔克辩护道，尽管他的疫苗并不完美，但它有效缓解了脊髓灰质炎疫情，挽救了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

    让儿童继续死亡，只为等待更完美的疫苗是荒谬而又不人道的。波兰裔美国研究员兼医师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想到了更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沙宾1931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了洛克菲勒研究所，开始深入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如何致病的。 [50] 如本章前文所述，他早期致力于在人类神经组织中体外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

    在1936年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后，他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患者的不同组织，以确定病毒感染何处、如何传播。这项工作在1941年获得了回报。当时沙宾和他的同事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证明了脊髓灰质炎病毒是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的，然后扩散到血液中，进而入侵中枢神经系统。 [51] 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使流行病学专家通过处理污染的水源来控制脊髓灰质炎传播，还点燃了研发口服疫苗的希望。如果天然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在胃和小肠的恶劣环境中生存，那么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应该也可以。此外，如果能以某种方式阻止病毒从消化道传播到中枢神经系统，那么就可以制造出安全又有效的疫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沙宾在美国的海外战争中服役，结束后回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研究基金会（Children’s Hospital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52] 在接下来的10年中，沙宾一直在努力寻找无法传播到脊髓的天然突变株。他最终成功分离出了这种突变株，为其研制口服活疫苗奠定了基础。到1957年，沙宾已经准备好测

    试新疫苗是否能诱导免疫反应，产生保护性抗体。像索尔克一样，他最初也是在一小部分年轻人（本地的联邦囚犯）、其本人、邻居和家人身上测试疫苗的。这一阶段的测试表明他的疫苗有效且安全，而后沙宾开始为更大的临床试验做准备。他很快就会明白，有几个非常严重的因素可能会破坏他的崇高计划。

    1957年，沙宾面临的最重大障碍之一便是Salk疫苗的广泛使用。在Sabin疫苗准备测试之前，数百万名儿童接种Salk疫苗的时间已有2年多。那时，媒体已经宣布脊髓灰质炎被击败了，索尔克成为英雄，此事已基本结束了。因此，NFIP、美国公共卫生署等资助机构不愿将更多资金投入其认为已经获胜的事业中。此外，大量美国儿童已经接种了Salk疫苗，要找到足够多的未接种儿童来测试新疫苗会非常困难。这些因素，再加上沙宾与索尔克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沙宾转向别处，寻找机会测试这个他认为更好的疫苗。恰在此时，三名苏联科学家拜访了沙宾，咨询他如何能减缓苏联的脊髓灰质炎流行。

    尽管美国和西欧各地广泛使用Salk疫苗，但疫苗没有有效地分发到欧洲东部的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尽管美国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脊髓灰质炎仍在东欧继续肆虐。沙宾是俄罗斯犹太裔，与一位苏联科学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Mikhail P.Chumakov）成为朋友。仅仅6个月后，沙宾就接受了丘马科夫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讨论如何用苏联公民进行疫苗试验。 [53] 当丘马科夫向苏联卫生部求助，想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检验未经测试的美国疫苗时，苏联卫生部拒绝了。他们信任Salk疫苗，因为美国人已经使用过了。苏联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沙宾试图秘密使用其疫苗伤害苏联人。丘马科夫拒绝接受他们的决定，直接找到了政治局委员。领导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信任丘马科夫，允许他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苏联对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PV）的第一次试验涉及了20000多名儿童，取得了巨大成功。 [54] 在这些发现的鼓舞下，丘马科夫联系了沙宾，告诉他，他正计划将OPV分发给数百万名苏联人，对其有效性进行最后的决定性测试。令人惊讶的是，1959年末，仅仅几个月内就有1000多万名儿童和年轻人接种了疫苗。由于OPV是一种不需要针头的口服疫苗，卫生官员可以直接将其滴入儿童嘴里或抹在糖果上，实现有效给药。研究结果表明，一剂Sabin 疫苗（OPV）便可产生即时和长期的保护性抗体。抗体反应明显高于Salk疫苗，并且持续时间更长。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OPV诱导的抗体在40多年后仍可被观测到。此外，作为一种活疫苗，这种脊髓灰质炎病毒突变株可以从接种者身上复制并传播到未接种者身上，扩大了疫苗对整个人群的有益影响。

    这一惊人的结果使苏联及其盟国几乎为每一个20岁以下的人都接种了疫苗（约1亿人）。 [55] 在短短几年内，脊髓灰质炎流行在苏联和东欧暴跌。由于沙宾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感谢。这是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选择外交方式以合作，而非进行政治斗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还有天花根除计划）。

    沙宾回到美国后，感觉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更有效、更便宜、更易于接种且几乎与Salk疫苗同样安全的疫苗。不幸的是，公众和美国政府最初都对他的结果和疫苗持怀疑态度，而非赞扬。他的疫苗被视为“共产主义”疫苗，不可信任，因为苏联人总是散布谎言，宣传其体系更加成功。沙宾意识到西方永远不会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便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寻求帮助。 [56] 世界卫生组织派代表前往了俄罗斯，直接观察了实验的进行情况，核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这些报告支持沙宾的说法，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家开始接受沙宾的疫苗。到1960年，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最终WHO也批准了这种疫苗。随后，美国在1961年允许沙宾使用他的疫苗。在经过仅仅两年大规模使用后，Sabin疫苗正式取代Salk疫苗，成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首选疫苗。

    现在，人类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世界上最早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是1960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此后不久的古巴。美国在1979年正式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完成了这一壮举。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扶轮国际意识到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根除脊髓灰质炎，便在1988年联合宣布了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 [57] 其目标是使每一个孩子都免受感染，到2000年完全消灭该病毒。尽管该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它成功将世界上的感染病例总数减少到了2000年的719例和2016年的不到40例。截至2016年，世界上仅有3个国家（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在自然界存在脊髓灰质炎。由于不良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塔利班等团体的干预，国际卫生官员无法为偏远地区的儿童接种疫苗，未完全根除脊髓灰质炎。但是，随着盖茨基金会等组织新的资金支持，许多人希望2017年成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一年。

    第十一章 艾滋病

    我们可以躲避我们的成见，但不能长期躲在那里，因为艾滋病毒对它的攻击对象只有一个问题：你是人类吗？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你是人类吗？因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还没有进入某种陌生的状态。他们是人类。他们不应该受到虐待，也不应该受到歧视。被孤立或被视为弃儿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他们不是应得到我们审判的魔鬼，也不是我们应为之遗憾的受害者，而是渴望得到支持和同情的人。 ——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HIV阳性患者，一位母亲和活动家，1992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1]

    1981年6月5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雪松西奈医院的一组医生在《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MMWR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洛杉矶5名健康的年轻男性，他们几乎同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肺炎。 [2] 他们的情况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除了肺炎，这些人还患上了其他几种通常只在免疫系统严重削弱的人身上才会出现的疾病（例如器官移植接受者、癌症患者、老年人）。这些人除了都是同性恋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对其中3名男子的血液进行检查后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细胞（T细胞）的数量低得危险。此外，他们体内的T细胞对刺激反应相对迟钝，对抵抗感染毫无用处。该杂志的编辑接着指出，这些男性感染了某种新的传染病，这种疾病削弱了免疫系统，并可能是通过性行为传播。这些医生成为第一批描述一种大流行性疾病的人，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疾病后来夺去了大约4000万人的生命。这种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疾病每年持续造成约120万人死亡。与肺结核一样，它仍然是世界上由传染病引起死亡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年份肺结核高居榜首，有些年份则是艾滋病）。

    艾滋病是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I型（HIV-1）或HIV-2两种病毒

    之一引起的。这两种类型的HIV都可以通过精液、阴道液、肛液、血液

    和母乳等体液的转移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艾滋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

    最常见方式是性交。尽管HIV在历史上与同性恋者有关，但它更常见于

    通过异性性行为获得。此外，在怀孕、分娩或哺乳期间，它可以从母亲

    传染给孩子。在像南部非洲这样的地方，艾滋病流行率很高，而抗艾滋

    病毒药物的可获得性很低，母乳喂养是病毒传播到下一代的主要方式。

    其他传播途径还包括在静脉注射毒品、输血和接触消毒不当的医疗设备

    时共用针头。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报告说，艾滋病毒是在工作场所意外

    接触血液后感染的（例如护士扎针）。由于唾液、汗液、黏液或眼泪中

    几乎没有病毒存在，所以艾滋病毒不会通过偶然接触、接吻或呼吸道分泌物传播。

    一旦病毒进入人体，它首先会感染两种细胞中的一种。第一种是被

    称为辅助性T细胞的特殊类型T细胞，其通常功能是用化学方式帮助刺

    激周围的其他免疫细胞。艾滋病毒感染这些细胞，并在其中非常高效地

    复制，直到它们破裂并释放出新的病毒颗粒。新病毒可以找到并感染更

    多的辅助性T细胞，并开始在全身传播。在杀死T细胞的同时，HIV也会

    开始感染局部组织的巨噬细胞。如肺结核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巨噬细胞的功能通常是吞食并摧毁任何碰巧靠近它们的异物（如细菌、病毒）。不幸的是，对于人类宿主来说，HIV有进入、接管和灭活强大巨

    噬细胞的机制。与对辅助性T细胞的作用不同，HIV通常不会杀死其巨

    噬细胞宿主。相反，它把它当作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在那里它可以长时

    间不被其他免疫系统发现。当宿主积极抵抗血液中或T细胞内漂浮的

    HIV颗粒时，巨噬细胞中的HIV颗粒则会默默地隐藏起来，远离外界正

    在进行的免疫战。因此，巨噬细胞是HIV的一个稳定的储存器，长期保

    存病毒直到它重新出现的时机成熟。除了T细胞和巨噬细胞外，有证据

    表明HIV也能感染骨髓干细胞、神经元和树突细胞。这些其他细胞类型在HIV/AIDS发病机制中的确切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当患者首次被HIV感染时，大量T细胞的迅速死亡会导致免疫系统

    暂时受到抑制，并在数周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然而，患者的免疫反

    应最终会恢复并清除血液中的大部分病毒。然后艾滋病毒进入所谓的临

    床潜伏期。在这段时间里，病毒仍在低水平复制，但它并没有杀死足够

    的T细胞，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症状。这一阶段可以持续1年到20年以

    上，这取决于艾滋病毒的毒株、受害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服用任何抗

    艾滋病药物。长时间不被注意是使艾滋病毒成为如此成功的人类病原体

    的原因。例如，一个携带病毒的人可能会在被发现之前感染100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继续复制，它逐渐获得变异，使其更有效地

    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最终，艾滋病毒开始赢得战斗，大量的辅助性T

    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患者会感染其他各种真菌、

    细菌和病毒性疾病，因为他们的免疫反应会因T细胞的丧失而严重减

    弱。就在这个时候，HIV携带者会被称为艾滋病患者。他们通常会患上

    肺孢子菌肺炎（像1981年的男性一样），口腔酵母菌感染（被称为鹅口疮）和阴道酵母菌感染，疱疹复发和结核感染，以及各种胃肠道疾病。由于免疫系统在杀死人体内形成的癌前细胞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艾滋病患者通常会患上一种或多种癌症（如卡波西肉瘤、脑癌、淋巴瘤）。几乎持续不断的生病状态会使人体重骤减，而艾滋病毒在大脑神经元中的复制会导致痴呆症的快速发作。药物会最终不再起作用，患者会死于其中一种机会性感染或癌症。虽然没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患上以上所述的每一种继发性疾病，但他们通常有足够的继发性疾病，使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痛苦和衰弱。这是充满痛苦的漫长的死亡过程，不断住院治疗，人的外貌和性格都会发生可怕的变化。

    艾滋病毒的起源——通往真相的漫长道路

    自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被描述以来，艾滋病毒作为人类病原体的起源，一直是许多不同阴谋论的主题。最流行的理论是：美国政府在一个军事实验室里把这种病毒当作一种武器，目的是杀死某些特定人群。 [3]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非裔美国人通常被认为是这个秘密军事计划的目标。仔细观察每一组人，指控背后的错误逻辑就变得相当清楚了。

    艾滋病最初是在冷战军备竞赛最激烈的时候出现在美国的，这加剧了长期以来的谣言，即美国政府在这些年里积极参与进攻性生物战研究项目。苏联情报部门抓住这一指控，并以此为契机，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全面的抹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KGB）雇用的科学家利用假数据构建了一个说法，暗示美国政府在1977年制造了艾滋病毒作为武器。 [4] 这些“报告”中提到，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政府科学家将另外两种逆转录病毒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了艾滋病病毒，然后将其释放到发展中国家毫无戒备的人群中，以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这场名为“感染行动”（Operation Infektion）的宣传运动，利用亲苏联国家的“左倾”报纸在80多个不同的国家传播阴谋论。一些较贫穷的国家，如印度和加纳，甚至由苏联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宣传报道。尽管这样的谎言已经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普遍谴责，但“感染行动”出奇有效地损害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誉。例如，2005年进行的研究表明，25%的美国公民仍然相信艾滋病毒是由美军在实验室里制造的，超过10%的人相信他们是故意将其释放到人群中的。 [5] 这是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阴谋论，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艾滋病毒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在非洲自然产生的（见下文）。

    同性恋群体是另一个此前指责美国政府利用艾滋病毒作为武器来伤害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怀疑大多基于流行病学和历史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他们是美国第一批携带该病毒的主要群体。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几项反歧视法令的通过、同性恋骄傲游行和公开同性恋政客的选举，如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同性恋权利运动开始活跃起来。许多美国人公开反对他们的运动，包括几位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把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因此，有理由相信，政府可能向同性恋社群中释放了艾滋病毒，以削弱他们日益增长的运动。

    一些人推测这是在1978～1981年进行的一项乙肝疫苗试验中发生的。 [6]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招募了1083名住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同性恋男性，并给他们注射安慰剂或新的乙肝疫苗。男性同性恋被招募到这项研究中，是因为在当时，他们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比一般人群高很多。相比一般情况下，有一个集中的高危人群使得研究人员可以使用小得多的样本量。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疫苗是有效的，减少了96%以上的乙肝病毒的传播。 [7] 尽管疫苗和试验取得了成功，但许多同性恋群体认为这是一个让他们接触艾滋病毒的诡计。然而，随后对乙肝疫苗和接种乙肝疫苗的男性进行的测试显示，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几乎没有。该疫苗后来被证明是不含艾滋病毒的，并且1083名参与研究的男性没有比未参与研究的男同性恋艾滋病毒的感染率高。

    与有关同性恋的理论相似，有许多非裔美国人认为艾滋病毒是作为根除黑人社群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事实上，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约50%接受调查的非洲裔美国人仍然相信政府在实验室制造了艾滋病毒，并故意不向民众接种疫苗。 [8] 乍一看，这种广泛的不信任似乎没有现实依据。然而，政府在艾滋病毒到来前10年就在黑人社群不道德地检测一种致命疾病（梅毒），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非常令人震惊，因为尽管青霉素在实验期间的大概30年里随时可以买到，但实验者让接受测试的穷人和未受过教育的黑人忍受梅毒长达40年之久而未给予治疗，仅仅是为了观察他们会发生什么。对黑人群体来说，这清楚地表明政府和医学界愿意把他们当作人类试验品：如果他们做过一次，那么，认为他们可能会再做一次艾滋病毒的实验也是有道理的。一些人认为这个断言有数据支持——数据显示艾滋病毒在年轻的非裔美国人中比在其他种族更普遍。

    另一个与艾滋病毒有关的常见阴谋论是，它是由生长在黑猩猩细胞中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受到污染而产生的。与非常真实的猿猴空泡病毒40（SV40）丑闻相似，一些人认为用于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猿猴细胞被猿猴HIV交叉污染。这种病毒被称为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在基因上与艾滋病毒非常相似，被科学家广泛接受为导致艾滋病毒的病毒。事实上，这个想法似乎很合理，这就促使一组科学家分析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旧样本，看看它们是否含有SIV或HIV的残余物。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04年的《自然》（Nature ）杂志上，结论性地表明疫苗完全不含任何逆转录病毒的DNA序列，这表明艾滋病毒并不是通过任何疫苗进入人群的。 [9]由于人们对艾滋病毒的起源有如此多的猜测、影射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很明显，科学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使人们相信艾滋病毒不是人造武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进行的几项关键实验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最终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一名1959年去世的中非男子的遗骸中发现了艾滋病毒。 [10]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艾滋病毒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存在了，那时遗传学家还没有在实验室里操纵DNA的能力。事实上，在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描述DNA是什么样子之前，艾滋病毒很可能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人的体内了。这最终表明，艾滋病病毒的产生是自然进化过程，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某种邪恶阴谋。

    当科学家开始分析艾滋病毒和其他逆转录病毒的序列时，这些发现得到了证实。这些病毒进化树的构建表明，HIV-1和HIV-2只是远亲。[11] 人们发现两者与不同的SIV毒株的联系比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艾滋病全球性流行的主要原因——HIV-1，似乎是从感染刚果民主共和国（DRC）黑猩猩的SIV毒株进化而来的，而不那么突出的HIV-2毒株则来自感染乌黑曼加贝的SIV毒株。这是开创性的，因为它表明，HIV在中非和西非多个不同的场合从SIV进化而来。2009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SIV毒株，它与其他SIV毒株有一定的序列相似性，与HIV也有一些相似性。他们认为，这代表了这两种病毒之间长期寻求的进化缺失环节，证明了大流行的HIV-1确实是从SIV进化而来的。大多数遗传学研究表明，这一事件发生在20世纪前20年的某个时候，发生在喀麦隆南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地区之间。

    艾滋病毒在非洲和全世界的传播

    围绕艾滋病毒/艾滋病全球性流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种病毒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内从非洲一个孤立的小群体传播到全世界8000多万人。当我们追踪到它最初影响到人类并在非洲开始早期传播时，很明显，这种流行病是19世纪末欧洲人对非洲广泛殖民的直接后果。如第四章（疟疾）所述，保护性奎宁的发现和分发使欧洲人能够深入非洲领土，并在那里逗留更长时间，而不必担心死于疟疾。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探索非洲内陆，他们发现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接下来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掠夺，在这30年里，欧洲人系统地入侵了非洲的心脏，偷走了非洲的资源，奴役了非洲人民，永远改变了非洲的文化。

    在中非的刚果地区，象牙和橡胶是最受欢迎的两种产品。两者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收割和运输。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欧洲人利用数百万名非洲奴隶充当收割机、运输工（被称为搬运工）和修建许多新公路和铁路所需的建筑工人。这种大规模奴役的最终结果是对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传统部落制度的彻底破坏。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带出他们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而在那里，他们的行为受到当地习俗的强烈影响。他们被迫搬到人口稠密的城市，在那里吸毒、滥交和卖淫变得更为普遍。这种迁移为艾滋病从一种地方性的农村疾病转变成一种有可能在全世界传播的疾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克雷格·蒂姆-伯格（Craig Tim-berg）和丹尼尔·哈尔佩林（Daniel Halperin）在他们2012年出版的《火药桶：西方如何引发艾滋病以及世界如何最终战胜艾滋病》（Tinderbox：How the West Sparked the AIDS Epidemic and How the World Can Finally Overcome It ）一书中指出，“为了适应其严峻的命运，艾滋病毒需要在一个中非从未见过的地方出现，而这个地方现在正崛起于该地区的中心地带：一个拥挤的、繁荣的、狂热的地方，那里挤满了人，旧的规则在新的市场混乱中被抛弃”。 [12] 最符合这一描述的地方是比利时人于1881年建立的殖民地大城市金沙萨，它后来发展成为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艾滋病毒大流行正是在金沙萨诞生的。

    SIV的致病株后来导致了HIV-1的全球性流行，据说它起源于1910年代甚至更早的喀麦隆南部的一只黑猩猩。 [13] 流行病学家认为，猎人杀死感染了SIV的黑猩猩以获取肉食。在殖民时期，由于传统食物来源的丧失，吃灵长类动物的肉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屠宰或消费过程中，SIV感染了猎人，并开始在他们体内复制。被感染的猎人被认为随后沿着贸易路线向南（可能是搬运工）前往金沙萨。正是在那里，病毒获得了额外的突变，并开始以流行病的速度在人类中传播。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金沙萨发生的高风险性行为是最初传播的主要方式。然而，一些人认为，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注射性药物的使用增加也助长了这一现象。殖民当局不仅大规模分发天花、雅司病和脊髓灰质炎疫苗，还定期向民众注射青霉素和抗疟药物。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研究发现，注射在当时的非洲非常普遍，75%的家庭报告说在前两周内接受了一些注射。 [14] 不幸的是，可注射药物的广泛供应和使用导致了共用注射器以节省成本的普遍做法。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注射器被用来为整个社区的人接种疫苗。这种糟糕的卫生习惯的最终结果是，艾滋病毒——一种血液传播的病毒，开始在中非人口中迅速传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病毒跟随人们沿着贸易路线逐渐迁移，进入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村庄和城市。1910年代开始的一场小规模的孤立暴发，到了20世纪70年代，慢慢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流行病，科学家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艾滋病毒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演变成了一种全球性流行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成艾滋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欧洲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独立运动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漫长的去殖民化进程中，欧洲行政人员将控制权移交给了58个新独立的国家。不幸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有系统的压迫、暴力和奴役使得大多数地区缺乏受过管理政府训练的领导人。结果是，许多新主权国家向其他国家的专家寻求援助，以帮助它们成功过渡到独立。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医生、教师、政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涌入非洲。海地是一个特别慷慨支持的国家。1960年，海地向新成立的非洲国家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了4500名最聪明优秀的人，帮助该国组建政府，启动经济。 [15]

    据说，一名或多名海地专家在刚果长期逗留期间的某个时候，从当

    地人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毒。 [16] 1966年返回海地后，被感染的携带者将

    病毒传染给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其他人，从而在该岛形成了一个小的感

    染点。贫穷、糟糕的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流行重复使用针头的献血中心这

    三个因素提高了艾滋病当时在海地的感染率。病毒在那里迅速传播了几

    年，最终在1969年至1970年传播到美国。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艾滋病毒

    是如何从海地进入美国的，但大多数基因研究都认为这是由单一感染者

    造成的。一些人推测，一名受感染的海地旅行者将病毒带到美国，而另

    一些人则认为，一名美国人在访问海地时参与非法性交易染上了病毒，

    而这在当时的海地已经很普遍。最后，我们只知道，艾滋病毒最早是在

    20世纪70年代初从海地传入纽约市的，它在最初主要感染了同性恋群体

    的成员。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向美国的转移具有重大的流行病

    学意义，因为正是从那里，艾滋病毒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传播

    到了美洲其他地区。与此同时，艾滋病毒也传播到亚洲，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站稳脚跟。

    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艾滋病毒从不存在到感染了全世界数千万人，全球性流行的迅速发展展现了一种病原体的威力，这种病原体有很长的潜伏期，并通过性接触传播。它还表明，当新的疾病发生时，人类的决定是多么具有破坏性。艾滋病毒不是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但它的流行无疑是人造成的。如果没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和随后对非洲文化的破坏，艾滋病很可能仍然是局限于丛林中的疾病，它会自我消亡。相反，艾滋病毒能够进入新建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猖獗的性行为和广泛使用的注射性药物使得它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大量的新宿主。殖民主义的暴行点燃了火花，偶然的机会点燃了火焰，造成了一场几乎无法阻挡的灾难。

    “4-H俱乐部”及其对海地的影响

    在1981年6月首次确诊艾滋病之后，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医院里，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开始出现艾滋病的症状。到1982年初，卫生官员意识到一种新的传染病已经到来，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它只针对同性恋者。因此，一些人把这种新的疾病称为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症（gay-related immunodeficiency disorder，GRID），还有一些媒体开始将其称为同性恋癌症（由于在受影响的患者身上看到的癌症数量过多）。然而，到1982年中期，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其他群体也可能感染这种新的疾病。尤其是静脉吸毒者和近期接受静脉输血的血友病患者感染这种新疾病的风险很高。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海地移民过来的相当多的人也表现出明显的这种疾病的症状。

    1982年7月，一次由健康专家、同性恋社群领袖和联邦政府官员组成的会议召开，讨论了这种除同性恋以外也明显影响了其他群体的疾病的名字。他们决定采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从那时起，开始一场激烈的调查以确定新疾病的传播方式，以及哪些危险因素增加了人们感染它的机会。1983年3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MMWR 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总结了哪些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他们写道：“基于上述理由，可能被认为是艾滋病高危的人群包括那些有艾滋病症状和体征的人、艾滋病患者的性伴侣、有多个伴侣的性活跃的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进入美国的海地人、现在或过去滥用静脉注射毒品的人、血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性伴侣。”[17] 在筛选名单时，有4个群体被确定为艾滋病的主要携带者：同性恋者、血友病患者、海地人和吸食海洛因（IV）者。这些团体，俗称“4-H俱乐部”，很快就成了那些认为他们对国家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的目标。

    对海地来说，被列入CDC名单对其声誉和经济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18] 海地曾经是加勒比海最赚钱的岛屿之一，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在20世纪40～70年代一系列的军事政变、独裁统治［例如“医生爸爸”（Papa Doc）杜瓦利埃］之后，海地经历了漫长的衰落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旅游业再次兴起，这个岛国似乎准备好了一次小规模的经济复苏。这在1982年就戛然而止，当时艾滋病在美国报纸上被大肆宣传，而海地被称为艾滋病的源头。这种几乎被美国人民普遍恐惧和鄙视的疾病一直到现在也被认为与海地有关。

    被CDC单独挑出来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1982～1983年，来自美国的游客数量从7万人下降到1万人（下降86%）， [19] 人们取消了前往海地许多海滩度假胜地的度假计划，商务旅行和国际会议被转移，而游轮拒绝在海地港口停靠。投资者将他们数百万美元的资金都撤出了，而标有“海地制造”标签的产品常常被退回，没有付款或解释。这对当时失业率已经超过50%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尽管CDC仅在两年后就将海地从其高风险名单中删除，但灾难已经造成。在随后的几年里，海地的经济急剧崩溃，该国陷入了30年的混乱。海地目前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排名第20。

    除了对海地这个国家造成损害外，将海地人种列为艾滋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还导致居住在美国的海地人受到歧视，而不论他们是否携带艾滋病毒。他们经常被炒鱿鱼，被剥夺住房和教育机会，每次旅行都被拒之门外，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地人。1990年2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颁布了规定，禁止任何海地后裔向血库或医院献血。 [20] 尽管禁令在几个月后因广泛的抗议而被推翻，但联邦政府采取的行动表明了其对海地人的不信任。这是伴随一代海地裔美国人的耻辱，使许多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这种情况在21世纪已逐步改善；但是，新形式的歧视有时会重新造成创伤。例如，2015年10月，一则招聘女性护士职位的招聘广告刊登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报纸上，上面写着“海地人不得申请”。[21] 虽然这则广告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可能与艾滋病无关，但海地社群的成员对再次成为公开攻击目标感到义愤填膺。

    一种现代的麻风病

    1993年的电影《费城故事》（Philadelphia ）讲述了一位年轻成功的律师安德鲁·贝克特［Andrew Beckett，由汤姆·汉克斯（Tom Hanks）饰演］的故事，他就职于费城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在被老板发现患有艾滋病后被解雇。贝克特认为自己是因为疾病而被错误地解雇的，于是聘请了一位名叫乔·米勒［Joe Miller，由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饰演］的人身伤害律师起诉他的前任雇主歧视。在随后的审判过程中发现，贝克特的公司合伙人是在一场壁球比赛中看到前额典型的卡波西肉瘤病有特征性病变后才发现他患有艾滋病的。他们对贝克特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感到震惊和厌恶，认为他把艾滋病带进了他们的办公室、更衣室和家里。他们没有直接与他对质，而是秘密合谋，让他在工作中显得无能，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正当理由”解雇他。贝克特的律师，他本人在影片开始时也对同性恋和艾滋病感到恐惧，最后他成功地揭露了贝克特公司合伙人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这场官司，并为贝克特赢得了近500万美元的赔偿。令人悲伤的是，这部电影的结尾是贝克特的亲人们在他的法庭胜利几天后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

    《费城故事》之所以如此有影响力，是因为它原原本本、准确地描

    绘了艾滋病疫情最严重时期，艾滋病毒感染者所面临的其在现实生活中

    的挣扎。这有助于揭露他们在学校、工作场所、教堂、邻居甚至家中所

    面临的普遍歧视和社会污名。自麻风病流行以来，还没有哪一种疾病如

    此将患者与其他人的身体和社会接触隔离开，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周围

    人永远抛弃的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艾滋病帮助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

    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不是由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决定，而是仅由艾滋

    病毒感染的状况决定。这是一个被人们恐惧并鄙视的阶级，他们遭受着

    人们无法想象的尴尬局面。这是一个让人感到被抛弃的阶级，本应该保

    护他们的政府却去攻击他们。这是一个对正在慢慢从他们身边溜走的生

    活感到羞愧和悲哀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艾滋病已经成为现代麻风

    病的化身。在受害者实际死亡之前的岁月中，它使受害者在情感上遭受

    挫败，在社会上被疏远，并且极易遭受各种形式的歧视和虐待。

    许多人试图确切地解释为什么艾滋病比其他致命的流行病更容易受

    到污名化。这种分析表明，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促成了艾滋病的耻辱感

    的产生。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该疾病最初似乎是针对特定人群

    的。与呼吸道传播疾病、水传播疾病或媒介传播疾病这些往往因偶然接

    触病原体而“随机”传播的疾病不同，艾滋病是在选择性地杀人。这样

    做，就标志着他们与其他人群有着内在的不同，增加了他们被孤立和污

    名化的可能性。当确定美国86%以上被诊断为艾滋病的成年人是同性恋

    者、静脉注射毒品者或妓女时（截至1988年），这种可能性急剧增加。

    由于这些群体的行为被许多人认为是罪恶和不道德的，艾滋病患者往往

    因为他们的“错误决定”而被指责感染了艾滋病。事实上，1987年进行的

    两项独立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同意“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只能怪自己”和“一般来说，如果他们得了艾滋病，那是他们自己的错”。 [22]

    因此，他们的艾滋病被看作是他们自己危险生活方式的副产品，是他们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以这种方式指责受害者帮助社会塑造了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即使他们不一定是同性恋或吸毒者。许多人并没有把病人看作是需要同情和支持的受害者，而是认为他们应该被蔑视和鄙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态度助长了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普遍歧视。

    影响公众对艾滋病认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艾滋病本身固有的严重

    性。艾滋病是一种致命的、可传播的、不可治愈的疾病，它以一种明显

    怪异的方式缓慢地杀死受害者。在我们意识到的第一个十年里（在抗逆

    转录病毒疗法之前），艾滋病的死亡率接近80%。这基本上是一个死刑

    判决，一个人被迫与之生活多年，没有任何缓刑的希望。这种极端的预

    后是可怕的，因为对死亡的根本恐惧折磨着我们。在过去，对于其他疾

    病，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隔离措施得以缓解，以便将感染者与

    其他人群暂时隔离开来。不幸的是，由于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病，可能需

    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此除非有人考虑建立麻风病院型设

    施，否则不可能实现这种隔离保护。在20世纪后期，这显然被认为是不

    可接受的选择，因此人们不安地感到艾滋病对其生命构成了持续的威

    胁。这导致一些人齐心协力，以避免任何被迫靠近艾滋病患者的可能。

    当无法避免时，许多人诉诸威胁或暴力，以努力消除社群中的“艾滋病

    威胁”。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反应，与黑死病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和公

    元166年天花流行期间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无异。

    到目前为止，讨论主要集中在哪些因素导致了艾滋病污名的产生。虽然了解其原因很重要，但也必须确定这种污名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任何被认为与该疾病有关的群体有何实际影响。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最终消除对艾滋病毒群体的污蔑，并消除过去30年来造成的某些损害。

    艾滋病污名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它对受害者心理健康造成的

    破坏性影响。 [23] 伴随着艾滋病毒的诊断，内疚感、羞耻感、无望感和

    孤立感经常油然而生，因此许多人认为，受害者必须在其正常治疗方案

    中增加接受咨询这一项。研究表明，艾滋病毒携带者患抑郁症、创伤后

    应激障碍、药物/酒精滥用和自杀念头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人群。事实

    上，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前的几年里，艾滋病毒携带者比正常人的自

    杀率大约高出3倍，自杀风险高出9倍。当人们学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疾

    病，并获得一些咨询服务后，这些数字逐渐下降；然而，这一数字仍然

    远远高于平均水平。除了自杀之外，艾滋病毒感染者对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方案和其他形式的预防措施的依从性往往较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问题，可能导致这些人的疾病发展得更快，并增加他们将病毒传染给其

    他人的机会。因此，通过对受害者的情感健康的消极影响，艾滋病的污

    名可能对疾病在整个人群中的传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一个人在家庭和当地社群所面临的消极反应往往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情绪痛苦的主要原因。例如，许多人表示担心，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会影响目前或未来的人际关系，或者如果他们的艾滋病毒状况被揭露，他们实际上会失去家人和朋友。事实证明，这种恐惧深深扎根于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现实生活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赶出家门或被家人藏起来，这些家庭成员为他们感到羞耻，羞耻的是他们自己现在已经与一种致命疾病有关，这种疾病又通常与同性恋、吸毒者和滥交者有关。

    不幸的是，许多人通过放弃其家庭成员或完全孤立家庭成员来应对社群拒绝的威胁，这样社群里就没有人发现他们生病了。反过来，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会因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自愿离开或远离公众视线，以挽回家庭的“面子”。他们常常觉得要为损害家庭声誉、社会地位和生计负责。正如一位生活在中国的30岁艾滋病毒阳性妇女所说：
    是我的家人告诉我不要告诉（我弟弟），因为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他没有一份好工作，也没有成就。他们担心如果我告诉他我的血清状况，会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们叫我不要告诉他。是的，因为他还没结婚。如果他发现了，或者他的一些朋友发现了——如果他想有一个女朋友，我想这肯定会影响到他。 [24]

    这是一个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带来严重后果的巨大负担。被拒绝、内疚和孤独感通常会导致抑郁，而实际的孤立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社会性死亡。那些生活在更小、更传统的社群的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污名的影响，就像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等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

    在工作场所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正如前文在《费城故事》中所描述的，职场歧视中最常见和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形式就是终止雇佣关系。21世纪头10年在国外进行的几项研究表明，15%～20%的艾滋病毒阳性员工因其身份而被解雇，约有相同数量的雇主报告说，他们会或已经解雇了艾滋病毒携带者。 [25] 更大比例的雇主（50%～65%）表示，他们永远不会雇用艾滋病毒携带者，因为这会给其他雇员带来健康风险，他们缺勤的可能性更高，保险费成本增加，工作场所和谐受到破坏，以及一旦顾客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在那里工作，可能会导致利润损失。

    由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向潜在雇主隐瞒自己的身份，因此一些国家和职业开始要求申请人提交全面的健康评估，这是招聘过程的一部分。这为那些希望保持工作场所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雇主提供了理想的弹药。成体系地剥夺就业机会，为那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带来了新的挑战——贫穷。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贫穷是感染艾滋病毒的一个危险因素，但现在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贫穷也可能是由艾滋病毒感染造成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钱买住房、保险或适当的医疗保健（药物），长期失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健康会迅速下降。随着他们病情加重，他们找到新工作的机会也急剧下降。因此，他们陷入疾病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

    那些在确诊后仍能继续工作的人，往往在工作场所遭遇其他形式的歧视。例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20%的人报告说由于他们感染了艾滋病毒而被迫在公司换工作或放弃晋升的机会。其他许多人由于社交和身体上与害怕被感染的同事隔离而感到焦虑和孤独。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毒呈阳性的雇员的唯一手段是自愿辞职或对雇主提起诉讼。由于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能造成收入的大幅减少，大多数在工作中遭受歧视的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人们最不希望看到歧视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地方之一是像医院或诊所这样的医疗机构。在那里，病人可能会在他们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去寻求同情、治愈和理解；在那里，他们最容易脆弱和暴露。人们认为医疗机构应该是安全的地方，病人可以放松警惕，而不必担心被治疗者以任何方式评判或伤害。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是知识渊博的专家，了解疾病生物学和流行病学。因此，从理论上讲，当一种新的流行病出现的时候，他们应该不太容易出现在非理性散布恐惧和偏见的普通民众中。但是，医护人员也是人，人类有时会感到恐惧，并根据这种恐惧做出错误的决定。

    当艾滋病患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首次出现在诊所时，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普遍担心治疗艾滋病毒阳性患者。 [26] 在艾滋病流行初期，这种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考虑到医护人员经常接触受感染的体液，而那时普遍的预防措施还没有广泛实施（处理体液时戴手套和护目镜的普遍预防措施实际上是从1985年开始的，这还是由于艾滋病毒的缘故）。这段时间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诊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经常害怕感染，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对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的护理。例如，有些工作人员完全拒绝治疗艾滋病毒阳性患者，或是非常小心地进行治疗。一些病人报告说，工作人员使用不必要的防护装备进行常规检查，而这些检查没有固有的感染风险。此外，还有一些情况是，工作人员在收容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的房间门上张贴脱敏的警告通知，让这些病人使用其他人无法进入的专用厕所，或将他们完全隔离。

    尽管在我们不知道艾滋病毒如何传播的最初几年中，这种预防措施似乎是合理的，但在21世纪完全不合适。这些措施不仅使艾滋病毒携带者失去人性，使他们难堪，而且这类措施还常常是导致严重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这会加剧污名带来的伤害）。2017年3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60%接受调查的欧洲国家在其医疗保健系统中仍然存在严重的艾滋病歧视。 [27] 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观察到类似的数据。尤其是，同性恋者、妓女和吸毒者等被边缘化的群体报告说，在接受临床治疗时，他们感到的歧视程度最高。最终的结果是对医护人员普遍的不信任，以及病人愿意寻求治疗的可能性降低。

    在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数据的国家中，有60%以上的国家制定了一些反歧视法律，以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 [28] 这些法律旨在确保一个人不会因为艾滋病毒呈阳性而被剥夺就业，获得保健和社会服务、住房或教育的权利。尽管受到保护，但侵犯人权的情况仍然经常发生，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没有任何经济或法律措施。在拥有反歧视法律的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而言，由于艾滋病毒感染而遭受歧视的人中，只有大约30%曾报告过受到歧视。报告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包括难以获得法律顾问，以及担心诉讼会使其所在社群进一步加剧对其的歧视和虐待行为。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基本的信念，即政府无力保护他们、不关心他们，或者他们自己是鼓励歧视的同谋。

    艾滋病社群有着悠久的历史，政府机构要么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忽视他们，要么因为他们生病而极力迫害他们。例如，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当时美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主要是同性恋者，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缓“同性恋瘟疫”的传播。几乎没有公共卫生警告，也没有增加教育或资助，政客们几乎没有讨论。事实上，里根（Reagan）总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艾滋病”一词是在1985年9月17日，也就是艾滋病开始流行4年之后。 [29] 那时，已经有37000人（大部分是同性恋）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16000多人死于艾滋病［包括里根的朋友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似乎总统置之不理的态度还不够糟糕，里根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包括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采访中经常拿同性恋和艾滋病开玩笑。 [30] 当卫生官员建议那些有可能感染这种疾病的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保护措施时，里根和他的右翼支持者尽可能地与之抗争。他们反对同性恋的议程实际上已变成反对支持艾滋病相关人员的议程。这种支持在1986年6月23日达到了最低点，当时里根政府（通过司法部）通过了一项裁决，即雇主可以合法解雇艾滋病毒阳性或疑似艾滋病毒阳性的雇员。这是联邦政府在一大批被边缘化和垂死的人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做出的可耻的决定。正如一位名叫迈克尔·考尔（Michael Cover）的艾滋病活动家所说：“在艾滋病流行的历史上，里根总统留下的是沉默。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也保持沉默，他们在他领导下被政府污名化后孤独地死去。”[31]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可怕的早期反应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在某个时候制定了法律，允许歧视艾滋病毒携带者或将与艾滋病毒传播有关的活动定为犯罪活动。这些法律包括强制向雇主披露自己的艾滋病毒状况的法律，禁止艾滋病毒阳性者国际旅行的法律，以及允许拒绝向其提供社会服务的法律。 [32] 尽管这些法律中的大多数已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保护免受歧视的法律，但仍有60多个国家明确允许当局起诉不向伴侣透露他们病情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那些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使他人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即使对方没有实际感染该病毒。同样，艾滋病毒呈阳性的人也因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咬人，甚至进行安全性行为而受到起诉。

    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制定了禁止与艾滋病毒传播相关的日常行为的法

    律。 [33] 例如，截至2015年，76个国家仍然将同性恋关系定为犯罪，其

    中一些国家威胁要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在许多地方，静脉注射吸毒者

    和妓女被判过于严厉的惩罚，而不是给予康复治疗或获得社会服务的机

    会。这就造成了一种恐惧的气氛，降低了艾滋病毒携带者接受检测或向

    公共卫生部门寻求治疗的可能性。换言之，害怕被监禁的人不太可能寻

    求帮助，这最终阻碍了公众控制疫情的努力。为此，全球艾滋病毒与法

    律委员会向以某种方式将艾滋病毒传播定为犯罪的国家提出了建议，并

    请他们审查其适得其反的法律。自2010年以来，斐济、塞内加尔、圭亚那和多哥等几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并从其法律文本中删除了这些法律。

    医疗隐私

    尽管由于数字革命和互联网的兴起，患者保密问题已经被提到了最前沿，但实际上这个想法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关于医疗隐私的参考文献最早的可以在大量古希腊医学文献中找到，这些文献通常被认为是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这本70卷的作品，被称为《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 ），是由希波克拉底及其学生和许多追随者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写的。文集中最久远的部分之一是《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这是一种伦理声明，新医师通常在开始行医前就进行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原文的一段节选写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以及与人交往时，我看到或听到的任何东西，如果它不应该对外发表，我将永远不会泄露，把这些东西视为神圣的秘密。”[34] 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他将保护病人的机密信息，就好像这是托付给他的一个神圣信息一样。正文接着详细说明了这种保密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病人对医生的信心会随着他们的治疗而削弱。换句话说，一个医生，就像牧师或心理健康顾问，如果他们负责帮助的人不信任他们，他们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因此，对双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保密是有益的。

    希波克拉底伦理学的概念确实允许例外，如果医生认为披露符合患者或社会或两者的最佳利益，例如，如果医生认为患者从事的行为对他们自己的健康有害，那么他们通常会打破保密原则，与患者的亲人交谈。同样，当病人的健康危及周围人的生命时，例如在流行病时期，医生通常被国家要求向当地卫生委员会披露姓名和其他识别信息。这样做是为了让官员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隔离任何生病的人，并警告他们周围的人远离。正如关于脊髓灰质炎的章节（第十章）中所述，这可能涉及在患病者的房屋上放置醒目的标志，甚至在当地报纸上发布其健康信息。在传染病威胁到更广泛人群的时候，这种违反患者保密规定的行为被视为正常和必要的行为。医生不再受他们的“神圣职责”的约束，病人被期望甚至被要求为了更大的利益牺牲他们的隐私权。因此，保密性是因势利导的，因为在紧急情况下，病人可能不再享有隐私权。由于很少有人呼吁改革，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20世纪末，这一直是医疗隐私的标准。

    接着是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全球性大流行，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其他的疾病。艾滋病最独特的地方是，它的无症状期对于流行病来说异常得长。个人可能默默地忍受病毒数年，要么不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要么故意不让别人知道。像天花、鼠疫、脊髓灰质炎和黄热病这样可怕的疾病，人们可以看到谁被感染，并采取行动避免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并非如此，每个人都是可疑的携带者，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危险。人们特别害怕那些外表健康、艾滋病毒阳性的人，仅仅是在他身边就可以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播给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渗透了整个人群，导致许多人开始了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每一次咳嗽或皮疹都会受到怀疑，尤其是在CDC认定为携带病毒的高风险群体中（如“4-H俱乐部”）。在许多社群，关心此事的公民组成了地方监督小组，其任务是查明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并将他们赶出学校、工作场所和社交群体。这些小型艾滋病毒“盖世太保”常常采取的令人震惊的行动，最终导致公众要求对私人医疗信息提供更多的保护。

    最广为人知的艾滋病毒政治迫害案例之一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名叫瑞安·怀特（Ryan White）的青少年，他因接受输血治疗血友病而感染了这种病毒。 [35] 怀特在与肺炎长期斗争后，于1984年12月被确诊为艾滋病。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迅速恶化，而且他的T细胞计数非常低，医生认为他只能活6个月的时间。到1985年初春，他的病情恶化到了不得不退学的地步。当怀特一家陷入迷茫时，这名少年开始意外地恢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开始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不幸的是，当他所在的印第安纳州社区的成员发现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试图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入学时，他们发起了一项请愿来阻止他这样做。报道援引反对派组织的一位领导人米齐·约翰逊（Mitzie Johnson）的话说：“大医生和政府官员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孩子。我不想让那个男孩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但我女儿永远不会和艾滋病患者一起上学。”[36] 50多名教师和117名家长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将其提交给了西部学校公司的主管。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通过偶然接触感染艾滋病毒几乎是不可

    能的，但校长和管理员还是屈服于不断增加的压力，禁止怀特重返学

    校。接下来长达9个月的煎熬，充满了诉讼、审判、禁令、威胁和恐

    吓。每次怀特赢得重返学校的权利时，某个反对党组织都会发起新一轮

    的诉讼（使用从当地糕饼义卖和拍卖中筹集的资金）来阻止他。这种情

    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4月10日，当时巡回法院法官推翻了先前所有下级

    法院的判决，并确定怀特拥有上学的合法权利。对于怀特一家和所有因

    感染艾滋病毒而受到歧视的人来说，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

    这场艰苦的法律斗争的结束并没有使他们在社群中获得认可。怀特一家几乎每天都面临抗议和威胁。他们耐心地忍受着困难，直到最后有人把一颗子弹射进他们客厅的窗户。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在家；然而，暴力事件的升级使这家人非常不安，他们决定搬到30英里外的一个新城市。尽管被迫离开了学校，被迫离开了现在的家，瑞安·怀特仍然勇敢地反对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他经常接受新闻机构的采访，并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发表演讲，希望能对年轻人进行有关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教育。1989年，一部以他的生平为原型制作的电视电影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吸引了大约1500万人观看。瑞安·怀特因此而声名鹊起，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和美国艾滋病疫情的事实代言人。这是一个他开始接受，并用来帮助和他一样的人的角色。可悲的是，他活得不够长，看不到他所有辛勤工作的全部影响。瑞安·怀特于1990年4月8日去世，年仅18岁。

    就在瑞安·怀特的案件在晚间新闻中定期播出的同时，佛罗里达州阿卡迪亚的一个小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病例。 [37] 三个血友病兄弟，分别叫瑞奇（Ricky）、罗伯特（Robert）和兰迪·雷（Randy Ray），他们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1986年确诊）。与瑞安·怀特相似，他们的艾滋病毒状况在他们的社群中广为人知，随后也被禁止上学。像学校里的“反艾滋病公民组织”这样的仇恨组织动员起来，提起诉讼，阻止他们重新被接纳。经过漫长的法庭斗争，男孩们终于在1987年8月5日赢得了重返学校的权利。阿卡迪亚社群的反应是抵制这所小学，用暴力威胁雷一家，并放火烧了他们的家。出于安全的担心，他们一家在第二年搬到萨拉索塔，并试图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不幸的是，学校里的“反艾滋病公民组织”跟着他们，并继续骚扰了他们好多年。

    瑞安·怀特和雷的案件是反艾滋病歧视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6年以前，公众普遍认为艾滋病是吸毒者、少数民族（海地人）和同性恋者的疾病。这是因为他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做出了不必要的危及健康的错误决定而感染的疾病。换句话说，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患者对

    自身状况负有责任。结果，当许多人看到艾滋病患者在其社群遭到残酷

    的骚扰和歧视时，他们往往在情感上转向另一种方式。这种趋势一直持

    续到人们开始阅读像瑞安·怀特这样无辜的艾滋病毒阳性儿童在学校和

    家庭中受到非理性暴徒的恐吓的故事。以前对艾滋病流行没有多加考虑

    的人们现在对这些弱势儿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愤慨。他们要求州和

    联邦当局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和成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特别是，他们争取将艾滋病纳入《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范围，这实

    际上使歧视艾滋病患者成为非法行为，并争取制定新的法律，防止在未

    经本人许可的情况下公布其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这些保护措施不仅

    可以改善那些已经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让那些正在

    考虑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人安心。卫生官员通常很难说服有风险的人接

    受检测，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暴露”出来，然后被社群排斥。当血液

    检测结果公布给他们的雇主、家庭和房东时，许多人目睹了他们朋友的

    生活被毁掉。对一些人来说，不知情的生活总比不断受到骚扰要好。这

    是流行病学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知道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是

    首先确定谁感染了艾滋病毒，以便他们能够得到治疗，并采取措施防止

    艾滋病传播给其他人。有了法律保证，他们的艾滋病感染状况将绝对保

    密，卫生官员希望更多的人同意接受检测，这将降低人口中的传播率。

    美国早期试图通过艾滋病毒立法［如1988年的《希望法案》（HOPE Act）］，遭到立法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反歧视措施不允许公共卫生当局正确追踪谁患有艾滋病。 [38] 他们不希望匿名和保密，而是希望国家机构拥有每个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的名单和医疗信息。艾滋病倡导者和同性恋群体成员强烈反对这样一个数据库，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用它来起诉他们犯下的诸如静脉注射毒品或鸡奸之类的罪行，而这在许多州仍然是非法的。许多同性恋者甚至担心政府有一天会用它来围捕他们，就像纳粹在大屠杀期间所做的那样。正是这种担心促使像美国加州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这样的立法者继续为艾滋病患者的完全保密而斗争。1990年8月18日，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签署了《瑞安-怀特艾滋病综合资源紧急救援法案》［Ryan White Comprehensive AIDS Resources Emergency（CARE） Act］（以下简称“CARE法案”），他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 [39]

    除了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改善服务不足的社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护理之外，该法律还规定在医疗干预的早期阶段给予病人更高水平的保密。现在，诊所必须向接受检查的人提供咨询，并确切告知他们检测结果将如何被传播。此外，CARE法案允许诊所提供匿名的艾滋病毒检测。虽然这是对希波克拉底隐私概念的重大改进，但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城镇，那些接受艾滋病毒检测或治疗的人必须去外面写着艾滋病字样的诊所或医疗车。任何在这些地方附近看到他们的人都会自动知道他们的病史的详细资料。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更微妙的保密问题也出现了，这表明需要一部更全面的法律。

    就在CARE法案为艾滋病社群建立了一些保护措施之后的6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努力将隐私权扩大到所有接受医疗保健的人。 [40] 新法律的第二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指导方针，根据这套指导方针，个人可识别的医疗信息（医疗记录、支付信息等）将被储存和传播。它要求所有受保护的健康信息（PHI）对任何有权访问它的人绝对保密。除非患者放弃他们合法的隐私权，法院发出命令，怀疑虐待未成年人，或在需要寻找逃犯或失踪人员时，否则不能与雇主、朋友或执法机构共享PHI。在个人或机构违反保密规定的情况下，HIPAA授权政府对其处以高额罚款，并允许投诉人提起民事诉讼。这种保护和惩罚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将医疗隐私确立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取代了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意见。医生和护士不再被允许就是否披露病人信息做出判断。他们现在必须仔细监视他们所说的、所写的，甚至是暗示的内容。这是艾滋病社群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最终给了他们某种程度的安全感。这是第一次，他们可以悄悄地控制自己的感染，而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那些本该用生命去信任的人意外或故意“暴露”出来他们的信息。

    艾滋病的流行永远改变了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对待医疗隐私的方式，因为它生动地暴露了希波克拉底概念的缺陷。它表明，向不理性和无知的人提供关于他们邻居的私人医疗信息，会导致暴力。看似正常的市民变成了暴徒，市民仅仅因为害怕他们的疾病就开枪焚烧了孩子们的家园。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在全国各地播出，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那些最易受伤害的人的秘密的全国性对话。对话最终到达了国会山和白宫。值得庆幸的是，立法者们看到了希波克拉底医疗隐私概念的内在弱点，并有远见地在1996年将所有医疗状况和信息纳入HIPAA的隐私规则中。这是对病人照护的革命性变革，不仅对艾滋病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所有担心自己的医疗信息将以某种方式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人产生了积极作用。

    性革命的结束

    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场激进的主流社会运动，它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对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看法。它一开始是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压迫的挑战，这些观念在当时仍然主导着西方文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咆哮的20年代”的文化转型以来，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不受保守价值观和角色的束缚。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在学院和大学注册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许多人选择进入工作岗位，而不是毕业后成为家庭主妇。妇女们也开始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和行为举止方面行使更大的自由。有些人把头发剪短，穿着露出双腿的短裙，还化了很多妆。这种新一代的自信而张扬的年轻女性，通常被称为“摩登女郎”，她们自豪地享受生活，并不理会困扰了女性几个世纪的社会禁忌。她们不会因像她们的男同事那样对在公共场合喝酒或抽烟而不安，也不会因参加“亲热”派对而害羞。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再是禁忌，与性有关的污名也开始逐渐消失。这样的转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性革命——一场彻底重新定义我们如何看待性的革命——创造条件。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革命是在当时发生的其他变革性的社会和科学运动的产物。 [41] 这些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是女权主义的重新兴起，以及女权主义推动妇女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强加给她们的传统角色中获得更大的自由。大多数人认为，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是新一代女性活动家组织和重新开始战斗，这是为争取平等权利、免受歧视和骚扰以及控制自己身体而发起的关键号召。该运动的早期斗争之一是围绕着第一个口服避孕药依诺维（Enovid）及其对女性人口的可获得性展开的。避孕药在1960～1961年发行的时候，美国许多州仍然有旧的法律限制分配或拥有避孕措施。虽然这种康斯托克州法律通常被地方官员忽视，但一些较为保守的地区仍有选择性地执行这些法律，这往往会给妇女避孕造成重大障碍，而不论她们的年龄或婚姻状况如何。女权运动对这些过时的法律进行了联合攻击，并最终在最高法院的几起案件［例如，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1965年），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1972年）］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些过时的法律。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在法律上的成功导致了使用某种避孕方法的妇女人数大幅增加。例如，在避孕药问世的短短5年时间里，已经有超过600万名美国妇女服用了避孕药。

    女性节育的完全合法化是女权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赋予了女性控制何时和与谁生孩子的权力。她们再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和可能因此而牺牲自己未来的大学教育或职业目标。女性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性行为，并且可以像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一样享有同样的自主权。对许多女性来说，性行为更多的是为了体验快乐，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为性革命的继续进行、性标准的进一步放松铺平了道路。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与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和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相辅相成。在1969年的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之后，对同性恋权利的一致推动开始了。6月28日晚，警方突袭了位于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店（Stonewall Inn）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人们。 [42] 当看到一些顾客被拖出酒吧并在街上挨打时，该地区数百名同性恋者聚集在酒吧旁，反抗他们认为是警察暴行的行为。不久，那群人就变成了暴徒，开始翻车、放火、向警察扔砖头。暴力事件继续升级，直到纽约警察局派出他们的战术巡逻队镇压骚乱。尽管警方最终成功地清除了街头的示威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暴力抗议活动继续进行。

    石墙暴动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结晶时刻，因为这标志着同性恋群体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对抗警察的骚扰。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走出阴影，开始为更大的公民权利而战。像同性恋活动家联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和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这样的组织在暴动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成立了，第一次同性恋者骄傲游行发生在1970年。 [43] 随着禁止肛交和其他同性恋行为的法律从法律书籍中删除，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被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删除，同性恋逐渐被接受。这些变化有助于形成同性恋更自由的新时代。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同性恋关系，而不必担心政府会因为他们在卧室里的隐私行为而将他们关进监狱。

    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兴起也影响了人们对性和性行为的看法。 [44] 这两个群体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广泛拥护自由主义和反对权威，如反对越南战争，主张容忍使用毒品和自然（有机）生活。他们还试图摆脱许多与性有关的社会限制，认为性是所有人都应该不受限制地享受的。他们的“自由恋爱”理念不仅促进了更高层次的性体验，也摒弃了传统婚姻，转而支持更开放、更随意的性关系。对嬉皮士来说，性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娱乐方式，应该在不受政府或宗教组织干涉的情况下探索。虽然完全归因于反文化生活方式的人数与整个人口相比是很小的，但他们对性的自由观点确实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部分。在这场运动的高潮时期，年轻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飙升，色情制品的流行和接受度提高、大学男女合住，以及书籍和电视上更多的性内容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性自由的时代，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正常和可接受的性行为的看法。

    性革命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45] 除了引发青少年怀孕、离婚和没有父亲抚养的孩子的显著增加之外，20世纪60年代性活动的增加还导致了许多不同的性传播疾病（STD）的不受控制的传播。例如，报告的淋病病例数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165%，与梅毒、衣原体、疱疹和生殖器疣的趋势相似。年轻一代由于更喜欢口服避孕药（或不采取避孕措施）而非使用安全套，其发病率甚至更高。虽然有人可能认为性病发病率的急剧上升可能导致更谨慎的性行为，但数据显示，它实际上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性传播疾病都可以用抗生素治疗。青霉素不仅可以消除因神经梅毒导致死亡的风险，还可以在几天内清除淋病和衣原体感染。虽然像疱疹和生殖器疣这样的病毒性性传播疾病仍然令人讨厌，但它们几乎没有阻止人们发生性行为。抗生素，加上口服避孕药，有效地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性有关的恐惧。人们再也看不到性生活的任何真正的长期重大后果，因为大多数错误都可以通过吃药或手术来纠正。不幸的是，正如后来艾滋病流行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安全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性仍然像以前一样危险，甚至更危险。

    大多数人认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开始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结束。艾滋病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存在的任何其他性传播疾病，在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它是不可治愈的，几乎是普遍致命的。“性可以间接杀死你”的想法对人们来说是可怕的，包括许多曾经强烈支持“自由恋爱”运动的人。每一个性伴侣都被视为可能的携带者，每一次性接触都有潜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恐惧，随着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在整个10年中持续上升，这种恐惧愈演愈烈。这一流行病带来的阴影一直存在，导致了社会对性的基本思考方式的逐渐转变。谨慎和安全开始优先于自由和快乐。对许多人来说，性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生死抉择，需要深思熟虑，有时还需要验血。通过强迫我们在做爱前思考，艾滋病从本质上结束了“做任何当时感觉好的事情”的时代。

    除了影响人们对性的态度之外，艾滋病的流行还对性行为的实际实施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提倡“安全性行为”的广泛运动，避孕套的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显著增加。 [46] 1982年一本题为《如何在流行病中发生性行为》（How to Have Sex in an Epidemic ）的小册子中首次提到，使用避孕套作为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方法的想法最初在纽约和旧金山地区的同性恋社群流传开来。艾滋病活动家不仅在同性恋酒吧和诊所等地免费发放避孕套，还向社群内的人们宣传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这些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成功最终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不久，安全性标语和避孕套广告就成了电视、广告牌、海报和杂志上常见的内容。尽管受到某些宗教团体的反对，安全性行为甚至仍然被纳入公立学校的健康课程。尽管有人担心学校的性教育和避孕套的增加会导致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但当时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初，性教育和安全性行为运动已成为全世界学校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固定活动，这种干预的结果是令人激动的。避孕套使用的增加已经被发现与艾滋病毒传播率的降低以及其他性传播疾病（如梅毒、淋病和疱疹）的减少呈正相关。此外，在非洲中学实施的性教育计划导致了一些行为上的改变，降低了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在非洲继续遭受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际，这一趋势是迫切需要的。

    非洲的另一场悲剧

    艾滋病毒/艾滋病在被发现后仅仅35年的时间里就夺去了非洲2000多万人的生命，并使1500万儿童沦为孤儿。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死亡，导致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期望寿命降低了20～25岁。 [47] 事实上，非洲南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国家的期望寿命骤降到40岁以下。尽管在过去10年中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避孕套的使用增加有助于减缓这一趋势，但非洲每年仍有150万人新感染上艾滋病毒。截至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估计仍有255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48] 考虑到非洲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6%，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却占全世界的7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等国，成年人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继续飙升至20%以上（斯威士兰目前的流行率为29%）。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1/5的成年人携带着这种致命的病毒。就总人数而言，南非目前是世界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2015年有700万人感染，38万名新增病例。虽然这样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流行病在非洲的严重性，但这未能充分说明它对一个仍在遭受数百年的奴役和殖民主义蹂躏的大陆的经济、教育、技术、社会和政治发展所造成的绝对破坏。

    艾滋病流行对非洲造成的最显著和最持久的影响之一是其经济普遍

    停滞。 [49]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的研究发现，这种经济衰退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熟练劳动力的规模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如

    此多的年轻人死于艾滋病，以及去世前长期的住院治疗造成了劳动力的

    空虚，导致许多私营企业利润下降，而本已紧张的政府税收降低。产出

    下降也导致几个非洲国家的出口总额急剧下降。例如，占全国国内生产

    总值约7%的南非采矿业，在20世纪90年代因艾滋病毒在工人中的传播

    而遭受重创。 [50] 近25%的劳动力感染了艾滋病毒，由于医疗成本飙

    升，产量下降，矿业公司的利润受到重大打击。这种和其他类似行业衰

    退的最终结果是，在疫情高峰期，整个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2%

    ～4%。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缺口，因为许多这些国家已经不得不将其

    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直接防治这一流行病。这些国家没有为建设基础

    设施和开发新技术投入额外资金，而是被迫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国内

    艾滋病预防、检测和治疗项目上。这是一个使许多非洲经济体尚未复苏就陷入恶性循环的沉重负担。

    与艾滋病对已经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相比，艾滋病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相形见绌。非洲贫穷的工人阶级感染艾滋病毒和死于

    艾滋病的比例远远高于那些收入更高、更容易获得教育、避孕套和抗逆

    转录病毒疗法的人。由于穷人的收入来源非常有限，一个家庭中一个成

    员的丧失或衰弱会使整个家庭陷入无休止贫困的恶性循环。如此巨大的

    损失导致了家庭角色的有害转变，留下来的人为生存而挣扎。例如，孤

    儿通常放弃他们的教育，作为童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帮助支持他们的

    家庭。同样，一无所有的寡妇往往被迫从事报酬极低的工作，并面临被

    虐待的危险。年迈的亲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推到照顾他们

    的绝症子女和失去双亲的孙辈的角色。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一项关于

    艾滋病对津巴布韦老年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多数非洲社群的老年人

    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因为他们一生都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贫穷，而且

    在老年时很容易患慢性病。艾滋病大流行现在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负

    担，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51]这一负担由所有受艾滋病影响的人分担，加深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数百万人的痛苦。它几乎夺走了穷人的一切，并进一步扩大了他们与其他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差距。

    除了阻碍经济增长外，艾滋病还使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先进医疗保健的人的健康状况恶化。除了伴随艾滋病的所有正常疾病外，这一流行病还导致了结核病在非洲的死灰复燃。流行病学家估计，与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未受感染者相比，艾滋病毒携带者感染结核病的可能性是其25～30倍。 [52] 在过去10年中，合并感染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目前占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约12%。结核病/艾滋病合并感染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功能完善的免疫系统（由于艾滋病毒呈阳性），结核病就能在没有太多限制的情况下扩散到整个人体。事实上，合并感染的人发展成活动性（致命）结核病的概率是那些活动性结核病同时艾滋病毒阴性者的15～20倍。因此，结核病已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最大死亡原因。在非洲，合并感染危机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许多流行病学家现在在双重流行病的背景下谈论这两种疾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合并感染导致了一种新的甚至更致命的威胁——耐多药（MDR）和广泛耐药（XDR）结核病。

    同时感染艾滋病毒和结核杆菌的人是结核耐药突变株的理想温床，

    因为艾滋病削弱了免疫系统，降低了抗生素的整体疗效。这种情况的潜

    在原因是抗生素永远不能完全消除人体内的致病细菌，因为抗生素的工

    作原理是抑制细菌的生长或减少足够的数量，使宿主免疫系统将其消

    灭。当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的免疫系统无法杀死抗生素治疗后最

    后残留的结核杆菌。结果，一些细菌在攻击中幸存下来（包括可能的抗

    性突变体），并开始在人的身体中重新繁殖。在不同的人群中用不同的

    药物重复这种失败的抗生素治疗，最终产生了对已知的每一种药物都有

    耐药性的超级结核病突变体。尽管耐药结核菌株可能独立于艾滋病毒而

    产生，但研究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携带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结核菌的频

    率是艾滋病毒阴性者的2倍。考虑到非洲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和历史上

    死于结核病的人数，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统计数字。

    在许多方面，非洲艾滋病毒携带者所面临的社会耻辱与疾病本身一样有害。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同性恋者经历的情况类似，在非洲诊断出艾滋病通常会导致极大的内在羞耻感、社会疏远和有针对性的歧视。在极端贫困的地方尤其如此，因为艾滋病毒阳性而被排斥和拒绝的人几乎没有法律援助或来自公共项目的支持。他们在高失业率、低识字率和高暴力犯罪率的难以想象的困难环境中，经常遭到骚扰。不幸的是，在这些地方，艾滋病毒携带者很容易成为被骚扰目标。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未来

    1984年4月23日，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秘书玛格丽特·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她在会上宣布，艾滋病的病原体已经被分离出来，并开发了一种诊断测试方法。她和帮助开创这些早期成就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站在一起，继续预测说：“我们希望在大约2年内有一种疫苗可以用于试验。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即将屈服于有耐心、有毅力和彻头彻尾的天才。”[53] 这是一个充满了美国人傲慢的大胆宣言，即我们将以战胜天花和即将战胜脊髓灰质炎的方式战胜艾滋病毒。不幸的是，自发表这一声明以来，几十年过去了，人类在获得一种有效的艾滋病毒疫苗方面并没有比那时更接近。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的能力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艾滋病毒已经被证明是“有耐心、有毅力和绝对的天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对手，这种病毒已经被证明对疫苗的研制相对不敏感，因为它具有使自己的外表面蛋白质发生突变的惊人能力。接种一种艾滋病毒株对预防任何特定时间内可能存在于人群中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亚型病毒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一突变问题还与其他几个因素有关，包括艾滋病毒杀死了诱导良好免疫反应所需的细胞，而艾滋病毒蛋白质本身并不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

    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一些公司已成功地将艾滋病毒疫苗纳入第二/第三阶段临床试验。这包括1998～2004年在北美和泰国进行的VaxGen AIDSVAX试验 [54] ，以及2003年开始的RV144试验。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试验都以相对失望告终。只有一种RV144联合疫苗在人体试验中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泰国，2009年）。反复注射疫苗的受试者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比不注射的人少31%。由于弱疫苗比没有疫苗好，科学家们继续研究RV144，希望将来可以对其进行改良，使其更有效。南非2016年开始了一项新的RV144的三期试验，预计将在2020年得出数据。[55]

    当许多科学家致力于研制一种HIV疫苗时，其他科学家则把精力集中在合成能够抑制已经感染艾滋病毒的人身上的化学物质。第一组抗HIV（抗逆转录酶）药物是针对一种称为逆转录酶（RT）的独特病毒酶而开发的。 [56] 之所以选择这种药物，主要是因为正常人类细胞没有RT，而HIV绝对需要它来复制其基因组。因此，抑制RT可以严重损害HIV的复制，但对细胞的自然过程没有显著影响。第一个上市的逆转录酶抑制剂是一种名为叠氮胸苷或AZT的药物。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研究发现，每天大剂量服用AZT，在短期内对抑制HIV非常有效。然而，当HIV阳性患者长时间服用该药时，病毒开始变异并对新药产生抗药性。经过大约1年的治疗，大多数患者的HIV水平和T细胞计数恢复到服药前的水平。而且，早期的AZT配方对每天服用它的人是有毒的，其副作用包括贫血、中性粒细胞计数低、呕吐和肌肉组织退化。

    这迫使艾滋病毒携带者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得不到治疗或服用一种严重降低了他们剩余生命质量的药物而面临死亡。大多数人选择服用AZT是因为它可以为他们争取一些时间，让科学家开发出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到1993年，3种新的（但类似的）RT抑制剂已经投放市场。 [57] 虽然它们的毒性比AZT小一些，但在长期使用后，它们也面临同样的病毒耐药性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RT抑制剂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单独使用，所有这些RT抑制剂最终无法长期抑制HIV。

    HIV治疗学的新纪元始于联合使用多种药物的想法，以及针对HIV酶而不是RT的新药的开发。联合疗法依赖于协同作用的概念，即药物将相互补充，并具有比其个体效应总和更大的效果。同时给病人2种或3种药物可以产生一种“鸡尾酒”，从不同的角度攻击病毒，并降低产生耐药的HIV突变体的可能性。当使用多种RT抑制剂进行实际测试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在短期和长期都更有效。然而，由于所使用的药物都针对同一病毒蛋白（RT），在一些患者中仍继续出现耐药HIV突变体。

    当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针对病毒蛋白酶（PR）的新的HIV

    抑制剂时，联合疗法取得了重大进步。 [58] 蛋白酶抑制剂和RT在HIV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阻止了HIV的复制。当这些药物与两种RT抑制剂联合

    给药时，其结果是一种突破性的药物“鸡尾酒”，几乎可以将HIV从人体

    中清除。病毒载量的大规模减少与T细胞计数的增加和免疫抑制的消除

    相一致。这种混合疗法被称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现

    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安全、有效的药物，包括针对病毒整合酶的药

    物。虽然它并不能真正消除人体内所有的HIV病毒颗粒，但它使病毒颗

    粒的水平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以至于一个人现在可以与艾滋病毒一起生

    活几十年，而不会发展成艾滋病。换言之，HAART使我们能够像用胰

    岛素治疗糖尿病或用可注射凝血蛋白治疗血友病一样治疗HIV。

    HAART帮助将艾滋病从死刑转变为一种可以长期控制的慢性病。

    虽然HAART有助于显著降低发达国家HIV的发病率、传播率和死亡率，但在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却没有那么有效。对造成这种差距的潜在原因的研究表明，主要问题在于贫困社区/国家无力负担和适当分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美国，HAART疗法的平均花费在每人每月1000～3000美元之间。由于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如此高昂的自付费用，大多数人依靠医疗保险、政府项目（如CARE法案）或非营利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不幸的是，非洲，受这一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很少能得到这类资源。他们不仅难以支付医药费，而且许多社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无法确保人们正确地遵循HAART疗法。

    一个由5个联合国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5家大型制药公司组成的全球联盟认识到了成本上升是全球抗击艾滋病毒的主要障碍，发起了一项旨在向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人提供低成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倡议。 [59] 从2000年开始，这项加速获取倡议（AAI）与地方政府合作，确定最需要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并提供只有商业价格10%的药物（由联合国资助）。那些从未接触过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现在活得更长、更健康，并且病毒的传播率也低得多。当该计划开始实施时，全世界2860万名艾滋病毒阳性者中只有约2.5%的人定期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到2016年6月，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近50%，即3670万名感染者中的1820万名。尽管要实现向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HAART的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由艾滋病协会牵头的治疗运动成功地减缓了艾滋病毒在全世界的传播。自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开始大量向穷人分发以来，新感染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了40%以上。考虑到这些药物既不能（像抗生素那样）真正治愈那些已经感染的人，也不能（像疫苗那样）保护未受感染的人，这是一个惊人的趋势。

    我们在如何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理解上的另一个突破来自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确定了许多反复接触艾滋病毒但从未感染过的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种族背景和性活动。这些研究包括从事高风险性行为的同性恋男子、艾滋病毒阳性者的长期异性伴侣以及来自冈比亚的妓女。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能抵御HIV，科学家们分离了他们的免疫细胞，并开始寻找一些共同的基因突变或生化特性来解释他们的先天抵抗力。1996年，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已经发现了导致这种独特性的特殊突变。这种突变是在一种编码CCR5受体的基因中发现的。这种蛋白质位于许多不同类型的宿主免疫细胞（包括T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表面，在免疫细胞在不同组织之间移动的炎症过程中自然发挥作用。正如在此期间发现的那样，当病毒进入人体后第一次附着到巨噬细胞时，CCR5也被HIV用作受体。如果没有CCR5和附着的能力，病毒就不能感染巨噬细胞，这严重阻碍了病毒最终向T细胞的传播。因此，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称为CCR5Δ32）的人可以接触艾滋病毒1000次而永远不会被感染，因为病毒永远不会进入自我复制需要的细胞中。

    CCR5Δ32的发现是艾滋病研究的一个惊人的飞跃，因为它为开发治疗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人为地阻断没有这种突变的人的CCR5蛋白，就有可能在那些已经感染了HIV的人的体内模仿这种抵抗特性。这一想法引发了人们对合成化合物的研究，这些化合物可以作为潜在的CCR5阻断剂（拮抗剂）。2007年，一种名为马拉韦洛克的新型CCR5拮抗剂被批准用于治疗艾滋病。 [60] 该药被发现在阻断艾滋病毒附着方面既安全又有效，这使得许多医生现在将其作为标准HAART治疗方案的添加剂。

    另一种使用CCR5Δ32突变作为治疗HIV感染患者的方法是从具有CCR5Δ32突变的人身上提取骨髓细胞，并将其移植到具有正常CCR5受体的人身上。这样做会彻底改变人体的免疫系统，因为骨髓是体内所有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来源。如果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是HIV阳性的，理论上病毒应该不能感染该骨髓接受者体内产生的任何新的（突变的）免疫细胞，因为他们的新骨髓含有CCR5Δ32突变。

    这种方法的原理验证测试案例于2008年在柏林的一家医院进行。就

    在那里，一个名叫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的病人得知他

    最近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癌症，叫作成人髓性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才能存活下来。知道布朗也是艾滋病毒阳性，医生们就有机会验证他们

    的理论。他们首先发现了几个与布朗匹配的骨髓样本，并确定其中也携

    带CCR5Δ32突变。在确定了合适的捐赠者后，他们开始用辐射破坏布朗

    现有的骨髓，以杀死有缺陷的致癌细胞。然后将来自健康的CCR5Δ32突

    变的供体的骨髓直接注入布朗的几根长骨中。在短时间后，这些新的骨

    髓细胞开始复制并产生新的T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由于这

    些新细胞都有CCR5Δ32突变，他血液中的HIV颗粒无法有效地感染它

    们。结果，他的病毒载量开始急剧下降，他的T细胞数在短短几周内急

    剧上升。他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医生停止了他所有的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的治疗。8年后，尽管布朗没有服用任何抗HIV药物，但他体内的HIV

    水平仍然检测不到。因此，似乎CCR5Δ32移植程序在功能上治愈了他的艾滋病。

    虽然布朗的案例是我们在寻求有效治疗艾滋病毒方面取得的惊人突

    破，但有几个主要问题阻碍了它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实施。首先，这

    个程序要求找到与HIV感染者相匹配的骨髓。在美国目前需要骨髓移植

    来治疗血液疾病的所有人中，大约70%的人必须依靠找到一个曾在国家

    登记处捐献了骨髓的陌生人。由于只有大约2%的美国人在该登记处登

    记过，所以人们（特别是少数族裔）通常要等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找到

    匹配的捐赠者。可悲的是，每年大约有3000人在等待中死去。这些统计

    数字表明，几乎不可能为全世界3670万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中的每一个人

    找到匹配骨髓。其次，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骨髓移植的平均费用

    为50万至80万美元。考虑到大多数艾滋病毒携带者一天的收入不到1美

    元，甚至无法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昂贵的骨髓移植不太可能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应用。再次，骨髓移植极其危险，死亡率高达35%。因此，它

    们通常被认为是致命性血液病患者的最后治疗手段。向艾滋病毒携带者

    提供这种治疗可能会杀死更多的人。最后，CCR5Δ32突变主要存在于北欧血统的白种人以及部分亚洲人和北非人中。虽然大约16%的北欧人的基因组中有CCR5Δ32，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很少有。 [61] 考虑到世界上大多数艾滋病毒阳性者生活在这两个地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分布。因此，即使他们能为所有HIV携带者找到种族匹配的骨髓捐献者，他们中也很少有人真的拥有有益的CCR5Δ32突变。

    回顾自艾滋病第一次被描述以来这35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未来显然不像20年前那样暗淡。我们的集体中“有耐心、有毅力和绝对的天才”为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带来了无数治疗方法、更好的预防措施和更有效的教育。感染率在下降，人们比以前多活20～30年。发达国家和全球救援机构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为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人提供挽救生命的药物和预防措施。如果这种投资继续下去，最终我们有可能看到人类以战胜其他传染病的方式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第十二章 传染病的未来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是否已经在技术上进步到一个大型传染病无法毁灭我们，甚至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的阶段？考虑到以往的传染病让数以十亿计的人丧生或受到重创，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存在，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疾病导致朝代更迭、社会变迁，人类基因突变。然而，在过去的150年里，由于细菌理论的兴起以及卫生措施、抗生素和疫苗的引入，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事实上，在世界十大死因中，传染病目前只占其中的3种。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心脏病和癌症的危险，而不是肺结核和疟疾的致命影响。由于我们控制能力的提高，新出现的传染病很少会引起广泛恐慌或发展成新的流行病。虽然这些趋势似乎表明，我们总体来说正在赢得与这些微观杀手的战斗，但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离全球灾难只差一场传染病的距离。

    传染病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能否摆脱结核病和疟疾等老牌杀手的束缚？有没有什么新的疾病会发展成为致命的传染病？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首先，而且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投入必要的资源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几乎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每一种流行病（还有无数未提及的疾病）仍然在穷人中盛行。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可以用抗生素治疗，或通过疫苗、基本卫生设施可以预防的疾病。

    正如天花和脊髓灰质炎根除计划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致力于消除这些致命疾病，我们就有可能完全消灭它们。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受到最古老病原体的困扰，并面临新病原体的风险。在非洲丛林中的某个地方，总是存在另一种“艾滋病毒”正在发展的可能性；而在亚洲的温暖水域中，也总会有另一种“霍乱”在蔓延。疾病的种子将一直存在，直到我们最终变得积极主动，并与流行病最严重的危害做斗争。

    另一个可能影响我们未来与传染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我们使用武器对付它们的方式。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抗生素和疫苗这两种最强大的武器被用来拯救全世界数亿人的生命。然而，与所有好武器一样，它们的成功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是否能正确使用它们。把枪交到警察手里，它将被负责任地用来拯救生命。把同样的武器放在一个孩子或精神失常的人手中，它会造成毁灭。后一种情况是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公众长期滥用抗生素和针对疫苗的伪科学宣传已经将我们带到了全球医疗灾难的边缘。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危险增加，以及曾经得到控制的流行病的重新出现。尽管它们可能不像埃博拉、寨卡或西尼罗河病毒那样流行，但抗生素耐药性和疫苗错误信息对整个人群的长期健康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出于这个原因，我选择在下面几节中更深入地讨论每一个问题。

    抗生素耐药性——潜在的灾难

    1928年青霉素的发现被广泛认为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们在与鼠疫和斑疹伤寒等致命传染病做斗争中获得了一种新武器，我们不再害怕因分娩、手术或战场上获得的轻微感染而死亡。因全身细菌感染而濒临死亡的人，只要经过几天的抗生素治疗就可以起死回生。这是一个惊人的，几乎是奇迹般的进步，有些人宣称我们终于赢得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对抗细菌性疾病的战斗。

    不幸的是，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世界各地开始出现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其他病原体的抗生素耐药菌株。 [1]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耐药菌株在抗生素进入人群后仅1～2年就出现了。例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于1962年在英国的一家诊所首次被观察到，距离开始用甲氧西林治疗葡萄球菌感染仅2年。随着某些细菌菌株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高，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事实上，2011年一项针对传染病医生的调查显示，他们中超过6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曾遇到过对所有已知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感染患者。 [2] 这种全抗药性（PDR）菌株对现代医学在过去80年中制造的每种武器都完全不敏感。这是一个绝对令人恐惧的发展，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都在争先恐后地寻求答案。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时任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医生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许多利益相关者不采取紧急协调行动，世界将走向后抗生素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几十年来一直可以治疗的常见感染和轻伤可能再次致命。”[3]

    仅在美国和欧洲，抗生素耐药性细菌每年就造成数百万人感染和5万多人死亡。 [4] 这比死于艾滋病、帕金森氏症和凶杀案（在美国）的总人数还多。虽然最重要的耐药病原体是MRSA和XDR-TB，但耐药形式的假单胞菌、肠球菌和肺炎链球菌也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随着这些耐药菌株的流行率逐年上升，死亡人数肯定会增加。一项模拟未来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每年将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感染。 [5] 这是一个惊人的理论统计数字，但这个预测得到了过去20年的趋势支持。除了死亡，治疗抗生素耐药疾病的经济负担预计也是灾难性的。美国每年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约为200亿美元，而工人的生产力损失达到了350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估计在未来35年内，耐药细菌将使美国损失超过60万亿美元，全世界损失100万亿美元。全球GDP总和损失如此之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有研究认为，人类可能正处于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流行病的边缘，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抗生素耐药性不如其他如埃博拉或寨卡这样的疾病更具新闻价值。如果不立即对我们使用抗生素的方式做出重大改变，这种流行病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使我们回到医学的黑暗时代。

    当前的危机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都不愿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抗生素。例如，耐药性增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普通人群长期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被设计成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一定的剂量给药，以确保所有的致病菌都被药物和病人的免疫系统联合杀死。任何干扰这种完全杀灭的行为都会增加存活细菌产生抗性突变或从其他细菌获得抗性基因的风险。例如，许多病人几天后就会停止服用抗生素，因为他们感觉好多了。以这种方式缩短治疗方案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会在细菌完全清除之前降低血液中的抗生素浓度。同样，当人们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时，他们通常会服用放在药柜里的旧的、剩下的抗生素。旧的抗生素会部分降解，这意味着它们含有抑制或杀死细菌所需的抗生素数量不足。在这两种情况下，细菌都能在抗生素的冲击下存活下来，并能活到下一天。

    耐药菌流行加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过度使用抗生素。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抗生素的错误处方率高达30%～50%。 [6] 现在，每一次流鼻涕、擦伤和喉咙痛都会先用抗生素治疗。它们被用于那些甚至没有生病或有病毒感染的病人（病毒不受抗生素的影响）。此外，给病人开广谱抗生素如阿奇霉素（Z-pack）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实际上却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类型的细菌感染。以这种方式盲目开抗生素是危险的，因为并非所有细菌对同一药物都同样敏感。因此，人们可能会不必要地接触到一种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对他们感染的特定细菌无效。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当地居民通常可以在当地药店买到抗生素。由于没有医生或护士的监管，人们只要感觉不舒服，就会随便购买和服用抗生素。像这样的过度暴露是新的耐药菌株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耐药性危机的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原因是在农业中滥用抗生素。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抗生素中，有80%以上用于促进牲畜生长。牛、猪和鸡通常被注射或喂以保持健康的抗生素，以便它们产出更多的肉和其他产品。每天都在预防性地给他们服用抗生素，以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不是等到动物生病再进行治疗。虽然这似乎是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完全合理的措施，但持续使用抗生素会使生活在这些动物身上的细菌对它们产生极大的耐药性。如果人类食用这些动物的肉、蛋、牛奶，但未能正确地处理食物，则他们可能会遭受致命的耐药菌感染。此外，由于90%给家畜的抗生素都是通过尿液排泄到土壤和水中的，所以这些抗生素可以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产生耐药性菌株。种植农作物的农民也对农作物滥用了抗生素，来获取最大利润。例如，种果树的农民经常在田间喷洒抗生素，以防止细菌病毁掉他们的庄稼。所有过量的抗生素最终都浸入土壤并渗入当地水源。这些地区的细菌种群不断暴露于稀释的抗生素中，极有可能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都在试图想出解决办法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过去，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发现或合成新的抗生素来解决。随着一种抗生素的疗效下降，一种新的抗生素很快被引入市场，取代了它的地位。不幸的是，如此之多的抗生素被耐药细菌淘汰，以至于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研发资源从发现新的抗生素中转移出去。1980～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了19种新抗生素用于人类。 [7] 仅仅20年后，这个数字降到只有4种新抗生素（2000～2004年）。抗生素的发现由于耐药性而变得无利可图，因此只有少数公司仍在积极寻找。

    随着寻找更好的抗生素的前景越来越渺茫，许多人开始试图说服医生、农民和公众在使用抗生素时要更加谨慎。医生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被教导抗生素耐药性具有极端危险，希望他们在开抗生素时能更具选择性。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要求医生在开抗生素之前要对感染进行全面诊断，而其他一些国家则从市场上完全淘汰了某些抗生素，以使耐药菌株逐渐消失。与此同时，食品生产中有机运动的兴起也对这一点起到了补充作用，这一运动鼓励农民使用更自然的方法来饲养牲畜，不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在教育公众正确使用抗生素的同时，这些干预措施有望扭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可怕的趋势，并帮助我们避免另一场致命的全球性大流行。

    伪科学的力量

    1998年2月，一位名叫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英国外科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概述了他的观点，即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疫苗会使儿童易患肠道功能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 [8] 这项研究追踪了12名儿童，这些儿童在出现严重结肠炎和自闭症特征性行为症状后被转入儿科胃肠科。韦克菲尔德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详细记录了每个孩子的病史，并进行了广泛的神经学和组织学检查，以观察他们是否能够找出导致其“突然”行为退化的明显原因。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发现每个孩子在接受MMR疫苗后几天或几周就开始表现出自闭症的早期症状。韦克菲尔德利用这些数据证明MMR疫苗接种实际上引发了自闭症的发展。尽管声明“我们没有证明MMR疫苗与所描述的综合征之间存在关联”， [9] 但文章中其余部分所固有的语气和含义却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韦克菲尔德那篇文章的发表在医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曾经庆祝疫苗拯救生命奇迹的幼儿家长现在拒绝给孩子接种任何儿童疾病疫苗。他们草率地驳回了数百年来证明疫苗有效并拯救生命的流行病学和免疫学证据，转而开始相信没有被证明有效的不良轶事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疫苗并没有起作用。在反疫苗接种宣传中，有人声称疫苗防腐剂（如硫柳汞）对发育中的大脑有毒，一次接种太多疫苗会导致大脑发炎，并且疫苗是不必要的，因为卫生条件已经降低了传染病的传播。许多家长甚至开始流传这样的阴谋论：制药公司与美国政府勾结，故意给他们的孩子注射有害的疫苗，只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突然间，每个人都成了传染病专家，因为他们在博客或网站上读到了一篇研究的二手报道。正是这种无知的暴发，使得许多儿科医生现在不得不说服家长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传染病的侵袭。尽管在1994年至2014年的20年间，疫苗挽救了73.2万名美国人的生命，但现在医生还不得不说服家长相信。

    对疫苗安全性的日益关注促使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始研究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的可能联系。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芬兰和丹麦的专家对几千名儿童进行了独立调查，寻找证据支持韦克菲尔德的说法。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MMR疫苗或其他疫苗与自闭症的发展之间没有任何联系。CDC在2011年和2013年的后续跟踪研究（同样涉及数千名儿童）取得了相同的结果。 [10] 作为对大量流行病学证据的补充，研究自闭症患者大脑发育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孩子在子宫内发育时，自闭症的生物学特征很容易显现。 [11] 换句话说，导致自闭症临床症状的异常大脑发育始于出生前，远在他们接种任何疫苗之前。

    “疫苗引起自闭症”于2011年盖棺定论，当时有人透露，韦克菲尔德为了获得他想要的发现，故意改变了他最初研究中的病史。 [12] 对他研究中的12个儿童的重新评估发现，3个从未患有自闭症，5个在接受MMR疫苗前表现出自闭症症状。他也没有透露，在他发表文章之前，一家准备起诉疫苗生产商的律师事务所向他支付了60多万美元。这种公然的欺诈行为导致《柳叶刀》撤回了他的原始文章，并吊销了他在英国的行医执照。

    自闭症的恐慌除了浪费数百万美元和数千小时的研究时间外，还导致了一些以前通过接种疫苗控制的流行病再次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疹。在1963年研制出MMR疫苗之前，麻疹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每年造成100多万人死亡。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麻疹病例和死亡总数开始急剧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麻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极为罕见。美国在麻疹疫苗接种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到2000年已在其境内正式消灭了这种疾病。

    然而，这是一次短暂的胜利，因为第二年由于人们拒绝接种MMR疫苗而报告了新的病例。 [13] 2008年暴发了更大范围的疫情，自那时起，仅在美国就有数千人染上了这种致命疾病。例如：2013年，得克萨斯州北部的一个大教堂在牧师公开表达了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后暴发了疫情。2014年，美国暴发了23起单独的麻疹疫情，导致667人感染。2015年，一名受感染的旅行者将疾病从海外带到加州一个游乐园后，发生了多州疫情。在那次疫情中，超过80%的感染者拒绝接种MMR疫苗，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种疫苗不安全。

    由于反疫苗接种的努力，其他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包括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和白喉，也得以卷土重来。由于对刚上学的孩子进行强制性疫苗接种，这些疾病已经得到控制，并数十年内有所下降。然而，随着一些州允许父母选择不接种疫苗的政策的出台，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涌入游乐场、营地和其他公共区域。这一结果在美国令人震惊——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新增9200例百日咳病例，2006年新增6500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先天性风疹在被消灭了将近10年后再次出现。这种令人恐惧的趋势使公共卫生官员争先恐后地寻求解决方案。

    疫苗错误信息的传播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使得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的流行病继续存在于人群中。上述大多数疾病正在下降到人们开始谈论在全球范围内根除这些疾病的水平。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正在奏效，致命的儿童疾病正在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不幸的是，当我们开始削弱对付它们的最有效武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通过让流行病继续存在，我们给了它们时间和机会，使它们有可能演变成我们无法轻易预防或治疗的疾病。我们是在冒险，如果这些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重新全面流行，我们只能责怪自己。

    此外，对疫苗的故意忽视会危害未来的疫苗接种工作。例如，如果我们最终成功地研制出一种有效的艾滋病毒疫苗，那么反疫苗活动可能会阻碍公众的接受，并最终延长艾滋病的流行时间。这种确切的情况出现在抗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发布之后。CDC、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这些疫苗——佳达修（Gardasil）和卉妍康（Cervarix）——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它们既安全又有效。它们可防止感染致癌的HPV菌株，并保护女性人群免受致命的宫颈癌的侵害。实际上，有几项研究发现，在有疫苗的地方，HPV的传播率下降了60%以上。 [14] 此外，从未有任何疫苗造成严重副作用的证明病例。尽管疫苗接种取得了成功，但“反疫苗接种者”仍在使用伪科学和制造恐惧的手段来吓唬人们以不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这个决定正在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 李大钊之死

    0. 简要经历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出生后6个月，父亲因病去世，一岁半时母亲病故，祖父李如珍将他抚养成人。

    李如珍注重对李大钊的培养，让进入学堂学习。

    1899年，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女子赵纫兰结婚。

    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天津），从预科到正科，直至1913年毕业。

    1913年，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后回国。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6月，李大钊与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冬，李大钊参与主编《新青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1921年，在李大钊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并在李大钊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国民军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各学校、工会等两百多个团体共十多万民众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死伤枕藉，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人员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三一八”之后至1927年2月，北京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增至4300余人。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阵容的联合战线一一国民党联席会议，或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社团。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11人中，属于共产党者5人，他们是李大钊、吴可、谢伯俞、莫同荣、谭祖尧；属于国民党者6人，即邓文辉、萧忠贞、郑积兰、刘耀西、路友于、李寿雍。

    1926年4月16日，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段祺瑞垮台，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

    北洋军阀反对“赤化”。因为国共合作，其将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写信对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李大钊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赶到孔德中学，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李大钊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1. 被搜查

    起初，对于李大钊，张作霖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随着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强大，张作霖逐渐对李大钊有了提防。

    令张作霖愤怒起来的是李大钊策反了他手下的一员军事人员郭松林，这件事让张作霖元气大伤，甚至险些丧命。

    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努力之下，冯玉祥成功地和南方革命政府联合了起来。联合之后，他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打击奉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遭到重创。

    张作霖坐不住了，准备展开行动。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对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实行通缉，从这一天起，李大钊等人便转入地下斗争。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所属位于大使馆西院的一个废弃的兵营。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

    张作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 Dijk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欧登科默许了张作霖进使馆区搜查的行为。

    张作霖派京师警察厅日夜监视苏联大使馆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秘密逮捕。监视发现一个叫李渤海的人出现频率非常高，十分可疑。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吴郁文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他们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没能经受住酷刑的考验，交代了自己是李大钊交通员的事实，“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

    掌握情况后，张作霖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张作霖布置的所谓秘密行动，很快被泄露出去了。杨度派人递消息给李大钊，让他赶紧跑路。但李大钊坚信张作霖不敢进苏联大使馆，自己是安全的。

    2. 进入苏联使馆抓人

    李大钊等人的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后，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奉系军警即“构陷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

    1927年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1927年4月6日，该日为清明节，小雨。

    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人界，不得拦阻。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苏联大使馆保卫部队鸣枪示警，军警突然拐了个弯，冲向了苏联大使馆隔壁，这里正是李大钊居住的俄军旧兵营。兵营守卫看到大事不妙，赶紧将大门关了起来，同时苏联大使馆士兵开始对天鸣枪，要求这些军警立即滚蛋，气氛异常紧张，但是军警人多势众，每人都携带武器，未理会苏军警告，直接撞开大门，将兵营里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

    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此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上7点。

    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李大钊全家都被抓了起来，除了长子李保华。李葆华恰巧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第二天，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把他送到哥哥沈士远家躲避。几天后，沈尹默认为哥哥家离侦缉队太近，不安全，又请周作人把李葆华带回家中保护起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中藏了一个多月。后来，沈尹默、周作人让李葆华化名杨震，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

    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

    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

    3. 苏联方面的反应

    奉系第二次入关，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

    1926年3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4月26日，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京报馆，逮捕并枪杀了该报社长邵飘萍。

    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1926年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而遭处死。

    而抓捕李大钊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对于此次抗议，顾维钧心怀异议，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摸不着头脑。

    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 1927年4月7日清晨， 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

    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的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

    张国忱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4.被捕后各方的活动

    李大钊等人被捕引起极大震动。

    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

    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

    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纷纷要求张作霖立刻释放李大钊。

    众多社会组织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努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营救李大钊的行动，并且强烈反对张作霖对李大钊动用私刑，要求立即释放李大钊。

    抓捕到李大钊之后，张作霖想要立刻将他处决。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压力，考虑到除了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之外，李大钊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使得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

    军阀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力主“处以极刑”。

    蒋介石亲自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处以死刑。

    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

    5. 法庭判决与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

    法庭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 “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并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张作霖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个把小时后，然后宣判李大钊死刑。

    4月24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28日，由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厅推事)、周启曾(北京卫戍司令部执法官)和检查官杨耀曾等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开庭。

    由于对李大钊等人的判决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经商定”，因此，“特别法庭”在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讯后，至中午时即宣读了判决书“认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为共产党，由审判长何丰林判定死罪执行绞刑，舒启昌等四人情节较轻，各处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仅属附和，各处徒刑二年”。

    法庭给李大钊定的罪名是：“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

    对此，李大钊没有申诉，只提了一个要求，表示自己不想死无全尸，不要使用枪决。张作霖答应了这个要求，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最新款的绞刑架。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另有说法：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和其他被捕的革命人一同被拉到了刑场。刽子手执行了三次，每次等到李大钊快要窒息的时候，刽子手就会放他下来，让他重新呼吸，然后再次执行新一次的绞刑。整个绞刑过程持续了四十多分钟。

    另有说法：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挹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6. 安葬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今宣武医院附近）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7. 追凶

    建国以后，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让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发出红色通缉令。

    1951年6月，铁道部抓捕了一名身份特殊的特务。这名特务名字叫做阎振郎，是抓捕李大钊活动中的主力之一。

    据阎振郎口供，北京的公安将杀害李大钊嫌疑人锁定威吴郁文、雷恒成、陈兴亚等人。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信息，据一个被抓获的军统特务交代，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1927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逮捕审讯李大钊），现在换了个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楼湾。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和被捕特务的指认，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不过此时其已经身患重病，未执行，关押后于1953年病死。

    雷恒成（清朝皇室远亲，长期在京师警察厅工作，带队搜查苏联大使馆）解放后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在北京城里到处混，被熟悉底细的人举报，经过身份核实后，华东公安部给出的判决非常简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李大钊死刑的王振南，一直担任京师审判庭的法官，1955年被抓获，1957年被枪毙。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被张作霖抓住后把李大钊出卖了。李大钊被捕后，李渤海被释放，为张作霖所看中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西安事变时，李渤海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立下了大功，后来还被蒋介石关了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他并未遭到清算，还成为静海区的人民代表。1955年，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狱中。

  • 吕翔：实名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学术造假

    此文始见于2020年11月19日，此处系整理而得，内容不完整。

    吕翔举报材料下载

  • 关于华中农业大学黄飞若的举报信

    联合实名举报下载

  • 哈维尔·米莱：达沃斯论坛演讲（2024.1.17）

    　　下午好！非常感谢。

    　　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不幸的是，近几十年间，受一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人的驱动，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我们所称的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但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一下数据，展示了为什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也是唯一符合道德的能实现此目标的制度。如果我们观察经济进步的历史，可以看到，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你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演变图，你会看到一个曲棍球棒形状的图形，在90%的时间里保持恒定，却从19世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

    　　这段停滞历史的唯一例外是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除了这个例外，在公元零年到1800年整个时期，全球人均GDP停滞不前。现在，不仅是从采纳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之后，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而且，如果你查看数据，你会看到增长在整个时期内持续加速。

    　　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没有增长。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现在，如果你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而是66年。

    　　如果你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为2.1%，这意味着仅需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这一趋势远未停止，迄今仍在持续发力。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也就是说，当你观察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超过15倍，这意味着增长的繁荣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我们应该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之前降至了5%。

    　　结论显而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上述实证证据无可置疑。因此，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而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称其不公正。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

    　　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发现过程，他们将破坏资本家的激励，后果是他们生产将会变少，馅饼将会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集体主义通过抑制这些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最终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种不仅让世界上90%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正的经济制度，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诋毁它的呢？

    　　多亏了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尤其如此。

    　　因为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比压制性的国家富裕12倍。自由国家中所得最少得10%的群体比压制性国家中的90%的人口生活得更好。自由的国家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25分之一，极端贫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制性国家的公民长25%。

    　　那么，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让我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的话，他说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其基本机构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而实现。

    　　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的福祉做贡献。归根结底，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为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我所指的理论框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它设计了一套工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败，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以所谓市场失败为借口，引入监管，这只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

    　　问题主要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败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市场不是描述供求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败是一个悖论。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够实施强制的只有国家，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败，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市场失败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所谓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是经济体中的集中结构。然而，如果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功能，其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集中结构，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

    　　这不是很有趣吗？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八到九倍，而人均GDP仍增长了15倍以上。因此，回报在不断增长，这将极端贫困从95%降至5%。然而，存在不断增长的回报涉及到集中结构，我们称之为垄断。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创造了如此多福祉的东西却是市场失败呢？

    　　当模型失败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怪罪于现实。他们不应该对现实而是应该对模型感到愤怒，并改变模型。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说，他们希望通过攻击所谓的市场失败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为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也阻碍了经济增长。例如：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

    　　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这些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荒谬和非自然的男性与女性之争。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性别之间的平等。我们信条的基石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我们都拥有创造者赋予的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权。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所导致的只是更大的国家干预，阻碍了经济过程，为那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官僚提供了工作，例子包括妇女部门或致力于推广这一议程的国际组织。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所产生的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我们阿根廷人非常了解的现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经历这一切是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自从我们决定放弃让我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我们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警告你，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因此，在结束时，我想对在场的所有商业人士，以及那些虽然不在场却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说一句话：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不要听任何人说，你的雄心壮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赚钱，那是因为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普遍的福祉。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逼近。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你们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请放心，从今天起，阿根廷是你们无条件的盟友。

    　　非常感谢，自由万岁，妈的！

  •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

    　　一位历史家在评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的时候说：　　
    　　“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从法西斯（Phasis，今苏联高加索巴统附近）到赫拉克里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从敖德萨（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亚班加西附近），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些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是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就历史记载而言，文化上落后于希腊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亚洲诸大王国，比之希腊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国要幸运得多。代代相承的国王，统治着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土，为国家档案提供几乎是老一套的编年史；……又，王朝国家的疆域无论如何广阔，汉谟拉比（巴比伦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诏旨总是驰传于全国的：一个帝国为历史提供了描述和记忆的地理范围。但是，从亚该亚人的来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的进犯（希波战争）为止，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愈来愈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不，还不止这些，围绕某个提佛（Thebes，旧译忒拜）某个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诸中心的周围，或在伊奥利亚（Ionia，今土耳其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利比亚，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远西（以马萨利亚Masselia 即今法国马赛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结成集团的，有合并的，有近邻同盟，有统一运动；但是你仍然不能通过推理从树木看到森林……”（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第V 卷第19 章，Herodotus and Thucydides：by R.W.Macan，ch.19，vol.V，c.a.h.）
    　　
    　　这位历史家说的是迈锡尼时代后期到希波战争以前约七百年间的希腊，那么希波战争以后怎样呢？是的，领导希腊人抵抗波斯进犯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希腊本土的这两个强大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迩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
    　　这种历史上少见，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更觉难于理解的现象，首先可以用希腊的城邦制度来加以解释。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是很小的：　　
    　　“除斯巴达（Sparta）而外，阿提卡（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相当广阔，却一直处在一个单一意志指导之下的国家，和阿提卡的1000平方哩（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本书作者）的领土相比，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领土是很小的，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领上面积平均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本书作者），西息温（Sicyon）140，夫利阿斯（Phli-us）70，科林斯（Corlnth）350，优卑亚八城平均180，甚至只有一个城邦的海岛基俄斯（Chios）只略多于300，而此岛还是最大的。塞维阿?赛尔彼喜阿斯（ServiusSulpicius，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将军）写信给西塞罗说：‘当我从亚洲回来，从埃吉纳岛（Aegina）航行到麦加拉（Megara）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我周围的地方。在我后面，我可以见到埃吉纳岛，前面看到麦加拉，右面庇里犹斯（pireaus，雅典的海港），左面科林斯。’”（阿德科克：《希腊城邦的兴起》，第Ⅳ卷第26章，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by，Adcock，ch. 26，vol. N，c.a.h.）
    　　
    　　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那些握有霸权的“大国”，企图控制它们，往往也确实控制了它们，然而很少有吞并掉它们的。即使某个城邦被它的强大邻邦所真正毁灭了，不久，战胜了这个邻邦的另一个霸权城邦也会来“兴灭国，继绝世”，召集流亡在外的公民把它恢复起来。
    　　
    　　“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这种个性愈是高度发展，愈是强烈地被意识到，就愈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务。……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防卫的意志超过了攻击的意志。事实上，领土的扩张亦即东方诸帝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在希腊诸城邦却出奇地微弱。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同上）
    　　
    　　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查考一下希腊语中关于城市、城邦、政治、政治学等名词的变化，也是很有趣味的。吴寿彭在《政治学》译注中说：（以下，希腊文词汇都用拉丁字母写出）　　
    　　“‘波里斯’（polis）这字在荷马上诗中都指堡垒（城堡）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斯’（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斯’。堡垒周围的市区称为‘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斯’，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
    　　……由‘波里斯’衍生出几个重要名词：（一）Polites（波里德斯），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二）Politela（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定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三）Politeoma（波里德俄马）：（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波里德亚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从‘波里斯’孳生的词类还有形容词Politikos，作为名词……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还泛指各种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Politics，亚氏原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技术，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团体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下同]第110页译注）
    　　
    　　关于希腊城邦的“波里德亚’（Politeia），亚里士多德说：　
    　　“这里，我还得陈述‘波里德亚’（Politieia）和僭主政体两个类型……‘波里德亚’的通义就是混合（寡头和平民）这两种政体的制度；但在习用时，大家对混合政体的倾向平民主义者称为‘共和政体’，对混合政体的偏重寡头主义者则不称‘共和政体’而称贵族政体……”（同上书，第198页。）
    　　
    　　我认为，希腊人习惯于把非王政的政制，不管是贵族还是共和，称做“波里德亚”（Politeia），这就是“城市国家的政制”的意思。贵族平民（或共和或民主）之分是后来的事，开头的时候无非是贵族制度——不过那是合议制，而且，最初说不定还是平民的哩——因为始建一个殖民城邦，人数有限得很……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究竟是一些什么历史条件，演变出来这样一种制度，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在探讨这个历史过程以前，有必要先把城邦这个概念弄清楚一下。
    　　
    城邦的自治

    　　前面已经说过，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的国家。那种国家是“领土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了。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换一句涉及到下面将要详加讨论的“政体”问题的话来说，领土国家设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异于“领土国家”的“城市国家。”
    　　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霸业”。盟主向加盟国家征收贡赋，要他们出兵加入盟军，在不同程度上干涉加盟国家的内政等等。不过，第一、盟主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五霸时代的政治，至尊和至强不是集于一人的。至强的是霸主，至尊的是天子即周天王。“尊王室”是霸主的霸业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希腊历史上这样的王权是有过的，后面还要说到，不过，至少从公元前11世纪起，就样的全民族的“神授”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了。）；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论上盟主不能委派加盟城邦的执政者，虽然扶植加盟城邦内亲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总是少下了的。帝国既非郡县制的帝国，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起码还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另一方面，希波战争以后，亚历山大征服以前，一百四五十年间希腊的“帝国”亦即“霸业”，变动实在频繁，“霸权”从雅典手里转移到斯巴达手里，又从斯巴达手里转到提佛手里等等，可是域邦还是这些城邦，灭亡了的是有的，例如米罗斯（Melos），但那是极少数。于是，城邦的意义也就大大超过了一个帝国内的自治共和国，以后亚历山大征服结束了城邦分立的状态，但是，城邦政治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所以，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迈锡尼诸王），然而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存在了。其次，春秋及春秋以前，诸小国一直处在相互兼并过程中，这种兼并过程，直到秦始皇的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大帝国才告结束。在此以前，虽有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的绝望号叫，兼并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这样的兼并，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即其一例，然而兼并受到极其强烈的抵抗，以至例如斯巴达就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见后第四章）。自此以后，希腊世界内部政治上的集团化，一般都采取“同盟”形态，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
    　　
    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

    　　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点，可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则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予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里土多德：同上书，第199页。）
    　　
    　　直接民主制度，可以以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公元前443—429年）为例。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问题，城邦粮食问题，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握有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雅典的公民总数，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人。当时的实际政权由“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将军任满离职要接受审查，有叛国行为或作战失败的要受到裁判，法庭和公民大会可以没收其财产，可以加以放逐或处死等等。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
    　　
    公民与公民权
    　　
    　　那么，什么是“公民”呢？从字源上来说，“公民”（Polites）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参见前面谈到的“波里斯”（polis）衍生出的几个重要名词）。不过，在古代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决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桨手（希波战争前后，希腊战舰兼用风力和人力。当时比较旧式的战舰，每舰有五十个桨手，比较新锐的战舰称为三列桨战舰，桨手分布于高低三排坐位上，每舰备桨手一百五十人。）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三十僭主之治”的时期，僭主们规定雅典公民只能有五千人。“三十僭主之治”被希腊人看做政权被僭夺的时期，当时的五千人连名单也未公布，所以只能称是变态，不能算是常态。在通常状态下，希腊诸城邦的公民资格虽然有种种差异，凡是自备甲胄武器，不领薪饷地参加公民军的那部分成年希腊居民，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年人在内，总是它的公民，或至于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这并不是说，无公民权的外邦人、农奴如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就没有从军义务了。他们也要从军，不过在军中参加辅助部队或任军中杂役。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也有征召“买来的奴隶”当战舰的桨手这类事情发生，不过这终究是少数。
    　　“公民”、“公民权”等等，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埃及、两河流域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帝国。要详细考证这种政治法律概念在希腊起源于何时何地，怎样进一步演变到古典时代那样明确的程度，即使在直接继承了希腊文明的西方，那里的史学家拥有大量文献碑铭和地下文物资料，这个任务也许也不是容易的。看起来，这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正如Polis一词从城堡变成城市，变成城市国家一样，“组成城市国家的人”即“Polite”，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次又一次发展它的涵义，同时也加上一重又一重的限制，逐渐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下述定义中的公民和公民组成的城邦：
    　“（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亚里士多德：同上书，第113页。）
    　　
    　　亚里士多德上述定义，是从公民权利方面来界说公民的涵义的。假如我们参照希腊城邦的兵制即公民军或“民兵”制度，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两方面一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构成这样一个概念，即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有“执于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同时有权参加城邦内议事或审判的职能，这一方面可以借此理解城邦的“主权在民”及直接民主制度的诠释，借此理解“公民是自己的主人”，“公民是轮流地统治或被统治”，或用吴寿彭的译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叫做“轮番为治”的意思，希腊有过以中小农公民为主的农业城邦，它们的基本人口是公民及其家属，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显示出来过强大的威力。然而，我们也应该把“主人”一词，理解为公民是城邦内一切非公民——农奴、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甚至他们自己家里的妇女与小孩子的“主人”。希腊的奴隶制（包括农奴制）固然有其自己的历史，后面我们还要专节介绍，不过城邦及其公民的涵义，本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出来奴隶和奴隶制的概念来的。
    　　
    兵制——公民军
    　　
    　　前面已经指出，希腊诸城邦的军队是公民军，它是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每个战士的甲胄、武器、马匹，都是由自己出资购办，而不是由国家供给。战时在营时期，给养通常也由战士自备。战时给养自备看起来是离奇的，但是只要想到，在著名的几次大战争以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希腊诸城邦所碰到的“战争”，多半是相邻的两个城邦或几个城邦之间的局部冲突，战争不过比一比胜负借以解决某项争端，通常不致发展到有关城邦存亡的地步。那就可以设想，这种制度完全是行得通的。希波战争以后，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时及战后，战争愈来愈频繁，这种公民军制度也愈来愈行不通。开始是公民军领薪饷，以后是雇佣军逐渐取代公民军，随之而僭主政治逐渐代替“主权在民”的政体，那时希腊的城邦制度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公民军不是常备军，雇佣军才是常备军。一般说来，公民军的统帅是选举的，唯有斯巴达有常任的统帅——它的两个王。（参看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62页。斯巴达的两个王产生于两个有势力的氏族，即阿基太族（Agidae）与欧里篷提泰族（Euripontiadae）。王——巴西琉斯——统率国军（征战时由二王之一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并执行某些祭礼的职权。——编者注）在古希腊史籍中我们常常读到，著名的统帅如彼奥提亚（Boeotia）的埃帕梅农达斯（Epaminondas）在他当过将军，任期已满而未被连选为将军的时候，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从军作战，顺便说说，古希腊的军队人数一般并不太多。亚历山大出征波斯，出发时全军不过三四万人。除此而外，战争双方各有三五千重装步兵的战役就是很大的战役了。一方面因为军队人数较少，一方面因为希腊人重视个人勇武和体育锻炼，所以战争中的统帅都列在军阵内参加战斗，而不仅仅是“指挥员”。
    　　古希腊的公民军制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制显然大有区别，这里不打算作详细比较。军制不同，武器供应方式也随而不同。希腊公民军武器甲胄既由从军公民自备，所以武器制造作坊是一项重要的私人企业；我国则自殷代以来，武器制造就由王家垄断，所以有“食官’的“百工”……
    　　
    官制
    　　
    　　“主权在民”的希腊城邦的“官制”，也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亚里士多德介绍为：（一）将军或统帅，（二）市场监理，（三）城市监护，（四）公共水源管理，（五）乡区监护，（六）司库，（七）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八）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均见《政治学》，第329—338 页）。这些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其中，执罚员或典狱官有青年公民帮助他们执行职务。其他行政职务，在小邦无须常任吏员，在大邦如雅典，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的，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尤其有趣的是，雅典有常备警察，他们是国家买来的奴隶，通常是斯基泰人（居于黑海北岸南俄草原的一个民族），称为“弓手”，或称“斯基泰人”。然而，这些奴隶的待遇倒还不错，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居住的地方等等……
    　　希腊城邦行政官制的另一个特色是，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这样的做法，公民大会就要宜接处理许许多多具体行政事务，不免有轻重并列本末倒置的危险。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于是由议事会（它由公民大会选任，或由城邦的每一个基层组织如村坊（Demos）各别推选定额人员组成）对应该提交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和报告先行预审，分别轻重缓急，也许还附加处理意见，然后提交大会。公民大会人数众多，无法进行详细讨论，通常只能就议事会提出议案加以批准或否决，所以议事会是一个实际掌握行政权的机构。
    　　以上介绍，实际上已经超出我国传统的所谓“官制’，亦即行政机构（或者按照西方传统称之为“官僚机构”）的职掌、分工、品级、编制等问题，而涉及到整个政制问题了。确实，希腊城邦政制，不许有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使得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只成为“陪衬”这个行政权的“清谈”的议会，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任的，法庭也得对公民大会及议事会负责，重大讼案的上诉和终审机构是公民大会本身。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古代希腊所不知道的。理解希腊城邦政制的这个方面，再来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确实可以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何以倡导直接民主制，何以猛烈抨击“议会清谈馆”，获得深一层的理解。
    　　正如希腊的兵制一样，希腊的“官制”也和我国古代“官制”有原则上的区别。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专制君主下就已经有十分发达的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了。《周礼》列举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固然是战国和汉代官制的杂凑，西周初期周王廷下面的庞大政府机构，从郭沫若考释的西周金文也可窥见一二，这种传统大概还可以推溯到殷代……
    　　
    城邦的自给和闭关主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有“自给生活”一语，这在理解希腊城邦制度时也是极端重要的。自给（Antarkeia，Antarky）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一个城市国家，除非像斯巴达那样禁止贵金属流通。严格禁止奢侈，当然谈不到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给，即没有原料与市场的对外依赖。上面所谓的自给，既指通过某种经济政策保障城邦的粮食供应（如在雅典）之类的经济问题，也指限制外邦人购买地产，借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法权问题，恐怕也推及于城邦的一般的闭关主义：外邦人没有公民权，也不能入籍为公民，力谋使城邦成为它的“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变例是有的。从“放宽”一方面讲，梭伦立法允许外邦人入籍（见后），因为那时雅典力图发展它的手工业，借此吸收外国艺匠（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到雅典来。从“抓紧”一方面来说，斯巴达为了害怕外邦人带进来有碍于它的严峻的军营生活和军事纪律，实施排外条例，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除此而外，希腊城邦如雅典允许外邦人入境，甚至允许希腊的或非希腊的蛮族外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然而不得入籍为公民，不得购买土地，与本国女子结婚不得视为合法婚姻，还要交纳雅典公民不交的人头税等等。我们只要想到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一般超不过我国一个县，其中有些城邦是全希腊的经济中心，是古代的大城市，它的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大量人口到那里去，我们就可以想见，这种闭关主义和自给自足，造成了公民和外邦人间怎样的严格界限，又怎样不可避免地促成奴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了。在并非经济中心的农村地区如斯巴达则有农奴制和边区居民制度，它们的存在，是这个“维持自给生活……的公民集团”性命攸关的前提条件，所以斯巴达要有十分严峻的制度来维持这种残酷的阶级统治。
    　　然而，城邦的自给原则和闭关主义，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的状况下，确实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国际惯例，这就是后代国际法的萌芽。这些国际惯例中，首先是“外侨招待制度”，即规定公民根据互惠原则招待外侨的一种制度。塞尔格耶夫（Cepreea）引公元二世纪希腊作者波吕克斯（Pollux）的话说：（Ceepreen)　　
    　　“招待外侨者乃是居于别邦（指本人的城邦）而对全邦（指外人的城邦）作一般性服务的人，例如，负责供给外来者的住宿，在必要时替他们找到公民大会的进程或者剧场的坐位。”（《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27页）
    　　
    　　招待者的服务是自愿的，也是荣誉的。这种招待者逐渐成为两邦政府的中间人，外交谈判通过他们进行，到城邦来的使节也先到本邦的招待所，这是后来的使馆和领事馆的萌芽形式，不过招待者不是外邦派遣的使节，而是本国公民为外国办理他们的事务，并且始终保持着私人待客的性质而已。频繁的国际交往又发展到两邦间订立等权协定，即许给一国公民在别国享有该国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法和私法上的权利；它还发展成为商业条约，即规定不同城邦公民间有关商业、信贷业务、各种买卖契约的种种诉讼程序上的法规的条约；发展成为国际仲裁的惯例，仲裁者是争端双方同意的第三者等等。
    　　同样的原因，在希腊诸邦之间也逐渐发展出来一套关于宣战媾和、同盟条约、和平条约、交换战俘、为发还对方阵亡者尸体而协议休战等等国际惯例。我们读古希腊作家留下来的史籍，比如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往往不免怀疑，那里所说的一套国际惯例是不是把古史现代化了。然而作者确实是生在希腊的古典时代，而且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一个方面军的将军，因战败撤职而从事写作的。
    　　
    “法治”的城邦
    　　
    　　正如自给自足和闭关主义的城邦，在国际交往上要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萌芽来一样，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城邦既然是“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别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体主义，所以，它必须有规章，要按规章治理。同时，城邦既然是自给的和闭关的，它也必须有各种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给的和闭关的生活，这就是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于是政治和法律两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柏拉图的主要政治著作之一题为《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同样性质的著作题为《政治学》。“立法者’（Law giver）是政治家，而不是法典的技术性的编纂者。
    　　由此又派生出另外一种重要的后果。城邦的公民是分为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各种政策的制订和政务的执行，私法、刑法法典的制订，重大诉讼案件的判决，都与相互冲突的各阶级利益有关，一句话，城邦的法律反映统治城邦的阶级的意志。虽然如此，凡包括在公民团体内的各阶级，既然都有参预议事和审判的权力，这些阶级相互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表现为公民大会内、议事机构内、陪审法庭内的合法斗争。唯有当阶级对抗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时候，才会演变为政变或革命，亦即演变为法律以外的暴力斗争。至于公民团体以外的，亦即在法律上没有政治权利的那些阶级对公民团体或公民团体内某个阶级的斗争，那只有一开头就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激烈形态，这就是斯巴达的农奴暴动，雅典等城邦奴隶逃亡和奴隶暴动等等。这也就是说，城邦制度使得公民团体以内诸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组成为各有自己政纲的政党或政派，使宪法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直接反映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的这种形态不见于专制主义的王政国家。在那里，相互对抗的各阶级利益不可能表现为各政党各政派的政治纲领，因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政党，斗争也不可能在“宪政”范围内进行，它在平时采取曲折得多隐蔽得多的形式，到矛盾尖锐到极点的时候，就要爆发为武装起义和王朝更迭了。
    　　
    城邦能够发展成为帝国吗？
    　　
    　　本节一开始，我们申诉了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然而必须指出，古代希腊并非没有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这里所说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并不是指若干城邦的联盟，因为联邦内诸邦是自治的，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主权，这里指的是斯巴达，某种程度上特萨利亚（Thassaly）也是，拿斯巴达来说，它以万人左右的特权公民统治区域广阔的“边区居民”所住的区域和市邑，统治为数众多的农奴身分的黑劳士。“边区居民”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呢？修昔底德（Thucydies）告诉我们，斯巴达南边一个海岛锡西拉（Cythara），为边区居民所居住，有他们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范围内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然而，斯巴达的军政大计他们无权参与，他们的城市还有斯巴达特派的“事务官”（总督），他们要交纳贡赋。（参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297页）斯巴达的边区居民占地辽阔，锡西拉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以锡西拉的例子来推论，由万人左右的公民组成的斯巴达国家分明是一个领土国家，锡西拉之类边区居民城市则是这个领土国家的一个自治市。
    　　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西方历史家通常都赞同这种说法。它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有这样一个变例，不足以变更希腊史上城邦制度的特点，何况它的政制中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等等特点，大体上和一般希腊城邦还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古希腊的城邦，有的事实上是领土国家，那么，一般说来，强大的城邦可以通过征服建立一个帝国吗？
    　　古希腊的史实，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作了否定的答复。斯巴达的“边区居民”诚然是通过征服而臣服于它的，但是当斯巴达想进一步征服更多的地方时就碰了壁，而且，正是为了保持已经臣服于它的边区居民和农奴，才使它不得不在它的公民集团中建立那么严峻的一套制度。变例是有的，今南俄克里米亚和塔曼两半岛上的潘提卡彭（Panticapaeum）和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的希腊殖民城邦后来蜕变成了王国。上世纪英国希腊史家格罗脱（Grote）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两个地方的环境有利于僭主招募非希腊人为雇佣兵，王国是依靠雇佣兵建立起来的。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为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的城邦，邦与邦之间，本邦公民与非本邦公民之间的界线十分森严，这种制度本身和为建立一个帝国所必要的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
    　　当然，希腊史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是最后的，最后的答复是罗马史作的——罗马帝国分明是城邦罗马在大征服中建立起来的。不过罗马史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城邦制度如果说还有不少长处，那么所有这些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侯，几乎全都转化成为反面的东西，成为丑恶不堪的东西了。

    城邦制度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吗？

    　　我们把什么是城邦制度在概念上略加澄清以后，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是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又怎样演变过来的？接下去，我们还要对它的发展和消亡过程，它的长处和弱点，它对后来历史的影响略加探讨。
    　　许多著名的历史家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有十分肯定的答复：城邦制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能不问，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涉猎一下中国以外几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东方史中，政制的演变倒是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
    　　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那在遥远的古代，不可能见于史籍。部落王通过兼并建立起来一个王国，他自己部落内与他一起从事征服的战士成为新王国的贵族，被征服部落的人民成为新王国的臣民。随后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绩，在征服中建立起来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但唯有当“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神授王权”历久不变，“神授王权”的“政体”，按黑格尔的说法叫做“东方专制主义”，其性质和城邦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既然东方各国政制演变有其通例，希腊城邦制度则是例外，那么何以同样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出发，后者直接演变成为城邦制度，前者都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地走上“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了呢？从亚里士多德起，许多西方史家对此作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斩钉截铁的解释，言词虽不尽一致，却可以亚里士多德下引几句话为其代表：
    　　
    　　“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按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政治学》，第159页）
    　　
    　　看起来，身为亚洲人的中国人的我们都没法“接受”亚里士多德和与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释的。
    　　“没法接受”，多少有点感情用事，就是我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样侮辱性的解释。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如果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办法？可是，历史研究确实证明了这样的史实：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于是，我们东方人在比较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和希腊古代城邦制度的截然区别之后，理该进一步探索：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样发展演变，它对后代历史留下了什么影响？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以下，我们就来逐步展开这一探索。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希腊史上的所谓英雄时代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古代史研究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比如说关于希腊史的研究吧，所根据的主要是古典时代及其后的希腊历史家留下来的史籍，加上长期来搜罗到的碑铭和文物。在古代希腊典籍中，最古的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和希西阿（Pesiod）的《神谱》及《劳动与时令》等诗作。其中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叙述了亚该亚人“万民之王”亚加米农（Agamamnon）远征特洛伊（Troy），也就是以木马计著名的那次战役的故事；《奥德赛》所说的则是特洛伊战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us）战后回国——他是希腊西海岸今科孚岛附近的伊大卡（Ithaca）岛上的巴西琉斯（Basileus，即王）——航海历险的故事。这是些文学作品，古时的希腊人虽然很认真地把他们当作可靠的历史，有时并根据《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来解决各邦之间领土上的争端（因为“船舶目录”历数了当时各邦所属的领土），在19世纪的疑古空气中，它们被看作并非信史的传说。真的，古代希腊类似荷马（Homer）史诗这样的英雄传说还有不少，其中有卡德摩斯（Cadmus）在提佛播种龙牙，长出许多战士，经过互相残杀的搏斗，剩下几个人建立了提佛城的故事；有伊阿宋（Iason）驾驶亚尔古（Argos）号船远航黑海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等。古典时代的希腊悲剧作家取材这些英雄传说，写成许多艺术价值很高的悲剧留传于世，这些戏剧毫无疑问地也丰富了这些传说。又，希腊的神是一些神人同形的形象，他们有七情六欲，喜怒悲欢，神还与人结合，生下来的后裔就是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们。这样，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传说中的人扭合在一起，史诗的历史价值显得更为可疑。十九世纪的英国希腊史家格罗脱干脆把希腊史的信史时代定在有碑铭可据的第一届奥林匹亚（Olympia）庆会（公元前776 年），在此以前，历史家几乎一致把它归入传说时代，并正式称之为“英雄时代”。
    　　英雄传说中有王，希腊语称为巴西琉斯（Basileus）。有小地区上的王，例如伊大卡岛的巴西琉斯奥德修斯，有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他是有权统辖全希腊各地诸巴西琉斯的大王。按照传说，亚加米农属于彼罗普（Pelop）家系，他拥有全希腊的“王权”，王权的根据何在弄不清楚。在《伊利亚特》中，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Pelops）传下来的王杖，这支王杖据说是赫菲斯塔司（Hephaestus，希腊诸神中的工艺大匠）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系，传到了亚加米农手里。希腊各邦各有自己的英雄传说，传说中无例外地都有王，例如雅典，就有传说中的西克罗普斯（Cycrops）、埃勾斯、提秀斯诸王，还有王制消亡以前最后一个王科特多斯（Codrus）。传说中有王，有许多史迹可凭，所以，希腊有王政时代，古代希腊作家全都承认，近代史家对此也毫不怀疑。然而，往上推溯，王政渊源于难以凭信的英雄传说。往下数去，到了有信史可凭的历史时代，希腊各邦的王都已被贵族阶级的专攻所取代，只剩下斯巴达的两个王一直继续到公元前三世纪，其余凡在说希腊语的人民中而有王的，都是一些落后的地方，于是，有些著名的历史家就把希腊的王解释为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王。他们认为，希腊的王不是东方那样“神授”的王，英雄传说中即使有神授王权的模糊的迹象，那也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希腊的王原来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选军事领袖，史诗中要赋予这些民选军事领袖以神话的色彩，在历史上，”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
    　　
    考古发掘彻底更新了远古希腊史的面貌
    　　
    　　但是，上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学有它自已的历史，这里不想来叙述这番历史。总之，考古发掘者们把英雄传说中特洛伊古城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殿发掘出来了。这些考古发掘的经过，发掘出来的东西的图版，对于发掘结果所作的研究，以及目前史学界一致公认的结论，可以在一般希腊史的书籍中找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对此介绍较详，可以参看。这里只作一些十分简略的介绍。
    　　在克里特岛，发掘了克诺索斯古城，找到了宏大的宫殿，其上有十分“现代化”的壁画，精美的陶器瓶和人像，刻有线形文字的粘土版。
    　　在迈锡尼（《伊利亚特》中亚加米农的王都），找到了用长三公尺以上宽一公尺的巨石垒成的城墙和“狮子门”；找到了规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冢，还有圆冢，圆冢作蜂巢形，高十八公尺，直径也是十八公尺，还有宽阔的长达三十五公尺的墓中廊道；找到了精工装饰的武器，金质面具，金质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
    　　在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提佛等地，也找到了故宫的废墟。从这些出版文物的图版中，给我们提供了三四千年以前爱琴文明的栩栩如生的直观印象，使我们对于这些统治者们生前怎样生活和统治，死后又有怎样豪华的“陵寝”，获得一些概念。在这些地下证据面前，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相信，这些巴西琉斯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我们不能不肯定，他们和“东方专制主义”下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的“王”。
    　　历史研究当然不会停留在直观印象阶段上。通过这些发掘和研究，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从克里特传布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极盛时期在公元前1600年，还在特洛伊战役前四百年，特洛伊战役是实有其事的，战争的一方亚加米农，迈锡尼的王，和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大概也是实有其人的。史诗固然不是信史，然而有确凿的史实为其核心。
    　　面貌彻底更新了的远古希腊史，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些文字，以便略略了解它的内容。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文明开始很早，公元前3000年，那里已进入铜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250—1200年之间，克里特岛是一个海上帝国的中心，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扩大它的影响及于爱琴海上诸岛，和大陆的海岸……它的自然主义的美术值得最高的赞美，它享受着在许多方面就其舒适而言比古代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更‘现代化’的文明。”（ch.IIIvol.I，C，a.h.）
    　　“克诺索斯的统治者领有当时最大的海军、迫使昔加拉第群岛（希腊半岛东南）称臣，并且建立了克诺索斯城在爱琴海上的霸权，……从公元前十七世纪起，（克里特岛）已经和希腊大陆有着频繁的往还。克里特航海者已经出现在迈锡尼、梯伦、科林斯地峡、彼奥提亚、阿提卡、特萨利亚等地……
    　　“在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经有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等。”（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三章）
    　　
    　　关于克里特的政制，史学界根据各方面的证据，推定在公元前1600年的第二克诺索斯时代。
    　　
    　　“社会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类似古代东方王国。……否则，便难以解释那些大建筑物，多种手工业，奢侈品以及稚致的玩艺从何而来。……照东方的例子可以类推，奴隶劳动可能跟土人劳动一起使用来建官殿，筑道路，开石矿，做各种工艺，以至充当海员。
    　　“正如埃及法老王那样，克诺索斯宫的统治者一身兼任祭司和军事首领之职。有一幅米诺斯后期彩色浮雕，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这浮雕绘着一个人，高约三公尺，头戴王冠，冠上饰以一束彩色长羽毛，冠下露出长发卷，散垂于肩际，颈上有几排金项链，腕上有粗重的手镯。”（同上）
    　　
    　　克诺索斯王的装饰类似埃及法老王，有的学者还推测克里特文明干脆是从埃及迁移过去的。
    　　
    　　“所谓的米诺斯文明，是在青铜时代同时开始的，它就在这个时代繁荣于克里特岛的东部和中部……埃及的影响开始于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3500年），……以后，在前米诺斯第二期（公元前2800—2400年），埃及成分变得如此强烈，甚至在克里特可能建立了埃及的殖民地，就我们所能知道的而言，那是在第六王朝以下的事情。也许，发生于第一王朝之初和第五王朝倾覆时期的（埃及的）动乱，赶走了相当数量的人民集团，使他们到克里特去找和平和碰运气。而克里特原是住着有血缘关系的种族的。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冒险的克里特水手向南航行，——也可能被一阵风暴刮得离开他们的航程，——发现了尼罗河谷的奇迹。就这样，或者出于偶然，或者由于冒险，走上克里特到此为止从未享受过的文明道路的冲击力量来到了”。（瓦斯：《早期爱琴文明》，第1卷第17章，Early Aegean Civilization, by J.B.Wace，ch.17，vol.l，c.a.h.）
    　　
    　　克里特岛上的最初居民来自亚非草原，是有人种学上的证据的：　　
    　　“分析克里特岛上最早居民体型遗迹的结果证明，这个岛上最初居民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长头颅’人（亚非草原最早居民），而‘宽头颅’人（安那托利亚和希腊的最早居民）虽然最后占了优势，可是在原来克里特的人口当中，他们却毫无代表性或仅仅占一个少数，这个人种学上的证据。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最早在爱琴群岛上任何一个岛屿上居住的人民，乃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燥’而迁来的移民。”（Toynbee，ch.5，p.94－5）
    　　
    　　人种与埃及相同，文化受到埃及的强烈的影响，克里特这个海上帝国类似东方王国，看来是合乎情理的结论。
    　　
    迈锡尼和亚该亚人
    　　
    　　迈锡尼在希腊大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离科林斯不远的地方。它虽然并不滨海，但是它和科林斯湾、萨洛尼克湾、阿各斯湾三个海湾的距离几乎相等，是一个交通中心。考古发掘证明，那里的文明比希腊北部如特萨利亚等地兴起得早得多，也证明文明是从克里特岛传播过去的。文明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传布过去的，眼前只能加以猜测：　　
    　　“最终使得希腊后期（考古学分期公元前十六世纪）迈锡尼的大陆文明兴起的，是特别以米里雅（Miriyan）器物及其制造者为代表的，强烈的克里特因素对希腊或大陆成分的冲击。正当‘希腊中期11’结束之前，亦即公元前1600年前不久，一个强有力的王朝开始于迈锡尼，它的第一代君主，也许就埋在坑冢中，更像是在第四坑冢的第一批死者之中。
    　　“……大约正好在公元前1600年，伯罗奔尼撒，希腊中部和其紧邻地区，出现了文明的第一次伟大进步……可能在迈锡尼（Mycenae）、梯伦斯、科林斯、奥科美那斯、提佛等地建立起来了克里特的殖民地；或者，我们可以相信，影响力量并不是通过殖民或征服，而是通过和平的进入，通过商业、移居、旅行之类而发生作用的。……不管怎样，公元前1600年左右，可以称为米诺斯-希腊的一种文明，在希腊大陆上，从奥塞里斯（Otbrys）山到萨洛尼克（Saronic）湾，在伯罗奔尼撒以及科林斯湾北岸一带，分明占有统治地位。也可能有不止一个王国，事实上更像包括着几个王国；不过它们必定是由于共同的文明，由于要在外国环境下站住脚跟——如果上面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话——的必要性而团结在一起的。”（瓦斯：《早期爱琴文明》，第1 卷第17章）
    　　
    　　公元十六世纪和十五世纪时期，正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克诺索斯城雄霸全岛，其他诸城全部被毁。就在这个时候，大陆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了强大的迈锡尼王朝国家。这是迈锡尼文明的第一时期，它来自克里特，似乎也处于克里特统治之下。
    　　公元前十四世纪，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前十四世纪初期，迈锡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上文所提到的巨石城垣、狮子门和豪华圆冢，都是这个时代的建筑物。有的史学家还推测，迈锡尼诸王像埃及法老一样有生前营陵的传统。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迈锡尼纳贡了。这里是“非克里特”的王朝。是不是就是希腊人的王朝呢？是的。
    　　
    　　“希腊土地上的发现……表明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和十二世纪，在南部和中部希腊存在着富有的强大的国家，拥有高度的文明。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属于希腊血统，起码也是说希腊语的。……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第一，传统把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指为这个时期希腊许多地方的十分重要和强有力的人民，这是一般的证据；第二，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除少数边远地方而外，前希腊居民已经普遍地被希腊人降服了或赶走了；在这些早期居民中，也许我们可以较有信心地提到里利吉斯（Le1eg－eS），他们有许多向东移居到爱琴海上诸岛屿，移到小亚细亚去了，以后又出现于历史中。”（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11卷第17章，T1ieA-chaeansand The Trojan War，by J.B.Bury，ch.17，vol.II.C.a.h.）
    　　
    　　迈锡尼王朝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胜利。不过，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以前的迈锡尼王朝的统治者，是不是就是皮拉斯基人，因为证据缺乏，并无定论。稍后，到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　　
    　　“另一批人即亚该亚人走上了前台，自此以后，传统开始向我们提供看来多少可信的消息，它提到了代表实在人物的姓名，记述了确凿的历史事件。“公元前1200年，我们发现亚该亚人成了克里特的统治者，同时，在希腊那么多重要地方都有亚该亚统治者，以致‘亚该亚人’成了说希腊语的人的恰当的普通名词了。”（同上）
    　　
    亚该亚人的扩张
    　　
    　　亚该亚人从哪里来，又是怎样来的，其说不一，下面是一种说法：　　
    　　“亚该亚人总被看做希腊本地诸族人民的一支——犹如皮拉斯基人，希伦人，彼奥提亚人，德赖俄普人（Dryopiaus）和其他诸族人一样——原先住在北方兹帕尔克俄斯（Spercheus，彼奥提亚之北）河谷及其邻近诸地……
    　　“关于十三世纪的希腊史，传统向我们提示出一幅无分南北的，恒常而活跃的民族移动的图画；统治家族的成员，有时因为犯了杀人大罪害怕被杀者血族的报复，或者出于自愿，或者被迫出走，然后通过婚姻或其他途径在他乡赢得了王侯之位。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传统观点，认为亚该亚人是希腊人，原来住在兹帕尔克俄斯和普纽斯（Peneus）河谷和马利亚湾（Ma1ian Guif）一带，他们之在南部希腊或克里特或在其他地方上升到掌权的杰出地位，那可能干脆就是这类民族移动的结果。北方希腊人比南方希腊人穷，他们生活在粗野得多的状况之下。伊塔（Oeta）山和马利亚湾以北地方的考察，没有显示出那里存在过什么可以和迈锡尼，太林斯（Tir-yns）或奥科美那斯哪怕略相比拟的城市和宫殿。我们容易理解，这个地区的冒险家们会出来想要夺到一个王国，出来碰碰运气，应该是到处皆是的。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前1223年，亚该亚人攻打了埃及。在一个（埃及）的铭文中，记载着法老门利普达（Meneptah）打退了一次利比亚人的进犯，他们得到一帮海上人民的支援，这里出现了他们的名称（Ekwash，或Akaiwasha）！
    　　“和南向的冒险一样还有东向的冒险，见于伊阿宋的‘亚尔古’号的航行，从特萨利亚的爱奥尔西阿斯（Iolcius）港口出发到赫勒斯滂（Hellespo- nt）和普罗彭提斯（Propontis，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这次航行确实在雷姆诺斯（Lemnos）岛上建立了一个希腊殖民地。”（Bury，op.cit.）
    　　
    　　上引文中的所谓的亚该亚人入侵埃及，据史家考证，其侵入范围也及于当时埃及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亚该亚的入侵被埃及打败了，但是侵入巴勒斯坦的那部分入侵者，一支亚该亚人、加里亚（Caria）人等等民族混合的队伍就地投降了。不久，埃及衰微，退出巴勒斯坦，这部分人又兴旺起来，组织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旧约》上的“非利士人”（非利斯丁Philistine），“巴勒斯坦”是由他们得名的。非利斯丁诸国后来大概被以色列人和腓尼基消灭掉，人民被同化了。从此以后，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一带也是希腊殖民所进不去的禁区了。
    　　亚该亚人海外扩张的势头十分猛烈。他们南进埃及、巴勒斯坦，北攻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此次战役就是荷马史诗的主题。其实，向南侵犯还不止埃及巴勒斯坦一地。史料表明，塞浦路斯岛有非常古老的希腊殖民地，荷马《伊利亚特》的般舶目录，从军攻打特洛伊的有罗得岛、寇斯（Cos）岛（小亚细亚西南角上几个海岛）的船舶和战士，可见那里早已是希腊殖民占领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有史家根据同时期其他古代国家遗文的阐释，猜测亚该亚人还在小亚细亚大陆的西南部上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样，塞浦路斯、罗德诸岛的殖民，和入侵埃及、巴勒斯坦就都是和这个中心有关的了：
    　　
    　　“根据不久以前阐释的赫梯族的一部分遗文，某些学者（Forres，Glotz）提出了如下的猜测：迈锡尼的阿特鲁斯氏族；在其全盛时代，不但使希腊其余的巴西琉斯（王）称臣，而且在埃及，小亚细亚，昔加拉第群岛。和地中海的西部都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大约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在小亚细亚，在旁非利亚及其附近的岛屿，形成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古称阿客雅瓦Achiyawa）。亚该亚王国和赫梯王国的关系复杂，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彼此敌视。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自从在卡狄殊（Kadesh）败溃之后（公元前1290年），赫梯王国虽有个时期衰落了，它在地中海东南部的霸权，显然落入亚该亚人之手。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亚该亚人联合其他部落（加里亚人，西利西亚人Cilicians，条克理人Teucres等），摆脱了赫梯的桎梏，侵入埃及。关于这点，埃及的碑文亦有记载，虽提及侵入埃及的海洋民族中有达那俄斯人（Danaos）——亚该亚人的别称。但是，自从上述几个民族被埃及法老拉美斯四世（RamsesIV）打败以后，‘亚该亚同盟’就瓦解了，所有这些民族便分散在地中海诸岛和沿岸之间。（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4—105 页）
    　　
    亚该亚人的迈锡尼王朝
    　　
    　　无论亚该亚人的“来到”是采取了渗透的方法还是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方法，还是兼用了两种方法。亚该亚人扩张的规模是巨大的，同时，在迈锡尼有一个亚该亚人的中心王朝也是无可怀疑的。还是根据荷马《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直接统率的军队来自迈锡尼大城堡，富饶的科林斯和西息温等地，而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s，注意这个地名和后来斯巴达所征服的Helots 名称的某种一致性）等地则是他的兄弟麦尼劳斯（Menslaus）的王国的领域。除此而外，还有二十几个国家来的船舶和军队，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王。和《伊利亚特》亚加米农这个迈锡尼的王一样。
    　　
    　　“在希腊世界具有首要地位并行使着某种领导权，要说这是‘迈锡尼帝国’也许是过甚其辞。谁也不纳贡，谁都不对它负担什么军事服役的义务，除掉它自己的王国而外，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它是一个正式的政治同盟的盟主。但是彼罗普斯（Pelopids，亚加米农所属的世系）具有一种其他君王所承认的优越地位，看起来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家的财富和军事威力较大，也因为具有某种优越性——他拥有“王权”。然而理由何在，并不清楚。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传下来的王杖（据说是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 神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裔，然后传给了亚加米农。可能“万民之王”（Kreion）一词是用来指彼罗普斯家对寻常的王（巴西琉斯）的优越地位的。”（Bury，Op.cit.）
    　　
    　　根据我们中国人所知中国古代王朝的状况，亚该亚人的这个迈锡尼王国，有点像周王朝的“王畿千里”，即一个对诸侯具有最高王权的中心王朝直接统辖的地区，其他王侯（根据郭沫若的金文考证，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周的诸侯，在其国内也可称为“王”）对它有某种程度的臣属义务。我在上面用“有点像”这几个字，用为我所知的史料十分贫乏，这只是推测。掌握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的西方史家对此也只能作某种推测，因为这个时期的希腊史，完全缺乏信史的记载，所能资为根据的，是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和同时代其他古代国家史料的间接证据，所以很不容易下什么肯定的判断。
    　　不说迈锡尼王国和希腊其他诸邦的关系，迈锡尼王国这个“王畿”又是一种什么政制呢？
    　　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宫殿、城垣、陵墓等等，不征集巨额的人力物力决搞不起来这一点来说，迈锡尼王国的人民会有苛重的贡赋和徭役负担。人力物力也许来自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不过从这里得来的财富集中于王家，这个王家也决不可能是氏族民主制下的民选军事领袖。贡赋是否有一部分来自属国？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周天王确实也向诸侯征收贡赋，按我们所知的史料，例如齐桓公责备楚国不向周天王交纳应交的一份贡赋，这份贡赋是“苞茅”，是楚国的土产，供周王朝祭祀之用的，那是一种礼仪上的贡赋。如果允许做类推的话，这种贡赋即使有，大概也是微薄的，伊伦伯格（Ehrenberg）主要根据地下资料，对于迈锡尼王国的政制作如下的判断：　　
    　　“迈锡尼王国可能结合了东方的祭司——君王和印欧酋长遗风两者。国王之下似乎发展起来了一个上层阶级和一种贵族政治，比起克里特来，这个阶级也许更不像廷臣，而是独立的小统治者和独立的武士。人民又怎样呢？书版（按即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指出了一批专职人员、各类工匠和商人，其中许多是王室的仆人，另外一些是神或王的奴隶……田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也许是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结构为基础的。”（《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文明》，第5—6页）
    　　“迈锡尼的社会制度颇有些与克里特社会制度相同的地方。但是，在迈锡尼，贵族的氏族显然有更重要的地位。考古学上的材料，多少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些资料。”（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2页）
    　　
    　　总之，迈锡尼王国的东方特征，比克里特稀薄了一层。伊伦贝格所说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以欧洲中世纪王权及各级封建领主间的松弛的隶属关系作比喻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克里特的“集中化”，不过是在一个岛上的集中，迈锡尼王国统治的地区比克里特一个岛要广阔得不可比拟，还要加上海上文明的特征，它之向“多中心化”迈进一大步是不足为怪的。
    　　
    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还是根据荷马的《伊利亚特》，好多后来成为希腊城邦制度特征的要素，我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或者只有一些影子。在那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披甲的王侯之间的战斗，打死了一个敌人赶紧要剥下他的甲胄，可见甲胄是珍贵的东西。普通战士在战斗中算不了什么，兵制当然不是公民军。事实上，公民军制是公元前八世纪前后重装步兵战术发明以后才形成的，而重装步兵战术的形成，显然又与城邦制度的初步形成有关。“法治”可以找到一点影子，荷马描写的阿奇里斯（Archilles）的盾上有一幅打官司的图象，审判者是“长老”，这距离陪审法庭还遥远得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军中重要决定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这个大会只听取传达，不作讨论，也无权表决。又，这位“万民之王”的亚加米农为了要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要召集首领们的会议来讨论并做出决策。从英文译本来看，这两种会议的名称就是后来用来称呼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Assembly和Council，也许希腊文也就是Agora和Bouli。据此也许可以作判断，城邦政制中的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度，早在亚该亚的迈锡尼时代已经萌芽了。假如不是诗人把后代他所熟悉的政制撰入他所叙述的时代（这是可能的，因为史家公认，荷马史诗写成千公元前九世纪，而且写成并长期传颂于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后来才传到希腊本土的），应该承认这是氏族民主的传统，也就是伊伦贝格所说的“印欧酋长遗风”的一项内容。这种萌芽，就现存典籍来看，确实是我国古代所找不到的。但是，纵然有这种因素存在，按荷马史诗的整个气氛来说，亚该亚诸王还是“神授的王”，这符合于地下发掘出来的证据，说是民选军事领袖是未必妥当的。
    　　
    多里安人的入侵
    　　
    　　亚该亚人的迈锡尼王朝为时不长，从北方来的多里安人和其他民族不久就摧毁了这个全希腊的最高王权，从此希腊本土就形成了各邦分立，不相统属的局面。
    　　多里安人是北方的希腊人，他们在色雷西亚（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伊利里亚（今阿尔巴尼亚及其周围地区）人的压迫之下向南迁移，进入巴尔干希腊内陆。某些史家根据考古文物（所谓几何图形的陶瓶）的证据，认为他们最初进入希腊本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纪，那是小股移居。公元前十二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希腊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开始逐渐破坏，多里安人的来到，最终破坏了各地的交通联系，他们直接南下占领迈锡尼王国的中心，伯罗奔尼撒本岛东北部阿尔哥斯地区，焚毁了迈锡尼、梯伦斯、科林斯的港口科腊古（Koraku），把迈锡尼旧壤一块一块割裂开来建立多里安人诸邦，其时约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
    　　在多里安人入侵前后，或者和它同时，特萨利亚人（大概也是西北希腊人）占领了历史时代的特萨利亚（奥林比斯山以南，吕都斯山以东，以拉里萨为中心的一片广阔草原），也许还有其他西北希腊人的入侵，结果，北部和中部希腊旧迈锡尼时代诸国的政治地理彻底改变了，成立了爱奥里斯诸国：特萨利亚、彼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以及当时还相对落后的埃托利亚、阿开那尼亚诸地，他们彼此也不相统属，阿提卡（雅典）一直未被侵入，密迩阿提卡的优卑亚大岛大概也未被侵入，这两个地区以后称为伊奥利亚。连同南面伯罗奔尼撒岛上的多里安人诸邦，形成历史时期希腊本土的三大集团：爱奥里斯（Aeolis）、伊奥利亚（1onla）和多里斯（Dor-is）。但这是人种语言集团而不是政治集团。每一个集团各自独立，集团的界限有时也影响各国间政治上的结合，然而基本上是两回事。
    　　伯罗奔尼撒是迈锡尼时代的王畿，是统治全希腊的迈锡尼王朝的中心地区，占领伯罗奔尼撒的多里安人，至少曾经企图在占领那里的多里安人诸邦中形成一个领袖诸国的中心王权。按照传统，征服者是英雄赫拉克利斯（Heraeles）后裔赫鲁斯（Hgllus）的三个孙子，长兄占领了阿尔哥斯（Argolis），另两个兄弟占领了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和美塞尼亚（Messenia）。阿尔哥斯王国所辖地区包括迈锡尼、梯伦斯等迈锡尼王朝的大城（多里安人把那些城市都毁掉了，王国中心在阿尔哥斯城），它理当成为多里安人诸邦的盟主，然而多里安的斯巴达似乎从头到尾没有理睬这个要求，而原属迈锡尼王国的科林斯、西息温以及阿尔哥斯的挨彼道鲁斯（Epidaurus）、赫迈俄尼（Hermione）等地方又各各建成了多里安人的小邦。自此以后，虽然阿尔哥斯王国长期内一直念念不忘它的被否认的宗主权，公元前七世纪时还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国王斐登（Pheidon）想要重建霸业，却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多里安人诸邦中最强大的斯巴达实行过兼并政策，它征服了邻邦美塞尼亚，然而当它想继续征服北面的阿卡狄亚（Arcadia）的时候，它的征服政策失败了，以后它建立了拉凯戴孟同盟，长期来一直是伯罗奔尼撒的，也是全希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这终究截然不同于统治全希腊的最高王权，并且具有城邦希腊的许多特征，后面我们还要另加介绍。
    　　多里安人入侵所造成的希腊本土的状况就是这样。在亚该亚迈锡尼旧壤上建立起来的诸独立小国都是王国，然而凌驾诸小国之上的最高王权从此消失，再也恢复不起来。从多里安人征服到公元前八世纪的三四百年中，考古发掘证明，那个时代没有豪华的建筑，没有精美的手工艺品，陶器的装饰也从富丽的瓶绘退化到朴素的几何图形，所以西方史家以欧洲中世纪为比喻称这个时代为“黑暗时代。”
    　　
    希腊文明中心的东移
    　　
    　　以上略略介绍了远古希腊的灿烂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家对它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这是考古学的伟大成就。唯有考古的发现，才使一向被看做不可凭信的英雄传说，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史料的地位，而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三四百年也就成了继灿烂的远古文明之后的“黑暗时代”，不再是渺不可考的“史前时代”了。
    　　然而这个“黑暗时代”其实并不黑暗。希腊本土也许可以说是衰落了，因为没有留下什么宏伟的建筑物和精美的工艺品；也许这不过是王朝的衰落，普通人民没有了豪华奢侈的王朝，也许过得比从前好了一些，并且还在休养生息积聚力量。更重要的是，多里安人的入侵，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迈锡尼旧民，一部分屈从于被征服者的地位，一部分避难到例如伯罗奔尼撒的阿卡狄亚山区，更有一部分移居海外，到海岛上去，到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去，到迈锡尼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去，或者另去开辟新的殖民地。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正好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爱琴文明是海上文明
    　　
    　　史学界通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称为爱琴文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地方同处爱琴海上，而且，这个文明确实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里特是一个海岛，迈锡尼虽在大陆上，“文明”是从克里特飘海过去的。希腊本土原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被海湾地峡和高山分隔为彼此几乎隔绝的小区域，可是它的海岸线极长，港口多，又有爱琴海上和爱奥尼亚海上希腊两边诸岛屿，把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意大利连接起来。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见的岛屿用来指示航程，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远古时候，希腊的冒险家们以海盗为生，他们劫掠海行中的船只，也劫掠岛屿上和大陆海滨的村镇，并以此为荣（见Thucy，）。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尚未发现以前，历史家曾经认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顿、推罗一带）是第一个海上霸权，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腊人航海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发现以后，根据各种证据，史学界现在公认，是腓尼基人向希腊人学会了航海而不是相反。闪族文明渊源于大陆，西顿、推罗（古腓尼基两个主要的城市王国）是被大陆上亚述、巴比伦等帝国逼迫得向海上去谋生存和发展的，其时已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当时的爱琴文明已经十分辉煌了。
    　　海上劫掠和海外殖民距离并不太远。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诸岛屿，也许就是海外移民的结果。亚该亚人来到希腊本土，曾经迫使原住希腊本土的克里特人、加里亚人、里利格（Lelege）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他们之中有一部分留下来和亚该亚人混合了，所以他们与希腊人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移居海外，历史上为希腊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锋的作用。亚该亚迈锡尼王国本身的海外扩张势头又很猛烈，远征特洛伊之役显然是为了开辟移民小亚细亚西北部以及进入黑海的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希腊人占领了雷姆诺斯（Lemnos）、伊姆罗兹（Imbros）、累斯博斯（LesbOs）等岛屿。战后，希腊人立即殖民于特内多斯（Tenedos）、安坦德拉斯（Antandras）、西拉（Cilla）、库梅（Cyme）、彼坦尼（Pltarie）等地，这个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新亚该亚”。同样，小亚细亚西南角海外的罗陀斯（Rhodes）、寇斯（Cos）、塞米（Syme）诸岛，也许还有“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战役前后已经有希腊人移居。前面已经指出过，有的史学家甚至猜测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大陆上曾经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些都属于早期海外殖民，是爱琴文明的海上文明特征的必然结果。
    　　
    多里安人来到以后的海外移民
    　　
    　　多里安人的来到，大大促进了原来已有相当规模的海外移民。移民的第一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北角上，亦即特洛伊战后建立起来的“新亚该亚”地方。亚该亚诸王国先后倾覆的时候，迈锡尼、阿尔哥斯、斯巴达、派娄斯（Pylos）各地亚该亚王侯贵族纷纷移居此地，特洛伊战役中许多事迹是在这个地区保存下来，以后通过史诗传诵于世的。移民的第二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部中部，后来称为伊奥利亚诸城的地方。那里的移民的相当部分是从阿提卡（Attica，雅典）出发的。多里安人入侵的时候，阿提卡地区未受侵犯，修昔底德说：
    　　
    　　“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动而被驱逐的时候，其中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因为雅典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他们变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以前更多了。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伊奥利亚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页）
    　　
    　　伊奥利亚最初移民从雅典出发是可信的，因为米利都（Miletus）四个族盟有三个和雅典的名称相同。在那个地区，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市有米利都、佛西亚（Phocaea）、埃弗塞斯（Ephesus）、科罗封（Colophon）、厄立特利亚（Erythrae）以及基俄斯（Chios）、塞莫斯（Samos）等岛屿。
    　　
    移民海外的有利国际条件
    　　
    　　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显然是分散的无计划的。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碰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呢？殖民于海岛比较容易，因为海岛的“土著”人数少，文明程度又低于希腊人。可是，小亚细亚大陆上居住着文明极发达，组成为强大国家的人民，例如，亚该亚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打下来的特洛伊，考古发掘证明它有整整十二层的乡村和城市彼此相叠，亚该亚人打下来的特洛伊，在它的第七层，那已是文明极先进的城市了。特洛伊既然要“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统率全希腊的军队去攻打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又怎么能够分散进行的呢？
    　　也许可以称为历史条件的偶合。小亚细亚内陆，远古时期有强大的赫梯王国，它的中心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克泽尔河（古称哈利斯Halys河）的东面。赫梯王国曾经南下与埃及争霸于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方，特洛伊王国大概就是和这个王国结盟的。特洛伊以外，也还有伊奥利亚地区的当地势力存在，阻碍希腊人的殖民。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赫梯衰落了，希腊人得以攻陷特洛伊城，也许还是以此为背景的。以后，赫梯王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了，而和亚述争霸的对手有埃及和巴比伦，所以亚述注意中心在南面，并没有牢牢抓住小亚细亚。多里安人来到，希腊人广泛殖民于小亚细亚的时候，福里基亚（Phrygia）王国代赫梯王国兴起于小亚细亚，但势力不大，而且它的中心离海岸较远。海岸上散处着的是一些零星部落，其中有许多是克里特的遗民，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和希腊人种语言接近的加里亚、里利格斯等族人。希腊人只要和这些小民族打交道，没有碰到一个强大王国统一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如此，希腊人殖民于伊奥利亚地区，还是碰到了困难。伊奥利亚是一片富饶远胜于南北两端的地方，然而希腊人移民于此较晚，多里安人入侵以前，那里还无希腊人的踪迹。根据考古发掘所得证据，史家推测这是因为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纪那里存在着一个深受赫梯文明的影响，也许是依附于赫梯王国，以士麦拿（Smyrna）为中心的一个国家。赫梯衰亡了，它还撑持了一个时期，足以抵抗希腊人的殖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消失掉了，希腊人也就移民到那里去了，不过时期略晚而已。
    　　这种有利的国际条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西侧兴起了强大的吕底亚王国，王都萨第斯（Sardis）距海岸不过八十公里，从此希腊城市就碰到了麻烦，并逐渐演变成为规模壮阔的希波战争。不过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七世纪有四五百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孕育出一种新文明新政制的了。
    　　
    多里安人的海外移民
    　　
    　　移民并不限于迈锡尼遗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这大概是一些不满意他们所分得的掠夺品的人，或者因更富于冒险性而继续泛海前进的人。这些多里安人直下克里特岛，这还可算是入侵的继续，但并不以此为止。他们还进入小亚细亚西南角、希腊人早已移居其间的罗陀斯（Rhodes）等岛屿，还在大陆上建立了奈达斯（Cnldus）、哈利加纳苏（Hallcarnassus）等殖民城市。这样，希腊本土的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三个集团就各各有了海外殖民地的对应部分。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所谓有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希腊，就已经不光是希腊本土，而是包括爱琴海上诸岛屿与小亚细亚两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内的了。
    　　
    筑城聚居的必要性
    　　
    　　史家考证，认为最初希腊的海外殖民，多数是夺取当地人民原有的居民点住居其中，原有的居民成为移民团体的“依附民，常常是农奴”。然而移民团体人数不多，为了防卫当地人民的报复，或者为了防卫不时可以发生的海盗的劫掠，他们必须筑城聚居。移民团体也可能选择某个位置有利的空地，白手起家建设他们的家园，因为同样的理由，也必须聚居在一起，周围筑城以利防卫。这些初期移民，目的在于觅取新土地。他们到达新地方，总要夺取一片土地或是开辟一片土地分给各个成员，他们基本上是务农的人民。但是这片土地只能是城堡附近不大的一片，因为移民团体的所有成员，至少在最初时候只能不分贵贱聚居在城堡之内，即在城外，也只能在城垣附近。
    　　这是殖民地和本土间的一个巨大差别。本土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分散的乡村中、筑有城垣的城堡也是有的，那是巴西琉斯（王）宫室所在，也是人民遇警避难的地方。希腊人最初称之为“波里斯”（Polis，这就是后来转义为城市国家，即城邦那个词，参见本书前面的介绍）的就是这些城堡。城堡外面，城垣脚下，后来也聚居了一些普通人民，希腊人最初把这样的聚居之地称为“阿斯托”（Asty）即市邑，那和称为“波里斯”的城堡是有区别的——一种贵贱之间的区别。然而移民团体只好一开始就筑城聚居，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本土的“波里斯”和“阿斯托”之间的贵贱区分不再存在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城堡与普通人民原来也并非没有关系，那是躲避外敌或海盗的侵犯的避难之所。现在，他们身处异邦，他们只好一直住居在这个避难所内了。
    　　城堡（Polis）和市邑（Asty）之间的区分，就是在这些殖民社会内也长期保留在记忆之中，产生于这些殖民社会中的荷马史诗，许多辉煌的辞句用来赞美城堡，市邑是算不了什么的。然而殖民城市的现实终究取代了古老的回忆，高贵的“Polis”一辞终于用来指这些城市。又因为这些筑城聚居的殖民城市，各自是一个独立社会，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国家，“Polis”也就用来指城邦，即城市国家，甚至并非城邦的一般国家了。
    　　
    自立门户与“分裂繁殖”
    　　
    　　一个筑城聚居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这是容易理解的。这些独立的社会各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简单的语源学的解释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我们还记得，就在多里安人入侵以前，小亚细亚西北角就已经有一个事实上的“新亚该亚”。有利于希腊人殖民扩张的国际环境是，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阻止这种分散的无计划的殖民。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设想，假使希腊人能够把原来的“新亚该亚”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组织起来，集合起来，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同样的条件岂不是也有利于希腊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难建立一个希腊人征服者高踞于本地人民之上的大王国吗？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条路线发展。历史的实际是，这些殖民城市遵循一条“分裂繁殖”的路线，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不结集起来作深入腹地的征服，各自独立并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线，原因必定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了。下面，我们想从殖民动机所决定的各个殖民地的自立门户，不相统属的强烈愿望，和经济方面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业发展这两个方面，对它作一些极不充分的解释。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居海外的人，总有些冒险家的气质。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时期出走的，显然也因为他们不愿屈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罗马人辛尼加对希腊人移居海外的动机作了下述评述，他列举了移民的各种原因，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原因上附加一条冒险家气质的理由。
    　　
    　　“有的是遭敌人侵略，城池被毁坏，物品被抢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内战而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过多，为了减轻负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难以克服的天灾而离乡的；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传说的诱惑而出走的。”（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古典时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还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更加是“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凯戴孟（Lacedapmon）的铁拉司（Theras）是卡德谟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罗克利（Procles）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份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味道，他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他不愿再留居拉凯戴盂，而是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铁拉司便带领着三艘三十挠船到（原来称为卡利斯诺）的岛上去……这个岛由于他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司岛……”（Hero.IV，p.147—148）
    　　
    　　伯里的下述评论虽然是针对亚该亚人在特洛伊战争前后的移民而说的，对于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那里出发移民新地方的所谓“二次移民”，大体上也是适合的：
    　　
    　　“当我们要找出和英雄时代的性格相称，并且确实以我们所知的那个时代的情景为基础的（移民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注意到，这次战争（特洛伊之战）的实际结果是对希腊人来说开辟了小亚细亚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亚该亚贵族之中，早就感到有这样一个扩张范围的需要了。我们已经知道，富有冒险精神而又感到在故乡没有他的地位的希腊王侯们已经在靠近加里亚和吕底亚的罗陀斯和其他岛屿上定居了下来，另一些又怎样在北面的雷姆诺斯（Lemnos）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实上殖民早已开始，殖民不是由于在希腊发生了一般意义的人口过剩，而是由于贵族和王侯家族中发生了人口过剩。”（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II卷第17章）
    　　
    　　希腊人这种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其实不仅决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古代希腊留下来的史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重装步兵战术多半是在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Lydia）王国兴起以前，希腊人没有碰到过什么严重的外来敌人的进犯。而当国际形势变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没有新的海岛和海滨可供他们殖民的时候，这些冒险家们宁愿去当“蛮邦”如埃及和波斯的雇佣兵。公元前7—6世纪，埃及的赛斯王朝的军队中有许多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末，争夺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向巴比伦进军的军队以一支万人左右的希腊雇佣军为主力，当小居鲁士战败被杀的时候，这支雇佣军从巴比伦附近长征到达黑海的特拉布松。这个长征故事流传古代，历久不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大王的军队中，有二三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公元前四世纪以后，武力、文化、经济、技术各方面都冠绝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一方面长期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这里用“内战”一辞，其实是不适当的“现代化”。每一个希腊城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一个城邦内部民主党和寡头党之间的武装冲突才是严格意义的内战，两个城邦或两个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现代国际法中的战争和平法，是从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的国际惯例中演化出来的。），一方面出去当“蛮邦”的雇佣兵，结果要由蛮邦的马其顿来结集希腊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这次征服还没有造成希腊人的民族统一，以致要由“蛮族”拉丁人的一个城邦罗马来统一地中海世界，统一地中海的“希腊社会”。不过这已经扯得太远了……
    　　
    经济发展和发展的方向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寻找可以安家落户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业。但是聚居于一个城市中的独立社会势必要谋求经济上的“自给”，因而除农业以外必定要发展必要的手工业，要作对外的商品交换。一旦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交换范围的扩大简直是没有限制的。而古时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状况，又十分有利于希腊人城市的工商业的发展。小亚细亚东部是赫梯的旧壤，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播到那里为时很早，冶铁技术大概首先发源于高加索（公元前10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进入铁器时代），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十分发达。希腊移民，通过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径，在小亚细亚广泛吸收了先进的古代巴比伦文明，有助于它们的手工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海滨的殖民城市背后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业原料，可以用工业品交换粮食，而且还据有发展海上贸易最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早在克里特时代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的时候，星罗棋布的希腊人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些条件，使多数希腊殖民城市走上农工商业兼营的道路。农业是他们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资料的行业，工商业发展以后，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因为无论哪个城市，某种程度的粮食自给总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些城邦。尤其是某些海岛，后来大种葡萄，酿酒出口了。工业，有钢铁制造业，陶器，纺织，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为著名。商业的扩展尤为积极，因为开通新商路，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是市场经济获得新发展的首要条件。
    　　这是推动希腊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线的第二个因素。开辟新商业，需要在新地方建立商站，这些商站是财富集中之地，必需筑垒据守，以防劫掠。这些新商站是商业殖民城市有计划派人建立的，在当地人民软弱可欺的情况下，或在当地人民文化落后，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帮助他们输出土产交换精巧工业品，交换葡萄酒，橄榄油等“珍贵物品”，得到他们欢迎的状况下，很快又形成为一个新的希腊殖民城市。派遣新移民出去的殖民母邦，并不缺乏热烈愿望出去碰碰运气的冒险家，这些人又是母邦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难领导”的顽梗不化分子，他们移居到新地方恰好可以消除母邦内的扰乱因素，“分裂繁殖”于是愈来愈成为希腊扩张的基本方式了。
    　　
    “二次殖民”
    　　
    　　这就是由希腊海外殖民城邦出发的“二次殖民”。荷格斯（Hogarth）结合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国际状况，综述二次殖民的过程如下：　　
    　　“最初的希腊殖民地很早就在它们紧邻地区作二次殖民了。米利都建立了爱阿苏斯（Iasos），库梅（Cyme）和累斯博斯（Lesbos）移民于邻近的一切海岸和小岛。小亚细亚西边的爱琴海沿岸和前海（即今马尔马拉海）沿岸，加上黑海最西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ia）、潘提卡（Pontica），在英雄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以前都已经被占领了。（小亚细亚）南岸……罗陀斯岛以西的地方直到西里西亚－西普里阿特（Cilician－Cypriote）集团诸城市出现以前，我们没有碰到最初的希腊殖民地，但是，看起来在旁非利亚（Pamphylia ）诸城市中有过希腊人商站性质的居留地，诸如法国利斯（Phaselis）……帕加（Perga）阿斯盆都（Aspendus），按其名称来看，那里的居民还是当地人占居支配地位，西里西亚一些城市如塔尔苏斯（Tarsus）亦然。
    　　建立在较远的腹地，距海比通常希腊城市与其港口间的距离为远的（如科罗封colophon 之距诺丁姆Notium）我们只听到梅安徒（Meander）河上和赦尔密斯（Hermus）河谷的一些。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和特拉里斯（Tralles）两城自称和任何海滨殖民地同样古老，另一个西彼洛斯（Sipylus）山下的马格尼西亚（Magnesla）亦然。
    　　下一步希腊人继续殖民，目标指向（小亚细亚）南岸。库梅据说是第一个成了“异域”上殖民地的母邦，它移植了一批移民到旁非利亚旁边，但是马上丧失给蛮族人了。罗陀斯在吕西亚（Lycian）海岸中部建立了两个小商站，并和某些不知来源的多里安人联合起来殖民于西里西亚的苏利（Soli），塞莫斯（Samos）占领了西部西里西亚的乃吉达斯（Negidos）和西伦德里斯（Celenderis）。人们对这些地区所抱希望似乎仅限于此，……亚述的萨尔贡（公元前八世纪后期）的一个记载，吹嘘他们的舰队在塞浦路斯海上，像鱼一样地驱逐和捕获了贾凡（Javan 按即伊奥利亚Ionia）人的船只，把和平给了西里西亚和推罗，也许这里透露出来了阻力是够大的。
    　　叙利亚和埃及海岸对海外来的殖民者事实上是关门的；但是我们发现公元前720年有一个希腊人（Yawani）统治的阿西多德（Ashdod），又在诺克拉底（Nancratis）这个各地希腊人共有的殖民地建立（时间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前，有一个米利都的商站早已设立在康洛庇克尼尔（Cano-picNile）最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了。
    　　除掉持续不断地努力抓住埃及贸易而外，米利都这个亚洲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看来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转向北面。……在那里，它预料碰不到任何认真的竞争对手，……所有的海岸都敞开着大门。……攸西布伊斯（Eusebuis）相信米利都拥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这必定用来标志它的令人惊愕的扩张努力的开始的，米利都在这次扩张中，最后（根据一个很可能是过甚其词的传统说法）在小亚细亚的北岸建立了70个以上的殖民点。这次海上霸权的时间，攸西布伊斯定为公元前八世纪后半，看起来没有充分理由把它转到别的时候去。”（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II 卷第20 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 by D.G.garth，ch.XX，vol.II，c.a.h.）
    　　
    　　总之，到公元前八世纪前半为止，希腊本土还处在从黑暗时代开始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到公元前六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包括原来北端的爱奥里斯，中部的伊奥利亚，南部的多里安三个区域，殖民城市“繁殖”得愈来愈多；小亚细亚南岸，迤南叙利亚海滨，希腊人多次的殖民努力被亚述帝国和其他势力阻挡住了，从此以后，那里一直是希腊人进不去的禁区。而且，从推罗、西顿出发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势力的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埃及，以米利都人为主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商站城市诺克拉底，它的存在也和埃及人的希腊雇佣军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希腊殖民扩张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黑海航路，从此在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的两岸，在马尔马拉海（Mar-mora，希腊人称之为Propontis，意为前海），在黑海的南北东三面海岸，逐渐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就中建立在今苏联的克里米亚和诺曼两半岛上，以旁提卡彭（Panticayaeum）为主的一群殖民城市，是把南俄草原上的粮食输出到希腊去的重要商业中心，对此后希腊的经济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以后，希腊人也大规模向西、向南殖民，因为殖民母邦也包括希腊本土诸国，推动殖民的因素更为复杂。
    　　
    殖民城市和其母邦的关系
    　　
    　　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规模和速度是令人惊讶的。如果米利都确实如传统史料所称的建立了70多个殖民者，即使设想这是延续二三百年殖民活动的结果，包括它自己直接建立的“子邦”和“子邦”所建立的“孙邦”在内，这个数目也是十分可观的。米利都建立的殖民地上的移民当然不会全部来自米利都，其中必定包括四面八方来的希腊人，不过这种规模可惊的移民必定也抽干了米利都的人力。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必定会使各城邦的人力感觉不足，它会促使各城邦加紧同化它们统治的非希腊血统的居民，使得殖民征服造成的依附民或农奴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并使其间的界限逐渐混灭，这对新国家内酝酿出来的新政制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们虽然没有听到这个期间希腊本土诸邦有什么殖民活动，但是小亚细亚的殖民扩张必定也为希腊本土“过剩人口”开辟了出路。这一点，正如海外殖民地的迅猛经济发展一样，不断对希腊本土诸邦的经济和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下一节我们还要略加分析。
    　　“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赖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够多的居民，建成一个自给的独立的社会，它就组成为一个独立于母邦之外的国家了。荷格斯说，古代希腊作家所称的米利都“握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是它的殖民活动最迅猛的时期的标志，看起来是恰当的解释。因为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为无助于母邦的政治军事威力的独立国家，所谓米利都的海上霸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公元前七世纪开始米利都经常受到吕底亚王国的军事侵略，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初期米利都被波斯攻陷为止，没有听到它所建立的诸殖民城邦对它的抵抗外敌侵略作过什么帮助。
    　　事情还不止于此。殖民地还会和它的母邦打起仗来。修昔底德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之一，是雅典干涉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Korcyra）之间的战争。此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当时的“国际惯例”无疑是公元前十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邦之间的关系流传下来的，摘录修昔底德书中的片断材料，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殖民地及其母邦之间的关系。
    　　科西拉的使节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　　
    　　“如果一个殖民地受到良好待遇的话，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时候，它才对母邦疏远。派到国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国的人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平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8页）
    　　
    　　科林斯的使节在同一个会上说：　　
    　　“（科西拉人）说，他们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来受虐侍的。我们说，我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来受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们的领导权，并且要他们表示适当的礼貌。”（同上书，第31页）
    　　“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节日赛会时（指在科林斯地峡举行的赛会）没有给予科林斯人以特权和荣誉（指殖民地向母国呈献的牺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人的节日典礼等）；在祭神的时候，也没有给予科林斯人应有的便利。他们轻视他们的母邦，自称他们的金融势力可以和希腊最富裕的国家匹敌，而他们的军力大于科林斯……”（同上书，第22页）
    　　
    　　可见，所谓殖民地对于母邦的尊敬，不过是一些宗教礼仪上的细节，所谓母邦的领导权，也决不是政治军事上对殖民地的支配权。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辈，母邦和殖民地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结成什么政治集团。政治集团的分合，完全取决于各邦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与母邦子邦关系是不相干的。母邦派遣殖民地当然不会没有实际利益可得，最大的好处是新殖民地会扩大母邦的商业，有助于母邦经济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家认为，公元前六世纪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钱给吕底亚王国的广植党羽谋求继位的一个王子。无论如何，小亚细亚诸城邦在几百年的经济发展中必定已经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贫穷的，有在豪富庄园中当短工的流浪汉（《奥德赛》卷十八），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概还大大高于希腊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六一农”（见本书第五章）。经济上繁荣富裕的一群工商业城市，好像密缝于“蛮邦”原野这大片织锦上的花边（罗马时代的作家西塞禄的描绘），然而没有结合成为军事上足以自卫的集团，也没有任何城邦足以成为团结的中心，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腊城邦群的状况。
    　　
    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
    　　
    　　在以上的叙述中，盛行于希腊城邦的自治自给这两个要素，已经跃然可见了。这些自治与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会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以契约为基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脱因比（Toynbee）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Toynbee，p，129）
    　　
    　　脱因比在这里用“萎缩”一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殖民城邦并不是没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这一类组织，而且大家知道它们的政制基本上是贵族政治。氏族、族盟、贵族，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国家原有的东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内容，就知道相同的不过是名称，内容已经完全变了。
    　　下引格尔顿乃尔（Gardener）阐释是说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腊本土，格尔顿乃尔文中所说“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亚该亚人进入希腊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经把血族关系的族盟改变成为“战友关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来解释希腊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当的。
    　　
    　　“在历史时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腊国家共同采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于十二个族盟或“兄弟集团”（Brotherhoods）之间。这些族盟看来起源于自愿的结合，首先由于战争中的伙伴关系组成……在大移民以后比较安定的时代，它……长期保存了下来，它的成员，在保卫生命和财产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并不是族盟的组成部分。通例，每个氏族的成员并不全部属于同一个族盟，而是十分无规则地分布于多个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质的宗派组合……
    　　“氏族的真正性质是不难找到的。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第111 卷第23 章，Early Athens，by Gardeller，ch.23，vol. III c.a.h）
    　　
    　　“原始社会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脱因比的说法，新制度的原则，要“以契约为基础”。
    　　
    　　“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Toynbee，P.132）
    　　
    　　说到“以契约为基础”，我们不免想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脱因比之采用“以契约为基础”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有卢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把古史现代化。希腊殖民城邦政体虽势必不能不以契约为基础，初期，他们还不能不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从王政向前演变，第一步只走到贵族的“权门政治”，达到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贵族阶级
    　　
    　　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习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才彻底“希腊化”了。所以，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国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后裔，或是吕西亚（Lycia）的格兰西都（G1ancldae）世系，后者也许是在希腊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权力的。有许多城邦，因为没有旧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创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袭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lis）和厄立特利亚（Erythrae）即其实例。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的阶级统治了。这一点，反映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此书卷六，奥德赛飘流到斯客里亚（Scheria）岛，此岛由瑙西都斯带领一批被圆目巨人（Cecrops）侵扰的人民跨海移入，筑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国家。瑙西都斯是该国的第一个国王，奥德赛到达时，已由他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继位了。但是“那里有一个由十二个贵人组成的议事会，做瑙西都斯的儿子阿尔客瑙斯王的顾问。那里有一个大会集会的公共场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于此，但不是来投票，而是来看远方来客奥德赛的”。
    　　新国家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
    　　
    　　‘在王政下面，区别于人数更多的非希腊本地人的全体希腊人，构成贵族阶级。根据六世纪米利都的历史，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政倾覆之后很久还继续存在，本地人的彻底希腊化并没有能够消除这种痕迹。
    　　“不过当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腊人的连续移入，使得希腊人贵族很快变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数的时候，他们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差别。有一些小小的集群获得了权力和特殊地位，并把它掌握在手来对抗其余的希腊人。伊奥利亚诸城邦的最初历史，记载着那里的希腊人阶级早已分化为拥有土地的一批寡头，和无特权而又心怀不平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了。”（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11 卷第20 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 by D. G. Hogarth，ch.20，vol.II，c.a.h.）
    　　
    　　显然，在这样的新国家中，王权是毫无基础的，国王原来就没有任何神授的权威，他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显要的一员，用不到什么革命和政变，王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们中国人熟悉我们几千年的皇朝政治，我们从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王权要经过怎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震荡才最后消灭掉。当我们初读希腊史的时候，对于他们远古的王权怎么会“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这种和平消失的过程，放在海外城邦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腊本土诸邦王权的和平消失，原来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一种时代风尚。小亚细亚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地方，处在逐渐“现代化”过程中的希腊本土诸邦要追随这种风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贵族世裔的门阀政治
    　　
    　　在这样的新国家中，政权掌握在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的贵族手中。这种贵族政治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只不过因为选任执政人员的种种限制，使当权者是贵族阶级的那种贵族政治，这是希腊人称为权门政治（Dynasteia）的那种寡头政体。一批贵族门阀世世代代处在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元老院或议事会成员是终身职，补缺选任并不通过什么公民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实亡，久不召开。一切政务都由这个元老院或议事会决定，这是一种真正贵族阶级的贵族专政。阿德科克说：　　
    　　“城邦据以建立起来的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当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个人领导权让位给一个阶级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在海外，这个阶级有时候是亲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初移民。……当王权日益缩小最后消灭的时候，古老的自由人大会也消失不见或不起什么作用了。国家是能够自由自在为之服务的人的财产。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议事会，它或者是贵族的一个核心集团，或者是整个特权公民。取代了君主政体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予人以强烈的印象。凡是抱负非常，因而下愿屈从这种城邦生活体制的秩序的人，可以离开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贵族们并不是闲住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们要在议事厅内学会成为议事会内的同僚。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因为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而议事会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则控制着国家，同时，在一个依靠世代相传以智慧为生的时代中，经验是聚集在其中的各个侪辈身上的。在早期希腊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见，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缺乏，而是因为，只要没有新的力量来扰乱它，城邦不要那些适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体制的大人物也是过得去的，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
    　　“希腊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宪法就是统治阶级’，国家是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就是贵族政治的遗产……”（《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
    　　
    　　梅因在论及王权之递嬗为贵族政治时说：　　
    　　“1.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神所赋予的特权，部分地依靠拥有出类拔革的体力勇敢和智慧。逐渐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经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他成为只是一个世袭将军，像在拉凯戴孟，只是一个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是包括着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量在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
    　　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们那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地位则一般没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的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纵然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译本，第6—7页）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吠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必须注意，所谓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而且，既然“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必然就会体现为作为阶级意志的法律高于个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为法，后王所定者为令”一样，只体现个别统治者的意志的东西了。
    　　那么，王又怎样呢？
    　　当形式上的王政还继续存在的时候，王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比较显要的一员，他没有实权，更没有特权，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职务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这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库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八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到“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胙肉’”。这种情形，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理宗教事务。
    　　拿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趣的。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
    　　
    官制与兵制
    　　
    　　贵族专政下的“官制”如何，从古代文献碑铭中应能找到若干具体材料，可惜我的涉猎范围十分狭隘，无法举出什么直接史料。虽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这种“官制”，也见于共和罗马。共和罗马元老院成员都是终身职，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由“百人团民会”选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们虽是民选的，实际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31页）。共和罗马的官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希腊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说不定罗马这种官制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可以设想有一个贵族寡头组成的议事会，它掌握全部政权，其中成员全是终身职务。行政官员任职期限有定，无论他们的选任是否通过人民大会，事实上，这种职务由议事会中的成员轮流担任，并对议事会负责，这些贵族们的执掌政权是为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富有的，所以他们的职务全是义务职，不向国家领取报酬。
    　　关于兵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在古希腊，继君主政权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政治学》：第213页）
    　　“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为寡头政体，就因为战马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Etetria）、（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ad Meander）以及小亚细亚其他许多城邦为例。”（同上书，第181页）
    　　
    　　城邦的自治和自给决定它的兵制一开始就必须是“公民军制”。贵族寡头政制时代，不论城邦居民多少，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转意为“人民”）是贵族，所以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殖民城邦从主要务农逐步变化为农工商业兼营，其中有一些还变成以工商业为主，并且还发生了规模壮阔的“二次殖民”，社会阶级关系自然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简略提到了。大体说来，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分，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照阿德科克的说法，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参见本书第五章）。在小亚细亚，外敌的侵犯打断了事变的进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们，建立民主政体却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僭主的倾覆，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会发生购买奴隶的需要；贩卖贸易会成为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蛮族”诸部落间经常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蛮族”的酋长很快就会懂得拿战争中的俘虏交换精巧的工艺品和葡萄酒、橄榄油之类的东西，希腊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此可以买到“家奴”，这是希腊奴隶制的开始。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诸城邦也许已经用买来的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奥德赛》中腓阿刻斯的巴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线的、织布的奴隶，但是，在农庄中“搬石头，起围墙，种大树”的苦工，是外来的流浪汉（也许是从希腊本土新来的贫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买来的奴隶，从多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判断，在那时候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中奴隶制度还刚开始萌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奴隶制盛行于希腊，已经是希波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经确立起来了。一个稳定的保守的贵族议事会统治下的城邦，距离“主权在民”还有一段距离，不过，促成“主权在民”的条件也已经近在手边了。
    　　从贵族寡头政制转向民主政治这个伟大政治变革的舞台却不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以及它对小亚细亚诸城邦的军事侵略打断了那里的事变进程。这个政治变革的舞台是在希腊本土，其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经济发展的浪潮从小亚细亚影响本土，使本土几个主要国家先是城邦化了并且集团化了，然后，同样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那里“主权在民”的政治变革。下面两节，我们将扼要介绍这个过程。
    　　这就是说，从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土——公元前7世纪，希腊本土的黑暗时代结束了，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都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诸城邦以后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七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现在的希腊字母表创造于公元前8世纪。拉丁字母表是当时尚未统一的一种希腊字母表略加变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借字母表为基础的。）据传说，荷马是基俄斯人，荷马的史诗写作于小亚细亚，最初也传诵于小亚细亚。早期的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Archllochus）是佩洛斯（Paros）岛人，萨福（Sappho）和阿尔喀俄（Alcaeus）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摆脱氏族意识的传统，抒发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自主情绪的抒情诗，和史诗一样都发源于小亚细亚。这些诗作，和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本土彼奥提亚诗人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一样，代表“希腊文艺创作的已经很高的发展阶段”（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201 页）。最早的希腊哲学是伊奥利亚自然哲学，有泰勒斯（Thales）为首的米利都学派，此外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生于萨摩斯，赫拉克利图（Heracleitus）是埃弗塞斯人，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人，德漠克利特（Democritus）是阿布提拉（Abdera）人，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可斯（Kos）人。他们虽然都生于公元前6世纪及其以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衰落的时代，然而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雅典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已经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的学术文化，包括它的宗教，都具有不同于东方的色彩，这显然和它的城邦制度一样，是它的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不过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对此，下面还要略加探讨。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希腊本土政治演变的多种类型
    　　
    　　已经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直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希腊本土是处在“黑暗时代”之中。这个时期本土各邦的历史演变，有不少史料留传下来，其中例如雅典，因为是后来希腊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腊的作家对它远古的历史就作过不少研究，晚近还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但是，所有留传下来的史料，都分属各邦，综合的史料是没有的。尤其是要探讨希腊本土诸邦历史演变受到了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怎样的影响，影响的具体过程又如何，材料特别缺乏，多年只能根据相关的史实作一些推测而已。
    　　无论如何，影响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响是深刻的。在通观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到古典时代希腊各邦历史演变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影响：（一）首先见于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别便利的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麦加拉（Megara）、西息温（Sicyon）；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1cis）、爱勒特里亚（Eretria）和萨洛尼克湾中小岛埃吉纳。它们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它们的领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领土不见得比小亚细亚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过是一个城市及其附郭的规模。（二）除这些最早受到影响也变得最快的城邦以外，还有第二类国家，原是一片农业地区，有不相统属的小巴西琉斯各据城堡，分立割据，在黑暗时代中统一起来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为若干自治城市所组成的联盟。这种类型的演变方式在希腊本土发生的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奥提亚、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后期（这里所谓后期，时间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纪，甚至还要晚些，那已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以后了）的阿尔卡迪亚（Arcadia）、亚该亚（Achoea）、埃托利亚（Aetolia）都属于这一类。（三）斯巴达和特萨利亚属于另一个类型，那里一直存在着农奴阶级，“边区居民”和贵族阶级或特权公民之间的严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这两个国家又都是领土广阔，严格说来，它们都是领土国家。然而它们的政制在某些方面还是城邦化了的，不过它们的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使它们不可能彻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还有介于二三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至少可以举出一个阿尔哥斯。它的演变过程后面也要约略提到。
    　　希腊本土无论如何狭小，总是具有内陆纵深的地区，它的天然条件决不可以和“缀在蛮邦原野这片织锦”上的“花边”——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诸国的城邦化多半同时又是某种程度的集团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观希腊史，我们就会感觉到，多中心的希腊幸亏有这种集团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则的话，成串的富裕的滨海工商业城市，等不到罗马的征服，就会听令东方大帝国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无抵抗力量了。
    　　希腊本土政制演变的一个环节，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纪前后几乎都已完成。亚里士多德解释此种变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政治学》，第165页）
    　　
    　　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是政治学，也是史论，它确实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虽然据说他搜集过一百多个希腊城邦政制史作过研究，我还宁愿从脱因比之说：立宪政体，“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渊源于小亚细亚传布到希腊本土。唯有在这种先例影响之下，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成为时代风尚，这种和平过渡才得以实现。一个著名的传统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脱因比的看法。历史时代希腊诸邦保存王制的仅有的例子是斯巴达，但是斯巴达的王的权利，在所谓来库古（Lycurgus）立法和监察委员会取得巨大权力以后，削弱到仅仅保持出征时统帅军队的程度，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说，当时斯巴达两王之一、色奥庞波（Theopompus）的王后，谴责他所能留给后代的王权少于他从前王留传下来的权力，色奥庞波王回答说：“不对，我留下来的比从前更多，因为从此王权可以保持的更为久远”（普鲁塔克：《来库古传》）。色奥庞波这样回答，显然因为他看到时代潮流不允许古代的王制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小亚细亚殖民城邦风尚影响本土的具体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许已经漫不可考了。
    　　
    科林斯等国的海外殖民
    　　
    　　王制消失的过程虽已漫不可考，本土诸国城邦化的第一个冲击因素，是东边经济发展和大规模殖民运动的影响，似乎确有证据。最先受到这种影响的第一种类型诸国，今以科林斯为例，略加介绍。
    　　科林斯是多里安人在入侵中建立起来的小国家，被征服的迈锡尼遗民沦为农奴，它两面临海，领土面积不到八百平方公里（纵横不到60华里）。它的第一代多里安国王名阿乃提斯（Aletes），历代国王的名字被保存在古代的编年史中。公元前8世纪时，王政结束，贵族政制代之兴起。当时贵族世裔，都自称是第五代国王的后裔，这些贵族世裔互相通婚，并严禁族外通婚。公元前7世纪，开始出现一种美丽的自然主义风格的科林斯陶瓶，它以精美闻名于整个希腊世界，多里安人入侵以后长期盛行的几何图纹陶瓶从此逐渐消失。此种陶瓶，据考证是在西息温（科林斯邻邦，比科林斯领土还要小得多）制造，由科林斯出口的。科林斯两面临海，从萨洛尼克湾出爱琴海；从科林斯湾西去，沿希腊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现代又称为科孚岛），越过奥特朗托海峡到达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靴跟，公海的航程不过七八十公里。这样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加以迈锡尼时代海权的遗风，它进入海外贸易为时必定很早。历史记载它的最早的著名的海外活动，是贵族领头的西向移民，公元前734年，贵族世裔的阿基阿斯（Archias）成为西西里岛上叙拉古（Syracuse）城的建城者；同一贵族世裔的刻西克拉提斯（Chersicrates）率领移民开辟克基拉岛殖民地，传统说他们移居的动机是寻找更多的土地。即使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同意商业动机并不是最初移居的目的，无论如何它是受到了东边的影响的。
    　　
    　　“……（科林斯的）诗人厄米伦斯（Enmelens，属于王裔贵族）……的时代被定为8世纪中期，如果这是可以接受的话，他的诗作残篇令人注意地指明了伊奥利亚文化的流入，这不仅因为他的诗模仿伊奥利亚史诗的方法和形式，也因为诗内表明了他对米利都发现黑海一事的兴趣”。（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兴起》，第111卷第22章，The Growth of Dorian States，by H.J.Wade-gery，ch.22，vol.III，c.a.h.）
    　　
    　　我们似乎可以据此推测，这个在多里安人入侵中建立的小王国，在海外城邦的影响之下，逐渐发展海上贸易和手工业，这使得它工商业比重逐步增大，由此推动了贵族阶级的“现代化”。他们取代了王政，建立了贵族专政的城邦，并领头殖民于海外。不过到此为止，他们内部土地贵族和被征服人民后裔的农奴之间的矛盾还未解决，“城邦化”还未完成，这一任务是由后来的“僭主”来完成的。
    　　科林斯以外，上面列举的其他第一批工商业城邦的情况各有不同，演变过程大体类似。卡尔西斯居民都是伊奥利亚人，内部矛盾不显著，它的冶金工业发展较早，后来有铜矿城之称，它的海外殖民在历史上极为著名，它首先殖民于西西里岛上，建立了纳克索斯（Naxos）城，它还在今希腊北部萨洛尼克城南面的卡尔西狄克（Chalcidic）半岛建立了32个殖民城市，半岛即以此城得名。麦加拉、西息温两城后来也经历了一段僭主政治统治时期。麦加拉是西西里岛上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1aea）、博斯福鲁海峡西岸拜占庭（后来东罗马帝国首都，今属土耳其，名伊斯坦布尔）及该城海峡对面的卡尔西顿（Chalcedon）的殖民母邦。埃吉纳（Aegina）这个海岛城邦以海上贸易著名，雅典兴起以前，它在爱琴海上拥有强大势力。
    　　这里顺便要提到一个极有趣味的事情。优卑亚岛上一个小公社名为库迈的，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期在意大利今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希腊殖民地，也称为库迈。此地距离罗马不足200公里，它是希腊文明输入拉丁地区的前哨。史料证明，公元前6世纪伊达拉里亚（Eiruria）统治拉丁地区以前，梯伯河以南完全处于希腊文明影响之下，而现在通用的拉丁字母表，基本上就是卡尔西斯的希腊字母表（当时希腊各地文字极不统一），有一点变化，但变化很小。紧邻库迈的凯彭尼昂（Campanion）地区，有些公社的希腊化十分彻底，以致后来的古物收藏家把罗拉（No1a）、阿贝拉（Abe-lla）和法利逊（Falisan）等城市，看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卡尔西斯的城市。这是罗马文明渊源于希腊文明的强有力的具体证据，城邦罗马的政制是从希腊城邦学来的，从这里也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
    　　
    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的僭主政治
    　　
    　　第一类型诸国，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未受多里安人征服，埃吉纳是多里安人移居的小岛，都没有被征服人民苗裔的农奴。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是多里安人征服迈锡尼的旧壤，被征服人民世世代代是多里安人的农奴。这几个小邦猛烈发展工商业，还大规模移民海外，完全可以想象，那里非贵族的自由民中会出现因工商业致富的暴发户，然而政权掌握在贵族手里，他们是被排挤在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守旧的土地贵族会因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刺激起对财富的贪欲，加紧对农奴的剥削，引起农奴的反抗，而人力的不足又会加强农奴反对运动的势头。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愈来愈和各阶级力量的对比相脱节，群众普遍骚动造成了某些野心家乘时崛起的机会。他们提出能够满足渴望政治变革的平民要求的政治纲领，结集一批平民武力推翻贵族，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然后像君主一样（虽然往往不称“王”，而用终身执政官，独裁将军之类的称号）一人独揽政权。然而，他们当政期间，却能够实行有利于平民和农奴的政策，和某些合乎时势需要的政治经济的变革。
    　　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之风最初也是从小亚细亚传过来的，而且，早期的僭主和晚期的即伯罗奔尼撒战后的僭主，在性质上和所起的历史作用上又有很大的区别，下一章，我们对此还拟作一些比较系统的说明。这里只想介绍一下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僭主政治的约略经过。这三个城邦，僭主夺取政权最早的是西息温。西息温和麦加拉原有称为“泥腿子”、“穿羊皮的”、“拿棍子的”农奴阶级，大概是被征服的多里安人，古代作家把它们比之于斯巴达的黑劳士。西息温僭主奥萨哥拉（Ortbagoras）出身贫贱，他上台后解放了这些农奴，对多里安人则加以侮辱，对他们的三个部族给以牧猪奴（Hyatae）、牧驴奴（Oneatae）、牧豚奴（Choireatae）等侮辱性的名称，并把非多里安人的部族名称改为“万民之主”（Archel- oi），这些名称居然沿用了200年。科林斯僭主居柏塞卢（Cypselus）兴起以前，贵族巴枯氏（Baechlads）氏族执政，他们首创西向殖民，公元前8世纪末，科林斯执掌希腊的海上霸权。公元前7世纪初，阿尔哥斯的裴登王兴起，科林斯发生内讧，公元前664年，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发生海战，统治集团威望大降，居柏塞卢取代了贵族政权。居柏塞卢本身也属于统治的巴枯氏氏族，他和继位的儿子泊利安德（Periander）（希腊七贤之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农奴，提高工商业的地位，改革货币制度，大力造船，开凿运河，修筑道路，奖励科学艺术等等，使居勃来底斯（Cypleids）朝的科林斯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第一流国家，和米利都的僭主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甚至和埃及的法老王都维持着友好的亲戚的关系。这些僭主政权最多不过持续三代，旋即被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所取代。然而即使代替它的政治制度，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还应称作“贵族政制”，古代的秩序是再也恢复不过来的了，一切改革基本上都保持了下来，其中属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农奴平民上升成为公民、有成文法典的公布等等，从此以后，执政者即使是贵族，也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选出的议事会负责了。
    　　工商业城邦卡尔西斯，虽然没有被征服人民后代的农奴，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僭主。
    　　
    斯巴达和拉凯戴孟同盟
    　　
    　　也是多里安人国家的斯巴达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斯巴达在多里安人征服时期占领了拉哥尼亚地区，在伯罗奔尼撒岛南部欧罗达（Eurotus）河谷平原，土地肥美，然而，没有良好的海港，所以，它从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入侵之初，征服者和当地居民关系如何，史料缺乏，难有定论，也许拉哥尼亚周围的“边区居民”就是最后被征服者的苗裔。他们是自由民，然而不是斯巴达的公民，他们有自己的市邑，在这些市邑中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但他们无权参与斯巴达军政大计。他们要向斯巴达国家交纳贡赋，他们的市邑有时驻有斯巴达的军队，有斯巴达派来的监督，修昔底德所介绍的锡西拉岛的状况（参看修普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97页。——编者注），也许可以代表一般边区居民和斯巴达的关系。拿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来比拟，边区居民是斯巴达的“藩属”。这种关系是不是征服初期就这样确定下来的？中间有什么变化？在美塞尼亚（Messenia）征服之前，斯巴达人是不是自己耕种他那一份土地的自由农民，我们都不知道。
    　　公元前8世纪，正好科林斯陶瓶盛销希腊世界，西去的航路开通，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上多里安人的殖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海上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猛烈发展的时候，斯巴达征服了它的邻邦，希腊人的国家（多半是公元前11世纪乡里安人征服时代剩下来未被征服的迈锡尼故国）美塞尼亚，当地居民全被沦为农奴，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黑劳士（Helots）。这个名词也许起源于美塞尼亚的一个城市黑劳士（Helos，见于荷马《伊利亚特》的船舶目录）。这次征服之后，斯巴达夺得了拉哥尼亚以外另一片广大富饶的农业地区，这片地方面积几乎和拉哥尼亚一样大。二三个世纪之内，斯巴达曾经沉溺于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以致特尔裴（Delphia）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武战士（关于阿尔哥斯当时的武功，见下文）同列为希腊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现存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抒情诗《少女之歌》残篇，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斯巴达贵族家庭中少女生活之美。地下发掘所得文物，证明这个时代有出身小亚细亚的诗人居留在斯巴达并创作了优美的诗歌，地下发掘证明这个时代斯巴达还有自己生产的精美的陶器。所有这些，都和当时希腊先进的文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
    　　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繁荣”，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残酷的剥削引起反抗，公元前7世纪中期，美塞尼亚发生了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斯巴达人用全力来扑灭这次革命。所谓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历时20多年，传统说，战争期间如此之长，动员规模如此之大，斯巴达的男丁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区居民“私通”生下来的“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这些私生子被斯巴达人驱逐出去，移居意大利南部的塔林顿（Tarentum）。
    　　长期残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美塞尼亚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余的被征服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可是这一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从此，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则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严峻的军营生活要求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秩序，斯巴达人从此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
    　　这就是传统所称道的来库古（Lycurgus）的立法。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末，大约和雅典的库隆暴动同时。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etra）规定，斯巴达公民家庭新生的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Apothetae）。强健的可能长成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Agele）里，从事体育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议、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依照斯巴达人的分地被规定10人至15人一组，向公民交纳实物贡赋——大麦、猪肉、酒和油。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Syssitia），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一套恒常防卫农奴“叛乱”的制度，使得斯巴达的重装步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的、以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倪达部下300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因患病得李奥倪达允许离军，一人闻警返阵战死，一人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后来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VII，229—231）。
    　　斯巴达的两个王统率国军（在征伐时由二王中的一王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执行某些祭礼。斯巴达的最高政治机关是长老议事会，长老是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斯巴达氏族中选举出来的。公民大会另选出五个监察委员，后来监察委员发展成为超乎议事会之上的寡头机关，他们陪同国王出征，监视王的行动；他们负责征募国军，决定一切政策，后来又掌握司法裁判权。不过监察委员还得对公民大会负责，宣战媾和等重大决定，要由公民大会通过。塞尔格耶夫说：“斯巴达的宪法，对斯巴达公民来说是民主制的，但是对附庸民族来说就是寡头制的”。（《古希腊史》，第162页）
    　　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就不到6000人了。军队以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为主力，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人力不足，有黑劳士参加重装步兵，有一次，在美塞尼亚形势十分不稳的状况下，监察委员佯称要解放参战有功的黑劳士2000人，让他们戴上花冠参加祭典，同时暗中组织青年公民发动一次“特务行动”，这2000人从此就不知所终了。
    　　这次“特务行动”终究是非常措施。以黑劳士的身份而论，他们要交纳实物贡税，但他们有自己的家计；他们分属于各个公民；然而他们不能被出卖；不象“买来的奴隶”那样是“会说话的工具”，显然他们是农奴。对此国内史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后面还准备专门加以讨论。
    　　
    拉觊戴孟同盟
    　　
    　　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使得它成为按古希腊标准而言的领土十分广阔的国家，这已经是希腊本土政治上一种“集团化”，然而它还没有从此停止下来。
    　　斯巴达于征服美塞尼亚之后，曾想继续兼并它的邻邦，公元前6世纪前半，斯巴达进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亚，尤其觊觎特格阿（Tegea）这块富饶的平原，战争持续了30年（约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没有成功。当领导战争的两个王死了，新王即位时，变兼并政策为“强迫结盟”政策。又经过一、二次战役，特格阿同意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进犯的危机已经隐约可见，斯巴达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结盟政策，开始是阿卡狄亚，其他城市陆续加盟，成立拉凯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称是“拉凯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凯戴孟是斯巴达的别称），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也陆续加入。这是一个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全部，除阿尔哥斯和亚该亚（Achaea，半岛北面濒临科林斯湾的一个狭长地区）而外，诸国全部参加在这个同盟之内。加盟诸国对盟主不负担贡赋，仅在战时结成联军，联军的统帅属于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半岛历史上一直是希腊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中心，这个地区通过同盟的道路结成集团，使得它在波斯进犯面前自然而然成为抵抗运动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见第六章）
    　　
    斯巴达兼并政策的失败
    　　
    　　同属多里安人国家的科林斯地峡诸邦，采取发展工商业，对外殖民，解放农奴的路线。僭主伯利安德（居柏塞卢之子）在位的时候，科林斯的经济文化冠绝一时，是雅典以前希腊最强大的海军国家，它对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城邦，则几乎从头到尾一直保持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而斯巴达则在整个希腊世界忙于对外的殖民扩张和建立一种新的高度文明的时候，征服邻近的希腊人国家，并且为了镇压反抗的被征服人民使他们翻不了身起见，建立了当时的希腊世界所没有的、也是后代一切国家所未见的严峻的秩序——所谓“严峻”，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方面而言都是适合的——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它的公民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它的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它的平等主义的公餐制度等等，博得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柏拉图的《理想国》所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以斯巴达为其原型。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秩序并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其军事威力建立起的斯巴达帝国，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诱惑，败坏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累败于忒拜同盟名将埃帕梅农达斯之手，美塞尼亚获得解放，阿卡狄亚诸邦脱离拉凯戴孟同盟。斯巴达国内秩序败坏以后，虽有阿吉斯四世（Agis IV，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奥米尼三世（CleomenesIII，公元前235—212 年）等王屡谋改革，还是一事无成。斯巴达和它的严峻秩序和希腊诸城邦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斯巴达的历史中，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很有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她一度实行兼并政策，而且征服了美塞尼亚却又半途而废，改为实行同盟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有人以希腊人爱好自由，为维护国家独立而战不怕牺牲来解释。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然而仅此一端，也还不足以解释此种现象。吕底亚王国进犯小亚细亚诸城邦，许多城邦旋即纳贡称臣；波斯军进犯希腊，希腊本土北部、中部诸国都屈服了，还派兵参加进犯的波斯军。屈服的希腊城邦固然没有沦为郡县，至少是从独立国家贬低到了藩属的地位，可见希腊诸邦在强大的军力面前并不是永不屈服的。问题是：斯巴达之对美塞尼亚和波斯之对希腊诸邦所要求的条件不一样——后者以对方降为藩属为满足，前者则彻底摧毁被征服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不加利用，又不去提高这些国家原来被统治的平民的地位，从中吸收力量使之为征服者所用，或者进一步使之成为征服者统治阶层中的组成因素，虽然决不是占重要地位的因素。斯巴达对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似乎是一律加以奴役，并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来一种森严的等级界限，世世代代不得逾越，从而征服者的统治阶级自身也必须世世代代处在永久的警惕之中，这和帝国主义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对所统治各民族“兼收并蓄”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政策，在一次征服中作出了范例以后，自然会使它的第二次征服对象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兼并政策也就再也行不通了。
    　　斯巴达在政治上还有另一种传统，即坚定地维护立宪主义的贵族政体，它对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样感到厌恶。它的这种传统政策，使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摧毁了进入它的“帝国”范围一切城邦的民主政体，到处树立亲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事情，在公元前6世纪，它促成了科林斯地峡诸邦推翻僭主政体，对雅典的僭主政体的倾覆，也尽了一臂之力。大略经过，后面还要扼要介绍。
    　　
    特萨利亚
    　　
    　　特萨利亚是希腊本土集团化的另一个例子。它的社会结构类似斯巴达，其政体则和斯巴达迥然不同。
    　　特萨利亚拥有希腊本土最广阔的平原，它的领土面积约十倍于雅典，居统治地位的特萨利亚人，是多里安入侵时期武力侵入的一支西北希腊部族，当地居民是操爱奥里斯方言的迈锡尼旧民，征服者在语言上被当地居民同化了，然而他们是特萨利亚的贵族。
    　　当地居民，一部分移居海外，一部分退入平原周围的山区，以后成为特萨利亚的“边区居民”，他们享有的自由，比斯巴达的边区居民要多一些。留居平原的被征服者沦为农奴，称为“珀涅斯泰”（Penas tae），其地位和斯巴达的黑劳士相同，不过所受监视要轻微一些。
    　　征服者在特萨利亚平原周边山麓或平原中央丘陵上筑成城堡，统治周围被征服的农奴，和纳贡的边区居民。每一个城堡有一个巴西琉斯，各自独立称王，不相统属。公元前7世纪以后，王政消失，代之而兴的贵族，虽然还不时发生内讧，居然以政治家风度合作起来组成了特萨利亚“联邦”。联邦制度细节没有资料可凭，大体上是分布于特萨利亚的无数小城市分别联合成为四个瑞士自治州（Canton）那样的地区联合组织，每个州设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利机构，称为Tetarch，这四个“州”又联合产生一个特萨利亚的“联邦政府”，称为Koinon，首席行政官称为Tagus，，是不限资格地从诸城市中互选出来。“州”的Tetarch 和联邦的Tagus 的职能主要是军事上的，各城市各别独立治理它的内政。自治州的Tetarchs 是常设机构，Tagus看来唯有在紧急情况下才选举出来统率“联邦”军队。所谓“内政”，其实也十分简单。因为特萨利亚除农奴制土地贵族而外没有什么工商业，独立的自由小农人数也少。镇压农奴（“珀涅斯泰”）和边区居民的反叛显然是建立“州”和“联邦”机构的主要目的，不过在有了这些机构之后，特萨利亚的军威也曾在不同时期震慑过它的邻邦。
    　　特萨利亚的政治权力似乎基本上限于贵族，贵族又并非集合居住于一个城市，而是分散据有各自的小城市和城堡的。它的重要的城市有拉利萨（Larissa）和克拉龙（Cranon）。它的军队是贵族的骑士军，在马蹬没有发明以前（马蹬的利用，无论在中国或欧洲，都已经在中世纪了。没有马蹬的骑兵，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骑兵，威力在于“骑射”，不能作马上白刃战，所以抵不过带甲、持盾、持矛集团作战的”重装步兵”。），骑士在重装步兵面前不是决胜的兵种。它长期来一直处于领有农奴的贵族的专政之下，内部等级森严，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后期），某些特萨利亚城市的分居平民（Demos）还不许涉足于政治集合场所。所以，这个希腊本土领土最广的“大国”，在希腊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大，波斯军侵入的时候，它首举降旗，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特萨利亚的骑兵是亚历山大远征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来特萨利亚确实是一个领土国家而不是一个城邦。它的政制的某些方面确实受到了城邦的影响，例如王政的消失，贵族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内部的某种民主惯例等等。不仅如此，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资料，特萨利亚的主要城市拉利萨后来也有城市公民和城市公民民选行政官员的制度，这大概已是比较晚期的现象。拉利萨和克拉龙二城实际上从来是广阔的特萨利亚领土国家的政治中心，是特萨利亚各地贵族所组成联邦的都城，而不是以其本身为主体的“城市国家”。一个联邦的都城的城市管理采取某种“城市自治”的形式，而不像我国的历代皇朝把都城的城市管理交给帝国的官吏（如清代的“九门提督”），在后世的西方诸国是常例。历史地说，这是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特萨利亚的拉利萨市的制度，也许是这种现象的第一个例子。
    　　
    雅典的统一运动
    　　
    　　后来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兴起的时间比科林斯、斯巴达都晚，留下来的史料较多，研究的也比较详细，它的演变为城邦的过程比较典型，分别在本章与次章加以介绍。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然而在古希腊的条件下，这已是有内陆纵深的一个地区了。它分割成为几个小平原（马拉松平原、埃琉西斯Eleusis平原和雅典平原）和几个山区，最南端的劳里翁（Laurium）山区在古典时期有著名的银矿。后期迈锡尼时代，阿提卡密布着小巴西琉斯的城堡，其中雅典和埃琉西斯长期间彼此敌对，筑着长城互相防卫。这个地区成为希腊最杰出的城邦，第一个步骤是历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Synoe Klsmos）。
    　　统一运动的实质是阿提卡境内各独立城市（或城堡）全部撤消其独立性，把分散的政治权力集中到雅典一个城市中来。传统把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归功于有勇有谋的提秀斯王（Theseus，参看普鲁塔克：《提秀斯传》），后来史家则对之作了比较切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所谓统一运动实际是雅典以外各城市（或城堡）的贵族集中住到雅典城来，组成阿提卡的贵族议事会，统治整个阿提卡地区，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开始是少数几个城堡的贵族集中雅典，向雅典集中的城堡逐步增加，最后与雅典长期敌对的埃琉西斯也合并进来，统一运动才告完成。多里安人入侵时代，阿提卡地区始终未被侵入，这已为史家所公认，据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多里安人入侵也促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运动。古希腊史家斯特累波（Strabo）说，雅典王梅朗淑（Melanthos）之子科德罗斯（Codrus）在抵御多里安人入侵的战争中阵亡（参看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29页译注）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阿提卡陆上邻邦西面是麦加拉，属多里安集团；北面是彼奥提亚，属爱奥里斯集团；历来和雅典都不友好，阿提卡境内诸城合并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形势促成的。有的史家还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最后完成之时，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看来是有相当理由的。
    　　初期雅典的政制，塞尔格耶夫介绍如下：
    　　
    　　“数百年来，统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统治权，是属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的王权绝迹了。据传说，雅典最后一个巴西琉斯是科德罗斯。王权消灭之后，雅典的首脑便是从‘贵族后裔’选出来的执政者，即所谓‘执政官’（Archons）。初时，执政官的任期是终身的，后来就10年改选一次，及后每年改选一次。初时，只选一个执政官，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便有‘执政官九人团’的组织——（一）首席执政官（即正式的执政官），初时掌握大权，但后来权力也受限制；（二）祭仪执政官（即巴西琉斯），主要是尽祭司的职责，兼处理有关宗教崇拜的审判事宜，（三）军事执政官（即元帅），是雅典国民军的领袖，兼司邦交大事；（四）其余六个司法执政官，乃是法律的维护者，兼各种审判委员会的主席。执政官是尽社会义务而不受报酬的。……任职期满以后，执政官便入‘元老院’（Areopago-s），即国家最高议事会……”（《古希腊史》，第174—175页）
    　　
    　　看来，这和我们在小亚细亚殖民城邦所见到的贵族寡头政制是完全一样的。这时候的公民（Polite，即“城邦的人”）看来仅限于集中住在城内的特权贵族，住在“村场”（Demos，此字为希腊语民主政治Democraey的语根，并参见次章介绍雅典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立法一节）内的平民恐怕是不算在“城邦的人”（Polite，公民）的范围之内的。
    　　雅典虽号称为最初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如米利都、埃弗塞斯等的母邦，然而初期殖民过去之后，它就不再去创建什么殖民城邦，而且，直到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以前，它的工商业也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阿提卡本来是比较广阔的一个地区，此时的雅典基本上是务农的，比之同时代的科林斯，卡尔西斯（Chalcis）诸邦的迅猛的对外殖民而言，它的人口外流似乎也是微不足道的。贵族的阶级统治，人口的日益增加，必然导致贵族对平民剥削的日益加重，这就是库隆暴动和梭伦改制的背景。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不多、人力保持于国内，也是后来雅典得以成为抗击波斯进犯的骨干力量的原因。
    　　雅典走上统一运动和贵族统治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海外殖民城邦的影响，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毫未提到，近代有些史家论述它的原因的时候，往往归之于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多里安人入侵以后漫长的数百年间，雅典经济毫无疑问会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直到统一运动完成，贵族统治确立之时，雅典还是一个产粮的农业国家，而不是园圃的农业国家，它虽有优良的海港，但它的海外贸易还不及一个小岛埃吉纳，它的陶器工业远未发展，当时优美的科林斯瓶还在称霸希腊世界，所以它的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得自经济发展的，当远较科林斯、卡尔西斯等城为微弱。另一方面，雅典号称伊奥利亚诸海外城邦的母邦，它跟那些城邦的交往应该是比较密切的，所以，有理由推测，雅典的贵族从海外殖民城邦当政的贵族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新型国家的知识，阿提卡境内诸小城邦的贵族共同抵御外族入侵的要求，加上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的相互作用，使得雅典还在变成工业和商业的城市以前就组成了一个单一城市领导周围比较广阔农村地区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个城邦的务农的平民，初期还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伦（Solon）改革以前，这些平民的处境是贫困而悲惨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引起了骚乱暴动，出现了立法者和僭主，当人民群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簪主统治的时候，就形成了希腊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因为这个过程在希腊各邦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当在次章内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它的经济力量逐渐超过了科林斯和卡尔西斯，而在民主政体下，它又拥有为数较多的务农的公民，得以召募一支较大的公民军，这又是雅典军事威力的来源。希腊本土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这几个因素，它之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
    　　
    阿尔哥斯和克里特
    　　
    　　阿尔哥斯（Argos）占有迈锡尼时代的王畿（阿加米农本人的王国），它最初在多里安人诸邦中占有领袖地位。多里安人征服之初，它还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传统还说，那个时候存在过一个阿尔哥斯“帝国”。公元前8世纪中期，阿尔哥斯的霸权衰落了，公元前7世纪阿尔哥斯在斐登王统治下武功很盛，打败过斯巴达和雅典，实行过币制改革。亚里士多德说斐登“起初为王而终于做了僭主”，大概他在国内实行过个人的专制统治。这个传统的部族王国以后也成了“主权在民”的城邦，它国内除阿尔哥斯这个城市而外，还有阿欣（Asine）、太林斯（Tiryns）等重要城市。各城市间的关系如何，已经难于稽考了。
    　　阿尔哥斯东南有特洛真（Trozen）、赫尔米温（Henmione），埃彼道鲁斯等小国，濒临阿尔哥斯湾或萨洛尼克湾，面积不大，都是科林斯类型的单一城市的城邦，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克里特岛为多里安人占领后很快分别建成40个城邦，据说后来还达到过100个。
    　　
    彼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
    　　
    　　公元前4世纪一度掌握希腊霸权的彼奥提亚（Boeotia），位居希腊中部，南邻阿提卡，以土壤肥沃著名。迈锡尼时代彼奥提亚已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建有某些迈锡尼统治下的小王国的城堡，后来的提佛、奥科美那斯等城市大概就是在它们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时代的彼奥提亚传统说是入侵者的旧裔，但是假如确实有过外族征服的话，征服也没有留下什么严格的阶级界限，按照著名的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诗作来看，自耕的自由农民在公元前8世纪就居于主要地位了。彼奥提亚的王政消灭得很早，希西阿诗中的巴西琉斯，有的史家认为也许指的是贵族。彼奥提亚原先有许多独立的小公社，它们之间很早就有同族性质的联合，还有泛彼奥提亚的宗教庆典，又因为那是希腊本土的四战之地，古典时代多次战争都会战于它境内，这种容易遭到外敌入侵的环境，促使它趋向于合并成为一个联盟。组织联盟的盟主是提佛城，为了组成彼奥提亚联盟，提佛城还对某些城市进行过战争，公元前550年，除奥科美那斯和布拉的（Plataea）两城外都加入了联盟，几十年以后这两个城市也加盟了。联盟的政治机构称彼奥塔斯（Boeotarth），加盟城邦各自保持独立。
    　　位居彼奥提亚之东，南临科林斯湾的福西斯（Phocis），地域不大，居民分散于20个左右的小市邑中，希腊世界的宗教中心特尔斐神庙就在它境内。公元前590年，福西斯的两个市邑为了神庙周围一块土地发生了争吵，特萨利亚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干预、占领了福西斯，许多希腊城邦联合起来驱逐特萨利亚人，福西斯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前，福西斯各市邑之间本来就有部族性质的联合，战争中发展成为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按其性质而言，也可以称之为福西斯联盟，不过加盟的小市邑独立性不强，未必具有独立城邦的性质，所以福西斯国家，其实是自治的市邑联合组成的领土国家。
    　　洛克里斯（Locris）邻近福西斯和彼奥提亚，它以奥布斯（Opus）城为中心，经过雅典那样的统一运动建成为城邦。
    　　
    农村地区的建城运动
    　　
    　　以上列举诸城邦，多数由旧时城堡发展成为人民聚居的城市和城邦。本土城邦的最后一种类型，是原来的农村地区建立城市，发展成为城邦，这可以称为建城运动，阿德科克称之为“狭义的统一运动”。他说：　　
    　　“这里那里的诸村落的共同体，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放弃村庄合居一处。这个过程是狭义的‘统一运动’，我们知道这种统一运动在东部阿卡狄亚（Arcadia）怎样在起作用的。东部阿卡狄亚分为两个村居共同体的集群，每一个集群原来都拥有一个筑城的避难所，北集群的称为城（POlis），南集群称为堡（The Fort）。也许因为害怕斯巴达人的侵略，南集群联合起来组成了特格阿（Tegea）城邦，不久，北集群就组成了曼底涅亚（Mantinea）城邦。曼底涅亚统一运动的理由在于害怕南邻的军事力量，这个理由因渴望控制平原北部的水源又加强了一层。由于同样的原因赫赖亚（Heraeans）由于伊利斯人（Elis，伯罗奔厄撒酋北的乡里安人城邦）愈来愈厉害的侵略倾向被迫建立了赫赖亚城邦（亦在阿卡狄亚境内）。只要密迩别的城邦，无疑就能触动村居的共同体起而模仿，希腊西北部（指阿开那尼亚Acarnania、埃托利亚Aetolia）诸城邦，看来是从那里出现一系列科林斯的殖民地以后，才陆续形成的”。（《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古代希腊晚期，亚历山大征服以后的希腊主义时代，兴起了亚该亚同盟（以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濒临科林斯湾的亚该亚为中心），埃托利亚（在中都希腊的西侧）同盟。这两个地区都是山区，古典时期，它们都是落后地区。当滨海的先进的工商业城邦已经经过了奴隶制经济的极盛时代，因内部激烈的阶级矛盾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的时候，自由农民居主导地位的这些山区，于是建立城市，组成同盟，起而占有希腊本土的支配地位。不过那时已是罗马征服的前夜，希腊人在政治军事上不久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近邻同盟
    　　
    　　希腊本土的“统一运动”或“同盟运动”，从来都是局部的，全希腊的组织全是宗教性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近邻同盟”。
    　　近邻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The League of Neighbours）以特尔斐（Delphi）神庙为中心。特尔斐神庙祀奉阿波罗（Apallo），神庙的渊源很古，可以追溯到亚该亚人来到希腊的时候，后来成为希腊三个人种集团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共同的宗教中心，特尔斐的阿波罗神谕甚至为“蛮邦君主”（如吕底亚、埃及）所信任。近邻同盟原是围绕温泉关附近地母（Demeter）神庙而设立的邻近诸邦的同盟，不清楚同盟的起源和其目标如何，反正它要求加盟诸邦在发生战争时不得切断对方的水源，不得毁灭对方的市邑。鉴于其称为“近邻”，究竟最初的加盟诸邦，在兹帕尔克俄斯（Sperchus）河上和塞费苏斯（Cephisus）河上游诸共同体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是可疑的。不过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同盟包括了北部和中部希腊的全部人民，其中有特萨利亚的四个“州”，有福西斯人、彼奥提亚人、洛克里斯人、多里斯的多里安人（残留在中部希腊的多里安人小邦），优卑亚的伊奥利亚人和历史上仅见名称没有史料参考的三个小邦多利普（Dolepes）、马里（malians）、伊纳斯（Aenians）人。不久发生了所谓第一次神圣战争，特尔斐神庙原由克利塞（Crisa，属福西斯的一个小共同体）管理，战争的结果，神庙归近邻同盟保护。近邻同盟的年会也移到特尔斐来召开。此时特萨利亚在近邻同盟中占绝对优势，福西斯也处于特萨利亚的军事占领之下。后来各邦协力驱逐特萨利亚占领军，近邻同盟的成员随之扩大，雅典、斯巴达、西息温等都成为加盟国家。扩大的近邻同盟此后还在特尔斐主办“皮提翁庆节”（Pythium Festival），有音乐竞赛，后来又增设体育竞赛，这大大提高了特尔斐神庙的地位，使它成为团结希腊人的中心地点。近邻同盟则逐渐从宗教性的联合，转为政治性的国际性的联合。这决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希腊世界各主权国家通过这个同盟发生了集体性的相互接触，有助于发展出一些国际惯例而已。
    　　
    奥林匹克庆节
    　　
    　　另一个纯粹宗教性的“奥林匹克庆节”更负盛名，现代的国际奥运会自称是继承了它的传统的。庆节每4年一次，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会早在公元前776年举行，它由伊利斯主办，最初参加的不过是近旁少数几个国家，以后逐渐扩大，到历史时代，即使很少参与希腊世界政治事务的远方诸邦，如黑海和“远西”，也都热心参加那里的竞走、角斗、战车竞赛等运动。竞赛的胜利者获得桂冠或橄榄冠，且有立像的权利，所属城邦亦引以为荣。诗人与雄辩家也参加奥林匹克赛会，公元前4世纪，显赫一时的西西里叙拉古（Syracuse）僭主自炫诗才，派人在奥林匹克赛会上朗诵他的诗作，竞备受讥嘲。为了保证赛会的举行，希腊诸国协定，赛会期间交战中诸国一律要停战若干天。这种盛大的庆节，显然大大促进了希腊的统一的文化的形成，加强希腊民族的团结，事实上它是希腊世界中主权国家的城邦制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对后来的历史事变是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的。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一节　总述

    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的形成
    　　
    　　公元前8—6世纪，希腊世界发主了剧烈的变化。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这200年间，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及本土出发，殖民于东西南北。古典时代以本土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腊世界，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腊人的这个大移民运动，一方面在移民区域碰到了激烈的竞争者和对手，一方面又是东方的内陆帝国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军事进犯的结果，所以，大移民固然是希腊人的海外扩张，其中一部分人民属于“避难移民”的性质。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希腊本土结束了多里安人入侵的漫长数百年间的“黑暗时代”。本土诸邦，在此期间城邦化了，也集团化了，加以从东面来的外敌侵犯，“黑暗时代”曾经是希腊文明中心的小亚细亚，现在丧失了它的中心地位。希腊文明和希腊历史事变的中心，在此期间移回到了本土，虽然雅典中心地位的确立，还在希波战争之后。以上两个方面，前两章已经多方面涉及，然而未作系统的介绍。本章第二节，将就国际环境、大移民、海外城邦；第三节，将对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的状况，作比较系统的介绍。由于希腊史的多中心的特点，以上介绍与前两章虽有不少重复之处，看起来还是节省不了的。
    　　
    希腊世界的经济变革
    　　
    　　大移民与本土的城邦化及集团化所形成的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是由无数自治自给的蕞尔小邦组成的。各个区域的外部条件各不相同，每一个区域的各城邦的内部状况和历史演变过程也会不相同，但这个时期的有些变革，特别在经济方面，是共通于整个希腊世界的。
    　　希腊人殖民于东西南北，每一个海外殖民地和本土的所有国家，固然各按当地的资源交通条件和它们自己的历史传统，经营多种多样的经济生活，但是，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腊的海上文明的特色。
    　　
    　　“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殖民地靠近海洋，而且只有靠着海洋才能和它们的母邦往来。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它们本身的存在，都需要有强大的船队。远在雅典掌握希腊诸海的霸权以前，科林斯、优卑亚的卡尔西斯、米利都、佛西亚、罗陀斯、叙拉古、塔林顿（Tarentum，意大利南端）和马赛，便都已有强大的商业舰队和武装舰队。”（杜丹，p.29）（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又产生巨大影响。它使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为商品货币经济；使海外和本土原先的工商业城邦，由于粮食和原料供给方便，而得以不受限制地扩大它们的工商业。同时，也使某些“单一经济”的殖民城邦，扩大多种经营，力谋自给自足。雅典本以粮作农业为主，大移民中及其后逐渐发展起来更加适合于其土壤条件（丘陵、沙地）的葡萄、橄榄、果园与其他园圃农业，粮食逐渐取给于进口。由于输出油和酒需要容器，因此它又迅速发展起陶器业，不久它的陶器就超过了科林斯。米利都、科林斯、卡尔西斯等老早就是工商业城邦，粮食原料供给充分了，使它们工商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与此相反，有些殖民地建立之初，虽不过是一个商站，但因周围农业资源丰富，当它的人口因新移民的到来而日益增多时，就兼营农业。后来，它们逐渐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于是对母邦的依赖日益减少，并成了独立的城邦，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经济的迅猛发展，促成了贵金属铸币的应用。贵金属铸币的应用，反过来又影响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希腊人用贵金属条块为交换媒介，为时已久，但当时的交换媒介，除贵金属条块而外，还兼用牲畜、铜斧、铁块、铜制三脚架之类的实物，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究竟还受到一定限制。公元前8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开始用天然的琥珀金（金银合金）制成铸币，伊奥利亚诸城邦米利都、佛西亚、埃弗塞斯继起仿制，不久，裴登王统治下的阿尔哥斯，萨洛尼克湾上的埃吉纳、优卑亚（Euboea）和雅典也自铸货币。铸币材料，改用成色较高的金或银。（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金币：只有战国时代的楚，才有加上官方印记的小金块，称为郢爰。这是成色一致，但重量未必一致的金块，未必就是贵金属铸币。我国的古钱币都是铜（有时是铁）铸的刀、斧，或“孔方兄”。用银元宝已经很晚了，银元是近代从西班牙输入的。战国时代有贵金属铸币的萌芽，秦汉以后从未发展起来，这显然是商鞅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种打制了某种固定图像，成色重量一致的小圆片，既便利了商品交换，本身又是代表一般意义的财富。连同弥漫于希腊世界的迅猛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贵族阶级寡头专政面临的新形势
    　　
    　　我们由前一章知道，公元前8世纪初期前后，无论海外或本土诸邦，政权大体上掌握在贵族阶级手里，政制是寡头专政。以小亚细亚诸邦而言，各邦执政的贵族阶级奠定了自治自给城邦的基础，发展了对外移民，然而这些成就是在相对的和平状态下获得的，现在他们面临了强大的外敌侵犯的威胁，历史记录似乎显示他们对付这种威胁是无能的。“西方希腊”也有同样的迹象。就整个希腊世界而言，一切城邦在迅猛的经济发展面前，一般都出现了下述的社会与政治新形势，保守的贵族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利害的考虑，更显得无法应付。
    　　一、新的致富的机会和贵金属铸币的使用所促成的金钱贪欲，刺激了许多人作各种各样的冒险，或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同时也出现了贵族以外的工商业的富裕阶层，而他们是被摒除于政权之外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阶级实际力量的对比之间，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日益加剧。
    　　二、经济发展和海外移民都造成了人力的不足，使得土地贵族难于掌握他们支配之下的人手。另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贵族的金钱贪欲，从而使他们加深了对平民群众的剥削。梭伦改革以前雅典的状况，可以引为典型。
    　　
    　　“（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按：史家均释为须交农产品收获5/6的分成佃农），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末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亚里上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 年版［下同〕，第4—5页）
    　　
    　　三、古代希腊以奴隶制著名，然而希腊的奴隶制起源于买来的奴隶（战俘，从蛮族那里贩买来的奴隶），并非起源于希腊社会内部的债务奴役。此时希腊诸诚邦的平民群众，是大移民和经济扩张所不可缺的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上引雅典的严重情况，必定会引起社会骚动，引起暴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就不可避免了。
    　　
    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与一致性
    　　
    　　以上所说的是一般情况。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于是兴起僭主，推翻贵族，解放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亚，扩大了农奴的数量，加强对农奴的镇压，为此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和斯巴达无缘的。再进一步，科林斯等邦的僭主政治，在斯巴达干涉下被推翻，建成了主权在民的政体，然而斯巴达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数百年间保持不变。又如本土特萨利亚四周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它影响微弱。它的政制虽然也因外部变化而有所变化，实质上一仍旧贯。
    　　与此相反，多数海外城邦处在猛烈的经济变革的漩涡中心，又有外敌的侵犯，不能不发生剧烈的政治震荡。然而东方希腊和西方希腊所碰到的外敌力量强弱悬殊，从而小亚细亚诸城邦出现了波斯儿皇帝性质的僭主，西西里则出现了战胜迦太基人的西西里帝国。
    　　以上是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但除少数例外（斯巴达、特萨利亚在希腊史上确属例外），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也有其一致性。公元前8至6世纪这一段时间，各邦都处在大移民造成的经济环境之中，各邦都处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之下。海外城邦在此期间，有的直接受到侵犯，有的与敌方发生了战争。本土诸邦，显然也已经感到波斯入侵的威胁。用历史眼光来看，本土诸邦此时期内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不少应付迫在眉睫的事变的因素。而且，此时期内许多城邦出现僭主政体，继以推翻僭主，实行民主，又显出历史过程的某种一致性，虽然这个过程并非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要推迟到下一个世纪。有许多城邦没有出现僭主，而出现了立法者，有一些没有发生这类政治震荡，“和平”地进入民主政体。从整个希腊世界的历史来看，其间是可以找到某种规律的线索的。
    　　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经过僭主政体，或经过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过渡到民主政体，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本章第三、四两节将对此略加介绍与探讨。

    第二节　国际环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与波斯帝国的征服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初期移民的二次移民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均参见第三章），当时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家，那里的希腊诸城邦得以自由自在的扩展，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紧邻伊奥利亚的内地兴起了吕底亚王国，王都在萨第斯（Sardis），距海滨不过80公里。在基格斯（Gyges）篡夺吕底亚王位以前，这个王国似乎力量不大，还不足以威胁希腊诸城邦。公元前8世纪，正是米利都开辟黑海航路，小亚细亚诸邦对外移民和海上贸易猛烈发展的时代。公元前8世纪末或7世纪初，基格斯篡位，篡位后他立即进犯米利都和士麦拿，并攻陷了科罗封，显然并未久占就退出了。下一个吕底亚王阿底斯（Ardys）又进攻米利都，攻陷普赖伊尼（Priene），也未久占。公元前652年蛮族西墨里安（Cimmerians）进犯吕底亚，攻陷王都萨第斯，吕底亚一时衰落，若干年间无力进犯伊奥利亚希腊城邦。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米地两王国灭亡，并瓜分了它的领地。吕底亚再度强盛，它的国王阿耶特斯（Alyattes）曾东犯米地王国。不久两国联姻和好。阿那特斯全力西犯，攻陷了士麦拿（Smyrna），把它夷为平地（这是小亚细亚希腊人殖民城市被毁灭的仅有的例子，这个城市大概到亚历山大征服后才恢复起来），进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和米利都（Miletus），并和米利部进行了长达11年的战争，此时正值米利都著名僭主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在位的时候。米利都以坚壁清野的方法抵抗进犯，并依靠海上运输维持城市的供给。阿耶特斯久战无功，罢兵议和，希罗多德说此后“两个国家成了密友和联盟”。约公元前560年，吕底亚王克劳苏斯（Croesus）继位，更加积极进攻小亚细亚诸希腊殖民城邦，在他统治期间把北中南大陆海滨的全部希腊城邦都降服了，降服的条件大概相当宽大，只要纳贡称臣就行，不干涉城邦的自治。这些城邦降服后，因能更加不受阻碍地和内陆贸易，似乎也安于这种环境。
    　　然而吕底亚的极盛时代，不过是昙花一现。东边的波斯在居鲁士统治下不过几年就征服了米地王国，并继续西进灭亡了吕底亚，俘虏了克劳苏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又从吕底亚的藩属转为波斯帝国的藩属，以下的事变就紧接着希波战争史了。
    　　
    小亚细亚希腊人的避难移民
    　　
    　　吕底亚王国长期来与希腊城邦时战时和，在和平时期似乎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埃弗塞斯的一个僭主还是吕底亚王的女婿。降服了小亚细亚全部希腊城邦的吕底亚末代国王克劳苏斯王廷，是希腊人常去访问之地。传说，雅典梭伦离职后曾到过萨第斯（Sardis）。波斯征服吕底亚后，对转而藩属它的希腊城邦虽有宽容，也怀疑忌。当时的波斯王廷有希腊人的宠臣，希腊名医德摩斯底斯（Democedes）曾为波斯大王的御医，波斯用兵时要依靠希腊人提供海上力量。但波斯属下的海滨城市，除希腊而外，还有腓尼基（西顿、推罗）。希腊、排尼基之间的海上竞争，竟然也表现为两方在波斯王廷中的争宠。
    　　小亚细亚诸城邦对吕底亚和波斯的先后降服，对它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似乎还没有极其严重的影响，这是希腊人甘心纳贡称臣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有一些希腊城邦，或某些城邦中的一部分希腊人，宁愿移居他处，不愿屈居藩属地位。克拉左美奈人有些避难雅典，把那里的陶画新风格带到了雅典，帮助雅典发展了陶业。佛西亚于吕底亚侵入时（公元前600年）大群人扬帆西去，建立了“远西”的马萨利亚（Massilia，即今马赛）殖民地，不久，马萨利亚移民于科西嘉（Corsica）岛上，当波斯王居鲁士征服时，又有一群佛西亚人避居科西嘉殖民地。罗陀斯岛希腊人建杰拉（Gela）城于西西里岛上，奈达斯（Cnidus）人跑到埃及去当雇佣兵。提奥斯（Teos）则全城人都上了船，船到色雷斯海岸建立了阿布提拉（Abdera）城（哲学家德摩克利特Democritus 的故乡），另有一部分人移居黑海北岸。诸如此类的避难移民，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大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黑海、色雷斯及西方新殖民地的建立，甚至希腊本土有些城邦工艺技术和文化的提高，都从中汲取了力量。
    　　
    僭主政体之盛行于小亚细亚
    　　
    　　公元前7世纪起，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开始出现僭主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有米利都的司拉绪布卢（约公元前625年）和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公元前6世纪后期），但是累斯博斯（Lasbos）岛上米提利尼（Mitylene）城邦的僭主和埃弗塞斯的僭主，则比司拉绪布卢还要早得多。这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群众开放。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以小亚细亚的特殊环境来说，吕底亚王基格斯弑君篡位，显然为希腊人僭主政体做出了范例。公元前7世纪末，司拉绪布卢在米利都的僭政时期，长期抗击吕底亚王国的进犯，这表明了司拉绪布卢具有特出的军事才能，抗击外敌进犯的成功，显然是他得以僭窃国政的原因；公元前6世纪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的抗击波斯进犯，也属于同一原因。但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臣服于波斯的时期，各城邦又大体上都有亲波斯人的僭主。这些僭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金人侵宋后在中原建立的儿皇帝，很难说他们起过什么历史进步作用了。
    　　除了个人专政的僭主而外，米提利尼（Mitylene）还有著名的彼塔卡斯（Pittacus，希腊七贤之一，梭伦的同时代人），推翻僭政，担任民选调解官（Aesymnetes，艾修尼德）凡十年，终使米提利尼从僭主政体顺利地过渡到民主政治。僭主、民选调解官和立法者这类现象，都不见于我国历史，又在雅典史上前后出现，使雅典成为希腊诸邦政治变革中的完整典型。
    　　
    黑海两岸的希腊殖民地城邦
    　　
    　　黑海西端，今达达尼尔、博斯普鲁两海峡两侧，马尔马拉海上诸希腊人殖民城邦，波斯进犯时都纳贡称臣，和小亚细亚其他城邦无异，东面，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土耳其境内，现仍保持旧名），特拉布松（Trapezus，土耳其境内，现仍保持旧名），更东，有高加索境内的法西斯（Phasls）、底阿斯可里何斯（Dioscorias），因为地点偏辟，似乎没有臣服于波斯，它们一向和米利都维持繁盛的海上贸易，输出麻、木材、铁等原料。黑海北岸南俄海滨，以刻赤海峡上旁提卡彭（Panticapaeum）为首的星罗棋布于大河入海口上的一批希腊人城邦，不仅未受波斯征服的影响，甚至后来的罗马也没有直接征服其地。它们向米利都等小亚细亚工商业城邦，后来更向雅典输出南俄草原上斯切仃斯（Schytians）的粮食，也是希腊的诸种工业品和橄榄油、葡萄酒的重要市场。这些贸易大大促进了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地方的希腊人，也许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避难移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他们一直保持了伊奥利亚甚至迈锡尼的古风。饶有兴趣的是，雅典盛期市内警察是国家奴隶，称为斯基泰人或称弓手。也许南俄草原上诸城邦，后来和希腊各地之间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奴隶贸易。
    　　南俄希腊人殖民地在希腊世界中处在最边远的地方，它们的文化因袭“英雄时代”的古风，对希腊文明无所贡献。19世纪末期起，俄国学者在那里作了精细的考古发掘，现在史学界所知该地状况，很大部分是考古研究的成果。[克里米亚（Cremia）诸城市从前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他们称之为刻索尼苏斯（Chersonese），后来是密司里达提帝国（Mithridate Empire）的首都所在地；再后落入罗马手里，划归拜占庭，到了拜占庭查士丁尼（Justinian〕时代，它们成了重要的贸易地点。9世纪基辅和诺夫果罗德（Novgorod）为瑞典人占领，1204年那里的贸易又丢给威尼斯（Venice）。1261年，热那亚人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了那里的贸易。]
    　　黑海南岸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先后成为希腊主义诸王国和罗马的重要支撑点。其中如锡诺普，后来是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的陆上终点，特拉布松曾经是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毁灭以后，一个力图挣扎的短命的希腊帝国的中心。两地（都在土耳其境内）迄今还保持古来的地名。
    　　黑海南北两岸的希腊城邦的政制，大体随希腊世界的霸权所属，时而民主，时而寡头。其中显得十分特别的，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旁提卡彭它集合附近希腊城邦建立了“博斯福鲁王国”，王国所属臣民有大批希腊化的斯基泰人，王权有时也属于希腊化的斯基泰贵族。这种情形，在后来亚历山大征服所建立的东方诸王国中是常例。
    　　
    色雷斯
    　　
    　　爱琴海北边色雷斯海滨，今属希腊，但古代希腊的北界在奥林匹亚山，色雷斯及其西边内陆的马其顿还是蛮族地区，马其顿居民人种语言和希腊人接近。这个地方的移民，始于公元前8世纪，优卑亚岛上卡尔西斯移殖于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半岛，百年之后，科林斯在该地建立了波提底亚（Potidea）。卡尔息狄斯半岛迤西地区，与吕底亚、波斯先后侵犯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的时候，小亚细亚希腊人移殖于此，提奥斯人建立阿布提拉即其一例（见前）。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带也已密布了希腊殖民地。
    　　希腊人在该地移民，没有碰到本地居民的严重抵抗，希腊殖民地对马其顿、色雷斯的开化，起过相当的作用。这些殖民城邦并不处在海上交通要道，商业不十分发达，务农人口占相当比例。卡尔息狄斯半岛多森林，附近有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这是殖民地的重大富源。它们的政治生活似乎比较正常，文化发达，阿布提拉是德摩克利特的故乡，斯塔基拉斯（Stagirus）是亚里士多德的故乡。但整个色雷斯地区处在波斯军进犯希腊本土的行军路上，希波战争期间它们受到严重损失，也不得不屈服于波斯轭下。公元前马其顿王国勃兴，它们首先被吞并，并且成为马其顿威力的一个重大因素。
    　　
    埃及和希腊人在塞勒尼的殖民
    　　
    　　希腊本土南方的国际环境，又不同于它的东方。
    　　亚该亚人在公元前14、13世纪，曾扩张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滨，后来面临埃及、腓尼基、以色列和亚述帝国的遏阻，终致失败，从此这里是希腊人进不去的地方（已见第二、三、四各章）。公元前8世纪起，南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曾经是克里特文明渊源之地的埃及王国，此时已经极度衰落。公元前10世纪起，它先后被西面的利比亚人和南面的努比亚人所征服，建立了征服者的王朝。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一度征服埃及，公元前665年萨米提卡斯（Psammeticlius）依靠铜装人（穿铜甲的伊奥利亚和加里亚雇佣兵）的援助，建立了赛斯王朝（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事实上米利都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就在埃及设有设防的商站，以后还建立了巨大繁荣的希腊人殖民地诺克拉斯。公元前7至6世纪希腊雇佣兵一直是埃及王朝的重要军事因素，希腊人的雇佣兵和商业利益两者是互相支持的。约公元前630年，塞拉（Thera，西克拉底斯Cyclades的一个岛）人和克里特人之殖民于塞勒尼（今利比亚之绿山区）显然是希腊人在埃及的扩张的继续。
    　　赛斯王朝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所征服，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希腊人在埃及的活动发生了障碍，繁荣的诺克拉底逐渐湮灭了。塞勒尼殖民地继续存在了下去，但是它的经济与政治，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希腊城邦的面貌。塞勒尼最初的希腊殖民者中没有妇女，他们的殖民受到利比亚人的欢迎，他们普遍娶利比亚妇女为妻。50年后，塞勒尼人邀请各地希腊人移居到他们那里去，应邀前去的是克里特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各邦的人，不久新来者和原居民发生龃龉，于是建立了新城邦贝尔卡（Barca）。那里袭用了当地人惯用的王政制度，但是一种适合于希腊人习惯的“立宪王政”。后来当朝国王实行政变，废弃宪治，实行专制政治。波斯军征服埃及时，当地的专制国王利用波斯力量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并成了波斯的藩属。
    　　
    伊达拉里亚人和“大希腊”
    　　
    　　希腊人在西方的殖民，也有严重的竞争对手。在意大利半岛上，对手是伊达拉里亚（Etruria）人，在西西里岛上和“远西”，对手是腓尼基人的迦太基帝国。地中海欧非两侧的当地居民，在公元前7至6世纪相对说来还很落后，不足以阻挡希腊人的殖民。
    　　希腊人称意大利南部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这是因为那里山川壮丽，平原宽阔，比希腊本部、中部及南端被海湾山岭分割成为彼此隔离的狭小地区，以及爱琴海上诸岛屿，气派远为宏大之故。这些地方的殖民城邦有克洛吞（Croton）、西巴里斯（Sybaris）、洛克里（Locri）、利吉姆（Rhegium）、厄利亚（E1ea），以及最北面的丘米（Cunlae）、那不勒斯（Naples，古名Neopolis）等。然而，丘米以北，希腊人又为伊达拉里亚人所阻，一直要到阿尔卑斯山（Alps）外，才有希腊人的“远西”殖民地马萨利亚移去的尼斯（Nice）、摩纳哥（Monoco，，今法意边境）等城邦。
    　　伊达拉里亚人是公元前10世纪移居到意大利梯伯河以北地区的，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之间，伊达拉里亚人的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北起阿尔卑斯山麓，南迄今那不勒斯都在它们统治或影响之下，直到公元前5世纪，它才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它完全崩溃了。罗马文化受到伊达拉里亚的强烈影响，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城是伊达拉里亚人建立的。伊达拉里亚人是从哪里移到意大利的，从古希腊时代起直到现在止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大体可以断定他们来自小亚细亚沿岸，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相信他们是从基格斯（Gyges）以前的吕底亚去的。他们殖民意大利早于希腊人，传统还认为希腊人面向殖民之所以较晚，是因为伊达拉里亚人的阻挡，直到希腊人的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能力足以克服这种阻力，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殖民才得以开始。
    　　公元前6世纪后期，希腊城邦丘米和伊达拉里亚人发生过战争，领导丘米人作战的亚里斯托德摩斯（AristodemS）战后成为丘米的僭主。早期罗马的国王塔魁尼阿斯（Tarquinius）被废黜后曾避居他的宫廷。西巴里斯也出现过僭主，洛里克则有过最古的立法者宙留古斯（Zslencus）的活动。
    　　
    腓尼基和迦太基
    　　
    　　腓尼基人很早建立他们的城市王国拜布罗斯（Byblus）、息敦（Sidon）、泰尔（Tyre，今黎巴嫩）。早在公元前16世纪，他们就殖民于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上诸岛屿，当时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盛期，他们在东地中海的活动似偏重于海上商业，或作短期的黄金开采，没有作什么永久性的殖民。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积极向西地中海扩张，公元前12世纪，腓尼基人的船舶最初在西地中海出现。杜丹说：
    　　
    　　“他们在往西班牙矿区的途中，需要沿着非洲海岸的停靠港口；他们在这些港口无疑开始了与土人最初的交易，而且这些港口后来变成了经常的‘商站’，即真正的殖民地。根据传说，最早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从东往西，为大雷普提斯（LeptisMagna，今名雷布达）、哈德卢密塔姆（Hadrumetum，今名苏撒）、乌提卡（Utica）、希波?提阿尔希托斯（Hippo Diarhytos，今名比塞大）和希波?利基乌斯（Hippo Regius 今名波那），并且当时在赫拉克里斯双柱（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在丹古尔之南拉拉士（Larash）附近已建立了利克莎斯（Lixus）。同时，泰尔人和西顿人又在马尔太岛，西西里岛南端，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加的斯，获得了立足之地。”（《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中译本，第150—151页）
    　　
    　　腓尼基人在西方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城市是迦太基（今突尼斯首都旧址），建城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末。当泰尔、西顿先后藩属于亚述帝国、迦勒底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而衰落的时候，迦太基起来在整个西方保护腓尼基人，所有西地中海的腓尼基殖民地或者自愿，或者通过征服和强迫，先后归属于迦太基，结集成为强大的迦太基帝国。其时在公元前6世纪，并且也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迦太基的霸权，大概首先建立于非洲沿海，次及于西班牙及科西嘉、撒丁尼亚（Sardinia）两岛，最后才到西西里岛上和希腊人争霸。
    　　
    塞勒尼、乌萨利亚和阿拉利亚
    　　
    　　克里特岛和塞拉岛上的希腊人殖民于利比亚的塞勒尼（Cyrene）时间为公元前630年。塞勒尼殖民地建立后不久，即向西作二次殖民，正值迦太基兴起初期，沿非洲海岸向东推进，结果两方面都停止于原地，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佛西亚，于公元前600年之前，殖民于西班牙地中海滨南端的门拉卡（Maelanaca，今马拉加Malaga 两侧）和西班牙一个盛产银子的古王国塔提苏斯（Tartessus）通商。这个地方深入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大约在阿拉利亚战后（见后）被毁灭了。佛西亚人殖民于马萨利亚（Massilla，今法国马赛）是公元前600年的事情，这里离腓尼基迦太基在西班牙南部的传统势力范围很远，加以当时迦太基人势力微弱，无力干涉。公元前560年，佛西亚人又殖民于科西嘉岛上的阿拉利亚（A1alia），此时小亚细亚希腊人避波斯侵犯纷纷西移，传说普赖伊尼（Priene）城邦的比阿斯（Blas，希腊七贤之一）曾建议希腊人集体移居撒丁尼亚。科西嘉岛离意大利北中部伊达拉里亚人地区很近，希腊人在两岛上势力扩大，对腓尼基人的商路是很大的威胁，加以公元前6世纪中期，正是迦太基强国兴起之时，公元前535年，佛西亚舰队与迦太基伊达拉里亚联合舰队战于科西嘉的阿拉利亚，佛西亚人自诩胜利，但放弃阿拉利亚，而且从此以后，希腊人再也不涉足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两岛了。
    　　阿拉利亚战后不久，佛西亚的殖民地马萨利亚和迦太基海战获胜，战后订立了一个确切的条约，条约也许以西班牙地中海上的纳奥角划分双方“势力范围”，此后长期间双方相安无事。马萨利亚二次殖民所建立的城邦，最东有今法意边境的尼斯和摩纳哥，最西南有西班牙境内的伊波利亚（Emporiae）和罗德（Rhode），移民大概不少来自小亚细亚。
    　　
    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殖民城邦和希腊人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上的长期冲突
    　　
    　　希腊人移民西西里岛，始于公元前8世纪，最早的有科林斯移民的叙拉古，麦加拉的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leae，见前章）和纳克素斯岛移殖的同名城邦，公元前8世纪至7世纪，希腊人在该岛上移民盛行，建立了矰克利（Zancle）、利吉姆、林地尼（Leontini）、卡塔拉（Catana）、迈利（Mglae）、机拉（Gela）、希米拉（Himera）、卡斯门尼（Ca8nlenae）等殖民城市。也许当时腓尼基人已经涉足于西西里岛，但当时泰尔衰落，迦太基尚未兴起，希腊人没有碰到什么抵抗，当时的腓尼基人被赶到该岛的西北角，到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在那里有三个殖民城市：摩提亚（Motya）、帕诏马斯（Panormus）、索罗斯（Solus）。公元前580年，希腊人殖民于阿克累加斯（Acragas）的时候，发生了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的第一次冲突，腓尼基人帮助当地土著厄力密亚人（Elymians）抵抗希腊殖民者，希腊移民（来自小亚细亚南端的奈达斯和罗陀斯岛）领袖彭达斯拉斯（Pentathlus）被杀。这还是迦太基人并未干预其事的小规模冲突。公元前6世纪后期，迦太基已是强盛的帝国，它出兵到西西里岛，征服该岛西北端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使之归属于它。从此以后，西西里岛成为希腊与迦太基长期争夺之地。公元前5世纪初，正当希腊本土抗击波斯进犯军的时候，以叙拉古为首的西西里希腊诸城邦和迦太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决战，希腊人获得了胜利。但斗争并未结束，公元前5及4世纪，西方希腊人与迦太基人间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斗争还延续到罗马时代，公元前3至2世纪发生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历时100多年的三次布匿（迦太基另一名称）战争（战争中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兄弟），其实是西方希腊和迦太基斗争的继续。
    　　
    西方希腊的形成
    　　
    　　希腊人殖民于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岛的失败，使西方的希腊殖民地集中于二个区域：（一）意大利南部，即所谓“大希腊”及西西里岛，虽然前者面对北面的伊达拉里亚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后者面对西南的迦太基人，但是因为它们不过相隔一个极其狭窄的墨西拿海峡，逐渐形成一个以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为首的一个集团；（二）马萨利亚及其东面两侧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它们和大希腊西西里集团之间陆上有伊达拉里亚人的阻隔，海上有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岛的阻隔，一直独立生存独立发展。以上两个集团，前者与希腊本土联系比较密切，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西西里帝国，是希腊世界三大霸权（雅典、斯巴达、西西里）之一。它的历史命运和东方希腊不同，因为亚历山大征服是向东的征服，大希腊西西里不受其影响。它们是罗马人所征服的希腊世界的第一批城邦，罗马人接受希腊文明，首先是通过它们的媒介与影响。马萨利亚集团孤悬“远西”，和希腊本部其他部分的历史事变的关系更为疏远，它列入罗马版图是在罗马征服高卢的时候，晚于东方希腊，也晚于“大希腊”和西西里。但是它存在于高卢（今法国）的地中海滨为期颇长，希腊文明通过它传播于高卢。罗马人征服高卢时，高卢南部归化罗马比高卢其他部分远为顺利，马萨利亚的传布希腊文明大概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西方希腊诸邦是“立法者”最早的活动舞台（见次章），这显然因为它们建立的初期（公元前8世纪中期及7世纪初期）恰当新潮流兴起的时候，传统的负担在那里又比古老城邦远为轻微。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当西西里诸希腊城邦开始和迦太基进行剧烈斗争的时候，西面里开始出现僭主政体。公元前5世纪初期，西西里一切城邦几乎都在僭主政体统治之下。僭主政体出现，除对外战争这个因素之外，内部阶级斗争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当时也有个别城邦选出立法者兼民选调解官，一时避免了僭主政体出现。但是大希腊与西西里诸希腊城邦的僭主倾向和“帝国倾向”远胜于东方。在5世纪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战争之前，已经通过征服，结成一个以叙拉古为首的“帝国”。战胜迦太基人，就是在这个“帝国”的首脑叙拉古僭主机伦（Gelon）领导之下取得的。希波战争以后，在当时希腊世界民主浪潮的影响下，大希腊与西西里诸城邦转为民主制度，以后西西里的叙拉古两度出现历史上著名的僭主岱奥尼素（Dionysius）和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在它被罗马灭亡的前夜，僭主亥厄兰（Hieron）已正式称王了。

    第三节　雅典民主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库隆暴动以前雅典的状况及其周围的环境
    　　
    　　公元前7世纪中期雅典的状况及其周围的环境，前章已有过简略的介绍，阿德科克以形象化的语言对此作了下述描绘：　　
    　　“在公元前7世纪的前半期，雅典是希腊的一个朦胧的角落。它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统一；埃琉西斯、马拉松（Marath0n），或修尼阿姆（Sunium）的农民，已经认为自己是雅典人了。存在着一个中央政府，当这个中央政府传话出去，要征召人们入伍作战，或者征集黄牛作祭神的牺牲，人们是服从的。政府是贵族的政府，阿提卡的农民把国家大事任凭他们的长上们去处理，他们自己埋头于种田，或者忙于学种橄榄树。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海上贸易。雅典人是下船出海的，因为海道比陆上道路好走，许多学者认为造船区（Naucrac1es，雅典的古老地方基层组织）是存在着小规模海军的证据，而雅典的狄斐隆（Diphlon）风格的陶瓶，常常显现出某种也许是雅典船舰警戒海盗的东西。雅典本身属于卡勒利亚（Calauria）近邻同盟，即萨洛尼克湾周围诸城的一个宗教同盟，但在它外航海路上，远处有埃吉纳岛这个妒忌的商人海岛，近处有本城望得到的萨拉米，现在在麦加拉人手里，他们和这个帕拉斯（Pal1as，是雅典娜女神的别称。雅典挪是雅典城的保护神）的城有邻邦的宿怨。确实，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足以出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威力足以赢得外面的市场。别的城邦已经从事于殖民的冒险，他们也获得了报酬。值得注意的雅典工业是陶器，但是它支配市场的日子还在后面，科林斯、西息温和卡尔西斯的陶器现在还掌握着豪华陶器的阵地。阿提卡较大部分的土地是瘠地，农民从那里难获一饱。好地多半分布在城市后面的平原上，绝大部分属于贵族，贵族的氏族名称成了这个区域许多地方的地名。贵族因拥有肥沃的土地，所以是富裕的，他们学习过某种辉煌的生括，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阿提卡陶瓶上对此的描绘，他们和绅士一样，把钱财消耗在希腊诸体育竞赛的庆节中的竞胜上，所以在奥林匹亚有时候听到雅典人的名字，在近邻诸邦的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存在着辉煌的僭主政体。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僭主宫廷中学会了对株守家园的阿提卡农民说来是陌生的各种各样的抱负的欲望。”
    　　
    　　总之，这时候雅典已经受到近在咫尺的科林斯等的影响，然而它的经济还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剧烈。所以公元前630年左右发生的库隆暴功，是一次在外部影响之下的尚不成熟的僭主政变。
    　　
    库隆暴动和德拉孔立法
    　　
    　　库隆出身贵族，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得过锦标（公元前640年），是麦加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女婿。库隆利用宙斯节日民众群集的时机，企图发动政变，夺取最高政权。暴动者有麦加拉的重装步兵，却没有雅典的平民，显然是特阿真尼想通过暴动把邻邦雅典置于他自己（麦加拉僭主）女婿统治之下。库隆一党夺得了卫城，民众并不热烈拥护，当政贵族却从四方征集人民来围攻卫城。围攻历时很久，四方人民不等围攻结束，便回去了。围攻中库隆和少数随从逃跑了，暴动者因缺粮议降，执政官阿克密尼德（Alcmaeonldae）氏族的麦加克利斯（Megacles）允许降者可以免死，结果却把托庇神坛的降者杀死了。（按古希腊风习，托庇神坛的人不能杀害，否则死者的血既沾污了土地，必定要被除；杀人者为罪责所沾污，这种罪责还延及后代。所以这次渎神罪使阿克密尼德世世代代“背上了黑锅”，这个氏族的后人长期间内是雅典的当政显要人物，伯里克理斯的母系就属于这个氏族，在政争中敌对的党派常据以攻击他们。）暴动以失败告终，为此雅典还和麦加拉之间发生了一次胜负未决的战争。
    　　库隆暴动虽有邻邦插手，它总反映了雅典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政的贵族阶级所能想到的是制订成文法典加以公布，藉以限制不法分子，所以有德拉孔法典的颁布（公元前621年）。德拉孔是当时的执政官之一，他的法典以对犯罪者严峻著称，唯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反对血族复仇制度，以及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关于故杀、非故杀和自卫杀人三者加以区别的惯例，作了成文的规定。多少世代以来，唯有贵族才懂得法律，唯有他们才能接近诸神，才能伸张神的正义，现在把贵族垄断的法律和审判职能公开出来，这也可以算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但是他的法律中关于整顿财产关系的部分，看起来着重于保障债权人（贵族高利贷者）的权利，于是加深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得库隆暴动以来的社会骚动更加激烈了。
    　　
    梭伦改革的背景
    　　
    　　雅典内部的动荡，基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债务奴役。前面引述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段话，说明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周围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城邦及其豪华的僭主宫廷影响之下，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而在贵金属铸币逐渐通行的条件下，最有效的剥削方式之一是高利货。雅典农民祖辈相传的那一份土地成了债务的抵押品。史家考证当时成为抵押品的土地事实上成为债权人所有，债务人只能保留一种出款赎回的权利。有的债务要以人身为担保，出现了农奴身份的“六一汉”，一种残酷的债务奴役制盛行起来了。库隆暴动到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雅典大概处于经济迅猛发展时期，雅典从麦加拉手里夺回了萨拉米，麦加拉的僭主政体垮台了，雅典商人开始到黑海、埃及和塞浦路斯去经商，这使得平民对于当时的国内秩序更加觉得不可忍受，而德拉孔的法典也许更加强了高利贷者和贵族的地位。现在真的有平民暴动和僭主出现的危险了，救治的办法是要找到一个“民选调解官”（Aesymenites）来调停对立的集团的利益，来解决“如何免除债务人的钱债，来重分土地，并根本改革现行的秩序”（普鲁塔克Plutracb，《梭伦传》）的问题。“雅典人和因雅典的伟大而所获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梭伦”（阿德科克语）。
    　　
    梭伦改革
    　　
    　　梭伦是贵族分子，以鼓动和领导对麦加拉的战争，夺回萨拉米闻名。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行官，并授权为仲裁者和立法者，并被视为“民选调解官”。梭伦就任以后，第一件重大的改革是“解负令”（Seisacktheia），拔除立在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作为债务抵押品的土地无偿归还原主，保障小块农地的水源；禁止人身奴役和买卖奴隶。因债务流落异邦的人，也都回来了。为了使“解负令”得以贯彻，也废除了与土地无关的工商业债务，但不禁止改革以后的工商业信用。其次是禁止输出谷物，准许输出橄榄油到国外，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与园圃经营，这是当时有条件输入粮食后改变阿提卡农业经济结构的带根本性的措施。后来又公布遗产自由，禁止奢侈，限制葬礼的浪费和铺张。这和孔丘提倡的厚葬和“三年之丧”恰成对照。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承认私有财产，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这使得人们放手创办企业，推动了经济活动。
    　　梭伦为了发展雅典的手工业（我们记得，此时正是科林斯陶瓶独霸市场的时代），允许外邦人获得雅典的公民权。梭伦立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理，保持了德拉孔法典的规定。他的法典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从而使奴隶得到相对的人身安全。
    　　梭伦立法，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他的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分为富农（原称“五百斗级”）、骑士（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中农（原称为“双牛级”构成重装步兵）、贫民（构成轻装步兵，担负军中杂役）四级，全部有参加公民大会（Eccleeia）的权利。公民大会直接选出执政宫，和其他执政人员如司库和执行法庭判决的“十一人”等，这些公职只有最上层阶级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国家重要政务都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提给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工作则由新设立的“四百人议事会”担任。元老院的任务现在是保证国家法律不受破坏，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它的最初成员由梭伦选任，以后，凡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因为，他负责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它实际上执掌最高政权。元老院和议事会两者，梭伦比之为船上的两只锚。
    　　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的新制度。“Heliaea”的原意为集会，陪审法庭的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Assembly as A Court），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史家还认为，后来成为雅典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执政官在其任期终了时实行的政绩审查，是人民这种“参与审判”的权利的推广。
    　　
    梭伦改革的经济后果
    　　
    　　梭伦的“解负令”规定免除一切债务，并且竟得以和平实行，在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例子。梭伦当时的地位是民选调解官，亦即民选的独裁者，具有僭主那样的专政权力。也许因为当时高利贷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到了岌岌不可终日的程度，这个调停于敌对阶级之间的独裁者才得以使“解负令”贯彻下去。然而“解负令”并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贵族阶级祖传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贷收进的抵押土地仍归贵族所有，贵族阶级的优越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解负令”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措施。虽然如此，废除债务，连同其他的经济措施，如改革币制，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等，确实鼓励富裕阶级以其财富投入工商业，从而使无地人民获得就业于农业以外的职业的机会。他的限制谷物输出，鼓励橄榄油出口的政策，也推动小农发展集约经营的园圃农业。这些都说明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从此雅典处于“东方希腊”与“西方希腊”海道中心的优越地位，以及它的天然良港庇里犹斯（Plrealis）和法勒隆（Plialerum）日益发挥其作用，不久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所奠定的雅典的经济发展路线，不是传统的“分裂繁殖”路线，不是广泛殖民于海外，而是相反地保持了人力资源于国内，使纵横不过百里的一个小区域发展成为乡郊有小康的农业人口的大工商业城市，从历史观点说来，这无疑是很大的成功。
    　　
    梭伦改制的性质及其演变
    　　
    　　梭伦政制，以财产多寡区分公民为若干等级，最低一级的平民，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议事会成员，行政官员一律由选举方法产生，按照希腊的政治概念，这是一种金权政治（Timocracy），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Democracy）必须是平民占统治的政体，必须不论财产多寡都有资格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及行政官员，而其选任又必须用拈阄方法，这样全体公民才有可能全部有轮流任职为议事会成员或陪审法庭成员的机会，议事会成员有可能全都有成为议长委员会成员的机会。至于议长委员会，则每年由议事会改选若干次，每届任职若干天，主持全部政务。这样，在议事会全部任期内，又使所有议事会成员都有机会参加议长委员会主持政务。雅典采用这种制度，始于梭伦以后70年的克利斯提尼（C1eisthenes）时代。至于梭伦政制给平民的，则不过是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这种权利，充其量只能阻止上层阶级对平民的过分剥削，当上层阶级势力大时，甚至这种阻止作用也难完全达到，于是平民的权利就只剩下在那里发抒一些愤懑不平的感情而已。
    　　但是梭伦的金权政治对于当时的雅典还不失为一次革命。我们不能忘掉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状态。改革以后，贵族阶级固然还是当政的阶级，然而非贵族的富裕农民也成了当政阶级，从前实际上并无公民权利（不算做POlites——“城邦的人”即公民）的平民，现在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质的变革。
    　　梭伦公民资格中以“资”为根据的财产，原来仅限于土地财富，这是当时雅典社会的农业性质所决定的。稍后，工商业迅猛发展，计算财产资格时把非土地财富也包括在内，贵族权力进一步削弱。又因为计算标准改按货币不按实物，而物价则逐步高涨，结果雅典公民中因财产资格的限制而没有被选举权的逐步减少，终至寥寥可数。政制的这样逐步民主化，并非梭伦初意，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作为立法者的梭伦
    　　
    　　史家考证，梭伦立法并非全部都出于他的创造。梭伦曾经商海外，周游列国。“金权政治”制度，科罗封、伊奥利亚、库梅、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实行于雅典之前，基俄斯则新近实行民主政治，这些成例，大概是梭伦立法的来源。然而棱伦政制并不是拼凑这些成例的结果，而是针对雅典的现实情况所制订的制度，其间有周详审慎的判断，也有冒风险的创造，为希腊的城邦政制开辟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新路。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也唯有这个“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够把希腊世界推进到这个阶段。
    　　梭伦法典，在财产、继承，犯罪的惩罚等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所称道。它是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主义诸王国法典的楷模，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旧希腊地区，是罗马法的“竞争对手”。法典原文保存于雅典议事会堂，并在市场上立柱公布。从此以后，雅典进入“法律”统治，亦即希腊语所称为优鲁米亚（Eunomia）时代。斯巴达实行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ctta）时间略早于梭伦立法，历史上也称为优鲁米亚。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梭伦离职
    　　
    　　梭伦的改革，虽然调解了各敌对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发展了经济，一时形成了雅典社会的团结，积极参与了当时近邻同盟的纷争，加入近邻同盟，获得了同盟的投票权，但因贵族丧失太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无地平民没有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选调解官”，拥有大权，享有无上威望的梭伦，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的政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何况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希腊世界僭主政权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西息温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各邦到处是僭主盛行，优卑亚岛上著名的铜城拥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尔西斯也在僭主统治下，而且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建立僭政，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是，梭伦坚决不为所动。又鉴于贵族对他责难，平民对他不满，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叽嘲，他伫立海滨“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权，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像梭伦一样的“民选调解官”，有机会建立僭政，而自动放弃政权的，还有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伦都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雅典的党争
    　　
    　　梭伦离职后，雅典长时期陷入党争之中。当时雅典党派分为“平原派”，由据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海滨派”，以工匠商人为主；“山居派”，主要为无地少地的山属平民（饶有兴味的是，长时期中三派领袖都是著名氏族出身的贵族分子，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希波战后到伯罗奔尼撒战前的“伯里克理斯民主”时代）。这三派最初联合起来驱逐了企图僭窃政权的执政官达姆斯阿斯（Damasias，公元前580年），继以麦加拉重新夺取了萨拉米，发生了雅典与麦加拉的一次战争，一个贵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PeiSiStratus，普鲁塔克说他是梭伦的亲戚）在此次战争中立了战功，成为“山居派”的领袖（公元前570年）。他以诡计得到公民大会的同意，建立了一支50人的个人卫队，建立了僭政（公元前560年），平原派和海滨派立即联合起来把他赶下了台。大概他下台后还留在阿提卡，同年，他和海滨派结合起来恢复了僭政。三四年后他和海滨派分裂，僭政倾复，他被逐出雅典（公元前556年），由海滨派领袖麦加克利斯（Megac1es）当政。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住到色雷斯海滨的卡尔息狄斯（Cha1cidce）半岛（我们记得那里有许多希腊人的殖民城市）的西北，联合当地乡居人民建立了一个城市（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希腊城市安菲玻里Amphipolis），开发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积聚了一批财富，和马其顿王、提佛人（Thebans）、阿尔哥斯人（Argives）建立了良好关系，和纳克索斯岛的一个富有的冒险家里格达米斯（Lygdamis），一个想在纳克索斯岛建立僭政的野心家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支雇佣军。这个时期，雅典本国，因库隆暴动杀害暴动者被放逐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已经回国，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的第十年（公元前546年）得到优卑亚岛上爱勒特里亚的帮助，在那里集合了他的部队，并在阿尔哥斯1000名军队的帮助下，进军雅典。雅典“山居派”起为内应，雅典当局征集公民军起来抵抗，结果防军溃散，各自回家，敌党逃亡，庇色斯特拉托僭政于是确立，里格达米斯也成了纳克素斯的僭主。塞莫斯著名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是在庇色斯特拉托和里格达米斯帮助下才得以上台的。
    　　
    庇色斯特拉托僭政的性质
    　　
    　　据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庇色斯特拉托建立僭政的时候，梭伦已倦游归来，他全力反对僭政，他号召雅典人起来抵抗僭政，即在庇色斯特拉托势力已经巩固的时候，他还坚持这种立场，始终不渝。但是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实际上贯彻了梭伦立法的根本精神。“山居派”的土地要求，现在可以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来予以满足了，梭伦法典全部保存下去，梭伦创立的一切国家机构也照旧存在，不同的是，现在在全部机构之上高踞着一个权力无边的僭主，他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庇色斯特拉托和一般的僭主一样，不称王，他的正式职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表面上十分尊重“宪政”，他本人可以应元老院（执行最高法院职权）的传询到庭受审，自行辩护。他征收农产品的1/12或1/10的所得税，借此，他贷款给新获得土地的小农，加以在他统治下雅典有长期的和平，橄榄树普遍长成起来了。他组织“巡回审判”到村中去处理诉讼事宜，免得庄稼人浪费时间和精力上城诉讼。在他统治下，雅典油酒出口增加，陶器业发展起来了——不仅作为容器的粗陶，雅典的精美陶器开始代替科林斯、西息温占领了国外市场。他发展海外贸易，发展造船业，城市居民增加了。他从米提利尼手里夺得了黑海入口处的息基昂（Sigeum），借以保证黑海的粮食进口和油酒及工业品的市场，并委任他的非婚生子为那里的总督。附带说说，平原派的领袖庇色斯特拉托的政敌米太雅德（Miltiades）在息基昂对面欧洲一边的一个大半岛克索尼苏斯（Chersoneses 即构成达达尼尔海峡北侧的欧洲大陆的突出部分）上，建立了一个住有色雷西亚（Thracian）多龙西（Dolonci）人、并在希腊人保护下的小国家，米太雅德成为他们的僭主。这个贵族，后来在希波战争中回国参战，作出重大贡献。
    　　庇色斯特拉托统治下的雅典开始建设城市，从商业和租税得来的财产，用来兴办巨大的公共建筑物。
    　　公元前527年，在长期的和平统治之后，庇色斯特拉托病死，他的儿子继为膺主。后来的雅典人把庇色斯特拉托统治的20年看做太平盛世，确实雅典发达起来，强盛起来了。他的僭政是梭伦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客观上实现了棱伦立法中许多好东西，虽然僭主政治和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僭政倾复与克利斯提尼改革
    　　
    　　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不孚众望。公元前514年，发生了哈摩狄阿斯（Harnlodius）和阿利斯托斋吞（Aristogiton）刺死庇色斯特拉托次子希帕库斯（Hipparchus）的事件。这次刺死案件出于私仇，但是后来雅典人把这个首先起来打倒僭主政体的人尊为英雄。此事发生后，庇色斯特拉托长子希比亚（Hippias）还继续当政，然而心怀疑惧，戒备森严，大举迫害政敌。除他的雇佣兵外，不许雅典人拥有武装，成了真正的暴君。在国外，庇色斯特拉托在世时一贯实行的睦邻政策，也因国际局势的推移，和他的儿子们的举措失当而未能继续下去。此时波斯帝国已经臣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那里的僭主都是波斯帝国的儿皇帝，而希比亚却选中了拉姆普萨卡斯（Lampsacus）的僭主，波斯大王的宠臣为女婿，这表示他现在希望依靠波斯的力量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公元前510年，留居克索尼苏斯的阿克密尼德族人由麦加克利斯的儿子克利斯提尼率领，从彼奥提亚武装回国，然而未能成功。最后，斯巴达王克利奥密尼斯（Cleomenes）率领大军经麦加拉进入阿提卡，希比亚的雇佣军和他的同盟特萨利亚的骑兵败北，希比亚被逐围守雅典卫城，经过谈判，以不伤害他家被俘的子女为条件，他答应离雅典到息基昂。于是庇色斯特拉托朝的僭主政体结束，雅典政权归于克利斯提尼手中。
    　　克利斯提尼本身是雅典著名氏族的贵族，他的母亲是西息温著名僭主克利斯提尼的女儿，但是当时雅典贵族阶级的党“平原派”的领袖是伊萨哥拉斯（Isagoras）。僭主希比亚是由斯巴达的武力倾复的，斯巴达的政策，一贯是推倒僭主，建立贵族政体，这一次，他们也力拥伊萨哥拉斯上台。公元前508年伊萨哥拉斯果然当选为执政官，克利斯提尼一时失败了。但当伊萨哥拉斯要把僭主时期的公民名单进行审查，并将其中僭政时期获得公民权而显然并非贵族阶级的人洗刷出去的时候，克利斯提尼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这是两个贵族分子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必然要采取的策略，但是就是这种斗争，却反映了雅典社会的阶级斗争，而克利斯提尼是站在工匠商人和平民这一边的。
    　　克利斯提尼再度当政，并实行了他的著名改革。其间，斯巴达曾再度干涉，几经曲折，克利斯提尼在人民支持下击退了斯巴达的干涉军。伊萨哥拉斯随同斯巴达干涉军流亡国外，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顺利实施了，雅典民主进一步巩固了。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要点
    　　
    　　克利斯提尼在政制上的改革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根据地区原则划分阿提卡的基层组织。阿提卡被分成三个区域：（一）雅典城及其近郊；（二）内陆中央地带：（三）沿海地区。每个区域分为十个部分，名为三分区（Trittys）。三个区域的一个三分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并不是集合在一片毗连的地带的部落，而是跨三个区域的一种人为的集合，它唯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期间才得集合起来。这样的组织方法，既依地区原则打乱了氏族传统，又打破了从前的“山居派”、“海滨派”、“平原派”等按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结集成为党派的旧例。从此，以氏族为基础的贵族势力极大地消弱了，旧日党争据以划分的界线也不再存在，于是僭主复辟的依靠消弱了，雅典今后的政治派别的划分也要按照新的原则了。
    　　三分区之下的基层单位是“自治村社”（Demos），在农村地区是村落，在城市及近郊的当然按街坊划分。每个区域内的一个三分区，有的辖本区的一个村社，有的辖几个，所以全阿提克部落和三分区的数目一直保持不变，村社则逐渐增加，克利斯提尼时代有100个村社，300年后增为174个。村社是一种经济性的、行政性的、宗教性的、军事性的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单位。招募重装步队，和用抽签法选出陪审员，都在村社内举行。村社男丁，18岁由民选村长登记入公民和兵役名册，被认为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也有出席审判的权利。20岁起，他就是一个全权公民。
    　　二、克利斯提尼的议事会人数为500人，称500人议事会，以代替以前的400人议事会。议事会由每个部落选出50人组成。部落内代表人数则按村社大小分配。选举方法用抽签法，每个公民一生内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议事会选出议长委员会，共50人。这50人分为10个组，每组5人，每组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所以，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会成员都有一次成为主持政务的五议长之一。
    　　每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统率本部落征集的公民军，并组成一个“十将军委员会”统率全军。以后，雅典最高政权实际上操在“十将军委员会”手中。
    　　有资格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还限于公民中富农和骑士两级。在它以下的中农和贫民两级仍不得选任为议事会成员。
    　　三、陶片放逐法是克利斯提尼法典中最富特色的一种制度。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实行陶片放逐，换句话说，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自由，必须加以放逐的。假如指出了其人，就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每个人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数投票判决有罪的人，就要离开雅典，为期10年，但是他的财产不被没收，期满回来，他以前的一切权利也随之恢复。陶片放逐法表明当时雅典公民绝大多数人识字，能写。此法目的原在防止阴谋夺取政权的僭主政变，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希波战后，僭主政变的威协实际上不再存在，这个制度还维持了一个时期，不过那时已失其原意，成为党争的工具了。
    　　
    雅典民主的确立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为止，确实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棱伦、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这种制度，虽然中间还经历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雅典事实上已经丧失主权国家地位，沦为马其顿王国的附庸，以及后来被罗马征服，雅典沦为罗马统治下一个自治城市的时代，政制的某些方面还保持了下来。
    　　倘使我们回顾这种政制建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历数以下各点：（一）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二）德拉孔立法，贵族作出了某些让步，但那是属于贵族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企图；（三）在严重的阶级矛盾面前，雅典没有经历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伦这样一个民选调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观上起了贯彻棱伦改革的作用，从此以后，贵族阶级独占政权的那种旧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实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了下来，回顾这个过程时可以发现一种饶有兴趣的现象，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起了某种主导作用的人物，全属于贵族阶级，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几个贵族世家之间争夺政权的某种痕迹。不过这种现象，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识和政治经济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独占的。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向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政治的斗士，这是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其中某些人，如棱伦，具有伟大的人格，让“已经进网的鱼跑掉”，而不愿僭窃政权，则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
    　　
    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雅典民主确立于公元前6世纪之末，其间经过一个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时期。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时期，正是希腊世界诸国普遍为僭主所统治的时期——小亚细亚诸邦，大希腊与西西里、希腊本土科林斯，西息温、麦加拉、卡尔西斯等经济比较繁荣的诸邦亦然，唯有斯巴达保持古老的贵族政制原则，始终保持反对僭主。雅典推翻僭主，固然有斯巴达的帮助，但斯巴达指望雅典恢复贵族寡头专政。雅典则不仅维护了梭伦改革的原则，还向民主化方面继续跨出了一大步，为希腊诸邦做出了范例。克利斯提尼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希波战争。战后雅典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米利都、科林斯，在军事实力上超过了斯巴达，不仅后来雅典同盟加盟诸国奉它为盟主，它事实上还成为全希腊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成为各邦效法的榜样。例如，雅典政制中最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据考证，就有米利都、阿尔哥斯、叙拉古、麦加拉四国仿行。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各邦政制还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而且也变化多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说就搜集了150多个实例，作了比较研究写成的，现在我们读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到希腊政治的十分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大体说来，除早期和后期的僭主政治而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主权在民”与“轮番为治”总是它们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们说雅典民主的确立，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节　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

    　　希腊政制演变中的僭主、立法者与民选调解官都不见于我国古代，这些概念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本节对此分别略加解释。
    　　
    僭室——不合法的王
    　　
    　　希腊的僭主都不称王（巴西琉斯）。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他们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僭主一辞，希腊原文为“Tyrannos”，转为拉丁字的“Tyrant”，近代西方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是符合近代西方用法的。不过我国有些西方古代史的中译（如王以铸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把此辞还译为“暴君”，则与古代的意义不合。瓦德·吉里考释此辞来历及其意义，颇有助于我们的了解，转录如下：　　
    　　“‘Tyraanos’也许是一个吕底亚名词，基格斯（吕底亚美阿母乡德（Mermnadse）王朝的创业君主。他原是吕底亚旧的侍卫，串同王妃杀了旧王坎道列斯，僭位为王，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初。希罗多德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弑君篡位的故事，见I，7—13。）就是一个大Tyran-nos，是希腊僭主的榜样。这个名词从基格斯那里转用到伊奥利亚新上台的君主，诸如埃弗塞斯的米那斯（Melas），他的女婿司拉绪布卢，后来是米利都的大僭主。它从这里传播到（科林斯）地峡上诸城邦，然后又从那里传到西面……
    　　“‘Tyrannos’这个称号是新奇的，外来的，它确实并不表达什么污辱的意思，这个称号上之于诸神（ZensTyrannos，有“至尊的宇宙”的意思），在希罗（Hero）的Ionic中，它似乎和巴西琉斯完全是同义的。但是英雄时代以来巴西琉斯这个辞已经集合了敬畏之念，‘Tyrannos’则具有批判的、玩世不恭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史家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列为希腊的灿烂的古代，把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四五百年比拟为近代西方以前的黑暗的中世纪，把公元前7世纪继荷马、希西阿兴起的抒情诗时代比之为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的色彩，僭主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而不依靠已经确立下来的法律。他的权力来自环境，并非得自神授。环境或者意志变了，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他决没有忠顺的贵族阶级的基岩，也得不到这个阶级能够给予的社会认可和宗教的批准。”（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兴起》，第Ⅲ卷第22 章，The Growth of the Dorian state, by H.T. Wade-gery，ch.22，vol.Ⅲ，c.a.h.）
    　　
    　　这就是，僭主是事实上的王，然而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蕞尔小邦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虽然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或非宪政的政权僭窃者。“僭主”着重地译出了“Tyrant”一词中政权篡夺者的意思，使用这个译语，显然比使用“暴君“一词要妥善一些。
    　　
    僭主是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我国史家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非正统之争，都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
    　　开国帝王吹捧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不仅我国古代有，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中也有。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威行天下，希腊的知识分子纷纷尊他为神。罗马的凯撒，死后被祀为神，这是共和罗马转为帝国罗马必不可少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然而城邦希腊的专制君主却被称为僭主，永不能获得“神授王权”的尊荣，这是城邦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
    　　希腊城邦是一些蕞尔小邦，一个城市及郊区就是一个国家，它们不像广大的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都是他们所办不到的。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祐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
    　　希腊僭主，也有力图建成工业的，叙拉古三次出现大僭主，头两次的机伦（公元前5世纪前期）和岱奥尼素（公元前4世纪前期）都有战胜迦太基的武功，他们力图建成王业的手段，有依靠雇佣军臣属周围城邦，以及把附近希腊城市的居民迁到叙拉古以扩大该城，并在该城地势险要的一角，建设堡垒林立，警备森严的王宫。确实，假使不通过兼并把城邦转化为领土国家，蹂躏城邦制度中的战士－公民这个因素，用强力把它转化为臣民-雇佣军制度，假如不建立宏伟森严的王都及王宫，僭主永远转化不成为奉天承运的“王”。希腊史上，做到这一点的，除西西里而外，还有一个南俄的旁提卡彭。格拉脱说，两者有一个条件是相同的，即他们周围有希腊化或半希腊化的当地人民成为雇佣军的来源，这是那里僭主传统强烈，得以从僭主转成王业的原因。其他地方，无论是早期僭主还是晚期僭主，总不过是僭主而已。
    　　
    亚里士多德论僭主
    　　
    　　身为亚历山大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对王政是竭力加以美化的，对僭主则很不恭敬。他的《政治学》中，多处论到僭主，满是叽嘲的口吻，他说，有一种僭主政体是：　　
    　　“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第203页）　　
    　　他也纵论僭主的“僭术”：　　
    　　“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间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第155页）
    　　“（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第292页）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第294—295页）
    　　
    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利益的拥护者，他也激烈反对平民政权（他所称的“民主政体”），力主平民有权参与议事或审判的贵族政体，因为当政需要贤人，而唯有贵族才是贤人。既然如此，他当然不会懂得初期僭主在历史上还起过巨大的作用。
    　　公元前7至6世纪的僭主，史称为初期僭主，以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依靠雇佣军起家的军阀，僭窃政权的那些僭主，即所谓后期僭主，他们所处环境不同，所起作用各异，大体上矛头是针对民主政体的，西西里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公元前3世纪）即其一例。初期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于民的政策。上引瓦德·吉里文中所说，他们“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是说得很对的。因为如果平民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须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政，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是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希腊世界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
    　　上述这种历史过渡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小亚细亚诸邦作为吕底亚、波斯藩臣儿皇帝的那些僭主。那些城邦工商业一般比较发达，传统的负担较少，从贵族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理当较为顺利，而在外力干涉不到的地方，例如累斯博斯、米提利尼、基俄斯等岛屿，也确实是民主政体发源之地。吕底亚、波斯的进犯打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那里普遍出现了僭主，而且是儿皇帝式的僭主，这是和希腊本土的科林斯、雅典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些僭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采政治一般不能违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的常例。这样，上面所说僭主政体的历史过渡作用在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了的。但是“过渡作用”总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期，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又无例外地愈来愈陷于贪婪、残暴与无能，这是“城邦的人”——公民所忍受不了的。公元前5世纪初，小亚细亚藩属波斯的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事实上同时也是反对僭主统治的起义。希波战争的胜利，也使那些地方的僭主政体一扫而空了。
    　　
    民选调解官
    　　
    　　当城邦的阶级斗争激化，需要一个独裁者来调解敌对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希腊有过民选调解官（缪灵珠所译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中，译“Aesymnites”为“民选官”（第154页）或“民选调停官”（第182页），吴寿彭所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此词为“民选总裁”。）或民选独裁者的例子，雅典的梭伦，米提利厄的彼塔卡斯是著名的两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民选调解官“约略相当于公举的僭主，……这种统治职位有时及于终身，有时为时若干年，或以完成某些事业为期”。吴寿彭考证：　　
    　　“‘艾修尼德’（Aesymmites）这名称见于荷马《奥德赛》者为运动会中的裁判员，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者为库梅（Gyme）执政官的通称。这里所述具有特大权力的“民选总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和优卑亚古代……都曾有过，哈里加那苏（Halicarnassus）的狄欧尼修（Dionysuis）《罗马掌故》……说，希腊城邦的民选总裁和罗马的‘狄克推多制’（独裁制）相同，世人往往视为僭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0页译注）
    　　
    　　这里所说的类似僭主是指他们具有独裁权力，而不是指他们是“僭窃政权者”，因为他们既是民选的，就谈不上什么僭窃政权了。而且梭伦和彼塔卡斯两人有一切机会可以建立世袭的僭政，然而任期届满时都自动放下政权，更不类僭主行径。大征服以前，共和罗马时期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不止一次选出独裁官，当民主政制还富有生命力，兵制还是公民军的时候，这些独裁官也都任满离职，并未企图僭窃最高政权。所以，民选调解官和僭主一样，都是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史例的。
    　　
    僭主和民选调解官何以不见于我国古代
    　　
    　　然而，当我们说僭主或民选调解官是凌驾于两个敌对阶级之上的国家权力，它是城邦制度的产物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隐默地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城邦政治是一种阶级政治。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指在通常的不需要什么僭主或民选调解官的状态下，城邦政权掌握在利益互有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手里，而城邦的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法国两个拿破仑专制主义皇朝的分析，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于希腊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僭主，民选调解官之类的史例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一切专制主义的“东方”，那么，上述国家学说又应该如何具体应用于我国和“东方”？
    　　当然，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事实上，一方面皇朝残酷地剥削人民，成为人民利益的最大的敌对者，一方面，皇帝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又每日每时在产生出来新的贵族阶级，帮助皇帝剥削与统治。这样，皇朝政权及其官僚机构自己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一方，而又讳言阶级，严禁结党，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皇朝政权也就决不是什么凌驾于敌对诸阶级之上，不使各阶级之间胜负不决的斗争弄到两败俱伤，使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一切暂时现象了。
    　　
    立法者
    　　
    　　立法者（Law giver）在希腊史上有两种意义：一是编纂法典，使之成文化，并予以公布的政治家兼法学家，旧邦如雅典的德拉孔，新邦如建城不久的西西里的卡塔拉（Catana）请卡伦达斯（Charondas）为之立法。第二种是梭伦、来库古等实现了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权的执掌者。例如梭伦就在他“民选调解官”的任期内立了新法，改革了旧制，它们的历史意义，以前屡次说到，这里不再重复。
    　　立法者这个名词，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词，如孟德斯鸠、卢梭，这个名词在我国和僭主、民选调解官一样是陌生的。近人麦孟华（康有为的门生，见所著《商君评传》）说：“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于二千年上，其有足与来库古、梭伦相仿佛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拟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解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谋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的立法者，则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甚至斯巴达的来库古也不算例外。何以两者间有此差别，看起来，上面的解释也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

    第一节　概况

    　　城邦希腊的发展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腊人得以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西南北为其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时期愈早，这个条件愈充分，时期愈晚，困难愈大。由上章，我们已经知道，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人在东方首先是面临强大的吕底亚王国，以后又面临更强大的波斯帝国，以至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不得不作避难移民，或则屈服于吕底亚、波斯的统治。在西方，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和伊达拉里亚及迦太基之间移民竞争十分激烈。总的说来，公元前6纪世纪末，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经分割完毕，或者因为内陆强国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经没有建立的余地了。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到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定型，从此再也没有扩展，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演变，到此时也已最后形成，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个根基上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世界的扩张，决不是和平的扩张，进入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人更面临着对外战争的考验。其实，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崛起于东方以来，战争愈来愈不可避免。只是因为希腊的小亚细亚诸城迷恋于长期来经济发展和“分裂繁殖”的传统，又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当地人民混合，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意识比较浓厚，民族感情不甚强烈，一时竟然安于藩属波斯的处境。公元前5世纪后期，波斯在征服小亚细亚后继续南进，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伦，当时屈服于巴比伦的腓尼基诸邦（推罗，西顿等）随而成为波斯的藩属。公元前525年前后，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后，小亚细亚希腊诸邦处境愈来愈恶化。公元前5世纪初发生了伊奥利亚希腊诸邦反波斯起义，成为希波战争开始的信号。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间，希腊、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城邦希腊和希腊城邦制度在对波斯的长期斗争中经受了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城邦希腊发展到它的极盛时代。然而斗争最后结局却是波斯被希腊人征服了，城邦希腊也在斗争中消亡了。这200年的历史，显示了城邦制度的长处，也显示了它的致命弱点。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国人，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了这200年的历史以后，确实可以对城邦制度获得比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腊也面临强敌。公元前6世纪以后和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竞争殖民地盘的伊达拉里亚，在与公元前5世纪兴起的罗马的斗争中衰弱下去了，而罗马又要到公元前3世纪才得以完成意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腊”一时还没有北面来的威胁。但是公元前5世纪初的迦太基，经过国内剧烈的政治变革以后，建成了一个以雇佣军为基础的强大的海上帝国，正在波斯人积极西犯的时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国的力量组织大军登陆西西里，这就是和希波战争同时发生的希迦战争。和希波战争一样，希迦战争也持续了好几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腊”诸城邦，在长期战争的考验中所定的道路和“东方希腊”颇不相同。结果是，西方希腊对迦太基的战争由罗马接了过去，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征服了迦太基帝国，附带也征服了西方希腊。西方希腊的历史，也构成了城邦希腊消亡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希腊史，希腊罗马时代就留下了浩瀚的文献，该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后世所知史实颇为详细。我们现在打算把这200年间的历史压缩为一章，只能简略地提到一些演变的脉络，其间波澜壮阔的史实，中文文献也有不少可以参看，我们就力从简略了。

    第二节　希波战争

    伊奥利亚起义
    　　
    　　波斯征服吕底亚，先于它的征服巴比伦和埃及，已如前述。当时东方世界从事航海商业的，除希腊而外，唯有屈服于迦勒底巴比伦的腓尼基和到此为止还保持了独立的埃及，所以，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是初兴的波斯帝国唯一可以依靠的海上力量。加以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帝国政策，对于他所征服诸民族，在政治上允许某种程度的自治，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则是宽容的兼收并蓄的[居鲁士征克巴比伦后，允许被迦勒底巴比伦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故土，还允许他们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见《旧约·以斯拉记》，圣经官话译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鲁士）]，所以伊奥利亚藩属波斯初期，它们的经济发展大概没有受到什么严重影响，只不过各城都建立了亲波斯的僭主政权，中断了正常的政治演变过程而已。公元前540年及525年，波斯分别征服了巴比伦与埃及，从此波斯可以利用的海上力量增多了。尤其腓尼基诸邦拥有巨大的商业和武装舰队，一向是希腊海上贸易的敌人，两者同处波斯属下，大概还进行着一种向帝国争宠以扩大商业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不利于希腊人，这就造成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危机。希腊人民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傀儡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致爆发为公元前499年的伊奥利亚起义。
    　　起义经过，希罗多德给我们讲了许多娓娓动听的故事（见《历史》，第Ⅴ章第30—38、49—51、97—126页；第Ⅵ章第1—33页）。近代史家的严谨的批判，认为他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活动是不可凭信的。事变细节，这里概从省略。总之，起义的首领是居于伊奥利亚首位的城邦米利都，伊奥利亚诸城邦在起义中有过一时的团结，甚至雅典也派去了20条船舰。公元前498年，希腊联合舰队打败了由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海军，进军前吕底亚王国首都，当时波斯小亚细亚领土的统治中心萨第斯，焚毁了这个城市及其圣殿，然而未能攻克卫城。波斯结集大军转为反攻。起义军政治上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公元前494年，波斯（腓尼基）舰队败希腊舰队于拉得岛，攻陷米利都，把它化为焦土。从此，在一个时期内曾是希腊文明中心，也是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府的米利都，就一蹶不振了。
    　　
    马拉松之役
    　　
    　　波斯镇压了伊奥利亚起义之后，二三年内，小亚细亚大陆海滨的一切希腊城邦再度逐一屈服，接着就渡过海峡，进军色雷西亚（Thracia）海岸，并派遣使者到希腊本土诸邦要求“水和土”（屈服的象征）。
    　　有两个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初期起了特殊作用。一是因竞争离国到克索尼苏斯去当蛮族人君王的希腊显贵家族的米大雅德（参见上章第三节）。公元前493年，当波斯进犯色雷西亚时回到雅典，为祖国效命，成为马拉松之役的雅典军统帅，击败了波斯军，这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第一个胜仗。一是僭主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希比亚，引导波斯军从海上经西克拉底斯群岛直接进犯雅典，时在公元前490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现在的“马拉松长跑”就得名于此。
    　　马拉松之役，波斯一军登陆雅典对岸优卑亚大岛的爱勒特里亚围攻此城，雅典军拟取道西海岸的马拉松渡海趋救；波斯另一军为阻拦援军，登陆此地，两军相遇，对峙数日。雅典军统帅米太雅德于获悉爱勒特里亚被攻破，攻城波斯军行将从海道登陆雅典西海岸庇里犹斯时，立即进攻波斯军，两军兵力大体相等，波斯军死伤过半，雅典军伤亡轻微，就得全胜。雅典军战胜后全速行军转趋庇里犹斯，波斯军不敢再登陆，即由海道撤回。马拉松之役是希波战争中希腊方面第一次赢得的胜仗，这个胜仗是雅典一国独立赢得的。斯巴达领导的拉凯戴孟盟军因出发迟缓未及参战。
    　　
    马拉松之役后雅典的海军建设
    　　
    　　波斯军第二次进犯希腊本土，在马拉松之役后10年。在此期间，有些希腊人认为波斯军在马拉松受创后不敢再度东犯。这10年中本土诸邦间和从前一样有彼此间的争执和小规模的战争。雅典和埃吉纳争霸海上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中的一个。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独具远识，利用雅典和埃吉纳战争的机会劝导雅典人大举建造新式的三列桨战舰200艘，准备应付行将到来的波斯进犯。这种战舰每艘需配备桨手150人（一说170人），建舰经费利用开发劳里翁（laureum）银矿（银矿租给私人开采，每一个承包人需交一个Talent即26.2公斤的银币，并征收开采取得白银的1/24）所得国库收入（这部分国库收入本来是分配给每个公民的）开支。战舰于公元前480年大战前夕建成，为建设这些战舰，著名的庇里犹斯海港也开辟出来了。
    　　战舰桨手，由公民中的贫民担任，战舰上的陆战队员，即是从前的陆上公民军。此后雅典霸权，全靠海军，因此贫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为提高，这是伯里克理斯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
    　　
    薛西斯的进犯和希腊本土的解放
    　　
    　　马拉松之役，是在波斯大帝国大流士（Darius）第一在位时进行的。公元前485年，大流士死去，薛西斯（Xerxes）继位。薛西斯于镇压埃及和巴比伦反波斯起义后，即着手进军希腊本土的准备。
    　　他从庞大的波斯帝国各州征集陆军，从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和腓尼基、埃及征集海军。公元前480年，陆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色雷西亚海滨，南下特萨利亚，侵入希腊本土。
    　　强敌压境前夕，希腊本土诸邦集合于科林斯，决定消弭内战，共御侵略，订立了反波斯的军事同盟，盟主是原已存在的拉凯戴孟同盟盟主的斯巴达。但是，本土诸邦虽然多数参加了同盟，抗战坚决的，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诸邦，北部中部诸邦态度暧昧。拉凯戴孟诸邦地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波斯军从陆上进入半岛，有科林斯地峡天险可资防守，而且拉凯戴盂同盟成立以来已将近300年间，半岛内部长期没有内战，同盟的陆军兵力是希腊首屈一指的，对抗击波斯的胜利具有信心。不过即使如此，伯罗奔尼撒本岛上还有斯巴达的宿敌阿尔哥斯，它在战争中通波斯，守中立，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倘使希腊人不首先消灭波斯舰队，波斯军可以在地峡以南守军后方登陆，伯罗奔尼撒的优越战略防御地位也就失去作用了。这样，海战在战争中就起了决定作用。希腊人唯有海战胜利，掌握制海权，战略上才有把握以伯罗奔尼撒和科林斯地峡天险为最后的基地，抗击波斯陆军。
    　　在这样的战略形势面前，通过希腊内部的种种矛盾，和一些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战争经历了以下诸阶段：
    　　甲，波斯军长驱直入阶段。希腊军原拟在特萨利亚的腾皮谷及其附近海面阻击波斯陆军及海军（当时的海军都靠岸航行，并必须和陆军取得联络），以拉凯戴孟同盟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军已开到此地，希腊舰队也开进附近海面，但因特萨利亚当政贵族态度暖昧：不利决战，再度退却，决定在希腊中部温泉关及其附近海上的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以陆海两军阻击波斯军。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所率陆军300人凭天险抗击波斯大军，全军壮烈牺牲。海军在阿提密西安获得胜利。不过波斯舰队虽受重创，仍占优势。
    　　乙，萨拉米（Salamis）海战扭转战争局势。温泉关及阿提密西安战役后，希腊军继续退却。此时希腊北部中部诸邦全部附敌，波斯军陷阿提卡，雅典全民登船避居萨拉米、埃吉纳两岛和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洛溱（Trozen），雅典城被焚毁。希腊诸邦联合舰队，以雅典船舰为主力，在萨拉米岛海面上迎击波斯舰队，打了一场海军的决战，史称萨拉米海战，获得全胜。波斯舰队大部被歼，残余船舰返航小亚细亚，制海权落入希腊军手中。
    　　丙，波斯军退却和希腊军追击的阶段。萨拉米海战后，率军亲征的波斯大帝恐惧失却制海权后无法渡过海峡返回小亚细亚，于是除留一军在彼奥提亚继续与希腊军对峙而外，全军后撤。波斯军是一支人数巨大，成分庞杂的波斯统治下形形色色的民族组成的队伍。按希罗多德夸大的估计，战斗部队达170万人，连同各色各样的随军人员，总计达500多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把这个数目降为50万人，这还是一支数目大，成分杂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深入敌国，现在仓皇后撤，可以设想无法保持有组织的后勤供应，它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混乱是势所必然的。后撤军队究竟有多少返达小亚细亚，难于推测。薛西斯及其行宫，当然是安然返回了。
    　　薛西斯所留与希腊军对峙的一军是全军主力，有坚强的领导。这支军队在公元前480年冬季退入彼奥提亚过冬，翌年再陷阿提卡，力图诱迫雅典单独媾和。几经曲折，拉凯戴孟全军出地峡和雅典军会和，公元前479年春，在著名的布拉的（Plataea，阿提卡和彼奥提亚边境）战役中，希腊军获得全胜，波斯殿后军全军被歼。
    　　与此同时，希腊联合舰队追击波斯舰队残余于小亚细亚海滨的密卡尔（Mycale），波斯舰船全数被焚毁。
    　　布拉的战役希腊军统帅为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其中雅典军由亚里斯特底斯（Aristades）指挥。密卡尔战役，联合舰队统帅为斯巴达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其中雅典舰队由桑西巴斯（Xanthippus，伯里克理斯的父亲）指挥。在此以前，亚里斯特底斯和桑西巴斯两人都曾按陶片放逐法放逐海外，大战前夕，雅典人决定流放的人一律准许回国，得以建立战功。
    　　公元前479年，希腊本土全境解放。
    　　
    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
    　　
    　　布拉的战役以后，下一个阶段是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操在希腊人手里，公元前479年密卡尔战役后，小亚细亚西面爱琴海上四个大岛，累斯博斯、基俄斯、塞莫斯、罗陀斯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希腊人以下的一个目标是打通被波斯阻断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复达达尼尔北侧，克索尼苏斯半岛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战，波斯率军投降，从此，黑海粮食又可源源输出。同年，希腊人还收复了塞浦路斯岛上原属希腊人诸邦，岛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后还长期藩属于波斯。
    　　色雷西亚还有强大的波斯守军。公元前476年，希腊联军在奇蒙指挥下进军该地，围攻斯特赖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进行了长期的围城战，全歼波斯守军。此后希腊人又围攻爱琴海上背离提洛同盟（参见下文）的纳克奈斯岛和海盗巢穴的西罗斯（Scyros）岛。至此，爱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腊军与波斯军又会战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顿（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亚细亚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陆滨海诸城邦，大体上均已脱离波斯获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还驻有大军，大陆上的希腊城邦还在波斯轭下。奇蒙率三列桨战舰200艘集中于库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顿附近海面歼灭波斯海军，俘战舰100艘，接着又俘增援军舰80艘。海战获胜后，奇蒙立即登陆攸利密顿河口，奇袭波斯陆军，波斯军溃败。攸利密顿之役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进行对波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自此以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关系，就和雅典、斯巴达争霸的内战交织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签订的卡利亚斯（Kalllas）和约，名义上是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的结束，事实上，此时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进行得十分剧烈，和约的签订已经以争霸为背景了。
    　　
    希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
    　　
    　　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战争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态是一种“神授的王”统治广大的领土，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吕底亚、福里基亚、米地（Mede）以及大卫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都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城市国家诚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罗斯、泰尔、息敦都是“城市王国”，并以航海商业为生，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它们都不过是几个大帝国争夺的目标，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起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有别于起源于这些古老帝国文明的新文明来。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纪波斯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出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钱，在帝国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进攻。吕底亚王国兴起后，小亚细亚诸邦先后藩属于吕底亚，有的城邦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海滨城市成了波斯藩属，波斯统治一时还伸不进来的海岛城邦，却利用这个机会，幸灾乐祸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属于波斯在爱琴海上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已经充分证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点。公元前5世纪初的伊奥利亚起义，是希腊世界的一个部分团结抗敌的第一次企图，起义虽然失败，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剧“米利都的沦陷”在雅典上演，使观众潸然下泪，从此以后，团结抗敌逐渐成为“一盘散沙”的城邦希腊的一致要求。这种要求在不久前驱逐了僭主，贯彻发展了梭伦民主的雅典显得特别强烈。于是，虽然薛西斯动员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军，也包括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甚至包括新近归附的希腊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腊诸邦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希腊南部诸邦联军，结果竟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的悠久。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是我们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时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城邦希腊并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第三节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提洛同盟的成立
    　　
    　　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希腊军是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的盟军，这个同盟的领袖是斯巴达。斯巴达成为希腊本土诸邦抗击波斯的战争领袖是必然的：雅典在10年前虽然独立赢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此时它在联军舰队中的船舰数目最大，但是它的军力和经济力量远远比不上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广大地区的斯巴达，何况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冠绝一时，以它为首的拉凯戴孟陆军又是抗击波斯可以依靠的最大最强的一支军队，而拉凯戴孟同盟到此时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斯巴达在希腊的领袖地位也确立了很久了。正因为斯巴达是反波斯同盟的盟主，所以，不仅布拉的战役的统帅是斯巴达王，阿提密喜安地角和萨拉米两次海战的统帅也是斯巴达王，公元前478年远征塞斯都斯、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几次战役的统帅仍然是斯巴达王。但是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累胜之余，滋长起来了想当波斯大王式的独裁国王的野心，在受到部下抵制之后，进一步阴谋通敌，拜占庭战役中被人发觉，斯巴达的监察委员会召令回国，审判属实，判处死刑。（波桑阿斯被判死刑后避难神殿，监察委员们下令在神殿四周筑墙封锁，到他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派人把他抬出来，以免玷污神殿。波桑阿斯叛国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雅典将军，雅典海上霸权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萨拉米两次海战希腊方面海军统帅铁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敌嫌疑。铁米斯特克列斯闻讯潜逃，辗转到达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备加优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马格尼西亚（原希腊城市）为其封邑，竟终老在波斯。）自此以后，斯巴达恐怕他们派出去的领导人会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腐化，不再派兵派人继续参与战争，拉凯戴孟诸邦也随而退出。此时希腊对波斯战争的参加者成分有重大变化，新获得解放的海外诸邦纷纷参战，本土诸邦日趋减少，最后只剩下雅典和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等邦，战争的领导权自然落入雅典手中。形成这种新形势的关键时间是公元前478年的拜占庭战役。
    　　此时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虽未正式解散，为应付新局势起见，有成立新的同盟的必要。就在拜占庭，雅典将军亚里斯特底斯与参战诸邦订立盟约，成立提洛同盟（攻守同盟，Symmachia，Alliance，或海上同盟confeoden1a）。称为提洛，是因为爱琴海上的提洛（Delos）岛被选为盟国集合的地点，同盟的金库也设在该岛的神庙中。参加同盟诸盟，包括爱琴海上一切岛屿，和小亚细亚，色雷西亚海滨一切希腊城邦。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和前海（马尔马拉海）诸邦也加入同盟，但黑海南岸迄西的小亚细亚诸邦及黑海北岸海滨诸邦不参加对波战争，不是同盟加盟国家。同盟加盟国家在同盟建立时为数还少，此后对波战争步步胜利，获得解放的希腊城邦愈来愈多，加盟国家也随而逐步增加。同盟极盛时期，小亚细亚南面海滨上某些加利亚城邦也是盟邦。根据当时遗留碑铭，同盟极盛时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体（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腊移民的农村或渔村）达300个，人口总额估计达1000万至1500万人。
    　　
    雅典帝国
    　　
    　　西方史家对于提洛同盟一开始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格拉脱认为提洛同盟开始是平权的同盟，一切盟邦均有平等地位，有一样的权利与义务。格拉脱以后的史家认为，根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同盟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雅典帝国的倾向。这表现为：第一，盟约是以雅典为一方，雅典以外一切盟国为一方订立起来的；第二，盟国有义务，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船舰及人员参加联军，或者免除此项义务而提供一定数额的钱款——实际上是一笔贡赋，而且，哪些盟邦出船出人，哪些盟邦出贡赋，一开始就交由雅典全权决定。鉴于雅典在反波斯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它在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赢得的崇高地位，后说恐怕更近于事实。我们倘使考虑到提洛同盟的盟国几乎都曾屈服于波斯轭下，在波斯侵入希腊本土时，许多城邦还曾出船出人参加在进攻的波斯军内，更容易想像雅典一开始就是同盟的主人，同盟发展成为雅典帝国是必然的。不过同盟成立之初，还有定期举行于提洛岛上阿波罗（Appolo）和阿丁里斯（Artinis）（Artins 估系Artemis 之误，Artemis 译为阿耳特弥斯，为希腊的月亮扣狩猎女神。——编者注）神庙中的同盟会议，由它来决定同盟的一般政策，决定对不服从同盟盟国的强制措施。也许同盟会议的实际义务不过是批准雅典的决定，不过同盟的形式总还存在，当时同盟金库也设在提洛岛上，司库也还由同盟会议任命而不是雅典的官职。
    　　同盟建立于公元前479年，不过11年，纳克索斯岛首先叛离同盟。此岛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城邦，军力较大，本是“出船出兵”而不是纳贡的盟国。叛离原因，征讨降服的条件如何，均不可考。大概它被讨服后得交出它的舰队，降为纳贡的附庸。此后盟国凡有“叛离”，一律用武力征服，并丧失“独立”，同盟也就愈来愈变成帝国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唯有基俄斯和累斯博斯两岛还“保持独立”，其他盟国已悉数降为附庸，同盟会议已不召开，同盟金库已迁往雅典，金库司库己成为雅典国家的官职，盟国的讼案要到雅典来审理，同盟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国了。
    　　
    城邦雅典——帝国的中心
    　　
    　　现在城邦雅典是帝国的中心了。
    　　我们决不可以把这个帝国中心设想为郡县制帝国的帝都。所谓雅典帝国，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纳贡的、在对外政策上听命于它的盟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给的城邦。盟邦作为独立国家，主权现在不完整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帝国中心的城邦雅典，现在有全权决定这个巨大的城邦集团的对外政策——或者正确一点说，在所谓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有权独立决定它的对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就是整个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同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唯有服从雅典决定之义务。此外，帝国内部诸邦之间必须维持和平，一切争执要服从雅典的裁决。虽然如此，加盟诸邦还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体的类型则不免要以雅典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当然是不能存在的。
    　　雅典帝国范围内纳贡的盟邦，每年交纳一定数额的贡款之后，它们的公民不再有服兵役的义务。与此相反，城邦雅典现在除其本身的国库收入而外，还有一笔事实上它可以当作自己的国库收入来任意支配的盟邦交纳的贡赋。
    　　希彼战争后，雅典跃升为希腊世界首要的商业中心，工业和农业也有很大发展，关税和其他税收为数巨大，加上这笔贡款，国库丰裕。由此，由雅典公民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武装部队，公民军在服役期间是领薪饷的，城邦雅典成了“战士共和国”了。又，城邦雅典既是帝国的中心，有许多帝国范围的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要由它来处理，这些事务都成了雅典城邦的事务，雅典于是发展起来了一大批有报酬的公职。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雅典并不是通过特权的贵族阶级或者组织行政官僚机构来履行它的领导帝国的职能的，相反，在它作为帝国中心的期间，充分发扬了城邦以往的民主传统，在帝国存在的短短时期中，雅典民主竟然达到它的极盛时代——事实上这也是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史家通称的伯里克理斯民主，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爆发以前的30年间。
    　　
    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读者大概早已意识到，“自治自给”、“分裂繁殖”的城邦，在外敌侵犯面前实在缺乏抵御力量，而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实在是在反对波斯战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是文明迅猛发展的希腊世界的民族统一的唯一可以寄托的力量。四、五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在“自立门户”的精神下殖民于东西南北，形成了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上一致的一个大民族，吸收了古代东方文明，以跃进的速度把它的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高度。可是，在强大的东方帝国武力侵略面前，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现在它经历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胜利地通过了这个考验，瞻望未来，要顺利地发展希腊文明，实现民族统一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提洛同盟－雅典帝国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它以鲜明的反波斯的旗帜与不断胜利的战绩，把原先爱奥里斯，多里安两个并非伊奥利亚系统的海外诸城邦都集合在一个同盟之内，最初这个同盟是巩固的。这个同盟虽然还远没有达到统一整个希腊世界的程度，这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指望它逐步发展，实现民族统一。当然，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本土已经有了好几个结集若干城邦在一起的集团，这里有以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有以提佛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有特萨利亚以四个“州”组成的联邦。然而，后两者在反波斯战争中“米地化”了，（波斯帝国崛起之初，首先并吞了领土跨及小亚细亚东部的米地帝国。希腊人因为比较熟悉这个帝国，所以也把波斯人叫做米地人。波斯战争前夕，凡对波斯帝国采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献了“水和土”，以后又出人出钱参与了波斯进犯军的诸邦，被称为“米地化”了。）而且力量较小，一时没有“领袖群伦”的资格。斯巴达及拉凯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认的希腊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所作贡献都不如雅典，战争后期，实际上不再参战，不久又因国内农奴的起义而大为削弱。拉凯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权国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业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腊”），它本身在希腊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须依靠斯巴达拉凯戴孟同盟，它对拉凯戴孟同盟的对外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量，此时它在“东方希腊”有意识地采取了退让政策，对于雅典霸权并不采取敌视政策。这样，从一切方面看来，由雅典为领导力量，通过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来实现希腊民族的统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后希腊，世世代代的历史家，鉴于雅典民主的进步性，鉴于古典时代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中心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都对雅典未能完戌这个历史任务而深表惋惜，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事实上雅典确实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后雅典对波斯，对斯巴达政策的错误，大略经过，我们在次节内马上就要予以介绍。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统一的原则之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还不妨大胆推测，当时的任何政治家，不论他的指导政策如何正确，也没有力量足以克服这个矛盾。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导致的倾轧不和，以至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优点即创造性而俱来的。如果听令这种“城邦本位主义”（城邦本位主义是用我们的政治术语来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这种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现象，称之为“城邦崇拜”——指每一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那种意识形态。见下引贝尔克尔（Barker）的那段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以此种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照原样发展下去，它的优点固然可以大为发挥，经济和文化发展因经常获得刺激而大步前进，它那种弱点也无法消除，这种弱点，在强敌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亚细亚诸城邦长期甘居波斯轭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参加波斯对希腊本土的进犯，几乎陷蓬勃发展中的希腊文明于死地，是此种弱点的集中表现。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励了希腊人的坚决抗战，城邦希腊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独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腊在灭亡威胁面前战胜了强敌，却没有能够通得过胜利的考验。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内对盟邦采取的态度，有的历史家称之为“上邦政策”（塞尔格耶夫），即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把它自己的公民培养成为“上马杀敌，下马议事与审判”的群众政治家，时间愈久，盟国愈感到屈辱，无法忍受。一旦有事，它们势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来反对雅典，这样看来，有自治城邦这个原则存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那么，可不可以设想，通过统一运动把提洛同盟组成一个联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权慷慨地赋予一切盟国的公民，使同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呢？我们记得，雅典本身就是通过统一运动，把10多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为一个统一城邦的。我们还知道，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同盟，是8个城邦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权，又另外创设一种同盟的公民权，各城公民都有双重的公民权，而同盟的执行机构是各城邦平权选举出来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采取这种显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战争雅典胜利的顶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又对胜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盟邦是雅典人把他们从波斯轭下“解放”出来的，雅典公民势必自视为理当获得特殊权利的解放者，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违背这种群众情绪，所以平权同盟也好，通过把雅典公民权给予一切盟邦的这种统一运动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好，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个短暂时期的形势。那么，也许以后这种感情会平淡下去，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应该是可能的了？
    　　答复还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从帝国所得的特权日益成为既得权利，时间愈久，变更愈难。另一方面，彼奥提亚同盟也好，雅典的统一运动也好，都限于十分狭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们都没有超出城邦原则所允许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广大，加盟城邦如此众多，在古代交通条件要在如此广大范围内实现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是难于想象的。这里，城邦的另一个原则：公民之间的紧密的接触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作用。贝尔克尔说：
    　　
    　　“5世纪中，雅典曾经企图搞城邦的统一，它的伸展得很远的帝国曾经包括爱琴海上所有的岛屿海滨。它的政策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在雅典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去，因为它的公民权意味着——而且，也只能够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在雅典当地的生活，习性和气质之中；在盟邦这方面，即使赋予雅典的公民权，它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城邦的公民权，对它们来讲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样的东西。
    　　共同的公民权会使有关系的一切人发生“一种无法忍受的一神主义”的宗教感情，因为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复了雅典帝国。要细心地捉摸，才能设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国，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意义上的宗教）又是亚历山大在希腊中的帝国的基础。”（贝尔克尔：《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第VI 卷第XVI 章，Great politicalThought and Theoryin the Fourth Centry，byBarker，ch.XVI，vol.VI，c.a.h.）

    第四节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希波战后城邦雅奥经济及社台状况的演变
    　　
    　　希波战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萨拉米海战和布拉的战役前夕，波斯军占领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妇孺两度登船避难他乡的时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属总计，史家估计为16—17万人，外邦人和奴隶在外——这时候，外邦人和奴隶的人口为数是不多的。战争时期，雅典公民全数在军中服役，社会地位最低的贫民阶层在舰船上当桨手，其他各等级的公民在重装步兵中和舰上战斗部队中，确实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战役以后，雅典人在战胜强敌后热情奋发地重建家园，所需物质资源，可以依赖盟国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贡款可资利用，恢复大概十分迅速。我们知道，就在建家园过程中，雅典重新建筑了被波斯人毁掉的城墙，还完成了战前已经开始的庇里犹斯海港的筑港和设防工程，海港周围筑城长达10公里。这样雅典就有了巩固的海军基地，也有了比从前规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后，雅典人又筑长城把雅典和庇里犹斯海港连接起来了，从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如陶器、造船、武器制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来愈富裕起来了。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吸引许多外邦人来到雅典，有的来自希腊其他城邦，有的来自“蛮邦”。国家把战俘当作奴隶出卖，“从奇蒙出征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时候起，出身异邦人的大量奴隶便涌入了希腊市场”（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45页）。奴隶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史家估计，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阶层人口大体上和希波战争前夕相仿佛，外邦人增到4万人左右，奴隶则在8—12万人之间。公民阶层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它征收出入庇里犹斯港货物的关税，按货物价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劳里翁银矿，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亚海滨爱昂（Eion，此城直属雅典，不是独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犹斯山金矿，两矿都给国库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贡款，这笔贡款最初定为460塔兰同，实征数约达410塔兰同。每阿提卡塔兰同合26.2公斤，460塔兰同合386000英两（盎斯）的银子（每一英两银子，合阿提卡货币7个德拉克玛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体过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国间的讼案在雅典审理要交纳讼费，以及其他国有财产的收入，都使国库收入膨胀起来。这笔收入如何使用，现在对雅典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状况都要发生重大作用了。
    　　
    “战士共和国”
    　　
    　　这笔国库收入，首先用在维持在役的军人和“有报酬的公职”上面。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　　
    　　“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亚里斯特底斯就劝告人民，抛弃家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又按照亚里斯特底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赋、役税和盟国的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第29页）
    　　
    　　许多证据证明，有报酬的公职（引文所谓“从事公社事情”）并非开始于亚里斯特底斯时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时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维持军队，也许开始于希波战争中的非常时期。那时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军势必仰赖盟国捐款维持，以后有了提格同盟的贡款，用它来支付在役军队的薪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霸权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战时，现在也不能没有一定量的“常备军”了。它要巡逻爱琴海面以警备海盗，要守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庇里犹斯海港，要守卫帝国境内的战略前哨，要维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包括海军和陆战队。至于战时组成的公民军，因为现在它所要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边境冲突，而多半是跨海远征，于是除战士口粮外，也得支付定额的薪饷了。这样，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终年服役的领薪饷的兵士，战时则大部分公民是领薪饷的战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共和国是“战士的共和国”。
    　　
    公民、武装移民、外邦人和奴隶
    　　
    　　然而，雅典这个“战士共和国”还是十分不同于斯巴达的。雅典公民大部分还在农村中，是自耕业主。务农，被看做适合于公民身分的高尚职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31年），拉凯戴孟同盟大军侵入雅典四郊的时候，四郊务农公民的家属避难聚居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内，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严重的瘟疫。这就是说，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时还是躬耕田间，而不像斯巴达公民那样靠农奴贡赋为生的。
    　　雅典公民，不仅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于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分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
    　　“武装移民”也居住在直属雅典，并非独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亚的爱昂，爱琴海上的西罗斯岛都直属雅典。后者长期来一直是海盗巢穴，雅典派军剿灭后，由它的“武装移民”占居。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从军的和从事公务的而外，有手工艺匠，其中大部分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赶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视工业劳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商业，矿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职业。于是，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经商，来开设手工作坊，来当医生和教师。外邦人是自由民，没有公民权，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还要交纳一种特别的人头税，他们有从军的义务，他们也可以拥有奴隶。手工作坊中帮助艺匠干活的帮手、矿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隶充当。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战俘，一部分是奴隶贩子从蛮邦贩来的。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奴隶。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充当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他们终日在监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隶主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种“财产”的“更新”是并不困难的。
    　　雅典奴隶和其他城邦的奴隶一样，主人可以“释放”（即解除其奴籍）他们，也可以由奴隶把他按惯例成为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帮人的身分，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种隶属关系。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旧主人家继承。斯巴达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农奴黑劳士为基础。雅典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买来的奴隶为基础。从两者历史演变过程看，脉络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腊并存农奴制和奴隶制两者，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我国史学界对此有过很多争论，所以，本文后章对此将作专门的考察。
    　　
    有报酬的公职
    　　
    　　有报酬的公职，开始实行于50年代。众所周知的有陪审员津贴和议事会成员的报酬两项。为着使雅典公民中生活无保障的阶层也确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伯里克理斯（或说厄菲阿尔特Ephialtes）颁布了出庭陪审者履行义务的津贴。在进入法院大厦之前，授给每一个陪审员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证章，凭证可以领受规定的津贴两个欧布尔（Obol，以后又增加到三个欧布尔即半个德拉克玛）。我们知道，雅典法庭管辖范围及于帝国范围内各邦间的争议，每次开庭陪审员人数颇多，整个雅典经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审员，公民总人数约4万人左右，陪审员占公民中一个很大的比例，现代史家认为，充任陪审员的多数是已过军役年龄的老年公民，颁给陪审员津贴，事实上是对经历了长期军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种照顾。雅典法庭审理案件范围既异常宽广，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又是中下阶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伯里克理斯民主，在这一方面确实是获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项重要的有报酬的公职是议事会。希波战争后议事会人数未变，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前都是无给职，伯里克理斯时每人每日津贴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同时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时代放宽了，凡“双牛级”（中农）阶层的公民均可选入议事会。鉴于财产标准已从实物单位折成货币单位，加以物价的上涨，雅典公民限于财产而不得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现代史家计算，根据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
    　　
    雅典戏剧与观剧津贴
    　　
    　　早在希波战争前夕，雅典戏剧已经开始繁荣。戏剧起于酒神大祭时咏唱颂歌的合唱队，后来合唱队增加一个表演的人员，跟合唱队对答台词，于是演员与合唱队之间有了“对白”。合唱和对白具有了情节，就发展成为有剧本的演唱。埃斯库罗斯（Aescliylus，参加过马拉松和萨拉米战役）把演员剧本的演唱增加到两个和两个以上，完整形态上的戏剧于此创始。希腊剧场始终是圆剧场，倚山坡而筑，露天，没有屋顶，作半圆形，规模宏大，可以容纳大量观众。剧队主办人是富裕公民，剧队经费由这些富裕公民筹措。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戏剧进入极其繁荣的时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1pid），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传遍整个希腊世界，为罗马时代作家所摹仿。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
    　　
    　　希腊戏剧主题多数取材于神话，虽然如此，剧情、对白、唱词往往针对现实。也有取材于当前局势的，如希波战争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下泪，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希腊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悲剧《波斯人》是歌颂萨拉米海战胜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戏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
    　　现在世界各地希腊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常常找到宏伟美丽的圆剧场遗址。剧场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兴建，剧队由富裕公民出资维持，每逢庆节演剧，观众要不要买门票，现在难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两个欧布尔的律贴，等于一人一天的主活费。这当然也是国库充裕的结果。
    　　
    公民权的严格限制
    　　
    　　我们已经知道，从梭伦时代起，有过一个时期雅典的公民权对新移入的外邦人是开放的，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艺匠商人，发展它当时很不发达的经济的一个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现在，雅典繁荣富裕起来了，雅典公民是一个庞大帝国中心的城邦中“轮番为治”的集体，拥有被选任为有报酬的公职，充当武装移民移居海外，领取观剧津贴等种种特权。雅典人不免认为，这是他们先辈在严酷的希波战争中，忍受极大的牺牲，英勇奋斗争取得来的。倘使公民权还是向一切新来的外邦移民开放，新来者无异坐享其成，这是他们难于同意的。这种特权思想的产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许是难免的，然而是狭隘的。在这种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权事实上也许已经愈来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号称贤明的热诚的民主主义者伯里克理斯，固然努力发展了雅典公民范围内的民主，都未能免于这种狭隘的城邦旧公民的本位主义。公元前445年，即在规定陪审员津贴制度后不久，伯里克理斯恢复一条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执行得十分严格。这条法律曾引起许多曲解，欺骗和舞弊，引起许多诉讼。当时被揭发欺骗，变卖为奴者，约有5000人。
    　　
    元老院、执政官与将军
    　　
    　　希波战争后，雅典宪法上的变化，除以上所举几项外，最主要的有下列两项：
    　　第一，元老院权力的被削弱。希波战时，梭伦宪法中誉为城邦两锚之一的元老院权力有所扩大。元老院由任满离职的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员组成，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贵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通过公民大会改革元老院，极度削弱它的权力，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之权。它的原来职权转给陪审法庭、500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这些改革，加上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的津贴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范围之内，确实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战前，雅典10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统帅军队，行政权力还在执政官掌握之中，全军由首席执政官任统帅，马拉松故役，首席执政官战死。以后战争频仍，军队统帅权逐渐长期保持在战胜的将军手中，首席将军逐渐掌握全部政务，执政官变成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又执政官职务一直固守旧制，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可是将才难得，随意更换统帅，难免造成军事上的惨败，于是“不得连选连任”之制不适用于将军。这样，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剧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实上可以成为终身职务的首席将军在指导全国国防、外交等重大政务，伯里克理斯就连任了首席将军15年。按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公共工程——古典希腊建筑艺术的高峰
    　　
    　　伯里克理斯时代，相当部分的国库收入用于“装饰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从雅典城到庇里犹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长城，也在伯里克理所时代筑成。连同伯里克理斯时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庙、画廊、市场、水源地及输水设备，雅典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宏伟富丽的城市。雅典娜大庙溶合多里安风格和伊奥利亚风格，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各种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有各式各样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不少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现存碑铭，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隶。所给工价，三者并无区别（奴隶所得工价大概归奴隶主所得）。公民特权，也许只表现在有承包的优先权而已。

    雅典——希腊文明的中心

    　　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第三章章末已约略涉及。现在，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li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哥尔基亚（Gorg1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这个传统开始于伯里克理斯时代，自此以后，长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仍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 里法特·阿里尔：“如果我必须死去，请你好好活着”

    如果我必须死去
    请你好好活着
    讲述我的故事
    卖掉我的东西
    再买一块布
    一些绳
    做成白色的长尾风筝

    这样
    在加沙的某个地方
    当孩子仰望天空
    等待着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在烈火中匆忙离去
    来不及与家人告别
    甚至来不及和自己告别——

    他会看见风筝，你做的风筝，翱翔在天空
    那一刻他或许会以为天使出现
    带来了爱

    如果我必须死
    就让它带来希望
    让它成为传奇吧

    本诗写于2014年，作者里法特·阿里尔，加沙诗人。彼时，阿里尔的弟弟在冲突中丧生。阿里尔本人死于2023年12月7日的冲突中。以下摘自其作品《加沙回信》。

    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尔的故事

    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尔（Mohammed Alareer），今年3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家中被以色列空袭炸死。他只是正在家里，却遭遇如此不幸。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死去的，是血尽而亡，还是死于爆炸的冲击波、爆炸声、碎片、弹片、大火，或是历经所有这些折磨而死。

    但不论如何，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都不在了。

    他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拉尼姆（Raneem）四岁，哈姆扎（Hamza）一岁。他们永远失去了父亲。我们家共七间公寓的房子也被炸毁了。

    我们家里的楼只有四层，但它承载了家里数千计的故事和回忆。现在它们都不复存在了。但它仍将见证世界上最残酷狂野的占领。

    哈马达

    我们家一共有十四个孩子，我是老二。穆罕默德是老五。幼年的很多记忆都已模糊，但穆罕默德出生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那时我只有四岁。

    当我听说他们想叫新弟弟穆罕默德时，我哭喊起来：“我不要你们给他起名叫穆罕默德。我要你们叫他哈马达，叫哈马达！”

    每当有人叫他穆罕默德时，我都会大喊大叫，直到没有人敢这么做。后来，哈马达变成了大家对他的爱称。几乎每个人都这么称呼他，除了我爸爸，他总是叫他正式的名字——穆罕默德。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了和哈马达之间强烈的感情纽带。就好像他是我的儿子，就好像我拥有他，我必须照顾他，确保他一直叫哈马达一样。

    哈马达出生于1983年，性格有些胆小，但风趣幽默、喜欢冒险。他总是沉默寡言，但一旦开口说话，便不会拘泥于现有规则。

    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即阿克萨起义）爆发，他的许多同学朋友被以色列杀害，他在葬礼游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给了他足以改变人生的真实体验。

    哈马达上了大学，完成了两年制的公共关系学位，学会了如何联系群众。第二次起义开始后的短短两年，加沙各地的人都开始问我，哈马达是不是我弟弟。

    惊讶之余，我会微笑着点点头。我心里在想，是什么让他一举成名呢？后来我才知道，我腼腆的弟弟已经开始领导示威游行，带大家吟唱圣歌，动员群众抗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暴行。在舒贾亚地区（Shujaiya或Shijaiya）和其他地方举行的烈士葬礼上，他也会领导合唱民族主义圣歌。

    创造力

    在我们所有十四个兄弟姐妹中，哈马达是最杰出、最有创造力的。二十多岁时，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有了许多朋友和人脉。他变得更加外向，更积极主动，也更有创造力。

    每次他讲述他现在从事的工作时，我都会想起他小时候害羞的样子，毕竟他从青年时期才敢直视镜头。

    他独创的演讲表演技巧，为他赢得了加沙最著名的电视节目的角色——卡库尔（Karkour）。卡库尔是一只调皮的小鸡，是阿克萨电视台《明日先锋》节目里明星，该节目接待来自加沙各地的儿童。

    哈马达扮演的角色吸引了巴勒斯坦各地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观众。孩子们会打电话抗议卡库尔乱穿马路、在电话里大喊大叫等令人讨厌的行为，并提出更得体的建议。

    今年年初，哈马达在另一部电视节目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节目本该于今年斋月播出，但由于以色列的持续攻击，节目被迫停播。

    我弟弟的死会让很多孩子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每周五最喜欢的事就是看卡库尔调皮捣蛋，然后帮他改正，这让他们有期待和成就感。

    以色列杀死了我弟弟，杀死了一个有前途的人才，使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一个有趣的教育项目。

    第26号殉道者

    哈马达五年前结婚，有两个孩子，拉尼姆和哈姆扎。包括他妻子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叫他哈马达。结婚后，他们仍然住在父母家。他非常努力地在同一栋楼里建造自己的公寓。去年，公寓完工了。

    不过，他一直没能搬进去，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对加沙的封锁更加严密，很难为公寓添置家具。

    与所有遭到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一样，哈马达留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大家庭中，我弟弟是第26位殉道者。只上周，我们家就有五人遇难。在周六12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期间，他们的尸体从废墟中挖出。

    我母亲多年前失去了两个侄子。当我与她谈到此事时，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我的父亲也比以前平静。

    他们告诉我，以色列已将舒贾亚（Shujaiya意为“勇敢的土地”）地区炸为废墟。他们告诉我，有些家里死了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二十个人。

    “我们坚定不移”

    听到父母的反应，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失去儿子对他们打击有多大。他们表现出的坚韧，在众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中，并非个例。

    听说将有12个小时的停火，我很担心人们看到遍地废墟后，会深受打击并放弃抵抗，这无疑正中以色列下怀。但我错了。

    以色列本想通过炸毁房屋以及在街头杀人，逼迫人们投降。但恰恰相反，其行动正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境地。

    “我们有耐心。我们坚定不移。我们是信徒。上帝一定会结束这场侵略的。”妈妈不断地向我保证。

    “他们打不过舒贾亚。他们就是不行。”父亲告诉我。

    现在巴勒斯坦的情况是，我们家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成为孤儿、一个年轻的妻子成为寡妇，还有许多其他家庭一次就失去十个或二十个家人。显然，有人企图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清洗，让我们离开，再也回不来。

    野犀牛

    以色列就像一头在薰衣草田里放纵的野犀牛。巴勒斯坦人则采取了他们应有的行动：坚韧、坚定，更加坚决。

    我们明白，我们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且是在为正义和人权而战，坚决反对野蛮和占领。

    仅仅因为以色列希望哈马斯领导人看到加沙被摧毁，现在已有数百名巴勒斯坦儿童在战火失去了父亲、母亲或双亲。拉尼姆和哈姆扎和他们一样，永远失去他们的父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取代他们失去的父爱与温暖。

    拉尼姆和哈姆扎将见证以色列对平民的战争。他们将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生活和成长。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父亲可能因为在自己的房子里而被杀害，而凶手甚至不会被绳之以法，只是因为他是一名以色列士兵。

    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希望在哈姆扎和拉尼姆长大成人之前，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将被永远废除。

    永生

    我弟弟去世时，每个人都在哀悼“穆罕默德”的离世。没有人称他为哈马达。他又变成了穆罕默德。

    但我没有再纠正他们。我意识到，我必须放手，让哈马达成长为穆罕默德。

    以色列野蛮屠杀加沙人民，切断人与人、人与土地以及人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这种行径永远不会得逞。虽然我失去了我的弟弟，但我会永远把他铭记于心。

    他的记忆，他的故事，他的笑话，他天真的微笑将永远活在我们脑海中，活在他两个可爱的孩子身上，也活在成千上万喜欢他、怀念他的观众心里。

    没有大规模杀伤性诗歌

    加沙伊斯兰大学，简称IUG，成立于1978年，已为数万计巴勒斯坦人服务。现在，有两万多名学生在IUG学习，该校设有10个系和70多个专业，涉及范围从医学、工程学到语言、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我现在在加沙伊斯兰大学英语系任教，教授世界文学和创意写作课程。在当前冲突中，IUG受到以色列导弹袭击。学校行政大楼严重受损，人事部和英语系办公室被完全炸毁。

    IUG学生与以色列占领

    在IUG任教时，我遇到过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出过加沙，并在以色列的占领下饱受苦难。2006年，以色列加强围困后，情况更加恶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去西岸探亲，不能去耶路撒冷参加简单的宗教仪式，也不能前往美国或英国寻求访问和补助金。甚至书籍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商品，平时也进不来。全世界都必须意识到，将加沙年轻一代置于无知、黑暗中，其产生的后果远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

    一开始，我的学生们一定觉得学习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以色列诗人）这一以色列犹太人的作品很困难，也很难接受我关于夏洛克或费金（Fagin，）的“进步”观点。对许多人来说，费金是邪恶之源，是魔鬼的化身，他把小孩子变成小偷和杀人犯，将社会的未来毁于一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谋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隐喻性地谋杀了。

    挑战性问题

    直到后来，他们才稍稍睁开眼睛，看到费金只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憎恨与众不同的人、肤色较深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他们逐渐意识到，费金甚至比教堂要好。他们看到费金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庇护所，让奥利弗（Oliver）这样的人感到了快乐和希望。费金，这个犹太人，并非只有犹太人这一身份。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人。费金拒绝叫醒奥利弗让他去盗窃，他说“现在不行。明天，明天再说吧。”这不再被看作讽刺，而是证明了费金也是有心的。在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如果你是费金，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促使学生们重新考虑种族和宗教问题，并让他们理解更高层次的人性和共同利益。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更加棘手。对许多学生来说，夏洛克是无可救药的，他女儿都恨他！然而，凭借IUG倡导的开放思想、对话以及对所有文化和宗教的尊重，让我与我的学生密切合作，在评判人或者说至少在分析文学文本时克服了所有偏见。

    因此，夏洛克也从一个仅仅想要一磅肉来满足原始复仇欲望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夏洛克和我们巴勒斯坦人一样，不仅不断遭受以色列的侵略、破坏和种族主义，而且还不断遭受战争机器的误导和诽谤。夏洛克遇到很多宗教和精神上的障碍，就像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一样。夏洛克要么完全屈服，被当作次等人侮辱，要么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来反抗压迫。他选择了反抗，就像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一样。

    “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不再是夏洛克为谋杀辩护的可悲尝试，而是多年痛苦和不公正的内化。当一个学生发现我们和夏洛克之间的相似之处时，她把演讲改成了这样的内容：

    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眼睛吗？
    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
    我们吃着同样的食物，
    会被同样的武器伤害，
    能被同样的医药治愈，
    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
    我们难道不是和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吗？
    你们要是刺伤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
    你们要是搔痒我们，我们不会笑吗？
    你们要是毒害我们，我们不会死吗？
    你们要是欺侮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也许，在IUG英语系六年的教学生涯中，最让我动情的就是，我问学生他们更认同哪个角色，是阿拉伯血统的奥赛罗，还是犹太人夏洛克。大多数学生觉得自己更接近夏洛克，也更同情夏洛克。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我的指导帮助下，学生们不断成长，克服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占领和围困而产生的偏见。我本想用学生的试卷编成一本书的。遗憾的是，我存放在办公室里的试卷付之一炬，这与夏洛克被剥夺金钱和财产的方式如出一辙。

    “出于闹着好玩”

    但现在，以色列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沉重的苦难，我还能继续之前的教学吗？我还能直视着学生的眼睛，和他们谈论费金的人性，以及我们与夏洛克之间的相似之处吗？在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犹太教为借口，杀害巴勒斯坦人之后，我的学生又会作何反应？

    从我得到的照片来看，人事部和英语系已经被完全炸毁。曾经我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我同数百名学生在这里会面、深入探讨各种问题，在英语系小而美的图书馆阅读、查阅资料，而现在这一切都毁于一旦。我不知道这幢五层高的大楼是要全部拆除，还是可以翻修。

    袭击后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推特上宣布，他们摧毁了伊斯兰大学的一个“武器研发中心！”。然而，几小时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轰炸伊斯兰大学的理由是“伊斯兰大学正在研制化学品，以对付以色列。”我在推特上回复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证据，毫无疑问，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们只能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从不撒谎。我们甚至应该忽略前后两段陈述之间的不一致。如果不是造成了这样一场灾难，这种低劣的谎言只会令人觉得可笑。

    我知道，我的学生们会不停地开玩笑，说我在写大规模毁灭之诗（Poems of Mass Destruction）或提出大规模毁灭理论（Theories of Mass Destruction.）。有些人甚至会重读某些文本，以寻找任何有关化学的痕迹，或者要求在教寓言诗和叙事诗的同时，要教化学诗。近程故事和远程故事可能会取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样的术语。也许还会有人问我，考试是否会涉及能否携带化学弹头的题目！

    但以色列为什么要轰炸一所大学呢？有人说，以色列袭击IUG只是为了惩罚学校里两万名学生，或者把巴勒斯坦人推向绝望。这是事实，但在我看来，对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以及其占领而言，IUG唯一危险之处在于，它是加沙最重要的地方，可以培养学生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思想。知识是以色列最大的敌人。觉悟是以色列最痛恨、最害怕的敌人。这就是以色列轰炸一所大学的原因：将巴勒斯坦人拒绝生活在不公正和种族主义中的觉醒和决心扼杀在摇篮里。以色列为什么要轰炸学校、医院、清真寺、或者一座20层高的建筑？正如夏洛克所说，这可能是“出于闹着好玩”！

    巴勒斯坦受伤而以色列无恙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心中造成的创伤并非无法弥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屈服于占领是对全世界不懈斗争的背叛。

    我知道，要让我的学生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让巴勒斯坦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同胞并肩作战，对抗不公正，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过，我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将从伊利斯（Ilise）和丹（Dan）开始，他们是我的犹太朋友，我在美国的“加沙回信”巡回售书活动中结识了他们。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确保我与家人一切安好。他们是我在黑暗和压迫前的一线希望。

    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们介绍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Divestment and Sanctions）运动方面的努力，他们为目前巴勒斯坦的斗争带来了巨大变化。我还要告诉我的学生，犹太教被以色列劫持了。我会向他们传授阿里·阿布尼玛（Ali Abunimah）教给我们的知识：“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牵扯进来，但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罪人并不是全体犹太人。反对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完全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以色列的暴行是以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名义进行的。”

    我知道学生们会问，他们所做的是否足够，这些朋友是否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以避免以色列对我们犯下更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问题我将留给伊利斯和丹来回答，留给努力推动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亲巴勒斯坦人来回答，留给一直努力把以色列战犯送上法庭、接受惩罚的犹太和平之声来回答。

  • 江平：市民社会与契约精神

    我们知道，许多作者，比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组成时常常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为什么要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加以区分？市民社会是社会里面的人 如何生存下去、延续下去的最简单的过程。人在社会中必须要生存，人要生存就必须要有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人不仅自己需要生存，还需要种族延续，子孙能够活 下去，就会有结婚、亲属、子女、父母等等问题，也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事情。可以说，人类自从存在开始，没有国家但是仍然有自己的功能，能够保持社会的 延续。

    市民社会就是私权社会，因为它调整的是私人间的关系，虽然私人从广义上讲包含法人。政治国家很明显是涉及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防护制度、事务管 理等。因此，把社会生活分成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有很深刻原因的。当然，不仅仅是这样，当年马克思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应该说，实际上也是从市民社会 和政治国家发展起来的。

    据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就是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为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公法是以国家活动为中心的法律，私法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表现。

    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层面，西方国家看起来比较重视私权。比如，有句话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都不能侵犯私人的房屋，怎么能说 公权力很强大？所以，西方国家基本是以私权为核心，公权以服务私权为目的，而不是以侵犯、管理、剥夺私权为目的。私权当然很神圣，当然不可侵犯，没有私权 神圣如何谈自由民主？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中国的私权历来不发达。为什么不发达？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市民社会。

    中西对比下的市民社会

    严格说来，民法就是市民社会之法。市民社会的法又是什么？这就要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现在谈到市民社会，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市民阶层，其实市民社会更加久远，有早期的市民社会和近代的市民社会之分。

    市民社会的标志，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比较发达的交易，要从农业社会转为商业社会。什么叫自由交易？说透了就是要有发达的契约关系。什么是契约？两个人平等的交易就是契约，这种交易要做到意思自治、公平、诚信。

    可以说，契约精神奠定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契约精神和发达的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的民法更得到尊重，进而促进发展。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由交易和贸易，而不是在国家强制之下进行商品交换。

    第二，市民社会要有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市民阶级，最初是市民阶层，后来发展成市民阶级，这是非常重要的演变。在17、18世纪，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当时就叫新兴市民阶层，很快在城市中兴起。

    第三，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生活不多加干预，而是采取宽容态度。国家开始是宽容的态度，后来才能给予自治甚至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对于市民 社会的活动非常重要。国家的宽容，就是允许社会自治，不是包办社会的一切活动。西方国家有早期的市民社会，也有后来发达的市民社会，通常前者指的是罗马， 后者指资产阶级革命前的那段时期。

    罗马早期的市民社会逐渐从农业变成商业，很重要的是，罗马的商业是环地中海，当时希腊的航海很发达，加上贸易发达，产生了发达的商业。可以看 出，中国当时的商业不发达，中国只是内陆交易，当时所有有港口的地方都被叫做“蛮”“夷”，这种商业的不发达也就造成了市民社会的萎缩。应该说，罗马还未 真正形成市民社会，但是，罗马法由三种权利类型构成，最高层次的叫自由权，第二层次的叫市民权，第三层次叫家父权，这三个权利都具有便是最完整的权利。在 罗马国家，如果自由民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三次欠债不还，可以从自由民贬为奴隶，可见自由权是很重要的。

    在罗马时期，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宽容态度。大家知道，日本有个作家叫盐野七生，她25岁到罗马后就潜心研究罗马史，写了15卷本《罗马人的故 事》。因为我最早教罗马法，所以对罗马人的故事很感兴趣。我了解到，存在了1000多年的罗马国家不像中国，有宫廷中的三宫六院制度，而是坚持一夫一妻制 度，很多罗马皇帝死后没有男性后裔，所以养子制度很发达。没有亲缘关系，皇帝就找他喜欢的人或者部下做养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凭军功做皇帝。此外，罗马 自始至终都有比较有名的元老院，罗马一半的时间是共和国，一半的时间是帝国，罗马是两个人执政，即使到了帝国时期也是两个人执政，执政时间只有一年，所以 那并不是专制集权的制度。罗马还有一种官是保民官，是选举产生的，就是保护平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国家并不存在人人都要服从的圣旨。

    罗马的制度告诉我们，早期的“依法治国”在罗马。罗马人曾自称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我想从这一点来看，早期的罗马之所以强大，正在于其用法律征服了世界。

    到了近代史，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商品经济很发达且市民阶级成立。在中世纪时，城市不是很重要，那时候是以土地为财富，有土地就有权力和身份。但 是在当时，有些人住在城市里，新兴城市出现了，标志便是自由贸易。汉堡、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新兴城市的出现等于是国王给与了其特许状，允许不受国家法律 约束，允许新兴城市自己制定规则。所以城市出现的特征就是工业和商业的发达，由此就出现了市民阶级的出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成立了很多政权。

    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的出现，间隔了很长时间，在这一期间里，虽然不能说是欧洲社会、法律的倒退，但至少很长时间是停滞的，这个停滞影响很 大。因此，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开始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制度《大宪章》，可以说，这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这也是产生市民阶层文化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到现在为止民法不发达，原因在于市民社会三个要素比较欠缺，而是形成了以公法为核心、私法为辅的局面。

    契约精神

    民法的核心是物权和债权，物权讲所有制，债权就是契约精神。现在有人主张民法应该是人法，不是物法，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民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契约。契约在《民法通则》中叫合同，台湾地区还是叫契约。

    契约精神首要的是平等，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自愿在中国叫法太多，叫自由、自愿、自主、自治等等都可以，我们所说的自由是意思自治的自由，意思 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公平在民法中体现得最明显。合同双方都同意的就是公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诚信。过去中国的商人非常讲究信用，是使得别人与你订立 合同的前提条件。西方国家尤其强调诚信，而且许多规则都规定有关信用的要求。

    有人说，英国学者梅因曾将法制进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从民法的角度讲，古代时也有很多契约关系，不见得都是身份关系，其实梅因的意思是说古代的法律不够平等，更倾向于身份，现在法律更多的是平等。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讲这一段实际上想说明，中国要实现法治，路途很遥远，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为什么？大家想想看，中国几千年来都不是依法 治国，即使有法律也只是以公法为核心，以惩治而不是以协商为中心。所以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如果靠我们一两代人就改变，那就太乐观了。

    我觉得，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就是扭转公法太重，私法太轻的局面，如果我们不扭转以公法为核心的观念，不树立私权神圣的观点，而去谈依法治国，那等于是和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以市场为核心，其实就是以私权为核心。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从中体会到私权的神圣？或者真正能理解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大家有这个意识吗？没有。

    所以，要完善依法治国，必须将政治制度改革包括在内。若政治制度不改革，搞依法治国，是很难的。

    现在学法律的人很多，法学院校很多，有为青年学法律的也很多。我们既然以身许法，决心用法律救国，那就要树立真正的理想。我们有的学生在校学习时激昂慷慨，热血沸腾，我当时就跟学生说，希望你们永远维持这样的赤子之心。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的确有脱离现实的现象，但是比起学生一进入社会就被污染，后者危害更大。现在学生们学习的法律在法理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人毕业后满口说，学校学的东西都白学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

    那我们到底是服从现实，还是服从自己的理想？我觉得，理想重于现实。因为我们现在学的理念和制度规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上的现实往往与此背 道而驰。所以我奉劝大家，千万别丢掉赤子之心，毕业后不要被现实所污染，不要被潮流而改变，希望大家成为依法治国中的坚强一员。

  • 陈嘉禾：为上证指数正名

    　　最近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频频爆发的上证指数点位保卫战：先是3000点保卫战，然后又是2900点保卫战。在新媒体时代，上证指数这个位于舆论中心的股票指数，难免受到许多嘲笑。

    　　其实，上证指数的长期增长速度是很高的，甚至比许多历史悠久的股票指数都要高得多，比如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简称“道指”）。

    　　沪指回报领先　　美国三大指数

    　　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道指发布于1896年5月26日，到2023年已经有127年的历史。在这127年间，道指从40.94点上涨到3.74万点，累计涨幅913倍。

    　　有人也许会说，看看人家美国的股市，涨幅913倍，创造了多少财富。但是这913倍涨幅是在127年间取得的，道指年复合增长率（CAGR）是5.5%。

    　　当然，这5.5%并不能完全精准代表道指的财富回报，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个数字要扣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要加上股息带来的正面影响。绝大多数主流的股票指数是不包含股票派息的，但是投资者却会收到这些钱。

    　　如果将这两项相抵，基本上大体相当。所以5.5%的回报率，以及下面分析的各个股票指数的长期回报率，在反映真实回报率方面，也可以算八九不离十了。

    　　道指在127年里取得了5.5%的CAGR，上证指数如何？答案可能让许多嘲笑上证指数的投资者大跌眼镜，上证指数的CAGR几乎是道指的2倍。

    　　上证指数的基期（也就是成立日期）是1990年12月19日，基点（最开始的点位）是100点。设立33年之后的2023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的点位是2918点。33年累计涨幅是28倍，CAGR是10.8%，几乎是道指的2倍。

    　　在2023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正处于一个熊市点位。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其当天的PE（市盈率，前溯12个月，下同）只有12.4倍，而同一天道指的PE则有25.4倍。如果上证指数和道指的估值一样，上证指数的CAGR会更高。

    　　比完道指，再来看看标准普尔500指数（简称“标普500指数”）。在美国市场，标普500指数作为一个成立时间稍晚、覆盖面更广的指数，往往被更多投资者所看重。

    　　不过，标普500指数成立时间晚，是相对道指而言的，从具体时间来说一点都不晚。

    　　标普500指数是标准普尔公司从1957年开始编制的，但是它的基期则早在1928年，基点为10点。截至2023年12月21日，标普500指数收报4746点，在96年里涨幅达到474倍，CAGR为6.6%，其长期增长速度大约只有上证指数的60%。

    　　即使是代表着美国科技行业的股票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简称“纳指”），其从成立以来的CAGR，其实也不如上证指数，这绝对是一个超出许多投资者认知的事情。

    　　从1971年2月8日的100点，到2023年12月21日的14963点，纳指在53年里上涨了149倍，期间CAGR达到9.9%，仍然比上证指数的10.8%要低。在复利投资中，即使是1个百分点的区别，长期造成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以100年为例，9.9%的CAGR带来的回报是1.26万倍，而10.8%的CAGR所能带来的回报是2.84万倍。

    　　巨大波动性　　拖累沪指表现

    　　看完了以上对比，你是不是感到很吃惊？上证指数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股票指数？为什么我们会感觉这个指数这么弱，还经常要打关键点位保卫战？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上证指数的波动太大了。

    　　上证指数成立于1990年12月19日，当时基点为100点。结果，仅仅过了一年半之后的1992年5月25日，上证指数就飙升到1422点，涨幅13.2倍。在那个时候，上证股票几乎是“买到就赚钱”。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当时上证指数的PE（市盈率）为让人震惊的1071倍，PB（市净率）则高达26倍。

    　　1000多倍市盈率买股票，这样的交易长期回报要能好，那真是奇怪了。

    　　类似的事情，在2007年再一次上演，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最低998点（注意这个点位，比13年前1992年的点位还要便宜，高估值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了），飙升到了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而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市盈率也从17倍飙升到了54倍。

    　　由以上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虽然有着优秀的长期增长速度，CAGR比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其实都高，但是它的波动性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巨大的波动性会让投资者在赚钱的时候忘乎所以，也会让投资者在赔钱的时候无比沮丧。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波动性市场中，我们应该怎么赚钱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根据《太平御览》记载，春秋时的楚国国君楚庄王，即位之初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他当了三年的国君，政令一道都不发，天天喝酒玩乐，而且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劝我我杀谁。

    　　结果，天下不怕死的人还是有（就像今天不怕亏损在熊市中以低估值买入的那些投资者一样）。楚国有个人叫伍举，冒死进谏。楚庄王这个昏君，“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抱着美女在音乐厅等着这个不怕死的伍举。

    　　伍举说：“山上有一种鸟，三年不飞不叫，大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结果，楚庄王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不鸣，但是一旦飞起来，天下都会害怕。

    　　后来，楚庄王习气不改（就像今天的熊市不会突然就反弹直接变牛市一样，总要在底部拖延很长时间），又有个叫苏从的人去进谏。这次进谏以后，楚庄王彻底改观，史载他“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一扫昏君形象，杀贪官污吏数百人，任用贤能之士数百人，楚国就此兴起，楚庄王也成为名载千秋的春秋五霸之一。

    　　所以，对于上证指数这种长期增长其实很高，但是经常“几年不飞，偶尔一飞冲天”的股票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在它多年不飞的时候，嘲笑它的某某点位保卫战，弃它而去，还是应当在这些时刻，寻找指数中所包含的优秀、低估值的股票，然后等待它们将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聪明的读者，看完楚庄王的故事，我想你一定找到了答案。

  • 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俄罗斯经济“过热”之下的“不可能三角”

    2023年俄罗斯经济将以创纪录的发展速度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和工资增长为两位数，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大多数国家似乎只能羡慕这些指标。但问题是，这些数字不能代表经济健康，而是俄罗斯经济过热的体征——克里姆林宫在消耗战中的赌注过高导致的经济过热。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不可能的三角”是：为战事提供足够资金；让民众安居乐业；确保宏观经济平稳。是的，俄罗斯经济表现出了对制裁的抵抗力，但今天的所有成功都是通过透支未来实现的。

    军事问题

    这场军事冲突不仅对普京政权来说是一种重要存在——现在连经济秩序也围绕它形成。2024年国家的优先事项是继续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并相应地在军队、安全部队和所谓的新领土上大把花钱。

    这场冲突将花费6%的GDP，再加上安全部门的支出，花费超过GDP的8%。如今，俄罗斯在国防上的支出远超过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支出比（当年占GDP的3.8%）。自苏联时代以来，军事支出首次超过社会支出（社会支出不到GDP的5%）。在新领土上（不包括克里米亚）已经投资了1.7万亿卢布（合180亿美元），2024年预计将再向这些地区投资近5万亿卢布。

    从形式上讲，由于这些支出，俄罗斯经济将比世界经济增长得更快。今年GDP增长可能超过3%，这一数字会在俄罗斯的各类宣传和普京总统竞选演说中被广泛提及。然而，他们未必会提及增长的三分之一以上源于战争。

    与战事高度相关的军事工业生产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服务于前线的各类民用品生产——从靴子到药品——增速略慢一点。这场冲突改变了俄罗斯工业的结构，军事方向开始取代民用方向。

    产能利率为80.9%，企业实行三班倒。这意味着经济没有潜力来增加供应。因此，需求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

    随着国防和安全支出的增加，国家正在削减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的支出。军事部门不仅消耗了平民的财政资源，而且也消耗了劳动力。异常低的失业率正在拖累俄罗斯经济，因为人手短缺。

    失业率为2.9%，表明经济中就业率最高。动员、军事合同和军工企业产量的增长使85万劳动力进入了非社会生产部门。经历了2022年的两次移民浪潮，情况变得更糟。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后来回国了，但仍然有50万人真正离开了。在一般企业中，技术工种和普通蓝领都严重短缺。战事也推高了工资，让市场过热。

    企业以不同方式解决人手短缺问题。许多企业实行三班倒；雇用妇女进入传统的男性岗位，如车工、机床操作员和司机；在某些地方，青少年也被雇佣，这实际上是一个24小时不停的生产过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沉迷于军事领域。这意味着战事的结束将导致一个强大的结构性冲击。工业结构从战时状态返回平时轨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民生领域

    军事开支不仅使经济升温，还使人民的钱袋鼓了起来。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不得不向剩下的人支付高薪，或者从其他部门吸引他们过来。新西伯利亚、萨马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和图拉等国防工业企业集中的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战事有关的钱款大大减少了贫穷人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俄罗斯人比例自1992年以来首次下降到9.8%。在低收入群体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是车臣、布里亚特、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和达吉斯坦，这些地区的男性参战人数最多。2024年，这一势头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向死伤者家属支付2-3万亿卢布。

    2023年，俄罗斯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群体。虽然它的核心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和商人，金融部门的员工和IT行业的代表，但现在军方和安全部门的人加入进来。

    事实上，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结构中，有一部分创造性的企业家和创意产业的代表，部分地离开或失去了收入，他们的地位被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所取代。高额支付将使政府陷入一个陷阱：即使财政收入状况恶化，也必须保持高额支付，否则强力部门——尤其是那些有战争经验和提供武器供应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对政权稳定造成不良后果。

    工资和公共支出的增长通过消费使经济过热。普京在军事冲突开始后对政府的第一批指示之一是确保“大众消费品”的供应。因此，平行进口迅速合法化。

    然而，这种机制可以预见地阻碍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如果进口成品更便宜，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生产？现在，联邦安全会议正在考虑如何禁止平行进口，而不会大幅拉高价格或造成商品短缺。毕竟，任何短缺都会激活对苏联式排队和“该死的90年代”的记忆。那么，“普京的俄罗斯只会变得更强”的说法将无法通过现实的检验。

    宏观经济稳定性

    如果俄罗斯经济在宏观层面保持稳定，那么继续为战争提供资金并维持目前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更容易。但通过国防开支和对民众、企业贷款的补贴来刺激国内需求（截至2023年11月1日，补贴贷款总额已达到GDP的7%），这对普京一直引以为豪的宏观经济稳定来说，是一枚定时炸弹。

    一方面，国际制裁将俄罗斯与外部冲击隔绝开来（除了油价波动）。另一方面，俄罗斯比战前更加依赖于石油。2024年，政府计划获得石油和天然气收入11.5万亿卢布（占GDP的6.4%），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2024年的预算是基于俄罗斯石油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的预测而制定的。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布伦特原油的年平均价格维持85美元以上，而且西方国家无法限制克里姆林宫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与这种乐观预测的任何一点偏离，都会使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更加不稳定。

    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泡沫在抵押贷款领域膨胀。2023年前10个月，俄罗斯银行发放了6.3万亿卢布的抵押贷款，比2022年同期增长72%。优惠贷款是主力，占贷款总额的70%。

    政府拒绝减少优惠抵押贷款，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措施，以支持有强大游说力量的开发商。但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优惠抵押贷款保留了预算的回归结构。本质上，是由纳税人，包括最贫穷的纳税人，来补贴中产阶级的抵押贷款。

    第二个问题是，超过60%的贷款人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偿还贷款。依赖军事支付的安全部队成员和其他“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获得了优惠贷款。如果失去了这一收入来源，他们将很难偿还贷款，特别是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军事冲突和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通胀率已经超过7%，到今年年底可能超过央行7.5%的预期上限。这种动态迫使俄罗斯银行抬高利率（目前为15%），并将其长期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到2024年，平均利率预计在12.5-14.5%之间，短期内不太可能降低。

    像“АвтоВАЗ汽车”和“俄罗斯铁路”这样的大型工业公司要求当局为公司债务提供补贴，因为关键利率在上升，而“俄罗斯石油”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则更进一步，要求央行与主要出口商协调利率。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高利率不仅意味着来自行业游说集团的抱怨源源不断，而且意味着形象问题。健康的经济不需要两位数的关键利率，它需要价格以可预测和温和的方式上涨。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另一个指标是汇率波动。卢布兑美元从50卢布到100卢布的快速抛掷已经成为战争和制裁形成的新常态。随着预算规则的废除，汇率完全由贸易流决定。因此，当出口收入达到上限，进口需求继续增长时，汇率突破了100卢布兑1美元的水平。

    这对普京来说是个麻烦。首先，100以上的汇率将大幅提高进口替代和平行进口的成本，加速价格上涨。第二，让市民担心。当局无法消除卢布走弱的主要原因——进口支出。可以控制资本流动。此外，通过行政手段应对价格上涨：限制鸡肉、石油产品、谷物的出口量，并以高额罚款为威胁迫使零售商限制加价行为。

    强制出售外汇收益会引发货币贬值情绪，加剧通胀预期。卢布的不良声誉促使企业和民众将储蓄转换为外汇，并将资本撤出该国。而非市场的价格限制方法只会使未来的价格上涨更加剧烈。

    “不可能三角”

    普京似乎相信，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财务管理不善。因此，俄罗斯经济由专业的技术官僚统治，总统听取他们的意见。

    眼下，经济在短期内看起来是可持续的：人民币和黄金储备并不太让人担心外债问题。尽管国内贷款成本上升，财政空间缩小，但俄罗斯的债务与GDP比率从历史上很低的水平开始，因此有充足的时间。最后，当局可以转向国内资本市场手段——例如，通过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特别是部分军事工业私有化。

    与此同时，战争有其自身逻辑，技术官僚无法克服。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在两个方面取得好的结果，但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预算规则（特别是限制预算支出的规则）、资本流动自由以及中央银行的部分独立性等对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目前都已经陷入了军事冲突的轨道。代价惨痛的“经济成功”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为进一步破坏性的短期决策开辟了空间。经济过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衰退，如果给经济过热“降温”的机构功能失调或崩溃，经济衰退将尤其令人痛苦。

  • 卡尔·萨根《宇宙》7-13

    第七章 夜空的脊柱

    他们来到空中的一个圆洞……闪耀着像一团火焰。神鸦说，这是一颗星球。——摘自爱斯基摩人创世神话。

    我宁愿弄懂一个道理，也不愿做波斯的国王。——德漠克利特

    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写了一本书，照该书的说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推测说，某些星球和太阳是静止不动的，地球以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于圆形轨道的中心。他还推测说，太阳附近的上述星球，体积十分巨大，以致地球轨道离这些星球的距离，只及这些星球的半径那么大。——阿基米德《繁星》

    假如仔细推敲人们的神学观点，任何人都一定会承认，“诸神”一词是用来表示他目睹的事物的不可知性。每当他看不出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根源，而目绞尽脑汁也理不出任何头绪的，他就推出诸神这个词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束他的思考……。因此，当他把某种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归之于上帝时……，难道不仅仅是用一种阴影来替换自己头脑里的黑暗而已吗？对于上帝的声音，他是习惯于带着敬畏之情去认真聆听的。——迪特里希男爵《自然界》,1770年于伦敦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纽约市度过的。当时我住在布鲁克林区的本森赫斯特街上，我极其熟悉我的左邻右舍，每一幢楼房，每一个鸽棚，每一个前廊后院，每一片空地，每一棵榆树，每一条装饰漂亮的栏杆扶手，每一条运煤斜槽，每一堵玩中国手球的壁墙，上述种种以一座叫做罗佑的斯第尔威尔的砖墙剧场质量最好。我认识许多住在这里的人，例如布鲁诺和迪诺、罗奈德和哈威、桑迪、伯尔尼、丹尼、杰基和米拉。但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就在第86街靠近铁路的那个汽车声嘈杂的地方，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我从未涉足的禁地。当时对我来说，那里就像火星一样神秘莫测。

    “在冬天，每天临睡之前，我经常仰望天空，无数的星星，在遥远的高空向我眨眼。它们是些什么呀？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去问大伙伴和大人们，而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星星就是天上的灯光呗，傻瓜！”星星会发亮，那还用他们说吗？但是，星星仅仅是悬挂在天上的小灯吗？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到底是不是和灯光一样的东西呢？面对群星，一股怅然不禁涌上心头。我那些不爱探奇索隐的伙伴们对司空见惯的群星依然有所不知。其中许多问题还得去探索许多更为深刻的答案。

    待我够岁数时，我的父母给了我第一张借书证。我记得，图书馆就在第85街，对我来说，那是一片陌生的地界。我一踏进图书馆，就急切地向一位女管理员打听星星的事。她递给我一本带有彩色照片的书，满是一些男女电影明星的像片，我嘟嘟嚷嚷地抱怨着。管理员笑了，当时真让我感到莫明其妙。她又给我找来另一本书，这一次她拿对了。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就找有关星星的段落。那本书告诉一些令我非常吃惊的东西，告诉我一个伟大的想法。书上说，星星都是太阳，不过是远离我们的太阳。太阳也是一颗星星，只是离我们很近的一颗星星罢了。

    试想，我们抓住太阳，把它推移到遥远的地方，推移到只剩下一个闪烁不定的小亮点的地方，那究竟要把它推移多远呢？对角度大小的概念，我一无所知，对计算光速传播的平方反比定律更是一窍不通。而且，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去计算从地球到星星的距离。但如果说星星就是许许多多的太阳，那我当然知道，它们的距离一定比第85条街，比曼哈顿，也许比新泽西州距离我们还要远。它们实际上何止我想象的那么远呢。宇宙宏大无比，远非我当时所能想象的。

    不久，我了解到另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地球–自然也包括布鲁克林区–是一颗行星，而且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还有好多别的行星，也是围绕太阳运行的，有的远离太阳，有的靠近太阳。这些行星与太阳不同，自己不会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假如从远处观察，那么，在耀眼的阳光下，这些行星，其中包括地球，只是若明若暗的小点。于是我就想，其他的星星，一定也有行星，这是一些我们尚未测知的行星。在这些行星上，一定也有生命，（为什么不能有呢？）这些行星上的生命形式，也许与我们所了解的布鲁克林区的生命迥然不同。从此，我决定当一名天文学家，去研究星星和行星，如有可能，就去亲自拜访它们。

    使我深感幸运的是，对我的这种异想天开，双亲大人和老师们都十分赞赏。尤其幸运的是，我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进人太空旅行，对宇宙进行深入探索的时代。假如我先于这个时代出生，那么，不论我的抱负多大，我也不可能认识星星和行星到底是什么，也不可能懂得宇宙间居然还有其他众多的太阳和地球以外的宏大世界。对宇宙间这许多奥秘的认识是经过我们前辈百万年以来耐心观察和勇敢探索才从大自然中获得的。

    星星到底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同婴儿的笑容一样自然，人类一直提出这样的问题，同前人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获得了部分答案。书籍和图书馆为我们发现这些答案提供了方便的手段。在生物学中有一种虽不完美但却有很强适应性的原理，叫做重演。这种原理认为，从人类自身的胚胎发育过程中，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进化史。我认为，这种重演性也会体现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进行追溯人类远祖的思维。想想几千年以前的情形吧，那时既谈不上科学，也没有图书馆，但当时人类对社会和性别方面的问题也像现在这样精明，这样好奇，这样涉足其中。不过那时并没有科学实验，也没有发明创造，人类这个生物种尚处于童年期。当人类首次发现火时，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祖先，那时是怎样看待星星的呢？有时，我不由浮想联翩，我设想他们当中大概有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我们吃浆果草根、坚果和树叶，也吃死亡的动物。这些动物有些是我们找到的，有些是我们杀死的。我们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假如我们吃了某种东西而倒毙，那是因吃了这些食物而受到惩罚，我们并不想做坏事，但毛地黄或者毒芹会毒死你。我们热爱子女和朋友，我们要警告他们，别去吃这种有毒的东西。

    当我们去打猎时，我们也可能送命，被兽角顶死，被群兽踩死或吃掉。野兽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生与死，它们的习性如何，足迹怎样，何时交配，何时产仔，何时出游，对这一切我们都必须了解。并把这些知识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再传给他们的儿女。

    我们靠猎物为生。我们追逐它们，特别在冬天，没有什么植物好吃时更是如此。我们是流动的猎手和死兽收集者，我们称自己是狩猎族。

    我们大多数人就睡在露天，或睡在树下，或睡在树杈间。我们穿兽皮保暖和遮羞，有时也用兽皮做吊床，兽皮披于身上，我们感受到野兽的威力。我们与羚羊赛跑，与大熊搏斗。我们与野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追逐它们，吃掉它们，它们也追逐我们，吃掉我们，我们彼此相依为命。

    我们学会了制作工具，因而存活下来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找石、凿石和磨石方面是行家。我们用兽筋把石头绑在木棍上，做成斧头。用这样的石斧，我们可以砍树猎兽。我们把一些磨尖的石头绑在长棍上做成长矛。如果我们小心翼翼，怕不作声，有时可以接近猛兽，用石矛刺死它们。

    兽肉发臭了，有时我们饿了，就不去注意它的臭味；有时就加上些野菜，以冲淡臭味。不会发臭的食物，我们就用兽皮或大树叶或大坚果的壳把它包起来留着。把一些食物留起来带着是明智的。假如我们过早地把肉吃了，有些人以后就会挨饿。因此我们应该互相帮助。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们制定了规则，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规则。我们总是有规则，规则是神圣的。

    有一天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孩子们都害怕暴风雨，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害怕。我们不知道暴风雨的秘密。雷声深沉震耳，闪电又快又亮，这使我们觉得，也许是某个强大有力的人发怒了。我认为，一定是天上的什么人在发怒。

    雷雨过后，在附近的森林中，发出了劈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跑去一看，原来是一种散发热气的东西，闪耀着黄色或红色的亮光。这种东西我们从未见过。现在，我们称它为“火焰”。火焰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焰是活的，它会吞食物。如果你让它吃，它能吃掉植物和树枝，甚至整棵大树。它是有力的，但它不够精明，一旦食物吃完了，它也就死了。而且，假如一路上找不到食物，它也不会从这一棵树跃过不远的距离去吃另一棵树。没有食物，它寸步难行。但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它就会长大，而且会生下许多火焰孩子。

    我们当中有一个伙伴，产生了勇敢的想法：去抓住一个火焰，给它一些东西吃，和它交朋友。我们弄来一些木质坚硬的长树条，火焰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不过吃得很慢。这样，我们就可以拿着没有火的一端而把火焰带走。手里拿着小火焰，如果我们很快地跑起来，它就会死去，它们的孩子太娇嫩了。我们没有跑，我们轻轻地走，好心地喊着：“别死呀。”其他狩猎族的人惊奇地看着我们做这件事。

    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带着火焰，并不断地喂它，以免它饿死①。火焰是一种奇迹，也对我们帮助不小；它很可能是一位强有力的人送给我们的礼物。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暴风雨中发怒的那同一个人呢？在寒冷的夜晚，火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光明。在新月之夜，点点火光戳破茫茫黑夜。如今在夜间，我们也能为明天的打猎准备石矛了。晚间，要是我们还不累，我们也能在黑夜中互相看得见并且交谈了。使我们格外高兴的是，火焰使猛兽不敢靠近。过去，在深夜熟睡之时，我们常受猛兽之害，甚至小动物，如鬣狗和狼，也可能吃掉我们的伙伴。如今有了火，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火焰使它们不敢靠近，而只是在夜幕下无望地徘徊，嚎叫着，眼睛在火焰前闪亮闪亮的。它们害怕火焰，但我们不怕火焰。因为火焰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照顾火焰，火焰也就照顾我们。

    天空是重要的。天空覆盖我们，还会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发现火以前，每当黑夜来临时，我们常常躺在地上，仰望天空，注视着天上无数的亮点。有时一，许多亮点会走到一起，在天空中形成一幅图画。我们中有一个人的眼力比旁人好些。她就教大家认识空中的图画及各个图画的名字。我们常常围坐在一起，聊到深夜，编织着星空图画的故事，如狮呀，狗呀，熊呀，猎人呀和其他更为奇怪的事情。这些天上的图画是不是就是发怒时制造暴风雨的那强有力的巨人的形象呢？

    天上总是没有什么变化。年复一年，星图一成不变。月亮呢，阴晴圆缺，周而复始。月相变化时，女人们就会流血。有些部落规定，在月亮消长的某些日子禁止性交。有些部落在鹿骨上刻下月亮缺而复圆的天数，或是女人流血的间隔天数。这样，人们就会预先算出时间，遵守规则。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星星远在天边。我们爬上一座山顶或是一棵大树时，并不觉得它们离得近些。云彩飘来，挡住我们观看星星。星星一定是躲到云层后面了。当月亮慢慢往前走动时，会从星星的面前走过。但过后一段，星星仍然安然无恙，月亮并没有吃掉星星。星星一定是在月亮的后面，它们在眨眼。星星是一种奇怪的、寒冷的、清白的、远离我们的光。许许多多这样的光，遍布苍穹，但只有在晚上才看得见。我不明白，星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火以后，有一天我坐在筹火旁遐想星星，一个念头逐渐产生：星星就是火焰。然后我又想到，星星是其他的猎人在夜晚点燃的篝火。星星没有篝火亮，因此，星星一定是离我们很远很远地方的篝火。但我这么一说，附近的人立即问我，“天上怎么会有香火呢？篝火堆和它周围的猎人，为什么不会落到我们面前呢？为什么那些陌生的部落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呢？

    他们问得好。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有时，我觉得天空像半个大蛋壳，或是半个大坚果壳。我想，远在天际的那些人，正在往下看我们呢（可是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在往上看）。他们会说，我们呆在他们的天上，他们也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不掉到他们的地上去。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理解吗？但我的伙伴说，“上是上。下是下呀！”这个回答同样很在理。

    有位伙伴的想法不同。他认为，夜空是一大块扔到天上去的黑色的兽皮。兽皮上有很多洞孔。透过洞孔，我们才看到了天上的篝火。他认为并不是我们看到星星的地方才有篝火。他想，篝火布满整个天空，只是被兽皮挡住了，在有洞的地方，我们才看得见。

    有些星星能够走动，就好像我们追逐的动物，也像我们自己会走动一样。不过，星星走得很慢，只有细心地连续观看几个月，你才会发现它们走动了。会走动的星星，只有5颗，和一只手上的手指一样多。它们在群星间缓慢地移动。假如认为天上的星星是等火的想法是对的，那么，这些星星必定是天上的猎人举着火把在移动。但是我不明白，能移动的星星怎么会是兽皮上的洞孔呢。假如在兽皮上钻个洞，洞也不会动呀，洞毕竟是洞。此外，假如天上满是火焰，我也觉得不妙，万一兽皮掉了下来，到处火龙飞舞，夜空就会大刺眼了。我想，烈焰腾腾的天空会把我们都吃掉。看来，天上有两种强有力的巨人，一种好，另一种坏。坏人想用火来吞食我们，好人则用兽皮挡住火。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好人感恩才对。我不知道，天上的星星是篝火还是兽皮上的洞孔，透过这些洞孔我们看到了火光。我拿不定主意。有时，我觉得是篝火，有时，又觉得是兽皮上的洞孔。有一次，我猜想天上既没有篝火，也没有兽皮洞，而是些别的什么东西，但这对我来说太难理解了。

    把脖子枕在木头上，头向后仰，这时你就只能看到天空，看不到山岗，看不到树林，看不到猎人，也看不到篝火，只看到天空。有时我觉得我可以就这样跌入天空。如果说星星是篝火，我倒乐意去拜访那些升起篝火到处游动的猎人。这时我觉得跌入天空真是件美事，但如果说星星是兽皮上的洞孔，我就担心了。这是因为，我不想跌进洞孔。掉进熊熊烈火中去。

    到底哪种想法对呢？我很想弄清楚，我可不想不明不白的。

    我认为，当时许多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对星星并不都有上面的想法。也许在长久的岁月中，少数人有这样的想法，但绝不是说所有这些想法都来自一个人。然而，在那些部族里产生各种复杂的想法并不奇怪。例如，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昆布须曼人，对银河的说法就别具一格。他们所处的地区，银河常常就在他们的头顶。因此，他们把银河叫做“夜空的脊柱”，好像说天空是某一种巨兽，人们就住在巨兽的腹内。他们这种解释使银河可以被理解，而且非常有用。他们认为，夜空是由银河支撑住的，要不，夜空就会散架，摔到地上来。这是一种奇妙的想法。

    随着岁月的迁移，在大多数人类文化中，这种天上篝火和银河脊柱的比喻性想法逐渐为别的想法所代替。天上的强有力的巨人被升格为天神。他们有名有姓，有男有女，还有亲戚朋友，各自在天上负有专门的职责。人类所关切的每一件事都由一位神祗主管。神祗们主管着世界。没有他们的参与，便将一事无成。他们一高兴，食物充足，人类幸福。但一旦有什么事情激怒了神祗（有时只是一点点小事），灾难就接踵而至，就会发生干旱、暴雨、战争、地震、火山喷发和瘟疫。神祗是要享受香火的。于是，为了让他们不发大怒，庞大的祭司和神使队伍便应运而生。但是神祗的心意难测，凡人很难知道他们的好恶。因而，大千世界神秘莫测，难以理解。

    爱琴海中萨摩斯岛上的赫拉天后庙现在仅有很少一点遗迹。这个庙是古代的一大奇迹，是一座供奉天后赫拉的大庙宇。赫拉最早是司天女神，她是萨摩斯岛的守护神，其作用同雅典城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后来，赫拉与奥林匹斯山众神之父宙斯结了婚。远古的故事说，他们的蜜月就是在萨摩斯岛上度过的。在希腊神话中，夜空中那光茫四射的光带，是赫拉乳房横空喷射的乳汁。西方人把银河叫做奶汁路（Milky Way），其来源正在于此。也许，这在原初就表示大地靠苍天滋养，如果是这样，这种含义早已在几千年前便被忘却了。

    我们差不多所有人的祖先对于存在的危险都编出了故事，把危险说成是由不可预知的，或者是愤怒的神祗造成的。长期以来，幼儿刚一懂事，就受到了宗教解释的全面包围。例如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无论什么都有神祗掌管，有天神、地神、雷神、海神和地狱之神，还有火神、爱神、时间之神和战神等等；就是每一棵树，每一块草坪，都有其森林女神，或是侍奉女神。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受到一种概念的抑制（正如至今还有一些人受到这种概念的抑制一样），即一个大木偶是由神祗牵线活动的，这些神祗，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大约 2500年前，在爱奥尼亚②，在东爱琴海繁忙的岛屿和港湾中发展起来的萨摩斯岛及其邻近的希腊殖民地，出现了光辉灿烂的觉醒。他们中有人突然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原子组成的。人也好，动物也罢，都是由较为简单的形态组成的。至于疾病，也不是恶魔或是神抵引起的；地球只是一个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天上的星星，则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星体。

    这个革命，使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脱离了混沌时期。古希腊人认为，第一个生命是“混沌”，这一说法同圣经《创世纪》上的“无形”是同一种看法。“混沌”后来与一位叫“夜晚”的女神结了婚，天上的神仙，世上的人，都是由他俩繁衍下来的。从浑饨中开辟出天地，这同希腊人认为的不可预知的自然界是由变幻莫测的众神统治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神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产生了一个新概念，一种关于人类的伟大概念。古爱奥尼亚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内在秩序：自然界运行有序，揭示了自然界的秘密，自然界并不是完全不可预知的，因为自然界存在着甚至她本身也无法违背的规律。自然界运行极其有序，这一特征即称为宇宙。

    但是，为什么这种认识会产生于爱奥尼亚，为什么会产生于东地中海上的这些默默无闻的田园牧歌式的偏僻岛屿上呢？为什么不会产生于印度、埃及。巴比伦、中国或中美洲的大城市呢？中国在天文方面的优秀传统有几千年之久，中国发明了造纸及印刷术、火箭、指南针、丝绸、陶瓷，还有闻名的远洋船队。在这样文明的国度里，怎么就没有这种认识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是因为这个国家过分因循守旧，而不愿采纳新生事物的缘故。那么，相当富足、数学发达的印度，为何也没有这种认识呢？有些历史学家又说，那是因为这个国家迷信盛行，人们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说法，他们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无穷的轮回再现，本质上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为什么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呢？要知道他们和其他族的印第安人一样深深地迷恋于天文学，而且在这方面也极有造诣啊！历史学家认为，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在机械发明方面缺乏热情又缺乏才能，他们除了孩子们的玩具外，甚至连车轮都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爱奥尼亚人，他们有几大优势。爱奥尼亚是个岛国，基本上与外界隔绝，各个岛屿之间风俗习惯常常不同，政治制度也千差万别，没有什么集权统治能使各岛屿的习俗和文化统一起来，这就为思想的自由驰骋敞开了大门。和别的国家不同，爱奥尼亚在政治上没有必要提倡迷信。不同于其他国家，爱奥尼亚并非处于世界文化的中心，其文化尚处于十字路口，进退未定。腓尼基语的字母首先在爱奥尼亚演变的希腊文拼法使文化的普及成为可能，识字断文不再垄断于僧侣和抄写员，各种各样的思想产生了，为人们提供了思考和辩论的内容。政权掌握在商人手中，商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提倡新技术。爱奥尼亚位于地中海东部，这是亚非欧的文明，其中包括伟大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交汇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偏见、语言、思想和神祗都在这个地方进行激烈竞争。当几位不同的神祗都争着要霸占同一块土地时，人们会有什么想法呢？古代巴比伦的主神玛杜克和希腊的主神宙斯都被认为是天上的主人和众神之神。这样，人们就会想到玛杜克和宙斯实际上是同一个神。而且他们还会想到，由于他们神的属性相当不同，其中必有一个神是祭司们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一个神是祭司创造的，为什么不可能这两个神都是祭司们创造的呢？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伟大思想产生了，也必定有一种抛开神祗理论认识世界的方法。这种思想还认为，自然界可能存在自然法规、自然规律和自然力，由此出发，人们就不难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了，无需把每一只麻雀的跌落都归因于宙斯的干预了。

    我认为，中国、印度和中美洲只要再有些时间，也会产生这种科学的想法。科学文化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步伐也是不一致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起点都不一样，发展速度也不尽相同。科学的世界观发展得如此之好，解释了如此之多的事物，而又同人类头脑里最先进的成分配合得如此和谐，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文明的发展，按其本身的意志都必将导致科学的昌明，其区别只不过有早有晚罢了。而爱奥尼亚恰好是最早萌发科学的国度。

    公元前600～400年之间，人类的认识史上发生了上述伟大的变革。促使变革的关键是人们的双手。一些著名的爱奥尼亚思想家都是船员、农夫和织工的儿子。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教士和文人不同，爱好劳作，习于探索，而后者则好逸恶劳。这些思想家反对迷信，因而创造了许多奇迹。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仅能找到零碎的和间接的记录。对他们当时所使用的隐喻，我们现在可能感到晦涩难懂。此后的几个世纪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人有意识地压制了进一步的探索研究。这场革命中的领袖是具有希腊名字的人物，其中大部分人我们都不熟悉。但是，他们却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发展史的真正开拓者。

    第一位爱奥尼亚科学家是米利都城的泰勒斯，这个城市位于亚洲，与萨摩斯岛隔一条狭小的航道相望。泰勒斯游历了埃及，精通巴比伦文化。据说，他预测了一次日食。他还懂得根据金字塔的影长和太阳与地平线的夹角来测量塔高的方法，这与我们今天测定月亮环形山的方法相同。他早于欧几里得300年，论证了不少几何定理，例如，他推论了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显然，从泰勒斯到欧几里得，再到牛顿于1663年在斯托尔布里奇市场购买《几何原理》一书，他们在科学上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

    泰勒斯竭力不求助于神来理解世界。像巴比伦人一样，他也相信世界上曾是一片汪洋。为了解释陆地的来由，巴比伦人认为，他们的主神玛杜克在水面上丢下了一张席子，然后在席子上堆上泥土，形成了陆地③。泰勒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并没有巴比伦人的迷信成分，正如本杰明·法林顿所指出的：“让玛杜克滚开！”他认为，地球上确曾到处是水，由于一种自然过程，海中才慢慢冒出了陆地，他觉得这与尼罗河三角洲的淤积过程是近似的。的确，他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正如我们今天宣称电子、质子和中子或者夸克是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一样。他的见解正确与否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他说明了世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泰勒斯从巴比伦和埃及带回了新兴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的种子，在爱奥尼亚的沃土中，它们当然要发芽、开花和结果。

    泰勒斯的私人生活情况鲜为人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讲了一些有关的轶事：
    有一则故事说，泰勒斯穷困潦倒，人们为此指责他，并且认为这也说明自然科学毫无用处。可是泰勒斯“上知天文”，在冬天，他就预知第二年橄榄一定大丰收。于是他倾其所有，把基奥斯城和米利都城的所有的榨橄榄油机都低价预租了下来。第二年收获季节到了，大家都需要榨橄榄油机，他就随心所欲地开始出租，从而果真发了大财。他以此向世人说明，只要学者们愿意，是能够轻易致富的。不过，他们的心思和志向在别的事情上。

    泰勒斯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成功地促使米利都人反抗里底亚国王克里萨斯的并吞，但在游说爱奥尼亚各岛国，为了反对里底亚的并吞而成立联邦这件事上，却未能成功。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是泰勒斯的朋友和同事，我们都知道，他是最早做实验来进行论证的人之一。他竖起一根棍子，通过观察移动的棍影，准确地确定了一年及四季的时间。许多年来，人们只知道用棍子来打架争斗，而阿那克西曼德却用它来测量时间。他也是制作日昝，绘制已知世界的地图和有星座图形的天球仪的第一个希腊人。不过，他认为，太阳、月亮和其他星球，都是透过苍穹中移动的洞孔看到的火球，这也许是一种较为古老的想法。他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是，地球不是悬在天空中，也不是由天空支撑的，而是凭自身的力量，处于宇宙的中心，因为在“天球”中，地球到其他星球的距离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地球移动。

    他认为，幼婴什么也不会办，因此，假如人类第一次出现的幼儿是自己来到世界上的，他们肯定立即死亡。由此出发，阿那克西曼德得出结论，人类是由那些幼兽生活能力强的动物变来的。他认为生物都是同时在沼泽中出现的，最早的动物是浑身披有荆棘的鱼类。这些鱼的某些后代后来离开了水，转向了陆地，在陆地上，它们逐渐进化演变成了另一种动物。他还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无数种世界，每个世界都有生命居住，所有的物质都处于分解和再生的循环中。圣奥古斯丁对此痛惜地说：“他把各种各样无休止活动的原因归结为上帝的程度并不比泰勒斯高。”

    大约在公元前540年，萨摩斯岛国出了一个专制君主，名叫波利克拉特斯。据说他发迹于饭馆老板，终而成为国际性海盗。他迫害本国人，也不停地向邻国发动战争，但他却又是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慷慨保护者。为了防备邻国报复，他在京城周围建造了6公里长的高大宽厚的城墙，其遗迹保存至今。为了穿越堡垒取用远山的一处泉水，他命令挖一条2公里长的穿山隧洞。隧洞从山的两侧同时开挖，挖通时几乎分毫不差。这项工程用了约15年的时间才完成。它表明爱奥尼亚人在当时已有高超的工程实践能力。但是这项工程还有另一面更阴暗的部分：该工程部分是由拴上铁链的奴隶们修成的，许多奴隶都是波利克拉斯特的海盗船俘获的。

    西奥多勒斯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他是当时希腊的大工程师。他著名的发明有钥匙、尺子、木匠的短尺、水平仪、车床、铸铜和供暖设备。怎么没有为这个人建纪念碑呢？所有幻想和思索自然规律的人都同工艺技术人员商谈，那时的理论和、实践浑然一体。

    大约在这同一时代，附近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正在创立他的著名学派，但由于他的渎神言词，现在人们已不大记得他的医学传统了。那是根据当时的物理和化学研究成果④建立起的一个实用而有效的医学学派，但其自身也有理论贡献。在《论古代医学》一书中，希波克拉底写道：“人们仅仅因为自己不了解羊癫疯的发病原因，便认为这种疾病是神授的。假如人们对于不明白的事都说成是神授的，那么，就会有没完没了的神授的事情了。”

    随着时日的迁移，爱奥尼亚的文化影响和实验方法逐渐传播到希腊大陆，传播到意大利和西西里。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差不多都不相信空气的存在。人们当然会呼吸，但人们都认为，风是天神的呼吸造成的。谁也没有想到，空气是一种看不见的稳态物质。据载，公元前450年左右，著名的物理学家恩培多克勒第一次进行了空气实验，⑤有些记载说他自奉为神明。但这可能是由于他绝顶聪明，因此其他人奉其为神。他认为，光的传播速度十分神速，但并非无限地快。他还认为，地球上生物的种类，原先要多得多，但其中许多种类“想必不能繁衍生存下去而消失了。因为原先存在过的每一种生物，自其产生之初，都有赖于生活技能，或勇猛程度，或奔跑速度，以保护自身、繁衍后代”。恩培多克勒对于生物适应环境的解释，与阿那克西曼德和德漠克利特一样，鲜明地预见了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伟大思想的某些内容。

    恩培多克勒的实验器具非常普通，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使用了几百年的漏壶。那是一个铜制的球形物，漏壶的颈部有一开口，底部有一些小洞眼，装水时将壶浸入水中。装满水后如果不按住颈口把壶提出水面，壶中的水就会从底部的小洞喷洒出来。但是，假如用拇指按住颈口，把壶提出水面，不松开拇指，壶中的水就不会流出来。如果堵住颈口，则把壶浸入水中也装不进水。由此看来，一定有某种物质防止了水的进人。人们看不见这种物质，这种物质是什么呢？恩培多克勒认为，这只能是空气。我们看不见的这种物质，能够产生压力，正是这种压力，在我们用手按住颈口时，使水灌不进漏壶。恩培多克勒发现了这种看不见的物质。他还认为，空气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物质。

    据说，恩培多克勒在一场拜神狂中跳进埃特纳火山口的炽热岩浆升天了。但我却觉得，他不是故意的，而是在一次大无畏的地球物理学开拓性考察时，失足掉进去的。

    恩培多克勒关于存在有原子的蒙昧认识得到德漠克利特的进一步发挥。他出生在爱奥尼亚的殖民地，位于希腊北部的阿伯德拉，这是一座充满笑料的城市。公元前430年，假如有人讲阿伯德拉人的故事，你一定会捧腹大笑。当时的阿伯德拉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现代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一样。德漠克利特认为，生活的一切都要享受，都要理解。理解和享受本来就是一回事。他说：“没有欢乐的生活好比是没有旅舍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德漠克利特极可能来自阿伯德拉，但他决非笨伯。他认为，许多星球都是由宇宙的散落物自然形成的，然后发展、死亡。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天体互撞形成的坑穴，但德漠克利特想到星球有时会相撞。他还认为，在黑暗的宇宙中有些星球独来独往，有些星球则伴有好几个太阳和月亮；有些星球上有生命，而有些则没有动物，没有植物，甚至没有水；最简单的生命形式，产生于某种原始沼泽地。他教导说，感觉亦即理性，比如说，我觉得我手上有一支笔，这完全是一种物理和机械过程；思维和感情，则是由极其精细、极其复杂地堆置在一起的物质导致的，而不是神赋予物质以某种精神的结果。

    德漠克利特发明了“原子”这一词，在希腊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粒子，永远不可能再往下分割。万事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是由原子错综复杂地组合成的。他说：“世上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

    德漠克利特说，当我们切苹果时，刀子无疑要从原子间的空隙通过。假如没有这种空隙，就是说没有虚空，刀子就会碰上无法穿透的原子，苹果也就无从切开了。比如说，切开一个锥体，然后比较这两个切开的剖面，它们的截面积会相等吗？德漠克利特认为不会相等。锥体上的斜面使一个剖面的截面积稍小于另一个剖面的截面积。假如二者相等，那就不是锥体，而是圆柱体了。不管刀多么锋利，这两个剖面的截面积都不会相等。为什么呢？因为在极小的尺度上，物质表现出某种不可刨光的粗糙度。德漠克利特把这种小尺度的粗糙度，比之于原子世界。当然，他的观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看法，但是却是十分机敏高明的，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的精细观察。从本质上来说，他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在和上述同样的活动中，德漠克利特还想到过计算锥体或金字塔的体积，方法是把许多极小的金属板堆积成一个锥体。他使用的这种方法，在数学上叫做极限论。他已经在敲微积分的大门了，而微积分则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在牛顿之前，事实上尚无人涉足这一领域。如果德漠克利特的研究工作没有受到全面的破坏，那也许在耶稣时代，微积分就已经产生了⑥。

    1750年，托马斯·赖特为德漠克利特早就认为银河主要是由低分辨率的星球组成而赞叹不已。我们可以这样说，远在天文学受益于光学的进展之前，微漠克利特早就通过理智的眼睛，和有史以来较优越时代的最能干的天文学一样，全面深入地观察了无限的空间。确实，德漠克利特的思想，早就飞越过“赫拉的乳汁”，飞越过“夜空的脊柱”了。

    作为一个人，德漠克利特似乎有点古怪，女人、孩子和性生活使他局促不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会占用他思索的时间。但他十分珍惜友谊，认为欢愉是生活的目的，并孜孜于从哲学上探索神秘的灵感的源泉和特性。他启程赴雅典，去拜访苏格拉底，结果，竟腼腆得不敢自荐。他也是希波克拉底的挚友。他震惊于物理世界的千姿百态。他认为，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过贫穷生活，也比在帝王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些。他认为，当时盛行的宗教是有害的，既没有不朽的灵魂，也没有不朽的神祗。他所坚信的是：“世上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德漠克利特是否因此受到宗教迫害，无案可查。不过，应该知道，他是来自阿伯德拉城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容忍非正统观点的短暂传统，已开始崩溃，进而消失了。人们因为具有特殊的见解，已开始受到处罚。如今，在100德拉克马的希腊钞票上，印有德漠克利特的头像。但是他的见识受到抑制，他对历史的影响受到贬低，神秘主义者们正开始取得胜利。

    在爱奥尼亚，还出了一位注重实验的人，名叫阿那克萨哥拉，住在雅典，公元前450年左右，极其闻名。这个人是位巨富，但他对财富漠不关心，却酷爱科学。每当有人问他人生真谛何在时，他总是回答：“探索太阳，探索月亮，探索天空”，完全是一副地道天文学家腔调。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他把一滴白色的液体，例如奶酪液滴人一大瓶深色液体，例如浓酒中。他发现，白色全然不见了。他因此联想到，其中必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某种凭感官不能直接察觉的变化。

    阿那克萨哥拉不如德漠克利特那样激进。但同样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是珍视财产的物质主义者，⑦而是持有只有物质才构成了世界的基础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相信特殊的精神物质，而不相信原子的存在。他认为，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明，是因为人类有手，这是典型的爱奥尼亚人的观点。

    阿那克萨哥拉最早阐明月亮的亮光来自反射，并从而提出了月亮盈亏说。这种理论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理论，因此手稿只能秘密流传。从地球、月亮和自身发光的太阳的相对位置来解释月相盈亏，或是月食的这种理论，与当时根深蒂固的偏见是极不相容的。过了两代人的时间，亚里士多德自信地提出，月相盈亏和月食是由于月亮本身具有盈亏和食的特性造成的，这种说法，只是在玩弄词藻，其实什么也没有加以说明。

    当时盛行的说法是太阳和月亮都是天神，但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太阳和星星都是燃烧着的石头。我们感觉不到星星的热气，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了。他还认为，月亮上有山脉（这是对的），也有生命（这就说错了）。照他的意见，太阳只是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一些，大概有南希腊，即希腊全国的三分之一那么大。他的论敌认为，他这种估计非常荒谬。

    阿那克萨哥拉是伯里克利带到雅典的，后者是希腊鼎盛时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促发者，而这场战争却毁灭了雅典的民主。伯里克利热衷于政治，也爱好科学，阿那克萨哥拉是他的主要知己之一。有人认为，正是由于阿那克萨哥拉的这种地位，使他对雅典的伟大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伯里克利有其政治困难。他的权势极其显赫，政敌往往难以对他直接攻击，因此政敌们就攻击与他亲近的人。阿那克萨哥拉终于被判罪，遭囚禁，罪名就是对上帝不虔诚。因为他曾讲授月亮是由普通物质组成的，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而太阳则是天空中燃烧得发红的石头。1638年，约翰·威尔金斯大主教对此评论说：“那些狂热的信徒认为，把他们顶礼膜拜的上帝说成石头，是对上帝的极大亵读。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崇拜的偶像正是由石头雕刻而成的。”伯里克利为使阿那克萨哥拉获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终因为时过晚未能成功。虽然说200年之后爱奥尼亚的传统在亚历山大大帝治下的埃及得以继承，但此时希腊的政治浪潮正在转向。

    在历史著作中，或是在哲学书籍中，通常都把泰勒斯、德漠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这些大科学家描绘成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似乎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降临之前，他们的主要作用只是守住哲学这个摊子而已，或者只是给了苏格拉底他们一点点影响。其实，古爱奥尼亚人代表的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与当时传统极其相背的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科学极其一致。可惜他们的强大影响只延续了两三百年，这对于生活在爱奥尼亚科学昌明时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之间的人来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也许，与萨摩斯岛有关的影响力最大的人物，要算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了⑧。按照当地传统，他曾在萨摩斯岛科基斯山上的一个洞穴中住了一段时间。他是世界史上第一个推断出地球是一个球体的人。他这种推断，也许是看到月亮和太阳呈圆形联想出来的，也许是在月食时看到了地球对月亮的圆形投影，或是在他观察船只离开萨摩斯岛时桅杆逐渐消失在海平面而推论出来的。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弟子，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之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并未举例去证明这个定理，而是采用数学演绎法去全面证明它的。现代数学——所有学科的基础，都离不开演绎法，毕拉哥拉斯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是他，首次使用了“宇宙”这个词，以表示那秩序井然、谐和协调的大千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应当为人们所了解。

    许多爱奥尼亚人认为，宇宙间的谐和协调可以通过观测和实验获得，这正是当代科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毕达哥拉斯的方法却全然不同。他认为，自然规律可以完全由思维推断出来。因而他和他的弟子们基本上不注重实验。⑨他们是伟大的数学家，同时又是神秘家。伯特兰·罗素尖刻地说：“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种宗教，其主要教义就是灵魂与肉体处于无限的轮回之中。他的宗教植根于宗教秩序，教义中不时阐明要控制国家，建立起圣洁的戒律。但凡夫俗子总是渴望享受的，自然迟早要违背他的教义了。”

    毕达哥拉斯学派专注于数学论证的确立。他们认为数学是一个人类才智可以认识的纯净世界，数学是一个宇宙体。其中直角三角形的边的关系，完全符合简单的数学关系式。数学王国同现实中杂乱无章的平凡世界是绝然不同的。他们觉得，通过数学论证，他们已经窥测到一个完美的实体世界，一个神祗的王国，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这个神祗王国不完整的投影罢了。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著名寓言中，捆着的囚犯只要看见路人的影子，就相信那是路人本身。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只要他们能够转过头来，就不难看清复杂现实的真相。看来，柏拉图，还有后来的基督教，都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重大影响。他们都不敢把矛盾的论点摊到桌面上来，而是如同所有正统的宗教一样，实行清规戒律，以防止修正自身的错误。西塞罗就此写道：

    毕达哥拉斯学派醉心于正方立体，醉心于各边均为等量正多面体的对称立体。其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立方体，立方体的每一个面都是一个正方形。正多边形的数量无穷无尽，但正立方体却只有5种（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数学推论的一个著名例子）。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有12个5角形的、称做12边形的多面体，感到特别可怕。这个问题同宇宙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当时人们认为，世界是由土、火、气、水等4大元素组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这4大元素同4种正多面体联系起来。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第5种正多面体，一定与某种第5类元素有关，这类物质只能来自天上（这就是第5元素quintessence这个词的由来）。他们不让一般的人知道12面体的存在。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整数尤为钟爱。在他们看来，一切物体，当然也包括其他数字，都可由整数导出。但到后来，这种信条发生了危机，因为他们发现，2的平方根（正方形的对角线与边之比）竟是一个无理数，不能由任何两个整数之比（不管这两个整数多大）准确地表达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正是在应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时发现这种怪事的。“无理数”这个词，其本意只是说明一个数不能由比值表示。但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却如同洪水猛兽了；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他们以往的全部观点都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从今天的观点来说才真正是“无理的”。对数学上的这种重要发现，他们不敢拿出来公开，而是捂住2的平方根和12边形的知识，不让外人了解真情⑾。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些科学家反对科学大众化。他们主张神圣的知识只能在信徒间流传，不能让大众了解。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球体是“完美无缺的”，因为球面上的任何一点离球心的距离都相等。环形圈因而也是完美的。他们始终认为，星球是在环形轨道上作匀速运动。他们觉得，行星在轨道上运行时不可能时快时慢，非圆形运动是不可能的，它们既然不受地球的影响，也一定是“完美无缺”的。

    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法的褒贬可以从开普勒的毕生研究明显地看出（参见第三章）。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是不可感知的、神秘而完美的世界这种看法，马上被早期基督教徒接受了，同时成为开普勒早期受教的主要内容。开普勒一方面坚信天地间存在着数学的和谐（他写道：“天体是由和谐的比例装饰起来的。”），从简单的数值关系中，就可以确定星体的运动方式。另一方面，他还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长期坚持认为只有匀速的环形运动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在观察星体时多次发现，他这种观点解释不了星体运动方式。于是，他又再次观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许多学者不同，开普勒信赖实际观测和实验结果。通过对星体运动的仔细的反复观测，他终于抛弃了星球沿环形轨道运行的观点，认识到星体是在作椭圆形运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既激起了开普勒对行星运行和谐性的探索，又束缚了开普勒，使他的研究推迟了10多年。

    轻视实践的观念甚嚣尘上，这始于古老的世界。柏拉图极力鼓吹天文学家要去研究天体，但不要浪费时间去观测天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下等人在本质上是奴隶，所有的下等人最好应该由一个主人来统治……，奴隶是主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工匠同主人的关系稍疏于奴隶，工匠只有成为奴隶后才能具备相应的优秀品质。中下等的技工具有不同的特殊奴隶身份。”普鲁塔克认为：“没有必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倘若一项工艺品制作精美，令人愉悦，其制作者便值得尊重。”色诺芬的看法是：“人们称为工艺品的一类物品都印有社会的烙印，在我们的都市中当然要受到唾弃。” 出于上述种种认识，爱奥尼亚的充满前途的光辉的实验方法，被人们束之高阁竟达2000年之久。没有实践，则无法在诸多学说中加以抉择，科学也就无从前进。毕达哥拉斯学派反对实践的观点，至今仍有市场，原因究竟何在，这不能不使人深思。这种对实验工作的厌恶究竟从何而来？

    科学史专家本杰明·法林顿认为，古代科学的衰败，究其原因在于经商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导致爱奥尼亚科学的发生，也导致奴隶制经济的产生。拥有奴隶，便铺平了通向金玉满堂、权势显赫的大道。毕达哥拉斯的城堡是由奴隶们建造的。在伯里克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雅典拥有大量的奴隶。雅典人津津乐道的民主，其实只适用于少数特权者，奴隶不过当牛做马从事体力劳动而已。由于科学实验也是一种体力劳动，因此奴隶对于科学实验是退避三舍的。但反过来说，又只有奴隶主——有些国家里尊称“绅士”——才有闲暇去搞科学。因此，科学几乎无人问津了。古爱奥尼亚人完全有能力造出某些较为高级的机器，但奴隶制的存在使技术进步缺乏经济动力。因此，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经商的传统对伟大的爱奥尼亚科学昌明的产生起到重大的作用，而奴隶制却又可能是两个世纪之后科学衰败的原因。这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

    类似的现象在全世界比比皆是。1280年，是中国天文学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是郭守敬。他以1500年来前人的天文观测为基础，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计算技术。人们普遍认为，自他以后，中国的天文学便江河日下了。内森·西维因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上层人物对科学越来越僵化、墨守陈规，从而使知识界对技术的探索和兴趣有减无增，也不愿把科学研究当做行之有效的重要进身之阶了。”于是，研究天文学的钦天监成为家传因袭的职衔，这种做法同天文学的进展大相径庭。此外，“天文学研究一直为朝廷所垄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听任外国技术人员的摆布。”他们主要是听任耶稣会传教士的摆布，他们介绍了欧几里德和哥白尼的学术观点，中国人对这样的学术思想惊讶不已，但当他们检查过耶稣会教士带来书籍后，自然而然地要竭力隐瞒和压制日心说的观点。在印度、玛雅和阿兹台克文明中，科学之婴死于母腹的原因也许与爱奥尼亚文明衰败的原因相同，都与奴隶经济的发展有关。从政治上来看，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受教育者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基于这种现状，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习惯于体力劳动，同时也不会对传统的知识提出挑战，为此，科学难以扎根。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爱奥尼亚和其他希腊科学家的大致生卒年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希腊科学家的衰落，因为在公元前1世纪之后，著名科学家就屈指可数了。

    在奴隶制度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他们为人压迫人的制度辩护，为专制君主服务，宣扬肉体和精神分开的观点（这是一种在奴隶制社会极其自然的观点），他们把物质同意识分割开，把地球同天体拆离开。他们这种分割统一体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占据了2000多年之久。信奉“神祗无处不在”的柏拉图，实际上是用奴隶制的比喻联结他的政治思想与宇宙学说。据说，他曾经竭力主张烧毁德漠克利特的所有著作（他也曾主张烧毁荷马的所有著作），原因也许在于德漠克利特不承认灵魂与上帝是永恒的，也许是因为他不承认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或者在于他相信存在无数的星体。据传，德漠克利特撰写了73部重要著作，涉及了人类的所有知识，但所有这些著作约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对德漠克利特的了解，主要来自一鳞半爪的零碎材料，其中主要是记载在伦理学书籍中一些间接的资料。其他古爱奥尼亚科学家的遗著的命运也大批相同。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承认世界是可知的，而且认为存在一种支持自然界的数学规律。他们这两种认识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压制和掩盖已所不欲的科学发现，主张科学研究应仅限制在少数几个出类拔萃者的圈子内，而且，他们鄙视实验，追求神秘主义，为奴隶制辩护，这些则对人类进步造成了很大损害。在长期神秘地埋没后，部分原因是由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的传播，爱奥尼亚人开创的事业毕竟还是复苏了。西方世界又苏醒了。注重实验及公开探讨的气氛再次得到尊重。无人问津的书籍及其零星散落的著作再次得到人们的查阅。达·芬奇、哥伦布以及哥白尼所进行的事业，可以说是受到了古希腊这种传统思想的激发，或者说是沿着古希腊的研究传统各自进行了再探索。就是在今天，仍然有不少科学成果带有古爱奥尼亚的烙印，不少科学研究工作也像他们那样自由大胆。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可思议的迷信，以及惊人的伦理上的愚昧，现代人仍受到古代思想斗争的影响。

    柏拉图的弟子及其后来的基督教徒们，有一种令人不解的观点，他们认为地球是不干不净的，甚至有点儿污秽，天体才是完美无暇的、神圣的。他们不承认或是忘记了地球是宇宙中的一颗行星，人类是宇宙的居民这一基本思想。首次提出这种思想的是阿里斯塔恰斯，他在毕达哥拉斯逝世300年后出生在萨摩斯岛，是爱奥尼亚最后一批优秀科学家之一。到他的时代，人类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阿里斯塔恰斯首次阐明行星系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认为所有的行星都是绕太阳而不是绕地球运行的。无独有偶，他在这方面的论著也散失了。他通过计算月食时地球对月亮投影的面积得出结论说，太阳不仅离地球非常遥远，而且也比地球要大得多。因此，他当时可能推论过，像太阳那么大的一个星体，竟然绕地球这样渺小的星体运转，这是十分荒唐的。他提出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认为地球绕地轴自转一周需要一天，绕太阳转动一圈则需要一年。

    人们通常把这个观念同哥白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伽利略在评价哥白尼时说，哥白尼只是日心说的“再现者和证实者”，而不是最早的发现者⑿。尽管有人在公元前280年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行星的位置，但在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之间的1800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行星的确切位置。这种观点触怒了阿里斯塔恰斯的某些同代人。如同阿那克萨哥拉、布鲁诺和伽利略的遭遇一样，也有人大喊大叫，阿里斯塔恰斯不信神，该受惩罚。就是在人类文明的今天，反对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地球中心说的例子，依然屡见不鲜。我们还在说太阳“升起”了，太阳“降落”了。阿里斯塔恰斯已经逝世2200年了，而我们的语言还在自欺欺人地表示地球并没有转动。

    行星之间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例如，地球离金星最近4000万公里，地球离冥王星则有60亿公里之遥。认为太阳只有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么大，尚且触怒了某些希腊人。上述说法，更会使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当然，人们以往认为太阳系的星球都拥挤在一起，且不作运动，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假如伸开一个手指放在眼前，然后，首先用左眼，接着用右眼去瞄看这个手指，映衬着遥远的物体，你就会觉得手指在移动。手指离眼睛越近，看起来它就移动得越多。通过计算这种视运动，即视差，就可以估计远处物体同手指的距离。双眼之间相隔愈大，看上去手指就移动得愈多。双眼的基准线越长。视差也就越大，也就能更好地测定远处目标的距离。但是，我们所处的地球本身，每隔6个月就要从轨道的一端运行到另一端，运行距离为3亿公里。因此，假如在6个月后观测同一个不移动的天体，那么，我们测定的距离应是十分可观的。正因为如此，阿里斯塔恰斯怀疑，天上的星星可能是远离地球的太阳。他把太阳同固定不动的星体“归为同类”。当地球在转动时，星际视差不可测出，这表明，星体离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还得多。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即使对最近的星体的视差，也小得难以觉察。星球视差到19世纪才首次得到测定。这时，完全根据古希腊的几何学测定，人们才清楚星体离地球的距离大得要以光年计算。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测定从地球到星体的距离，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古爱奥尼亚人确实使用了这种方法，但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物体离我们愈远，则显得愈小。物体的实际大小与距离成反比的规律，是用于艺术摄影术中的透视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太阳离我们愈远，太阳就显得愈小、愈暗。离太阳究竟要多远，它才显得似一颗星星那般小、那般暗呢？换句话说，多大的一个太阳，才能像一颗星星那么亮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惠更斯作了一个实验，方法与古爱奥尼亚的传统十分相似。他把一个钻有许多小孔的铜盘对着太阳举起来，然后透过小孔观察太阳，以此确定哪一个孔的亮度同他所记得的昨天晚上的天狼星的亮度一样。该孔的大小，和看上去太阳的大小相比，只有其 l／28 000⒀。他于是得出结论，天狼星离我们的距离，是太阳离我们的距离的28000倍，或者说，离我们约半个光年。观察几个小时后，要记住一颗星究竟有多亮是很不容易的，但惠更斯却记得一清二楚。假如他当时知道，天狼星实际上比太阳亮得多，他无疑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天狼星距我们8．8光年。当然，阿里斯塔恰斯和惠更斯应用不精确的数字推导出不完整的答案，这个事实本身并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他们极其明确地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因此，假如能够改进观察方法，答案就会准确得多。在阿里斯塔恰斯与惠更斯之间的时代，人们回答的问题使我这个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孩子激动不已，我不禁自问，星星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星星就是巨大的太阳，在星光灿烂的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星星离我们有多少个光年那么遥远。

    阿里斯塔恰斯的巨大贡献，在于他说明了无论是我们人类，还是我们的地球，在自然界中都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此，他的这种入木三分的观点被上用于星体，下用于人类大家庭的许多课题，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始终受到反对。他这种观点导致了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巨大进展。我想，把这种观点推广应用于社会，恐怕就是它屡屡受到压制的主要原因吧。

    阿里斯塔恰斯的巨大贡献远远超越了星空研究的范畴。18世纪末叶，英王乔治三世时代的音乐家和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描绘了一幅星空图，他发现在银河系平面图或带状图上，以地球为中心，各方位的星星的数量显然是相等的。由此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地球位于银河系的中央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密苏里州的沙普利发明了一种技术，用这种技术测量从地球到球状星团的距离，发现球状星团是可爱的恒星球状集团，就像一群蜜蜂一样。他还发现了一个恒星的标准烛光——颗亮星，星光可见是因为它闪烁不定，但其平均本身亮度却总是一成不变的。把球状星团中发现的这类恒星的亮度和它的本身亮度加以对比，沙普利就能计算出它们离地球的距离。这就像我们在旷野中，通过观察射过来的微弱灯光，就能判断出已知其本身亮度的灯光距我们多远一样。这种方法实质上仍是惠更斯的方法。沙普利发现，这些球状星团并不是以太阳周围的星体为中心，而是以人马星座方向的银河系远区为中心。沙普利认为他调查大约100个球状星团极可能围绕银河系的质量中心运行，向它表示敬意。

    1915年，沙普利大胆地提出太阳是位于银河系的边缘。而不是靠近其核心。赫歇耳之所以搞错了，是因为在人马星座方向上布满了不易看清的宇宙尘，从而使他无法知道远处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恒星。我们现在都明白，地球离银河系的核心大概有3万光年之远，处于银河系的旋臂边缘，这里的恒星密度相对要稀疏些。如果在沙普利发现的球状星团中，一个有人居住的行星绕星团的中心恒星运行，或者就位于星团的中心，那么，他们就会可怜我们地球上的人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星星。而在他们的天空中却满布灿烂的繁星。仅在银河系的中心附近，就有几百万个灿烂的星球，他们凭肉眼也可以看到它们，而在我们的天空中，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几千颗恒星。我们的太阳，以及别的太阳都可能有消亡之日，但在球状星团的世界里，漫漫黑夜却永远不会降临。

    公元18世纪时，赖特和康德两人通过望远镜的观察都预言过，那无与伦比的旋涡状发光体，就是另外的银河系。但在进人20世纪很久以后，天文学家竟然还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银河系。康德曾明确指出，在仙女星座中的M31 星系，就是另一个银河系，它含有许许多多的恒星，康德给它们取了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奇妙的名字“岛宇宙”。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那些旋涡星云并非是遥远的岛宇宙，而是星际气体聚集成的云团，这些气体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太阳系。为了测定旋涡星云的距离，就需要一组各自不同的、本身亮度又较大的星体，建立一个新的标准烛光。哈布尔1924年认出了这组M31星系的恒星。他发现，看起来这些恒星极其晦暗，从而说明M31星系离我们极其遥远。人们现在估计，它距离我们为200万光年。但如果M31星系真有这么遥远，那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星空中的云雾，那就应该比云雾要大得多，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银河系。其他更加模糊不清的星云（大约有1000亿个），必定离我们更加遥远。它们都透过已知宇宙的边缘黑幕闪闪发光。

    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在探索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无论在人类的早期（当时我们的祖先以懒洋洋的目光注视着星星），其中不管在古希腊的爱奥尼亚科学家中，还是在当代的科学家中，人们都为一个问题所苦恼，那就是地球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地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呢？我们发现自己栖息的地球十分平庸。它的恒星也毫不出众，在银河系星群的边缘两个旋臂之间，占着一个可怜的位置。而这个银河系则是那比地球上的人口还多的星系中的一个成员，隐匿在广袤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这种观点鼓励我们继续建立和证实天空的心理模式。就是说，太阳是一个炽热的石头，繁星是天上的火焰，银河系则只是夜空的脊柱。

    从阿里斯塔恰斯以来，我们每探求一步都使我们自己更加远离舞台的中心。用于理解探求中的新发现的时间远远不够。沙普利和哈布尔有了巨大的发现，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至今仍活在世上。当然，他们当中至今也有不少人暗地里埋怨这些伟大的发现，他们对每一步进展都感到沮丧，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支持着宇宙中心的支点就是地球的观点。但是，我们要评价宇宙，首先就必须要了解宇宙，在了解的过程中，即使事实证实与我们的良好愿望相违背，也应该继续我们的了解。了解我们生活的地球，则是了解邻近星球的重要先决条件。当然，了解邻近星球是什么样子，也对此大有裨益。假如我们渴望着增加地球的重要性，我们就该为此做出努力，大胆地提出问题，精辟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这个星球的重要性。

    我们带着一个早在人类发祥期提出的问题，开始了探索宇宙的航行，这个问题人们一代接一代地重复着：星星是什么？探幽索隐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开始探索时，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即使到现在也仍然是星球世界的门外汉。我们在宇宙海洋的海滩边徘徊不前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我们终于扬起风帆，准备远航宇宙之海，去探索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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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种把火焰看成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需要保护、需要照看的观念，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原始”的观念而不加以认真研究。在许多现代文明的发样期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观念。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印度的婆罗门的各家各户都有一个炉灶，和一整套固定的照看火焰的规矩。晚上，煤火要用炉灰封住，清晨拨开炉灰，添上小树枝，让炉火重新燃起来。炉火的熄灭意味着家破人亡。在上述三种文化中，对炉灶的祭祀同祭祀祖宗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永世不灭的火的来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象征至今还广泛应用于宗教、纪念性活动、政治和体育的庆典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有于每年春节之前要祭灶王爷的风俗——校者注）

    ②为避免混淆，应指出爱奥尼亚不是指爱奥尼亚海，而是爱奥尼亚海沿岸的殖民者命名的一个地方。

    ③有证据表明，古代苏默人（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种）的创世纪神话大部分是关于自然界的解释，后来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编纂的《天庭之上》这首诗集里才第一次用神祗取代了自然界。这个神话讲的是神学，而不是宇宙学。《天庭之上》使人联想起日本和阿伊努人的神话，他们的神话说宇宙原先是一片沼泽，后来一只大鸟振翅击打沼泽而把陆地和水体分开。斐济人的创世纪神话说：“罗科摩图创造了陆地，他用巨手从海底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出水面，到处堆积，形成了斐济群岛。”对于岛屿和远海的民族来说，从水中筑起陆地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想法。

    ④星占学也包括在内。星占学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门科学。在希波克拉底的一段典型文学中写道：“人们也必须密切注意星座的升起，特别是天狼星，其次是大角星，同时也要注意昂星团的降落。”

    ⑤该实验原先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种荒谬绝伦的血液循环理论，但我们应该识别，任何一种通过实验探索自然界的想法都是一种重要的改革。

    ⑥欧多克斯（Eudoxus）和阿基米德于德漠克利特之后也是这一领域的先驱。

    ⑦唯物主义与物质主义在英文中都是materialists。——校者注

    ⑧公元前6世纪，是地球上人类智慧和精神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在这个时期不仅在爱奥尼亚出现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等许多优秀人物，而且在古埃及，出现了法老尼科二世，他使人类完成了环绕非洲的航行；在古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人先知；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等等。很难设想，这些优秀人物的出现，相互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⑩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欢迎的例外情况。毕达哥拉斯对和声学中整数比的沉醉明显地是基于对弹拨音弦发出声音的考证，甚至是基于实验形成的。恩培多克勒至少在部分上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知道，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叫做阿尔克马厄昂的学生是第一个解剖人体的人。他区分了动脉和静脉，而且是第一个发现视神经和耳咽管的人。他还确认头脑是收藏知识的地方（这个论点后来被认为知识来自于心脏的亚里士多德所否认，再往后才得到希罗菲勒斯的恢复），他还创立了胚胎学。但是，阿尔克马厄昂在晚期对“净化”的热情不如他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事们高。在争论中，更需要的是论据的分量，而不是权威的势力。确实，对那些渴望学习的人来说，教授者的权威性经常是一种极大的障碍。因为学习的人不再自己作出判断，而只是把自认为老师的既定结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我实际上并没有把这种传统的教学法归因于华达哥拉斯学派。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争论中，每当有人问及其论点的根据时，总是答道：“大师这样讲的。”“大师，就是指毕达哥拉斯。一种已有定论的意见是极其有力的，它使权威性无需理智的支持便畅行无阻。

    ⑾有一位叫做希帕苏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著书发表了《具有12个面的球体之秘密》（即12面体）。他后来死于船难，据说他的同学们都认为这是正义的惩罚。他的著作后来也没有发表。⑿哥白尼的日心说思想，可能是他阅读阿里斯塔恰斯的著作时受到启发的。最近发现的古教科书，在意大利大学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哥白尼就读于那儿的一所医科学校。在哥白尼所著书籍的草稿中，提到了阿里斯塔恰斯的先著，但在他的书付印时，他又删掉了引文，在写给教皇保罗三世的一封信中，哥白尼写道：“据西塞罗的著作，尼斯塔斯（Ncetas）想到了地球本身是运动的……。据普鲁塔克的著作（此人探讨了阿里斯塔恰斯的学术思想）……，其他的一些人也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在研读他们的著作时，亦与他们颇具同感，也开始考虑到地球运动的可能性。”⒀惠更斯实际上是用一颗玻璃念珠来推导透过小孔的光度的。⒁这种关于地球处于当时已知宇宙中心的具有优越地位的假设，使华莱士在他1903年的著作《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中，站到反对阿里斯塔恰斯的立场，认为地球极可能是惟一的有居民的星球。

    第八章 在时空中旅行

    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引自公元前300多年中国庄子所著《齐物论》

    酷爱星辰。岂惧夜幕
    引自两位业余天文学家的碑文
    星星在我们的眼中书写着朦胧的史诗，
    书写着永不消失的空间的闪烁篇章。
    ——引自哈特·克雷恩的《桥》

    波涛的起伏部分是由潮汐造成的。月亮和太阳虽然距我们甚远，但它们对地球的引力作用却是明显的、确确实实存在的。海滩使我们联想到了宇宙。海滩上的细沙粒基本上是大小均匀的，它们是由大石块在波浪长年累月地冲击和摩擦、腐蚀和风化作用下形成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在遥远的月亮和太阳的驱动下发生的。海滩还使我们想到了时间，地球本身要比人类古老得多。

    一捧细沙大约有1万粒沙，这比我们在皎洁的夜空中肉眼所能看见的星星还要多。但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星星只占星星总数的极小一部分，我们在夜空中所能看见的星星只是离我们最近的星星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宇宙之丰富和辽阔是难以度量的，星星的总数比地球上所有海滩的沙粒总数还要多得多。

    尽管古代的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竭力描述星空的景象，星座却不过是星星的任意组合。某些本来不太明亮的星星，由于离我们较近而显得很亮，而有些本身较亮的星星却离我们比较遥远。严格地说，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对任意一颗星星而言距离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细亚，还是在美国的中西部，观察某个星座时，星星的排列位置都是一样的。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苏联和美国是同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局限在地球上，任何星系的星星都距离我们如此遥远，根本无法辨认出它们的立体构像。星星之间的平均距离只有几光年，不过别忘了，一光年就是约10万亿公里的距离。若要观察星座图像的变化，我们必须跨越与星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的路程，即跨越光年级的距离，非如此，则无法看到星座中的星移斗转和无穷变幻。

    但是，要实现如此宏伟的星际航行，目前的技术还完全做不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时期内还做不到。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用计算机模拟距离我们较近的星星在空间的位置，从而进行某种类似的星际航行。譬如进行环绕由明亮的星体组成的北斗星的旅行，观察星座位置的变化。我们按照一般的天体绘图法–沿点连线，将某个星座的星体用线连结成图，视角不同，所绘制的图形也不相同。遥远的行星上的居民所看到的夜空星座形状，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大不相同。再过若干世纪，人们也许能造出一种宇宙飞船，它速度巨大，能飞越宇宙空间，使人们看到迄今除了用计算机看到以外从未看到的新星座。

    星座形状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而且也表现在时间上。我们不仅通过变换视角可以看到星座的变形，而且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也可以观察到它们形状的变化。星星有时组成星团，成群结队地一起飞奔。有时某颗恒星独自狂奔，结果脱离原来的那个星座，而跑到另一个新的星座中去。在个别的情况下，双星系的某一成员会发生爆炸，从而摆脱相互间引力的束缚，以其固有的轨道速度冲向宇宙空间。此外，星星也有生死存亡、演化发展的历程。假如我们观测的时间足够长，就会看见新生星体的出现和旧星的泯灭。也就是说，星空中的图像也处在缓慢地消融和变化之中。

    就是在有人类的几百万年中，星座也一直在变化着。以北斗七星或大熊星座的图形为例，借助于计算机我们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把北斗七星拉回到100万年以前的状态。人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北斗七星与现在的模样大不相同，不像一把勺子，而颇像一根长矛。如若时间机器猛然把你带回遥远的、未知的过去，你可以根据星座的形状大致判断出所处的年代。如果北斗七星状如长矛，那肯定是在更新世中期。

    上图：100万年前的北斗七星

    中图：50万年前的北斗七星

    下图：现在的北斗七星由计算机模拟的100万年和50万年前从地球上看到的北斗七星。

    我们还可以让计算机把时间往前推移，预测星座未来的图像。以狮星座为例，黄道带由12个星座组成，像一条带子包裹着太阳每年在天空穿行的路径。黄道带（Zodiac）一词的词根与动物园（Zoo）相同，因为黄道带中的星座如同狮星座一样，大都是以动物命名的。再过100万年，狮星座将比现在看到的更不像一头狮子。也许，我们的后代会把它称为射电望远镜星座。不过我猜测，射电望远镜在那时可能比石矛之于现在更加过时了。

    猎户星座（非黄道带）以4颗亮星为界，被3颗星组成的对角线分为两半，这一对角线表示猎人的腰带。根据通用的天文投影方法，悬挂在腰带下的2颗较暗的星组成猎人的剑。剑身中间的那颗星，实际上不是一颗星，而是巨大的气团，叫做猎户座星云，星云中不时地产生出新的恒星。猎户星座中的大多数星体炽热而年轻，而且大都演化迅速，最终在称为超新星的宇宙爆炸中了却残生。它们的生命周期大约为几千万年。假如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把猎户星座未来的情形描述出来，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星座中多数星体的诞生及其蔚为壮观的混灭，如同夜空中的萤火一般，闪烁明灭、飘忽不定。

    半人马座α星是距太阳最近的恒星系。它实际上是一个3连星，两颗星各自绕对方旋转，而第三颗星（半人马星座的比邻星）则始终以一定的距离环绕前两颗星运行。当第三颗星处于其轨道的某个位置时，它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在天空中所见到的大多数恒星都是双重或多重的星系。太阳这个星系倒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例外。

    在仙女星座中，第二颗最亮的β星距我们75光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的光亮，在黑暗的星际空间旅行了75年才到达地球。举一个不大可能的例子，如果仙女座β星上星期二因爆炸而消毁的话，也只有等75年之后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消息。这是因为，爆炸产生的有趣信息以光速运行也要75年的时间，才能穿过茫茫的宇宙空间到达地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颗星的星光在它出发的时候，年轻的爱因斯坦还是瑞士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刚刚发表了划时代的伟大理论–狭义相对论。

    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不可能只是遥望太空而无须顾及时间。光的运行速度极快，但空间极其浩瀚，且星体遥遥相隔。在天文数字上，75光年左右的距离是微不足道的，仅举几个例子便可说明这一点。从太阳到银河系中心的距离为3万光年；从地球到位于仙女星座的、离我们最近的旋涡星系M31的距离为200万光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M31的星光向地球出发时，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进化成现代人的人类祖先；而从地球到最远的类星体需要80～100亿光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它们在地球凝聚之前、在银河系形成之前的形状。

    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局限于天体，只不过由于天体相距非常遥远，有限的光速才显得如此重要而已。假如你的朋友站在房间里3米外的另一头，你用眼看她时，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现在”的她，而是 1／亿秒“以前”的她[（3米）／3 ×108 米／秒＝1／（108 ／秒）＝10-8 秒，即1％微秒。在这类计算中，我们只要用距离除以速度就得到了时间]。你的朋友的“现在”与1／亿秒以前的差别微乎其微。谁也不会去注意这点变化。相反，如果我们观察一个80亿光年以外的类星体，我们所看到的是80亿年前的它，这一事实可能就非常重要了（例如，有人认为类星体可能是只发生在星系早期历史的爆炸事件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星系离我们越远，我们观测到它的历史就越早，它也就越可能是类星体。当我们遥望50亿光年以上的距离时，类星体的数目确实在增加）。

    两艘“旅行者”号宇宙飞船目前正以光速的万分之一的速度飞行，它们是地球上发射的最快的飞行器。但是，它们可能要用4万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最近的恒星。那么，难道就没有希望飞离地球，穿过惊人的遥远的旅程到达半人马星座比邻星吗？此外，难道就无法达到光的速度了吗？光速的奥秘究竟何在呢？我们不能飞得比光速更快吗？

    例如你在19世纪90年代里去过意大利迷人的托斯堪乡下，你或许会在通往帕维亚城的大道上碰到一位留着长发的、中途退学的中学生。他的德国老师对他说过，他绝不会有任何成就，他提出的问题破坏了课堂纪律，他最好还是退学。于是，他离开了学校，漫步在乡间的大道上。在意大利北部的自由天地里，他反而能够思索那些与在纪律严明的普鲁士课堂中被强行灌输的、来不及消化的各种课程相差甚远的事情。这个青年学生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是他的沉思默想改变了整个世界。

    伯恩斯坦的科普著作《自然科学通俗读物》使爱因斯坦爱不释手。书的第一页就描述了电流通过导线以及光通过空间的不可思议的速度。他不禁想到，假如能以光的速度运动，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呢？一个10多岁的孩子，走在乡间阳光绮丽的小道上，竟然会想到以光速旅行，这是多么迷人、多么不可思议的想法啊！假如以光的速度旅行，你是不会感到在运动的。如果开始时你从光的波峰上出发，那么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直在这波峰上，完全不会意识到它是波动的。倘若以光速旅行，就会出现这种怪事。爱因斯坦对这类问题想得越多，就越是摸不着头脑。如果真能以光速旅行，好像到处都会出现矛盾。人们往往不加仔细地推敲，就把某些说法当成真实的。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应该想到。例如，我们说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向你奔去的情景。当我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时差点撞上一辆马车，为了避免相撞，我赶紧转弯。让我们再把这一事件细细地体会一下，并设想一下马车和自行车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行驶的情景。如果你站在路上，马车行驶的方向与你的视线垂直。通过阳光的反射，你看见我向你骑来。难道我的速度不该叠加到光速上，我的影像不是要比马车先到达你的眼睛吗？难道你不是在看到马车之前就看到我转弯吗？从我的角度，而不是从你的角度看，马车和我会同时到达十字路口吗？我会不会几乎和马车相撞？在你看来，我是否无缘无故地转弯，并兴高采烈地朝芬奇城骑去呢？这些都是奇怪而又微妙的问题。它们向一切显而易见的常情提出了挑战。有理由相信，在爱因斯坦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这类问题。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出发，爱因斯坦才对整个世界进行了彻底的再认识，从而导致了物理学上的一场根本变革。

    要想认识世界，要想在高速运动时避兔上述逻辑上的矛盾，肯定存在某些我们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他总结了这些法则。一个物体发出的光（不管是反射还是发射出来的），不论这个物体是处于运动状态还是处于静止状态，光的运动速度都是相同的。就是说，不能把物体的运动速度叠加到光速上。此外，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小于光速，即不能以光速或大于光速的速度运动。在物理学上，没有任何事物阻碍你以尽可能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即可达到光速的99.9％，但无论人们如何想方设法，都绝对不可能再获得最后的0.1％的速度。既然从逻辑上讲世界是协调一致的，那么就必定存在一个速度极限。否则就可以通过增加运动物体的速度来达到任何想要达到的速度了。

    本世纪初，欧洲人普遍相信存在不受一般法规制约的特殊参照系：德国、法国或英国的文化和政治结构比其他国家好；欧洲人比殖民地国家的人优越，他们受统治是他们的福气。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思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应用遭到反对和藐视。但是年轻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反对特殊的参照系，在政治上同样反对这种优越感。他认为，宇宙中充满了星体，这些星体在各个方向上匆忙地奔驰着，没有任何处于“静止”的地方。在对宇宙的观测上也不存在一处优于另一处的问题。这就是相对论一词的含义。相对论乍看起来很玄乎，其实很简单：就宇宙而言，没有什么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优越。不论由谁来描述，自然规律都应是一致的。如果自然规律具有不变的一致性，那么认为我们这个小天地在宇宙中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令人费解的逻辑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们不可能以超光速的速度运动。

    我们之所以能听到鞭子抽动的噼啪声，是因为鞭梢以大于声速的速度运动。从而产生一种冲击波，产生一个小小的声响。雷声的道理也与此类似。人们曾经认为飞机的速度不能大于声速，但如今超音速飞行却是极平常的事。但是，光障和声障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像超音速飞机所解决了的技术问题），而是如同万有引力一样）是一个基本的自然规律问题。在人类的历程中，还没有任何现象（包括鞭响和雷声）能在真空中以大于光速的速度运动。相反，人们的普遍经历（包括核子加速器和原子钟）都精确地、定量地符合狭义相对论。

    同时性的问题适用于光，但却不适用于声，因为声音是通过某种物质媒介，通常是空气传播的。当你的朋友在谈话时，到达你耳朵的声波是空气分子的运动，然而光却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空气分子要运动需要一定的条件，真空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太阳光能够穿越宇宙空间照射到我们身上，但是无论我们如何仔细地倾听，也不可能听到太阳黑子的爆炸声，或者听到太阳闪光的轰鸣。在相对论学说创立之前，人们一度认为光的传播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充满宇宙空间的介质–以太。但是，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证明，根本不存在以太这种物质。

    我们有时会听说某种事物能运行得比光还快，特别常提到的是所谓的“思维速度”。这是一种格外愚蠢的说法，因为思维的脉冲通过脑神经细胞的速度并不比一辆驴车快多少。人类聪明到能够提出相对论，这只说明我们有高超的思维能力，但并不能因此吹嘘，说我们的思维速度有多么快。不过，计算机的电子脉冲速度倒确实与光速相差无几。

    20几岁的爱因斯坦创立了完整的狭义相对论学说，经过各种实验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将来，或许有人能提出一种普遍适用的学说，既防止同时性一类的矛盾，避免了特殊参照系，又能允许超光速的运动，但我对此十分怀疑。爱因斯坦提出不可能超过光速运动的见解可能很不符合常识，但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非得要相信常识呢？为什么我们1小时走10公里的经验应当包含1秒钟运动30万公里的自然规律呢？相对论确实限定了人类能力的极限，然而，宇宙并非一定要与人们的愿望相适应。狭义相对论排除了我们的飞船以超光速的速度飞往星球的可能性，但却展示了另一种未曾预料到的诱人的方法。。

    依照乔治·盖莫夫的想法，让我们设想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光速不是每秒30万公里，而是一个颇为一般的数值，譬如说每小时40公里，并受到严格的强制（打破自然规律并不违法，因为其中毫无犯罪行为：自然界是自我调节的，它只是将一切安排得使你无法逾越它的限制）。想象一下骑着摩托车以接近光速行驰的情景（在相对论著作中，以“设想……”开头的句子比比皆是，爱因斯坦称其为“思维实验”）。随着车速的增加，开始观察附近过往的物体。当你目不斜视地注视前方时，你身后的物体却出现在你前方的视野之内。当你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奔驰时，世界在你的眼里就会变得十分奇特，最后，你会看到正前方有一个圆形的小洞，世上的一切都被装进了这个小洞。在静止的观察者看来，当你离开时从你身上反射的光呈粉红色，而当你返回时却呈现蓝色。假如你以近于光速的速度驶向观察者时，你就会处于斑斓而奇异的色彩包围之中。通常看不见的红外光就会变成波长较短的可见光。你会在运动的方向上受到压缩，质量增加，而时间却变慢–一种接近光速运动的惊人结果，称为时间膨胀。但是在同行的观察者，譬如摩托车后座上的人看来，上述现象都不会发生。

    狭义相对论这些独特的、初看起来令人困惑的预见是正确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讲，科学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它们都取决于你的相对运动。但是，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光学上的幻影。可以用数学，大概只要一年级的代数就能简单地表述出来，因此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不难理解。此外，许多实验也证明了其真实性。与静止的钟相比，置于飞机上的十分精确的钟会少许变慢。核子加速器都是按照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大的原理设计的，否则，被加速的粒子就都会撞到加速器的壁上，这样就无法进行核物理实验了。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由于在接近光速时不能像我们日常所习惯的那样简单地进行速度的叠加，我们熟知的所谓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即与你的相对运动无关的概念就必须扬弃了。这就是身体受到压缩的原因，也是产生时间膨胀的原因。。

    以近于光速的速度运动，你会青春常在，而你的朋友和亲属则照例会衰老。因此，当你从这种相对性的旅行返家时，你的朋友和亲属已老了几十岁，而你却一点都未变老，这是多么大的差别啊！由此看来，以近光速旅行倒是一种长生不老之药。因为时间在接近光速时变慢，相对论提供了一种到星球去旅行的方法。但是，从实际的技术角度看来，接近光速的旅行可能吗？能造出这样的星际飞船吗？

    托斯堪不仅仅是年轻的爱因斯坦某些思想的发源地，它也是另一位伟大的天才达·芬奇的故乡。达·芬奇比爱因斯坦早400多年，他很喜欢爬上托斯堪山，从山顶俯瞰大地，就像一只翱翔的鸟。他最早从高空画出了青山绿水、城镇要塞的远景画。达·芬奇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爱好绘画、雕刻、解剖学、地质学，也爱好自然史、军事和土木建筑工程，他最喜好的是设计和制造一种能飞的器械。他绘制了草图、制作了许多模型，并造出了实际的样机，但是没有一架能飞起来。当时，功率强、重量轻的发动机尚未问世，他当然不会成功。但他的构思却极为巧妙，给后来的工程师以很大的启迪。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达·芬奇非常沮丧，但那时是15世纪，又怎么能怪他呢？

    1939年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英国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一个星际学会，他们设计了一艘载人登月的飞船。当然，他们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设计的飞船与30年后完成登月飞行的“阿波罗”飞船无法相提并论，但这件事至少表明，登月飞行总有一天在技术上会成为现实。

    如今，已经初步设计出载人去恒星的星际飞船。所有设想的这类星际飞船都不是直接从地面发射，而是在地球轨道上建造、并从地球轨道上发射的。有一个计划是以猎户星座命名的，称为猎户星计划，意思是飞船的最终目标是猎户星座的恒星。这个计划的设计思想是对着一块惯性极进行氢弹爆炸，通过爆炸产生推动力，像是一艘巨大的空中核摩托艇。从技术上来看，猎户星计划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它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碎片，但星际飞行是在广阔无垠的行星或恒星之间进行的。十分遗憾的是，在签订了禁止高空核爆炸的国际条约后，美国放弃了对猎户星计划的认真研究。制造猎户星星际飞船是我所能想到的利用核武器的最好方法。

    最近，英国星际学会提出了戴达罗斯计划。它是以核聚变反应堆为基础的，核聚变反应堆是一种比现有的核电站所采用的核裂变反应堆更安全、更有效得多的反应堆。我们现在尚未造出这种反应堆。但他们深信，再过几十年肯定会制造出来。猎户星计划和戴达罗斯计划的飞船速度只有光速的1／10。 因此，要到达距我们最近的半人马座α星（4.3光年），只需要43年的时间，这比人的一生短，这种飞船的飞行速度与光速的差距还很大，相对论所阐明的时间膨胀原理还不会明显地显示出来。尽管我们希望现在就可以建造猎户星飞船，但根据对技术发展的最乐观估计，在21世纪中期之前，不大可能造出猎户星飞船、戴达罗斯飞船，或者与它们类似的飞船。

    要到最近的恒星以外去旅行，还有其他的问题必须解决。也许，猎户星飞船和戴达罗斯飞船可以作为多代飞船，那些到达另一颗恒星的卫星上的人可能是几世纪前出发的人的遥远后代。也许将会发明一种安全的冬眠方法，将宇航员冷冻起来，使他们处于休眠状态。经过若干世纪后再使他们重新复苏过来。与接近光速的星际飞船相比，这些非相对论性的星际飞船虽然造价可能极其昂贵，但在设计、建造和使用上看起来较为容易。只要进行不懈的努力，人类是可以到达其他恒星世界的。

    进行高速的星际飞行–以接近光速航行，不是经过100年，而是要经过1000年，甚至1万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但在原则上它是可能的。R·W·巴萨德提出了一种冲压喷射飞船的设计方案，利用冲压喷射的方法把太空中弥散的物质，主要是飘浮在星体之间的氢原子，聚集到冲压喷射发动机后，再从发动机尾部喷射出去。这些氢原子既用作发动机的燃料，又是聚变反应的物质。但是在宇宙空间的深处，每10立方厘米（相当于一串葡萄的体积）大约只有一个氢原子。要使冲压喷射发动机正常工作，发动机前部的漏斗形接纳口直径需要几百公里之大。当飞船达到相对论原理所需的速度时，氢原子相对于飞船就会以接近光速运动。假如不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宇宙飞船和宇航员就会被所诱发的宇宙射线所焚灭。已经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利用一个激光器把星际间飘浮的原子中的电子剥离出来，并在原子尚未靠近飞船时使它们变成带电的粒子，再用一个极强的磁场使带电粒子直接吸人漏斗形进口，而不与飞船的其他部分接触。不过在技术上人类目前还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还只是小型发动机。

    但是，还是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种飞船。我们知道，地球以某种力吸引着我们，当我们从空中下落时，就会受到加速作用。假如我们从一棵树上掉下来–我们的始祖一定有过这种经历，我们的降落速度会越来越快，每秒钟增加大约10米（或约32英尺）。这样的加速度称为1g，它表示地球的吸引力。在一个重力加速度（1g）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因为我们一直就生活在一个重力加速度的环境中。假如我们生活在一艘星际飞船中，飞船的加速度也是1g，那么我们对飞船的环境也会完全适应。实际上，地球的引力与同样加速度的飞船中所感觉到的力是等价的，这正是爱因斯坦后来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的重要特征。以一个重力加速度的速度不断增加下去，我们在宇宙空间航行一年以后，速度就会接近光速[（0.01公里／秒2×3×107秒）＝3×105公里／秒]。

    假定有这样一艘飞船，以1g的加速度加速，越来越接近光速，一直到航程的中点，然后反过来以1g的加速度向预定的目标减速。这样，在飞船的大部分航程中都将以近于光速的速度飞行，因而时间将大大减慢。一个最近的飞行目标是可能有行星的巴纳德恒星，距地球约6光年。那么照飞船上的时钟计算，大约8年的时间就可到达巴纳德恒星；到银河系的中心需要21年；而到达仙女星座的M31星体则需要28年的时间。当然，对地球上的人来说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到达银河系中心，对飞船上的人来说只用了21年，但在人世间，时间已经流逝了3万年，因此当我们返家时，前来迎接的将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原则上，这样一种旅行是以更接近光速的速度进行的，因此只需要大约56年的飞船时间就可以环绕已知的宇宙飞行一圈。返回地球时，人间已过了几百亿年，地球早已变成一片焦土，太阳也已混灭。高度发达的文明能够乘相对论式的飞船进人宇宙，但也只限于参加宇航的人，而且他们无法以超光速的速度发出信息，与地面上的人互相联络。

    达·芬奇的飞机模型不能与现代的超音速飞机同日而语，而人们现在设计的猎户星飞船、戴达罗斯飞船以及巴萨德的冲压喷射飞船更不能与将来实际的星际飞船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只要我们不自我毁灭，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地飞向其他星系。即使我们的太阳系已探索尽了，还有其他星系的行星在向我们召唤。

    空间旅行与时间旅行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只有能迅速地进人未来，我们才能快步进人空间旅行。但过去了的时间怎么样呢？我们能够返回过去，并改变它吗？我们能够使历史事件改变其模样吗？我们始终在向着未来迈进，但却是慢吞吞地，一天一天地走向未来。靠相对论式的宇宙飞船，我们可以迅速地飞向未来。不过许多物理学家认为，返回过去的飞行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认为，即使有某种飞行器能在时间上向后飞行，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假如你能进人过去，而又不与你的父母相遇，那么你自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是一种矛盾了，因为你明明已经在于现世了。就像证明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一样，也如同讨论狭义相对论中的同时性一样，这是一个前提有问题的论证，因为其结论显得很荒唐。

    另有一些物理学家则认为，两种互不相容的历史，两种同样实在的事实可以并行不悖。一个是你所了解的，而另一个则是你尚未出生时的。尽管我们只能经历其中的一种历史、一种事实，但时间本身或许是多维的。假如你能退回到过去，并能改变过去，譬如劝说伊莎贝拉女王不要支持哥伦布，那么历史事件的顺序就完全改变了，而随后的发展则难以知晓了。假如这类时间上的倒转旅行是可能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所能设想的历史变迁就都可能出现。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错综复杂的交织，不容易-一阐明。不断发生的无数细小而又难以预料的偶然事件，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重大关头发生的某些小事件却可能改变历史的面貌。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相对很平凡的事件可能会引起深刻的变化。这样的事件距现在越久远，其影响也越加强大有力，因为时间杠杆也就变得越长。

    小儿麻痹症的病毒是一种极小的微生物，我们每天都要接触成千上万个这种微生物。所幸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场合，它们才会侵入人体，引起这种可怕的疾病。美国的第32任总统F·O·罗斯福就得过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会削弱人的意志，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罗斯福比较同情受压迫者，也许正因为这种疾病，才促进他为成功而奋斗。假如罗斯福具有另一种个性，或者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当总统的欲望，那么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核武器发展的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世界的面貌就可能大大改观，然而，一个病毒是微不足道的，直径只有百万分之一厘米，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可以倒退，我们能够劝说伊莎贝拉女王相信，哥伦布根据埃拉托色尼地球是圆形的估计所提出的地理见解是错误的，哥伦布就永远到不了美洲。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几十年内会有其他欧洲人向西航行，并发现新大陆。航海技术的进步、香料贸易的诱惑以及欧洲各强国之间的竞争，导致在1500年左右发现美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件。当然，如果不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就不会有今天的哥伦比亚州或哥伦比亚特区，也不会有俄亥俄州和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即便如此，整个历史的进程仍然会相差无几。要想深刻地影响未来，时间旅行者恐怕要介入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事件中，才能改变历史的面貌。

    探测不曾存在过的世界只是一种可爱的幻想。不过通过这种探测，我们却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进程，历史也能变成一门实验科学。假如在历史上，像柏拉图、保罗教皇或彼得大帝这类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未出现过，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如果古希腊爱奥尼亚的科学传统能保存下来并繁荣兴旺，当今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种传统若要幸存，将要求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具有不同的观点——包括曾经盛行的、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合理的观点。如果在 2500年前照亮地中海东部的曙光没有消逝，世界又将是怎样一种景象呢？假如在工业革命前的2000年中，人们一直尊重科学和实验，崇尚手艺和技艺的传统能得到发扬，世界又会是什么景象呢？如果人们更广泛地采用这种有效的新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又如何呢？有时我不由得想到，如果照上述情况发展，我们可能会节省一二十个世纪，达·芬奇的贡献也许要提早1000年，而爱因斯坦的功绩可能提早500年。当然，在那样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中，可能不会出现达·芬奇和爱因斯坦。许许多多事物都可能会极不相同。每次射精总有上亿个精子，但只有一个精子能与卵细胞结合，从而产生人类的一个后代。但究竟是哪一个精子能与卵细胞结合，在内外诸多因素中，却往往取决于最次要、最不显著的因素。2500年前，哪怕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其发生的过程不同，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位置很可能会被无数其他的生灵所取代。

    倘若爱奥尼亚人的思想统治了世界，那么我认为，我们——当然是与现在不同的我们——可能早已到达其他的星球了。我们第一艘去半人马座α星、巴纳德星、天狼星和鲸鱼座τ星的探测飞船可能早已返回了地球。在地球的轨道上可能正在建造一支庞大的星际飞船队，其中包括无人探测船、移民船和巨大的商船，这些船都将航行在浩瀚的宇宙大洋之中。这些船上都可能有符号和文字，如果我们仔细辨认，也许能认出那都是希腊文。而且在首批星际飞船的船首符号中，可能会发现一个12面体，上面刻着“来自地球的‘西奥多罗斯’号星际飞船”的字样。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表上，事物的进展总是有点慢慢腾腾，我们远未做好到其他星球去的准备。但再过一二个世纪，当人类探测完整个太阳系时，我们也许就做好了这种准备，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资源和技术知识上，都做好了去其他星球的准备。那时，我们将可以去考察千差万别的其他遥远的行星系。我们将会发现，有些行星与我们地球极其相似，而有些行星则完全不同。我们将会知道该到哪些星球去访问。我们的飞船，我们的后代——泰勒斯、阿里斯塔恰斯、达·芬奇和爱因斯坦的后代，将能轻易地跨越若干光年的遥远距离。

    宇宙中究竟有多少行星系我们还不清楚，但为数肯定不少。仅在我们附近就不止一个，至少有4个，即还有木星系。土星系和天王星系。每个行星系都有各自的卫星，这些卫星的大小和跨距都酷似环绕太阳的行星。对质量相差很大的双星的统计外推表明，几乎所有像太阳一样的双星都应该有行星系的伴随。

    其他恒星的行星在各自的太阳的强烈照射下，只是一个个小光点，因而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它们。但我们却能探测出一个不能直接看到的行星，对一个已经直接观测到的大星的引力作用。设想有一颗星，具有很大的“自行”力，以更遥远的星座为背景运动几十年，这颗星有一个大行星，质量与木星类似，轨道平面恰巧与我们的视线成直角。在我们看来，当这颗暗行星位于恒星的右边时，恒星会因引力的作用稍许向右偏移。反之则会往左偏移。因此，恒星的运行轨道会改变或受到扰动，不是以直线，而是以波形线运行。可以用引力振动方法确认的最近恒星是巴纳德星，它是一颗最近的单独的恒星。在半人马座α星中，3颗星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使研究其质量小的伴星变得十分困难，即使对巴纳德星的研究也颇为费力。用望远镜观测数十载得到的照像底片就是用显微镜也难于分辨其位移情况。人类对巴纳德星周围的行星进行过两次这样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次都颇为成功，表明存在两颗或两颗以上的行星，行星的质量与木星差不多，运行在同一轨道上，其轨道半径略比木星和土星与太阳的距离小（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计算）。但遗憾的是，这两组研究的结果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可能我们确实已经发现了巴纳德星的行星系，但确切的证实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人们正在研究用其他的方法来探测环绕恒星的行星。其中一种方法是人为地遮掩住其他恒星的微弱的光，即在天文望远镜镜头前安上一个圆形挡盘，或以月亮的黑暗边缘作为挡盘，这样，恒星旁边的行星所发出的光就能显现出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或许就能确切地回答，离我们最近的上百个恒星中，究竟有哪些恒星具有大行星或伴星。

    近年来的红外观测表明，在一些邻近的恒星四周有许多可能是形成行星之前的碟形气尘云。同时，某些理论研究也得出令人振奋的结果，认为行星系统在银河系里是常见的现象。利用计算机研究了被认为是导致恒星和行星形成的扁平、密集。碟形气尘云的演变。盘状体最初凝聚形成的小块状物质，会不时地喷入云中，块状物质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吸积尘粒，当它们变得足够大时，就会产生引力，吸引云团中的气体，主要是氢。当两块运动中的块状物相碰撞时，计算机使它们吸积在一起。上述过程一直进行到气尘以这种方式全部被结合完为止。结果取决于初始的条件，尤其是气体和尘埃的密度随与云团中心距离远近而分布变化的情况。但在一系列合理的初始条件下，会形成近似于我们太阳系的行星系，即大约10个行星，类地（球）行星靠近恒星，而类木（星）行星在最外圈。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形成行星，而仅仅产生弥散的小星状体；或者在恒星附近形成巨大的类本行星；或者一颗类木行星吸积了大量的气体和尘埃而变成一颗恒星，形成一个双星系。似乎在整个银河系中可以发现大量各种各样的行星系，但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而且我们认为，很可能所有的恒星都来自这样的气尘云。在银河系中可能有上千亿个行星系，等待着我们去探测。

    这些行星中没有一个会与地球相同。看起来大多数行星的条件都是恶劣的，只有少数几个可能是宜人的。其中许多行星的景色将是极其美丽壮观的。在某些行星上，白天会有许多太阳在天空照耀，夜晚则有许多月亮倾泻着银光，或者在地平线上咆哮着巨大的粒子环。一些月亮可能离行星很近，以致它们的卫星高挂在大空，遮住了半边天际。某些行星可能看起来像巨大的气状星云，它们是以前一颗普通恒星毁灭后的残迹。在所有这些世界的天空中充满了遥远的外来星座，其中可能会有一个暗黄色的恒星，一颗用肉眼观察不到的、只有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恒星，它是探测银河系这一小小区域的星际飞船队的发源地。

    如前所述，空间和时间是互相缠结的。行星和恒星也和人一样，有出生、成长和消亡的过程。人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十年，而太阳的寿命则比1亿年还长。与一颗恒星的寿命相比，我们就好比蜉蝣一样，朝生暮死，不到一天就结束了生命。在这种短命的生物看来，人类是迟钝的、令人厌倦的、几乎不动的、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的。而在恒星看来，人生不过只是短暂的一瞬，只是亿万短暂生命的一员，虚弱地挣扎在一个由硅酸盐和铁组成的酷寒而又坚硬的、极其遥远的星球表面上。

    在宇宙所有的行星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事件，它们决定着行星的未来。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此时此刻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不亚于 2500年前古爱奥尼亚科学家所面临的转折。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将影响到若干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如果星球也有命运的话，也将影响到它们的归宿。

    第九章 恒星的生命

    太阳神睁开双眼，埃及大地撒满阳光，当他闭上眼睛，埃及大地便又陷入黑暗，由此方有白昼和黑夜之分。诸神出于其口，像生出自其眼。万物莫不由他创造。他是金碧辉煌的神童，他的光芒使所有的生命都显得生气勃勃。——引自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禅语

    上帝创造的物质颗粒的形状和大小各异，……也许密度和引力也不相同。因此，自然规律才会千变方化，宇宙也才会千姿百态。至少我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矛盾之处。——牛顿《光学》

    夜空高悬，星光闪闪：我们常常躺在地上，仰望群星，谈论着这些星星究竟是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产生的。——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

    每当我……极需得到……宗教的安慰时，我就到户外去描绘夜空的繁星。——荷兰画家梵·高

    制作苹果馅饼需要小麦和苹果，还要这儿加一点、那儿添一撮，最后用炉子烘烤。馅饼的配料是由分子组成的，比如糖分子或水分子。这些分子又是由碳原子、氧原子、氢原子及少数其他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又来自何方呢？除氢原子外，其他的原子都是星体造就的，一个星球就像一个宇宙灶，能把氢原子烧制成较重的原子。星球是由星际的气体和尘埃凝聚而成的，氢是这些气体和尘埃的主要成分。氢是在宇宙大爆炸中生成的。假如你想从头开始制作苹果馅饼，你就必须首先创造宇宙。

    假如把一个苹果馅饼切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再切成两半，按照德漠克利特的想法这样切下去，要切多少次才能切成原子呢？答案是：大约要连续切90次。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不会有这么锋利的刀，况且馅饼又极易破碎；原子非常小，肉眼无论如何是看不见的。不过，还是有办法做到的。

    在1910年前后的45年中，人们在英格兰剑桥大学首次揭示了原子的本质。这个方法之一是：用原子碎片轰击原子，再观察它们是如何跳出来的。典型的原子外层裹着一层电子云。电子就是带电的粒子，它所带的电荷被随机地规定为负电荷。电子决定原子的化学性质，因此才有光灿灿的金子，冷冰冰的铁和具有晶体结构的钻石。在原子的内部，原子核深深隐藏在电子云里面，它是由带正电荷的质子和中性的中子组成的。原子非常小，1亿个原子首尾相连也只有小指尖那么大。而原子核则更小，只有原子的十万分之一。难怪人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原子核①，然而，原子的大部分质量却集中在原子核内。相比之下，电子犹如漂浮的绒毛。由此可见，原子内部充满了空间，物质内部是很空虚的。

    我就是由原子组成的，我放在桌子上的胳膊肘就是由原子组成的，桌子也是由原子所组成的。既然原子如此之小，原子内部又是如此之空虚，原子核甚至更小，那么，为什么桌子能把我撑住？为什么我的胳膊肘的原子核不会轻易地滑进桌子的原子核中去呢？为什么我不会卷成一团或者掉到地球的另一端呢？A·爱丁顿就是经常这样问自己的。

    答案在电子云里。我胳膊肘中的原子外层有负电荷，桌子中每个原子的外层也都有负电荷，这些负电荷相互排斥。我的胳膊肘之所以不会穿透桌子，就是因为原子核周围有电子，这些电子的电力是很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依赖原子的结构。如果去掉原子中的电荷，任何事物都将变成看不见的微尘。没有这种强大的电的作用力，世界上就不会有物体，而只有四处漂游的电子、质子和中子以及基本粒子的引力球——支离破碎的宇宙残骸。

    当我们假定将苹果馅饼切成单一的原子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无穷小的问题；当我们抬头仰望夜空时，我们则碰到一个无穷大的问题。这些无穷是时空的无穷回归：在空间上没有尽头，在时间上没有穷尽。如果你站在理发店的两面镜子之间，你会看到你本人的许多映像，每一个映像都是另一个映像的反映。但你不可能看到无穷无尽的映像，因为镜子不可能绝对平整，光传播的速度也不是无穷快，同时，你站在镜子中间阻碍了光的反射。这里所谓的“无穷大”是一个比任何数字都要大的数。

    有一次，名叫E·卡斯纳的美国数学家要他9岁的侄子为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取个名字，这个数是10的100次方，即1后面跟着100个零。这个孩子称这个数为“Googol”，写出来是10000000……。你也可以自己组成一个非常大的数，再给它起个奇妙的名字。试试看，这是顶有趣的，特别是如果你碰巧也才9岁。“Googol”（10100 ）似乎够大的了，再设想一下“Googolplex”（1010 ）100 它是10的10100 次方，即1后面跟 10100 个零。人体中原子的总数大约为炉，而在能观察得到的宇宙中，基本粒子——质子、中子和电子——的总数大约是1080 。如果宇宙是由中子填充的实心体②，也就是说，在宇宙中不留任何空间，所需的中子数大约为 10128 。这个数目与“Googol”相比是大得多了，但与“Googolplex”相比就微乎其微了。况且“Googol”和“Googolplex”都谈不上接近无穷大。确切地说，它们同无穷大的距离与1同无穷大的距离是一回事。如果有人试图写出“Googolplex”，这只能是毫无希望的侈想。即使有一张纸大到足以清晰地容纳下“Googolplex”所包含的所有的零，整个已知的宇宙也塞不下这张大纸。幸好“Googolplex”有一个很简单的表示法：（1010 ）100 ，无穷大也有相应的表示：“∞”（读作“无穷大”）。

    烧焦的苹果馅饼大部分变成碳。切90次即可得到碳原子。碳原子核中有6个质子和6个中子，外层云中有6个电子。假如我们从原子核中取出一小块，比如说一块带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的碎片，它将不再是碳原子核，而是氦原子核。在核武器和普通的核电厂中所进行的正是这种原子核的切割或裂变，只是它们所分裂的不是碳。在你第91次切割苹果馅饼时，或者当你从碳原子核上切下一薄片时，你所得到的不是一小块碳，而是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子，这就叫做“元素嬗变”。

    让我们来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原于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的。那么，我们能分割质子吗？假如我们在高能条件下用其他基本粒子（比如质子）来轰击质子，我们就可以看到隐藏在质子内部更基本的粒子单位。物理学家现在认为，像质子和中子等所谓的基本粒子，实际上是由称为夸克的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夸克的性质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这样说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原子核世界。夸克是物质的最小组成单位吗？或者它自身也是由更小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我们对物质性质的认识是否已经到底了？是否还存在着无限的越来越小的基本粒子呢？这是科学上还没有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的实验室中，为了探求炼丹术，人们曾经探索过元素的嬗变。许多炼丹士都相信，所有的物质都是4种基本物质——水、气、土和火——的混合物。这是爱奥尼亚人的一种古老的推测。他们认为，通过改变土和火的比例，铜就可以变成金。这种谎言颇为迷人。卡格里沃斯特洛和圣·杰耳曼伯爵一类的骗于自称不仅可以点铁成金，而且还通晓长生不老的奥秘。他们有时把金子藏在搅棒的一端，然后装模作样地演试一番，最后让金块奇迹般地在坩埚中出现。炼丹士以财富和长生不老作诱饵，从欧洲贵族身上骗走了大量金钱。当然，严肃的炼丹士也还是有的。如巴拉塞尔士，甚至还包括文萨克·牛顿。当然，炼丹士诈骗到的钱并没有完全白费掉，他们发现了磷锑和汞等新的化学元素。事实上，现代化学的兴起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些炼丹士的试验。

    天然存在的化学性质不同的原子，共有92种，称为化学元素。直到近代，我们行星上的一切都是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但它们主要以分子的形式存在。水是由氢和氧原子组成的，空气主要由氮（N）、氧（O）、碳（C）、氢（H）和氩（Ar）原子组成，以 N2 、O2 、CO2 、H2 O和Ar，分子形式存在的地球本身就是形形色色的原子的混合物，其中主要是硅、氧、铝、镁和铁的原子。火并不是由化学元素所组成，而是高温下失去电子的原子核构成的热辐射等离子体。从现代观点来看，古代爱奥尼亚人所说的以及炼丹术的所谓4种元素——水、气、土、火，实际上根本不能称为元素，因为其中之一的水是一种化合物，另两种（土和气）是混合物，而火则是一种等离子子体。

    自炼丹士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元素已被发现，越后发现的元素越是稀有的元素。组成地球的元素或成为生命基础的元素是最常见的元素。在室温下有些元素是固态，有些呈气态，而溴和汞二种元素则呈液态。科学家根据元素的复杂程度将它们按次序排列成表。氢是最简单的，为1号元素；最复杂的是铀，为92号元素。还有一些元素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如铪、饵、镝和镨，这些元素在我们口常生活中极难碰到。大体上说，愈是我们熟悉的元素愈普遍存在。地球含有大量的铁，而钇的含量却相当少。当然，这个规律也有例外。例如金或铀都很贵重，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造金币或装饰品，或者因为它们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

    原子由3种基本粒子——质子、中子和电子一——组成。这一事实直到近代才被发现，而中子则迟至1932年才被发现。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化学的创立，把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千姿百态的物质世界只是由3种粒子以不同式样排列组成的。

    中子，顾名思义，是不带电荷的。质子带正电荷，而电子则带有与质子等量的负电荷。电子与质子所带的不同电荷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使原子得以结合在一起。由于每个原子都是中性的，原子核中质子的数目必定与电子云中的电子数目相等。原子的化学性质只取决于电子的数目。电子的数目（也就是质子的数目）称为原子数。毕达哥拉斯一定会赞同如下观点，即化学仅仅是一门数字的科学。具有1个质子的原子必定是氢，2个是氦，3个是锂，4个是铍，5个是硼，6个是碳，7个是氮，8个是氧，以此类推，具有92个质子的原子必定是铀。

    同性电荷互相排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类相克”——犹如隐士碰上了厌世者。电子排斥电子，质子排斥质子。那么，原子核是怎样捏合在一起的呢？为什么不会各飞东西呢？这是因为其中还有另一种自然力的存在，它既不是引力，也不是电力，而是一种近程核力。只有在质子和中子靠得非常近时，这种力才起作用。它像一排排的钩子，将质子和中子互相拉扯在一起，从而克服了质子间的排斥力。中子只产生核吸引力而不产生电排斥力，它像胶水一样把原子核粘在一起。纵使“隐士”性格孤僻，彼此之间仍可以和睦相处。

    氦的原子核里有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它的结构非常稳定。3个氦原子核构成一个碳原子核，4个构成氧原子核，5个构成氖原子核，6个构成镁原子核，7个构成硅原子核，8个构成硫原子核，如此等等。每当我们增加一个或几个质子及足够数目的中子使原子核凝聚在一起时，我们就制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如果我们从汞中取出一个质子和3个中子，我们就可以得到金——这是古代炼金士们梦寐以求的事情。铀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在地球上，这些元素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工合成的，而且很容易分解。第94号元素叫钚，是已知最毒的一种元素。不幸的是，它的分解速度相当慢。

    天然存在的元素又是来自何方呢？我们不妨详细考察一下各种原子各自形成的过程。整个宇宙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氢和氦，这两种最简单的元素占宇宙物质的99％。事实上，人们在地球上发现氦之前就已经在太阳上发现氦的存在，所以才把它命名为“Helium”（取自希腊的太阳神Helios）。其他元素是否可能是从氢和氦演化而来的呢？核物质必须靠得很近才能抵消电斥力，从而使近程核力起作用。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几千万度的高温下才能发生，因为在这样的高温下，粒子的运动速度极快，以至于斥力来不及起作用。在自然界里，只有星体内部才有这样的高温和因此而产生的高压。

    人类研究了太阳离地球最近的恒星表面发出的各种波的波长，其中包括无线电电波、普通可见光和X射线等。太阳并不像阿那克萨哥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团炽热的石头，它是由氢和氦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球体，由于高温而发出灼热的白光，就像火钳在炽热的火炉里发出白光一样。当然阿那萨哥拉的见解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猛烈的太阳风暴会使太阳发出明亮的耀斑，严重地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通讯。太阳风暴还会使太阳形成巨大的拱形羽状热气层——日珥。日珥受太阳磁场的控制。与日珥相比，地球显得渺小多了。有时在太阳下山时用肉眼可以看到太阳的黑子，它们实际上是太阳里磁场强度较大、温度较低的区域。所有这些连续的动荡扰动，都发生在相对温度较低的可见表面。我们看到的只是温度约为6000度的太阳表面。太阳内部的温度高达4000万度，太阳光就是从那里发射出来的。

    恒星及其伴随的行星是在星际气体和尘埃发生引力崩塌时产生的。星云中分子间的相互碰撞使温度升高，最后氢开始聚变成氦，即4个氢核结合成一个氢核，并释放出了射线光子。光子被上面的物质交替地吸收和发射，逐渐向恒星表面移动，而且每移动一步都要损失一部分能量。光子这种漫长的迁移过程需要100万年的时间，最后才变成可见光到达恒星表面，并向星际空间发射。结果恒星发亮了，原先的星云引力消失了。恒星外层的重量被内部核反应所产生的高温和高压支撑住。50亿年来，太阳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稳定状态之中。像氢弹内的热核反应一样，太阳内不断地发生着抑制性的爆炸。这种爆炸为太阳提供了能量，每秒钟大约有4亿吨（4 × 1014 克）的氢转换成氦。当我们仰望夜空中的繁星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遥远的核聚变发出的光亮。

    在天鹅星座Deneb星（天鹅星座的一等星）方向上，有一个巨大的、由炽热的气体组成的超级发光气团，它可能是气团中心附近发生的超新星大爆炸和旧恒星泯灭产生的。在其外缘，星际物质在超新星冲击波的重压下，触发出新一轮的星云引力崩塌和新星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星体也有双亲，双亲之一可能在孩子出生时死亡，正如人类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样。

    像猎户座星云那样巨大的高度压缩的复合星云，能成批地产生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从外部看，这样的星云表面似乎暗淡无光，但星云内部却被炽热的新生星体照耀得灿烂辉煌。后来，这些星体离开了它们的生育之地，邀游到银河系去，在那里寻求自己的前程。成长起来的星体周围仍然带有成簇的发光云雾，它们是在引力作用下仍然吸附着的原生气体的残余。金牛座的昂星团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像人类的家庭一样，成年后的星体也会离家远走，致使兄弟姊妹之间很少团聚。在银河系的某些地方就有太阳的兄弟姊妹，其数目可能多达几十个，而且是由同一个星云在50亿年前产生的。但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们都是哪些星体，只知道这些星体可能位于银河系的另一侧。

    在太阳中心，由氢转化为氦的反应不仅发射出可见光的光子而使太阳光芒四射，而且还产生更神秘的、难以捉摸的辐射：太阳靠中微子发出微弱的光。中微子与光子一样，无重量，以光速传播，但中微子不是光子，它不是一种光。中微子与质子、电子和中子一样，具有固有的角动量，或称为“自旋”，而光子是根本没有自旋的。对中微子来说，物质无所不能穿透。它几乎能毫不费力地穿过地球和太阳，只有极小部分被干涉物质阻滞而不能通过。在我们朝太阳直视一秒钟时，有1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眼球。当然，中微子不会像光子那样停留在视网膜上，而是势不可挡地穿过我们的头。奇妙的是，在晚上，我们低头朝着太阳的方向——地面时（就好像我们的脚下没有地球把太阳挡住一样），几乎有等量的太阳中微子穿过我们的眼球。像可见光可以轻易地穿透玻璃那样，中微子可以轻易地穿透地球。

    如果我们对太阳内部的认识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透彻，而且又懂得中微子产生的核物理学，那么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单位时间内在单位面积上所接收到的太阳中微子数量（譬如在我们的眼球上每秒钟所接收到的中微子数）。然而，要用实验的方法验证计算所得到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捕捉到穿过地球的中微子。但在大量的中微子中会有一小部分与物质相互作用，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检测到的。中微子偶然间可以将氯原子转变成氩原子，但质子和中子的总数不变。我们需要大量的氯，才能验证所谓的太阳中微子流的预言。为此，美国物理学家把大量洗涤液倒进南达科他州利德地区的霍姆斯特克矿井，采用微量化学的方法，从氯中除去新生的氩。从而可推断：产生的氩愈多，中微子也就愈多。实验表明，太阳的中微子比计算所预计的要少。

    这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虽然低太阳中微子流不至于危及我们关于星体核合成的理论，但肯定具有某种不可忽视的意义。有的人认为，中微子在从太阳到地球的迁移过程中裂成碎片；有的人认为，太阳内部的核火焰被暂时封闭，缓慢的引力收缩过程是产生现在这种太阳光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微子天文学还是一门非常新的学科。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种奇妙的工具，可以用它直接观察炽热的太阳核心。随着中微子望远镜灵敏度的提高，我们还可能观测邻近星体深处的核聚变反应。

    由于在太阳或者其他星球的核心里的氢燃料是有限的，氢的聚变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个星体的命运，一个星体的生命周期的完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原始质量。一个星体在太空中消耗了它的部分物质之后，如果它的质量还有太阳的质量的二三倍，那么，它的生命循环方式将与太阳绝然相同。但是太阳的运数已够壮观了。五六十亿年以后，当太阳中心的氢全部转化成氦的时候，氢聚变区将慢慢向外——向热核反应的膨胀壳——迁移，迁移到温度约为1000万度的地方。同时，太阳的自重将迫使其富含氦的核心重新收缩，使内部的温度和压力又进一步升高。氦核将更密集地堆集在一起，以致开始互相渗透。尽管存在着电荷间的斥力，但此时近程核吸引力开始起作用。灰烬又变成燃料，太阳将开始第二轮核聚变反应。

    这个过程将产生元素碳和元素氧，为太阳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继续发光提供新的能源。星球犹如埃及神话中的凤凰。相传这种鸟每500年自行焚化一次，然后由灰中再生③。在太阳外壳的氢聚变和太阳中心的高温氦聚变的共同作用下，太阳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外层膨胀、温度降低，变成一颗红色巨星。它的外表将远离其内核，结果表面引力将变得很微弱。它的大气层将以星球飓风的形式扩散到宇宙空间。当太阳膨胀成一颗红色巨星时，它将把水星和金星——甚至地球——完全吞没。整个内太阳系都将被太阳吃掉。

    再过几十亿年，地球上的美好时期就会结束。以后太阳将慢慢地发红、膨胀。整个地球，包括两极，都将酷热无比。地球北极和南极的冰冠将消融，整个地球会成为一片汪洋。由于高温，更多的海水将蒸发到空中，使天空变得雾气腾腾。因为云雾遮住了阳光，地球的末日可能向后推延。但太阳的演变是无情的。海水终将沸腾，大气层势必蒸发到太空中去，我们这颗行星将遭受到最大的灾难④。到那时，人类肯定会进化成另一副模样。我们的后代也许能控制或调节星体的进化，或者只好卷起铺盖，搬到火星、土卫二或土卫六上去住，或者像R·戈达德所设想的那样，到某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行星系去寻找尚未开发的新天地。

    利用太阳的星尘做燃料是有一定限度的。总有一天，太阳内部将完全由碳和氧组成，那时的温度和压力将无法继续维持核反应。当太阳中心的氦快用完时，其延缓的崩塌过程将重新开始，温度将再度上升，从而引起最后一轮的核反应，并使大气层相应地有所膨胀。在这最后毁灭的过程中，太阳将发生缓慢的脉动，每隔几千年伸缩一次。最后，大气层中的物质都将被他入宇宙空间，形成一个或几个同轴的气壳。因为太阳炽热的核心已经暴露，它的紫外光会将气壳淹没，还会形成斑斓缤纷的红色和蓝色的荧光，一直延伸到冥王星轨道以远的地方。太阳中的一半物质大概会以这种方式损耗掉。到那时，太阳崩溃所产生的强光将充满整个太阳系。

    当我们从地球这个银河系的角落里举目四望时，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星体被闪光的球形气团——行星状星云——所包围。这些星体并不是行星，不过其中有些很像在低倍望远镜里所看到的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蓝绿色圆盘。这些气团乍看起来呈环形，因为它们像肥皂泡一样，边缘比中心看得更清楚。所有行星状星云都是恒星的外层标志。在靠近星体中心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已经死亡了的天体，它们是曾经充满生机的行星的残骸，现在既无空气也无海洋，笼罩在微弱的亮光之中。太阳的残骸，即裸露的太阳核，最初包裹在行星状星云之中，后来变成一个炽热的小星球。它在空间逐渐变冷、收缩，密度大到空前惊人的程度——一汤匙大小的物质重达1吨以上。再过几十亿年，太阳就会退化成一颗白矮星，像我们所看到的行星状星云中心的亮点。它的表面高温度逐渐冷却，最终成为一颗暗淡无光的、死气沉沉的矮星。

    质量大致相同的两颗恒星的演化速度大抵相同。不过，质量较大的恒星核燃料的消耗速度要快些，变成红巨星的时间也会早些，而且会首先衰退成白矮星。因此，应该有、也确实有许多双星体存在。在这些双星体中，一个是红巨星，另一个是白矮星。有些双星体紧靠在一起，灼热的星气流便直接从膨胀的红巨星流向致密的白矮星，在白矮星表面的某个特定的区域着陆。氢原子在白矮星的强引力作用下、不断地聚集在一起，压力和温度不断地升高，直到来自红巨星的大气物质发生热核反应，使白矮星短暂地闪烁出明亮的光辉。这样的双星体称为新星，其来源与超新星大不相同。新星只能在双星体系内形成，其能量来源于氢原子的核聚变。而超新星则只存在于单星体之中，其能量来源于硅原子的核聚变。

    在星体内部合成的原子通常都要返回到星际气体中去。红巨星会将它们的外大气层喷射到星际空间去，行星状星云就是类太阳恒星不断喷射其外层物质后的最终产物。超新星迅速地将它的大部分物质喷射到星际空间去。返回星际气团的原子自然是星体内部热核反应最易产生的原子：氢原子聚变成氦，氦聚变成碳，碳聚变成氧。在大恒星内，由于氦核不断增加，形成了氖、镁、硅、硫等物质。氦核是逐步增加的，每次增加2个质子和2个中子，一直到生成铁为止。硅原子的聚变也能直接形成铁原子，因为1个硅原子含有28个质子和中子，在几十亿度的高温下，两个硅原子就可以结合成一个含有56个质子和中子的铁原子。

    以上都是我们熟悉的化学元素。这样的星际热核反应并不容易生成铒、铪、镝、镨或钇，却容易生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元素。这些元素返回星际气团，在随后发生的星云崩塌及恒星和行星形成的过程中散尽。除了氢和部分的氦以外，地球上的所有化学元素都是几十亿年前的星体中的某种星体灶制造出来的。这些星体有一部分已经变成白矮星，默默无闻地呆在银河系的另一侧。人体脱氧核糖核酸中的氮，牙齿中的钙，血液中的铁，以及苹果馅饼中的碳，都是在崩塌的星体内部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体是由星体物质构成的。

    某些稀有元素则是在超新星的爆炸过程中形成的。地球上金和铀的含量之所以比较丰富，就是因为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发生过许多超新星的爆炸。其他行星系中稀有元素的含量可能与地球不尽相同。是否存在这样一些行星，它们的居民炫耀着铝制的首饰、钋制的手镯，而金子却是实验室中难得的珍品呢？假如地球上的金和铀也像镨一样鲜为人知，无足轻重，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否会大大地改观呢？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在本质上是与星体的起源和演化息息相关的。首先，构成人的物质以及使生命活动成为可能的原子，都是很久以前在遥远的红巨星上形成的。宇宙中发现的化学元素的相对丰度，与恒星中所产生的原子的相对丰度极其吻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巨星和超新星就是炼制物质的锅和灶。太阳是一个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星体，太阳中的所有物质以及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所有物质，都是星际锅灶在前一轮或前两轮的循环中炼制的。其次，地球上还存在着某些重原子，这一事实表明，在太阳系形成之前不久，可能有一颗较近的超新星发生过爆炸。这次爆炸不大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可能是由于超新星爆炸所形成的冲击波压缩了星际气体和尘埃，从而导致了太阳系的凝聚。第三，太阳出现之后，它的紫外线大量射入地球大气层，它的热度产生了光照，从而激发了导致生命起源的复杂的有机分子。第四，地球上的生命几乎都离不开阳光。例如，植物吸收光子后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动物则以植物为养料。人类的种植活动只不过是利用植物作为媒介来获取太阳光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太阳作为能量来源的。最后，遗传学上的变异为进化提供了原始的材料。变异是大自然选择新生命形式的手段，而宇宙射线——超新星爆炸时以近于光的速度射出的高能粒子——则是产生变异的原因之一。遥远的大恒星的死亡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原动力之一。

    假如我们把一个盖格计数器和一块铀矿石带到地下深处，譬如说，放在一个金矿井深处，或放在一个火山熔岩洞——由融化的岩浆流过地球而切开的洞穴——深处，当它们受到γ射线或像质子和氦核这样带电高能粒子的照射时；灵敏的计数器就会检测出来。如果把计数器移近铀矿石，计数速率（即计数器每分钟发出的咔嗒声）就会迅速增加，因为铀矿石在自发的核衰变中能释放出氦核。如果把铀矿石放在一个厚的铅筒内，计数速率就会大大减少，因为铅能吸收铀的辐射。但还是可以听到计数器发出一些咔嗒声，其一部分咔嗒声是由洞壁的天然放射性引起的，一部分是由穿透洞顶的带电高能粒子引起的。我们听到的是很久以前在太空深处产生的宇宙射线的声音。在地球的整个生命史中，这种主要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宇宙射线一直在不停地撞击着地面。上万光年以外的星体在消亡过程中所产生的宇宙射线，有一部分经过几百万年才穿过银河系，碰巧撞上地球以及我们的遗传物质。在生命遗传码的形成、寒武纪爆炸或我们祖先进化成两足直立的某些关键阶段，很可能就是由宇宙射线触发的。

    1054年7月4日，中国天文学家在金牛星座发现了一颗他们称为“客星”的金牛星。这是一颗人们在天空中从未见过的最明亮的恒星。绕地球半固，在美洲的西南部，当时有一个富有天文研究传统的高度文明的民族⑤也目睹了这颗明亮的新星⑥。根据我们发现的一个木炭堆残迹里的C14 ，我们可以推断，在11世纪中期，有些安奈萨齐人，即今天的荷皮人（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印第安人）的祖先，曾经在现在的新墨西哥州的一块悬垂的山崖下居住过。似乎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悬崖上留下了一幅未受风化的新星图。这颗新星与新月之间的相对位置可能就是图中所绘的那样。在那儿还发现一个手印——也许是那位画家留下的印记。

    这颗著名的恒星现在称为蟹状超新星，距地球5000光年。之所以如此称呼这颗星，是因为几个世纪以后，一位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大爆炸的残迹时，偶然想起它的形状像螃蟹。蟹状星云是一个巨大的恒星爆炸的残留物形成的。这次大爆炸经历了3个月，在地面用肉眼都可以看见。在晴朗的白天很容易看到，就是在晚上，也可以借它的光读书看报。每一个星系中，平均每100年出现一颗超新星。一个典型的星系的生命周期大约为100亿年，也就是说，将有1亿个星球发生爆炸。这个数字是够惊人的，但是尽管如此，在1000个星星中不过只有一个星星发生爆炸。银河系在1054年发生爆炸之后，第谷于1572年发现了一个超新星。稍后，在1604年，开普勒⑦又发现了另一颗超新星。但是自从天文望远镜发明以来，竟然在银河系里还没有观察到超新星的爆发。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们对此怨叹不已。

    我们现在经常能观察到其他星系中的超新星。1979年12月6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D·赫尔方和K·朗的文章足以使20世纪初的天文学家惊讶得目瞪口呆。文章宣称：“1979年3月5日，由9个星际飞行器组成的爆发传感器网络，记录到了极其猛烈的硬X射线与γ射线的爆发。根据飞行时间测定：其位置与大麦哲伦星云中的N49号超新星的残留物位置相一致。”（大麦哲伦星云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在北半球第一个注意到这个星云的人叫麦哲伦。这是银河系的一个小卫星星系，在18万光年以外。既然有大麦哲伦星云，当然也有小麦哲伦星云）但是，同一期杂志还刊登了梅泽兹和他在列宁格勒爱奥弗（Ioffe）学院的同事合写的文章。他们利用装在“联盟11”号和“联盟12”号宇宙飞船上的γ射线爆发探测器，在登上金星的途中，观察到了这个爆发源。他们认为，探测器检测到的是一个发光的脉冲星，离我们只有几百光年。尽管在位置上很接近，赫尔方和朗并没有肯定γ射线的爆发与超新星的残留物有关。他们估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如下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推断：这个爆发源就在太阳系内！也可能是其他星球的飞船在其漫长航行的归途中排出的废弃物。但是，“N49号超新星发生星体爆发”的理论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我们已经证实了超新星的存在。

    当太阳变成红巨星时，内太阳系的命运如何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行星决不会被喷发的超新星融化和烤焦。只有比太阳还大的恒星附近的行星才会遭受这种厄运，因为大恒星的温度高、压力大，其核燃料的消耗速度也快，生命周期也就比太阳短得多。在发生异常的核反应之前，一个比太阳大数十倍的恒星将氢转化为氦的过程，最多只能持续几百万年。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一个行星出现高级生命形式的进化。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星球会变成超新星。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的生命长到足以使他们能明白超新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星球也就不可能变成超新星。

    超新星爆发的主要条件是：硅聚变成大铁核。在巨大的压力下，星体内部的自由电子被迫与铁原子核的质子合并。等量而相反的电荷互相抵消，结果星球内部变成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原子核所占据的体积比原先的电子和铁原子核所占的体积小得多。星球中心会发生猛烈的爆聚，而其外部则产生回弹现象。超新星就是这样爆发起来的。超新星的亮度可能比该星系中所有其他星球加起来的亮度还要大。预计在今后几百万年内，猎户星座中所有最近形成的蓝白色超巨星都会变成超新星。猎户座将出现连续不断的宇宙烟火。

    可怕的超新星爆发会将原来星球中的大部分物质——少量的氢和氦以及数量可观的碳、硅、铁和铀原子——喷射到宇宙空间，剩下的就是由核力束缚在一起的热中子核。这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原子量达1056 ），一个直径只有30公里的恒星，一个小得可怜的、皱缩的、密集的、没有生气的星体碎片，一个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当巨大的红巨星坍塌成这种中子星时，它的自转速度显著加快。蟹状星云中心的中子星就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其大小与曼哈顿区差不多，每秒钟自转30圈。这个中子星强大的磁场在红巨星坍塌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增强，并能俘获带电的粒子，其作用颇像小得多的木星磁场。在旋转磁场中的电子会产生辐射束。不仅会产生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射线，还会产生可见光。如果地球碰巧位于这个宇宙灯塔的光程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它每旋转一次就发生一次闪光。因此，我们又把它称为脉冲星。脉冲星犹如一个宇宙节拍器，它会定时闪光，定时发出嘀嗒声。它比最准确的时钟还要准时。通过对某些脉冲星的长期无线电脉冲频率的测定，我们可以推断。，这些脉冲星， 例如PSRO329+52号脉冲星，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小伴星。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设想：行星能够在恒星演化成脉冲星时免于毁灭，行星有可能推迟被俘获。要是站在这样的行星表面上望天空。我们将会看到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呢？

    一匙中子星的质量差不多等于普通的一座山的重量。因此。如果你让一小块的这种物质从手里脱掉（你也只能这么做）、它会像石头从空中落下那样轻而易举地穿过地球。在地球上钻出一个洞，从地球的另一侧——可能从中国——钻出来。那里的人们可能正在外面散步、思考着自己的问题。突然一小块中子星物质从地面冒出来，在空中停留片刻，然后又钻回到地球的下面去。这件事至少可以成为那一天人们拿来消遣的话题。如果一块中子星物质从附近的太空中落下来，当它下落时地球又正好在它的下面转动。那么。它就会反复穿越转动的地球，将地球撞出成千上万个孔。直到它与地球的摩擦所要生的作用力迫使它停止运动为止。在中子星物质停止在地心之前，我们的行星内部早就像一块瑞士乳酪一样千疮百孔了，因此只好等地下的岩石流和金属流来愈合这些创伤。，幸运的是，大块的中子星物质还从来没有在地球上降落过。但小块的这种物质则比比皆是。中子星的这种可怕力量就潜伏在每个原子的原子核中。也就是说。在每只茶杯中，在每只老鼠身上。在每次呼吸之间。以及在每块苹果馅饼中。都存在着这种力量。中子星告诫我们，不要轻视最平凡的事物。

    从上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终将结束它的生命而变为红巨星，然后再变为白矮星。一颗质量比太阳大2 倍的恒星坍塌后将变为一颗超新星，然后再变为一颗中子星。那些更大的恒星（例如在经历超新星阶段之后质量比太阳大5倍的恒星）的命运就更加奇特了。重力会使它转变成黑洞。假定我们有一台魔术重力机，那么就可以通过拨动它的刻度盘来控制地球的引力。开始时将转盘拨到1g⑧（g表示重力加速度），地球上所有东西的行为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一样，因为地球上的动植物以及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按1g演化和设计的如果重力远远小于1g，所有事物的外形都会变得高而瘦长，动物植物和建筑物都不会因自身的重量而倾倒或粉碎。如果重力大于1g，动物、植物和建筑物都会变得粗壮而结实。但是即使在相当强的重力场中，光仍然是直线传播的。

    物体的重量随着重力的减弱而减少，当重力趋近于零时，轻微的动弹就会使我们的朋友漂浮起来，并在空中直翻筋斗；茶或其他液体一旦溢出来就变成在空中跳动的圆球，因为这时的表面张力超过了重力。当重力盘恢复到1g时。所有的茶球都会变成茶雨降落下来。当重力盘转到3g或4g时，人人都动弹不得。甚至移动一只脚都是很费力的。在我们继续将重力盘往上拨之前。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朋友送出重力机的作用范围以外为妙。在重力还只有几个g的情况下，提灯的光束仍旧直线传播（就我们的分辨能力而言，可以说几乎是直线），这与重力为零时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当重力达到1000g时，光束仍然是直的，但树木已经被压扁。当重力达到100万g时，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而粉碎。最后，除了那只有特殊豁免权的笑猫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幸存。当重力接近10亿g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笔直射向天空的光束开始弯曲。在极大的重力加速度下，就是光也受到了影响。如果把重力再加大的话，光就会逆转而返回我们附近的地面。此时，任何宇宙间的怪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龇牙咧嘴的引力。

    当重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任何东西，哪怕是光，都不能够从中逃逸出来。这样的地方就叫做黑洞。黑洞对周围的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它是宇宙中的一种怪物。当密度与重力变得足够大时，黑洞熄灭不见了。之所以称之为黑洞，是因为即使是光也无法从中逃脱出来。由于光被捕捉在黑洞里，所以黑洞到处都被照得明晃晃的。虽然我们从外面看不见黑洞，但它的重力存在却是很明显的。在星际航行中，如果你对黑洞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你就可能被黑洞无情地拖进去，你的身体就会被拉成细细的长线。但是，万一你在这样的航行中幸免于难的话，你倒是应该好好地看一看环绕着黑洞所形成的碟形物。

    太阳内的热核反应支撑着太阳的外层，使悲剧性的重力坍塌延迟几十亿年。白矮星是靠从原子核中脱离出来的电子压力来支撑的，而中子星则是靠中子压力来抵消重力影响的。但对于超新星爆发和其他激变之后的残骸所形成的质量比太阳大好几倍的晚期星体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已知的力量能够防止它坍塌。这种星体令人难以置信地收缩、旋转、发红、最后消失、质量比太阳大2O倍的星体则会收缩成美国洛杉矾那个样子。当重力骤增到1010时，这种星体会通过自生的裂缝滑到时空的连续统一体中，最终从我们的宇宙里消失掉。

    黑洞是英国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于1783年首先想到的，但是由于这个想法实在太离奇了。所以长期被忽视。一直到最近，这一想法才开始得到重视。随后，人们竟然找到了黑洞存在于宇宙空间中的证据。这一事实使包括天文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惊奇。X射线是不能透过地球大气层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确定这种波长很短的光是否是天体发出的，我们必须将X射线望远镜带到高空中去。世界上第一个X射线观测站是国际合作的范例，它是美国在1971年从意大利的一个发射台发射的，该发射台位于印度洋肯尼亚沿岸，命名为乌呼鲁（Uhuru斯瓦希里语的“自由”）。1971年，乌呼鲁在天鹅座星系发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X射线源。这个X射线源忽隐忽现，频率为每秒1000次，因此这个被称为“天鹅X-l”的射线源必定很小。不管忽隐忽现的原因是什么，这种隐现的信息穿过“天鹅X-1”的速度不会比光速（30万公里／秒）快，因此，“天鹅 X-1的直径不会大于 30万公里/秒 ×1/1000秒=300公里。一颗与小行星一般大小的天体就是一个明亮的X射线源，即使在星际以外也看得见，它可能是什么东西呢？“天鹅X－l”跟一颗炽热的蓝色超巨星并列在一起，从这颗超巨星的可见光里还可以看到一颗以前没有发现过的靠得很近的大伴星，它不断地改变它的引力方向，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0倍，该超巨星不可能是一个X射线源，因此，用X射线光源来验证这颗从可见光里看到的伴星是很理想的，但是，一个质量比太阳大10倍而且已经坍塌成小行星的不可见物体只能是一个黑洞，X射线很可能是由聚集在“天鹅 X-1”周围的气体和尘埃与超巨星摩擦而产生物，天蝎V861、“Gx339-4”“SS433”以及“圆规座X-2”等星体都可能成为黑洞，“仙后A”是一个超新星的残骸，这颗超新星的光在17世纪就已经到达地球了、当时世上已有不少天文学家，但竟然没有一个人记载过这次爆发。像I·S·斯克洛夫斯基所推测的那样，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黑洞，黑洞吞噬了爆发中的恒星核。熄灭了超新星的火焰。空间望远镜是追踪、搜索神奇的黑洞蛛丝马迹的有效工具。

    为了更好地理解黑洞，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空间曲面，设想一个平整而又柔软的线性二维平面。如果我们往平面上投下一小团物质。平面就会变形或起皱，一粒弹子围绕这个皱面滚动，滚动的轨迹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运动的轨道，根据这种解释（爱因斯坦的创见），重力就是空间结构的畸变。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被物质弄弯曲的2维空间变成了3维的物理空间。设想我们生活在一个3维的宇宙空间里，物质将我们的住地畸变成我们的直观所无法感觉的4维物理空间，物质的质量越大，它的重力就越大；平面越褶皱，空间的畸变或弯曲越厉害，以此类推，黑洞是一种无底的深渊。假如你掉进了黑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跟从外面看到的一样，你会觉得下落的时间无限之长，因为在别人看来，你的钟——不管是机械钟还是生物钟——都停止了。但在你看来，你的钟仍在滴答滴答地走动着。假如你能克服引力潮和辐射流的伤害、而且，假如黑洞正在旋转着（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你可能出现在时空上完全不同的另一部分，即空间上的另外某个地方、时间上的另外某个时刻。有人提出空间有一种蛀洞，这种蛀洞有点像苹果上的蛀洞，尽管这种观点尚未得到证实。重力隧道能够提供一种星际的或星系间的通道，让我们以非凡的速度直抵难以抵达的地方吗？黑洞能作为时间机器为人类服务。，把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和无穷的将来去吗？这些设想正在被认真、严肃、周密地讨论着。这个事实表明，宇宙是多么超现实的啊！

    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宇宙之子。试想。在炎热的夏天，你仰望万里无云的天空，阳光炙烤着你的面孔，如果你直视太阳。该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啊！太阳离地球足足有1．5亿公里远，但是我们尚能感觉到其巨大的威力。如果我们处在太阳炽热而发光的表面，或进入熊熊燃烧的核火炉中心，我们又将感觉到什么呢？太阳给予人类以温暖，养育着人类，使人类得到光明。是它使地球富饶肥沃，它的强大力量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远远不可及的。鸟儿欢快地迎接日出，甚至某些单细胞的生物也有趋光的本能。我们的祖先把太阳奉若神明⑨，这是何等的聪明！但在宇宙之中，太阳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甚至是平凡的星球。如果我们应该崇拜比自身强大的力量的话，难道我们不该去崇敬太阳和其他星体吗？这种敬畏之心，深深地隐藏在每一位天文调查者之中，有时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致研究者自己常常没有觉察到它的存在。

    银河系还是一个尚未探索的充满神奇的星体的世界。虽然我们对银河系进行过初步的探索，而且正碰到过其中的一些星体，有几个与我们所了解的星体相似，有些则古怪到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但是，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以往的探索航行表明，我们对银河系的许多非常有趣的星体至今仍然一无所知，无法预言。在银河系以外不远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存在着行星，它们环绕着麦哲伦星云中的恒星运转，环绕着银河系周围的球状星团中的恒星运转。银河系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螺旋形世界，拥有4000亿个星球，此外还有正在坍塌的气体云、正在收缩的行星系、发光的超巨星、稳定的中期恒星、红巨星、白矮星、行星状星云、新星、超新星、中子星和黑洞。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物质、我们这个星球的形态及其大部分特征，是受生命与宇宙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所制约的。这个问题，我们从研究地球本身人手，已经逐步弄清，将来一定会在研究整个银河系行星世界的过程中进一步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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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人们原先认为质子是均匀地分布在电子云中，而不是在原子中心聚集成带正电荷的原子核。原子核是剑桥大学E·卢瑟福发现的，他发现某些撞击的粒子沿着它们入射的方向反弹回来。卢瑟福评述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发生的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几乎就像向一张纸发射的一发15英寸的加农炮弹反弹回来打中你自己一样的不可思议。”

    ②作这一计算的想法很古老。阿基米德的《数沙人》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些人，像济若王他们认为沙子的数目是无穷的，我所说的沙子不仅是指锡拉立兹周围和西西里其他地方的沙子，还包括任何地方，不论有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发现的所有的沙子。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将其看为无穷，而只是认为没有一个已命名的数大到足以超过其值而已。”阿基米德接着不仅命名了这个数，而且估算了它。后来他问到，当时所知的宇宙能容纳多少一粒挨着一粒排列起来的沙子？他的估计是1063 ，这与1087个原子恰巧相当接近。

    ③比太阳重的星体在它们最后的演化阶段会达到更高的中心温度和压力。它们能够不只一次地从灰烬中再生，利用碳和氧作为燃料合成更重的元素。

    ④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曾经预言过“当地球变得疲惫不堪……当地球的子孙后代已经完结”的时刻，他们相信，到了那一天，太阳将从天空坠落，星星将从天空中抖落下来。

    ⑤指玛雅人（maya）族，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

    ⑥穆斯林的观测者也注意到这颗新星，但在所有的欧洲纪年史中对此都没有提到过一个字。

    ⑦开普勒在1606年出版的一本书《新星》中，对超新星是宇宙中原子的某种偶然联结表示怀疑。他写道：“……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我妻子的看法：昨天，当我写作疲倦时，被叫去吃晚饭，我要的一盘沙拉已放在我的面前。我说：‘好像只要锡盘、莴苣叶、盐水、醋、油和蛋片永远在空中到处飞翔，最后可能偶然会成为一盘沙拉’。我亲爱的妻子回答：‘是的，但不会像我的这一盘这么可口’。”

    ⑧1g是物体在地球表面下落时所具有的加速度，约为10米/秒2。下落的石块1秒钟后速度将达到10米/秒。2秒后达到20米/秒、如此等等、直到碰到地面或由于空气的摩擦阻力而减慢。在重力大得多的地方，下落物体的速度也将相应增大许多。在加速度为10g的地方，1秒钟后速度达10×10米/秒=100米/秒，2秒后为200米/秒，以此类推。此时稍微绊一下就可能会致命的。由重力引起的加速度通常用小写g表示，以与牛顿的引力常数G相区别。G是宇宙各处引力强度的度量，不单单是指我们所讨论的地球或太阳的某个地方（两个参数的数量关系为F=mg=GMm/r2，g＝GM／r2。其中F为重力，M为行星或恒星的质量。m为下落物体的质量，t为下落的物体到行星或恒星中心之间的距离）。

    ⑨古代苏摩人表示神的象形文字就是星号——星星的符号，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神一词为Teotl，它的雕刻文字是一颗太阳，天空叫做Teoatl——神海，宇宙之海。

    第十章 永远的尽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音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中国，大约公元前600年）——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在晴朗的天空中，高悬着一条引人注目的大道，它自身发光，灿烂辉煌，称为银河。沿着这条银河，众天神来到伟大的朱庇特的住所和他的堂皇的宫苑。这里正是声名显赫威力无比的天神之家园，我斗胆称之为伟大的天窗。——（罗马）奥维德《蜕变》（1世纪）

    有些愚人妄称是造物主创造了世界，
    这种信条实不可取，理应不屑一顾。
    倘若是上帝创造了世界，
    那在创世之前，上帝独自栖身何界？
    上帝岂能无米成炊、创世而无需以物凭借？
    倘若你说上帝先备料、后创世，
    那你将永远不能自圆其说，而只能无休止地节节败退。
    须知世界并非某人创造而成，
    而是无始无终，如时间本身无缘无界。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
    ——（印度）德富《伟大的故事》①（9世纪）

    100亿或200亿年前，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发生了–宇宙大爆炸，炸出了我们的这个宇宙。大爆炸为什么会发生，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奥秘。毫无疑问，大爆炸确实发生了。现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也许都以极高的密度——一种令人联想到许多民族文化中关于天地万物的种种神话的宇宙蛋——集结成完全无量纲的数学点。这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硬塞人当今宇宙较小的一隅，而是说，整个宇宙、物质和能量以及它们所充斥的空间、只占很小很小的一点体积，这就没有多少余地可供种种事件在其间发生了。

    在那次巨大的宇宙爆炸中，宇宙开始了一种至今从未停止的膨胀过程。把宇宙爆炸描述为从外部观察到的一种膨胀泡，这容易引起误解。就定义而言、我们所说的外部其实什么也不是，所以最好还是从内部来考虑它。也许可以用想象中依附于空间运动结构且向各个方向均匀膨胀的格线来表示。当空间扩展时。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随之膨胀并迅速冷缩 那个过去和现在一样充满整个空间的宇宙火球的辐射，通过光谱——从γ射线到X射线再到紫外光，通过可见光谱的虹色，进人红外区和射电区、现在，用射电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那个火球的残骸。即从天空各处散发出来的宇宙本底辐射。在早期的宇宙中，太空是灿烂辉煌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太空的结构继续膨胀。辐射停息了。在普通可见光中。太空第一次变得黑暗起来了。就像今天这个样子。

    早期的宇宙充满了辐射和最初由氢和氦组成的充实的物质团。这些物质团是由原始致密火球中的基本粒子形成的。如果当时附近有人去观察，那是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然后，少量气囊——不均匀的小囊开始增大。巨大而轻薄的卷须状气态云形成了。一群群发出隆隆响声的。缓慢旋转的物体，平稳地发着光，最后形成了含有亿万个闪光点的各种天体。宇宙中最大的可辨认的结构就这样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了它们，我们自己就居住在它们中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后来，我们把它们叫做星系。

    在大爆炸发生约10亿年之后，大概是因为大爆炸本身的非均匀性，宇宙中的物质形成了略微凹凸不平的块状分布。物质在这些块状结构中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稠密。它们的引力把附近大量的气体引向它们，从而增大了必将成为星系团的氢和氦的云。后来，极小的初始的非均匀性又使得物质形成了坚固的凝块。

    当引力坍缩继续时，因为角动量守恒，初生星系的旋转便不断加快。有的变平，在离心力不能抵消重力的地方，沿着自转轴把自己压扁。这些就变成了第一个漩涡星系，即一种在广袤太空中快速旋转着的轮状物质。其他一些引力较弱或自转初速度较小的原始星系只稍微变平，结果变成了第一批椭圆星系。因为万有引力和角动量守恒这些简单的自然定律在整个宇宙都一致不二，所以宇宙中有相类似的星系存在，就好像用同一个模子冲压出来的一样。为地球这个微观世界中的自由落体和花样滑冰尽力提供理论根据的物理学，造就了宇宙这个宏观世界中的种种星系。

    在新生星系里，小得多的云块也经历了引力坍缩，内部温度变得非常高，激发了热核反应，第一批恒星也就开始运行。灼热而巨大的年轻恒星迅速演化，像浪子一样，毫不在意地挥霍其氢燃料资源，很快就在辉煌的超新星爆炸中结束了它们的生命，将热核尘埃——氦、碳、氧和种种较重的元素——还原为不断生成一代代新恒星的星际云。大量早期恒星的超新星爆炸，在紧邻的气体中产生了连续重选的冲击波，挤压着星系间的媒介物质，从而加速星系团的形成。引力是有机必乘的，即使是很小的物质凝块，它也会使之扩大膨胀。超新星爆炸的冲击波也许已经以各种规模促成了物质的增大，宇宙演变的史诗已经开始，即开始了对大爆炸产生的下列气体物质的凝缩进行分类：星系团、星系、恒星、行星，还有最终出现的生命，以及能认识一点导致生命起源奇妙过程的智慧生物——人。

    今天的宇宙充满各种星系团。其中有些只是几十个星系毫无意义的、微不足道的集合体。被亲切地称之为“本星系群”中只包含两个还算大的星系，即两个漩涡星系：银河系和M31。其他星系团则大到含有数以千计的相互吸引旋转的巨大星系群。有线索表明，室女座星系团含有成千上万个星系。

    从宏观着眼，我们居住在一个充满星系的宇宙之中，这些星系是1000亿个宇宙形成和衰变的优美楷模，有的井井有条，有的杂乱无章，二者都一目了然：正常的旋涡形，与我们地球视线成不同角度的旋臂（从正面我们见到的是旋臂，从侧面看还可以看到贯穿旋臂中心的气体，如尘埃所形成的暗带）；棒旋星系，有一条气体尘埃和恒星的河，流过中心并连接两头的旋臂；稳定的椭圆巨星系，包含上百万颗恒星，因为它们已吸收或与其他星系汇合，因此变得非常大；许多矮椭圆体，星系中的矮子，每一个包含有千百万无足轻重的太阳；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神秘的不规则星系，表明了在星系世界中有许多已出现毛病的地方；而互绕星系如此接近，以致它们的边缘因它们的伴星系引力作用而扭曲，还有这样的情况，引力拉出一条条气体和恒星的长条，成为星系间的桥梁。

    有些星系团中的成员星系是按球面几何体排列起来的，它们主要由椭圆体组成。其中又常以一个巨椭圆体（即假定的银河野人）处于支配地位。其他那些以更无规则的几何体排列的星系团，比较而言，拥有相当多的旋涡形和不规则形的星系。星系碰撞的结果，改变了原始球状星系团的形状，同时可能促进从椭圆形往旋涡形和无规则形演变的过程。星系的形态及其数量足以向我们讲述一个可能是最为壮观的有关古代事件的故事，一个我们刚开始阅读的故事。

    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几十或几万个集体运动点进行数值实验，每一动点代表一颗恒星，每个星都处在其他诸点的引力作用之下。在某些情况下，在已扁化为圆盘的星系中，旋臂完全以其自身的力量而形成。偶尔也有个把旋臂是由两个各自足足含有几十亿颗恒星的星系间的近距引力冲突而造成的。通过这种星系而弥漫扩散开来的气体和尘埃，会互相碰撞而变暖。但是当两个星系碰撞时，由于一个星系主要是空虚的，而且各恒星间的空间距离又很大，所以恒星就像子弹穿过蜂群一样。毫不费力地互相穿越。虽然如此，星系的外观还是会发生严重的变形。一个星系对另一个星系的直接撞击，能使该星系的成员恒星流入星系际空间，这样。一个星系就瓦解了。当一个小星系在正面撞上一个较大的星系时，它能产生一个最壮丽罕见的不规则星系，一个跨度达数千光年宽的环形星系，反衬着星系际空间的天鹅绒背景。它是星系池中一种飞溅、崩裂瓦解后的恒星的一种暂时的外貌。一个被拔除了核心的星系。

    不规则星系的结构不清的黑斑，漩涡星系的旋臂，以及环形星系的环面，在宇宙影中只闪现在不多的几个镜头中，然后就消散了，而后往往又重新形成。我们感觉中的星系是极重的坚固天体，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它们是由1000亿个星状成分组成的流体结构。正如一个人。他是由10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集合体，很有特征地处于合成和衰变间的稳定状态，整个人体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星系也是这样。

    星系中的自杀率很高。强大的X射线源、红外辐射和射电波源就是一些近例。距离约有数千万或几亿光年远。它们有着极度发光的核，在光亮中波动达数星期之久。有些显示出辐射流、1000光年长的羽状物和在混沌中的尘埃盘，这是一些正在炸毁自己的星系。在诸如NGC625和M87一类的巨形椭圆星系的核中、可能存在质量比太阳大几百万倍到几亿万倍的黑洞。在M87里面。有些从比太阳系小的区域来的质量巨大、密度极高而体积又很小的东西，像钟表似地在持续活动，并且呜呜作响。黑洞很复杂，而在数10亿光年之外则是更为混杂的天体——类星体，它们可能是一些年轻星系的大爆炸，即自宇宙大爆炸本身发生以来宇宙史上最大的事件。

    “Quasar”（类星体）这个词是“quasi-stellar radio source”（类—恒星的射电源）的缩略词。在它们并不都是强大的射电源这一事实弄清楚后、它们就被称为QSOs（类恒星天体quasi-stellar object）了。因为它们表面像星，所以人们曾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是我们这个星系中的恒星了。但用分光仪对它们的红移现象进行观察表明。它们的距离可能极为遥远。它们似乎朝气蓬勃地参与了宇宙的膨胀，有些正以90%的光速退离我们。如果它们确实非常遥远，那么它们必定本身就极为明亮。才可能在那么远的距离外还能被看见，其中有的就像1000颗同时爆炸的超新星一样亮，正如“天鹅座X—1”一样，它们的迅速波动，表明它们的巨大亮度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容积内。这样它就小于太阳系的体积了。一定有某些巨大的活动使类星体内的能量大量外泄。对此有各种假说，其中包括（1）类星体是巨型的脉冲星、有一个与强磁场相连的迅速自转的超大型的核；（2）类星体是由于密集于星系核心内的数百万颗恒星多次碰撞而撕开了其外层。把巨大恒星内部高达1O亿度的温度暴露在整个视野之下而出现的；（3）一个与此有关连的观点是：类星体也是一种星系，在这种星系内，恒星如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以致一个类星体内的超新星爆炸会掀掉另一个类星体的外层而使它变成一颗超新星，从而产生恒星链锁反应；（4）类星体是从始至今日还多少保存于类星体内的物质和反物质相互间的激烈的湮灭中获得动力的；（5）类星体是一种当气体、尘埃及恒星落入该星系核中的巨大黑洞时释放出来的能量，这个星系本身也许就是较小的黑洞长年累月的碰撞和凝聚过程的产物；（6）类星体是作为黑洞的反面的“白洞”，一种使注入宇宙其他部分甚至别的宇宙的大批黑洞中去的物质汇集和显示的过程。

    在考虑类星体时，我们遇到了许多深奥的秘密。不论类星体爆炸的原因何在，有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这样的极端猛烈的事件必定造成不可言状的大破坏。在每次类星体爆炸过程中，都有几百万个世界——其中有的世界有生命和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智力存在——可能被彻底毁灭。对星系的研究揭示了宇宙的秩序和宇宙之美，同样也向我们显示了一种至今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剧烈的混乱。我们能生活在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中，这是非同寻常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毁灭星系，毁灭恒星和毁灭种种世界的宇宙，这也同样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宇宙对诸如我们人类这样的微不足道的生物来说，似乎既无善意，也无恶意，只是漠不关心罢了。

    甚至像银河系那样，看起来彬彬有礼的行星，也自有其激动起舞的时候。射电观察表明，有两片足以制造几百万个太阳的巨大氢云从银心骤然跌落，就好像那儿不时在发生轻度爆炸似的。一个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高能天文台已经发现，银心是某种独特的γ射线谱线的巨大源泉，这完全符合那种认为在银心隐藏着巨大黑洞的观点。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也许正处于不断演化进程中的稳重的中年；这种星系，在其激烈的青春期中包含有类星体和爆发星系，因为这些类星体距离如此遥远，以致我们见到的只是它们的青春期，是它们几十亿年前的模样。

    银河系的恒星运动起来优美雅致，自成流派。球状星团冲过银面，并从另一边出来，此后，它们就降低速度，返身冲回。如果我们能够尾随一个个具体的恒星看它们在银面上疾驰的独特运动，就会发现它们像是一锅炒玉米花。我们从未看见某个星系较明显地改变其形式，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过程需要很长时间。银河每自转一次要2.5亿年。如果我们使之加速自转，我们会见到银河系是一个活动的、几乎是有机的实体，有几分像一个多细胞有机体。星的任何一张天文照片，只不过是它笨重缓慢的运动和演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一张快照而已。②星系内部区域像固体一样自转。但是，此外其外层地区的自转运动逐步变慢，就跟太阳周围的行星遵循开普勒第三定律而自转一样。它的旋臂有缠绕其核的趋向，并且旋涡在不断紧缩，而气体和尘埃则以更大密度的旋涡型式而聚积，它们又成了那年轻、炽热和光亮的恒星的形成场所，这些恒星勾出了其旋臂外形的轮廓。这些恒星照耀1000万年左右，只相当于银河系自转周期的5％。但当那些勾出了旋臂外部轮廓的恒星燃烧殆尽时，新的恒星和相联星云便随后形成，而旋涡型式则持续不变。那些勾勒出旋臂外部轮廓的恒星的生命比银河自转一次的时间短得多，留下的只有旋涡型式。

    绕银心转动的任何一个特定恒星的速度，通常与旋臂中恒星的速度不同。太阳一直以每秒200公里（大约每小时50万公里）的速度绕银河系中心旋转，而它进出旋臂的速度则经常是前者的20倍。平均说来，太阳和它的行星在一个旋臂里要花4000万年时间，在外面要花8000万年时间，进去还要花4000万年，循环往复。旋臂勾勒出最近正在形成的许多新恒星的区域，但并不一定是像太阳一样的中年恒星所在的区域。在这个纪元，我们住在旋臂之间。

    太阳系穿过旋臂的周期也许对我们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大约在1000万年前，太阳从猎户旋臂的谷德带中出来。猎户旋臂现在的距离略远于1000光年（猎户臂的内部是人马座臂；而英仙座臂则在猎户座臂之外）。当太阳穿过旋臂时，与现状相比则更能进入气体星云和星际尘埃云、并更可能遇到次星质量的天体。已经有人提出，我们行星上的主要冰川期，也许是由于太阳和地球间星际物质的介入造成的。大概每隔1亿年左右重现一次。W·纳皮尔和S·克拉波已经提出太阳系中的许多卫星、小行星、彗星和绕行星旋转环，曾在星际空间自由徘徊，直到太阳冲过猎户旋臂时，它们才被捕获。虽然这也许不大可能。但却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想法，也是能测定的。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设法得到像火星的内卫星或彗星那样的取样，然后检验其镁同位素。相当丰富的镁同位素，（都有相同数目的质子。但有不同数目的中子）取决于产生了镁的任何特殊标本的恒星核聚变事件的精确结果。其中包括邻近超新星爆炸的时限。在银河系的不同角落，本会出现事件的不同结果，并总会出现不同比率的镁同位素。

    大爆炸的发现和星系的退行，来自一种叫做多普勒效应的常见的自然现象。对于声物理学的多普勒效应，我们是习惯的。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的汽车，当司机按响喇叭时，司机在车内听到的是一种固定音调的平稳的嘟嘟声；而我们在车外听到的则是音调的特有变化。在我们听来，喇叭声从高频向低频逝去。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一辆高速汽车，几乎是空气中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连续波，波与波离得越近，音调就越高。如果一辆汽车驶离我们而去，它便拉长了声波，在我们看来，它便使声波降到较低声调，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特有的声音。如果汽车向我们驶来，声波就会被压缩，其频率就增高，我们就会听到一阵高音调的声音。我们闭上眼睛也能从其音调的变化来推定汽车的速度。

    多普勒效应。一个静止的光源或声源发射出一组圆形波。如果其源从右向左移动。波的中心便由1渐进到6。在B处的观察者看到波拉长了，而在A处的观察者则看到波缩短了。远去的源被看做红移（波长拉长）近来的源被看作蓝移（波长缩短）。多普勒效应是宇宙学的关键。

    光也是一种波。与声音不同的是，光极易穿过真空。多普勒效应在此也起作用。如果汽车由于某种原因向前方发射出一束纯黄色的光，而不是发出声音。那么汽车向我们逼近时，光频就会稍微降低。在通常速度下一这种效应难以觉察。然而，如果设法使汽车以几分之一的光速行驶，我们便能观察到向高频变化的光色，即当汽车逼近我们时，光色接近于蓝色，当汽车退离我们时，这向低频变化的光色就接近于红色。我们能觉察到以非常高的速度向我们逼近的天体具有蓝移的谱线色彩；以极高速度退离我们的天体则具有红移谱线。③在遥远星系谱线中观察并解释为多普勒效应的这种红移，是宇宙学的关键。

    本世纪初，为眺望当时还是晴朗的洛杉矾上空，以便发现遥远的星系的红移现象，在威尔逊山上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望远镜的大部件必须运送到山顶上，这项工作是由骡马队干的。一位名叫弥尔顿·哈马森的年轻骡皮商，帮助把望远镜的机械和光学设备、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种种显贵人物运送上山。哈马森经常骑马指挥他的骡马队。马鞍后边站着他的白色小猎犬，它的前爪就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是一个刁着烟斗的杂工、一个赌场老手、弹子戏行家，是一个当时被称为好对妇女献殷勤的男子。他受的正规教育不过8年，但他聪明好奇、天生好学，对被自己艰难地运到高山顶上去的设备很感兴趣。哈马森那时与天文台一位工程师的女儿相好，而这位工程师看到自己的女儿看中一个只甘当骡皮商而没有更大抱负的小伙子，便持保留的态度。因此，哈马森在天文台干一些杂活，诸如电工助理、看门、擦地板等。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夜里，值夜班的望远镜助理身感不适，便问哈马森是否可以暂代他的岗位。哈马森便趁机显露了他对于仪器的精湛技巧，小心照管好仪器，结果很快成为一名固定的望远镜操作员和助理观察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德温·哈布尔（扫校者注：即埃温德·哈勃，哈勃定律的提出者）来到威尔逊山，并且很快就出了名。他是一位文雅、善于交际的天才学者，说话带有浓厚的英国腔，在短短一年里就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兹（Rhodes）奖学金。正是这个哈布尔，提出了这样一个确定的论断，即：旋涡星云实际上就是“宇宙岛”，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一样，是由无数个恒星组成的集合体。他计算出了用来测量星系距离所需的恒星标准烛光。哈布尔和哈马森合作得很好，是一对难得的和谐共事的望远镜工作者。他们效法洛韦尔天文台天文学家V·M·斯莱弗，开始测量遥远星系的光谱。不久，哈马森就明显地表现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天文学家更具有才智去测得遥远星系的高质量的光谱。他成了威尔逊天文台的正式工作人员，学会了他工作上所需要的许多科学基础知识。他逝世时颇受天文学界的尊敬。

    来自某个星系的光是该星系内几十亿颗恒星所发射的光的总和。当光离开这些恒星时，恒星最外层的原子就吸收了它的一定频率和某些颜色。最后，这些光谱线向我们表明数百万光年远的恒星含有与我们的太阳及其邻近恒星所含的相同化学元素。哈马森和哈布尔惊奇地发现．所有遥远星系的光谱都有红移，他们更为惊讶的是，星系离我们越远，谱线红移就越多。

    对红移的最明确的解释要依据多普勒效应：星系在远离我们，星系离我们越远，其远离速度就越大。但是，星系为什么会逃离我们呢？难道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有什么特殊，银河在星系社会生活中似乎表现了某种漫不经心而又令人不快的举动吗？似乎更为可能的是，宇宙本身在膨胀，从而影响了星系。逐渐澄清的事实是：哈马森和哈布尔发现了大爆炸——它即使不是宇宙的起源，至少也是宇宙起源的最新化身。

    几乎所有的现代宇宙学——特别是关于膨胀宇宙和大爆炸的观点——都是基于这么一个观点的，即：遥远星系的红移是多普勒效应，并起因于它们的远离速度。但是，自然界中还存在着其他种种红移。例如引力红移，在这种红移中，有一种离开强引力场的光，必须做许多功才能摆脱强引力，这样，它在其行程中便失去能量。这是一个被遥远的观察者理解为逸散光移为较长波长和更红颜色的过程。因为我们认为在某些星系中心可能有一些巨大的黑洞，所以这是对它们红移现象的一种可信的解释。然而，观察到的特殊谱线经常具有非常轻薄的扩散气体的特色。附近黑洞并非一定出现很高的密度。或者，红移也许是多普勒效应，并不是由宇宙的一般膨胀引起的，而是由一个较小和局部的星系爆炸引起的。不过。这么一来，我们就应指望飞向我们的爆炸碎片与飞离我们的一样多，指望蓝移与红移一样多。然而，不管我们把望远镜对准本星系群以外的多么遥远的天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几乎只有红移，别无它物。

    不过，关于从多普勒效应到星系红移以及宇宙在膨胀的推导是否完全正确。一些大文学家对此抱有吹毛求疵的怀疑态度。天文学家霍尔顿·阿尔普发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和混乱的情形，即：处在明显自然共生组中的一个星系和一个类星体，——或一对星系，具有极不相同的红移。偶尔似乎有连结它们的气体、尘埃和恒星桥的存在。如果红移是由宇宙的膨胀而引起的。那么极不相同的红移寓示着极不相同的距离。但自然连结着的两个星系几乎不可能又彼此离得很远，有时竟相隔有10亿光年远。持怀疑态度的人说这个共生的说法纯属统计学上的认识。例如。邻近亮星系和遥远得多的类星体只是偶尔沿视线排列。每个都有极不相同的红移和极不将同的远离速度；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形体上的联系。这种统计排列一定会不时地偶尔发生。这种争论的中心在于巧合的数目是否大于偶然的数目。阿尔普提到了其他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红移小的星系的两侧有两个具有几乎相同的大红移的类星体。他认为，类星体不在宇宙论距离上，而被处在“前景”的星系或左或右地逐出去。这种红移是某种尚未探明的作用过程的产物。持怀疑态度的人论证了偶然巧合的排列和传统的哈布尔——哈马森对红移的解释。如果阿尔普是正确的，那么，用来解释遥远类星体能源的外来机理——超新星链式反应、超大黑洞等等——就证明是没有必要的了。那么，类星体就不一定是非常遥远的、这就需要某些其他外来机理来解释红移。在任何一种情形中，太空深处都正在发生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事。

    用多普勒效应解释的具有红移的星系视退离，并不是大爆炸的惟一证据。独立而又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源于宇宙黑体背景辐射，即来源于以我们纪元中所期望的强度，相当均匀地来自宇宙中的各方向电波模糊的静电干扰，以及来自现在实际上冷却了的大爆炸的辐射。但在这点上也同样存在着令人困惑的东西。用U—2飞机把敏感的无线电天线送到接近地球大气层顶部所进行的观察已经表明，背景辐射大体上在所有方向都一样强，好像大爆炸火球相当均匀地膨胀一样，具有很准确。很对称的宇宙起源。但背景辐射一经更精确的检查，便证实并非完全对称。如果整个银河系（也许还有本星系群的其他成员）以每小时100多万英里（每秒600公里）的速度朝室女座星系团疾驰，则有一个可能被理解的很小的系统效应。以这种速率。我们将在百亿年内到达室女座星系团，那么研究河外天文学也就会容易得多了。室女星团是已知的最丰富的星系集团，充满了旋涡、椭圆体和不规则体，真是天空中的上个珠宝盒。但为什么我们会朝着它疾驶而去呢？乔治·斯姆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些高空观察，指出在引力作用下，银河系正被拖向室女座星团的中心，该星团有着比我们以前已探测到的多得多的星系；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星系团具有巨大的容积，能跨越10亿或20亿光年远的巨大空间。

    可探测的宇宙本身只有数百亿光年宽，要是室女座群星有一庞大的超星系团，那么在遥远得多的距离中大概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超星系团存在，相对来说，要探测到这类超星系团就更困难了。在宇宙生命史中，初始引力多相性显然没有足够时间来聚积似乎存在于室女座超星系团中的大量的物质，因此，斯姆特试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大爆炸的一致性要比他从其他观察中所发现的少得多，宇宙中的原始物质是以多块状播散开来的（某些小块度是在预料之中的，而且甚至确实是了解星系的凝缩时所必需的。但在这个尺度上小块度却是一种意外）。或许只能通过设想有两个或更多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大爆炸，才能解答这个难题。

    即使对膨胀宇宙和大爆炸的整个描述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还会遇到更加棘手的难题。大爆炸时的种种情形是怎样的呢？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情况呢？是否有一个极小的宇宙，它没有任何物质，然后物质突然从虚无中冒了出来？那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许多民族的文化惯于用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种解释只是暂时成立的。如果我们有勇气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当然我们就要接着提出上帝又是从哪儿来的问题，要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断定：宇宙的起源同样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呢？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一直就固有存在，那为什么又不直截了当地肯定宇宙也是一直就固有存在的呢？

    每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创世之前和创造世界的神话，这些神话往往又配上神明或安排一个“宇宙蛋”。通常，宇宙又被天真地想象为遵循人或动物的先例。这里列举5个太平洋海盆区的神话，这些神话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最初，一切都在永恒的黑暗中休眠：夜幕就像不能穿越的灌木丛一样笼罩着一切。

    中澳大利亚阿拉达族创世祖神话

    一切都处于悬疑之中，平静而默然；一切都静止不动；天空浩瀚而空荡。

    玛雅族克丘亚人神话

    那·阿里安像一朵在虚无中飘浮的云彩一样，孤独地坐在太空之中。他不睡，因为不知睡为何物；他不饿，因为他不知饿为何感；于是他就这样不吃不睡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个思想在他脑海中浮现。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创造出一件东西来。”

    吉尔伯特群岛迈亚纳岛神话

    起先有一个很大的宇宙蛋。蛋内是一团混沌：这混沌中漂浮着发育不全的神圣胚胎盘古。盘古从宇宙蛋中迸发出来。后来，身材比现在任何人大4倍，手握他用来开天辟地的锤子和凿子。

    中国的盘古神话（大约3世纪）

    天空和大地成形之前，一切都含混而无形……那些清澈而轻盈的东西飘扬而上，变为天空；而那些混浊而沉重的东西凝固下来，变为大地。那些纯洁、精细的物质很容易聚集在一起，而那些沉重混浊的物质则极难凝固成形。所以，天空先完整地形成了，而后才形成大地。当天空和大地在虚无中接合起来时，一切都还是原始而朴素。就这样，未经任何创造，事物就出现了。这就是大同。一切事物都出自这个大同，但都变得互不相同了……。

    中国《淮南子》（大约公元前1世纪）

    这些神话歌颂了人类的胆识。这些神话与我们关于大爆炸的现代科学神话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科学是自问自答的，我们能进行实验和观察来验证我们的设想。而那些关于创世的故事只值得我们深深地敬佩。

    人类各种文化都喜欢自然界中的循环现象。但是，有人认为，如果神不授意于它们，那些循环又怎能出现呢？如果在人类漫长的岁月中存在着循环，那么在永恒的神境里就不可以有循环吗？在致力于阐明宇宙本身经历了许多次，实际上无限多次的消亡和再生方面，印度教是世界上惟一享有盛誉的宗教。它是惟一的一种，其时间尺度无疑是偶然地与现代科学宇宙学的时间尺度相一致的宗教。其循环周期是我们平常的一天一夜到婆罗门的一天一夜，86.4亿年，比地球或太阳的年龄还长，大约是大爆炸发生以来的时间的一半，而且还有长久得多的时间尺度。

    有一种十分引人的深奥信念，说宇宙只不过是一种神的梦境，这神在100个婆罗门年后，自己将消失在无梦的睡眠中。宇宙随着神而消失，直到另一个婆罗门世纪时，他动起来，重整旗鼓又开始做伟大的宇宙梦。同时，别处还有无穷多的其他宇宙，各有自己的神在做着各自的宇宙梦。这些伟大的设想被另一个或许更为伟大的想法所冲淡。据说，人不可能成为神梦的对象，相反，神却能成为人梦的对象。

    印度有许多神，并且每个神又都有多种表现形式。11世纪铸造的青铜像就铸有主神湿婆的几种不同化身。这些不同化身中最高雅、最尊贵的就是体现每个宇宙周期之始创造宇宙的一种化身，即称为主神湿婆的宇宙之舞。在这个叫做纳塔拉亚，即舞王的化身中，湿婆神有4只手。其右上手中拿着的是一面其声音就是创世音的鼓；其左上手中拿着的是火舌，暗示新近创造的宇宙会在数十亿年后被彻底摧毁。

    我喜欢把这些深奥而动人的图像想象为现代天文学的前兆。自大爆炸发生以来④，宇宙很可能一直在膨胀，但绝非表明它将长此不懈地膨胀下去。这种膨胀过程可能逐渐减慢，停止下来，然后便自行收缩。如果宇宙中的物质少于某一临界量，退行星系的引力就不足以使膨胀停止下来。这样，宇宙就会永远失去控制。但如果宇宙中的物质比我们所见到的要多，比如说藏在黑洞或藏在星系之间的热而不可见的气体中，那么，宇宙就会因引力作用而保持一体，略带一个印度式的连续周期，膨胀之后出现收缩，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宇宙是无终结的。如果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这么一个不断地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的振荡宇宙，那么，大爆炸就不是宇宙的创始，而只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结，也就是宇宙最新化身的毁灭。

    上述两种现代宇宙学没有一种能让我们十分喜爱。其中一种认为，宇宙是以某种方式在100亿或200亿年之前被创造出来的，永远不停地膨胀，星系互相远离，直到最后一个星系在我们的宇宙地平线上消失为止。那样一来，星系天文学就无事可干了。恒星冷却并且消亡了，物质本身腐烂了，宇宙则成了一缕冷薄的基本粒子的烟雾。另一种学说。即振荡宇宙学说则认为，宇宙既无始也无终。我们处在宇宙死亡和再生的无限循环之中，没有任何信息流过这种振荡的顶峰。宇宙前一化身中演化了的星系、恒星、行星、生命形式或者文明，无一能够徐徐地进入顶峰，颤悠悠地飘过大爆炸而为我们现今的宇宙所知。两种宇宙学说所论的宇宙命运，似乎有点令人失望，但我们可以在有关的时间表中获得安慰。这些事件的发生需要数百亿年或更多的时间，而人类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无论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宇宙消亡前的数百亿年里能够完成许多光辉业绩。

    如果宇宙确实振荡，那便产生了更奇怪的问题。一些科学家认为，当膨胀之后收缩的时候，当遥远星系的光谱都发生蓝移的时候，因果就会颠倒，效应会先于起因，就好像先有涟漪从水面一点向四处蔓延，而后我才投石于池塘中；也好像先有出现火把熊熊燃烧而后我才点着它。这种因果倒置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不能不懂装懂。难道人们能在同一时间中从坟墓中诞生，并从母腹中别世吗？时间会倒退吗？提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科学家们极想知道的是：从收缩到膨胀的转换过程中，到底振荡着的宇宙在顶峰发生了什么情况？有的认为，那时自然规律任意做了重新安排，管理这个宇宙的物理学和化学只代表范围无穷大的诸多自然法则中的一条法则。不难看出，只有范围有限的几条自然规则与星系以及恒星、行星、生命和智能的实际相一致。如果种种自然规则在顶峰不可预测地进行再分类，那么只有通过最特殊的巧合，宇宙自动售货机才会提供一个与我们相一致的宇宙。⑤

    我们到底是居住在一个永远膨胀的宇宙之中，还是在有一组无限循环周期的宇宙之中呢？有种种方法可以找到这个答案：既可以通过对这个宇宙中的物质的总量进行精确的普查的办法，也可以通过查看宇宙边缘的方法。

    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非常模糊而又非常遥远的天体。当我们遥望九霄云外的空间时，同时也就在追溯远古的时间。离我们最近的类星体大概离我们5亿光年远，最远的可能离我们100亿或120亿甚至更多一些光年。如果我们看到120亿光年远的天体，那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到了它120亿年前的样子，通过遥望九霄云外的空间，我们就是在追溯遥远的过去，追溯到宇宙的地平线，追溯到大爆炸的纪元。

    正大天线阵（VLA）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偏远地区上的27个各自独立工作的射电望远镜集合群体。它是一个相控阵，由电子装置把一个个独立工作的望远镜连结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小同其最微小的元件一般无二的望远镜，又像是一个几十公里宽的射电望远镜。正大天线阵（VLA）能分辨或识别光谱射电区的细小清晰度，可与地面最大望远镜在电磁波谱中光学区所能做到的相匹敌。

    有时候，这种射电望远镜与地球另一侧的望远镜连结一起，形成了可与地球直径相比的一个基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架像地球这个行星一样大的望远镜。将来，我们也许会有绕向太阳另一端的地球轨道望远镜，效果上相当于一架与内太阳系一样大的射电望远镜。这种望远镜可以揭示类星体的内部结构和本质。也许将得出类星体的标准烛光，并测定类星体的距离确与它们的红移无关。知道了最遥远的类星体的结构和它们的红移，我们也许就能弄清几十亿年以前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否更快些，现在是否正在变慢，宇宙是否会在某一天毁灭。

    现代射电望远镜灵敏度很高，遥远的类星体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所探测到的辐射大约相当于千万亿分之一瓦特。地球上所有射电望远镜已经收到的来自太阳系外的总能量，要少于一片雪花落地所产生的能量。在探测宇宙背景辐射，计算类星体数、搜索空间智能信号的过程中，射电天文学家们正在研究处理的，只是少得几乎根本不存在的能量。

    某些物质，特别是恒星中的物质、在可见光中发光，显而易见。其他物质，如星系界外的气体和尘埃，就难以探测到。虽然它好像在发射电波，但它却不发射可见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需要利用外来仪器以及和我们肉眼敏感的可见光不同的频率，来解释宇宙学之谜。在地球轨道中所进行的观察，已经发现星系间有强X射线辉光。起先认为它是热的星系际氢，以前从未见过如此大量的氢——大概足以闭塞整个宇宙，足以保证使我们陷于振动宇宙的困境。但是吉亚科尼进行的最新观察，已经能够把X射线辉光分辨成许多单个的点，大概是遥远类星体巨群。这也为宇宙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质量。当宇宙财产目录制成的时候，所有的星系、类星体、黑洞、星系际氢、引力波，还有太空外来居民统统被总结起来时，我便就会知道我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宇宙之中了。

    在讨论宇宙的大规模结构时，天文学家总喜欢假定空间是弯曲的，或者说宇宙没有中心。或者宇宙是有限而无边际。他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让我们来设想我们居住在一个奇怪的国家，那里人人都是平展展的。跟随住在维克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的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艾勃特，我们来到称为“平面国”的一个地方。我们中有些人是正方形，有些是三角形，有些具有更复杂的外形。我们匆忙进出于我们的平面建筑，从事平面公务，荒唐度日。平面国的每一个人只有宽度和长度，却没有一点高度。我们只知道前后左右，但若没有提示，一点儿也不理解什么是”上和下”——只有平面数学家才知道它。他们说：“听着，这事真是非常容易。想象一下左右方向，想象一下前后方向。这样想象不难吧。呃？现在来想象另一种维度，与其他两边成直角。”而我们则莫名奇妙，问：“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与其他两边成直角’，是吗？可世上只有两维。要我们指向的那个第三维，可它在哪儿呢？”这些数学家们一听就泄了气，没精打采地走了。谁也不去理睬什么数学家。

    平面国上的每一正方形伙计只看到另一正方形的某条线的一段，即只看到离它最近的那一面。稍微走开点它才能看到正方形的另一面，但正方形的内部却永远是个谜，除非某个意外事件或对它进行解剖而打破它的各个面。使其内部状况暴露出来。

    有一天，一个三维生物——假定外形像个苹果——来到“平面国”’。在其上空盘旋。当它观察到有个特别引人注目并令人赏心说目的正方形正进人它平面房子的时候，这个苹果形的生物便拿定主意要向这个正方形致意——用维际间友好的手势表示问候：“您好！”第三维的访问者说道：“我是来自第三维的访问者。”可怜的正方形环顾了一下它关闭着的房子，什么也没看见。更糟糕的是，在它看来，从上方进来的问候声似乎是从它自身的平面体内发出来的。也许它此刻兴致勃勃细地想到：神经有点错乱正是它这个家族世代相传的通病。

    苹果的问候竟然被正方形误认为是其本身的一种心灵失常，这大大激怒了这个苹果。于是，它降落到“平面国”上来。在“平面国’”上，三维伙计只能部分存在。只有一个截面能被看到，即那些与平地的乎面所接触的点。一个在平地上蜿蜒滑动的苹果，首先总是作为一点出现的，然后逐渐变大，成为近乎环形的薄片。正方形看到了在它的二维世界的紧闭房间中出现了一个点，这个点慢慢变大，逐渐成了一个圆形。一个不断变化形状的陌生伙计蓦地出现了。

    由于对这个平展展的愚笨家伙感到失望和不满、苹果便撞了正方形一下，让它腾空而起，飘飘然旋而进入那个神秘的第三维。起先，正方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它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但它终于意识到自己正从一个独特的有利角度上观察平面国，即“居高临下”。它可以透视关闭的房间，透视它的平面伙伴们。它正从一个独特而绝妙的视角上观察着世界。穿过另一维，这一动作的附带利益是使正方形获得了一种X射线视觉。最后，我们的正方形像一片落叶一样慢慢降回到平面上，在它的平面国同胞们看来，这个正方形先是已经莫明其妙地从紧闭的房间中消失，而后又令人费解地蓦然显形了。它们说：“天哪！你到底怎么啦？”“我觉得”，它不由自主地答道：“我在上面来着。”它们轻轻拍打着它的各个边，安慰它。幻觉始终是它的家族病。

    在这些维际设想中，我们不必局限于两维。遵照艾勃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一维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只是一条线的切段，或者甚至可以设想一个零维兽，即许多点的奇妙的世界。但多维的问题也许更为有趣。还能有第4维度吗？⑥

    我们可以设想用如下的方法来组成一个立方体：取一定长度的一段线，沿直角以其相同长度移动，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正方形。然后又以相同的长度把这个正方形移到与其本身成直角的位置，这样就可得到一个立方体。我们认为，这个立方体会有一片投影，我们通常把这片投影画成其各角顶相连结的两个正方形。如果我们以两维来检查立方体的投影，就会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线都等长，它们的角也并非都是直角。这个3维体在其两维变体中并未得到完美的体现。这就是在几何投影中失去一维的代价。现在，让我们把这个3维立方体取出来，按与其本身成直角的角度，使之穿过一个第4物理维，既非前后、左右挪动，也非上下升降。而是同时与前后、左右、上下等这些方向成直角。我无法向你表明那到底是什么方向，但我却能想象这种方向确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能造出一个4维的超正方体来，也叫做四方体的4维模拟。因为我们把自己限死在3维之中，所以我无法让你们看看田形体（四方体的4维模拟）是个啥模样。而我所能给你看的只是田形体的3维投影：它类似于两个套装在一起的立方体，其各角顶以线连结。但是，作为真实的4维田形体，它所有的边应等长，所有的角都为直角。

    设想一个完全像“平面国”那样的宇宙，它们的两维宇宙是随第3物理维而弯曲的，只是不为其居住者所知罢了。当平地居民们作一次短途旅行时，它们的宇宙看起来是很平的。但如果它们中的某个人沿着似乎是一条很直的线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它就会发现一个伟大的奥秘：虽然它并未遇到障碍，也从未走回头路，但它莫明其妙地又回到了它出发的地点。它的二维宇宙一定已经变弯了，随神秘的第3维而变得弯曲了。它无法想象那个第3维是个什么模样，但它能推断它，使本故事中所有各维增加一维，你就会得到与我们相符的情形。

    宇宙的中心在哪里？宇宙是否有边缘？边缘之外又有什么？在两维宇宙里，由于它随第三维而弯曲，所以没有什么中心，至少在球体表面上没有中心。这样的一个宇宙中心并不在那个宇宙里，令人费解的是它处于第3维中，即球体内部。尽管球体表面只有这么多面积，但这个宇宙却没有边缘——它是有限而无边际的。所以，在它之外有些什么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平面生物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逃离它们的二维世界。

    在所有各维上增加一维，结果就会得到可能与我们相符合的情形：作为宇宙，4维超球体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在它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星系似乎正在远离我们呢？超球体从一点开始膨胀，像一个胀大的4维气球一样，每时每刻都创造更多的宇宙空间。膨胀开始后的某个时候，星系凝缩了，并在超球体表面向外移动。每一星系中有许多天文学家，他们所见到的光也局限在超球体弯曲表面上。由于球面膨胀，任何星系上的某个天文学家都会以为所有的其他星系正在远离它。不存在任何特许的参照系。⑦星系离得越远，退行就越快。星系嵌于空间，附于空间，而空间结构在膨胀，问题是大爆炸曾发生在现在宇宙什么地方？显然答案是：到处发生。

    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质来阻止宇宙永远膨胀下去，那么它必定会有一个开口形状，像一个弯曲的马鞍，其表面以我们的3维数学比例而无限延伸。如果有足够的物质，那么宇宙就会有一个闭合的形状。像以我们3维模拟那样弯曲的球面。要是宇宙是闭合的，光就会陷于其中。在本世纪20年代，观察家们在与M31相反方向上发现了一对遥远的旋涡星系。他们极想弄清这是否可能是他们从另一方向看到了银河和M31——这像用一种环射宇宙的光看见你自己的后脑一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宇宙要比他们在20年代所想象的大得多，光要花费比宇宙的年龄还长的时间才能环航宇宙。而星系则比宇宙年轻。但是，如果宇宙是闭合的，并且光不能从中逃离出来，那么，把宇宙描绘成黑洞可能就完全正确了。如果你想知道黑洞的内幕，那就请你环顾你的四周吧。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么一种可能性，即：蛀洞可能穿过黑洞从宇宙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无须走过其间的路程。我们可以把这些蛀洞想象为贯穿第4物理维的管子。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些蛀洞存在。但是，如果它们确实存在，它们就非得总是与我们宇宙的另一地方挂上钩吗？或者，蛀洞是否完全可能与其他一些宇宙（否则，我们永远到达不了的一些地方）相连结？据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而论，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宇宙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大概是互相镶套着的。

    有一种十分新奇、令人难以忘怀并令人深省的观点——一种科学上或宗教上的最绝妙的推测——这个观点还根本未经证实，也许永远也无法得到证实。但它却能激起人们的热情。据说，有一个无限大的宇宙层次，所以在我们宇宙中像电子一类的基本粒子，一经穿透，将自我显示为一个完全闭关自守的宇宙。在其内部，数量极大而体积小得多的其他粒子，组成星系和种种结构更小的本地对等物，这些更小的基本粒子本身就是低一级的宇宙。永远以此类推下去——无止境地向低一级退行下去——宇宙中的小宇宙，无穷无尽。反向高一级类推，道理也一样。我们所熟悉的包含有星系、恒星、行星和人的宇宙，则是向另一个方向上的无限退行的第一步——高一级宇宙中的单个基本粒子。

    在我所知道的宗教观点中，只有这个观点超过了印度教宇宙论中无限老的循环宇宙的无穷尽的数目。其他那些宇宙会是什么模样呢？它们是否是基于不同的物理学定律而建立起来的呢？它们是否也有恒星、星系和人类世界或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有可能与一些不可想象的不同生命形式相一致吗？要进入那些宇宙，我们就得设法穿过第4物理维，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黑洞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条途径。太阳系周围可能有许多小黑洞。在遥远的尽头保持好平衡，我们就将跳离……

    _____
     ①《伟大的故事，亦译为《故事广记》。印度古代长篇叙事诗。公元11世纪以后失传。——译注

    ②这不完全确实。一个星系的近侧要比其远侧离我们近几万光年，因此我们现在看见的前面事实上要比其后面早几万年。但是银河动力学中的典型事件占据几千万年时间，所以，把某一星系图像想象为一瞬间的冻结图像，其误差是很小的。

    ③天体本身可以有任何颜色，甚至可能是蓝色。红移仅指每一谱线比天体处于静止状态时所发出的波长更长；红移的量分别与速度和天体静止时的谱线波长成正比。

    ④玛雅碑铭的日期既涉及远古的过去也涉及遥远的将来。尽管玛雅学者中对此有争论，但一个碑位涉及到100万年以前，而另一碑铭或许涉及4亿年前发生的事。它所纪念的事件也许是虚构的，但时间表却大得惊人。欧洲人在1000年以前就乐意放弃自己的宇宙只有数千年历史的圣经观，玛雅人却认为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印度人则认为有数十亿年。

    ⑤种种自然规则是不能在顶峰随意转换的。如果宇宙已经经历了多次振荡，那么，许多可能存在的万有引力就只能是非常弱，以至于对某个特定的最早的膨胀来说，宇宙本来就不会连为一体了。宇宙一旦遇到这样一个万有引力，就会飞离，从而失去了经历另一次振荡、另一个顶峰和另一组自然规律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从事实出发，推断出：宇宙的存在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年代里，就是在每次振动所允许的自然规则的严格控制之中。如果物理学定律不会随意在顶峰转换，那就一定会有一条规则。一组法则来确定哪些规则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这样一组法则应包含一门超越现有物理学的新物理学。我们的语言贫乏，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为这种新物理学命名。类物理学（Paraphysics）和玄学（Metaphsic）已被其他相当不同、并很可能是完全无关的活动抢先滥用了，或许可以叫做“超物理学”（Transphysics）。

    ⑥世上要是有一个4维的生物存在，它就能在我们这个3维世界中出现并任意隐形明显地变形，把我们从锁好的房间中弹出去，使我们神出鬼没。它同样能使我们内外翻转。使我们内外翻转的方法有几种：最令人沮丧的结果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将翻到肚子外面来。而整个宇宙——发光的星系际气体、星系、行星和一切东西则翻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主意。

    ⑦就我们所知，是吉奥尔达诺·布鲁诺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不管我们碰巧在哪里观察宇宙，它看起来都是大体相同的。

    第十一章 给未来的信

    既然天地的命运已定，
    沟壑渠流已各得其道，
    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的堤岸已筑，
    我们还能有何作为？
    我们还能有何创举？
    啊，阿奴那基，伟大的天神，
    我们还能有何作为？
    ——亚述人关于创世的纪事(公元前800年)

    当他——不论是哪位神明——如此安排就绪、理清了那混乱的物质，并把它化为宇宙的成分时，他就首先把地球造成为一个巨大的球体，面面相似如一……并且，无处不存在自成一格的生气勃勃的生命，星星和神仙占据了天庭；大海沦落为鳞光闪烁的鱼类的家园，地球接纳了各种野兽，而流动的空气则一任百鸟飞翔……接着，人类问世了……尽管所有其他的动物都匍匐爬行，眼脸朝地，他却赐予人类以端庄的面庞、直立的身姿和仰视苍天的双眼。
    ——奥维德：《蜕变》(公元一世纪)

    在巨大的宇宙黑幕中，镶嵌着数不尽的恒星和行星，有的比太阳系年轻，有的比太阳系年老。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但导致地球上的生命和智能演化的过程，在整个宇宙中同样一直在起作用。仅银河系大概就有上百万个世界，此刻就住着与我们很不相同、比我们先进得多的生物。博学并不等于聪敏，智能不只是获得信息，还有判断，也就是要有对信息使用和协调的能力。还有，我们所检索的信息量成了我们智能的一项指标。量度信息的单位称作比特（二进位制）。根据二进位制，对一个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是”或者“否”，证明电灯是开还是关，只需要一比特信息。从26个拉丁字母中指出一个字母需要5比特信息（25＝2×2×2×2×2＝32，大于26）。本书词语信息量略小于1000万比特，即107 。解说一小时之久的电视节目所需信息的比特总数约为1012 。地球上所有图书馆收藏的不同书籍的文字和图片的信息，约有1016 或1017 比特（原注：这样，世界上所有的图书所含的信息与美国一座大城市一年内的广播电视所含的信息一样多。并非所有的比特都等值）。当然，其中大多是多余的。这样一个数字大致能测定人类的智能。但在别处，在一些比较古老的世界上，生命的进化要比地球上早数亿年，也许，他们知道的信息不仅在数量上比我们多1020 比特或1030 比特，而且在内容上也极其不同。

    在那些高级智能居住的数以百万计的星球世界里，拿其中的一个稀有行星来考虑考虑，即考虑一下该行星系内唯一的那个表面分布有海洋的行星。在这个富饶的水生环境中生活着许多有相当智力的生物：其中有些生物长着用来掳抓食物的８个腕足，其他一些生物则通过改变其躯体上明暗斑驳的花纹进行相互联系，甚至还有些来自陆地上的灵巧的小生物，乘坐木船或金属船突如其来地进入海洋。但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行星上硕大无朋的最主要的智能生物（原注：一些美洲杉要比任何鲸鱼都来得大，并且来得重），深海中有知觉的、举止高雅的主人——大鲸。

    它们是地球这个行星上进化得最大的动物，远比恐龙大得多。一头成年鲸可达30米长，150吨重。 许多鲸，特别是须鲸，是安详的草食动物，它们为了摄食小动物而滤饮巨量的海水（扫校者注：此处似乎矛盾，疑翻译用词不当），其他鲸则摄食鱼类和鳞虾。鲸是近代出现的海洋动物。仅在7000万年前，它们的祖先还是肉食哺乳动物，逐步由陆地移居到海洋中。在鲸鱼群中，母鲸哺乳并细心照料其后代，鲸鱼的幼年期很长，在这期间受到成年鲸鱼的教养。游戏是一种典型的娱乐，这些都是哺乳动物的特性，对智能生命的发展意义重大。

    深沉的海洋迷蒙晦暗。长期在陆地上生活得很好的哺乳动物，到了深海，它们的视觉和嗅觉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那些依靠这些感官寻找配偶或幼鲸或食肉动物的鲸的祖先，并未留下许多子孙。于是，另一种途径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了完善。这种途径效果极佳，是鲸理解的关键，这种途径就是“声感”。某些鲸的声音叫做歌，但对于它的真正本质和含义，我们仍然末获真谛。鲸鱼的音域很宽，其频率远远低于人类的耳朵所能听到的最低频率。一首典型的鲸鱼歌大概持续15分钟之久，最长的大约1小时。 这种歌常常是一拍一拍、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重复出现的，一成不变。偶尔会有某一鲸鱼群中断歌声，离开冬季水域，6个月之后返回， 恰恰从中断的那个音符开始把那只歌续唱下去，就象根本没有间断过似的。鲸鱼的记忆力非常好。更常见的是，在返回的路上，它们变换了歌声，新歌成了鲸鱼的流行歌曲。

    鲸鱼群的成员经常合唱同一支歌曲。通过某些相互交感、某种共同的创作，歌曲缓缓而可测地月月更换。这些歌声很复杂。要是把座头鲸唱的歌作为音调语言发表，那么其总信息量——即这些歌曲信息的比特数——大约106 ，大概与《伊里亚特》或《奥德赛》的信息量相同。我们不清楚鲸或其同类——海豚该谈论什么或歌咏什么。它们没有管理机构，也不进行工程建设，但它们却是社会性的生物。它们狩猎、游泳、捕鱼、吃草、嬉耍、交配、做游戏和逃脱掠食性动物的追捕。也许它们有很多话题可谈。

    鲸鱼的主要危险来自海洋的新客，即自称人类的一种自命不凡的动物，他们只是在近代才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成为海洋中的竞争者。自鲸鱼问世至今，在其历史长河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阶段中，不论海面或海底都不存在人类。在此期间，鲸进化了其特殊的听觉通信系统。例如，长须鲸以20赫兹的频率发出特别响的声音，其音频低到接近钢琴键盘上的最低音阶（１赫兹是一个音频单位，用来表示某个音波每秒钟进入你耳朵的波峰和波谷）。这种低音频的声音几乎无法被海水吸收。美国生物学家罗杰·倍恩已经计算出：使用深海频道，两头鲸鱼以20赫兹的频率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互相联络。远在南极洲的罗斯冰障上的一头鲸鱼，可以与在阿留申群岛中另一头鲸进行联系。在鲸鱼问世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们或许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通讯联络网。大概当相隔1.5万公里时，它们唱的是情歌，满怀希望地把绵绵深情播放入广袤深邃的海洋世界。

    数千万年以来，这些智力发达、富有通讯联络能力的巨型动物，是在基本上没有天敌的情况下进化的。而后，到了十九世纪，轮船的发展给海洋带来了一种不吉利的噪声污染源。由于商船和军舰越来越多，海洋中的本底噪音，特别是20赫兹音频的噪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跨洋通讯的鲸鱼一定经历着与日俱增的困难。它们通讯所能跨越的距离一定在逐渐缩短。 200年前，长须鲸所能通讯的普遍距离大概是１万公里，而现在约为数百公里。鲸鱼能够知道彼此的名字吗？它们只能通过声音彼此识别吗？我们实际上已经把鲸鱼分隔开了。彼此通讯达数千万年之久的动物，现在实际上已经被迫沉默不语了（原注：相应于鲸鱼的故事，人们提出了一种新奇的观点。同其他技术文明进行星际通讯的最佳波道频率接近14.2亿赫兹，以宇宙中最丰足的氢原子——无线电谱线来标记。我们刚开始在这里收听智能生物发出的信号，但频道被地球上日益增多的民用和军用通讯联络所侵占，而且，这种侵占并非仅仅来自大国。我们正在干扰星际频道。地球上无线电技术的不断增长也许要中断我们早已建立的与遥远世界上的智能生物之间的通讯联络。因为我们无意控制我们的无线电频率污染，并且也无意收听，所以，他们的歌声可能得不到回答。）

    而且，比这更糟糕的事我们也干了，因为时至今日猎鲸交易的悲剧还在上演。有人专门从事猎捕、杀戮鲸鱼和出售鲸鱼产品去生产唇膏或工业润滑油。许多国家懂得全面捕杀这种智能动物是荒谬的，但这种交易仍在继续，主要是日本、挪威和苏联等国促进这种交易。作为一种生物，我们人类对与地球外智能生物的通讯感兴趣。难道与地球上的智能生物，与具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其他人类，与巨猿，与海豚，特别是与那些深海的智力主人大鲸，改进通讯联络难道不是良好的开端吗？

    一头鲸要活下去，就得知道怎样去办许多事情。这个学问贮存在它的基因和大脑中。这种遗传信息包括怎样把浮游生物转变成鲸脂，或潜到水下１公里的深处时怎样屏气，大脑中的信息——后天学到的信息——包括弄清哪一只是自己的母亲，或刚才听到的歌声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常识。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一样，鲸有一个基因库和大脑库。

    与人类遗传材料一样，鲸的遗传材料也是由核酸组成的，即那些能够从其周围的化学建筑块繁殖其本身，也能够将遗传信息变成行动的特殊分子。例如，一种与你们体内每一细胞中的酶相同的鲸酶，叫做己糖激酶。20多个酶催化步骤的第一步，是要将其饮食时从浮游生物中获取的糖分子转变为少量的能量，这份能量大概能产生鲸鱼音乐中的一个低频音符。

    地球上的每头鲸，或每个人，共他哺乳动物或植物，在DNA双螺旋中贮藏的信息，可以用4个字母——4种不同的核酸组成的一种语言来表示，它们组成了DNA的分子。各种生命形式的遗传材料究竟含有多少比特的信息呢？各种生物问题的肯定或否定的答案究竟有多少？一种病毒大约需要103 比特信息，大致相当于本书两页的信息量。但滤毒信息却很简单，它极为紧密，效率特别高。解读滤毒信息要极为细心。这是一些指令，需要侵染其他有机物而使自身复制繁殖——这是病毒唯一擅长的本事。一个细菌大体使用100万比特的信息，大约相当于100印刷页的信息量。细菌要做的事比病毒多得多。它们不同于病毒，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细菌要自谋生计，而一个自由游动的单细胞细菌阿米巴虫则复杂得多，在其DNA中，大约有4亿比特信息，大概需要相当于每卷500印刷页共80卷的信息量，来繁殖另一个阿米巴虫。

    一头鲸或一个人需要的信息为50亿比特左右。我们生命百科全书中的5×109 比特的信息量包含在每个细胞核中，如果用英语把这份信息量写出来，就会写满1000卷书。你身上的100万亿细胞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一个完整的关于怎样构成身体的每个部分的指令库。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那是由一个单细胞——即你父母亲生产的受精卵连续分裂生成的。每当分裂时，最早两组遗传因子指令按形成你的胚胎发育步骤，真实地进行复制。因此，你的肝脏细胞具有一些关于怎样组成你的骨细胞的潜在知识，反之亦然。你的身体所知道的该怎样主动去做的一切，遗传因子库部包含了。古代信息以详尽的、仔细的、过多的细节来表述怎样笑，怎样打喷嚏，怎样走路，怎样识别图案，怎样生存，以及怎么消化一个苹果。

    吃苹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事实上，如果一个人非得合成他自己的酶，非得自觉地记忆和指挥需要从食物中获得能量的所有化学价，那他就可能会饿死。但是，甚至细菌也产生厌氧醣酵解，这就是苹果腐烂的原因：细菌的午餐。细菌和我们以及介于其间的所有生物，都有着许多类似的遗传指令。我们各自的遗传因子库有许多相同篇章，即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我们共同的变异遗传。我们的技术，仅能复制我们人体所能轻易进行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生化过程的极小部分。我们刚开始研究这些过程。然而，进化已有数十亿年的实践，DNA对此是知悟不惑的。

    但是，限定你要做的事非常复杂，纵使有数十亿比特都不够，假定周围环境变化太快，原先编码的遗传百科全书尽管以前能起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现在即使有1000卷图书的遗传因子库也不够用了。所以，我们还得有大脑。

    像我们所有的器官一样， 100多万年来，大脑也已经进化，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和信息量。大脑的结构反映了它所经历过的所有进程。大脑的进化是由里到外地进行的。最里面的最古老，即脑干，它传导生物的基本机能，其中包括生命的节奏——心跳和呼吸。按照保罗·麦克林提出的一种极有争议的见解，大脑的较高机能按三个连续阶段进化。覆盖在脑干的R-复合物，主管攻击素、仪式、领土占领和社会等级，这些在数亿年前，我们的爬虫类祖先就开始进化了。我们每个人颅骨的深处有一些类似鲜鱼大脑的东西。环绕R-复合物的是边缘系统或哺乳动物的大脑，数千万年以前，在当时仍是哺乳动物，但还未成为灵长类的我们祖先的头颅中就开始进化，它是我们心绪和情感的主要源泉，也是我们对下一代关怀的主要源泉。

    最后，在外部，在更原始的脑的上面，存在着处于不稳定休止状态中的大脑皮层，它的进化始于数百万年前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大脑皮层是我们所有宇宙航行的起点，是物质变意识的地方。它构成了多于三分之二的脑质，是直觉和判断分析的王国。我们的观点和灵感，我们的读写能力，正是在身体的这个部位形成的，我们演算数学和谱曲等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这个皮层调节我们的意识生活。它是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之所在，是我们人性的中心。文明，实际上是大脑皮层的产物。

    大脑的语言并不是遗传因子DNA的语言，说得更确切点，我们知道的一切是用称为神经细胞的细胞——显微电化学转变元素来编码的。神经细胞通常只有几百分之一毫米宽。 我们每个人大概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可与银河系中的恒星数相匹敌。许多神经细胞与其邻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大脑皮层中有大约100万亿(1014 )个这种联系。

    查理斯·谢灵顿在描述觉醒时大脑皮层的活动时这样写道：

    （皮层）现在变成了一个有节奏的闪光点的火花场，这些有节奏的闪光点闪烁着四处乱窜的流动火花。大脑苏醒了，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回归，就像银河开始跳起了某种宇宙舞。忽然，（皮层）变为一部着了魔似的织布机，几百万颗闪光的梭子织着一幅忽隐忽现的图案，这图案虽然不是经久不逝，却总是丰富多彩，其中的小图案变幻和谐。当苏醒中的身体奋起时，这幅活动十分和谐的图案中的小图案下伸到下脑的无光轨道中去了。一串串闪烁着的活动火花把它联结起来。这意味着身体起床了，站起来去迎接苏醒的白昼。

    甚至在睡眠时，大脑也随人类生活的复杂工作而有规律脉动、跳动和闪光——做梦、记忆和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想象力和幻想具有一种自然真实感。一种思想是由几百个电化学脉冲形成的。如果我们自身细小到神经大小，我们就可以目击精巧奇妙、头绪纷繁和飘浮不定的模式，这可能是幼时乡间路上丁香花气味的—个记忆火花，也可能是面面俱到的紧急通报的一部分：“我把钥匙忘在哪儿啦？”

    智慧山中有许多峡谷，即脑回，它大大增加了容量有限的颅骨中贮存信息的大脑皮层的有效表面积。脑神经化学结构在迂回曲折、错综复杂方面，比人类所发明创造的任何机器都更臻于完整、美妙，其工作之繁忙到了惊人的地步。思想王国大体上分为两个脑半球。大脑皮层的右半球主要负责图案识别、直觉、敏感性和创造性的洞察力，左半球则管理理性的、分析性的和判断性的思维。两个脑半球基本上互为对应，同样重要，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既为产生思想又为检查这些思想的有效性提供了手段。通过一大束神经，即胼胝体这座架于创造力和分析力之间的桥梁，两个脑半球间正不断地对话，这两个脑半球都是人类了解世界所必不可少的。

    用比特表示的人脑信息量与神经元中的连接总数目大致相等，大约100万亿(1014 )比特。 如果用英语写出来，估计这些信息会充满2000万卷图书，与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中的信息一样多，相当于2000万册图书的信息储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大脑是个空间非常小的大世界。大脑中的多数藏书就在大脑皮层中。在大脑底部下面，有着我们的远祖主要赖以活动的种种机能：进攻能力、生育能力、恐惧能力、性冲动以及盲从领袖的意愿。阅读、书写和说话等大脑某些较高级机能，似乎集中在大脑皮层中的一些特殊地方。另一方而，记忆功能则丰富地贮存于许多地方。假如心灵感应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那么它的伟绩之一就是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得以阅读自己亲人大脑皮层中书籍的机会。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心灵感应确实存在，所以，亲人间的信息交流依然靠艺术家和作家来完成。

    大脑的作用远不止于回忆往事，它还能比较、综合、分析，最后形成各种抽象概念。我们知道的事必须比我们的遗传因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大脑文库要比基因文库大２万倍左右的原因。我们的求知欲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工具，这一点在每个蹒跚学步的幼儿举动中那是很明显的。情感和礼仪的行为型式在我们身上深深扎根，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禀性并非人类所特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有情感。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思想。大脑皮层使人类从动物性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再限于从蜥蜴和狒狒那儿承继下来的遗传行为形式。我们每个人主要对那些得以进入并停留在大脑中的东西负责，对成年人来说，则对极力关心和了解的事情负责，我们可以不再受（爬行动物的）大脑的支配，我们能够改变自身的现状。

    世界上的大多数大城市，为了适应眼前的需要毫无计划地步步扩大了，但为遥远的将来进行规划的城市却很罕见。城市的演变类似于大脑的进化：以一个小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然后慢慢扩大和变迁，同时让许多古老的部分仍旧起作用。由于其本身不完善，大脑进化无法完全舍弃其古老的内部而创造更现代的东西去取代它。大脑在更新过程中必须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脑干会首先由R-复合体，而后由边缘系统，最后由大脑皮层所环绕的原因。那些古代的部分担负的职能太多，不可能把它们统统淘汰。因此，它们苟延残喘，古老落后，有时还起反作用，但却是我们进化的必然结果。

    在纽约市，许多主要街道的规划可追溯到十七世纪，证券交易所始于十八世纪，供水系统初建于十九世纪，电力系统则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如果所有的城市系统平行建造，并定期更新这就是不幸的火灾——例如伦敦和芝加哥的大火灾——有时倒有助于城市规划的形成，那么，城市的布局可能更为有效（扫校者注：这句话意思不难理解，但译文文句似乎不通）。但是这种缓慢增长的新职能，却允许城市在几个世纪内或多或少地连续发挥作用。十七世纪，人们乘船渡过东河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旅行。十九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建造横跨东河的吊桥成为可能。吊桥就建在原来摆渡的地方，这既是因为城市拥有这块土地，又是因为主要通道早已集中在原有的摆渡上。后来，当可能建造河底隧道时，隧道就基于同一理由，也在同一地方建成了。这样做还因为在建桥过程中已经放置了一种叫做沉箱的现已废弃的小小隧道先驱。这种修旧利废建新道的方式，与生物进化的形式极为相似。

    当我们的基因不能存贮生存所必需的全部信息时，我们就慢慢地发明了大脑。但是，后来我们又进而需要知道比大脑所能贮存的更多的信息，这个时间大概是１万年以前，于是我们学会了在人体外储备大量信息的本领。迄今所知，我们是本行星上发明了既不在我们基因里也不在我们大脑中存贮公有记忆办法的唯一动物。这种记忆的仓库就叫做图书馆。

    书籍是由树木制造的。它是在其平直柔顺的部分（亦称做“叶”——页）的一个聚合体。对着书本看上一眼，你就会听到另一个人——或许是某个逝去数千年的人——的声音。跨越了1000年的时间，作者在你的大脑里清楚地、无声地、直接向你说话。写作大概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它把在时间纪元上相隔遥远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书本打破了时间的桎梏，证明人类能创造奇迹。

    某些最早的作家在粘土上写作。西方字母的远祖——楔形文字大约在5000年前发明于近东，其作用是记录：谷物购买、土地拍卖、国王的凯旋、恒星的位置、僧侣的法规和对神明的祈祷。数千年以来，文字是刻在粘土或石头、蜂蜡、树皮或毛皮上的，也有写在竹简、纸莎草纸或丝绸上的，但总是一次写一本。只有纪念碑的碑铭不在此例，它们永远只有极少数读者。后来，在二世纪和六世纪年间，中国发明了纸张、墨水以及用雕刻过的木块印刷，使一部著作能印刷和分发许多副本。这个新技术1000年后才在远离中国的落后的欧洲流行开来。而后，书本就突然间在全世界印刷开了。在活版印刷发明之前，即1450年前后，整个欧洲总共不过几万册图书，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数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公元前100年的图书，相当于亚历山大大图书馆藏书的1/10。50年后，到了大约1500年，就有1000万册印刷图书了，任何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读上书了，到处出现了奇迹。

    到了更近代，大量的廉价版本图书得以印刷，特别是平装书。花一餐普通膳食的钱，你就可能仔细读到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物种起源、圆梦以及物体的自然属性等等书籍。书本就像种子，它们可能蛰伏几个世纪，然后在最瘠薄的土壤上开花结果。

    世界上的大型图书馆收藏了数百万册的书籍，按字计算，大约相当于1014 比特的信息；按图计算，大概是1015 比特。这等于我们基因所存贮的信息的１万倍，大约是大脑中信息的10倍。如果我一星期读一本书，那我一生中只能读数千册书，大约是当代最大图书馆藏书量的千分之一。读书的诀窍在于知道哪些书该读。书本中的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随事态的发展而变动，以适应这个世界的需要。 自从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起来，已经过去2300年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书本，没有文字记录，试想一下达2300年的时间将变得多么奇异惊人呀！按每100年四代人计算， 2300年中几乎生活过100代人。 如果只用口头来传递信息，那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会变得何其浅薄，人类进步会变得何其缓慢！万事则只能取决于我们偶尔听到的古代发观，取决于所传说的事情有多大准确性。过去的信息是可以受到尊敬的，但在不断的复述过程中，它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直至最后丧失殆尽。书本则能使我们跨越时代航行，敲开祖先的智慧之门。图书馆把我们与早先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含辛茹苦地从大自然中汲取的洞察力和知识联结起来，把我们与整个行星和从我们全部历史中遴选出来的最好的老师联接起来，并孜孜不倦地教导和鼓励我们为积累人类的共同知识做出自己的贡献。公共图书馆有赖于种种自愿的贡献。我认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对将来的关怀和对我们文化支柱的认识的深度，可以从我们对图书馆的支持程度中得到检验。

    如果地球保留其原有的一切自然特性，重新从头开始进化，那么重新出现与人类极相似的任何生物种类是很不可能的事。这是因为，进化过程有一种很大的随意性。宇宙射线击中不同的基因从而产生不同的变种，这在进化的早期可能后果微小，但在后期后果就巨大了。偶然事件在生物学中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那样。关键的事件发生得越早，对目前的影响就越大。

    以我们的手为例，我们每只手有５个指头，其中包括一个可以反向的大姆指，这些手指为我们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我认为，一只有着包括一个大拇指在内的６个手指，或包括一个大拇指的４个手指，或者可能有５个手指和两个大拇指的手，也照样会为我们起很好的作用。我们手指的特殊结构并没有一点内在的特别优点，我们只把它们看作如此自然，如此是此非彼。我们所以一只手有５个指头，那是因为我们是从有５根趾骨或其鳍中有５根骨头的泥盆纪鱼类进化而来。如果我们是从有４个或６个趾骨的鱼类进化而来，那我们每只手就会有４个或６个手指，并且会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使用基数为１０的算术，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１０个指头。（原注：以数５或１０为基数的算术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古希腊语的“to count”(点数)字义上相当于“to five”(用５来计算)）。如果我们的手指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我们就会使用基数为８或基数１２的算术，并把基数１０归入新数学之列。我相信，同一观点对解释我们人类的许多更本质的方面也是适用的，我们的遗传物质，我们内部的生化，我们的形体、身材、器官系统，我们的爱憎、热情与失望、温柔的性格与放肆的言行，甚至于我们的解析程序，所有这一切，至少部分地是由我们漫长进化历史中显然是较次要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或许，如果在石炭纪沼泽中少溺死一只蜻蜓，那么现在我们星球上的智能生物就可能会有羽毛，并会在其栖身的巢穴里教育它们的下一代，诱发进化的形式是一张复杂得惊人的网。对于这方面肤浅的认识，使我们显得低劣无能。

    就在650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还是最不起眼的哺乳动物——一种具有鼹鼠或树鼩鼱那种大小和智力的动物。只有非常大胆的生物学家才敢推测说，这种动物将逐渐衍生成今天支配地球的动物来。当时，地球上充满了令人惧怕的蜥蜴——恐龙。这是一种获得巨大成功的动物，它们实实在在地充满了每个小的生活环境中。那时，地球上有各类恐龙，有的能游泳，有的能飞翔，有些有现在６层楼那么高，吼叫着横行于地球表面。它们当中有些有着相当大的大脑，直立的姿势和极像我们双手的两条小前肢——它们用以捕捉小而敏捷的哺乳动物，其中可能也把我们遥远的祖先作为食物。假如这些恐龙活了下来，那么，大概今天支配我们行星的智能生物会是皮肤绿色、牙齿尖锐、体高４米的动物，而人类的形态就会被当作蜥蜴类科幻小说的耸人听闻的幻想对象。然而，恐龙并没有幸存下来。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中，地球上的所有恐龙和许多——或许绝大多数——其他生物种都被毁灭了。但是树鼩鼱，还有哺乳动物，却安然无羔，它们幸存了下来。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恐龙灭绝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看法是，灭绝恐龙的是一次宇宙性的灾变，是地球邻近的一颗恒星的爆炸——那是一颗像产生蟹状星云的超新星。如果大约6500万年以前，在太阳系十或二十光年之内碰巧有一颗超新星，它就会把强通量的宇宙射线喷射到空间中去，其中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宇宙射线就会点燃大气层中的氮，由此形成的氮的氧化物排斥了大气层中的臭氧保护层，从而增加其表面的太阳紫外线辐射的通量，使许多遭受强紫外线照射而防护不完善的生物，受到煎熬并发生突变。其个有些生物也许一直是恐龙每餐的主食。

    把恐龙从世界舞台上清除出去的灾难——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灾难——排除了哺乳动物所受的压力。我们的祖先不必继续生活在贪婪的爬行动物的围剿追捕之中了。我们变得充满活力，并且兴旺起来了。2000万年以前，我们的直接祖先可能还生活在树上。后来，因为大冰川时期森林面积缩小了，为大草原所取代，他们便从树上下来了。如果只有很小的树木存在，那么，对高度适应树上生活的动物是颇为不利的。许多栖于树上的灵长类，大概已随着森林一起消失了。少数极力坚持在地面上过动荡的生活，从而幸存了下来。幸存者中一个种类进化成了现在的人类。谁也不知道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太阳本身光度稍微变小了，也可能是地球轨道起了小变化；或者可能是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把细微尘埃注入同温层，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回空间而冷却了地球；或许是由于海洋的环流起了变化；或者，是因为太阳穿过银河尘埃星云的缘故。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生存与偶然的天文和地理事件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后，进化成直立姿势，手获得了自由，还有两只极好的眼睛，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制造工具的许多先决条件。现在，真正的优势在于有一个大脑，能交流复杂的思想。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机敏总要比笨拙好。智能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能活得更长久，能留下更多的后代。在发明核武器之前，智能有力地帮助了人类的生存。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正是一群有毛皮的小哺乳动物，躲过了恐龙的袭击，群栖于树梢，后来又从树上下来，驯服了火，发明了文字，建立了天文台，最后发射了宇宙飞船。如果事物向着稍为不同的方向发展，那可能会有某种其他的生灵其智力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会导致与人类相匹敌的成就。这种其他的生灵也许是敏捷的双足恐龙，也许是浣熊，也许是水獭，也许是乌贼。能知道其他智能生物可能会是何等不同，那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研究鲸鱼和巨猿。为了要稍微了解还可能存在哪种其他的文明，我们可以研究历史和文化人类学。但我们大家——我们的鲸鱼，我们的猿，我们人类——关系都太密切了。只要我们调查局限于单个行星上的一个或两个进化的种类，我们对其他智能和其他文明可能的范围和光辉业绩就会永远一无所知。

    在另一个行星上，由于造成变异遗传的随机过程的不同结果，和选择特殊基因结合的不同环境，发现体格上极相似于人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但发现其他形状的智能的机会却不会没有。它们的大脑也许已彻底进化。它们也许具有类似于我们神经元的接通元件，但它们的神经元可能与我们的很不同。也许它们的神经元不必像有机器件一样只能在常温下工作，而是能在极低温下工作的超导体。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思维的速度将比我们快107 倍。或许其他地方相当于神经元的东西大概不会进行肉体上的直接接触，而是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络，所以单个的智能生命能被分发到许多不同的生物中去，甚至分发到许多不同的行星上去，每个智能都带有整个智能的一部分，而它又通过无线电帮助比其自身大得多的智能（原注：在某种意义上，在不联系的个人无线电集成已经开始在地球这个天体上发生）。也许宇宙中有许多行星上的智能生命和我们一样，具有大约1014 神经元联结。不过，也许有许多地方的智能生命具有总数目为1024 或1034 神经元联结。我很想知道它们会知道些什么，因为我们和它们住在同一个宇宙中，我们和它们必定享有一些共同的实体信息。假如我们能与之联系，它们大脑里的许多东西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不过，反之亦然。我认为，地球外的智能——甚至那些实际上比我们更为进化了的生命——将会对我们感兴趣，对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怎样思维和我们大脑的模样、对我们进化的过程以及我们未来的前景等感兴趣。

    如果在属于十分邻近的恒星的行星上存在着智能生命，那么，它们能了解我们吗？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设法弄明白，在这颗无名行星地球上，已发生的从基因到大脑再到图书馆的漫长的进化过程吗？如果地球外生命呆在家里，那么它们至少有两种可以发现我们的途径。一种方法是用大型射电望远镜收听。数十亿年来，它们应该会收听到由闪电和在地磁场里发啸的俘获电子和质子产生的无线电静电干扰。然后，在数十年以前，射离地球的无线电波会变得更强、声音更大，不太像噪声而更像信号。地球上的居民终于偶然发现了无线电通讯办法。现在已有大量的国际无线电、电视和雷达通讯往来。由于某些无线电频率，地球已变成太阳系中最光亮的天体（比木星亮，也比太阳亮），最大功率的无线电源。监听地球上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这种信号的地外文明世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近，地球上发生了有趣的事。

    由于地球的自转，我们功率更大的无线电发射台缓慢地掠过天空，这样环绕另一恒星的某个行星上的射电天文学家就能根据我们的信号从出现到消失之间的时间差，来计算地球上一天的长度。一些最大的功率源是雷达发射器，其中少数用于雷达天文学，用无线电指针来探测附近行星的表面，对天空投射的雷达束的规模要比那些行星大得多。而且，很多信号继续飘送，飘出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的深处，到达也许正在收听的某个灵敏的接收器。大多数雷达发射器都作军事之用，这些雷达总是“担惊受怕”地对着天空发射雷达讯号，看看是否有大群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发射出来，因为它是人类文明遭毁灭前15分钟的预兆。这些脉冲的信息量很小，只是编码成导弹遥控指令的一系列简单数字型式。

    整体而言，地球上最普遍和最显著的无线电发射源是我们的电视广播节目。因为地球在运转，所以一些电视台会在一个水平线上出现，而其他电视台则在另一水平线上消失。这就会出现节目干扰。属于邻近恒星的某个行星上的高级文明甚至可以把这些节目连结起来。最经常重复的信息是电台的呼叫信号和购买清洁剂、防臭剂、头痛药片以及汽车和石油产品的广告信号。最显著的消息是在许多时区由许多发射机同时播放的，例如，在国际危机时期，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讲演。商业电视对国际危机的述评和人类大家庭自相残杀的交战这一类没头脑的内容，是我们向宇宙选播的关于地球上生活的主要消息。它们该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那些电视节日是无法呼叫回来的了，也无法发射一个更快的消息去取代它们并修正以前的发射。没有任何东西能传播得比光更快。这个天体上大规模的电视发射仅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样，一个球状波阵面就在地球上集中形成了，并以光速向外扩大。因为有些消息都是几十年前才广播的，所以它们仅离地球只不过几十光年远，如果离我们近的文明远在几十光年之外，我们就还继续有稍事喘息的机会。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它们终将发觉这些节目是不可思议的。

    两架“旅行者”号飞船飞向恒星，每个飞船上附有一个有拾音座和记录针的镀金铜唱片，其使用说明在铝制的唱片套上。我们把关于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图书馆的一些信息，送往也许正在星际空间的大海中航行的其他生命。但我们并不想发送主要的科学情报，只要能在星际空间深处截获其发射机早已失灵的“旅行者”号，任间文明都会掌握比我们懂得多得多的科学。但我们却想把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告诉其他生命。对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的兴趣就很有代表性，但对R-复合体的兴趣则稍微小些。尽管接收者可能不懂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但我们还是用60种人类语言播出了问候语，同时还播送了座头鲸的问候。我们把世界各地人种互相关心、开展学习、制造工具、创造艺术以及响应挑战的照片播发出去。还播送了一个半小时的多种民族的优美音乐，其中有的表达了我们的宇宙孤独感，表达了我们切望结束这种孤独和与宇宙中其他生命交往的愿望。而且，我们播送了在我们行星上所能听到的从生命起源前的早期，到人类进化和我们新近萌发的各种技术录音信息。这是一首情歌，就像任何须鲸的声音—样，被投向茫茫天际深处。我们的许多信息，也许是大多数信息，是难以辨认的。但我们还是把它们发送出去了。因为关键问题是想试一试。

    根据这种精神，我们把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他（她）的大脑，心脏、眼睛和肌肉的电活动记录携带到“旅行者”号上。这是一个人一个小时活动的记录。把记录改录成声音，再压缩时间，最后灌进唱片。这样我们就在1977年6月， 把地球这个行星上的一个人的这种信息直接录音发射到整个宇宙。大概接收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认为是脉冲星的录音；或者也许比我们的文明更高级得难以想象的文明，将有能力译出这种记录下来的思想和情感，并且十分赞赏我们与它们一起共享我们思想情感的努力。

    我们基因中的信息非常古老，大多数已有数百万年之久，有的长达数十亿年。相反，我们书本中的信息最多不过数千年的历史，而我们大脑中的信息则只有数十年之久。长期存在的信息并非人类信息具有的特性。由于地球上的侵蚀，我们的纪念碑和人工制品，按照物体本身的自然发展过程，不会留存到遥远的将来。但是“旅行者”号上的唱片却正在超越太阳系的途中。星际空间中的侵蚀（主要是宇宙射线和碰撞的尘土粒）是很缓慢的，所以唱片上的信息会持续10亿年。基因、大脑和书本以不同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留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但是“旅行者”号上压印在金属星际唱片中的人类记忆将持续得长久得多。

    “旅行者”号上的信息传播得十分缓慢。尽管它是人类发射的最快的飞行物体，但它还是得花费几万年的长远跋涉才能到达最近的恒星。任何电视节目会在几小时内走完“旅行者”号已走了多年的距离。刚刚播送完毕的电视发射波仅在几小时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处在土星区域的“旅行者”号飞船，急速飞向恒星。如果它按这个速度前进，其信号将在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到达人马座α星。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如果远在那里的任何智能生物听到了我们的电视广播声，我希望它会对我们宇宙进化150亿年后的产物——物质局部变形为有思想意识的生物——产生好感。最近，我们的智能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敬畏的威力。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自我毁灭，这还说不清。但我们许多人正在尽力而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可展望的宇宙时代中，我们将完成一项伟业，即把我们行星和平统一为一个珍爱我们天体上每个生灵的机构，进而从容地迈出下一个伟大的步伐，把地球这个行星变为能与所有文明相互联系的银河系社会的一个部分。

    第十二章 银河系百科全书

    “你们是何物？来自何方？我还从未见过任何像你们一样的生灵。”造物主拉温瞅着眼前的人，接着……惊奇地发现这个陌生的新生灵竟然如此地像他自己。——爱斯基摩人创世神话

    天空出现了，
    地球诞生了，
    谁将与天地共存，噢，神灵?
    ——阿兹台克人的记事诗《天国的历史》

    我知道，有的人会说我们关于行星的断言有点过于冒失。我们的断言是基于许多“假设”之上的。如果其中有一个假设碰巧是错误的，并且与我们的推测相矛盾的话，那么，它就会象松软的地基一样使整座大厦倾覆沦为废墟。但是……假如地球只不过是同样崇高而神圣的行星之一，谁敢冒险断言说，别处再也找不到像我们一样欣赏着大自然歌剧奇观的生物？如果还有其他的观众，谁敢说，只有我们才深入地探索过它的奥秘并通晓它了呢？——引自C.惠更斯《关于行星世界及其居民和生产的新猜想》(约1690年)

    大自然的创造者……使我们现时不可能从地球上与宇宙的其他大星球进行任何联络，很可能他同样切断了其他行星间以及不同星系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所有星球的观测足以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但我们却无法使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如果认为我们的目光那么远大，好奇心那么强烈，结果只会使自己感到失望，那么，这种认识似乎并不与照耀整个宇宙的智慧之光相吻合。……因此，这就自然地导致我们把人类目前所处的状态看成只是人类生活的曙光或开端，看成是进一步发展的准备或预备阶段。——Ｃ.马克劳林(1748年)

    没有一种语言(比数学)更通用、更简单、更少谬误和更不含混……更适合用来表述天然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它用同一种语言解释(所有的现象)，似乎就是为了证实宇宙设计的完整性和简单性，进一步表明驾驭一切自然进程的指令是不可变更的。——J.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1822年)

    我们已经向恒星发射了4艘飞船：“先锋10”号和“先锋11”号（扫校者注：通常译为先驱者而非先锋），“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与浩瀚的星际距离比较起来，它们是落后而原始的飞船，象梦中的赛跑一样拖拉迟慢。但是，将来我们一定会进步的。我们的飞船将飞得更快些，将会有确定的星际目标，并且我们迟早会有载人的飞船。银河系中肯定有许多比地球年长数百万年的行星，有些要比地球年长数十亿年。难道地球上不曾有过天外来客吗？自从我们的星球形成以来的数十亿年中，难道从来没有来自遥远文明世界的陌生飞船从上面眺望过我们这个世界，并慢慢地降落到我们星球的表面，被五彩缤纷的蜻蜒、懒散的爬虫、啸叫的灵长类或惊讶的人类观察到吗？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每个哪怕是漫不经心地考虑过宇宙中智能生命问题的人，都会有过这种想法。但是，这种事情是否确实发生过呢？关键问题是那些所谓证据的可靠性，我们需要的是经过严密和反复推敲的，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也不是一两个自称目击者未经证实的证据。尽管所有关于未探明飞行物及古代太空学家的声言有时似乎使人觉得我们星球充满了不速之客，但根据上述标准，有关天外来客的例子还不能令人信服。我倒希望情况会是另—个样子。有些证据是无可辩驳的，哪怕只发现一件，也许是一块深奥莫测的碑铭，都可成为解开星外文明之谜的好钥匙。这正是人类早就感到迫切需要的东西。

    1801年，一位名叫约瑟夫·傅立叶的物理学家（原注：傅立叶因他对热在固体中的传导以及对波和其他周期性运动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前者，现在用于认识行星的表面特性；后者，称为傅立叶分析，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当时是法国伊泽尔省的省长。当他巡视所辖省内的学校时，发现了一个11岁的男孩，他那超群的智慧和对东方语言的天赋已赢得了学者们的赞赏。傅立叶邀请他到家中一叙。那个孩子迷上了傅立叶所收藏的埃及工艺品，那些工艺品是在拿破仑远征期间收集的，当时博立叶正负责为那个古代文明的天文学遗物分类编日。那些楔形文字的碑铭引起了孩子极大的好奇心。“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孩子问道，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谁也不知道”。孩子的名字叫让·弗郎索瓦·商博良。由于受到无人知晓的神奇语言的激励，他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热衷于研究古埃及的文字。当时，拿破仑偷来的埃及工艺品充斥整个法国，这些东西后来为西方学者所得。描述拿破仑远征的书出版了，年青的商博良贪婪地阅读它。到了成年，商博良成功地实现了他幼年的抱负，向社会提供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光辉译本。但直到1828年，在他与傅立叶相识27年之后，商博良才第一次踏上埃及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国土。他沿着尼罗河从开罗逆流而上，对他所致力了解的文化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远足，一次对外国文明的拜访：

    16日晚，我们终于来到登德拉。皓月当空，庙宇离我们仅有一小时的路程。世上最冷静的人啊，请你告汗我，此刻，我们怎能够抗拒它的诱惑呢？当时的命令是：用餐后立即出发。我们孤单无援，又无向导，但我们全副武装，越过田野……庙宇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人们可以很好地把它打量一番，但想得出结论却是不可能的。它是优雅和宏伟的最高度的结合。我们入迷地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在巨大的房间里穿梭奔跑……并试图在月光下辨认外面的碑铭。直到凌晨3点才回到船上，但7点又返回庙宇……。月光下的庙宇富丽堂皇，阳光下的庙宇宏伟壮观。我们这些欧洲人都感到相形见绌，没有哪个国家——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能象古埃及人那样构思出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伟大而壮观的建筑艺术。他们是按身高100英尺(1英尺＝0.3048米)的人的标准去构制这一切的。

    在卡纳克的石壁和圆柱上，在登德拉，在埃及各地，商博良高兴地发现，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那里的碑铭。在他之前，有许多人都尝试过，但都未能破译出那些有趣的象形文字，就连一个意为“神圣的雕刻”的字也译不出。一些学者曾认为，它们是一种图形密码，富含隐晦的比喻，大部分是些近乎眼珠和波纹线、甲虫、土蜂和鸟一类的象形型体，特别是鸟型体，到处令人困惑不解。有一些人推断埃及人是来自古代中国的殖民地开拓者，也有一些人的推论刚好相反。当时出版了大量大开本的、足以乱真的翻译本。有一个译员对着罗塞塔的石头看了一眼，就匆匆宣告他知其含义了；其实石头上的象形文字碑铭尚未被破译！他说，这种快速译法使他得以“避免由于反复琢磨所必将导致的人为的错误”。他争辩说：“你不去考虑过多，结果反而较好。”正如今天在探索地球外生命方面的情况一样，业余爱好者的信口雌黄常常把许多专业研究人员吓得退避三舍。

    商博良反对把象形文字视为图形隐喻。相反，借助于英国物理学家T.杨的卓越见解。他是这样着手研究的：罗塞塔石头是由在尼罗河三角洲拉希德镇要塞上服役的一个法国土兵于1799年发现的，当时的欧洲人大多不懂阿拉伯文，因此把拉希德叫成罗塞塔。它只是古庙的一块石板，上面的雕刻显然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来阐述同一件事的：最上面用的是象形文字，中间用的是一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通俗草写体，下面用的是希腊文——这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商博良通晓古希腊语，他一下就辨认出，这块碑铭是用来纪念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196年春天登基加冕的。在那次加冕典礼上，国王宣扣释放政治犯，减轻赋税，捐款兴建庙宇，饶恕反叛者，加强军备。简而言之，他做了现代统治者为了保住他们的宝座所做的一切。

    希腊原文多次提到托勒密，在象形文字原文中大约相同的位置上，有一组由椭圆或涡形环绕的符号。商博良推论说，这些符号极可能也表示“托勒密”。如果是这样，文字符号就根本不可能是图形文字或是一种隐喻；相反，其中的大多数符号一定代表了字母或音节。商博良还耐心地数了希腊字母数和可以认为是大抵等价的原文中单个象形文字的字数，而前者要少得多，这再次说明象形文字基本上是字母和音节，但哪个象形文字对应哪个字母呢？很幸运，商博良带着一块在菲莱地里挖掘出来的方尖形石碑，石碑上有与克娄巴特拉的希腊文名字相对应的象形文字。本书正文后面附图所示的就是经过重新整理以便都可以从左向右读的“托勒密”(Pto1emy)和克娄巴特拉(C1eopatra)的涡形饰纹。Ptolemy的第一个字母是P，涡形内的第一个符号是一个正方形。Cleopatra的第五个字母也是P，而在Cleopatra涡形内的第五个位置上也同样是个正方形。因此正方形就是字母P。Ptolemy的第四个字母是L，它不正是用狮子表示吗？Cleopatra的第二个字母也是L，而在象形文字中，那里也是一只狮子。鹰表示字母A，它在Cleopatra中出现了两次，正好吻合。这样，一种很明显的格式便显现出来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大部分是简单的代用记号。但并不是每个象形文字都代表一个字母或一个音节，其中有的是图形文字。Ptolemy涡形的结尾符号念为“敬爱的Ptah神永生”。Cleopatra结尾的半圆和卵形是“爱西斯（生育女神）之女”的惯用表意符号。字母和图形文字的混合使用，导致了一些早期译员的失败。

    现在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人们却花费了许多世纪的时间才解开这个谜，而且，今后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特别是要解译更为远古时期的象形文字。涡形是关键的关键，就好象埃及的法老们故意在他们的名字上画上圆圈，以便2000年后的埃及考古学家们更易于开展他们的工作。商博良到过卡纳克的大型多柱殿，无意中读到了这块使任何其他人都困惑不解的碑铭，解答了他自己在孩提时代曾向傅立叶提过的问题。打开这条与其他文明联络的渠道，使已经沉默了数千年的文化显露出它的历史、巫术、医学、宗教、政治和哲学内容，这在当时该是一件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呵！

    今天，我们又在开始寻找古代外来文明的信息。我们这一次所寻找的信息，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对我们来说都是讳莫如深的。如果我们接收到来自地球以外某一种文明的一个无线电信息，又怎样才能理解它呢？地球以外的智能生命会是文雅、深奥、内在一致的，与我们完全不同。当然，地球以外智能生命还是希望把尽可能易懂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的。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一块星际罗塞塔石呢？我们相信会有的。我们相信，不管种种技术文明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肯定会有一种通用语言，那就是科学和数学。自然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遥远的恒星和星系的光谱图形，与太阳或在专门的实验室里实验得出的光谱是相同的。宇宙各处不仅存在着相同的化学元素，而且解释原子辐射的吸收和发射的量子力学定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淮的。遥远的星系互相环绕运行，他们所遵循的定律与苹果落地或“旅行者”号飞船向恒星飞行所遵循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样的。大自然的运动格式是无处不同的，旨在为正在崛起的文明所理解的星际信息总该是不难破译的。

    我们并不认为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的任何其他行星上存在着高级的技术文明。如果有某种只比我们稍迟一点出现的文明，比如说迟上１万年，那么，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技术。如果那是一种比我们——我们已经在探测太阳系了——早出现的文明，那么，它的代表现在就应该在我们这里了。为了与其他文明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不仅需要有足以适用于行星之间的联络方法，而且还应有适用于恒星之间的联络方法。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应是廉价的，这样，大量的信息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得以发送和接收；这种方法应是快速的，这样，恒星际间的对话才有可能进行。同时，这种方法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以便任何技术文明——不论其进化途径如何——都能尽早发现它。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方法确实存在，即射电天文学。

    地球这个行星上最大的半可控射电／雷达观测台是阿雷西博天文台，由康奈尔大学代替国家科学基金会经管。它设在波多黎各岛边远的内地，直径305米(约1000英尺)，具有抛物形反射面，建在原有的碗形山谷中。它接收来自空间深处的无线电波，使电波聚焦在高出谷地的馈电臂天线上，并通过电路连接，送到控制室，供研究人员进行信号分析。另一方面，当望远镜用作雷达发射机时，馈电臂将信号发送到谷地、并反射到空间去。阿雷西博天文台已经用它来探索太空文明的智能信号，并曾向一个遥远的球状星团M 31播放过信息。我们具有赖以在对话双方之间进行恒星际间通讯的技术能力，这是十分清楚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

    阿雷西博天文台能在为期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将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的内容发射到邻近恒星的一颗行星上同类天文台上去。无线电被以光速传播，它比附在我们最快的星际电船上的信息快１万倍。射电望远镜能在很窄的频率范围内发出很强的信号，因此，它们能越过浩瀚的星际距离而得到检测。如果我们有确定的发射目标，那么，阿雷西博天文台就能与一个与地球相距15,000光年远——相当于从地球到银河系中心距离的一半——的行星上的同类射电望远镜进行通讯联络。射电天文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技术。实际上，任何一种行星的大气层，不论它是由什么组成的，都具有部分透射无线电波的性能。恒星间的气体云对无线电信息的吸收和散射能力并不很强，就象格杉矶人即使在烟雾使光波能见度减少到只有几公里的情况下，也能清晰地收听到旧金山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一样。有许多天然宇宙无线电源与智能生命毫无关系，如脉冲星和类星体、行星的辐射带，以及恒星的外层大气。在射电天文学的局部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发现了来自几乎任何行星的许多活跃的无线电源。此外，无线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的电磁波谱。任何一种能检测任意波长辐射的技术，都能很快找到光谱中的无线电部分。

    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确具优点的有效的通讯方法：星际飞船、可见光或红外激光、脉冲中微子、调制引力波，或其他某种1000年内我们还不可能发现的发射方式。先进文明的通讯手段可能已大大超出了无线电的范围。但是无线电通讯威力大、成本低、速度快，并且简单易行。先进文明该会知道，象我们这样的落后文明，如果有希望接收到太空的信息，就可能首先借助于无线电技术。或许，他们将只得把古代技术博物馆中的射电天文台拿出来使用。如果我们打算接收到一个无线电消息的话，我们就该知道：至少有一件可以谈论的事情，即射电天文学。

    但是，那里会有我们的谈话对象吗？单我们银河系就有3000～5000亿颗恒星，难道就只有我们这一颗有人类居住的行星吗？更有可能的是，种种技术文明的存在是一种常见的宇宙现象，种种先进社会正伴随着银河系在脉动和鸣响。因此，最邻近的技术文明并不会是十分遥远的，也许，就在邻近的某个肉眼可见的行星上所建造的天线正在发射信号呢。也许，当我们在夜晚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邻近的那些微弱光点中就别有洞天，那上面与我们人类极不相同的某种生物，正悠闲地对着我们称为太阳的这颗恒星看着，享受着一刹那荒诞臆测的欢乐呢。

    这种假设的正确与否是很难肯定的。那里也许在技术文明进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行星的数量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少；那儿的生命起源，或许并不象我们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所表明的那么容易；也许高级生命形式的进化在那儿是不可能的；那儿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复杂的生命形式进化迅速，但是各种有智能和技术的社会的形成和出现却有赖于种种不太可能有的偶然巧合，就象人类的进化取决于恐龙的灭亡和冰川期森林的消失一样，我们的祖先不就是在林中的树上尖声啼叫而不知所措吗？或者，文明在银河系中那数不清的天体上不可抗拒地一再出现，但通常是不稳定的，因此，除了极少数外，所有的文明都无法幸免于他们的技术所造成的灾难，并在贪婪与无知、污染和核战争中消亡。

    进一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把银河系中高级技术文明的数目粗略地估算为N，这倒是可能办到的。我们给高级文明下的定义是：通晓射电天文学的文明。这个定义即使算得上是个实质性的定义，当然也只是狭义的提法。宇宙中可能存在着无数的世界，那里的居民都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或伟大的诗人，可是对射电天文学却一窍不通，我们无望获得来自他们的信息。N能用几个因素的乘积来表达，每一个因素都是一个筛子，每个筛子都必须非常大，因为文明的数量极大：

    N*，银河系中恒星的数目；

    fp，具有行星系的恒星的比率；

    ne，在给定的体系中就生态学而言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数；

    fl，确有生命出现而在生态学以外的其他方面又适宜生命生存的行星的比率，

    fi，住有智能生命且发生形式进化的行星比率；

    fc，有智能生命居住，并且发展了通讯联络技术的行星的比率；

    fL，兼备技术文明的行星生命期的比率。

    全部写出来，方程为N＝N* fp ne fl fi fc fL，其中所有的f均为分数，取值0~1之间。它们都使N这个大数递减。

    为了导出N，我们必须估算每一个量。前几个因素，即恒星和行星系的数目，我们知道得比较清楚；后面的因素，即关于智能的进化或技术社会的生存期，我们所知甚少。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估算只比臆测略胜一筹。如果你不赞同我下面的估算，那就请你自己作出选择，看看你对银河系中高级文明的数目所作的不同估算含义何在。这个方程最初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德雷克提出的，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涉及面很广：从恒星和行星天文学到有机化学、进化生物学、历史、政治和变态心理学等各个学科。宇宙的绝大部分都包罗在德雷克的方程式之内。

    通过对天空中虽然很小但却有代表性的区域的仔细计数，我们对银河系中恒星的数目N*是相当清楚了，有好几千亿颗。一些最新的估算把这个数目定为4×1011 ，其中只有极少数属于巨大的、迅速耗尽热核燃料的短寿命型星体，绝大多数能生存数十亿年或更长的时间，并在此期间稳定地发光，为邻近行星上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提供适当的能源。

    有证据表明，在恒星形成过程中常常有行星伴随产生，在犹如小型太阳系的木星、土星和天王星的卫星系中，在行星起源的理论中，在对双星体的研究中，在环绕恒星的吸积盘观测中，以及在恒星附近的引力摄动的一些初步调查中，都证实了这种伴随现象。许多恒星，甚至可能是大多数恒星，都有其行星。我们取有行星的恒星的比率fp为1/3，那么，银河系中行星系的总数应为N* fp≈1.3×1011 如果各个行星系都象我们太阳系一样有大约10颗行星，那么银河系中的行星世界总数将超过１万亿，这真是宇宙戏剧的一个广阔的舞台。

    在我们这个太阳系内，有几个天体也许适合某种生命的生存。这当然首先是地球，大概还有火星、土卫六和木星。生命一旦发生，它就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持续性。在一个特定的行星系中，肯定有许多适合生存的不同环境，但是我们保守地做出ne=2的结论，这样，银河系中适合生存的行星数就成了N* fp ne≈1.3×1011 。

    实验证明，在最普通的宇宙条件下，生命的分子基础是容易形成的，分子的结构单元能够自我复制。我们现在就不那么肯定了，例如在遗传密码的进化中，也许会有许多障碍，尽管我认为它不可能需要几十亿年的远古神秘变化过程。我们取fl≈1/3，意为在银河系中，生命至少在其间出现过一次的行星总数为N* fp ne fl≈1×1011 即有1000亿个有居民的世界。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结论。不可，我们的计算还没到达尽头。

    要选挥fi和fc就更困难了。一方面，在生物进化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为了把我们的智能和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就必然出现许多个别看来不太可能出现的阶段。另一方面，要往具有特定本领的高级文明进化，肯定有许多不同的途径。考虑到在寒武纪的大爆炸中所显示出来的大型生物进化中明显的困难，让我们取fi×fc≈1/100，意为在所有有生命出现的行星中，仅有百分之一最后产生了技术文明。这个估算代表了各种科学观点中的一种折衷立场。有人认为，从三叶虫的出现到对火的驯服这样一个阶段，在所有的行星系中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有的则认为，即使让它进化上100亿或150亿年，也不大可能进化到技术文明阶段。只要我们把调查研究局限于一个行星上，那就不可能通过实验来解决这样的课题。将这些因素相乘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N* fp ne fl fi fe≈1×109 ，即技术文明至少在10亿个行星上出现过一次。但是，这与关于现在存在10亿个具有技术文明的行星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为此，我们还得对fL来一番估算。

    在行星的生命期中，具有技术文明的时间占多大的百分率呢？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期中，仅仅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以射电天文学为特征的技术文明。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行星的fL小于1/(1×108 )即小于亿分之一。说我们明天可能毁灭自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假定把人类自我毁灭看成是一个典型的情况，而且毁灭起来相当彻底，以致于人类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文明都不可能在太阳灭亡之前5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重斯出现，那么结论就是N=N* fp ne fl fi fc fL≈10。而且，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银河系内只可能有少得可怜的几个技术文明同时存在。当新出现的社会取代了最近自我毁灭的那些社会时，这个稳态数目保持不变。数目N甚至可能小到等于1。如果在进入工业技术阶段后不久，文明趋向于毁灭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和我们进行对话的对象了，只能在我们同类生灵中互相对话。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只是做得并不太好罢了。文明可能要经过数十亿年的痛苦进化才能出现，然后由于不可饶恕的疏忽，又自我毁于一旦。

    但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另外一种可能、另一种前景吧：至少有某些文明学会了与高度的技术共存；以往大脑进化中难以预测的矛盾得到了有意识的解决，这就不至于导致自我灭亡了，或者，即使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动乱，但后来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又把它们恢复过来了。这种社会就可能继续兴旺地生存下去，直到晚年，它们的生存期或许可以用地质或星体进化的时间标尺来估算。如果有百分之一的文明能够成功地度过技术的青春期，在这个危急的历史关头，选择适当的道路走向成熟期，那么fL≈1/100，而N≈107 。这样一来，银河系中现存的文明数量将以百万计了。因此，在我们所担心的德雷克方程中前几个因素可能存在的不可靠性——它涉及到天文学、有机化学和进化生物学——中，无法确定的主要还是经济、政治以及在我们地球上称之为人性的问题。如果自我毁灭并非银河系文明命中注定的归宿，那么，似乎很明显，天空中就应该充满着来自各种恒星的信息宜人的嗡鸣声。

    这些估算是鼓舞人心的。它们表明，从空间接收到信息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深远而充满希望的征兆，哪怕我们否时还无法破译它们。它意味着，某些智能生命已经懂得如何与高度文明共存了，并且度过技术青春期也是可能的。撇开信息的内容不说，单就这一点，就为研究其他文明的必要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如果有数百万个文明比较无规律地遍布于整个银河系，那么离我们最近的距离大约为200光年。即使以光速传播，一份无线电信息也需要二个世纪的时间才能从那里传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之间开始对话，那就好象是当时约翰尼斯·开普勒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才听到答案。特别是由于射电天文学还是一门新科学，我们肯定还比较落后，而进行发射的文明比较先进，因此对我们来说，只接收而不发送的做法是更可行的。对于更先进的文明来说，二者的位置当然得倒过来摆。

    我们正处在用射电探索太空其他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一幅密集的恒星场光学照片中，可以看到成千上万颗恒星。根据我们比较乐观的估计，它们当中有一颗正是先进文明之所在。可到底是哪一颗呢？我们的射电望远镜应当朝向哪一颗恒星呢？在可能出现先进文明的数以百万计的恒星中，我们迄今为止用射电望远镜进行研究的才不过几千颗，也就是说，我们所作的努力只是所要求的千分之一左右。不过，认真的精密的系统探索工作很快就将开始。美国和苏联都已进入准备阶段。这种探索工作的费用比较低，据估计，一艘中型现代化海军驱逐舰的成本就足以应付10年之久的探索地外智能生命计划的费用。

    友善的接触历来就不是人类所遵循的常规，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往往是直接的、有形的；这与接收无线电信号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后者就象接吻那样轻而易举。仔细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两件事，哪怕只是为了看清我们的前程这样做也还是有益的：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段时期之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装备了一支赴太平洋的探险队，这是一次以研究地理、经济和民族主义为目标的航行，总指挥官是彼鲁兹伯爵，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美国战斗过的著名探险家。起航后一年左右，他于1786年7月到达阿拉斯加沿岸一个现在称为利图雅湾的地方。他很喜欢那里的港口，挥笔写道：“天地间再也找不到一个能比这里提供更多方便的口岸了。”就在这个典型的地方，彼鲁兹“发现了一些野人，这些野人挥舞着白色的斗篷和各种各样的皮革，以示友好。一些印地安人荡着独木舟，在海湾里捕鱼……这些野人的独木舟不时地向我们靠拢，他们拿出鱼、海獭和其他动物的皮毛，以及他们衣服上各种不同的小装饰品，跟我们交换铁器。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他们显得很善于交往，讨价还价相当老练，一点儿也不比哪个商人逊色。”

    美洲的土著人的讨价还价日趋激烈。使彼鲁兹感到烦恼的是，他们还经常行窃，偷的主要是铁制品，有一次还偷制服。有天晚上，他们把在武装的卫兵守护下酣然入睡的一些法国海军军官的制服从枕头底下偷走了，手段之高超堪与著名魔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技艺相媲美。彼鲁兹遵照王室的命令，表现得很冷静，但他抱怨说，土人“以为我们的忍耐是无限的。”他蔑视他们的社会。但双方都没有给对方造成严重的损害。等到两艘船的食品得到补充之后，彼鲁兹便驶离了利图雅湾，从此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1788年，探险队在南太平洋遇难，除了一人生还外，彼鲁兹和其余队员都遇难了（原注：彼鲁兹在法国招募船员时，有许多聪明好学的青年报名，但却遭到拒绝，其中就有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科西嘉炮兵军官。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有趣的转折点。如果彼鲁兹接受了波拿巴的申请，罗塞塔石头可能就不会被发现，商博良也许决不会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而且我们的近代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将大大改观）。

    恰好一个世纪以后，特休格特族的一个首领考依向加拿大人类学家G.T.埃蒙斯讲述了他的祖先第一次见到白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只靠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特林格特人没有文字记载，考依也从未听说过彼鲁兹。下面就是从考依故事演译出来的一篇文字：

    一年的暮春时节，一大帮特林格特人冒险北上，来到雅库托特，从事铜的买卖。当时铁比铜更贵重，只是无法弄到货。一进入利图雅湾，四只独木舟就被波浪吞没了。当幸存的人架起帐篷，哀悼他们失去的伙伴时，两个怪物进入海湾。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艺儿，看起来好象长着白色大翅膀的大黑鸟。按照特林格特人的信仰，世界是由经常伪装成乌鸦形状的大鸟创造的，这只鸟把太阳、月亮和星星从禁锢它们的匣子中放了出来。看到这只乌鸦的人全变成石头。特林格特人惊恐地逃到森林里面去躲藏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发观大鸟对他们并不伤害，几个胆子较大的人便慢慢爬了出来，用臭菘叶卷成的土望远镜代替肉眼进行观察，他们以为这样就不会变成石头了。透过臭菘，他们看到大鸟似乎正在收起翅膀，从它们的体内冒出成群的黑色小天使，在它们的羽毛上蠕动。

    一个近于瞎眼的老勇士把人们召集在一起，宣布说，为了公众的利益，他将不惜自己的性命，要前去证实一下这只乌鸦是否真会把他的子孙变成石头。他穿上海獭皮外套，跳上独木舟，下海朝那只乌鸦划去。他爬了上去，听到了陌生的声音，他那受过损害的视力使他几乎分辨不出在他眼前活动的许多黑色形体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乌鸦吧。当他平安地回到他的同伴中时，人们涌上前去围住他，看到他能活着回来，都感到莫明其妙。他们伸手摸模他，凑上前去闻闻他，看看是否真是原来的那个老人回来了。经过反复思考，老人确信：他所看到的不是神鸟，而是人造的大木舟，那些影子也不是乌鸦，而是不同种族的人罢了。他的话，特林格特人信服了，就去参观了这两艘船，并且拿他们的皮毛去跟大船上的人交换了许多奇怪的货物，其中主要是铁器。

    特林格特人用口头流传的方式保留了完全可信的准确史实，记下了他们第一次几乎以完全平静的方式与外国人当面交往的情景（有关特林格特人的首领考依的介绍说明，即使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中，与先进文明的接触的事例也能几代流传下来。如果在数百或数千年前，地球外的先进文明访问过地球，哪后与之接触的是地球史前的文明，我们也很可以期望有某种可辩认的接触形式遗留下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有案可查的早期技术时代的传说，可以被认为只是记述与地球外文明接触的实例）。要是有一天，我们与地球外更先进的文明遭遇上了，能大体上(哪怕谈不上某种亲善)象特林格特人与法国人的交往那么平静吗？或者，较高级的社会会彻底消灭技术上饺落后的社会吗？16世纪初叶，一种高度文明在墨西哥中部兴盛起来，如阿兹台克人那高超的建筑艺术、巧妙的记录保存法、精湛的艺术以及比欧洲任何一种都更优秀的天文历法。一见到第一批由墨西哥货船载回的阿兹台克工艺品，艺术家A.杜勒尔就于1530年8月写道：“在此之前，我从未见到过今我如此醉心的东西，我见到了……一㖊宽的全金的太阳（实际上是阿兹台克人的天文历书），同样大的全银的月亮，还有满满两舱的各式武器、盔甲和其他令人惊讶的兵器。所有这一切，比任何奇迹都更值得一看。”学者们捧着阿兹台克人的图书，目瞪口呆。有个学者说：“这些书籍简直与埃及人的书籍相差无几。”H.科特斯把阿兹台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描写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那儿，人们的言谈举止简直与西班牙人一样高雅，各种事情也和西班牙人一样被组织得井井有条。考虑到这些人的野蛮习性、他们对于上帝的无知以及与其他文明民族的隔绝状况，再看看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就在写下这段话之后两年，科特斯把特诺奇蒂特兰连同阿兹台克的其他文明彻底摧毁了。下面是一份阿兹台克人记载的材料：

    莫克台祖玛（阿兹台克皇帝）对所听到的情况大为震惊和恐惧，对他们的食物大惑不解。而使他几乎昏厥过去的是，听说西班牙人指挥的大朗巴德炮发射炮弹时轰响如雷，使人胆颤心惊，头晕目眩。从火堆和闪光中蹦出石头一样的东西来。乌烟瘴气，臭味熏人。中弹的山头被夷为平地，化为乌有，树木被炸得碎如锯屑，好象被风一吹，就会无影无踪似的……当莫克台祖玛得知这一切时，先是惊恐万分，继而昏迷不醒，最后心力枯竭。

    报告接二连三地传来，告诉莫克台祖玛说，“我们不如他们强大”“我们无法与他们匹敌”。西班牙人开始被称为“来自上天的神明。”但是阿兹台克人对西班牙人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用下面这样的话来描写他们：

    他们脸上闪着光，像猴子一样掠夺黄金。很明显，他们对黄金贪得无厌；他们如饥似渴，欲壑难填，一心想像饥不择食的饿猪一样，用黄金去填满他们的大肚皮。因此，他们到处乱窜，翻箱倒柜，金条到手，掂量再三，占为已有。中还念念有词，彼此争吵不休。

    但是，他们对西班牙人本性的洞察并没能帮助他们保卫自己，1517年在墨西哥曾出现过一颗大彗星，莫英克台祖玛深信阿兹台克神克察尔科托正以白种人的形象跨越东海回来了，他便立即处决了他的星占学家。因为这些星占学家没有预测到彗星的出现，也没有能解释它的含义。确信灾难即将临头，莫克台祖玛变得冷漠忧郁。1521年，400名武装的欧洲人和他们在当地的同盟者，利用阿兹台克人的迷信，凭借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完全征服并彻底摧毁了100万人的高度文明。阿兹台克人从未见过马匹——在新界里根本没有这种动物，他们没有把炼铁术用于战争，也没有发明火器，但他们和西班牙人之间在技术上的差距并不很大，大概只落后几个世纪。

    我们一定是银河系中最落后的技术社会。任何更落后的社会根本不会有射电天文学。如果地球上不同文化间冲突的可悲经验成了银河系的典型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早应被消灭了，就连对莎士比亚、巴赫和威梅尔的赞赏也许也成了过眼烟云。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也许外星人极其友善，与其说象彼鲁兹，不如说象科特斯（扫校者注：此句不通，疑说反了）。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文明还未被外星人发现，尽管有各种有关未探明飞行物和古代宇航员一类的传言。

    一方面，我们主张，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技术文明学会了与他们自己以及与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共处，那么银河系现在就应有无数的先进文明。我们已经进行了慢速的星际飞行，并把快速星际航行定为人类可能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还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目前地球是否被外星人访问过，将来会不会有外星人前来访问。这二者不是相互矛盾吗？比如说靠地球最近的文明远在200光年以外，那么，他们以近于光速的速度航行，则只需200年时间就可以从那里来到地球。即使以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光速航行，邻近文明的生灵也应该在地球上开始有人类生存至今的期间到达地球了。可他们为什么还没来过这里呢？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也许，我们这里正是头一个技术文明的社会呢，虽然这种想法是违背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的遗言的。在银河系的历史上总得有某一种文明首先问世。我们相信，至少有些文明能避免自我毁灭。也许这种信念是错误的，也许星际宇宙飞行中存在某种无法预料的困难——尽管对于以比光速低得多的速度所进行的飞行来说，要弄清究竟是什么样的障碍并非易事。也许，他们可能就在地球上，只是由于某种银河系的规矩的约束——尊重某种不干涉正在崛起的文明的道德规范，他们隐藏起来了。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正好奇地、不带偏见地观察着我们，以确定我们今年是否又能设法避免自我灭亡，就象我们注视一碟琼脂中的细菌培养液一样。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相一致。如果在许多年前，200光年以外的地方出现了高级的星际空间的文明，那么除非他们到过我们这里，否则就毫无理由认为地球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任何人类技术的产物，哪怕是我们的无线电发射，即使以光速传播也还来不及传播到200光年远的地方去。从他们的现点来看，所有邻近的恒星系对于探索和开拓殖民而言都或多或少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也许会有许多到恒星去的推动力。如果我们的太阳或者邻近的恒星即将变成超新星，一个星际飞行的大规划也许会突然变得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非常先进，发现银河系核心即将爆炸的迹象，就可能认真考虑如何进行穿越银河系或星系之间的星际飞行。这种宇宙的激烈变动经常会发生，以至于在空间流动的文明可能不是罕见的事情。即使如此，他们仍是不大可能到达这里）。

    正在崛起的技术文明，在对本行星系进行探测和发展星际飞船技术之后，慢慢地总会对附近的恒星开始试探性的探测。有些恒星可能没有相应的行星，它们大概都是些巨大的气体世界，或者是很小的小行星。其他的恒星可能伴有一定数量的行星，但有的也许已经有生物居住，或者大气有毒，或者气候不佳。在很多情况下，殖民者们可能不得不对世界进行改造——或者如我们从狭义观点所说的进行地形改造——以使它变得暖和、舒适。改建行星是需要时间的。偶尔也可能发现和开拓一个本身已经很适合居住的世界，利用行星资源在当地建造星际飞船，那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后，第二代的探测和开拓飞行将朝着尚无人迹的恒层起飞。这样，文明可以慢慢地行进，就象地球上枝藤植物的蔓延一样。

    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随着第三或更高级殖民开拓阶段对于新世界的开发，将发现独立扩展的文明。很有可能它们已经通过无线电或其他遥感手段彼此进行过接触了。即将来临的可能是不同类型的拓殖社会。可以预料，具有不同行星需求的两个扩展的文明被此将互不干扰，它们以互相交叉的形式扩展，而不互相冲突。他们也许会合作探索银河系的某个边远区域。即使是邻近的文明，也可能要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去从事这种独立的或共同的开拓殖民冒险事业，而不会与我们这个无名的太阳系邂逅的。

    除非人口数目有所限制，否则任何文明都不可能维持到星际航行阶段。人口显著膨胀的社会，都非得把所有的能源和技术技能集中用来养活和照顾好本行星上的人口不可。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结论，而且完全不以某个特定文明的个性为转移。在任何行星上，不管它的生物学或社会体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口指数的增长必将耗尽一切资源。反之，从事严肃的星际探险和开拓殖民事业的任何文明，一定已经在许多代人中，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在零或非常接近于零的范围内。哪怕在成为某种繁荣的乐园，而且对人口迅速增长的严厉批评业已停止之后，人口增长率低的文明也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开拓许多新世界。

    我和我的同事成廉·纽曼计算过，如果在100万年前，人口增长率低的空间游牧文明已出现在300光年远的地方并向外扩张，开拓适宜的殖民世界，那么，他们的勘测星际飞船也差不多只能到现今才进入我们太阳系。但是，100万年可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啊。如果离我们最近的文明还没有100万年的历史，那他们就还到不了我们这里。一个200光年半径的球体内包含了20万个恒星，以及数目大概与此相当的适宜开拓殖民的世界，按照事物发展的通常进程，只有在20万个其他的世界被开拓殖民之后，我们这个竟然藏有土生土长文明的太阳系才会被偶然发现。

    对于一个文明来说，100万年的历史意味首什么呢？我们的射电望远镜和宇宙飞船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我们的技术文明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具有现代计算方式的科学观点已有数千年历史，普通的文明则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人类在这个行星上的进化只是在数百万年前才开始的。按类似于我们目前技术的进展速率来看，我们与数百万年之久的高级文明之间的差距，就象非洲森林中的小猿或弥猴与我们之间的差距一样大。我们会认可上述猿猴的存在吗？一个比我们先进100万年的文明会对开拓殖民或星际空间飞行感兴趣吗？由于某种原因，人们的生命期是有限的。生物和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可能会揭示这个原因并找到适当的补救办法。我们对宇宙飞行如此感兴趣，是不是因为这是一条能使我们跨越自己有限的生命期而与世长存的途径呢？基本上由不朽的生命组成的智慧生命，会不会认为进行星际探测从根本上说是十分幼稚的呢？外星文明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光临地球，也许是因为在浩潮的空间中散布着大量的恒星，从而使邻近的文明到达地球之前就迁情于其他星球，或者它本身已经进化成我们所无法探测的形式了。

    科幻小说和飞碟文学的共同特点是把外星人假设为大体上像我们一样能干。也许他们有某种不同类型的飞船或射线枪，但在战斗中——科幻小说总是喜欢描写文明之间的战斗——我们和他们总是势均力敌的。事实上，两个星系的文明几乎不可能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相互作用。在任何对抗中，总是一个完全支配另一个。 200万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某个先进的文明执意前来我们太阳系，那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一定大大超过我们。有人担心，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先进文明恐怕是不善的。这种担心是毫无意义的。情况更可能是这样，即他们之所以能生存如此之久，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已学会与他们自己以及与其他文明共处。我们如此害怕与外星人接触，大概只不过是我们的落后状态的反映，是我们对自己曾在历史上蹂躏过比我们稍为落后的文明而感到良心上不安的一种表现，我们还记得哥伦布和阿拉瓦克人、科特斯和阿兹台克人，甚至还有在彼鲁兹之后的特林格特人几代人的命运。我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对未来忧心忡忡。但是，如果星际舰队在我们的上空出现时，我预料我们又会对他们非常殷勤的。

    有一种更为可能的完全不同的接触方式，即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情况：通过无线电，我们接收来自空间另一种文明的丰富而复杂的信息，这样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与他们发生有形的按触。在这种情况下，发射信息的那个文明就无法知道我们是否已接收到他们的信息。如果我们发现所收信息的内容令人不快或带恫吓性，我们大可不必答复。但是，如果所收信息富有价值，那么，它对我们文明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它使我们得以洞察外星的科学和技术、艺术、音乐、政治、道德、哲学和宗教，尤其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人类生存条件的非地方性。我们将学会别的可能的生存条件。

    因为我们愿意与其他任何的文明共享科学和数学的成果，所以，我相信，理解星际电报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但要说服美国国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为探测地外文明提供资金，却是一个难题。实际上，文明也许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文明中，科学家们无法说服非科学家们授权探测地外文明，精力只能用于内部事务，世俗的成见是不可动摇的，社会躇踌不决，并且，重新放弃了探测恒星的努力；另一类文明中，主张与其他文明进行接触的远见卓识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大型的研究计划得以实施。

    这是人类所致力的极少数努力之一，这种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是一种成功。如果我们打算并进行了对包含有数百万颗恒星的地球外无线电信号的精确研究，即使一无所获，我们也可以断言银河系的文明就是有也是极为稀少的。这是对我们地球在宇宙中地位的一个检验，它可以雄辩地证明，我们行星上的生灵是多么稀少。可以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标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如果我们得以成功了，那么，我们人类和我们行星的历史就将会完全改观。

    外星人不难发出一个清晰的人工星际电报。例如，所用的头10个质数——即只能被它们自己和被1除尽的数字——是1、2、3、5、7、11、13、17、19、23。任何天然的物理过程都能发射只包含质数的无线电信息，这看来是极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接收到了这样一种无线电报，我们就可以推断，说那里的文明至少是对质数感兴趣的。但是，情况最可能是这样的：星际通讯用的是某种“羊皮纸”，就象古代作家缺乏纸莎草纸或石头时，就把他们要写的内容重写在原先有字的羊皮纸上。可能在邻近的频率或更快的时标中，会有另外的信息，它传播的其实是一种入门性质的内容，以帮助收听者理解星际演说的语言。进行发射的文明因为无法知道我们何时收听他们的信息，所以他们总是反复重播入门性质的内容。那么，真正的内容是在“羊皮纸”的深层，即写在呼唤信号和入门内容的下面。无线电技术容得下该电报那不可思议的丰富内容。也许，当我们打开接收机时，会发现他们正在播送《银河系百科全书》的第3267卷。

    我们将揭示其他文明的本质。宇宙中总会有许许多多的文明存在，它们由与我们这个行星上任何东西都不同的有机体组成。他们对宇宙的看法也可能多少会有些不同。其艺术和社会职能也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过去从未想过。通过比较彼此的知识，我们会取得无可估量的进步。通过把我们最近获得的信息分门别类地存入计算机的记忆，我们应能弄清银河系的哪个地方存在着哪种文明。不妨设想一下，有那么一台巨大的银河系计算机，一个多少算是银河系中所有文明的本质和活动信息的最新贮存库，一座宇宙生命的巨大图书馆。也许，在《银河系百科全书》的内容中，既有一整套对这种文明所作的总结。即使我们成功地翻译了这部百科全书，这些文明的信息仍然是莫测高深，令人种往，可望而不可即。

    不管我们准备花多长的时间作准备，我们最终将做出决定，给地外文明发出回音。我们将发射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信息——最初只是一些基本的东西——作为长期星际对话的开端。因为星际空间距离如此漫长而光速是有限的，所以这场对话只能从我们开始，而由我们遥远的后裔去继续进行。总有一天，在某个遥远恒星的某个行星上，一个与我们每个人的差别都很大的生命，也许会要求我们向他们发送最新版本的《银河系百科全书》，以获得刚刚加入银河系文明共同体的这个最新社会的一些资料。

    第十三章 为地球呼吁

    整日面对著死，目睹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何必自寻烦去探索星体的奥秘呢？——引自蒙塔古著作中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600年)向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一个问题

    充满星球的太空多么浩瀚，与其他星球相比，我们的地球多么渺小。但是，我们的一切宏伟的计划，一切航行，一切战争，却都是在地球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进行的。那些不惜牺牲无数生灵而发动战争的王公贵族真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他们的野心充其量不过是成为世界的一个可怜的小角落的主人。——引1690年惠更斯所著《关于星球世界及其居民和生命的新猜想》

    太阳对我们说：“我把光明撒向整个世界；在你们感到寒冷时，我给你们送去了温暖；我使田野肥沃，牛羊成群；每天我都要环统地球一周，为的是更好地了解你们的需要，并满足你们新的需要，以我为榜样吧！”——引自加西拉蒙·德拉贝加1556年所著《王家纪事》中的印加神话

    如果追溯到千百万年前，我们就会看到：具有顽强求生意志的小生物从海洋潮间带泥泽中挣扎出来，它们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改变形态，增强本领，从爬行进化到自信地行走在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地奋斗，终于适应了空气环境，活动在大地那无边的黑暗之中；它们在恶劣的气候和饥馑中改变自己的形态，变得越来越与我们形似；它们朝着难以置信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扩展自己，强化自身，最后变得与我们相差无几。至今，在我们的头脑中、血管里都有着它们的烙印……。那种认为过去的一切只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现有的一切都只是晨曦的亮光，都可能是正确的。那些认为人们的头脑所想到的一切都不过是临醒前的梦境，也可能是正确的……脱离了我们的门第观念，思想将会产生飞跃，并将反过来影响我们，扩展我们狭隘的眼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想象中的还孕育在人类肢体中的生命能够屹立在这个星球上，笑着向太空张开双臂，就象我们现在站在小凳子上一样。

    ——H.G.威尔斯1902年所著《发现未来》，见《自然》杂志第65卷，第326页

    人类发现宇宙，犹如近在昨天。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都只知有大地，不晓得天外有天。只是到了 1000 年前， 尤其是阿里斯塔恰斯时代以后，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并非位于宇宙的中心，并非是宇宙的主宰，而只是生活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脆弱的小天地之上，湮没在广阔无垠、永恒不变的宇宙大海之中，漂游在千亿个星系、上百兆亿个星球之间。我们斗胆检测了一下这“海水”；结果发现宇宙之海竟与我们有不解之缘。我们竟是由星尘演变来的。追本溯源，人类的产生和进化，都与遥远的宇宙中发生的事件有关。因此，我们探测宇宙的航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正如古代神话所说的，人类既是天之子，也是地之子。人类在地球生存的过程中，逐步继承了危险的进化包袱：对侵略和陈规陋习的嗜好和媚上仇外的习性，这对人类的生存是很不利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同情别人、热爱子孙后代、渴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荣的有力武器。人类本性中的哪一方占上风尚无定论；尤其是当我们的眼光、理解力和思想境界只局限于地球，甚至只局限于地球上其一个小部分时，就更没有定论了。然而，宇宙的无穷奥秘，还要靠我们去发掘，因为至今尚无迹象表明，地球以外存在更高级的生命。这使我们不由得怀疑，象我们这般的文明是否总是轻率地、不可逆转地走向自我毁灭。从宇宙空间观看地球就无所谓国界了。假如地球是一个脆弱的蓝色发光体，在群星的辉映下正在衰变成一个不显眼的光点，那么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就难以维持了。宇宙旅行能使我们的眼界开阔。

    在有些世界中，生命从未产生过，而在另一些世界上生命已经由于意外的宇宙灾祸而焚灭。但我们的世界却格外幸运，我们不仅还很好地生存着，而且还强有力地、牢牢地控制着我们的文明和人类自身。如若我们不为地球呼吁，还有谁来为它呼吁呢？如若我们不为自己的生存承担责任，那么要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人类正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冒险，如果成功，这个冒险既象土地的开拓或从树上迁居地上一样重要。我们正在犹犹豫豫地打破地球的桎梏，隐匿一点地表现在对地球上头脑比较原始的同类的对抗和征服上，显露一些地表现在到其他星球上去旅行及倾听来自遥远星球的信息。这两个方面又是密不可分的。我认为，它们还是相辅相成的。但我们的精力却更多地注重于战争。嗜好互相猜疑，几乎毫不关心人类或地球，这无异于毁灭人类自己。正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如此可怕，我们就不愿去多加考虑。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去考虑，又怎能加以纠正呢？

    所有思想健全的人无不为核战争而担心，可是每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在计划着核战争。尽人皆知，进行核战争是发疯的行为，但每一个国家又总有种种借口（发动战争）。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连锁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人正在研究原子弹，美国人因此赶紧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然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苏联也就要造原子弹。接着，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就一一起而效尤。到二十世纪末，许多国家都将拥有核武器。要设计核武器并不难，裂变物质可以从核反应堆得到。核武器几乎成了一种家庭手工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常规炸弹当时称为巨型炸弹。这种炸弹内装20吨TNT炸药，能摧毁整整一个街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城市承受的炸弹总共约有 200 万吨，1939～1945年之间投下的这种巨型炸弹达10万枚，200万吨，考文垂（英格兰）、鹿特丹（荷兰）、德累斯顿（德国）和东京（日本）都遭到了狂轰滥炸，造成了无数的伤亡。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只要爆炸一颗普普通通的热核炸弹，就能释放出 200万吨的能量， 即一颗这样的炸弹，就能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投炸弹的破坏力。可世界上的核武器数量已何止成千上万！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苏两国的战略导弹和轰炸机的弹头将瞄准15 000个以上的预定目标。这样，地球将没有任何安全的绿洲了。死神正在耐心地等待有人去摩擦神灯。这些武器释放的能量将远远超过100亿吨。如此巨大的破坏力不是在6年的时间内，而是在几个小时内释放出来，相当于在地球上的每个家庭头上落下一枚巨型炸弹，等于在一个悠闲的下午每秒钟发生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核爆炸的直接杀伤力是冲击波，它能摧毁数公里以内的坚固建筑物。其次是原子爆炸产生的巨大烈焰、伽马射线以及中子流，它们能把路过的人的五腑六腑烧焦。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一位幸免于难的日本女学生，据其目睹情景写道：

    天昏地暗，我听到了其他同学哭爹喊娘的呼喊。在一座桥基旁以前挖掘的大水池中，我看到一位母亲在恸哭，她高高地托着一个裸体的婴儿，孩子被烧得浑身通红。另一位母亲则一边抽泣着，一边让她的宝宝凑近她那被灼伤的乳房。许多学生站在水池里，只有头露出水面，他们紧握双拳在空中挥舞，凄惨地尖叫着，呼喊着自己的双亲。所有过路者都浑身带伤，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人们的头发被烤得卷曲起来，变了颜色，沾满了灰烬。人们的模样变得千奇百怪，简直不象是这个世界的生灵。 与稍后的长崎爆炸不同，广岛的原子弹是在远离地面的空中爆炸的，因此它产生的放射性尘埃数量少得多。1954年3月1日，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基地所进行的核爆炸产生了比预料高得多的放射性尘埃。巨大的云状放射性尘雾降落在 150 公里以外的朗格拉普环礁上。当地的居民把这次爆炸比喻为在西边升起的太阳。若干小时后，放射性尘埃雪片般撒落到朗格拉普环礁上。但人们受到的平均辐射量只有 175 拉德左右，还不到一般人致死量的一半。由于爆炸试验远离人群，死亡的人并不多。但是，人们吸入的放射性锶浓缩在骨头中，放射性碘则渗入了他们的甲状腺，以致事过不久，当地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患上了甲状腺异常，以及发育迟缓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作为补救措施，马绍尔群岛上的居民受到了专门的医护。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只相当于 13000 吨TNT，而比基尼核试验的爆炸力也只有1500万吨TNT。假如爆发全面的热核战争，那么就会有相当于 100 万个广岛那样的原子弹落到世界各地。广岛的原子爆炸杀死了大约10万人。按这样的致死率，全面的热核战争则足以杀死1000亿人。而到二十世纪末，地球上的人口还不足50亿。（扫校者注：事实是60亿） 当然，在这样一场核战争中，不见得人人都会死于冲击波、爆炸烈焰、辐射线和放射性尘埃。不过，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因为放射性尘埃会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百分之九十的锶－90衰变要96年，铯－137要 100 年，碘－131要一个月。

    核战争的幸存者将可目睹不可思议的后果。高空中的氮将会烧掉并变成各种氮的氧化物，从而消耗掉高空大气层中的大部分臭氧，使大剂量的太阳紫外线透过大气层（原注：这一过程与烟雾喷射器中的碳氟化合物推进剂对臭氧层的破坏类似，但危险得多。因此许多国家禁止使用烟雾喷射器，这也被用来解释由于几十光年以外超新星的爆炸造成恐龙的灭绝）。这骤然增加的紫外线通量可能要持续若干年，它会导致皮肤癌，对于浅色皮肤的人尤其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还不知会对地球的生态发生什么影响。大大增加的紫外光会毁灭庄稼，杀死大量的微生物。我们还不能确切地预测究竟是哪些生物、有多少种生物会罹难，也不知道其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被杀死的将是处于巨大生物结构底层的生物，而人类将在这样的生物结构的顶端苟延残喘。

    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中，喷入空中的尘埃将会反射太阳光，从而使地球稍许变冷。但是，哪怕轻微地变冷也会在农业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鸟类比昆虫更易受射线的伤害，虫灾将进一步造成农业的紊乱，这可能是核战争的后果之一。还有另一种值得忧虑的灾祸，全世界的瘟疫都是地区性的，到了20世纪后期，死于瘟疫的人已经不会太多了，这倒不是不存在瘟疫了，而是人的抵抗力增强了，然而，热核战争中产生的辐射至少会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降低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从更长期的效应来看，由于发生变异，会产生新的微生物和昆虫。这对于任何幸免于核灾难的人都可能会造成更深远的麻烦。经过一段时间，当隐性变异重新组合并且表达出来，可能会产生新的可怕的人种来。隐性变异一旦表达出来，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少数不是如此，痛苦将接踵而至，心爱的人不断去世，无数的烧伤患者、瞎子、四肢不全者，惨不忍睹；疾病、瘟疫横行，空气和水体长期滞留着放射性毒素、恶性肿瘤、死胎、畸形儿，比比皆是；缺医少药，文明荡然无存。我们本该避免的一切，却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L. F.理查森是一位对战争问题颇有研究的英国气象学家。他想搞清楚触发战争的原因。战争与天气有某种相似之处。两者都很复杂，但却都有规律可循。这就说明，它们并非不可改变，而是可以认识和控制的自然体系。要了解地球的天气，首先就必须搜集大量的气象资料，就必须搞清天气的实际变化。因此，理查森认为，要搞清战争的规律，其研究途径无疑与研究天气相同。因此他搜集了1820年到1945年期间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地球上爆发的几百次战争的资料。

    理查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本题名为《直接冲突的统计学》的遗著中。由于他竭力想弄清可能发生造成特定数量伤亡的战争所需的时间，他为一场战争的规模规定了一个指数 M，并用这个指数来度量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假如 M＝3， 那就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只不过1000人(103 )。假如 M＝5 或 M＝6，则说明战争的规模大得多，战争中据有10万人(105 )或100万人(106 ) 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数都较大。他从这项研究中发现，一场战争死亡的人越多，这样的战争就越不可能发生。人们等待目睹这场战争的时间就越长，就象猛烈的风暴不如阵雨频繁一样。

    理查森认为，假如不断降低 M 值，直至使M＝0， 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世界的凶杀死亡率，即每隔 5 分钟，就有一人被谋杀。上述情况说明，不仅从次要的角度，而且我认为从最深刻的心理角度来看，战争就是大规模的凶杀。当我们的安宁受到威胁，我们的前程受到挑战时，我们——至少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会不由得怒火万丈。国家受到类似的威胁时，他们有时也会愤慨万分，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愤怒往往是那些谋求权益和私利的人激起的。但是随着凶杀手段的改善及战争威胁的不断增长，必须使许多人同时进入极端激怒的状态，才能形成一场大战。一般说来，因为宣传工具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不断作出这样的安排（但核战争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极少数几个人就能触发一场核战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感情和有时被称之为人的善良本性之间，在古代爬行动物控制发怒的头脑部分——R 复合体，与近代哺乳动物及人类的相应大脑部分——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之间的矛盾。当人类小群地生活，当我们的武器较为简陋时，一个愤怒的士兵只能杀死几个人。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的手段也进步了，同时我们自己也进步了。我们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恼怒、挫折和绝望的感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了不公正的状况。但是，我们现有的武器能够杀死几十亿人，难道我们改善的步伐就够快了吗？在理智教育方面就没有问题了吗？对于战争的起因我们做过勇敢的深入的探讨吗？

    人们通常所说的核遏制战赂，最显著的特点就反映了人类远祖的野蛮性。当代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说过：“遏制，主要应该是心理上的遏制。为了达到遏制的目的，深谋远虑的威胁比明目张胆的恫吓更有效。”然而真正有效的核威胁，有时还包含非理性的姿态，即对核战争恐怖的无知。这样，当非理性的姿态使得一场全面对抗成为似乎不可避免之时，你的对手便被迫屈服于争端的焦点，而不是进行这场对抗。采取令人置信的非理性姿态的主要危险在于，要想成功，你就得装得十分逼真。而过一段时期之后，你便习惯于此了。于是，你就会弄假成真。

    以美苏为首的全球恐怖均势是以地球上的全体居民作为人质的。两国各自对对方的行为设置一定的容许限度，各自警告对方，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核战争便会一触即发。不过，这种限度时时在变化。对于变化了的新限度，双方务必心领神会。它们各自都在扩大自己的军事优势，但这种扩大不是以露骨的、使对方深感不安的方式进行的。它们一直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容忍度。例如，核轰炸机在荒凉的北极上空的飞行、古巴导弹危机、反卫星武器试验、越南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不过是从一系列的令人担忧的例子中略举一二而已。全球的恐怖均势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这种均势取决于不出岔子、不犯错误、不爆发爬行动物的兽性。

    其实，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的不断完善，迟早会把地球推向灾难的深渊。许多美国和来自欧洲的移民科学家，当初研制出了第一代核武器，如今却深为他们放出的这个恶魔而焦虑不安。他们极力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销毁核武器，但无人理会他们的呼吁。美苏两国都憧景取得战略的优势，开始了核军备竞赛。

    与此同时，国际上大规模破坏力的非核武器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人们诡称之为“常规武器”。在过去的25年中，扣除通货膨胀率后，国际上每年的武器贸易额从3亿美元猛增到200亿美元以上。仅以有完整资料的1950～1968年的情况为例，世界上每年平均发生数次涉及到核武器的意外事件，虽然核爆炸的意外不超过1～2次。苏联、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火工业规模庞大，强大有力。美国的军火工业包括了一些著名的民间制造公司。根据一份材料估计，同样技术用于军火工业的利润比民用工业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另外，在军火工业中费用的超支是许可的，其程度在民用工业中则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在苏联，大量的人力、物力、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武器生产之中，这与不太重视消费品生产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据某些人士估计，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完全或部分地为军事工业服务。从事毁灭性武器的研制人员，所获得的工资、享受的特权以及可能拥有的荣誉，都是同行中最高的。对武器研制的保密，在苏联保持得特别长，这意味着研制人员对其工作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受到保护，他们的名字也从不张扬。保守军事秘密的需要使军人在所有社会中成为最难以监察的一部分公民。假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很难阻止他们的行动。由于报酬十分优厚，也由于敌对双方的军火工业在某些可怕的共同点上互相勾结，世界从而会被引向彻底的毁灭。

    每一个大国对于拥有和贮备毁灭性武器都具有可以大肆宣扬的理由。常见的理由包括毫无道理地认为潜在的敌人品质卑劣、修养低下（与可靠的同盟者正相反），或者认为别人，而决不会认为自己有征服世界的野心。每个国家似乎都有一系列的禁区，绝对不许它的人民和追随者越雷他—步。在苏联，这些禁区包括资本主义、上帝和有损国家主权的言行；而在美国，则包括社会主义、无神论和损害国家主权的言行。世界各国，概莫例外。

    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天外观察者，我们该如何解释全面的军备竞赛呢？对于最近不断研制的卫星武器、粒子束武器、激光武器、中子弹、巡航导弹，以及拟议中在所有盟国建造成千上万个地下发射井、装备洲际弹道导弹，对这一切，我们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一万个瞄准好目标的核弹头是为了改善我们生存的前景吗？我们如何对这个星球的居民交待呢？我们都听到过核超级大国振振有词的理由，我们也知道谁在为本国的利益辩护。但是，谁来为人类辩护呢？又有谁来为地球辩护呢？

    人脑质量的三分之二位于大脑皮层，主管直觉和推理。人类是群体进化而来的，因此喜欢有人作伴，互相体贴。我们互相合作，利他主义根植在我们心间。我们对自然界某些部分已有了出色的认识，有足够的动机携手共事，也有足够的能力找出合适的方法来把事情做好。例如我们确想认真地对待核战争，以避免我们的蒸蒸日上的社会出现全面崩溃，难道我们不该考虑重建我们的社会结构吗？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文明在最紧迫的问题上正处于毁灭的边缘：无法维持地球居民的生命、安宁和幸福。因此，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在所有的国家里，尽力探究改变传统的办事方法的途径吗？还不该从根本上重新建立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结构吗？

    在如此令人不安的选择面前，人们总是尽量冲淡问题的严重性，总是认为那些担心世界末日到来的人是杞人忧天。人们还认为，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是不切合实际的，或者是违反“人性”的，好象只有核战争才是切实可行的，好象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全面的核战争还没有发生过，人们由此得出结论，大概将来也决不会发生。但是要知道，这种战争我们只能经历一次啊！真到那时，一切都将悔之莫及。

    美国是极少数几个真正支持一个控制军备竞赛机构的政府之一。但从国防部的预算（1980年达1530亿美元）和军备控制及裁军署的预算（每年 180 万美元）来看，人们对这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一个有理性的社会难道就不能多花些钱用于互相了解，用于防止而不是用于准备下一次战争吗？要研究战争的起因并不难，在现今的世界上，人们的相互理解是极为可怜的，这很可能就是自从埃凯德的萨根王（校者注：公元前2600年巴比伦闪米特人的埃凯德王国的建立者，在此他或许是某个战略计划的代称）时代以来，裁军预算就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状态的缘故。细菌学家和医生研究疾病主要是为了给人治病，他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病原体。让我们在研究战争时，象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把它当作给孩子治病来对待。如今，核武器的大量增加以及反对核裁军的势力已威胁到每个人的安全，因此，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利益，特别的例外。人类的生存全靠我们用智慧和资源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作为核武器的人质，都必须大力进行关于反对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教育。同时，我们还必须教育我们的政府。必须明白，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确保我们生存的可靠工具。我们要敢于向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挑战。此外，我们还必须真正懂得，全世界的所有民族都一样是人。诚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但是，就象爱因斯坦在他的建议被当作不切实际或不符合“人性”时多次重复回答的那样：我们又有什么其他的抉择呢？

    哺乳动物的天性是喜欢用鼻子、用舌头去触摸和亲吻幼仔，也喜欢把幼仔抱在怀里，对他们百般爱抚和珍爱。而这些行为在爬行动物中是极难见到的。假如在我们的头脑中，R-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真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且带有其祖先的偏好，我们可以期望充满柔情的父母挚爱能激发哺乳动物的天性，而缺少抚爱则会引起爬行动物的兽性。某些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哈里·哈洛和玛格丽持·哈洛通过实验室实验发现，如果把猴子单独养在笼子里，即使它能看到其他的猴子，听见它们的声音，闻到它们的气味，笼子里的猴子也会变得惊恐不安、爱发脾气、撕抓自己以及表现出其他一些反常的性格。在儿童中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尤其是在因为得不到大人的抚爱（通常是在孤儿院里）而受苦受难的孩子们中，这种现象非常明显。

    精神病专家J.W. 普雷斯考特别出心裁地对 400 个工业化前期社会进行过一次国际性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孩子们得到充足的抚爱会使他们厌恶暴力行为。即使只得到一般抚爱的孩子，只要青春期的某些必要的活动没有受到压抑，成年后也会厌弃暴力行为。普雷斯考特认为，假如在人生的两个关键时期，即婴儿期和青春期，享受不到欢乐，这些人长大成人后就容易嗜好暴力。在人们普遍相亲相爱的地方，盗窃、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财富仇视以及虐待行为等都不会普遍发生。在虐待孩子盛行的地方，奴役现象，行凶杀人、折磨和残害对手、深信男尊女卑以及崇拜一两种超自然的事物就会屡见不鲜。

    尽管我们可以作出某些推测，但我们对人的行为的认识还不足以确定这些关系的机制。然而人们的相互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普雷斯考特写道：“在一个社会中，假如人们都能爱抚孩子，那么这个社会变为嗜好暴力的可能性就只占百分之二。偶然发生例外的可能性的比例为125 000：1。我找不出任何其他试验性的变数具有如此高的预见性。”孩子盼抚爱，此乃人之常情。如果年青人能按他们的意愿行事，社会发展的结果就会是：成人很难容忍侵略、领土扩张、追求陈规陋习和社会等级制度（当然，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经历这些卑鄙行为的折磨。假如普雷斯考特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核武器泛滥成灾的时代，虐待儿童就违反人性了。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责无旁贷地为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方法就是对我们的孩子给以真挚的抚爱。

    如果奴役、种族主义、厌女癖和对暴力的嗜好是彼此互相关联的话，正如对个人的性格、人类的历史以及跨文化的研究所说明的那样，那么就还有乐观的余地。在我们的社会中，近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延续了几千年的奴隶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通过震撼世界的革命已近于绝迹。千百年来地位低下的妇女一直毫无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力，如今，哪怕在最落后的社会里，也都逐渐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一些较大的侵略战争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因侵略国人民的反战而部分地得到了制止。陈旧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侵略主义的荣誉感已开始失去号召力。另外，也许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的待遇普遍地好转起来。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的变化开始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觉悟到，我们都属于一个物种——人类。

    生活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创建时期的西奥菲拉斯塔写道：“在上帝面前，迷信是懦弱的表现。”在我们居住的宇宙里，各种原子在星球的中心孕育；每一秒钟都有上千个恒星诞生，在年青的行星的空气和水中，阳光和闪电使生命大放吴彩；有时一个星体还没走完银河系的一半路程就在太空中爆炸，为生物的进化提供所需的原料；象银河系一样莫明其妙的事物形成过千亿次；这是一个浩瀚的世界，充满了类星体的夸克、雪片和萤火，可能存在着黑洞和其他的世界，外星文明的无线电信息此刻可能正飞向地球。两相对照之下，迷信和伪科学是多么苍白无力，而追求科学、探究科学才是人类所应该致力的事业。

    大自然的一切都深藏着奥秘，令人神往、敬畏。西奥菲拉斯塔说得有道理，那些害怕知道宇宙真面目的人，那些要求不存在的东西、妄称人类是处于宇宙中心的人，总是更沉缅于对迷信一时的满足之中，而不愿面对现实世界。只有那些勇敢地探索宇宙真面目的人，即使发现事实与自己的愿望完全不同也无所畏惧的人，才能洞察宇宙最深刻的奥秘。

    地球上只有人类才从事科学事业，迄今为止，科学还只属于人类。它是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人的大脑皮层的产物，其存在只有一个理由：它确实起作用。但它还不完善，有时也会用错。它毕竟是一种工具，但却是我们的最好的工具，因为它能自我修正错误，不断地运转，运用于一切事情。它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一，没有神圣的真理，所有的假说都必须加以严格的检验，权威说的话也不该一味盲从：其二，无论什么假设，一经发现与事实不符，就必须加以修正或者抛弃。我们必须以其本来的面貌去认识宇宙，而不能将它与我们的愿望混为一谈。显而易见的东西有时是假想，而意料之外的事有时却是真的。当范围足够大时，任何人的目标就都一样了。而研究宇宙恰恰提供了最大的范围。世上现有的文化象是一个骄傲的陌生人，经过了四、五十亿年的风风雨雨才来到地球这个舞台上，然而只经过几千年的观察就宣布自己掌提了永恒的真理。在一个如此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这种宣称预示着不幸，因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经济体系和知识都不能回答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肯定有许多社会制度比现存的任何制度好得多，科学的使命就是去寻找它们。

    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过一次科学和文明繁荣昌盛的景象，那就是古爱奥尼亚灿烂的文明，其明证则是亚历山大图书馆。2000年前，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奠定了基础，才使我们后来能系统地研究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文学、地理学和医学。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造得到了历代希腊托勒密王的支持。这些国王所继承的领土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古埃及部分。从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王朝建立到其崩治的700多年中，它一直是古代文明的灵魂和心脏。00015.jpeg

    本书提到的一些人物、机械和事件的时间表。安提开塞拉（Antikythera）机械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一种天文计时装置。亚历山大城的希罗曾做过蒸汽机的实验。图中部1000年的空白代表人类丧失的宝贵时机，实在令人惋惜。

    亚历山大城曾是世界的出版中心。当然，那时还没有印刷术，书籍十分昂贵，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手抄的。该馆的藏书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抄本。而且在那里还发明了严格的藏书编目技术。流传下来的旧约圣经大部来自该馆翻译的希腊语译本。历代托勒密王不惜耗费巨资去收集各种希腊书，以及来自非洲、波斯、印度、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各地的著作。托勒密三世尤俄吉提对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位作家的伟大悲剧作品，无论是原稿还是正式版本，他都想从雅典人手中借去。而对雅典人来说，这些作品则是他们的文化珍品，就象英国人对待莎士比亚的手稿和最早的版本那样。他们不愿与其有须臾分离。只是在托勒密王保证归还并付了巨额押金后，他们才同意出借。但托勒密王在把剧本弄到手后，把它们看得比金银还珍贵。他情愿失去作抵押的巨款，也不愿意归还这些剧本，而将其珍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中。恼怒的雅典人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托勒密惭愧地还回的抄本，世上还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如此热烈地猎求知识。

    托勒密王朝并不仅仅满足于收集已成文字的知识。国王们还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以求获取新的知识。这种政策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埃拉托色尼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体积，并绘之戊图。他认为，从西班牙出发一直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喜帕恰斯则预言，行星出现和形成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地运动，最终消亡。正是他首次对星体的位置和大小进行分类，以便检测它们的变化。欧几里得编纂的几何教程，人们使用了23个世纪。正是这部著作，引起了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科学的浓厚兴趣。盖仑撰写的临床治疗和解剖学的著作，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在医学上占统治地位。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在托勒密时代还产生了许多其他著名的人物。

    亚历山大城曾经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一座城市。各国人士都云集那里，或者移居该城，或者前往经商，或者前往学习。在亚历山大港每天都挤满了商人、学者和旅游者。古希腊人、古埃及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希伯来人、波斯人、努比亚人、绯尼基人、意大利人、高卢人和伊伯利亚人，都聚集到这座大城市来交换货物，交换思想。也许正是在这里，“世界性”（原注：“世界性”一词是戴奥真尼斯（Diogenes）创造的， 他是一个唯理论哲学家、柏拉图主义批评家）一词才真正表明了它的含义，即地球上的居民不单单只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大家都来做宇宙的公民……。

    显然，现代世界正是从这里萌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些种子不能生根、枝繁叶茂呢？又是什么使西方世界在黑暗中沉睡了1000多年呢？在亚历山大城已经开创的事业为什么要等到哥伦布、哥白尼及其同代人才重新做起呢？对此，我不能简单地回答。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或学者对他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作出严肃的挑战。他们只对星体的永恒性提出怀疑，但不去探究奴隶制是否合理。而且，一般说来，科学和知识只掌握在少数有特权的人手中。城里的广大居民对于图书馆内的重大发现几乎一无所知。此外，对于这些发现也没有人去进行解释和宣传普及，对居民们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在机械和蒸汽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也主要用于改善武器装，怂恿迷信，以及取悦国王。科学家们从未认识到机械在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方面的潜在作用（原注：阿基米德是一个例外。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设计的水轮机从那时起一直在埃及被用于灌溉耕地。但是甚至他本人都认为，设计这种机械大大有损于科学的尊严）。此外，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成就几乎没有得到直接的实际应用，而科学也从来没有汲取广大群众的丰富想象力。对于社会的停滞不前、人们的悲观厌世情绪和对神秘主义的可怜崇拜，都无人关心，以致很久以后暴徒烧毁这座著名的图书馆时，完没有人挺身而出加以阻止。

    在这座国书馆工作的最后一位科学家叫希帕蒂亚(Hypatia)。 她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新柏拉图哲学学派的领袖。她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超群的成就。她于公元 370 年出生于亚历山大城。在那个时代，妇女没有任何自由，只被当作玩偶。但希帕蒂亚是个例外。她不自觉地冲破了一直由男子独霸的科学领地。希帕蒂亚还是一位绝世美人，许多男人追求过她，但都遭到拒绝。在希帕蒂亚时期，亚历山大城已由古罗马帝国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城死气沉沉，奴隶制逐渐销蚀了古文明的活力。日益增长的基督教教会在努力巩固其势力，竭力想根除异教的文化和影响。在这强大的社会势力的进攻中，希帕蒂亚首当其冲。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尔，因为她与罗马执政官过从甚密，以及她是知识和科学的象征而藐视她，——早期的教会曾把科学知识视为异教。面对个人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希帕蒂亚继续从事教学和发表文章，直至公元 415 年，在她去工作的途中，终于遭到了西利尔手下的宗教暴徒的残害。他们把她拖下马车，扒光她的衣服，用鲍鱼壳刮下她的皮肉。她的遗体被焚烧，她的著作被销毁，地的名字被人遗忘了。西利尔也就成了大圣人。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是一部惨痛的回忆史。在希帕蒂亚死后不久，它的最后遗迹也被摧毁了。整个文明就好象经历了一次自我惩罚的脑外科手术，对文明的记忆、发现、思想和激情的绝大部分都无可绝回地灭绝了。这种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知道被毁的著作的引人入胜的标题，而大部分著作我们既无从了解标题，也无法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确实知道，图书馆珍藏的123部索福克勒斯剧本中幸存者只有 7 部，《俄狄浦斯王》是其中之一。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剧本的命运也大间小异。打个比方，这种浩劫就好象莎士比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只有《科里奥拉努斯》和《冬天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他还写过其它一些剧本。这些剧本现在虽然见不到了，但显然当年曾风行一时，其中有《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尤利乌斯·凯撒》、《李尔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座著名图书馆中所有有关物理学方面的著作无一幸存。在当今的亚历山大城，很少有人对亚历山大图书馆，或者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古埃及伟大的文明有兴趣，而对它们有详细了解的人就更少了。它们已被更新的事件，被其他文化的强制所取代。全世界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以致我们与过去只有极微弱的联系。但是，在离塞拉皮厄姆遗迹仅仅一掷之遥的地方，就有一些东西能使我们追忆起许多灿烂的古代文明：古埃及法老时期的狮身人面象；古罗马戴克里先皇帝的追随者为他竖大的巨大石柱，因为他没有使亚历山大的居民全部饿死；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寺院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高楼大厦、汽车、电车、城市贫民窟以及微波中继塔。很显然，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建筑在四万代祖先努力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没有留下姓名，并已被遗忘。我们会不时发现一些重要的古代文明，例如古埃伯拉文化，它的兴盛时期距今只有几千年，但我们对它却一无所勿。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是多么无知啊！古代的碑铭、文献、书籍把人类的历史串接在一起，使我们尚能领略古代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当我们从中发现他们与我们那么相似时，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本书对我们的先辈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们的名字还未被人忘却；埃拉托色尼、德谟克利特、阿里斯塔恰斯、希帕蒂亚、达·芬奇、开普勒、牛顿、惠更斯、商博良、哈马森、戈达德和爱因斯坦。他们部受惠于西方文化，因为现在地球上的科学文明，主要是西方的文明。但是，所有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西非和中美洲的文化，都对人类社会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都产生过重要的思想家。由于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世界各民族正逐步联结在一起，以飞速的步伐行进在通往建立一个全球社会的最后阶段。徜若我们能在地球上消除种族隔离，而又能保持各自文化上的差异，或者说不去作自我毁灭的蠢事，那么我们将完成一桩伟大的壮举。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旧址附近，至今还有一尊无头的狮身人面像，那是在亚历山大皇帝之前1000年的第十八代法老霍伦赫布时期雕塑的。而在离狮身像不太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现代的微波中继塔。这二者把人类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狮身人面像到中继塔不过是宇宙时的片刻——宇宙大爆炸后大约 150 亿年中的一瞬。过去的一切都几乎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宇宙演化的一切迹象比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珍藏的文化资料毁坏得更加彻底。尽管如此，凭着勇敢和智慧，人类还是找到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所走过的逶迤历程的一些蛛丝蚂迹：宇宙大爆炸释放出大量的物质和巨大的能量，不知又经历了多少年代，宇宙还未定形，还没有星系和行星，更没有生命；浑沌未开，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氢原子亦尚在虚空；四处散布的密度较大的气团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大，氢聚集成比现代的恒星还要大得多的气团；最后在这些大气团中点燃了核反应的火炬。第一代星体就这样产生了，从而照亮了黑沉沉的宇宙空间。但在那时，还没有任何行星去接受这亮光，也没有任何生命去赞赏星空中的奇景。太空炼金炉深处发生的核裂变产生了重元素，以及氢燃烧后留下的尘埃，而这些正是未来行星和生命形式所需要的原材料。巨大的星体不久就耗尽了它们贮存的核燃料。在后来发生的大爆炸的震撼下，这些星体又将其大部分物质重新送回到原来形成它们的较稀薄的气体之中。然后，在星体间的浓云之中形成了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新聚结体，从而产生出新一代的星体。附近较小的聚结体虽然也能变大，但其体积太小，不足以激发核裂变，便朝着形成行星的方向发展。其中有一个由岩石和铁组成的小星体，那就是早期的地球。

    早期的地球在不断的熔融和凝结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甲烷、氨、水和氢气，它们被地球捕集而形成原始的大气和海洋。在阳光的沐浴下，地球逐渐变暖，并产生了风暴和电闪雷鸣。火山爆发、岩浆奔流。这一切过程使原始大气中的分子碎裂，分子的分裂物重新聚结，逐渐生成日益复杂的物质形式，溶解在原始的海洋中。再经过一段时期后，池水变成温暖而又稀疏的液体。在地表上，发生了分子的组合和复杂的化学反应。有那么一天，偶然出现了一种分子能以其他分子为原料，复制出与它们自身相同的分子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能更加准确精细地进行自我复制的分子。自然的选择有利于那些复制能力最强的分子。哪些分子复制得好，哪些分子便增多。由于分子复制的消耗，以及转化成自我复制的有机分子的复杂缩合，原始的海水逐渐变稀了。生命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出现了。

    单细胞植物出现了，而且生命也开始生产出自己的食物。光合作用改变了大气的组成。性别出现了。曾经是自由生活的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特殊功能的复杂细胞。化学感受器进化出来了，味觉和嗅觉也产生了。单细胞生物演化成了多细胞的群体，它们各个部分慢慢发展出特殊的功能。眼和耳也产生了，可以看到和听见来自宇宙的信息。动植物发现陆地上可以维持生命。各种各样的生物嗡嗡作响、匍匐爬行、奔跑追远，扑腾抖动、攀越翱翔。庞大的野兽在浓密的丛林中怒吼。胎生的而不是卵生的小生灵出现了，在它们的血管里奔腾着类似早期海水的原液。它们靠反应迅速和聪明灵巧而生存下来。后来，就在不久以前，某些栖息在树上的小动物离开树木下到地面，它们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使用工具，开始驯化其他的动植物，掌握了火，发明了语言。宇宙炼丹炉的灰烬现在开始出现意识了。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明了文字、城市、艺术和科学，甚至向行星和恒星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都是氢原子在150亿年的演化过程小所作的部分贡献。

    上述的一切听起来象是美妙而可信的神话。但是，它确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进化过程的简单描述。我们是经历了艰难曲折才进化而来的，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宇宙演化的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宇宙氢气工业的最新产品，那是极其珍贵的。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奇异的物质变化，因此我们是多么盼望能听到来自天外的音信啊！

    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都抱有一种奇特的观念，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只要与我们有些差别，我们就觉得有些奇怪或异乎寻常，就觉得难以信任或令人讨嫌。请想想，“外国的”和“稀奇古怪的”这类词所包含的含蓄的贬义。然而，我们文明社会的任何遗迹和文化，只不过代表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假如有一位天外来客看到我们，他就会发现他所看到的人类及其社会中的不同与其相似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宇宙中可能存在许许多多有高级生命的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除地球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人类。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才存在人。我们是稀罕的受到危及的物种。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有人与你有隙，让他活下去吧！因为在1000亿个星系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

    人类的历史是缓慢地认识这样一个真理的过程：我们都是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只忠实于自己和直系亲属，随后，他们的忠诚也只局限在四处流浪漂泊的狩猎——采集群落；再往后是效忠于自己的部落、小地区、城邦、国家。我们现在已大大扩展了我们所爱的人的范围。我们还组成了简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联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为某种事业一起工作，这显然是更富人性和有利于性格塑造的尝试。但是假如我们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的忠诚还必须进一步扩大、它应该包括全人类，包括整个地球。当然，对那些统治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令人不快的。他们害怕失去权势，我们将会听到许多有关叛逆和不忠诚的喧嚣。富裕的国家必须同贫穷的国家分享他们的财富。但是正如H.G.威尔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要么保留人类社会，要么共同毁灭，没有其他的选挥余地。

    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尚无人类。而再过几百万年，谁还会在地球上？在我们这个星球46亿年的整个历史中，尚没有什么东西离开过地球。可现在，无人驾驶的探测飞船正闪烁着银光，矫健地穿行在太阳系中。我们已对20个天外世界进行过初步的探测，包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行星，它们都是在夜空中遨游的光点，它们曾激励我们的祖先去醉心探索。假如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那么有两点理由会使我们的时代为人永志：在这技术蓬勃发展的危险时刻，我们设法避免了自我毁灭；在我们这个时代，星际航行开始了。

    然而，严酷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用来把探测器送往行星的火箭同样也能用于向别国发射核弹头，“海盗”号和‘旅行者”号飞船采用的核技术又正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无线电技术和雷达技术既用于跟踪、制导弹道导弹，以及防御核攻击，也可用于监测和控制宇宙飞船，捕捉地外文明发出的信息。假如用这些技术来毁灭我们自己，无疑就再也不能去探测其他的行星和恒星了。相反也是这样，假如我们继续我们的航天事业，沙文主义将会进一步崩溃，人们就会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将全认识到，我们只能代表整个人类去进行宇宙考察。这样，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光明，而不是走向灭亡，去扩大我们对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了解以及寻找其他地方的生命。无论是进行载人的还是不载人的空间考察，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管则，以及所需要的献身精神和勇敢无畏精神，与进行战争的要求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只要在核战争爆发之前实现了真正的裁军，这样的考察就会使主要国家的军事工业去从事一项长远的、无可非议的伟大事业。耗费在准备战争的精力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变到从事宇宙的开发事业之中。

    要进行一次有限的，甚至是雄心勃勃的不载人的行星考察，开支并不很高昂。美国用于宇航事业的预算并不很高。在苏联，相应的开支要比美国高好几倍。但两国加起来也只相当于2-3艘核潜艇10年的费用，或者许多武器系统中的某一种一年的耗费。197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F/A-18型飞机的费用增加了51亿美元，而F-16型飞机增加了34亿美元。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从一开始花费在无人行星际飞行计划上的钱，比起他们不光彩地花费在战争中的钱一直少得多。例如，1970～1975年间美国用于轰炸柬埔寨（译注：原文如此，地名恐有误，应为越南）的费用高达70亿美元。而美国用于发射探测火星的“海盗”号或探测太阳系以外太空的“旅行者”号的总费用，还不及苏联在1979～1980年入侵阿富汗所花费的钱多。随着先进技术的采用，以及高级技术的刺激，花在宇宙探测中的钱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一项研究认为，在行星探测上每花费 1 美元，国民经济可以回收 7 美元。然而，许多重要而又确实可行的计划却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实施，包括在火星表面行走的巡回车、彗星交会、进入土卫六的探测器和全面探测来自太空其他文明的无线电信号。

    进行较大的空间探测的费用十分高昂，如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基地和人到火星上去探险。因此，我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筹措到这样的巨款，除非在核裁军和“常规”武器的裁减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即使实现了这样的裁军，那时也许会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假如人类能避免自我毁灭，我们就迟早能实现上述计划。一个社会不可能停滞不前。人们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心理、在探索宇宙过程中哪怕是小小的退缩趋势，也会给许多代人带来明显的退却。相反，哪怕对地球以外的探险给予轻微的资助——我们可以学哥伦布，把它称为“星际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类就能最终出现在其他世界上，来庆贺我们参加了宇宙的事业。

    大约在 360 万年前，在今天的坦桑尼亚北部发生了一次火山大爆发，火山灰覆盖了周围的大平原。1979年，古人类学家玛丽·李基在火山灰中发现了一些脚印，她认为这是早期人类的脚印，也许是现代地球上所有人的祖先的脚印。在38万公里远的地方，在我们曾经乐观地称之为静海的一片干燥平坦的大平原上，人类也留下了其他天体上最早的脚印。我们已经走过了 360 万年的旅程，走过了46亿年和150亿年的旅程。

    因为我们是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宇宙局部的化身，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渊源了。我们是在深思其他星球的星球物质，是由1028个原子组成的集合体，我们正在探索原子的演化过程，正在追踪意识产生的漫长历程。我们应该忠诚于全人类，忠诚于整个地球。必须由我们来为地球大声疾呼。维持人类的生存不仅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宇宙负责，对这个古老的、浩瀚的、孕育了我们的宇宙负责。

    附录1 谬误归约论和2的平方根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2的平方根的无理性的原始论证称为谬误归约论。谬误归约论指的是先假设一种说法是真实的，顺理推论，出现矛盾，从而证明该说法是虚假的。兹以现代的实例说明这个理论，即20世纪的一个大物理学家玻尔的一句名言：“一种伟大思想的对立面也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徜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则推论下去难免要承担一点风险。以黄金定律为例，或者以劝阻撒谎或“你不能杀人”为例，考虑它们的反论，就会明白了。也可以先认定玻尔的名言是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这个说法的对立面呢，即“一种伟大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也一定成立。这就是谬误归约论的论证过程。徜若反方的说法是虚假的，则这一名言并不会耽误多少功夫，因为这等于自我承认并非伟大的思想。
     

    下面，根据谬误归约论，用现代论证法论证2的平方根的无理性。论证中只要用到简单的代数法，不必要用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的几何论证法。论证的风格和思维的方式至少和结论一样引人入胜。

    设边长为1个单位（该单位无论是厘米、英寸还是光年都无所谓）的正方形，对角线BC分正方形为两个直角三角形。根据毕达哥拉斯学说，在这样的直角三角形中，12 +12 =x2 。因为12 +12 ＝1+1=2，由此推及x＝2的平方根。假定2的平方根（21/2 ）是一个有理数，21/2 =p/q，式中p和q均为整数。p和q可以代表任何整数，也可以无穷大，当然也可以认为p和q没有公因子。设p=14，q=10，得21/2 =14/10，分子分母都除以2，得p=7，q=5，而不再是p=14，q=10。在任何计算中，分子分母的公因子都要先除掉。p和q可以选用任何数。把 21/2 =p/q两边平方，则得2=(p2 )/(q2 )。两边两乘以q2，则得：

    p2 =2q2 （式1）

    据式1，p2 一定是乘以2的某个数，故p2 是一个偶数。但是，奇数的平方一定是奇数（如12 =1，32 =9，52 =25，72 =49）。所以，p本身一定是偶数，可以写作p=2s，式中s为一个整数。把p代入式1，得：
    p2 =(2s)2 =4s2 =2q2

    最后等式的两边都除以2，则得：
    q2 =2s2

    因此，q2 也是一个偶数。证明过程如上，则q本身也是一个偶数。要是p和q都是偶数，都可以除以2，那么这两个数都没有归约到最小公因子，这和论证前的假设是矛盾的。这里谬误得到归约。但是，哪一个假设是谬误的呢？论证过程中并没有规定公因子不可归约，也没有规定14/10可以归约，7/5不可以归约。所以，原始的假设一定是谬误的。p和q不可能是偶数：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事实上21/2 =1.4142135……

    这个结论真是出人意外！证明过程真是奇妙！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感到难受，千方百计要掩盖住这个伟大的发现。

    附录2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五面体

    正多边形（多边形的英语在希腊语中是多角体的意思）是一个具有n个等边的二维物体。因此，n＝3时，是一个等边三角形；n＝4时，是一个正方形；n＝5时，是一个五边形如此等等。多面体（希腊语的含义是多边的）是一个三维的物体，组成多面体的各面都是多边形。例如，立方体由六个正方形组成。简单的多面体，或者说正多面体，是没有空洞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开普勒研究的本质问题是世界上只能有五面体，而且是正五面体。最容易的证明方法是用毕达哥拉斯的后辈笛卡尔和欧拉发现的关系式。该关系式把正多面体的面的个数F，棱的个数E和顶角的个量V联系起来：

    V－E＋F＝2 （式1）

    所以，立方体有六个面（F＝6）和8个项角（V＝8）；代入式1，得 8－E＋6＝2，即V14-E=2，E=12。式1计算结果立方体有12个边，立方体果然有12个棱。本书文献目录中列出的Courant and Robbins的著作中用简单几何方法证明了式1。根据式1可以证明世界上只能有正五面体。

    多面体的任何一个棱均为相邻的两个多边形的边所共有。再以立方体为例，立方体的任何一个棱都是两个正方形的共边界。如果把一个多面体的所有面的所有边（nF）都计算一遍，则每一个棱都要两次计算。因此：
    nF＝2E （式2）

    以r代表一个顶角的共有边的个数，则在立方体中，r＝3。同理，每一个边都具有两个顶角。如果把所有的顶角（rV）都计算一遍，则每一个顶角也都要计算两次。因此：
    rV＝2E（式3）
    把式2和式3代入式1，则得： 2E/r-E+2E/n=2
    两边都除以2E，则得： 1/n+1/r=1/2+1/E（式4）

    已知n等于3或大于3，因为最简单的多边形是具有三条边的三角形。已知r等于3或大于3，因为至少要三个面夹一个顶角才能构成最简单的多面体。若n和r同时都大于3，则式4的式边得数则要小于2/3。这样，只要E是正数，式4则不成立。于是，再根据谬误归约论，则只能出现两种情况，即或者n＝3，r等于或大于3，或者r＝3，n等于或大于3。

    若n＝3，式4则变化为（1/3）+（1/r）=（1/2）+（1/E），或下式：
    1/r=1/E+1/6（式5）

    据此，r只能等于3、4或5。如果r（原文为E。根据上下文，应为r。——译者注）等于或大于6，则式5不成立。于是，n＝3和r＝3是由 3个三角形共有一个项角构成的多面体。根据式5，这个多面体有6个棱；根据式2，这个多面体有4个面；根据式3，这个多面体有4个顶角。显然，这是一个金字塔或四面形。n＝3和r＝4是一个具有8个面的多面体，其中4个三角形共有一个项角，即八面体。而n＝3和r＝5是一个具有20个面的多面体，其中5个三角形共有一个顶角，即20面体（参见本书第53页）。

    若r＝3，则式4变化为： 1/n=1/E+1/6 ，

    同理可得，r也只能等于3、4或5。若n=3，则又是一个四边形；n=4，则是由六个正方形组成的多面体，即立方体；n＝5，则是由12个五边形组成的多面体，即12面体。

    综上所述，除了3、4和5外，n和r不可能是其他整数。因此，世界上只能有正五面体。这就是用抽象而漂亮的数学方式推导出来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正如大家都看到的，对人类社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 卡尔·萨根《宇宙》1-6

    引　言
    第一章 宇宙的边疆
    第二章 宇宙的音乐
    第三章 宇宙的和谐
    第四章 天堂与地狱
    第五章 神秘的红色行星
    第六章 旅行者的故事
    第七章 夜空的脊柱
    第八章 在时空中旅行
    第九章 恒星的生命
    第十章 永远的尽头
    第十一章　给未来的信
    第十二章　银河系百科全书
    第十三章　为地球呼吁
    附录1 谬误归约论和2的平方根
    附录2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五面体

    引 言

    长期艰苦的研究工作终将揭示现存的奥秘。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即使将毕生都贡献给太空，我们也不可能透彻地研究这样巨大的课题……所以，只有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对太空的全面认识。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会因为我们不懂得那些对他们来说十分浅显的东西而感到吃惊……还有许多东西有待于发现，那时候，我们将被我们的子孙所忘却。如果我们的宇宙不能为每一代人都提供可探索的奥秘，那么，这个宇宙就太渺小，太可悲了……大自然是不肯将其天机一下子全都泄露给我们的。——塞尼卡《大自然的问题》第七卷“第一世纪”

    在古代的日常谈话和生活习惯中，最普通的世事也会跟宇宙间发生的最大事件联系在一起。驱虫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元前1000年的亚述人以为地龙（蚯蚓）是牙痛的病魔，他们的咒语以宇宙的起源为开头，以治愈牙痛为结尾：
    阿努造天空，
    天空造地球，
    地球造江河，
    江河造水流，
    水流造沼泽，
    沼泽造地龙，
    地龙去找沙麦斯和埃，
    哀求哭泣泪涟涟：
    “你何以供我餐，
    你何以供我饮？”
    “是否以你干无花果。”
    “干无花果！于我
    何所用？
    提携我吧，居我于牙缝与齿龈间！……”
    哦，地龙，你出言不逊
    愿埃以其巨掌
    惩治你！
    (治牙痛咒语)
    疗法：将二等啤酒和食油等渗和在一起：默诵三遍以后将该药敷在病牙上。

    我们的祖先渴望了解宇宙，但是他们没有其正找到了解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一个既离奇又规则的小宇宙，其中，阿努、埃、沙麦斯诸神掌管着一切。在这个小宇宙里，人类如果不是起着核心作用的话，起码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人类跟大自然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用二等啤酒治牙痛的疗法也与最深奥的宇宙学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和精确地了解宇宙的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科学已经表明，宇宙是如此浩瀚而古老，因此人间世事往往显得无足轻重。随着人类的成长，人类与宇宙疏远了，宇宙似乎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无关紧要。可是科学发现，宇宙不但横无际涯、辽阔瑰丽，不但可以为人类所了解，而且，从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上说，人类的命运和宇宙息息相关。人类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可以追溯到宇宙及其起源。本书探讨的就是这种宇宙观。

    1976年的夏秋，作为“海盗”号着陆舱模拟飞行队的成员，我跟我的百人科学工作队一起探索了火星。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宇宙飞船首次在另一个星球上着陆了。探索的结果（详见第五章）是引人注目的，这一使命的历史意义是举世公认的。然而，大众对这样伟大的事件却几乎一无所知。报刊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电视对此置若罔闻。当他们知道“火星上是否存在着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他们的兴趣更是有减无增。他们不容许有任何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答案。当我们宣布火星的天空是浅黄色而不象原先所误认为的那样是蓝色的时候，记者们一致报以善意的嘘声——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希望火星跟地球一个样。他们认为，越是证明火星不像地球，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就越小。然而，火星的气势磅礴、景色宏伟。根据个人经验，我确信、全世界对探索行星及其许多类似的科研课题都怀有极大的兴趣——例如生命的起源、地球、宇宙、地外文明的研究、人类和宇宙的联系等等，我还确信，这种兴趣可以通过电视这个最有力的传播媒介而得到激发。

    “海盗”号资料分析及探索计划处处长 B·金特里·李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人。我们俩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跃跃欲试，决定就这些问题做点工作。李建议我们组织一个专门的电视制作公司，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法传播科学。后来，我们接洽了若干项目，但是其中最有趣味的是KCET（美国公共广播局洛杉矶中心站）提出的要求。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制作一部关于天文学的13集电视连续片。这一套电视片要以人类为中心展开，以普通观众为服务对象，既要场面壮观，又要配乐和谐；既要有教育意义，又要给人以美的享受。我们跟担保人进行了洽谈，雇了一名监制人，结果我们承担了一项为期3年的叫作“宇宙”的制片任务。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估计这部电视片在世界上的观众有1亿4千万，占地球这个行星的人口的3%。我们相信，大众远比人们普遍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也相信关于宇宙的性质和起源的最深奥的科学问题能够激发一大批人的兴趣和热情。当前这个时代正处在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也许也正处在人类进化的十字路口。不管今后走哪一条路，我们的命运已经跟科学牢牢地联结在一起。了解科学已经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此外，科学是一种乐趣，人类的进化注定我们要乐于了解科学，因为了解科学的人生存的可能性更大。《宇宙》这部电视系列片和本书为如何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和乐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本书和电视系列片是同时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相辅相成的。本书里的许多插图取自为电视系列片摄制的稀有图片。但是本书的读者和电视观众不尽相同，因此编辑方法也就不一样。书籍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可以让读者反复阅读那些晦涩难解的部分，而电视只有在录像磁带和录像光盘的新技术出观之后才有可能这样做，书籍的作者可以自由选定一个章节主题的范围和深度，而一个非商业性电视节目则只能限制在58分零30秒钟之内。在许多问题上，本书的讨论比电视系列片更深入。有些题目本书并没有讨论，但在电视片里讨论了。本书模仿坦尼尔关于艾丽斯和她的朋友在高重力和低重力环境中的组画能否通过严格的电视剪辑还是一个问题。今我欣慰的是，画家布朗画的那些优美的插图及其说明在本书里可以说是适得其所的另—方面，电视片里所介绍的“宇宙历”本书没有收录——部分原因是“宇宙历”在我的《伊甸园的飞龙》里已经讨论到了；同样，我在本书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罗伯特·戈达德的生平事迹。因为在《布罗卡的脑袋瓜》一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他的情况。但是电视系列片中的每一集都跟本书相应的章节密切相关。我希望读者观众能够受益于两者，且相得益彰。

    为了明晰起见，我在若干情况下不止一次地介绍了某个概念——先是轻描淡写，然后由浅入深。例如在第一章里，“宇宙物质”这个概念先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后来才进行深入讨论。又如第二章里关于“突变”、“酶”、“核酸”的讨论也是如此。有些概念不是按历史的先后次序阐述的，例如古希腊科学家的思想到第七章才介绍。对约翰尼斯·开普勒的讨论却放在第三章。但是我认为，只有先了解古希腊人因一步之差而没有完成的伟业，我们才能够对他们的成就做出充分的估价。

    科学跟人类的其他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讨论的时候免不要涉及到社会、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许多问题。有时候是一带而过，有时候则正面论述。

    即使拍摄科学电视系列片也常常受到世界性军事行动的干扰。当我们在莫哈夫沙漠用与“海盗”号着陆舱一样大小的模型进行探索火星实习时，我们经常受到在附近试验场进行轰炸航线演习的美国空军的阻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从早晨 9 点到11点，我们的旅馆是埃及空军扫射航线的演习目标。在希腊的萨莫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演习，他们在地下和山坡上构筑大炮、坦克掩体，所以我们迟迟不能获得自由拍摄权。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在一条农村公路上使用步话机组织拍片的后勤工作，引起了一架捷克斯洛伐克空军战斗机的注意。这架战斗机一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我们用捷克语向他们再三保证不会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后才离去。在希腊、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拍摄小组所到之处都有国家保安机关特工人员的陪同。起初，当我们征求在苏联卡卢加拍摄的意见，并建议就俄罗斯宇宙航行学先驱康斯坦廷·齐奥尔科夫斯基举行讨论会时，我们的要求受到了阻拦。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因为那里即将对不同政见者进行审判。我们拍摄小组人员无论到哪一个国家都受到友好款待，但是全世界到处都有军事活动，每一个国家都忧心忡忡。我的经验更使我决心在电视系列片和本书的有关章节探讨社会问题。

    科学的真谛在于其自身日臻完善。新的实验结果和新的学术思想不断地解破旧谜。例如，在第九章里，我们讨论了太阳所产生的难以捕捉的粒子（称为“中微子”）似乎太少这个事实，同时我们还列举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在第十章里，我们怀疑宇宙里是否有足够的质量可以最终阻止遥远星系的退行，我们也怀疑宇宙是否能永存不朽。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里德里克·莱恩斯的实验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莱恩斯相信他已有两种发现，其一是中微子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只有一种可以用观察太阳中微子的望远镜捕捉到，其二是中微子不同于光，是有质量的，因此宇宙空间里所有中微子的引力有助于闭合宇宙而防止它无限膨胀。未来的实验将证实这些观点正确与否，但是这些观点的出现说明了人们勇于不断地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基本科学理论进行重新估价。对科学来说这正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所以不能对每一个有贡献的人都表达我的谢意。然而，我还要特别感谢 B·金特里·李及《宇宙》电视系列片全体制作人员——包括老一辈制片人杰弗里·海恩斯－斯太尔斯和戴维·凯纳德以及监制人艾德里南·马龙，画家乔恩·龙伯格（他那富有独创性的布景设计与组织能力对《宇宙》的拍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约翰·阿利森、阿道夫·沙勒、里克·斯特恩巴赫、唐·戴维斯、布朗和安妮·诺西亚；顾问唐纳德·戈德史密斯、欧文·金杰里奇、保罗·福克斯和黛安妮·阿克曼、卡墨伦·拜克；KCET管理人员，特别是格雷格·安多尔弗（他首先把KCET的建议传达给我们）、丘克·艾伦、威廉·拉姆和詹姆斯·洛珀，《宇宙》电视系列片的担保人和合作制片人，其中包括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公共广播公司、阿瑟·维宁·戴维斯基金会、艾尔弗雷德·斯龙基金会、英国广播公司和波利特尔国际组织。其他协助人员的名单列在书后。当然，归根结底，我要对本书的内容负责。我还要感谢蓝灯书屋的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感谢本书编辑安·弗里德古德和设计罗伯特·奥利西诺的卓越的工作和在电视系列片及本书最后限期眼看就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特别感激我的助理谢利·阿登，她任劳任怨，不但出色地承担了第一稿的打字任务，还出色地承担了几个制作阶段不同稿子的打字任务。当然这只是她对《宇宙》拍摄工作的许多贡献之一。我对下列人员感激不尽：康奈尔大学校方（他们给我两年的假期搞这个项目）和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及学生，还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所及“旅行者”号摄像队的同事们。

    安·德鲁彦和史蒂文·索特都是这部电视系列片的合著者，他们对写成《宇宙》这本书的贡献尤其大、他们对本书的基本思想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对全书的内容及其措词，经常提出宝贵的意见。我深切地感激他们对本书进行严格的审阅，对修订初稿所提出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意见，以及对本书内容有重大影响的电视片文稿所作的重要贡献。我在跟他们多次的讨沦中所感受到的乐趣是我从事《宇宙》这项工程的主要报偿之一。

    第一章 宇宙的边疆

    人类被创造之前称为致命笑巫、黑夜之巫、蓬头与黑巫……他们生性聪明，洞察一切，对周围的事物一目了然，因而对苍穹和地球图谋不轨……(后来造物主说)“他们无所不知……我们该如何对付他们呢？让他们目光短浅吧，让他们眼界狭窄吧！……我们难道不是要把他们造成头脑简单的动物吗？他们难道也要成为神吗？”

    《凯查马耶族圣经》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圣经·约伯记》

    我索取荣誉的对象不应该是太空，而应该是我的灵魂。假如我拥有一切，我就无所用心。好大喜功则为宇宙汪洋所吞没，开动脑筋则领悟世界。

    布菜斯·始斯卡《感想录》

    已知的事物是有限的，未知的事物是无穷的；我站立在茫茫无边神秘莫测的汪洋中的一个小岛上。继续开拓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职责。

    T.H.赫胥黎

    宇宙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己，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颤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大多数人类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作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崭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奥非凡，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等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每秒钟传播18.6万英里，约30万公里，也就是7倍于地球的周长。一束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用8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离我们8光分。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相当于6万亿英里)的空间，这个长度单位——光在一年里所通过的距离——称为一光年。光年不是度量时间的单位，而是度量距离的极大单位。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33 分之一①。(1033 ，在10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从一个星系际的优越地位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模糊纤细的光须象海水的泡沫一样遍布在空间的浪涛上，这些光须就是星系。其中有些是孤独的徘徊者，大部分则群集在一起，挤作一团，在大宇宙的黑夜里不停地飘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极其宏伟壮观的宇宙。我们隶属于这些星云，我们所见到的星云离地球80亿光年，处在已知宇宙的中心。

    星系是由气体、尘埃和恒星群(上千亿个恒星)组成的，每个恒星对某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太阳。在星系里有恒星、行星，也可能有生物、智能生命和宇宙间的文明。但是从远处着眼，星系更多地让人想起一堆动人的发现物——贝壳，或许是珊瑚——大自然在宇宙的汪洋里创造的永恒的产物。

    宇宙间有若干千亿(1011 )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由1000亿个恒星组成。在所有星系里，行星的数量跟恒星的总数大概一样多，即1011 *1011 =1022 。在这样庞大的数量里，难道只有一个普通的恒星——太阳——是被有人居住的行星伴随着吗？为什么我们这些隐藏在宇宙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的人类就这样幸运呢？我认为，宇宙里很可能到处都充满着生命，只是我们人类尚未发现而已。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80亿光年以外嵌着银河系的星系团催迫着我们去探索。探索太阳和地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确信，有人居住的这个行星只不过是一丁点儿的岩石和金属，它靠着反射太阳光而发出微光。在这样的大距离里，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旅程只到达地球上的天文学所通称的“本星系群”。本星系群宽达数百万光年，大约由20个子星系组成，是一个稀疏、模糊而又实实在在的星系团。其中的一个星系是M31，从地球上看，这个星系位于仙女星座。跟其他旋涡星系一样，它是一个由恒星、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火轮。M31有两个卫星，它通过引力——跟使我呆在坐椅上相同的物理学定律——将矮椭圆星系束缚在一起。整个宇亩中的自然法则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离地球200万光年。

    M31 以外是另一个非常相似的星系，也就是我们自已的星系。它的旋涡臂缓慢地转动着——每2亿5千万年旋转一周。现在，我们离地球4万光年，我们正处于密集的银河中心。但是， 假如我们希望找到地球的话，就必须将方向扭转到银河系的边远地带，扭转到接近遥远的旋涡臂边缘的模糊的地方。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象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他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双星都象木星与太阳一样分离开来。有些恒星——超新星——的亮度跟它们所在的整个星系的亮度一样；有些恒星——黑洞——在几公里以外就看不见了。有些恒星的光彩长年不减；有些恒星闪烁不定，或以匀称的节奏闪烁着。有些恒星稳重端庄地转动着，有些恒星狂热地旋转着，弄得自己面貌全非，成了扁圆形。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成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青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千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每个星系都是太空中的一个岛屿，它们与其邻居隔光年之距遥遥相望，我可以想象，在无数星球上的生物对宇宙的模糊认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开始的时候都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小小的行星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区区可数的恒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星星了。我们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宇宙的正确认识是逐渐形成的。

    有些恒星可能被数百万个没有生物的由岩石构成的小星球所包围，这些小星球是在它们演化的某个初级阶段冻结而成的行星系。大概许多恒星郡有跟我们类似的行星系：在外围具有由大气环所包围的行星和冰冻卫星，而在接近中心处则有温热的、天蓝色的、覆盖着云的小星球。在一些行星上可能已经有高级动物，他们也许正在从事某种巨大的工程建设来改造他们的行星世界，他们是我们宇宙中的兄弟姐妹。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很大吗？他们的形状、生物化学、神经生态、历史、政治、科学、技术、艺术、音乐、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后院——离地球1光年的地方。包围着我们的太阳的是一群巨大的雪球，这些雪球由冰块、岩石和有机分子组成：它们就是彗核。每当恒星经过的时候都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引力作用，最后迫使它们当中的一个雪球倾倒到内太阳系。由于太阳热的作用，冰块被蒸发，于是就出现了美丽的彗尾。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星系的行星上。这些星球相当之大，它们都是太阳的俘获物。由于重力作用，它们被迫作近似圆周运动。它们的热量主要来自太阳。冥王星覆盖着甲烷冰，它唯一的伙伴是它的巨大卫星卡戎。冥王星是被太阳照亮的，因为太阳离它很远，从漆黑的天空中看上去，太阳只不过是一个明亮的光点。巨大的气体星球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太阳系的宝石——和木星部分别有一个冰冻卫星作伴相随（这些行星近年均被发现有更多的卫星甚至卫星群相伴随。——编著）。在气体行星及其冰冻卫星的内侧就是充满岩石的温暖的内太阳系。例如，在那里有红色行星——火星。在火星上有高耸的火山、巨大的裂谷、席卷火星的大沙暴，并且，完全可能还有一些初级形态的生物。所有太阳系的行星都绕着太阳运转。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恒星，它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氢气和氦气的热核反应炉，它的强光照耀着整个太阳系。

    经过一番漫游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这个弱小的浅蓝色星球。宇宙汪洋茫无际涯，范围之大，难以想象，而这个星球仅是其中之一，完全淹没于宇宙汪洋之中，它的存在可能仅仅对我们有意义。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母亲。人类是在这里诞生和成长的，是在这里成熟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激发了探索宇亩的热情。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正在痛苦和不安之中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

    人类有幸来到地球这个行星上。这里有充满氮气的蓝天，有碧波荡漾的海洋，有凉爽的森林，还有柔软的草地。这无疑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从整个宇宙来看，它不但景色迷人，天下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行程所经历过的所有时空当中，只有这个行星上的人类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索。必定有许多这样的星球散布在整个宇宙空间里，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人类百万年来用巨大的代价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我们这个世界人才济济，人们勤学好问。我们的时代以知识为荣。我们是很幸运的。人类是宇宙的产物，现在暂时居住在叫做“地球”的星球上。人类返回家园的长途旅行已经开始。

    跟许多其他的发现一样，人类发现了地球是一个小星球。那是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在被一些人称为公元前三世纪的时代，在当时最大的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发现的。在这个城市里住着一个名叫埃拉托斯尼的人，当时一个最羡慕他的人称他“贝塔(β)”——希腊文的第二个字母。这是因为，他说埃拉托斯尼是世界上第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但是埃拉托斯尼显然几乎在所有的领城里都是“阿尔法(α)”(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他是一个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诗人，戏剧批评家和数学家。他的著作从《天文学》到《痛解论》，样样都有。他还是亚历山大市图书馆的馆长。有一天，他从该馆的一本手抄本里读到下面—段话：在南部边疆西因前哨靠近尼罗河第一大瀑布的地方，在6月21日正午， 直立的长竿在地面上没有投下阴影。在夏至那天——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圣堂圆柱的阴影越来越短，最后在正午消失掉。这时太阳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在一口深井的井水里可以看到太阳的倒影。

    上述的观察是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长竿、阴影、井里的倒影、太阳的位置——日常生活中这样简单的事情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但埃拉托斯尼是一个科学家，他当即想到做一个实验，实地观察一下亚历山大的直立长竿是否在6月21日正午会在地面上投下阴影。结果他们的实验证实；长竿在地面上投下了阴影。

    埃拉托斯尼自我思忖：为什么在西因的长竿不投下阴影，而同一时刻在北边的亚历山大的长竿却投下明显的阴影呢？假设在一幅古埃及的地图上有两根等长的垂竿，一根直立在亚历山大，另一根直立在西因。假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两根长竿都没有在地面上投下阴影，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只要地球是扁平的。这时候，太阳在头顶直射。如果两很长竿在地面上投下等长的阴影的话，在扁平的地球上也说得通：这个时候太阳光线以同样的角度斜射在这两根长竿上。但是在同一时刻，在西因没有阴影，而在亚历山大却有明显的阴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认为唯一可能的答案是：地球的表面是弧形的，而且弧度越大，阴影长度的差别就越大。因为太阳离我们如此之远，所以阳光照射到地球的时候是平行的。长竿与太阳光线的夹角不同，它们在地面上投下阴影的长度也就不同。就投在地而上的阴影长度的差别而言，亚历山大和西因之间的距离必定是它们在地面上的偏差角——约7度。也就是说，假如将长竿插入地心，它们就会在那里相交成7度角。7度相当于整个地球圆周360度的1/50。埃拉托斯尼知道亚历山大和西因之间的距离约800公里，因为他雇人步测过。800公里乘50等于40 000公里：这就是地球的圆周长度（原注：如果改用英里作量度单位，亚历山大和西因之间的距离约等于500英里，那么地球周长即为500英里×50＝25 000英里）。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埃拉托斯尼唯一的工具是长竿、眼睛、脚和头脑，再加上对实验的兴趣。凭着这些东西，他推断出地球的圆周长度，误差只有百分之几，这在2200年前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他是第一个正确地测量出一个行星的大小的人。

    那时的地中海以航海业驰名，亚历山大是当时我们这颗行星上最大的海港。当你知道地球是一个直径不太大的星球时，难道你不想出海去探索吗？难道你不想去探索那些未被发现的国土，甚至去做环球航行吗？比埃拉托斯尼早400年的时候，一支腓尼基舰队受雇于埃及法老尼科，曾经环绕非洲一周。他们从红海启航（很可能是乘没有甲板的敞口船），顺着非洲东岸南下，再从大西洋北上，最后从地中海返航。这次史诗般的旅程花了3年的时间，相当于现代“旅行者”号宇宙飞船从地球飞往土星所需的时间。

    根据亚历山大城阴影的长度，可以测出角A的度数。根据简单的几何公式（“两平行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内错角相等”），角B等于角A。于是，在测出亚历山大城阴影的长度后，埃拉托尼推算出亚历山大城和西因城在地球表面的距离（偏差角——译注）是：∠A＝∠B＝7°

    在埃拉托斯尼的发现之后，勇敢而好冒险的水手多次进行过伟大的航海尝试。他们的船只很小，他们的航海仪器很不完善，他们仪根据测程仪和罗盘推算船位，并且尽可能沿着海岸航行。在陌生的大海里，他们虽然能够通过一夜又一夜地观察星座与地平线的相对位置来测定船只的纬度，但却不能够测定船只的经度。熟悉的星座对在陌生大海里的人一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星星是探索者的朋友，在当时就是地球远洋航船的朋友，而现在则是太空宇宙飞船的朋友。埃拉托斯尼算出地球的圆周长度之后，有些人可能尝试过环球航行，但是在麦哲伦以前，没有人获得成功。勇敢和冒险的故事在早期一定被说成是水手和航海家——世界上最讲究实际的人——拿他们的生命跟亚历山大的一个科学家的数字打赌！

    在埃拉托斯尼时代，人们造出了地球仪，用以表示从空间看到的地球。这种地球仪在他们了如指掌的地中海地区基本上还是切合实际的，但是离开他们家乡越远，这种地球仪就变得越不符合实际。我们现在对宇宙的认识也难免遇到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在第一世纪，亚历山大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写道：

    “那些试图环球航行的人，返回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曾经受到大陆的阻碍，因为大海始终是敞开的。他们之所以返回，是因为信心不足、缺乏粮食……埃拉托斯尼说过，如果广袤的大西洋不是一个障碍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海路从伊比利亚抵达印度……在温带完全有可能有一、两个可居住的陆地……当然，如果(我们星球的另一部分)有人居住的话，住在那里的人跟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把那里看成是另一个世界。”

    人类就是这样开始千方百计地探索其他世界的。

    后来对地球的探索是全球性的，有到中国和波利尼西亚去的，也有从中国和波利尼西亚出发的。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及随后几个世纪的历程算是达到了高潮，因为到那个时候，从地理上探索地球的任务已告结束。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与埃拉托斯尼的计算最直接相关。哥伦布对自己的“印度群岛冒险计划”简直着了迷，他不打算顺着非洲海岸航行，然后向东驶抵日本、中国和印度，他决心闯入陌生的西部海洋——即象埃拉托斯尼所大胆预见的那样，“通过海路从伊比利亚抵达印度”。

    哥伦布曾经是旧地图的行商，也是古代地理学家——其中包括埃拉托斯尼、斯特拉博和普图利米——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著作的热心读者。但是，为了推行“印度群岛冒险计划”，为了使船只和船员能够在长途航行中生存下来，地球必须比埃拉托斯尼所说的小，所以，哥伦布在计算的时候耍了个花招。正如萨拉罗卡大学的考察人员准确无误地指出的那样，从哥伦布能找到的所有书本上，他采用了最小的地球圆周长度和最大的亚洲东延范围，甚至还再加以夸大。假如哥伦布在旅途中没有遇到美洲的话，他的探险就会彻底失败。

    现在地球已经经过彻底的探索，再也不可能发现什么新大陆或失落的土地。但是，过去我们用来探索并定居住地球最遥远的地区的技术，现在可以用来飞离我们这个行星，去进行宇宙探险，去发现其它星球的秘密。飞离地球我们能够居高临下地对它进行观测，能够看到埃拉托斯尼测量出来的整个地球的球体及其大陆的轮廓，从而证实古代许多制图家有卓越的才华。埃拉托斯尼和亚历山大其他地理学家看到这些该会有多么高兴啊？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之后的600年时间里，在亚历山大这个城市开始了智力的冒险，这种冒险把我们引导到宇宙的海岸。但是，关于这个大理石般的光荣城市的形状以及人们的感觉，却没有任何记载可查，压制和惧怕已使人们几乎把古亚历山大遗忘得一干净。它的居民形形色色，简直不可思议，既有马其顿和后来的罗马土兵，埃及的祭司，希腊的贵族，腓尼基的水手，犹太商人，也有来自印度和撒哈拉沙漠南部非洲的访问者。在亚历山大兴盛的大部分时期内，除了大量的奴隶以外，人们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

    这座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创建并由他从前的一个侍卫建成的。亚历山大鼓励重视外来文化，提倡虚心求知。根据传说——这种传说是否真实无关宏旨——他是在红海中世界上第一个钟形潜水器里降生的。他鼓励他的将土们与波斯和印度的女子通婚。他尊重其他国家崇拜的神。他搜集异国的生物（包括替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搜集的—头象）。为了把他的城市建成世界贸易、文化和知识的中心，他不惜工本。这座城市因为有以下这些名胜而光彩夺目：30米宽的林荫大道，优雅的建筑和雕像，亚历山大陵，还有那座大灯塔——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然而，亚历山人最大的奇迹是它的图书馆及其附属的博物馆(实际上是—个纪念9位文艺女神的公共场所)。在这个传奇般的图书馆里，至今残存最多的是图书馆附属建筑“塞里皮恩”里的那个一度被人遗忘的阴湿的地下室。它的唯一残物可能就是几个腐朽的书架，但是，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这个行星上最伟大城市的智囊和荣誉，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所。该图书馆里的学者对整个宇宙进行了研究。“宇宙”(cosmo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混沌”(chaos)的反义词。它暗示了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表明了人类对错综微妙的宇宙机制的敬畏。这是一个学者云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研究物理学、文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哲学、数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科学和学识发展了，天才在那里茁壮成长。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我们人类最先系统而认真地搜集世界知识的地方。

    除了埃拉托斯尼之外，还有天文学家希帕恰斯，他绘制了星座图并估算了恒星的亮度；欧几里得，他以卓越的才能将几何学进行系统的分类，并对正在费力地解一道数学难题的国王说：“通往几何学的道路中可没有为皇家铺设的康庄大道”；色雷斯的狄俄尼斯，他给词类作了定义，他对语言学的贡献，就象欧几里得对几何学的贡献一样；赫罗菲勒斯，生理学家，他确证智力活动的中心是在脑部而不是在心脏；亚历山大的赫伦，齿轮火车和蒸汽机的发明者，《自动装置》——第一本论述机器人的专著——的作者；佩尔加的阿波洛尼厄斯，数学家，他论证了圆锥曲线的各种形式（原注：之所以称为圆锥曲线是因为它们是以不同的角度从圆锥体上切割而成的，18个世纪这后，阿波洛尼厄斯论圆锥曲线的著作终于被约翰尼斯·开普勒首次用来理解行星的运动）——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曲线是行星、望星和恒星的运行轨迹；阿基米德，列昂那多·达·芬奇之前最伟大的力学天才；还有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他编著了我们今天称为假科学的星占学；他的地心说统治了1500年。这个事实说明智慧并不能保证不犯大错误。在那些伟大的男子之外，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海帕希尔，她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这所图书馆最后一个名人，她的殉难与该馆建成七个世纪后的毁灭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那些统治埃及的希腊国王们很重视学问，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扶植科研工作，并在图书馆里为时代的精萃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该馆有10个研究大楼——分别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许多喷泉和柱廊，几个植物园，一个动物园，几个解剖室，一个天文台，还有一个大餐厅，闲暇的时候，人们在厅里讨论问题。

    这个图书馆的心脏是它的藏书。图书管理员到处搜罗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文字，他们派人到国外尽可能买进图书资料。停泊在亚历山大的商船受到警察的搜查——搜查的目标不是走私货，而是图书。他们借来古书卷，誊抄之后再还给主人。虽然该馆的精确藏书数难以估计，但是收藏50万卷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全部都是纸莎草纸的手抄本。这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创造这些书卷的古典文明崩溃了，连图书馆也被蓄意摧毁了。只有一小部分作品幸存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些可怜的零零星星的碎片。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残片是多么令人心焦啊！例如，我们知道这个图书馆的书架上有一本萨摩斯天文学家阿里斯塔恰斯的著作，他论证说地球是行星之一，也是绕太阳运转的，他还论证说恒星离我们极为遥远。这些结论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却等到将近2000年后才重新发现这些真理。我们对阿里斯塔恰斯这本著作损失的认识要提高10万倍，才能理解古典文明的伟大成就及其毁灭的悲剧性。

    我们今天的科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古代科学，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试想一想，多少历史上的谜只要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张借书证就可以得到解答。我们知道有一套三卷的世界史现在丢失了，作者是一个名叫彼罗萨斯的巴比伦祭司。该书第一卷论述从“创世”到“大洪水”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是43.2万年，也就是说比《旧约全书》的年代纪还要长100倍。我很想知道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古人懂得宇宙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他们试图了解它的遥远的过去。我们现在知道宇宙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古老得多，我们已经考察了宇宙空间，知道我们住一个模糊星系的最遥远的角落里，住在一粒环绕着一颗平凡的恒星的尘埃上。如果我们是无限的空间里的一小点的话，我们在无限的时间里也占据了一瞬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宇宙——或者至少它的最近的化身——大约有150亿年或200亿年的历史了。这就是所谓的“大爆炸”以来的时间。在宇宙的开初是不存在星系、恒星或行星的，也没有生命或文明。当时的宇宙只不过是—个充满整个太空的均匀的辐射火球。从大爆炸时的混沌过渡到我们现在开始认识的宇宙，是我们有幸瞥见的物质和能量的最可怕的转化。在我们发现其他更聪明的智能生物之前，我们现在的人类就是最引人注目的转化结果——大爆炸的远代子孙。我们的使命是了解并进一步转化诞生我们的宇宙。

    ________

    ①1个billion(10亿)=1000,000,000=109 ；一个trillion(万亿)=1000,000,000,000=1012 ，等等。指数表示1之后0的个数。

    第二章 宇宙的音乐

    我奉命听任万物之主的摆布。
    你们都是他用泥土造出来的。
    《古兰经》第四十章

    最古老的哲学——进化论——在经院哲学统治的1000年内被捆住了手脚，打入冷宫。但是达尔文恢复了这个古老理论的元气。镣铐碎裂了已经证明，这个复兴的古希腊思想，比任何被轻易接受而又迎合后来70多代人类迷信的占星天象图更能够正确地揭示宇宙万物的规律。——T.H.赫胥黎

    曾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体很可能都是从某一种原始形态遗传下来的，生命最先被注入到这种形态里……这种生命观是十分动人的。因为，当这个行星遵循着固定的引力定律不停地旋转的时候，极简单的原始形式一直并且继续在演化成无穷无尽的最美妙的形式。——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

    在可见的宇宙范围内，看样子存在着许多类似的物质，因为在那些恒星上也有许多大阳和地球上存在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在群星上分布最广泛的元素是一些跟我们地球上的生物体联系最密切的元素，其中包括氢、钠、镁和铁。那些比较亮的恒星至少象我们的太阳一样，是适宜生物生长的星系的支柱和能量源泉。这难道不可能冯?——威廉·哈根斯

    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疑惑别的地方是否也可能有生命的存在。它的形式如何？是怎样造成的？我们行星上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有机分子——碳原子起核心作用的复杂的微型结构——组成的。生命诞生之前，地球曾经是一个荒芜的不毛之地。现在，我们的星球是生机勃勃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以碳为核心的有机分子是怎样形成的？最初的生物是如何产生的？生物是如何进化到能繁殖象我们这样能够探索自身奥秘的复杂的高级动物的？

    在无数其他环绕别的恒星的卫星上也有生命吗？地球以外的生命——如果存在的话——跟地球上的生命一样也是以有机分子为核心吗？其他星球上的生物跟地球上的生物长得基本相象吗？或者说他们极端不同——不同环境下有不同适应性变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研究地球上生命的性质与探索其他地方的生命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探索我是谁。

    在恒星之间茫茫的黑夜里，存在着气体云、尘埃和有机质。通过射电望远镜，我们发现那里有数十种不同的有机分子，这些分子的大量存在，表明生物无所不在。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很可能是宇宙的必然规律，只是时间迟早不同而已。在银河系的几十亿个行星当中，有些行星可能永远也不会产生生命，有些行星可能有生命的兴亡，或者只是停留在生命的最简单形式而已，但是在一小部分的星球上可能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智慧和文明。

    有时候，有的人会说，真凑巧，地球这个地方完全适宜于生物的生长——气候温和，流水清澈，空气新鲜，等等。但这种看法起码是混淆了因果关系．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对地球的环境非常适应，这是因为我们是在这里成长的，那些不适应的早期生物形态被淘汰了。我们是适应性强的生物体的后代。无疑，在环境完全不同的星球上生长起来的生物体也会自鸣得意。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有共同的有机化学机制和共同的进化遗传特征。因此，我们的生物学家的知识面就显得十分狭窄。他们只研究一种生物学——生命乐章中单一的主题。在成千上万光年里难道只有这么一个微弱的曲调吗？或者还有一种宇宙赋格曲，一种多主题和多声部，谐和音与不谐和音的共鸣乐曲——亿万种不同的声音鸣奏出银河系生命的旋律。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关于地球生命乐章中的一个小乐曲的故事吧。1185年，日本天皇是一个名叫安德的7岁男孩，他是平家武土集团的名义领袖。当时该集团跟另一个武士集团——源氏武士集团——正在进行着一场长期的血腥战争。他们都宣称自己是天皇的正统继承人。1185年4月20日，在日本内海坛野里爆发了决定性的海上遭遇战，天皇也在船上。平家一方因寡不敌众，溃不成军，伤亡惨重。幸存者一大批一大批地涌到海里淹死。天皇的祖母丹井皇太妃决意不让敌方将她和安德俘获。后来的情况在《平家物语》①一书里有记载：

    天皇时年7岁，但显得老成。他英姿焕发，讨人喜欢，乌黑的长发松散地垂在背后。他神色惊惶地问丹井皇太妃： “你要把我带住何处？”

    皇太妃转脸望着年幼的君主，老泪纵横……她安慰他，把他的长发扎在他的粉红色的长袍里。小君主泪珠涟链，懒掌双合，先朝东向伊势神道别，然后朝西念佛（念阿弥陀佛）。丹井皇太妃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嘴里念着“我们的宫殿就在大海的深处”，然后跟他一起沉没到波涛之下。

    平家的舰队全军覆没，只有43个妇女活下来，迫于生活，这些宫廷侍女只好向战场附近的渔民兜卖鲜花成提供其他的服务。平家武士集团几乎从历史上消声匿迹，但是那些前宫廷侍女和渔民们所生的后代纠集在一起，定下了纪念该战役的节日。他们每年4月24日都举行纪念活动，至今依然如此。平家的渔民后裔披麻戴孝，到埋葬天皇的赤万圣陵去观看记述坛野里战役之后的历史事件的演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觉得他们似乎清楚地看到罪恶的武士阶级的军队妄图舀干海水，清洗他们的血债、失败和耻辱。

    渔民们说，平家的武士一直到现在仍然在日本内海的海底里漫游，体态如蟹。在这里可以发现背部斑纹古怪的蟹（译注：这种蟹学名为关公蟹，日本俗称武士蟹），其模样和形状都跟武士的面孔惊人地相象，人们捉到这种蟹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回到海里，以纪念坛野里发生的令人悲哀的事件。

    这个传奇故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武士的脸会被雕刻在蟹壳上呢？答案似乎是，这种脸型是人造成的，蟹壳上的模样是遗传下来的。跟人一样，蟹也有许多不同的血统，假定这种蟹的祖先当中碰巧有一只蟹的模样跟人的面孔相象，哪怕只是稍微相象，即使在坛野里战役之前，渔民们也不会把它吃掉。当他们把它丢回海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进化过程：如果你是一只蟹，你的壳是普普通通的，人类就会把你吃掉，你这一血统的后代就会减少，如果你的壳跟人类的面孔稍微相象，他们就会把你扔回海里，你的后代就会增多。蟹壳上的模样是蟹的一大投资。随着世代的推移——人蟹都一样——那些模样最象武士脸型的蟹就得天独厚地生存下来。因此，最终的产物不是一般人的脸型，也不是日本人的脸型，而是武士的严峻面容，所有这一切都与蟹的需求无关。淘汰是外部作用的结果。你的外貌越象武士，你的生存机会就越大，最后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武士蟹。

    上述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过程。就平家武士蟹而言，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渔民们不自觉的选择过程。当然，这个过程跟蟹的意愿毫无关系。但是，人类几千年来对动植物的存亡一直在进行着精心的抉择。从婴孩期开始，我们就被熟悉的农场、家畜、水果、树木和蔬菜所包围。这些动植物从何而来？它们是曾经独立生存在野外，后来才被诱引到农场里过比较安逸的生活的吗？不，事实正好相反，它们大多数是我们造就的。

    一万年前，奶牛、猪狗、大穗玉米等是不存在的。当我们驯化这些动植物——有些动植物的模样跟现在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控制住了它们的繁殖。我们让那些理想的品种优先繁殖。当我们需要用狗来牧羊的时候，我们就挑选那些机敏、驯服并且具有一定放牧天才的品种，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狗的这种天才来看管成群猎食的动物。奶牛之所以有大乳房，是人类喜欢吃牛奶和乳酪的结果。我们现在吃的既可口又富有营养的玉米，是从它的瘦瘠的祖先开始，经过几万年的培育而成的。事实上，玉米已经变得没有人的干预而不能繁殖了。

    无论是平家蟹、狗、奶牛还是玉米，人工选择的实质在于动植物的许多生理和行为特征被忠实地遗传下来。由于种种理由，人类促进了某些品种的繁殖，阻止了另一些品种的繁殖。被选中的品种竞先繁殖，终于繁盛起来；未被选中的品种日益稀少，甚至灭绝。

    但是，既然人类能够造就动植物的新品种，难道自然就不能够吗？这个相应的过程称为“自然选择”过程。从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短暂时期内对野生动植物的改造以及化石所提供的证据。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生物在亿万年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化石毫不含糊地向我们表明，过去曾经大量存在的生物现在已经灭绝（原注：虽然西方传统的宗教舆论与这种观点大相径庭。例如，1770年，约翰·韦斯利认为：“死亡绝对不能够毁灭(哪怕是)最微小的物种。”）在地球历史上，已经灭绝的物种远比至今仍然存在的物种要多得多，它们是进化的终端试验品。

    驯化所引起的遗传变化是非常迅速的。野兔一直到中世纪初才开始驯化（是法国修道士饲养的，因为他们把新生的小兔子当作鱼。所以在教会日历的某些天，兔肉不属于禁食的肉类），咖啡驯化于十五世纪，甜菜驯化于十九世纪，水貂现在仍处于驯化前期。在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驯化的结果使绵羊的产毛量从l千克增加到10~20千克，使哺乳期奶牛的产奶量从几百毫升增加到100万毫升。如果人工选择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变化，自然选择在几十亿年里能够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呢？绚丽多彩的生物界就是答案。进化是事实，而不是理论。

    “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这个伟大的发现是跟查尔斯·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华菜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他们强调指出：自然是多产的、动植物产生的数量比它们可能生存的数量多得多，因此，自然环境选择那些碰巧更适合于生存的品种。突变——遗传特征的突然变化——是遗传的，它们为进化提供了原料。因为自然环境选择那些能够提高存活率的品种，结果引起了一系列生物形态的缓慢变化——新物种的起源②。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的原话是：
    人类实际上不会引起变异性；人类只是无意识地将生物体暴露在新的生活环境里，然后大自然才对组织发生作用，从而引起变异性。但是人类能够、而且的确选择了大自然所赋予的变异，并以各种理想的方式积累起来。人类就是这样改造动植物使其满足自己的意愿。人类的改造活动可能是系统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他们可能只是将对他们最有用的生物保存起来，根本没有想到要改变品种……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适用于驯化的原理就不适用于大自然……产生的生物比可能生存的生物来得多……在生物竞争的过程当中，不管其年龄或所处的季节如何，一种生物对其他生物的最微弱优势，或者对周围环境那怕是最轻微的较佳适应性，都会定决定性的作用。

    T.H.赫胥黎在十九世纪是进化论最有影响的捍卫者和宣传者，他写道：“达尔文和华莱土的著作是一道闪光，它给在黑夜里迷失方向的人展现了一条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把他直接带到家里，但是肯定把他引上了正路。当我刚刚理解《物种起源》的精义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多蠢啊！我猜想哥伦布的朋友也会是这么说的……变异性、生存斗争、环境适应性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驱走黑暗之前，我们谁也没想到它们就是通往解决物种核心问题的道路。”

    当时许多人对进化论和自然选择这两种观点都十分反感（现在有些人仍然如此）。当我们的祖先看到地球上巧妙的生物和生物体的构造如何完美地行使其功能的时候，他们以为一定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即使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体，也是一部比最精致的袖珍手表还要复杂得多的机器，可是袖珍手表却不会自动组装，也不是自己一步一步地从有摆的落地大座钟演化来的。有手表就说明有表匠。原子和分子似乎不可能自动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使地球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极其复杂和微妙的生物体。“每一个生物体都是特意设计出来的”、“物种不会转化”等观点与我们缺乏史料的祖先对生物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生物体都是由一个伟大的设计师精心构造出来”的观点使自然界条理化，使人类自命不凡——我们现在依然热中于此。所谓的“设计师”，是对生物界的一种自然的、投人所好的解释。但是，正如达尔文和华莱士所指出的那样，还有另一种同样投人所好而且是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自然选择——它使生命的乐曲一代比—代更美妙。

    化石所提供的证据可能与“伟大的设计师”的观点相吻合；也许这个设计师对某些物种不满意的时候就把它们毁掉，然后再试验新的花样。但是这种观点有点令人茫然。每一种动植物都是精心制造的，一个万能的设计师难道不能从一开始就随心所欲地制作吗？化石所提供的证据说明了一个尝试与谬误的过程——对预见未来无能为力，这种特征与万能的伟大设计师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与性格比较温和和内向的设计师并不是格格不入的）。

    五十年代初，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在H.J.马勒的实验室里做事，这是很幸运的。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遗传学家，他发现辐射能够引起突变，同时也是他首先提请我注意平家蟹是人工选择的一个例子。为了掌握实用遗传学，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做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s，意思是黑身嗜露者）的实验。这是一种驯良的生物，有两个翅膀，一双大眼睛。我们把它们装在粉红色的奶瓶里，让不同的品种进行杂交，然后观察亲本基因重新组合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形态，观察自然突变和人工突变会产生什么样的形态。雌蝇总是把卵下在技术员放在瓶里的糖蜜上，瓶子用塞子塞住，两周之后受精卵变成幼虫——蛹，最后蛹又形成果蝇成虫。

    有一天，我正在用一个低倍双筒显微镜观察一批刚到的用醚轻度麻醉的果蝇成虫，并忙着用驼毛刷将不同的品种分开。使我感到惊愕的是，我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不是一般的小变异，例如白眼睛变成红眼睛，或者没有颈毛变成有颈毛。这是一种机能健全的新品种，翅膀显著得多，羽状触角也长。马勒说过，在一代里绝不可能有重大的进化，可是这个范例却发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因此我断定，这是命运的安排。要向他解释这种现象，我感到有点为难。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敲了他的门。“进来！”里面传来了低沉的声音。我进去的时候发现房间的光线都遮住了，只有一盏小灯照着那架他正在使用的显微镜镜台。就是在这样黑暗之中，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发现了一种怪异的蝇，可以肯定它是由糖蜜里的蛹形成的。”我并没有想惊动马勒，但是他却问道：“是不是更象鳞翅目而不象双翅目？”他的脸渐渐地亮起来，我不知所措，他就追问道：“是不是有大翅膀？是不是有羽状触角？”我莫明其妙地点头，说有。

    马勒打开头顶上的灯，亲切地笑着。原来，这种现象人们早就发观了。有一种蛾，它们已经适应果蝇遗传学实验室的生活环境。它们既不象果蝇，跟果蝇也毫不相干，它们要的是果蝇的糖蜜。就在实验室技术员打开瓶塞和盖上瓶塞的那一瞬间——比如给广口瓶添加果蝇的时候，母蛾便来个俯冲轰炸，将卵产在香甜的糖蜜里。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突变，我只偶然发现了自然中的另一种有趣的适应性的变化——它本身就是小突变和自然选择的产物。

    进化的奥秘在于死亡和时间——大量对环境不适应的生物体的死亡，以及碰巧有适应性的小突变进行长期演化所需要的时间。抵制达尔文和华莱士进化论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难以想象千万年的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更不用说想象亿万年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对那些只生存百万分之一年的生物来说，7000万年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就像蝴蝶一样，振翅一天便以为那就是一生。

    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可能跟许多星球上的生物进化多少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就蛋白质的组成和化学性质或脑神经系统这样的细节而言，地球上的生物史在整个银河系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地球是46亿年之前由星际气体和尘埃凝结而成的。根据化石所提供的证据，我们知道，没多久——大概40亿年之前，在原始地球的湖海里就产生了生命，最初的生物还没有单细胞生物体——这已经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生物形态——那么复杂．最初的活动也简单得多。当时，闪电和太阳辐射的紫外线正在分解原始大气层中氢的成分很高的简单分子，分解的碎片又自动结合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子。这种早期的化学物质溶解在海洋里，形成了一种逐渐复杂的有机液。最后，有一天，纯粹是出于偶然，出现了一种能够利用有机液里的其他分子作为预构件粗略地复制自己的分子（关于这个题目，我们以后会再讲的）。

    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地球生命的基本分子——的最早祖先，它的状貌象螺旋状梯子，我们可以在分子的四个不同部位找到它的梯级。这些梯级称为核苷酸，它们构成了遗传密码的四个字母，扼要地发出生殖特定生物体的遗传指令。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不同的遗传指令，但是它们使用的书面语言基本上是一样的。生物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的核酸指令不同，突变就是核苷酸的变化，它会遗传给下一代，是一种真实遗传。因为突变是核苷酸的随机变化，所以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或致死的，它们的遗传密码会指令产生非官能酶。要通过突变改善一种生物体的功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百万分之十厘米宽的核苷酸的有益的小突变，带动了进化过程。

    40亿年前，地球是一个分子的乐园，当时还没有捕食者。有些分子进行低效繁殖，它们竞争预制构件，粗略地复制自己。随着繁殖、突变和对最低效品系的选择性淘汰，进化不停地进行着，即便是在分子的位级也在不停地进行着。久而久之，分子的繁殖效能改善了，具有特别功能的分子终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分子集体——初始细胞。现今的植物细胞里含有微型的分子工厂，称为叶绿体，负责光合作用，将阳光、水和二氧化碳转化成碳水化合物和氧。血液里的细胞含有另一种不同的分子工厂，称为线粒体，其作用是使食物跟氧结合在一起，从而使食物释放出有用的能量。这些工厂现在仍然存在于动植物的细胞内，但是它们本身可能曾经是独立生存的细胞。

    到30亿年前，若干单细胞植物已经组合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在细胞一分为二之后，突变阻止了它们的分离，初始的多细胞生物体产生了。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是一种公社，由曾经独立生活的社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因此人是由10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群体。

    性大约是20亿年前产生的。在那之前，新的生物体只能从随机突变——逐字逐句对遗传指令变化的选择——的积累过程中产生。进化一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随着性的产生，两个生物体就能够整段、整页和整本地交换它们的DNA遗传密码，繁殖出可供筛选的新品种。生物体有选择地进行性的活动，那些对性的活动不感兴趣的物体就迅速地绝灭。不仅20亿年前微生物的情况是如此，我们人类现在对DNA遗传密码的交换也有显著的兴趣。

    到10亿年前，由于协作的结果，植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的环境。绿色植物会制造分子氧。因为当时的海洋充满了简单的绿色植物，所以氧正在变成地球大气层的主要成分，结果以不可逆转之势改变了原来氢的成分很大的大气层的性质，从而结束了生物是由非生物过程产生的地球历史时代。然而，轻而易举地使有机分子瓦解，虽然我们喜欢它，但从根本上说，氧对没有保护的有机物却是一种毒药。在生命的历史上，大气层的氧化造成了极大的危机，大量的生物体因为适应不了氧而灭亡，少数原始生物，例如肉毒杆菌和破伤风杆菌，即使现在也只能生活在无氧的环境条件下。地球大气层里的氮的化学性质很不活泼，因此氮比氧温和得多，但是氮也使生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之，地球大气层的百分之九十九源自生物，我们的天空是用生命换来的。

    在生命起源之后40亿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的生物体是微小的深绿色的海藻，它们布满了整个海洋。 接着，大约6亿年之前，海藻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新的生物急剧增加。这个事件称为“寒武纪爆炸”。地球产生之后几乎立即产生了生命，这说明生命在类似地球的行星上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化学过程。但是，在30亿年的时间里，生命并没有从深绿色的海藻进化多少，这说明有特殊器官的大生物是很难形成的，甚至比生命的起源还难。也许现在许多其他的行星存在有大量的微生物，但是没有大的动物和植物。

    寒武纪爆炸之后不久，海洋里充满了许多不同形态的生物。到5亿年以前，已经有大量成群结伙的三叶虫，它们是体态漂亮的动物，有点象大昆虫，有些在海底成群猎食，它们的眼睛里有晶体，可以探测偏振光。但是现在三叶虫已经不复存在了，它们已经于亿年前消失了。地球一度有过的动植物，如今已无活着的迹象。当然，现在地球上的各种生物过去没有存在过。物种就是这样来去匆匆，一闪而过。

    寒武纪爆炸之前，物种的演化似乎相当缓慢，这大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越深入审查过去，我们的资料就越不足。在我们行星的早期历史里，很少生物体有硬的部位，而软体生物则很少有化石残余。另一方面是因为寒武纪爆炸之前出现新生物体的节奏确实非常缓慢，细胞结构和细胞生化的艰苦进化过程并没有立即反映在我们从化石所看到的外部形态上。寒武纪爆炸之后，新的适应过程以相对惊人的速度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急速演化之中，最初的鱼类和脊椎动物便应运而生；过去只生长在海里的植物开始移居到陆地上，初始昆虫产生了，它们的后代成了动物在陆地上移居的先锋；有翼的昆虫跟两栖动物（有点象肺鱼，能够同时生活在水里和陆地上）同时产生；初始的树和爬行动物出现了；恐龙产生了；哺乳动物出现了，接着又出现了初始的鸟类；初始的花也出现了；恐龙绝灭，初始的鲸目动物（海豚和鲸的祖先）产生了，灵长目（猴、类人猿和人类的祖先）也同时出现了。不到1000万年前，跟人类相当接近的动物产生了，它们的脑体积也惊人地增大。然后，只在几百万年之前，最初的真人出现了。

    人类是在森林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与森林有着天然的联系。树木葱笼向上，蔚为壮观！它们的叶子需要捕获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因而它们用阴影遮蔽近邻，相互竞争。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经常会见到两棵树无可奈何地推推搡搡。树木是壮美的机器，它们以阳光为动力，以大地的水分和空中的二氧化碳为食粮，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食粮。植物用自身制造的碳水化合物作为能源来从事各种活动，我们动物——从根本上说是植物的寄生虫——则靠盗取碳水化合物来从事各种活动。因为我们大量地呼吸空气，我们的血液里含有氧，当我们食用植物的时候，我们就将碳水化合物跟氧结合起来，从中提取人类机器运转所需要的能量。在上述这个过程中，我们呼出二氧化碳，然后这些二氧化碳又被植物回收，用来创造更多的碳水化合物。两者之间协作得多好啊！动植物交互吸入对方的发散物——一种全球性的口对口相互急救法。 整个微妙的循环过程是以1.5亿公里外的一颗恒星为动力的。

    己知的有机分子有好几百亿种，但是大约只有50种被用来进行生命的基本活动。同样的分子模式被稳健而又巧妙地反复用来行使各种不同的职能。控制细胞化学性质的蛋白质和携带遗传指令的核酸是地球生命的核心，我们发现所有动植物里的这些分子基本上是相同的。我和橡树都是由相同的物质组成的，如果你再往回追溯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祖宗。

    跟星系和恒星王国一样，活细胞是一个复杂而又完美的国家。巧妙的细胞机器是经过40亿年的时间精心制成的，它是由食物碎屑演化而成的。今天血液里的白细胞就是昨天的奶油。细胞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呢？原来，细胞内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它有独特的结构，它能够转化分子，储存能量，还能够为自我复制作准备工作。假如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细胞的话，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细胞微粒就是蛋白质分子，它们有些积极地活动着，有些则消极等待。最重要的蛋白质是酶，即控制细胞化学反应的分子。酶就象装配线上的工人一样，各有各的分子工作，例如第四道工序负责核苷酸鸟苷磷酶的构造，又比如第十一道工序负责分解糖分子并从中提取能量——这是用来支付其他分子工作的货币。但是酶并不是老板，它们接受它者的指令——事实上，它们本身也是由它者构造的，它们按负责者的命令办事。核酸是分子的老板，它们位于细胞核这样的紫禁城里，深居简出。

    假如我们通过一个小孔闯入细胞核的话，我们会发现类似意大利面条厂里的爆炸现象——令人眼花绕乱的面团和面条，它们就是两种不同的核酸：DNA和RNA(它们将DNA发出的指令传递给其他的细胞）。这些核酸是40亿年进化的最佳产品，它们储存着如何指使细胞、树木和人类进行工作的全部信息。如果用一般的语言写出来的话，人类DNA的信息量足足可以写成100卷的巨著。此外，除了极少数例外，DNA分子还懂得如何复制自己。它们的学识不可谓不渊博。

    DNA是一条复合螺旋线，由两条线绞合在一起，象一个螺旋形的梯子。在这两条线上的核苷酸的排列次序就是生命的语言。在繁殖的时候，这两条线借助一种特殊的松解蛋白质而分离，然后分别跟附近的另一条线的复制物（在细胞核沾滞流体里漂浮着的核苷酸预制构件所制造出来的复制物）相结合。松解程序一开始的时候，一种称为DNA聚合酶的特异功能酶就出来协助确保复制工作不出差错。如果出了差错，酶就会迅速加以纠正，用正确的核苷酸取代错误的核苷酸：这些酶是一部功能奇异的分子机器。

    除了精确地复制自己（即遗传）之外，DNA还通过称作“信使RNA”的另一种核酸指挥细胞的活动（即新陈代谢）。RNA会跑到核外，每个RNA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控制着一个酶的构造。酶细胞形成之后就开始发号施令。每个酶掌管着细胞生化过程的某一特定环节。

    人类的DNA是由10亿个核苷酸分子串起来的一个梯子，大多数核苷酸的组合形式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会使蛋白质合成为无用的东西。只有极少数核酸分子对象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才有用途。即便如此，核酸对生物有用的组合方式还是多得令人目瞪口呆——很可能比宇宙间的电子和质子的总数还要多得多。因此，人类可能出现的个体要比迄今出现过的数量大得多，这说明人类种的潜力是极大的。核酸一定还有许多组合方式可以改善人类。幸好我们还不知道怎样用其他的方法排列核苷酸来制造其他的人类。将来我们完全有可能以任何理想的方式排列核苷酸，创造出具有称心如意特征的人。这是一个既严肃又令人兴奋的设想。

    进化是通过突变和选择来实现的。在复制过程中，如果DNA聚合酶出差错的话，就可能发生突变。但是DNA聚合酶极少发生差错。辐射、太阳紫外线照射、宇宙射线或环境中的化学品等也会引起突变，所有这些东西部能够使核苷酸发生变化，或者使核酸打结。如果突变率过高，我们就不可能有40亿年来在极其缓慢的进化过程中遗传下来的生物。如果突变率过低，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新品种就不可能出现。生物的进化要求突变与选择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随着平衡的实现，非凡的适应性也越产生了。

    一个DNA核苷酸分子的变化会引起受该DNA遗传密码控制的蛋白质内一个氨基酸分子的变化，欧洲血统人的血液里的红细胞呈球形，某些非洲血统人的血液里的红细胞则呈镰刀形或新月形。镰刀形细胞携带的氧比较少，结果遗传一种贫血症，但是它们又是抵御疟疾的主要因素。毫无疑问，贫血症总比死亡好。这种对血液功能的重大影响(在红细胞的照片上一目了然)是典型人体细胞的DNA中，上百万个核苷酸分子中有一个核苷酸分子发生变化的结果。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大多数其他核酸的变化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人类看上去跟树木大不相同。无疑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跟树木不一样。但是在最深处，在生命的分子核心，树木跟我们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用核酸进行遗传，两者都用蛋白质为酶来控制细胞的生化过程，最重要的是，两者都用完全相同的电码本将核酸的信息翻译成蛋白质的信息——实际上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所有其他生物使用的也都是这个电码本③。对这种分子统一性的一般解释是：我们人类，例如树木、人类、鮟鱇鱼、粘液霉和草履虫等，都是在我们行星历史的早期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那么，关键分子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康奈尔大学，我的实验室里，除了研究其他项目以外，我们还研究生物前有机化学，谱写了一段生命的乐章。我们将原始地球的气体混合在一起，然后用电火花辐照。这些气体包括：氢、水、氨、甲烷、硫化亚氢等，它们碰巧都存在于现代的木星上和整个宇宙里。电火花相当于闪电（在古代的地球和现代的木星上也有）。反应器皿起先是透明的，因为原始气体是看不见的。但是电火花辐照10分钟之后，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棕色的东西顺着器皿壁慢慢地往下淌，器皿逐渐地变得不透明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煤油。假如我是用紫外线照射的话（模仿早期的太阳），其结果会大致相同。这种焦油是复杂有机分子（包括蛋白质的组成部分和核酸）的浓缩。生物竟然是非常容易制造的。

    上述这种实验是五十年代早期斯坦利·米勒最先做的。他当时还是化学究哈罗德·尤里的研究生。尤里有力地论证了地球早期的大气层里充满了氢（就象宇宙中大多数的星球那样）；后来氢慢慢地从地球上散发掉，但是没有从巨大的木星上散发掉；生命在氢丧失之前就产生了。当尤里建议用火花辐照这些气体的时候，有人间他想通过这个实验制造什么东西，他回答说：“Beilstien.”Beilstien是德国的一部28卷的巨著，里头罗列了化学家所知道的所有有机分子。

    只要用早期地球存在的最丰富的气体和几乎所有能够解开化学键的能源，我们就能够制造生命的基本领制构件。但是在我们的器皿里出现的只是生命的乐谱，还不是生命的音乐。分子预制构件必须正确地排列在一起。生命绝不仅仅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和组成核酸的核苷酸。但是即使在将这些预制构件排列成长键分子方面，我们的实验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氨基酸已经在原始地球的条件下被组合成类似蛋白质的分子，共中有些分子象酶一样微弱地控制着有用的化学反应。核苷酸已经被组合成几十个单位长的核酸链。在适当的条件下，短核酸在试管里能够与跟它们相同的复制品结合征一起。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将原始地球的气体和水混合在一起并在实验结束的时候让什么东西从试管里爬出来。最小的已知生物，类病毒，是由不到1万个原子组成的。这些病毒能导致栽培植物的若干种不同疾病，而且很可能是最近刚从更复杂（而不是更简单）有机体演化来的。确实很难想象还有更简单的、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部是活的生物体。类病毒是单纯出核酸组成的，而病毒却有一层蛋白质膜。类病毒只不过是单一的RNA链条，其几何图形不是一条直线，就是一个闭合圈。不管类病毒多小，它们总是生机勃勃的，因为它们是彻头彻尼的寄生虫。跟病毒一样，它们只是接管一个功能完善的大细胞的分子机器，然后特这个制造细胞的工厂改造成制造类病毒的工厂。

    已知最小的独立生存的生物体是PPLOC类胸膜肺炎生物和类似的小生物，它们大约是由5000万个原子组成的。因为这种生物必须在较大的程度上依赖自己，所以它们比类病毒和病毒更复杂。但是现在地球的环境条件对简单的生物体并不那么十分有利，因为你非得自食其力不可，非得防范敌手不可。然而，在我们行星的早期历史里，当大量的有机分子在充满氢的大气层里由阳光孕育的时候，很简单的非寄生生物都有竞争的机会。最初的生物体可能就象独立生存的类病毒那样，只有几百个核苷酸分子串起来那么长。到本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重新开始创造这种生物。关于生命的起源，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了解，其中包括遗传密码的起源。但是这种实验我们才不过做了30年左右，而大自然却已经先行了40亿年。总的来说，我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实验并不是地球上所独有的，最初的气体以及能源在整个宇宙都有。星际空间的有机物和在陨石上发现的氨基酸，可能是由像我们实验器皿里的那类化学反应所引起的，一些类似的化学现象在银河系的10亿个其他星球上一定发生过。生命的分子充满了整个宇宙。

    但是即使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跟我们这里的生命都有相同的分子化学现象，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那里的生物就一定跟我们所熟悉的生物相类似。试想一下，地球上的生物是多么的繁杂，它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都有相同的分子生理。在另一个星球上，动植物很可能跟我们在这里所了解的任何生物体完全不问，那里可能会聚进化（扫校者注：疑为convergence，即趋同进化），因为对某种环境问题可能只有一种最佳解决办法，例如两只眼睛是为了使双目视觉能够适应光频。但是总的来说，进化过程的随机性可能会使地球外的生物跟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生物都大不相同。

    我说不清楚地外生物会是什么样子，我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我只知道一种生物，即地球上的生物。有些人，例如科幻小说家和艺术家，已经对其他星球上的生物进行了猜测，我对那些地外生物的幻想表示怀疑，因为它们似乎过多地以我们已知的生物体为幻想的依据。任何特定的生物体都是经过一个个意外的步骤长期演变而成的，我想其他任何地方的生物都不会象爬行动物、昆虫或人类那个样子，即使象绿皮、尖耳和触角这样的小化妆也不会一样。但是假如你强迫我的话，我也可以想象出一种颇不相同的东西。

    在一个木星那样巨大的气体星球上，大气层里充满了氢、氦、甲烷、水和氨，星球表面没有可着陆的地方，而是一个密集的云状气层，象我们实验器皿里的生成物那样的有机分子可能不断地从空中降落到这个云层里。但是这样的行星对生命的形成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障碍：表层湍急，深处炎热。生物体必须时刻小心，免被拖向受煎熬的深渊。

    为了说明生命在这样极其不同的行星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和我在康奈尔的同事E.E.萨尔彼得做了一些计算。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生命在这种地方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在生物和化学法则的范畴内这种星球是否可能有生物。

    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的方法之一是在你受煎熬之前就进行繁殖，并指望空气的对流能够把你的一部分后代带到大气层高处较凉爽的地方。这种生物体可能极小，我们把它们叫做坠子。但是你也可以是浮子——抽掉氦和重气体而只留下最轻的气体氢气——的大氢气球，或者是热气球，通过保暖和利用食物等方法维持漂浮状态。就象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上的气球一样，浮子越往下拖，它回弹到高层大气较凉爽的安全地带的浮力就越大。浮子可能会把预制的有机分子吃掉，或者象地球上的植物那样，通过阳光和空气将预制的有机分子化为己用。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浮子越大，它的功效也越越大。我和萨尔彼得设想浮子有几公里宽，比最大的鲸鱼还大。

    浮子可能会象冲压式喷气发动机或火箭那样，用迸发的气流将自己推到行星天气以外。我们设想它们懒散地群集在一起，大得一眼望不到边。在它们的表皮上有花纹，这是一种适应性伪装，同时也说明它们遇到了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至少还有一个小的生态环境：狩猎。狩猎者行动迅速，动作灵敏。它们吞食浮子，一方面是为了补充自身的有机分子，一方面是为了储存纯氢。最初的浮子可能是由空坠子演变来的，而最初的狩猎者则可能是由浮子进化来的。狩猎者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因为如果它们把浮子都消灭掉的话，它们自己也要毁灭。

    物理和化学容许这样的生物形态存在，艺术则赋予它们一定的魅力，然而自然却不以我们的臆测为转移。但是，如果在银河系里有几千亿个住着生物的星球，恐怕也会有几个住着我们根据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想象出来的坠子、浮子和狩猎者的星球。

    与其说生物学象物理学，不如说生物学象历史学。你要了解现在，你就得了解过去，并且要极其详细地了解它。正如至今还没有历史学的先验论一样，至今也还没有生物学的先验论，理由是相同的：两个学科对我们来说仍然太复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其他的东西来增进对自身的了解。对地球外某种生物的研究，不管如何粗浅，都会推动生物学的进步。生物学家将会首次弄清楚什么样的其他生物可能存在。当我们说探索其他地方的生物很重要时，我们并没有说很容易找到，我们只是说值得一找。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听到一个小星球上的生命之声，但是我们终一起开始注意收听宇宙乐曲中的其它声音。

    ________
     ①译注：平家物语，日本镰仓时代初期著名战记小说，相传为13世纪初信浓前司行长所著，共12卷。后经多人增补修订，现有异本多种。描写1132～1213年平代和源代两个封建宗族争夺政权的斗争，最后源代胜利，并掌握政权。

    ②译注：在玛雅的《圣经》里，各种生物形态的产生被说成是神着意创造人类时失败的尝试。由于早期的试验差，结果创造了那些低级动物；由于创造人类之前的那一次试验失之毫厘，结果创造了猴子。在中国的神话里，人类是由盘古神身上的虱子产生的。18世纪，德·布丰认为：地球的年龄比《圣经》上所说的要大得多，生物的形态几千年来缓慢地变化着，但是类人猿却是人类不幸的后代。虽然这种看法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不完全符合，但它们都是进化论的前身——迪莫克里特斯、恩佩多科斯和其它古代爱奥尼亚科学家的观点也是如此（见第七章）。

    ③译注：但是地球上不同的生物体在不同部位使用的遗传密码不尽相同。至少有几个例子可以证明，将DNA信息翻译成蛋白质信息的时候，线粒体内使用的电码本与同一细胞的细胞核里的基因使用的电码本是不一样的。这表明，线粒体和细胞核遗传码的分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而且与下述见解是一致的，即线粒体曾经是一种自由生存的生物体，它们是在数十亿年前的共生过程中并入细胞的。它们共生的成熟关系的发展和日趋完善偶然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即在寒武纪爆炸的时候，在细胞的形成和多细胞生物体的剧增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进化。

    第三章 宇宙的和谐

    你知道天的定例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
    《约伯记》

    一切人间祸福来自7行星12宫。按照宗教的说法，黄道12宫掌管光明的一面，7行星则掌管黑暗的一面；7行星压抑方物并将其向死亡（和万恶）过渡：因为黄道12宫和7行星支配着世间的命运。《琐罗 亚斯 德教圣经》（新版）

    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有行为和效应的超然特性，等于自诉我们一句空话；但是根据现象推引出二三条运动的原理，然后再告诉我们一切有形物质的特性和行为怎样成为这些浅显原理的必然结果，则会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步。 艾萨克·牛顿《光学》

    我们并没有问鸟儿唱歌有什么目的，因为唱歌是它们的乐趣，它们主来就是要唱歌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应该问人类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去探索天国的秘密……自然现象之所以这样千差分别，天国里的宝藏之所以这样丰富多彩，完全是为了不使人的头脑缺乏新鲜的营养。 约翰尼斯·开普勒《宇宙结构之秘密》

    假如我们居住在一个永无变化的行星上，我们就无所作为，无所用心。假如我们居住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星球上，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事物，也不可能有科学这样的东西。这里的事物在变化着，它们的变化遵循着一定的模式、规则或所谓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把一根竹竿抛到空中，这根竹竿总是要下落。如果太阳从西边落下，它在第二天早晨总是要从东边升起来。因此我们有可能理解事物，我们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并用科学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人类善于理解世界，我们一向如此。我们会狩猎或生火，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些事理。在电视、无线电、书籍发明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历史时期，人类存在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个时期里度过的。在无月光的夜晚，我们围着营火的余烬，注视着天上的星星。

    夜空是饶有趣味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图案。你可以不假思索就想象出不同的图画。例如，在北方的天空上有一个图案（即星座），看上去有点像熊，有些人把它叫做大熊星座，另一些人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当然，夜空里并不是真有这些图画，它们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我们是狩猎的民族，我们看到的是猎人、狗、熊和年轻的妇女以及一切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当17世纪的欧洲水手第一次见到南方的天空时，他们就把17世纪人们感兴趣的东西放上去，如杜鹃、孔雀、望远镜。显微镜等。如果这些星座是在20世纪命名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在空中见到自行车和电冰箱星座，见到摇摆舞星座，甚至见到蘑菇云——人类寄托在群星中的一种新的希望和恐惧。

    我们的祖先偶然间会见到一个非常明亮的带着尾巴的星星从天空中一掠而过，他们把它叫做流星。但是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因为流星下落之后，原来的那些星星依然还在那里。在某些季节里有很多流星，在另一些季节里流星就很少。这里同样也有一种规律性。

    跟太阳和月亮一样，星星总是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如果它们从我们的头顶上经过的话，它们就要用整夜的时间跨过天空。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星座。譬如同样的星座总是在初秋出现，新的星座从来不会突然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来。星星有它们的规律性、可预测性和永久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基本上是靠得住的。

    有些星星比太阳稍早一点升起来或稍迟一点落下去，它们升落的时间和位置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同。如果你长年累月地仔细观察并作记录的话，你就会预告季节的变化。你还可以通过观察每天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位置来估量季节。天空是一个大日历，凡是有事业心、有能力、有办法作记录的人都可以使用。

    我们的祖先构筑了测量季节变化的设施。在新墨西哥蔡科峡谷有一个11世纪建造的没有屋顶的大礼堂，6月21日——一年最长的一天，一柱阳光在黎明的时候从一个窗户射进来，最后慢慢地覆盖了一个特设的壁龛。但是这种现象只有在6月21日左右才发生。我猜想那些自豪的阿纳萨齐人（他们自称“古人”）每年6月21日都聚集在大礼堂里，他们披戴着羽毛。拨浪鼓和绿松石，坐在长凳上庆祝太阳的威力。他们还监视月亮的视运动，大礼堂里28个位置更高的壁龛可能表示月亮回到星座原来的位置上所需要的天数。这些人密切地注视着太阳、月亮和星星。根据类似的原理构筑的设施还可以在以下地方找到：柬埔寨的吴哥窟，英国的巨石阵，埃及的阿布西姆贝尔，墨西哥的奇琴伊特萨和北美的大平原。

    有些被认为可以用作日历的设施可能纯属偶然，譬如6月21日那天窗户和壁龛的偶然性。但是有些设施则很奇妙：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地方直立着三块石板（它们是1000年前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在岩石上刻了一条有点像星系的螺旋线，6月21日（夏至）那一天从两块石板的空隙透射过来的阳光分割这条螺旋线；12月21日（冬至）那一天，有两条光线将这条螺旋线夹在中间，这是利用中午的太阳读认天空历书的杰作。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这样下功夫学天文呢？人们追猎随季节转换而迁徙的瞪羚、羚羊和野牛；水果只有在一定的季节才能采摘；发明农业之后，人们就得按季节种植和收获庄稼，散居游牧部落的年会必须定期召开。看天空历的本事实际上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新月之后又出现娥眉月，日全食之后太阳又恢复了原状，太阳在夜里令人不安地消失之后早晨又升起来。这些现象向我们的祖先表明，超越死亡是可能的，头顶之天空就有永存的象征。

    风在美国西南部的峡谷里呼啸，只有我们听到这风声，它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善于思考的4万代祖先。对于他们，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的文明都建筑在他们的身上。

    随着年代的推移，人们从祖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对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位置与运动了解得越精确，人们就能够越准确地预测狩猎。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以及召开部落会议的时间。随着测量精密度的提高，记录是必不可少的。可见天文学促进了观测，促进了数学，也促进了写作的发展。

    但是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一种荒谬的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受到了玄学和迷信的冲击。太阳和星星操纵季节、食物和温暖，月亮操纵潮汐和许多动物的生活周期，甚至操纵人类的经期①——这对热心传宗接代的有性动物是极为重要的。在天空中还有另一种东西——我们称作“行星”的游荡者或徘徊者，我们的游牧祖先对行星一定感到很亲切。如果不算太阳和月亮的话，你只能看到5颗行星。它们在远方星星的衬托下运行，如果你连续观察数月，你就会发现它们在星座之间进进出出，有时甚至在空中翻筋斗。空中的其他一切东西对人生都有某种实际的影响。行星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呢？

    在当代西方社会里，要购买一本关于星占学的杂志——譬如从报摊上购买——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找到一本关于天文学的杂志却难上加难。事实上，美国的每一家报刊上每天都有星占学专栏，而每周刊载一次天文学专栏的报纸则几乎是没有的。美国的星占学家人数足足是天文学家人数的10倍。聚会的时候，一些不知道我是科学家的人有时候问我：“你是双子宫吗？”（黄道12宫之一，指成功的机会），或者“你是哪一宫？”很少有人问我：“你听说黄金是在超新星爆发的时候产生的吗？”或“你认为国会什么时候会批准建造一个火星漫游车？”

    星占学家认为，你诞生时行星所在的星座对你的前途有重大的影响。几千年前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行星的运行决定着国王、王朝和帝国的命运。星占学家研究行星的运动规律，并且，比如说，自问自答：“上次金星在摩揭星座上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这次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这样的推理难免玄虚荒唐。星占学家终于成了朝政的专用雇员。在许多国家里，除了官府的星占学家之外，其他任何人研究天象便是犯弥天大罪，因为推翻一个政体的妙法就是预测其垮台的时机。中国宫廷星占学家如果预测不精确就要被处决，因此许多星占学家将天文记录改头换面，使之符合后来发生的事件。星占学成了观测、数学和观点含糊、内容失真的记录的大杂烩。

    但是，假如行星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的话，它们为什么就不能影响我明天的命运呢？个人星占学大约是在2000年前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埃及发展起来的，然后扩展到希腊和罗马社会。我们今天还可以从某些词汇里辨认出星占学的古风，例如：disater（灾难）这个字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坏星”；influenza（流感）这个字在意大利语里的意思是“（星的）影响”；mazeltov（运气）这个字原是希伯来语，最后成了巴比伦语，意思是“好星座”，或依地绪语的Shlamazel，用来表示被严酷的不幸所折磨的人，它同样可以上溯到巴比伦的天文学词汇。根据普利尼的记载，有的罗马人遭到Sideratio（“星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行星是死亡的直接因素。再考虑一下。consider（考虑）这个字：它的原意是“与行星同在”，显然这是深思熟虑的先决条件。1632年伦敦市的死亡统计数字，在 9 535个死于婴孩病和“升光病”与“国王罪恶病”等怪病的死者当中13个人死于星症，比死于癌症的人还要多。我不知道这种病到底有什么症状。

    个人星占学至今依然存在：让我们看一看同一城市在同一天出版的两种不同报纸的星占学专栏吧。例如，我们可以看一看1979年9月21日的《纽约邮报》和《纽约日报》。假设你是天秤宫，即生于9月23日和10月22日之间，《邮报》的星占学专栏作家认为“让则和”，虽然这句话可能有用，但是却有点含糊。《日报》的星占学家则认为“要严以律己”，这个告诫有所不同，但还是含糊。这些“预示”其实并不是什么预示，它们只不过是劝告罢了——它们说的是该做什么，而不是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措辞带有普遍性，对什么人都适用，而它们之间又互相矛盾，为什么它们像运动统计数字和股票市场报告那样被刊载出来而不加任何解释呢？

    星占学可以用孪生子的生命来检验。在许多情况下孪生子中有一个在童年的时候夭折，譬如死于车祸或遭到雷击，而另一个孪生子却活到很大年纪。他们诞生在完全相同的地方，诞生的时间也只不过是几分钟之差，他们诞生的时候在星座里升起来的行星都一样。如果星占学可行的话，为什么这样的一对孪生子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呢？其实，星占学家对某一个特定星位的理解并不一致。经过仔细的检验之后，我们发现，如果他们除了诞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外，对人们一无所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预测人们的性格和前途的。②

    地球这个行星上的国旗有点古怪。美国的国旗有50个星，苏联和以色列各有一个，缅甸14个，格林纳达岛和委内瑞拉7个，中国5个，伊拉克3个，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2个，日本、乌拉圭、马拉维和孟加拉国等都是太阳旗，巴西国旗上有一个大球，澳大利亚、西萨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是南十字星座，不丹是龙珠——地球的象征，柬埔寨是吴哥窟天文台，印度、南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则是宇宙的象征。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采用星星，许多穆斯林国家采用新月。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国旗几乎有一半采用天文符号。这种现象是跨文化的，是无宗教派别的，也是世界性的。这种现象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时代，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塞缪里亚的圆筒图章和中国革命前的道家旗帜都采用星座。我毫不怀疑各家都想利用天国的力量和威望。我们都寻求与宇宙的联系，我们野心勃勃。事实证明，我们是跟宇宙联系在一起的，但不是星占学家所声称的那种个人的、小规模的、虚无缥缈的联系，而是最根本的联系，其中包括物质的起源、地球的可居住性、人类的进化与命运等（这些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现代流行的星占学来自克劳迪斯·托勒密亚斯，我们叫他托勒密，虽然他跟同姓的国王没有关系。公元二世纪时，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工作，整理巴比伦星占学传说，所有那些关于行星在种种太阳“宫”、月“宫”或“宝瓶宫龄”里的星位这些神秘的东西都源自托勒密。曾有一张用希腊语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托勒密时代的典型天宫图，这张天宫图标出了生于150年的一个小女孩的命运：“生于菲洛，安东尼纳斯·凯撒陛下10年，费米诺思15～16日凌晨1点。太阳位于双鱼宫，木星和水星位于白羊宫，土星位于巨蟹宫，火星位于狮子宫，金星和月亮位于宝瓶宫，星占摩揭宫。”十几个世纪以来，计算年月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占星术却没有多大变化。托勒密的星占学著作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话：“老土星位于东方，其庶民之外表则为黑皮肤、强健、黑发、卷发、粗壮，眼睛大小适中、体格中等、性情非常温静。”托勒密不但相信行为受行星和恒星的影响，而且相信体格、肤色、民族气质、甚至先天畸型等都受恒星的制约。在这一点上，现代星占学家的观点似乎比较谨慎。

    但是现代的星占学家已经把岁差忘掉（托勒密对岁差还是了解的），他们忽略了大气折射（托勒密论述过这个现象），他们几乎不管什么卫星和行星、小行星和彗星、类星体和脉冲星、爆发星系、共生星、激变星以及托勒密时代以来所发现的X射线源。天文学是一门科学——研究客观宇宙；星占学是一门伪科学——没有真凭实据地宣称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其他行星的影响。在托勒密时代，天文学与星占学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今天却是有区别的。

    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托勒密给星星命名，制定星星的亮度表，论证地球是一个球体，制定预测日食的规则，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研究行星在远方星座的衬托下奇妙地运转的原因。为了研究行星的运动和译解空中的信息，他制定了一个预测模型。对天体的研究给托勒密带来了一种极大的欢乐。“我是凡人”，他写道：“我知道我终有一死，但是当我随着繁星的圆周轨道畅游的时候，我的双脚已经离开了大地……”

    托勒密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相信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绕着地球转。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一种观点。地球似乎是稳固不动的，而我们却看到天体天天在升落。世界各地的人们迅速地接受了地心说。开普勒写道：“因此，人的理智在未经指点以前不可能不认为地球是一个天穹覆盖着的大房屋；这个房屋静止不动，小小的太阳在屋里往返运动着，就像鸟儿在空中徘徊一样。”但是我们如何解释行星的视运动呢？例如火星，人们在托勒密时代前几千年就已经知道它的运动了（古埃及人给火星的一个称号是 Sekded-ef em Rhetkhet，意思是“倒退者”显然是指它的视逆行或视环行）。

    托勒密制造的行星运动模型可以由一个小机械作为代表，它跟托勒密时代那些作用相似的机械差不多③。问题是要能够测定行星在“屋顶上”的“实际”运动，然后才能够精确地再现行星在“屋内”的视运动。

    托勒密想象行星绕着地球转的时候是附着在完全透明的球体上，但是它们不是直接附在球体上，而是通过一种离心轮间接附在球体上。球体转动的时候带动了小轮子，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火星的环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模型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行星的运动，这在托勒密时代，甚至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已经是够精确的了。

    因为托勒密在中世纪把天球想象成是由水晶玻璃构成的，我们现在还在谈论球体音乐和七重天（有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的“天”，还有恒星的“天”）。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造物主随地球上的事件而转移，天体被认为完全是根据超自然的原理建造的，因此没有什么必要观测天文。在中世纪欧洲教会的支持下，托勒密的模型妨碍天文学的发展达 1000年之久。最后，在 1543年，波兰天主教教士哥白尼发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来解释行星的视运动。这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是大胆地提出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被降级为行星之一，它是靠近太阳的第三个行星，不断地进行着标准的圆周运动（托勒密曾经考虑过日心模型，但立即否定掉了，他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谓地球的激烈旋转运动是不符合实际观察的）。

    在托勒密的地心说中，称为本轮的小球体带着行星，附在转动的大球体上转动。这样，从远方的星球看来，转动过程显然呈逆行状。

    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地球和其他的行星沿环形轨道绕太阳公转。在地球运转到火星前方时，从远方的星球看来，火星的转动显然呈逆行状。

    在解释行星的视运动时，这个假说至少跟托勒密的天球说同样有效，但是它触怒了许多人。1616年，天主教会将哥白尼的论著列为禁书，直到最后才被地方教会书刊审查员“纠正”，于1835年解放出来。④马丁·路德说他是“一个星占学暴发户……这个傻瓜想要推翻整个天文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静止不动，而不是命令地球静止不动。”有些赞佩哥白尼的人甚至说他并不真正相信日心说，他提出这个理论只是为了计算行星运动的方便。

    两种宇宙观（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划时代的对抗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时候达到了高潮，这体现在一个像托勒密那样既是星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的人身上，他处在人类的思想被禁铜的时代，处在宗教一二千年前的观点被认为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的发现更为可靠的时代，处在离经叛道——在神秘的神学问题上背离两种主要教派（天主教和新教）——受辱、受罚、受流放、受折磨或受处决的时代。天国里有天使、魔鬼，还有转动透明球体的圣手。科学不认为自然现象受物理法则的支配，但是这个孤军奋战的斗士却为现代科学革命点燃了火把。

    开普勒于1571年生于德国，从小就被送到莫尔布朗镇的新教神学校去学做牧师。那个学校就像新兵集训中心一样，专门训练年轻人用神学作为武器来进攻罗马天主教的堡垒。开普勒顽强，有才智，很有主见。他在荒凉的莫尔布朗呆了两年，没有一个朋友，性格变得孤独、怪僻。他自以为主在上帝的眼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终日仟悔自己那些并不比旁人更为丑恶的罪过，丧失了超度的希望。

    但是他并没有遭到天罚，上帝也没有要他赎罪。开普勒的上帝就是宇宙的创造力。这个孩子的好奇心使他变得无所畏惧。他希望能够研究世界末日的学说，他勇于想上帝之所想。这种危险的幻想开初只是一种想象，后来成了根深蒂固的顽念。神学校的一个自信的孩子渴望着将欧洲从中世纪思想的修道院里解脱出来。

    古典科学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被镇压了，但是在中世纪后期。阿拉伯学者保留下来的东西开始慢慢地潜入欧洲的教程。在莫尔布朗，开普勒知道古典科学已经在复苏。他除了学习神学之外，还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音乐和数学。他觉得他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里瞥见了一个完美的形象，悟出了宇宙的荣耀。他后来写道：“几何学存在于创世之前，它与神道永远并存……几何学向上帝提供了创世的模型……几何学就是上帝本人。”

    虽然开普勒过着隐居的生活，并且全神贯注地研究数学，不完美的外界必然影响性格的形成。对那些在饥荒、瘟疫和你死我活的教条冲突中无能为力的人来说，迷信是最方便的灵丹妙药。许多人认为星星是惟一可靠的东西，古星占学的观念就是在充满恐怖的欧洲后院和客栈里发达起来的。开普勒对星占学的态度始终是不明确的，他怀疑在日常生活的表面混乱当中是否隐藏着规律性。如果天地万物是由上帝的能工巧手制作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够进行仔细的审查呢？难道天地万物不就是神道和谐的表现吗？这本天书在1000多年之后才找到一个读者。

    1589年，开普勒离开莫尔布朗到图宾金的那所名牌大学为牧师搞研究工作，他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在时代才华的激流里，他的天才立即受到老师的赏识。其中一个老师向这个年轻人介绍了哥白尼假说的奥秘。日心说与开普勒的宗教观发生了共鸣，他热情地接受了这种理论。太阳就是上帝的象征，其余的一切都绕着太阳转。在他被委任为牧师之前，有人想聘请他从事非教会的工作。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教会的工作，所以他终于接受了聘请。他被派往奥地利的格拉茨中学教学，没多久他就开始准备编写天文和气象年鉴，并且开始用占星术算命。“上帝为每一只动物提供生计，”他写道，“对天文学家来说，他所提供的生计就是星占学。”

    开普勒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出色的写作家，但是在课堂上却是一个拙劣的教师。他言词含糊，讲课离题，学生们往往感到莫明其妙。他在格拉茨的第一年只有几个学生听他讲课，第二年就没有人听他的了。联想和猜测在他的内心世界喧嚣不止，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在一个愉快夏天的下午，在那没完没了的讲课过程当中，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的天文学。他很可能话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他的那些漫不经心的学生正渴望着放学，我想他们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历史时刻的。

    在开普勒时代，人们只知道6个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为什么只有6个？开普勒感到疑惑。为什么不是20个，或者100个呢？为什么这些行星在哥白尼所推断的轨道之间有空隙呢？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当时知道有5种规则的（即理论上的）立体，它们的边是规则的多边形，正如毕达格拉斯时代之后的希腊数学家所知道的那样。开普勒认为这两个数字是有联系的，之所以有6个行星是因为只有5个规则的立体，这些立体相互内接（即一个套一个），表明了各个行星与太阳的距离。通过这些理想的形体，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肉眼看不见的支撑这6个行星的结构。他把他所得到的启示称为“宇宙奥秘”。毕达格拉斯的立体与行星的排列位置只能有一个解释：神之手就是几何学家。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5种完美的立体

    开普勒以为自己罪孽深重，可是神却让他做出这个伟大的发现，他感到十分惊奇。他向沃尔坦堡的君主提议拨出研究金，并主动要求监督建造他所提出的内接立体模型。他说，这样人们就能够观赏神圣的几何之美妙。他还说，这个模型可以用银和宝石制成，偶尔还可以用作君主的圣餐杯。沃尔坦堡的君主否决了他的建议，请他先用纸造一个比较便宜的模型。他随即开始试制，他说：“我从这个发现所得到的极大乐趣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不管计算多么困难，我决不回避，我夜以继日地演算，直到弄清楚我的假说是否符合哥白尼的轨道为止，或者直到弄清楚我是否空高兴了一场为止。”但是不管他如何努力，立体和行星的轨道总是不太一致。然而，因为这是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理论，他相信一定是观测的错误——这是科学史上许多其他理论家在观测结果不肯帮忙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比较准确地观察到行星的视位，这个人是一个自愿要求流放国外的丹麦贵族，他接受了神圣罗马帝国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帝国数学家的职位，他的名字叫第谷·布拉赫。碰巧这时候他按照鲁道夫的建议邀请了在数学上享有盛名的开普勒到布拉格跟他合作。

    因为第谷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小地方的中学教员，除了几个数学家以外谁也不认识，所以开普勒对第谷的邀请犹豫不定。但是形势迫使他下了决心。1598年，即将来临的“30年战争”的预震把他吞没了。当地的天主教大公爵是一个坚定的教徒，他发誓：“宁可让国家荒废也不统治异教徒。”⑤新教徒未能掌握经济和政治的领导权，开普勒的学校被关闭，异教的经书。书籍和圣歌都被查禁。最后居民们被叫来一个一个地查问他们的宗教信仰，凡是不肯表白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都被罚缴纳收人的十分之一，并且驱逐出格拉茨，放逐国外，永远不得回还，违者格杀勿论。开普勒选择了流放，他说：“我还没有学会虚伪，我对信仰是严肃的，我不能玩弄信仰。”

    离开格拉茨之后，开普勒跟他的妻子和后来的女儿登上了前往布拉格的艰难行程。他的婚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患慢性病，又接连死了两个孩子，人们说她是一个愚蠢、阴沉、孤独和忧郁的女人。她对丈夫的工作一点也不理解，因为他出身于小乡绅，她看不起他那寒酸的职业。他时而劝诫她，时而不理她，“因为我的研究有时候令我无暇顾及别人。但是我汲取了教训，我学会耐心对待她，当我看到她对我的话耿耿于怀的时候，我宁可受点苦头也不再得罪她。”尽管如此，开普勒还是一心想着工作。

    他把第谷的领域想象为一个摆脱时代罪恶的避难所，想象为验证他的“宇宙奥秘”的地方。他渴望成为伟大的第谷的同事，因为后者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就致力于测量宇宙这部机器达35年之久，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测得的数据也很精确。但开普勒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第谷本人好高骛远，脸上装着一只金鼻子，原来的鼻子在跟同学决斗相争谁是数学高手的时候被削掉了。他的周围都是一些咋咋呼呼的助手、马屁精、远房亲戚和各式各样的食客。他们无休止地狂欢，他们含沙射影、耍阴谋诡计，他们残忍地愚弄勤学好问的乡下人，所有这一切都使开普勒失望和伤心。他写道；“第谷……富贵无比，但是他不懂得怎么用钱。他的任何一件仪器的价值都比我的仪器和我的全部家产的总价值还高。”

    虽然开普勒急于见到第谷积累的天文资料，但是他所得到的只是点点滴滴的东西。“第谷不让我分享他的经验，他只是在吃饭或空闲的时候顺便提一下某个行星的远地点数字，或另一个行星的交点数据……第谷的观测数据最完善……他也有协作者，他所缺乏的是能够应用这些数据的建筑师。”第谷是当时最伟大的观测天才，开普勒则是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们谁都知道自己一个人要全面地研究精密协调的宇宙系统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感到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但是第谷还没有打算将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奉送给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潜在对手。由于某种原因，共同编著研究成果是不能接受的。现代科学——理论与观察的后代——的诞生在他们互不信任的悬崖上岌岌可危。在第谷临死前的18个月里，他们两人经常争吵，而后又言归于好。有一次，罗森堡男爵宴请第谷的时候，第谷喝了许多酒，但是他还是“礼貌第一，健康第二”，不愿当着男爵的面离开去解手，哪怕离开那么一会儿。后来因为拒绝接受节制饮食的劝告，第谷的尿道感染恶化了。临死的时候，第谷将他的观测记录遗赠给开普勒。“最后一天晚上，他神志昏迷，像作诗一样用微弱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别辜负我的一生……别辜负我的一生。’”

    第谷死后，开普勒——现在已经是新的最大的数学家了——终于想办法将观测记录拿到手，尽管第谷家里的人不肯交出来。哥白尼的数据未能证实他关于行星的轨迹与5种理论上的立体相接的猜想，第谷的数据也同样不能证实他的这个猜想。相当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发现了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这3颗行星，他的“宇宙奥秘”才被完全推翻——没有新的理论上的立体可以测定这3颗行星跟太阳的距离。互相套接的毕达哥拉斯立体也容不得地球卫星的存在，伽利略发现的4颗木星卫星也使原来的猜想乱了套。但是开普勒非但没有泄气，他还希望发现更多的卫星，他很想知道每一个行星应该有多少卫星。他给伽利略写信说：“我立即开始思考为什么在没有推翻我的‘宇宙奥秘’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行星出现，根据‘宇宙奥秘’原理，欧几里得的5个规则立体容不得在太阳的周围有6个以上的行星……我完全相信木星周围的4个行星的存在，因此我希望通过望远镜，如果可能的话，比你更早发现火星周围有两个（按比例似乎应该如此），土星周围有6个或8个，水星和金星周围很可能各有一个。”火星周围的确有两个卫星，为了纪念他的猜测，人们今天把其中较大的那个卫星上的一个主要地质特征称为“开普勒脊”。但是他对土星、水星和金星的猜测完全错了，木星周围的卫星的数量也比伽利略所发现的多许多。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只有9个左右的行星，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跟太阳的相对距离是现在这个样子（见第八章）。

    第谷对火星和其他行星穿过星座的视运动观测了许多年，这些观测数据在望远镜发明前的最后几十年里算是最精确的了。开普勒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这些数据：地球和火星环绕太阳的什么样的真运动才能最准确地解释火星在空中的视运动（包括穿过背景星座的逆环行运动）？第谷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火星，因为火星的视运动似乎是最不正常的，它的运行轨道似乎最不符合圆轨道。（针对那些对他的反复的计算可能感到厌烦的读者，他后来写道：“如果你对这个索然寡味的计算过程感到厌倦的话，请同情我这个至少进行过70次试验的人。”）

    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就假定行星是在做圆周运动，柏拉图、托勒密以及开普勒之前的所有基督教天文学家也假定行星是在做圆周运动。他们认为运行的轨道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他们还认为，为了免除世俗的“腐蚀”而高高挂在空中的行星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也是“完美的”。伽利略、第谷和哥白尼都认为行星是在做均速圆周运动，哥白尼说过，其他的可能性使人“不寒而栗”，因为“这与用最佳的办法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相称的”。所以，开普勒在开始的时候就试图用地球和火星绕太阳做圆周运转的假想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经过3年的运算，他以为他找到了火星的一个圆轨道的正确值，这些值与第谷的10个观测数据相匹配，误差不到2弧分。我们知道一度等于60弧分，从视平线到天顶则是一个90度的直角，因此几弧分是难以测量的，特别是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这个误差是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整个月球的角直径的十五分之一。但是开普勒的狂喜很快就化为乌有，因为第谷的另外两个观测数据与开普勒的轨道不一致，误差达8弧分。开普勒写道：

    上帝赋于我们这样一个勤勉的观测者——第谷·布拉赫，他的观测证实计算误差8分；我们理所当然要从心里感激上帝的恩赐……假如我以为我可以忽视这8分的话，我就可以使我的假设暂时成立。但是，既然不容忽视，这8分向我们指明了彻底改革天文学的道路。

    圆轨道与真轨道之间的差别只能通过准确的测量和勇于承认事实来区分：“宇宙以协调匀称见美，但是调和必须合乎经验。”使开普勒感到震惊的是，他必须放弃圆轨道，怀疑对上帝这个几何学家的信仰。他说，清扫了圆周和螺旋天文学的马厩之后，他所剩下的“只是一车子的粪便”——类似卵形的扁圆。

    开普勒终于意识到他对圆周的迷恋是因为错觉而引起的。地球是一个行星——这一点哥白尼已经说过，现在开普勒十分清楚地认识到，遭到战争、瘟疫、饥荒和不幸所破坏的地球并不完美。开普勒是自古以来第一个提出行星是由像地球这样不完美的东西构成的物体。如果行星是不完美的，为什么它们的轨道就不能是不完美的呢？他尝试了各种卵形曲线，他不停地计算，有时候算错了（开始的时候反而把正确的答案当作错误的答案），几个月之后，正当他濒于绝望的时候，他尝试了椭圆公式（那是珀格的阿波尼厄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首次整理的），结果与第谷的观测配合得很好。他后来写道：“我把自然的真理拒之门外，并把它赶走，但是它又偷偷地从后门溜进，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呀，我真是个大傻瓜！”

    开普勒发现火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其他行星的轨道椭率比火星的轨道椭率要小得多，因此假如第谷叫他研究金星运动的话，他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行星的真轨道。在这样的轨道里，太阳不是位于中心，而是偏移到椭圆的焦点上。当某一个行星运转到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时，它的速度就加快；当它运转到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时，它的速度就减慢。由于这种运动方式，我们说行星永远朝着太阳运动，但又永远到达不了太阳。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一定律就是：行星在椭圆的轨道上运转，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做匀速圆周运动的时候，在相同的时间内所覆盖的圆弧角或圆弧部分相等，例如，在圆周上运行三分之二的距离所需要的时间是运行三分之一的距离所需要的时间的两倍。开普勒发现了椭圆轨道的一些不同之处：当行星沿着它的轨道运转的时候，它扫过了椭圆内的一小块扇形面积；当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它在特定的时间内在轨道上划出一个大弧，但是那个弧所代表的面积并不很大，因为行星这个时候离太阳很近，当行星远离太阳的时候，它在相同的时间内所覆盖的弧就短得多，但是那个弧代表一个比较大的面积，因为行星这个时候离太阳比较远。开普勒发现不管椭率如何，上述这两个面积正好相等：瘦长的面积（表明行星远离太阳）和短阔的面积（此时行星接近太阳）正好相等。这就是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二定律：行星在单位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

    开普勒第一定律：行星（P）在椭圆的轨道上运转，太阳（S）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在单位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从B到A、F到E和D到C的运行时间都一样BSA、FSE和DSC等深色部分的面积都相同

    开普勒的头两条定律看起来有点深奥和抽象：行星沿着椭圆轨道运转，在相同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这些定律又有什么用呢？圆周运动倒还容易理解。我们可能会把它当做数学上修修补补的东西，当做脱离现实生活的东西。但是正如我们自己（因为引力作用而附着在地球的表面上）飞越行星际空间一样，我们的行星就是遵循这些定律的。我们是按照开普勒首先发现的自然法则运动的。当我们把宇宙飞船送上行星的时候，当我们观测双星的时候，当我们考察遥远星系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宇宙都遵循开普勒定律。

    许多年之后，开普勒偶然发现了行星运动的第三个，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将各个行星的运动联系起来，正确地展示了太阳系的机制。他在一本名为《宇宙的和谐》的书里阐述了这个定律。开普勒是通过《和谐》这个词来理解许多东西的：行星运动的秩序与美妙，解释该运动的数学法则之存在（这种思想可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甚至在音乐意义上的和谐——“天球的和声”。其他行星的轨道跟水星和火星的轨道不一样，它们基本上是圆形的，因此我们即使在极精确的曲线图上也很难画出它们的真形。地球是我们的活动站台，我们在这个站台上观测在遥远星座背景上的其他行星的运动。内行星在它们的轨道上快速地运转着——这就是水星得名的原因：水星是天使。金星、地球和火星绕太阳运转的速度依次递减。外行星，譬如木星和土星，步态庄重，有如天王。

    开普勒第三定律（即和谐定律）指出，行星周期（行星绕轨道一周所需时间）的平方与其距离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行星离太阳越远，它的运转速度就越慢，但是根据准确的数学定律，p2 =a3 ，这里p代表行星绕太阳的运转周期（单位：年），a代表该行星离太阳的距离（单位：“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等于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例如，木星离太阳是5个天文单位，因此 a3 ＝5 X 5 X 5＝125。什么数自乘等于125呢？不是11吗？很接近。因此木星绕太阳运转一周的周期是11年。上述周期计算方法适用于任何行星、小行星和彗星。

    开普勒并不满足于从大自然推断出行星运动的法则，他努力追求某种更根本的内在原因——太阳对星球运动的影响。行星在接近太阳的时候速度逐渐加快，在离开太阳的时候速度逐渐减慢。遥远的行星仍然感受到太阳的影响，磁力也有一种遥感作用，因此开普勒令人吃惊地预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行星运动的内在原因类似于磁力作用：

    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证明宇宙这部机器，与其说像一个非凡的有机体，不如说像一个类似时钟结构的装置……因为几乎各种形形色色的运动都是由一个非常简单的磁力所带动的，就像类似时钟机构的装置一样，一切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重力引起的。

    开普勒第三定律，又称宇宙谐和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等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译注），准确地建立了行星轨道的体积与其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关系。这个定律完全适用于开普勒身后多年才发现的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

    当然，磁力并不等于重力，但是开普勒这里所指出的创见是惊天动地的。他认为，适用于地球的量子物理原理也是支配宇宙的量子物理原理的基础。这是首次打破用神秘的观点来解释天体运动，这个见解使地球成了宇宙的一个省份。他说：“天文学是物理学的范畴之一。”开普勒处在历史的歧点，最后的一个科学星占学家成了第一个天体物理学家。

    开普勒不是说话谨慎的人，他这样评价他的发现：

    用这种交响乐的声音，人类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奏完永恒曲，可以细细地体验上帝——最高艺术家——的欢乐……我非常激动……决心已定。我正在写这本书，让现代人读也好，让后世人读也好，都无所谓。这本书可以等一个世纪才找到一个读者，上帝自已就等了6000年才找到见证人。

    开普勒认为，在这种交响乐里，每个行星的运转速度相当于当时流行的拉丁音阶上的某些音符，即1、2、3、4、5、6、7、i。他说，在天球的谐声里，地球的音符是 4和 3，地球不停地哼唱着4和3，这两个音符正好等于拉丁词“famine”（饥荒）。他还中肯地指出，用这个令人悲哀的词来描绘地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开普勒发现他的第三定律之后整整8天，导致“三十年战争”的事件在布拉格发生了。战争动乱使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开普勒的命运也是如此，他的妻子和儿子死于军队所传染的流行病，他的皇家赞助人被废黜，他也因为在教义问题上固执己见而被开除路德教的教籍——开普勒再次沦为难民。这次冲突——天主教和新教都把它说成是神圣的战争——其实是那些贪婪的人利用宗教狂热争夺土地和权力的战争。过去，当交战双方的君主耗尽资财的时候，战争也就结束了，但现在，有组织的抢劫成了维持作战部队的手段。受蹂躏的欧洲人束手无策地看着一把一把的犁和修校的刀被打成剑和矛⑥。

    在乡下，妖风四起，谣言弥天，无权无势的人受尽了祸害。许多孤身老妇被控行巫，成了替罪羊。开普勒的母亲就是在深更半夜被人从衣柜里拉走的。在开普勒的家乡小镇韦尔德斯塔特，从1615－1629年，每年大约都有3个妇女被当做女巫而加以折磨和杀害。凯瑟琳娜·开普勒是个爱争论的老妇，

    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开普勒写了一本科学小说来阐述和推广科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梦》。他想象了一次月球旅行——那些太空旅行者站立在月球上，观察他们头顶上美丽的地球缓慢地旋转着。通过改变我们的观察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宇宙的机理。在开普勒时代，反对地心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感觉到地球在运动。在《梦》这本书里，他尽力将地球自转的原理阐述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写道：“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要站在群众一边。因此，我十分耐心地向尽可能多的人解释。”（另一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请不要让我单纯搞数学计算这种单调的工作，给我时间从事哲理的研究吧，这是我惟一的乐趣。”⑦）

    随着望远镜的发明，开普勒的“月球地理学”的设想正在成为现实。他在《梦》中将月球描绘成布满山峦峡谷和孔洞（即伽利略不久前用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发现的月球上的环形山）。他还想象月球上有人居住着，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险恶环境。他描述了从月面上观察到的地球缓慢旋转的情形，并想象我们行星上的大陆和海洋会引起像“月球上的人”那样的联想——把在直布罗陀海峡的西班牙南端与北非的相互靠近想象成“一个穿着柔软的衣服的少女正准备跟她的情人接吻”。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在“碰鼻子”。

    根据月亮上日夜的长短，开普勒认为月球上气候严酷，温度变化悬殊。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他并不是事事正确。例如，他相信月球周围有大气，月球上有海洋，也有人居住。特别奇怪的是他关于月球上的环形山的起源的猜想。他说，这些环形山使月球看上去“像小孩子出天花的脸”。他认为，环形山是凹下去而不是突出来的。他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他从观察中发现许多环形山四周突出，中心耸立着一个山峰，但是他认为这些规则的环形说明了一种级数，只有智能生物的存在才能解释这种现象。他设想到从空中落下来的大岩石会引起月球的局部爆发，爆发物向四周匀称地散开，结果形成了圆形的坑穴，这就是月球和其他类地行星上许多环形山和坑穴的起源。因此他推断：“月球上存在着某种能够灵巧地建造那些回洞的人类。这些人类为数一定很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建造凹洞以满足需要。‘针对’这样的大建筑工程是不可能的”的观点，开普勒列举埃及的金宇塔和中国的长城（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可以从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看到）加以反驳。开普勒的思想核心是，几何级数反映了潜在的智能。他对月球环形山的论述预示了一场关于火星运河的论战（第五章）。通过观测的方法搜寻地球外的生命在发明望远镜的年代开始了，这是拥有最伟大的理论家的时代，这是举世瞩目的时代。

    《梦》中有些部分显然是作者的自述，例如，主人公拜访了第谷，他的双亲是卖药的，他的母亲与妖魔鬼怪有交往，其中一个魔鬼最后还向她提供到月球旅行的工具。《梦》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虽然它没有向开普勒同时代的人表明）：“应该容许人们在梦中偶然想象到知觉世界所不存在的东西。”科幻小说在“三十年战争”时代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因此开普勒的书被当做为指控他母亲为女巫的证据。

    正当开普勒面临着严重的个人问题时，他赶到沃坦堡去看望母亲。他那74岁的老母亲被拘禁在新教区地牢里，还受到严刑的威胁（枷利略在天主教的地牢里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很自然地立即就着手调查指控他母亲行巫的原因，其中包括调查沃坦堡人将身体上的小毛病都归咎于她的符咒的事件。他的调查是成功的，跟他的一生一样，他的调查是理性对迷信的胜利。他的母亲被放逐，永远不得返回沃坦堡，否则处以死刑。正是由于开普勒勇于自卫，沃坦堡的君主。才定下了不得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任意指控人们行巫的法令。

    战争的动乱使开普勒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后来的生活很不安定，到处恳求帮助。他给沃伦斯坦君主算命，就像他曾经给鲁道夫二世算过命那样，最后在沃伦斯坦控制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市镇——萨根——度过了晚年。他亲自写下的墓志铭是这样的：“我过去测量天空，现在测量的则是阴影。我的精神跟天空密不可分，我的身体却在地上安息。”但是，“三十年战争”把它的坟墓湮没了，如果今天要为他追求科学的勇气树碑立传的话，碑文可以这样写：“他追求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美妙的幻想。”

    开普勒相信，总有一天会有“宇宙帆船乘着天风”在空中航行，船上满载“对浩瀚的太空无所畏惧的探索者”。今天，那些探索者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用来准确无误地导航的，正是开普勒经过终身奋斗所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开普勒为了解行星的运动、为探索宇宙和谐的原理而奋斗终生，他的研究工作在他死后36年由牛顿推向顶点。牛顿生于1642年圣诞节，他母亲后来告诉他，他出生的时候只有一点点大，可以装进一个容量为一夸脱的杯子。牛顿体弱多病，感到缺少家庭的温暖，脾气暴躁，不爱交际，当了一辈子童男，但他却可能是最空前伟大的科学天才。

    牛顿从小就急欲解答虚幻的问题，诸如：光是一种物质还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引力如何越过真空而起作用？等等。他很早就确信，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的传统观念是对《圣经》的一种误解。他的传记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勒写道：

    他其实是梅莫奈兹学派的犹太教—神论者，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不是根据推理或猜测，而是完全根据对古代权威的理解。他相信天书并没有为伪造的“三位一体”论提供证据，天神只有上帝一个。但这是牛顿终身竭力隐瞒的可怕的秘密。

    和开普勒一样，他免不了要受到当时迷信思想的影响，他也与神秘主义交锋过多次。事实上，牛顿思想的成熟主要归因于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冲突。1663年，当20岁的时候，出于好奇，他在斯特布里奇市集买了一本星占学的书，他想“看看书里到底说些什么”。当读到书中谈到的幻像时，他就读不下去了，因为他对三角学一无所知。因此，他又买了一本三角学的书。但是没多久，他发现自己不懂几何学，结果又找了一本欧几里得著的《几何学初步》开始读起来。两年之后，他发明了微分学。

    做学生的时候，牛顿就被光迷住了，被太阳吸引住了。他不顾危险，经常目不转睛地看着镜子里太阳的映像：

    几小时之后我的双眼无需望着任何明亮的东西，但是我还是看到太阳在我的面前。我不敢写字，也不敢看书，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眼睛恢复过来，我整整三天呆在黑屋里，想尽一切办法转移我对太阳的想象，因为一想到太阳，我立即就会看到它的图像，虽然我是在黑暗里。

    1666年，牛顿23岁，在剑桥大学读书。这时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他只好回到与世隔绝的伍尔斯索普村（他出生的地方）闲居，在那里他住了一年。他专心于发明微分学和积分学，对光的性质有重大发现，并为万有引力理论打下了基础。在物理学的历史上，像这样意义重大的一年，只有1905年——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可以和它相比。当问他是怎样获得．这些惊人的发现时，牛顿笼统地回答说：“通过思考。”他的成就就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他剑桥的老师文萨克·巴罗在这个年轻人回校五年之后辞去了数学教授的职位，让他来接班。

    牛顿45岁左右的时候，他的佣人是这样描述他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娱乐或消遣过，他既不乘车出去兜风，也不散步，不玩滚木球游戏或做其他运动，以为凡是不用在学习上的时间都是浪费。他学习抓得很紧，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除非是去讲课……很少有人听他的课，更少有人听得懂，由于听课的人少，他实际上经常是对着墙壁朗读。

    开普勒和牛顿的学生绝没有想到他们的损失会有多大。

    牛顿发现了惯性定律——运动着的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继续做直线运动。牛顿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力量不断地改变月球的运动方向，使它的轨道成为近圆形，并把它往地球的方向上拉，那么，月球就会沿着与轨道相切的方向直线飞离轨道。牛顿把这种力量叫做重力，并相信它在远距离的地方起作用。虽然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没有什么东西把它们联系起来，但是地球却不断地把月球往我们这边拉。牛顿应用开普勒第三定律，从数学的角度推断引力的性质。⑧他证明，将苹果往地球上拉的力就是使月球沿着它的轨道运转的力，也就是使当时刚发现的木星的卫星绕着那个遥远的行星运转的力。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物体都是往下掉的。人类有史以来都相信月亮绕着地球转。牛顿首先发现上述这两种现象都是由同一种力引起的，这就是“牛顿万有引力”中“万有”的含意所在。在宇宙中，这个引力定律到处都适用。

    这是一个平方反比法则，即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两个运动物体之间的距离增加一倍，它们之间的引力则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如果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原来的10倍，它们之间的引力就比原来的引力小了100倍（102 = 100）。显然，引力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逆向的，即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假如引力是正向的，即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最遥远的物体就会受到最大的引力。那么我想，宇宙间的所有物质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大宇宙团。不，引力一定要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彗星或行星在远离太阳时转得慢，在靠近太阳时转得快的原因——离太阳越远，它们所感受的引力越小。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都可以从牛顿原理推导出来。开普勒定律是经验的产物，是根据第谷的仔细观测结果推断的，牛顿定律则是理论性的，是很简单的数学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我们最终可以推导出第谷观测的一切数据。牛顿对自己的定律引以为豪，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写道：“我在此展示了宇宙的机理。”

    后来，牛顿担任了伦敦皇家学会会长（这是一个科学家的团体），还当了造币厂厂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查禁伪币的工作中。他那忧郁和孤独的性格又开始作怪，他决心放弃驱使他与其他科学家争论的科研工作（争论的重点是优先权的问题）。为此，有人还说他得了相当于17世纪的“精神崩溃”症。然而，牛顿继续他在炼金术与化学之间的边缘科学的毕生研究。最近有证据表明，他当时的疾病与其说是精神病，不如说是重金属中毒——长期吸入微量的砷和汞所引起的金属中毒。当时的化学家以嗅觉为分析手段是司空见惯的。

    但是，他那惊人的智力经久不衰。1696年，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要求他的同事们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捷线问题”：在只受到重力作用的情况下，物体怎样沿着不同高度的两点之间的一条曲线下降最快。伯努利起先规定半年为最后期限，但是后来应莱布尼茨的要求（莱布尼茨是当时的主要学者之一，跟牛顿同时发明了微分学和积分学），将最后期限延长到一年半。1697年1月4日下午4点，牛顿收到这个要求。在他次日早晨上班之前，他又发明了一个崭新的数学分支——变分学。他用变分学的原理解决捷线问题，并将答案寄了出去。他的答案出版了，但是根据牛顿的请求，没有署名。然而，该答案所显示出来的才华和创见却暴露了它的作者。当伯努利见到该答案时，他说：“真是文如其人。”牛顿当年55岁。

    在晚年的时候，他继承了古代历史学家梅内托、斯特拉波和埃拉托斯尼的传统，主要从事校正古文明年代学的工作。在他身后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古代王国年代学修正本》里，我们发现他对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校订，复制了一幅所罗门圣殿建筑图；大胆地提出“北半球星座都是根据希腊故事《伊阿宋》和《亚尔古英雄传》里的人物、人工制品和事件命名的观点；坚持认为一切文明世界的神——只有牛顿自己心目中的神是一个例外——不过是后人加以神化的古代国王和英雄罢了。

    开普勒和牛顿的发现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转折——发现十分简单的数学定律渗透到大自然的各个角落；适用于地球上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宇宙；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宇宙运行方式之间会产生共鸣。他们非常重视观测资料的精确性，他们预测行星运动的准确性雄辩地证明：人类完全能够深刻地了解宇宙。我们地球的现代文明、我们世界观的形成，以及我们现在对宇宙的探索，与他们的洞察力是密不可分的。

    牛顿对自己的发现持谨慎态度，他对科学界的同事们是毫不让步的。在他发现负二次方定律之后，根本没有想等一二十年之后把它发表出来。但是在辽阔无垠、错综复杂的大自然面前，他跟托勒密和开普勒一样，既高兴又谦虚。他在临死之前写道：“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像是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__________
     ①“月经（menstrual）”这个词的词根意思是“月亮（Moon）”。

    ②对星占学及其有关学说表示怀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西方所独有的。例如，1332年《徒然草》的作者吉田兼好在《懒散论集》中写道：（日本）阴阳说对“红舌日”这个问题说不出个道理来。以往人们并不回避红舌日，但是近来——我不知道这个风俗从何而来——人们开始说什么“红舌日开始的事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或者“红舌日说的话是白话，做的事是白做：你得而复失，你的计划落空。”简直是胡说八道！假如我们计算一下特意挑选“吉日”开始而又没有结果的事情，恐怕其数量之多不亚于在红舌日开始的事情。

    ③早四个世纪之前，阿基米德就制造了一个这样的装置，并由罗马的西塞罗检查和绘制成图。这是马塞勒斯将军运送到罗马的。在征服赛拉丘斯期间，马塞勒斯的一个士兵违抗命令，无缘无故地将这个年逾古稀的科学家杀死。

    ④在最近一次清查几乎所有哥白尼16世纪的著作时，欧文·金杰里奇发现当时的书刊审查很不认真，只有60％的意大利文版本被“纠正”，伊比利亚版本没有一本被纠正。

    ⑤这样的话在欧洲中世纪或欧洲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时候决不是最偏激者所言。在包围一个主要是艾伯延塞斯人居住的城市时，有人问多米戈德古斯曼（后来以圣多米尼克闻名）如何区别信徒和异教徒时，据说他回答道：“把他们全部杀光，上帝自有判断，”

    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格拉茨的军械库里看到一些展品。结果得罪了地方上的贵族。她卖安眠药，可能还卖幻觉药，就像现代墨西哥江湖医生那样。可怜的开普勒相信，他本人才是母亲被抓走的原因。

    ⑦像开普勒一样，第谷没有敌视星占学，但是他把自己秘密的占星术与当时流行的各种占星术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认为后者助长了迷信。他在1598年出版的《天文机理新编》一书中指出，如果星位图能够得到改善的话，星占学“其实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可靠”。第谷写道：“我从23岁就开始致力于炼金术和天国的研究。”但是他觉得，这两种伪科学里的秘诀对大众来说太危险了（虽然他认为操纵在那些他需要获得其支持的君主和国王的手里是很安全的）。第谷继承了那些相信只有他们和俗、教权才能委以秘诀的科学家长期的、真正危险的传统。他写道：“将这些东西公之于众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应该的。”相反地，开普勒则到学校讲授天文学，经常自己掏钱大量出版刊物，撰写科学小说（当然主要不是写给他的同行看的）。用现代的观点看，他不可能成为受人欢迎的科学小说家，但是第谷和开普勒这两个同代人态度的差异却是说明问题的。

    ⑧遗憾的是，牛顿在他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没有提到开普勒。但是在1666年给埃德蒙·哈雷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定律是我大约20年前根据开普勒的理论推导出来的。”

    第四章 天堂与地狱

    九个世界仍在我的记忆之中。 斯诺尔里·斯特勒逊编纂的《冰岛散文集》

    我——宇宙的破坏者，罪该万死。《神曲》

    天堂和地狱的大门毗连在一起，没有什么两样。 尼克斯·卡赞扎基斯《基督的最后引诱》

    地球是个可爱而又平静（多少可以这么说）的地方，万物在变化，但变化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我们可能平安地过一辈子而从未经历过比暴风雨更猛烈的自然灾害，因此，我们总是自鸣得意，逍遥自在，漠不关心。但是大自然的历史记载却是很清楚的。宇宙曾经遭到破坏，我们人类甚至还以“善于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施加灾害”而著称。其他的行星都把自己过去的历史保留下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曾经经历过大灾难。一切都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在100年内不可思议的事情，1亿年之后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在地球上，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奇怪的自然现象也发生过。
     

    1908年6月30日清晨，在西伯利亚中部，人们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空划过。火球着地的时候，引起了一场大爆炸，这场大爆炸扫平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烧毁了撞击地点附近成千上万的树木，它所引起的大气冲击波环绕地球两圈。两天之后，大气里仍然有大量的尘埃，以至于在1万公里以外的伦敦市街道上，人们可以在晚上靠尘埃的漫反射光看报纸。

    沙俄政府不会为这样的区区小事而去调查的，而且事情毕竟是发生在偏僻落后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居住的地方。十月革命10年之后才有一支考察队到那里考察现场和采访目击者，以下是考察队带回来的一些采访记录。

    清晨，当大家还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整个帐篷连人一起被吹到空中。落地的时候，全家都受了轻伤，而阿库莉娜和伊凡失去了知觉。恢复知觉后，他们听到许多嘈杂的声音，看到森林在他们四周炽烈地燃烧着，大部分森林都毁了。

    早饭时间，我正坐在范诺范拉贸易栈的门廊里，眼睛望着北方。我刚举起斧子要箍桶的时候，突然间……天空劈成两半，北边森林的上空好像燃起了一片烈火。这时，我感到一阵火热，好像我的衬衫已经着火了……我正要把衣服脱掉的时候，天空中轰隆一声炸开了。我从门廊里被抛到约3沙绳（俄丈）远的地方，暂时失去了知觉。我的妻子跑出来把我扶到屋里。接着便听到一声巨响，好像是石头从空中降落的声音，又好像是炮声，整个大地都抖动起来。我躺在地上，把头盖住，因为我怕头被石头打伤。正当天空裂开的时候，一阵热风（犹如大地里吹出来的热风）从北边往我们的屋子吹过来，在地上留下了痕迹……

    当我坐在犁旁吃早饭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爆炸声，好像是炮声。我的马跪到地上。北边森林的上空火舌冲天而起……接着，我看到杉树林被风刮得倒向一边，我还以为是飓风。我用双手抓住犁，不让风刮走。风很猛，地上的土都被刮走了。飓风从安格拉里驱起了一道水墙，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的地在山坡上。

    呼啸声把马吓得狂奔起来，拖着犁到处乱跑，有的马却吓瘫了。

    听到第一声和第二声爆炸之后，木匠们都吓呆了，他们用手在自己胸前划十字。当第三声爆炸传来的时候，他们从屋顶上倒摔到碎木屑上。有几个人惊慌失措，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并安慰他们。我们都停了工回到村子里去。村民们惊恐万状，一群一群地聚集在街道上，谈论着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正在田里……刚刚给一匹马套上耙，正要套另一匹时，突然听到右边一声好像爆破的声音。我立即回头，看见一个燃烧着的物体从空中飞过，那物体头部比尾部宽得多，色彩好比白昼里的火光。这个燃烧着的物体比太阳大得多，但是没有太阳那么明亮，所以可以用肉眼去看。火光后面拖着一长串的东西，看上去像尘埃，一阵阵地往外喷，此外，火焰还放出蓝色的流光……火焰一消失就听到比炮声更猛烈的爆炸声，可以感觉到土地在震颤，木屋里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

    我当时正在卡恩河边洗羊毛，突然听到一声像惊鸟鼓翅的嘈杂声……河水猛涨。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个工人……摔到河里。

    这个著名的事件叫做通古斯事件。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事件是由一片急剧落下的反物质引起的。反物质与地球的寻常物质接触之后就湮没，变成伽马射线的闪光。但是在撞击地点没有发现任何放射现象可以证实这种解释。另一些科学家认为，一定有一个很小的黑洞由西伯利亚这一端进人并穿透地球，从另一端钻出。但是从大气冲击波的记录里并没有发现当天晚些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北大西洋里冲出来。这也许是某个难以想象的地球外的高级文明社会的宇宙飞船出了严重的故障，结果撞到一个暗行星的偏僻地区。可是在撞击现场没有找到这些飞船的痕迹。上面这些已经提出来的观点，其中有些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它们都没有足够的证据。通古斯事件的主要事实是：大爆炸，大冲击波，森林大火。可是在现场没有发现撞击环形山。所有这些事实似乎只能有一种解释：1908年一个彗星的一个碎片撞击了地球。

    在行星际广阔的空洞里有许多物体，有些是岩石的，有些是金属的，有些是冰的，有些含有部分的有机分子。这些物体从尘埃颗粒到像尼加拉瓜或不丹那么大的不规则的石块都有。有时候，偶然间在途中出现一个行星。通古斯事件很可能是由一个彗星冰块引起的。这个冰块长约100米（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重100万吨，飞行速度约每秒30公里（每小时7万英里）。

    假如这样的撞击事件发生在今天的话，人们可能会以为是核爆炸（特别是在目前的这种惊恐之中）。彗星的撞击和火球就像百万吨级的核爆炸。还带有蘑菇云，但有两个例外，没有伽马射线，也没有放射性微粒回降。一个罕见的但又是自然的事件——一个相当大的彗星碎片的撞击——可能引起一场核战争吗？一个奇怪的剧本：一个小彗星撞击了地球（就像千百万其他彗星已经撞击过地球那样），我们的文明社会的反应则是立即毁灭自己。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彗星及其撞击和可能带来的灾难。例如，1979年9月22日，一颗美国维拉卫星在南大西洋和西印度洋附近探测到一种强烈的双闪光，起初以为那是南非或以色列秘密进行的低量（2000万吨，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的六分之一）核武器试验所引起的。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正处于紧张状态。但是如果这种闪光是由小行星或彗星碎片的撞击所引起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在发光地区的空中飞行之中没有发现大气里有异常的放射现象。上述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同时也说明，在核武器时代，不改善我们对来自宇宙空间的撞击的监测系统是很危险的。

    彗星主要是由冰构成的——水（H2 O）冰，还有少量的甲烷（CH4 ）冰和一些氨（NH3 ）冰。在撞击地球的大气层时，一个中等大小的彗星碎片会产生一个白炽的火球和一种巨大的冲击波。火球会烧毁树木，冲击波会扫平森林，它的声音还会波及全球。但是这样的彗星不太可能在地上撞出一个环形山。彗星上的冰块在进人大气层的时候全部融化了，因此不会留下灵般地出现，这种现象令人不安地向人们关于宇宙是万古不变、井然有序这一观念进行挑战。如果那条天天随着星星起落的壮丽的乳白色光带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那里，与人间世事毫无关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彗星是灾难的预兆，是神遣的预兆——它们预示了帝王的终日，王国的崩溃。对于彗星，巴比伦人认为是天髯，希腊人认为是垂发，阿拉伯人认为是燃烧的剑。在托勒密时代，人们根据彗星的形状把它们分类为“梁”、“喇叭”。“坛子”等。托勒密认为彗星给人类带来战争、炎热的气候和“动乱”。中世纪的一些彗星图看上去像未探明的飞行的十字架。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西利奇厄斯的马格迪堡路德教主管人（即主教），在15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彗星的科学启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彗星是“人类罪恶的浓烟，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升腾，它在上帝面前丑态百出、胆战心惊，逐渐地由浓烟形成长着卷发梳着辫子的彗星，最后被天国最高法官的怒火烧着了”。但是另一些人反驳说，如果彗星是罪恶的浓烟的话，天空势必乌烟滚滚。

    关于哈雷彗星（或任何其他彗星）的最古老的记录是在中国的《淮南子》这本书里，该星于公元前1057年武王伐纣时出现。公元66年哈雷彗星向地球靠近，这是约瑟夫关于“耶路撒冷上空整整一年悬挂着一把剑”的记载的最好解释。1066年，诺曼底人又目睹了哈雷彗星，他们认为，既然彗星预兆某个王国的崩溃，这次哈雷彗星的出现，助长并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征服者威廉”对英格兰的侵略。当时的报纸《贝尤克斯绣帷报》对该彗星曾做过及时的报导。1301年，乔托——现代写实主义绘画的创立者之———目击了哈雷彗星再次出现，并且把它画到算命的天宫图里。1466年的大彗星——哈雷彗星星又一次再现——引起了基督教欧洲的恐慌，基督教徒们担心上帝可能站在土耳其人一边（土耳其人刚刚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所以才派遣彗星下来。

    16世纪和17世纪的主要天文学家都被彗星迷住了，即使牛顿对彗星也有点茫然。开普勒说彗星在空中飞驰“就像鱼类在海里畅游一样”。但是被阳光驱散了；因为彗尾总是朝着背向太阳的方向、戴维·休漠在许多场合里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但是他的下述观点却不很严肃：彗星是行星系的生殖细胞——卵子或精子。行星是一种星际性交的产物。牛顿读大学的时候（在他发明反射望远镜之前），经常连续数夜不眠，用肉眼搜索空中的彗星，最后终于累倒了。继第谷和开普勒之后，牛顿断定，从地球上看到的彗星不在我们的大气层范围内运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看到的彗星其实是在比月球还要远的地方，但是比土星近一些。彗星跟行星一样，是通过反射太阳光发亮的。“那些把彗星调往遥远的恒星的人大错而特错，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彗星就得不到太阳光，就像我们太阳系的行星得不到恒星的光一样。”他证实了彗星的运行轨道跟行星一样也是椭圆形的；“彗星是一种在非常扁圆的轨道上绕着太阳运转的行星。”这种将彗星非神秘化的观点，这种对彗星固定轨道的预言，导致他的朋友埃德蒙·哈雷在1707年计算出：1531年。1607年和1682年出现的彗星是每隔76年出现一次的同一颗彗星，并预言这颗星于1758年再现。这个彗星果然按时到来，他死后人们就用他的名字给这颗彗星命名。哈雷彗星在人类历史上起过有趣的作用，当它1986年再现时，它可能是宇宙飞船首次探索彗星的目标。

    现代的行星科学家有时候试图论证彗星和行星的碰撞对行星大气可能有显著的影响。例如，现在火星大气里的水分都是因为不久前一个小彗星撞击的结果。牛顿指出：彗尾的物质被散落在行星际空间，由于重力作用，它们逐渐地被吸引到附近的行星上，他相信地球上的水在不断地散失，“用于植物的生长和腐烂，转化成干土……如果液体没有从外部得到补充，一定会不断减少，最后完全消失”。牛顿曾经相信：地球上的海洋源自彗星；生命的产生也可能是因为彗星物质降落在我们的行星上。在一篇神秘的幻想曲里，他更是讲得神乎其神：“而且，我认为，灵魂来自彗星，虽然它非常微小，但它却是我们空气中最微妙。最有用的部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要素。”

    早在1868年，天文学家威廉·惠更斯就发现彗星光谱和天然气光谱的某些特征是一样的。惠更斯发现彗星上有有机物；几年之内又发现彗星里含有氰（即硝酸纤维素，含有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氮原子，是形成氰化物的分子碎片）。1910年，当地球即将穿过哈雷彗星的尾巴时，许多人非常恐慌，他们忽略了“彗尾富有扩散性”的事实。彗星的毒性所带来的危险远不如（即使在1910年）大城市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危险。

    但是几乎没有人感到放心。例如，旧金山1910年5月15日《纪事报》的大标题中有：“跟房子一样大的彗星摄像机”、“彗星来临，丈夫自新”、“彗星晚会在纽约流行”。洛杉矾《考察家报》的气氛比较轻松：“喂！那个彗星毒死你了吗？……全人类该免费洗一洗气体浴了”、“期待‘狂欢作乐’”、“许多人嗅到氰的强烈味道”、“受害者爬树，给彗星挂电话。”1910年，人们举行了许多晚会，他们要在世界遭到气污染的末日来临之前尽情欢乐一番。企业家到处兜售抗彗药和防毒面具（后者令人恐怖地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对彗星仍然存在着模糊的认识。1957年，我是芝加哥大学叶凯士天文台的研究生。有一天深夜，我独自一个人在天文台里，听到电话铃直响。我接电话时，听到一个人用醉醺醺的声音说：“请让我跟天文学家讲几句话。”“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威尔米特举行花园晚会，天上有个东西，奇怪的是，你正视它的时候，它就不在了，但是如果你不看它，它又在那里。”视网膜最敏感的部分不在视界的中心，如果你将视线稍微偏移一点，你就可以看到暗淡的星星和其他的物体。我知道当时天上勉强可见的东西是一个新发现的叫做“阿伦罗兰”的彗星，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他看见的可能是一个彗星。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才问：“什么叫彗星？”“彗星就是直径1英里的雪球。”我回答说。这次，这个打电话的人停顿的时间更长。后来，他请求说：“请找个真正的天文学家跟我谈吧。”1986年哈雷彗星再现时，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界领导人会对此感到恐惧，我们不知道我们到时候还会干出别的什么蠢事来。

    虽然行星是在椭圆形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转，其实它们的轨道的椭率并不很大。乍看起来，它们的轨道倒像是圆形的。彗星——特别是周期长的彗星——才有显著的椭圆形轨道。行星是内太阳系的老前辈，彗星则是新客。为什么行星的轨道基本上是圆形的而且整齐地分隔开来？因为如果行星轨道的椭率很大的话，它们就会交叉在一起，那么行星迟早会相撞。在太阳系的早期历史里，可能有许多行星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些在椭圆交叉轨道上的行星很容易相互碰撞而毁灭，而在圆形轨道上的行星则容易成长而生存下来。现在这些行星的轨道是在这种碰撞自然选择中幸存者的轨道，我们的太阳系已经由充满灾难性的撞击的少年进人稳定的中年。

    在太阳系的最外层，在行星以远的黑暗空间里，有一个由1万亿个彗核构成的巨大的球云，它绕太阳运转的速度不会比印第安纳波利斯首届500英里车赛的速度更快①。一个典型的彗星看上去像一个直径约1公里的巨大的滚动的雪球。大多数彗星从来没有穿越过冥王星轨道这条边界，但是，偶而会有一颗行星从它们旁边经过，打乱它们的引力关系，使一群彗星进入椭率很大的轨道，向太阳猛冲。当它们的轨道由于木星和土星的引力作用而继续变化时，它们就（大约每100年左右一次）往内太阳系猛冲。在木星和火星轨道之间的某个地方，它们开始发热和蒸发。从太阳的大气层吹出来的物质——太阳风，将尘埃和冰块推向彗星的背部，使它们有了短尾。假如木星的直径是1米的话，我们的彗星就会比尘埃颗粒还要小。但是如果它们发展壮大的话，它们的尾巴会有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那么长。当它们接近地球的时候，它们会在地球上的人类当中激起迷信的狂热。但是人类最终会懂得，彗星不是生在在他们的大气层里，而是生存在大气层外的行星之间。人类将会计算彗星的轨迹，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还会发射一个小宇宙飞船，专门用来探测这个来自恒星王国的客人②。

    彗星迟早是要跟行星碰撞的。地球及其伙伴月亮势必受到彗星和小行星——太阳系在形成过程中残余下来的碎片——的轰炸。既然小的物体比大的物体多，受小物体撞击的可能性也就比受大物体撞击的可能性大。彗星碎片撞击地球的事件（例如通古斯事件），每1千年就可能发生一次左右，但是大彗星（例如哈雷彗星，它的核可能有20公里的直径）撞击地球的事件只可能每10亿年左右发生一次。

    当一个小的冰冻物体跟一个行星或一个卫星碰撞时，行星或卫星上还不会有很大的伤痕，但是如果撞击物比较大或撞击物主要是由岩石构成的，那么撞击的时候就会引起爆炸，形成一个半球形的坑，我们把它叫做撞击环形山。如果环形山没有被破坏掉或被填满，它可能几十亿年之后都还会存在。月球上几乎没有侵蚀现象，当我们考察月球的表面时，我们发现它布满了环形山，这些环形山的数量远不是现在太阳系内寥寥无几的彗星碎片和小行星碎片所能解释的，月球的表面雄辩地证明宇宙曾经经历过毁灭性的年代，那是几十亿年前的事了。

    撞击环形山并不只是月球上才有的，我们在整个内太阳系都会发现它们——从最靠近太阳的水星，到云雾迷漫的金星，到火星及其小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这些行星叫类地行星，在宇宙中跟我们是一家人，它们的性质可以拿地球作代表。它们的表层是固体，内部主要是岩石和铁。大气层的气压不尽相同，从几乎是真空状态到比地球的气压高叨倍都有。它们像野营者围着营火一样紧紧地围着太阳——光源和热源。所有的行星大约都有46亿年的历史了，跟月球一样，它们都是太阳早期历史的撞击灾变岁月的见证人。

    越过火星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里——木星和其他大行星（即类木行星）的王国。这些行星都是大行星，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氢和氦，还有少量的富氢气体（例如甲烷、氨气）和水。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坚实的表面，看到的只是大气和五彩缤纷的云层。这些行星都是举足轻重的，而不像地球那样是微不足道的。木星可以装得下1000个地球。假如彗星或小行星落到木星的大气层里的话，我们不可能看到环形山，我们只能看到云层暂时断裂的现象。然而，我们知道，外太阳系的碰撞史也已经有几十亿年了，因为木星的体系更庞大，有十几个卫星，“旅行者”宇宙飞船曾经对其中的5个卫星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过去灾变的证据。整个太阳系都探索过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找到所有9个星球（从水星到冥王星）和所有小卫星、彗星和小行星都经历过撞击灾变的证据。

    月球正面大约有1万个环形山，在地球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得见。大多数环形山是在月球的古代高地上，从月球的行星际碎片最后吸积时期起就有了。在maria（拉丁语“海”）里约有1000个直径超过1公里的环形山。所谓的“海”，是指月球的平原地区，在月球形成后不久，这里可能是个熔岩涌流的地方，先前的环形山都被遮没了。因此，粗略地计算，现在月球上环形山的形成率应该是：109年／104环形山=105年／环形山，即每10万年形成一个环形山。因为行星际碎片在几十亿年前可能比现在多，所以我们可能要等10万年以上才能看到在月球上形成一个环形山。因为地球的面积比月球大，所以我们可能要等大约1万年才能看到我们的行星被撞击出一个1公里宽的环形山。据研究，亚利桑那的陨星坑（大约1公里宽的撞击环形山）已经有2万到3万年的历史了，因此，地球上的观测与上述的估算是一致的。

    彗星或小行星与月球的实际撞击可能会引起瞬息爆炸，我们从地球上可以看到爆炸所发出的光。我们可以想象，在10万年前的某一个晚上，当我们的祖先悠闲地举目望着天空的时候，突然看到一股奇特的白烟从月球的背光部分升起来，并且被太阳光把它照亮了。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历史上可能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然而，在地球上用肉眼看到的月球遭受撞击的事实是有案可查的。1178年6月25日夜晚，5个英国修道士报告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后来这件事情被坎特伯雷的杰维斯收录在他的编年史里。人们普遍认为，该书所记述的关于杰维斯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事件是可靠的。作者收录这个事件之前曾经采访过目击者，他们都发誓说他们所看到的是事实。杰维斯的编年史里有这么一段话：

    一弯明亮的新月，月相如旧，钩尖朝东。忽然间，上钩一分为二，火焰从分裂处中部腾空而起，将火炬、火焰、火红的煤和火星洒向天空。

    天文学家德罗·马尔霍兰和奥戴尔·卡莱姆认为，月球遭到撞击时，月面上会升起一股尘云，形状很像坎特伯雷的修道士所报告的那样。

    假如撞击是在800年前才发生的话，它所形成的环形山现在应该还看得到。月球上几乎不可能发生侵蚀现象，因为那里没有空气，也没有水。因此，即使是几十亿年前形成的小环形山现在还会比较好地保留下来。根据杰维斯的记载，准确地测定那次月球上的撞击地点是可能的。撞击会产生射线（即爆炸时喷射出来的粉末线迹），这样的射线跟月球上最年轻的环形山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是那些根据阿里斯塔恰斯、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名字而命名的环形山。但是，虽然环形山可能经受得住月球上的侵蚀，这种非常微弱的射线却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微陨星——宇宙空间微尘——的到来也会搅乱和遮没这些射线，使这些射线慢慢地消失掉。由此可见，射线是新近发生撞击的信号。

    陨星学家杰克·哈通曾经指出，月球上，正好在坎特伯雷修道士所说的那个地区，有一个最近刚刚形成的、样子还很新鲜的小环形山，同时还有很明显的辐射系。这个环形山是根据16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学者的名字命名的，叫做“乔达诺·布鲁诺”。布鲁诺认为，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球，而且许多星球上都有生命。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罪行”，他于1600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卡拉姆和马尔霍兰提出了跟上述的解释相吻合的另一个证据。当一个物体以很高的速度撞击月球时，它会使月球晃动起来，虽然这种震动最终会消失，但不会在800年这样的短时期内消失。这种震动可以用激光反射技术进行研究。“阿波罗”飞船的宇航员曾经在月球的好几个地方设置了激光反光镜。当地球上发射的激光束照射在镜子上并反射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准确地测量出往返的时间。用这个时间乘以光速，我们可以准确地算出这个时刻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用这种方法测量几年之后，我们知道了月球的天平动周期（即颤动周期大约3年）和振幅（大约3米），这个数据跟“乔达诺·布鲁诺环形山形成还不到1000年” 的见解是一致的。

    所有这些证据都是推论的和间接的。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历史时期里，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样的证据至少会给我们一些启示。通古斯事件和亚利桑那的陨星坑也使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撞击灾变都是在太阳系的早期历史里发生的。但是，月球上只有几个环形山有广延的辐射纹，这个事实同样使我们注意到，即使在月球上多少有一点侵蚀③，只要了解一下那些环形山和地层学的其他迹象，我们就能够设想出撞击事件和遮没事件的序列（布鲁诺环形山的形成可能是这种事件的最近的例子）。

    地球离月球很近，如果月球那么严重地受到过撞击而形成许多环形山，地球怎么可能幸免呢？为什么陨星坑如此罕见？彗星和小行星会以为撞击一个有人居住的星球是不妥当的吗？这种克制的态度是不可能的，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在地球和月球上形成撞击环形山的频率是很接近的，但在没有空气和水的月球上，它们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而在地上，缓慢的侵蚀过程会把它们销蚀掉或遮没掉。流水、风沙和造山运动的过程虽然很缓慢，但是经过几百万年或几十亿年之后，它们甚至会把非常大的撞击伤痕完全消除掉。

    在任何卫星或行星的表面上都会有外作用（譬如来自宇宙空间的撞击）和内作用（譬如地震），都会有急速的灾变（譬如火山爆发）和极度缓慢的作用（譬如微小的空间沙粒使表面凹陷下去）。什么样的作用占主导地位呢？外作用还是内作用？是罕见的而又激烈的事件，还是普通而又不显著的事件？这个问题是不能笼统回答的。在月球上，外灾变作用占主导地位；在地球上，内部的缓慢作用占主导地位。火星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火星和木星的轨道之间有无数的小行星——微小的类地行星，最大的小行星直径有几百公里。许多小行星呈椭圆形，它们在空中不停地翻滚。有时候在交互轨道上似乎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行星。小行星经常互相碰撞，偶然间其中一个会被削出一片来，偶尔还会拦截地球，最后落到地面上成为陨石。我们博物馆架子上的展品就是遥远行星的碎片。小行星带是一个大磨坊，不断地磨出越来越小的碎片，直至尘埃微粒。比较大的小行星碎片和彗星是形成行星表面新环形山的主要因素。在小行星带里，由于附近的大行星——木星——的引力潮作用，行星的组成可能曾经受到阻碍，小行星带也可能是自我爆炸的行星的残片。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地球上的科学家都不知道行星怎么会自我爆炸的，不过这也完全可能。

    土星的光环是几十亿个绕着土星旋转的微小的冰冻小卫星，这跟小行星带有点相似。它们可能就是那些由于土星的引力作用而没有被附近的卫星吸积的碎片，它们也可能是因为靠得太近而被引力潮扯碎的卫星的残片。要不然，它们可能就是土星的某一个卫星（譬如土卫六）所抛射出来的物质和落到行星的大气层里的物质之间稳定的物态平衡。木星和天王星也有光环，是最近才发现的，在地球上几乎看不见。海王星是否也有一个光环？这是行星科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光环可能是整个宇宙中所有类木行星的一种典型的装饰品。

    1950年，一个叫伊曼纽尔·维利考夫斯基的精神病医生在一本科普读物《在碰撞中的星球》里提到从土星到金星之间最近发生的大碰撞事件。他认为，由于某种原因，在木星系里形成了一个由行星物质组成的物体，他把这个物体称为彗星。大约3500年前，它跑到内太阳系里来，经常跟地球和火星相互碰撞，偶然之中将地球撞裂，形成了红海，使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得以逃脱埃及法老的统治，还将地球根据耶和华的命令而进行的旋转运动停止下来。他说，它还引起了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和水灾④。维利考夫斯基还想象，这个彗星在打了一场复杂的行星际弹子戏之后，就进入一个近圆形的稳定轨道，最后变成了金星（他认为在这之前金星是不存在的）。

    上述这些观点几乎可以肯定都是错误的，我在别处已经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天文学家并不反对发生过大碰撞的观点，只是反对在最近发生过大碰撞的观点。在任何太阳系的模型里，我们不可能根据轨道的比例来显示行星的大小，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行星就几乎看不见了。如果真的按比例用尘埃微粒来显示行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在几千年里，某一个特定的彗星与地球相撞的机会是极小的。而且，金星主要是由岩石和金属构成的，氢的含量很少，而木星——维利考夫斯基认为它是金星的发源地——则基本上都是由氢组成的。木星上没有可以用来抛射彗星或行星的能源。如果一个彗星或行星从地球旁边经过的话，它不可能“阻止”地球的旋转，更不可能使它以一天24小时转一圈的速度重新旋转起来。所谓3 500年前火山爆发或水灾十分频繁的论点并没有地质学的证据。美索不达米亚有些图章上刻的文字中提到，发现金星的时间比维利考夫斯基所说的从彗星变成金星的时间还要早⑤。在这种椭率很大的轨道上的物体迅速进人现在金星所在的这种几乎是正圆的轨道是很不可能的。如此等等。

    事实证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提出的许多假设是错误的，但是科学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新理论要得到承认就必须有可靠的证据。维利考夫斯基事件最糟糕的问题不是他的假设是错误的，也不是他的假设跟充分证实了的东西相矛盾，而是有些自称科学家的人企图压制维利考夫斯基的观点。科学是自由探索的产物，科学为自由探索服务。任何假设，不管它们是多么稀奇古怪，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宗教界和政界，压制不同的思想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这不是通往知识的边路，也不是探索科学的方法，我们不能预见谁会发现事物的新的基本原理。

    金星的质量⑥、大小和密度跟地球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它是靠地球最近的行星，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它看成是地球的姐妹。我们的姐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它是一个温和的夏日行星，因为靠太阳稍近一点，所以会比较暖和？它有撞击环形山吗？或者都已经被侵蚀掉了？有火山吗？有山脉。海洋和生命吗？

    1609年，林利略首先通过望远镜来观察金星，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平凡的圆面。伽利略注意到，金星跟月球一样，有不同的位相——从娥眉形到圆盘形，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有时候主要是看到金星的夜晚的一面，有时候主要是看到它的白昼的一面。这一发现偶然地进一步证实了“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地球转”的观点是正确的。随着倍数的增大和清晰度（即对细枝末节的分辨率）的提高，光学望远镜就被系统地用来观测金星。但是它们的效果并不比伽利略的望远镜好多少，金星的外围显然包着一层很浓厚的迷雾，当我们在早晨或夜晚观看这个行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金星外围的云雾所反射的太阳光。虽然我们发现这些云雾已经几个世纪了，我们对它们的成分还是一无所知。

    因为看不到金星上的任何东西，一些科学家就得出了这样奇怪的结论：金星的表面是沼泽地，像石炭纪的地球。这个论点——如果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这么说的话——是这样推导出来的：

    “我看不到金星上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它的四周云雾弥漫。”

    “云雾的成分是什么？”

    “水，那还用说。”

    “那么，为什么金星的云层比地球的云层厚呢？”

    “因为那里的水比较多。”

    “但是，如果云里的水分比较多的话，星球表面的水分也必定比较多。什么样的表面很湿呢？”  

    “沼泽。”

    如果金星上有沼泽的话，为什么不能有蜻蜓甚至恐龙呢？观察：见不到金星上有什么东西。结论：它一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金星的毫无特色的云雾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偏爱。我们自己是生物，所以我们想象别的地方也有生物。但是只有对证据进行耐心的积累和认真的估价之后我们才能断定某一个特定的星球是否有生物。看样子，金星并不赏识我们对它的偏爱。

    我们是通过棱镜首先获得认识金星性质的真正线索，这种棱镜是用玻璃制成的，或者是用一种叫做衍射光栅的扁平面制成的（上面布满了细密而规则的直纹）。当一束强烈的普通白光穿过一个狭缝之后，再穿过一个棱镜或光栅的时候，这束白光散成五颜六色的彩带，我们把它叫做光谱。这种光谱从高频可见光到低频可见光依次排列，即紫、蓝、绿、黄、橙、红。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颜色，所以这个光谱叫做可见光谱。但是光并不仅仅是可见光谱上的那么一小部分。在这种光谱高频区域紫光以外的那部分光线叫紫外线。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光，能够杀死微生物。我们看不见这种光，但是用大黄蜂或光电管立即就能够测出来。还有许许多多的光是我们看不到的，在这个光谱的紫外线以外是X射线部分，X射线以外是伽马射线。在这种光谱低频区域红光的另一边是红外线。我们把测量微电流用的温差电偶安培计放置在黑暗的红外区时发现了这种光。经这种光照射，温度上升了，有光照射在安培计上，但我们的肉眼看不到这种光。通过响尾蛇和掺杂半导体能很明显地测出红外辐射光。红外线以外是广阔的无线电波光谱区。从伽马射线到无线电波，所有的光都是不可低估的，它们在天文学上都是有用的。但是，由于我们肉眼观察的局限性，我们对称为可见光谱的这一小段五颜六色的彩带持有一种偏见和偏心。

    1844年，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曾寻找一种永不可知的知识的例子。他挑选了遥远的恒星和行星的成分作为例子。因为他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实地访问它们。在手头没有标本的情况下，我们似乎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的成分。但是孔德死后才3年，人们就发现一种可以用来测定遥远物体的化学成分的光谱。不同的分子和化学元素吸收不同频率（即不同颜色）的光——有时候是可见光谱上的光，有时候则是在光谱之外的部分。在行星大气的光谱上，一条黑线表示一个没有光线的狭缝，表示太阳光在穿过另一个星球的大气层时被吸收了。每一条这样的黑线都是由某种特定的分子或原子形成的，每一种物质都有其典型的光谱特征。我们从地球上可以验明6000万公里以外的金星上的气体，我们可以推测太阳的成分（氦——根据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名字而命名的——最先是在太阳里发现的），推测富铕的A磁星的成分（通过对1000亿个小星的集合光的分析），推测遥远星系的成分。天文光谱学简直是一种魔术般的技术，它现在仍然使我惊愕不已。奥古斯特·孔德真是挑选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

    电磁光谱图解：从波长最短的γ射线到波长最长的无线电波。光的波长单位有：埃（A）、微米（μm）、厘米（cm）和米（m）。

    假如金星是湿淋淋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很容易地在它的光谱上看到水蒸气的谱线。但是，大约在1920年，威尔逊山天文台在首次进行的光谱学探索中并没有发现金星的云层上方有任何水蒸气的迹象，这说明金星的表面像沙漠一样干涸，在它上面漂浮着一层层的硅酸盐粉末。后来的研究发现，金星的大气层里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有些科学家认为，这种现象说明，这个行星上的所有水分已经跟碳氢化合物结合，所以才形成了二氧化碳。因此，金星的表面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油田，是一个全球性的石油的海洋。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在云层上方之所以没有水蒸气，是因为云层的气温很低，所有的水分都凝结成了液滴，而这些液滴的谱线跟水蒸气的谱线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这个星球的表面覆盖着水，也许偶然间会有一个像英国多佛峭壁那样镶满石灰石的岛屿。但是，因为在大气层里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海里不可能是普通的水，物理化学中要求碳化水。他们认为，金星上有一个大海洋，海里含有大量游离碳酸的塞耳特斯矿水。

    关于金星的真实情况的最初迹象，我们不是通过对光谱可见光部分或近红外部分的研究获得的，而是通过对无线电光谱区的研究获得的。射电望远镜的工作原理与其说像照像机，不如说像光度计。当你把它指向天空中某个广阔的区域时，它会记录下多少能量以某种特殊的无线电频率传送到地球上。我们对各种智能生命——例如那些主持无线电台和电视台的人员——所传送的无线电信号比较习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自然界的物体也会发射出无线电波，原因之一是它们有热量。1956年，当人们将一台早期的射电望远镜转向金星的时候，人们发现它似乎是一个温度极高的星球，它不断地发射出无线电波。但是真正证实金星的表面处于惊人的高温状态，是在苏联的“金星”系列宇宙飞船首次穿越朦胧的云层，并在这个最近行星的神秘而又难于捉摸的表面着陆的时候。我们现在知道，金星是一个炙热的星球，在那里没有沼泽，没有油田，也没有含大量游离碳酸的塞耳特斯矿水的海洋。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出差错。

    当我跟一个朋友打招呼的时候，我是通过可见光（例如太阳光或白炽灯光）的反射看到她的，光线从我的朋友的身上反射到我的眼睛里。但是古人（包括欧几里得这样的人物）相信，我们之所以看见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发射出某种光线，这种光线使我们直接感触到我们要看的东西。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而且现在还会有人这样想，尽管我们不能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暗室里看不见物体的原因。今天，我们将激光和光电管结合起来，或将雷达发射机和射电望远镜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光跟遥远的物体直接接触。根据射电天文学原理，无线电波从地球上的望远镜发射出去，撞击在碰巧面向地球的金星半球，然后再反射回来。许多不同波长的无线电波能够穿透金星上的云层和大气层。金星表面的某些地方会吸收这些电波，或者，如果它的表面很不平坦的话，它们会把这些电波散射开来，结果呈现出一片黑暗。通过观测金星自转时表面特征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准确地测定金星一天的长度——金星在它的轴上自转一周所需的时间。事实证明，金星自转一周需要243地球日，但它是逆转的，与内太阳系所有其他行星的旋转方向相反。结果，太阳从西边升起，从东边落下，从日出到日落需要118地球日。而且，当它最接近我们这个行星时，朝向地球的一面几乎是不变的。虽然地球的吸力终于使金星以这种地球锁定的速度自转，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金星不可能才存在几千年，可以肯定地说，它跟内太阳系所有其他天体的年龄相当。

    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金星的雷达照片，其中有些是通过地面的射电望远镜拍摄的，有些是通过环绕金星的飞船“金星先驱者”号拍摄的。这些照片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撞击环形山的令人感兴趣的证据。金星跟月球上的高地一样，有同样数目的不大不小的环形山，数目之多再次向我们说明，金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金星上的环形山特别浅，似乎金星的表面高温使那里的岩石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它们像太妃糖或油灰一样，突起部分逐渐软化掉。这里有比西藏高原高一倍的大山，有一个极大的长峡谷，可能还有巨大的火山和一座像珠穆朗玛峰那样的高山。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过去被云雾笼罩着的星球，首次通过射电和宇宙飞船探索了它的特征。

    根据射电天文学原理的推断和宇宙飞船直接测量的结果，我们知道金星的表面温度大约是480摄氏度（即900华氏度），比温度最高的家用烘箱的温度还要高。其相应的表面压力是90个大气压，等于我们在地球上所感受到的大气压的90倍。如果想在金星上长久停留的话，宇宙飞船不但要造得像深水潜水艇那么牢固，还要冷冻起来。

    大约有10来艘苏制和美制的宇宙飞船已经进入浓厚的金星大气层，并且已经穿越过它的云层。其中有几艘实际上已经在它的表面上逗留过1小时左右⑦。苏联“金星”系列宇宙飞船已经有2艘在那里拍摄过照片。让我们继承这些先驱使命，访问另一个世界吧！

    在普普通通的可见光里，金星上的淡黄色的云层是可以辨认得出来的，但是正如伽利略首先指出的那样，这些云层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征。然而，如果摄影机是在紫外光里拍摄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大气层高处有一个优美而又复杂的旋涡状天气系统，那里的风速每秒100米左右（每小时220英里左右）。金星的大气层里含有96％的二氧化碳，还有微量的氮、水蒸气、氩、一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但是那里的碳氢化合物或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还不到百万分之零点一。已经查明，金星的云层的主要成分是硫酸的浓缩溶液，此外还有少量的盐酸和氢氟酸。事实证明，金星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即使在凉快的高层也是如此。

    在可见的最高云层上方，大约在70公里的高度上，是一片朦胧的微粒。在60公里的高度上，当我们钻人云层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四周都是浓硫酸液滴。越是往深处走，云粒就越粗。在大气的底层有微量的刺鼻的二氧化硫（SO2 ）气体。这种气体环流到云层的上方，被太阳的紫外光分解之后跟那里的水重新组合，形成硫酸，硫酸又凝结成液滴沉降下来在底层又受热分解成地和水，从而完成了一个循环。在整个金星的上空不停地下着硫酸雨，但是从来没有一滴硫酸降落在金星的表面上。

    硫黄色的薄雾一直延伸到离金星的表面约45公里的地方，从那里开始，我们就进人了一个浓密但又是清澈的大气层。然而，因为大气层的气压很高，所以我们看不到金星的表面。太阳光被大气的分子反射到四面八方，使我们无法看见金星表面的任何东西。这里没有尘埃。没有云层，只有越来越浓密的大气。上方的云层将大量的阳光（大约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阴天时所看到的那样多的阳光）传送到这里。

    金星上高温、高压，还有毒气，那里的一切都散发着可怕的红光。金星一点也不像爱情女神，倒更像地狱的化身。

    根据我们详细观察，金星表面至少有一些地方是乱七八糟的旷野，到处布满了无规则的软化了的岩石，呈现一幅狰狞。荒凉的面貌，偶尔可以看到来自一个遥远行星的宇宙飞船的残骸，整个行星完全遮蔽于浓密的毒雾中。⑧

    金星的灾难是全球性的。现在已经相当清楚，金星表面的高温是由一个巨大的温室造成的。金星上的大气和云层对可见光具有半穿透性，太阳是通过它们之后到达金星表面的，表面受热之后，又极力将热量反射到空中。但是、因为金星的温度比太阳的温度低得多，所以金星辐射出来的主要是红外线，而不是光谱上的可见光。然而，因为金星大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⑨对红外线几乎是不透明的，所以太阳的热量差不多都被捕获下来，表面的温度也就升高了，直到从浓密的大气层里渗透出来的少量的红外线，跟大气底层和金星表面所吸收的太阳光刚好平衡为止。

    事实证明，我们邻近的这个星球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凄凉的所在。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金星上去，它有它迷人的地方。在古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的许多半神式的英雄毕竟都为朝拜地狱而进行过卓越的努力。关于我们的行星（跟地狱比较起来已经是天堂了），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探索。

    埃及的狮身人面巨像是5 000多年前建造的，它的脸部过去很清晰。几千年来，埃及沙漠的风沙以及偶然间的雨水已经把它软化，它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纽约市有一个古埃及的方尖碑，这个方尖碑搬到该市的中央公园才不过100年左右，它的铭文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这是烟雾和工业污染——像金星大气层里的那种化学腐蚀——所引起的。地球上的侵蚀慢慢地将信息清洗掉，但因为这是一种逐渐的过程（雨点的拍打，沙粒的冲击），所以这些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大的结构物（譬如山脉）可以存在几千万年，比较小的环形山也许可以存在10万年⑩，大型的人工制品只能存在几千年。除了上述这种缓慢而又均匀的侵蚀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灾变所引起的破坏。埃及的狮身人面巨像缺了一个鼻子，有人手闲得发痒，开枪把它打掉了。有的人说这是默梅卢克斯的土耳其人干的，有的人说这是拿破仑的士兵干的。

    在太阳系的金星、地球或其他的地方都有毁灭性灾变的证据，它们软化或破坏的过程比较缓慢，比较均匀。例如，在地球上，雨水的流淌可以形成小川，溪河的流水可以形成巨大的冲积盆地；在火星上，我们看到的古河流的残迹很可能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在木卫一上，那些看上去很宽阔的河床是液态硫的冲刷而形成的。地球上有强大的气候系，在金星和木星的高层大气里也有。在地球和火星上有沙暴，在木星、金星和地球上有闪电。地球和木卫一上的火山会将爆发的碎片抛射到大气层里。金星、火星、木卫三、木卫二和地球的内部地质变化，慢慢地改变了它们的外部形态。冰川的活动素以缓慢著称，它们是地球（很可能包括火星）的地形变化的主要原因。上述这些变化过程不一定是连续不断的。欧洲大部分地区过去曾经盖满了冰。几百万年以前，现在的芝加哥是埋在3公里深的厚霜里。在火星和太阳系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了今天不能再生的一些特征，看到了几亿年或几千亿年前当行星的气候可能很不相同的时候所形成的地形。

    还有另一个因素会改变地球的地形和气候：智能生命——他们能够使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像金星一样，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也起到温室的作用。这个温室使地球上有海洋和生命。假如没有这种温室作用，地球的温度就会降到水的冰点以下。有一个小温室是一件好事。跟金星一样，地球也有大约90个二氧化碳的气压，但这个气压存在于像石灰石和其他碳酸盐所组成的地壳里，而不是存在于大气中。假如把地球向太阳移近一点，地球的温度就会有所上升，地球表层岩石里的二氧化碳就会跑出一部分来，使温室的效果更明显，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地球的表面温度。地表的温度越高，碳酸盐就会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温室的作用就有可能变得非常显著，结果使地球达到很高的温度。这就是我们想象金星在早期历史里所发生的现象，因为金星离太阳很近。金星的表面环境对我们是一种警告：像我们这样的星球很有可能发生灾难。得在这方面花钱。由于我们的无知，我们现在还在推推搡搡，还在污染大气，还在使大地变得光秃透亮。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基本上并不懂得我们的行为的长期后果。

    几百万年以前，当人类在地球上刚刚产生的时候，地球已经是一个中年的星球了，从充满灾变和激变的青少年时期到中年时期已经经历了46亿年。但是我们人类现在代表一个新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智慧和技术已经使我们有能力影响地球的气候。我们将如何使用这种能力？在那些影响整个人类大家庭问题上，我们是否愿意容忍无知和自满？我们是否把短期利益看得高于地球的福利事业？或者我们要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关心我们的子孙，了解并保护我们行星的复杂的生命维持系统？地球是一个微小而脆弱的星球，它需要得到我们的爱护。

    __________
     ①地球绕太阳的圆周半径 r=1天文单位= 1．5亿公里，因此它的近似圆周轨道的周长 2πr=109 公里。我们的行星每年沿着这个轨道运转一周，因为1年=3X107 秒，所以地球的轨道速度是109 公里／3X107 秒≈30公里／秒。现在考虑一下轨道彗星球壳的情形（许多天文学家相信轨道彗星距离太阳系大约10万天文单位——差不多在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的半途中——运转）。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我们立即可以推算出任何彗星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周期大约是（105 ）3 =107.5 ≈3X107 ，即3000万年。如果你是居住在太阳系的外侧，那么绕太阳一周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彗星轨道2πa=2πX105 X1.5X108 公里≈1014 公里，因此它的速度只有1014 公里／1015 秒=0.1公里／秒。每小时220英里。

    ②为了探测哈雷彗星，地球上已经于1985年发射了这样的探测器。——校者注

    ③火星上的侵蚀现象比月球明显得多，虽然那里有许多环形山，却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种辐射环形山。

    ④据我所知，最先从本质上用非神秘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彗星干预历史事件的人是哈雷。他认为，诺亚洪水是地球受到一个彗星偶然冲击的结果。

    ⑤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艾达圆筒图章刻有醒目的艾娜娜、维纳斯女神、启明星和巴比伦伊什塔的先驱者。

    ⑥它的质量恰巧比质量最大的已知彗星还要大3000万倍。

    ⑦1978－1979年，美国的“金星先锋”号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使命，发射了一个轨道飞行器，并进行了4次进人大气层的探索（其中2次在环境险恶的金星表面做了短暂的停留）。在组装用于探索行星的宇宙飞船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意外的现象。以下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金星先锋”号进人云层的一次探索中，船上安装了一台网状辐射通量测量计，用来同时测量金星大气层各个方位上红外线的上下流量。这台仪器需要一个既坚实又能够让红外线穿透的窗口，因此进口了一个13．5克拉的金钢石，安装在适当的窗口上。然而，承包商按规定付了1．2万美元的进口税。最后，美国海关决定将这笔关税退还给厂家，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金钢石被发射到金星上之后，它在地球上已经失去了贸易价值。

    ⑧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旷野里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哪怕是跟我们绝然不同的生命。有机分子和其他可以想象得到的生命分子在这里只能粉身碎骨。但是，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曾经有过智能生物。那么。他们也发明科学吗？对恒星和行垦的规律性的探索是地球上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但金星却完全被云雾笼罩着，黑夜又长得可怕——相当于地球上的59天。但是，当你举目遥望金星的夜空时，天文宇宙又是茫茫的一片。即使在白天也看不到太阳，它的光线弥漫在整个空中，就像配戴着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在海里只看到均匀的散光那样。假如在金星上建造一台射电望远镜，它就可以用来探测太阳、地球和其他遥远的物体。假如天体物理学发展了，人们最终就可以通过物理学的原理来推断恒星的存在，但是它们只能是理论上的构成物。我有时候这样想，如果有一天，金星上的智能生命学会了飞行，翱翔在浓密的大气里，飞越他们头顶上40公里高空中的神秘的云雾，展望并首次目睹由太阳、行星和恒星组成的壮丽的宇宙，到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会有何感想。

    ⑨目前，关于金星上水蒸气的分布量问题，我们仍然有一些疑问。“金星先驱者”进人大气层后的气相层析表明，金星大气底层水分的相对分布量为0.01％。另一方面，苏联“金星”宇宙飞船11号和12号红外测量所得到的相对分布量为百分之零点零一左右。如果前一个数据是正确的，单单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就足以将金星表面辐射回来的几乎所有的热量都封闭住，使金星的地面温度保持在480摄氏度。如果后一个数据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这几个估计比较可靠），单单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就足以将金星的表面温度保持在380摄氏度左右，因为需要某种其他的大气成分来关闭大气温室里剩余的红外线频率窗。然而似乎少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氯化氢（这些成分在金星的大气层里都已经被检测到）就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美国和苏联最近探测金星的使命似乎已经证实，温室效应确实是金星表面温度高的原因。

    ⑩精确地说，直径10公里的撞击环形山在地球上每50万年形成一个。在地质稳定的地区，例如欧洲和北美，这种环形山可以经得起3亿年的侵蚀。较小的环形山比较容易形成，也比较容易破坏，特别是在地质变化比较大的地区。

    第五章 神秘的红色行星

    在众神的果园里，他所注视的是四通八达的水渠 ——依奴马·埃利希，苏默人，约公元前2500年。

    同意哥白尼观点的人认为，我们这个地球是一颗行星，她和其他行星一样，随着太阳在九天邀游，承受着太阳的光辉。他们也和旁人一样，有时不禁会产生这样的遐想……在其他的行星上，同我们这个地方一样也有华美的服装和家具，不仅如此，它们的居民也和我们地球上一样……。但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去探索其他行星上发生的事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旦真正探索起来，可能就永无尽头了……。对于这件事，我刚刚还认真地思索了一番。[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自己比那些（业已逝去的）伟大人物目光更敏锐，而是说，在他们大都故去之后，我仍有幸继续活在世上]。我想，这样的探索并不是那么不切实际的，前进的道路也井不是那么困难重重的，而是存在进行各种猜想的充裕余地的。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约1690年著《星际世界及其居民和生产的新猜想》)  

    人类大开眼界的时代将会来到……，他们将会看到与我们的地球相似的其他行星。 ——克里斯托弗·雷恩，1657年在格雷厄姆学院的就职演说。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位知名的报刊发行人向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发了一封电报：“请即用500字电复，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这位天文学家按照要求答曰：“无人知道，无人知道，无人知道……”一直重复了250遍。①尽管这样的否定回答是由一位专家再三坚持作出的，却没有什么人加以理会。相反，从那时以来，我们不断听到两种权威性的意见。一种声称他们已经能推断出火星上有生命，另一种则断言，他们已排除了火星上有生命的可能性。有的人一心希望火星上有生命，另一些人则巴不得火星上没有生命。两大营垒都太过分了，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已经有点超越了在科学探索中所能容许的观点分歧。看来，许多人只是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已，他们不想让两种互不相容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有些科学家认为，火星上有居民，但其根据后来被证明是不足为信的；有的科学家则断言火星上不可能有生命，因为对特定的生命现象的初步研究要么未获成功，要么其结果是含混不清的。神秘的色彩不止一次地笼罩着这颗红色的行星。

    为什么非说是火星人呢？又为何有如此众多的关于火星人的热烈推测和猜想，却没有人想到土星人或者冥王星人呢？这是因为，乍看起来，火星很像地球，它是我们能看见其表面的最近行星。火星上既有极冠、飘荡的白云，又有怒吼的风暴，在它红色的表面上还有随季节而变化的图像，甚至一天也是24小时。因此，认为它是一个有居民的世界是很自然的。火星已成为一座神秘的舞台，寄托着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希望和担忧。但是，我们心理上赞成或反对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倾向，绝不应该把我们引入歧途。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尚未出现。真正的火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的真面目比我们已经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采集过火星上的砂粒，已经确立了我们在火星上的存在，从而实现了 一个世纪以来的梦想。

    直到19世纪后期还没有人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正被像人一样的、而又远比我们聪慧的智能生命以浓厚的兴趣仔细地观察着，也没有人会相信，当人们各自碌碌奔忙时，他们正在被仔细地研究着，其仔细程度也许就像用一架显微镜观察在一滴水中聚集繁殖。朝生暮死的细菌。人们为了区区小事，趾高气扬地在地球上来回奔忙，为能确保对物质的占有而心满意足。显微镜下朝生暮死的细菌的所作所为，与此大概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要么从未想到过宇宙中还有更古老的世界，它们是威胁人类的根源；要么在想到这些世界时，只是简单地认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存在生命。往昔的某些心理习惯是可笑的。在多数情况下，地球上的人最多只是设想，火星上可能存在另一种人，而且也许不如自己优越，因而正准备迎接他们去教诲呢。然而，浩瀚的宇宙大洋彼岸的居民，他们的智力与我们相比，正如我们与野兽相比一样，那些居民智力发达、感情冷漠，正以妒忌的眼光窥视着地球，并在缓慢而又扎实地制定着进攻我们的计划。

    H·G·威尔斯1897年所写的科幻名著《星球大战》中的上述开场白，至今仍常常使人们不寒而栗。②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人们对地球以外还存在生命这件事是又怕又盼。100多年来，这种感情集中在夜空中一颗明亮的红色星星上。在《星球大战》出版之前3年，一位名叫洛韦尔的波士顿人建立了一座重要的天文台，支持火星上有生命的最精细的观点就是在那里提出来的。洛韦尔年轻时就爱好天文学，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得到半官方的外交任命，到了朝鲜，否则他也会像芸芸众生一样注重于追求财富。他死于1916年，他对于我们认识自然界及行星的演化，对于探测宇宙，尤其是用非常精确的方法发现冥王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冥王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洛韦尔毕生最热衷的却是火星。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宣布发现了火星上的水道，使洛韦尔激动万分。斯基帕雷利报告说，当火星运行到距地球最近时，他观察到了一个复杂的网络，该网络由单直线和双直线组成，遍布火星的整个亮区。意大利文的Canali（原意为水道、沟渠）在匆忙中被译成了英文的canal，即“运河”这样一个隐喻着人工设计的字眼。一时在欧洲和美洲掀起了一场火星热，格韦尔也深深地卷人这股热潮中。

    1892年，斯基帕雷利的视力严重衰退，宣布他将放弃对火星的观测。洛韦尔决心继续这项工作。他需要一个理想的观测点，在那儿不受云雾或闹市灯光的干扰，而且具有优良的“天文宁静度”。“宁静度”一词在天文学术语中用来表示透过稳定的大气层去观察天空时，望远镜中天体的图像抖动最小的情况。天文宁静度差是由于望远镜上方的大气产生小尺度的扰动所致，这也是星星会眨眼的原因。洛韦尔把他的天文台设在远离城市的火星山上，该山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③。他绘出了火星表面的图像，尤其是画出了使他着迷的运河图形。进行这种观测决非一件易事。试想一下，在寒风凛冽的凌晨长时间盯着望远镜观测的情景吧！天文宁静度常常很低，因而火星图像往往模糊不清，而且变形失真。这样，观测者就必须否定所看到的景象。有时图像会突然固定住，火星的图像奇迹般地瞬间闪现，观测者又必须记住所看到的情景，并准确地记录下来。观测者还必须抛弃成见，客观地对待火星上的奇观。

    在洛韦尔的笔记本中，到处都记载着他认为是自己观测到的结果。诸如亮区和暗区，极冠的痕迹，一颗由运河编结成的星体。洛韦尔认为，他看到了一个布满全火星的巨大灌溉网，正是这些大渠道把极冠融化的水输送到赤道缺水的居民手中。他深信，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历史更悠久、更聪明，也许与我们迥然不同。他还认为，暗区的季节性变化是由于植物的生长和兴衰造成的。他相信火星与地球极其相似。总而言之，他相信的东西太多了。

    在洛韦尔的笔下，火星是一个历史久远、干涸凋零的荒漠，而且是一个与地球相似的荒漠。洛韦尔所描绘的火星景象，颇像美国的西南部，即洛韦尔天文台所处的那片地区。他推论说，火星上的温度太低了一点，但其舒适程度仍然不亚于“英格兰南部地区”。空气虽然很稀薄，但氧气含量仍然足够呼吸之用。那儿的水很珍贵，但错综复杂的运河网却能把生命不可缺少的这种液体输送到整个星球。

    回顾起来，当代对洛韦尔观点提出的最重大的挑战竟来自一个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人物。l907年，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A.R.华莱士应邀去评述洛韦尔的一本著作。华莱士年轻时是一位工程师，本来对这类超感觉的洞察力多少有点轻信，却令人意外地对火星的可居住性表示怀疑。华莱士指出，洛韦尔对火星平均温度的计算有误，火星不但不像英格兰南部那么温暖，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冰点之下。因此火星应该有永冻层，即永远处于冰冻状态的次表层。空气也比洛韦尔计算的要稀薄得多。那里的陨石坑数量应该与月球上一样多。至于说到运河中的水，他指出：

    在任何解决缺水问题的计划中，如果想借助运河，令其穿过赤道进入另一半球，穿过那可怕的荒漠地区，而且又曝晒在洛韦尔先生所描述的那种炎炎晴空之下，那么这种计划就将是一群疯子的行为，而绝非智慧生命所为。完全可以断言，甚至流不出100英里，所有的水就会蒸发殆尽，或者渗入地下。

    上述带挖苦味的但却大致正确的物理分析是华莱士在84岁高龄时写下的，他的结论是，从土木工程师的水利观点来看，火星上不可能存在生命。不过，他没有提及微生物问题。

    尽管华莱士提出了批评意见，尽管其他天文学家用了与洛韦尔同样先进的望远镜，他们的观测点位置亦毫不逊色，却未能发现任何运河的痕迹。但是洛韦尔关于火星的观点还是得到广泛的接受。他的学说的神奇力量就像创世说一样古老有力。产生这种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19世纪正是技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其中包括修建了许多巨大的运河。如1869年竣工的苏伊士运河，1893年建成的科林斯运河，1914年完工的巴拿马运河，近一点的则有美洲五大湖水闸，纽约州北部的航运运河，以及美国西南部的灌溉运河。既然欧洲人和美国人能建立这样的丰功伟业，那么为什么火星人就不行呢？难道一个更古老、更聪明的种族就不能做出更卓有成效的努力，去勇敢地战胜那红色星球上的干旱吗？

    如今，我们发射的探测卫星已经进入环绕火星的轨道，已经绘制了整个火星的地图。两个自动实验站也已在火星表面着陆。火星的神秘感（如果有任何神秘的话）自洛韦尔以来一直在加深。我们现在拥有的火星照片比洛韦尔的观察结果要详尽得多，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被大肆吹嘘的运河网的任何支流，任何水闸。洛韦尔，斯基帕雷利，还有其他一些人在艰难的观测条件下作出的观测结果之所以失误，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他们事先就带着火星上存在生命的框框。

    洛韦尔的观测记录本反映了他在望远镜前多年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些笔记表明，洛韦尔对其他天文学家怀疑运河真实性的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些笔记还表明，洛韦尔相信自己作出了重大的发现，但其意义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因而十分痛苦。例如，他在1905年1月21日写的笔记中有一处这样写道：“两条运河突然显现出来，相信没有弄错。”在拜读洛韦尔的笔记时，我有一种清楚的但却颇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他确实看到了某些东西。但那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和康奈尔大学的保罗·福克斯对比洛韦尔的火星图和“水手9”号轨道站拍摄的图像时——我们图像的分辨率有时比洛韦尔在地面上用24英寸折射望镜观测到的要高l00倍——发现，二者之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倒不是说洛韦尔的眼睛把火星上不相干的细小部分连成了虚构的直线。在他所说的运河的大部分位置上，既没有深色的颜色，也没有陨石坑群，那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年复一年地画出同样的运河图形呢？其他一些天文学家——其中一些人声称，在他们亲自进行观测之前没有仔细地观看过洛韦尔的图片——怎么也会画出相同的运河呢？向火星发射“水手9”号的一个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在火星表面上观测到存在随时间变化的条纹和斑点。许多这样的条纹与陨石坑的外围相连，而且随季节而改变。这类条纹是被风扬起的尘土造成的，因此其图样随不同季节的风而变化。但是，这些条纹没有运河的特征，其位置也与运河的位置不符，况且没有任何一条条纹大到可以在地球上看得见的程度。如果说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中，火星表面上确实存在哪怕一点点像洛韦尔所说的运河特征，那么当飞船进行近距离考察变为现实时，那些运河不可能跑得无影无踪。

    火星上的运河看来是在艰难的观测条件下，人的手、眼和脑在结合上存在着某种毛病所造成的（或者说，至少对某些人是如此。因为许多与洛韦尔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天文学家，使用同样质量的观测仪器，但却宣称根本没有观测到运河）。不过这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我有一种不安的怀疑：火星运河这个问题的某些重要的细节还没有发现。洛韦尔一直认为，运河的规则性无可辩驳地表明它们是出自智慧生物之手。这肯定是不会错的，惟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有智能的人究竟位于望远镜的哪一侧？

    洛韦尔的火星人是慈祥的、乐于助人的，甚至有点像神仙，与H·G·威尔斯和O·威尔斯在《星球大战》中描绘的可怕形象大不相同。但是通过星期天副刊和科幻小说，这两种观点都进入了公众的脑海之中。我还记得自己在年少时曾如醉似痴地阅读巴勒斯描写火星的小说。我与高贵的探险家约翰·卡特一起从弗吉尼亚旅行到“巴苏”，因为那里的居民认识火星人。我跟随8条腿的驮兽群，我还赢得了海利恩王国可爱的迪娅·索丽丝公主的垂青，我还能与名叫塔斯·塔卡斯的4米高的绿色武士友好相处。我还在“巴苏”的尖屋顶城市和圆屋顶的抽水站以及绿树成荫的尼罗西提斯河岸和望忧草运河畔漫步。

    果真能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想象中和约翰·卡特到火星上的海利思王国去探险吗！我们能够在“巴苏”的两轮急速飞行的明月照耀下，于某个夏夜开始有重大科学意义的探险旅行吗！即使洛韦尔关于火星的结论，包括火星上存在运河的观点，将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关于火星的描述至少有这样的用处：它激发了好几代8岁的孩童，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把探测行星看成是真正可能的，并设想是否将来某一天能亲自到火星上去旅行。约翰·卡特就到达过那里，在一片开阔地上，张开他的双手，发出了祝愿。我还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曾经长久长久地仁立在旷野上，伸开双手恳求我所相信的火星人把我带走。当然，我的恳求从未奏效。看来得寻找其他的途径。

    如同生物一样，机器也有其进化过程。火箭和最早用来推动火箭的炸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中国，火箭曾被用于庆典等喜庆的场合。大约在14世纪，火箭传人欧洲，并被用于战争之中。19世纪后期，俄国的中学教师康士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利用火箭作为行星间交通工具的可能性；美国科学家戈达德则将它发展作为高空飞行之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V—2军用火箭利用了戈达德的几乎全部研究成果，而以1948年发射的V—2/WAC“伍长”号相结合的二级火箭为顶点，这枚火箭达到了当时无与伦比的飞行高度——400公里高。进入50年代后，以苏联的科罗廖夫和美国的布劳恩为首领导了技术上的发展。他们的经费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运输系统的研究，但却被用来发射最早的人造卫星。技术进步的势头继续有增无减：载人环球飞行、人工轨道站、登月以及在整个太阳系飞行的无人宇宙飞船，都相继获得成功。其他许多国家现在也已发射了宇宙飞行器，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和最早发明火箭的中国。

    齐奥尔科夫斯基和戈达德都是富于想象力的（戈达德年轻时曾读过威尔斯的著作，并且深为洛韦尔的课程所激动）。因此空间火箭应用的早期设想中包括建立一个空间科学站，用于从高空监测地球，并用作研究火星生命的探测器。所有这些梦想如今都已实现了。

    设想一下，你是某一个其他相当遥远的行星的来宾，不带任何成见地飞向地球。距地球越来越近，观察越来越细，你对这个星球的看法也会逐渐改变。这个星球上有居民吗？你根据什么作出判断呢？如果存在智慧生物，他们可能已经建造出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具有高衬比的工程结构。当我们的光学系统和离地球的距离能提供1公里的分辨率时，这些结构就能被检测出来。但即使达到这样的分辨率，看起来地球仍像是地道的不毛之地。在我们称为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柏林、东京和北京的地方，完全看不出有生命或者叫做智慧生物的迹象。如果说地球上存在着有智慧的生物，那么，他们基本上没有把地球的外观改造成有规则的、具有1公里分辨率的几何形状。

    但是，当我们把分辨率提高10倍，当我们开始能看到小至直径100米的范围时，情况就大大改观了。地球上的许多地方就会突然变得具体、清晰了，就会显现出方形、矩形、直线和圆形的清晰图像。这些图形实际上就是有智慧的生物的工程艺术品：道路、公路、运河、农场、城市街道。这样的图形揭示了人类对欧氏几何和领土主义两种孪生的情感。在这样的分辨率下，就能在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看到智慧生物的活动。而分辨达到10米时，被加工过的地球表面景象使真正赫然可辨了，人们正在忙忙碌碌之中。不过，上述景象都是摄于白昼、黄昏或者夜晚则又是一番景象：利比亚和波斯湾油田的熊熊烈焰，日本远洋捕鱼船队的深海灯光，大都市明亮的灯光。假如我们能把白天的分辨率进一步提高到1米，那么我们就能分辨出单个机体，像鲸鱼、母牛、火烈鸟和人。

    地球上智慧人类的活动首先通过其建筑物的几何规则性来显现。因此，如果确实存在洛韦尔的运河网，则火星上有智能生物居住的观点就同样是令人叹服的了。这是因为，如果从火星轨道拍摄的火星照片上能发现生命活动，那么它的表面大部分必须被改造过，而技术文明的产物——运河建筑也许是最易于检测到的目标。但从无人驾驶的飞船发回的无数火星照片中，除了一两幅莫名奇妙的图片外，没有发现任何这一类的目标。但是许多其他的可能性还存在，包括从大型的动植物到微生物，到已经灭绝的形态，以至到火星上从古至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生命等等各种可能性。与地球相比，火星距太阳较远因此温度要低得多。火星上的空气很稀薄，而且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只有一些分子氮和氢，以及极少量的水蒸气、氧气和臭氧。在那里不可能存在敞露的液态水，因为大气压太低，即使冷水也会迅速沸腾而汽化，恐怕只有在土壤的孔隙和毛细管中有极少量的液态水。而氧气含量之少远不够一个人的呼吸所需。臭氧的含量也少得可怜，以致能杀菌的太阳紫外线畅通无阻地照射到火星表面上。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还能有任何生物能生存下去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准备了模拟当时所知道的火星环境的试验舱，把地球上的微生物接种到实验舱内，然后观察是否有任何生物能生存下去。我们把这样的试验舱很自然地叫做火星罐。试验舱的温度保持与典型的火星环境相近，即在正午时略高于0℃，而在破晓前约为—80℃之间循环。舱内气体也主要由CO2和N2组成，保持缺氧的状态，用紫外灯重现太阳光的高通量。除了润湿沙粒表面极薄的一层水外，也不提供任何液态水。只过了一个晚上，有些微生物就冻死了，并且再也没有苏醒过来。由于缺氧，其他微生物也陆续喘息而亡，有的死于干渴，有的则死于紫外线。但是，总有数量可观的一些地球微生物在缺氧条件下也能生存，当温度降得太低时，它们就暂时处于休眠状态。它们能藏在小石下或隐身于薄沙层之下，以躲避紫外光的照射。在另外一些实验中，当供给少量液态水时，微生物又能照常繁殖生长。既然地球上的微生物都能经得住火星环境的考验，那么假如火星上有微生物，它们的适应本领也必定更巧妙。但究竟如何，我们必须亲自去看看才会明白。

    在无人驾驶星际探险方面、苏联一直保持着很活跃的势头。每隔一二年，行星间就会出现最有利的相对位置，根据开普勒和牛顿所阐明的物理学原理，这时向火星或金星发射宇宙飞船能量消耗最少。60年代初以来，苏联几乎没有错过这样的发射机会。苏联人的不懈努力及其工艺技术终于结出了硕果。苏联共有5艘飞船，即“金星8”号至“金星12”号，都先后在金星表面着陆，成功地从金星表面发回了大量资料。这些飞船能穿过如此高温、高密度和有很大腐蚀性的金星大气层，其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做过多次尝试，苏联飞船涉足火星却未成功。至少初看起来，火星似乎更友好些，那儿的温度不高，大气层也稀薄得多，气体也较柔和，此外还有极冠。明亮的淡红色天空、巨大的沙丘、古老的河床、陡峭的大山谷，还有我们已经探明的太阳系中最大的火山结构，以及赤道附近温和的夏日。相对金星而言，火星的环境更接近于地球。

    1971年苏联的“火星3”号飞船进入火星大气层。从飞船自动发回的无线电资料判断，它在进入大气层时，成功地打开了着陆系统，且准确地向下调整了防烧蚀护罩，适时地打开了巨型降落伞，并在接近火星表面时成功地点燃了减速火箭。根据“火星3”号发回的资料，它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的着陆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着陆后，飞船却向地球发回20秒钟没有图像的电视片段，随之就神秘地消失了。1973年发射的“火星6”号着陆器也发生了与此十分类似的情况，这次是发生在着陆后不到1秒钟的时间内。这究竟是在哪里出了毛病呢？

    我所见到的第一幅“火星3”号的图片是在一枚苏联邮票上（面额为16戈比）。它描绘了飞船正穿过某种紫色浊流而降落的情景。在我看来，邮票的作者是想说明存在尘流和飓风，因为“火星3”号当时是迎着巨大的尘暴进入火星大气层的。我们从美国的“水手3”号发回的资料证实，火星表面附近的风速超过每秒140米，这比火星上声速的一半还高，正是巨大的尘暴产生了这种高速风。我们和我们的苏联同行都认为。可能正是这种高速风使“火星3”号飞船无法张开其降落伞，结果，虽然它在垂直方向的着陆很和缓，但在水平方向上却具有致命的高速度。飞船在大型降落伞没有张开的情况下降落时，特别易受水平风的伤害。“火星3”号在着陆后可能弹跳了几下，接着撞上了岩块或火星表面的其他凸出物而倾翻，结果，无线电与载波总线失去连结，造成发射机失效。

    然而，“火星3”号为什么会钻进巨大的尘暴中去呢？要知道，“火星3”号的飞行程序在发射前就已经严格地制定好了。在它离开地球之前，它的每一步飞行动作都已存入飞船计算机。因此，即使弄清了1971年发生的那次大尘暴的猛烈情况，也不可能再去改变计算机的程序了（用宇宙探险的行话。“火星3”号的飞行程序是预编程序，而不是自适应程序）。“火星6”号的通讯中断更加神秘莫测。该飞船进入火星大气层时，火星上并没有发生全球性的尘暴，也没有理由怀疑在着陆点发生了局部的尘暴（有时会发生这种局部尘暴的）也许在着陆的一刹那飞船发生了技术故障。但也许是在火星表面上存在某种特别危险的东西。

    苏联飞船在金星着陆成功，但在火星着陆失败这两件事自然使我们对美国的“海盗”号的发射多少有些担心。原来曾非正式地计划要在1976年7月4日，即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让“海盗”号的一个着陆器在火星表面软着陆。和苏联飞船—样，“海盗”号的着陆器也包括一个防烧蚀护罩，一个降落伞和几枚减速火箭。由于火星大气层的密度只及地球的百分之一，在“海盗”号进入火星稀薄的大气层时，为了使着陆器减速，使用了一个直径为18米的特大型降落伞。由于火星大气如此稀薄，如果“海盗”号在高处着陆，就没有足够的气体来制动着陆器，结果会使飞船跌得粉碎，因此需要选择一个低洼的着陆点。从“水手9”号飞船发回的资料，以及地面雷达的探测结果来看，我们知道有许多这样的区域。

    为了避免“火星3”号同样的命运，我们把“海盗”号的着陆选在风力最小的地点和时间。会毁灭着陆器的大风可能强到足以把尘土扬离火星表面。因此，如果我们所选择的着陆点经过核实没有活动的浮尘，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确保风力不会太大。“海盗”号着陆器在进入火星轨道时，先不与轨道站分离，而等候轨道站对着陆点进行勘察之后才开始降落。我们通过“水手9”号发现，火星表面亮区和暗区图案的变化都发生在大风之际。假如轨道站发回的照片表明发生了那种图案的变化，我们当然不会认为着陆点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例如，假设着陆点的风力非常大，把表面的浮土都刮走了，其后在那里又出现大风，我们就无从知道了。火星比不得地球，详细天气预报的可靠性当然要差得多（诚然，“海盗”号飞行的众多使命之一就是要加强对这两颗行星天气的了解）。

    由于通讯和温度方面的限制，“海盗”’号可能无法在火星的高纬度区着陆。无论在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过于靠近极区（超过45度或50度），飞船与地球之间的有效联络时间以及飞船避免极低点的时间，都十分短暂。

    我们不希望在一个过于粗糙的地方着陆，因为那可能会使飞船倾覆甚至毁坏，至少准备用来采集火星土样的机械手可能被卡死，或者悬离表面1米的高处而无用处。同样，我们也不希望降落点过于松软，倘若飞船的3个着陆架深陷在疏松的泥土中，各种讨厌的后果就会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取样机械手无法转动。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着陆点太坚硬，如果降落在一片坚硬的火山岩地面上，没有粉状的表层物质，机械手也无取到对计划中的化学和生物实验至关紧要的样品。

    当时可能得到的最佳火星照片来自“水手9”号轨道站。即使如此，其摄取的图像也未能优于90米（约100码）的范围。“海盗”号轨道站发回的照片也没有多大的改进。在这些照片中，1米（3.281英尺）长的石头是完全无法分辨出来的，而约1米长的石头却能给“海盗”号着陆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样，照片也无法检测出又深又软的尘土。幸运的是有一种方法能使我们确定可能的着陆点的粗糙度或松软度，那就是雷达。很粗糙的地方会使来自地球的雷达波束发生散射，因而反射率很低，甚至在雷达屏幕上呈现一片漆黑；而很疏松的地方沙粒间的间隙很大，也会使反射减弱。我们还无法区分粗糙地点或松软地点，但在选择着陆点方面幸好并不需要去区分它们。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危险的。初步的雷达探测表明，火星表面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地区对雷达波没有反射，因此都是“海盗”号的禁区。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整个火星表面都能用地球上的雷达探测到的，雷达所能探测的只是北纬25度到南纬25度之间的条带，而“海盗”号轨道站自身又没有勘测火星表面的雷达检测系统。

    着陆点的限制条件实在太多了，诸如着陆点的地势不能太高，风力不能太大，地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或太粗糙，离极地也不能太近。显然，我们不知火星上是否有这样的地点能同时满足所有上述的安全标准，我们也没有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着陆点。

    一旦把“海盗”号轨道站——着陆器的结合体送上火星轨道，它在火星上着陆的纬度就无法再改变了。如果其近地点是在火星的北纬21度，着陆器就只能在北纬21度着陆，但通过等待在其下方的火星转动，可以在任意的经度上着陆。正因为如此，“海盗”号的科学家选择了好几个有希望的着陆地的纬度。为“海盗1”号选择的是北纬21度，主着陆点是在称为“克雷斯”（希腊语，意为“黄金之地”）的地区，该地区靠近4条蜿蜒的水道交汇处，这些水道被认为是在火星历史前几个世纪由流水冲蚀而成的。看来，“克雷斯”符合上述全部标准。但是，雷达观测的是“克雷斯”附近的区域，而不是“克雷斯”着陆点本身。由于地球与火星几何位置的关系，对“克雷斯”的第一次雷达探测只是在计划的着陆日期前几周才进行的。

    为“海盗2”号选择的着陆点是北纬44度，主着陆点为“赛多尼亚”。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根据理论上的推断，这里极有希望存在少量的液态水，至少在火星一周年中的某些时候是如此。由于预先进行的“海盗”号生物实验的对象是适应液态水环境的生物，一些科学家认为，在“赛多尼亚”着陆会大大增加“海盗”号发现生命的机会。也有人认为，在火星这样一个多风的星球上，如果存在微生物，那就应该到处都有。看起来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难分高低。然而，显然无法对北纬44度进行雷达探测，而且让“海盗2”号进入高纬度区，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失败危险。还有人认为，如果“海盗1”号着陆成功，而且运行情况良好，那么“海盗2”号将能承受更大的危险。对于花费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飞行的命运，我本人是十分保守的。我不禁设想到飞船在“赛多尼亚”刚一着陆就不幸发生碰撞，一种关键的仪器因而发生故障。为了增加“海盗”号着陆点选择的余地，我们在南纬4度附近的雷达可探测区，另外选择了几个在地质上与“克雷斯”和“赛多尼亚”大不相同的着陆点。“海盗2”号究竟在高纬度区还是在低纬度区着陆的问题，直到最后一刻才确定下来：选择了与“赛多尼亚”同一纬度，地名本身就是充满希望的地点“乌托邦。

    我们核查轨道站发回的照片，并对雷达数据进行最后分析后发现，“海盗1”号原先选择的着陆点可能是极端危险的。有一阵子我很担心，“海盗1”号可能像传奇中的荷兰飞行员悬在空中一样，永远悬浮在火星上空，永远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但我们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仍然在“克雷斯”地区，但远离4大古水道的交汇处。这一拖延使我们无法在1976年7月4日按时降落。不过大家都同意，在那一天进行毁灭性的着陆，献给美国建国200周年作纪念，将是令人极为不快的。因此，我们推迟了原定的计划，而在16天后才进入火星大气层。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绕太阳进行了1000万公里的星际航行后，每个轨道站和着陆器的结合体都进入了预定的环绕火星的轨道，轨道站对可能的着陆点进行了探测。根据无线电的指令，着陆器进入了火星大气层，防烧护罩准确地取向，展开了降落伞，扔掉了覆盖物，点燃了减速火箭。在人类历史上，飞船首次在这颗红色星球的“克雷斯”和“乌托邦”地区成功着陆了。着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飞船设计、制造和测试中的高超技术，同时也要归功于飞船控制系统非凡的能力。但能在火星这样危险而神秘的星球上成功着陆，至少也包含了一些机缘的因素。

    着陆以后，立即发回了首批图片。我们知道，我们所选择的地点并不十分理想，但我们毕竟充满了希望。“海盗1”号着陆器拍摄的第一幅照片是它自己的一根脚架，其目的是一旦着陆器陷进火星的流沙中，我们希望在飞船消失之前就能够知道。照片是由一条一条的线组合起来的，直到看到脚架在火星表面安全耸立着，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不久以后就显示出了其他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是用无线电分部分传到地球的。

    我还记得，当我看到着陆器拍摄的第一幅显示火星表面的图像时，曾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看来，那根本不像是一个外星世界，倒很像我在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所看到的情景。也有石头、流沙和远处的山峰，其景观与地球上的任何景色一样自然优美。火星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当然，如果在一座沙丘后面突然看到满身尘土的探险家，后面还有一头骡子，我会觉得惊异不已的，但同时我又觉得这种想法似乎也不无道理。我在研究“金星9”号和“金星10”号发回的有关金星表面照片的整个过程中，都根本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我深信，这是一个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到达的世界。

    火星的景观是赤裸裸的、红色的、可爱的；远方的火山口不时蹦出雨点般的石子；此起彼伏的小沙丘；大风扬起满天尘土，不断淹没嶙嶙巨石，又不断从巨石上把尘土刮走；空中漫舞着斑驳的细粒物。这些巨石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多少沙子被风吹走了呢？该星球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景，才能形成地表这些光秃的巨石、埋在土中的小圆石、以及多边形的孔洞呢？这些岩石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是与沙子相同的物质吗？沙子仅仅是巨石粉碎而成的，还是别的物质呢？那儿的天空又为何是粉红色的？此外，那里的空气是什么成分？风速又有多大？火星上有地震吗？为什么其大气压和地貌随季节而变化？

    对上述所有问题，“海盗”号都作出了确定的或者至少看起来是确定的回答。“海盗”号所揭示的火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我们还记得，着陆点正是根据它们的暗淡色调而选中的。然而，着陆器上的摄像机并没有发现那里有运河的建设者，也没有巴苏人的飞行车或短剑；没有公主或武士，没有八脚怪兽，没有脚印，甚至没有一株仙人掌或一只袋鼠。就我们的判断力而言，那儿根本不存在生命的迹象。④

    也许，火星上确实有大型的生命形式，只是不在我们两个着陆位置附近。也许在每一块石头和沙粒中、都有较小型的生命形式。在地球的大部分历史进程中，那些没有被水覆盖的区域很像现在的火星：大气饱含二氧化碳；强烈的太阳紫外光透过缺少臭氧的大气层，照射在地球表面上。直到地球历史最近的10％时期之前，大型动植物还不能适应陆地上的生活。然而，地球上到处充满微生物已经有30亿年了。因此，要寻找火星上的生命形式，还必须从微生物入手。

    “海盗”号着陆器扩大了人类到其他星球上活动的能力。从某些标准来看，着陆器像一架侦察机一样能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细菌。我们作这种比喻并没有任何贬意。自然界经历了几亿年的漫长岁月才进化出一个细菌，而经过了几十亿年的时间，才造出第一架侦察机。只要在这类事情上稍有一点经验，对此就会变得相当熟练了。像我们人一样，“海盗”号也有两只眼睛，但“海盗”号的双眼能在红外线之下工作，而我们却不能；“海盗”号的手能推开岩石，挖取土壤；它的手指竖起来能测定风速和风向；它的鼻子和味觉器官的功能也比人类的要灵敏、准确得多，它们能感觉出微量分子的存在；它的不外露的耳朵则能探测出火星内部地震的隆隆声，以及飞船激起的风的嗡嗡声；它还具有探测微生物的手段。飞船有自己独立的放射性能源系统，它能把所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通过无线电送回地球，它能接受来自地球的指令。这样，人类就能权衡“海盗”号观测结果的意义，并命令它去执行新的使命。

    在飞船大小、费用和能源消耗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怎样才是寻找火星微生物的最佳方法呢？我们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把生物学家送到那里去的。我有一位朋友叫沃尔夫·维希尼亚克，他是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的一位杰出的微生物学家。在50年代后期，在我们郑重地考虑寻找火星上的生命之际，他参加了一次科学会议。会上，一位天文学家对生物学家没有简单、可靠、自动的仪器去寻找星外微生物感到惊讶。维希尼亚克决定在这方面干出点名堂来。

    他研制了一种能带到行星上去的小型装置，朋友们称之为沃尔夫捕集器。他计划让它带一小瓶有机营养物到火星上，并设法使火星表面的泥土样品与营养物混合，在火星微生物如果有任何生物生长（假定能生长）时观测液体混浊度的变化。沃尔夫捕集器与其他三项微生物实验一起被选择装在“海盗”号着陆器上。其他三项微生物实验中，有两项试验准备给火星生物带去食物。沃尔夫捕集器成功的前提是：火星微生物必须喜好液态水。有些人认为，维希尼亚克的做法会淹死火星上的小生物。但沃尔夫捕集器的优点是，它与火星微生物如何对待这些食物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它们能生长就行。而所有其他的试验都基于一个特定的前提：假定微生物能够吸收或排出气体。但这种假定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负责美国航天计划的国家宇航局（NASA）面临着经常发生的、无法预料的经费削减。宇航局的科学活动很少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当需要从宇航局裁减经费时，科研项目总是被削减的目标。1971年决定取消四项微生物试验中的一项。而沃尔夫捕集器恰恰被从着陆器上撤了下来。这使维希尼亚克沮丧之至，因为他花了12年时间才研制成这台仪器。

    处于他这样的处境，别的人大都会悄悄地放弃参加“海盗”号生物试验。但维希尼亚克是一位勇敢而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他反而决定到地球上最近似于火星环境的南极干涸山谷去。他认为，这样能更好地服务于寻找火星生命的事业。以前的一些研究人员曾经仔细地检查过南极的土壤，并作出结论：人们在南极干涸的山谷所发现的极少量微生物并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而是从比较温和的环境吹到那里去。回忆起火星罐的实验，维希尼亚克相信，生命是很顽强的，南极是完全适合微生物生存的。他觉得，如果地球上的细菌能在火星上生存，那么南极这个总的来说比较暖和、比较潮湿，且有较多氧气、紫外线少得多的地方，为什么反而不能生存呢？相反，他认为在南极干谷如果能找到生命，，将会相应地增加在火星上找到生命的机会。他还认为，以前用来推论南极没有微生物的实验方法有问题。营养物的设计虽然适应于大学生物实验室的舒适环境，却没有考虑到干燥极地荒漠的特点。

    因此，1973年11月8日，维希尼亚克带上了他的新生物实验装置，乘直升飞机从麦克默多实验站到奥斯加德地区的一条干涸的山谷——巴尔德山附近的地区，同行的还有一位地质学家。他的计划是要在南极一些小生物站进行土壤接种，一个月后再返回去回收实验物，1973年12月见日，他离开营地到巴尔德山去收集实验样品，离开时有人在约3公里外给他拍了照。没想到这竟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生前的容貌。过了18个小时，在一座冰崖底部发现了他的遗体。看来，他走进了一个从未被探测过的地区，而且显然在冰上滑倒过，并向前翻滚了150米远。也许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譬如说发现了微生物的可能栖息地，或者是一个按理不应该有的绿色斑点。但他出事的真正原因我们是永远无法知道的了。在他那天带在身边的棕色封皮的小笔记本中，最后有这样的字句：“202号站已回收，1973年12月10日，22时30分。土壤温度：—10°，空气温度：—16°。”这正是火星上典型的夏季温度。

    维希尼亚克建立的生物实验站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在南极。从实验站取回的样品已进行过检测，这项工作是由他的同事和朋友采用他用过的方法进行的。几乎在所有的实验点都发现了种类繁多的微生物。用常规的方法是检测不出这些微生物的。他的遗孀维希尼亚克太太在他的实验样品中发现了显然只有在南极才有的酵母菌新种。尹姆里·弗里德曼检验了那次勘探中从南极带回的大岩块，结果发现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微生物，它们都藏在石头表面下l－2毫米处，藻类群生在有少量液态水聚集的小天地里。在火星这样的地方，情况将会更加有趣，因为光合作用所需要的可见光能穿透到1－2毫米的深度，而能灭菌的紫外光到达这个深度时至少会部分衰减。

    由于飞船在发射前好几年就已完成设计，同时由于维希尼亚克过早地逝世，他的南极实验成果没有能积极地影响“海盗”号寻找火星生命的设计计划。总的来说，并没有在火星的低温环境下进行微生物的试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没有提供足够的孵化时间。对火星上的新陈代谢作用只做出了比较可靠的推测，而且也无法去寻找石头内部的生命。

    两个“海盗”号着陆器上都安装了取样机械手。机械手从火星表面采集土样后，把土样送到飞船舱内。舱内有像电动火车的料车，把样品颗粒送去进行5种不同的试验：一种是进行无机化学试验，二是在沙粒和尘埃中寻找有机分子，另外三个是寻找微生物。当我们在一个星球上寻找生命时，我们是在做某些假定。虽然我们尽量不假定其他星球上的生命完全像我们身边的生命，但我们所能做的毕竟有限，我们只对地球上的生命有比较详尽的了解。“海盗”号的生物实验是第一次开创性的努力，它们并不代表寻找火星生命的最终结果。分析的结果一直是似是而非、令人烦恼、又令人激动的。此外，至少到目前为止，大体上仍是非绝决性的。

    三种微生物实验的重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有关火星上新陈代谢的问题。假如火星土壤中存在微生物，它们必定要摄取食物、排出废气；或者从大气中吸收气体，然后借助阳光把气体转化成有用的物质。所以，我们带了一些食物到火星上去，希望火星生物（如果存在生命）会发现它们挺可口。而后，我们再观察土壤中是否放出令人感兴趣的新气体。另一种办法是带去用放射性标记的气体，然后观察这些气体是否转变成有机物。假如变成了有机物，就可以推断存在火星生命。

    根据发射前制定的标准，在“海盗”号的三种实验中似乎有两种得到了肯定的结果。第一，当火星土样与经过消毒的地球有机溶液相混合时，土样中有东西使有机溶液发生了化学分解，这很像是进行呼吸的微生物代谢了从地球上带去的食物。第二，当把地球上的气体通人火星土样时，气体与土壤发生了化学结合，这种现象，与进行光合作用的微生物从周围气体制备有机物十分相似。进行这些取得肯定结果的火星生物实验所用的土样共有7个，取自相隔50公里的两个地点。

    但情况是复杂的，判断实验是否成功的标准也可能不恰当。为了进行“海盗”号的生物实验，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用了多种微生物进行校验，但却很少做出什么努力去进行实验，对火星表面无机物的可能作用进行校正。火星不是地球，正如洛韦尔的遗训提醒我们的，我们可能被假象所迷惑。在火星土壤中，可能有外来的无机化合物。在没有火星微生物的参与下就能够氧化食物。也许有某种特殊的无机催化剂，它能固定大气中的气体，并使之转化成有机分子。

    最近的实验表明，情况恰恰可能就是如此。1971年火星发生大尘暴时，“水手9”号的红外光谱仪摄取了尘埃的光谱图。我和O·B·图恩及J·B·波拉克在分析这些谱图时发现，谱图的某些特征似乎与蒙脱土及其他种类的粘土矿物完全吻合。“海盗”号着陆器后来进行的火星土壤探测结果也与我们的分析结果相似。A·贝林和J·里希庞发现，如果在实验室的实验中，用这样的粘土代替火星土壤，就能够重现“海盗”号“成功”进行的生物实验的某些关键特征，即重现那些类似光合作用以及像是呼吸作用的特征。粘土具有复杂的活性表面，能吸收和释放气体，还能催化化学反应。但是说无机化学能够解释“海盗”号生物实验的全部结果还为时过早，它只是说明，“海盗”号的实验结果不再是令人吃惊的了。当然，粘土的假说并不能排除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但却无疑使我们相信，还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火星上存在微生物。

    即便如此，贝林和里希庞的实验结果在生物学上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说明了，在没有生命存在的情况下，土壤具有某种化学性质，其作用相当于生命活动。在地球上出现生命之前，可能也有类似呼吸和光合作用的化学过程在土壤中循环。生命一产生可能马上就参与了这些过程。此外，我们知道，蒙脱土是一种潜在的催化剂，能促进氨基酸结合成类似蛋白质的长链分子。原始的土壤也许是地球生命的摇篮。现代火星土壤化学也许能为地球生命起源及其早期历史提供重要线索。

    火星表面有许多环形山（陨石坑），它们都是以人的名字，通常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维希尼亚克环形山凑巧位于火星的南极地区。维希尼亚克并没有说过火星上一定有生命，他只是认为火星上可能有生命，而确证火星上是否有生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假如火星上真有生命，那么我们将有惟一的机会来检验我们的生命形态的普遍性。如果颇似地球的火星上没有生命，我们也必须弄清其原因，因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正如维希尼亚克所强调指出的，我们经典的实验和控制学就将面临科学上的挑战。

    “海盗”号的生物实验结果可以用粘土来解释，这些结果并不能证明存在生命这样一个事实有助于解开另一个难题，即“海盗”号的有机化学实验在火星土壤中没有找到任何有机物。假如火星上有生命，那么生命的遗骸到哪里去了呢？火星上没有发现有机分子，既没有蛋白质和核酸的构成物，也没有发现简单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没有地球上的那种生命物质。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因为“海盗”号的生物实验要比化学实验灵敏1000倍（以等量的碳原子为标准），而生物实验似乎检测到火星土壤中的合成有机物。但这一切并没有留下多少余地，因为地球土壤中含有曾经存活的生物的有机残余物，而在火星土壤中，其有机物的含量比月球表面还要少。如果坚持存在生命的假定，那么我们只能认为生物的遗体被火星表面具有化学反应性的氧化性表面所分解，就像过氧化氢瓶中生物的命运一样。或者认为，火星上存在着生命，但与地球上的生命相比，有机物所起的作用小得多。

    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似乎是一种诡辩。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位固执的“碳至上”主义者。碳存在于宇宙的各个角落，它奇迹般地造出了生命所需要的复杂分子。我也是一个“水至上”主义者，水是有机化学能起作用的理想溶液，它能在很大的温度范围内保持液态。但有时我又感到犹豫，我对碳和水的偏爱难道与我的躯体主要是由它们组成这样的事实没有关系吗？我们之所以主要由碳和水组成，难道不是由于在生命起源之时，地球上这些物质特别丰富吗？难道其他地方的生命，譬如说火星上的生命，就不能由其他物质构成吗？

    我本身是水、钙和名字称为卡尔·萨根的有机分子的集合体。你也是由与我几乎相同的分子组成的集合体，只是聚集的标记有所不同而已。但仅此而已吗？难道除了分子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吗？有些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颇有损于人的尊严。但在我看来，宇宙能允许分子机器进化到人这样复杂、精密的程度，实在是莫大的荣耀。

    但是，生命的本质并不是构成人体的众多原子和简单分子随意地堆集在一起。我们常常看到，构成人体的某种化学物质价值只有97美分、10美元或相差无几的价格，看到我们宝贵的身躯价值如此可怜，真令人有点恼怒。然而，只有当人体变成最简单的可能成分时，才能这样来估价。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而水几乎不值分文；碳则是以煤的形式来估价的；我们骨头中的钙就是白垩；人体蛋白质中的氮则存在于空气中（而空气也是便宜之至的）；我们血中的铁在锈钉上就有。如果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们或许会想把组成我们身体的所有原子装在一个大容器内搅拌。我们可以任意地延长这种可笑的尝试，最后我们只能得到令人乏味的原子混合物。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期望得到什么呢？

    哈罗德·莫罗维兹根据人体的准确分子组成，计算了从化工商店购买同样分子组成的化合物所需的费用，答案是大约1000万美元。这个价钱应该会使我们都觉得稍微心安理得些。但即使我们把这些化合物混合在一起，也绝不可能有一个人从罐子里钻出来，因为那已大大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幸运的是，还有其他花钱较少但可靠性高的方法能制造人体。

    我认为，总体而言，许多星球上的生命都将由与我们这里相同的原子所组成，甚至基本的分子、如蛋白质和核酸也可能相同只是组合的方式不同而已。漂浮在稠密的星际大气中的生物，其原子组成也将可能与我们极其相似，差别只在于它们可能没有骨骼，因而不需要那么多钙。在其他世界上，也许使用的是水以外的某种溶液。氢氟酸可能就相当不错，尽管宇宙中氟的含量并不多，氢氟酸对构成人体的分子极其有害，但其他的有机分子，例如石蜡分子，在氢氟酸中却极为稳定。液氨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溶液，因为宇宙中氨的储量非常丰富，但只有在比地球和火星冷得多的世界里，氨才能成为液态。在地球上，氨通常是一种气体，如同水在金星上呈气态一样。还有一种可能，即可能存在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溶剂系统的生物，也就是固态生命，那里只有到处传播的电信号，没有四处漂游的分子。

    但上述假定并没有解决“海盗”号着陆器的实验所预示的火星生命问题。那个颇似地球的世界，拥有丰富的碳和水，生物理应以有机化合物为基础。70年代后期进行的有机化学实验结果，与飞船拍摄的图像和生物实验都表明，在“克雷斯”和“乌托邦”的细沙堆中没有生命。也许在岩石下几毫米处（如同在南极干谷），或者在火星的别的什么地方，或者在火星早期某个较温暖的时期里存在过生命，但不是在我们寻找的地点和时间。

    “海盗”号对火星的探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人类第一次认真地探索其他可能的生命形式，也是飞船在其他星球上第一次安全地工作了长达一小时（“海盗1”号维持了若干年之久）。它在对另一个世界的地质学、地震学、矿物学、气象学和其他五六门学科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数据。在这惊人的进步面前，我们该如何继续前进呢？一些科学家打算发射一个自动装置，能在火星着陆，采集土样，并把土样送回地球。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地球上的大型、精密的实验室中（而不是在我们所能送到火星上的小型实验室中），极其详细地检测火星的样品。这样，就可以解开“海盗”号生物实验的大部分疑团。可以测定火星土壤的化学和矿物学，可以劈开石头去寻找次表层的生命。还可以在各种条件下，采取各种方式，包括直接的显微镜观察，进行几百种生物和有机化学的试验。我们甚至还可以采用维希尼亚克的试验方法，尽管很费钱，但这类飞行恐怕并没有超出我们的技术能力。

    然而，这种飞行面临着一个新的危险，那就是后污染问题。假如我们想在地球上检查火星上样中的微生物，当然不能对土样进行消毒处理，探险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们活着带回来。但如果不消毒，后果会怎样呢？带回到地球的火星微生物会对公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吗？H·G·威尔斯和O·威尔斯笔下的火星人想尽办法对伯恩默思和泽西城的居民封锁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对地球上的细菌不起作用，但已经太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吗？这是一个严肃又难以回答的问题。火星上可能并没有微生物，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吞1千克到肚子里去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是。我们不敢肯定，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因此，要把未经消毒的火星土样带到地球上来，我们必须采取十分可靠的预防措施。有些国家研制并贮存了细菌武器。这些武器似乎偶尔也发生过一些事故，但就我所知，至今并未造成世界性的传染病。因而，或许能把火星土样安全地带回地球来。尽管如此，在考虑进行取回试样的飞行之前，我希望能做到绝对安全可靠。

    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去研究火星，研究这颗异种的行星对我们所具有的全部奥秘和魅力。在我研究“海盗”号着陆器所拍摄的照片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的活动能力所受到的限制。不知不觉中，我竟切望飞船哪怕靠自己的脚尖站立起来也好，但似乎依设计不能动的飞船实验室竟然反常地拒绝设法跳一步似的。我们曾久久地引颈盼望，能用取样机械手拨开那座沙丘，去寻找那块岩石下的生命，仔细地看看那个遥远的山脊是不是一个火山口的砾垒啊！我知道，在其东南方不远处是“克斯雷”地区的4条蜿蜒的水道。从“海盗”号所有那些十分引人人胜的探测结果来看，我已发现上百个比“海盗”号着陆点更有意义的地点。最理想的工具是能进行高级实验，尤其是进行摄影、化学和生物实验的流动车辆。宇航局正在研制这种车子的原型。这种车辆自己知道如何越过岩石，如何避免在山涧翻车，如何离开险境。如果能让这种流动车在火星上着陆；它就能扫描周围的区域，在它的视野范围内发现最有意义的地点，并在第二天的同一时间出现在那里。每天去一个新地方，蜿蜒地横越这颗迷人行星复杂多变的地形。使这种装置登上火星并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即使火星上没有生命，发射这种车子也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古河道中漫步，去攀登一座大火山，沿着冰冻的极地上那奇怪的阶梯，或者抄近路，到达火星上那诱人的金字塔⑤。对于这样的探测飞行，公众肯定也会有广泛的兴趣。在我们家中的电视屏幕上，每天都将看到一组新的景色。我们将能随着巡回车的踪迹，去细细地研究它的发现，提出新的目标。旅程可能是漫长的，但巡回车能遵从地球上的无线电指令。因此，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把新的想法编人探测计划中去，成千上万的人也就都能参加到另一个世界的探险中去。

    火星的表面积刚好与地球上的陆地面积相等。显然，对火星的彻底勘察将会使我们忙碌几个世纪之久。但是，总有一天火星会被全面地探测的：利用机器人飞机从高空摄制火星地图，巡回车跑遍整个火星表面，土样被安全地带回地球，甚至人类能在火星的沙地上散步。到了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对待火星呢？

    人类滥用地球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只要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不寒而栗。假如火星上有生命，那我认为，我们就不应该再去干扰火星了，因为火星理应属于火星人，即使火星人还只是处于微生物阶段也罢。在邻近的星球上存在独自的生物，对我们来说是一桩无法估量的好事。因此，我认为，保护那里的生命的责任远远高于对火星的任何其他可能的利用。但是如果火星上没有生命又该如何呢？火星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原料供应地，因为在未来的几百年内，要从火星往地球运送东西，运费将是极昂贵的。然而，我们能否在火星上生活？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使火星变得适于居住呢？

    火星是一个可爱的、迷人的世界，但从我们狭隘的观点看来，它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氧气太稀少，没有液态水，紫外线通量太高（从南极的永久性科学考察站的情况看，火星的低温还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我们能制造出更多的空气，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大气压升高后，液态水就可能形成。氧气增加后，我们就可以在大气中呼吸了，也就会形成臭氧层，保护火星表面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蜿蜒曲折的水道，层压极状的极区山地，以及其他的证据都表明，火星大气的密度曾经很高，这些气体不大可能会脱离火星。因此，它们肯定存在于火星的某个地方。一部分气体已经与表面岩石发生了化学结合，一部分存在于次表层的冰中，但大部分气体可能存在于现在的极地冰帽之中。

    为了蒸发冰帽，我们就必须对它加热，或许我们可以在冰帽上撒上黑色的粉末，这样冰帽就可以吸收较多的阳光，这是同我们破坏地球的森林和草原恰恰相反的一件事情。但冰帽地域面积很大，为了撒遍黑土，需要1200台“土星5”号火箭推进器，才能从地球上运去所需要的黑土。而且，即使能做到这一点，火星上的风也会将它们吹跑。因此，最好是能研制出某种能自行增殖的黑色物质，这种物质应是一种微小的黑色机体，当我们把它送到火星以后，它就会到处分布，并以这种黑色物质为母体，自行大量繁殖，从而覆盖整个冰冠。这种机体是有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植物的生物。某些植物非常耐寒，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我们知道，地球上至少有某些微生物能在火星上生存。现在需要的是有一个研究计划，对黑色植物进行人工选择和遗传工程研究，也许可以选择苔藓植物，它们也许更能适应火星的严酷环境。如果这类植物在火星上能够繁衍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一定会在火星极地冰帽的广袤大地上播种、生根、蔓延，使冰冠呈现黑色，从而可以吸收阳光，加热冰层，把古代火星大气从长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有火星的阿卜细德（美国18世纪的拓荒者），不管是机器人或者是人类，漫步在冰冻的极地荒原上，他们的活动将会有助于未来的人类。

    这样一个总体的概念被称为“地形改造”，即把地球以外的世界的地形改变成较适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几千年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和反照率的变化，只使地球的温度改变了1度左右。当然，如果照目前燃烧矿物燃料的速度，以及森林和绿色植被的毁坏速度来看，只需要一两个世纪，就会使全球气温再升高1度。种种理由表明，要对火星进行卓有成效的地形改造可能需要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时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我们不仅可以期望增加火星的总大气压、化出液态水，而且可以期望把极地冰帽融化的液态水输送到较暖和的赤道地区，建造运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表层和次表层的冰融化后，可通过大运河网输送出去。但是，在火星上将会发生的这种事情，那岂不正是不到100年前洛韦尔看错了的那种景象吗？洛韦尔和华莱士都认为：火星环境之所以不适合于我们，就是因为那儿缺水。假如真能建成运河网，缺水的问题就会大大改善，在火星上居住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洛韦尔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观测的。斯基帕雷利等其他一些人也观测到了类似运河的目标，在洛韦尔开始他对火星的毕生研究之前，这些目标被通称为水道。人类在他们的情感受到刺激时往往会显示出自欺欺人的特殊才能。在这一方面，很少有其他的观念比在邻近的星球上居住着智慧生命的观念更激动人心的了。

    洛韦尔观点的力量可能就在于使这种观点变成一种预言。是他认为火星人建造了运河网。甚至这种观点也有可能成为一种确切的预言：假如要改造火星，那将由人类来完成，火星是人类能永久居住的另一颗行星。火星人将是我们人类自己。

    ______________
     ①英文的“无人知道”为二个字（Nobody Knows）。——译注

    ②1938年由沃生·威勒士（Orson Wells）改编的广播版本，把火星人的入侵从英格兰改变到美国的东部，使对战争神经过敏的成千上万美国人相信火星人确实在发动进攻了。

    ③牛顿断言：“即使制造望远镜的理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望远镜仍然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望远镜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我们观察星球时要通过空气，而空气处于不停的震动之中……。惟一的解决办法是需要最晴朗、最宁静的空气，而这样的空气恐怕只有在高耸于云海之上的山巅才能找到。”

    ④当人们在“克雷斯”地区的一块石头上依稀看到一个像大写字母B的图像时，曾认为那是火星人刻下的，这使大家都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的分析表明，那不过是光线、阴影以及人类图像识别技术上发生的幻觉。同时，火星人怎么也使用拉丁字母呢，这是不可思议的。有那么一会儿，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我童年时神往的一个字眼“巴苏”。

    ⑤最大的金字塔底部直径3公里，高1公里，这比地球上的埃及和墨西哥的金字塔要大得多。这些金字塔看起来很古老，饱受侵蚀。它们或许只是些小山或长期聚集的沙丘。但是我想，它们是值得仔细勘察一番的。

    第六章 旅行者的故事

    究竟存在着许多世界，还是只有一个世界呢？这是人们研究自然时经常提出的一个最神圣、最令人激动的问题。 圣亚伯特·马格鲁（13世纪）

    混沌初开之际，岛国的土著人或者认为，他们是地球上惟一的居民，或者也认为，即使还有其他居民，他们之间也无法互通往来，因为在他们之间有着当时不可逾越的大海。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出现了船只……，也许有一天还会出现能把人送上目球的某种其他交通工具……，但是，德雷克和哥伦布尚未降世，没有人能担当得起这种旅行的重任，更没有任何代达罗斯式的人物，能造出上天的工具来。不过。我毫不怀疑，时间老人仍旧会是新知识之父，他曾向我们披露了那么多我们的祖辈一无所知的事实真相，他一定还将向我们的后辈，披露我们今天梦想着，但又不可实现的事情。 约翰·威尔金斯《月球世界之发现》（1638年）

    假若升上地球之巅，从高往下观察，就可以明白，造物主究意把我们这小小寰球变成了什么模样。这样，就像要远足旅行者一样，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出发前该做些什么准备，也就会更准确地估计和评价旅途中的一切。此外，假如我们问得天外有天，还有许多同我们地球相似的星球住有居民，受到崇拜，我们就不会对地球上称之为伟大的东西赞不绝口，也就会藐视大多数凡夫俗子所津津乐道的区区小事。 惠更斯①《宇宙论》（1690年）

    人类开始邀游太空的时代来到了。在星际开普勒轨道上航行的现代飞船都是不载人的，它们都建造得美观，装有探测未知世界的半智能机器人。到太阳系外的这些航行都由设在加州帕萨迪纳的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地面站控制。

    1979年7月9日，“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经过几乎两年时间的行星际航行到达了木星系。这架飞船由几百万块各带有备件的分装部件组成，因此，若某一部件失灵，其他部件就会取代其功能。飞船重0．9吨，要有一间很大的房屋才能放得下它。飞船的使命要求远离太阳，因此不可能像其他飞船那样用太阳能做动力。“旅行者2”号的动力来自飞船上的一个小型核电厂，利用由一块钚的放射性衰变产生出的几百瓦的电能。船上的3台集成电路计算机以及大多数辅助设备，例如温度控制器，都位于飞船中心。飞船通过一个直径为3．7米的大型天线从地面站接收指令，并将本身的发现送回地面站。在飞船上，大多数科学仪器都安装在一个观测台上，当飞船从木星旁疾驶而过时，这些仪器就会跟踪木星或其卫星。许多科学仪器，如紫外和红外光谱仪等被用来测定木星上的带电粒子、磁场及其发射的电波．但其中最重要的仪器则是两台电视摄影机。这两台电视摄影机按其设计功能拍摄了成千上万张太阳系外行星的照片。

    木星的周围是一层看不见的但却极其危险的高能带电粒子。为了靠近考察木星及其卫星，并继续完成考察土星和更远的星球的使命，飞船必须穿越该辐射区的外端。然而，带电粒子会损害精密仪器，甚至毁坏电子设备。木星周围还有一圈固体碎片，这些碎片是4个月前由“旅行者1”号发现的。一旅行者2”号必须穿越这圈碎片层。与一块小碎片的碰撞就会使飞船颠簸得失去控制，从而使得其天线不能跟踪地面站，所发出的数据也就永远收不到了。就在穿越碎片圈之前，地面控制人员还很担心，因为出现了一些警报及险情，但在地面人员的努力和飞船机器人的配合下，终于避免了一场灾难。

    于1977年8月20日发射后，飞船沿弧形轨道经过火星，穿越小行星区，接近木星系，并终于穿过了木星及其14个左右的卫星。土星的重力将使飞船加速飞向天王星。飞越天王星后，它就会继续向前飞向海王星，飞离太阳系，从而成为星际飞船，永远邀游于浩瀚的星际海洋之中。

    “旅行者”的探索性航行是一系列航行中的最新航行。所有这些航行都为人类历史留下光辉灿烂的标志。在15、16世纪。人们从西班牙旅行到亚速尔群岛要用几天的时间，而今天用同样多的时间，就可从地球飞到月球。当时要横渡大西洋，到达人们称做新大陆的美洲，需用几个月的时间；而今天，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横越太阳系，到达火星或金星，这是两个正等待我们光临的真正的新大陆。在17、18世纪，人们用一两年的时间，可以从荷兰旅行到中国。而如今，用同样多的时间“旅行者”号飞船从地球飞到了木星②。相对来说，一年中的费用当时要比现在多，但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到当时国民总产值的1％。现时的机器人飞船是人类将来探索其他星球的先驱和前导。我们以前已经有过这种形式的旅行。

    15到17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此历史时期，人们明确认识到，人类能航行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来自6个欧洲国家的船舶勇敢地航行于世界各大洋，但其动机各不相同：野心、贪婪、民族自豪感、宗教狂、赎罪、科学好奇心和冒险欲以及在埃什特雷马杜拉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等等。这些航行功过相当。但其基本的功劳是把世界联系到一起，减少了狭隘性，统一了人类，极大地推进了对地球及人类本身的认识。

    新兴的荷兰共和国是17世纪乘船考察和探险时代的典型。当时她刚刚宣布独立于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地拥有欧洲的启蒙思想，是一个有理智、守秩序、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但是，由于西班牙港口对荷兰关闭，船舶禁止与荷兰交往，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的脆弱经济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和使用一个庞大的商业船队。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一家政府和私人的联营公司，她派船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去搜集珍贵货物，然后运回欧洲渔利。这些航行是荷兰的生命线，航海图和地图被定为国家机密。船上经常带有密封的指令。荷兰人一下子遍布于整个世界，北冰洋的巴伦支海以及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都是以荷兰船长的姓氏命名的。这些探险者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但决非仅此而已，它还包括有其他的重要成分，如科学探险，发现新大陆、新植物、新动物及新民族的热情，以及纯粹对知识的追求。

    阿姆斯特丹市政厅表现了17世纪自信而又历史悠久的荷兰的概貌。它是由花岗石修建的。当时的诗人和外交家康斯坦丁·惠更斯评价说：这个市政厅的建设摒除了“哥特式的倾向及其惨景”。直到现在，在市政厅里还有一座撑持苍穹的阿特拉斯神雕像，天空中饰以星座图形。其下是守护神，挥舞着金剑和金盾，站在死神和复仇者之间，并且把贪婪和嫉妒这两个商人之神踩在脚下。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荷兰人明白，毫无节制地追求利润会构成对国家灵魂的威胁。

    在阿特拉斯神和守护神下面的市政厅地板上还可找到一些不那么富于寓意的象征。那是一张大型的内嵌图，是17世纪末叶或18世纪初叶从西非到太平洋的一张地图。在当时全世界都是荷兰的活动场所。而且，就在这张图上，以其不可思议的谦恭，荷兰人竟省略了他们自己，对于位于欧洲的本国本土只是使用了古拉丁名称——Belgium（比利时）。

    在当时有代表性的一年中，有许多船要起锚绕地球航行半圈。从非洲西岸，穿过他们称之为埃塞俄比亚海的水域，绕到非洲南岸，进入马达加斯加海峡，然后继续航行到印度的南端，到达他们的兴趣焦点——香料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一些探险队从那儿又航行到一个称为新荷兰的陆地，也就是今天的澳大利亚。有几个探险队更冒险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菲律宾而到达中国。从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使觐见中国皇帝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荷兰人，包括大使和船长在看到北京紫禁城的另一文明景象时，都惊奇得瞪圆了眼睛。④

    在此之前和从此以后荷兰再也没有像当时一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一个小国，被迫以其智慧生存，其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和平主义因素。那时，因为容忍非正统观点，荷兰成为欧洲其他国家因缺乏出版和言论自由而逃亡的知识分子的天堂——这非常像30年代的美国，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大批出逃的知识分子中获益不浅。正因为如此，17世纪的荷兰成为爱因斯坦所崇敬的、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沙的家乡，也是法国数学和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笛卡尔的家乡，同时也是政治家、科学家约翰·洛克的家乡——他影响了一大批哲学上倾向革命的人士，如潘恩、哈密尔顿、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荷兰当时正空前绝后地因那一群卓越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而熠熠生辉。那是著名画家伦勃朗、弗美尔、哈尔斯的时代，也是发明显微镜的列文胡克的时代，同时也是国际法鼻祖格劳秀斯和发现光折射定律的斯涅耳的时代。

    在具有提倡思想自由传统的荷兰，莱顿大学为一位名叫伽利略的意大利科学家提供了教职，罗马天主教堂曾威胁并逼迫他放弃他的学说，即地球是绕太阳运转的，而不是相反。⑤伽利略与荷兰有密切的联系，他的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就是一种荷兰设计的小望远镜的改进装置。利用它，伽利略发现了太阳黑子、金星位相、月亮上的环形山以及木星的4大卫星，在他逝世后，这些卫星被命名为伽利略卫星。在1615年写给荷兰女君主的信中，伽利略说明了他自己对教会工作的看法：

    若干年以前，正如尊贵的君主阁下所十分了解的，我就在天空中发现了许多我们时代以前从未发现的东西。一这些新奇事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些与经院哲学家普遍认为的物质概念相矛盾的结果。使我得罪了不少教授（他们中许多人是教徒）——好像是我亲手把这些东西塞入天空，以便扰乱自然界、推翻科学似的。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因为人们日益掌握了真理，才促进了艺术的研究、完善和发展⑥。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探索性的强国的荷兰，与作为一个知识和文化的荷兰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对改进船舶的需要推动了各种工艺的发展。人们喜欢手工劳动。发明创造受到奖励。技术进步需要尽可能地猎取知识，因此，荷兰成为欧洲最权威的出版社和书商，她既翻译用其他文字撰写的著作，也允许其他地方禁止出版的著作在荷兰发行。去外国探险及见到其他陌生社会打破了荷兰人的自大情绪，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那些传统的定论，而且也说明，千百年来人们所持的观点，例如关于地理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由皇帝和国王统治时．荷兰共和国却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地由人民治理着。社会的开放及其对脑力活动的鼓励，物质享受以及对别的国家的考察与利用，产生了可喜的对人类事业的信心。⑦

    意大利的伽利略宣布发现了其他天体，布鲁诺则推测有其他的生命形式。他们为此都受到了残酷迫害。然而在荷兰，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却得到人们的极大的尊敬。其父名叫康斯坦丁·惠更斯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作家、诗人、作曲家和音乐家，是英国诗人约翰·堂恩的亲密朋友及其翻译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原始大家庭的主人。康斯坦丁赞赏画家鲁本斯的画，并且“发现”了一个名叫伦勃朗的年轻画家，后来在他的好几幅作品中都有康斯坦丁出现。初次与他见面后，笛卡尔就写道：“我不能相信，人的脑袋瓜里竟能装满那么多的东西，而且还装置得那么完美。”惠更斯的家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物品。其他国家的知名思想家是他的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年轻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同时精通语言。绘画、法律、科学技术、数学和音乐。他的兴趣和联系是广泛的。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家，科学就是我的信仰。”

    光是那个时代的一大主题：既是启蒙运动，思想和信仰自由及地理发现的象征，又于当时的绘画中无所不在，尤其是在弗美尔的优美作品中，随处都表现了光；而且，光也是科学研究的课题，例如斯涅耳的光折射研究，列文虎克发明显微镜及惠更斯本人的光的波动学说，都是对光的研究。⑧上述活动都是相互关联的，且其研究人员也是自由组合。弗美尔居室的特点是到处都有航海用具，墙上挂满地图。显微镜则是客厅内的珍品。列文虎克是弗美尔的财产委托人，也是惠更斯在霍夫维克家中的常客。

    列文虎克的显微镜是由布商用来测定布质的放大镜改进而成的。他用显微镜在一滴水中发现了一个微生物世界。他把这些微生物称为“微小动物”，且认为其“精巧玲珑”。惠更斯对设计第一架显微镜做出了许多贡献，并用它发现许多新事物。列文虎克和惠更斯是最早观察到人类精子细胞的人，而这又是理解人类生殖活动的先决条件。为了说明微生物是如何在预先经过高温灭菌的水中的逐渐发展过程，惠更斯认为，微生物小得足以透过空气，并在水中顺利繁殖。因此，他提出了自然繁殖的方案，即在发酵的葡萄液或腐肉中生物也能生长的观点，这种繁殖过程与以前存在的生物完全无关。但是，惠更斯这个正确的观点，直到两个世纪以后的巴斯德时代才得到证明。人们对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研究，可以用不止一种方法追溯到列文虎克以及惠更斯的研究工作上去。这两人也是细菌致病论的鼻祖，因而也是许多现代医学的鼻祖。然而，他们头脑中并没有实用动机，他们只是在一个崇尚技术的社会里做些零修碎补的杂活。

    荷兰于17世纪初期研制成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大大有助于人类对微观和宏观世界的观察。只有在此时此地，人们才能开始对原子和银河系的观察。惠更斯喜欢研磨和抛光天文望远镜用的镜片，并制成了一台5米长的天文望远镜。仅凭用它做出的发现本身，就足以使他稳坐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把交椅。他是在埃拉托色尼之后第一个测定另一星球体积的人，是第一个认为金星完全是由云层覆盖的人，是第一个描绘火星表层景象的人（火星表面是一个称为大流沙的黑色的当风大斜面，通过观测火星旋转时这种景象的出现和消失，第一个确定火星和地球差不多一样，自转一圈需24小时的人。是他第一个认识到土星周围有许多环，这些环与土星互不接触。⑨另外，他发现了土星的最大卫星——土卫六，而且，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土卫六，也是太阳系的最大卫星——一个大有希望与前途的星球。这些发现的大部分都是在他20几岁时完成的。同时，他认为星占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惠更斯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当时，航海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测定经度。因纬度易于以星座确定——你向南越远，你看到的南天星座就越多。但是，测经度要求计时精确。一台准确的船上时钟能告诉你离港的时间，太阳和星星的升落可确定船只的当地时间，这二者的差别可用来校正经度。惠更斯发明了摆钟（其原理早就由伽利略发现了）。尽管还不十分完美，但当时已用这种钟来确定船只在无边海洋中的位置。他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天文学和其他科学观测的准确性，而且促进了航海用钟的日臻完善。他发明了至今仍用在某些手表中的螺旋形平衡弹簧。他对力学，例如对计算离心力，以及通过研究掷骰子对概率论等进行研究，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改进的气泵在后来引起了采矿业的一场革命。他改进的“神灯”，是幻灯机的始祖。他还发明了一种称为“火药机”的东西，这对蒸汽机的研制大有影响。

    惠更斯1659年出版的《土星星系》的详细插图。图中，惠更斯正确地说明，随着地球和土星几何关系的变化，土星环的外形也发生变化。土星进入B点时，一旦土星成直立状，其薄如纸张的星环就要消失。土星进入A点时，在地球上观察土星的形状最清楚。就是在这一点上，伽利略用极其简陋的望远镜看清这个大行星的形状。

    惠更斯感到高兴的是，哥白尼关于地球是绕太阳运行的行星的观点，为荷兰人所广泛接受。他说，除了那些“智力有点迟钝的人，或迷信权威的人”以外，所有的天文学家都肯定哥白尼。中世纪时，信教的哲学家热衷于辩论，因为天体每天绕地球运行一次，所以，天体的范围几乎不可能是无限的，从而也不可能有无数个世界，甚至不可能有许多世界（或者说不可能再有别的世界）。发现地球绕太阳转而不是相反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了地球的独特性及别的星球也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哥白尼认为，不仅太阳系，而且整个宇宙都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开普勒也否认各恒星都有自己的行星系，把确有很多或无数其他的天体绕它们自己的太阳运行的观点说明清楚的第一人，似乎是布鲁诺。但其他人认为，根据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观点立即会产生世界的多元性的看法，而这是令人奇怪的。17世纪初期，罗伯特·墨尔顿主张，日心说表示了其他星系的众多性，他还认为，这是一种称为归谬法的争论说明了初始条件是错误的。他在一篇曾经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论文中写道：

    如果太空是那样大得不可比拟，像哥白尼等伟人说的那样……，那样广阔无垠，充满了无数的星体，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假定……、太空中能见到的那无数星体就是如此众多的太阳。围绕特定的中心，同样有其各自的行星，就像太阳仍有行星绕其运行呢？……既然如此，那就会有无数有生命的世界，为什么不能呢？……诸如此类的专断而大胆的假设、惊人的诡辩，必然会产生影响，如果假定……开普勒……和其他人仍然坚持地球运行的观点。

    但是，地球确实在运行。如果墨尔顿活到今天，一定也会得出有“无数有生命的世界”的观点。惠更斯也相信这种观点，他欣然表示说：“跨越宇宙之海，星体就是其他的太阳。”惠更斯以为，以太阳系类推，上述星体应该有其各自的星系，而且其中许多星体可能有居民：“假若我们认为这些星体除了无边的荒漠就一无所有……且排除有高级生物的可能，那么我们就会贬低它们的美观与尊严，认为它们不如地球，而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⑩

    这种见解是在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中提出的，该书冠有一个动听的题目：《天体奇观，关于其他行星上的居民、植物及其世界的猜想》。该著作是在惠更斯于1690年逝世前不久完成的，它受到许多人，包括沙皇彼得大帝的称赞，他使该书成为在俄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科技书。书中大部分是论述星球的特性或环境的。在印制精美的第一版插图中，我们可看到一幅按比例绘制的太阳和巨大的木星、土星图，相对来说，它们太小了，地球只是一个很小的圈。

    惠更斯认为，其他星球的环境和居民，大体上与17世纪地球上的情况相同。他想象：“行星人”的全身，包括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颇为奇特的，与我们的身体大不相同……。一个有理念的灵魂绝对不会寄居在非人形的身体中，这种见解是极为狭隘可笑的”。他还认为，外星人即使形状古怪，却可能富有才智。甚至根本就不古怪，也像我们一样，有胳膊有腿，能直立行走，也能写字画图。所以他认为木星系的4颗伽利略卫星，起着航标的作用。当然，惠更斯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公民。我们谁又不是呢？他把科学当做他的宗教来信仰，因此认为太空中一定有居民，否则，卜帝创造那么多星体，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他生活在达尔文之前，他的上述观点自然不符合进化论。但是，他通过观察提出的某些论点，却与现代宇宙观相同：

    “旅行者”号飞船正是早期的航海探险船和惠更斯科学思辨的后代。“旅行者”号飞船探测的星球，也正是惠更斯早就知道，并且深为迷恋的大千世界。

    几个世纪前那些远航所带回来的一个重要产品就是旅行者的故事。⑾那是一些关于陌生国度和珍禽异兽的故事，曾引起人们的好奇感，激发了后来的探险。其中讲到擎天的山峰，海中的龙和海怪，纯金的餐具，以臂为鼻的怪兽，嘲笑墨守教义的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回教的教徒们无谓争吵的人，还谈到了能燃烧的黑石头，嘴长在胸部的无头怪人，以及生活在树上的绵羊。这些故事有真有假，有些具有真理的内核却为探险者所误解，所夸张，在流传中走了样。在伏尔泰和斯威夫特的笔下，这些描述在欧洲引起了新的争论，促使人们重新考虑那奇特的世界。

    现代飞船也带回来许多旅行者的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一个晶体状的世界，描述了一个从南极到北极遍布蛛网状物体的星球，其周围的小卫星状如土豆；这是个拥有地下海洋的世界，又是个状如意大利馅饼，散发着臭鸡蛋味的陆地，拥有充斥融硫的湖泊，火山不断朝空中喷出烟火；这是个叫做木星的行星，在木星面前，地球是如此渺小，以致木星可以容纳得下1000个地球。

    木星的伽利略卫星，也几乎都和水星一样大。我们已能测定出这些卫星的体积和质量，因而可以计算其密度，从而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内部结构。我们发现，靠里的两颗卫星——木卫一和木卫二，其密度和岩石差不多。外面的两颗卫星——木卫三和木卫四的密度则要小得多，介于岩石和冰块之间。但在这两颗卫星内，却含有放射性物质，这使其周围的物质变热了。这积聚了几十亿年的热量，无法到达卫星的表面，更谈不上向宇宙扩散了，因此，这种热量必定会融化其冰冷的内部物质。在能靠近观察这4颗卫星前，我们曾估计，这些卫星的地下海中的水，可能彼此大不相同。“旅行者”号飞船靠近观察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估计是对的。它们彼此确实大不相同，也与我们见过的任何其他世界不同。

    “旅行者2”号飞船再也不能返回地球了。但是，它的惊人的科学发现，这种真正的旅行者的故事，却返回了地球。例如，1979年7月9日8：04（太平洋标准时间），一个以旧欧洲命名的新世界，即欧罗巴卫星（指土卫二）的首批图像传到了地球。

    飞船远在太阳系之外，如何能使图像传到地球上来呢？土卫二绕木星运行时，阳光照射在它的表面上，又反射到宇宙之中，其中一部分光线反射到飞船的电视摄影机镜头上，从而产生了图像。经过飞船上的计算机处理后，图像变成电波，飞越5亿公里后，传到地面站的射电望远镜上。在西班牙、加州南部的莫哈韦大沙漠，以及澳大利亚（1979年7月那天早上正是在此地的望远镜正对着木星和木卫二），各有一个这样的地面站。然后，再发送到通信卫星上，由通讯卫星把信息传送到加州南部，尔后，通过一系列微波中继站，最后把信息输送到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计算机中处理。图像大致像报纸的传真照片，由大约100万个小点组成，每个小点明暗的程度不同，这众多的小点，靠得很近，用肉眼观看离得稍远就无法分辨，只能看到其累积效果。从飞船上传来的信息决定每个小点的明暗程度。经过处理后，这些小点可贮存在磁盘上，与唱片的贮存方式十分相似。一号飞船拍摄的木星系照片，约有1．8万张，都被贮存在这种磁盘上，二号飞船拍摄的照片数，也相差无几。经过这一系列加工后，木星系的图像就出现在一张光滑纸上，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了木卫二的奇观。

    我们看到的图像是十分令人惊叹的。“旅行者1”号拍摄了木星的另外三个卫星的精彩的照片，但没有拍到木卫二的照片。这项任务是由2号完成的。由于是近距离拍摄的。所以镜头只覆盖了几公里的范围。粗看照片，似乎上面布满运河，正像洛韦尔所想象的赋予火星的运河一样。其实，在木卫二上，根本不存在运河。但我们看到许多扑朔迷离、纵横交错的直线和曲线。它们是隆起的山脊，还是溺沉的河流？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是星球伸缩引起的断裂所产生的吗？与地球的板块结构有联系吗？而且，有什么样的光发射到木星的另外3个卫星上去？神奇的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是，要真正理出个头绪来还得靠人的大脑。人们分析证明，尽管木卫二上沟渠纵横，但它像弹子球般光滑。没有盆地，也许是其表面冰层融化流动的缘故。照片所示的线条，只不过是这种冰流处的小槽或裂缝，其成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假如“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飞船上有宇航员，那么，船长的航行日记上可能这样写：

    第1天。我们彻底检查过食品以及各种仪器后，终于成功地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起飞，开始了漫长的宇宙旅行。

    第2天。摄影机的活动支架发生故障。假如不排除故障，摄影计划将无法完成，科学数据将无法得到。

    第13天。我们回顾家乡，拍下了第一幅十分清晰的、地球和月亮浑然一体的照片。漂亮的一对。

    第 150天。微型发动机点火，以便修正飞船的轨道。

    第 170天。按计划维护设备。几个月以来，一切顺利。

    第 185天。成功地拍摄了木星的精确照片。

    第207天。活动架故障被排除，但是，无线电发射主机却出了毛病。我们换上了备用发射机。假如它也失灵，我们与地球的联系将再次中断。

    第 215天。我们飞越火星轨道。这时，火星正处于太阳的另一侧。

    第295天。我们进入小行星区。这里有许多翻滚着的大石块，它们是太空的鱼群和礁石，大多数还是陌生的，我们挂上了“小心”的牌子，但愿别碰上它们。

    第475天。我们安全地钻出小行星区，真是万幸。

    第570天。我们接近了木星。与地球上最大的望远镜相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

    第615天。木星的瞬息万变、多姿多彩的云层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眼花缭乱。木星真是巨大无比啊！它比所有其他行星加在一起还要大2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高山峡谷，也没有火山河流，在球体与空气之间也没有界限，到处只是一片茫茫无边的流动着的稠密气体和云彩，因此也就无所谓木星的表面，木星上的一切都在它的天空中飘动着。

    第630天。木星上的天气仍然是绚丽壮观的。这个巨大的星球自转一周将近10个小时。正是在自转力的作用下，以及在阳光和它自身散发的热量的作用下，在它的周围才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飞快飘动着的云彩。

    第640天。云彩变幻无穷、光辉灿烂。使我们联想起梵高所画的“星空”，以及威廉·布莱克和爱德华·蒙克的作品中所描绘的群星璀璨的夜空。只是他们描绘的景象大为逊色而已，因为所有这些艺术家，都是站在地球上观察夜空的，因而不可能真正描绘出这无比绚丽多彩的星空奇观。

    我们靠近木星观察它的云彩带，白色云带是高空云层，也许是氨晶体所组成；褐色云带的云层要深些，温度要高些，因而大气向下流动。蓝色部分则显然是顶端云层中的空洞，通过这些空隙，我们才看见了晴朗的太空。

    木星的红褐色云彩的成因还不清楚，也许是磷或硫的化学反应所致，也许是太阳的紫外线照射到甲烷和氨气上，又与木星的大气层中的水汽和有机分子相混合后所产生的彩色云层。假如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地球上的最早的生命就是40亿年前木星上的这种化学反应所引起的。

    第647天。我们进入大红斑（GRS）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气柱，高出邻近的云彩，其浩瀚宽阔足以容纳半打地球。至于红色，可能是其内部的复杂分子形成的。这是个巨大的风暴区，其历史也许已达百万年之久。

    第650天。接近木星。充满奇迹的一天。我们只有一件损坏了的光偏振仪导航，却成功地通过了可怕的木星辐射层。接着，又安全地穿越环形区。在这层新发现的木星环形区内，到处是宇宙尘粒和宇宙石，我们却毫无损伤。我们拍摄了神奇的木卫五的照片，这是一颗椭圆形的呈红色的小星球，位于辐射层的深处。还拍摄了五彩缤纷的木卫一和木卫二的线条，以及木卫三的蛛网特征和木卫四的多环状巨大盆地。然后，我们绕过木卫四，飞经木卫十三——已知的离木星最远的卫星。我们继续朝外飞。

    第662天。飞船中的磁场探测器表明，我们已离开了木星的辐射层。木星的重力，加速了我们飞船的航行。我们终于飞离木星系，重新邀游在太空之中。

    第874天。飞船偏离老人星——用航海术语来说，叫船舵失灵。要在茫茫宇宙之中保持飞船的方向，船舵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会在宇宙大海中迷航。偏离纠正了，飞船偏航的原因，看来是我们的光学传感器错把半人马星座的α和β星当做了老人星。两年以后，我们将到达下一个港口：土星系。

    “旅行者”号飞船发回的所有宇宙故事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最靠近木星的木卫一上的发现。在发射“旅行者”之前，我们已经觉得木卫一有些奇怪。尽管我们只能分辨出其表面的几幅照片，但是，我们知道，木卫一是红色的，而且红得耀眼，比火星还红，也许是太阳系中最红的星体。有几年时间，它似乎在发生某种变化，表现在其红外线或雷达的反射特征上。我们还知道，在木卫一运行的轨道上，部分围绕着木星有一圈从木卫一遗落的硫、钠和钾的微粒，遗落原因不明。

    当飞船接近这巨大的卫星时，我们发现它的表面五光十色，这种奇特景色，在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是没有的。木卫一与小行星区相邻，因此，照理说，它一定始终受到小行星区散落物的冲击而变得伤痕累累。但事实上，我们却看不到这种被撞击的迹象。那么，在木卫一上，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过程，十分有效地擦去了撞击的小坑，或是填平了小坑。这种过程不可能是大气层引起的。因为木卫一的引力很小，其大气大部分都扩散到了太空之中。也不可能是水蚀作用引起的。因为木卫一表面温度很低，根本就没有流动着的水。有几处地方像是火山口，但也很难确认。

    林达·莫拉比图，“旅行者”号飞行控制组的一名成员，她是负责保持飞船的正确轨道的，她一直命令一架计算机强化木卫一边缘图像，使其后面的恒星显现出来。使她大为惊讶的是，她竟观察到某种物质，在一片黑暗之中，耀眼地从卫星表面喷射出来。不久，她就确定了喷出物的位置正好在一个被推测的火山口上。这样，飞船发现了地球外的第一个活火山。在木卫一上，我们已知有9个大火山，但喷出的是气体和碎石，至于死火山，则恐怕有几百座，甚至有数千座。正是这些火山的碎石，填满了卫星被撞击后形成的洞口。这种新的星球奇观，如若伽利略和惠更斯见了，会怎样地赞叹不已啊！

    在此之前，斯坦顿·皮尔及其助手，通过计算木卫一卫星内部物质的升降情况（这种升降活动是由邻近的木卫二，以及巨大的木星本身的引力所引起的），也早就预见到了火山的存在。他们发现，木卫一内部的岩石之所以融化，不是由放射活动，而是由这种升降活动所产生的。他们还发现，木卫一内部的大部分物质可能是液体状态。木卫一内部的硫磺，在表面附近融化集中后，在火山的作用下，形成了液态硫地下海。当固态硫加热到大约115℃时，就会融化，而且会改变颜色。加热的温度越高，颜色就变得越深。假如融化的硫磺迅速冷却，又会恢复它原来的颜色。我们在木卫一上看到的不同颜色，很像火山口喷出的液态硫：火山顶端的硫呈黑色，温度最高；火山附近形成的河流状态硫，呈红色及桔黄色；遍布在平原部分的硫则呈黄色。木卫一表面的形状几个月改变一次。因此，如同地球上作气象预报一样，也得定期发布木卫一的地形图。未来的木卫一探险者，必须注意这种现象。

    飞船发现，木卫一的非常稀薄的大气层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硫。但是，这稀薄的大气层，其作用却不小，因为木卫一处于木星的辐射带。辐射带充满了带电粒子，有了这大气层，就足可保护木卫一的表面不受损害。每当夜幕降临，木卫一的表面温度就迅速下降，二氧化硫凝固，宛若一片白霜；这时，带电粒子就会乘机而入，危害木卫一的表面。这样，在卫星下过夜很可能是明智的做法。

    木卫一上火山喷发时，火山喷柱如此巨大，如此深远，以致它的原子可直接进入木星外的太空中。因而围绕木星的、处于木卫一轨道上的微粒环，其来源可能就是这些火山。这无数的微粒，盘旋着逐渐移向木星方向，覆盖了靠里的木卫五，它之所以呈红色，其原因也可能就在这里。木卫一发出的这些物质，历尽坎坷后，汇入到木星的环形系统也不是不可能的。

    人类要登上木星，是极其难以想象的。当然，从技术上讲，我认为让永久性的大气球悬浮在木星的大气层中，在遥远的未来是可能实现的。正如从木卫一或木卫二近测所看到的那样，这颗巨大的、变幻无穷的星球总是飘浮在空中，其位置一成不变。因为太阳系中几乎所有的卫星，都像月亮对地球那样，总是以其一面朝着行星。对木星系的未来探险者来说，木星将始终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世界。

    星际间的气体和尘埃，被太阳系所积聚，大部分其他区域的物质，凡是没有落到太阳上的，都为木星所积聚。如果木星的质量比现在大十几倍，木星的内部物质就会发生热核反应，木星也就会开始发光。宇宙中最大的行星不会发光，实在是一件憾事。尽管如此，其内部温度却非常高，以致它发出的能量比从太阳接收的能量几乎要多2倍。从红外光谱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木星看做一颗恒星。如果木星成为一颗闪亮的恒星，我们今天就会生活在双星系中，在我们的头顶，将有两个太阳同放光辉，夜景将难得一见了。其实，我相信在整个银河系中，在无数的太阳系中，这本来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也是自然而又美妙的。

    在木星最下部的云层处，其大气层所产生的压力比地球上任何一处的气压都大得多，以致电子从氢原子中被压了出去，形成一种奇特的物质，液态金属氢——一种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从未观察到的物理形态，因为它要有必需的压力，这在地球上从未取得（在适当的温度下，金属氢是一种超导体。假如能在地球上制造出来，将会引起电子学上的一场革命）。在木星的内部，其压力大约是地球表面大气压的300万倍，除了呈黑色的金属氢外，几乎没有别的物质。但是，在木星的核心处，由于巨大压力的作用，却可能如同地球一般，充满岩石和铁矿石，永远埋藏于这颗最大的行星深处。

    木星内部的液态金属氢中的电流，可能是该行星巨大磁场的源泉（该磁场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也可能是其附近的电子和质子带的源泉。这些带电粒子，从太阳发出，随太阳风运行，被木星的磁场所俘获并加速。相当部分的带电粒子被俘获在木星的云层之上，从一极飞到另一极，在巧遇高空大气层中的分子且脱离辐射带后，它们才会停止这种穿梭般的来回飞驰。木卫一运行的轨道离木星太近了，从而当它穿过辐射带时，会产生带电粒子流，这反过来又会产生巨大的辐射能（这些粒子流又会影响到木卫一表面的喷发过程）。通过计算木卫一的位置，就可能预测木星辐射能的爆发，这比地球上预报天气还要准确得多。

    在射电天文学的早期，即在50年代，人们就偶然发现，木星是一个辐射源。两位年轻的美国人，伯纳德·伯克和肯尼斯·富兰克林，用最新研制的、在当时十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观察星空。他们想要探测太阳系外的宇宙射线源。结果，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射线源，它既不像是一恒星，也不像是星云，或是星群所发出的。而且，参照遥远的恒星，它还在逐渐移动，移动得比任何遥远的物体都快得多。⑿他们无法解释其原因，有一天，他们走出天文台，抬头望天，用肉眼观察，希望碰巧能发现某些有趣的现象。使他们困惑的是，就在他们发现放射源的地方，他们竟看到了一种格外明亮的光点，他们很快就搞清了，那就是木星。这尽管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但在科学史上却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一号飞船掠过木星前，每当夜幕来临，我总是仰望星空，着见木星在对我眨眼。100万年以来，我们的先人对此都深为惊叹。而在飞船掠过木星的那天晚上，当我迈步走向宇航局喷气推进试验室，以便研究飞船发回的资料时，我不由得寻思，木星将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将再也不是夜空中一个普通的亮点了，从此以后它将成为一个被探索过的已知世界了。在千姿百态、优美壮观的宇宙世界中，木星及其卫星可以说是一种小型太阳系，从中我们可受到不少启迪。

    与木星相比，土星则小得多，但在构造等诸方面，它们彼此十分相似。土星自转一周，需要10小时，在赤道附近，也有一圈彩带，只是不如木星的那样明显。它的磁场和辐射带也比木星的弱，但它的光环却要壮观得多。土星的卫星多达十几个。

    在士星卫星中，最有趣的要算土卫六了，它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也是惟一富有大气的卫星，在“旅行者1”号于1980年11月飞经土卫六之前，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我们有把握的事情只是知道，在土卫六上存在甲烷，这是最早由柯伊伯发现的。太阳的紫外线把甲烷转变成了比较复杂的碳氢化合物，以及氢气。碳氢化合物，似褐色的有机焦泥一般，覆盖着卫星的表面，这种焦泥有点像地球上生命起源实验中产生的物质。

    由于土卫六的引力小，质轻的氢气可能向宇宙中迅速扩散，这种剧烈的扩散过程叫做“气喷”，它同时要带走甲烷，以及大气层中的其他物质。但在实际上，由于土卫六的大气压至少与火星的一样大，因此气喷过程看来并未发生。另外，也许是由于在其大气层中存在某种重要的迄今尚未发现的物质——例如说氮——使得大气中的平均分于重量保持很高，从而防止了气喷的发生。或许，气喷一直在发生，只是扩散到宇宙中的气体由卫星内部释放的气体弥补了。

    土卫六大部分密度很低，因此它上面必定有大量的水和各种冰，而且其中还可能含有甲烷，这些甲烷是在卫星内部的较大的热力的作用下，以我们还不知道的速率，释放到卫星表面的。

    假如用望远镜观察士卫六，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勉强能辨认的红盘。有些人还说，在盘的上方，还可看到变化无穷的白云——这些白云，很可能是甲烷晶体形成的。但盘的红颜色又是什么形成的呢？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土卫六的这种颜色很可能是复杂有机分子所致。至于其表面温度，以及大气层的厚度，至今尚无定论。有迹象表明，由于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会提高其表面温度。

    在土卫六的表面及其大气层中含有极其丰富的有机物分子，因此它是太阳系中一颗绝无仅有、十分突出的星球。

    以往的航天发现意味着“旅行者”号飞船以及其他飞船，对土卫六的探测飞行将使我们对它的认识起到革命性的意义深刻的变化。

    透过土卫六云层的缺口处，可以看见上星和它的光环，而且在其大气层中处处可见淡黄色的斑点。与地球相比，土星系离太阳要远10倍，因此照射到土卫六上的阳光强度只及地球上的百分之一，尽管其温室效应相当大，它表面温度则可能大大低于水的冰点。但是，由于在它的大气层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加之也有阳光和可能存在的火山热点，土卫六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不能轻易排除。⒀当然，在那种不寻常的环境下，即使存在生命，也无疑与地球上的生命不大相同。不过，士卫六是否存在生命，目前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在飞船于土卫六表面着陆前，我们不大可能做出定论。

    要确定土星环上的粒子是什么，就必须靠近观察才行，因为这些粒子很小，是一些方圆只有1米左右的雪球和冰块。因为土星环反射阳光的光谱特性与冰反射阳光的光谱特性相似，由此我们知道土星环是由水和冰组成的。为了在宇宙飞船中就近观察这些粒子，我们必须使飞船减速，达到粒子运行的速度。粒子绕土星每小时运行4．5万英里，这就是说，飞船也必须绕土星运行，运行速度也必须与粒子相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单个的粒子。

    为什么土星的周围只有光环而没有一颗大卫星呢？这是因为，土星光环中的粒子，离土星越近，其运行速度就越快（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粒子的“下降”速度也就越快）；另外，内部的粒子可以穿越外部的粒子运行（我们已经知道，“穿越方向”总是向左）。尽管整个粒子层的运行速度每秒约有20公里，但两个相邻粒子的相对运行速度却很低，一分钟大约只移动几厘米。正是这种相对运动，使粒子不会因相互引力而聚合在一起。而一旦相互靠拢时，也会因运行速度不同而相互拉开。假若光环不是离木星这么近，那么，尽管粒子间的运行速度各异，也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小雪球，最终形成卫星。因此，很可能决非巧合，在士星的光环外，还存在一些大小不同的卫星，其直径从几百公里到士卫六那么大，即近于火星，大小不等。其实，所有这些卫星和行星中的物质，都可能来源于光环中的物质，这些物质凝结积聚的结果，形成了今天的行星和卫星。

    像木星一样，土星的磁场能俘获和激化太阳风中的带电粒于。当一带电粒子从一个磁极飞向另一磁极时，它必然要经过土星的赤道面。假如它在途中遇到一光环粒子，该小雪球就会吸收质子和电子。从而使两者的辐射带消失，因为辐射带只存在于粒子环的内部或外部。离木星或土星很近的一颗卫星，也能吞食辐射带中的带电粒子。事实上土星的一颗新卫星，正是这样发现的，一颗先前不为人知的卫星吸收了辐射带中的带电粒子，使辐射带产生了空当，从而“先驱11”号飞船也意外地发现了这颗卫星。

    太阳风把土星轨道远远地抛在后面，进入太阳系外的空间。当“旅行者”号飞船经过天王星，进入海王星和冥王星轨道时，要不是仪器出了故障，肯定会探测到宇宙间的太阳风。这儿是太阳系的终点，离太阳比冥王星离太阳还要远两三倍，星际间的质子和电子的压力比太阳风在此处产生的压力还大。大约在21世纪中叶，“旅行者”号飞船将穿过太阳风的终点，进入茫茫的宇宙。但不会进入另一太阳系，而是最终进入银河系，并且将在银河系中漫游若干亿年。那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更加伟大、更加壮观的航行时代。

    _________
     ①惠更斯（1629～1695年），荷兰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655年3月，用经过改进的望远镜发现了土卫六，由此闻名于世。1655～1656年发现七星光环。逝世三年后出版了《宇宙论》，书中阐明恒星都是宇宙中的太阳，提出别的行星上也有生物。

    ②换一种比较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说，一粒受精卵从输卵管运动到并殖入子宫的时间同“阿波罗Ⅱ号从地球飞抵月球的时间一样长，而“海盗”号航抵火星的时间则同这粒受精卵发育成婴儿的时间一样长。人类正常的寿命运长于“旅行者”号飞离冥王星的时间。

    ③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故乡。——校注

    ④我们甚至还知道他们送给朝廷什么样的礼物。他们呈献给皇后的是“六尊潜水员半身像”，呈献给皇帝的则是“两包肉桂”。

    ⑤1979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郑重宣布撤销346年前“神圣法庭”对伽利略的判决。

    ⑥其他人没有伽利略和开普勒提出日心论假说那样的勇气，就连居住在宗教教条不太严格的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当时住在荷兰的笛卡尔，在1643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毫无疑问，你已经知道，伽利略最近受到了教堂法庭的谴责，以及他有关地球运行的观点被判定为异端邪说。我必须告诉你，在我的论文中说明的所有观点，包括地球运行的观点，都是如此地相互关联，从而不难看出，一但我的任何一个观点有误，我所用的全部论点便都站不住脚了。我认为，虽然它们是以十分确切可靠的证据为基础的，但我却无论如何不想对抗教庭的权威而去坚持我的观点。……我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并能继续遵循遁世自好的格言，平安地过我已经开始的生活。”

    ⑦这种考察传统可以说明下述事实，即直到现在，从每人做出的贡献看，荷兰为著名天文学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如柯伊伯，在本世纪40和50年代，是世界上惟一专职的行星天体物理学家。当时大多数职业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课题至少有点不体面，受了洛韦尔学说的极大影响。荣幸的是，我是柯伊伯的学生。

    ⑧牛顿称赞惠更斯，并认为他是当时“第一流的数学家”，也是过去和现在都极受推崇的古希腊数学传统的最真诚的继承者。牛顿认为，部分地因为阴影有锐边，因此光运行时看来就像一条微粒流。他认为，红光是由最大的粒子组成的，而紫光则是由最小的粒子组成的。但是，惠更斯则认为，光运行时像是真空中传播的一种波，就像海中的海浪波一样，这就是我们要说光的波长、光的频率的原因。光的许多特性，包括衍射性，都能由波动说加以自然解释，惠更斯的光的波动说后来流行了好多年。但在1905年，爱因斯坦宣布，光的粒子论能够解释光电效应，即金属经光束辐照时的电子发射现象。现代量子力学把上述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今天，通常都把光在某些情况下的运行当粒子束，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的运行看做波。这种波—粒子论也许不容易符合我们的一般见解，但却与实验所显示的光运行的真实情况极其一致。这两者的结合显得有点奇妙和令人不解，把牛顿和惠更斯这两位单身汉称为当代我们对光的特性的理解的父母是适宜的。

    ⑨伽利略早就发现了这些环，但他不知道环为何物组成。从他初期使用的天文望远镜看来，这些环似乎像紧接着土星的两个对称凸块，他不无困惑地说，像两只耳朵。

    ⑩另外一些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开普勒在《宇宙谐和论》中写道：“第谷的有关论点是，茫茫宇宙并非全是不毛之地，而是住满了居民。”浩瀚的宇宙，竟有如此众多的太阳和地球，这种想法多么诱人、多么奇妙啊……，而且，每一个地球上，都是绿草如茵、森林遍地，动物成群，既有大海，也有高山！而考虑到众多的恒星与其间巨大的距离，我们的惊奇与崇敬又将增大多少倍呀！

    ⑾这类传说是古代人的传统、其中有许多从探险一开始便带有宇宙的主题。例如：15世纪中国明朝对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一系列探险就被费信，——参加者之一——在一本进呈御览的图书中描绘为“星槎胜览”。可惜的是，图画都遗失了，但其文字版本还在。

    ⑿因为光速仍是有限的。详见第八章。

    ⒀惠更斯在1655年发现了土卫六，他认为：“现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观察一下这两个（土星和木星）行星系，并把他们同我们这个小得可怜的地球进行一下比较，那他一定会为这两个行星的广阔疆域和众多高尚的随从（指卫星——译注）而大吃一惊。难道他们现在还会强迫自己认为，睿智的造物主把他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安置在地球上，造物主也仅仅刻意装饰和打扮地球这个地方，而让其他的星球（尽管他们也会崇奉祭祀造物主）成为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吗？难道他们还会认为．所有这些巨大的星体存在的目的仅为了在空中闪烁星光，仅为了让我们少数几个可怜虫观察研究的吗？”由于土星每30年围绕太阳转一圈，土星及其卫星上的四季远远长于地球上的四季。因此，对于土星卫星上的假设存在的居民，惠更斯写道：“土星卫星的冬季如此漫长，他们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可能和我们的十分相同。”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6

    第六章

    商人大街沿着通往小斯帕斯卡亚街和诺沃斯瓦洛奇内巷的斜坡近通而下。城市较高地区的房屋和教堂从上面俯瞰着这条街。

    街道拐角的地方有一座带雕像的深灰色房子。在立倾斜屋基的巨大的四角形石板上，新近贴着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议。一群过路人已站在人行道上默默地看了半天了。

    不久前解冻后天气已经干燥。现在又上冻了。气候明显地变得寒冷起来。现在天还很亮，可不久前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冬天刚刚过去。空出来的地方填满了阳光，它没有离开，被黄昏留住了。阳光使人们木安，把人们带往远方，恫吓他们，令他们提心吊胆。

    不久前白军撤出城市，把它交给红军。射击、流血和战时的惊恐停止了。这同样使人惊恐不安，如同冬天过去、春天变长一样。

    街上过往的行人借着一天天变长的白天的光线，读着墙上的通知。通知上写道：

    居民须知：本市合格居民可到尤里亚金苏维埃粮食局

    去领取工作证，每张缴纳五十卢布。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即

    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凡无工作证者，或误填以至伪造工作证者，将依据战时

    法律严惩。工作证的细则和使用方法公布于本年度尤里亚

    金执委会第八十六号（1013）通知中，该通知张挂在尤里亚

    金苏维埃粮食局一百三十七室中。

    另一张布告通知道，本市粮食储备充裕，只是被资产者藏匿起来，目的在于破坏分配制度，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用这样一句话结尾：

    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

    第三张公告说：

    为了正确安排粮食工作，不属于剥削分子者准许其参

    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向尤里亚金粮食局查询，地点在十月

    革命街，即原总督街五号，一百三十七室。

    另外一张对军人警告道：

    凡未上缴武器和未经新制度许可携带武器者依情严

    惩。持枪证可到尤里亚金革委会换取，地点在十月革命街六

    号，六十三室。

    一个瘦弱不堪、很久没洗过脸因而显得脸色乌黑的流浪汉模样的人，肩上挎着一个背包，手里握着一根木棍，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他的头发长得长极了，但没有一根白发，可他满脸深棕色的胡子已经发白了。这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他的皮袄大概在路上早被人抢走了，不然便是他自己拿它换了食物。他穿了别人的一件不能御寒的短袖破旧上衣。

    他口袋里还剩下一块没吃完的面包，这是他经过城市附近一个村子时别人给他的，还有一块腑猪油。他从铁路那边走进城里来已经快一个钟头了，但从城门口到这条十字路口竞走了一小时，最近这些日子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他时常停下来，拼命克制倒在地上吻这座城市石头的欲望，他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见到它，看见它就像看见亲人那样高兴。

    他走了很久，一半路都是沿着铁路线走的。铁路完全废置不用了，积满了雪。他经过一列列白军的车厢，有客车和货车，都被雪埋住了。由于高尔察克全线崩溃和燃料耗尽，白军不得不丢下火车。这些陷在雪地里、永远也不能开动的火车像带子一样伸延几十俄里，它们成为沿途抢劫的土匪的堡垒，躲藏的刑事犯和政治难民——当时迫不得已流浪的人的避难所，但更主要的是成了死于严寒和斑疹伤寒者的公墓。铁路沿线伤寒猖獗，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

    这时应验了一句古谚：人比狼更凶狠。行路人一见行路人就躲；两人相遇，一个杀死另一个，为了自己不被对方杀死。还出现了个别人吃人的现象。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人又梦见了史前的穴居时代。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面很远的地方，出现几个孤单的身影，有时悄悄躲在一旁，有时胆怯地跑过小道。医生尽量绕开这些身影，他常常觉得它们很熟悉，曾在哪儿见过。他觉得他们也是从游击队营地里跑出来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弄错了，可是有一次眼睛并没欺骗他。一个少年从遮住国际列车卧车车厢的雪堆里钻出来，解完手又钻回雪堆里。他确实是林中兄弟中的一员。这便是大家都以为被枪毙了的捷连秀·加卢津。他没被打死，只受了伤。他躺在地上昏迷了很久，后来恢复了知觉，从行刑的地方爬走了，躲进树林里，在那儿养好了伤，现在改了姓，偷偷赶回圣十字镇自己家里去，路上见到人便躲进被雪掩埋的火车里。

    这些画面和情景使人产生一种非人间的、超验的印象。它们仿佛是某种玄妙的、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被错误地搬到地球上来。而只要自然仍然忠于历史，它显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同现代画家所表现的一样。

    冬天的黄昏是寂静的，浅灰色的和深红色的。晚霞的余辉映照出白作树乌黑的树顶，清秀得宛如古代的文字。黑色的溪流在薄冰的灰雾下飞驰在雪白的峡谷中。峡谷的上端白雪堆积如山，而下端则被深色的河水浸蚀了。这便是尤里亚金的黄昏，它寒冷，灰得透明，富于同情心，如同柳絮一般，再过一两个小时便要降临到带雕像的房子的对面了。

    医生想走到房子石墙上政府布告栏跟前，看看官方的通告。但他向上凝视的目光不时落在对面二层楼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沿街的窗户曾经刷过白灰。窗内的两间屋子里堆放着主人的家具。尽管下窗榻上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但仍然能看出现在的窗户是透明的，白灰洗刷掉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主人又回来了？或者拉拉搬走了，房间里搬进新的房客，现在那儿一切都变了样？

    情况不明使医生很激动。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他穿过街道，从大门走进过道，爬上对他如此亲切而熟悉的正门楼梯。他在林中营地时就时常回想起生铁阶梯的花纹铁格，连花纹上的涡纹都回想起来。在某个向上转弯的地方，从脚下的栅栏里可以看到难在楼梯下面的破桶、洗衣盆和断腿的椅子。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一切都跟先前一样。医生几乎要感谢楼梯忠于过去了。

    那时门上就有个铃。但它在医生被游击队俘虏之前就坏了。他想敲门，但发现门锁得跟先前不一样，一把沉重的挂锁穿在粗笨地拧进旧式柞木门里的铁环里。门上的装饰有的地方完好无损，有的地方已经脱落。先前这种野蛮行为是不允许的。门上使用的是暗锁，锁得很牢，要是坏了，有钳工修理。这件琐事也说明总的情况比过去坏了很多。

    医生确信家里没有拉拉和卡坚卡，也许尤里亚金也没有她们，甚至她们已不在人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为了免得以后后悔，他决定到他和卡坚卡都很害怕的墙洞里摸一摸。他先用脚端了瑞墙，免得摸到墙洞里的老鼠。他并不抱在他们过去约定的地方摸到什么的希望。墙洞用一块砖堵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掏出砖，把手伸进里面去。嗅，奇迹！钥匙和一张便条。便条相当长，写在一张大纸上。医生走到楼梯台的窗口跟前。更为神奇，更加不可思议！便条是写给他的！他马上读了：

    上帝啊，多么幸福！听说你活着，并且出现了。有人在

    城郊看见了你，便赶快跑来告诉我。我估计你必定先赶到瓦

    雷金诺去，便带着卡坚卡上那儿去了。但我把钥匙放在老地

    方，以防你万一先到这儿来。等我回来，哪儿也别去。对啦，

    你还不知道呢，我现在住在前面的房子里，靠街的那一排。

    楼里空荡荡，荒芜了，只好变卖了房主的一部分家具。我留

    下一点吃的东西，主要是煮土豆。把熨斗或别的重东西压在

    锅盖上，像我那样，防备老鼠。我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

    便条正面上的话完了。医生没注意到背面也写满了。他把打开的便条托到唇边，然后没看便叠起来，连同钥匙一起塞进口袋。刺骨的痛苦掺进无比的快活中。既然她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到瓦雷金诺吉，他的家必然不在那里了。除了这个细节所引起的惊恐外，他还为亲人生死末卜而痛不欲生。她怎么～句话也没提到他们，说清他们在哪儿，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但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街上开始黑了。天亮前还来得及做很多的事。看挂在街上的法令也是很要紧的事。那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由于无知而违犯某项行政命令可能会送掉性命。于是他没打开房门，也没放下把肩膀压得酸痛的背包，便下了楼，走到墙跟前，墙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贴了一大片。

    墙上贴有报刊文章、审判记录、会议演说词和法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迅速地看了一下标题。《对有产阶级征用与课税的办法》、《工人的监督作用》、《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决定。这是进城代替先前制度的新政权所公布的指令。公告提醒居民新政权准则的绝对性，担心他们在白军暂时统治期间忘记了。但这些永无止境的单调的重复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弄昏了。这些都是哪一年的标题？属于头一次变革时期还是以后的几个时期，还是白卫军几次暴动当中？这是哪年的指示？去年的？前年的？他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率直的思想。难道为了那一次不慎的赞许，多年之内除了这些变化无常的狂妄的呐喊和要求，他就得付出再也听不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的代价吗？况且这些呐喊和要求是不合实际的，难于理解并无法实践的。难道他因为一时过分心软便要永远充当奴隶吗？

    不知从何处撕下来的一页工作报告落到他眼前。他读道：

    有关饥饿的情报表明地方组织极端不称职。明显的舞

    弊事实，投机倒把活动，极为猖獗，可当地工会委员会都干

    了什么？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都干了什么？如果我们

    不对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地区和拉兹维利耶至雷巴尔克

    地区的商店仓库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不采取直至将投机倒

    把分子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便无法把城市从饥饿中拯救

    出来。

    “多么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啊！”医生想。“还谈什么粮食，如果自然界里早已不长粮食的话？哪儿来的有产阶级，哪儿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早已被先前的法令消灭了的话？哪儿来的农民，哪儿来的农村，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了的话？他们难道忘记了自己早先的决定和措施早已彻底完蛋了吗？什么人才能年复一年对根本不存在的、早已终止的题目如此胡言乱语，而对周围的一切闭目不见，一无所知呢？”

    医生头晕了，失去知觉，倒在人行道上。等他恢复过知觉来，别人把他从地上搀起来，要把他送到他准备去的地方。他道了谢，谢绝了别人的帮助，解释说他只要走到街对面就行了。

    他又上了楼，打开拉拉住所的门。楼梯口上还很亮，一点都不比他头一次上楼时黑。他发现太阳并没催他，心里很高兴。

    开门声引起里面一阵骚动。没住人的空房迎接他的是打翻罐头盒的呕嘟声。一只只老鼠整个身子扑通掉在地板上，向四下逃窜。医生很不自在，竟无法对付这群可恶的东西。它们大概太多了。

    但要想在这里过夜，首先得防备老鼠，躲进一间门能关紧、容易躲避它的房间，再用碎玻璃、破铁片堵住所有的老鼠道。

    他从前厅向左拐，走进他所不熟悉的那一半房间。穿过一条黑暗的走廊，他来到两个窗户朝街的一间明亮的房间里。窗户正对着街那边那座带雕像的灰房子。灰房子墙的下面贴满了报纸。过路的人背对着窗户站着读报纸。

    室内同室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清新明亮的早春傍晚的光线。室内室外的光线如此相仿，仿佛房间没同街道分开。只有一点微小的区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在的拉拉的房里比外面商人街上冷一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走到尤里亚金的时候，一两个钟头以前，他在走最后一段距离的时候，忽然觉得体力骤减，仿佛马上就要病倒，自己吓了一跳。

    现在，室内和室外的光线一样，对此他不知为何非常高兴。院子里和住宅里充满同样的寒气，使他同傍晚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气氛，同人世间的生活接近起来。他的恐惧消失了。他已经不再想自己马上要病倒。穿透四周的春天傍晚透明的光线使他觉得是遥远而慷慨的希望的保证。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来。他把等待同拉拉会面的快乐看作最近的保证。

    极度的兴奋和遏止不住的忙碌代替了刚才体力的衰弱。这种活跃比起不久前的虚弱是即将发病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屋里坐不住。他又想到街上去，想去干什么。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前，想先理个发，把胡子刮掉。他蓬头垢面地穿过城市时一直往先前理发店的橱窗里张望。一部分理发店空了，或者改作别的用途了。照常营业的几家上了锁。没有地方理发刮胡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没有剃须刀。要是能在拉拉屋里找到剪刀，也能使他摆脱困境。但他在慌乱中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小斯帕斯卡亚街上有一家裁缝店。他想，如果裁缝店还存在并且工人还在干活的话，如果他能在她们关门前赶到，便能向一位女裁缝借一把剪刀。于是他又上街去了。

    他的记忆并没欺骗他。裁缝店还在老地方，女裁缝们还在里面干活。裁缝店总共一间门面，门面有一扇朝街的大玻璃窗，一直垂到人行道。从窗口能看到店铺的内部，直到对面的墙。女裁缝们就在过往行人的眼下干活。

    屋里挤满了人。除了真正的女裁缝外，还加上一些业余缝纫爱好者，尤里亚金社会上的上年纪的太太们，是为了领取工作证才到这儿来的。带雕像的房子墙上贴的法令里提到过领取工作证的办法。

    她们的动作同真正女裁缝的麻利动作木同，一眼便能看出来。裁缝店里做的全是军服，棉裤和棉上衣，还用各种毛色的狗皮缝皮袄，这种皮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游击队的营地里见过。业余缝纫爱好者用僵硬的手指把衣边折短，放在缝纫机下缝起来，对一半是熟制毛皮的活儿很不习惯，几乎难以胜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敲了敲窗户，做了个手势让她们放他进去。里面同样做手势回答他，她们不接私人活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重复那些手势，坚持让她放他进去，他有话对她们说。她们向他做推辞的动作，让他明白，她们的活儿很急，他别来纠缠，别妨碍她们，赶快往前走。一个女裁缝脸上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为了表示懊恼，手掌向上翻着，用目光问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动作。但她们没看懂他的动作。她们认为这是某种下流动作，挑逗她们。他那身破烂的服装和古怪的举止让她们觉得他不是病人便是疯子。女裁缝们吃吃笑起来，挥手叫他从橱窗前走开。他终于想到去找通往后院的路，找到了裁缝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开门的是一个黑脸膛的上年纪的女裁缝，穿了一身黑衣月R，神色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这家伙怎么赖着不走！真该惩办。我说，你快点说有什么事？我没空。”

    “您别大惊小怪，我想借剪刀用一下。我就在这儿当您的面剪掉胡子，剪完就还您。我先向您表示谢意。”

    女裁缝的眼里现出诧异。显然，她怀疑跟她说话的人神经不正常。

    “我是从远处来的。刚来到市里，头发长得很长，满脸胡须。我想理个发，可一家理发店都没有。所以我想自己动手，只是没有剪刀。劳驾借我用一下吧。”

    “好吧。我给您理发。您可得放明白。如果您有什么打算，玩什么花样，为了伪装而改变相貌，出于某种政治原因，那您可别怪我告发您。我们不想为您去送命。”

    “天啊，您哪儿来的那儿多顾虑呀！”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小说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fIJ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

    “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业教授。我听说是政府召回的。他们在白军再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这里。您又犯老毛病了，亲爱的同志。要是在剃须刀底下动弹、抽搐，顾客准会被割伤。您可真是一位难伺候的顾客呀！”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的时候，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回声。空住所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群乱跑乱窜的老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不管他多么劳累，同这群脏东西一起别想合眼。他准备过夜先从堵老鼠洞开始。幸好卧室里老鼠洞比别的房间里少得多，就是地板和墙根坏得比较厉害。得赶紧动手，黑夜慢慢降临了。不错，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取下来的灯，灯里加了一半油，想必是等候他的到来。油灯旁边一只打开的火柴盒里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保存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油盏，里面有灯芯和长明灯灯油的痕迹，油几乎被老鼠喝光了。

    有几个地方墙脚板离开了地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朝里面。卧室里的门同门槛合得很严。门本来能合得很严实，～上领，便把这间堵上老鼠洞的房间同其他房间牢牢隔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

    “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一直裸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胳膊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眼睛发黑，仿佛失去知觉，坠入极乐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做事，永远忙碌，操持家务，看病，思考，研究，写作。停止活动、追求和思考，把这类劳动暂时交还给大自然，自己变成它那双迷人的手里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或一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那双慈悲的手正到处散播着美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康复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鹅般的妩媚护理他，用充满潮润气息的喉音低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的低声细语，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图的文艺对话一样，充满了意义。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

    对于他们呢——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时，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和认识有关自己和生活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你必须回到自己亲人身边去。我多一天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窟窿。可你什么都木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中心，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票，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桶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可你瘦得像皮包骨，只剩下一口气了，往哪儿走呢？难道又步行吗？那你可到不了啦！养好身子，恢复元气，到时候再说吧。

    “我不敢劝告你，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寻找亲人之前先找份差事干。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专业，他们很重视这点，比如，就上我们的省卫生局。它就设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不然你自己想想。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地主兼工厂主的女儿。在游击队里呆过，又逃跑了。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脱离革命部队，是开小差。你绝对不能不干事，当个根夺公民权的人。我的处境也不牢靠。我也要去工作，进省国民教育局。我正站在火山口上。”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呢？”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不说他了。我不喜欢哭，如果再多说他一句，我便要嚎啕大哭了。”

    “你爱他，你至今仍非常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呀，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对不住他。可我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因此这样说可能不确切。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爽直的人，可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就是我的过错。行啦，不说这些啦。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我会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东尼娜多迷人啊！波提切利油画里的人物。”她生产的时候我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可这些以后再说吧，我求你。好啦，咱们一起做事吧。两个人都上班。每月能有几十亿卢布的收入。西伯利亚的票子前些日子咱们这儿还通用呢。刚刚废止，很长一段时间，你生病的全部期间，我们都没有钱。是的。简直难以想象，可也熬过来了。现在往过去的国库里运来一整列车纸币，四十车厢，不会少。票子印得很大，蓝红两种颜色，跟邮票一样，上面分了许多细格，蓝的有五百万个方格，红的每张一千万个方格。褪色，印得不好，颜色模糊。”

    “我见过那种票子。我离开莫斯科前夕刚刚流通。”

    “你在瓦雷金诺这么久干什么？那儿不是一个人都没有，荒废了吗？什么耽搁了你？”

    “我跟卡坚卡打扫你们的住宅。我怕你先上那儿去。我不想让你看见住宅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那儿房子倒塌了，杂乱不堪？”

    “杂乱不堪。肮脏。我打扫过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回答得这么简单。你有话没都说出来，对我隐瞒了什么。随你的便，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讲讲东尼姐的事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纪念你母亲。”

    “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

    “以后再讲吧。我对你说过了，我快要哭出来了。”

    “借给你马的桑杰维亚托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你看呢？”

    “非常讨人喜欢。”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是我们一家人在新地方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你fll大概很要好？他也尽量替你效力吧？”

    “他给我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不难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式的，交往很随便？他一定拼命追求你噗。”

    “那还用说。死缠着不放。”

    “可你呢？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利盘问你？对不起。这太放肆了。”

    “嗅，随你的便吧。你感兴趣的大概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关系的性质？你想知道，在我们良好的关系中是否掺入更多的私人因素？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欠了他不知多少情，但即使他给我一大堆金子，为我献出生命，也不会使我更接近他一步。我从小就仇视那种气质不同的人。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悍，自信，发号施令，简直是无价之宝。可在爱情上，留着小胡子男人的自鸣得意，动不动就发火，叫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男女间的私情和生活理解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安菲姆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更为讨厌的人，我变成今天这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明白。可你是什么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怎么这样说呢？我认真跟你说话，可你却像在客厅里似的恭维起我来。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个自信的家伙为所欲为，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

    “我猜到了。我多少感觉到了。可等一等。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被惊吓出来的恐怖，未成年少女初次经受的屈辱，都是不难想象的。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为此而难过的不应是你的悲伤，而应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的悲伤。应当痛不欲生、陷入绝望的是我，因为我知道得太迟了，因为我当时没同你在一起，以便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它对你确实是痛苦的话。真妙。我觉得，我只会强烈地、极端地、发狂地嫉妒低贱的、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上流人竞争在我心中唤起的完全是另一类的情感。如果我所敬爱的并同我精神相近的人爱上我所爱的那个女人，我便会对他产生一种可悲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争吵或竞争。我当然决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对象，但我会怀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这种感情不是嫉妒，不那么火辣辣的和血淋淋的。我同艺术家接触的时候，只要他在与我类似的工作中以优越的力量征服了我，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大概会放弃我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所重复的正是他已胜过我的尝试。

    “可我离题了。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我说的正是这种美。我觉得要看到它，必须有本经触及的想像力和混沌的感受力。而这些正是我被剥夺的。如果我最初没看到生活同自己格格不入的庸俗化的痕迹，也许会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一个不道德的、只顾自己享乐的庸才干预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此后我同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的婚姻才很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回报他以同样热烈的爱情。”

    “等一下。此后再告诉我你丈夫的事。我对你说过，通常引起我嫉妒的是低贱的人，而不是和我同等的人。我不嫉妒你丈夫。可那个人呢？”

    “哪个‘那个人？”

    “毁了你的那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是什么人？”

    “在莫斯科相当有名的一名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爸爸去世后，我们贫困的时候他接济过母亲，独身汉，有财产。我这样诋毁他反而使他显得过分有趣，增加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是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出他的姓名来。”

    “木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你母亲服毒的那天在旅馆里，已经很晚了。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你们来了，站在黑楼道里。也许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这一幕来，是你帮我回想起来的。你曾对我提起，我想是在梅留泽耶沃。”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真的？完全可能。很容易看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

    “你怎么脸红了？”

    “听见‘科马罗夫斯基’从你嘴里说出来。由于突然和不习惯。”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中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他在意外情况下偶然看见的那个人。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男孩子，中学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看见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自杀，摔死了。陪同父亲的是科马罗夫斯基，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破产，把他推到毁灭的道路上。他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这么说他也是你的丧门星了？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我疯狂地、不可挽救地嫉妒的人。”

    “你说什么？我不仅不爱他，还蔑视他。”

    “你真完全理解你自己？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你说的多么可怕。并且，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尖锐，使我觉得这种反常现象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安静点。别听我说的话。我想说我嫉妒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无法解释和不能猜测的东西。我嫉妒你为他人梳妆打扮，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弥漫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依附在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我嫉妒像科马罗夫斯基那样的传染病，他有朝一日会把你夺走，正像我的或你的死亡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准会觉得这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

    “多给我讲讲你丈夫的事。‘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这是哪个剧本里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话。”

    “我寻找他的时候，在梅留泽耶沃镇已经对你讲过不少他的事了。后来在这儿，在尤里亚金，咱们刚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知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想逮捕你。我仿佛告诉过你，也许并没告诉过你，只不过我那样觉得罢了。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他上汽车。简直难以想象，多少人保卫他，我觉得他几乎没变样。他的脸仍然那样英俊，诚实，刚毅，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诚实的脸。毫不卖弄，性格坚强，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先前总是那样，现在仍然那样。但我仍然发现一点变化，使我深感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中，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观察到这一点时心揪在～起。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我觉得他太引人注意了，而这就是他注定灭亡的原因。也许我没弄清楚。也许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时说的那些话深深印在我心里。除了咱们心O相印外，我还受了你多大的影响呀！”

    “你还是给我讲讲你们革命前的生活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幻想纯洁。他就是纯洁的体现。我们可以说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和他，还有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看见我便发呆，浑身发冷。也许我知道并说出这一点不大好。但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就更坏。我是他童年时依恋的人，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流露出那种人们都遮掩的服帖的爱情，但却写在脸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很要好。我同他不同的程度就像我们相像的程度一样。我那时真心挑选了他。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们一成人，便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绝妙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心里我那时已经嫁给他了。

    “真了不起，他多么有才能啊！非凡的才能！一个普通扳道工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的努力达到当代两门大学专业课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我差点说水平，不，我应当说——高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唉，这可真难回答。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

    “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妞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

    “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小说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

    “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

    “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时常上我这儿来。前两天我同你谈起过她。”

    “是谈过。我在你这儿时常见到她。”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我要是你准会爱上她。多有勉力！多漂亮！个头，身材，头脑。读过很多书，心眼好，有主见。”

    “我从游击队逃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理过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大姐叶夫多基娘，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起。一个诚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咱们俩都被抓起来，请她们收养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这确实是最坏的打算。上帝保佑，还远不亚于糟到这一步。”

    “听说西玛有点那个，情绪不正常。确实不能把她当成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新奇。她的学识确实罕见，但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而是民间的那种。你同她的观点极端相似。把卡佳交给她教育我完全放心。”

    他又到车站去了一趟，还是空手而归。什么都没走下来。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阴沉，就像下头场雪的前夕。十字街头的上空，那儿的天空比拉长了的街道上的天空更辽阔，显出一派冬天的景色。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遇见拉拉的客人西姆什卡。她们俩在谈话，不过倒像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搅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说话。通往她们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的门帘一直垂到地板，隔着门帘，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我缝点东西，您可别在意，西姆什卡。我聚精会神地听你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您的思想体系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我心里痛快得多。老是操不完的心事，我们最近这几夜都没睡好。作为卡坚卡的母亲，一旦我们遭殃的话，我有责任使她免遭危险。应当清醒地想想如何安置她。但我在这点上并不擅长。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悲伤。我悲伤是因为疲倦和缺少睡眠。您的话使我心情平静。此外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聪明的长篇议论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斜视一眼，真的，仿佛有谁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您开始吧，西姆什卡，我听着呢。”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回答了什么。他开始注意听西玛说话：

    “可以使用时代、文化这类字眼。但人们对它们的含意理解得太不相同。由于它们含意的混乱，咱们避免使用这类字眼，把它们换成别的词吧。

    “我想说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分解成各别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多少代人实现的，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的。埃及是这种活动，希腊是这种活动，《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这种活动。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活动，暂时任何别的行动都无法代替，当代全部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基督教。

    “为了让您感到完全新鲜，出乎意外，不像自己所熟悉并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更简单明了、更直接地向您介绍它所带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教益，我想同您一起分析几段经文，极少的几段，并且是节略。

    “大多数的颂歌都把《们日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们日约件的概念，如烧不成灰烬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约拿等等，同《新约》中圣母受胎和耶稣复活等概念加以对比。

    “在这种经常的并列中，〈们日约》陈旧和《新约》新颖显得极其明显。

    “在很多诗篇中，把马利亚的贞洁的母性同犹太人过红海相对比。比如，在诗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道：‘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后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女怀孕生下基督一样不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过后海水又无法通过，童贞女生了主后仍是贞洁的，这是把两件什么性质的事并列在一起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两件事同样被认为是奇迹。各个时代，远古的原始时代和新的罗马以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时代，怎样看待这种奇迹呢？

    “在一个奇迹中，按照人民领袖、教祖摩西的命令，他的神杖一挥动，海水便分开了，放过整个民族，数不清的、由几万人组成的人流，但等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后，海水又汇合在一起，淹没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这幅古代的情景服从耶和华声音的自然力，像罗马军队行进时浩浩荡荡拥挤的人群，人民和领袖，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事物，令人震惊的事物。

    “在另一个奇迹中，少女是平常的人，古代世界对她毫不留意，但她悄悄地、隐秘地给婴儿以生命，在世界上产生生命，生命的奇迹，一切的生命，‘无所不在的生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奇迹。不仅从书呆子观点看她的非婚生育是非法的。它们还违反自然规律。少女生育并非由于必然，而是由于奇迹，凭借灵感。《圣经冲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假日同非假日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

    “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

    “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像报喜节的赞美歌中所说的那样，亚当想当上帝，但他想错了，没当上，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亚当变成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同亚当便相差无几了’）。”

    西马继续说下去：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不过暂时先岔开一下。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至于说到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向人们灌输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严肃地解释荒谬可笑的历史残余。如果这些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让我们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畜牧部族和族长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能使生活倒退，让历史倒转几千年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做不到的。

    “再谈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出自福音书中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的祈祷文，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我不说您当然也清楚，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不过想提醒您一下，决不想教训您。

    “在斯拉夫语系里，您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此外，后来这个词在俄语中用来表示恶习和色欲。‘我的灵魂变成情欲的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克制情欲以求重返天堂。’等等。也许我的道德极其败坏，但我不喜欢斋戒前这段束缚肉欲和禁绝肉欲的祈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俗的、平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所具有的诗意，出自大腹便便、满脸发光的教士手笔。问题倒不在于他们自己不遵守戒律并欺骗别人。就算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吧。问题木在他们身上，而在这几段经文的内容里。这种悲痛赋予人体的虚弱以过分的意义，不管它是营养良好还是极度疲惫。这是很讨厌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我现在就为自己的拉杂而酬劳您。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不错，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一个马利亚，一直有争论。不论如何，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

    “在同一天的另一首祭祷歌中，有一段相近的祈祷文，更加详尽，确切无疑指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日习煽起的性欲。‘因为黑夜勾起我无法克制的性欲，昏暗无月光便是罪恶的话语。’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让我吻你最洁净的脚，用眼泪洗它们，用头发把它们擦干，夏娃在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时候便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是他每工作十天之后的一次休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要补足十天没睡够的觉。他靠在沙发上，有时半躺着，把身子完全伸直。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一阵阵犯困，但她的见解仍令他感到愉快。“当然，她这一套话都是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听来的。”他想道，“可这个女人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明啊！”

    他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窗口。窗户对着院子，就像在隔壁的房间里一样，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低声说话，他已经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了。

    天气变坏了。院子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子里，在院子上空盘旋，想找个地方栖息。风刮起它们的羽毛，把羽毛吹得蓬松起来。喜鹊在垃圾箱盖上落了一下，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在院子里踱起步来。

    “喜鹊一来就快下雪了。”医生想道。这时他听见门帘后面西玛对拉拉说：

    “喜鹊一到就有消息了。您要有客人了，要不就有信。”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门铃响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门帝后面出来，赶快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说话的声音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客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

    “您接妹妹来啦？”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我们这儿。”

    “不是，不是来接她。当然，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就一起回去。我完全是为了别的事情。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得谢谢我在邮局当过差。这封信经过很多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从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找不到收信人。可我知道他是谁。他在我那儿理过发。”

    信很长，有好几张信纸，已经揉皱，弄污，信封拆开，磨烂了。这是东尼姐来的信。医生弄不明白，信怎么会到他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如何把信交给他。医生开始读信的时候还意识到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读下去之后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西玛从里屋出来，向他问好，告别，他都机械而有礼貌地回答，但并未注意到她。她的离去已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他渐渐已完全忘了他在哪里，也忘了他周围的一切。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道：

    尤拉，你知道咱们有个女儿了吗？给她取的教名叫玛

    莎，以表示对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纪念。

    现在谈另外一件事。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

    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

    以及其他人，其中包括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

    罗梅科，还有我和爸爸也作为他的家庭成员，正在被赶出俄

    国。

    这真是不幸，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但只得服从，并且还要感谢上帝在这种可怕的时代只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因为我们的遭遇还可能坏得多。如果你出现了，也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我把这封信寄到赛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能遇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伯父的事是否也会使你受到牵连，因为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嘛。以后，如果肯定使你受到牵连的话，你也出现了，不知能否允许你出国，这使我非常痛苦。我相信你活着，并且一定会出现。这是我的爱心告诉我的，而我相信这个声音。也许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生活环境变得温和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一个地方相聚了。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竭力寻找这种论断的意义，解释它，为它辩解，自我反省，把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逐一回忆了一遍，但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你好像错误地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我爱你呀，唉，但愿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你身上所有平凡的地方，在它们不平凡的结合中可贵的地方，由于内在的美而显得高尚的面容，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好看，你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完全缺乏的意志。所有这些对我都非常珍贵，我不知道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着，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即便你对我不这样珍贵，即便我爱你还没爱到这种程度，我的冷漠的可悲的事实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啊！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尽管一切都没最后决定，但我们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和爸爸、伯伯受过教育的遥远的异乡去。爸爸向你致意。舒拉长高了，并不漂亮，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提起你时总要难过，非常伤心地哭泣。我不能再写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责备你，决不怪你，照你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在离开这个可怕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乌拉尔前夕，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他们已经采取信，也该整理行装了。嗅，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就像发出了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泪水，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东尼姬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跌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发跟前，昏倒在沙发上。

    重返瓦雷金诺

    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压低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站在前厅里。她神色惊慌，仿佛挨了一闷棍。

    “他上什么地方去？找谁？在咱们这儿？”

    “不，当然木在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晚上还想来。他很快就回来。他有事要跟你谈。”

    “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的话我没完全听明白。他好像说经过这儿到远东去，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尤里亚金来看咱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他谈了半天你们两个的事。他一再让我相信，咱们三个人，你、帕沙和我，处境极端危险，只有他能救咱们，但咱们要照他的话办。”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大哭起来，想跪倒在医生脚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在腿上，但他没让她那样做，制止住了她。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我不论从哪方面都不怕同他单独在一起。可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别让我单独同他会面吧。此外，这个人有阅历，办法多，也许真能给咱们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我请你克制自己，别走。”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安静点。你干什么呀？别跪下，起来，高兴点。解除缠在你身上的魔力。他让你一辈子担惊受怕。我陪着你。如果有必要，如果你命令我的话，我就杀死他。”

    半小时后夜幕降临了。天完全黑了。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已堵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注意新出现的窟窿，把它们及时堵死。他们还养了一只长毛大猫，这只猫一动不动，神秘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老鼠并没离开屋子，但小心多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配给的黑面包切成薄片，桌上放了一盘煮熟的土豆，等待科马罗夫斯基的到来。他们准备在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客人，这个餐厅现在还当餐厅使用。餐厅里摆着几张大柞木餐桌，还有一个作木制做的策重的大黑酒柜。桌上放着一盏用药瓶罩着的蓖麻油灯，灯捻露在外面——这是医生平时携带的灯。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中走进来，身上落满了雪。雪片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落了一层，在地板上融化成一块水洼。科马罗夫斯基先前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他的胡子上沾满了雪，像小丑演出时戴的假胡子。他穿了一套保护得很好的西服，条纹裤子熨得笔挺。他在同主人打招呼之前，先用小梳子梳了半天压皱打湿的头发，并用手绢把胡子擦干理手，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默默地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可以认为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同您的父亲很熟嘛，这您大概也知道。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一直在端详您，想找出您像他的地方。不，看来您不像父亲。他是个胸襟豁达的人，好冲动，做事麻利。从外表上来看，您更像母亲。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幻想家。”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您有话要对我说，要我来听听。她说您有事找我。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咱们的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并无结识您的愿望，并不认为咱们是熟人。因此，请快说正题吧。您有何贵干？”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全都明白。请原谅我斗胆说一句，你们俩太合适了。最和谐的一对儿。”

    “我得打断您的话。请不要管与您不相干的事。我们并没乞求您的同情。您太放肆了。”

    “您不要马上就发火嘛，年轻人。不，您还是像父亲，也是个爱冲动的人。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不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确是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我在这儿只呆了两天，知道了你们的很多事，你们自己万万料想不到。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正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不预防危险，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你们活着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人符合这种标准。可任何人也不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此明显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方式。我不明白您平吗要惹是生非。您成了这个世界的活嘲弄，对它的一种侮辱。这要是您的秘密也好。但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您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俩很不合当地法律仆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您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男人，您是自由的哥萨克，或者像这儿怎么说的。如果您任性胡来，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这是您神圣的权利。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有牵挂的人。她是母亲。她掌握着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命运。她不应当异想天开，想入非非。

    “我白白劝说她一个上午，劝她正视当前的情况。她根本不听我的话。请您运用您的威望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不应该不重视我的意见。”

    “我一生中从未劝说过谁，也没强迫过谁，特别是亲近的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这是她的事。此外，我根本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道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蛋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部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种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道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道，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道他们已被驱逐出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进入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交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滑过。但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和医生处境危险的话，使她从无动于衷的恍惚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的脸微微涨红，她插话道：

    “你明白吗，尤罗奇卡，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何等重要呀？”

    “你太容易轻信人了，我的朋友。你不能把仅仅打算办的事当成已经办成的事。我并不是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存心让我们上当。但这一切现在只是空中楼阁！现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我代表自己说两句话。感谢您关心我的命运，难道您以为我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您安排？至于您对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应当考虑考虑。”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咱们是否考虑一下他的提议，跟他走或不跟他走。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你是不会走的。”

    科马罗夫斯基不停地呷着掺了水的酒精（那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门诊部带回来放在桌子上的），一面嚼着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夜已经很深了。不时剪去灯花的灯捻儿，僻僻啪啪地燃得更旺了，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火苗又渐渐缩小，屋里也变得昏暗了。主人们想睡觉了，他们需要单独谈谈。可科马罗夫斯基仍然不走。他呆在这里让他们感到窒息，就像笨重的酒柜和窗外十二月严寒的黑夜让他们感到压抑一样。

    他并不望着他们，目光越过他的头顶，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远处的一点，快要转不过弯来的舌头半睡半醒地重复着他们早已听腻了的那一套。现在他的话题离不开远东。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一点，向拉拉和医生发挥关于蒙古的政治意义的论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注意到他在什么地方转到了这个话题上。他们没听见他是怎么转到这个话题上的，说明这个与他们不相干的话题是何等令人厌烦。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西伯利亚，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新大陆，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这是俄国伟大未来的摇篮，是我们走向民主、昌盛繁荣和政治健全的保障。蒙古的未来吸引人的东西更多。外蒙古是我们伟大的远东共和国的邻国。你们对它有何了解？你们打哈欠，心木在焉地眨眼睛，不觉得难为情吗？那可是一块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的土地啊，是一个有史以来尚未开发的国家，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想攫取它，侵犯所有竞争者所公认的、在地球这个遥远的角落里历次划分势力范围时划归为我们的利益。

    “中国通过对喇嘛和活佛的影响从蒙古落后的封建神权政体中攫取利益，日本则依靠各旗的王爷。共产主义红色俄国同蒙古的平民，换句话说即牧民起义者革命联合会，结成盟友。至于说到我本人，我愿看到一个在自由选举的全国代表大会统治下的真正安居乐业的蒙古。我想引起你们自身对下列情况的兴趣：一跨过蒙古的边界，世界便在你们脚下，你们便成为自由飞翔的鸟儿。”

    科马罗夫斯基滔滔不绝地谈论同他们毫不相干的讨厌的话题，终于激怒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他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让她疲惫不堪，厌烦得要命，于是拉拉果断地向科马罗夫斯基伸手告别，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说：

    “太晚了。您该走了，我想睡觉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木好客到这种地步，这时候把我赶出门外。黑夜里我未必能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找到路。”

    “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别坐得这么久。没有任何人挽留您。”

    “嗅，您何必同我说话这么尖刻呢？您甚至没问我一声，我是否有地方住？”

    “我对此毫不感兴趣，反正您不会委屈自己。要是您非要在这儿过夜不可，我不能把您安顿在我跟卡坚卡住的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里老鼠会闹得您不得安宁。”

    “我不怕老鼠。”

    “那就随您的便好了。”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你有几夜不睡觉了，桌上的食物你连碰都不碰，像傻子似的走个不停。老是想呀，想呀！什么使你不得安宁？不能整天想着惊恐不安的事。”

    “医院里的看门人伊佐特又来了。他跟楼里的洗衣女工关系暧昧。他顺便偷偷地拐到我这儿来，安慰了我一番。他说有个绝密的消息：您的那位非坐牢不可。您就等着瞧吧，早晚得把他关起来。然后轮到您，苦命的人啊。我问他，伊佐特，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您就放心吧，消息绝没错，他说。从波尔堪那儿听说的。他所说的波尔堪你大概能猜到，就是执行委员会。”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医生哈哈大笑。

    “他说得完全对。危险已经迫近，到了门口。咱们得赶快溜走。问题只是往哪溜。到莫斯科去根本不用想。这要做大量的准备，必定会引起他们注意。要走得非常隐蔽，任何人都丝毫察觉不到。你知道吗，亲爱的？咱们就照你的打算办吧。咱们得失踪一个时期。就让这个地方是瓦雷金诺吧。咱们到那儿躲藏两个礼拜或一个月。”

    “谢谢，亲爱的，谢谢。嗅，我真高兴。我明白你身上的一切如何反对这样的决定。但我们要去住的并不是你们住过的房子。住在那里对你确实难以忍受。空房间，内疚，对比，都让你受不了。难道我不明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作践对你灵魂珍贵而神圣的东西。我永远不会接受你这种牺牲。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你们的住宅已经破损得很难再住人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库利钦留下的房子。”

    “你说得都对。谢谢你的体贴。等一下。有件事我一直想问可又老忘。科马罗夫斯基在什么地方？他仍然在这儿还是已经走了？自从我同他吵翻，把他从楼上推下去之后，再没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去他的吧。你打听他干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咱们俩应当不同地对待他的提议。咱们的处境不同。你得抚养女儿。即使你想和我同归于尽，你也无权这样做。

    “但躲到瓦雷金诺去就意味着冬天钻进荒山野岭，没有储备的食品，没有力量，没有希望，疯狂中的疯狂。如果生活中除了疯狂外咱们一无所有，那就让哗fi疯狂一下吧。呶fi再忍受一下屈辱，央求安菲姆借给咱们一匹马。跟他，甚至不是跟他，而是跟他手下的投机倒把的人借点面粉和土豆，这是他不应推卸的责任。我们还要说服他，不要因为对我们有恩惠就马上去看我们，而要等到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他要用马的那一天再去。让我们单独呆几天。去吧，我的宝贝。咱们砍伐很多木柴，一个礼拜烧的劈柴够勤俭持家的主妇烧一年的。

    “再次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脱口说出的慌乱的话。我多希望跟你说话不带这种可笑的激昂腔调。不过我们确实别无选择了。你怎么形容都行，死亡确实在敲咱们的门。但所剩不多的日子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它们，把它们用在告别生命上，用在我们分手前最后的团聚上。我们同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告别，同我们习已为常的概念告别，同我们如何幻想生活、良心又如何教导我们的一切告别，我们同希望告别，我们互相告别。我们再互相说一遍我们夜里说过的那些悄悄话，伟大而轻微的话，宛如太平洋这个名称。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一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

    “此后在我一生中，我曾尝试确定你那时照亮我心中的迷人的光芒并准确说出它的名称，那种渐渐暗淡的光芒，渐渐消逝的音响，它们从那时起便扩散到我的全部生活中，并成为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

    “当你穿着学生制服像影子一样从旅馆深处的黑暗中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一个对你一无所知的男孩子，立即被你强烈的痛苦所感染，并明白：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像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真是美得无以复加了。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碰她一下，火花就会照亮房间，或者当场电死，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我心里充满迷误的眼泪，内心在闪烁，在哭泣，我那时非常可怜自己，一个男孩子，更可怜你，一个女孩子。我的全部身心感到惊奇并且问道：如果爱并且消耗电流是如此痛苦，那么作为女人，充当电流并激起爱情必将更为痛苦。

    “好了，我终于都说出来了。不说出来会发疯的。而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话。”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衣躺在床边，她不大舒服。她错编起身子，蒙了一块头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床旁边的椅子上，轻轻地说，常常停顿半天。有时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手掌托着下巴，微微撑起身子，张大嘴望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时她紧紧靠在他肩膀上，不知不觉流出了眼泪，轻轻地、幸福地哭泣。最后她把身子探出床边，快活地低声说：

    “尤罗奇卡！尤罗奇卡！你多聪明啊！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猜到了。尤罗奇卡，你是我的堡垒，还是我的避难所和支柱，让上帝原谅我的亵读行为吧。嗅，我多么幸福！咱们去吧，去吧，我亲爱的。到了那儿，我告诉你我担心的一件事。”

    他估计她要向他暗示她可能怀孕了，但多半是假的，于是说道：

    “我知道了。”

    一个灰暗的冬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尤里亚金。这天不是休息日。人们各自上街办事。路上时常碰见熟人。在凹凸木子的十字街口配水所的周围，排了一长串家里没有水井的居民，把水桶和扁担放在一边，挨个打水。医生勒住向前冲的烟黄色的维亚特卡种马，这匹马是他们向桑杰维亚托夫借的。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马绕过围在一起等着打水的主妇们。雪橇飞驰起来，从挑水人洒了水又结上冰的陡峭的石板路上斜滑下去，冲到人行道上，雪橇的跨杠撞在路灯和石柱上。

    他们飞速地赶过在街上走的桑杰维亚托夫，没回头看他是否认出他们和自己的马来，是否追着他们喊什么。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绕过科马罗夫斯基，也没同他打招呼，不过顺便确定他还在尤里亚金。

    格拉菲拉·通采娃从人行道对面朝他们喊道：

    “都说你们昨天就走了。以后还能相信谁的话呢？拉土豆来啦？”她做手势表示听不见他们的答话，便向他们挥手告别。

    为了西玛，他们试着把雪橇停在小山坡上，但这是个很不容易停雪橇的地方。即便不在小山坡上停下来，也得拉紧组绳勒住飞驰的马。西玛从上到下裹了两三条披巾，因此她的体形看上去像一段僵硬的圆木头。她迈着两条冻得发僵的腿，走到停在石板路当中的雪橇跟前，同他们告别，祝他们平安到达。

    “您回来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咱们得好好谈谈。”

    他们终于驶出了尤里亚金。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冬天曾走过这条路，但他记得的多半是夏天的样子，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

    他们把装粮食的口袋和其他行李塞进雪橇前头的干草堆里，并用绳子系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驾驭雪橇，他一会儿像当地人那样跪在宽大的雪橇板上，一会儿侧身坐在雪橇帮上，把穿着桑杰维亚托夫的毡靴的腿垂在外面。

    过了中午，离日落还早，但在冬天，人容易受骗，仿佛一天马上就过完了。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狠命地抽起马来。它像箭似的向前飞驰。雪橇在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犹如大海中的一只小舟。卡佳和拉拉穿着使她们动弹不得的皮袄。雪橇经过斜坡和坑洼时，她们惊叫着，笑得肚子疼，从雪橇的这边滚到那边，像两只笨重的麻袋似的理进干草堆里。有时医生故意同她们开玩笑，把一侧的滑木驰到雪坡上，让雪橇侧翻过来，毫无伤害地把拉拉和卡佳翻到雪地里。等到雪橇冲出好几步远之后，他才勒住马，把雪橇端正过来，架在两根滑木上。拉拉和卡佳骂了他一顿，抖掉身上的雪，上了雪橇，又气又笑。

    “我指给你们看游击队劫持我的地方。”等他们离开城市相当远了之后，医生答应她们道。但他没有做到，因为冬天树木一片光秃，周围的死寂和空荡改变了面貌，当初的地点认不出来了。“就是那儿”他很快地叫道，误把竖立在田野里的“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广告牌当成他被抓走的树林里的第二个路标了。当他们飞驰过仍然竖立在萨卡玛岔道口密林里的第二个路标时竟没认出来，因为栅栏上凝聚了一层耀眼的冰霜，给树林隔出一条银黑色的细丝。他们没有发现路标。

    天黑以前雪橇飞驰进入瓦雷金诺，停在日瓦戈一家住过的房子前，因为它是大道上的第一所住宅，离米库利钦的住宅最近。他们像强盗似的冲进屋子，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屋里已经很黑。被毁坏一半的住宅和令人厌恶的东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匆忙中没看清。一部分熟悉的家具还完好无损。在荒无人迹的瓦雷金诺，没有人能把开头的破坏完成到底。家中的日常用品他一件也没发现。家庭离开的时候他不在场，所以木知道他们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时拉拉说话了：

    “赶快收拾吧。天马上就黑了。没时间通想啦。如果我们在这儿住下，就得把马牵进仓库，粮食搬进过道，吼住这间屋子。但我不赞成住在这儿。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你，因而还有我，都会感到难堪。这是你们先前的卧室吧？不是，是儿童间。你儿子的小床。卡佳嫌小了点。对面的窗户没坏，墙和顶棚都没裂开。此外，炉子好极了，我上次来的时候就非常赞赏。你要是坚持我们仍然住在这儿，尽管我反对，那我就脱掉皮袄马上干活了。头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烧呀，烧呀。头一个昼夜白天黑夜都得烧。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什么话也不说呀！”

    “等一下。没什么。请原谅我。不，你听我说。咱们还是去看看米库利钦的房子吧。”

    于是，他们又向前驶去。

    米库利钦的住宅上了挂锁，是从木门上的吊环里穿过去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砸了半天，想把锁砸下来，最后还是连同木头上的螺丝钉一起拔了下来。同刚才一样，他们又急忙闯了进去，没脱衣服，穿着大衣、毡靴，戴着帽子直入内室。

    他们立即发现住宅角落里的某些东西放得井井有条，比如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书房里便是如此。这儿不久前有人住过。到底是谁呢？如果是主人们或他们当中的一员，那大门为什么不上门锁而要安挂锁呢？此外，如果主人们经常住在这里，那整个住宅都应打扫干净，而不会只打扫个别几个地方。这些现象表明，这儿住过的不是米库利钦家的人。那到底是谁呢？医生和拉拉并不为弄不清谁在这儿住过而感到不安。他们不想为此而伤脑筋。现在有多少一半动产都被偷走的遗弃的住宅啊？有多少隐藏的在逃犯？“某个被通缉的白军军官。”他们一致这样想，“他要是来了，就一块儿住在这儿，一起商量办法。”

    像刚才一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站在书房门槛上发起呆来，欣赏书房的宽敞，窗前书桌的宽大和使用方便令他惊讶。于是他又想到，这种严整舒适的环境将多么有利于需要耐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啊。

    在米库利钦杂用房当中，紧挨着仓库有间马厩。可它上了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它能否使用。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决定头一夜把马牵进没上锁的仓库里。他卸下马，等它汗干了，用从井里打来的水饮过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从雪橇上取些干草喂它，可干草被乘客压成碎末，已经无法喂马了。幸好仓库和马厩上面的大干草棚的角落里还有相当多的干草。

    他们没脱衣服，盖着皮袄睡了一夜，像孩子奔跑玩耍了一整天之后睡得那样香熟。

    他们起床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清早便对那张诱人的书桌看个不停。他的手想写东西已经想得发痒了。但他把这种享受放在晚上，拉拉和卡坚卡上床睡觉之后。在这之前，即便收拾好了两个房间，也有的是活干。

    他在幻想夜间工作时，并未抱定重要宗旨。支配着他的是通常对墨水和钢笔的向往和对写作的渴望。

    他只想随便涂写点什么。开头，他能把过去没写下来的回想起来，写下来就满足了，想借此活动活动由于无所事事而凝滞了的、在长久中断期间沉睡过去的才能。然后，他希望能和拉拉在这儿呆的时间长一些，有充裕的时间写出一些新的、有分量的东西来。

    “你忙吗？你干什么呢？”

    “烧火呀，烧火呀。有什么事儿？”

    “递给我洗衣盆。”

    “如果这样烧的话，劈柴连三天都不够。应该上我们日瓦戈家先前的仓库去看看。也许那儿还剩点？要是那边剩得多，我用雪橇拉几次就都拉到这儿来。明天去拉。你要洗衣盆。你瞧，我刚才在哪儿看见过，可是在哪儿，怎么也想木起来了，真莫名其妙。”

    “我也一样。在哪儿见过可想不起来了。也许没放在该放的。地方，所以记不起来了。算了吧。你心里有个数，我烧了很久水，想洗个澡。剩下的水洗洗我和卡佳的衣服。你把你的脏衣服一起都给我。晚上，咱们把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干净之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过睡觉前一定得洗上澡。”

    “我马上把内衣找出来。谢谢。衣橱和笨重的家具统统照你说的那样从墙边移开了。”

    “好极了。我用洗碗碟的大盆当洗衣盆好了。就是太油腻了。得把盆边的油垢刷掉。”

    “炉子一点着，我关上炉门就去翻其他抽屉。桌上和五斗橱里到处都能发现新的东西。肥皂、火柴、铅笔、纸和文具。到处都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桌上的油灯里装满了煤油。这不是米库利钦的油灯，这我是知道的。肯定有另外的来源。”

    “真太幸运了！这都是神秘的住客弄来的。仿佛凡尔纳作品中的人物。唉，你究竟想说什么？你瞧，我们又聊起天来，可水桶烧开了。”

    他们忙成一团，在屋子里乱转，两人跑着撞在一起，或者撞在卡坚卡身上。她横挡着他们来回经过的路，在他们脚底下转来转去。小姑娘从这个屋角闪到那个屋角，妨碍他们收拾房间，他们说她时还生了气。她冻坏了，一直喊冷。

    “可怜的当代儿童，我们吉卜赛生活的牺牲品，我们流浪生活的顺从的小参加者。”医生想，但却对小姑娘说：

    “得啦，亲爱的，哆喀个什么劲儿。说谎淘气。炉子都快烧红了。”

    “也许炉子暖和，可我冷。”

    “那你就忍一忍，卡秋莎。晚上我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再添一次劈柴，妈妈说晚上还要给你洗澡呢，你听见了没有？好了，现在你把这些拿去玩吧。”他把从冰窖似的储藏室里抱出来的利韦里的！日玩具堆成一堆，有的坏了，有的没坏。其中有积木和拼字方块，小火车，一块打了格、涂了彩、标明数字的马粪纸，是玩掷骰子和计算游戏的底盘。

    “您怎么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卡坚卡像大人似的感到委屈。“这都是别人的。再说是给小孩玩的，我已经大了。”

    可过了一会儿她就在地毯当中坐好，手底下的各种形状的玩具都变成了建筑材料，卡坚卡用它们替从城里带来的洋娃娃宁卡盖住宅。这座住宅盖得很合理，比经常带她住的临时住所强得多。

    “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从厨房里观察女儿搭房子。“孩子们是真诚的，做什么都不拘束，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可我们怕变成落伍者，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

    “洗衣盆找着了。”医生打断她的话。从昏暗的过道里拿着木盆走进来。“真没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它大概从秋天起就放在漏雨的天花板底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用刚从城里带来的食物做了一顿足够吃三天的午饭。她端上从未见过的菜，土豆汤和羊肉炸土豆。卡坚卡吃了还想吃，没个够，一边吃一边格格地笑，不停地淘气，后来终于吃饱了。屋子里很热，她觉得浑身没劲儿，盖着妈妈的披肩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刚离开厨灶，满脸的汗，像女儿一样，疲倦，昏昏欲睡，对她做的饭菜所产生的印象非常满意，并不忙着收拾盘碟，坐下来喘口气。看到女儿已经睡熟之后，她便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撑着头说道：

    “假如我知道，我做的事没白做，能够达到一定的目的，那我就会拼死拼活地干，并会从中找到幸福。你得时刻提醒我，我们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起。给我打气，别让我回心转意。因为严格地说，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会很可怕的。侵入旁人的住宅，破门而入，擅自当家作主，一进来就拼命收拾，以致看不见这不是生活，而是舞台演出，不是认真过日子，而是像小孩们常说的‘过家家’，是木偶戏，荒唐极了。”

    “可是，我的天使，是你自己坚持到这儿来的。你还记得吧，我一直反对，不赞成。”

    “是这样。我不辩解。所以这都是我的过错。你可以动摇，犹豫，可我的一切都应是始终如一的，合乎逻辑发展的。我们一进家门，你便看见你儿子的小床，便开始不舒服，差点痛苦得晕倒。你有这种权利，可我就不行。为卡坚卡担心，对未来的考虑，都让位给对你的爱了。”

    “拉里莎，我的天使，你清醒清醒。改变主意，放弃决定，永远来得及。我头～个劝你对待科马罗夫斯基的话要认真一些。咱们有马。你要愿意，咱们明天就赶回尤里亚金去。科马罗夫斯基还在那儿，还没走。我们穿过街的时候不是从雪橇上看见他了吗？而他，照我看，并没发现咱们。我们大概还能碰到他。”

    “我差不多什么还没说呢，可你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带着不满意的腔调了。可你说，我的话不对吗？藏得这么不牢靠，这么欠考虑，同待在尤里亚金还不是一样。如果要想解救自己，大概还得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其最终结果，还得像那个有阅历并且头脑清醒、尽管令人厌恶的人所提议的那样。因为我们在这儿，我真不知道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危险多少倍。无边无际的原野，随时可以被暴风雪掩埋。我们孤零零三个人，夜里被雪掩埋，早上从雪里也招不出来。要不然光顾过咱们住宅的那位神秘的恩人突然出现，原来却是强盗，会把咱们杀死。你有什么武器？你看没有吧。你那种无忧无虑的态度让我害怕，可又感染了我。所以我的脑子里很乱。”

    “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干什么？要我做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永远支配我吧。不停地提醒我，我永远是盲目爱你、不会同你争辩的奴隶。嗅，我告诉你，咱们的亲人，你的东尼娜和我的帕沙，比咱们好一千倍。但问题在这里吗？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她用两只手搂住他的脖子，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接着把话说完：

    “你明白吗，我们的处境不同。上帝赋予你翅膀，好让你在云端翱翔，可我是个女人．只能紧贴地面，用翅膀遮住推雀，保护它不受伤害。”

    她所说的一切他都非常爱听，但他没表露出来，免得甜蜜得腻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这种野营式的生活确实是虚假而刺激人的。你说得太对了。但这种生活并不是咱们想出来的。发疯似的东奔西跑是所有人的命运，这是时代的精神。

    “我今天从早上起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我想竭尽一切努力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一些。我简直说不出我多想干活。我指的不是农活。我们全家已经投身到农活里一次了，也干成功了。我没有精力再干一次。我想的已经不是农活了。

    “生活从各方面逐渐就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能出版书了。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不妨同桑杰维亚托夫谈妥，给予他优厚的条件，请他供养我们半年，用我的劳动成果作抵押。我在这半年期间一定写出一本医学教材，或者，比方说，一本文艺作品，比如一本诗集吧。再不，翻译一本世界名著。我精通几种语言，不久前读过彼得堡一家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大出版社的广告。这类工作具有交换价值，能变成钱。能干点这类的事我是非常快活的。”

    “谢谢你提醒了我。我今天也想到这类事了。但我没信心在这里坚持住下去。恰恰相反，我预感到我们很快就会被冲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我们还居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你有个请求。为我最近几个晚上牺牲几小时，把你在不同时期凭记忆给我朗读过的一切都写出来。有一半遗失了，而另一半又没写出来，我担心你以后会统统忘记的，它们就消失了，用你自己的话说，这种事以前经常发生。”

    当晚他们用洗衣服剩下的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拉拉也给卡坚卡洗了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着清爽喜悦的感觉背朝着屋里坐在窗前书桌前面。拉拉浑身散发出清香，披着浴衣，湿头发用一块毛茸茸的毛巾高高挽起来，把卡坚卡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自己也准备就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预感到即将聚精会神写作的愉快了。他动情地、恍豫地感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到了深夜一点钟，一直装着睡着了的拉拉真的睡着了。拉拉身上换的，卡坚卡身上换的，还有放在床上的内衣，光洁耀眼，清洁，平整，镶着花边。拉拉在这种年代仍然平方百计地浆洗内衣。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周围是一片充满幸福、散发出甜蜜的生活气息的宁静。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了几滴金点。窗外是微微发蓝的冬天的寒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隔壁那间没点灯的冰冷的房间，从那儿看外面的景致看得更清楚。他向窗外望去。满月的清光紧裹着雪地，仿佛在雪地上涂了一层粘乎的鸡蛋白或白色的乳漆。寒冬之夜的华美是无法形容的。医生的心中异常平静。他又回到烧得暖暖的点着灯的房间，坐下来写作。

    他的字写得很大，行距也很宽，生怕字迹表现不出奋笔疾书的劲头，失去个性，变得呆板无神。他回想起并用不断完善的措词记下最为定形的和最难忘记的诗句，《圣诞节的星星》和《冬天的夜晚》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短诗，这些诗后来被人遗忘了，失传了，以后也没再被人发现。

    然后，他又从这些固定的和先前写好的东西转向曾开过头但又放下的东西，把握住它们的风格，继续写下去，并不抱立刻补写完的任何希望。后来他写顺了手，心向神往，又开始写另一首。

    不费劲地写出了两三节诗和他自己感到惊讶的比喻之后，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感到所谓的灵感已经来临了。支配创作的力量对比仿佛倒转过来了。第一位的不是人和他寻求表达的精神状态，而是他想借以表达这种精神状态的语言。语言、祖国、美和含义的储藏所，自己开始替人思考和说话了，不是在音响的意义上，而是在其内在的湍急奔流的意义上，完全变成音乐了。那时，有如急流的河水以其自身的流动磨光河底的乱石，转动磨坊的轮盘，从心中流出的语言，以其自身法则的扭力在它流经的路途上，顺便创造出诗格和韵律以及成千上万种形式和构型，但至今仍未被人们认识、注意和定名。

    在这种时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主要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在完成，而是那个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在替他完成，那就是：世界思想界和诗歌的现状，还有诗歌未来所注定的，在其历史发展中它所应做出的下一步。于是，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使它进入这种运动的一个缘由和支点罢了。

    他摆脱了对自己的责备和不满，个人渺小的感觉也暂时消除了。他回头张望，又四下环顾。

    他看见枕着雪白枕头熟睡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的脑袋。洁净的床单，洁净的房间，她们两人洁净的轮廓，同洁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牙融合成一股意义相等的热浪。它穿过医生的心底，使他兴高采烈，并由于感到身心洋洋得意的洁净而哭泣。

    “主啊，主啊！”他想低声叫出来。“而这一切都属于我！为什么赏赐我的这么多？你怎么会允许我接近你，怎么会允许我误入你的无限珍贵的土地，在你的星光照耀下，匍匐在这位轻率的、顺从的、薄命的和无比珍贵的女人脚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从与一切隔绝的凝思中苏醒过来，又回到自己身旁，回到现实中来，他是幸福的、强健的和平静的。突然间，他在窗外伸向远方的沉寂的寥廓空间中听到凄凉的声音。

    他走进隔壁没点灯的房间，从那里向窗外张望。在他写作的时候，玻璃上已结满窗花，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抽出塞在大门下面挡风的地毯卷，披上皮袄，走到台阶上。

    一片毫无遮掩的白雪在月光下晶莹耀眼，起初晃得他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见。但过了～会儿，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从胸腔里发出的、模糊的呜咽，并发现峡谷后面的雪地边上有四个不比连字符号长多少的长影子。

    四只狼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降叫。它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它们是狼时，它们便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小步从雪地边上跑开，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倒霉的消息！”他想道，“还有这种倒霉的事儿。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山谷里。多可怕呀！而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就在马厩里。它们可能闻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拉拉说，免得吓着她，便回到屋里，锁上大门，关上通向没生火的那一半房间的过道的门，塞好门缝，走到桌子跟前。

    灯还像先前一样明亮而诱人。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心平静不下来。脑子里除了狼和其他威胁人的现象外，什么也想不起来。再说他也疲倦了。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写呢，我心中的明灯！”她用睡得有点沙哑的嗓子低声说，“到我身边来，挨着我坐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于是他熄了灯。

    第二天又像在忧郁性精神病中过去了。住宅里找到一副小雪橇。卡坚卡穿着皮袄，脸冻得通红，大声笑着，从冰堆上沿着花园里没扫过雪的小路往下滑。这个冰难是医生替她做的，他先把雪拍紧，再洒上水，于是冰堆便做成了。她带着稚气的笑容，不停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去。

    天气变冷，严寒凛冽，但院子里充满阳光。雪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变成黄色，又在它蜂蜜般的黄色中仿佛甜蜜的沉淀物似的注入了黄昏过早降临的余晖。

    昨天拉拉在屋里洗衣服洗澡，弄得屋里一股潮气。窗户上给了松软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水珠流淌的痕迹。屋里显得昏暗、憋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水劈柴，继续察看没有察看过的角落，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一面帮助拉拉做事。拉拉从早晨起一直在忙家务，做完了一件又做一件。

    他们俩的手又在干活最紧张的时候碰在了一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举起来搬重东西的手里，那只手没触到目标便把东西放下了，一阵无法控制的、使他们头脑发昏的柔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东西又从他们手里滚落下来，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等他们猛地想起半天没管卡坚卡或者没喂马饮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于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忙去干该干的活。

    医生由于觉睡得不够而感到头疼。脑袋里有一种甜蜜的迷糊，像喝醉了酒似的，浑身有一种快活的虚弱。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夜晚的降临，好重新恢复中断了的写作。

    充满他全身的腾俄倦意替他做好了准备工作。而周围的一切都迷离恍惚，都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准备工作使一切都显得或隐或现，这正是准确地把它体现出来的前一阶段。有如杂乱的初稿，一整天无所事事的情倦，正是夜晚写作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无所事事的情倦对任何东西并非原封不动，毫无变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另一种样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想在瓦雷金诺长期居住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同拉拉分手的时刻＿天天临近，他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就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痛苦吮吸着他的心。但更折磨他的还是等待夜晚的降临，把这种痛苦用文字倾吐出来的愿望，哭得任何人看了都会落泪。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的狼已经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有关狠的主题，变成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的思想渐渐发展，到了晚上已经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仿佛在舒契玛发现了史前时代骇人怪物的踪迹，仿佛一条渴望吮吸医生的血、吞食拉拉的神话中的巨龙躺在峡谷中。

    夜幕降临了。医生像昨天那样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昨天还早便躺下睡觉了。

    昨天写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修改过的过去所作的诗，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他新作的诗，潦草粗略地写在纸上，其中有许多逗点，字体歪斜得难以辨认。

    辨认这些涂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使医生像通常那样感到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使他激动得落泪，几段得意之作让他惊讶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想象中的成功文字十分勉强，又让他感到伤心。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创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

    在昨天的草稿中，他本打算用简朴得像人们的随意闲谈、接近摇篮曲的真挚方式表现出自己那种爱情与恐惧、痛苦与勇敢的混合情绪，让它仿佛不需凭借语言而自然流出。

    现在创览这些诗稿时，他发现缺乏把分散的诗篇融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开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修改写好的诗篇时渐渐采用先前那种抒情风格记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从广阔的、写起来无拘束的五音步格开始。与内容无关的、诗格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以其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悦耳声音刺激他的神经。他抛弃了夸张的带停顿的诗格，把诗句压缩成四音步格，就像在散文中与长篇大论搏斗一样。这写起来更难了，也更吸引人了。写作进展得快多了，但仍然掺入过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尽量压缩诗句。在三音步格里，字显得过挤了，萎靡的最后痕迹从他笔下消失了。他清醒过来，热血沸腾，狭窄的诗行本身向他提示用什么字填充诗行。几乎难以用文字描绘出的事物开始老老实实地显现在他所提及的背景之内。他听见马在诗歌中的奔驰声，宛如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骏马溜蹄的啥啥声。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在无边无际助草原上骑马奔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变小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奋笔疾书，刚刚来得及把自己落到恰当的位置上的字句记下来。

    他没注意到拉拉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她穿着垂到脚跟的长睡衣显得苗条，比她本人高一些。当面色苍白、惊恐的拉拉站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时，他吓了一跳。她伸出一只手，低声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一只狗在曝叫。也许是两只。唉，多可怕，多么坏的兆头！咱们好歹忍到早上就走，一定走。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劝说了她好久，她才平静下来，又睡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台阶上。狼比昨天夜里离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来得及看清它们逃走的方向。它们挤在一起，他来不及数它们一共几只。但他觉得狠更多了。

    他们在瓦雷金诺已经栖身十二天长地久了，情况同头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在这星期的中间，消失的狼又像他们到的第二天夜里那样噙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又把它们当成狗，再次被这种坏兆头吓坏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就离开。她的精神状态一会儿平稳，一会儿慌乱，这对一个劳动妇女是很自然的。她不习惯整天倾吐柔情，过着那种无所事事、尽情享受过分荒唐的奢侈的爱情生活。

    同样的情景一再重复，以致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像每次一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尤里亚金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想，在这儿过的一个多星期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

    屋子里又潮湿又昏暗，这是因为天气阴沉的缘故。严寒没有前几天那么凛冽，布满乌云、阴暗低沉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雪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于一连几个晚上睡眠不够，已经感到身心憔悴，心灰意懒了。他的思绪很乱，身体虚弱，冷得发抖，缩着脖子搓两只手，在没生火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如何决定，以及自己相应地干些什么。

    她的打算并不明确。现在她宁肯献出自己一半的生命，只要他们不这样自由散慢，而是服从于任何一种严格的、必须永远遵守的秩序，那时他们便能上班，便能诚实而理智地生活。

    这一天同往常一样，她先铺好床，打扫房间，给医生和卡佳端早餐，然后整理行装，请医生套雪橇。离开的决定是她做出的，坚决而不可更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打算说服她改变主意。他们曾经突然消失，现在在逮捕的高潮中返回城市简直是发疯。但他们孤单单地躲在冬天可怕的荒野里，没有武器，又处于另一种可怕的威胁之中，也未必明智。

    此外，医生从邻近的几家仓库中耙来的干草已经不多了，而新的干草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弄。当然，如果有可能在这儿长期居住下来的话，医生会到周围去搜寻，想办法补充草料和粮食。不过，如果只是短期地、毫无指望地在这里过几天，便不值得到各处搜寻了。于是医生什么都不再想了，出去套马。

    他笨手笨脚地套马。这还是桑杰维亚托夫教给他的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忘记了他的指点。他用自己那双毫无经验的手把要做的都做了。他用包着铁皮的皮带头把马轭系在车辕上，在车辕的一侧打了个扣，并把扣拉紧，剩下的皮带在车辕头上绕了几绕，然后用一条腿顶住马腹，拉轭上松开的曲杆，然后再把其余该做的事都做完，把马牵到台阶前，控好，进去对拉拉说，可以前身了。

    他发现她极度慌乱。她和卡坚卡都已穿好行装，东西都已捆好，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激动地搓着手，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一会儿，自己倒在椅子里又站起来，用悦耳的高音调断断续续地抱怨着，上句不接下句地飞快说道：(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

    “我没有过错。我也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怎么能现在走呢？天马上要黑了。夜里我们在路上。正好在你那片可怕的树林里。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走。我心里乱极了。随你的便吧。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默不作声，一句话不说呢？我们糊涂了一上午，不知道把半天的工夫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这件事明天不会再发生，我们会谨慎小心一些，我说得不对吗？要不咱们再留一夜？明天早点起，天一亮，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动身。你说呢？你生着炉子，在这儿多写一个晚上，咱们在这儿再住一夜。唉，这多么难得，多么神奇！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呀？我又做错了事，我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啊！”

    “你又夸大其词了。到黄昏还早看呢。天还很早。随你的便吧。我们留下来好啦。可你得平静点。你瞧你多激动。是啊，打开行李，脱下皮袄。你瞧，卡坚卡说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动身准备得太差，太突然。可你千万别激动，别哭。我马上生火。最好还是趁着没卸马，雪橇就在门口，我到日瓦戈旧房子的仓库里去拉点劈柴，要不我们一根劈柴也没有了。你别哭。我马上就回来。”

    仓库前面的雪地上有几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几次去和转回头的时候轧出的圆形雪橇痕迹。门槛旁边的雪被他前天拉劈柴时踩脏了。

    早上布满天空的云飘散了。天空变得洁净。天又冷了起来。从不同距离围绕着这些地方的大园子一直伸展到仓库跟前，似乎为了想看医生的脸一眼，向他提醒什么事。今年的积雪很深，高出仓库的门槛。它的门振仿佛低了不少，仓库就像歪斜了一样。屋檐下悬挂着一块融雪凝聚而成的冰片，像一个硕大无朋的蘑菇，像一顶帽子似的顶在医生脑袋上。就在屋顶凸出的地方，像被一把利刃戳进雪里，挂着一弯新月，沿着月牙的边散发出灰暗的黄光。

    现在尽管是白天，非常明亮，但医生却有一种仿佛在很晚的时候置身于自己生命的黑暗密林中的感觉。他的灵魂中就有这样的黑暗，因此他感到悲伤。预示着分离的新月，象征着孤独的新月，几乎挂在他的眼前，低垂到他的脸旁，向他泛着黄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累得站不住了。他从仓库里往雪橇上扔劈柴，每次尽量抱少点，不像前几次那样。就连戴着手套抱粘雪上冻的木块，也冻得两手疼痛。活动加快了，但他并没暖和过来。他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停顿了，扯断了。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不幸的命运，祈祷上帝保护这位忧伤的、顺从的、纯朴的、美貌如画的女人的生命。而新月仍然悬挂在仓库上，说发光又不那么发光，说照耀又不那么照耀。

    马突然转向他们来的方向，扬起头，嘶叫起来，开始时低声而胆怯，后来竟高声而自信了。

    “它这是怎么啦？”医生想道。“怎么这么兴奋？绝不可能受到惊吓。马受了惊吓是不嘶叫的，真胡闹。它不会傻得闻到狼的气味就嘶叫起来给它们报信吧。瞧它是多么快活呀。看来是预感到家了，想回家了。等一下，马上就动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拣了不少碎木头片和几大块从禅树上撕下来的、像靴腰子似的卷起来的禅树皮，把它们扔到码好的雪橇上，准备回去当引火柴用。他把劈柴用粗席包好，用绳子捆牢，跟在雪橇旁边，把劈柴运往米库利钦仓库。

    马又嘶叫起来，回答从对面远处传来的明显的马嘶声。“这是谁的马？”医生哆咦了一下想道。“我们以为瓦雷金诺空无一人。原来我们想错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客人，马嘶声来自米库利钦的庄园，他们住所的门前。他赶着雪橇绕到米库利钦庄园的杂物房，穿过遮住住宅的小山坡后面，从那儿看不见住宅前面的房子。

    他不慌不忙地（他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扔进仓库，卸下马，把雪橇放在仓库里，然后把马牵进旁边冰冷的空马厩，拴在有墙角的柱子上，那儿比较背风，又从仓库里抱出几抱干草，塞进倾斜的牲口槽里。

    他满腹狐疑地走回家去。台阶旁边停着一辆套好的雪橇。这是一辆农民用的非常宽的雪橇，乘坐起来很舒服，上面套着一匹喂得很肥的小黑公马。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穿着漂亮的紧腰长外衣，围着马转来转去，拍拍它的两胁，看看马蹄上的距毛。马的毛色光滑，膘肥体壮，同小伙子一样。

    屋里有喧哗声。他不想偷听，也听不见里面说的是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得放慢脚步，停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他们大概在靠近门口的头一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同拉拉争论，从她回答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激动，哭了，一会儿激烈地反驳他，一会儿又赞同他的话。根据某种不明确的迹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在谈论他，大概是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脚踩两只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觉得），不知道谁对他更亲近，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信赖他，因为如果信任医生，她就会两头落空，哪一个也得不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屋子。

    科马罗夫斯基果真站在头一间屋里，穿着一直拖到地的皮袄。拉拉抓着卡坚卡大衣的上端，正在给她扣领钩，可怎么也扣不上。她对女儿发火，喊叫，让她别乱动，别挣扎。可卡坚卡抱怨道：“妈妈，轻点，你要勒死我了。”他们三人都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进门，拉拉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都争着跑过去迎接他。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啦？我们正需要你呢！”

    “您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管上次我们互相说了不少蠢话，可您瞧，我不经邀请又来了。”

    “您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听他说什么，赶快替自己和我作出决定吧。没有时间了。赶快决定吧。”

    “咱们干吗站着？坐下吧，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怎么半天没见我，上哪儿去了？拉罗奇卡，你不是知道嘛！我去运劈柴，然后照料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您坐下。”

    “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你怎么没显出惊讶？咱们曾经懊悔过这个人走了，咱们没接受他的建议，可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而你却不感到惊讶。他带来的新消息更惊人。请您把新消息告诉他，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什么消息，我想说的是下面的几句话。我故意散布流言，说我已经走了，可我又留了几天，为了给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时间重新考虑咱们谈过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不会作出过于轻率的决定。”

    “但不能再推迟了。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明天一早——还是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自己对你说吧。”

    “等一下，拉罗奇卡。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干吗不脱皮袄呢！脱掉外衣，咱们坐一会儿。谈话并不是严肃的事嘛！怎么能马上决定呢。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咱们的争吵触及灵魂中某些敏感的地方。分析这些私事既可笑又不方便。我从未考虑过跟您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情况不同。当我们在罕见的环境中所担心的并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我们才醒悟到，我们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有各的命运。我认为拉拉应当，特别是为了卡坚卡，更为认真地考虑您的计划。而她也正是不停地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地考虑接受您的建议的可能性。”

    “但条件是你必须一起走。”

    “我同你一样难以想象咱们的分手，但也许要强迫自己作出牺牲。因此，根本不用谈我走的问题。”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听他说。明天清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大概指的是我带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我已经告诉她了。尤里亚金的铁道线上停着正在生火的远东政府的专列。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又要向前开。这是我们交通部的火车。它的一半车厢是国际卧车。

    “我必须乘这列火车走。他们为我邀请的工作助手留了座位。我们的旅行将会非常舒适的。这种机会不会再有。我知道您不会信口开河，不会改变您拒绝跟我们走的打算。您是个不轻易改变决定的人，这我知道。可您还得为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改变您的决定。您听见了，没有您她不走。跟我们一起走吧，即使不到海参成，到尤里亚金也行呀。到了那儿再说。这样就得赶快动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带来一个人，我自己驾不好雪橇。我这辆无座雪橇装不下五个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在您这儿，您刚才说用它拉过劈柴。它还没卸下来吧！”

    “木，我把马卸了。”

    “那就赶快再套上。我的马车夫会帮您的忙。不过，算了。让您的雪橇见鬼去吧。咱们一起对付着坐我的雪橇。您可得快点。带上手头必不可少的东西。房子不锁算了。得拯救小孩生命，而木是替房子去配钥匙。”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您跟我说话的口气仿佛我答应跟您走了。你们走你们的吧，如果拉拉这样想走的话。你们用不着担心房子。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把它打扫干净，安上领。”

    “你说的是什么呀，尤拉？你明摆着胡说八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所说的话。什么‘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决定了的话’？你心里明明非常清楚，你不一起走的话，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又何必说这种话呢：‘我打扫房子，剩下的一切都归我管。”’“这么说您毫不动摇了。那我对您有另外一个请求。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在意的话，我想单独同您说两句话。”

    “可以。如果如此必要的话，请上厨房里去吧。你不反对吧，拉里莎？”

    “斯特列利尼科夫被捕了，判处极刑，判决已执行。”

    “太可怕了。难道是真的吗？”

    “我是这样听人说的，并且相信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她听了会发疯的。”

    “那当然。因此，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她和女儿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帮助我拯救她们吧。您断然拒绝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没有您她不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我要求您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我。您假惺惺地在话里表露出准备让步，装出您可以说服的样子。我无法想象你们分别的情景。不论在当地还是在尤里亚金车站，如果您真去送我们的话。必须让她相信您也走。如果不马上同我们一起走，那就过一段时间，等我再为您提供新的机会，您答应利用那次机会。您一定要向她发个假誓。但对我来说并不是空话。我以人格向您担保，只要您一表示离开的愿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您从这里弄到我们那儿去，然后再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必须相信您给我们送行。您必须让她绝对相信这一点。比如您假装跑去套马，劝我们马上离开，不必等您套好马，然后您在路上赶上我们。”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被枪决的消息使我震惊，我无法平静下来。我听您的话很费劲儿。但我同意您的看法。按照现今的逻辑，镇压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卡佳便有生命危险。我们两人当中必定有人被捕，反正我们仍然得分开。倒不如让您把我们分开好。您把她带走，越远越好，带到天涯海角。现在，我对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办。我大概支撑不住了，得抛弃自己的骄傲和自尊，顺从地匍匐到您的脚前，从您的手中接受她、生命和通向自己家人的海路——自己的生路。但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分析一下。您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太吃惊了。我被痛苦所压倒，它夺去我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如果屈从您，我会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弥补的错误，为此而一生担惊受怕，但在痛苦使我的神智渐渐衰弱和模糊的时刻，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机械地附和您，盲目而懦弱地服从您。好吧，我做出准备走的样子，为了她的幸福，向她宣称我去套马，追赶你们，可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剩下一点小事了。你们怎么走呢，天马上就黑了？道路穿过树林，到处都是狠，您当心点！”

    “我知道。我带着猎枪和手枪呢。您不用担心。我还顺便带了点酒精，以备天太冷的时候喝。我带了不少，您要不要留一点？”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把她送走了，舍弃了，让步了。跑着去追他们，赶上他们，把她接回来。拉拉！拉拉！

    “她听不见。风朝相反的方向刮。他们大概大声说话呢。她有一切理由快乐和平静。她受了骗，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等的迷怅中。

    “这大概是她的想法。她这样想：一切都办得再好不过，完全合她的心意。她的尤罗奇卡，幻想家和固执的人，感谢造物主，终于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到比他们聪明的人那儿去，生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万一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明天固执地不肯上他们的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来接他，不久就会开到他们那儿去。

    “他现在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着急和激动得双手发抖，笨手笨脚地套雪橇，马上在他们后面飞快地赶来，在田野上他们尚未进入树林之前便能赶上他们。

    “她大概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好好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拼命吞下堵住喉咙的痛苦，好像被一块苹果噎住了。”

    医生一只肩膀上披着皮袄站在台阶上。没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摄门廊下面的花纹柱颈，好像要把它掐死。他全神贯注于旷野中远方的一个小黑点上。那儿的道路爬上一段山坡，在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杨树中间显露出来。这一刻斜阳的余晖正落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刚刚隐没在凹地中的飞驰的雪橇马上就要出现在这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雪橇出现之前无声地、麻木地重复着，把这些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胸中挤到傍晚的严寒空气中。“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唯一的爱人！”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凹地飞也似的驶出，绕过一棵棵白杨树，开始放慢速度，令人高兴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杨树旁的时候，他发白的嘴唇冷漠而急切地说。

    嗅，他的心跳得多厉害，跳得多厉害，两条腿发软。他激动得要命，浑身软得像从肩上滑下来的毡面皮袄！“嗅，上帝，你仿佛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儿出了什么事？那儿在干什么，在那遥远的落日的水平线上？该当如何解释？他们干吗停在那儿？不，完了，他们又向前奔驰了。她大概请求停一下，再次向他们住过的房子看上一眼，向它告别。也许她想弄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正飞快地追赶他们？走了，走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比平时落山早（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他们还会闪现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在峡谷那一边的空地上，前天夜里狼呆过的地方。”

    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维紫色的太阳又一次显现在雪堆的蓝色线条上。雪贪婪地吮吸太阳洒在它上面的凤梨色的光辉。瞧，他们出现了，飞驰而过。“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这一生永远、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啦。”

    这时天已黑了。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然褪色，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震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的、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了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漾漾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心灵的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感觉变得异常敏感。他捕捉周围的一切比过去清晰百倍。周围的一切都具有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连空气也包括在内。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的。

    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

    他继续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

    他走进屋子，心里开始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本人的枯燥的、虚假的事务性的独白和对拉拉的冗长的、漫无边际的独白。他是这样想的：“现在上莫斯科去。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失眠。不要躺下睡觉。夜里写作到头脑发昏，直到疲倦得不省人事。还有件事。马上生好卧室里的炉子，别冻死在今天夜里。”

    可是，他另外又对自己说：“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和我的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在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疼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我将把你的面容描绘在纸上，就像掀起狂涛的风暴过后，溅得比什么都有力、比什么都远的海浪留在沙滩上的痕迹。大海弯曲的曲线把浮石、软木、贝壳、水草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最轻的和最无分量的东西抛到岸上。这是无穷尽地伸向远方的汹涌澎湃海浪的海岸线。生活的风暴就是这样把你冲到我身边，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屋里，锁上门，脱下皮袄。当他走进拉拉早上细心打扫过、匆忙离开时又都翻乱的房间，看见翻乱的床铺、乱堆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像小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像孩子似的尽情哭起来。但他哭的时间并不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站起来，急忙擦掉眼泪，用惊奇的、心不在焉的疲惫眼光把周围打量了一遍，拿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打开瓶塞，倒了丰杯酒精，掺了水，又加了点雪，有如他刚刚流过的、无法慰藉的眼泪，开始急煎煎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并且喝得津津有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发生了古怪的变化。他渐渐丧失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生活。他不订扫房间，不再关心自己的饮食，把黑夜变成白天。自从拉拉走后他已经忘记了计算时间。

    他喝掺水的酒精，写献给她的作品。但他的诗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不断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同银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卡坚卡的活生生的妈妈，相去越来越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这些删改，出于表达准确和有力的考虑，但它们也符合内心克制的暗示，这暗示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披露个人的感受和并非臆造的过去，唯恐伤害或冒犯同他写出的和感受的一切直接有关的人们。这样，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和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种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感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慰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出现或者像她的手触到他的额头。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精神高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出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结局

    只能讲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了。这段时间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迫退，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熟练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有一个短时期，他从抑郁和颓丧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恢复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热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关心的状态中。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脏病发展得很严重，其实他生前就诊断出自己有心脏病，但却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

    他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回到莫斯科，这是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他比从游击队回到尤里亚金的时候还要瘦弱，还要孤僻，脸上的胡子也更多。路上，他又渐渐把值钱的衣物脱下来换面包和破烂衣服，免得赤身露体。这样他又吃完了第二件皮袄和一套西装，当他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时候，只剩下一顶灰皮帽、～副裹腿和一件破士兵大衣，这件所有扣子都拆了下来的大衣变成犯人穿的发臭的囚农了。他穿着这身衣服同挤满首都广场、人行道和车站的数不清的红军士兵没有任何区别。

    他不是一个人走到莫斯科的。一个漂亮的年轻农民到处跟着他，这农民跟他一样，也穿着一身士兵服装。他的这身打扮出现在莫斯科幸存的几家客厅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童年便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的人还记得他，让他们进门，打听他们回来后洗过澡没有——斑疹伤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刚到的那几天，那里的人便向他讲述了他的亲人们离开莫斯科到国外去的情形。

    他们怕见人，由于极端羞涩，如果做客的时候无法沉默，还得参加谈话的话，他们便尽量避免单独前去做客。每当熟人聚会的时候，通常出现两个又高又瘦的人，他们躲进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墙角，不参加别人的谈话，默默地度过一个晚上。

    这个穿着破旧的衣服、高大瘦弱的医生，在年轻的伙伴陪同下，很像民间传说中探求真理的人，而他经常的伴随者像一个听话的、对他愚忠的信徒。可这年轻的伙伴是谁呢？

    靠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乘火车抵达的，但前面的一大半路是走过来的。

    他沿途看到的农村景象，一点也不比他从游击队里逃出时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所看到的景象好。只是那时是在冬天穿过俄国最远的地方，现在是夏末秋初，气候温暖干燥，走起来方便得多。

    他所经过的一半村庄荒无人烟，仿佛敌人征讨过一样，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这也真是战争的后果，内战的后果。

    九月末的两三天，他一直沿着陡峭的河岸走。迎面流过来的河水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右边穿过。他的左边，从大路一直伸展到难聚着云彩的天边，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田野常常被阔叶树林隔断，其中大部分是柞树、榆树和械树。树林沿着深峪一直延伸到河边，像峭壁或陡坡一样截断道路。

    在没有收割的田野里，熟透的黑麦穗散裂开，麦粒撒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捧了几捧塞在嘴里，用牙齿费劲地磨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能用麦粒熬粥的时候，便生吞它们充饥。肠胃很难消化刚刚嚼碎的生麦粒。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生中从未见过暗褐色的、发乌的旧金子颜色的黑麦，通常收割的时候，它的颜色要谈得多。

    这是一片没有火光的火红色的田野，这是一片无声呼救的田野。已经进入冬季的广阔的天空，冷漠而平静地从天边把它们镶嵌起来，而在天上不停地飘动着长条的、当中发黑两边发白的雪云，仿佛从人脸上掠过的阴影。

    而一切都在有规律地慢慢移动。河水在流动。大路迎面走来。大路上走着医生。云层沿着他行进的方向移动。就连田野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有什么东西沿着田野移动，碰得田野里的庄稼仿佛也不停地微微蠕动，让人感到一阵厌恶。

    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医生还没走出田野，天便黑了，每当他不得不在某个地界旁边过夜的时候，老鼠便从他身上和手上跑过，穿过他的裤子和衣袖。白天，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脚底下跑来跑去，要是踩到它们，它们就变成一滩动弹、尖叫、滑溜的血浆。

    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彼此不时交换眼色，仿佛商量什么时候朝医生扑过去，把他撕成碎片。它们成群地跟在他后面，同他保持较远的距离。它们以尸体为食，但也不嫌弃田野里成堆的老鼠。它们从远处望着医生，信心十足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在等待着什么。奇怪的是它OJ不进树林，医生接近树林的时候，它们便渐渐落在后面，向后转去，终于消失了。

    树林和田野当时形成强烈的对比。田野没有人照料变成孤儿，仿佛在无人的时候遭到诅咒。树林摆脱了人自由生长，显得更加繁茂，有如从监狱里放出的囚犯。

    平时人们，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不等核桃长熟，青的时候就把它fll打下来。现在，山坡上和山谷里的核桃树挂满没人触动过的木平整的金色叶子，仿佛经过风吹日晒，落上灰尘，变得粗糙了。树叶中间挂满一串串撑开的、仿佛用绳结或飘带系在一起、三个或四个长在一起的核桃。核桃熟了，尽管还缀在树上，仿佛马上就会从树枝上落下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路上不停地喀吧喀吧地咬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里都塞满核桃。一星期之内核桃是他的主要粮食。

    医生觉得，在他眼里田野患了重病，在发烧说呓语，而树林正处于康复后的光润状态。上帝居住在树林中，而田野上掠过恶魔嘲讽的笑声。

    就在这几天，在这段路程中，医生走进一座被村民所遗弃的、烧得精光的村庄。火灾之前，村子里只盖了一排靠近河这面大路的房子。河的那一面没盖房子。

    村子里只剩下几间外表熏黑、里面烧焦的房子。但它们也是空的，没有住人。其他农舍化为一堆灰烬，只有几只熏黑的烟囱向上翘着。

    河对岸的峭壁上挖满了坑，那是村民们挖磨盘石的时候留下来的，先前他们靠招磨盘石为生。三块尚未凿成的磨盘堆在残留下来的一排农舍中的最后一家农舍对面。它像其他农舍一样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这间农舍。傍晚很寂静，但医生刚一跨进门，便像有一阵风刮进农舍。堆在地板上的干草屑和麻絮四外飞扬，搭拉下来的糊墙纸来回摇晃。农舍里的一切都动起来，沙沙作响。老鼠尖叫着四下逃窜，这里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样，成群成堆。

    医生走出农舍。田野尽头的太阳渐渐落下去。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对岸，岸上孤零零的几株树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当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跨过大路，在草地上的一个石磨盘上坐下来休息。

    从峭壁下边伸出一个长了一头淡黄头发的脑袋，然后是肩膀，然后是两只手。有人从那里提了满满一桶水爬上来。那人一看见医生便停下来，从峭壁上露出半个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点水。出来吧，别害怕。我干吗要碰你呢？”

    从峭壁后面爬出来的提水人原来是个少年。他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

    尽管医生说话和蔼，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着医生。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满希望地激动起来。他激动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医生扑过去，但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决不可能，大概是做梦吧。对不起，可是同志，请允许我问一声。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熟人。对啦！是呀！医生叔叔！”

    “可你是谁？”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出来的时候，咱们坐的是同一辆军用列车，在同一个车厢里。赶我们去做劳工。有人看押。”

    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跟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水灾的地方原来是瓦夏的老家韦列坚尼基镇。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当村子被洗劫并被放火烧毁的时候，瓦夏藏在凿出的石洞里，可母亲以为他被带进城里，急得发了疯，跳进佩尔加河里淹死了。现在，医生和瓦夏正坐在这条河的岸上谈话。瓦夏的姐妹据说在另一个县的保育院里。医生带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诉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许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种的庄稼。刚种完就遭了难。波利哑姨妈刚走。您还记得那个帕拉莎姨妈吗？”

    “不记得了。我根本不认识她。她是谁呀？”

    “您怎么会不认识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们坐的是一趟火车。那个佳古诺娃。什么事儿都挂在脸上，长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个老是编辫子解辫子的女人？”

    “辫子，辫子！对啦！一点不错。辫子！”

    “懊，想起来啦。等等。后来，我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见过她。”

    “真有这回事儿！是帕拉莎姨妈吗？”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吗像发疯似的摇我的手？小心别摇断了。别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她在那儿怎么样？赶快告诉我，快点。”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体很健康。她说起过你们。我记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过或做过客。可也许我记错了。”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妈妈像亲妹妹那样爱她。不声不响，爱干活，手很巧。她在我们那儿住的时候，家里充满欢乐。村里的人把她从韦列坚尼基镇挤走了，说了她很多坏话，让她不得安宁。

    “村里有个人叫长脓疮的哈尔拉姆。他追求过波利姬。他没鼻子，最爱说人坏话。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为这件事恨上了我，说了我和波利哑的很多坏话。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们就从此开始倒霉了。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出了件凶杀案。一个孤单的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树林子里被人杀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树林子里。她爱穿带松紧带的男人皮鞋。她家门口锁着一条凶狗，锁链够得着房子的周围。那条狗叫‘大嗓门’。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用不着帮手。好了，谁也没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妇还没刨土豆呢。她上韦列坚尼基镇找人帮忙。‘帮帮忙吧。’她说，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钱也行。’

    “我自告奋勇帮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儿的时候，哈尔拉姆已经在那儿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儿去不可。她没告诉我。可是，也不能为这事儿打架呀。于是就两人一块儿干活。在最坏的天气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烂泥。刨呀，刨呀，点燃了土豆秧，用热烟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这样，刚过了一个月，她家就被人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村来的人经过那里，他们说，大门敞开，全部东西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那只名叫‘大嗓门’的狗挣脱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诞节前，冬天头一次解冻的日子，下起了暴雨，冲净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门’跑来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来。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开湿地，往上刨土，刨出穿着系松紧带皮鞋的女主人的脚。你瞧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镇的人都可怜寡妇，为她祈祷。谁也不怀疑哈尔拉姆。又怎么会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在镇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们远远的了。

    “村子里好闹事的富农对行凶的事很开心。他们要把村子搅乱。瞧吧，他们说，城里人干的好事。这是对你们的教训，惩罚。别藏面包，理土豆。他们这群混蛋反复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见小村子里来了强盗。实心眼的人们！你们别再听信城里人的话了。他们这是要给你们厉害看呢，饿死你们。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会你们长点脑子。他们把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查封，你们呢，就把余粮藏起来，连一粒多余的麦子都没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谁反对村社就当心点。老家伙们吵吵开了，吹牛，聚会。好搬弄是非的哈尔拉姆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一报告。你们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吗？可你们坐在这儿子看着？需要成立贫农委员会。发话吧，我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开。可他自己从我们村里跑了，再没露过面。

    “后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都没暗中使坏，谁都没有错儿。从城里派来红军战士。设立了巡回法庭。头一个审问的便是我。哈尔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话，说我逃跑过，逃避劳役，煽动村里人暴动，杀死了寡妇。把我锁了起来。幸亏我撬开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里。村子是在我头上烧的——我没看见。就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分给红军战士一座单独住宅，招待他们喝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烧着了房子，把临近的房子也引着了。村里的人，谁家房子着了火，都逃了出去，外来的人，虽然没人放火烧他们，却明摆着都一个个活活烧死。谁也没把遭了火灾的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房子里赶走。他们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农们又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我爬出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见，都跑光了，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医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温暖。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阳光，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隙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允许严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只限制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它们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极小规模的贸易助长了投机活动，造成人们舞弊。生意人的这种小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没增加任何新东西，对缓和城市的物资辰乏毫无益处。这种无意义的十几次的倒卖却使有的人发了财。

    几个极其简陋的图书室的所有者，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申请开设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开业场地。他们获准使用革命最初几个月便关了门的空闲的鞋店仓库和花店暖房，便在它们宽阔的屋顶上出售他们所搜集到的几本薄书。

    教授夫人们先前在困难的时候违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圆面包，现在则在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车修理铺公开出售。她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革命，说话的时候用“有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莫斯科后说：

    “瓦夏，你该干点事儿。”

    “我觉得我该念书。”

    “那还用说。”

    “我还有个理想，凭记忆把我母亲的模样画出来。”

    “那太好了。可要画先得学会画画。”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学徒的时候，背着他用木炭画着玩过。”

    “好吧。祝你成功。咱们试试看。”

    瓦夏并没有了不起的绘画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进工艺美术学校倒是完全够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通过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工艺美术学校的普通班，从那儿又转到印刷系。他在那儿学习石印术、印刷装订技术和封面设计。

    医生和瓦夏同心协力工作。医生撰写论述各种问题的一印张纸的小册子，瓦夏把它们当作考试项目在学校里印刷出来。书的印数很少，在朋友们新近合资开办的书店里出售。

    小册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哲学思想、医学见解、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义、对转变论和进化论的思考、对作为机体生理基础的个性的思考、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医生所到过的布加乔夫活动地区的随笔，还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写的小说和抒情诗。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笔写的，但还远没达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标，因为书中包括引起争议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随意发表的，未经过充分的检验，但又永远是生动而独特的。小册子卖得很快。爱好者很赏识它们。

    那时一切都成了专业，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一切都有理论研究，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学校。产生了各类思想宫和艺术观念学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半数这样的名不副实的机构中担任医生职务。

    医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一处接一处地换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些地方不是无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马上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据他所知，他的亲人路过莫斯科时没到那所住宅里去过。他们被驱逐出境改变了一切。属于医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间里住满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东西一件也不剩了。他们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见到一个可怕的陌生人，连忙躲开。

    马克尔飞黄腾达，已经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镇当房管员去了。按照职务他应当住先前房管员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没有地板但是有自来水和一个大俄国炉子的旧门房里。城市所有楼房里自来水和暖气管道冬天都冻裂了，只有门房里暖和，水没冻上。

    这期间医生和瓦夏的关系疏远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长进。他说话和思考完全不像佩尔加河边韦列坚尼基镇上那个蓬头赤脚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越来越吸引他。医生所说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让他觉得是受到谴责的错误的声音，这种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因此是模棱两可的。

    医生到各部门去奔走。他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家庭平反，并使他们获准回国；一是替自己申请出国护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件事他都办得毫不起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过于匆忙并且过早地认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过于自信而且几乎是毫不介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会有结果的。

    瓦夏越来越经常谴责医生。医生并没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责生气。但他同瓦夏的关系恶化了。他们终于翻脸分手。医生把他们共同住的房间让给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镇去住。本领高强的马克尔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顶头的房子隔开让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旁边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和歪斜的厨房，一条快坍塌的过道，还有一条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搬到这儿来之后便放弃了行医，变成一个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见面，过起穷苦的日子。

    一个冬天阴沉的星期日。炉子里往外冒黑烟，但烟往没从屋顶上升起，而从通风窗口溢出。尽管禁止使用铁炉子，可大家照旧安装铁炉子上用的生铁烟囱。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轨。面粉镇的居民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身上长出疖子，冻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在凭卡定额分配面包时期，一清早他们便把本区所有住户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开，分类，点好，按等级卷进纸卷或纸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后，从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块，一份份分给本区居民。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粮食配给制被其他的分配办法所代替。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桌子前吃午饭。大家围着长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吧略吧喀响。

    房间当中，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红过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来。

    入口处前面墙上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竖在盥洗池上。门房两侧摆着两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满装着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边放着一张厨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橱柜。

    炉子生着。房里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诺夫娜站在炉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得够得着炉壁的炉叉倒动炉子里的罐子，一会儿放在一堆，一会儿又放得很开，什么时候需要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她的脸上出了一层汗，一会儿被炉子照亮，一会儿又被菜汤的蒸气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一块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个个儿，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欢迎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吧。”

    “谢谢。我吃过了。”

    “我们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馅饼加粥，肉馅的。”

    “真不吃，谢谢。对不起，马克尔，我老来打水，把你们屋里的热气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点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错亮，想把水盛满，再把大桶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十次，以后便会很久不来打搅你们。对不起，我到你们这儿来打水，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爱打多少打多少，我不心疼。糖浆没有，可水随你要。免费供应，不讨价还价。”

    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三次，打第五桶和第六桶的时候，马克尔的声调已经有些变了，说出另一种话来。

    “女婿们问我那个人是谁。我说了，可他们不相信。你打你的水，别介意。可别往地上洒水，笨家伙。你瞧门槛上都洒了水。一冻上，你可不会拿铁钉凿下来。把门关严点，蠢东西。从院子里往里灌风。不错，我告诉女婿们你是什么人，可他们不相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念书呀，念书呀，可有什么用？”

    等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来第五趟、第六趟的时候，马克尔皱起眉头：

    “好啦，再打一次就算了。老弟，你该懂点礼貌。要不是我小女儿马林娜护着你，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贵的共济会员呢，早把门镇上了。你还记得马林娜吗？那木是她吗，坐在桌子顶头那个，皮肤黑黑的。瞧，脸红了。‘别欺侮他，’她说，‘爸爸。’谁能碰你呢？马林娜在电报总局当电报员，会说外国话。‘他多可怜呀！’她说。她可怜你极啦，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你没出人头地，难道该怨我不行？不该在危险时候把家扔了跑到西伯利亚去。怪你们自己。你瞧，我们在这儿挨过了饥饿和白军的封锁，没动摇，全家没事儿。自己怪自己吧。东尼姐没保护住，让她到国外流浪。关我什么事。你自己的事儿。我问一声，请别见怪，你要这么多水干什么？没雇你在院子里泼溜冰场吧？你呀，怎么能生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少爷羔子的气呢。”

    桌子旁边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马林娜不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发火了，说起家里人来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感到声音奇怪．但没法弄清其中的奥妙。

    “家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得打扫干净。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子旁边的人惊讶不已。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你开了中国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上您那儿去。她上您那儿去，帮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帮您缝补。闺女，你别怕他。你不知道，像他这样好的人少有，连苍蝇都不敢欺侮。”

    “不，您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不用。我决不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对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说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干吗拒绝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儿去做客，您难道把我轰出来？”

    马林娜能成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纯正洪亮，声调很高。马林娜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马林娜合不到一块儿，具有独立的含意。仿佛从她背后的另一间屋里传过来的。这声音是她的护身符，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想侮辱有这种声音的女人，伤她的心。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之后，医生同马林娜之间产生了友谊。她常到他那地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因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同头一个妻子离婚。他们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不无骄傲地管女儿叫作医生太太。马克尔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你发昏了吧？”妻子反驳他道，“这在安东宁娜还活着的时候哪办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马克尔回敬道，“提东尼娘干什么。东尼娜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说，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小说里的浪漫史～样。

    马林娜原谅医生这时变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堕落，以及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他把屋里弄得又脏又乱。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话和爱发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牺牲还不止于此。等到他们由于他的过失而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个人丢下，竟扔掉了工作。电报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职后还愿意让她回去。她屈从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幻想，跟他一块儿挨家给人打零工。他们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头。某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商人和靠近政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自己盖房，置备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锯剩的木头小心翼翼地抱进房屋主人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对锯木头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阅读中。女主人跟他们讲干活条件，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看书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旁边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岁多了，不久前诞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热。熟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尔东的房间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上下两个单间。一整块玻璃橱窗从当街的那一面把两个房间嵌在一起。橱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的职业。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通往楼上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隔成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隔出一道夹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窗户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盖。房间里住着戈尔东。日瓦戈、杜多罗夫和马林娜带着孩子们坐在他的房间里。孩子们跟大人不同，从窗外看得见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人。

    他们正在闲谈，那种夏天老同学之间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长得已经无法计算了。他们平时怎么闲谈呢？

    谁要有足够的词汇，谁就能说得和想得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他们俩都缺乏口才。他们能够使用的词汇太贫乏，说话的时候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使劲吸烟，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就是说，不诚实；对了，对了，木诚实”）。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交谈当中这种过分的紧张情绪毫不表示性格的热烈和开阔，恰恰相反，暴露出它们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有教养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好书、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贫乏比庸俗趣味的贫乏更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种种指责，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响他的愿望，而只不过由于不会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谈话罢了。而谈话像一匹撒级的野马，把他们带到他们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们无法掉转马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全部说教猛烈地冲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看透了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靠不住的关切和他们见解的机械。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嗅，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姓名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平庸啊。你们身上唯一生动而闪光的东西是你fIJ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怎么能对朋友们坦率到这种程度呢！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恭顺地听他们说教。

    社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暂时被派夺的权利，并获准到大学重新执教。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地、毫不虚假地同他们谈的。他的见解并非出于胆怯或其他考虑才说出来的。

    他说，控诉的理由，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同侦查员的单独谈话，使他的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为一个人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之所以授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正是他听得烂熟了的那些话。他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头，赞同他的看法。打动戈尔东的恰恰是杜多罗夫的话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东西。他把对干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

    因诺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论符合时代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耶稣会教徒往往利用这一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无法忍受的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把它当成最高成就或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避免，同朋友们争吵，把这种感觉也隐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罗夫所讲的有关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记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房子盖得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帮我另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够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故意扫你们的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得太厉害，磨薄了，总有一天会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荡的人。”

    “你做临终祈祷还早着呢。别说傻话了。你还有的活呢。”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我替杜多罗夫打抱不平。你不过不习惯人类的语言罢了。你对它们已经无法领悟了。”

    “也许如此吧，米沙。可是对不起，你们还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难。真的，我不夸张。”

    “等一下。这完全是托辞。你不给我们一个干脆诚恳的回答，我们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转变，改正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应当明确你同东尼姬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这可是活人，女人，她们会感觉，会痛苦，而不是随意组合在一起、蔡绕在你脑子里的空灵观念。此外，像你这样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耻了。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散中清醒过来，打起精神，改正毫无根据的狂妄态度。是的，是的，改正对周围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许的傲慢态度，担任职务，照旧行医。”

    “好吧，我回答你们。最近我也常常这样想，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向你们做某些允诺。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且解决得相当快。你们会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

    “戈尔东，你护着马林娜，像你先前总护着东尼娜一样，我很高兴。可我跟她们并没有不和，跟谁都没吵过架。你起先责备我，她跟我说话用‘您’，我跟她说话用‘你’，她称呼我时带父称，好像我不觉得别扭似的。但这种不自然态度中的深层次的紊乱早已消除，什么隔阂也没有，互相平等。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从巴黎给我写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当中非常快活。舒拉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儿。我不知为何相信，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一切都将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满解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岳父和东尼姐知道马林娜和女孩子们。我自己没写信告诉过他们。这些情况大概间接地传到了他们那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伤了他父亲的感

    情，他为东尼娜感到痛心。这可以解释为我们五年没通信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同他们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们突然不给我写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亲切温暖的信。不知道他们的心怎么软了。也许东尼娘发生了什么变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到戈尔东家里来。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来，用一只手搂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声音都变了。

    “难道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没有。”

    “那准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过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但邻居认识尤拉。他没上那儿去过。”

    “那他上哪儿去了？”

    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戈尔东和社多罗夫两天没离开马林娜。他们轮流看护她，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在看护马林娜的间隙还四处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过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打听过，找遍他们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寻找了半天仍毫无结果。

    他们没报告民警局，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没判过刑，但在现今的概念中远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请民警局寻人。

    到了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信。信里对让他们惊恐不安深表遗憾。他央求他们原谅他，千万放心，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寻找他，因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藏起来便是他的主意，他的发明。

    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他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屋顶后面夏天的太阳高悬在奥霍特内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顶遮住，阳光照射不到。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上班的日子遥遥无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整理先前写过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诗篇的片断，还有木知叶夫格拉夫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诗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来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杂乱的材料使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无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写新作品，沉浸在新鲜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他急忙写下去。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便在纸边上绘画，用图画鞭策想象力。于是纸边上出现了林间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竖立着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荒凉，一半已

    快变成废墟了。它经历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验后便成为这副

    样子，至今仍是这副样子。人口减少了，新住宅没有建筑，旧

    住宅不曾修缮。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

    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乱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

    惠特曼那样，其实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任意胡来。这是印象的

    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现实中临摹的。

    正像他们那样，在诗行上驱赶一系列形象，诗行自己扩

    散开，把人群从我们身边赶走，如同马车从十九世纪末繁忙

    的城市街道上驶过，而后来，又如二十世纪初的电气车厢和

    地铁车厢从城市里驶过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朴实

    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书本里的情形，不是来

    自农村，而是从科学院书库的书架上搬来的。生动的、自然

    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阳光照得耀眼的夏天

    的莫斯科，庭院之间的炽热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楼上窗框上

    的光点，弥漫着街道和尘土的气息，在我周围旋转，使我头

    脑发昏，并想叫我为了赞美莫斯科而使别人的头脑发昏。为

    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献身艺术。

    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

    密，有如开始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经

    被脚灯照红的帷幕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骚动和喧嚣

    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我正想

    从这种角度描写城市。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稿中没有见到这类诗。也许《哈姆雷特》属于这种诗？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电车站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他头一天到博特金医院去就职，这所医院那时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也许木是他头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电车司机常常拿着扳钳从停住的电车前门上下来，围绕着电车察看，蹲下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子和后门之间的部件。

    倒霉的电车阻挡全线通行。街上已经挤满被它阻挡住的电车，后面的电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都挤在～起。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长。乘客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辆电车，仿佛换乘一辆车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热的早晨挤满人的车厢又闷又热。在从尼基塔门跑过石板路的一群乘客头上，～块黑紫色的乌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车厢左边的单人座位上，被挤得贴在窗户上。音乐学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侧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着这一侧步行的和乘车的人，一个也没放过，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漫不经心地想着另一个人。

    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着，累得气喘吁吁，用手里拿着的一个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着紧身胸衣，热得浑身无力，满脸都是汗，用花边手绢擦着被浸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线和电车轨道平行。修好的电车一开动，便超过她。她有几次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电车再次发生故障停下来的时候，女士赶过电车，又有几次映入医生的眼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中学的算术题，计算在不同时间内以不同速度开动的火车的时间和顺序。他想回忆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没想出演算的方法来，便从这些回忆跳到另外的回忆上，陷入更为复杂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边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他想起某种类似人生竞技场中的相对原则，但他终于思绪紊乱，于是放弃了这种类比。

    天空打了～个闪，响起一阵雷声。倒霉的电车已经卡在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窗外，从电车旁边走过，渐渐走远了。头一阵大雨点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个女士身上。一阵夹带着尘土的风扫过人行道上的树木，刮得树叶翻滚，掀动女士的帽子，卷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医生感到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强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上一下地拼命拉窗户的吊带，想打开车厢的窗户。但他怎么也拉不开。

    有人向医生喊道，窗户都钉死了，可他正在同头晕作斗争，心里充满惊恐，因此并不认为那是对自己喊叫，也没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继续开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两三次吊带，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他马上便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铸成致命的错误，一切都完了。这时电车开动了，但在普列斯纳街上没走几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超人的毅力摇摇晃晃地挤开站在两排凳子之间的乘客，挤到车的后门口。人们不让他过去，大声责骂他。他觉得涌入的清新空气使他有了精神，也许一切尚未完结，他会好一些。

    他从后门口人堆里往外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他不顾乘客的喊叫，挤出人群，从电车的踏板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略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木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从通向房门的走廊便能看见屋子的一角，那儿斜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正对着房门。死者的腿紧顶着棺材。这张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前的写字台。屋里没有别的桌子。手稿放过抽屉里，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头垫得很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围放了许多鲜花，在这个季节罕见的一簇簇丁香，插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鲜花挡住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微弱的光线透过摆在桌旁的鲜花照在死者蜡黄的脸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丽的花影落在桌子上，仿佛刚刚停止摇曳。

    那时火葬已经很普遍了。为了孩子们能领取补贴，保证他们今后能上中学和马林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不受影响，决定不做安魂弥撒，实行普通火葬。向有关当局申报了。等待有关的代表们到来。

    在等待他们的时刻，屋里空荡荡的，仿佛是旧房客已经迁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别的人跟着脚小心翼翼的走路声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声音打破屋子的寂静。来的人不多，但比预料的多得多。这位几乎没有姓名的人的死讯飞快地传遍他们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认识死者，又在不同时期同他失去联系或被他遗忘。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获得更多的不相识的知音，他们生前从未见过他，但被他所吸引，现在头一次来看他，见他最后一面。

    在这种没有任何仪式的共同沉默的时刻，在沉默以一种几乎可以感触到的损失压抑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刻，只有鲜花代替了房间里所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鲜花木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

    很容易把植物王国想象成死亡王国的近邻。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

    当死者从他最后居住地运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被他的死讯惊呆了的朋友们陪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大门冲入敞开的房间。她一直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滚，用头撞带坐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运到、零乱的房间整理干净之前，尸体便停放在木柜上。她哭得泪如雨下，一会儿低声说话，一会儿又喊又叫，泣不成声，而一半话是无意识地嚎叫出来的。她像农村中哭死人那样哭嚎，对什么人都不在乎，什么人都看不见。马林娜抓住尸体不放，简直无法把她拉开，以便把尸体抬到另一间打扫过的、多余的东西都搬开的房间，做人殓前的净身。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止住，变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话也不说，神经尚未恢复正常。

    她从昨天起在这儿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没离开房间。克拉什卡被抱到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到这儿来过，后来又把她们带走了。

    伴随她的是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父亲马克尔在一条长凳上靠着她坐下，轻声啼泣，大声摄鼻涕。她的母亲和姐妹也哭着到她这里来过。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丧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竞争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他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但却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权利。他们不知何故都具有无法理喻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触犯他们的权利，或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一开始便在操办丧事，他们手心静气地办理各种事，仿佛办理这种事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对他们产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这两个人不仅同殡葬事宜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并非医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原因。他们仿佛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料理丧事。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们是谁，但大部分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当那位长着一双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的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所有坐着、站着或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顺从地让出地方，仿佛他们之间有过默契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进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紧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子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还得做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出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两个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口吹进来），坐在凳子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进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出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管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口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哥哥没料到这间屋子有这么多不寻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这儿住过。可您刚才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惊讶，对不起。说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时期，内战初期吧，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还见过他一两次面，没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关系如此密切。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我听差了，我觉得您好像说，也许您无意中说错了——‘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有过这种说法，可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决不会自杀。”

    “但这绝对可靠。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听哥哥说，就是您去海参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的两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难道这些消息没传到您那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外的消息。这么说他自杀是真的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我不相信。就在那座房子里？决不可能！您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不起，您是否知道他同日瓦戈见过面？说过话？”

    “据哥哥说，他们有过一次长谈。”

    “难道真有这回事？谢天谢地。这样更好（安季波娃慢慢地画了个十字）。这种巧合太妙了，简直是天意！您允许我以后再向您详细打听所有的细节吗？每个细节对我都非常珍贵。可我现在没有力气问。我说得不对吗？我太激动了。让我沉默一会儿，歇一下，集中集中思想。我说得不对吗？”

    “嗅。当然对。请便吧。”

    “我说得不对吗？”

    “自然啦。”

    “唉，我差点忘了。您让我火化后不要离开。好。我答应您。我不离开。我同您回到这幢房子里，留下来，您让我住哪儿我就住哪儿，让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咱们一起整理尤罗奇卡的手稿。我帮助您。我也许真会对您有些用处。这对我将是莫大的快乐！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根血管都能辨认出他的笔迹。然后我还有事求您，需要您的帮助，我说得不对吗？您好像是法学家，不管怎么说吧，您对现存的秩序，先前的和今天的，非常熟悉。此外，知道到哪个机关去打听哪一类的事，这可太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清楚，我说得不对吗？我有一件极为可怕的、非常令人烦心的事要找您商量。我指的是一个孩子。可这从火化场回来后再说吧。我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人，我说得不对吗？告诉我，如果在某种假想的情况下必须寻找一个儿童的下落，一个交给别人抚养的孩子的下落，有没有一份现存保育院的总档案，全苏联的档案？全国是否有流浪儿童的统计数字或记录？我央求您现在别回答我的问题。以后再说。嗅，太可怕了，生活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说得不对吗？我不知道我女儿来了以后怎么办，但我暂时可以住在这所房子里。卡秋莎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一部分是戏剧才能，另一部分是音乐才能。她能够巧妙地摹仿所有的人，表演自己编的整场戏，此外，凭听觉便能唱歌剧中的大段唱词，真是了不起的孩子，我说得不对吗？我想让她上戏剧学院或音乐学院的预备班，初级班，看哪儿录取她，再把她安顿在寄宿学校里。我就是为办这件事而来的，首先一个人把事情办好，然后再回去接她。难道能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讲清，我说得不对吗？但这以后再说吧。现在让心情平静下来，沉默一会儿，集中思想，设法驱逐掉心中的恐惧。此外，我们让尤拉的亲人在走廊里呆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已经敲过两次门了。而那边乱哄哄的。大概殡仪馆的人来了。我坐在这儿思考的时候，您把门打开，放他们进来。到时候了，我说得不对吗？等一下，等一下。棺材底下得放一把小凳子，不然够不着尤罗奇卡。我跟起脚试过，很费劲。而马林娜·马尔克洛夫娜和孩子们需要垫把椅子。此外，这也是礼仪所要求的。‘请给我最后的一吻。’嗅，我受不了啦，受木了啦。多痛心啊。我说得不对吗？”

    “我马上让大家进来，但要先把这件事办好。您说了这么多难以理解的话，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看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您，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只希望您明白一点。我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您解决让您操心的事。请您记住我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希望和行动便是我们在不幸中的义务。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违犯。我现在让吊丧的人进来。垫凳子的事您说得对。我找一把垫上。”

    但安率波娃已经不听他说话了。她没听见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打开房间的门，没听见走廊里的人群拥进屋里，没听见他同殡仪馆的负责人和主要送葬的人如何交涉，也没听见人们走动的脚步声、马林娜的哭嚎声、男人的咳嗽声和女人的啜泣和叫喊户O

    回旋在屋里的单调说话声使她感到头晕。她尽量挺住，不让自己晕倒。她的心决要碎了，头疼得要命。她垂下头，陷入推测、回忆和反省中，仿佛堕入深渊、降到自己不幸的最底层。她想道：

    “再没有一个人了。一个死了。另一个自杀了。只有那个应该杀死的人还活着。她曾想把那个人杀死，但没打中，那是个她所不需要的卑鄙小人，是他把她的一生变成她自己莫名其妙的一连串的罪行。而那个平庸的怪物正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的神话般的偏僻小巷逃窜，而她所需要的亲近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

    “啊，那是在圣诞节那天，在决定向那个庸俗而可怕的怪物开枪之前，在黑暗中同还是孩子的帕沙在这间屋里谈过话，而现在大家正在吊唁的尤拉那时还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呢。”

    于是她尽量回忆，想回想起圣诞节那天同帕沙的谈话，但除了窗台上的那支蜡烛，还有它周围玻璃上烤化了的一圈霜花外，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曾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她的思想紊乱了。她想道：“不管怎么说，不举行安魂弥撒太遗憾了！出殡多么庄严，多么隆重！大多数死者不配举行这种仪式！可尤罗奇卡是当之无愧的！他值得举行任何仪式，他足以证明“下葬时痛哭的阿利路亚那首歌”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她感到心里涌起一股骄傲的松决的感觉，就像她每当想起尤里或者同他一起度过短暂的时光时一样。他总那样轻松自然，无牵无挂，现在这种精神也笼罩了她。她不慌不忙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她身上发生了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变化。她想借助他的力量，哪怕时间短暂，也要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像先前一样体验解脱的幸福。她所梦想的同他告别的幸福正是这种幸福，有机会和权利，毫无阻碍地痛哭一场的幸福。她怀着强烈的感情急忙环顾了一下屋里的人，但充满泪水的眼睛仿佛被眼科医生上了刺激眼的眼药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人们开始移动，提鼻涕，闪到一旁，走出房间，最后把她一个人留在半俺着门的房间里。而她迅速画了个十字，走到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跟前，踏上叶夫格拉夫搬来的凳子，慢慢地向尸体画了三个大十字，并用嘴唇去吻死者冰冷的前额和两只手。她不理会变冷的前额仿佛缩小了，手掌仿佛握成拳头，她做到了不去注意这些变化。她呆住了，好一会儿不说话，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

    压下去的哭声使她浑身颤抖。她尽量憋住眼泪，但突然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流到腮上，洒在衣服和手上，洒在她紧贴着的棺材上。

    她什么也不说，不想。一连串的思想、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不由自主地在她胸中翻腾，从她身旁掠过，仿佛天上的浮云或往昔他们的夜间谈话。这些都曾经出现过，并带给他们幸福和解脱。一种自发的、相互唤起的热烈的知识。本能的，直接的知识。

    她心中曾充满这种知识，而现在则是关于死亡的模糊的知识，对死亡的心理准备，面对着死亡而毫不惊慌失措。仿佛她在世上已经活了二十次，失掉尤里·日瓦戈不知多少次了，在这一点上心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她在棺材旁边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恰到好处，极为合适。

    嗅，多么美妙的爱情，自由的、从未有过的、同任何东西都不相似的爱情！他们像别人低声歌唱那样思想。

    他们彼此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地描写的那样，“被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fIJ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想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啊，这就是使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即便在他们最壮丽、最忘我的幸福时刻，最崇高又最扣人心弦的一切也从未背弃他们：享受共同塑造的世界，他们自身属于整幅图画的感觉，属于全部景象的美，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们呼吸的只是这种共同性。因此，把人看得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的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

    她现在开始不拘礼节地用生动的日常话向他告别。这些话打破现实的框子，没有意义，就像合唱和悲剧独白一样，就像诗的语言、音乐和其他空洞的话一样，没有意义，只表达出一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她勉强说出的没有意义的话语辩解的是她的眼泪。她的那些普通的沉痛的话淹没在泪水中，在泪水中浮游。

    仿佛正是这些被眼泪浸湿的话同她温柔而飞快的低语融合在一起，就像轻风伴着被暖雨吹打得光滑潮湿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

    “我们又在一起了，尤罗奇卡。上帝再次让我们重逢。你想想，多么可怕呀！嗅，我受不了！上帝啊！我放声痛哭！你想想啊！这又是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方式了。你的离开，我的结束。又有某种巨大的、无法取代的东西。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勉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

    “永别了，我亲爱的知心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日夜不息的拍溅声，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还记得我那时在那里，在雪地上同你告别的情景吗？你骗得我好苦啊！没有你我会走吗？嗅，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昧心这样干的，为了我假想的幸福。但那时一切便都完了。上帝啊，我尝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嗅，我干了什么，尤拉，我干了什么！我罪孽深重，你一点都不知道。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那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其中一个月昏迷不醒。从那时起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尤拉。悔恨和痛苦使我的灵魂没有一天安宁。可我还没告诉你最重要的事。但我不能说出这件事来，没有这种力量。每当我想到生命当中的这个地方，都要吓得头发直竖。你知道，我都不敢保证我的神经完全正常。可你知道，我不像很多人那样喝酒，我没走上那条路，因为女人一酗酒便完蛋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得木对吗？”

    她还说了些别的，接着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她突然惊讶地抬起了头，向四外打量了一下。屋里早有人了，担忧，走动。她从凳子上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材，用手掌抹眼睛，仿佛想挤出没哭干净的眼泪，把眼泪甩在地板上。

    男人们走到棺材跟前，用三块木板把棺材抬起来。出殡开始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的房子里住了几天。她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过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参与下，已经开始，但没整理完。她曾经请求同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谈一件事，这件事谈过了。他从她那儿知道了一件重要的事。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没再回来。看来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

    尾声

    一九四三年夏天，红军突破库尔斯克包围圈并解放奥廖尔后，不久前晋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少校分头回到他们所属的同一部队。一个从莫斯科出差回来，另一个在那儿度完三天假归队。

    他们在归途中不期而遇，一同在切尔尼小镇过夜。这座小镇像“沙漠地带”的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镇一样，尽管惨遭破坏，但尚未完全毁灭；敌人撤退时曾打算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

    在城内一块块烧焦的残砖碎瓦中，他们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干草棚，两人便在那里过夜。

    他们睡不着觉，整整谈了一夜。凌晨三点，社多罗夫刚刚打脑儿，便被戈尔东吵醒。他笨手笨脚地钻进柔软的干草里翻腾，像在水里扑腾一样，把几件衣服打成一捆，又笨手笨脚地从干草堆顶上爬下来，来到门口。

    “你穿好衣服上哪儿？还早着呢。”

    “我上河边去一趟。想洗几件衣服。”

    “你真疯了。晚上到达部队后，洗衣员塔尼妞会替你洗的。你着什么急呀。”

    “我不想拖了。汗都浸透了，穿得太脏了。上午太阳毒，涮一涮，把水拧干，在太阳底下一晒就干。洗个澡，换上干净衣裳。”

    “可总不大雅观吧。你好歹是军官，我说得对吧？”

    “天还早，周围的人都在睡觉。我找个树丛躲在后面。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吧，要不然困劲就过去了。”

    “不说话我也睡不着了。我跟你一块去。”

    他们经过～堆堆石头废墟向小河走去。白石头已经被初升的太阳晒热了。在先前的街道当中，人们躺在地上睡觉、打鼾，被太阳晒得满脸通红，浑身流汗。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没地方住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追赶自己部队的掉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小心地看着脚下，从睡觉的人当中穿过，生怕踩着他们。

    “说话声音低点，别把城里人吵醒，不然我就洗不成衣服了。”

    他们低声地继续夜晚的谈话。

    “这是条什么河？”

    “我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这不是祖沙河。而是另一条什么河。”

    “可一切都发生在祖沙河上。我说的是赫里斯京娜牺牲的事。”

    “不错，但是在河的另外的地方。靠下游。听说教堂已经把她奉为圣女。”

    “那里有座叫‘马厩’的石建筑物。确实是国营农场的养马场，现在这个普通名词成为历史名词了。旧式建筑，墙很厚。德国人又加固了，使它成为无法攻陷的堡垒。从那儿很容易射击整个地区，阻止住我们的进攻。非拿下马厩不可。赫里斯京娜凭着勇敢和机智，神出鬼没地潜入德国人的防线，把马厩炸掉，但被敌人活捉后绞死了。”

    “为什么叫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而不姓杜多罗娃呢？”

    “我们还没结婚。一九四一年夏天我们互相发誓，战争不结束决不结婚。这之后我便随部队到处转战。我们那个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在调动过程中我同她失去了联系。此后我再没见过她。关于她的英雄事迹和牺牲情形，我同大家知道得一样多，都是从报纸、从团队命令里看到的。听说这儿要为她建立一座纪念碑。还听说日瓦戈将军，死去的尤拉的弟弟，正在这一带视察，搜集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不该跟你提起她。这对你太沉重了。”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可我们一谈起来就没完。我不想妨碍你洗衣服。脱衣服下水吧，干你自己的事。我躺在岸上嚼草叶，我想能打个脑儿。”

    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谈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洗衣服的？”

    “逼出来的。我们木走运。我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惩罚劳改营。活着出来的人很少。从我们到的那天起就开始受罪。我们一群人被从火车里带出来。一片茫茫雪原。远处有树林。看押的人把来福枪口对着我们，还有狼狗。这时，先前的犯人也赶到这里来了。让我们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脸朝外，免得互相看见。命令我们跪下。我们怕被枪决，不敢向四外看。然后便开始了侮辱性的点名，点名的时间拖得长极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着。后来让大家站起来，有的分别被带走了，可是对我们宣布：‘这里就是你们的劳改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当中插着一个柱子，柱子上写着‘古拉格92fi H90’，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时要好～些。我们走运。我第二次进去是头一次牵连的。此外，我判的罪不同，条件也就不同。我出来后像头一次一样，再度恢复名誉，又准许我上大学讲台。动员我参军的时候结了我个少校军衔，真正的少校，不是准备戴罪立功的惩罚营的劳改犯，像你似的。”

    “是啊。一根写着‘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刚到的时候在严冬里空手撅树干搭草棚。没什么，信不信由你，我们给自己盖了牢房，圈上栅栏，修了单身禁闭室和降望塔，都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伐树，拉木材。八个人拉一辆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发了战争。对我们隐瞒着。突然来了通知。惩罚营的人以志愿兵的身份上前线。万一几次战役没被打死，就恢复你的自由。以后便是一次次进攻，剪几千米的电网，埋地雷，发射迫击炮，一连几个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下。在这些连里称我们为敢死队。全都死光了。我怎么活下来了？我究竟怎么活下来了？可是，你想不到吧，这个流血的地狱同集中营相比还是一种幸福，这并非因为条件恶劣，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啊，伙计，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儿别说洗衣服了，什么都能学会。”

    “真不可思议。不仅同你的苦役生活相比，就同过去的三十年代的生活相比，同监狱以外的生活相比，同我在大学执教，有书读有钱花，所过的宽裕舒适的生活相比，战争仍然是一场冲洗污垢的暴风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阵解脱的轻风。

    “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叶若夫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但是当战争爆发后，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和现实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给人们带来了轻松，因为它们限制了僵化语言的魔力。

    “不仅是处于你那种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论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更自由地、舒畅地松了口气，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

    “战争——是十几年革命锁链中特殊的一个环节。作为直接变革本质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间接的结果，成果的成果，后果的后果开始显露出来。来自灾难的力量，性格的锻炼，不再有的娇惯，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这是神话般的、令人震惊的品质，它们构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这些观察使我充满幸福的感觉，尽管赫里斯京娜受折磨而死，尽管我多次负伤，尽管我们受到巨大损失，尽管经历了这场代价昂贵的流血战争。自我牺牲的光芒帮我忍受赫里斯京娜死亡的重负，这种光芒照亮她的死亡，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你这可怜的家伙忍受无穷尽的折磨的时候，我获得了自由。奥尔列佐娃这时考入了历史系。她的研究兴趣的范围使她成为我的门下。我很早以前，第一次从集中营里放出来后，便注意到这个出色的姑娘了，不过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呢。那时尤里还活着，你记得吗，我跟你们讲过她。现在呢，她竟成了我的学生。

    “那时，学生教训教师刚刚成为一种时髦风气。奥尔列佐娃狂热地卷入这种风气中。她为什么疯狂地申斥我，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她的攻击如此固执，如此气势汹汹，又如此不公正，以致系里的其他同学纷纷起来替我打抱不平。奥尔列佐娃是个了不起的幽默家。她在墙报上写文章，用假名代替我的真名把我嘲笑了个够，而且谁都知道她指的就是我。突然，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原来是年轻姑娘爱情的伪装形式，一种牢固的、埋藏在心里的、产生多年的爱情。我一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

    “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的前夕以及刚刚宣战之后，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夏天。几个青年人，男女大学生们，她也在其中，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区，我们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们产生了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他们的军训环境中、民兵分队的组建过程中、赫里斯京娜受跳伞训练的期间，以及击退初次对莫斯科进行夜袭的德国飞机的时候发展起来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就在那时订了婚，但很快就由于我们部队的调动而分手了。我再没见过她。

    “当战局开始好转，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开始投降，我受过两次伤并两次住院治疗之后，把我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的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在我仿佛大海捞针似的找到你之后，就坚持把你也调到这里来。

    “洗衣员塔尼姐非常了解奥尔列佐娃。她们是在前线认识的，成了好朋友。她讲了很多赫里斯京娜的事。塔尼娜一笑满脸开花，笑法跟尤里一样，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高颧骨和翘鼻子不那么明显的时候，脸就变得非常迷人和可爱了。这是那种同一类型的人，这种人我们这儿非常多。”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也许吧。我没留意。”

    “塔尼娜·别佐切列多娃这绰号多粗野，多不像话。不管

    怎么说，这也不是她的姓，而是胡编出来糟蹋她的。你说是木是？”

    “她不是解释过嘛。她是个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不知父母是谁。在俄国内地，语言粗俗生动，可能管她叫无父儿。她住的那条街上的人不懂得这个外号的意思，叫着叫着就叫成她现在的牲了，这么叫同他们方言的发音接近。”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切尔尼小镇夜间谈话后木久，便来到夷为平地的卡恰列沃。在这里，两个朋友正赶上追赶主力部队的后勤部队。

    秋天，炎热晴朗的天气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之间的伏林什内的肥沃黑土地带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泛着咖啡色。

    把城市切成两半的街道同公路汇合在～起。街道一侧的房屋被地雷炸成一片瓦砾，把果园里的树木烧焦、炸成碎片、连根拔起。街道的另一侧也是一片荒凉，不过受炸药的破坏较轻，那是因为先前房子盖得也不多，没有什么可毁坏的。

    先前房子盖得多的那边，无家可归的居民还在冒烟的灰烬中翻腾、挖掘，把从离火堆较远的地方搜寻到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忙着盖土房，把地上的草皮切成一块块的，用它们去盖屋顶。

    街道房子盖得少的那一侧搭起一排白帐篷，挤满第二梯队的卡车和马拉的带篷大车、脱离营部的野战医院以及迷失道路、互相寻找的各种军需后勤部门。这里还有从补充连队来的男孩子，戴着灰船形帽，背着打成卷的大衣。他们非常瘦弱，面无血色，拉痢疾拉得虚弱不堪。他们解手，放下行囊休息，吃点东西，以便继续向西前进。

    一半变为灰烬的城市仍在燃烧，远处迟缓引爆的地雷仍在不断爆炸。在园子里挖掘的人不时停下手里的活儿，伸直身子，靠在铁锨把上休息一下，把头转向爆炸的地方。

    从垃圾里冒出的烟，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和火红色的，升上天空，先像立柱或喷泉，后在空中懒洋洋地扩散开，最后又像羽毛似的散落到地面上。挖东西的人继续干起活来。

    在荒地的这一边，有一块四边围着树丛的林间空地，被参天古树的浓荫覆盖着。古树和灌木丛把这片空地同周围的世界隔开，仿佛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带篷的院子，阴凉而昏暗。

    洗衣员塔尼妞同两三个要求同她一起搭车的同连队的伙伴，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从早上就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等候派来接塔尼娘的汽车。团部委托她顺便把一批东西带走。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箱子装得鼓鼓地放在地上。塔尼娜寸步不离地守着箱子。其余的人也站在箱子旁边，唯恐失去上车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等车的人无事可干。他们听着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没完没了的话。她正在给他们讲日瓦戈将军接见她的经过。

    “怎么不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带我见将军本人，见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了解赫里斯京娜的情况，寻找见过她的见证人。他们把我推荐给他，说我是她的好朋友。将军下令召见我。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去了。他一点都不可怕。跟大家一样。黑头发，眼睛有点斜。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完了说谢谢。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当然支支吾吾。有什么可夸口的？一个流浪儿。你们都知道。感化院，四处流浪。可他让我别难为情，讲下去。起先我只说了～点，他直点头。我胆子大起来，越说越多。我确实有很多事可讲。你们听了准不相信，以为是我瞎编的。我想他也一样。可我讲完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你讲的可真不寻常，现在我没空，我还要找你，你放心，我还会召见你。我简直没想到会听说这些事。我一定会照顾你。还有些细节需要核实。说不定我还认你作侄女呢。我送你上学念书，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真的，我说的是真话。’多会逗笑啊。”

    这时，一辆高帮的空大车赶进空地。这是波兰和俄国西部运干草的那种大车。两匹驾辕的马由一名运输队的士兵驾驭着，这种人过去被称作马车夫。他赶进空地后便勒住马，从驭手台上跳下来，开始卸马。除了塔尼姬和几名士兵外，其他的人把马车围住，求他别卸马，把他们拉到指定的地方去，当然付给他钱。土兵拒绝了，因为他无权私自使用马和马车，他得执行任务。他把卸下的马牵走了，以后再没露面。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爬上他留在空地上的空马车。大车的出现和大家同马车夫的交涉打断了塔尼娜的话，现在大家又让她继续讲下去。

    “你对将军讲的，”戈尔东请求道，“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遍？”

    “怎么不能呢？”

    她给他们讲了自己可怕的一生。

    “我真有不少可讲的。我好像并不是普通人家出身。是谁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记在心里的，就说不清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罗娃，是躲藏在白色蒙古的一位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我猜这位科马罗夫不是我生父。好啦，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无父无母的孤儿。我说的你们也许觉得可笑，可我只说我所知道的，你们必须设身处地听我讲。

    “是的。我下面讲的事都发生在克鲁什茨那一边，西伯利亚另一头，哈萨克地区的那个方向，靠近中国边界的地方。当我们，我说的是红军，靠近他们白军首都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便让妈妈和全家上了一列军用专车，命令把她们送走。妈妈早就吓坏了，没有他的话一步也不敢动。

    “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妈妈一直把我藏在别的地方，并唯恐有人说漏了嘴。他特别恨小孩，又喊又跺脚，说小孩把家里弄得脏得要命，不得安宁。他常喊他受不了这些。

    “大概就像我说的那样，红军接近的时候，妈妈派人把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巡守员的女人马尔法找来。会让站离城里三站地。我马上就给你们解释。头一站是尼佐瓦亚，其次是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下面便是萨姆松诺夫斯基山口。现在我明白我妈妈怎么认识马尔法的了。大概马尔法在城市卖蔬菜，送牛奶。

    “看来现在有些事我还不清楚。她大概骗了妈妈，没对她说实话。契约上写的是带我一两年，等这阵混乱过去就送回来，并不是让我永远留在别人家。要是永远留在别人家，妈妈不会把亲生孩子送出去的。

    “骗小孩还不容易。走到大婶跟前，大婶给块饼干，大婶好，别怕大婶。后来我哭得伤心极了，心都要碎了，最好还是别去想。我想上吊，我很小的时候就差点发疯。我还太小呀。肯定给了马尔福莎大婶很多钱，我的赡养费。

    “信号室的院子很阔气，有牛又有马，当然还有各种家禽，一大块园子。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房子也是铁路上的，不用花钱。火车在我们家乡好不容易才爬上来，费很大劲，可从你们俄罗斯这边，开得快极了，还得时常刹车。秋天，叶子落了以后，从下面能看见纳格尔纳亚车站，就像放在盘子里一样。

    “巡守员瓦西里叔叔，我按照当地的叫法管他叫爹。他是个好心眼的快活人，就是耳朵太软，特别是喝醉了酒的时候。像俗话所说的，肚子里藏不住一个屁，见着谁都掏心窝子。

    “可我从来不管马尔法叫妈。不知是我忘不了妈妈还是由于别的原因。马尔福莎大婶可怕极了。是的，我只管她叫马尔福莎大婶。

    “时间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那时也上站上去摇旗子。我还能卸马，把牛牵回来。马尔福莎大婶教我纺线。家里活更不用说了。擦地，收拾屋子，做饭，样样都会。和面我也不当一回事，什么我都会干。对啦，我忘记说了，我还看彼坚卡。彼坚卡是个瘫子，三岁还不会走路，老躺着，我看着他。已经过了多少年，我一想起马尔福莎大婶斜眼看我的腿还吓得浑身打哆喀呢。她好像说为什么我的腿是好的，最好我是瘫子，而彼坚卡不是，都是我害的，你们想想她这人心眼多黑，多愚昧。

    “现在你们听着，还有更可怕的呢，你们听了准会哎呀一声叫起来。

    “那时是新经济政策，一千卢布顶一个戈比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在山下卖了一条牛，背回两袋子钱，叫克伦斯基票子，对不起，说错了，叫柠檬票。他喝多了，便到纳格尔纳亚车站上告诉大家他有多少钱。

    “记得那一天刮大风，风快把屋顶掀下来了，把人能刮倒，火车顶风，爬不上来。我看见山上有个朝圣的老太婆，风吹得她裙子和技巾在空中乱飘。

    “老太婆走过来，抱着肚子直哼哼，求我放她进屋。我让她坐在凳子上，她喊着肚子疼得受不了，马上就要死了，让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她送进医院，她给我钱，她不心疼钱。我套上爹的马，搀着老太婆上了马车，把她送进十五俄里以外的县医院。

    “我和马尔福莎大婶刚躺下，便听见爹的马叫起来，我们的马车进了院子。爹回来得太早了点。马尔福莎大婶点着灯，披上上衣，没等爹敲门便去给他开门。

    “开门～看，门槛上站着的哪是爹呀，是个陌生男人，黑得怕人。他说：‘指给我卖牛的钱搁在哪儿啦。我在树林里把你男人宰了，可我可怜你是老娘儿们，只要说出钱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要是不说出来，你自己明白，别怪我了。别跟我泡，我没空跟你吵嚷。’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要遇到这种事儿怎么办！我们吓得半死不活，浑身哆佩，说不出话。第一，他自己说，用斧子把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劈死了；其次，强盗在家里，而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马尔福莎大婶大概一下子就吓掉魂了。丈夫的死让她心碎了。但得挺住，不能让他看出来。

    “马尔福莎大婶先给他跪下。‘发发慈悲吧，’她说，‘别杀我。你说的钱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头一次听你说。’可这个孩杀的没那么傻，用话支不走他。她突然想了个主意骗他：‘好吧，我告诉你，钱在地窖里，我给你掀开地窖的门，你钻进去找吧。’可那魔鬼一眼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不，’他说，‘你钻进去，快点，我不管你下地窖还是上房顶，把钱给我就行。可你记着，你要耍弄我可不会有好果子吃。’那时她说：‘上帝保佑你，你要那么多心我就自己下去，可我腿脚不方便。我从上面用灯给你照着行不行。你别害怕，为了说话算数，我让女儿陪你下去。’她指的是我。

    “嗅，老天爷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想，我听见这些话当时是什么感觉！得了，我的末日到了。我眼睛发黑，腿发软，我觉得我要倒下了。

    “可那个恶棍还不上当。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张开大嘴狞笑了一下，好像说：‘跟我开玩笑，可骗不了我。’他看出她不心疼我，我可能不是她的亲骨肉。他一只手抓起彼坚卡，另一只手拉住地窖门的铁环，拉开门。‘瞧着。’他说，便带着彼坚卡从梯子下到地窖里。

    “我想，马尔福莎大婶那时神经已经错乱了，什么都不明白了。恶棍和彼坚卡刚一下去，她便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锁。她还想把一只重箱子推到地窖门上，朝我点点头，让我帮她推箱子，因为箱子太沉了。压好箱子后，这个傻瓜便坐在箱子上笑。她刚坐下，强盗就在下面喊起来，使劲敲地板。恶棍喊道，赶快放他出来，不然他就要彼坚卡的命。地板太厚，里面的话听不清楚，可听不清楚也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吼叫得比野兽还可怕。他喊道，你的彼坚卡马上就没命了。可她还是不明白，只管坐在那儿傻笑，对我眨眼。好像说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钥匙在我手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明白，对着她耳朵喊，想把她从箱子上推下来。得打开地窖，把彼坚卡救出来。可我哪里办得到呢！我怎么对付得了她？

    “他一个劲地在下面敲打，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子上眼珠乱转，什么也不听。

    “过了很长的时间，嗅，老天爷呀，老天爷，我这辈子受过很多吉，见过的事多了，可我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不论我活多久，都能听见彼坚卡可怜的叫声——小天使彼坚卡在地窖里呻吟，叫喊。那该杀的恶棍把他掐死了。

    “我该怎么办？我想。我拿这个半疯的老太婆和杀人的强盗怎么办？时间过去了。我听见马在窗外叫，一直没从大车上卸下来。对了，马在叫，仿佛想对我说，塔纽莎，赶快去找好心人，找人帮忙吧。我一看天快亮了，心想：‘就按你的意思办吧，谢谢，爹的好马，你指教了我，你的主意对，咱们走吧。’可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树林子里有个声音对我说：等等，别急，塔纽莎，咱们还能想出别的办法。’在树林子里又不是我一个人了。公鸡仿佛向对自己同类那样对我幄幄啼，一辆熟悉的机车在下面用汽笛向我招呼。我从汽笛声听出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生火待发，他们管它叫推车，推货车上山；可这次是一列混合列车，每天夜里这时候都打这儿经过。我听见，我所熟悉的机车在下面叫我。我听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我想，难道我和马尔福莎大婶神经都出了毛病，每个活物，每个木会说话的机器，都会跟我说人话？

    “可是还想什么，火车已经很近，没工夫想了。我提起已经不怎么亮了的提灯，拼命沿着铁轨跑去，站在两条铁轨当中，拼命摇提灯。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拦住火车，亏得风大，它开得很慢，慢速行车。我拦住火车，熟识的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伸出身子来，因为风大我听不见他的问话。我对司机喊，有人攻击铁路信号室，杀人枪劫，强盗就在家里，叔叔同志，保护保护我们吧，急需救援。我说话的时候，从取暖货车上下来几名红军战士，问我出了什么事，列车为什么夜里停在树林里的陡坡上。

    “他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后，便从地窖里把强盗拖出来、他用比彼坚卡还尖细的声音求他们饶了他。‘好心的人，’他说，‘别杀死我，我再也不敢了。’他们把他拖到路基上，手脚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肚子上轧过去——处以私刑。

    “我没回去取衣服，那儿太可怕了。我请求叔叔们把我带上火车。他们便把我带走了。此后，我不吹牛，带着流浪儿的名声，走遍半个俄国和半个外国，什么地方都到过了。经过童年的痛苦，我才懂得什么是幸福和自由。当然也有过不少过错和灾难。那都是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下次再讲给你们听吧。我刚才说的那天夜里，一个铁路职员走下火车，走进马尔福莎的院子，接收了政府的财产，做了安置马尔福莎大婶的指示。听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发疯死了。也有人说她病好出院了。”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听完塔尼娜讲的经历后，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后来卡车开来了，笨拙地从大道上拐进林间空地。人们开始往卡车上装箱子。戈尔东说：

    “你明白这个洗衣员塔尼姐是难吗？”

    “嗅，当然明白。”

    “叶夫格拉夫会照顾她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

    又过了五年或十年、一个宁静的夏天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又聚在一起，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俯视着在暮色渐渐变浓中的辽阔无垠的莫斯科。他们正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辑的尤里耶夫的著作集。他们不止读过一遍了，其中的一半都能背诵。他们交换看法，陷入思考之中，读到一半的时候天黑了，他们看木清字体，不得不点上灯。

    莫斯科在他们脚下的远方，这座作者出生的城市，他的一半遭遇都发生在这里。现在，他们觉得莫斯科不是发生这类遭遇的地点，而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今晚，他们手中握着著作集已经走近故事的结尾。

    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清醒和解放没有伴随着胜利一起到来，但在战后的所有年代里，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

    （蓝英年译）

    附诗

     哈姆雷特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

    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

    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膝跪的夜色正向我对准，

    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

    假若天上的父还前宽容，

    请从身边移去苦酒一搏。

    我赞赏你那执拗的打算，

    装扮这个角色可以应承。

    但如今已经变换了剧情，

    这一次我却是碍难从命。

    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

    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

    虚情假意使我肾信自叹，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三月

    阳光曝晒汗如雨下，

    发疯的溪谷难忍热浪的冲刷。

    早春的农事正繁忙，

    件件操劳在牧羊女健壮手上。

    赢弱的残雪更苍白，

    身下的树枝露出一条条筋脉。

    畜栏的生活更沸腾，

    翻飞的草权闪耀着尖利齿锋。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屋檐下病诉慢的冰着一节节，

    　日中又在滴滴溶解，

    化作涓涓小溪诉说无眠梦吃！

    马厩牛栏门扉四开，

    鸽群在雪地上争食颗颗燕麦。

    作祟的兴奋莫责怪，

    这都是那股新熟的粪香带来。

    复活节前七日

    四周仍是夜的昏暗，

    时光还是这般的早。

    苍穹悬挂星辰无数，

    颗颗如白昼般光耀。

    若是大地有此机缘，

    梦中迎来复活诗篇。

    四周仍是夜的昏暗，

    时光还是这般的早。

    广场始终这样平展，

    从十字路铺向街角。

    待到黎明暖风吹拂，

    于年的日子还嫌少。

    大地仍是光秃一片，

    无奈依旧赤手空拳。

    夜半钟声如何敲响，

    配合圣歌婉转回环。

    从复活节前的三日，

    直到节前的那一天，

    拧成了漩涡的水花，

    不停地淘掘着两岸。

    就在基督受难之日，

    树木没有一丝装扮，

    仿佛祈祷者的行列，

    松林挺起排排躯干。

    但是在那城镇之中，

    会聚在狭促的空间，

    光秃秃的林木一片，

    凝望着教堂的栅栏。

    它们眼中充满恐惧，

    惊骇之色一目了然。

    土地崩裂摇撼震荡，

    庭园举步走出栅栏，

    它们要为上帝安葬。

    在坛o看到了灯光，

    黑披风和蜡烛成行，

    还有那悲哭的面庞——

    遮住坛巾

    捧送十字架的仪仗，

    你要躬身低首施礼，

    　门外肃立两株白杨。

    行列绕过一座院落，

    沿着人行道的一旁，

    把春天和她的言语，

    一并带到教堂门廊，

    空中散发圣饼余香。

    阳春三月晴空飞雪，

    洒向阶前残疾人堆；

    似乎门内走出一人，

    奉献打开银色约相，

    布施净尽毫无反悔。

    连绵歌声迎来黎明，

    悲怆号阳已然尽兴。

    使徒们默默地行进，

    遥看那旷野的孤灯，

    小心泛起空冥寂静。

    待到得知春的消息，

    一夜消失七情六欲，

    只须红日喷薄欲出，

    面对复活更生伟力，

    死神也要悄然退避。

    　白夜

    久已远去的时光又在眼前飘荡，

    那幢房屋就在彼得堡的一方。

    地主之家掌上明珠降在草原上，

    你来自库尔斯克才走进了学堂。

    美好迷人的你自有多少钟情郎，

    那个白夜却只有你我人一双。

    互相依偎着坐在你家的窗沿上，

    仿佛从你的摩天大厦凌空眺望。

    瓦斯街灯真像那纷飞的蝶儿狂，

    初次的战栗催来了黎明时光。

    轻声曼语我向你倾诉肺腑衷肠，

    心儿飘向那片蒙咙沉睡的远方。

    同样的情感拴紧了你我各一方，

    心底都在把羞怯的忠诚隐藏。

    真像是那尽收眼底的全景图像，

    宏伟的彼得堡在涅瓦河边依傍。

    就在这样溢着春意的白夜时光，

    沿着那远去的河流山川走向，

    夜驾为一支支赞颂曲卖弄舌黄，

    无边的林海尽情让那歌声倘样。

    惹人怜的黄口鸟儿也无法拒抗，

    婉转啼鸣出自那弱小的胸膛。

    这一切唤醒的只是不安和叹赏，

    充满在深远而迷人的林海茫茫。

    像是那赤脚的朝圣者漫步估俊，

    白夜沿着篱栅走来不声不忙

    它身后牵出几丝窗边絮语声浪，

    偷听到私房知心话回响在耳旁。

    沿着一家一户庭院的木板围墙，

    顺路听来的言语产流连倘佯，

    苹果树和樱桃树舒展枝条臂膀，

    披上了淡白色繁花点点的新装。

    这一株株一片片的林木排成行，

    幽灵似的白色身影投在路旁。

    仿佛为了告别白皮再挥手张扬，

    赞赏她此行不虚并且见多识广。

    　春天的泥泞小路

    天边燃尽晚霞的余光，

    在荒僻的松林泥泞路上，

    朝向远方乌拉尔的田庄，

    骑者脚踢仿惶。

    慢走的马儿悠悠晃晃，

    像是迎合着蹄铁的音响，

    还有那呼咯夜接的泉水，

    一路匆匆赶上。

    暂且松开手中的磋绳，

    骑者让那马儿慢步倘佯，

    春汛泛起了沉闷的轰响，

    近在身边路旁。

    仿佛是有人哭笑无常，

    原来是蹄下的砾石相撞，

    还有那连根掀起的树桩，

    卷入漩涡飘荡。

    燃尽的晚霞闪烁余光，

    衬出远山林木墨色苍茫，

    宛如那报警的钟声敲响，

    枝头夜营欢唱。

    沟谷旁一株孤单垂柳，

    俯身低下枝叶纷披的头；

    骑者学那古时绿林魁首，

    咯哨一声长啸。

    这炽热的情怀和操守，

    是为了怎样的恋人烦忧？

    填满雷弹的枪口岛油油，

    要在密林寻仇？

    原来是带着满身污垢，

    走出政治逃犯的藏身沟，

    朝着骑马或徒步的朋友，

    走向游击哨口。

    苍天大地丛林和田畴，

    都捕捉到这声音的稀有，

    里面包含着迷惆和痛苦。

    幸福伴着忧愁。

    　倾诉

    生活又是无缘由地返回，

    和它曾古怪地中断一样，

    我依旧在那古老街道上，

    也是相同的仲夏日时光。

    同是那些人和那种烦忧，

    夕阳的余辉也不曾尽收，

    但死样的昏暗匆匆奔走，

    把那霞光抹上马场墙头。

    女人们披上廉价的裙衫，

    夜晚才把那高跟鞋试穿，

    过后在那铅皮的屋顶上，

    反射出敲击阁楼的音响。

    依然是迈着倦怠的脚步，

    迟缓地跨过了那道门槛，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地面，

    取了一条斜径穿过庭院。

    我仍是准备了种种借口，

    可又觉得总是依然如旧。

    善意的女邻居绕开避走，

    留下我们两人在她身后。

    千万不要哀伤痛哭失声，

    也无须撮起肿胀的双唇。

    这会勾起心中痛楚深沉，

    别触动火热青春旧伤痕。

    红酥手不要抚在我胸间，

    你我有传情达意一线牵。

    无心无意之中时时相见，

    任它摆布听凭命运偶然。

    年华流逝你会结成婚配，

    　忘却那一时的迷恋沉醉。

    　成为妇人需要跨一大步，

    　神魂颠倒也须勇气十足。

    　面对女性的迷人的双手，

    　俏丽颈背和圆润的肩头，

    　满怀缠绵和眷恋的感受，

    　我的虔诚景慕永世不休。

    　暗夜尽管投下一副铁环，

    　把我完全限在忧伤之间，

    　还有更强的力牵向一边，

    　那是激情在召唤着割断。

    　城市之夏

    细语轻声，

    伴着热切的步履匆匆；

    青丝漫卷发顶，

    颈后略见蓬松。

    头饰之下，

    女人的目光透过面纱，

    抬头回首刹那，

    辫梢飘拂挥洒。

    酷热街巷，

    预示着夜来雷雨一场；

    沙沙脚步声响，

    紧傍庭院宅旁。

    断续雷鸣，

    天边响彻清脆的回声，

    帘卷徐徐清风，

    窗前轻轻飘动。

    万籁俱寂，

    大地依旧蒸腾着暑气，

    闪电时断时续，

    扫亮暗夜无际。

    灿烂辉煌，

    又是一天炎热的朝阳，

    街心积水闪光，

    夜来骤雨一场。

    苦脸愁眉，

    仿佛惺倍睡眼低垂，

    百年殿树巍巍，

    浓香繁花未褪。

    　风

    死去的是我活着的是你，

    风儿如泣如诉，

    撼动了丛林和房屋。

    它摇荡的不是棵棵松树，

    却是成片林木，

    在无尽的远方遍布；

    就仿佛是帆格桨橹无数，

    港湾水上沉浮。

    决非争那豪气十足，

    也不是为了无名的怨怒，

    只是伴着饭忧，

    为你把摇篮曲寻求。

    　酒花

    常春藤缠绕着爆竹柳，

    树下把避雨的地点寻求。

    一件风衣披在你我的肩头，

    拥抱着你的是我有力的双手。

    原来这并不是常春藤，

    却是浓密的酒花一丛丛。

    那就更好让我们打开披风，

    让它在自己身下宽舒地展平。

    　初秋艳阳天

    醋栗叶子长得粗厚繁茂，

    人在家中笑得门窗在叫，

    主妇们切碎盐渍加调料，

    丁香嫩芽放在卤汁里泡。

    树林子像是在一边嘲笑，

    把这些笑声朝山坡上抛，

    樟树在那里受阳光炙烤，

    像是被黄火的热气烧焦。

    这里一条小路下到山谷，

    还有许多干枯的水朽木，

    那片片积水怜爱这初秋，

    把这一切都收容在一处。

    世界原本单纯而又清楚，

    决非聪明人设想的糊涂，

    就好比水淹了苍翠林木，

    一切的一切都有着归宿。

    一旦面前的一切都烧光，

    眼睛也无须徒然地迷惆，

    那白色的秋天的雾茫茫，

    却像蛛丝一般粘到窗上。

    从庭院篱墙引出的小路，

    消失在一片烨树林深处，

    院里笑声伴着家务忙碌，

    同样的笑语欢声在远处。

    婚礼

    贺客走过一侧的庭院，

    轻松愉快地参加喜筵，

    手风琴伴着笑语欢颜，

    早早就来到新娘门前。

    一扇扇门用毡布镶边，

    遮不住门后片语只言，

    说不尽的话断断续续，

    子夜以后才求得安闲。

    极度的困倦迎来黎明，

    多么想合上睡眼惺松，

    客人们纷纷告别散尽，

    回去的路上伴着琴声。

    琴手也从甜梦中惊醒，

    再把那琴键按在手中，

    白色键盘上手指飞腾，

    伴送远去的笑语欢声。

    一切又一次重新开始，

    说不尽的话无休无止，

    这是温暖的亲人酒宴，

    直接送在新人的床边。

    新娘裹起雪白的衣裳，

    喧闹衬托出仪态端庄，

    像一只白孔雀在飞翔，

    轻轻地擦过你的身旁。

    她频频地轻轻点着头，

    不时举起纤细的右手，

    轻快的舞步踏出拍节，

    活像那一只只的孔雀。

    欢乐的喧闹掀起激情，

    旋转的轮舞脚步轰鸣，

    恨不能寻找一个地缝，

    跳过去消失无影无踪。

    小小的庭院睡醒了觉，

    你言我语的声音喧闹，

    夹杂着家务事的商讨．

    不时爆发出一声大笑。

    抬头望见天际的天穹，

    一些瓦蓝的斑点腾空，

    原来是一群家养驯鸽，

    欢快地飞出小小樊笼。

    它们好像是忽然想起，

    也急忙赶来参加婚礼，

    祝一对新人百年长寿，

    表达了养鸽人的心意。

    生命原本只是一瞬间，

    我要融化为一点点，

    混合在所有人的心田，

    也是对所有人的奉献。

    然而现在只有这婚礼，

    还有窗外传来的歌声，

    衬托着瓦蓝色的鸽群，

    还有这如睡如醒的梦。

    秋

    家里的仆人已被我遣散，

    亲朋好友各在天之一边，

    总是那种一个人的孤单，

    充满我心中和那大自然。

    在这荒凉的看林人小屋，

    只留下你和我厮守居住。

    像是歌中唱的那些小路，

    丛生的杂草淹没了半数。

    凝望着我们的圆木围墙，

    如今也带上满面的忧伤。

    我们答应不要任何阻挡，

    我们宁愿死得公开坦荡。

    我们常无言对坐到夜深，

    你埋头女红我手捧书本，

    直到天明我们竟未发觉，

    记不清何时才停止亲吻。

    让满树的秋叶尽情喧闹，

    无所顾忌地在风中飘摇，

    昨日的悲伤还迟迟未了，

    却胜不过又添新愁今朝。

    让我倾听九月的音声，

    都是些卷记和叹赏之情！

    　一切都成了秋天的絮语，

    　直到精疲力竭生命告终！

    　像那丛林一样枝秃叶光，

    　你也仿效着卸去了衣裳，

    　就这样投入拥抱的臂膀，

    　只是一件绸衫遮在身上。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你为我阻挡了绝望之路，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童话

    这是在很久以前，

    一个神话般的远方，

    一个骑士沿着河旁，

    穿过广阔的草场。

    他忙着寻条小路，

    但透过草原的尘雾，

    迎面看到浓密树木，

    就在前方远疑。

    飒爽的精神减弱，

    心中一个念头闪过：

    饮马不能走近小河，

    快把缰绳松脱。

    但骑士并不听从，

    驱使马儿任意奔腾，

    飞快地跑了这一程，

    朝向山岗树丛。

    转过了一座山丘，

    又来到了一条干谷，

    林中草地遇在半途，

    越过山峰一处。

    眼前是一片洼地，

    一条小路出没草际，

    循着野物点点足迹，

    来到它们饮水地。

    像是聋人不听唤，

    也不信自己的感官，

    只顾牵马走下陡岸，

    让马儿畅饮一番。

    幽暗的洞在河边，

    洞的前方一片浅滩，

    仿佛一股琉璜绿火，

    照亮洞口山岩。

    骑士眼前之所见，

    是血色的烟雾一片，

    还有那茫茫的林海，

    似在远方召唤。

    骑士急忙挺起腰，

    策马越过一个山包，

    迎着那个召唤快跑，

    响应它的感召。

    他紧紧握住长矛，

    原来是他亲眼看到，

    一条龙的头和尾消，

    还有坚硬鳞爪。

    龙张口打个呵欠，

    喷出火光像是闪电，

    绕着一个妙龄少女，

    整整盘了三圈。

    当中还有一头蛇，

    身躯蜿蜒像根长鞭，

    用它那凉滑的脖颈，

    搭在少女双肩。

    按照当地的习惯，

    凡是美丽的女俘虏，

    都要当作最好贡献，

    送给林中怪物。

    少女的父老乡亲，

    情愿拿出房舍田庄，

    作为这姑娘的赎金，

    向龙提出报偿。

    那蛇缠住她的手，

    又紧紧裹住她咽喉，

    要把牺牲者的痛苦，

    让这姑娘尝够。

    看到这样的哀求，

    骑士又怎么能忍受，

    手持长矛腾空而起，

    誓与龙蛇搏斗。

    转眼就是几百年，

    同样的云同样的山，

    同样的溪流河水间，

    悠悠岁月依然。

    骑士头上的战盔，

    厮杀中被打得开花，

    忠实的马踏住了毒蛇，

    让它死在蹄下。

    那马和龙的尸体，

    并列着倒在沙滩上，

    少女受惊神志不清，

    骑士昏迷不醒。

    头上是红日当空，

    瓦蓝的天清明无风。

    这姑娘是大地之女？

    还是郡主王公？

    有时是感到幸福，

    不禁流下欢乐的泪，

    有时仍旧如痴如醉，

    忘记一切昏睡。

    两人的心还在跳，

    他和她在争取生命，

    有时渐渐恢复清醒，

    有时重入梦中。

    转眼就是几百年，

    同样的云同样的山，

    同样的溪流河水间，

    悠悠岁月依然。

    八月

    像是忠实地遵守着诺言，

    旭日早早就在天边出现，

    一道道红里透黄的光线，

    从窗帘直照到长椅跟前。

    这储石色的温热的阳光，

    照遍了附近的树木村庄，

    潮湿的枕巾和我的卧床，

    还有书架后面那一面墙。

    我想起是为了什么原因，

    才会稍稍沾湿了这枕巾，

    就是梦见你们为我送行，

    一个随着一个走在林中。

    你们三三两两或是一群，

    这当中不知谁忽然想到，

    今天按旧历是八月六号，

    基督变容节恰好在今朝。

    那是没有火的普通的光，

    来自那基督变容的山上，

    让秋日显现上天的征兆，

    普天下的人都受到感召。

    你们穿越过走过的地方，

    是一片细小光秃的赤杨，

    但这墓地树叶上的颜色，

    却像刻花糕饼似的姜黄。

    摇动树顶的风已经平静，

    仰望着温柔闲适的天庭，

    远处的雄鸡一声接一声，

    不断地唱出报晓的啼鸣。

    在这丈量过的国有墓地，

    到处都是死一般的静寂，

    看着我已经逝去的面庞，

    掘个墓穴比照我的身量。

    你们大家都会亲耳听见，

    一个平静的声音在身边，

    那是已经预知天意的我，

    说话的嗓音丝毫没有变：

    “永别了，在基督变容节

    和救主节这晴朗的一天，

    请用那女性温柔的手掌，

    最后抚平我命运的创伤。

    “永别了，多年不幸时光：

    女人的变幻莫测的召唤，

    无止境的卑微还有低贱，

    一生我都在充分地承担。

    “永别了，伸展宽阔翅膀，

    为的是勇敢自由的飞翔，

    伴送着世间的创造之神，

    还有那应验的言语篇章。”

    冬之夜

    没有了任何分界，

    天地之间是一片白。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像那夏日的蚊虫，

    一群群地追逐亮光，

    团团的雪花扑向门窗。

    风雪在窗面凝挂，

    结成圈圈道道冰花。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烛光映照在屋顶，

    投去手足交叉的影，

    那是结合一起的运命。

    脱下的两只小鞋，

    落到地面发出轻响，

    几点烛泪滴落衣裳。

    一切都已经消失，

    风雪的夜是一片白。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灯火在风中摇荡，

    诱惑的天使在飞翔，

    展开那两只爱的翅膀。

    整个二月是这样，

    天地之间是一片白，

    桌上燃起了蜡烛一台。

    分离

    他从门槛上向里张望，

    认不出这就是家。

    她的离去就像是逃亡，

    把凌乱痕迹留下。

    这儿一切都是乱糟糟，

    看不出怎样才好，

    因为两眼布满了泪痕，

    只感觉头脑昏沉。

    圣诞夜的星(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

    那是个冬天。

    风来自草原。

    山坡上的一个洞，

    里面的婴儿受冻。

    健牛用呼吸

    暖他的身体，

    一些家畜也在洞里，

    马槽上散出温暖的气息。

    牧羊人抖动皮衣，

    甩掉草屑和谷粒，

    睡眼望着夜半的远方，

    背靠着峭壁。

    那是一片旷野，

    白雪覆盖了村舍和篱墙，

    墓碑歪斜地立在雪中，

    头上是满天繁星。

    仿佛就在近旁，

    打更人的窗台上，

    一盏小小的灯碗，

    通伯利恒的路闪出星光。

    这星燃出的火，

    仿佛烧起了草垛，

    又像是起火的谷仓，

    但远离上帝的天堂。

    这星向上腾飞，

    带着炽热的谷草灰，

    整个的宇宙天庭，

    都被这新星惊动。

    越来越旺盛的火，

    似乎为了什么在减弱，

    随着天意的安排，

    三颗小星匆匆赶来。

    配了挽具的驴和驼队，

    就在后面跟随，

    它们戴了足够的贡献，

    迈着碎步走下山。

    这奇迹般的一切，

    未来都要变换地出现：

    包括几代人的思想和希望，

    还有将来的博物馆和画廊，

    相逢

    大雪封了路，

    埋住了幢幢房屋。

    　我要去暖暖两只脚，

    你刚巧就倚在门后。

    　不曾戴着帽，

    　也没有穿上套靴，

    　为了冷却。心的激动，

    　你口含了冰凉的雪。

    　树木和篱栅，

    　隐没在远方雾中。

    　大雪纷飞凛冽的天，

    　只有你站在墙角边。

    　雪融在发辫，

    　湿透了领口农边，

    　晶莹的露珠一点点，

    　在你头上一闪一闪。

    　一绝淡黄发，

    　在你的额边斜挂，

    发辫衬着你的面颊，

    全身都裹在大衣下。

    雪湿了睫毛，

    眼里是悲伤情调，

    整体的你如此匀称，

    仿佛一块碧玉雕成。

    像是一块铁，

    也是炼好的合金，

    命运让你握在手中，

    在我心上划一刻痕。

    深深的刻痕，

    永远印上你全身，

    因此一切都无所谓，

    尽管人世残酷无情。

    同样的原因，

    这个雪夜加倍长，

    我不能划一条界限，

    割断在你和我之间。

    你我何处来，

    有谁能说个明白？

    尽管留有闲言碎语，

    那时我们已不存在。

    圣诞夜的星

    那是个冬天。

    风来自草原。

    山坡上的一个洞，

    里面的婴儿受冻。

    健牛用呼吸

    暖他的身体，

    一些家畜也在洞里，

    马槽上散出温暖的气息。

    牧羊人抖动皮衣，

    甩掉草屑和谷粒，

    睡眼望着夜半的远方，

    背靠着峭壁。

    那是一片旷野，

    白雪覆盖了村舍和篱墙，

    墓碑歪斜地立在雪中，

    头上是满天繁星。

    仿佛就在近旁，

    打更人的窗台上，

    一盏小小的灯碗，

    通伯利恒的路闪出星光。

    这星燃出的火，

    仿佛烧起了草垛，

    又像是起火的谷仓，

    但远离上帝的天堂。

    这星向上腾飞，

    带着炽热的谷草灰，

    整个的宇宙天庭，

    都被这新星惊动。

    越来越旺盛的火，

    似乎为了什么在减弱，

    随着天意的安排，

    三颗小星匆匆赶来。

    配了挽具的驴和驼队，

    就在后面跟随，

    它们戴了足够的贡献，

    迈着碎步走下山。

    这奇迹般的一切，

    未来都要变换地出现：

    包括几代人的思想和希望，

    还有将来的博物馆和画廊，

    诱人的巫术和美女的轻狂，

    世上的圣诞树和孩子们的梦想。

    跳动的烛火连成一线，

    法衣的彩绣烟熔生辉—…·

    草原的风狂暴肆虐……

    苹果树和金光菊风中摇曳。

    赤杨林遮住了一角池塘，

    从这里可以看到另一角，

    但要越过树顶和白嘴鸦巢。

    驴子和驼队沿着池塘前进，

    一旁跟随着牧人。

    “来吧，一同去向神迹祈祷。”

    牧人说着掀开御寒的皮袄。

    雪地上疾走发出了热，

    赤裸的双脚匆匆踏过，

    足迹指向一座小屋，

    牧羊大轻轻叫个不住，

    似乎在担心迷途。

    这一夜冷得出奇，

    一个人肩上的落雪成堆，

    他总是悄悄地混进驼队。

    牧羊犬警觉地把脚步放慢，

    等待着主人和可能的灾难。

    同是这一条路径，

    几名天使也在行进，

    他们的身影虽然隐去，

    雪地上依然留下足迹。

    人群吵嚷着站在巨石前，

    曙光照出了红松的树干。

    “你们是些什么人？”马利亚在发问。

    “我们是牧羊人，是上天指派，

    送来对你和他的赞美，是目的所在。”

    一都进去不可能，请在外面稍待。”

    黎明前灰黑的昏暗当中，

    赶牲口的和牧羊的聚集着在骂。

    步行人和骑手对骂着开起玩笑，

    驴子和驼队在饮水槽前嘶叫。

    提慢的天色开始放明，

    空中消失了最后的星。

    术士受马利亚的召请，

    走进神奇的岩洞。

    他安睡在橡木的马槽，

    光辉的全身像月光普照。

    驴子和健牛的嘴唇，

    代替了温暖的银褓。

    阴影里站立的畜群，

    似乎耳语着分辨人的声音。

    马槽左边站定的一个人，

    伸手把术士报到一旁，

    他转身回首张望：

    天边那颗圣诞的星，

    像临门的佳宾把圣婴照亮。

    黎明

    是你主宰了我的命运。

    后来爆发了战争，

    一切的一切都烧净，

    得不到你丝毫音讯。

    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多年后使我震惊。

    整夜读着你的遗训，

    似乎从昏厥中苏醒。

    我非常想要走进人群，

    和他们迎接黎明。

    我愿把一切都奉献，

    把大家都拥在膝前。

    我沿着阶梯飞快地跑，

    像初次得到逍遥，

    奔向那雪盖的街头，

    踏上那结冰的大道。

    到处飘起清早的炊烟，

    饭后都赶向车站。

    城市完全变了模样，

    只不过几分钟时间。

    鹅毛一样的浓密雪片，

    像帷幕挂在门前。

    为了抓紧分秒时间，

    大家不曾从容进餐。

    我几乎为所有人担忧，

    仿佛他们的骨肉。

    我愿像雪一样融化，

    像这清晨紧锁眉头。

    和我同在的无名无姓，

    不论是妇老儿童。

    他们都已把我战胜，

    我的胜利就在其中。

    　神迹

    他走的是去耶路撒冷的路，

    。心中充满预感的痛苦。

    峭壁上的树丛已经烧光，

    火后的烟雾凝聚在茅屋上，

    无声的苇丛呼吸着炽热的空气，

    死海泛不起一丝涟海。

    胜过海水的苦涩他已饱尝，

    彩云伴着他在这土路上奔忙，

    去耶路撒冷城寻一家栈房，

    门徒在那里期待着探望。

    他深深沉入自己的思索，

    无力地把长满苦艾的田野走过。

    仁立在寂静之中的只他一人，

    这一带到处昏昏沉沉。

    干旱和沙漠已混杂在一起，

    还有那泉水溪流和渐锡。

    不远处有一株挺拔的树棵，

    那是只有枝和叶的无花果。

    他问树说：“你生来对人何益？

    光秃的枝干有什么乐趣？”

    “我又机又渴，你却无花无果，

    和你相遇令人无可奈何。

    啊，你无才无学真晦气！

    让你一生永远如此站立。”

    这树因受责而周身颤抖，

    又像是通过了一道电流，

    顷刻间化为乌有。“

    你或许会找到闲暇时光，

    深入自然规律的殿堂，

    读懂这枝干茎叶的文章。

    然而神迹终归是神迹，

    神迹也就是上帝。

    每逢惊慌失措或遇到危机，

    他会来得出其不意。

    　土地

    春天似乎杂乱无章，

    匆匆闯进莫斯科的住房。

    橱后飞出的虫蛾，

    爱停留的是件件夏装，

    快把裘农收进木箱。

    阁楼的木板，

    一排排盆栽的紫罗兰，

    人们的呼吸更加顺畅，

    屋子里飘散着泥土香。

    泥泞的街巷和源脱的窗，

    短暂的白夜和晚霞的光，

    在莫斯科的河边，

    这是不能错过的景象。

    发生在户外的音响，

    也回响在走廊，

    那是四月的雨滴，

    送来点点偶然的消息。

    四月的故事是一条长河，

    把人间的痛苦诉说。

    篱栅凝住了霞光，

    时间在这里倘佯。

    无论空旷的田野，

    或是舒适的厅堂，

    到处是无数的灯光，

    空气也变得异样。

    在那街道和工场，

    泥泞的路和檐下窗旁，

    稀疏的柳枝把嫩芽催放。

    远方的雾中谁在哭诉，

    苦涩的气息来自腐熟的土？

    须知这就是我的使命，

    为了这隔阂不生出寂寞，

    为了这自由的土地不唱出悲歌。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早春的朋友和我相聚。

    我们的相会是为了分手，

    我们的欢宴是为了留言，

    让那苦难的暗流，

    温暖生活的冷酷。

    　受难之日

    那是最后的七天，

    他来到耶路撒冷，

    身后有手举橄榄枝的人群，

    迎面一片祈祷的呼声。

    严酷的日子一天胜似一天，

    慈爱已经脱离心间，

    到处是横眉怒眼，

    历史翻到了最后一篇。

    铅灰色的天，

    在这城的上空高悬，

    法利赛人在寻找罪证，

    狡猾的犹拉在他们面前。

    邪恶的力拥进神殿，

    把他交付露贼审判，

    先前的歌颂和礼赞，

    变成了诅语咒言。

    外乡的人聚成了群，

    窥望着拥在殿门，

    大家都等待着结局，

    推操着前拥后挤。

    悄悄的耳语在流传，

    都是四面八方的谣言。

    唤起了儿时的记忆，

    那是逃亡去到埃及。

    有人说起了那片土坡，

    还有悬崖边的沙漠，

    撒旦在那里施了诱惑，

    　应许给他世上的万国。

    也提到了道南的喜宴，

    神迹曾显现在席间，

    他履海如平地，

    从容登上了小船。

    穷苦的人聚了一群，

    捧着蜡烛来到坟莹，

    奇景吓灭了烛火，

    复活的他正在起身……

    二十三

    　忏悔的女人

    （之一）

    死神入夜就要光临，

    这是我一生的报应。

    荒唐放荡的回忆，

    会啮咬我的心灵。

    被玩弄于男人的股掌，

    我曾愚蠢而疯狂，

    欢乐在繁华的街上。

    坟墓的寂静到来之前，

    只有不多的时间。

    当我走近生命的边缘，

    愿剖开肺腑心肝，

    呈献在你面前。

    啊，我的导师和救主，

    多么渴望那片乐土。

    受我的引诱而来的人，

    像是被罗网缠身，

    永远等不到我的音讯。

    假如在众人眼中，

    苦痛使我与你同在，

    宛如幼芽与母本不可分开，

    那么罪恶、毁灭与地狱之火，

    又会意味着什么？

    我主耶稣，

    你一旦双膝跪倒，

    我会把木十字架拥抱，

    若是将你埋葬，

    我将无知无觉倒在你身旁。

    　忏悔的女人

    （之二）

    节日前都在清扫，

    我离开这嘈杂与喧闹，

    用一桶尘世的水，

    洗净你的双脚。

    我找不到床下的软靴，

    只因两眼噙满了泪水，

    还有那散开的发卷，

    这在我眼前。

    主的双脚落在我裙边，

    挂上我的项链，

    沾满泪痕一片，

    垂发掩住泪眼。

    我看到了未来清晰图景，

    恰如你所规定。

    我已有预言的才能，

    学会了女巫的本领。

    教堂的帷幕明天就要落下，

    我们都会被抛到一边，

    大地要在脚下震颤，

    也许为了我的可怜。

    送葬的人重整队形，

    骑在马上的各奔回程。

    仿佛起了一股龙卷风，

    十字的木架要挣向天空。

    爿、倒在你受难的十字架下，

    我无言地紧咬双唇。

    你双手拥抱了众人，

    如今在十字架两端平伸。

    客西马尼的林园

    远方闪烁的群星，

    无意照亮蜿蜒的路程。

    小路盘旋在橄榄山，

    脚下水流急湍。

    芳草地中断在半途，

    后面开始的是银河路。

    亮灰色的橄榄果，

    要拼命乘风举步。

    尽头就是那沃土的林园，

    他吩咐门徒留在墙边：

    “我的心万分悲痛，

    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

    无所不能地显现神迹，

    他已从容地放弃，

    如同拒绝了高利借贷。

    如今已经和我们一样，

    无需任何赎买。

    遥远的夜，

    已是一片空幻，

    茫茫的虚无缥缈间，

    只有这一处可住的林国。

    眼望这昏暗的虚空，

    既无始也无终，

    他极力祈求天父，

    把这苦林免除。

    祈祷减轻了倦怠，

    他又一次来到园外。

    但门徒已被困乏战胜，

    纷纷倒在路边草丛。

    他把众人唤醒：

    “天父让你们与我同在，

    却睡在这里一动不动。

    太子的时刻已到，

    他已被卖在罪人手中。”

    话音刚刚落下，

    出现了流浪的奴仆一群，

    他们手持刀剑棍棒，

    前面的犹大是带路人，

    准备好出卖的一吻。

    彼得拔剑和暴徒对抗，

    一人的耳朵被砍落地上。

    他的声音响在众人耳旁：

    “收起你的剑，

    刀枪解决不了争端。

    “难道不能请求我的父，

    派来无数的天兵相助？

    仇敌那时就会四散奔逃，

    不会损害我丝毫。

    “生命的诗篇己读到终了，

    这是一切财富的珍宝。

    它所写的都要当真，

    一切都将实现，阿门。

    “请看，眼见的这些

    都应验了箴言，

    即刻就会实现。

    为了这警喻的可怖，

    我愿担着苦痛走向棺木。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附录

    蓝英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

    去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远东大学任教。五年前我曾在这所大学任教过两年。那时苏联开始解体，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我被各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弄得眼花镜乱，整天看报看电视，两年内竟未读过一部文学作品，回想起来觉得白白浪费了许多时光。这次决意不看报，不看电视，教学之余只读文学作品。一天下课回宿舍，路上碰见五年前结识的一位俄国朋友。他大概觉得我对俄罗斯形势的兴趣不减当年，一见面便把手里的仍紧急报》塞给我，让我快回宿舍看。午休时候我随便翻了一下，是九月十五日的报纸，刚到的，都是竞选国家杜马的消息，刚想放下，一条消息映入眼帘：奥莉加·伊文斯卡妞九月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口气读完这篇报道。伊文斯卡妞是帕斯捷尔纳克晚年的知音，创作的缓斯。十几年前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记得译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暴风雪袭击旷野中久无人住的住宅，四周渺无人迹，只有四只狼对着窗内的灯光嚎叫。栖身在屋内的日瓦戈医生和拉拉陷入绝境，等待着他们的不是逃脱便是死亡。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两颗相爱的心互相温暖、支撑。拉拉的原型便是伊文斯卡妞，日瓦戈同拉拉的爱情便是诗意化的帕斯捷尔纳克词伊文斯卡歧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出身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即所谓的同路人。但不知为何他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榜样。但这并未改变作协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是前拉普成员便是他们的支持者。自一九三五年起，斯大林用死了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三八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圈子里便完全孤立。无产阶级作家不屑同他交往，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与他同属异己的作家也不敢同他交往。例如，同他教养相似的阿赫玛托娃因丈夫和儿子被捕自身难保，怎敢再连累他。在家庭中，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孤独。第二个妻子奈豪斯虽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渐渐干涸，亟待友人理解的甘露。不久二战爆发，他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同绥拉菲莫维奇一起上前线，并获得一枚奖章，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孤寂。战争胜利后他渴望新鲜空气吹进苏联，曾令人民胆战心惊的清洗、镇压不再重演。一九四六年，他乘着这股清新的风开始写《日瓦戈医生》。就在这一年，他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编辑部里结识了伊文斯卡如。伊文斯卡妞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妞热爱的诗人、崇拜的偶像。她亲眼见到他激动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也被伊文斯卡妞超尘拔俗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目光一接触便激起心灵的火花。帕斯捷尔纳克几天后便把自己所有的诗集签名赠给伊文斯卡妞，并请她到世界著名钢琴家尤金娜家听他朗读《日瓦戈医生》的前三章。伊文斯卡妞觉得，第二章《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中的拉拉的气质同自己非常相似。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便以她为原型塑造拉拉，把伊文斯卡妞的经历也写入这个形象。伊文斯卡妞第一个丈夫是在大清洗中被迫自杀的，第二个丈夫病故，她同女儿伊琳娜相依为命。拉拉的丈夫也是被迫自杀的，她也同女儿卡佳厮守在一起。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妞在《新世界》编辑部的邂逅，改变了他们两人的命运，使伊文斯卡妞历尽磨难，把帕斯捷尔纳克过早地送入坟墓。一九四六年伊文斯卡妞三十四岁，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未阻碍他们相爱。一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对伊文斯卡妞说：“我对您提出个简单的请求，我要同您以‘你’相称，因为再以‘您’相称已经虚伪了。普希金没有凯恩。心灵不充实，叶赛宁没有邓肯写不出天才诗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伊文斯卡妞便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相爱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超过苏联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多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他的作品选入中学文学课本，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可国外却没人听说过他们、但欧洲文化界都知道苏联有个帕斯捷尔纳克。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必然招致作协领导人的嫉妒。他们想出种种压制帕斯捷尔纳克的办法，不发表他的作品，迫使他向他什1靠拢、低头。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见诗作无处发表，便译书维持生计。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威望反而增高。为制服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四七年，苏联莎士比亚研究者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译文横加挑剔，致使已经排版的两卷译文无法出版。同年三月，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文，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未能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然而，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我行我素，不买作协的账，除继续译书外、潜心写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把写好的章节读给邻居楚科夫斯基、伊万诺夫和伊文斯卡妞听。有时，他还在伊文斯卡姚家给她的朋友们朗读。作协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阻止他写《日瓦戈医生》，想出一个狠毒的办法，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逮捕了伊文斯卡妞，罪名是她伙同《星火画报》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伊文斯卡妞与此事无关，逮捕她的目的是为了恫吓自己，迫使他放弃《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无力拯救自己。心爱的人，除悲愤和思念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小说写作中。他被传唤到警察局，民警把从伊文斯卡妞家中抄出的他的诗集退还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取，声明诗集是赠给伊文斯卡妞的，已不属于他，应归还原主。帕斯捷尔纳克的倔强态度使监狱里的伊文斯卡妞受罪更大。审讯员对她连轴审讯，让耀眼的灯通宵对着她眼睛，不让她睡觉，一直折磨她三天三夜，逼她交待“犹太佬”的反苏言行。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人，审讯员都管他叫“犹太佬”。为了压下她的“气焰”，审讯员把她关进太平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已死，她还顶什么？伊文斯卡妞一人在几十具蒙白布的尸体之间并不害怕，—一揭开白布，发现没有自己的爱人，反而增加了对抗的勇气。这时，审讯员发现她怀有身孕，不再审讯她，把她送入波季马劳改营。她同其他女劳改犯用铁镐刨地时流产了，这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妞在劳改营里关了五年，一九一五三年才被释放。伊文斯卡妞在劳改营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她联系，每次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便痛不欲生，写了不少思念她、赞美她的诗：

    我们常无言对坐到夜深，
    你理头女红我手捧书本，
    直到天明我竟未发觉，
    记不清河时才停止接吻。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你为我阻拦了绝望之路，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伊文斯卡妞释放后，帕斯捷尔纳克急于见她又怕见她，五年的折磨不知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帕斯捷尔纳克见到伊文斯卡妞后惊喜万分，劳改非但未摧毁她的精神，也未改变她的容颜，依然楚楚动人。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伊文斯卡还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决支持者。拉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伊文斯卡妞的亲身经历丰富了拉拉的形象。形象原型参与塑造形象在文学史上也属罕见。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妞承担。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奈豪斯无法胜任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医生对妻子东尼妞和拉拉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同她离异，因此也无法同伊文斯卡妞正式结合。

    一八五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手机TXT小说下载网|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如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他同帕斯捷尔纳克洽商时，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妞又去找文学出版社商议，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以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这时，被称为“灰色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赛尔特里内利索回原稿。帕斯捷尔纳克照苏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请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出面干预，因为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没料到赛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退党，并在一九五七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一九五八年西方最畅销的书。苏联领导人发怒了。大概不完全由于小说内容，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没读过这本书，而是由于苏斯洛夫亲自出马仍未能阻止小说出版丢了面子。就其暴露苏联现实的程度而言，《日瓦戈医生》不如一九五六年在国内出版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为何容忍杜金采夫却不容忍帕斯捷尔纳克？读过手稿的西蒙诺夫、赛定等人愤怒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作品，当然还夹杂着嫉妒等感情因素。至于广大群众则因为领导人愤怒而愤怒，这已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党一直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他们相信领导人的每句话。总之，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报刊连篇累股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是没一位文章作者读过这本小说。许多作家本来就同他关系疏远，现在躲避惟恐不及，只有几位老作家见面同他打招呼。他大部分时间都同伊文斯卡妞在一起。她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预言小说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劝他原谅现在反对他的人，并挺身而出，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伊文斯卡妞被苏斯洛夫召到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对她厉声申斥，并追问帕斯捷尔纳克同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的关系。伊文斯卡妞一口咬定手稿是她转交的，同帕斯捷尔纳克无关，帕斯捷尔纳克得知后坚持先在国内出版。苏斯洛夫召见伊文斯卡妞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进入新阶段，一些天真的学生还到帕斯捷尔纳克住所前骚扰，使他终日不得安生。伊文斯卡妞找到同上层关系密切的赛定，向他郑重声明，如果继续骚扰帕斯捷尔纳克，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便双双自杀。她的威胁果真发生作用，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短暂的安宁。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当晚，楚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两家邻居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向他祝贺。次日清晨，第三个邻居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不理睬正在厨房准备早餐的奈豪斯，径直上楼走进帕斯捷尔纳克书房，逼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然作协将开除他会籍，并让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走一趟，苏共中央文艺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发表声明，也不肯同他去见波利卡尔波夫。费定急忙回去向波利卡尔波夫汇报。奈豪斯见费定匆忙离去，脸色阴沉，连忙上楼看丈夫，只见帕斯捷尔纳克晕倒在地板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始终未屈服。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

    “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入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转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辞而过了几小时，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奶通过电话后，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与此同时，他也给党中央发了份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妞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

    帕斯捷尔纳克为了悍卫荣誉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荣誉在爱情面前却黯然失色。为使伊文斯卡妞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一切都在所不惜。

    然而一切都晚了，听命于领导的群众在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的煽动下，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示威，用石块打碎门窗玻璃，呼喊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口号。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声称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被驱逐出境。在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一做不振。他孤独地住在作家村，心脏病不时发作，很难出门。奈豪斯不准伊文斯卡妞进他们家门，他们两人极少见面，甚至无法互通消息。一九六O年五月三十日，帕斯捷尔纳克涛然逝世。官方当然不会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报上只发了一条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连他是诗人、作家都不承认了。但他的诗歌爱好者们在作家村贴出讣告，民警揭掉后又重新贴上。帕斯捷尔纳克下葬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人到他的住宅同他告别。奈豪斯不准伊文斯卡妞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妞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枢。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但她万万没料到等待着她的是更大的磨难。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伊文斯卡妞同二十岁的女儿伊琳娜同时被捕，罪名是向国外传递手稿并领取巨额稿酬。伊文斯卡妞除了在莫斯科给意大利出版商看过《日瓦戈医生》手稿外，从未向国外传递过任何手稿，至于稿酬则更是一戈比也未领取过。当局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气都撒在伊文斯卡妞身上，她被判处四年徒刑，伊琳娜两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伊文斯卡妞才被释放。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相爱了十三载，共同经历了人生旅途的惊风骇浪。她把这一切都写入了回忆利时间的俘虏》中。书名取自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六年所写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3-5

    第三章

    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几天，一年中开始暖和的日子，而送来的却是春的虚假的信息，每年在这以后还会急剧地冷起来。

    格罗梅科一家正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在这幢住户大大增加、人数比街上的麻雀还要多的楼里，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好像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反对迁移。他并不干预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这种多此一举的行动不会实现，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颇有进展并且接近于完成，于是就到了必须认真地谈一谈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都认为我不对，我们还是应该走？”他用这句话讲完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接过话头：

    “你说是再勉强凑合一两年，那时候调整好了新的土地关系，可以在莫斯科郊区申请一块地，开个菜园子。不过当中这一段日子怎么过，你并没说出个主意。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的事，想听的正是这个。”

    “完全是说梦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支持女儿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意了。“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因为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儿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在瓦雷金诺住过的三个人当中，妈妈和祖母两个人已经去世，剩下的第三个人就是祖父克吕格尔，他如果活着也准会在铁廖后面当人质。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厂方面做了一些手脚，装作把它们卖给了某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或银行，也许和什么人象征性地办了过户手续。对这些勾当，我们谁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谁的，我指的不是那该死的所有权，而是谁在照管？哪个机关负责？林木有没有砍伐？工厂还开不开工？最后，那地方是谁的政权，等我们到了以后又会变成谁的政权？

    “对你们来说，米库利钦就是救命的寄托，这是你们常爱提到的人。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位老管家还健在，而且照旧住在瓦雷金诺？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说出这个姓名才让我们记住了以外，对这个人还了解什么呢？

    “不过还争论这些干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我也同意。现在就是需要弄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不要再拖了。”

    为了办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去了。

    直穿大厅的一条两边有栏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讲话，声音都异乎寻常地高，毫不考虑在共鸣很强的穹顶下面会造成多么大的回声。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因为医院超员，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遇到过必须如此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种不幸的人会有这么多，而且车站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每天都得来看看。现在车次很少，要碰机会。事情明摆着……（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点什么打点打点。不花钱就走不了。哦，就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咙）这可是宝贝。”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两方面都给了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可以到刚设立的第一个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券。

    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医生和岳父穿过教堂的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没有门槛就从地面逐渐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展宽了的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拦了一条长柜台，旁边站着一个神态安详的保管员，正在不紧不慢地称发食品，发过的就挥动铅笔从单于上划掉，偶尔离开一会儿去库房取货。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拿出你们盛东西的口袋。”保管员很快地看了一眼医生和教授的单子，就对他们说。他们看着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的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着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然后每个人又给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到家以后才知道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几乎都要瞪了出来。

    女婿和丈人尽快把许多小口袋捆成两个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了。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为可以享受一点口腹之乐，而是意识到他们并非庸碌无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年轻主妇东尼娜的夸奖，能让她领情。

    男人们一天到晚忙着去各有关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和保留现在住的这几间屋子的契约，这时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家里挑选应该打点的东西。

    在目前登过记属于格罗梅科一家的这三间房子里，她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每当要把随便一件什么小东西放到应该带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没完没了地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当作交换手段去使用。

    从敞开的小气窗吹进来的春风，带着点地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味道。院子里有鸡在叫，还听得见玩耍的孩子们的说话声。房间通风的时间越长，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天穿的那些旧衣服就发散出更浓的樟脑丸的气味。

    至于说什么东西应该带着走，什么东西不能带，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来的，在留下来的熟人圈子里依旧照办。

    这些嘱咐都是简短的、非照此办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现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子里，以至于她在想象中似乎随着院子里麻雀的叫声和做游戏的孩子们的喧嚷都能听得到，又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类的东西，”想象中的声音说，“最好裁开，木过路上要检查，这也危险。最可行的办法是弄成一块块的，做成把毛边缝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可以带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顶好是穿得木太旧的上衣。不值钱的、分量重的东西越少越好。因为经常要靠自己拿，别想带什么篮子、箱子。这些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动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最有用，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不过也有很大的风险。钱要带二十或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办的还是证件。”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注意事项。

    出发的前一天刮起了暴风雪。风把一片片灰云似的飘荡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后又变成一股股白色的气旋降落到地上，飞入黑暗的街道深处，给街道铺上一条白色的被单。

    屋子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照看这几间房屋和里边留下的财物的事，托付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去年冬天通过他们卖了些旧破烂和用木着的家具，换来了劈柴和土豆，这样才同他们认识的。

    这事不能指望马克尔。他现在把民警局当成了自己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虽然没有控诉过去的房主格罗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后来却责怪他们以往这些年总是让他无知无识，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成的。

    叶戈罗夫娜的这两位亲戚，男人过去是商业部门的职员，这时正由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领着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捐给他们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同他们一起把柜橱的门打开又关上，把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什么都要教给他们，一切都要解释清楚。

    房间里的桌椅都推到墙边，路上带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户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风雪要比那为了防寒把门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更加无阻拦地从外面窥视着空落落的房间。这就使每个人都回想起来一点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童年和母亲的死，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到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逝世和葬礼。一切都让他们觉得这是今后再不会见到的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想错了，不过，当时是在不愿让对方伤心而彼此都不承认的迷们心情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顾在这个屋顶下所过的生活，都强忍着在眼睛里打转的眼泪。

    但这并没有妨碍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的礼节。她不断地同受托照管房屋的那个女人交谈。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住地夸大她帮忙的意义。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们的关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间去一下，从那里一会儿给这个女人拿出一块头巾、一件女短衫，一会儿又拿出一块印花布或薄绢，当作礼物送给她。所有这些东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衬底上面带白格子或白斑点的，仿佛是雪地里黑暗的街道衬托着砖墙上一个个白色的楼空方格，在这临别的夜晚注视着没有遮挡的光秃秃的窗户。

    天刚蒙蒙亮他们便上火车站去了。这幢房子里的住户都还没有起床。住在这儿的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最爱凑热闹，这时挨家挨户跑着敲那些还在睡觉的人家的门，一边喊着：“注意接，同志们！去告别吧！快点，快点！先前在这儿住的格罗梅科一家子要走啦。”

    出来送行的人拥到墙边和备用楼梯的遮檐下面（楼前的正门现在一年到头都上了锁），贴着台阶围成半圆形，仿佛聚在一起照集体相似的。

    不住打哈欠的人们佝偻着腰，免得技在肩上的单薄的短大衣滑下来，一面哆哆咦噱地倒换着匆忙中套上毡靴的光脚。

    在这个见不到一滴酒星地的时期，马克尔居然能灌得烂醉如泥，现在像是被砍倒了一样，瘫倒在楼梯栏杆上，让人担心会不会把栏杆压断。他自告奋勇要把东西送到车站，遭到回绝还生了气。他们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的纠缠。

    天还没有亮。雪在无风的空中下得比头天晚上更加稠密。鹅毛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在离地不远的空中停滞一会儿，似乎对是否降到地面还迟疑不决。

    从巷子里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色亮了一些。飘着的雪像一面白色的蠕动的帘幕悬挂在街道上方，它那毛边的下端摆动着，和那些行人的脚混在一起，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从西夫采夫走来的这几个赶路的人，迎面没有遇到任何人。不久，一辆像是在湿面粉里滚过的沾满雪的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驾车的驾马也是满身白雪。讲妥了只用当时值不了什么的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价钱，马车就连人带东西都装了上去，只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外，他要求不带行装徒步走到车站。

    在车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父亲已经站到挤在两排木栏杆里的数不清人数的长队里。如今不是从月台上车，而是从离这儿差木多半俄里远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因为要清理出靠近站台的通道人手不够，车站周围的一半地面上都是冰和污物，机车也不开到这儿来。

    纽莎和舒罗奇卡没有和妈妈、外祖父一起站在长队里。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进口处外面的大遮檐下边走来走去，只是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是不是该和大人们呆在一起了。他们两个人身上发出很浓的煤油味儿。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在他们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到丈夫赶到，连忙朝他招手，但是没让他走过来，而是从远处喊着告诉他在哪个窗口办理出差证件。他于是就朝那边走去。

    “拿来看看，给你盖的是什么章。”刚一回来，她就问他。医生从栏杆后边递过来几小张折起来的纸。

    “这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后面的一个人，从她肩上看清了证件上加盖的印鉴以后说。站在她前面的另一个了解在各种情况下的一切规章、通晓刻板法令的人，更详细地作了解释：

    “有了这个图章，您就能要求在高等车厢，换句话说就是在旅客车厢给座位，只要列车挂上了这种车厢的话。”

    这立即引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要等一等，高等车厢得到前面去找。人真是太多啦。现在能坐到货车的缓冲器上，也得说声谢谢。”

    “这位出公差的先生，您别听他们的。您听我给您说说。现在已经取消了单一编组的车次，只有一种混合的。它既是军车，也是囚车，既能拉牲口，也能装人。舌头是软的，随便怎么说都行，不过要是让人家明白，就应该给人家讲清楚。”

    “你可真能解释，够得上是个聪明人。他们拿到了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你应该替他们往下一步多想想，然后再说话。这么显眼的身份，难道能上那个车厢？那节车上坐的都是部队的弟兄们。水兵不只是眼光老练，腰带上还有枪。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有产阶级，何况还是原先老爷堆里的医生。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要不是又有了新情况，这番对医生和他～家人表示同情的议论不知道还会扯到什么地方去。

    候车的人群早就透过车站的厚厚的窗玻璃把目光投向远方。长长的月台上的遮檐只能让人看到远处线路上的落雪。在这么远的距离，雪花看起来像是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落下去，好像是沉到水里喂鱼用的面包渣。

    早就有一群群的人和单个的人朝很远的地方走去。当走过去的人为数不多的时候，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雪花帘幕的后面，让人以为是些铁路员工在检查枕木。可是他们～下子聚成一堆。在他们要去的远处腾起了机车的烟雾。

    “开门，这帮骗子！”排队的人吼叫起来。人群拥上来靠到门前。后面的开始向前边拥挤。

    “瞧他们干的好事！这里用墙挡着，那边不排队就绕进去啦！人家一会儿就把车塞得满满的，我们还像绵羊一样站在这儿！开门，鬼东西！我们砸门啦！喂，伙计们，用力挤，加油！”

    “傻瓜，你们羡慕什么人呢？”那位无所不知的懂法律的人开了口。“那帮人是从彼得格勒押解来眼劳役的。原先派到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往东部前线赶。不是自愿的，有押送队。去挖战壕。”

    路上已经走了三天，不过离开莫斯科并不远。沿路一片冬日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的屋顶都理在雪下。

    日瓦戈一家幸运地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是一扇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一家人坐在一起，没有分开。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头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女人们举到车厢上，车厢边沿上有一扇沉重的活动拉门。上路以后，女人们开始逐渐适应，自己也能爬上这辆取暖货车了。

    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这些车厢就像是装上轮子的牲畜栏。照她的想法，这种小笼子似的东西，一碰撞或者震荡肯定就要垮掉。但是一连三天在行进途中经过改换方向和弯道、岔道前后左右的晃动，整整三天车厢下面的轮轴像玩具鼓鼓相似的敲敲打打，火车还是顺顺当当地行驶，说明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担心毫无根据。

    由二十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日瓦戈一家坐的是第十四节），只能有一部分，或是车头，或是车尾，或是中间的几节，能靠

    近沿路那些很短的站台。

    前边的一些车厢坐的是军人，中间的是普通乘客，尾部是征集来服劳役的。

    后一类乘客将近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

    职业。

    这一类形形色色的乘客占了八个车厢。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人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邀靶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

    修道土。

    第一种人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炉子坐在立放着的短圆木桩上，彼此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谈笑。这些人都有各种关系。他们并不灰心丧气，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在途中就可能得到赦免。

    第二种人穿的是高筒靴和开襟的长袍，或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闷热的取暖货车的稍稍推开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和栏在门前的横杠，阴郁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没有所需要的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所有这些人并没有都坐上规定的车厢。一部分散在列车的中部，和普通乘客混在一起。第十四节车里就有这类人。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的时候，她总要从上铺位垂下头，从开着的门缝看看远处出现的停车点，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可换，值不值得从铺位上下来到外面去。

    这一次也是如此。减慢的车速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取暖货车在许多条道岔上颠动着，说明这是一个大站，停车时间不会短。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错曲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理了埋头发，然后把手伸到装东西的口袋里，从底下翻出一条大毛巾，上面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一些弧形线条和几个车轮。

    这时候医生也醒了，他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下来，然后帮着妻子从铺位上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几声汽笛和闪过的灯光之后，打开的车门外面已经出现了车站的树木，上面压着一层沉甸甸的积雪，挺拔的枝干像捧着面包和盐似的迎向列车。车还开得很快就首先跳到没有被人踩过的站台雪地上的是那些水兵，他们赶在所有人的前面跑向车站站房的拐角后边，那儿常常是凭借山墙的遮挡而藏着一些出售违禁食品的买卖人的地方。

    水兵的黑色制服、无檐帽的飘带和越向下越肥大的喇叭裤，使他们的脚步显出一种冲击猛进的姿态，让人不得不像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滑雪或滑冰的人那样闪开一条路。

    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威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第十四节车厢里也坐上了几个被征到劳役队的人。看守他们的是个叫沃罗纽克的押送兵。他们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引人注意的有三个人：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的出纳员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小五金店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学徒瓦夏·布雷金；头发已经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在旧时代曾经服过种种的苦役，到了新时期又尝到许多新的滋味。

    这些被征集来的人原本互不相识，只是随着无可选择的机遇凑到一起，一路上才彼此熟悉起来。从车上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学徒瓦夏·布雷金原来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火车就要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普里图利耶夫本是马尔梅田市的小市民，他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脸上有些浅麻点，浑身上下邀迫退遏。他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腋下浸透了汗渍，紧贴在身上，仿佛是女人的长裙上半截紧包住丰满的腰身的那一段。他很少讲话，显得有些迟钝，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心事，一面不住地找两只生有雀斑的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挠出了血。

    前一年的秋天，他在涅瓦大街和铸工街拐角上正好遇到一次街上的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他拿的原来是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的食品供应卡，不过凭这张供应卡从来没领到过任何东西。根据这个就把他扣住了，接着就和许多因同样理由在街上被拦住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用这个办法收拢来的一批人，按照先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开始是要发送到沃洛格达去，后来中途返回，又经过莫斯科派往东部战线。

    普里图利耶夫在路加还有妻子，来彼得堡以前的战前年代，他就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直奔沃洛格达去寻找，打算从劳役队里把他解救出来。可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她的辛苦成为徒劳。如今是一切毫无头绪。

    在彼得堡，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在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他被拦住的时候，刚好他和她在街角才分手，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办事，在铸工路的行人当中，他远远地还能看到她那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个佳古诺娃是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两只很美的手，每逢长叹一口气的时候，背后的一根粗辫子就从这边或那边的肩上甩到胸前。她自愿随车陪送普里图利耶夫。

    在像普里图利耶夫这样有几个女人追求的偶像身上能找出什么美好的地方，也真令人难以理解。除了佳古诺娃之外，在离机车不远的另一节取暖货车上，还有普里图利耶夫另一个相好的——姓奥格雷兹科娃的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轻蔑地管她叫“大鼻孔”和“喷壶”。

    这～对情故水火不相容，都避免直接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到这节取暖货车上来。教人猜不透的是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和自己崇拜的对象见面。也许，在全体乘客一起往车上装木柴和煤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她就满足了。

    瓦夏却另有一番经历。他父亲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开小五金店的叔叔，冬天有一次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他认错了办公室的门，走到指定的那一间的隔壁去了。凑巧那里是劳役委员会的接待室，里边人非常多。等到应召的人数凑足了的时候，来了一些红军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带到谢苗诺夫兵营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押到车站，准备送上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么一大批人被征去的消息在市民当中传开了。第二天，不少家属都到车站去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娘也在其中。

    在车站，叔叔请求卫兵放他到栅栏外边去一会儿，见见自己的妻子。这卫兵就是如今在第十四节车厢押送这批人的沃罗纽克。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同意放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

    瓦夏对换人毫没有存过疑心，发现了这个假把戏以后，不禁痛哭失声。他倒在沃罗纽克的脚下，吻他的两只手，哀求把他放了，但是毫无结果。这个押送兵如此无动于衷并非性格残忍。当时是非常时期，制度是严厉的。押送兵对点过名交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负责的。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现政府的治下，都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他和他们也总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回他也不止一次请押送兵注意瓦夏所处的无法容忍的境况。后者也承认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不过又说在手续方面中途还不能了结此事，只好指望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澄清。

    瓦夏是个五官端正、长相很好的孩子，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少有地喜欢整洁，并能够保持。这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脚边的地上，两手交叉着拢住膝盖，仰起头听他们的谈话。每逢这种时候，从他那忍住眼泪不哭或含笑不露而引起的面部肌肉的动作上，就能判断出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谈话的内容。

    科斯托耶德坐到上铺日瓦戈一家人这里来做客。他滋滋响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的肩肿骨肉。这人特别怕穿堂风和感冒。“怎么一个劲地吹！从哪儿来的风？”他一边问，一边改换坐的位置，想找个避风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坐定了，就说：“这下子行啦。”他啃完了骨头，舔净了手指头，又用手帕擦了手，并且向男女主人道了谢，又接着说道：

    “你们这儿窗缝透风，应该堵上。不过渐渐还是回到刚刚争论的正题吧。您说得不对，医生。油煎兔子肉——这当然是了木起的美味。不过，要是因此认为农村的生活挺不错，对不起，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轻率，这个认识的飞跃也太冒险了。”

    “唉，您先别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反驳说，“请看看这些车站。树木没有被砍掉，栏栅围墙也完好无缺。还有这些小市场！还有那些卖东西的妇女！想想看，这够多么心满意足！有些地方还过着正常的生活，还是有人高高兴兴的。木是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能说明问题。”

    “那好，就算如此吧。不过，这并不真实。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您不妨离开铁路走出一百俄里去看看。农民到处接连不断闹事。您一定要问，他们反对的是谁？既反对白党，也反对红色分子，这就要看是谁掌权(手机TXT小说下载网.整*理*提*供)。您一定又要说，好哇，这种乡下人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敌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的是什么。对不起，您不要过早地得意。他们要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他们要求的完全不是你我所要求的那些。

    “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推翻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所以农村就要作乱，什么地方都不安定。您还在说农民心满意足。老兄，您是什么都不了解，依我看，您也不想了解。”

    “那又怎么样，我当真也不想了解。完全不错。啊，您先别忙！我为什么要全都了解呢，为了这个还得费力气吧？时代共木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现在我也要蔑视一下事实。您刚才说，我的话不符合实际。可是，如今在俄国还有没有实际呢？我认为，实际已经被吓得躲了起来。我宁愿相信农村已经取胜而且正走向繁荣。如果连这一点也是糊涂认识，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将靠什么生活，听信谁的？但是我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手一挥，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和科斯托耶德争论到底，自己挪到铺位边上，探头去看下边的人在干什么。

    在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佳古诺娃和瓦夏几个人正在一起谈话。因为火车离故乡越来越近，普里图利耶夫就说起了到那里去的路途，在哪一站该下车，下一步怎么走，是徒步还是骑马。瓦夏听到说起那些熟悉的家乡村镇，两眼亮闪闪地不断站起身来，兴奋地重复看那些个地名，因为数说这些地名对他来说就已经像是一个神奇的童话。

    “您是在苏霍依渡口下车吧？”他气喘吁吁地问。“那还用说！是我们的会车站！然后，您大概朝布依斯克耶村那个方向去吧？”

    “对，往下就走布依斯克耶土路。”

    “我说的就是它——布依斯克耶乡道。布依斯克耶村，哪能不知道！我们就是从那里拐弯，到我们那儿去得往右走，一直往有，直到韦列坚尼基镇。要是到您那里去，哈里托诺维奇叔叔，我看是该往左，朝离开河的方向走。听说过佩尔加河吧？那还用说！就是我们的那条河。到我们那儿去是沿着河岸走，照直顺着河岸。我们的韦列坚尼基镇就在这条河上，在佩尔加河上游不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村。村子在陡岸边上，河岸真陡！我那地管它叫采石场。站在那里都不敢往下看，就这么陡。简直就像要掉下去似的。一点儿也不假。那里的人都会开采石头，做磨盘。我妈妈就是韦列坚尼基镇的人。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帕拉莎大婶，佩拉吉娜·尼洛夫娜，我妈妈也和您一样，长得又白又年轻。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我以基督上帝的名义求求您……沃罗纽克大叔！”

    “干什么？你怎么总像布谷鸟似的反反复复地叫我‘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难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婶？你想要干什么，求我什么？让我悄悄地放了你？你说，是不是？放了你，我可就完蛋啦，蹲小房子去啦！”

    佩拉吉娜·佳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朝一边远处的什么地方张望，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她用手抚摩着瓦夏的头，在想什么心事，一面拨弄着他那淡褐色的头发。她偶尔用点头、眼神和微笑向这孩子作暗示，意思是让他放聪明些，不要公开当着大家的面和沃罗纽克说这件事。她似乎是说，过一段时间，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只管放心好了。

    当旅途远离中部俄罗斯地带向东方延伸以后，意外的情况就不断发生。列车开始穿越不安定的地区，那一带是武装匪帮出没、不久前才平息了叛乱的地方。

    列车在旷野频繁停车，车厢周围有拦阻的队伍往来巡视，检查行李和证件。

    有一次夜里又停了车。没有人查看车厢，也没有让大家起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好奇，同时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从取暖货车上跳了下去。

    夜色漆黑，列车看不出为什么偶然地停在正常区间的一个路标附近，路基两边是一片人工种植的云杉林。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下去的几个邻座的人，在取暖货车前的地上跺着脚，告诉他说，据了解并没出什么事，似乎是司机自己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有危险，如果探路的检道车不能确保这个区间情况正常，就拒绝继续开车。据说，旅客代表已经去劝说他，必要的话还可以塞点儿钱。可是，又风传水兵们也插手干预，这些人可要把事情搞坏。

    就在大家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情况的时候，路基前方机车旁边一片平坦的雪地像筹火的闪光一样，被机车烟筒和取暖炉灰箱里迸出的火星照亮。其中的一道火舌突然照亮了一小块雪地、机车和几个顺着机车旁边跑过去的人影。

    前面的人影一闪，看来大概就是司机。他跑到踏板一端，向上一跳，越过缓冲器的长杜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在后面追赶的几个水兵接着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也是跑到踏板一端，跳起来在空中一闪，落下去就不见踪影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看到的景象吸引住了，就和另几个好奇的人朝前边的机车走了过去。

    在列车前方空旷的一段路基上，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面：枕木一侧光滑的雪地里站着司机，身子一半理在雪里。水兵们像追捕野兽的猎手一样站成半圆形围住了他，同样有一半身子埋在雪里。

    司机喊道：

    “谢谢你们啦，小海燕们！居然到了这个地步！拿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工人弟兄！我干吗说这车不能再往前开呢？乘客同志们，请你们大家作证，这是个什么地点。随便什么人都能在这儿把铁路道钉拧走。滚你们的蛋，你们要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我自己？我只不过给大伙儿开车，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怕大家出事。一片好心却得到这样的回报。行啊，朝我开枪吧，你们这些吃了火药的！乘客同志们，请你们给作证，我连躲都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叫喊。一部分人惊慌地叫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清醒点儿……没有的事……谁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吓唬一下……”

    另一些人挑逗地高声叫喊：

    “别理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松劲，加足了汽！”

    第一个从雪堆里拔出腿来的水兵，原来是个棕黄头发的魁梧大汉，脑袋也特别大，所以显得脸是扁平的。他不慌不忙地转身朝向大家，嗓音极低地轻声说了几句话，也像沃罗纽克一样夹带着乌克兰的字眼儿：

    “对不起，干吗都聚在这儿？难道不怕喝西北风，公民们？大冷的天，回车厢去吧！”在这个深夜不寻常的情况下，他那非常镇静的态度倒使这几句话显得有点可笑！

    当散开的人群渐渐返回各自车厢去的时候，这个棕黄头发的水兵来到还不十分清醒的司机跟前，说道：

    “别发神经啦，机师同志。还不从雪窝子里出来，开车走吧。”

    第二天车行平稳，但时常减慢速度。因为担心刮起来的大风雪埋住路轨使车轮下滑，列车终于停在一处毫无生气的旷野，见到的只是被大火烧毁的车站遗迹。在那被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的正面，可以辨认出“下开尔密斯”的字样。

    不只是站房保留了火烧的痕迹。车站后面也看得到一个被雪覆盖的空荡荡的小村落，以及把它和车站隔开的那片凄凉的空地。

    村落最靠外的一栋房子已经烧焦，隔壁一家屋角的几根圆木坍落下来，一头搭到室内；路上到处是烧剩下的雪橇残骸、倾倒的篱笆墙、生锈的铁器和破碎的家用什物。被烟垢和焦灰弄得肮脏不堪的积雪露出一片片烧秃了的黑糊糊的地面，流进去的污水结了冰，把一些烧焦的碎木头和着火与灭火的痕迹冻在一起。

    村落和车站还没有完全断绝人烟。一两处仍然可以看到人影。

    “整个村子都烧啦？”跳到站台上去的列车长同情地问着从废墟中走来的站长。

    “您好。祝贺您顺利到达。烧是烧了，不过情况要比火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最好别多问。”

    “莫非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就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啦？”

    “根本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邻居惹的事，把我们也扯到一起了。看见后面那个村子了吧？他们是祸首。就是乌斯特汉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全都因为他们。”

    “他们怎么啦？”

    “好几桩滔天大罪。赶跑了贫农委员会，这是一桩；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而且您要知道，动靶人本来是个个都骑马的，这又是一桩；不服从动员令，这是第三桩。您看，就是这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所以就挨了炮轰？”

    “就是。”

    “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真惨，太可惜啦。不过，这不是我们该议论的事。”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好消息能让您高兴啦。在我们这儿停几天吧。”

    “别开玩笑。我这车上坐的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是给前线补充的兵员。我可不习惯停车。”

    “这可不是开玩笑。您自己看吧，这些雪堆。这么大的风雪在整个区间刮了一个星期才停住。找不到人除雪。半个村子都跑光了。让剩下的人都去干也干不完。”

    “啊，您现在是两手空空！这下可是糟了，真糟糕！现在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把路清出来让你们走。”

    “雪堆得多吗？”

    “还不能说特别多。是一条一条的雪优。风是斜着刮的，同路基有个角度。中间的一段最困难、要措三公里。那地方确实伤脑筋，理得相当厚。再过去就没什么了，树林子给挡住啦。需要挖的前面这一段也不要紧，因为是平川地，风把雪都吹跑了。”

    “唉，那就让您见鬼去吧。真是莫名其妙！我把车停在这儿，让大家都来帮忙吧。”

    “我想也只好这样啦。”

    “可是不要惊动水兵和赤卫军战士。这儿有整车的劳役队，还有将近七百人的普通乘客。”

    “那就足够了。只要把铁锹运来就可以开始。现在工具不够，已经派人到附近的村子去了。能弄到的。”

    “我的老天爷，这又是糟糕事！您认为能办到吗？”

    “没问题。俗话说，众志成城。这是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您别那么想啦。”

    清路的活儿干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在内，都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是他们路上最好的一段时光。

    这个地方有一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它让人感到此地还保留着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蛮野特色。

    村落的破坏和少数留下来的居民那种不露声色的态度，更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神秘色彩。村民们已经被吓坏了，都避免同车上的乘客接触，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交往，怕有人告密。

    铲雪的工作不是全体乘客同时参加，而是分批进行。作业地点的周围有人把守。

    清除线路的积雪是把人分成小队，在不同的地段同时从各自那头开始的。各个清除干净了的地段最后都留了一个雪堆，把相邻的小队隔开了。这些雪堆要留到全线的工作结束时再一起铲掉。

    严寒的晴明天气，乘客们白天被送出去干活儿，晚上才回车厢过夜。劳动是间隔很短就倒班轮换，所以并不累，因为铁锹木够而干活儿的人多。这种轻松的劳动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参加劳动的地点是个景色优美的开阔地。从他们所在的路基开始，地势向东缓倾，然后呈波浪状起伏上升，直到远方的地平线。

    山包上有一幢四面没有遮挡的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是个花园。在夏天它肯定有着斑斓的色彩，如今稀稀落落的树木在霜雪之下对房屋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

    那一带的雪层更显得浑圆而平坦，不过从几处起伏的坡度来看，积雪不可能覆盖住斜坡，春天一到肯定会沿着弯曲的谷地化作一条小溪流到路基下面旱桥的涵管里，后者现在被厚雪埋住，仿佛是个从头到脚用松软的毛毯裹住睡在那里的一个婴儿。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住，或许是已经毁坏了，空在那里，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造册登了记吧？它先前的主人如今身在何方，遭遇如何？他们也许已然隐居国外？还是在农民的手下丧了命？也可能凭借赢得的好名声作为有专长的人在县里作了安排？要是他们一直留到最后时刻，是不是会得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宽恕？还是和富农一起受到他的惩治？

    这幢房屋在山包上不时地撩拨人的好奇心，自己却哀伤地默默耸立在那里。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明晃晃的阳光照到无垠的雪地上，雪白得让人目眩。铁锹从它上面方方正正地切掉一块又一块！铲下去的时候散开的干燥的雪花又多么像一粒粒钻石粉末！这不禁使人回想起遥远的童年，幼小的尤拉头戴有银饰的浅色长耳风帽，身穿一件缀了一圈圈卷毛黑羊皮的小皮袄，在院子里也是用这样白得耀眼的积雪堆出金字塔、方柱、奶油蛋糕、一座座城堡和岩洞。啊，那时候的生活多么香甜，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让人看不够，享用不尽！

    三天的户外生活给人的印象是充实而丰富的。这自然有其原因。每天晚上给参加劳动的人发放的是不晓得按什么规定、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新烤的精粉面包。喷香的面包脆皮泛光，两边撑开裂口，下面是烤得焦黄的厚厚的一层外皮，上边还沾着些小粒的煤渣。

    正像在白雪皑皑的山间旅行途中短时间的驻留会让人流连木舍一样，大家都很喜爱这个残破的车站。它所处的地势、房屋的外观和受到破坏的一些特征，已经刻印在记忆当中。

    傍晚回到车站的时候，正值日落。夕阳对过去是无限忠诚的，依旧在报务员值班室窗边那片苍老的白禅林后面的老地方逐渐沉落下去。

    这间房子的外墙是从里面坍塌的，不过残砖碎瓦并没有把房间堆满，完好的窗户对面靠后的一角仍然空着。那里的东西都还保留着，未受损坏，包括咖啡色的壁纸、瓷砖火炉和浑圆的通风口上用链子拴住的铜盖，另外还有镶在黑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财产用品登记表。

    沉到地平线的太阳仿佛是很不幸地触到了炉灶的瓷砖，为咖啡色的壁纸增加了热度。余辉映挂到墙上，白禅树的阴影像是给它披上了一条女人的披巾。

    房间的另一侧有一扇封起来的通向接待室的门，上面还留着大概是二月革命开始那几天或是不久前写的字，内容是：

    鉴于室内存有药品和包扎敷料，请诸位患者暂勿入内。

    根据上述原因，此门已封闭。乌斯特涅姆达高级医士某某谨

    此通知。

    最后的雪被铲掉以后，隔在各个工段之间的小山丘似的雪堆一扫而光，开始可以看到笔直伸向远方的平坦的轨道。路的两侧由抛出去的雪堆成了白色的山脊，外缘镶嵌了两道黑松组成的林墙。

    极目望去，轨道的各个地方都站着手执铁锹的一群群的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全体乘客在一起，对人数如此之多感到吃惊。

    虽然天色将晚，黑夜就要到来，但据说列车再过几小时就要开出。发车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最后一次走去欣赏清理干净的线路上的风光。路基上已经圆无人迹，医生和妻子停下来向远方看了一阵，互相交换了几句感想，然后转身朝自己的那节取暖货车走去。

    回来的路上，他们听到两个女人对骂的凶狠而又伤心的喊叫声。夫妇两个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的嗓音。两个女人和医生夫妇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从车头走到车尾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在对着车站的列车的另一侧。当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走到路旁树林的末端，两对人中间隔着连绵不断的车厢。那两个女人总是离医生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很近，走得比他们稍稍靠前或者靠后一截。

    她们两个都很激动，但双方花的力气互有增减。这大概是走路途中偶尔陷到雪里，或是腿脚发软，由于脚步不平稳，所以嗓音有时高得像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得出，佳古诺娃是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赶上之后可能还动了拳头。她向对手像连珠炮似的骂出那些精心挑选的不堪入耳的话，但它们出自这个仪态万方的女士的悦耳动听之四，就显得比男人难听的粗鲁的咒骂更不知羞耻。

    “你这个婊子，你这破烂货！”佳古诺娃喊叫道，“你上哪儿，她马上跟到哪儿，身子一扭一扭，乱作媚眼！你这母狗嫌我那个傻瓜不够，还要眼巴巴地盯住那可怜的孩子，想勾引他，非要把这小孩子给毁了不可。”

    “这么说，你是瓦先卡合法的妻子噗？”

    “我让你瞧瞧我这合法妻子的厉害，你这臭不要脸的瘟神。你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开，别让我犯罪！”

    “哟，瞧瞧，还张牙舞爪的！把手放回去，疯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让你断了气，下贱货，痴皮猫，无耻的东西！”

    “说我什么都行。当然啦，我是猫狗不如，这都清楚。你可是有爵位的不寻常的人哪。你是阴沟洞里出身，门缝底下举行的婚礼，和大耗子一起怀的胎，生下来的是个刺猖……哨兵啊，哨兵啊，好心的人哪！这凶娘儿们要杀我。喂，救救我这个姑娘家，保护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吧……”

    “快点走吧。我真听不下去，太让人厌恶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催丈夫快走。“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突然间，地势和天气一下子都变了。平原已经消失，现在的路是在山丘和高山之间。前一阵不住刮着的北风也停了，从南面飘散过来阵阵暖空气，像是从炉灶里吹出来的。

    两侧山坡的台地上有一片片的树林。从这里穿行过去的铁路路基不得不开始爬坡，到中间又变为平缓下降。列车喘着粗气在树林当中艰难地行驶着，仿佛上了年岁的护林员徒步走着，带领一群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游客。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密林深处仍像沉浸在冬日的恬静睡意之中。只是偶尔有几丛灌木和大树藏籁地抖落下部技极上的积雪，仿佛摆脱了箍在脖子上的脖套或是解开了领口似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完全被克制不住的睡意纠缠住了。这几天他一直在上边的铺位上躺着睡觉，醒来的时候就想心事，而且希望能听到些什么。然而，暂时还什么也听不到。

    就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怎么也睡不够的时候，春天娜娜降临，不断消融着大量的积雪。那雪还是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开始下起，一路不曾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又有整整三天铲雪，这真是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当这鬼斧神工之举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再也木可能掩盖下去。奇迹开始显露出来，从松动的雪层下面已经有了温湿流水。人迹罕至的密林抖擞精神，那里的一切也都苏醒了。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木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用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天空也染上了春日的醉意，惺极呼呢之中盖上了片片乌云。毛毡似的黑云低悬在森林上空，垂下的云脚不时地洒下散发出土腥气的暖乎乎的阵雨，冲掉了地面上最后剩下来的碎裂的黑色冰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睡醒了。他把身体挪到那扇取掉了窗框的方形小窗口，把头支在撑起的臂肘上，开始倾听外面的声音。

    列车离矿山区越来越近，这一带的人口也越来越稠密，区间缩短，靠站停车的次数越发频繁。乘车的人也有了较多的流动，多数是在中间小站上下车的短途乘客。路途更短的人，并不需要安顿下来久坐和躺下睡觉，夜里就在车厢中部靠门的地方凑合呆一会儿，彼此小声地谈些只有他们才了解的当地的事，到了下一个换车点或者小站就下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最近三天车厢里不断变换的当地人谈话的片言只语当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白党分子在北边占了优势，已经或者准备攻占尤里亚金。除此以外，如果传闻属实而又不是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医院的一个同伴同姓的话，在这个方向指挥白党武装的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熟悉的那个加利乌林。

    在这个谣传没有得到证实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家里人只字没有谈这件事，免得让他们白白担心。

    在深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种模糊不清但相当强烈的幸福感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列车已经停下。车站笼罩在凝滞的半明半暗的白夜之下。这源俄的夜色渗透着某种纤细而又恢宏的气氛。它说明列车停下的地方是开阔的，车站坐落在一个视野宽广的高地上。

    沿着站台有几个人影无声地从车厢旁边走过，互相交谈的声音很轻。这也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中唤起一股柔情。从这小心翼翼的脚步和悄声低语当中，他感觉到这是对深夜时刻的一种尊重和车上睡着的人的关心，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其实医生的感触完全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站台上也是～片喧嚷的人声和皮靴沉重的走动声。木过附近有个瀑布，它送来的清新自在的空气扩大了白夜的范围，也让医生在梦中生出一种幸福感。一刻不停的瀑布的轰鸣压倒了车站上的所有声音，让后者有了一个寂静的假象。

    虽然没有想到有这瀑布，但是当地这种奥妙而强劲的空气使医生又沉沉地入睡了。

    铺位下边有两个人在谈话。一个问另一个：

    “怎么样，自己人都安静下来了吧？对那帮人给点教训没有？”

    “那些小铺老板，是吗？”

    “对，就是那帮粮食贩子。”

    “都老实啦，非常听话。为了杀一儆百，从他们当中处置了一个，其余的就都老实了。罚的款也拿到了。”

    “一个乡罚多少？”

    “四万”

    “你瞎说！”

    “我干吗瞎说？”

    “好家伙，四万！”

    “四万普特。”

    “嗯，你们干得真不错，好样儿的！都是好样儿的。”

    “四万普特精磨粉。”

    “想想看，这事也真巧。地点是没说的，正是做面粉生意的头等好地方。沿着雷尼瓦河往上一直到尤里亚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都是码头，都是粮食收购点。舍尔斯托比托夫弟兄几个，还有佩列卡特奇科夫和他那几个儿子，都是干倒手批发的！”

    “轻声点！别把人吵醒。”

    “好吧。”

    说话的人打了个呵欠，另一个就说：

    “躺下再迷糊一会儿，怎么样？车好像又开了。”

    这个时候从后面传来迅速变大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淹没了瀑布的轰响。在停着的这列车旁边的第二股道上，一列老式的快车响着汽笛全速赶上来，闪过几点灯光，随即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前方。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嗯，这回该开车了。停够啦。”

    “快啦”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追赶什么人？”

    “白党的长官加列耶夫。据说是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尤里亚金附近。这家伙占了一个码头，就守在那儿。加列耶夫长官。”

    “也许是加利列耶夫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恐怕是阿里·库尔班。你弄混啦。”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快天亮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醒来。他又梦到了一些愉快的事，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乐陶陶的解脱之感。列车还是停着，也许是在一个新的小站上，也可能仍旧是原先的那一站。轰轰的瀑布声也照旧，很像是先前的那个站，也许是另外一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进入了梦乡。但在瞌睡中却依稀听到了乱糟糟的叫嚷声。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对着叫喊。车厢外面的气氛变得比前一阵更好。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原先没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奇怪，像是春天所特有的，又像是五月间飘来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落下来不仅显不出～片白色，反而使土地更加黝黑。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灰白透明而又芬芳好闻的东西。“啊，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虽然没有醒过来，但却猜到了。

    清早，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说：

    “不论怎么说，尤拉，你可真奇怪。你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时候飞来只苍蝇就能把你惊醒，一夜到天亮再也合不上眼。这里又吵，又闹，又乱，你却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想想看，还有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另外还有沃罗纽克，对，对，也跑了，都跑了。你瞧这事。再听我说，他们怎么逃的，一起行动，还是分散开来，用什么办法，完全是个谜。可以想得出，这个沃罗纽克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为了逃避责任，当然也要自找活路。可是另外那几个呢？全都自觉自愿地走了，还是有谁受了胁迫？比方说，那两个女的就让人起疑。不过，她们谁又能杀害谁呢？是佳古诺娃害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害了佳古诺娃？谁也不清楚。押送队队长车前车后跑了个遍。‘你们好大的胆子，’他扯开嗓子喊着说，‘居然敢给发车信号。我要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您是不是发了疯。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难道还能听您的指挥！亏您想得出！’于是两个人都责备起科斯托耶德来。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是有头脑的人，况且就在旁边，却不去阻止那个两眼漆黑的没觉悟的士兵走这要命的一步。‘还算个民粹派呢！’队长就这么说。依我看，科斯托耶德没什么责任。列车长说：‘真有意思！照您这么说，囚犯倒应该把看守管起来？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啦。’当时我从旁边推你，又扳你肩膀，喊着叫你：‘快起来，有人跑了！’你可真行，大炮也轰不醒……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啊，真不得了！……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多壮观哪！”

    在他们躺着探头张望的窗口外面，展现出一片无垠的泛滥的水面。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流漫过了堤岸，一侧的水已经淹到了路基跟前。因为是从很高的铺位上往下看，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平稳行驶的列车就像是直接滑行在水面上。

    它那平滑的表面只有极少的几处染了～层铁青色，其余的部分任凭温暖的清晨的阳光追逐着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在这酷似无边际的水域，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和那些草地、坑洼、灌木丛一起沉没在水中。

    中间的一处，可以看到有一窄条土地，上面的树木似乎是悬在天地之间的双重影像。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便喊了一声。

    “在哪儿？”

    “小岛旁边。别往那边看。往有，再往有。唉，见鬼，飞走了，吓跑啦。”

    “啊，不错，看见了。我有些话要和您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另找个时间吧。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真是好样的，都跑掉了。我看不会出什么事，只要别给什么人添麻烦就没关系。跑就跑啦，这和水总要流动一个样。”

    北方的白夜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一切又都像是缺乏自信似的，一座小山、一片树林和一处悬崖，仿佛是人造出来的。

    树林刚刚染上了一层嫩绿，林中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向远处倾斜的不大的平地上。

    不远就是瀑布。但不是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从峭壁边上顺着小树林的方向看过去才行。瓦夏已经疲乏得走不到那里去，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惊奇。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瀑布相匹敌。这独一无二的景观使它令人望而生畏，仿佛它具有生命和意识似的，变成了一条神话中的龙蛇，掠取贡品并让这一带荡然无存。

    跌落到半空的瀑布，被突出的悬岩利齿不断地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看起来几乎是停住的，下面的两股一刻也不停地微微向左右两侧摆动，整个瀑布总像是刚刚要滑倒，紧接着又挺起身来，刚要滑倒，立刻又挺起身来。

    瓦夏把羊皮袄垫在身下，在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躺了下来。曙色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的时候，从山上飞下来一只大鸟，展开沉重的翅膀在树林上空平稳地滑行了一圈，然后落到离瓦夏躺下的地点不远的一棵冷杉树冠上。他抬头看了看这只佛法僧鸟的蓝色脖颈和青灰色的胸脯，迷迷惑惑地小声说：“野鸽子。”乌拉尔地区就是这个叫法。随后他站了起来，捡起羊皮袄披在身上，穿过空地走到同伴跟前，说道：

    “咱们走吧，婶子。瞧把我冻的，上下牙都合不拢了。唉，您还看什么，吓坏了吧？我跟您说的是正经话，该走啦。要适应环境，朝着有村庄的方向走。到了村子里，自己人不会让我们受委屈，会护着咱们的。要总是像现在这样，两天没吃没喝，咱们也得饿死。恐怕是沃罗纽克叔叔惹了什么乱子，人家才追赶他。和您在一起我可倒了霉，婶于，几天几夜您一句话也不说！您这是愁得不会说话了，我的老天爷。您瞧，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就说卡佳大婶，卡佳·奥格雷兹科娃，您从车上推她并没有恶意，她是侧着身子倒下去的，我看见了。后来她从草地上站起来，好好的，站起来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也是这样。他们会赶上咱们的，大家又能在一起啦，您还想什么？主要的是别让自己发愁，只要木这样，您的舌头就又灵了。”

    佳古诺娃把一只手伸给瓦夏，从地上站起来，轻声说：

    “走吧，好孩子。”

    车厢发出咋味的响声，在很高的路基上向山里爬行。路基下边是新生的混杂林，树冠还没有铁路高。再下去就是一片草地，不久前被水淹没过。混了泥沙的青草地上东躺西卧地排满了做枕木用的圆木。大概是哪个采林区伐下来准备用木筏送走，让大水冲到了这里。

    路基下边的新生林几乎还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只是在那些仿佛一滴滴蜂蜡似的嫩芽上，杂乱地生出了一种像污垢又像赘疣似的额外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些额外的、杂乱的污物才是生命，靠了它们才会用枝头浓密的绿叶装点林中开始生发的树木。

    一处处的白禅艰难地挺起躯干，伸展开的对称的锯齿形叶片像箭羽似的指向四面八方。它们的气味是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那一层发亮的就是散发出气味的木醇，是熬制清漆的原料。

    铁路很快就要靠近那大概是木料原来被冲散的地点。在一个孤形的树林地段，地面上见到了一层木料的腐质粉屑和碎木片，当中还有一堆堆三丈来长的圆木。司机就在这片伐过的林地刹了车。列车颤动一下，就稍有点倾斜地停在弯道的中心。

    机车拉响了几声很短的嘶哑的汽笛，接着又有人喊了些什么。其实，不用听这个信号，乘客们也都知道，司机停车是为了储备燃料。

    各节取暖货车都拉开了车门。下到路基上的人，数量不亚于一个小城镇的居民，但是前面车厢里那些应征的军人除外，他们不参加这类全体动员的临时劳动。

    那一堆堆的木柴有些不好往煤水车上装，一部分太长的圆木还需要锯开。

    机车乘务组那里有锯，于是就分给自由结合的每两个人组成一组。教授和自己的女婿也分到了一把锯。

    从那几节开了车门的军人车厢里，不时有笑容满面的脸孔探出来。还不曾受过炮火洗礼的海军学校高年级的青年后生们，似乎是出于某种误会才遇到这些有了家室、但只受过一点军训而同样没有闻过火药味的神情严峻的工人。为了排解烦闷，他们和年纪大些的水兵们一起，有意地大声开着玩笑。大家都感觉到考验的时刻临近了。

    这群说说笑笑的军人朝那些锯木头的男女乘客大声开着粗野的玩笑：

    “喂，老爷子！你去跟他们说，我是个吃奶的孩子，妈妈离不开我，还干不了力气活儿。喂，玛芙拉！小心别锯开了裙子，那可要受风啦。喂，那位年轻姑娘！别往林子里去，还是嫁给我吧。”

    树林子里有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十字形，把它两根木头的一端理到土里作支架。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准备在这上边锯木料。

    这时正是春天，土地刚刚从积雪下面显露出来，却几乎还是半年前被雪覆盖时的那种样子。林子里散发着潮气，遍地是隔年的落叶，仿佛是来不及打扫的房间，到处是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

    “来回锯的次数不要太多，不然会累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边说边锯得慢了，接着就提出休息一会儿。

    林子里响着其他人吱吱哑哑的锯木声，有的一来一往听起来报协调，有的间断不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头一只夜写在试它的歌喉。另一只鸽鸟却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叫一声，像是演奏一支不大通气的长笛。就连机车的气阀也学着咕咕叫的白鸽，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酒精炉上煮沸了的一壶牛奶。

    “你曾经说过有些事要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没忘记吧？那是路过一片水泛地的时候，看到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似乎有所考虑地说：‘我想和您谈谈’。”

    “啊，不错。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白些。您看，我们越来越深入到内地……这里整个地区处在动荡之中。咱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还不清楚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为了防备万一，彼此应该取得一致意见。我指的不是个人的信念。这种问题不可能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子里通过五分钟的交谈就说清楚，或者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彼此是很了解的。咱们三口人，包括您、我和东尼妞，目前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的差别只是对外界环境理解的程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欲望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

    “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

    在几张桌子中间的地毯上，一个穿军装的技术员爬来爬去地在修理一条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个年轻军人桌子下面的时候，那人就站起身来，免得碍事。旁边一个穿着男式战地保护色上衣的女文书，正吃力地对付一架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动不了。那人年轻军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后边，从上面帮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术员这时也爬到打字员这边，从下面检查打字机的传动曲柄。上校模样的军官也起身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对付这架打字机。

    这个情况倒让医生放了心。因为这几个人对他的处境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很难设想他们会在一个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处理这种琐事。

    “不过也难说，谁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又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这么平静？附近炮声不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命，他们却估计今天的天气要热，想的根本不是会有激烈的战斗。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不论什么事情都变得迟钝了吧？”

    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从自己站立的地方穿过整个车厢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列车这一侧的前方是许多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段，看得见坐落在小山上的拉兹维利耶城郊的这个同名的大车站。

    从铁路到车站有条未经油饰的木结构的天桥，中间有三处转弯的小平台。

    从列车的这边看过去，线路上已经成了一片废机车的堆弃场。那些样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没有煤水车的老式蒸汽机车，烟筒对着烟筒停在一堆堆破损的车厢当中。

    下面这片机车坟场和山上城郊的墓地，连同线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属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锈的屋顶、招牌，汇合成一种荒芜颓败的景观，在清晨的阳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想不到那许许多多的招牌会遮住很体面的房屋的外表。这里的招牌却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从火车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们低悬在倾斜的单层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让人看不到，仿佛乡下孩子的头上扣着父亲的帽子。

    这时，雾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远方东边天际的左侧还留下一丝痕迹。就连这一部分也开始像剧场的帷幕一样移动着分开了。

    离拉兹维利耶三俄里远、比城郊地势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规模像是区的中心或者省会。阳光给它涂了一层淡黄色，因为距离远，所以轮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个城市阶梯式地一层层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价木版画上的阿丰山或是隐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有一座尖顶的教堂。

    “尤里亚金！”医生激动地猜到了。“这是死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说到的地方，安季波娃护士也总要提到它！对这个城市我听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初次见到它！”

    就在这一刻，低头摆弄打字机的那几个军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他们都朝那边扭过头去。医生的视线也跟着转到那个方向。

    天桥上，几个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带着走过，其中有个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在什么地方已经给他包扎过，可是从纱布下面还渗出血来，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阳晒黑了的、流着汗的脸上。

    这个学生在这一行人末尾，走在两名红军士兵中间，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坚决神态，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怜悯。他和他身边跟随的那两个人，不断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动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做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个头缠纱布的学生戴的一项制帽，总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里，反而不顾对伤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紧，两位红军士兵也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么做。

    这种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举动，似乎有某种象征的意思。就算是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医生还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拦住这学生，准备告诫他注意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他还情不自禁地要向这学生和车里所有的人高喊一声，让他们知道，求得拯救并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应该摆脱形式的束缚。

    医生的目光移向另一边。刚刚健步走进来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站在车厢当中。

    在医生偶然结识的无数人物当中，为什么迄今为止还不曾见到像他这样一个显得突出的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没有相识的机缘？

    不知为什么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正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他可以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带有典范性。包括他那匀称的身材，漂亮的头型，坚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两条长腿；就是已经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脚上也显得干净得体；还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尽管可能是揉皱了的，但给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个人天资很高，自然不矫揉造作，随遇而安并且在任何处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天赋，但不一定是出类拔革的。这种天赋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一种榜样，于是大家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他可以是历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战场上或城市动乱中的风云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权威，也许是走在前列的一个同志。总之，非此即彼。

    出于礼貌，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个局外人在场会让他感到奇怪或拘束的意思，相反，倒像是把医生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说：

    “祝贺各位。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我的朋友。他出身要比我更加无产阶级化。我和他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在生活中他为我做了不少事，我对他是欠了债的。把他赶到河对岸去了，也可能更远一些，这我很高兴。古里扬，赶快恢复电话联络。只靠信件和电报可不行。天气真热，各位注意到了没有？我总算睡了一个半小时。啊，对了……”他两手一拍，转向了医生。这时他才想起来为什么把他喊醒。是为了一桩什么小事，因此才扣押了眼前站着的这个人。

    “是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头到脚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医生，心里在想。“根本不像。这些傻瓜！”他微笑着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对不起，同志。把您误认为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自由啦。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好，这是您的证件。原谅我不客气，想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

    还是请您到我那里坐一下吧。这儿是秘书处，我的车厢在旁边。请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不过，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奇怪，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党人士能被提拔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且居然能胜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省教书，战争开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期，不久以前还渺无音信，一度被认为已经牺牲了。

    童年时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是季韦尔辛保举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对他很信任。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最盛行的时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于人后，但他突出表现的是真诚与狂热，但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个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独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工作记录中就包括在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和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的事件。经他处理的问题，还有土尔卡图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投靠白卫军，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发生的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被杀等几件事。

    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及时赶到，判断局势，作出决定，迅速、严酷、毫不手软地解决了问题。

    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骚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军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

    “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插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第四章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

    “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木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木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木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

    “这一带您当真很熟吗？”

    “熟到家了，方圆一百俄里都熟悉。我是个律师啊，开业二十年了，因公务到处跑。”

    “直到现在？”

    “可不是嘛。”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业务？”

    “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没有办妥的旧契约，财贸业务，没有还清的债务——堆成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废止？”

    “名义上当然废止了。可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事物。既要企业国有化，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省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同时所有人都渴望生活。这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起来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需要具有我这样性格并善于经营的机灵的人。得意的是那些不跟他们走，抓住大把钱就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可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半个省的人现在都得靠我供养。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串门，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非骑马不可，可我的马腿瘸了。要是它好好的，我干吗坐这破车挨颠。您瞧走得这个馒劲，还叫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准能用得上我。我对米库利钦一家人了如指掌。”

    “您知道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多少知道点，猜得出来。有个概念。人对土地的某种向往，用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那又怎么样？您好像不赞成？您看行吗？”

    “理想大天真，太田园式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有点乌托邦味道，太手工业方式了。”

    “米库利钦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不让你们进门，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赶出去，并且做得对。他那儿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怪事多得不得了，工厂停了工，工人跑散了，说到生计，更是一筹莫展，饲料缺乏，可是你们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岂有此理，可恶至极。就是他把你们宰了，我也认为他无罪。”

    “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一点不错。但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必须通过这个阶段。”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怎么啦，您是小孩，还是故意装傻？您是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这样能够长久下去吗？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呢？难道您不明白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是合法的吗？您以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吗？”

    “我们说到两岔去了，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别胡说了。首先，难道米库利钦是窗子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善良极了，善良到了犯罪的地步。他会大吵大闹一番，死也不肯答应，接着就会软下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同你分食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又讲开了。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作为工学院的大学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出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我们这儿有通采娃四姐妹，比契河夫的作品里还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哑、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追求她们。大家通常用父称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管她们叫谢韦良卡小姐。米库利钦娶的就是谢韦良卡大小姐。

    “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傻瓜父亲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利韦里。利韦里，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管他叫利夫卡。利夫卡长大了，很顽皮，但表现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便自愿上前线了。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是个病秧子，没有承受住这次打击，躺倒了，就再也没起来，前年冬天死了，死在了革命前夕。

    “战争结束了，和韦里回来了。他是谁？这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自然啦，还是一个从前线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

    “那讲起来就没意思了。效果会失掉一半。那您从车厢里就没必要向公路张望了。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眼下——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内战中的骨干。两种因素创建了这支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普通士兵。这两部分人的联合便产生了打游击的队伍。它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是中农。但在同他们一道的人当中，您什么人都能碰见。这里有贫农，有免去神职的教士，有同老子作战的富农的儿子。有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身份证的乞丐，有被中学开除的到了结婚年龄的二流子。有受到给予自由和遣送回国的允诺诱惑的德、奥战俘。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由列斯内赫同志，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指挥的部队，叫作‘林中兄弟’。”

    “您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您听见的。让我继续说下去。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在妻子死后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一个直接从学校拉到教堂去结婚的中学生。她本来就天真，可还故作天真；她本来就年轻，可还打扮得更年轻。就这样子卿卿喳喳，装得天真无邪，像个小傻瓜，像只小云雀，见到谁就考谁：‘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举出三角形相等的条件。’她要是考住了你，问得你张口结舌，就乐不可支。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

    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4fi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

    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

    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

    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

    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

    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

    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

    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

    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

    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

    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

    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

    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

    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

    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书

    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

    “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

    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

    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子摇晃不是因为美酒。

    而是要送万尼亚当兵吃粮。

    可我，玛莎，不是傻瓜，

    可我，玛莎，不会上当。

    我要上谢利亚巴城，

    给辛杰丘利哈当雇工。

    “哎，母马，上帝都忘啦！你们瞧，它这个死尸，它这个骗子！你抽它，可它给你停下。费加·汉费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这座树林子，绰号就叫大莽林，一望无边。那里面藏着农民的队伍，晦，晦！‘林中兄弟’就在那边。哎，费加·汉费加，又停下啦，你这不要脸的死鬼。”

    他突然转过头来，眼睛紧盯着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年轻的太太，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吗？我看你，太太，脑子太简单啦。我要认不出来还不羞得钻进地缝里去。认出来啦！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活脱脱是格里果夫（老头把克吕格尔说成格里果夫）。我没有见过格里果夫还是怎么着？我在他家干了一辈子，替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打过矿坑柱，伐过木头，养过马。——我说，走啊！又停下啦，没长脚的东西！中国的天使啊，我跟你说呢，听不见还是怎么的？

    “你刚才说这个瓦克赫是不是那个铁匠？夫人，你长着那么大的眼睛怎么那么没脑筋呢！你说的那个瓦克赫姓波斯坦诺果夫，铁肠子波斯坦诺果夫，半个世纪前就入土了，进棺材了。我们姓梅霍宁。同名不同姓，木是一个人。”

    老头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话又把他们从桑杰维亚托夫那儿听到的有关米库利钦的事又说了一遍。他称他为米库利奇，称他妻子为米库利奇娜。他把管家的第二个老婆叫后老婆，而提到“第一个老婆，死了的那个”时，说她是个甜女人，白衣天使。他说起游击队的首领利韦里，知道他的大名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莫斯科没听说过“林中兄弟”，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列斯内赫同志？中国的天使啊，那莫斯科的人长耳朵干什么用呢？”

    天渐渐暗下来。旅客的影子变得越来越长，在他们前面跑着。他们还要穿过一片空旷的林中空地。木质的滨基、飞廉、柳兰的枝茎高高地挺立在路面上，上面开满了一个样式的穗子般的花。它们被落日的余晖从下面，从地面上照亮了，在虚幻中增大了轮廓，仿佛骑手们为了巡逻起见在原野上设置的间隔稀疏的不会动的哨兵。

    在很远的前方，道路的尽头，原野一直伸展到一道小山似的横坡脚下。横坡像一堵墙似的挡住了去路，仿佛那一边必然会有峡谷或溪流似的。那儿的天空就像被围墙围起来的城堡，而通向围墙大门的正是这条土道。

    上面，山坡陡峭的地方，浮现出一幢孤零零的白色平房。

    “看见山顶上的那座小楼吗？”瓦克赫问道，“那就是米库利奇和米库利奇娜住的地方。他们下面有一条峡谷，俗名叫舒契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两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引起一阵回响。

    “怎么回事？别是游击队吧，老爷爷？别是朝我们射击吧？”

    “基督保佑你们！哪儿来的游击队。斯捷潘内奇在山沟里放枪吓唬狼呢。”

    刚抵达的客人是在管家的院子里同主人见面的。这是一幅令人难堪的场面，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吵成一团。

    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傍晚刚从林中散步归来，走进院子。几乎同她的金发一样颜色的落日余晖，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从这棵树射到那棵树，一直穿过整个的树林。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穿着一身轻盈的夏装。她脸涨红了，用手绢擦着走得发热的脸。她裸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松紧带，松紧带上的草帽背在背上。

    正背着枪往家走的丈夫向她迎过去。丈夫刚从峡谷里上来，打算马上擦烟熏过的枪筒，因为退子弹的时候发现了毛病。

    突然间，瓦克赫和他载着不速之客的大车不知道从哪儿威风凛凛地、轰隆轰隆地滚进了大门口的石板地。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飞快地从还坐着其他人的大车上跳下来，一会地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帽子，先结结巴巴地解释来意。

    不知所措的主人们惊呆了，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而羞红了脸的倒霉的客人们一个个张皇失惜，也不是虚假的，而是真诚的。情况再明白不过了，不仅对当事人，就连瓦克赫、纽莎和舒罗奇卡也没有一丝一毫含混的地方。难堪的感觉也传染给了此马、马驹、金色的阳光和那些围着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转的、不时落在她脸上和脖子上的蚊子了。

    “我不明白，”到底还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打破了沉默，“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南方，白军占领地区，是粮食丰裕的省份，为什么单单选择我们这儿，何苦到我们这儿来呢？”

    “真有意思，您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列诺奇卡，你别插嘴。说得不错，正是这样。她说得完全对。您想过没有，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负担啊？”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没有理解我们的来意。这说的是什么事呀？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我们决不会侵害你们，打搅你们。我们只要倒塌的空房子里的一个角落。要菜园旁边谁也不要的、白白荒芜的一小块土地。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再从树林子里拉一车劈柴。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吗？算得上侵害吗？”

    “可是世界如此之大，干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而不是别人，能有这种荣幸？”

    “我们知道你们，也希望你们听说过我们。我们对你们不是外人，所以我们投靠的也不是外人。”

    “懊，原来因为克吕格尔，因为你们是他亲戚？您的舌头现在怎么转得过弯来承认这种事？”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生得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看，走道迈大步子，夏天穿着一件斜领衬衫，腰里系着一条带穗的带子。古时候这种人走起路来就像水上强盗，现在他们老是做出一副幻想当教师的大学生的样子。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献给了革命，只担心他活不到革命到来的那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得太温和，不能满足他激进的、渴望流血的热望。如今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都翻了个儿，而他，天生的和始终不渝的工人阶级的热爱者，第一批在“勇士”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并设立工人监督的人，却什么都没捞到，没有谋到职位，呆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工人们从这个村子里逃散，一部分还跟着孟什维克走了。而现在这件荒唐事，这些不清自来的克吕格尔的不肖子孙，不啻命运对他的嘲弄。它是有意的恶作剧，使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不，这太莫名其妙了，根本无法理解。您是否明白，您对我是何等危险，您使我陷于什么处境？看来我真疯了。我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

    “真有意思，您明白不明白，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别急，列诺奇卡。我内人说得完全对。你们不来，我们就已经很不好过了。真是狗的生活，疯人院。两边挨打，没有出路。一边责备我，你儿子干吗当红军，当布尔什维克，成了人民爱戴的人。另一边也不满意，为什么把你选进立宪会议。两边都讨不了好，只好在中间挣扎。现在你们又来了。为了你们，被拉出去枪毙才愉快呢。”

    “得了！您冷静点！上帝保佑您！”

    过了一会儿，米库利钦的气消了点，说道：

    “好啦，在院子里喊够了就行啦。进屋继续喊吧。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掉进墨水缸里洗也洗不清，然而我们不是土耳其大兵，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树林子里喂狗熊。列诺奇卡，最好先把他们安顿在书房旁边那间放猎枪的屋子里。然后咱们再想想让他们住在哪儿。我想，可以让他们住在花园里。请进屋里去。欢迎光临。瓦克赫，把行李搬进来，帮帮他们的忙。”

    瓦克赫照他的吩咐办了，只是不断叹气：

    “圣母啊！他们的财产跟朝圣的人一样。只有几个小包裹，一口箱子也没有。”

    清凉的夜晚来临了。客人们洗过了澡。女人们在她们住的房间里整理床铺。舒罗奇卡不知不觉地习惯了用他儿童式的格言引起大人们的哄笑，所以平时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一胡说八道起来就没完，可今天他很扫兴。他的胡说八道没有引起大人们发笑，没有人理睬他。他对没把黑马驹李进家里来也不满意，当大人呵斥他住嘴的时候，竟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作一个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婴儿商店。在他的观念中，他一出世便从那儿送到父母的家里来了。他把内心中真诚的恐怖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效果。大人们在别人家里显得拘束，动作比平时急促，不声不响地想自己的心思，于是舒罗奇卡生气了，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发蔫了。大人们照顾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后来他睡着了。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姐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并向她诉说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男人们被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一会儿，到台阶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多少星星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外面很黑。岳父和女婿相隔两步，彼此却看不见。窗内的一道灯光从他们背后住宅的一个角落里射入峡谷。在这道光柱中，沐浴在潮湿清凉空气中的树丛、树木以及其他一切看不清的东西，变得膜增俄俄。亮光没照着谈话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周围的黑暗。

    “明天早上得看看他们打算让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能住人，我们就马上动手修理。等我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了，他也解冻了。那时，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翻畦了。我听见他在谈话中好像答应给我们点马铃薯种。是不是我听错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还有别的种子。我亲耳听见的。他让我们住的地方，咱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正房后面被尊麻遮住的那几间房子。木头造的，可正房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指给您看来着，记得吗？那儿开畦才好呢。那里曾经是花圃。我从远处觉得是那样。也许我看错了。还得修一条小路，旧花坛的土地一定上足了肥，腐殖质非常丰富。”

    “我不知道，明天看看再说。地上准长满了杂草，像石头一样硬。房子周围大概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方保留下来了，空闲着。明天就全清楚了。早上还会有霜冻。夜里一定有寒气。我们已经抵达了，多大的福气啊。为此我们应该互相祝贺。这儿不错。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非常可爱。特别是他。她有点装腔作势。她对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所以，她要噪噪不休地说那些过于殷勤的废话。她好像急于把你的注意力从她的外表上引开，免得产生不利于她的印象。就连她忘记摘掉帽子，把它背在背后，也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这样对她很相称。”

    “咱们进屋吧。咱们在这儿呆的工夫太长，主人会见怪的。”

    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灯火明亮的餐厅里，坐在吊灯下的圆桌旁喝茶。岳父和女婿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穿过管家漆黑的书房。

    书房的墙上有一扇同墙一样宽的窗户，是用一整块玻璃镶成的，正好耸立在一道峡谷的上边。从这扇窗口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瓦克赫拉着他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医生就注意到这个窗口了。窗前摆着一张同墙一样宽的桌子，不是供设计师就是供绘图员使用的。桌上横放着一支枪，枪的左右两边空着很大的一块地方，足以显得桌子之宽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的时候，又注意到视野开阔的窗户，桌子的宽大和它的位置，陈设华丽的房间的宽阔。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饭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首先向主人表示惊叹的是：

    “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嗅，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屋里有一股轻微的木炭味，还有熨衣服的味道。她们在熨东西，不时从烧得不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散发出热气的燃烧着的木炭，放入盖子像牙齿似的上下打战的烤熨斗里。这使我想起了什么？记不起来了。身体不好，太健忘啦。

    为了庆祝安菲姆给我们带来上等的肥皂，我们来了个大扫除，舒罗奇卡也两天无人看管，我写日记的时候，他钻到桌子底下，坐在两条桌腿之间的横档上，模仿每次来时都带他坐雪橇的安菲姆，也装着带我坐雪橇。

    等病好了一定到城里去一趟，读一读本地区民族志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别人都对我说，这里有几个相当不坏的图书馆，接受过好几个人的重要捐赠。真想写东西。得抓紧啦。要不，一晃眼春天就到了。到那时候就没工夫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不好觉。我做了一个杂乱的梦，那种一醒马上就忘的梦。梦忘得干干净净，意识里只留下惊醒的原因。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惊醒，我在梦中听到空中响彻她的声音。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在记忆中复现它，挨个儿回想我所熟悉的女人，想找出具有这种浑厚、低沉和圆润嗓音的人。她们当中谁也没有这种嗓音。我想，也许我对东尼妞太习惯了，所以我的听觉对她迟钝了。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形象置于足以阐明真理的距离之内。不，这也不是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

    顺便说到做梦。通常都认为，白天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夜里就会梦见什么。可是，我的观察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正是白天恍惚看到的东西，不明确的思想，脱口而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话，夜间便化为具体的

    形象返回脑子里来，变成梦的主题，仿佛特意前来偿还白天对它们的怠慢似的。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

    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

    影横投在林阴道上，现出清晰的黑印，仿佛雕成了凸形。总

    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

    中，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

    地的野菊，缀满整个天空。

    每天晚上继续谈论普希金。分析第一卷中皇村中学时

    代的诗。诗的韵律多么重要啊！

    在充满长诗句的诗歌中，阿尔扎玛斯是少年虚荣。心

    的顶点，想不落在成人后面，用神话故事、夸张的描写、故意

    装出的道德败坏、纵情欢乐和思维过早成熟来蒙骗叔叔。

    几乎从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起，或者从《皇村回

    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树。城》或《致姐妹臧晚期在基什

    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

    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在少年身上苏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嚣、物品和本质冲进诗歌之中，仿佛从大街上穿过窗户冲进屋里。外部世界的物体、日常生活的用品和名词挤压着占据了诗行，把语言中语意含混的部分挤了出去。物体，物体，物体在诗的边缘排成押韵的行列。

    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普希金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它的标尺，似乎四步韵脚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存在上剥制下来的，就像画出脚样裁制皮靴的皮子，报出手套尺码寻找戴得合适的手。

    稍后，俄语的节奏，俄国人说话的腔调，也表现在涅克拉索夫的三步韵脚诗歌里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格的韵律中。

    我多想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即农业劳动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

    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前人和今人的错误促使浮士德成为学者。科学遵循摒弃的法则进展，推翻占统治地位的谬误和虚假的理论。

    大师们富有感染力的榜样促使浮士德成为艺术家。艺术遵循吸引的法则进展，模仿和崇拜心爱的主题。

    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

    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市民’和‘居民’都带有责备的意味。《家谱》中的诗行已经预言过这种指责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又写道：

    壬。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

    还有一大沙锅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河天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们对这类话照样能理解：但他们哪儿能那么不谦虚——没有那种兴致，况且也不属于那种官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什1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吸引开了。就在这些细节更迭的时候，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意义。

    春天的最初信息是解冻。就像过谢肉节似的，空气中充

    满了薄油饼和伏特加酒味。太阳在树林里无精打采地眯缝

    着油光光的小眼睛，睡意蒙咙的树林半闭着睫毛似的松针，

    水洼在中午泛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在打瞌睡，伸懒腰，翻

    了一个身又睡着了。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里——春天，奥涅金走

    后荒芜的邱宅，山麓的水边连斯基的坟墓。

    而夜芬，那春天的恋人，

    彻底啼略。野玫瑰正在开放。

    为什么要用“恋人”这个词？一般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

    而恰当的。自然是恋人。此外，也能和野玫瑰押韵。但为

    了押韵，就不能用壮士歌中的“夜费强盗”了吗？

    在壮士歌中奥狄赫曼的儿子就叫“夜营强盗”。歌中把”

    他刻画得多生动啊！

    一听到夜芬的口哨，

    一听到他野兽般的呼啸，

    小草挤在一起，

    蓝色的花朵纷纷坠落，

    昏暗的树林垂向地面，

    至于百姓们啊，都纷纷倒毙。

    我们是初春来到瓦雷金诺的。不久草木便被上了绿装，特别是米库利钦房子后面的那条叫作舒契场的山谷，野樱、赤杨、胡桃更是一片碧绿。几夜之后夜驾开始歌唱。

    我仿佛头一次听到夜写的歌唱，我再一次惊奇地感到，夜营的啼畴同其他的鸟鸣何等不同啊！它不是渐渐提高，而是突然拔起，大自然使它的啼嫩达到如此丰润和独特的地步。每个音有多少变化，又多么喷亮而有力呀！屠格涅夫不知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这种宛如魔笛的啼畴。在两个地方旋转得特别悦耳。一处不厌其烦地重复华丽的“巧克”，有时一连三次，有时不计其数，唱得披着露水的草木抖掉身上的露珠，更加精神抖擞，仿佛被搔着痒处，笑并且颤抖起来。另一处啼声化为两个音节，像召唤，像饱含真情，像请求或规劝：“醒来！醒来！醒来！”

    春天到了。我们准备播种。没空写日记了。写这些札记真是件愉快的事。现在只好搁笔，待来年冬天再说了。

    这两天——这一回正好是谢肉节——一位生病的农夫，坐着雪橇穿过泥泞的道路，来到我们的院子里。我当然拒绝替他治病。“请别见怪，亲爱的，我已不行医了——没有真正的药品，没有必要的器械。”可是哪能摆脱得了。“救救我吧。身上的皮越来越少。发发慈悲吧。身体上的病。”

    有什么办法？我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只得替他看病。“脱下衣服。”我检查了一下。“你得的是狼疮。”我替他看病的时候，斜眼看了一下窗户，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瓶石炭酸（公正的上帝啊，不用问石炭酸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桑杰维亚托夫拿来的）。我住院子里一看，又停了一辆雪橇，最初我还以为又来了个病人呢。叶夫格拉夫弟弟仿佛从天而降。全家人，东尼妞、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忙着招待他。等我完了事，也加入他们一伙之中。我们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像往常那样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没有说一句正面回答的话，只管微笑，说大家对他来感到奇怪吧，这是一个谜啊。

    他住了将近两个礼拜，经常到尤里亚金去，后来又突然消失，仿佛钻进地底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发现他比桑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力，他办的事和他的交往更无法解释。他从哪儿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势力？他在干什么？他在消失之前答应减轻我们的家务劳动，好让东尼妞有时间教育舒拉，我有时间行医和从事文学事业。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做到他所允诺的事，他又笑而不答。但他并没骗我们。出现了真正改变我们生活条件的征兆。

    真是怪事。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和我姓一个姓。可是说实在的，我比谁都不了解他。

    这是他第二次以保护者和帮我解决困难的救世主的身份闯入我的生活。说不定，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他所遇到的真实的人物，还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一位不请自至的宛如象征的援救人物。莫非在我生活中触动这根神

    秘的行善弹簧的人就是我弟弟叶夫格拉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札记就写到这里。他没再写下去。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尤里亚金市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订购的书籍。能容纳一百人的阅览室里有许多窗户，摆了几排桌子，窄的那面靠着窗户。天一黑，阅览室就关门了。春季城里晚上不点灯。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未坐到过黄昏，在城里也从未耽搁过午饭的时间。他把米库利钦借给他的马挂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读一上午书，中午骑马回瓦雷金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图书馆之前，很少到尤里亚金去。他在城里没有一点私事。医生很不熟悉它。可是当他看着阅览室大厅里渐渐坐满了人，有的坐得离他远一点，有的就坐在他旁边时，他仿佛觉得自己站在行人往来的交叉路口上观察城市，而汇集到阅览室里的不是到这儿来的尤里亚金居民，而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和街道。

    然而从阅览室的窗口能够看到真正的、不是虚构的尤里亚金人。靠着最大的窗户那儿有一桶开水。阅览室里的人休息的时候就到楼梯上抽烟，围着大桶喝水，喝剩的水倒在洗杯盆里，挤在窗口欣赏城市的景色。

    看书的人分为两类：当地的知识分子老住户——他们占大多数——和普通的人。

    第一类人当中的大多数都穿得很破旧，不再注意自己的仪表，很遍遍。他们身体不好，拉长了脸，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饥饿、黄疽病、水肿病——而肉皮搭拉着。这些人是阅览室的常客，认识图书馆里的职员，在这儿如同在家里一样自在。

    来自普通人的阅读者，个个面色健康红润，穿着干净的过节服装。他们就像上教堂似的腼腆地走进大厅，但是弄出的声音却违犯了阅览室的规则。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规则，而是因为他们想一点声不出，可没有管好自己健壮的脚步和说话的声音。

    窗户对面的墙上有个凹处，在这个用高台子同大厅隔开的壁龛似的凹处里，阅览室的职员，老管理员和他的两名女助手，在办自己的事。一位助手满脸怒气，披着一件羊毛披巾，不停地把夹鼻眼镜摘下来又戴上，显然不是由于视力的需要，而是由于情绪的变化。另一位穿着黑丝上衣，大概胸口疼，因为手绢几乎没离开过鼻子和嘴，说话和呼吸都对着手绢。

    图书馆职员的脸也像大多数到阅览室来的人一样，同样浮肿，同样拉长了脸，松弛的皮肤同样搭拉下来，脸色灰中带绿，如同胞黄瓜或灰尘的颜色一样。他们三人轮流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低声向新来的阅读者解释借书规则，讲解各种标签的用途，借书或还书，还利用其中的空闲编写年度总结。

    怪事，面对窗外真实的城市和大厅里想象出来的城市，甚至从大家普遍的浮肿所引起的某种相似，他仿佛觉得所有人都患了扁桃腺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那天早上他们抵达时尤里亚金铁轨上的那个郁郁不乐的女扳道员，想起从远处看到的城市远景，想起坐在他身旁车厢地板上的桑杰维亚托夫，以及他所说的那番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把远在这一地区之外听到的话，同他到达这一地区之后所看到的联系起来。但他没记住桑杰维亚托夫告诉他的标志，所以他什么道理也没悟出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阅览室的尽头，身旁堆满书。他面前放着几份当地地方自治会的统计簿和几本人文志。他还想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暴动史的著作，但穿丝上衣的女图书管理员用手绢紧压着嘴唇低声对他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这么多书，他要想借他感兴趣的著作，先得还一部分手册和杂志。

    于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急忙翻阅那一大堆尚未打开的书，从中拣出最必要的，把其他的书还掉，再去借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著作。他聚精会神，目不旁视，飞快地翻阅各种集子，眼睛只瞟一下书目。阅读室里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妨碍他，没分散他的注意力。邻座的人他早研究透了，他不抬眼睛便知道他们坐在自己的左边或右边，并能感觉到，他们的位置在他离开前不会改变，就像窗外的教堂和城里的建筑物不会挪动一样。

    然而太阳并没停止不动。它一直在移动，这时候已绕过图书馆东边的墙角，现在正照着南墙上的窗户，晃得离窗户最近的人睁不开眼，得难阅读。

    患伤风的女管理员从围起来的高台上走下来，走到窗户前。窗户上装着能使光线变得柔和的用白料子做的带把的窗帘。她放下所有的窗帘，只留下阅览室尽头最暗的那扇窗户。她拉了一下线绳，把活动气窗拉开咱己不停地打喷嚏。

    当她打了十个或十二个喷嚏之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猜到，她是米库利钦的小姨，即桑杰维亚托夫所提到过的通采夫家的四姐妹之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着别的阅读的人抬起头朝她那方向看了看。

    于是，他发现阅览室里发生了变化。对面的那一端增加了一个女读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立刻认出她是安季波娃。她转过身子，背对前面的桌子坐下。医生就坐在其中的一张前面。她低声同伤风的女管理员交谈。女管理员站着，俯身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耳语。看来，她们的谈话对女管理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不仅立刻医好了恼人的伤风，还医好了精神紧张。她向安季波娃感激地瞥了一眼，把一直捂着嘴唇的手帕拿开，放进衣袋，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满怀信心地回到借书台后的座位上。

    这个动人的小小的～幕，没能瞒过另外几个读者。读者从阅览室的各个角落同情地望着安季波娃，并同样微笑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根据这些难以察觉的迹象断定，城里的人认识她，并且非常爱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一个愿望是站起来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跟前。然而，一种违背他本性的羞怯和缺乏自信阻止了他。他决定不去打扰她，继续看自己的书。为了使自己免于受到向她的方向张望的诱惑，他把椅子横对着桌子，几乎背对着阅览室的读者，把一本书举到面前，另一本打开的书放在膝盖上，完全钻进书里。

    然而他的心思早已离开研究的对象，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与他的研究对象毫无联系，他忽然领悟到，那个冬天夜里他在瓦雷金诺梦中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安季波娃的声音。这个发现使他大吃一惊，他急忙把椅子转回原来的位置，以便从他的座位上看安季波娃。他开始看她。他的动作惊动了旁边的人。

    他几乎从背后侧身看她。她穿了一件浅格短衫，腰间系着一条宽带子，头微微偏向右肩，贪婪地阅读着，简直像小孩一样到了忘我的地步。有时她抬头望着天花板沉思，不然便眯起眼睛凝视着前方，然后又把头倚在一只手上，用铅笔飞速地往笔记本上摘录。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检验并肯定自己在梅留泽耶沃小镇所做过的观察。“她不想讨人喜欢，”他想道，“不想成为迷人的美人。”她蔑视女人本性中的这一方面，仿佛由于自己长得太美而惩戒自己。而这种骄傲的敌意使她更加十倍地令人倾倒。

    “她不论做什么事都做得多么好啊。她读书，使人觉得这不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而是某种简单木过的、连动物也能做的事，就像她提水或削马铃薯一样。”

    想到这里医生不再激动了。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平静。他的思想不再从一个对象跳到另一个对象上。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安季波娃对他的影响就像对神经质的女管理员一样。

    他不再管转动椅子造成的后果，不再怕别人妨碍或自己分心，比安季波娃进来之前更专心致志地工作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他翻阅完像小山一样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书，选出最需要的，还顺便一口气读完了在书中发现的两篇主要文章。他对今天所做的事已经感到满意，便开始收拾书，准备送到还书台去。任何败坏情绪的不相干的念头都离开了他。他丝毫没有别的用心，问。已无愧地想道，诚实地工作了一上午，赢得了会见一位好心肠老友的权利，可以合法地享受一下相逢的欢乐了。但当他站起来，环视了一下阅览室，却没发现安季波娃，大厅里已经没有她了。

    医生还书的还书台上，安季波娃还的书还没收走。她还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看来，作为一个旧教师，在重新登上讲台之前，她在家里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进修。书中还夹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借书单。借书单的下端露在外面，很容易被看见，上面写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地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地址很古怪，抄了下来：商人街，带雕像住宅的对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带雕像住宅”这种叫法在尤里亚金非常流行，就像在莫斯科以教区命名市区，或者在彼得堡称为在“五个角”那儿一样。

    一座带女神像柱和手持铃鼓、竖琴和假面具的古代级斯雕像的铁青色住宅被人称为“带雕像住宅”。这是上个世纪一位爱好戏剧的商人为自己建造的私人剧场。他的后人把住宅卖给了商会，由于这座住宅占了街的一角，于是就把这条街叫做商人街了。带雕像住宅又表示与这条街连接的这片地方。现在党的市委会便设在带雕像住宅里，地基倾斜下沉的那一面墙上，过去贴话剧和马戏海报的地方，现在贴着政府的法令和决议。

    这是五月初寒冷而刮风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城里办完事，到图书馆转了一下，突然改变全部计划，去寻找安季波娃。

    路上时常刮起～团团的风沙，挡住他的去路，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医生转过身子，眯起眼睛，低下头，等一阵风刮过，再向前走去。

    安季波娃住在商人街角上诺沃斯瓦洛奇巷内，对着昏暗发青的带雕像住宅。医生现在看见这座住宅了。住宅确实同它的绰号一致，令人产生一种古怪不安的感觉。屋顶四周环绕着一圈比真人高一倍半的女神雕像。在一阵遮住住宅正面的风沙过后，医生突然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从住宅里走上阳台，弯过栏杆看他，看渐渐从风沙中显露出来的商人街。

    有两条路通往安季波娃的住所：从商人街穿过正门，从小巷穿过院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知道有头一条路，选择了第二条路。

    他刚从小巷拐进大门，～阵风把院子里的尘土和垃圾刮到天上，遮住院子。在这扇黑色帘幕后面，从他脚下飞起一群被公鸡追赶得咯咯叫的母鸡。

    当尘土消散后，医生看见安季波娃站在井旁。刮风的时候她左肩上刚刚挑起两只汲满水的水桶。为了防止风把尘土刮进头发里，她连忙披上头巾，在前额上打了一个“鸳鸯结”，用膝盖夹住吹开的长衫，以免被风掀起。她想担水往家里走，但被另一阵风挡住。这阵风刮掉她的头巾，吹乱她的头发，又把头巾刮到栅栏的另一头，刮到还在咯咯叫的母鸡那里。

    尤里·安德烈耶夫跑去追头巾，把它拣起来，递给站在井边发呆的安季波娃。她像平时那样泰然自若，没有发出惊叫，显露出自己的惊讶和困惑。她只喊了一声：

    “日瓦戈！”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

    “您怎么来的？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肥水桶放下，我来挑。”

    “我从不半路转弯，从不放下开始干的事。您要是来看我，咱

    们就走吧。”

    “我还能看谁呢？”

    “那谁知道呢。”

    “还是请您把扁担让给我吧，您干活儿的时候我不能空手闲着。”

    “多了不起的活儿呀。我不让您担，您会把楼梯溅湿的。您不如告诉我，哪阵风吹您来的？您来这儿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您从哪儿知道的？”

    “到处都有传闻。何况我还在图书馆里见过您呢。”

    “那您怎么没叫我？”

    “您用不着让我相信您没看见我。”

    医生跟在颤动的水桶下微微摆动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后面穿过低矮的拱门。这是一楼的昏暗过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迅速蹲下来，把水桶放在泥土地上，从肩膀上抽出扁担，伸直身子，开始用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来的一块小手绢擦手。

    “走吧，我带您从里面的小道进大门。那边明亮。您在那边等我。我从小道把水提上楼，把上面收拾一下，换身于净衣服。您瞧瞧我们这儿的楼梯。生铁梯阶上都有楼空花纹。从上面透过它们，下面什么都看得见。房子老了。打炮的那几天受到轻微震动。大炮轰击嘛。您瞧石头都错缝了。”砖上大窟窿套小窟窿。我和卡坚卡出去的时候就把钥匙藏在这个窟窿里，用砖头压上。记住点。说不定您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不在家，那就请自己开门进去，在里面随便坐坐，等我回来。钥匙就在那儿。可我用不着，我从后面进去，从里面开门。唯一发愁的是耗子，多得对付木了，在脑袋上跳来跳去。建筑太老了，墙都酥了，到处是裂缝。能堵的地方我都堵上了，我同它们作战，可没有用。您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来帮帮忙？咱们一块儿把地板和墙角堵上。行吗？好吧，您在楼梯口上等着，随便想点什么吧。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多受罪，马上就招呼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等待安季波娃叫他，目光开始在墙皮剥落的入口处和生铁梯阶上转来转去。他想道：“在阅览室里我把她专注的读书精神同于真正事业和体力劳动的热忱相比较。可完全相反，她担水像读书那样轻松，一点不吃力。她干什么都从容不迫。仿佛她在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便开始了向生活起跳，现在干什么都～跃而起，自然而然，出于从小养成的习惯，毫不吃力。这从她弯腰时脊背形成的线条、微笑时分开的嘴唇和变圆的下巴上，以及从她的谈话和思想里都能看出来。”

    “日瓦戈！”从上面一层楼梯口的一扇门里有人喊了一声。医生爬上楼梯。

    “把手给我，跟我走，不许乱动。这儿有两间推东西的房间，东西顶到天花板，很暗。碰上就会撞伤的。”

    “真像一座迷宫。我差点找不着路。怎么会这样？正在修理住宅？”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问题不在这儿。住宅是别人的。我连是谁的都不知道。我们在中学里有一间房间，公家的。尤里亚金市苏维埃房管会占用学校后，便把我和女儿迁到这座别人遗弃的空房里来。旧主人们的全部家具都留在这里，家具多极啦。可我不需要别人的财富。我把他们的东西堆在这两间屋子里，只把窗子剧成白色。别松开我的手，不然您要迷路的。就这样握着，向右拐。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看见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道。“我暂时什么都不对您说。可是这太重要了！简直命中注定你们一定要见面。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果我对您的话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留给您的印象与其说是不良的，不如说是良好的，对吧？”

    “对，正是如此。他本应对我冷淡。我们经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来你在这儿？”

    一个枕着两条小辫的八岁小女孩走进屋。两只距离很宽的细眼睛赋予她一种调皮的神态。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抬起。她进门前已经知道妈妈有客人了，但跨过门槛时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脸上装出惊讶的神情，行了个屈膝礼，毫无畏惧地盯着医生，眼睛没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寂中长大的孩子才会这样看人呢。

    “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长大啦，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玩了。你进来我都不知道。”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可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开。我以为要吓死了。”

    卡坚卡说，可爱的小脸做出怪样，瞪着两只调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得啦，上自己屋里去吧。我请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从烤炉里把粥取出来就叫你。”

    “谢谢，可我不得不谢绝。由于我常进城，我们改在六点吃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骑马得三个小时，有时还得四个小时，因此我才这么早来看您，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好吧。”

    “现在，既然您对我坦率，我也对您坦率，我要告诉您，您刚才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线找的那个人。都说他确实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并不惊奇，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我听到那种谣传时也认为是荒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随心所欲地同您谈起他，就好像根本没有过这种谣传似的。但这种谣传荒谬至极。我见过这个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联系在一起？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连卡坚卡都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打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同样会劝他这样做。您甚至可以说，我的不受侵犯、市苏维埃为我们提供的还算过得去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等等——间接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秘密关心。可您怎么也不能说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响，开始同您唱一个调子。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咱们不是同道。我对某种难以觉察的、非必然的东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广阔意义的问题上，在人生哲学上，我们还是作为论敌为好。还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在屠犹的日子里，当这些可怕而卑鄙的行为开始的时候，除去气愤、羞愧和怜悯外，还有一种感觉始终追逐着我们，那就是难堪的骑墙感觉，仿佛我们的同情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有一种不真诚的不快之感。

    “一度把人类从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而现在又大批献身于把他们从社会恶行中解放出来的人，竟不能从自己本身，从忠于过时的、失去意义的、古老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不能超越自己的思想意识，完全融合在其他人之中，而那些人的宗教基础原是他们所建立的，那些人本应同他们非常亲近，如果他们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的话。

    “大概迫害是产生这种无益的、甚至是致命的态度的原因，是产生这种只能带来灾难的羞怯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孤立状态的原因，但这其中还有内在的衰颓，多少世纪所形成的历史性的疲倦。我不喜欢他们那种嘲讽式的自我鼓吹，平庸的概念，羞怯的想像力。这令人气恼，就像老年人谈旧事和病人谈病一样，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些问题我没想过。我有位姓戈尔东的同学，他也有这种看法。”

    “因此我到这里来守候帕沙，希望在他进出的时候碰见他。厢房曾是总督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着牌子：‘控诉处’。您也许看见了？这是城里最美丽的地方。门前的广场是用条石铺成的。穿过广场便是市立公园。里面长着绣球花、枫树和山植。我停在行人道上，在求见的人群里等着见他。当然，我没去敲接待室的门，说我是他妻子。我们不姓一个姓呀！况且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木应当问。他们是除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就算我终于能证明我是他妻子，那又有多大意义！妻子又管什么用？这是什么时代？世界无产阶级，改造宇宙，这是另外一码事儿，这点我懂。可像妻子那样的两条腿动物算什么，呸，一只最蹩脚的跳蚤或虱子。

    “副官转了一圈，询问了许多人，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报告自己的姓名，回答问题时只说为了私事。可以想象，事情当然办得糟极了——拒绝接见。副官耸了耸肩，怀疑地打量着我。因此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您以为他厌恶我们，不爱我们了，把我们忘了。嗅，恰恰相反。我太了解他了！正因为他感情太丰富了，才想出这种办法！他要把所有在战争中获得的律冠放在我们脚下，因此不能空手回来，要以一个满载荣誉的征服者的身份回来，要使我们永垂不朽，眼花缭乱！多像孩子呀！”

    卡坚卡又进来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抱住困惑的小女孩，抱起来转圈，胳肢她，吻她，把她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城里骑马回到瓦雷金诺。这些地方他经过不知多少次了。这条路他已经走熟，失去新鲜的感觉，不再注意它。

    他走近林间小路的岔口，那儿从通往瓦雷金诺的直路分出一条通往萨克玛河上瓦西里耶夫沃渔村的支路。在分岔口的地方矗立着这片地区的第三块路标，路标上挂着出售农业机器的招牌。同往常一样，医生总是落日的时候抵达岔口。

    自从他那次进城后，已经过了两个多月。那天他住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那儿，可对家里却说他因事耽搁在城里了，在桑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已同安季波娃以“你”相称了，管她叫拉拉，她管他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欺骗了东尼娜，向她隐瞒了这件事，而且事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可原谅。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他爱东尼娜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在家里，在亲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尚未被逮捕的罪犯。家里人毫无察觉，仍像往常那样亲热地对待他，这使他十分痛苦。大家谈得正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的罪行，呆住了，周围人讲的什么他听不见，也听不懂。

    如果这发生在饭桌上，一块食物便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把场匙放在一边，推开碟子。眼泪窒息得他出不来气。“你怎么啦？”东尼娜莫名其妙地问道。“你大概在城里听到了坏消息？又把谁关进监狱或者枪毙了？告诉我。不用怕我听了心烦。那样你会好受些。”

    他对东尼娜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选择过任何人，设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有时他问自己，但找不到回答，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斩断绳结。他怀着这样的决心回家。他决定全部向东尼娜坦白，乞求她的宽恕，决不再同拉拉会面。

    不错，并非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他现在觉得，还有一点不大清楚，即他是否同拉拉永远断绝往来。他今天早上对她说想把一切都告诉东尼娜，他们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但他现在觉得，他对她说话的口气太柔和，不够果断。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想用哭闹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伤心。她明白，没有这件事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她竭力平静地听完他的新决定。他们是在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没住人的那间空屋子里谈的，这间房子对着商人街。泪珠从拉拉脸颊上滚下来，就像这时雨水从对面带雕像住宅的石雕像上摘下来一样，但她没感觉到。她真挚地、毫无做作地表现出宽宏大量，轻声说道：“别管我，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什么都能克制。”她不知道自己在哭，所以没去擦眼泪。

    一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可能误解他，怀有不现实的希望，他便想掉转马头回城里去，把没有说透的话说透，而主要是分手应分得热烈些、温柔些，更像真正的诀别。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继续向前赶路。

    随着太阳渐渐落山，树林也渐渐充满寒气和昏暗。树林中散发出一种仿佛刚一走进浴室便能闻到的潮湿的禅树枝味。空中悬挂着一层展翅飞翔的蚊纳，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标，齐声～个调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额头和脖子上拍打蚊子，不知拍打了多少次。手拍在出了一层汗的身体上发出的啪啪声，同骑马行走的声音非常协调：勒马皮带的吱吱声，沉重的马蹄踏在泥泞里的吧卿吧卿声，以及马奔驰时听到的一排排清脆的枪声。突然，从仿佛悬在天上的落日那边传来了夜营的啼陪。

    “清醒吧！清醒吧！”夜驾呼唤并劝告道，听起来仿佛复活节前的召唤，“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从睡梦中醒来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何必急着赶路呢。他并未违背自己的誓约。一定要说穿。可谁又说过一定在今天呢？还未对东尼娜宣布过一个字呢。把解释推迟到下一次并不迟。这样他还可以进城一趟，同拉拉把话说透。谈的时候充满能消除她全部痛苦的深情挚意。那样多好，多妙！真奇怪，先前怎么没想到呢！

    一想到还能再见安季波娃一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心急剧地跳动。他再次品尝到相见的快乐。

    城外的木屋小巷和木头铺的人行道出现在眼前。他向那个方向走去，现在，走进诺沃斯瓦洛奇巷，走进一块空地，木屋小巷走完了，开始了石头屋子。城郊的房子闪过，就像飞快地翻阅一本书，并且不是用食指翻，而是用拇指按着书边，叫书页在拇指下咽啪滑过。激动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就住在那边，街的那一头。在向晚放晴的天上的一块亮光下面。他多么爱通向她住处的那些熟悉的房屋啊！要是能把它们从地上抱起来使劲地亲吻一番该多好啊！这些横压在屋顶上的独眼阁楼啊！油灯和神灯反射在水洼中有如一个个浆果！在这笼罩在街道上空的阴霾天空的一片亮光之下，他仍将从造物手中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件白色神奇的礼物。一个裹着黑东西的身影打开了门。而她那矜持而冰冷的亲密允诺，宛如北方明亮的夜，不属于任何人，就像你黑夜沿沙滩向大海跑去时向您冲来的第一个海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扔下级绳，身子从马鞍上欠起，抱住马颈，把脸埋在鬃毛里。马把这种温存当成让它用尽力气奔跑，就飞驰起来。

    马平稳地奔驰，马蹄只是偶尔点地，大地总是不断地离开马蹄，向后飞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了由于狂喜心怦怦地跳动外，还听到人的喊声，他觉得那是他的幻觉。

    附近的一响枪声把他震昏了。医生抬起头，猛地抓住级绳，把它拉紧。马在急驰中猛地停下，前后脚撇开，向旁边跳了几下，又向后倒退了几步，开始往下蹲，准备直立起来。

    前面的道路分为两岔。晚霞照着路旁的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三个带武器的骑马人横在路上截住他的去路。一个戴着制服帽、穿着腰部带格上衣的中学生，身上挂着几条子弹带；另一个穿着军官大衣，戴着长筒皮帽，样子吓人，像化装舞会上的打扮；还有一个穿着红过的棉裤和棉袄的骑兵，一顶宽边神甫帽低压在头上。

    “不许动，医生同志。”戴长筒皮帽的骑马人说，他是三人中最年长的。“您只有服从，保证您平安无事。否则，请别见怪，我们就会开枪。我们游击队的医生被打死了。我们想征用您做医务工作。下马，把缰绳交给较年轻的这位同志。我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逃跑的念头，我们就要对您不客气了。”
    “您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列斯内赫同志？”
    “不，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第五章

    公路两旁散落着城市、乡村和驿站。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仁斯克、特夏茨科耶、新出现的小村庄亚格林斯科耶、兹沃纳尔斯克镇、沃利诺耶、古尔托夫希基驿站、克梅姆斯克自然村、卡泽耶沃镇、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村。

    一条驿道穿过这些村镇，这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道。它穿过市里主要街道，像切面包似的把这些市镇切成两半，至于村庄，它径直经过，把一排排农舍甩在后面，或者把它们变成弧形，或者急转弯绕过它们。

    在遥远的过去，铁路还未铺设到霍达斯克村以前，驾驶三匹马的邮车在驿道上往来奔驰。装载茶叶、粮食和铁货的大车朝一个方向走，卫兵押解步行的囚犯一站站地朝另一个方向走。|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他们齐步向前走，每一迈步脚镣便一齐哗啦啦响。他们都是亡命的和绝望的人，像天上的闪电一样可怕。无法穿过的阴森森的莽林在周围喧响。

    驿道沿线的居民像一个大家庭。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互相往来，结为亲戚。在雷达斯克村，驿道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有铁路附设的机车修配厂和机械厂，聚集在劳动营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人在那里忍饥挨饿。他们患病，死掉。有技术的政治犯服完苦役便留在这里当技师，他们在这里定居了。

    驿站沿线最初建立的苏维埃早已被推翻。一个时期建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而现在整个地区都被最高统治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代替。

    有段驿道要爬半天坡。展现在眼前的远景越来越开阔。坡好像永远爬不完，视野也愈来愈开阔。但当人和马都疲倦了，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山顶。前面的驿道跨越一道桥，湍急的克日姆河在桥下奔腾。

    河对面更为陡峭的一个山头上，现出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驿道环绕着修道院门的斜坡，在它后面城郊的院子中间转了几个弯后直通城内。

    驿道再次穿过修道院属地的边缘，因为修道院染成绿色的铁门是朝中心广场开的。人口处拱门的圣像周围有一圈金字，看起来像半个花圈：“欢乐吧，有生命力的十字架，木可征服的虔诚的胜利。”

    冬季将尽。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大斋的结尾。驿道上的雪发黑了，透露出解冻的信息，但屋檐仍是白的，悬挂着结实的高高的冰帽。爬上圣十字钟楼找敲钟人的男孩们，觉得地上的房屋就像难成一堆的小匣子和小船。同逗点一般大小的小黑人向房屋走去。根据动作从钟楼上能认出几个人来。走近的人读着墙上贴的最高统治者颁发的征收三种年龄的人入伍的命令。

    黑夜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开始转暖，这时候就转暖是很少见的。天上飘着雨丝，雨丝如此轻盈，仿佛碰不到地面便化为湿雾，在空气中飘散。但这不过是从表面上看。一道道温暖的水流足以冲干净地上的积雪。现在整个地面黑得发亮，仿佛出了一层汗。

    长得手高的苹果树发满新芽，奇迹般地把细枝穿过花园的篱笆伸到街上。雨水从树枝上零零落落地滴在木板人行道上。全城都能听到雨水的滴答声。

    照相馆院子里锁着的小狗托米克一直哀怨地叫到天亮。也许加卢津家花园里的乌鸦被小狗的叫声激怒了，叭叭叫起来，叫得全城都听得见。

    城市地势低的那边住着商人柳别兹诺夫。别人给他运来三车货。他拒绝收货，说运错了，他从未订过这批货。赶大车的年轻人说天色太晚了，请他收留一夜。商人同他们对驾起来，轰他们，不给他们开门。他们的对骂全镇都听得见。

    凌晨一点，即修道院的七点，从圣十字修道院最大的钟上发出一阵神秘、缓慢、甜蜜的钟声，同昏暗的细雨混合在一起。它从钟L飘出，仿佛被春汛冲化的泥块，离开河岸，沉入河中，融化在那里。

    这是大斋的前夜，安良日那天。在雨网的深处，几个刚能辨清的烛光缓缓移动、飘浮，照亮人的额头、鼻子和面孔。斋戒的信徒去做早祷。

    一刻钟后，人行道的木板上传来从修道院走过来的脚步声。这是店主加卢津的妻子回家，早祷才刚刚才始。她头上包着头巾，皮袄敞开，迈着不均匀的步子，时而跑几步，时而停下来。教堂里空气憋闷，她感到窒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现在感到羞愧和遗憾，因为自己没能做完祷告，第二年没斋戒了。但这还不是她悲伤的原因。白天，到处张贴着的动员入伍的公告让她伤心，因为这涉及她可怜的傻儿子捷廖沙。她想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但在昏暗中泛光的布告总提醒她有这样的命令。

    转过墙角就是她的家，两步路就到，但她在街上要舒服些。她愿意呆在街上，家里憋气，不好受。

    各种忧郁的念头在她心里翻腾。她想把这些念头—一说出来，却没有足够的词汇，况且说到天亮也说不完。但是在街上，这些向她袭来的一团团阴沉的念头她在几分钟之间便能摆脱，从修道院墙角到广场拐角走两三趟就行了。

    复活节马上就到，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都走散了，就剩下她一个人。难道真是一个人吗？当然是一个人。她收养的克秀莎不算。她又是什么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她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也许是潜在的情敌。是符拉苏什卡前妻的女儿，他说是他的养女，可也许并非养女，而是私生女？也许根本不是养女，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男人的心能看透吗？可也看不出姑娘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聪明，漂亮，无可指摘。比小傻瓜捷廖沙和养父机灵多了。

    于是，复活节前夕就剩她一个人在家，被人遗弃，其他的人各去各的地方。

    她的丈夫符拉苏什卡沿驿道向新兵发表演说、劝导他们在战场上立功。他要是能关心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使他免遭死亡的危险该多好！

    儿子捷廖沙也受不住了，在大竞前夕跑掉了，在自己遭到倒霉的事之后，跑到库捷内镇亲戚家寻开心去了。小伙子被职业中学开除了。留了四次级，到了八年级学校不再可怜他，把他赶出了学校。

    唉，多悲伤啊！嗅，主啊！怎么变得这么糟，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什么都办不好，真不想活下去了！怎么会弄成这样呢？是革命的力量？不，啊，不是。都是因为战争。男人的精华全在战争中被杀害了，只剩下毫无用处的废物。

    当承包商的父亲家里是否也同样呢？父亲不喝酒，是个知书识礼的人，家郑“常富有。还有两个妹妹波利亚和奥莉妮。就像名字那样协调，她们俩也非常融洽，一对美女。上父亲那儿去的木匠师傅都是仪表堂堂的漂亮男人。有一次，她们突然想编织六种毛色的围巾（并非家里困难而需要她们编织），变着法子玩耍。可是怎么样呢，她们的手艺那样巧，全县都称赞她们编的围巾。有时什么都能让她们高兴，比如浓密的头发、苗条的身材、教堂里的祈祷、跳舞、客人、姿势等等，别看是普通人家，小市民，工农出身。俄罗斯也像一位待嫁的姑娘，她有真正的追求者，真正保护她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些家伙。如今一切都失去光泽，只剩下一群卖狗皮膏药的文人，白天黑夜颠来倒去地说那几句话，早晚要被话噎死。符拉苏什卡和他的朋友们想凭借香槟酒和善良的愿望返回那黄金时代！但怎能夺回失去的爱情呢？为此必须移山倒海！

    加卢津娜已经几次走到圣十字市场。她的家就在市场左边。但每次她都改变了主意向后转，又走进连接着修道院的小巷里。

    市场大得像旷野。先前每逢赶集的日子，农民的大车摆满整个市场。市场的一头紧靠着叶列宁街。另一头由不大的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围成弧线形。房子里挤满货仓、账房、做买卖的地方和手艺人的作坊。

    太平年月，憎恨女人的布留汗诺，穿着长礼服，戴着眼镜，坐在他家敞开的大门前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看小报。他是个粗野不堪的人，做皮子、焦油、车轮、马具、燕麦和干草等买卖。

    这里，在昏暗的小窗户上，放着几只硬纸盒，盒上积满多年的尘土，盒里装着几对装饰着缎带和小花束的结婚蜡烛。在窗户那边的小空屋里，没有家具，几乎没有存放过商品的影子，如果不算一个个擦在一起的一堆蜡圈的话。可就在这间屋里，那位不知住在何处、拥有百万资财的蜡烛制造商的神秘的代理人，做过成千卢布的地板蜡、蜡和蜡烛的交易。

    这里，在街上的一排商店当中，是加卢津家开设的杂货铺。杂货铺有三间门脸，出售茶叶、咖啡、糖等货物。每天都要扫三遍没上漆的干裂地板，因为老板和伙计们喝起茶来就没节制，把泡过的茶叶都倒在地板上。年轻的老板娘特别乐意坐在这儿的钱柜后面。她心爱的颜色是淡紫色，这是教堂举行大典时候神甫教袍的颜色，丁香花苞的颜色，她最讲究的天鹅绒服装的颜色，她那套维也纳器皿的颜色。这是幸福的颜色，回忆的颜色。她觉得革命前俄罗斯处女时代的颜色也是紫丁香色的。她喜欢坐在钱柜前，因为在玻璃罐散发出淀粉、糖和深紫色黑醋栗水果糖香味的铺子里，黄昏时淡紫色的光线正好同她心爱的颜色吻合。“

    这里，在院子的一角，存放木材仓库的旁边，有一座四面都已破裂的旧二层楼房，楼房是用旧木板盖成的，像一辆用旧的轿式马车。楼房里有四套房间，两个楼角都有出口。楼下左首是扎尔金德的药房，右首是公证人的办事处。楼上药房那）L住着什穆列维奇裁缝一大家子人，裁缝的对面，公证人的楼上，挤了好几家住户，门上贴满的招牌和牌子说明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儿管修表和补鞋。茄克和施特罗达克在那I［合伙开了一家照相馆，此外还有卡明斯基的刻字铺。

    由于房间太挤，摄影师的两个助手，修版的谢尼亚·马吉德松和大学生布拉仁，在院子的木仓库过道里搭了～间实验室。从红指示灯可以看出他们正在那儿干活，指示灯一闪，窗户也微微一亮。窗户下锁着一条叫托米克的小狗，小狗叫起来整条叶列宁街都听得见。

    “大家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加卢津娜经过灰楼房时想道，“贫困和肮脏的破窝。”但她马上得出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排斥犹太人的做法不对的结论。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影响不了俄罗斯帝国的命运。不过，如果问问什穆列维奇老头，为什么世道这么乱，他一定会向你鞠个躬，做个怪相，附着牙说：“全是犹太佬揭的鬼。”

    唉，可她想的是什么呀，脑子里塞的什么东西呀？难道问题在这里？倒霉倒在这里？倒霉倒在城市里。决定俄罗斯兴衰的不是它们。受到城市文化水平的迷惑，想追赶它们，可没赶上。离开自己的岸，并没靠上别人的岸。

    也许恰恰相反，倒霉就倒在无知上。学者隔着墙便能看到，什么都能预见猜测到。可我们掉了脑袋才想起帽子。仿佛在一片黑暗的树林子里。可有文化的人现在日子也不好过啊。饥饿把他们从城市里赶出来。越想越糊涂。魔鬼折断了自己的腿。

    可我们农村亲戚的情况就大木相同。就拿谢利特温一家、舍拉布林一家、帕姆菲尔·帕雷赫、莫德赫家的兄弟俩、汉斯托尔和潘克拉特来说吧。靠双手劳动，自己当家作主。大道两旁盖了新房，看着叫人喜欢。每户种了十五俄亩的地，有马、羊、牛和猪。储备的粮食足够吃三年。生产工具——令人赞叹不已。连收割机都有。高尔察克拍他们马屁，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政委们想把他们诱惑到林中游击队里去。他们打完仗戴着乔治十字勋章回来，马上都抢他们去当教官，不管你戴不戴肩章。只要你在行，哪儿都需要你。决不会没用。

    可是该回家了。一个女人闲逛这么久的时间是不规矩的。要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就好了、可那儿全是稀泥，站不住脚。心里仿佛松快了一点。

    加卢津娜一路上胡思乱想，终于木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了，这时已经走到家门。但在她迈进门槛之前，在台阶前跺掉脚上的泥的时候，她还在心里把很多事掂量了一遍。

    她回想起眼下霍达斯克村的头头们，从首都来的政治流放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无政府主义者“黑旗”伏多维钦科，当地的木匠“发疯的”格罗仁科。她对他们都很了解。他们一生当中闯过很多乱子，大概又要策划什么了。不然他们便没法活。他们一生都是在依靠机器度过的，他们自己冷酷无情，如同机器一样。他们在缴衣外面套一件上衣，抽烟时把烟卷插在骨头烟嘴里。只喝开水，免得传染上病。符拉苏什卡白费劲，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些人想把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翻过来，永远按照自己的主意办。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是个出色的、与众不同的女人，身子保养得很好，聪明，人也不坏。但在这偏僻的地方，她哪一种优点也没人赏识，也许别的地方也没人赏识。整个外乌拉尔都熟悉的、嘲笑傻瓜先杰秋利哈的那支下流小曲，只能引用开头的两行：

    先杰秋利哈卖了大车，

    用卖大车的钱买了一把三弦琴……

    下面便是淫秽的词儿了，她觉得人们在圣十字市场上唱这支小曲是在影射她。

    她长叹了一口气走进家门。

    她没在前厅停留，穿着皮大农直接走进卧室。卧室的窗户对着花园。此刻正是夜间，窗内和窗外的各种影子几乎重叠在一起。垂下的窗帘的阴影，同院子里光裸漆黑的树木的阴影几乎一模一样，轮廓都模糊不清。冬天快要过去，花园里的黑绸般的黑夜，被即将来临的春天暗紫色的气息温暖了。屋里两种近似的因素大约也这样结合在一起，即将；临近的暗紫色的节日气息，使本拍打干净的窗帘的尘土飞扬的闷气变柔和了，把它冲淡了。

    圣龛中的圣母把两手从银衣怖下面伸出，乌黑的手掌向上举起。她的每只手掌里似乎握着她的拜占庭圣名的最前与最后的两个希腊字母。放在金灯托上的石榴石圣灯，宛如一只黑墨水瓶，把仿佛被牙齿咬碎的星形闪光洒在卧室的地毯上。

    加卢津娜脱下被巾和皮大衣，笨拙地转了一下，肋骨又仿佛被刺了一下似的疼痛起来，她感到胸口发闷。她喊了一声，害怕了，喃喃自语起来：

    “替悲伤的人除忧，圣洁的圣母，及时助人，保护世界。”她木禁哭起来。等疼痛过去之后，她开始脱衣服。衣领下面的和背上的束胸扣钩从她手里滑下来，落进衣服烟色的皱纹里。她费了很大劲儿去摸它们。

    她进家门的时候惊醒了养女克秀莎，克索莎走进她屋里。

    “您怎么没点灯呀，妈妈，要不要给您拿盏灯来？”

    “不用。不点灯也看得见。”

    “好妈妈，奥莉加·尼洛夫娜，我来帮您脱衣服。别受罪了。”

    “手指木听使唤，一点办法也没有。裁缝不长脑子，没把扣钩钉在该针的地方，瞎眼的东西。我想从上到下扯开，把整条布边甩在他那张丑脸上。”

    “圣十字镇的赞美诗唱得真好。夜里静，空气都把歌声传到这儿来了。”

    “唱得确实不错。可我，妈呀，一点不舒服。浑身又疼起来，哪儿都疼。真造孽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顺势疗法医生斯特多勃斯基给您治过。”

    “他提出的治疗方法总没法实行。这位顺势疗法大夫原来是个兽医。什么也不懂。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走了。走了，走了，还不止他一个人。都在节前从城里走了。是不是他们预先知道这儿要发生地震？”

    “可那个俘虏过来的匈牙利大夫给您治得满不错嘛。”

    “又胡说八道了。我告诉你吧，谁都没留下，都各奔东西了。克列尼·劳什同其他的匈牙利人到分界线那边去了。他们强迫那家伙看病，把他带到红军里去了。”

    “您太多心了。神经官能症。普通的民间暗示疗法能创造奇迹。您还记得吗，那个巫婆，一个士兵的老婆，给您念咒治病，效果不是很好吗？真是手到病除。忘了那个士兵老婆叫什么了。名字忘了。”

    “不，你完全把我看成愚昧无知的人了。你恐怕还会背着我唱先杰秋利哈小调挖苦我呢。”

    “您怎么不畏惧上帝呀！您不该说这种话，妈妈。您还是想想士兵老婆叫什么名字吧。名字就在嘴边上。想不起来我心里不踏实。”

    “可她的名字比裙子还多。我不知道你要哪一个。她叫库巴利希娜，又叫梅德维吉哈，还叫兹雷达里哈。此外还有上十个外号。她也不在附近了。巡回演出结束了，上哪儿去找她。把上帝的奴仆关进克日木监狱，因为她给人打胎还制造什么药粉。可你瞧她，嫌牢房里闷气，从监狱里逃出来，跑到远东去了。我对你说吧，都逃散了。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捷廖沙，好心肠的波利哑姨妈。城里正派女人就剩咱们这两个傻瓜了，难道我在开玩笑？哪儿也不能看病了。要出了什么事，一个人也叫不来。听说在尤里亚金有个从莫斯科来的名医，教授，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我正打算请他的时候，红军在大路上设立了二十个哨所，哪能找他啊。现在说别的吧。你睡觉去吧，我也躺会儿。大学生布拉仁把你迷住了。何必抵赖呢？你不管怎么着也躲不开他，瞧你脸红得像虾米一样。你那倒霉的大学生在复活节晚上还得洗相片，自己显影自己印。自己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他们那条狗叫得全城都听得见。该死的乌鸦在咱们苹果树上叭叭乱叫，我这一夜又甭睡觉了。可你生哪门子的气呀，怎么这么小性子，啊？大学生嘛，当然会讨姑娘们欢心喂。”

    “那边狗怎么叫得那么厉害？应该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儿。它不会无缘无故叫唤的。等一下，利多奇卡，怎么一个劲骂人呢，停～下吧。得弄清情况。万一警察冲进来怎么办。你别走开，乌斯金。你也站在这儿，西沃布留伊，用不着你们。”

    但中央代表利多奇卡没听见请他停一下的话，继续像演说家似的用疲惫的嗓子讲下去，并且越说越快：

    “存在于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权所推行的掠夺、勒索、暴力、枪杀和拷打的政策，必然会使迷途的人睁开眼睛。它不仅与工人阶级为敌，实际L也与全体劳动人民为敌。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应当明白，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只有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农结成联盟，才能……”

    他终于听见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停下来，用手绢擦擦脸上的汗，疲惫不堪地垂下浮肿的眼皮，闭上眼睛。

    站得离他近的人低声对他说：

    “喘口气吧，喝口水呀。”

    有人对激动不安的游击队首领说：

    “你干吗激动？什么事儿也没有。窗台上有信号灯。岗哨，说得形象点，正牢牢地盯着周围的空间。我认为可以继续作报告。说吧，利多奇卡同志。”

    大仓库里的木材都搬空了。在搬干净的地方正举行秘密会议。一堆顶到天花板的圆木垛，像一面屏风，把聚集在这里的人挡住，并把空着的那一半同过道里的照相室和出口隔开。如果发生情况，开会的人便钻进地道，从修道院墙后面康斯坦丁死胡同的地下出来，躲进偏僻的地方。

    报告人戴着黑棉布帽，帽子把他的秃顶遮住。他的一张橄揽形的脸苍白无光，黑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根。他一激动就出汗，一直大汗淋漓。他对着桌上煤油灯的火焰对火，贪婪地抽没抽完的烟头，身子低垂在摊在桌上的文件上，用他那双近视眼急躁地在文件上面掠来掠去，仿佛在用鼻子嗅它们，然后用单调而疲倦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种城市和农村贫苦人的联盟只能通过苏维埃来实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所要达到的，正是西伯利亚工人早已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推翻海军将军们和哥萨克军事首领们的仇视人民的专制政权，并通过全体人民武装起义的手段建立农民士兵苏维埃。同时，在同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所雇佣的哥萨克骑兵进行斗争的时候，起义者不得不进行正确的阵地战，这种战争是顽强而持久的。”

    他又停下来，擦掉汗，闭上眼睛。有人违背会议议程，站起来，举起手想插话。

    游击队首领，说得更准确点，外乌拉尔克日水游击纵队指挥官，坐在报告人紧跟前，做出满不在乎的挑衅姿势，粗暴地打断他，不给他一点面子。真难相信，一个这么年轻的军人，差不多还是男孩子呢，指挥几个军和几支联合纵队，可他的部下都服从他，崇拜他。他坐着，手脚都暴在骑兵大衣衣襟里。脱下来的大衣上半截和袖口搭在椅背上，露出他穿军装的身躯。军装上撕掉准尉肩章的地方留下两个黑印。

    他两旁站着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一声不响的卫兵，他们身上穿的镶着卷毛粗羊皮羔的白羊皮袄已经发灰了。他们呆板的外貌除表现出对长官的盲目忠诚和准备为他赴汤蹈火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他们对会议无动于衷，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争论过程也无动于衷，不说话，脸上也没笑容。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仓库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伸长腿或把膝盖错起来，身子靠在墙上或靠在堆在墙边的圆木头上。

    给贵宾们摆了一排椅子。坐在这几把椅子上的是三四个老工人，第一次革命的参加者。他们当中有脸色阴沉的季韦尔辛，他一点都没变样，还有对他言听计从的他的朋友安季波夫老头。他们被列入神明的行列，革命把自己的祭礼和牺牲奉献给他们。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像两个严厉的木偶，但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政治上的傲气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

    仓库里还有值得注意的其他人物。比如，无政府主义的支柱、“黑旗”伏多维钦科。他一刻也不安宁，一会儿从地板上站起来，一会儿又坐在地板上，在仓库里走来走去，停在仓库当中。他是个胖子，身材高大，脑袋和嘴都很大，一头长发像狮雷。他是俄主战争中或者日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几乎唯～的军官了。他是个梦想家，整天陷入妄想中。

    他由于天性过分忠厚，个子高大得惊人，使他注意木到与他木相应的、规模较小的现象。他对发生的一切都没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什么都误解，把相反的意见当成自己的看法，对什么都赞同。

    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熟人，森林猎人，捕野兽的能手斯维利德。尽管斯维利德不务农，但从他黑呢衬衣的襟口里仍流露出农民的土地气息。他把衬衣和领口下面的十字架抓成一团，来回擦身体，挠胸脯。这是有一半布里亚特人血统的农民，诚恳，没文化，头发梳成几根细辫子，鬃须很稀，胡须更稀，总共木过几根。蒙古人的脸形使他的脸显得苍老。他永远带着同情的笑容，笑容又给他脸上增添不少皱纹。

    报告人带着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指示走遍了西伯利亚，他的思想已经跑遍他将要去的广阔地区。他对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都漠不关心。但作为一个从小就参加革命的热爱人民的人，他钟爱地望着坐在他对面的年轻统帅。他不仅原谅这个男孩子粗鲁的态度，在老头看来这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真正革命性的表现，还很欣赏他那些放肆的举止，就像一个痴恋女子喜欢她的征服者的无耻和放肆一样。

    游击队领袖是米库利钦的儿子利韦里，中央来的报告人便是劳动大军里的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他先前追随过社会党人革命分子，近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承认自己立场的错误性，并在几次慷慨激昂的声明中表示忏悔，于是他不仅被吸收加入共产党，还在他入党后不久便被委以这样的重任。

    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他，一个从来没打过仗的人，是出于对他的革命资历和监狱生涯的尊敬，并且还估计到他作为过去的一名合作主义者，熟悉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在这个问题上，熟悉农民情绪比军事知识更为重要。

    政治信仰的改变使科斯托耶德有了极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他的外表、动作和作风。谁也不记得他先前的秃顶和满脸胡须了。也许这都是伪装？党严禁他暴露身份。他的化名是贝伦杰和利多奇卡同志。

    伏多维钦科提前声明赞同读过的命令条款，这种作法引起一阵骚乱，等骚乱平静下来后，科斯托耶德继续说下去：

    “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不断高涨的农民群众运动，必须尽快地确立省委会管辖地区内所有游击支队的联系。”

    后来，科斯托耶德谈到设立接头点、暗号、密码和联络方法等问题。接着他又谈起细节。

    “把白军机构和组织存放武器、装备和粮食仓库的地点以及他们存放大量金钱的地点和他们的储存体系通知游击队。

    “必须详细地分析游击队内部的组织问题，详细分析它们的指挥官、军事和作战纪律、秘密活动、游击队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在敌占区的破坏策略，如破坏桥梁、铁路、轮船、驳船、车站、修配厂及其技术设施、充话局、矿山、粮食等策略问题。”

    利韦里已经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觉得科斯托耶德所说的一切都不切合实际，都是外行人的胡说八道。他说：

    “十分美妙的演讲。我牢记心间。看来要想不失去红军的支持，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不得反对吧。”

    “当然如此。”

    “我的美妙非凡的利多奇卡，你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的时候，我的队伍，三个团还包括炮兵和骑兵，早已出征狠狠打击敌人去了，叫我怎么对待你那些像学生小抄儿上的话呢？”

    “说得多么妙！多么有力量！”科斯托耶德想道。

    季韦尔辛打断了他们的争论。他不喜欢利韦里那种傲慢口气，说道：

    “对不起，报告人同志。我有疑问。也许有一条指示我没记对。我念一下。我想证实一下是否记错了：‘最好把革命时期在前线并加入士兵组织的老战士吸收进委员会。在委员会中最好有一两名下级军官和军事技术专家。’科斯托耶德同志，我记得对不对？”

    “对。一字不差。记得对。”

    “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下列看法：有关军事专家这一条款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工人们，一九O五年革命的参加者，信不过丘八长官。他们当中总有反革命分子。”

    周围的人喊了起来：

    “行啦！表决，表决！该散会了。时间不早了。”

    “我赞成大多数人的意见。”伏多维钦科插话了，嗓子大得像打雷。“要想表达得有诗意一点应当这样表达：民事指示应当来自下层，在民主的基础上生长，就像往地里压枝一样，而不像打桩子似的从上面打下去。雅各宾党专政的错误就在这里，因此国民会议才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

    “这再清楚不过了。”同他一起流浪的朋友斯维利德支持道，“这连吃奶的小孩都懂。应当早点想到，现在晚了。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作战，勇敢地向前冲，木喘气地往前冲。指手画脚地说一通，再往后退，那算怎么回事儿？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自己跳进水里就别喊救命——淹死完蛋。”

    “表决！表决！”四面八方都要求表决。大家又发了一会儿言，越说越离题，各有各的主张，黎明时宣布散会。大家散开，一个个警惕地走了。

    在路上有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陡坡上有两个几乎挨着的村子——库捷内镇和小叶尔莫莱，被湍急的帕仁卡小河隔开。库捷内从上面沿着陡坡境蜒而下，小叶尔莫莱在它下面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库捷内镇里正欢送征募来的新兵，施特列泽上校领导的验收委员会正在小叶尔莫莱村里验收新兵，替小叶尔莫莱村和几个邻近的乡应征入伍的青年检查身体，这项工作由于过复活节停顿了一段时间。为了保证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村里驻扎着骑兵民警和哥萨克兵。

    这是复活节来得特别晚而早春又来得特别早的节后的第三天，温和而宁静。库捷内镇的街上，一张张款待新兵的桌子摆在露天里，从大路的那头开始，免得妨碍车辆通行。桌子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像一条弯曲的肠子，弯弯曲曲拉开。桌上铺着垂到地面的白桌布。

    大家合伙款待新兵。款待的主要食品是复活节剩下的东西，两只熏火腿，几个圆柱形大面包，两三个奶渣甜糕。沿桌摆满装咸蘑菇、黄瓜和酸白菜的磁盆，还有盛切成片的面包的碟子，这些面包都是农民自己烤的；一碟碟堆得像小山似的复活节彩蛋。彩蛋上主要涂的是淡红色和浅蓝色。

    外面淡红、浅蓝而里面谈白的空鸡蛋壳乱丢在桌子周围的草地上。从小伙子们上衣里露出的衬衫也是淡红色和浅蓝色的。淡红和浅蓝也是姑娘们连衣裙的颜色。浅蓝色是天空，淡红色是云彩。云彩在天空中慢慢地、整齐地飘动，仿佛天空同它一起飘动。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穿着粉红色衬衫，腰里系了一条宽丝腰带，用皮靴的鞋跟咯咯咯地敲着路面，两只脚一会儿往左伸，一会儿往右伸，从潘夫努金家高台阶上跑下来，跑到桌子跟前，潘夫努金的房子在桌子上面的山坡上，他马上讲起话来：

    “我用这杯老百姓自己酿的酒代替香槟酒为你们干杯，兄弟们。祝你们长寿！新兵先生们！我祝你们万事如意。请注意！你们即将踏上遥远的征途，挺起胸膛保卫祖国，打退让俄国人民自相残杀、血染大地的暴虐者们。人民希望不流血地谴责革命的成果，可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外国资本的奴仆，把人民朝夕思慕的理想——立宪会议用刺刀的暴力驱散，无辜的人民血流成河。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俄国武装的荣誉受到拍污，把它洗刷干净，因为我们欠下我们诚实盟友的债，我们蒙受耻辱，我们注意到，紧跟着红军，德国和奥地利也无耻地抬起头。兄弟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加卢律还想说下去，但乌拉的喊声和要求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不要再说下去的喊声压住了他说话的声音。他把酒杯端到唇边，一口口慢慢喝着没过滤的白酒。这种饮料并不能让他满足。他喝惯了美味的葡萄酒。但他意识到他在为社会牺牲，便感到心满意足。

    “你老子是头雄鹰。这家伙真会骂人。那个米留可夫算什么东西。”人们喝醉了，在一片吵闹声中，格什卡·里亚贝赫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朋友，捷连秀·加卢津，夸他的父亲。“真的，真是头雄鹰。大概不会平白无故卖劲。他想用舌头免除你服兵役。”

    “得了吧，格什卡！你真没良心。居然想得出‘免除兵役’。咱们会同一天收到通知书，什么免服兵役！咱们要去同一个部队。他们把我从中学里赶了出去，这群混蛋。我妈伤心得要命。幸好没当志愿兵。说让我当士兵。爸爸自然会说话，那不用说，能手。他这种本领是从哪儿来的？天生的。没受过任何系统教育。”

    “听说过桑卡·潘夫努金得病了吗？”

    “听说过。传染得真那么厉害？”

    “一辈子也治不好。疾病一烂到脊髓就完蛋了。自作自受。警告过他别去。主要是同什么人鬼混。”

    “他现在怎么办？

    “悲剧。想自杀。今天，叶尔莫莱村的征兵委员会检查他，也许要他。我参加游击队，他说。我要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报仇。”

    “你听我说，格什卡。你说传染上了，可如果不上她们那儿去，还会得别的病。”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看来你正研究这个问题。这不是病，而是木可告人的隐疾。”

    “格什卡，你说这种话真该给你一个嘴巴。你胆敢欺侮你的伙伴，你这个说谎的瘌痢头！”

    “我说着玩呢，你别激动。你猜我想告诉你什么。我在帕仁斯克开的斋。一个过路的人在帕仁斯克发表了一篇‘个性解放’的演说。我，妈的，要参加无政府主义。他说，力量在我们自身。他说性和性格是动物电磁的激发。啊？妙吧！可我喝酒喝得太多了。周围喊得什么都听不见，耳朵都要震聋了。我受不住啦，闭住嘴，捷廖什卡。我说，脓包，妈妈的乖宝贝，堵住耳朵。”

    “你告诉我点别的吧，格什卡。我对社会主义还不大清楚。比如，什么叫怠工者。什么意思？干什么用？”

    “我尽管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可我告诉你，捷廖什卡，离开我远点，我喝醉啦。怠工者同其他人属于一伙。一说怠工者，你就同他是一帮。明白啦，笨蛋？”

    “我想也是一句骂人话。说到电磁力，你说得对。我按照广告，打定主意从彼得堡订购一条电磁腰带，为了开展活动。用代收货款的办法。可突然发生了革命。顾不得腰带了。”

    捷连季没说完……醉汉们的吵闹声被不远的地方发出的一声爆炸声压住了。桌上的喧哗声停止了一下。一分钟之后又恢复了，并且吵闹得更厉害。一部分坐着的人站起来。清醒点的还能站住。另一些人两条腿摇摇晃晃，想走到一边去，但站不稳，倒在桌子底下，马上打起呼喀来。女人们尖叫起来。一片混乱。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两眼向四下打量，寻找罪魁祸首。起先他觉得，轰隆声就在库捷内镇，紧旁边，也许就隔着几个桌子。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他扯着嗓子喊起来：

    “这是哪个犹大钻进我们这伙人里来捣乱？哪个小子扔手榴弹玩？不管是谁，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也要把这个恶棍掐死。公民们，我们不能允许开这种玩笑！我要求搜捕。咱们把库杰内镇包围起来。一定要抓住好细！不让兔惠子逃走！”

    起先大家还听他讲话，后来注意力被从小叶尔莫莱乡公所冲天升起的烟柱吸引过去了。大家都跑到悬崖上看看出了什么事儿。

    从燃烧起来的乡公所里跑出几个没穿外衣的新兵，有的光着脚，有的只穿着～条紧身短裤，施特列泽上校和几个验收新兵的军人也从乡公所里跑出来。哥萨克和民警骑着马在村子里来回奔驰。他们挺直身子，挥舞马鞭，骑在身子像蛇一样东扭西扭的战马上。他们在搜寻什么人。一大群人沿着通往库杰内镇的大路跑过来。叶尔莫莱村的钟楼当当当地敲起来，民警追赶往这边跑的人。

    事情进展得极快。黄昏的时候，施特列泽带着哥萨克到跟小叶尔莫莱村紧挨着的库捷内镇来搜寻。巡逻队包围了村子，挨家挨户搜查。

    这时，一半参加庆祝的人还未离开，他们喝得烂醉如泥，脑袋靠着桌子边或者躺在桌子底下睡着了。等到大家知道村子里来了民警，天已经黑了。

    几个小伙子躲开民警，互相碰撞着从小道跑了，钻进头一个碰到的地下货栈的栅栏门。在黑暗中弄不清这是哪家的货栈，但从鱼味和煤油味上判断，这是合作社的地窖。

    躲藏起来的人并没干过亏心事。他们的过错便是躲藏起来。大多数人这么做是因为慌张，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有的人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不体面，他们也许会毁了自己。现在一切都带政治色彩。淘气和耍流氓在苏维埃政权这边被视为黑色百人团的证据，而在白军那边把爱惹是生非的人当成布尔什维克。

    原来不少人比这几个小伙子还先钻进地窖。地窖里挤满了人。躲在这里的有库杰内镇的人，也有小叶尔莫莱村的人。库捷内镇的人烂醉如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像呻吟似的打呼嗜，咬牙，发出一阵阵呼啸声，另一部分恶心呕吐。地窖里黑得要命，叫人出不来气，臭味熏人。最后进来的一批人从里面把他们爬进来的通道用土和石块堵死，免得洞口把他们暴露出来。不久，醉汉们的鼾声和呻吟声完全停止了。地窖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都在安安静静地睡觉。只有被死吓破了胆的捷连秀·加卢津和小叶尔莫莱村好打架的科西卡·涅赫瓦林内安静不下来，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话。

    “小点声，兔崽子，你这好哭鼻子的鬼东西，别把大伙儿都坑了。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到处搜查人呢。他们从村口回来了，到了集市，很快就会到这儿来的。别动，别喘气，木然我就勒死你！——算你走运——他们走远了，过了咱们这儿。你干吗上这儿来？瞧你这个笨蛋也躲到这儿来了。谁会动你一根指头？”

    “我听见格什卡喊‘快躲起来’，就钻进来了。”

    “格什卡是另一码事儿。里亚贝赫一家都是注意对象。他们在霍达斯克有亲戚。是耍手艺的人，工人家庭出身。你别哆嚷，傻蛋，安安静静躺着。周围都是屎，吐了一地，你一动弹便粘一身，连我都得抹上。你闻不见多臭吗？施特列泽干吗沿村子跑？搜寻从帕仁斯克来的人。”

    “科西卡，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闹起来的？”

    “全是桑卡闹的，那个桑卡·潘夫努金。我们脱光了站在一排检查身体。该轮到桑卡了。他不脱衣服。桑卡喝了酒，到村公所的时候还没清醒过来。文书提醒他，客气地叫他脱衣服。对桑卡称呼您。军队上的文书。可桑卡对他粗野极了：‘我偏不脱。我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让你们大家看见。’仿佛他害臊。他侧身靠近文书，抡起拳头照他腮帮子就是一拳。一点不假。你猜怎么看，一眨眼的工夫，桑卡弯腰抓住办公桌的腿，把桌上的墨水瓶和兵役名单都倒在地上！施特列泽从门后头喊道：‘我决不允许在这儿胡闹。我要让你frl看看不流血的革命，你们胆敢在政府所在地不尊重法律。谁是带头起哄的？’

    “桑卡奔向窗口，喊道：‘救命啊，各人拿好自己的衣服！我们的末日到了，伙伴们！’我抓起衣服，跟在桑卡后面，一边跑一边穿。桑卡一拳打碎了玻璃，一下子跳到街上。我跟在他后面。还有几个人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撒腿就跑，追捕的人在后面追。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谁也弄不清楚。”

    “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炸弹？要不是炸弹，是手榴弹？”

    “老天爷，这难道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怎么知道。准是别人干的。他一看见乱了，便想在混乱中把整个乡炸掉。让他们怀疑是别人干的，他准这么想。准是政治犯。这儿到处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轻点，闭上嘴。有人说话，听见没有？施特列泽的人回来了。唉，完蛋啦。别出声。”

    声音越来越近。皮靴吱吱声，马刺叮当声。

    “您不用辩解，骗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种容易上当的人。这儿一定有人说话。”传来上校盛气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里听得越来越清楚。

    “大人，也许是您的错觉。”小叶尔莫莱村长奥特维亚日斯金老头想说服上校，村长是个渔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说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儿不是坟地呀。也许有人说话。屋子里住的不是不会说话的牲口。也许家神在梦里掐得人喘不过气来。”

    “轻点！您要再装傻，做出一副可怜相，我就给您点颜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话了。自作聪明到共产国际可就晚了。”

    “哪儿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儿来的共产国际！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连旧圣经书都看不下来。他们哪儿懂得革命。”

    “没拿到证据之前你们都这么说。给我把合作社从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里的东西都抖搂出来，柜台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着的房子统统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办。”

    “潘夫努金、里亚贝赫、涅赫瓦林内几个人活的死的都要。从海底捞出来我也不管。还有加卢津那个小伙子。尽管他爸爸发表爱国演说，想把我们说糊涂了。正相反。我们可不会打脑儿。如果铺子老板发表演说，其中必有缘故。这让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们的秘密情报说他们在圣十字镇的家里窝藏政治犯，举行秘密会议。我要捉住那小杂种。我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可如果发现什么，我就绞死他，杀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们走远了后，科西卡·埋赫瓦林内向吓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卢津问道：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他低声回答，声音都变了。“如今咱们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进树林这一条路了。我并不是说永远呆在那儿。等他们明白过来再说。等他们清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说不定还能回答。”

    林中战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在游击队里做了一年多的俘虏。但这种囚禁的界线很不明确。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没有围墙。既没人看守他，也没人监视他。游击队一直在移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他们一起转移。这支部队并没同人民群众隔开，移动的时候经过居民点和居民区。它同居民混杂在一起，融化在他们当中。

    仿佛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囚禁并不存在似的，医生是自由的，只不过不会利用它罢了。医生的从属关系，他的囚禁，仿佛同生活当中的其他强迫形式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似乎并不存在，是一种空想和虚构。尽管医生没戴手铐脚镣，也没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从仿佛想象出来的囚禁。

    他三次试图从游击队里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来。三次逃走虽然没受到惩罚，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后没再尝试。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钦对他很宽容，让他住在自己的帐篷里，喜欢跟他在一起。这种一厢情愿的亲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

    这是游击队几乎木停地向东方撤退的时期。有时，这种转移是把高尔察克驱逐出西伯利亚的攻势的一部分。有时，白军迂回游击队后方，企图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时候，游击队仍向同一个方向撤退。医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游击队常常同大路两旁的城镇和乡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时还沿着大路撤退。这些城镇和乡有时属于红军，有时属于白军，就看谁的军事运气好了。但从外表很难断定是谁的政权。

    游击队经常穿过农民义勇军的村镇，它们当中最主要的正是这支拉长了的队伍。大路两旁的农舍仿佛缩进地里，骑兵、马匹、大炮和背着大衣卷、互相挤碰的高大射手们踩得路面上都是泥，仿佛比房子还高。

    一天，医生在这类村镇上接收游击队缴获的战利品——一座英国药品库，这座药品库是卡比尔将军的军官撤退时丢弃的。

    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天，只有两种颜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设光的地方是黑色。医生的心里同样是这种单调的明暗，没有缓和的过渡，没有半明半暗。

    军队的频繁调动完全把道路踩坏了，道路变成一条黑色的泥浆，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胜过。街道上只有几处相隔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不管从街道哪一边，都得绕很大的弯才能走到这些地方。医生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车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诺娃的。

    她先认出他来。他没马上想起来这个面熟的女人是谁。她从大路那边，像从运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来含有双重意义的目光，决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认出她来的话，不然便准备随时离开。

    过了一分钟，他全都想起来了。在挤满人的货车厢、赶去服劳役的人群、押解他们的卫兵和辫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这幅图画当中，他看见了自己家里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车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他刻骨思念的亲切的面容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

    他用头向佳古诺娃指了指，让她往前走几步，走到踩着几块石头便可以通过的地方。他也走到这个地方，向佳古诺娃那边走过去，同她打招呼。

    她告诉了他很多事。她提起被非法抓进劳工队里却没受到坏影响的漂亮的男孩子瓦夏，瓦夏曾和医生同坐在一节加温车厢里，她还把自己在瓦夏母亲住的韦列坚尼基镇的生活向医生描述了一遍。她在他们那儿过得很好。但村里的人时常给她难堪，因为她不是本村人，是外来户，还责备她同瓦夏有私情，全是村里人编出来的。她不得不离开，不然便会被他们用各种难听话糟踏坏了。她到圣十字镇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家来住。传说有人在帕仁斯克见过普里图利耶夫，她便被吸引到这里来。但消息原来是假的，可她在这儿找到了工作，无法离开了。

    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姐夫木是被关进监狱便是被枪毙了。外甥失踪。姐姐奥莉加最初挨饿受穷，后来在兹沃纳尔斯克镇给一家农村亲戚当用人，挣一口饭吃。

    佳古诺娃在帕仁斯克洗刷器皿的药店正好是被医生征用的财产。对所有靠药店生活的人来说，包括佳古诺娃在内，征用使他们陷入绝境。但医生无权取消征用的决定。药品移交的时候，佳古诺娃在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大车一直赶到药房后院仓库的门口。一捆捆药品，一筐筐装着药瓶和药盒的柳条筐，从地下室里抬出来。

    药房老板那匹长了癣的瘦马同人一起悲伤地从马厩里望着别人往大车上装货。阴雨的天快到黄昏了。天空已经放晴。被乌云紧紧裹着的太阳露了一下面。太阳快要落山了。它的综紫色的余光洒进院里，把粪便坑染成金色，这大概是不祥之兆。风吹木动它们。粪浆稠得摇不动。但大路上的积水被风吹得泛起涟确，现出朱红色的斑点。部队绕过深水沟和坑洼的地方，沿着大路边缘向前移动。在缴获的药物中发现了一罐可卡因，游击队队长最近吸它吸上了痛。

    医生的工作多得要命。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痢疾，此外，战斗重新爆发，在战斗的日子里伤员不断增加。

    尽管打败仗，队伍不停地撤退，但游击队的人数还是不断增加，有的来自农民义勇军经过的地方，有的来自敌人阵营中的逃兵。医生在游击队度过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击队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利韦里在“十字架节”镇地下司令部的会议上提到过他的部队的人数，那时他大概夸大了十倍。现在，他们已经达到利韦里所说的人数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几个助手，几个具有一定经验的新来的卫生兵。他的主要医疗助手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当过战俘的军医克列尼·劳什，在战俘营里大家都管他叫狗叫同志。还有个助手是医士安格利亚尔。医士是克罗地亚人，也是奥地利战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军医用德语交谈，医士出生于斯拉夫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勉强听得懂俄语。

    根据国际红十字公约，军医和部队医务人员不得参与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但有一次医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违反了条约。战斗打响的时候他正好在野地里，迫使他分享战斗人员的命运，向敌人射击。

    游击队的散兵线布置在林子边上。游击队的背后是大森林，前面是一片开阔的林中草地，四周毫无遮掩，白军从那里向游击队进攻。敌人一开炮，医生马上躺倒在游击队电话员的旁边。

    敌人越来越近，医生已经看清他们每个人的脸。这是出身于彼得堡社会非军事阶层的青少年和被动员起来的后备部队中的上年纪的人。但其中的主力则是头一类人，青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和八年级的中学生，不久前才报名参加志愿军的。

    他们当中医生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

    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

    忠于职责，像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使他们激动大胆，显出不必要的挑衅的样子。他们排开一字形队列向前进，挺直身子，英勇的姿势超过正规近卫军，做出藐视危险的样子，既不跳跃前进也不卧倒，尽管草地不平，有可供掩蔽的土丘和坑洼。游击队的子弹几乎把他们挨个扫倒。

    白军前进的宽阔光秃的野地上有一棵烧死的枯树。它不是被雷电或黄火烧焦，便是被前几次战斗炸毁。每个前进的志愿兵射击时都要看它一眼，克制住躲在树干后较为安全也较容易瞄准的诱惑，继续前进。

    每个游击队队员的子弹数目是有限的。必须珍惜子弹。下了绝对的命令，只能在近距离，在看得见的目标同步枪数目相等的情况下才能开枪。

    医生没有枪，躺在草地里观察战斗进程。他全部的同情都在英勇牺牲的孩子们一边。他全心祝愿他们成功。这是那些在精神上、教养上、气质上和观念上同他接近的家庭的子弟。

    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朝他们向草地那边跑去，向他们投降，以此获得解脱。但这一步太冒险了，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当他跑到草地中间，举起双手的时候，两边都可能把他撂倒，打中他的前胸或后背，自己人为了惩罚他的彻底背叛，白军则由于弄不清他的真正动机。他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并早已确认这种解脱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医生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继续趴在地上，脸朝着草地，没有武器，注视着草地中进行的战斗。

    然而在周围进行殊死战斗的时候，一个人无所事事，冷眼旁观是不可思议的，是活人所办不到的。而且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自卫，而在于必须遵从现实的秩序，服从发生在他眼前和周围的事件的法则。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必须做别人所做的事。战斗正在进行。他和同伴们遭到射击。必须还击。

    当他身旁的电报员在散兵线内抽搐起来，后来伸直身子不动了的时候，医生解下他的子弹袋，拿过他的步枪，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一枪接一枪地射击起来。

    但怜悯心木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

    医生瞄准目标，越瞄越准，不知不觉地勾动扳机，但并未勾到底，仿佛没有射击的打算，直到扳机勾下，子弹像走火一样射出为止。医生像通常一样，射击得很准确，把枯树底下的枯枝打得纷纷落在它的周围。

    可是，太可怕了。不管医生多么小心，多么不想射中人，但进攻的敌人，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在关键的一刹那冲进他和枯树之间，在开枪的时刻穿过他的瞄准线。他打伤了两个，第三个倒霉鬼倒在离枯树不远的地方，大概也没命了。

    白军司令终于确信进攻是无益的，便下令撤退。

    游击队人数不多。他们的主力一部分在行进，另一部分撤往～侧，同更为强大的敌军作战。支队为了不暴露人数不足，没去追赶退却的敌人。

    医士安格利亚尔把两个抬担架的卫生兵带到树林边。医生命令他们救护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电话员跟前。他暗暗希望，也许电话员还有口气，还能把他救活。可电话员已经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为了证实他是否确实死了，便解开他胸前衬衣趴上去听。心脏已经不跳了。

    死者脖子上挂着一个护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它解了下来。香囊的破布里包着一张折叠得快要磨烂了的纸片。医生打开一半已经磨烂的纸片，碎纸屑从他手指间散落下来。

    纸上写的是第九十一诗篇的摘录，但同原诗篇略有出入，这是人民在祈祷时自己加进去的。人民传诵时以讹传讹，所以出入越来越大。古斯拉夫文的片段在抄时改写成了俄文。

    诗篇中说：“得到全能者的荫庇。”在俄文中这一句改成咒语的标题：“荫庇”。诗篇：“你不必再惧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昼的危险”。改为鼓励的话：“你不必再惧怕战争的危险。”“因为他信奉我的名”，诗篇这样说。可俄文改为：“知我名已晚。”“在患难的时刻，我必与他同在。我将拯救他……”在俄文中变成了“很快把他带入冬天”。

    诗篇被认为具有不受子弹伤害的神效。上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士兵便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上。过去了几十年，或在更晚的时候，被捕的人把它缝在衣服里，每当夜间提审犯人的时候，他们便在心里背诵这些诗篇。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电话员身旁走到林中草地上被他打死的白卫军尸体跟前。少年俊秀的脸上现出纯洁无假和宽恕一切的痛苦表情。“我干吗要杀死他呢？”医生想道。

    他解开死者的大衣，把衣襟撩开。衣服上工整地绣着死者的姓名：谢廖扎·兰采维奇。大概是疼爱他的母亲用手精心绣上的。

    从谢廖札衬衣领口垂下挂在项链上的十字架、鸡心和一个扁平的小金匣或扁烟盒，损坏的盒盖仿佛用钉子钉上去的。小匣子半开着。从里面掉下一张叠着的纸片来。医生打开纸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是诗篇中的第九十一篇，不过是按照古斯拉夫体印刷的。

    这时谢廖扎抽搐了一下，呻吟起来。他没死。后来发觉，他内脏受到轻微的震伤。子弹打在母亲的辟邪物壁上已经无力了，这挽救了他。但怎样处理这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白军呢？

    这时作战双方都凶残到顶点。俘虏不活着押送到目的地，受伤的敌人就地扎死。

    当时游击队的人员流动很大，一会儿新队员加入了，一会儿老队员离开并投到敌人～边，如果能严格保密的话，可以把兰采维奇说成不久前参加游击队的新队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打死的电话员身上脱下上衣，在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医生把秘密告诉了他），给尚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上。

    他和医士护理这个男孩子。等到兰来维奇完全康复后，他们放了他，尽管他不向自己的救护者们隐瞒，他还要回到高尔察克部队去，继续同红军作战。

    秋天，游击队在高山坡上～片小树林里扎营，这块地方叫作狐湾，一条湍急的小河从三面环绕着它，并把河岸冲出一条条小沟。

    游击队到这里之前，卡比尔的部队曾在这里过冬。他们自己动手，并利用当地居民的劳动力，在树林里修筑了工事，但春天他们便撤离了树林。游击队队员们现在便分散住在他们没烧毁的掩护体、战壕和通道里。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同医生合住一个窑洞。他夜里同医生谈话，医生已经两夜无法睡觉了。

    “我真想知道，我那位最可敬的父亲大人，令人尊敬的老爷子，现在干什么呢。”

    “天哪，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小丑腔调，”医生心里叹道，“跟他老子一模一样！”

    “从我们过去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您相当熟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我觉得您对他的看法相当不坏。是这样吧，阁下？”

    “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明天我们要到高坡上并预备会。此外，对几个酿私酒的卫生兵马上就要开审。我同劳什还没准备好这方面的材料。明天我们还要就这件事碰头。我已经两夜没睡觉了。以后再谈行不行？您行行好吧。”

    “木行，”队长又把话题拉回到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身上，“您对老头儿有什么看法？”

    “您的父亲还相当年轻，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您平吗管他叫老头呢？现在我就回答您。我时常对您说，划分不清社会阶层的各种关系，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的社会党人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您父亲属于最近这几年造成俄国骚乱的那类人。您父亲的外表和性格都是革命的。他同您一样，是俄国发酵因素的代表。”

    “这是夸奖还是否定？”

    “我再次请您以后找个方便时候再同我辩论吧。此外，我还要提醒您注意，您又无节制地吸可卡因了。您擅自把它从我储备的药品中取走。它有其他用途，且不说这是毒药，我得为您的健康负责。”

    “晚上您又没来上课。您的社会活动机能萎缩，跟不识字的老娘们或顽固到底的保守庸人～样。然而您是医生，读过很多书，好像自己还在写东西。请解释一下，这两件事怎样联系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样联系在一起。也许根本无法联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值得怜悯。”

    “谦虚胜于骄傲。与其恶毒嘲笑，不如熟悉一下我们讲习班的大纲，承认自己傲慢得不是地方。”

    “随您怎么说好了，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哪来的傲慢呢！我对您的教育工作崇拜得五体投地。议事日程上每天都重复您对问题的概述。我都读过。我熟悉您对士兵道德发展的想法，并且钦佩不已。您所说的人民军队士兵对待同志、弱者、无法自卫的人、女人以及整洁和荣誉的观念的看法，同宗教改革团体的主张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这是人必须活得有意义的理想，我少年时代满脑子都是这套东西。我怎能嘲笑它们呢？

    “但是，首先，共同完善的观点，像十月革命后人们对它所理解的那样，已经不能打动我了。其次，所有这一切离现实还很远，可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目的抵偿不了手段。第三，这是主要的，我一听见改造生活这类话，就无法控制自己，陷入绝望之中。

    “改造生活！人们可以这样议论，也许还是颇有阅历的人，可他们从未真正认识生活，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心灵。对他们来说，这种存在是未经他们改良的一团粗糙的材料，需要他们动手加工。可生活从来都不是材料，不是物质。它本身，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不断更新，永远按着自我改进的规律发展，永远自我改进，自我变化，它本身比咱们的愚蠢理论高超得多。”

    “然而我斗胆奉劝您一句，参加会议，同我们那些绝妙的、出色的人接触，仍然能提高您的情绪。您就不会那样忧郁了。我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挨打，您看不见一丝希望，所以感到压抑。可是朋友，任何时候都不要陷入恐慌。我知道的事，并且同我个人有关的事，要可怕得多（它们暂时不能公开），可我仍没惊慌失措。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高尔察克的灭亡是注定的。记住我的话。您会看到的。我们必胜。打起精神来吧。”

    “这可真太妙了！”医生想。“如此幼稚！如此短见！我整天对他说我们的观点相反，他把我抓来，又把我扣押在身边，可他却觉得他的失败必然会使我灰心丧气，而他的打算和期望一定能使我振奋起来。竟如此盲目！在他看来，革命的利益和太阳系的存在是一回事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哆喀了一下。他什么也没回答，只耸了耸肩膀，并毫不掩饰利韦里的天真超过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勉强克制住自己。这并没逃过利韦里的眼睛。

    “朱庇特，你生气，因为你错了。”他说。

    “您总该明白，这些话不必对我说。‘朱庇特’，‘不要陷入恐慌’，‘你说一，我就得说二’，‘摩尔人效劳已毕，该让他走了’——这些陈词滥调用不着对我说。我说一，可不说二，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办不到。我假定你们是明灯，是俄国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便要陷入贫困和愚昧的深渊，可我对你们还是不感兴趣，我瞧不起你们，不喜欢你们，让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思想的主宰者爱说成语，但主要的一条却忘记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特别习惯解放并施思于那些并不曾请求他们解放和施恩的人。您也许认为，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你们的营房以及跟您呆在一起了。我大概还应祝福您，为了我被囚禁向您道谢，因为您把我从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住宅、我的事业以及我所珍爱并赖以为生的一切当中解放出来了。

    “传说一支来历不明的外国军队袭击了瓦雷金诺。听说他们被击溃，但村子遭到了洗劫。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并未否认这个消息。据说我家里的人和您家里的人逃脱了。一群神奇的斜眼睛的人，身穿短棉袄，头戴羊皮高帽，在严寒中从冰上穿过雷尼瓦河，没说一句难听的话，对村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统统开枪打死，然后又不知去向，就像他们出现时那样神秘。您难道没听说过？这是真的吗？”

    “胡说八道。捏造。搬弄是非的人所造的谣，未经证实的流言。

    “如果您真像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时那样善良，那样宽宏大量，那您就把我放了吧。我去寻找亲人，连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您不放我，就请住口，不要再打扰我，因为我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还会干出蠢事来。最后，活见鬼，我总还有睡觉的权利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床上一扑，脸趴在枕头L。他竭力不听利韦里的辩解，对方还在劝他放心，到不了春天，白军一定会被击退。内战将结束，自由会到来，到处都是幸福与和平。那时谁也不敢扣留医生。但需要耐心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再用不着等多久了。现在医生又能上哪儿去呢。为了他自身的安全，现在不能放他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又是他那一套，魔鬼！说起来就没完！多少年反复磅叨这一套也不害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气得叹气。“他听自己的话听得入迷了，这个好说漂亮话的人，倒霉的可卡因鬼。夜晚对他不是夜晚，跟他这个该死的东西在一块没法睡觉，没法活。嗅，我恨死他了！上帝作证，我总有一天宰了他。

    “嗅，东尼娜，我可怜的小姑娘！你还活着吗？你在哪儿？天哪，她早该分娩了！你分娩顺利吗？咱们又多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的所有亲人们，你们怎么样了？东尼哑，我永恒的责备和我的过错！拉拉，我不敢呼唤你的名字，怕把灵魂从胸口中吐出来。天哪，天哪！可这位还在演说，安静不下来，可恶的、感觉麻木的畜生！嗅，我总有一天会忍受不住把他宰了的。”

    晴和的初秋过去了。天气晴朗的金色秋天来临了。狐湾西端一座木塔矗立在白军修筑的地堡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约好在这里同他的助手劳什医生会面，商量几件公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时来到这里。他无事可做，便在坍塌的战壕边上走来走去，爬上木塔，走进守卫室，从机枪巢的空枪眼里眺望河对岸的一片伸向远方的树林。

    秋天已经在树林中针叶树木和阔叶树木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针叶树木橡～堵黑墙竖立在树林深处，阔叶树木则在针叶树木之间闪烁出一个个葡萄色的光点，仿佛在砍伐过的树林中用树干修建的一座带内城和金顶楼阁的古代城市。

    壕沟里、医生的脚下和被晨寒冻硬的林间道路的车辙里积满了枯干的柳叶，柳叶仿佛剪过似的蜷成一个个小圆卷。秋天散发出这些褐色树叶的苦涩气息，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气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贪婪地把霜打过的苹果、苦涩的干技、发甜的潮湿和九月蓝色的晨雾混合而成的芳香吸进肺里。晨雾令人联想起被水浇过的黄火和刚刚扑灭的火灾的蒸气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发现劳什走到他背后。

    “您好，同事。”他用德语说。他们商量起公事来。

    “咱们要商量三件事。第一，如何处理酿造私酒的人；第二，改组野战医院和药房；第三，根据我的要求，研究如何在野外环境下对精神病进行门诊治疗。亲爱的劳什，也许您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可据我的观察，我们正在发疯，而现代种类的疯狂具有传染的性能。”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等会儿再来谈它。现在先说别的。军营里出现不安迹象。酿造私酒者的命运引起大家同情。不少人还担心从白军占领的村子里逃出来的家属的命运。一部分游击队员拒绝开拔，因为运载他们妻子、儿女和父母的大车队快到了。”“是啊，应该等待他们。”

    “可这一切都发生在选举统一指挥司令官的前夕，他将统一指挥原来不隶属于咱们的支队。我想利韦里同志是唯一的候选人。一伙青年人推举另一个人，伏多维钦科。有一派同我们不合，但同私酿烧酒的人勾结在一起，他们支持他。他们都是富农和店员子弟，还有高尔察克的逃兵。他们闹得特别厉害。”

    “依您看，对那些卖私酸白酒的卫生兵如何处置？”

    “我看先判枪决，然后赦免，改为缓刑。”

    “可扯远啦，还是商量正经事儿吧。如何改组野战医院。这是我想跟您商量的头一件事儿。”

    “好吧。不过我想告诉您，您的有关精神病预防的建议毫不令人惊讶。我自己也有这种看法。现在出现并流行的精神病是最典型的精神病，具有特定的时代特点，是时代的历史特征所直接引起的。咱们这儿有个士兵，帕姆菲尔·帕雷赫，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兵，觉悟很高，具有天生的阶级本能。他正是这样发了疯，因为担心亲人发了疯：如果他被打死了，他们落到白军手里，将替他承担一切责任。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他的家属在逃难大车队中，正在追赶我们。我的蹩脚俄语使我没法详细询问他。您向安格利亚尔或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吧。应该给他检查一次。”

    “我非常了解帕雷赫。我怎么会木知道他呢。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军人苏维埃里经常接触。一个黑脸膛的、前额很低的残忍的人。我不明白您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好品德。他总赞成极端措施，最严厉的措施，处决。我对他一直很反感。好吧，我替他做检查。”

    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同整个上星期一样，天气干燥，没有风。军营里传出一大堆人模糊不清的嘈杂声，仿佛远处大海的波涛。还轮流传来在树林里行走的脚步声、说话声、斧子砍木头声、铁砧叮当声、马嘶声、狗叫声和公鸡啼声。一群皮肤黝黑、牙齿雪白的人在树林里笑着往前走。有的人认识医生，向他鞠躬，不认识他的人不打招呼便从他身边走过。

    尽管游击队队员在追赶他们的家属赶上他们之前不同意撤离狐湾，但家属已经离营地不远了，所以树林里仍在做着开拔的准备，准备把宿营地再向东转移。该修理的修理了，该洗干净的洗干净了，木箱钉好了，大车检查过，看看它们有没有毛病。

    树林当中有一大块踏出的空地，像土丘或城堡遗址，当地人都管这块地叫高地。通常都在这里开会。今天要在这儿召开全体会议，宣布重要消息。

    树林里还有很多没发黄的树。在林子深处它们还鲜嫩发绿。下午西沉的太阳的阳光从背后把树林穿透。树叶透过阳光，背面映出绿光，像透明的绿玻璃瓶。

    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一大捆档案的旁边，烧毁测览过的没用的废纸，这是卡比尔军官团留下的文件，还有～堆游击队自己的报告。纸摊开得让火苗对着太阳。阳光穿过透明的火焰如同透过绿树林一样。火焰看不见，只从云母般颤动的热气流上可以断定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烧得炽热。

    树林里挂满五颜六色的熟浆果：碎米养的漂亮的悬垂果、红砖色的发蔫的接骨木和颜色闪变着的紫白色的绣球花串。带斑点的和透明的情蜒，如同火焰或树林颜色一样，鼓动着玻璃般的薄翼，在空中慢慢滑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肿骨下面飞出。每个人一生当中不断塑造的童年时代的原型，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他的个性，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迫使大自然、树林、晚霞以及所有能看到的一切化为童年所憧憬的、概括一切美好事物的小姑娘的形象。“拉拉！”他闭上眼睛，半耳语或暗自在心里向他整个生活呼唤，向大地呼唤，向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呼唤，向被太阳照亮的空间呼唤。

    但日常例行的事照旧进行，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是游击队的俘虏。他不知不觉走到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点着的火堆跟前。

    “销毁文件？到现在还没烧完？”

    “早着呢！这些东西还够烧半天的。”

    医生用皮鞋尖踢了一下，从纸堆中扒出一堆文件。这是白军司令部的往来电报。他心中闪过一种模糊的预感。说不定他在这难文件中能碰到兰采维奇的名字，但预感欺骗了他。这是一堆枯燥的去年密码汇总。简略得没人看得懂。他用脚扒开另外一堆。里面散开的是游击队会议的旧记录。顶上面的一张纸上写着：“火速。释放事宜。重新选举监察委员会。鉴于乡村女教师伊格纳托德沃尔察的控诉无凭据，军队苏维埃认为……”

    这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医生，说道：

    “这是你们医务部门撤离时的安排。载运游击队家属的大车离这儿已经不远了。军营里的分歧今天便能解决。一两天内咱们就要开拔。”

    医生看了纸片一眼，哎呀了一声：

    “这比您上次给的少。可又增加了多少伤员！能走的和缠绷带的叫他们自己走。可他们人数很少。我用什么拉伤病员？还有药物、病床和其他设备怎么办？”

    “想办法压缩一下。人得适应环境呀。现在说另外一件事。我代表大家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有个久经锻炼的同志，他经过考验，忠于事业，是位优秀的战士。他有点不对劲。”

    “帕雷赫吧。劳什跟我说过了。”

    “那好。您上他那儿去一趟，替他检查检查。”

    “精神上有毛病？”

    “大概是阳。他说他看见了小鬼。大概是错觉。夜里失眠，头疼。”

    “好吧。我马上去看看。现在我有空儿。什么时候开会？”

    “我想快开了。可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瞧，我也没去。咱们吉不去没关系。”

    “那我就上帕雷赫那儿去了。尽管我快迈不开步了，困得要命。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喜欢夜里高谈阔论，说得我厌烦。上帕姆菲尔那儿怎么走？他住在哪儿？”

    “石头坑后面的那片小禅树林您认识吧？”

    “我找得着。”

    “林子空地上有几个指挥官的帐篷。我们拨给了帕姆菲尔一个，等待他家属来。他老婆孩子的大车快到了。所以他就住在军官帐篷里了。享受营长待遇。因为他对革命有功嘛。”

    在去帕姆菲尔住处的路上，医生觉得再也走不动了。他困倦极了。他无法克制睡意，这是一连几夜没睡够觉的结果。他可以回地窑睡一会儿，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敢去。利韦里随时都可能回去，妨碍他睡觉。

    他倒在一块铺满金色树叶的小草地上，树叶都是从周围的树枝上飘落下来的。树叶像一个个方格似的交叉地落在草地上。阳光也这样落在这块金色地毯上。这种重叠交叉的绚烂多彩照得医生眼睛里冒金星。但它像读小字印刷品或听一个人单调的喃喃自语那样催人入睡。

    医生躺在沙沙作响的丝一般柔软的草地上，头枕着垫在青苔上的手臂，青苔蒙在凹凸不平的树根上，把树根变成枕头。他马上打起瞌睡来。催他入睡的绚烂的光点。在他伸直在地上的身子上照出一个个方格。他融化在阳光和树叶的万花筒中，同周围的环境合成一体，像隐身人那样消逝在大自然里。

    对睡眠的过分渴望和需要，很快又使他醒了过来。直接的原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超越限度便会发生反作用。得不到休息的警惕的意识毫无意义地、狂热地活跃着。思想的片断像旋风似的飞驰，像一只破汽车轮子擦着地面旋转。这种心灵的慌乱折磨着医生，使他气愤。“利韦里这个畜生，”他气愤地想。“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千百种理由让他发疯了，可他还嫌不够。他把你俘虏过来，然后用友谊，用废话，毫无必要地把一个健康的人折磨成神经病患者。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只带花点的褐色蝴蝶像一块彩色布片，翅膀一张一合地从太阳那边飞过去。医生睡眼惺松地注视着它。它落在跟它颜色最相似、带花点的褐色鳞状的杉树皮上，并与杉树皮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了，如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阳光和阴影笼罩下，外人无法发现他～样。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陷入通常的思绪中。这些思绪曾在他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过程中间接地触及过他。想到作为逐渐善于适应环境的结果的意志和适应性，想到拟态，想到保护色。想到最适应生存的人活下来，想到自然淘汰的途径就是意识形成和诞生的途径。何谓主体？何谓客体？如何给它们的一致性下定义？在医生的沉思中，达尔文同谢林相遇了，而飞过的蝴蝶就像现代派的油画和印象派的艺术。他想到创造、生物、创作和伪装。

    他又睡着了，但顷刻又醒了。附近有人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的说话声把他惊醒。传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耳朵里的几句话足以使他明白有几个人正在图谋不轨。密谋的人显然没发现他，没料到他就在旁边。如果他现在动一下，暴露了自己，就可能送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屏息不动，偷听他们谈话。

    有的声音他能听出是谁来。他们是游击队里的败类，混入游击队的顽童桑卡·潘夫努金、格什卡·里亚贝赫、科西卡·涅赫瓦林内以及追随他们的捷连季·加卢津，所有害人精和胡作非为的首领都在这里。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也同他们在一起。他是个更为阴险的人，参与酿私酒的勾当，但暂时还未受到惩处，因为他供出了为首的人。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当中还有“银连”里的游击队员西沃布留伊，他是游击队队长的贴身卫兵。继承拉辛和布加乔夫的传统，利韦里极端信任他的贴身侍卫，因此这位亲信被称为首领的耳目。原来他也是阴谋的参与者。

    阴谋分子们正同敌人前哨侦察队派来的人商谈。敌方特使的话一句也听不清，他们同叛徒们商量时声音非常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在阴谋者们耳语中断的时候猜到，现在说话的是敌方代表。说得最多的是酒鬼扎哈尔·戈拉兹德赫。他声音沙哑，一边说一边骂街。看来他是主谋。

    “你们大家都听着。最要紧的是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谁要是吱声，告密，瞧见这把刀子没有？我把他肠子捐出来。明白啦？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咱们得将功赎罪，得大大地露一手。他fi］要求捉活的，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听说他们的大头儿古列沃正靠近树林（有人提醒他，大头儿的姓名他说得不对，应当是加利乌林，但他没听清，改成加列耶夫将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是他们的代表。该干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们的。他们说一定要捆起来，捉活的。你们自己问问伙伴们。大伙说说吧。伙计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吧。”

    派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清。不过，从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中可以想象出谈话的内容。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看清咱们落到什么宝贝手里了，什么恶棍手里了。为这种人去卖命？难道他算人吗？这是中了邪的傻瓜，就像不懂事的毛孩子或者隐修士。我叫你笑，捷廖什卡！你咧什么嘴，色鬼？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他小时候就是隐修士。你要听他的，他准会把你变成和尚，变成老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要去掉身上的毛病，不许骂人，同酗酒做斗争，对女人要注意。能这样活下去吗？我最后决定了。今天晚上在河流渡口的石堆旁边，我把他骗到野地里，咱们大家一块补上去。对付他有什么难的。不费吹灰之力。麻烦的是他们要活的。要把他捆起来。要是捆不住他，我就用两只手结果了他。他们会派人接应咱们的。”

    说话的人继续发挥密谋计划，但同其他人一起渐渐离去，医生也不再听他们说话。

    “他们这是想活捉利韦里，这群恶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恐而厌恶地想道，忘记他曾多少次诅咒过自己的折磨者，巴不得他死。“这伙坏蛋想把他出卖给白军或杀死他。怎样才能防止这件事发生？应当仿佛无意地走到火堆跟前，不提任何人的名字，让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知道这件事。怎么也得警告利韦里有危险。”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原处了。火堆快要烧完。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助手看着火堆，以免火势蔓延。

    但阴谋并未得逞。它被粉碎了。原来利韦里等人已经知道他们策划的阴谋。当天阴谋彻底被揭穿，参与阴谋的人统统被抓起来。西沃布留伊扮演了双重角色：密探和拉人下水者。医生对他更为反感。

    已经清楚，游击队队员的家属离狐湾还剩下两昼夜的路程。游击队队员们准备同家属相聚，接着马上开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看见他手里拿着斧子站在帐篷门口。帐篷前堆了他砍下来的一大堆小烨树。帕姆菲尔还没把树干上的细枝砍掉。有的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枝权插进湿土里。有的已经被他拖到旁边，像起来。树干压着颤悠悠的有弹性的枝叶，没碰着地，互相也不挨着。它们仿佛用双手抵挡砍他们的帕姆菲尔，整堆绿枝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去路。

    “为贵客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太低了，不适合让妻子和孩子住。我想再支几根桩子，就砍了几根树干。”

    “帕姆菲尔，你以为他们会让你的家庭住进帐篷里，那你就想错了。怎么能让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住在军营里呢。他们会安排在树林边上的大车里。有空的时候去同他们聚会，帮他们干点什么。未必会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可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听说你一天比一天瘦，不吃饭，木喝水，不睡觉？可气色还不错嘛。只是长了一脸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强壮的汉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一脸大胡子，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长了两个额头。额骨宽厚，像一只环或箍箍在太阳穴上。这使帕姆菲尔显得凶狠，仿佛永远斜着眼睛。

    革命初期，人们担心它会像一九O五年革命那样，也是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深入不到底层，不能在他们当中扎根，便向人民竭尽全力宣传革命性，把他们搅得惊恐不安，怒气冲天。

    在革命初期的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身价百倍。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苛觉得这个阴沉、孤僻的大力土是个不完全正常的怪物，因为他毫无心肝，单调乏味，缺乏吸引他和他所感到亲近的一切。

    “咱们上帐篷里坐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是个狗洞。咱们坐在树干堆上聊吧。”

    他们坐在晃来晃去的烨树干上了。

    “都说故事一讲就完，可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而我的故事一下子讲不完。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就试试吧。我跟女人一块过日子。我们都年轻。她管家，我下地干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送上前线。是啊，上了前线。那次战争我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你见过，军医同志。革命了。我恍然大悟。士兵睁开了眼睛。敌人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士兵，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家！等等。这你都知道，军医同志。等等。内战打起来了。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说不完。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这会儿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国前城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不明白？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很不好，糟透了。他那个畜生想干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朝咱们扑过来。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在我身边。万一他胜了，来了，他们往哪儿跑？他哪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儿一点不沾边？他可不这么看。他会为了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拷打她，为了我的缘故折磨孩子，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你还能睡觉吃饭？就算人是铁铸的吧，也不能不心烦呀。”

    “帕姆菲尔，你可真是个怪人。我无法理解你。多少年不跟他们在一起也过来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也没难过过。现在一两天就要见着他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该死的白军杂种要打败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我反正要进棺材了。看来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可我不能把亲人也带到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会把他们的血一滴滴放光。”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听说你见过鬼。”

    “得啦，大夫。我没都告诉你。没告诉你主要的。那你就听听全部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都亲口告诉你。

    “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克伦斯基还当政呢。我们叛乱过。事情发生在火车站。派来一个鼓动家，是个毛孩子，他用嘴皮子动员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党制。那么个层头。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消防水桶，消防水桶就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从那儿号召大家参加战斗，可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脚踩空了。哎呀，笑死人了。我笑得肚子疼。真要笑死了。哎呀，滑稽极了！我手里有枪。我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胳肢我。我就瞄准他开了一枪，他当场完蛋。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有人把我的手推了一下。

    “这就是我白日见的鬼。夜里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吧，比留奇车站？”

    “我记不清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叛乱的？”

    “我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在西线吧？”

    “仿佛是西线。很可能是西线。记不清了。”

    粘满白糖的花揪树

    游击队的家属带着孩子和生活用品，坐在大车里，已经跟着游击队走了很久。他们后面跟着一大群牲畜，大部分是奶牛，大概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的妻子来到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人，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又叫库巴里哈。她是兽医，还是秘密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馅饼似的帽子，穿着苏格兰皇家射手浅绿色的大衣，这是供应英国最高统治者的～种服装。她还非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服改成的，仿佛红军把她从克日木监狱里解放出来，而高尔察克不知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新的地方。原以为在这里不过暂时驻扎，一旦查清附近的地形，找到适于长期居住的稳定地点，就转移到那里去过冬。但后来情况变了，游击队不得不在这里过冬。

    这个新宿营地同他们不久前撤离的狐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是一片无法通过的密林。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部队刚刚在树林里扎营的那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比较空闲。他从几个方向深入树林考察，结果确信在里面很容易迷路。头一次巡察有两个角落引起他的注意，他暗暗记在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树林中的另一个地方更迷人。这是一片尖顶似的高岗，～面是陡峭的深渊。悬崖下面仿佛与上面不同，有另一番景象——河流或峡谷，还有长满没人割过的杂草的草地。其实下面仍然是上面的重复，只不过是在令人头晕的深渊里，脚下便是从深渊里长起来的树梢。这大概是山崩的结果。

    仿佛这片高人云端的莽树林绊了一跤，坠落下来，本应粉身碎骨，钻入地下，但在关键的一刹那，却奇迹般地降落在地上，看起来并未受到损伤，依然在下面喧嚣。

    但这并不是林中高坡真正引人入胜的特征。它的四边都被陡峭的花岗石块围住。这些石块很像史前时期凿成的砌石家用的扁平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登上这个高坡时，敢赌咒发誓，这块四周堆积石块的地方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工的痕迹。这儿可能是古代多神教教徒的神庙，他们祈祷和祭扫的地方。

    十一名参与谋杀队长阴谋的首要分子和酿造私酒的卫生兵，便是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清晨在这里处决的。

    以司令部特别卫队为核心的二十名对革命最为忠诚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卫队在判处死刑的人周围困成半圆形，在他们背后推推搡搡，很快把他们挤到峭壁的一个角落里，死囚们除了跳崖外别无退路。

    他们在拷问、长期关押和受到种种凌辱之后已经不像人了。他们满脸胡须，脸色发青，推怀枯槁，像幽灵一样可怕。

    开始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人想到行刑前对他们再次搜身。因为那太卑鄙，是临死前对人的嘲弄。

    同伏多维钦科并排走的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同他一样，思想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朝围着他们的卫队开了三枪，是对准西沃布留伊开的枪。勒扎尼茨基是名出色的射手，但他激动得手发抖，没有射中。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卫队没向勒扎尼茨基扑过去，也没在下命令前先向他一齐开枪。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激动得把子弹忘了，因自己没有打中而懊恼，把手枪摔在石头上。手枪撞在石头上射出了第四颗子弹，打在被判处死刑的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抱住腿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痛得不停地尖叫。离他最近的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把他架起来，抓着他的双手架着他走，免得在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了。帕契科利亚一瘸一拐地向石坡的边上走去，死囚都被逼到那里。他简直迈不开打伤的那条腿，不停地喊叫。他的不像人声的奖号很能感染人。仿佛有谁发出了信号，他们便都失去了理智。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场面。有人咒骂，有人祈祷哀求。

    一直戴着黄边学生帽的少年加卢津，摘下帽子，跪在地上，在人群中跪着向可怕的石壁倒退。他向卫兵们鞠躬，头常常碰到地，哭得便便咽咽，已经失去了一半知觉，大声地央求他们：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把我毁了。别杀我。我刚开始生活，死得太早。我还要活呢，还想见我妈一次。弟兄们，原谅我，饶了我吧。我愿意亲你们的脚，替你们挑水。唉呀，倒霉呀，真倒霉，我没命啦，妈呀！”

    他们当中有人哭着数落，但看不见是谁：

    “好心的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块儿在两次战争中流过血，捍卫过共同的事业。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我们用行动证明决不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不答腔呀，都哑巴了吗？难道你们脖子上没戴着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吼道：

    “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跟你比我们算什么叛徒？你这狗杂种才是双料叛徒呢。真该把你续死！你向沙皇效忠，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发誓对我们忠诚，又把我们出卖了。你在出卖自己主子之前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要出卖他。”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缘仍面不改色。他扬起脑袋，灰白色的头发随风飘扬，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对勒扎尼茨基高声喊道，喊得全体都能听见：

    “不要作践自己！你对他们抗议没用。这伙新武士，这伙刑讯室里的刽子手，不会理解你。别灰心丧气，历史会把一切都弄清楚。后代将把政委统治制下的野蛮人和他们的肮脏勾当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像殉道者那样死在世界革命的前夕。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只有射手们才分辨得出的无声的命令一下，二十支枪齐发，一半囚犯被打倒，大部分立即毙命。剩下的被再次开枪打死了。男孩子捷连季·加卢津比别人抽搐得时间都长，但他最后也伸直身子不动了。

    把宿营地转移到更加向东的另一个地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并非一下子就打消了。多次在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界公路的一侧察看地形。利韦里时常把医生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到大森林里去察看。

    但已经没地方可转移，再说也晚了。这是游击队遭到最严重失败的时期。白军在彻底覆灭之前决定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打击，把树林里的非正规部队消灭干净。于是他们集结起前线的一切力量，把游击队包围起来。他们从各个方向向游击队逼近。如果他们包围的半径小一点，游击队便会遭到惨败。白军的包围圈过大，这挽救了他们。冬天的来临使敌人无法在通不过的无边的大森林里收缩包围圈，把这支农民部队更紧地包围起来。

    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能制定出具有军事优势的计划，他们还能突破包围圈，进入新的阵地。

    但是，并没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意图。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下级军官自己都已灰心丧气，失去对下属的影响力。高级军官每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突围方案。

    必须放弃寻找别的过冬地方的打算，在树林深处修筑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冬天雪深，使缺乏雪橇的敌人无法进入树林。必须挖战壕，储备更多的粮食。

    游击队的军需主任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奇缺。牲畜足够，比休林估计，到了冬天，主要的食品是肉和牛奶。

    冬季服装短缺。一部分队员衣不蔽体。营地里的狗统统被续死。会棵皮子的人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不准医生使用运输工具。大车现在有更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段路程用担架把重伤员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芒硝了。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结晶体，使用时需要在酒精中溶解。悔不该毁掉酿造私酒的设备，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酿酒装置，或者再修建一个新的。又恢复了用于医疗目的的私酒生产。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使使眼色，摇摇头。酗酒现象又重新出现，使军营中涣散的空气更加涣散。

    蒸馏出来的液体几乎达到一百度。这样浓的液体很容易溶解结晶体。后来，初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金鸡纳树皮泡在这种私酿的酒里，用它治疗随着严寒季节的到来再度出现的斑疹伤寒。

    这些日子，医生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家属。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和小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波。他们被经历过的灾祸吓破了胆，正等待新的灾祸。流浪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淡黄色头发晒成了亚麻色，因风吹日晒而发黑的脸上长着整齐的白眉毛。孩子们还太小，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惊恐的痕迹，但惊恐把他们母亲脸上的生气驱赶得一千二净，只剩下枯干端正的脸庞，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凝滞在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们大家，特别是孩子，爱得要命。他用锋利的斧头角在木头上给孩子们刻出各种玩具，什么兔子呀，熊呀，公鸡呀，技术之拥熟令医生惊讶不已。

    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非常快活，精神为之～振，身体渐渐康复。后来传出消息，鉴于家属对军营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心上人分开，使军营摆脱非军事人员，把运载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把大车围起来过冬。把家属同游击队员分开的议论很多，但实际的准备却很少。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行得通。但帕姆菲尔心里压了一块石头，先前的幻觉又出现了。

    冬季来临之际，不安、茫然、恐怖和混乱的形势，荒唐和古怪的现象，搅乱了整个军营。

    白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包围了暴乱者。·这次成功的战役是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指挥的。他们都以行动坚决果断著称。军营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以及留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村子里的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破了胆。

    上面已经说过，白军找不到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在这点上游击队用不着担心。然而，也不能对敌人的包围置之不理。屈从环境会增长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也许没有危险，但总得冲破包围圈，哪怕算是向敌人示威呢。

    为此分出游击队大部分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向西面的圆弧突围。经过几天苦战，游击队击溃了白军，在这里打开了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这个缺口成了自由通行的地带，打开了通向大森林中的暴乱者的道路。大批新难民从这里奔向游击队。这批从农村逃出来的和平居民并非游击队员们的直系亲属。周围的农民惧怕白军的惩罚措施，都离开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地投向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卫者。

    但游击队正想摆脱已有的吃闲饭的人。他们管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到树林外去阻挡难民，把他们阻挡在大道上，把他们领到树林旁边契里姆卡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地里。这块空地是磨坊四周的农舍形成的，人们管它叫农舍村院。打算把难民安置在这里过冬，并把分配给他们的食物也存放在这里。

    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连游击队司令部的措施也无法跟上。

    对敌人取得的胜利反而使情况复杂化了。白军把冲破包围圈的那股游击队员放进自己的后方后，又缩紧并封闭了缺口。那股脱离主力部队的人返回森林的道路被切断了。

    逃到游击队里来的家属也出了事儿。在无法通行的密林里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没找到她们，同她们走岔了，只好自己回来，可女人们本能地走进大森林的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机智的奇迹：把两旁的树木砍倒，架起木桥，开出＿条路。

    这一切都是违背游击队司令部意愿的，把利韦里的计划和决定完全打乱了。

    因此，他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大发脾气。公路从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穿过大森林。他的军官们站在公路上辩论，是否割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同流浪汉兼捕兽人正谈得起劲，向他们直摆手，表示他马上就到他们那儿去，请他们等他一下，先别走。

    斯维利德对判处伏多维钦科死刑的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伏多维钦科根本无罪，只不过他的影响、他同利韦里争高下造成了军营的分裂。斯维利德想脱离游击队，去过先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当然不可能。他被游击队雇用了，把自己卖给了游击队，如果他离开林中弟兄，等待他的将是枪毙的命运。

    气候坏得不能再坏了。一阵离地面很低的急风，吹散了一块块如同飞舞的煤烟片似的乌云。从乌云中突然降下雨雪，仿佛一个穿白衣服的怪物突然拍起风来。

    刹那间远处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雪。但白雪马上又融化得一干二净。天地黑得像木炭，从远处刮来的暴雨从天上斜泼下来。地面再也吸收不了水。但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开，仿佛要给天空通风，从上面打开泛着寒冷青光的玻璃窗户。土壤无法吸收的积水仿佛回答天空似的，也打开泛着同样光泽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

    阴雨像一团烟雾滑过针叶林灌满松脂的松针，但无法穿透它们，就像水流不进油市一样。雨水落在电话线上，仿佛穿了一串晶莹的珠子。它们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派到大森林深处接游击队员家属的人之一。他想告诉队长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队长根本无法执行的、相互矛盾的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告诉队长妇女当中最软弱的、失去信心的那部分人所干出的暴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徒步跋涉，奶水没有了，迈不动步子，发了疯，把孩子扔在路上，把口袋里的面粉倒掉，掉头向后转。决死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喂树林里的野兽好。

    另一些妇女，最坚强的妇女，表现出的忍耐和勇敢是男人所无法理解的。斯维利德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要向利韦里报告。他想提醒队长预防威胁军营的另一次暴乱，比被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的暴乱，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急躁地催他快说，催得他失去了说话的本领。利韦里不断打断他并非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向他招手，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人们不停地向他提出这些看法，利韦里心里对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话卡在嗓子眼里会把我憋死的。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上难民车队去一趟，叫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别胡闹。她们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倒要问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激战一场？”

    “简单点，斯维利德。你瞧他们喊我呢。别绕弯子。”

    “现在说说那个女妖精兹雷达里哈，鬼知道那个泼妇是什么东西。她说要给我当女通风机……”

    “是女兽医，斯维利德。”

    “我说了什么？我说的就是女兽医，给牛治病。可她现在哪儿管给牲口治病啊，成了老虔婆，替牛做弥撒，把刚逃来的家属教坏了。她说怪你们自己吧，谁叫你们撩起裙子跟着小红旗跑的？下次别再找他们啦。”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难民，咱们游击队的还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当然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可我已经命令把她们安顿在农舍村院里了，就是契里姆卡河上的磨坊。她们怎么到这儿来啦？”

    “还说农舍村院呢。你的农舍村院早烧成一堆灰了，连磨坊和树木都统统烧光了。她们到契里姆卡河岸上～看，光秃秃的一片。一半人马上疯了，大哭大闹，又跑回白军那儿去了。另一半掉转车辕，都上这儿来了。”

    “穿过密林，穿过泥塘？”

    “锯子和斧子干什么用的？咱们已经派人去保护她们了——帮助她们。听说砍通了三十俄里，还架了桥，这群鬼东西。你还能说她们是娘儿们吗？这群坏东西一天干的咱们三天也干木出来。”

    “好家伙！你高兴什么，蠢东西，砍通了三十俄里的道路。这正中维岑和克瓦德里的下怀。开通了一条通向大森林的路，炮兵也能开进来。”

    “挡住。挡住。派人挡住不就完了。”

    “这一点用不着你提醒我也能想到。”

    白天缩短了，五点钟天就黑了。快到黄昏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几天前利韦里同斯维利德说话的地方穿过大道。医生向军营走去。在被视为军营标界的林中空地和生长着一棵花揪树的小山丘附近，他听到库巴里哈逗乐的激昂的声音。他把这位巫医戏称为自己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尖声唱着一首快活的、下流的曲子，大概是民间小曲。有人听她唱。她的歌声不时被一阵赞赏的笑声打断，有男人的笑声，也有女人的笑声。后来周围寂静下来。大概听她唱歌的人走散了。

    库巴里哈以为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低声唱起另一支小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担心掉过沼泽里，在黑暗中慢慢向花揪树前环绕着泥泞的林间空地的小径走去，停在那里不动了。库巴里哈唱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过这支歌。也许是她即兴编出来的？

    俄罗斯民歌像被拦河坝拦住的流水。它仿佛静止不动了，但在深处却并未停止流动，从闸门里流出来，它平静的表面是骗人的。

    她想方设法，用重复和平行叙述的方法，限制住不断发展的内容的进度。一段唱完马上又开始另一段，让我们感到惊讶。克制自己并驾驭自己的悲伤的力量便这样表现出来。这是用话语制止时间流动的狂妄的尝试。

    库巴里哈边说边唱道：

    一只野兔在大地上奔跑，

    在大地和白雪上奔跑。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从花揪树旁跑过，

    它在狭窄的树林里奔跑，向花批树哭诉。

    我这兔儿是不是有一颗羞怯的心，

    一颗羞怯的心，一颗缩紧的心。

    我害怕，兔儿，野兽的踪迹，饿狼的空腹。

    可怜我吧，花批树枝，美人儿花揪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敬在大地上，扬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扔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对肝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你对我的妻子低声说句热情的话。

    我这个士兵被人俘虏，倍受熬煎，

    在别国的土地上心里寂寞。

    我要从痛苦的俘虏营里挣脱，

    飞向我的心肝，我的美人。

    士兵老婆库巴里哈给帕雷哈的母牛念咒治病。帕雷哈便是帕姆菲尔的妻子阿加菲妞·福季耶夫娜，但大家都管她叫法杰夫娜。母牛从牛群中牵出来，李进树丛，把它的一只角拴在树上。女主人坐在母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会念咒语的士兵老婆坐在后腿旁边的挤奶凳上。

    其余的数不清的牛群挤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里。宝塔形的云杉像一堵高墙从四面八方把牛群围起来。云杉粗壮的树干仿佛坐在地上，底下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叉开。

    西伯利亚繁殖的都是瑞士良种牛，几乎都是黑白花的。没有草吃，长途跋涉，互相紧紧挤在一起，已经把母牛折磨得一点劲都没有了，它们所受的罪不比人少。它们身子挨着身子挤得发了狂。它们昏了头，忘记自己的性别，竟像公牛似的叫着趴在别的母牛身上，使劲拽搭拉下来的大乳房。压在下面的母牛竖起尾巴，从它们身子下挣脱出来，踩断矮树林冲进密林，看牛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喊叫着追赶它们。

    林中空地上雨雪凝成的黑白云团，仿佛被云杉顶锁在秋天的空中。它们杂乱地挤压在一起，竖立起来，互相重叠，同地上的母牛一样。

    挤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群妨碍巫婆念咒语。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但承认他们使她困惑未免有失身份。能手的自尊心制止了她。她做出没看见他们的样子。医生从人群后面观察她，但她没看见医生。

    他头一次认真打量她。她戴着一成不变的美国船形帽，穿着干涉军的淡绿色军大衣，衣领马虎地斜向一边。然而，从她脸上傲慢的表情里流露出隐秘的情欲，从她为了显得年轻而描黑的眼圈和眉毛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不年轻的女人穿什么和不穿什么都无所谓。

    但帕姆菲尔妻子的样子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几天来她老得不像样子。两只鼓起的眼睛快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瘦得像车辕的脖子上鼓出青筋。这是暗中恐惧的结果。

    “挤不出奶来，亲爱的。”阿加菲娜说，“我以为它怀孕了，早该有奶啦，可就是不下奶。”

    “哪里是怀忠了！你瞧奶头上有脓。我给你点草药膏抹一抹。当然，我还要念咒。”

    “另一件倒霉的事是我丈夫。”

    “我念咒让他不胡闹。这办得到。他会紧紧粘着你，分都分木开。说第三件倒霉的事吧。”

    “哪儿是胡闹呀。要是胡闹倒好了。倒霉的是恰恰相反，他简直跟我和孩子们长在一块了，为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知道他操的是什么心。他想的是把军营分成两半，他上一个地方去，我们上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可能碰上巴萨雷格手下的人，他又不跟我们在一块。没人保护我们。他们折磨我们，拿我们的痛苦取乐。我知道他的想法。可别对自己人干出蠢事儿呀。”

    “让我想想。我们会减轻你的悲伤。说第三件倒霉事儿吧。”

    “哪儿有第三件呢！就这么两件，母牛和丈夫。”

    “唉，你就这么一点倒霉的事呀，亲爱的，上帝会宽恕你的。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怜的人儿有两件伤心事，而一件是疼爱你的丈夫。我给你治母牛，你给我什么？咱们开始治母牛啦。”

    “可你要什么呢？”

    “一个大白面包外加你丈夫。”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你在开玩笑吧？”

    “你要太心疼的话，那就除掉面包。光你丈夫，咱们保管成交。”

    周围的人笑得更厉害了。

    “它叫什么名字？不是你丈夫，是母牛。”

    “美人儿。”

    “这儿有一半的牛名叫美人儿。好吧，画十字吧。”

    于是她开始对母牛念咒。起初她的咒语是针对牲口的。后来她念得入了迷，向阿加菲妞传授了一整套巫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着了魔，听她念念有词，就像他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听马车夫瓦克赫绘声绘色地闲扯一样。

    士兵老婆念道：

    “圣姑莫尔格西娜，请到我们家做客。星期二，星期三，除掉邪病和脓疮。脓疮快离开乳头。美人儿，别动弹，别碰翻凳子。站得稳如山，牛乳流成河。骇人的斯特拉菲拉，揭掉它身上的癫疤，把癫疤扔进尊麻。巫师的话将同圣旨一样灵验。

    “阿加菲什卡，你什么都得学会，辞谢，训示，逃避咒和保护咒。你瞧，你以为那是一片树林。其实那是妖精在同天使开仗，互相砍杀，就像你们同巴萨雷格作战一样。”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我指的地方。你看的方向不对，我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朝我指的地方看。对啦，对啦。你看那是什么？你以为风把禅树上的两根树枝卷在一起？你以为鸟儿要筑巢？可别那样想。那是玩的把戏。那是美人鱼在给女儿编花冠。它听见人从旁边走过，扔下花冠，被人吓跑了。夜里它准能编好，你瞧着吧。

    “再拿你们的红旗来说吧。你怎么想？你以为它是一面旗子？其实它才不是旗子呢，而是瘟疫姑娘诱惑人的紫手绢。我为什么说诱惑？她向年轻的小伙子们挥手绢，眨眼睛，诱惑他们去残杀，去送死，然后放出瘟疫。而你们却相信了：全世界的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

    “现在什么都得知道，亲爱的阿加菲妞，一切都得知道。不管哪只鸟儿，哪块石头，哪株草。比如，那只鸟儿是灰欧惊鸟，那只野兽是灌。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上谁了尽管说，我准能让他迷上你。哪怕是你们的长官呢，不管是列斯内赫还是高尔察克，或者是伊万皇太子。你以为我在吹牛？我才不吹牛呢。不信你就听着吧。到了冬天。刮起暴风雪，卷起雪柱，我拿刀子插进雪柱，一直插到刀柄，拔出来的时候刀子上全是鲜血。什么，你没听说过？啊？你以为我吹牛？可雪柱里哪儿来的鲜血？这是风呀，空气呀，雪沫呀。妙就妙在这儿，大嫂，这雪柱不是风刮起来的，而是女巫丢失的孩子变成的。女巫正在野地里找他，哭号，但无法找到。我刀子插的就是他，所以才有血嘛。我还能用这把刀把任何男人的脚（赌u下来，用丝线缝在你的裙子上。你上哪儿，甭管是高尔察克，斯特列利尼科夫，还是新的皇太子，都会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上哪儿他上哪儿。你以为我吹牛，这也跟‘全世界无产者和穷人都到旗子底下来’一样？

    “再比如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像下雨似的。人一迈出家门口，石头就落在他脑袋上。有人见过骑兵在天空奔驰，马蹄碰着屋顶。先前魔法师还发现：有的女人身上有五谷或者蜜或者皮货。武士们便打开她们的肩膀，像打开箱子一样，用剑从一个女人肩肿骨里挑出一斗麦子，另一个身上有一只松鼠，还有一个身上有一个蜂房。”

    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有些男人对女人的同情超越了想象的限度。他们的同情心把她置于无法实现的、在人世上找不到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处境当中。他们嫉妒她周围的空气，自然规律，以及她出生前的儿千年。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文化修养足以使他在巫婆最后的话里听出某部编年史，不是诺夫戈罗德编年史便是伊帕契耶夫编年史开头的几段，但已被歪曲得不像样子，变成伪书了。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代代口头流传，被巫师和说故事的人随意歪曲。它们早先就弄乱了，又被抄录的人照抄下来。

    为何暴虐的传说竟如此打动他？为何他竟把这种胡说八道，这种荒谬已极的话当成现实状况呢？

    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就像把钥匙插进保险箱的铁锁里一样，利剑转动了一下，劈开了她的肩肿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

    嗅，他多爱她！她多美啊！她美得正像他梦寐以求的那样。但她哪一点可爱呢？能说出来并能分析出来的是什么呢？懊，不。那是造物主从上到下一气勾勒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单纯而流利的线条，而她便在这绝妙的轮廓中把灵魂交给了他，就像浴后的婴儿紧紧裹在襁褓中一样。

    可他现在在哪儿？出了什么事？树林，西伯利亚，游击队队员。他们被包围了，而他同他们分享共同的命运。多么荒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开始头昏眼花了。一切都从他眼前浮过。这时本应下雪，但却落起雨点来。仿佛一条横跨街道的条幅上的标语，林间空地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的空气里延伸着一个奇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头像的模糊幻影。头像在哭泣，下得越来越大的雨亲吻着它，冲洗着它。

    “你走吧。”女巫对阿加菲娜说，“我已经替你的牛念过咒，它会好的。向圣母祷告吧。全世界最辉煌的宫殿，一本兽语的书。”

    大森林的西部边界发生了战斗。但大森林太大了，在它看来战斗仿佛发生在一个大国的遥远边界上，而隐没在它的密林中的营地里的人是如此之多，不管多少人出去参加战斗，都还有更多的人留在营地里，它永远不会是空的。

    战斗地方的枪炮声几乎到达不了营地深处。树林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响。在很近的地方枪声一声接一声，一下子又变成了混乱的密集射击。他们听到枪声的地方发生一片骚乱，大伙儿急忙向四面八方冲去。属于营地后备队的人向自己的大车跑去，引起一片惊慌。人人都作好了作战准备。

    惊慌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是一场虚惊。人们又都奔向开枪射击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新来的人不断地走到围着的人群跟别。

    人群围着一个砍掉手脚的人。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他的右手和左腿被砍掉，但还没断气。简直不可思议，这倒霉的家伙竟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爬到了营地。砍下来的血肉模糊的手和腿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木牌子，木牌子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在最难听的骂街的话当中写道，这是对红军支队兽行的报复。但林中的游击队员同那支部队毫不相干。此外，木牌子上还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按照木牌子上规定的期限向维岑军团的军代表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这样对待所有的游击队员。

    被砍掉手脚的人浑身冒血，用卷起的舌头低声向大家讲述他在维岑将军的后方军事侦查队和讨伐队里所受到的拷打和折磨。他几次失去知觉。原来判处他死刑，但没把他吊死，改为砍去手脚，以示宽大，然后把他放回营地，恐吓游击队员。他们把他抬到通往游击队营地前哨线的路上，然后放在地上，命令他自己爬，又追着在他后面向天空鸣枪。

    被折磨得快要断气的人微微龛动着嘴唇。周围的人弯下腰，把头垂到他嘴边，想听清他含混木清地说的是什么。他说：

    “弟兄们，小心点。他冲破咱们的防线了。”

    “已经派出了阻截队。一场恶战。我们挡得住。”

    “缺口。缺口。他想出其不意。我知道。哎呀，我不行啦，弟兄们。你们瞧我浑身冒血，咳血。我马上就完了。”

    “你躺一会儿，喘口气。你别说话了。别让他说话了，没心肝的家伙们。这对他有害。”

    “我身上一块好肉都没有了，吸血鬼，狗日的。他说，你要不说出你是谁，我叫你用你自己的血洗澡。我告诉他，我是一名真正的逃兵。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从他们那儿跑到你们这儿来了。”

    “你老说‘他’。审问你的到底是谁？”

    “哎呀，弟兄们，内脏都要出来了，让我喘口气。现在我告诉你们。别克申首领。施特列泽上校。都是维岑的部下。你们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知道。全城的人都在惨叫。他们把人活活煮死，活剥皮，揪住你的衣领把你施进死牢。你往四外一摸——囚笼。囚笼里装四十多个人，人人只穿一条裤权。不知什么时候打开囚笼，把你抓出去。抓着谁算谁。都脸朝外站着，像宰小鸡似的，抓住哪只算哪只。真的。有的绞死，有的枪毙，有的审讯。把你打得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往伤口上撒盐，用开水浇。你呕吐或大小便，就叫你吃掉。至于孩子和妇女，嗅，上帝呀！”

    不幸的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没说完，尖叫了一声，便噎了一下，便断气了。大家不知怎的马上就明白了，摘下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傍晚，另一件比这桩惨无人道的事件更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地。

    帕姆菲尔·帕雷赫也在围绕着死者的人群当中。他看见了他，听了他讲的遭遇，读了木牌上充满恐吓意味的话。

    他为他死后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害怕到了极点。他在想象中看到他们受着缓慢的拷打，看到他们疼痛得变形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呻吟和呼救声。为了免除他们将受到的痛苦并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在一阵无法克制的悲伤中自己结果了他们。他用锋利得像剃刀似的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几天前他替女儿们和爱子费烈努什卡削木头做玩具的那把。

    令人不解的是，他并没有马上杀死自己。他在想什么呢？他会出什么事？有何打算和意图？这是个明显的疯子，无法挽救的废人。。

    利韦里、医生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他的时候，他正把头低垂在胸前，在军营里游荡，两只浑浊的黄眼睛发直。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下去的、非人的痛苦挤出的痴呆笑容一直没离开过他的脸。

    没人可怜他。人人躲避他。有人说应当对他处以私刑，但得不到支持。

    世上再没他可做的事了。第二天清晨，他从军营里消失了，他躲避自己就像躲避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

    冬天来临了。天气冷得彻骨。严寒的大雾里出现撕裂的声音和看起来并无联系的影像，它们凝滞，移动，消逝。太阳不是通常看到的太阳，而换成了另外一个，像个红球挂在树林中。像蜜似的摇用色的光线，仿佛在梦中或童话里缓慢地向四外扩散，但扩散到一半的地方便凝滞在空气中，冻结在树枝上。

    许多只看不见的穿着毡鞋的脚，沿着所有的方向移动，像一堵墙似的擦着地面，踩在雪上的每一步都发出愤怒的吱吱声。那些戴着围巾帽、穿着短皮袄的形体仿佛在空中飘浮，仿佛沿着星体的天球旋转。

    熟人们停下步，聊起天来。他们把像洗过蒸汽浴那样通红的和胡须冻成一团的脸互相靠近。粘成一团的蒸气像云团似的从他们嘴里喷出，同他们仿佛冻僵的不多的话相比，显得大得木成比例。

    利韦里在小路上碰见医生。

    “啊，是您吗？多少日子没见面了！晚上请您回窑洞，跟我一块过夜。咱们像过去那样聊聊天。我有消息。”

    “信使回来啦？有瓦雷金诺的消息吗？”

    “我们家的人和你们家的人在信使的报告里～个字也没提。可我正是从这里得出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意味着他们逃脱了危险。不然准会提到他们的。其他的情况，咱们晚上见面时再谈。说好了，我等您。”

    在地窑里，医生又重复了一遍他白天问的问题：

    “我只请您告诉我，您有我们家的人什么消息没有？”

    “您又不想知道鼻子以外的事。您家里的人看来活着，没危险。不过，问题不在他们身上。我有绝妙的新闻。要不要来点肉？冻小牛肉。”

    “不，谢谢。别把话扯远了。”

    “随您的便。我可要吃啦。营房里的人得了坏血病。大家都忘了面包和蔬菜是什么味了。早知道这样，秋天应当组织更多的人采胡桃和浆果，趁逃难的妇女还在这里。我告诉您，情况好得不得了。我一向预言的都实现了。形势有了转机。高尔察克正从各条战线上撤退。这是自发的全面溃败。我说的您明白吗？可您却在唉声叹气。”

    “我什么时候唉声叹气了？”

    “时时刻刻。特别是维岑紧逼我们的时候。”

    医生回想起刚刚过去的秋天，枪毙叛乱分子，帕雷赫砍死妻子和儿女，没完没了地杀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加。鲜血使他呕吐，涌进他喉咙，溅到他的头上，浸满他的眼睛。这完全不是唉声叹气，而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怎样才能对利韦里讲清呢？

    窑洞里有一股芬芳的焦炭味。焦炭味直冲上脸，呛得鼻子和喉咙发痒。劈碎的木头在三脚铁炉上燃烧，把窑洞照得很亮。木头烧完后，炭灰便落进下面的水盆里，利韦里又点燃一段插进三脚炉的铁圈里。

    “您看我烧的是什么？油点完了。劈柴晒得太平，所以烧得快。是啊，营区发现了坏血病。您真的不吃点小牛肉吗？坏血病。您怎么看，医生？要不要召开队部会议，讲清形势，给领导上一堂坏血病的课，再提出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

    “天啊，别折磨我了。您都确切知道我的亲人的哪些情况？”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们一点确切的消息都没有。可我还没说完从最近的军事情报中所得到的消息呢。内战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沿着铁路线把他们往东面赶，一直把他们赶进海里。另一部分红军赶来同我们会合，共同消灭他分散在各处的后勤部队。俄国南方的白军已经肃清。您怎么不高兴呢？这还不够吗？”

    “不，我高兴。可我的亲人们在哪里？”

    “他们不在瓦雷金诺，这是莫大的幸运。尽管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夏天对您讲的那些话，我当时也那样估计过，没得到证实。您还记得有什么神秘的民族进犯瓦雷金话的荒谬传说吗？可镇子完全荒废了。看来那里还是来过什么人，幸好两个家庭提前离开了。我们就相信他们得救了吧。据我的侦察员们报告，留下的少数人就是这样想的。”

    “可尤里亚金呢？那边怎么样？在谁手里？”

    “说法也有点荒谬，肯定是个错误。”

    “怎么说的？”

    “好像城里还有白军。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可能。我现在用确凿的事实向您证明这一点。”

    利韦里又在三脚炉里加了一根松明，把一张揉搓得破烂不堪的地图卷到露出划分这一地区的地方，其余的部分卷进去，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指着地图向他解释道：

    “您看。这些地区的白军都撤退了。这儿，这儿，整个儿圆周里。您注意看我指的地方了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在尤里亚金方向。换句话说，他们的交通线一旦被切断，必定会陷入包围圈。木管他们的将军多么缺乏指挥才能，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您穿上皮袄啦？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屋里马合烟味太哈鼻子了。我不大舒服，到外面透透气。”

    医生从窑洞里爬出来，用手套把洞口前当凳子坐的粗木墩子上的雪掸掉，坐在上面，两手托着头撑在膝上，沉思起来。冬天的大森林，树林里的营地，在游击队里度过的十八个月，仿佛都不存在了。他把它们忘了。他的想象中只有自己的亲人。他对他们命运的猜测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东尼娜出现在眼前。她抱着舒罗奇卡在刮着暴风雪的野地里行走。她把他裹在被子里，两只脚陷入雪中，用尽全身的力气从雪里拔出脚来。可暴风雪把她往后刮，风把她吹倒在地上，她跌倒又爬起来，两条发软的腿无力地支撑着。嗅，他老是忘记，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她两只手一手抱一个，就像契里姆卡的难民，痛苦和超出他们控制力的紧张使他们丧失了理智。

    两手抱着孩子，可周围没有人帮助她。舒罗奇卡的爸爸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在远方，永远在远方，他一辈子都不在他们身边。这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是这样的吗？而她自己的爸爸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嗅，最好不要提这些问题，最好木要想，最好不要弄清楚。

    医生从木墩上站起来，打算回到窑洞里去。突然，他的念头转了个方向。他改变了回到利韦里那儿去的念头。

    雪橇、一袋面包干和逃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早已准备好了。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营地警戒线外的一株大冷杉下面的雪地里，为了准确起见，他还在树上砍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他沿着行人在雪堆里踏出的小径向那里走去。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一轮圆月在天空中照耀。医生知道夜间岗哨的配置，成功地绕开了他们。但当他走到冻了一层冰的花揪树下的空地上的时候，远处的哨兵喊住了他，直着身子踏着滑雪板飞快地向他滑过来。

    “站住！我要开枪啦！你是谁？讲清楚。”

    “我说老弟，你怎么糊涂啦？自己人。你不认识啦？你们的医生日瓦戈。”

    “对不起。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就是日瓦戈我也不放你过去。咱们得照规矩办事。”

    “那好吧。口令是‘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是啊倒武装干涉者’。”

    “那就没说的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好啦。夜里出来找什么鬼？有病人？”

    “睡不着，渴得要命。想道个弯儿，吞两口雪。看见花揪树上的冻浆果，想摘几个吃。”

    “真是老爷们的糊涂想法，冬天摘浆果。三年来一直在清除你们的糊涂想法，可就是清除不掉。一点觉悟也没有。去摘你的浆果吧，脑筋不正常的人。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哨兵使劲一蹬滑雪板，踏着吱吱响的长滑雪板，像来时一样快，站着滑到旁边去了，在没有人迹的雪地上越滑越远，滑到像稀稀拉拉的头发似的光裸的冬天树丛后面。而医生走的雪中小径把他带到刚才提到过的花揪树前。

    它一半理在雪里，一半是上冻的树叶和浆果，两枝落满白雪的树枝伸向前方迎接他。他想起拉拉那两条滚圆的胳膊，便抓住树枝拉到自己跟前。花揪树仿佛有意识地回答他，把他从头到脚撒了一身白雪。他喃喃自语，自己也木明白说的是什么，完全把自己忘了：

    “我将看见你，我如画的美人，我的花揪树公爵夫人，亲爱的小。乙肝。”

    夜是明亮的。月亮在天上照耀。他继续穿过树林向朝思暮想的冷杉走去，挖出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游击队营地。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1-2

    第一章

    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打听道：“给谁送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是他。那就清楚了。”“不是他，是他女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苦苦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人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您的感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这孩子扬起头，从高处先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直伸着。如果一头狼意也这样仰起头来，谁都知道它马上就要嚎叫。孩子用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源源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一个身着黑衣、窄袖上镶了一圈皱壁的人走到坟前。这是死者的兄弟、正在哭泣的孩子的舅父，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

    他们过夜的地方是修道院里的一间内室，这是靠着过去的老关系才给舅舅腾出来的。正值圣母节的前夕。明天，这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去。尼古拉神甫在当地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里供职。火车票已经买好，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从邻近的车站那边，随风传来远处正在调车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汽笛声。

    到了晚上，天气骤然变冷了。两扇挨近地面的窗户，朝向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一角菜园，对着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和白天埋葬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墓地。除了几畦冻得萎缩发青的白菜以外，园子里空空荡荡。一阵风吹来，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向路边俯下身去。

    夜里，敲窗声惊醒了尤拉。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尤拉只穿一件衬衣跑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看不见道路，也看不到墓地和菜园。风雪在院子里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可以这样想象，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就尽情地欣赏给这孩子造成的印象。风在呼啸、哀嚎，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这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

    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他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雪埋住，挖不出来；他害怕风雪在荒野里湮没了母亲，而她无力抗拒，只能离他更远、更深地沉睡在地下。

    结果仍然只是流泪。舅舅醒了，给他讲基督的故事，安慰他，后来打了一个呵欠，踱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服。天色渐渐发白。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就遗弃了他们，一个人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和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尤拉常听人说，父亲有时住在彼得堡，有时出现在某个集镇，但经常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

    后来，病魔缠身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疾。她开始到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北部去治疗，尤拉曾经陪她去过两次。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于这些变化，而在无止境的不安定的情况下，父亲不在身边也就不使他感到奇怪了。

    当初那个时代，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

    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另外，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只要朝车夫喊一声：“到日瓦戈公馆！”那就等于说：“到最远的地方去！”小雪橇就会把您送到一个很远的地点。在您周围是一处幽静的园林。落在低垂的云杉枝权上的乌鸦，扑撒下树上的寒霜。它们“叭、叭”的联噪，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传送到四面八方。几条纯种猎狗从林间小径后面的几幢新房子中间跑出来，越过了大路。它们跑来的那个方向，已经亮起了灯火。夜幕降临了。

    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们家破了产。

    一九O三年的夏天，尤拉和舅舅并排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顺着田野驶向纺丝厂主、知名的艺术赞助者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杜普梁卡，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

    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大忙的时候。可能恰好是吃午饭的时间，或者也许是因为过节，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阳光暴晒下还没有收割完的庄稼地，就像是犯人剃了一半头发的后脑勺。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丝风，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离大路远些的地方堆起了麦垛，如果长时间地凝望过去，它们就像是些活动的人形，似乎是丈量土地的人沿着地平线边走边往本子上记什么。

    “这一片地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书局的杂役兼门房帕维尔问道；帕维尔斜身坐在驭者的位置上，拱着腰，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就表明他不是真正的车夫，赶车并非他分内的事。“这片地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

    “这一片是老爷们的。”帕维尔一边答话，一边点着了烟，“那边的一片，”他用力吸了一口，烟头闪出了红火，停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才是农民的哪。驾！又睡着了？”他不时地朝马这么险喝，又不住地斜眼看看马背和马尾，仿佛火车司机不停地看气压表。

    这两匹牲口也和天下所有拉车的马一个样，辕马天生憨厚，老实地跑着，拉边套的马不知为什么却像个十足的懒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来了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写的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书的校样。因为书刊审查制度越来越严，书局要求作者重新审阅一遍。

    “乡下的老百姓造反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潘科夫斯克乡里杀了个做买卖的人，烧了地方自治局的种马场。对这类事，你怎么看？你们乡里的人怎么说？”

    帕维尔的看法原来比一心想打消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对土地问题的热情的书刊审查官还要悲观。

    “他们怎么说？对老百姓太放纵了，宠坏了，就是这么说的。对待我们这些人能这样吗？要是由着农民的性子，他们会自己互相卡脖子，我敢向上帝发誓。驾！又睡啦？”

    这是舅舅和外甥第二次到社普梁卡去。尤拉还以为记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旁远远地延伸开去，前后～望仿佛被树林镶上一条细边的时候，他觉得马上就能认出那个地方，从那儿起大路应该朝右转，拐过弯去，科洛格里沃夫庄园的全景就会展现在眼前，还有那条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河以及对岸的铁路，不过这一切很快又会从视野中消失。可是，每次他都认错了。田野接连不断，四周是一片又一片的树林。不断变换的一片片田野令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产生出幻想并思考未来的渴望。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之作，那时连一本也没有写出来，不过他的想法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造就他的时势已经迫近了。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思索的是他们所考虑的所有命题，但是除了那些通用的术语外，他同他们通然不同。那些人都抱残守缺地信奉某些教条，满足于咬文嚼字，不求甚解。然而尼古拉神甫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并且不停地继续探索。他热心追求的思想，应该是可以鼓舞人的东西，在前进中如实地指明种种木同的道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它有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即便是黄口小儿和目不识丁的人都可闻可见。他渴求的是崭新的观念。

    和舅父在一起，尤拉觉得非常愉快。舅舅很像妈妈，同她一样，也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对自己不习惯的东西不抱任何成见。他像她一样，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也像她一样，对一切事一眼就能看穿，并且善于用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到杜普梁卡去。那是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景色会让他记起酷爱大自然、常常带他一同散步的妈妈。另外使尤拉高兴的是，又可以和寄居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一个名叫尼卡·杜多罗夫的中学生见面。尤拉觉得尼卡可能看不起他，因为比他大两岁，每次问好的时候，尼卡总是握住手用力往下拉，头垂得很低，头发披下来遮住前额，挡住了半边面孔。

    “赤贫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认为最好改用‘实质’。”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在校样上作必要的改动。

    他们是在一个带玻璃棚的昏暗的凉台上工作的。眼睛还可以分辨出地上乱放着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一把破椅子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墙角立着一双沾了干泥巴的沼泽地用的水靴，靴筒弯到地上。

    “同时，死亡与出生的统计也表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口授着说。

    “应该加上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写了下来。

    凉台上透风。小册子的书页上压着花岗石块，免得让风掀起来。

    修改结束以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忙着要回家。

    “要有雷阵雨，该回去了。”

    “没有的事，我不放你走。我们这就喝茶。”

    “天黑以前我必须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没用，我不管你这些。”

    从房前小花园里刮进茶炊的煤烟子味，冲淡了烟草和茉莉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熟奶油、浆果和奶渣饼从厢房端过去。这时候又听说帕维尔已经到河里去洗澡，把马也牵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答应留下来。

    “趁着准备茶点的工夫，咱们到悬崖上去看看，在那儿的长凳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因为是多年的至交，伊万·伊万诺维奇便占用了家资富有的科洛格里沃夫的管家住的两间厢房。这幢小屋子和屋前的花圃，坐落在大花园的一个阴暗、荒芜的角落里，门前是一条半圆形的旧林明路。林阴路杂草丛生，如今已经没有往来的车辆，只有垃圾车经过这里往堆放干垃圾的一条沟谷里倒立和废弃的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既有进步思想又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目前正和妻子在国外旅行。住在庄园里的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和为数不多的仆人。

    生机盎然的黑绣球花长成一道稠密的篱笆，把管家的小院同整个花园、池塘、草地和老爷的住宅隔开。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外面沿着这道开满鲜花的篱笆走着，每走过同样距离的一段路，前方绣球花丛里就有数量相同的一群麻雀飞出来，使这道篱笆荡起一片和谐的惆嗽声，仿佛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前面有一条流水淙淙的管道似的。

    他们走过暖房、园丁的住房和一座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石头建筑物的废墟。

    “有才能的人并不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不过，目前盛行各式各样的小组和社团。任何一种组织起来的形式都是庸才的栖身之地，无论他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和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这样的事物简直是凤毛群角。我认为应该忠于不朽，这是对生命的另一个更强有力的称呼。要保持对不朽的忠诚，必须忠于基督！啊，您又皱眉头了，可怜的人。您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支吾了一声。淡黄色的细馨发和两络翘起的胡须使他很像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胡子捻成一缕，用嘴唇去够它的两端）。“我当然不会表示意见。您也知道，对这类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被免去教职的。我早就想问问。是不是胆怯了？革出教门了吗？”

    “您不必把话扯开。就是革出教门又怎么样？别说啦，已经用不着再诅咒这些了。总之，是摊上了几件晦气的事，到现在还受影响呢。比方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得担任公职，不允许到京城去。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还是言归正传吧。方才我说过，要忠于基督。现在就来讲讲这个道理。您还不懂得，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要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接照当前的理解，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一部《新约》就是根据。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这个，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电磁波，写出了交响乐。缺乏一定的热情是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为了有所发现，需要精神准备，它的内容已经包括在福音书里。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请注意，这是迄今为止最新颖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远古是没有历史的。那时，只有被天花弄成麻脸的罗马暴君所干出的卑鄙的血腥勾当，他丝毫也意识不到每个奴役者都是何等的蠢材。那时，只有被青铜纪念碑和大理石圆柱所夸大的僵死的永恒。只是基督降生之后，时代和人类才自由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在他以后，后代人的身上才开始有了生命，人不再死于路旁沟边，而是终老于自己的历史之中，死于为了战胜死亡而从事的火热的劳作之中，死在自己为之献身的这个主要任务之中。唉，俗话说得真不错，讲的人大汗淋漓，听的人一窍不通！”

    “这是玄学，我的老兄。医生禁止我谈玄学，我的胃口也消受不了。”

    “让上帝保佑您吧。算了，您不愧是个幸运儿！这儿的景色真美，简直叫人看不够！身在福中不知福，住在这儿的人反而感觉不到。”

    往河面上看去，令人目眩。河水在阳光下起伏不停地流着，如同整块的铁板，突然间又皱起一条条波纹。一条满载着马匹、大车、农夫和农妇的渡船，从这边向对岸驶去。

    “想不到刚过五点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道，“您瞧，那是从塞兰兹开来的快车，总在五点零几分从这儿经过。”

    在平原的远处，一列明显的黄蓝颜色的火车从右向左开去。因为距离很远，显得很小。突然，他们发现列车停住了。机车上方升起一团团白色的蒸气。稍后，就从它那里传来了警笛的响尸。

    “奇怪，”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说，“可能出事了。它没理由在那片沼泽地停车。准是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回去喝茶吧。”

    尼卡既不在花园，也没在屋子里。尤拉猜对了，他是有意躲避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枯燥乏味，况且尤拉也算不上是他的伙伴。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凉台上工作去了，于是尤拉有机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房子附近走走。

    这儿真是个迷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能听到黄鹤用三种音调唱出清脆的歌，中间似乎有意停顿，好让这宛如银笛吹奏的清润的声音，丝丝入扣地传遍四周的原野。薄郁的花香仿佛迷了路，滞留在空中，被褥暑一动不动地凝聚在花坛上！这使人想起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那些避暑的小村镇！尤拉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又转到左边，在悦耳的鸟啼和蜂呜当中，似乎听到了妈妈在天上的声音飘扬在草地上空。尤拉周身颤抖，不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母亲正在回答他的呼喊，召唤他到什么地方去。

    他走近～条沟谷，沿着土坡走下去，从上边覆盖着的稀疏、干净的林木中间下到长满谷底的赤杨树丛。

    这里潮湿而晦暗，地面上到处是倒下的树木和吹落的果实。花很少，枝节横生的荆树权权很像他那本插图《圣经》里面的刻着埃及雕饰的权标和拐杖。

    尤拉越来越感到悲伤，情不自禁地想哭。他双膝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上帝的天使，我的至圣的守护神，”尤拉作起了祷告，“请指引我的智慧走上真理之路，并且告诉妈妈，我在这儿很好，让她不要牵挂。如果死后有知，主啊，请让妈妈进入天国，让她能够见到光耀如星辰的圣徒们的圣容。妈妈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她不可能是罪人。上帝啊，对她发慈悲吧，不要让她受苦。妈妈！”在心肝欲碎的痛苦中，他向上天呼唤着，仿佛呼唤上帝身边一个新的圣徒。他突然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

    他昏厥的时间木长，苏醒后听到舅舅在上边的什么地方叫他。尤拉回答了一声，便向上走去。这时他忽然想起，还不曾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教给他的那样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

    可是一时的昏迷过后，他觉得心情很好，不愿失掉这种轻快的感觉。他想，如果下次再替父亲祈祷，也不会有什么不好。

    “他会耐心等着的。”尤拉这么想着。对自己的父亲，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

    在火车的一间二等卧车厢里，坐着从奥伦堡来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米沙·戈尔东和他的父亲戈尔东律师。这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子，沉思的面孔上长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是到莫斯科供职，孩子随着去莫斯科念中学。母亲和姐妹们已经先一步到达，正忙于布置新居。

    男孩和父亲在火车上已经过了两天多。

    被太阳照得像石灰一样白的灼热的尘雾中，俄罗斯、田野、草原、城市和村庄，飞快地掠过。大路上行驶着络绎不绝的大车，笨重地拐向铁道路口，从飞驰的列车上看去，车队仿佛是静止的，只见马匹在原地踏步。

    每到一个大站，乘客们便忙不迭地跑向小卖部，西斜的太阳从车站花园的树林后边照到他们匆匆移动的脚步，照亮车厢下的车轮。

    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的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人们日复一日地操心、忙碌，是被切身利害的作用所驱使。不过要不是那种在最高和最主要意义上的超脱感对这些作用进行调节的话，这作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个超脱感来自人类生存的相互关联，来自深信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变换，来自一种幸福的感觉，那就是一切事物不仅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还可以发生在另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有人叫作天国，有人叫作历史，也有人另给它取个名称。

    对这条法则来说，这个男孩却是个伤心而沉痛的例外。忧郁始终左右着他，无牵无挂也不能使他轻松和振作。他自知身上有着继承下来的特性，常常以一种神经过敏的警觉在自己身上捕捉它的征兆。这使他痛心，伤害着他的自尊。

    从记事的时候起他就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体质发育得同旁人并无二致，言语、习惯也与常人无异，却不能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只能得到少数人的喜爱，却要遭到另一些人的嫌弃。他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生来低人一等，便永远不可能改善处境。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还需要生存？这个只会带来痛苦的无能为力的名称，能得到什么报偿或者公正的解释？

    当他请求父亲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便说他的出发点是荒谬的，不应该这样判断事物，但也提不出让米沙认为是深刻的想法，使他在这个摆脱不掉的问题面前无言地折服。

    因此，除了父母以外，米沙渐渐对成年人充满了蔑视，是他们自己把事情弄糟而又无法收拾的。他相信，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把这一切弄个一清二楚。

    就拿眼前发生的这件事来说，谁也不能判定他父亲向那个冲到车厢门口的精神病人紧追过去的举动不对；谁也不能说那个人用力推开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拉开车门，如同从跳板上跳水似的从快车上倒栽葱跳到路基上，他当时不应该让火车停下。

    正因为扳了紧急制动闸的不是别人，而是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结果列车才这么不明不白地停了下来。

    谁都不了解火车耽搁下来的缘由。有人说是突然停车损坏了气动刹车装置；也有人说是因为列车停在一个坡道上，没有一个冲力机车就启动不了。同时又传来另一个消息，说死者是个很有地位的人，他的随行律师要求从离这里最近的科洛格里沃夫卡车站找几位见证人来作调查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司机助手要爬到电话线杆上去的原因，大概检道车已经在路上了。

    车厢里隐隐约约可以闻到有人想用盥洗水冲净厕所时发出的气味，还有一股用油腻的脏纸包着的带点臭味的煎鸡肉的味道。几位两鬓已经灰白的彼得堡的太太，被火车头的煤烟和油脂化妆品弄得一个个活像放荡的茨冈女人，可是照旧往脸上扑粉，拿手帕擦着手掌，用低沉的吱吱哇哇的声音谈天。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走过戈尔东的包房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就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正在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什么，要是从她们把嘴～撇的模样来判断，仿佛是说：“哎呀，您说说看，这可是多么让人激动呀！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边的草地上。一条已经发黑的凝结了的血印，很清楚地横过死者的前额和眼睛，好像在他脸上画了个一笔勾销的十字形符号。血仿佛木是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来的，倒像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条药膏，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和抱着同情心的人围在死者身边，去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朋友，也就是和他同车厢的那个身体健壮、神态傲慢的律师，仿佛裹在汗湿的衬衣里的一头种畜，麻木地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望着死者。他热得难过，不停地用帽子扇风。无论问什么，他都似理不理地耸耸肩膀，连身子都不转，回答说：“一个酒鬼。这难道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发酒疯的下场。”

    一个身穿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的消瘦的妇人，两三次走到死者身边。这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上了年纪的寡妇季韦尔辛娜。她带着两个儿媳免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女人把头巾裹得很低，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像是修道院长身后的修女。周围的人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合他的心意。

    父亲说，死者是个出名的富翁，一个和善的、对自己的一半行为已然不能负责的鞭身泥的信徒。他当着米沙的面毫无顾忌地谈起和米沙年纪相同的自己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说到了后来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讲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脸色由于惊恐而变得苍白，谈话也显得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

    他听见人们在找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他，对他不在觉得奇怪。过后，他们就到卧室来了。

    “唉，有什么办法，”韦杰尼亚平说道，“进去吧，尤拉，也许一会儿就能找到你的同伴，那时再一块玩吧。”他们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动，让尼卡在这个荒唐而丢脸的藏身之处受困二十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走进花园。

    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尼卡已经年满十三岁，他感到烦恼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子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睡，黎明时从厢房走了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在花园的地面上洒下露水沾湿的斑驳的长长的树影。影子并不阴暗，而是深灰色的，像湿毛毯一样。清晨沁人心脾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升起，树影中间透出条条光线，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一般。

    突然有一条水银似的带子，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它不停地流过去，也不向土里渗透。骤然间这带子猛地弯向一边，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练蛇。尼卡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仿效母亲，也喜欢高谈阔论，追求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界上真是美妙！”他心中在想，“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现在我就给这白杨下命令。”他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微微颤动的白杨看了一眼（这棵树德湿、发亮的叶子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这么想着，“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像发疯似的用全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血肉祝祷着，想象着：“你给我停止！”杨树立刻顺从地一动木动了。尼卡高兴得笑起来，接着就跑下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续刑，后来蒙沙皇特赦才改服苦役。他母亲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郡主，是个性情乖张但还很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是醉心于某些事情，比如同情暴动和反抗分子，主张极端的学说，吹捧著名的演员和帮助可怜的失意人，等等。

    她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幻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温存而又傻气的呢称，像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里，最使他惊奇的是院子里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巨树。它那大象耳朵一般的叶子遮住了南方的灼热的晴空。尼卡无论如何也不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而不是动物。

    让孩子使用父亲的可怕的姓名是要担风险的，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允许尼卡改用母亲的姓氏。

    就在他躲在床上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感到愤想不平的时候，其中也想到了这件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个什么人，怎么能这样过分地干涉他的事？等着看他会怎样教训他们吧！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因为她十五岁，就可以翘鼻子，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和他讲话吗？瞧着吧，要给她点厉害看看！“我恨她，”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了几遍，“我要杀死她！叫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妈妈倒是盘算得挺好。她走的时候肯定是骗了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她在高加索一天也没有停留，就在最近的一个枢纽站换车北上，到了彼得堡以后，又和大学生们一起枪击警察。可是他却该在这鬼地方活活地烂掉。不过，他～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捉弄一番。把娜佳淹死，离开学校，到西伯利亚去找父亲发动起义。

    池塘四面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稠密的睡莲丛中，发出干涩的缓牵声。只有空隙的地方才露出池水，仿佛是西瓜汁从切口当中渗了出来。

    尼卡和娜佳开始采摘睡莲。两个人同时抓住了一枝如同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结实的茎干，结果被它拖到一起，头碰到了一块儿。小船就像被钩竿搭住似的向岸边漂去。莲梗续在一起，越来越短，只见一朵朵白花绽开艳丽的花心，仿佛带血的蛋黄，一忽地沉到水里，一忽儿又淌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花，把小船压得越来越斜，两个人几乎是并排地俯在倾斜的船舷上。

    “我已经讨厌念书了，”尼卡说，“已经到了挣钱谋生，走上社会的时候了。”

    “可是我正要请你讲讲联立方程式哪。我的代数不行，差一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的话里有刺。不用说，这是提醒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联立方程式！尼卡根本还没尝过代数是什么滋味哪。

    他丝毫没有露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故意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话，但是立刻就觉得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谁呢？”
    “嗅，这还早着哪，不过可能谁都不嫁。我还没想过这事。”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开始争吵起来。尼卡想起了早晨他曾经十分讨厌女人的心情。他警告娜佳说，如果还继续说混话，就把她淹死。

    “你试试看吧。”娜佳回答说。他拦腰一把将她抱住，两个人挣扎起来，结果失去重心，一齐跌到了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不过睡莲有些缠手缠脚，而且还够不到底。最后，他们总算踩着陷脚的淤泥，躺水走到岸边。水像小溪一样从两个人的脚下和口袋里流出来。尼卡感到很疲乏。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的春天，他们一定会这样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却都一言不发，还端不过气来，由于刚才发生的荒唐事而感到压抑。激怒的娜佳默默地生着闷气。尼卡周身疼痛，手脚和两肋像是被棍子打了一顿。最后，娜佳像个大人那样轻轻地说了声：“神经病！”尼卡也像个成人似的说：“请原谅！”

    两个人朝住宅的方向走去，仿佛是两只水桶，在身后留下一道湿滴滴的印迹。他们走的路穿过一片有蛇出没的土坡，就离尼卡早晨见到．赤练蛇的地方不远。

    尼卡想起了夜间自己那种奇怪的精神昂奋状态，想起了黎明时刻和清晨曾经使大自然听命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力量。现在该命令她做什么呢？尼卡在想。他如今最需要的又是什么？他似乎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和娜佳再次一起滚到水里去，而且现在就情愿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弄清这个希望是否会实现。

    同日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另外的事件突然压倒了它。革命的洪流激荡着俄罗斯，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个时候，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编、已经俄国化的法国女人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吉沙尔，带着儿子罗季翁和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她把儿子送进武备中学，女儿送到女子寄宿学校，正好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沙尔太太从丈夫手里得到一笔有价证券，先前的行情曾经上涨，目前却正往下跌。为了财产不受损失和避免坐吃山空，吉沙尔太太从女裁缝的继承人手里买了一处不大的产业，就是。坐落在凯旋门附近的列维茨卡哑缝纫作坊，取得了使用老字号的权利；照应先前的老主顾并留用了全体裁缝女工和学徒。

    吉沙尔太太这么办，完全是听从了丈夫的朋友、自己的保护人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劝告。此人是个精通俄国事务、沉着冷静的实干家。这次举家迁移，是她和他事先通过信商定的。科马罗夫斯基亲自来车站迎接，并且穿过莫斯科全城把他们送到在军械胡同“黑山”旅店租下的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把罗佳送进武备中学，是他的建议；拉拉人学的女子学校，也是经他介绍的。他以漫不经心的神气和这个男孩子开着玩笑，同时用令人脸红的目光盯着那个女孩子。

    在搬进作访三间一套的小小住宅去之前，她们在“黑山”住了将近一个月。

    那一带是莫斯科最可怕的地方，聚居着马车夫，有整条街道专供寻花问柳，又是许多下等妓女穷困潦倒的所在。

    不整洁的房间、屋里的臭虫和简陋的家具，这都不会让孩子们感到奇怪。父亲死后，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恐惧当中。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了说他们全家处于死亡的边缘之类的话。他们知道自己还算不上是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可是在有钱人的面前，总像是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那样忐忑不安。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的活榜样。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年已三十五岁，体态丰满，一头黄发，每当心血来潮的时候总要做些蠢事。她胆子小得出奇，对男人怕得要命。正因为是这样，才由于惊吓而张皇失措地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她家住的房间是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从一开始就住着一位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这人是个好出汗、秃顶上戴着扑粉假发的和事佬，每逢要说服别人，两手就像祈祷似的合起来放到胸前，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头向后仰着，兴奋地闪动着眼睛。他常常不在家，往往～连几天都留在大剧院或者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已经彼此熟悉了，相互照应使他们接近起来。

    有孩子们在跟前，科马罗夫斯基每次来访都让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觉得不方便，于是特什克维奇走的时候，就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她接待朋友。对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吉沙尔很快也就习以为常，甚至有好几次为了逃避自己的保护人，她噙着眼泪敲他房门求他保护。

    这是幢平房，离特维尔街的拐角不远。可以感觉得出布列斯特铁路干线就在附近，因为从隔壁开始就是铁路职工宿舍、机车修理场和仓库。

    奥莉妮·杰明娜每天回家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这个聪颖的女孩子是莫斯科商场一个职员的侄女。

    她是个很能干的学徒，是当初的商场老板物色到的，如今很快要成为一名工匠了。奥莉姬·杰明娜非常喜欢拉拉。

    一切还都保持着列维茨卡妮在世时的老样子。在那些满面倦容的女工脚踏或手摇之下，缝纫机发狂般地转动着。有些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缝纫，不时抬起拿着针的手，针上穿着长长的线。地板上乱丢着碎布头。说话必须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压过缝纫机的塔塔声和窗拱下面笼子里的金丝雀的啼叫声。大家都管这只鸟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为什么取了这么个名字，先前的主人已然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太太们都像图画中的人物似的围在一张放了许多杂志的桌子旁边。她们站的、坐的或是半倚半坐的姿势，都模仿着画片上的样子，一边翻看服装样式，一边品评着。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经理的位子上，坐着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的助手、老裁剪工出身的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费秀京娃。她骨骼突出，松弛的两须长了许多疣德。

    她用发黄的牙齿叼住一支装了香烟的象牙烟嘴，眯起一只瞳孔也是黄色的眼睛，从鼻子和嘴里向外喷着黄烟，同时往本子上记着等在那里的订货人提的尺码、发票号码、住址和要求。

    在作坊里，阿马利娘·卡尔洛夫娜还是个缺少经验的新手。她还不能充分体会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不过大家都很老实，对费季索娃是可以信得过的。可是，正赶上这些让人操心的日子。|手机TXT小说下载网|阿马利灰·卡尔洛夫娜害怕考虑未来。绝望笼罩着她，事事都不如意。

    科马罗夫斯基是这里的常客。每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穿过作坊往那一边走去的时候，一路吓得那些正在换衣服的漂亮的女人们躲到屏风后面，从那里戏该地和他开着放肆的玩笑；成衣工就在他背后用不大看得起和讥讽的口气悄悄地说：“又大驾光临了。”“她的宝贝儿来了。”“献媚的情人来了。”“水牛！”“色鬼！”

    最招人恨的是他有时候用皮带牵来的那条叫杰克的叭儿狗。这畜生快步向前猛冲，扯得他歪歪斜斜地走着，两手前伸，好像是让人牵着的一个盲人。

    春天，有一次杰克咬住了拉拉的脚，撕破了一只袜子。

    “我一定把它弄死，这魔鬼。”杰明娜像孩子似的凑近拉拉的耳朵哑声说。

    “不错，这狗真叫人讨厌。可是你这小傻瓜有什么办法？”

    “小声点，别嚷，我教给你。复活节的时候不是要准备石头鸡蛋吗。就是你妈妈在五斗橱里放的……”

    “对，有大理石的，还有玻璃的。”

    “是呀，你低下点头，我悄悄跟你说。把它们拿来涂上猪油，弄得油糊糊的，这条跟撒旦一样坏透了的杂毛畜生这么一吞，就算大功告成！保准四脚朝天！”

    拉拉笑了，同时带点羡慕地思量着：这个女孩子生活环境很穷困，自己要参加劳动。在乎民当中有些人成熟得很早。不过，在她身上还保留着不少没有受到损害的、带着纯真的稚气的东西。石头鸡蛋，杰克——亏她想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她继续想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一切，而且要为这一切感到痛心呢？”

    “对他来说，妈妈就是……他也就是妈妈的……这个丑字眼儿我可说不出口。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用那种眼神看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虽然十六岁刚过，拉拉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少女了。看上去像是十八岁或者更大一些。她头脑清晰，性格明快。她出落得非常标致。

    她和罗佳都懂得，生活中的一切要靠自己用双手去挣。和那些花天酒地的人不同，她和他都来木及过早地学会钻营之术，也不会从理论上去辨别那些实际上还接触不到的事物。只有多余的东西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

    姐姐和弟弟都很清楚，事事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已经争取到手的要万分珍惜。为了能够出人头地，必须工于心计，善于盘算。拉拉用心学习并非出于抽象的求知欲，倒是因为免缴学费就得做个优秀生，就得有好成绩。如同努力读书一样，拉拉也毫不勉强地干着洗洗涮涮之类的家务活，在作坊里帮帮忙，照妈妈的吩咐到外边去办些事。她的动作总是无声无息而又和谐轻快，她身上的一切，包括那不易觉察的敏捷的动作、身材、嗓音、灰色的眼暗和亚麻色的头发，都相得益彰。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礼拜日。每逢假日，清晨可以在床上懒散地多呆一会儿。拉拉仰面躺着，双手向后交叉在枕头下。

    作坊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朝向院子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到远处有一辆四轮马车隆隆地从鹅卵石的大路走上铁轨马车的轨道，粗重的碰撞声变成了像是在一层油脂上滑行似的均匀的响动。“应该再睡一会儿。”拉拉这样想着。隐约的闹市声犹如催人入睡的摇篮曲。

    透过左边的肩肿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不错，就是这肩膀和腿，再加上所有其余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她本身、她的心灵或气质，这些加在一起匀称他形成了躯体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该睡了。”拉拉这么想，脑海里浮现出车市商场向阳的一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车库附近的地评上停放着的出售的马车、车灯的磨花玻璃、熊的标本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往下，拉拉的心里出现了另一个场面：龙骑兵正在兹纳敏斯基兵营操场上训练，绕圈走着井然有序的马队，一些骑手在跳跃障碍、慢步、速步、快跑。许多带着孩子的保姆和奶娘，站在兵营的篱墙外面看得目瞪口呆。

    “再往下走，”拉拉继续想，“就该到彼得罗夫卡了，然后是彼得罗夫铁路线。拉拉，你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想象？原先只不过是要描绘出我的房子，它应该就在附近。”

    科马罗夫斯基的一个住在车市商场的朋友，为小女儿奥莉卡庆祝命名日。于是成年人有了开心的机会，又是跳舞，又是喝香按。这位朋友也邀请了妈妈，可是她身体不好，不能去。妈妈说：“带拉拉去吧。您不是常告诫我说：‘阿马利哑，要好好照看拉拉。’这回就让您好好地照看她吧。”他真照看了她，没得说，哈，哈，哈！

    多么令人销魂的华尔兹！只管转啊，转啊，什么都用不着去想。只要乐声继续回荡，生活就像在小说中一样飞逝，一旦它文然而止，就会产生一种丢丑的感觉，仿佛被人浇了一盆冷水或者赤身裸体被人撞见。除此之外，你允许别人放肆是出于夸耀，借此表示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她始终不曾料到他居然跳得这么出色。那两只乖巧的手，多么自信地拢住你的腰肢！不过，她是决不会让任何人吻自己的。她简直不能想象，另一个人的嘴唇长时间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其中能够凝聚多少无耻！

    不能再胡闹了，坚决不能。不要装作什么都不懂，不要卖弄风情，也不要害羞地把目光低垂。否则迟早是要出乱子的。可怕的界限近在咫尺，再跨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忘记吧，别再想舞会了，那里边无非都是邪恶。不要不好意思拒绝，借口总是能够找到的：还没学过跳舞，或者说，脚扭伤了。

    秋天，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发生了骚动。莫斯科到喀山全线罢了工。莫斯科到布列斯特这条线也应当参加进去。已经作了罢工的决定，不过在罢工委员会里还没有议定什么时候宣布罢工日期。全路的人已然知道要罢工，就是还得找个表面的借口，那样才好说明罢工是自发的。

    十月初一个寒冷多云的早晨。全线都是在这一天发薪金。账房那边好久不见动静。后来才看到一个男徒工捧着一叠表册、薪金登记表和一堆拣出来准备处罚的工人记录簿往账房走去。开始发薪了。在车站、修配厂、机务段、货栈和管理处那几幢木头房子中间，是一长条望不到头的空地。来领工钱的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助手，还有停车场的那些清扫女工，在这块空地上排了长长的一队。

    市镇的冬天已经来临，这是可以感觉到的。空气中散发着踩烂的械树叶子的气味，还有机车煤烟的焦臭和车站食堂的地下室里刚刚烤出炉的热面包的香味。列车驶来驶去，一会地编组，一会儿拆开，有人不住地摇晃着卷起或者打开的信号旗。巡守员的喇叭、挂车员的哨音和机车粗重的汽笛声，很协调地融合在一起，白色的烟柱仿佛顺着没有尽头的梯子向天空上升。机车已经停在那里升火待发，灼热的蒸汽炙烤着寒冷的冬云。

    沿着路基的一侧，担任段长职务的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本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前后踱来踱去。安季波夫对养护工作已经厌烦了，不住地抱怨给他运来换轨的材料质量不合格，比如说，钢的韧性不够，铁轨经受不住挠曲和破裂的试验。安季波夫估计，如果一受冻，就会断裂。管理处对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的质问漠然置之。这里头可能有人捞到了油水。

    富夫雷金穿的是一件外出时穿的皮大衣，敞着扣子，里面是一套新的哗叽制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脚步，一边欣赏着上衣前襟的招缝、笔挺的裤线和皮鞋的美观式样。

    对安季波夫的话，他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富夫雷金想的是自己的事，每分钟都要掏出表来看，似乎急于要去什么地方。

    “木错，很对，老爷子，”他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安季波夫的话，“不过这只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正线上，或者是哪一段车次多的区间。可是请你想一想，你已经到手的是什么？有备用线，有停车线，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空车编组，调用窄轨机车。怎么，还不满意！是不是发疯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铁轨，换上木头的也没关系！”

    富夫雷金又看了一次表，合上表盖，然后就向远处张望。一辆长途轻便马车正从那个方向朝铁路这边驶来。这时，大路的转弯处又出现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才是富夫雷金自己家的那辆，妻子坐车来接他。车夫在路基跟前才使马停住，两手仍然扯紧经绳，一边不停地用女人似的尖嗓子险喝着，好像保姆对待淘气的孩子。拉车的马像是有点怕铁路。车厢角落里一位漂亮的太太随便地倚在靠枕上。

    “好啦，老兄，下次再谈吧，”段长说着摆了一下手，“现在顾不上考虑你说的这些道理。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呢。”夫妇两个坐车离开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接近黄昏。路旁的田野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出现了先前没见到的一双人影，不时回头张望，一边快步向远处走去。这两个人是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

    “走快点，”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是怕侦探跟踪。这个会开得拖拖拉拉，肯定快结束了。他们从地窖一出来就会赶上咱们。我可不愿见他们。都这么推来推去，又何必多此一举。当初成立什么委员会啦，练习射击啦，钻地洞啦，看来都是白费！你倒是真不错，还支持尼古拉耶夫街上的那个废物！”

    “我的达里哑得了伤寒病，得把她送进医院。只要还没住上院，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听说今天发工钱，顺路去一趟账房。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敢说，今天要不是开支的日子，我就会朝你们这帮家伙牌上一口唾沫，紧接着一分钟也不多等，就结束这吵闹的局面。”

    “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法子？”

    “没什么新奇的，到锅炉房把汽笛一拉，就算大功告成了。”

    两个人分了手，各走各的路。

    季韦尔辛走的是去城里的路。迎面不断遇到从账房领钱回来的人。人很多。季韦尔辛估计，车站区域内他几乎不欠任何人的账。

    天色暗了下来。在空旷的广场上，账房旁边的灯光下聚了一些没上班的工人。广场的人口停着富夫雷金的马车。富夫雷金娜坐在车里，还是先前的那个姿势，似乎从早晨起就不曾下过车。她在等着到账房去取钱的丈夫。

    骤然间下起了湿润的雨夹雪。车夫从座位上下来，支起皮车篷。他用一只脚撑住车厢的后帮，用力扯动篷架的横梁。坐在车里的富夫雷金娜却在观赏在账房的灯光辉映下闪烁飘过的、裹着无数银白色小珠子的水气。她那一眨也不眨的眼睛向聚在一起的工人头上投去一瞥，带着期望的神色，如果有必要，这目光似乎可以像透过雾气或寒霜一样，洞穿这人群。

    季韦尔辛无意中看到了她的神色，觉得非常厌恶。他没有朝富夫雷金娜鞠躬问好就退到一旁，决定过一会儿再去领钱，免得在账房见到她丈夫。他往前走了走，来到灯光较暗的修配厂这边。从这里可以看到黑暗中通向机务段去的许多支线的弯道。

    “季韦尔辛！库普里克！”暗处有好几个声音朝他喊道。修配厂前边站了一群人。厂房里有谁在叫喊，夹杂着一个孩子的哭声。“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替孩子说说情吧。”人堆里有个女人这么说。

    老工长彼得·胡多列耶夫又照老习惯在打他那个受气包——小学徒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先并不这么折磨徒弟，不是酒鬼，手也不重。从前有个时候，莫斯科市郊工场作坊区的买卖人和神甫家里的姑娘们，见到这个仪表堂堂的有手艺的工人都要偷偷看上几眼。季韦尔辛的母亲当时还刚刚从教区学校毕业，拒绝了他的求婚，后来就嫁给了他的同伴、机车修理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季韦尔辛。

    萨韦利·尼基季奇惨死以后（在一八八八年一次轰动一时的撞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在她守寡的第六个年头上，彼得·彼得罗维奇再次向她求婚，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喝上了酒，开始胡闹，固执地认为他之所以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是整个世界的过错，一心要同整个世界算账。

    尤苏普卡是季韦尔辛住的那个院子的看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在厂子里，李韦尔辛总是护着这个孩子，这也让胡多列耶夫对他不大满意。

    “你是怎么用锉刀的，你这个笨蛋！”胡多列耶夫吼着，抓住尤苏普卡的头发往后拖，使劲打他的脖梗儿。“铸工件能这么拆吗？我问你，是不是成心糟踏我的活儿？你这个斜眼鬼！”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大爷！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啊，疼啊！”

    “告诉他一千遍了，架子要往前推，拧紧螺栓，可是他根本不听。差一点断了大轴，这个狗娘养的。”

    “大爷，主轴我可没动，老天爷，我真没动。”

    “干吗要折磨一个孩子？”季韦尔辛从人堆当中挤进去问道。

    “家狗咬架，野狗可别往前凑。”胡多列耶夫回了一句。

    “我问你，为什么折磨孩子？”

    “跟你说，趁早赶紧走开，少管闲事。打死他也算不了什么，下流坯，差点地把大轴给我毁了。应该让他亲亲我的手，饶他一条活命，这个斜眼鬼。我只不过揪着他耳朵、头发教训教训。”

    “还要怎么样，照你说是不是该把脑袋揪下来，胡多列耶夫大叔？应该懂得害臊。已经是老师傅啦，活到白了头发还不通情理。”

    “走开，走开，我说，趁着你身子骨还是整个儿的。要不我打你个魂灵出窍。敢来教训我，你这个狗屁股！你是在枕木上让人日出来的，就在你爹眼皮子底下。你妈是只烂猫，这瞒不了我，破鞋！”

    接着发生的事不超过一分钟。两个人都顺手从放着沉重的工具和铁锭的车床上头抄起了家伙。这时候要不是人们一下子上去把他们拉住，两个人都会把对方打死。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站在原地，低着头，前额几乎碰到一起，脸色煞白，瞪着充血的眼睛。暴怒之下，谁都说不出话来。大家从后面紧紧抓住他们俩的手。几分钟的工夫缓过了气力，他们扭动身子要挣开，拖曳着吊在身后的伙伴。衣服领钩、扣子都挣脱了，上衣和衬衫从肩膀上滑了下来。乱糟糟的喊叫声在他们周围一直不停。

    “凿子！把凿子夺下来。”“这会把脑袋凿穿的！”“平静一点吧，彼得大叔，不然把手给你扭脱臼！”“干吗还跟他们废话？把他们拉开，锁起来就完了。”

    突然，季韦尔辛以一股超人的力气甩掉了扑在身上的人，挣脱出来，几步就冲到了门口。人们刚要冲过去揪住他，可是看到他已经没有了那股发疯的劲头；就作罢了。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秋夜的潮气和黑暗包围了他。“要想给大家办点好事，就有人往你助上插刀子。”他自己嘟饿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和往哪儿去。

    在这个卑鄙、虚伪的世界上，养尊处优的太太竟然用那种眼光看着卖力气干活儿的人；可是在这个制度下受罪的人，却让酒灌得昏迷不醒，只能在方才这样的作践自己当中得到某种满足。对这样的世界，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他走得很快，似乎急促的脚步可以使他发热的头脑里渴望的世上只有理智和安宁的时代更快到来。他懂得，最近一些日子他们的各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以及尚未执行、但也没有取消的罢工的决定，都是今后这条漫长道路的一部分。

    但现在他兴奋得急不可耐地想要一口气跑完全程。他大步向前走着，心里还不大清楚究竟往哪里去，然而两只脚却知道应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季韦尔辛事后很久都不曾料到，就在他和安季波夫从地窖里出来走了以后，会议决定当晚罢工。委员们立刻分了工，规定了谁该到哪儿去和把谁从什么地方撤回。好像是从季韦尔辛心坎儿里发出来的一样，机车修理场里响起了开始是暗哑的、随后逐渐变得峻亮和整齐的信号声。这时候，从车库和货运站拥出的人群已经从进站的信号机那儿向城里走去，接着就同听见李韦尔辛的哨声而放下工作的锅炉房的人群汇合到一起了。

    好多年来季韦尔辛都以为，那天晚上是他一个人让整条铁路停止了运行。只是在最后审讯过程中，根据全部事实审判的时候，没有添加上指使罢工这条罪名，他才明白过来。

    人们纷纷跑了出来，不住地问：“这是叫大家上哪儿去？”黑暗中有人回答说：“你又不是聋子，没听见吗，这是警报，得救火。”“什么地方着火了？”“当然是着火了，要不为什么拉汽笛。”

    门砰砰地响，又走出来一批人。传来另一些人的说话声。“真会说，着火了！乡巴佬！别听这傻话。这就叫歇工，懂不懂？你看，这是套具，这是笼头，可咱就是不上套。回家去吧，小伙子们。”

    人越来越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到第三天才回家的季韦尔辛，冻得不住打寒颤，觉没睡够，脸也没有刮。前一天夜里突然变冷，这个季节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可是季韦尔辛穿的是一身秋衣。

    在大门口碰见了看门人吉马泽特金。

    “谢谢，季韦尔辛先生，”他一连说了好几遍，“没让尤苏普卡受屈，让他一辈子替你祷告上帝吧。”

    “你是不是变傻了，吉马泽特金，我对你算得上什么先生？求你别这么说了。有话快讲吧，你瞧这天气够多冷。”

    “怎么能让你挨冻呢，你会暖和的，萨韦利耶维奇。昨天我们帮你妈妈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商场运了整整一棚子木柴。全是一色的烨木，又干、又好的烧柴。”

    “太谢谢啦，吉马泽特金。你好像还有话要说，请快讲吧，我都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你别在家过夜了，萨韦利耶维奇。得躲一躲。警察来过，警察分局长也来过，打听同你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我说没见到有什么人来，只有他的徒弟、机车乘务组和铁路上的人来过。另外的什么人可向来没见过。”

    独身的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哥哥一起住的这幢房子，是邻近的圣三一教堂的房产。房子的一部分住了教士和两家在城里零售水果、肉类的摊贩，其余的住户大多数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这条线上的铁路职工。

    房子是石砌的，几条木结构的回廊从四面围住一个肮脏、零乱的院子。同回廊相连的几条通到楼上去的又脏、又滑的木头楼梯，总散发着一股猫尿和酸白菜气味。紧靠楼梯转角的平台是厕所和门上挂着锁的储藏室。

    李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列兵，在瓦房沟负了伤，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到那里去探望和照料。李韦尔辛一家几代人都是铁路员工，出门行路是方便的，可以使用俄罗斯全境的免费公务车票。家里如今非常安静，显得空落落的，只住着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楼，在回廊一进门的前边，门口有一只由送水夫装满了水的木桶。当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走上自己住的这一层的时候，发现木桶的盖子被挪到一边，水面的冰上冻住了一只铁菜缸。

    “不会是别人，准是普罗夫。”李韦尔辛想着就笑了。“真是个喝不足的无底洞，一肚子的火气。”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个诵经士，一个出了名的不服老的人，和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是远亲。

    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把茶缸从冰面上掀下来，放好桶盖，然后拉了一下门铃。一股家居的热气和香味迎面扑来。

    “妈妈，炉子烧得真旺。咱家多暖和，真好。”

    母亲一下子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拥抱着他哭了起来。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儿，轻轻脱开身。

    “勇敢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妈妈，”他轻声说道，“从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都瘫痪了。”

    “知道，就是为这个我才哭呢。你可别闯了祸。库普林卡，是不是到远处躲一躲。”

    “您那位可爱的朋友、好心肠的羊倌彼得·彼得罗夫，真叫我伤脑筋。”他想逗她高兴。不过她没理解这是开玩笑，正经地回答说：

    “拿他开玩笑可真作孽，库普林卡。你应该可怜他。他是个没办法的不幸的人啊，整个心都给毁了。”

    “安季波夫，就是那个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给抓走了。半夜里来的人，到处搜查，弄得乱七八糟，早晨把他带走了。他的达里哑正害伤寒病，还在医院里。帕夫卢什卡是个孩子，还在职业学校念书哪。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和聋子姑姑。还要把他们从家里赶出去。我想应该把这孩子接到咱们家来。普罗夫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看见水桶了，盖子没盖，还有那只茶缸子。我想准是他。普罗夫是个喝水喝不够的家伙。”

    “你真会猜，库普林卡。说对了，就是普罗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跑来借木柴。我给了他。难道我傻了，把木柴给人！可当时我已经想不到这些，因为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消息啊！你知道吗，皇上已经签署了一份公告，一切都要照新章程办，不让任何人受屈，给种田的分地，大家都和贵族平等。签了字的命令，你想想看，就差宣布了。主教公会也写了新的呈文，要增加一次祷告，为他的健康祈祷，我可不哄你。普罗武什卡说过，可我忘了。”

    被捕的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和住院的达里哑·菲利蒙诺夫娜的儿子帕图利亚·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这是个很爱整洁的孩子，生着一张五官端正的脸，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不时地要用小梳子拢拢头发，整理一下上衣和带着职业中学制服扣环的宽腰带。帕图利亚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孩子，而且观察力很强。他能逼真而又滑稽地摹仿看到、听到的东西。

    十月十七日公告发布以后，很快就考虑举行一次从特维尔门到卡鲁日斯克门的示威游行。这次正像俗话所说：“一个人担水吃，两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有水吃。”参与此事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不休，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宣布退出。但当得知在原先规定的那天清晨人们无论如何也要上街之后，又各自急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们参加示威游行。

    不顾基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的劝阻和反对，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还是带着快活的、好同人交往的帕图利亚参加游行去了。

    这是十一月初干燥而又寒冷的一天，宁静的铅灰色的天空飘着几乎稀疏可数的小雪花，落地之前长时间地上下左右翻飞着，然后像一层蓬松的尘土似的填撒在路上的坑洼里。乱哄哄的人流沿街向下挤去，只见一排排的脸孔、冬天的棉大衣和羔皮帽子。这都是些老人、女子学校的学生和孩子们，也有穿制服的养路工、电车场的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上衣的邮电工人，还有中学生和大学生。

    有一阵子大家唱着《华沙工人歌》、《你们已英勇牺牲》和《马赛曲》，可是在前头倒退着走的、一只手紧抓着库班帽摇摆着指挥歌唱的那个人，忽然戴上了帽子，停止唱歌，转过身去听井然走的另外几个带队人在谈些什么。歌声散乱了，停止了。这时只听到巨大的人群走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踏出咯吱咯吱脆响的脚步尸。

    一些好心人通知游行的发起人说，前边哥萨克已经布置了警戒线，准备对付示威游行的人。也有人从就近的药房打来电话，告诉游行的人前面有埋伏。

    “那又怎么样，”带队的人说，“最要紧的是冷静，不要慌。应该立刻占据前边路上的一座公共建筑物，向大家说明面临的危险，然后解散队伍，化整为零。”

    究竟往哪里去最好，几个人开始争起来。有的主张到商业经纪人协会，有的说应该去高等工科学校，也有人要去外国记者学校。

    正在争论的时候，前边已经看到了一幢公用建筑物的屋角。这也是一所学校，比上边提到的那几处毫不逊色，很适合作避难所。

    大家来到房子跟前的时候，领队的走上大门口半圆形的台阶，打手势让队伍的排头停住。入口的几扇大门已经打开，整队的人摩肩接路地拥进学校的前厅，走上迎面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边异口同声地喊，但是人不停地拥进来，沿走廊和教室散开。

    好不容易把大家招呼回来，安顿坐好以后，领队的几次要说明前边路上已经设下埋伏，但是谁也不听。停止前进并进入这所房子，被当成立刻召开一次临时集会的邀请。

    经过长时间的边走边唱以后，人们都想静静地坐一会儿，但愿别的人替他们吃点苦，出来叫喊一番。大家现在主要是对休息感到满意，至于在主要方面看法一致的几个发言人的分歧，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所以，一位不想哗众取宠使人厌倦的最蹩脚的演说家，反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他每讲一句都引起同情的呼喊。大家毫不吝惜地用表示赞同的喊叫压过了他的讲话。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便急忙表示同意，一面喊着“可耻”，一面通过了一份抗议电。后来终于听厌了讲演人那单调的声音，索性把他撇到一边，一个跟着一个成排地走下楼梯，奔到街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开会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雪，这时路面已经～片银白，雪也越下越密。

    当龙骑兵飞快地迎而冲过来的时候，后排的人还完全没有察觉。队伍前方突然传来越来越大的响声，像是人群里喊起了“乌拉！”“救命啊！”“打死人啦！”以及另外许多叫喊声混成一片，分不清还喊了什么。几乎是同时，趁着这阵混乱的声浪，顺着急忙闪到两旁的人群形成的狭窄的通道，无声而迅速地闪过许多匹马的嘴脸、鬃毛和挥舞着马刀的骑兵。

    半个排跑过去了，然后掉转马头，整好队形，从后边冲进了游行队伍的队尾。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以后，整条街差不多已不见一个人影。人们沿着小巷跑散了。雪已经变得稀疏，昏黑的傍晚景色很像是一幅炭笔画。已经落到屋后的太阳，忽然像用手指点着一样，从街角照出路上所有带红颜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顶皮帽，倒下的大幅红旗，洒在雪地上的～条条、一点点的血迹。

    一个头盖骨裂开的人不住地呻吟，两手紧紧抠住地面，在大街的一侧爬着。有几名骑兵排成一队从街道下首放马缓步行来。他们是追踪到大街另一头之后又返回来的。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头巾掉到脑后的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用变了音的嗓子朝整条街喊着：“帕沙！帕图利亚！”

    他起先一直和她走在一起，惟妙惟肖地学着最末一个演讲人的样子逗她开心，可是当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

    在最危险的时候，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尽管身上那件絮得厚厚实实的短棉袄减轻了她挨打的感觉，她还是一边咒骂，一边吓人地朝跑远了的骑兵挥着拳头，对他们竟敢在体面的老百姓面前往她这个老太婆身上抽鞭子气得要命。

    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激动不安的目光扫向大街两侧，突然喜出望外地在对面人行道上看到了那孩子。在那边，在一座有廊柱的店铺和一所独家的砖房子的突出部中间的角落里，聚了一小群无意中路过的看热闹的人。

    一个闯入人行道的龙骑兵，用马的后聘把他们赶到那个地方。人们受惊的样子使他很开心，于是他把出路挡住以后，就紧贴着大家的身子装腔作势地表演起驯马的动作来，先来几个急转弯，然后又像演马戏似的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来。当他看到那些慢慢返回来的伙伴以后，才用马刺刺了马一下，三窜两跳地归了队。

    被挤在角落里的人散开了。先前不敢作声的帕沙，立刻向老太太跑来。

    他们往家里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住地嘟娥：“该干刀万剐的杀人犯，天杀的刽子手！老百姓原本高高兴兴，皇上给了自由，这帮家伙就受不住了。什么都给搅得一团糟，把每句话的意思都弄拧了。”

    她气得对龙骑兵发狠，对周围的一切都发狠，这一刻连她的亲生儿子也包括在内。在暴怒的瞬间，她仿佛觉得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被那些既不会拿主意、又自作聪明的库普林卡～伙糊涂虫惹出来的。

    “真阴险狠毒啊！可是他们这些吵吵嚷嚷的人到底需要什么呢？一点儿也不明白！就知道骂呀，吵呀。还有那一个，特别会说话的那个，你怎么学他来着，帕申卡？再给我学一遍，亲爱的，学学看。哎哟，笑死我了，笑死了！简直一模一样。你这个讨厌鬼，大马蝇。”

    回到家里，她不停地埋怨儿子，又说，不能活到这把年纪还让那个头发乱蓬蓬的麻脸蠢货从马上用鞭子抽屁股教训她。

    “您可真是，妈妈！好像我就是哥萨克中尉或者宪兵队长。”

    当奔跑的人出现在窗前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正站在窗前。他知道这是游行的人，于是聚精会神地向远处看了一阵子，看看在走散的人当中有没有尤拉或另外的什么人。但他没有发现熟人，只觉得快步走过去的那个人是杜多罗夫那个不要命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不久前才从他左肩取出一颗子弹，今天又在他不该去的地方窜来窜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到这里的。在莫斯科他没有自己落脚的地方，但是又不喜欢住旅馆，如今是住在～房远亲斯文秀茨基家里。人家在顶楼角上给他让出了一间书房。

    这幢两层楼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有点过大，这是已故的老斯文李茨基多年以前从多尔戈鲁基公爵手里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的产业一共有三个院落、一座花园和许多格局零乱、不同风格的房屋，连着三条巷子，过去被人称作磨坊小城。

    虽然开了四扇窗，这间书房依旧稍嫌阴暗。屋子里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雕塑品。书房有个半圆形的外阳台，遮住了房子的这一角。冬天通往阳台的双重玻璃门关得严严实实。

    透过书房的两扇窗和阳台的玻璃门，可以看到笔直的一条小巷、一条雪橇压出来的通向远处的路、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和歪斜的栅栏。

    从花园向书房投来～片淡紫色的阴影。树木从外面窥探着室内，似乎要把蒙了一层雪青色凝脂般寒霜的枝条伸到地板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眼望着小巷，回想起彼得堡去年的冬天，回想起加邦牧师、高尔基、维特的来访和那些时髦的现代作家。他远远地离开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来到莫斯科这个安静和睦的地方写一本已经构思成熟的书。谁知根本不可能！他如同从火里出来又掉到炭上。每天都要讲演，作报告，没有喘息的机会。一会儿是女子高等学校，一会儿又是宗教哲学院，再不就是红十字会或者罢工基金委员会。真想到瑞士去，拣一个到处是森林的偏远的县份。那里会有静温、清明的湖光山色和一切都能引起回响的凛冽的空气。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身离开窗口。他情不自禁地想出去随便看望一个人，或者漫无目的地走走，但是立刻又想到那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维沃洛奇诺夫有事要来找他，所以不能离开。于是他在室内踱来踱去，思想转到外甥身上。

    从伏尔加沿岸一个偏僻的地方迁往彼得堡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把尤拉带到莫斯科，让他见见韦杰尼亚平、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谢利亚温、米哈耶利斯、斯文秀茨基和格罗梅科这几家亲戚。他先把尤拉安顿在既无头脑、又爱饶舌的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里，亲戚们平时都管这个老人叫费吉卡。费吉卡同自己的养女莫佳暗中同居，所以自认是个足以动摇通常的伦常基础和捍卫自己的主张的人。不过他手脚不干净，辜负了对他的信任，连尤拉的生活费都被他挪用了。于是他又把尤拉转到格罗梅科家，此后尤拉便一直寄居在那里。

    在格罗梅科家里，尤拉处在令人羡慕的和睦的气氛中。

    “他们在那儿简直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到尤拉、他的同年级伙伴戈尔东和主人的女儿东尼妞·格罗梅科。三个人在一起已经读腻了《爱情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类的书，于是又迷上了贞洁的说教。

    在少年时代，应该体验一下那种偏于极端的纯洁情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以致反而糊涂起来。

    三个人都有着可怕的怪脾性和孩子气。凡是使他们激动的、属于清欲方面的东西，不知为什么都被说成“庸俗化”，而且不顾是否恰当，到处都把这个词挂在嘴上。简直是极端的用词不当。“庸俗化”——他们用来指的是人的本能的呼声、诲淫的作品、作践妇女，甚至还包括整个物质世界。每逢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那张激动的脸由涨红而变得苍白。

    “如果我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样想，“决不让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羞耻心是必要的，但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啊，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您。”他高声说着，走上前去迎接进来的客人。

    一个身穿灰色上衣、腰束宽皮带的胖子走进房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毡靴，裤子的膝盖部分胀了出来。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自己是一朵五彩祥云笼罩着的善行使者。一副用黑色宽绦带系住的夹鼻眼镜在鼻子上恶狠狠地跳动着。在过道里，他没来得及把该办的事办完。围巾没有摘，一头拖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项圆形呢礼帽。这几件东西使他无法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妨碍问好。

    “唉，唉。”他不知所措地应答着，一面打量四周。

    “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让维沃洛奇诺夫恢复说话能力和自制能力。

    这一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他们这些人的头脑里，那个永远不甘寂寞的天才大师的思想，只是安然享受着欢乐的休想，而且被无可救药地庸俗化了。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所学校去为政治流放犯演讲的。

    “我已经在那里讲过一次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讲的吗？”
    “是啊。”
    “还得再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稍加推辞，然后就同意了。

    来访所要谈的事情完全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就没有过分地挽留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他本来可以起身告辞了，但觉得这么快就离开不大礼貌，走之前应该找个轻松、活泼的话题谈一谈。结果谈话却拖得很长，而且不大愉快。

    “您颓废了？陷入神秘主义里去了？”
    “这是为什么？”
    “人毁了呀。还记得地方自治会吗？”
    “那还用说。我们还在一起筹备过选举哪。”
    “还为乡村学校和教师学习会的事冲锋陷阵呢，记得不？”
    “当然，那可是一场苦战。后来您好像转到民众福利和社会救济方面去了，对吗？”
    “有过一段时间。”
    “是啊，可如今时兴的都是些放荡的牧羊神呀，黄色的睡莲呀，受戒者呀，还宣传什么《我们要像太阳》。我是死也不相信。让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一个如此了解人民的聪明人去干……算啦，您不必说了……也许我触到您的隐私了吧？”
    “何必信口开河地瞎扯呢？我们又何必非要争论这些？您根本不了解我的思想。”
    “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这谁都不反对。”
    “乡下人没有穿的，饿得浮肿……”

    谈话就这样跳跃式地进行着。意识到这样谈下去毫无意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他解释是什么使他同一些象征主义派的作家接近起来，接着把话题转到托尔斯泰身上。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人如果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就会离善越来越远。”

    “您以为正相反吗？能够拯救世界的究竟是美，是宗教的神秘仪式或类似的东西，还是罗赞诺夫和阳思妥耶夫斯基？”

    “请等一等，让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关键在于干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并不是棍棒，而是音乐，这里指的是没有武器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真理的榜样的吸引力。直到现在还公认，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箴言和准则。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应该懂得，耶稣宣讲的时候往往使用生活中的寓言，用日常生活解释真理。从这里引出的看法是：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我一点也听不懂。您应当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恼恨自己对呆头呆脑的维沃洛奇诺夫谈了一部分内心的看法，但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像通常那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懊恼突然换了目标。他一下子就完全忘记了维沃洛奇诺夫，仿佛这人根本不曾来过。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平时不写日记，但一年之中总有一两次要把感受最深的思想写在一册厚厚的普通记事本上。他取出这个本子，开始用那大而端正的字体写起来。下面就是他所写的。

    这个施莱辛格傻女人使我整天感到不自在。早晨就来

    了，一直坐到吃午饭时，一连两个小时朗诵歪诗。招人厌烦。

    这是象征派作家A为天体起源交响乐作曲家B所写的一

    篇散文诗，里边有各大行星的神袛、四首诗的唱词和另外一

    些东西。我一直是忍着，忍着，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恳求说：

    “受不了啦，请便吧。”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懂得了为什么就连在浮士德身上

    这种东西也往往约对难以忍受而又虚假。现代人没有这方

    面的要求。当他们被宇宙之谜弄得困惑不解的时候，他们要

    深入探索的是物理学，而不是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

    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陈旧过时的形式，也不在于

    这些水火之神把科学明显弄清楚的东西重新弄得含混不

    清，而在于这种体裁与当今艺术的精神、实质以及创作动机

    格格不入。

    在人类还很稀少、大自然尚未被人所掩盖的古老的大

    地上，相信天体演化是很自然的。大地上徘徊的还有猛妈，

    对恐龙和各种龙记忆犹新。那时，大自然是如此引人注目、

    如此凶猛而威风地扑向人的脖颈，似乎当真充满了各种神

    批。这就是人类编年史最初的几页，而且还仅仅是开始。

    由于人口过剩，这个上古世界在罗马结束了。

    罗马挤满借用来的神袛和被征服的民族，挤成天上地

    下两层，像肠子紧紧扭成三个结的垃圾堆。那里有达吉人、

    赫鲁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看到的是没有辐条

    的笨重的车轮、浮肿的眼睛、兽奸、双下颠、用受过教育的奴

    隶的肉喂鱼，还有不识字的皇帝。人要比后来的任何时候都

    多，在斗兽场的通道里被践踏，忍受痛苦。

    如今，这个轻快的、光芒四射的人，突出了人性，故意显

    出乡土气息。这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俗气的大理石和黄金

    堆中。从此，一切的民族和神不复存在，开始了人的时代，做

    木工的人，当农夫的人，夕阳晚照之下放牧羊群的人。人这

    个音听起来没有丝毫傲气，他随着母亲们的摇篮曲和世界

    上的所有画廊崇高地向各地传播。

    彼得罗夫大街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彼得堡在莫斯科的一个角落。街道两旁是对称的建筑，都有雕塑精致的大门，再往下去是售书亭、阅览室、图片社，还有高级的烟草店和考究的餐厅，餐厅门前笨重的支柱上是装在磨砂玻璃圆罩里的煤气灯。

    冬天这个地方阴暗得难以通行。这里居住着稳重、自重而又富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这里租下的一套讲究的独身住宅是在二层楼上，通到那里的是一条有宽大、结实的橡木栏杆的宽楼梯。为他操持家务的女管家，不对，他幽居处所的女总管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对样样事都关心，都打听，但似乎对任何事又都不干预，是个不声不响、不惹人注意的人。他对她则报以一个绅士所应有的骑士般的感激，而且在住宅里从不容忍同她那老处女平静的生活圈子不相容的客人和来访者。在这里，主宰一切的是修道院般的宁静——帝幕低垂，纤尘不染，如同手术室一般。

    每逢礼拜天的上午，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照例带着自己的叭儿狗沿彼得罗夫大街和库茨涅茨基大街闲逛，在一个街角，与从家里出来的演员兼纸牌迷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会合。

    他们一同在人行道上缓步踱着，讲着笑话，时断时续地交换一些无足轻重、对一切都瞧不起的见解。其实，即便不讲话，随意哼哈几声，也能起同样的作用，但必须要让库茨涅茨基大街两旁的人行道都能听见他那响亮的、满不在乎地发呛的、像是由于颤抖而憋住气的低音嗓门，才算达到目的。

    天气也是病怏怏的样子。水珠滴滴答答地敲打着铁皮泄水管和屋檐板。各家的屋顶交错发出这种响声，似乎到了春天。开始融雪了。

    她一路上迷迷糊糊地走着，只是回到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的人都已入睡。她又陷入了麻木状态，失神地在妈妈的小梳妆台前坐下来，身上穿的是一件接近白色的浅紫色的长连衣裙，连衣裙上镶着花边，还披着一条面纱。这些都是为了参加假面舞会从作坊里拿来的。她坐在镜中自己的映像面前，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把交叉的双手放在梳妆台上，把头伏在手上。

    妈妈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打死她的。把她打死，自己再自杀。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如今已经迟了，应该事先想到。

    正像通常所说的，她已经是个堕落的女人了，成了法国小说里的那种女人，可是，明天到了学校还要和那些女学生坐在一张书桌后面，同她相比，她们简直是一群吃奶的孩子。上帝啊，上帝，怎么会有这种事呀！

    多年之后，如果可能的话，拉拉也许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奥莉娜·杰明娜。奥莉娜一定会和她抱头痛哭。

    窗外滴水喃喃自语，这是融雪滴落的声音。街上有人在敲邻居家的大门。拉拉没有抬头。她双肩抖动，痛楚地哭着。

    “唉，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木大好过。我烦死了。”

    他往地毯上、沙发上胡乱丢着套袖、胸衣和别的东西，把五斗橱的抽屉拉开又关上，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他非常需要她，可是这个礼拜天又不可能同她见面。科马罗夫斯基像头野兽似的，在屋子里胡乱走着，坐立不安。

    她的心灵无比之美。她那两只手，像崇高的思维形象所能令人惊讶的那样，让人销魂。她那投在室内糊墙纸上的影子仿佛纯洁无假的侧影。贴身的上衣像是一幅绷在绣架上的细麻布，服帖而又紧紧地裹住她的前胸。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合着柏油路上缓缓走动的马匹的脚步。“拉拉。”他轻声低唤，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枕在他臂弯里的她的头。她已然入睡，睫毛低垂，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态，让人可以～连几小时不眨眼地端详。头发散落在枕上，她的美恰似一股清烟，刺痛科马罗夫斯基的眼睛，侵入他的心灵。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只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住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和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了。狗觉得奇怪，用木乐意的眼光从地上向他望着，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哪儿来的魔力！”他这样想。“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是苏醒过来的良心，怜悯，还有悔恨？或许是不安？都不是，他明明知道她平安无事地呆在自己家里，可为什么一直没法不想她？”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门，顺着楼梯走到中间转弯的楼梯口。这里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玻璃的四角装饰有华丽的纹章。照进来的缕缕阳光，五彩缤纷地投射在地板和窗台上。走到第二层楼梯的中间，科马罗夫斯基站住了。

    “决不能在这种恼人而刺心的苦闷面前屈服！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懂得，如果作为一种消遣方式，这个姑娘，已故的老朋友的女儿，成了使自己神魂颠倒的对象，将会有什么后果。要清醒！要有自信，不能破坏自己的习惯，否则全都会化为乌有！”

    科马罗夫斯基用力紧紧抓住宽大的栏杆，抓得手都疼了。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坚决地转身走下楼去。在有阳光照进来的楼梯转弯的楼梯口，他看到叭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从下向上望着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老年作儒。

    叭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朝她哪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到拉拉那里去，仿佛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啊，原来如此！你也希望一切照旧——仍然是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和下流的笑话吗？好，那就给你这个，给你，给你！”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杖和脚照着叭儿拘一阵踢打。杰克跑开，尖声鸣叫着，摇摆着尾巴上了楼，前腿扒在门上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诉苦。

    几天和几个礼拜过去了。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迷魂阵啊！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如果只是引起她反感、厌恶的话，拉拉原是可以抗拒和设法摆脱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姑娘自己也感到惬意，因为这个论年龄可以作为父亲、容貌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这个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人，居然在她身上花费金钱和时间，把她称作女神，陪伴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即所谓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

    她只不过还是个穿褐色长裙、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生，学校里那些天真的恶作剧也都少不了她。无论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众目暖暖之下在剧院的幽静的包厢里，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住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

    但这种学生淘气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一种刺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畏惧长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她总想睡觉，这是由于夜晚的失眠，由于哭泣和不断头痛，由于背诵功课和整个身体的疲乏。

    他是她所诅咒的人，她恨他。每天她想的都是这些。

    如今却终身成了他的奴隶。他是靠什么制服她的呢？用什么恫吓她顺从，而她便屈服了，满足他的欲望，用毫不掩饰的羞耻的颤抖让他快活？莫非因为地位的差异，妈妈在钱财上对他的依赖，他善于恫吓她拉拉？不是，都不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不是她受他支配，而是他受她支配。难道她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因她而苦恼。拉拉是无所畏惧的，良心是清白的。假如她把这一切揭穿，可耻和害怕的应该是他。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她永远不会那样做。她还没有这么卑鄙，还没有科马罗夫斯基对待下属和弱者的那股狠劲。

    这就是他和她的区别。因此，她也就越发感到周围生活的可怕。生活中什么让她震惊？是雷鸣，还是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到处都是诡计和模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使断了，但要想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

    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强者。

    她也曾经自问：如果她是已婚妇女，会有什么不同？她开始求助于诡辩。有时，绝望的忧郁控制了她。

    他又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匍匐在她脚下哀求：“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想想看，我和你做了些什么呀。你正在沿着陡坡向下滑。让我们向你母亲承认了吧。我娶你。”

    他哭着，坚持着，好像她争辩着并不同意似的。不过这只是空话，拉拉甚至懒得听他这套悲剧式的空话了。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他。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的心情就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她跑去祷告时的感觉，似乎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教堂的穹顶随时都会崩塌。活该。让一切都完结吧。可惜她带了奥莉妮·杰明哪这个话匣子。

    “看，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妞对着她耳朵悄悄说。

    “嘘，别讲话。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的堂叔父。正在读经文的那个。”

    “嗅，你说的是那个诵经土，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作声。别打搅我吧。”

    她们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在唱赞美诗：“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以我所有，赞主圣名。”

    教堂里显得空荡荡的，四处响起回声。只有前边挤着一群做祷告的人。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不带颜色的窗玻璃不能使积雪的灰色小巷和往来的行人增添色彩。这扇窗前站着教堂长老，不顾正在进行的祈祷，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一个呆傻耳聋的乞丐开导着什么，他的声音像那扇窗和窗外的小巷一样呆板而平淡。

    拉拉手里摸着几枚铜币，慢慢绕过祈祷的人，到门口替自己和奥莉妮领取蜡烛，然后小心翼翼地免得碰撞任何人，回到后边。这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促地念完九段经文，仿佛在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

    拉拉走着，打了一个冷战，停了下来。这说的就是她。他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基督的意思。

    正值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的日子。他们恰好住在起义区。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特维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旅馆的窗口就可以看到。人们从院子里用桶提水浇街垒，为的是把构筑街垒用的石头和废铁冻在一起。

    隔壁院子里是义勇队员集合点，有些像救护站和食品供应点。

    有两个男孩子到那儿去。这两个人拉拉都认识。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就是在前者家里认识他的。他的性格同拉拉相似——耿直，孤傲，不爱讲话。他和拉拉相似，引不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是职业中学学生安季波夫，住在奥莉妮·杰明娜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拉拉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里去的时候已经觉察出她对这男孩子产生的影响。帕沙·安季波夫还没有失掉童稚的纯朴，毫不掩饰她的到来带给他的快乐，仿佛拉拉是夏季的一片小白排林，地上遍布着清新的小草，天空飘荡着如絮的白云，所以对她用不着掩饰牛犊似的又蹦又跳的狂喜，更用不着担心别人讥笑。

    拉拉刚刚一发现自己对他产生的影响，便不自觉地开始利用了这种影响。不过，过了好几年之后，在他们交往的后期，她才更加认真地把握住他那温顺的性格。那时，帕图利亚已经知道自己发狂地爱着她，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别无选择了。

    这两个男孩子正玩着一种最可怕的、成年人的游戏，战争的游戏，而且参加这种游戏的人不是被绞死便是被流放。可是他们头上戴的长耳风帽还从后面扎着结子，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过还是两个孩子，还都受着父母的管教。拉拉像是大人看待小孩子那样看着他们。在他们危险的娱乐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其他的一切也都烙上了这种痕迹。冬天的寒冷的黄昏似乎泛起一层黑色的浓重的霜；还有这灰蓝色的庭院以及对面孩子们躲藏的那幢房屋。而主要的是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手枪射击声。“男孩子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想的已经不仅是尼卡和帕图利亚了，而是开枪射击的整个城市。“两个诚实的好孩子，”她想道，“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听说可能要向街垒射击，而且她们的房子有危险。但这个时候再考虑搬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的熟人家里去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个区已然被包围。只能在这包围圈附近找个角落，于是她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原来最先想到这里的并不只是她们。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同她们处境相同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因为她们算是老主顾，所以才答应把她们安顿在被眼间里。

    皮箱太惹眼，于是她们把最必需的东西包成了三个包袱，一天天拖延搬入旅馆的日期。

    由于作坊里充满古朴的风习，所以尽管外面闹罢工，工人直到这一天仍继续干活。但在那一个寒冷而又沉闷的傍晚，外面有人按铃。进来的人指责了一番。大家要求店主到大门口去。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到前厅去平息来人的火气。“姑娘们，到这儿来！”不一会她把女工们都招呼到那里，把她们一个个地介绍给进来的人。那人热情而笨拙地和每个人握手问候，同费季索娃讲妥了什么事之后便走了。

    女工们回到大厅后，开始围披肩，一个个把手举过头，伸进瘦小的皮大衣袖子。

    “出了什么事？”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急忙赶过来问道。

    “把我们撵走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吉沙尔太大哭了出来。

    “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您别难过。我们对您没有恶意，而是非常感激您。问题不在于您，也不在于我们。如今大家都这样做，全世界都这样。能有什么法子反对呢？”

    她们都走了，连奥莉哑·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后者在告别的时候悄声对店主说，为了东家和作坊的利益只好装出罢工的样子。但店主并未平静下来。

    “多么忘恩负义！真想不到，把她们看错了！就拿那个姑娘说吧，在她身上我操了多少心啊！好吧，就算她还是个孩子，可是还有那个老妖婆呢！”

    “您应该明白，妈妈，她们不能对我们例外。”拉拉安慰着她。“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

    可是母亲一点也听不明白。“每回都这样，”她啜泣着说，“本来心里就乱糟糟的，你还说这种话，让人听了只能惊讶得瞪眼。都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你还说对我有好处。不对，准是我老糊涂了。”

    罗佳仍然在武备学堂。空落落的楼房里只剩下拉拉和母亲了。没有灯光的街道和房屋都用空洞的眼睛相互凝望着。

    “到旅馆去吧，妈妈，趁现在天还没黑。您听见没有，妈妈？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喊来了看门人。“菲拉特，送我们，亲爱的，到‘黑山’旅店去。”

    “是，太太。”

    “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这阵子就请你在这儿照看着。别忘了给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这只鸟儿喂水、添食。东西都锁上。还有，请常到我们那儿看看。”

    “是，太太。”

    “谢谢，菲拉特。基督保佑你。怎么样，要分手了，一起坐一会儿吧，愿上帝保佑。”

    她们来到街上，就像大病初愈一样，一下子适应不了新鲜的空气。凛冽澄澈的空间把圆润的、仿佛经过车床加工的光滑的声音轻轻地散向四方。炮声和枪声砰砰响，像要把远方炸成一堆废墟。

    不管菲拉特如何说服拉拉和阿马利她·卡尔洛夫娜，要她们相信真的在放枪，她们仍然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想想看，根本见不到放论的人，怎么会不是空枪呢。照你说谁在开枪，莫非是圣灵不成？当然是放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把她们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对她们进行搜查，放肆地对她们从头到脚瞅来瞅去。他们的系带的无檐帽膘悍地拉到耳朵上，一个个好像都只有一只眼睛。

    “真太好了！”拉拉想道，她们和城里其他地方隔绝的这段时间，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不能和他断绝来往。她不能够说：妈妈，别接待他。那一切就都公开了。说了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伯说呢？啊，上帝，让一切都完蛋吧，只要这事能了结。上帝啊上帝！她厌恶得就要昏死在街上。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就在开始发生这种事的那个单间屋子里，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那幅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妇人或花瓶》。当然，一点不错。这是一幅名画。要是和这件珍品相比的话，她那时还算不上妇人，后来才是。餐桌摆设得真够排场。

    “你要到哪儿去呀，走得这么快？我赶不上你。”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在后边哭着说，喘着气，勉强赶上她。拉拉被一股什么力量推着，一股骄傲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推动她仿佛凌空疾走。

    “枪声多么清脆，”她想道，“被践踏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得福了。枪声啊，愿上帝赐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该有同感吧！”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坐落在西夫采夫一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巷子的拐角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前者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任教，后者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单身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铁矿场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那儿有几座已经废弃的、没有收入的矿山。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楼上是寝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工作间和藏书室。另外还有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东尼娜和尤拉居住的房间；楼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灰绿色的窗慢，大钢琴盖上镜子般发亮的光点，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样子像水藻似的室内植物，使楼下接待室给人一种梦幻般浮动的绿色海底的印象。

    格罗梅科一家都是非常有文化修养、慷慨好客的人，非常喜欢而且懂得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在自己家里举行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的室内音乐会。

    一九O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以后不久，在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次室内乐晚会。预定演奏塔汉耶夫学派的一位初露锋芒的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把家具搬到一边，腾空了大客厅。在大厅的一角，调音师上百次地弹奏同一个音符，又像撒珠子似的弹出一连串音符。厨房里忙着退鸡毛，洗蔬菜，把芥茉调到橄榄油里，作调汁和拌凉菜用。

    舒拉·施莱辛格一清早就来惹人讨厌了。她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密友和律师。

    舒拉·施莱辛格是位生得略带男相的女人，面目端正，身材瘦高。她的相貌和皇上有些相似，尤其是斜斜地戴上那顶羔皮帽子的时候。她作客的时候不摘帽子，只把扣在上面的面纱稍稍掀起一点儿。

    每逢调到伤心和心烦的时候，这对朋友的交谈可以使双方都感到轻松。这种轻松感在于她们相互都说越来越恶毒的挖苦话。一场风暴爆发了，但很快就以眼泪与和解而结束。这种周期性的争吵对双方都起镇静作用，就像用水蛙放血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嫁过好几次人，但一离婚便把丈夫忘了，不再理睬他，因此仍保留着单身女人冰冷善变等癫性。

    舒拉·施莱辛格是神智学者，对东正教的一整套仪式，甚至包括心灵传递在内，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她兴致非常高的时候，总会按捺不住地要提醒神职人员该说什么，该唱什么，不断让人听到她那声音沙哑、脱口而出的提示：“请听吧，我主上帝”，“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荣耀的天使”，等等。

    舒拉·施莱辛格懂得数学和印度密宗教义，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知名教授的住址以及谁跟谁同居之类的事。天啊，没有她木知道的事。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中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她总要被请来裁决和调停。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人们陆续到了。来的人有阿杰莱达·菲力波夫娜、金茨、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巴苏尔曼太太、韦尔日茨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天正在下雪，每次打开前厅正门的时候，扑进来的冷气像是被纷纷扬扬的大小不一的雪花团团裹住似的。男人们从寒冷的街上进来，脚上穿的是宽松的深筒长靴，一个个都装出心不在焉和呆头呆脑的样子，可是那些在严寒中容光焕发的太太们，解开皮大农最上边的两个扣子，蒙上一层白霜的头发后边披着毛茸茸的头巾，反而像是老好巨滑的骗子、奸诈的化身，没人敢惹。“居伊的侄子。”当一位初次被邀请的新的钢琴家来到的时候，大家相互低声转告。

    通过两端开着的侧门，从大厅可以看到餐室里已经摆好一条长桌，像冬天覆盖着白雪的一条路似的。颗粒状花纹瓶里的花揪露酒闪光耀眼。银托架上摆着各种装着奶油、香酵的小巧玲现的五味汁瓶，唤起你的种种想象。一盘盘野味和冷荤拼成的彩色图画，乃至折成三角形的餐巾、排列整齐的刀叉和花篮里散发出杏仁味的蓝紫色的小花，都刺激着人的食欲。为了不拖延品尝这人间美味的渴望的时刻，大家尽快开始精神的筵席。他们在客厅里一排排地就了座。当钢琴家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又听到人们低声在说：“居伊的侄子。”音乐会开始了。

    大家事先就知道，打头的这首奏鸣曲枯燥而做作。结果不出所料，而且曲子长得不得了。

    关于这支奏鸣曲，休息的时候评论家克林别科夫还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争论了一番。评论家骂这支曲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替它辩护。周围都是吸烟的人，响起一片移动椅子的声音。

    但是大家的目光再次落到隔壁餐桌上那张浆洗得平整光洁的桌布上，于是齐声建议音乐会赶快继续下去。

    钢琴家用眼角扫了一下听众，向合奏者点了点头，示意开始演奏。小提琴手和特什克维奇挥动琴弓，如泣如诉的三重奏开始了。

    尤拉，东尼娜，还有大部分时间都在格罗梅科家寄居的米沙·戈尔东，三个人一起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用焦急的目光向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掉过头来，责怪地看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不罢休，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应当想法处理一下。他红着脸从墙边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规矩，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从哪个‘黑山’来的时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去说，早了可不行。”

    “来送信的茶房等着哪，赶车的也等着哪。我跟您说，人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大不了就是五分钟，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皱起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只好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掌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让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三重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木离开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陪他去可能是必要的，我跟他一同去。尤罗奇卡，亲爱的，出来一下，告诉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寒夜里坐车兜兜风。

    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有枪声，新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好像早先的余烬还未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只有一箭之遥，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但酷烈的寒雾把天昏地暗的空间隔成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黄火的浓烟、马蹄的喀塔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已经走了不知多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骇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套在一辆窄小、讲究的雪橇上。驭者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脖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在把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诚地，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和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催得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由于脂粉涂得过多，脸孔显得虚肿，身上穿了一件在这种天气里过于单薄的皮上衣。这位太太正在等人从楼上下来，她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打量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长上衣的形状看起来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小面包，身上冒出的一股股哈气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准保要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不过是茶房们平时最恨的一件小事。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告诉你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病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不让茶房安生。

    现在正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老傻瓜吉沙罗娃急救，给她灌催吐剂，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是擦地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在下房里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人妨碍走动。

    今天发生在下房里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在窄小的过道里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转身的时候不留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飞跑进走廊。瑟索伊扔了托盘，泼了汤，打碎了三个深盘子和～个浅盘子。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都是你手脚发颤，白天黑夜就知道像接老婆一样搂着你那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公鸭那样。干吗要碰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斜眼鬼？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乙”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要是值得也就算了。什么稀罕东西，骚货太太，小心眼的小市民，好好地的就要吞砒霜，这种过时的贞洁。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拨弄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生活中出现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可鬼知道这算什么。不外乎是肮脏下贱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

    “你们进去看看大婶吧，少爷们。”条房走到男孩们跟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别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得随时伺候着，跑来跑去，这地方窄，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姐·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娜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赏，他们并且把这种赞赏移到她被切下来的手臂或手上。地下室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炭酸的气味，从那些直挺挺的尸体的不可知的命运直到盘踞在这里的生与死的奥秘，到处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这里就是奥秘之家，它的大本营。

    这种奥秘的声音压倒其余的一切，折磨尤拉，妨碍他解剖尸体。可是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同样妨碍他。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让他分心的干扰并没使他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而更善于写作。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但写这本书他还嫌过于年轻，于是便用诗来代替，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一样。

    尤拉宽厚地对待这些刚刚出世的诗的弱点，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力量和独创性。尤拉认为，这两种品格，即力量和独创性，才是艺术中现实性的有代表性的特点，其余都是无目标的、空泛的、不需要的。

    尤拉知道，他的全部性格特征的形成应该大大地归功于他的舅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住在洛桑。在当地用俄文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当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很早以前的对历史的想法，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个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这些书的中心意思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新解释，其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艺术思想的产生。

    这些思想对尤拉的朋友产生的影响更大。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米沙·戈尔东选定了哲学作为专业。在系里，他听神学课，甚至几次考虑过以后转入神学院。

    对尤拉而言，舅舅的影响促使他前进，解放了他的思想，然而对米沙则是一种束缚。尤拉也知道，米沙的出身对他那种极端的迷恋所起的作用。他出于审慎的分寸感，并没有劝说米沙放弃那些古怪的想法。不过，他经常希望看到米沙能更加看重实践经验，更加接近生活。

    十一月末的一个晚上，尤拉从大学里回来得很晚，非常疲倦，一整天没有吃东西。家里人告诉他说，白天发生了让人担惊受怕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抽搐，来了好几位医生，还商量过请神甫，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她已经好些了，清醒过来，并且吩咐过，只要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到她那儿去。

    尤拉依照她的吩咐，衣服也没换，就到她卧室里去了。

    屋子里还有不久前的惊慌忙乱的痕迹。助理护土不声不响地在床头小柜上叠东西。周围乱放着冷敷用的揉成一团的餐巾和湿毛巾。洗杯缸里的水是淡红色的，里面有血丝，还有安瓶药针的碎片和被水泡胀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是汗，不断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同早晨尤拉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相比，她瘦了不少。

    “会不会误诊，”他想道。“完全是哮喘性肺炎的症状。看来是转变期。”他同安娜·伊万诺夫娜打过招呼，说了几句通常在这种情形下总要说的那类空洞的安慰话，便打发助理护士离开了房间。他握住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一只手给她诊脉，另一只手伸到制服上衣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这是多余的，毫无用处。尤拉这才明白，她要见他是为了别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鼓足了力气说道：

    “你看，他们都要我忏悔了……死亡已经临头……每分钟都可能……就是拔颗牙，还怕疼呢，得有准备……这可不是一颗牙，是整个的你自己，是整个的生命……只要咯噎一下子，就让钳子拔掉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我又烦闷又害怕。”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说话了。大颗的泪珠顺着她的面颊滚了下来。尤拉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夫娜接着说下去。

    “你很有才能……才能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你该懂点事了……跟我谈点什么……好让我安心。”

    “可我说什么好呢？”尤拉回答说，身子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站起来走了一会儿，重新坐下。“首先，明天您就会好一些，已经有了征兆，我可以拿脑袋担保。其次，死亡，意识，相信复活，等等……您想听听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的意见吗？是不是另外找时间再谈？不行？现在就谈？好吧，随您的便吧。这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于是他只得即兴给她上了整整一课，自己也奇怪居然能说得出来。

    “复活，那种通常用于安慰弱者的最简陋的形态对我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基督关于生者和死者所说的那些话，我一向也有另外的理解。干百年所积累起来的一大群复活者往哪儿安置？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否则在这贪婪的动物般的拥挤中会被压碎的。

    “可是，同一个千篇一律的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它每时每刻都在不计其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之中获得再生。您担心的是您能不能复活，而您诞生的时候已经复活了，不过没有觉察而已。

    “您会不会感到痛楚，生理组织会不会觉出自身的解体？换句话说，您的意识将会怎样？但究竟什么是意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有意识地希望入睡，这就是确实的失眠症；有意识地要感觉出自己的消化作用，这肯定是消化功能紊乱。意识是一种毒品，当用在自己身上作为自身毒害的手段的时候。意识也是一股外射的光，当它照亮我们面前的路，使我们不致跌倒的时候。意识又是在前面行驶的火车头的两盏明亮的灯，如果把它们的光照向火车头里面，就会酿成惨祸。

    “那么，您的意识又将会怎样呢？我说的是您的意识，您的。不过您又是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您是靠什么才能感觉出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是肾，是肝，还是血管？不论您怎么去琢磨，都不会是这些。您总是在外在活动的表现当中感觉到自己，譬如通过手上做的事，在家庭中，在其他方面。现在我说的您要特别注意听：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致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作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

    “最后再说一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死亡是不存在的，它和我们无缘。您刚才说到人的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属于我们，被我们所发现。从最广泛而崇高的意义上来说，才能是生命的恩赐品。

    “圣徒约翰说过，死亡是不会有的，但您接受他的论据过于轻易了。死亡之所以不会有，是因为先前的已经过去。几乎可以这么说：死亡是不会有的，因为这已经见到过，已经陈旧了，厌烦了，如今要求的是崭新的，而崭新的就是永恒的生命。”

    他一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睡一会儿吧。”他说，走到床前把手放到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头上。过了几分钟，安娜·伊万诺夫娜渐渐睡着了。

    尤拉悄悄走出房间，吩咐叶戈罗夫娜把助理护士叫到卧室里去。“真见鬼，”他想，“我简直成了个江湖术士，嘴里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有了起色。

    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一天天见轻。到十二月中，她已经试着起床了，不过身体还很衰弱。医生建议她还要好好卧床休养。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东尼姬找来，一连几小时地讲述她在乌拉尔的雷尼瓦河边祖父领地瓦雷金诺度过的童年。尤拉和东尼妞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但是从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里，尤拉很容易想象出那片人迹罕至的五千俄亩的森林，林中漆黑如夜，还有那条沿着克吕格尔高耸陡峭的两岸湍急奔流的卵石铺底的河流，有两三处的河湾像尖刀似的插入密林。

    这些天，尤拉和东尼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定做了过节穿的衣服。尤拉的是一身黑色的常礼服，东尼哑的是一件稍微袒露颈部的浅色缎子晚礼服。他们两个准备二十七日在斯文季茨基家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上一展丰采。

    在男装成农作坊和女服裁缝那里定做的这两套衣服，是同一天取回来的。尤拉和东尼哑试过之后很满意，但还没来得及脱下来，安娜·伊万诺夫娜便打发叶戈罗夫娜喊他们过去。尤拉和东尼妞就穿着新衣服去见她。

    两个人一来，她就用臂肘支起身子，从侧面看了他们一遍，又让他们转过身去，说道：

    “挺好，简直类极了。我还一点不知道已经做好了呢。东尼娜，让我再看看。不错，很好，就是肩头有点发皱。知道吗，为什么叫你们来？不过，有几句话得先跟你说，尤拉。”

    “我知道，安娜·伊万诺夫娜。是我让人把那封信给您看的。您肯定也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认为我不应该拒绝继承权。您先忍一会儿，您还不适于过多讲话。我马上说清楚，其实这些您都很清楚。

    “总之，首先，有一件支付律师费和偿付诉讼费的日瓦戈遗产的案子。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遗产，有的倒是债务和一笔扯不清的胡涂账，以及在这当中暴露出来的肮脏勾当。要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成钱的话，难道我会白白把它们送给法院，不自己拿来享用？关键在于这场官司打到底也是一场空，与其在里面折腾，不如放弃并不存在的财产，把它让给那几个假冒的竞争对手和贪婪的自封的继承人。至于那位姓日瓦戈、带着孩子住在巴黎也想染指的艾丽斯夫人，我也早就听说了。但如今又增加了要求，这是不久前才对我公开的，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原来家母在世的时候，父亲就迷恋上一个耽于幻想而又性情怪僻的女人，斯托尔本诺娃一恩利茨女公爵。这个女人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如今已经十岁，名字叫叶夫格拉夫。

    “女公爵过的是隐居生活。她带着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幢单独住宅里，深居简出，不知道靠着从哪儿来的钱维持生活。有人给我看过那幢住宅的照片。那是一所有五扇窗的漂亮房子，窗子是落地式的，窗檐上的圆框里有浮雕。最近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那幢房子越过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隔开的几千俄里的距离，用它那五扇窗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迟早要让我倒霉似的。所以，我又何必理睬这笔臆造的财产、人为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的敌意和嫉妒呢！何况还有那些律师。”

    “可你仍然不该拒绝。”安娜·伊万诺夫娜反驳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立刻接下去说，“我想起了他的名字。记得吧，昨天我谈到的那个看林子的？他叫瓦克赫。这个名字真少见，是木是？他是树林子里的可怕的黑怪物，胡子从下巴长到眉毛，却叫瓦克赫！他的脸上全是疤痕，熊咬过他，可他挣脱了。那地方的人都这样。他们的名字也怪得很，都是一个音节的，为的是喊起来响亮，好记。比如，瓦克赫，鲁普，或者法弗斯特。听着，你们听着。有时候通报说来了人啦，比方说叫阿弗克特的，或者叫福洛尔的，一听名字就像是祖父的双筒猎枪齐发。我们这帮孩子就从儿童室一下子钻进厨房。你们简直无法想象，那儿不是林子里烧炭的送来一头活的小熊，就是巡道工从很远的巡哨点带来了矿苗。爷爷就分别登记下来，然后让他们到账房去，有的付钱，有的给粮食，也有的发弹药。窗子外面就是大森林，雪下得真大，齐房檐那么深！”安娜·伊万诺夫娜咳了起来。

    “别说了，妈妈，说话对您身体不好。”东尼妞警告说，尤拉也附和她。

    “没什么，算不了一回事儿。我顺便问问，叶戈罗夫娜说你们的坏话，好像你们后天去不去参加圣诞晚会还没拿定主意。我不许你们再说这种傻话！你们自己也不嫌难为情。尤拉，你以后还怎么当医生？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一定要去。我再回过头来给你们讲这个瓦克赫。他年轻的时候当过铁匠，有一次打架把内脏打出来了，他就给自己另打了一副铁的。你真是个怪人，尤拉。难道我连这个也不懂？当然不是真打了一副铁内脏。不过老百姓都这么说罢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而且比刚才咳的时间长得多。这阵咳嗽没过去，她还是喘不过气来。

    尤拉和东尼娜同时跑到她跟前，并肩站在她的床边。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停地咳嗽，把他们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不松开。后来，她喘过气来，能说话了，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不要分开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结婚吧。我给你们订婚了。”说到最后，她哭了。

    一九O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寄宿学校最后那个年级的时候，她同科马罗夫斯基持续了六个月的关系超过了她能忍耐的限度。他非常巧妙地利用她的沮丧情绪，每当他需要的时候，便委婉地在不知不觉之间提醒她所受到的凌辱。这种暗示恰恰使拉拉陷入一个好色之徒所要求的女人心慌意乱的状态。这种心慌意乱使拉拉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但每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吓得头发都竖立起来。但夜里的癫狂又像是巫术那样无法解释的矛盾。这时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违背逻辑；银铃般的娇笑表现的却是刺心的痛楚，挣扎和抗拒意味着顺从，落在那折磨者手上的是无数感激的亲吻。

    这一切仿佛永远木会完结似的，但春天，这个学年最后几天的一堂课上，她一想到夏天学校不上课了，这种纠缠会更加频繁，而躲避同科马罗夫斯基经常接触的避难所没有了，拉拉便迅速地作出了一个在很长时期里改变她生活道路的决定。

    一清早就很闷热，看样子会有一场雷雨。上课时教室的窗是敞开的。城市远方传来单调的喧闹声，像一群蜜蜂在蜂场上嗡嗡叫。有时还能听到院子里孩子们嫁戏的喊叫声。泥土和嫩叶气息让人头疼，就像过谢肉节喝醉了酒或被煎饼的糊味熏了似的。

    历史老师正在讲拿破仑远征埃及。当他讲到在弗雷瑞斯登陆的时候，天色昏暗，一道闪电划过，响起雷声；一股尘土带着清新的气息从窗口涌了进来。两个爱拍马屈的女学生讨好地跑进走廊喊校役关窗，她们刚一开门，从门缝刮进来的一阵穿堂风把课桌上笔记本里的吸墨纸吹得在教室里乱飞。

    窗户关好了，外面已经下起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夹杂着尘土的脏雨。拉拉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同桌的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几句话：

    娜佳，我需要和母亲分开住。帮我找个报酬好一点的家

    馆糊口吧。你认识不少有钱的人家。

    娜佳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她：

    我们正在替莉帕找家庭教师呢。到我家来吧，那可就

    太妙了！你知道，我爸爸妈妈多么喜欢你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住了三年多。仿佛被一堵石墙挡住了，没人干扰和侵犯她，就连她极其疏远的母亲和弟弟也没来打扰她。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是出色的射手，一个酷爱狩猎的人，一九O五年冬季每逢礼拜天都到谢列伯良内森林和洛西内岛教工人纠察队射击。

    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力波夫娜是与他相称的配偶。拉拉对他们两人无比钦佩和敬重。他们全家人也喜欢她，把她当成亲人。

    三年多来，拉拉一直过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她弟弟罗佳有事找她为止。罗佳学着纨绔子弟的派头摇晃着两条长腿，而且为了更显得傲慢，说话还带鼻音，故意拖长声调。他告诉她，他们这期毕业的土官生凑了钱准备给军校长官买纪念品，把钱交给了他，请他采购。但前天他把这笔钱输了个精光。话刚说完，罗佳就把他那瘦长身子往椅子上咕步一倒，哭了起来。

    拉拉听到出了这种事，浑身发凉。罗佳哽咽着说下去：

    “昨天我上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那儿去了。他拒绝同我谈这件事，但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愿望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再喜爱我们大家了，可是你对他仍有极大的权利……拉罗奇卡……

    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你明白，多么丢人，这有损土官生的荣誉呀！……上他那儿去一趟，对你又算得了什么，请求他……

    你总不至于让我用鲜血去洗刷输掉的那笔款子吧。”

    “用鲜血洗刷……士官生的荣誉。”拉拉气愤地重复着他的话，一面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我不是土官生，我没有荣誉，怎么摆布我都行。你知道不知道你让我干的是什么事？你仔细想过没有，他向你建议的是什么？我一年一年，没完没了地干活，努力向上，连觉都睡不足，可他来了，毁掉一切不当一回事。见你的鬼去吧。开枪自杀吧，随你的便。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说个整数就是七百。”罗佳有点犹豫地说。

    “罗佳！办不到，你简直疯了！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真的输了七百卢布？罗佳！罗佳！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要多长时间才能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积攒下这个数目？”

    停了一会儿，她向对待陌生人那样冷冰冰地补充了一句：

    “好吧，我试试看。你明天再来。把你准备自杀用的手枪也带来。你把手枪转让给我，别忘了多带几颗子弹来。”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弄到了这笔钱。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做事并没有妨碍她的学业，从女子中学毕业后，又进了师范专修班，学习很出色，再过一年，即一九一二年，便要毕业了。

    一九—一年春天，拉拉所教的女学生莉帕奇卡也中学毕业了。她已经有了未婚夫，～个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人家的年轻工程师弗里津丹柯。父母都赞成莉帕奇卡的婚事，但反对她过早结婚，劝她再等几年。为此发生了争吵。莉帕奇卡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被娇惯得十分任性。她同父母大吵大闹，跺着脚哭喊。

    这个家庭把拉拉当成亲人一样看待，已经忘了她替罗佳借的债，从未有人提起过。

    如果没有经常的开销，拉拉早就把钱还清了。她向别人隐瞒了这项开销的用途。

    她瞒着帕沙给他被流放的父亲安季波夫寄钱，还资助他时常害病的呼呼叨叨的母亲。另外，她还更加秘密地设法减轻帕沙的个人开销，背地里替他向房东贴补食宿费。

    年纪比拉拉稍小一点的帕沙，狂热地爱着她，样样事都对她百依百顺。按照她的坚决主张，帕沙读完职业中学后就专心一意地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准备进大学语文系。拉拉希望明年他们俩通过国家考试后就结婚，然后到乌拉尔的一座省城去教书，当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

    帕沙住的房间是拉拉亲自在艺术剧院附近卡梅尔格尔斯基街上一幢新改建的房子里替他租下的，房东夫妇都是性情温和的人。

    一九—一年的夏天，拉拉最后一次跟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到杜普梁卡去度假。她喜爱这个地方胜过主人，达到忘我的地步。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每年夏天到那里旅游的时候，对拉拉有一种默契。当那列把他们载来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闷热的火车开走后，在一片香气四溢、令人如醉如痴的静滋中，拉拉就会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在从小火车站把行李装上大车的时候，大家总让她一个人步行到庄园去。从杜普梁卡来的车夫穿着一件坎肩，肩膀下面露出红衬衣的两只袖子，一路向坐在车上的老爷和太太讲述上个季度当地的新闻。

    拉拉沿着铁路路基在一条由朝圣的香客踩出来的路上走着，然后拐进一条通到树林子里去的小径。她不时停下脚步，眯起眼睛，呼吸着旷野中弥漫着花香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比父母更可亲，比情人更可爱，比书本更有智慧。霎时间，生存的意义又展现在拉拉面前。这时她领悟到，她活在世上为的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来，如果她力不胜任，那就凭借着对生活的热爱养育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这项事业。

    这～年的夏天，由于拉拉担当的工作过重，来的时候已累得筋疲力尽了。她心绪不大好，变得神经过敏，这是先前所没有的。这个特点使她变得心胸狭窄，而她的性格一向是开朗而不拘小节的。

    科洛格里沃夫夫妇不放她走。她在他们这里仍然受到先前那样的关怀。但自从莉帕自立以后，拉拉便认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多余的人了。她谢绝了薪水，他们却硬要她收下。她很需要钱用，但寄居在人家又领一份干薪是难为情的，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拉拉感到自己的处境虚伪而难堪。她觉得别人把她当成累赘，只不过木表露出来而已。她很想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能摆脱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就行，但依照她的处世原则，离开之前必须还清借债，不过目前又没有地方能筹到那笔款项。她觉得自己成了罗佳愚蠢的过失——输掉大家的钱的人质了，并由于无能为力的愤慨而坐立不安。

    她总感到受轻视的征兆。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里的熟人对她过分关切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把她当成唯命是从的“女学生”和容易弄到手的女人。要是人家不去打扰她，那又证明把她当成微不足道的人，无人理睬。

    一阵阵的忧郁情绪并没有妨碍拉拉同许多到社普梁卡做客的人一起娱乐。她游泳，荡舟，参加夜晚在河对岸的野餐，同大家一起放烟火和跳舞。她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特别热衷于短统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并认为最好用的还是罗佳的那把轻巧的左轮手枪。她用这支枪射击几乎弹无虚发，以致开玩笑地惋惜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所以不能挑起决斗。然而拉拉越是玩得开心，心里越是感到难过。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

    回到城里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在拉拉的郁闷不乐当中又掺杂了同帕沙的小小争执（拉拉避免和他发生剧烈争吵，因为把他看成是自己最后的倚靠）。最近帕沙有点自以为是，言谈话语之间所表现出的那种教训人的口吻，让拉拉觉得又可笑又可气。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夫妇和那笔钱——所有这一切都在她脑海里翻腾。生活使她厌倦。她几乎要发疯了。她渴望抛开一切熟悉的和体验过的，另外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在这种心请下，她终于在一九—一年的圣诞节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她决心立刻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自己去过独立而孤单的生活，所需要的钱向科马罗夫斯基去要。拉拉认为经过了已经发生的事以及随后她所争得的几年的自由，他应该拿出骑士的风度来帮助她，而且无需任何解释，不附带任何肮脏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个目的，到彼得罗夫大街去。出门时她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上好子弹，打开保险，放进手笼里，准备一旦遭到拒绝、曲解或受到侮辱，就向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开枪。

    她异常惊慌地在充满节日气氛的街道上走着，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注意。在她心里已然响起谋算好的那一枪，至于瞄准的究竟是谁倒完全无所谓。她能意识到的唯有这一声枪声，一路上都能听到它。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

    “别碰手笼。”她对惊讶得哎呀一声、伸手帮她脱衣服的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说。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在家，但埃玛·埃内斯托夫娜仍然劝拉拉脱掉皮大衣，到屋里去。

    “不行，我还有急事呢。他在哪儿？”

    埃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拉拉，他参加圣诞节晚会去了。拉拉手里拿着记下地址的纸条，从那道阴森森的、让她清楚地想起一切的、窗上刻着彩色家徽的楼梯跑下来，立刻奔向位于面粉镇的斯文季茨基家。

    直到现在，她第二次来到户外，才仔细朝四外看了看。现在是冬天。这里是城市。已经到了晚上。

    天气冷得要命，路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碑酒瓶的瓶底。天冷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弥漫着灰霜的空气，就像拉拉围着的那条结了冰的毛围巾那样扎人，往嘴里钻，用浓密的鬃毛刺人的脸。拉拉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心剧烈地跳动。沿路的茶室和酒馆从门里往外冒着蒸气。从雾里不断显出过路人的冻得像香肠一样通红的面孔，还有身上挂着冰凌的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脸。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从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闪现出圣诞树色彩缤纷的反光和欢乐的人的影子，就像从屋里映到幻灯前白幕布上、给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图像。

    拉拉走到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站住了。“不能再瞒住他了，我受不了啦。”她几乎说出声来，“上楼去把一切都告诉他。”她镇静下来之后，想了想，推开很有气派的沉重的门。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对着镜子刮脸，然后戴上硬领，使劲把弯曲的领钩扣进浆硬的胸在扣环里去，由于过分用劲儿，脸涨得通红。他正准备出去做客。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缺乏社会经验的人，因此拉拉没敲门便进来，并且撞见他衣冠不整的样子，弄得他不知所措。但他立刻觉察到拉拉非常激动。她两腿发软，进门的时候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仿佛膛水似的。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慌地问道，迎着她跑过去。

    “坐到我旁边来。就这样坐下，不用穿上衣了。我还有事，马上就得走。别碰我的手笼。等一等。你先转过身去呆一会儿。”

    他照办了。拉拉穿的是一套英国式的服装。她脱掉上衣，把它挂到钉子上，再把罗佳的左轮手枪从手笼里拿出来放进上衣口袋，然后重新坐在沙发上，说道：

    “现在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掉。”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帕图利亚，你听我说，”拉拉说，“我有件很为难的事，你得帮我摆脱出来。你别害怕，也别问我，但要放弃咱们跟别人一样的想法。今后不能再无忧无虑了。我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爱我，不愿看到我毁灭的话，那咱们就赶快结婚吧，不要再拖延了。”

    “这是我一向盼望的，”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赶快走个日子，无论哪天我都乐意。可你得跟我说清楚，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别用猜谜折磨我了。”

    但是拉拉岔开话题，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他们又谈了很久，但都是同拉拉的忧愁无关的话。

    那年冬天，尤拉写了一篇探讨视网膜首要组成部分的学位论文，准备参加大学的金奖章竞赛。尽管尤拉攻读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对眼睛了解的详尽程度并不亚于未来的眼科医生。

    在这种对视觉生理学的爱好当中，可以看出尤拉天性的另外几个侧面：富有创造性的天资，对艺术形象的本质和逻辑思想的结构都有一定的见解。

    东尼娜和尤拉坐了一辆出租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他们俩在一幢住宅里一起生活了六年，共同告别了童年，迎来了少年。他们彼此无所不知。两个人有着共同的习惯，用同样的方式互相说些简短的俏皮话，用同样的方式短促地嗤嗤一笑作为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雪橇上，冻得紧闭着嘴，偶尔交换一两句简单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竞赛日期临近，得赶快把论文写好，但被街上年末的喧闹气氛分了心，思想又跳到别处去了。

    戈尔东的系里出版了一份大学生办的胶印版刊物，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尤拉早就答应替他们写一篇评论布洛克的文章。当时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的青年人都对布洛克入了迷，到处谈论他，而尤拉和米沙尤甚。

    但是就连这些念头也没在尤拉脑子里停留多久。他们两个坐在雪橇上，下巴缩进大衣领子里，衣领摩擦冻僵了的耳朵，心里各自想着各式各样的事。不过，在一件事情上两个人想到一起了。

    不久前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两个人完全变了样。他和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彼此用新的眼光来看对方了。

    东尼娜，这个相处多年的伙伴，竟是个女人；这个明白无误、无须作任何解释的明显事实，竟是尤拉无法想象的全部问题中最难捉摸、最为复杂的问题。只要调动调动幻想力，尤拉就可能把自己想象成攀登亚拉腊山的英雄、先知、胜利者或任何男子，却决不可能想象成女人。

    然而东尼娜却把这项最艰难的至高无上的任务担在自己瘦弱的肩上（从这时起，尤拉突然觉得她变得又瘦又弱，尽管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炽热的同情和羞怯的惊奇，这种惊奇就是情欲的萌发。

    东尼娜对待尤拉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这时，尤拉想到他们还是不应该去参加晚会。说不定他们不在的时候会出什么事。他想起他们俩穿戴齐整准备出门的时候，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病情又恶化了，他们又回到她那里去，想要留在家里。她仍然像先前那样坚持不同意，要求他们照样去参加圣诞晚会。尤拉和东尼妞一起走到窗帘后面的落地窗前，看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当他们从窗前走回来的时候，两幅窗帘裹在他们的新衣服上。紧贴在衣服上的质地轻柔的窗纱，在东尼娜身后拖出好几步远，真像是新娘头上披的婚纱。卧室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因为这种相似无疑太显眼了。

    尤拉朝四周张望，所看到的也就是片刻之前映入拉拉眼帘的一切。他们的雪橇行驶起来声音很响，不自然的噪音引起街心花园和林明路上被积雪覆盖着的树木发出同样不自然的施长的回响。住宅的窗玻璃外面蒙了一层霜，里面亮着灯光，像是一个个用烟水晶做成的贵重的首饰匣子。那里边隐藏着的是圣诞节期间莫斯科的生活：枫树上点着蜡烛，宾客云集，化了装的引人发笑的人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尤拉突然意识到，在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北方的都市生活和最新的文学界，在星空之下的现代的通行大道上和本世纪的大客厅里点燃的枫树周围，布洛克便是圣诞节的显灵。他又想，关于布洛克无需作任何文章，只要写出俄国人对星相家的崇拜，就像荷兰人所写的那样，再加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枫树林，就够了。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然而后面的词没有出现。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斯文季茨基家里的圣诞晚会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安排的。到晚上十点钟孩子们回家以后，再给年轻人和成年人点上第二棵枫树，他们一直玩到清晨。上了年纪的客人通宵在一间三面是墙的华丽的小客厅里打牌。这客厅是大厅的延续，中间被一道用大铜环串挂起来的沉重厚实的帘子隔开。快天亮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进晚餐。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斯文季茨基夫妇的侄子若尔士穿过前厅往里边跑去找叔叔和婶母，边跑边问他们。尤拉和东尼娜也决定先到那边去向主人问个好，走过大厅的时候，一边脱外衣，一边朝里边张望。

    在散发着热气、拦腰映射出几道光环的枫树前面，那些没有跳舞而闲走着的人，站着谈话的人，长裙发出级拳声，擦肩摩腹地像一堵黑色墙壁似的移动着。

    圈子里面，跳舞的人飞快地旋转。副检察官的儿子、皇村中学的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指挥大家转圈，结成两人一对，然后又组成一个圆环。他指挥各式各样的舞蹈，用最大的嗓门从大厅的这一边向另一边喊着：“快步轮舞！连成一排！”大家都依照他的号令跳舞。“请注意，先奏华尔兹！”他朝钢琴师喊了一声，便走进第一圈的排头领着自己的舞伴三拍、两拍地跳起来，同时减慢了速度，缩小舞步，直到仅仅能觉察出在原地踏小步为止，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华尔兹，只是即将终止的余波了。大家纷纷鼓掌，接着便向人们中间分送冰激凌和各式冷饮。这些人走来走去，靴后跟碰得砰砰响，喧声笑语不断。浑身燥热的青年男女们一时之间停止了喧嚷和捷笑，急忙贪馋地喝起冰凉的果汁和汽水来，等到把杯子放回托盘，就又立刻以十倍的力气重新开始喧闹嘻笑，仿佛取了兴奋剂似的。

    东尼娜和尤拉没有进入大厅，两个人到内室见主人去了。

    斯文季茨基夫妇的几间内室挤满用不着的家具，这些家具都是为了腾地方，从客厅和大厅里搬过来的。这里是主人神奇的备用品库房和放置圣诞物品的小仓库。房子里散发着油漆和浆糊的气味，放着成卷的彩纸、装饰用的五颜六色的小星。备用的枫树蜡烛盒子探了几爆。

    斯文李茨基家里长辈中的几位老人正在写礼品的号码、晚餐的八席卡和抽彩用的签。若尔士在一旁给他们帮忙，可是常常把号码弄乱，老人们就生气地唠叨他。斯文季茨基夫妇对尤拉和东尼娜的到来异常高兴。他们记得这两人小时候的模样，便免了客套，让他们一起来做这些事。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不懂得这类事必须事先都考虑好，不能挨到节骨眼儿上客人都来了再办。瞧你这个糊涂虫，吉尔士，怎么弄的，又把号码弄乱了！已经说好把装满糖果的点心企都放到桌子上，空盒放到沙发椅上，你又弄颠倒了。”

    “阿汉塔身体见好了，我真高兴。我和皮埃尔都很为她担心。”“那不假，亲爱的，木过她的情况并不好。沙导举手技面扯。”

    尤拉和东尼娜同若尔士和两位老人为圣诞晚会忙碌了半个晚上。

    在他们俩和斯文季莱基两位老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拉拉始终没离开过大厅。虽然她没穿参加舞会的服装，而且谁也不认识，却像睡梦中一样瘫软，一会儿听凭科卡·科尔纳科夫带着她旋转，一会儿又沮丧地绕着大厅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

    有一两次拉拉迟疑地在小客厅门前停住脚步，希望面对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能发现她。但他眼睛盯着左手举在脸前像一扇屏风似的挡住他的纸牌，也许当真没看见她，也许装作没看见。拉拉觉得受了屈辱，气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拉拉不认识的一位姑娘从大厅走进小客厅。科马罗夫斯基朝她看了一眼，那种眼神是拉拉非常熟悉的。这个受宠若惊的姑娘向科马罗夫斯基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显得更加娇媚。拉拉看到这一幕，几乎失声叫了出来。她满面羞愤，连前额和脖颈都涨红了。“一个新的牺牲品。”她这样想。拉拉仿佛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整个的过去和现在。不过，她还没有放弃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的念头，但决定先等一下，等待更为恰当的时机，于是强迫自己镇静下来，重新回到大厅。

    同科马罗夫斯基同桌打牌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他旁边坐着的一个牌友是请拉拉跳过华尔兹、衣着考究的皇村中学学生的父亲。这是拉拉同这位舞伴在大厅里跳舞时随意交谈中知悉的。那个身材修长、黑衣乌发、脖子像蛇一样绷紧、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女人，便是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她一会儿从小客厅走到大厅看儿子跳舞，一会儿又回到小客厅里看丈夫打牌。最后，拉拉偶然知道那位勾起她复杂的心情的姑娘是科卡的妹妹，而她那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科尔纳科夫。”一开始科卡就这样向拉拉作了自我介绍，但当时设引起拉拉的注意。“科尔纳科夫。”他像滑翔似的跳完了最后一圈，把她送回到座位上，又重复了一遍，便走开了。这次拉拉才听清楚。“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她寻思着，“好像很耳熟，又很讨厌。”她终于想起来了，科尔纳科夫就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副检察官。对铁路职工小组提出公诉的就是他，季韦尔辛也在那批受审的人当中。拉夫连秀·米哈伊洛维奇曾经受拉拉之托到他那里去说情，希望他在这件案子上不要太苛刻，但是没有奏效。“原来如此！不错，不错。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钟了。尤拉的耳朵嗡嗡鸣响。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餐室里喝茶，吃点心，然后又开始跳舞。枫树上的蜡烛燃尽，已经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失神地站在大厅当中，看着正同一个陌生人跳舞的东尼哑。东尼哑轻飘飘地擦过尤拉身边的时候，用脚把略显过长的缎子裙襟一踢，啪的一响，便像条鱼一样又隐没到跳舞的人群里去了。

    她非常兴奋。大家在餐室里休息的时候，东尼娜没有喝茶，只是一个劲儿地用很容易剥皮的香甜的桔子解渴。她不时地从腰带或袖口的折缝里抽出像果树上一朵花那么小的手帕，拭着前额两边的汗水和粘腻的指缝，一边笑一边继续着活跃的谈话，然后又飞快地把手帕换回腰带或前胸紧身衣里。

    现在她正和一个陌生的舞伴跳舞，转弯的时候擦过皱着眉站在一边观看的尤拉，调皮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接着意味深长地嫣然一笑。就在握手之间，她的手帕便留在尤拉的掌心里了。他把它紧贴在嘴唇上，闭起了眼睛。手帕散发出桔皮味和东尼娜发热的掌心的气味，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令人心醉。一种尤拉有生以来从本体验过的新鲜感觉从头顶一直贯到脚心。这股孩子般天真的芳香，有如黑暗中亲切的耳语。尤拉闭着眼站在那里，嘴唇贴在手中的手帕上。突然，屋子里响起了一声枪响。

    大家都把头转向那道把小客厅和大厅隔开的帷幔。有一分钟的工夫鸦雀无声，然后就开始了混乱。人们奔走，喊叫，有人朝响枪的地方跑去，找科卡·科尔纳科夫。这时，从那边已经有些人迎面走了过来，有的嚷着吓人的话，有的在哭泣，也有的互相大声争吵，彼此都要打断对方的话。

    “她干的好事，她干的好事！”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连声说。

    “鲍里亚，你没事吗？鲍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叫喊着。“都说德罗科夫医生也在这儿，可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呀？哎呀，都请留下别走。对你们来说，这不过是块擦伤，可对我就得洗刷一辈子。我那可怜的受难的人，所有罪犯的揭发者啊！就是她，就是这个贱货，真该挖掉她的眼睛，臭婊子！等着瞧吧，你这回可跑不了啦！您说什么来着，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是朝您开的？她是朝您开的枪？不对，我可不这么看。是我遭了难，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清醒清醒吧，现在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科卡，科克奇卡，你说是怎么回事！朝你父亲……对……可是天网难逃啊……科卡！科卡！”

    人们从小客厅拥向大厅。科尔纳科夫走在当中，一面勉强敷衍着说着，尽力让大家相信他没怎么受伤，一面用一块干净的餐巾捂着左手被子弹擦伤的地方。在他身后侧面不远的另一群人中间，有人拖住拉拉的双手往前走。

    尤拉一见是她，便惊呆了！同她又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场合里见面了！又有那个头发花白的人，不过尤拉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人便是著名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并且是同父亲的遗产有关的一个人。用不着互相致意，尤拉和他彼此都装出不认识的样子。那么她呢……是她开的枪吗？朝着检察官？可能是女政治犯。倒霉的人，这下她可要吃大亏了。她美得多么骄傲啊。拖曳她的那些混蛋仿佛抓住小偷似的反拧着她的双手。

    但他立刻就明白自己是想错了，拉拉已经两腿无力。他们是扶着她的手臂，免得她倒下去，而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抱到最近的一把椅子那里，她一下就瘫倒在上面。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帮她恢复知觉，但为了更得体，应该先对那位设想中的被谋害的人表示一下关心。于是他走到科尔纳科夫面前，说道：

    “刚才有人要求医生的帮助，我可以帮忙。请您把手给我看看。啊，上帝真保佑了您。这算不了什么，连包扎都不需要。不过涂点碘酒总投坏处。我们可以跟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要点儿。”

    斯文季茨基太太和东尼姐快步走到尤拉跟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她们让他丢开这件事，快去穿外衣，家里派人来接他们回去，家里出了不顺遂的事。尤拉吓了一跳，作了最坏的准备，把什么都忘了，便跑去穿外衣。

    他们回到西夫采夫大街，从大门口没命地跑进房子里，但还是没有赶上见安娜·伊万诺夫娜最后一面。他们回来之前的十分钟，死神已经降！临了。死因是未能及时发现的急性肺气肿所引起的长时间的窒息。

    最初的几个钟头里，东尼哑不停地大哭大叫，浑身抽搐，连周围的人都认不出来了。第二天她才平静下来，耐心地听完父亲和尤拉对她说的话，只能点头作为回答，因为一开口悲痛仍会像先前那样猛烈地震撼着她，她又会像着了魔似的哭喊起来。

    在祭奠的间歇她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死者身边，用那双美丽的大手抱住棺材的一角，棺材安放在台子上，盖满了鲜花。她的目光一接触到亲人的眼睛，便急忙站起身来，忍着眼泪，快步离开大厅，顺着楼梯飞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倾泻出满腔的悲痛和绝望。

    由于痛苦、长时间的站立和睡眠不足，以及低沉的挽歌和昼夜耀眼的烛光的刺激，再加上这几天所患的感冒，尤拉心里有一种甜蜜的紊乱，信然而荒诞，悲痛而兴奋。

    十年前妈妈下葬的时候尤拉还完全是个孩子呢。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当时他被恐惧和痛苦所压倒，他怎样悲痛欲绝地哭泣。那时主要的事还不在他身上。尤拉当时几乎不能想象他尤拉单独存在算什么，有无意义和价值。那时候最主要的事却在他身外，在他周围。上层社会从四面八方把尤拉包围起来，这个社会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无法通过，不容争辩。因此妈妈的去世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仿佛他和她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而突然间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森林的一部分——天上的浮云，城市里的广告，消防降望塔上悬挂的信号球，还有骑在马上护送载有圣母神像的马车的教堂执事，因为在圣像面前不能戴帽子，只好光头戴着耳套。商场里店铺的橱窗，还有那布满星辰的高不可及的夜晚的天穹和圣像，便构成了这座森林。

    正当保姆同他讲宗教故事的时候，那高不可攀的上天低低地垂下来，天顶一直弯到儿童室里保姆的裙边，仿佛人们在沟谷里采棱果的时候，把树枝往下一拉，树梢就出现在眼前，举手便可采摘一样。一刹那间，天空似乎又沉落到儿童室的那只镀金的面盆里，于是在火和金之中盥洗沐浴之后，就变成了保姆时常带他去的街巷小教堂里的晨祷或者午祷。这时，天上的星辰化作无数的神灯，圣母化为父亲，其余的也都按照或大或小的能力处于各种职位上。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成年人的现实世界和像森林一样四周黑黝黝的城市。那时，尤拉便以自己全部的半开化的信仰崇奉这森林的上帝，像崇奉管理林区的人一样。

    如今已经大不相同了。在中学、大学度过的整整十二年里，尤拉钻研的是古代史和神学，传说和诗歌，历史和探讨自然界的学科，都像钻研自己的家史和族谱一样亲切。现在他已全然无所畏惧，无论是生还是死，世上的一切，所有事物，都是他词典中的词汇。他觉得自己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完全不用像先前祭奠妈妈那样来祭奠安娜·伊万诺夫娜了。那个时候他完全顾不上悲痛，只知道胆怯地祈祷。如今他倾听着安魂祈祷，仿佛倾听对他说的、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话。他倾听着这些话，像对待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求其明白无误的含意，而对大地和上天的崇高的力量，他是当作伟大的先驱者崇拜的，但这种继承下来的情感则与笃信上帝毫无共同之处。

    “圣明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请赐福于我们。”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哪儿？起灵了，要出殡了。该醒一醒了。这时已是清晨五点钟，他和衣跟缩在沙发椅上。他可能有点发烧。人们正在房子里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会睡在图书室里，而且在远远的一个角落，在几架高得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橱后面熟睡。

    “尤拉，尤拉！”看门人马克尔就在附近喊他。已经开始起灵了，马克尔必须把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但是找不到尤拉，他一个人被堵在寝室里，那儿的花圈堆得像座小山，可是房门被敞开的衣橱的门把手勾住，他走不出来。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市人在楼下喊他们。马克尔用力一推，排除了这个障碍，搬着几个花圈顺楼梯跑了下去。

    “神圣的主啊，坚强、永恒的上帝……”轻轻的祝祷声在街上回荡，经久不息，仿佛有谁用轻软的鸵鸟毛在空中拂过，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摆，包括那些花圈和迎面走来的人，佩戴着缨饰的马头，教士手中用小链子提着的香炉，还有脚下白雪皑皑的大地。

    “尤拉！我的老天爷，到底找着了。快醒醒吧。”舒拉·施莱辛格终于找到他，摇着他的肩膀喊道。“你怎么啦？起灵了。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还用说。”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们冷得直跺脚，紧紧地挤在两边。灵车、运花圈的车和克吕格尔家的轻便马车都缓缓地向前移动。哭得泪人儿似的舒拉·施莱辛格走出教堂，用手撩开被泪水沾湿的面纱，用目光向那一排马车夫搜寻。一看到殡仪馆的那几个抬灵柩的，她便点头示意让他们过来，接着就和他们一起走进教堂。从教堂里拥出越来越多的人。

    “这回可轮到安娜·伊万诺夫娜了。命运面前不能不低头，这个可怜人，终究走上了没有回头的路。”

    “可不是，总算蹦跳到头了，这个可传人。如今算是去安歇了，这个不安生的女人。”

    “您坐马车还是步行？”

    “脚都站麻木了，稍微走一走再坐车。”

    “看见了没有，富夫科夫那副难过的样子？两眼～直盯着死者，鼻涕眼泪流成了河。旁边可就是她丈夫。”

    “他一直盯了她一辈子。”

    往城市另一端的墓地走去的路上，不时可以听到这类的对话。这是严寒过后气温略有回升的一天。这一天充满了凝滞的沉重气氛，又像是严寒稍减、生机消逝的一天，也仿佛大自然专为丧葬安排的日子。已经弄脏的积雪仿佛透过排在地上的黑纱露出的一点白色。

    这儿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安息着的那片令人难忘的墓地。这些年，尤拉一直还没给母亲上过坟。“妈妈。”他从远处望着那个地方，几乎用当年的嘴唇轻声喊了出来。

    人们庄重地、甚至是做作地沿着几条扫得干干净净的小路分散开，但是转弯抹角的地方很不适合他们那种送葬的匀整脚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挽着东尼姬的手臂走着。克吕格尔一家跟在后面。东尼娜穿着丧服，丧服非常合身。

    在兄长列隆起的十字架的顶部和修道院的紫红色院墙的墙头，像霉迹一样蓬松散乱地挂着霜须。修道院最深处的院落的一角，墙和墙之间挂了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袖口绣了一道道花边的衬衣，杏黄色的桑布和歪七扭八没有扯平的床单。尤拉注意朝那边看，终于明白这个修道院就是当年暴风雪肆虐的地点，不过被新盖的房屋改变了模样。

    尤拉单独走着，步子一快就超过了别人，有时要停下来等一等。死亡使慢慢跟在后面的这一群人感到空虚，作为对此的回答，他不可遏止地、像形成漩涡的激流一定要越转越深一样，渴望着幻想和思考的机会，要在众多的方面付出辛劳，要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艺术总是被两种东西占据着：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真正伟大的艺术是约翰启示录，能作为它的续貂之笔的，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尤拉满怀热望预先体会到一种乐趣，那就是在一两天之内完全从家庭和大学里消失，把此时此刻生活赋予他的无意间的感受写成追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其中应该包括：死者的两三处最好、最有特色的性格，身穿丧服的东尼妞的形象，从墓地回来路上的几点见闻，从前风雪怒号和他小时候哭泣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晒衣服的地方了。

    第二章

    拉拉半清醒半昏迷地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里的床上。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仆人在她周围低声谈话。

    斯文季茨基家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沉浸在一片寂静、昏暗之中，只有在门对门的两排房间当中的一个小客室里，墙上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灯照亮了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这个地方，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像在别人家里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有时他朝卧室里看一眼，想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又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经过那棵缀满了串珠的枫树，径直来到餐室。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动过的菜肴，每当窗外街上有马车经过或是～只小老鼠从盘盏当中溜过去，那些绿色的酒杯就轻轻发出一阵叮当的碰撞声。

    科马罗夫斯基处于盛怒之下，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在心里翻腾。多么丢脸，多么荒唐！他怒不可遏。他的处境发发可危。这件事毁了他的名声。不过还来得及弥补，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必须快刀斩乱麻，如果风声已经传开，就得压住，得趁着种种流言刚一冒头就绪回去。另一方面，他再次感到，这个绝望、发疯的姑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在她身上永远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无论多么让人伤感和无法挽回，看来正是他毁了她的一生！她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

    需要从各方面帮助她，也许应该给她租间房子，但千万不能再把惹她，恰恰相反，要避开她，躲在一边，不露任何痕迹，否则，她那样一种性格，还会干出可怕的事来！

    往后麻烦事还多得很呢！眼前这事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法律是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才发生了两个小时，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作了解释，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不过越往后越复杂。需要证明拉拉开枪打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但是只凭这点，事情还不能了结。拉拉可以减轻一部分责任，其余方面还要受到法庭的审讯。

    不用说，他正千方百计设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要是立了案，那就必须弄到一份可以说明拉拉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鉴定，争取把此案撤销。

    经过这一番盘算，科马罗夫斯基才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白昼的光线从屋子的这一间照到那一间，就像一个小偷或者像当铺的估价人朝桌子和沙发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卧室，看到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便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坐车去找他熟识的律师——一位在俄国居住的政治侨民的妻子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一沃伊特科夫斯卡哑。她那套有八个房间的住宅已经超出需要，经济上也无力维持，就租出去两间。不久以前有一间空出来了，科马罗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来。几小时以后，仍然半昏迷的、浑身发热的拉拉便被送到那里。她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患了热病。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一切偏见。照她所想和所说的来看，她对世界上～切“正当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在五斗橱里保存了一份有制定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昨。挂在墙上的许多照片当中有一张是她丈夫的，她称他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这照片是在瑞士的一次群众游乐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拍摄的。两个人都穿着有光泽的毛料上衣，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一见拉拉便不喜欢这位生病的房客。她觉得拉拉是个装病的泼辣女人。她高烧时说的胡话，在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来完全是假装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随时可以发誓，断定拉拉扮演的就是“狱中的格蕾欣”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有意作出种种过分活跃的举动，以此表示对拉拉的鄙视。她把门弄得砰砰响，大声唱歌，像一阵风似的在自己住的房子里走动不停，而且整天开着窗户透气。

    她的住宅位于阿尔巴特街一所大房子的最上层。这一层的窗户，从冬天太阳偏转过来的季节开始，一直对着澄澈明朗的蓝天，宽阔的蓝天有如汛期的一条大河。整个住宅半个冬天都洋溢着未来春天的气息。

    南方吹来的暖风透进气窗，在车站那一边拼命响着火车的汽笛。病中的拉拉躺在床上，用遥远的回忆消磨自己的闲暇。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

    当时，他们坐了一辆出租马车沿着无数条昏暗的街巷穿过莫斯科全城往旅馆去。迎面越来越近的和抛在后面渐渐远去的街灯，把佝倭着上身的车夫的影子投到房屋的墙壁上。影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很不自然的程度，遮住了路面和房顶以后便消失了，接着又重新开始。

    昏暗中，天空响起莫斯科各处教堂的钟声，地上雪橇的滑轨响亮地驶向四方，就连那些吸引人的橱窗和灯火也同样让拉拉觉得震耳，它们似乎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声音。

    房间里桌子上摆着科马罗夫斯基向他们祝贺乔迁之喜的大得出奇的西瓜，还有面包和盐，使拉拉眼花绦乱。她觉得这西瓜就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一声脆响把这带着冰渣和大量糖分的深绿色圆圆的怪物用刀切开的时候，拉拉伯得气都不敢出，但也不敢拒绝不吃。她费劲地咽着一块块紫红色、香喷喷的瓜瓤，因为激动有时就卡在喉咙里。

    这是一种在着移的饮食和首都的夜景面前表现出的惶恐，不久后她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时候又常产生这种惶恐，这使是以后发生的那种事的主要谜底。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任何要求，丝毫不让拉拉想到他，甚至根本就不出面，而且总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极高尚的方式尽力帮助她。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让拉拉觉得非常愉快。这并不在于他那高大而匀称的身材，而是因为他身上带有一股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炯炯的眼神和聪颖的微笑，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屋子都显得狭小了。

    他坐在拉拉的床前，搓弄着两只手。他在彼得堡参加有一些大臣出席的会议的时候，和那些身居高位的老头子们谈起话来，就像面对一群调皮的预科学生一样。但是，现在他面前躺着的却是不久前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一个如同自己女儿一样的人，对她也和对家里其他人一样，经常是忙得边走边交换一下眼色或者说几句话（这种简单而又很有表现力的交往方式，是特别令人神往的，双方都能体会）。对待拉拉，他不能像对成年人那样严肃和漠不关心。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同她谈话才能不惹她生气，只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微笑着对她说：

    “天哪，您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有谁要看这出传奇剧？”他停住了，开始端详天花板和糊墙纸上的斑驳水迹。过了一会儿，他略带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杜塞尔多夫有个国际博览会开幕了，是绘画、雕塑和园艺方面的博览会。我准备去看看。这屋里可是有点儿潮湿。您在天地之间还要闲逛多久？这里可不是舒服的地方。我只想告诉您，这位沃伊特太太是个十足下贱的人，我知道她。换个地方吧，您也躺够了。您病了一场也就算了，现在该起来了，另外换个住处，复习一下功课，把师范专修班读完。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去两年。他的画室用板壁隔成了几部分，依我看简直就是一套住宅。他似乎想连家具一起转让给一位合适的人。我可以替您办，您愿意吗？还有一件事，您得依照我的意思办。我早就想，这是我的神圣职责……自从莉帕……这是一点小意思，作为她结束学业的酬金……别这样，木行，请让我……您别拒绝……不行，请您原谅。”

    不论她怎么谢绝，流泪，甚至像打架一样推推擦澡，他走的时候硬是让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恢复健康以后，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称赞的新住处。地点就在斯摩棱斯克商场附近。这套住房在一幢古老的两层石砌房子的楼上。楼下是商店的栈房。这里住着运货马车的车夫。院子是小鹅卵石铺的地，上边总有一层散落的燕麦和乱扔的稻草。许多鸽子在院子里到处走，发出咕咕的叫声。它们成群地扑响着翅膀从地上飞起来，高度不超过拉拉的窗户，有时还会看到一群大老鼠沿着院子里石砌的水沟跑过去。

    帕沙非常痛苦。拉拉病重的时候，人家不让他到她跟前去。他该怎么想呢？照帕沙的理解，拉拉要杀的那个人对她是无所谓的，可是后来又处在她谋杀未遂的那个人的庇护之下。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圣诞之夜他和她在烛光下那次具有纪念意义的谈话之后！如果不是那个人，拉拉准会被逮捕并受到审判。他使她摆脱了危在旦夕的惩罚。因为他，拉拉才能留在师范专修班里，丝毫没有受到伤害。帕沙既苦恼又困惑不解。

    拉拉病情好转后，把帕沙叫来，对他说：
    “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了解我，以后有机会再跟你细说。我难于开口，你看，眼泪让我端不过气来。你把我丢开，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然后便是一幕比一幕更令人心碎的场面。那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所以沃伊特科夫斯卡妞一看到满面泪痕的帕沙，就急忙从走廊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笑得肚子发疼，同时嘴里不住地说：“哎哟，受不了，我可受不了！这可真是…哈、哈、哈！真是个勇士！哈、哈、哈！”

    为了让帕沙从斩不断的柔情当中解脱出来，彻底结束痛苦的折磨，拉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帕沙的爱情，说是并不爱他，但是说的时候又哭得那样伤心，让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所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不相信她的每一句话，打算诅咒并憎恨她，但依然发狂地爱看她，对她的每～个念头、对她喝水用的林子和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嫉妒。为了不致发疯，必须迅速地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决定不再拖延，考试结束以前就结婚。本来准备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举行婚礼，但由于拉拉的要求又延期了。

    三一节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他们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已经确切地知道他们可以顺利结业了。婚事是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替他们办的。她是和拉拉同班毕业的同学杜霞·切普尔柯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胸脯高高地耸起，嗓音很低，会唱歌，对什么事都喜欢添枝加叶。真实的事和迷信的传说，只要她一听到，便要添油加醋，把自己想象的东西添加进去。

    城里热得怕人。当把拉拉送上“婚礼的圣坛”的时候，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面给她做临行前的打扮，一面用茨冈歌手潘宁娜那样的低音哼着曲子。教堂的级金圆顶和游艺场各处新铺的沙土，显出耀眼的金黄颜色。三～节前夕砍过的白禅树，枝叶上蒙了一层尘土，无精打采地垂挂在教堂的墙头，像被烧焦了似的卷成圆筒。炎热使人感到呼吸困难，阳光刺激得眼睛发花。四周仿佛有成干对的人举行婚礼，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卷了头发，穿上鲜艳的衣服，年轻的后生们为了过节也都往头发上擦了油，穿着笔挺的黑西服。人们的情绪是激动的，大家都觉得很热。

    拉拉另一个女友的母亲拉果金娜，在拉拉踏上通往圣坛的红地毡的时候，朝她脚下撤了一把银币，祝她日后生活富足；为了同一个目的，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告诉拉拉，当她戴上婚礼冠的时候，千万不要伸出裸露的手臂画十字，而要用一角技纱或者袖口的花边把手遮住一半，跟着又告诉拉拉应该把蜡烛举得高高的，日后可以当家做主。但为了帕沙的幸福，拉拉宁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于是她尽量把蜡烛放得很低，不过还是没有用，因为不管她怎么想办法，她的蜡烛总比帕沙的高。

    从教堂里直接回到由安季波夫一家人重新布置好的那间画室举行酒宴。客人们不断地喊：“苦啊，喝不下去。”另一边的人就大声应和着：“给点儿甜的。”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含羞带笑地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为他们唱了喜歌《葡萄》，把当中的叠句“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忠告”重复了两次，又唱了一首《松开你的发辫，散开你那淡褐色的秀发》。

    人们散去之后，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帕沙在这突然来临的寂静中感到不知所措。院子里正对着拉拉的窗户的柱子上亮着一盏灯。不管她怎么拉窗帘，仿佛一块劈得很薄的板子似的一线亮光还是从两扇窗帘的夹缝当中照了进来，宛如一个人在偷看他们。帕沙奇怪地发现，他的心思都在这盏灯上，甚至比想自己、想拉拉、想对拉拉的爱还多。

    在这永恒之夜，被同学们叫作“斯捷潘妮达”和“红颜女郎”的不久前的大学生安季波夫，既登上了幸福的顶峰，也沉入了绝望的深渊。他那疑团丛生的猜忌和拉拉的坦率承认相互交替。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随着拉拉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他的心一次比一次更往下沉，仿佛跌入万丈深渊。他那遍体鳞伤的想像力已经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了．

    他们一直谈到天明。在安季波夫的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一夜的变化更惊人、更突然的了。清早起来，他已经全然变了一个人，自己几乎都奇怪为什么人们还像过去那样称呼他。

    十天以后，朋友们还是在这间屋子里为他们送行。帕沙和拉拉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接到了到乌拉尔同～个械市工作的聘书。明天一早他们即将起程。

    大家照例喝酒，唱歌，高声谈笑，不过这次清一色的都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在那道把作为寝室的一角并把客人同整个画室隔开的间壁后面，放着拉拉装东西的一大一小两个网篮、一只皮箱和一个盛食具的木箱。屋角的地上还放着几只口袋，行李不少，有一部分第二天早晨作为慢件托运。所有东西差不多都收拾妥当，但还没有完全装完。皮箱和木箱的盖子敞开着，里面还没有装满。隔一会儿，拉拉就又想起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把它拿到间壁后面放到篮子里，再把上边摆平整。

    拉拉到专修班去取出生证和其他证件的时候，帕沙在家招待客人。院子的守门人陪她一起回来，带了一张包装用的银皮席和一大卷第二天捆东西用的结实的粗绳。拉拉打发走了守门人，在客人面前转了一圈，同这个握手寒暄，同那个互相亲吻，然后便到间壁的那边去换衣服。她换好服装出来的时候，大家拍手叫好，随后都入了座，像几天前在婚礼上那样的喧闹开始了。活跃的人忙着给邻座斟伏特加酒，无数只举着叉子的手伸到桌子当中去拿面包和盛冷热菜肴的盘子。大家纷纷祝酒，发出满意的嚷嚷声，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的人很快就醉了。

    “可真把我累死了。”和丈夫挨着坐在一起的拉拉说，“你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办完了。”
    “不管怎么累，我觉得精神很好。我感到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也觉得很好。说起来，一两句话说不完。”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参加这群年轻人的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想说这对年轻朋友走后自己会感到孤苦伶什，在他眼中莫斯科就会变成撒哈拉沙漠，可是心里一阵发酸，便咽起来，不得木重新开始被激动所打断的话。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允许他给他fi］写信，允许他到他们尤里亚金的新居去拜访他们，如果他忍受木了分离的痛苦的话。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高声回答，“什么通信啊，撒哈拉沙漠啦，这些话都用不着说。至于到那个地方去，您干脆连想也别想。没有我们，上帝也会保佑您日子过得一样好，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帕沙，你说是不是？您运气好，一定能找到代替我们的新朋友。”

    拉拉仿佛完全忘了正在和谁谈话和谈的什么话，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急忙站起身来到间壁那边的厨房里去了。她在那儿拆开绞肉机，把零件放进食具箱的几个空着的角里，再用稻草塞好。拆绞肉机的时候，她差一点让箱子迈上的一根大刺扎破了手。

    她忙着装东西，又忘记自己还有客人了，对他们的声音也是充耳不闻，直到后来间壁那边爆发了一阵特别响亮的喧闹声，才提醒了她。拉拉这时想到，喝醉酒的人总是喜欢竭力模仿醉汉，显出那种既俗气又有意夸张的更厉害的酸态。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个特别的声音，引起她的注意。拉拉撩开窗帘探出身子去。

    一匹拴着绊腿绳的马正在院子里一瓶一颠地跳着。这匹不知是谁家的马可能走错了路，走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天色已近黎明，不过离日出还早。仿佛沉睡的阅无人迹的城市笼罩在清晨淡紫色的寒气中。拉拉闭上了眼睛。这阵异乎寻常的马蹄声，把她带到遥远的迷人的乡村里去。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拉拉侧耳细听。有人从餐桌边走去开门。来的是娜佳！拉拉忙不迭地向她跑过去。娜佳是直接从车站来的，她是那么鲜嫩迷人，浑身似乎散发着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芳香。这一对朋友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是放声大哭，紧紧拥抱，几乎都让对方喘不过气来。

    娜佳结拉拉带来了全家的祝贺、送别的话和父母赠送的贵重礼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首饰匣，打开裹着的纸，掀起盖子，递给拉拉一串精美出奇的项链。

    响起了一片惊叹声。一个已经有些清醒的醉汉说：
    “这是玫瑰红的风信子石。没错儿，紫色的，你们说是不是？这可是不亚于钻石呀。”

    可是娜佳分辩说，这是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把项链放在自己的餐具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放在紫色衬垫上的宝石光华夺目，烟娼生辉，有时像流动的水珠，有时又像一串纤巧的葡萄。

    桌边有的人醉意已经慢慢消失了。因为娜佳人席，酒醒过来的人又喝了起来。大家很快也把娜佳灌醉了。

    没过多久，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沉入了梦乡。多数人第二天还要到车站送行，所以留下来过夜。一半人随便往一个角落里一倒便打起鼾来。拉拉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和衣躺在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伊拉·拉果金娜的身边。

    耳边一阵很响的说话声把拉拉惊醒了。这是从街上到院子里来找那匹走失的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开眼睛一看，觉得很奇怪——帕沙可真是闲不住，那么大的个子站在屋子当中没完没了地翻腾什么呢？这时，被当成是帕沙的那个人朝拉拉转过身来，她才看清不是帕沙，而是满脸麻子、从鬓角到下巴有一道伤疤的人。她明白了，这是贼溜进屋里来了，于是想喊叫，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突然她想起了项链，悄悄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往餐桌上看了看。

    项链就放在一堆面包屑和吃剩下的夹心糖中间，这个迟钝的坏家伙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没有发现它，光是拿那些已经叠好的被单和衣服，把收拾整齐的行装弄得一塌糊涂。拉拉的酸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看不清当时的情况，只是特别可惜整理东西费的功夫。她气得想喊叫，可还是张不开口。她就用膝盖使劲顶了一下睡在身边的伊拉·拉果金娜的心口。随着伊拉·拉果金娜疼得变了嗓音的一声喊叫，拉拉也嚷了出来。小偷扔下裹着衣物的包袱，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去。跳起来的几个男人好不容易弄清出了什么事之后，跑出去追赶，可是贼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场慌乱和事后的议论，成了大家都得起床的信号。拉拉剩下的～点点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不管大家怎么要求让他们再睡一会儿，躺一躺，拉拉坚决让他们都起来，然后很快给他们煮了咖啡喝，请大家都回家去，等到开车前在车站见面。

    客人散去以后，拉拉就忙了起来。她麻利地收拾好一个个行李袋，把枕头塞进去，扎紧带子，央求帕沙和女看门人千万别帮忙，免得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准备停当了。安季波夫夫妇一点也没有耽误。仿佛同送行的人手中摇动帽子的动作相配合，火车徐徐开动了。当人们不再挥手并从远处第三次向他们喊叫的时候（可能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开始不利。集结在喀尔巴吁山一线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口突入匈牙利，结果却是随全线后退而后撤。我军让出了战事开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奇亚。

    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妞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妞，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妞。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口，出了血，还要防止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眼。就从这儿，从门缝看一眼。”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看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轻饶不了您，准叫您身上没好地方。”

    产房里背朝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里有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娇柔的小生灵，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在蠕动。助产土正在往脐带上缚线，好使胎盘脱落。东尼妞躺在屋子中间一张用托板支起来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相当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因为过度兴奋把什么都看得过大，所以觉得她躺的高度同人站在前面写字的那种高腿斜面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把死去的人头部垫高，而东尼妞现在躺着的姿势比这还要高，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像是跑得疲惫不堪的人那样浑身冒热气，正在享受经过痛苦折磨以后的休息。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旋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急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墙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完全忘却了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停泊过，怎样航行过来又如何停泊抛锚的。

    谁也不了解它悬挂的旗帜所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因此，也不知道对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

    他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抢着向他祝贺。“他们知道得好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

    他来到主任医生办公室，大家都把这儿叫小酒馆和脏水坑，因为医院拥挤，已经超员，现在都在这间屋子里换衣服，穿着套靴来来去去，有的人把从别的房间带来的不相干的东西忘在这儿，而且到处都是烟蒂和废纸。

    窗前站着脸上皮肤松弛的解剖室主任，他举起两只手对着亮光从眼镜上面观看瓶里的混浊液体。

    “恭喜你。”他说了一句，眼睛始终朝着原来的方向，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连看都不看一眼。
    “谢谢。我非常感动。”
    “不必谢我。这和我没关系。是波楚什金解剖的。但大家都大吃一惊，原来是水胞虫。大家都说，这才算是诊断医师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候医院的主任医生走了进来。他同他们两人寒暄后说：
    “真见鬼。这儿简直不是主任医师办公室，是个过道，真不像话！不错，日瓦戈，您知道了吧，是水胞虫！我们都诊断错了。祝贺您。可是，还有一件木太愉快的消息。对您的专业类别又重新审查过了。这次可留不住您了。军医人员奇缺。您不得不闻闻火药味儿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安顿下来，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可得记住吉沙罗夫的好处，他使拉拉减少了在一个新地方安家立业必然会遇到的困难。

    拉拉完全被辛劳和操心的事占据了。她要照管一个家和三岁的小女儿卡坚卡。不论在安季波夫夫妇这里帮忙的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玛尔富特卡怎么尽力，靠她帮助还是不够。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得参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所有事务。她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课。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着，感到很幸福。这正是她渴望的那种生活。

    尤里亚金这地方很得她的喜爱。这是她感到亲切的城市。它坐落在中、下游都通航的雷尼瓦河边，同时又在乌拉尔的一条铁路线上。

    在尤里亚金，冬天临近的标志就是有船的人家都用大车把船从河里拖上来运到城里去，放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过冬，直到第二年春天。在尤里亚金许多院落深处反扣在地上的白色的船只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此时在别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南飞的鹤群，或是降了初雪。

    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这家院子里，也有这样漆成白色的一只船，底朝天扣在那里，卡坚卡在它下面玩耍，就像在花房的圆顶底下一样。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心里喜欢偏远的地方，包括当地那些穿着毡靴和暖和的灰法兰绒上衣、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那种对人的纯朴的信任。拉拉总是眷恋着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

    奇怪的倒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作为莫斯科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于首都生活的城里人。他对待当地的尤里亚金人要比妻子挑剔得多。他们的蛮性和没有礼貌使他感到恼火。

    如今回过头来看已经很清楚，他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汲取和积累知识的本领。过去常常是在拉拉帮助之下他才读了许多书。在外地深居简出的这几年，他的求知欲更加旺盛，以至于拉拉在他眼中都是学识不足的人了。他在自己那些教育界的同事中间已经出人头地，而且抱怨与这些人为伍感到郁闷。他们那些在战争时期时髦的爱国主义的言谈举止，总是带着官样文章和一些酸溜溜的味道，和安季波夫的爱国思想的复杂形式不相适应。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教的课是拉丁文和古代史。可是在他这个过去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上，突然恢复了已经荒疏的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学科的极大兴趣。经过自学，他在这些课程方面已达到了大学的程度。他期待着一有可能就参加州一级的考试，重新确定一个数学方面的专业，然后把家搬到彼得堡去。夜间紧张的学习影响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他开始失眠。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不过也十分不寻常。她以自己的善良和关心体贴他，而他也决不许自己对她有半点伤害。他谨小慎微，唯恐在他毫无恶意的言辞之间让她凭空觉得隐含着什么责备——比如说她门第高贵，而他出身微践，或者在他之前她曾经属于别人。唯恐她怀疑他持有这种不公正的荒唐想法使她伤心，以致这种担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做作的成分。他们相敬如宾，结果倒使情况复杂了。

    安季波夫夫妇的客人当中，有几个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同事的教师，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曾经担任过一次调解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和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男男女女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眼中都是蠢才。他奇怪拉拉能如此热情地和他们周旋，而且不相信她当真喜欢其中的任何人。

    客人告辞以后，拉拉要用很长时间开窗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餐具。她做完这些事以后，确信卡坚卡盖好了被子，帕维尔也睡了，自己才赶快脱了衣服，关上灯，像是让母亲抱到床上去的孩子那样自然地躺到丈夫身边。

    安季波夫装作睡着了的样子，其实并没有入睡。近来常犯的失眠症又发作了。他知道，这样辗转反倒还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引起睡意和躲避客人们留下来的烟草气味，他悄悄起身，在内衣外面穿上皮大衣，戴了帽子，然后来到院中。

    这是个寒冷清澈的秋夜。松脆的薄薄的冰面在安季波夫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群星点点的夜空仿佛是燃烧的酒精火焰，用蓝色的反光照出冻结了许多脏土块的地面。

    安季波夫夫妇的住房坐落在和码头的方向相反的城市的另一部分，在一条街的末端。再往前去就是一片田野，有条铁路穿过，铁路边是个值班房，横跨铁轨有过路的通道。

    安季波夫坐在翻过来的船底上，望着星光。这几年他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令人不安地充满他的心中。他觉得迟早要把这些想法彻底弄清楚，而且最好就在今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这么想，“早就应该预见到的，如今发现得迟了。为什么拉拉能把他当成孩子，并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着他？为什么当初在冬天他们结婚以前她也曾坚持这一点的时候，没想到拒绝她？难道不知道她对他并不是爱，而是对他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是她自己所体现的一种英雄行为？这种感人至深而又值得赞誉的责任感，又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糟的是直至今天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爱着她。她依然那样不可思议的美好。也许，他心中怀有的也并非爱情，而是拜倒在她的美和宽容面前的怅然的感念之情吧？唉，你呀，把这弄清楚吧！连魔鬼也无能为力。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把拉拉和卡坚卡从这种虚假当中解脱出来？这恐怕比他自己解脱更重要。可是用什么方式呢？离婚？拔河？——呸，这太丑了。”他生自己的气了。“我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不过，为什么心里又产生出这个卑鄙念头呢！”

    他看了一眼天上的群星，似乎向它们要求答案。那些疏密相间、大小木一、蓝色的和闪耀着虹彩的繁星，无言地眨着眼。突然，闪起了一道晃动着的耀眼的亮光，扫过星空、房屋和院落、那只小船和上面坐着的安季波夫，像是有人从那片田野朝大门跑来，手里举着燃亮的火把。原来这是一列向西行驶的军车经过岔道口，穿过火红的烟雾向天空投去的一道黄色光柱。从去年开始，不计其数的军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经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从小船上站起来，回去睡觉了。理想的出路找到了。

    听到帕沙的决定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呆住了，起先还以为是听错了。“鬼念头。又是照例的古怪想法。”她这么认为，“不去管它，到时候他自己就全忘了。”

    可是事情越来越清楚，丈夫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报告已经送到兵役局，学校里也安排了接替的副职，而且从鄂木斯克已经送来通知，那里的军校同意录取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如同农村妇女一样嚎陶大哭，扯着他两只手，躺在他脚下。“帕沙，帕申卡，”她不住地喊道，“你把我和卡坚卡丢给谁呀？你别这么办，可别这么办！现在还不晚。我能给你想办法。你都没好好让医生检查一下你的心脏。什么，害羞？你把家庭当作发疯的牺牲品，难道不害羞吗？志愿兵！原先总是嘲笑罗佳太庸俗，可忽然又羡慕起他来了！帕沙，你是怎么回事，我都认不出你了！你换了一个人，还是发疯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实话，看在基督的份上，别打官腔，难道俄国真需要你这样的人入伍吗？”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善于揣摩细节的她，这次却抓住了要害。她猜到帕图利亚大概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了解她对他永生永世倾注的脉脉温情中掺杂着的母性的感情，他也想象不到这样的爱情是超出一般女人所能给予的。

    像挨了打的人一样，她咬紧嘴唇，把一切都深藏在心中，一言不发，默默地咽下泪水，开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

    他走了以后，拉拉仿佛觉得全城都变得静悄悄的，连天上飞的乌鸦都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得不到回答他呼唤她。“妈妈，妈妈。”卡坚卡没完没了地叫着，扯她的衣袖。这是她生活当中最沉重的打击，她那最美好、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西伯利亚来的信件中，拉拉可以知道丈夫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了，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获得准尉军衔，提前毕了业，而且出乎意料地被派往一个作战的军里服役。在紧急奉调的途中，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尤里亚金，在莫斯科也没有来得及和任何人见面。

    他开始从前线寄信来，已经不像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样伤感，而是写得颇有生气了。安季波夫很希望能有所表现，为的是作为对一次军功的奖励或者是因为受点轻伤，就可以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假期。确是出现了这种机会。就在后来被叫作布鲁西洛夫战役而出了名的那次突破之后，这个军转入了进攻。安季波夫的信收不到了。开始，这并没有使拉拉感到不安。她觉得帕沙一时没有消息是因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行军途中不可能写信。

    到了秋天，这个军的行动暂时停止。部队开始构筑阵地。可是安季波夫依然沓无音信。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开始担心，就设法打听，先是在尤里亚金当地，之后就通过莫斯科的邮局，并且按帕沙所在部队先前的作战地址往前线写信。到处都不知道消息，得木到答复。

    正像县里许多善心的太太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就在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尽自己的力量服务。

    如今她十分认真地学习医务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已经通过了医院里取得护士资格的考试。

    她以护土的身份向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尤里亚金的房子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管，就带着卡坚卡到莫斯科去了。在那儿她把女儿安置在莉帕奇卡家里，她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籍，已经和其他平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确信这种远距离的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决定直接到帕沙参战的地方去。她抱着这个目的，在经过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一拉勃尔的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了一名护士。帕沙发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一列救护火车向师司令部前线驻地开来。这是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在这一长列由许多短小而难看的加温车组成的列车上，有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坐着从莫斯科来的客人——社会活动家，他们带着赠给士兵和军官们的礼物。戈尔东也在他们当中。他听说，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日瓦戈所在的师部医院就设在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戈尔东取得了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许可，拿到了通行证，于是搭了一辆朝那个方向去的军用四轮大车，就出发去看望朋友了。

    马车夫木是白俄罗斯人就是立陶宛人，俄语讲不好。由于担心敌人的好细摘的侦察活动，所以谈的话不外乎是事先可以猜得出的那些规定的内容。这种十分做作的谈话激发不起谈兴。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坐车的和驾车的都默木作声。

    在那习惯于调动整个军的行动、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行程的司令部里，大家都肯定地说，这个村子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

    整个路途中，从前进方向左侧的地平线上传来不怀善意的沉闷的轰响。戈尔东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地震，可是他能够断定，远处这种依稀可辨的敌人大炮凛然的闷响完全可以和火山造成的地下震动和轰鸣媲美。暮色苍茫的时候，那个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不断闪动的火光，直到黎明。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其中一部分已经圆无人迹，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在很深的地窖里。这样的村落看上去只见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土丘，但却整齐地排成一行，好像当初的房屋一样。在这些被战火夷平的村庄里，有如置身于寸草木生的沙漠中，从这一头可以一直望到那一头。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每人都在自己的废墟中间搜挖着，翻拨着灰烬，不停地把一些东西收藏起来，似乎周围还是墙壁，所以外人看不见她们。她们迎送戈尔东的目光似乎是在探询：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

    深夜，这两个驾车赶路的人迎面碰上了一个侦察班。于是命令他们从这条大路上退回，再从乡间的小道绕过这里。马车夫不认识那条新路。他们毫无头绪地乱走了两个小时，天亮前来到了一个村子，它的名字正是戈尔东想要找的那个。可是村子里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师部医院。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区有两个同名的村子，那个村子才是他们要找的。大清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当戈尔东经过散发出一股药用除虫菊粉和碘酒气味的村口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不在日瓦戈这里过夜，只停留一个白天，晚上赶回火车站去找留在那里的同伴们。但是，情况使他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这些日子，战线有所移动，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在戈尔东抵达这个村子以前，我方一个兵团的部分兵力进攻得手，突破了敌人固守的阵地。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向对方纵深挺进。跟着它扩大突破口的辅助部队，渐渐落在先头部队的后面。结果出现了人员被俘的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安季波夫准尉在损失了半个连的士兵以后也被俘了。

    关于他，有各种各样矛盾的说法。大家都认为他是被土埋在一个弹坑里，已经死了。按照他同一个团的熟人加利乌林少尉的话来说，好像是在观察所从望远镜里亲眼看到了安季波夫率领自己的士兵进攻时阵亡了。

    加利乌林眼前出现的是突击部队已经习以为常的场面。他们的任务是以接近跑步的速度通过两军之间的一片田野，那里漫生着迎风摇曳的干艾蒿和纹丝不动的挺拔的刺蓟草。突击队应该以勇猛的动作迫使对方短兵相接，或者使用集束手榴弹把固守战壕的奥地利人就地消灭。这片田野似乎也在奔跑，一眼望不到头。脚下踏过的像是松软的沼泽一样的地面。准尉开始在前面，随后忽前忽后地和士兵跑在一起。他挥动举在头上的手枪，嘴张得不能再大地喊着“乌拉”，可是他这喊声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跑着的士兵都听不见。按照准确的间隔，跑动的人一会）L卧倒，一会儿又猛然站起来重新喊叫着继续向前冲去。每一次和他们一起前进，总有几个中弹的人，就像被砍伐的高高的树木一样，整个身子异样地倒下去，再也站立不起来。

    “超越了目标。给炮队打电话，”不安的加利乌林向站在身旁的炮兵军官说，“嗅，不。他们干得木错，是在延伸火力。”

    这时，突击队已经接近了敌人。炮火停止了。在突然到来的一片寂静中，站在观察所里的人，心跳明显加快了，仿佛同安季波夫一起身临其境，领着大家冲到奥地利人的避弹壕跟前，接着就该让机智和勇敢大显身手了。就在这一瞬间，前面接连炸开了两颗十六时的德国炮弹。两股黑色的烟柱遮住了一切。“真主保佑！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颤动着发白的嘴唇喃喃自语，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已阵亡。第三发炮弹就落在观察所旁边。大家都把身子弯向地面，急忙从里边撤到远一些的地方去。

    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曾住在一个掩蔽所里。团里觉得他被打死，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委托了解安季波夫的加利乌林保存他的遗物，以便日后转交给死者的妻子。在安季波夫留下来的东西当中，有许多张妻子的照片。

    志愿入伍的加利乌林不久前提升为准尉，原先是个机械师，是季韦尔辛那个院子的守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早先他是个钳工学徒，常常受工长胡多列耶夫毒打，他能有出头之日，还得算是过去这位虐待徒弟的人的功劳。

    当上准尉以后，加利乌林并非出于本人的志愿，不知为什么被派到一个后方卫戍部队所在的气候温和、偏远幽静的地方。他在那地指挥一队半残废的士兵，每天早上由那些差不多同样衰弱的老教官对他们进行那已经忘记的队列操练。除此而外，加利乌林还要检查他们是不是准确地在兵站仓库布置了哨位。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因为上级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要求。突然之间，他非常熟悉的彼得·胡多列耶夫，随着一批从年限很长的后备役军人和莫斯科入伍的士兵当中补充来的人员一起，也来到了。

    “啊，咱们是老熟人了！”加利乌林脸色阴沉地冷笑着说了一句。“是，准尉大人。”胡多列耶夫回答，立正敬了个礼。

    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地了结。就在第一次出现队列疏忽的时候，准尉对他大声斥责，而当他觉得士兵行礼时不直接望着他，却望着旁处时，就举手打了他几个嘴巴，并命令送到禁闭室关押四十八小时。

    如今，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要算老账的味道。在棍棒体现的隶属关系之下，这种报复的方式简直就是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未免不够高尚。究竟该怎么办？两个人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一个地方。可是除了送到惩罚营以外，一个军官又能用什么借口把一个士兵从规定的服役部队改派到别的地方去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加利乌林自己能提出什么理由要求调动呢？于是，以后方卫戍勤务过于单调和无所作为为理由，他被批准调往前线。这就使他赢得了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不久以后在另一桩事情上他又显露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说明他是个出色的军官，因此很快就被提升为少尉。

    早在季韦尔辛家里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安季波夫。一九O五年，帕沙·安季波夫有半年的时间住在季韦尔辛家里。那时候尤苏普卡就常去找他，过节的时候在一起玩耍，当时也有一两次在他那里见到过拉拉。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他们两人的情况。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尤里亚金来到他们团以后，这位老朋友身上发生的变化很使加利乌林吃惊。过去像姑娘似的腼腆、爱整洁达到了可笑程度而又很调皮的一个人，如今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知测良广博而又鄙视一切的忧郁的人。他聪明，勇敢，沉默寡言，好嘲笑人。有时，加利乌林望他一眼就乐意发誓说，在安季波夫深沉的目光里，仿佛在一扇窗的深处还有他的另～个化身，似乎可以看到藏在他心中的思想，他对女儿的思念，他妻子的面庞。安季波夫几乎是神话当中着魔的人物。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消失了，加利乌林手中剩下的只是安季波夫的一些证件和照片，以及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的秘密。

    拉拉的查询或迟或早都会追寻到加利乌林这里。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她的回答。然而正是事情刚刚发生不久时，他没有勇气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希望先让她对即将承受的打击有所准备。因此，他准备写给她的一封经过仔细考虑的信就拖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把给她的信往什么地方投递了。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儿来的马呀！现在是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也落到了敌人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一个军团。他们正在破坏铁路，摧毁仓库，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正是暗和的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婊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眼睛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屋里炉子烧得挺热，抽烟抽得雾气腾腾。[手机TXT小说下载网]他们把长廖两头的气窗打开，呼吸着在玻璃上蒙了一层哈气的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时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无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使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军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肿骨部分都被汗湿透了。这是严重减员的一个班剩下来的人。他们从接连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连笑一笑和说几句下流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树林深处的路上响起了急速跑来的马车声音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回。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双轮轻便马车，向上颠动着急驶过来，给包扎所送来了伤员，把这些木走运的人的骨头架子差不多都颠散了，五脏六腑都要翻个个儿。包扎所只能作些简单处理，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作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龙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动靶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拖长的痛苦。

    护土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木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这一带奇迹般地还保存下来几个村庄。在这一片毁灭的海洋之中，它们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劫后余生的小岛。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到住的地方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在他们路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周围人的哄笑声中，把一枚五戈比的铜币抛起来，强迫一位穿长袍的白胡子犹太老人用手去接。老人总是落空，铜币每次都擦着他那双可怜地叉开的手掉到泥地上。他一弯腰去捡铜币，哥萨克就打他的屁股，围着的人从两边扶着他，笑得哼哼哟哟地直喘气。这是最让大家开心的地方。虽然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这样下去不会变得更严重。这人的老伴儿从对面的小屋子里跑到路上，叫喊着向他伸出双手，可是因为害怕，又躲了起来。两个小女孩哭着从屋子里看着窗外的祖父。

    赶车的士兵觉得这很好笑，就让马一步步慢慢地步，好让车上的老爷们开开心。可是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来，骂了几句，让他停止这个恶作剧。“是的，老爷。”那人很顺从地回答说，“我们不懂事，只是为了开开玩笑。”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都沉默着没有讲话。

    “这真可怕。”看到了他们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了口。“你大概想象不到，在这次战争里犹太居民遭到什么样的苦难。打仗的地方正好是在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除了受罪、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和倾家荡产以外，还得应付许多不合理的摊派，忍受侮辱和责难，说他们缺乏足够的爱国心。要是在敌人那边可以享受一切权利，在我们这边受迫害，他们的爱国心又能从哪儿产生呢？归根结底，就是对他们怀着强烈的憎恨心理。他们贫困、吝啬、软弱和不会抵抗，这本来是应该同情和体谅的，反而让人生气。真弄不明白，这里边似乎有点儿宿命的味道。”

    对他的这番议论，戈尔东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是各自躺在那扇狭长的窗子的两头。已经是夜里了，两个人还在谈话。

    日瓦戈向戈尔东讲他如何在前线看到了沙皇。他说得有声有色。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吁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人口。

    盆地底部是个火车站。日瓦戈给戈尔东描述当地的地形，那些长满了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山顶端镶着朵朵白云，森林中隐现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岩峭壁像是浓密的毛皮当中磨出的秃疤。那是天还没有亮的四月里的一个清晨，潮湿而又灰蒙蒙的，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让高山围着，所以一切都显得是凝滞不动的，非常闷热。地上蒸发的水汽笼罩了盆地，不断形成一股股气流向上升腾，中间还夹杂着从车站来的火车头的烟气，湿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衬托着苍黑的森林和片片乌云。

    这些天，沙皇正在巡视加利奇亚地区。突然有通知说，他要到由他担任名誉长官的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来。

    他随时都可能抵达。站台上布置了欢迎的仪仗队。人们疲乏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接连通过了两列豪华的火车。又过了一会儿，沙皇的专车开到了。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的陪同下，陛下检阅了这支由近卫军组成的精锐部队。他那嗓音不高的每一句问候的话，仿佛是摇荡着一桶桶的水一样，激起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

    带着腼腆笑容的沙皇，给人的印象似乎要比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显得苍老和没有精神。他面容倦怠，略有点浮肿。他不时像带点儿歉意似的侧过头来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要求他作出什么表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毕恭毕敬地弯身凑到他的耳旁，用不着说话，只是通过眉头或肩部的动作就让他摆脱了窘迫。

    在这个灰蒙蒙的湿热的山区的清晨，让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怜，而且一想到那种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谨可能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决定生杀予夺的就是这种软弱性格，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他本应当讲些这类的话，比如说：‘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样，总之是这方面的话。不过一定要提一提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罗斯化的，可悲的是还要更加鄙俗。问题在于这种矫揉造作在俄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装腔作势，难道不是吗？如果说是凯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卢人，或斯维夫人，或伊利里亚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从那个时期往后，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

    “这么一来，前线上的采访人员和新闻记者可就多得成灾了。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见闻’，记录了种种的名言警句，探视了伤员并且提出了有关民意的新理论。这简直就像达利先生再世，同样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辞藻的写作狂。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最喜欢用不连贯的词句，精雕粗刻，又带有怀疑和厌世的味道。比方说，我曾读过的，有一位就写了这么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阴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开始落雨，遍地泥泞。临窗眺望大路，那是鱼贯行进着看不到头的俘虏。车上运的是伤员。大炮正在射击。今天又在射击，和昨天一样，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时，周而复始……’你看，这够多深刻，多俏皮！不过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样来，太自命不凡了！为什么对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对他自己每天发射大量的用远号隔开的流水账似的词句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停止这种像跳蚤蹦跳一样匆忙发射出来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应该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应该有新面貌，不要旧调重弹；靠笔记本记下大量言之无物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如果缺乏那么一点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种传奇的色彩，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变，可是在这期间他们当中产生的一股力量却把整个世界从这种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来。多么奇怪！这又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种从平庸混沌状态之中的解脱，这种克服了终日碌碌无为的飞跃，所有这一切就诞生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白白放过了？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胜的美德和力量，他们木可能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已经被他们抛掉的这种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讨苦吃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是谁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负重，让那些绝对无辜的、对善与爱能够如此体贴入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流淌鲜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为什么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别再这样了。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了。别再抱成一团，散开来吧。你们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才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不是总说急着要走么，这话可应验了。我决不能说‘你真走运’，咱们又被包围了，这还算什么运气？往东去的路还通，可是又从西边朝我们压过来了。已经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收缩集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拔。到哪儿去可不知道。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内衣还没洗好吧。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光说是干亲家、干亲家，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涂虫。”

    他根本没去听勤务兵如何东拉西扯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注意因为临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尔东，继续说：

    “唉，咱们这个行军当中的家，算得上是个吉卜赛人的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脏又闷。可是现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在这以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上的磁砖反射的阳光和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来晃去，似乎就在这儿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喧嚷、喊叫、射击和奔跑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墙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卡尔片柯，快到外边去问问，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亲自跑到师部医院想去证实这是谣传，结果却是实情。德军在这一地段突破了俄军的抵抗。整个防线向村子这边推进，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师部医院和机关不等撤退命令到来就匆忙开始撤离。估计天亮以前撤退完毕。

    “你随第一梯队走，有一辆敞篷马车立刻就走，我已经告诉他们等你一下。那就再见吧。我送你去上车。”

    他们朝医疗队正在装车的村子另一头跑去。跑过一幢幢房屋的时候，他们弯着腰，凭借墙角的掩护。子弹在街上懂懂叫着飞过。在田野里几条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见榴霸弹爆炸的火光，像撑开的伞一样。

    “你怎么办？”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随后走。还得回去取东西。我和第二梯队一起走。”

    他们在村口告别了。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一辆挨着一辆，然后逐渐排成一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远去的朋友挥着手。一座烧着的木板棚的火光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赶忙往回跑。就在离他的住处还差两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颗开花弹使他受了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跌倒在路中间，流着血，失去了知觉。

    撤下来的陆军医院孤单地设在西部边区铁路线上的一座城市里，和大本营相邻。正是二月底的温煦的日子。在身体快要复原的军官病房里，依照正在那里治疗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开着的。

    快要吃午饭了。病员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被告知说，医院里新到的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要到这儿来查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面躺着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新闻检查官给开的天窗十分愤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读野战邮局送来的东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积压了一擦。微风掀动信笺和报纸。这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纸上抬起眼睛。拉拉走进了病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少尉都认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对他们俩都不认识。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利乌林跟前。

    “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拉住他的一只手，准备量脉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开了，自己也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显出很窘迫的样子。

    “可真没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回答说，“我和您的丈夫在一个团里，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还为您保存着他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复地说，“这真是巧得出奇。这么说您认识他？请快告诉我，全部经过是怎样的？说是他牺牲了，让土给埋住了？什么都不用隐瞒，您不用担心，因为我都知道。”

    加利乌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她从种种传言当中得到的这种情况。他决定哄骗她，让她安下心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带领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就剩下一个人。他被包围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由于这番话让人吃惊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动，控制不住就要涌出来的热泪，也不愿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里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外表已经平静了。她有意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来。她径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说：

    “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而她正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给宣传了这么一阵子。”

    不知道卡坚卡现在怎么样？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近来的变化太大了。不久前还～心想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责任，是军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因此其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丝毫神圣的意味都没有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而且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不过在她这种情况下——拉拉及时地醒悟到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卡坚卡。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到信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很受欢迎，预示他在文学上大有前途。还说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势既使人感兴趣，也令人不安，下层干民中隐伏着的激愤情绪日益增强，大家似乎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经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地克制着难耐的困倦。他一阵阵地打着脑儿，心想在这样紧张的一天过后，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现在真没睡着。在窗外，睡意惺松般的微风似乎轻轻打着呵欠。如泣如诉的风声仿佛在说：“东尼娘，舒罗奇卡，多么想念你们哪，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这微风的喃喃低语声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睡时醒，短暂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着苦乐不同的心境，恰似这多变的天时和今晚这个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现出这么大的关心，怀念并且保存着可怜的帕图利奇卡的遗物，可我简直蠢得像猪，连人家是谁、是哪儿来的人都没问。”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并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礼，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位加利乌林的情况，其间不住地发出惊叹声。

    “上帝，您真是太圣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0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对不起，木知道尤苏普卡，也许是不记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个院子！啊，不错，是有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回忆起来了！还有当时的那些枪声，还有（是什么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对不起，请原谅，少尉，您怎么称呼？嗅，对，对，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您唤醒了我的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动，不断地叹息，而且几乎要说出口来似的盘算着。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木过这回更可怕得多了！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们在放枪’。那些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在这儿——都在军队里，全部是来自同样院落、同样村庄的普普通通的人。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拉着手杖和架着拐的人走进房来，邻近病房那些伤残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进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经开始骚动。彼得堡卫戍部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革命了。”

    这个小城叫作梅留泽耶沃，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带。漫天飞的蝗虫像整块的乌云悬在城市房屋的上空，部队和辎重车队潮水般地穿城而过，扬起黑色的烟尘。从战场撤下来的和开往前线的，这两个方面的人流和车辆从早到晚不曾中断。谁也说不准仗是在继续打，还是已经结束了。

    像雨后春笋一样，每天都会冒出～批新的职务。这些都得选一些人去担任，其中包括他、加利乌林中尉和护士安季波娃，还有他们那一伙儿的另外几个，算是寥寥可数的来自大都市的见过世面的人物。

    他们占据了市自治机关的几个职位，同时还兼任分驻在几处小地方的部队和医疗队的政委。对待这些需要不断轮流处理的公务，他们都抱着像在户外玩捉人游戏似的娱乐消遣的态度。然而他们始终索索于怀的，就是尽快摆脱这种把戏，赶回家园从事各自长远的事业。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时常见面。

    乌黑的烟尘被雨水搅拌成咖啡似的茶色泥浆，覆盖在城里的街道上。

    这座城市很小。在任何地方只需稍微顺着街角向外一走，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忧郁的田野和阴暗的天空，那里就是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的空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部队里仍然存在溃散和混乱现象。正在想办法加强士兵的纪律，提高他们的战斗力。我曾经巡视过驻地附近的几支部队。

    最后，想说的是，也许我早已告诉过你了——在这里直接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护士、乌拉尔人安季波娃。

    还记不记得，就在你妈妈去世的那个可怕的晚上，在圣诞晚会上朝检察官开枪的那个姑娘？后来好像还审判过她。记得当时我对你说过，这个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当初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和米沙就曾经在一个蹩脚的小旅店里见过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事和你爸爸一起到那儿去的了。那个晚上冷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是在普列斯纳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她就是安季波娃。

    好几次想尽一切办法回家。不过，这事可不简单。主要还不是被工作耽搁了，要办的事可以移交给旁人，丝毫不会有什么影响。困难在于交通。要不就是火车根本不来，要不就是人多得挤不上去。

    不过，看来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所以，有几个已经伤愈的、退役的和辞去职务的人，其中就包括我、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娃，下决心无论如何在下星期一定出发，而且为了坐车方便，一个一个地分别在不同的日子起程。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到家，就像一片雪花飘落到头上一样。不过，我还是力争事先能发个电报。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赶上了收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由于痛哭而顾不上推敲字眼、纸上的泪痕代替标点的信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极力劝说丈夫索性不回莫斯科，不如直奔乌拉尔去追踪那个不同寻常的女护土，因为她经历当中那些传奇性的遭遇，决不是东尼娜那种平庸的生活道路能比得上的。

    “不要担心萨申卡和他的未来，”她写道，“你也不必为了他而觉得羞愧。我保证一定按照你从小在我们家看到的那些规矩来养育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忙不迭地提笔回信：

    你简直是发疯了，东尼证，这是多大的疑心病啊！难道你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足够理解，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对你的思念，有了对你和家庭的忠诚，才把我从死亡和这两年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可怕的、毁灭性的遭遇当中挽救出来？其实，说这些也是多余的。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重新开始过去的生活，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不过，你能给我写这样的回信，倒引起了我另一方面的担心。如果我当真给了你这封回信以某种口实，可能我的举止确实有轻率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女人面前我是惭愧的，因为这会让人家感到迷惑不解，应该向她表示歉意。等她从附近几个村子巡视回来，我一定这么办。过去只是省、县才有的地方自治会，如今在更低一级的机构，在乡里，也都在建立。安季波娃是去帮助她的一个女朋友，那人的职务就是指导这些新设的法定机关的视导员。

    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住在哪个房间，而且也从来也没想到这一点，这可真是妙极了。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和往西，有两条大路。一条是土路，穿过森林直通济布申诺。那是一个买卖粮食的小镇，行政区隶属梅留泽耶沃，可是其他方面都超过了后者。另一条是碎石路，它穿过一片到夏季就干涸的沼泽草地通往比留奇。那是离梅留泽耶沃不很远的两条铁路交汇的一个枢纽站。

    六月间，在济布申诺曾经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带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星期。这是由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宣告成立的。

    共和国依靠的是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部分逃兵。他们携枪离开了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济布申诺的时候，正赶上革命。

    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而且也脱离整个俄罗斯。年轻时曾经和托尔斯泰有过通信关系的教派分子布拉热依柯，宣告在济布申诺建立永世不变的统治，实行集体劳动和财产共有制，把原来乡的行政机关改叫作使徒会。

    济布申诺从来就是种种奇谈怪论的发祥地，它坐落在一片难于通行的密林当中，混乱时代的文献里边就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后来又因为周围不断出没的强人而出了名。人们茶余酒后常常提到的，是此地有不少殷实可靠的商家，再有就是它那神话般肥沃的土质。这临近前线的西边地带，有些风俗信仰和方言特色正是从济市申话传来的。

    如今风言风语的一些谣传，都是关于布拉热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人们都一口咬定说，那个天生的聋哑人借着一股灵气就能开口说话，灵气一过就又成了哑巴。

    六月间，济布申诺共和国垮了台。效忠临时政府的军队开到了这个地方。那股逃兵从济布申诺被赶了出去，朝比留奇的方向追去。

    离比留奇有见俄里远的铁路线以外，周围是一片砍伐过的森林残址，现在那里剩下来的树桩上已经长满了革莓，一半的地面上是没有运完的拆散了的柴垛，还有些当初的季节性伐木工住过的已经坍塌的地窖。那些逃兵就在这里扎了营。

    日瓦戈医生先前在那里养伤、后来就留下来工作、如今又要离开的那所陆军医院，就设在扎布林斯卡哑伯爵夫人的别墅里。主人从战争一开始就把它献给了伤兵。这座两层楼的别墅修建在梅留泽耶沃最好的地点，坐落在城里那条主要街道和中心广场的交叉点上。人们把这片广场叫作操场，因为从前士兵们在这里出操，现在晚上用来开群众大会。

    由于这里处于路口的位置，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从别墅向外望去，视野都很开阔。除了那条主要的街道和广场以外，还可以看到紧相邻的一所院落。那份寒酸的外乡人的家当，简直和一家农村住户毫无二致。别墅后墙之外就是伯爵夫人的旧花园，那里有一道门也可以通到邻家的院子。扎布林斯卡姬从来没把这幢房子当作一份了不起的产业。在县里她还有一片叫作“逍遥津”的领地，这房子只作为进城办事时的一个落脚点，同时也是夏天从四面八方往领地去的客人聚集的地方。爵夫人已经出嫁的两个女儿的老家庭教师弗列里小姐，另一位是皮肤白皙的女厨师乌斯季尼姬。‘弗列里小姐是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太婆，脚上拖一双便鞋，身上穿一件肥大的道邀遍遇的长衫，就这样衣冠不整、蓬头散发地在整个医院里走来走去地照料着。她对医院已经有了好感，就像当初对待扎布林斯基一家那样，逢人就用那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说点什么，把每个词的尾音都按照法语的习惯咽掉了。谈话时她总爱摆姿势，不停地摇动着两只手，咕叨到最后就会爆发一阵嘶哑的笑声，结果则是忍不住的一次长时间的咳嗽。弗列里小姐对护士安季波娃的底细了如指掌。她觉得医生和护士本来就应该相互倾心。出于深深扎根于浪漫天性的撮合男女私情的病好，这位老小姐总要高高兴兴地促使这两个人呆在一起。凡是这种时候，她就意味深长地用手指比划着恫吓人的样子，一边像调笑似的朝他们眨眼睛。安季波娃觉得莫名其妙，医生则很恼怒，可是老小姐也同所有脾气古怪的人一样，总是把自己的误解放在首位，无论如何也不肯丢掉它。

    乌斯季尼娜古怪的天性更有过之。这个女人生就一副不匀称的上窄下宽的身材，活像一只正在抱窝的母鸡。她为人枯燥乏味但又精明到狡诈的程度，不过，在这个清醒的头脑里却掺杂着极强的幻想力，特别是有一种控制不住的迷信的倾向。

    乌斯季尼妞通晓许多民间的咒语，每逢离家外出的时候，如果不对着钥匙孔念几句咒语，说几句祈求炉火安全和自身避邪的话，她是一步也不肯迈的。乌斯季尼姐是济布申话本地人，据说是个乡村巫师的女儿。

    只要那股莫名的激情不曾压倒她，乌斯季尼姐就可以整年一言不发，而一旦爆发就无法遏止，一心想的只是要为真理而战。

    济市申诺共和国失败以后，梅留泽耶沃的执委会就开展了反对各地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每天晚间，操场上都自然地形成平静的集会，人数并不多，无事可做的梅留泽耶沃的居民就信步到这里来，像往年夏天到消防队门前露天闲坐一阵一样。梅留泽耶沃的文教干事很赞赏这种集会，经常从自己那里或是过往的人员当中派些人来进行指导。他们认为最荒唐无稽的就是关于济布申诺的那个会说话的聋哑人的传说，于是都在发言中不断地加以揭露。可是梅留泽耶沃当地的小手工业者、士兵和过去老爷家里的使女，却另有看法。他们觉得一个聋哑人会说话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纷纷为之辩护。

    在人群中为聋哑人进行的乱糟糟的辩解当中，常常会听到乌斯季尼姐的声音。起初她还下不了决心抛头露面，女人的羞涩心理起了牵制作用。但是她逐渐有了勇气，用一些在梅留泽耶沃并不受欢迎的想法来挑剔讲话的人。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讲台上的一个饶舌妇。

    通过敞开的窗子，在别墅里可以听得到操场上混成一片的说话声，要是在十分寂静的夜晚，甚至可以零零星星地听出个别人讲话的内容。逢到乌斯季尼娜发言，弗列里小姐就经常会跑到房子里来劝说大家仔细去听，一边颠三倒四地、高高兴兴地学着说：

    “说不过了！说不过啦！像连珠炮似的！喊了一声！哑巴！变了，又变了！”

    这位老小姐心里却暗暗地把这个伶牙俐齿的泼辣女人引为骄傲。女人家总是体贴入微地表现得彼此息息相关，但是也会永无止境地互相呼叨和埋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部就班地做着起程的准备，应该告别的人家和单位都去了一遍，必要的证明文件也领到了。

    这时，前线这支部队的一位新政委到军里去的途中，在城里停留下来。关于此人，已经有些传闻说他还是个毛孩子。

    那时正是准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子，尽力想办法提高部队的士气。部队已经集结，成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取消的死刑。

    起程之前，医生需要到城防司令那里办理注销手续。担任这城防司令职务的是军事长官，大家都随便地叫他“县长”。

    他那里经常拥挤不堪，令人望而生畏。无论是走廊里还是院子当中，甚至办公室几扇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要想挤到他的桌子跟前根本不可能，而由于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讲话，结果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那间空荡荡、静悄悄的大办公室里，对越来越复杂的公文程序感到不满的几名文书，默默地写着，不时互相交换几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眼色。从首长办公室传出欢快的笑语声，那里的人肯定是敞开制服领子，正在舒舒服服地享用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正好到外间屋来，一看到日瓦戈，他做了个准备跑开的动作来招呼医生也到里面去分享那里的欢乐。

    医生反正是要到办公室去找首长签字。到那里，他才看到一个最不成体统的场面。

    伊然成了这个小城镇当前第一号风头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于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同司令部当前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站在这几个部队文读人员的面前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

    “这是我们的又一位明星，”“县长”这样说着把医生介绍给政委，可是政委完全陷于自我陶醉的境地，对他一眼也不看。为了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字，“县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随后又恢复了原样，接着就用一个亲切的手势给日瓦戈指了指屋子当中一个低矮的软坐凳。

    在场的只有医生一人端正地坐着，其余人的姿态一个比一个放荡不羁。“县长”用一只手托着头，仿效皮却林的模样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他那位身躯肥硕的助手坐在对面沙发的扶手上，曲起两腿，胯下仿佛是一具女用鞍具；加利乌林反身骑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拢着符背，头靠在上边；年轻的政委一会儿用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是一头刚出洞的狼意，一刻也不停歇，踏着细碎的脚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一口气地说着，讲的是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位政委的传闻得到证实。这是个身材瘦削、匀称而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是一支燃放出最崇高的理想之光的小蜡烛。据说他出身于富有的门第，父亲似乎做过枢密官。二月间，他是第一批率领自己的连队转向国家杜马方面的军官之一。他大概是姓金茨或者金采，因为给他们两个人作介绍的时候医生没有听清。政委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非常清晰，稍稍带一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直领上装。由于这么年轻，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而为了显得年长一些，就硬板起面孔作出长篇大论讲话的模样，同时有意地摆出拱肩驼背的姿势。为此他把两手深深地插到马裤的裤兜里，缀着挺括的新肩章的肩头向上耸起，完全是一副标准的骑兵架式，从两肩到双脚可以由上到下划出两条在地面相交的直线。

    “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有一个哥萨克团。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如果把他们调过来，对暴乱分子实行包围，事情就解决了。军团司令坚持要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情况说。

    “哥萨克？无论如何不行！”政委勃然变色。“现在早就不是一九O五年了，说的都是老掉了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您的那些将军们过于自作聪明了。”

    “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前只不过有这种打算。”

    “同军事指挥员达成协议，我们不干预作战部署和命令。我不能取消对哥萨克团的调动。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不过，在我这方面要按照明智的启示采取措施。他们已经在那边宿营了？”

    “这要看怎么说，不过设防还是相当牢靠的。”

    “那好。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请把这个危险的地点，这伙绿林好汉呆的地方指给我。尽管他们是暴乱分子，甚至是逃兵，然而仍旧是老百姓。诸位，别把这一点忘记了。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应该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用特殊的方法。要善于触动他们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才能发出音响。

    “我一定要到那个砍伐过的林场去，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您等着看吧，他们会老老实实地返回放弃了的阵地的。想不想打个赌？您不相信？”

    “不见得。木过，但愿上帝保佑！”

    “我要对他们说：佛兄们，请看看我吧。我是个独生子，是全家的希望，可是我一切都在所不惜，牺牲了家庭门第，牺牲了父母的爱，为的是给你们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享受不到的自由。无数这样的青年和我一样，就是这么做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老一辈的光荣的先驱者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备受苦难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派了。这样奋斗莫非是为了自己？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士兵，而是世界上第～支革命队伍里的军人。你们不妨扪心自问，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崇高的称号？正当祖国的身上流淌鲜血，使出最后的力气摆脱缠在身边的毒蛇一般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居然甘心受那伙来路不明的过路人的蒙蔽，把自己变成了毫无觉悟的败类，成了一群放纵的、贪得无厌的恶棍。’这简直就像把猪养在桌子底下，猪爪子当然要扒到桌面上来——哼，我可把这帮人看透了，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不，不行，这太冒险。”“县长”试着提出不同意见，一面偷偷地和助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一再劝说政委放弃他那种极不合理的新奇想法。加利乌林很了解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伙胆大包天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但是政委根本不听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想起身走开。政委那番天真幼稚的表演使他感到难为情。不过，“县长”和他的助手尽管善于冷嘲热讽，满腹诡计，可是卖弄的聪明把戏也并不比他高明多少。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恰好相互抵消。所有这些都是靠着连篇累牍的废话表现出来的，既无任何存在的价值，又缺乏明确的含义，生活本身正是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切。

    啊，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朴归真，或者是默默地长久投身于顽强劳作，或者索性沉捆在酣睡、音乐和充满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之中！

    医生这时才又想起了将要向安季波娃作的绝非愉快的表白。为了必须和她见面，他感到高兴，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还很难说。抓住头一个方便的机会，医生站起身来，不让人注意地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原来她已经回来了。这个消息是家庭教师小姐告诉医生的，她还补充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到家的时候显得很疲乏，匆忙用过晚饭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嘱咐不要惊动她。“不过，您可以去敲敲门。”老小姐建议道，“她大概还没睡。”“她的房间在哪儿？”医生这一问，使老小姐大感意外。原来安季波娃就住在楼上走廊的尽头，左右几个锁着的房间存放着扎布林斯卡娜在此地的全部家具，医生从来不曾朝那里看过一眼。

    天色很快暗了，街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房屋和篱墙在傍晚的暮色中融为一体。庭院深处的树木在灯光下仿佛缩短了和窗口的距离。这一晚十分闷热，稍动一动就会出汗。落到院子里的煤油灯的光带，像是几条脏水顺着树干流下去。

    走到楼梯的最后一级，医生停住了脚，心里在想，在旅途劳顿的人的房门上哪怕只是轻叩一下，也是不合时宜而又把人讨厌的。最好把谈话推迟到明天。怀着由于改变初衷而带来的怅们，他顺着走廊踱到另外的一头。那边的墙上有～扇面对邻家庭院的窗子。医生从窗口探出身去。

    沉寂的夜有着众多诡秘的音响。走廊附近可以听到水池的滴水声，间隔许久才均匀地滴答一声。什么地方的窗内有人唱唱交谈。菜园里有人在浇黄瓜畦，从一只桶往另一只桶里倒水，伴随着从井中提水的铰链发出的声音。

    空气中散发着各种花草的芳香，仿佛大地白天只是无知无觉地沉睡，如今由于这些气味才恢复了神智。公爵夫人的古老的花园到处都是倒了的树的枝挪，难于通行，一株年深日久的柞树繁花初放，它那浓雾般的香气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着，像一堵高墙。

    从右面篱墙外的街上传来喧嚷的人声。那是些度假的人在磅笑玩闹，其中有人不断地用力开门关门，还可以听到几句零星的歌声。

    在公爵夫人花园里一株树上的乌鸦巢的后方，露出来一轮大得出奇的暗红色的圆月，初时很像是济布申诺的那座砖砌磨坊的蒸汽磨粉机，之后颜色变黄，又仿佛是比留奇火车站上的那个供水塔。

    窗下的院子里，仿佛睡美人呼出的气息中还混合着有如花茶一般的新鲜麦草的幽香。在那儿有一头不久前从很远的村子里买来的母牛，路上它被牵着整整走了一天。这头牛也疲倦了，它怀着离群的忧伤，不肯吃还不熟识的新的女主人手里的饲料。

    “晴，晴——别使性子，鬼东西，不许顶人。”女主人轻声说着，可是母牛却生气地一会儿把头摆来摆去，一会儿伸长了脖颈，闷声闷气而又哀怜地眸叫。在梅留泽耶沃那一排黝黑的仓房后面闪烁着一片星光，好似从那里引来无数看不见的同情之线，传送着另一个世界的牲畜家族对它的怜悯。

    周围的一切有如一块神奇的酵母在不停地发酵，胀大，升起。对生活的深切感受犹如一阵轻风，掀起广阔的浪潮向前滚去。它漫无目的，沿着田野和城镇，穿越墙垣和篱栅，透过树木和人体，让路上的一切都感受到它的颤抖。为了胜过这股洪流的影响，医生走向广场，想听听集会上的谈论。

    月亮高高地悬在中天，万物之上都洒满了它那仿佛是用白色颜料灌注的浓重的光辉。

    在广场四周几幢带廊柱的公家的石砌房屋的阶前，宽大的阴影仿佛给地面铺了一条黑毯。

    集会是在广场的另一侧。如果愿意细心倾听的话，隔着广场也可以分辨出那边所说的一切。不过，医生却被眼前壮观的景物吸引住了。他坐在消防队大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去注意街对面传来的人声，开始环顾四周。有几条荒僻的小巷通向广场的一侧，巷子的尽头隐约可见几幢歪斜破！日的小屋。小巷泥泞不堪，难于行走，仿佛农村的土路。泥泞的地面上立着柳条编的长长栅栏，像是翻到池塘里的篓子，又像是沉到水里捉螃蟹用的篮筐。

    几幢低矮的房屋敞着窗，污暗的玻璃映射出一些亮光。小圃里栽种的玉米朝窗内探出了儒湿的长着淡褐色毛须的头，晶莹的花序和花穗仿佛涂了油似的。一排苍白消瘦的锦葵从歪斜的篱栅后面凝视着远方，像是被炎热从小屋子里赶出来的庄户人，只穿了件汗衫到外面吸几口凉气。

    沐浴在月光中的夜色是奇妙的，仿佛洋溢出某种预感的温馨和慈祥的爱抚。就在这神话般清明澄澈的宁静中，突然传来非常耳熟的、像是刚刚听到的一个人均匀而又断续的讲话声。这个悦耳的嗓音带着满腔的热望和自信。医生仔细倾听，立刻就分辨出是谁来了。那便是政委金茨正在广场上讲话。

    一定是地方当局要借助他的权威取得支持。他激动地指摘梅留泽耶沃的人缺少组织性，责备他们轻易地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并一再让大家相信后者才是造成济布申诺事件的真正罪人。本着这个精神，他用了同军人讲话的口气谈到残酷而又强大的敌人以及祖国面临的考验。讲到中途，大家开始打断他的话。

    在要求不要打断发言的呼喊声中，照样有不同意的喊叫。反对的声浪～阵紧似一阵，声音也越来越大。陪金茨一起来的人这时担当起大会主持者的角色，喊叫着不许随意发言，让大家遵守秩序。有些人要求让人群里的一位女公民讲几句，另～些人就发出嘘声，希望不要干扰金茨讲话。

    一个女人挤过人群朝那个底朝天倒放着权充讲台的大木箱走来。她并不想到台上去，只是紧靠着它站在一旁。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立刻静了下来。她成了人群注视的焦点。她就是乌斯季尼姬。

    “您提到济布申诺，政委同志，接着又提到了眼睛。您说，大家应该把眼睛睁大，不要受骗上当。我可是用心听您讲话的，您只知道翻来覆去地数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除了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提到。不过，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再打仗了，彼此应该以兄弟相待，这是本着上帝的慈悲，可不是孟什维克；大大小小的工厂应该交给穷人，这也算不上是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凭着人的怜悯之心。至于说那个聋哑人，我们用不着您也挨够了骂，已经听厌烦了。他简直成了你们的一块心病！不过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让您觉着不合心意？难道就因为一直是个哑巴，没征得您同意就突然开口讲话了？好像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怪事。怪事还多得很呢！比方说，瓦拉穆的驴就口吐人言，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说：‘瓦拉穆呀，瓦拉穆，真心实意地求您别往那儿去，到那儿要倒霉。’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听不进去，结果还是去了。您说的聋哑人，和这个也差不多。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要听它的，一头驴，是个畜生。可别看木起畜生。到头来可要后悔的。您大概也知道结果是怎么回事。”

    “结果怎么样？”人群里头有人好奇地问。

    “算了吧，”乌斯季尼姐反唇相讥地说，“操心太多老得快。”

    “不行，这不行。你说，结果怎么样？”那人并不罢休。

    “结果，结果，你这解不开的榆木疙瘩！碰个钉子吧。”

    “别运啦，亲爱的。那是洛特的故事，‘洛特的老婆’。”远处有人这么喊道。大家都笑了。主席让大家守秩序。医生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是在储藏室找到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面前摆了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她还在继续熨着。

    储藏室是楼上最后一排房子里的一间，面向花园。屋子里放着几个茶炊，从厨房用手摇升降机送上来的食物分盛在许多盘子里，用过的脏餐具从这里放下去送到洗碗池。医院的物品账也存放在这间储藏室。人们在这里对照账册清点食具和卧具，空闲的时候到这儿来休息和聚会。

    朝向花园的窗户是敞开的。屋子里闻得到柞树花香，还有那种古老的花园里才有的混合着兰芹干枝的苦味。两只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轮换用它们熨衣服，一会儿把这一只、一会儿把那一只放到蒸气管子上去加热。

    “昨天您为什么不来敲门？老小姐都跟我说了。不过您做得对。我已经睡下了，无法请您进来。怎么样，您好吧。小心别弄脏了衣服，那儿撒了点煤。”

    “看得出，您是给整个医院熨衣服。”

    “不是，这里也有不少是我的。您总笑我永远也别想从这里脱身。这次可当真要走了。您看，我这木是正在打点行装嘛，收拾好了就动身。我上乌拉尔，您去莫斯科。今后要是有人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听说过梅留泽耶沃这个小镇吗？’‘我想不起来了。’‘安季波娃是谁？’‘一点也不知道。’”

    “唉，就算是如此吧。您到各乡走了一趟，有什么感触？乡下的情况好吗？”

    “这可说来话长。——熨斗凉得真快！如果木费事的话，请递给我一只热的。就是管子上放着的那只。这只拿回去，放在管子上。对啦，谢谢。——各个村子的情形不一样。全看村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了。有的地方老百姓勤快、能干，情况还过得去。有些村子简直清一色是醉鬼，地都荒了，看着都可怕。”

    “傻话，哪儿来的醉鬼？您其实是了解许多情况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人，男子汉都被征去当兵了。好，不谈这些了。新的革命的地方自治会怎么样？”

    “关于醉鬼的问题您说得不对，我还要跟您辩论。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事要长期伤脑筋。许多规定不能落实，乡里找不到可以共事的人。当前农民只关心土地。我顺路到拉兹多利诺耶去了一趟。真是个漂亮地方！您真应该去一次。春天的时候被烧掉了一部分，抢走了些东西。仓房烧了，果树光秃秃的，大门有一部分让烟熏坏了。济布申诺没有去成。可是到处都断定那个聋哑人的事并非杜撰，还形容了他的外貌。据说是个年轻人，还受过教育。”

    “昨天，乌斯季尼娜在广场上还替他说过好话呢。”

    “我刚一回来，从拉兹多利诺耶就运来一大车破烂的废物。已经请求过多少次，让他们别动这些家具。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今天早晨，卫戍司令部又派人送来‘县长’的一张条子。他急着要用那套银茶具和装酒的水晶瓶。说是只用一个晚上，用后归还。可是谁都知道所说的归还是什么意思。半数的东西都无影无踪了。所有拿走的都说过是要归还的。听说是要举行晚会，好像是来了什么人。”

    “啊，我猜到了。来了一位前线部队的新政委。我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见过他。打算处置那些逃兵，实行包围和缴械。政委还是个毛孩子，办事的新手。这里的人建议调动哥萨克，可是他想要靠眼泪解决问题。他说老百姓就如同是婴儿，还有其他等等类似的意思，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把戏。加利乌林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这样干，说这是养虎为患，不过这种人一旦打定了主意，是不可能说服的。您听着，把熨斗暂时放一放，请听我说。这儿很快就会出难以想象的乱子，我们无力去制止。我希望您无论如何要在出乱子之前离开！”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过分夸大了事态。何况我正准备离开。不过，总不能匆匆忙忙地甩手一走了事。应该对照账册把物品做个交代，不然的话好像是我偷了什么东西。可是向谁交代呢？这就是问题。为了管理这些物品，我操够了心，换来的却是无数的怨言。我把扎布林斯卡妞交给医院的财产全部登了记，因为这是法令规定的精神，现在却落得仿佛我假装这样做，用这种办法替伯爵夫人保护财产。这够多么卑鄙！”

    “唉，您就让这些地毯和瓷器见鬼去吧，这些该死的东西。居然为这件事影响情绪！嗅，对了，昨天没能见到您才是最大的遗憾呢，我简直是受了最大的打击。本来可以全都向您说清楚，使所有恼人的问题都有答案！这是当真的，不开玩笑，我恨不得把满腔的话都说出来。谈谈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生活。真见鬼，莫非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一谈，否则就会被怀疑有什么‘勾当’？呸！让魔鬼把这些破布呀、衬里呀统统扯碎吧！

    “您继续熨阳，只管熨您的衣服吧，别管我！不过我还是要说，要说很长时间。

    “您也许在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可是我和您正是生活在这种时候！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请想想看：整个俄国仿佛被撤掉了屋顶，我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再需要偷着看我们。真是天大的自由！这绝非口头上的和书面要求中的自由，而是真正的、从天而降的意外之物。不过，这也是偶然之间和无意之中的自由。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此出奇的巨大！您没发现？仿佛每个人都被他本身、被他自己显露出来的威力制服了。

    “我说我的，您只管熨吧，不用开口。您不感到乏味吧！我给您换熨斗。

    “昨天我看到了晚间的集会，真是大开眼界。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讲话的不单单是人。满天的繁星和树木也在娓娓交谈，夜间的花草探讨着哲理，一幢幢的石砌房屋同样参加了集会。完全像是福音书上说的那样，难道不对吗？仿佛又回到了使徒们的时代。还记得保罗的话吗？‘要开口讲话，发出神启。要为布道的才能祈祷。”’

    “您说地上的树木和满天的星星也参加了集会，这我理解。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有过这种体验。”

    “战争只做了一半的事，剩下的由革命完成了。战争是人为地使生命得到暂时的休息，完全像是可以把生存推迟一个短时间一样（真是废话！）。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也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我所说的生活的海洋，指的是那种值得用绘画表现的生活，是经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充满智慧的生活。可是，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上去体验它，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不诉诸于抽象，而是仰仗实践。”

    出乎意料的声音的颤抖，暴露出医生的意志开始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时之间停止了熨衣服，严肃而又好奇地望着他。他显得很窘，忘记了自己正在说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始讲起来，不假思索地信口说了下去。他说道：

    “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就在这席卷一切的欢乐之中，我发现您那教人猜不透的侵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它，希望在您的神态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无所需求。我甚至希望有一位您所亲近的人，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最好是军人），能握住我的手，要我不要为您的遭遇担心，也不必用自己的关心给您增添烦恼。不过，我肯定会把手挣脱，而且摆着手表示不同意……唉，我真有点忘乎所以啦！请原谅。”

    医生的嗓音又一次失去了控制。他摆了摆手，怀着无可挽回的窘迫的心情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他背朝房间，两只手掌托着脸颊，两肘支在窗台上，～双失神的、寻求内心平静的眼睛凝视着沉浸在暗夜中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另一个窗台上的熨衣服用的木板，在离医生背后几步远的房间中央站住了。“天哪，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她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说。“这是多么致命的迷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别说了，别这样。哎呀，您瞧，我因为您干出了什么事！”她大声喊着朝工作台跑过去，忘记拿开的熨斗下面，一件被烤焦的女上衣冒起了一股刺鼻的轻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气恼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继续说下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应该清醒一下，到老小姐那儿去呆一会儿，喝点水，亲爱的，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平常那种样子。听见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您是能做到的。一定要这样，我请求您。”

    这样的表白心迹，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也木曾发生过。一个星期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了。临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在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的咆哮和暴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雨水一时倾泻在屋顶上，一时随着改变了的风向沿街洒去，似乎是用它那汹涌的水流一步步地夺路前进。

    隆隆的雷声不间断地汇成一片均匀的轰鸣。在紧密的闪电照耀下，不时地显现出一条条向远处躲去的街道和弯着腰朝同一个方向奔跑着的树木。

    深夜，弗列里小姐被大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害怕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就没有一个活人出去开门，莫非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吃苦受累，只因为她天生的正直和肯负责任？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不过这医院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那么现在又把它扔给谁了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那些卫生员都跑到哪儿去啦？无论是负责人、护土，还是大夫，都逃命了。可是医院里还有伤员，两个没有腿的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就是原先用作客厅的那个房间，楼下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号，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妞这个妖婆又外出串门子去了。这个傻瓜眼看要有大雷雨，可还是鬼迷心窍地走了。这回算是有了过硬的借口，可以在外边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雨总算停了，风也不刮了。人家准是看到不开门，摆摆手就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不过，会不会是乌斯季尼娜？不会，她自己有钥匙。哎哟，我的老天爷，真可怕，又在敲了！

    “不过总还是太作贱人啦！对日瓦戈倒是没什么可责怪的。他明天就要走了，心早飞到莫斯科或是路上去了。不过，加利乌林可真不像话！他怎么能这么贪睡，或者居然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听人敲门，指望着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孤老太婆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里和吓人的地方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去开门？”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就因为还没有完全睡醒，才会有这个荒唐念头！怎么还会有加利乌林，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装，讲清了周围的道路和村庄，让他知道往哪儿逃的吗？当时是在火车站上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搜遍了全城。哪儿还会有加利乌林！

    如果不是那批装甲兵，城市就彻底被摧毁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里，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得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

    停了许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是有人求救似的拼命敲打。风又刮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

    一来啦！”老小姐不知冲谁喊了一声，这一声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一个意外的念头提醒了她。她把两脚从床上伸下来，穿上便鞋，披了一件长睡衣就跑去招呼日瓦戈，免得一个人更加害怕。他同样听到了敲门声，于是拿了一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和她相遇、两个人的猜测是相同的。

    “日瓦戈，日瓦戈！外面有人敲大门，我一个人不敢去开。”她用法语大声说，接着又讲起了俄语，“您得出去，大概是拉里莎或者加利乌林。”

    这阵敲门声也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也许是中途受阻的加利乌林又回到这个藏身之地，或者是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折回的安季波娃。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大团的乌云仿佛逃避追赶一般发疯地掠过城市上空。低飞的云絮几乎擦到朝一个方向倾斜的树梢，恰如无数把弯曲的条帚在给天空清扫。打在房屋木板墙上的雨水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间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滩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原先以为只要把门一开，进来的一定就是那个已经十分熟悉的女人，浑身湿透，冻得发僵，在她拭擦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她换过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里昨天剩下来的余火烤烤身子，会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笑着，向他们叙说自己遭到的那些磨难。

    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关上门以后，这种确信不疑的痕迹仍留在外面的墙角屋边，从这个女人身上滴落的水迹或者她的影像继续在他们脑海里回旋。

    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被认为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当地人眼看着他长大。小时候他曾经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管下玩耍。弗列里小姐对科利亚很了解。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惯常看到的科利亚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单薄，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一辆自行车。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骑车跑在公路上和城里，不断地朝电线杆和电线看几眼，检查线路的情况。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线路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服务机房负责。

    他在站上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电报、电话，如果站长波瓦利欣短时间木在，信号和扳道的事也归他管，因为这部分设备也在报务机房里。

    由于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所说的话隐晦而且句子不完整，令人费解，尤其是他不愿意回答或者没有谈话兴致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都说，在出事的那天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

    由于他避而不接电话，的确让从城里打电话来的加利乌林的一片好心落了空，而且无意中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不祥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求把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听电话，要告诉他自己立刻出发到伐木场！日址去和他见面，请务必等一等，在这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拒绝了加利乌林请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借口说当时线路正在给驶往比留奇的列车传送信号，同时又以种种真假参半的理由让这一列车滞留在附近的会让站上，但车上运载的正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等到列车终于开来的时候，科利亚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机车爬行般地缓缓驶进月台乌黑的遮檐下面，恰好停在报务机房那扇大窗前面。科利亚一下子拉开了那幅织着两个代表铁路的缩写字的深蓝色呢窗帘。石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是一只盛着水的大凉瓶和一只普通的厚玻璃杯。科利亚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喝了几口，一面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看到科利亚，从司机室里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败类，臭虫！”科利亚心里满怀仇恨地这么想，一面朝司机吐舌头，同时用拳头做出威吓的样子。司机不但明白科利亚做出这种表情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耸了耸肩，把头朝车厢那边一扭，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试试看。人家有力量。”科利亚的表情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论怎么说，反正是下贱，坏蛋！”

    开始从车厢里往外牵弓吗匹。它们蹭着碗子，不肯走。马蹄踏在木跳板上发出的空闷音响不断换成踩在站台石头地上的镀铝声。不断扬起前腿的马匹让人牵着走过几道铁轨。

    线路的末端已经生锈并且长满了青草的轨道上停放着两列报废的车厢。由于雨水冲蚀而油漆剥落以及虫蛀和湿气的损害，这些破旧的车厢又恢复了和列车另一侧的原始林木原先的亲族关系，那些白棋树树干上长满了多孔菌子，森林上空聚集了团团乌云。

    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哥萨克们按照命令上了马，驰向伐木场的残址。

    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些拒不服从命令的人，被包围起来了。骑马走在林子里要比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更加高大、威严。他们让躲在土窖子里的那些士兵吃了一惊，虽然后者的手中也都有枪。哥萨克们投出了马刀。

    在骑兵的包围圈里，金茨跳到一堆码放得坚实平整的木垛上，向周围的人讲起话来。

    他仍旧照自己的习惯谈起了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和另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概念在此时此地却得不到同情的反响。聚拢来的人为数很不少，他们备受战争的折磨，已经变得粗野而又疲惫。金茨说的这些话，早已磨破了他们的耳鼓。四个月以来，右的和左的甜言蜜语已经把这些人引入了歧途。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的人的非俄罗斯的姓和波罗的海东岸一带的口音，也让他们听得扫兴。

    金汉也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长，感到懊丧，但转念一想又认为这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后者对他并不感谢，反倒显得无动于衷和含有敌意的厌烦。人群越来越被激怒，他于是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口气，说出了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这时他已经听不到逐渐增大的怨声，只是提醒这些士兵不要忘记已经成立的军事法庭正在执行任务，并且以死亡威吓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为首的人。金茨还提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证明自己是叛徒、麻木不仁的蠢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坯。但是这些人已经听惯了这种口气。

    响起了几百人愤怒的喊声。“你该说完了吧，够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但还没什么恶意。可是，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音非常之高，带着满腔的恼恨。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叫喊的是：

    “听到了吧，同志们，他骂得多么粗野？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尉官大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和他用不着客气。难道还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佬，是派进来的？喂，把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这些来弹压的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来，让你们捆吧，把我们都吃了吧！”

    金茨这番不得体的话，就是哥萨克们也越听越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和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耳语着。开始是个别人，然后大多数都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一个地下了马。当这些下了马的哥萨克达到了相当数量的时候，就乱糟糟地向空地当中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移动过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您应该想法不让人发觉地走掉。”惊慌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这样告诉金茨。“您的车就停在铁道过路口。我们派人去通知，把它开到近处来。请快走吧。”

    金茨就照这个意见采取了行动，但他觉得悄悄地离开有失体面，因此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朝车站走去。他在精神极度惊恐紧张的情况下走着，但是高傲的心理迫使他迈着安详的不慌不忙的步子。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再过去就是紧邻的一片森林。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铁路已然在望，这时他才第一次转回头去看了一眼。许多持枪的士兵尾随在后面。“他们要干什么？”金茨这样想着，同时加快了脚步。

    追上来的人也如法炮制，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前方出现了两堵墙似的破损的火车车厢。绕过它们以后，金茨跑了起来。载运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编发到调车场，线路是空着的。金茨奔跑着越过去。

    在跑动中他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追赶他的士兵从几辆破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金茨喊了些什么，打着手势让他到车站里面去，在那里可能使他得救。

    然而，仍旧是那种在城市里经过几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时此地行不通的带有献身精神的荣誉感，挡住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人的意志力设法控制住快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应该大声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会明白过来的，我算是什么好细？”他这样想着，“应该说几句有清醒作用、打动人心的话，才能把他们控制住。”

    近几个月以来，一种功勋感和发自内心的要高声呼喊的欲望在他身上已经不自觉地与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站到它们上面，就能向聚拢来的人群发出某种号召，煽动性的言语就会脱口而出。

    站房门前那座车站用的钟下面有一只很高的消防水桶，严严地盖着。金茨跳上桶盖，面对走近前来的人们断续地讲了几句感人的、超人的话。在咫尺之内几步就可以跑进去的门旁，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勇敢的举动，使追上来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士兵们把举在手中的枪枝放了下来。

    这时，金茨走到木桶的边缘，踏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踩到水里，另一只是到桶边上，整个人跨在桶边上。

    他这副狼狈相引起士兵们一阵大笑，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朝他颈部开了一枪，把这个可传人送了命，其余的赶上来向死者捅了一阵刺刀。

    弗列里小姐给科利亚挂了电话，让他尽可能妥善地把医生安置到车上，否则就要揭穿会使科利亚木愉快的事。

    科利亚一面回答老小姐的话，一面像往常那样接着另外一个电话，从他口中夹杂着带小数点的数字来判断，是在向另一个地方传送电报密码。

    “普斯科夫，接线员，听得见吗？什么暴乱分子？一只手？您这是怎么回事，小姐？什么手相术，一派胡言。行啦，把电话挂上吧，您妨碍我的事。普斯科夫，接线员。三、六、小数点、O、O、心。唉，真该让狗把您叼了，我的电报机上的带子都搞断了。什么？什么？听不清。又是您，小姐？我已经对您清清楚楚说过了木行，我办不到。您应该找波瓦利欣。看什么手相，胡说八道。三O、六……啊，见鬼……算了吧，别妨碍我了，小姐。”

    可是老小姐却说：

    “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瞒不过我的手相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明天你得把医生给我送上车去，我也就不再同任何杀人犯讲话了，你这个出卖上帝的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程的时候，天气闷热。像前天一样，又要有一场雷暴雨。

    在乌黑的酝酿着雷雨的天空的凝视下，吐得满地是葵花籽壳的车站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坯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和车站紧相连接的是一片向两侧展开的宽广的草地。地上的青草坡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群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等待开往不同方向去的火车。

    人群里那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从这一堆挤到那一堆去探听各种谣传和消息。一些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侧身用手臂支着头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去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还是在放牧牲口。年纪更小一些的弟妹们撩起衬衣在他们脚边走来走去，露出啡红色的脊背。那些当妈妈的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用褐色粗呢外衣斜裹起来的吃奶的婴儿。

    “只要枪炮声一响，就像羊群一样四散奔逃。他们不习惯！”站长波瓦利欣不怎么友好地说着，一面和医生一起在车站内外地上一排排躺着的人们中间曲折地穿过来。

    “这儿露出空地来啦！算是又看到了土地是什么样子，真叫人高兴！整整四个月没有见到，让这一大群人给遮住了——简直都快忘记了——他当时就躺在那儿。说来也真怪，战争中看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早就应该习以为常了，可这一回真教我觉得可怜！主要就是因为——毫无道理。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难道这些家伙还算得上是人？现在清往右拐，对，对，往这边来，请到我的办公室。这～趟车您就不必指望啦，能把人挤死。我安排您上另一次车，是区间的。这是我们自己编组的，现在就开始挂车。不过，直到上车之前您别吱声，对谁也别说！要是露了风声，车来不及挂就会给拆开。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保密的列车编组完毕，倒退着从机务段朝站上开来的时候，草地上的人全部挤成一团，从斜刺里向慢慢退过来的列车跑去。人们飞快地从土丘上滑下来，冲上路基。他们互相推搡，有的在跑动中跳到车厢之间的缓冲器或者踏板上，也有的爬进了车窗，上了车顶。眨眼间这列还在开动的火车就挤满了人，等到停靠在月台旁边的时候，已经水泄不通，从上到下都是要赶路的人。

    医生奇迹般地被挤进车厢门口那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拥到里边的过道上。

    一路上他始终被挤在过道里，直到苏希尼奇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墨黑的雷雨云早已消散。洒满了炙热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都不停地响着压倒列车行进声的震耳的蝈蝈的叫声。

    站在窗前的人遮住了光线。地板上、椅子上和两排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落下他们长长的身影，两三个人的重叠在一起。这些影子在车厢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处，从对面的窗口被挤了出去，于是和前进中的整列车的影子在一起，在路基另一侧的斜坡上跳跃式地奔跑着。

    周围是一片嘈杂喧闹声，有的唱着歌，也有的一边笑骂，一边打着牌。停车的时候，站上候车的人群的喧嚷又和车内的嘈杂汇合在一起。这么多人的言谈笑语声达到了海上风暴那种震耳欲聋的地步。也正像航行在海上一样，中途游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人们在站台上沿着列车匆匆走过的脚步声，有人赶到行李车附近并且发生了争吵，不时还从远处传来送行的人几句断续的话，鸡的轻声啼叫，其中掺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的籁籁响动声。

    这时，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地在你身边的什么地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是从田野和花圃里的鲜花达不到的高处降落下来。

    因为拥挤，医生无法走近窗前。但他无须用眼去看，在想象中就见到了这些树木。它们大概就生长在附近，安详地向车顶伸出落满风尘的枝条，浓密的叶子宛如一幅天幕，点缀着许多晶亮的眨眼的小星。

    这景象一路上不断重现。到处是喧嚷的人群，到处是开着花的搬树。

    这股无所不在的香气似乎赶过向北方行驶的列车，又像是乘车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听到的那种有根有据的传闻，不胫而走地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道口的守望点。

    夜里到了苏希尼奇，一个老式打扮的殷勤的搬运工带着医生走过一条没有灯火的路，从后倒把他送上了一列刚刚到达而行车表上找不到车次的列车的二等车厢。

    搬运工用乘务员的钥匙勉强打开了后侧的车门，把医生的东西放到门里那一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正准备和立刻要把行李推下去的列车员抵挡一番的时候，后者似乎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了善心，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列有特殊任务而不为人知的客车，行驶的速度相当快，短暂停车时还设置了警戒。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

    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他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从修长的双臂和两腿来看，身材肯定很高。他那四肢的关节似乎相当松散、灵活，仿佛是一件折叠物品的没有连结牢靠的部件。这位青年靠窗坐在沙发长椅上，随便地向后仰靠着，一看到日瓦戈走了进来，客气地欠了欠身，由半躺的姿势改成较为雅观的端坐。

    在他所坐的长椅下面有一堆毛茸茸的碎布之类的东西。这堆东西的一头突然动了起来，从长椅下面急匆匆地爬出来一条耷拉耳朵的猎狗。它围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又闻又看，然后就在包房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跑来跑去，几只爪子灵活地伸来伸去，正像它那位两腿交换着叠起又放下的高个子的主人一样。不久，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急忙钻到椅子底下，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像一团拖布的模样。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看到包房里的衣钩上挂着一杆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一条皮革的子弹带和紧紧地塞满了禽鸟的狩猎网袋。

    这青年原来是个猎人。

    他非常健谈，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同医生攀谈起来，说话时，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医生的嘴。

    这个青年人有一副不中听的高嗓子，每当说话的声音达到最高点后，便又降下来变成带点金属味道的假嗓音。还有另一种怪现象：他虽然完全是个俄国人，可是唯独把“y”这个元音说得很古怪，发出的音软化得像是法语的“11”，又像是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此之外，这个发不准的“y”对他来说也比较困难，要费很大的力气，尖声尖气地才能说出来，比其他的音都要高。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了～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心里在想，“好像在什么书里看到过，有这个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大脑方面的某种原因，造成语音上的缺陷。不过，这种啤叫似的声音太可笑了，让人无法严肃地对待。简直不可能和他谈下去，最好还是爬到铺上去躺躺吧。”

    医生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在上铺安顿好以后，年轻人就问是不是把蜡烛吹灭，木然也许会影响他休息。医生感谢地表示同意。这位同车的旅伴把蜡烛熄掉，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车窗开了一半。

    “要不要给您关立窗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不怕小偷吗？”

    同伴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那人还是毫无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位同伴是怎么回事，也许从包房里出去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已经睡着了。

    然而都不是，那人睁大眼睛依旧坐在原地，微笑地看着从上面俯下身来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就着它的光亮第三次重复了一遍所要问的话。

    “随您的便吧，”猎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偷。不过最好还是不必关窗。有点闷。”

    “真没料到！”日瓦戈心里思忖着。“看来是个怪人，只能在有亮光的时候讲话。你看他现在的发音多清楚，一点错误也没有了！莫名其妙！”

    由于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临行前心情的波动以及收拾行装和凌晨就上了车，医生觉得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他以为立刻就会沉入梦乡，于是让身体躺得更舒适一些。然而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驱走了睡意，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已经天将破晓。

    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无论在他脑际一幕幕涌现的种种思绪多么纷繁杂乱，实际上只是构成两个时分时合、纠缠不开的圆周。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东尼娜、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O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

    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又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精明的生活本领，也是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他带到的这些边远小城镇和接触的那些人，同样是新鲜的。革命也是新的因素，当然不是一九O五年前不久大学里谈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现在这种诞生于战争之中并且带着血腥气的士兵们的革命。它在善于驾御这种自发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引之下，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护士安季波娃同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向何方，但她与人与事无争，几乎对自己的痛苦从不表露，她那沉默尽管令人不解，然而却又如此强劲有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力不去爱她，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火车正在全速前进。从放下的车窗迎面吹来的风掀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鬓发。夜间停车的各个小站，重复着日间同样的景象，嘈杂的人群伴随着籁籁作响的柞树。

    偶尔从黑夜的深处向车站传来磷饼的马车声。这时，人们的话语、车轮的响动和树木的沙沙声便交织在一起了。

    在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什么迫使夜间的树影婆婆舞动和相互点头致意，究竟它们彼此之间通过梦中沉甸甸的叶子低声倾诉些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原来就是在上面的卧铺辗转反侧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思考的，是关于越来越广泛地席卷整个俄国的信息，是关于革命及其面临的不祥而艰难的时刻，关于这场革命可能取得的伟大结局。

    第二天，医生醒得很晚。已经是十二点钟了。“侯爵，侯爵！”同车的旅伴压低了声音在招呼他那条不住翻身的狗。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奇怪的是，包房里依旧是他和那个猎手两个人，路上没有第三者上车。途经的车站名称，都是从小时候起就熟悉的。列车已经穿过了卡卢加省，正在向莫斯科省驶去。

    在带有战前的那种设备的洗脸间里完成了旅途中的激洗以后，医生回到包房接受了这位颇使人感兴趣的旅伴提供的早餐。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能更好地对他端详一番。

    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奇地喜欢讲话而且好动。他之喜好讲话主要还不是为了交谈和沟通思想，而是在舌头动作和吐字发声本身。他边说边像坐在弹簧上一样全身上下颠动着，无理由地哈哈大笑，同时由于感到满足而飞快地搓动双手，如果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用两个手掌敲打膝头，笑得流出眼泪。

    谈话的内容是从昨天见到的那些怪事开始的。这位邂逅相逢的伙伴讲话之颠三倒四，实在令人吃惊。他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做着谁也不曾要求的自我介绍，一会儿又毫不在意地提出一连串无需回答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他所讲的关于自己的一大堆情况，都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内容毫不连贯。看来他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撒点小谎。观点的极端和对一切公认事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疑是最能说服人的。

    所有这些都令人想起那种重弹的旧调。发表这类激进主义言论的，原本是上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稍后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不久前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是俄国整个受过教育的外省知识界。他们常常要走在首都的前面，这是因为偏远省份古板正经的作风，更能保存在京城已经陈旧过时的流行观点。

    这个年轻人谈到他是一个知名的革命家的侄子，而父母却是坚决的顽固分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硬派。他们在离前线木远的某地有一片相当可观的领地。年轻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父母和叔父一向针锋相对，但叔父不念旧恶，如今正是靠他的影响才使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自称在信仰方面是追随叔父的，无论对生活、政治以及艺术，都是极端主义者。从这番表白当中又让人嗅到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不过并非指那些左的观点，而只是表现为思想的堕落和大言不惭的浮夸。“他现在一定会标榜自己是未来主义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想，果然话题就转到这上面。“现在大概要谈体育运动。”医生继续提前一步进行猜测。“可能要说起赛马，或者是滑旱冰，或者是法国式摔跤。”木出所料，话题果然转到了狩猎上。

    年轻人讲到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行猎，自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射手，只不过因为生理缺陷没有能够成为～名士兵，否则在战争中一定会弹无虚发而出人头地。

    看到日瓦戈那种疑问的眼色，他惊讶地大声说道：

    “怎么？莫非您没注意到？我以为您已经看出了我的缺陷。”

    他于是从衣袋里拿出两张纸片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一张是他的名片。他原来是复姓，全称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一波戈列夫席赫，但他要求简称为波戈列夫席赫，表示对同样如此自称的他的叔父的尊重。

    另一张纸片是个分成许多栏目的表格，画着手指按不同方法交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符号。一切立刻就明白了。

    波戈列夫席赫原来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一个罕见的有才能的学生，他以不可思议的完美程度不靠听觉而仅凭视觉来根据教师喉部肌肉的动作学会了说话，并且同样能理解对方的话。

    把他从什么地方来并且在哪一带打过猎的情况在心里盘算过以后，医生就问：

    “恕我直言，不过您也可以不回答——您同济布申诺共和国以及它的建立有没有关系？”

    “您是从什么地方…··精允许我……这么说您知道布拉热依柯？……有，有关系！当然有。”波戈列夫席赫高兴得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一边哈哈大笑，整个身子左右摆动起来，两手用力拍打着膝头。接下去又是一派胡言乱语。

    波戈列夫席赫谈到，布拉热依柯使他有了一个借口。济市申诺不过是表现他个人想法的一个无所谓的地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难于自始至终地注意听他的叙述。波戈列夫席赫的空论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另一半完全是一个狩猎者的信口开河。

    波戈列夫席赫以一个先知者的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小青年不紧不慢地做出这种预言时表现的目空～切的镇定自若，破坏了他的想法。

    “您听我说，请等一下，”他不无胆怯地反驳说，“所有这些也许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片混乱和破坏的情况下，在步步紧逼的敌人面前，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需要等待出现某种平静和秩序，哪怕只是相对的也好。”

    “这太天真啦。”波戈列夫席赫说道，“您所说的破坏，正像您赞不绝口和喜爱的秩序一样，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破坏却是更广阔的创造性计划合乎规律的先行部分。社会发展得还很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垮掉，那时候真正的革命政权就会在完全另外的基础上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重新组装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就走到过道里。

    列车全速驶近莫斯科。迎着车窗一刻也不停地飞快闪过一片片的白摊林和一幢紧接一幢的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火车一声接～声地拉响汽笛，空旷飘渺的林间回音携带着汽笛声传向远方。

    这些天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第一次完全明白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以后迎接他的是什么。

    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荡神驰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以往的生活和遭遇，就是探险者的追求，也就是艺术的真谛。

    树林已经被甩在后面，列车从拥挤的林木当中得到了解脱。一片缓斜的草地从谷底向上延伸到远方成为宽广的丘陵地带。它上面纵向排列着一条条墨绿色的马铃薯田城。在草地丘陵顶部马铃薯田的尽头看到的是地窖温室的玻璃窗。草地的另一侧，在奔驰的列车尾部方向，一团紫黑色的云悬在半空。阳光从乌云后面向四方辐射开来，落在温室的玻璃窗上，燃起耀眼的光芒。

    突然，从云层里斜飘着洒下一阵晴日阵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烁的雨滴。急骤的阵雨的节拍正好和前进的列车轮声、车身的震颤相吻合，似乎是要竭尽全力地赶上，唯恐落后。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注意这一切，前方的山后已经出现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接着就是它那穹窿形的屋顶、市区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莫斯科。”他一边说着，就走回了包房。“该收拾东西啦。”

    波戈列夫席赫一下子跳起来，在狩猎袋里翻了翻，拿出一只最大的鸭子。

    “拿去吧，”他说。“留个纪念。和您相处这一整天，我非常快活。”

    无论医生如何谢绝，还是无济于事。“好吧，”他不得木表示同意，“我把它收下，算是送我妻子的一件礼物。”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似乎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同时扭动全身哈哈地大笑，让从座位下面跳出来的“侯爵”也分享他的快乐。

    列车驶向月台。车厢里像到了夜间一样变暗了。这位聋哑人把那只野鸭递给医生，外面包了半张不知是什么内容的铅印传单。

    莫斯科宿营地

    一路都静静地坐在狭小的包房里，所以觉得只有火车在行驶，而时间是停滞的，现在最多也不过刚到中午。

    当马车载着医生和行李吃力地一步步从斯摩棱斯克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却已是日近黄昏了。

    也许当初就是这样，或者是医生往日的印象又加上一层后来岁月的经验，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人们一群群地拥挤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必要，而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空空如也的货摊都放下了遮阳的檐板，甚至还上了锁，况且在这片久已不打扫的肮脏的广场上，也没有可以买卖的东西。

    他仿佛觉得当时还看到衣帽整齐、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蜷缩着瘦削的身体站在人行道上，用隐含责备的目光迎送着身边往来的行人，向他们兜售无人问津的、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人造的假花、带玻璃盖和汽哨的煮咖啡用的圆形酒精炉、黑色细纱的晚装和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

    人们买卖的净是些简单实用的东西：定量配给的、很快就变硬的面包头，用嘴咬过的德湿、肮脏的糖块，从一整包切成一半又一半的只有几两重的马合烟草。

    市场上流通的就是这类来路不明的、没多大用处的东西，价钱却随着在人们手上周转而上升。

    车夫把车拐到和广场相通的一条巷子里。～轮落日从后面直射到他们的背上。前面有一辆隆隆行驶的空空的大车，掀起的一股股灰尘被夕阳染成青铜色。

    最后，他们终于超过了挡在前面的大车，于是加快了速度。让医生觉得奇怪的是，大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可以看到一堆堆从房屋和围墙上扯下来的旧报纸和广告。风把它们吹到一边，马蹄、车轮和来往的行人又把它们踩到另一边。

    过了几条横巷不久，在两条街的拐角上出现了自家的那幢房子。车夫停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四轮轻便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感到呼吸急促，心口怦怦跳，急忙向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铃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又按了一次。当这次又毫无结果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就用很短的间隔一次又一次地接着门铃，直到随着向一侧打开的大门，看见把手伸开支在门上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为止。由于出乎意料，刹那间两个人都呆住了，谁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惊叫。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手让他拥抱，这才使他们摆脱了木呆呆的状态。两个人像发疯似的一下子扑到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开了口，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头。

    “先告诉我，全家身体都好吗？”

    “好，好，你只管放心，一切都好。我在信里写了些蠢话，对不起。这事以后再说吧。你为什么不拍个电报来呢？过一会儿马克尔就来给你提东西。啊，我明白了，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叶戈罗夫娜到乡下去了。”

    “你瘦了，但显得多么年轻苗条啊！我马上把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搞面粉去了。别的佣人都辞退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女仆，她叫纽莎，你不认识，是个姑娘，让她照看萨申卡，另外就没人了。所有的熟人我都打了招呼，说是你该到了，大家都焦急地盼着。戈尔东，还有杜多罗夫，所有的人。”

    “萨申卡怎么样？”

    “上帝保佑，挺好。他刚刚睡醒。你要不是才从外边回来，现在就可以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信上不是写了嘛。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这你就可以明白啦。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提着网篮和皮箱站在人行道中间，挡住了路，行人从他们身边绕过，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这两个人，然后又久久地望着渐渐走远了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马克尔从大门口朝这对年轻的主人跑过来。他身穿印花布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背心，手里拿着一项园丁帽，一边跑一边喊：

    “感谢上帝神力无边，一定是尤罗奇卡吧？那还用说，就是他，这只小雄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爱的人，总算没忘了我们这些为你祷告的人，飞回老案来啦。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还想看什么？”他讥讽地朝那几个好奇的过路人说，“走开吧，可敬的先生们。别把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你好，马克尔，让咱们拥抱一下。你这个古怪人，干吗穿背心。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儿和好消息？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没什么可说的，都长得挺好，谢谢您的关心。至于说新鲜事嘛，你在外边干大事，可我们也没闲着打瞌睡。如今到处都弄得又脏又乱，叫人恶心，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街道不打扫，房顶不修缮，从没油饰粉刷过，真像吃斋茹素的一样，一干二净，一丝一毫分外的东西也没有。”

    “马克尔，我可要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的状。尤罗奇卡，他总是这样，净说傻里傻气的话，简直让我受不了。大概是冲着你才这么卖力气，想让你满意。不过，他自己也有心里的打算。住口吧，马克尔，不用辩白了。马克尔，你真是个不开窍的人，该变得聪明点儿啦。你大概还没同那些小摊贩混在一起吧。”

    马克尔把东西拿到屋里，砰的一声把前门关上，接着就放低声音十分肯定地说：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发脾气，这你也听见了。她总是这样。她常说，马克尔，你从里到外都一片漆黑，简直像是烟囱里的油烟子。她还说，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就算是一条小狮子狗或者哈巴狗，也该通人性了。当然，这么说也木一定对，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可是只有知情人才见过那本书，一个了不起的共济会会员写的，整整压了一百四十年不得见天日。可是我觉得目前我们是被出卖了，尤罗奇卡，你难道还木明白，一个小钱、一撮鼻烟都不值地就把我们卖了。你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又不让我说话，在那儿摆手哪。”

    “当然要摆手。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地板上，谢谢，马克尔，开步走吧。需要的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喊你的。”

    “总算把他摆脱了。你要信他的话就只管信好了。纯粹是演戏，在别人面前总装出痴呆的样子，可是自己偷偷地磨刀以备万一。只不过还没决定要对着谁，这个假装可怜的人！”

    “唉，你也是太过分了！依我看，他只不过是喝多了，所以才这么扭怩做作，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你说说看，什么时候他清醒过？算啦，让他见鬼去吧。我担心萨申卡恐怕又没睡着。要不是铁路上流行这种伤寒病……

    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我想没有。路上坐的车很舒服，跟战前一样。不过还是要洗一洗，稍微洗～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再好好洗。你要上哪儿去？怎么不从客厅穿过去？你们现在走另一道楼梯？”

    “啊，对啦，你还不知道呢。我和爸爸想了又想，还是把楼下的一部分让给了农学院。不然冬天自己连暖气都烧不过来。楼上也太空，还提出来再让给他们一部分，暂时还没接受。他们在这儿安置的是研究室、植物标本和选出来的种子。就是别养老鼠，种子倒无所谓。不过他们把房间保持得不整洁。现在都把房间叫居住面积。往这边来，这边来。看你多笨！从后边的小楼梯绕过去。明白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出去，做得太好了。我工作的那个医院也是设在一幢贵族家的住宅里。楼上楼下一排排望不到头的门对门的房间，还保留了一部分镶木地板。养在木桶里的棕桐，支支楞楞的枝叶晚上从病床上看去就像一个个幽灵。那些从火线下来的见过世面的伤员都觉得害怕，做梦还会喊起来。当然，他们的神志也不太正常，受过震伤。结果，不得不把这些树搬出去。我想说的是，有钱人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有些不健全的东西，多余的东西简直数也数不清。比如家里那些多余的家具和房间，多余的细腻的情感，多余的表达方式。住得挤一点儿，这太好了。木过还不行，应该再挤一点儿。”

    “你那纸卷里露出来的是什么？嘴像鸟，脑袋像鸭子。真好看！野鸭子！从哪儿来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在当前就算是一笔财产！”

    “在火车上人家送的。说起来话长，以后再谈。你看怎么样，把它拿出来放到厨房去？”

    “那当然。马上就让纽莎腿毛、开膛。听说到了冬天会有各种可怕的事，要挨饿、受冻。”

    “不错，到处都这么说。方才在车上我看着窗外还在想，有什么能比家庭的和睦和工作更可贵？除此以外，一切我们都无法掌握。说真的，看起来不少人面临着不幸。有些人想往南方逃，到高加索去，希望远走高飞。这可不合我们的习惯。～个男子汉应该能咬紧牙关，和自己的乡土共命运。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明显。至于你们，另当别论。我多么希望保护你们躲过这场灾难，送你们到更安全的地方，也许到芬兰去会好～些。不过，我们要是在楼梯上站半个小时，恐怕永远也到不了楼上。”

    “等一下，你听我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来着？一下子我都给忘了。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科利亚舅舅。”

    “东尼娜！这不可能！怎么来的？”

    “你看，就这么回事，从瑞士绕道去伦敦，然后经过芬兰。”

    “东尼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见到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尽快找到他，现在就去？”

    “真是急性子！他住在城外一个熟人的别墅里。他答应后天就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中途他在彼得堡逗留了一阵子，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真的，咱们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走吧。看来你也听说今后的情形不妙，净是困难、危险和本知数暧？”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算了吧，我们是会斗争的。绝不会所有的人统统完蛋。看看别的人怎么办吧。”

    “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我们又站住了，走吧。你听我说，人家都夸阿尔巴特街的一个作坊制作的方铁炉子好。用报纸烧火就能做一顿饭。我已经知道了地址，趁着还没抢购完，想买一个。”

    “对，一定买。东尼娜，你真聪明！可是科利亚舅舅……科利亚舅舅怎么办！你想想看！我简直安不下心来！”

    “我有个打算。把楼上的一边再腾出一角来，我们和爸爸、萨申卡，还有纽莎，搬到尽头的两个或者三个房间去，不过必须是连通的，整幢房子的其余部分都不要了。这样刚好和临街的一面隔开，当中的一间装上这种铁炉子，烟筒从气窗伸出去，洗衣、用餐、烧饭和起居会客都在那里，别白烧这个炉子。也许上帝保佑能让我们度过冬天。”

    “那还用说！肯定能过冬，毫无疑问。你想得真周到，好样儿的。你想到没有，为了表示采纳你这个方案，把那只鸭子烧好，请科利亚舅舅一起来庆贺我们乔迁。”

    “好主意。我还可以让戈尔东拿点酒精来。他能从一个实验室里弄到。现在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我挑选的，你觉得怎么样？把皮箱放到地板上，下楼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之外，还可以把因诺肯季和舒拉·施莱辛格也请来。不反对吧？咱们的洗脸间在哪儿，还没忘记吧？到那儿去用消毒水洗一洗。我到萨申卡那儿去看看，让纽莎到楼下去。什么时候能看他，我再喊你。”

    对他来说，在莫斯科最主要的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男孩。萨申卡刚一落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被征召入伍了。关于儿子他能知道些什么？

    已经接到动员令并且在快出发之前，有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医院去看望东尼娜。正好碰上给婴儿哺乳的时间，没让他进去。

    他就坐在走廊里等。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产房以及产妇的那一排病房尽头成直角拐过去的婴儿室的那条走廊上，传来十几个新生儿连成一片的啼哭声；为了不让襁褓里的孩子受凉，保育员匆忙地走着，两边的臂肘下面各挟着一个婴儿，仿佛刚买来的一小捆物品似的，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

    “哇，哇！”小家伙们的哭声都是一个调子，几乎不带任何情感成分，似乎是在完成应尽的责任。不过，在这齐唱当中有一个嗓音比较突出。他同样是“哇、哇”地哭喊，同样让人听不出有什么痛苦，不过好像并非出于本能，而是带着某种蓄意把声音降低的成分，颇有点阴郁和木大友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自己的岳父。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儿子一定是这么个哭法，而且脸上还伴随着预示一个人未来性格和命运的表情。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想象中，哭声本身就包含着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声音成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猜错。后来知道当时正是萨申卡在哭。这是他对儿子所了解的头一桩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是根据寄到前线的信里附的照片。在那上边看到的是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头很大，撅着小嘴，叉开两腿站在铺开的毯子上，两只小手向上举着，仿佛是在做蹲跳动作。那时他刚一周岁，刚学走路，如今已经满了两岁，开始学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地板上拿起皮箱，松开皮带，把里面的东西摆放到窗前的一张呢子铺面的桌上。从前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医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看来东尼哑把里面的家具搬走了，或者重新粉刷过了。

    医生打开箱子，想从里边找出刮脸用具。窗口对面的教堂钟楼的柱子当中，高悬起一轮明亮的圆月。月光洒在放在箱子里面的衣服、书和漱洗用具上，房间仿佛被照成另一种样子，医生这时却认出了它。

    这是空出来的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她把坏桌椅和没用的过时的杂物都放在这儿。这里还存放着她家族的文件，有几只大木箱是夏天盛放冬季用品的。死者在世的时候，屋里四处的东西堆得几乎碰到天花板，而且一般是不让人随便进来的。不过在几个大的节日，孩子们来做客的时候，允许他们在楼上到处玩耍，也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孩子们就在这儿玩捉强盗游戏，躲在桌子下面，用烧焦的软木塞把脸涂黑，仿照假面舞会的样子化装。

    医生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想起了这些，然后才到楼下的前室去取网篮。

    在下面的厨房里，腼腆的、怯生生的纽莎姑娘蹲在灶前，在摊开的一张报纸上收拾那只野鸭。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麻利地站起身，一面拂掉沾在围裙上的鸭毛，招呼了一声就要去帮忙。但是医生谢绝了她的好意，说他自己可以把篮子拿上去。

    他刚刚走进安娜·伊万诺夫娜过去的那间储藏室，就听到妻子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房间里面喊他：

    “可以来啦，尤拉！”

    他于是朝萨申卡的房间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就是早先他和东尼哑学习的地方。睡在小床上的男孩子，原来并不像照片上那样漂亮，不过他活脱脱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比她身后留下来的所有肖像更酷似。

    “这是爸爸，你的爸爸，把小手伸给爸爸。”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一边放下床旁的栏杆，让做父亲的更便于把孩子抱起来。

    萨申卡让这个陌生的、没有刮脸的大人走到跟前，也许是由于后者惊吓和触碰了他，所以当后者刚朝他弯下身的时候，这孩子猛地从床上站起来，抓住妈妈的短上衣，恶狠狠地照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萨申卡对自己的勇敢也害了怕，立刻扑到母亲怀里，把脸用衣服挡住，大声哭起来，孩子气的辛酸痛苦的眼泪夺眶而出。

    “哦，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轻声地责怪他，“不许这样，萨申卡。爸爸会想，萨沙不好，是个坏孩子。来，让人看看你会不会亲，亲亲爸爸。别哭啦，有什么可哭的，傻孩子。”

    “东尼娜，让他安安静静呆着吧。”医生用请求的口气说，“不要难为他啦，你自己也别不高兴。我知道你又会胡思乱想，觉得这不是好兆头，一定是个不好的兆头。这都是无稽之谈。本来很自然嘛，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泼不开。”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丧，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怀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在此后的几天里，他才领悟自己是多么孤独。他并不责怪任何人。显然，这是他自己希望并且争取得到的。

    朋友们都变得出奇的消沉了。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见解。在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鲜明的。看来从前他对他们的评价过高了。

    只要清理上还允许有钱人靠剥削穷人而任性胡为，那么，就很容易把这种怪事以及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的权力当成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天经地义的道理！

    不过，一旦底层的人抬头，上层的特权被取消，这一切就会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彻底同任何人显然都不曾有过的独立思考分手了！

    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最亲近的只是那些可以无言相对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还有妻子、岳父，再加上两三个一起共事的医生和几位谦虚谨慎的普通职员。

    按照事先的打算，准备了野鸭和酒精的晚餐聚会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举行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同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见了面，所以，这天晚上不能说是他们的初次会见。

    在闹饥荒的日子里，这只肥鸭变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够佐餐的面包，这又使出色的菜肴失去了意义，甚至令人感到愤意。

    戈尔东拿来的酒精是盛在一个药房用的带磨口瓶塞的玻璃瓶里。当时，酒精是投机小贩最喜欢使用的一种交换手段。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里，根据需要渗上水，分成几小份，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调制得酒性过烈，有时又过淡。原来，通过酒液的变化而使人产生不均匀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数稳定的酒的作用更大。这同样也令人懊丧。

    最引人伤感的莫过于他们的聚会和现时的条件完全不和谐。不能设想街巷对面那一幢幢房子里此时此刻人们也会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饥饿的莫斯科。城里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这类东西，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看来，只有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单独的幸福并不成其为幸福，因为鸭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鸭子和酒精的滋味。这是最最令人烦恼的。

    客人们同样有了种种不愉快的思绪。戈尔东的情绪还不错。他吃力地动着脑筋，忧郁而又不连贯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现在，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于是就想对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见得成功的修正。他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停地讲俏皮话，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这类并非他惯用的字眼，因为戈尔东从来不善于从消遣的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罗夫到来以前，他给大家讲的就是自认为可笑的杜多罗夫的婚事。这在朋友们当中已经有所传闻，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罗夫婚后将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这件意外的事令人难以相信的症结是这样的：

    由于差错，社多罗夫被征去当兵。在服役和等待把问题搞清楚这段时间，又因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级敬礼，他大部分时间干的是惩罚性的勤务。解除兵役以后的很长时期，只要一看到军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还要举起来，两眼发花，仿佛到处都是闪亮的肩章。

    那段时间，他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当，出了种种差错和纸漏。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他大概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遇见了两个姑娘。她们是两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条船。也许是因为周围有数不清的军人走来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时又勾起了当兵的时候和敬礼有关的感受，他看都没有看仔细就爱上了那位年轻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尔东不止一次地问大家。说到这里，他不得不草草结束这段描述，因为门外传来了故事主人公的声音。杜多罗夫走进房间。

    在他身上发生的是相反的变化。先前一个不稳重的、任性的轻浮人，变成了一个神情专注的学者。

    少年时期由于参与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学开除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几个艺术学校之间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被严肃的专业吸引住了。杜多罗夫在战争年代才从大学毕业，比同伴们都晚多了，然后就留在俄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教研室里。他在俄国史方面写过有关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从事圣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对一切问题都很有兴致，说话时声音不高，略带伤风似的喀哑，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视在一点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仿佛是在讲课。

    这次晚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忍不住开始了抨击性的谈话，而大家的情绪正好也处于昂奋状态，于是争先恐后地大声喊叫起来。从中学时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以“您”相称的因诺肯季，这时一连几次地问他：

    “您读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横笛碑没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就对他说过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家争论得厉害，社多罗夫并没有听清，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您是不是读过《脊柱横笛》和《人》？”

    “我可是已经回答您了，因诺肯季。没听清楚是您的过错。好吧，就依着你，我再说一遍。我一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继续。更确切一点说，整个作品仿佛是由他创造的某一个年轻有为的人物所写成的一部抒情诗，比如说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天才的力量简直所向披靡！这真是一语道破，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和直截了当！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把这一切都那么勇敢地一下子甩到社会的脸上，抛到更遥远的宇宙空间！”

    当然，聚会的中心人物还是舅舅。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到别墅去。外甥到家的那天他就回到城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见过他两三次，两个人说也说够了，笑也笑够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灰蒙蒙的一个阴天的晚上，空中飘着细微的雨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径直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当时的饭店已经只能根据市政当局的指示接待客人。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处都有熟人，他还保持着不少老关系。

    饭店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木过是一幢逃走的经理人员所抛弃的黄颜色的房屋。里面空空如也，杂乱无章，楼梯和走廊偶尔才有人收拾一下。

    没有整理过的这个房间的一扇大窗，俯瞰着一片在当时那个发疯似的年代变得国无一人的广场。它空旷得有些吓人，似乎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并非当真就展现在眼前饭店的窗下。

    这次见面是激动人心、令人难忘而又值得纪念的！他童年时代无限崇拜的人，少年时期左右他思想的人，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斑白的头发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增添了风采，一套国外缝制的衣服非常合身。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他看上去还很年轻，还是个美男子。

    当然，与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他显得黯然失色。一系列事件都把他甩到了一边。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丝毫不想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安详、冷漠，谈到政治话题时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都使他感到吃惊。他那自我克制的本领已经超过了俄国现实的可能。在这点上，恰好表现出他这个外来人的特征。这个特点太引人注目，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令人感到不自在。

    啊，不过他们见面之后最初一段时间想的并不是这个，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哭着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切、热烈的谈话常常陷于停顿。这是由家族的亲缘关系连接着的两个具有创造力的个性的相逢，尽管往事的云烟再度升起而又获得了活力，种种回忆纷至沓来，分别期间发生的一桩桩的事也浮现在眼前，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主要方面，接触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都熟悉的事情上，两人之间除了唯一的亲缘关系以外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隐退了，年龄的差距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彼此几乎相当的气质、能力和基本信念。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始终还没有机会，这样与自己的思想合拍地评论一个作家的扭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自己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适得其所。另一方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一向没有听到过如此透彻、精辟的意见，这一番如雷贯耳的分析的确使他折服。

    因为双方的想法是那样不谋而合，两个人不时发出大声的感叹，两手抱头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为相互这样理解而感到惊讶。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过，后来医生又在社交场合见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几次，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表现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

    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莫斯科只是个过客，也不想抛弃这种感觉。他会不会认为彼得堡或者另外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他安于扮演一个政治上能言善辩、社会上有迷人勉力的角色。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莫斯科也会开放一些政治沙龙，就像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开始之前罗兰夫人家里举行的那种沙龙。

    他不时到莫斯科僻静的小巷走走，看看自己那些慷慨好客的、相好的女人，亲密无间地同她们以及她们的男人开开玩笑，嘲弄她们那种半新不旧的思想、落后的生活和坐井观天地判断事物的习惯。现在，他可以尽情炫耀大量的报纸上的新闻，简直就像从前的俄耳甫斯派教徒在宣讲伪经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位新的年轻女伴以及未了的事务和尚未脱稿的著作，这次只不过暂时投入祖国沸腾的漩涡，以后如果能完好无损地脱身出来，他还是要返回阿尔卑斯山脚下。

    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常提起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引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另一位是政治评论专栏作家，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不满的口气责备他说：

    “简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那个米罗什卡，简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科捷利，西尔维亚。”

    “反正都一样，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名字不说明问题。”

    “对不起，木过总还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很有耐心地坚持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进行着这样的交谈：

    “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您也知道，对旧的只做部分修补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这很可怕，就该做的都不做，该发生的都不让它发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道理能推翻吗？”

    “唉，我们谈的不是一码事儿。难道我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了，争论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个样，做的又是一个样。这难道合乎逻辑？言行毫无一致可言。对了，请等一下，我现在就证明给您看。”

    他开始翻找一本登载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写字台的抽屉弄得很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辞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时从旁能有些闲事干扰，以此来证明他慢条斯理的停顿和哼啊、哈呀的口气是有道理的。每当他在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在光线不足的前厅过道里找另一只套鞋，就会诱发浓厚的谈话的兴致，或者肩膀上搭着毛巾跨在浴室的门槛上，要不就是在餐桌上传送丰盛的菜肴，或者给客人们往杯子里斟酒的时候，也会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爱听岳父讲话。他喜爱这种十分熟悉的老式莫斯科腔，尾声拖得比较长，带点轻轻的鼻音，同时也和格罗梅科家族的人一样，卷百音和木卷舌音分不大清。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留着经过修剪的小胡须，上唇稍稍超出下唇。他胸前系的蝴蝶式领结也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增添了几分更加动人的、可亲的稚气。

    深夜，就在客人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来了。她是直接从一个集会上来的，只穿了件短上衣，戴一顶工人的便帽，大步走进房间，挨个儿和所有的人握手寒暄，一边不住地责备和埋怨。

    “你好，东尼娜。你好，萨汉奇卡。不管怎么说也是不像话，你们说是不是？到处都听人说他回来了，全莫斯科都谈论这事，可是从你们这儿我最后才知道。见你们的鬼去吧。显然我不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让大家左盼右盼的人？请让我过去。围得像堵墙似的。啊，你好！好样儿的，真是好样儿的。我读过了。虽然一点也不懂，可是也感觉到真有才气。这是明摆着的。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马上就回到你这儿来，尤罗奇卡。我有话要专门找你好好谈一谈。你们好，年轻的小伙子们。啊，你也在这儿，戈戈奇卡？鹅呀，鹅呀，嘎、嘎、嘎，你想吃，是吧？”

    最后这个惊叹句是针对格罗梅科家那位勉强算得上的远亲戈戈奇卡说的，此人最看重的是新露头的势力，由于他愚蠢可笑，大家都叫他阿库利卡，又因为他身材瘦长，又被人叫作“绦虫”。

    “你们不是在这儿又吃又喝吗？我也决不落后。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简直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情况！在发生什么事！你们应该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基层集会上去看看，撇开书本去会会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人和士兵。可以在那里把你们反对把战争打到最后胜利的主张提出来试试看。那儿的人一定会给你们点厉害看！我刚刚听过一个水兵的发言。尤罗奇卡，要是你就一定会发疯！那感情多么热烈！逻辑多么严整！”

    舒拉·施莱辛格的话好几次被打断。所有的人都自管自地大声喧嚷。她坐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凑到他脸前，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像是对着话筒一样用不高不低的嗓音喊道：

    “还是跟我去吧，尤罗奇卡。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要知道，你十二万分需要像安泰那样去和大地接触。你干吗瞪眼睛？难道我的话让你吃惊？莫非你不知道我是匹识途的老战马，当年贝斯上热夫女子高等学院的学生，尤罗奇卡？我坐过班房，参加过街垒战，那还用说！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就是刚刚从那里来，从他们当中来。我正在帮助他们整顿一个图书馆。”

    她已经喝了不少，显然有了醉意。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嗡嗡作响。他已经搞不清舒拉·施莱辛格怎么会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他自己却在这一头的桌子边上。他站在桌旁，从一切迹象来看，出乎自己意料地讲起话来。

    “先生们……我想……米沙！戈戈奇卡！……这怎么办，东尼娜，他们都不听？先生们，让我谈几句。闻所未闻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在它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对你们各位提一点希望。当它到来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彼此不要失掉联系，也不要灰心丧气。戈戈奇卡，你先别忙着喊万岁。我还没说完哪。角落里的请别讲话，用心听听吧。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老百姓逐渐相信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迟早要消失，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这样大规模的事件不需要那种装腔作势的论证。用不着这个我也相信。在巨大的事件中寻找起因未免失于浅薄，而且也不会找到。家务事的争吵倒有它的根源，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总之，真正宏伟的事物是没有起点的，这也像宇宙一样。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一向就有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他接下去又说了些什么，不过酒意逐渐消退了，但是仍旧像先前那样听不清周围人讲的话，回答得也文不对题。他看到了大家普遍对他表露的爱戴，可是无法驱除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的那种忧伤。于是他说：

    “谢谢，谢谢。我理解你们的感情，可是我担当不起。不要因为担心今后不会再有更强烈的爱的机会，就这样匆忙而毫无保留地放任这种感情。”

    全体都放声大笑并且鼓起掌来，觉得这是故意说出来的尖刻话，不过他却觉得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有了很强的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将来的无能为力，尽管他一心渴求善良并且能够争取幸福。

    客人开始散去。由于困乏，每个人的面孔都拉得很长，加上不住地打呵欠又使他们的颌骨时开时闭，所以显得更像是一张张马脸。

    告别的时候，拉开了窗帷，敞开了窗。晨爆带了一点淡黄色，湿涌浪的天空飘浮着污浊的土褐色的云团。“方才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肯定是下了一场雷阵雨。”有人这么说。“我到这儿来的路上就赶上了雨，好不容易才走到。”舒拉·施莱辛格证实道。

    在空荡荡而且仍然昏暗的巷子里，树上残存的雨水滴落声夹杂着被雨淋湿的麻雀坚韧不拔的调脉。

    一阵雷声响过，仿佛是一架犁钟从天空犁了过去，接着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在这以后才传来四声沉闷的雷鸣，像是秋天收获的松散堆起的大块马铃薯用铁锹翻动时散落的声音。

    雷雨使整个充满烟草雾气的房间有了清新的气息。突然，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水和空气、欢乐的愿望、大地和天空，都像电的激发一样让人可以感觉到了。

    小巷里响起一片散去的人们的话语声。他们还都像方才在屋子里一样继续高谈阔论地议论着什么。人声逐渐远去，一点一点地消失沉寂下来。

    “时间真不早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我爱的只有你和爸爸。”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到了末尾。流逝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冬天的脚步逐渐临近，而人世间到处关心和谈论的，就是类乎动物界冬眠之前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作御寒的准备，也要储存食物和劈柴。但是在这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劈柴。

    城市里的人是无助的，仿佛一群孩子面对日益迫近的毫无所知的未来，后者在自己前进的路上推翻了所有既定的习惯，身后留下来的是一片空虚，尽管它本身也是城市的产儿，是由市民所创造的。

    周围全是些不可靠的指望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还在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勉强按照老习惯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不过，医生看到的生活是未经渲染的。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他可能会神智失常。妻子、孩子和必须挣钱，就是他的救星——迫切的、恭顺的事，日常生活，职务，给病人看病。

    他十分清楚，在未来这个怪异的庞然大物面前，自己是个侏儒，心怀恐惧，然而又喜爱这个未来，暗暗地为它自豪，同时又像告别那样，最后一次用深受鼓舞的热切的眼光凝视着天上的浮云和成排的树木，看着街上的行人，以及这座在不幸中的俄国城市。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但是无论什么都无能为力。

    每逢从旧马厩街拐角上的俄国医师协会的药房附近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最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天空和过往的行人。

    他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医院上班。尽管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但医院仍旧照老习惯叫圣十字医院。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怒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

    在医院里除了直接的职责以外，院长还让他管理一般的统计报表。他看过各式各样的调查表、意见书和表格，填写着应有尽有的要求严格的申报材料。死亡率，患者的增加数字，职工的财产状况，公民意识和参加选举的程度，燃料、食品、药物短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央统计局关心的，都要求作出回答。

    医生就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窗边自己的那张旧桌子上做这些事。他面前的一侧放着成堆的格式和大小不一的各种带格的纸张。除了自己的定期的医疗工作记录以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的那本《人间游戏》，也就是当时岁月的日记或者札记，里面有散文和诗，还有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在意识到半数的人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而且不知道如何把戏演下去的启示下写出来的。

    这间阳光充足的明亮的主治医师办公室，四壁粉刷得雪白，洒满了金色秋天圣母升天节以后这段时间才有的那种奶油色的阳光。在这个季节，清晨已经让人感到微冻的初寒。准备过冬的山雀和喜鹊，纷纷飞向色彩缤纷、清新明快的已渐稀疏的小树林。这时的天空已经高悬到了极限，透过天地之间清澈的大气，一片暗蓝色冰冷的晴朗天色从北方延伸过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提高了能见度和听闻度。两地之间声音的传播十分响亮、清晰，而且是断续的。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木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映照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正是早早衔山的秋田阳光。它是那样鲜明，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仿佛是成熟的白浆苹果。

    医生坐在桌前，用笔尖蘸着墨水，边想边写。几只飞鸟悄悄地在近处从办公室的几扇大窗外面掠过，把无声的阴影投在室内，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执笔的手、堆放着表格的书桌、地板和墙壁，接着又无声无息地飞走了。

    “柞树开始掉叶子啦。”走进来的解剖室主任说。这个先前身体肥胖的男人，如今由于消瘦，松弛的皮肤像口袋一样垂了下来。“风吹雨打都没摧垮，可是一个早晨就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抬起头。果然不错，先前在窗外飞来飞去的不知名的鸟，原来是酒红色的柞树的落叶。它们一旦飞离开来，先是平缓地在空中飘荡，然后就落到树旁医院的草坪上，撒上点点橙色的星星。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室主任问。

    “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说边写。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专心在写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回答。

    “唉，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说。“那真是个难得的人。能够修鞋，还会修钟表。什么都能干，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是该腻窗户啦，该自己动手了。”

    “没有油灰。”

    “您可以自己配。这是配方。”解剖室主任接着就讲起了怎样用油灰和白努粉调制腻子。“看来，我打扰您了。”

    他于是走到另一扇窗前去摆弄自己的那些瓶瓶罐罐和药剂。天色逐渐暗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会把眼睛看坏的。光线太暗，可是还不给电。回家吧。”

    “再干一会儿，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就在医院里当卫生员。”

    “谁的？”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他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人到处找营生。夏天曾经见到过两次，也到医院里来过。如今可能是在哪个乡下安排新的生活。他就是您经常在城里的林阴路和火车上看到的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当中的那种人。您不想听个究竟吗？比如说这个塔拉修克？那就听听吧。这人是个多面手，干什么都不会出纸漏。只要他一着手，事情就顺当。战争时期他也是这样。对于打仗，他也像对待一种手艺那样用心。结果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无论是在堑壕里还是在哨位上，眼光的锐利和手上的功夫都叭叭叫。他得的所有的奖章都不是因为勇猛，而是由于战斗中准确无误地执行任务。您看，就是这么个人物。任何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对打仗也有感情。他看出武器的力量对他很有吸引力。自己也想成为一股力量。人一旦武装起来，就不同凡响。要是在过去，弓箭手往往就会变成绿林好汉。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掉武器，您试试看。要是突然喊上一声‘掉转枪口’之类的口令，他就会把刺刀转过来。整个故事给您讲完了，这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千真万确，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么？”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检他的那些试管，过后又问道：

    “炉子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这人真是有意思。将近一个小时谈的都是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还用说！人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提啦。”

    “是不是倒烟？”

    “就是这个毛病。”

    “烟筒装得不对。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那才正好把烟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装到炉口上了。可是总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也许是进了通风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阵吧。这也非一日之功。生炉子这事可比不得您弹钢琴。劈柴准备了吗？”

    “到哪儿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给您派来。他搞木柴有门路，能把篱笆墙拆了当柴烧。不过事先提醒您注意，应该跟他讲价钱。他漫天要价。或者我把治虫子的老太婆找来。”

    他们下楼来到门房，穿上外衣，然后走到街上。

    “找治虫子的干什么？”医生说。“我们那儿没有臭虫。”

    “这和臭虫有什么关系？我说东，您就说西。不是臭虫，是劈柴。这个老太婆很会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当烧的东西买下来，能提供相当可观的数量。当心，别绊倒，太黑了。在这一带，过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从把篱笆墙都拆掉了以后，我睁着眼也认不出来，仿佛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来的这一片成了什么样子！风格古朴的几幢小房子周围长满了灌木丛，花园里用的圆桌，已经朽了一半的长椅，就躺在那儿。前几天我在三条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过这么一处荒废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说：‘上帝给您帮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钓鱼吧？’当然，我这是开玩笑。可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挖蚯蚓，老爷，是找野蘑菇。’说得真不错，在城里就跟在森林里一个样，到处闻得到发霉的树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不对？我从那儿路过，总有些意外的发现。要么是碰上一二十年没见过面的熟人，要么是找到点什么东西，据说在拐角的地方还有抢劫的事。这也不奇怪，那里四通八达。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去的路，到处都是。抢了东西再扒衣服，然后逃之夭夭，你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灯光也太暗啦。难怪都把路灯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处。”

    的确，无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地方让医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战斗发生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碰上一个人，横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这人伸开两臂躺着，头靠在石柱上，两腿搭在路边。他不时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对医生试着让他恢复知觉而大声提出的问话，这人只低声含糊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又一次昏迷过去。他的头被打破了，染满鲜血，经过匆忙的检查，看来颅骨还是完好的。这个躺倒的人毫无疑问是一次武力抢劫的牺牲品。“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次。

    医生用附近阿尔巴特街药房的电话叫来了派到圣十字医院赶马车的老头，把这不知名的人送到医院。

    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来是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医生治好了他的伤，而此后多年他就成为医生的一个庇护人，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让医生免受了许多麻烦。

    那是个礼拜天。医生空闲无事，因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们已经按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设想的那样，在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住下来准备过冬。

    天气寒冷而多风，预兆要降雪的低垂的乌云，颜色是墨黑的。

    从早起就开始生火，不住地冒烟。对如何生火一无所知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断给纽莎出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帮倒忙的主意，而后者已经让这些潮湿得点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狈不堪。医生看到这些，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办，就试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声不响地扶住他的肩膀，边送他走出房间边说：

    “回你自己房里去吧。本来就够头疼的啦，还来碍事。你就是有个说话打搅我的习惯。难道还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奥，油，东汉奇卡，这可太好啦！炉子一下子就能着起来。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你要明白，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

    生火的失败破坏了礼拜天的计划。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间就空闲了，但现在都落了空。午饭推迟了，想用热水洗洗头和做点其他事的打算也都办不到。‘烟很快就冒得让人没法呼吸，大风把烟倒灌到屋子里。房间里弥漫着烟熏的黑雾，如同神话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所有的人赶到隔壁房间里去，打开了气窗。他从炉子里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当中用细柴和禅树皮铺了一条引火道。

    新鲜空气从气窗夺路而入，摆动着的窗帘向上飘了起来。从写字台上飞走了几张纸。风把远处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在各个角落里回旋，像猫捉老鼠似的追赶残存的烟雾。

    燃着了的木柴迸出火焰，僻僻啪啪地响着。小炉子像是被旺盛的火呛得不住喘息。铁皮炉膛上出现了一圈圈炽热的斑点，仿佛是肺结核病人脸上的红潮。屋子里的烟变得稀薄了，最后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

    房间也变得更加明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不久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导腻好的几扇窗，这时都蒙了一层水汽，暖烘烘的油灰气味一阵阵袭来。炉旁烤着的劈碎的木柴也散发出气味：苦辣辣而呛喉咙的是云杉皮，清香得像化妆水味道的是白杨。

    这时，仿佛从气窗吹来的一股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飞快地跑进来对大家说：

    “街上开了火。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官生和站在布尔什维克一

    边的卫戍部队的士兵采取了军事行动。到处都有冲突，起义的据

    点不计其数。到你们这儿来的路上我两三次遇到了麻烦，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的拐角上，另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已经没有直通的路了，我是绕道过来的。赶快，尤拉！穿上外衣，咱们走吧。应该去看看，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一辈子只能碰上一回。”

    可是，他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坐下来吃午饭，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准备技上医生一同出去，但是戈尔东来了以后把他们劝止了。戈尔东同样是飞快跑来的，带来的消息”也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又向前发展了。又有了一些新的细节。戈尔东讲的是射击越来越猛烈，行人被流弹意外地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已经中断，能够走到他们这个巷子里来简直是奇迹，不过回去的路已经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劝告，试着到外面去探探情况，但很快就返了回来。他说，巷子根本出不去，子弹呼呼地飞，不少角落打下一块块砖头和墙皮。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人行道也断了交通。

    萨申卡这些日子着了凉。

    “我说过无数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炉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了气。“受热要比着凉更有害。”

    萨申卡的嗓子出了毛病，开始发高烧。这孩子的脾性很特殊，特别害怕恶心和呕吐，仿佛时时刻刻要出现这种反应。

    他推探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着喉镜的手，闭上嘴不让把它放到嗓子里去，喊叫、挣扎。无论怎么劝说、恐吓，都不起作目。突然，萨申卡不小心张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呵欠，医生借这个机会动作飞快地把小汤匙伸到儿子口里，压住舌头，赶忙查看了一下萨申卡紫红色的喉腔和化了脓的肿大的扁桃体。看到的情形很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惊。

    过了不多一会儿，医生用同样的手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有一台显微镜。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强强地作了检视。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里，萨申卡突然出现了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症状。他发着高热，端木过气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但自己又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而萨申卡却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应该搞到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进行灌救。不过，这时正是巷战的高峰。挑射的枪声和炮击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交火地带，在火线的那一边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因为在情况彻底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

    不过局势很快就清楚了。到处传来的消息说，工人已经占了上风。被分割开来而且和自己的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一群群士官生，还在个别地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处在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逼的士兵的行动范围以内。对德战争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里挖成的堑壕当中，他们已经熟悉了附近房子里的居民，不时和那些从大门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开开玩笑。市区这一部分的交通已经恢复。

    作了三天俘虏的戈尔东和在日瓦戈这里被困了三昼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都走了。在萨申卡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有他们在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很高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原谅了他们忙中添乱而额外增加的麻烦。为了表示对招待的感谢，他们两个都觉得有义务不断地和主人谈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三整天的无聊空话搞得如此疲倦，以至于和他们分手时感到很庆幸。

    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不过，根据这一次的实际检验而作出敌对行动已经全面停止的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不同的地点仍有军事行动，某些区还不能通行，医生暂时还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医院里去，那儿的桌子抽屉里还放着他的《游戏人间》和业务札记。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部，人们才在清早外出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面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装牛奶的人，就有成堆人围上去打听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牛奶的。

    有时全市又恢复了射击，再一次吓跑了群众。大家都猜测双方之间在进行某种谈判，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就反映在枪炮射击的时强时弱上。

    有一次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点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事那里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要办的事。这一带往日是比较热闹的，但现在人烟稀少，几乎见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挺快。天上飘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风却越刮越猛，眼看着变成了一场大风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条小巷拐到另一条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弯，雪也下得更加稠密，开始变成了雪暴。这样的暴风雪在空旷的田野会打着呼啸遍地弥漫开来，在城市狭窄的死巷子里却像迷了路似的反复盘旋。

    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的人间，在近处或远方，或大地或天空，发生的事似乎都是类似的。一些地方不断传来已经减弱的最后抵抗的枪炮声。一处地平线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一簇簇火灾现场反映的淡淡余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潮湿的路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雾腾腾的一圈圈漩涡。

    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报童日里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腋下挟了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这男孩子吃力地从纸卷上分出潮忽忽的一张塞到医生手里，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来一样眨眼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医生走到两步之外的一盏亮着的路灯跟前，想就地立刻扫一眼主要的内容。

    这份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电报、电话传来的种种消息。

    风雪吹打着医生的眼睛，沙沙响的灰色雪粒不时地盖住报纸上的行行字迹。然而，妨碍他读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消息看完，医生于是四下里张望着，想找个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来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个十字路口，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旁边就是一幢正门镶了玻璃的五层高楼的人口，楼里宽敞的前厅亮着电灯。

    医生进了楼房，在尽里边的灯下全神贯注地读起了电讯消息。

    在他头上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从楼梯走下来，中间似乎犹犹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这个人猛然改了生意，转身又向上跑去。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开了，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浪，不过回声太强，听不清讲话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关了门，先前下楼的那个人脚步十分坚决地跑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两只眼睛和整个心思都贯注在报纸上。他不打算抬起眼来看这个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楼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从楼上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里外翻毛的鹿皮袄，头上戴了顶同样的皮帽。这男孩脸色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脸上有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聪明灵活的神态一闪而过，还隐藏着一种似乎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带来的、在混血人脸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表情。

    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了另外的什么人，明显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腼腆而又慌张地看着医生，仿佛知道这是谁，但又迟疑着没有开口。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发了窘，一句话也没说就朝大门走去，在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那扇沉重的、已经有些松动的门，接着哗啦一声把它关上，走到了街上。

    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随着出去了。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本来要找的那位同事，满脑子装着刚刚读到的东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个情况，一件在当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生活琐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堆靠着马路边沿横放在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那儿的巷子里有个什么机关，大概是把郊区的一栋圆木房子拆掉运来作公家的燃料。圆木在院子里放不下，所以挡住了一部分街道。一个在院子里走动的持枪的哨兵看守着这一大堆东西，不时走到巷子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假思索地抓住了哨兵返回院子、刮来的一股风在空中卷起浓密的雪花的短暂时机。他从灯光照不到的有阴影的一边走到这难木料跟前，慢慢摇动着从最底下松动了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桩。他吃力地把它从这一堆下面抽了出来放到肩上，并不感到有多么重（自己愿担的担子就不觉得重），然后就悄悄地顺着阴影下的墙扛回西夫采夫街自己的家。

    刚好家里的木柴已经用完了。把这一大段木拉锯开，劈成了很不小的一堆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蹲下来生炉子。他一声不响地蹲在不断颤动而发出声音的炉门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扶手椅推到炉子跟前，坐下来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上衣一边的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看过吗？欣赏一下吧，您看～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站起来，一边用小火铲拨弄炉子里的木柴，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地说：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模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普希金的？你说的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看完。一下子又看又听我可办不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错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自言自语当成是对他说的。

    “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绝妙的英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

    “但现在却一航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的冬天来到了。它还不像后来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叫人害怕，然而是类似的，同样缺少照明和饥寒交迫，一切都处于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与改造之中，都拼命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个冬天接踵而来，一个跟着一个，而且这一切也并不是像从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样觉得都发生在当时，有些或许是稍后才发生的事。因为这三个接连的冬天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把它相互区别开。

    旧的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合拍。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像一年以后内战时期那种强烈的敌意，不过已经缺少联系。这已是分开来的对立的两方，但谁也还不能压倒谁。

    在房产方面，在各个组织当中，在公务上，在为居民服务的各个单位里，到处都在进行管理机构的改组。它们的成员改变了。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

    他们很了解小市民的脾气和中等的拥有小面额国家证券的那种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怜惜地面带挖苦的微笑和这种人讲话，就像对待捉到的小偷一样。

    这些人就像纲领规定的那样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联合，就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圣十字医院现在改叫第二改良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员被解雇了，更多的是自愿离开的，认为继续供职并不划算。这都是些挣了大钱的掌握最新临床技术的医生，是能言善辩的天之骄子。他们决忘不了把自己为了个人私利而离职装作是抗议的行动，有着文明的理由，而且开始看不起留下来的人，几乎要和后者断绝来往，日瓦戈也在这后者之列。

    晚上，这对夫妇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

    “星期三别忘了到医师协会的地窖去取冻土豆。那儿有两口袋。我一定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好来帮忙。用小雪橇也要两个人拖。”

    “好吧。还来得及，尤罗奇卡。你还是快点睡下吧。已经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传染病流行起来了。普遍的体质衰弱影响了抵抗力。简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应该想点办法。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注意得也不够。要多加小心。你听我说。睡着了吗？”

    “没有。”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要是万一我垮了，你千万别糊涂，不要把我留在家里。应该立刻送医院。”

    “你这是怎么啦，尤罗奇卡！上帝保佑你。干吗老早就说不吉利的话？”

    “你要记住，已经没有什么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谈不上医术高明的。要是一旦发生什么事，可以信托的只有皮丘日金一个人。当然，要是他还平安无事的话。你睡了吗？”

    “没有。”

    “这帮鬼家伙，自己占尽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现了凛然正气和原则性。见面的时候勉勉强强地伸出一只手来。‘您还在给他们服务？’接着就把眉毛一场。‘是还在服务，’我说，请您别见怪：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很长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黄米粥和青鱼头煮的汤。青鱼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当作第二道菜。营养靠的就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壳的小麦，用它们煮粥。

    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制烫面面包。其中的一部分像从前一样拿出去卖，吃水以后面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卖来的钱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这样就可以木再用那个只冒烟、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铁炉子。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面包烤得很好，只不过靠它做的生意却毫无所得。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那个实现不了的打算，重新启用退了役的小铁炉。日瓦戈夫妇又开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照往常那样出去上班。家里只剩了两块劈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气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冷得发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购”。

    她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徘徊了半个来小时，因为市郊农村的农民有时带蔬菜和土豆到那里来卖。这些人需要去捕捉。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寻的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陪着一个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壮实的青年人，旁边带了一辆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绕过街角朝格罗梅科家的院子走来。

    韧皮编的雪橇车里的一张蒲席下面有一堆禅树原木，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的栏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了解它的价值——禅木徒有其表，当劈柴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用来生炉子。但是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青年农民来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楼上；作为交换，他连拉带背地从楼上弄下来的是安东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放到雪橇上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当家，出来的时候边走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还被立在门旁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以后并没有品评妻子买的东西。其实把送给人家的那个小柜子劈成细柴更合算，不过他们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条了吗？”妻子问了一句。

    “医院院长写的吧？跟我说过，我知道。是请我去出诊。一定去。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相当远。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我记下了地址。”

    “要给的报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还是看看吧。出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真有点儿诱惑力。会是个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口气，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是个什么暴发户。”

    “对，很像是个采办员。”

    那些私人小业主的头衔就是这种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的称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稍稍给点松动，就和他们签定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

    这些人当中已经没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号的大老板。后者由于受到打击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如今的这些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浮上来的投机一时的生意人，没根没底的外来户。

    喝了些带点儿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出门去看病人。

    从街道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筑物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埋在深雪里。有些地方积雪达到第一层楼的高度。在这片宽阔的空间里默默地移动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可怜的食物。几乎见不到乘车的人。

    间或有几处的房子上面还残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换了内容的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锁了门，窗户加了栅栏或者用木板钉死，里面空空如也。

    这些空着销起来的店铺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的全面改组还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还触及不到这类关了门的私人小店。

    请医生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式样早已过时的砖砌的营房式建筑，院子在里面，有三层木走廊连通沿后院墙排列的房屋。

    这儿正在召开全体居民会议，有区苏维埃来的一位女代表参加。突然间来了一支军事巡察队，要检查经过允许保存的武器，未经允许的要没收。指挥检查的队长请那位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检查用不了多长时间，完了事的居民们陆续回来以后，中断了的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医生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检查已近尾声，下一个该轮到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无论如何也不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去，可是巡察队长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他没有给医生制造困难，同意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检查暂停一会儿。

    接待医生的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那没有什么光泽的微黑的脸上，衬着两只乌黑忧郁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将开始的搜查，以及对医学和医务人员超乎寻常的尊重——这些都让他非常激动。

    为了减轻医生的负担和节省时间，主人想尽可能把话说得简短，但正是由于这么着急反而讲得又冗长又杂乱。

    住宅里的陈设是奢侈品与便宜货的混杂物，显然是为了让迅速贬值的钱有个牢靠的去处才匆忙购置的。配不成套的家具也是用凑不成双的单件充数的。

    这家的主人认为他妻子是由于惊吓得了神经系统的病。他抓不住正题，绕来绕去讲的是有人很便宜地卖给了他们一座坏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钟。他们是当作一件稀罕的钟表工艺品买下的（男主人还把医生领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指给他看）。夫妇两个甚至不相信还能不能修好。可是这座多年没上发条的钟突然自己走了起来，里面的那些小钟奏了一段法国的小步舞曲，然后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吓坏了，说是敲响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就这么躺着说胡话，不吃也不喝，连他这个做丈夫的也认不出来。

    “您认为这就是神经受了震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话的口气是带着怀疑的。“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屋顶上挂着技形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的两边摆了两只红木矮脚凳。床的一侧躺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毯子盖过下巴，露出两只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进来的人，她摇着从毯子下面抽出来的两只手要赶开他们，宽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胶窝。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觉得屋子里还有人，接着就开始轻轻地唱起～支不知是什么名字的忧伤的歌。歌声是那样让她顾影自怜，接着就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请求允许她回到什么地方的家里去。医生不论从床的哪一边想走到她身边，她都不让检查，每次都把后背掉过来。

    “应该给她检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就这样我也清楚了。是斑疹伤寒，而且症状相当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够可怜的。我建议送她到医院去。这倒不是为了给她提供什么方便，只是在发病后的几个星期必须有经常的医疗照顾。您能不能保证搞到交通工具，找个出租马车车夫或者至少请个院子里的搬运工，好把病人送去？当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来。我马上就给您开个就诊证明。”

    “可以。我尽力去办。不过请等一等。莫非真是伤寒病？这太可怕啦！”

    “很遗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尽可能地增加出诊次数，在家里治疗？我可以给您任何一种报酬。”

    “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间断地对她进行观察。请您听着，我有个好主意。哪怕是从地底下您也要找个马车夫来，我给她开个就医证明。这事最好通过您这里的住宅委员会去办。证明需要盖章，还有其他一些手续。”

    经过询问和检查的居民披着暖和的披肩，穿着皮大农，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居委会所在的这间没生火的房子里来。这里原先是存放鸡蛋的库房。

    房间的一头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这当然不够那么多的人坐。于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摆了些长条的空鸡蛋箱子代替长凳。这种箱子在屋子的另一头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儿的角落里，碎鸡蛋的蛋黄粘成一论培地冻结在墙下。一群老鼠在那里叫着乱窜，有时候跑到空着的砖地上来，然后又藏到那堆碎鸡蛋渣子里去。

    每逢这个时候，一个全身长了一层肥油的大嗓门儿的女人就尖叫着跳到一只箱子上。她卖弄地翘起小手指头掀开衣服下摆的一角，穿着时髦的高腰皮鞋的两只脚跺着碎步，存心装出喝醉酒的哑嗓子喊着说：

    “奥莉卡，奥莉卡，你这几净是大耗子跑来跑去。瞧，跑过去一只，这脏东西！哎、哎、哎，还懂话呢，小畜生！哟，哪牙啦。哎呀，往箱子上爬哪！可别钻到裙子底下。真吓人，我害怕！先生们，请扭头看看。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已经不兴叫先生，应该称呼公民同志。”

    这个吵吵嚷嚷的婆娘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卡拉库尔绵羊皮大衣，敞着扣子。她那像果子冻似的肥厚的叠了三折的下巴颤动着，滚圆的前胸和肚子紧裹在一件绸连衣裙下面。看得出，当初在那些三流的买卖人和账房伙计们中间，她一定是个出名的交际花。眼皮微肿的两只猪眼只睁开了一条缝。记不清从前是什么时候，一个情敌朝她甩了一瓶硫酸，但是没打准，只在左脸上溅了两三滴，在左嘴角留下两道不怎么明显却有点儿迷人的浅浅的疤痕。

    “别嚷啦，赫拉普金娜。都没法儿工作了。”坐在桌子后边的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说话了，她是这次开会选出来的主席。

    这里的老住户很早就认识她，她对他们也很了解。开会之前，她非正式地小声和管院子的女工法吉玛说了一会儿话。法吉玛从前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凑凑合合地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如今和女儿两个人搬到二楼的两间敞亮的屋子里。

    “怎么样啊，法吉玛？”女主席问她。

    法吉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照顾不了住这么多人的大院子，又找不到帮手，分给各户的打扫院子和街道的任务没有人认真对待。

    “别发愁，法吉玛，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的，你放心吧。这算个什么居委会？怎么让人理解？这儿窝藏有刑事犯，还有缺少证件的品质可疑的人。要把他们都赶出去，重新选举。我自己来当住宅管理员，你别灰心。”

    管院子的女工恳求女主席别这么办，不过后者根本听不过去。她看了看室内的情况，发现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大家安静，接着用几句开场白宣布开会。批评了原来的居委会无所作为以后，她提议确定选举新居委会的候选人，接着又谈了另外几个问题，讲过了这些，她就说：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咱们说话应该直截了当。你们的房子容量很不小，适合做宿舍。有时候各地来开会的代表就没有地方安置。已经作了决定，把这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给外地来的人住并且用季韦尔辛同志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在流放前就住在这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反对的吗？下面就说说腾房子的事。这还不是马上就要办的事，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我们提供搬迁后的居住面积，对于不是劳动人民的，现在就预先告诫你们，得自己找住处，给你们十二个月的期限。”

    “我们当中谁是不劳动的？我们这儿没有不劳动的！大家都是劳动人民。”各个角落都喊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的嗓音盖过所有的人：“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是各民族平等。我知道您暗指的是什么！”

    “不要一齐说！我简直不知道该回答谁才好。什么民族？这和民族有什么关系，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普金娜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不民族，可是也得搬出去。”

    “搬出去！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烂床垫子！占了十个茅不拉屎！”赫拉普金娜在争吵的高峰喊叫着给女代表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真是条毒蛇！是个恶魔！你一点也不知道羞耻！”管院子的女工气愤地说。

    “你不用插嘴，法吉玛。我自己能对付。你住口，赫拉普金娜。抓住点机会，你就想骑到人家脖子上！闭嘴吧，我说，要不然马上就把你送到一个机关去，用不着再等着人家抓你私设烧锅和窝藏赃物。”

    吵闹的声音已经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法子讲话。在这个时候医生走进了这间库房。他请在门边碰到的第一个人给指点一下谁是居委会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个喇叭筒的样子，压住大家的吵嚷声一字一板地喊了起来：

    “加——利——乌——林——娜！到这儿来，有人找。”

    听了这个姓名，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过来的是个瘦瘦的、背有点驼的妇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亲和儿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让医生感到吃惊。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他说：“你们这儿有位居民得了伤寒病（同时说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传染。另外，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我可以给她开个诊断单子，由居委会证明一下。这事要到哪J［去办？”

    管院子的女工把这话理解为只是送病人去医院，而不是办证明手续，于是就说：“一会儿区苏维埃有辆马车来接杰明哪同志。杰明哪同志是个和善人，我跟她一说，会把车让出来的。别发愁，医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问什么地方办入院就诊的证明。不过如果还有马车的话…··精原谅，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我和他一起在前线服过役。”

    女工全身一抖，脸色变得煞白。她抓住医生的一只手，说道：

    “刚］到外面去，到院子里谈。”

    刚刚迈出门槛，她就开了口：

    “小声点，上帝保佑别让人听见。别坑害我。尤苏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说说，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学徒出身，有手艺。尤苏普卡应该明白，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还没什么，可是尤苏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当了兵，给打死了，连个完整尸首都没留下。”

    她已经讲不下去了，摆着手等待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又接着说：

    “走吧，现在就去找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了。他在这儿呆过两天，都说了。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洛娃。那是个好姑娘。记得过去常到我们这儿来。谁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难道说先生们也能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尤苏普卡真作孽。走吧，咱们要车去。杰明哪同志一定会给的。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吗？就是奥莉妞·杰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妈妈的作坊里打过工的，也是从这儿出去的，就是这个院子。走吧。”

    天已经全黑了，夜色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只有杰明娜手电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开外的一个个小雪堆上跳跃移动，不仅不能给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让人摸不准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经落在身后。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住在那里的许多人就知道她。听人家说，她后来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儿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

    杰明娜用一种宽容、戏弄的口气对他说：

    “再往下走您当真不用手电能走到家吗？啊？要不我把电筒给您，医生同志。是的，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恋过她，爱得忘乎所以。她们家有个缝纫作坊，我是她们那儿的徒工。今年我还见到过她。她到我这里来过，是中途路过莫斯科的。我跟她说，你真傻，还要到哪儿去呀？留下来吧，我们住在一起，再给你找个工作。都白说！她不乐意。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什卡是凭着理智，可不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从那以后就变得喜怒无常。她到底还是走啦。”

    “您对她是怎么想的？”

    “小心，这里很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门前倒脏水，可是丝毫不起作用。我对她是怎么想的？我能想什么？有什么可想的。没有时间。我就是这么活着。我没敢告诉她，她那当军人的弟弟，好像是给处决了。至于她母亲，也就是我先前的老板娘，我还是要帮助的，给她帮点忙。好啦，我到了，再见。”

    他们于是分了手。杰明娜的电筒的亮光扫到一条窄小的石砌楼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级向上的肮脏剥蚀的墙壁，把黑暗留给了医生。右边是凯旋花园路，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在远处漆黑的雪地上，这两条夹在石砌楼房当中的街道已经不像是通常意义的路面，倒仿佛是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道。

    家里是又明亮、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说：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无法解释。我忘了跟你说。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懊丧到了极点。家里就剩这一个了。他翻来覆去地修，怎么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开口就要三磅面包，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钱。该怎么办呢？爸爸简直绝望了。可是突然之间，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时以前，清脆震耳的铃声响了！拿过来一看，它又走起来了！”

    “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就给家里人讲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不过，他是在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才得伤寒病的。在这中间，日瓦戈一家的困窘达到了顶点。他们缺吃少穿，身体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过的遭了抢劫的党员。那人尽其所能为医生做了一切。但是，内战开始了。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出差在外。而且，这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认为当时的种种困难是很自然的，但绝不对人说他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去找过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那位来办员。但是，近几个月来此人踪迹沓然，关于他那位病愈的妻子也得不到一点消息。那栋房子里的住户也完全变了。杰明娜上了前线，想找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找到。

    有一次他得到了按官价配给的劈柴，要从温达夫斯基车站拉回来。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他一路走着伴送车夫和那匹拖运这笔意外财富的劣马。医生突然间觉得梅山斯卡亚大街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自己的身体也跌跌撞撞，两腿支持不住。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事情糟了——伤寒病发作。车夫把这个倒下去的人救了起来。医生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勉勉强强把他放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整整两个星期他断断续续地处在塘妄状态中。在幻觉中，他看到东尼哑把两条大街摆到书桌上，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右边是凯旋花园路，然后把他那盏温热的桔黄色台灯朝它们跟前推了推。于是街上就变得明亮了，可以工作了，他就写作起来。

    他写得兴味正浓，而且十分顺手，内容都是一向想写并且早该写成的东西，只不过从来没有能做到，但现在却一航而就。只是偶尔有个男孩子来打扰他，那孩子长着两只窄小的吉尔吉斯人似的眼睛，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

    完全没错地，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或者简单说就是他的死亡。不过，这孩子还帮助他写诗，怎么能是死神呢？莫非从死亡当中还能得到好处，死亡还能有助于人？

    他的诗写的不是复活，也不是收殓入棺，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他写的诗题为《失措》。

    他一直想写出，在那三天当中，一阵掌生了蛆虫的黑色泥土的风暴如何从天而降，冲击着不朽的爱的化身，一块块、一团团地甩过去，就像是飞涌跳跃着的潮水把海岸埋葬在自己身下。整整三天，这黑色泥土的风暴咆哮着，冲击着，又怎样退去。

    随之而来的是两行有韵脚的诗句：
    接触是欢悦的，
    醒来也是必须。
    乐于接触的是地狱，是衰变，是解体，是死亡，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还有生命。而且，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

    他开始逐渐好起来。最初好像还有些痴呆，他还找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一切都随意放过，什么都不记得，对什么也不感到奇怪。妻子给他吃的是抹了黄油的白面包，喝的是加糖的茶，还有咖啡。他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像对待一首诗歌和一篇童话那样欣赏可口的美食，似乎在康复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但是刚刚开始恢复意识，他就问妻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都是你的格兰尼亚。”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总是来看我们。”
    “穿了一件鹿皮袄？”
    “对，对。这么说，你在昏迷当中看到了？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你，他说过。他也认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绍一下，可是你让他觉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恋的程度。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这些东西！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自己家去了，还让我们也去。真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觉得他似乎和当权的人有些瓜葛。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到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去，销声匿迹地呆上一两年。我和他商量过克吕格尔家那地方怎么样。他极力推荐。因为那里可以种菜园子，附近就是森林。决不能就这么像绵羊一样窝窝囊囊地坐以待毙。”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发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带去了。

  • 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

    第一章 长尾市场
    第二章 大热门的兴衰起伏
    第三章 长尾的三种力量
    第四章 新生产者
    第五章 新市场
    第六章 新时尚领军人
    第七章 长尾经济学
    第八章 货架争夺战
    第九章 选择的天堂
    第十章 利基文化
    第十一章 无限的荧屏
    第十二章 娱乐业之外
    第十三章 长尾法则

    序 言

    追捧畅销榜是美国人的一种情结。我们的文化就是一场流行度大赛。我们被热门事物迷得神魂 颠倒—制造它们、挑选它们、谈论它们，还要追踪 它们的起起落落。每一个周末都是一场票房混战， 每个星期四夜晚的电视节目都像经历一番达尔文进 化论般的斗争：人们寻找最合适的电视节目，准备 迎接周末的来临。这边，几首畅销单曲在收音机里 热播不断；另一边，所有娱乐行业中的经理们都已 忙得汗流浃背，因为他们在拼命地搜寻着下一个大 热门。

    这样的世界是轰动效应创造的。伴随着那些票 房炸弹、金唱片和两位数收视率，大众媒体和娱乐 行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成长起来了。不足为奇， 大热门已经成了一种透视镜，透过它们，我们可以 洞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用那些名流显贵和流行 产品来定义我们的时代—他们就像是我们共同经历 的一部分。好莱坞 80 年前就发明了造星的模式，现 在，商业世界的各行各业都在打造它们的“明星”—从脚上的鞋子到饭店的厨师长，无一例外。 我们的媒体整日沉迷于“什么热门，什么不热门” 的问题。一句话，大热门统治了一切。

    但再稍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这种 初现于战后广播电视时代的景象已经开始渐渐消退。 简单点说，大热门的统治力已经衰退了。冠军仍然 是冠军，但冠军光环下的销售业绩已经不像从前那 样辉煌。

    历史 50 大畅销唱片大多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录制的（比如老鹰乐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 但没有一张是在过去的 5 年中制作的。好莱坞票房 收入在 2005 年下滑了 6%以上，这说明电影院的观 众正在减少，尽管人口仍在增长。

    越来越多的电视网观众正在被数百个各具特色 的有线频道抢走。18 岁~34 岁的男性，也就是广告 商们最理想的宣传对象，正开始彻底抛弃电视，将 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网络和视频游戏上。黄金电视 节目的收视率几十年来一直在萎缩，若放在 1970年，现在的一档最佳节目收视率恐怕连前 10 名都难以进入。 简言之，尽管我们仍然对大热门着迷，但它们的经济力量已今非昔比。那么，那些反复无常的消 费者们转向了什么地方？答案并非唯一。他们分散 到了四面八方，因为市场已经分化成了无数个不同 的领域。其中有一个巨大的正在成长的领域就是网 络世界，但它也是一片无法看清的浩瀚海洋。网络 上有数百万个终端，每一个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挑战 着传统的媒体和营销逻辑。

    iTunes 毁掉了广播明星

    我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大众文化时代的巅峰期——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那个时候的普通年轻人只 有那么五六个电视频道可看，可供选择的节目寥寥 无几，实际上每个人收看的节目都差不多。每一个 城市都只有三四家摇滚广播电台，而且那些节目大多是专门播给音乐人听的；只有那么几个有钱的幸运小子能收集一些唱片——这在当时可是件时髦的事。

    我们只能跑到电影院里去看同样的暑期大片，从同样的报纸和广播中得到新闻。你若想走出主流 世界，唯一的去处就是图书馆和漫画书店。仔细想 想，我接触过的非大众文化只有两种，一是书籍， 二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瞎编乱造出来的那些东西， 但这些无非是自家后院内的自娱自乐罢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我的青春期和本有什么 不同。本是个 16 岁的孩子，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他 是独生子，父母是高贵的北伯克利山的有钱人，所 以他有一台苹果 Mac 电脑，一部最新潮的 iPod 播放 器（外加 iTunes 的每周限量下载），还有一群同样 阔绰的朋友。就像他的其他同龄人一样，本从来就 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没有宽带，没有手机，没有 MP3， 没有 TiVo，也没有在线购物。

    这种信息畅通的主要影响在于，人们可以不受 限制、不加过滤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内容，从主流文化到地下世界的那些最边缘角落，一网打尽。本的成长环境与我截然不同，任何传统的媒体 和娱乐业对这个世界的控制程度都远不及我那个时 代。如果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难以对号入座， 那就换到本的角度上想象一下。他的生活现实就是 我们的未来世界的写照。

    从本的角度看，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商业 和非商业的内容以及业余创作都在争夺着他的注意 力。他根本分不清主流热点和地下领域的区别—他 只会从一个无限长的菜单中选择他所喜欢的东西， 在这份菜单里，好莱坞电影和电脑玩家们自编自制 的趣味视频并列一处，不分高低。

    本每星期只看两小时左右的普通电视节目，主 要是《白宫风云》（West Wing，当然是时移电视） 和《萤火虫》（Firefly，他把这部已经停播的太空 科幻剧存到了他的 TiVo 上）。他还把他用 BT 软件下 载的那部日本动画片当成了电视节目，因为这片子 最初是在日本电视台播映的（影迷们经常给它编入 英文字幕）。

    说到电影，他倒是相当主流，因为他是个科幻大影迷。《星球大战》和《黑客帝国》是他的最爱。 但他也看自己下载的电影，比如业余虚拟电影（machinima）和《星战后传：启示录》（Star Wars Revelations）这样的独立制作—这是一个星战迷自 己制作的献礼片，那种美轮美奂的特效堪与卢卡斯 的原作相媲美。

    他 iPod 上的音乐有些是从 iTunes 上下载的， 但大多数来自他的朋友。这群孩子中谁买了 CD，都 会为其他人拷贝一张。本最喜欢的是古典摇滚，比 如齐柏林飞船乐队（Led Zeppelin）和平克?弗洛 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摇滚。他只会在一种情 况下听广播—父母在汽车里打开收音机的时候。

    本喜欢看《星球大战》小说和日本漫画这样的 东西，在这方面，网络漫画对他帮助不小。像他的 几个朋友一样，他对日本的亚文化非常着迷，甚至 于在学校里选修了日语。在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孩 子们学日语是因为日本是个经济大国，他们觉得学 日语有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但现在，孩子们学日语是为了自己制作动画字幕，好好研究一下日本的动画片，那些相对主流的译制节目已经不能满足他 们。

    本的闲暇时间大多是在网上度过的，有时候随意冲冲浪，有时候参与用户论坛的讨论，比如《光 环》（Halo）游戏和《星球大战》的论坛。他对新闻 不感兴趣，从来不看任何报纸和电视新闻，但是他 却对 Slashdot（计算机新闻网站）、Fark（怪诞新 闻网站）这种另类网站上的最新科技和亚文化讨论 着迷。一整天下来，他总是一刻不停地跟他 10 个最 要好的朋友即时聊天。他不太爱发手机短信，但他 的几个朋友喜欢。（经常出门在外的人更常用手机发 短信，但在线即时发消息更适合经常待在家里的人。） 他和朋友们玩电脑游戏，大多是网络游戏。他认为《光环 2》非常酷，尤其是用户修改版。 我怀疑，如果我再晚生 25 年，我的少年时光也会与本大同小异。我俩的青春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 选择的不同。我的选择局限于空中的广播信号，但 他有互联网。我没有 TiVo（甚至没有有线电视），他既有这些，也有 BT 软件。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日本漫画这种东西，更别说怎么弄到日本漫画了。 本却驾轻就熟。如果我也能和朋友们在魔兽世界里 建起一个部族，我还会去看《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的重播吗？我怀疑。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视节目比现在的节目更受 欢迎并不是因为它们更好，而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多少其他的选择来争夺我们的眼球。我们以为大众 文化浪潮正在汹涌而来，结果，这种所谓的浪潮与 好莱坞天才们的丰功伟绩并没有太大关系，更大程 度上只是广播电视统治下的羊群效应而已。

    广播电视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用无可 匹敌的效率将一个节目传送到数百万人面前。但是， 相反的事情它却做不到—将数百万节目传送到同一 个人面前。而这一点正是互联网的强项。广播时代 的经济学需要黄金节目（大热门）来吸引大批观众。 宽带时代的经济学已经完全逆转。对一个最擅长做 点对点通信的传播网络来说，在同一时间将同样一 条信息传给数百万人太耗费成本，也太过浪费。

    文化大热门还是需要的，但它们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市场。大热门现在正与无数大大小小的细分市 场展开竞争，而消费者越来越青睐选择空间最大的 那一个市场。千篇一律或说一种产品卖遍天下的时 代正在结束，它的地位正在被一种新事物取代—一 个多样化的市场。

    本书要讲的就是这个市场。 主流文化正在分裂成无数的文化碎片，这个趋势令传统媒体和娱乐业头疼不已。在经理人们花了 数十年的时间练就了一身创意、选择、宣传大热门 的本领之后，这些热门却突然间不那么奏效了。观 众们正在转向另一些东西，一些纷乱而又模糊 的……算了，我们找不到一个好词来概括这些非热 门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把它们定义为“失败者”， 因为它们最初就没有打算统治世界。应该说，它们 是除热门之外的“其他东西”。

    这个领域被人忽略是件奇怪的事。毕竟，我们 谈论的是“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电影都不是热门， 绝大多数音乐都没进过 10 佳榜，绝大多数书籍都不是畅销书，绝大多数电视节目都没有被尼尔森公司调查过，更别说在黄金时段大出风头了。但是，它 们之中有许多赢得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认可。它们 只不过不算大热门罢了，而正是因为它们不算热门， 它们才被忽视了。

    然而，它们正是曾经百依百顺的大规模市场瓦 解之后的新去向。过去，重要的是少数几个大热门， 其他东西都无足轻重；而现在，数百万个迷你市场 和迷你明星组成了一幅令人迷惑的新景象。大规模 市场正在转化成数之不尽的利基市场，而且，这种 趋势愈演愈烈。

    利基产品其实一直存在，但随着接触它们的成 本迅速降低（消费者们更容易找到它们，它们也更 容易找到消费者），它们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小觑的 文化和经济力量。

    这些新的利基市场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大热门市 场，只是第一次与大热门们跃上了同一个舞台。一 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发掘大热门，抛弃其 他所有东西，以便最大效率地利用成本不菲的货架、银幕、频道和注意力。现在，在这个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这种营销经济学已经被彻底改变，因 为互联网吸纳了它能接触到的每一个行业，也可以 拥有商场、影院和广播电台的功能，而成本只是过 去的一个零头罢了。

    我们可以把营销成本的降低想象成正在下降的 水面或正在退落的海潮。随着它们的退去，一片崭 新的土地显现出来—它一直在那里，只不过隐藏在 水下而已。这些利基产品是地图上找不到的伟大宝 藏，蕴藏着许许多多过去被认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未 能登上台面的产品。但许多产品一直就在这里，只 是不易被人看到或难以发掘。它们，就是电影院里 没有放映过的电影，就是摇滚电台没有播过的音乐， 就是沃尔玛没有卖过的体育设备。现在你可以得到 它们了，或者通过 Netflix，或者通过亚马逊，或 者只是用 Google 随意搜索一下。看不见的市场现在 都可以看得见了。

    还有其他一些全新问世的利基产品是由一个刚 刚崭露头角的新行业创造的，这个行业处于商业和非商业世界的交界处，在这里，很难说专业者什么时候会罢手不干，被业余者取而代之。这就是那些 博客、视频一族和“车库乐队”的世界，他们突然 之间也发现了自己的观众群，这同样要感谢数字发 行（digital distribution）那种令人羡慕的经济 魔力。

    98%法则

    这本书起源于一个问题，一个我答错的问题。 作为《连线》（Wired）杂志的编辑，我的工作之一 就是发表有关技术趋势的演讲。由于我的职业生涯 是从科技界起步的，后来又在《经济学人》杂志那 里学了一些经济学知识，我习惯于首先在实实在在 的硬数据中寻找这类趋势。幸运的是，这个时代一 点都不缺数据！21 世纪经济学的秘密就藏在企业的 服务器中，从 eBay 到沃尔玛，都是如此。尽管参透 原始数据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这些企业的执行官们每天都要面对一大堆这样的数据，对哪些事情有意义、哪些事情没有意义有一种敏锐的直觉。所以， 发现趋势的窍门就是请教他们。

    我在 2004 年 1 月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我拜访了 范?阿迪布（Vann Adibé），Ecast 公司（一家“数 字点唱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数字点唱机看起 来与普通的点唱机没什么区别：外壳巨大，装着扬 声器和闪烁的灯，酒吧里经常能见到。不同之处是， 数字点唱机并不是只装上 100 张 CD，而是通过宽带 与互联网连接，顾客们可以在数千首从网上下载并 储存在硬盘上的曲目中做出选择。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范〃阿迪布让我猜猜这 样一个频率：收录在点唱机中的一万张专辑中有多 少张能达到每一季度至少被点播一次的频率。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狡猾的问题。经验告诉我 们 80/20 法则实际上适用于任何地方，根据这个法 则，正常的答案应该是 20%。也就是说：20%的产品 带来 80%的销量（通常还有 100%的利润）。

    但是范〃阿迪布说在数字产业中，这就有点不同了。所以我决定冒一冒险，大胆说那一万张专辑 中有 50%能在每一季度中至少被点播一次。

    看起来，这个比例高得有点荒唐了。一家普通 书店最好的一万本书里有半数每季度卖不出一本。 沃尔玛最好的一万张 CD 中有半数每季度一张都卖 不掉；事实上，沃尔玛甚至不会储存这么多 的 CD。 这样大的存货以这样高的效率出售，在任何一个市 场中都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我感觉数字产业应该有 所不同，所以我试着说了一个比较大的数。

    不用说，我的答案差得太远太远了。正确的答 案是—98%。

    “太神奇了，不是吗？”范〃阿迪布说。“每一 个人都想不到。”就连他自己也曾经大吃一惊：Ecast 公司添加了更多的曲目，使它的曲库中的专辑远远 超过了大多数音乐店的存货，延伸到了利基市场和 亚文化世界。公司新添的曲目越多，销量就越大。 而听众对非热门音乐看起来有着无限的需求。确实， 这些曲子销量不大，但它们毕竟全都有人点。而且，由于它们不过是数据库中的几个字节而已，几乎毫无储存和供货成本，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销售就聚 集成了可观的收益。

    范〃阿迪布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非热门音乐 的集合市场巨大无比，而且实际上无边无际。他把 这称为“98%法则”。就像后来他对我说的：“以这 种形式提供的内容，包装成本几乎为零，而且人们 可以实时获得。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消费者们的行 为相当一致：他们在盯着几乎所有的东西。我相信 这种趋势要求内容创作者们做出重大变革—我只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变！”

    从此，我开始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意识到， 阿迪布那个有悖直觉的统计数据里隐含着一个强大 的真理，一个有关数字时代新娱乐经济学的真理。 在供给无限的情况下，我们对大热门和利基产品的 相对角色的看法完全错了。大热门是供给匮乏的产 物—如果只有那么几个货架、几个波段，唯一明智 的做法就是把这点空间留给那些最热门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有无限多的货架呢？在这种情况下，只盯着大热门也许是错误的经商之道。毕竟，非热 门商品远比热门商品要多，而且这两者现在同样轻 松可得。从真正的利基产品到那些十足的“失败产 品”（超级冷门的产品），如果所有这些非热门聚合 成一个同热门市场一样大（且不说更大）的市场会 怎么样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彻底改变世界 上的某些最庞大的市场。

    于是我开始了一项研究工程，从亚马逊到 iTunes，我考察了新兴数字娱乐业的所有巨人企业。 不管我走到哪里，情况都是一样的：大热门很棒， 但无数利基市场正崛起为一个广阔的新市场。我发 现 98%法则几乎放诸四海而皆准。苹果公司说iTunes 网上音乐店的 100 万首曲目（当时的 数字 ， 现在的曲目存量已经翻了一倍）中的每一首都至少 卖过一次。Netflix 估计它的 25 000 部 DVD（现在 是 90 000 部）中有 95%能达到每个季度至少出租一 次的频率。亚马逊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一项对 它的书籍销售状况的独立学术研究结果显示，排名前 10 万名的书中有 98%能每个季度至少卖出 一本 。

    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同样的故事在重复发生 着。

    令这些企业吃惊的是，曾经被它们鄙视为经济荒漠的那些产品竟然有那样大的市场需求，就像在 Netflix 上大受欢迎的某些英国电视剧的 DVD，或是 在 iTunes 上大放光彩的某些尘封已久的音乐作品。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正在发现当今文化中的需求真 相—没有被短缺经济学过滤过的真相。坦率地说， 这种真相确实非常非常怪异。你所提供的任何一样 东西基本上都有人买，这话听起来就有些古怪。说 它古怪，是因为我们一般不会去琢磨某种产品能不 能每个季度卖出一件单品。当我们考虑传统的零售 业时，我们想的是什么样的产品能大量销售。你对 零星的销售不会太感兴趣，因为在传统零售业中， 每星期只能卖出一张的 CD 跟每季度能卖 1 000 张的 CD 都会占去半个英寸的货架空间。这个空间是有成 本的—有租金、日常开销，还有员工工资等等。而这个成本必须由一定水平的每月存货周转量来弥补。

    换句话说，只能零星销售的那些产品是对空间的浪费。

    但是，当这个空间不再有任何成本时，你会突然间再次看到那些不常有人买的产品，而且它们全 都开始拥有价值。亚马逊、Netflix 和我所调查的 其他所有公司全都意识到，在传统零售经济学已经 举步维艰的地方，网络零售经济学仍然能够高歌猛 进。零星销售仍然是零星销售，但是当太多太多的 零星销售聚合在一起时，大生意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在整个 2004 年的上半年，我不断在演讲中充实我的发现，每一次演讲都会让这个理论更进一步。 我最初将演讲题目定为“98%法则”，后来改成了 “新娱乐经济的新法则”（这不是我最得意的命名）。

    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得到了一些硬数据，这 要感谢 Rhapsody 公司—在线音乐公司之一。他们向 我提供了一个月的顾客消费数据，当我把这些数据 绘制成图后，我意识到那种曲线与我曾经看到过的 任何需求曲线都截然不同。

    它是根据流行度排序的，开始的形状与其他需求曲线很相似。最前端表明，几首大热门曲目被下 载了无数次，接下来，曲线随着曲目流行度的降低 陡然下坠。但有趣的是，它一直没有坠至零点。我 找到排名第 10 万首的那个曲目，把图放大，结果发 现它的月下载量仍然是千位数的。在它后面，曲线 一直在不断延伸：第 20 万首，第 30 万首，第 40 万首—别忘了，没有一个商店能存下这么多的音乐。 只要我顺着往下看，我总能看到需求。在曲线的末 端，曲目的月下载量只有 4-5 次，但仍然没有降到 零点。

    在统计学中，这种形状的曲线被称做“长尾分 布”，因为相对头部来讲，它的尾巴特别长。于是我 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条长尾上，把它转化成了一个 专有名词，这便是“长尾理论”的来历。在我的某 一次“新法则”演讲中，我在第 20 张幻灯片上首次 介绍了这个理论。不过，Netflix 的首席执行官里 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让我明白我解释得 还不够清楚。到 2004 年的夏天，“长尾理论”已经不仅仅是我的演讲题目，我为我自己的杂志撰写的一篇同名文章也即将完成。

    《长尾理论》于 2004 年 10 月在《连线》上发 表后，它迅速成了这家杂志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一 篇文章。我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产品种类 的长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第二，现在我们可以 有效地开发这条长尾；第三，所有利基产品一旦集 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一个可观的大市场。这些结论 看起来无可辩驳，特别是，一些在此之前鲜为人知 的数据在支持着它们。

    无处不在的长尾

    我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尤其令我振奋的 是，竟然在那样多的行业中引发了共鸣。这篇文章 本来是对娱乐和媒体行业新经济形势的分析，我只 是稍加扩展，顺便提出像 eBay（有二手产品）和 Google（有小广告商）这样的公司也是长尾企业。

    但读者们却在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了长尾，从政治到公共关系，从乐谱到大学体育，长尾无处不在。 人们直觉地意识到，传播、生产和营销中的效率的提高正在改变可行商业模式的定义。用一句话 就可以最好地形容这些力量：它们正在把以往无利 可图的顾客、产品和市场变得有利可图。尽管这种 现象在娱乐和媒体界最为明显，但简单到 eBay 上看 一看就知道，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更广的层面，从 汽车到手工艺，各种领域都受到了影响。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们明显可见，长尾理论 阐释的实际上是丰饶经济学（economics of abundance）—当我们文化中的供需瓶颈开始消失， 所有产品都能被人取得的时候，长尾故事便会自然 发生。

    经常有人要求我说出一些不符合长尾经济学的 产品类别。我一般会回答说，那是一些无差异化的 产品，对它们来说，多样性不仅不存在，也不需要 存在。比如说面粉，我记得超市中的面粉都被装在 只是贴着“面粉”标签的大袋子里出售。但是，直到我后来偶然走进了我们本地的全食超市，我才意识到我大错特错了：今天的店里有不下 20 种不同类 型的面粉，既有全小麦和有机类面粉这样的基本类 型，也有紫红色和蓝色玉米粉这样的外来品种。面 粉行业已经出现了一条长尾，这令我吃惊。

    我们的社会日益富足，这使我们有条件从一个 精打细算的品牌（甚至无品牌）商品购物者转变为 一个小小的鉴赏家，用数千种与众不同的爱好尽情 展示自己的独特品位。人们有意地用前后矛盾的词 汇来形容我们所表现出的种种新消费行为：“大众专 享”（massclusivity）、“小众细播”

    （slivercasting）、“大规模定制化”（mass customization）。无论用哪一个词，它们都指向同 一个方向：更长的尾巴。

    21 世纪经济趋势前瞻

    一定程度上说，本书是一个经济研究项目，一些来自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 学生和教授们也参与其中，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另 外，本书也是上百次演讲、集体研讨会和实地考察 的成果—我拜访了许多企业和行业团体，它们正目 睹长尾奥秘改变它们的世界。最后，本书也是我与 数十个企业和管理者协同合作的结晶，他们与我分 享了数不清的内部资料，让我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审 视了网络时代的新市场微观经济学。

    令人兴奋的是，在全世界诸多 Google、亚马逊、 Netflix 和 iTunes 式企业的数据库中，这种 21 世 纪的经济趋势的轮廓已经可以看出。这些数百万兆 字节之大的顾客行为资料库中蕴藏着一条线索，你 可以从中探索消费者在一个选择无限的市场中会如 何行动—这个问题在不久之前还没有太多意义，但 现在，理解它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看过这些数 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要求过（与我合作 的学术界人士大多来自商学院，只有几个是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例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在 Google 兼职，而 拍卖理论经济学家们热爱 eBay 就再正常不过了。但 这样的例外少之又少。在此之前，本书中所使用的 一些数据从未有人眷顾。

    考虑到这个领域的未知性，我想办法求得了各 方专家的协助。作为一种实验，我在 thelongtail.com 上的个人博客上以公开方式解决 了许多比较棘手的概念和表达问题。举个例子来说， 整个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我会发帖子提出一种还不 够成熟的观点，解释 80/20 法则为什么正在变化， 然后会有数十位聪明的读者写下评论、发 E-mail 或是在他们自己的博客上发言，向我提出改进的建 议。不知何故，这种业余的公开研讨会竟然引来了 日均 5000 人以上的读者。

    在软件业中，开发商经常会向那些最热心的用 户们提供程序测试版（“beta”版）的程序代码。作 为先睹为快后的回报，这些用户会用他们自己的机 器、自己的方式测试这个程序，找出开发商没有注意到的错误。这种 beta 测试对应用软件的生命力至关重要。我希望同样的过程（公开对我的许多观点 进行压力测试）已经让这本书变得更好，至少是更 合理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公开对观点进行测试和公开 地写一本书是大不相同的。尽管有许多人尝试过后 者（将草稿贴在网上，有时候甚至允许读者们集体 修改），但我主要把博客当成一种研究日记来用。实 际的写作过程，还有后文的大多数内容，我都是在 网下完成的。

    最后还得强调一下本书的渊源问题。尽管“长 尾理论”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但说到利用在线零售 的经济效益大规模销售相对非热门的产品，这却不 是我的创意。这个概念是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在1994 年前后提出的。我曾请教过他，也请教过他在 Netflix、Rhapsody 的同行和其他一些一直在实践 这种理念的人，我的大多数收获都来自于同他们的 谈话。

    这些企业家才是真正的发明者。我只想尝试着将他们的成果提炼为一个框架。当然，这就是经济 学的任务：它力求用简明易懂的框架来描述真实世 界的现象。这个框架本身也会带来理念的进步，但 若与那些率先发现、率先行动的先驱者的伟大创新 相比，此框架便黯淡无光了。

    第一章 长尾市场

    1988 年，一位名叫乔·辛普森(Joe Simpson)的英国登山家写了一本叫做《触及巅峰》(Touching the Void)的书，讲述了他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一段 令人心痛的生死历险。尽管这本书得到了不错的评 价，但却不太畅销，没多久就被大多数人遗忘了。

    10 年之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另一本有关登山 悲剧的书——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的《走进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引起了轰动。 突然之间，《触及巅峰》又开始热销了。

    书商们开始宣传《触及巅峰》，把它展示在《走 进空气稀薄地带》的旁边，而它的销量也在一路上 涨。2004 年初，IFC 电影公司(IFC Films)为书中的 故事拍了一部文献片并大获好评。此后不久，哈珀- 柯林斯出版社推出了这本书的修订版平装本，结果 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一连停留了 14 个星期。到 2004 年中，《触及巅峰》的销量已经是《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的两倍还多。

    玄机何在?答案是网络世界口耳相传的威力。在(《走进空气稀薄地带》刚刚出版的时候，几个读者 在亚马逊网站上发表了评论，指出了这本书与当时 已不太为人知的《触及巅峰》的相似之处，并且对 后者大加赞赏。其他一些购书者看到了这些评论， 查到了《触及巅峰》，然后把它加到了购物车中。很 快，亚马逊的软件觉察到了购买行为中的一种规律——“买《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的读者也会买《触 及巅峰》”，于是开始配套推荐这两本书。顾客们 接受了建议，衷心表示认同，还写下了更为热情洋 溢的评论。更大的销量，更多的自动推荐——一个 强大的正向反馈环出现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克拉考尔的书一鸣惊人 的时候，辛普森的书已经快要绝版了。若换做 10 年以前，克拉考尔的读者们甚至不会听说辛普森的 书——就算他们听说了，他们也找不到这本书。网 上书店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将两种东西结合在了一 起：一是无限的货架空间，二是有关购买趋势和公 众观念的实时信息。正是凭借这种结合，亚马逊创造了《触及巅峰》的发烧现象。结果很神奇：一本过气之书再次开始大受欢迎。 这不仅仅是网上书店的一个优势体现，也是媒体和娱乐行业的一种崭新经济模式的范例——现在， 这种模式刚刚开始展示它的威力。从 Netflix 的在线 DVD 租赁，到 iTunes 音乐商店和 Rhapsody 的在 线音乐，无限的选择空间正在揭示市场的真相：消 费者们想要什么产品?他们希望如何得到这些产品? 人们正在细查目录，在长长的候选名单中寻找目标——这么多的选择，他们在百视达音像店 (Blockbuster Video)和淘儿唱片店(Tower Records) 是看不到的。他们找到的越多，他们喜欢的就越多。 当他们冲破陈旧的老路，走进更广阔的天地时，他 们会发现他们的品位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主流 (或者说，是强大的营销手段、亦步亦趋的流行文化 和狭窄的选择空间使他们误导了自己)。

    从这些和其他一些类似服务商的销售数据和趋 势中可以看出，方兴未艾的数字娱乐经济，将会彻 底颠覆当今的大规模市场。如果说 20 世纪的娱乐业是大热门的王国，那么 21 世纪的娱乐业就是大热门和利基产品并驾齐驱的舞台。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忍受大众流行文化的专制，不得不消极地屈就于那些暑期大片和人造热门。 为什么?因为背后的经济学。我们所认定的流行品位 实际上只是供需失衡的产物——而供需失衡就是市 场对无效分配的一种反应。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物理世界中， 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我们的大多数娱乐媒介同样存 在于物理世界中。这样的世界对我们的娱乐生活施 加了戏剧性的限制。

    区域限制

    必须找到本地顾客是传统零售业的一个软肋。 一家普通的电影院只有在两周的档期内吸引至少1500 个观众，票房才能支撑放映厅的租金，否则它 不会上映一部电影。一种至少能卖出 4 张的 CD 才能收回半英寸货架空间的租金，也才值得一个普通唱片店经营。其他如 DVD 租赁店、电子游戏店、书店 和书报摊等等，都是一样。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零售商都必须保证他们的 产品能带来足够多的需求，否则他们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他们都只能从有限的本地居民中拉拢顾客——一个典型电影院的市场范围可能只有方圆 10 英 里，音乐店和书店更小，最小的是音像租赁店(方圆 一两英里)。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也许在全国范围内拥 有五六十万潜在观众，但这没用，重要的是它在特 定区域内的吸引力——比如说：它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北部有多少观众?加州胡桃溪(Walnut creek) 的商场购物者中有多少喜欢它?

    有许许多多绝妙的娱乐产品在全国拥有庞大甚 至狂热的潜在市场，但却无法打动地方的零售商。

    2004 年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的《疯狂约会美丽 都》(The Triplets of Belleville)就是一个例子， 它在评论界赢得满堂彩，但全美各地只有 6 家影院 放映它。一个更惊人的例子是印度宝莱坞在美国的尴尬遭遇。印度电影业每年都能生产出超过 800 部电影，而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据估计有 170 万人左 右。但最好的印度语电影《印度往事》(Lagaan: Once Upon a Time in India)在美国却只有两家影院上映。 而且，在这一年进入美国市场的印度电影总共只有 寥寥几部而已。在地理位置的限制下，观众太分散 就等于完全没有观众。

    物理世界的另一个限制就是物理学本身。无线 电频谱只能容纳有限的电台，一根同轴电缆也只能 传输有限的电视频道。而且，每天至多也只能播 24 个小时的节目。广播技术的限制是出于资源太少而 使用者太多。出于这个原因，广播者们不得不在同 一个地理区域吸引足够多的观众——这又是一个足 以将许多节目拒之门外的高门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娱乐业用一种简单的方 法化解了这些限制：聚焦于大热门。毕竟，大热门 能让电影院座无虚席，能让商店财源滚滚，能防止 听众和观众们调换频道。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问题。 社会学家会告诉你，大热门现象与人类心理直接相关——它们是社会潮流和口头传播效应造成的共同结果。况且，有相当多的大热门确实名不虚传：那 些动人心弦的歌曲、鼓舞人心的电影和发人深省的 书籍，能够赢得大众消费者的喜爱。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需要的都不仅仅是大热门。 每一个人的品位都与主流文化有些许不同之处。我 们发现更多的其他选择，我们就会更多地被它们吸 引。遗憾的是，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些选择已经被 那些急需鼓吹自己的行业，用花里胡哨的营销手段 排挤到了边缘地带。

    热门经济学(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更详细地探 讨它)诞生于一个供给不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 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为每一个人提供每一样东西：没 有足够的货架可以摆下所有的 CD、DVD 和视频游戏； 没有足够的银幕可以放映所有的电影；没有足够的 频道去播放所有的电视节目；没有足够的波段去播 送所有的音乐；也远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将所有内容 都浓缩到某一个载体上。

    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现在，随着网络传播和零售的兴起，我们正进入一个丰饶的世界。 两者的不同有深远的意义。

    无尽的市场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丰饶的世界，让我们回到 在线音乐零售商 Rhapsody 的例子。作为 RealNetworks 公司旗下的流媒体服务商，Rhapsody 现在提供超过 150 万首的曲目。

    将 Rhapsody 的月度统计数据绘制成图，你便得 到了一个看起来与任何唱片店都大同小异的需求曲 线：名列前茅的曲目极受欢迎，随后，流行度随着 排名的下降而急剧下滑。下图反映的是 2005 年 12 月 Rhapsody 下载量排前 25000 名的曲目。

    下载次数/曲目排名

    图 1-1 Rhapsody 音乐下载量（所示曲目总数相当于沃尔玛曲目存量）
    你最先注意到的也许就是最左端的高峰：似乎所有下载量都集中在了最前列的少数几首曲目上。 这没什么奇怪的，这些就是大热门。如果你经营着 一家音乐店，而且你的货架空间是有限的，你自然 会在离这个最高峰不远的地方选择取舍点。

    正因如此，尽管各类歌曲的总数达百万首之多， 美国最大的音乐零售商沃尔玛的取舍点却非常靠近 这个高峰。它经营着 4 500 种不同的 CD。在 Rhapsody，排名前 4 500 位的专辑收录了 25 000 个曲目，这就是我的图示截止于第 25 000 首的原因。 聚焦于大热门当然是有意义的。毕竟，这是一个大市场。第 5 000 或第 10 000 名之后的曲目似乎 已经无人眷顾。何必为这些不争气的失败者费心 呢？

    本质上说，这就是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看待 市场的方式。每一个零售商都有它的经济极限，但 他们都会在高峰之后的某个地方做出取舍。销量有 可能达到必要水平的将被留下，销量达不到这个水 平的将被抛弃。若想在我们的大热门文化中胜人一 筹，你必须紧盯着曲线的最左端，猜出什么样的东 西能挤入这个高峰之列。

    但现在，我们不妨做点不同的事情，看看会有 什么变化。在对曲线左端痴迷了一个世纪之后，让 我们把目光转向右端。我知道，这有点让人迷惑。 右端似乎什么也没有，是吗？错了！——靠近点看， 再靠近点。你会注意到两件事。

    第一，在右端，曲线并没有降到零点。之所以看起来像是零点，是因为左端的大热门下载量太大， 压缩了纵坐标的刻度。为了更好地审视利基产品， 让我们把图放大，从大热门之后看起。下图是上一 个图的延续，反映了排名第 25000~第 100 000 位的 曲目。我已经调整了纵坐标，以免曲线与横轴太过 贴近。很明显，我们仍然看到了可观的下载量。就 在这片我们一直以为不存在有意义需求的“杂草丛” 中，曲目的平均月下载量仍然达到了 250 次左右。 而且，由于这些非热门曲目实在太多，它们各自的 小需求迅速聚合成了大需求。从远处看，这条曲线 似乎已经触底，但实际上，曲线之下的面积代表的 是每月 2200 万次左右的下载量—几乎是 Rhapsody 总下载量的 1/4。

    曲目排名（千）

    图 1-2 但曲线还在延伸??（第 25000~第 100 000 名）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再一次放大，顺着曲线继续淘金。这一次，我们来到了长尾的末端： 排名第 100000 至 800 000 位的曲目，这些曲子，你 在任何一家最最专业的唱片店都找不到。

    你能看到，长尾末端的需求量仍然不是零。事 实上，这条曲线之下的面积仍然代表着每月 1 600 万次的下载量，也就是 Rhapsody 总下载量的 15%以 上。个别来看，这些歌没有一个是流行的，但就因 为它们数量惊人，它们代表着一个不容小觑的市场。 今天，Rhapsody 的曲目存量在 150 万首左右；一年之后，这个数字或许将超过 200 万；再过一年，也许会达到 400 万之多。

    曲目排名（千）

    图 1-3 ??不断延伸（第 100000~ 800 000 名）最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无数的曲目中，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人买。从沃尔玛这样的一个传统零售商 的角度看，音乐行业的需求量止步于 60 000 首曲目 以下。但是，对 Rhapsody 这样的在线零售商来说， 音乐市场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 Rhapsody，不光排 名前 60 000 位的曲目能达到每月至少被下载一次的 水平，前 100 000 名、200 000 名、400 000 名甚至600 000 名、900 000 名都可以。只要 Rhapsody 往曲库中添加新曲目，这些歌就能找到听众，即使每个月只有那么几个人听，即使这几个人不知来自世 界的哪一个角落。

    这就是长尾的奥秘。 在这条长尾中，你能找到任何音乐。有重出江湖的老歌，也就是仍被老歌迷们深情怀念或是被新 歌迷们重新发现的旧经典；有现场版、B-Side、混 音甚至翻唱音乐；有数以千计的流派和流派中的流 派（想象一下，如果整个一家淘儿唱片店只有 80 年代的长发乐队和 ambient dub 流派的音乐会怎么 样？）；有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外国音乐，还有不知 名乐队的那些更不知名的作品——其中有许多根本 就没有足以打入淘儿唱片店的营销力量。

    当然，长尾中也有不少垃圾。但是别忘了，那 些热门唱片里同样隐藏着相当多的垃圾。听 CD 的时 候，人们只能跳过这些垃圾；但在网上，他们可以 更轻松地避开它们，随心所欲地从整个曲集中挑出 最佳的曲目（在个人化推荐系统的帮助下）。所以， 与 CD 不同的是（对一张 15 美元、12 首歌的 CD 来说，每一首垃圾歌都是花 1 个多美元买来的），网上的所有垃圾歌曲只是无伤大雅地待在服务器里而已， 一个根据歌曲本身的质量来做出评判的市场自然会 忽略它们。

    关于这条长尾巴，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它的可怕 规模。再说一遍，如果把足够多的非热门产品组合 到一起，实际上就可以形成一个堪与热门市场相匹 敌的大市场。以书籍为例：一般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中藏有大约 100 000 种书，但亚马逊的 书籍销量中有差不多 1/4 是排名 100 000 位之后的 书贡献的。想想其中的含义：如果亚马逊的统计数 据有代表性，那么一般书店中不会卖的那些书已经 形成了相当于现有书籍市场 1/3 之大的市场——而 且，这个市场还在快速膨胀。如果这种增长趋势继 续下去，那么书籍市场的潜在规模实际上可能是表 面规模的 1.5 倍——只要我们能克服匮乏经济学的 桎梏。在音乐行业担任过顾问的风险资本家凯 文?劳斯（Kevin Laws）的话一针见血：“最大的 财富孕育自最小的销售。”

    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其他长尾市场也是一样：大多数成功的网络商家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 式利用长长的尾巴。比如，Google 的大多数收 99 益并非来自大广告商，而是来自小广告商（广告的 长尾巴）。eBay 做的也主要是长尾巴生意——也就 是利基产品，比如车迷收藏的经典汽车或是精心装 饰过的高尔夫球杆。

    图 1-4 新成长市场：网上独有的产品在征服了地理位置和规模的限制之后，这些企业不仅仅扩展了现有市场，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发现了 崭新的市场。而且，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传统 的实体零售商们力所不能及的那些新市场的规模远 比人们想象的要大——而且只会越变越大。

    事实上，当这些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因 为它们有这样的能力）后，它们发现需求实际上是 随供应而动的。选择的迅猛增多似乎释放出了对新 选择的需求。对利基产品的需求究竟是新生的需求 还是潜伏已久的既存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 知道，对某些为我们提供了最翔实资料的公司（Netflix、亚马逊和 Rhapsody）来说，有 1/4~1/2 之多的收益来自它们的“砖头和水泥”竞争者们没 有提供的产品——而且，这个比例仍在年复一年地 上升。换句话说，它们的核心增长点就是你在传统 的零售商那里根本找不到的产品。

    事实上，这些“货架空间无穷无尽”的企业已 经领悟了数学集合论的一个原理：一个极大极大的 数（长尾中的产品）乘以一个相对较小的数（每一种长尾产品的销量）仍然等于一个极大极大的数。

    而且，这个极大极大的数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些不计其数的零星销售是一桩有效率、低成本的生意。由于货架空间是没有租金的（对 iTunes 这样的纯数字服务来说，生产成本为零，流通成本 也几乎不存在），利基产品的销售多多益善，利润并 不低于（甚至会高于）热门产品。大热门和利基产 品开始同领风骚，两者都只是数据库中的条目而已， 两者也都值得摆上货架——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突然之间，流行度不再是利润的垄断力量。文化和 商业的新形态变成了下图中的模样：图 1-5 在线音乐流行度（Rhapsody，2005 年 12 月）潜藏的大多数要理解过去的有限选择和今天的丰饶世界有什 么不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想象成一片海洋， 露出水面的陆地就是一个个大热门之岛：有热门唱 片组成的音乐岛，有热映大片组成的电影岛，有流 行电视节目组成的电视群岛等等。

    水面就是踏上这些岛的经济门槛：能让商家们 满意的销量。各岛就代表着能够跨过这个门槛（突 破水面）的产品，它们的流行度足够大，因此通过 容量有限的营销渠道供应它们，能换来足够多的利 润——所谓容量，就是指大多数零售商都不能没有 的货架空间。放眼眺望一下远方的文化海平线，我 们能看到的都是那些高耸于海浪之上的流行之峰。 但是，岛屿当然只是广阔的海底山脉的尖端 区域。当营销成本开始下降时——这与海平面的下 降并无两样，曾经隐藏在水下的东西会在刹那之间显现出来。而水下世界的丰富多彩远非水上可比。

    当在线零售商们开始利用他们那非凡的经济效率时， 我们会看到一座满载新选择的巨大山脉浮现于过去 仅有一座山峰的地方。

    今天，市场上的音乐产品有 99%不在沃尔玛的 货架上。在已经正式发行的 20 万余部电影、电视节 目、纪录片和其他影像产品中，一般的百视达店只 有 3000 余部。其他任何顶尖零售商都一样，从书籍 到厨房装置，其他任何商品也都一样。绝大多数的 产品都不在你身边的那些商店中。必然地，传统的 热门中心主义零售经济学限制了我们的选择。

    如果你可以大大降低供给与需求的连接成本， 那么你能改变的不仅仅是数字，还有市场的整个内 涵。这不仅是一个量的变化，也是一个质的变化。 当利基产品被纳入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非商业内 容的市场需求开始显现无遗。接下来，随着需求转 向这些利基产品，供应这些产品的经济学也会进一 步改进。如此循环往复，一个积极的反馈环将会应运而生，彻底地改变未来几十年内的工业世界——还有文化世界。

    第二章 大热门的兴衰起伏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文化都是本地 化的 。 经济以农耕为主，土地有多广，人口就有多么分散， 而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障碍。文化被分割了，地 方口音和民间音乐等等由此而生。由于缺乏快速的 交通和通信手段，文化的融合以及新理念和新趋势 的传播受到了限制。这是小范围文化的早期阶段， 决定它的主要是地理位置而不是共同的兴趣。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各地状况千差万别， 五花八门，因为承载大众文化的工具实在少之又少。 除了巡回戏剧表演和知识分子才有福消受的寥寥几 本书，大多数文化信息的流动速度还不如人口本身。 教堂成为西欧的主要大众文化纽带是有原因的—— 它有最好的传播设施，而且，古登堡的印刷术也为 它贡献了产量最大的传播媒介（《圣经》）。

    但是在 19 世纪早期，现代工业时期的来临和铁路系统的发展造就了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和欧 洲大城市的崛起。这些新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史 无前例地将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一处，制造了一个强 大的新文化引擎。万事俱备，只欠一种大众媒体给 这种引擎装上翅膀。

    在 19 世纪中后期，几种新兴技术完成了这个 任务。首先，商用印刷技术日益进步，趋于主流； 接下来，新“湿版”工艺使摄影术流行开来；最后， 爱迪生于 1877 年发明了留声机。这些新技术激发了 第一次流行文化大潮——由图文报章杂志、小说、 印刷乐谱、政治宣传册、明信片、贺卡、儿童书籍 和商品目录推动的大潮。

    新闻和报纸将纽约、伦敦和巴黎这类都市文化 中心的最新时尚传播到了四面八方。然后，在人类 刚刚迈入 20 世纪的时候，爱迪生用电影技术创造了 又一个大规模市场，过去的舞台明星们得到了一个 崭新的记录式媒体，它不仅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观众， 还提供了在许多城市同时“登台亮相”的机会。

    这些威力无穷的文化载体可以跨时空地联结不同的人，创造一个同步性的社会。史无前例的 是，你不仅可以放心地说你的邻居读到的晨报新闻 与你一模一样，欣赏的音乐和电影与你一模一样， 甚至也可以确信全国各地的同胞们都是如此。

    这些强大的大众文化技术的兴起也不是没有 遭遇反对之声。1936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沃尔 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直言，他担心“神 圣性”（艺术的超凡属性）会在一个机械复制时代 逐渐沦丧。本杰明强调的是摄影术和电影的例子， 关注的是录制的音乐而非演奏的音乐，所以他担心 “艺术的机械复制会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反应。过去 人们对一幅毕加索油画的被动接受转变成了现在对 一部卓别林电影的积极反应??人们不加批判地享 受着因袭下来的东西，却带着厌恶之情批评那些真 正的新事物”。

    但实际上，他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革命。蓄势待 发的广电媒体大爆炸将最终彻底改变游戏的规则。 电磁波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力：它可以毫无成本地向各个方向传播。正是这个优点让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世界，就像 50 余年之后的互联网一样。通过一 次广播就能接触到方圆几十里之内的每一个人，这 种经济上的价值实在诱人，以至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就进入了无线电设备 制造业，只为支持和加速广播接收器的普及。

    但地方和地区性广播毕竟只能覆盖地方和地 区的听众，对面向全国的广告商来说还是有点美中 不足。走向全国需要另一种技术的支持。1922 年， AT&T 的长途和地方贝尔电话运营部门开发出了新 技术，实现了长途电话网（当时的新事物）上的语 音级和音乐级音频传输。一直乐于尝试新技术的纽 约 WEFA 电台推出了一套定期性的节目，还开创性地 制作了一批结合进了商业许可和赞助内容的节目。 通过长途电话线，这些节目还被输送给了纽约之外 的其他电台。这一做法大获成功，创造了电台与电 台之间的双向通信渠道，将过去的地方性体育和政 治活动报道变成了全国性的新闻。

    从 1935 年一直到 50 年代，广播黄金时代孕育了不少举国闻名的大明星，比如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和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此后，电视取代了广播，大一统文化的终 极传媒就此诞生。在 1954 年，有电视的家庭中有74%会在每周日的晚上收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这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比例。 电视黄金时代 标志着所谓饮水机效应（watercooler effect）的 最高峰——“饮水机效应”指的就是办公室里围绕 某个大众文化事件的热烈讨论。在 50 和 60 年代， 你大可以放心地假设办公室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前一 天晚上看了同样的节目。也许大多数同胞都是先看 完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的晚间新 闻，然后换个频道去欣赏一下当晚最棒的节目：不 管是《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枪烟》（Gunsmoke），还是《安迪?格里菲思》（TheAndy Griffith Show）。

    在整个 80 和 90 年代，电视一直是美国人之间 的一条伟大纽带，甚至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也是如此。

    下水道的最高排放量通常是在超级碗大赛（SuperBowl）的中场休息时测量到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第一季播出期间，火暴的电话投 票使电话网负荷量创下了纪录；随着企业掏出越来 越多的钞票购买黄金时段，电视广告收入每年都会 创下新高。而且，这都是自然而然之事。为什么不 呢？电视定义了主流文化。黄金时段也许不是唯一 的时段，但它是唯一重要的时段。

    但就在 90 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网络开始崭露 头角了。网络企业连连大捷，文化地壳开始在它们 脚下慢慢迁移。第一道裂缝就出现在叛逆的年轻人 们抗拒主流的战场——音乐世界。

    尽管是留声机首次让音乐超出了现场表演的范 畴，但造就了流行音乐偶像的却是收音机。在 40 和 50 年代，把自己标榜为“美国流行音乐品味的精 准写真”的《流行排行榜》（Your Hit Parade）成 了周六夜晚的一道固定风景。之后，随着摇滚乐和 节奏布鲁斯迅速崛起并感染了年轻一代，个性化的 节目编排和知名的流行音乐主持人应运而生。50 年代，艾伦?弗里德（Alan Freed）和默里?考夫曼（Murray Kaufman）等大牌主持人把电台变成了世 界上最强大的热门音乐制造机器。

    最终，这台机器为我们献上了巅峰之作——《美 国 40 大金曲》（American Top 40），凯西?卡塞姆（Casey Kasem）首创于 1970 年的一个每周播出的 广播节目。它最初是个 3 小时的节目，每期都会从 上至下地将 Billboard Hot 100 单曲榜上排名前 40 位的歌挨个儿播一遍。到 80 年代早期，节目变成了4 小时，单在美国就有超过 500 家电台在每个周日 播放它。对成长于 70 和 80 年代的孩子们来说，它 无异于流行文化的载波讯号。每一个星期，他们都 会与全国各地的美国人一起竖起耳朵，痴迷地追踪 明星们的起起落落：哪些乐队的排名上升，哪些乐 队的排名下降了——其实，寥寥 40 首歌连唱片店中 的一个架子也填不满。

    流行榜的终结

    在我们迎来 21 世纪的曙光之时，音乐工业（终 极热门制造机器）仍在志得意满地展示着自己的力 量。从“小甜甜”布兰妮到后街男孩，流行偶像们 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行业已经牢牢地抓住了青春 文化的脉搏。唱片公司最终完善了制造热门的流程， 它们的营销部门现在也能以相当高的精确程度预测 和创造需求了。

    2000 年 3 月 21 日，摇摆唱片公司（Jive Records） 向我们展示了这门绝技。它发行了《振翅高飞》（No Strings Attached），也就是当时最新、最火的少男 演唱组合*NSYNC（超级男孩）的第二张专辑。*NSYNC 原来的东家甚至比摇摆唱片还要大，那就是 BMG。 但是在营销专家的建议下，乐队跳到了摇摆唱片公 司以谋求城市年轻群体的更大认可（顺便也改变一 下略微有点疯狂的形象）。这一行动大获成功。新专辑在第一周就卖掉了 240 万张，一跃成为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唱片。它一连八周雄踞流行榜首，到 年末，它的总销量已经达到了 1 100 万张。

    这个行业已经解开了商业的密码。他们已经发 现了制造大热门的难解公式，事后一想，这个公式 原来是如此的简单：把魅力四射的年轻男人卖给年 轻的女人。曾经把猫王推上巅峰的秘诀现在开始在 整个行业内发挥作用。成功的要点无非就是帅气的 外表和打造的个性。音乐本身被外包给了一小组专 家（《振翅高飞》是 52 个人创作的），几乎成了无关 紧要的事。

    唱片公司有理由自信满满。歌迷们对唱片店趋 之若鹜，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唱片销量翻了一番， 创下了行业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在娱乐业内的排 名中，音乐仅次于好莱坞的电影。

    但是，就在*NSYNC 高高兴兴地庆祝自己的开门 红时，行业地壳开始迁移了。受累于网络泡沫的破 碎，纳斯达克市场在*NSYNC 新专辑发行前的一周已 经崩溃，而且在 2000 年的剩余时间里一直在令人沮丧地下跌。这一年中，再也没有其他唱片创下纪录，整个音乐市场的销售总额竟然也下滑了——连同这 一次，销量下降的事在此前的 20 年中只发生过三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音乐工业的景象越变越糟， 甚至在整个经济恢复元气之后依然不见起色。一些 根本性的东西已经在 2000 年改变了。唱片销量在2001 年下降了 2.5%，在 2002 年下跌了 6.8%，而且 一直颓势不改。到 2005 年（又下降了 7%）年末， 美国唱片的销量已经比巅峰时期低了 1/4 还多。历 史 100 大畅销唱片中有 20 张是在 1996~2000 年间问 世的。但接下来的 5 年中却只有两张：OutKast 组 合的《大喇叭/爱乱来》（Speakerboxxx/The Love Below）和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远走高 飞》（Come Away with Me）——分别排在第 92 和第95 位。

    *NSYNC 的首星期销售纪录很有可能永远也无人 超越。不妨想象一下：假如这个男孩乐队最终名垂 音乐史，那也许不光是因为它造就了贾斯，还因为 它缔造了流行音乐泡沫的历史巅峰——这最后一点流行产品终于让 20 世纪中呼风唤雨的营销机器耗尽了能量，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下图所示的是 1958 年以来的所有热门唱片：黄 金唱片（销量超过 50 万张），白金唱片（100 万~200 万张），超白金（200 万~1 000 万张），钻石唱片（1000 万张以上）。

    图 2-1 热门唱片 （黄 金，白 金，超 白金 ，钻石 ）从 2001 年到 2005 年，音乐工业的总销量下滑 了 1/4，但热门唱片的数量却下滑了近乎一半。2000 年时，五大畅销唱片——包括布兰妮和痞子阿姆的 超热门大碟，共销售了 3800 万张。而到了 2005 年， 五大唱片的销量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1970 万张。换句话说，尽管音乐工业整体上就在衰退，但热门音乐市场的衰退更为惨痛。顾客们转向 了一些不那么主流的选择，散向了上千个五花八门 的亚流派。至少对音乐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大热门 时代的终结。

    谁毁掉了热门的音乐？

    是什么让音乐工业的一代最佳顾客（十几岁和 二十几岁的歌迷）抛弃了唱片店？行业内的答案只 是“盗版行为”：Napster 一类的在线免费文件交换 网站以及 CD 的刻录和交流共同制造了一个免费、随 时交易各类歌曲的地下经济。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 理。尽管唱片业中的诉讼官司一桩接一桩，但是对 等文件交换网络上的流量一直有增无减。现在，每 天都有约 1000 万用户在网上共享音乐。

    但是，尽管新技术确实是歌迷大叛逃的背后动 力，但它的诱人之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因素。它还提供了无数前所未有的新选择，让歌迷们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一个普通文件交换网络上的 音乐比任何一个音乐商店都要多。有了这么多的选 择，歌迷们当然会欣然接受。今天，听歌的人不仅 不再购买那样多的 CD，还对那些曾经令他们神魂颠 倒的大热门失去了兴趣。是追捧一个男孩乐队，还 是寻找一些新的东西？面对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选择探索新天地，而且，自己亲自发现的 东西通常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满足感。

    对等文件交换技术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以至 于一个专门研究它的小行业出现了。这个领域的顶 尖研究者是 BigChampagne 公司，它追踪分析在主要 的对等交换服务器上共享的全部文件。它在数据中 所发现的趋势就是整个文化从热门明星向小众艺术 家的转移。

    今天，音乐迷们在交流着 800 万首以上的不同 曲目，可想而知，这些音乐几乎全都不在 Billboard Hot 100 单曲榜之列。其中有一种着迷于“捣浆糊”

    （将某个作者的曲子与另一个作者曲子混合在一起）的亚文化煞是兴旺，还有一些人喜欢用过去的任天堂游戏机中的 8 位芯片谱曲，再就是许多曾经在演 出中大放光彩但没有一个电台愿意播的那种独立摇 滚。值得一提的是，男孩乐队并不是多么受欢迎。 文件交换网络的兴起并不是文化地壳的唯一变 迁。2001 年，苹果公司推出了它的第一款 iPod。这 种白色的 MP3 播放器看起来相当简单，长 10 厘米左 右，宽 6 厘米多，厚不足 2.5 厘米。iPod 绝对不是 市场上的第一种 MP3 播放器，但得益于它的简练外 观、精巧设计和苹果公司的高效营销战略，它成了 第一种人手必备的便携数字音乐设备。很快，随着 人们抛弃了他们的随身听和 CD 机，iPod 的白色耳机变成了一道无处不在的风景。

    iPod 最让人震撼的特征就是它那 60G 之大的存 储容量。凭借这个，用户们可以把一整个儿音乐库 带在身边，存储上万首歌，完全不亚于一个小唱片 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iPod 逐渐变成了数百万人 的个人电台，无论他们是在大街上、工作中还是公 交车辆上，iPod 都不离左右。

    但要想用付费歌曲将一部 iPod 填满，不花上几千美元是办不到的。相比有偿供应，实现免费服务 是一个难比登天的任务。最终，用室内点唱机免费 下载数字音乐的例子又重现在了 iPod 身上。偷窃、 刻录然后交换 CD 的事情也开始大行其道——恰似 苹果公司那则著名的广告所鼓励的那样。对等交换 网络迅速走红，很快就被蜂拥而至的数百万用户的 音乐库填得满满当当。结果很简单：盗版当然有很 多，但歌迷们也得到了无穷无尽的选择空间——曲 库比任何唱片店都要大上几百倍，而且用任何一台 笔记本电脑都可轻松下载。

    不用说，这些革命性的获取音乐的新方式也为 发掘音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渠道。朋友之间的 CD 刻录和交流就是最强大的那种“病毒式营销”（传 言从一个人流传到另一个人），精选曲目列表的共享 也把口头传播效应扩大到了整个行业。甚至还有一 些专门提供好歌推荐服务的商家，比如 Pandora 和 数以百计的网上广播电台。这些企业不光向歌迷们推荐最酷的地下音乐家，还试图以越来越高的精确程度评测和满足歌迷的个人品味。

    如果我们有 400 个分别针对不同小流派的《40 大金曲》会怎么样？如果有 4 万个呢？40 万个呢？ 诚然如此，大热门这个概念会突然让位于小热门。 单个大明星会被无数小明星团团包围，少数几个大 众偶像会变成无数的小偶像。“热门”群体将会大 大膨胀，每一个热门都拥有数量虽少但却更加执著 的拥趸。

    这并不是白日梦。这就是当今音乐世界的萌芽 状态。一个像 Rhapsody 这样的好服务商至少能列出400 个流派和亚流派（把一个流派分割成极度特殊 的新类别，比如“电子音乐/舞曲>打击乐>剪刀浆糊 乐①”），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 10 佳榜。这会创造 出 4 000 个小热门，对钟情于本流派的歌迷们来说， 这些小热门的意义远大于凯西?卡塞姆的那个全国 金曲榜。可想而知，商家们完全可以根据每一个顾 客的听歌方式和个人品位创造出无穷多个 10 佳榜， 无论他们的方式和风格有多么的独一无二。

    广播业的忧虑

    音乐业的麻烦并非仅限于 CD 销售。摇滚广播台， 也就是唱片公司长久以来最得意的销售工具，也面 临着同样的窘境。1993 年的时候，美国人每周平均将 23 小时零 15 分钟的时间花在听广播上。到 2004 年春季，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 19 小时零 45 分钟。 听众人数已经下滑到了 27 年来的最低点，而摇滚音 乐节目的境况似乎最为糟糕。在 2005 年，平均每星 期都有一家摇滚广播电台破产。一般来说，这些电 台会转向谈话节目或拉丁模式，因为这些东西比听 完一首算一首的摇滚和流行音乐更“缠人”（能让 听众们听得久一点）。《美国 40 大金曲》再也难现昔 日辉煌，凯西?卡塞姆现在正舒舒服服地享受退休 后的生活。

    这种变化的首要原因是什么？专家们对此莫衷 一是，但主要观点集中在以下几点：iPod 现象的出现：有了最好的个人电台，谁还需要 FM？

    手机：80 年代的时候，交通堵塞曾经是收音机 的救世主。现在我们仍然会堵车，但我们消磨时间 的方式变成了手机聊天。

    1996 年的电信法案：这项立法让美国又多了上 千个调频电台，加剧了竞争，弄得原有的电台苦不 堪言。该法案也放松了每一个市场的所有权限制， 于是 Clear Channel 传媒公司出手了??

    Clear Channel：这个常被斥为广播界“悲哀” 的传媒巨头既是广播业陷入残酷经济境况的一个征 兆，也是一个始作俑者。当 90 年代后期的电信法案 冲击了地方电台的生意时，Clear Channel 抓住机 会风卷残云般地收购了大批境况不佳的电台。现在 它拥有超过 1 200 个电台——也就是全美 1/10 的电 台。它的目标是凭借集中化的节目制作和电脑化的 地方台节目大幅地降低广播成本。结果可想而知——乏味的均一化趋势。

    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严查重罚：听听广播里在说些什么一直是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任务之一，但它的 监查力度从未像过去 5 年中那样大。爱此打击最大 的是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一个品位有 点低俗的广播名人。在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罚之后， 斯特恩最终对陆地广播失去了信心。他于 2005 年末 转投到了天狼星卫星广播电台（Sirius Radio），并 在 2006 年 1 月对一批注册听众进行了首次播音（多数内容未经审查）。今天的广播者们比从前更加谨慎， 因为他们的话和节目可能让他们血本无归，甚至丢 掉饭碗。结果同样糟糕：进一步的均一化。

    随着摇滚电台的垮台，“40 大金曲”时代也行 将末路。音乐本身并没有失宠——正相反，音乐家 和歌迷们的生活从未像现在这般美好。但新音乐的 终极探索工具变成了互联网，失宠的是宣传和销售 音乐的传统模式。大唱片公司和零售流通系统是躲 在电台的热门制造机背后成长到巨人规模的，它们 的商业模式依赖的是白金级的超大热门——而现在，这样的大热门已经变得少之又少。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

    每一个带着 iPod 白色耳机的人都在收听他们 自己的免费电台。文化已经变了，过去的人习惯于 随波逐流地涌向畅销榜首，现在的人却喜欢发现自 己的风格，在主流广播领地之外寻找新的世界：或 者尝试一下那些无名之作，或者重拾旧日的经典。

    说到这种“精英对业余”的格局，最早领悟它 的媒体大亨之一就是新闻集团的董事长鲁珀特?默 多克。他在 2005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年轻人不会等待某个神圣的数据来告诉他们什么 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想控制他们的媒体而不是被媒 体控制。”

    实际上，发生在音乐界的事同样发生在大众媒体 和娱乐业的其他领域中。以下是 2005 年的一组数据：好莱坞票房收入下跌了 7%，起始于 2001 年的 下滑趋势仍在延续，而且有加速的迹象。

    曾在 1987 年达到巅峰的报纸读者数量下降了3%（历史最大的单年跌幅），目前处在上世纪 60 年 代以来的最低点。

    30 多年前开始正式统计的报刊亭销量现在已经 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电视网收视率仍然在有线频道的竞争下节节下 滑；1985 年以来，网络电视的市场份额已经从 75% 下降到了 50%以下。

    饮水机效应正在失去威力。今天，收视率最高 的电视节目《犯罪现场调查》（CSI）也仅有 15%的 家庭收看而已。若放在 70 年代，这样的数字连前10 名都别想进入。事实上，在历史上所有高收视率 的电视节目中，只有一部不是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 代早期的节目——唯一的那个“新秀”是 1994 年 冬奥会，也是十几年之前的事了。总体来看，数百 家纯有线频道的总观众人数已经超过了电视网，但 没有哪一家能独领风骚。

    就连那些传统的“必看”节目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风光。2005 年棒球世界大赛（World Series）的 收视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比上一年剧跌 30%之多。

    2005 赛季 NBA 季后赛的收视率也几乎到了历史最低 点，比上一年下滑近 25%。在 2006 年，格莱美颁奖 典礼的收视率下跌 10%；2006 冬奥会的收视率降到了 20 年来的最低点，比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低 37%； 奥斯卡颁奖典礼也遭遇了 1987 年以来前所未见的 冷遇。

    正如《洛杉矶时报》评论家帕特里克?戈尔茨 坦（Patrick Goldstein）所说：“现在，我们成了 一个由细分市场组成的国家。我们仍然有大片有黄 金电视节目和畅销 CD，但是能把握住公共流行文化 精神的东西却寥寥无几。大众的兴趣在别的地方， 所有人都在收看有线节目或阅读博客，欣赏着这些 专门面向特定群体的东西。”

    TiVo 和其他数字影像设备的诞生加速了饮水 机效应的瓦解，因为就连时间因素也被它们消灭了。 今天，即使人们看到了同样的节目，他们也未必是在同一个晚上或同一个时间看的。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昨晚的节目，谁愿意在一大早听其他 人重述剧情，毁掉亲自欣赏节目的惊喜呢？

    大热门经济就是大热门文化

    尽管大热门时代也许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它对 大众观念的影响却仍然挥之不去。当今的媒体和娱 乐业仍然是围绕着寻找、投资和创造大热门的模式 运转的。

    娱乐产品的制作、宣传和销售向来成本不菲， 无论是电影、电视节目还是音乐专辑。比如，现在 的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平均制作成本大约是 6000 万 美元，营销成本也不会低于这个数。但是，预测什 么样的电影能拨动观众的心弦仍然像往常一样难， 正因为这样，那些靠得住的大牌演员和导演们才会 索要那么高的报酬——他们给一件不可预见的事带 来了一点点可预见性。但即使是明星也会遭遇滑铁卢，所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网络公司都会采取分散化方法来降低他们的风险。 就像风险资本家一样，他们把赌注押在许多项目上，每一个项目的投资都足够多，这样才能给它 们一个力争成名的机会。根据他们的想法，在最好 的情况下，大多数项目都能实现收支平衡，一败涂 地的项目应该没几个。这就意味着，有幸变成大热 门的那几个项目必须能弥补其他项目带来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公司确实急需大热门而 不仅仅是有利润的产品——我们所说的大热门是指 那些惊天动地的超大热门。高昂的制作成本和结果 的不确定性给商家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光 要赢，还要赢得漂亮。其他产品呢？很简单，它们 都是失败者。就算它们已经大获好评，甚至已经被 几百人听过或看过，也算不了什么。只要这些产品 没能把花出去的钱成倍成倍地捞回来，它们就没有 完成任务，因为它们本应是投资组合中的其他所有项目的顶梁柱。

    制造一个大热门和制作一部电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要想吸引上千万人掏钱观看你的电影，有些 事情你必须做，有些事情你又不能做。你只能倾囊 聘请你能请到的最大牌的明星为你助阵，万万不可 太过“精打细算”。你只能设计一个皆大欢喜的结 局，万万不可让你的大明星死掉。如果这是一部动 作电影，那么特技效果越多越好。而且，如果条件 具备，拍一部动作电影也许要更好。当然，就算你 不遵守这些法则，你也有可能制造出一个大热门， 但何必要铤而走险呢？毕竟，你正在投入大把的钞 票。

    这种热门中心主义的倾向已经由好莱坞的董事 会议室，渗透进了美国的国民文化中。由热门制造 机器产生的经济需求注定会让我们习惯欣赏大热门， 而瞧不上其他东西。娱乐风险投资的账本已经被我 们内化到了脑海中。所以我们才会像关注职业体育 那样追踪每周末的票房结果——记录比分，把那些 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和显而易见的失败者区分开。

    我们完全被明星的魅力左右，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的报酬水涨船高，成日盯着他们荒唐离奇的私 人生活，对他们的工作反倒没有太大的兴趣。从体 坛大腕到著名的 CEO，我们把大多数的注意力都放 在了少数几个大人物的身上。换句话说，文化环境 要求我们用“涂着热门色”的透镜去观察我们的世 界。

    如果一个东西不是大热门，它就是个失败者。 它没有通过经济检验，所以永远不能再付诸生产。 在这种热门中心主义思想的作用下，历史是由大热 门记录的，而衡量质量好坏的最佳标准就是是否卖 座。而且这并不仅仅适用于好莱坞。这就是我们分 配货架空间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安排电视时段的方 式，这就是我们设计广播节目表的方式。其中的逻 辑很简单：把衡缺的资源分配给最“值得”的东西——也就是最流行的东西。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对热门文化的反应对热门文化也有促进作用。货架空间的分配就是一个零和 合游戏：一种产品取代另一种产品。迫于这个问题，娱乐业中的每一个渠道都自然会选择最流行的产品，赋予它们优先地位。当我们把商业重心放在这些大 赢家身上时，我们实际上就扩大了它们与其他所有 产品之间的裂痕。从经济上看，这就等于这么一句 话：“既然富翁只能有几个，那他们至少也得是超 级富翁。”这样一来，陡峭的需求曲线变得更陡了。 但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改变。办公室里的饮 水机曾经可以穿越文化的边界——办公室里有多少 种人，就会有多少种人聚集在它的周围。但现在， 我们越来越喜欢组成我们自己的“部落”，联结这 个团体的是精神的共鸣和相同的兴趣而不是既定的广播节目表。我们的饮水机变得越来越有实质性——有许多不同的饮水机，而聚集在每一台饮水机 旁的人都是自己选择加入的。我们正在从一个大规 模市场退回到利基市场，只不过，定义不同市场的 不再是地理位置，而是我们的兴趣爱好。

    第三章 长尾的三种力量

    我们可以把长尾理论浓缩为简单的一句话：我 们的文化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转移，从需求曲线头 部的少数大热门（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 尾部的大量利基产品。在一个没有货架空间的限制 和其他供应瓶颈的时代，面向特定小群体的产品和 服务可以和主流热点具有同样的经济吸引力。

    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新的供给必须有新的需 求相伴。否则，长尾会渐渐枯萎。由于长尾不仅要 用供给多样性来衡量，还要用加入到长尾中的人来 衡量，所以，需求曲线的真正形状只有在消费者们 得到了无限选择空间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唯有 所有人购买、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分享这些新利基产 品中，选择空间的大爆炸才会转化为一种经济和文化力量。长尾诞生于上百万个利基产品，但如果这些产品无人问及，长尾是没有意义的。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要点归结为长尾时代的 6 个主题：1. 在任何市场中，利基产品都远远多于热门产 品。而且，随着生产技术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 普及，利基产品的比重仍在以指数级的速度提高。

    2. 获得这些利基产品的成本正在显著下降。 数字传播、强大的搜索技术和宽带的渗透力组合成 了一种力量，凭借它，在线市场正在改写零售经济 学。现在，许多市场已经有能力供应空前丰富的产 品。

    3. 但仅仅供应更多的品种并不能改变需求，消 费者必须有办法找到适合他们的特殊需求和兴趣的 利基。从自动推荐到产品排名，一系列的工具和技 术都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这些“过滤器”可以把 需求推向长尾的后端。

    4. 一旦有了空前丰富的品种和用来做出选择 的过滤器，需求曲线就会扁平化。热门产品和利基产品仍然存在，但热门产品的流行度会相对下降，利基产品的流行度则会相对上升。

    5. 尽管没有一个利基产品能实现大的销量， 但由于利基产品数不胜数，它们聚合起来，将共同 形成一个可与大热门市场相抗衡的大市场。

    6. 当以上几点全部实现，需求曲线的天然形状 将会显现出来，不受供给瓶颈、信息匮乏和有限货 架空间的扭曲。而且，这种形状受少数大热门的支 配程度，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相反，它的分 布就像人口本身一样分散。

    一句话：一条长尾就是没有被经济匮乏滤去真 面目的文化。

    长尾的出现

    上述一切的发生全都少不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经 济扳机：降低获得利基产品的成本。成本为什么会降低？不同市场有不同的答案，但原因通常与长尾的三种强大力量有关：普及生产工 具

    第一个力量是生产工具的普及。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个人电脑。电脑可以将印刷、电影制作、 音乐创作和其他任何事情置于任何人的掌控之中， 它的威力意味着“生产者”的队伍已经壮大了上千 倍。现在，业余爱好者们能做到短短几年前还只有 专业者会做的事，有数百万人有能力制作电影短片、 音乐专辑或是将他们的想法发布到全世界——而且 有相当多的人确实这么做了。天才并非哪里都有，但已经广布四方：如果你将创造能力赋予足够多的人，精品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正因如此，我们的选择空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这会让长尾向右延伸，成倍扩大可选产 品的阵营。以音乐为例：新发行专辑的数量在 2005 年令人震惊地上扬了 36%，曲目总数达到了 6 万（2004 年是 44000），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音乐 家们录制和发行自创音乐的便捷度。同时，世界各 地的乐队也将 30 万首以上的曲子上传至 MySpace， 进一步延长了那条已经很长的尾巴。

    图 4-2 力量二：普 及传 播工具

    第二种力量就是通过普及传播工具降低消费的成本。尽管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创作，但如果创作出 的内容无人欣赏，一切便毫无意义了。个人电脑把 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生产者或出版者，但把每一个人 都变成传播者的是互联网。

    最有趣的一面是，这是一种“字节对原子”经 济学，奥妙在于花几分钱在线传送内容和花几美元 用卡车、仓库和货架送货的不同。不过，即使对有 形产品来说，互联网也大大降低了接触消费者的成 本。数十年来，沃尔玛投入数十亿美元才建立起了 实际上最成熟的供应链，只为以低价格向全世界千 千万万的消费者提供品类齐全的商品。今天，任何 一个人只需在 eBay 上开个店，就可以接触到毫不亚 于沃尔玛的广阔市场。

    互联网只是降低了接触更多人的成本，有效地 提高了长尾市场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继而带来了 更多的消费，有效地抬高了销售曲线，扩大了曲线 之下的面积。

    第三种力量就是连接供给与需求，将新产品介绍给消费者，推动需求沿曲线向右移动。这种作用力量三： 连接供 给与需求的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 Google 的“群体智慧”搜索引擎，可能是 iTunes 的好歌推荐，也可能是口头 传播效应或消费者的博客。对消费者来说，这意味 着寻找非主流内容的“搜索成本”降低了。

    在经济学中，搜索成本是指任何妨碍你寻找目 标的东西。某些成本是非货币性的，如时间浪费、 争论、错误的时机或迷惑之处。其他一些成本则是 明码实价的，比如错误的购买，或是因为没有找到 更便宜的选择而被迫高价购买。只要你能更容易地找到价格和产品本身却让你满意的产品，你的搜索成本就降低了。 我们在后文中还将细谈这个问题，但现在需要强调一点：其他消费者的行动往往是最有用的指示 信号，因为他们的动机与我们最为统一。Netflix 和 Google 便利用了消费者的集体智慧，它们会观察 数百万人的行动，然后将这种信息转化为相关的搜 索结果或建议。

    当个别消费者贴出用户评论或在博客上表达自 己的喜恶时，他们也扮演了指导者的角色。由于你 能很轻松地获得这类基层参考信息，你在寻找某种 新产品的时候就更容易以更快的速度找到让你满意 的选择。这会鼓励你走到你熟悉的领域之外去探索 一番，经济效果不言而喻：推动需求向利基市场转 移。

    当消费者们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时，还有一件重 要的事将会发生：他们会共同发现，他们的品味千 差万别，根本不像那些铺天盖地袭向他们的营销战 役所暗示的那样统一。消费者的兴趣已经多元化，他们正散向越来越专项化的不同小圈子，越来越深入地探讨着圈内的主题爱好——当志同道合者们走 在一起时，他们必然会这样做。受虚拟或非虚拟企 业的鼓励，他们开始共同探索未知的领域，离传统 之路越来越远。

    正是这些将消费者联结在一起的新技术推动需 求从曲线的前端走向了长尾。换句话说，第三种力 量进一步扩大了对利基市场的需求，让曲线变得更 加扁平，将它的重心从中部推向了右部。

    ＊ ＊ ＊ 三种力量中的每一种都代表着新兴长尾市场中的一系列新的机会。生产工具的普及使生产者的队伍急剧壮大；超高效的数字经济学创造了新的市场 和新的交流中心；最终，利用集体智慧联络供给与 需求的能力带来了崭新的推荐和营销方式，本质上 扮演了新时尚领军人的角色。

    第四章 新生产者

    1987 年 2 月 23 日夜，日本的地下观测站神冈 中微子探测器二代(Kamiokande II)在 l3 秒内一连 观察到了 24 个中微子。24 这个数听起来也许不算 大，但这个观测站一般只能在一小时内发现两三个 中微子，而且很少是一次性发现。所以这一次有点 非同寻常。但这一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得过几个小 时才能知道，因为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没有揭晓。

    天体物理学家们很久以前就已提出，在一颗恒 星爆炸之后，它的大多数能量将以中微子的形式释 放出来——这些低质量的亚原子微粒将轻松穿透各 个行星，就像子弹穿透纸巾一样。这种理论还认为， 在这种爆炸的前期阶段，唯一可以观察到的迹象就 是一阵微粒雨；几小时之后，大爆炸才会显现为可 见的光线。因此科学家们估计，当我们附近的一颗恒星发生超新星变化时，我们会首先发现中微子，三个小时之后才会在可见光谱中观察到恒星的爆炸。 要测试中微子和可见光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必须分别观察两者，然后测量他们之间的时间差。但 这里存在一个操作问题：你必须找到正确的观察点。 这对观察中微子来说倒不是一个多么大的难题。由 于神冈观测站的观测中心是球形的，它可以记录下 任何正在穿越地球的中微子，不管它们来自哪个方 向。但要看到爆炸的光线，望远镜必须在绝对正确 的时间对准绝对正确的观察点。不用说，这对茫茫 太空来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正因为这样，要想靠职业天文学家寻遍整个天 空的各个角落，尽可能地去捕捉(如果有可能的话) 这一瞬间，那职业天文学家的数量根本就不够。不 过这没关系，因为有不下数千个业余天文学爱好者 也很愿意做这件事。他们可以使用相对廉价的电脑 望远镜，装上一个道布森(Dobsonian)光学镜就可以 让一个不足 5 英尺长的望远镜达到相当大的孔径 (12 英寸并不稀奇)；他们还可以使用灵敏的CCD(charge—coupleddevice，电荷耦合设备)传感器，相比人的眼睛，这种设备能收纳更多的光线。 就靠这些，当代的业余天文学爱好者们能拍出相当 不错的太空照片，比 l00 年前的职业天文学家们用 房子一样大的望远镜拍出的照片还要强。

    第一个观察到超新星 l987A 的就是一个介于职 业和业余之间的观测者。加拿大人伊恩?谢尔顿(Ian Shelton)，某研究生院的退学生，当时正在智利安 第斯山脉的一个观测站打杂。作为工作的报酬，他 可以在站里的那台 24 英尺长的天文望远镜空闲下 来的时候使用它。2 月 23 日的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 他没有事。那一晚，谢尔顿决定用这台望远镜对大 麦哲伦星系做一次三小时的观察。

    那一刻的发现可谓天作之合：就在 168000 光年 之前和 168000 光年之外，一颗恒星已经在蜘蛛星云 (Tarantula Nebula)的边缘地带爆炸。不过从地球 上看，从谢尔顿的角度看，这次爆炸就像刚刚发生 一样：一点微光突然出现在麦哲伦星系的一个从未 引人注目的角落。谢尔顿先是盯着照相底板看了 20分钟，然后又走到室外用自己的眼睛看了看。没错，它就在那里：l604 年以来第一个用肉眼观察到的超 新星。

    谢尔顿和神冈观测站的观察结果有时间上的微 妙联系。后者所记录的中微子爆发时间是格林威治 时间 7 点 35 分，而谢尔顿发现第一丝亮光的时间是 格林威治时间 l0 点左右——也就是中微子雨之后 的不到 3 小时。这样来看，时间差与理论相符。但 有没有可能亮光在谢尔顿开始观察之前早已出现了 呢?这个问题也必须要回答。

    幸运的是，就在同一个夜晚，还有两个热心的 业余天文学爱好者也在用更小的非专业望远镜工作 着。在新西兰，一个有数十万次观测经验的老手艾 伯特?琼斯(Albert Jones)在格林威治时间 9 点 30 分的时候仔细观察过蜘蛛星云，但没有发现任何异 常现象。澳大利亚的罗伯特?麦克诺特(Robert McNaught)则在格林威治时间 l0 点 30 分的时候拍下 了这次爆炸，印证了谢尔顿的发现时间。所以，光线必然是在 9 点 30 分到 10 点之间的某个时候到达地球的。

    20 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发现之一 就是这 样来的 。 一种解释宇宙运行方式的重要理论被业余圈和专业 界共同证实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两个业余爱好 者，一个想在智利转为专业者的前业余爱好者，还 有美国和日本的专业物理学家。当一篇科学论文最 终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发现时，这些人共享了著作 荣誉。

    英国民间智囊机构 Demos 在 2004 年的一份报告 中说，这件事是新“半专业一半业余”时代的重要 一刻，在这个时代，专家和业余者们可以并肩工作： “天文学过去专属于‘大科学’研究机构。现在， 专业一业余协作也可以成就伟业。许多业余者仍然 在独立工作，许多专业者仍然隐藏在他们的学术机 构中。但全球研究网络正在形成，怀着对耀星、彗 星和小行星的共同兴趣，专业者和业余者们联结在 了一起。”

    就像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在他的现代业余天文学史《望尽黑暗》(Seeing in the Dark) 一书中所说的：“在过去的天文学界，孤寂的专业 者们只能与他们的望远镜形影相吊；现在，一个联 结专业者和业余者的世界网已经出现。如果一个人 想选出这一转变的发生 El??那么 l987 年 2 月 23 日的夜晚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Demos 的结论是： “天文学正在迅速变成一门由两种力量共同推进的 科学：一边是如火如荼、海纳百川的半专业一半业 余运动，一边是远比从前要小的专业天文学家和天 体物理学家队伍。”

    天文学界的这种半专业一半业余运动离不开道 布森光学镜、CCD 矛 N 一种新的信息共享机制—— 互联网。正是这些工具壮大了业余天文学爱好者的 队伍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影响力。在过去的 20 年中， 天文学已经变成了科学天地中最平民化的领域之一， 原因之一就是业余爱好者们正在扮演着无可争议的 重要角色。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经常号召业余爱好者们观察某些有可能光顾地球的小行星，这种观测 任务由一个名为小行星邮递名单(Minor Planet Mailing List)的 e．mail 通信组织负责协调。领导 这个组织的是 42 岁的理查德?科瓦尔斯基 (Richard Kowalski)，他在白天是佛罗里达美国航 空公司(US Airways)的行李工，晚上就变成了一个 天文学家。邮递名单上的 800 个业余者中有些只是 为乐趣而记录自己的发现，其他一些则希望得到某 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重要发现，借此留下不朽的 名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是为钱而参与 的。

    天文学领域注定有志愿者的一席之地。再想想 刚才提过的那个问题：面对茫茫太空，你唯有在绝 对正确的时间去看绝对正确的方位才能观察到那些 最有趣的新现象，比如小行星或星体演化。这不是 一台望远镜有多大、多贵的问题，而是在某一个特 定时刻能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太空的问题。正是业余者将天文学界的人力成倍扩大了——而且，他们的贡献不仅仅是在自家后院内观察星星那样简单。 谈到集思广益的“开放式”软件，人们常说“如果有足够多的眼睛，所有 bu9 都不在话下”。 天文学也是一样：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我们就能 发现无人知晓的小行星——然后及时做出正确的行 动。

    当然，半专业一半业余者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他们主要是在收集资料，而并没有开创新的天体物 理学理论。有时候，他们也不能正确地分析他们所 收集到的资料。但他们在天文学界的重要地位是毋 庸置疑的。科学历史学家约翰?兰克福德(John Lankford)的《天空与望远镜》1046}第四章新生产 者(Sky＆Telescope)堪称美国业余天文学爱好者的 圣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专业者和业余者之间永 远存在一道界线，但在未来，将两者分开来谈也许 会变得越来越难。”

    生产工具的普及

    说到生产工具的普及，新颖之处在于它的方式 而不是这个概念本身。事实上，卡尔．马克思或许 是半专业—半业余经济的真正鼻祖。正如 Demos 所 说，“马克思在写于 1845-1847 年间的《德意志意识 形态))(German Ideology)一书中提出，劳动——也 就是被迫、非自发的有偿工作，将被主观积极性取 代。”他希望人类能最终迎来一个极大丰富的时代， “物质生产为每一个人留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 时间”。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 社会里“，??没有人能独占一个排他性的活动领地， 任何一个人都能在他所喜欢的任何一个领域中获得 成就??早晨打猎，下午钓鱼，夜晚饲养家畜，晚 饭之后纵论时事，就像我这个从未当过猎人、渔夫、 牧羊人和评论家的人所想象的那样。”

    以马克思的话为出发点，我们可以说专业一业余联合运动是诞生于长尾的第一种力量：生产工具 的普及。

    我们在天文学中看到的故事也在无数其他领域 中发生着。就像 40 年前的电吉他和车库推广了流行 音乐一样，今天的桌面创作和制作工具正在将工作 室普及到每一个角落。苹果公司随每一台 Mac 电脑 附送的“车库乐队”(GarageBand)软件用“录下你 的下一曲大热门”这样一句话欢迎用户，而且也为 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工具。同样，数字摄影机和桌 面编辑软件(随每一张 Windows 软件和每一台 Mac 电脑附送)正在将这一类工具交到一个个家中电影 制作人的手中，而在过去，这样的机会只属于专业 者。

    然后我们又有了文字传播工具——永远的平等 主义先锋。尽管是复印机率先揭穿了“媒体的力量 永远属于拥有媒体的人”这句谎言，但真正让业余 出版商们大显身手的却是博客。今天，有数以百万 计的人在出版自己的日志，而且他们的读者群之大远非任何一家主流媒体可以比拟。而造就博客的仍然是工具的普及：简单、廉价的软件和服务令在线 出版变得轻而易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尝试。 其他一些新技术也是同样：桌面图像编辑和打印；鼓励玩家们创造和分享自定义版本的电脑游戏； 还有按需印制的图书出版。几十年前，我们大多数 人都不会去制作热门电影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 得不到必要的工具；第二，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今 天却只剩下了后一个解释，而且就连这个解释也不 再像以前那样可信。好莱坞纵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也 不可能发掘出地球上所有的电影制作天才。廉价而 又随处可见的那些技术远比人要厉害。曾几何时， 天才们得费尽艰辛地去获取生产工具，而现在的情 况则恰好相反。

    这一切带来了这样一个后果：我们正在由被动 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生产者。而且我们是为兴趣而生 产的——“业余者”(amateur)这个词本身就来自拉 丁语的“爱人”(amator)一词，动词是“去 爱”(amare)。看看四周，你随处可以发现这样的事情：业余者的博客正在同主流媒体争夺注意力，默默无闻的乐队正在网上发行没有标签的音乐，消费 者们正聚在一起在线评论。就好像生产的潜台词已 经由“赢得生产的权利”变成了“为什么不去做”。

    瑟尔斯博士(Doc Searls)在他的著作里把这种 趋势称为消费主义向参与性“生产主义”的转变：“消费者经济”是一种由生产者控制的 系统 ， 其中，消费者只不过是将“内容”转化成金钱的能 量源。这是一种绝对败坏的恶果，根源就是生产者 对消费者的绝对优势。自从生产者们赢得工业革命 以来，他们便掌握了这样的优势。

    革果公司正在把生产工具交给消费者。这种做 法将在根本上改变市场和以市场为繁荣之源的整个 经济。

    我从我自己的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 们也很喜欢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虚拟电影”—— 用电子游戏软件制作的电脑动画短片。这种电影的所有画面都是用《光环 2》或《模拟人生》这类游戏的 3D 引擎制作的，导演只需写一个剧本，控制游 戏角色，然后将整个过程的声音录下来。其他所有 事情，包括布景、镜头、角色和车辆模型等等，都 是由游戏软件处理的。就像是每一台 xbox 游戏机或 个人电脑中都装进了一个迷你皮克斯公司(Pixar) 一样。

    这些孩子对这类虚拟电影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它 们当娱乐节目好好欣赏一遍，第二反应就是对它们 的制作方法大呼好奇，第三反应就是问别人他们自 己能不能制作一部这样的电影(当然，答案是能)。 虚拟电影缺乏好莱坞的那种光鲜包装，但它们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大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正在成长的一 代人目睹他们的同龄人制作出这样动人的创造性杰 作，必然会被深深地触动。

    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音乐，你都会想到那些 “天才”——某些才华横溢的人和某些了不起的设 备共同造就了这些令我们神魂颠倒的艺术经典。但 是，一旦你了解了幕后的玄机，你就会意识到你也能成为这样的“天才”。如果生产工具就摆在那里，你也会有创作的冲动。如果人们知道了艺术经典的 制作方法，他们就更有可能亲自一试。

    今天，已经有不下数百万人掌握了做一个业余 制作人所必需的工具和行为模式。其中必然有一些 人拥有过人的天赋和想象力。由于生产工具已经普 及到了太多人的手中，就算这类富有想象力的天才 只是人群的一小部分，他们也会成为一支值得期待 的生力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如果某些最具创 造力和影响力的杰作出自这类半专业一半业余爱好 者之手而非商业世界中的传统源泉，你不该感到惊 讶。这一转变意味着长尾中的人群将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日益膨胀。

    维基现象

    2001 年 1 月，富有的期权交易商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开始编撰一部网上大百科全书，他的方式前无古人——利用大众智慧，向上百万业余专家、半专家甚至自信有点学问的普通老百姓统统敞 开怀抱。这部百科全书将免费向所有人开放，而且 制作它的不是聘请来的专家和编辑，而是任何愿意 贡献一份力量的人。威尔士用几十篇预先写好的文 章和一个名为维基(Wiki，夏威夷语单词，意思是 “快捷”或“迅速”)的应用软件开始了他的创举——凭借这种软件，任何能上网的人都可以来到一 个网站编辑、删除或添加站上的内容。他的野心着 实不小：创造一个堪与亚历山大帝的古代图书馆相 媲美的知识宝库。

    不用说，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举动。 首先，用这种方式编撰百科全书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创建权威知识库从一开始就是学者们的事。 历史上，最早挑战这一难关的是几个独立博学家。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形单影只地一个人 收录着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400 年后，罗马贵 族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编成了一套 37 卷本 的知识集。中国学者杜佑在 9 世纪独立创作了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通典》。在 1 8 世纪，狄德罗和他的几个伙伴(包括伏尔泰和卢梭)用 29 年 的时间创作了((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 词典》(Encyclopd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e 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eiers)。

    后来，个人的努力逐渐演化成了更大范围的团 队合作，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后。l8 世纪后期，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几位成员开始将工业界的科学管 理和装配线原理用于百科全书的编写，创造了史无 前例的成就。出版于 1788—1797 年间的《不列颠百 科全书》第三版共有 18 卷，加上两卷附录，共达16 000 页以上。一组组专家应招加入学术文章的创 作阵营，服从一个经理的统一指挥，遵照一个详细 的计划表工作。

    现在，威尔士发明了第三种模式：开放式的集 思广益。维基百科全书的创作者不是某一个聪明的 家伙，也不是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聪明家伙，而是 成千上万的各色人等——既有真正的专家，也有纯 为兴趣而来的旁观者，还有一大批志愿管理员分管不同条目，天天监督它们的进展。按威尔士的逻辑来算，5 万个自告奋勇的维基创作者就等于一个老 普林尼。

    就像作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所写： “维基百科全书没有标榜权威二字，而是依赖于极 度的分散化和自我组织。这是一种最纯粹的开放。 大多数百科全书在印上纸面的那一刻便开始陈旧。 然而，只需加上维基软件和某些热情的助手，你就 能得到一部自我完善、近乎永生的百科全书。一种 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创造了一种灵活、迅捷、稳固、 自由的产品。”

    2001 年的时候，这种理念似乎还是荒唐的。但 到 2005 年，这项非营利事业已经贡献了地球上最大 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全书有出自 2 万多人之手的 l00 余万篇英文文章(远胜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8 万篇和《微软电子百科全书》的 4 500 篇)，再加 上 75 种其他语言(包括世界语和库尔德语)的内容， 维基的文章总数超过了 350 万篇。

    要想对维基百科全书做一份贡献，你只需要一个互联网接口：书上的每一个条目都有一个“编辑 本页”的按钮，所有人都可以点击进入。我们每一 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专家，而维基百科全书的魅力就 在于内容的极度丰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主题找 不到相应的条目。这与《不列颠百科全书))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如果你费尽力气翻开这本大部头，却 没有找到你想看的条目或是看到了一个有缺陷的条 目，除了挥挥拳头骂几句或是给编辑写封信(别指望 得到回信)之外你还能做些什么?但是对维基来说， 你可以修订一个条目或是自己创作它。从消极愤怒 向积极参与的转变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里不妨借 用一下那个有关天气的老笑话：每个人都在抱怨百 科全书，但现在你可以做点什么了。

    集体生产的力量

    总体来看，可以说维基百科全书是世界上最好的百科全书：它更大，更具时效性，而且在许多主 题上甚至比《不列颠百科全书》更深刻。但是单就 各个条目而言，质量确实高低有别。在那些引人入 胜、博学睿智的文章周围也掺杂着不少的“烟头”(空 占不用的条目)甚至是自动生成的垃圾内容。

    在那些万人瞩目的热门条目中，维基展示了它 对肆意破坏行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难能可贵的 抵抗力。IBM 的一项研究发现，对维基中诸如“基 地组织”这样的高敏感度条目来说，遭受破坏之后 的平均修复时间不 N4 分钟。这可不是职业“百科警 察”的功劳，而是一大批自告奋勇的半职业一半业 余管理员的应急行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个系 统运行得相当好。随着维基的不断扩充，这种快速 自我修复功能还将扩展到更多的条目。

    维基的每一个条目都有不确定性并不是关键所 在，真正重要的是：整个维基百科全书是以不确定 性为基础的。任意给定一个主题，你在维基上找到一个真实、最新、准确的相关条目的概率都非常大，即使单个条目并不完善。 不妨换种方式来说。假设《不列颠百科全书》各条目的质量分是 5-9 分不等，平均分是 7。维基 的分数范围是 0—10，平均分是 5。但由于维基的条 目数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的 10 倍，你在维基中找 到一个高质量相关条目的概率实际上更大。

    维基的真正非凡之处在于它能在长期内不断地 改进自己，有机地治疗自己，就好像那支庞大而且 仍在日益扩张的监护者队伍是一个免疫系统，对任 何威胁到维基的事情都能做出警觉而又迅捷的反应。 而且正如一个生物系统一样，它能不断进化，自然 选择那些必要的特征以避开本生态系统内的食肉动 物和病原体的侵袭。

    百科全书的传统创作过程(专业编辑、学者撰写、 同行评审)以完美为目标。完美很少能实现，而且， 对准确性和清晰性的追求固然带来了结果的统一性 和可信性，但时间浪费和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剧增。 职业出版业的大多数其他作品也大同小异：事实上，如果一本书能把所有字都印到正确的地方，而且每个词的拼写差不多都是正确的，你就可以谢天谢地 了。出版业有一个质量下限，产品质量不低于这个 限度就可以了。

    但对不确定性系统来说，只有一个统计学上的 质量水准，也就是说：某些事情会相当出色，某些 事情只是普普通通，还有一些事情会蹩脚到家。这 就像是动物的天然属性一样。许多批评家错就错在 没有认清这一点。维基只是不同于((不列颠百科全 书》的另一种“动物”。它是一个动态社区，不是 一个静态的参照物。

    维基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秩序：这个任由 业余用户创作和编辑的开放式系统并没有陷入无政 府状态。相反，它已经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将历史上 最庞杂的百科全书组织得井井有条。吉米。威尔士 的催化魔术(几个初始条目和一个允许其他人添加 新条目的机制)已经真的从混乱中创造出了秩序，真 的逆转了熵的方向。

    成果就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百科全书，一部完全不受空间约束和生产限制的百科全书。它既有一部 世界级的参考书所应该有的一切内容，也包含成千 上万出人意料的新奇主题。有些文章写得像教科书 一样深，谈的是量子力学这样的领域。还有一些条 目则活似传记，讲的是漫画书的角色。换句话说， 维基就是所有“大热门”和大批“利基产品”的结 合体。

    收录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文化知识就是百科全书 的传统模式。有些金科玉律般的基本内容不可或缺， 而且必须得到权威的认可。接下来的那些内容则一 条比一条短，直到专家们判定“这一条不值得写进 去”。传统的百科全书就终止于此。但另一边，维基 百科全书却可以永无止境地续写下去。

    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把维基想象成 Rhapsody， 也就是那个音乐网站。维基里有任何百科全书都有 的 1 000 大流行金曲：比如恺撒大帝、第二次世界 大战、统计学等等。这些就是热门歌曲。这方面， 维基是在同最棒的专家们竞争——他们的权威文章文采飞扬，引经据典，读起来如沐春风，大开眼界。

    用户自创式的维基模式则有四个主要优势：第一是 时时更新的能力；第二是篇幅的无限性和视觉辅助 (比如图片和图表)；第三是大量连接到其他资源的 外部链接；最后，维基或许还能更好地显示不同的 观点和争议之处。

    在曲线中部，也就是第 l000—80000 个条目 (《不列颠百科全书》到此为止)，主题就更专项化 了：恺撒的剖腹降生、冲绳岛大战、回归分析等等。 在这一部分，维基开始超越它的竞争对手。无限的 空间意味着维基的条目倾向于更长、更全面。《不列 颠百科全书》的每个条目平均篇幅是 678 个单词， 而维基里有不下 200 000 个条目(相当于两部《不列 颠百科全书》)大于这个篇幅。同时，外部链接和信 息更新成了维基的一大优势，因为这让维基成了进 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最后就是长尾了——第 80000—1000000 个条 目。这些就是维基独有的内容，其他百科全书甚至 不屑考虑它们。这些主题更专项化：恺撒密码、士兵们吃的午餐肉罐头、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等等。

    这部分文章良莠不齐，有些堪称维基中的精品(热情 的专家们写的)，有些就是维基中的垃圾(自吹自擂、 诽谤攻击、恶作剧)。许多批评家只知道盯着这些垃 圾，但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其他像维基长尾这样的东西。从核心科学到最新的 政治时事，维基的涉猎之广是其他任何百科全书都 无法相比的——无论是碍于纸张上的限制还是 DVD 性能的限制。((不列颠百科全书》没有关于长尾现 象的条目(到目前为止)，而维基里不光有，而且写 得非常精彩和全面，足有 l 500 个单词(而且没有一 个字是我写的)。

    维基的作者们有机会将自己了解和爱好的主题 细说给公众听，他们很容易被这样的机会吸引、解 放和激励。使用新普及的简单工具——网页浏览器 和互联网接口，力量倍增的业余爱好者们闯进了百 科全书的创作领域，在短短 5 年时间里就将维基的 内容扩充了上千倍。

    这种“集体生产”，也就是大规模的志愿加入和业余参与，是互联网创造的一个非凡的现象。我 们正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任何领域中的大多数生 产者都是无偿贡献的业余者，他们与专业者的主要 区别只是可用资源的不同——相对较少的资源(但 差距正在缩小)限制了他们的野心。当每一个人都能 得到生产工具时，每一个人都会变成生产者。

    声誉经济

    业余者为什么要参与?在没有商业计划甚至也 没希望拿到一张支票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什么要去 创造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一部百科全书或一次 天文学观测)?回答这个问题对理解长尾现象至关重 要，这部分上是因为长尾中的事情有许多都不是以 商业利益为目标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又一次 证明了一件事——我们必须在某些方面反思我们对 市场的假设。在需求曲线的头部和尾部，创造的动机截然不同。一种经济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我们可以把长尾理论归结为一句话：需求曲线开始 于头部的传统货币经济，终结于尾部的非货币经济。 头尾之间则是两者的混合体。

    在头部，产品可以获益于强大但却成本高昂的 大规模市场流通渠道，商业上的考虑因素占据统治 地位。这是专业者的领地，而且无论他们有多么喜 欢自己的专业，这本质上只是一份工作而已。生产 和流通成本太高，不允许经济利益让位于创造力。 金钱驱使着一切。

    在尾部，生产和流通成本寥寥无几(这要归功于 数字技术的普及力量)，商业因素往往是第二位的。 人们是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进来的——比如 自我表现、娱乐、试验等等。我们之所以可以把这 条长尾也称为一种“经济”，是因为这个领域中也 有一种吸引力毫不亚于金钱的财富——声誉。声誉 是用一种产品吸引了多少注意力来衡量的，它可以 转化成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工作、头衔、拥趸和各 种各样诱人的商机。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蒂姆?吴(Tim Wu)把这称做“曝光文化”。以博客为例，他写道：曝光文化反映了网络的逻辑——一切都是为 了引人注意。网络作家们相互建立链接，大大方方 地引用，有时候还给整篇整篇的文章详写注解。电 子邮件推荐最受欢迎的文章，网上笑话就像饮水机 一样已经变成了美国工作文化的一部分。曝光文化 的原罪不在复制，而在于没有恰当地保障著作权。 而且，曝光文化的核心就是那些无所不能的搜索引 擎。如果你的网站很容易在 Google．．E 搜索到，你 肯定不会起诉——你高兴还来不及呢。

    一旦你认识到长尾曲线里的创作者们各有不同 的动机，你就应该很容易想到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兴 趣也不尽相同。迪斯尼矛 IlMetallica 公司或许正 在费尽心机地巩固和拓展版权，但还有很多(或许更 多)的艺术家和生产者把免费的对等交流(P2P)家们 可以通过它向听众们直播演出，看成一种低成本的营销方法：音乐独立电影制作人把它当成一种自动流传的简历，而学者们认为允许其他人免费下载他 们的论文有助于扩大他们的影晌力和读者群。

    这些动机都可以改变创作者们对版权的看法。 在曲线的头部，各大制片厂、唱片公司和出版商拼 命地捍卫着他们的版权。曲线中部，也就是独立音 乐人和学术媒体的领地，是版权问题的灰色地带。 如果继续向尾部靠近，进一步深入非商业地带，我 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正在毫不犹豫地放弃 某些版权保护。2002 年以来，一个名叫创造性共同 体(Creative Commons)的非营利组织一直在颁发同 样冠有这个名字的许可证，允许灵活使用某些拥有 版权的作品，目的就是为(自愿这样做的)创作者们 创造更大的价值——通过自由传播、重新编排或是 其他 P2P 方式传播他们的观点、兴趣和名声。(实际 上我就用我自己的博客这样做过，原因也是这些。) 简言之，有些作者在意版权，有些作者不在意。 但法律并不会区分二者——版权自动授予，自动得到保护，除非创作者明确放弃。因此，“自由”的力量被盗版之嫌模糊了，而且常被投以怀疑的目光。 但我们毕竟已经开始转变观念，开始把成果共 享的趋势看做“互惠经济”(gift economy)的力量——这从博客和开放式资源等各个领域中明显可见。 在我职业生活的一个层面(我担任编辑的那本 60 万 册发行量的杂志)，我接近曲线的头部；在另一个层 面(我那个日均 5000 名读者的博客)，我却位于尾部。 身处不同层面的时候，我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是不 同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市场和法规能更准确 地反映这个现实。

    自我出版热

    我们习惯于用商业视角观察图书市场，总以为 大多数作者都希望写出畅销书，变成大富翁。但事 实上，绝大多数作者不仅不会变成大富翁，甚至连 写出一本热门书的念头都没有。每年都有近 20 万部英文书出版，但进入普通图书超市的只有不到 2 万部。大多数书都不会畅销。

    2004 年，在尼尔森图书调查公司(Nielsen BookScan)追踪调查的 120 万部图书里，有 95 万部 只卖了不到 99 册，另有 20 万部卖了不到 l 000 册， 只有 25 000 部的销量在 5 000 册以上。美国图书的 平均销量是 500 册左右。换句话说，有 98％的书不 具商业价值，无论这是否有违出版者的初衷。

    要想被大众市场接受，一种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你只能挑选多数人感兴趣的主题而不是面向少 数人，你只能采用叙事风格而不是学术语调。大多 数作者都做不到这一点，还有很多作者不愿意这样 做。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我行我素，并 没有打算赚大钱。很多人只希望他们的书被他们所 重视的特定群体读到：比如与他们背景相似或志趣 相投的人。

    但这样一种非营利性的追求绝非无利可图。书 籍本身已经不是价值所在，而是变成了宣传价值所 在的一种广告——而价值所在就是作者本人。许多这一类的非商业书籍只是营销工具而已，目的是提高作者的学术声望，推销他们的顾问服务，为他们 赚取演讲费，或者只是将他们的名头留在世上。从 这个角度看，自我出版并不是赚钱的一种方式，而 是对其他人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

    为了认识这个领域，让我们看看 Lulu．com—— 一个新型的 DIY 出版商。只需支付不到 200 美元， 你就能实现出版梦：Lulu 不仅能把你的作品变成一 本平装或精装书，给它一个 ISBN 号码，还能保证在 线零售商们把它列入书库。一旦进了书库，这本书 就能被百万读者搜到。或许还能跟《哈利?波特》 肩并肩地排在一起——如果自动推荐引擎决定这么 做的话。凭借 Lulu，一本书的印量可以视情况而定， 一次可能只有几十本而已，而且存货可以根据需求 数量随时印刷补充。相比短短几年前的那种遭人耻 笑的“虚夸”出版模式，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正因如此，数以千计的作者正在尝试这条途径。

    以下是 Lulu 上排名前 5 位的自我出版书籍：1．((繁忙人士的天然食品：简易免加工 El 常食谱》(Raw Foods f0，Busy People：Simple andMachine—Free Recipes for Every Day)2．《哈瓦那犬》(The Havanese，“哈瓦那犬主 人、饲养者和爱好者的精粹指南。”)3．《调查生物学——Bl0100 实验室手册》 (Investigating BiologyA Laboratory Manual for BIO100)第 l2 版4．《SAT 制胜法》(Maximum SAT)5．((如何创办一个婚礼筹备公司》(How toStart a Wedding Planning Business)这些书的销量都在 5 000-50 000 册之间，已经 相当不错。80％的销售利润都直接进入了作者的腰 包，远高于普通出版商的 l5％。显然，自我出版者 都是失败者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但这里还得强调一下，大多数作者使用这种自 我出版服务都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一鸣惊 人。Lulu 的其他数千个顾客之所以选择自我 出版 ，大多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书不会卖出太多，所以不值得求助于商业出版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读 者，只是读者群比较小罢了。

    若换在几年前，这些作者大多都不会有出版的 机会——这一点已经足以让许多人放弃写作的念头。 但今天，出版的经济门槛已经低到了极点，几乎每 一个人都能做到。这经低到了极点，几乎每一个人 都能做剑。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为任何原因而写书， 而且他们不必等待某个出版商判断他们的书是否值 得推向市场。

    整个出版业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影响，连顶 尖书商们也不例外。在 2005 年，巴诺书店销售的书 目种类比 2004 年多出了 20％，首席执行官史蒂 夫．里吉奥(Steve Riggio)把这种进步归因于 3 种 力量：(1)高效的“需即印”模式使市面上的书的品种增多；(2)小独立出版商的增多；(3)自我出版。 “接下来的几年里，‘图书出版’的传统定义将不再有多大的意义，”他说，“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把互联网当做发表成果的第一平台，无论这些成果是书、短篇故事、创作中的作品还是他们的专业 文章。我更愿意对图书业的未来保持乐观，因为一 个全新而又高效的首次出版渠道正在兴起，而且正 迅速变得越来越成熟。”

    对生产者来说，曲线头部和尾部的最大区别之 一就是工作角色：你越靠近尾部，你的业余爱好和 正式工作之间的平衡就越难。但这没有关系。“业者” 和“业余者”之间的差别正在日渐模糊，事实上， 这样的差别有可能最终变得无关紧要。我们不仅会 去做职业岗位上的分内之事，还会去做自己想做的 事。而且两者都可以拥有价值。

    这方面，0hmyNews 公司 2000 年时在韩国创造 的“公民新闻”现象也是一个例子。；在 0hmyNews， 约有 50 名职业记者和编辑负责筛选、编辑和补充 4 万多个业余志愿者撰写的新闻稿。这些志愿者来自 四面八方，既有小学生，也有大学教授。他们每天 发送 150～200 篇文章不等，相当于 OhmyNews 内容 总量的 2／3。他们的报酬微不足道：如果一篇文章登上头版头条(这当然很难)，作者将获得 20 美元左右。为什么他们要参与? “他们写文章是为了改变 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赚钱。”网站创始人吴连镐(Oh Yeon Ho)说。

    从电影制作者到博客，各种各样从长尾中起步 的生产者并没有对商业前景抱有太大的期望，因此 他们有勇气抓住机会。他们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 因为他们本就没有太多的损失可言。他们不需要许 可，不需要商业计划，甚至也不需要资本。创作工 具现在并不昂贵，而且富有才华的人广布四方，远 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从这个角度看，长尾有望变成 创造力的熔炉，在这里，新理念可以在演化为商业 形式之前继续融合和成长。

    案例研究：孤岛

    一种动机并不能解释所有人的动机。人们可能 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事，有人只想表现自己，有人要的是名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长尾中的一种越来越畅通无阻的灵活力量可以为创作者 们提供机会。从 iTunes 这样的网站到网络本身，数 字市场是一个无缝的连续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 原本位于底部的内容可以轻而易举地登峰造极，只 要它能触动市场的心弦。要想发现和鼓励这样的内 容，理解这类创作者的各种动机是至关重要的。

    媒体大亨巴里．迪勒(Barry Diller)，也就是 IAC／InterActiveCorp 公司的董事长，在 2005 年 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谈到了集体生产的问题。他承 认集体生产是件有趣的事，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 可以与好莱坞相抗衡的力量。“一帮才华横溢的人不 会被那 l 800 万认为有人欣赏的业余者取代。”他信 誓旦旦地说。

    他的话对不对?这么说吧，如果你把“才华横溢 的人”定义为那些有能力创造大众市场热门产品的 人，那么迪勒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但创造力并不是 好莱坞的专利，有能力触动市场心弦的人也未必来自好莱坞，而是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可以走任何一条路。

    以阿基瓦?谢弗(Akiva Schaffer)，乔玛?塔 昆(Jorma Taccone)和安迪‘桑伯格(Andy Samberg) 为例。直到不久之前，他们还是无名小辈，迪勒的 天才过滤器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筛掉。

    大学毕业之后，这三个高中时代就是好兄弟的 小伙子结伴来到了好莱坞。他们搬进了奥林匹克大 道上的一栋低租金的大房子，还给它起了“孤岛” 这么一个名字。然后，三个人开始琢磨怎样才能作 为一个小喜剧团打入好莱坞的娱乐业。

    个人喜剧想上电视不是那么容易——就像一个 想出名的作家一样，而一个事先组好的剧团想上电 视甚至更难。所以不用问，这个三人组合很快就碰 上了好莱坞求职道路上的所有惯常障碍。但他们并 没有被没完没了的闭门羹打败，而是聪明地把他们 的节目(现在跟他们的房子同名)放到了网上“。孤岛” 的几位创始人借了一些摄影设备，开始制作短小的 滑稽录像和歌曲。谢弗的弟弟米卡，一个技术顾问和大网迷，在 2001 年的时候东拼西凑地做出了他们的网站：thelonelyisland．com。 制作白人少年说唱乐的录像，然后配上招牌式的冷幽默，几个孤岛居民就这样起步了。最早的录 像之一讲的是一种对比：哪些事情“够酷”(比如“你 亲了尚南?多尔蒂”)，哪些事情不够酷(“我主修 制陶术”)。这类趣味创作往往能风靡一时，这段录 像也是同样，很快就在网上流传开了。它曾一度被 荷兰的一位音乐主持人用“捣浆糊”的手法加工了 一番(把它和其他录像片段混合起来)，一下子变得 更加流行。

    于是更多的录像和更多的歌迷加工作品接踵而 至，“孤岛”也鼓励这样做，他们还让前面提到过 的那个创造性共同体组织颁发了许可证，允许别人 创造性地再利用他们的录像。短短几年之内，“孤岛” 就闯出了“网络盛名”——这个词的意思是：对那 些放弃电视时间，换来上网时间，不知疲倦地在网 络亚文化中冲浪的人来说，孤岛很重要。

    利用这种网络名声，“伙计们”(孤岛迷们对它的称呼)揽到了更好的创作和表演生意。但他们的主 要节目仍然是在线的。他们的“网上黄金档”系列 的第一个节目名叫“布”。“住在马利布(Malibu)的 那些性感的年轻人总是把马利布称做‘布’，” thelonelyisland．com 上说，“因为说完整个词太 费时间，等三个字说完，你也就不再年轻了。”

    随着孤岛三侠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的故事渐 渐传到了《周六夜现场》的大明星蒂娜?菲(Tina Fey)和节目制作人洛恩．迈克尔斯(Lorne Michaels) 那里。2005 年中期，三个人飞往曼哈顿，在这个喜 剧界最著名的团队面前试了镜。没过几分钟，伙计 三个就被全部录用了。

    2005 年 l2 月，三个人在《周六夜现场》创作 了他们的又一个白人说唱讽刺节目。不出意料，这 个根据《纳尼亚传奇》(Chronicles ofNarnia)改编 而成的小节目竭尽歪曲和夸张之能事，而且非常非 常有趣。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在电视网上亮相了， 这个短剧在一个周六之夜播出，忠实(但是恐怕越来越少)的观众们如约而至地看到了它——无疑，大多数观众都会哈哈大笑一场，然后把它忘得一千二净。 但是有些人把这个《纳尼亚》短剧录到了他们的数字录像机上，其中有几个还看出了节目中的不 俗之处。于是他们把录像上传到互联网上。结果， 这段录像很快就在一向火暴的文件共享世界里引起 了轰动。于是 NBC 听到了消息，急忙把录像放到了《周六夜现场》的官方网站甚至是 iTunes 上。这样 一来，“病毒式视频”效应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而且这一次，反响之大远非从前可以比拟。

    媒体评论家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这样描 述这件事的影响：“整整二三十年了吧，我从未听到 任何人热热闹闹地讨论、推荐或承认爱看《周六夜 现场》。但突然之间，我听到了很多有关这个节目的 消息。而且这不是因为大家碰巧又开始看它，而它 又碰巧变得像过去那样能够有趣了。不，不是因为 这个，而是因为大家开始在网上传播那个《纳尼亚》， 一个确实很有趣的片子，而且人人都想上网一睹为 快。NBC 正在领教网络的力量，除了网络，没有任何东西有这样的力量。”在这段录像开始流传后的两星期内，《周六夜现场》网站的访问量剧增 y200 倍 还多。

    回顾这个传奇，可以说孤岛从头到尾地绕了一 个大圈子。三个不合格的人被娱乐业拒之门外，然 后转向网络，变得大受欢迎。娱乐业在那些颇难伺 候却又颇有影响的二十来岁群体中发现了这种现象， 于是把不合格人的人又召入麾下。三个孩子在电视 上做的事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但由于这个影响力 极大的群体看电视的时间不会太多，直到《纳尼亚》 回到网上(而且影响力被“网络小孩的力量”成倍 扩大)之后，它才真正流行起来。曾经被网上一代嗤 之以鼻的《周六夜现场》突然之间又酷了起来，皆 因他们触摸到了盛行网络世界的地下精神。从前， 这档节目只知道在那些不入流的地方剧院和即兴剧 团搜寻人才。现在他们也发现了网络的奥妙之处。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得承认现在的 娱乐业系统确实能认识到孤岛的吸引力，也确实能 想到利用它的办法。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系统或许是有效的。但如果说这三个用摄像机和网络制作和宣传节目的孩子不属于“那 l800 万自认为有人欣赏 的业余者”(借用一下迪勒的讽刺)，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属于什么人了。

    事实上，下一代创作天才很可能就会从这 l 800 万我行我素的业余者之中产生——而他们就是最有 可能将好莱坞和整个娱乐业拯救出陈旧模式的人。 或许迪勒是对的。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写出《六人行》 (Friends)这样的经典。但别忘了有多少人能创作出 像《纳尼亚》这样更加古灵精怪的东西。这类内容 能引起网络一代的共鸣，而在互联网世界中，统治 一切的是小领域，不是广电王国。再想想看，在互 联网普及八方之后，有多少潜在的天才有机会找到 真正的观众群?

    要想看到连续十几季长盛不衰的高质量剧集， 我们可能还得依靠好莱坞机器的全部力量。但就在 同一时间，数百个业余佳作也能共同捕获同样多的 观众。这种对比本可以像是苹果与橘子的珠联璧合——一个是永久的商业品牌，一个是短暂的业余娱乐。可惜的是，两者正在激烈地争夺网络一代的注意力。如果他们在看其中的一种，他们自然看不了 另外的一种。

    迪勒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今天，对大热门的需 求似乎不及对非大众化小领域内容的需求。随着人 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弃 40 大金曲和热门大片，市场需 求正在分崩离析，散向不计其数的小艺术家，因为 这些人与自己的拥趸们更加心意相通。所以，就算99％的博客都只有不到几十个读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即使是 l％的份额也是千位数 的。而无数个 l％就能组合成不亚于许多主流媒体 的繁荣市场。已经有数百万人看到了孤岛创作的那 个典型“病毒式视频”，这样的轰动效应，恐怕只有 最最流行的电视节目才有福享受。

    就像业余作者们通过 Lulu 自我出版的那些书 籍一样，产品本身通常都赚不了太多的钱(如果能赚 钱的话)，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品存在了，而 且与人分享了。它不是传统商业的产物，但它可以 和传统商业的产物同台竞技。今天，内容创作者的数量令人咂舌，媒体的那种传统的人才选择渠道根本不可能找到这样多的人——业余创作大军可以轻 而易举地把任何制片厂和唱片公司的剧本审阅师和 听音师们淹没。由于生产工具已经完全普及，生产 者的队伍也在以指数级的速度扩大。现在，已经没 有什么可以阻止那些有愿望也有能力创作的人实现 创作梦想了。

    新参与机制

    我们对这样的故事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 20 世幺己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电吉他和立体声录 音机相继诞生，再加上性手枪(Sex Pistols)这个光 辉榜样的刺激，一代没有音乐基础、没有明显天赋 也没得到任何人肯定的孩子们纷纷开始成立乐队， 录制他们自己的音乐。朋克摇滚横空出世，舞台四 周的那群狂舞少年刹那间找到了归宿。看着某个跟你年纪相仿的人疯狂地弹着三根弦在台上蹦来跳去，你只会有一种想法：“我也可以这么做。” 人们对音乐的看法一度是相当传统的：要想成为音乐家，正确的学习方法就是模仿那些大师。所 以你应该首先练习老曲子，学习一下乐理，或许还 得去音乐学校深造深造。那时候讲究的是“几分耕 耘几分收获”的观念：去巡回演出，演奏标准经典， 因为人们希望你这样做(没人愿意听你那声嘶力竭 的蹩脚原创)。总之，要做正确的事。

    但朋克摇滚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朋克摇滚的 精神就是：“没错，你有你的吉他，但你不一定要 做正确的事!你可以做错!你是一个好音乐家一点意 义也没有，唯一重要的是——你有话要说。”

    通过朋克摇滚，我们看到了新嗓音、新声调、 激情和反正统情绪的吸引力，而这些东西只能来自 正规系统之外。看着一个人并不比你强多。1066l 第四章新生产者少的人站在那里纵情享受、被人崇 拜、做着新奇的事情，肯定会让你热血沸腾。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朋克摇滚降低了音乐创作行业的进入障碍。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经模糊。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有些人能从零开始独立创作；还 有些能改造别人的作品——也就是把它们重新编排 混合一番。我们在博客世界里就经常谈到那些“曾 经的读者”：他们已经从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 生产者，开始在主流媒体发表评论和开办博客。还 有一些消费者的贡献仅在于被互联网成倍放大的口 头传播效应，这方面，他们扮演了过去由电台主持 人、杂志评论家和营销商们扮演的角色。

    这幅新景象看起来正像是图书出版商和时代预 言家提姆?奥莱理(Tim 0’Reilly)所说的那种 “新参与机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队伍用下面这 张图表现了这种机制：图 4—1 参与机制如图 4—1 所示，过去的单一行业结构(专业者 负责生产，业余者只管消费)现在已经变成了双向市 场，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阵营。生产和 流通工具的普及能孕育出深远的变化，对这些变化 来说，本图只是一个小提示而已。

    第五章 新市场

    1982 年，一个名叫理查德?韦瑟福德（Richard Weatherford）的书商敏锐地意识到，新 兴的个人电脑完全可以掀起二手书市场的一场革命。 全国各地有数千家二手书店，它们的藏书也五花八 门，各具特色。实际上，无论你想要哪一本书，市 面上都一定有人在卖它，你只是不那么容易找到它。 韦瑟福德认为这主要是个信息问题——正是电脑最 擅长解决的那种问题，于是他写下了一份商业计划， 准备创立一个公司，在网上建立一个旧书经销商数 据库。他把公司称为 Interloc，也就是 Interlocutor（对话者，滑稽剧中的插科打诨者） 的简写——这是表达“中间人”之意的一种绝妙方 式。

    韦瑟福德的眼光超前了 20 多年，可惜没能找到资助者。但在 1991 年，他被图书和杂志服务公司法 克森（Faxon）召入麾下，肩负起了拯救 BookQuest 的重任，而 BookQuest 一直在尝试的理念正与韦瑟 福德不谋而合。这次努力仍然没有成功——因为这 种想法仍然超前十几年，但韦瑟福德至少看到了寻 求资助的希望。1993 年，威瑟福德终于用筹自其他 书商的 5 万美元创立了 Interloc，那时候，万维网 甚至还没有诞生。这时候的 Interloc 是个封闭式网 络，书商们可以通过它搜索其他书商的存货，为自 己的顾客们寻找图书。它创造了一种数据标准（直 到今天还在使用）和一种允许书商们通过调制解调 器传输书目清单的软件。1996 年，它拓展到了万维 网上。

    1997 年，前工会领袖、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及克 林顿时期的劳工部长助理马蒂?曼利（Marty Manley）在寻找一本绝版旧书的时候发现了 Interloc。他被 Interloc 的功能深深震撼了，立刻 就意识到这样丰富的一个信息库在细分化的图书市场上有多么大的潜力。于是他与韦瑟福德取得了联系，提议将 Ineterloc 与一家新公司合并，开始同 时为消费者和书商提供服务。该年稍晚些时候，两 人聚首伯克利，共同在曼利的家中创建了 Alibris。

    这里，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谈谈二手书市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二手书市场实际上主要是由两 个截然不同的市场组成的。约有 2/3 的领地被红红 火火的教科书生意占据，校园交易是这个市场的核 心。剩下的 1/3 属于 12 000 家左右散布在全国各地 的小二手书商店，是个相对比较沉寂的领域。

    二手教材可谓高效市场的一个典范——每一 年都有数百万学生先购买、再转卖那些昂贵但却只 用一个学期的教材。哪些书有转卖价值取决于核心 课程的设置，价格高低取决于校园书店之间的竞争 程度，而且市面上的教材每两年就会更新补充一次。

    教材出版商们对此倒不太在意，因为教材有转 卖价值也意味着他们的新版教材可以卖更高的价格。 事实上，这个市场上的经济模式更像是一种租赁而 不是买卖交易。一般来讲，书店可以五折买下教材，然后以七五折转手出售。总的来看，“租赁费”大约在教材标价的 1/4~1/2 之间，具体多少要看学生 买的是新书还是二手书。这种机制实在完美，以至 于现在的美国二手教材市场已经是个 170 亿美元的 大蛋糕，占高校书店销售总额的 16%之多。

    但出版商们必须保证二手书不会永远流传下去， 否则新书的销路会大受影响。他们的高招就是不断 发行新的版本，每次都将页码重新调整（这样二手 书就不能再用了）。正因如此，市场上的旧存货时不 时地会被清洗一次。

    但非学术二手书市场就没有这样的效率了。典 型二手书店的进货渠道相当有限，只能指望当地人 出售他们的藏书。结果，这些书店的品种选择表现 出相当大的随意性，店主率性而为，购书者只能撞 大运，供与求没有任何的针对性可言。对书店的老 主顾们来说，这种随意性正是吸引力之一，因为这 透着一股探索和意外发现的刺激感。但如果你要寻 找某一本特定的书，就算你逛遍整个书店，翻遍每 一个书架，你也很有可能一无所获。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二手教材市场的效率来自于超强的流动性。商品种类相对较少，买家和卖 家又多如牛毛，所以你以合适的价格买到中意产品 的概率相当大。相比之下，非学术二手书市场的缺 陷正在于极差的流动性——商品种类无穷无尽，买 家和卖家却数量不足。在产品太多、交易者不足的 情况下，你找到合意产品的概率自然很小。正因如 此，人们在寻找某种特殊书籍的时候大多都不会考 虑二手书店。

    韦瑟福德却意识到，尽管单个书店的经营模式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若放在一起考虑（将所有书 店组合或联结在一起），整个二手书市场的潜力就不 可估量了。可想而知，12 000 多家书店的藏书总量 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抗衡。韦瑟福德就是这 么做的。Alibris 将各书店的店主们上传的书目全 部收编，在使用 Alibris 数据的在线书商那里，这 些二手书的信息就列在新书的旁边。

    Albris 向亚马逊和 bn.com 这样的大网上书商 们提供了这个数据库，这些书商将二手书和新书的清单结合在一起，有效地让“绝版”老书复活，提供了新书之外的一个价格低廉的新选择。这种模式 给二手书市场带来了数百万新顾客，于是二手书店 将书目电脑化的积极性更高了，而这种积极性反过 来又进一步丰富了 Alibris（和它的在线零售伙伴 们）的可售品种。这是一个经典的良性循环，二手 书销量从此开始突飞猛进地上涨。在多年的停滞之 后，这个 220 亿美元的大市场重新开始以两位数的 速度增长，而这种进步全部是由一个 6 亿美元的网 上市场贡献的——根据书业研究集团（Book Industry Study Group）的统计，这个新市场的年 增长率已经超过了 30%。

    进入集合器

    Alibris 就是一个长尾“集合器”——也就是 能将数之不尽的各类产品集合起来（通常集合在同 一个地方），将它们变得易于寻找、唾手可得的公司或服务。Alibris 将上万家二手书店的藏书联为一体，实际上就是用信息的力量在一个原本缺乏流动 性的市场中创造了一个流动性市场。在存货和顾客 群达到一定的规模后，Alibris 释放出了二手书市 场的潜在价值。而且，相比自己从零开始地积累这 样多的存货，Alibris 模式的成本微不足道，因为 它将大多数书目集合工作都分派给了各个二手书商——他们都是自行输入和上传产品清单的。 这就是长尾经济的根本逻辑：销售成本越低，销量就越大。在这一点上，集合器印证了长尾的第 二大力量——普及传播工具。每一个集合器都可以 降低市场的进入门槛，允许越来越多的产品跨过那 道障碍，找到属于自己的顾客群。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里我只能给出其中 的几个。Google 集合了广告的长尾（中小广告商或 依靠广告赚钱的出版商）；Rhapsody 和 iTunes 集合 了音乐的长尾；Netflix 是电影长尾的集合器；eBay 不仅集合了有形产品的长尾，也集合了有形产品经销者的长尾——连想要处理掉多余生日礼物的普通人也包含在内。 集合器的概念也绝非局限于产品销售领域。像Bloglines 这类使用 RSS 标准聚合网上内容“渠道” 的软件也是“集合器”，原因很简单——它们能收 集和订阅网上内容的长尾，包括不计其数的博客。 维基百科全书也是一个集合器，它收集的是知识和 知识拥有者的长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从 理念到人，任何事物都可以被集合。

    在本章中，我将把重心放在商业集合器上。商 业集合器主要分五大类：1. 有形产品（如亚马逊、eBay）2. 数字产品（如 iTunes、iFilm）3. 广告/服务（如 Google、Craigslist）4. 信息（如 Google、维基百科全书）5. 网上社区/用户自创内容（如 MySpace、Bloglines）其中的每一类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至大公司，下至单个人，谁都可以运行一个商业集合器。 如果某一个博客在尽可能地收集有关某个主题（比 如说针线活儿）的所有新闻和信息，那么它就是一 个集合器，跟雅虎没什么区别！某些集合器力求囊 括一整个领域，比如 Netflix（电影）或 iTunes（音 乐）；其他一些则瞄准了特定的细分市场，比如只集 合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或电子音乐的服务商。

    还有许多集合器是跨领域的。亚马逊也集合物 理产品（比如电子产品和厨具）和数字产品（比如 电子图书和可下载的软件）。Google 同时集合信息、 广告和数字产品（Google 视频）。MySpace，也就是 乐队和其歌迷们的火暴网上空间，既是音乐内容（如 免费歌曲）的集合器，也是听歌者的集合器——正 因为这样，它还制造出了有关这些乐队的更多内容， 比如评论、新闻和其他一些昙花一现的歌迷创意。

    从混合到纯数字

    让我们首先对比一下第一和第二类网上集合器：有形产品和数字产品。它们都是长尾中的机会，但 相比前者来说，后者能沿长尾伸展到更远的地方。

    从 BestBuy.com 的摄像机大全到 Netflix 的 DVD 仓库，有形产品的在线零售商们可以供应的产 品种类比它们的“砖头和水泥”对手多出数百倍， 但说到底，他们毕竟也会受到限制。相比之下，销 售数字产品的企业就没有这种限制——比如iTunes 上的专辑或歌曲，电视节目，或是 Google 视频上的业余创作。理论上说，这类企业可以沿着 长尾一路延伸到底，把产品种类扩充到无所不包的 程度。（服务、用户自创内容和网上社区这另外三类 集合器主要是以数字信息为基础的，因此也具有这 个特性。）我们把第一类企业称为混合零售商，因为它们 是邮购经济学（有形）和网络经济学（数字）的混 合体。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产品一般是通过邮件 或联邦快递运送的，而效率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用集中化仓储方法降低供应链成本；第二，尽量利用网站的搜索功能和其他信息优势提供无限的产品 选择。

    以亚马逊的 CD 销售为例。亚马逊本身列有将近50 万种 CD，再加上它的诸多第三方“市集”销售商 的存货总量，它的 CD 总数可能接近 80 万种。这个 数字仍在稳步上升，所以在几年之内，亚马逊的 CD 就将超过 100 万种。但是，这样丰富的产品目录中 仍然存在几方面的限制。

    由于 CD 是有形产品，在它们被卖掉之前，你总 要把它们储存在某个地方。所以，亚马逊上所列的 每一种 CD 都存在一定的存货风险。毕竟，一张 CD 有可能永远也卖不出去。另外，每一次销售都潜含 一定的运输成本，所以在现实中，一张 CD 的价格决 不会低于 3 美元左右。最后一点更重要：一张 CD 上的歌曲是不可能单独出售的；你要么买下整张 CD， 要么一首歌也听不到。

    显而易见，亚马逊的 CD 经营模式远胜于一般的 唱片店，这就是它的 CD 品类是后者上百倍之多的原因。亚马逊已经沿长尾前进了很长的距离，但并没有一路到底。根据 SNOCAP（一个数字特许权和版权 管理服务商，专门追踪研究对等文件交换网的使用 状况）的统计，正在网上流传的歌曲至少有 900 万 首。这相当于近 100 万张唱片——而且这还不包括 CD 时代之前的大多数音乐，可想而知，这些音乐早 晚也将以数字形式重现。另外，世界上还有不计其 数的“车库乐队”和“卧室混音师”，他们也在制 作和传播音乐，但从未发行过一张 CD。若加在一起， 这些音乐凑成另外 100 万张唱片是不在话下的。所 以，不管亚马逊有多少经济上的优势，它实际上只 能沿着音乐长尾前进 1/4 的路程而已。

    要想一路走到长尾之末，也就是从最热门的金 曲一直走到所有的新老车库乐队，唯一的方式就是 彻底抛弃“原子”，将前前后后的所有交易都建立 在“字节”的基础上。这恰恰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 类集合器——纯数字零售商。

    在纯数字模式下，每一种产品都只是数据库中 的一个条目而已，实际上没有任何存储成本。传输成本只是宽带字节——这种东西可以大批量购买，价格也正迅速降低，而且仅在产品已被订购的情况 下才需使用。再者，纯数字零售商可以在两种模式 中做出选择：第一是将产品当成独立个体出售（就 像 99 美分下载一曲的 iTunes），第二是提供整体服 务（就像 Rhapsody 的无限量音乐订阅）。

    这些商业数字服务不仅有亚马逊在线 CD 业务 的全部经济优势，还多了一个运输成本的优势：它 们可以通过宽带网运送货物，实际上没有成本。这 就是零售行业的最高境界——近乎为零的边际生产 和销售成本。既然数据库中的一个条目和服务器上 几个兆的存储空间其实没有任何成本，这些零售商 没理由不去经营所有可以经营的产品。在未来的某 一天（当他们解决了像权利清算和合同这样的棘手 问题时），它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这样来看，我们并不能在传统零售商和长尾零 售商之间划出一道简单的界限。事实上，这里面存 在一种渐进式的过渡：先是纯原子经济学，再是字 节和原子的混合，最后是纯字节的理想世界。有形产品的数字目录可以降低销售成本，令商家沿着潜在长尾大大前进一步。剩下的尾巴则全部留给了更 有效的纯数字模式。两者都是长尾，但后者可能比 前者更长。

    图 6-1 迈向无限多 样性 的三个 步骤开拓长尾现在让我们回到亚马逊的故事，看一看这种渐 进式过渡在现实中是如何发生的。亚马逊身兼混合 和纯数字两种模式，后者的出现正是因为亚马逊已经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降低成本，进一步沿着长尾向前迈进。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亚马逊的第一个革新就是贝佐斯的最初设想：在线商业既可以拥有邮购 商家的集中化配送这一基本优势，也可以拥有一家 目录零售商的直销优势，而且无须负担印刷和邮递 上百万份目录的成本。于是 1.0 版亚马逊问世了（1994~1996 年前后）。 下一步就是继续降低公司的存货风险，不再毫无必要地为存在自家仓库中的产品付出成本。亚马 逊用一个寄售工程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次，公司还 是从书入手的。这个亚马逊优势（Amazon Advantage） 工程给作者们的建议乍一听就像是个一边倒的霸王 交易：支付 29.95 美元的年费，把你的书送到亚马 逊，如果它卖掉了你的书，那么将 55%的销售额留 给它。一个作者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因为这种方式 进一步杜绝了特定订单的迟滞性和不确定性。简言 之，它能确保一个作者的书存在库中，轻松可得，而且无须作者低声下气地祈求一个出版商提供这样的服务。 降低成本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将虚拟存货模式加以扩展，引入其他大零售商，利用他们与生产商和 分销商的现有关系。亚马逊将成熟的电子商务技术 提供给了像玩具反斗城（Toys“R”Us）和 Target 这样的一流零售商，为这些巨人伙伴设立了网上店 面，让他们自行处理自己的全部存货。每得到一个 新伙伴，亚马逊的实际存货中就会多出上百万种新 产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零售商都愿意将自己的 数字化前景置于亚马逊的掌控之中，那些愿意这样 做的零售商也常常要求成为本领域（比如家庭用品 或玩具）的独家供应商。尽管这限制了亚马逊的扩 展空间，但总的来说，扮演这样一个“租用集合器” 的角色使亚马逊享受到了这种服务模式的经济优势， 免去了亲自执行交易的麻烦。用你的软件和服务器 换取服务费也许是最为有利可图的生意，eBay 就是 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但事实证明，虚拟存货模式的大发展是一个“向下”而非“向上”的过程：也就是说，亚马逊 的合作伙伴并非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了。1999 年，亚马逊开始用它的“市集（Marketplace）”工 程为大大小小的所有商家提供服务，就此将店面服 务模式拓展到了 eBay 的领地中。从专营店到单个人， 任何规模的零售商和分销商都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列 在亚马逊上，与亚马逊自家仓库中的存货没有两样——而且顾客们购买这些产品与购买亚马逊的产品 同样轻松。到 2004 年末，已经有超过 10 万个市集 卖家加入了亚马逊，而且这些第三方商家的销售额 占亚马逊总销售额的比重已经接近 40%。

    这种虚拟销售模式的兴起令传统存货模式的难 题更为突出了。我们知道，一个像 Best Buy 这样的 连锁零售商必须将它的产品（比如摄像机）分配到 各个商店中，大致猜出哪里存在需求，需求能有多 大。不用说，人和产品必须聚在同一个地方——需 求和供给必须在商店的货架旁相遇。但这个零售商 不可能总是猜对，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一旦猜错，供给就会失衡：在某些商店供不应求的同时，另外一些商店却出现了多余存货，既造成产品贬值， 又白白挤占宝贵的空间。

    在亚马逊市集工程的分散化存货方式下，产品 仍然摆在全国各地的货架上，但是它们已经被编入 统一的目录，列在同一个中心市场——亚马逊的网 站。这样一来，只要顾客订购一样产品，持有存货 的小商家就能直接包装和递送产品。像连锁零售商 一样，亚马逊也能将集中化的供给和分散化的需求 联络在一起，但它的模式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商店 和顾客无须处于同一个地方。有点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分离反倒使供给与需求更有可能真正相联了。 不管怎么说，就算供求匹配的效率没有提高，亚马 逊毕竟不再负担任何成本了——多余存货只会在第 三方卖家的货架上慢慢贬值。

    随着这一工程的不断进步，亚马逊正在步步逼 近，眼看就要彻底打破有形货架的专制地位。它不 需要猜测哪个地方会存在需求，也不需要猜测这个 需求会有多大。市集工程中的全部风险都转嫁给了一个小商家网络，这些小商家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特征自行决定去经营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将在第 9章里更详细地谈谈有形货架的专制问题。）即需即存虚拟和分散化存货是沿长尾前进的一种绝妙 方式，但彻底摆脱有形存货甚至能让你更上一层楼。 迈向这个经济天堂就是亚马逊的下一步行动。它准 备创造一种新模式，让所有存货都以字节的形式存 在，直到产品运送出门。

    经营图书有一个大难题：有很多书一年下来也 只能卖出一两册而已。对这样的书来说，就连 10 册的订单（更别说 100 册或 1 000 册）也不敢指望。 即使一本书在售出之前的存储成本（有可能要存上 整整一年）只有 1 美元，零售商也会问自己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这本书只能卖这么几册，我值不值得 销售它呢？要想经营一本每年只能卖一册的书，零售商们需要一种经济上可行的高效方式——这就意味着近乎为零的存货成本。 亚马逊的对策就是“即需即印”。在理想化的形式下，一本书在出售之前一直只是数字文件而已。 一旦有人订购，激光打印机马上开动，一本新书很 快出炉，看起来与一般的平装本并无两样。由于字 节只有在订单到来的情况下才会转化成原子，成本 是与收益完美对应的——或者用最简单的话说，如 果一本即需即印的书从来无人问津，那么它的生产 和存储成本始终为零。这种模式的潜在效率高得难 以估量，也许某一天会让有史以来的所有书籍都能 上市销售。如果你是一个书商，这意味着你无须琢 磨哪些书值得经营，哪些书不值得经营，因为对即 需即印模式来说，犯错误的成本同样为零。

    这只是理想形式。在目前，即需即印的方法主 要是用来补足存货的：如果存货少了那么几百本， 那就再印一次。但随着技术成本的降低，每次印刷 的数量正在下降，逐渐向理想形式下的单册印刷靠 近。

    亚马逊最初的做法是在自己的仓库里放置一些工业打印机，随后，它在 2005 年中期实现了一大 飞跃，收购了顶尖的即需即印企业 Booksurge 公司。 几个月之后，它将同样的方法用于电影业，买下了 CustomFlix 公司——一个即需即出的 DVD 制作商 。 现在的亚马逊可以持有不占用空间也没有任何成本 的存货：这些图书和电影在被订购之前只是数据库 中的一个文件罢了。

    当然，即需即印的概念并不是亚马逊发 明的 。 这早就是图书业的一个梦想，只是一直受制于技术 和经济上的限制，直到不久之前还未能实现。令人 惊讶的是，印出一本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平装书并不 是问题所在。当你收到亚马逊递给你的一本平装时， 除非你知道区别在哪里（主要在里页插图的复印质 量上），你也许说不出这本书究竟是原出版商批量印 刷的 5 万册之一，还是亚马逊某个仓库中的一台激 光打印机单独印制的。

    尽管即需即印模式的经济优势显而易见，但出 版业还远没到普遍转向这种模式的时候。对大批量印刷来说，传统印刷方法的成本还是要低得多。把一部书稿转化成适合即需即印模式的文件仍然成本 不菲。而且即需即印模式仅局限于一定型号的纸张， 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的纸张大小超出或低于某个 特定的标准，那么它就必须重新设计，重定格式。 另外，版权问题也不易处理。对一些比较老的书来 说，制作即需即印版本需要征得作者的同意。但许 多作者不会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即需即印模 式下的溢价（即需即印图书的价格要高上几美元， 因为制作成本比大批量印刷要稍高一点）会影响销量。

    但即需即印模式的潜力是无穷的，而且这种潜力并不局限于零星印刷的图书。出版商最大的成本 就是退货成本——如果书商把卖不掉的书退回，出 版商只能遵照行业惯例无条件接受。书商们之所以 会超量订货，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在两次印刷的间隔 期内陷入缺货的窘境，而既然供给过剩的成本全部 由出版商承担，那么多进几本书没有什么风险。但 是，如果书商们知道两次大批量印刷之间的需求可以用小批量的即需即印方式来满足，那么他们或许会愿意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来订货，这有可能大大 降低出版商的退货成本。

    所以，即需即印模式的经济效率不仅有开拓长 尾的潜力，也能给“头部”的大热门们带来利益， 而赌在大热门上的美元显然要比长尾多得多。不用 问，这是一种强大的诱惑，必然会加速各路商家对 这种新技术的接受。

    存货的消亡

    降低成本的终极方法就是完全消灭原子，用字 节处理一切。纯数字集合器企业只需把产品储存在 硬盘上，然后通过宽带运送它们。生产、存储和销 售成本接近于零，版税只有在产品售出的时候才需 支付。这是最高境界的即需即制市场：由于产品都 是数字的，它们可以根据需求状况克隆和传送无数 次——可能是零次，也可能是数十亿次。一个畅销大热门和一个无人问津的大冷门只是数据库中的两个不同条目而已，在新技术和硬盘经济学的时代， 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今天，iTunes、Rhapsody 和其他一些数字音乐 服务商正在为我们上演这样的精彩好戏。但这样的 机会绝不是音乐界的专利。掌握过去的有形产品， 想办法把它们转化成数字，然后将它们直接传送到 你的家中，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

    对视频产品来说，纯数字市场有多种形式，既 包括有线电视公司提供的即需即播服务，也包括 Google 视频一类的网上视频集合器。像 BitTorrent 这样的对等文件交换技术是数百个非商业数字视频 市场的定海神针，而 iTunes 正在为它的视频 iPod 打造一个兴旺的付费视频下载市场。某些视频属于 电视内容，已经把这类以网络为基础的数字视频市 场变得就像空中的一个 TiVo。还有一些集合器提供 电影内容，这个市场也许会在某一天击败 Netflix 的多样性，将所有产品变得瞬间可得（引领这一行 动的也许就是 Netflix 自己）。

    曾经储存在卡带和 DVD 上的视频游戏现在正逐渐转化为字节，可以直接传送到卧室中的游戏主机 上。这种变化为各种新老游戏创造了一个新市场， 也为新角色、新版本一类的补充性内容创造了一个 新市场。任天堂公司正在用它的新一代主机阐释这 种理念，这种代号“革命”（Revolution）的主机 将向后兼容之前的各代主机，把大多数久违多年的 老游戏变成可以选择的长尾内容——或为取乐，或 为怀旧，你只需支付少许费用就可以下载和重温这 些游戏。

    其他内容也是同样，无论是电脑软件，电子和 音频图书，还是网上报纸和杂志。过去，我们只能 用纸张或塑料承载它们，不得不处理复杂的仓储和 运送问题。现在，它们都迎来了数字版的伙伴和随 之而来的数字经济学。两种体验不会完全相同，所 以很多人仍然更喜欢纸面版的书籍和杂志。但两者 的功能差距正在缩小，而且，数字版本的传播优势 是不可抗拒的。

    第六章 新时尚领军人

    曾几何时，捧红一张唱片只有一种方法：广播。 因为没有其他渠道能接触到这么多的人。挤进节目 表得费一番工夫(特别是在行贿受贿被明令禁止之 后)，但一旦一首歌开始热播，它就很有可能成为畅 销金曲。随后，MTV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问世，变成 了制造大热门的第二个途径。对新音乐来说，MTV 的容纳空间比广播还要有限，但是它对一整代人的 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对音乐公司来说，那是一段 美好的时光。MTV 是个竞争惨烈的行业，但也是音 乐公司熟门熟路的行业。他们了解其中的规律，也 能靠遵守规律来维持生计。

    但现在，摇滚广播电台似乎已经走到了末路， MTV 也难现昨日辉煌。那么，音乐该靠什么来推广 呢?商家们知道答案就在网上，他们应该利用口头传播效应来创造需求，因为这种力量正在取代传统的营销方式，但他们仍在绞尽脑汁地思考最好的方法。 对营销商们来说，这个时代是个巨变的时代。

    人们对广告和花钱做广告的机构已经不再那么信任， 对个人的信心却呈上升之势。同类人相信同类人。 自上而下的宣传正在失去效力，自下而上的传言正 在赢得力量。戴尔公司每年都要花上数亿美元鼓吹 它的产品质量和顾客服务，但如果你在 Google 上搜 一下“戴尔去死”这个词，你能搜出 55 000 个相关 网页。即使你只搜“戴尔”这个词，排在第二位的 搜索结果也是顾客的抱怨。从单个产品到某一个人， 这样的力量逆转正在改变一切事物的营销游戏。大 众群体现在已经控制了宣传信息。

    对习惯于使用搜索引擎来评判产品的新一代消 费者来说，一个公司怎样宣传它的品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Google 怎样评价它。新的时尚领军人就是 我们自己。口头传播现在已经演化为公共讨论，博 客上的评论和顾客评价就是载体，消费者们会用尽一切方法比较和衡量各方的意见。一句话，蚂蚁现在也有扩音器了。

    群体智慧的力量

    雅虎上的音乐打分，Google 上的网页级别 (PageRank)，MySpace 上的“好友”注册，Netflix 上的用户评论——这些都是群体智慧的例证。千千 万万的普通人就是新时代的时尚领军人。有些人是 独立行动的，有些人则加入了围绕某个共同兴趣组 织起来的团队，还有一些人只是普通的大众消费者， 不知不觉地被那些网络软件自动地追踪着每一天的 一举一动。

    史无前例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时地判断消费 方式、消费倾向和整个消费市场的品位，然后以同 样快的速度调整市场，适应变化。这些新时尚带头 人并非人中龙凤，并不比我们强，因为他们就是我 们。

    在 Frog Design 咨询公司的时尚观察家们看来，这不啻为一种划时代的变迁：我们正在离开信息时代，迈入推荐时代。今天， 信息唾手可得，你实际上是踩着信息走路的。收集 信息不再是问题——根据信息做出聪明的决策才是 奥妙之处……别人的推荐成了穿过信息丛林的捷径， 就像一个酒店的老板向我推荐不知名的法国葡萄酒， 还建议我在喝酒的时候用意大利面助兴一样。

    被放大的口头传播效应印证了长尾的第三种力 量：利用消费者的情绪来联结供给与需求。普及生 产工具是第一种力量，是它让长尾壮大起来。普及 传播工具是第二种力量，是它将长尾变得人尽可得。 但光有这两种力量还不够。直到这第三种力量发挥 作用，帮助人们在数之不尽的选择中找到自己的最 爱，长尾市场的潜力才会真正释放出来。

    新时尚领军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观点能 得到其他人的尊重。他们能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常常鼓励其他人去尝试他们原本不会尝试的事情。在这些新领军人中，有些就是传统的职业专家：电影 和音乐评论家、编辑，或是产品测试师等等。当我 们的兴趣随着选择的剧增而迅速扩展，无数最狭隘 的小领域也开始需要这类有见地、可信赖的建议。 像 Weblogs，Inc．这样的公司已经围绕这种需求开 拓出了一片繁荣的新天地，它们开办博客，专门服 务于五花八门的小兴趣领域，比如潜水、WiMax 无 线电标准或是医疗信息学。

    其他一些时尚领军人是名人，他们是另一种被 人信赖的向导，而且他们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力正在 与日俱增。从电视节目中的产品宣传到((InStyle)) 杂志的巨大成功(这份杂志有个绝妙的创新之处：它 的编辑在处理人物图片时从不把膝盖以下的部分裁 掉，这样就能展示他们脚上的鞋子了)，推广商品的 能力越来越像是评价名人影响力的一个指标。不管 你喜不喜欢，杰西卡?辛普森(Jessica Simpson) 就是个时尚先锋。

    但并非所有的名人都是好莱坞大明星。当我们的文化碎裂成千千万万的小文化碎片，小名人们也 随之崛起了。在技术世界中，那些顶尖的博客就是 这类小名人：比如时尚博客 DailyCandy 的创作者， 再比如编写 BoingBoing 那些人——在我写这本书 的时候，这个以技术和亚文化为主题的博客已经是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客。BoingBoing 威力无可匹敌： 它可以发现一种新奇的产品，比如网上的一个 l5 美元的“20 问”游戏，然后号召大批网友涌向一个 在线市场，在一天之内把它卖光。其他一些小名人 甚至更“小”：比如在 iTunes 上贡献热门播放列表 的那些人，或是 Pitchfork Media 这类流行音乐博 客上的幕后鉴赏家们。

    接下来就是群体行为了，可以说，这类行为是 分散化智慧的一种表现。‘‘群体”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给 Flickr 上的图片贴标签的网友们——这个 图片共享网站鼓励你发明你自己的图片类目：你或 许在一张图片中看到了帕里斯．希尔顿，但我注意 到的是她的 Sidekick 手机，所以我给这张图片贴上了“Sidekick”的标签。还有很多网友创建了在线网页列表，收录了他们希望再次访问页，这也是一 种群体行为。

    这类群体中的人也许根本不会把自己看成一个 推荐者或向导，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每 一天都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在观察着他们的行为，然 后从中得出指导性的结论。搜索引擎之所以成为硅 谷的一大经济力量，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衡量和 分析大众行为的价值。

    过滤器法则

    推荐系统和其他类似工具都能帮助你在长尾中 找到合适的产品，我们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 所有这些工具——过滤器。这些技术和服务可以细 查数之不尽的各种选择，然后把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摆在你的面前。这就是 Google 给搜索结果分类的奥 妙所在：它会把信息过滤一遍，只把与你的搜索关键词最相关的网页呈现给你。在 Rhapsody 上，酸性爵士(acid jazz)亚流派中的那个“最流行曲目” 功能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正是这些过滤器组成 TListen．Com 创始人之一 罗布。里德(Rob Reid)所说的那种长尾“探索 层”(navigation layer)。这并不是互联网的特有 功能也不是一种新事物，正如里德所说：有趣的是，探索层的力量和重要性并不完全是 一种网络现象。有许多年，美国航空公司从它的 Sabre 电子预订系统(实际上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旅 行业共享探索层，针对的是那些纷乱复杂的旅行路 线和票价标准)中赚到的钱比整个航空业靠卖机票 赚到的钱还要多。有时候，某些小贝尔公司(Baby Bells)靠它们的黄页(实际上就是网络问世之前的 地方事务探索层)赚的钱此它们靠传统垄断地位赚 的钱还要多。在《电视指南》(TVGuide)的巅峰时期， 它的利润水平已经与实际电视网不相上下。

    在一个无限选择的时代，统治一切的不是内容，而是寻找内容的方式。

    在当今的长尾市场中，过滤器的主要作用在于 一种转变：帮助人们沿着一条既舒适又符合个人品 位的道路从已知世界(“大热门”)走向未知世界 (“利基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好的过滤器有 推动需求向尾部移动的作用，它们可以发现新的产 品和服务，而这些新事物比传统大规模传播渠道中 的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Netflix 的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就 容 的方式。曾说过，Netflix 上的过滤器(这里是指成 熟的推荐引擎和评分算法)正在推动需求沿 DVD 长 尾下移：过去，百视达曾报告说他们所出租的电影中有90％都是刚刚上映的。有了网络之后，市场更细分 化了：他们通过网站出租的影片中有 70％是 新片 ， 剩下的 30％是老片子。&-Netflix 不是这样。我们出租的 DVD 中只有大约 30％是新片，其余 70％左右是老片，而且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用户群与他 i’11 不同。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创造需求，帮助你找到你 真正喜欢的好电影。而且我们靠的是计算机算法， 是推荐和评分。

    黑斯廷斯相信，推荐引擎和其他过滤器是 Netflix 最大的优势之一，对非热门影片来说尤其 如此。自动推荐完全具备广告那样的宣传力量，而 且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假如 Netnix 根据你的个人品 位和其他用户的评价向你推荐了一部电影，这种影 响力恐怕比不加区分地面向所有潜在观众的广告牌 要大。这些推荐实际上是从 Netnix 的顾客数据库中 自然生成的，而且 Netnix 有无数个可以展示推荐影 片的“广告牌”(针对每一个顾客和每一次访问的 定制化网页)。

    一部好莱坞大片可能把一半以上的成本耗在广 告和其他营销手段上，小影片是玩不起这个游戏的。 Netflix 的推荐系统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为负担不起营销成本的影片提供了免费的营销服务，这便使市场需求在大热门和小制作之间实现了更均 匀的分配。在这个极度不民主的行业中，这是一种 非凡的民主力量。

    排行榜未必公平

    就在不久之前，寻找新音乐的方法还远不像现 在这样多。除了个人推荐，只有那么三种途径：第 一，杂志上的编辑评论；第二，唱片店中的某个见 多识广的店员可能给你一点建议；第三个也是最重 要的一个：电台的节目。在各种各样的过滤器中， 流行度排行榜可谓最著名的一个，而电台的节目表 (特别是现在的节目表)就是这种过滤器的一个绝佳 的例子。从尼尔森的收视率统计到《纽约时报》的 畅销书排行，10 佳榜、40 佳榜和 100 佳榜等各类排 行榜就是大热门世界的风向标。但在长尾世界中，在诸多其他过滤器的映衬下，排行榜的弱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根据流行程度排名并没有错，毕竟，这正是“群体智慧”过滤器的又一个例子。但问题是，这些排 行榜经常不加区分地把各种各样的小领域、流派、 亚流派和类目不伦不类地混杂在一起。

    在这方面，博客就是一个例子。在我写到这里 的时候，Technorati 公司评出的十大博客如下所示：1．BoingBoine：妙事大全(A Directory ofWonderful Things)2．Daily Kos：国家现状(State of the Nation)3．德鲁?柯蒂斯(Drew Curtis)的 FARK．com4．Gizmod0：小工具博客(The Gadgets Weblog)5．Instapundit．com6．Engadget

    7．PostSecret

    8．乔舒亚．迈卡．马歇尔(Joshua MicahMarshall)的 Talking PointsMemo

    9．Davenetics Politics Media Musings10．Dooce我们看出了什么?很遗憾，什么也没看出来。里 面有两个小工具博客，两三个政治博客，几个没法 归类的亚文化博客(BoingBoineFARK，PostSecret)， 还有一个个人博客(dooce)。

    换句话说，这个排行榜只是一些迥异事物的半 随机组合。

    打个比方来说，这样的博客排行榜就像是下面 这个超市畅销商品排行榜：1．DairyFresh 的 2％维生素 D 奶2．Hayseed Farms 的混合谷物面包3．成捆的各品种香蕉4．Crunchios 谷物，大号

    5．DietWhoopsy，12 包，罐装

    6．其他商品

    显然，这个排行榜没有什么意义。没人关心香蕉的销量是否超过软饮料。哪一种软饮料卖得比其 他软饮料好才是人们要问的问题。排行榜不能脱离 北京，同一类型中的类似事物相比才有意义。

    这又一次提醒我们：小领域就是小领域。如果 你用一个一维透镜来观察一个丰富多彩的三维世界， 你什么也看不到。你确实有一个排行榜，但这是个 没有意义的排行榜。重要的是一个流派或亚流派内 的排名，而不是跨流派的排名。

    让我们回到音乐话题。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Rhapsody 排名前 10 位的艺术家是：
    1．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
    2．痞子阿姆
    3．酷玩(Coldplay)
    4．打倒男孩(Fall Out Boy)
    5．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
    6．五分钱(Nickelback)
    7．詹姆斯·布朗特(James Blunt)
    8．年轻岁月(Green Day)
    9．俏妞的死亡出租车(Death Cab for Cutie)
    10．凯利·克拉克森(Kelly Clarkson)
    照我看，这个排行榜中包括两个“成人另类” 派，一个“过渡说唱乐”(crossover／hiphop)派， 一个“英伦摇滚”(Brit—rock)派，一个“情绪摇 滚”(emo)派，一个“叛道乡村”(outlaw country) 派，一个“后车库”(post．grunge)派，一个“朋 克流行”类，一个“独立摇滚”派，还有一个“少 年打击”(teen beat)派。谁会在意叛道乡村乐和少 年打击乐在这个星期中谁胜一筹?假如歌迷们被吸 引到上述的某一个类别中，这个排行榜能帮助他们 找到更多爱听的歌吗?答案自不必说。但是，在过去 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透过 l0 佳榜 (还有 40 佳、100 佳榜)来观察音乐文化的。这样的 排行榜大多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只有这样的排行 榜。

    现在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不同排行榜：“非洲一古巴”(Afr0—Cuban)爵士乐这个亚流派中的十 大艺术家(或团体)：
    1．蒂托?普恩特(TitoPuente)2．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3．卡尔·杰德(Cal Tjader)4．阿图罗·桑多瓦(Arturo Sandoval)5．庞曹?桑切斯(Poncho Sanchez)6．迪吉?葛拉斯彼(Dizzy Gillespie)7．佩雷斯?普拉多(Perez Prado)
    8．伊布拉西姆·法瑞尔(Ibrahim Ferrer)
    9．埃迪?帕尔梅埃利(Eddie Palmieri)
    10．迈克尔·卡米洛(Michel Camilo)
    这才是个真正的 l0 佳榜。它比较的是同类音乐， 所以从上至下都有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列出这样的 排行榜，因为我们既可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又有 足以容纳无数个 l0 佳榜的充足空间——别忘了，10佳榜未必只能有一个。在这个例子中，蒂托?普恩特是一个小流派中的一号人物——也就是小池塘中 的一条大鱼。对喜欢这个流派的人来说，这可是件 大事。对不喜欢这个流派的人来说，他无非是又一 个不知名的艺术家，大可以不必留意。蒂托?普恩 特的专辑不会登上音乐世界总排名的榜首宝座，因 为它们不是大热门。但它们确实在本流派中鹤立鸡 群，正可谓作家埃里克·舍恩菲尔德(Erick Schonfeld)所说的那种“小市场大热门”。过滤器和 推荐系统在这个层面上最为有效，在这里，它们把 主流的探索和营销技巧带到了小市场中。

    长尾中满是垃圾?

    为什么过滤器对长尾来说如此重要?原因很简 单：如果没有过滤器，长尾有可能只是一个恼人的 噪音源而已。

    “信息理论”这门学问研究的主要是一个信息采集问题：从随机性的电子噪音中分离出连贯有序 的信号。这最初是无线电广播领域的课题，后来延 伸到了所有类型的电子传输技术上。“信号一噪音比” 这个概念现在已被广泛应用，任何需要清除干扰的 传播渠道都要考虑这个比率。在传统的“短头”市 场中，这不是个多么大的问题，因为货架上的所有 东西都已经过事先过滤，另类的玩意和其他非大众 化的产品都已经被清除一空。但在一个无奇不有的 长尾市场中，噪音有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事实上， 如果不加约束，噪音(乱七八糟的内容或质量低劣的 产品)有可能毁掉一个市场。如果噪音太多，人们就 不会掏钱光顾。

    过滤器的职责就是清除这些噪音。就像是小麦 脱粒或是雕琢钻石一样，过滤器的任务就是挑选出 人们想要的精华部分，滤除人们不想要的多余部分。 我可以用一个常见的认知盲点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

    说到长尾，人们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根据销 售状况来判断产品优劣——也就是说，卖得不好的东西一定比卖得好的东西要“差”。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长尾中满是垃圾。毕竟，如果一张专辑、一本 书、一部电影或是其他任何东西真的非常出众，那 它应该是个大热门，对不对?答案很简单，不对。

    利基市场的经济学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明白其 中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长尾为什么有这么多有悖 直觉(特别是在我们习惯性地假定资源匮乏的时候) 的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一件事：长尾中确 实满是垃圾。

    但长尾中同样有许多相当出色也相当有深度的 精品——介于精品和垃圾之间的东西就更是数不胜 数了。实际上，网络本身就是这副样子。10 年以前， 人们抱怨互联网上垃圾太多，而且毫无疑问，随便 上网浏览一下就能证实这一点。随后，搜索引擎应 运而生，帮助人们从噪音中分离出了一些有价值的 信号。最终，Google 利用了群体智慧的力量，把一 大堆杂七杂八的资讯转化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信息 使者。

    这并不是网络的特有现象——任何领域都是如此。斯特金法则【Sturgeon’S Law，以科幻作家西 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的名字命名】认 为“任何事物都有 90％是无用的渣滓”。想想艺术 品就知道了——不要去想艺术展览馆，想想旧货市 场上的那些艺术品。至少有 90％是渣滓。音乐、图 书和其他所有东西也都一样。我们之所以没有认识 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渣滓大多都被商业零售渠道 的过滤网滤掉了。

    在商店的货架或其他任何一种有限的销售平台 上，好坏产品的比例都很重要，因为这是一种零和 游戏：一种产品得到了空间，另一种产品就会失去 空间。突出一样东西，另一样东西就会暗淡无光。 如果每个好玩具的周围都摆着 l0 个蹩脚的玩具，你 对这个玩具店的印象可想而知，一定没兴趣继续逛 下去。同样，如果一箱又一箱的 CD 里没有一张是你 听说过的，你恐怕不会开心。

    但如果你有无限的货架空间，这就变成了非零 和游戏。网上有数十亿个垃圾网页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淘儿唱片店里若有数十亿张垃圾 CD 就是个灾难了。在网上，存货是“非排他性”的，好坏产品 的比例只是个“信号一噪音比”的问题，用信息技 术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说，这根本就不算一个问题。 你只是需要更好的过滤器罢了。换句话说，噪音依 然存在，但 Google 允许你有效地忽略噪音。过滤器 才是主宰!

    长尾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此。长尾内容不会 被供给瓶颈和各种各样的关口(编辑、官员、星探、 沃尔玛的采购经理等等)预先过滤掉。正因如此，它 们的质量千差万别，正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特点(再次使用信 息理论的语言)：长尾的动态质量范围相当宽广：最 差的差到极点，最好的无以伦比。相比之下，普通 商店的动态质量范围相对狭窄：大多数产品都介于 中等和良好之间。(也有一些非常出众的东西，但它 们对普通商店来说往往太过昂贵；质量范围的两端 都是利基产品。)简言之，需求曲线尾部的动态质量范围较宽，而头部的动态质量范围较窄。如下图所示：图 6-1 质量有一点必须注意：从头部一直到尾部，曲线的 每一个部分都有高质量的产品。没错，尾部的低质 量产品更多，沿曲线向右看，平均质量水平呈下降 趋势。但如果有好的过滤器，平均质量并不重要。 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现宝石。

    考虑一下人们常用的产品评价标准有助于我们 理解这个问题，以下是几个例子。

    表 6-1 产品评价标准

    很明显，所谓的“高质量”和“低质量”完全 都是主观性的，所以这些评价标准全部是评判者自 身的感受。因此，内容质量并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一个人眼中的“好”东西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 “坏”东西，事实上，现实世界几乎一直如此。

    这就是小领域的不同之处。某个人的“噪音” 却是另一个人的“信号”。如果一个生产者想让某种 产品绝对符合某一类顾客的需求，那么，这种产品 注定不会符合另一类顾客的需求。要想让某种东西 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一种折中是必不可少的，这 意味着这种东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人们才把这样的东西称为“大众产品”。

    图 6—1 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对许多人来说，最好的东西就在长尾中。如果你对高保真立体 声设备感兴趣，那么你会发现，最好的这类设备不 会是 Best Buy 上的畅销产品之一。它太贵，太复杂， 也太难推销给普通的顾客。你只能在专卖店中找到 最好的，而且若按总销量排名，它只能排在长尾中。 由于它对高保真音响迷们来说实在太合适，它对其 他没有这么大兴趣的消费者们来说或许就不合适了。 利基产品本身就不是给所有人准备的。

    在这个低销量的长尾世界中，也有一些确实不 算好的产品。过滤的艺术就在于区分好坏。如果你 能得到帮助(强大的搜索引擎、推荐系统或其他过滤 器)，那么你在长尾中实际上更有可能发现合意的产 品。畅销产品往往对大众化品位有吸引力(至少是表 面上有吸引力)，而小市场产品针对的就是独特的个 人品位。这就是过滤技术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不 仅能把需求推向长尾，还能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 因为相比头部的大众化产品来说，它们能为消费者 们找到更适合他们的产品。

    纷杂的长尾

    图 6—2 用另一种方式表现了上述状况。随着尾 巴向后延伸，信号一噪音比越来越低。所以，唯有 在过滤器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信号的质量才 能保持不变，继续帮助消费者们找到他们真正想要 的东西。

    图 6—2 从噪音中 得到 信号

    沿长尾向后看，信号一噪音比为什么越来越低?

    因为长尾中的东西实在太多，你正在寻找的东西被你不需要的那些东西掩盖住了。长尾中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原因很简单：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物都是 长尾事物。

    当我们生活在热门中心主义文化中时，我们很 容易大大高估热门产品的市场份额。事实上，热门 产品只是罕见的例外罢了。这就是纳西姆．塔勒布 (Nassim Taleb)所说的那种“黑天鹅问题”。

    这种提法源自于 18 世纪的苏克兰哲学家休 谟， 当时，他以黑天鹅为例解释了从观察世界上的绝大 多数事物都是结果中得出一般性法则的复杂之处。 在提出长尾事物。我们现在所说的休谟归纳问题 (Hume’sProblem of Induction)时，他问了这样一 个问题：一个人在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之后才能断 言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黑色天鹅并不存在?100 只1 000 只?我们不知道。(黑天鹅问题并不只是一个 假设性的比喻：在发现澳洲大陆之前，所有人都认 为世界上只有白天鹅。直到有人首次看到了黑天鹅， 这种信念才被粉碎。)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很难把罕见事件放到恰当的大背景中。在任意给定的一群人中都会有那么 一两个富翁，还有某些人很聪明，某些人很幸运， 但我们并不知道某一个人属于哪一类人。在《随机 致富的傻瓜》一书中，塔勒布嘲笑了一本名为《隔 壁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的畅 销书。这本书总结了百万富翁们的投资技巧和工作 习惯，号称你只要向他们学习，你也能变成富翁。 但正如塔勒布所说，隔壁那个百万富翁的成功也有 可能是随机性因素造成的，未必就是投资策略的功 劳。

    他是这样定义黑天鹅问题的：

    一个随机性事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重大影响、 无法计算的概率、意外效应。首先，它一旦发生， 就会造成与其本身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其次，它 的发生概率很小，而且根据发生前的可用信息也无 法计算这个概率；第三，黑天鹅问题的恶性特征就 是它的意外效应：在任意一次观察中，不会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要素可以证明这个事件的发生概率正在提高。

    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话用在那些热门产品上。 绝大多数内容(从音乐到电影)都不是大热门。 事实上，绝大多数内容离大热门这三个字都有十万 八千里的距离，它们的顾客人数是百位数的，不是 百万位数的；有时候这是因为它们不够好；有时候 这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或是创作者缺乏人脉背景；还有的时候，这是因为某些随机性因素制造了障碍， 就像是随机性因素有时候能把最浅薄的新奇玩意儿 变成大热门一样——想想《谁把狗放出来》(Who Let the Dogs Out)这首歌就知道了。

    这只是所谓的“幂律”(power—law)分布的自 然结果，在这种分布曲线中，少数事件的值域(不妨 理解为销量)较高，多数事件的值域较低。卖得好的 东西寥寥无几，多数东西都卖得不好。(称它为幂律 分布是因为这个曲线的方程是 l／X，也就是 X 的一 l 次幂)。

    既然多数东西都不会卖得太好，那么随着长尾曲线的下坠，内容总量自然呈上升趋势(你不喜欢的 东西当然也就越来越多了)。表 6—2 是图书业 2004 年的一组实际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销量范围 内的品种数。

    这种规律的结果显而易见：无论你正在寻找什 么，你沿着长尾走得越远，不合你意的东西就越多。 所以信号一噪音比才会越来越低，尽管你发现合意 产品的概率往往会越来越大(如果你有好的搜索工 具和过滤器的话)。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并不 矛盾。这只是一个需要过滤器去解决的问题。

    表 6—2 2004 年图书销量

    资料来 源：书 业研究 集团

    事前过滤器与事后过滤器

    这个世界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过滤器占据。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一 个匮乏市场中，货架、银幕和频道都是有限的，各 个行业都是围绕寻找和推广好东西的目标成长起来 的。这就是唱片公司的星探们要做的事，也是好莱 坞的执行官和商场的采购经理们要做的事。在世界 各地的董事会议室里，市场研究队伍天天盯着一堆 数据，绞尽脑汁地预测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卖得好， 所以值得在宝贵的货架、银幕或页面上占据一席之 地??当然还得预测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卖不好，所 以没资格得到这样一块风水宝地。

    上面这一段的关键词是“预测”二字。这些过 滤器和我所说的过滤器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它们是 在产品上市之前实施过滤的。事实上，它们的任务就是决定哪些东西能够上市，哪些东西不能上市。

    我把它们称为“事前过滤器”。 相比之下，我所说的那些推荐和搜索技术都是“事后过滤器”。事后过滤器会鉴别特定兴趣领域 内已经存在的东西，突出那些精华(也就是中肯、有 趣、新颖的东西等等)，压制甚至忽略那些糟粕。你 大可以把任何东西扔进市场，由市场本身来完成去 伪存菁的任务，而事后过滤器就是市场的心声。它 们会疏导和放大消费者的行为，而不是试图预测这 些行为。

    表 6_3 是两类过滤器的一些例子：放大而不是预测消费行为是事后过滤器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特征。在现在的短头市场中，销售成本 太高，货架空间太宝贵，市场中的供给方不得不极度苛刻地筛选产品。这些生产商、零售商和营销商们试图猜测消费者的意愿,提高自己创造大热门的 几率，而且已经把这种事发展成了一门学问。显然， 他们不可能每次都猜对。值得推向市场但却被忽视 的产品与推向市场但却一败涂地的产品一样多。但 幸存者们总会获得一种荣誉：他们对消费者的精神 世界似乎有某种神秘的洞察力。

    但在长尾市场中，销售成本很低，货架空间有 的是，你完全可以相信任何东西都有上市的那一天。

    所以，在长尾市场中，过滤器的角色已经由守 门员变成了顾问。像 Google 这样的过滤器不会去预 测品位，只会去评测品位。像 Netflix 这样事后过 滤器不会把消费者一股脑地归入既定的人口和地理 类别中，只会把消费者们当成一个个不同的个体， 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他们的独特兴趣。像 MP3 博客 这样的事后过滤器不会把产品赶出市场，只会刺激 新的需求，为业已存在的产品创造市场。杰夫?贾 维斯把这称为“第一人称市场”和“第三人称市场” 的不同。

    总的来看，博客正在成长为推荐信息的一个强大源泉。我们有 PVRbl0g 和 Horticultural(一个有 机园艺博客)这样的独立爱好者博客， 可以相信任 何东西都有上市的那有 Gizmodo 和 Joystiq 这样的 商业博客，还有随时可能偶然读到的其他任何博客 的建议。(世界上似乎存在一个天然的行家联络网， 他们知识丰富，也愿意通过博客分享他们的知识)。 他们或许不够风光，影响范围也有限，但他们的可 信度大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他们的读者们知道，这 里有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真实存在的人。

    当然，正如事前过滤器并不完美一样(星探们挑 出的歌手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事后过滤器也不完美。 由于事后过滤器往往都是业余性的，有时候独立的 评论不足，随性的恶意诋毁有余。另外，用户反馈 都是在信息发表之后才出现的。这样一来，原本可 以被编辑发现的错误有可能悄悄渗入，即使事后过 滤器的集体反馈能最终纠正这些错误，它们可能也 永远不会彻底消失。

    第七章 长尾经济学

    在 1897 年夏天的瑞士，一个名叫帕累托的意大 利博学家在他的大学办公室中研究了 l9 世纪英格 兰的财富和收入结构。那时候正是马克思时代，财 富分配问题悬而未决。帕累托发现，英格兰的财富 分配实际上并不公平——大多数财富都落到了少数 人的手中。在计算了确切比率之后，他发现大约 20％ 的人口掌握了 80％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 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例与英格兰一致。

    帕累托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财富和人口的 分配结构上存在一种可预测的数学关系。他把这称 为重要少数法则(Law of the Vital Few)。这一规 律似乎通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帕累托是个杰出 的经济学家，只可惜解释能力太差，所以有很多人 并不明白他的发现有多么重要。他陆续写了许多有关精英阶层的社会学文章，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在他晚年的时候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利用了。但 不公平分配理论自有它的生命力，现在，帕累托的 结论被称为 80／20 法则。

    1949 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乔治?齐普夫 (George Zipf)在文字应用中发现了一条类似的原 理。他观察到，有少数几个词汇经常被用到，许多——甚至大多数词汇都很少用到。这一点并不奇怪， 但齐普夫还发现，这种关系是完全可预测的，实际 上与帕累托的财富曲线并无两样。用 1 除以一个词 在所有词汇中的应用率排名可以得出一个比例，而 这个比例与这个词的应用频率是密切对应的。也就 说，第二常用词的应用频率大约是第一常用词的 l／2，而第三常用词的应用频率是第一常用词的 1／3，以此类推。这被称做“齐普夫法则”(Zipf’SLaw)。 齐普夫还发现，从人口统计数字到工业生产过程，其他许许多多的现象也符合这一规律。他在费 城的一个横跨 20 个街区的地区研究了区域内的所有结婚证书，结果发现有 70％的夫妇的婚前居住距离不超过该区域总长度的 30％。 自那以来，其他研究者已经将这个法则扩展到了五花八门的所有事情上，比如血浆中的原子或是 城市的规模。这些观察结果都符合幂律分布，也就 是帕累托最先在财富曲线中观察到的 l／X 形态。

    从生物学到书籍销量，你实际上可以在任何领 域中发现幂律曲线。长尾就是一个幂律曲线，它不 会被有限货架空间或可用频道这样的供给瓶颈残忍 地截断。由于幂律曲线的值域无限接近但永远不会 下降至零，它也被称为“长尾”曲线，这就是本书 书名的由来。

    只要消费市场存在，幂律曲线就会在 3 个条件 成立的情况下出现：1．多样性(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事物)。
    2．不平等性(某些事物的质量高于其他 事物)。
    3．存在某种网络效应，比如声誉或口头传播效 应，这些效应容易将质量的差别成倍放大。
    换句话说，只要存在不同事物，某些事物优于其他事物，而且像声誉这样的网络效应能进一步推 广好事物、压制坏事物，幂律曲线就会出现。这会 造成市场、文化和社会的?种“可预见的不均衡”(如 帕累托所说)：成功带来更多成功。不用说，我们的 世冕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蛸力量塑成的。

    供给瓶颈如何扭曲市场

    为了认识现实世界中的幂律曲线，让我们来看 看好莱坞票房的例子。如果你按一般的方式把票房 数据绘制成图，曲线会呈现出熟悉的形状：少数热 门大片统治了左侧的高端部分，大批其他影片(用最 客气的话来说就是“非热门”)构成了右侧的低端部 分。

    如果这样画图，所有幂律曲线的样子都差不多。 因此调整一下刻度往往是有必要的，这能让不同曲 线的区别更明显一些。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对数刻度，每一个刻度值都是上一个的 l0 倍：l0、100、1000，依此类推。里克特(Richter)地震刻度和音量的分贝 刻度都是对数刻度的常见例子。

    如果在横轴和纵轴都采用对数刻度的情况下绘 制幂律曲线(称做“对数一对数曲线图”)，你会画 出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不同市场的直线斜率也不 尽相同，但无论你画的是汤料销量图还是上市公司 的市值分布图，市场的天然形状都是一条直线。

    但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的状况往往不是这副样 子。事实上，曲线的前端会呈直线状，但接下来就 会骤然一泻千里。在好莱坞票房一例中，曲线的形 状如下所示：

    图 7—1 2005 年好莱坞票房 收入请注意排名 100 位左右的影片。票房收入从这里开始急剧下降，直到在 500 名左右滑至零点附近。 事实上，该年度的最低票房纪录是《黑夜时刻》(The Dark Hours)的 423 美元，这部加拿大恐怖片是一班 无名之辈用少得可怜的预算拍出的，但根据看过这 部片子的人所说，它实际上一点也不差。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 100 名左右的电影突然变 差了?是不是好莱坞只拍了 500 部电影?或者，这种 让人心惊肉跳的下滑只是一个统计错误?

    遗憾的是，以上答案都不对。这不是个统计错 误，电影不会在 100 名左右突然变差(说不定有人会 认为越变越好了)，好莱坞也不会只拍 500 部片子就 罢手。事实上，单在美国这一个国家，每年就有约 l3 000 部影片在电影节中上映，且不说没有在美国 上映的数万部外国影片。

    100 名之后的电影之所以票房不佳，只是因为 它们没有得到电影院的足够支持。换种方式说，美 国影院业每年的“承载量”只有 100 部片子左右。 地方电影院的经济法则残酷而又无情。一部电影在孟买很受欢迎是没用的。它在美国的城市也得叫座才行，不管是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德还是其他任何 有电影院的城市，因为电影院必须在两个星期的档 期内招揽几千个以上的顾客才有钱可赚。通常来说， 这需要一笔巨大的宣传预算，一个发行协议，可能 还需要一两个大明星——如果你能负担得起的话。

    不具备这些条件的片子不会被大连锁影院看上。 事实上，这些影院在看不到经济利益的时候就会停 止电影的供应。也就是说，它们会简简单单地把曲 线截断。当然，电影制作者们不会停止拍摄。我们 可以在截点之后画出一条虚构的直线，如果那些非 热门影片没有被抛弃，它们的票房就在这条直线上。 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影片已经在商业主流中 消失了。简单地说，它们被截掉了。本应呈长尾状 的曲线大致变成了下面这副样子：我承认，实际情况并不像我画得这样糟糕。如 果够幸运，也有那么几部能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征服 观众的好片子可能被大学城中的一两家剧院选中。 这些幸运儿最有可能出现在第 100 一第 500 名之间，也就是票房虽低但还没有低到零点的那些片子。剩下的片子(第 500 名一直到至少第 l3 000 名)呢?很 遗憾，它们大多都没有在电影院露脸的机会。如果 你在电影院里看不到它们，票房收入自然就无从谈 起了。结果可想而知：从图 7—2 来中看，它们根本 就不存在。

    图 7-2 被截断的需 求曲线

    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一个以票房数据 判断产品优劣的行业中，它们不会出现在需求曲线 中。那么这些影片到哪里去了呢?它们大多只在电影 节和私人放映场所亮过相。有一些能上电视或DVD——如果制作者们能得到音乐使用权和其他必要许可的话。还有一些可能会在网上免费传播。 这听起来颇为凄凉，但事实上，某些为人耻笑的非影院传播渠道(比如直接转录 DvD 和互联网)正 在变成重要的市场。DVD 电视节目绝对是 DvD 行业 中成长最快的领域。网上视频市场尽管刚刚成形， 但同样越来越大。随着票房收入的萎缩和 DVD 销量 的攀升，影院已经不再是唯一有价值的营销渠道。 我们原以为曲线的急剧下坠反映了电影需求在 一定分界点之后的自然锐减，但实际上这只是传统 供应瓶颈的产物。换句话说，只要人们有无限的选 择空间，而且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些选择，你就会发 现他们的需求会一直延伸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小领域 中——介绍片、卡拉 0K、土耳其电视，等等。Netflix 便改变了供应小市场影片的经济学，让我们对大众消费者的真正品位有了崭新的认识。 实际上，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一个市场都是这副样子。在图书业中，巴诺书店发现排在末尾的 120万种书只占公司店内销量的 l．7％，但在网上(bn．com)销量中却占去了整整 10％。PRX 公司已经授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上公共广播节目库，据它 所说，排名后 80％的内容已经占据了公司销售额的 半壁江山。在印度，当手机铃声的需求驱动力从报 纸上的铃声排行榜转向了网上的搜索时，最大的网 络门户和铃声供应商之一的 rediff．com 感受到了 巨大的变化。排行榜上的 20 大热门铃声曾在报纸时 代垄断 80％的销量，但现在已经下滑至 40％，因为 今天的用户们可以在一个包含近 2 万首曲子的网上 铃声库中搜索铃声。

    某些最具戏剧性的效果都体现在了音乐业中。 根据尼尔森音像调查公司的统计，在传统零售业中， 新发行的唱片占唱片总销量的比重在 2005 年是63％，剩下的都是较老的“旧歌翻新”唱片。但在 网上，两者比例完全逆转了：新音乐占据了销量的1／3 左右，剩下的 2／3 都留给了老音乐。

    80／20 法则

    帕累托／齐普夫分布最著名的体现之一就是 80／20 法则。人们常用这个法则来解释 20％的产品带 来 80％的收益，20％的时间里发挥 80％的生产力， 或是其他任何小比例付出创造大比例成果的现象。

    长久以来，80／20 法则一直没有被正确地解读， 原因有三。首先，确切比例几乎永远不会是 80／20。 我研究过的大规模市场大多呈现出第七章长尾经济 学 80／10 的比例，甚至可能更低(不到 l0％的产品 带来 80％的销量)。

    如果你质疑 80 加 10 并不等于 l00，那么你已 经发现了 80／20 法则的第二个令人迷惑的地方。80 和 20 是两种不同事物的比重，因此没有合计为 100 一说。前者是销量的比重，后者是产品的比重。更 糟糕的是，对于如何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或是将 哪一个变量定为常量，我们并没有标准的惯例。你可以说一个市场呈现出 80/10 的形状（10%的产品带来 80%的销量），也可以说它的形状是 95/20（20%的产品带来 95%的销量）。 最后，人们会用这个法则来解释截然不同的现象。80 和 20 的经典定义是产品和收益，但这个法 则同样可以应用于产品和利润的关系。

    最致命的误解之一就是把 80／20 法则看成一 个指导方针：既然存在 80／20 的规律，那不妨只经 营那 20％的产品，用它们来实现大多数销量 即可。 这种想法源自这样一种认识：80／20 法则本质上是 对差异化经营的一种鼓励，因为只要你猜对了，少 数产品就能对你的企业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

    正因如此，我才把长尾称做 80／20 法则的灭亡， 尽管它绝对谈不上灭亡二字。真正的 80／20 法则只 是承认了帕累托分布的有效性，承认某些东西卖得 远比其他东西要好，这在长尾市场和传统市场中都 是成立的。

    但是，长尾鼓励的不是遵循这个法则，而是拒 绝被这个法则统治。就算 20％的产品能带来 80％的销量，我们也没理由不去经营其他那 80％的 产品 。

    在长尾市场中，存货成本寥寥无几，完全有条件经 营所有的产品，不管实际销量有多大。谁知道一个 排在后 80％的产品能不能跃入前 20％之列(在好的 搜索和推荐引擎的帮助下)?

    由于传统的“砖头和水泥”零售商们必须负担 高昂的存货成本，卖得不好的产品往往没有利润可 言。因此，几乎所有的利润都来自 N20％的热销品。 下图左半部分表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假想传统零 售商的理想化结果。

    图 7-3 80／20 法则的演化

    但对一个长尾零售商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让我们假设它的存货量是传统零售商的 l0倍，所以在上述理想化结果中，传统零售商的 20％热销产品只相当于长尾零售商 2％的存货，如上图 右半部分的第一个条柱所示。

    第二个条柱中的收益数据反映了幂律分布的自 然结果。最好的 2％的产品仍然占据了不成比例的 销售份额，但这里的比例是 50％。接下来的 8％的 产品占据了另外 25％的销售额。剩余的 90％的产品 占据了最后 25％的销售额。(尽管这只是个假想的 例子，但这些数据与来自 Rhapsody 和 Netflix 的实 际数据非常相近)。

    但长尾经济学的真正闪光点在于第三个条柱： 利润。由于存货成本极低，非热门产品在长尾市场 中的利润可能远超过传统的砖块和水泥市场。

    以 DVD 为例。下图大致反映了一个沃尔玛一类 的传统零售商的 DVD 经济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新 DVD 生意相当难做。电 影公司的 DVD 要价第七章长尾经济学在 17～19 美元 左右，而“大盒子”(big box)零售商们(沃尔玛、 BestBuy 等)在前一两个星期内只能标价 l5—17 美元，平均每盘 DVD 损失 2 美元左右。(这还没有考虑管理费用，实际损失更大。)图 7—4 DVD 零售经济 学

    大约一个月之后，DVD 批发价(分销商对商店的 要价)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零售价(商店的标价)，销 售 DVD 渐渐变得有利可图了。但几乎有 80％的销售 额是由发行历史不超过两个月的 DVD 贡献的，而它 们的利润率还不算高。商场为什么要以这么低的价 格销售新 DVD?原因很简单：至少对大盒子零售商们来说，这些新 DVD 属于廉价诱饵，全是为了吸引顾客们购买 DvD 区的其他影片或商场其他区域的产品， 这些东西的利润就比较高了。DvD 分销商们也鼓励 这种做法，他们允许商场退还卖不掉的新 DVD，大 大降低了零售商们的经营风险。

    问题是，尽管这样的策略对产品种类较多的大 盒子零售商们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它也为其他所有 商家设定了一个价格标准，包括百视达这样的 DvD 专卖店。所以，大盒子零售商们实际上压低了整个 行业的新 DvD 销售利润，把曲线头部的经济学变得 更加严酷了。难怪百视达正在困境中挣扎。

    但是，如果你能让需求向长尾深处转移，创造 一个不太依赖于新产品的市场，你的利润水平就会 飞跃一步。你在上图中已经看到，发行历史越长， 销售利润越高。这就是长尾的优势所在——它们有 摆放老 DVD 的货架空间。这也是推荐系统和其他过 滤器对长尾市场的重要性所在。聪明的零售商们正 在鼓励人们从大热门世界(高采购成本)转向利基世 界(低采购成本)，完全有能力戏剧性地提高零售业的经济效率。顺便说一句，这就是 Netflix 的做法：它的新影片采购量往往低于市场所需(尽管缺货和 延误也惹恼了一些顾客，制造了不少矛盾)，因为这 有助于它保持自己的利润水平。

    现在我们知道长尾零售商的利润分布为什么比 收益分布还要均匀了(见“80／20 法则的演化”一 图)。长尾产品或许不是销售额的主要贡献者，但由 于它们的采购成本通常较低，它们可以创造极高的 利润，只要存货成本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综上 所述，我们可以说 80／20 法则在长尾市场中已经发 生了 3 种变化：l?你能提供的产品远比从前要多。

    2?由于找到这些产品远比从前要容易(推荐系 统和过滤器的功劳)，销售额在大热门和利基产品之 间的分配更加均匀了。

    3．由于利基市场的经济学与大热门市场相差无 几，任何产品都能创造利润，无论流行程度是高是 低。

    80／20 法则仍然生龙活虎地存在着，但在长尾市场中，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霸权。

    更长的尾意味着更短的头?

    在我研究长尾市场的定量方法的时候，我碰到 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多样性对需求曲线整体形 状的影响。当集合器收纳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将那 条长尾越拉越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会怎么样?卖得 比从前少?比从前更多?还是与从前一样?

    在长尾市场中，有三种力量可以推动需求从头 部移向尾部，从大热门移向利基产品。第一种力量 就是品种的丰富性。如果你只给人们 10 种选择，他 们只能十里挑一。如果你给他们 l000 种东西，需求 就不太会集中在前 l0 种东西上了。

    第二种力量是较低的“搜索成本”，这既包括 实际的搜索，也包括推荐系统和其他过滤技术。最 后一种力量就是样本示范：对一首歌，你也许可以免费试听 30 秒；对一本书，你也许可以在网上试读一部分。这能降低购买风险，鼓励消费者们进一步 深入未知世界。

    如果要用硬数据把这种效应定量化，我们有几 种方法可用。一是比较一下一个品种相对有限的市 场和一个品种丰富的市场有什么不同。二是长期追 踪某个长尾集合器／零售商，研究一下存货扩充的 效果。三是观察一下较低的网上搜索成本的影响， 然后与类似的非网上存货来一次同类对比。

    麻省理工学院 2005 年的一项研究在一个女装 零售商身上观察到了这种效应——有关亚马逊长尾 存货的一些早期研究成果就出自这个研究队伍的领 导者埃里克?布赖恩诺夫森(Erik Brynjolfsson) 之手。这个女装公司既做目录营销，也做网上零售， 而且两个渠道的品类和价格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 于，网上渠道有搜索功能，用户可以轻松浏览所有 产品和产品的所有细类，而且，顾客们还可以用“根 据??排列”过滤器重新整理产品列表。

    我们发现，消费者们在网上的购买行为更倾向于长尾产品，就连那些同时使用两个渠道的消费者 也是如此。排名后 80％的产品占目录销售额的比重 是 15．7％，但在网上销售额中占去了 28．8％。如 果换个角度，根据前 20％的产品来看，目录销售服 从 84／20 法则，网上销售则接近于 71／20。

    这就是更低的搜索成本对相同存货的影响。为 了衡量不同存货(一组存货比另一组存货大得多)的 影响，我们需要对比一下一个货架空间有限的零售 商和一个货架空间无限的零售商。在实际操作上， 我们要对比的是传统的砖头和水泥商场和销售或出 租同类产品的网上商场。我们决定从娱乐业入手， 因为这个行业的网上市场足够成熟，可以准确衡量， 而且有翔实的数据可用。我们同时观察了音乐和DVD 的状况。 我们没有把目光锁定在某一个砖头和水泥零售商，而是使用了尼尔森的各研究部门整理出的全行 业数据——音乐业数据来自尼尔森音像调查公司， 电影数据来自尼尔森 DVD 调查公司。我们拿这些数据与来自 Rhapsody 和 Netflix 的数据分别进行了比较。

    必须做几项修正才能确保这些比较的合理性。 对音乐来说，我们必须想办法比较网下的唱片销量 和网上的歌曲销量，而网上销售有很多种形式，既 包括个别销售，也包括订阅计划下的流量。对 DVD 来说，我们要比较的是网下的销售和单碟出租数据 和网上的订阅出租数据。尽管具体方法不在本书范 围之内，但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它们都会大量使用 其他数据系列(比如网上的“按曲付费”销售数据) 来校准曲线，尽可能地消除系统性偏差。

    在修正之后，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网上需求 曲线要平坦得多。一般的小市场唱片(排名 l 000 位之后的唱片)在网上的销量大约是网下的两倍。而 一般的非热[]DVD(还是指 1 000 名之后)在网上的流 行程度更是网下的 3 倍之多。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观察角度——看看大热门产 品对网上市场的统治力下降了多少。这里有一组音 乐业的数据。对网下的砖头和水泥零售商们来说，排名前 1 000 位的唱片构成了整个市场的将近 80％。

    (事实上，一个典型的大盒子零售商只会在市面上的 CD 中选择一小部门，所以 l00 大热门唱片就可能占 据它的 cD 总销量的 90％)相比之下，同样的 l000 大唱片对网上零售商来说只代表着不到 l／3 的市 场。换种方式说，有整整一半的网上市场已经被排 名 5000 之后的唱片统治了。

    提高需求还是转移需求?

    长尾究竟是将蛋糕变大了，还是仅仅改变了蛋 糕的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当虚拟零售商的无限货架 空间令产品种类急剧增多时，人们究竟会去买更多 的东西，还是仅仅将兴趣转向不太流行的东西?总的 来看，答案与行业有关：广泛兴起的小市场确实给 某些行业带来了成长的黄金机遇，但也有些行业并 没有这么幸运。

    尽管人类的注意力和购买力是有限的，但同样的时间和金钱可以换来更多的东西。有些娱乐形式， 比如音乐，对我们的注意力来说是“非排他性”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消费它们的同时做其他事情。 例如，有人认为人们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之所以会在 七八十年代上升，是因为那一代人都是看着电视长 大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开着电视的生活，所以当新 奇度逐渐消退，电视由一种排他性媒体转变为一种 非排他性媒体，于是他们看电视的频率就提高了。

    其他一些媒体，比如文字，也许无法加快消费 速度，但我们可以通过预先选择来提高消费的效率 和满意度。事实上，我们在信息消费上的进步已经 相当惊人，凭借充裕的带宽，我们可以轻松地浏览 Google 的搜索结果，定制我们自己的博客频道。我 读到的东西也许不会比从前多，但它们对我更有意 义了，因为更好的过滤器(说它们更好，是因为它们 对我的个人兴趣的针对性强于那些传统的过滤器——比如报纸编辑)可以帮助我筛选内容。我读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就等于提高了我的实际带宽，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压缩了我的阅读注意力。 但一旦你把可支配收入和时间的匮乏全部考虑在内，某些非排他性媒体就会变成排他性媒体。人 们之所以会成日开着电视却不去看它，就是因为这 样做没有什么成本。但如果那是付费电视，我打赌 它会立刻变成所有目光的焦点。从一个消费者的角 度看，这凸显了不限量订阅服务的优势，因为在这 样的模式下，你可以毫无风险地沿着长尾探索。如 果更多的消费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成本，你就很有可 能更多地消费。

    总结一下：人类的注意力比金钱更容易扩散。 长尾的主要效果就是将我们的品位转向非主流产品， 但只要新发现的东西让我们更加满足，我们就会更 多地消费它们。只不过，我们不必为得到这样的特 权而付出太多的金钱。

    价格该涨还是该落?

    常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长尾对价格有什么 影响?沿长尾向后看，产品价格是否应该随着需求的 下降而下跌?或者它们应该上涨，因为更有针对性的 产品对本领域内的消费者更有吸引力?

    答案并非绝对，视产品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在 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市场分为“愿望”市场和“需 求”市场，两个市场的价格规律是截然不同的。

    需求市场中的消费者知道他们正在寻找什么， 只是这种产品难得一见，只有在某个地方(比如网上) 才能找到——比如主题对你很有吸引力的一本非小 说类书籍。当你找到了它，你对价格可能不会那么 敏感。你在亚马逊的折扣政策上就能明显看出这种 效应。这个网上书商给畅销书打 3N4 折不等，然后 根据图书的流行程度逐渐降低折扣率，到排名在数 十万左右的冷门书籍时，折扣率已经接近于 0。

    相比之下，音乐和其他一些娱乐产品一般属于“愿望”市场。只要价格合适，你就有尝试新产品 的愿望，愿意深入长尾探索，因为损失风险会越来 越低。正因如此，许多唱片公司已经开始尝试着用 折价方法推广一些老歌和更不知名的新作。

    这种策略的最高形式就是动态可变定价，也就 是说，音乐价格会随着流行程度的降低而自动下降。 事实上，Google 的关键词广告自动拍卖就有这样的 效果，eBay 的类似拍卖系统也有这样的妙用。需求 越大，价格就越高。

    在一个真正有效的可变定价市场中，销量的下 降趋势应该更缓，需求曲线的整体形状应该更平。 但至少对音乐市场来说，采用这样一种模式与单一 定价的简单性(比如 iTunes 的 0．99 美元固定价格) 有所矛盾，而且有可能与无法轻易改变价格的 CD 零售商们发生令人担忧的“渠道冲突”。随着音乐业 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它可能会更加大胆地寻找新的 商业模式。那时候，我们会有更好的数据来回答这 个问题。

    长尾中的“微结构”

    幂律分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分形”性，也 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放大到什么程度，它看起来仍 然是幂律分布。数学家们把这称为“多比例自我相 似性”，简单点说，这是指长尾由许多小尾巴组成， 每一个尾巴都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世界。

    以音乐为例。如果你仔细审视那些数据，你会 发现音乐业的那条庞大的幂律曲线实际上只是诸多 小幂律曲线的叠加，其中的每一条曲线都代表着一 个流派。音乐由数千个小领域微观市场组成，如果 这些微型生态系统糅合成一个总排行榜，整个形状 看来就像是一条长长的尾巴。但如果你靠近些观察， 你会发现每一个利基市场都有它自己的头和尾。

    举个例子。我曾经把 Rhapsody 上的音乐长尾按 流派拆分，然后根据平均下载量将所有流派的排名 画成散点图(如下图所示)。接下来，我进一步分离出了其中的一个流派——非洲一古巴爵士乐，画出了该流派内的流行度排行曲线。

    图 7—5 长 尾中的 长尾

    你可以看到，各流派的平均下载量本身也能构 成一条长尾，而且每一个流派中都存在一条曲目长 尾。整个音乐世界都是如此，它看起来像是一条长 长的流行度曲线，但实际上是由曲线中的曲线组合 而成的。

    从图书到博客，其他市场也是同样。博客搜索 公司 Technorati 的执行官彼得．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曾提到，Technorati 一直在追踪的“主题长尾”正在兴起，像厨艺和子女教育这类主题的流行程度呈现出了幂律特征。‘‘就像用一面棱镜反 射白光一样，博客世界中出现了一道光谱，五彩缤 纷的各种长尾社区尽在其中。”他说。最有意义的是 社区内的排名，不是社区间的排名。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原因有二。其一，这意味着 过滤功能往往在一个流派内最为有效，而不是通用 于整个市场。其二，这解释了长尾的一个明显的矛 盾迷题。幂律曲线之所以呈陡峭下滑状，是因为强 大的口头效应反馈环放大了消费者的喜恶倾向，让 有名气的东西更有名气，没名气的东西更没名气了。 这就是‘‘成功带来更多成功”的道理。在网络理论 中，这类积极反馈环很容易创造一种赢家通吃现象， 换种方式说，它们就是那种令人恐惧的热门制造机。

    更厉害的是，现在的各种过滤器已经把口头传 播效应的威力进一步加大了，评论比过去多得多， 评论者比过去多得多，被评论的产品也比过去多得 多。既然这样，它们难道不应该把幂律曲线变得更加陡峭吗?难道不应该拉长大热门和冷门之间的距离吗?它们为什么反而起到了一种均等化作用?

    换句话说，本质上正在推动需求向长尾转移的 推荐系统为什么没有发挥相反的作用：将内容推向 曲线头部，进一步放大大热门与冷门的差别?我们原 以为更强大的网络效应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我们实 际看到的长尾市场却是一条平坦化的曲线，大热门 和冷门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原因就在长尾的微结构上：过滤器和其他推荐 系统在非主流产品中最为有效，在流派和亚流派内 部最为有效。但在不同流派之间，它们的作用会大 打折扣。会有个别的经典杰作首先在本流派内登峰 造极，然后继续跃升为主流大热门，在整个市场上 大放光彩。但它们只是例外。更常见的是，一个领 域内的热门音乐能够突破到整个市场的中游水平， 但在这里，它们不得不与来自其他流派的热门音乐 展开激励的竞争，很难再更进一步。

    正因如此，最受欢迎的“ambient dub”艺术家 虽然能占据本流派的头把交椅，完全压倒本流派内的其他所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明星能够把整个音乐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把 50 分乐队(50 Cent) 赶出前 10 名之列。这种微结构分析告诉我们，流行 度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就算你统治了一个小派系， 你也未必能变成返校节女皇(homecoming queen)。

    时间长尾

    为什么某些东西不如其他东西流行?到目前为 止，我们关注的一直是特定事物的吸引力，是吸引 力的深度和广度——它们属于主流还是小领域，质 量是高还是低。但我们还没有考虑另一个能够影响 流行度的因素：新旧程度。就像吸引面较广的产品 通常比吸引面较窄的产品卖得更好一样，新产品往 往比旧产品卖得更好。

    在一条基本的需求曲线中，某些产品更受欢迎 的原因已经被综合化的排名掩盖了。但流行度实际 上是多维的：比如，决定唱片排名的可能不光是唱片的质量，还有音乐流派、发行 El 期、乐队的名气和(或)国籍、与其他艺术家的相似性等等其他因素。 但所有这些因素都被混合进了一个一维的畅销榜中， 在这个大杂烩中，它们都被模糊了。

    可想而知，今天的大热门就是明天的小冷门。 几乎所有产品的热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 热门产品也不例外。《龙卷凤》(Twister)是 1996 年的第二大卖座影片，但在今天的亚马逊上，历史 频道(HistoryChannel)2005 年拍摄的一部有关法 国大革命的纪录片远胜于《龙卷风》，销量是它的两 倍之多。

    爱因斯坦将时间描述为空间的第四维，你也可 以把时间看做长尾的第四维。热门和冷门产品的销 量都会慢慢下滑，热门产品的起点或许更高一些， 但早晚也会落入长尾之中。这个结论的量化研究仍 在进行中，但从概念上说，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下 图一样：图 7—6 时 间长尾说到时间与长尾的关系，有一点特别有趣： Google 似乎正在改变游戏的规则。像其他所有媒体 一样，网上媒体也存在新产品的专制。昨天的新闻 是今天的老黄历，一旦某个内容从网站的主页上撤 下，它的流行度就会直线下降。但是，当各网站发 现越来越多的访问者是被 Google 指引而来的时，它 们看到了这个法则的破灭。

    Google 并非对时间因素漠不关心，但它衡量相关性的主要标准确实不是新旧程度，而是导入链接。 所以，当你搜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你得到的通常 是最好的网页，而不是最新的网页。而由于更老的 网页有更多吸引导入链接的时间，它们有时候强于 新网页。在搜索引擎的引导作用下，现在的博客帖 子和网上新闻的过时速度已经远比从前要慢。某种 意义上说，Google 正在扮演时光机器的角色，而且 我们已经有能力衡量这种魔力对出版业、广告业和 大众注意力的影响。

    被忽视的丰饶经济学

    广义来说，长尾是丰饶世界的一种现象。我们 有充足的货架空间，充足的流通渠道，充足的选择。 这样看来，维基百科全书中的经济学定义之一实在 是难以服人：经济学：名词，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下的选择。

    还有其他一些定义(比如“为满足无限需求而 进行的稀缺资源的分配”等等)，但许多定义都有一 个让人头疼的基本特征：强调稀缺性，尤其强调稀 缺资源的分配方法。从摩尔法则(Moore’S Law，电 脑的性能每 l8 个月就会提高一倍)到存储量和带宽 的飙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饶的世界。在这样一 个时代，稀缺性假设是有疑问的。

    经济学中确实有一个根本性的概念：你不可能 免费获得所有东西——整个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利益 权衡和权衡方法建立起来的。比如，亚当’斯密就 是用时间和金钱的权衡理论开创现代经济学的。他 曾说过，一个人可以住在城市附近，但要支付更高 房屋租金；也可以住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众注意力 的影响。这样租金较低，但“要牺牲一定的便捷性”。 自此之后，有限蛋糕的分割方法就成了经济学的核 心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明显没有考虑要素投入的丰饶性。它并没有否认一个 点火的人可以免费使用无限多的氧气，它只是没有 把这个因素放到它的公式中。它把这个问题留给了 其他学科，比如化学。

    但我们正在迈进一个空间无限的时代。在数字 产品的长尾市场中，传统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稀缺 性函数——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销售成本，正在趋 近于零，因为字节可以在几乎毫无成本的前提下复 制和传输。经济学一定能解释这个问题吗?

    丰饶性(也可以称为“充足性”)随处可见，特 别是在技术领域。摩尔法则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半 导体先驱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卡弗?米德(Carver Mead)曾在 1970 年鼓励他的学生们“浪费晶体管”，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晶体管正在变得越来越充裕，实 际上已经近乎免费。过去人们想的是如何最大效率 地使用稀缺的计算资源，现在人们都在肆无忌惮地 “浪费”CPU 的性能(比如在屏幕上拖动窗口和图 标)，正是这种转变铸就了 Mac 电脑和个人电算化革命。更不必说 Xbox 游戏机的那副令人反感的贪婪嘴脸了(一台专用于娱乐的超级计算机)。 类似的丰饶法则也存在于存储量、宽带和其他任何一个数字领域中。在技术世界之外，绿色革命 已经把农业带入了丰饶时代(为了撑住农产品的价 格，现在我们得花钱请求农民们不要耕种他们的庄 稼)。中国和印度的丰饶的劳动力正是它们腾飞的一 个依托。

    某种程度上说，就连理念也是丰饶的，因为它 们的“非排他性”天性允许它们无限制地传播。正 如美国专利系统之父托马斯?杰斐逊所说：“他可以 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理念，自己得到启示而又不会湮 没我的思想；正如他用我的蜡烛点燃他的蜡烛，自 己得到光芒而又不会把我置于黑暗之中。”

    十多年前，丰饶理念的倡导者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精辟地阐释了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都相信经济学是一个 零和游戏——稀缺性终究会压倒丰饶性。马尔萨斯(Malthus)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著名的拥趸：他认为人口会以几何速度增长，而农业产出只能以算术速 度增长。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食物匮乏最终会扼 死经济增长。卡尔〃马克思也认为，任何经济学最 终都会陷入一场针对稀缺性“生产方式”的阶级斗争。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强调稀缺性，是因为资源短缺可以衡量，到零为止。稀缺性可以给经济模型设 定一个限度，令它们得出一个明确可数的结果，得 出产业系统中的一个可辨识的瓶颈点。而丰饶性既 不可数，也没有明显的上限。它们像空气和水一样 无处不在，而且它们是不可见的——此所谓“外部 性”。然而，丰饶性实际上是所有经济进步和变化的 驱动力。

    那么，这一点怎样才能与新古典经济学协调起 来呢?吉尔德建议我们去“浪费”资源：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中，总会有一些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急剧下降。相此从前的成本，新要素几乎 是免费的。相比牲畜和人类挥汗如雨的时代，工业 革命中的物理动力几乎是免费的。突然之间，你可 以做到你从前做不到的事了。你可以让一个工厂保 持 24 小时连续运转，以工业时代之前不可想象的方 式进行大规模生产。这确实意味着物理动力的成本 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零。整个经济不得不重新 认识自己，拼命去利用这些物理动力。你不得不去 “浪费”蒸汽机和它的衍生物们的力量，唯有如此， 你才能胜人一筹，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和平时期。

    这段话暗示，我们可以把丰饶性放到经济大背 景中来考虑。如果丰饶的资源只是一个系统的要素 之一，而这个系统仍然在其他方面受到稀缺性的限 制’那么这些丰饶的资源也许不能改变经济的正统 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角色就像是学习曲线 或是最小化的交易成本——都是生产效率的驱动器，有助于降低价格并提高生产率，但并不能打破经济学的法则。 显然，长尾的丰饶性便难以摆脱这样的限制，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威力。尽管所有媒体上的选择空 间或许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类和注意力和时间仍然 是有限的。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是有限的。某种程 度上说，蛋糕的大小仍然是固定的。就算你向一个 闲散在家的懒汉提供 l00 万个电视节目，他或她看 电视的时间也许也不会超过从前，只不过可以挑选 更适合自己的节目罢了。

    最后要说的是，经济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管它有多么迷人。有许多现象有待其他学科来解 释，比如心理学和物理学等等，还有许多现象根本 没有学术理论可以解释。就像经济增长一样，丰饶 性正在以一种我们司空见惯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 无论我们能否用一个等式来描述它。

    第八章 货架争夺战

    大热门已经在这个世界牢牢扎根，无论你喜不 喜欢。那些货架有限的零售商店、广播电视网和千 篇一律的大众化产品同样无处不在。尽管电子商务 进步神速，但在线购物占美国零售业的份额仍不到10%，只是刚刚超过目录购物而已。即使是在线购物 模式最狂热的支持者们也不敢奢望这种模式能占据 消费者长期支出的 1/4 以上。

    这不光是因为砖头和水泥企业有瞬间购物的便 捷性和触觉上的优势。我们也是一种群居动物，有 时候，我们希望与其他人一起做一件事。这是一种 安慰，而且共同的体验能拉近我们的距离。

    这就是幂律曲线总会呈现不均衡状的原因。长 尾市场的曲线通常比传统市场略平一点，但它们也 有自己的大热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不同之处，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总是更多。这一点不仅不可避免，实际上也对推荐系统和其他过滤器的运作至关 重要，而正是这些过滤器让在线市场充满了活力。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回到幂律曲线的最左端，也就 是大赢家们的领地。我们会谈一谈货架的优势和成 本，也看一看广播技术和好莱坞造星机器的优势和 成本。让我们从优势开始。

    大热门对社会和商业的统治力也许已经不像过 去一个世纪中那样强，但它们的影响力仍然是无可 比拟的。其中一个体现是，它们可以创造大众文化 热点，然后围绕这些热点孕育定位更加明确的细分 市场。

    成功的长尾集合器既需要冷门产品，也需要大 热门产品。它们必须跨越整个多样性光谱，从吸引 面最宽的流行产品一直延伸到吸引面最窄的另类产 品。唯有如此，它们才能整合信息资源，指明一条 对所有人都有意义的长尾探索之路。

    消费者们喜欢一站式购物。他们希望自己正在 寻找的东西就在某个地方等着他们。只要一家商店能让消费者们坚信这一点，它就能获得成功。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选择过程，你知道有些过滤器正在 从所有产品（至少是那个领域内的所有产品）中挑 选最好的。这个概念就是长尾集合器如此令人心动 的原因。

    如果你只有头部中的产品，你很快就会发现你 的顾客们有更多的要求，而你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如果你只有尾巴中的产品，你会发现顾客们手足无 措，不知该从哪里看起。他们会失去方向，因为你 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们不熟悉的。同时供应头部 和尾部产品的重要性正在于此：你的起点是消费者 们已经了解的一个世界——主题明确的地点和熟悉 的产品。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范例就是 MP3.com——最早 的在线音乐服务商之一。1997 年，一个名叫迈克 尔?罗伯逊（Michael Robertson）的企业家创办了 一个看似典型长尾企业的网站。它允许任何人上传 音乐文件，也允许所有人分享这些音乐。罗伯逊认 为这样的服务能绕开传统的唱片公司，为艺术家和音乐迷们搭建一个直接联系的桥梁。乐队支付的网站宣传费将是 MP3.com 的收入来源。唱片公司的专 制将被粉碎，一个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将会来临。

    但是，尽管 MP3.com 的成长速度快得惊人，没 多久便拥有了数十万首曲目，但那些苦苦拼搏的乐 队仍旧找不到足够多的新听众，独立音乐圈也没有 任何革命可言。事实上，MP3.com 被扣上了一顶名 副其实的臭帽子：一个良莠不分的蹩脚音乐大杂烩。

    MP3.com 的问题很简单：它只是一个长尾网站。 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根本没有与唱片公司签订供应 主流素材和流行商业音乐的许可协议。因此，消费 者们找不到他们熟悉的条目，自然也就找不到探索 长尾的起点了。（后来，MP3.com 在寻找可行商业模 式的过程中开始提供一种新服务，允许用户上传他 们手中的商业 CD，结果引发了唱片业铺天盖地的法 律诉讼。最终，MP3.com 被迫关闭了。）MP3.com 模式之所以失败，iTunes 模式（对独 立音乐家并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之所以成功，原因 皆在起点的不同：iTunes 一开始就与各大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因此拥有足够多的主流音乐。接下来，它也添加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音乐，“版权集合器” 将数十万独立音乐家的作品带到了它的硬盘中。因 此，iTunes 的顾客们可以在一个业已存在的市场中 开始探索。在这个市场中，大名鼎鼎的商业音乐分 别代表了各个音乐类别，就像是探索小众音乐的天 然起跑线。

    （顺便说一句，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样一个 问题：既然 MySpace 的自由独立音乐模式与 MP3.com 是如此的相似，它又为什么如此成功呢？原因似乎 在于网络社区和音乐内容在这个网站上的有效结合。 广大歌迷之间的强大社交纽带能帮助他们找到他们 原本找不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给了他们一个继 续访问这个网站的理由。这样的良性循环帮助 MySpace 避开了致命的耗竭现象——正是这样的现 象令从前的那些为了联系而联系的社交网站毁于一 旦。）城市长尾大城市也是一种“大热门”。如果你把全球各 地的人口聚居状况画成一个图，你也能得到一条幂 律曲线。从上海到巴黎，少数大城市中聚集着大量 的人口，而其他城市大多人口较少。正如理查德?佛 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新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所说：人们之所以聚在一起，不光是因为他们愿意 彼此靠近，也不光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些设施齐全的 都市中心，尽管这两者都很重要。他们和他们的公 司聚在一起，也是为了利用密集人口所带来的生产 率优势、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效应。如果不计其数 的创新者、执行者和金融支持者都能不断地在办公 室内外彼此接触，那么理念就能传播得更加自由， 锤炼得更加锐利，实践得更加迅速。

    这些大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密集聚居的文化和经济优势完全可以弥补城市生活的成本。颇有 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无奇不有的细分 市场。

    像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这样的地方实际上 可以供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想吃异国食品？没问 题，各种风味应有尽有——有厄立特里亚风味，有 孟加拉餐，还有蒙古的罐闷土豆牛羊肉。每一种娱 乐都有，迎合每一种需求的服务都有，如果你知道 哪一条小巷或墙上的哪洞里别有洞天，你会发现城 市产品之丰富大可与亚马逊比肩。

    为什么？因为城市人口太过密集，以至于通常 散布四方的需求变得集中化了。某种意义上说，你 可以把城市想象成都市空间的长尾，就像互联网是 理念空间或文化空间的长尾一样。

    就像作家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 所写：一个只卖纽扣的商店在一个 5 万人的小镇里很可能找不到市场，但纽约市却有一个完整的纽扣商 店区。亚文化在大城市中如此兴旺也是出于这样的 原因：如果你有某种特殊的品味，你在一个有 900 万人的城市里更有可能找到你的知音。

    城市理论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多 年前就已提出，大城市为小文化领域的兴起创造了 绝妙的环境：小镇和郊区??天生就是大超市的落脚点，没 给其他商店留下多少空间；它们天生就是标准电影 院或免下车影院的落脚点，没给其他影院留下多少 空间。它们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来支持进一步的多样 化，尽管新的品种也可能引来顾客（恐怕寥寥无几）。

    城市就不同了。它们不仅是大超市和标准电影 院的天然之家，还有熟食店、维也纳面包店、外国 杂货店和艺术电影院等等。所有这些事物都能共存：标准与奇异的共存，大与小的共存。无论你在哪些地方发现了城市中的活跃而又流行的成分，小成分 的比例一定远远超过大成分。

    货架的贡献

    在我们埋葬货架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它的 功绩。今天的零售陈列架就是人类与产品供应链的 互动界面，这个高度发达的供应链以最大效率地利 用时间和空间为原则。一般的超市货架可能有 2.1 米高，1.2 米宽，最多可至 0.6 米深，这样的立方 容积已经可与一辆小型货车媲美。

    一排排货架上摆满了根据行业标准货架的尺寸 量身设计的包装商品，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丰饶性 的象征。今天的一家普通超市有不下 3 万种不同商 品，每一种都被巧妙地归置和展示在货架上，以便 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销量。它既是一个高效仓 储的奇迹，也是一台马力强劲的销售机器。

    货架反映了零售科学的最高发展水平。超市货架上的产品都是根据仓储算法和市场需求弹性包装 和排列的。最优存货方法每天都要在连锁零售店的 总部中重新计算一次，而且随时会根据实际销售数 据迅速调整。

    这种货架仓储模式旨在启动零售机器的每一台 引擎：满足现有需求，激发新的需求，从最小的空 间里榨取出最高的销售业绩。超市货架的每一个维 度都被详细地研究和抽样调查过，还有一帮零售人 类学家用隐藏的摄像头和无线射频识别标签观察着 它们的效果。对占据美国经济近 60%江山的零售业 来说，货架就是前沿阵地，而致力于货架科学的研 究行业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重要行业。

    我们知道一个货架从上至下的精确价值梯度， 无论对哪一种零售业态和哪一类商品来说，我们都 知道稍低于顾客视平线的黄金位置值多少美元（比 如在超市中，中部神奇货架的销售力是底部货架的5 倍还多）。所以，商店可以精确地算出它们应该向 生产商们索取多高的“位置费”才能把它们的产品放在这些风水宝地，既提高厂商的销量，也提高自己的零售利润。 水平方向的设计则是一门品牌展 示的学问。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公司的产品占据多宽 的空间才算恰到好处，既能吸引顾客的眼球，又不 至于铺得太宽，白白浪费稀缺的前沿展区。凭借条 形码，凭借销售现场与存货补给软件的珠联璧合， 我们也知道如何让所有货架在任何时间都摆满正确 的商品。

    简言之，得益于超市专家们数十年来的苦心研 究，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最大效率地利用每一平方米 的零售空间。只要你想想我们惊人的进步，想想丰 饶性和多样性的大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的降价效应， 你就很难否认货架的贡献。可以说，它就是资本主 义进步的化身。

    一寸货架一寸金

    但是，货架在很多方面过于浪费了。让我们从 最明显的一点开始。对一块长 1.2 米、宽 0.6 米的 板子来说，那样的月租水平高得离谱了。没错，你 可以在一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上堆积出 6 平方米的货 架面积，但零售业的经验法则告诉我们，用于安置 货架的建筑面积每多一平米，用于过道、收银台和 公共区域的建筑面积就要多上两三平方米。视商店 类型而定，后屋的仓储和管理用地可能让必要建筑 面积再大上 25%。2005 年早期的时候，美国主要地 区的零售场地平均租金接近 430 美元/平方米，这意 味着每平方米货架面积的净成本在每月 26~33 美元 之间。

    而且，砖头和水泥零售商们还要承担其他日常 成本：职员工资、存货贬值、供电和其他公用设施、 偷盗和其他“外漏”问题、退货、保险、宣传费用等等。加在一起，这些成本几乎与场地成本相当，足以把每平方米货架面积的总租金抬高到每月至少540 美元的水平。按 40%的平均零售溢价率来算，这 意味着每平方米的货架面积每月必须要创造 1080~1 620 美元的收益——而且这仅仅能维持收支 平衡而已。

    正因为货架上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如此宝贵，只 有那些最有希望的产品（受欢迎程度或利润水平有 一定保障的产品）才能得到这些位置。这是一种残 酷的检验，绝大多数产品都难逃被淘汰的厄运。超 市每年都会考虑 15 000 种新产品，但根据消费者联 盟（Consumer Union）的统计，侥幸过关的少数产 品中有 70~80%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今天，一家电 影租赁店经营一张 DVD 的平均成本是每年 22 美元， 而只有最流行的影片才能承担这个成本。

    如果你认为这还不算糟糕，那么请不要忘记， 在货架上销售产品的隐性成本有可能比直接成本还 要高。这些成本大多是机会成本，也就是产品短缺 和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成本，这是由货架的物理限制决定的。Google 时代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搜索便利性的经济价值。我们只需输入我们想找的东西（写错点都没有关系），它就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眼 前。我们已经被有价值的推荐信息（其他人的经验 教训）宠坏了，没有这些信息，我们永远也不会考 虑或自己寻找某些东西。

    但这些工具没有一个能用在你们本地的 Safeway 商店里，在这些地方，所有产品都被塞进 了某个模棱两可的类别中（比如“罐装食品”），顾 客的购物模式只有管理人员才知道，唯一可用的搜 索引擎就是某个拿着最低薪水的存货管理员。其实 这不是 Safeway 的错，也不是其他任何砖头和水泥 零售商的错。因为这些零售商注定要生活在一个由 货架和过道组成的非流动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里， 统治商品的是无从妥协的原子物理学，不是字节。 对这类有形事物来说，最不幸的规则之一就是固定 性：它无法超越时间和空间。显然，一个有形物体 在任意一个给定时刻只能待在某一个地方。一个金 枪鱼罐头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商品区中，尽管每一个购物者都有自己的兴趣点和搜索条件：“鱼”、“罐装食品”、“三明治原料”、“低脂肪”、“折 价”、“畅销”、“返校期促销”、“2 美元以下” 等等。

    一个有形商店不可能随时随地地根据每一个顾 客的独特兴趣重新布置商品。一瓶瓶葡萄酒不可能 根据某次搜索结果魔术般地重新排列。就算下一个 货架旁的某个顾客买了陈年豪达奶酪和黑橄榄，所 以很有可能也会喜欢比诺葡萄酒，比诺酒也不可能 突然跳到那一个货架上。在这方面，原子是很顽固 的。

    你把什么东西放到购物篮中，商店在你结账之 前才会知道。而等你来到收银台的时候，商店已经 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除了免费送你一张折扣券之 外再无其他高招。在某些地方，零售科学家们寄希 望于使用智能购物车来解决这个问题，据说这样的 购物车能通过无线射频识别标签来侦测车中的商品， 然后据此发出推荐信息。但即使是这些科学家也没 有隔空移物的本事，也没法轻松地根据推荐信息采取行动。在物理世界中，移动的是购物者，不是产品。

    地理限制

    有形货架还有一个劣势：它们会受制于地理位 置。只有货架旁的人才能拿到货架上的东西。当然， 这也是货架的一个优点：你附近的商店对你来说很 方便，你可以马上把你购买的东西带回家。不管我 们在网上花了多长的时间，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物 理世界中的。

    砖头和水泥零售业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地理因 素：它们必须吸引当地的消费者。无论我们谈论的 是电影、CD 还是其他任何产品，砖头和水泥零售商 们都只会经营能够保本的产品，也就是能从有限的 当地人口中引来最多注意（和美元）的产品。

    在美国，有 20%的人口居住在离最近的一个书 店 10 公里以上远的地方，有 8%的人口离最近的书店有 32 公里以上的距离。对音乐店、电影院和影碟租赁店来说，这个数字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就算每 一人都想去实体商店买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往 往办不到。

    别忘了，在物理空间的专制统治下，消费者太 过分散就等于没有消费者。因此，本地需求必须足 够集中，足以弥补有形分销的高昂成本。换种更明 白的说法，没有足够的本地需求就没有商店。

    这对各种产品来说都是成立的。气候炎热的地 区之所以很少有滑雪商店，内陆地区之所以很少有 潜水用品店（尽管这两种地方的人经常飞到其他地 区去滑雪和潜水），就是例证。这些产品也有本地需 求，但我们说过，任何一个商店都必须有足够多的 本地需求。整个计算逻辑有点像下面这个公式：销售额= 潜在顾客占总人口的比例 减去距离商店 16 公里以上的人口比例减去从未光顾的人口比例 减去 没在货架上看到所需产品的人口比例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说， 你可以认为市场上存在一条顾客长尾，就像产品长 尾一样。曲线横轴是各个城镇，纵轴是某种产品在 每一个城镇中的潜在顾客数量。一个传统零售商可 以把重点放在曲线头部，也就是顾客最为集中的地 方。但我们已经知道，大部分顾客都在尾巴中，散 布在多个不同城镇。这是传统零售业的一个不可告 人的秘密。商店之所以会放弃一些生意，只是因为 它们的经济法则不允许它们涉足这样的生意。

    简单地说，这样的生意属于在线零售商。由于 他们可以高效率地接触到所有高密度或低密度的城 镇，他们有能力开发那条分散化需求的长尾。这就 是一个世纪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用邮寄目录做到 的事：开发美国中心地区对多种产品的分散化需求。

    今天的网上零售商们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们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品种也更加丰富了。

    匮乏的天空

    对大规模市场来说，广播的情势是无可匹敌的： 它们允许你接触到上百万顾客，而成本与接触一个 顾客一样低。尽管发射机和许可证的成本是固定的， 广告收入却是可变的。你接触到的人越多，你赚到 的钱就越多。在大热门的短头市场中，事情就是这 么简单。

    在广播技术于 20 世纪中期诞生后，我们突然有 办法把同一个节目传送到每一个家庭了，也突然有 办法在每一个晚上把同一部新闻片传送给每一个人 了。相比亲自跑到一家剧院或是电影院，广播电视 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普及力量，它已经以空前绝后的 效率把音频和视频新闻娱乐节目的观众群体扩展到 了长尾深处。

    但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广播技术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物理规律：现有的波段只能容纳这 么多的广播台，同轴电缆只能容纳这么多的电视频 道。最明显的是，一天之内至多只能播 24 个小时的 节目。

    如果你是一家电视台或广播台的官员，这些限 制对你来说是非常现实的。每一个频率和每一个频 道都是有成本的。有时候是广播执照和电缆使用成 本，还有的时候是招揽广告商的成本。无论是哪一 种情况，只有用一种方法能够盈利（至少是收支平 衡）：吸引足够多的观众，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广 播渠道。

    传统的解决办法就是聚焦于大热门。热门节目 不仅能聚合和集中观众群，高效地利用匮乏的传播 资源，还能获益于营销上的网络效应，也就是人们 所说的口头传播效应。一旦广告宣传让热门节目获 得了一定的流行程度，口头传播效应就能发挥作用， 有效地将它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直至变成无人不晓的大热门——如果它们真的能引起大众的共鸣的话。

    但怎样才能制造出一个大热门呢？这么说吧， 有两种基本方法可供选择：（1）四处撒网，寻找难 得一见的天才，或者（2）使用流行产品制造公式来 推出某种很容易卖掉的东西。猜猜看哪一种方法最 为常见？

    答案是后一种方法，而它的工具是在 20 世纪下 半叶大行其道的热门中心主义媒体和娱乐文化。它 的基本特征是：拼命地寻找适合所有人的大众化产品 试图预测需求将“失败者”撤出市场 有限选择乌玛尔?哈克（Umair Haque）在写到数字媒体 经济学的时候从“消费者注意力”的角度探讨了这 种文化。一个迎合大众品味（就算是浅薄品味）的模式化电视节目总会有人看（连同节目中的商业广告），而在其他选择寥寥无几的情况下，看这个节目 的人会更多——在电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现实正 是如此。电影和广播也是同样：过去几百年中的娱乐经济学都信奉这样一个 基本原理：内容和传播渠道是匮乏的，消费者的注 意力是充裕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制作电影、开办 电台或拥有一家媒体。那些有能力这样做的人已经 控制了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卖方市场，而消费者有 浪费注意力的余地。

    一个数据（电视上泛滥的广告）就能说明一切。 在政府于 80 年代中期解除管制后，网络电视的每小 时平均广告时间从 1982 年的 6 分钟零 48 秒一路上 升到了 2001 年的 12 分零 4 秒（升幅近 50%）。为什 么？因为美国人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长，尽管广告 内容越来越多。既然他们在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少的 情况下仍然愿意贡献出他们的注意力，电视台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就像哈克所说，从电视网的立场上看：“在这个双边市场上，越来越长的广告时 间是一项由另一边负担的成本”。无怪乎电视广告 如此泛滥。

    “大热门主义”的敌人

    20 世纪的匮乏时代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弊病，根 除它们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代与网络共同长大的年轻人就是先锋力量。

    2001 年，第一代“数字国人”步入了成年。在1995 年开始使用网络的 12 岁少年们现在跨过了 18 岁大关（尼尔森公司认为 18~34 岁年龄段是广告商 们最为觊觎的群体，这些孩子刚刚进入这个群体）。 其中，男孩子们对电视的疏远尤其明显。一边是丰 富多彩而且很容易避开广告骚扰的网络世界，另一 边是传统的网络电视，面对这样的选择，他们开始转向前者——18~34 岁群体的收视率数据 50 年以来第一次下滑了。 尽管这种转移仍不成规模，但它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群体正在抛弃广播，转向奉行利基市场经济学 的互联网。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的注意力也转向 了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事实证明，他们最喜欢的 不是那些充斥着商业广告的模式化内容。用哈克的 话说，他们正在收回他们的注意力，至少更加珍视 自己的注意力了。

    娱乐业的教训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想要什 么，就给他们什么。如果他们想要非主流的内容， 那就给他们非主流的内容。正如我们正在重新思考 大热门和大明星们的特殊地位一样，我们也开始意 识到：在这个崭新的市场中，产品的性质变了，参 与者的性质和动机也变了。

    受人类天性的影响，我们习惯于以绝对化和极 端化的方式看待事物，一个事物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不是热门就是失败者。但这个世界当然是凌乱、多 级、符合统计规律的。我们忘记了大多数产品都不会热销，因为我们在货架上看到的产品大多是热销的，至少强于无福登上货架的那些东西。但是，绝 大多数产品的流行程度充其量都只是马马虎虎而已， 从音乐到服装，几乎任何行业都是如此。大多数产 品都通不过热门过滤器的检验，但它们仍能以某种 方式存活下去。为什么？因为大热门经济学并不是 唯一可行的经济学。大热门只是例外，不是规则， 但我们能透过它们的光环看清整个行业。

    举个例子，好莱坞经济学与网络视频经济学就 不是一回事，麦当娜的经济期望与拍手叫好乐队的 也不会一样。但当国会在迪斯尼公司的游说下将版 权效力又延长了 10 年时，受益的只是曲线的头部。 对迪斯尼有利的事情未必对整个美国有利。限制数 字文件拷贝或视频传输技术的立法同样如此。长尾 没有游说团，所以人听到的往往只是短头市场的呼 声。

    资源匮乏的假设让我们陷入了许多类似的思想 陷阱，以下是其他几个例子：?每个人都想成为大明星每个人都是为赚钱而参与的如果它不是大热门，它就是个失败者 只有大成功才算成功 “直转录视频”=糟糕 “自我出版”=糟糕 “独立”=“他们拿不到合同” 业余=肤浅低销量=低质量 如果它够好，它一定能流行最后，还有人认为“太多选择”会让人晕头转 向。这种观念太过常见也太过牵强，所以我们有必 要用单独一章来谈一谈它。

    第九章 选择的天堂

    1978 年，《周六夜现场》上演了一个有关“苏 格兰商店”的幽默剧，这个商店位于一家时尚购物 中心里，只卖各种各样的苏格兰录音带。门可罗雀 的窘境令店主们大惑不解——他们供应这么多的磁 带，总有一种能够吸引所有人吧。但商店始终冷冷 清清。《周六夜现场》的节目不留情面地嘲讽了店主 们的愚蠢。还能有什么东西比一家专卖苏格兰磁带 的商店更荒唐呢?

    但在 2004 年，真的有一个名叫“Rice to Riches”的米布丁专卖店在曼哈顿开张了。这个商 店出售 20 多种口味的米布丁，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 有。据说它经营得相当不错，而且正在并发邮购业 务。同时，伦敦也出现了一家只卖白色家用产品的 白色商店(White Store)。在美国，一个名叫白宫的类似连锁商店也大获成功，以至于新增了一个黑宫品牌。昨天的笑话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正身处一个史无前例的丰饶时代。这方面的例子随处可见，但有时候，几个数字更能说明问 题。根据 OMD 广告公司所说，星巴克咖啡约有 l9 000 种口味。根据 Mintil 国际集团的新产品数据库，单 在 2003 年就有 26 893 种新食品和家用产品上市， 包括 ll5 种除臭剂、187 种早餐谷类食品和 303 种 女性芳香用品。

    回想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美国每年出售的800 万辆汽车里有超过 100 万辆是雪佛兰的 Impala， 在总共只有不到 40 种汽车的美国汽车市场中， Impala 占据了近 l3％的份额。今天，汽车市场的规 模是 60 年代的 10 倍左右，有 250 种基本车型可选 (如果算上所有的升级版，车型不下 1000 种)。但只 有不到 lO 种车型的销量能超过 40 万辆，也就是整 个市场的区区 1．5％。

    这样的品种大爆炸因何而起?全球化浪潮和随 之诞生的超高效供应链是一个解释。现在，一个国家的商人可以在全世界的所有商品中做出选择。实际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EconomicResearch)估计美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在1972-2001 年间翻了 3 番还多。 另一个解释与人口特征有关。就像((商业周刊》最近说的：在 20-世：纪 50 和 60 年代，整个美国都是一 幅千篇一律的景象，不仅种族背景大同小异(大规模 的西班牙移民潮还没开始)，人们的愿望也大同小异。 美国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与同一层次的人看齐：不仅 仅是赶上同层次的人，还要与同层次的人一模一样——拥有同样的汽车，同样的洗碗机，同样的割草 机。而产品丰裕度在七八十年代显著上升后，情况 彻底改变了。我们从“我想做正常人”转向了“我 想与众不同”。当企业开始竞相纵容这样的新渴望 时，它们把大规模生产细化成了大规模的定制化。

    最终，长尾出现了。iTunes 的选择空间是沃尔玛的 40 倍左右。Netflix 的 DVD 种类是百视达的 l 8 倍，如果市面上有更多的 DVD，它的存货甚至会更 多。亚马逊的藏书量几乎是一家鲍德斯图书大超市 的 40 倍之多。若比一比像 eBay 这样的网上零售商 和一家普通的百货店，这个倍数是无法估量的，但 肯定在四位数以上。

    选择过多吗?

    任何东西都能买到就是网络时代的惊人现实。 网上零售商的产品之丰富在短短 10 年之前还是不 可想象的——有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可供选择，任何 一种升级版和组合版都能找到。但人们是否真的需 要这么多的选择?面对这幅眼花缭乱的景象，我们承 受得住吗?

    随着网上产品库的扩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 这样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更多的选择是件好事，因为这等于承认了人与人的不同，允许每个人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东西。但在 2004 年出版的一部颇有影 响力的著作((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Choice) 中，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提出了不同的 看法：太多的选择不仅令人迷惑，也会令人不堪重 负。

    他引用了一篇名为《选择为何令人消极》的文 章。该文是对一家超市内的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成果， 现在已经颇有名气。文章细节如下。

    来自哥伦比亚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们在一 个食品专卖店中摆了一张桌子，让顾客们免费品尝 一系列不同种类的果酱，然后赠送他们一张 l 美元 的优惠券，购买任意一罐果酱均可使用此券。在一 半时间里，桌子上有 6 种口味的果酱，另一半时间 里有 24 种口味。研究者们有意没有加入那些最常见 的口味，比如草莓味(以免顾客们简简单单地挑选常 见口味)，而且也没有考虑像柠檬酱这样的古怪口味。

    结果表明：比较过 6 种选择的顾客中有 30％买了一罐果酱，但比较过 24 种选择的顾客中只有 3％ 买了果酱。有趣的是，24 种选择吸引来的品尝者其 实比 6 种选择要多——前者是 60％的顾客，后者是40％。只是有很多人只尝不买而已。研究者们提供 的选择越多，顾客们买的就越少，而且购买满意度 也超低。

    丰富性似乎令顾客们迷惑，甚至是压抑——他 们凭什么非要成为一个果酱专家才能自信地做出选 择?多余的选择让他们脱离了他们所熟悉的圈圈(草 莓味、蓝莓味、树莓味等等)，进入了像波森莓味和 大黄味这样的怪异领域。消费者开始犹豫和懊恼。 太多的选择突然之间像是变成了太多的麻烦。施瓦 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随着选择空间不断扩大，丰富选择的消极面开 始显现。随着选择空间继续扩大，消极面会渐渐加大，直到令人不堪重负。到这个时候，选择不再是一种解放，而是一种折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压迫。

    作为这种现代毒药的一剂解药，施瓦茨建议消 费者们“满意即可”，用社会科学的行话来说，就 是不必苛求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满 足于眼前的选择，而不是贪婪地琢磨是不是还有其 他更好的选择，他们会更加快乐。(有人在亚马逊上 拿((选择的悖论》开了个玩笑，他说他看到了 20 本同类主题的书，由于拿不定主意，他一本也没买。)我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你不一定要让人们 自行选择，还可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过去一个世 纪中的零售学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大多数消费者 都不喜欢这样的零售学。

    当然，广阔的选择空间也未必没有坏处。我们 常常被迫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而认识自我并 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易事。但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 限制选择，而是有序地组织选择，避免给消费者一 种压抑的感觉。施瓦茨自己也承认：“一个初来曼哈顿的小镇居民会被这里的景象唬得天旋地转，但纽约人对此却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 座城市的超级刺激。”

    当我偶然在本地的一家超市中看到它的果酱区 时，我第一次对施瓦茨所说的这次果酱消费研究产 生了怀疑。这个果酱区两平方米左右。一开始是草 莓味，接下来是树莓味，后面还有五花八门的其他 品种——这里我只能列举一二：柠檬酱、金薄荷酱、 番茄肉桂丁香酱、肉桂梨酱、无花果梨酱、辣椒果 子冻、越橘树莓酱、桃杏酱、樱桃李子酱、草莓大 黄酱、欧洲酸樱桃酱、无花果酱、混合浆果酱、黑 樱桃酱、西番莲果酱、第九章选择的天堂菠萝酱、 菠萝木瓜酱、关岛草莓酱、黑醋栗酱、墨西哥辣椒 酱(红辣椒和青辣椒都有)、大黄酱、玫瑰果油、薄 荷味苹果酱等等，还有上述许多口味的清淡品种。 这里的果酱既不是 6 种也不是 24 种，而是 300 种以上。整个超市共有 42 种品牌的果酱，平均每个 品牌有 8 种不同产品。我跟经理聊过之后了解到， 自上面所说的那项果酱研究出炉以来，这个超市的果酱品种已经扩充了一倍左右“。可供选择的品种比以前多得多，而人们似乎乐于尝试更奇异的品种。” 他对我说。

    多样性并非一切

    这个发现令人迷惑。要么是学者们的研究结果 有问题，要么是美国的超市经理们严重忽视了消费 者们的真正需求。这些管理者应该最了解超市中的 消费者选择，但他们却对上述研究结论视若无睹。 我带着这个疑问给那篇文章的作者们发了一封电子 邮件，问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巧合的是，他们已经有了答案，而且正准备再 度发表文章公布他们的看法。在这篇名为《知你所 爱与寻你所需：选择目标对决策满意度的影响》的 文章中，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希娜?因加尔(Sheena Iyengar)和她的同事们是这样说的：尽管过多的选择也有害处，但消费者们需要选择，而且需要很多选择。不过，选择的益处并非来 自选择本身，而是来自于选择的过程。只要让选择 者们感觉到他们是意志自由的行动主体，已经在选 择过程中成功地决定了自己的偏好和最终的选择结 果，选择的重要性就会失而复得。想想不久前《福 布斯》上的《我喜欢选择》一文是怎么说的：“给顾 客们丰富的选择，但也要帮助他们搜索。”现在，我 们已经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搜索。

    他们发现，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井然有序地组 织选择，真正地帮助消费者们做出选择。让我们转 向一个在线零售商，看看这样的程序是如何运作的。

    亚马逊碰巧也卖果酱。不是 6 种，不是 24 种， 而是 l200 种以上，这要归功于它的市集工程与无数 个小食品专卖商的合作关系。不过，网络世界中的 品类展示方法与物理世界是迥然不同的。

    在一家“砖头和水泥”商店中，产品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如果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只有两种指导信息可用：一是印在包装袋上的 宣传材料，二是这样一种粗略的假设——供应量最 大的产品也许就是最受欢迎的产品。

    但在网上商店中，消费者能得到很多帮助。有 近乎无数种技术可以挖掘市场中的潜在信息，让选 择过程变得更容易一些。你可以根据价格、等级、 日期和流派来分类。你可以阅读用户评论。你可以 比较各种产品的价格，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转向 Google 去寻找有关一种产品的翔实资料。推荐系统 会把“像你这样的人”曾经买过的产品呈现在你的 面前，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推荐往往正合你意。即 使你对一个品种一无所知，畅销排行也能揭示出最 流行的选择，不仅能便利你的选择，也能让后悔错 买的可能性最小化。毕竟，如果其他所有人都选择 了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不会太差。

    那次果酱试验的问题就在于无序性：所有果酱 都在同一时间摆上桌面，而消费者们只能靠现有的果酱知识和产品标签上的信息来指导自己的决策。

    这个问题也存在于超市的货架上。你只有三个依靠： 一是你自己的知识，二是个人经验或产品广告给你 留下的品牌印象，三就是包装袋和货架上的宣传信 息。

    网上零售商们用于组织和协助用户选择的信息 (流行度、价格比较、用户评论)对超市老板们来说 也是可用的。但他们一般不会与消费者分享这些信 息，因为他们想不出好的办法，总不能在每一个货 架上都装一个迷你显示屏。选择的悖论只是现实世 界种种天然限制的产物，正是这些限制让明智决策 的信息依据丢失了。

    传统观念是对的：更多的选择确实是件好事。 但现在我们知道，仅有多样性是不够的，我们还需 要有关各个品种和其他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参考信息。 似乎无所不能的 Google 已经用组织网络纷乱信息 的能力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所谓的选择悖论只是 缺乏决策助手的结果，并不等于拒绝多样性。秩序错了，选择就是一种折磨；秩序对了，选择就是一种解放。 在消费选择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数十年来的商业现实截然矛盾?弗吉 尼亚?波斯特雷(Virginia Postrel)在评论丰饶经 济学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出于科学上的原因，心理学实验必然会系统性 地排除消费习惯和商业惯例的因素——正是这些因 素让现实生活中的选择(特别是购物决策)变得有章 可循。这是因为心理学实验是用来理解人类大脑的， 不是用来理解市场的??实际上人们不讨厌选择， 即使是让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们对选择有一种复 杂的感情。在现实世界中，特别是在现实的市场中， 他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帮助。

    波斯特雷在这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指出， 财政决策者、搜索引擎和亚马逊上的推荐系统做的 都是同一件事。“他们都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都知道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他们不会简简单单地减少选择。他们做起事来非常聪明，会考虑到我们最可 能需要什么。他们能帮助我们实现愿望。”

    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20 年前才刚刚出现的婚 礼筹办业迅速兴起了。“由于传统约束已经放松，而 婚礼市场也提供了婚宴邀请、豪华轿车等各种各样 的新服务，婚礼变得更加复杂和个性化了，”波斯特 雷写道。婚礼顾问协会(Association of Bridal Consultants)的会员已经从 l981 年的区区 27 人剧 增到了 2004 年的 4000 人。

    再来听听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 的一段话：“我们的选择越多，我们就越需要知道 我们真正想要什么。我们越多地思考我们真正想要 什么，我们就越多地(通过顾客定制)参与了产品的 创造过程。我们越多地参与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过程， 我们就为自己创造了越多的选择。”

    多样性经济学

    更多的选择是否能鼓励消费者们购买更多的东 西?想想我们的所见所闻就会知道，更多的品种和更 好的产品搜索方法确实能鼓励人们更多地消费。比 如，Napster 网站就让我对探索新音乐重新产生了 兴趣，有了 Rhapsody，这种热情更轻松(也更合法) 地保持了下去，说不定已经让我的音乐消费量翻了 一番。另外，我的家人越来越爱看 DVD 当然与 Netflix 有关。

    相比 iPod 诞生之前的那个时代，成日带着那种 白色耳机的纽约人们当然欣赏到了更多的音乐，大 大扩展了二三十年前由随身听创造的流行效应。但 他们是否也购买了更多的音乐呢?遗憾的是，我们没 法从硬数据中得出确切的结论。截至 2006 年早期， 苹果公司已经销售了 4200 万部 iPod 播放器和 iTunes 上的 lO 亿首曲目，平均每部 iPod 播放器 24首曲目(相当于不到两张 CD)。那时候 iTunes 已经经营了大约 4 年，这个成绩普普通通。

    自从 iPod 横空出世以来，CD 销量已经下滑了 将近 20％。那么消费者们是怎样把他们的巨大硬盘 和闪存芯片填满的呢?你猜得没错：从朋友那里索要 CD，从对等网络上免费下载(尽管屡遭法律制裁，这 些服务器上的流量仍在攀升)，通过校园内的宿舍局 域网相互交流。

    事实上，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更多的选择会带来 更大的销量，但能够证明这个假设的统计研究仍寥 寥无几，特别是涵盖大量产品的大范围研究。但小 范围的消费者心理研究确实已经证明，如果新选择 是有意义的，那么选择越多越好——有了更过的选 择，你就更有可能找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至少更 有可能找到符合你的兴趣爱好的东西。

    有几项研究实际观察了品种变化的影响，比如， 一些研究者发现把酸奶酪的口味增加几种确实能够 促进销售。在这类“越多越好”的研究项目中，一 篇题为《选择的诱惑》的文章是较为知名的成果之一，该文分析了银行、夜总会和赌场中的行为试验，认为消费者在选择更多的情况下更容易消费。消费 者们更喜欢银幕比较多的影院，也更喜欢桌子比较 多的赌场。给他们的选择越多，他们就越不容易感 觉到错误消费的风险。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也 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意大利面调味汁的生产商 们终于意识到他们不必拼命地研发不切实际的完美 产品，而是应该推进产品的多样化(含果粒的、家庭 自制的、辛辣的等等)，通过新增另类口味和市场的 细分化来扩展整个市场。多样性上的进步对消费者 们的刺激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意大利面调味汁 之所以成为调料市场上的六大成长领域之一，这就 是原因之一。

    在研究出版业问题的作者弗朗西斯?哈米特 (Francis Hamit)看来，最好把多样性和消费量之间 的关系看做基础经济学中所说的那种权衡：我的旧经济学课本上的一幅图就是个经典的例子，它反映的是制造远程炸弹和建造新校舍之间 的权衡关系。在那幅图里，钱是限制条件。对现在 的问题来说，限制条件是时间。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需要时间，大多数人都会在发现目标的时候马上购 买它，而不是继续寻找更便宜的选择。

    这就是零售店总是把那些小玩意儿放在收银 台旁边的原因。可获得性和便捷性就等于更高的销 量。正因如此，像 7／11 这样的所谓“便利店”主 要是靠牛奶、面包、啤酒和软饮料赚钱的，在这类 商店里，这些产品的价格远高于当地的超市。与其 说它们卖的是产品，不如说它们卖的是方便性—— 即刻购物的方便性。

    数字媒介对这样的模式有两种影响。首先，它 拓宽了潜在顾客的视野；其次，它缩短了搜索的时 间。长期来看，这应该能提高销量，扩大整个市场。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说，更长的尾巴也能变得更 厚。

    第十章 利基文化

    灰尾的意义无非就是无限的选择。充足、廉价 的传播渠道意味着丰富、廉价和无穷无尽的品种——也就意味着消费者们的兴趣可能会像产品种类一 样分散。从主流媒体和娱乐业的角度看，这就像是 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之间的一场战争。但问题是，一 旦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网上，他们就不会再简简 单单地从某一个媒体跳到另一个媒体，而是会四散 而去。这样一来，无限的选择就等于市场的终极细 分。

    媒体分析家文?克罗斯比(Vin Crosbie)在网上 杂志((Corante))上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每一个听众、观众或读者都是共同兴趣和特殊 兴趣的一个独特的混合体，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 或许有许多人有某种共同的兴趣，比如对天气的偏好，但大多数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殊兴趣。直到大约 30 年前，普通的美国人还没法接触到任何能满 足他们特殊兴趣的媒体。他们只有大众传媒——一 种能够成功满足许多共同兴趣(也就是“大众”兴 趣)的媒体。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特殊兴趣开始得到满足。 在 20-世-纪 70 年代，胶印技术的发展掀起了满足 特殊兴趣的杂志的热潮；报摊上的杂志不再是寥寥 一二十种，而是数百种之多，大多是针对某种特殊 主题的。随后，模拟有线电视和数字有线电视先后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后期兴起，美国人能够收看的 电视台从 4 家上升到了数百家，大多都是满足特殊 兴趣的频道(家居和园艺频道、高尔夫频道、军事频 道等等)。最后，互联网在 90 年代普及开来，普通 人很快就有数以百万计的网站可以选择了，同样， 这些网站大多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主题。

    过去，人们只用(共同的)大众媒体，因为这是 唯一的媒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这些特 殊的出版物、频道和网站，而不是继续依附于大众传媒的出版物、频道和网站。越来越多的人对大众传媒越来越不感兴趣。而且这个群体很快就会成为 多数派。单个来看，消费者们并没有变，他们的兴 趣一直是不尽相同的。变化的是他们使用媒体的习 惯。他们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特殊兴趣罢了。世界上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兴趣领域。过去是这样，以 后也是如此。

    从共同兴趣转向特殊兴趣的趋势并不意味着传 统力量结构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全面转向 纯业余性的电脑文化。事实上，这只是等式的重新 平衡，只是“或”时代向“和”时代的演变：过去 我们只能选择畅销的或非畅销的产品(主流文化对 亚文化)，现在我们可以同时选择畅销的和非畅销的 产品。今天，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像是头部和尾部的 混合，机构和个人的混合，职业者和业余者的混合。 大众文化并没有陨落，只是不再那么大众化了。另 一边，小领域文化也不再那么默默无闻了。

    我们已经在音乐业中看到了这样的效应。在 CD世界里，古典音乐的市场份额只有 6％，在沃尔玛 的货架上只能委屈在一个小格子里。但在 iTunes 上，货架空间无穷无尽，古典音乐的市场份额达到 了 12％。纪录片很少在电影院上映，但它是 Netflix 上最受欢迎的影片类别之一——在《抓住弗雷德曼 一家》(Capturing the Friedmans)和《轮椅上的竞 技》(Murderball)这类优秀纪录片的美国市场中， Netflixdi 据了近半壁江山。

    广而杂的平行文化

    2005 年 7 月，博客技术公司 SixApart 的执行 官阿尼尔?达什(AnilDash)的一张大胆的照片“侵 入”了《纽约时报》，在这张专为一篇文章拍摄的照 片里，达什穿着一件印有“GOATSE”字样的 T 恤衫——这篇文章谈的是改变 Google 上的群体观点有 多么难，本来是无伤大雅的。就在我对他的疯狂举动大惑不解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同事们几乎没有一个知道 GOATSE 是什么意思(显然，《纽约时报》 的编辑们也不知道)。我不得不告诉大家，GOATSE 是指网上的恶作剧者们诱骗别人点击观看的一种骇 人的图片，他们会谎称这是一张不可不看的美图， 比如演员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的照片。 这些图片与其说是色情的，不如说极端的粗俗下流。 但我有许多电脑圈的朋友曾在他们的文章里提到这 个词，权当是圈内人的一种玩笑。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 GOATSE，但我错了。事实 上，我发现只有我在网上认识的某些人知道这个词 的意思。我从没意识到我是一个亚文化部落的一分 子，但我显然是。而且知道 GOATsE 的含义似乎是这 个部落的秘密会员标识之一——当阿尼尔厚颜无耻 地穿着那件 T 恤衫为《纽约时报》拍照时，他就是 在展示这个标识。

    于是我决定检验一下其他的文化信号，看看它 们是否像我想象的那样大众化。我首先试了试我的 网上朋友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其他一些口头禅：“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 Us!”“More Cowbell!”“I for one welcome our new(fill in the blank) overlords”等等。结果我发现，这些我 原以为无人不知的文化语言实际上鲜有人知，甚至 在我的办公室中也是如此。一次，我在一个公共关 系研讨会上发言时现场做了一次非正式调查，结果 发现这三旬俗语中的每一句都只有大约 l0％的听 众听说过——而且三句全都听说过的人寥寥无几。

    如果你在维基百科全书上查一查有关互联网现 象的内容，你会找到数百个这一类的病毒迷米 (meme)。以下 10 个都是最著名的例子(尽管有些已 经略显过时)，你听说过几个?

    埃伦·费斯(EllenFeiss)

    星战少年(The Star Wars Kid)

    跳舞宝贝(Dancing baby)

    邪恶的伯特(Bert is Evil)

    盆景猫(BonZai Kitten)

    旅游人(Tourist Guy)

    MC 霍金(MC Hawking，一支乐队)1337?

    小鸡侍者(Subservient Chicken)

    第一帖(First post)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的部落未必就是你的 部落，即使我们在一起工作，一起玩乐，一起生活。 这就叫同床异梦。

    长尾力量和技术不仅引发了品种和选择的大爆 炸，也很容易把我们卷进这样的部落旋涡。大众文 化已经四分五裂，但并没有重新组合成另一种大众 文化。相反，它转化成了无数种小众文化，它们正 在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排列方式同生共息，相互影响。

    所以，现在的文化不是一张巨大的毯子，而是 由许多条细线交织缠绕而成的，每一条线都可以独 立编址，都同时连接着多个不同的群体。

    简言之，我们正在目睹大众文化向一种广而杂 的平行文化转移。不管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 每一个人都同时属于多个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常 常相互重叠(比如极客文化和乐高文化)，也常常迥 然不同(比如网球和朋克一疯克音乐)。我们与同事 们有某些共同爱好，与家人也有某些共同爱好，但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特殊爱好。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与我们志趣相投的人，其中 的许多人我们从未谋面，甚至也从未意识到他们也 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比如博客上的作者或播放列 表的编制者)。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个方面的极端另 类者，不管我们以为自己有多么主流。以我自己为 例：我在电影方面非常主流，在音乐方面不那么主 流，在阅读方面就是一个十足的另类了，因为我阅 读的东西似乎大多都与当今的网络经济学有关(都 是为了这本书)。另外，在我们另类兴趣的领域中， 我们的投入之深往往远超过其他领域，任由我们的 热情将我们带入这些小众文化的深层世界，比如酒 文化或古典珠宝的文化——因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 点，别忘了，我们有数之不尽的选择。

    弗吉尼亚．波斯特雷认为，品种的剧增只是人 口特征内在多样性的一种必然反映。

    从体格、身材、肤色到性倾向和才智天赋，人类特征的每一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变化范围。对大 多数统计分布曲线来说，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中部区 域。但钟形曲线也有很多，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至 少一条钟形曲线中位于尾部区域。我们也许会收藏 离奇的纪念品，怀有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穿着古 怪尺码的鞋子，患上罕见的疾病，或是喜欢不知名 的电影。

    这一直是真理，但我们直到现在才有能力按这 个真理行事。小众文化的最终崛起会重塑社会的景 象。人们正在分散到成千上万的文化部落中，部落 之间的主要纽带已经不再是地理位置的邻近和工作 场所的闲谈，而是共同的兴趣爱好。过去，大多数 人都在收听、观看和阅读着同样的内容，而且这些 相对匮乏的内容大多是大热门的领地。现在，我们 正在离开这个饮水机时代，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小 众文化时代。

    1958 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写道：“不存在大众， 只存在把人们看做大众的方法。”

    这话有多么正确，恐怕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

    “适合刊登”的新闻

    这种小领域文化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 在媒体的变化中寻找启示。新闻业是第一个真正感 受到互联网影响的行业，现在，在网络时代长大的 一整代人都希望能随时随地地免费获得有关任何主 题的新闻。这对新闻迷们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但对 新闻业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报纸的发行量已经比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巅峰时期下降了 l／3 以上，说到长 尾对传统高壁垒行业的冲击，报纸的衰落就是最现 实的例子。

    过去，报纸的力量来自它们对生产工具的垄断。

    就像那句老话所说：“永远不要向一个成桶成桶买墨 水的人挑战。”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新闻 渠道扩展到了显示屏上，不再只是一张张黑糊糊的 纸。突然之间，任何一个有电脑和网络接口的人都 能掌握媒体的力量了。

    实际上，最先利用这种变化的正是报纸和其他 传统的媒体企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建起了网站， 开办了博客，专业新闻和业余报道之间的区别也越 来越模糊了。许多博客在他们自己的兴趣圈内同样 大名鼎鼎，不亚于那些专业记者。相比专业者，他 们的写作水平毫不逊色，写作速度更是快得多。有 时候，他们获得信息的能力甚至比记者们还要强， 因为他们不光是事件的观察者，还是参与者。

    杰出的法官和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认为，这是一种百年难遇的巨变。他在《纽 约时报》上的一篇书评中写道(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这 样的评论或许正是一种讽刺)，在成本几乎为零的情 况下，每一个博客的读者定位都可以极端精确，远胜于一家报纸或一个电视新闻频道。事实上，博客正在抢走主流媒体的顾客，因为相比这些大众化的 老媒体来说，直接面向小领域的博客更有吸引力。

    博客可以专注于某些特殊的主题，这样的专业 化程度，媒体企业的记者们没几个能做得到。因为 记者们越专业化，公司要雇用的记者就越多，这样 它们才能覆盖所有的领域。一家报纸不会因为一个 人通晓旧打字机知识就把他聘为记者，但在博客世 界中，有许多人是这个小领域的专家，而且正是他 们把丹．拉瑟(Dan Rather)赶下了台。

    真正令传统记者们寝食难安的是，尽管单个博 客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但整个博客世界的纠 错机制却强于传统媒体。博客快速收集和筛选庞杂 信息的能力也令传统媒体自惭形秽。我们不仅有数 百万个博客和成千上万的专业化博客，在博客上 发表评论的读者们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且就像 博客本身一样，这些评论中的信息正在以电子流的 速度围绕博客天地飞快流传。

    博客世界在信息审查和平衡性上均强于传统媒体，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它的模式就是哈耶 克的经典理论：经济市场能够有效地集合大量的信 息，尽管它有分散化特征，缺少一个总协调人或调 节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的知识都相当有限。事实 上，博客圈就是一个集体制企业——不是 l200 万个 独立企 业，而是一个有 1200 万个记者、特写作者 和社论作者的企业，而且是个几乎没有成本的企业。 要明白其中的意义，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景象就可以 了：美联社或路透社都有数百万个记者，其中有许 多是专家，而且他们都在无偿地为从不刊登广告的 免 费报纸工作着。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 在《致一位“愤青”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中写道，当他在每个清晨醒来，翻开《纽 约时报》的头版寻找重大消息时：“我总会看到那句 口号——‘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这句话已经 喊了几十年，天天不变。我猜大多数读者早已不再注意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字号精神标语。我本人每天都会看它一眼，只是为了试试看它是否仍然让我恼 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侮辱我?他们把我当成了什么 东西?除了给人一种自鸣得意、自以为是、吹毛求疵 的感觉，这句话到底他妈的还能有什么意思?只要我 还能压着嗓子骂出这几句话，我就知道我还是个正 常人，至少我的脉搏还在跳动。”

    这句口号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l9 世纪末期。1 897 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新老板阿道夫?奥克斯 (Adolph Ochs)发明了这句话。他是想借此痛击纽约 市的竞争对手们，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这些小报 的歪曲夸大作风已经出了名。但到今天，这个口号 的本意已经不再为人所知，听起来只有一种傲慢自 大和盛气凌人的味道。

    那么，口号中的承诺是否是事实呢?过去可能不 是，现在当然更不是了。就像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所说：“如果全世界每天发生的新闻的数 量总是恰好和这家报纸报道的一样多，那就未免太 奇怪了。”

    权且抛开口号不谈，事实上，现在的《纽约时报》不仅要同纽约的其他报纸和其他地区的报纸竞 争，还要同网上大众的群体智慧和丰富信息竞争。 权威全在人们的脑子里，不是这个机构生来就有的。

    《纽约时报》的记者和编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 做得非常出色，仍然能指点江山、引领潮流，这确 实值得赞扬。但新闻和信息明显已经不再是专业者 的独占领地。

    世界上的博客有 1500 万个之多，总有一些能提 供重要和富有见地的信息，而且这样的博客会越来 越多。随着过滤器的进步，我们看到这类博客的几 率也会越来越大。从主流媒体的角度来看，这只不 过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无所谓竞争来自何方。而且 有些读者会更喜欢主流媒体。不管你喜不喜欢，市 场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海纳百川

    分割化的文化是好还是坏?许多人认为大众文 化是一种社会纽带，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团结。如果 我们一个个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这还是一种共同文 化吗?我们的兴趣还会与我们的邻居们一致吗?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提出，风险确实 存在——网络文化确实鼓励了组织分化：‘‘随着我 们的交流空间越来越个性化，社会面临着分裂的风 险，共同社区面临着瓦解的风险。”他再次提到了著 名的《每日之我》，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01as Negroponte) 假想出的那份终极个人化的报纸。在森斯坦看来， 假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读自己的《每日之我》， “你就不会碰到你不感兴趣的主题和观点。你能轻轻松松地只看你想看到的东西，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道德规范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廷．罗森 (Christine Rosen)也有森斯坦这样的担心。在一篇 为《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lantis)杂志撰写 的文章中，她说：这些技术是否会促进政治的多极化?它们对艺 术、文学和音乐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总希望用最快、 最方便、最容易个人化的方式寻找我们想要的东西， 在急匆匆地寻找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创造的究 竟是折中主义的个人剧院还是精密复杂的回音室? 我们弘扬的究竟是创造性的个人主义还是狭隘的个 人主义?我们看到的究竟是选择的膨胀还是品位的 退化?

    罗森认为，这些技术会导致“个人中心主义” 的抬头，也就是对个人品位的一种极端自我、极端 狭窄的执著追求。TiV0、iPod 和形形色色的狭隘内容允许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述方式。而在罗森眼中，这是件坏事：这些技术给了我们一种幻觉——我们已经完 美地控制了一切。它们很可能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有 任何惊喜可言。它们鼓励的不是兴趣的培养，而是 个人迷信的麻木重复。可笑的是，当我们被囚禁在 我们自己的小小技术世界中时，我们反而越来越难 看到真正的个性了。

    罗森说得对吗?我怀疑。事实上，我的看法似乎 恰好与他相反。一个小众文化世界实际上是个极度 丰饶的世界，但推荐系统和其他过滤器的强大指引 作用会鼓励人们更多地探索，而不是对纷繁的选择 望而却步。我们的 iPod 装满了从朋友那里要来的音 乐，我们的 TiV0 不停地根据其他人的收看习惯向我 们推荐影片。Netflix 的例子证明，如果顾客们有 能力从数万部影片中挑出任何一部，他们不会一头 扎进二战纪录片的小圈圈里面再也不肯出来。相反，他们的兴趣会变得非常广泛，这个月重温经典老片，下个月探索科幻天地。 同时，博客世界可以说是新观念的最佳传播媒介。只要一个观点或信息是有价值的，人们就会与 它链接，不管它来自何方，也不管它是专业的还是 业余的。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强大的多样化力量。博 客的主要风险在于主题的泛滥，不是主题的贫乏。 如果一个正在阅读博客内容的人没有任何的收获，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人要么不幸误入了博客世 界中的一块不毛之地，要么需要上一上补习班，重 新理解一下超级链接的意思。

    既然网络内容没有什么是权威的，你完全可以 独立地参考足够多的资源，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将结束正统机构高高在上、不容挑战的特权时代， 开启一个海纳百川的新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探索 精神，也鼓励探索精神。20 世纪 60 年代让我们学 会了质疑权威，但并没有提供质疑权威的工具。现 在我们掌握了这些工具。今天的问题只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工具，如何避免被纷繁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击败。 根本上说，一个能够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社会要优于一个只知道接受专家教诲的社会。如果专 业地位不再是权威性的代名词，我们必须设定我们 自己的质量标准。这会鼓励我们独立思考。举个例 子：维基百科全书只是探索一个问题的起点，不是 最终的定论。

    这也是“电视懒汉”时代的终结。在电视网的 巅峰时期，我们收看的或许是同样的节目，但我们 往往是独自收看节目的——在黄金时段“一个人打 保龄球”。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 事情，但却更有可能接触到其他人了——或者阅读 他们的文章，或者与他们在线交谈，或者只是以他 们为行为榜样。共同文化的损失已经被更多的交流 弥补了。

    今天，与其说我们正在四分五裂，不如说我们 正在沿着不同的维度重新组织。还是那句话，我们 的饮水机越来越有实质意义，有许多不同的饮水机，而且聚在每一个饮水机旁的人都是自发加入的。我们不再依靠浅薄的大众共同文化与其他人松散相连， 我们已经有能力凭借对小领域文化的共同兴趣与同 样多的人(甚至更多的人)缔结更紧密的纽带。

    尽管主流文化机构的衰落可能驱使某些人转向 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但我相信，假以时日，人类 的好奇心和无限信息的共同作用将把大多数人变得 更加开放，绝不会更加狭隘。

    我们已经看到，看似自然的大热门时代实际上 主要是由 20 世纪后期的广播技术决定的。在那之前， 大多数文化都是地方性的；在未来，我们的文化将 是以兴趣纽带为基础的广而杂的平行文化。我们的 文化仍会与其他人相同，但不会与所有人相同。

    第十一章 无限的荧屏

    “电视又粗俗、又下流、又愚蠢，并不是因为 电视观众们又粗俗、又下流、又愚蠢。电视之所以 是这副样子，只是因为人们在那些粗俗、下流、愚 蠢的兴趣爱好上极端地相似，但在那些优雅、美好、 高尚的兴趣爱好上却又大相径庭。”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Wallace)没人认为未来的电视也会是这副样子。2006 年1 月 19 日，Google 揭开 TGoogle 视频的神秘面纱。 可以说，Google 视频就是活动影像的终极长尾市场。 苹果 iTunes 上的视频商店里或许有更多的电视网 内容，但 Google 允许任何人免费上传他们的视频文 件，自己设定价格，包括免费共享。

    混乱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从禁播的商业广告到婴儿录像，Google 视频中的视频文件五花 八门 ， 近乎无奇不有。但这也是一个无限多样性世界的写 照，在这样的世界里，商业制作的内容和业余水平 的内容同台竞争??而且，获胜的常常是业余内容。

    Google 视频主页的上半部分都是些缩略图 (thumbnail)格式的商业内容：《犯罪现场调查》，《星 际迷航》(Star Trek)，篮球比赛，以及像((阴阳魔 界》(The Twilight Zone)这样的经典电视节目，还 有每期收费 0．99 美元的((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谈话节目。排在它们下面的是一些最受欢迎的 免费视频：可爱笨狗的剪辑短片，有趣的商业广告， 还有一只章鱼吞吃一条鲨鱼的镜头(顺便说一句，这 段录像太棒了)。再往下是“随意”内容：单板滑雪 的失误镜头，某人用 TiV0 拍摄的乔恩?斯图尔特 (Jon Stewart)，正在玩视频游戏的人等等。

    广播电视网可以把 Google 视频当成其库存节 目的网上店面，也可以在这里宣传即将上映的新片。 现在，Google 视频已经成了印度裔群体的一个乐园，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只在印度国内播出的印地语节目(合法呈有疑问)。独立制片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检 验一下人们是否愿意花 l2 美己(或每天 3 美元的通 行证)来欣赏他们的作品。没有名气的电影再也斥能 以缺乏传播渠道为借口了。

    与此同时，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诸多其他 企业也创建了自己的司上视频市场。其中的某些最 大的网站已经可以和主流电视媒体相抗衡。筐虎音 乐视频的收视率不亚于 MTV，也与 VHl 音乐电视频 道相差无几。乔恩?斯图尔特综艺节目的网上观众 比现场观众还要多。像 Tiki Bar TV 堇样的热门网 上电视节目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收看，这样的收视率 已经与日当多的有线电视节目旗鼓相当。

    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平均每天有 21．5 万个 家庭收看 MSNBC 的艾布拉姆报告》(The Abrams Report)——一个由数十人的制作队伍用乏百万美 元的预算制作出的节目。同一时期内，网上节目 Rocketboom 平均每天有 20 万个家庭收看，但这个 风格类似乔恩?斯图尔特综艺节目的网上滑稽新闻节目只是由两个人制作的，而且成本不过是几盒录像带、两盏灯和一张纸板地图。现在，这个节目正 在卖广告，头一个星期内的段 30 秒的插播广告就卖 了 4 万美元。这个收益水平或许比不上电视网，这 样的利润水平会让电视网羡慕得发疯。

    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但 直到网络宽带成为主流媒介之一，这一天才真的到 来。新一代美国人都是在网上长大的，他们的媒体 消费习惯都是在大学宿舍的宽带天堂中养成的，所 以在电脑屏幕上欣赏视频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不过，电脑屏幕并非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家庭网络 化大潮正在将宽带引入起居室，网络 TiV0、其他数 字录影设备和 Xbox 360 这样的联网视频游戏主机正 将网络内容输送到普通的电视中。

    你很可能会说 Google 视频上的那些乱七八糟 的垃圾不会对《黑道家族》这样的主流电视在片形 成什么威胁。毕竟，传播渠道并不是进入电视业的 唯一门槛：生产成本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光 靠一部数学摄像机是拍不出《犯罪现场调查》的，只有主流媒体经济才能支撑起像《迷失》这样的精品杰作。但是请不要忘记，网络节目的制作的成本 可能只是传统电视节目的一个零头，而且它们也有 自己的观众群。不要只考虑《美国家庭滑稽录像》， 也请想想那些地主体育比赛和特殊兴趣，想想你爱 看的那些精彩的商业广告和某些会议上的精彩发言。

    看看博客托马斯霍克的一段话：

    如果我今天会看《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篇》， 周末的时候会出去玩悬挂式滑翔，而且我是个超级 悬挂滑翔迷，那么当加利福尼亚悬挂滑翔锦标赛 在 某个小内容平台上转播时，我肯定会看比赛转播而 不是《犯罪现场调查》。

    电视是我每天会看的，但我更喜欢读亨特 S 汤 森的书，如果某个小众内容平台上要播出汤普森在 怀俄明大学的一段讲话，那么肯定会看他的讲话而 不是《犯罪现场调查》。

    如果我 16 岁，而且我最喜欢的音乐不是那些 上榜大热门，而是最新的滑板朋克之类的东西，那么对我来说，可以轻松地制作并传送到我的小平台上的定制滑板朋克乐比《美国偶像》要有趣得多。

    今天，最令广告商们垂涎欲滴的 l8-34 岁男性 消费者对电视的兴趣已经盛极而衰，更具互动魅力 的互联网和视频游戏正在赢得眼球争夺战。总体来 看，电视观众人数仍处在历史高点，所以广播电视 界还没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但是，互联网真正 对电视形成威胁的日子似乎已经为时不远。问题只 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渠道长尾

    当你按着遥控器随意浏览数百个数字有线频道 时，你绝对看不出电视有什么局限性。但它确实有。 电视内容看起来五彩缤纷，但实际上只是视频世界 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现有的频道结构支持的主要是 主题化的节目编排，这些节目必须有足够的深度，这样才能保证一个 24 小时不间断的频道在每一天都有节目可播。所以 DIY 频道和西班牙语历史频道 是合格的，但“光环 2 物理学探秘”和“绝妙机器 人”这样的频道是不合格的。如果你认为这是可以 接受的损失，那么请问，如果你的 DVR 录像机为节 省空间而覆盖掉了 Brav0 电视台的上一季《天桥骄 子》(Pr0jectRunway)，或者干脆没有录过这个节目， 你会有什么感受?

    今天，电视频道的核心地位和电视节目的天生 短命都是由有线广播技术的传播瓶颈决定的。电视 仍然停留在有限货架的时代，而长尾市场给我们的 启示是：产品越多越好几乎是个不变的真理。有线 渠道的容量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确实扩大了，但相比 视频创作在同一时期内的大发展和各类小领域内容 的迅速兴起，有线渠道仍然是相当有限的。TiV0 或 许有所贡献，因为它至少推翻了时间因素对节目的 专制，但我们离跨时空自由下载的 iTunes 模式还差 得很远。

    在所有的传统媒体业中，电视业是最有可能被长尾力量彻底改变的一个。原因如下：?电视业创作出的内容比其他任何媒体和娱乐 业都要多。据估计，每年的原创电视内容达 3 1007 小时。尽管这个数字还比不上广播业，但大多数广 播内容都是随意闲谈或在其他地方也能得到的录制 音乐，所以广播和电视不具可比性。另外，个人摄 像机上使用的数字录像每年能卖出 l．15 亿盒。每 年的视频制作量大得惊人，但是??

    ?你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首先，一个普 通美国家庭大约能收到 1 00 个电视频道。这听起来 不是个小数，毕竟它意味着这些频道每年要向这个 家庭播出 87．6 万个小时的节目，但实际上，这些 内容仍然不到美国电视节目总量的 l0％(如果算上 高容量卫星和数字网上的 400 个全国频道和全国各 地的地方节目)。更糟糕的是，除非这个家庭有一台 DVR 录像机(只有大约 l5％的美国家庭有 DVR)，而 且某个人肯花去大量的空闲时间给它编排节目，否 则全家人会错过大多数的电视节目。而电视节目一旦错过，就会永远错过。只有极少数的电视节目会出售给独立电视台，做成 DVD 的节目就更少了。

    ?因此。电视业的内容创作量与可获得量之比 超过其他任何行业。其他行业或许能创作出更多 的内容(比如出版业)，但消费者能获得的内容也多 得多(借 ltJJGoogle)。只有电视业会把它的高质量 内 容当成一次性产品。没错，有很多电视节目确 实没有重复使用的价值。但并非所有的节目都是如 此，在那些刚刚亮相即被抛弃的节目中，有许多是 不该抛弃的。

    也有不少聪明人在考虑如何利用被尘封在角落 的电视节目。但这并非易事。首先，大多数电视台 都是内容的租用者，不是拥有者，所以他们往往无 法使用库存的内容。

    即使对内容的拥有者们来说，以计划外的方式 发行电视节目也会碰到相当大的困难。权利问题本 就棘手，地区独家发行协议(与互联网的全球性特征 有冲突)和联合使用权的问题甚至让情况更加复杂 了。知道你为什么看不到 DVD 版的老片《辛辛那提的 WKRP)}(WKRP inCincinnati)吗?因为这部系列喜剧讲的是一个广播台的故事，所以背景音乐中有很 多经典摇滚乐。获得这些音乐的使用权要花很多钱， 而且非常困难。(事实上，这部片子被视为最难处理 版权问题的流行电视节目之一，其他所有版权难题 都以它为参考依据。)还有一些经典节目的 DVD 版被 迫使用了不同于原版的音乐，比如((拖家带口》 (Married?with Children)，这令电视剧迷们大为 光火。

    更短、更快、更小

    观察一下 Google 视频或 Barri0305 上的内 容， 你几乎完全看不到精雕细琢的作品，除此之外，最 引人注意的就是内容的短小：大多数视频都在三分 钟以下。电视一般以半小时为单位(剔除商业广告的 话就是 22 分钟)，不太会有这么短的节目。事实上，这样的迷你视频是一种新事物——一种介于消极的收看电视和互动式的网上冲浪之间的新媒体。 一想便知，以半小时为单位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这不过是一种分割节目表的简单方式——只要 采用这样的方式，各个节目必定是从整点开始，在 整点结束。在电视节目表之外(即通过其他渠道观看 节目)，娱乐和新闻节目可长可短，既有 30 秒的剪 辑片断，也有 3 小时的音乐会实况，30 分钟的节目 并没有什么内在优势。

    就像其他许多渐渐成为公认文化规范的传统一 样，以 30 分钟为单位制作节目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低 效传播渠道的产物。这个传统也许会在某一天褪色， 被该长则长、该短则短的自然编排方法取代——这 样的方法反映的是人类注意广度和节目类型的多样 性，不是节目编排的方便性和广告商们的喜好。

    这既是传播资源从匮乏转向丰饶的又一个希望， 也反映了对匮乏的担心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多么的根 深蒂固。当我们转向宽带视频，摆脱固定化的节目安排，节目平均时长就会缩短。突然之间，最重要的成了消费者的意愿，不再是传播渠道的意愿。 同样，随着视频 iPod 和带有视频功能的移动电话开启了移动视频的时代，短小内容将会随之兴起， 我们可以忙里偷闲地抽时间欣赏它们——乘车的时 候，等人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体育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体育节目中节选出任意长度——全场比赛，精彩镜头，关键性的一节或一局， 最后两分钟等等。

    我认为 30 分钟的电视节目就像是传统的报纸 一样——一种诞生于匮乏时代的模式，现在已经度 过了它的巅峰时期。追求方便性和娱乐性的观众会 转向更短小的内容，追求充实感和满足感的消费者 会转向更长的内容。但不长不短的僵化模式不再有 市场了。

    家中的好莱坞

    另一种将被长尾世界的力量彻底改变的视频内容就是电影。说到电影，我们已经见识过划时代的 巨变。电影世界也经历过从大众化转向小众文化领 域的过程，最伟大的转变之一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 代早期，这要归功干新传播工具的普及——首先是 录像机，更重要的是影碟出租店。在这之前，一个 中产阶级美国人每天晚上没有几部电影可选，无非 就是电视上的三四部片子和当地影院里的那些东西。

    影碟出租业的出现等于让每一个晚上的每一个 起居室都有了数千部可以选择的影片。于是，“强迫” 媒体(强迫你打开电视或走进本地的影院)变成了 “诱惑”媒体。消费者们突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 影片了，这样的自由度和随意性，恐怕连当年的沃 尔特．迪斯尼都想象不到。

    这种选择大爆炸也带来了电影欣赏成本不是这 个消费者投入到电影产品的巨变。此前，一个人一 张票是标准；但现在，花一点钱就可以让许多人看 到一部片子，只要你能在一间屋里塞进这么多的人。 面对这种转变，好莱坞利益集团先是厌恶和抵制，后来勉强地接受，最后则欣欣然敞开了欢迎的怀抱。

    (想当初，电影的零售标价曾是 70～80 美元之高， 这是根据电影院的标准计算出的：也就是说，一个 典型家庭得花 70-80 美元才能在电影院里把最喜欢 的片子看上两三遍。)早期数字音乐服务网站 Listen．com 的创始人 罗布?里德解释了这种转变的经济意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新技术把电影消费的 基本单位从电影院中的一夜变成了家中的一夜一在 这种情况下，电影市场急需“发行”多种多样的新 选择来满足这个新的需求领域。在家中度过一个电 影之夜的成本更低，但这样的夜晚何其之多。

    最初，好莱坞认为一个五口之家只花不到 20 美元就能欣赏一部自选的电影几乎有悖美国的传统 (自选的电影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选择的电影可不 一样，收看电视上的电影当然是没有成本的——如 果你认为忍受三四十分钟的商业广告不算一种精神 成本的话)。因此，电影公司相信(事实证明，它们想错了)一个消费者的支出必须跟一定的媒体使用量相匹配，这个微观层次的价格和利润水平必须根 据这样的匹配原理来制定——而不是这个消费者投 入到电影产品上的总时间和总花销。

    换句话说，当电影公司发现一个花 20 美元观看《ET 外星人》的五口之家(不是四口之家——别忘 了这是 80 年代)租一盒《ET 外星人》肯定花不了 20 美元时，他们吓坏了。他们忽视了两个因素：最明 显的是，如果这个家庭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任何电影， 而不是局限于当月正在推广的寥寥几部新片，那么 他们投入到电影中的总时间和总花销将有爆发之势； 再者，如果《ET 外星人》能被数百万人看到，而且 他们无须花上 20 美元之多(比如说，他们可以花2．95 美元租一盒)，那么这部片子的总盈利也有剧 增的可能。

    录像机和出租店的出现预示了无限选择时代的 到来。这些出租店把每一个周六之夜的电影选择空 间都扩大了上百倍。有线电视也把电视选择空间扩大了上百倍。今天，Netflix 把选择空间扩大了上千倍。互联网则会把选择空间扩大无数倍。 不管是录像机还是互联网，每当一种新技术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消费者们都会对它趋之若鹜。我 们的愿望就是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很明显，这一直 是我们的愿望。

    第十二章 娱乐业之外

    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媒体和娱乐业之外的 5 个长尾领域。它们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长尾原理 将扩展到工业世界——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

    eBay

    只有不到 l0 年历史的 eBay 最初只是作为一项 实验而创立的：试试看在网上出售旧货是否强于现 场兜售。考虑到这一点，eBay 无愧为一个奇迹。eBay 的活跃用户达 6000 万之多，任意一天都能买卖超过3 000 万件物品，这让 eBay 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零售 商——每天的成交额超过 1 亿美元。沃尔玛的销量 大致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但 eBay 与沃尔玛有很大的不同。eBay 所销售的物品大多都不会出现在传统零售商的货架上，而且销售这些物品的人也大多不是 传统零售商。

    相反，eBay 既是产品的长尾，也是交易者的长 尾。它是一个典型的用户自创市场，eBay 本身只是 一个协调人而已。它已经用遍了几乎所有的长尾策 略，把多样性提高到了互联网时代之前无法想象的 程度。就像亚马逊的市集工程一样，eBay 是围绕分 散化存货的概念运转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网站， 让买家和卖家在这个网站上自行接触，自行商议价 格(大约有一半的成交价是通过 eBay 首创的拍卖程 序确定的，另一半是“现在就买”式的一口价)。所 以它的存货成本是零。虽不敢说 eBay 只需打开电脑 就能看着钞票滚滚而来，但也离此不远了。

    eBay 也是一种自我服务模式——卖家创建自己 的产品列表，自己处理包装和邮递事宜。所以 eBay 的生意虽然做得很大，拿薪水的员工却少得惊人。 eBay 公司的人均创收额是 500 万美元，几乎是沃尔玛的 30 倍。最后，eBay 还提供了帮助买家寻找产品的过滤器，主要是搜索引擎和多级分类结构。 所有人都没想至 lJeBay 模式竟然适用于那么多的产品。eBay 的功能远不止旧货处理那么 简单 。 它是美国最大的二手车经销商和汽车零部件销售商， 也是最大的体育设备和电脑经销商之一。在收购了 Half．com(多余存货的交易网站)和 Shopping．com(出售新产品的网上大超市)之后， eBay 的业务已经从头部拓展到了尾部，既供应最新 的热门产品，也有最特殊的小市场产品和一次性物 品。

    根据 AC 尼尔森公司 2005 年的一项调查，有 72．4 万个美国人反映说 eBay 是他们的第一或第二收入 来源。在英国，尼尔森发现有超过 6．8 万个小型产 业严重依赖于 eBay 上的交易。从 CD 工厂到雕刻家， 这些商家的销售收入至少有 1／4 来自 eBay。平均 算来，每一个以 eBay 为依靠的企业会雇用 9 名员工， 而且几乎有一半的这类企业在 eBay 上的成交额超过了它们总收入的 3／4。eBay 就是最高境界的小生意集合器。

    不过，eBay 还算不上一个完美的长尾市场，我 和一个由来自斯坦福商学院的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 在研究 eBay 案例的时候发现了它的不足。我们提出 了一个问题：eBay 为什么没有亚马逊那样的推荐系 统、产品评论、价格和等级排名以及其他形式的高 效过滤器?答案令人吃惊：eBay 往往不知道什么产 品正在它的网站上买卖。

    它知道哪些用户在买，哪些用户在卖，但由于 产品列表都是卖家自己编制的，而且每一个卖家描 述产品的方式都与众不同，eBay 没办法使用大多数 零售商都会使用的标准货架单位(shelf—keeping unit，或者 SKU)编号(每一种产品的独特编号)一类 的识别系统。(CD 和汽车等产品是例外，eBay 鼓励 卖家们在这类产品的列表中使用标准化的类目和术 语。)没有这种产品信息，eBay 就没法使用令其他 长尾零售商们获益匪浅的强大的过滤技术，比如推 荐系统。而且，由于卖家们展示产品的方式大相径庭，包括拼写上的错误，买家们甚至很难知道他们是否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选择。 对其他方面都很出众的 eBay 市场来说， 用更好的过滤器帮助顾客们找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eBay 的交易主力军不是出售旧豆豆娃的老太 太，而是世界各地的将近 40 万个中小型商家。他们 都把 eBay 做一个店面，但他们大多也有自己的网站， 而 Googlel 和 Froogle、雅虎购物和其他一些类似 的集合器正在用越来越聪明的办法从这些商家中提 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创造一个虚拟的市场。这个市 场有产品比较功能，而 eBay 没有。对竞争，它也必 须提供这样的功能，这就是 eBay 所面临的挑战：要 想应用更好的过滤器帮助顾客们找到产品，信心十 足地购买产品——不光是对卖者的信心，还有对产 品本身的信心。

    KitchenAid

    你或许想不到厨房搅拌机市场也有一条长尾，但确实有，而且奥妙就在颜色的不同。KitchenAid 品牌以其厨房设备的一流品质而著称，但这些产品 的色彩多样性甚至比品质还要出名。事实上， KitchenAid 被视为产品色彩方面的世界领潮流者 之一。

    如果你来到一家像 Target 这样的大盒子零售 商，你一般会看到三种颜色的 KitchenAid 搅拌机： 白色、黑色和另外一种颜色。这另外一种颜色通常 是 KitchenAid 与这个零售商协商确定的一种独家 所有的颜色，比如钴蓝色。由于上架的搅拌机是三 种而不是两种，这种独家特供实际上是对零售商提 供额外展示空间的回报。这个小小的多样化特色不 仅能将 KitchenAid 搅拌机与其他品牌区别开来，提 高它的整体销量，还有另外一种神奇的作用： KitchenAid 发现，增加第三种颜色能提高白色搅拌 机的销量。KitchenAid 认为，生动的色彩能把顾客 吸引到家用设备区中的 KitchenAid 区来，色彩的多 样性则能彰显一个品牌的特殊性，而顾客们欣赏与众不同的品牌。不过，一旦被丰富的色彩吸引到了货架旁，许多顾客就会在左思右想后意识到，他们 还是最喜欢经典、不朽的白色。这就是他们最后购 买了白色搅拌机的原因。

    这样来看，一切都还不错。但是，一个零售商 应该挑选什么样的独家颜色?KitchenAid 应该供应 什么样的独家颜色呢?有一帮配色师和其他专家负 责做出决策，但就像其他“事前过滤器”一样，这 里面也有主观猜测的成分。一旦做出了决定，一旦 产品被摆上了货架，它们为什么卖得好或卖得不好 就很难判断了，因为销售成绩与许多因素有关，比 如展台条件和竞争对手的产品等等。就在不久之前， 这种策略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KitchenAid 能向零 售商们提供任意多种颜色，但每一年，零售商们实 际选择的颜色只有六七种。

    但在 2001-2003 年间，KitchenAid 开始用一个 网上系统供应所有颜色的产品——各种型号一般都 有 50 种以上的颜色可选。如果你到亚马逊或 KitchenAid．com 上购买搅拌机，你可以在一个下拉菜单中选择任意一种颜色。其中既有普通的颜色，也有网上独有的罕见色彩：淡黄绿色、橘红色、青 紫色、水晶蓝、赭色、柠檬色等等。

    有趣的是，当顾客们有机会从全部 50 种色彩中 做出选择时，他们不再简简单单地满足于传统零售 商们提供的那六七种选择。相反，一条长尾出现了。 当然，黑色与白色仍然是最畅销的，常见于普通商 场的那几种颜色也很受欢迎。但其他所有颜色同样 有人问津——每一种都有。而且每一年都有一种另 类颜色出人意料地进入十大畅销色彩之列。

    在 2005 年，这个异军突起的另类颜色是橘红色。 没有一个传统零售商选择这种颜色，而且坦率地说， 连 KitchenAid 也不知道这种颜色为什么如此流行。 可能影响色彩选择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在热门电视 节目的场景中看到的颜色，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这类有影响力的时尚先锋们使用的颜色， 或者只是随机性的季节潮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 KitchenAid 建立起一个允许顾客们自由选择各种色彩的网络渠道之前，它不可能知道市场上还存在一种它从未开发过的潜在需求。

    乐高

    如果你只在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或玩具店的货架 上了解过乐高公司，那么你只了解了这个公司的一 半。另一半乐高面向的是狂热的乐高迷，既包括不 满足于普通玩具的小孩子，也包括把积木当成终极 原创工具的成年人。

    一切都是从邮购业务开始的。乐高的邮购业务 最初以传统的“家中购物”目录为主，现在渐渐开 始以公司的网站为轴心。一家典型玩具店中可能有 几十种乐高产品。但乐高的网上商店几乎有上千种 产品，既包括袋装的瓦片，也包括一种 300 美元的 死星(Deathstar)玩具。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在线市场 与传统的乐高零售市场有多大的不同，看一看它的 畅销榜就行了。在这些热销产品中，只有寥寥几种能在传统商店中找到，比如一种 l40 美元的((星球大战》沙地战车和 43 美元一大袋的迷你人物模型。 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稍作暂停，首先思考一下这个网上市场的长尾价值。至少有 90％的乐高产 品不会进入传统的零售店面。你只能在邮购目录和 网站上找到它们——因为这两个渠道远比传统渠道 更亲近小市场产品。总体算来，这些非传统零售产 品在乐高 11 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中占据了 10％-15％ 的份额。但它们的利润水平要高于通过玩具反斗城 出售的那些玩具，因为乐高无须把一部分收益分给 零售商。而且，由于虚拟商店可以为老老少少的所 有乐高迷提供产品(而不是局限于 9 岁大的男孩这 个主要顾客群体)，网上产品的价格范围也远大于传 统零售商。既有 1 美元的积木，也有 300 美元的《星 球大战》玩具。

    更热心的乐高迷们还可以加入年费 40 美元的 积木大师(Brickmaster)俱乐部。入会之后，你可以 得到一本 DIY 主题的大杂志、5 种会员独享的馈赠 玩具和进入乐高乐园(LEGOland)的门票。乐高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区分不同忠诚度的顾客，超越单调划一的货架零售模式。 接下来就是发挥创造力的时候了。在网上提供各种工具，借此鼓励模型的交流和其他方式的协同 生产是乐高多年来的传统。在 2000 年，乐高的“我 自己的作品”(My Own Creation)板块引发了一场最 佳用户自创模型的大赛。获胜者是一个铁匠铺模型， 乐高还得到了创作者的许可，一度把它当成一个商 业玩具来销售。后来，乐高又推出了乐高马赛克 (LEGO Mosaic)系统，用户们可以上传图像，然后， 这些图像会被转换成二维的乐高积木图样，供所有 人自由下载。

    2005 年，乐高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协同 生产计划——乐高工厂(LEGO Factory)。这个虚拟 实验室允许你下载软件，设计你自己的模型，然后 把它们上传到乐高的网站。大约一星期之后，你会 收到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你亲自设计的玩具，所有 自定义的积木块和其他部件一应俱全，盒子正面还 贴着这个自创模型的图像。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其他人也能购买你的作品。而且，可供选择的用户自创模型相当多。有不下 10 万个模型是用这种方式设 计出的，其中的某些最好的作品已经成了乐高的正 式产品。乐高甚至会向创作者支付一小笔版税。

    不过，乐高工厂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大规模定制化确实很酷，但如果说用户们有 7000 种零部件和 75 种颜色可选(这意味着 50 多万第十二 章娱乐业之外种选择)，供应五花八门的用户自创模 型有多么难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乐高用两种方法 限制了用户的选择：首先，一种模型只能使用同一 类别的积木块，比如“汽车零件”；其次，所有零件 都是预先包装好的，而且每一包中的零件数量都是 固定的，所以你购买的零件可能多于所需。一不小 心，一种零售价不到 l0 美元的汽车模型就可能在乐 高工厂中耗去你 100 美元，仅仅是因为要低效率地 使用这些成包的零件。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乐高迷 们建立了一个数据库，记录了每一类零件包的详情， 还设计了软件帮助设计者们更有效地使用这些零件包，免去了为得到一个积木块而被迫买下整个零件包的烦恼。值得赞赏的是，乐高也鼓励这样做。但 这个系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我)仍然难度太大， 限制太多，所以乐高正在考虑如何从更易使用的设 计软件入手改善用户的体验。

    我曾问乐高的高级品牌关系经理迈克尔?麦克 纳利(MichaelMcNally)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还有其 他公司能像乐高这样迎合小市场的需求，鼓励协同 生产?有趣的是，他认为苹果的 iTunes 可与乐高相 比。iTunes 允许你下载单个曲目，不一定是整张唱 片。你还可以编制自己的播放表，与其他人分享它 们，这有点像使用标准部件自创模型的乐高模式。 “iTunes J 羽在音乐上的方法，乐高工厂用在了设 计爱好者的身上。”麦克纳利说。欢迎来到塑料积 木的长尾世界。

    SALESFORCE．COM

    2005 年伊始，马克?贝尼奥夫(Mark Benioff)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他的公司 salesforce．com 已经把一种革新性的方法用在了 原本枯燥乏味的营销软件销售领域中。公司开发了 一套联系人管理软件，但并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把 软件安装在用户的电脑上，而是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运行软件。用户们只需交纳一笔注册费，就可以通 过标准的网络浏览器使用这个软件。实际上，贝尼 奥夫已经把软件变成了一项服务，有时候，这种方 式对中小企业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不愿意费心 费力地自己维护这种软件。但贝尼奥夫的创意似乎 过于成功了：到 2005 年的时候，Salesforce．com 的飞速成长已经引起了甲骨文矛 NSAP 等大软件公 司的警惕，它们开始针锋相对地与它较量，大有击 垮它的势头。

    常见的应对方法就是变大变强，给 Salesforce．com 的服务加入越来越多的功能，紧 跟这些强大竞争对手的步伐。起初，贝尼奥夫正是 这么做的。但后来，他突然发现他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他的在线软件供应模式也可以允许诸多小开发商接触到他的顾客，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印度这 类低成本地区的开发商。一般来说，企业不愿意与 小开发商合作，因为它们担心自己的软件会因此而 bu9 成灾，支持不力，停滞不前。但贝尼奥夫不仅 为顾客们免去了安装和维护软件的麻烦，开创了通 过网络浏览器远程供应软件的新方法，也为其他人 提供了一个效仿他的平台。

    事实上，他是把长尾理论用在了软件业中，而 且效果非常好。就像其他行业一样，软件业也有头 有尾，领头羊是微软，尾部则是数以百万计的独立 程序员，包括许多印度人和中国人。介于两者之间 的则是大量小开发团队，他们大多都没有广泛接触 全球顾客的好办法。但这仍是个头重脚轻的分布曲 线：微软的半垄断地位就代表着一个最典型的大热 门市场。

    但正如媒体和娱乐业一样，有三种力量正在改 变软件业的经济学。编程的成本已经随着电脑的普 及而显著下降，在互联网把数百万廉价而又才华横溢的程序员介绍给全世晃之后，成本下降得更快了。

    随着 CD．ROM 让位于网上下载，软件的供应成本也 在下降。最后，寻找合意软件的成本也从来不曾像 现在这样低，这是四海相连的网上用户团体的功劳， 他们的集体推荐(和支持)比大多数漫天要价的顾问 都要好。当我们有能力通过一个网络浏览器供应远 程运行软件，为用户的电脑免去一切风险时，以上 所有成本都会进一步地降低——既包括实际成本， 也包括精神上的成本。

    小软件一直是有市场的，网上共享软件和试用 性的软件就是代表。但这不是个大市场，主要原因 就是常见的风险、复杂性和标准问题——如果软件 必须在电脑上运行，必须与操作系统兼容，这些问 题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远程主机运行软件恰恰提供 了打破这些限制的机会，因为在这样的模式下，大 多数复杂细节都是由专家处理的，网络浏览器则同 时扮演了统一用户界面和操作系统防护盾的角色。

    2005 年后期，Salesforce 成了第一个在自己的 平台上建立长尾软件市场的公司。第三方开发商们可以编写某个指定的小应用程序(比如工作评价或人员招聘程序)，这个程序会在 Salesforce 的服务 器上运行，与 Salesforce 的其他软件合为一体。 Salesforce 希望成百上千的小开发商能满足顾客 们的各种特殊的需求，这样的话，Salesforce 就可 以把精力集中在更常见的需求上了。换句话说，尾 部将支持头部。到 2006 年早期，已经有超过 200 个应用软件在 Salesforce 的网上市场出售，贝尼奥 夫也证实，销售曲线的形状与预料中的完全一致。 “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说，“这是一条完美的 长尾。教科书一样的长尾!”

    看到这一切，SAP 很快就用自己的网上平台策 略做出了回应，还有几个较小的公司也推出了类似 的系统。这些公司把小市场软件集成到了自己的平 台上，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过滤机制(比如同类软件 畅销榜和用户评论)。这有助于用户们沿着长尾向下 探索小应用软件，相比市场上的那些垄断性大众软 件，这些小软件可能更符合他们的需求。这种模式 巧妙地在头部和尾部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评价这些新软件市场运行得怎么样还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降低接 触小市场的成本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就像 JotSpot(另一家试图采用这种策略的软件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乔’克劳斯(Joe Kraus)所说：“迄今为 止，受重视的一直是那几十个百万人的大市场，而 不是几百万个数十人的小市场。”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后一种市场上。

    Google

    传统的广告业就是个典型的热门中心主义行业， 高昂的成本决定了大卖家和大买家的核心地位。这 个行业依靠的是那些有广告预算的大商家，比如通 用汽车公司。通用会聘请某个广告公司制作一些广 告，然后让某个媒体营销商把这些广告放到电视、 广播、平面媒体和网络上。

    另一边，这些靠广告生存的媒体也有自己的销售队伍。他们要对做广告的企业和他们的媒体营销 商推销自己的广告武器。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能拉 到上百万美元的大生意。这种事完全是劳动密集型 的，如果一种广告缺乏可信的效果衡量标准，推销 术和私人关系更是争夺生意的关键，这样一来，代 价不菲的公关活动甚至会让拉广告的成本进一步水 涨船高。

    不管是黄页广告还是橄榄球超级碗大赛中的广 告，大多数广告生意都是用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和一 次又一次的上门拜访积极争取到的。客户主动找你 做广告的事少之又少。现在的推销员们不光要拉拢 客户，还要充当广告顾问，或者告诉客户们如何最 有效地使用某个特定的媒体，或者想出某些创造性 的方法去传达客户的广告信息。效果是不错，但由 于代价太高，这也带来了一个不易觉察的潜在成本： 只有最大和最有钱的客户才会得到重视。换句话说， 这个系统偏向广告曲线的头部。

    就像我们观察过的其他任何市场一样，头部只是广告市场的—小部分。但由于用传统方法拉广告 的成本实在太高，比较小的潜在客户只能自己想办 法了——大多只能拿起电话来定一个分类广告，或 是把自己制作的某个广告发给当地的报纸。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广告业基本上就是这样 运行的。但在 2001 年，刚刚成立两年的 Google， 也就是全球成长最快的搜索引擎，开始探索正确的 商业模式了。而且，正是因为它的搜索机制不同于 老前辈们，它也决定用不同的方式经营广告。借鉴 Overture 公司创始人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几 年前首创的模式，Google 最终成功地创造了历史上 最高效的长尾广告机器。

    Google 意识到，只要它能将卖广告和买广告的 成本消灭大半，它就能大大扩充潜在的卖家和买家 群体。软件几乎可以独力完成这个任务，有效地降 低经济门槛，接触到远比从前要广阔的市场。 Google 的广告模式有三个重要的长尾特征。 首先 ， 它的基础是搜索关键词，而不是条幅图像，而且我们知道，词和词汇组合的长尾几乎是无限长的。搜索词(search te 瑚 s)的工作原理与关键词相同，以 下是 Excite 搜索引擎创始人之一乔?克劳斯提供的一个搜索词统计图(2001 年前后)：Exc ite 的搜索分布资料来源：乔?克劳斯

    排在前 10 位的搜索词只占全部搜索的 3％，其 余搜索则分散在数千万个其他关键词上。Google 意识到，每一个独 一无二的搜索词都是一个同样独一无二的广告机会：数千万个搜索词就等于兴趣和意愿的数千万次表达，如果广告设置完全是由网页级别算法(也就是决定 Google 搜索结果的那些算法)决定的，那么这每一 次表达都可以转化成一个高度针对性的广告机会。

    但如何才能卖掉数千万个独一无二的广告呢? 办法只有一个：使用软件。这就是 Google 的第二种 长尾技巧——大幅降低接触市场的成本。这种技巧 是以一个简单而且非常廉价的自我服务模式为基础 的。只要在一种自动拍卖程序中购买一个关键词， 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一个 Google 广告商，而拍卖的报 价可能低至每次点击 0.05 美元。

    这种自我服务模式不仅同时降低了 Google 和 广告者们的成本，也加强了广告的效果。Google 提 供了广告自定义和检验工具，旨在帮助用户们实现 最高的“点进”(是指一个消费者点击了广告，来到 了广告者的网站)率。经常有广告者不厌其烦地调整 关键词和广告文案，直到得到满意的效果。毕竟， 谁能比他们更了解他们的企业?

    这种模式已经把 Google 的广告业务扩展到了长尾深处，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公司可与 Google 媲美。今天，Google 上有数千个从未在其他地方做 过广告的小广告商。自我服务模式、可衡量的效果、 低进入成本和不断改进广告内容的能力，把成千上 万的广告商吸引到了这个新市场中。他们不必拉拢 客户，Google 的人也根本不必与他们接触。效果是 可想而知的：一是更精干的员工队伍，二是一种在 头部和尾部都很有效的新模式。

    最终，Google 也为出版商们做 了同样 的事情 。 传统上，想靠广告赚钱的网上出版商只有两种主要 方法可用：要么组建自己的广告队伍，像 i200 第十 二章娱乐业之外广告商一样招揽生意；要么加入某 个广告网络，以低到极点的价格承揽别人安排的任 何广告。但 Google 却认识到，既然相关性技术可以 把一次关键词索引和合适的广告相匹配，那么同样 的技术也可以把合适的广告放到第三方内容网站上。

    今天，无论你是《纽约时报》的人还是博客， 只要你把一组 HTML 编码放在你的网站上，你的广告信息就会出现在 Google 上——而且直接指向你正在提供的任何内容。同样，这也是一种自我服务模 式：无须求得许可，也无须电话推销。每当有人点 击一则广告，做广告的人就会付钱给 Google， Google,则会相应地将一部分收益转交给你。

    Google 不关心你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也不关 心你的内容是广还是窄。如果广告的效果不佳， Google 会自动用其他广告取而代之，试试看它们是 否更加有效。由于网页(“详细目录”)对 Google 来说毫无成本，它大可以奢侈地刊登一个没有人点 击的广告——失去潜在收益的“机会成本”是由第 三方出版商承担的。这种绝妙的方式可以把广告市 场拓展到包括数十万博客在内的出版长尾中。

    在 Google 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首席执行官埃 里克?施米特(EricSchmidt)详细解释了他为什么 把“服务于长尾”当做 Google 的使命。

    他首先用幻灯片展示了一幅幂律分布图，纵轴 是美元，横轴是人。沃尔玛位于最前端，长尾末端 是“60 亿”这个数字。施米特说：去年，我们研究了一下我们的市场，然后问自己：“我们做得怎么样?”如果观察一下广告商，就 会发现这个市场从头至尾涵盖各种规模的客户，上 至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也就是沃尔玛这样的公司， 下至全世界最小的公司，也就是单个人。我们把这 称为长尾。有很多人正在讨论它——这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概念。

    我们看着这条长尾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 中部区域做得确实不错——也就是管理有方的中等 规模企业，在这方面， 聪明人解决了有趣的问题。 但那些最大的客户呢?他们的问题， 我们解决得怎 么样?”于是我们在去年为大广告客户们推出了 一整套工具，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所有部门使用我们 的服务，创造非常可观的收益，因为在我们的模式 下，广告可以带来可预见性，可以带来革新，等等。

    那么个人客户呢?小企业呢?乔或鲍勃又做首 席执行官、又做首席信息官、又做首席财务官、又 做职员和后勤的小公司呢?一句话，我们怎么为一个人、两三个人的公司服务呢?我们也为他们设计了一整套小小的自我服务工具，他们几乎可以自动化地 使用这种服务。

    所以我们是兼顾两个方向的。用自我服务模式 进入底部，我们就能接触到被传统广告拒之门外的 小客户。一路迈进头部，我们就能赢得过去没有得 到周到服务的大客户，赢得一个从未体验过这种在 线服务的全新领域。

    后来，施米特又向我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这 些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客户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新长 尾广告市场。

    这条长尾竟然有这么长，竟然有这么多的企业 从未得到传统广告的服务，这实在令人吃惊。像 Google 广告这样的市场呈现出帕累托分布的 形状 ， 这种认识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 到。科学家们早就知道了这个原理，但它从未得到 任何注意。当我们审视我们的市场，我们发现我们的模式在曲线中部特别有效。在读了你的文章后(《连线》杂志上关于长尾理论的文章)，我们看了 看长尾，然后问自己：“面对这个机会，我们做得 怎么样?”

    来看看一条按收入排名的世界商业帕累托曲 线。排第一的是沃尔玛。排在最后的是谁?是在印度 的大街上提着篮子出售自制产品的某个人。整条曲 线下方的区域包括大约 l0 亿人，实际上相当于全世 界的 GDP。让我们从底部开始，沿着曲线向上看， 直到找到能上网的人。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 们是一个小企业，而且他们想推广他们的产品。我 们问自己：“我们的模式能为他们提高收益提供哪些 帮助?”答案是：如果我们提供条件，帮助他们走到 他们的村庄之外做生意，他们就会接触到更大的市 场，得到更多的供应商，拥有更大的价格优势等等。

    这一切不会太快实现，原因有很多，大多都–5 基础设施有关。那么让我们退一步来讲，就算我们 不去注意后 90％的人，我们仍有 l 亿的潜在 顾客 。

    整个数字实在太大，就算你砍掉一大块儿，剩下的仍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现在，Google 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每年 50 亿美 元以上，而且每过 9 个月就会翻上一番。尽管它的 大多数收入都来自曲线头部，但它的大多数顾客都 在曲线尾部，这意味着这条尾巴将是它未来的主要 成长动力。而且，Google 才刚刚在长尾世界中起步。

    有趣的是，Google 在用很多种方式玩长尾游戏。 如上所述，它是一个广告集合器，在它所创造的市 场中，广告商长尾能接触到以广告为依托的出版商 长尾。但 Google 的信息集合威力甚至更为出名，在 这方面，它已经在远离统一化模式的探索之路中展 示了一些有趣的技术。

    苹果的 iTunes 音乐集合器有一个问题：在展示 流派大相径庭的不同音乐时，它的方式是有缺陷的。 同样的挑战也存在于信息搜索中——所有搜索也许 都是从关键词开始的，但搜索背景可能千差万别。 Googlej,认识到，不同的背景需要不同的展示方式。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地区，你想看的也许是一张地图。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图像，你也许想要图形界面。如 果你在搜索视频，你也许想要视频界面。还是那句 话，没有万能的模式——即使对信息搜索来说也是 如此。Google 现在提供多种不同方式的“垂直搜索’’ (仅在某一范畴内搜索)：Google Local、Google 学 者(学术论文)、Google 地图、Froogle(产品)、 Google 新闻、Google 图书搜索，Google 视频等等。

    现在，雅虎、微软和其他一些企业已经加入了 Google 的阵营。为最好地满足不同需求而分割集合 器是一种趋势，垂直搜索市场的兴起只是一个例子 而已。Google 的每一个搜索结果都有一种独一无二 的展示方式，都来自信息世界的某个子集——能给 出最合适、最有用的搜索结果的子集。换句话说， Google 用一种对每一个特定媒介都有意义的方式 把搜索结果的展示定制化了。

    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你知道你在寻找些 什么，如果你使用了一种精确定位的主题化集合器 而不是统一化的集合器，你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而结果越好，人们就越有可能继续挖掘，继续探索长尾世界。

    第十三章 长尾法则

    我们可以把创造一个繁荣长尾市场的秘诀归 结为两句话：1. 提供所有产品。

    2. 帮我找到它。

    第一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一年，参加圣 丹斯电影节的 6000 部影片里只有不到十几部能被 选中发行，其余影片大多都不能在电影节之外合法 地放映，因为它们的音乐版权问题还没有解决。电 视网的库存电视节目大多也是如此：要想制作 DVD 或在网上播映，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处理音乐使用 权的问题。

    类似的版权问题也让许多经典音乐和视频游戏无奈地尘封了。在我们想办法彻底、自动地在全行 业范围内清除所有老作品的版权绊脚石之前，法律 限制将始终是长尾市场最大的成长障碍。

    第二条更容易实现。从协同过滤器到用户打分， 聪明的集合器正在用推荐技术将需求推向长尾。这 就是被动与主动的区别，也是大众品位与个人品位 的区别。长尾企业真正把消费者看作有血有肉的人， 有了它们的大规模定制化系统，消费者就不必再屈 就于千篇一律的大众化产品。

    对娱乐业来说，推荐系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营 销方式，可以帮助小电影和不太主流的音乐找到自 己的顾客群。对消费者来说，遵从一个好的建议意 味着选择的简单化，这会鼓励探索，重新唤起对电 影和音乐的热情，有可能创造一个远远大于从前的 娱乐市场。（Netflix 的用户平均每月租 7 张 DVD， 三倍于传统租赁店的顾客。）这种同步并行的文化带 来了多样性的大发展，逆转了一个匮乏时代的均一 化趋势，结束了热门产品的专制时代。

    现在你已经领略了长尾世界的全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成功长尾集合器的九大法则了：降低成本法则 1：让存货集中或分散 西尔斯是这方面的先驱。它凭借大型集中化仓库在邮购业务上的优势实现了效率的第一次飞跃。 今天，沃尔玛、Best Buy、Target 和其他许多零售 商的网上平台正在利用它们的现有仓储网络开拓在 线市场，它们的网上产品的种类远多于传统店面， 因为相比把产品放在数百家商场的货架上，集中化 仓储的效率要高得多。

    为了在多样性上更上一层楼，亚马逊等公司已 经向“虚拟存货”模式扩展——产品放在合作伙伴 们的仓库中，但在亚马逊的网站上展示和出售。今 天，亚马逊的存货和产品分散在网络的各个角落，由数千个小商家分别持有，市集工程则是所有这些产品和存货的集合器。对亚马逊来说，成本等于零。 数字存货（想想 iTunes）是成 本最低 的存货 。

    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塑料碟片到网上流量的转变对音 乐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很快，同样的事情也将发生 在电影、视频游戏和电视领域中。新闻已经告别了 纸面时代，播客正在挑战广播台，再顺便说一句， 说不定你就是在电脑屏幕上读这本书的。消灭原子 或无线电广播频谱的限制是降低成本的有力方法， 做到了这一点，新的小领域市场就会水到渠成地出 现。

    法则 2：让顾客参与生产 “协同生产”缔造了 eBay、维基百科、Craigslist 和 MySpace，也让 Netflix 拥有了数十 万条影评。凭借自我服务模式，Google 可以按每次 点击 5 分钱的价格出售广告，Skype 在两年半的时 间里吸引了 6000 万用户。两者都是用户参与热情的 好例子：企业原本需要花钱雇人做的事，用户们却很高兴免费去做。这不是外包，这叫“众包”

    （crowdsourcing）。 众包的优势不仅在于经济效率；有时候，顾客们的作品更加出色。用户们的评论往往睿智深刻， 妙语连珠，最重要的是，其他用户相信这些评论。 加在一起，顾客们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而且唯有协同生产有能力伴随长尾无限延伸。在自 我服务的例子中，参与生产的人就是最关心生产的 人，而且，他们也最了解自己的需求。

    考虑小市场

    法则 3：一种传播途径并不适合所有人 有些顾客想去商店购物。有些顾客想在网上购物。有些顾客想先在网上研究一番，然后再去商店 购物。有些顾客想先去商店逛上一圈，然后再去网 上购物。有些人想马上就买，有些人可以等等看。 有些人住在商店附近，其他人分散在四面八方。有些产品的需求是集中化的，其他产品的需求是分散化的。如果你只注意其中的一类顾客，你就有失去 其他顾客的风险。

    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但最好的 长尾市场确实是跨时空的。它们不会受制于任何地 理障碍，也不会去猜测人们什么时候会需要什么样 的产品。iTunes 的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品种和方便 的下载方式，但全天候开放也是一个锦上添花之处。

    今天，你可以通过电视网、视频点播、iTunes 下载、DVD（或买或租）和 TiVo 季节通行证的途径 得到《犯罪现场调查》，然后在等离子屏幕、索尼 PSP 或其他任何设备上欣赏它。公共广播节目同样 如此，你可以用多种方法收听它们，有陆地广播（实 时或延时）、卫星广播、网络点播、播客——如果你 喜欢，还有 e-mail 传送的转录文件。要想接触到最 大的潜在市场，多重传播渠道是唯一的方法。

    法则 4：一种产品并不适合所有人。 曾有那么一个时期，买音乐只有一种途径：CD唱片（CD 单曲的销量实在太小，大多数艺术家都不屑制作单曲）。现在想想看网上有多少种选择：唱片、单首曲目、手机铃声、30 秒免费样本、音乐 视频 、 混音作品、其他某个人的混音样本、点播、下载等 等，而且文件格式和取样频率也是多种多样。

    乌玛尔?哈克把这称为“微块化”

    （microchunking）。渐渐地，分割和混合成了制胜 策略：或者把一种内容分割成不同成分（“微块”）， 以便所有人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消费它；或者把 它与其他内容相混合，创造一种新的内容。报纸被 分割成了一篇篇文章，更专项化的网站则会链接这 些文章，用来自多个源头的内容创造出一种往往更 加主题化的新产品——博客就像 DJ 一样，可以把不 同的新闻混合成新的信息。

    我们已经在细分化的产品和品牌中看到了这种 趋势——我们有十几种独特风味的十几种不同的意 大利面调味汁。现在，这种趋势已经扩展到了一切 事物上，既包括视频游戏的角色和等级（混合你自 己的游戏），也包括每次只卖一道菜谱的食谱销售生 意。每一个新组合都会利用不同的传播网络，接触到不同的顾客群。一种产品适合一种人，多种产品才适合多种人。

    法则 5：一种价格并不适合所有人。 最容易理解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价格弹性的力量。不同的人可能愿意接受不同的价格，原 因多种多样，可能与他们的收入有关，也可能与他 们的时间有关。但正如单一版本的产品往往能在传 统市场上找到位置一样，单一价格也常常能找到位 置，至少同一时间的单一价格能被人接受。但在一 个空间无限的丰饶市场上，可变价格可能成为一个 强大的工具，有助于产品价值和市场规模的最大化。

    如，eBay 的交易有拍卖（价格一般较低，但麻 烦更多，不确定性更大）和“现在就买”（价格较 高）两种形式。就连为简化流程而坚持每曲 0.99 美元的 iTunes 也有变通余地，如果你购买的是某个 专辑中的曲目，iTunes 会给你更低的价格。 Rhapsody 甚至更加灵活，它已经尝试过 0.79~0.49 美元不等的曲目价格，而且它发现，把价格削减一 半大约能让销量翻上两倍。

    无论是音乐还是其他任何产品，只要边际生产和销售成本接近于零，可变价格就是自然而然的模 式。最流行的产品可以卖更高的价格，不太流行的 产品可以卖低价。为什么现在市场并非如此？因为 唱片公司通常会索要每曲 0.70 美元左右的固定批 发价，主要是为了避免与 CD 产生“渠道冲突”，因 为 CD 仍然是音乐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早晚有一天， 唱片公司会醒悟，定价策略将变得更加灵活，允许 零售商们用更低的价格把消费者引入长尾中。

    摆脱控制

    法则 6：分享信息 这一边，看起来大同小异的产品堆满货架，让你无所适从；另一边，“按畅销度排名”的功能简 明清晰，让你舒适无比。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在于 信息。在前一个例子中，商家知道什么产品最畅销， 只是没有告诉它的顾客。在后一个例子中，顾客得到了这个信息。“按价格排名”、“按评论排名”、“按生产商分类”等等也是同样。这些数据已经存 在了，问题只是怎样与顾客分享它们。更多的信息 是好事，但前提是，信息提供方式必须有助于顾客 的选择，而不是把选择过程弄得更加混乱。

    同样，如果能转化成推荐信息，有关消费方式 的信息可以成为强大的营销工具。从用户评论到详 细规格，产品的翔实信息可以回答消费者的问题， 避免他们在疑虑之下放弃一次消费。解释清楚推荐 信息的来源能让系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帮助他们 更好地使用系统。透明度可以建立信任，而且毫无 成本。

    法则 7：考虑“和”，不要考虑“或” 匮乏时代的症状之一就是把市场当成一个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一种“这个或那 个”的选择。或者发行这个版本，或者发行那个版 本。或者选择这种颜色，或者选择那种颜色。对商 场的货架或广播频道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位置确实只能容纳一种产品。但在容量无限的市场中，供应全部的产品几乎永远是正确的策略。 产品选择存在一个问题：它需要区分优劣，而这个区分过程需要时间、资源和主观猜测。某个人 可能根据某种标准判定一种产品应该强于另一种产 品。从宏观层面上说，他们可能是对的，但这样的 决策在微观层面上几乎总是错的。以 DVD 影片的 “另类结局”现象为例。就算大多数人都最喜欢标 准式的结局，总有某些人更喜欢另类的结局。现在， 两种结局都可以看到了。也可以把这个原理扩展到 DVD 的其他选项，比如外语的选择，标准银幕和宽 银幕的选择，甚至是符合不同评级（PG 级，PG-13 级，R 级，未审查）的不同剪辑版本——每一个选 择都有自己的顾客群，即使不像主流顾客群那样大。

    DVD 的充足容量为所有这些“额外”选择提供 了空间，导演们完全可以用更丰富的内容去“浪费” 容量，这样的内容，他们是不可能放到那些匮乏的 传统媒体中的，比如电影院的银幕或老式的录像带。 所有的网上数字市场也都是如此——随着价格的下降和存储量的上升，近乎免费地使用容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管你需要多么大的容量。存储量和传 播渠道越丰富，你就越不需要斤斤计较地区分它们 的使用方法。想比“或”的决策，“和”的决策要 容易得多。

    法则 8：让市场替你做事 在匮乏市场中，你必须猜测一下什么东西能够畅销。在丰饶市场中，你只需把产品扔在那里，让 市场自己去筛选它们。“事前过滤器”和“事后过 滤器”的区别就在于“预测”和“评测”的区别， 而后者总是比前者更加准确。网上市场的最大优势 就是群体智慧的评测能力。由于它们蕴藏着无穷无 尽的信息，人们更容易比较产品的优和劣，传播他 们的喜和恶。

    比如，协同过滤器就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产 品推广方式。流行度排名也是市场的一种声音，而 且会被口头传播效应的积极反馈环成倍放大。用户 评分则是集体观念的反映，可以得到量化，让产品 的比较和分类更加容易。这些工具都可以将纷繁复杂的品类组织得井井有条，帮助消费者做出选择，而且无须某个零售商绞尽脑汁地猜测什么样的产品 有人买。一句话：不要去预测；要去评测，要去反 应。

    法则 9：理解免费的力量 免费这个词的名声不太好，总让人想起盗版或诸如此类的价值蒸发现象。但数字市场最不容忽视 的特征之一就是免费的可能性：由于成本几乎为零， 价格也可以是零。实际上，有一种免费策略已经成 了最常用的网络商业模式之一：首先用免费服务吸 引大批用户，然后说服其中的某些人升级为付费的 “高级”用户，换来更高的质量和更好的性能。 Skype 和雅虎邮件就是两个例子。由于数字服务的 成本寥寥无几，免费的代价也寥寥无几，只要有一 小部分用户转变成付费用户，商家就可以弥补全部 成本。

    从 32 秒音乐剪辑到视频预览，免费样品之所以 出现，是因为在宽带上传输字节的成本非常低。视 频游戏制作商们通常会发行几个免费的演示版本，如果你喜欢它们，你还可以花钱开通其他版本。2005年，环球电影公司在网上发行了科幻片《宁静》的 前 9 分钟——免费而且未加删减的前 9 分钟。为什 么？因为它有能力这样做。把一部影片的 10%在线 传输给有兴趣的观众几乎没有成本，与巨大的营销 价值完全不成比例——一旦被这个片断吸引到了情 节之中，却还有扣人心弦的悬念尚未解开，心痒难 耐的观众们只能花钱去一趟电影院。

    多数电视节目已经是免费供应，全靠广告支撑。 但在网上，电视网仍在想方设法地收费，即使播映 收益已经弥补了生产成本，而且网上传输成本微不 足道。网上的电视节目为什么就不能免费呢？毕竟， 你可以加入首尾广告（而不是插播广告），植入广告 也会有更多的观众——别忘了，植入广告是既不可 剔除，也不可按一下快进键略过不看的。说到底，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丰饶市场中，价格倾向于随成本 而变。而在数字经济学的统治下，成本只会越来越 低。

    尾声

    现在，你可以花 3 万美元左右买一台叫做 Solidscape T66 三维打印机的家用机器。这是一种 绝妙的桌面技术设备，尽管仍稍显昂贵。但价格已 经在快速下降，而且这是一种可以放飞想象力的尖 端技术。还记得乐高工厂的故事吗?——你可以设计 模型，上传它们，然后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收到你自 己的作品。现在，你可以把等待送货的那一环去掉 了。一台三维打印机就是一个家庭工厂，可以生产 出多种型号的几乎任何产品。某一天，它们也许会 像激光打印机一样常见，价格也不会比激光打印机 高出太多。想想看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今天的三维打印机多种多样，但普通的一种就 可以用激光将液态聚合物或粉末转化成任何形状的 硬塑料。只要给它输入一个三维目标文件，比如一张 CAD 图像或从视频游戏中截屏而得的人物图像，激光就会把它描绘成型。一层层下去，一个完美的 塑料模型最终会在你的眼前出现，就像魔术一般。 Solidscape 三维打印机可以在你的家中把字节转 化成原子。它就是长尾世界的终极生产工具。

    当三维打印技术从脆弱的塑料扩展到金属、合 成纤维等其他各种材料，我们也许可以自己生产零 部件、玩具甚至是整台机器，只需从某个虚拟零售 商那里下载图形文件即可。对数字产品来说，我们 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今天，你可以让亚马逊把一 个税务软件在 10 天之内邮递给你，也可以简简单单 地下载并立刻运行它。音乐服务商也会提供类似的 选择：一张下星期寄到的 CD 或是一首马上下载的数 字歌曲。但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种魔力或许也会扩 展到有形产品上。今天你可以在家中打印你自己的 照片，明天你也许可以打印出整个相框。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丝迹象。传奇视频游戏设计 师威尔-赖特(WillWright)正在对他的下一款游戏《孢子》(Spore)做最后的润色。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培育你自己的生物，给它灌输你自己设计的天性和特征。如果你喜欢自己的作品，你可以把它上 传到《孢子》的服务器上。然后，只需花 20 美元左 右，它就会被打印成一个真正的三维可动模型—— 颜色、纹理等全部特征一应俱全。每一个模型都独 一无二，而且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送货上门。你完全 可以把这个系统想象成商品化的长尾，想象成未来 世界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前兆。

    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明天的长尾事物将被 集合起来，以字节的方式高效存储，然后通过光纤 传送到你的家中。直到消费环节，它们才会实体化， 重新回归原子形式。这听起来像是科学幻想，但就 在短短 lO 年前，在口袋中装入一个庞大的音乐库听 起来也像是科学幻想。

    在娱乐和信息世界中，我们已经摆脱了货架和 频道的容量限制，摆脱了它们的统一化模式。没多 久，我们也会摆脱大规模生产的容量限制。数字化 的神奇效率所引发的品种大爆炸也将拓展到生活中 的其他每一个角落。明天的问题不是更多的选择是否更好，而是我们真正想要什么。在无穷无尽的空间里，一切皆有可能。

  • 孙瑜晨：数字平台成瘾性技术的滥用与反垄断监管

    一、引言：一个被忽视的法心理学视角

    我国数字市场高度集中，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短视频等细分市场被超级平台把持，破旧而立新的“熊彼特创新”迟迟未现。一些研究试析成因，包括平台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①基于用户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②拥有大数据和算法优势③等。然而，我们也见证过同样拥有上述优势的雅虎等平台走向式微。在全球掀起平台反垄断执法浪潮的同时，观念上的分歧如影随形。质疑者坚信脸书、谷歌、微信等新一代数字平台的崛起，跟微软、雅虎没有区别，平台垄断和数据聚合的指责可能是不充分的，④甚至可能让民粹主义把反垄断法引入歧途。⑤

    上述分析中，法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被忽视，新一代平台固化垄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能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赋能的成瘾性技术让消费者产生较强的心理依赖，由此获得无坚不摧的市场势力。很多人早晨醒后第一个动作可能就是打开微信、抖音、淘宝，迫不及待地查看点赞数和社交评论，不断滑动屏幕观看算法推送的内容，沉迷其间而难以自拔。该场景中超级平台已运用无限滚动播放、个性化推送、变化性奖赏等成瘾性技术。微软时代的数字平台更多依靠技术和经济权力，但今天聚合海量数据流的超级平台已获得一种福柯生物政治学所描述的生物权力，⑥能够侵入波普尔所说的主体精神状况世界，利用消费者的心理脆弱性牟取巨利。

    实际上，一些研究关注到用户黏性、消费者对平台的依赖性问题，⑦这已经触及数字平台的心理支配问题；但囿于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知识壁垒，未整全释明平台利用消费者依赖性固化垄断的动力学机理、由此产生何种损害以及法学系统如何因应等问题。2021年12月，我国相关部门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8条规定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的算法模型，但该文件只体现了规范倾向，未明确具体的规范策略选择，对应的理论供给也较匮乏。鉴此，本文尝试从法和心理学融合的角度，分类剖析平台成瘾性技术及损害问题，比较克服数字成瘾的不同法治方案并提出监管建议。

    二、数字平台诱导消费者成瘾的技术设计

    “今天，许多行业的技术人士在明确探索如何诱导消费者对他们产品成瘾，甚至公开探讨致瘾的最佳方法。”⑧数字平台也概莫能外，明晰数字平台设计和大规模部署成瘾性技术的理论动因并对典型操纵技术进行分类梳理有助于揭示相关技术的作用机理及危害性，也有助于后续监管政策杠杆的选择。

    (一)理论准备：从监视资本主义到边缘资本主义

    18世纪功利主义法理学家边泌提出圆形监狱的概念，其结构为大量全景玻璃建造的牢房形成一个圆周并环绕一座位于圆心的中央监控塔，这种被监视犯人毫无隐私而中央检查员无所不知的非对称性结构能够让犯人内化服从和秩序的要求。⑨但是边泌可能想象不到，今天在科技和资本的加成下，数字平台能建造监视几十亿人的全景敞视监狱。建立圆形监狱是为了限制少数人的人身自由，构筑全息统御的数字监狱的原因和目标追求却较为复杂，不少学者对此孜孜探求。扎波夫提出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概念，⑩指通过个体数据货币化来牟利的经济形态。具体而言，大型平台通过不断收集消费者数据对均质人假设进行反向微粒解构，为离散个体绘制一览无余的数据图谱，精确识别个体需求并投放个性化广告、进行针对性营销等。诚然，监视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数字全景敞视监狱的部分成因以及实现数据货币化的部分路径，但忽视了科技平台更渴望获得的另一种稀缺资源——用户注意力。平台时代巨大的商业价值来自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机会，囤积数据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中介。(11)如果技术平台依靠算法和技术诱导用户上瘾、形成特定行为习惯，那将获得持续不断的注意力，这可能是比大数据杀熟、个性化营销等更有效的货币化方式。

    考特莱特提出的“边缘资本主义”(12)对今天社交、短视频、电商、直播等成瘾性平台占据半壁互联网市场、用户在线时间不断增长、普遍存在注意力疲惫等现象更具解释力。所谓“边缘”是指人体大脑与情感、动力、成瘾、注意力等有关的区域(即脑边缘系统)，而边缘资本主义是指一种企业依靠对脑边缘系统的操纵来牟利的经济模式，典型如烟酒经济、博彩经济。一些数字平台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边缘资本主义并筑造成瘾商业模式，活跃用户数、用户在线时长、用户黏度成为它们最关切的指标，产品生态、业务模式、技术创新等都服务于俘获用户注意力这个核心目标。2021年我国短视频和即时通信行业的用户使用时长占整个移动互联网市场的46.9％，(13)监视资本主义到边缘主义的视阈跃迁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些平台能生发如此巨大的商业效能，更警示我们要密切关注边缘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极权和瘾性垄断。

    烟草经营者不会主动接触消费者，更不可能对大规模人口进行规训，且消费者可以通过远离烟草来预防成瘾。但在后疫情时代，频繁接触各类互联网平台成为日常生活秩序的必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数据和算法的赋能让数字平台有能力主动“选择何时接触消费者”，(14)并在一切可能的交互空间使用因人而异的成瘾性诱导技术。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提及一个名为“暗模式”的引发很多学者关注的概念，其指涉数字平台采取的一些消费者意识不到的针对主体脆弱性的诱导设计、助推或说服架构。下文将分类剖析的成瘾性技术就属于利用个体心理脆弱性的暗模式，对之形成有效监管是抑制平台瘾性化的关键。

    (二)数字平台典型成瘾性技术的爬梳

    个体成瘾与大脑边缘系统释放的一种被称为“多巴胺”的神经化学物质有关，如果能够通过成瘾性物质或技术不断刺激个体多巴胺的分泌，就能让个体出现强烈的欣快感，形成兴奋记忆，逐渐产生重复使用或体验的强烈欲望。超级平台早已熟知这些心理科学知识并雇用大量工程设计师、心理分析师等组建“多巴胺”实验室，不断向市场推出成瘾性技术，典型包括(不限于)：

    1.无限刷新或滚动播放

    根据大脑奖励回路规则，相比固定和可预期的奖赏，随机变化和不可知的奖赏更能高强度地刺激多巴胺的分泌。(15)这种名为多变性奖赏的心理操纵技术最出名的商业运用就是游戏厅里的老虎机，你投入一枚游戏币但永远不知道奖励是什么。微信、淘宝等的屏幕无限下拉刷新或滚动播放也异曲同工，用户只要轻轻手指一划就能看下一条信息或视频，但他永远猜不到内容是什么，这种期待感能刺激多巴胺分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更为严峻的是，数字平台还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确保每次下拉刷新的内容都在行为人的兴趣范畴之内，进一步强化对大脑边缘系统的刺激，这是老虎机难以比拟的。

    2.点赞按钮

    “点赞”为脸书带来巨大成功，国内平台也有类似设计(微博的大拇指、微信的赞等)。一方面，点赞按钮也利用了变化性奖赏机制，视频、图片或信息发布者为不可预测的点赞反馈而沉迷平台，且这种精神奖赏比物质奖赏更有效。另一方面，“点赞”已成一种“社交货币”，很多用户(尤其青少年)通过点赞数来衡量社交影响和自我价值，这种对“被肯定和认同”的心理渴求强迫用户反复使用社交平台，耗费大量时间编辑和美化自己分享的内容，而长时间触网又为成瘾创造条件。迫于外界压力，脸书和Instagram发起“反点赞”运动，推出隐藏点赞数等功能，但在国内尚未引起重视。

    3.蔡格尼克循环

    人的大脑总是对短期内有能力完成却未结之事印象深刻，总有一股催促完成、有始有终的内驱力，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16)俄罗斯方块游戏就运用这种心理陷阱，始终无法填满的空格让无数人欲罢不能、日渐沉迷。今天数字巨头们试图在大量用户交互场景中建立蔡格尼克循环，以期牢牢抓住用户注意力。永远做不完的淘宝每日任务，可以换取奖励的京东连续签到，帮助拼多多实现流量爆发式增长的“差一刀砍价模式”等，都是一个个诱导成瘾的蔡格尼克循环。

    4.极端个性化推送

    善意、合理的个性化推送能促进供需快速匹配，降低消费者信息搜寻成本，让中小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得到更多的展示机会，但如下几类极端化的个性化推荐“不单单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其以使得用户上瘾为终极目标”。(17)第一，涉及极端内容的个性化推送。一些平台通过推送精心挑选的极端或边缘内容(如暴力、打斗、欺凌、事故、犯罪等)来吸引用户的关注，(18)这是因为个体天然有一种更关注负面信息的心理倾向。第二，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推送。情绪调节困难群体、青少年、老年人等自控力较差或拥有特定人格的群体更易成瘾，技术平台能准确识别这类弱势群体并贴上易被操纵的污名化标签，进行高精度地推送。第三，针对心理漏洞的个性化推送。情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数字平台能够抓住用户一些特殊心理状态，见缝插针、放置触发钓钩。(19)例如，当平台知晓你处在一个高孤独感、疏离感的心理状态时，会给你推送带有社交抚慰效果的信息；当你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时，平台会给你频繁推送“猜你喜欢”这类的营销信息，因为此时你渴望寻求释压补偿，易产生冲动消费。

    5.创造稀缺性

    传统厂商早已熟知如何利用消费者求廉心理实现价值剥削(饥饿营销就是典例)，但并无改变消费者行为习惯的能力，而超级平台却可以通过诱导技术和说服架构塑造大规模消费群体的行为选择，创造稀缺性就是其惯用伎俩。小到某款商品库存非常有限的通知、购买界面上当前有很多其他顾客正在购买的标注，大到双11、6·18等全国性线上促销等，数字平台用千变万化的说服架构向消费者传递产品库存非常短缺或销售时间极为有限的信息，创造强稀缺性和高压迫感，最终诱导个体产生强迫消费行为。直播带货这种新型电商更是运用稀缺性营建技术的龙兴之地，头部主播或其他意见领袖通过发起一轮轮30秒抢购、亏损价倒计时等方式营造强烈的稀缺感。各种成瘾性技术的刺激之下，大量用户慢慢陷入成瘾消费的泥潭。

    6.界面操纵

    在媒介消费时代，消费者往往需要通过平台的交互界面获得信息、产品或服务。为寻找注意力最大化的界面设计方案，超级平台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界面A/B测试，技术设计师对用户测试不同的界面元素及其组合(按钮位置、颜色搭配、字体字号、菜单栏、布局等)，通过观察用户流量、活跃度、互动率、使用时长等指标筛选最佳方案。更为严峻的是，数字平台还通过操纵界面元素“潜移默化”地推动用户接受平台推荐的“首选项”、选择连续订阅服务、接受不合理的隐私条款等。为此，法国曾提出一项规制建议：在线平台的供应商不得通过欺骗或操纵服务接受者的方式设计、组织或运行其在线界面，以颠覆或损害他们的自主权、决策或选择。(20)

    三、数字平台滥用成瘾性技术的损害问题

    数字平台运用成瘾性技术诱导用户的行为与烟草公司利用尼古丁浓度控制和释放技术诱导致瘾的行为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后者已处法律监控之下，而前者仍处监管真空。这使得数字平台可以肆无忌惮地运用各种成瘾技术，甚至展开技术军备竞争。成瘾技术的大规模部署和运用会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损害，经济损害中最直观的就是对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竞争损害，社会损害则体现为引发心理问题、暴力脱敏及形成信息茧房。

    (一)滥用成瘾性技术造成的经济损害

    1.一线损害

    平台垄断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2021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平台反垄断指南”)，执法者查办了阿里、美团等一系列垄断案。但也有学者担心干预过度，因为平台经济呈现均衡的分层式垄断竞争结构；具有多宿主现象，能同时参与多平台的消费者会成为一股强大的约束力量；(21)且二选一、屏蔽封禁等行为可能有防止搭便车、提升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积极效果。(22)实际上，成瘾经济学和心理学能提供一个新的观察和理解视角，从而增强监管必要性的证成。人类历史上烟草、博彩等很多瘾性产业都是垄断性的，因为消费者的成瘾性需求导致其对相关产品的价格或质量调整高度不敏感。一旦数字平台通过成瘾性技术“奴役”大量消费者，多宿主现象将不复存在，一级市场上的剩余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很难生存，除非有更好的致瘾方法；一旦消费者成为某个技术平台最忠实的拥趸，那么该平台实施的强制搭售、二选一、屏蔽封禁等排他性限制都可能进行垄断势力传导和跨界包络，从而在二级市场上收取多个垄断利润，这意味着芝加哥学派标榜的“单一垄断利润理论”可能失灵。

    2.二线损害

    相比一线竞争损害，成瘾平台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即二线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却又更加隐蔽。传统分析架构一般认为消费者最关心价格，但瘾性平台经济首先是一种免费经济，且成瘾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成瘾或者为继续获得欣快感而倾向隐藏成瘾事实，(23)由此消费者的直接损害问题被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以“价格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反垄断分析范式已引发莉娜·可汗等诸多学者的批判，(24)美国司法部等执法机构发生了转向，认可反垄断可以促进包括隐私在内的市场质量。(25)国内很多学者也形成一定的共识——零价模式中衡量消费者福利的标准除了价格、产出维度，还应包括个人信息、隐私、创新、选择多样性等质量维度。对于数字产品或服务而言，成瘾性也应当是其质量的重要表征之一，高致瘾性就是一种低质量的表现。当数字平台滥用成瘾性技术牢牢锁定消费者，将其他更健康的竞争性产品或服务排除市场，同时消费者因为被成瘾性技术奴役而需要付出更高水平的注意力，承担抑郁、焦虑、注意力疲劳等外部成本时，可以认为此时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享受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下降、消费者选择权受限、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害。

    (二)滥用成瘾性技术造成的社会损害

    1.心理危害

    数字平台想方设法让用户的多巴胺释放量最大化，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对大脑产生实质影响，如导致大脑楔前叶、后扣带回皮质等区域显著失活。(26)这又会消弱行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问题；且相比于普通成瘾者，这些心理问题在弱势群体中表现更严重。一项针对3000多名青少年的调查研究显示，对抖音形成过度依赖的青少年更易焦虑和抑郁。(27)更值得警惕的是，老年人平台成瘾的问题更加严峻，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柯云峰就提出建立短视频老年人防沉迷系统的提案，引发广泛关注。成瘾性技术导致的一系列心理损害又会抬高治疗支出、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加快老龄人口失能等，最终都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外部性。

    2.暴力脱敏

    很多平台热衷极端推送，在用户每次下滑屏幕时不断推送煽动性、极端性内容，以致有论者用“末日滑动”一词描述此现象。(28)国内相当比例的短视频、直播等平台也涉及推送色情、暴力、血腥等极端内容，为此2022年网信部门等发起专项治理行为。“末日滑动”会导致用户对暴力内容“脱敏”，降低其共情水平和亲社会行为倾向；(29)还会引发用户对观察到的暴力行为的模仿，启动已有的攻击性图式。(30)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涌现并不断强化上述问题需要被治理的共识：有研究发现一些青少年离开社交平台会表现出易怒性，(31)一些青少年群体则出现“战斗或逃跑”这一攻击性情绪反应。(32)

    3.信息茧房

    成瘾导向的平台个性化信息推荐和分发机制会形成“信息茧房”现象。(33)智能算法不断向个体推送其感兴趣的信息，过滤或压制“不感兴趣”的异质信息。个体沉浸在对完全自我选择的满足和为其量身定制的“个人日报”所带来的愉悦中，但同时也“作茧自缚”，慢慢失去接触异见的机会，出现“回音室效应”。这会造成如下危害：第一，如果用户被桎梏于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回音”的网络气泡之中，会造成信息窄化、以偏概全并逐渐变得偏激、过度自信甚至形成极端主义。第二，当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数字平台利用“流量导向”“成瘾导向”而非“价值导向”的个性化推荐时，还会产生社会层面的损害，包括降低社会黏性和集体意识、加深社会偏见、造成群体极化、圈层区隔甚至引发社会分裂。(34)第三，流量利益的驱动还会导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些重要的公共议题被忽视或得不到展示，弱化媒体舆论监督这一第四权力的治理功能。考虑到“算法分发”取代“编辑分发”已经成为我国网络新闻主要的分发方式，上述危害不容轻觑。

    四、数字平台滥用成瘾性技术的规制逻辑

    尽管对数字平台会造成经济和社会损害的“大脑黑客技术”进行规制具有正当性，但在处理如何规制的问题上应更为审慎。因为除毒品等少数无任何福利增进的高害致瘾物外，大多数成瘾物质或行为往往利弊同在。阿片类药物有一定成瘾性，但合理使用能缓解病人疼痛；烟草和酒精也具有增加税收的正向功能。因此，法律系统对毒品选择一堵到底的单线程规制模式，但对止痛药、烟草等低害成瘾客体采取疏堵结合的多线程规制模式。数字平台成瘾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大量成瘾性技术隐蔽难测，且数智化时代所有群体都无法去平台化，这意味成瘾性技术的规制必然是一种多线复杂模式。下文将分两步明确对应的规制逻辑，首先在宏观层面通过对管制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同规范的比较分析，论证何以选择竞争法为中心、多种法规范相互支撑的规制模式；其次在微观层面，以反垄断法为重心论证了具体规制策略的展开。

    (一)总体规制模式的选择：基于不同法律规范的比较

    数字成瘾的复杂隐蔽性以及不同法规范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决定了成瘾性技术的规制需要一个多种法规范相互配合和支持的体系化治理架构。在该架构中，不同法规范根据自身的异质性承担具体的分工，而竞争法在规范瘾性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其可以承担重要的功能。

    1.管制法规范的局限性分析

    依靠行政权威、体现法律家父主义的“管制法规范”是应对成瘾的经典手段。早在《尚书·周书·酒诰》中，我国已有关于饮酒的管制；烟草行业也有很多具有启发性的管制实践，有论者就将超级平台比作“新一代”烟草公司。(35)路径依赖下有论者支持对平台成瘾性技术采取管制措施，2019年7月提出《社交媒体成瘾技术抑制法案》的美国参议员约什·霍利就是代表。该法案禁止社交平台使用自动加载、自动播放、用户徽章等游戏设定、无限滚动这四种成瘾技术。(36)但其仍面临几方面挑战，以致有评论者认为霍利法案获通过的几率渺茫。(37)第一，传统瘾性行业中管制机关能够聚焦具体对象(如尼古丁、可卡因、赌博行为等)，但数字瘾性经济中的管制对象难以被追踪和定位。驱动成瘾的技术工具往日常生活秩序的毛细血管纵深拓展，一种成瘾性技术(如个性化推荐、界面操纵)可以适配成百上千个消费场景、可能有若干种变型甚至实现“千人千面”，工程设计师还可以根据管制法确定的范围进行技术性规避。更严峻的是，对无限滑动、点赞按钮等融入用户习惯的操纵技术进行封禁可能出现“法不责众”的问题。第二，在传统瘾性领域管制政策的施行囿于监管资源的有限性而遇到很多障碍，更遑论不断变化、匿名动态的数字领域。韩国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数字宵禁令”就因普遍违法、禁而难止等因素得不到较好的遵从，已于2021年废止。第三，烟草百年管制史揭示对有巨额利润空间的瘾性行业实施大范围管制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必须付出巨大艰辛。(38)职是之故，20世纪早期就已涌现大量证成烟草损害的医学证据，但是管制措施的落位延迟了数十年之久。当下美国科技巨头游说政府的支出不断创历史新高，管制机关要应对更强大的利益联盟，加之直观上数字成瘾的损害比之烟瘾更为轻微隐蔽和不易证明，实施普适性管制可能更须久经时日。

    2.保护法规范的局限性分析

    当用户与数字平台之间出现权力落差，体现矫正正义、具有权利倾斜性配置特征的“保护法规范”(39)具有了规范空间，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方面，如果消费者购买、使用成瘾性消费品时遭受损害，可依据消费者法提出索赔，我国已发生消费者因吸烟或吸二手烟致害而提出索赔的案件。(40)数字成瘾与烟瘾一样也会引发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消费者可以主张心理健康权、隐私权被侵害而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另一方面，瑞恩·卡洛指出每一种数字技术都依赖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通过限制平台收集个人信息，监管机构就可以限制平台操纵。(41)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了以“知情—同意”控制装置为核心的保护机制，用户通过限制个人信息的流动可以抑制一些成瘾性技术。但是，“保护法规范”也存在几个不易弥补的阙漏。第一，消费者法下的救济存在较高的证明门槛。消费者法第51条、民法典第118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要求以“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要件，尽管有证据表明数字成瘾会产生抑郁等心理损害，但不易满足“严重”这一程度要件。此外，主体还可能因为数字成瘾危害隐蔽、算法黑箱中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与平台博弈力量失衡、经济和时间成本昂贵等因素而缺少诉讼激励。第二，“知情—同意”控制装置可能存在失灵。(42)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普遍注意力疲惫的消费者并不会去阅读隐私政策，总是习惯性授予许可；即使能认真阅读，消费者也很难从这些冗长模糊的隐私公告中理解前沿性的数字成瘾技术及其风险。第三，“保护法规范”主要仍在于解决“填平私人成本”问题，并无力解决平台权力滥用、平台垄断等整体性社会成本补偿问题；有可能救济心理损害、隐私损害等社会性损害，但对竞争损害等经济性损害的救济鞭长莫及。

    3.竞争法规范的优劣性分析

    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旨在保护竞争过程、提高市场开放性与参与性的“竞争法规范”也有克瘾功能，但常常被忽略。事实上，反成瘾和反垄断具有密切关联性：如果能保持竞争过程的有效性和开放性，低瘾性数字产品或服务将进入市场，一些心理健康友好型平台可能从市场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则可以通过选择低瘾性平台来惩罚滥用成瘾性技术的平台，从而对整个瘾性模式形成抑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反过来，如果成瘾性技术的滥用不受约束，消费者被“数字可卡因”和“算法读心术”长期锁定，那么极易形成持久垄断的享乐极权经济。数字成瘾的隐蔽性、成瘾诱导技术的复杂易变性也决定了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可能才是最佳的解法。实践中一些数字健康竞争实践已经涌现——例如，Shorts短视频平台试图通过心理健康竞争来吸引新用户，不仅不公开显示点赞及统计点赞数，还提供更为严格的青少年使用控制工具；脸书为赢得与Snapchat的竞争，逐渐放弃推送极端化新闻这一操纵技术。(43)

    一种潜在异议是，消费者缺少数字健康理念、对低瘾产品或服务的理解不足，可能无法作出有效的选择，导致市场投票机制失灵。此观点忽视了良性运行的竞争过程具有消费者教育功能，外在的竞争压力能激励企业必须通过宣传其产品的优势来获得用户，这能激活消费者健康意识和创造健康消费需求。回顾市场上出现的有机或非转基因食品、零糖或木糖醇产品、低焦油香烟、电子烟等新产品都是由企业家推向市场并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始终保持有效的竞争环境，一些低致瘾产品将喷薄而出，竞争性平台会帮助消费者学习成瘾性技术的潜在风险，数字健康与平台安全可能逐渐成为消费者的重要关切。Brave浏览器就是一款通过数字健康赢得市场份额的产品，其携带的插件可以帮助用户屏蔽数据抓取、广告和追踪。如果用户接受广告，Brave会奖励用户可以换取付费内容的“基础注意力代币”，这实际上就是在教育消费者要保护和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综上所述，反垄断法在数字成瘾的治理中能堪重任：在争夺注意力的逐底竞争中平台通过“神经营销”奴役消费者，但在反垄断法保驾护航的逐善竞争中平台将通过“健康营销”进行数字成瘾风险的知识普及并向消费者推出更健康的数字业务。但我们仍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让反垄断法承担所有的治理期待。一是因为强威慑性的反垄断法具有谦抑性，事无巨细地监管只会破坏具有进化理性特征的市场过程本身，反垄断干预必须满足市场力量、竞争损害等前提性要件。这导致市场交易中大多数成瘾性诱导、操纵行为无法在反垄断法系统下得到救济，需要依靠消费者法以及其他市场监管法律。二是我们处在一个法的分工时代，只依靠一部法律解决复杂性难题的简单整合法时代已不复返。埃夫里特等指出尽管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具有推动消费者选择的共同目的，但是存在法的分工：反垄断法主要保障消费者的“选择自由”，而保障和提升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则需要依靠消费者法。(44)事实上，未成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治理实践已经启示互联网世界中的成瘾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数字平台成瘾比数字游戏成瘾更加复杂，也更加需要多种法规范各展其长、通力合作。反垄断法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保障其福利，但无法解决其选择能力不足、数字素养薄弱等问题，需要消费者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等规范予以支撑，也无法规制不具备市场力量的中小经营者对成瘾性技术的不当使用，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行业自律规范等予以兜底。

    (二)具体规制进路的展开：以反垄断法的规制为重点

    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在社交、短视频等平台高度垄断的“数字瘾性经济”(45)中，反垄断法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以价格和产出为核心的分析范式和规制策略制约了其功能发挥空间，应考虑进一步将成瘾性作为一个独立分析变量纳进反垄断法规范框架，并对滥用控制、并购控制和卡特尔控制这三大实体制度进行相应的优化，从而实现对平台垄断问题的全景式评价和规制。

    1.拓展反垄断福利经济学：从“个人信息”到“个人注意力”

    消费者福利标准的选择关乎整个反垄断分析架构的运行。前文已指出价格中心主义的消费者福利观念逐渐得到矫正，非价格形式的质量因素开始被接纳，特别是围绕“个人信息”这一质量维度的反垄断理论调适成果蔚为大观。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平台经济中的交易是一种“易货交易”，即消费者不支付货币但支付个人信息。(46)在位平台单独或联合实施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或者降低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行为会造成消费者质量方面的福利损失，这与价格垄断造成的损失没有本质区别，都具备反垄断法干预的必要性。在肯定以上分析的同时仍应指出数字平台获得个人信息只是手段和工具，最终的目标是获得用户注意力，从而在数字广告等市场“变现”；除了个人信息，注意力同样是一种消费者可以支付的“新通货”，且是平台更愿意获得的对价。如约翰·纽曼所言，尽管过去十年学者和执法者都开始重视数据和隐私，但大多数的数据需求都是衍生需求或派生需求，注意力需求才是应当首要关注的问题。(47)注意力并不是用之不竭的，反而具有显著的稀缺性特征；一天当中个体能够支配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眼球经济时代平台竞相争夺的就是这种宝贵资源。消费者出现数字成瘾症状实际即是注意力被过度支配和消耗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抑郁、焦虑和类似的痛苦构成用户在注意力市场上所承受的实际价格”。(48)在位平台通过成瘾性技术获取超市场水平的注意力并让消费者承担注意力被过度支配产生的成本，这与传统卡特尔或托拉斯收取超竞争水平价格无异，都侵犯了消费者福利，故将注意力和成瘾问题纳入反垄断法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正义性。

    2.滥用行为控制：规制注意力剥削性滥用

    大型平台单独实施滥用成瘾性技术的行为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2022年6月修订的反垄断法专门增设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第22条第2款)从事滥用行为，提供了直接的规范依据。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要求对滥用行为的市场规制必须遵守谦抑性理念，传统抑或新型滥用皆须满足具有一定市场力量、存在违法行为以及造成竞争损害等要件方能触发反垄断干预。(49)

    在市场力量的认定方面，传统主要集矢市场份额的静态认定体系与数字经济的动态性凿枘不合，以电子商务法为代表的法律作出调适，正确引入用户数量等认定因素(第22条)，遗憾的是这些变化未被反垄断法的修订吸纳。在一个争夺用户注意力的市场上，用户数量、用户在线时长、用户黏度、用户转移成本、数字广告收入等因素更能真实准确反映平台的市场力量。不过，新反垄断法第23条第6项是蕴含解释空间的兜底条款，其规定应考虑“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未来应当通过法解释作业对“其他因素”进行拓展，将平台经营者拥有的用户数量、用户对平台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依赖程度、用户转向其他经营者的成本等因素纳入其中。同时应注意这里的“依赖程度”不限于财务学意义上的交易依赖，还包括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依赖；这里的“转向成本”不限于用户转移社交关系、个人数据、信用等产生的经济成本，还包括抑制成瘾、克服戒断症状等心理学意义上的转移成本。

    在违法行为及相关损害的认定方面，滥用成瘾性技术可能构成剥削性滥用行为。传统的反垄断分析眷注垄断企业针对竞争对手、造成一线损害的排他性滥用，但大型平台经常实施直接针对消费者、造成二线损害的行为，这导致备受冷落的剥削性滥用逐渐得到学理和实践的关注。(50)备受关注的“大数据杀熟”就是一类针对“价格”的剥削性滥用，可纳入反垄断法差别待遇行为的分析框架；脸书案中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定脸书强制或变相强制索取用户数据的行为构成剥削性商业行为，此类针对“数据”的剥削性滥用也受到反垄断法的关注。(51)而满足极致欲望或瞄准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推送、投放极端内容流、进行界面操纵等成瘾性技术的滥用可能构成对“注意力”的剥削，这与价格剥削、数据剥削一样都会榨取消费者剩余(对青少年等弱势消费者的剥削效应更显著)。消费者被成瘾性技术奴役而无法自拔，失去选择更健康的低瘾性产品或服务的机会，需要承担超竞争水平的注意力成本，因此将其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射程具有正当性。

    滥用成瘾性技术还可能构成排他性滥用行为或充当其他排他性滥用的辅助行为。例如，某社交网络平台利用针对心理漏洞的个性化推送获取用户关注，该市场上不使用更有效致瘾的推送技术的剩余竞争者将失去用户流量，甚至被排除市场，这非常类似于传统市场上利用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剩余竞争者如果不加入补贴大战则可能失去用户关注而落败。又如，二选一、屏蔽封禁等排他行为的分析中，一个抗辩事由是这些排他策略在具有用户多宿主性的多边市场不易成功，尤其是“用户注意力具有很高的流失率”，(52)替代性平台很容易分流用户注意力。但一旦支配平台滥用成瘾性技术，就会将消费者注意力牢牢锁定，进而完全可能消除多宿主性、封锁下游或相邻市场。再如，芝加哥学派单一垄断利润理论认为搭售行为很难造成竞争损害，因为平台很难在被搭售品市场取得第二个垄断利润(即使能取得也只是偶然事件)。(53)但成瘾性商业模式下对搭售品产生强依赖的消费者将对价格和质量变化不敏感，这使得平台能以成瘾消费群体为杠杆传导支点，在被搭售品市场收取多个垄断利润。

    3.企业并购控制：审查扼杀和混合型并购

    平台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无序并购的大规模兴起，扼杀型和混合型并购是两种典型。1998年以来，脸书、谷歌、苹果、亚马逊已发起超500次的并购；腾讯和阿里巴巴通过近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购分别构筑了10万亿元市值的生态圈。(54)扼杀式并购是指一类以整合、复制或消灭具有潜在竞争威胁的初创企业为目的(所谓“掐尖”)的并购。值得肯认的是，其危害已被识别并进入正式规范体系：当参与集中的一方经营者为初创、新兴平台时，平台反垄断指南第19条授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突破申报门槛依法进行主动调查。但该规定较为笼统，未能解决如何甄别具有竞争损害效应的扼杀并购的难题，毕竟大多数面向中小企业的并购不存在竞争损害而无监管必要。不过从成瘾性的理论角度观察，能获得有益的洞察：当参与扼杀并购一方是有一定市场力量的成瘾性平台，另一方是下述类别初创平台时，执法者应予以格外关注。一是可能挑战甚至颠覆成瘾平台主营业务模式的初创平台。主营业务是在位平台建立瘾性模式的根基(如社交业务对于脸书)，如果初创平台对其产生威胁，在位平台有巨大激励采取“收购+猎杀”的策略，短期内将其关闭。据统计，脸书在并购后的2年内便关闭近一半的收购企业业务，其中不乏提供类似社交业务的TBH、The Find、Branch等平台。)(55)二是拥有一定规模的用户流或者数据流的初创平台。在位平台会采取“收购+融入”的策略，通过并购将初创平台整合进入自己的生态圈，从而将“人流”转化为高黏度的“客流”，获得的数据用来驯化和优化成瘾性算法。例如，脸书以10亿美元收购一直处在亏损状态的Instagram，看重的就是后者拥有的用户流量和相关数据。三是掌握更有效的成瘾性技术的初创平台，在位平台会采取“收购+复制”的策略，模仿其抓取注意力的技术。社交应用Snapchat设计的“阅后即焚”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成瘾性技术，脸书一方面积极寻求收购Snapchat；另一方面也在复制该技术，推出克隆版的Threads、Stories等功能。

    成瘾性平台的无序并购不一定针对初创企业，还会常常针对不相关或弱相关市场上的成熟乃至大型企业，进行“强强联合”，此时反垄断法中的混合并购控制这一制度装置能发挥功用，1950年美国通过的塞勒一凯弗尔法案就已架设了针对混合并购的规制通路，(56)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2009年可口可乐与汇源收购案中就已触及混合并购问题。但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主流反垄断法学只关注横向和纵向并购，一般认为混合并购对竞争的损害较小，并不会引起市场集中度水平改变、寡头协调、形成进入壁垒、排斥竞争者等问题。(57)杠杆理论、代理理论、深口袋理论、资源理论等(58)似乎都无法提供整全性解释。实际上从成瘾性的视角观察，数字平台除进行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同时还在一个用户注意力市场上进行竞争，表面看似无序的并购主要锚定能够增强平台自身如下几项俘获注意力能力的企业——用户流量扩张能力(如脸书收购月活跃用户达4.5亿的Whatsapp)、数据资源聚合能力(如微软收购职业社交巨头LinkedIn)、监视能力(如亚马逊收购智能家居制造商Ring、谷歌收购穿戴设备公司Fitbit)、计算能力(如字节跳动收购深极智能公司、阿里巴巴收购万网云服务商)以及操纵技术能力(如对虚拟现实技术公司的并购)。由此，成瘾性平台可以实现数据的跨市场流动和聚合、提高自己的监视能力和隐私数据虹吸能力、增强自己的成瘾性技术能力等目标，进而对跨界市场进行杠杆传导和包络，对更大规模用户群进行瘾性操纵，最终在注意力市场上建立一个强大且坚固的瘾性垄断循环生态。

    完成需要被监管的无序并购的识别作业后，接踵而至的难题是审查标准的选择。一般而言，监管者只有认定特定并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才会禁止并购或采取救济措施。动态竞争性平台领域的并购交易对执法者带来巨大挑战，在虎牙和斗鱼合并案中执法者耗时187日、消耗巨大执法资源后作出禁止合并的决定。可以预见，无序性的扼杀和混合型并购的审查更步履维艰。为缓解证明和调查的困难，可以借鉴美国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引入的违法推定模式，即将满足一定用户规模或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平台界定为涵盖平台，而涵盖平台直接或间接实施的并购被推定为违法并由其承担推翻此推定的举证责任。具体就我国而言，可规定具有超大用户规模的平台(如在中国的上一年度活跃用户超过5亿(59))实施的针对上文列举的初创企业或能提高该平台数据、算法、监视、操纵等能力的企业的并购行为构成违法。这是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如果相关平台能够证明其行为有超过竞争损害的正向效益，则可能获得豁免。需要注意的是，在被认定违法的普通并购中，经营者可以提出并购能实现规模经济、增加产出的效率抗辩；但在瘾性经济中增加成瘾性产品的产出、出售更多的数字广告等不仅不会增进消费者福利，反而因收取更多注意力成本而让消费者更疲劳、更易成瘾。类似的，我们也很难接受参与集中的烟草企业提出能够提高香烟产量的抗辩。申言之，瘾性经济不仅宣告“价格”标准失灵，还挑战了“产出”标准。对此，参与违法集中的成瘾性经营者寻求豁免时不仅须按照反垄断法第34条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而且还要额外证明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该集中产生的利益(如提供更健康的低瘾性技术或模式、通过降低产品成瘾性来提升质量)。这也反映第34条只关注生产效率而忽视消费者具体福利的设定需要予以修正。

    4.垄断协议控制：监管用户成瘾联合行为

    反垄断法明令禁止价格纬度的横向卡特尔，(60)但零价经济中更关键的竞争往往发生在非价格纬度，卡特尔完全可能演变成质量、信息保护、创新、操纵致瘾方面的合谋。对于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型垄断协议，本身违法原则或者不可反驳的违法推定都易造成假阳性错误，更妥当的方式仍是进行综合考虑竞争损害和积极影响的合理分析。以下几类用户成瘾卡特尔需要予以关注：

    第一，成瘾性技术联合使用行为。竞争性条件下企业减少成瘾性技术的使用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损失，如脸书放弃推送极端化新闻造成其每天损失5千万个小时的用户时长，(61)因此实践中约定不放弃使用或联合使用成瘾性技术的合谋完全有可能发生。假设不同技术平台就部署某种成瘾性技术进行协调，如统一采取向用户优先展示煽动性内容的设置、统一设置更具成瘾性的算法模型、统一内嵌更具操纵性的算法代码等，那么试图在用户数字健康、反跟踪反成瘾方面进行竞争、采取更健康技术的平台(如Brave浏览器)的竞争成本将被提高，消费者则需要承担更高的注意力成本。

    第二，不同平台达成的隐私分享协议。个人数据是维持成瘾技术的养料，隐私分享协议能让不同平台彼此更容易掌握用户的心理脆弱性进而快速培养成瘾性，而且心理学研究揭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成瘾者需要更多的网络内容或使用时长才能得到满足(即耐受症状)，(62)因而不同平台之间分享用户隐私的行为可以诱导、催动用户从单一平台沉迷者恶化为多平台重度依赖者(即出现瘾性范围经济效应)，多重刺激的叠加将恶化成瘾问题。脸书、苹果、谷歌、微软等技术平台曾联合组建“数据传输项目”，但该项目对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小平台)保持封闭性，很多学者指责其构成一个数据卡特尔，但从成瘾风险的角度理解其还可能构成一个生物垄断联盟。

    第三，延迟低成瘾性新产品或新技术进入市场的限制创新协议。有不少在位企业联合将更健康安全的新产品或新技术排除市场的案件，(63)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4项也专门禁止这类协议。成瘾性垄断平台从边缘资本主义中聚敛厚利，放弃在位的成瘾性技术可能导致利润滑铁卢，因此其有巨大激励延迟或限制可能导致在位技术迭代的新技术。Web2.0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信息互联网，对用户的忽视导致算法歧视、算法成瘾、算法操纵等问题此消彼长；而Web3.0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互联网，更强调用户的自主权与安全价值。(64)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关注用户数据安全、心理安全的低害低瘾技术进入市场。因此，在Web2.0向Web3.0演进的时点，反垄断执法者要格外关注在位垄断平台达成的限制低瘾性技术或产品创新的共谋。

    一些数字平台正在运用成瘾性技术对数以亿计的用户进行操纵，构筑内嵌瘾性特征的数字全景敞视监狱，不仅将理性消费者的市场投票机制摧毁，还对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损害。遗憾的是，法律系统的因应不足。尽管具有较强实践品格的竞争法学理论也在不断更新，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动态创新、消费者选择等新维度开始被纳入正式分析框架，但对消费者注意力和成瘾问题的理论关照不足。时下，一些超级平台推出重视与用户深度交互、极具沉浸感但可能更易成瘾的“元宇宙”生态业务，各种交互技术、虚拟技术、数字孪生等技术被大规模运用，可能存在导致“用户过度沉迷”的“安全性失范”问题。(65)这警示元宇宙时代监管者和研究者应当格外关注数字平台成瘾性问题，时刻警惕数字经济的异化。本文在一定程度能够抛砖引玉，但仍留有大量理论空白，必须投入更多的智慧。

    注释：

    ①参见寿步：《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②参见陈兵：《互联网市场固化趋态的竞争法响应》，载《江汉论坛》2020年第3期。
    ③参见付新华：《论超级平台数据垄断的法律规制》，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2期；谭九生、范晓韵：《“算法权力”的异议与证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④See John M.Yun,Does Antitrust Have Digital Blind Spots? 72 S.C.L.Rev.305(2020).
    ⑤See Joshua D.Wright,et al.,Requiem for A Paradox:The Dubious Rise and Inevitable Fall of Hipster Antitrust,51 ARIZ.ST.L.J.293,294-296(2019).
    ⑥See Mason Marks,Biosupremacy:Big Data,Antitrust,and Monopolistic Power over Human Behavior,55 UC Davis L.Rev.513(2021).
    ⑦参见周文、何雨晴：《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审视》，载《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7期；马长山：《数智治理的法治悖论》，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
    ⑧Luke Morgan,Addiction and Expression,47 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197,265(2020).

    ⑨See Michael Ehert & Georg Thomas Schneider,Bentham’s Panopticon and Real Effects of Voluntary Disclosure,https://ssrn.com/abstract=2528945,20 April 2022.

    ⑩See Shoshana Zuboff,Big Other: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30 J.INF TECHNOL 75,75-89(2015).

    (11)See John M.Newman,Antitrust in Attention Markets:Definition,Power,Harm,https://ssrn.com/abstract=3745839,5 June 2022.

    (12)See David T.Courtwright,The Age of Addiction: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11.

    (13)参见《中国移动互联网2021年度大报告》，载经济参考网，http://www.jjckb.cn/2022-02/23/c_1310485450.htm，2022年6月20日访问。

    (14)See Ryan Calo,Digital Market Manipulation,82 Geo.Wash.L.Rev.995,1004(2014).

    (15)See Trevor Haynes,Dopamine,Smartphones & You:A Battle for You’re your Time,http://sitn.hms.harvard.edu/flash/2018/dopamine-smartphones-battle-time/,10 June 2022.

    (16)参见[美]亚当·奥尔特：《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

    (17)林洹民：《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多维治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4期。

    (18)参见[美]卡尔·伯格斯特龙、[美]杰文·韦斯特：《拆穿数据胡扯》，胡小锐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19)参见[美]尼尔·埃亚尔、[美]瑞安·胡佛：《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钟莉婷、杨晓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20)See Laca Bertuzzi,DSA:French Presidency Pitches Compromise on Dark Patterns,Minors,Compensation,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igital/news/dsa-french-presidency-pitches-compromise-on-dark-patterns-minors-compensation/,25 May 2022.

    (21)See David S.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p.28.

    (22)参见袁波：《电子商务领域“二选一”行为竞争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载《法学》2020年第8期。

    (23)参见[美]亚当·乔伊森：《网络行为心理学——虚拟世界与真实生活》，任衍具、魏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0页。

    (24)See Lina Khan,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126 Yale L.J.710,744-745(2017).

    (25)See Geoffrey A.Manne & R.Ben Sperry,The Problems and Perils of Bootstrapping Privacy and Data into an Antitrust Framework,https://ssrn.com/abstract=2617685,5 July 2022.

    (26)See Gergely Darnai,et al.,Internet Addiction an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Task-Related fMRI Study,9 Scientific Reports 1(2019).

    (27)See Peng Sha & Xiaoyu Dong,Research on Adolescents Regarding the Indirect Effect of Depression,Anxiety,and Stress between TikTok Use Disorder and Memory Loss,18 INT.J.ENV.RES.PUB.HE.8820(2021).

    (28)Angela Watercutter,Doomscrolling Is Slowly Eroding Your Mental Health,https://www.wired.com/story/stop-doomscrolling/,14 October 2022.

    (29)参见敬娇娇、高闯、牛更枫：《互联网使用对共情的影响》，载《心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4期。

    (30)参见魏华等：《媒体暴力对大学生攻击性的长时效应和短时效应》，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年第5期。

    (31)See Amanda L.Giordanot,et al.,Withdrawal Symptoms Among American Collegiate Internet Gamers,42 J.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63,66-72(2020).

    (32)See Gregory Day,Antitrust,Attention,and the Mental Health Crisis,https://ssrn.com/abstract=3816978,14 October 2022.

    (33)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4)参见李婧、陈龙：《算法传播中的文化区隔与分层》，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35)新浪科技：《美国科技巨头或成新一代“烟草公司”：监管进程可能耗时数十年》，载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642471052_61e61e8c020015q3h.html?sudaref=www.baidu.com&display=0&retcode=0，2022年10月14日访问。

    (36)See the Social Media Addict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Act,https://www.hawley.senate.gov/sites/default/files/2019-07/Social-Media-Addiction-Reduction-Technology-Act.pdf,14 October 2022.

    (37)Tim Mak,Senator Pushes Bill to Curb ‘Exploitative and Addictive’ Social Media Practices,https://www.npr.org/2019/08/14/750585438/senator-pushes-bill-to-curb-exploitative-and-addictive-social-media-practices,14 October 2022.

    (38)[美]理查得·克鲁格：《烟草的命运：美国烟草业百年争斗史》，徐再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7-868页。

    (39)参见丁晓东：《法律如何调整不平等关系？——论倾斜保护型法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框架》，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

    (40)参见姚志斗：《“二手烟”诉讼第一案》，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14220127_100085205，2022年7月15日访问。

    (41)See Ryan Calo,Digital Market Manipulation,82 Geo.Wash.L.Rev.995,1035(2014).

    (42)参见郑佳宁：《知情同意原则在信息采集中的适用与规则构建》，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

    (43)See Kerry Flynn,Facebook’s Traffic Is Down 50 Million Hours Per Day as Zuckerberg Demands Fewer “Viral Videos”,https://mashable.com/2018/01/31/facebookearnings-2017-50-million-hours-per-day-traffic/,14 October 2022.

    (44)See Neil W.Averitt & Robert H.Lande,Consumer Sovereignty:A Unified Theory of Antitrus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65 Antitrust L.J.713,718(1997).

    (45)参见高德步：《数字瘾性经济的危害与治理》，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1期。

    (46)See John M.Newman,Antitrust in Attention Markets:Definition,Power,Harm,https://ssrn.com/abstract=3745839,14 October 2022.

    (47)See John M.Newman,Antitrust in Attention Markets:Definition,Power,Harm,https://ssrn.com/abstract=3745839,14 October 2022.

    (48)Gregory Day,Antitrust,Attention,and the Mental Health Crisis,https://ssrn.com/abstract=3816978,14 October 2022.

    (49)参见丁晓东：《论数据垄断：大数据视野下反垄断的法理思考》，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3期。

    (50)参见孟雁北：《反垄断法规制平台剥削性滥用的争议与抉择》，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

    (51)参见丁晓东：《论数据垄断：大数据视野下反垄断的法理思考》，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3期。

    (52)See David S.Evans,Attention Rivalry Among Online Platforms,9 J.Comp.L.& Econ.313(2013).

    (53)Keith K.Wollenberg,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ie-In Sales:Re-Examining the Leverage Theory,39 Stan.L.Rev.737,745-747(1987).

    (54)参见陶娟：《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载《新财富》2020年第11期。

    (55)参见王伟：《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1期。

    (56)See Mason Marks,Biosupremacy:Big Data,Antitrust,and Monopolistic Power over Human Behavior,55 UC Davis L.Rev.513,586-587(2021).

    (57)参见[美]盖尔霍恩、[美]科瓦契奇、[美]卡尔金斯：《反垄断法与经济学》，任勇、邓志松、尹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

    (58)See Marc Bourreau & Alexandre de Streel,Digital Conglomerates and EU Competition Policy,p.5,https://ssrn.com/abstract=3350512,14 October 2022.

    (59)该指标源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

    (60)参见王玉辉：《论垄断协议的行为认定》，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61)See Kerry Flynn,Facebook’s Traffic Is Down 50 Million Hours Per Day as Zuckerberg Demands Fewer “Viral Videos”,https://mashable.com/2018/01/31/facebookearnings-2017-50-million-hours-per-day-traffic/,5 July 2022.
    (62)参见郑希付、沈家宏等：《网络成瘾的心理学研究：认知和情绪加工》，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63)较为典型的案件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8年审理的联合导线管案，该案中阻止更安全的PVC导管进入市场的限制创新共谋被认定违法。
    (64)参见姚前：《Web3.0：渐行渐近的新一代互联网》，载《中国金融》2022年第6期。
    (65)张钦昱：《元宇宙的规则之治》，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2期。

    本文转自《东方法学》2022年第6期。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24-31

    第五卷

    第二十四章 从宗教活动和宗教本身认识各国所建立的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第一节 概论宗教

    在一团漆黑之中，我们能辨别出什么地方最亮；在数个深渊面前，我们能探明哪个深渊最浅。同样，在众多的虚伪的宗教当中，我们能找到那些最符合社会利益的宗教信仰，那些虽然不能把人们引入另一个极乐世界，但却可以使人们今生幸福的宗教信仰。

    无论我谈论的宗教其根源是来自于上苍，还是来自于大地，我只是要研究一下世界上的各类宗教给我们的世俗生活带来的好处。

    在撰写本书时，我的身份不是神学家，而是政论作者。只有用人间的思维方式去体察本书列举的一些东西，才能看到它们的确是真实的，而并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与最崇高的真理之间的关系。

    关于真正的宗教，只要讲一点公道的人就可以看出，我绝没有让宗教的利益服从政治利益的企图，而是希望这两者的利益能结合起来。为了使这两者的利益能够结合，首先要弄清它们各自的利益。

    基督教让人们相互敬爱。毫无疑问，这个宗教希望每个民族都享有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律。因为，除基督教之外，这些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规就是人们能够“给予”和“收受”的最大的幸福了。

    第二节 培尔的谬论

    培尔先生企图证明，做一个无神论者要比做一个崇拜偶像的教徒好得多。他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邪恶的宗教所产生的危险比没有宗教造成的危险要多得多。他说：我宁可让人们说我不存在，也不愿意让人们说我是一个恶毒的人。这句话仅是依据“相信某个人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论点作出的诡辩而已，因为他不知道相信“上帝的存在”是非常有用的。正是因为有了“没有神灵存在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的“我行我素”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具备“神灵存在”的观念，那么就会产生反叛的观念。如果因为宗教总是不能很好地约束人们的行为就认为宗教没有约束力，那么是否认为民事法规也不具备约束力呢?在大部头的著作中列举大量的由宗教产生的弊端来攻击宗教，而对宗教带来的好处却只字不提，这种做法是很恶劣的。假如我把民事法规、君主制、共和政体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东西一定会令人们惊骇不已。臣民们信奉宗教也许无多大用处，而帝王们信奉宗教却用处极大。宗教是惟一能约束不惧怕法律的人的头衔，它能把像口吐白沫，四处狂奔的烈马一样的帝王牢牢地勒住。

    一个既喜爱又害怕宗教的帝王，就像一只狮子，对抚摩它的手或安抚它的话语十分顺从；一个既害怕又憎恨宗教的帝王就像一只野兽，狂咬那束缚它扑向过路人的铁链；一个完全不理会宗教的帝王，就像一只十分可怕的怪兽，只有在把猎物撕碎吞吃时才能感到它的自由。

    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信教和信教产生恶习两者哪一个好处多，而是要弄明白信奉宗教有时会产生恶习与人们完全不信宗教哪一个产生的坏处最少。为了减轻无神论的恐惧心理压力，人们过多地指责崇拜偶像的宗教信仰。古人建立祭坛供奉某个邪恶之神并不是说古人喜爱邪恶。恰恰相反，这说明古人憎恨邪恶。拉栖弟梦人曾为恐惧之神设立祭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尚武好战的民族是祈求该神在战斗中将他们的英勇气概夺走。人们祈求某些神灵，是为了不要煽动罪恶；而人们祈求另外一些神灵是为了能避开罪恶。

    第三节 温和政体适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适宜于伊斯兰教

    基督教与纯粹的专制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福音书推崇仁慈，所以基督教反对君王借专制主义的威风裁决是非，横行暴虐。

    基督教禁止一夫多妻制。所以信奉基督教国家的君王们很少深居后宫，很少与其臣民隔绝。他们较有人性，愿意按法律章程办事，并能认识到他们自己并非是无所不能的。然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君王不是不断地杀人，就是不断地被杀死。而在基督教的国家里，宗教使得君王不那么怯弱，因而他们也就不那么残忍。君主信任其臣民，臣民信赖其君主。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看起来，基督教不仅能使人们追求来生的欢乐，而且也能使人们获得今世的幸福。

    尽管埃塞俄比亚这个帝国其国土辽阔，气候恶劣，基督教还是阻止了该国确立专制主义，并将欧洲的法律和习俗带到了中部非洲。

    埃塞俄比亚的皇太子享有一个公国，他给别的臣民作出了仁爱和顺从的榜样。就在该国的近邻，人们看到伊斯兰教怎样把塞纳尔国王的子女囚禁起来。国王死后，枢密院为了继任王位的人的利益就把他们全都处死了。

    一方面希腊和罗马的国王们不断进行的屠杀映人我们的眼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蹂躏了亚洲的铁木尔和成吉思汗这样的民族领袖又是如何毁掉别的民族和城市的。因此，我们体会到基督教确实给了我们好处。在行政管辖方面我们有政治法，在战争方面我们有国际法，而这些又是人的本性所不能了解得十分透彻的。

    假如我们的眼睛不瞎，我们就能看到正是这个国际法使得胜利的一方把属于战败的一方的十分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如生命、自由、法律、财产，还有宗教。

    我们不能说，今天欧洲的各个民族比专制的和军事化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各民族和军队更加分裂，或是比当时的各个军队之间更加分裂。那时候，一方面军队之间相互攻击，另一方面又抢掠城镇，瓜分战利品，没收土地。

    第四节 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的特性看其结果

    根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的特性，人们无须再做多的考察就应该知道皈依哪一个宗教，抛弃哪一个宗教。因为对我们来说，能使人类的德行更加柔和的宗教比那些仅仅是真正的宗教所起的作用是更加显而易见的。

    假如宗教是由征服者授予的，对人类本性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靠摧毁精神建立起来的伊斯兰教，谈论的仅仅是战争，并且依然在用战争的精神影响着人们。

    萨柏贡是一位游牧民族的国王。他的故事真是妙不可言。他梦见了迪柏人崇拜的神灵。神灵命令他把埃及的祭司全部处死。他认为神灵之所以作出违背他们通常意愿的决定，是不喜欢他继续在位执政。于是他就隐退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第五节 天主教适宜于君主制，耶稣新教适宜于共和制

    当宗教在某个国家产生和形成时，它通常要听凭这个国家的政体的决策。因为只有在国家政体的庇护下它才能得以建立。在那些信奉宗教的人或让人信奉宗教的人的心里，只有他们出生地国家的伦理观念，而没有别的国家的伦理观念。

    两个世纪前基督教不幸分裂为天主教和耶稣新教，北方的各个民族皈依了新教，而南方的各民族继续信奉天主教。

    这是因为北方的各民族具有向往独立的思想，而南方的各民族则没有这样的思想，因此，没有“明显的意识”的宗教就比有“权威意识”的宗教更适合于要求独立的环境气氛。

    即便是在建立了新教的国家里，宗教改革也是按照国家的政治计划来进行。因为路德的支持者是地位显赫的君主，所以路德不可能让他们享受一种没有任何具有外在优越感的教会权威。而支持加尔文的都是共和国的平民百姓和君主制国家里的不引人注目的有产者，因此，加尔文无须为他们设立优越特权和高官显位。

    这两种教派都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加尔文宗的教徒认为他们的教义最符合耶稣基督之说，而路德宗却认为该宗的信仰最符合耶稣基督使徒之行。

    第六节 培尔的另一个谬论

    培尔先生在攻击了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后，又侮辱了基督教。他竟敢提出这样一个谬论，即真正的基督徒是无法组成一个让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的。为什么无法组成呢?基督徒是最清楚自己责任的公民，他们会用最大的热忱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也能感受到上苍赋予的自卫的权利。他们越是相信受恩于宗教，就越是认为受恩于祖国。

    基督教的原则被牢牢地铭刻在他们的心里。这远比那些君主国的虚假的荣誉，共和制国家的人伦道德和专制国家的上帝惩罚的恐惧等更为有力。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这位伟大人物竟会被认为他没有领会他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的精神，以及这位大人物居然不能把建立基督教的命令和基督教本身区分开来，把《福音书》里的“训诫”和“劝说”区分开来。当立法者没有立法，而只是进行规劝时，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把他的劝说变成法律条文，那将违背法律的精神。

    第七节 宗教中的“至善尽美”的法律

    人类制定法律是为了同精神对话，因此应该是训诫而不是劝说；而宗教是为了同心灵对话，应多一些劝说而少一些训诫。

    例如，宗教设定了规矩，其目的不是为了好，而是为了最好；不是为了善，而是为了至善。所以恰当地说，这些规矩是劝说而不是法律。因为“至善尽美”的境界同全人类和世间万物无关。再则，如果这些劝导之说变成了法律，那就一定要制定无数别的法律来保证这一法律得到遵守。基督教劝人们独身，假如给某些人们制定这么一条独身的法律，那么就必须每天要制定新的法律迫使这些人遵守这条关于独身的法律。本来喜爱“至善尽美”的人通过劝说方式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立法者却非要人们用训诫的方法去实现，他这样做不仅使自己疲惫不堪，而且也使社会疲惫不堪。

    第八节 宗教法规同道德法规的一致性

    在一个不幸而信奉了一种并非是由上帝赐给的宗教的国家里，其宗教必须与道德保持一致。因为不管这种宗教是真是假，它都是人们为获得人类廉政诚实的最好的保证。

    勃固这一地区的居民信奉的宗教的主要教义是：不杀生、不偷窃、不淫亵、不搅扰四邻，要为邻人做好事。他们相信，不论信什么宗教，只要做到这些，人类就能得救。因此这里的人们尽管既高傲又穷困，但对遭遇不幸的人却十分慈悲怜悯。

    第九节 古犹太教埃森派教徒

    古犹太埃森派教徒曾经发誓：要公正地对待他人，不要伤害他人，甚至忍让他人，要仇视不公正：要对所有的人守信义，指挥他人要谦和，要永远支持真理，要躲避所有的非法利益。

    第十节 斯多克古哲学流派

    可以把古代不同的哲学流派看做是各种宗教。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流派的宗旨像斯多克流派的宗旨那样对人类有益，那么适宜于培养造就善良之辈，假如我有片刻安闲的时间可以不再去考虑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将泽农这一流派的毁灭记入到人类的不幸事件中去。

    这一流派只是夸大了事件中伟大的一面，过分地轻视欢乐和痛苦。

    这一流派自己知道怎样培养公民，它曾经造就了伟大的人物，造就了伟大的帝王。

    我们暂时撇开启示的真理不讲，走遍万千世界，我们找不到比历代安托南皇帝更伟大的人物，至于朱利安，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帝王，但在他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配做主宰人类的君王了《对他的肯定并不能说明我是他背教的同谋)。

    斯多克学派把财富、人间的荣华显贵、痛苦、悲哀和欢乐，都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然而他们却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而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们自信他们自身具有某种精神，而他们似乎又把这种精神看做是一位令人喜爱的保护神，看护着人类。

    他们为社会而生。他们全都坚信，为社会效力是命运之神的安排。他们的劳动报酬就在他们自己心里，因而并不认为为社会工作是一种负担。他们为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感到愉快。好像只有他人的幸福才能增加他们自己的幸福。

    第十一节 静修

    人类要生存，要吃饭，要穿衣，要承办所有的社会活动。因此，宗教不应给予人类过于沉思的生活[1]。

    习惯使得伊斯兰教徒变得沉思善辩。他们每天要做五次功课，每次都必须做同一种祈祷动作。通过这种祈祷动作他们把属于尘世的东西扔在身后。这些养成了他们沉思善辩的习惯。此外，死板的伊斯兰教教义更使得他们对世间万物漠然视之。

    另外，假如有别的一些因素促使他们感受到了超脱世俗的好处，像政府的苛刻严酷和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条款等，如果这些东西使他们产生了不稳定的观念，那么一切也就无可挽回。

    从前，盖伯尔人的宗教使得波斯帝国强盛。这一宗教挽回了专制主义的不良影响。然而今天，伊斯兰教却毁掉了波斯帝国。

    第十二节 赎罪苦行

    苦行思想应该同劳动的观念结合，而不应该同游手好闲的观念结合；应该同至善的观念结合，而不应该同离奇的观念结合；应该同俭朴的观念结合，而不应该同贪婪的观念结合，这才是对的。

    第十三节 无法补赎的罪行

    在西塞罗所引证的那些高级神职人员的论著中[2]，通过一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时期，有一些罪行是不可饶恕的[3]。正是因为如此，佐基姆才创造了那样一些专门用来恶毒讽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动机的故事。朱利安在其所著《诸恺撒传》一书中也对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

    崇拜偶像的宗教只是禁止几种大的罪行。仅仅只能束缚人们的手脚，但却不能禁锢人们的心思。因此，肯定会产生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假如有一种宗教能禁锢所有的情欲，它不但对行为而且对欲望和思想一样小心处置；它不用铁链束缚我们，而是用千万条丝线把我们网住；它把人间正义扔到一旁而重又标新立异；它的任务就是把人们不断地从忏悔引入至爱，再由至爱引回忏悔；它在法官和罪人之间安置了一个调停人，而在遵守教规的人和调停人之间安置了一个伟大的法官；也许有了这样一种宗教就不会再有无可饶恕的罪行了。然而尽管这种宗教把恐惧和希望同时给了人们，但也还是让人们充分体会到，虽然没有了在性质上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了，可是整个都是罪恶的生命却是无可饶恕的。用新的罪行和新的赎罪无休止地烦扰天主的仁慈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正在为没有偿清欠天主的旧债而备感忧虑，所以，十分害怕再欠新账，怕罪恶多得令人无法容忍，到了仁慈的圣父也无法宽恕的地步。

    第十四节 宗教的力量如何适应民法的力量

    宗教和法律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因此其中一方若是偏离了这一宗旨，另一方就应更加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也就是说宗教的约束力越少，法律的约束力就应更多。

    由于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几乎没有什么教义，也不讲天堂或地狱。为了弥补宗教的不足，因此日本的法律十分严酷，执法也十分严格。如果宗教具有人类行为必然性的教义，那么法律制定的刑罚就应更严厉，治安管理也就应更加警觉，以便使人类能接受这些教义的支配。否则，人类将是无可救药的。如果宗教的教义是宣讲自由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心灵的懒惰使伊斯兰教产生了宿命论的教义。而这种宿命论的教义又滋生了心灵的懒惰。人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应该休息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应去唤醒沉眠于宗教幻想中的人们。

    当宗教认定民法所允许的事情有罪时，而民法这一方面又许可宗教所作的这一判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情况表明了宗教和民法在思想观念上缺乏和谐和一致。

    成吉思汗统治下的鞑靼人认为，把佩刀扔进火堆里，用手撑着马鞭而站立，用缰绳抽打战马，用一块骨头打断另一块骨头等都是犯罪行为，而且罪可当诛；而对背信弃义，抢劫他人财物，不公正地对待他人，伤害他人等，鞑靼人并不认为是犯罪[4]。一句话，如果法律使人们把无足轻重的东西认做是必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法律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它会使人们把很必要的东西也都认做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中国台湾的居民认为有一种地狱。这个地狱是用来惩罚以下这些人的，即：在某些季节没有赤身露体的人；穿了粗布衣服而没有穿丝绸衣服的人；捕捞牡蛎的人；事先没有根据鸟的呜叫而求签问卜就擅自行动的人。同样，台湾人也不把酗酒和生活放荡看做是罪孽，他们甚至认为子女们荒淫放荡会取悦于他们的上帝。

    假如宗教为了一件偶然的事情就赦免了遵守教规的人的罪孽，那么宗教会白白失掉蕴藏在人类中的最伟大的动力。在印度，人们相信恒河水有使人死后成圣的作用。葬身在恒河岸旁被看做可以免去来世的苦难，还可以在极乐世界里居住。所以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将装有死者骨灰的骨灰罐扔进恒河里。这些死者生前其生活是否有德有道则无关紧要，只要死后能被扔进恒河就有可能成圣。

    有奖赏好人的天堂的观念就必然会有惩罚恶人的地狱的观念。如果只有升天堂的希望而没有下地狱的恐惧，法律也就没有什么力量了。那些相信来生可以获得回报的人将会无视立法者的存在。因为他们太蔑视死亡了，假如一个人相信官府处以他最重的刑罚就是他幸福生活的开始的话，那么法律还会有什么办法来约束他呢?

    第十五节 法律如何纠正虚伪的宗教

    由于对古代事物的尊重，由于纯朴和迷信，人们有时搞一些有伤贞操的祭礼或仪式。世界上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亚里士多德就记载说，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允许父亲代表其妻女前往参加祭礼[5]。这样的法律太好了，它反对了宗教的无理，保护了纯朴的风俗。奥古斯都禁止青年男女参加任何晚课仪式[6]。如他们有年长的家长陪同则不在此禁止之列，尽管奥古斯都恢复了牧神节的庆典活动日[7]，但他还是禁止年轻人裸体奔跑。

    第十六节 论宗教法规如何纠正政治体制的弊害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当法律不产生作用时，宗教却能够支撑国家政权。

    因此，当国家因战乱而动荡不安时，宗教却在使国家的某个地区安宁太平这一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希腊的埃利亚人作为阿波罗神的祭司，享受着长治久安的太平生活。日本的美阿果城因是圣城，所以不受战争骚扰。宗教维持着这一原则，它好像是地球上惟一的帝国，没有也不想拥有任何来自国外的资源，而在其帝国内部有着战争无法摧毁的贸易。

    在一些国家，战争并不是大家商议好后再进行，法律也无法结束或预防战争。而宗教制定了休战和媾和的时间，使人们能从事某些国家必须赖以生存的工作，如播种或类似的劳动生产活动。

    每年有四个月时间在阿拉伯各部落之间是不能打仗的[8]。任何最微小的冲突都被认做是对宗教的亵渎和蔑视。当法国的领主进行战争或媾和时，宗教就规定每年的某些季节必须休战。

    第十七节 续前

    当一个国家里发生了许多怨愤的事情时，宗教应提供许多可供调解这些问题的方法。阿拉伯人是一个土匪般的民族，经常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和非正义的事情。因此，穆罕默德曾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假如有人宽恕了弑兄之罪，受害人可以对伤害他兄弟的恶人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9]；但是假使受害人在获得赔偿后又伤害了这个恶人，那么在审判时他将受到酷刑之惩罚[10]。

    日耳曼人承袭亲属的仇恨和敌意，但这些仇恨和敌意并非世代流传。给予受害人家属一定数量的牲畜，就可以补赎杀人罪，受害人的全家会感到满意。塔西佗说，这样的办法真是太有用了。因为仇视他人对一个自由的民族是十分危险的[11]。我认为享有极高信誉的牧师和神甫们一定参与了这些调停工作。

    由于马来人没有这样的调解方法，犯有杀人罪一定会被死者的亲朋好友杀死。因此马来人的杀人犯为了宣泄自己的狂怒，见到谁就伤害谁[12]。

    第十八节 宗教法规如何具有民法效应

    早期的希腊人只是一些散居各处的小部落，既无政府管理，又无法律约束。他们在海上是江洋大盗，在陆地上胡作非为，赫库利斯和蒂塞乌斯的野蛮行径就说明这个新生民族当时的状况。宗教除了让人们感受到凶杀的恐惧外，它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宗教是这样做的：一个被暴力杀害的人首先对凶手产生愤怒，激发凶手内心世界的不安和恐惧，并要求凶手将死者生前经常光顾的地方让给死者；未经搜身检查人们不能接触凶手，也不能与之交谈；应当让凶手抵罪并将之逐出城外[13]。

    第十九节 宗教对人类社会有利或有害与其教义的真伪无关，而取决于对教义的利用是否适当

    最真实、最神圣的教义，如若不能同社会的原则相结合，也会导致极为恶劣的后果。相反，最虚伪的教义，只要能同社会相结合，就能产生非常美好的结局。

    儒教否认灵魂不死的学说。泽农的哲学流派也不相信灵魂不死。谁能相信就是这样两个学派，他们从那些不正确的原理中获得了虽说不正确，但却对社会十分有益的结论。道家和佛家都信奉灵魂不死。然而，就是从这样一条神圣的教义中，他们却得出了十分可怕的结论[14]。

    几乎在各个时代，在世界各地，被错误理解的灵魂不死之说曾使许多妇女、奴隶、国民、朋友为能在另一个世界里效力于自己所崇拜、喜爱的人物而自杀身亡。古时的西印度人及丹麦人就有这样的习俗。今天，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的居民以及地球上其他一些地方的居民依然保留这种习俗。

    这些习俗很少直接来源于灵魂不死的教义，而是直接渊源于躯体复活的教义。从这一教义可得出以下结论：一个人死后，还继续持有如同生前一样的需要，一样的感情，一样的情欲。根据这一观点，灵魂不死的教义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为“逝者”仅仅只是改变了一下住所这样的观念，比起全部更新的观念，更适合于人类对逝者的心情，更宜于让人们接受。

    宗教只产生教义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对教义加以引导。基督教在对其教义的引导这一方面，就做得相当不错。它使人们憧憬一种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境界是人们所信仰的，而并非人们所能感觉和认识到的。所有这一切，甚至躯体复活的学说，都在把人们引向宗教的思想观念。

    第二十节 续前

    古波斯人的圣书中说到：假如你想成圣，就一定要教育好你的子女，因为他们将来的所有善行都将是你的功劳。这些圣书劝人们早日成婚。因为审判日来临之际，子女就是延续你生命的桥梁，而没有子女的人就无法通过这座桥梁。这些教义是虚假的，然而却是十分有用的。

    第二十一节 轮回转世学说

    灵魂不死学说有如下三个分支流派，即：纯粹不死之说；简单变更住所之说；轮回转世之说。也就是说基督徒之学说、斯基泰人之学说和印度人之学说。前两种学说我已阐述过了，现在淡一下第三种学说。在印度，由于这一学说在有些地方被引导得好，有些地方则引导得不好，其产生的效果，也就时好时坏。这一学说使印度人对杀生有惧怕之感，所以印度的凶杀案件很少发生。尽管没有死刑，人们却能安居乐业。然而另一方面，丈夫死后，妻子要自焚殉夫。只有那些无辜的人才受暴死的折磨。

    第二十二节 论宗教被琐碎事物激发产生厌恶感的危险性

    在印度，因宗教偏见而产生的某种荣誉感导致了种族之间的彼此厌恶。这种荣誉只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而家庭之间的区别并不形成民事上的差别。有这样一种印度人，他们认为同国王一起用餐是一件失体面的事情。

    此类差别与对他人的反感结合在一起，同因等级不同而产生的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而我们的这种感觉往往是含有对下级的关爱。

    除了对邪恶的鄙夷，宗教应避免煽动其他的轻视，尤其是应避免使人类远离对人类本身的爱和怜悯。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各自拥有无数的信教群众。印度教徒憎恨穆斯林，因为他们食用牛肉；而穆斯林又讨厌印度教徒，因为他们食用猪肉。

    第二十三节 宗教节日

    当宗教决定要停止工作时，它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人类的需要，然后才是它所敬重的偶像的尊贵。

    当时的雅典，节日过多成了一大弊病。希腊各城市均把他们的纠纷提交给作为统治者的雅典人，因而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办公。

    君士坦丁规定了星期天不工作。而这一法律也仅是对城市而言[15]，并非为了乡村的农民，他十分清楚，城市的工作是有用的，而农村的劳动是必需的。

    根据同样的理由，在以经营贸易维持生计的国家里，节日的数量应该与其贸易有关。耶稣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因其地理位置不同[16]，前者比后者需要更多的劳动。可见废除某些宗教节日有可能较适宜于信奉耶稣新教的国家，而不适宜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唐皮埃尔发现气候不同，各民族的娱乐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气候炎热，出产大量的精美水果，那里的未开化民族极易获得必需的食品。因此，他们可以有大量的时间用来消遣娱乐。寒冷地区的印第安人就没有许多娱乐时间，他们要不停地捕鱼、狩猎。因此印第安人的舞蹈，音乐和盛宴就比较少见，这些国家的宗教的节日制度必须对此有所考虑。

    第二十四节 宗教的地方性戒规

    在不同的宗教中有许多地方性戒律，孟德苏马十分固执地认为西班牙的宗教对西班牙人的国家是有好处的，而墨西哥的宗教对墨西哥人的国家也是有好处的。他的话并非谬论，因为事实上，立法者不可能不考虑大自然在他们立法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

    转世轮回的观念是为印度的气候而创建的。在印度，赤日炎炎灼烧着大地。人们只能饲养很少的牲畜。农业生产经常濒临耕畜短缺之危险。牛的繁殖很差，而且易患多种疾病。宗教能用其戒律对牲畜加以保护，这对国家行政管理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烈日灼烧着草场时，由于有水源可用，稻谷和蔬菜却得以幸运地生长起来。因此，宗教戒律只允许人们食用此类食物。这对那些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人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大牲畜肉粗味淡，但其所产的奶和奶油却成为人们生活资料中的一部分。所以印度的宗教戒律禁止宰牛和食用牛肉，是不无道理的。

    雅典人口众多，土地却很贫瘠。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条宗教格言：用小祭品供奉神祗的人，比那些宰杀耕牛作祭品的人更受人尊敬。

    第二十五节 宗教从一国转输到他国的不便利性

    从标题可得知，把宗教从一国转输到另一国，经常会碰到许多不利的东西。[17]

    德·布兰维尔先生说：“阿拉伯地区的猪应该说很少。那里几乎没有树木，几乎没有适合于饲养猪的饲料。此外，水和食品的含盐度使这里的人极易患皮肤病。”当地禁止食用猪肉的这一地方性法规，显然对别的地区和国家是很不适宜的。因为在那些地方，猪肉是很普遍的食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必不可缺的食品。为此，我谈一点我的看法。桑克托利乌斯指出：食用猪肉极少出汗，而且还妨碍其他食品的出汗功效。他发现食用猪肉后人们的出汗率减少三分之一。我们知道出汗不畅会引发并加重皮肤病。所以气候易使皮肤病发病率高的地区，如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和利比亚等地，应当禁食猪肉。

    第二十六节 续前

    夏尔旦先生说，除了流经其边境的库尔河以外，波斯帝国几乎没有一条能够航运的河流。格伯尔人严禁在河流上航行的古法，对其国家不会产生任何不利的因素。但是假如在别的一个国家实施这样的法律，那么这个国家的商业贸易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

    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不断沐浴是非常有用的，伊斯兰教教规和印度教教规就要求人们经常沐浴。在印度，站在流水中祈祷是十分令人称赞的行为。可是在别的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人们该怎样做呢?

    当一种宗教是建立在气候条件的基础上，并且这个气候条件与另一个国家的气候条件大相径庭时，那么这种宗教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得以建立。即使把它输送进去，也会被驱赶出来。从人的观点来说，仿佛是气候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划定了分界线。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既有特殊教义，又有普遍信仰的宗教几乎是适宜的。实施这一信仰的戒规，不能太细。例如，总的来说要苦修，但无需规定行哪一种苦修。基督教是充满理性的宗教。节制欲望是天主的权力，可是具体到节制哪一种特殊的欲望是政府的权力。它们是可以交换的。

    ——————————————————————————–

    [1] 这也正是佛教和老子学说的弊端。

    [2] 见《法律》第2卷。

    [3] 渎圣罪是不可赦免的。可以赦免的罪司祭要公开赎罪。

    [4] 见卡尔宾·杜朗·让写的游记。他于1246年受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派遣前往鞑靼。

    [5] 见《政治学》第7卷第17章。

    [6] 见《奥古斯都》第31章。

    [7] 见《奥古斯都》第31章。

    [8] 见普利多《穆罕默德传》第64页。

    [9] 即放弃按照报复刑法的法律行事。

    [10] 见《可兰经》第1卷“论牡牛”。

    [11] 见《日耳曼人的风俗》。

    [12] 见《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游记》。

    [13] 见柏拉图《法律》第9卷。

    [14] 一位中国哲学家是以这样的论据反对佛教教义的。佛教称：我们的身体是永不死亡的灵魂的住所。然而假使我们父辈的身体只是一个住所的话，我们当然会像鄙视一堆泥土一样鄙视他们的身体。这难道不是要从我们的心灵里夺去应该热爱自己的父母的美好品德吗?这同样也会使人们忽略对自己身体的爱惜，拒绝对身体应给予的关照。因此这种说教就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徒自杀身亡。

    [15] 毫无疑问，这一法律是为那些崇拜偶像的人们制定的。

    [16] 天主教国家都靠近南方，而新教国家都靠近北方。

    [17] 这里所讲的宗教并不指基督教。因为在本书第20章第1节里，我已经谈过基督教是人类最好的福音了。

    第二十五章 法律与各国宗教的建立和各国对外政策的关系

    第一节 对宗教的感情

    虔诚的教徒和无神论者总是要谈论宗教。一个说他是如何热爱宗教；另一个谈论他如何惧怕宗教。

    第二节 信奉各种宗教的动机

    世界上人们信奉各种宗教的动机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宗教能否与人类的思维和感觉方式相一致。

    我们十分崇拜偶像，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地被崇拜偶像的宗教所左右。我们根本不赞同“精神观念”，然而我们却十分看重那些令我们十分崇敬的“精神存在”的宗教。我们十分明智地选择了一种宗教，它把神从被其他宗教羞辱的境地中解救出来。我们为此感到满足并由此多少产生了一些幸福感。我们把崇拜偶像视为未开化民族的宗教，而把以“精神存在”为宗旨的宗教视为文明民族的宗教。

    至高无上的“精神存在”的观念产生了宗教教义。当我们还能够用这种观念把赞同这一宗教信仰的一些敏感的观念联合起来时，就使我们对这一宗教产生了极大的喜爱之情。因为对于这些敏感的事物来说，我们上述所论的动机总是依附于我们的二些自然倾向，而天主教徒的这种宗教信仰观念就更甚于耶稣新教教徒的宗教信仰观念。因此，与新教教徒相比，天主教徒就更加义无反顾地热爱自己的宗教。更加热忱地宣扬自己的宗教。

    当埃菲索斯的人们听说宗教评论会的神父们已经决定，可以称呼圣女为上帝的母亲时，大家都欣喜若狂。他们亲吻主教们的手，拥抱主教们的膝。到处都是欢呼喝彩声。如果一种理智的宗教又给了我们一种观念，那就是信奉这种宗教是上帝的选择，并且信奉它的人与不信奉它的人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更会使我们迷恋这种宗教。如果一边没有崇拜偶像舶民族使得他们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复仇者，另一边也没有基督徒使他们相信他们是上帝最喜欢的人，那么伊斯兰教徒就不会成为优秀的穆斯林。

    修行多的宗教比修行少的宗教更会使人热心不已[1]。人们十分珍视经常从事的一些事情。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对自己的信仰的偏执顽固和未开化民族改变其宗教信仰的随意性就是最好的例证[2]。这些未开化民族仅仅只是忙于狩猎和打仗，几乎没有人遵守宗教教规。

    人类极其具有希望感和恐惧感。没有地狱和天堂的宗教就不会取悦于人类。外国宗教极易于在日本得以建立[3]，并受到人们虔诚的崇拜和热爱就证明了这一点。

    宗教应有纯洁的伦理道德才能让人喜爱。尽管人类里是有一些无德之徒，但总体上大多数人是诚实可信的，他们热爱伦理道德。如果我不是在阐述一个十分重大的题目，我敢说在戏剧舞台上这是看得极为清楚的。人们确信，道德所赞同的情感一定会使人们高兴，而道德所谴责的情感一定会激起人们的反感。

    如果宗教的外在表现十分宏伟豪华，这就会使我们感到很得意并使我们更热爱这一宗教。僧侣和寺庙的富有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民的贫困变成了人们热心这一宗教活动的动机，而这一宗教也就成了造成人们贫困的借口。

    第三节 寺庙

    几乎所有的开化民族都居住在房屋里，因此，他们自然就产生了给上帝修建住所的想法。在这个上帝的住所里，人们可以崇爱上帝，并在恐惧和希望之中寻求上帝。

    人们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显圣的神灵，大家可以共叙自己的懦弱和苦难。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个希望更能使人类得到宽慰。

    但是，只有耕种土地的民族，才能产生这样自然的想法，而没有房屋居住的民族是不会修建寺庙的。

    正是出自于这样的原因，成吉思汗十分轻蔑伊斯兰教的清真寺[4]。这位君王在讯问了伊斯兰教徒后，赞同该教的所有教义，然而惟独不赞同必须去麦加朝觐的教义。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能在任何地方崇爱上帝。鞑靼人无房屋住；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为什么要修建寺庙。

    不修建寺庙的民族很少依恋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就是为什么鞑靼人总是对别的宗教如此宽容[5]，为什么占领了罗马帝国的未开化民族毫不犹豫马上皈依了基督教，为什么美洲的未开化民族并不看重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当我们的传教士在巴拉圭给他们修建了教堂后他们立刻对我们的宗教信仰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

    神是不幸的人的庇护人。没有任何人比罪人更为不幸，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寺庙就是这些罪人的避难所。希腊人的这种想法就更为自然。在希腊，犯有杀人罪的人要被赶出城市逐出人群。除了寺庙他们无安身之处；除了神灵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

    刚开始，只是一些犯有过失杀人罪的人来到寺庙避难。而当罪大恶极的人也来到寺庙避难时，人们陷入了一个大的矛盾：如果这些罪人冒犯了人类，那么他们肯定触怒了神灵。

    希腊的这类避难所不断增多。塔西佗说：寺院里塞满了无偿付能力的债务人和凶恶的奴隶。官吏们无法执政，人们像维护祭祀神灵的礼仪一样来维护人类的犯罪，元老院不得不削减了大量的寺院。

    莫伊兹的法律非常贤明。过失杀人的人是无罪的，但是他们必须从死者家属的视野中消失。因此莫伊兹为这些过失杀人的人修建了一个避难所。罪大恶极的人是不能避难的，因此，他们没有避难所。犹太人没有避难的想法，的确他们本应拥有一座庙宇。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有罪之人一定会骚扰神圣的宗教仪式。如果像希腊人们做的一样，把过失杀人的人逐出国外，犹太教徒又怕他们信奉外国人的神灵。所有这些考虑使得他们修建了一些避难城。罪人呆在里面直至教皇去世。

    第四节 宗教的使者

    保尔菲利说，早期的人类仅向神灵献祭绿叶菜类。对于这样如此简单的祭礼活动任何人均可在家中当祭司。

    力图使神灵高兴的自然愿望使得祭祀活动日趋繁杂，这就使得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不能自己承办全部祭礼，完成所有细节。

    人们把一些特殊的场所供献给神灵。于是就产生了要有神甫、牧师来照看这些场所的需求，就像每个公民需要照看自己的房屋和家务一样。根本没有教士的民族一般来说是未开化民族。像以前的柏达利安人和今天的沃尔古斯基人[6]，他们就是这样的民族。

    献身于神灵事业的人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尤其是某些民族他们持有一种观念，认为献身神灵的人要身体纯洁，以便能走近神灵们喜欢的场所，并能主持一些特殊的仪式。祈祷神灵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所以，大部分人都把僧侣认做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埃及人、犹太人和波斯人把某些家族奉献给神灵，让他们世世代代侍奉神灵。甚至有些宗教要求人们不仅不能脱离教会事务，而且不要受家庭因素的困扰。这就是基督教法规主要部分的教规。

    在此，我不想再谈论独身法规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僧侣的人数越多这条法规就越变得没用，而且在俗教徒的人数也会明显不足。

    按照人类智能的本质，就宗教而言，我们喜爱费力气的东西；而对道德来说，我们看好具有严肃性的东西。一个看上去不适应于独身，而且独身会给它带来许多麻烦的民族，却十分喜欢独身。由于气候原因，欧洲南部的国家，很难遵守独身的戒规，但却保持了这条戒律。而在北部的国家，人们的情欲不很旺盛。独身的戒律却被废除了。还有，人口稀少的国家，人们接受了独身的戒律，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人们反而抛弃了独身的戒律。以上这些思考仅是从独身人数太多这一问题出发，与独身生活本身无关。

    第五节 应该对僧侣的财产加以限制的法律

    普通人的家庭可以灭亡，其家庭财产也不可能世代流传下去；而僧侣阶层则是一个永不灭亡的家庭，其财产永远属于他，不能流散。

    普通人的家庭能够扩大，其家庭财产也会随之增大；而僧侣阶层则是一个不应该扩大的家庭，其财产理应受到限制。

    我们保存了《利未记》中关于僧侣阶层财产的法律条文，但没有保存关于限制其财产的法律条文。的确我们始终不清楚究竟达到一个什么限度后，宗教团体才不得再攫取财物。

    人们认为，僧侣们这样无止境地攫取财富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此，凡是为这些无理行径进行辩解的人都被视为愚笨低能的人。

    民法要消除某些恶习，有时会碰到一些阻力，因为这些恶习总是同民法要尊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间接的方式比用直接攻击的方法更能体现出立法者的过人机智。法律不再限制僧侣们攫取财物，取而代之的是法律要力图使僧侣们厌恶自己的财物，也就是法律上允许他们攫取财物，而实际上则取消他们攫取财物的行动。

    在欧洲一些国家，出于对领主权力的尊重，设立了一种对他们十分有利的税法，就是对农奴们所侵占的领主们的不动产征收补偿费。在同一情况下，君主们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征收折旧费。在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因为没有这样的法规，僧侣们无所不侵占。而在西班牙的另一个城市阿拉贡，因为制定了一些折旧税法，僧侣们的贪婪就有所收敛。在法国，由于这两种税法均已建立，因此，僧侣们的占有就更少了。可以这样说，法国之所以繁荣，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最早实施了这两种税法的缘故。如有可能，应多一些这样的税法，而取消永久管业法。

    应该把僧侣们以前的那些必须的财产认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将这些财产同僧侣们一样固定下来，并赋予永久性。然而也应该让僧侣们放弃他们新攫取的财产。

    当规章制度成为一种恶习时，应允许人们不遵守这一规章制度；而当恶习成为规章制度的一部分时，应能容忍恶习。

    人们一定还记得，当罗马发生了同僧侣有关的纠纷时，有人递呈了一份备忘录，上面有这样一句名言：“无论《旧约》说了些什么，僧侣应该承受国家的负担。”从这句话使人们明白了，在税务官的语言和宗教的语言之间，此备忘录的作者更能很好地明白税务官的语言。

    第六节 修道院

    最无常识的人也可以看出，这些世代长存的宗教机构，不应该以获取“终身”利息为条件出售其地产，也不应以“终身”利息为代价而去进行借款。至少，人们不愿意修道院把没有亲属或不愿意有亲属的人的遗产全部继承过去。僧侣们本来就是在玩弄人民，这样一来，他们就是利用银行来反对人民。

    第七节 迷信导致的奢侈

    柏拉图说：“下面所说的三种人都是亵渎神灵的人。不承认神灵存在的人，或承认神灵存在但坚持神灵不应干涉人世间事物的人，以及认为通过祭祀活动很容易就能安抚神灵的人。这三种论点都是十分有害的。”柏拉图说出了“自然理智”一直想表白的对于宗教的看法。

    宗教信仰那富丽堂皇的外表与国家的宪法有密切的关系。在善良的共和国里人们不仅能抑制住由虚荣心而导致产生的奢侈，而且能抑制由迷信产生的奢侈。人们为宗教的活动制定了节俭的法规。如梭伦制定的几项法律，柏拉图为丧葬拟定的并被西塞罗所采纳的几条法律，以及努玛制定的关于祭祀的法律就是很好的例证[7]。

    西塞罗说：鸟雀和用一天时间完成的绘画，就是供奉给神灵的最好的供品。因为一个斯巴达人曾经讲过，假如我们把很普通的东西供奉给神灵，我们每天就有办法崇敬神灵了。

    人类应该认真地细心地参拜神灵。但这同参拜形式的华丽截然不同。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财宝都供奉给神灵，除非是我们希望让神灵看一下，我们尊重它让我们所干的事情，而我们对这些事情则十分轻蔑。

    柏拉图说得太妙了：“一个正直的人接受了一个小人的礼品会感到脸红。那么神灵如果接受了亵渎神灵的人的礼品，又会做何感想呢?”

    宗教不应以祭献供品为借口，把国家分给人民的必需生活品从人民手中夺去。正如柏拉图所说，纯洁、虔诚的人应该给神灵供奉与他们相似的东西，那就是纯洁和虔诚。

    宗教更不应该鼓励人们在丧葬上大手大脚。关于死亡，人们在死亡时无论其是贫是富，是没有差别的。如在死亡时将贫富差别消除掉，难道还有比这种做法更符合自然的事吗?

    第八节 教皇的职位和任期

    因为宗教拥有众多僧侣，很自然就应产生一个首长，即建立教皇之职位。在君主制国家里，国家的各个等级无须分得如此泾渭分明，并且所有的权力也不能落人同一个首领手中。因此，教皇之职同国家元首分开而设是很合适的。而在专制国家就无此必要，因为其国家的性质就是国家元首统揽一切大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是，君主会把宗教看做是他自己的法律，看做是他个人意志的作用。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宗教应有自己的经典之作，例如，确立宗教和建立宗教的圣书。波斯国王同时又是宗教首领，但是规范宗教的是《古兰经》；中国的皇帝同时也是教皇，但是大家每人手里都有经书，即使是皇帝自己的言行也要符合经书的教导。有一个皇帝企图废除这些经书，然而却徒劳无益。最终这些经书战胜了暴政。

    第九节 宗教的宽容性

    在这里，我们是政论家，而不是神学家。即便对神学家本身而言，容忍一种宗教和赞同一种宗教是有很大差别的。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自认为应该容忍好几种宗教并存时，那么法律也应该要求这几种宗教自己相互宽容。一种受压抑的宗教，一定会变成压抑他人的宗教，这是一条规律。因为一种宗教一旦偶然摆脱了压制，它马上就会攻击曾经压制过它的宗教——不是作为宗教来攻击，而是作为暴政来攻击。

    法律应当强制各种宗教不仅不能骚扰国家，也不能相互骚扰，这是非常有用的。就像一个公民，仅仅不给国家添乱并不能满足法律的要求，他必须保证做到不骚扰任何其他公民。

    第十节 续前

    除了排斥异教的宗教外，再没有别的宗教能以极大的热忱去其他地方设坛布教，因为宽容异教的宗教，从不考虑去传道布教。假如某一个国家对已建立的宗教很满意，那就不能允许其他宗教介入该国。这将是一条很有意义的民事法律。

    关于宗教的政治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当一个国家有权力接受或不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在该国设坛布教时，应当拒绝这种新的宗教介入该国。然而一旦这一新的宗教已在该国建立起来，那就应该容忍它的存在[8]。

    第十一节 变更宗教信仰

    一个企图在其国内摧毁或变更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君王，肯定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假如其国家政体是专制政体，那么这位君王一定会比其他任何别的暴政国家更容易遭受到激发革命的极大风险。在这样政体的国家里发生革命并非是新鲜事物。之所以发生革命，其原因是国家不可能很快就能把宗教、风俗、习惯等统统改变掉，也不可能像君主颁布法令建立新教那样快地将原有的宗教、风俗、习惯统统取消掉。

    还有，旧的宗教同国家的政体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新的宗教则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联系。旧的宗教与环境气氛相适应，而新的宗教则与环境气氛格格不入。新的宗教使国民厌恶本国法律，轻视已建立起来的政体。人们用对两种宗教的猜疑取代了原来只相信一种信仰的坚定信念。一句话，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国家会产生一些无道国民和不良信徒。

    第十二节 刑事法律

    对宗教来说，应避免使用刑罚。刑罚真的使人产生恐惧。但是宗教也具有令人恐惧的刑罚。于是一种恐惧就被另一种恐惧给抹掉了。处于两种不同恐惧之间的人的心灵也变得十分凶残了。

    宗教具有那样厉害的恫吓，也具有那样动听的承诺。当这两种东西进入我们的精神之中后，官吏们就能用各种方法迫使我们离开宗教。当他们不允许我们信教时，我们就仿佛被扒光了衣服；而当他们允许我们信教时，我们则又变得衣冠楚楚。

    由于越来越靠近那个对于人们来说是那样庄严肃穆的时刻，由于心目中只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因此脱离宗教是不可能的。最有效的攻击宗教的方法是，通过恩惠，通过生活上的便利，通过获得好运的梦想。不要用老是提醒人们自己曾有过过错的方法，而是用力图让人们忘掉自己的过错的方法；不要用激发人们激情的方法，而是要用使人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方法。当别的情欲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蠢蠢欲动时，宗教激发的情感反面陷于一片沉静。总的原则是，对于变更宗教信仰，诱导要比刑罚更有力。

    人类精神的性格也体现在人们先后使用的刑罚手段上。回想一下发生在日本的残害暴行吧!人们反抗酷刑更甚于长期的刑罚折磨。长期的刑罚折磨使人们的厌烦多于恐惧。正由于它看上去易于忍受而实际上最难以令人忍受。

    总而言之，历史已充分地让我们懂得了刑罚除了破坏是不会产生什么好作用的。

    第十三节 告诫西班牙、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

    一位十八岁的犹太姑娘，在里斯本宗教裁判所的最后一次火刑判决仪式上被处以火刑烧死。这件事的发生成了下面我要引用的这本小册子的撰写理由。我认为这本书是所有以往的著作中最无用的一本书，因为这样明了的事情都要加以论证，那么肯定不能说服别人。这本书的作者宣称，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很尊重基督教，他很爱基督教，并企图使不是基督徒的君主们无法用站不住脚的借口来迫害这一宗教。

    他对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说：“你们抱怨日本的皇帝将他们国内所有的基督徒均用火慢慢烧死。可是这位日本皇帝会这样回答你们：我们对待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你们，就如同你们自己对待与你们信仰不同的别人是一样的。你们不能仅仅抱怨你们的懦弱，你们的懦弱使你们无法消灭我们，却能使我们消灭你们。”

    “然而，应当承认你们要比这位日本皇帝残酷得多。你们将我们处死，是因为我们只相信你们所信仰的东西，而并不信仰你们所相信的一切。你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信奉的宗教是上帝从前的心爱之物。我们依然认为上帝还是爱着它，而你们却认为上帝已经不再爱它了。正是因为你们得出了如此的判断，于是你们就对那些犯有相信“上帝依然爱他从前所爱”这样一个可原谅的错误的人施以暴行。”[9]

    “假如说你们对我们是残酷的，那么你们对于我们的子女就更加残暴了。你们把他们烧死，仅仅是因为他们遵循了别人传授给他们的神灵的启示。而自然法和所有各民族的法律都教育这些孩子要像尊重神灵一样尊重这些传播神的启示的人。”

    “你们放弃了在伊斯兰教建立方式上你们曾经产生的优势。当伊斯兰教徒夸耀自己的信徒众多时，你们就对他们说这些信徒是用武力掠取来的，伊斯兰教徒是在用武力扩展自己的宗教。可是你们今天为什么也要用火刑来建立你们的宗教呢?”

    “你们希望我们皈依你们，而我们则对你们之所以荣耀的根源表示反对。你们回答说，你们的宗教是新的，但却是非凡的。．你们的证据是：你们的宗教是在异教徒的迫害下成长起来，是用殉教者的鲜血浇灌而成的。然而今天，你们扮演的正是戴可里先的角色，而让我们沦为当年的你们。”

    “我们不以你们和我们共同敬奉的万能的上帝的名义请求你们，而是以你们告诉我们的那个来到人世间成为你们学习榜样的基督的名义请求你们，我们求你们用他在世时的那种对待我们的方法来对待我们。你们希望我们成为基督徒，而你们自己却不愿意成为基督徒。”

    “即使你们不愿意成为基督徒，那至少你们也应该成为人。如果你们没有宗教为你们指路，没有宗教的启示为你们照明，而仅有大自然赋予的一丝微弱的正义感，那么就照你们所做的那样随意处置我们吧。”

    “如果上天那样爱你们并使你们看到了真理，那是上天给予你们的极大恩惠。但是可以继承父亲遗产的孩子就应该去憎恨那些无遗产可继承的孩子吗?”

    “如果你们获得这个真理，就请你们不要用向我们宣传真理的方式把真理掩藏起来。真理的特性是，它可以战胜人类的心灵和精神，而并非像你们认为的那样软弱无力，需要用酷刑使人类接受它。”

    “假如你们是有理性的，你们就不应该因我们不愿意欺骗你们而把我们处死。假如你们的基督真是上帝之子，我们希望他能因我们没有亵渎基督教的奥义而赐予我们奖赏。我们相信，你们与我们共同敬奉的上帝不会因我们为这一宗教遭受痛苦以致死亡而责罚我们，因为上帝以前曾把这一宗教也赐予过我们。我们相信，上帝还会把这一宗教继续赐给我们。”

    “你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纪里，大自然的阳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亮。哲学启迪了人们的心灵。你们基督教教义的伦理道德更为世人所知，人们相互彼此之间所享有的权利和各种信仰所支配的势力范围也均已更明确地建立。如果你们还不愿意抛弃你们固有的偏见，一不留神，它们将会成为你们的激情。这样的话，你们应该承认，你们是无可救药的，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启迪教育他人的人。一个国家把权力交给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很不幸的。”

    “你们愿意让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我们的想法吗?与其说你们把我们当做是你们宗教的敌人，而不如说是你们把我们看做是你们本身的仇敌。因为，如果你们真的爱你们的宗教，你们就不应该用野蛮无知的方式来破坏你们的宗教。”

    “我们必须正告你们的是：假如将来有人敢说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各民族是文明的，人们一定会以你们为例来引证当时的民族是蒙昧未开化的。人们对你们的认识看法将会使你们的时代受到羞辱，并会使人们憎恨你们所有同时代的人。”

    第十四节 日本厌恶基督教的原因

    我已经谈论过日本人精神上的残酷的性格。基督教要求人们要坚定，不要轻易放弃宗教信仰。而日本官吏则认为人们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是很危险的。他们认为人们坚定对宗教的信仰会增加人们的胆量，而日本法律对任何微小的不服从均给予严惩。因此，日本的法律规定人们必须放弃基督教，若不放弃就被视为违抗罪行。这种罪行就要受到惩罚，继续违抗将会遭到进一步的惩罚。

    日本人的刑罚被看做是对君主不敬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的殉教者所唱的《得胜歌》在日本被认做是对君主的犯罪，并且殉教者这一称号使官吏们惶恐不安。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这一称号与“造反”一词同义。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阻止人们获得这一称号。结果人心愤慨，人们看到在审判的法庭和受审的被告之间，在民事法律和宗教法规之间，爆发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

    第十五节 宗教的传播

    除了伊斯兰教徒，所有的东方民族都认为各种宗教其本身都一样，并无差异。他们害怕建立新的另外的宗教，就像害怕其政府更迭一样。日本人有很多教派，而国家长期以来仅有一名宗教领袖，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因宗教而发生纠纷。暹逻人也是这样的。卡穆克人更甚，他们把能容忍所有的宗教看做是一个良心问题。在卡里古特，“所有的宗教都是善良的”已成为国训。

    但是这也并不是意味着，从一个遥远的国度传来的和当地气候、法律、风俗习惯截然不同的宗教能获得其神圣尊严所允诺的成功。在那些强大的专制帝国里确实如此。在这些国家里人们首先能容忍外国人，因为那些不会伤害君主的事物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他们对一切都是极其无知的，一个欧洲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在那里很愉快地生活。开始之时一切都好，然而一旦获得某些成功，纠纷也就随之而起。原先能获得利益的人受到了警告。这种国家其性质决定了它需要安宁，小小的动乱就有可能使王朝倾覆。官吏们开始禁止这种新的宗教，并驱逐宣教的人。由于在宣教士之间也发生纠纷，当地的人们也开始厌恶这一宗教，因为宣传这一宗教的人他们自己谁也无法说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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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处我的观点同我在上章末节所谈到的观点并不矛盾。在这里我主要谈论的是热心宗教的动机，而在上章末节我所谈论的是如何使宗教更具有普遍性。

    [2] 这在全世界到处可见。

    [3] 基督教和印度教都有天堂与地狱之说，而日本的神道教则没有天堂与地狱之说。

    [4] 他进入布喀拉清真寺时，把《古兰经》扔到马蹄下，让他的战马踩踏这些经书。

    [5] 这种精神倾向也感染了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本身就源自鞑靼人，这很容易证明。

    [6] 西伯利亚的一个民族。

    [7] 见《十二铜表法》：“不要在焚尸的木材堆上撒酒。”

    [8] 此处我指的不是基督教，我在本书别的章节里已经说过：基督教是人类最好的福音。

    [9] 这也正是犹太人盲目昏聩的原因。他们不懂得基督教的教理是属于上帝的蓝图体系的，因此基督教的教理也就变成了上帝不可改变性的一部分。

    第二十六章 法律和它所裁定的事物秩序的关系

    第一节 本章的宗旨

    人类受各种各样的法律的支配，如自然法；神法——也就是宗教的法规；教会法——以前也称之为寺院法，是宗教的行政法规；有国际法，也可以把这一法律看做是世界民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就是一个公民；有一般政治法，表现的是人类创建所有社会的智慧；有关系每个特殊社会的特殊政治；有建立一个民族想要、能够，或应该对另一个民族使用暴力的征服法；有符合每一种社会的民事法律，通过这部法律，公民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他人的侵犯；最后还有家法。产生家法的原因是社会分解成了无数个家庭，而这些家庭需要进行特殊的管理。

    因此，人类社会有不同的法律范畴。人类理性的伟大就在于它能够清楚地弄明白法律所裁定的事物应该是同哪一个范畴的法律发生主要关系，而不能混淆了那些应该统治人类的原则。

    第二节 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

    应该由人的法律裁定的事物，就不能用神的法律来裁定，反之亦然。

    这两种类型的法律其渊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

    大家都承认，人的法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宗教的法律，这是一个重大原则。然而这一原则要服从其他一些原则，对此我们应加以研究。

    1．人的法律的性质受制于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并随着人类意志的变化而变化。恰恰相反，宗教法律的性质是永远不变的。人的法律裁决事物是为了“好”，而宗教法律的宗旨则是为了“最好”。“好”还可以有另外别的目的，因为有许多个“好”，但“最好”却只能有一个，因此是不能改变的。人们可以修改法律，因为法律只要被认为是好就行。然而宗教制度始终被认为是最好的。

    2．有一些国家，其法律的存在等于零，或者是其君主反复无常时的意愿而已。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宗教法律的性质同人的法律的性质一样，那么宗教法律也将等于零。然而，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些固定的东西，宗教就成了这类固定的东西。

    3．宗教的主要力量来自人们对它的信仰，而人的法律的力量则来自人们对它的恐惧。古老的东西适合于宗教。越是久远的东西我们常常越是相信，因为我们没有这些时代的知识可以进行反驳。而人的法律则恰恰是以其新鲜为优势，使立法者马上特别注意，让人们遵守它。

    第三节 民法与自然法的对立

    柏拉图说：“假如一个奴隶因自卫杀死了一个自由人，他将被按杀害父母罪论处。”这就是惩罚天赋的自卫权力的民法。

    亨利八世时的法律规定，判处一个人有罪时无须证人指证。这也违背了天赋的自卫权力。实际上，要给某人定罪，证人必须知道他所指证的人就是被告本人，而且被告本人也必须能反驳：“你说的人不是我。”

    亨利八世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这条法律规定，凡是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女子，在与这个人结婚前没有将这一情况上告国王将被判罪。这条法律违反了天赋的保卫贞操的权力。强迫一名少女作出这样的声明同样也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同强迫一个男子放弃保卫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样。

    亨利二世的法律规定，少女怀孕没有报告官府，其所生婴儿又死亡，法律将处死这名少女。这条法律也违反了天赋自卫权。实际上，只需要求女孩将怀孕一事告知她最近的一个亲属，将来由这名亲属监护照料婴儿也就足可以了。

    当天赋的贞操遭受折磨时，她还能再供认些什么呢?教养加深了她维护贞操的思想观念。此时此刻，除了一死，她还会有别的想法吗?

    人们曾经谈论的很多的是一条英国的法律。这条法律允许七岁的女童自行择夫。这条法律在以下两个方面引起人们的反感：一是这条法律根本没有尊重天赋的心理成熟期；二是这条法律也没有尊重天赋的生理成熟期。

    罗马时代，父亲可以强迫自己的女儿抛弃她的丈夫，尽管他自己曾经同意过女儿的婚事。但是假如离婚是婚姻的第三者作出的决定，那么这样的离婚是违背天理的。

    只有婚姻的双方都同意离婚，至少要有一方同意离婚，离婚才符合天理。而婚姻双方都不同意离婚，那么这样的离婚是十分残忍的。总之，离婚的权力只能授予那些对婚姻已十分厌烦，并认为结束这些厌烦能使自己获得利益的这一时机已经到来的人。

    第四节 续前

    勃艮第国王贡德宝制定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规定，小偷的妻子或儿子如不揭发这个小偷的罪行，将被沦为奴隶。这是一条违背天理的法律，妻子怎能指控其丈夫犯罪呢?儿子又怎能告其父犯罪呢?为了向一种有罪的行径复仇，法律居然规定了更为有罪的行径。

    列赛逊得的法律允许与他人通奸的女人的丈夫或子女对其提出指控，并可以拷问家奴。这是一条极不公正的法律，这条法律为了维护伦理道德，却要推翻产生伦理道德的天理。

    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我们十分荣幸地看到了一位年轻的英雄。当他发现了其继母的罪行时，他对他的发现感到十分恐惧，就像对其继母的罪行本身十分恐惧一样。虽然他在惊吓中被指控、被审判、被定罪、被驱逐，受尽了侮辱，但他却不敢对费德尔[1]的那令人可憎的家族有任何想法。尽管他放弃了他的所爱，那最令他感到温柔的东西，放弃了能与之心灵倾心交谈的东西和使他愤怒的东西。他把自己交给了神灵，让神灵来惩罚他自己。他是无罪的。这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它给了我们这份欢乐，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甜美的声音。

    第五节 因自然法原则变更而依据民法原则可进行审判的情况

    雅典的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陷于贫困之中的父亲的义务。但是以下几类人不在此限：妓女所生的子女；因父亲操持淫业而失去贞节的子女；父亲没有给传授任何谋生手艺的子女。

    法律认定：第一种情况，因父亲无法确定，那么子女的天赋义务也就无法确定；第二种情况，父亲使他给予的生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父亲对其子女做了他能做的最大的坏事，那就是剥夺了子女的个性；第三种情况，父亲使得子女生活贫困不堪，充满艰辛。法律认定父与子的关系仅为两个公民的关系，法律也仅能从政治和民事的角度来确认这两者的关系。法律认为一个良好的共和国首先应有良好的风俗道德。

    我认为梭伦的这一法律对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来说制定的很得体。也就是说第一种情况是大自然没有告诉子女其父是何许人也。第二种情况是大自然不允许子女去承认自己的父亲。然而对第三种情况我们却难以赞同。因为这里的父亲只不过是违背了民事法规。

    第六节 继承的顺序应取决于政治法和民法，而不应取决于自然法

    《沃克尼安法》不允许女性为继承人，即使仅有独生女也不例外。圣·奥古斯丁说，从来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法律条款了。马尔库夫的一条箴言认为，剥夺女子继承父业的权力的做法是对神的不敬。查士丁尼把这种只能男性继承而女性不能继承的法律称之为野蛮的法律。这些观点均来自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子女继承父业的权力被认为是自然法推论的结果，实际不然。

    自然法规定父亲应抚养子女，但没有强制把子女立为财产继承人。财产的分割以及与这一分割相关的法律和财产分割人死后财产的继承等等，只能由社会来处理，只能由政治和民事的法律来处理。

    政治和民事的命令常常要求子女们继承父业，这是真的，但却不总是如此。

    我们封地制的法律规定，只有长子或直系亲属中的男性才能继承一切，而女性则什么也不继承。这有它的道理。而伦巴底人的法律规定，只有死者的姐妹、私生子和其他亲属才能继承遗产。而当没有上述这些继承人时，其遗产由国库和死者的女儿分享，这也有它的道理。

    中国的某些朝代，皇位由皇帝的兄弟们继承，而不是由其子女继承。如果人们希望皇帝应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如果人们害怕继位的皇帝是一个未成年人，如果要防备太监们把许多小孩连续捧上皇位，那么制定这样的继承顺序是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一些著作家把这些皇帝的兄弟看做是皇位的篡位者，但是他们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来作出判断的。

    按照努米底亚的习惯，继承王位的将是瑞拉的兄弟德尔法斯，而不是儿子马西尼斯。直至今天居住在巴巴里亚的阿拉伯人仍然如此，每个村落都有一位首领，人们依然按照这一古老习俗挑选叔父或其他亲属作为首领的继任人。

    还有一些纯粹的选举制的君主国，只要由政治的和民事的法规作出的继承顺序明了化，这些法规将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由子女继承才合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选择他人继承。

    在实行多偶制的国家，君主有很多子女，有些国家君主的子女比另外一些国家君主的子女要多，君主子女多的国家，人民无力供养君主的子女，于是这些国家就规定君主的子女不得继承王位，而是由君主的姐姐或妹妹的孩子继承王位[2]。

    君主子女特别多时会给国家带来可怕的战争，而继承顺序将王冠戴在国王的姐姐或妹妹的孩子的头上，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战乱。国王姐妹的孩子的数目是不会超过只有一个妻子的国王的孩子的数目的。

    有些国家，出于国家的原因或宗教的训诫，需要某一个家族永久执政。例如印度就是这样，并由此产生了种姓上的嫉妒和没有后代的恐惧。人们认为要使君主永远具有王室血统，就应选择国王姐妹的孩子继承王位。

    总的格言是：养育子女，是自然法的义务；给子女继承权，则是政治法和民事法的责任。由此说来，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对私生子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是随着政治和民事法规的发展而变化的。

    第七节 自然法的事物不应按宗教的箴言来决定

    阿比西尼亚人的封斋期长达五十天，封斋期极其艰苦，以至于封斋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无法做事。土耳其人就不失时机地在封斋期过后进攻阿比西尼亚人，出于天赋的自卫权利，宗教应对此类的宗教活动加以限制。

    犹太人有严守安息日之规矩。而遵守安息日的规矩成了犹太民族的愚蠢行为，因为当敌人在安息日这一天向他们攻击时，他们竟然不进行自卫还击[3]。

    冈比西围攻佩鲁兹城时，把许多埃及人认为是神圣之物的动物放在第一线。守城部队见之竟然不敢放箭。谁不清楚天赋的自卫权利是高于所有的宗教箴言的呢?

    第八节 应按民法原则处理的问题就不应按寺院法的原则来处理

    根据罗马的民法，在神圣场所偷窃私人物品，仅按盗窃罪处罚。而按照寺院法，则应按渎圣罪论处。寺院法注意的是犯罪地点，而民法注重的是偷窃事实。然而如果仅仅注重犯罪地点，那就不仅没有考虑偷窃罪的定义和性质，而且也没有考虑渎圣罪的定义和性质。

    丈夫因妻子的不忠可以要求离异。在过去妻子也可以因丈夫的不忠而要求离异。这种习俗，违背了罗马法规，然而却被教会法庭所采用。教会法庭只看重寺院法的戒条。实际上，如果仅从纯粹精神的观念出发，从与来世相关的事物出发看待婚姻，夫妻双方对婚姻的违背都是一样的。然而所有各民族的政治和民事的法律都合理地将这二者区分开来。这些法律要求妇女有一定的节制并能禁欲，而对男性则无此要求。对于妇女来说违背贞洁，就等于抛弃了所有的美德。妇女违背了婚姻法规，就等于离开了她天然的依附状态。因为大自然用明确的标记标明了妇女的不忠。还有，妻子的奸生子女也必然会成为其丈夫的子女，并成为丈夫的负担。而丈夫的奸生子女则不会成为妻子的子女，也不会成为妻子的负担。

    第九节 应按民法原则处理的问题不能按宗教法规的原则来处理

    宗教产生的“至善尽美”的法律是以遵守这些法律的个人行为的完善为宗旨的，而并非以存在着被遵守的法律的社会状态的完善为目的。而民法则恰恰相反，它是以普遍的人类道德的完善为宗旨，而并非以某个个人道德的完善为目的。

    所以，无论由宗教产生的观念如何受人尊敬，都不能把它们看做是民法的原则。因为民法另有原则，那就是社会的普遍利益。罗马人制定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和国妇女的美德。这是一个政治制度。当君主制建立后，他们就在这个政治制度之上按照国民政体的原则制定了民事法律。基督教产生后，人们制定的新的法律很少同风俗的完美有关，而更多的是同婚姻的神圣性有关。人们不再从民事的角度考虑两性的结合，而是从精神的角度来考虑两性的结合。

    首先，按照罗马的法律，丈夫若把被判有通奸罪的妻子再带回家中，他将被视为其妻子淫荡罪的同谋而受到惩罚。查士丁尼在另外一种意图支配下，规定两年后，丈夫可以前往修道院把妻子领回。

    早期的妇女，如果丈夫出征打仗，杳无音信，她们就能轻易地再婚，因为此时的妇女掌握着离婚的权力。君士坦丁的法律规定妻子应等待丈夫四年。四年后她就可以把离婚状递交给军队首长。她的丈夫日后归来，不能指控她犯有通奸罪，但是查士丁尼规定，丈夫出征走后一段时间，妻子若没有军队首长的证词能证明其丈夫已经阵亡，她就不能再婚。查士丁尼的观点是想说明婚姻的不可分开性。但是我们说，他的观点太过分了。当有了一个消极的证据就足够时，他却提出要有一个积极的证据。他强人所难，非要证明一个身在远方，历经千劫万难的人的命运。当人们能很自然地推断丈夫死亡之时，他却认定妻子有罪，即犯有背叛夫君罪。因为他使得妇女无法结婚，所以他触犯了公众的利益。因为他把妇女置于无数危险之中，所以他也触犯了个人利益。

    查士丁尼的法律把夫妇同意进修道院列为离婚的原因之一，这完全背离了民法的原则。离婚的原因产生于婚前所未能预料到的一些障碍之中，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保持贞洁的愿望却是能够预见的，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条法律使得婚姻关系很不稳定。然而就婚姻关系的性质而言，在一些状况下婚姻应当是永恒的。这条法律触犯了离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允许解除一个婚姻仅仅是希望缔结另外一个婚姻。况且，就按宗教的观念，这条法律也只是把人作为非祭祀时的牺牲品供奉给了上帝。

    第十节 什么场合应按民法所允许的去做而不按宗教法规所禁止的去做

    当一种禁止多偶制的宗教传人一个实行多偶制的国家时，仅从政治上讲，我们很难相信这个国家的法律能允许一位有好几个妻子的男人信奉这种宗教，除非官府和丈夫能用某种方式恢复妻子们原来的身份地位，并给予赔偿。如果不这样做，这些妻子们的境遇将是十分凄惨的。她们虽然服从了法律，但却被剥夺了最大的社会利益。

    第十一节 人类法庭不应以来生法庭的箴言为规则

    基督教的僧侣们根据忏悔法庭的观念，组建了调查法庭。这种法庭完全对立于所有的仁政，因此，它招致了大家普遍的愤慨。若不是那些建立这些法庭的人可以从人们的对立中获得好处，这种法庭早就向这种对立让步了。

    对所有的政体来说，这种法庭都是难以忍受的。在君主政体下，它造就的只是告密者和卖国贼；在共和体制下，它只能培养不诚实的人；而在专制政体下，它同这个政体一样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第十二节 续前

    这种法庭的一个弊端是，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被指控犯有同样的罪行，那个拒不认罪的人被处以死刑，而那个认罪的人却免遭刑罚。这种做法来源于寺院的思想观念。在寺院里，否认自己有罪的人，被看做是死不悔改的人，应受到惩罚；而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则被认为是有所悔悟，应予以拯救。但是这种同样的区别与人类法庭是没有关系的。人的审判看的只是行为，它同人类只有一项约定，那就是无罪的约定。而神的审判看的是思想，它同人类有两项约定，即无罪的约定和悔悟的约定。

    第十三节 婚姻应何时遵循宗教法规，何时遵从民事法律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代，宗教介入婚姻的事经常发生。当人们认为某些东西不纯洁或违法而又必不可缺时，人们就一定会把宗教请来。在一种场合下是让宗教使它们合法化；在另一种场合下则是通过宗教来谴责它们。另一方面，婚姻又是人类一切行为中最令社会感兴趣的事情，原本应由民法加以规定。

    所有与婚姻的性质、形式、缔结良缘的方法及婚姻产生的后代繁衍等有关的东西，使各民族都明白了婚姻是上帝赐福于人类的物品。虽然婚姻与上帝不是总有关系，但婚姻却依赖于上苍的恩惠。所有这些都是宗教的管辖范围。

    就财产而言，男女结合产生的后果，男女相互间的利益，以及所有与这个新的家庭，与产生这个家庭的家以及要由这个家庭产生的家庭有关的事情都属于民法的管辖范围。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消除不合法的变化，不稳定的男女结合。为了使婚姻具有确定性，所以，宗教赋予了婚姻宗教的特性，民法也赋予了婚姻民事的特性。因此，为了使婚姻有效，除了宗教的条件外，民法也可以提出其他条件。

    民法之所以具有这种权力，是因为民法所提出的正是对婚姻需要进行补充的文字说明，而并非是与婚姻相互矛盾的文字说明。宗教的法规要求婚姻有一些仪式，而民法希望婚姻须征得父亲的同意。民法在婚姻的问题上比宗教法律多提了一点要求，但它没有提出任何与宗教法律相对立的要求。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应当由宗教的法律去决定是否解除婚姻关系。因为，如果宗教法律认为婚姻关系不可解除，而民法则规定婚姻关系可以中断，那么二者不就互相矛盾了吗?

    有时，民法制定的有关婚姻的条款并非绝对必要。比如民法规定的这样的条款，它并不撤销婚姻关系，仅是对缔结婚姻的人进行惩罚。

    罗马的《巴比恩法》宣布：凡此法禁止的婚姻为不正当婚姻，但仅仅是加以处罚。而根据马尔库斯·安托斯的讲话而制定的一条元老院法案则宣布这些婚姻全部无效。也就是说，婚姻、妻子、嫁妆、丈夫再也不存在了。民法应根据情况变化作出相应的决定，有时要注意修补缺陷，有时要防患未然。

    第十四节 近亲婚姻，什么时候依从自然法，什么时候依从民法

    关于禁止近亲婚姻，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应很好地确定关于这一问题自然法的终点和民法的起点。因此，要建立一些原则。

    儿子要同母亲结婚，就会搞乱事物的秩序。儿子应无限地尊重母亲，妻子应无限地尊重丈夫。如果儿子要同母亲结婚，那就要把他们之间天然的身份地位推翻了。

    再有，大自然赋予妇女的生育时间要早一些，而给予男子的要晚一些，这样，妇女结束生育期要早一些，而男子则要晚一些。如果母与子之间的婚姻可以成立，那么出现的问题就是，这种婚姻男子一方的生育力十分旺盛时，而妇女一方则已不能生育了。

    父与女的婚姻也同母与子的婚姻一样，也是违背自然法的。只不过是与自然抵触的少一些而已，因为父与女的婚姻没有上述两项障碍。鞑靼人就可以娶自己的女儿为妻，但不娶母亲为妻[4]。这些我们在旅行家们所著的游记中都已看到了。

    父亲监护子女的贞洁，这一直是极为自然的事。因为父亲负有关心子女的婚嫁的责任，父亲应力图使子女身体健康，心灵纯洁。对一切能激发子女良好愿望的东西和宜于使子女产生温情的东西均应保留。总想使子女保持良好风尚的父亲肯定对一切能使子女堕落的东西有一种自然的厌恶感。人们将会说，结婚并不是堕落。但是在结婚前，应该说爱，应该求爱，应该引诱，令人憎恶的就是这个引诱。

    应当在教育和受教育两者之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以避免各种堕落。即使是合法的原因，也是如此。这也是父亲为什么不允许要娶她的女儿的人在婚前陪伴他的女儿并与之亲密相处的原因。

    对兄妹姐弟之间的乱伦的厌恶也出于同一原因。只要父母亲希望子女保持高尚的习俗，家庭纯洁，以便使子女对一切可能导致他们发生男女两性结合的事情产生憎恶，这就足够了。

    出于同样的根源，堂兄弟姐妹之间通婚也在禁止之列。在人类初期，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圣洁的时代，一个根本不知何为奢侈的时代，所有的下一代均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并在这个家庭里娶嫁完婚[5]。一座小房子就可以居住一个大家庭。哥哥和弟弟的孩子，也就是说堂兄堂弟，被认做是兄弟，他们自己也把自己看做是兄弟[6]。因为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令人厌恶，那么堂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也同样令人厌恶[7]。

    这些理由如此强大，又如此合乎自然，以至于在整个世界，即便是在那些没有任何交通往来的地区，这些理由都在发挥着作用。罗马人并没有告知台湾人，四等亲以内通婚就是乱伦；罗马人也没有把这些告诉阿拉伯人，他们也没有把这些告诉马尔底维人。

    即便有些民族没有抛弃父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习俗，但是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就已经看到，有智慧的“存在物”也不总是遵循自己的规律的。谁能预料到呢?宗教的思想观念经常使人迷路。亚述人和波斯人娶自己的母亲为妻，那是因为亚述人这样做是想对西米拉斯表示宗教上的敬意；而波斯人这样做是因为琐罗亚斯得教教义偏爱这种婚姻[8]。埃及人娶自己的姐妹为妻，这也是埃及宗教狂热的原因。埃及宗教把这种婚姻供奉给爱西丝女神，以表示对她的崇拜。由于宗教的精神就是让我们尽力去做伟大而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虚伪的宗教把某一事物奉为神圣的，就认为这件事是合乎自然的。

    禁止父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通婚以使家庭保持合乎自然的贞洁这一原则使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样的婚姻应由自然法去禁止，什么样的婚姻应由民法来禁止。

    因为子女是居住在或被认为是居住在父亲家中的。所以女婿和岳母、公公与儿媳，或与自己妻子的女儿均居住在一处。他们之间的通婚是自然法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意象”的效果同实在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实在的原因与“意象”的原因相同。民法不能也不应该同意此类婚姻。

    正如我已阐述过的，有一些民族堂表兄弟被视为亲兄弟，因为他们平常总是同居一处。然而也有一些民族就没有堂表兄弟同居一处被视为亲兄弟的习俗。在前一类民族中，堂表兄弟姐妹通婚被认为不合自然法规，而后一类民族堂表兄弟姐妹通婚就不会被这样认为。

    然而自然法不能成为地方性法规。所以当这类婚姻被禁止或被允许时，均应视情况由民法作出是禁止还是允许的裁决。

    女婿和儿媳，没有必要也没有习惯居住在一个家庭里，为保持家庭的贞洁也就无须禁止这两者之间通婚。禁止或允许这两者通婚的不是自然法，而是民法。民法将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各国的惯例作出规定。这些就是法律以风俗和习惯为依据的实例。

    根据一个国家固有的风俗习惯，当某些婚姻状况与自然法所禁止的婚姻状况相同时，民法就要禁止这些婚姻。如果状况不相同民法就不会禁止此类婚姻。自然法的禁令是不变的，因为产生禁令的事物是不变的，即父亲、母亲和子女必须居住在一起。而民法的禁令却具有偶然性，因为产生这些禁令的情况具有偶然性，堂兄弟姐妹及他人是偶然同居一处的。

    这也就阐述了莫伊兹的法律，也就是埃及人的法律为什么允许女婿和儿媳通婚的原因，这样的通婚在其他民族是被禁止的。

    印度允许此类婚姻有极其自然的道理。在印度，叔叔、伯伯和舅舅被视为父亲，他们有义务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甥侄，并给甥侄完婚。这归功于这个民族的特性，充满善良和人道。这条法律或习俗又产生了另外一类婚姻，当妻子去世后，丈夫可以立即娶自己的妻妹或妻姐为妻。这样的婚姻极其自然。因为丈夫的新人将会成为她的姐妹的子女的母亲，而不是一位不公道的虐待子女的继母。

    第十五节 以民法原则为依据要做的事情不应用政治法的原则来处理

    因为人类放弃了他们天赋的独立权而要生活在政治性法律之下，那么人类也就放弃了天赋的财产共享权而要生活在民法的约束之下。政治性法律使人类获得了自由，而民事法律使人类获得了所有权。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自由的法律仅仅是国家实施统治的法律，因此凡是应该用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裁决的东西均不能用自由的法律来裁决。说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众利益，这是不合逻辑的推论。因为仅仅是涉及国家实施统治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涉及公民自由的问题时，这样的情况才能发生。当涉及财产所有权的问题时，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推论。因为公共利益永远是每个公民永恒不变所享有的，民法所赋予的所有权。

    西塞罗认定土地均分法是有害的，因为建立国家的目的仅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保存自己的财产。

    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准则，即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时，公共利益决不能通过政治的法律和规定来剥夺私人的利益，或者是削减最微小一部分的私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严格地遵循民事法，而民事法就是所有权的保护神。

    因此，当公家需要某一个人和地产时，决不能利用政治法行事，而使用民法则能获得成功。在民法那母亲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被认做是国家本身。

    如果一位行政官员想建造一座公共建筑，一条新的马路，他就应赔偿人们的损失。此时的公家应以私人的身份去和另外一位私人交涉。如果可以强制一个公民将其产业出售给公家，并能剥夺民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不能强迫公民出让财产”的重要权利，那的确就做得太过分了。

    毁灭了罗马的民族在滥用了他们的战利品后，自由的精神使他们回想起了公道的精神，他们有节制地推行那些最野蛮的权力。假如有人对此怀疑的话，就请拜读一下十二世纪波玛努瓦所著的关于法学的佳作吧!

    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样，在他那个时代，道路也需要养护。波马努瓦说，如果一条道路已经无法养护了，那么就在可能靠近旧路的地方修筑一条新路。但是要向那些在这条道路上通行从而获利的人征税以补偿业主们的损失[9]。当时，人们是用民法作出这一裁定的，然而今天，我们则是用政治法来作出同样的裁决。

    第十六节 应依照政治法的规则裁决的东西就不应依照民法的规则来裁决

    如果没有把由国家的所有权而产生的规则同由国家的自由所产生的规则混为一谈的话，就一定能看清所有问题的实质。

    一个国家的国有财产是能出让还是不能出让，这应是一个由政治法决定的问题，而民事法则对此不能作出决定。说它不应该由民事法作出决定，是因为国家需要用国有财产来维系国家的生存。这就如同国家需要用民事法来处理财产的支配事项一样，都是必要的。

    所以，假如国有财产被出让了，那么国家不得不筹措一笔新的款项购置另一份国有财产。但是这一临时措施会把国家的政治体制搞垮。因为按照事物的性质，每购置一份国有财产，国民就要拿出更多的钱，同时君主获得的钱就会减少。一句话，国有财产是必要的，而国有财产的出让则是不必要的。

    在君主制国家里，王位的继承顺序是根据国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国家利益要求这一继承顺序必须确立以免发生我曾谈过的在专制国内出现的麻烦。专制国家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都是独断专行的。

    建立王位继承顺序并不是为了执政家族的利益。如果国家有了一个执政家族，这对国家是有利的。规定私人继承关系的法律是民法。民法的宗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规定王位继承关系的法律是政治法，政治法的宗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维持国家的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当政治法为国家制定王位继承顺序，并且这一顺序已经完结时，假如按照另外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的民法来要求获得王位继承权，这是极其荒谬的。

    一个特殊的社会不能给另一个社会制定法律。罗马的民法就不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民法更适用。就连罗马人自己在审判他们的国王时也没有使用他们的民法。他们审判国王使用的准则极其恶劣，所以不应该让它们再现。

    由此还可以看出，当政治法废黜某一家族的王位继承权时，如果依照民法希望恢复王位继承权，这也是荒谬的。恢复是民法规定的东西，也许对遵循民法生活的人们是适用的，而对那些为了民法而安居，为了民法而生存的人们来说是不适用的。

    让我借用西塞罗的一句话，如果可以根据我们裁决一条檐槽的使用权时所使用的准则，用来决定一个王国，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权力问题，那真是可笑的。

    第十七节 续前

    应从政治法的规则，而不是从民法的规则对“贝壳放逐法”加以研讨。这一做法并没有羞辱平民政体，恰恰相反，这种做法非常适宜地证明了平民政体的宽厚。我们总是把流放看做是一种刑罚。假如我们能把“贝壳放逐法”的观念与惩罚的观念区分开来，我们就会感到“贝壳放逐法”的宽厚了。

    亚里士多德对我们说，当时大家都认为这种做法既有人道主义的成分，又深得人心。如果说人们在作出“贝壳放逐法”这一审判的当时当地并不觉得这种做法是令人憎恶的，而我们今天这样遥远地看待当时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得出的看法能同当时原告、法官以及被告的看法相一致吗?当时人们的这种判决是把极大的荣誉给了被审判者。而当雅典人把这种审判滥用到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的身上时，人们马上停止使用这种审判。可以说“贝壳放逐法”[10]是一条令人赞赏的法律。它预防了一个已经得到荣誉的公民又获得一次荣誉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第十八节 应当研究一下那些显得矛盾的法律是否属于同一种类

    罗马允许丈夫把妻子出借给他人。普卢塔克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卡托把自己的妻子借给了一个叫荷滕西乌斯的人，然而卡托并不是一个违犯国法的人。

    另一方面丈夫如果容忍妻子的淫荡行为，不把她交付审判，或是在审判后又把她带回家里，丈夫将会受到惩罚。

    这些法律看上去好像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允许罗马人出借自己的妻子给他人的法律明显的是拉栖弟梦时代的制度。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给共和国繁衍“良种”的后代——如果我可以使用“良种”这个字眼；而另一条法律的宗旨是为了维护良好的风俗，前者是政治法，而后者是民法。

    第十九节 应依家法处置的事情不应依民法处置

    西哥特人的法律规定，奴隶碰到主妇与他人通奸时有义务将他们捆缚起来，交给其丈夫和法官处置。这是多么可怕的法律。它把国家、家庭及个人的复仇权交给了那种下贱人!

    这条法律只适用于东方国家的后宫。那里的奴隶负责内宫禁地，一旦有违法的事情发生，他们就得承担渎职之罪。他们把罪犯抓起来，并不是为了审判他们，而是为了洗刷自己，让人们了解罪行发生时的情况，免去他人对自己失职的怀疑。

    然而，在妇女不受看管的国家，如果民法使家庭主妇受到她们自己的奴隶的询问调查，这是荒诞不经的。

    这种调查在某种场合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家法，而并不是民法。

    第二十节 属于国际法的事情不应依民法的原则裁定

    自由的主要含义就在于人不能被迫去做法律所没有规定的事。只有受到民法的支配，我们才能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在民法之下，所以我们是自由的。

    由此可以得出，因为君主们相互之间并没有生活在民法之下，所以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受暴力的支配，他们无论是用暴力签订条约还是自愿缔结条约都具有强制意义。我们则是生活在民法之下，当我们被迫签署并非法律所要求的契约书时，就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反抗这种暴行。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君主，他不是强制别人就是被别人强制，是不能埋怨他人用暴力强迫他签署条约的。他如果这样做了，就好比他在抱怨他自己的天然地位一样。这就如同他想成为其他君主的君主，并让其他君主成为他的臣民一样。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一做法是违背事物的本质的。

    第二十一节 属于国际法的事情不能由政治法来裁定

    政治法要求每一个人均要服从他所在国的民事和刑事法庭的管辖及国君的惩戒。国际法要求各国君主派遣使臣。根据事物本质产生的原因，这些被遣往外国的使臣，不能接受驻在国国君和法院的管辖。使臣是遣使国国君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应有人身自由，其行动不应受到任何阻碍。他们经常会令人不愉快，因为他们是在全心全意地代表一个独立的人讲话。如果这些人能因犯罪而受到刑罚，那么人们就会把罪行全都加在他们身上；假如这些人能因负债而被逮捕，那么人们就会给他们捏造出一些债务来。君主本是骄傲自豪的人，但因为上述原因，代表他讲话的人将是一个对他周围所有的事物感到恐惧的人。使臣的问题应该遵循国际法的理由来处理，而不应该按照政治法产生的理由来处理。假如这些使臣滥用其代表身份，驻在国可以将他们遣送回国，以停止他们的代表身份。人们甚至可以向派遣国的国王对他们提请诉讼。这样一来派遣他们的国王或者成为这些使臣的审判官或者成为他们的同谋。

    第二十二节 印伽王阿杜阿尔巴的不幸命运

    我们刚才所阐述的原则曾遭受过西班牙残暴的侵犯。只能用国际法对印伽王阿杜阿尔巴进行审判，可是西班牙人则用政治法和民法对其进行了审判。西班牙人指控这位印伽王曾经处死过一些他的臣民，曾经娶过好几个妻子等等。最愚蠢的是西班牙人没有用印伽王本国的政治法和民法来审判他，而是用西班牙的民法和政治法对印伽王进行了审判。

    第二十三节 由于某些原因，当政治法要毁灭国家时，应建立另一种可以保护国家的政治法，这种政治法有时可以成为国际法

    政治法使得国家建立起了王位继承人顺序。当这种政治法成为它所建立的这一政治体系的破坏因素时，就应当选择另外一种政治法来改变这一继承顺序。后者并非与前者相对立，它与前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两者均取决于一个原则，人民的安全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曾经说过，当一个大国沦为另一个大国的附庸时，它本身将会衰弱，甚至它的宗主国也要衰弱。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国家元首，财政收入得到很好的管理，金钱没有流出国门使得国富民强。这对国家来说是很有利的。治理国家的人不能陶醉于外国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很重要。外国的行为准则总不如自己本国所固有的行为准则更适用于本国的情况。再则，人们总是不可思议地珍视本国的法规和风俗习惯，而这些法律和风俗习惯则使得每个民族的人们幸福，愉快。正如各国历史所向我们展示的一样，如果没有大动乱和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人们很少会改变自己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由此说来，如果一个大国的王位要由另外一个大国来继承，那么前者可以完全拒绝后者成为它的新国君。那么此时改变一下王位的继承顺序，对这两个大国都是有益的。俄国伊丽莎白王朝初期制定的法律就慎重地规定，任何一位他国的君主均不能继承俄国的王位。葡萄牙的法律也拒绝了所有外国以血缘权力为由提出继承王位的请求。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拒绝外国国君继承本国王位，那它就更有理由让外国国君放弃本国王位继承权。假如这个国家害怕某些联姻会产生使该国丧失独立或被瓜分的后果，它就可以要求缔结婚姻的双方以及他们的子女放弃对该国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因为国家可以制定法律来排除他们的继承权力，所以放弃继承权的人和反对放弃继承权的人也就更不应该对此加以抱怨了。

    第二十四节 警政规则与另一民法不属于同一范畴

    官吏对一些罪犯处以刑罚，而对另外一些罪犯则处以训斥。前一种罪犯为社会所不齿，而后一种罪犯则被强迫遵照社会规矩去生活。

    在实施警政时，与其说法律是惩罚者，不如说官吏是惩罚者。而在审判罪犯时，与其说官吏是惩罚罪犯，不如说是法律在惩罚罪犯：警政事务随时发生，通常较为琐碎，无须迅捷，而且量以重刑是很不适宜的。警政永远处理的是一些琐碎小事，人们也不会为他们树碑立传。与其说它是法律，不如说它只是一些规矩而已。受警察管制的人没有一时一刻不处于官府的监控之下。假如这些人还能逞凶施暴，那就是官府的错误。因此，不应当把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同轻微触犯警规的行为混淆在一起，因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正是由于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所以在意大利的这个共和国，人们并没有按照事物的本质行事。在这里，携带火器所遭受的刑罚同死刑罪的刑罚是一样的。在这里使用火器做坏事的竟然不比仅携带火器遭受更大打击。

    还有，这个共和国的皇帝还做了一件令人“赞不绝口”的事情，他将一个面包商以木桩刑处死，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发现这个面包商在舞弊。这是苏丹的行为。他不懂得怎样才能做得公正，而且使公正过于极端化了。

    第二十五节 当问题应服从由事物的本质产生的特殊规则时，就不应按民法的一般规则来处理

    在航行途中，水手在船上签订的所有民事契约全部无效。这是一条好法律吗?弗朗索瓦·比拉尔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葡萄牙人并不遵守这条法律，而仅仅是法国人遵守它。人们只是暂时地呆在一起，没有任何需求。君主给他们提供了一切，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航行。他们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船上的公民。因此不应缔结这些契约。这些契约仅仅只是为了承担文明社会的责任而被引进到船上的。

    罗得人在沿海岸航行的时代也制定了一条具有同样精神的法规。这条法律是：遭遇暴风雨时，留在船上的人有权占有船只及船上的物品，弃船而去的人则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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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歌剧《费德尔》。

    [2] 例如非洲的洛文果。

    [3] 当庞培围困犹太人的圣殿时，犹太人就没有抵抗。

    [4] 鞑靼人的这条法律十分古老。普利斯库说，阿提拉在某个地方停下来要娶自己的女儿为妻。他说这是西叙亚人的法律所允许的。

    [5] 早期的罗马人就是如此。

    [6] 在罗马，堂表兄弟实际上用一个姓氏，他们也就是兄弟了。

    [7] 在古代罗马，堂表兄妹是禁止通婚的。后来为了庇护一位极得人心的人物，人们制定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堂表兄妹结婚。这位人物娶了自己的表妹。

    [8] 人们认为这类婚姻要光荣一些。见《十诫的特殊法律》，巴黎1640年版，第778页。

    [9] 领主派官吏向农民征收通行税，伯爵强迫绅士们捐款，主教强制僧侣们交钱。我们注意到了以上两件事实，我们就会看到，后人们对“贝壳放逐法”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10] 是古雅典平民大会的一种特殊投票法，旨在防止僭主政治之再起。每年召开平民大会时，公民将他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记于贝壳内，当这个人的票数过半时，他将被放逐国外十年。然而被放逐的人并非有罪，十年后他可以返回祖国(译者注)。

    第六卷

    第二十七章 古罗马继承法的起源与变革

    这个问题与远古时期的制度有着不解的渊源。为了对它深入进行研究，请允许我在罗马初期的法律中寻求我所不知的，并且是至今尚未被人们所了解的东西。

    人们知道，罗慕露斯把他弹丸小国的全部土地分给了他的臣民。以我之见，这就是罗马继承法的起源。

    当时有关土地分配的法律要求每个家庭不得将财产转让给其他家庭。所以，只有两类继承人得到法律的认可：一、子女和生活在父权之下的所有后裔，这里被称为“父系自然继承人”；二、在没有上述继承人的情况下，则由最近的男系亲属来继承，被称为“男族亲”。

    被称做“女族亲”的女系亲属是没有继承权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如果女系亲属可以继承的话，她们就会把该女系亲属的家产带到另一个家庭，所以制定此规定。

    子女绝对不能继承母亲的财产，母亲亦然。如果可以这样相互继承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家庭的财产落人另一个家庭。因此，《十二铜表法》不允许这样的继承，而只允许“男族亲”继承，儿子和母亲之间不存在任何继承关系。

    但是，“父系自然继承人”或“男族亲”的性别则无关紧要。因为，母系亲属是不能继承的。尽管一个有继承权的女子可以结婚，但其所继承的财产在其出嫁时则必须留下。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十二铜表法》有关此项的法律对继承人是男性或女性就没有加以特别注意。

    对男方来说，孙子女可以继承祖父的财产；但是外孙子女则不得继承其外祖父的财产。为了使该财产不落人另一个家庭，人们选择“男族亲”为继承人。所以，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而她的子女却不能继承她父亲的财产。

    所以在古罗马的家庭里，当妇女的继承权与土地分配法相适应时，妇女就拥有继承权，当与土地分配法发生冲突时，妇女就没有继承权。

    这就是古罗马初期有关继承权的法律。这些继承权法依附于罗马的政治体制，并且派生于土地分配法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法律并不起源于国外，而且也不是由派到希腊城市的代表们所带回来的。

    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告诉我们，塞尔维斯乌斯·图里乌斯在废止了的土地分配制度中找到了罗慕露斯和努玛的法律。他恢复了这些法律，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因此，人们不能怀疑以上所说的有关土地分配上的法律是这三位罗马立法者的成就。

    既然继承的顺序是根据政治法而建立的，公民就无权用个人意志去干扰它。也就是说，在罗马初期公民无权立遗嘱。当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施恩的权利被剥夺应该是何等痛苦啊!

    在这个问题上，罗马人找到了调和法律和个人意志的方法，那就是允许在公民议会上处置人们的财产。所以，订立遗嘱或多或少都是立法权的一种表现。

    《十二铜表法》允许立有遗嘱的人选择他所愿意选择的公民作为他们财产的继承人。罗马法律对遗嘱继承人的数额限制得非常严格，其原因在于要遵守土地分配法。罗马的法律为什么要广泛扩大立遗嘱的权利呢?这是因为父亲既然能出售自己的子女[1]，那他就更可以剥夺其子女的财产。因此，采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古罗马法律的精髓。

    雅典的古法不允许公民立遗嘱。而梭伦却允许公民立遗嘱，但有子女的公民除外。充满父权思想的罗马立法者甚至允许订立损害子女利益的遗嘱。应该承认，雅典的古法比罗马的法律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由于罗马人不受任何限制地立遗嘱的做法逐渐地破坏了土地分配上的政治法规，从而导致了一个最不幸的社会现象：这就是贫富分化。很多遗产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有的公民得到了很多份遗产，而大多数人什么也得不到。因此，那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就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节俭、吝啬和贫穷是当时罗马人最为显著的特点。在这个时代，人们要求重新进行土地分配，因为这也是奢侈最鼎盛的时代。

    由于遗嘱是由公民议会制定的特定法律，所以从军的人私下立遗嘱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公民议会也赋予了军人在几个同伴面前订立遗嘱的权利，其所立遗嘱的条款与在公民议会上所订立的遗嘱条款[2]是相同的[3]。

    公民议会一年只召开两次。而公民人数在不断增加，事务也会不断增多。因此，人们认为，准许公民在一些能够代表公民议会的成年罗马公民面前订立遗嘱，是非常便利的[4]。这些成年公民一般由五位组成。继承人可以在他们面前购买继承权，也就是说获得遗产。另一个成年公民用秤将遗产称重估价，因为那时罗马人还没有货币。

    从表面上看，这五个公民很可能代表五个社会阶层的人，第六个阶层就算不上了，因为，这一阶层的人都是一无所有。

    不应该像查士丁尼说的那样，遗产称重估价销售是想象中的事。后来，它的确变成了想象中的事情，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的。调整遗嘱的法律大多都渊源于这种销售的实践。乌尔边的《断篇》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明证。聋子、哑巴、挥霍无度的人不能立遗嘱。因为聋子听不到遗产购买者所说的话，哑巴不能说出委托书的条款，而挥霍无度者被禁止处理一切事务，所以他们不得出售自己的家产。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列举其他例子了。

    在公民议会上订立遗嘱，与其说是民法行为，不如说是政治法行为；与其说是公法行为，不如说是私法行为。正因为如此，父亲不得在其父权影响之下允许自己的儿子订立遗嘱。

    对大多数民族来说，订立遗嘱的形式并不比订立一般合约复杂，因为两者都是缔约人的意愿的表达，都源于私法，但罗马人的遗嘱却源于公法，因此它订立的形式要比其他合约复杂得多。直至今天它还被使用古罗马法律来约束自己的法兰西及附属国所沿用。

    如同前面所述，遗嘱是人的法律，因此应该强令订立，并且使用直接和强制性的语气。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规则，即只能通过命令式的口气给予或转让遗产。这样在某种情况下，就可以规定采取“代替继承”的形式，命令“代替继承人”把遗产转移给另一个人。但是“委托继承”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委托继承”是以恳求的方式委托一个人把遗产或一部分遗产转交给另外一个人的。

    如果父亲在没有解除儿子的继承权的情况下而不指定其儿子为继承人，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解除女儿的继承权，而不指定女儿为继承人，遗嘱依然有效。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父亲没有解除儿子的继承权，而不指定儿子为继承人，父亲就伤害了孙子的利益，因为孙子本应是父亲的继承人，但父亲在没有解除女儿继承权的情况下，不指定女儿为继承人，对女儿的子女没有任何伤害，因为女儿本来就不是她母亲的继承人，女儿既不是“父系自然继承人”，也不是“男族亲”，没有遗嘱，是无权继承其母亲遗产的[5]。

    古罗马初期的继承法只考虑遵循分配土地的精神，所以对妇女的财富不怎么加以限制，从而为奢侈敞开了大门。因为奢侈与妇女的财富总是分不开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人们开始感觉到它的危害性，因此制定了《沃克尼安法》。由于该法是出于极其重要的考虑而制定的，并且关于该法的记载留存得很少，再则迄今为止，对该法的论述相当混乱不堪，所以我将在此加以说明。

    根据西塞罗给我们留下的对该法不完整的论述，我们得知该法禁止指定妇女为继承人，不管她结婚与否[6]。

    狄特·李维的《史略》讲到该法，但谈得并不比西塞罗[7]多。以西塞罗和圣·奥古斯特的观点看，女儿，甚至于独生女，都在被禁止继承之列。

    资深的卡托竭力促使通过该法。奥露格·勒利用了卡托这次演说。卡托反对妇女继承，是想防止奢侈的产生。就如同为了保卫《欧比安法》而终止奢侈生活一样。

    在查士丁尼和泰奥菲尔的《法制》中，谈到《沃克尼安法》里有一个章节对遗赠的权利加以限制。读了这些著作之后，没有人不认为制定这法律是为了避免遗赠过多，剩余遗产过少，而继承人拒绝接受继承而已。但这绝不是《沃克尼安法》的精神。我们刚刚看到，该法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妇女接受任何遗产。这一章节划出了遗赠的范围，达到了立法的目的。因为，如果人们可以随意遗赠的话，用遗赠的方法，妇女可获得用继承的方法所得不到的东西。

    制定《沃克尼安法》的目的是防止妇女出现暴富。因此，就应该禁止妇女获得巨额遗产，而不是禁止妇女继承那些能维持奢侈生活的遗产。因此，法律规定应该将一定数额的钱交给禁止继承的妇女。西塞罗给我们讲到过这个事实[8]，但他没有讲过这笔款的数额。可狄欧讲到这笔款的数额为十万塞斯德斯[9]。

    制定《沃克尼安法》是为了调节妇女富裕的程度，而不是调节贫困。西塞罗也告诉我们：“该法的制定只适应那些在罗马户籍册上登记过的人。”

    这给了人们一个逃避法律的借口。人们知道，罗马人是极端形式主义者。上面我们讲过罗马共和国的精神在于只尊重法律的文字。为了能把遗产留给自己的女儿，有的父亲不去登记他的户口。罗马的大法官认为，这样并没有违背《沃克尼安法》，因为他们并没有违背法律的文字。

    一个叫阿尼乌斯·阿塞露斯的人把他的女儿指定为惟一继承人。西塞罗认为这个人是可以这样做的。《沃克尼安法》也不禁止他这样做，因为他没有登记他的户口。维烈斯护民官剥夺了阿塞露斯女儿的继承权，西塞罗执意认为这个法官收受了贿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打乱其他法官往日遵循的惯例。

    那么，那些没有注册户口的公民的地位又是怎么呢?根据狄欧尼乌斯·德·哈利卡尔拿斯所引述的塞尔维斯乌斯·图里乌斯的制度，凡是没有登记户口的公民都将沦为奴隶。就连西塞罗自己也说，这样的人就等于失去了自由。佐那拉斯也这样说过。因此，根据《沃克尼安法》的精神和根据塞尔维斯乌斯·图乌斯法制的精神，没有在户籍册上登记的意义应该与没有注册户口是有区别的。

    根据财产的多少把公民分成五个阶层。根据《沃克尼安法》的精神，凡是没有在前五个阶层登记的人，属于户口没有登记的人。根据塞尔维斯乌斯·图里乌斯的制度，凡是没有被法官登记户口的第六个阶层的人或者没有登记为“按人头纳税者”的人，属户口没有在册的人。由于人的天性的驱使，有的父亲，为了逃避《沃克尼安法》，忍辱负重，宁愿蒙受置身于同无产者一样地位的第六阶层的奇耻大辱，甚至宁愿蒙受与那些“按人头纳税者”混在一起被列入“公民资格不全”的名册内的人身羞辱。

    我们已经说过罗马人的法律不允许委托遗赠。逃避《沃克尼安法》的欲望驱使人们仍然这样做。人们可以指定一个法律上可以接受的继承人，请求这个继承人把继承权交给一个被法律排除之外的人。这种新的遗产处置方法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一部分人归还了继承来的遗产。塞可图斯·柏杜库斯的举动是令人们敬佩的。他得到了一笔巨额遗产。在整个世界除了他自己，再没人知道他曾经被请求放弃这笔遗产。可他却找到立遗嘱人的妻子，把她丈夫的所有财产都交还给了她。

    但一些人却把用此种方法继承来的财产留给了自己。柏·塞可斯蒂利乌斯·卢夫斯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因为西塞罗在与伊壁库尔人争斗时引用了这个例子。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塞克斯蒂利乌斯恳求我陪他去他的一些朋友家。为了弄清楚他们是否应该把昆图斯·法杜乌斯·加路斯的遗产交给他的女儿法狄雅，他召集了几个年轻人，其中还有一些非常严厉的人，但没有人不认为他只能按照《沃克尼安法》给法狄雅所应得到的部分。因此，塞可斯蒂利乌斯得到了一大笔财产。如果他公正和诚实的话，他就不会从这笔遗产中给自己留下一个塞斯德斯。”西塞罗还说：“我认为，你们是应该把遗产退回去的，我甚至认为要是伊壁库尔的话，也是会将遗产退还的，可是你们却没有遵循你们的原则。”我在这里讲几点看法。

    立法者被迫制定了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这对人道来说是一种悲哀。《沃克尼安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对社会的考虑多于对公民的考虑，对公民的考虑多于对人的天性的考虑。法律牺牲了公民和人的天性，仅仅考虑共和国。一个人竟得恳求他的朋友把他自己的遗产交给他的女儿。这都是因为法律蔑视立遗嘱者的自然感情和女儿的孝道。法律根本没有考虑到应该交出遗产的人，而这个人处于非常可怕的境地。他如果把遗产交出去的话，他就是一个拙劣的公民，如果他把遗产留下来的话，他便成了一个不诚实的人。只有那些天性善良的人才想着逃避这些法律。只有那些诚实的人才选择逃避这种法律的方法，因为这是受托人对贪婪和淫欲的战胜，而只有诚实的人才可以获得这类胜利。也许有人施之过严，把这类人看成坏公民。在这样的法律情况下，法律只能强迫诚实的人逃避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者达到了立法的主要目的。

    在《沃克尼安法》制定的时代，罗马仍然保留着古老纯朴的风尚。人们有时指望公众良知来维护法律，让人们发誓来遵守法律，这样就如同用诚实与诚实作战。但是，在后期，风气变得腐败不堪，以致委托继承的办法失去了逃避《沃克尼安法》的力量。而这个法律也有了足够的内容使人们能够遵守它。

    内战时期，国民死得不计其数，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几乎变成了废墟。应当使罗马增加人口，人们制定了《巴比恩法》以鼓励人们结婚生子。对于那些顺从法律的人，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增加他们继承的欲望，对于那些无视法律的人，就是要减少他们的继承欲望。《沃克尼安法》剥夺了妇女获得继承遗产的权力；而在一些情况下，《巴比恩法》解除了这些禁令。妇女，尤其是有子女的妇女，可以根据丈夫的遗嘱接受遗产了。当他们有孩子时，他们可以按无血缘关系的人的遗嘱接受遗产。所有这些都与《沃克尼安法》相抵触。值得注意的是《巴比恩法》并没有完全抛弃《沃克尼安法》的精神。比如《巴比恩法》允许一个孩子的男人根据一个无血缘关系人的遗嘱继承全部遗产。此法不同意给妇女同样的恩赐，除非这个妇女有三个孩子。

    应该注意到《巴比恩法》仅允许有三个孩子的妇女根据没有血缘关系的遗嘱继承财产。至于亲属遗产的继承，《巴比恩法》则保留了古代法和《沃克尼安法》的全部效力。但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诸国的财富腐化了罗马，改变了罗马的风气。问题已不在于节制妇女奢侈了。在亚得里安时代生活的奥露·格利乌斯告诉我们，在他们的年代，《沃克尼安法》几乎化为乌有。罗马的富裕掩盖了这个法律。保罗生活在奈遮时代，乌尔边是严厉者亚历山大时期的人。在保罗的《判决》和乌尔边的《断篇》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姊妹可以继承遗产。只有那更远一等的亲属才在《沃克尼安法》的禁令之列。

    罗马的古法开始显得严峻了。除了平等、温和、适度之外，法官再不会被什么原由所感动了。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罗马的古法，母亲不得继单子女的财产。《沃克尼安法》成为剥夺母亲们继承权的新依据。但是克罗德(格老狄乌斯)皇帝给了母亲继承她子女遗产的权力，来作为对她们失去子女的安慰。在亚德里安[10]时代，《德笃利安元老院法案》规定如果母亲是自由民，并有三个孩子的话，可以有继承权。脱离奴籍的妇女，如果有四个孩子也可以有继承权。很显然这项元老法令仅仅扩大了《巴比恩法》的范围而已。在同样的条件下，《巴比恩法》曾准许妇女继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遗产。后来查士丁尼则赋予妇女财产继承权，而不管她子女的数量。

    由于阻止妇女继承的法律的一些因素被削弱，阻碍女系亲属继承的法律被逐渐地推翻了。这些法律非常适合一个具有良好精神的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妇女不能以自己挥霍财富和占有财富的欲望而自傲。相反，君主制的奢侈使得结婚更加负担沉重和花费巨大。应该用妇女能给予的财产和妇女可以带来继承的希望来鼓励人们结婚。这样，当罗马君主制建立之后，在继承问题上的所有制度都发生了变化。在没有父系亲属的情况下，法官允许母系亲属来继承遗产。尽管，古罗马法从来不允许女系亲属拥有继承权。《奥尔飞甸元老法案》准许子女继承母亲的遗产。瓦连提尼耶诺斯、提奥多西乌斯和阿加底乌斯诸帝王允许外孙子女继承外祖父的遗产。最后，皇帝查士丁尼几乎完全废除了古继承法，没留下一丝旧法的痕迹。他规定有三类继承人：直系亲属、直系尊亲属、旁系亲属。男人女人之间，女系和男系亲属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废除了所有关于阻止妇女继承的法律。他认为与古法学决裂是顺从自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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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狄欧尼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根据努玛的法律，证明了允许父亲三次出售儿子的做法是罗慕露斯的法律所规定的，而不是十大执行官的法律所规定的。见其所著《罗马古代史》第2卷。

    [2] 这种遗嘱被称为“出征遗嘱”，与所谓“军人遗嘱”是不同的，后者是按照皇帝律令而建立的。见《法律》中关于军人遗嘱的有关论述。

    [3] 这种遗嘱只是口头上的，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就如同西塞罗在他的《演说家》第1卷所说的“不拘泥于任何法定手续和形式”。

    [4] 人们把这种遗嘱称为“正式遗嘱”。见《法制》第2卷第10篇第1节及《阿的喀夜话》第15卷第27章。

    [5] “根据《十二铜表法》，母亲如果没有订立遗嘱，其子女不能继承她的遗产，因为女人没有自己的继承人。”见乌尔边《断片》第26篇第7节。

    [6] “谕旨规定……任何人不得立处女和妇人为继承人。”见西塞罗《第二次反维烈斯的演说》第57章。

    [7] “法律宣布，任何人不得立妇人为继承人。”狄特·李维的《史略》第41卷。

    [8] “除了按照《沃克尼安法》的规定可以得到的份额之外，没有人认为应该给法狄雅这个女人更多的东西。”西塞罗《善与恶的界限》第2卷第55章。

    [9] “因为《沃克尼安法》禁止给予妇女多于十万塞斯德斯的遗产。”见狄欧《罗马史》第56卷。

    [10] 就是安托尼努斯·比乌斯皇帝，他人继后，改用了“亚德里安”这个名字。

    第二十八章 法兰西民法的起源和变革

    第一节 日耳曼各民族法律的不同特征

    法兰克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之后，就让本民族贤明的人编纂《撒利克法》[1]。在克罗维斯当朝时，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的部落与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部落合并，但仍保留着各自部落的习惯。奥斯特拉西亚王梯欧多立克让人们用文字把这些习惯保留了下来。他甚至让人搜集了附属于王国的巴威利亚人和阿尔曼人的习惯。因为，很多人的出走，使得日耳曼民族的力量变弱。法兰克人占领了他们前面的地盘之后，又向后转进，从而统治了他们先辈的森林地带。从表面上看，狄麟吉亚的法典很可能也是由梯欧多立克所制定的，因为狄麟吉亚人也是他的属民。查里马特尔和柏彬征服了佛里兹人。在这两个君王征服佛里兹人之前，佛里兹人还没有法律[2]。查理曼最先征服了撒克逊人，给他侗指定了至今仍然留存的法典。只要读一下上面这两个法典，就可以知道它们出自于征服者之手。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底人建立了各自的王国，将自己的法律形成文字，他们不是为了让被征服者遵守他们的习惯，而是制定自己遵守的法律。

    在《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中和在阿尔曼、巴威利亚、狄麟吉亚人和佛里兹人的法律中，有一种令人称赞的纯朴。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原始的粗犷和一种不能被其他精神所压服的精神。这些法律变化不大。因为，除去法兰克人，这些民族都逗留在日耳曼的疆界内。就连法兰克人所建的帝国也有一大部分在日耳曼境内。这样，他们的法律完全是日耳曼类型的法律，与西哥特法、伦巴底法和勃艮第法是不同的。这些法律失去了它们原有的许多风格。因为，这些民族移居到了新的地方，失去了许多他们原有的特性。

    勃艮第王国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没有足够的时间使征服者的法律由于外来的影响下而发生很大变化。把他们的习俗用文字汇集起来的贡德鲍和西吉孟几乎已经是末代君王了。伦巴底人的法律，因外来的影响增多，接受了许多新内容，但变化并不大。继罗塔利法之后，有格黎墨尔、雷伯兰、拉西和爱斯杜尔夫等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没有采用新的形式，与西哥特人的法律是不相同的。后者的君王们修订了这些法律，还让僧侣们加以修订。

    起初，君王们删掉了《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中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部分。但是这些君王们保留了全部基本的部分。

    西哥特人的法律却没有这种情况。

    勃艮第人的法律，特别是西哥特人的法律非常崇尚体刑，但《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禁止施行体刑。这些法律更好地保留了本民族的风格。

    由于勃艮第和西哥特人的领地地势非常暴露，因此他们总是试图向旧有居民妥协，并给自己制定最公平的民法。但是，法兰克人的君王们知道自己的实力强大，就不这样考虑了。

    生活在法兰克人帝国中的撒克逊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顽强地进行反抗。因此，在他们的法律中，可以看到征服者的严酷，这是在其他蛮族的法律中所见不到的。

    从采用罚金的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日耳曼人的法律精神。而从采用体刑的方式上，可以看到征服者的法律精神。

    撒克逊人在自己的国家犯罪要受到体刑，在自己领土之外犯罪，所受刑法得遵守日耳曼的法律精神。

    法律清楚地规定，如果撒克逊人犯罪，将永远得不到安宁，甚至不得在教堂避难。

    主教在西哥特君王们的法庭上权力很大，重大问题要经过主教会议来决定。我们当今宗教判决的一切戒规、一切原则和一切观点都源于西哥特人的法典。僧侣们在反对犹太人时，只是抄袭以前主教们所制定的法律而已。

    贡德鲍为勃艮第人所制定的法律显得非常贤明。罗塔利和其他诸君主们制定的法律更是如此。但西哥特人的法律，例如，列赛逊突斯、申达逊突斯和爱吉加斯的法律却是幼稚的、拙劣的、愚蠢的。它们是不能达到制定法律的目的的。这些法律充满了华丽的词藻，但内容非常空洞，而且很肤浅，可是在体裁上又很宏大。

    第二节 蛮族人的法律都是属人法

    法律不拘泥某个地域，这是蛮族人法律的一个特点。法兰克人按照《法兰克法》来裁决；阿尔曼人按照《阿尔曼法》来裁决；勃艮第人按照《勃艮第法》来裁决；罗马人按照《罗马法》来裁决。在那时，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能把各征服者的法律统一起来，甚至也没有想到成为被征服者的立法者。

    我们在日耳曼各民族的习惯中，可以找到日耳曼人的法律渊源。这些部族被沼泽、湖泊和森林所分隔。我们甚至在恺撒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部族的人喜欢分开居住。他们最惧怕罗马人将他们统一。在这混杂的民族里，每一个人都应该依据本民族的习惯和风俗来接受裁决。所以，当这些民族分开居住时，他们都是自由和独立的；当他们混居时，仍然是独立的。他们共有一个国家，一个特别的共和国，共居一片土地，但各自都有各自的民族。因此，在各部族的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之前，在这些民族之中，已经产生了属人法的精神，而且这些民族还把这种精神带到了他们的征服地。

    我们看到了，这一习惯建立在了马库尔富斯《法律程式》里、在蛮族人的法典中、尤其是在《利普里安法》中、在罗马初期诸君王的法令中。第二朝代所颁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敕令，就是从这些法律引申出来的。子女遵从父亲的法律，妻子遵从丈夫的法律，寡妇又重新遵从她们自己的法律，脱离奴籍的人遵从原奴隶主的法律。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乐于遵从的法律。但罗达利乌斯一世的法律规定，这种选择必须公布于众。

    第三节 《撒利克法》、《西哥特法》和《勃艮第法》的主要差别

    我已经说过：《勃艮第法》和《西哥特法》是公平的。而《撒利克法》却并非如此。它在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之间建立起最令人痛心的差别。如果杀一个法兰克人、一个蛮族人或一个生活在《撒利克法》统治之下的人，须给被害者的亲属支付二百苏的赔偿金；可杀了一个罗马业主仅须付出一百苏[3]，要杀一个纳贡的罗马人，只需付四十五苏。如果要杀一个法兰克国王的封臣，需要支付六百苏[4]。如果杀一个国王的罗马幕宾[5]，仅须付给三百苏，《撒利克法》在同等条件下的法兰克领主和罗马领主之间和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之间建立了残暴的差别。

    不仅如此，如果聚众在家里袭击一个法兰克人，并杀死了这个法兰克人的话，按照《撒利克法》的规定，应付六百苏的赔偿金。但如果人们袭击一个罗马人或一个脱离奴籍的人，只需支付一半的赔偿金。根据同样的法律，如果捆绑一个法兰克人，应付给三十苏赔偿金；但如果捆绑一个罗马人，仅需要十五苏。如果一个罗马人扒光法兰克人的衣服，法兰克人可得六十二点五苏的赔偿；而一个法兰克人扒光一个罗马人的衣服，罗马人只能得到三十苏的赔偿金。所有这些对罗马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此时，一位著名的著作者制定了法兰克人定居高卢的理论。他假设法兰克人是罗马人最好的朋友。法兰克人既然是罗马人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会给罗马人带来令人恐怖的灾祸呢?法兰克既然是罗马人的朋友，为什么在用武力征服了罗马人之后，又用自己的法律冷酷地压制罗马人呢?他们是罗马人的朋友，就如同占领了中国的鞑靼是中国人的朋友一样。

    固然有一些天主教主想利用法兰克人来消灭阿里乌斯的君王们，难道就能说他们乐意在蛮族人的统治下生活吗?难道人们可以因此得出法兰克人特别关心罗马人的结论吗?我却从中可得出另外的结论，那就是，法兰克人对罗马人越了解，他们对罗马人的统治就越松。

    修道院院长杜波引证了一些史学家、诗人和演说家的劣质资料，其实，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点也不需要夸张的作品。

    第四节 为什么罗马法在法兰克人统治的地区消失，而在哥特和勃艮第人统治的地区留存下来

    以上我所讲的事情使一些至今尚不明白的其他事情得到了澄清。

    今天被称为法兰西的国家，在其民族初期使用的是罗马法或《提奥多西乌斯法典》和居住在那里的蛮族人[6]所使用的各种法律。

    在法兰克人统治的地区，《撒利克法》是为法兰克人制定的，《提奥多西乌斯法典》[7]是为罗马人制定的。在西哥特人的统治地区，阿拉利克下令编纂了《提奥多西乌斯法典》，以调整罗马人之间的争讼。约利克编纂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以解决西哥特人之间的争讼。但是，为什么《撒利克法》在法兰克人的地区有普遍的权威性呢?为什么在西哥特地区，罗马法的应用在扩大，具有普遍的权威性，而在法兰克地区，罗马法却在日益消亡呢?

    我说过，罗马法在法兰克人的地区失去作用，原因在于适用《撒利克法》的法兰克人、蛮族人或其他人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因此，所有的人都为了归顺《撒利克法》[8]，而放弃了罗马法。只有僧侣们还保留了罗马法[9]，因为，僧侣们更换法律没有什么好处。身份和级别的不同只表现在赔偿金的多少。关于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还将谈到。而当时有一些特别的法律[10]规定给僧侣们的和解金和给法兰克人的是一样优惠，因此僧侣们保留了罗马法。保留罗马法，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另外，他们很适应罗马法，因为罗马法是信奉基督的帝王所制定的。

    另一方面，在西哥特人的领地里，西哥特人的法律并没有给西哥特人带来比罗马人更多的民事好处。所以，罗马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们自己的法律，而去生活在另一种法律之下。所以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法律，而没有采用西哥特人的法律。

    我们越往前研究，就越可以肯定这一点。贡德鲍的法律是非常公平的，它并不偏向勃艮第人或罗马人。在该法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该法很可能是为勃艮第人制定的，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发生在罗马人和勃艮第人之间的争讼。在争讼发生的情况下，法庭中的罗马人和勃艮第人各占一半。由于特殊理由，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从当时的政治推演出来的[11]。为了解决罗马人内部之间的争讼，罗马法才在勃艮第地区留存了下去。这些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们的法律，就如同罗马人在法兰克人的地区有自己的法律一样。从阿果巴尔给路易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可以看出，《撒利克法》根本没有在勃艮第人的地区得到建立。

    阿果巴尔要求这位君王在勃艮第地区使用《撒利克法》，但是《撒利克法》并没有在勃艮第地区建立。这样罗马法就在勃艮第地区存在不下去了，而且也在以前附属这个王国的许多地区存在不下去了。

    罗马法和哥特法在哥特人定居的地区同时存在。在那里，从未使用过《撒利克法》。当柏彬和查理马特尔把萨拉森人驱逐之后，这两位君王征服的城市和乡村要求把他们的法律保留下来，这些法律得到了保留。尽管当时所有的法都还是属人法，不久罗马法就被看成这些地区的实体法和属地法了。

    秃头查理于864年在毕斯特颁布的一道敕令证明了这一点。该敕令把使用罗马法审判的地区和不用罗马法审判的地区加以了区分。

    《毕斯特敕令》证明了两点，第一，有些地区使用罗马法，有些地区不使用罗马法。第二，当时使用罗马法的地区恰恰是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罗马法的地区。因此，正如该敕令所表现的那样，在《毕斯特敕令》的时期，用习惯法的法兰西地区和由成文法支配的法兰西地区之间的区别已经形成。

    我已经说过，在君主政体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法律都是私法。这样，《毕斯特敕令》把使用和不使用罗马法的地区区分开来。这就说明，在那些非罗马法的地区，许多人选择了某种蛮族人的法律，致使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没有人选择罗马法；而在罗马法的地区，只有很少的人选择蛮族人的法律。

    我清楚地知道，我这里所讲的是新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是真实的话，他们就太古老了。不管怎样，无论是我说的，还是瓦罗哇或比格侬说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五节 续前

    在勃艮第人生活的地区，贡德鲍的法律与罗马法长期相伴共存；在宽容路易时代，仍在勃艮第人的地区被使用。阿果巴尔的那封信使人们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同样，尽管《毕斯特敕令》把被西哥特占领过的地区叫做罗马法地区，《西哥特法》在这里也是存在的。在八七八年，也就是《毕斯特敕令》发布后的十四年，口吃路易举行的德洛伊教主会议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

    后来，由于一些普遍性的原因，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的法律在他们自己的地区消失了。这些原因使得各地蛮族的属人法消失了。

    第六节 罗马法为什么能在伦巴底人的领地留存下来

    所有这些都符合于我的原则。《伦巴底法》是很公平的。然而罗马人对放弃自己的法律转而使用《伦巴底法》没有任何兴趣。那些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罗马人选择《撒利克法》的念头从来没有在意大利产生过。所以罗马法和《伦巴底法》在意大利叵时存在。

    甚至有时《伦巴底法》也向罗马法让步，而不再是统治民族的法律了。虽然它还继续是主要贵族的法律，但由于大部分城市建立了共和制，这些贵族已经衰败或衰亡。新共和国的这些公民都不愿意选择《伦巴底法》，因为它是建立在“决斗裁决”这一习惯基础上的法律，而且这项法律制度保留了许多骑士的风俗和习惯。当时极有权势的僧侣们几乎都生活在罗马法统治之下。因此，那些遵从《伦巴底法》的人的数量日益减少。

    再则，《伦巴底法》不像罗马法那样有威严，这种威严能使意大利回想起昔日统治所有土地的经历。《伦巴底法》也没有像罗马法使用的面那么广。《伦巴底法》和罗马法都可用来补充那些实行共和制城市的法令。《伦巴底法》只可用在审判个别案件而《罗马法》可用于审判任何案件。那么，这两个法律，谁能更好地补充这些城市的法令呢?

    第七节 罗马法为何在西班牙消亡

    在西班牙情况就不同了，在西班牙，西哥特法取得了胜利，罗马法却消失了。申达逊突斯[12]和列赛逊突斯禁止使用罗马法，甚至禁止在法庭引证罗马法[13]。列赛逊突斯又制定了一项法律，解除了哥特人与罗马人通婚的禁令[14]。这两个法律有相同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这位君王想除去造成罗马人和哥特人分离的主要因素。那时人们认为，只有禁止通婚者之间缔结婚约和允许他们在不同法律条件下生活，这两个民族才能被分离。

    尽管西哥特君王们在西班牙禁止使用罗马法，罗马法还是存在于法兰西高卢南部的领地。这些地区远离君王统治的中主，所以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通过672年登基的瓦姆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人在这一地区占了上风；因此罗马人在这里失去了权威。哥特法的权威也有所减弱。西班牙的法律与当地的生活习俗和当时的情况是很不适应。当地人很有可能坚持使用罗马法，因为他们把罗马法与当地人的自由意识结合在一起。还有，申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的法律中有一些对犹太人产生威胁的可怕条款。然而在高卢南部，犹太人的势力是很强的。《瓦姆巴王传》的作者把这些地区称为犹太人的“风月场所”。当撒拉逊人来到这些地区生活时，他们是被邀请到这里的。那么，又有谁能把他们邀请到这里来呢?是犹太人和罗马人吗?哥特人是最先受到压迫的，因为他们曾经是统治的民族。·我们从普罗哥比乌斯的著作里看到，在灾祸降临的时候，哥特人从纳尔波内兹高卢退到了西班牙[15]。毫无疑问，在不幸来到的时候，他们避难来到了正在抵抗的西班牙地区。在南部高卢地区，生活在哥特法律之下的人的数量在大幅度减少。

    第八节 假敕令

    那位可怜的敕令编纂者本尼狄克特·列维达不是要把禁止使用罗马法的、自从查理曼时期所发布的《西哥特法》改为一种敕令吗?他把这项特殊的法变成了一个通用法，似乎要使罗马法在整个地球灭绝。

    第九节 蛮族人的法典和敕令是怎样消亡的

    《撒利克法》、《利普里安法》、《勃艮第法》和《西哥特法》都逐渐被法兰西人所废弃，原因如下：

    由于封地变成了世袭制和附属封地一直在扩大，很多习惯被引入。这些法律不再适用了。人们很好地保留这些法律的精神，这就是用罚款的方式来解决大部分案件。但是货币的价值无疑要发生变化，所以赔偿金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了许多领主规定罚金的条令[16]。罚金要交到他们的小法庭。这样人们服从的是法的精神，而不是法的本身。

    再则，法兰西被分割成无数对封建君王服从，而不是对政治服从的小领地。颁布一项有权威的法律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人们也不可能对法律加以考虑。派遣熟悉法律管理并对政治事物眼光敏锐的特命官去各省的习惯已不存在了。从条例中甚至可以看出，在新的封地形成时，君王们剥夺了派遣特命官的权利。这样，当所有的土地变成封地之后，这些特命官就没有什么用场了。再也没有共同法律了，因为再没有遵守共同法律的人了。

    因此，在第二朝代末，《撒利克法》、《勃艮第法》和《西哥特法》被人们极度忽视。在第三朝代初期，就几乎再也听不到人们讲这些法律了。

    在最初的前两个朝代，人们经常召集国民会议，也就是说召集领主和僧侣们。那时，平民还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人们试图对僧侣加以限制。僧侣们似乎是在征服者的统治下形成的一个团体，并且形成了他们的特权。国民会议订立的法律被称为敕令。这就产生了四种情况，(一)建立了封地的法律，大部分教会的财产被这些封地法所管辖；(二)僧侣更加分化，僧侣忽视宗教改革——他们并不是专一的改革者[17]；(三)人们接收了一些教规和教皇的谕旨[18]；(四)僧侣接受了这些法，因为它来自完全圣洁的地方。自从大封地开始建立，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君王不再向各省派遣使者，以便让人们遵守来自这些省的法律。这样在第三朝代就再也听不到人们谈论敕令了。

    第十节 续前

    人们曾给《伦巴底法》、《撒利克法》和《巴威利亚法》增添了许多敕令。曾有人试图寻找增加敕令的理由。实际上应当在这件事本身中来寻找。敕令有好几类。一些敕令与政治统治有关；另一些与经济统治有关；而绝大多数敕令与宗教统治有关。还有一些敕令与民间统治有关系。最后的这类敕令已经被归人民法之中，也就是说被归人到每个民族的属人法之中。也正是基于以上缘故，敕令里没有任何反对罗马法的内容。事实上，那些涉及经济症治，教会统治或政治统治的敕令与罗马法没有任何关系。那些涉及民间统治的敕令只是与蛮族人的法律有关系。人们解释、修改、增加和减少了敕令内容。但我们认为这些被归人属人法的敕令甚至忽视了敕令主体本身。在蒙昧时期，节略一本书往往就毁了这本书。

    第十一节 蛮族人的法律、罗马法和敕令消亡的其他原因

    当日耳曼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些民族从罗马帝国学会了使用文字。他们模仿罗马人，用文字把自己的习惯整理了出来，并编纂成法典[19]。在查理曼王朝之后，历代王朝不善统治，入侵诺尔曼和内战等又重新把取胜的民族带人他们刚刚挣脱的黑暗之中。不会读书写字，使得人们在法兰西和德意志忘却了蛮族人的法律、罗马法律和敕令。在教皇和希腊皇帝统治下的意大利有一些繁荣的城市，文字保留得比较完好，经营着当时绝无仅有的商业。意大利的邻里关系，使得罗马法在曾被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征服的高卢地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不仅如此，罗马法成为这一地区的属地法和一种特权。由此看来不懂文字是使得《西哥特法》在西班牙消亡的主要原因。由于许多法律的消亡，各地的习惯就形成了。

    属人法消失了。人们更多的是用习惯，而不是用法律文本来调整赔偿金和所谓安全税金。这样在君主国建立之后，人们把日耳曼的习惯变成了成文法。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又从成文法回到不成文的习惯中去了。

    第十二节 地方习惯、蛮族的法律和罗马法的变革

    从一些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在黎明时期和第二朝代已经产生了当地的习惯。当时人们把它称为“地方习惯”、“古代习惯”、“习惯”、“法律”和“各种习惯”。一些著作者认为这种习惯就是蛮族人的法律，并把当时人们称为法的东西叫做罗马法。我可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柏彬国王规定，凡是没有法的地方，就要遵从习惯。但习惯不得优先于法。要是说罗马法优先于蛮族人的法典的话，就等于推翻了古代的记载。尤其是那些蛮族人的法律往往与现实的记载相反。

    蛮族人的法律与这些习惯截然不同。蛮族人的法律是作为属人法而被引入的。比如，《撒利克法》是一种属人法。但是在撒利克法兰克人普遍或近乎普遍居住的地区，把这条完全是属人法的《撒利克法》与海岸法兰克人的法律相比，它就变成了一种属地法。而且只有对在其他地方居住的法兰克人来说，才是属人法。比如在一个《撒利克法》是属地法的地方，本应由勃艮第人、德意志人，甚至罗马人各自民族的法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些纠纷；但是由于许多新习惯被引进这一地区，这些法律对大量的司法判决来说也就非常合适了。这些是对柏彬法律的很好解释。在《撒利克法》不能裁决的情况下，这些习惯影响到当地的法兰克人是很自然。然而在习惯优于《撒利克法》时一切就不那么自然了。

    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律，以及与法律不发生冲突时用于补充处于统治地位法律的习惯。

    这些习惯有时可能会补充非属地的法律。为了遵从同样的例子，在一个《撒利克法》是属地法的地方，应当用勃艮第法来裁决勃艮第人。在这个法律的文本中，没有涉及这样的情况。所以毫无疑问，人们是按当地的习惯来进行司法裁决的。

    在柏彬王朝时期，旧的习惯没有法律强大。但在不久以后习惯却摧毁了法律。因为新的方法总是一剂良方，它能指明目前的病灶所在。人们相信在柏彬王朝时期，人们开始更偏重习惯，而不是法律。

    从我讲述的《毕斯特敕令》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法在罗马初期是怎样演变成属地法的；从我所描述的德洛伊宗教会议上，我们可以弄明白《哥特法》为什么没有继续得到使用。罗马法变成了一种普通的属人法，而《哥特法》则变成了特殊的属人法。结果罗马法变成了属地法。但是，为什么罗马法作为属地法仍然在西哥特和勃艮第的省份存在的时候，愚昧和无知却造成了蛮族人属人法的消亡呢?我的回答是：罗马法本身似乎属于其他属人法的范畴。如果没有罗马法，在那些以罗马法为属地法的省份里还有《提奥多西乌斯法典》；而在这里却只有《查士丁尼法》，尤其是当这里的人们把罗马法看成是一种特权，而且罗马法的一些条文仍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时候，这里仅仅只剩下使用罗马法或成文法的地区的名字，以及各个民族对他们自己法律的热爱。这些就足以产生以下这一效果，那就是当《查士丁尼法》编纂完成后，在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统治的地区，该法作为成文法被人们接受；而不像在法兰克人的旧辖地，人们只把它当成了“成文的道理”。

    第十三节 《撒利克法》或撒利克法兰克人的法律与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的法律和其他蛮族的法律的区别

    《撒利克法》根本不接受消极立证的做法。也就是说依照《撒利克法》，无论是诉讼还是指控都应该提出立证。被告仅仅只是否定指控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做法几乎与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是一致的。

    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的法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即仅满足于消极作证。在大部分情况下，提出诉讼或被指控的人能够用一些证据为自己辩护：对人们的指控，他发誓什么也没有干。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宣誓，其人数可根据案件的重要性进行增减，有时会达到七十二个证人。德意志人、巴伐利亚人、图林吉亚人、费里兹人、撒克逊人、伦巴底人、勃艮第人的法律与利普里安人的法律是一模一样的。

    我已经说过，《撒利克法》不接受消极立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该法允许消极立证[20]。也就是诉讼时，它不仅允许消极作证，而也允许积极作证。原告陈述他的证据用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被告也陈述他的证据来为自己辩护。法官从双方的陈述中寻求真实的证据[21]。这种做法与利普里安法和蛮族人的其他法律大不相同：被告为自己辩护时，应首先发誓自己无罪，其这样的法律仅仅适用于单纯、天真的人。立法者还应防止滥用法律。我下面就要讲到。

    第十四节 另一个区别

    《撒利克法》不允许采用决斗来获取证据，然而利普里安法和几乎所有蛮族人的法律都使用这种方式获得证据。我认为决斗法是一种自然结果，也是建立消极立证法律的良方。由于誓言的作用，当原告起诉后看到自己的诉讼请求被不公正地规避时，对于一个身心受挫的尚武的人，除了要为自己洗清所蒙受的冤枉，以及为揭穿假誓言而伸张正义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撒利克法》不接受消极证据，因此它不需要决斗立证，也不接受决斗立证。但《利普里安法》和其他蛮族人的法律[22]都接受消极立证，也被迫建立起决斗立证的制度。

    我请大家读一读勃艮第国王贡德鲍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条著名的法规。从这两条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来自于事物的本质。应该用蛮族的法律语言把宣誓作证从有意滥用它的人的手中解脱出来。

    在伦巴底，《罗塔利法》规定那些用誓言辩护的人，可以不受决斗之苦。这种做法广为传播。后来我们看到了它所产生的恶果，也清楚了应该回归到原有的方法中。

    第十五节 思考

    我并不是说，在被修改过的蛮族人的某些法律条文里，或者是在蛮族人的法律里增加的一些条文中以及在敕令中，人们找不到能证明决斗立证不是一种消极立证的结果的法律文本。在几个世纪里，特殊情况使得人们建立起了一些特殊的法律。我讲的是日耳曼法律的普遍精神、它们的性质和它们的起源。我讲的是由这些法律所指出和建立的这些民族的旧习惯。仅此而已。

    第十六节 《撒利克法》的沸水取证法

    《撒利克法》允许沸水取证法[23]。由于这种取证法极为残酷，所以法律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办法以减少它的残酷性。如果当事人同意，法律允许那些被法庭传唤要使用该取证法作证的人赎回自己的手。经过调停，原告在得到了一笔法律所规定的赔偿金后就可以接受某些证人关于被告没有犯罪的证言。可以说，这是《撒利克法》的一个特殊情况。在此情况下，该法允许消极立证。

    这种证据的确认必须经由双方同意，并获得法律的允许，但这种做法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把一定数额的赔偿金交给了原告，原告也就同意被告用消极立证的方法来为自己辩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原告随意相信被告的证言，从而也就宽恕了被告对他的伤害。

    在司法裁决前，就双方当事人而言，一方笼罩在对残酷的取证法的恐惧之中，另一方则担心赔偿金额太少。法律为了了结他们之间的纠纷和消除他们之间的仇恨而采取了这样一种折中的方法。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这种消极立证的方法一旦被使用，就再不需要其他证言了，这样，决斗也就不会是《撒利克法》中的这个特殊条文的结果了。

    第十七节 我们先辈的思想方法

    人们会非常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先辈用来决定公民的荣誉、财产和生命所取决的事物，理性的东西少，偶然性的东西多。他们不断地使用某些证据，但是这些证据什么也证明不了，而且也不能证明谁与此有关，谁有罪，谁无罪。

    日耳曼人以前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控制过，因此他们享受着非常独立自主的生活[24]。但是由于各家族之间为凶杀、盗窃、伤害而发生了争斗[25]，因此人们改变了这种习惯，制定了一些争斗的规章。开战要奉命，并在官吏的监督之下进行，最好还是双方有决斗的通用许可证。

    当今的土耳其人把他们在内战中的首次胜利看成决定一切的上帝的裁决；而日耳曼人在一些特殊案件中把决斗看成是一种天意，并经常以此来惩罚罪犯和篡权者。

    塔西佗说：在日耳曼国家里，当一个国家要加入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时，总是试图让战俘和本国士兵决斗，并通过决斗来裁决战争的胜负。那些认为单人决斗可以解决公共事务的民族也可以认为此种决斗可以解决个人之间的冲突。

    在所有国王中，勃艮第的国王贡德鲍是最赞成使用决斗的。这个君王在自己的法律里给决斗赋予了一定的道理。他说：“决斗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不再为那些不可澄清的事情发誓。不再为已经确定的事实作伪证。”这样，当教会宣布法律允许决斗时，勃艮第的国王把那些立誓作证的人看做是对法律的亵渎。

    决斗立证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道理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对一个尚武的民族来说，怯懦必然意味着邪恶：它使人们背离曾经所受过的教育，使人们既没有荣誉感，也不愿按照其他人所遵从的原则行事；它使人们毫不顾忌别人对他们的轻蔑，也不重视别人对他们的评价。这些尚武的民族认为，人只要一出生就具有了与力量结合的机智，也不缺乏获得勇气的力量。只有重视名誉，人们才能终生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做这些事情就不可能获得名誉。对一个尚武的民族而言，力量、勇气和战功就是名誉，而可憎的罪恶则产生奸诈、诡计和狡猾，也就是说产生怯懦。

    用火取证是这样的：被告将手放在炽热的铁块上或放人滚烫的开水中后，他的手将被放人加有封印的袋子内。三天以后，如果其手掌上没有留下烫伤的印痕的话，他就会被宣布无罪。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对于一个经常使用武器的人来说，手掌的皮肤十分粗糙、坚硬，放在热铁块儿上或放入开水中烫一下，三天后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如果三天后手掌上看到了痕迹，这也就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们的农民有着粗壮的手，可以自如地摆弄炽热的铁块。至于那些劳动妇女，她们的手也足可以顶得住炽热铁块的灼烫。她们之中不乏决斗能手[26]。在一个没有奢侈的民族中，是没有中产阶级的。

    按照狄麟吉亚人的法律，一个被控的奸妇只有在没有人为她决斗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判用沸水取证。而按利普里安法，只有在她没有证据能为自己辩护时，才能使用该取证法。一位妇女没有一个亲属为她辩护，一名男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凭这一点，他们就已经败诉了。

    可以这样说，在使用决斗取证、热铁取证和沸水取证的情况下，他们的法律和民俗是和谐一致的；尽管这些法律是不公正的，然而却较少产生不公正行为。这些法律的后果比原因更无可指责。这些法律损害公平多于侵害法律，其不合理性多于专制暴虐。

    第十八节 决斗取证为何能广泛传播开

    从阿果巴尔给宽容路易的信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法兰克人不采用决斗立证的方法。因为，自从这个君王发现贡德鲍法遭到滥用之后，他就要求在勃艮第依照法兰克人的法律来裁决诉讼案[27]。然而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决斗取证已在法兰西得到了应用，因此人们陷入了某种困惑中。这也就如同我上面所讲的那样，撒利克法兰克人不接受这种取证法，而利普里安法兰克人却接受了这种取证法。

    尽管僧侣们呐喊反对，决斗取证的应用却在法兰西一天天地广泛传开。下面我将证明，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僧侣们本身的原因。

    伦巴底法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取证方法。奥托二世法在序言中这样讲道：“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个令人生厌的方法被引入了，这就是如果某个继承遗产的证书被人们认为是假证书，而出示证书的人只要立誓此证书是真的，那么不需要经过任何预备审判，这个人就变成了遗产的主人。这样立伪誓也就产生了。”当奥托一世皇帝在罗马加冕时[28]，在教皇让·保罗十二世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所有意大利的领主们齐声呐喊，要求皇帝制定一项法律，以纠正这种恶习[29]。教皇和皇帝决定在随后的拉温那会议[30]上来处理此事。在拉温那会议上，领主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且呼声越来越高。但在某些人没有出席的借口下，这件事又一次被推延了。当奥托二世和勃艮第的国王康拉德来到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在地维罗那[31]与意大利的领主们举行了会谈[32]。在领主们的不断要求下，皇帝终于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制定了一条新的法律。这条法律规定，在遗产继承上发生争议，一方出示遗产证书，而另一方却坚持认为此证书是假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决斗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条法律也适用于解决封地问题。教会也被纳入此法的管辖之下。此法还允许诉讼双方可另选高手代为决斗。人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教会的介入使得司法取证产生了弊病，所以贵族们才要求采用决斗取证。尽管贵族们一直在呐喊，尽管原来的取证弊病本身也是一种呐喊，尽管来到意大利发号施令的奥托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僧侣们还是在这两次会议上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贵族和君王们的协调一致才迫使僧侣们让了步。所以决斗的使用被看成对贵族财产的保障。从这以后，决斗取证就开始发展了。可以说决斗取证是在皇帝强大，教皇弱小，诸奥托皇帝在意大利重建帝国雄风时才得以发展的。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我将提出一个新的意见，那就是消极取证制度的建立引发了决斗司法裁决。一个被指控伪造自己的遗产证书的人受到责难时只要用消极证言为自己辩护，即按照《圣经》的要求宣称自己的遗产证书不是伪造的就可以了事：这正是人们向奥托皇帝所申诉的消极取证的弊端。怎样才能纠正一条断章取义的法律所产生的弊端呢?人们采用了决斗的做法。

    为了让大家对当时僧俗之间的纠纷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仓促地讲了一个奥托法。在此之前，还曾有过罗达利乌斯一世法。这个君王遇到了同样的抱怨和纠纷。为了确保财产的所有权，罗达利乌斯一世法规定证书的公证人必须发誓证书不是伪造的；如果公证人已经去世，所有在证书上签过字的证明人则必须立誓此证书不是假的。但是邪恶总是存在的，应该采用我以上所讲的方法来纠正这些邪恶。

    我发现在此之前，当查理曼召开公民议会时，人们向他报告说在众多的诉讼案件中，很难确定原告和被告是否做了伪誓，因此建议最好恢复决斗取证。查理曼照办了。用决斗的方式进行裁决在勃艮第人居住的地区得到了发展，而立誓取证在这里却受到了限制。意大利国王欧梯多立克废除了东哥特人的单个决斗。在申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的法律里，决斗从根本上遭到了废除。但在纳尔波内兹，这些法律很少为人所接受，决斗在这里被视为哥特人的特权[33]。

    在东哥特被希腊摧毁之后，伦巴底人征服了意大利，并把决斗之风带到了意大利。起初意大利的法律反对使用决斗。查理曼、宽容路易、诸奥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这些法令被归并到伦巴底人的法律中，并被加入到《撒利克法》中。这些法令扩大了决斗裁决的使用范围。首先是在刑事案件中使用，然后又被用在民事案件中。人们不知如何是好：通过用立誓的方法来进行消极取证是不合适的，但是用决斗来裁决也不尽如人意。人们时常变换取证的方法，喜欢采用哪种就采用哪种。

    一方面，僧侣们很得意地看到在教堂里[34]和祭坛上审理所有的世俗案件；另一方面，高傲的贵族则用剑来支持自己的权威。

    我绝不是说，是僧侣引入了贵族们所抱怨的那些消极取证的司法裁决制度。这种做法是从蛮族人的法律精神和消极取证发展过程中演变形成的。这样一个可以使很多罪犯逃脱惩罚做法，一定会能使人们想到应该利用宗教的圣洁来震慑罪犯，以使作伪证的人惊慌失色。正是因为如此僧侣们才支持使用消极取证及其做法。但在其他场合，僧侣们反对消极取证[35]。在波马诺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法庭从来都不接受消极取证，这无疑对消极取证的崩溃和削弱起到很大作用。

    所有这些还可以使人们感觉到我已讲了很多的消极取证法和决斗裁决法之间的联系。世俗法庭能完全接受这两种方法，而教会法庭却拒绝使用这两种方法。

    在选择决斗取证时，每个民族都会遵循自己尚武的精神。因为，在人们把决斗裁决制度建立起来并把它视为上帝的判决时，人们就废除了十字架取证、冷水或沸水取证等裁决方式。而以前这些裁决方式也都被视为上帝的判决。

    查理曼规定如果他的子女们发生争端，应用十字架取证法来裁决。宽容路易把十字架裁决限制在审理教务案件的范围内[36]。他的儿子罗达利乌斯规定，对所有案件都废止这种取证法。他甚至还废除了冷水取证法。

    当时能被普遍接受的习惯寥寥无几。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某些教会法庭没有使用过这些取证方法，在菲利浦——奥古斯特的一项法令[37]里有大量的篇幅讲述到了这些取证法；我只是想说当时人们很少使用这些立证方法。生活在圣·路易时代和以后时代的波马诺亚在列举不同类型的取证方法时，只讲到了决斗取证法而没有涉及其他取证方法。

    第十九节 撒利克法、罗马法及《敕令》消亡的新理由

    我已经讲过了《撒利克法》、罗马法以及《敕令》失去其权威的理由。在此，我要再讲一下，决斗取证的广泛使用也是这些权威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接受决斗取证的《撒利克法》逐渐变成了无用的法律，因此开始消亡。罗马法也不接受决斗取证，因此也同样消亡了。那时候人们只想着如何建立决斗裁决的法律，只想着建立一种优良的法学体系。《敕令》也变得越来越无用了。这样许多法律都丧失了权威性，而人们却不清楚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失去权威的；这些法律开始被人们遗忘了，而人们却无法找到能取而代之的其他法律。

    这样的民族不需要成文法，因此成文法就轻易地被人们遗忘了。

    当事双方不是有争议吗?只要让他们决斗就行了。所以，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

    所有民事和刑事的诉讼案都被简化成简单的事实。人们正是根据这些事实而决斗。不仅只是诉讼案的主体判决取决于决斗，就连一些附带事件或中间判决也取决于决斗。这就是波马诺亚在其所举的例证中所阐述的。

    我认为，在第三朝代开始时，法学已经形成，一切都由名誉观念来支配。如果有人不服从法官的话，法官就会对他的无理行为追究责任。在布尔治，如果主监官传唤一个人来而这个人不来，主监官就会说“我派人找过你，你不来，并对我的传唤不屑一顾。请告诉我你轻蔑我的理由。”于是他们就决斗了。最后，胖子路易改革了这个习惯。

    在奥尔良，所有的债务纠纷都使用决斗来裁决。少年路易宣布：要求索债金额在五个苏以上的案件才能使用此方式进行裁决。这项敕令是一项地方法律。因为在圣·路易时期，只要价值在十二个丹尼尔就可以使用此方式。波马诺亚曾经听一个法学家说，以前某一个时期在法兰西有一种坏习惯，人们可以雇一个决斗高手为这类债务纠纷决斗。由此可见当时决斗裁决肯定已被非常广泛地使用。

    第二十节 名誉观念的起源

    在蛮族的法典中，人们发现了某些难解之谜。佛里兹人的法律规定受棍打的人仅可得到半个苏的赔偿费；但轻微受伤的人则可得到比这多得多的赔偿费。根据《撒利克法》，一个自由民打击另一个自由民三棍子，他就得付给挨打的人三个苏的赔偿金。如果打出血的话，则按铁器伤人受罚，付罚金十五苏。人们是根据伤害的轻重程度来实施刑罚的。伦巴底人的法律对打人一棍、两棍、三棍、四棍的罚金有所不同。今天打人一棍子与打人十万棍的罚金是一样的。

    被并入《伦巴底法》的《查理曼法令》规定，人们可以用棍子来进行被该法令所许可的决斗。可能这是僧侣们的主张，也可能是因为决斗广为传播，而人们希望减少血腥气味的原因。宽容路易的敕令允许决斗者决斗时自行选择使用棍棒或武器。最后，只有奴隶才用棍棒进行决斗。

    我已经看到，我们的荣誉观念已经产生和形成。原告开始在法官面前指控被告曾犯过某种罪行，被告则宣称原告在撒谎。这样一来，法官就判令他们决斗。一条准则就这样形成了：当人们认为一方在撒谎的时候，就需要决斗。

    一个人如果宣布他要决斗，就不得反悔。如果他要反悔，就要被处以刑罚。这样，另一条准则也产生了：即一个男人既然已经许诺，名誉就不允许他失言。

    绅士们是骑着马，手持武器进行决斗的；而平民则是手持棍棒徒步决斗。由于这个缘故，棍棒被看成是羞耻的工具[38]：因为一个被用棍子打败了，他就会被看做是下贱的人。只有下贱人在决斗时不掩面[39]，这样只有他们的脸会受伤。因此，挨耳光被认为是奇耻大辱，需要用血来洗刷：因为一个挨耳光的人也被认为是下贱的人。

    日耳曼人对待荣誉与我们一样敏感，甚至比我们更敏感。对这些耻辱，就连最疏远的亲属也会有受到强烈伤害的感觉。他们所有的法典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伦巴底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带领其他人去打一个完全没有防备的人，并使对方受到羞辱和嘲笑的话，应付致死人命所应付的赔偿金的一半；如果出于同样的动机，把对方捆绑起来，应付同样罚金的四分之三。

    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先辈对侮辱极为敏感。但是他们对一种特别类型的侮辱没有加以区别：这就是使用某种器具并用某种方式对身体的某些部位进行击打。当然所有这些都包括被打败的侮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施暴的程度决定了遭受侮辱的程度。

    第二十一节 日耳曼人名誉观念的新思考

    塔西佗说：“日耳曼人认为在战场上丢掉盾牌是莫大的耻辱。许多人由于这种不幸而自杀身亡。”《撒利克古法》规定，诽谤他人在战场上丢掉盾牌的人，应付给被诽谤者十五苏的赔偿金。

    查理曼修改了《撒利克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只给三苏的赔偿金。我们不应该怀疑这个君王是在削弱军队的纪律性。很显然，这个变化来自于兵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兵器的变化，人们的很多习惯也随之改变了。

    第二十二节 与决斗相关的习俗

    我们与妇女的关系建立在与感官享乐密切相关的幸福之上，建立在爱和被爱的魅力之上，也建立在取悦妇女的欲望之上，因为妇女是某些构成个人价值的东西的最高明的鉴定者。这种取悦女人的一般的欲望导致产生了献媚的风气。这种风气并不是爱情，但很优雅、很轻浮。这是一种永久伪装的爱情。

    根据每个民族和每个世纪的不同情况，爱情往往倾向于以上这三种因素之一，而漠视其中之二。我认为在决斗的时代，最为盛行的应该是献媚的风气。

    在伦巴底法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两个决斗者之一随身带有魔力草的话，裁决官就让人把他的魔力草拿去，并让他发誓不再带有魔力草。这样的法律只能建立在普通人的基础上。人们认为恐惧最能使人发明许多情节，引起各种幻想。在个人决斗中，决斗者全副武装，拿着沉重的进攻和防御性的武器。假如一种武器具有某种特性和威力，就可以使持有这种武器的决斗者占据上风。因此认为一些决斗者持有具有魔力武器的念头，就一直会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反复浮现。

    这样就产生了奇迹般的骑士制度。这些奇迹般的想法充满了所有人的心灵：在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游侠骑士、巫士、仙女、插翅的或聪慧的骏马，隐形人和刀枪不入的人；对伟大人物的出生和教育甚为感兴趣的魔术师；被施以了魔法或解除了魔法的宫殿。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只有粗俗的平民才沿着大自然原有的轨迹继续生活。

    游侠骑士们总是全副武装，出没于古堡，要塞和强盗中。他们为弱者抱打不平并以此为荣。在我们当今的小说中，建立在爱情思想上的艳侠之风与武力和保护的思想交织在一起。

    于是人们就幻想出一个非凡的男士。这个男士看到一位品貌非凡但却纤薄娇弱的女子，于是就乐意挺身而出为她冒一切风险，并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上取悦于她。艳侠的风气就这样产生了。

    这些骑士小说满足了这种取悦女人的愿望，给欧洲的部分地区带来了这种艳侠风气的精神，可以说这种精神，在古人中是少见的。

    在罗马这个广阔的大城市里，出奇的奢侈满足了人们感官上的享乐。在希腊，某种田园寂静的意念诱发了人们描述爱情的感觉[40]。保护女子贞操和美貌的游侠骑士的思想意识导致产生了艳侠风气的思想意识。

    骑士比武的习惯使得这种精神源远流长。它把价值的权利和爱情的权利汇集了起来。这就大大地增强了艳侠之风的重要性。

    第二十三节 关于决斗裁决的法学

    人们也许出自于好奇之心，想了解一下已成为司法裁决原则的这种畸形的决斗裁决习俗，想寻求形成这种怪异荒诞法学的基础。’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人类甚至把自己的偏见也制定成规则。再没有什么能比决斗裁决更不通情达理的了，但是决斗裁决一旦定下来，人们就会相当严肃地执行。

    为了很好地了解当时的法学，就应该细心地研读圣·路易的法规。圣·路易使司法裁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戴方丹和这位君主是同时代的人。波马诺亚的书写于他以后的时代[41]。其他著作者也都生活在他以后的时代，因此，应该从后来人们修正过的古籍中来研究古时的这个习惯。

    第二十四节 决斗裁决的规则

    如果有好几个原告的话，他们就应该协调一致，以保证由一个人来起诉；如果他们不能统一意见的话，参加听诉的人就会在他们中指定一个人进行上诉。

    如果一个绅士向一个平民挑战的话，他应该手持盾牌和棍棒，站在地上。如果他手持绅士兵器骑马而来，人们将夺去他的马和兵器，扒去他的衣服，只剩下衬衣，并强迫以这样的装束与平民决斗。

    在决斗之前，裁判官要发布三项命令，第一，命令各方亲属离场；第二，命令大家保持安静；第三，禁止援助决斗的任何一方，违者施以重刑。如果决斗者之一因为这种救助的原因而失败，违者甚至会被处以死刑。

    裁决的人员看守着决斗场。决斗过程中如果一方提出议和。裁决人员要牢记此时双方所处的位置，如果讲和不能成功的话，决斗双方就可以按先前各自的位置继续决斗。如果双方为犯罪案件或因案件错判而决斗，没有领主的同意，双方则不能讲和。即使一方战败，没有得到伯爵的许可也不得言和[42]。这种许可令十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恩敕令。

    但是对死刑案，如果领主因受贿，而同意议和的话，领主应付六十里弗尔的罚金，而且伯爵将会剥夺该领主惩罚坏人的权利[43]。

    没有能力提出和接受决斗的人大有人在。弄清楚原因后，可以准许他们找人替他们决斗。为了使代替他们决斗的人能尽力与对方决斗，便规定如果此人被打败的话，他的手就会被砍掉[44]。

    在过去的世纪里，人们制定了禁止决斗的法律，对违者处以死刑。其实砍掉他的手，也就已经让他受到了剥夺决斗资格的痛苦。对于男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失去做人的能力更为痛苦的事情了。

    对于死刑案，当双方由他人代替决斗的时候，被告和原告都被安排在看不见决斗的地方。当一方决斗失败时，他就被用绳子捆住，施以酷刑。

    在决斗中一方失败之后，并不意味着肯定败诉。比如，只是预审判决的决斗，那么，他就只是预审判决的失败。

    第二十五节 对决斗裁决所作的限制

    当双方因一些极不重要的民事案件而提出决斗，并且收到了对方的决斗担保，领主就会要求双方收回其决斗担保。

    如果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的话，比如，一个人在集市众目睽睽之下杀人，即不需证人作证，也不需要决斗取证，裁决官便进行公开宣判。

    在领主的法庭里，当人们经常以同种方式进行裁决，而且这种方式已被人所共知的话，领主就拒绝双方决斗，以免不同的决斗结果改变决斗的习惯。

    人们只能为自己，为其家族成员或为其要尽忠的领主而要求与他人决斗。

    如果被告被获释，原告的其他亲属不能再要求决斗，否则，诉讼案就没有终结之日。

    如果一个人的亲属要为他的死复仇，可实际上他却没有死，又回来了的话，人们就不得要求决斗。同样，如果这个人的出走是人所共知的话，就不可能造成人们被指控的事实，也同样不可能存在决斗的问题。

    如果一个被杀的人在他死之前证明被告无辜，并指控另外一个人的话，人们不得与被告决斗；但如果他没有指控任何人，人们就会把他宣布的被告无罪的行为看做是对死者的一种宽恕。人们会继续追诉被告，在绅士之间甚至会产生冲突。

    当冲突发生时，如果双方亲属中的任何一人提出或收到决斗担保，冲突争斗的权利便终止了。此时人们会认为双方愿意采用日常的司法判决程序。继续要进行争斗的一方将被判罚损害赔偿。

    由此可见使用决斗裁决有这样的好处：它可以把普遍性的纠纷转变成个人的纠纷；它把权利归还给法庭；他还使那些仅由国际法管辖的人重又被民法所管辖。

    正像许多聪慧的事情是在用极其愚蠢的方式向前发展一样，也有许多愚蠢的事物却是在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向前运动。

    如果一个被指控犯有某项罪行的人能清楚地证明正是指控他的人犯了此罪，那么就不再需要决斗担保了。因为没有一个罪犯不愿意接受一场胜负未卜的决斗，而宁愿接受那肯定的刑罚。

    已经由仲裁人或教会法庭审理的案件不得进行决斗。涉及妇女遗产的案件，也不得进行决斗。

    波马诺亚说，妇女不得决斗。如果一个妇女向另一个人提出决斗，而没有指定自己的决斗人的话，她决斗的要求不能被接受。一个妇女必须得到其保护人的同意，也就是她的丈夫的许可才能提出决斗。但是未经丈夫许可，他人可以向她提出决斗要求。

    如果提出或接受决斗的人不满十五岁，不得进行决斗。但在涉及孤儿的案件里，如果监护人或照管人愿望承担风险的话，可以允许不满十五岁的孤儿决斗。

    据我所知，以下情况下奴隶可以决斗：一个奴隶与另一个奴隶决斗；奴隶与一个自由人决斗；假如受到挑战，奴隶还可以与一个贵族决斗；但是如果奴隶向贵族挑战；贵族可以拒绝与之决斗，奴隶的领主甚至有权把他从法庭上撤回来。奴隶可以根据与领主的契约或习惯与任何自由人进行决斗。教会主张他的奴隶也享有同样的权利[45]，并把这种权力作为尊敬教会的标志。

    第二十六节 诉讼人与证人之间的决斗

    波马诺亚讲过，诉讼人看到对方的证人就要做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时，可以用下面的方法避开第二个证人作证：他可以告诉法官对方的证人是假的，是一个诽滂者。如果该证人坚持讼争的话，该诉讼人就可以提出决斗担保。这样一来，这个案子就不用再审理了，因为如果这个证人决斗输了的话[46]，对方就会因作假证而败诉。

    因此不能让第二个证人立誓作证。如果第二个证人提出了证据的话，此案件的审理就会以两个证人的证词而宣告结束。假如能阻止第二个证人出庭作证，那么第一个证人的证词也就变得无用了。

    如果第二个证人就这样被拒绝，该方就因不能提出其他证人而败诉。但是，在诉讼人没有提出决斗担保的情况下，对方还可以提请出其他证人出庭作证。

    波马诺亚说过：证人在作证前可告诉他的诉讼人：“我无意为你争讼决斗，也不愿为我争辩。但是如果你愿意保护我的话，我将非常愿意地讲出我的实话。”这样一来诉讼人就必须为其证人进行决斗。即使诉讼人在决斗中失败了，他也没有败诉[47]，仅仅只是其证人遭到拒绝而已。

    我想，这是由古代的习俗演变所致。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提出与证人决斗的做法，在巴威利亚法与勃艮第法中都作出过规定，并且没有任何限制。

    在前面我已论述过贡德鲍的法令，阿果巴尔和圣亚威曾经声嘶力竭地反对过此法。

    这位君王说：“当被告让一些证人为自己无罪作证时，原告可以提出与其中一个证人进行决斗。因为这个证人发过誓，并宣布知道案件的实情，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为证明他自己而参加决斗的。”这位君主没有给证人们留下任何可以躲避决斗的借口。

    第二十七节 当事人与领主家臣的决斗以及对裁决不公的上诉

    因为决斗裁决的性质意味着案件的终审判决，不得重新裁决或重新追诉，所以，像罗马法和寺院法所规定的那样，上诉是为了改变原法院的判决，向更高级的法庭申诉的做法，当时在法兰西并不为人所知。

    一个只是靠荣誉感来支配的尚武民族是不懂这种诉讼形式的，而且在同一种精神的支配下，这个民族采用原来反对诉讼方的方法来反对法官。

    对这个尚武的民族来说，上诉就意味着对武装决斗的应战，它往往以血的代价而告结束；上诉不是要求打笔墨官司，打笔墨官司是后来人们才明白的。

    圣·路易在《立法》里说过：上诉的做法是不忠不义的。波马诺亚也曾告诉过我们，如果一个人欲向加害于他的领主提出控告，他就应该首先向领主宣告放弃自己的封地。然后再向领主的宗主上诉，提出决斗。同样，如果领主向伯爵起诉自己的下属，他就失去了下属对他的臣服关系。

    下属控告领主裁决不公，也就是指控领主的裁决是错误和怀有恶意的。下属如此控告他的领主，这就犯了某种不忠之罪。

    这样，人们只是控告那些组成法庭的领主的家臣裁决不公，而不是直接控告建立并控制法庭的领主裁决不公，目的是为了避免犯不忠之罪。人们仅仅只是攻击领主的这些家臣，并能讲出侮辱他们的理由。

    控告家臣们裁决不公，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些人愿意作出公正的裁决，而且这一裁决已作出了，并且宣布了，控告人则必须同他们全体决斗。如果在所有裁决官还没有全体发表意见之前提出起诉，那就应该同所有已经发表了相同意见的裁决官进行决斗[48]。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人们可以请求领主要求每个家臣大声讲出自己的观点。当第一个家臣讲完自己的意见之后，第二个家臣即将要发表意见之前，控告人就可以指控第一个家臣是谎言家、恶棍、诽谤者，这样就可以仅仅只同发表了意见的第一家臣一个人决斗。

    戴方丹指出，按照惯例在指控法庭裁决不公之前，应允许三个裁判决官发表他们的意见。他没有说控告人应该同这三个人都决斗，也没有说控告人必须与所有发表意见的裁决进行决斗[49]。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是因为当时没有完全相同的做法。波马诺亚说的是发生在克莱蒙郡的事情，而戴方丹讲述的是在维尔曼多哇的一些做法。

    当一个家臣或一个有封地的封建主向大家宣布他支持原判决时，裁决官就会让其提供决斗担保，此外还要让他确认上诉人的上诉。但是，被起诉的家臣根本不去确认这一上诉，因为他是领主的家臣，他应该反对上诉，否则就要付给领主六十里弗尔的罚金。

    如果上诉人不能证明原裁决有问题，他就得付给领主六十里弗尔的惩罚金，付给他所起诉的家臣同样的罚金，还得付给所有公开赞同原判决的家臣们同样数额的惩罚金。

    当一个重大死罪嫌疑犯被捕、被判决之后，他不能因判决不公而上诉。因为，这种人总会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或为了获得和解而上诉的。

    如果有人说裁决是不公正的，是不道德的，但又不站出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不敢站出来决斗，假如这个人是绅士，他将为他所说的谎话付给领主十个苏的罚金，如果他是奴隶，则要被罚款五个苏。

    决斗失败的裁决官或家臣既不会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失去家庭成员。但是如果是重大案件，假如起诉他们的人在决斗中失败了，这些人将会被处以死刑[50]。

    这种为使判决公正而起诉封臣的方法本身就是为了避免起诉领主。但是如果领主没有家臣或家臣不够的话，他可以自费从他的封建宗主那里借一些家臣。但是如果这些家臣不愿意的话，不能强迫他们参与审判。他们可以宣布他们只是为了提出建立而来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领主就得亲自审案，亲自宣布裁决结果。如果此时有人控告他判案不公，那就只有靠他自己来应对上诉了。

    如果这个领主非常贫穷，以至于没有钱向他的封建宗主借家臣，或由于忽略了从其封建宗主家里借家臣这件事，或者封建宗主拒绝借给他，这个领主不能独自开庭审判。由于不能强迫一个人在一个不能裁决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所以案件要交到这个领主的封建宗主的法庭上来审理。

    我相信，这是司法与封地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产生了法兰西法学的戒律：“封地就是封地、法律就是法律。”有许多封地的封臣，自己没有家臣，因此也就没有能力维持他们的法庭。所有的案件都得交给其封建宗主的法庭。这些封臣丧失了司法权，因为，他们既无法享有司法权，也不愿意享有司法权。

    在要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所有参与裁决的裁决官必须出席，以便使裁决官们过问控告裁决不公的人是否同意这一裁决。戴方丹说：“这是表示礼貌和忠诚所必须的，不得逃避和延误。”我觉得在英格兰，人们还遵守的一种习惯就来自这样的想法。这种习惯是，对死刑的判决，所有陪审员的意见必须一致。

    所以判决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人数相等，在刑事案件中，宣布被告胜诉；在债务案件里，宣布债务人胜诉，而对于继承案件来说，则宣布被告获胜。

    据戴方丹讲，就如同在战时，因为人没有到齐，他不能救助他的首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成立一样，一个家臣不能以下述原因为借口而拒绝出庭审判。这些原因是：裁决人员只有四人[51]；裁决人员没有到齐；最贤能的裁决人员都没有出庭。但是领主的法庭应当受到尊重，吸收最勇敢和最聪明的人组成法庭，这是领主的义务。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感觉到家臣有决斗和裁决的义务。这个义务甚至是：裁决就是决斗。

    如果一个领主在自己的法庭控告家臣而被判有罪的话，他可以指控他的一个家臣裁决不公。但是，由于家臣曾发誓要忠诚于领主，所以家臣必须尊敬领主。领主已经接受了家臣效忠的誓言，就应该对家臣施恩。因此，人们对下面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其一，领主只是泛泛地讲裁决是不公正的，是极其恶劣的[52]；其二，他只是把裁决不公归罪于某个家臣自己的渎职[53]。在第一种情况下，他攻击了他自己的法庭，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攻击他自己，因此他不能提出决斗。然而第二种情况是可以决斗的。因为他攻击的是家臣的荣誉。这种决斗对双方来说，失败的一方将失去生命及财产，用以保持公众的安宁。

    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区别是必要的。然而它的使用被扩大化了。波马诺亚说过，如果指控裁决不公的人用个人指责来攻击某个家臣，这就要进行决斗。但是如果他只是攻击裁决，案件应通过决斗裁决或法律裁决来审判，这样被控告的家臣就可以自由选择这两种裁决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因为笼罩着整个波马诺亚时代的精神是抑制决斗裁决的，被指控的家臣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通过决斗来为自己辩护，这不但与当时建立起来的荣誉观念相对立，而且与家臣的保卫法庭的义务也是相矛盾的。所以，我认为波马诺亚所说的这种区别是当时法兰西人的一种新的法学理念。

    我并不是说对所有裁决不公的上诉都要通过决斗来解决。对裁决不公案件的上诉与其他案件的上诉是相同的。人们还能记得，我在第二十五节中讲的那些例外。这里的这些上诉案件是否都要通过决斗来解决，主要是看封建宗主的法庭是否应该撤销决斗担保。

    不能控告国王法庭裁决不公正。因为没有人能与国王是平等的，没有人能控告国王。国王没有顶头上司，所以也没有人能控告国王法庭。

    这个基本法不但作为政治法是必要的，而且作为民法，一样能够减少这个时代司法裁决中的弊端。当一个领主害怕人们控告他的法庭裁决不公或看到人们参与控告时，如果他认为他是非常公正的，而且他的法庭判决不应该受到控告，他就可以要求国王法庭的人来裁决。而这一裁决是不得被控为不公正的。戴方丹说，菲利普国王曾派遣所有枢密院的人到柯尔比神父的法庭审判一件案件。

    但是，如果领主请不到国王的法官，如果他直属于国王的管辖，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法庭放在国王的法庭中；如果他属于国王的下属领主的话，他可向其宗主领主申请，从一个领主到另一个领主，直至到国王。

    这样，尽管在这个时期，人们没有上诉的实践，甚至没有如今上诉的观念，人们还是上诉到了国王那里。因为国王是万水之源，万源之海。

    第二十八节 对司法过失的上诉

    如果领主的法庭延迟、逃避和拒绝审判的话，人们可以对领主法庭这样的司法失误提出上诉。

    在第二朝代，伯爵手下有几个官吏，尽管他们身属宗主，但是其司法审判权却不隶属伯爵。这些官吏在庭审会上进行最终裁决。他们与伯爵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司法管辖权的范围上。例如，伯爵可以判死刑案，审理有关自由和限制财产的案件，而百人长却没有这样的权力。

    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重大的诉案是留给国王审理的。这就是那些直接关系到政治秩序的案件。像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以及其他大领主之间的诉讼案件则由国王和其他重要的诸侯[54]来裁决。

    有一些著者说过，人们可向国王的钦差大臣上诉伯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伯爵与钦差大臣有相同的法律权限，各自互不隶属；不同的是钦差大臣的刑事法庭每年开庭四个月，而伯爵的刑事法庭则每年开庭八个月。

    如果在法庭上被判罪的某个人要求重新审理他的案件，再次败诉之后，要付十五苏的罚金，或被判决此案的法官亲手棒打十五下。

    如果宗主伯爵和国王的钦差感到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大领主服从道理的话，他们就让大领主作出保证，将案件放到国王的法庭上受审。这是审理案件，而不是重审案件。我在麦次的敕令中发现，国王法庭就接受对不公正裁决的起诉，而禁止其他种类诉讼案件的上诉要求，违者处罚。

    如果有人不服助理法官的判决，但又没有对判决提出上诉的话，他就会被投进监狱，直到他接受判决为止。如果他要上诉的话，在监管严密的条件下把他押到国王面前，该案件则由国王的法庭审理。

    当时几乎没有司法过失的诉讼问题。因为，人们非但没有控告伯爵和其他有权开庭的人不能按时开庭审理案件，相反，人们还抱怨开庭的次数太多了。曾有无数条法令禁止伯爵和其他司法官每年开庭的次数在三次以上。这些法令不是纠正他们的怠慢，而是要终止他们的活动。

    可是后来，出现了无数小的领地，建立起不同等级的臣属关系。一些封臣在他们的法庭上怠慢了案件的审理从而产生了这类上诉案件。而且，这类上诉案件还使得封建宗主获得更大量的罚金。

    决斗裁决的习惯渐渐地被广泛应用。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常常难以把家臣聚集起来，因此就产生了司法上的玩忽职守。也就产生了对这些司法失误的上诉。这种上诉往往总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战争都起因于违反政治法规，就像我们今天的战争一样，总是以违反国际公法为起因和借口而爆发的。

    波马诺亚说过，对司法失误的上诉，人们从来不进行决斗。原因如下：一、由于对领主人身的尊敬，诉讼人不得与领主进行决斗；二、诉讼人不得要求与领主的家臣们决斗，因为事情很清楚，他们只要算一算传唤的天数或其他延缓的时间就够了；三、既然没有裁决也就不会有裁决不公的控告；四、最后一点，家臣们的罪行冒犯了领主，与冒犯当事人一样；但是与领主和他的家臣决斗是违反规矩的。

    但是，因为在宗主法庭上，司法失误是由证人来证明的，人们可以与证人决斗。这样，人们既没有冒犯领主，也没有冒犯他的法庭。

    其一，如果司法失误是出自于领主的下属或领主的家臣，他们延迟裁决或在裁决过期之后规避裁决，那么人们就会在宗主法庭上起诉领主的家臣有司法失误。如果家臣们败诉，家臣要给他们的领主支付一笔罚金。领主不仅不能对他的下属给予任何援助，恰恰相反，领主要查封家臣的封地，直到每个人交出六十里弗尔的罚金。

    如果司法失误是出自于领主，也就是由于他的法庭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裁决或是由于没召集他的人或没有指定某人替他来召集家臣，诉讼人就会因领主的司法失误而向宗主伯爵提出上诉。但是，由于对领主的尊重，人们会让法院传讯诉讼方，而不是领主。

    其二，领主可以要求在宗主法庭上审理他的案件。如果他被证明其司法失误的罪名不成立而因此胜诉，他的诉案还会返回到他的领主法庭来审理，上诉人得给他付六十里弗尔的罚金。但是，如果证明他的确有司法失误的话，他受的处罚就是丧失该诉讼案件的审理权，案件最终由宗主法庭审理。事实上，上诉人指控司法失误的目的就在于此。

    再则，如果有人在领主的法庭控告领主的话，那只能是为了有关封地的案件。在以各种方式拖延一个时期之后，法庭催告领主来同这些老实人见面。法庭是靠王权催告领主来的，所以要经过君王的批准。法庭不能以家臣的名义传唤领主，因为家臣不能传唤自己的领主。但是，他们能为他们的领主而传唤其他人。

    有时候，在控告司法失误之后，带之而来的是控告裁决不公。因为尽管领主有时犯有司法失误，但他还是又让人作出了裁决。

    家臣控告其领主犯有司法失误被裁决为错误的话，他被判罚一笔赔偿金[55]，金额由领主随意制定。

    根脱人曾向国王控告了佛兰德伯爵的司法失误，控告他在他的法庭里拖延裁决。国王发现他拖延的时间比当地所习惯的时间还要短，因此，国王驳回了根脱人的起诉，没收了上诉人价值六万里佛尔的财产。根脱人又来到国王的法庭要求减少罚金。法庭作出判决：如果伯爵愿意的话，他可以拿到这笔罚金，甚至更多。波马诺亚也参加这些裁决。

    最后，对于封臣的人身或荣誉，或不属于封地的财产案件，领主和封臣很可能会发生纠纷。在这些纠纷的案件中，不会发生司法失误的诉讼，因为这些案件不会在领主的法院里审理，而是要在他们所属的宗主法庭里进行审理。戴方丹说过，家臣无权审理有关他们领主的人身案件。

    我竭力给予上述这些东西一个清楚的定义。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著说中是极端混乱、暧昧不明的。把他们从混乱中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发现。

    第二十九节 圣·路易统治时期

    圣·路易废除了在他辖地的法庭进行决斗裁决的做法。在他所制定的《法令》[56]及《法制》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是，在他的男爵法庭上，除了在对司法失误上诉的案件外，他禁止使用决斗裁决[57]。

    人们没有要求与裁决的法官决斗，就不能上诉领主的法院裁决不公。但是圣·路易引入了不用决斗来审理裁决不公的做法，他的做法变化无疑是一种变革。

    圣·路易宣布，诉讼人不能在他的辖地内的领主法庭里上诉裁决不公，因为这是不忠不义之罪。的确，与其说是一种对领主的不忠之罪，不如说是对国王的不忠之罪。但他规定，诉讼人可以要求修改在法庭上作出的判决。这倒不是因为这些裁决是不公正的或恶意的，而是因为他们造成了某种伤害。相反，他还规定，如果要起诉裁决不公的话，必须起诉男爵的法庭裁决不公。

    综上所述，按照圣·路易的《法制》，人们不能起诉国王统治的法庭裁决不公，但人们可以在此法庭要求修改裁决。在大法官不愿修改裁决的情况下，国王允许诉讼人向他的法庭起诉或由他们自己来解释《法制》，向国王呈交请愿书或恳求书。

    至于领主法庭，圣·路易允许指控裁决不公，并规定这样的案件应在国王的法庭或宗主领主的法庭审理，不以决斗来裁决，而应依据证人、依照他所制定的法律诉讼形式来进行裁决。

    这样，不论诉讼人可以指控裁决不公的领主法庭，还是不能上诉裁决不公的领主管辖的下属法庭，诉讼人都可以上诉，而没有决斗的危险。

    戴方丹给我们介绍了他所看的不经过决斗而进行裁决的最初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在国王的辖地，圣刚廷的法庭审理的案件；另一个是在棚头的法庭审理的案件。伯爵出席了棚头的法庭，他反对这种旧的法学，然而这两个案件都是由法律审理的。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圣·路易给他辖地的法庭所规定的诉讼方式与男爵的法庭的诉讼方式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圣·路易可以不受任何影响来为他辖地的法院规定诉讼方式，但对领主他必须把握分寸。领主们一直享有旧的特权；除非有人甘冒风险起诉他们的法院裁决不公，从来没有从领主们的法院里撤移过任何诉讼案件。圣·路易保持了指控法院裁决不公的做法，但又规定人们可以不必通过决斗来指控法庭裁决不公。他废止了法律里实质性的东西，而仅仅只保留下了法律条文，，并使人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法律的这一变化。

    这一变革并没有被领主法庭普遍接受。波马诺亚说：从他们的时代开始，有两种裁决方法，一种是根据国王的法律，另一种是按照旧的方法。领主有权采用这两种方法的任意一种。但是在一个案件里，如果选定了其中的一种，就不得再使用另一种。他又说：克莱蒙伯爵采取了新的方法，而他们的家臣却坚持旧做法。但是，伯爵随时都可以恢复使用旧方法，否则，他的权威就不如他的家臣了。

    应该明白，法兰西当时分为国王辖属、男爵辖区或男爵领地。而用圣·路易的《法制》条文的术语说，法兰西就是分为王权之下的地区和王权之外的地区。诸国王为自己的辖属地区制定法令，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威；但是，当他们颁布那些同男爵的辖区有关的法令时，就要同男爵们协调进行，由男爵们盖章或签署使之生效。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男爵们就要根据这些法令是否与领主领地的财产管理相适应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法令。附属小封臣与大封臣的关系也是如此。尽管《法制》的法律条款规定了对于领主们极其重要的事项，然而这部《法制》是在没有经过领主们同意的情况下制定的，所以仅仅是那些认为这部法律对他们有益的领主们接受了它。圣·路易之子罗泊尔允许在他的克莱蒙伯爵领地实施这些法令，而他的封臣们却认为在他们的领地实行这些法律是不合适的。

    第三十节 上诉的考察

    人们认为，既然上诉是要求决斗的挑战，那么就应该当场提出。波马诺亚说：“如果一个诉讼人没有上诉就离开了法院，他就失去了上诉的机会，判决也就生效了。”甚至在限制使用决斗裁决之后，这条法律依然有效。

    第三十一节 续前

    戴方丹告诉我们：贱民不得控告他的领主的法院裁决不公。《法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戴方丹还说：“所以在领主和贱民之间，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其他审判官。”

    正是由于决斗裁决的使用，贱民被剥夺了控告领主法院裁决不公的权利。根据条例和习惯，有权决斗的贱民[58]也就有权控告他们领主的法院裁决不公，即便审理的人员是骑士也是如此[59]，这是千真万确的。戴方丹提出了一些方法，使贱民控告裁决不公而要与骑士决斗的丑事不至于发生。

    由于决斗裁决的应用开始被废除和新的上诉方法被引入，人们认为自由民有权反对他们领主法庭的裁决不公，而贱民则不能，这是不合理的。因此议会像接受自由民的上诉一样开始接受贱民的上诉。

    第三十二节 续前

    当人们指控领主的法院判案不公时，领主要亲自面见其宗主领主，为他的法庭所作的裁决辩护。同样，在起诉司法失误时，上诉方把他的领主送到宗主领主面前，为的是如果司法失误得不到证实，这一讼案将由领主的法院重新审理。

    随后，由于各种诉讼案件的引人，处理这两种特殊案件的方式便成为适用于一切诉讼案件的普遍方法。因此，领主不得不是为了别人的诉讼案件而并非是为了自己的事在他人的法庭上。度日。这真是非常奇特的事。菲利普·德·瓦罗硅规定，只能传唤法官[60]。当上诉利用得太频繁时，就要由各当事人为诉案进行辩护。原来由法官所做的事，现在变成由诉讼人做了。

    我前面说过，由于司法失误而被上诉，领主只是失掉在他的法庭审判案件的权利。但是，如果领主自己被当做当事人指控的话(这是常有的事)，他就得给接受了上诉状的国王或宗主领主支付六十里弗尔的罚金。因此，当诉讼被广泛接受之时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那就是在领主的法官的判决被改变的时候，上诉人要给这个领主支付罚金。这个习惯延续了很久，曾璐西庸的法令加以确认。然而由于它自身的荒谬也就自行消亡了。

    第三十三节 续前

    在实施决斗裁决的时候，控告法庭上一个法官裁决不公的控告者，有可能因为决斗失败而败诉，但他绝不可能胜诉。的确，已经获得有利判决的一方不应当由于他人的所作所为而被剥夺了对其有利的判决，然而决斗胜出的一方还是要同对方的诉讼人进行决斗。这次决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裁决原判决是否合理；决斗并不是冲着原判决而来的，因为决斗本身已经把原来的判决取消了。决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一要求的合法性。人们也就是为了这一新的问题而决斗。这也许就是我们宣判方式的由来。也就是说：“法院把上诉取消；法院把上诉和所上诉的判决取消。”

    事实上，如果上诉裁决不公的人决斗失败，他的上诉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他战胜了对手，他的上诉和他所上诉的判决也将一起化为乌有。这就应该进行新的审判了。

    如果通过法庭调查来裁决这个案件，这种宣判的方式则不会发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德·拉·洛石·佛拉文先生告诉我们，讯问法庭在创立初期并不能使用这种宣判形式。

    第三十四节 诉讼程序如何成为秘密

    决斗引入了一种公开的诉讼程序。控辩双方的申诉都是公开的，并为世人所知。波马诺亚说：“证人应该当着众人面讲出他们的证据。”

    布地利埃著作的注释者说，从古代的开业律师那里和一些旧的手抄诉讼文稿中可以了解到，以前在法兰西审理刑事诉讼案件是公开进行的，从审理形式上看与罗马人的公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罗马人的公审与当时人们普遍不会写字很有关系。文字在司法审判上的使用既确定了人们的意见，又能保守秘密。但在没有使用文字时，只有公开审理诉讼案件，才能确定人们相同的意见。

    由于对家臣们裁决的案件，或在家臣面前进行辩护总会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所以在每次开庭时，允许通过被称之为反复诉讼的方式回忆案件的细节。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要求与证人进行决斗。如果允许的话，这些案件将永远不能了结。

    后来，人们采用了秘密的诉讼形式。过去所有的诉讼都是公开进行的，而现在讯问、调查、检验证据、对质、公诉人的结论，等等这些都变成秘密进行了。这是今天的做法。就像新的诉讼形式与后来所确立的政体相适应一样，前一种诉讼形式也与当时的政体相适应。

    布地利埃著作的注释者把一五三九年的法令看成是这一变革的时间标志。我则认为，新的裁决方式是随着领主放弃旧的裁决方式的过程中，从一个领地到另一个领地逐渐形成的；来自圣·路易《法制》的一些裁决方法也就随之得到了改进。波马诺亚说过，实际上只有在人们可以提供决斗担保时，才能公开取证。在其他情况下，审理都是秘密进行的，并且要有文字形式的证言。决斗担保不再存在了，诉讼程序也就不再公开了。

    第三十五节 诉讼的费用

    古时法兰西的世俗法庭从不对诉讼费的承担问题进行判决，因败诉方需要给领主及他们的家臣支付罚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在刑事案件中，决斗裁决的方法使得败诉方因失去生命及家产而受到了无可复加的惩罚；而在使用决斗裁决的其他案件中，败诉方要被处以罚款，罚款的数额有时是固定的，有时取决于领主的意愿，罚款的数额足能使人们惧怕诉讼案件。那些不依据决斗裁决的案件也是这样。领主是主要利益的获得者，同时也是诉讼费用的主要花费者；他主要是用这笔费用召集他的家臣并组织他们审理和裁决诉讼案件。此外，诉案是在当地完成的，而且几乎总是很快地完成，而没有后来人们所看到的无数的书面文件，因此没有必要由当事双方承担诉讼费用。

    上诉的使用自然也就产生了支付诉讼费的做法。戴方丹也说过，如果人们依据成文法起诉，也就是说，如果依照圣·路易的新法上诉的话，人们就要支付诉讼费。但是，根据普通习惯，如果不指控裁决不公，就不允许上诉。这样也就不会产生诉讼费用。假如上诉案件被退回到领主那里，上诉方仅被判处一笔罚金，并占有其有争执的财产一年零一天。

    但是，当新的上诉的便利条件增加了上诉数量的时候，当新的诉讼技巧不断增多并无限期地拖延诉讼案件的时候，当规避最正义要求的技巧变得非常精练时，当诉讼人懂得专门被他人追寻而逃跑的时候，当申诉方已山穷水尽而被告方却安然无事的时候，当情理被淹没在文山文海之中的时候，当律师遍地而正义却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当恶人得不到支持，然而却有人给他们出主意的时候，就应该用昂贵的诉讼费使上诉人终止上诉。他既要为审判支付费用，又要为逃避判决的办法负担费用。英俊查理曾制定了一项关于此问题的一般性法令。

    第三十六节 公诉人

    根据《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以及其他蛮族人的法律，对罪犯的刑罚就是罚金。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有公诉人负责对案件进行追诉。事实上，所有的案件都减判为损害赔偿。一切追诉也总是变成了民事诉讼案，所以每个人都能上诉。另一方面，罗马法在案件的追诉上，采取了大众化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公诉人的职务不能是一致的。

    决斗裁决的方式与这种观念也是相抵触的。因为，又有谁想以公诉人的身份代表所有人与任何人进行决斗呢?

    穆拉托里将《法律汇编》收入到伦巴底法律中，我发现在第二朝代，有一种公诉代理人。但是，如果我们读完这些汇编，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官员和我们今天称之为公诉人、总检察官、国王和领主的检察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些官吏与其说是民事管理，不如说是政治与家务管理的公众代理。实际上，在这些汇编里，人们看不到他们负有追诉罪犯或对有关未成年人、教会及个人身份的案件追诉的责任。

    我已经说过，公诉人制度和决斗裁决的习惯是相抵触的。可是，在一个法律汇编中，我发现公诉代理人有决斗的自由。穆拉托里把这条法规放在了亨利一世的一条法令后面。这条法规是专为亨利一世的这条法令制定的。亨利一世的这条法令规定：如果某人杀了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侄甥或其他某个家属，他就失去继承权，本该由他继承的财产将被交给其他的亲属继承，而他自己的财产将被没收充公”。那么，也正是为了追诉这些收归国库的遗产，公诉代理人支持这些法律法规，并且有决斗的自由权。这样，这个案件就会按普通的规则处理。

    在这些法律汇编中，我们看到了公诉代理人所追究的几种人：抓到贼而没有把他交给伯爵的人；发动叛乱或聚众反对伯爵的人；拯救被伯爵下令处死的人；违抗伯爵的命令，拒不将盗贼交给伯爵的教会代理人的人；向外人泄露国王机密的人；手持武器，纠缠钦差的人；蔑视皇帝诏书，并被皇帝的代理人或皇帝本人追诉的人；拒绝使用君王货币的人。最后，这个代理人追诉所有被法律判定应归还给国库的东西。

    但是，在追诉犯罪案件时，都看不到公诉代理人。比如在人们决斗的时候，在涉及火灾问题的时候，当法官在他的法庭被杀死的时候，甚至当涉及到个人的身份，自由和奴役的问题的时候，人们都看不到公诉代理人。

    这些法规不仅仅只是为伦巴底人的法律而制定的，而且也是为以后的《敕令》而制定的。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这些法规使我们看到了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做法。

    很显然，由于既没有通用的法律，也没有总的国库，就如同国王在各省份的钦差大臣一样，这些公诉代理人在第二时期消亡了。由于在各省份再也没有伯爵开庭审判，因此，也不再需要这类官吏——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伯爵的权威。

    到了第三时期(第三朝代)，决斗裁决使用得更加频繁，所以，不允许设立公诉人。布地利埃在有关乡间概论的著作里谈到了这些司法官吏。他也只是提到了代表国王或领主执法的大法官、封建家臣和执达吏。参阅《法制》和波马诺亚的著作，这些著作论述了当时进行追诉的方法。

    在麻瑶克国王雅克二世的法律中，我看到国王设立了检察官的职务。其作用与我们今天的检察官相同[61]。这类检察官是在我们的审判形式发生了改变之后才产生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十七节 圣·路易的《法制》怎样被人们所遗忘

    这就是《法制》的命运：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产生，衰老到消亡的全部过程。

    就这一点我想谈一下我的几点意见：

    首先，就被称为“圣·路易《法制》”的这部法典而言，尽管在其序言中称这是一部为整个王国服务的法律大典，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编辑这部法典的本来目的是想搞一部通用法律，包含所有的民事纠纷、财产的遗嘱处置或生前处置、妇女的陪嫁资产和特殊赠与、封地的收益和特权、治安事件等。当时每个城镇、村落都有自己的习惯，如果颁布一部通用的民法汇编，就等于要推翻王国各地所有的、现行的特殊法律。取消所有的特殊习惯而实行一部通用法律，这种做法，即使是在完全服从于君王们统治的时候，也是非常轻率的。因为，如果利弊相等，就不应改变别人的习惯，在利少弊多的情况下，就更不应该改变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注意一下当时王国的情况，即各领主都在倾心于扩大自己的主权和增强自己的实力，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试图全面改变原有的法律和习惯的做法与当时的统治者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其次，以上所讲述的情况还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在一份被杜刚支先生所引用的亚眠市政厅的文件原稿中所说的那样，《法制》这部法典没有在议政院被男爵和法学家们批准。在其他文件原稿中，我们发现这个法典是圣·路易于一二七零年去突尼斯之前颁布的。这一说法并不是事实，因为照杜刚支先生所说，圣·路易去突尼斯的时间是一二六九年。所以他推断这个法典是在圣·路易不在的时候颁布的。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圣·路易怎么能选择在他不在的时候做一件有可能引起骚乱的事情呢?怎么有可能做一件不是进行变革，而是会引起革命的事情呢?类似这样的行动比其他行动更需要密切关注。这根本不是一个软弱的摄政政权所能从事的伟大工程，尤其是当这一摄政政权是由一些企盼这个工程不要成功的领主们所组成的时候就更是如此。组成摄政政权的这些人就是圣·德尼神父马太、内尔伯爵西门·德·克莱蒙以及在他死后的爱乐主教菲利普和棚斗伯爵约翰。我们在上面看到过，棚斗伯爵曾经反对在他的领地内执行一种新的审判制度。

    再则我认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部法典与圣·路易的关于审判顺序的《法制》很可能不是一本书。这部法典引用了《法制》的条款，因此，它是关于解释《法制》的一本著作，而并不是《法制》这部法典本身。此外，常常讲到圣·路易的《法制》的波马诺亚也仅仅只是引用了这位君王的一些特殊的法律条文，而并非是《法制》的编纂本。生活于这个君王时代并从事著书立说的戴方丹像讲述一个十分遥远的故事一样向我们讲过这部关于审判顺序的法典被付诸实践的最早的两个例子。所以圣·路易的《法制》先于我所讲的关于这部法典的编纂本。从这部编纂本法典的严厉性和在其序言里被一些无知的人加进去的谬误来看，它是在圣·路易的晚期，甚至是在这个君王死后才颁布的。

    第三十八节 续前

    那么，这部被称为圣·路易的《法制》的编纂本到底是什么呢?这部著作晦涩难懂、杂乱无章、含糊不清。它不断地把法兰西法学和罗马法学混淆在一起，时而以立法者的口吻讲话，时而又站在法学家的立场阐述问题。这部巨著里蕴藏着关于一切案件和一切民法观点的完整的法学体系。那么，这部编纂本法典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学著作呢?要想了解它，我们就必须置身于那个时代。

    圣·路易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法律受到了滥用，就试图让人们厌恶它。他为他的辖区和他的男爵的法庭制定了一些法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死后不久，波马诺亚写道，圣·路易建立的审判方法开始广泛地在领主法院施行了。

    尽管圣·路易为领主法庭所制定的法规不是王国一项通用的法律，而只是每个领主可以仿效和有兴趣仿效的范例，他还是达到了目的。他弃除了弊害，使人们感受到了更好的东西。当人们在他的法庭，在领主的法庭看到一种更自然、更理智，与道德、宗教、公众安宁、人身与财产的安全更相符合的诉讼方法时，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法，而放弃其他方法。

    在不应该强制的时候进行劝诱，在不应该命令的时候进行引导，这是高级技巧。理性有一个自然王国，同时也有一个专制的王国。人们反抗理智，但这种反抗恰恰是理智的胜利，不久，人们最终还要被迫回到理智的怀抱。

    为了使人们厌恶法兰西法学，圣·路易让人翻译了有关罗马法的书籍，以便当时的司法人员能了解这些书的内容。戴方丹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法律著作者，他大量使用了这些罗马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著作是法兰西古法学、圣·路易的法律或《法制》以及罗马法的产物。波马诺亚很少使用罗马法，但他却能协调使用法兰西古法学和圣·路易法规。

    我认为，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尤其是在戴方丹著作的思想基础上，某个法官完成了被我们称做是《法制》的这部法学著作。这本书的标题称它是根据巴黎、奥尔良和男爵领地法院的司法习惯而写的；而在其序言中又说此书论述了整个王国、安如和男爵领地法院的司法习惯。很显然，这本书是为巴黎、奥尔良以及安如人而著的，如同波马诺亚和戴方丹的著作是为克莱蒙和维尔曼多哇伯爵而著一样。因为从波马诺亚的书中，可以看到圣·路易的很多法律已经被男爵领地的法庭所使用，所以这本书的编纂者完全有理由说他的著作也涉及到男爵领地的法庭。

    很显然，这个著作的作者把整个国家的司法习惯和圣·路易的法律以及《法制》编纂在一起。这个著作非常珍贵，因为它有安如的古代司法习俗、圣·路易的《法制》的内容以及当时实行的法兰西古代法学。

    这部著作与戴方丹和波马诺亚著作的区别在于，它像立法者一样使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吻。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它是一部成文习惯和法律的编纂本。

    这部著作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它是一部不伦不类的法典。在这部法典中，作者把法兰西古法学和罗马法律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把两种没有任何关系的，往往是矛盾的东西硬拉到了一起。

    我很清楚地知道．，由家臣或封臣组成的法兰西法庭，没有在另一个法庭上诉的判决以及使用“我判决”或“我宣告无罪”等审判术语的宣判方式都与罗马人的大众化的判决形式相吻合。然而人们很少使用这种古代法学。人们更多地使用的还是后来由诸皇帝引入和在编纂文本中到处都在使用的罗马法，并用之来调节、限制、修正以及发展法兰西法学。

    第三十九节 续前

    圣·路易所引入的裁决形式被终止使用了。这位君王看中的并不是裁决形式本身，也就是说，他并不在意什么是最好的裁决方法，而在意的是用来弥补旧裁决习惯不足的最好方法。他的第一个目的是使人们厌恶旧的法学，第二个目的是形成新的法学。但是当新法学的弊病出现时，人们就会看到新的法学很快会被另一种法学所代替。

    这样，圣·路易的法律几乎没有改变法兰西的法学。它没有提供改变法兰西法学的方法。它开辟了新的法庭，更准确地说是开辟通往新法庭之路。当人们非常自由地到达具有普遍权威的法庭时，昔日仅是个别领地的司法行为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法律。在法律的力量的使用下，人们作出一些通用的裁决。当一座大楼建成后，脚手架就必然要被拆除。

    因此，圣·路易制定的法律得到了立法的杰作所不期望的效果。这些变化有时需要好几个世纪的准备时间。时机成熟了，变革就产生了。

    几乎王国内所有的案件都由最高法院进行终审判决。以前最高法院只是审判那些涉及公爵、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院长或国王与他的封臣之间的案件[62]。这些案件涉及的政治范畴多于民事范畴。后来，最高法院被迫变成了常设机关，不得不召集法院组成人员集体议事。最后为了满足所有案件的需要，又设立了好几个这样的常设机构。

    最高法院变成了常设机构后，人们就立即开始编纂判例。在英俊菲利普的统治时期，约翰·德．蒙绿克编纂了一个集子，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奥里姆判例集》。

    第四十节 人们如何采用教皇手谕的审判形式

    因为人们采取教会审判形式多于采取罗马法的审判形式，所以人们放弃了原有的审判形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眼前都是遵从寺院法的教会法庭，而且当时几乎很少有遵循罗马法的法庭。此外那时候，教会法和世俗法的管辖界限鲜为人知，一些人不加区别地在这样两个执行不同法律的法庭进行诉讼，对诉讼的案情同样也是不加以区别。世俗法律除了对封建性的案件以及俗人所犯的、不冲撞宗教的案件进行审理外，好像并没有给自己的司法管辖保留下什么特殊的东西。比如，因为协议和契约的原因，人们必须上世俗法庭打官司。可是当事人仍然可以自愿选择在教会法庭审诉。虽然教会法庭没有权力强迫世俗法庭执行它的判决，但它可以用“逐出教会”的方法，强制人们服从它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当世俗法庭想改变裁决方式时，就采用教会法庭的方式，因为，人们了解教会法庭的裁决方式；之所以人们不使用罗马法的裁决方式，是因为人们一点也不了解罗马法的裁决方式。在实际操作时，人们只了解要实际操作的东西。

    第四十一节 教会裁决权和世俗裁决权的此长彼消

    由于民事权力掌握在无数领主的手中，所以教会的司法管辖区域自然也就一天比一天扩大。由于教会的裁决权削弱了领主的裁决权，而且增强了国王的裁决权力，国王的裁决权力又反过来限制了教会的裁决权。教会的司法权力在国王的司法权力面前退却了。不久之后，在裁决方式上吸收了教会法庭裁决形式上一切好的和有用的东西的最高法院看到的就仅仅只是教会法庭的弊病。日益增强的国王的司法权力越来越有能力纠正这些弊病。事实上，这些弊病是不能容忍的。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些弊病了。请大家读一下波马诺亚、布地利埃的著作和我们诸君王的敕令就会明白了。在此，我只讲一下与公众财富更有直接关系的弊病。我们是从革除这些弊端的裁决中了解到这些弊端的。黑暗、愚昧产生了弊端。当曙光出现时，这些弊端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僧侣的沉默中，我们可以断定僧侣本身就是这一变革的急先锋。从人性的本质来看，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称赞的。所有死前没有把他部分财产遗赠给教会的人，就被认为是未忏悔而死，就会被剥夺领圣体和实施葬礼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死前没有立遗嘱给教会遗赠财产，其亲属就应请主教和他们一起指定一些公断人，请他们确定，在死者有给教会遗赠财产的遗言的情况下，应该给教会多少财产。如果没有购买新婚许可证，新郎新娘在新婚之夜不能同床，随后的两夜也不能同床。选择新婚的这三夜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人们不会为新婚以后的其他时间再付很多的钱。高等法院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拉果的《法兰西法律汇编》里，我们发现了高等法院作出的反对亚眠主教的判决。

    我们再回到本节的开头吧!在一个时期内或在一个政体下，当国家的不同集团力图增强各自的权威，并且彼此之间相互争夺利益的时候，人们往往误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他们腐败的确切证据。由于社会地位、等级等造成的不幸，温厚、稳重的大人物非常少见。顺应局势的发展要比遏止局势的发展容易得多，所以在上层社会里，也许找特别有道德的人比找特别明智的人要更容易一些。

    当一个人能统治其他人时，就会感受到太多的快感。那些爱戴善良的人也非常爱自己，所以没有人因为对自己的善意产生怀疑而感到不快。实际上，我们的行动要顶住许多事情，因为做好事要比把事做好要容易千倍。

    第四十二节 罗马法的复兴及所引发的后果 法庭的变化

    大约在一一三七年，由于人们找到了查士丁尼颁布的《学说汇纂》，罗马法如同获得了第二次复生。人们在意大利建立起一些教授罗马法的学校。那时已经有了《查土丁尼法典》和《新法》。我已经说过，这些法律在那里很受欢迎，以至于它们造成了伦巴底法的衰落。

    意大利的博士们把查士丁尼的法律带到了法兰西。在法兰西，人们过去只知道《提奥多西乌斯法典》，因为，查士丁尼的法律是蛮族在高卢定居之后才制定的[63]。这项法律虽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并且教皇为了保护寺院法使用了开除人们教籍的手段，但它还是站住了脚。圣·路易试图使人们相信这个法律，让人把查士丁尼的著作翻译了出来。在我们的图书馆里还保留着这些著作的翻译件。我已经讲过，圣·路易的《法制》大量地利用了这些著作。英俊菲利普让人们把查士丁尼法只是作为“成文的理性”，在以“习惯”为统治原则的法兰西各省进行讲授。使用罗马法的各个地区都接受了查士丁尼法。

    上面我已经讲过，决斗裁决对裁决者的才能的要求并不高。裁决者是根据每个地区的习惯以及由传统产生的简单习俗来裁决各个地区的案件。在波马诺亚时代，有两种不同的裁决方法：在一些地方，由家臣裁决；在另一些地区，由大法官裁决。当采用第一种裁决形式时，家臣就按照他们区域的法律习惯进行裁决[64]，用第二种形式的时候，由贤明的人或老人把当地的习俗告诉给大法官。这些做法不需要任何文墨、才干和筹划。但是，当《法制》这部晦涩难懂的法典及其他法学论著出现时，当罗马法被翻译出来并开始在学校教授时，当诉讼的某种技巧和法学的某种技巧开始形成的时候，当律师和法学家出现，家臣和贤明的人不能再进行审判的时候，家臣就开始从领主的法庭退出，领主也就很少有兴趣再召集家臣们议事裁决。此时，司法审判只是一种法律程序，而不再是一种取悦于贵族的、使尚武的人感兴趣的行动。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愿意弄懂这些程序。家臣的审判减少了，大法官的审判越来越多了。本来法官不进行审判，而只是审查，并宣布那些贤明人的审判结果。但贤明的人已没有权力审判了，所以大法官亲自进行审判。

    由于眼前就是教会裁决的实际事例，这样的变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即寺院法和新的民法一致废除了家臣的审判权。

    法兰西君主国尤为关注的、一个法官不得单独审理案件的习惯就这样消失了。人们在《撒利克法》、国王的《敕令》以及第三朝代初期的法学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个习惯。单人审判的弊病仅仅发生在地方法庭。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的法庭增设了副审判官用来给法官提供咨询服务，也用来代表贤明人，再加上对需要体罚的案件，法官有义务使用两个“学士”辅助审判，单人审判的弊病不断减少。后来，由于上诉极为容易，所以这种弊病也就不存在了。

    第四十三节 续前

    因此，并不是法律禁止领主们自己开设法庭；也不是法律取消了家臣们在法庭里的职务。以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设立法官；也没有任何法律授予法官审判权。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司法审判力量的推动而逐渐形成的。对罗马法、法庭的判决和新写成的习惯的了解都需要进行研究，在这点上，贵族和文盲都是做不到的。

    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这方面的惟一法令就是强迫领主从世俗的人中选择他们的大法官的法律。认为这个法律是由领主们所创立的这一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法律只是告诉了我们它的内容，并没有讲更多的东西。再则，这条法律是根据一定的理由制定的，它告诉人们：“应该从世俗的人中间选定大法官，这样当他们渎职时就能够受到惩罚。”我们知道当时僧侣是有特权的。

    领主以前享有特权，今天已不再享有了。我们不应该以为他们的这些特权是被强行剥夺的。其实，一些特权是由于忽视而丢失的，另一些则是被放弃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特权不可能与这些变化一起继续存在下去。

    第四十四节 人证

    法官当时除了惯例再没有其他法规。所以对出现的每个问题通常都是通过证人进行调查的。

    由于决斗裁决使用得少了，人们开始使用书面调查取证。但是把口供记录下来毕竟只算是口头证据，这种做法只是增加诉讼的费用而已。因此，人们就制定了一些法规，规定大部分这样的调查是无用的。人们建立了公众登记处，在登记处里，大部分的事实，如贵族身份、年龄、婚生子女、婚姻等都可以得到证实。文字是非常难以歪曲的证据。人们把惯例编写在一起，这都是非常合理的，在洗礼登记处，查一下皮埃尔是不是保罗的儿子，要比经过很长时间调查来证实这件事要容易得多。在一个有众多习惯的国家里，把所有的习惯都汇编到一个法典中要比强迫个人来证明各个习惯容易得多。后来，人们制定了那条著名的法令，即禁止债务在一百里佛尔以上的案件接受人证，除非此类案件一开始就有文字证据。

    第四十五节 法兰西的习惯

    正如我所说过的，法兰西曾经是一个由不成文的习惯支配的国家，其各个领地的特殊习惯构成了民法。波马诺亚说过，每个领地都拥有自己的民法，而且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所以这位被人们视为是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出类拔萃的作者说：他不相信在整个王国里，有两个使用同一法律的领地。

    这种在使用法律上的千差万别有其第一根源，也有第二个根源。读者一定还能回忆起我在前面“地方习惯”那一节里所讲的东西，那就是第一根源。至于第二个根源，人们可以在决斗裁决的不同表现中找到。这种裁决不断出现的意外情况，使得新的习惯也就自然产生了。

    虽然这些习惯仍然留存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但却逐渐形成了法律或成文习惯。

    (1)在第三朝代开始的时候，诸国王们既颁布特别宪章，也颁布普通条例，比如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法制》和圣·路易的《法制》。颁布这些宪章、条例的方式我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同样，大的封臣也会根据情况与他们属下的领主一道在公爵或伯爵的裁决会议上，颁布了一些条例或章程。比如布列塔尼伯爵哲欧佛罗哇的《关于贵族财产分配的判决令》；拉乌尔公爵颁布的《诺曼底惯例》，狄波尔王颁布的《香槟惯例》，孟特福尔伯爵颁布的《西蒙法律》等等。这样一些成文的法律产生了，而且比原来的法律更具有普遍性。

    (2)在第三朝代初期，几乎所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农奴。许多原因迫使国王和领主把他们都解放了。

    领主们解放了他们的奴隶，就要给他们分配了财产，因此就应该为他们制定民法，以解决财产的处置问题；领主由于解放了他们的奴隶，自己的财产就被剥夺了，这样也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领主自己财产的平衡。所有这些在《解放奴隶宪章》里都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习惯，并用文字保存下来。

    (3)在圣·路易王朝的统治时期，一些聪慧的法学家如戴方丹、波马诺亚和其他人把他们法律管辖区的司法裁决习惯做法用文字编写出来，其目的在于表述一种司法裁决的实践，而不仅仅只是提供他所处时期的处置财产的习惯做法。所有这些在他们的著作里都可以找到。这些特殊的著作者所叙述的事件是真实的，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因此而获得了权威，所以毫无疑问，他们对我们今天法兰西法律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关于当时我们成文的习惯法律的情况。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查理七世以及他的继任者把整个王国不同的地方习惯用文字编纂成册，并规定了编纂时所应注意的程序。由于这种编纂工作是由各省进行的，每个领地都把各自的成文习惯和非成文习惯带到了省上的代表会议上进行处置。在不损害各自利益的情况下，人们试图把这些习惯法的应用变得更具有普遍性。这样我们的习惯法就有三个特点，这就是：它们是用文字表述的；它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些成文的习惯法有皇权的印章。

    这些习惯法中有一些被重新修订，所以有了一些变化，或是去除了那些与现在法学所不相适应的东西，或是增加了一些出自于现行法学的内容。

    尽管我们认为习惯法是一种与罗马法对立的法律，因为这两种法律划分出了各自的使用地域，但是罗马法的许多条款已被引入进入我们的习惯法中。这是千真万确的，特别是在离我们现阶段并不遥远的那个时代，人们重新修订了《罗马法》。在那个时代，《罗马法》已成为所有愿意从事司法职业的人的必修课；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以“不知道应该知道的事”为荣，也不以“知道了不应该知道的事”而为荣；在那个时代，才智聪慧虽然可以使人更好地学习一种职业，但却不能让他马上从事这个职业；在那个时代，不断地娱乐已经不是妇女们的特色了。

    在该章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本该多加论述，深入到问题的细节来追溯那些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过的变化的根由。自从上诉制度开始之后，这些变化就已经形成了我们法兰西法学的主体。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如同是把一本巨著放在了另一本巨著里。所以，我就像那位好古之士一样，从自己的国家启程，抵达埃及。看一眼金字塔，就又打道回府了。

    ——————————————————————————–

    [1] 参看《撒利克法》的绪言。莱布尼兹先生在他所著的著作《法兰克人的起源》中说，此法是在克罗维斯当朝之前制定的，但是，它不可能是在法兰克人离开日耳曼之前而制定的，因为那时法兰克人还不懂拉丁语。

    [2] 那时佛里兹人还没有文字。

    [3] “凡是在村庄居住的人就会有自己的产业。”《撒利克法》第44篇第15节。

    [4] “国王的信宠。”《撒利克法》第44篇第4节。

    [5] 这种幕宾就是附属朝廷的重要罗马人，从一些在朝廷生活的主教可以看出，当时识字的只是罗马人。

    [6] 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

    [7] 这部法典于438年完成。

    [8] “法兰克人或蛮族人，或生活在《撒利克法》之下的人。”《撒利克法》第45篇第1节。

    [9] “根据罗马法，教会生活在罗马法之下。”见《撒利克法》第58篇第1节。

    [10] 参看林登布洛版的《撒利克法》末尾所增加的《法令》，以及蛮族人的各种法典在这方面给予僧侣们的特权。并参见晰年查理曼给儿子意大利王柏彬的信，信中说僧侣们应得到三倍的赔偿金。见戴巴路兹《敕令专辑》第1册第462页、第5卷第302条。

    [11] 参看杜深《汇选》第3册第366页，哲尔维·德·蒂尔布里说：“与法兰克人结盟以后，哥特人在那里按照祖先的法律和习惯生活。于是柏彬统治了纳尔波内兹地区。”

    [12] 于642年登基。

    [13] “我们不愿再接受外国法和罗马法。”《西哥特法》第3卷第1篇第9—10章。

    [14] “允许哥特人和罗马人互通婚姻。”《西哥特法》第3卷第1篇第1章。

    [15] “经过一场屠杀，剩下来的哥特人带着妻子和儿女离开高卢，来到西班牙投奔众所周知的暴君。”《哥特战役》第1卷第13章。

    [16] 德·拉·多马歇尔先生在所著的《贝利的古代风俗》里曾收集了一些这类条例。

    [17] 秃头查理在844年的《毕斯特敕令》第8款中说：“不要让主教找到有权制定教规的借口，用以反对和轻视本律令。”他们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个律令将被废弃。

    [18] 在《教规汇编》里：人们收入无数教皇的谕旨。在古本的《汇编》里，这种教皇的谕令是很少的。小狄欧尼西乌斯在他的《汇编》里就加入了许多教皇的谕旨。伊西多露斯·墨尔伽佗的《汇编》里则充满了真假难辨的教皇谕旨。在查理曼之前，法兰西使用的是古本《汇编》。查理曼从教皇亚得里安一世那里得到了小狄欧尼西乌斯的手稿，就命令人们使用它。伊西多露斯·墨尔伽佗的《汇编》差不多就是在查理曼王朝时问世的。人们热爱它。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了所谓《寺院法》。

    [19] 这点在这些法典的某些序言里说得很清楚。在撒克逊人和佛里兹人的法典中甚至可以看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法规。人们在这些习惯之外，按照情况的不同，增加了一些特殊条款。为压制撒克逊人所制定的严厉法律就属于这一类。

    [20] 佛里兹人、伦巴底人、巴威利亚人、撒克逊人、狄鳞吉亚人和勃艮第人的法律。

    [21] 亲属也应发誓所作的证词是真实的。

    [22] 《撒利克法》第56篇“要用钱将自己的手赎回”。

    [23] 其他蛮族人的法律也是如此。

    [24] 从塔西佗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身份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见《日耳曼人的风俗》第4章。

    [25] 烈维优斯·巴特尔库露斯的《世界史简篇》第2卷第118章说，日耳曼人的一切事情，都用决斗来解决。

    [26] 参看波马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1章和《安格尔法》第14 章。按照该法，沸水立证只是其他方法的辅助措施。

    [27] “如果我们的主人国王宽容路易同意的话，就让勃艮第人按照法 兰克的法律进行审判。”

    [28] 即962年。

    [29] “意大利的绅士们喧嚷着，要求神圣的皇帝改革法律，消灭这种丑恶的罪行。”《伦巴底法》第2卷55篇第34章。

    [30] 这个会议在967年召开，教皇约翰十三和皇帝奥托一世都出席了会议。

    [31] 即988年。

    [32] “为此事，所有的人都向皇帝进谏。”《伦巴底法》第2卷第4篇第31章。

    [33] “宫廷侍卫白拉是巴其诺人，他被一个叫苏尼拉的人控告犯有不忠之罪。因为他们二人都是哥特族人，当白拉被苏尼拉追捕时，就按照哥特人的法律举行一场马战。最后白拉被打败了。”见《宽容路易传》。

    [34] 当时立誓裁决是在教堂里进行的。在第一朝代，王宫里设有一所礼拜堂，专为裁决争讼所用。

    [35]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39章第212页“僧侣们认为消极证言不足为凭，因为它是无法得到证明的。

    [36] 这些律令被插入在《伦巴底法》里和附加在《撒利克法》和末尾部分。

    [37] 1200年。

    [38] 罗马人不认为遭受棍打是特别的羞辱。但是蛮族人《关于棍打的法律》却说“受棍打就是受羞辱。”

    [39] 他们只拿着盾牌和棍子。波马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4章第328页。

    [40] 可以看中世纪希腊的小说。

    [41] 在1288年。

    [42] 重要的家臣具有特别的权利。

    [43] 波马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4章第330页说：“他将丧失他的管辖权。”从各家的著作中看，这种说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辖权的全部丧失，而仅仅是丧失了对这类案件的管辖权。戴方丹《劝言》第21章第29条。

    [44] 在《敕令》里，可以看到这个习惯。它在波马诺亚时代仍然存在。参看《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1章第315页。

    [45] “他们可以进行决斗，也可以为审判作证。”见1118年《胖子路易的条令》。

    [46] “他们发誓前，应当问他们为谁作证。如果发现证人作伪证，询问证人的程序将被终止。”见《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1章第315页。

    [47] 如果由他人代为决斗，并被击败的话，决斗人的手就要被砍掉。

    [48] 即那些同意判决的裁决官们。

    [49] 见戴方丹《劝言》第X章第1、10、11条。他只说每人可以得到少许赔偿金。

    [50] 参看戴方丹《劝言》第21章第11、12条。这里对上诉人被处死、主审败诉，或是仅仅预审败诉等不同的案情是有区别的。

    [51] 至少要有四人。参看戴方丹《劝言》第21章第36条。

    [52] “裁决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直的。”《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酊章第337页。

    [53] “要么是由于金钱，要么是由于事先许诺的礼物，使你作出一个不公正的、恶劣的判决。这种判决就像你一样恶劣。’’见波马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7章第337页。

    [54] 见宽容路易《敕令》，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677页。

    [55] 但如果控告人不是领主的臣属或佃户的话，则只付罚金60里弗尔。见波马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1章第312页。

    [56] 1260年颁布。

    [57] 这点在他的法制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见《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1章第309页。

    [58] 见戴方丹的《劝言》第X章第7条。人们对这条和本书第X章第21条总是作了十分错误的解释。戴方丹并没把领主的裁决和绅士的裁决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但是他却把普通贱民与有权决斗的人加以区别。

    [59] 骑士们是可以当裁决官的。戴方丹《劝言》第21章第48节。

    [60] 在1332年。

    [61] “他必须长期为我们神圣的法庭服务，应在本法庭进行检举，追诉和辩论。”

    [62] 其他案件则由普通法院裁决。

    [63] 这位皇帝的法典大约是在530年公布的。

    [64] 因此，一些诉状都这样说“裁判老爷，按照您管辖区域的习惯，……”这在布地利埃《乡间事务大全》第1卷第21篇引文中可以看到。

    第二十九章 制定法律的方式

    第一节 立法者的精神

    我要说的一句话是，而且我认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句话：立法者的精神应该是适中稳重的精神；政治上的善良与道德上的善良一样，总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法律程序对自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程序过于繁琐以至于违背了制定这些程序的法律的初衷；案件的诉讼将了无终日；财产的所有权不能得到确定；人们就不加审查就把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判交给了另一方，或者经过强行审查，毁掉了双方当事人。

    公民将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和安全。不仅原告将无法指控被告，而且被告也将无法为自己申辩。

    第二节 续前

    在奥露·戈勒的著作里，塞西利乌斯谈到了《十二铜表法》，该法允许债主把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砍成碎块[1]。该法甚至以它的残酷来证明它的正义。它的残酷阻止了人们去借贷超出人们偿还能力以外的债务。难道说最残酷的法就是最好的法律吗?善良就是过分无度吗?事物的所有关系不就被毁于一旦吗?

    第三节 那些看起来与立法者意图相背离的法律常常与这些意图相一致

    按照梭伦的法律，在叛乱时那些不参加任何一方的人是可耻的。这条法律看上去非常特别。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希腊当时的情况。那时候希腊由众多的诸侯小国组成。在一个饱受内讧之苦的共和国里，如果那些最为狡猾的人隐藏在幕后，就有可能致使事态走向极端。这是人们最为担心的。

    当这些小国家发生骚乱时，大多数公民都参与了争吵，或者挑起了争吵。在我们的大君主国中，闹事的人总是少数人的，而广大民众则总是希望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要让骚乱者回归到广大的国民中来，而不能把广大国民推到骚乱者中去。在当时的希腊，就应当让那一小部分聪慧但又不露声色的人加入到骚乱者中去。这就好比在一种发了酵的酒中仅仅加入一滴其他酒就会终止发酵是一样的。

    第四节 违背立法者意图的法律

    有一些法律条款就连立法者本人也不太了解，这些法律甚至与立法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法兰西法律规定，当一种利益有两个受益者，而其中一受益者死亡后，该利益便归未死的受益者享受。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少讼案，但却引起了相反的效果；人们看到僧侣们就像英格兰的守门犬似的互相攻击和打斗，直至死亡。

    第五节 续前

    我所要讲的法律就在伊斯奇尼斯留给我们的誓言中：我发誓我将永不毁坏“近邻同盟”的城市，不使它的水域改道。如果有人敢做此类事情，我就会向他宣战，并将毁灭他的城市。这项法律的最后一款似乎对第一款进行了确认，但实际上和前一款是矛盾的。近邻同盟希望希腊的城市不遭毁灭，可它的法律又敞开了毁灭这些城市的大门。为了在希腊人中间建立良好的国际法规，就应该使希腊人习惯这样思考问题：是残暴的事物摧毁了希腊的城市，人们甚至不应该消灭城市的毁灭者。近邻同盟的法律是正义的，但是，这又是一部不慎重的法律。这一点可以从它受到滥用本身得到证明。菲利普岂不正是以这些城市违背希腊的法律为借口，而赋予摧毁这些城市的权利吗?近邻同盟本来可以制定一些其他刑罚，例如，规定把毁坏城市的一些官吏和违背法律毁城军队的将领重处死刑；毁城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被终止享受希腊的特权，并将所偿付的罚金用到被毁城市的重建上去。法律尤为应该注重弥补这样的损失。

    第六节 相似的法律未必总有相同的效果

    恺撒禁止在家里存放超过六十塞斯德斯数目的钱。在罗马，人们认为这项法律非常适应调和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它迫使富人借钱给穷人，就使得穷人对富人比较满意。法国在体制时代也制定了同样的法律，但这一法律却给法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这是因为是在十分恐怖的情况下制定的这部法律：在禁止所有投资方法后，甚至剥夺了人们在自己家中存放钱财的权利。这就等于是在用暴力强行掠夺。恺撒制定的法律是为了促使钱在人们中间流动。法兰西大臣制定的法律是为了把钱掌握在一人手中。恺撒允许个人用土地或土地抵押来换取钱财，法兰西大臣却建议用那些毫无价值，而且从本质上看根本不会有价值的东西换取钱财，理由是他的法律强迫人们接受那些无价值的东西。

    第七节 续前 制定这些法律的必要性

    贝壳放逐法曾经在雅典、阿尔果斯和西拉库塞制定。因为实施此法时缺乏慎重考虑，这项法律曾给西拉库赛带来无数灾难：主要的公民每人手上拿一片无花果树叶，相互放逐，以至于稍有长处的人都不过问国事。在雅典，立法者已感觉到应该给这条法律的实施规定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所以在这里，贝壳放逐法得到了人们的称赞：每次只能有一个人被放逐，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票数才能被通过。因此放逐一个不必要被放逐的人是非常困难的。

    贝壳放逐法每五年才可进行一次。实际上，贝壳放逐法只施用于那些对民众施行恐怖统治的大人物，因此它不应该是每日例行的事。

    第八节 相似的法律未必总会有相似的动机

    法兰西接受了罗马法律中关于“替代继承”的大部分条款。但是法兰西人的“替代继承”法的动机却与罗马人的动机完全不同。在罗马，继承意味着继承者的某种祭献。这样的祭献在祭司法中有明确的规定。罗马人认为人在死亡时没有继承人是非常丢面子的事。因此，他们就用奴隶来替代继承人，于是就产生了“替代继承”的制度。关于这一点，世俗的替代继承就是最好的例证：世俗的“替代继承”制度是最早被创立的，它只是在指定继承人拒绝接受继承的情况下才可执行。它的目的不在于把遗产世代世袭相传，而是为找到一个接受遗产的人。

    第九节 希腊和罗马的法律都惩罚自杀，但动机不同

    柏拉图说，一个人，如果不是奉官吏之命，也不是为了避免耻辱，而是由于懦弱，杀死了和他有密切联系的人，也就是说杀死他自己，他将受到惩罚。而罗马法则认为，如果他的这种行为不是由于精神懦弱、厌世、不堪忍受痛苦，而是由于对某种罪行感到绝望，这种做法将会受到罗马法的惩罚。希腊人认为有罪的情况，罗马法则认为无罪，而希腊法所宽恕的情况，罗马法则予以定罪。

    柏拉图的法律是根据拉栖弟梦的法令而制定的。在拉栖弟梦的法制令里，官吏的命令是绝对的；在那里，耻辱为最大的不幸。怯懦为最大的罪恶。罗马法放弃了所有这些美丽的观念，它仅仅是一种财政的法律。

    在共和国时代，罗马还没有惩罚自杀的律令；在历史学家笔下，自杀行为往往受到善意的对待，从来没有法律条款惩罚那些自杀的人。

    在帝国时代的初期，罗马的大家族被接连不断的审判所毁灭，就产生了以自愿死亡来防止判罪的习俗。自杀的人可以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可以被体面地埋葬，他的遗嘱也会得到执行[2]。这都是由于古罗马没有针对自杀的法律。但是，当皇帝变得非常贪婪和残酷时，他们不再留给那些想要保留自己财产的人任何机会。因此他们宣布：由于对一种罪的悔恨而剥夺自己的生命的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所讲的皇帝们的动机是确实的，如果自杀者的罪行没有达到必须没收财产的程度，皇帝同意不没收他的财产。

    第十节 看起来相反的法律有时与立法的目的相同

    今天，我们可以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传唤他受审，这在古罗马是不可能的。

    在古罗马，这种传唤受审是一种暴力行动，如同对人身的拘禁。因此人们不能到一个人家里传唤他去受审，就如同我们今天不能因民事债务而去一个人家里，限制这个人的人身自由一样。

    罗马法和我们的法律都接受了这个原则，每个公民都有家这个避难所，在那里，人们不应当受到任何暴力。

    第十一节 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法律

    作伪证的人在法兰西兰将被处以死刑，而在英格兰对他们不处以死刑。要判断这两个国家的法律哪一国的最好，还应该加以说明：在法兰西，对罪犯进行拷问，英格兰就不同。还有，在法兰西，被告不得提出证人，且接受辩护性的事实是很少见的；而在英格兰，控、辩双方都可以举证。法兰西的三项法律形成了一个联系严谨的系统。而三项英格兰法律所形成的系统就不那么严谨了。英格兰的法律不允许拷问罪犯，所以让罪犯承认他的罪行的希望不大。因此，只能从各方面找来一些毫不相干的证人，却又不敢用死刑来阻止这些证人作伪证。法兰西法律比英格兰法律多一种手段，不害怕对证人进行恐吓。恰恰相反，理性要求法律对犯人进行恐吓。它只听单方证人的证词，就是只听公诉人所提出的证人。被告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些单方证人的证言。但在英格兰，人们接受双方证人的证词，好像诉讼案是要在他们之间进行。这样一来作伪证就不那么危险了，同时被告也有一些办法来对付伪证。而法兰西法律则没有给予被告应付伪证的办法。因此，要想判定这两国法律哪一国的更加合理，就不应当把两国的法律逐条地进行比较，应该从两国法律的整体上进行比较。

    第十二节 看起来相同的法律有时确实是不同的

    希腊和罗马的法律对偷盗罪和窝赃罪处以同样的刑罚。法兰西法律也是如此。前者是合理的，后者却是不合理的了。在希腊和罗马，对盗贼的刑罚是处以罚款，所以也应对窝赃者处以相同的刑罚：因为任何人无论以任何方式对他人造成损害，都应该给以赔偿。但在法兰西，盗贼却被处以死刑，如果也对窝赃者处以同样的刑罚，量刑未免过重。在许多场合人们是无心无意地接受了赃物，而盗窃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罪的。前者是阻碍确认已经犯的罪，后者则是犯了这样的罪。对前者来说，一切都是被动的，而对于后者来讲，则是主动实施的犯罪行为：盗贼必须克服更多的障碍，他的精神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法律作对。

    法学家们就走得更远了。他们认为窝赃者比盗贼更为可憎。他们说：如果没有窝赃者，盗窃就不能隐藏得很久。再则，如果是罚款，这也许对窝赃者是一件好事。这只涉及赔偿损失的，而窝赃者往往是最有能力赔偿损失。但对他们处以死刑，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第十三节 不应该把法律同制定法律的目的分开 罗马人关于盗窃的法律

    如果一个盗贼在尚未把赃物带到他要窝藏的地方之前就被人抓住的话，在罗马就被称为“现行盗窃犯”。如果是在这之后才被抓住，则被称为“非现行盗窃犯”。

    《十二铜表法》规定“现行盗窃”处以笞鞭刑。如果他是成年人，他将被降为奴隶。如果他不是成年人的话，则仅施以笞鞭刑。对“现行盗窃犯”还处以所盗物品价值双倍的罚款。

    当《鲍尔西法》废除对公民施以笞鞭刑和降为奴隶的习惯时，“现行盗窃犯”被处以所盗物品价值四倍的罚款，对“非现行盗窃者”还是处以双倍的罚款。

    这些法律使得这两种罪行的性质以及所处刑罚有着很大的区别，这是非常奇怪的。实际上，盗窃人无论是在把赃物转移到预定地点之前或之后，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我只是怀疑罗马法对盗窃罪司法审判的所有理论是从拉栖弟梦的法令引申而来的。莱喀古为了使其公民机智、狡诈和灵巧，就训练孩子们进行扒窃，并粗暴地鞭打那些在行窃时被抓住的小孩。这就是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对“现行盗窃”和“非现行盗窃”的刑罚极为鲜明地加以区别的由来。

    罗马人把犯有盗窃罪的奴隶从塔卑安悬崖上扔下去。这不再是拉栖弟梦法令的问题。莱喀古关于盗窃的法律并不是为奴隶而制定的。在这点上，背离其法律正是为了遵从其法律。

    在罗马，如果一个未成年的人在行窃中被抓，大法官会任意对其实施笞鞭刑。如同拉栖弟梦的做法一样，所有这些做法都来源久远。拉栖弟梦的习惯源于克里特人的习惯，柏拉图可以证明克里特的法令是为战争而定的，他说“要有能力忍受在个人决斗和行窃中所遭受的痛苦的能力”。

    民法取决于政治法律，因为这是为一个社会而制定的。当人们要把一个国家的民法带到另一个国家，最好预先检查这两个国家是不是有相同的法律和相同的政治法。

    因此，当这些关于盗窃的法律从克里特转移到拉栖弟梦时，因为他们是连同经济和基本法一起转移的。所以，这些法律在克里特是合理的，那么拉栖弟梦也是合理的。但是，当这些法律从拉栖弟梦传到罗马的时候，因为罗马的政体与拉栖弟梦是不同的，所以这些法律在罗马就显得与罗马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而且也与罗马的其他民法没有任何联系。

    第十四节 不应该把法律与制定法律时的情况分隔开来

    雅典的一条法律规定：当一个城市被围困时，应当把所有无用的人处死。这是一条可恶的政治法，它渊源于一条可恶的国际公法。在希腊，当一个城市被占领时，它的居民就失去了自由，可以被当做奴隶来买卖。城市的沦陷，也就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不仅是那些顽强抵抗和丧失人性的行为的原因，而且也是人们时常制定某些残酷法律的由来。

    罗马的法律规定，对玩忽职守或拙劣无术的医生要施以刑罚。这样的情况发生后，法律对身份高一点的医生处以终身流放，对身份较低的医生则处以死刑。我们的法律就不同了。制定罗马法与制定我们的法律的情况是不同的。在罗马，只要愿意就可以从医就业，但在我们法兰西，医生必须通过学习和考级，所以人们知道医生是精通医术的。

    第十五节 有时最好让法律自己校正自己

    《十二铜表法》允许在夜间处死盗贼。如果在白天追击盗贼时，为了自卫也可以杀死盗贼。但法律还规定，杀死盗贼的人必须大声呼喊，呼叫其他公民，这是允许国民自行执法的法律经常坚持的要求。这种呼喊被称为无罪呼喊，就是说行为人在行为时在呼唤证人，呼唤法官。应该让他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应该让他人在自己的行为时间对自己的行为有所了解。此时所有现场的人的表情、面容、感情、沉默等都是无声的语言；此时所有在现场的人的每一句话都是宣布行为人有罪或无罪。一条可能变得与公民的安全和自由背道而驰的法令也许就要在现场的这些公民中间执行。

    第十六节 制定法律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那些有足够的天赋给自己的民族或给另一个民族制定法律的人，必须对这些法律的形成方式给以一定的关注。

    法律的文体应该是简明的。《十二铜表法》是精确严谨的样板：孩子们都能把它铭记背诵。可是，查士丁尼的《新法》则非常繁冗拗口，所以必须加以删节。

    法律的文体应该是质朴的，直接表达往往比影射表达要好得多。东罗马帝国的法律是没有任何威严的。人们把东罗马帝国诸君王说成是用词华丽的演说家。当法律的文体变得十分夸张时，法律则被看成是一部卖弄炫耀的作品。

    法律的语言在所有人身上都会唤起相同的观念，这是最基本的。红衣主教黎希留同意，人们可以向国王指控一个大臣。但是他又规定，如果人们所指控的事情无关紧要，指控人将受到处罚。这就阻碍了人们讲出对大臣不利的实话。因为一件事情重要与否完全是相对的。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是重要的，而对另一个人就不一定重要了。

    根据火诺利乌斯法律，把一个脱离奴籍的人当做奴隶买回家的人或使这个脱离奴籍的人忧虑不安的人，要被处以死刑。此法不应该使用忧虑不安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因为使一个人忧虑不安，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敏感程度。

    当用法律作出刑罚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金钱来处罚。因为有无数原因会改变金钱的价值。货币价值改变后同一数额金钱已不再是同一种东西了。人们知道那个鲁莽的罗马人的故事。这个鲁莽的罗马人见谁就打谁的耳光，然后按《十二铜表法》的规定给每个被打的人二十五苏的赔偿金。

    当法律已经把事物的观念很明确地加以定位之后，就不应该再回到那些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上来。路易十四的刑事法令就是如此，在精确地列举了国王的案件之后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及那些始终都由国王的法官审理的案件。”人们刚刚走出专横的境域，但又被马上推了回去。

    据查理七世讲，他曾听说在适用习惯法的地区，各方当事人违背王国的习惯，在案件判决三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之后才提出上诉。所以他规定，除了检察官有舞弊或欺诈现象或有阻挠起诉人的重大和明显的原因之外，各方当事人应立即上诉[3]。这项法律的后半部分毁掉了它的主要部分，并且破坏得非常彻底，以至于后来当事人在三十年内还在上诉[4]。

    伦巴底法规定，一个没有献身给宗教而仅穿教服的妇女是不可以结婚的。该法说“如果一个仅仅用戒指同一个女人订婚的男人不能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娶其他的女人为妻的话，那么上帝和圣母的配偶就更不必说了……”我认为，这些法律的推理应该是从现实到现实，而不是从现实到设想，或者是从设想到现实。

    君士坦丁的一项法律规定，诉讼案中仅主教的证言就足够了，再不需要其他证人。这位君王选择了一条捷径，它是以人判案，以爵位定人。

    法律不应该是深奥的，因为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制定。它不应该是一种逻辑艺术，而应该像是一位家庭父亲的简单推理。

    当一项法律不需要例外、限制条件和修饰语句时，最好不要把这些东西放进法律条文中去。因为有了这样的细节就要有新的细节。

    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要修改法律。查士丁尼法律规定，一个男子订婚两年后未能成婚，被抛弃的女子可以退婚而不损失她的嫁妆。后来这个法律改变了，对穷苦人改为三年。但是，在相同的案件里，两年与三年一样，三年并不比两年的作用大。

    当人们为一项法律说明理由的时候，这种理由应该符合法律的尊严。一条罗马法规定盲人不能进行辩诉，因为他看不见法官的服饰。本来有许多好的理由，他却有意识地讲出一些没有道理的道理。

    法学家保罗说过，婴儿到第七个月就已经发育完全了，而且毕达哥拉斯的“数论”能证明这一点。用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来裁决这些事物是非常奇特的。

    几位法兰西法学家说过，当国王占领了某个地区后，这一地区的教堂就得由国王特权法来管辖，因为王冠是圆的。在这里我不讨论国王的权利，也不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民法和寺院法的理由是否应该向政治法的理由让步。但是，我要说，值得尊重的法律应该用严肃的准则加以保护。有谁看到过一种高贵显赫的真实权利是依据这一高贵显赫的记号所显露的意义而建立的呢?

    大维拉说过，查理九世在卢昂的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成年人时，他年仅十四岁。因为该法律规定，涉及未成年人财产的归还和管理的时间是以瞬间计算的；而在获取荣誉的问题上，则把一年的开始看成是整整一年。我无意指责一条至今尚无不当之处的法律。我只是要说，收容院院长所主张的道理是不确实的，而且也决不应该把对民众的统治仅仅看成是一种荣誉。

    至于推定，法律推定比人的推定要好一些。法兰西的法律把一个商人在破产前十天之内的一切活动看成是欺诈行为。这是法律推定[5]。按照罗马法，一个丈夫在妻子与他人通奸之后，仍然把妻子留下，将被处以刑罚，除非他是害怕诉讼或者对自己的耻辱无所谓。这是人的推定。法官应该对这位丈夫的行为动机作出推定，并对其混乱的思想状况作出判决。当判官作出推定时，判决就专横；当法律作出推定时，法律就给了法官一条确定的准则。

    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柏拉图的法律规定，要惩罚那些不是为了躲避耻辱，而是由于害怕处罚而自杀的人，这条法律是有问题的，因为法律是无法证明犯罪者的犯罪动机的，但却规定由法官来确定这些动机。

    因为无用的法律削弱了必要的法律，所以人们可以规避的法律削弱了立法。制定一条法律就应该有效果，而不应该因为有特殊协议就允许违背法律的原则。

    在罗马，法尔西迪法规定：继承人总能获得四分之一的遗产；另一部法律允许立遗嘱人禁止继承人保留这四分之一的遗产。这是在愚弄法律。法尔西迪法变成了无用的法律。因为如果立遗嘱人想照顾继承人的话，继承人无须使用法尔西迪法；如果立遗嘱的人不想照顾继承人的话，立遗嘱的人就会被禁止继承人使用法尔西迪法。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法律应如何构想才能使法律不违背事物的本质。在奥伦治君王被流放的时期，菲利普二世承诺给能杀死亲王以及他的子嗣的人两万五千埃居和爵位。这是国王的承诺，上帝仆人的承诺，如此高贵的承诺!这种行为竟是出自上帝仆人的指令!所有这一切同样把荣誉的观念、道德的观念和宗教的观念搞了个天翻地覆。

    以想象某种“至善尽美”为借口而禁止一个并不坏的事物是少有必要的。

    法律应该具有一定的坦率性。法律本身应该是最为纯洁无瑕的，它的制定应该是为了惩罚人的邪恶。在西哥特人的法律中可以看到这个可笑的要求，那就是尽管犹太人可以不吃猪肉，但却必须吃所有与猪肉一起烹制的食物。这是非常残忍的：犹太人已经被迫服从一个与自己的法律相反的法律；而除了不吃猪肉这点儿标志外，犹太人的法律早已荡然无存。

    第十七节 制定法律的恶劣方式

    罗马皇帝同我们的君王一样，用政令和敕令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我们的君王与罗马皇帝不同的地方是，罗马皇帝允许法官或个人在案件的争讼中，采用“诉状”来向皇帝询问；而皇帝的回复被称为“敕答”。教皇的诏书准确地说也是“敕答”。我们认为用这种方法来立法十分恶劣。那些如此求助法律的人是立法者的丑恶的引路人。在这样的法律下，诉讼事实的表达往往是很不正确的。尤勒斯·加必多利奴斯说过，图拉真常常拒绝颁布这类敕令，以免把一个决定或一项特别的恩惠扩展到每个案子中。马克林曾决定废除所有“敕答”。他不能忍受人们把康莫都、卡拉卡拉以及其他一切庸君的答复看成是法律。查士丁尼的想法则不同，在他编纂的法律文集中充满了此类“敕答”。

    我希望那些读罗马法的人能够把这些假设的东西同元老院法案、平民会议表决、皇帝的普通法令以及建立在以事物的本质、妇女的脆弱、未成年人的懦弱以及公共利益上的一切法律区分开来。

    第十八节 一致的观念

    某些一致的观念有时能够占据伟大人物的思想(因为这些观念曾触动过查理曼)。但是必然会猛烈地打击那些小人物的心灵。在一致的观念中，他们找出了一种他们所熟知的“至善尽美”，因为他们不可能没发现这种“至善尽美”，即在施政上有相同的政策，在贸易上有统一的尺度，在国家中有统一的法律，在各地有同样的宗教。但是这种状况总是永远适应，而毫无例外的吗?变革的弊端要比忍受痛苦的弊端还要小吗?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一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有区别，这不更体现天才的伟大吗?在中国，汉族人遵守汉族人的礼节，鞑靼人遵守鞑靼人的礼节；但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希望生活太平的国家。假如公民都遵纪守法，是否遵守统一的法律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十九节 立法者

    亚里士多德有时想满足他对柏拉图的嫉妒，也有时想满足他对亚历山大的酷爱。柏拉图对雅典人的暴虐感到愤慨。马基雅维里的脑子里充满了他的偶像——瓦连提尼诺斯公爵。托马斯·莫尔讲他所读的书要比他所思考的东西要多，他总想用统治希腊城市的简单方式统治所有的国家。亚林顿眼中只有英格兰共和国，同时众多的著作家认为没有王权的地方必将是一片纷乱。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偏见的。有时法律就过关了，只是染上了立法者感情和偏见的色彩；有时法律过不了关就停留在那里，与立法者的感情、偏见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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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塞西利乌斯说他没有看过，也没有读到过人们曾用过这种刑罚。看来人们不曾用过这种刑罚。也有一些法学家认为《十二铜表法》所说的仅仅是把被出售的债务人的代价分割开来而已。这个意见看来是属实的。

    [2] “对于自尽的人，要把他的尸体埋葬，所立遗嘱也应得到尊重，尽快执行。”见塔西佗《史记》第6卷第29章。

    [3] 惩办检察官未必就会扰乱公共秩序。

    [4] 关于这种情况，1667年的法令又有了一些规定。

    [5] 这是1702年11月8日颁布的法律。

    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和君主国的建立

    第一节 封建法律

    有这样一件事情曾在世界上发生过，但也许将永远不会再度发生；有这样一些法律曾在整个欧洲出现过，但是它们与以前人们所知道的法律并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法律作出了数不胜数的善事和恶事：在辖地被割让时，却把法律的权威保留下来；把建立在相同的人和物之上的不同类型的领主管辖权分别交给数人执掌，从而弱化了整个领主权利的重要性；它们给疆域辽阔的帝国划分出种种界线；它们产生了一些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法规，一种趋于有序和谐的无政府主义的趋势。如果我在我的著作中对以上这件事和这些法律不加以论述的话，我想那将成为这本书的缺憾。

    这就需要写一本专著来阐述这些问题。但是鉴于这本专著的性质，人们宁可在书中找到我曾经预料过的法律，而不再需要我曾经阐述过的法律。

    封建法律有着非常美丽的景色：一棵古老的橡树巍然挺立，远看荫冠蔽日，近看枝杈繁盛。但是我们看不到它的根，必须挖土掘洞才能找到树根。

    第二节 封建法律的起源

    征服罗马帝国的民族来自日耳曼。尽管记述日耳曼人的习俗的古代著作者微乎其微，但是有两个著作者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恺撒与日耳曼人争战，因此恺撒记载了日耳曼的习俗。根据这些习俗，他制定了一些法规，来规范日耳曼人的行为[1]。恺撒在其论著中谈到关于日耳曼人的习俗的地方虽然只有几页，但其分量却不亚于好几卷。

    塔西佗写了一部关于日耳曼人习俗的专著。这本专著虽然篇幅有限，但这却是塔西佗的手笔。塔西佗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的著作总是十分简练、扼要。

    这两位著作者的论述与我们所知的蛮族人的法典是非常一致的。拜读恺撒和塔西佗的著作，就可以处处发现这些法典的内容；研读这些法典，又可以处处看到恺撒和塔西佗的身影。

    在研究封建法律的时候，我仿佛坠人了黑暗的迷宫中。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小路曲径，我相信我抓住了研究的线索，是能够勇往直前的。

    第三节 臣属制度的起源

    恺撒说过：“日耳曼人不思农耕，大部分人都以奶、奶酪和肉类为生。人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更没有划分自己土地的界限。各国君王和官吏随意把土地划分给个人，可是来年他的土地又被换到了别的地方。”[2]塔西佗说每个君王身边都有一群人随从。他用自己的语言给他们起了一个与他们的地位相关的名字，叫做“侍从”。这些侍从有一种奇异的好胜心，如想从君王那里获得某种与他人不同的殊荣；在君王之间也有一种类似的好胜心，如自己侍从的人数和士气要超过别人。塔西佗还说：“被一群精心挑选的年轻人簇拥着，这本身就是尊严，就是权威。它既是太平盛世的装饰品，也是战争时期的防御物。如果一个君王其侍从的人数和士气超过另一个君王，那么他就会在其本国以及在邻国声名大震：他会收到许多礼品，各地的使节也会纷至沓来。声誉往往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在战争中，君王勇气不足被视为最大耻辱。如果侍从没有与君王相同的品德也是可耻的。君王战死而自己却苟且偷生被视为是终身的奇耻大辱。保卫君王就是最神圣的义务。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战争，君王就会去正在发生战争的城市。正是通过战争，君王们结交了大量的朋友。这些朋友从君王那里得到战马和令人生畏的标枪。他们的军饷就是获得膳食，虽然味道不佳，但却异常丰盛。君王们是通过战争用掠夺物品维持他给予朋友们的施舍。说服他们经受危险、向敌人挑战要比说服他们耕种土地等待来年的收获更为容易。能用鲜血得到的东西，他们就不会用汗水来换取。

    这样，在日耳曼只有封臣，没有封地。之所以没有封地，是因为国王没有土地分封。更准确地说封地就是战马、兵器和膳食。有封臣，这是因为有忠心耿耿的家臣。他们受到誓言的约束有义务去打仗。他们作出的服役几乎与后来为封地所做的服役相同。

    第四节 续前

    恺撒说过：“当这些君王中的一个在公民会议上宣布，他拟定了出征的计划，并要求大家随从他一同出征的时候，那些赞成这一计划同时也赞成执行这一计划的统帅的人就会站出来，并承诺所能提供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会受到了民众的称赞。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履行其诺言，他们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人们就把他们看做逃兵和叛贼。”

    恺撒这里所讲的以及我们在前一节依据塔西佗的论著所作的论述，就是第一朝代的历史根源。

    在每次出征时，诸国王往往要组建新的军队，动员原来的军队，招募新的人手；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人手，他要花费很多，因此他们大肆掠取；他们通过分配土地和掠夺财物不断获取大量东西，又不断地把这些土地和战利品分出去；他们的辖地时而不断地扩大，时而不断地缩小；如果父亲想把一个王国交给他的儿子，就应同时把国库交给他：人们认为，君王的国库是君主国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君王没有征得其他君王的同意，不得把国库里的东西分给外人，甚至也不能作为他女儿的嫁妆。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君主国是靠不断上紧的发条而发展的。

    第五节 征服法兰克人

    认为法兰克人是为了把高卢变成封地，才进入高卢，从而占据了这个地区的整个土地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之所以有人这样想是因为他们看到，在第二朝代的末期，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封地、附属封地，或者是封地和附属封地的属地。这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我随后会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

    从上述内容似乎得出了这样一个推论，即蛮族人为了到处建立封建领地的地役制度而制定了一项通用的规则。很显然这样的推论以及这个结论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在封地可以任意转换的时期，如果王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封地或是封地的属地的话，如果王国所有的人不是封臣就是隶属于封臣的奴隶的话，由于有财产的人往往也很有权势，所以那个不断分封土地的国王，也就是说，那位能够处置当时惟一财产的国王，不就具有了一种与土耳其东部地区的苏丹一样的专制权了吗?显然这一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六节 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

    日耳曼人侵占了高卢。西哥特人占领了纳尔波内兹和几乎整个南部地区。勃艮第人则在东部地区定居下来。法兰克人占领了几乎所有的剩余地区。

    毫无疑问，在占领期间这些蛮族把占领区原有民族的风俗、爱好和习惯保留了下来；因为占领者不能马上改变一个民族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在日耳曼地区，日耳曼人很少耕种土地。按照塔西佗和恺撒的说法，他们主要过着游牧生活。所以蛮族人的法律条文几乎都是关于放牧的。在撰写法兰克人历史的罗利康就是一位牧羊人。

    第七节 土地分割的不同方式

    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以各种借口，侵入了罗马帝国腹地。罗马人为了终止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对罗马帝国的蹂躏，不得不承担他们的生活费用。一开始罗马人供给他们小麦，后来，罗乌人却更喜欢分给他们一些土地。罗马皇帝或代表皇帝的罗马官吏与他们签了一些分配国家土地的协议[3]。这些协议在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4]的编年史里和法典中都能找到。

    法兰克人没有采用这样的分配国家土地的计划，我们在《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中没有发现这种土地分配法的任何痕迹。法兰克人征服了这些地方后就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拿走了。除了制定了某些自己内部的分配关系之外，他们没制定其他任何法规。

    因此，应当把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在高卢的做法，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做法和奥古斯杜路斯和欧都阿塞的辅助军队在意大利的做法与法兰克人在高卢的做法、汪达尔人在非洲的做法区分开来。前者与当地原有的居民签订了一些协议，其结果和他们共同分配土地；而后者在此问题上则什么也没有做。

    第八节 续前

    为什么会产生蛮族人侵占了罗马人大片土地的看法呢?这是因为在西哥特和勃艮第的法律里发现这两个民族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他们仅仅是在指定的地区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贡德鲍在《勃艮第法》中说，在他的居住地，他的臣民接受了三分之二的土地。该法的补充条款第二条说，以后再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的土地。所以并不是一开始就由罗马人和勃艮第人来分割所有的土地的。

    在这两条法规的条文中人们发现了同样的表述。而这些表述是可以互为诠释的。既然人们认为上述的第二条法规并不是指所有土地的普遍分配，那么上述的第一条法律也就同样不具有这种意义了。

    法兰克人的行动和勃艮第人的行动是一样的，非常温和适度。他们并没有在占领地掠夺罗马人。他们要这么多土地干什么呢?他们只是把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拿走，而把别的东西留了下来。

    第九节 勃艮第法和西哥特法在土地分配领域里的合理实施

    应该注意到，土地分配不是靠专制的精神而实施的，而是以为了满足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两个民族的相互需求的意识为依据的。

    《勃艮第法》规定，每个勃艮第人在罗马人家里应该作为贵客而受到款待。这与日耳曼人的习俗相一致。根据塔西佗的报告，这些日耳曼人是最好客的。

    该法还规定，勃艮第人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奴隶。该法符合这两个民族的特征，也适合他们谋生的方式。游牧的勃艮第人需要很多的土地，很少的奴隶；从事繁重的土地耕作劳动的罗马人则要求有较少的土地，大量的奴隶。森林方面被平分，因为双方对森林的需求是一样的。

    在勃艮第人的法典中，人们可以看到每个罗马人的家中都要安排一个蛮族人[5]，可见，当时土地的分配并不普遍：让出土地与勃艮第人平分的罗马人的数量与仅仅接受土地的勃艮第人的数量是相等的。罗马人受到的损害降到了最低程度。作为武士、猎人和牧人的勃艮第人对接收荒芜的土地是不屑一顾的。罗马人则保留了最适合耕作的土地，而勃艮第的畜群则使罗马人的土地更加肥沃。

    第十节 奴役

    勃艮第人的法律说，勃艮第人在高卢定居后，接受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奴隶。这就是说高卢的这个地区在勃艮第人进入前，就已经建立耕种的奴役制度。

    《勃艮第法》规定了两个民族的行为规范，它清楚地把贵族、自由人和奴隶区分开来。可见，奴役制度并不是罗马人特有的；自由和贵族制度也不是蛮族人特有的。

    该法还说，如果一个脱离奴籍的勃艮第人没有给他的主人一家数额的钱，也没有从一个罗马人那里得到第三份财产的话，他就往往被看成是他主人家的人。由于罗马业主不属于另一家的人，所以罗马业主是自由人。由于他的第三份财产就是自由的标记，所以他是自由人。

    只要一翻开《撒利克法》和《利普里安法》，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兰克人对罗马人在生活上的奴役，并不比其他高卢的征服者多。

    德·布兰维利埃伯爵未能阐述清楚他理论体系的重要地方。他不能证明法兰克人已经制定了一项使罗马人置于某种奴役之中的一般性法规。

    由于他的著作写得没有一点艺术性，又因为他是贵族出身，他在著作中用古代贵族纯朴、坦率、天真的口吻讲话，所以，每个人都能辨别出他所说的大话和他所犯的错误。对此我就不再核对了。我只想说，他的兴致多于领悟，他的领悟多于知识。但是，他的学问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他十分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法律方面的许多重大事件。

    德·布兰维利埃伯爵和杜波神父各有一套理论体系，一个像是在诅咒第三等级的平民，另一个像诅咒贵族。当太阳让费顿驾驶他的车时，曾对费顿说：“如果你升得太高的话，你将会把天堂烧掉；如果你降得太低的话，你将变成泥土。不要走得太靠右，以免掉入巨蛇星座；不要走得太靠左，以免走进祭坛星座。最好始终处在这两者中间。”

    第十一节 续前

    为什么会认为在征战时期曾经制定过这样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呢?这是因为在第三朝代初期，人们在法兰西看到了无数种奴役。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些奴役制度引起的持续进步，所以在黑暗的年代，人们想象着一条根本就不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法规。

    在第一朝代初期，无论是在法兰克人中间，还是在罗马人中间，均有无数的自由人。然而由于奴隶的数量与日俱增，所以到了第三朝代初期，所有的农民和几乎所有的城市贫民都沦为了奴隶[6]。而在第一朝代初期，这些城市的行政管理。几乎与罗马人一样，分为平民团体、元老院、裁决法院。在第三朝代初期人们则只能见到领主和奴隶。

    当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们尽军队之所有力量劫掠黄金、白银、家具、衣物、男人、女人、小孩等东西。所有被掠夺的东西都集中到一起，供军队分享。整个历史证明，在第一次“定居”之后，也就是说第一次掠夺之后，他们就妥协接纳了所有的居民，并给予了他们所有的政治和民事权利。这就是当时的国际法：战争中，一切都被剥夺了，而在和平时期，一切又都被给予了。如果当时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能从《撒利克法》和《勃艮第法》中找到那么多与人类的普遍奴役相矛盾的条款呢?

    但是，征服所没有做到的事，而被征服之后还继续存在的国际法做到了。抵抗、叛乱和城市的占领给居民带来了奴役。除了不同征战民族之间的战争之外，在法兰克人之间也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君主国的不同的土地分配使得君王的兄弟或子侄之间的内战不断产生。在这些战争中，人们总是经常使用这一国际法。法兰西的奴役制度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在关于领主的权力问题上，我想这正是我们的法兰西法律有别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法律的原因之一吧。

    征服只是瞬间的事情。但人们在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国际法却产生了某些奴役。经过几个世纪的使用，这种国际法使得奴役有了惊人的发展。

    梯欧多立克认为奥维尔茵的人对他不忠诚，于是就对与他平分土地的法兰克人说：“跟着我吧，我将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你们将会得到黄金、白银、战俘、衣服、畜群。你们将能把那里所有的人迁移到你们的国家里去。”

    贡特兰和查尔柏立克和解之后，围攻布尔治的人接到了撤回的命令，他们带走了许多战利品，几乎没有给这个地区剩下劳动力和畜群。

    意大利国王梯欧多立克的精神和方略总是胜其他蛮族人的国王一筹。他把军队派往高卢，并写信告诉他的将军：“我希望人们能遵从罗马法。把逃跑的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吧。自由的捍卫者根本不应该赞成放弃奴役制度。让其他的国王为掠夺和毁灭他们所占领的城市欢喜吧!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法取得胜利：即臣民们抱怨他们归顺得太晚了。”很显然，他力图使人们厌恶法兰克和勃艮第的国王，影射他们所施行的国际法。

    在第二朝代这种国际法依然存在。《麦次史记》一书讲到，柏彬的军队入侵阿规丹后，带着被掠夺物和奴隶，返回了法兰西[7]。

    我可以引证数不胜数的权威著作。不幸的灾难激起了人们的恻隐之心；当看到俘虏被一对一对捆绑起来，一些神圣的主教就用教会的钱，甚至不惜卖掉祭器来尽可能地把这些俘虏赎出去。一些圣僧也致力于此事。在圣僧们的传记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的努力。人们可能会指责这些传记的作者对一些事情过于轻信，认为这些事情既然属于上帝的工作蓝图和内容，上帝肯定已经为此做了些努力，然而我们还是从这些传记中看到了当时的风俗和习惯。

    只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历史和法律著作，就会发现书海浩瀚，甚至浩瀚无边。所有这些著作冷若冰霜，枯燥无味，令人费解，但即使这样，也应该去读，应该把这些书吞下去，就像寓言中所说的土星把石头吞下去一样。

    自由人开发利用的无数土地变成了不可让与的永久管业。正如我们在各种宪章中所发现的一样，当一个地区居住的自由人的权利被剥夺时，那些有许多奴隶的人就夺取这个自由人的土地、或者强迫这位自由人把大片土地转让给他们，并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村庄。从另一方面来看，从事耕艺的自由人感觉到自己变成了操练耕艺的奴隶。奴役制度把被人们剥夺的东西又归还给技艺和农耕。

    那时，有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土地的主人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了教会，而自己则用缴纳现金年租的方式来继续拥有该块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土地的主人们相信，用他们的奴役，就可分沾教会的神圣尊严。

    第十二节 蛮族人分到的土地不缴纳赋税

    简朴、贫穷、自由、好战、游牧的诸民族不以生产为生。他们只是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盖起一些茅草屋而已。他们跟从他们的首领以获取掠夺物，而不是为了缴纳或征收税赋。后李当人们开始享受起其他技艺的快乐时，人们才发明了赋税艺术。

    ——阿尔邦土地须交纳的临时税为一桶酒。这是查尔柏立克和佛烈德贡德勒索他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仅适应于罗马人。事实上，撕毁纳税人花名册的人并不是法．兰克人，而是罗马僧侣们，当时的僧侣全都是罗马人[8]。这种税赋伤害的主要是城市居民[9]。这些城市里的居民几乎都是罗马人。

    图尔斯的格列高里说：查尔伯立克死后，某个法官被迫躲藏在教堂。因为在这位君王当朝时，他曾让法兰克人缴纳这种税。这些法兰克人，从柴尔德柏特时起，就已经是自由人了。格列高里著作的拉丁原文说：“姆尔多斯·德·法兰西斯在柴尔德柏时期是自由人。”他使奴隶缴纳公共税。看来，法兰克人不是奴隶，因此不缴纳税。

    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在看到杜波神父对这种拉丁文的翻译时不感到惊奇。他说，在当时“脱离奴籍的人”也可以称做自由人。他把拉丁文的自由人这一单词翻译成法文。就如同“免除照顾、免除刑罚”这样的短语同样可以表达“自由人”的词义一样，还可以用另外一些法语短语来表达自由人的词义，即“脱离奴籍”或“免除税赋的人”。但是如果用拉丁语短语如“不纳税的自由民”、“不纳税的被释放的奴隶”、“纳税的被释放的奴隶”等来表达“自由人”，这些表达方式就显得非常怪异了。

    格列高里·德·都尔说，帕提尼乌斯认为之所以法兰克人要把他处死，是因为他曾强迫法兰克人缴税。因为此段记述使杜波神父十分困惑，于是他十分冷静地对这一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猜测。他认为这件事的问题所在，就是因为赋税太重。

    在西哥特人的法律中，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蛮族人占领了一个罗马人的土地，为使这块土地可继续缴税[10]，法官就会强迫他把土地卖给罗马人：因为，蛮族人是不缴纳土地税的。

    需要西哥特人缴纳税赋[11]的论据的杜波神父背离了法律文本和精神所体现的意义。他仅凭想象——仅仅是想象，就认定从哥特人定居到这个法律被制定这一期间，曾经增加了一次赋税，而且这一增加的赋税只涉及罗马人。然而人们不允许阿尔顿神父就事实问题使用主观武断的权力。

    杜波神父要在查士丁尼的法典里寻找到一些法律条文，用以证明罗马的军事利益是赋税的主要目的。他由此得出结论，法兰克人的封地和利益同样要赋税。但是那种认为我们的封地制度是源于罗马人的法典的观点，今天已经站不住脚了。只有在非常了解罗马史、而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并且我们的古籍被灰尘湮埋的时候，人们才相信这种想法。

    杜波神父引述了卡西奥多尔的著作，并使用了那些意大利和梯欧多立克管辖下的高卢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例证，为的是让我们了解法兰克人的习惯。这是错误的。这些史实不能混为一谈。总有一天我将用一本专著让人们认识到东哥特人的君主国的计划与当时由其他蛮族人所建立起的历代君主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还要让人们认识到那些“可以在法兰克人那里使用的东西在东哥特人那里就一定能使用”的论调是荒谬的。与此相反，人们恰恰有理由认为，一条可以在东哥特实施的法律，在法兰克人那里是行不通的。

    对于那些精神漂浮在博学之海中的人来说，最费力的事情就是寻找他们“根本不是文不对题”的证据，就如同天文学家所讲的那样，找到太阳的位置。

    杜波神父滥用帝王的敕令，如同他滥用历史和蛮族人的法律一样。如果他曾认为法兰克人缴纳税赋，他就会把有关农奴的东西使用在自由人身上。当他要论述他们的士兵时，他就会把关系到自由人的东西使用到奴隶身上。

    第十三节 法兰克君主国里罗马人和高卢人的赋税

    我本来想考证一下，被征服的罗马人和高卢人是否还在继续缴纳皇帝统治时期被强迫缴纳的赋税。但是为了进展得快一些，我只想讲一下：如果他们已经纳了税的话，这些赋税不久将会被免除，赋税将会由服兵役取代。我承认，我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法兰克人一开始对赋税是那么友善，忽然却又对赋税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宽容路易有一道敕令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法兰克人的君主国里自由民的状况。有几批哥特人或伊柏立亚人逃离了牟尔人的压迫，被路易领地的人们所收留。与他们缔结的条约规定：他们应当像其他自由人一样，随同伯爵从军；在军队里，他们应遵照伯爵的命令站岗放哨和巡逻值勤；他们应当为国王的钦差和来往于朝廷的外国使节提供车马仪仗；除此之外，领主不能强迫他们负担其他赋役，他们享有同其他自由人一样的待遇。

    虽然不能说这是第二朝代初期的新习惯；但这至少应该算是第一朝代中叶或末期的习惯。八六四年的一道敕令明确地说过，自由人要服兵役，要提供我们已经讲过的车马仪仗。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这些赋役对自由人来说是一种特别的负担，而具有封地的人们则被免除了这些赋役。下面我还将对此观点予以说明。

    不仅如此，还有一项法规，允许自由人不缴纳赋税：凡拥有四所庄园[12]的人往往都有义务从军作战；仅有三所庄园的人就可以和仅有一所庄园的人联合起来，前者去服兵役，而后者则可以呆在家里，但必须替前者缴纳四分之一的赋税。如果把两个各拥有两所庄园的人联合起来，不去服兵役的一方将要为从军服兵役的一方承担二分之一的赋税。

    此外，还有许多法律条文把封地的特权也赋予了拥有一定数量土地或辖区的自由人。我们稍后还将对此详细论述。这些土地不承担伯爵和国王的官吏所要求缴纳的赋税。因为这些条例特别列出了所有赋税，而没有提到贡赋，所以土地承担贡赋是显而易见的。

    罗马的赋税制度在法兰克人的君主国被废止是理所当然的。罗马的赋税法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它既没有进入这些头脑简单的民族的思想意识里，也没有进入他们的计划中。如果鞑靼人今天占领了欧洲，而我们想让他们弄明白我们的税务官是干什么的，这将是非常难办的事情。

    《宽容路易传》的不知名作者在讲到查理曼设在阿规丹的伯爵和其他法兰克国家官吏时说，查理曼赋予了他们保卫疆界，军事指挥和管理国王辖地的权力。它让人们看到了第二朝代君王的收入状况：君王管理辖地，并由他的奴隶为他实现辖地的价值；但是特别税、人头税以及皇帝时代对自由人的财产和对自由人本身所征收的其他赋税，则变成了保卫疆界、参加战争的义务了。

    这本史书还记述下面一段历史：宽容路易在德意志找到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问他：作为一个国王，你怎么会如此贫穷?路易回答说他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他所有的辖地几乎全被领主们据为已有了。查理曼害怕这位年轻的君王索要他已经轻易赐给他人的东西会失掉人们对他的爱戴，于是就派了一批特派员前往，并且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状况。

    主教们给秃头查理的兄弟路易写信说：为了不使你被迫在僧侣的宅地周围不停地游荡和用车子劳累他们的奴隶，请快去照管你的土地吧。他们还说：请赶快采取措施，以便使你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并接待国外使节。可见当时国王的收入都来自他们的辖地。

    第十四节 所谓“贡赋”

    蛮族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后，就想用文字把他们的习惯记述下来。由于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日耳曼词语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人们就用拉丁文把这些法律写了出来。

    在征服战争及其这一战争发展过程的混乱中，大多数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了准确表达这些事物。应该使用古拉丁词语，因为这些词语与新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些可以使人们想起罗马人使用的具有“年贡”这一层意思的古拉丁语概念，就被人们称之为“贡赋”[13]；当事物与古拉丁语没有任何关系时，人们就尽可能地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日耳曼词语。于是“安全税金”这个词就被创造出来。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要详细论述这种税金。

    “贡”和“赋”这两个词的使用可以说是非常武断的。这就使得在第一和第二朝代时期，这些字的含义十分晦涩难懂：一些自成体系的当代著作者[14]在第一和第二朝代的古籍中发现了这个词。于是他们断定，当时被人们称为“年贡”的概念，准确地说就是罗马人的“贡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们第二朝代和第二朝代的国王们已经替代了罗马皇帝的位置，但却丝毫没有改变罗马皇帝的行政管理方式。由于某些偶然情况和某些变化使得第一朝代征收的某些捐税变成了其他的税赋，于是这些著作者就又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税赋就是罗马人的“贡赋”。自从近代的法规颁布之后，这些著作者认识到王室的统辖权是绝对不能转让的。他们又说：既然这些税赋代表着罗马人的“贡赋”，而且它并不是王室统辖权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些税收就是对王室统辖权赤裸裸的僭越。他们的其他结论，我在这里就不再讲述了。

    把我们现今所有的观念放到遥远的过去，这种做法就是产生无数错误的根源。我要对那些试图使所有的古世纪都近代化的人说一句埃及的神父曾经对梭伦说过的话：“啊!雅典人，你们只是一些小孩子。”

    第十五节 只向奴隶征收“贡赋”而不向自由人征收

    国王、僧侣和领主均向其管辖的奴隶征收规定的赋税。关于国王，维利思的敕令就可以证明；关于僧侣，可用蛮族人的法典加以证明；关于领主，可用上面讲过的查理曼所制定的法规加以证明。

    这些税收曾被称之为“贡赋”。它是经济税，而不是财政税；仅仅是私人贡金，而不是公有税赋。

    我认为那种被称为“贡赋”的东西实际上是向奴隶征收的税赋。我可以举马尔库尔富斯的一条法律程式为证。这条法律程式的内容是：凡没有在“贡赋缴纳者名册”上登记的自由人，国王允许其出家人教[15]。我还可以用查理曼给一个被派到萨克森地区的伯爵的委托令作为证据。该委托令要求让萨克森人脱离奴籍，因为他们已信奉了基督教。这真是一张“自由民证书”。这位君王恢复了萨克森人原有的国民自由，还免去了他们的“贡赋”[16]。同样的人，当他是奴隶时就得缴纳“贡赋”，而变成自由民后就不必缴纳“贡赋”。

    这位君王还曾经给被波兰西君主国所接纳的西班牙人一道有利的敕令：禁止伯爵向这些西班牙人索要任何“贡赋”和剥夺他们的土地。人们知道来到法兰西的外国人被视为奴隶。查理曼要求把这些外国人看成是自由人。他希望他们有地产，并禁止苛求他们缴纳贡赋。

    秃头查理的一道敕令也同样对西班牙人有利。他希望人们对待这些西班牙人与对待其他法兰克人相同，禁止要求他们缴纳“贡赋”：自由人是不缴纳“贡赋”的。

    《毕斯特敕令》第三十篇革除了一大弊端。这就是国王和教会的一些隶农把他们田庄的附属地卖给僧侣或与他们身份相同的人，仅给自己留下一间小茅屋。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缴纳贡赋。这道敕令让一切事情都恢复了原有的状态。由此可见，贡赋是奴隶的税赋。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君主国，没有普遍性的贡赋。在许多文献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这道敕令说：“特此规定，凡过去所有合法征收国王贡赋的地区，现一律征收此贡赋。”这是什么意思呢?查理曼另一道命令他在各省的钦差精确查找过去国王辖地的所有贡赋的赦令又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另外一道敕令处理了那些由被征收“贡赋”的人所缴纳的“贡赋”，这道敕令的意思不是也很明白吗?这道敕令所讲的“是否有人获得了一块过去我们习惯于征收贡赋的纳税的土地”是什么意思呢?最后，秃头查理讲到“贡赋土地”自古以来都是属于国王所有，这道敕令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请注意，有些文献的记载乍一看与我所讲的有冲突，可是实际上这些记载却肯定了我的说法。我们在前面论述过，法兰西君主国的自由人只是被强迫提供车马仪仗。我刚才所讲述的敕令把这种提供车马叫做“贡赋”。敕令把这种“贡赋”与奴隶所缴纳的“贡赋”对立起来了。

    此外，《毕斯特的敕令》讲到了那些应按人头和茅草屋缴纳国王贡赋的法兰克人以及那些在饥荒的时候出卖自己为奴的法兰克人。国王规定要将他们赎回。一般说来，那些靠国王手谕而解脱了奴籍的人并没有获得完整自由。他们要按人头缴纳“贡赋”。敕令里讲的就是这类人。

    因此，应该抛弃那种认为普遍和广泛的贡赋制度是源于罗马人的施政制度的想法，也应当抛弃那种认为领主的赋税也同样源于这一贡赋制度，并且是通过僭越而获得的认识。法兰西君主国所谓的“贡赋”的含义与人们对这个词的误解是完全不同的。法兰西的“贡赋”就是主人对奴隶征收的一种特殊税赋。

    我请求读者能原谅我给了你如此多的引证。这些也许把你们烦死了。如果在我面前没有杜波神父的《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这本书的话，我的论述会简短很多。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著名作者的一本坏书更能阻止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了。我们在进行学习之前，首先要从摒弃迷误着手。

    第十六节 近臣与封臣

    我曾谈及日耳曼人中追随其君主投身于事业之中的这些志愿者。即使被武力征服之后，仍然保存了相同的习惯意识。塔西佗将此种人称做“侍从”，《撒利克法》中将他们称之为“遵从国王法律的人。”《马尔库尔富的法式书》中称他们为“国王的忠实侍从”。法国初期的史学家将他们冠以国王的“近臣”、“义士”的称谓，此后的史学家又将其称为“封臣”、“领主：。

    在《撒利克法》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利普里安法》里，我们可以找到不计其数有关法兰克人的条款，关于国王侍从的法律仅有寥寥几款。涉及侍从的条款与有关其他法兰克人的条款大相径庭，这些法律规范法兰克人的财产的条款比比皆是，却毫不提及国王侍从的财产问题。这是因为国王侍从的财产问题确切地说是由政治法规而并非以民事法规予以调整。其财产属于军队，而并非是家族承袭的遗产。

    不同时期的著者将“忠臣”、“义士”们留存的财产分别称为“国库财产”、“恩赏”、“荣誉”、“封地”。

    毫无疑问，起初，封地是可以调换的。在格列高里·德·都尔的著作里，人们可以看到，人们剥夺了苏内吉西尔和加罗曼从国库获得的所有物品，只留给他们自家的产业。贡特兰将他的侄子柴尔德柏推上宝座时，曾与他密谈，明示他应该将封地封给哪些人，又应该剥夺哪些人的封地[17]。《马尔库尔富斯的法式书》中的一条款载明，国王不仅可以使用国库的收入作为恩赏，还可以用其他业已获得的财产作为恩赏进行交换[18]。《伦巴底法》将此种恩赏与个人财产相对立。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法律程式》、蛮族人的各种不同的法典条款以及我们当今留存的文献的表述都是一致的。最终，《封地论》的著者们使我们领悟，起初，领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取消恩赏的意愿，随后，又将恩赏期固定为一年[19]，最后，恩赏成为终身赐予。

    第十七节 自由人的兵役

    有两种人须服兵役，(1)封臣和附属封臣，这是由于他们被给予封地而承担的义务，(2)服务于伯爵的自由人——法兰克人、罗马人和高卢人。他们是受伯爵和伯爵的官吏率领。

    所谓自由人，就是既未接受封地的恩赏，又不在封地从事耕作奴役的人。他们拥有的土地被称为“自由地”。

    诸伯爵将自由人召集起来，率领他们参加战争。一些被称为“代理官”的官吏受命于众伯爵[20]。另则，所有的自由人被分成百人团，组成名为“镇堡”的组织，伯爵手下还有听命于他们的百人团团长，由团长率领自由人“镇堡”，即百人团征战。

    组合这种按百人划分的做法是在法兰克人在高卢定居之后实行的。这种划分方式是由格罗代尔和柴尔德格特所制定的，目的是保证每一个地区对盗窃行为有所监督。人们可以在这两位君王的诏谕中找到出处。今天的英格兰也有类似的治安条例。

    如同伯爵率领自由人参加战争，近臣们亦率领自己的封臣或下属封臣置身于战争。主教、修道院院长或他们的代理人也统帅他们的封臣和下属封臣征战。

    令主教们深感困惑的是自己的行为很难自圆其说。他们请求查理曼不要再强迫他们参加战争。但是当他们的请求得到恩准，却又抱怨不去征战会使他们失去公众的尊敬。于是查理曼不得不又确认他们的意图的正当性。无论如何，当主教们不介入战争的时候，我看不到伯爵们率领他的封臣们在征战。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国王或主教们选择他们的一名近臣率领着封臣们征战疆场。

    在柔弱路易的一道敕令中，国王把封臣分为三类，即国王的封臣、主教的封臣、伯爵的封臣。如果某些近臣或者领主的封臣未在伯爵的率领下征战，那么必定是王室中的某些事物阻碍了这些近臣亲率封臣置身疆场。

    那么由谁率领近臣参加战争的呢?毫无疑问只有国王亲自挂帅，国王永远是他的忠实臣子们的首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敕令的字里行间总能看到国王的封臣和主教的封臣之间存在对立。置身军中骁勇、高傲、豁达的诸君王，并非使自己成为僧侣军队的首领，也并非选择这些军队与其同胜利共存亡。

    然而这些近臣仍然要统领着自己的封臣和下属封臣；查理曼制定的敕令清楚地载明，只要每个自由人拥有四所田宅，无论是自己的财产，还是别人给予的恩赐，都得赴疆场御敌或者追随着自己的领主。显而易见，查理曼要告诫人们的是，只要拥有一份土地就得加人伯爵的军队，接受领主一丝恩典就得随领主们一起出征。

    但是，杜波神父却认为敕令中谈及的从属某个特殊领主的人，应该特指奴隶，他的观点源于西哥特的法律以及这个民族的习俗。我认为，依据敕令本身更为妥切。我刚刚援引赦令中的观点与杜波神父的观点恰恰相反。秃头查理和他的兄弟们之间订立的契约同样谈及自由人，这些自由人可以选择他们的领主或国王，这一法规与很多其他法规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有三种军队，(1)国王近臣或义士的军队，他们拥有自己的忠实臣属；(2)主教或其他僧侣以及他们封臣的军队；(3)率领自由人的伯爵军队。

    我并不是说封臣不能从属伯爵，因为某一个掌握专属指挥官往往从属于具有更广泛指挥权的指挥官。

    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伯爵和国王的钦差可以在封臣没有履行他们的封地义务时，迫使他们缴纳赔偿金。

    同样，当国王的封臣有贪污行为时，如果他们不愿意受到国王的重惩，更愿意接受伯爵的处罚。

    第十八节 双重服务

    在某人军事权力之下受到制约的人们同时也受到此人制定的民事司法权的支配，这便是法兰西君主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宽容路易八一五年颁布的敕令中规定，伯爵对自由人的军事权力以及他的民事管辖权具有同等效力。率领自由人征战的伯爵所属的法庭[21]被称为判决自由人的法庭。毫无疑问，由此产生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只有伯爵所属的法庭，而不是其官吏们。所属的法庭，才能对涉及自由的问题进行裁决。因此，伯爵并不率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封臣参加战争，因为这些封臣并不受其民事法庭的管辖。伯爵也率领近臣的下属封臣参加战争。英格兰法律的古语字典也告诉我们，那些把撒克逊叫做柯布尔的人被诺尔曼人称为“伯爵”和“侍从”，因为他们和国王一起分享司法过程中产生的罚金。无论在什么时代，我们都能看到所有封臣对领主应尽的义务便是拿起武器以及在领主的法庭上审判自己的家臣。

    把司法权和率领参加战争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之一，是率领人们进行战争的人也要支付财政税，这包括自由人所做的车役服务以及某些司法利益。关于这些，我将随后谈及。

    领主在他的封地内拥有司法权；根据同一个原则，伯爵在他们的辖地内也有司法权。确切地说，不同时代的伯爵管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往往是取决于封地的变化。伯爵管辖区的封地受到相同规划和观念的支配。总之，在伯爵管辖区内的伯爵是领主；在领主的封地内的领主是伯爵。

    人们曾把伯爵看成是司法官，而把公爵看成是军官，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拥有军官和司法官双重身份[22]。公爵与伯爵最终的区别在于，数名伯爵听命于某一个公爵，尽管一些伯爵上面并没有公爵。我们从佛烈德加利的论述中了解到这一看法。

    或许人们认为，当时法兰克人的政体十分残暴，因为当时的官吏们同时掌握着军事、司法甚至财政的权力。我在前面几章曾谈及这是国家暴政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但是，不应该认为伯爵们独自行使裁决权，如同“帕夏”们在土耳其掌握司法权那样行事。伯爵们召集各类审判大会和法庭审判会审理案件，这些审理会上名士云集。

    为了使人们能够充分领会审判规程、蛮族人的法律以及敕令中涉及审判的内容，我要指出的是伯爵、财务裁判官和百人团长的作用是相同的；法官、镇堡长、邑吏称呼不同，却行使同样的法人职责；他们作为伯爵的辅佐者，通常情况下为七个人。因为，行使审判时不得少于十二人，缺额时则由“名士”们替补。

    但是，无论司法管辖权属于谁，国王、伯爵、财务裁判官、百人团长、领主和僧侣都不能单独审案。这种做法可以追溯日耳曼森林地区时代，即使封地产生了新的存在形式，这种做法依然保留。

    至于财政权力，伯爵几乎不能滥用。君王对于自由人行使的权力极为简单，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君王只在一些公共场合征用一些车马而已。至于司法权，则有一些杜绝舞弊的法律条款。

    第十九节 蛮族人的和解金

    如果不深谙日耳曼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就不可能较为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政治法规。我不妨先就此进行探究。

    塔西佗著作中载明，日耳曼人只了解两种死罪，即对叛徒处以绞刑，对贪生怕死的懦夫处以溺毙。这些便是他们国家仅有的公罪。当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时，受到侵犯或伤害人的亲属就会卷入争斗。仇恨通过补偿来消除[23]。如果受到侵犯者可以接受其数额，补偿将给予他。如果亲族共同受到伤害或损害，则共同接受赔偿；如果当事人受到伤害或侵犯致死，便由其亲族接受赔偿。

    按照塔西佗所说的方式，这种赔偿是通过当事者双方的相互协议而履行的。由此，在蛮族人的法典中称这种赔偿为和解金。

    我只在《佛里兹法》找到此法使相互敌对家族处于一种状态，即原始自然状态的论述；这些家族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实施报复，直至满足，而不顾及任何政治和民事法规。这项法律的内涵后来有所缓和，限定被要求偿命的人在自己的住宅里应得到安全保障；往返教堂的途中和在接受裁决的场合也是安全的。

    《撒利克法》的编纂者讲述了法兰克人的一种古老惯例。依照这个惯例，为了劫掠而盗掘死尸的人要被逐出人际社会，直到死者的亲属允许他回来为止。在此之前，法律禁止所有的人，甚至罪犯的妻子给他提供食物或让他留宿。罪犯与其他人相互之间都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直至达成和解，这种状态才告结束。

    此外，人们看到，各蛮族的贤人达士们都竭力想由他们规定赔偿金的数额，因为等待当事者双方确定赔偿金数额，不但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有潜在的危险。他们为遭受某种损失或伤害的当事者精心制定了合理的待商议的和解金的数额。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蛮族人的法律其精道绝伦，确实令人称赞不已。这些法律对案情的各种情形做了极其细微的区分，对案情反复权衡。法律的立场站在受害者一边，并且在受害者冷静思考赔偿金数额的前提下，为受害者要求合理的赔偿金。

    正是由于这些法律的建立，日耳曼人才摆脱了这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即使在塔西佗时代，他们似乎仍旧处于这种状态。

    罗塔利在《伦巴底法》中宣布：他增加了古老习惯中伤害和解金的数额，以使受伤害者得到满意的补偿，从而化解怨仇。事实上，伦巴底人曾是一个贫穷的民族，当征服了意大利之后，变得富裕起来，古时和解金的数额已变得无足轻重，人们也不再沿用调停的方法了。然而，我并不怀疑，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迫使其他征服民族的首领制定了我们至今仍然沿用的各种法典。

    杀人凶手应该给死者亲属支付的和解金是和解金的主要形式。情况不同，和解金的数额也不同。这样在《安格尔法》中，杀死一个贵族和解金为六百苏，杀死一个自由人和解金为二百苏，杀死一个奴隶和解金为三十苏。因此，和解金数额的高低是此人的特权所在。因为，除了本人的荣誉之外，在充满暴力的国度里，和解金会给予他较大的人身安全保证。

    《巴威利亚法》能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这样一点：该法列举了接受双倍和解金的巴威利亚人家族的名字，因为除阿吉洛峰人的家族之外，这些家族占首位。阿吉洛峰人属于公爵家系。该族的人在他们中间选择了公爵，所以他们接受四倍的和解金。公爵的和解金比一般阿吉洛峰人的和解金多三分之一。该法提及：“因为他是公爵，所以法律给予他们高于其亲属的荣誉。”

    所有的和解金都用货币定价。但是，因为这些民族，尤其是日耳曼族，并没有货币。所以，人们以牲畜、麦子、家具、武器、狗、猎鹰、土地等作为支付手段。法律本身往往规定了这些东西的价值。这足以说明人们的金钱如此之少，而国家的各种罚金的种类如此之多。

    这些法律致力于确定损害、伤害、犯罪之间的差别，以使每个人能准确地了解自己所遭受的损害和被冒犯的程度，确切地了解他们应得到赔偿的程度，尤其是让当事者确切地了解不应接受正常赔偿之外的赔偿。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认为，某个人接受赔偿后，又进行报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这种罪行既是私罪也是公罪。其行为本身是对法律的轻蔑。立法者一定要惩罚这种罪行。

    当这些民族在文人政府内丧失了其独立精神的时候，当诸国王致力于改善文人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出现了一种被视为特别危险的罪行。这种罪行就是拒绝付给或拒绝接受赔偿金[24]。在蛮族人的各种法典中，可以看到立法者强迫付给或接受赔偿金。实际上，拒绝接受赔偿金的人是为了保留其实施报复的权利，拒绝给付赔偿金的人则是给被伤害方留下报复的权利。正是改变了日耳曼的法制的贤人达士们劝说人们给付和接受和解金，但是，他们并不强迫人们这样做。

    我刚才谈及一条《撒利克法》的法律条文。此条文规定，立法者允许被伤害人自由选择是否接受赔偿金。这项法律禁止盗掘死尸者与他人交往[25]，直至死者的亲属接受赔偿金，从而允许盗掘死尸者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出于对旧有神圣规范的尊重，《撒利克法》的编纂者们未触及旧有的习惯势力。

    将和解金给予在行窃中被杀死盗贼的亲属，或给予因犯通奸罪被迫与丈夫分居、尔后被丈夫休妻的女子的亲属显然有失公允。在类似的情形下，巴威利亚的法律规定将不给予和解金，并且还要惩罚那些试图寻求复仇的亲属。

    在蛮族人的法典中，非故意犯罪行为的和解金的支付规定并不少见。《伦巴底法》中的有关规定倒是在情理之中。此法规定，如果遇到此种情形，在行为人慷解慨囊双方达成和解的前提下，当事者亲属不得对行为人寻求报复。

    格罗大利乌斯二世颁布的一道极为明智的诏谕中载明，在没有判决令的情况下，禁止被盗人秘密接受盗窃者的和解金。我们将在随后看到对此项法律的动机的论述。

    第二十节 所谓领主司法权

    除了人们应该为凶杀、损伤、伤害行为给予受害者的亲属和解金之外，还应该支付一定数额的税金，蛮族人的法律称之为“佛烈杜姆”(Fredum)即“安全税金”[26]。我将对此加以详尽论述。其目的是给予人们这样一个概念，即我所说的对犯罪者实施某种保护，使其不致受到当事者报复权宜侵犯所支付的补偿金。直至今日，瑞典语中“佛烈德”(Fred)的含义仍为“平安”。

    在这些暴政国家，司法行为就是协调当事者双方，保护犯罪者免遭已得到了赔偿金的受害者的报复，并且迫使受害者接受应得到的赔偿金。鉴于此，所有日耳曼国家的法律有别于其他所有民族之处在于，司法行为保护曾犯过伤害罪的犯罪者遭到受害者的报复。

    蛮族人的法典给我们提供了在何种情形下应该被要求支付安全税。在被害人亲属无权实施报复行为的情况下，罪犯也就不必支付安全税。事实上在没有报复行为存在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保护罪犯免受报复的权利。据此，依据《伦巴底法》，如果一个人无意中杀死了一个自由人，则应支付与死者身份相符的死亡赔偿金，而不必支付安全税金。因为他并非故意杀人，这不是被伤害者的亲属有权报复的案例。因此，依照《利普里安法》，如果一个人被一块木头或者手工制作的物件砸死的话，则该物件被视为有罪，死者的亲属可以将此物件取走使用，而不能索取安全税金。

    同样，如果兽类致人以死命，该法律规定了一种不含安全税的补偿金。因为，死者的亲属没有被冒犯和伤害。

    最后一种情况，十二岁以下犯下过错的孩子，依照《撒利克法》的规定，这个孩子须支付补偿金，而不必缴纳安全税。因为，他还不能够携带武器，不属于受害者或者其亲属有权要求报复的案件。

    由犯罪者缴纳安全税金，以换取自身的安宁和安全，他的暴力行为曾使他失去了这种安宁和安全，而且，他能够重新获得这样的安宁和安全。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并没有失去过这种安全；他尚未成人，也不能够被逐出人际社会。

    这种安全税是交给当地审判官的一种地方税[27]。可是《利普里安法》却禁止审判官自己收税；该法规定由胜诉的当事人接收安全税，再转交给国库，该法称，这是为了利普里安人之间的永久和平。

    安全税的多少取决于犯罪者要求保护程度的大小。因此，保护国王的安全税数额远远大于保护伯爵和其他法官的安全税数额。

    我已经看到了领主司法权的产生。正如无数历史资料所证明的那样，封地制度涉及到很广泛的地域。我已经证明，诸国王对法兰克人分得的土地不征收任何赋税；甚至不对封地保留征税权。那些取得封地的人们就此享有极为广泛的权益。他们从中得到了所有的成果和利益。因为最大的利益之一就是法兰克人习惯上所接受的裁决利益(即安全税金)[28]，所以有了封地就有了司法权，这些司法权仅在给当事者的亲属支付赔偿金和给予领主的利益中得到了体现。司法权并无其他意味，只是给予支付法律和解金的权利以及要求法律补偿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司法法规中看到封地制度具有的某种权力，即司法法规确认或永久将封地归属于某个近臣或忠臣，或者作为特权将封地转交给教会。这种情形在不计其数的条款中可以找到，这些条款禁止国王的法官和官吏进入领地中进行司法活动或者要求某种司法利益。既然国王的法官不能在某地区实施征收事务，也就不必再进入这个地区，当地的法官也就替代了国王的法官。

    国王的法官强迫当事者出庭当面提出担保的做法是被禁止的，而这种担保由接受领地的人向法官提出。据说，国王的钦差们再也不能索要宅邸，实际上，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再发挥任何职能了。

    因此，无论对于旧封地还是新封地而言，司法权是一种封地本身所固有的权力，成为封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一项可获取丰厚利益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哪个朝代，人们都这样看待司法权。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司法权在法兰西是世袭的。

    有人认为，司法权渊源于国王及领主对奴隶的解放。但是，日耳曼各民族和日耳曼人的后裔所形成的民族并非是惟一摆脱奴籍的民族，但他们是惟一建立世袭司法权的民族。再则，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使我们看到，在黎明时期(第一朝代)自由人成为由这些司法权管辖的人：由于奴隶们也在领地内，所以他们也得接受司法权管辖。为了将奴隶们纳入封地范围内，他们最初未被给予封地。

    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更为明了。他们说，领主们窃取了司法权，他们所讲的极为扼要。但是，世界上仅仅是日耳曼各民族的后裔窃取了君王的权利吗?历史充分告诉我们还有其他民族攻击过日耳曼的君主。但是，人们却没有见到由此而产生的所谓领主司法权。因此，应该从日耳曼的习惯和风俗的最深层去探究其司法权的渊源。

    我请大家拜读一番罗哇梭的著作，看他用何种方式假定领主曾组织和窃取各种司法权的。应该说这些领主是世上绝顶精明的人；他们的窃取方式并不像兵士那样肆意抢掠，而是如同乡村的法官和公诉人那样彼此巧取豪夺。应该说这些兵士般的领主们在王国的所有特殊省份以及数量众多的王国里建立了一项普遍性的政治制度。罗哇梭将兵士般领主们的推理方式想象得如同自己在书斋里的推论法一样别无二致。

    我还要指出的是，如果司法权不是封地制度的附属品，那么，为什么无论在法庭里和战场上，为国王和领主服务的封地劳役随处可见呢?

    第二十一节 教会的属地司法权

    教会获得过非常可观的财产。我们看到国王们给予教会巨大的财政支持，换言之，给予大批封地。我们首先发现司法权制度在这些教会所管辖的地区应运而生。教会从哪里得来如此不可思议的最初特权呢?它源于封地天然具有的赏赐物的性质。僧侣的财产拥有这些特权，因为人们不能剥夺其财产。人们将一部分财政交给教会，教会便拥有了理应得到的特权，如果将这部分财政给予一个近臣的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教会的封地将会像赐予俗人的封地一样对国家履行役务职责。

    因此，教会有权在其领地内让人们支付和解金，并征收安全税金；这些权利也必然使教会能够阻止国王的官吏进人领地征收安全税金并进行所有司法活动。在法规表达方式、条例及敕令中，僧侣在其领地内行使司法权的行为称之为“豁免权”。

    利普里安法兰克部族的法律禁止教会中脱离奴籍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司法审判，除非他们是在某个教堂里被解除奴籍的人。由此得出结论，教会甚至对自由人也拥有司法权，这种司法审判始于君主国的黎明时期之初。

    我在《列圣传》里看到，克罗维斯将治理一块六古里面积土地的权利授予一位神圣的人物，并规定这块土块不受任何司法管辖。我深信这是一个谎言，但却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谎言。真实的生活与谎言与当时的风俗和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正是要在此探究这些风俗和法律。

    格罗大利乌斯二世命令拥有边远地区土地的主教和贵族在本地区选择那些应该行使其司法权或领取官俸的人。

    正是这位君王规定了教会的法官和君主的官吏的司法审判权限。802年查理曼的敕令规定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司法官员所应该具有的任职资格。该君王还有另一道敕令规定，禁止国王的司法官对耕种僧侣土地的人实施任何管辖权，除非这些人以欺诈行为逃避税收。主教们在兰斯的集会中宣布教会的封臣也享有其豁免权[29]。八O六年《查理曼敕令》[30]规定了教会对所有居住在其土地上的人享有刑事和民事司法权。最终是秃头查理颁布的敕令将国王、领主和教会的司法管辖权加以区别划分。在此我不再赘述。

    第二十二节 建立于第二朝代末期的司法权

    人们曾说过，是在第二朝代的混乱中，封臣篡夺了他们封地内的司法权。人们更喜爱做一般性的设想，而不愿深入研究。判定封臣没有司法权比发现他们如何获得司法权更为容易，但是司法权并非渊源于他们最初的窃取，而是派生于其制度最初的建立时期，并非来自该制度的衰败之时。

    巴威利亚人的法律载明：“杀死自由人的罪犯，如果死者有亲属，此人要给予死者的亲属和解金。但如果他没有亲属，他须将和解金给予公爵或死者生前请求保护的人。”由此看出，为了某种利益，寻求他人的保护的意义所在。

    阿尔曼人的法律说：“一个被夺走奴隶的人，应该向掠夺者所属的君王提出指控，据此获取和解金。”

    柴尔德柏的一道诏谕中载明：“如果一个百人团长在其百人团内或在忠臣的管辖范围内发现一个盗贼，而没有将他驱逐出去，就应该将此盗贼交出或立誓表明自己的清白。”由此可见，百人团长的辖区和忠臣的辖区之间是有区别的。

    柴尔德柏的这道诏谕解释了格罗大利乌斯同年的一项律令[31]，该律令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为同样的事实而制定的，只是文字有所不同。该律令把诏谕中称做“我们忠实的臣子们的地界”称为“封土”。比格侬和杜冈支二位先生认为“封土”指的是“另外一国的国王管辖”的意思。但这二位先生猜得并不那么准。

    意大利国王柏彬为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制定的一项律令，这位君王在对那些在执法时犯渎职罪和延误审判的下属伯爵和其他官吏施以刑罚之后，又指令说，如果一个拥有封地的法兰克人或伦巴底人不愿意参加案件审理，他所属区域的法官则应停止他行使封地的权利，在这期间，应由他或他的委托人参加案件审理。

    查理曼的一道敕令证明，诸国王并没有到处征收安全税。这个国王的另一道敕令使我们看到，封建法规和封建法院已经建立。宽容路易的另一道敕令规定，如果一个拥有封地的人不参加案件审理或阻止人们审理诉案，人们便可以随意留住在他的家里，直至诉案得到审理为止。我还要引述秃头查理的两道敕令，一道颁布于八六一年，在那一年，我们可以看到独自的司法管辖权业已建立，也有相应的法官以及下属的官吏。另一道敕令颁布于八六四年，敕令将国王的领地和其他私人的领地加以区别。

    我们没有获得原始的封地让与的许可，因为封地的分隔是在战胜者之间进行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原始的契约来证明，司法权与封地起初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确认这些封地和永久转让封地的法规里，人们发现封地的司法权已经得到了确立。这种司法权来自封地的性质和它的一个主要特有原则。

    我们有大量的关于建立在教会领地内的教会世袭司法权的历史文献，但却没有得到能证明近臣或忠臣封地的资料，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今天我们留存的大部分历史文献是修道院使用的，由僧侣们保存和搜集；第二个原因，教会的财产世袭是经过一种特别“让与”以及打破既成秩序而形成的，所以需要颁布一些条例加以确认。恰恰相反，赐给近臣们的“让与”是政治秩序的结果，所以不需颁布某种条例，更不需保留特别的法律条款。国王们甚至在权杖挥动之间便可完成“让与”的授权，如同《圣谟耳传》中所描述的那样。

    但是《马尔库尔富斯法式书》的第三条伺我们充分地阐述了“豁免权”的范围，僧侣和俗人可以共享这种特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司法豁免权，因为该条例正是为以上两种人制定的。格罗大利乌斯二世的《律令》也有同样的作用。

    第二十三节 对杜波所著的《在高卢建立的法兰西君主国》一书总的意见

    在结束本章之前，不妨研究一番修道院院长杜波先生的著作，因为，我的观点与他的看法永远背道而驰，如果他找到了真理，那么，我就不会找到。

    杜波先生的著作曾诱惑过许多人，因为他的写作艺术十分高超；然而著者对悬而未决的问题总是给予假设；其中越是缺乏证据，便越发故弄玄虚；著者将无数猜测当成原则，并将其中衍生出的其他猜测加以发挥作为推论。为了相信这些猜测，读者忘记了曾经怀疑过的猜测。因为著者并不在自己理论体系的本身探究，而是在他的理论的周边展示其渊博学识，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上，却与主要问题失之千里。再则，他做了如此多的研究，使人们无法想象他竟会一无所获，漫长的旅程使人们相信他已经最终抵达了目的地。

    但是，如果细心地审视，他的著作看上去犹如一个庞然巨人，但是巨人的双脚却是由泥土制成的。正因为他的脚是用泥土制成的，所以他才显得如此庞大。如果修道院院长杜波的理论体系有很好的论据，就不必被迫用三卷令人乏味的宏篇巨著加以证明了。主题中可以找到的一切，不必云游四方，离题万里地苦苦寻觅。理性本身将会把一个真理融人另一个真理之中。历史和我们的法律会告诉他“不必如此费心，我们将为你作证。”

    第二十四节 续前 对杜波基本理论的看法

    修道院院长杜波先生要把法兰克人作为征服者进入高卢的思想抛到九霄云外。按照他的看法。我们的君王们是由各民族召唤而来代替罗马皇帝的地位，继承罗马皇帝的权利。

    这种主张对于克罗维斯进入高卢，洗劫和抢占城市的行为并不适用，也并不适用于克罗维斯击败罗马军官锡亚格里乌斯，夺取这位军官驻守地区时的行为。这项主张只适用于克罗维斯用武力使自己成为大部分高卢人的主人，并接受各民族的选择和拥戴，被请求统治这一地区的剩余部分的时期。克罗维斯并不仅仅是被人民所接纳，而是得到人民的召唤。修道院院长杜波证实，人民更愿意在克罗维斯的统治下生活，而不情愿在罗马人或以前的法律体制下生存。另则，依据修道院院长杜波的说法，高卢地区的这部分没有受到蛮族侵犯的罗马人分为两种，一种是阿莫里克联邦人，他们驱赶了皇帝的军官，自己抵御蛮族的入侵，并且用自己的法律自我治理；另一种人服从于罗马军官。那么，修道院院长杜波是否能证明仍然归顺罗马帝国的罗马人召唤过克罗维斯呢?他未能证实。他又是否证明了阿莫里克共和国曾召唤过克罗维斯，甚至与他订立了某种契约呢?也没有证实。尽管从火诺利乌斯时期直到克罗维斯征战胜利，他追寻着共和国的历史踪迹，他却无法告诉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命运，而且也不能证明这个共和国的存在。他以令人赞赏的艺术手法引述了这一时期的所有历史事件。但在所引述的著作中，共和国的历史轮廓仍然模糊不清。因为佐济穆斯的一段与杜波观点大相径庭．的论述证实，在火诺利乌斯帝国的统治时期，阿里克地区和其他省份的高卢人曾揭竿而起，建立了一种共和国形态。尽管高卢人曾有过几次绥靖行动，却使人们看到阿莫里克人还是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维持到克罗维斯征战胜战利。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杜波需要强有力的和极为确切的论据，因为，当我们看到征服者进入某一个国家时，在用强权和暴行将大部分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不久之后整个国家归顺于征服者，而历史又无法证实整个国家如何归顺的奥秘。人们有理由相信，整个国家被征服的过程从头至尾都充满着强权和暴力。

    由于杜波神父忽视了这一点，于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彻头彻尾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每当他以高卢人不是被法兰克人所征服，而是罗马人邀请法兰克人来到高卢这一原则得出其结论时，人们总能将其否定。

    杜波神父总是用克罗维斯被任命为罗马高官的这一事实来证明他的原则，他还硬要说克罗维斯继承了他父亲查尔第利克的民兵长官的职务。但是这两件事情纯属捏造。他的结论的依据是圣雷米致克罗维斯的一封信函。然而此信只是祝贺克罗维斯即位的贺函而已，既然这封信的主旨如此明确，为何又要赋予它根本不存在的含义呢?

    在克罗维斯所处朝代的后期，他被阿那斯塔西乌斯皇帝任命为执政官，但是在为朝仅有一年的职位上当局又能给予他什么权利呢?杜波神父说，有迹象表明，在同一张委任状中，阿那斯塔斯皇帝似乎委任克罗维斯为总督。而我要强调的是有迹象表明，这位皇帝似乎从来没有让他当过什么总督。根据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否认他的人的权威观点并不亚于引证这一事实的权威性，况且我否认这一事情是有理由的。格列高里·德·都尔谈及过这个执政官，可丝毫也没谈及总督的职位。即使有的话，总督的职务也只有十个月。克罗维斯当上了执政官之后，一年半就亡故了。不可能使总督的位置世袭化。最后一点，即使他被授予执政官的头衔，如果人们这样认为，还给予他总督的官职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君主国的主人，他的一切权利业已确立。

    杜波神父引证的第二个证据是查士丁尼把高卢帝国的一切权力都让给了格罗维斯的子孙们。对于这种让与，就此我要以较多的篇幅加以阐述。从法兰克君王执行让与条件的方式中，人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的君王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再则，法兰克的君王们是高卢人的主人；他们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查土丁尼在那里没有一寸土地；西罗马帝国已被摧毁了很长时间；东罗马帝国只能对西罗马帝国拥有代表权，对高卢人不行使任何权利，这被称之为建立在权利之上的权利。法兰克君主国业已建立；他们的法律制度也已建立；君主国内生活的人和民族之间的相互权利也得到确立。每个民族的法律也已经制定，甚至这些法律已形成了文字。那么对于一个已经建立的政体，这种外来权利的让与又有什么意义呢?修道院院长杜波依据他的所有主教的宣言要讲些什么呢?这些主教，在秩序动荡、混乱、整个国家衰亡和征服者的蹂躏时总是试图奉承征服者。就奉承而言，除了显露被迫奉承人的软弱之外，还能看到什么?而修辞和诗意，除了诠释其艺术价值，还能证明了什么呢?格列高里·德·都尔在讲及克罗维斯的暗杀行为之后又说，上帝每天都让他的敌人拜倒在他的面前，因为，上帝总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勇往直前。当人们读到格列高里·德·都尔的这种说法，又有谁会不感到惊奇呢?又有谁能怀疑僧侣对克罗维斯皈依基督教的兴奋，以及由此而获得的丰厚利益呢?同时又有谁能怀疑各个民族已经抹去被征服遗留的所有痛苦记忆，以及罗马的政体向日耳曼的政体所作的让步呢?法兰克人丝毫也不情愿，也不能改变一切。甚至很少征服者有这种疯狂。但是，修道院院长杜波为了证实其推论的真实性，不仅强调法兰克人改变了罗马人，而且还证实他们还改变了自己。

    如果用杜波神父的方法，我甚至很容易证明希腊人没有征服过古波斯，首先，我谈一下他们城市的某些人与古波斯人所签订的条约，以及那些受古波斯人雇佣的希腊人，他们的情况与受罗马人雇佣的法兰克人一样。亚历山大进入古波斯的疆域，围困、占据和摧毁了蒂尔城。这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如同锡亚格里乌斯的事件一样。但是，请看犹太教的大祭司是如何来到迎接亚历山大的；不妨倾听一番朱匹特·阿蒙的神谕；回忆一下如何预言亚历山大来到高尔迪姆；看一看所有的城市在亚历山大面前欢呼雀跃；骄奢淫逸的人们和达官显贵蜂拥而至欢迎他的到来。亚历山大身着古波斯人的素装；也就是说穿的是克罗维斯执政官的服装。大流士不是把自己王国的半壁江山交给了亚历山大吗?大流士不是作为暴君而被暗杀了吗?大流士的母亲和妻子不是为亚历山大的死而哭泣了吗?昆蒂·库尔、阿利安、普卢塔克不也是亚历山大同年代的人吗?印刷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著作中或缺之外的智慧之光吗?这些就是《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建立》一书的历史。

    第二十五节 法兰西的贵族

    杜波神父认为，在我们的君王国的初期，法兰克公民只有一个等级。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一流家族血统的侮辱。对相继统治我们的三大王室也是侮辱。那样的话，王室们高贵的血统将在黑暗中和岁月的流逝中被遗忘。历史证明了这些家族是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的普通的家族，为了使希德里克、柏彬、胡古斯，加伯特成为绅士，应该在罗马人或撒克逊人中，换言之，在被征服的民族中寻找他们的血统起源。

    杜波神父将他的观点建立在《撒利克法》的原则基础上。他说依据此法，法兰克公民中显然不存在两个等级。该法规定任何一个法兰克人之死都要求支付二百苏的和解金。但是，对于罗马人而言，该法对国王的幕宾做了区别对待，规定幕宾之死将缴纳三百苏的和解金。罗马的业主为一百苏，附属于他人的罗马人仅有四十五苏。和解金的多少产生了重大的差异，于是杜波得出结论，在法兰克人的居住区，公民只有一个等级，而在罗马人的居住区，公民分为三个等级。

    奇怪的是杜波神父的错误本身就在于使他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事实上，如果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罗马贵族所得到的和解金果真比显赫的法兰克人，以及法兰克高级将领还多的话，那将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胜利的民族并不十分尊重自己，却对战败的民族推崇备至，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再则，修道院院长杜波引述了其他蛮族的法律，这些法律证明在蛮族中公民被分为不同的等级。难以想象的是在法兰克人中却缺少这种普遍的规定。这应该使他感到自己曲解或错误引用撒利克法的法律条文。遗憾的是他正是这样做了。

    当我们打开这部法律，便可以看到一个法兰克国王的侍从，即国王忠臣或封臣死亡的和解金为六百苏；作为国王幕宾的罗马人死亡和解金仅为三百苏；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普通的法兰克人的死亡和解金为二百苏；而一个普通出身的罗马人之死换来的和解金仅为一百苏。一个作为他人附庸的罗马人之死，或者说对一个奴隶或脱离奴籍的人之死只需四十五索勒的和解金。但是我不谈论这种死亡和解金，也不去讲法兰克奴隶或脱离奴籍的法兰克人的死亡和解金，因为这里谈论的话题根本不涉及第三等级人的问题。

    杜波神父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避而不谈法兰克地区的第一个等级的人，也就是说不谈及有关法兰克国王“侍从”的条文。然后，他将普通法兰克人和死亡时人们所给予的二百苏和解金与所谓三种等级的罗马人死亡时所给予的不尽相同的和解金加以比较，他发现，在法兰克人的地区，公民只有一个等级，而罗马的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

    依据杜波的说法，因为在法兰克人的地区公民只有一个等级，所以勃艮第人最好也只有一个等级，因为勃艮第的王国是我们君主国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在他们的法典中却存在三种和解金。一种是为勃艮第和罗马的贵族而设立的，另一种是为普通的勃艮第人和罗马人设立，第三种是为了那些身份低于这两个阶层的人而制定的。杜波却没有引述这条法律。

    看到杜波回避各种与他观点相悖的历史记载，不禁惊诧不已。这些记载不是谈及了那些大人物，领主和显贵的等级吗?他却认为那只是官职称谓的划分，并不是等级上的区别；是一些宫廷礼仪的循规蹈矩，并非法律特权。他又说那些人物或许是国王枢密院的成员；他们甚至可以是罗马人，但是，法兰克人的公民往往只有一个等级。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谈及某个低于这个等级的法兰克人，杜波就会认为这个人是奴隶；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诠释柴尔德柏的诏谕。我看有必要就这个诏谕费些口舌，杜波将这个诏谕烘托得颇有名气，他据此证明以下两件事，其一，人们在蛮族人的法律中所看到的各种和解金仅仅是附加在体罚上的民事利益所在，这种认识彻底地推翻了所有古代的历史记载；其二，所有的自由人的案件都必须直接就地由国王审理，这与记载当时司法程序的无数历史记载，以及权威著作所阐述的观点大相径庭。

    据说，这项诏谕是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颁发的，它规定当法官发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盗贼，如果他是一个法兰克人，就应该将其捆绑来，带到国王面前。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被称之为“较软弱的人”，就应该将他就地处以绞刑。按照杜波院长的观点，法兰库斯是自由人，而较软弱的人是奴隶，现在，我们暂且不去论证法兰库斯这个词的含义，先来探究一下“较软弱的人”一词的确切含义。我认为无论何种语言都有三层对比含义，即高级、中级和低级。如果这里只是涉及到自由人和奴隶的问题，人们就会确定地称为奴隶，而不会使用“较软弱的人”这样的字眼。那么这里所称的“一个较软弱的人”并不是奴隶，而是一个处于奴隶身份之上的人。这就意味着法兰库斯人不是自由人，而是称之为“较软弱的人”。在此我同意法兰库斯人是拥有势力的人的观点，因为，在法兰克人中，常有一些在国家中拥有相当权势的人，法官和伯爵很难对他们施以惩戒。这与众多敕令的解释相吻合，这些敕令规定了什么样的案件的罪犯要被押解到国王前面，什么样的案件则不需这样做。

    在戴甘所著的宽容路易的传记中，人们可以看到羞辱这位皇帝的主谋是主教大人们，尤其是那些曾经是奴隶以及出生于蛮族的主教们。这位君王曾使艾蓬脱离了奴籍，并把他提拔为兰斯的大主教。戴甘在书中这样责备艾蓬，“皇帝做了如此多的善举，究竟得到了什么报答呢?皇帝将你变成自由人，没有使你成为贵族，因为给予你自由之后，就不可能将你变为贵族了。”

    这段话明确地证明了公民有两个等级，但是却没有使杜波先生感到难堪。他这样回应道：“这段话并不是说宽容路易没能将艾蓬变成贵族。作为兰斯的大主教，艾蓬曾经是第一等级的人，这一等级高于贵族。”我想请读者自己判定戴甘此段话正确的含义；也请读者判断这段话是否存在僧侣的地位优于贵族的意味。杜波先生又说：“这段话只能证明与生俱来的自由公民本身就具有贵族的资格。按照世界上的惯例，贵族和与生俱来的自由人的身份别无二致。”什么!因为近代社会将贵族的头衔授予某些中产阶级，他就用宽容路易传记中的只言片语诠释当时人们的社会等级!杜波还补充说：“艾蓬或许不曾是法兰克国家的奴隶，而是撒克逊国的奴隶或者是一个其他日耳曼国家的奴隶。在这些国家，公民被分成等级。”那么，根据杜波先生“或许””的思维方式，法兰克人的国家就不会有任何贵族。然而，没有比他用“或许”表达其观点的方式更糟的事情了。方才我们看到戴甘将反对宽容路易的主教们分为两类，一类曾充当过奴隶，另一类源自蛮族。艾蓬属于第一类，不属于第二类。此外，我不甚明了为何说像艾蓬这样一个奴隶出身的人本该是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要知道奴隶是既没有家庭也没有民族的。宽容路易解除了艾蓬的奴籍，因为被解除了奴籍的奴隶适用于他主人的法律，所以艾蓬应成为法兰克人，而不是撒克逊人或日耳曼人。

    我刚才向论敌进攻，现在应该处于守势了。人们会对我说，法兰克国王的侍从群体在国家里形成了区别于自由人阶层的另一个阶层。但是，由于封地起初可以撤销，后来又终身给予，所以法兰克国王的侍从这一群体不能形成血统意义上的贵族，他们的特权没有依附在世袭的封地上。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相反的观点使德·瓦罗哇先生认为法兰克的公民只有一个等级。杜波先生采用了他的错误结论，引用了一个错误的证据使自己彻底地毁于一旦。无论如何，这个反面观点不是杜波先生提出的。因为，由于他把罗马贵族分成三个等级，国王的幕宾属于第一个等级，所以他不能说明国王幕宾的头衔标志着比法兰克国王侍从的头衔更具备贵族血统。但是，应该直截了当地作出应答。国王的侍从和忠臣之所以依然故我，并不是他们固有封地，而是由于他们的身份才享有国王赐予的封地。我提醒读者重温我在此书的前几节所讲过的内容，当时他们并不拥有后来得到的封地。然而，即使他们拥有相同封地，他们也会得到其他封地，因为封地是在他们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封地通常是在国家的全体代表会议上被授予的。最后要表述的是因为接受封地是贵族的利益所在，国王也在封地的授予中获得利益。这些家族凭借其忠臣的地位和封地的特权而耀武扬威。在下一个章节里，我将向读者阐述，在何种背景下某些自由人被允许享受这种特权，从而获得贵族等级。在贡特兰和他侄子柴尔德柏时代无法实现的事，而在查理曼时代便顺理成章了。尽管在查理曼时代自由人并非不能具备拥有封地的能力，不过从以上引述的戴甘的那段话中可以看出，脱离奴籍的人是绝对不能被给予封的。将我们的视野引向土耳其的杜波神父似乎要证明法兰西旧时贵族的形态。杜波是否要告诉我们，土耳其人总在抱怨人们过分抬高这些人出生的荣誉和地位的做法，如同人们在宽容路易和秃头查理统治下发出的抱怨一样呢?在查理曼时代人们没有抱怨这些，因为查理曼总是对旧家族和新家族区别对待，这是宽容路易和秃头查理所不会去做的。

    公众不该忘记杜波写了几部杰出的著作，他应该受到人们的感谢。大家应该根据这些著作，而不是根据上面谈到的那本书评价他。在那本书中，他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因为，在他的研究视野中更多的是布兰维利埃伯爵，而不是自己的研究主题。我从自己的所有评价观点中得出这样一个思考：如此如雷贯耳的大学问家也会犯错误，我难道不该忧心忡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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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如他从阿尔曼撤出。见恺撒《高卢战争》第4卷。

    [2] 见《高卢人的战争》第4卷。塔西佗补充说：“就像受到了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的抚育，日耳曼人没有居所，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耕种方式。”见《日耳曼人的风俗》第31章。

    [3] “勃艮第人占领了高卢的一部分地区，又与高卢的元老们分割了土地。”马利乌斯《编年史》第456年。

    [4] 《勃艮第法》第51章第1—2节。这种土地分割在宽容路易时期依然存在。，在829年他的敕令里可以看到。这个敕令被收入《勃艮第法》第79章第1节里。

    [5] 西哥特人的法典也是如此。

    [6] 在罗马人统治高卢时，他们组织了非同一般的团体。这些人往往是脱离奴籍的人或他们的后裔。

    [7] 763年，“全军满载而归，带着无数掠夺物和农奴回到了法兰西。”

    [8] 在格列高里·德·都尔的整本《法兰克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位格列高里问一个名字叫做瓦尔非利阿库斯人究竟怎样成为僧侣，因为这个人是伦巴底血统。

    [9] “这个条例适用于最先建立的所有高卢城市。”见《圣阿里底乌斯传》。

    [10] “法官和行政长官就把罗马人的土地从占有者的手中收回，立即全部归还给罗马人，使国家税收不受任何损失。”见《西哥特法》第10卷第1篇第14章。

    [11] 它以另一条西哥特人的法律作为依据(《西哥特法》第10卷第1篇第11条)。但是它绝对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它只说凡是以缴纳租金为条件而从领主那里接受了土地的人，就应缴纳该租金。

    [12] 我认为，所谓的“庄园”就是和农场连接在一起的一块地。这块地里有奴隶。853年反对将奴隶逐出庄园的这一“敕令”可以证明这一点。

    [13] 如果有桥或摆渡的话，他们对河流也会征收某些税费。

    [14] 这里讲的所谓“贡赋”是一个极具概括性的名词，所以人们也用来指河流上造桥或渡船的通行税。参看803年《敕令Ⅲ》第1款，载巴路兹著的《敕令会纂》第395页和819年《敕令V》同书616页。人们对855年《秃头查理敕令》第8款所说的自由人向国王或他的钦差提供的车马仪仗，也被称为贡赋。

    [15] “他们是自由人，而且又在“贡赋缴纳者名册”上没有登记的话。“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第1卷第19条。

    [16] “恢复他们从前的自由，并免除他们应缴纳的所有贡赋。”见789年《赦令》。

    [17] “应当将封赏给什么人，应当剥夺什么人的封赏。”《法兰克史》第7卷。

    [18] “每个人都知道，无论是他(国王)的或是国库中的钱财都有剩余的恩赏。”见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第1卷第30条。

    [19] 古耶斯指出，这种恩赏具有不确定性，因为领主在一年任期届满后可以续任一年，也可以终止其恩赏。

    [20] “每一个伯爵手下都有侍从官，即监督和百入团长。”864年《毕斯特敕令》第28款。

    [21] 即“裁决会议”或“刑事法庭”。

    [22] 参看马尔库尔富斯《法律程式》第1卷第8条。里面收入的有颁发给公爵、地方长官或伯爵的敕令，并授予他们司法管辖权和财政管辖权。

    [23] “必定要激起父亲或亲族的仇恨，而不是友情。但是仇恨并不是不可化解，因为杀人罪也可以用一定数目的牲畜来赎免，死者的家属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塔西佗《日耳曼人的风俗》第21章。

    [24] 参见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7卷第47章所记述的一个诉讼案的详细情况。案件内有一方当事人只能获得应该给予他的和解金的一半数额，所以他拒绝接受赔偿，坚持要自己进行报复，而且不顾及报复后他将受到何种伤害。

    [25] 《撒利克法》的编纂者们似乎已经改变了这种情形。参看《撒利克法》第85篇。

    [26] 在法律没有规定安全税额度的区域，安全税通常是和解金的三分之一。在《撒利克法》第89篇可以了解到，813年《敕令Ⅲ》(收入巴路兹缉《敕令会纂》第1卷第512页)对这一法律也有相关的解释。

    [27] 在595年《格罗大利乌斯二世诏谕》中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其中指出：“审判官所在区域的安全税金则应由他保留。”

    [28] 参看查理曼的《敕令》该法将安全税金列入国王的辖地(即所谓villae)的重要税收之列。参看有关这些条例的各种资料，尤其是本笃会的神父们所著的《法兰西的历史学家们》第5卷中未收入的条例。

    [29] 858年《敕令》第7款，收入《查理曼敕令》第1佃页。“如同僧侣们的其他权力一样，他们还有豁免权(即免受国王权力干涉的权利)，他们封臣的兵役，也属于封臣这种权利的范畴。”

    [30] 该敕令第7款，附在《巴威利亚法》内，并参看第3款，收入该法(林登布洛版)第444页。“最初应该下达命令，使教会对教会辖区的人，主要在他们的生活方面，其次金钱和物品方面，拥有司法的权利。”

    [31] 545年格罗大利乌斯《律令》第2-3款“如果证实强盗所在的地方，而强盗已投案自首，则不处以罚金；如果追捕到强盗，则接受全部和解金。如果是在封地内追捕到强盗，则可以从封地管辖者手中分得一半和解金，还要向强盗索取人头税。”

    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与他们的君主国变革的关系

    第一节 官职和封地的变化

    起初，伯爵们被派到他们辖区任期一年。不久，他们就用金然买来了继任的官职。人们早在克罗维斯的孙子统治初期就找到这样的一个例证。一个叫做贝欧尼乌斯的人是奥赛尔城的伯爵。他派自己的儿子携重金去穆莫路斯献给贡特兰，以使他继任官职。他的儿子也为自己出钱，得到了父亲的位置。君王们已使他们的恩赐开始腐化。

    尽管按照王国的法律，封地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并不可以任意而专断地授予或随意撤销封地。这种权利通常是国家代表会议的主要讨论议程。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封地与伯爵的爵位一样产生了腐败，人们可以出钱来继续维持封地的所有权，就如同人们出钱获得继任的伯爵的爵位一样。

    在这一章的后面，我将使人们看到，君主的恩赐，有时是暂时的，有时却是永久的。有时法院想撤销他所赐给的恩赏，便会引起全国的普遍不满，不久人们就看到了法兰西历史上著名的革命的爆发，这场革命的树期便演出了处死布伦荷那令人甚为惊愕的一幕。

    布伦荷王后既是一位国王的女儿，又是另一位国王的姊妹，还是另一位国王的母亲，至今她还以某些无愧于古罗马市政官或总督般气魄的公共建筑工程而闻名于世。她具有令人称赞的治国天赋和天赐的优良品质，长期为人所敬重。突然间却受到另一位君王[1]如此长时间的，如此令人发指和残暴的酷刑。这位君王的权威在国内并不十分巩固，要不是布伦荷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失去了国人爱戴的话，所发生的这一切就会使国人不可思议。格罗大利乌斯指责她害死了十位君王，但其中两位是格罗大利乌斯亲自处死的，其他几位君王之死是由于命运或另外一个王后的奸诈所致，而且一个听任让·佛列德贡德的君王是在自己的床榻上安然故去，而反对惩罚她十恶不赦的罪行的国家对布伦荷的罪行漠然视之。

    布伦荷王后被放在骆驼上，在所有军队面前游街示众，这表明整个军队对她的唾弃和厌恶。佛烈德加利乌斯说过，格罗大利乌斯是布伦荷的宠信，他羞辱过贵族，剥夺了领主们的财产以填充国库，所以没有人能肯定他还能保住原有的职位。军队密谋反对他，最终他被刺死在自己的帐篷里。布伦荷王后或许是要为他的死来进行报复，或许是继续实施格罗大利乌斯的做法，进而被整个国家所厌恶。

    满怀独揽国政野心的格罗大利乌斯同时也充满了可怕的复仇心。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布伦荷的子女掌握国政大权的话，必定没有他的活路。于是他参与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阴谋。或许他太不高明，或许被形势所迫，竟扮演了布伦荷的指控者的角色，并用令人恐怖的手段惩罚王后，以警示天下。

    瓦那卡利乌斯是阴谋反对布伦荷的重要人物。他担任着勃艮第的宰相。他希望在他在活着的时候不被撤职[2]。因此，这位宰相的情况与法兰西领主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个职务的权威开始与国王的权威相分离。

    布伦荷不明智的摄政激怒了全国。当法律仍有效地存在着的时候，没有人抱怨封地被剥夺，因为法律并没有将封地永久地给予她。但是，既然是用贪婪、恶劣的行为和腐败的手法取得了封地，当人们用恶劣手段夺去他们用恶劣手段得来的东西的时候，人们就会怨声载道。如果取消恩赐的动机是为了增加公共财产的话，人们也许不会抱怨什么。不过，当时的人们主张的是秩序，但腐败行为却肆无忌惮。当时人们要求拥有动用国库的权利，借此肆意挥霍国库财产。恩赐已不再是服务的报酬和希望了。布伦荷试图用某腐化的风气来纠正先前腐化的流弊。她的出尔反尔并非是精神软弱的表现。忠臣们和高级将领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他们就率先将她送上了不归路。

    我们非常缺乏当时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资料。年代史的编纂者对这段历史的知识与今天村夫们对当今的历史知晓程度相差无几，所以他们对历史的记述空泛无物。所幸的是我们掌握格罗大利乌斯为革除流弊在巴黎会议上制定的一部《律令》。这部法律使人们可以看到是他排除了引发那次革命的某些因素。一方面，他在此确认了先辈国王给予和肯定的所有恩赐，另一方面，他规定一切剥夺忠臣或义士的恩赐都得予以返还。

    这不是这位国王在这次会议上所做了惟一让步，他规定，对所有反对僧侣特权的行为都要加以改正。他减弱朝廷对主教选举的影响。他还规定，取消所有新的贡赋，不再征收任何自贡特兰、锡治柏和查尔柏立克以来所设立的通行税。这也就是说，他取消了佛烈德贡德和布伦荷摄政时期所制定的一切。他还禁止把羊群赶人私人的山林。下面我们看到，这项改变比上面所讲的更为普遍，并且扩展到了整个民事事务中。

    第二节 民政是如何改革的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他们的主人们的喜好或行为产生急躁情绪和轻蔑态度。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调整与主人之间的冲突，并强制主人们重归于好。但是，以前人们还没有看到国家做过此事。他们把着眼点放在社会的现状上，冷静地审视其法律，补充法律上的欠缺，抑制强暴，节制权利的滥用。

    佛烈德贡德和布伦荷的摄政具有强制性，并充满豪胆粗暴和蛮横无理。在强权之下与其说是使整个国家的国民惊恐不已，不如说是使国民警醒。佛烈德贡德曾以他的弊恶为他自己的弊恶行为辩护。他用投毒和暗杀为他的投毒和暗杀行为辩解；他的行为使得他的罪行的因私的属性多于因公的属性。佛烈德贡德恶贯满盈，而布伦荷使人畏惧的地方更有甚之。在这次危机中，国民不满足于安定的封建政体，从而制定了健全的民事政体的法律。不幸的是后者比前者更为腐败，这种腐败由来已久，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上的流弊多于法律的流弊，因此，这种腐败更危险。

    在格列高里·德·都尔的法兰西历史书和其他历史文献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凶残、野蛮的民族，另一方面看到了同样凶残、野蛮的国王们。这些君王是群杀人狂，而且是极不公正和残酷的，因为整个民族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基督教有时似乎使他们变得温和了一些，那是因为基督教对罪犯施威的缘故。教会用他们圣人的神奇感召力抵御他们，以保护自己。国王们不敢亵渎神灵，因为他们害怕因亵渎神灵罪而受到惩罚。但除此之外，他们仍旧在盛怒之下或在冷静之中犯下累累罪行，做出各种不公正的事。然而，神明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和不公正的行为并没有立即伸出惩罚之手。我已经讲过，法兰克人非常能容忍有杀人嗜好的国王们，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刽子手。他们对自己国王的不公正和掠夺行为并没有感到惊奇，因为他们与他们自己的国王们一样，原本就是掠夺者和非礼之人。当时国王们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他们却以称为“训谕书”的文书[3]推翻了这些法律的敕书，使得这些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敕书与罗马皇帝们的“敕答”几乎相同，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君王采用了罗马皇帝的习惯做法，或许是自己的天性所致。在格列高里·德·都尔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冷酷无情的凶杀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不做任何质询，便将被告处死。他们发布所谓“训谕”、纵容非法婚姻、转移财产、剥夺亲族的权利、要求和修女结婚。实际上，他们没有单独制定关于自己活动的法律，但是他们却私自终止实施过的既定法律。

    格罗大利乌斯的诏谕弃除了所有这些流弊。没有人再会不经质询而被判罪。亲族总是可以按法律规定继承财产。那些允许娶少女、寡妇或修女的“训谕”均为无效。对那些坚持和使用这类“训谕”的人将严加惩处。如果该诏书的十三、十四、十五条不是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残缺的话，我们会准确地知道该诏谕关于“训谕”的有关规定。我们只找到了第十三条的头几句话，它规定“训谕”必须得到遵守。这不能被认为是以上所讲的被法律废除的那个“训谕”。我们还有这位君王制定的另一个条例，这项条例与该诏谕有紧密联系，它对所有训谕的流弊丝毫不差地加以纠正。

    的确，巴路兹先生发现这个既无发布时间，又无发布地点的条例，就将其算做格罗大利乌斯一世制定的法规，而我却认为它们属于格罗大利乌斯二世。我有以下三个理由。

    1．这项条例讲，国王将保留他父亲和他祖父给予教会的豁免权[4]。查尔柏利克是格罗大利乌斯一世的祖父，他并不是基督徒，而且出生在君主王朝建立之前，他能给予教会什么样的豁免权呢?但如果把这道诏谕看做是格罗大利乌斯二世所制定的话，他的祖父则是格罗大利乌斯一世本人，格罗大利乌斯一世曾为他的儿子克拉姆之死赎罪，他给予教会很多恩惠，他甚至准许他的儿子与妻子和子女一起被处以火刑。

    2．这项条例所试图铲除的流弊一直延续到格罗大利乌斯一世死亡之后，而在积弱的贡特兰，残暴的查尔柏立克和佛烈德贡德以及令人厌恶的布伦荷摄政统治时期，这些流弊的盛行之之风达到了顶峰。如果格罗大利乌斯一世曾严厉地遏制过的流弊又在重新到处蔓延的话，国民们怎能容忍其泛滥而不群起而攻之呢?在查尔柏立克二世重新施行旧有的暴虐政策时，国民迫使他颁布让人们在审判中尊重法律和习惯的命令，而在过去，国民为何不会像对待现在的君王那样行事呢?

    3．最后一个理由是，这个条例是为铲除流弊而制定的，不可能与格罗大利乌斯一世产生关联，因为在罗大利乌斯的统治时期，王国里并没有不满情绪。而且他的权威极为巩固，尤其是在人们所假设的这个条例的制定时期。反之，这一切却与格罗大利乌斯二世当朝时所发生的事件相吻合。这些事件曾引起王国政治的一次革命。我们应该用法律来阐明历史，用历史来阐明法律。

    第三节 宰相的职权

    我已经说过：格罗大利乌斯二世曾经约定瓦那卡利乌斯的宰相一职将终生不被撤换。但是这次革命却引起了另一种现实。此前宰相直接隶属国王，此时这一职位属于国家了。此前宰相是由国王指定，而现在则由国民选举。革命前，梯欧多立克任命格罗大利乌斯为宰相，佛烈德贡德任命让·兰第立克为宰相。但自革命之后，宰相便由国民选举了。

    因此，我们不应该像一些作家那样，把这些宰相与那些在布伦荷死亡之前的宰相相混淆。在勃艮第人的法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国家里宰相的职位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长官之一。在法兰克人的国家君王的统治初期，这一职位也算不上最为显赫。

    格罗大利乌斯安定了那些拥有职位和封地者的人心。瓦那卡利乌斯死后，这位君王在德洛伊召开全体会议，在会上他问领主们，由谁来接替瓦那卡利乌斯的职位。众领主高喊他们不愿意参选，只恳求君王恩准某人就职，并称已将自己托付给君王。

    而达果柏却效仿了他的父亲，将君主国的权利集于一身，国民信任他，而不选举宰相。这位君王自然心安理得，另外又被自己的胜利而陶醉，于是他又重新启用了布伦荷的施政计划。然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却很不成功。斯克拉旺人任意攻击奥斯特拉西亚的“忠臣”，迫使奥斯特拉西亚的“忠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奥斯特拉西亚的边境地区便白白断送在蛮族人的手中[5]。

    因此他作出决定向奥斯特拉西亚人割让奥斯特拉西亚，连同一个国库一起让给他的儿子锡治柏，并将王国的政府和王宫管理权交给了科隆的主教古尼柏和阿达尔济兹公爵。佛烈德加利乌斯没有叙述出当时所定条款的细节，但国王在他的各条例里对这些条例加以确认，使奥斯特拉西亚的危机得以解决[6]。

    达果柏在弥留之际将他的妻子捻特季尔德和他的儿子克罗维斯托付给了贻佳。钮斯特利亚和勃艮第的“忠臣”们选择了这位年轻的太子作为他们的国王。贻佳和捻特季尔德主持朝政，他们把达果柏过去拿走的财产全部返还。因此钮斯特利亚和勃艮第民众的抱怨停止了，像奥斯特拉西亚的抱怨停息一样。

    贻佳死后，王后捻特季尔德让勃艮第的领主们将佛罗卡都斯选为宰相。佛罗卡都斯曾给勃艮第王国的主教和主要的领主致函，在信中向他们发誓要始终如一，也就是说在他健在之时，能够终身保留他们的荣誉和官职并且立誓确认了自己的诺言。《王室宰相》一书的作者将这一时期作为宰相治理王国的开端[7]。

    作为勃艮第人的佛烈德加利乌斯对于我们所谈及的革命时代勃艮第的宰相们的了解程度，远比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利亚所记述得多。但是，由于用同样的理由，在勃艮第所制定的那些条款，也同样在奥斯特利亚和纽斯特利亚制定了。

    国民相信，把权力交给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宰相，要比交给国王任命的宰相要稳妥些。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宰相可以提出一些条件，而国王任命的宰相的权利则是世袭的。

    第四节 从宰相的制度中所能看到的国家特点

    国家已有了一个国王，而国家的政府又要选出一个人来施行王权，这看上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即使不谈当时的情况，我想法兰克人在这方面思想的渊源由来已久。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塔西佗说过，日耳曼人是根据贵族血统来选择他们的国王的，而选择首领的标准则根据其刚毅程度[8]。在黎明时期，诸君王和宰相们就是如此。前者为世袭，后者则是选举出来的。

    毫无疑问，一些国王站出来，向那些愿意跟随的人自荐为首领，以进行某种冒险的活动。这些君王在大部分情况下总是把国王的权威和宰相的权力集中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的贵族血统赋予了他们国王的资格，他们的勇敢又使那些被选为首领的人自愿跟从他们。正是因为王权的威严，我们早先的诸国王成为法庭和代表会议的首领，并制定出这些法律，由代表会议通过。正是公爵或首领的资格，使他们能率领千军万马远征疆场。

    为了了解初期法兰克人在这方面的特点，人们只要看一下法兰克人阿波伽斯特斯的行为就足够了。瓦连提尼耶诺斯曾经把军队交给他指挥。他却把这位皇帝软禁在皇宫里，还不允许任何人与皇帝谈论军政事务。阿波伽斯特斯当时所做过的事情也正是后来柏彬人的所作所为。

    第五节 宰相们如何取得军队指挥权

    在国王们指挥军队的年代里，国家丝毫也没有想到推举军队首领。克罗维斯和他的四个儿子作为法兰西人的首领，并且统率着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狄欧德柏的儿子是一位年轻、软弱，而且多病的君主；他是第一个蛰居宫中的君王[9]。他拒绝去意大利讨伐纳尔塞斯；又忧心忡忡地看着法兰西人推选了两个军事首领，率领他们去那里征战。格罗大利乌斯一世的四个儿子中的贡特兰是最不屑于指挥军队的；其他的君王也仿效他。为了不至于使军队的指挥权落入他人之手，他们就将军队的指挥权托付给某几个首领，或是公爵。

    于是便产生了诸多不便。纪律丧失殆尽；人们不知什么是服从。军队恰恰成为国家的祸害；军队在未到达敌方阵地时，已经是满载抢掠的物品了。格列高利·德·都尔在他的书中曾对这些弊端做过生动的描述。贡特兰说：“我们没有承袭祖先获得的良知，又如何去获得胜利呢?我们的国家已不是从前的国家了……”怪哉!自从克罗维斯的孙子开始，这个国家已经腐化了。

    鉴于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设立了单一的公爵。这个公爵拥有统领不计其数的、忠实于王室却不懂自己义务的类似近臣的权职；这个公爵负责建立新的军事纪律，并且统领一个只知道内战的国家与敌人作战。于是，人们将权力赋予宫廷中的群臣们。

    群臣们的最初权力是管理皇家的经济事务。随后他们协同其他军官管理封地；最终，他们便单独封地了。他们同时拥有战争事务管辖权和军队的指挥权；这两种管理功能极有必要与其他两种职务联系在一起。当时，招募军人比指挥军队更为困难；谁又能比那些能够给予人们“恩赐”的人物更适合于拥有这种权力呢?在这个独立而好战的国家里，劝诱应多于强制；应该将死去领主的封地给予人们，或让人们希望得到它；应该不断地犒劳民众，并且使人们憎恶偏爱心。所以，管理宫廷的人应该成为军队的将领。

    第六节 黎明时期王权衰败的第二阶段

    自从布伦荷服刑之后，群臣们在国王之下治理着国家；虽然群臣们指挥着战争，然而国王仍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群臣们和国民在他俯视之下进行着战争。但是，由于柏彬公爵与他的宰相在梯欧多立克之战的胜利降低了国王们的地位；而查理马特尔与他的宰相在佛洛哇之战的胜利进一步降低了国王的地位。奥斯特拉西亚两次战胜纽斯特利亚和勃艮第，于是他的宰相一·职就像专属柏彬家族似的，而且这一宰相权威高于其他所有的宰相，柏彬家族也优于其他家族。胜利者们担心某个代理人无法将国王控制在手中而引起动乱。于是，他们将国王们禁闭在深宫中，就像将他们囚禁在监狱里一般[10]。每年一度，他们将国王推出向人民展示。此时，国王们颁布各种政令，然而实际上都是些群臣们的政令，国王们回答着各国大使们的提问，实际上是群臣们在做回答[11]。这就是史学家们向我们记述的由群臣们支配国王们的时代的情形，那时的国王屈从于他们的臣子们[12]。

    国民们对于柏彬家族的狂热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们竟将柏彬家族的一个尚处幼年的孙子立为宰相[13]，还将他设置于某个所谓的达果柏王之上，这完全是将一个虚幻的偶像置于．另一个臆造的幻影之上。

    第七节 宫廷宰相支配下的重要职位和封地

    宫廷的众臣无意使地位和官职频繁地更换。他们之所以能够实施其统治，完全是因为他们保护了贵族的官职。因此，重要的官职依然能够享用终生，这种惯例被逐渐确定下来。

    但是关于封地的事宜，我有一些特殊的看法。我不怀疑从那个时代起，绝大多数封地都变为了世袭领地。

    在《安得利条约》里，贡特兰和他的侄子柴尔德柏都承担其义务，他们力图维持从前君王们所赐予忠实君王的近臣们和教会的种种恩惠；此法还允许国王们的王后、公主、遗孀们依据国王的遗嘱从国库中获取财物的永久性权利[14]。

    马库富斯在他的宰相时代就撰写他的《法式书》。在其中的某些法律定式中，可以看到国王不但将某些封地赐予某些个人，还赐予他们的后嗣[15]。这些法律定式既然被视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那么也足可以证明，在黎明时期的末代(第一朝代)，一部分封地已经过渡为世袭领地。当时的人们还远不具备“辖地神圣不可剥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极为近代的思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当时的人们不曾知晓的。

    关于这种思维，我随即能够列出事实依据。如果我们能够指出有某一个时期不给予军队恩赏，也不提供任何资金维持其生存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肯定旧有的恩赏制度已经被取消。这便是查理马尔特执政时期。他建立了一些新的封地，但这些封地却与旧时的封地有着很大的区别。

    当国王们开始给予永久性恩赏的时候，无论是由于政府滋生腐败，或者是律令本身规定国王有义务不断地提供酬劳，国王们开始这样做与其说是想使封地永久化，不如说不想使伯爵领地永久化，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丧失某些土地无碍大局，放弃重要的职位就意味着丧失权力本身。

    第八节 自由土地怎样变为封地

    将自由土地变为封地的方法在马库富斯制定的一条法律定式中可以找到。土地的所有者将土地献给国王，国王再将这些土地作为一种被称为“使用权益地”或“恩赏地”的形式返还给土地奉献者；土地奉献者又向国王指定自己的继承者。

    为了探寻土地所有者为何改变自由土地的原因，就得像坠人深渊一般，去探究当时贵族们古老陈旧的特权；这些贵族们十一个世纪以来，周身布满了尘埃、血迹和污泥。

    拥有封地的人们享有极大的利益。当他们受到伤害时得到的和解金比自由人丰厚得多。从马库富斯制定的法律定式中可以读到，“杀死国王所封朝臣的人要被斥罚和解金六百苏”，这便是国王所封朝臣的特权。这种特权在《撒利克法》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中得以确立。这两项法律都规定由国王所封朝臣的死亡应得和解金六百苏，而一个自由公民的死亡则仅有二百苏的和解金，诸如法兰克人、野蛮人或是在《撒利克法》笼罩之下生存的人们都是如此；而一个罗马人的死亡却仅有一百苏。

    这并非国王所封朝臣们惟一的特权。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某一个人被传唤受审而拒不到庭，或是不服从法官的指令的话，他将被告唤去面对国王；如果他仍然不到场的话，就会被排除在国王的保护之外，而且没有人收留他，甚至不给他提供面包。如果他出身于普通人家，他的财产将被没收；但是，如果他是国王所封的朝臣，就不会如此境遇了。前者由于拒不到场，会被定罪；后者却不然。前者即使是极轻微的犯罪，也要受到沸水立证的惩罚，而后者只有在犯下凶杀罪的情况下才会受到此种审判。在最后审判时，也不得强制国王所封的某个朝臣作出不利于另一个朝臣的誓言。此类的特权不时地增加；卡尔罗曼的赦令给予朝臣们这样一个荣誉，那就是并不强制他们自己立出誓言，而只是通过其他的朝臣们的嘴这样做。此外，如果享有这种荣誉。的人不去从军的话，对于他的惩罚，只是在他未去服兵役期间禁止吃肉、饮酒；然而一个自由人如果不跟随伯爵去征战的话，就要被处以罚金六十苏，而且要服役至交付此项罚金为止。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些不是国王所封朝臣的法兰克人，更有甚之的则是罗马人都竭尽全力试图成为国王的朝臣；而且为了不使土地被剥夺，便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国王，再由国王以封地的方式返还给他们，随后向国王指定其土地继承人。这种做法被长期沿用；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动乱年代尤为盛行；那时所有的人都需要某个人成为其保护者，并且力图与其他领主联合起来，进入一个被称之为“封建君主国”的社会。因为，所谓的“政治君主国”已不复存在[16]。

    这种做法在第三时期(第三朝代)仍然继续实行着，从当时的某些条例中能够看到；要么土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土地献出，又用同样的方式将其收回；要么首先宣布其土地为自由领地，然后又称这些土地为封地，这就是所谓的“收回的封地”。

    这样做并非可以证明，拥有封地的人就如同一个善理家政的家长一般管理着封地。尽管自由人竭尽全力试图获得封地，然而他们对待这类财产的方式，仍然如同我们如今管理用益权一样。鉴于此种原因，我们看到君主查理曼极为谨慎，且小心翼翼地制定了许多法规阻止人们为了自己产业的利益而贬低封地的神圣地位；这种做法只能证明，在他所执政时期，绝大多数的恩赏是终身享用的，鉴于此，人们对于自由土地的关注程度要大于对恩赏的关注；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人们热中于成为国王所封的朝臣，而心甘情愿地作为自由人。鉴于种种理由，某个领主可以任意处置其封地的某一些特殊部分，但却不情愿丧失自己的爵位。

    我完全理解查理曼在他的赦令中的抱怨所在，那是由于某些地方有人将封地作为产业给予他人，随后又作为产业买了回去。然而，我并没有说人们在产业和用益权之间更钟情于前者。我只是想说，当人们如同我上述谈及法律的定式一样，将某一块自由土地转变为可以作为世袭封地的时候，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第九节 教会的财产怎样被改为封地

    国库的财产除了作为国王的恩赐借以诱使法兰克人去进行新的冒险行为之外，不应有其他的用途；从另一个角度说，新的冒险行为可以使国库的资产有某种程度的增加；如同我已经陈述过的，这会被称之为民族的精神。然而赏赐资产已经被导入歧途。我们从克罗维斯的孙子的一篇演讲中看到这种情形，他在演讲中抱怨说，国库的财产几乎都被教会侵吞。

    他说：“我们的国库已经空虚；我们的财富已经被转移到了教系手中。只有主教们在统治着一切；他们声名显赫，我们却已风光不在了[17]。”

    这就促使那些不敢触动领主们的群臣们去劫掠教会；柏彬之所以进入纽斯特利亚的理由之一，就是受主教们的请求，去阻止国王们，也就是群臣们的冒险计划，因为他们会将教会的财产洗劫一空[18]。

    奥斯特拉西亚的群臣们，也就是柏彬们家族，对待教会的态度要比纽斯特利亚和勃艮第的群臣们的·所作所为宽和些，在历史记载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据历史记载，僧侣们极为欣赏柏彬们对宗教的乐善好施和慷慨大度。柏彬们也各自身居教会的各种最高职位。正如同查尔柏立克对主教们所讲的一样：“一只乌鸦是不会啄掉另一只乌鸦的眼睛的。”

    柏彬征服了纽斯特利亚和勃艮第；由于他是以教会遭受压迫为借口而消灭了那里的众臣和国王，所以他不能再洗劫教会，而与他所标榜的信条相违背，而使人们看到他在捉弄国民。但是征服了两个庞大的王国，并且消灭了反对党，这使他有足够的资财满足他的将领们的欲望。

    由于柏彬作为僧侣的保护神，也就成为了君主国的主人。但是，他的儿子查理马特尔却只能以压迫维持其统治。这位君王看到皇家的财产和国库的资财的一部分被贵族终生享用，还看到僧侣们从富人和穷人手中收受物品，甚至还获得了大量的自由土地，所以他便开始抢掠教会了。而且第一次分封的领地此时已不复存在了，他重新进行了第二次土地分封[19]，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将领，大量攫取教会的财产，甚至包括教堂也被占据；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杜绝了一种弊病，一种有别于普通弊病的社会顽症，正因为它超乎寻常，反而更为容易医治。

    第十节 僧侣的财富

    在三个朝代期间，僧侣们接受了大量的财物，应该说他们数次接受了王国中几乎所有的财物。然而，如果说国王们、贵族们以及普通百姓既然能够找到给予他们财物的方法，他们也就能够找寻到剥夺僧侣们财物的方式。对于宗教的虔诚使人们在黎明时期(第一朝代)修建了大量的教堂；但是尚武精神又使人们将这些教堂给予了军人，军人们将它们分给了自己的子女。有多少僧侣的份地被割去了呀!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君王们又对教会慷慨相助，大量布施。而日耳曼人到来后，却大肆抢掠，尤其对神父和修士进行迫害，他们搜寻修道院，监视某些宗教设施，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偶像遭到破坏以及查理曼所有暴行归咎于僧侣们。他们认为是查理曼迫使他们先后逃亡到北方。四五十年间的积怨和仇恨使他们难以忘却。在这种氛围中，僧侣们要丧失多少财产呀．!此时僧侣已所剩无几，也没有僧侣要求返还丧失的财产。无论如何只有等到第三时期(第三朝代)对宗教的虔诚使大兴教堂、大量捐献土地的风潮再起。在那个时期，普遍和生硬的见解剥夺了俗人的所有财产，如果他们都是些相当实诚的人便更是如此。然而，如果说僧侣们具有野心，那么俗人亦如此；即使亡者捐出其遗产，继承者也会设法将其收回。因此，领主们与主教们，绅士们与神父们之间的纷争屡见不鲜；僧侣们在这期间所遭受的倾轧肯定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驸在某些领主的保护之下；而这些领主在某一时期保护着他们，但是尔后却压迫起他们了。

    第三时期(第三朝代)开明的朝政已经允许僧侣们积累自己的财富。卡尔文教徒出现了，他们可以在教堂中找到的金银器皿全部铸成钱币[20]。僧侣们为保全其财产是何等地煞费苦心!然而，他们却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存空间，当他们施展各种伎俩论证其财产归属权之时，人们却在焚烧他们的档案了。他们试图向始终破落的贵族讨回其不再拥有的财产，或是已通过无数种方式抵押已经丧失的财物时，难道不是徒劳无益的吗?僧侣们从前总是在获取，又总是在丧失，现在又试图去获得。

    第十一节 查理马特尔时代欧洲的情形

    大肆劫掠僧侣的查理马特尔却处于极为幸运的境地。军人们对他既畏惧又爱戴；他为军人们而竭尽全力，并且寻找借口与撒拉森人作战；由于他对僧侣们不屑一顾，僧侣们也对他恨之入骨；教皇意识到拉拢他的必要性，向他伸出双手；众所周知，格里高利三世派遣了一名著名的使节去拜会他[21]。这两种力量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因为它们是相互利用和依存的。教皇需要得到法兰克人的支持，从而去反对伦巴底人和希腊人；查理马特尔也需要教皇压制希腊人的嚣张气焰，钳制伦巴底人，从而提高他自己在国内的声望，借以稳固自己以获得的头衔，并且使自己或子女能够获取可能的头衔[22]。鉴于此，他的打算是不会落空的。

    奥尔良的主教圣欧奢利乌斯看到的一个“怪诞的天象”[23]惊动了四方的君主。有关这个问题，我得引用一封在兰斯集会的主教们写给入侵秃头查理领土的日耳曼国王路易的信件的内容，因为这封信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事态发展的状况和事物的精神实质。主教们说：“圣欧奢利乌斯被掠上天去；他看见了在圣人们的命令下，查理马特尔在地狱[24]中受尽苦刑；那些圣人们本应陪同耶稣参与末日审判的；查理马特尔之所以提前被处以这种刑罚，是因为他大肆掠夺了教会的财产；因此，所有捐助施舍者所犯下的罪孽[25]都应由他承担；柏彬王曾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他要求将一切可以收回的属于教会的财产返还给教会；由于他与阿规丹的魏佛尔公爵发生了纠纷，所以他只收回了其中的一部分财产。于是他便出具了有利于教会的一些名为‘暂行权利’的执照[26]；他还规定俗人占有的教会财产应该缴纳所谓什一税，每一所房子的主人还要缴纳十二德尼尔；查理曼曾将财物赐予别人，但是恰恰相反的是，他又为自己和他的继任者颁布一道赦令，约定永远不将教会的财产给予他人；这一约定都被事先记录在案，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听到两位国王的父亲‘宽容路易’叙述这件事。”

    主教们谈及的规章是在莱布第因召开的主教会议上制定的。这一规章对于教会的益处在于使人们对教会财产的拥有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教会可以对其财产的拥有者征收什一税，并且从属于教会的每一所房屋的主人手中获取十二德尼尔。然而，这只是一剂治标的药物；顽症的弊端却依然如故。

    这种做法甚至遭到了反驳。而柏彬被迫颁布了另一条赦令，命令拥有教会财产的人不但要缴纳什一税和住宅金，并且命令他们维护隶属主教管辖的地区以及所属的所得房屋，否则他们将受到“丧失所得财产的享有权”的惩处。尔后的查理曼又重新修订了柏彬的这一条规章。

    在这封信中主教们提到，查理曼承诺了他自己和他的继任者不再会将教堂的财产分给军人，这与他为了解除僧侣们在此问题上的恐惧感而在八O三年通过爱克斯拉沙柏尔颁布的赦令别无二致；但是，已经被瓜分的财物仍然不能收回[27]了。主教们还指出，鉴于同样的理由，“宽容路易”继续了查理曼的做法，未将教堂的财产分给士兵们。

    然而，旧有的弊端根深蒂固，“宽容路易”的儿子们统治时期，俗人们就将教土们安置在教堂中，或是未经主教允许就将教士们驱逐出去。而教堂却由他们自己的继承者瓜分。当人们肆无忌惮地侵占教堂之时，主教们除了撤走圣人们的骸骨之外别无他法。

    孔皮埃涅的赦令规定，国王的钦差大臣可以在主教们同意[28]陪同下，莅临和巡视所有属于他的寺院。这条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定证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弊端。

    这并非说明缺乏将财产返还教会的法律规定，教皇曾经责难主教们疏于重建寺院之后，主教们便致信秃头查理，表示他们并没有被这种责难所触动，因为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提醒国王陛下曾在无数次的国民全会中就此允诺、作出决议、加以规定。确实，类似的决议曾在九次国民全会中形成过决议。

    人们总是在争论不休。当诺尔曼人到来后，所有人的看法都一致了。

    第十二节 什一税的设立

    柏彬王执政时期所制定的法规，使教会力图减轻其灾难的希冀多于实际解除他们痛苦的行动。查理曼觉察到财产都掌握在军人手中，就如同当年的查理马特尔所看到的一样，那时公共财物都控制在僧侣们手中。人们试图从军人手中收回已分给他们的财产是极其难以做到的。收回财产的做法从事物的性质而言也是难以操作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不应该使基督教因为缺乏教士、教堂和教化而归于消亡[29]。

    这便促使查理曼设立了什一税。这是一种新的财产形式，而且对于僧侣们具有益处，因为，它是专门给予教会的财产，将来有朝一日，这一财产一旦被抢夺，日后也极易被重新确认。

    有人曾试图将这一纳税制度的建立年代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但是依我之见，他们所引证的权威资料却恰恰是他们主张的反证。格罗大利乌斯的《律令》中只是提及，对教会的财产不征收某种什一税。当时的教会绝对没有征收什一税的说法，所以，《律令》中的整体宗旨在于减免什一税[30]。五八五年在玛康召开的第二次主教大会规定了人们得缴纳什一税；在古代人们确实缴纳过类似的赋税；但是，大会又证实，当时的人们已不再缴纳什一税了。

    在查理曼之前就有人翻开《圣经》，将书中《利未记》中捐施和祭献的有关章节虔诚地向众人进行说教，对此有谁会持怀疑态度呢?然而，我所要表达的则是，在查理曼设立什一税之前，有人可能对此加以弘扬，但是并未建立起这种税收制度。

    我曾说过，柏彬王统治时期制定的法规中规定，以封地的形式侵占教会财产者要缴纳什一税以及修缮教堂的费用。以某一项无可争议的公正法律促使国内的头面阶层人物以身作则，简直是一件非常勉为其难的事。

    查理曼时期的做法则更进了一步。我们可以从由维利斯颁布的赦令中看到，他要求自己缴纳有关地产的什一税。这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范例。

    然而，下层百性几乎不会在榜样的感召下放弃自己的利益。法兰克福主教会议向百姓们提出了一项更为紧急的缴纳什一税的修正案。在会议制定的赦令中指出，在最新的饥荒中，人们发现麦穗中竟然空无麦粒；果实是被魔鬼吞噬的；并说曾听到魔鬼在诅咒人们不缴纳什一税[31]的嚎叫声；鉴于此，除了命令所有拥有教会财产的人缴纳什一税之外；还责令所有的人缴纳什一税。

    查理曼的意图起初也未获成功；这种负担似乎是过于沉重了[32]。犹太人缴纳什一税原本是他们建立共和国财政规划的一部分；但是在此所要缴纳的什一税却与君主国的建设税收毫无关系。在《伦巴底法》的附加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民事法使人们接受什一税制度曾经遇到过障碍，从主教会议制定的不同的寺院法之中，便可以判定要僧侣们从什一税中受益的艰难程度。

    普通百姓最终接受了什一税，但是却以能够赎回其缴纳的税物为先决条件。而“宽容路易”的律令以及他儿子罗达利乌斯皇帝的律令却不允许这样做。

    查理曼制定的什一税的相关法律完全出于必要。虽然它只与宗教相关联，却并非是迷信行为。

    他将什一税分给四种类型的收益者：一部分用做教会的发展资金，一部分用于接济穷人，一部分给予主教，还有一部分则分给了教士。这个著名的划分方式足以证明，他力图使教会业已丧失的地位重新得以恢复，并且使其固定化、永久化。

    从他的遗嘱[33]中可以使人看到，他力图完全弥补他祖父查理马特尔的过失，他将自己的动产平均分为三份，再将其中的两份分为二十一份，分别赐予帝国的二十一个首府；其中的每一份交由各首府和它们所属的主教区再行分配。他将其第三份又分为四份，一份留给自己的儿孙们，另一份补充到第一、第二份之中，其余的两小份则用于慈善事业。他似乎不把这种对于教会的慷慨捐赠视为某种宗教行为，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分配。

    第十三节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选举

    教会的日益穷困使国王们放弃了对主教和领俸神职人员的选派工作。这就使君主们为教会任命教士的种种烦恼减少了许多；教会职位竞争者求助于君王权威的行为也在减少。于是，被人们剥夺其财产似乎成为一种被迫接受的补偿形式。

    此外，如果“宽容路易”任凭罗马人民有权选举教皇的话，也是他所处时代普遍精神的实际影响力的体现。他对罗马教皇的选举主张与其他教区主教的推选方式别无二致。

    第十四节 查理马特尔的封地

    我无法断定，查理马特尔将教会财产作为封地给予他人的时候，只是准许他们享用一生，还是永远拥有。我所知道的则是，在查理曼和罗达利乌斯一世统治时期，曾有过类似的财产由继承人承袭，并且相互瓜分的情形。

    我还发现，有一部分土地是作为自由土地给予他人，另一部分土地则是以封地的方式分配的。

    我曾经说过，自由土地的所有者伺封地的拥有者同样应该承担各自的义务。无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查理马特尔部分土地既作为自由土地也以封地的形式分给众人。

    第十五节 续前

    应该强调，当封地转变为教会的财产，而教会的财产又转化为封地的时候，教会的封地和财产就相互具备了对方的某些特性。于是，教会的财产便拥有封地的特权，而封地也具有了教会财产的特权性质；教会的荣誉权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又因为这些特权往往以司法权力为依托，尤其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世袭的司法职位与这些特权同时应运而生。

    第十六节 王权与相职的混合体制[34] 第二朝代

    王位移交给卡罗林人之手，这一著名历史时期之前，首先讲述查理曼。而那一时期的王位移交与普通的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区别，而今天或许比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更加令人注目。

    (在墨罗温王朝时期)国王们并没有实权，只有一个空头名义；国王的尊号是世袭的，事实的颠倒顺序使我对时间的顺序产生了混乱；于是，我没有阐述柏彬执政时期，那时宰相却是选举产生的。尽管在王朝的末期，某些宰相们有权将他们中意的墨罗温王族的人选推上国王的宝座，但是，他们却无法从另外的家族中推举国王；古代法律中确定的王冠特属某些家族的模式，难以从法兰克人的心中抹去。在君主国里，国王个人几乎无人知晓，而王位本身则是无人不知的。查理马特尔的儿子柏彬认为将王权和宰相两种身份同时由一个人占有是合适的；这种新型的混合身份使王位是否具有世袭性质永远具有不确定的因素。这种双重身份使王枚具有更为巨大的权威，对他而言这就足够了。这样他便完成了宰相权力与国王权力的组合。这两种权威的混合会产生一种折中。在这之前宰相是选举产生，而国王却是世袭的；到第二朝代时期，人们开始选举国王，虽然国王由人民推选，但是仍然具有世袭的性质，因为人民往往在同一个家族中推选国王[35]。

    尽管有大量的史证为据，勒冠特神父仍然否认教皇准许过这一重大变革[36]。他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教皇允诺了这一变革的话，他便作出了一个不公正的裁决。当我们看到某个历史学家以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去判断已经发生的史实的话，岂不让人嗔目结舌!运用这种思辩方式，历史也就不复存在了。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自从柏彬公爵获得胜利后，其家族便统治了国家，此时的墨罗温家族已丧失了统治者的地位。当他的孙子柏彬加冕为王的时候，只是多举行了一次加冕礼，一次图有虚名的仪式罢了；他除了国王的华丽装饰之外，便一无所获；国家则没有任何变化。

    我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是确定革命发生的时机，而不至于使人们将革命所产生的结果误认为是革命本身。

    当第三时期(第三朝代)之初雨格·卡佩被加冕为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更为巨大的变革，因为国家经历了由无政府状态向随意选择的政府方式的过渡。但是，当柏彬加冕登基之时，仍然是那个原封不动的政府。

    当柏彬加冕为王的时候，他只是改变了名称；但是雨格·卡佩登基之时，情况却改变了，因为大片的封地与王位的结合终止了无政府状态。

    当柏彬加冕为王的时候，国王的称号与最具权威的官职结合在一起；当雨格·卡佩称王之时，王位与最大的封地结合了。

    第十七节 第二时期：选举国王的特殊事由

    人们可以从柏彬加冕的仪式书的记录中看到，查理曼和卡尔罗曼也被涂了圣油，并且接受了祝福；法兰西的领主们也承诺了永不将其他家族的人选推举为国王，如有违背这一承诺者将受到停职和开除教籍的处罚。

    在查理曼和“宽容路易”的遗嘱中可以看到，法兰克人是从国王的后代中推选国王的，这种做法与上述条款相吻合。而当帝国落人查理曼之外的家族之手时，先前对选举的限制和先决条件演变为纯粹而简单的选举形式了，人们已远离了旧有的法律体制。

    当柏彬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便在圣得尼召集了一次由僧俗领主们参加的会议；并且将他的王国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和卡尔罗曼。我们手头上没有此次会议的决议案卷；但是，巴路兹先生从卡尼西乌斯所收集和发表的古代历史文献，以及他的《麦次史记》为我们提供了那次会议进程的情况。从这些资料中，我看到了两件相互抵触的事情。起初，柏彬表示瓜分他的王国征得了权贵们的赞同，而随后他又说是依照父权行事的。这恰恰证实了我以上的说法，即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人民的权利只是在王族中选举国王；确切地说，这种权利与其说是获得选举的权利，不如说是遭受被排斥的权利。

    这种选举权，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历史文献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查理曼将他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而颁布的一条赦令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赦令中，他陈述了其分配方案后说：“如果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人生了儿子的话，这个儿子又被人民推举为他父亲的王位继承人，那么他的叔伯父们就必须同意他称王。”

    837年“宽容路易”在爱克斯拉沙柏尔会议中将他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柏彬、路易和查理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条款；还是这个皇帝提前二十年将国土分给了罗达利乌斯、柏彬和路易时，又颁布了同样的条款。我们还可以浏览一番口吃路易在孔皮埃涅的加冕仪式上的誓词：“我，路易，由于上帝的怜悯和人民的选举被设立为王；我保证……”在八九O年于华伦斯举行的选举博逊的儿子路易为阿尔国王的会议决议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人们在那里选举了路易；人们所持的主要理由便是他出身于皇族[37]，还因为胖子路易曾给予他国王的爵位，又因为阿诺尔皇帝曾依据自己的君权以及自己的钦差们赋予他权力。阿尔王国同其他被肢解的王国，或者隶属于查理曼帝国的王国一样，其王位的取得既是选举的，也是世袭的。

    第十八节 查理曼

    查理曼力图使贵族的权力限制在他所划定的范围内，并且阻止他们压迫僧侣和自由人。他缓和国内各阶层的矛盾，使其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这样他便可以稳坐国家主人的交椅。他的统治天才使所有的力量都团结了起来。他率领贵族不断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不给他们以时间玩弄诡计，而促使他们全力以赴地追随着他的意志行事。帝国由于伟大的君主得以巩固；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人品也更为超凡脱俗。他的儿子们作为国王是他的首席臣属，是他行使权力的工具，而且是忠实服从他命令的典范。他制定了绝妙的法令，然而更为绝妙的是他将其付诸实施。他的卓越才华帝国上下无人不晓。我们看到，这位君王制定的法律中明察秋毫的预见精神和某种驱动一切的感召力。推脱职责的借口被消除；玩忽职守的行为得到纠正；弊端被整肃或预防。他懂得如何实施刑罚，他更懂得宽恕为怀。他有宏伟的计划，但实施时却简单易行，他从容地成就最伟大的事业，迅速地处置各种艰难困苦场面的高超艺术是无人企及的。他不停地巡查他辽阔的帝国，他的执政手法所及之处，人们无不为之降伏。无论哪里发生事端，他就在那里予以平息。没有哪一个君主能够像他那样勇敢地面对危险，也没有哪一个君主能够像他那样善于避免危险。他玩味所有的危难，尤其是几乎所有的伟大征服者都要经历的那种危难，我所指的是阴谋。这位神奇的君主又是极端宽容的；他具有温柔的性格；其举止风度简洁而纯朴；他喜欢与宫廷中的人们共同生活。他或许过于沉湎于女色，但是作为一个独自主政，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国家的君王，这一点是可以被原谅的。他为自己的花哨规定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准则；他明智、审慎、节俭地管理着自己的庄园和地产；一家之主的父亲可以从他所制定的法律中学到如何治理家庭的良方。从他的政令中可以看出，他的财富来源是清白而神圣的。我还想加上一句话，那就是他命令部下卖掉他庄园中家禽饲养场的鸡蛋，和他花园中无用的杂草；然而，他却将伦巴底人的财富和曾经劫掠过整个世界的匈奴人的巨额财宝全数分配给了人民。

    第十九节 续前

    查理曼以及他的第一批继承者们担心被安置在边远地区的人员反叛；于是，他们认为将温顺的神职人员安置在那里较为适宜。所以，他们就在阿尔曼设立了为数繁多的主教职位，并且给予他们大片的封地。当时的一些法规显示，虽然如今可以看到阿尔曼的上层僧侣们仍旧享有元首赋予的权力，但是有关这些封地特权的条款与通常给予这—类封地让与权的条款[38]别无二致。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是借以对付撒克逊人的超前谋略。他们确信从一个怠惰而玩忽职守的朝臣身上无法获取的东西，从一个热情、勤勉、忠于职守的主教身上可以得到。另外，这样的一个僧侣身份的朝臣是绝不能利用被征服的人民去反抗他们的君主的，恰恰相反，这些朝臣却需要君主以巩固政权的方式反对自己的人民。

    第二十节 宽容路易

    奥古都斯在埃及期间曾命令掘开亚历山大的陵墓。有人问他是否要掘开托勒密王们的陵墓时，他回答说，他要看到的是君王，而不是死人。同样，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历史中，我们力图探寻的是柏彬和查理曼的业绩，也并非是死人。

    一个君王[39]被自己的情感所玩弄，被自己的品德所欺骗；从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和弱点所在；他既不善于使人畏惧，也不知道使人爱戴；他内心绝少邪恶，但精神中充满劣迹；正是他掌握着帝国的权柄。

    当全世界都为他父亲的辞世而垂泪之时，当所有的人所乞求的查理曼的那种震撼力一时间不复存在的时刻，当他加紧步伐去填补他父亲王位的空缺时，他差遣某些亲信去逮捕那些曾对他姊妹的不轨行为负有责任的人们。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血淋淋的悲剧。这完全是一种仓促的不谨慎的行为。在他还未进驻皇宫之前就开始惩处家中的犯罪行为；在他还未成为一国之君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公愤。

    他的侄子意大利国王伯尔纳前去乞求他宽容为怀。他却令人挖去了他的眼睛，几天之后他就悲惨地死去了。这使他树敌过多。出于恐惧他将自己的兄弟们削发为僧送进修道院。这使憎恨他的人进一步增加。这两件事使他备受责难[40]。人们[41] 谴责他曾经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以及他在加冕之日面对他父亲所作出的庄严承诺[42]。

    当为他生下三个儿子的荷门嘉得皇后去世后，他娶茹迪斯为妻，并为他生下一子，不久，他那年迈丈夫的殷勤讨好的做派，以及高龄国王的所有弱点的混合性格使皇室一片混乱，最终导致了君主国的覆灭。

    他不停地改变分配给儿子们的疆土，尽管分配的疆土已由他自己立法予以确定，也由他的儿子们宣誓确认，领主们也对此确认无疑。他试图亵渎臣民们的忠诚；寻求将服从置于混乱、质疑和模棱两可方式的境地之中；这使君主们的各种权利产生混淆，而对于一个堡垒稀少，臣民的忠诚以誓言作为承诺，君主的忠诚以接受作为保证的首要城围而言尤其如此。

    皇帝的儿子们为了保住自己分得的疆土，便向教土们大献殷勤，并且给予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利。这都是一些特许的权利；他们要教士们保证一项人们曾经认可的事情。阿果巴尔进谏“宽容路易”，说路易曾经差遣罗达利乌斯去罗马，而宣布他为皇帝；并提示路易，说他曾禁食、向上苍祷告三天后将疆土分配给了他的儿子们。一个崇尚迷信的君主，却受到了迷信意识的冲击，这又如何是好呢?我们感到元首的最高权威的丧失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首先君王好像是身陷囹圄，其次他将作出公开的忏悔。人们试图诋毁国王，而结果却诋毁了王国。

    我们起初难以理解，一个具有某些优秀品质，且不乏智慧，本质上崇尚善良，而且说到底他也是查理曼的儿子的君主，竟有如此众多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还如此暴戾，毫不妥协，激烈地触怒他，蛮横无理地羞辱他，义无反顾地要毁灭他。本质上还算忠于他的儿子们放弃了两次遵循计划和达成协议的机会，而使路易的敌人没有得到消灭他的机会。

    第二十一节 续前

    查理曼赋予国家的力量，即使在“宽容路易”时期，仍然焕发着强劲的活力；这使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其强大的形象，并且受到外国的尊重。虽然君主的精神委顿；但是国民却骁勇无比。国内的皇权江河日下，对外的实力却依然如故。

    查理马特尔、柏彬和查理曼先后治理了这个君主国。查理马特尔满足了军人的欲望，柏彬和查理曼则满足了教会的贪婪，到了“宽容路易”却使这两种人都不满意。

    在法兰西的政治体制中，国王、贵族和教会将国家的所有权力尽数掌握在手中。查理马特尔、柏彬和查理曼总是不时地将自己的某些利益与贵族和教会的利益结合起来，借以与另一个集团相抗衡，而且，儿乎在所有的时期中总是与其中的两个集团的利益相一致；然而，“宽容路易”却与这些集团彼此脱离。他所制定的一些使主教们感到过于严厉的法规使他们不悦，因为他所走的道路与主教们的意志相去甚远；非常优越的法律也可能制定得不合时宜。因为在当时，主教们已习惯于与撒拉森人和撒克逊人作战，主教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与宗教精神失之千里[43]了。另外，“宽容路易”已经在各方面完全丧失了贵族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提升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人[44]。他剥夺了贵族们的职位，将他们驱逐出皇宫，将一些外族人收到他的帐下。于是，他与教会和贵族阶级决裂，也被对方所唾弃。

    第二十二节 续前

    但是，使君主国受到削弱的主要原因是这位君主挥霍了王室的财产[45]。这里，我们应该听听尼达尔是怎么说的。尼达尔是我们最高明的史学家之一。他是查理曼的孙子，属于温顺的路易斯派，他是奉秃头查理之命写这段历史的。

    他说：“有一个叫阿德拉尔的人，他有一个时期完全控制了皇帝的思想，所以这位君主在一切事情上对他言听计从。在这位受宠者的煽动下，君主就把国库的财产送给愿意要的人。就这样断送了这个国家。因此，在整个帝国内，他所做的事如同我已经说过的[46]，如同他过去在阿规丹所做的事一样。他所做的这些事，查理曼曾加以纠正，然而却已无法挽回。

    国家财政枯竭，就像查理马特尔就任市长时所见到的那样，那种情况绝不是动用一下权力就可以恢复的事。”

    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国库极为空虚，因此无法使任何人保持体面。由于缺少钱财不能使任何人的安全得到保障。在有可能消灭诺曼人的情况下，由于财力不足，还是让他们逃跑了。

    印马克在会议上向口吃路易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要维持王室的开支。

    第二十三节 续前

    僧侣有理由悔恨保护了“宽容路易”的子女们。我已经说过，这位君主从未发布训谕把教会的财产分给在俗的教徒。但是，不久意大利的罗达利乌斯和阿规丹的柏彬放弃了查理曼的计划，而重新采用查理马特尔的计划。教士们上诉皇帝控告他的子女们。但是，教士们自己削弱了他们需要的权力。在阿规丹他们有些屈尊，在意大利他们则不听指挥。

    “宽容路易”生前受到困扰的内战，是他死后战乱的根源。罗达利乌斯、路易和查理三兄弟每个人都千方百计要把名人显贵拉到自己一方，培植亲信，他们发布训谕，把教会的财产分给他们的追随者。这样，他们为了拉拢贵族而出卖了僧侣。

    在敕令中，我们看到这些君主不得不向纠缠不休的要求让步，看到人们常常夺走他们并不乐意拿出的东西，看到僧侣们认为受贵族的压迫甚于受国王的压迫。

    秃头查理又似乎是攻击僧侣财产最厉害的[47]。或许是因为僧侣们为着自己的利益曾诋毁过他的父亲，所以秃头查理对他们怀恨在心；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者。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敕令》中看到了僧侣和贵族无休止的争论[48]。僧侣们要他们的财产，贵族不给，或者躲避或者拖延。国王在中间调解。

    当时的情景确实令人凄楚难忘。当“宽容路易”把他们的财产大批地赠与教会的时候，他的子女们却把僧侣的财产分给在俗教徒。建设新修道院的手，常常又是劫掠旧修道院的手。僧侣们没有固定的地位。他们遭受掠夺，又得不到补偿。此时王权日趋衰弱。

    在秃头查理统治的后期，不再有僧侣和在俗教徒为返还教会财产的争论了。主教们仍然还在给秃头查理的谏言(在856年的《敕令》中可以看到)里和八五八年给日耳曼王路易的信中唏嘘长叹，但是他们提出了建议，要求履行诺言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回避，我们看到，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当时所能做的只是对国家和教会所受的损失做一般性的挽救工作罢了。国王作出承诺不抢夺封臣们的自由人，不再发布训谕把教会的财产赠送给他人。这样看来使僧侣和贵族的利益取得了一致。正如我所说过的，诺曼人的奇异劫掠大大地促进了这些纷争的结束。

    由于我所说过的和将要说到的原因，国王的威望而每况愈下，他们认为除了把自己交给教士们摆布，再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僧侣们已经使王国受到削弱，国王也削弱了僧侣。

    秃头查理和他的继承者号召僧侣起来支持国家，免遭灭亡，但未能奏效。他们利用人民对僧侣这个团体的尊敬来维持自己应受到的尊敬[49]，未达到目的。他们通过教规的权威来树立自己法律的权威[50]，徒劳无益。他们把教会的刑罚与民法结合起来[51]，也未见效。为了和伯爵的权力相抗衡，他们给派往行省的主教授与钦差大臣的头衔，但毫无结果。僧侣们要挽回自己的过失是不可能的。一件我即将要提到的异乎寻常的不幸事件，使得王冠旁落。

    第二十四节 自由人终于能拥有封地

    我说过，打仗时，自由人由伯爵率领，封臣们由领主率领。这样就使国家的各个社会等级的权力得到平衡，尽管效忠王室的近臣们手下也有封臣，但是他们会受到伯爵的控制，因为伯爵是君主国内一切自由人的首领。

    起初，自由人是不能拥有封地的，后来就可以了[52]。我发现这个变化是在贡特兰王朝到查理曼王朝期间内发生的。我们从以下三个文件的比较，就可以证明。这就是贡特兰、柴尔德柏和布伦荷王后所缔结的安得丽条约[53]，查理曼分割国土给其儿子们的契约和“宽容路易”分割国土给儿子们的契约[54]。这三个有关封臣的条款差不多是相同的。他们几乎是在相同的情况下制定了相同的要点，所以它们的精神实质和文字内容差不多是一样的。

    但是，关于自由人，它们之间有重大差别。《安得丽条约》没有提到自由人可以申请封地。而在查理曼和“宽容路易”分割国土的契约中则有条款明确规定他们可以申请封地。由此可见，在《安得丽条约》之后，便有了新的惯例，即自由人可以取得这一重要的特权了。

    这是正值查理马特尔把教会的财产分给他的士兵的时候发生的，分配时，查理马特尔把一部分作为封地，一部分作为自由土地，这是封建法律时代的一种革命。很可能在接受这些赏赐时，本来就有封地的贵族们显得更为神气。自由人欣喜若狂地接受了封地。

    第二十五节 第二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自由土地的变化

    我在上节提到查理曼分割国土的契约[55]规定，在国王死后，每一个国王的封臣只可接受在自由王国内而不是在其他王国内的恩赏封地，但是，他们可以在任何王国拥有自由地。但是，他又作了补充，自由人在自己的领主死后，可以在三个王国内的任何一国申请封地。尚无领主的自由人也一样[56]。在817年“宽容路易”分割土地给他的儿子们的契约中，也有同样的条款[57]。

    不过，尽管自由人可以申请封地，然而伯爵的兵力并不因此而减弱。自由人总是要为自己的土地承担义务，并且要准备服兵役的人员，按四所庄园出一人的比例分配。不然就要配备一个代替他为封地服务的人。在这上边曾出现过一些流弊，但得以纠正。从查理曼和意大利国王柏彬的任命[58]中可以看出。这些任命相互引证，作了说明。

    历史学家说，丰德聂战役是这个君主国灭亡的原因，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谁能使我将这一天的悲惨结局看上一眼呢!

    这一战役后不久，罗达利乌斯、路易和查理三兄弟缔结了一个条约，我发现其中的一些条款使法兰西的整个政体发生了变化。

    查理向人民宣布该条约有关人民部分的谕告中说，一切自由人可以随便选择国王或其他领主作自己的领主。在这个条约产生之前，自由人可以申请封地，但是他的自由地总是在国王权力的直接支配下，也就是说在伯爵的裁判管辖区。他之所以依属于一个他请求保护的领主，是因为他要从该领主那里获得封地。从产生该条约起一切自由人都要使他的自由人地受国王管辖或受另一个领主管辖，自由人自行选择。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谁为封地申请保护，而是谁把自由地变成封地。这样，可以说离开了民法的管辖，而进入他们选择的国王或领主的权力支配范围。

    这样，那些明显地在国王权力下以自由人的身份受伯爵管辖的人，已不知不觉地成为彼此的封臣，因为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随意选择国王或其他领主作为自己的领主。

    一个人把永远属于自己一块土地变成封地时，这些新的封地就不仅仅是属于他本人终生享用的范畴了。所以，我们不久会看到有一条一般法出台，它规定封地由封地占有人的子女继承。这是秃头查理制定的法律，他是缔约的三君主之一[59]。

    我所提到的自由，即君主国内每一个自由人从三兄弟条约出台后有选择国王或其他领主作为自己领主的自由，它又得到后来颁发的法令的肯定。

    在查理统治时期，如果一个封臣接受一个领主的礼物，即使是价值一文钱的东西，他就不能再舍弃这个领主了[60]。但是，在秃头查理时代，封臣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或兴趣自由行事，却安然无恙。这位君主特别强调表达上边的意思，好像是建议人们去享受这种自由，而不是要加以限制。在查理时代，封地的属人性多于属物性，后来变为属物性多于属人性。

    第二十六节 封地的变化

    封地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比自由地的变化少。我们从柏彬国王时期制定的，由刚比昂颁发的《敕令》中看到[61]，接受国王恩赏封地的人自己要把这恩赏封地的一部分再分给各个封臣，但是这些部分与整个恩赏封地没有区别。所以，当国王要收走整个恩赏封地时，连同这些分出的部分也收走了。当一个效忠王室的“宠臣”死亡时，他下属的封臣也随之丧失了他的“附属封地”，一个新的恩赏封地的受领者又来了，他又重新设立新的“附属封地”。因此附属封地并不属于封地，而是属于人。一方面，附属封臣终究是属于国王的，因为他并不是永远属于封臣的，另一方面，附属封地也同样是属于国王的，因为它是封地本身，而不是封地的从属。

    这就是封地可以撤销时期的附属封臣制度。在封地可以终生拥有的时期也是如此。当封地可以继承的时候，这个制度就发生了变化。附属封地也同样可以继承。原来直属于国王的，这时也只是间接地属于他了。可以说国王的权力似乎稍有减弱，有时候看起来像后退两步，而实际上往往后退得更多。在论述封地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尽管国王的封臣可以把封地给予别人作为国王的封地，但是这些附属封臣或小封臣就不能同样把封地分给他人了。这样，国王的封臣们对于他们分出去的封地，想什么时候收回就什么时候收回[62]。此外，这种让与地不能作为封地传给子女，因为人们不认为它是根据封地的法律而产生的。

    如果我们把两位米兰元老院议员写这部《封地论》著作时附属封地制度的状况和柏彬国王时代的状况作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附属封地保持自己的原始性的时间要比封地还要长。[63]

    但是，在这两位元老院议员写书的时候，人们为土述的规定加了那么多的例外，以至于使这些例外几乎取消了原来的规定。因为，如果一个从小封臣接受封地的人，随小封臣出征至罗马的话，他就取得封臣的一切权利。同样，如果这个人给小封臣钱来取得封地的话，小封臣在钱返回之前就不得收回他的封地，也不得阻止他把封地传给子女。最后，上述规定也不再被米兰元老院所遵守。

    第二十七节 封地的另一种变化

    在查理时代，人们必须参加不论为什么战争而举行的召见，违者处以重刑，不许以任何借口不参加[64]。如果伯爵宽容某人的话，伯爵自己就要受到处罚。但是三兄弟的条约对此加上了某种限制[65]，这样就可以说把贵族从国王的手下救了出来。贵族除了防御性的战争外，就不必跟随国王上阵作战。[66]在其他性质的战争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或者跟随领主作战，或者专心从事自己的事务。这个条约与五年前秃头查理同日耳曼王路易，这两位兄弟之间所缔结另一个条约有关。根据这后一个条约，如果二位兄弟相互攻打的话，他们的封臣们就可以不必跟随他们上阵作战，这两位君主对此发誓，并要双方的军队起誓。

    丰德聂战役死了十万法兰西人，这使还活下来的贵族们看到[67]，国王为争夺自己的国土，最终使贵族走向毁灭，看到国王们的野心和嫉妒将会使所有还有血可流的人们去流血。制定了这条法律后规定贵族除了保卫国家反对外来入侵的自卫战争外，没有义务随从君主上阵作战。这条法律曾使用了几个世纪[68]。

    第二十八节 重要官职和封地的变化

    好像一切都染上了一种怪病，而且又都同时变坏了。我说过，在初期，有许多封地是永久性让与的。但是那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般来说封地总是保留它固有的性质。如果国王失掉一些封地，他就用其他封地来代替。我还说过君主没有把重要的官职永久地让与。

    但是，秃头查理制定了一条通用法规，它影响到重要的官职和封地。他在其敕令中规定，伯爵的领地将由伯爵的子女受用，他又规定这条法规也适用于封地[69]。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条法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以至于使重要的官职和封地甚至传给了远方的亲属。随之而来的是，大多数原来直属于国王的领主，这时只是间接地属于国王了。那些过去国王的庭审大会上审案的伯爵们，那些率领自由人上阵作战的伯爵们，这时处于国王与自由人之间，国王的权力又后退了一步。

    另外，从敕令中可以看出，伯爵也有属于伯爵封地的恩赏性附属封地，而且他们也有封臣[70]。当伯爵的领地变为世袭的时候，伯爵的这些封臣就不再是国王的直接封臣了。附属于伯爵领地的恩赏性封地也不再是国王的恩赏封地了，伯爵们的权力更大了，因为他们已有的封臣使他们可能再得到其他封臣。

    要了解第二代末引起衰败的原因，只要看一看第三代初所出现的情况就够了。在第三代初期，附属封地的大量增加将重要封臣推向绝望的境地。

    王国曾有一种习俗，当哥哥把土地分给弟弟时，弟弟要向哥哥行臣服礼[71]。这样，最高领主只能把这些土地当做附属封地对待。菲利普一奥古都斯、勃艮第的公爵，涅瓦、布龙、圣保罗、唐比埃等地的伯爵，以及其他领主宣布，从那时起一个领地即使因为被继承或其他原因被分割，整个领地仍应属于同一个领主，不得有中间领主[72]。这条法规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执行，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定出普遍性的法规。但是，我们的好些习俗是受以上法规影响的。

    第二十九节 秃头查理统治以来封地的性质

    我已说过,秃头查理规定，身居要职或拥有封地的人死后有儿子时，应将官位或封地让与他的儿子。这条法律带来的弊端在于各地的发展和扩大很难被追究。我在《封地论》中发现，在康拉德皇帝二世之初，在他统治的地区封地是不能传给孙子的[73]。只能传至领主选定的最终拥有者的儿子[74]，所以封地是通过领主在其儿子们当中经过选择而授予的。

    在本章的第十七节中我曾作过说明，在第二代，王位在某些情况下是选举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是世袭的。说它是世袭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在这一家族中选出君主。它仍然在世袭相传，由儿子们做继承人。说它是选举的，是因为民众从这些儿子中作出选择，事物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一条政治法规总是与另一条政治法规相关联的。人们在封地继承上的想法和过去人们在王位继承上的想法是一样的[75]。因此，封地按继承权和选举权传给儿子，封地就如同王位一样，既是选举的又是世袭的。

    这种对领主的选举权利，在《封地论》的作者[76]所处的那个时代，即佛烈德利克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存在的[77]。

    第三十节 续前

    据《封地论》记载，当康拉德皇帝要动身前往罗马时，为他效力的一些忠实的追随者要求制定一条关于封地的法律，规定传给儿子的封地也可以传给孙子。还规定，哥哥死了，无合法继承人时，由同父兄弟继承曾属于他们父亲的封地[78]。皇帝批准了。

    我们应当记得《封地论》的作者仍是生活在佛烈德利克皇帝一世的时代[79]。该书又补充说：“古代的法学家们一向认为，旁系亲属继承封地没有超过同父母的兄弟，尽管在近代，这种继承扩展到第七亲等，按照新法，直系继承，则可无穷尽地传下去。”康拉德法律的适用范围就这样逐渐地扩大了。

    假定所有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只要稍微读一读法国历史便会使你发现，封地永久世袭制度的建立要比德国早。当康拉德二世皇帝在一O二四年开始执政时，德国的情况才和法国秃头查理时代已经达到的程度一样。秃头查理八七七年亡故。不过，法国从秃头查理统治以来，法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致糊涂查理不能同一个外来家族争夺属于帝国的无可争辩的权利。到后来的雨格·卡佩时期，被剥夺了其所有财产的王室，甚至到了保不住王权的地步。秃头查理意志的薄弱，也给法兰西这个国家带来了衰败。但是他的兄弟日耳曼王路易和他的几个继承人有较大的才能，所以才使他们国家的权力维持的时间较长。

    我该怎么说呢?恕我冒昧地讲，也许德意志民族的冷漠无情的性格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法兰西民族相比更能抗拒事物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封地就像一种自然倾向一样永远为家族所有。

    我补充一点，法兰西曾受到诺曼人和撒拉森人的那种特殊战争的蹂躏，可以说等于灭亡。而德意志王国就没有受到这种战争的破坏。德意志资源少，可劫掠的城市少，可借使用的海岸不足，有较多的沼泽要越过，有较多的森林要穿过。那里的君主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有随时垮下来的可能，所以他们较少需要封臣，也就是说，很少依赖封臣们。很明显，要不是因为德意志的皇帝们迫不得已去罗马接受加冕礼，又不得不连续不断地远征意大利的话，德意志的封地就会长期地保持其原始的特性。

    第三十一节 帝国如何摆脱查理曼家族的控制

    有损于秃头查理的家族支系，帝国已经落人日耳曼王这一支系的私生子[80]手中。912年，法兰可尼的公爵康拉德被选为皇帝，帝国就落人一个外部家族手中。这时，统治法兰西的支系要争夺一些村庄已经很不容易，要争夺帝国更是无能为力了。糊涂查理和继承康拉德的皇帝一世之间缔结了一个协议，人们称之为波恩条约[81]。这两位君主在莱茵河的一只小船上会面，并发誓要永远友好。他们使用了一种较好的折中名词，查理用的西法兰西王的称号，亨利用的是东法兰西王的称号。与查理缔约的对方是日耳曼王，而不是皇帝。

    第三十二节 法兰西的王权怎样传给雨格.卡佩家族

    封地的世袭和附属封地的建立，消灭了政治政府，而产生了封建政府。这时国王不再有无数的封臣，而只有几个。其他封臣依附于这几个封臣。国王们几乎不再有直接的权力了。一种权力要经过其他那么多、那么大的权力来贯彻，因此，未达终点就停止或消失了。国王的领地被剥夺，只剩下兰斯和拉旺两个城市，他们只好听任封臣们的摆布。树枝长得太长，使树冠受损而干枯。王国没有领地，就像今天的帝国一样。于是最强大的封臣之一就夺得了王权。诺尔曼人使王国遭到破坏。他们乘坐各种木筏或小船进入河口，溯河而上，蹂躏破坏两岸地区。奥尔良和巴黎使这些强盗受阻，他们既不能经过森河，也不能经过罗亚尔河[82]。这时雨格·卡佩只有这两个城市，他手里只有王国不幸的残存地的两把钥匙。人们就把王权授予他，因为只有他是惟一能够捍卫它的人。也就是这样人们把帝国交给了那个阻挡了土耳其人，使他们成为在边界上不能前进的家族。

    帝国脱离了查理曼家族的统治，当时封地世袭制度的建立仅仅好像是为体现一种优越感。这种世袭制的实行，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甚至还要晚一些[83]。这就使得人们把帝国看做封地，因此对帝位进行选举。相反，当法兰西脱离查理曼家族的时候，封地才在这个王国里真正成为世袭的了。所以，王权和大封地一样，也变成世袭的了。

    此外，人们把这次变革以前和以后发生的事情都说成是这次变革时的事，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有这一切归纳为两件事即王族的更换以及王权和大封地联为一体。

    第三十三节 封地永久性的后果

    封地的永久性，导致长子身份权或长子继承权在法兰西的建立。在第一代(黎明时代)，人们不懂得这种权利[84]。王国在兄弟间分割，自由地也同样由弟兄们瓜分。封地是可以撤销或终生使用的，并不是继承的对象，所以也不作分割。

    在第二代时期，“宽容路易”享有皇帝的称号，他又把这个称号赏给他的儿子罗达利乌斯。这个皇帝的称号使“宽容路易”想到他给这位君主一种高于小儿子们的优先权。因此，两位当了国王的弟弟年年都要携礼物拜访当皇帝的哥哥，并接受哥哥更贵重的礼物。弟弟们必须同哥哥商议共同的事务[85]。这就使罗达利乌斯产生了一些奢望，但他并没有取得成功。当阿果巴尔因为这位君主(罗达利乌斯)写信给“宽容路易”的时候，说他维护皇帝本人的原来安排，皇帝之所以决定让罗达利乌斯继承帝业是由于皇帝曾三天禁食，举行圣祭，进行祈祷，得到上帝的赐教。人民向上帝发誓，人民不能违背誓言。皇帝遣送罗达利乌斯到罗马，以得到教皇的确认。阿果巴尔对这一切作了精心思考，但他并没有考虑长子继承权的问题。他说，尽管皇帝曾经分割土地给小儿子，但是他偏爱了长子。不过，他既然偏爱了长子，也就意味着有偏爱小儿子的可能。

    但是，当封地变为世袭的时候，封地继承中的长子继承权制度就产生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王权继承中，王权属于大封地。规定分配土地的旧法律已经不存在了。封地承担着一种义务，封地的拥有者应该能够完成它。长子身份权建立起来了。于是封建法律的理由就居于政治法律或民法的理由之上了。

    封地传给了拥有者的儿子们，领主就失去了支配封地的自由。为了补偿这种损失，他们建起一种偿还税，我们习惯上这样称谓它。偿还税首先是由直系继承者们缴纳，后来，习惯上只有旁系继承者缴纳。

    不久以后，封地就可以作为一种遗产转让给外人了。这就产生了土地转让和买卖税。它几乎在整个王国都实行了。这些税开始的时候是随意征收的。但是后来在征收普遍得到许可时，各地区对缴税的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偿还税在每次继承者变更时都要缴纳[86]，起初，甚至直系继承者也得缴税。最普遍的做法是把税定为一年的收入。这对封臣来说，有些难以承受，而且手续烦琐不便，还可以说给封地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封臣常常在行臣服礼的过程中缴纳一定金额的税，领主不再要求纳税[87]。由于货币的变更，这种税金后来已变得很少。到今天，偿还税几乎变成零。而遗产转让和买卖税仍然继续照常征收。这种税与封臣和继承者都没有关系，是一种既不可预测，又没法等待的意外税收。所以没有制定这种税收的具体缴纳办法，人们一直按售价的某一比例缴纳。

    当封地属于终生享用时，人们就不能拿出一部分封地给别人，而是作为永久拥有的附属封地。因为由一个只享受财产用益权的人来支配财产，那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当封地变为永久拥有的财产时，这样做是允许的[88]，只是要遵守习惯上的某些限制[89]。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玩弄封地”。

    封地的永久性拥有便产生了偿还税的制度。因此，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女儿也可以继承封地。因为，领主把封地给予女儿，就可以增加偿还税的份额。这是由于丈夫和妻子一样要缴纳偿还税[90]。这条规定不适用于王权，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就不可以对它征收偿还税。

    图鲁兹伯爵威廉五世的女儿没有继承伯爵的领地。后来，阿莉爱娜继承了阿规丹，马帝尔继承了诺曼底。当时，出现了女子继承权，而且成功地得到贯彻实施，使得少年路易在解除他和阿莉爱娜的婚姻关系之后，就毫不费力地把基燕还给了她。由于后边的这两个例子是紧接着第一个例子之后发生的，所以，准许女子继承封地的这条普遍性的法律在图鲁兹伯爵领地采用时间应该晚于王国的其他行省。

    欧洲许多王国的政体维持了王国建立时封地的实际状况。妇女不能继承法兰西的王位和帝国的帝位，因为在这两种君主国家建立的时候，妇女是不能继承封地的。但是，在封地永久拥有的制度确立之后建立的那些王国里，妇女则可以继承王位。例如由诺曼人的征服战争所建立的那些王国、由征服牟尔人所建立的王国以及在较为近代的时期，位于德意志边境之外，由于基督教的建立而仿佛得到新生的那些王国。

    在封地可以撤销的时候，把封地给予那些有能力承担封地义务的人，所以，就不存在未成年人继承的问题。但是，到了封地变成永久拥有的时候，领主们等到继承者为成年人时才给予继承者。这也许是为了增加他们自己的收益，或者是为了使未成年人继承者在习武中得到锻炼提高。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幼年贵族保护权”，这种权利是建立在和普通未成人监护权完全不相同的原则上的，所以前者与后者是截然有别的。

    在封地只供一生使用时，人们便可以申请封地。封地的真正交付是持君主的权杖进行的，证明了它和今天人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看见过伯爵或者甚至国王的钦差们在行省里’接受臣服礼的情形，在《敕令》中有关这些官职的代理事项方面也未曾见到他们承担这项任务。他们确实有时候向所有臣民发誓忠诚[91]。但是这种誓言很少具有后来建立起来的臣服礼的性质。因此，在后来举行臣服礼的时候，忠诚的誓言是和臣服礼相联系的一种行为，有时在臣服礼之前举行，有时在臣服礼之后举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臣服礼都要进行效忠发誓。它没有臣服礼那样庄严,它和臣服礼截然不同[92]。

    伯爵和国王的钦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在忠诚上可疑的封臣们提供一种保证，叫做“坚定不移”的保证[93]。但是这种保证不可能是一种臣服礼，因为国王们之间也作这种保证[94]。

    修道院的院长许哲谈到达果柏的主教座。根据古人传说，法兰西国王有一种习惯，即坐在这个座上接受领主们所行的臣服礼。显然，许哲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和语言。

    当封地可以传给继承人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封臣的谢恩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但到后来，就定为一种规矩。谢恩仪式要光彩夺目，讲究礼节，因为要让它能够使人们世世代代都能记住领主和封臣之间恩德。

    我认为，臣服礼是在柏彬王时代开始建立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几种永久性恩赏的时代。但是，我是以一种很谨慎的心理这样看的，只是假定古代人《法兰克人史记》的作者们并不是愚昧无知的人，他们描写巴威利亚的公爵塔西庸向柏彬谢恩表忠诚的仪式[95]，是按照他所见到的他们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使用的方式而记载下来的[96]。

    第三十四节 续前

    在封地可以撤销或仅供一生使用的时期，封地几乎与政治法规没有什么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民法很少提到封地的法规。但是，当封地变成世袭的时候，就可能给予、出卖和遗赠。所以，它就属于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范围的事了。把封地看做一种军事义务，就属于政治法规的范围，把封地看做一种贸易上的财产，就属于民事法规的范围。这就产生了有关封地的民法。

    当封地变为世袭的时候，关于继承顺序的法律就必须与封地的永久拥有制度相联系。因此，不顾《罗马法》和《撒利克法》的规定，法兰西法作出这样的规定：私人财产不上传[97]。封地负有义务。但是一位祖父或伯祖父是不可能当好领主的封臣的。所以，就如布地利埃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条法规起初仅仅是为封地而制定的[98]。

    封地成为世袭的时候，领主们就要关心封地所承担的义务问题，所以他们要求将要继承封地的女子，我想有时候也包括男子，未经他们的同意，不得结婚。这样，婚姻契约对于贵族们来说是一种封建的，也是一种民事的法律条款。

    在领主的监督之下所制定的同类法规中，对未来的继承作出规定，目的在于使继承者对封地承担义务。因此，正如波野和奥佛列利乌斯指出的，最初，只有贵族们有通过婚姻契约处分未来遗产的自由。

    关于家族财产权的收回，不必说，它是建立在古代亲族权利的基础上的，是我们法兰西古代法学的一个奥秘，只有在封地变成永久性的时候才会出现。

    意大啊!意大利……我终于写完了关于封地的论文，这时候正是大多数作者开始写论文的时候。

    [1] 指查尔柏立克的儿子，达果柏的父亲格罗大利乌斯二世。
    [2] “一切违反理性的行为或命令都违背神的旨意。这在过去从未发生过。我们借大祭司基督之名，准备通过这道诏谕予以纠正。”见巴路兹辑《律令》第16条。
    [3] 这是国王给法官的一种命令，要法官执行或容忍某种违反法律的行为。
    [4] 我曾在上一章第21节谈及过这些豁免权；包括禁止国王的法官在封地内行使任何职权；这种权利就等于封地已经建立或已被继承。

    [5] “反对法兰克人取得胜利，维尼狄人是有功绩的。这种胜利不仅是由于斯克拉旺人的英勇，而且是由于奥斯特拉西亚人的涣散，当时他们背离了达果柏，并对他怀恨在心，而不断地遭到抢掠。”佛烈德加利乌斯：《编年史》第68章630年条下。

    [6] “其次，众所周知，奥斯特拉亚人竭尽全力反抗维尼狄人，因而有利于保卫法兰克人的疆界和国土。”佛烈德加利乌斯：《编年史》第75章。

    [7] “其次，从罗克维斯时起法兰克王国们一致同意，由宰相掌理国政。罗克维斯是著名国王达果柏的儿子，梯欧多立克的父亲。”见《王室的宰相》。

    [8] “国王产生于贵族，首领产生于品德。”塔西佗：《日耳曼人的风俗》第7章。

    [9] 552年。

    [10] “准许他们在自己的权力之下当国王。”摘自《麦次史记》719年条下。

    [11] 《桑都伦西史记》第2卷中记载：“他(指国王)似乎以自己的权力作答；这种回答有教训的意味，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有命令的口吻。”

    [12] 《麦次史记》中载：“法兰克人的首领柏彬，统治了法兰克王国”年；国王却屈从于他的手下。

    [13] “此后，格里摩尔的小儿子多朵阿尔当了宰相；他就在当地和前述国王达果柏在一起。”摘自《佛烈德加利乌斯编年续篇》

    [14] “如果拥有来自国库的土地或荣誉和援助，她们便可以为所欲为，或用遗嘱对其加以处理，使其永久保留不变。”

    [15] 参看本书第1卷第14条。此法律定式适用于最初就被永久性赏赐的国库财产，也适用于最初是恩赐，随后改为永久性赏赐的国库财产；依照此法，赏赐“就好像就是从那里，确切地说是从我们的国库里取得的。”还可参考本书第17条。

    [16] 兰柏·达德尔说：“不得给病弱的继承人留遗产。”

    [17]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撤销有利于教会的遗嘱，甚至取消他父亲所捐施的东西。然而贡特兰又恢复了这些捐施，甚至又有新的捐施。摘自《法兰克史》。

    [18] 参看《麦次史记》687年条下。“我首先被祭司和神仆的怨言所激动，因为他们经常来我这里。为了使教堂的财产被非正义地掠夺而去……

    [19] “查理夺取许多教会的田地，将其与国库中的物品相提并论，随后分给军人。”摘自《桑都伦西史》。

    [20] 教堂遭到了抢劫。

    [21] 前述的大祭司格里高里，以罗马国王们的宗旨写信，因为罗马人民背弃了皇帝的统治，愿意归顺到他的保护和不可战胜的宽容慈悲之下。”《麦次史记》741年条下。

    [22] 当时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教皇们的权威在法兰西人的精神世界里由下的印象。虽然国王柏彬曾经由麻娅的大主教加冕，但是，他将教皇埃田对他所施的抹油礼视为肯定他所有权利的行为。

    [23] 梦幻之说，基督教认为这是神的启示。

    [24] 按《新约圣经》的说法，从天上是可以看到地狱的。

    [25] 基督教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

    [26] 古耶斯在《采地论》第1卷的注释里说：“权利未定的执照属于权利未定的占有者的。”

    [27] 从上注和意大利王柏彬的赦令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这道赦令说，该君王将把寺院给予申请采地的人们。

    [28] “与该地的所有者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同意。”

    [29] 《圣雷米传》中说：“查理马特尔发生内战，兰斯教会的财产被俗人瓜分。没有人管僧侣们，任其自生自灭。”

    [30] 808年查理曼的《赦令》中指出：“我们放弃教会的田地、牧畜，更确切地说，猪的什一税：这样的话，官吏和征收什一税的税吏们就不再干扰教会了。”有一个例证：格罗大利乌斯宽免教会缴纳的就是放进国王森林里饲养的猪的什一税。查理曼要他的法官们同其他人一样缴纳这种什一税，作为榜样。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采地税或经济税。

    [31] “依据证据，我们确切地知道魔鬼们愤怒地将全年的粮食都吃光了，又听到他们的责难声……。”载《赦令》第23条。

    [32] 这道赦令是反对那些为了逃避什一税而放弃耕种土地人们的行为。

    [33] 这是艾真哈所录的一种遗嘱的补正本；同高尔达斯特和巴路兹著作中所看到的遗嘱文本不同。

    [34] 本节谈及法国史的黎明时代(第一朝代，即墨罗温王朝)，那时王室势微，宰相专权，宰相查理马特尔之子柏彬篡夺了王位，他将国王的虚职和宰相的实权集于一身，建立了卡罗林王朝，即后称法国的第二时期，亦称第二时代。

    [35] 参看查理曼的遗嘱和宽容路易在奎尔济召开的全国会议时将国土分给儿子们的经过；高尔达斯特这样记载：“人民同意选举他，继承他父亲的王位。”

    [36] “在柏彬死后所编造出的荒唐故事是违反教皇杂卡利亚的圣德和公正的。……”引自《法兰克教会年录》

    [37] 依母系关系。

    [38] 例如禁止国王的法官进入采地征收安全税金和其他捐税。

    [39] 指宽容路易。

    [40] 指他后来受审的时候。

    [41] 指控告他的人。

    [42] 他的父亲命令他对他的姊妹们、兄弟们和侄子们要有“无限的仁慈”。

    [43] “当时，主教们和教士们开始舍弃金腰带和佩剑，那上面悬挂着饰有宝石的刀子、华丽的服装、装饰沉重，拖至脚踵的靴刺。但是人类的敌人不能容忍这种献身宗教的虔诚。因此也激起了所有修道会僧侣们的．反对和进攻。”摘自《柔弱路易传》

    [44] 戴甘说，查理曼时代极少见的事在路易时代却很常见。

    [45]“他把自己和祖宗王室的庄园交给自己的亲信永久占有……”见《虔诚路易生平》。

    [46] 参见本书第30章第13节。

    [47] 贵族激怒国王来反对主教，以致国王把主教赶出会议。他选择了宗教会制定的一些规则，并宣布为人们必须遵守的惟一规则。参见该《敕令》第5条。

    [48] 参见864年由斯巴纳哥别墅颁发的同一《敕令》。又参见847年玛尔斯纳会议时颁发的《敕令》第4条，根据该《敕令》，僧侣克制自己，只要求返还他们在“宽容路易”时所占有的财产。并参见851年玛尔斯纳颁发的《敕令》第6-7条和856年由波诺依路颁发的《敕令》。

    [49] 参见秃头查理于859年由撒波纳利亚颁发的《敕令》第8条。写道“我曾使维尼龙当桑斯的大主教，他给我行了圣礼，所以我不应该被任何人逐出王国，至少，没有主教们的审问和判决是不能这样做的……”

    [50] 参见857年秃头查理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第1、2、5、4、7条。

    [51] 参见862年毕斯特宗教会议时颁发的《敕令》第4条和883年由迎春殿颁发的卡尔罗曼与路易二世的《敕令》第4—5条。

    [52] 参见第30章末节。

    [53] 587年缔结，载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9卷。

    [54] 参见下节关于这些分割的契约。

    [55] 806年把国土分给查理、柏彬、路易的文件，载高尔达斯特辑《帝国律令辑览》和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1册第439页。

    [56] 安得丽条约没有这样的规定。

    [57] 契约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1册第174页。

    [58] 793年《律令》，附加于《伦巴底法》第3卷第9章第9节内。

    [59] 877年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第53篇第9-10条。

    [60] 813年由爱克斯拉沙柏尔发布的《敕令》第16条和783年柏彬的《敕令》第5条。

    [61] 757年《敕令》第6条，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181页。

    [62]《封地论》第1卷第1章。

    [63] 至少在意大利和阿尔曼是如此。

    [64] 802年《敕令》第7条，载巴路兹辑《敕令篡》第42页。

    [65] 847年由玛尔斯纳颁发的《敕令》，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42页。

    [66] 同上《敕令》第5条，载同书第44页。

    [67] 实际上这个条约就是贵族们制定的。参见尼达尔，《编年史》第4卷。

    [68] 参见罗王基多的法律和其他附加于《撒利克法》和《伦巴底法》第6篇第2节的法律，爱卡尔，《法兰克人的撒利克法及莱茵河畔地区的法律》内。

    [69] 参见877年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第5项第9-10条。这道敕令和同年同地颁发的，另一道敕令(第3条)有关。

    [70] 812年《敕令Ⅲ》，第7条和851年《敕令》第6条……

    [71] 参见奥登·德·佛里兴《佛烈德利克的伟业》第2卷，第29章。

    [72] 参见1209年菲利普一奥古斯都的《法令》，载罗里埃尔，《法令会纂》。

    [73]《封地论》第1卷，第1篇。

    [74] 参见同上书，“……如果领主愿意确定恩赏封地，他就来到儿子那里。”

    [75] 至少在意大利和阿尔曼是这样的。

    [76] 这部书的作者是哲尔都斯·奈遮和奥柏秃斯·德·欧尔托。

    [77]“今天这样决定，对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封地论》第1卷，第1篇。

    [78] 引自《封地论》。

    [79] 左耶斯在给《封地论》所作的注释里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80] 阿诺尔和他的儿子路易四世。

    [81] 926年缔结，载欧柏·勒米尔，《恩赏法》第27章。

    [82] 参见877年秃头查理从伽里西阿里颁发的《敕令》。

    [83] 参见前边的本章30节。

    [84] 参见《撒利克法》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自由土地篇。

    [85] 参见871年“宽容路易”第一次把国土分割给他的儿子们的《敕令》。

    [86] 参见1209年菲利普一奥古都斯关于封地的《法令》。
    [87] 参见《自由土地论》第55页所引证的由温多姆颁发的《敕令》以及由播都的圣西普里因修道院颁发的《敕令》。
    [88] 但是人们不得削减封地，也就是说，不能将它的一部分取消。
    [89] 习惯上对可分割部分的大小是有规定的。
    [90] 由于这个缘故，领主强制寡妇再结婚。
    [91] 在802年《敕令Ⅱ》中可以发现这种誓言的例子。
    [92] 参见李特尔顿，《宣誓和臣服礼》第91—92节。
    [93] 860年秃头查理从康弗伦狄回来以后颁发的《敕令》第3条，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第145页。
    [94] 上边所说的秃头查理的《敕令》第1条。
    [95] 757年，参见《法兰克人史记》第17章。
    [96] 塔西庸申请做封臣，他把手放在圣贤遗物上，立下誓言，并向柏彬许下忠诚。
    [97] 《法兰西法》第4卷。
    [98] 布地利埃，《乡间事务大全》第1卷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