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网 deepoo.net

从此走进深度人生 Deep net, deep life.

作者： deepoo

  • 毕旭玲：节气神话叙事的时间谱系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节]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转载有删节。

    中华节气神话内容丰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此构成了节气神话叙事的时间谱系。概言之，中华节气神话叙事大致经历了从主要讲述节气的发现到主要讲述节气体系的确立，再到主要讲述探索节气测定方法的演变过程。节气的发现、节气历法的制定和应用过程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因此通过对节气神话叙事时间谱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节气发现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创新动力

    节气发现神话主要讲述了先民在早期天文观测中发现可以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时间节点，也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重要节气的发现过程。节气发现神话是最早产生的中华节气神话，彼时“节气”概念尚未形成。

    遂人氏观大火星神话是最著名的节气发现神话。燧人氏是早期氏族首领，《尚书大传》《白虎通》等将燧人氏视为与有巢氏、伏羲氏并列的上古三皇之一，其神话叙事主要围绕着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展开，如《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除发明人工取火之外，燧人氏还是早期天文学家。战国时期的《尸子》较早记录了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燧人氏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宋代《路史·发挥一》也载：“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辰星”“辰心”指的都是二十八宿之心宿三星中的心宿二，它散发出火红色光芒，与火星类似而大得多，因此在中国古代得名大火星，也称辰星，同时也是拜尔命名法中的天蝎座α星。相传，燧人氏仰观天象，见到黄昏时大火星出现于东方的地平线上，发现春天已经到来，告诉民众出火（即放火烧荒）的时间到了。燧人氏提示民众的出火时间就是后来二十四节气的春分，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由此可以被视为最早的节气神话。

    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诞生于原始迁移农业生产的背景下，反映了中华先民的早期科学探索行为具有直接为生存服务的实际目的。不少研究指出最早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迁移生产，族群迁移到哪里就在哪里垦荒下种，然后任作物自然生长，成熟后去收获。迁移农业时期的农耕劳作更像是对植物自然生长过程的模仿，先民用石斧等工具砍倒野生植物，并放火将它们烧成草木灰以肥田，最后将采集的植物种子撒下，待成熟后再去采摘，中间不进行任何田间管理，因此对迁移农业时期的先民来说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是烧荒下种的春耕时间。

    春耕时间的确立对中华先民生存发展的意义远比我们今日能想到的还重要，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距今1.2万年左右第四纪冰期结束后全球气候显著转暖，温暖的气候促进了原始社会人口爆发式增长，同时在欧亚大陆、大洋洲、美洲等地都出现了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如猛犸象、披毛犀等，严重影响了原始先民的食物来源，采集、狩猎等不稳定的食物获取方式已经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发展种植农业以获得稳定食物来源成为生存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在中华文明诞生地之一的黄河流域，有着不那么适合农业生产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此决定了黄河流域适合作物生长的无霜期偏短，摆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面前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准确把握烧荒下种时间。

    烧荒下种时间的确定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最终是天文观测解决了问题。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各个部门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学，因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中华先民也在仰观天象中寻找到了能提示春耕时间到来的大火星。实际上，先民对大火星的观测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他们不仅在大火星的运行中感知到了春分，也感知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节气。《礼记·月令》有“季夏之月昏火中”一句，“昏火中”指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夏至；《诗经·豳风·七月》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句，“流火”指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偏西的天空中，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大戴礼·夏小正》中的“八月辰则伏”指大火星黄昏时出现于西方地平线上，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处暑；《大戴礼·夏小正》中的“九月内火”指大火星隐没于西方的地平线下，约为二十四节气的秋分。

    众所周知，节气的变化是由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引起的，先民之所以能在大火星的观测中发现节气，是因为大火星是一颗偕日恒星，具有偕日升和偕日落规律，能反映太阳视运动的变化，因此燧人氏时期的先民将大火星黄昏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的天象作为春播时间到来的标志。基于大火星的视运动规律对早期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先民曾制定了以大火星为标准星的大火星历。大火星历直到夏代还有深刻影响，《夏小正》说：“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左传·昭公三年》载：“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杜预注曰：“心（大火）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从先民注意到大火星，到发现它的视运动规律能反映季节流转，再到通过观测大火星的视运动来指导农业生产，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众多祖先为此贡献了聪明才智，而神话将观测大火星指导农业生产的功劳归于燧人氏，其原因值得深思。本文认为，大火星有效观测的发生时间与人工取火技术发明时间相差不远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先民给予人工取火与能指导农耕的大火星观测同等的重视，认为它们都在华夏早期先民的生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的发生时间已不可考，但该神话的叙事时间则较为清晰。有学者认为人工取火“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办到了”，也有研究认为人类是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前文已述，迁移农业发生在距今1.2万年左右第四纪冰期结束后的食物短缺中，而人类在距今1万年左右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大火星观测技术因指导迁移农业生产而产生，因此其产生时间不应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是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的叙事时间。

    总的来看，燧人氏观大火星叙事是一则相当有价值的节气发生神话，它表明中华先民的科学探索行为诞生于为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早期农业劳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充满务实精神的创新活动。与此相反，西方早期天文探索行为的发生更多出于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思考，而非为劳动实践服务。可以说，求真务实地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是中华早期科学探索行为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生的重要动力。

    二、节气体系确立神话与中华先民的创新思维

    随着节气知识的不断积累，较为完整的节气知识体系被建构起来，并产生了以节气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历法，表现这一过程的神话叙事本文称为节气体系确立神话。

    在中华节气神话中，众多文化始祖都为节气体系的确立贡献了智慧。比如农业始祖炎帝神农氏就很重视把握自然变化的规律，《白虎通义·号篇》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天之时”即季节、温度、降水等气候条件，“因天之时”就是遵循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把握“天之时”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根本办法就是不断丰富节气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节气历法。唐代《艺文类聚》卷五引三国《物理论》载录了神农正节气叙事：“畴昔神农始治农功，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历日”即日历。神农氏在带领先民开创早期种植农业高潮的过程中，注重测定节气、辨别冷暖，是为了确定播种和收割的最早、最晚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节气为主要内容的历法。从“正节气，审寒温”六字来看，炎帝时期的历法仅仅建立在对天象和气候变化的直接观测基础上，还较为粗略。

    相传，黄帝对早期节气历法的发展也有贡献。《史记·五帝本纪》记录了黄帝迎日推策神话：“（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冥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宋代《云笈七签》卷一《轩辕本纪》中也载录了黄帝迎日推策叙事：“黄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帝又获宝鼎，乃迎日推策，于是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作盖天仪。”“迎日”即观测太阳运行，总结其规律。“推策”是以蓍草推算节气日辰。“迎日推策”意味着黄帝时期不仅观测天象，还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由此制定的节气历法显然更精准。在这种较为精准的节气历法指导下，黄帝时期的先民能够顺应天地四时的变化，按照季节种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虫鱼。基于天文计算能力的发展，黄帝时期甚至制作出了天文仪器盖天仪。

    很明显，与燧人氏时期仅通过简单观测大火星而发现春分节气不同，神农正节气神话与黄帝迎日推策神话显示出先民在天象观测技术和天文计算能力方面的巨大进步，甚至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早期节气历法，这些叙事显示了中华先民创新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相传少皞时期不仅实施了节气历法，还设立了主管分（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八大重要节气的官职，“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也作少昊，名挚，相传为东夷少皞部族首领，后成为黄河流域部族联盟首领，也是《孔子家语》《帝王世纪》等文献所载“五帝”说中的上古五帝之一。少皞设节气官神话讲述的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事情，为我们提供了先民划分节气的一种方法——物候法，即根据物候（这里主要指候鸟的活动）定节气。“玄鸟”一般指燕子，燕子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指伯劳鸟，杜预注曰：“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指鸧鷃，杜预注云：“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指鷩雉，杜预注说：“以立秋来，立冬去”。根据天象判断节气需要专业知识，普通民众不适用。根据自然物候定节气虽不能对节气进行十分精细的划分，但符合农业生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且判断起来相当简便，人人适用。因此，以物候定节气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发明，它使节气从较为高深的天文领域进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了节气知识的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正节气神话、黄帝迎日推策神话、少皞设节气官神话共同显示了中华先民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多元性与开放性。创新思维的多元性指善于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思考；创新思维的开放性指能够广泛吸收新信息、新知识，从而整合为自己的思维成果。多元性与开放性一般来说是同时存在的。比如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了解到，通过观测天象可以划分节气，通过天文计算可以推知节气，通过观察自然物候的变化也可以了解节气的变化，于是就综合了三种方法，使节气划分方法更科学，天象观测法、计算法和物候观察法在后来的中国二十四节气体系中都得到了应用，七十二候就是早期物候观察法的延续。

    在诸多节气体系确立神话中，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叙事时间的帝尧敬授人时神话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先民在累积节气知识和完善节气历法方面的创新，《尚书·尧典》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此段神话讲述了帝尧派遣世代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与和氏家族的四位成员分别去往东南西北四方观测天象以制定新历法的过程。元代许谦在《读书丛说》中这样概括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工作内容：“仲叔专候天以验历：以日景验，一也；以中星验，二也；既仰观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谋而同者，又虑人为或相习而成，则又远诸物，四也。盖鸟兽无智而囿于气，其动出于自然故也。”因为前代已制定了节气历法，所以羲氏、和氏四人的工作其实是验证和改进历法。他们的工作主要包括四方面：

    第一，观察、测定太阳起落时刻与运行规律。这代表着先民已意识到太阳对季节和气候的决定性作用，相关内容即“寅宾出日”“敬致”“寅饯纳日”。

    第二，观察和测定四仲中星。先民制定历法的标准星已经从燧人氏时期的单一大火星创造性地扩展到鸟星、大火星、虚星、昴星四种偕日恒星。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总结出四星为四季中点的标志性特征，即“日中星鸟”为仲春到来的标志，“日永星火”为仲夏到来的标志，“宵中星虚”为仲秋到来的标志，“日短星昴”为仲冬到来的标志。并确定了定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各月的初昏）定向（南方天空正中）的观测方法，由此，鸟星、大火星、虚星、昴星被称为“四仲中星”。天文学家早已指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符合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特征，这四个节气正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支柱性节气，可以由它们推算出其余二十个节气。也就是说，在四仲中星的观测过程中，二十四节气体系已经得到了确立。由此，先民也可能制定出了一年有366日，且通过置闰的方式调节日历年与太阳回归年之间差距的较为成熟的历法，即“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已经比较准确了。

    第三，观察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析”“因”“夷”“隩”，皆为动词，指春夏秋冬四时民众的活动。“民析”是指春日万物始动时，民众分散求食；“民因”指夏日花果繁茂时，民众聚合就食；“民夷”指秋日果实累累时，民众因食物多而喜悦；“民隩”指冬日寒气降，民众掘室避寒。

    第四，观察动物物候。“鸟兽孳尾”“鸟兽希革”“鸟兽毛毨”“鸟兽氄毛”指鸟兽在不同季节中的外在表现。春季万物复苏时，鸟兽交配繁殖；夏季气温升高时，鸟兽脱毛而露出皮；秋季硕果累累时，鸟兽因摄入足够的食物而毛羽鲜洁；冬季气温下降时，鸟兽体表长出绒毛以保暖。

    这种多角度、多任务的工作，较充分地体现了先民创新思维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比如在作为节气历法标准星的四仲中星的确立过程中，先民明显持有开放的态度。虽然先民使用过大火星历，但先民也发现大火星作为历法标准星有缺陷。《夏小正》载：八月“辰则伏”，“辰也，谓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意思是大火星在夏历八月的黄昏时出现于西方地平线上，但很快隐没，此后再也看不到了。这个时间正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也就是说每年秋分以后就不能再观察到大火星的偕日落现象了。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先民又寻找到了鸟星、虚星、昴星这三颗标准星。又如，先民不仅通过天象观测验证和改进历法，还对人类和鸟兽的季节性活动进行观测，由此体现了先民创性思维的多元性。

    帝尧敬授人时神话不仅有记录在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叙事，也有以考古遗址形式存在的景观物象叙事。考古发现证明中华先民至少在距今约4100年前已经有了创新性很强的观象授时实践，此实践的发生地之一正是神话中的“尧都”临汾。2003—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具有观日授时功能的夯土观测系统，包括观测缝、观测点和所对应的日出点。学者对这一系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按一个太阳回归年的顺序，从东2号缝冬至开始，经东12号缝夏至，再回到东2号缝冬至”，初步摸清了此观象系统的使用方法及据此制定的历法规律。根据观测，“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确定一个太阳回归年中的20个时节，以一个太阳回归年中四季气候变化的节令为主，兼顾陶寺当地的宗教节日和农时”。研究者对陶寺节令和二十四节气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时间知识体系的冬至、夏至一天不差，大多数节令有少许差别，由此得出陶寺历法“是后来秦汉廿四节气的主要源头”的结论。二十四节气历法的探索经历了以偕日恒星为标准星到以太阳为标准星的发展过程，研究者在陶寺遗址的模拟观测也表明某些观测缝无法用于太阳观测，“据实地模拟观测，位于观测缝最南端的东1号缝，日出最南点不能进入该缝，因此1号缝不可能用于日出观测授时，或许与其他天象观测有关”。本文认为，陶寺观象台应是同时用于观察太阳和其他偕日恒星以测定节气的观象授时设施，是陶寺先民的重要发明创造。

    三、节气测定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创新传统

    随着节气知识的不断丰富，精准测定节气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先民曾长期通过观测偕日恒星来判断节气，但此种方法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使用难度较大，非天文历法专家以外的人无法轻易掌握。又如精确度不高，在没有精确计时工具的早期，观测偕日恒星的黄昏、清晨的具体时刻只能靠估量，粗略的观测时间导致粗略的观测结果，由此判断的节气点显然并不准确。节气的精准测定一直到先民意识到气候的温寒是由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引发，然后发现影子的长短与太阳高度角大小呈负相关关系，并由此发明利用圭表测影方法来掌握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规律才实现，表现这一过程的神话就是节气测定神话。节气测定神话是中华节气神话中叙事时间最晚的一类，众多节气测定神话的持续讲述和传播，表明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了重视创新的传统。

    夸父追日神话表现了先民在节气精细测定方面的早期探索。学者对夸父追日神话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都将夸父追日神话视为征服自然的神话，将夸父视为追求光明的英雄。这当然是非常高明的解读方式，能够鼓舞人心和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但这种解读方式也有不足之处，主要问题在于遮蔽了夸父追日神话所反映的先民观测太阳视运动轨迹的早期科学探索。如果单纯将夸父追日神话视为先民与自然斗争的神话，神话叙事中就有不少细节难以解释,如“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大荒北经》）中的“日景”，以及“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列子·汤问》）中的“日影”，日景即日影，也就是因太阳照射而形成的阴影，那么夸父追逐的究竟是太阳还是影子？又如夸父执手杖追日的细节，“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列子·汤问》），夸父追日时必然要全速奔跑，持手杖显然会影响奔跑速度，而且手杖一般是在体力不支或攀登时才会用到，所以夸父执杖与日竞走的情节很难解释。当我们把夸父追日神话与先民测量日影的早期探索联系起来，上述这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追日影其实就是先民到各地测量日影，因此表现在神话中夸父所追的对象是日影而非日。如何测量日影呢？立竿见影，也就是竖立一根木杆，测量每日同一时间（一般是正午）木杆投影的长度，通过统计正午日影长短的周期变化，可以较为准确地测定节气，因此神话中夸父所持手杖其实就是先民用来测量日影的木杆。从这个角度看，夸父追日神话更适合被称作“夸父测日影神话”，它的叙事时间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夸父部族与古老的炎帝部族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山海经·海内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因此夸父部族也是一个农业部族。炎帝部族早已有“正节气”（《物理论》）的实践，曾通过观测偕日恒星来判断节气，后来在长期的耕种实践中更逐渐认识到影子长短与太阳直射点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其后代夸父便着力探求影子与太阳视运动之间的关系。从炎帝正节气到夸父追日的神话叙事反映了古老的农业部族对于能精确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知识的不懈追求。立杆测日影的方法在今人看来很简单，但先民找到这种方法并进行准确测量却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探寻，夸父“道渴而死”的情节正体现了其中的艰辛。神话中的夸父追日虽然没有成功，但先民立杆测影的科学探索行为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以原始社会末期大洪水为背景的大禹治水神话中，立杆观测已成为大禹治水成功的法宝之一。

    大禹治水相关文献中常出现“随山刊木”“行山表木”的记录，如《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也载：“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古代学者大都将“刊木”“表木”视为砍伐树木，如孔安国传《禹贡》曰：“随行山林，斩木通道。”当代不少学者将其解释为勘察、测量，如“与图籍的研究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实地勘察，这就是‘随山刊木，奠（定）高山大川’。……‘随山刊木’，刊为‘立’义。……循行大山间，立起木柱以为标识’”。“‘刊’有刻画的意思，‘随山刊木’大约是原始的水准测量。”当代学者的观点相当有启发性，但尚不够深入，本文认为“刊木”与“表木”皆是树立木杆的意思，然而其目的并非以此为边界标识或进行原始的水准测量，而是以此作为测日影的标杆，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木杆易腐且质地松软，长期作为边界标识不合适；第二，根据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比较完备的水准测量仪在唐代才出现，且结构复杂，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完全不是“刊木”或“表木”二字可以概括的；第三，后世发明的测影工具——圭表是由被称为“表”的立杆与作为量尺的“圭”所组成。

    在长期探索中，先民总结出立杆测影的三方面重要功能，即辨别方向、测定时间与确定节气，成语“立竿见影”就源自并记录了先民的科学观测活动。大禹立杆的作用可能涉及以上三种，实施大型治水工程时既需要辨别方向又需要了解时间。节气也是一种时间，帝尧敬授人时神话说明先民很早就以二分、二至作为四季仲月的标准日，而掌握季节变化对于预测和治理季节性洪灾显然有重要意义。相传，夏禹一统九州后曾“颁夏时于邦国”（《竹书纪年》卷二），孔子得到过这部夏代历书。《礼记·礼运》说孔子自述想了解夏朝的政教，就去夏王后裔的封国杞国考察，但留存文献太少，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部夏朝历书，即“吾得夏时焉”。在详细研究了夏历之后，孔子成为夏代节气历法的推崇者，《论语·卫灵公》载颜渊向孔子请教治国方法时，孔子所答的第一条便是“行夏之时”，即采用夏代的历法，他认为夏代的节气历法更能指导农业生产。这一段叙事可以视为大禹测日影神话的延续。

    大禹测日影神话也有景观物象叙事形式。2002年，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中期王墓曾出土一件公元前2100—前2000年（即夏朝初期）的漆木杆，漆杆被漆为黑绿相间的色段并以粉红色带分隔，考古学者认为此根漆杆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上的不同色带是不同节气的测定标准，“陶寺圭尺No.12刻度彩带用于夏至影长判断，No.34用于春分、秋分影长判断，No.33用于前2000年秋分影长判断，移杆后No.37用于冬至影长判断”。这件圭尺的出土，以实物的形式证明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初，中华先民已经能够较为精准地测定节气，并制定出相当实用的农业节气历法。

    周公测影定都神话也是一则重要的节气测定神话，虽然它后来常被视为政治神话。《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的记录，便是以周公测影定都神话为叙事背景。贾公彦疏《地官·大司徒》解释道：“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影）之法测度也。度土之深，深谓日景（影）长短之深也。正日景（影）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之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周公曾组织大规模的测日影行动，发现夏至中午，洛邑某地竖立八尺长的表，其投影为一尺五寸，与圭等长，这一测量结果后来成为洛邑适合为周之新都的神圣性证明。周公测影定都神话也有景观物象叙事形式。相传，周公测影的地点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观星台，此地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被命名为“周公测影台”的国家级文物。

    从夸父测日影神话到大禹测日影神话，再到周公测影定都神话，这些节气测定叙事的持续讲述和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形成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中华先民制定出了人类历史上成熟最早的太阳历——二十四节气历。不少西方学者，甚至一部分中国学者都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是古埃及人制定的科普特历。但从本质上看，科普特历是以天狼星为标准星而制定的偕日恒星历，而不是太阳历，且在公元前22年前一直没有置闰，误差极大，每4年比实际太阳回归年少1天。而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历法，从测定日影的方法成熟以后，就成为一种真正的太阳历，且早在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五年）之前就采用了19年7闰的科学置闰方法。

    节气测定神话表现了中华先民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甚至影响了国名的产生。周公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了洛邑为“地中”，既然新都洛邑是天下的中央，那么居于天下中央的天子所统治的国家当然就是中央之国，即中国，正如《集解》载汉末学者刘熙所言：“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之名其实来自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展现的是中华先民善于发明创造、勇于创新的传统。

    结语：重视发掘中华创世神话的创新传统，充分认知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在中华先民创新思维和创新传统的指引下，节气神话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从讲述节气发现到讲述节气测定的较为完整的叙事时间谱系。早期神话的产生时间不可考，本文所讲的“时间”是神话叙事时间，也就是神话所述之事的发生时间，神话的叙事时间是被建构出来的，“神话的叙事时间是在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对历史秩序的构建，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早期历史的谱系”。根据前文的论述，本文将中华节气神话叙事时间谱系列表如下：

    表1 中华节气神话时间谱系表

    学界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但大多数成果的形成主要依靠两种途径取得，一是考古，二是历史文献研究，而忽视了创世神话研究在中华早期文明探索和建构中的重要价值，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中华创世神话是探索和建构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切入点，因为一方面中华创世神话是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创世神话是人类思维发展到较高程度，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对于文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的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必然记录了中华文明诸多方面的起源细节；另一方面，中华创世神话也是关于文明发展的神圣叙事，是“关于时间的叙事，关于世界进程的叙事……中国创世神话，不仅注重叙述从哪里的来的问题，也非常关注其过程，重视讲述发展过程问题，思考未来的问题”，必然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大量古代学者都曾采用神话材料建构历史，这绝不是随意的。现代考古成果也早已表明，神话中的黄帝、尧、舜、禹等上古帝王及其叙事的真实性并不能完全否定。也就是说，神话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基础上的叙事，就涉及内容的广泛性来说，神话叙事也超过了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因此在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中不能缺少对神话的深入研究。

    中国现代神话研究起于民族危亡之际，因此研究者更关注中国神话的文化启蒙功能与政治启蒙功能。同时西方科技文明成果大量涌入，遮蔽了古中国曾取得的科技创新的文明成就，造成了“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错误认知，和忽视本土神话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启蒙与引领功能的研究倾向。时至今日，这种研究倾向尚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对中华创世神话的创造创新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发掘其中的创新思维和创新传统了。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充分认知。

    实际上，中华创世神话具有非常鲜明的强调科学发明、弘扬创造精神的特色。比如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神话反映了早期冶金技术的萌芽。“五色石”叙事的关键并不在于“五”（这是五行观念渗入神话的结果），而在于“色”。金属矿石因金属成分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自色，比如赤铁矿石颜色暗红，褐铁矿石呈黄褐色，黄铜矿石表现出黄铜色。石器时代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偶然发现颜色各异的石块经燃烧后变成了比石头更坚硬的物质，也就是早期金属，这些发现直接导致了早期金属冶炼生产的发生；又如帝喾神话展示的算术与天文方面的进步。帝喾即帝俊，《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录了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浴十日的神话，《大荒西经》记录了帝俊之妻常羲生十二月，浴十二月的神话，两则神话都展现了先民在记时方面的科学探索。十日叙事主要是对先民发明十进制，总结出十日为一旬的记时方式的记录。十二月叙事主要是对先民观察到月亮圆缺变化，总结出朔（初一）、望（十五）等时间点，并结合四季流转将十二个朔望月的长度称为“一年”的探索过程的记录。此方面的神话叙事不胜枚举，无不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发明创造的热爱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在这些神话不断流传的过程中，注重创造创新的传统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并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郑秉文：个人养老金一周年评估与前瞻——基于一个理论框架的分析

    2023年是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运行的元年，也是中国养老金改革的一个新起点，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架构正式搭建起来并开始运转。在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之际，必要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状况、尤其对覆盖率做一个多维的综合评估，分析个人养老金制度面临的主要风险，评估当前所处的基本态势，明确下一步推向全国时面对的主要任务，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笔者以往提出的第三支柱养老金模式分类的“模式两分法”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评估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表现及其意义的“评估两分法”，据此建立一个适用于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特征、较为完整的理论评估框架；二是建立起由相对标准与绝对标准构成的“综合评估标准”，并引入“评估理论基础”，以此作为诠释“评估两分法”及其“综合评估标准”的理论依据；三是通过对一年来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出现大面积浮亏的分析，提出养老金体系改革将开启从以往主要靠完善制度设计的“单轮驱动”向完善制度设计与完善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双轮驱动”转变的新阶段。

    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一是由本文构建的评估框架提出的三个评估法得出的结果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一年来取得显著成就，覆盖率指标表现较好，超出预期，基本达到制度设计目标；二是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具有共生共赢和相随相伴的互利关系，但一年来个人养老金的实践也显示出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还具有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束缚关系，面对低迷与波动的资本市场，个人养老金正成为一个怠惰的低效制度；三是相较于同为市场化运作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当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更大，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怠惰性更强。

    鉴于评估框架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在前两个部分用较大篇幅构建个人养老金评估框架的“大厦”，并详述该评估框架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运用三个评估法着重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覆盖率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进行评析，对不同方法下的覆盖率表现进行解析；第四部分的主要任务是评估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大面积浮亏造成的制度怠惰性及其未来对养老金替代率造成的深远影响；第五部分集中在对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共赢关系和制约关系的理论探讨，对未来发展个人养老金驱动方式转变的深层思考，对个人养老金的市场表现特征进行理论归纳等；第六部分是结束语，笔者提出五点思考。

    一、个人养老金：政策回顾与理论评估框架

    回顾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过程及其历史渊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8年至2018年的酝酿阶段。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提出在天津滨海新区、上海市、深圳市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补充养老保险，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二是2018年5月至2022年11月的试点阶段。原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决定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等三地进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但覆盖面很低，只有几万人；三是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正式启动至今的先行阶段。“升级版”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实施正好一周年。

    笔者试图运用传统的“事后”政策评估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目标特征的理论评估框架。第三支柱养老金在国外的建立与推广始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至今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绝大多数国家的覆盖率不尽理想，成为困扰国外第三支柱发展的主要难题之一。考虑国际上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的现状，结合中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五年半来由于覆盖面太低而不得不将其并入个人养老金的结果，本文提出个人养老金评估框架主要集中在对于覆盖率的有效分析上。

    （一）政策过程与制度描述

    第三支柱养老金的雏形及其提出可溯源至2008年。2008年6月，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天津滨海新区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保监厅发〔2008〕32号），该文提出“补充养老险”包括个险和团险、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费税前扣除30%等制度设计细节；2009年4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提出在上海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2010年3月，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政府签署《关于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再次提出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设想。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三个城市关于“补充养老险”和“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设想没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正式提出“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2018年4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宣布从当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等三地试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期限暂定一年。由于试点效果很不理想，覆盖人数始终没有突破5万人，从2020年开始，中央多次在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中反复提到“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金”，有关部门开始着手重新设计和制订新方案。

    2022年4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号）（以下简称“7号文”）标志着第三支柱养老金正式诞生。该文一锤定音，将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定名为“个人养老金”，并对其制度框架做出基本规定：适用范围为中国境内参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采取DC型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采取EET型税优模式；缴费上限为1.2万元/年；可投资产品范围为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四类金融产品；等等。

    2022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34号），规定从2022年1月开始实施个人养老金EET型税优政策，税率为3%，不并入个人综合所得。与此同时，人社部和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人社部发〔2022〕70号），对参加流程、信息管理、账户管理、个人养老金机构和产品管理、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等做出详细规定。

    至此，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所有案头工作准备就绪。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人社厅函〔2022〕169号），公布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名单，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根据7号文的规定，个人养老金制度先试行1年，再逐步推开。

    （二）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评估框架

    鉴于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始终是国际实践和中国本土试点中的焦点和难点，尤其考虑中国2008年提出补充养老保险试点以来一波三折，在历经十年酝酿和五年试点之后，其覆盖率依然低到微不足道，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将覆盖率作为考察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主要指标。其实，笔者两年前对第三支柱养老金分类时提出了“模式两分法”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覆盖率的角度将第三支柱养老金分为“可替代模式”与“附加模式”，在此基础上又将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结构区分为“哑铃型”与“金字塔型”；进而提出中国养老金的前途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前者，即中国第三支柱只能选择“可替代模式”、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只能选择“哑铃型”的制度目标与模式选择；最后对中国第三支柱只能选择“可替代模式”、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只能选择“哑铃型”的现实要求、社会条件和理论依据进行了详细分析。

    笔者两年前提出的“模式两分法”是从覆盖率角度对养老金模式进行分类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个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一个理论评估框架，即在“模式两分法”基础上提出对个人养老金的“评估两分法”，以期从“相对评估标准”和“绝对评估标准”两个维度对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运行一年来的绩效（覆盖率）进行考察。“相对评估标准”即“模式评估法”是对“模式两分法”的测度，“绝对评估标准”是指本文建立的“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引入的“国际流行评估法”（图1）。

    在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下，“模式两分法”作为一个工具箱是建立“评估两分法”的基础。“评估两分法”是指其构建的“综合评估标准”，即“相对评估标准”和“绝对评估标准”；相对评估标准即为“模式评估法”，绝对评估标准是指“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本文之所以提出相对评估标准的概念并由此构建一个“评估两分法”，其目的是在测度覆盖率时以相对标准为主，以绝对评估标准为辅，以期搭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支柱模式选择和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模式选择的评估框架，为2035年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确立一个“相对基准”——中国养老金的前途在于第三支柱的“可替代模式”与“哑铃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除上述“综合评估标准”以外，还包括“指标评估体系”和“评估理论基础”。其中，“指标评估体系”下设覆盖率、投资收益率、替代率等三个传统指标要素；“评估理论基础”则是评估中国个人养老金覆盖率、构建“模式两分法”和“评估两分法”、确立2035年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本文构建的评估框架是中国话语体系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养老金体系必然逻辑的结果（见图1）。

    二、理论评估框架：三部分构成及其详解

    如前所述，本文提出的评估框架由指标评估体系、综合评估标准和评估理论基础三个部分组成。在指标评估体系三个指标要素中，覆盖率是评估的重点，其次是投资收益率，替代率情况比较复杂，给评估带来一定困难。综合评估标准和评估理论基础也是针对覆盖率这个指标要素而设计的，包括两组量化标准即相对评估标准和绝对评估标准，以及三个评估法即“模式评估法” “本土政策评估法” “国际流行评估法”。

    将覆盖率作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政策评估的重点，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国外的普遍做法，对刚刚实施一周年的中国个人养老金来说尤为重要。近期内，覆盖率这个指标要素的表现对中国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长期内又涉及个人养老金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制度目标，对其进行多维测度便于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

    （一）构建指标评估体系

    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度量和检测市场化运行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目标的进度和水平，作为一组定量指标，它所包括的诸多要素在对其量化之后即可获得评估结论。从经典的养老金定量指标要素来看，其基本的指标要素不外乎三个，即覆盖率、投资收益率、替代率。当然，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在指标评估体系构建中，覆盖率应是考察中国个人养老金实施一周年绩效的主要指标，是衡量个人养老金最基础和最基本的指标要素。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均为自愿性制度。大部分国家的第三支柱覆盖率低于同为自愿性的第二支柱养老金覆盖率，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从历史上看，第三支柱的建立晚于第二支柱；二是从激励措施上看，除税优政策支持外第三支柱没有“额外”的配比缴费的加持；三是从投资回报上看，第三支柱收益率往往不如第二支柱那样令人满意。在大部分国家，覆盖率是制约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一个主要瓶颈，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其制度设计中嵌入各种各样的可及性、激励性和灵活性的措施，尽管如此，覆盖率依然是建立和发展第三支柱的一个主要障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尤其是2008年中国开始提出和酝酿第三支柱以及2018年试点五年来覆盖面数据的尴尬境地显示，覆盖率应是衡量和评估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主要指标。

    投资收益率是评估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第二个指标要素。绝大多数国家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为DC型账户制养老金，决定其最终账户资产规模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个人终身缴费规模即个人缴纳的“本金”规模，另一个因素是投资收益率即缴纳“本金”的增值部分。一般来说，第三支柱养老金账户资产配置及其投资收益率受制于多重因素：账户持有人的年龄、风险好恶偏好与风险容忍度、接受金融投资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财富净值构成情况、个人职业环境与境遇、一国历史文化传统条件、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等等。由于影响账户投资收益率的变量和因素较多，参加人个体之间的收益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在其他诸多因素既定的条件下，资本市场波动情况是影响当期和短期平均投资收益率的决定性变量。

    替代率的测度比较复杂。第一支柱养老金理论替代率的测度较为简单，因为作为强制性的法定养老金制度，其缴费年限、缴费水平、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设有统一的要求，并已形成国际惯例；其次是第二支柱养老金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类，无论哪一类，作为高度“组织化”的雇主计划，其历史悠久，在国际上较为普及，统计数据十分完整；测量难度最大的是第三支柱养老金。第三支柱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取决于账户持有人的缴费年限、缴费水平、投资收益率等诸多因素，在自愿性制度设计下，个体差异非常大。一般来说，在一定的缴费年限、回报率和社会平均工资等诸多假定条件下，政策设计者能够预测的只是一个“标准人”的社会平均替代率目标。重要的是，第三支柱在世界各国建立的历史平均只有25年左右，且由于覆盖率较低等原因，目前尚未发现政府官方公布的第三支柱养老金理论替代率数据。

    更为复杂的是，很多国家在第二和第三支柱之间设有资金“转移通道”，在第三支柱养老金账户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来自第二支柱，很难分清哪部分替代率归属为“纯粹”的第三支柱。因此，有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统计替代率时常常将第二和第三支柱合并统计，统称为“私人养老金替代率”。即使有些发达国家建立第三支柱达半个世纪，但也未曾发布过第三支柱替代率数据（例如，美国、加拿大等），这个领域研究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也鲜有看到。由于上述多重原因，第三支柱养老金替代率和充足性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二）确定综合评估标准

    政策评估标准往往是多维的、可以选择的，对个人养老金覆盖率的评估也应如此，为此，本文提出三个不同的评估法，即“模式评估法” “本土政策评估法” “国际流行评估法”。其中，“模式评估法”是相对评估标准，测度的是个人养老金覆盖人数与第一和第二支柱覆盖人数的相对标准，其目的是在三支柱体系下确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功能定位，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模式评估法”。“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属于绝对评估标准，前者衡量的是覆盖水平与制度设计目标之间的差距及其实现进度状况，后者的引入是为了进行跨国比较，以期寻找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先看“模式评估法”。与第一和第二支柱养老金不同，作为在国家税收政策支持下建立的养老保障体系的补充性制度安排，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与就业状态、劳动关系和收入来源没有关联，是一个独立的可确保“终身财务安全”（LFS）的个人养老金融工具，在第二和第三支柱均为自愿性制度的条件下，其覆盖范围可延伸至第二支柱参与人群以及未参与人群，其理论覆盖率应大于作为自愿性雇主计划的第二支柱。例如，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达8400万人，再加上数以亿计的广大灵活就业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第三支柱对这些群体来说是个人养老金融工具的最佳选择。

    基于第三支柱制度属性及其覆盖“弹力”的分析，个人养老金不应成为“金字塔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最顶端、覆盖人数最少且属于富裕阶层的“附加模式”的附属层，而应成为“哑铃型”三支柱结构中覆盖面明显大于第二支柱的补充层。判断第三支柱是否是“可替代模式”、其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否属于“哑铃型”结构的量化依据和方法在于：一是默认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强制性制度，覆盖全民劳动者和居民（包括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假定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加入方式均为自愿性加入，个别国家建立的强制性或“准强制性”（指自动加入机制）第二支柱不包括在内；三是如果第三与第二支柱覆盖人数的差值是正值，第三支柱则属于“可替代模式”，其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则属于“哑铃型”结构，否则，就应分别称之为“附加模式”第三支柱和“金字塔型”结构的三支柱体系。

    如果说指标评估体系的诸多指标要素是工具箱里不同的量尺，评估标准就是给出的基准或目标，既有客观量化刻度，也包括主观价值判断。不同学者、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运用的评估框架可能相差不多，编制的指标评估体系也可能大同小异，但其设定的综合评估标准很可能南辕北辙。例如，在国际劳工组织与欧盟之间、国内学者与决策者之间、中国政府的制度目标追求与一些国外政府的官方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存在争执。

    本文将第三支柱养老金区分为“可替代模式”与“附加模式”两个对立模式，将三支柱养老金系统划分为“哑铃型”和“金字塔型”两个对立结构，既是对学术界争议和政策面分歧的归纳，也是对现实世界两种不同养老金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素描，同时也是对建立中国个人养老金评估框架的参照，即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历史使命只能选择“可替代模式”，中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制度目标只能系于“哑铃型”结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基垒台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其他评估标准的区别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养老金发展前景的追求或基准的确认。

    “本土政策评估法”是指某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参加人数量与该国政策法律规定的法定参加人数量之比。各国对加入第三支柱的年龄门槛和资格条件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别，其法定的参加人范围和“基数”必然也存在很大差距，覆盖率测算口径呈多样性。鉴于此，所谓“本土评估法”一般适用于考察本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水平及其与制度目标或前景预测基准之差的度量工具，其测度结果基本不具备跨国可比性。“国际流行评估法”是指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测度方法，一般来说是指参加人数量与统一规定的某个年龄队列人数（例如，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其统计口径具有国际可比性。

    简言之，“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测量给出的只是第三支柱实际覆盖人数与其相对应的某个法定参加人数作为基数的比率，不与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结构进行比较，也不涉及主观价值判断。本文提出和使用上述三种评估法，旨在对刚建立一周年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水平进行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测度，既评估个人养老金在三支柱养老金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又考察中国本土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下的覆盖率水平，并将其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跨国比较。

    （三）建立评估理论基础

    在国外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制度设计或评估中，人们往往可看到的是对其未来目标覆盖率做出的高、中、低等多种“前景预期”，较少看到将其置于养老金三支柱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设定其相对标准或相对目标。当然，“前景预期”常常被视为某种“评估标准”，“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的评估结果也常被作为“参照”，与不同“前景预期”进行比较，但是人们很难看到深层次的“理论”（理念）作为其政策制订的“基础”（依据）。

    在中国语境下，“模式评估法”则不然，追根溯源，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可替代模式”的功能定位与三支柱体系“哑铃型”结构的目标取向其实是一种发展理念，它建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均对养老金制度模式的抉择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必然要求养老金制度改革进程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议》提出，构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其中，普惠性是前提，尤其个人养老金制度，只有首先做到普惠性，才能发挥其基础性和兜底性的作用，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体现出养老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凡是不符合普惠性要求的产品，最终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例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决定，试点五年多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于2023年9月1日正式停止其投保人新开户功能，开始向并入到个人养老金制度过渡，规定2024年1月1日全面完成其试点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衔接。这意味着试点五年之久的“1.0版本”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之所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并入新诞生的“2.0”版本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其唯一可解释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其普惠性，成为只有几万参加人的“附加模式”的金字“塔尖”。

    再如，2023年7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决定，对2015年试点、2017年推向全国但覆盖面（约几十万人）始终停滞不前的税优健康险不得不实行“新规”，旨在扩大个税优惠的产品范围和扩大覆盖适用人员的范围。税延型养老险也好，税优型健康险也罢，多年来它们被诟病为“富人俱乐部”，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相背离，不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此，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及其养老金三支柱结构只能选择“附加模式”和“哑铃型”。

    三、主要成就：覆盖率的评估结果超出预期

    本节根据前文提出的综合评估标准，对落地一年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率分别进行检视与评价，得出的结果较为令人满意。其中，“模式评估法”的结果显而易见，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明显高于自愿性企业年金的参与人数，意味着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可替代模式”、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哑铃型”的制度目标与模式选择在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周年时雏形初现。与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相比，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的先行先试是一个质的飞跃。

    在绝对评估标准中，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也令人欣喜：“本土政策评估法”测度的结果是个人养老金在36个城市及地区先行先试的覆盖率高达20.2%，成效显著；“国际流行评估法”测算的36个城市及地区的覆盖率是15.2%，虽然与大多数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距离，但仍高于一些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三种评估方法的结果均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年来首战告捷，其覆盖率超出预期。

    （一）“模式评估法”：未来可期

    根据官方2023年6月底公布的数据，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半年之际，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开立个人账户人数为4030万人，相比之下，截至2023年9月底，运行近20年的企业年金覆盖人数为3103万人。根据前述“模式评估法”定义中关于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加入方式均为自愿性条件来看，作为自愿性加入的企业年金覆盖人数明显小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制度覆盖率明显超出预期，意味着个人养老金的“可替代模式”基本实现，市场潜力很大，未来可期。

    图2数据显示，企业年金制度自2004年建立以来，其覆盖面曾出现过快速增长，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出现断崖式下跌：2007年至2014年年均增加人数超过2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两位数，最高年份超过18%；相比之下，2015年至2022年年均增加人数不到1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7%，最低年份仅为0.3%；虽然增长率从2019年开始出现显著回升，但随即又开始持续下滑，总体看仍处于下行通道。在未来可预见的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年金覆盖率的提高难有明显起色。

    中国第二支柱养老金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两部分组成。与企业年金制度相比，为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在单位与职工的缴费公式、缴费比例、治理结构（例如嵌入代理人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重要的是，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的是“超级自动加入”方式，由此判断，中国第二支柱年金制度实行的是“混合型加入方式”，企业年金为自愿性，职业年金为自动性。根据前述“模式两分法”和“模式评估法”的定义，非自愿性的职业年金不纳入本评估法之中，即使在国际比较中，第二支柱实行“强制性”或自动加入机制的国家也不在本文提出的模式评估法的考察范围之内。

    目前，职业年金制度覆盖人数不到4000万人，退一步讲，即使笼统地将其纳入 “模式评估法”之中，第二支柱养老金覆盖人数也只有7000万人左右，由于职业年金采取的是超级自动加入机制，其覆盖率已基本饱和，未来扩充空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来源分为全额财政拨款和非全额财政拨款，根据政策规定，前者加入职业年金，目前已基本全部加入，后者只能加入企业年金，目前仍有部分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加入企业年金。根据36个城市及地区的覆盖率的趋势外推，2024年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向全国之后，其覆盖人数超过7000万人将指日可待，实现第三支柱“可替代模式”和“哑铃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未来可期。

    从国际比较来看，据粗略的数据统计与检索，转型国家中只有波兰（第二和第三支柱覆盖率分别是11.0%和65.7%）和捷克（第二支柱覆盖人数很少，第三支柱覆盖率是63.7%）等极少数国家建立起“可替代模式”第三支柱和“哑铃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发达国家中也只有奥地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率分别是15.2%和16.5%）和意大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率分别是11.5%和14.6%）等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这个制度目标，其中，加拿大第三支柱的“可替代模式”特征最为明显，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率分别是32.0%和73.5%。此外，新西兰的养老金制度设计中没有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建立至今虽然只有17年，但由于采取了自动加入方式，其覆盖率高达95.0%，因此，新西兰特殊的制度设计不适用“模式评估法”，不在本文研究范围。

    如前所述，“模式评估法”瞄准的是第三支柱覆盖人数能否超越第二支柱覆盖人数，是两个支柱各自覆盖人数的相对标准。本文提出第三支柱两种模式和三支柱体系两种类型的评估标准，其目的是为中国第三支柱的模式选择和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发展结构提出未来制度目标，因为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制度改革、制度变迁过程中，各级决策者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制度抉择的考验。

    （二）“本土政策评估法”：成就不俗

    第三支柱养老金主要发端于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至今恰好30年。30年来，在世界银行这部研究报告的倡导和推动下，各国政府先后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从本文检索查阅到的资料看，建立第三支柱的国家约近50个，每个国家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均带有明显本土文化传统特色，在加入资格和领取资格等很多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为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很多国家建立起多个第三支柱计划，它们以不同形式的税优政策支持、不同的缴费比例和领取方式、不同的加入方式，为不同年龄段或不同职业状态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性和便利性。粗略估算起来，第三支柱养老金的数量将超过60个。

    因此，不同国家第三支柱养老金法定参加人的“范围”和“基数”大相径庭，覆盖率测算口径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测度一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时只能根据该国的具体政策进行计算，这就需要了解该国的制度设计、参加门槛和参加资格。例如，加拿大第三支柱由EET和TEE两种不同税优模式的制度构成，前者要求参加人必须是领薪人，后者要求参加人的资格很宽松，只要是18岁以上拥有社会保险号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因此，加拿大这两个制度的法定参加人范围相差非常悬殊。再如，新西兰2006年建立的第三支柱“奇异果储蓄计划”采取自动加入方式，规定自雇人员和18岁以下人员均可通过计划提供商加入，几乎没有年龄资格限制，法定参加人范围非常宽泛。

    还有些国家对第三支柱设置很多“子账户”，其加入的年龄规定不尽一致，参加人员基数需仔细甄别，计算起来十分复杂。例如，日本的第三支柱由EET型的iDeCo（延税型个人养老金）和NISA（免税型个人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其中，NISA账户分为三类，每个类型的加入条件不同，普通账户和储蓄账户针对的分别是20岁以上居民，少年账户针对的是0—20岁居民。再如，英国的第三支柱养老金计划数量更多一些，其中的ISA（个人储蓄账户）分为“成年账户”和“少年账户”，在成年账户里又分为现金、股票、创新金融和终身等四个账户，其中，终身账户只有40岁以下才可开立，等等。

    综上所述，本文权且将“一国一策”的覆盖率测算方式称之为“本土政策评估法”。德国里斯特养老金制度设计相对简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金制度的25—64岁年龄组人群可参加第三支柱，其法定参加人范围略小于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覆盖率。那么，根据前文关于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加范围和资格规定，如何从另一个视角即从“绝对评估标准”来测度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的覆盖率、透过这个“本土政策覆盖率”来评估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绩效以及发展前景？

    根据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人社局官网公布的数据，其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全部覆盖人数为2.75亿人，由于很多城市没有公布其中的退休人数，本文根据人社部官网公布的数据，得出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退休人数与该制度全部覆盖人数（含退休人员）的比率为27.1%，据此得出36个城市及地区的参保人数据为2.00亿人（减去退休人数），进而得出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为20.2%，即在36个城市及地区符合参加资格的劳动者中，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人数为五分之一。这个结果充分说明，在现行制度设计下，作为“绝对评估标准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已取得不俗的成绩。

    （三）“国际流行评估法”：差距不大

    由于“本土政策评估法”的统计口径和统计结果不适用于跨国横向比较，有些国际组织在评估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时试图将分母改为某个年龄队列人群，以期将“本土政策评估法”的结果予以“国际标准化”。最常见的国际流行的做法是OECD将15—64岁的年龄队列作为“法定”的参加各类养老金的范围，即将这个人群作为分母,将“本土政策评估法”测算的实际参加人数作为分子，由此得出一个可比口径的统计结果。故此，笔者暂且将OECD使用的这个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测算方式称之为“国际流行评估法”。

    根据上述“国际流行评估法”的公式，笔者先从36个城市及地区的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获取各城人口规模，加总后为3.9亿人；再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人口统计数据中推算出15—64岁的劳动就业年龄人口为9.6亿人，得出该年龄队列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8.2%；据此得出36个城市及地区15—64岁劳动就业年龄人口规模，进而得出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为15.2%。

    “国际流行评估法”的评估结果显示，在“绝对评估标准”的可比口径下，实施仅半年的36个城市及地区的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就超过了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耳他、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等转型国家，也超过了法国、葡萄牙和南欧发达国家意大利，与西班牙仅一步之遥，而这些国家建立第三支柱的时间平均要比中国早25年左右，这说明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战果初现。但同时，图3显示，与大多数转型国家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个人养老金覆盖率还存在一定差距，在2024年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向全国时需对其制度设计继续进行优化。

    四、面临挑战：投资收益率浮亏导致制度运行进入怠惰状态

    在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中，指标评估体系中覆盖率指标要素测度的是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在其相对应的法定参加人数范围中的占比。这个指标要素的表现跟制度设计具有高相关，因为它涉及制度的可及性、便利性、销售适当性等。如果说制度设计是仅对覆盖率负责的内生条件且目前表现较好的话，那么，当引入外生因素即资本市场的表现时就会发现它对覆盖率也具有高相关：资本市场活跃和投资收益率较为理想则可激励扩大覆盖率，反之则不利于扩大覆盖率，甚至在既定的覆盖人群中将致使制度产生“怠惰性”。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就第三支柱养老金的替代率而言，投资收益的贡献率远大于个人的缴存金额，因此，怠惰的资本市场必然导致怠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最终必将影响养老金替代率。个人养老金制度自面世一年来，资本市场始终处于波动、下行的低迷状态，投资收益率受到明显影响，“三高”和“三低”的怠惰表现十分明显。

    （一）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压力巨大

    早在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之前，2022年在全球经济衰退、通胀飙升、乌克兰危机和供应链紧张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下，各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动荡，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下跌，其养老金投资收益普遍出现大规模回撤。例如，美国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IRAs）的市值从2021年的13.9万亿美元，降至2022年的11.5万亿美元，缩水2.4万亿美元；同期，第二支柱401（k）市值从7.7万亿美元降至6.6亿美元，缩水1.1万亿美元。一些头部大型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出现大面积浮亏，例如，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PFG)收益率为-14.1%，瑞典国民养老基金(AP1)收益率为-8.5%，韩国国民年金基金(NPS)收益率为-8.2%。

    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2022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在内需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下，资本市场股债双跌，养老基金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收益率仅为0.33%，是2016年委托投资运营以来最低点，最高收益率是2020年取得的10.95%。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录得-1.83%，成为自建立以来第三次负收益，2023年前三个季度收益率为1.45%，前两次出现负收益率是2008年和2011年，分别为-1.83%和-0.78%，最高收益率为2020年的10.31%（2007年的41.00%被视为特殊情况）。全国社保基金在2022年也罕见出现负收益率（-5.07%），投资收益额为亏损1380.90亿元，这是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第三次遭遇负收益，前两次是2008年和2018年，分别是-6.79%和-2.28%，最高收益率为2006年取得的29.01%（2007年的43.19%被视为特殊情况）。2022年全国保险资金年化综合收益率虽为正值（1.83%），但也是多年来的新低。

    一年来，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表现逐渐出现分化。在四类金融产品中，各类各款银行储蓄产品的年化利率大约在2.0%~3.5%的理性区间，养老保险产品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收益，年化结算利率区间平均为3.0%~6.0%，银行理财产品全部取得正收益，收益率平均超过2.3%。总体看，上述三类产品的年化收益率受到投资市场的认可。但是，由于资本市场出现波动，权益市场震荡下行，公募基金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持有人的关注焦点：无论是目标日期基金，还是目标风险基金，无论是一年、三年短持有期产品，还是五年或没有设置持有期的产品，绝大部分公募基金产品的收益率都跌破净值。在目标日期基金中，越是远期的产品跌幅越大，因为远期产品的权益类产品仓位较高；在目标风险基金中，越是偏股型和激进型的产品跌幅越大，偏债型或混合型情况稍好，因为前者的权益类产品配比较高。通观2023年全年，全市场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公募基金九成跌破净值，最高跌幅为-17.8%，平均收益率为-4.47%。

    在分析四类金融产品各自投资收益率的基本情况之后，如进一步评估个人养老金制度一年来的总体盈亏情况，则需分析四类产品在可投资资金中的分布结构。由于目前尚未公布一年来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对四类产品的购买分布数据，笔者根据对五家开户银行和某省某银行的调研结果，在剔除没有投资的沉淀于银行的缴存资金之后，对已投资资金的产品结构的分布情况进行推算，以期获得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投资收益情况。

    （二）四类金融产品分布情况推算及其总体投资绩效估算

    根据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产品为银行储蓄、公募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和银行理财等四类金融产品。截至2023年11月初，符合规定的四类金融产品总计715种，其中，银行储蓄产品465只，公募基金162只，养老保险产品69只，银行理财产品19只。由于目前尚未公布一年来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对四类产品的购买分布数据，笔者对五家开户银行和某省某银行进行调研的结果显示，在剔除没有投资的缴存资金以后，已投资资金的产品结构分布情况见表1。

    其中，银行A至银行D的数据为四家银行总行提供的数据，银行E为某银行在某大型城市分行提供的数据，银行F为2023年6月笔者参与对某省个人养老金专项调研时某银行分行现场提供的数据。上述六家银行（剔除一家没有开立账户人数的数据以外）的开户总人数约占全国4030万开户人的43%，六家银行的缴存资金总量超过全国182亿元缴存额的60%以上，这两组数据显示的四类产品的资金分布具有一定代表性，已投资金的产品分布结构可基本反映全国个人养老金账户持有产品结构的比例情况，据此外推可得知，在全国范围内，已投资金的四类产品分布中，银行储蓄产品约占67%，公募基金占29%，保险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合计为4%左右。

    根据官方数据和相关统计报道，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半年之际，在36个城市及地区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4030万人中，有实际缴存行为的人数为900万人，实际缴存金额为182亿元，已实际投资金额为110亿元。基于上述已投资账户资金的产品流向分布，并鉴于半年的缴存额十分有限（即使在个别账户持有人缴存额为上限全额缴存的情况下），假定每个已投资的账户资金仅配置某一类产品（调研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已投资的110亿元中大约三分之一即30亿—40亿元持有的是公募基金产品并基本处于浮亏状态，如果将已投资金额中持有公募基金的比例直接换算为已投资的账户持有人比例，大约有三分之一即150万—180万人处于浮亏状态。上述数据和估算结果显示，在参加人数、缴存人数与投资人数之间出现的断崖式下降台阶，在实际缴存额、实际投资额与持有权益类产品金额之间存在的梯度式下降趋势，是应对市场低迷的必然反应，虽然这种“怠惰式止损”行为导致的实际亏损人数及其产生的实际亏损金额不是很大，但对推进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非常大的。

    （三）观望情绪弥漫，制度运行进入明显的怠惰状态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缴存金额是长期资金，只有在退休日才能支取，短期波动在长期内会得到烫平，放在10年或15年甚或20年的周期来看，其长期收益将高于短期投资产品和固收类产品的收益，这是一百多年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呈现的一个规律。但是，一年来资本市场波动导致个人养老金账户公募基金产品投资收益普遍亏损的现状，对刚刚落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及其开立个人账户的投资人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虽然企业年金已运行20年，但由于个人账户投资选择权始终没有放开，在广大居民没有养老金账户投资经验和面对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几千万账户持有人的投资行为必然陷入茫然与怠惰，整个市场情绪必然弥漫着踌躇与彷徨。

    于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一年来出现的“三高”和“三低”现象十分明显。所谓“三高”现象(来自笔者率领调研小组在某省个人养老金基层专项座谈与访谈)主要是指：在个人养老金参加人中，为获得开户行提供的“权益奖励”(奖券) 而开立个人账户的人数比例较高；开户以后立即申请销户并打算再转到其他银行开户以获取二次“权益奖励”的人数比例较高；账户资金缴存之后立即申请“退款”遭拒后提出投诉甚至对簿公堂的人数比例较高。“三高”现象说明，很多人对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义及其认知还存在差距，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的了解还很不深入，开户行和相关部门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宣传贯彻还不到位，同时还说明，开户人对养老金投资信心不足。

    所谓“三低”现象主要来自统计数据：一是相对于开户人数而言，实际缴存人数比例过低，仅为22%。在4030万开户人数中，实施缴存的活跃参加人仅为900万人左右，大大低于开立账户的人数。二是相对于税优政策规定的缴存额上限来说，实际缴存金额比例太低，仅为2.5%。截至2023年6月底的统计公布，每人缴存上限应为0.6万元与上年度的1.2万元之和，即1.8万元，4030万参加人的缴存额上限应为7254亿元，但实际缴存额是182亿元，仅为政策规定的最高缴存额的2.5%，在实际缴存人数中人均2022元，在开立账户人数中人均仅为452元。三是相对于缴存额来说，实际投资的资金比例较低，约为61%。实际缴存额相对于税优政策规定的缴存上限本来已经太低，而实际有投资行为并购买产品的资金比例更低，仅为110亿元左右，占182亿元实际缴存额的61%，39%的缴存资金沉淀为开户银行的活期存款。

    虽然个人养老金覆盖率的表现出色，但其反差巨大的“三低”现象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在资本市场难以在短期内改善的外部条件下，如果个人养老金在推向全国后“三高”和“三低”现象继续持续下去，路径依赖的结果将使之成为一个怠惰的制度，处于长期低效状态。在发达国家建立的自愿性DC型的第二和第三支柱补充养老金制度中，类似“三低”的怠惰性也较为常见，一些国家不断出台一些措施进行校正和治理。例如，澳大利亚允许个人开立多个账户，但试图对账户余额不足6000澳元且一年以上不活动的账户予以合并处理。在加拿大第三支柱养老金中，TEE型税优模式的“免税储蓄账户”（TFSA）也存在很多怠惰现象。例如，2020纳税年度该制度的账户持有人为1609万人，缴费人数占58.1%；按最高缴费额度进行缴存的人数仅占账户持有人的8.9%，占缴费人数的15.3%；没有投资交易行为的人数占账户持有人的比例高达73.1%，占缴费人数的126%。尽管加拿大自愿性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覆盖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上述数据显示，其怠惰性对其未来替代率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在剔除处于非活跃期的失业人员、哺乳期女性、患病人员等群体之后，“三低”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进入怠惰阶段。比照一些发达国家账户养老金制度的情况，针对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初期和资本市场的现状，笔者试图在较宽口径下对个人养老金的怠惰表现进行描述并给出量化参照（表2）。

    五、理性前瞻：养老金改革的逻辑、悖论与策略

    在2023年，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的几千万人在几百家银行网点和金融机构开设资金账户，在700多种养老金融产品中进行投资交易，这是中国养老金体系建立37年来首次出现的波及人口达3.9亿人的一次养老金融国民教育活动。同时，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率的良好表现与收益率的尴尬遭遇为个人养老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和沉思，对第三支柱和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的感悟更为透彻，并平添了一分“客户体验感”。

    这些感悟和体验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更加认识到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息息相关，相融相伴，它们的发展逻辑是共生双赢，不可须臾离；二是深刻感悟到养老金制度的悖论，即资本市场严重匮乏中长期资金，但作为典型中长期资金的个人养老金却因为市场不活跃而陷入怠惰，由此成为一个谜题；三是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市场运行的表现说明，个人养老金不同于其他类型养老金，它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怠惰性都十分明显；四是如果说在第一和第二支柱养老金的发展中制度设计占主导作用，第三支柱的诞生则意味着养老金体系改革进程从制度设计的“单轮驱动”从此将转变为完善制度设计与完善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双轮驱动”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养老金逻辑：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共生共存，实现双赢

    在过去的一年里，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和波动的国内资本市场不仅使扩大内需和稳定外贸受到影响，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再次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更好支持扩大内需”，做出“尽快建设金融强国”战略部署，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2023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多次召开会议和机构座谈会，出台一揽子措施，包括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加强各项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加大投资端改革力度、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降低印花税等市场交易成本、优化交易环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机构、推进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延长国有保险公司考核周期，等等。近来，监管层还表示，在活跃资本市场、营造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加快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步伐等方面将提出更多务实举措。

    中央提出活跃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而个人养老金账户持有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群体。养老金通过对各种金融工具的投资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尤其在支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等风险投资领域发挥独有的功能；同时，通过提供投资回报的机会使养老金获取超额风险回报。资本市场作为养老金的一个投资平台，可提供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另类投资等不同资产类别，降低和分散养老金投资风险；同时，养老金产品通过行业分析和尽职调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进而有助于价格发现。

    中央在关键时刻如此密集和明确地提出活跃资本市场和提振投资者信心，表明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从上到下早已形成全社会的共识：繁荣的资本市场需要发达的养老金，发达的养老金离不开活跃的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自然包括提振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者信心，活跃资本市场会唤醒怠惰的个人养老金，并为其带来丰厚的风险回报，从而提振养老金账户持有人投资信心，进一步扩大个人养老金覆盖率、提高实际缴存率和投资活跃率，形成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正向互动与良性循环。

    （二）养老金悖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互为前提，彼此制约

    在2023年7月以来中央决策部门提出活跃资本市场一揽子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次提到加快中长期资金入市步伐、扩大中长期资金源头活水、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等，呼吁“各类中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明确指出各类中长期资金中包括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等，尤其认为发展权益投资正当其时，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持股占比太低，还不足6%。过去半年来，中央相关部门的公开表态越来越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中长期资金匮乏是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决策部门的这个判断其实是在解释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天然契合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是资本市场资本形成的主要贡献者和压舱石，而资本市场可为养老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机会，并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组合的多元化和长期回报。养老金通过参与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可促进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进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同时，可通过长期持有资产来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性，减少市场波动性反过来又可提高养老金投资回报的稳健性。

    但是，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这个逻辑在2023年个人养老金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一个悖论：资本市场由于匮乏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而长期低迷，导致刚落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陷入“三高”和“三低”的怠惰状态，反过来，怠惰的养老金制度不能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中长期资金的源头活水，资本市场匮乏养老金的窘境又得不到缓解，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互动由此而陷入怠惰的循环之中。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制约，彼此尴尬，呱呱落地的养老金“睡”在资本市场的门口，究竟谁先“激活”谁——这成为一个问题。

    2023年见证的这个养老金悖论看似一个迷思，有“蛋生鸡鸡生蛋”之妙。其实，根据笔者的早前分析，全球68国仅养老基金持股占比平均水平就达20%，发达国家平均30%左右，有些国家个别年份甚至接近或超过40%。达成共识比较容易，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迷思和破解这个悖论。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

    （三）养老金改革：个人养老金诞生后，“单轮驱动”将转向“双轮驱动”

    2023年首次见证的养老金悖论所揭示的是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互为条件的制约关系，意味着在个人养老金诞生之前，养老金体系改革面对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关切主要聚焦在养老金自身的制度设计上，彼时，外部资本市场与养老金体系的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资本市场的表现对养老金产生的影响还不那么大。如前所述，虽然其他各类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有些年份（例如，2022年）也遭遇过挫折和回撤，但总体看，它们的投资回报表现普遍受到业内的赞许，从未像2023年个人养老金那样遭遇过如此尴尬。

    例如，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成立以来采取的始终是银行储蓄的保值增值方式，直至2017年才实行市场化的委托投资，六年来年均收益率为5.44%，远高于此前的银行协议存款利率；再如，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自建立以来就实施市场化投资，年均收益率为6.58%，在国内投资界被普遍认为是佼佼者；再如，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6%，被国内机构投资者视为翘楚，即使与国际一流养老基金机构投资者的业绩相比也属于第一方阵。

    但是，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实践中出现的“三低”显示，中国养老金体系改革从2023年起踏上新的征程：与其他支柱养老金不太一样，同为市场化运作的个人养老金既要在制度设计上历经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连续试错”，又要经受住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考验；既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实施制度创新的探索，还要直面资本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既要接受自身制度设计的“内生风险”测试，还要勇于应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外生风险”。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成长既要依靠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还要依赖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两个完善”缺一不可。

    个人养老金制度一年来的实践还向业界显示，2023年不仅是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元年，也意味着是中国养老金体系完善制度设计与完善资本市场“双轮驱动”的元年，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善资本市场“轮子”的重要性不亚于完善制度设计“轮子”的重要性。个人养老金制度要真正落地扎根需同时应对来自制度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对个人养老金而言，如果说完善制度设计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主要为扩大覆盖面负责，完善资本市场就是其充分条件，主要为制度活跃性负责，以防止个人养老金陷入怠惰性的循环之中。

    落实中央一再提出的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不但可活跃个人养老金、提振参加人信心，还可扩大中长期资金源头活水，进而形成资本市场与个人养老金的良性循环。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实施“双轮驱动”，既是一个趋势，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策略。这就自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同一个资本市场环境下，个人养老金包括投资收益率在内的相关参数表现不如其他各类养老金？很显然，这与第三支柱养老金独有的一些特征高度相关。

    （四）养老金市场：相较于其他各支柱，个人养老金独有的四个特征

    相较于第一和第二支柱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属性的特征主要有四个：运转流程上的去中心化、劳动关系上的去组织化、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去雇主化、待遇计发上的完全精算中性。一年多的市场化运作实践证明，当个人养老金遇到资本市场不活跃时，上述四个制度属性特征就会很快衍生出分别与其相对应的敏感性、依赖性、脆弱性和怠惰性四个特征。下面主要以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年金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更高一些。这是由于两个制度的不同设计所决定的。一是决策模式不同。企业年金采取的是集中决策模式，职工个人没有投资选择权，资产配置由受托人决定并与投资管理人和委托人进行会商，而个人养老金采取的是分散决策模式，账户资产配置由参加人个人决定，市场上出现的任何异动都会引起账户持有人的极大关注并迅速反映在投资行为上。二是委托代理结构不同。企业年金实行的是多层委托代理，在参加人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多层“缓冲垫”，职工对市场的敏感性逐渐衰减，而个人养老金的委托代理只有一层，参加人直面市场波动，市场上所有风吹草动都会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参加人，进而影响每一个参加人的投资行为。

    第二，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更大一些。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账户资产规模中来自投资收益的比例占“大头”。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复利效应之后，在正常的回报率条件下，退休时个人养老金账户资产规模主要来自投资收益，因此，参加人对市场表现和投资回报的依赖性较大，而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产结构中有雇主配比缴费部分，投资收益对账户资产规模的贡献率小于个人养老金。二是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更加依赖于“外生”的资本市场表现。绝大部分账户持有人是非金融投资专业人士，接受的金融教育十分有限，对资产配置、投资策略和产品选择等专业知识较为陌生，主要是“靠天吃饭”，而企业年金的打理主要由企业内设的专职业务人员、外包的专业人士和市场不同角色的专门金融机构来完成，情况稍好一些。

    第三，天生的脆弱性更明显一些。投资收益率的决定方式存在差异性。一是在集中决策模式下，大中型企业的年金投资收益率是经过多个组合平滑之后在计划层面再次平衡的结果，最后再计入到职工个人账户，其收益率是经过多道“集体缓冲”之后统一调整的结果，而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将直接承受来自市场的波动，个人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很大。二是大中型企业年金计划作为委托人的话语权较大，投资管理人在其激烈竞争中只能追求“绝对收益”，并将之作为一个不二的业界潜规则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企业年金的收益率嵌有一定的“柔软的刚性”因素。这也许就是投资选择权20年来始终难以放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个人养老金则不存在多层委托代理下“绝对收益”的“柔软的刚性”因素，其脆弱性必然大于企业年金。

    第四，内在的怠惰性更强一些。作为雇主计划，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收益由三部分构成，即个人缴费、雇主缴费和投资收益，其中，根据制度设计，雇主提供的缴费率高于雇员缴费率水平，作为一种“福利”对雇员具有明显激励性。但个人养老金没有任何来自外部配比缴费的支持，在市场波动或遭遇下挫时，参加人为了及时止损会迅速调整其缴存行为或停止其投资行为，其“制度遵缴率”呈明显下滑状态，整个制度自然会陷入怠惰状态。此外，在制度初创时期，参加人数量和账户缴存额都很有限，单一产品在单一金融机构形成的资金池也都很小，不利于资产配置和优秀投资经理的调配，影响产品收益率，进而成为诱发账户持有人怠惰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即使在发达国家，当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社会平均收益率也低于同期该国第二支柱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

    六、结语

    第一，关于本文提出的评估框架的评估。本文建立的理论评估框架中提出的“评估两分法”与两年前笔者提出的“模式两分法”一脉相承，相对评估标准的建立只是评估中国本土第三支柱养老金模式的一个独特视角而已，因为第三支柱存在“模式选择”问题就是从中国学者和中国国情的独有角度提出的一个命题，当然也可运用于对国外第三支柱养老金模式的评估，而绝对评估标准的建立和纳入则是对中国个人养老金进行跨国比较的一个“频谱仪式参照”。中英文检索中鲜有涉及第三支柱养老金评估框架的信息，作为一个学术探索，笔者构建这个理论评估框架的目的旨在体现国家和决策者的价值判断与发展理念，观察和跟踪制度运行的客观进展。本文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一年来在36个城市及地区的表现较为理想，其制度目标预期已基本实现，前景喜人，2035年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可期。

    第二，关于覆盖人数的“活跃性”与缴存投资行为的“怠惰性”的评估。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一年来的实践说明，一方面，覆盖人数超出预期，显示出其制度设计中的“活跃性”，另一方面，参加人的缴存和投资行为表现出浓厚的“怠惰性”，极大地抵消了制度覆盖率的较好表现。很显然，参加人的“怠惰性”来自现实中资本市场的“不活跃”，长此以往，个人养老金有可能成为一个怠惰性有余、活跃性不足的低效制度，对几十年后个人养老金替代率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和致命的。这说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资本市场这个“外生条件”改革的成功与否，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从此将从制度设计的单纯“单轮驱动”转向制度设计完善与资本市场改革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发展阶段。

    第三，关于制度设计完善在“双轮驱动”中作用的评估。与试点五年多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相比，2023年个人养老金覆盖率的表现堪称质的飞跃，但当面对怠惰的资本市场就随之也陷入怠惰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个人养老金改革进入“双轮驱动”之后就可以“坐等”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为“内生条件”的制度设计就没有改革的空间和必要？很显然，正确的答案：一是个人养老金的四个制度属性和四个运行特征相较于其他类型养老金更需要“双轮驱动”；二是国外第三支柱养老金在制度设计上有些做法值得中国根据具体国情予以吸纳和扬弃；三是当若干经济体资本市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且绩效表现旗鼓相当时，制度设计就自然成为第三支柱养老金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四是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在很多方面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既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应一蹴而就，笔者对此将另文专述。

    第四，关于养老金逻辑与养老金悖论的评估。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消沉不振，需要引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中长期资金，而各类养老金从投资资本市场获得的超额风险回报说明，资本市场与养老金相辅相成，这是发展养老金的一个重要逻辑，关于这一点全社会上下早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同时，个人养老金实施一年多的实践则提出了一个悖论，资本市场不活跃对初露头角的个人养老金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在比较分析同为市场化运营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时发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明显大于第一支柱已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怠惰性明显大于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中央及时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其中包括提振个人养老金投资者信心，完善资本市场不仅可扩大“当期内需”，也可扩大“中远期内需”，对提高全民退休收入和稳定消费预期意义重大。重要的是，个人养老金的发展壮大可同步“反哺”资本市场，而怠惰的资本市场则有可能“反对”甚至“反噬”养老金。

    第五，关于个人养老金在中国养老金体系金融化改革进程中前景的评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化投资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先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余额和城乡居民当期收支的部分结余也逐渐进入市场投资体制，养老保险制度金融化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最后一个完全市场化运营的支柱搭建起来，金融化演变进程中的养老金体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金融大文章中，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中长期资金的源头活水，在养老金融“链接”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制度安排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显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将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金融化改革进程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郑秉文.养老金三支柱理论嬗变与第三支柱模式选择[J].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22(2):20-37.

    [2]中国政府网.《关于印发<天津滨海新区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保监厅发〔2008〕32号）[EB/OL].(2008-06-21）[2023-12-11].https://www.gov.cn/gzdt/2008-06/21/content_1023419.htm?from=814e.com.

    [3]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EB/OL].(2009-04-14）[2023-12-11]，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9/content_1303637.htm.

    [4]中国新闻网.秦利：深圳有望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养老保险[EB/OL].(2010-09-08）[2023-12-15].https://www.chinanews.com/cj/2010/09-08/2519871.shtml.

    [5]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中国保监会与深圳市政府将加紧合作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EB/OL].(2010-03-29）[2023-12-15].https://www.gd.gov.cn/gdywdt/tzdt/content/post_66771.html.

    [6]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第九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报告卷[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34-35.

    [7]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与个人养老金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金规〔2023〕4号)[EB/OL]，(2023-09-05）[2023-12-16].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nmentDetail.html?docId=1125910&itemId=861&generaltype=1.

    [8]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金规〔2023〕2号)[EB/OL].(2023-07-06）[2023-12-16].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nmentDetail.html?docId=1115898&itemId=861&generaltype=1.

    [9]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人社部举行2023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EB/OL].(2023-07-21）[2023-12-20].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fbh/202307/t20230721_503273.html.

    [1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2023年三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EB/OL].(2023-11-29）[2023-12-29].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shbx_4216/shbxjjjg/qynjjd/202311/t20231129_509684.html.

    [11]21世纪经济报道网.郑嘉意：历时17年、参与员工超2万、满意度达90%……我国首份企业年金计划运行至今，成效如何？[EB/OL].(2023-12-05）[2024-01-03].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205/herald/1911b04d5129092d 55187418695ce50c.html.

    [12]OECD, Pension markets in focus 2022[R],OECD Publishing,Paris,2023(6):15.

    [13]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局官网.Registered Pension Plans (RPP) and Other Types of Savings Plans-Coverage in Canada[EB/OL].(2021-03-01）[2023-12-03].https://www.osfi-bsif.gc.ca/Eng/oca-bac/fs-fr/Pages/rpp_rpa_2020.aspx.

    [14]新西兰金融市场监管总局官网.KiwiSaver Annual Report 2022[R].FMA(Financial Markets Authority), p.2.

    [15]新西兰国家统计局官网.National Population Estimates: at 30 June 2021[EB/OL]. https://www.stats.govt.nz/information-releases/national-population-estimates-at-30-june-2021.

    [16]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17]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局官网.Registered Pension Plans (RPP) and Other Types of Savings Plans-Coverage in Canada [EB/OL].(2022-04-06）[2023-12-13].https://www.osfi-bsif.gc.ca/Eng/Docs/rpp_rpa_2022.pdf.

    [18]新西兰政府官网.KiwiSaver[EB/OL].(2022-03-18）[2023-12-03].https://www.govt.nz/browse/tax-benefits-and-finance/kiwisaver/.

    [19]日本金融厅官网.FSA Weekly Review No.521, January 19, 2023[EB/OL]. https://www.fsa.go.jp/en/newsletter/weekly2023/521.html.

    [20]英国政府统计局官网.Commentary for annual savings[EB/OL].(2021-06-15）[2023-09-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annual-savings-statistics/commentary-for-annual-savings-statistics-june-2021.

    [21]人社部官网.202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3-06-20）[2023-12-03].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ghtj/tj/ndtj/202306/t20230620_501761.html?eqid=cc7d66eb0000061e00000003649658ab&wd=&eqid=c2bebb0200004cf80000000664df2c61.

    [22]ICI.2022 investment company fact book(the 62nd edition), the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M]. Washington DC, 2022：139.

    [23]ICI.2023 investment company fact book(the 63rd edition), the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M]. Washington DC, 2023：99.

    [24]挪威央行投资管理机构官网.Returns[EB/OL].(2023-06-30）[2023-08-20].https://www.nbim.no/en/the-fund/returns/.

    [25]瑞典国民养老基金(AP1)官网.AP-Fonden annual report 2022[EB/OL].(2023-03-14）[2023-12-03]. https://wwwap1se.cdn.triggerfish.cloud/uploads/2023/03/ap-fonden-ar-2022-klickbar_eng-final.pdf.

    [26]韩国国民年金基金官网.Investment performance[EB/OL].(2023-10-31）[2023-12-01]. https://fund.nps.or.kr/jsppage/fund/mcs_e/mcs_e_03_01.jsp.

    [27]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2022年4季度保险业资金运用情况表[EB/OL].(2023-02-15）[2023-12-01].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95978&itemId=954&generaltype=0.

    [28]界面新闻.吕文琦等：个人养老金一周年“新期待”：产品更好挑，收益更稳健，提取更灵活[EB/OL].(2023-11-25）[2023-12-01].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443702.html.

    [29]澳大利亚政府官网.Treasury laws amendment (protecting your superannuation package) Act 2019[EB/OL].(2020-6-23）[2023-12-01].https://www.legislation.gov.au/C2019A00016/latest/text.

    [30]加拿大政府官网.Benefit and credit statistics[EB/OL].(2022-12-29）[2023-12-01].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programs/about-canada-revenue-agency-cra/income-statistics-gst-hst-statistics.html.

    [3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N].人民日报,2023-07-25.

    [32]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李强做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3-11-01.

    [33]樊融杰.活跃资本市场一揽子政策措施确定[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08-22.

    [34]吴晓璐,毛艺融.中国证监会召开部分证券基金私募机构座谈会 还有一批活跃资本市场的措施正在加紧推动[N].证券日报,2023-08-19.

    [35]吴晓璐.“四管齐下”活跃资本市场 更好发挥枢纽功能[N].证券日报，2023-11-03.

    [36]樊融杰.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11-03.

    [37]杨雨萌.财政部加强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10-31.

    [38]中国政府网.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谈金融工作，传递重要信号[EB/OL].(2023-12-05）[2023-12-08].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2/content_6918477.htm.

    [39]樊融杰.证监会党委传达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11-03.

    [40]中国证监会官网.中国证监会召开机构投资者座谈会[EB/OL].(2023-08-24）[2023-12-1].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427954/content.shtml.

    [41]梁银妍.中国证监会召开机构投资者座谈会提出 为中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提供更有力保障[N].上海证券报，2023-08-25.

    [42]证监会官网.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答记者问[EB/OL].(2023-08-19）[2023-12-01]. 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08/content_6899063.htm.

    [43]郑秉文.面向2035和2050: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转变的意义与路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0-37.

    [4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13.

    [45]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2年度）[R/OL].(2023-11-04）[2023-12-03].https://www.ssf.gov.cn/portal/xxgk/fdzdgknr/cwbg/yljjndbg/webinfo/2023/11/1700669400777267.htm.

    [46]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R/OL].(2023-03-21）[2023-12-01]. http://www.mohrss.gov.cn/shbxjjjds/SHBXJDSzhengcewenjian/202303/t20230321_497095.html.

    [47]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2022年度）[R/OL].(2023-09-28）[2023-12-03]. https://www.ssf.gov.cn/portal/xxgk/fdzdgknr/cwbg/sbjjndbg/webinfo/2023/09/1697471208931

    本文转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安东·尼尔曼：身处战争中，乌克兰人现在最爱看的是喜剧表演

    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过去了。

    对于身处乌克兰的我而言，这是有了进步的一年，也是痛苦的一年，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我的人生从未像这一年这样，充满着各种喜乐哀愁和悲欢离合。

    战争还在继续，战争中的乌克兰充满着各种悲剧，我想我并没有资格妄称不幸。还有很多乌克兰人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成了一座山”，这句中国朋友爱说的名句，也是乌克兰现实的真切写照。

    然而，明天还会到来，而生活不会只有黑夜，哪怕是微残的阳光，对于我们而言也弥足珍贵。我的每一次经历、每一次心灵的涤荡，痛苦也好，欢乐也罢，都在我的人生笔记中添了或许并不算浓墨重彩的一笔。

    底色：苦中作乐

    进入2023年后，尽管乌克兰人已经接受了战争长期化的事实，但心存希望的人们仍然认为战争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

    我依稀记得2022年的天主教圣诞节期间：那是2022年12月27日，圣诞市场如火如荼，闪闪发光的冰雕迎接着来往游客，在传统新年庆祝活动之时，乌克兰人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氛围。

    在基辅市中心的街头采访中，人们互相祝福着新年快乐。独立广场上设立了一个亭子，供人们向军队捐赠礼物和人道主义援助，亭子外播放着欢快的音乐。尽管平日里经常会面临商品短缺的窘境，但好在圣诞节期间，政府终于勉强维持了商品的充足供应，也让长期被供应不足所折磨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人们互相道贺、互相攀谈，仿佛战争从来就不存在一般。我还记得独立广场上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女孩对我说的一句话：“尽管我还没准备好像往常一样庆祝，但仍然需要庆祝。我们需要赠送礼物等，需要对抗这种不确定的感觉。”

    真的相信也好，骗自己也罢，“对抗不确定的感觉”，已经成为了乌克兰人生活中的必要之义。但许多乌克兰人是真的相信，在2023年，战争会就此结束。

    喜剧表演现在成了乌克兰人的“精神食粮”，这正是一种“对抗不确定”的应对机制，成了乌克兰人的情绪宣泄口。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如此多的压力、悲剧，宣泄情绪就成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以此来让自己保持理智。有时，你只需要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就可以忘掉生活中的烦恼，继续前进。

    很多人甚至已经将喜剧表演发展成了安身立命的本领。各种各样的幽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还在，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我还记得当基辅的一场喜剧演出结束后，一位女士对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这一整年以来第一次笑的这么开心。”

    但乌克兰的幽默喜剧并非不谈论战争。尽管这些小品主要围绕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展开，但也涉及当局的一些笑话和官僚主义做派。例如，我曾看过的一场演出，就开玩笑说乌克兰人应如何习惯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因为当局无法足够快地从西方获得武器。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笑话其实并不好笑：这关乎生命，但我们更多地将之视为苦中作乐。我现在也经常对家人开玩笑说，我害怕火箭会击中我的建筑物，墙壁倒塌之后，每个人都会看到我没有打扫公寓还有我没穿衣服的样子。

    乌克兰人现在经常说，我们的生活分为“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后”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这确实是真的。战前，我们爱讲的笑话并不那么政治化，战后，连笑话的味道都变了。比如，欧盟告诉我们，它将向我们援助“质量最好的灯泡”，但实际上乌克兰目前时常缺电，根本用不着灯泡。这真是最顶级的黑色幽默。

    但我希望这种黑色幽默在新的年能够少一些。

    进阶色：习惯

    乌克兰人确实已经习惯了战争。

    当空袭警报在基辅的街道上响起时，有些人行色匆匆寻求庇护，但也有人不想躲藏。人们用手机登录Telegram，有群组从早到晚监测无线电波，以了解什么样的导弹或无人机即将到来。然后，他们才会决定如何应对。

    俄罗斯在2023年初的空袭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起初，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我和许多人一样，观察周围的人来从众决定如何应对。但几天后，我也开始转向Telegram频道，以更好地衡量情况的潜在严重性，再决定躲不躲。

    随着俄罗斯轰炸力度的逐渐减弱，基辅的大多数餐馆、咖啡馆和其他企业开始正常营业。当我在不再寒冷的春风中走过时，这些地方经常挤满了顾客。在一个周末，我甚至看到了一场拥挤的蹦极活动，人们从基辅第聂伯河上的人行天桥上跳下，寻求一时的刺激。

    晚上，我看到人们在剧院外悠闲地散步。接近午夜时分，人群消失了，因为乌克兰还在宵禁。

    然而，基辅的战争迹象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我看到历史古迹用沙袋保护免受空袭，看到在基辅历史悠久的米哈伊洛夫斯卡广场上，俄罗斯坦克正作为战利品在展示，看到被摧毁的住宅楼，这是导弹袭击的结果，看到有人开着有弹孔的汽车，看到许多大型金属坦克陷阱——这些陷阱通常被称为“刺猬”，用来封锁道路。

    还能看到黄色和蓝色——也就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在整个城市的围栏和广告牌上很常见。

    基辅独立广场的草地上还插着乌克兰小旗，每面旗帜上都刻有一名在战争中丧生的人的名字。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的国旗也在那里。

    有一天在基辅散步时，我遇到了一位46岁、自称小学校长的女士，她说她认为战争可能会拖到2024年或更久。但她也表示，至少她和她的孩子已经习惯了战争。“死了这么多人，我不再担心我和我的孩子会厌倦被俄罗斯人袭击。”她对我解释说，战争已经成了她们学校教育生活的一部分。

    我至今还对这场谈话记忆犹新，她对我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去学校防空洞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旦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知道有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到达躲藏的地方。空袭警报一般是每周两次，也可能是一天五次。有时我们会在避难所呆上五六个小时，有时只需15分钟。”

    “六个月前，很多孩子听到警笛声时都惊慌失措，但我们努力使避难所成为温馨、舒适的地方。我们用鲜艳的色彩粉刷墙壁，在里面放满了书籍和艺术材料，并试图让孩子们觉得去防空洞像是要去外太空，比如到火星旅游这样的感觉。那里有发电机和Wi-Fi，所以无论如何总是有电和网络。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储物柜，他们在那里放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水和一些最喜欢的零食。有时顽皮的孩子会偷偷溜到避难所，在不该吃的时候吃这些应急零食！”

    她继续对我讲述着她的故事：“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22年了。”

    “战争开始时前，我在哈尔科夫开办了一所学校。我的学校没有被摧毁，但它周围是遭受严重破坏的建筑物。当孩子们不再来时，学校就成了志愿者分发食物的地方。我一个人在学校里住了一段时间，一直呆到三月中旬，然后我搬到基辅又捡起了老本行。”

    “许多妇女和儿童离开了乌克兰，我也有很多机会离开，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试图说服我出国。但我认为留下来很重要。如果我们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男人在为什么而战？如果不是我，谁来做这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教孩子们。

    孩子们对世界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们长得很快，战争已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将其融入游戏和文字游戏中。如果有人感到害怕或悲伤，他们会互相安慰。有时他们会开始哭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否安全。这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难忘的一年。

    当空袭声响起时，我们最小的孩子穿着睡衣来到避难所，他们困了，头发都乱糟糟的——你知道他们几乎从来不哭。他们是我们的小英雄，从他们身上，我能感受到我生存的意义。”

    实际上，这位老教育家的话就是大部分乌克兰人的真实心态，就如同我认识的大多数普通人一般，他们“只想和平地生活”。

    大部分乌克兰人早已与战争“共存”，他们不希望乌克兰继续处于战乱中，只想要和平。但我们的人民并不知道如何赢来和平，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人。大部分乌克兰人觉得，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有聪明人，他们知道如何阻止战争继续，所以他们希望有关国家能伸出援手，让战争停止。也正是因为如此，事实上，普通乌克兰人（当然也包括我）对中国愿意提出和平解决方案相当兴奋，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就连我的家人也曾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知道我有中国朋友，也知道中国朋友对我们家庭的帮助，所以他们对中国人的善良坚信不疑：“我知道我们都有点害怕展望未来，但也许这个计划能有所帮助。它谈论的是对话合作，而不是冲突。这很重要，对吧？也许中国的计划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捷径。但是，当然，我们需要小心和聪明，分析所有的利弊。”

    也许这场战争还会持续一年甚至几年，尽管我也渴望战争结束，但乌克兰人也已经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习以为常，或者说麻木。我曾经的邻居，30岁的基辅人伊琳娜（化名）在战争爆发时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她留在乌克兰生下女儿，但不久后就去了西班牙。战争陷入僵局，看不到明确的结束，这使得她不太可能很快回来。

    “一方面，可以预见战争会拖延下去，尽管很难承认，”伊琳娜说。“我只是倾听、分析和理解现实，我不会很快回家。”这是她对我的答复。

    显然，生活在各种威胁（不光是只有战争）中的我们能够意识到，在此时此地，如何让生活继续才是最重要的，一天一次地接受新的世界，把每一天都当成独立的一个单元——我目前就是这样调整心态继续生活，许多乌克兰人目前的状态也是如此。

    及时行乐虽然难以启齿，但我们已经习惯现状。

    暗色：痛苦与舔舐伤口

    2023年，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堂弟。他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巴赫穆特。

    痛苦早已不需要再多赘述，我还记得下葬那一天的情景：阳光明媚，工作人员冷漠地把一把泥土扔进他的坟墓。我的伯母无法控制地抽泣，她将悲痛欲绝的身体拱在儿子的棺材上。她把脸贴在木棺材上，用双臂抱住它，用手抚摸着绣着安魂图案的布料。他的父亲、我的伯父则轻声安慰着她。

    由于堂弟的逝去，我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小白也逐渐变成了的“军事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为黑色幽默但又不好笑的玩笑。

    堂弟的死唯一能够让我肯定的是，对俄乌双方来说，那几个月在巴赫穆特的战斗，双方都付出难以置信的代价。

    堂弟同袍的一些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损失的规模。

    奥列格·斯托罗热斯（化名）曾在巴赫穆特地区东北部的一个空中侦察部队服役。

    由于失去了一只手，他因而从军队中退役并返回了基辅。2023年5月31日，我在基辅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他，那天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尤里·塔拉努卡（化名）的葬礼。战前，两人曾在哈尔科夫的一个小城镇兹米夫一起从事建筑工作。

    斯托罗热斯说，他在巴赫穆特见过很多在战斗中丧生的年轻人，堂弟只是这些逝去生命中的一个，“每天都有葬礼，我认识的人时常都有死去的。”斯托罗热斯说，他在巴赫穆特附近的前线服役了大约八个月，他说乌克兰军队的损失“令人震惊”，但他补充说，他目睹的俄罗斯损失“也不遑多让”。

    在战争爆发前，他是一名在线扑克的职业玩家，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他说，控制强烈恐惧的唯一方法，是“完全接受”他也会死去的可能。

    他曾向我讲述过巴赫穆特的军旅生活，我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疲惫不堪的部队往往会被派往那里的简陋军事康复中心，减压两三天后再回到泥泞中的战场。在康复中心是士兵们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能远离狙击手的视线，以及前线阵地不断的炮声和弹片的喷溅声。

    士兵们能打乒乓球，祈祷，吃饱喝足，并接受创伤和冥想课程，然后回到“人间地狱”。

    对于在这种地狱般条件下服役的士兵来说，他们也害怕一个粗糙而简单的事实：为了生存，他们几乎肯定会不得不杀人，或者被杀。

    奥列格和他的家人显然是幸运的。尽管他失去了一只手，但他也“因祸得福”，远离了残酷的战场。显然，我的堂弟及很多年轻人没有这么“幸运”。

    而对于战死者的家人而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才是漫长痛苦的根源。

    在堂弟战死后，我加入了一个意在战场寻亲的Telegram群组，尽管堂弟的同袍们已经告诉我，他死在了战场上且无人收尸，但我还是寄希望于他的灵魂能够安眠，哪怕是俄罗斯人安葬了他。

    乌克兰人在群组里绝望地寻找失踪亲人或辨认无人认领的战死者。在冰冷的灰色面孔、血迹斑斑的躯干和遗骸碎片的粗糙图像中，他们通过辨认任何可识别的东西来确认死者身份，比如身体上的疤痕或戴的戒指。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已成为这场战争的生命线。每一天，母亲、姐妹、父亲、伴侣、兄弟们都会在互联网上搜寻，试图找到他们在聊天中分享的任何信息碎片。讽刺的是，他们寻亲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阵亡者名单和照片，因为乌克兰当局对阵亡者的名字和数量一直不愿多谈（官方说法是“为了防止虚假信息传播”，我觉得恐怕是不愿让民众了解到前线战争的残酷，以免对他们的征兵工作产生“不好的影响”）。

    这就是失踪或阵亡的士兵家属的命运。在信息封锁中，他们有责任将开源信息汇集在一起，试图拼凑出发生的事情。

    尽管我和他们的目的不同，但我能够感受身受。家人逝去的暗色，在2023年有许多乌克兰家庭承受了这份痛苦。

    我这一年：“充实”

    痛苦只是暂时的，在摆脱不好的情绪后，繁忙的工作终究会吸引你的所有精力。

    我从来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忙碌过。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基础设施的空袭，往往让我奔波于各地。当然，肯定不限于基辅，走南闯北发挥我的专业知识，这一年的“充实”总算是让我能够暂且忘却亲人逝去的事实。

    从3月起，乌克兰国家电网（Ukrenergo）一直在准备将我们的电网与欧洲电网合并，以进一步升级网络，提高其稳定性。我作为专业人员，自然投入了这一事业中去。

    总的来说，我一整年都在从事更换旧设备、翻新电力线、建造新设备等重复而繁杂的工作。

    请读者原谅我的絮叨，但我想要把我这一年为我们的人民所做的贡献，都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当然，从我的叙述中，读者们也许也能看看乌克兰如今社会生活的真面目。让我试着从技术角度，用简单的术语解释我们干了什么。

    为了向消费者提供电力，发电系统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发电，另一个是运输和分配电力。俄罗斯空袭主要针对的是运输系统，该系统由不同级别的电力线和变电站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变电站是电网的网络节点，用来降低输入电力的电压并将其分配给消费者。

    俄罗斯大规模且精心策划的攻击，正是针对这些网络节点而来。我敢肯定，这些袭击显然是在俄罗斯工程师的帮助下策划的。他们还袭击了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等大城市的火力发电厂。

    热电联产（CHP）站是一种同时发电和供热的设施：它可以在冬季供热和为城市消费者供电。因此，对变电站的攻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旦运输线路被毁坏，就无法继续向消费者输送电力。其实乌克兰仍然有足够的发电量，也有足够的煤炭、核能和水力发电能力，但是输送系统正在一步步被破坏，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当袭击导致某些地区停电后，通常电力会在一小时内恢复。这个速度听起来很快，因为我们会把电源线路切换到备用线去。如果一些简单的单件设备损坏，我们可以很快恢复。俄罗斯空袭最频繁的那段时间，我们动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库存设备，在3-4周内全力修复完毕所有损坏的电路设施。但仍然有一类非常复杂、昂贵和特殊的设备——比如变压器，很难在短时间内供给上。以乌克兰如今的制造能力，制造它们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在一些视频里看到乌克兰某些地方冒黑烟，不用怀疑，那大概率是变压器里的油在燃烧。

    变压器和变压器油现在是乌克兰最稀缺的东西之一，仅尼古拉耶夫市，就有大约120吨变压器油缺口。没有它，一些轻微损坏的变压器我们都无法修复。一旦变压器被损坏，电厂就无法向电网供电。如果这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建造新的变压器又将需要很长时间。它不是可以事先制造并在需要时即插即用的东西，制造变压器需要一整套工业流程。乌克兰电网的稳定性因变压器大量被摧毁而深受其害。

    所以我们一般会要求民众在高峰时段减少用电量，因为所有的临时解决方案都无法让电网承受满负荷运转的压力。一旦我们发现电网不堪重负时，就必须紧急关闭电力供应。这些临时停电能够减少电网的负载并防止整个系统崩溃。如果民众能够减少一些用电量，电网就有可能继续这么勉强维持下去。

    由于电网的不稳定，许多乌克兰人几乎无法享受现代化的舒适设施，生存的动力胜过了一切。许多城镇郊区或农村地区的房屋从入夜开始就成了简陋的避难所，居民们靠烛光生活，从井里取水，靠木柴和身体本身的热量抵御寒冷。

    2023年11月25日开始，也许是因为变压器和电网的压力再次增大，基辅市区外的一些村镇再一次断电，人们在没有暖气或自来水的情况下忍受零度以下的温度。

    11月29日，我去距离基辅约60公里的比齐夫（Bziv）村调研，看到十一岁的阿尔乔姆（化名）在帮助祖母在他们几乎废弃的公寓楼旁边的临时户外厨房里点燃烟雾缭绕的火。屋内的亮度正在迅速下降，他们需要在夕阳将他们的家陷入寒冷和黑暗之前吃东西。阿尔乔姆的祖母伊琳娜（化名）说，自从开始停电以来，她和她的孙子一直睡在隔壁的一间废弃公寓里。

    “在第一波爆炸之后，我们失去了一扇窗户，两扇窗户被损坏。第二次爆炸后，所有其他窗户都被摧毁了。”她说。“住在这里很冷。很难做饭，我们不得不在公寓和我们做饭的地方之间奔跑。”

    临时的倾斜结构点缀着他们公寓大楼杂草丛生的庭院，居民们聚集在那里用火做饭。我看到一名妇女从一楼的公寓里收集了木头碎片当柴火烧。另一位居民开玩笑说，他的家在一堵外墙倒塌后变成了一套“五居室的公寓”。

    “这里，这里，这里，”我的同僚不停地呼唤着我，他招呼我去看变压器千疮百孔的侧面。锋利的金属碎片大量散落在附近的地面上无人收拾。

    一路上，像平房一样大的破碎变压器在混凝土和沙袋构成的保护网中，在我们头顶上，隐约可见发电厂巨大的涡轮机大厅高高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时代墙壁。

    我们穿着厚厚的工作夹克开始工作，攀爬电线杆，将电线绞在一起。待电力恢复供应后，我们又会去往另一个地方，不断重复这一过程。连续好几天的工作让我的很多同事患上了感冒，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在12月2日完全恢复了供电，所有家庭也都恢复了用水。

    当我收拾工具回到家中，得知电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好消息时，感觉这真是我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一天。万幸，我们又有了些许的喘息时刻。

    这种紧张-放松的生活模式在乌克兰入冬以后，就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才是生活的真谛——不断地忙碌会让你感觉你的生命非常有意义，也能让人忘却生活种种的不快。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工作能少一些——我忙碌的话，那说明一定有人正在受苦。

    人生莫过于如此，痛苦有之，希望亦有之。这一年也许没有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但人的闪光点仍在熠熠生辉：家庭里闪烁的灯光萤火，圣诞节难得的欢歌笑语，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只要你想，总能发现希望的光芒。

    中国朋友，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被幸运女神所眷顾！

  •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书（韩飞）（2024.2.9）

    　　当事人：韩飞，男，1974年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有关规定，证监会对韩飞从业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韩飞的要求，证监会于2023年9月19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韩飞从业情况

    　　韩飞1997年6月至今任职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于2004年5月取得中国证券业协会一般证券业务执业资格，执业证书编号S107*******096，2005年2月至2022年4月涉案期间，历任长城证券南宁民族大道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城证券创新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长城证券营销管理总部副总经理、长城证券广州天河北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城证券南宁民族大道证券营业部临时负责人、长城证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长城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及长城证券副总裁等职务，属于《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买卖股票的证券业从业人员。

    　　二、“韩浩”等六个证券账户由韩飞控制使用

    　　(一)证券账户基本情况

    　　韩浩身份证由韩飞长期持有并使用，经核查，韩浩与韩飞为同一人。“韩浩”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韩浩”账户)于2010年3月18日开立，资金账号190******781，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27*****99、深圳股东账户014****388，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6222***********4325，该账户由韩飞实际控制使用。

    　　韩某超是韩飞的父亲。“韩某超”长城证券广州天河北路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韩某超”账户)有两个子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开立于2010年10月27日，资金账号180******9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3*****15、深圳股东账户002****103;信用账户开立于2012年12月7日，资金账号180******9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E00*****40、深圳股东账户060****554，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6226********7682。

    　　张某兰是韩飞的二嫂。“张某兰”长城证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张某兰”账户)有两个子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开立于2011年9月27日，资金账号360******6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0*****18、深圳股东账户014****990;信用账户开立于2013年3月4日，资金账号360******6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E00*****62，深圳股东账户060****443，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6226********7783。

    　　麦某笑是韩飞的妻子。“麦某笑”长城证券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账户于2005年2月16日开户，资金账号220******551，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45*****41、深圳股东账户002****299，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9558***********8584。“麦某笑”桂林穿山东路营业部普通账户于2016年6月16日开立，资金账号840******666，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45*****41、深圳股东账户002******299;信用账户于2016年7月8日开立，资金账号840******666，下挂上海股东账户E04*****51、深圳股东账户060****246，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6226********8886。2016年6月，“麦某笑”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账户余股转托管至“麦某笑”桂林穿山东路营业部账户，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账户停用，因此将上述两个账户合称“麦某笑”账户。

    　　麦某锋是韩飞的妻妹。“麦某锋”长城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麦某锋”账户)有两个子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开立于2010年8月2日，资金账号050******737，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0*****43、深圳股东账户014****020;信用账户开立于2021年7月8日，资金账号050******737，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0*****43、深圳股东账户060****516，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中国银行6013***********1717。

    　　上述证券账户合称“韩浩”等证券账户组。

    　　(二)“韩浩”等证券账户组资金情况

    　　“韩浩”账户大额资金(50000元以上，以下均按此口径统计)累计转入2490000元，其中2070000元直接来源于韩飞工行4000***********8005账户工资收入，420000元来源于其妻麦某笑银行账户基金赎回资金。该账户累计转出资金2500000元，其中1000000元直接去向韩飞招商银行账户用于购买基金，1500000元去向工商银行归还韩飞银行贷款。

    　　“韩某超”账户累计转入资金2060500元，其中2000000元直接来源于韩飞招商银行4682********5888账户，最终来源于其他账户代收转入的韩飞个人应得奖金。该账户累计转出资金6610000元，直接去向均为韩飞招商银行4682********5888账户，最终去向为韩飞归还房贷、投资和消费等。

    　　“张某兰”账户只有一笔大额资金银证转入1，500000元，资金直接来源于韩飞招商银行账户，最终来源于韩飞赎回基金、财付通代发备用金及韩飞工资收入。截至调查日，该账户未银证转出过资金。

    　　“麦某笑”账户累计转入资金3050000元，其中2500000元直接来自韩飞招商银行账户，最终来源于韩飞其他银行存款及个人银行贷款。该账户累计转出资金5371097.24元，其中2877225元直接去向韩飞工商银行账户，最终去向“张某兰”账户;1000000元直接去向韩飞招商银行账户，最终用于韩飞归还他人借款;1，250000元用于以麦某笑名义投资私募产品。

    　　“麦某锋”账户自开立以来共进行7次50000元以上银证转入，共计957000元，其中822000元来源于麦某笑招商银行账户，最终主要来源于麦某笑个人其他账户转入及理财产品到期回本。截至调查日，该账户开立以来从未进行过银证转出。

    　　(三)“韩浩”等证券账户组操作情况及交易记录重合情况

    　　调查发现的177****9561手机号码是“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主要使用的下单手机号码，设备名为“DESKTOP-BFD7JGQ”电脑、“VAIO”电脑为“韩浩”等证券账户组的主要下单电脑，“韩浩”等证券账户组委托下单使用的电脑终端存在交叉关联。

    　　其中，2016年1月至今，“韩浩”等证券账户组共有140笔广东省外下单、交易金额122066605.09元，其中137笔交易与韩飞出行记录匹配，匹配金额118323258.57元，匹配度96.93%。

    　　“韩浩”等证券账户组具有交易品种集中、交易期限长、交易轨迹集中、交易频率偏低的特点，且账户之间交易品种高度重合，资金去向均为韩飞投资、购房和消费等。

    　　综上，“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与韩飞存在人员、资金、行为、交易设备高度关联，结合账户的交易特征、相关交易IP地址与韩飞工作及出行同轨迹等客观证据，认定“韩浩”等证券账户组由韩飞控制使用。

    　　三、韩飞使用“韩浩”等证券账户组的交易情况

    　　2010年3月24日至2022年4月14日，韩飞使用“韩浩”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553261532.85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12308716.84元。

    　　2010年10月28日至2022年1月26日，韩飞使用“韩某超”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2283522665.47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29447801.69元。

    　　2011年9月27日至2022年1月26日，韩飞使用“张某兰”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776040189.76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6580423.29元。

    　　2005年2月17日至2022年3月8日，韩飞使用“麦某笑”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700808988.56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8646687.78元。

    　　2010年8月3日至2021年10月20日，韩飞使用“麦某锋”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66122159.09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1701237.93元。

    　　上述证券账户合计交易金额4379755535.73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58684867.53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任职资料、涉案账户开户资料、涉案账户交易资料、银行账户资料、手机取证记录、出行记录、通话记录、询问笔录、交易所盈利计算结果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证监会认为，韩飞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关于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所述违法行为。

    　　在听证中，韩飞提出如下申辩意见：

    　　第一，关于韩浩的身份。韩浩并非当事人，该身份系当事人的二哥韩某。一是韩某作证称韩浩是在90年代为多占商品粮指标所购买的一个身份。二是韩飞家庭之所以长住在以韩浩名义购买的广州**湾房屋，则是因为该房屋由当事人父母出资购买，且当事人父母此前长期与当事人家庭同住。三是“韩浩”账户是由韩某本人开立。

    　　第二，关于账户组的资金情况。一是事先告知书统计的资金数额与当事人统计的资金的数额存在细微不一致。二是事先告知书仅仅截取韩某超和张某兰账户部分时间段，又遗漏各账户所有人自身投入情况。三是账户组的资金主要为各账户独立运作炒股，部分资金往来均属于家庭之间正常的款项往来，有合理事项印证，该等资金往来均无法证明韩飞家庭获得相应资金收益，更无法证明韩飞控制该等账户以及账户中的资金，故不属于韩飞获益的所得应予以扣除。

    　　第三，关于账户组在广东省外下单的匹配情况。一是省外行程重合度数据是统计口径经选择所形成，且显然不够客观公允。二是省外下单中，首先存在多笔显然与当事人行程存在冲突的交易，以交易日为口径比例达30%;其次，偶合行程中，当事人显然无下单时空间的也不在少数;再次，当事人省外出差行程年均100次以上，存在少量重合具可能性;部分交易日的IP查询情况因所处地理位置不能排除通讯信号偏差原因;事先告知书认定的省外下单实际为唐某华或其委托邓某志操作。三是IP地址本身在实践中存在不准确的各类客观因素，现有技术手段也可篡改IP地址，以IP地址进行比对显然存在偏差的极大可能。

    　　第四，账户组主要由唐某华控制使用。一是各账户持有人系亲属，且均由证券经纪人唐某华操作，证券组账户交易策略相同且交易品种集中显然是正常情形。二是下单手机号码177****9561手机号一直由唐某华使用。唐某华使用多个设备，或临时委托其他交易员帮忙下单，均属正常操作，账户组各账户之间就下单终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关联显然合理正常。三是进行比对的电脑设备名本身非唯一性，系用户可自定义的命名，以此进行所谓设备终端的比对，是严重的逻辑错误。四是当事人的手机及电脑未出现在账户组任何一次交记录中，故不是韩飞交易的所得应予以扣除。

    　　经复核，证监会认为：

    　　第一，关于“韩浩”账户的控制使用问题。相较于韩某在听证会上自认是韩浩的证言，证监会对于“韩浩”账户实际使用人的认定已形成“明显优势”：一是根据公安机关协查资料显示，“韩浩，4123**********0017，曾用名韩飞、韩建红，系户主三子”，而“韩某的曾用名为韩长江”。二是韩浩身份证使用人在银行办理信贷及征信业务的出行记录与韩飞匹配，与韩某不匹配。三是“韩浩”账户的开户预留电话为韩飞本人手机号码188****8820，联系地址为韩飞身份证住址。韩飞本人手机号码188****8820还多次登录和操作“韩浩”账户下单。四是“韩浩”账户省外下单交易IP与MAC与韩飞高度吻合，转入及转出资金基本为韩飞银行账户。五是当事人提供“韩浩”账户开户签名为韩某的笔迹鉴定，仅可能证明“韩浩”账户或由韩某开立，但无法证明韩浩即韩某，亦无法证明“韩浩”账户由韩某实际控制使用。

    　　第二，关于资金流水的问题。一是当事人对于韩某利用当事人出借的集资建房的资金炒股数年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二是事先告知书认定的“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仅包括6个证券账户，并不包括“韩浩”等证券账户组账户名义人的全部证券账户，且统计资金时按照五万元以上资金作为统计口径。三是“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中的部分账户从其他未认定账户转托管的股票，已按期初市值作为成本予以扣减。

    　　第三，关于广东省外下单IP地址匹配问题。一是本案以违法所得作为计算处罚金额的标准，因此以成交的下单交易作为计算广东省外下单的统计口径并无不当。当事人认为不应截取部分时间段进行比对，证监会实际已调取所认定的全部时段交易证据并结合资金、工作地点、出行记录及言词证据进行分析及综合认定。二是使用IP地址进行辅助认定属于证监会执法惯例，将广东省外下单IP与当事人出行记录的匹配程度作为认定本案账户控制关系的维度之一并无不当。三是当事人称广东省外下单主要由唐某华或唐某华委托邓某志操作，经核查，140笔省外下单记录与当事人韩飞的出行记录、交易轨迹匹配，与唐某华或邓某志不匹配。四是对于省外下单IP地址与韩飞出行记录匹配，当事人所称恰好正在省外参加会议、恰好正在当地调研且无下单交易的操作时空间、因距离近出现信号重叠、正乘坐交通工具无法下单等理由均不属于合理解释或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说明，证监会不予采信。

    　　第四，关于“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主要由唐某华控制使用问题。当事人及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主张6个证券账户并非账户名义持有人或韩飞交易而主要由唐某华使用177****9561手机号下单，并且下单终端名称可以修改，因此证券组账户交易策略相同且交易品种集中，对于前述主张当事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经补充核查，从交易时间、轨迹及资金来源和去向等方面，当事人韩飞提供的由唐某华交易“韩浩”等证券账户组证据未达到“明显优势”，故相关交易所得不应予以扣除。对于当事人所称其手机或电脑均未出现在“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任何一次的交易记录中的申辩意见与现有证据不符。

    　　综上，证监会对韩飞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当事人韩飞的违法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二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证监会决定：对韩飞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市场禁入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市场禁入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市场禁入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23年12月22日

  • 塔克·卡尔森采访普京（2024.2.9）

    一、开场白

    塔克：以下是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采访。拍摄于 2024 年 2 月 6 日晚上 7 点左右，地点就在我们身后的大楼，当然，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如果您观看了这段视频，就会发现访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即乌克兰战争，它是如何开始的，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它可能如何结束。观看前请注意一点。采访开始时，我们问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否感到了威胁，一种迫在眉睫的人身威胁，这就是你的理由。我们得到的答案令我们震惊。普京滔滔不绝地讲了很久，大概有半个小时，讲到俄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世纪。老实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政客“冗长辩论”的技巧，觉得很烦人，打断了他好几次，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被打断了，很恼火。但我们最后得出结论，不管怎样，这不是“冗长辩论”的技巧。采访没有时间限制。我们在两个多小时后结束了采访。相反，无论你同意与否，你即将看到的内容在我们看来都是真诚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对乌克兰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因此，我们的观点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他真诚的表达。就这样。

    二、 历史：从古罗斯到苏联解体

    塔克：总统先生，谢谢您。2022年2月22日，当乌克兰冲突开始时，您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讲话，您说您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您得出结论，美国可能会通过北约对我们的国家发动突袭。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美国可能会突然袭击俄罗斯？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普京：不是美国要对俄罗斯发动突然袭击。我可没这么说。我们是在进行脱口秀还是严肃的谈话？

    塔克：这是严肃的谈话哈哈。

    普京：因为据我所知，您的大学专业是历史。

    塔克：是的。

    普京：所以，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将只用30秒或1分钟的时间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历史，让您了解一下历史背景。

    塔克： 请说。

    普京：让我们看看我们与乌克兰的关系是从哪里开始的。乌克兰从何而来？俄罗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862年被认为是俄罗斯建国之年。但是，当诺夫哥罗德的居民从斯堪的纳维亚邀请一位维兰王子留里克（Rurik）来统治。1862 年，俄罗斯庆祝建国 1000 周年。在诺夫哥罗德，有一座纪念建国 1000 周年的纪念碑。882 年，留里克的继任者奥列格大公实际上是留里克幼子的摄政王。由于当时留里克已经去世，奥列格大公来到了基辅。他赶走了两个兄弟，而这两个兄弟显然曾经是留里克的班底。于是，俄罗斯开始发展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两个权力中心。俄罗斯历史上的下一个重要日子是 988 年，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洗礼日，留里克的曾孙弗拉基米尔大公为俄罗斯进行了洗礼，并接受了东正教或东方基督教。从那时起，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开始加强。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整合了领土，建立了一体化的经济联系，使用同一种语言共同的信仰和在同一个大公的统治之下。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开始形成。早在中世纪，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就提出了王位继承顺序。但在他去世后，由于种种原因，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王位不是直接从父亲传给长子，而是从去世的王子传给他的兄弟。然后再传给他的不同儿子。这一切导致了罗斯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分裂和终结。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时的欧洲也是如此。但是，四分五裂的俄罗斯很容易成为成吉思汗早先建立的帝国的猎物。他的继承者，即拔都汗，几乎掠夺和毁坏了所有的城市。包括基辅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内的南部地区丧失了独立。而北部城市则保留了部分主权。他们不得不向大汗纳贡，但还是保住了部分主权。随后，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开始形成。包括基辅在内的俄罗斯南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另一块磁石—欧洲正在出现的中心—靠拢。这就是立陶宛大公国，它甚至被称为立陶宛俄罗斯公国，因为俄罗斯人在立陶宛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讲古老的俄语，信奉东正教。但后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统一了。几年后，又签订了另一个联盟，但这次在宗教领域，一些东正教牧师成为了教皇的下属。因此，这些土地成为波兰-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几十年间，波兰人对这部分人口进行了殖民化。他们在那里引入了一种语言，试图巩固这样一种观念：这部分人并不完全是俄罗斯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边缘地带，所以他们是乌克兰人。最初，“乌克兰人”（Ukrainian）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人生活在国家的外围、边缘地区，或者从事边境巡逻服务。它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族群。因此，波兰人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将俄罗斯的这部分土地殖民化，并且实际上对待这部分土地相当苛刻，甚至可以说是残酷，所有这一切导致俄罗斯的这部分土地开始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他们写信给华沙，要求尊重他们的权利，并向这里，包括基辅，派遣人员。

    塔克：请原谅打断，您能告诉我们波兰对乌克兰的压迫发生在哪个时期吗？

    普京：是在13世纪。现在，我会告诉你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为了不引起混淆，我会告诉你们日期。1654年，甚至是今年稍早的时候。当时在俄罗斯那片土地上掌握权力的人（即今天的乌东扎波罗热），要求把自己和土地上的人送还到俄罗斯血统和东正教信仰的统治者那里。但华沙没有回应这些俄罗斯统治者，事实上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转而向莫斯科求助，于是莫斯科把他们带走了。这样你们就不会认为我在捏造事实了。我给你这些文件。

    塔克：听起来不像是你编造的 

    普京：但这些还是档案馆的文件。复印件。这是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的信，他当时控制着俄罗斯这块土地的权力，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他写信给华沙要求维护他们的权利遭到拒绝后，他开始写信给莫斯科。要求将他们置于莫斯科沙皇的统治之下之下。这些文件都有副本。我把它们留作纪念，还有俄文译本，你可以稍后再翻译成英。 但俄国并不同意直接接纳他们，因为他们认为与波兰的战争将会开始。然而，1654 年，以沙皇为首的俄罗斯最高神职人员和地主会议（旧俄罗斯国家权力的代表机构）决定将一部分旧俄罗斯土地划入莫斯科王国。不出所料，与波兰的战争开始了。战争持续了 13 年，然后在 1667年达成了休战协议。32 年后，我想是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他们称之为永久和平条约。这些土地，整个第聂伯河左岸，包括基辅，都归了俄国。而整个第聂伯河右岸则留在了波兰。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下，俄国收回了包括南部和西部在内的所有历史土地，这一切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总参谋部依靠乌克兰化思想，开始积极宣传乌克兰和乌克兰化思想。其动机显而易见。一战前，他们希望削弱潜在的敌人，并在边境地区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因此，奥地利总参谋部开始宣传在波兰出现的观点，即居住在波兰领土上的人并非真正的俄罗斯人，而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民族——乌克兰人。早在 19 世纪，就出现了要求乌克兰独立的理论家。然而，所有这些人都声称乌克兰应与俄罗斯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们坚持这样做。1917 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试图恢复俄罗斯国家地位，内战开始，包括与波兰的敌对行动。1921 年，与波兰宣布和平。根据该条约，第聂伯河右岸再次归还波兰。1939年，波兰与希特勒合作。它确实与希特勒合作了，不，应该说希特勒向波兰提供了和平和友好条约。作为回报，希特勒要求波兰向德国交还所谓的但泽走廊，该走廊将德国大部分领土与东普鲁士和柯尼斯堡连接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片领土被划归波兰。但泽取代了格达斯克市（Gdasnk）。希特勒要求他们友好地让出这块土地，但他们拒绝了。当然，他们还是与希特勒合作，共同参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

    塔克：但我想问，你提出的理由是，乌克兰，当然是乌克兰的部分地区，乌克兰东部几百年来实际上一直是俄罗斯的领土。你为什么不在24年前就任总统时接受它呢？您有核武器， 他们没有，这其实是你们的土地。你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拿回？

    普京：告诉你。历史背景的叙述即将结束。它可能很无聊，但能解释很多事情。

    塔克：不无聊。只是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

    普京：很好，很好，我很高兴你能觉得这些历史有意思。谢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与希特勒合作。虽然它没有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但它仍然与希特勒一起参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因为波兰人没有把但泽走廊让给德国，而且走得太远，迫使希特勒通过攻击他们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1939年9月1日战争的开战对象是波兰？结果波兰毫不妥协，希特勒只好开始实施他的波兰计划。索比斯基（Sobieski），顺便说一下，我读过一些档案文件，苏联表现得非常诚实，它请求波兰允许它的军队通过波兰领土去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但当时的波兰外长说，如果苏联飞机飞越波兰，就会在波兰领土上被击落。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开始了，波兰成了它对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的政策的牺牲品。根据众所周知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包括乌克兰西部在内的部分领土将划归俄罗斯，因此当时被命名为苏联的俄罗斯重新获得了其历史上的土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我们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所有这些领土最终都被规定为属于俄罗斯，属于苏联。至于波兰，它得到了显然是作为补偿的原本属于德国的土地。德国的东部地区。这些现在是波兰西部的土地。当然，波兰重新获得了进入波罗的海和但泽的权利。但泽再次被命名为波兰。情况就是这样发展的。1922 年，苏联成立，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苏联，并建立了从未存在过的苏维埃乌克兰。

    塔克：对。

    普京：斯大林坚持将这些共和国作为自治实体纳入苏联。出于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坚持认为这些共和国有权退出苏联。同样，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他将一些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划归新成立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尽管这些土地从未被称为乌克兰，但它们却成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些土地包括黑海地区，该地区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接收的，与乌克兰没有任何历史联系。即使我们追溯到 1654 年，当时这些土地回归俄罗斯帝国。当时的领土面积相当于现代乌克兰的 3 到 4 个州，其中没有黑海地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塔克：1654 年。

    普京：没错。

    塔克：我只是想问，您显然对这一地区有着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但为什么您在担任总统的前22年里没有提出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一论点呢？

    弗拉基米尔-普京：乌克兰从苏联得到了大量从未属于它的领土，包括黑海地区。而这些领土是俄土战争的结果，俄罗斯在战后得到了这些领土，它们被称为新俄罗斯或另一个俄罗斯。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以这种方式建立了乌克兰。几十年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一直作为苏联的一部分发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布尔什维克又一次进行了乌克兰化。这不仅仅是因为苏维埃领导层在很大程度上由来自乌克兰的人组成。相反，苏联推行的本土化总政策解释了这一点。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包括推广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原则上这不是坏事。苏维埃乌克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战前属于波兰的土地外，乌克兰还得到了以前属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土地。因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被划归苏维埃乌克兰，它们现在仍然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乌克兰是一个按照斯大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造国家。

    塔克：您是否认为匈牙利有权从乌克兰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其他国家有权回到 1654 年的边界？

    普京：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应该回到 1654 年的边界。但是考虑到斯大林时代，所谓的斯大林政权，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有许多侵犯人权和侵犯其他国家权利的行为。可以说，他们可以要求归还他们的这些土地。虽然他们无权这样做，但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

    塔克：你有没有告诉维克托-欧尔班，他可以拥有乌克兰的一部分？

    普京：从来没有。我从未告诉过他。一次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就此进行过任何交谈。但我知道，生活在那里的匈牙利人希望回到他们的历史故土。此外，我还想和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私人故事。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乘车从当时的列宁格勒出发，穿越苏联，途经基辅。在基辅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去了乌克兰西部。我去了别列戈沃伊镇，那里所有城镇和村庄的名字都是俄文和我不懂的匈牙利文、俄文和匈牙利文。不是乌克兰语，是俄语和匈牙利语。我开车经过某个村庄，有一些人坐在房子旁边，他们穿着黑色三件套西装，戴着黑色圆筒形帽子。我问，他们是艺人吗？他们告诉我不是，他们不是艺人，他们是匈牙利人。我说，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回答，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住在这里。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时期的情况。苏联保留了匈牙利语言、匈牙利名字和所有民族服饰。这些人是匈牙利人，他们觉得自己是匈牙利人。当然，现在出现了许多侵犯这一政策的行为。

    塔克：我想很多国家都对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感到不安，你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但许多国家对 20 世纪的战争和一千年前的战争重新划定的边界感到沮丧，您提到的那些战争就是如此。但事实上，您直到两年前的二月才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今天读到的你的声明中，您用了大量篇幅解释说，您感到了来自北约西方国家的实际威胁，包括潜在的核威胁。这就是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您这样说公平吗？

    普京：我知道我的长篇大论可能超出了采访的范围。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我们是要进行严肃的谈话还是做秀？你说是严肃的谈话。那就请您多多包涵。我们来到了苏联乌克兰成立的时刻。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慷慨给予乌克兰的一切都被后者拿走了。我现在要讲的是今天议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塔克：谢谢。

    三、错在西方：从冷战结束到俄乌关系破裂

    普京：毕竟，苏联的解体实际上是俄罗斯领导层一手造成的。我不了解当时俄罗斯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但我猜想有几个理由让他们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首先，我认为当时的俄罗斯领导层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实际上是一种共同语言。那里 90% 以上的人口讲俄语。家庭关系，那里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某种共同的家庭或友谊关系。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最后，共同的信仰，与一个国家共存了几个世纪，经济紧密相连。所有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的良好关系成为必然。

    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作为美国公民的您和您的观众都能听到这一点。前俄罗斯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不再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俄罗斯甚至自愿、主动地同意苏联解体，并认为所谓的文明西方会将此理解为对合作与联合的邀请。这正是俄罗斯所期待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整个所谓的西方集体。有一些聪明人，包括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大政治家埃贡-巴尔（ Egon Bahr），在苏联解体前夕与苏联领导人的个人谈话中坚持认为，他们知道应该在欧洲建立安全体系。应该帮助统一后的德国，但也应该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其他中欧国家在内的新体系。但北约不需要扩大。他是这么说的。如果北约扩大，一切都将和冷战时期一样，只是更接近俄罗斯的边界。仅此而已。他是个睿智的老人，但没人听他的。事实上，他曾经发过一次火。他说，如果你们不听我的，我就再也不踏进莫斯科一步。一切都像他说的那样发生了。

    塔克：当然，这一切的确成真了。我和您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观点。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很好，但事实恰恰相反。但您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您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是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但我们有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西方似乎并不十分害怕。

    普京：西方害怕强大的中国胜过害怕强大的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 1.5 亿人口，而中国有 15 亿人口。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每年增长 5%。过去甚至更高，但这对中国来说已经足够了。正如俾斯麦所说，潜力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就购买力平价和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还在快速增长。我们不要谈论谁怕谁。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术语来推理。1991年之后，当俄罗斯期待着自己被接纳到文明国家的兄弟大家庭中时，类似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你们欺骗了我们。我说的你们并不是指你们个人。当然，我说的是美国。北约的承诺是不会向东扩张。但它发生了五次。有五次扩张浪潮。我们容忍了这一切。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我们说，请不要这样。我们现在和你们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共产党的统治。让我们谈判吧。此外，我以前也公开说过。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之间开始出现某种裂痕。在此之前，叶利钦来到美国，还记得他在国会发言时说的好话吗？上帝保佑美国，他说的一切都是信号，让我们进去。还记得在此之前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吗，叶利钦受到了盛赞。南斯拉夫的事态一开始发展，他就大声疾呼支持塞尔维亚人。我们也不能不为塞尔维亚人大声疾呼，为他们辩护。我知道那里正在进行复杂的进程。我理解，但俄罗斯不能不大声支持塞尔维亚人，因为塞尔维亚人也是一个特殊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民族，拥有东正教文化等等。这个民族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好吧，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叶利钦表示了支持。美国做了什么？

    美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是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此外，当俄罗斯提出抗议并表示不满时，美国说了什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已经过时了。现在人人都援引国际法，但当时他们却开始说一切都过时了。一切都必须改变。的确，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些东西需要改变。这是事实，但不是以这种方式。叶利钦立即被拖入泥潭，被指责酗酒，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我向你们保证，他什么都懂。2000年，我成为总统。我想，好吧，南斯拉夫问题结束了，但我们应该尝试恢复关系。让我们重新打开俄罗斯曾试图通过的大门。此外，我公开说过，我可以重申。在克里姆林宫与即将卸任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会面时，就在隔壁房间，我对他说，我问他：“比尔，你认为如果俄罗斯向你提出要求，你会怎么做？比尔，你认为如果俄罗斯要求加入北约，你认为会实现吗？” 他突然说：“你知道，这很有趣，我想也许吧。”但到了晚上，我们共进晚餐时，他却说 ：“你知道，我和我的团队谈过了，不，现在不可能了。”你可以问他，我想他会看我们的采访，他会确认的。如果没发生这种事，我是不会这么说的。好吧，现在不可能了。

    塔克：你是真心的吗？真心加入北约？

    普京：听着，我问了克林顿，到底有没有可能？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想知道领导层的立场….

    塔克：但如果他说可以，你会加入北约吗？

    普京：如果他答应了，和睦的进程就会开始，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伙伴有一些真诚的愿望，最终可能会实现。但这并没有发生。好吧，没有就是没有，好吧，好吧。

    塔克：为什么这么说？我只是想说说动机。我知道，你对这件事很耿耿于怀。我理解，但你认为当时西方为什么拒绝你？为什么会有敌意？为什么冷战结束后没有修复两国关系？在你看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普京：不，这不是愤懑。这只是陈述事实。我们不是新郎新娘，苦涩、怨恨，在这种情况下与这些无关。我们只是意识到我们在那里不受欢迎，仅此而已。好吧，好吧。但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建立关系。让我们在其他地方寻找共同点。为什么我们会得到如此消极的回应，你们应该去问问你们的领导人。我只能猜测原因，国家太大，各自有自己的观点等等。而我看见了美国和北约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现在我再举一个关于乌克兰的例子。当美国领导层施压，所有北约成员国都顺从地投票，即使他们不喜欢某些东西。现在，我告诉你们 2008 年乌克兰在这方面发生了什么。不过，在那之后，我们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建立关系。例如，在中东、伊拉克事件中，我们以非常柔和、谨慎、小心的方式与美国建立关系。我曾多次提出，美国不应支持北高加索地区的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但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做。美国及其卫星国为高加索地区的恐怖组织提供政治支持、信息支持、资金支持，甚至军事支持。我曾经向我的同事，也是美国总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你有证据吗？我说有，我为这次谈话做好了准备，我给了他证据。他看了之后，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我道歉，但事情就是这样。我引用他的话“好吧，我要踢他们的屁股。” 我们一直在等他的回应，没有回应。我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说，写信给美国中情局。与总统谈话的结果是什么？他写了一次、两次。然后我们得到了答复。我们的档案中有答复。美国中情局回复说：“我们一直在与俄罗斯反对派合作。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这太荒谬了，好吧，我们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塔克：那些反对派？你是说中情局试图推翻你的政府？

    普京：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指的是分离主义分子，也就是在高加索与我们作战的恐怖分子。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对派。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时刻非常重要，那就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建立之初的时刻。我们说服了美国很长时间不要这样做。我与布什总统及其团队进行了非常严肃的对话。我建议美国、俄罗斯和欧洲联合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我们认为，如果建立该系统，将单方面威胁我们的安全。尽管美国官方表示，建立该系统是为了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这就是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理由。我建议俄罗斯、美国和欧洲，我们共同努力。他们说这很有趣。他们问我：“你是认真的吗？” 我说：”当然”。

    塔克：请问是哪一年？

    普京：我不记得了。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查到。我是应老布什的邀请去美国的。从我要告诉你的人那里了解情况就更容易了。有人告诉我这非常有趣。我说：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共同解决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安全挑战，世界将会改变。我们可能会有争端，可能是经济争端，甚至是政治争端。但我们可以极大地改变世界局势。”他说：好的，然后问：“你是认真的吗？”我说：“当然”。他说，”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说：“请吧”。然后，国防部长盖茨、前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赖斯来到这个内阁，就在这张桌子旁。他们坐在这张桌子上。我、外交部长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坐在那一边。他们对我说，是的，我们已经考虑过了。我们同意。我说，“谢天谢地，太好了，但也有例外。”

    塔克：所以，你两次描述了美国总统做出决定，然后被他们的机构负责人否决的情况。所以，听起来你描述的是一个并非由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管理的系统。

    普京：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就叫我们滚蛋。我不会告诉你细节，因为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毕竟，这是保密谈话，但我们的提议被拒绝了。这是事实。就在那时，我说：“听着，我们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我们将建立这样的打击系统，它肯定能穿过导弹防御系统。他们的回答是：“我们这样做不是针对你们，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就当成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不是与美国为敌。”我说：“好吧”。很好。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们研发了洲际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并在继续研发。在高超音速打击系统的发展方面，我们现在领先于所有人，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每天都在改进它们。但不是我们开始搞军备竞赛，恰恰相反，我们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却被驳回了。关于北约东扩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北约不会向东扩张，一寸也不会向东扩张。然后呢？他们说，这没有写在纸上，所以我们要扩张。于是就有了五次扩张。波罗的海国家、整个东欧等等。现在我来谈谈最主要的事情。他们来到了乌克兰。最终，在 2008 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上，他们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大门已经敞开。现在，关于如何在那里做出决定。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似乎都反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布什总统是个强硬的人，一个强硬的政治家，我后来听说，他对欧洲所有领导人施压，让他们不得不同意。这太荒谬了，就像幼儿园一样。保障在哪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幼儿园？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谁？你看，他们在压力下被逼急了，同意了，然后他们说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我说，你们在 2008 年已经同意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同意呢？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准备好谈判了， 但和谁谈？保证在哪里？没有。于是他们开始在乌克兰本土运作。那里有什么？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背景，这片土地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与俄罗斯有关，那里的每两个人或三个人中的一个，都与俄罗斯有一些联系。顺便说一句，乌克兰是一个中立国。2008 年，北约的大门突然向它敞开。得了吧，我们可不是这么约定的。现在，所有在乌克兰上台的总统，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对俄罗斯持良好态度的选民。这里是乌克兰东南部。这里人口众多。要说服这些对俄罗斯持积极态度的选民非常困难。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上台了。在库奇马总统之后，他第一次赢得了选举，但他们却组织了第三轮选举，这在乌克兰宪法中是没有规定的。这是一场政变。试想美国有人会不喜欢这样的结果……

    塔克：2014年？

    普京：不，这是在那之前。在库奇马总统之后，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赢得了选举。然而，他的对手并不承认这一胜利。美国支持反对派，于是安排了第三轮选举。但这是什么？这是一场政变。美国支持它，第三轮选举的获胜者上台。试想一下，如果在美国，有人对某些事情不满意，于是就组织了第三轮选举，而美国宪法并没有对此做出规定。尽管如此，乌克兰还是这么做了。好吧。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政治家，他上台后，我们也与他建立了关系。他曾来莫斯科访问。我们访问了基辅。我也访问了基辅，我们在非正式场合进行了会晤。如果他亲西方，那就亲吧。这很好。在库奇马的领导下，独立的乌克兰国内局势本应有所发展。情况变得更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上台执政。也许他不是最好的总统和政治家，我不知道。我不想做任何评价。然而，与欧盟的联系问题出现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随你便。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乌克兰与欧盟的结盟条约时，会发现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我们与乌克兰之间有自由贸易区和开放的海关边界。但我们说，不，这行不通。我们将关闭与乌克兰的边界，然后是海关边界。亚努科维奇开始计算乌克兰会得到多少好处，会失去多少，并对他的欧洲伙伴说，我需要更多时间考虑，然后再签署。他话音刚落，反对派就在西方的支持下开始采取破坏性措施。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乌克兰的独立广场和政变。

    四、特别军事行动的前因后果

    塔克：所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贸易多于与欧盟的贸易？

    普京：当然。这甚至不是贸易量的问题，尽管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这是合作规模的问题，整个乌克兰经济都是建立在合作规模的基础上的。从苏联时期开始，企业之间的合作规模就非常密切。任何一家企业，都曾经生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组装的零部件，反之亦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有人发动了政变。虽然我现在不想深究细节，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美国告诉我们，让亚努科维奇冷静下来，我们就会让反对派冷静下来。只要在政治解决的情况下，让局势发展下去吧。我们说，好吧，同意，就这么办。

    按照美国人的要求，亚努科维奇既没有动用武装部队，也没有动用警察。然而，反对派武装却在基辅发动了政变。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谁？我想问问当时的美国领导人。

    塔克：在谁的支持下？

    普京：当然是在中情局的支持下，据我所知，中情局是你当年想要加入的组织。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们没让你加入。虽然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但我明白。我的前身是V级情报员，我曾在苏联情报局第一总局工作过，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对手。但工作就是工作。从技术上讲，中情局做得完美，他们成功发动了政变。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肯定是政治领导层的失算。他们本应看到事态的发展。因此，2008 年，北约为乌克兰打开了大门。2014 年，乌克兰发生政变。他们开始迫害那些不接受政变的人。这的确是一场政变。他们制造了对克里米亚的威胁，我们不得不将克里米亚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2014 年，他们在顿巴斯发动战争，使用飞机和大炮攻击平民。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有一段飞机从上空袭击顿涅茨克的视频，他们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然后是另一次，失败后，他们又开始准备下一次行动。所有这些都是在这片领土的军事发展和北约门户开放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怎能不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关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致命的疏忽。本来就是这样。只是美国的政治领导层把我们逼到了不能逾越的底线，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毁了俄罗斯自己。此外，我们不能将我们有共同信仰的兄弟抛弃不管不顾。事实上，在“战争机器”面前，我们都只是俄罗斯人民的一部分。

    塔克：所以那是当前冲突开始前的八年。那么是什么触发了你？你是在什么情形下决定你必须要这么做的？

    普京：最初，是乌克兰政变引发了冲突。顺便提一下，当时，德国、波兰和法国这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结成了同盟，他们是亚努科维奇政府与反对派签署的协议的担保人。他们作为担保人签署了协议。尽管如此，反对派还是发动了政变，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假装不记得自己是和平解决协议的担保人。他们直接把协议扔进了雪地里。没有人记得这一点。我不知道美国是否知道反对派与当局及其三个担保国之间的协议，他们非但没有将整个局势带回政治解决，反而支持政变。尽管这毫无意义，但请相信我，因为亚努科维奇总统同意了所有条件，他准备提前举行选举，但坦率地说，他没有机会赢得选举，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要发动政变？为什么是那些受害者？为什么要威胁克里米亚？为什么要轰炸顿巴斯？这些我都不明白。这正是误判所在。中情局完成了它的工作，完成了政变。我想一位副国务卿说过，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将近50亿美金。但所犯下的政治错误是巨大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切本可以合法地完成，没有受害者，没有军事行动，也不会失去克里米亚。如果不是因为独立广场上的血腥事态发展，我们甚至连动一动手指头都不会考虑。因为我们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解体后，我们的边界应沿前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我们同意这一点，但我们从未同意北约的扩张。此外，我们从未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不同意北约不经与我们讨论就在那里建立基地。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要求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是什么引发了最近的事件？首先，乌克兰现任领导人宣布将不执行2014年明斯克事件后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众所周知，明斯克协议提出了和平解决顿巴斯问题的计划。但是，乌克兰现任领导层、外交部长、所有其他官员以及时任总统本人都表示，他们不喜欢明斯克协议的任何内容。换句话说，他们不打算执行协议。一年或一年半以前，德国和法国的前领导人曾公开对整个乌克兰说，他们确实签署了明斯克协议，但他们从未打算执行这些协议，他们只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塔克：你有和什么人谈过吗？你有没有给我们的总统和国务卿打电话说，如果你们继续用北约军队军事化乌克兰，事情就会变成这样，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普京：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向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立即停止事态发展的要求，并执行明斯克协议。但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我已经做好了执行这些协议的准备。这些协议对乌克兰来说很复杂，它们包含了许多顿巴斯领土独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2014年通过独立公投）的内容。这是事实。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说服顿巴斯的居民，并且我们必须努力说服他们回归乌克兰国家，那么伤口就会逐渐开始愈合。当这部分领土重新融入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当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重新支付时，所有的碎片都会逐渐归位。

    不，没人想这样。每个人都只想通过军事力量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当乌克兰方面宣布“不，我们不会履行任何条约。”

    情况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也开始准备军事行动。正是他们在 2014 年挑起了战争。我们的目标是停止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是我们在 2022 年发动的。这是一次阻止战争的尝试。

    五、什么是去纳粹化

    塔克：您认为您现在阻止了战争吗？我的意思是，你们达到目的了吗？

    普京：没有。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因为其中之一就是去纳粹化。这意味着禁止各种新纳粹运动。这是我们在今年年初于伊斯坦布尔结束的谈判过程中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不是我们的倡议，因为欧洲人特别告诉我们，必须为最终签署文件创造条件。我在法国和德国的同行们说，你怎么能想象他们在被枪指着脑袋的情况下签署条约呢？应该把军队从基辅撤回来。我说，好吧。我们从基辅撤军了。我们从基辅撤军后，乌克兰谈判代表立即将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所有协议扔进垃圾桶，准备在美国及其在欧洲的卫星国的帮助下进行长期武装对抗。局势就是这样发展的，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

    塔克：请原谅我的无知。什么是去纳粹化？

    普京：这就是我现在想谈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去纳粹化。在获得独立后，乌克兰开始寻找—正如一些西方分析家所说—自己的身份。好吧，如果是直觉主义者，你懂的，它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种身份建立在一些与希特勒合作的虚假的“英雄”身上。我已经说过，在 19 世纪初，当乌克兰独立和主权理论家出现时，他们假定独立的乌克兰应该与俄罗斯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但由于历史的发展，这些领土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在波兰，乌克兰人受到迫害和相当粗暴的对待，并遭受残忍的行为。还有人企图破坏他们的身份。这一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精英中的一部分人与希特勒合作，相信希特勒会给他们带来自由。德国军队，甚至党卫军都让希特勒的合作者干起了灭绝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最肮脏的勾当。因此，对波兰人和犹太人以及俄罗斯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领导这场屠杀的就是众所周知的班德拉、舒赫维奇等人。正是这些人成为了民族英雄。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经常被告知，其他国家也存在民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是的，但那些只是幼苗的时候我们就会将它连根拔起，其他国家也在与纳粹主义斗争。

    但乌克兰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乌克兰，这些人已被塑造成民族英雄。这些人的纪念碑已经竖立起来。他们的名字被人群高呼。手持火把的人群高呼他们的名字，就像在纳粹德国一样。这些人灭绝了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必须停止这种做法，防止这种观念的传播。我说，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说，不，我们是独立的民族。好吧。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他们有权这么做。但不能以纳粹主义、纳粹意识形态为基础。

    塔克：您对现在的领土满意吗？

    普京：我将回答完这个问题。你刚才问的是关于新纳粹主义和非纳粹化的问题。乌克兰总统访问了加拿大。这个故事众所周知，但在西方国家却被压制了。加拿大议会介绍了一个人，正如议长所说，他在二战期间曾与俄罗斯作战。那么，是谁在二战期间与俄罗斯人作战呢？希特勒和他的帮凶。事实证明，此人曾在党卫军部队服役，他亲自杀害了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乌克兰总统和整个加拿大议会都站起来为这个人鼓掌。这怎么能想象呢？顺便说一句，乌克兰总统本人的国籍就是以色列。

    塔克： 我的问题是，你能做些什么？我的意思是，希特勒已经死了80年了。纳粹德国已不复存在。所以，没错。所以我想你的意思是，你想消灭或至少控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但怎么做呢？如何做到这一点？

    普京：听我说，你的问题很微妙，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不要感到冒犯。

    塔克：当然不会。

    普京：你说希特勒已经死了这么多年，80年了。但是，他的榜样永存。那些灭绝犹太人、俄罗斯人或波兰人的人还活着。今天的乌克兰现任总统在加拿大国会为他鼓掌，起立致敬。我们能说我们已经彻底根除了这种意识形态吗？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理解的去纳粹化。我们必须铲除那些坚持这种观念、支持这种做法并试图维护这种观念的人。这就是去纳粹化。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塔克：对，我的问题更具体。当然，这不是为纳粹辩护，不管是新纳粹还是其他纳粹。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你无法控制整个国家，你控制不了基辅，你看起来也不想控制。那么，在一个你无法控制的国家，你如何消除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情感或一种历史观？你会怎么做？

    普京：你知道，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尽管你可能觉得奇怪，但我们确实达成了一致，我们都有书面协议。乌克兰不会培养新纳粹主义，包括在立法层面禁止新纳粹主义。塔克·卡尔森先生，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事实证明，这可以在谈判过程中完成。乌克兰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没有什么丢人的。有任何国家可以宣扬纳粹主义吗？没有吧？就是如此。

    塔克：为什么和谈没有解决乌克兰冲突？和谈。

    普京：之前有的，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双方立场的协调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几乎要敲定了。但在我们从基辅撤军后，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方抛弃了所有这些协议，听从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指示，与俄罗斯战斗到底。此外，乌克兰总统还立法禁止与俄罗斯谈判。他签署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人与俄罗斯谈判。但是，如果他禁止自己和所有人这样做，我们又该如何谈判呢？我们知道他提出了一些关于解决方案的想法，但为了达成一致，我们需要进行对话。这难道不对吗？

    六、特别军事行动后的俄美关系

    塔克：但你不该和乌克兰总统说话，你应该和美国总统对话。你上次和拜登谈话是什么时候？

    普京：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和他说过话。我不记得了，我们可以查一查。

    塔克：你不记得了？

    普京：不记得： 为什么？我必须记住所有事情吗？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有国内政治事务。

    塔克：他资助了你正在进行的战争，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很难不引起注意。

    普京：是的，他提供了资金，当然，我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和他谈过。我当时对他说，顺便说一句，我不会谈论细节，我从不谈论细节。但我当时对他说，我认为你支持乌克兰发生的一切，你把俄罗斯推开，是在犯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我反复告诉他，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如果我就此打住不再说了是明智的。

    塔克：他说了什么？

    普京：请你问他，这对你来说比较容易。你是美国公民。去问他吧。我不宜对我们的谈话发表评论。

    塔克：但自 2022 年 2 月以来，您就没有和他说过话？

    普京：不，我们没有说过话，不过我们还保持着某些联系。说到这个，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关于合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吗？

    塔克：记得。

    普京：你可以问他们所有人。他们都还健在，感谢上帝。前总统、莱斯国务卿，国防部长盖茨先生和现任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先生，以及当时的驻俄罗斯大使。他们都是这些谈话的见证人。问问他们。如果你对拜登总统先生对我的回应感兴趣，可以问他。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他谈这件事。

    塔克：我当然感兴趣。但从外部看来，这可能会演变成让整个世界陷入冲突的事情，可能会引发核弹发射。那你为什么不给拜登打个电话，说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普京：有什么好解决的？很简单。我再说一遍，我们通过各种机构进行了接触。我会告诉你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说法，以及我们向美国领导人传达的信息。如果你们真想停止战斗，就必须停止供应武器。这将在几周内结束。就是这样。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商定一些条件，停战。有什么更简单的？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我该跟他谈什么？或者求他什么？

    塔克：你会得到什么回应呢？

    普京：有什么好谈的。

    塔克：你认为北约会担心这演变成一场全球战争或核冲突吗？

    普京：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试图用假想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自己的民众，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思想的人，不是空想家，而是有思想的人、分析家、真正的政治家、聪明人，完全明白这是假象。他们试图助长俄罗斯的威胁。

    塔克：这种威胁论我想你指的是俄罗斯入侵波兰、拉脱维亚、扩张主义行为等等。你能想象俄罗斯出兵波兰的场景吗？

    普京：只有一种情况，波兰攻击俄罗斯。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波兰、拉脱维亚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兴趣。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利益。这只是在制造威胁。

    塔克： 那些制造威胁的人会说，普京入侵了乌克兰，他的领土目标遍布整个欧洲大陆。而你明确表示你没有。

    普京：这绝对不可能。你不需要做任何分析家。卷入某种全球战争有悖常理，而全球战争将把全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有威慑手段。他们一直在和我们一起吓唬大家。明天，俄罗斯将使用战术核武器。明天俄罗斯就会使用。不，是后天。那又怎样？为了从美国纳税人和欧洲纳税人那里勒索更多的钱，在乌克兰战场上与俄罗斯对抗。但目标是尽可能地削弱俄罗斯。

    塔克：来自纽约州的一位美国资深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昨天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资助乌克兰的努力，否则美国士兵公民可能会在那里作战。你对此有何评价？

    普京：这是挑衅，而且是低级的挑衅。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士兵要在乌克兰作战。他们是来自美国的雇佣兵。来自波兰的雇佣兵数量最多，美国雇佣兵排在第二位，格鲁吉亚雇佣兵排在第三位。好吧，如果有人想派遣正规军，那肯定会把人类带到一场非常严重的全球冲突的边缘。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需要这样做吗？为了什么？离你们的国土几千英里远。难道你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吗？你们在边境上有问题、移民问题、国债问题，超过33万亿美元。你们无事可做 所以你们应该在乌克兰打仗？和俄罗斯谈判不是更好吗？达成协议。美国需要了解当今的局势发展，意识到俄罗斯将为自己的利益战斗到底，并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常识的回归。美国要开始尊重我们的国家及其利益，并寻求某些解决方案。在我看来，这要聪明得多，也理性得多。

    七、谁炸了北溪管道

    塔克：是谁炸毁了北溪管道？

    普京：肯定是你[哈哈哈]。

    塔克：那天我很忙，我没有炸毁北溪公司。

    普京：你个人可能有不在场证明，但中情局没有不在场证明。

    塔克：你有证据证明是北约或中情局干的吗？普京：你知道，我不想谈细节，但人们常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找有有动机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找有动机的人，还要找有能力可以做到的人，因为有动机的人可能很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沉入波罗的海海底实施爆炸。这两个部分应该联系起来。谁有兴趣，谁有能力去做？

    塔克：但我很困惑。我是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恐怖主义行为，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好吧，如果你有证据，而且据推测你的安全部门或情报部门会认为是北约、美国、中情局、西方国家干的，那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并赢得宣传上的胜利呢？

    普京：在宣传战中，要打败美国非常困难，因为美国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媒体和许多欧洲媒体。欧洲最大媒体的最终受益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因此，参与这项工作是可能的，但可以说成本过高。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聚光灯对准我们的信息来源，但我们不会取得成果。全世界都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甚至美国的分析家也直接谈到了这一点。这是事实。

    塔克：是的，但有个问题你也许能回答。你在德国的工作很出色，德国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北约伙伴做了这些。这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为什么他们对此保持沉默？这让我很困惑，德国人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普京：这也让我感到困惑，但今天的德国领导层所遵循的是西方的集体利益，而不是其国家利益。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们作为或不作为的逻辑。毕竟，这不仅仅是北溪一号管道爆炸和北溪二号管道受损的问题，因为还有一条管道安然无恙，可以通过它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但德国并没有打开它。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说。还有一条穿越波兰的管线，名为 “亚马尔欧洲”（Yamal Europe），也可以大量输送天然气。波兰也已经关闭了它，但波兰从德国手中啄食。波兰从泛欧基金获得资金，而德国是这些泛欧基金的主要捐助国。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养活了波兰，而波兰却关闭了通往德国的管线。为什么？我不理解。在乌克兰冲突中，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赞助国，提供武器和金钱。乌克兰有两条天然气管线，他们关闭了一条管线。他们对乌克兰人说，打开第二条管线我们要从俄罗斯获取天然气。乌克兰人不开。德国人为什么不说：“听着，伙计们，我们给你们钱和武器，打开阀门，请让俄罗斯的天然气为我们通过。我们在欧洲以高价购买液化气，这使我们的竞争力和整体经济水平降为零。所以，你们想让我们给你们钱吗？让我们体面地生存，为我们的经济赚钱，因为这就是我们给你们钱的来源。”问问德国人，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想法。这些人非常无能。

    八、美元霸权的衰落与新格局的重塑

    塔克：也许世界正在分裂成两个半球，一个有廉价能源，另一个没有。我想问你，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多极世界，很明显我们是。你能描述一下联盟的不同板块吗？每一方都有谁？你认为呢？

    普京：听着，你说过世界正在分裂成两个半球。人的大脑分为两个半球，至少一个负责其中一种活动。另一个半球则更多地负责创造性等等。但它仍然是同一个脑袋。我认为世界应该是一个整体。安全应该是共享的，而不是为黄金十亿人（golden billion）服务的。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稳定、可持续和可预测。在此之前，虽然头颅被分成两部分，但这是一种疾病，一种严重的不良状况。现在，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严重的疾病时期。但我认为，多亏了诚实的新闻报道，这项工作才与医生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补救的。

    塔克：让我们举一个例子。美元在很多方面统一了世界，也许对你们不利，但肯定对我们有利。作为储备货币，作为普遍接受的货币，美元会消失吗？你认为制裁如何改变了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

    普京：要知道，将美元作为外交政策斗争的工具是美国政治领导层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之一。美元是美国力量的基石。我想每个人都很清楚，无论印制多少美元，它们都会很快散布到世界各地。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极低。大约是3%或3.4%，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他们不会停止印钞。33万亿美元的债务说明了什么？

    然而，这是美国用来维护其全球权力的主要武器。当政治领导层决定将美元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时，美国的这一力量就受到了打击。我不想使用任何激烈的语言，但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就连美国的盟国现在也在缩减美元储备。看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开始寻找保护自己的办法。但是，美国对某些国家采取限制措施，如限制交易、冻结资产等，这引起了严重关切，并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这里有什么？直到 2022 年，约 80% 的俄罗斯外贸交易是以美元和欧元进行的。在我们与第三国的交易中，美元约占 50%。目前，这一比例已降至 13%。不是我们禁止使用美元。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图。是美国决定限制我们用美元进行交易。

    我认为，从美国自身及其纳税人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愚蠢的，因为它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削弱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实力。顺便说一下，我们用人民币进行的交易之前约占 3%。如今人民币交易略高于 34%，比卢布略高一些。美国为什么这样做？我唯一的猜测是自负。他们可能认为这会导致俄罗斯全面崩溃，但俄罗斯什么也没崩溃。

    此外，其他国家，包括石油生产国，正在考虑并已经接受用人民币支付石油。你们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自断财路。所有专家都这么说。问问美国任何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美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但你们却在亲手扼杀它。

    九、中国问题，合作共赢

    塔克：我认为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会愿意以一个不那么宽容的殖民国家（指中国），来取代一个更宽容的殖民国家吗？我的意思是，比如说，金砖四国是否有可能完全被中国、中国经济所主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金砖的主权不利。你对此担心吗？

    普京：我们以前都听过这些恶霸欺负人的故事。我们与中国是邻居。你不能选择邻居，就像你不能选择近亲一样。我们与他们有着 1000 公里的共同边界。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们有几百年的共处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第三，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并不咄咄逼人。它的理念是寻求妥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下一点如下。我们总是被告知同样的恶霸故事。在这里，它又以委婉的形式出现了。但它仍然是同一个恶霸故事。与中国的合作不断增加，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增长速度比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增长速度更高、更快。如果你去问欧洲人，他们难道不害怕吗？我不知道。但他们仍在不惜一切代价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在他们面临经济问题的今天。

    中国企业也在开拓欧洲市场。中国企业在美国有小规模存在吗？是的。美国的政治决策试图限制与中国的合作。塔克先生，限制与中国的合作对你自己是不利的。你在伤害自己。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没有灵丹妙药，就像美元问题一样。因此，在采取任何不合法的制裁措施（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之前，决策者应该慎重考虑。这似乎是个问题。

    塔克：你刚才说过，如果世界不是分裂成相互竞争的联盟，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那么世界会变得更好。你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现任美国政府死心塌地地反对你们。你认为如果在拜登之后有一个新政府，你们能重新与美国政府建立沟通吗？还是说总统是谁并不重要？

    普京：我会告诉你的。但请允许我结束之前的想法。我们与我的同事和朋友习近平主席一起制定了今年与中国的相互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一水平。根据我们的数字，我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达到 2300 亿美元。而中国的统计数字是 2400 亿美元。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的贸易非常平衡，在高科技、能源、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互为补充。这是非常平衡的。至于“金砖四国”，俄罗斯今年接任主席国，总的来说发展非常迅速。你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在1992年，七国集团（G7）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达到了47%，而到了2022年，我想这一份额下降到了30%多一点。金砖四国在 1992 年只占 16%，但现在它们的份额超过了七国集团。这与乌克兰事件无关。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是全球发展和世界经济趋势使然。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将继续发生。这就像太阳的光芒。你无法阻止太阳升起。你必须适应它。在武力制裁、施压、轰炸和使用武装部队的帮助下，美国如何适应？这就是自负。你们的政治机构不了解世界正在客观环境下发生变化。为了保持自己的水平，即使有人渴望继续统治世界，你们必须干练而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定。这种野蛮行径，包括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野蛮行径，只会适得其反。请原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已经很明显了。

    十、美国无法直面国际体系的新格局

    普京：你刚才问我，如果另一个领导人来了，会改变什么吗？这与领导人无关。这与某个人的个性无关。我和布什的关系非常好。我知道，在美国，他被描绘成一个不懂事的乡下孩子。我向你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他在俄罗斯问题上也犯了很多错误。我告诉过你们2008年的情况，以及在布加勒斯特做出的为乌克兰打开北约大门的决定等等。这发生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实际上对欧洲人施加了压力。但总的来说，在个人人际层面，我与他的关系非常好。他不比任何其他美国、俄罗斯或欧洲政治家差。我向你们保证，他和其他人一样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与特朗普也有这样的个人关系，这与领导人的个性无关。这与精英们的心态、领导人的交易有关。如果不惜一切代价、以武力行动为基础的统治思想主导着美国社会，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情况只会变得更糟。但是，如果最终人们意识到，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世界一直在发生变化，而人们应该能够利用美国今天仍然拥有的优势及时适应这些变化，那么也许就会有所改变。

    你看，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数量上超过购买力平价的经济体。美国早就完了，美国排在第二位，然后是 1.5 亿人口的日本，俄罗斯排在第五位。尽管受到各种制裁和限制，俄罗斯去年仍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从您的角度来看，制裁、限制以及切断斯威夫特服务以美元支付的可能性，对其运载石油的船只实施制裁，这正常吗？对飞机的制裁。制裁无处不在。世界上被实施制裁最多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在此期间，我们已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使用的工具不起作用。那么，我们就得想想该怎么办。如果统治精英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的确，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就会根据选民和各级决策人正确的期望行事。这样也许就会有所改变。

    塔克：但你描述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你说领导者的行为符合选民的利益，但你又说这些决定不是由领导者做出的，而是由统治阶级做出的。你管理这个国家这么久，认识了所有这些美国总统。你认为美国的权力中心是什么？比如究竟是谁在做决定？

    普京：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一方面保守，另一方面又瞬息万变。要理清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谁决定选举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这可能理解吗？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规。在州一级的选举中，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两阶段的选举制度。我们很难理解。其次，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而在这个政党体系中，决策中心为决策做准备。那么请看，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后，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实行如此错误、粗暴、完全不合理的施压政策。说到底，这就是一种施压政策。北约扩张，支持高加索地区的分裂分子。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这些都是施压的内容，将乌克兰拖入北约也是施压、施压、施压。为什么呢？我认为，除其他原因外，这和美国苏联专家产业过剩也有关系。在与苏联对抗期间。针对苏联建立了许多中心和专家，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让政治领导层相信，有必要继续蚕食俄罗斯，试图瓦解它，在这片领土上建立几个准国家实体，以分裂的形式征服它们，利用它们的综合潜力来应对未来与中国的斗争。

    这是一个错误，包括那些致力于与苏联对抗的人的过度潜力。必须摆脱这种状况。应该有新的、新鲜的力量，应该有展望未来、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人。看看印度尼西亚是如何发展的，6亿人口。我们能从哪里摆脱这种状况呢？无处可逃。我们只需假定印尼会加入，而且它已经跻身世界主要经济体俱乐部，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的确我们理解并意识到，在美国，尽管存在各种经济问题，但形势依然正常，经济增长得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2.5%。但是，如果我们想确保未来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方法来应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已经说过，无论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世界都会发生变化。世界在变，美国自己也在变。专家们写道，美国正在逐渐改变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你们的专家写的，我刚刚读了他们的文章。唯一的问题是这将如何发生，是痛苦而迅速地，还是温和而渐进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不反美，他们只是关注全球发展趋势，就是这样。为了评估这些趋势并改变政策，我们需要有思想、有远见、能分析并建议政治领导人做出某些决定的人。

    十一、再论俄乌战争的前因后果

    塔克：我只想问你，你已经明确表示，北约向东扩张违背了你们在 1990 年做出的承诺，这是对你们国家的威胁。就在你们出兵乌克兰之前，美国副总统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并鼓励乌克兰总统加入北约。你认为这是在挑拨你采取军事行动吗？

    普京：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曾多次、反复提议通过和平手段解决2014年政变后乌克兰出现的问题。但没有人听我们的。此外，在美国完全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导人突然宣布，他们不会遵守明斯克协议，他们不喜欢明斯克协议的一切，并继续在顿巴斯开展军事活动。

    与此同时，北约军事机构打着各种人员培训和再培训中心的幌子，对该领土进行运作。他们基本上开始在那里建立基地。仅此而已。乌克兰宣布俄罗斯人为二等公民（意译，原文为 non titular nationality），同时通过了限制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权利的法律。乌克兰接受了俄罗斯人民赠送的所有东南部领土，却突然宣布俄罗斯人在该领土上是二等公民，这正常吗？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我们决心（以武力）要结束这场战争（指乌克兰对乌东的军事行动）的决定。新纳粹从 2014 年开始就活跃于乌克兰了。

    塔克：你认为泽连斯基有谈判解决这场冲突的自由吗？

    普京：我不知道细节。当然，我很难判断，但我相信他有。无论如何，他曾经有过。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法西斯纳粹作战。我曾经和他谈起过这件事。我说，沃瓦（泽连斯基的小名），你在做些什么？为什么你今天在乌克兰支持新纳粹，而你的父亲却在反对法西斯？他曾是一名前线战士。我不会告诉你他是怎么回答的。这是另一个话题，我认为告诉你他的答案是不恰当的。

    但至于选择的自由。为什么不呢？他上台时，乌克兰人民期望他带领乌克兰走向和平。他谈到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在我看来，他上台后意识到了两件事。首先，最好不要与新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咄咄逼人，非常活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他们，并将永远支持那些与俄罗斯对立的人。这样做既有利又安全。因此，尽管他向人民承诺结束乌克兰战争，但他还是采取了相关立场。他欺骗了他的选民。

    塔克：但你认为在这一点上，截至2024年2月，他是否有权力获自由直接与你或你的政府谈论结束这场显然无助于他的国家或世界的战争。你认为他能这样做吗？

    普京：为什么不能？他认为自己是国家元首，他赢得了选举。尽管在俄罗斯，我们认为政变是2014年之后发生的一切的主要权力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今天，乌克兰政府也是有缺陷的。但他认为自己是总统，美国、整个欧洲以及实际上全世界都承认他的总统身份。为什么不呢？他可以。我们在伊斯坦布尔与乌克兰进行了谈判。我们同意了。他知道这一点。此外，谈判小组组长阿拉卡米亚先生（我想他姓阿拉卡米亚）仍然是执政党派系的领导人，也就是拉达中的总统党。他仍然是拉达—国家议会—中总统派系的领导人。他仍然坐在那里。他甚至还在文件上签了字。我告诉你们。但随后他向全世界公开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签署这份文件，但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先生前来劝阻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最好还是与俄罗斯作战。他们英国会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以归还我们在与俄罗斯冲突中失去的东西。我们（乌克兰）同意了约翰逊的这一建议。听着，他的声明已经发表了，他是公开说的。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协议中来？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想还是不想？

    此外，乌克兰总统颁布了一项禁止与我们谈判的法令。让他取消这一法令吧。就这样吧。事实上，我们从未拒绝过谈判。我们一直听说，俄罗斯准备好了吗？俄罗斯准备好了吗？我们没有拒绝。是他们公开拒绝的。那就让他取消法令，开始谈判吧。我们从未拒绝。他们听从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先生的要求或劝说，这似乎很可笑。这让我感到非常悲哀，因为正如阿拉卡米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本可以在一年半前就停止战争或敌对行动。但英国人说服了我们，我们拒绝停战。

    约翰逊先生现在在哪里？战争还在继续。

    塔克：这是个好问题。你认为他在哪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普京：谁知道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有一个总的出发点，出于某种原因，每个人都有一种错觉，认为俄罗斯可以在战场上被打败。因为傲慢，因为幼稚的心智，而不是因为伟大的思想。

    十二、宗教，国家，人民

    塔克：您曾多次将俄罗斯本身描述为正统派，这是您理解俄罗斯的核心。您说过您是东正教徒，这对您意味着什么？根据你自己的描述，你是一位基督教领袖。这对您有什么影响？

    普京：你知道，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988 年，弗拉基米尔王子本人就以他的祖母奥尔加公主为榜样接受了洗礼。然后，他又为自己身边的人洗礼。然后，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逐渐为所有罗斯人施洗。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花了很多年，但最终，这种正统的东方基督教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人民的意识中。

    当俄罗斯扩张后，吸收了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的其他民族时，俄罗斯始终对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们非常尊重。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一点清楚无比。

    事实上，我们（指这些不同的宗教）的主要观点和价值观是非常相似的。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世界宗教都是如此，而这些宗教也是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宗教。顺便说一句，俄罗斯当局对那些进入俄罗斯帝国的人的文化和宗教总是非常谨慎，我认为，这构成了俄罗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基础。

    居住在俄罗斯的所有民族基本上都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母亲。更清楚、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人们从拉丁美洲迁移到你们这里或欧洲。这些人来了，但他们是从他们的历史故乡来到你们这里或欧洲国家的。在俄罗斯信奉不同宗教的人都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没有其他祖国。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非常相似。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大家庭，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家庭。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基础。

    如果我们说祖国和家庭是紧密相连的，那确实如此，因为除非我们确保整个国家和祖国有一个正常、可持续的未来，否则不可能确保我们的孩子和家庭有一个正常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情绪如此强烈。

    塔克：不同宗教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是一个明确的非暴力宗教。耶稣说，把另一边脸颊转过来。不要杀人。一个必须杀人的领导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能是基督徒？你如何自圆其说？

    普京：说到保护自己和家人、祖国，这很容易。我们不会攻击任何人。乌克兰的事态发展始于何时？从政变和顿巴斯的敌对行动开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在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未来。至于一般的宗教，你知道，它与外部表现无关。不是每天去教堂，也不是用头去撞地板。它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我们的文化是如此以人为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非常有名，他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天才，他谈了很多关于这一点，关于俄罗斯人的灵魂。毕竟，西方社会更加务实。俄罗斯人更多地考虑永恒，考虑道德价值。我不知道，也许你们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西方文化毕竟更加务实。我不是说这不好。它使今天的亿万富翁有可能在生产、甚至科学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这没有错。我只是说我们都只是不同的人而已。

    塔克：那么，当你放眼世界，你是否看到超自然在起作用？你看到上帝在工作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不是人类的力量？

    普京：说实话，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的看法是，国际社会的发展符合固有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就在那里。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如此，一些民族和国家崛起了，变得更强大、更多了，然后又离开了国际舞台，失去了他们所既有的地位。

    也许我没有必要举例说明，但我们可以从成吉思汗和部落征服者金帐汗开始，然后以罗马帝国结束。在人类历史上，似乎从未有过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然而，蛮族的潜力和人口都在逐渐增长。总的来说，蛮族越来越强大，并开始发展经济，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这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和罗马人政权的崩溃。

    然而，罗马帝国经过了五个世纪才分崩离析。与现在不同的是，所有变革过程的节奏都比罗马时代快得多。

    十三、人工智能的挑战与危机

    塔克：那么你认为人工智能帝国何时开始？

    普京：你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要回答这些问题，你需要成为大数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人类目前正面临着许多威胁，因为基因研究人员，现在有可能创造出这种超人，一个特殊的人类：基因工程运动员、科学家、军事家等等。有报道称，埃隆-马斯克已经在美国将芯片植入人脑。

    塔克：你对此怎么看？

    普京：我认为无法阻止埃马斯克。他会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不过，你们需要找到与他的共同点，寻找说服他的方法，我真正相信他是个聪明人。所以你们需要和他达成一致，因为这个过程需要规范化，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人类必须考虑遗传学或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会带来什么？我们可以大致预测一下会发生什么。人类曾经感受到核武器带来的生存威胁，然后所有有核国家都开始相互和解，因为他们意识到，核武器的疏忽使用可能会使人类走向灭亡。今天，我们不可能阻止基因学或人工智能的研究，就像当年不可能阻止火药的使用一样。但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威胁来自于人工智能、遗传学或其他领域肆无忌惮、毫无节制的发展，我们就应该就如何监管这些东西达成一项国际协议。

    十四、被俄罗斯扣押的美国间谍记者

    塔克：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时间。我只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人，可能在俄罗斯不是。埃文-格什科维奇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32岁，已经入狱快一年了。这在美国是个大新闻。我只想直接问您，在不涉及细节和您的说法的情况下，您是否愿意释放他，让我们把他带回美国？

    普京：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出于体面的善意姿态，我想我们已经用完了。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人以类似的方式回报我们。不过，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的伙伴采取对等措施，我们不排除可以这样做。当我谈到合作伙伴时，我首先指的是情报部门，特勤部门相互联系。他们正在讨论有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禁忌，我们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但通过特勤部门的渠道正在讨论某些条件。

    塔克：很正常，我是说这种事情显然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一个国家在其境内抓获另一个国家的间谍，它用自己的情报人员交换另一个国家的情报人员。我认为，虽然这不关我的事，但这件事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人显然不是间谍，他是个孩子。也许他在某些方面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但他不是超级间谍，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他被扣为人质作为交换，这是事实，是真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所以也许他是个例外？也许以一种交换的形式提出要求是不公平的， 也许这样做会降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普京：你知道，你可以对什么是间谍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法律有规定。如果一个人获得了秘密信息，并以阴谋的方式这样做，那么这就被定性为间谍。而这正是他的所作所为。、他获取了机密信息，而且是秘密获取的。也许他这样做是出于粗心大意，也许是他自己的主动行为。这就是间谍活动这一纯粹的事实。事实已经证明，他在接收这些信息时被当场抓获，如果是牵强附会的借口，无中生有的捏造，未经证实的东西，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他是在秘密获取机密信息时被当场抓获的。

    塔克：但你是说他在为美国政府或北约工作，还是说他只是一个记者，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材料？这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普京：我不知道他为谁工作。但我想重申，秘密获取机密信息被称为间谍活动。他为美国特勤局和其他机构工作。我不认为他在为摩纳哥工作，因为摩纳哥对获取这些信息几乎不感兴趣。这是由特勤局达成协议。一些基础工作已经奠定。在我们看来，摩纳哥的这些人与特勤局无关。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美国的一个盟国服刑，出于爱国热情，他在欧洲某国首都消灭了一个强盗。在高加索事件（指车臣战争或俄格战争）期间，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我不想说，但我还是要说。他把被俘的我军士兵放在路上，然后开着车从他们头上碾过。这算什么人？他还能算是人吗？但有一个爱国者在欧洲某国首都消灭了他，至于他是否出于自愿，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塔克：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是一名 32 岁的报社记者。

    普京：他不仅仅是一名记者。我重申一遍。他是一名秘密获取机密信息的记者。这是不同的，但我说的仍然是其他基本上被美国当局控制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服刑。

    塔克：特勤局之间正在进行对话。必须以冷静、负责和专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保持着联系，让他们去做他们的工作吧。

    普京：我不排除你所说的格什科维奇先生返回祖国的可能。但归根结底，把他关在俄罗斯的监狱里毫无意义。我们希望美国特勤局考虑如何为实现我们特勤局追求的目标做出贡献。我们随时准备会谈。此外，会谈正在进行中，这些会谈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也许这次会谈也会取得成功。但我们必须达成协议。

    塔克：我希望您能把他放了。总统先生，谢谢。

    普京：我也希望他能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是绝对真诚的。但让我再说一遍，对话仍在继续。我们越是公开这种性质的事情，解决起来就越困难。一切都必须以冷静的方式进行。

    十五、普京对俄乌战争的展望：人民必将重归于好

    塔克：我不知道战争是否也是如此。我想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也许出于战略原因你不想说，但你是否担心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会引发更大、更可怕的事情？你有多大动力打电话给美国政府说，让我们达成协议？

    普京：我已经说过，我们没有拒绝谈判。我们愿意谈判。是西方方面，乌克兰显然是美国的卫星国。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想让你们认为我在找一个强硬的词或进行侮辱，但我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美国的财政支持提供了 720 亿美元。德国排名第二，然后是其他欧洲国家。数百亿美元流向乌克兰们，大量武器涌入。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告诉乌克兰现任领导层停下来，到谈判桌上来，取消这一荒谬的法令。我们没有拒绝。

    塔克：当然，但你已经说过了。我不认为你的意思是侮辱，因为你已经说对了，有报道称，代表拜登政府行事的英国前首相阻止了乌克兰就和平解决方案进行谈判。所以，他们当然是卫星国，大国控制小国，这并不新鲜。这就是为什么我问直接与拜登政府打交道的原因，是拜登政府在做这些决定，而不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普京：如果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拒绝谈判，我想他们是根据华盛顿的指示这么做的。如果华盛顿认为这是错误的决定，那就让它放弃吧。让它找到一个微妙的借口，以免任何人受到侮辱。美国自己应该想出一条出路，做出这个决定的不是我们，是他们。那就让他们反悔吧。就是这样。

    然而，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在，我们必须寻找出路，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做了，就让他们自己去改正吧。我们对此表示支持。

    塔克：所以，我只想确保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我想我没有，我想你是说你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普京：我们做到了。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准备了一份巨大的题哦阿月，乌克兰代表团团长草签了这份文件。他在部分条款上签了字，而不是全部。他签了字，然后他自己说，我们准备好签署了。如果是这样，战争早就在18个月前结束了。然而，约翰逊首相来了，跟我们说不要签了。

    我们为什么要自寻烦恼，纠正别人的错误呢？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我们的错误，是我们激化了局势，决定结束2014年在顿巴斯开始的战争。我已经说过，是通过军事。让我们回到历史。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们刚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1991年，当时我们得到承诺，北约不会扩张，到2008年，北约的大门向《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敞开，宣布乌克兰为中立国。让我们回到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基地开始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事实。让我们回到 2014 年乌克兰政变。但这毫无意义，不是吗？我们可以无休止地来来回回，但他们停止了谈判。这是个错误吗？如果是，那就改正错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还需要什么？

    塔克：您认为此时北约接受俄罗斯对两年前乌克兰领土的控制是否过于屈辱？

    普京：我说过，考虑如何有尊严地做到这一点（妥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有意愿，就有选择。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为在战场上给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而喧哗和尖叫。但现在，他们显然开始意识到，即使有可能，也很难实现。我认为，从定义上讲，这是不可能的，这永远不会发生。

    在我看来，现在西方的掌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是这样，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已经做好了对话的准备。

    塔克：你是否愿意说，祝贺你，北约，你赢了，让我们保持现状吧？

    普京：你知道，这是谈判的主题。没有人愿意进行谈判，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愿意，但不知道如何进行。我知道他们愿意。不只是我看到了，我还知道他们确实想这样做，但他们却苦于不知道如何去做。是他们造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不是我们造成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对手造成的。现在让他们想想如何扭转局面吧。我们并不反对。如果这不是那么可悲的话，那就太可笑了。

    乌克兰国内无休止的动员、歇斯底里、国内问题，迟早会导致协议的达成。你知道，鉴于目前的局势，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无论如何，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将会重建。这需要很多时间，但它们会愈合。

    我给你们举个非常不寻常的例子。在战场上有一场战斗遭遇战，乌克兰士兵被包围。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的士兵在向他们喊话，没有机会了。你们投降吧。出来吧，你们会活着的。突然，乌克兰士兵在那里用俄语大喊，用字正腔圆的俄语大喊：“俄罗斯人永不投降。”然后这些士兵全都死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内战。西方国家的每个人都认为，俄罗斯人民已经被敌对行动永远分裂了。然而现在他们将重新统一。团结依然存在。乌克兰当局为什么要解散乌克兰东正教会？因为它汇聚的不仅仅是领土，它汇聚了我们的灵魂。没有人能够分离我们的灵魂。我们到此结束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塔克：谢谢您，总统先生。

  • 罗新：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突厥这个词，本来是指6-8世纪在内亚草原建立了多个汗国的族群集团，中国史书称之为“突厥”，对应的就是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中的Türk一词。这个突厥集团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情况，中国史书有一些不很清楚的记录，研究者争议很多。可以确知的是，突厥到５世纪时是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是柔然游牧帝国统治下的众多部族集团之一，被柔然称为“锻奴”，大概因为突厥长于锻冶，而且阿尔泰山一带又是重要的铁矿石出产地。有研究者因此认为突厥在制造兵器和盔甲方面可能具有某种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粟特地区的西突厥人曾经向拜占庭使者表示愿意卖铁给他们，拜占庭方面认为这是突厥人为了显示他们拥有铁矿。

    ５世纪后期，柔然的统治权遭到蒙古高原上其他一些游牧集团的挑战，特别是高车各部，甚至一度把柔然可汗逐出草原，迫使他投奔北魏。突厥在平定高车叛乱方面立过功，可是未能得到柔然可汗应有的肯定和礼遇，终于变成了柔然帝国的终结者。552年突厥推翻了柔然的统治，取而代之，开启内亚草原的突厥帝国时代。突厥帝国采取和柔然同样的汗国体制，可汗庭也迁至原柔然汗庭所在地的鄂尔浑一塔米尔河谷，依托于都斤（?tüq?n）山，即今杭爱山。于都斤山和鄂尔浑河遂成为突厥帝国的历史象征。

    也许是因为突厥的“龙兴”之地本在蒙古高原西端的阿尔泰山，所以突厥帝国比柔然更重视对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控制，最突出的就是消灭了嚈哒帝国，不仅实现了对大部分欧亚草原地带的直接统治，而且还获得了对草原以南的部分农业定居地区的间接控制，特别是中亚的城邦绿洲诸国。突厥很早就以管控地区为界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以阿尔泰山以西的草原地带为中心，控制中亚绿洲地区，东突厥则以于都斤山为中心，控制契丹、奚以及铁勒九姓等漠北各部，并南向与中原各王朝争锋。

    突厥帝国，无论西突厥还是东突厥，在其汗国体制解体之后，作为政治认同的“突厥”理应随即消失。在蒙古高原上，取代突厥汗国的回鹘等政治体完全否定了“突厥”这一认同，因此可以理解，突厥当然就从后来各政治体的历史活动中永久消失了。可是与蒙古高原形成对照的是，突厥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了，“突厥”作为一个通称性认同，却在原西突厥控制区的游牧社会里凝聚下来。很可能，这种由特定政治体专名向人群通称的转变，并不是由取代了西突厥的各游牧政治体所主动完成的，而是原西突厥所控制、所影响、所对抗的各定居社会坚持称呼草原游牧人为“突厥”造成的，即由西突厥的自称，变成定居社会对西突厥时期及其后特定游牧人群的他称，最终为这些游牧人接受为通称。而这种特定称谓的通称化，得益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西突厥统治部族所使用的语言,与汗国治下各主要部族所使用的语言，有相当程度的亲缘关系。近代语言学家把这些明显有着亲缘关系的语言，用他们的族群通称来定名，称之为突厥语（Turkic）。

    突厥语（Turkic）、蒙古语（Mongolic）和满一通古斯语（Manchu-Tungusic）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分别包含多个语种。当前的突厥语族之下，包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等等，一共有三十多种，总人口在两亿左右。这些突厥语相互之间的远近关系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有高度的亲缘性。研究这种亲缘性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突厥历史至关重要。过去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理解就是，这种亲缘性是突厥人迁徙、扩张并最终在中亚西亚广大区域内居留下来的历史结果，现代各种突厥语衍生自同一个古老的古突厥语祖先。近一些年的研究表明，这种研究可能过于简化了。和汉语的所谓方言的形成历史一样，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形成，是亚非突厥语人群经历突厥化之后以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作用于突厥语而生成一种新型突厥语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能把突厥语族的两亿人看成一个共同祖先人群的生物后代，更不能以浪漫化的民族迁徙来解释当前突厥语人口在欧亚世界的分布。

    所有现代突厥语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是以Türk为国名的。土耳其的国名Türkiye Cumihuriyeti（土耳其共和国），其中汉译为“土耳其”的Türkiye，就是以Türk加上领有、所属意义的后缀－iye构成的一个词，意思是“突厥人之地”。历史上以Türk为名的国家、帝国或其他类型的政治体，通常是一种“他称”。比如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可萨（Khazar）就被拜占庭称为Türk。拜占庭后来又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为Türk。有趣的是，阿拉伯语里的“土耳其”（Türkiyya）最早却是马穆鲁克（Mumluk）苏丹国的正式国名。他称的形成，通常与自称也有较大关联。拜占庭称塞尔柱为Türk，后来从塞尔柱诸小邦中崛起了奥斯曼，所以拜占庭又称奥斯曼为Türk，以至于后来欧洲人都称奥斯曼为Türk。从奧斯曼的废墟中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便以Türk为国名了。

    由此可见，与中古汉语中的音译专名“突厥”对应的专名Türk，在亚洲的另一端，是被记忆得很深很久的。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为突厥记忆。

    去土耳其，会经常看到某类宣传画，上面有一行是土耳其语“Ne mutlu Türküm diyene”，意思是“说我是突厥人是多么幸福啊”。这句话是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933年在纪念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说的，后成为全国流行的一句话。在不久前才废除的小学生每天宣誓的誓词里，就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在这么多的突厥语现代国家中，直接把现代国家与古老突厥联系甚至等同起来的并不多，土耳其是最突出的一个。

    不过，在1920年代之前，Türk—词的使用有很不同的情况，很长时间里上层的人似乎不愿说自己是Türk，而下层的人倒比较不在意别人称自己或自称为Türk。18世纪的法国旅行者注意到，在奧斯曼帝国的宫廷文化中，Türk多被用来称呼那些粗鲁的乡下农民（类似“乡巴佬”），有鲜明的贬义。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突厥学界，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的突厥学家，把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最新解读成果介绍到奥斯曼。古代突厥帝国的历史虽然很不清晰，却被赋予了浪漫与梦幻的色彩。正开启民族主义自我教育的奥斯曼知识界由此把自己的历史源头与遥远的蒙古局原联系起来，掀起了一场全新的突厥史追寻，甚至改变了对奥斯曼与中亚各突厥语社会的历史联系的理解，而且也由此，使得Türk这个称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荣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泛突厥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天下突厥是一家”的意识开始渗透进各突厥语社会，而在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奥斯曼更是影响很大。

    奥斯曼帝国晚期，主张政治变革、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青年知识分子组建了许多组织，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Gen? Türkler，—般译为“青年土耳其党”，其本意就是“青年突厥人”（Türkler是Türk的复数形式）。从他们如此骄傲地打出Türk旗帜，可以看出突厥历史记忆已成为奧斯曼青年知识分子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资源。

    作为近代欧洲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突厥学本来是以语言研究为主的。但是现代突厥语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了古代突厥语，也逐渐与突厥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了。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在西方突厥学与汉文史籍中的突厥汗国的历史之间架起了桥梁。突厥人最早的历史只能到中国的北朝史料中去追寻，这样，几乎所有的突厥史开篇就要讲突厥第一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由于第一汗国与第二汗国曾经在强盛的隋唐帝国面前昂首挺立，所以突厥语世界对它们寄予特别大的敬意。再加上由于汉文史籍对西突厥汗国的记录远比不上东突厥，因此西突厥的历史相对来说在古突厥史的叙述中并不占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西突厥才是后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人群追寻历史的可能源头。

    鄂尔浑碑铭上的语言被认为是古突厥语，把这种古代突厥语和现代土耳其以及其他突厥语族国家所使用的语言紧密关联，完全是近代突厥学的产物。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把土耳其语Türk?e（即英语的“Turkish”）和Turkic混淆的问题，目前的英文学术文献中，为了区别作为一种语言的土耳其语和作为一个语族的突厥语，以Turkish专指土耳其语，以Turkic指突厥语族。突厥语包含三十多种语言，所有说这些语言的人群，都可以说是“突厥语人群”（Turkic peoples）。专名的使用也存在着多方面的陷阱，其中既有学术上的，也有日常情感认知的问题，如将突厥语族（Turkic）都纳入突厥人（Turk）的范围，把古代鄂尔浑碑铭中的突厥语视为现代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共祖，把现代各突厥语人群看作共享一个突厥历史的社会。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思潮及因之而起的政治行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跌入陷阱的历史认识。

    我认为，现代中亚西亚的突厥世界，也许相当一部分与西突厥汗国的历史遗产相关，但都不能与东突厥帝国的历史传承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在绝大多数的突厥语社会的历史叙述中，都是看不到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类叙述，都会把突厥语人群的历史追溯到阿尔泰山。因为根据中国史籍，阿尔泰山是古代突厥的发祥地。可是，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ü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乌古斯九姓，就不是Türk。乌古斯九姓，包括后来推翻突厥并成为统治人群的回纥（即回鹘，Uyghur），在现代语言学家看来，当然都是说古代突厥语的，也就毫无疑问属于“突厥语人群”。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这个突厥语集团的前身应该是所谓的“铁勒”，而铁勒大概与北朝中前期的高车有很大的关系。当高车在蒙古高原上屈服于柔然的统治，并成为柔然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后来以突厥之名而震惊欧亚草原的那一小部分人群，应该还局促在阿尔泰山一带。虽然东突厥汗国前后统治蒙古高原的时间并不短，但继之而起的各突厥语集团绝对没有认同突厥，他们都坚持使用自己的族称。真正实现了通称性转换的，是回纥（Uyghur）。在回纥汗国时期，原乌古斯九姓的大多数部族，大概都融合进回乡乞集团了，被视为、也自视为回纥人。因此，即使黠戛斯推翻了回纥汗国，逼迫残余的汗国组织西迁，留在草原上的许多突厥语人口，都被看作并自视为回纥。

    在中亚的西部地区，Türk—词至迟到10世纪的时候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通称，但这个过程的细节研究者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突厥汗国解体并为后续的其他突厥语集团取代的过程中，Türk实现了从政治体认同向社会群体认同的转换，也就是说，原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非突厥部族，也因长期被称为突厥而开始自称突厥，其中包括大量在文化上完成了突厥化的人口。突厥化，就是指本来不是突厥人的中亚人改说突厥语，完全认同自己是突厥人，接受突厥文化，完全或基本放弃原有的文化认同（包括语言和历史记忆），代之以突厥的历史认同。这个突厥化过程与伊斯兰化的历史过程相结合，就成为突厥历史的分水岭，把突厥历史的古代与近代区分开来。就古代突厥史的现代叙述来说，西突厥历史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或者说失落了。

    中亚突厥人群的伊斯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斯兰化指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伊朗高原北部的呼罗珊地区）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开始逐渐变成穆斯林的世界。在这一地区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地带，是西突厥及其后继诸突厥语政治集团的历史遗产。突厥语人群进入伊斯兰化的中亚世界，无论是作为主动的征服者，还是被动地作为奴隶经由中亚送往中东，也许是最早的穆斯林突厥人。奴隶军人在中亚叫作Ghulam，在阿拉伯地区叫Mamluk。被卖为奴的突厥孩童经过训练成为职业奴隶军人，随着征战日久积累功劳，奴隶军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有的成为重要的将军，有的甚至成为能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深入中东的突厥人较早完成伊斯兰化，留居草原和沙漠地区的则缓慢一些，某些突厥部族甚至晚至14、15世纪才最终完成这一文化转折。这一过程中，黑汗（喀拉汗）的历史尤为重要，黑汗王朝对中亚东部地区，即今日中国南疆地区的伊斯兰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古代王朝——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征服中瓦解后，伊朗高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伊斯兰时代。伊斯兰时代的伊朗高原上，首先是波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萨曼王朝（Samamid Empire，819—999），接着就是突厥将军们建立的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975—1186）。伽色尼王朝是突厥人在伊朗高原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但是，伽色尼王朝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突厥文化因素相当稀少，因此，还不能说突厥文化进入了中亚和伊朗历史的中心舞台。

    到了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突厥人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历史权重的是塞尔柱（Seljuk）。由于塞尔柱人的崛起和大塞尔柱帝国的建立，突厥因素才真正进入中亚、波斯高原甚至阿拉伯地区，突厥语言和突厥文化因素终于开始发挥威力，得以沉淀与传承。塞尔柱人在1040年的丹丹纳干战役中打败了伽色尼王朝的大军，随后控制了呼罗珊地区，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塞尔柱人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塞尔柱帝国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扩张，为已经沉寂多年的阿拉伯征服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伊斯兰世界焕发了新的对外征服的激情。对突厥人来说，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塞尔柱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突厥信仰，而且部分地突破了波斯传统，例如帝国的政治领袖称为“苏丹”（Sultan）。塞尔柱帝国是突厥穆斯林所建立的第一个以“苏丹”为君主称号的重要王朝，这个称呼为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所沿用。

    不过，尽管有着诸多的突厥因素，塞尔柱王朝还不能说就是一个突厥王朝，其文化因素是在变化的，变化的驱动力量是伊斯兰教。以塞尔柱王朝前三个苏丹的名字为例：第一位苏丹名Toghrul，意为“隼”，这是突厥语常用人名。第二位苏丹名Alp Arslan，也是典型的突厥人名，Alp是英雄，Arslan是狮子。但第三位苏丹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他叫Malik Shah，Malik是阿拉伯语词，Shan是波斯语词，两者都是“王”的意思——用复合型的中东语词汇作为人名，反映了塞尔柱人已经向自己所征服地区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大幅度让步。自萨曼王朝时期开始的新波斯语文学运动，到塞尔柱帝国时代达到了高峰。塞尔柱将中亚统合为一，以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中心，使新波斯语运动发展到全新的水平。这不仅是文学运动，除了文学创作外，塞尔柱时代还涌现了新波斯语史学编纂浪潮，大量历史著作开始出现。因此，突厥历史的叙述就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前文曾提及，近代突厥学在发现和解读了鄂尔浑碑铭，确认其中的Türkｋ就是中国古代的“突厥”以后，才形成一个大致上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认为古突厥的祖先起源传说，尽管在中国中古史籍中有记录，但被中亚穆斯林统治者以及改宗伊斯兰的突厥领袖们有意抹去了。实际上，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无法确定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是否与中国《周书》等唐代所编的史书所记录的突厥传说一致。中国史籍记录的是来自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蒙古高原上的突厥人（东突厥）的说法，但未必是西突厥人的说法。何况，即使在中亚，突厥各部落各集团之间是否有大致接近的祖先起源传说也是未知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传说被抹掉了，也不能说这些今已不存的传说一定和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同。

    古代的确存在着关于古代突厥人祖先起源的传说。《周书·东突厥传》记载：
    突厥者，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见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倶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

    传说突厥仅存的小男孩被砍了脚，被一只母狼养育，长大后与母狼合，在山洞中生了十个男孩，这些男孩长大后跟外面的女性组成了十个家庭，其中一个就是突厥人的祖先阿史那氏。阿史那氏子女繁衍，从山洞出来后接受了茹茹（柔然）的统治，住在阿尔泰山南麓，成为柔然的铁工。

    可是《周书·东突厥传》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遂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纳都六设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纳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

    其中最后阿史那子孙里有一人叫“阿贤设”，“阿贤”就是Arslan，“设”即?ad，是古突厥的官名。Arslan ?ad 是突厥传说中比较早的重要祖先。写此传的人为了求得说法一致作了一个总结，“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虽然第二种说法中只模糊地提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但著书者仍将突厥民族的起源归结为“狼种”。

    狼种或为狼乳育的故事，文献中最早见于乌孙。《史记·大宛列传》说：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
    《汉书·张骞传》也记：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翁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

    突厥的狼生传说，大概是突厥人自蒙古高原向阿尔泰地区蔓延过程中，与乌孙人的后裔人群结合后获得的。狼生传说在蒙古高原上流传了很久，以至后来蒙古人的苍狼白鹿说中也许部分地源自这一传统。今天的中亚和土耳其常见狼图腾的描述，其实完全是从中国史籍中获得的知识，传统中亚并没有突厥为狼生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稍晚的唐代文献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关于突厥起源的说法。据《酉阳杂俎》记载：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尔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尔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尔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尔，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酉阳杂俎》记述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了许多怪异之谈，有些是来自中亚的人讲述的。按这个说法，突厥人的祖先住在海边，跟海神有关系。但蒙古高原上没有海，这一说法可能源自于中亚。考虑到许多突厥传说都与伊塞克湖有关，这里的“海”可能指伊塞克湖。

    可以肯定的是，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本来很多，各不相同。今天称之为“突厥”的群体，本来就是由历史传统各异的部落或政治集团组成的。在一个统治集团之内，统治人群的起源传说，会取代被统治者的起源传说。因此突厥认同的扩张，就意味着丰富多元的起源传说为单一起源传说所遮蔽、所取代，绝大多数起源传说都会遗失，永不可知。今曰所见多种关于突厥祖先起源的说法，都不过是历史过程中残留的碎片而已。

    《酉阳杂俎》还有一条，说坚毘（唐代称“黠戛斯”，即今天的吉尔吉斯）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粹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说坚昆是人和牛交合的产物。阿尔泰语系各人群喜欢以动物作人名，如骆驼、牛、羊、马等，大概与动物始祖的不同信仰有关。

    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在伊斯兰知识体系内叙述突厥的来历，仅是历史编纂学的问题，而且还是《古兰经》注释学的问题。

    首先对突厥人来历给出描述的当然不是突厥人，而是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当然，他们的历史描述势必要符合中东传统及伊斯兰教的人类史观。而狼生传说即使存在（当然是可疑的），也无法与伊斯兰知识体系中的人类创生信仰相一致，因此不可能被吸纳。近东一神教传统中，人类都源自大洪水后诺亚的三个儿子：闪（Shem，Sam）、含（Ham）、雅弗（Ja－pheth，Yafith）。这在《旧约》里记录得很清楚。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接受这一说法，因此突厥必定也是他们的后代。

    在近东的创始信仰里，诺亚的三个儿子中，闪是阿拉伯人、犹太人等近东各族群的祖先；含是黑人的祖先；雅弗则生了半魔人歌革（Gog）和玛各（Magog）。到了8世纪，最早用阿拉伯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波斯人伊本?穆卡法（ibn al －Muqaffa‘，724－759）说雅弗就是突厥人的祖先。这被后来的古兰经注释者们所接受，9世纪和10世纪的波斯及阿拉伯学者都沿用了这个说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古兰经》注释者之一的塔巴里（al-Tabari），他说：“雅弗生了突厥人、斯拉夫人、歌革和玛各，没有一个好东西。”

    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世界里突厥人的地位明显提高，许多突厥人成为将军、大臣、王公甚至君主（比如，他们建立了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帝国），在历史叙述中，突厥人祖先——雅弗的形象也跟着大大改善了。不仅在官方的经注和史书中，而且民间故事里雅弗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12世纪的《先知故事》（Qisas al-anbiya）里，诺亚一边沮咒他的儿子含只能成为黑人奴隶之父，一边预言闪的后代成为先知，雅弗的后代则会成为国王和英雄。这就是针对12世纪的塞尔柱帝国时代的政治现实。到了15世纪，突厥文学名家Mir Ali Shir Nava’i甚至说：“历史学家都认为，因为雅弗戴着先知的帽子，所以他优越于两个哥哥。”这就把雅弗提到了先知的地位，这个文本是用突厥语写的。

    根据17世纪的重要史学家，希瓦汗国的阿布尔一哈齐一把阿秃儿汗以突厥语所写的《突厥世系》，诺亚在250岁的时候成了先知，接下来的700年里他努力推广伊斯兰教，但不大成功，只有80个人皈依。大洪水之后，他派含去印度，闪去伊朗，雅弗去北方。雅弗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之间住了250年。他有八个儿子，长子名Turk，以“雅弗之子”（Yafith Oghlani）闻名。Turk迁至伊塞克湖一带，成为第一个制作帐篷的人。他的长子Tutuk继他为君，是个好君主，与伊朗的第一个王Kayumars同一时代。

    Tutuk被认为是从中文“都督”借入突厥语的名号，都督是我国南北朝及唐代常用的军队将领的称呼。阿布哈齐说Tutuk与伊朗传说的第一个王同一时代，这非常有意思，比如《三国史记》强调新罗国比高句丽早一些年建国。突厥人写突厥历史时，一定要比伊朗人建国的时间早。既然到Tutuk的时代伊朗才建立第一个王国，那么突厥人显然不比波斯人差。但阿布哈齐作为历史学家说话仍然很谨慎，他不敢说雅弗是先知，因为《古兰经》里没这个记载，所以他说“有些人说雅弗是先知，有些人说不是”。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在伊朗高原建立帝国以及对波斯文化、语言了解越来越深刻，突厥人还把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阿甫剌昔牙卜（Afrasiyab）也纳入自己的祖先名单中。可是现代研究者对突厥人何以选中阿甫剌昔牙卜作为自己的祖先感到疑惑，因为此人性格乖戾、狂暴，且最后为胡斯老所败，并非战无不胜的完美英雄。有学者认为，这也许是因为突厥人对阿甫剌昔牙卜传说仅是部分了解，且有些关于阿甫剌昔牙卜不够完美的故事是伊朗人后来添加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征服了伊朗高原并在那里建立王朝的突厥人选了一个波斯英雄作为祖先，显然包含了实际政治的含义。

    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u l-Lu g at al-Turk）是古代突厥语资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作者是喀什噶里。其中Türk条解释道：这个名字是真主赐予的。先知穆罕默德说：真主说我有一个喜欢的（民族）称为“Türk”，把他们搁在东方，地位优崇，如果我对谁不满意，就派他们去惩罚，因为他们忠诚并富有美德。

    这条记述非常重要，因为把突厥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与以前突厥人作为骚扰者和野蛮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而是纳入伊斯兰体系里，变成真主赏善罚恶的工具，是真主愤怒的象征。按《突厥语大辞典》的说法，突厥是执行真主意志的。这给许多世纪以来突厥人对中亚、波斯高原乃至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社会所做得不好的一切，都带来了合法合理的解释。因为真主对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有了不满，他需要一个惩罚工具，而突厥就是他的惩罚工具。而且，他还需要突厥人给伊斯兰社会带来新的动力、纪律和勇气，更需要他们完成伊斯兰对非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事实上，正是突厥人在征服事业上，达到了阿拉伯人都没有达到的巅峰，这就是奥斯曼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塞尔柱帝国稳定自己的统治之后，原先收买边缘突厥部落以维持国防的模式难以维持下去，这些怀抱不满的部落经常在帝国边疆地区抢掠，反而成为塞尔柱帝国边防的不安定因素。为了把祸水别引，塞尔柱政权怂恿边缘突厥部落向西挺进，这就引发了突厥部落对安纳托利亚的侵入。这个过程，并非塞尔柱帝国的统一政治和军事行动，而是西进突厥各部落出于各自的利益所强力推动的扩张和掠夺。这些突厥联军在曼兹科特战胜拜占庭军队后，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很快萎缩到仅据有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带。这场战役在拜占庭历史上极为重要，是造成拜占庭帝国失去安纳托利亚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中世纪军事史研究者认为，突厥人的这场胜利是轻骑兵的胜利，表明轻骑兵对步兵有很大的优势。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将塞尔柱人控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称为Rum，即“罗马”，进入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就被称为罗姆塞尔柱（Rum Sel?uk），即在罗马的塞尔柱人。

    13世纪上半叶的蒙古西征，特别是伊利汗国建立之后，罗姆塞尔柱的国家结构日趋散化，终于发展为安纳托利亚的Beylik（小君王）时代。Beylik时代诸侯林立，后来崛起的奥斯曼，本是其中的一个侯国。这个时期从中亚进入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大约在150万以上，使突厥人保持了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口规模，突厥人即使在政治上占优势，文化上也必然被本地希腊语社会所同化。相反，这150万人使突厥人足够统治并同化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希腊语人口与地区。这种人口优势在政治优势的帮助下，又凭借伊斯兰教的文化优势，最终使安纳托利亚实现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奥斯曼（Osman）部的崛起迅速开启了安纳托利亚统合于一的过程。经过两代苏丹奥斯曼（Osman，1258－1326）和奥尔罕（Orhan，1285—1359）的扩张，不仅统一了安纳托利亚，还成功进入巴尔干地区，只剩下中间的孤岛君士坦丁堡尚未攻破。在贝亚兹德一世（Beyazid I，1389—1402）时期，帖木儿大帝的西征暂时阻缓了奥斯曼帝国成长的步伐，贝亚兹德一世本人被俘并受尽羞辱而死。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奥斯曼的崛起。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nt II）时，奥斯曼成功征服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最大敌人，其象征就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因此征服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伊斯兰征服史上的最高成就，穆罕默德二世苏丹获得了“征服者”（Fatih）的荣誉称号。到1580年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已经将地中海、黑海纳入版图。

    在经历了奥斯曼帝国衰落和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今天的土耳其面临着如何叙述自己历史的问题。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间的诸多矛盾，使土耳其的历史学界、政治界都面临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宗教叙述的问题。

    突厥史学家芬德利（Carter V. Findley）在《世界历史中的突厥人》（The Turks in Word History）—书中指出，其实奥斯曼征服之后被称为Türk的人，既是征服者的后代，也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当时突厥人不过二三百万，而被征服的地区则有上千万人，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今天土耳其人的祖先。因此，今天的土耳其人更多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讨论什么是突厥人（Türklük）议题的时候，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历史就是这样，历史记忆不停地遗失，又不停地重建。

    本文原载于《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2期。

  • 冯万奇：中国债务问题中的关键堵点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

    企业、居民与国家过度举债的风险

    现代企业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技术、水、电、劳动力及设备等。其中资本来源分类为股权类资本和债权类资本，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解决资金来源的常见方式。对于企业来说，举债经营虽然能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帮助企业提升盈利能力。但如果过度举债，企业需要偿还的本金和利息超过了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金额，企业又没有其他途径的融资能力时，企业的经营就会逐渐陷入困境。因此一般情况下，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金额至少要能覆盖当期需要偿还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否则企业就会面临资金紧张的窘迫感，资金链就会断裂。最近恒大集团陷入财务困境就是民营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的著名案例；2023年11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中植系”所属财富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对解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即是民营投资理财类金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重磅例证。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2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总额109.4万亿元、负债总额73.7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1.8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7.3%。2022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30.1万亿元、负债总额145.0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2.9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3.0%。汇总中央和地方情况，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39.5万亿元、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4.4%。

    同样地，居民过度举债，如果超过了自身和家庭的收入，结果造成入不敷出，同样也会给自身和家庭带来较大的信用风险，如果逾期，轻则自己会成为失信人，重则自己及家庭的财产可能会被冻结。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居民贷款余额为73.29万亿元，再加上住房公积金贷款6.89万亿元(2021年末)，居民债务余额达到了80.18万亿元，以2021年GDP计算，当前居民债务/GDP比率已经升至70%。我国居民的平均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

    与此类似，国家过度举债也会带来较大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26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高达33.67万亿美元，相较2023年6月3日美国暂缓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债务总额增加了2.27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万亿美元。

    但现在，这种长期依赖大额举债的策略已经开始暴露出美国潜在的风险。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美国开启了多轮加息。经过多次加息后，美国联邦基准目标利率已经上升到5.25%到5.5%之间，这个利率已经创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利率意味着较高的借贷成本。由于近年来美联储加息，巨额债务仅利息支付一项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负担，也成为美国公共债务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综合利率约为1.25%，美国政府支付了44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2023年预计加权利率为1.89%，国债利息将达5770亿美元，大涨30%。当前美联储隔夜利率已高达5%，2024年的利息支出至少8000亿美元，逐年增高。美国已走上“借新还旧”的歧路。

    中国的国家债务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的《2023年11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截至11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56.9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市场托管余额136.1万亿元，交易所市场托管余额20.8万亿元。分券种来看，国债托管余额28.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托管余额40.4万亿元，金融债券托管余额37.9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32.4万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余额1.8万亿元，同业存单托管余额14.5万亿元，商业银行柜台债券托管余额554.8亿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11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记载，截至2023年11月末，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76.39万亿元。全社会负债规模处于较高水平。

    宏观杠杆率是一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公布的资料：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2017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杠杆率年均增长约4.8个百分点，比2012～2016年年均增幅低8.6个百分点。2017～2019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3%左右，初步实现稳杠杆目标。2020年疫情暴发后，杠杆率阶段性上升至280.2%。2021年回到272.5%。与主要经济体相比，疫情以来我国杠杆率增幅相对可控。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末美国（281.1%）、日本（416.8%）、欧元区（282.1%）杠杆率分别比2019年末高26.0、36.4和25.0个百分点。同期我国杠杆率比2019年末高19.1个百分点（275.1%），增幅比美、日、欧元区分别低6.9、17.3和5.9个百分点，增幅相对而言并不算高。

    从以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2021年也达到了272.5%，说明我国的整体债务规模也是比较高的，这与全社会的整体感受是吻合的。目前部分省市地区偿债出现困难就是债务规模较大带来的风险的体现。

     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债务风险对比分析

    （一）两国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分析

    两国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均为第一产业——农业、畜牧业，第二产业——制造加工业，第三产业——金融等服务业。在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上，中国均弱于美国，但中国的第二产业强于美国。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一直被称为四大工业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美、德、日之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新华社2023-01-17发布的《2022年我国GDP突破120万亿元 增长3%》新闻稿，2022年全年，全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

    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1.4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由2010年的18.2%提高到29.8%。202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50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15.3%，位居全球第二；2021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5.9%，位列全球第三；2021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7%，位列全球第四。美国、德国、日本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合计为25.9%，仍低于中国的29.8%。2021年度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首位，并且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三大工业国之和。

    中国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中第二产业更为强大，并且中国的债务背后对应有大量的实体项目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项目等，它们都是可以带来长期经济回报的实体资产。而美国的债务主要是依赖消费、金融服务以及由巨额的战争支出形成的，比如美国向乌克兰、以色列提供的巨额战争援助，在伊拉克、阿富汗发生的巨额战争支出、美国每年巨额的军费支出等。通过债务对应的经济结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的债务问题更严重、债务质量较差。近期，美国派出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气候特使等高官轮番访华，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购买其发行的美元债券，这就说明了其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笔者认为美国目前的债务状态和崩盘前的恒大集团很相似——债务余额巨大、不断地高息揽存（超过5%的利率是很可怕的），而自身的盈利能力不足。如果美国不改变其经济结构，不削减其军费支出和战争支出，不下大力气压缩其财政支出，美国发生债务违约风险、发生经济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而事实上，美国已经发生了债务违约。2023年7月30日，日本所持一笔价值284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到期后未能及时偿付，动摇了全球对于美元国债作为最安全避风港的信心，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长期美元债务评级从AAA下调至AA+。这是1994年以来惠誉首次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 

    （二）解决我国债务问题的关键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于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会议分析了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同时设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党金融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这充分说明了决策层对中国各个层面债务问题的高度重视。

    通过中国、美国的债务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是两个方面：

    一是提升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的盈利能力，特别是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提升其获取现金流的能力，也就提升了加工制造业的偿债能力。

    二是适当降低贷款利率，特别是全面降低民营企业、居民个人的利息负担水平，通过降低利息成本进而降低土地、房屋的购置成本，进而提升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对企业和居民承担的利息费用的案例分析

    以某一线城市的土地一级开发三个样本为案例，本文从土地成本的源头——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具体成本构成结构，分析住宅和商业物业高成本的原因。三个样本中，前两个项目为一线城市的区级政府下属的村级集体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假定代号分别为A和B；最后一个项目是国有企业为开发主体，假定代号为C。三个项目所处的区域位置均较好，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土地一级开发成本中的财务费用即利息成本较高

    三个样本项目均使用了银行借款、其他机构融资，利息费用占比较高：在项目立项时，三个样本项目均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因此三个样本项目均使用了银行借款，部门项目除了银行借款外还使用了非金融机构融资，因此整体看融资金额较大，利息费用较高，从三个样本项目看，财务费用占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的比例平均达到了17%。详见表1。 

    （二）居民购买商业住宅的成本中承担了较高的利息

    作者通过对三个样本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基本情况（表2）和三个样本项目的挂牌成交情况的递进分析，最终推导出三个样本项目中居民承担的最终利息成本占住宅总成本比例的分析明细表（表3）。通过层层推导分析发现，居民购买住宅承担的土地一级成本中的利息费用平均达到了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的17%，在不考虑开发商开发房地产过程中承担的利息成本情况下，居民购买住宅最终承担了占房价25%～30%的商业及公积金贷款利息费用，该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适当降低国有经济生产要素价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一）当前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建议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等八方面提出了31条具体要求。

    在近期及当期情况下，导致民营经济较为困难的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较高是重要原因，涉及面较广的生产要素主要有：贷款利息（与土地房屋购置成本、长短期借款资金成本有关）、房租或折旧（与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借款利息有关）、电力、燃气、汽油柴油、钢材等各种原材料以及物流成本。

    在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有经济的占比较高，部分行业国有经济的总营收甚至超过了50%，国有经济涉及面较广，如航空航天、金融证券保险、邮电通信、石油石化、电力、钢铁化工等，国有经济在保基本、保民生、保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其大多处于基础地位，多位于产业链的上游，故上游国有经济控制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直接对下游消费品和服务形成了重大影响，最终承担者大多为民营经济及居民个人。

    国有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形成的税收以外的净利润通过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部门形成国家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形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国有金融行业的利润情况举例说明，2022年度，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税后归母净利润统计如表4：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基于我国特有的国有经济独特制度优势，建议将国家能够控制和影响的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要素价格适当下调，国有经济让出的利润即可以传递给民营经济和居民个人，比如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适当降低电力、汽柴油、燃气等各类能源价格，适当降低钢材、煤炭等重要原材料价格等。 

    （二）建议将国有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上升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和手段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土地生产要素、利息生产要素的定价政策及统筹安排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重大影响。从房地产行业推而广之，推广到其他相关行业，基本的原因和逻辑是相通的。

    从长期来看，建议将国家能够控制和影响的产业链上游的国有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上升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充分发挥我国国有经济的独特制度优势和经济结构优势，从而实现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 陕西省宝鸡市：西周丰邢叔簋

    丰邢叔簋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一处西周晚期青铜器窖藏，通高18厘米，口径21厘米，腹深12厘米，重6千克。腹鼓，敛口，上腹饰一周窃曲纹，腹下部饰瓦楞纹，圈足下接兽首三扁足，双耳上端均饰卷鼻兽首，典型的西周青铜器形制。

    簋内底铸有铭文3行18字（含重文2个）

    丰邢叔簋内底铭文及拓片“丰丼（邢）叔乍（作）伯姬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照片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供图；拓片引自罗西章：《陕西扶风发现西周厉王㝬簋》，1979年《文物》第4期。）

  • 桂华：农民现在的医保负担超过了过去农业税

    按照政策规定，居民医保缴纳时间一般是前一年的9月1日至12月31日，次年才能够享受医疗保险政策。年前12月份到年后1月份，我们去了3个省的4个县调查，过程中关注到了农村医保收取问题。恰好都到了医保缴纳快截止的时间，各地都在进行医保催缴的最后冲刺。

    一、农村医保征缴变得比收农业税还难？

    令人意外的是，我们随机走到的几个乡镇和村，普遍反映医保收缴难。南方某镇12日23日统计的医保缴纳实时情况：

    全镇收缴任务基数为13.7万人左右，实际完成情况是10万人多一点，当日缴纳6百多人，全镇完成比例是73%。排名最高的村完成比例是95.8%，排名最低的村刚过60%。排名靠前的几个村是有征地补偿的集体存款，由集体代缴覆盖一部分人口。

    12日23日这一天，这个镇28个村的新增缴纳人数为0，占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村，表明医保收缴工作越到后边是越难做。

    另外一个北方某镇，12月1日的乡镇工作推进表显示：全镇缴纳基数约为5.1万人，完成数是3.1万人，完成比例为62.25%。其中，排名第一的村完成率是76%，最低的村是48.72%。

    中部某镇1月18日下发的“两保一险”征缴任务进度表显示：全镇医保收缴率为92.36%，排名第一的村为96.50%，排名最后的村为86.89%。这个镇延长了收缴时限。

    医保收缴已经成为乡村两级下半年最终的工作常规，也是基层必须完成的中心工作。医保缴纳虽然遵循自愿原则，但是各地市县为了完成收缴扩面和确保基金总量，对乡村核定任务指标，规定乡村两级必须要做到宣传、动员和催缴。随着农民主动缴纳的积极性下降，市县乡三级分别采取了排名考核的工作办法，县对乡镇的收缴情况每周都会进行考核排名，乡镇进一步对村级工作进行考核排名。排名落后的乡镇要列入县级督查约谈问责。

    调研期间，我们在中部某镇政府的一楼座谈，政府二楼召开全镇医保收缴阶段性结账大会，副书记主持，全镇所有村书记参加，大会上对落后的村公开批评督促。

    在南方某镇，我们还观摩了一次镇村大会，也是有关医保收取工作。乡镇要求排名最后的村书记在大会上做表态性发言，该村书记表示“尽量完成工作”，言语和态度不够坚决，乡镇党委经程序当场对其做出停职处理。这是一位村书记主任“一肩挑”的干部，前面对其已经做出了书记职务停职处理，这次又因为医保收取进一步停掉其村务职务。

    早在2019年冬季，我们在安徽某地调研，当地村干部已经反映医保征缴是头疼的工作。结合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医保收取的难度越来越大，并且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共性问题。农民和基层干部不由自主地将医保收缴与农业税费进行比较，基层干部感叹，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过去是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收缴难，现在则变成了医保收缴更难。在不考虑农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按照380元的个人缴纳标准，农民承担的医保缴纳金额超过了过去的农业税费负担。一个家庭算下来，人口多的需要支付两三千元。

    二、为什么农民缴纳医保的意愿降低

    显然，居民医保是一项福利性政策。按照国家标准，个人最低缴纳380元，财政还会补贴640元，个人缴纳与财政补贴最后形成的医保基金，用于缴纳人的医疗报销支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一项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巨大财政资金的惠民政策。

    农民缴纳医保的意愿降低，并不是说他们不欢迎惠民政策。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最担心的就是医疗支出，一人大病、全家受苦，降低疾病风险以及发生疾病之后的支出压力，是所有农民最关心的急难愁盼。

    乡村干部在收取医保时，还会顺带承担养老保险催缴工作。相对来说，养老保险比医保收取要容易的多。以前面提到的南方某镇为例，12日23日的医保缴纳率是73%，而养老保险收缴率情况是全镇基数2.35万人，完成缴纳2.24万人，完成率是95.55%。从收缴率和基层干部的反馈来看，农民愿意缴纳养老保险却不愿意缴纳医疗保险。

    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最初是个人缴纳10元，现在提升到每人每年380元。医保缴纳标准越来越高，带来了农民直观上的负担加重，这是农民降低缴纳意愿的直接原因。

    调查中，很多农民反映报销比例低，用医保在乡镇卫生院看门诊的费用与自费到诊所看病或是到药房买药，不仅不能省钱，甚至还更贵。这虽然是农民的直觉，但是这种直接感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缴纳决策。在具体缴纳过程中，大部分农民很不情愿，很多时候是对复杂医疗政策的无法知晓，甚至将在医院看病时的负面感受，都转化为向村干部的抱怨和对政策的抵触。

    这种抱怨既影响了个人的选择，也在群众中相互影响，最终改变了群体性的认知：“医保好处不大！交了也白交。”

    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认知只是一种表象解释，医保征缴难度增加，还需要深入到制度本身去反思。

    三、制度上存在什么问题？

    接触到一些群众后，不少农民不愿意缴纳医保，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尤其是青壮年人，很多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所以就不愿意参保。前面调查的那个南方乡镇，很多村的缴纳比例低，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全家没有交的却很少，很多家庭是选择给老人和小孩缴纳，中间的青壮年人不缴纳。农民缴纳医保，还是基于对自身情况的评估。

    当前城乡居民医保采取市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市（州）统收统支，基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管理。整个基金的运转相当于，个人缴纳与财政补贴两部分构成了一个蛋糕总盘子，然后按照住院与门诊、分级诊疗、市内与市外、不同病种等原则，对这个蛋糕进行年度性的分配。也就是说，这个蛋糕总盘子有多大，就决定了当地居民享受的医保标准有多高。

    一般来说，东部地区的医保水平较高。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有财力给予更高的财政补贴。如苏州市2024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纳标准是普通居民每人540元，财政补助1150元。像苏州这样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些村的集体收入高，个人缴纳部分还会实施集体补贴。另外，一些村集体还会为村民提供一些附加的医疗保险，或是实施村内的大病补贴。东部地区的居民享受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平，包括报销比例、保险范围、起保线、基本报销之后的二次报销和大病救助等都比中西部地区的水平高。

    广大中西部地区，地方财力有限，只能按照最基本的标准维持医保基金运转。这就限制了农民在医保政策上的获得感。

    一方面，从最初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至今，快有20年了。过去20年中，农村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农民的医疗观念也经历了“现代化”转变。笔者的老家在河南信阳，距离武汉一两百公里，豫南地区的农民对于武汉很熟悉，很大程度上被武汉的医疗吸纳。老家的很多乡镇，每天有固定的私家拼车跑武汉，凌晨出发，到武汉的同济医院或协和医院是7点钟之前，正好赶上医院当日放号。下午两三点再到医院门口载着看完病的人返回。

    当前，农民有越来越高的医疗期待。随着医疗水准的提高，农民也越来越多地诊断出大病，并选择进行大病治疗。县一级的医疗不能满足群众的期待，很多人就选到了大城市的三甲医院。

    高水平的医疗需求，以及医疗收费本身的提高，使得整个社会的医疗支出增加。这最终带来了医疗基金支出压力增加，也最终转变为个人医保缴纳标准的快速提高，以及财政预算的更快增加。

    这是整个制度问题。如果具体到市级内部来看，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外出农民可以在居住地缴纳医保，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出，使得医保缴纳的人口基数减少。中西部地区整体呈现空心化和留守化趋势，由儿童或老年人构成的留守群体，发生医疗支出的概率更大。

    医保基金作为一个蛋糕盘子，在中西部地区市域范围内，低疾病发生率的青壮年群体流出，高疾病发生率的群体却占比越来越大，平均起来，就构成了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增加。在基金收入赶不上支出增加时，最终变成了医保支付标准的降低。这传导到个体身上，就变成了农民只愿意为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缴纳，青壮年却愿意“赌一赌”。

    第二是医保制度的异化。个人缴纳、财政补贴，这一在市级统筹的医保政策，本质是一种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合作”制度：即全市居民合作出资，为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疾病风险买单。制定中存在着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设计：每个人是否生病都是未知的，每个人都不能单独承担重大疾病，每个人要为这种未知支付费用，最终用于对真正生病的少数人群的支付。

    回到制度本身来看，首先，医保制度不是消除疾病，而是降低一定社会群众中由疾病带来的风险。这是一个有成本的制度，要么是政府出钱，要么是每个人出钱。所以，这种保险所提供的救济也是有底线的。当前的医保制度设计，重点是针对大病，因为大病是每个人更不能承受的风险。这使得所有疾病都不可能得到无限的救治，因为社会承担不了这个成本。

    其次，医保制度应当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作为一种“合作”制度能够维持下去，是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身的风险性。假设所有人发生疾病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缴纳政策也应当是一样的，以及最后的报销政策也应当是一样。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的医保政策出现了两个“异化”：第一是被低保政策捆绑，第二是被扶贫政策捆绑。

    过去十多年，我们持续关注低保政策的变化。经过多轮整治，农村“关系保”等现象减少了很多，低保评定程序越来越严格。但是，很多地区却出现了大量的“单人保”。按照一些情况估计，有些地区农村“单人保”占到享受低保人数的70%以上。

    低保就国家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为低于一定收入线的家庭进行收入补偿。低保是按户评定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单人保”是家庭正常、不符合低保评定标准，却出现家庭成员生大病的情况。很多地方对低保户或“低保人”实施特殊的医疗保险政策，纳入低保后享受的报销比例比普通农户高很多，甚至达到了基本免费医疗的标准。这就使得很多家庭申请低保政策，不是为了获得低保补助金，而是要享受特殊的医疗政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比较普遍。

    第二个是被扶贫政策绑定。很多地方出台医疗扶贫政策，不仅对贫困户实施医保金免缴政策，或是对降低缴纳比例，而且极大地提高报销比例，让贫困户的报销比例达到90%甚至以上。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结束之后，很多地方还在延续这个政策。地方在后扶贫评估检查和“第三方”评估中，将脱贫户是否享受特殊医疗政策作为重点检查对象。地方政府为了通过检查，持续对这部分农户实施特殊政策。

    包括医保在内的各项政策设计的十分复杂，农民虽然不能搞懂这些政策细节，但是在心里却有一杆公平秤：为什么邻居与自家的条件差不多，却通过低保或扶贫政策而享受完全不同的报销政策？这种公平感的失去，也降低了普通农民对医保政策的信任。

    更关键的是，无论低保还是扶贫，都是医保之外的单独设计政策。当有关部门要求医保基金给予低保户或纳入扶贫对象的这部分特殊群众几乎免费的医疗政策时，最终就变成了医保基金在特定群体上的支出过多。在这些特殊政策下，基层干部反映，有些纳入脱贫的农民，“时不时到卫生院输液”。

    调查中看到某地2022年医疗扶贫政策实施情况：全县脱贫人口100%参保，1-9月份特殊人群住院三千多人次，医保支出超过1500多万，报销比例平均81%，医疗救助三千七百多人，支付资金200多万，办理慢特性病证五千多人，医保结算两万多人，医保支出450多万。占人口比例少数的特殊群体，支出了全县相当比例的医保基金。

    由于低保和扶贫采取的是“一个不落”政策。这意味着凡是纳入低保或扶贫，就自动享受特殊的医保政策，使得医保政策在部分群体那里变成了全责保险。

    站在全市统筹的角度看，由于医保基金是每个人合作积累出来的，将医保政策与低保或扶贫捆绑，使得医保基金不可承受，一些地区就出现了基金透支。在市级以内，基金的总量是固定的，对一个群体采取特殊政策，就会平摊为其他大多数居民享受报销比例的降低。这样的总体的“调配”，会让农民与身边的特殊群体作比较，形成了相对剥夺感。

    站在医保制度设置来看，将医保政策与低保政策和扶贫打通的做法，也不符合居民医疗“合作”的本质。医疗合作是一项众人合作起来抗风险的社会性制度，采取自愿性的定额缴纳，无关身份和收入，个人缴纳后财政再给与补贴，严格说来这不是二次分配，也更不是三次分配。

    最近几年，医保制度的异化客观上造成了占全市全县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享受报销标准降低，带来医保基金亏空，冲击了医保制度本身，并最终变成了普通居民缴纳意愿的降低。

    四、制度上怎么办？

    从基层来看，农民缴纳医保意愿降低的情况客观存在，并且还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一项惠民政策变成受惠对象都不接受，这显然不是通过加强收缴力度和收缴方式所能解决的。

    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虽然有降低医疗成本的迫切需求，但是，他们存在不愿意缴纳医保的合理逻辑：这就是，医保制度在农民看来，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需求。

    站在国家角度看，比个人缴纳医保金增幅更大的是财政补贴的支付的增加。这些构成了各级财政的巨大支出。

    也就是说，国家和个人都花了大钱，最终社会却不满意。

    首先，这是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这所涉及的复杂医疗制度和医疗成本问题，不是这里能够讨论清楚的。

    其次，从眼前看和基层看，有必要直接解决的问题就是，扭转医保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不要将医保与低保、扶贫或其他任何工作捆绑。医保就是医保，医保要解决的是所有群众的医疗保险问题，医保有其自身的制度设计逻辑。

    当医保被低保和扶贫捆绑之后，医保就变成了整个社会兜底中的兜底政策。然而，社会总是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这些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变成了各种风险和各种特殊。试图将所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堆砌到一个制度上，让一个制度去兜全部的底，最后这个制度也会被拖垮。

    现代社会社会运行存在各种条线性的社会制度，将制度专业化、专门化，是现代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一些部门过度强调统筹统合，手伸的长，将本部门工作转嫁到其他部门上，将其他门类的政策都统合起来使用，最后就会让各种制度丧失了专业性。这既使得制度本身不可持续，也降低了整体治理能力。

    扶贫部门和民政部门没有必要将业务传递到医疗部门，只有让每个部门都管好本部门的事情，才能够让制度有序运行。用其他部门的资源来慷本部门之慨，不合理也不科学。

    因此，解决当前医保收缴难得问题，第一步要做和能够做的工作就是为医保制度解绑：医保没有能力对所有社会风险进行兜底，让医保回归其合作抵抗医疗风险这一制度定位本身，让所有群众都公平享受政策，才能够推进社会整体风险的降低。

  • 约书亚·S.卢米斯《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Joshua S. Loomis：Epidemics：The Impact of Germs and Their Power Over Humanity

    前言
    第一章 微生物：促变因素
    第二章 鼠疫
    第三章 天花
    第四章 疟疾
    第五章 肺结核
    第六章 斑疹伤寒
    第七章 黄热病
    第八章 霍乱
    第九章 流感
    第十章 脊髓灰质炎
    第十一章 艾滋病
    第十二章 传染病的未来

    前言

    自人类诞生以来，病原体就一直存在。尽管传染病曾以可怕的方式导致了数十亿人死亡，但大多数人对于传染病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的知之甚少。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很少有人经历过在人群中如此震惊且不受控制地传播的流行性疾病。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良好的卫生设施、抗生素和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或治疗绝大多数严重疾病。因此，人们不太关注暴露于病原体的概率，也不太担心亲人会死于不治之症。虽然这是人类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但不幸的是，这种进步使许多人误以为人类的技术已经可以使我们未来免受新的流行病的威胁。这种假设非常危险，历史上已有人们认为自己做了某些防护却依然被感染的例子。因此，回顾历史上那些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传染病，并从中吸取教训，认识自身，认清人类发展进程，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流行病发展的视角来解读人类自身的发展历史，理解流行病如何改变人类自我认识、改变历史进程、改变人类之间的互动方式。本书将带领我们走过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穿越人类活跃过的数十个国家及其每一片土地；在疾病症状和死亡数字之外，向人们讲述那些致命疾病背后深刻和容易被忘却的故事。

    本书融合了科学、历史、社会学、宗教和其他学科，可为读者提供不同于以往流行病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相信，如果不深入讨论传染病的影响，人们将无法准确地讲述人类历史的进程。

    将哪10种传染病纳入本书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套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评价所有疾病。很明显，鉴于本书所描绘的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传染病，被纳入本书的疾病一定导致了大量的死伤。但是，对于具体的人数标准我们并没有设定阈值。不过，低发病率和低死亡率的疾病一定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们通常不会引起大范围的恐慌。其次，这种疾病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或促使人类改变了生活、行为方式，包括改变战争结果、颠覆国家政权、引发重大技术飞跃，甚至改变人类基因组序列等。最后，这种疾病的影响范围必须很广，如持续时间较长或被感染人群较多。由于在特定地点暴发的小规模疫情通常不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持久的影响，因此不太适合出现在本书中。

    在这些严格的筛选标准下，我们列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10种流行病。虽然麻疹、梅毒、麻风病、伤寒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们并没有被选入本书中。实际上，用以上4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代替入选的脊髓灰质炎或黄热病，都不会明显削弱本书的内容。但是，基于疾病的影响力和破坏程度，我们最终决定不纳入以上4种疾病。我们选择天花和鼠疫是因为它们对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选择艾滋病和脊髓灰质炎是因为其在塑造现代社会中发挥了作用。总之，所有入选的10种疾病都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告诉我们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我们并没有详尽介绍每一种已知病原体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学术成果，围绕其中任何一章都可以写出好几本著作。确实，最近有很多出版物都在讲述其中某一种传染病，甚至是某种传染病的某类分支。尽管这类书的内容比本书的某个章节更加深入，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揭示流行病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因此，我选择扩大本书的视角，让读者对流行病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章 微生物：促变因素

    尽管微生物（Microbes）比人类宿主小数万倍，但它们可以对被感染的个体和整个人类种群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人类一生都会被微生物影响，我们会流鼻涕，醒来时恶心，还会承受支气管炎的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去看医生，接受一周的药物治疗，最终免疫系统会战胜感染。由于我们这代人是在抗生素、疫苗和现代医学的时代中长大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传播性极强、对人类具有巨大毁灭性的疾病，也没有经历过其带来的恐惧和绝望。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是这样），病原体在人类中泛滥成灾，使人类彼此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灾难性的流行病，如14世纪的黑死病或1918年的流感疫情，总是会带来持久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疫情结束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内都能感受到。本书的以下章节将回顾历史上最致命的、最具影响力的10种流行病，并研究它们的起因、传播和对人类的长期影响。

    流行病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内，某一特定疾病的发病率增加。在某些情况下，某一流行病在某一人群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它们可能是第一次出现，也可能绝迹后再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没有人对这种病原体有天然免疫，因此整个种群都对其易感。1518年，西班牙探险家将天花带入新大陆，当地人因此首次接触这种疾病。一到美洲，天花就迅速在北美和南美蔓延开来，造成数千万人死亡。与此相反，还有一些疾病原本就小范围地存在于人群中，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就迅速暴发。例如，疟疾通常流行于强降雨和洪水之后，这是由于过量的水会导致蚊子数量暂时增加，进而导致当地疟疾发病增加（蚊子是疟疾的传播媒介）。

    当一种流行病蔓延到多个大洲时，便被称为大流行病。例如，著名的1918年流感疫情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在此过程中变为大流行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它就导致了1亿多人死亡，震惊了全世界。流感季结束后，这种疾病就从人群中消失了。许多流行病都遵循这种“震骇效应”，即在人群中造成严重破坏，而后在短时间内消失。然而，还有一些疾病，如天花和鼠疫，会感染某个群体，造成巨大破坏，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小范围感染人群。其中一些长期流行病（如水痘、麻疹）变得司空见惯，几乎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都会接触到这类疾病。像这样的半永久性流行病通常被称为地方病。综上所述：如果流行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可能演变成大流行；如果感染人群后不再消失，则会成为地方病。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流行病都是由病毒、细菌或原虫这三种病原体之一引起的。为了全面了解它们所引起的疾病及其影响，先对其特征做简单介绍。

    病毒

    在本书所讨论的三种人类病原体中，病毒（Viruses）是已知最小的，其平均大小约为人体细胞的千分之一。尽管其结构非常简单，但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疾病的罪魁祸首，包括天花、流感、麻疹、黄热病和艾滋病。微生物学家通常将病毒定义为专性细胞内寄生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依赖另一种生物才能实现自我复制。病毒的局限性在于缺乏生产自身蛋白质或遗传物质所需的生化机制。没有这些组成成分，就无法组装新的病毒颗粒，感染也就基本上停止了。病毒通过进入宿主细胞并劫持其代谢以生产新病毒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缺陷。由于病毒依赖于活的宿主细胞进行复制，因此通常不认为病毒是生命体。

    从结构上讲，病毒只不过是包裹了遗传物质（称为“基因组”）的蛋白质外壳（称为“衣壳”）。它们既不是由细胞构成的，也与细胞无任何相似之处。病毒就像微观传递媒介，其目标是保护基因组并将其成功传递到宿主细胞内部。一旦到达宿主细胞，病毒基因组就会指导宿主细胞生产数百万个新病毒颗粒。细胞中存在的大量病毒颗粒使细胞变得不健康，提前发生细胞死亡。随着宿主细胞的死亡，新产生的病毒就会被释放出来，自由感染邻近细胞。接下来便是病毒在细胞间的系统性扩散和随后发生的组织破坏。

    除了介导细胞死亡外，某些病毒还能通过触发宿主对感染的过度免疫反应来诱导宿主受损。病毒侵入人体后，便会诱导宿主产生剧烈而广泛的炎症反应，损害宿主的自身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病毒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宿主组织损伤。例如，在狂犬病毒感染中，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如大脑）后，会相对无害地位于神经元细胞中。当宿主检测到狂犬病病毒的存在时，便会发动一场持久而有力的炎症反应，以清除感染。但炎症性化学物质的逐渐积累对神经元是有毒的，可以杀死神经元。

    细菌

    细菌（Bacteria）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具破坏性的流行病，包括鼠疫、肺结核、麻风病和霍乱。由于细菌比病毒大得多，在结构和生化方面比病毒复杂得多，因此细菌使人们生病的方式也更多。细菌不仅仅是包裹了基因组的蛋白质外壳（如病毒），它们还是富有生命的单细胞生物，通常可以独立于其他细胞自行复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菌细胞是人体细胞的1/10，结构更简单。人体细胞中存在各种小的、由膜包裹的结构（称为“细胞器”），不同结构起着特定的作用。例如，细胞核存储了DNA，线粒体帮助分解糖，溶酶体帮助消灭外来入侵者。细菌细胞没有这些内部细胞器。相反，它们的结构类似于充满液体的小气球，有一层外膜，被称为细胞质膜。其细胞内部只有一条染色体、水和少量营养物质。包裹着细菌细胞膜的是一种叫作细胞壁的结构。细胞壁为细菌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阻挡来自其他有机体、有毒化学物质或人体免疫细胞的各种攻击。

    就对宿主造成伤害的方式而言，细菌在很大程度上与病毒相似。例如，许多细菌可以通过直接杀死宿主细胞或诱导宿主产生破坏性炎症反应的方式，对宿主造成伤害。然而，细菌和病毒在致病机制上也存在一些关键区别。首先，病毒需要依靠宿主细胞的代谢和营养物质才能实现自我复制。相比之下，细菌通常能自给自足地获取营养。在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会整体入侵宿主，但不一定会进入单个细胞的内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细菌除外。例如：某些细菌，如伤寒的病原体，只能在人体细胞内复制；而另一些细菌，如结核分枝杆菌，只是更喜欢在人体细胞内复制。综上所述，病毒通常是由内而外地杀死人体细胞（通过耗尽营养物质并在内部制造有毒环境），而大多数细菌则是从外到内进行破坏。

    细菌通常是通过产生和释放各种化学毒素，来实现在不进入人体细胞的情况下破坏和杀死细胞的。细菌细胞合成的毒素会以各种方式伤害宿主，包括（但不限于）穿透细胞膜、抑制重要酶的活性、阻止蛋白质生成、破坏将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蛋白质、扰乱离子流、阻断神经冲动的正确传递、引发大量炎症等。例如，霍乱弧菌、肉毒杆菌、炭疽杆菌和葡萄球菌等导致的严重的细菌感染就是通过产生毒素，对宿主造成很大的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结果是宿主细胞死亡并释放出营养物质，被入侵的细菌细胞迅速吸收。

    原虫

    原虫（Protozoa）是单细胞生物，其生长环境和能感染的物种十分多样。在已确定的50000多种原虫中，已知能感染人类的只有极少数，具有一定致病性的就更少了。由原虫引起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类疾病包括疟疾、非洲昏睡病、阿米巴痢疾、弓形虫病和利什曼原虫病。尽管原虫像细菌一样由单个细胞组成，但实际上原虫在大小和复杂性上与人类细胞更为相似。此外，与细菌相比，原虫与人类的遗传关系更紧密。

    原虫的致病机制也不同于病毒和细菌。它们通常不产生细胞外毒素，即使产生细胞外毒素，其毒素的效力也比细菌要低得多。另外，由于大多数原虫在宿主细胞外繁殖，因此它们通常不会通过耗尽宿主细胞营养的方式杀死细胞。但是疟疾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疟原虫可以直接感染人体的红细胞。在典型的原虫感染中，大多数宿主损伤是由宿主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造成的。原虫的存在通常会引发严重的炎症反应，从而使宿主免疫系统陷入混乱，导致大量的组织损伤。

    在回顾了微生物世界的多样性之后，很明显，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它自己的工作。实际上，据估计，人体免疫系统每天都会与数千万个病原体做斗争。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依然是这样），病原体都是占上风，在人群中肆虐。然而，在过去100多年里，随着卫生设施、疫苗、抗生素和现代诊断工具的出现，我们对自身健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降低了流行病的发病率。尽管有时看起来人类似乎已经战胜了传染病，但我们与艾滋病、肺结核、流感、疟疾和麻疹的持续斗争提醒着我们，下一个疾病大流行可能就在眼前。因此，回顾和吸取以往人类与这些致命疾病做斗争所获取的经验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为将来所面临的传染病暴发做好准备。

    第二章 鼠疫

    没有人为死亡而哭泣，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死亡。太多的人逝去，大家觉得这是世界末日。任何药物或其他防御手段都不起作用。 ——阿格诺罗·迪·图拉·德拉·戈拉索 [1] 写于14世纪，埋葬了他5个孩子之后

    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与影响力的一些流行病（疫情）是由被称为鼠疫（Plague）的致命疾病引起的。这种传染病传播范围广泛，据说在大约1500年的历史中夺去了2亿人的生命。 [2] 它消灭了一些国家多达一半的人口，让很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有历史记录的三次主要鼠疫流行中，14世纪中期席卷亚欧大陆的那次，是迄今为止范围最广、历史意义最重大的一次。由于患者发病时的可怕症状，这种疾病也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它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传播，夺去了这个大陆近一半的人口。众多人口的丧生让欧洲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在疾病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依旧持续了数十年。令人惊讶的是，大约650年后，黑死病的一些后果仍在影响着现代的人们。

    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小细菌——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其通过两种渠道进入人体内。第一种也可能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方式是，通过被感染的鼠蚤叮咬。当跳蚤叮咬了感染鼠疫杆菌的老鼠或者其他啮齿动物时，细菌进入跳蚤的肠道，并开始大量繁殖。一只被感染的跳蚤叮咬了人类，吸食人类的血，它的胃就会充满细菌和血液，它会吐出一部分内脏里的东西到人体的皮肤上。人抓破被咬伤的地方，就会有微小的伤口，细菌便经伤口透过皮肤，到达体液中。

    一旦进入人体内，细菌就会迅速进入局部淋巴结中，即使那里有免疫细胞存在，它们仍可以毫无约束地大量复制。细菌在淋巴结中的增长会导致炎症和组织死亡，并最终导致淋巴结肿大变黑（这是坏死组织的常见症状）。淋巴结的膨胀、坏死被称为淋巴结炎，它形成的后果被称为淋巴腺鼠疫。细菌通常会溢出到血液中繁殖，引起全身的炎症。这种全身感染，被称为败血症型鼠疫，它会导致休克、四肢组织坏死，死亡率高达90%。 [3] 细菌通过相互连接的血管系统，最终进入肺部，引发被称为肺鼠疫的致命肺炎。侵入肺部是鼠疫发病机制的重要一步，因为这样它就能通过咳嗽，让他人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飞沫，进而传播给其他人类宿主。虽然蚤类通常是鼠疫进入新人群的媒介，但在黑死病等大规模流行病中，疾病引发的肺炎是造成高传播率与高死亡率的主要因素。

    查士丁尼鼠疫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影响

    公元540年，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查士丁尼鼠疫（The Justinian Plague）第一次大暴发。遗传分析显示，这场鼠疫可能发源于亚洲某地，后来迅速传播到中东、北非与欧洲大部分地区。 [4] 与之后的黑死病一样，第一轮鼠疫的暴发在所传播之处造成了破坏和恐慌。三个大陆上有数千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饱受高烧与淋巴结坏死的折磨。据说，有一些地方的乡镇几周内就无人幸存。尽管它发生在现代交通与大规模城市化发展之前，但这次瘟疫仍然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

    受查士丁尼鼠疫打击最严重的地方是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罗马帝国于公元330年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迅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5] 它是一个人口密集的海滨小城市，是亚洲、北非与欧洲商人的主要贸易港口。每天都有船只从世界各国而来，装载着各种货物，偶尔还有偷渡来的老鼠。公元541年，一艘来自埃及的船上不幸载有感染了致死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老鼠。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短短几个月后，鼠疫就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传播开来，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当时目击者的描述表明，每天有上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多到幸存者只能被迫拆除教堂和塔楼的屋顶来安放死尸。 [6] 尽管第一场也是威力最大的传染病最终在公元550年结束，但在接下来的200年中，鼠疫一直折磨着人类，直到公元750年最终平息。查士丁尼鼠疫总共夺走了约40%君士坦丁堡人的生命，从世界范围来看，有2500万至1亿人丧命于这场鼠疫。

    这一传染病暴发的早期死了很多人，对欧亚力量的平衡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正欲巩固政权并收复前罗马失地的时候，

    这场鼠疫严重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的统治。4世纪时，罗马帝国迅速扩

    张，君士坦丁大帝在行政上把土地分成了两部分——西部的一半由罗马

    一位皇帝统治，东部的一半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共治皇帝控制。 [7] 分裂

    后，东部经历了扩张与繁荣，而西部渐渐衰弱。一些日耳曼民族（如哥

    特人和汪达尔人）开始入侵西部王朝的大片土地，476年，罗马沦陷。

    没有了西部一半的土地，前罗马帝国的东部（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获

    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因此，君士坦丁堡成了整个欧洲名副其实的贸易、

    文化和权力中心。当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他的目

    标之一就是组建军队，夺回西部失去的土地，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辉

    煌。

    查士丁尼一世首先派他的军队前往北非，以赶走在5世纪占领该地

    的汪达尔人。 [8] 534年，军队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查士丁尼

    一世让他的拜占庭军队向北转移到西欧，企图从哥特人手中夺回地中海

    地区。这场战役打了5年时间，流血无数，最终查士丁尼一世胜利了，

    赶走了大部分哥特军队。这样一来，前罗马的大部分土地归拜占庭统治，查士丁尼一世似乎要开启帝国的新纪元。不幸的是，540年，致命的鼠疫在几个月后降临，杀死了大批农民、士兵和匠人。鼠疫大大削弱了生产力，也极大地削弱了查士丁尼一世保卫刚刚征服的土地、养活士兵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刚刚拥有的一切可能面临着灰飞烟灭，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雇用外国士兵来重新充实自己的军队。 [9] 他还开始使用更强的武力向他的臣民征税，尽管当时的民众已对致命的鼠疫苦不堪言。这种行为很自然地引起了民众相当程度的怨愤，大家对他在非必需的军事力量上浪费资源表示不满。

    接下来的25年中，拜占庭帝国成功地保持了对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控制，然而在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不久，几乎所有的土地又逐渐被夺了回去。 [10] 此外，后来的几代人目睹了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并渐渐侵占了拜占庭帝国更多的土地，最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所剩无几了。这场鼠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军事以及民众的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保卫自己的领土了。几百年后，罗马/拜占庭帝国几乎不复存在。

    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6世纪的这场鼠疫，欧洲、亚洲和非洲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认为重新统一的罗马帝国，在外来入侵者的不断攻击下仍能保持对其先前失去土地的控制，那就过于简单化了。5世纪时，帝国的西部因为一系列原因（如土地衰败、食物短缺、政治内斗等）解体，其中许多情况100年后依然未有改善。不过，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在抵御伊斯兰教的崛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群岛的入侵以及各种日耳曼部落的侵扰，那漫漫历史长河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黑死病的伊始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传染病是鼠疫的第二轮暴发，1334年黑死病（Black Death）始于亚洲某地，1347年至1351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400年中，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与第一轮鼠疫相似，这轮暴发被认为夺走了7500万至1亿人的生命，消灭了相当于当时欧洲1/3与世界1/5的人口。 [11] 传染病阶段性地传播开来，在欧、亚、北非贸易与船只密集的港口间开始流行。在肆虐了蒙古帝国10年后，疾病向南传到克里米亚，最后到达君士坦丁堡。

    和6世纪的鼠疫一样，君士坦丁堡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成了

    传染病朝西传向欧洲和北非的集结地。一旦到达一个新陆地，老鼠就会

    跳下船，与本地的老鼠交配，再把疾病传给新的人群。据信，疾病通过

    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肺鼠疫）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开来，直

    到没有新的宿主可以传播，其间死亡无数，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Decameron ）（1353年）中很传神地描述了

    如此之多的死亡对人们造成的毁灭性社会影响，他写道：“市民互相避

    之不及，无论亲疏远近，不见面或很少见面；在恐惧中，兄弟抛弃兄

    弟，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丈夫也经常被妻子抛弃；更难以置

    信的是，父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不予照顾，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任

    由他们被命运摆布。”[12] 与800年前一样，黑死病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造

    成了恶劣影响，改变了人类生活、思考、人际交流的方式。

    大部分关于14世纪黑死病的历史分析主要聚焦在它对欧洲的影响，

    不过，黑死病从亚洲传到欧洲前可能已经杀死几百万人了。有意思的

    是，在14世纪中国人的记载中很少提到黑死病，而印度的记载更少。当

    时（宋元时期）的一些中国医学文献记录着一种疾病，它的特点是淋巴

    结肿大，伴有高烧，在1331年至1351年造成了大量死亡。 [13] 另外，在

    这段时间里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14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几

    乎减少了一半，一些省份的人口锐减近90%。由于当时蒙古人的大规模

    攻城略地，亚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到饥荒、疾病、战乱的威胁，因此，

    我们很难断言，人口骤减是因为鼠疫还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很有可

    能黑死病在欧洲暴发前，在西亚已经杀死了几百万人，不过，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我们很难弄清楚具体有多少人死亡，或者这场鼠疫对人口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蒙古帝国这场传染病的记载之一来自一位叫加布里尔·德·穆西

    （Gabriele de’ Mussi）的意大利律师，他在1346年写了蒙古人包围了克

    里米亚（现乌克兰）的卡法城的故事。 [14] 卡法城最初是由意大利商人

    建立并使用的，是蒙古国中部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虽然意大利人与他

    们的东道主之间一开始还礼尚往来，但他们的关系很快恶化了，两者之

    间的争斗导致1343年蒙古人集结大部队攻击了这座城市。当意大利人快

    要落败的时候，德·穆西写道：“整个军队染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在

    鞑靼人（蒙古人）中传播开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15] 他继续

    描述这种疾病，具有典型的鼠疫症状。这场疾病彻底摧毁了攻击者，最

    终蒙古人不得不在卡法城认输。蒙古人意识到败局已定，“垂死挣扎的

    鞑靼人……下令把死尸放在弓弩上，射进城里，希望无法忍受的恶臭会

    杀死城里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堆积如山的死尸被扔进了这座城市”。

    [16]

    这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生物武器。德·穆西与其他一些记录者继续

    描述这个战略是多么成功。卡法城的许多居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死于鼠

    疫。不幸的是，那些设法逃离这个城市的人把疾病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和

    欧洲。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鼠疫通过其他贸易之路传到了欧洲，但卡法城逃离的居民（和老鼠）很可能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这个事件是战争史上常常被人们遗忘的转折点。蒙古军队使用一种传染性病原体，以更快速、彻底又不费金钱的方式击败了敌人，这种做法非常高明。在随后的600年中，这个做法断断续续成了一个典范——首先用疾病对付敌人，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时，再出兵征讨。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的那样，我们有证据说欧洲人可能使用了天花、麻疹和其他病原体有目的地消灭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同样，间接证据表明，英国人用同样的办法杀死澳大利亚的土著。德国人被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炭疽病作为武器，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伤寒和鼻疽病作为武器。 [17] 因此，把感染鼠疫的尸体当作武器，尽管残酷又危险，但确实是一个后世竞相模仿的有效战略。

    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与革命的根源

    1347年鼠疫传入欧洲，造成欧洲人口急剧减少，短短几年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1315年北欧的大规模饥荒，黑死病暴发前的30年，欧洲就进入衰退状态了。 [18] 几百万农民死于饥饿与疾病，结束了之前几百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后来，气候渐渐稳定好转，收成也改善了，不过饥荒造成的损失不可逆地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人们展现出丑陋的一面，谋杀、强奸、遗弃孩子，甚至吃人肉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管理土地的封建领主和耕作土地的农民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封建制度是一种组织人口的等级制度，自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它是土地管理体系下所诞生的等级关系。封建体系的顶端是国王，他拥有所在国家所有的土地。国王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贵族/领主，他们必须为国王尽忠，保护国王。领主又把一小部分土地分给骑士，换取骑士对自己的军事保护。骑士于是雇用一大群农奴/农民来耕种土地，而他们付租金给骑士，用辛勤的劳动换取人身保护、食物与住所。经营这些自给自足的庄园所产生的大部分钱财最后以赋税的形式献给了国王。这个体系中大部分负担都压在农民劳动者身上，而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向上流动和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由1315年大饥荒引发的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在黑死病期间达到了顶

    点。 [19] 封建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受到了影响，管理土地的人有了空缺，

    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耕作土地的劳动者。由于大量的农作物未被收割、

    大部分劳动力流失，幸存下来的农民现在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

    收入（高达他们之前收入的5倍）。骑士和领主，照旧得为国王履行义

    务，他们被迫服从，越来越多的财富最终落在了平民手中。

    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对这种向上流动的反应是，通过颁布法律，限

    制劳动者的薪水，以及提高租地的费用。新中产阶级劳动者对此非常不

    满，许多人以反抗当权者作为回应（如1381年农民起义）。 [20] 劳动者

    起义陆续在欧洲很多地方展开，很多劳动者迁移到城镇寻求更好的机

    会。经济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生产和贸易，这让封建领主与骑士丧失了

    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统治权力。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转

    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封建制度将永远消失。虽然黑死病显然不是封建

    制度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是封建制度走向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帝的愤怒，教会和迫害

    现代社会中，每当发现一种新疾病，科学家与医生会很快集结到疫

    区，收集病人样本，然后用一系列诊断工具去确定疾病的病因。一旦微

    生物病原体被确认，受感染的病人就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其他民众就会

    得到如何预防疾病进一步传播的指导。疾病暴发通常会消退，人们在短

    时期内可以恢复健康。

    黑死病肆虐而来的时候，生活在14世纪的民众还没有现代技术可

    用。因此，他们对传染病病因的解释往往是基于迷信与恐惧，而非理

    性。他们想要有人或事成为替罪羊，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自己任何“导

    致”这种流行病的干系。一些人认为是地震或彗星等自然现象把鼠疫带

    到地球上来，或者是行星排列的方式导致了灾难。对病灾降临最广为流

    传的解释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德·穆西在描述蒙古军队围攻卡法

    城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信仰：“天堂如下雨般把箭射向人间，射灭了

    鞑靼人的傲气。”[21] 蒙古人企图对信奉基督教的意大利人不利，上帝就

    用黑死病作为武器来制止他们。

    上帝对不义者的惩罚是有意义的，直到鼠疫莫名其妙地把愤怒转向

    基督徒自己。人们来到教会寻求神的指示，神父向他们的羊群提供忏悔

    和预防疾病的指示。大家纷纷去祈祷、举办宗教仪式、在门柱上放十字

    架，朝觐圣人的神龛。一些人甚至用更极端的忏悔形式来安抚上帝，被

    称为“鞭笞者”的人在村子间穿梭，用铁链和带着钉子的鞭子鞭打自己，

    直到流血为止。 [22] 他们会带领公众游行，在游行中惩罚自己，试图亲

    自承担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就像人们认为的耶稣所做的那样）。其实，

    鞭笞者并没有让鼠疫停止，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因为感染的跳蚤跟着

    他们游街串巷。因此，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忏悔和赎罪的措施，虔诚的基

    督教徒们和他们的神职人员们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死去。

    由于神职人员在照顾病者方面承担重要角色，因此他们在鼠疫中的

    死亡率很高。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写道：“在阿维尼翁的英国奥斯汀托

    钵僧中，无一人幸存……在玛格罗那，160个修士中仅7人活了下来……

    在马赛，方济各会的修士无一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23] 如果说上帝

    连他所挑选的祭司都不爱惜，那么对其他广大众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呢？对很多人而言，这似乎是上帝放弃了人类，没有什么可以减轻他的

    愤怒。在威廉姆·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的诗句里：“现在的上帝聋

    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祈祷也无力阻止鼠疫。”[24] 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对教会失去了信任，因此离开教会的人数创下了纪录。

    从长远来看，鼠疫对天主教会的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首先且可能

    最重要的是，神职人员的大量减少导致了高级别教会人员的空缺。为了

    快速填补这个空缺，教会不得不降低标准，雇用比他们的前辈受教育程

    度低、奉献精神脆弱以及训练少的教士。结果是教会内部出现了滥用职

    权和腐败行为的增加。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露了一

    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更为常见的滥用权力行为，那就是出售赎罪

    券。赎罪券是一种赎罪的形式，是为了弥补已经被上帝宽恕的罪过。一

    般来说，忏悔可以是长时间的祈祷、斋戒、提供服务或帮助穷人。然

    而，一些腐败的神职人员开始利用这些赎罪券作为一种方式，向教区教

    民勒索大笔钱财，其想法是，让他们立刻为自己的罪孽付钱，不然就有

    下炼狱的可能。可以理解的是，教会中的许多人对鼠疫后神职人员的这

    种腐败行为和其他滥用行为感到厌恶。

    神职人员并没有把民众从鼠疫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再加上随后的腐

    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间接地推动了新教改革。虽然宗教改革是

    由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而发起的，但在马丁·路德发表他的《九十

    五条论纲》之前，大家已无法否认鼠疫在显著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力和权威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黑死病同时还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人的新时代。 [25] 人们

    不顾一切地想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可以怪罪的人，而犹太人就成了完美

    的替罪羊。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与基督教徒截然不同，还因为

    他们倾向于与其他人分开，过自己的日子。1347年黑死病意外袭来的时

    候，很多基督教徒开始怀疑是这群与众不同、与世隔绝的异类把疾病传

    播出来的。随着基督教徒的死亡率不断攀升，这种怀疑上升为指责，指责最后演变成了暴力。

    这场迫害始于1348年春天法国的纳博讷附近，一群犹太人被集中起

    来烧死了。此后不久，西欧的犹太人被公开指认在井水、湖里和河里投

    毒，企图毒死基督教徒。犹太人被捕之后，人们用各种形式的折磨，以

    迫使他们认罪。《日内瓦犹太人阿吉美的忏悔》（The Confession of Agimet the Jew of Geneva ）（1348年10月）中有这样一段特别生动的记录：
    犹太人阿吉美，生活于日内瓦，被捕于沙泰勒，在此受了一些刑罚，后来被释放，很长时间之后，再次受刑，他在很多可信的人面前忏悔……阿吉美带着一包满满的毒药，来到威尼斯，然后把一部分毒药洒向日耳曼人府邸旁的水井或蓄水池，想要毒死来蓄水池饮水的人。 [26]所以，在两次被捕和遭受酷刑后，阿吉美“主动”承认，他向威尼斯的供水系统中投入一些未知的毒液和毒药混合物。尽管这是明显的逼供，但这类新闻以及其他秘密投毒的消息在欧洲城镇间传播的速度几乎和黑死病本身的传播一样快。

    公众对这些疑似中毒事件的反应很激烈。犹太人到处被围捕（经常

    是在来访的鞭笞者们的命令下），被火烧死或被刀剑杀害。在一些城市

    里，所有的犹太人在几天内就被消灭了。例如，1349年8月的某天，基

    督教徒在德国美因茨一天内杀死了6000名犹太人。 [27] 类似规模的大屠

    杀也发生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些大

    屠杀的高潮时期，教皇克雷芒四世 [28] 企图阻止民众的暴力，用一个法

    令来保护犹太人：“把一切归咎于犹太人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几乎是

    普遍的瘟疫和上帝秘密审判一起，已经折磨并继续折磨着犹太人自身，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和犹太人并无瓜葛的民族。”[29] 不幸的是，天主教会的统治当时处于极度混乱中，有两个教皇号称自己是圣·彼得真正的后继者。最后，神职人员试图阻止杀戮的努力基本上被置若罔闻，而地方上的暴民不受阻碍地将杀戮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14世纪大屠杀的具体死亡人数，不过保守估计也有上万人。

    药物的失败及其后果

    在黑死病之前的几年里，医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临床科

    学。内科医生接受的医学理论教育基本上来自古代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

    古老教义。大多数课程并不是通过解剖或检查临床数据而获得的人体解

    剖学与生理学的系统知识，而是基于1000年前对疾病的认知，没有任何

    实验证据支撑。内科医生知道体液失衡如何致病，以及疾病是如何通过

    被称为瘴气的受污染空气传播。他们经常给出现各种症状的病人采取放血、水蛭治疗、提供特殊食谱或新鲜空气的疗法。

    14世纪黑死病到来的时候，黑死病专科医生被征召来，治疗社区中的患病人员，并记录下黑死病的死亡人数。鼠疫医生们穿着很考究的衣服，有时还戴有装满芳香鲜花的鸟喙型面罩（以抵御瘴气），每天探访病人，并对他们进行几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同样的放血和水蛭疗法。不幸的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鼠疫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叫马尔基奥内·迪·科博·斯特凡尼（Marchione di Coppo Stefani）的人记录下当时内科医生明显的无助：“几乎没有一个病患活过第四天。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药物都没有用。可能这个病是前所未有的，也可能内科医生从来没研究过这个病，它们似乎是无法治愈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才是可怕的事。”[30] 内科医生和神职人员一样，对鼠疫无计可施，人们开始对他们也丧失了信心。

    尽管不了解鼠疫的病因学，但一些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例如，有人建议离开城市，去寻找“新鲜空气”，避免致病的“瘴气”。虽说难闻的空气明显不是疾病的根源，不过逃离城市的想法却让一些人得以逃离那些传播鼠疫的人。遗憾的是，只有有钱人才有能力离开城市，逃到安全的地方。另一项减缓疾病传播的有效措施是当船只到港后，让船上的人员在港口隔离40天。通过这样做，人们希望有传染性的船员在上岸前隔离的阶段，病情已经暴发出来了，这样船员下船后就不会感染到其他人了。有意思的是，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隔离的办法来减缓传播的疾病（“隔离”这个词“quarantine”就是意大利语中40天的意思）。 [31] 这项举措很可能在鼠疫或其他病原体的流行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内科医生和中世纪医学未能阻止黑死病的传播，这个事实引发了医

    药行业的重大变化。疾病让人们迫切地觉得内科医生需要更好的培训，

    医生这个行业普遍来说需要更严格的监管。 [32] 当时大部分医疗服务提

    供者都没有受过专业教育，既没有执照，也没有监管。很少有人接受过

    某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更少有人从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处接受过实践培

    训。鼠疫过后，很多城市开始出台法令，要求医学从业者在社会中进行

    医学实践前必须出示接受过培训教育的证明。而且，欧洲各地的医学院

    开始在医学学制中加入更多的解剖课程，一些学校开设了新的课程，使

    用更新的医学教科书。这场鼠疫也导致执业医生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分

    享他们所学知识的方式有了显著的改善。很多医生把他们的实践经验作

    为书面医学论文发表，有点像现今的医学杂志。 [33] 还有一些人将从同

    事处收集的信息整理后，形成预防、治疗与手术的使用手册。总之，黑

    死病帮助医学走出了黑暗时代，从古代哲学家主导的医学走向了更基于

    理性和证据的时代。

    黑死病对中世纪艺术的影响

    一个关于黑死病普遍的误解是，它的高死亡率和彻底的破坏，帮助

    开创了一个以疾病、死亡和毁灭为主题的恐怖艺术的新时代。确实，有

    很多这样的鼠疫图像，不过，在鼠疫暴发的高峰时期（1347～1351年）

    和之后的时段，西欧大部分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呈现更多的是关于希望、

    拯救和虔诚的图片。另外，历史艺术学家认为1347年前的几十年，才是

    中世纪欧洲迷恋表达死亡和道德主题的时代。类似但丁（Dante）的

    《神曲》与波拉米欧·布法尔马克（Buonamico Buffalmacco）的壁画

    《死亡的胜利》（Triumph of Death ）这样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14世

    纪早期人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艺术中表达关于死亡和来生的新见解。

    [34] 这个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天主教神学的转变（根据教皇本笃十

    二世在1336年发表的教皇诏书），更强调灵魂、来世和炼狱。 [35] 因

    此，几年以后，袭击欧洲的黑死病，是进一步加深，而非开启当时在欧

    洲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对死亡的看法。它的影响深远持久，因为绝望和巨

    大希望的图像将贯穿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

    黑死病时期的艺术，常见绘画是受害者走向死亡的不同阶段，其他

    人、圣人或天使企图帮助他们。例如，利弗林克斯（Lieferinxe）的《圣

    塞巴斯蒂安在帕维亚瘟疫期间的调解》（St.Sebastian Intercedes during

    the Plague in Pavia ），描绘了殉道者圣塞巴斯蒂安代表黑死病的受难者

    向上帝祈祷，在绘画的底部，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受难者们正经历着痛

    苦的挣扎。 [36] 有趣的是，它既展现了正义的上帝能结束人民苦难的希望，也体现了仍受疾病影响的人们的巨大痛苦和绝望。诸如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圣洛克治愈鼠疫》（Saint Roch Curing the Plague），以及《托根堡圣经》（Toggenburg Bible ）中著名的黑死病的插图都运用了相同的画风，而另一些作品则倾向于更多地关注上帝的审判和愤怒。后者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为典型的是箭从天堂射向人间，或者死神向人类挥舞着刀剑或镰刀。

    黑死病期间出现的其他常见艺术主题集中在鞭笞者的行动和对犹太人的迫害上。前文已提及，鞭笞者游行与犹太人大屠杀是很多年来在整个西欧相当普遍的公开场景。两者都历经巨大的苦难，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是理想的艺术主题。对鞭笞者尤为生动的描述，来自一本中世纪的手稿《贝里公爵时祷书》（Belles Heures ） [37] 中“鞭笞者的行进”（The Procession of the Flagellants）。画中几个戴着面具的人粗暴地鞭打两个跪在地上的男子，另一些背着十字架参加游行。而关于犹太人的大屠杀，很多画描绘的是巨大的火海吞噬一群面部扭曲的人，旁观者们往火焰中扔木头，或者露出满意的神情。

    可能黑死病艺术中最持久的隐喻被统称为死神之舞。 [38] 大部分死

    神之舞的画作上，画的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尸体或骷髅在跳舞（或者丑陋

    地移动），试图表明黑死病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舞动的动作模仿了黑

    死病病人在患病晚期身体的坏死和剧痛导致的肌肉扭动抽搐的动作。这

    种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伯纳特·诺特克（Bernt Notke）在1466年的画

    作，它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死神之舞》（Danse Macabre ），在这幅

    画的一个片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死神演奏着音乐，而其他形态的死神

    在愉快地跳着舞，紧紧抓着教皇和帝王，把他们带向他们的终极命运。

    在黑死病暴发高峰后的几百年中，西欧很多国家出现类似的绘画。这充

    分说明了传染病引起的心理伤害在14世纪中叶后延续了很久。

    人类进化的原因？

    当一种传染病在某一人群中暴发，人群中一些发生了基因突变的个体对感染具有更强的自然抵抗力。一旦暴露在病原体面前，这群人比正常的、非突变的同类更容易存活下来。如果一种传染病特别严重或者持续时间特别长（如黑死病），那么大量易感人群将会死亡，留下的幸存者在他们的社会重新繁衍。经过很多代人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新人群比传染病发病前的那群人携带突变基因的频率高得多。在基因上，他们更能抵御随时会卷土重来的疾病。因此，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时间内触发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过去的20年中，人们关于14世纪黑死病对人类进化有无重要影响有很多种推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黑死病大流行发生在人类发明基因测试之前将近650年。因此，我们必须用已知死于黑死病的那些人的骨头和牙齿残片，对他们的基因进行回顾性分析。那些DNA，虽然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部分分解了，但还是可以和现有人群（幸存者的后裔）进行DNA比对，来看看黑死病后有没有更高频的基因突变。换言之，将死于黑死病的人与存活的人进行DNA比对，能让我们识别出可能在14世纪为一些人提供了对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感染的天然抵抗力的突变。

    这些研究明显表明鼠疫帮助触发了人体免疫系统永久性的变化。[39] 我们的免疫细胞表面，有一系列叫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的蛋白质，它能侦测到病菌的感染，引发炎症反应。对黑死病幸存的不同人群的基因分析揭示了他们的TLR基因都有相似的突变。独特的TLR基因序列变化的出现，加强了人类对鼠疫杆菌入侵的炎症反应，相比变异前的状态，给了14世纪人更强的战胜细菌感染的能力。中世纪时代，这些倾向于引发炎症的变化帮助了经常被致病菌轰炸的人类，而它们对21世纪生活在相对卫生环境的人们来说却是个问题。例如，临床数据表明，有这种TLR基因突变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克罗恩病）的概率更高。所以，帮助我们祖先从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传染病中存活下来的基因突变，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如今产生了混乱的免疫应答。

    很多调查研究也关注一种叫CCR5的基因突变，因为人们发现这种

    叫CCR5 Δ32的突变存在于15%～20%的欧洲人体内，而在非洲和东亚后

    裔中却几乎不存在。这个模式很有趣，因为黑死病肆虐了欧洲大部分地

    区，但没有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东亚地区。CCR5 Δ32基因突变和

    黑死病发病地区的重合，可能代表这种突变帮助14世纪的欧洲人抵御黑

    死病。 [40] 他们存活了下来，并繁衍了受保护（基因突变）的后代。随

    着非突变体以更快的速度死亡，这种突变在人群中的频率会增加。因

    此，今天有15%～20%的欧洲人具有这种突变基因，他们可能是当年黑

    死病幸存者的后代。

    如果上述推断正确，那么理论上具有CCR5 Δ32突变基因的动物应比一般动物更有能力抵御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尽然。实验似乎表明，这种突变对大老鼠有抵抗鼠疫杆菌的作用，而对小老鼠却没有。 [41] 由于研究结果的矛盾性，黑死病是不是欧洲人群中CCR5 Δ32基因突变的诱发因素，或者这种突变是否源于天花之类的其他疾病，我们无法得到定论。有趣并巧合的是，CCR5 Δ32的突变可以影响另一个致命的病原体——艾滋病病毒的复制。我们知道，艾滋病病毒不可能是这种独特的基因突变模式的最初原因，因为它对人类的影响还只有仅仅40年（两代人），艾滋病病毒和CCR5 Δ32的关系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会有论述。

    最后一轮鼠疫

    如果不提及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暴发的第三次大流行，关于鼠疫及其对全人类的影响的讨论将是不完整的。在接下来的100年中，第三次大流行夺去了1200万至1500万人的生命。与前两次不同，第三次大流行主要在亚洲而非欧洲，主要由老鼠传播，而且死亡率较低。死亡率降低的其中一个原因与隔离措施和其他防控措施的结合有关。另外，微生物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很发达了，1894年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由亚历山大·耶尔森医生发现）。1897年，人类研发出并接种了基础的鼠疫疫苗，并在1898年破译了跳蚤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42] 关于这种疫苗的一个有趣的补充说明是，研制这种疫苗的科学家叫瓦尔德马尔·哈夫金（Waldemar Haffkine），他对自己的研发非常有信心，他首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疫苗的有效性。当他自己并没有死于活鼠疫细菌后，他又在印度囚犯身上做了下一轮试验。尽管其中有伦理问题，且仅具有部分保护作用，但疫苗的成功大大减缓了鼠疫在亚洲的传播，降低了鼠疫的破坏力。

    第三轮鼠疫暴发引起的一项重要并长期的影响是它进一步恶化了大英帝国和它统辖地区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印度人民。为了控制鼠疫在印度的传播，英国军队和地区鼠疫防控特别委员会对民众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严格的措施。 [43] 这些措施包括强制隔离疑似病例，没收和销毁“受感染”物件，疏散人群，以及摒弃传统治疗手段。可以想象，已经在英国暴虐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并不会遵守越来越严格的防疫措施。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抗议和暴力行为的发生。1897年发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它体现了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印度鼠疫防控委员会中有一位恶毒的英国长官叫沃尔特·兰德（Walter Rand），达摩达·哈利（Damodar Hari）、巴克里斯纳·哈利（Balkrishna Hari）和瓦苏德奥·哈利（Vasudeo Hari）三兄弟在兰德从女皇钻石大庆典礼结束回家的路上伏击了他的马车，并残忍地杀死了兰德和他的军队护卫。 [44] 三兄弟很快被捕、定罪，并被处以绞刑。这个故事很快在国际媒体上登出，引起了大家对不稳定的印度次大陆困境的关注。尽管印度在此后50年中没有取得独立，但19世纪的鼠疫暴发让它们反对大英帝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并持续了很多年。

    第三章 天花

    天花始终盘桓，将墓地填满尸体。用无尽的恐惧折磨那些幸免之人，给劫后余生的人留下累累的疮痕。残疾畸形的婴孩，饮泪悲泣的母亲，失去明眸和美貌的待嫁新娘，成了爱人午夜的梦魇。 [1] ——T.B.麦考莱（T.B.Macaulay）于1948年 [2] [3]

    天花（Smallpox）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在其存在的

    3000年时间里，致使数十亿人死亡和毁容。据统计，天花致死总人数超

    过10亿人，仅在20世纪，它就夺走了3亿～5亿人的生命。而那些从天花

    中幸存的人，约有1/3永久失明，3/4的人脸上和四肢有明显的伤疤。 [4]

    这种疾病对5岁以下儿童的危害性尤其大，在一些地方死亡率高达

    95%，这就导致了一种糟糕的现象：父母通常会等到孩子活过天花后才

    给他们取名。此外，天花与鼠疫不同，鼠疫在迅速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而天花在第一次暴发时会造成大量人

    口死亡，然后会作为一种地方病永久存活，每年会固定导致大约30%的

    新感染者死亡，年复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人群中变得非常普

    遍，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接触到它。这种模式从古代

    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时全世界疫苗接种的努力带来了可以说是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人类彻底消除了天花。天花在自然界中

    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在这一章的剩余部分，我们讲的都是过去。

    绝大多数天花病例（超过90%）是由于感染了高传染性的大天花病毒，而少数较轻的天花病例是由小天花病毒引起的。这些病毒最常见的人际传播方式是直接吸入受污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较少通过皮肤接触受污染的体液或无生命物体。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极少数情况下，它还可能通过眼睛接触受感染的液体而获得，或者通过胎盘从受感染的母亲传

    播给胎儿。重要的是，人类天花病毒从未在任何动物载体中发现，也没

    有出现在水或土壤中，因此天花只能从其他感染者身上获得。

    天花病毒一旦进入体内，就会被一种叫作巨噬细胞的局部免疫细胞

    吞噬，并转移到最近的淋巴结，病毒首先会在那里缓慢复制，有条不紊

    地从一个细胞转移到另一个细胞，然后在感染6～10天后，受感染细胞

    数量会大幅增加。这种病毒进入血液后引起的症状，称为病毒血症，会

    给予病毒进入其他组织和器官的机会。在此期间，感染者会出现类似流

    感的症状，发烧、肌肉疼痛、恶心，以及皮肤和眼睛特有的皮疹，大多

    数人会出现大脓疱，主要出现在面部和四肢，而其他人则会出现扁平的

    出血性皮疹。病毒的进一步复制和传播通常会在感染后16天内导致内出

    血、肺炎、休克和死亡。由于天花病毒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之

    前，就已经从人群中被有效地清除，因此它们引起这些症状的机制以及

    感染导致死亡的原因尚不清楚。

    目前尚不清楚天花病毒从何而来，何时进入人类群体，然而遗传学

    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由一种小型啮齿动物或骆驼身上的痘病毒引起

    的。也有观点认为，当人类开始普遍与所养殖的牲畜共同生活之后（约

    公元前10000年），天花病毒第一次侵袭中东的阿拉伯人。 [5] 古代天花

    感染的第一个明确的实物证据是在埃及木乃伊上发现的，比如法老拉美

    西斯五世（Pharaoh Ramses V）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五世死于公元前

    1157年，他的脸上有典型的脓疱。此外，公元前1274年埃及-赫梯战争

    期间刻凿的古代石碑上描述了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它从埃及囚犯传播到

    赫梯军队，并持续了20年，虽然对这种疾病的描述表明它应该是天花，

    但历史记录非常模糊，不排除它可能是由其他传染病引起的。

    在公元纪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有很多很可能是天花的例子。例如，安东尼瘟疫（Antoinine Plague，公元165～180年）和居普良瘟疫（Cyprian Plague，公元251～266年）席卷了罗马帝国，造成1000万人死亡，被描述为引起了与天花相似的皮疹。 [6] 同样，公元310年在中国北方暴发的一场流行病产生了“侵袭头部、面部和躯干的季节性流行病

    疮”，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就遍布全身。它们看起来像红色的疖子，

    都含有一些白质，同时出现的还有脓疱，并在差不多的时间变干。如果

    严重的病例不立即治疗，许多人将会死亡，康复的病人也会留下深紫色

    的伤疤，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褪去。 [7]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

    洲、欧洲和中东对天花都有了更明确的描述，正是从这些描述中，我们

    开始看到天花对我们人口的长期影响。

    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

    如第二章所述，6世纪中叶，由耶尔森鼠疫杆菌引起的查士丁尼鼠

    疫阻止了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统一，并最终阻止了它重获昔日的辉

    煌。在鼠疫暴发前的几百年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内斗、经济衰

    退、强大的日耳曼部落的崛起以及疾病等因素，罗马帝国一直处于衰落

    状态。结果很明显，查士丁尼鼠疫不是引发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而是

    让已经在恶化的罗马帝国进一步削弱。

    要了解罗马帝国是如何开始衰落的，就必须追溯到查士丁尼鼠疫暴

    发前400年的公元166年。此时罗马帝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被当时

    的人们视为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文化最丰富的帝国之一。公元161

    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接管了罗马帝国，并继续加强

    帝国的实力，当时的罗马帝国包括几乎整个西欧、北非、不列颠群岛的

    一部分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8] 健康的自由市场经济、强大的企业精

    神和鼓励贸易的法律，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允许相对较高的经济

    流动性。帝国的军队是有史以来训练最有素、成本效益最高的军队之

    一，35万多名士兵的军队在维持这个影响深远的帝国的和平方面做得非

    常出色，以至于塔西佗（Tacitus）等一些历史学家抱怨他们没有什么伟

    大的战争可写。当时的普遍和平与繁荣也促进了艺术、医学、法律和科

    学的巨大进步，那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时代，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没有

    人想象过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不幸的是，公元162年爆发的一场小冲突改变了一切，其引发了罗

    马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衰落，从此再也无法恢复。当一群被称为帕提亚

    人（来自今天的伊朗）的人入侵罗马人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时，问题

    就开始了。 [9] 这促使马可·奥勒留在他的兄弟同时也是共同皇帝卢修斯·

    维鲁斯（Lucius Verus）的指挥下，派出了罗马军队的全部军事力量。

    经过3年的战斗，罗马人最终占领了帕提亚的首都塞琉西亚，罗马士兵

    洗劫了这座城市和附近的城市，袭击了寺庙，并掠走了各种各样的珍

    宝。除了劫掠，士兵还从帕提亚人那里带回了一种不同的“礼物”——一种新的、特别具有侵略性的流行病。著名的罗马医生盖伦对这种疾病的描述如下：
    在第9天，一个年轻人全身都是皮疹，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是如此。在他身上涂上干燥药物……第12天，他能从床上起来了。那些能活下来的腹泻者，全身都出现了黑色的突起，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溃烂而完全干燥的。皮肤变黑是因为发烧时残留的血在皮肤上起了水泡，就像自然沉积在皮肤上的灰烬一样。其中一些已经溃烂，表面那部分叫作痂的地方脱落了，然后附近的其余部分恢复了健康，一到两天之后疤痕就消失了。[10]

    在第9天出现皮疹、出血热、结痂水泡和疤痕，这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盖伦描述的是出血性天花的流行，但也有少数人提出，它可能是由斑疹伤寒甚至炭疽引起的。

    天花一进入罗马帝国，就沿着贸易路线迅速传播，不分青红皂白地

    杀死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事实上，有一些证据表明它对马可·奥勒留

    （公元180年）和卢修斯·维鲁斯（公元169年）的死亡负有责任。在接

    下来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天花流行病（称为“安东尼瘟疫”或“盖

    伦瘟疫”）可能导致多达700万人死亡。 [11] 有人估计，仅在罗马城，每

    天就有2000人死于这场灾难。

    这么多人的死亡对帝国的生产、安全和士气都产生了巨大而长期的

    影响。 [12] 例如，随着人口开始减少，军队很难找到合格的新兵保卫边

    界，结果，他们开始更多地依赖雇佣军来充实自己的队伍。有趣的是，

    这些雇佣军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日耳曼部落的成员，这些部落已经对罗

    马帝国发动了多年的进攻。军队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导致了军力

    的逐渐削弱而无力保卫帝国的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日耳曼部落

    被授权结盟，他们对帝国西半部的攻击更加频繁而猛烈。逐渐衰弱的罗

    马帝国最终分裂，而帝国的西半部则永远地输给了这些入侵者。

    如此多人死于天花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13]

    大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食物，这些食物来自帝国

    各地的农场（最著名的是埃及），负责种植、养护和收获农作物的农民

    大量缺失，导致了粮食短缺和大范围的饥饿。此外，死亡的人不再纳

    税，这也影响了罗马支付其大部分民事工程和军事经费的能力。这种流

    行病引发的财政危机十分可怕，以至于马可·奥勒留不得不拍卖帝国珠

    宝来偿还他的债务，其结果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再次削弱了帝

    国的力量，让其他更加繁荣和强大的军队更容易入侵和掌握控制权。

    安东尼瘟疫流行的一个更有趣的副作用是它对基督教的影响，这个

    宗教在2世纪中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对当时仍信奉多神论的罗马人来

    说，基督教被认为是罗马人厌恶的宗教。基督教徒在很多方面都像帝国

    的外来者一样生活，因为他们完全拒绝崇拜罗马诸神，他们既不向诸神祈祷、献祭，也不参加任何其他庆祝诸神的仪式。此外，他们尤其鄙视罗马政治领袖的神化，并强烈拒绝向恺撒效忠。这种对皇帝和罗马宗教的普遍蔑视在新约启示录中得到了说明，许多神学家相信使徒约翰写这句话并不是对末日的预言，而是对罗马的一种讽喻批判，他将罗马描述为“伟大的妓女”，将罗马的统治者［如尼禄（Nero）］描述为迫害上帝的儿女并注定要被毁灭的多头“野兽”。

    在繁荣和崇尚民族主义的罗马帝国，公民通常不喜欢对他们领导人

    和神的任何类型的批评。因此，当公元166年天花疫情暴发时，当地政

    府迅速将其归咎于基督教徒和他们对罗马神灵的侮辱。 [14] 类似于基督

    教徒后来在14世纪黑死病期间迫害犹太人的情形，罗马教徒围捕基督教

    徒并杀害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以此安抚他们的神，阻止瘟疫的蔓

    延。尽管对这种迫害的通俗描述常常是基督教徒在罗马斗兽场被狮子吃

    掉，但大多数时候它实际上是由无组织的当地暴徒进行的计划外袭击。

    这种暴力持续了许多年，当帝国在公元251年遭受另一场致命的流行病

    （被称为“居普良瘟疫”）时，情况变得更糟。由于目击者对症状的描述

    比较模糊，因此第二次流行的原因尚不清楚，然而，许多人认为它也是

    由天花引起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2世纪和3世纪，针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暴力会

    对基督教产生有害的影响。与直觉相反的是，这段时期经常被历史学家

    提起，因为这是宗教迅速崛起的时期，基督教从一个小的、不为人知的

    邪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人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理论来解释这

    个明显的悖论。 [15] 首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的宗教通常是在普遍

    的苦难时期出现的，人们试图弄清楚像流行病或战争这样的悲剧是如何

    以及为什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当他们在目前的宗教中找不到满意的答

    案时，他们往往会去寻找新的答案。其次，他们形成了一种“草总是更

    绿”的心态，并利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希望来从情感上审视他

    们周围的灾难。他们以前崇拜错误的神，信仰错误的思想，进行错误的仪式；然而，由于他们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将得到回报，从痛苦获得拯救。

    早期基督教是特别吸引罗马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倾向于把苦难看

    作救赎和净化的工具，上帝用它来拉近自己与人类的距离。因此，瘟疫

    并不是罗马神传下来的惩罚，而是基督教神可以用来做好事的东西。此

    外，基督教徒死后仍能在天堂里生活的信仰，也给那些垂死的人或看着

    所爱之人死于疾病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安慰。当时罗马人的宗教既没有提

    供这样的安慰，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他们受苦的原因，结果大批罗马

    人在这两次瘟疫之后改信了基督教。

    罗马教徒和基督教徒对待病人的方式也有显著不同，罗马教徒和基

    督教徒观察家都注意到，基督教徒愿意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来照顾病

    人，而罗马教徒，比如盖伦医生，更有可能逃离这种流行病。罗马皇帝

    朱利安（Julian）曾写道，基督教徒“不仅供养他们的穷人，也供养我们

    的穷人；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民缺乏我们的援助”。 [16] 兰迪·斯塔克（Randy Stark）在他的书《基督教的崛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中指出，早期天花流行期间这种罕见的善行可能在吸引其他人加入这个新宗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7] 随着皈依者的不断增加，基督教从一个邪教变成了与罗马教相抗衡的宗教，成为帝国的主导宗教。公元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李锡尼（Licinius）皇帝在《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 ）中正式宣布基督教无罪，仅仅67年后，基督教就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探险造成流行病

    在1000年的时间里，天花多次流行，到15世纪，天花已经成为欧亚

    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地方病。由于天花在人群中广泛传播，人们通常在童

    年的某个时候接触到天花，那些幸运存活下来的人可以享受一生完全的

    保护，免受天花病毒的任何未来感染，他们可以在天花患者之间走动，

    处理被污染的物品，而不用担心再次感染天花。当欧洲人开始探索遥远

    的土地，并与从未接触过天花或没有任何预防措施的土著居民互动时，

    这种免疫力将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了欧亚大陆的几个重要港口城市，这直接

    导致了欧洲人探险时代的开始，第一个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春天被奥

    斯曼帝国的首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Ⅱ）征服。

    此后不久，奥斯曼人向东移动 [18] ，对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

    国发动了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战争。 [19] 除了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正

    式终结外，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的丧失和其他城市的严重衰

    落，对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欧洲的君主们为了寻

    找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商品和原材料的新来源，资助了一系列海上

    探险，这些探险有的围绕非洲大陆，有的进入开阔的大西洋，以寻找外

    国土地作为他们扩张的殖民地。

    这是一场赌博，最终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为欧洲人带来了丰厚的

    回报。他们在美洲、加勒比、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大片土地上定居，获得

    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宝贵自然资源，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和强

    大。不幸的是，在他们想要殖民的土地上，他们也接触到了长居于此的

    数百万土著人，接下来发生的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灭绝——欧

    洲人用先进武器和流行病的致命结合，系统性地屠杀了整个土著文明。

    特别是天花，对这些人口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土著人以前没有接

    触过天花，与欧洲早期的安东尼瘟疫和居普良瘟疫一样，天花在一些地

    方消灭了90%的土著人口，并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

    非洲

    最早、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外探险之一是葡萄牙水手沿非洲西海岸向

    下航行，寻找通往印度的捷径。 [20] 在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的鼓励下，葡萄牙水手们驾驶着一种轻型帆船起航了，这种新设计的船

    只可操作性很高。1434年，他们在西撒哈拉北部海岸附近成功到达非洲

    大陆，然后继续向南航行，到达了今天的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

    到1480年，葡萄牙人已经探索了非洲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些国家

    建立了半永久性的定居点。这样做可以让他们与当地部落交换货物，以

    换取奴隶、矿产和黄金，从这些交换中获得巨大财富鼓励着葡萄牙进一

    步探索非洲南部和东部海岸。在1488年到达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时，葡

    萄牙人沿着非洲东海岸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地建立了一些

    贸易站和殖民地，随着利润的飙升以及对奴隶和黄金需求的增加，商人

    和商队从沿海地区深入非洲内陆。

    尽管葡萄牙人显然对与其交往的非洲部落和文明造成了全面的有害

    影响，但由于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缺乏可靠的历史记录，很难解释在葡

    萄牙殖民统治早期，天花所造成的具体影响。例如，天花和其他欧洲疾

    病，如流感及麻疹，是否使葡萄牙人更容易超过非洲本土人口？我们确

    实知道，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居住的许多城市与15世纪欧洲的城市一样

    大、人口一样稠密、环境一样复杂，这使它们成为天花这类传染病的绝

    佳传播地。此外，虽然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天花可能在1100年后的

    某个时候通过穆斯林商人间歇性地穿越撒哈拉沙漠，但大多数历史学家

    认为，在葡萄牙人到达的时候，撒哈拉以南的绝大多数人口从未接触过

    天花。 [21] 作为一个“处女”群体，他们极容易受到大规模流行病的袭

    击，考虑到这一点，天花在15世纪和16世纪在非洲肆虐的唯一确凿证据

    就是，到达新大陆的奴隶船经常被发现携带天花病毒。 [22] 虽然这一点

    能清楚表明，天花一定存在于船只离开的城市，但天花在多大程度上夺

    走了当地非洲人的生命，以及它对当地人口的影响仍是一个谜。

    天花在19世纪对非洲人的影响更大。多位欧洲观察员的详细记录显示，天花在苏丹、乌干达、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大范围暴发，某些情况下，死亡率高达80%以上。例如，一位1864年安哥拉天花疫情的目击者写道：“到1864年中期，天花疫情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它随着许多贸易商队向东向内陆传播，通过与港口的船只接触，沿着海岸向南传播……黑人向四面八方逃窜以避免这场流行病……全部居民将从他们的村庄迁移……罗安达处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大量的人死亡。”[23] 沿海城镇因其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中非奴隶商队路线中扮演的角色而闻名，这些城镇也描述了类似的疫情暴发。总而言之，天花很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方面包括：使非洲易感人群患病、虚弱、被奴役，以及无法对欧洲殖民统治者进行任何抵抗。

    虽然葡萄牙是第一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殖民的国家，并引入

    了各种致命疾病，但其他欧洲强国也在用暴力和疾病征服非洲大陆方面

    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天花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1652年荷兰人对南

    非的殖民，开普敦第一次暴发天花是在1713年，当时一艘从印度驶来的

    船载着被天花污染的亚麻织品。 [24] 虽然天花也杀死了大量在南非定居

    的荷兰殖民者，但对居住在该地区易受影响的科伊科伊人和班图人来

    说，它尤其致命。随后，1755年暴发了更严重的疫情，1763年又暴发了

    第三次。这三种情况的累积效应是，南非土著民族几乎被消灭，剩下的

    幸存者也相对容易被奴役。荷兰人最终在1806年将权力割让给了英国

    人，英国人随后带着他们的移民重新殖民了这片土地，并制定了一系列

    歧视性法律，旨在让当地人处于从属地位。尽管这些被屠杀的南非本土

    人口的后代最终逃脱了奴隶制的控制，但他们将继续面临合法的暴力和

    迫害，直到1994年种族隔离正式结束。

    总体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天花和其他在殖民统治早期由欧洲人带来

    的疾病，我们今天谈论非洲的方式有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没有被疾病

    毁灭的、更健康的非洲人可能会更有效地抵御欧洲人的入侵，至少减缓

    或阻碍欧洲人对其土地的占领，这可能会降低殖民国家征服当地居民并

    利用他们从非洲窃取大量财富的效率，因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可能仍留

    在非洲大陆上，这将大大改善非洲在其后几百年的经济状况。

    美洲

    天花第一次出现在新大陆是在1518年，当时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船在

    伊斯帕尼奥拉岛登陆，船上载有一名受感染的奴隶或西班牙人。 [25] 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种疾病在于金矿工作的非洲奴隶中迅速传播，然

    后传播到整个岛上的土著人口中。据1519～1520年的一些目击者称，这

    场瘟疫是“上天的审判”，让岛上的印第安人“不见人烟”。尽管这些说法

    无疑是夸张的，但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有1/3的

    非欧洲居民死于这场流行病。 [26] 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继续他

    们利润丰厚的采矿活动，西班牙殖民者从非洲带来更多的奴隶，并强制

    将剩余的土著居民安置到定居营地，以便控制。由于天花病毒容易在拥

    挤的环境中繁殖，这样做只会加剧天花在岛上的传播。到1519年，这种

    流行病已经蔓延到附近的古巴和波多黎各群岛，造成当地50%的土著居

    民死亡，并使他们受到西班牙人的支配。 [27]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西

    班牙从其加勒比海殖民地提取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并利用其种植

    园种植甘蔗、咖啡和生姜。

    虽然西班牙人从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成功征服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墨西哥。为了获得更多关于大陆和居住在大陆上的土著人的信息，古巴总督迭戈·委拉斯奎兹（Diego Velázquez）于1518年委托了两个不同的探险队去探索墨西哥。 [28] 第一个由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率领，包括100多人和3艘船。1518年3月初，德·科尔多瓦的船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航行了大约3周后，在尤卡坦半岛

    附近登陆。西班牙探险者很快就遇到了大量的玛雅当地人，一开始这些

    人对他们的游客表现得很友好，然而没过几天，西班牙人就遭到了玛雅

    人长矛和石块的伏击，除了在战斗中损失几个士兵外，西班牙人还被迫

    退回到船上，并且面临没有新鲜饮用水的问题。他们围绕尤卡坦半岛又

    航行了几个星期，寻找可能的水源，并再尝试了两次登陆。在今天的尚

    波顿市附近寻找水源的过程中，西班牙人遭到了几千名玛雅战士的袭

    击，几乎被消灭，只有一小部分西班牙士兵安全地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活着回到古巴的人更少，德·科尔多瓦回家几天后就因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从很多方面来看，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探险队是一次彻底

    的失败，但它确实成功地帮助委拉斯奎兹收集了关于这片新土地及其居

    民的情报。一些幸存者报告说，他们看到了金和铜制成的物品，其中一

    个甚至在他们上岸的短短时间里成功地从一座玛雅神庙偷走了一些珍贵

    的文物。这促使委拉斯奎兹在1518年向墨西哥派遣第二支稍大的远征

    军，在他的侄子胡安·德·格利尔巴（Juan de Grijalba）的带领下，第二

    支远征军取得了比第一支更大的成功。 [29] 他们不仅发现了科苏梅尔

    岛，还成功地绘制出了不同的河流，并进入了墨西哥内陆，在此过程

    中，他们遇到了生活在尤卡坦半岛北部的另一个文明的代表。西班牙人

    和伟大的阿兹特克帝国的第一次会面是友好的，最后双方交换了礼物。

    此后不久，格利尔巴返回古巴，并向他叔叔报告了他在大陆探险期间的

    经历。有趣的是，委拉斯奎兹在听到他侄子的报告后并不满意，他对格

    利尔巴感到尤其愤怒的是，格利尔巴没有抓住机会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正

    式的西班牙殖民地。因此，委拉斯奎兹在1519年开始计划他的第三次墨

    西哥探险时，决定寻找一个更大胆的领导者。

    经过深思熟虑，委拉斯奎兹选择了一位名叫赫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的当地政客来领导下一次美洲大陆的探险。 [30] 虽然科尔特斯以前没有任何探险或武装冲突的经验，但委拉斯奎兹一开始就非常信任他，也钦佩他的精力和野心。然而，当旅行开始准备时，委拉斯奎兹逐渐怀疑科尔特斯会欺骗他，将墨西哥占为己有，所以他决定解除科尔特斯的指挥权，让一个名叫路易斯·德·麦地那（Luis de Medina）的人代替他。任命麦地那为新船长的文件被截获，并被带给了科尔特

    斯，科尔特斯随即决定立刻起航前往墨西哥，他召集了大约530人，装

    载了11艘船，在没有委拉斯奎兹和西班牙皇室许可的情况下起航前往墨

    西哥。

    科尔特斯于1519年2月抵达墨西哥，并开始驾驶他的船只向北绕过尤卡坦半岛的尖端。 [31] 最终，他于当年4月在今天的维拉克鲁斯州附近永久登陆，建立了一个名为维拉里卡维拉克鲁斯（La Villa Rica de La Vera Cruz）的沿海定居点，并与当地的托托纳克部落结成联盟。之后，科尔特斯与他的军队（现在包括几百名托托纳克战士）向内陆进发，前往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科尔特斯和几个与阿兹特克人为敌的大土著部落结成了联盟，军队不断壮大。为了安

    抚科尔特斯，防止他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阿兹特克统治者

    蒙特祖玛二世（Montezuma Ⅱ）曾多次向科尔特斯赠送黄金和其他珍宝

    作为礼物，尽管蒙特祖玛二世尽了最大的外交努力，科尔特斯还是继续

    向首都进军，并于1519年11月初率领一支由数千名西班牙人和当地士兵

    组成的军队抵达首都。蒙特祖玛二世知道战争很可能爆发，他以盛大的

    场面和更多的黄金礼物欢迎科尔特斯来到特诺奇蒂特兰，试图以此来缓

    和局势。然而，科尔特斯在到达的两周内（1519年11月14日），突袭了

    宫殿并逮捕了蒙特祖玛二世，迫使蒙特祖玛二世向帝国下达命令，使自

    己成为阿兹特克人事实上的统治者。

    这些行动的消息传回古巴总督委拉斯奎兹那里，他派遣了一支庞大

    的部队到墨西哥，以叛国罪逮捕科尔特斯。 [32] 作为回应，科尔特斯带

    领一群士兵与由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领导的新

    西班牙分遣队作战，尽管科尔特斯寡不敌众，但他在夜间突袭了潘菲洛

    ·德·纳尔瓦埃斯的部队，赢得了战斗。科尔特斯并没有杀死被俘的西班

    牙士兵，而是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战斗队伍。回到特诺奇蒂特兰后，科

    尔特斯了解到阿兹特克人已经暴力地反抗了在科尔特斯不在时掌权的西

    班牙领导人。阿兹特克人在与西班牙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将西

    班牙人赶出了这座城市，并对他们进行了追击，直到西班牙人最终在其

    盟友的城市中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虽然从阿兹特克人的角度来看，这

    似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实际上，这却是他们帝国真正麻烦的开始。

    一名从古巴来的非洲奴隶感染了天花，在和科尔特斯一起战斗和前

    往特诺奇蒂特兰时，这个奴隶无意中把天花传染给了首都附近的当地居

    民。1520年10月暴发了大规模的天花疫情，重创了特诺奇蒂特兰及其周

    边城市的阿兹特克人。这一切发生时，科尔特斯正在重建他的军队，获

    取给养，为再一次进攻做准备，一位目睹了这场大屠杀的西班牙修士在

    他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历史》（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New Spain ）

    一书中写道：
    当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船长登陆这个国家时，他的一艘船上有一个患了天花的黑人，这种病在这里从未出现过。这个时候，新西班牙的人口非常多，当天花开始侵袭印第安人的时候，它在印第安人中间成为一场大瘟疫，在大多数省份，死亡人口超过一半，而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稍低……因为印第安人不知道疾病的应对办法；并且不论是健康还是生病，他们都有经常洗澡的习惯，即使患有天花也继续这样做。他们像臭虫一样成堆地死亡，其他人则死于饥饿，因为所有人都生病后，他们就无法彼此照顾，没有人给他们面包或其他食物。在许多地方，同一户人家都死了，因为无法埋葬这么多死人，就干脆把房子推倒，让尸体散发出臭味，让房子变成他们的坟墓。 [33]

    这一生动的描述说明了天花对阿兹特克人造成了彻底破坏，以及大

    量的死亡使他们的社会陷入悲哀和混乱。阿兹特克人发现西班牙侵略者

    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免受疾病的侵害，这进一步挫伤了阿兹特克人的士

    气，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宗教传统。更糟糕的是，蒙特祖玛二世的继承

    者和许多领袖、贵族、农民和工匠都死于天花。

    当科尔特斯1521年回到首都的时候，曾经强大而人口众多的特诺奇

    蒂特兰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由于将近一半的人口死亡，还有相当一部

    分人又病又饿，科尔特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打败了阿兹特克人。 [34]

    1521年8月13日，阿兹特克帝国投降，正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

    在到达大陆仅仅2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就接管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

    城市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大量黄金。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后，天

    花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继续侵袭着墨西哥的土著居民。一些保守估计认

    为，从1500年到1600年，墨西哥的本土人口从1000万人下降到略高于

    100万人（减少了90%），虽然这种减少很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战争

    和饥荒，但天花无疑造成了最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除了经历巨大的

    人口损失之外，墨西哥的原住民被迫目睹他们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整

    个生活方式被西班牙人和他们带来的疾病永远摧毁。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土著居民对天花的抵抗力也没有强多少。摧毁了

    墨西哥之后，天花迅速穿过中美洲向南传播，并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传

    入印加帝国。就像对待阿兹特克人一样，天花对印加人造成了巨大的破

    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杀死了20万名印加人， [35] 死亡的人中包括印

    加皇帝和他选择的继承人，这给帝国留下了领袖空缺，引发了各继承人

    之间的残酷内战。大约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人知道了印加帝国的巨大财

    富，于是组织了由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率领的新探

    险队。战争和天花引起的动荡使得皮萨罗和他的土著盟友在其到达后不

    久就推翻了印加人四分五裂的领导层。经过一些相对较小的冲突，西班

    牙人在1533年8月获得了对印加帝国的完全控制。 [36] 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天花继续在印加人之间迅速传播，夺去了当地超过60%的生命，由

    于包括斑疹伤寒、麻疹和流感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连续暴发，印加的人

    口数量进一步减少。印加帝国疆域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将面临类似的命

    运，由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天花会杀死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

    的大部分土著居民。此外，葡萄牙人将继续在巴西殖民，并通过从非洲

    进口感染天花的奴隶将天花引入巴西。 [37] 1560年的一场流行病以及17

    世纪的几场更大的流行病使居住在巴西的土著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并

    使葡萄牙人毫无疑问地控制了整个地区。

    天花对今天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土著人民产生了类似的灾难性影

    响；然而，它在整个美洲大陆的传播方式与它在其他新世界地区的传播

    方式大不相同。在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人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

    城市，天花等传染病易于传播，而墨西哥北部的土著美洲人则不同，他

    们通常生活在更小、更孤立的狩猎采集群体中。因此，天花无法像在更

    大的新世界帝国那样迅速传播并带来死亡。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它稳定而缓慢地穿越大陆，从一个部落跳到另一个部落。

    虽然缺乏对当地人口死亡率的准确估计，但据欧洲移民中的目击者

    描述，天花消灭了多达2/3的部落或国家，如切诺基人、易洛魁人、卡

    托巴人、奥马哈人和苏人。 [38]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其他欧洲疾病、普遍

    的营养不良和多年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北美的土著居民几乎被消灭，

    整个大陆向欧洲人和美国人开放定居。

    对殖民者来说，天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礼物，是一种“神奇的”工具，用来对付那些令他们讨厌的非基督教徒本地人。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父亲、哈佛大学的前校长、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曾经表达过这种观点，他写道：“印第安人开始为他们卖给英国人的土地边界而争吵；但上帝在索格斯的印第安人中传播了天花，结束了这场争论，在此之前，印第安人的数量非常多。他们的整个城镇都被毁掉，有的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幸免。”[39] 马瑟基本上表达了许多美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开始相信的东西，上帝希望“文明”的人定居在墨西哥北部的所有土地上，并且愿意用天花来执行这个计划。然而，当殖民者认为上帝行动不够快时，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可能自己动手，试图故意让附近的土著居民感染上天花。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疑似天花生物战的案例涉及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rey Amherst）勋爵，他在庞蒂亚克战争期间指挥驻美英军。1763年7月，他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皮特堡的指挥官，建议说：“难道不能把天花传播给心怀不满的印第安部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战略来减少他们的数量。”[40] 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写道：“你可以试着把携带天花的毯子给印第安人，也可以尝试用其他任何可以消灭这个可恶种族的方法。”谁也不知道收信人亨利·布凯（Henry Bouquet）上校是否执行了其所建议的行动，然而，大约在这个

    时候，一场天花流行病在俄亥俄河谷的部落中暴发，导致多达50万名土

    著居民死亡。在这段时间里，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种族灭绝情绪，也

    被指控故意将天花传染给当地居民。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质疑这些说法的

    真实性，但高级军事领导人提出了这个建议，而美洲原住民实际上几乎

    从大陆上消灭，这些事实表明这些指控可能有些道理。

    大洋洲

    由于远离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

    直到18世纪晚期才接触到天花。因为直到在独立战争中战败，失去对美

    国的统治，英国才寻找新的土地来流放对政府不满者以及罪犯。1768～

    1771年，英国已经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些初步测绘；20年后，英国派遣

    了两支更大的舰队到这个岛上，目的是在这里建立殖民地。1789年，在

    殖民统治仅仅一年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天花暴发了。据报道，这场疾病

    暴发大约消灭了50%的土著居民。 [41] 没有人确切知道天花是如何传到

    这个岛上的。从英国出发的航船要4个月才能抵达澳大利亚，在航程中

    被感染的人，在抵达之前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已经康复，因此不太可能

    是由被感染的旅行者带来的。最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批船上的主治医师

    携带了几瓶天花的原材料，为了在必要时用于天花接种（免疫接种的早

    期形式）。这种物质可能是无意中释放到当地居民中的，也可能是故意

    这样做的。不论是什么原因，这种流行病，以及1828年的其他疫情和19

    世纪60年代的几次疫情，都导致土著人口灾难性地减少，而这几次疫情

    对白人入侵者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42] 当天花第一次到达新西兰、巴布

    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孤岛时，也发生了类似的灾难。例如，天

    花（连同肺结核）使曾经繁荣的复活节岛减少到只剩110人。

    到18世纪末，天花已经从欧亚大陆传播到了地球上每一个有人居住

    的大陆。无论它走到哪里，在每一个未接触过天花的群体中，天花都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使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欧洲国家在没有遇到太多抵抗

    的情况下夺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非洲、南美、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

    区，尽管在人口统计、文化规范、宗教和环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

    殖民者和他们的天花到来后，当地土著居民的遭遇却惊人地相似。有趣

    的是，如果没有天花，这些大陆的历史会有什么不同，西班牙征服者有

    足够的人力或火力（以武器和其他疾病的形式）来征服像阿兹特克和印

    加这样强大的帝国吗？如果不是像易洛魁人和切诺基人这样强大的土著

    部落遭到屠杀，美国军队和殖民者还能在北美大陆的广大土地上定居下

    来吗？如果某些国家不能从美洲和非洲榨取如此巨大的财富，欧洲的权

    力平衡会有什么不同呢？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有一点是

    很清楚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需要花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天花只花了一小部分时间和成本就实现了。

    圣人和神的创造者

    关于天花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影响人类心灵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许多宗教都创造了专门针对天花的神、女神和圣人。 [43] 有些神和圣人被认为能治疗受天花折磨的人，或能够保护害怕的人免受天花的侵袭，而另一些则被认为故意将天花传染给邪恶的人。因此，追随者的反应包括祈祷和祭祀，广泛建造寺庙和神龛，并举行仪式吓跑那些特别刻薄或愤怒的神灵。

    最早与天花密切相关的宗教人物是一位名叫尼凯斯（Nicaise）的天主教主教，他生活在5世纪的法国。在被入侵的匈奴人或汪达尔人斩首之前，他曾感染严重的天花，但他奇迹般地从天花中康复，这使他在死后不久成为天花的守护神。害怕天花的欧洲人和那些遭受天花折磨的人在接下来的900年里继续祈祷获得他的保护和治愈（直到黑死病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一段被认为写于10世纪且最为常见的向圣·尼凯斯祈祷的祷文，其目的是为修女们祈祷：“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愿

    主保护这些人，愿这些修女的工作远离天花。”圣·尼凯斯患有天花，他

    请求上帝“保护”那些刻着他名字的人：“啊！圣·尼凯斯！你这杰出的主

    教和殉道者，为我这个罪人祈祷，用你的代祷来保护我，使我远离这疾病。阿门。”[44]

    随着天花在整个亚洲蔓延，最终传播到非洲和新大陆，在各种多神宗教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神和女神。例如，在18世纪，印度女神湿陀罗·玛塔（Sītalā mata）与天花有着密切的联系。 [45] 她被描绘成一个骑着驴的美丽年轻女子，她可能有些急躁和不可预测，根据她的情绪来施加或治愈疾病。鉴于此，她在全印度既受爱戴，又遭鄙视，人们对她既崇拜又恐惧。同样，几百年来，中国的女神痘神娘娘是中国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中最受欢迎也最令人敬畏的神之一。传说，痘神娘娘特别喜欢把天花传给漂亮的孩子，为的是在他们身上留下疤痕，因此，孩子们通常会在脸上戴上纸面具来吓跑她。如果孩子得了天花，人们会在家中设立神龛，祭拜这位女神，并劝说她医治他们。如果这些措施不能保护儿童免受天花的毁灭性影响，家庭成员往往会拆除神龛并诅咒女神。在日本，人们经常会把12世纪的英雄镇西八郎（Chinsei Hachiro，本名源为朝）的照片放在天花患者的房间里，为朝（Tametomo）被他的敌人俘虏，并被流放到伊豆大岛，据说在那里他击退了试图入侵该岛的天花恶魔。

    西非的许多部落都为索波纳（Sopona）神建造了神龛，索波纳神为

    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食物和其他礼物，并在人们做坏事时用天花惩罚他

    们。 [46] 被称为“拜祭师”的当地牧师会在这些神龛进行祭祀，有时会为

    此收取高昂的费用，为了保持生意兴隆，他们可能会故意让人们感染天

    花。总而言之，大量与天花有关的神被创造出来，这不仅证明了这种疾

    病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也说明了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其为完全无助的人们的主要防御机制。

    从天花到接种疫苗——新的希望

    医学史上最重要的观察之一是天花的幸存者对随后的感染具有免疫

    力。这一事实促使一些人寻找可以模拟天花感染的方法，并在不对接受

    者造成任何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激发这种免疫力。最早记载的尝试之一是

    15世纪的中国人，他们从患有相对轻微疾病的病人身上取出干痂，把它

    们磨成粉末，然后用吹管吹到接受者的鼻孔里。 [47] 在印度和土耳其，

    人们从天花脓疱中提取脓液或其他物质，将其植入接受者的皮肤中。通

    常情况下，人们会划出一些小的划痕和伤口，然后把脓小心地滴到伤口

    里，以便产生更好的接种效果。在非洲一些地区（例如苏丹），人们会

    拿走患天花后康复的人的衣物，并让健康的人穿上。如预期所想的那

    样，每一种故意让人接触天花病毒的方法，其最终结果都是，接触者会

    发展出天花。不过，由于通常使用的是危害性较小的毒株，而且人们是

    通过皮肤接种，而不是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当时接受这种治疗的人

    中，约98%的人可以存活，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免受天花的伤害。

    尽管这种被称为天花接种的技术听起来像是天赐之物，并且成功地

    减少了流行病的发病率和持续时间，但它并非没有缺点。首先，接受治

    疗的人具有完全的传染性，如果接触易感人群，可能会引发新的流行

    病。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接受天花接种的个体通常被隔离，直到所

    有症状消退。其次，这种疗法的接受者存在1%～2%的死亡率，虽然比

    自然感染观察到的30%低得多，但对那些考虑治疗的人来说，仍然是一

    个可怕的问题。 [48] 此外，由于天花接种产生了实际的感染，它有可能

    造成天花幸存者中常常出现的疤痕和失明。许多人选择抓住机会，试图

    避免感染，而许多城市则将隔离作为其减缓天花传播的首选措施。

    到18世纪早期，在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天花接种已经成为一

    种广为人知但仍存在较多争议的预防性治疗方法。在目睹了土耳其和中

    东地区天花接种的相对成功后，一些著名的欧洲政治家和医生开始倡导

    广泛接种天花，包括查尔斯·梅特兰（Charles Maitland）、萨顿夫妇

    （the Suttons）和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e）大使。结果，皇

    室的几个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在美国，看到天花接种成功治疗了他的一

    个名叫阿尼西姆（Onesimus）的非洲奴隶后，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认

    识到了这种疗法的益处，他建议波士顿当地居民接受天花接种，以阻止

    当时席卷全城的疫情（1720年代）。 [49] 这些口口相传的成功故事，加

    上几项科学测试的数据，使得天花接种在18世纪中期在医学界和民众中

    获得了更大的认可。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一

    个儿子死于天花，他在1759年进行了一项统计分析，以评估天花接种在

    预防死亡方面的有效性。 [50] 他的结论是，天花接种确实大大降低了天

    花患者的死亡率，这促使他热情地建议广泛实施天花接种。

    天花接种（以及天花）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特别

    有趣的例子是，天花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对大陆军的影响。 [51] 尽管天

    花在战争前一个世纪就被带到北美，但它没有像几个世纪前在欧亚大陆

    那样在人群中广泛流行。结果是，大多数18世纪中期在北美出生和生活

    的殖民者，在孩童时期都没有接触过天花，因此，他们很容易感染天

    花。大量易感染的士兵很快就会住在离那些儿童时期接触过天花的军队

    非常近的地方，并与之作战，因此天花成为大陆军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

    问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将军和其他开国元勋深知这一点，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大规模的流行病在军队中暴发会带来什么后果。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表露过这样的担忧：“天花比英国人、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加在一起还要可怕10倍。”[52]

    1775年，一场流行病在英国控制的波士顿暴发，许多人逃离这座城

    市，到美国后方避难，他们的噩梦成为现实。 [53] 因为这直接使大陆军

    感染了天花，并威胁到整个美国的战争努力。华盛顿对这种威胁的反应

    是，对任何有疾病迹象的士兵或最近接种过天花的人采取非常严格的隔

    离措施。他的行动很成功，大陆军在没有发生任何大的疫情的情况下将

    英国人赶出了波士顿。然而，向北进军魁北克的那个部队就没那么幸运

    了。在1775～1776年的冬天，天花侵袭了他们的营地，消灭了将近一半

    的人，第二年春天，健康的英国人带着新的增援部队击退了美国人，并

    摧毁了将加拿大的一部分并入美国的可能性。

    加拿大的灾难使华盛顿重新考虑将隔离作为保护军队的手段这一选

    择。另一种选择同样危险，他可以通过天花接种的方式给每个士兵接种

    疫苗，但冒着在军队中引发一场大范围的流行病，或者在士兵们两周的

    恢复期里遭到英国人袭击的风险。华盛顿最终选择给每个士兵接种疫

    苗，并在1777年和1778年的胜利期间秘密地进行（在英国人不太可能发

    动进攻的时候）。 [54] 这种强制性的天花接种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因为

    它让华盛顿终于忘记了天花，把他所有的注意力、精力和资源都投入与

    英国人的战斗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决定最终帮助大陆军挽救了

    战争，因为天花在主要作战部队中的流行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削弱大陆

    军的力量，直至战败。 [55]

    尽管接种疫苗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18世纪的使用过程中很可能拯

    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由于之前讨论过的缺点，它从未获得人群的广

    泛接受。很多人知道活天花接种会带来2%～3%的死亡风险，因此认为

    这是一种比简单地试图避免天花感染存在更大风险的选择。不幸的是，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预防和隔离措施都未能充分遏制天花。因此，

    它每年继续威胁和杀害全世界数百万人。这一切在19世纪初发生了改

    变，一位名叫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的英国乡村医生进行的实

    验永远地改变了预防医学的面貌。詹纳十几岁时在当学徒，后来成为一

    名医生。故事的起源是，他和当地几名挤奶女工交谈，谈到天花时，她

    们告诉他，她们不再需要担心这种疾病，因为她们已经感染了一种叫作

    牛痘的相对温和的疾病，并且已经痊愈。她们告诉他，那些和牛打交道

    的工人都知道，感染牛痘可以终身预防天花。詹纳对开发一种无害而有

    效的接种替代方法很感兴趣，决定进行一项科学试验，以确定这些观察

    结果的有效性。1796年5月，他付给园丁一小笔钱，请求园丁允许他用

    牛痘脓疱的液体给他8岁的健康儿子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接

    种疫苗。牛痘脓疱是从一个名叫萨拉·奈姆斯（Sarah Nelmes）的挤奶女

    工手上取下来的。在接种7～9天后，詹姆斯出现了类似流感的轻微症状，但两周内就完全康复了。如果今天这么做，詹纳很可能会被逮捕。他在6周后用活天花对詹姆斯进行了测试。詹姆斯在超过20次的接触后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并保持了免疫力。詹纳又在另外9个人身上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 [56]

    尽管他的发现被著名科学期刊反对，并被警告不要再继续他的实验，但是詹纳自己花钱，在一篇题为“关于牛痘疫苗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一种发现于英国西部郡县，特别是格洛斯特郡，被称为牛痘的疾病”（“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a Disease Discovered in Some of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England, Particularly Gloucestershire，and Known by the Name of the Cow Pox”）的文章中公布了他的发现。 [57] 詹纳描述的接种过程后来被称为“接种疫苗”（vaccination），以纪念它的来源——奶牛（vaca在拉丁语中是“奶牛”的意思）。伦敦和英格兰其他地方的医生在这一年开始重复詹纳的实验，不久，医学界开始把疫苗接种看作结束天花灾害的一种方法。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给詹纳的信中描述了这种情绪：“医学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种如此有用的进步，就好像你从人类苦难的日历上将其中最大的苦难之一抹去了一样。你是一种舒适生活的反映，人类永远不会忘记你曾经生活过；后人只会从历史上知道，可恶的天花曾经存在过，而你消灭了它。”[58]

    詹纳疫苗对天花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1800年，大多数欧洲

    国家已经接受了将疫苗接种作为预防天花的最佳方法，美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也迅速效仿。到1810年，一些国家和许多地方政府强制所有公民接

    种疫苗。其结果是，死于天花的人数逐渐下降。到20世纪初，天花在大

    多数工业化国家都是罕见的。然而，由于为民众生产和管理天花疫苗的

    成本过高，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继续遭受着天花流行的

    反复侵袭。总体来看，天花疫苗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抵御病原微生物的第一件武器，也帮助消除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对天花的恐惧，降低了天花的破坏力量。

    除去与天花有关的原因，詹纳在开发世界上第一种疫苗方面的开创

    性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有重大意义。它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可以对付所

    有传染病的模型：找到能模拟自然感染的无害物质，并故意将其注射到

    人体中，作为人体免疫系统有可能接触到真正的病原体的一种启动手

    段。牛痘-天花模型的唯一问题是，大多数人类传染病（例如麻疹、流感、炭疽、狂犬病、伤寒、疟疾）都没有无害的动物版本，不能为人类版本的传染病提供交叉保护。因此，在天花疫苗取得成功之后，又过了80年才成功研制出另一种疫苗。之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亨利·图森特（Henri Toussaint）和埃米尔·鲁（Emile Roux）等科学家发明了人为削弱危险传染因子的方法（称为“减毒”），使它们成为安全又有效的疫苗，这就是下一轮的疫苗进步。他们的创新使得19

    世纪80年代出现了炭疽和狂犬病等疾病的疫苗，在接下来的50年里又出

    现了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等疾病的疫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见证

    了生化、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重大进步，这为脊髓灰质炎、麻

    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的开发提供了条件。到了20世纪80年代，疫苗技

    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只注射一些特定数量的感染病原体的纯化部分，例

    如，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仅由一种蛋白质（HBV表面蛋白）的

    数百万个拷贝组成，而肺炎球菌疫苗仅由少量纯化糖组成。

    18世纪末，一位乡村医生的有趣观察演变成了一场医学革命，每年

    大约能挽救900万至1000万人的生命。詹纳的工作是不朽的，因为他第

    一次展示了阻止这些流行病是有可能的，我们不再完全受传染病的摆

    布，我们可以主动保护自己。事实上，从詹纳第一次给詹姆斯·菲普斯

    注射疫苗开始，不到200年，世界就宣布了天花已经从人类中根除。

    天花根除和冷战

    由于天花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分配和管理的改进，到1950年，大多

    数工业化国家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天花。例如，德国在1922年消灭了天

    花，法国在1936年，美国在1949年。 [59] 这些国家拥有必要的财政和中

    央政府资源，鼓励并在有需要时迫使其人民接种疫苗。相比之下，印

    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每年仍有数万例天花病例，原

    因是缺乏资源，无法向贫困、偏远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分发疫苗。类似的

    情况今天同样存在，黑死病、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等疾病仍在较贫穷国家

    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几乎闻所未闻。天花在某些地区持续存在的结果是

    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得不继续他们昂贵的疫苗接种计划，因为国际旅行可

    能会重新引入天花，如果能在世界各地消灭天花，各国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万美元，这个问题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1958年，苏联卫生部部长维克托·日丹诺夫（Viktor Zhdanov）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大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制订一项根除天花重点优先计划。 [60] 虽然这项计划没有遭遇太多异议就被接受了，但实际上并没有为该计划分配新的资源，而且在接下来的9年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对于根除天花的承诺乏善可陈，这可以从年度预算不足20万美元（美国）和只有少数全职员工从事这项

    工作中看出。这种敷衍态度的原因是，WHO正把大量的资源用于支持

    美国的疟疾根除计划。到1967年，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都意识到疟疾根

    除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消灭天花。因此，WHO

    总干事起草了一份提案，将WHO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天花根除计

    划，该提案以微弱优势在大会上通过。 [61] 这一新的承诺带来了一个大

    胆的目标：进入世界上最偏远、最贫穷和最暴力的地区，并在10年内根

    除天花。

    天花根除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定美国

    和苏联如何合作，如何集中资源，在冷战的高峰时期抗击共同的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并将共产主义思想传

    播到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而美国则尽其所能限制这种扩张。美国的

    遏制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包括一系列切实措施：大规模制造核

    武器，向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弱国提供国家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

    以及向任何积极对抗共产主义的反叛组织或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等。作为回应，苏联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库，并向任何积极促进共产主

    义的反叛组织或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最终的结果是两个超级大国

    之间长达45年的紧张对峙，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歼灭对方。尽管它

    们从未向对方发射过一颗子弹，但在20世纪一些最血腥的冲突中（例如

    东南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它们几乎总是站在对立的

    一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和恐惧蔓延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各个阶层。

    当修改后的天花根除计划提案在1967年被提出时，真正的担心是美

    国和苏联的政治紧张局势会蔓延到WHO，天花根除计划也将因此而注

    定失败。在这一点上，WHO的管理面临着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

    选择美国或苏联的科学家来领导这个项目吗？每个国家将提供多少资金

    和疫苗？这些国家是否有收集天花样本以供日后用作生物武器的风险？

    如果项目成功了，是谁的荣誉？如果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在任命该项目主任的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科学家唐纳德·亨

    德森（Donald Henderson）被选中担任这一职位。 [62] 苏联最初对这一选

    择感到不满，因为是他们首先提出这个计划，并提供了大部分疫苗（超

    过总数的80%）。然而，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苏联科学家们对亨

    德森博士越来越尊重，并且许多人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虽然他们的同胞

    们陷入彼此之间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冲突，但这些科学家和许多

    来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是瑞典）一起，抛开政治，作为一个

    团结的队伍无私地工作，克服了许多有关财政和后勤问题的困难。在大

    多数多余资金都用于国防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着要筹集近1亿美元的艰

    难任务，还必须处理生产、质量检测和向30多个不同国家分发数十亿剂

    疫苗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专注、耐心和辛勤工作得到了回

    报。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的每

    一个人身上被消灭，我们人类所知的最大灾难，每个世纪都造成亿万人

    死亡的灾难，已经消失了。

    随着天花根除计划接近完成，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仍然存在。第一

    个问题是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和医院的冰箱里都储藏着成千上万的天花样

    本， [63] 这显然对维持根除天花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任何愤

    怒或不称职的实验室技术人员都可以轻易地将天花样本卖给出价最高的

    人，或意外地将其释放到人群中。因此，查明天花样本的所有实验室来

    源并确保天花样本按照WHO已制定的协议予以销毁，这是至关重要

    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所有的样本都被处理掉了，最后几管天花标本应

    该怎么办？它们应该被保存在一个秘密而安全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还

    是应该被销毁？在此之前，人类从来没有故意造成过一种生物的灭绝，

    因此这对科学家和管理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伦理困境。最后，WHO

    决定在两个机构中保留天花储备，一个是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CDC）， [64] 另一个是位于莫斯科的病毒制剂研究所

    （这些样本后来被转移到俄罗斯科尔措沃的病媒研究所）。自做出这一

    初步决定以来，WHO定期对病毒学专家进行调查，设定最后期限，并

    举行投票，重新讨论是否销毁所有现存的已知天花样本库存的问题。期

    限不断地过去，却没有任何新的行动发生。天花样本最近的一次被暂缓

    处理的决定发生在2014年，当时WHO官员和科学家们再次未能就最后

    一批已知的天花主要病毒样本储备的未来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仍需

    要进行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其发病机制，并允许生产更新和更有效的抗

    病毒药物。另一些人认为应该摧毁它，因为它的继续存在会给人们带来

    不必要的风险。

    他们的担忧或许是有道理的。20世纪60年代，天花在世界上仍大量

    存在，这很有可能使一些国家或较小的群体在WHO要求消灭天花样本

    之前秘密储存了天花样本，也没有办法确保WHO调查人员在1980年以

    前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发现所有病毒。更令人担忧的是，现代天花疫苗只

    能起到10～20年的保护作用，而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停止了

    疫苗接种。虽然储存了一些疫苗，但远远不够70亿人使用。这将意味

    着，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人口都是易感者，如果天花再次暴发，在当局

    行动和控制它的传播之前，它可能会杀死数百万人。

    我们可以从根除天花计划中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首先，由于

    恐怖主义和过去20年来技术的进步，从地球上完全根除一种病原体或许

    是不可能的。只要生物制剂继续被用作武器，只要有钱的人能在黑市上

    买到科学设备，就永远存在致命病原体被储藏在世界某些偏远地区冰柜

    里的风险。其次，从实际意义上讲，根除天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尽管

    重新引入天花的风险仍然存在，但必须指出，自1977年以来，世界上任

    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天花病例。也就是说，在4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人

    死于天花病毒，而这种病毒曾经每个世纪都会造成3亿～4亿人死亡。这

    本身就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但它也表明根除是一个可能的终点。天花根

    除计划是WHO第五个此类计划，前四个计划均以失败告终。每个项目

    失败都有各种原因，包括疫苗/抗生素/药剂无效或不稳定、缺乏资金、

    缺乏区域支持以及无法查明或控制感染者（或病媒）。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些人开始质疑大规模消灭传染病的可行性。

    其他计划失败了，但天花计划成功了，因为它的疫苗在一次注射后

    就稳定有效，也因为当地卫生官员参与了决策和实施。因此，它提供了

    一个成功的模式，可供未来的根除计划借鉴。在1980年这一里程碑式的

    宣布之后不久，WHO的科学家们开始寻找下一个根除目标，一些可根

    除的疾病包括小儿麻痹症、麦地那龙线虫病、麻疹、腮腺炎、风疹和淋

    巴丝虫病。尽管永久消除世界上每年感染2亿人的疾病是有可能的，但

    WHO或任何其他机构或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一些疾病已在区域

    范围内被消灭，而一些像脊髓灰质炎和麦地那龙线虫病的疾病也即将在

    全球范围内被根除。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疾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顽固地存在，人们仍然因此而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第四章 疟疾

    如果你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不能有所作为，那就试着和蚊子睡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吧。 ——非洲谚语

    当人们被问及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是什么时，大多数答案都是那些长相可怕的巨型动物，如鲨鱼、短吻鳄、蛇、狮子等。因此，当人们听到蚊子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这一说法时，通常都会感到震惊，毕竟蚊子的身长只有不到2厘米，体重仅有2.5毫克。迄今为止，由雌性蚊子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而这是因为它能够传播致命传染病，如登革热、黄热病、丝虫病、病毒性脑炎（如西尼罗河病毒），以及最重要的疟疾（Malaria）。实际上，由蚊子致死的病例中超过90%都是疟疾。

    WHO数据显示，疟疾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每年有多达3亿人感染疟疾，其中约43万人死亡。 [1] 大多数病例和死亡（90%以上）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中死亡的大多是5岁以下的儿童。此外，疟疾在其他许多温暖的热带地区也很流行，这些地区雨水充沛，是蚊子的滋生地，包括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印度、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北部。虽然疟疾的死亡率不像鼠疫或天花那样高，但它在贫穷的热带地区几乎无处不在，使劳动力衰弱，大大限制了生产力、经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疟疾使个人生产力下降，学生从学校辍学，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迫使人们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医疗保健。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疟疾是发展中国家打破无休止的贫困循环最大的障碍之一。 [2]

    疟疾是由四种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之一引起的。疟原虫不是细菌或病毒，而是一种单细胞原生生物，具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像人类细胞一样），其生命周期既涉及蚊虫病媒，也涉及人类宿主。30～40种蚊子可以传播疟原虫，均属于按蚊属。

    在蚊子叮咬已感染者、吸食血液后，疟原虫便会在蚊子的肠道中进

    行有性生殖，继而入侵肠道细胞。 [3] 疟原虫在肠道细胞中进一步复制

    后，便会产生新的疟原虫，导致肠道细胞破裂，释放疟原虫子孢子。子

    孢子会扩散到蚊子的唾液腺中，等待蚊子去叮咬下一个人。一旦落到新

    宿主身上，蚊子就会把它的下颚和上颚插入皮肤，迅速注入唾液，唾液

    具有强大的抗凝血和促炎特性（促进血液自由流动）。此时，在蚊子唾

    液中的疟原虫子孢子便会进入新宿主的血液，并迅速转移到肝脏，入侵

    宿主肝细胞。

    在许多情况下，子孢子会在肝细胞内休眠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然

    后才进入其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 [4] 四种疟原虫的无症状潜伏期不同。

    一旦疟原虫被激活，就会在肝细胞内进行繁殖，导致肝细胞破裂，并释

    放出被称为裂殖子的寄生虫细胞。这些裂殖子会进入宿主的血液，并入

    侵红细胞（RBCs）。一旦进入红细胞，这种寄生虫就会急剧扩大自己

    的体积，吸收红细胞的血红蛋白，并进行多轮繁殖。被感染的红细胞会

    最终爆裂，释放出大量新的裂殖子，这些裂殖子能够感染更多的红细

    胞。这种感染、生长、繁殖和释放的循环每2～3天重复一次（取决于疟

    原虫种类），直到患者死亡或得到治疗。

    红细胞每隔几天就会被大规模消灭的特征，引发了疟疾感染的主要

    症状。 [5] 大多数疟疾患者都有流感样症状，如高烧、肌肉疼痛、疲劳、

    发冷、头痛、恶心和无法控制的颤抖。但是，疟疾的症状具有周期性和

    阵发性，较为独特，即患者开始会觉得很难受，然后会感到明显恢复，

    2～3天后再次觉得难受，如此循环往复。一些感染恶性疟原虫的患者可

    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如贫血、呼吸窘迫、肾衰竭、流产和各种中

    枢神经系统问题（如抽搐、癫痫和昏迷）。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治疗，

    症状可能会迁延6个多月，患者会变得虚弱。此外，即使在康复后，患

    者也可能会由于肝脏内潜伏感染，在后续50多年的时间里频繁复发。例

    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期间感染疟疾的美国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即使在军队医院接受了治疗，也会在此后的近40年中经常突发疟疾。

    更不幸的是，疟原虫感染不会使人产生完全免疫，这使疟疾复发和

    重新感染成为可能。实际上，生活在疟疾流行地区（如非洲）的人们几

    乎每年都会再次感染疟疾。由于人们对疟疾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差，因此

    研发有效的疫苗非常困难，彻底根除疟疾的尝试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近年来，疟疾的起源和全球传播是流行病学中比较有趣和争论较为

    激烈的话题之一。尽管许多人倾向于把蚊子（和疟疾）与炎热潮湿的环

    境（如非洲或南美的丛林）联系在一起，但有些按蚊属也能在温带甚至

    寒冷的气候中茁壮生长。因此，疟疾得以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甚至包

    括靠近北极圈的地区。

    强有力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引发人类疟疾的大部分疟原虫起源于约

    1亿年前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某个地方，它们原本是旧世界灵长类动物的

    寄生虫。 [6] 疟原虫寄生到人类身上很可能发生在早期原始人出现后不久

    的时间里。然而，原始人狩猎-采集的低密度生活方式阻止了疾病的广

    泛分布或传播。换句话说，不同群体往往生活在距离彼此很远的地方，

    因此，刚叮咬过感染者的蚊子很难马上再去叮咬其他人。大约1万年

    前，随着新月沃地农业革命（新石器时期）的到来，情况发生了改变。

    [7] 人们不仅开始在人口密度高得多的地方定居，还极大地改变了周围的

    土地环境，促进了昆虫媒介的繁殖和传播。随着农业技术逐渐进入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生活在那里的按蚊得到了爆炸式的增长，使疟原虫能

    够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地区。例如，大约在公元前4700年 [8] ，中国的医学

    史料中就记载了疟疾的特征——阵发性发热。随后，在大约公元前3500

    年，埃及、苏美尔和印度的史料中也提到了疟疾。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疟疾就已经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但直到16世

    纪，欧洲探险家和非洲奴隶将疟疾带到新大陆后，它才传播到了美洲。

    [9] 有研究者认为，三日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就

    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其基因与新大陆猴子身上的疟原虫较为相似。该

    假说认为，人类疟原虫是从新世界猴子身上的疟原虫进化而来，就像之

    前它们在非洲分别进化的一样。然而，对印第安人的基因分析表明，他

    们缺乏长期（数百年或数千年）接触疟疾人群的特征基因标记。 [10] 这

    些“疟疾”特征基因标记的缺失表明，美洲人很可能只是在最近才接触到

    疟疾，是欧洲人在到达美洲时把疟原虫传给了美洲原住民和新大陆的猴

    子。

    尽管疟疾不像本书中讨论的其他疾病那样具有极高的致死性，但不

    可否认的是，疟疾与其他病原体一样，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基因组产

    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疟疾的破坏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够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反复感染并使人丧失行动能力。它可以使军队陷入瘫痪，改

    变重大公共工程项目，阻止殖民，使整个大陆处于贫困状态。此外，它

    对人类基因组造成的永久性改变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病原体都要多。实际

    上，正是由于人类长期接触疟疾，一些致命性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

    和地中海贫血，才在今天仍然存在。

    古老的杀手

    约5000年前，中国、苏美尔和印度的文献中就出现了类似于疟疾发烧症状的记载。约公元前400年，著名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环境》（Airs，Waters，and Places ）中第一次对疟疾进行了临床描述。 [11] 他清楚描述了疟疾特有的阵发性发热以及每年疟疾最易发的时间。其他的古代作家还将疟疾描述为与潮湿环境（如泥潭和沼泽）相关的发烧，罗马作家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甚至提出，与潮湿环境相关的微小昆虫可能在疾病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12] 虽然古代作家对疟疾的临床表现进行了准确描

    述，并敏锐地确定了疟疾的环境相关因素，但他们对疾病的真正病因并

    不了解。当时流行的理论是，人们是因为吸入了臭沼泽中散发的有毒蒸

    气，而感染了“沼泽热”。在数千年中，这种沼气理论（污染空气）都是

    被普遍接受的疟疾成因。有趣的是，该理论还影响了疟疾的命名。在中

    世纪的意大利语中，疟疾的字面意思就是“空气不好”。

    尽管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疟疾在古代帝国如罗马、希腊、中国和

    蒙古国非常普遍，但依然很难确定疟疾对这些文明的确切影响。这是由

    于其中一些文明留存下来的记录不全，并且大多无法有效区分出疟疾和

    其他疾病（如伤寒）引起的发热。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一些尚存的记录

    确实表明，疟疾在塑造古代世界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罗马帝

    国位于意大利半岛中心的沼泽区域，不得不经常应对疟疾的暴发。疟疾

    导致了诸多人死亡，并迫使其他人逃往更高、更干燥的地区。 [13] 罗马

    暴发疟疾的部分原因是其引水渠系不断将大量淡水供应到罗马主要城市

    的喷泉和浴池中，从而产生了蚊子滋生所需要的积水。同样，土地的清

    理和开垦使该地区积水面积进一步增大。此外，贯穿罗马市的台伯河每

    年都会泛滥成灾，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变成无法居住的沼泽地。

    罗马官员意识到积水过多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有害影响，于是

    下令开发了大型地下水道系统，将洪水和废水从罗马排出。这个下水道

    被称为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 Maxima），是当时世界上最具革命性

    和先进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 [14] 建成后，这座城市立即开始变干，

    疟疾暴发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也随之下降。

    尽管无法彻底消除疟疾，但罗马人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健康，城市人

    口也逐渐增加。相反，古意大利等其他人口密集的地区因缺乏这样的排

    水系统（如奥斯蒂亚安提卡和蓬蒂内沼泽），而不得不继续与疟疾做斗

    争。由于沼泽给定居居民带来固有危险，一些城市被废弃了。 [15] 因

    此，可以说，马克西姆下水道至少帮助遏制了罗马的疟疾，使罗马更加

    繁荣。如果没有马克西姆下水道，罗马可能会像其他几个邻国一样，因

    疟疾而永久丧失能力。如此一来，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可能也会大不相

    同。

    多年后，罗马城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敌人，再次威胁到它的存

    在。匈人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其于公

    元434年掌权，指挥军队有计划地掠夺并摧毁了整个东欧、高卢（现在

    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卢森堡）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到了公元452

    年，阿提拉到达了意大利中部，将目光聚焦在了罗马帝国的王冠上。当

    教皇利奥一世听说匈人军队正在接近罗马时，他亲自率领一队人与阿提

    拉会晤，讨论和平条约的条件。 [16] 随后举行的会议仍是历史上最有

    趣、最神秘的外交讨论之一。阿提拉令人费解地整理了军队装备，命令

    军队离开了意大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推进进攻计划。教皇对阿提拉说

    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一些学者认为，教皇给了阿提拉一

    大笔钱让他离开，另一些学者则表示，教皇用武力威胁了阿提拉。最

    近，一些学者提出，阿提拉在意大利时可能就已经领教到了疟疾对其军

    队所造成的破坏，并担心长期入侵意大利会导致他丧失全部战斗力量。

    教皇有没有可能警告阿提拉，如果他入侵罗马，上帝便会用这个无形的

    敌人惩罚他的军队？考虑到当时疟疾在意大利中部已经非常普遍，且阿

    提拉的大多数士兵很可能对地中海发现的这种疟原虫易感，这无疑是一

    个可行的理论。

    其他的古代军队和领导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例如，许多学者认

    为，疟疾在马其顿帝国鼎盛时期（公元前323年），夺走了其指挥官亚

    历山大大帝的性命。古代文献记载，亚历山大死前几周出现了发烧、虚

    弱和疼痛的症状，而这些都是疟疾和当时亚洲流行的其他几种传染病的

    特征。 [17] 虽然没有人知道疟疾是否就是导致亚历山大死亡的真正原

    因，但亚历山大死亡的影响却显而易见。在亚历山大死后的短短20年

    中，其建立的整个帝国就被其他政权摧毁并接管了。学者认为，13世纪

    著名的蒙古皇帝成吉思汗（Genghis Khan），这个开拓了世界历史上最

    大帝国版图的皇帝，也是死于类似的原因。 [18] 尽管成吉思汗在死前数

    月就感染了疟疾，但疟疾是否为其真正死因我们仍不得而知。

    白人的坟墓与非洲争夺战

    回顾15世纪及以后欧洲入侵远方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

    特征：直到19世纪后期，非洲绝大多数地区才开始被殖民。实际上，截

    至1870年，广袤的非洲大陆只有约10%的土地受到欧洲的控制（其中大

    多数是被用作奴隶贸易的沿海城市）。 [19] 然而，在19世纪初，几乎所

    有的北美和南美大陆、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印度和印

    度尼西亚）就已被法国、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控制。考虑到商人和探

    险者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发现了非洲大陆，欧洲殖民者毫无理由不染指

    非洲。非洲居民与其他大陆的土著居民一样容易受到欧洲疾病的感染，

    而且非洲还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财富。因此，很难从逻辑上解释，为什

    么在可攫取许多利益的情况下，欧洲殖民者会故意克制对非洲土地及其

    居民的控制。

    事实上，自15世纪末欧洲探险家登陆非洲后，他们就曾尝试深入非

    洲大陆。阻止他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致命疾病的广泛存在，包括

    黄热病、昏睡病、痢疾和最重要的疟疾。一般来说，非洲原住民对疟疾

    具有某种遗传的抵抗力，而入侵的欧洲白人则不同，他们几乎对疟疾完

    全易感（请参阅本章后文）。尤其是在西非地区，西非是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和不吉按蚊（Anopheles funestus）极为有利的繁殖地，它们有效传播了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最致命的疟疾。蚊子和疟原虫在此地非常普遍，以至于居住在西非的一个人每年可能会被感染的蚊子叮咬100次。也就是说，欧洲人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后，其死亡率可接近50%～70%。 [20]

    由于非洲疟疾和其他疾病的致死率如此之高，因此，欧洲人将非洲

    称为“白人的坟墓”。如此高的死亡率排除了欧洲军队或平民大规模入侵

    的可能性，也使探险变得困难。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叶，非洲的大部

    分内陆地区甚至都没有被绘制成地图。非洲有着如此重的疾病负担（如

    疟疾），因此，殖民者在其他危险程度较低的地区似乎更加有利可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疟疾（和黄热病）每年造成了大量非洲原住民死

    亡，但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疟疾帮助了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免受欧洲

    帝国主义的侵害。这种保护在19世纪后期戛然而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奎宁这种救命药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

    奎宁是在金鸡纳树（quina quina）树皮中产生的天然生物碱化合物，金鸡纳树是一种常绿植物，最初被发现于安第斯山脉高处。早在16世纪中期，当地一个叫克丘亚（Quechua）的部落就偶然发现了金鸡纳树树皮对治疗疟疾和其他发热疾病的有效性。 [21] 他们把红色树皮烘干，磨成粉，再与含有甜味剂的水混合（掩盖苦味）制成药品。在那个时期，一些耶稣会（天主教）的传教士会前往南美洲进行传教，试图转化当地部落宗教信仰，并学习当地的习俗和草药疗法。这些传教士中有几位观察并记录了金鸡纳树树皮在治疗疟疾中的用途。奥古斯丁修士安东尼奥·德拉·卡兰查（Antonio de la Calancha）最早在其书中记录了金鸡纳树树皮的功效。他在1633年写道：“在洛萨（Loxa）生长着一棵被称为‘发烧树’的植物，其肉桂色的树皮可被制成粉末，两个小银币重量的粉末可以作为饮料饮用，治疗发烧和间日热。它在利马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22]

    金鸡纳树树皮是如何以及何时进入欧洲的，在学者之间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人称，一名耶稣会药剂师安戈斯蒂诺·萨鲁布里诺（Agostino Salumbrin）在17世纪30年代初将金鸡纳树树皮样本运到了罗马。也有些人称，是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伯纳贝·德·科伯（Bernabé de Cobo）在穿越秘鲁时得到了树皮的样本，亲自送到了西班牙，并在1632年运往罗马。 [23] 第三种解释是塞巴斯蒂亚诺·巴多（Sebastiano Bado）军医在其1663年的著作《在秘鲁树皮上的体液逆流或中国防御》（Anastasis Corticis Peruviae seu Chinae China Defensio ）中首次提出。书中写道，西班牙秘鲁总督钦琼伯爵的妻子患有严重的疟疾，但是她被神奇的金鸡纳树树皮治愈了。 [24] 据称，她在1638年回到西班牙时，把金鸡纳树树皮带到了欧洲。但是，1930年发现的钦琼伯爵日记显示，后面这个故事的演绎性远大于其真实性。大多数证据表明，金鸡纳树树皮是在17世纪30年代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的。

    这种新的奇迹疗法到达欧洲后，金鸡纳树树皮即被称为“耶稣树皮”、“秘鲁树皮”或“发烧树皮”，并引发了一场引起争议的医学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长期的影响。欧洲最早的金鸡纳树树皮倡导者之一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胡安·德·卢戈（Juan de Lugo）。他在教皇英诺森十世私人医生的帮助下，用金鸡纳树树皮治疗当地一些患有疟疾的罗马人。他们的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他们便将有关剂量和给药途径的建议发表在了《罗马药典》（Schedula Romana ）上——一本由罗马学院

    药房在1649年发行的说明书。 [25] 德·卢戈确信金鸡纳树树皮具有治疗疟

    疾的能力，因此他从宫殿再到当地的罗马医院，亲自将《罗马药典》分

    发给穷人。他还建议欧洲各地的天主教使团将此书发向欧洲，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人们对金鸡纳树树皮的需求。

    不同于天主教世界对“耶稣树皮”疗法的接受性，新教徒统治的国家

    （例如英国）及其医生对其持有怀疑态度。当时，许多新教徒对天主教

    会所支持的任何东西都不信任，他们认为苦味的树皮粉是教皇的潜在阴

    谋。 [26] 此外，新教国家许多接受过经典训练的医师都遵循盖伦疗法的

    医疗规范，要求对疟疾病例进行放血和净化，以平衡体液。在当时，胆

    敢暗示盖伦及其传承1400年的医疗教育是错误的，而天主教徒是正确的行为，无异于亵渎。

    在“耶稣树皮”成功治疗了一些新教贵族，包括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国

    王和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儿子后，“耶稣树皮”才慢慢被接受，人们的不

    信任感开始逐渐消退。从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疟疾治疗方法以来，

    金鸡纳树树皮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被整个欧洲普遍接受。

    到了19世纪初，由于疟疾在主要城市中心区的持续存在以及越来越

    多的欧洲人在国外热带环境中生活，人们对金鸡纳树树皮的需求达到了

    历史最高水平。不幸的是，在当时，金鸡纳树仅在安第斯山脉生长，因

    此树皮的供应有限，成本也很高。另外，树皮收割和运输过程既耗时又

    昂贵，西班牙完全垄断了该产品。其他欧洲大国对于这种限制很不满

    意，开始尝试将金鸡纳树种子偷偷带出秘鲁，并在其他地方种植树木获

    取树皮。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对秘鲁出口利润造成损害，秘鲁当局采取了

    明智措施，禁止外国人进入金鸡纳森林。尽管秘鲁和西班牙做出了最大

    的努力，一位名叫查尔斯·莱杰（Charles Ledger）的英国人仍然成功地

    向荷兰人运送了一磅金鸡纳树种子，他们在爪哇（现代印度尼西亚）的

    人工林上种植出了大量金鸡纳树。因此在1865年后，西班牙和秘鲁最终

    失去了对金鸡纳树树皮的垄断。 [27] 除了金鸡纳树木的增产，化学和工

    业化领域的重大进展也进一步增加了金鸡纳树树皮的市场供应。例如，两名法国药剂师约瑟夫·佩尔蒂埃（Joseph Pelletier）和约瑟夫·佩雷·卡旺图（Joseph Bienaimé Caventou）在1820年成功提纯了树皮的活性抗疟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奎宁，以纪念金鸡纳树树皮在秘鲁的本地名称。[28] 他们公布了提纯过程，并拒绝为其申请专利，使得其他人可以开始

    大量生产和销售提纯的奎宁提取物及药丸。此外，19世纪60年代的植物

    学家采用了选择性培育和嫁接方法使树木变得更硬，进一步增加了树皮

    的奎宁产量。19世纪60年代的临床试验证实了奎宁提纯物用于治疗疟疾

    的功效，其他研究也表明了奎宁还可以用于预防疟疾。 [29] 到了19世纪

    70年代和80年代，奎宁提纯物已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的

    人们经常服用奎宁丸预防疾病。奎宁通常以碳酸奎宁水的形式服用，将

    其与糖和酒精混合，以抵消苦味。有趣的是，由于人们经常用饮料来递

    送苦味奎宁，软饮料、杜松子酒和滋补剂等也变得流行起来（如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中）。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奎宁的大规模生产、销售和预防性

    使用，人们对非洲的兴趣大大增加。有了不限量供应的奎宁的保护，欧

    洲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现在可以渗透到非洲内部，而不必担心被疟疾消

    灭。他们资助了许多探险活动，以便画出地图，了解当地资源和潜在的

    障碍。大卫·利文斯通博士（Dr.David Livingstone）和亨利·斯坦利爵士（Sir Henry Stanley）等探险家成功进入非洲深处，进一步印证了奎宁已将“白人的坟墓”转变为了富含机遇与财富之地。

    新发现的抗疟疾药物与其他几项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同时发生，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土地掠夺。首先，8个欧洲国家在非洲大规模殖民，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1881～1914年）占领了大约90%的非洲大陆。造成土地争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欧洲宣布了奴隶贸易非法。几个世纪以来，奴隶贸易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产业，宣布奴隶贸易非法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欧洲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市场和原材料。其次，在这个时间段内，几个新的欧洲大国产生了。例如，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得到统一。 [30] 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最初的统治下，德国只是简单地使用权力维持其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然而，1890年，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解职了俾斯麦，采用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被称为“世界政策”），逐渐掠夺外国领土。同样地，在经历了50多年的内战之后，意大利终于统一为一

    个王国，并于1871年迁都罗马。 [31] 这两个新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

    欧洲列强之间日益扩大的权力之争，如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

    比利时和葡萄牙。当他们认识到疟疾已经“被征服”时，非洲坐而待取，

    每个人都想冲进去分一杯羹。促成非洲迅速殖民化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

    工业革命。更坚硬的钢铁机械、更可靠的船只以及更强大的新武器的出

    现，使欧洲可以派遣大量人员击败非洲原住民。当时，整个欧洲正在研

    发新产品，新产品的爆炸性增长也引发了对原材料需求的暴涨。

    当几个欧洲大国都对永久性占领非洲流露出兴趣时，人们开始担心

    相互争夺的几个国家间爆发世界大战。出于这些担忧，葡萄牙和德国于

    1884～1885年在柏林召集了十四国会议，讨论如何对非洲进行公平划

    分。 [32] 这次会议被称为柏林会议，制定了占领非洲的规则，拉开了“争

    夺非洲”的序幕。柏林会议不仅定义了“占领”的含义（例如，一个国家

    对他们没有涉足的土地没有所有权），还制定了政策，允许殖民地之间

    进行有效贸易，并为每个国家的领土划定了边界。会议的代表们还同意

    在非洲大陆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鉴于在随后的30年间，这里发生

    了历史上最严酷的人类剥削，这种禁止颇具讽刺意味。会议结束后，欧洲殖民大国迅速进入非洲，声索自己的领地。

    欧洲入侵和随后的殖民化对非洲大陆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随着军

    队进驻、镇压当地抵抗，数百万非洲人被杀害。大量幸存者被迫在恶劣

    的工作条件下劳作，如开矿、清理种植园土地以及收割橡胶和象牙之类

    的产品。那些幸存者也常常因未达到收割标准配额而被致残。学者们认

    为，在比利时控制的刚果自由国中，共有1000万至2000万非洲人被杀，

    在非洲其他地区则有2000万至3000万人被杀。在此期间犯下的暴行，并

    不比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世纪任何其他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暴行更

    仁慈。

    殖民时期最终在1970年前后结束。由于柏林会议最初建立的国家边

    界相当武断，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多年的暴力和内乱。国家大多是

    根据经度和纬度，而不是人们的共同宗教信仰或种族来划分的。结果，

    背景迥异的人被迫在这些人为创造的国家中共存。许多人不能很好地处

    理这些分歧，导致了诸多持久而血腥的内战，使数百万人丧生、伤残，

    父母双亡，流离失所。掠夺自然资源同样对非洲的长期稳定产生了破坏

    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黄金、钻石、石油和其他原材料被有计划地从非

    洲土地上运送到欧洲。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资源几乎被耗尽，没有什

    么可以出口的，导致了广泛的贫困和经济瘫痪。

    总而言之，可以说奎宁的发展给非洲带来了至今尚未恢复的、充满

    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一旦疟疾不再对易感的欧洲人产生威胁，非洲便遭

    到残酷对待，被掠夺大部分财富。毫不奇怪，非洲是目前地球上最贫穷

    的大陆，有着最高的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预期寿命和最差的生活质量。

    极具讽刺的是，在疟疾造成的死亡人数上，非洲仍居世界首位。实际

    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疟疾的广泛存在不仅是非洲贫穷的表现，还是

    造成贫困的可衡量原因。疟疾会使人的生产力和收入降低，使儿童无法

    接受教育，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用于预防和治疗。在非洲某些地区，疟

    疾患者占所有住院人数的50%，占公共卫生支出的40%。 [33] 据估计，疟

    疾本身会使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1.3%，使这些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

    奎宁的发现和生产除了对疟疾和非洲产生影响外，还有其他诸多意

    义。最重要的是，奎宁是第一种用于治疗特定传染病的药物。它证明

    了，人类可以在自然环境中找到、分离并大量生产救命药。这也激发了

    化工产业（例如德国的拜耳公司）尝试合成其他化学药品，杀死细菌等

    其他病原体。 [34] 这项研究直接使人类发现了早期形式的抗生素（例如

    撒尔佛散和磺胺类药物），促进了各种化学染料的研发，这些化学染料

    在组织学和微生物学的早期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发现促使越来越

    多的人继续寻找新药，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可以说奎宁是一系列化学

    发现中的第一环，其最终结果是促使产生了大量安全有效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

    蚊子和巴拿马运河

    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就是在巴拿马地峡中部修建的一

    条48英里长的运河。运河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当船只在南美洲南端

    行驶时，可节省约8000英里的航程。法国政府曾成功承建过连接红海和

    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因此得到了哥伦比亚（当时控制巴拿马）的许

    可，在美洲创建类似的水路。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始于1881年1月，当时

    有数千名员工，预算约为1.2亿美元。 [35] 当时，法国最顶尖的人在从事

    该项目，他们预计这项工程要比苏伊士运河更容易、更便宜，速度也更

    快，但是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巴拿马山区多石，难以开

    挖，大量降雨带来了致命的泥石流和洪水。 [36] 此外，痢疾、黄热病和

    疟疾等传染病猖獗肆虐，导致了无数工人生病、死亡。当时居住在巴拿

    马的一位法国人总结了对该项目的看法，他说：“如果您试图建造这条运河，那地峡上将没有足够的树木来为您工人的坟墓做十字架。”[37] 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十分准确。由于泥石流、事故、暴力以及（最主要的）疟疾和黄热病，超过20000名工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长期患病或受伤，极大减缓了该项目的进度。经过8年的挫败和超过2.5亿美元的支出，法国人仅完成了约40%的挖掘工作就退出了该项目。此后15年，运河项目再没有任何进展。 [38]

    1901年，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就职典礼后，美国表达了在巴拿马完成法国未竟事业的兴趣。 [39] 1903年初，美国向

    哥伦比亚提出了一项条约，愿耗资4000万美元购买巴拿马土地和运河的

    使用权。但是，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接受该条款。作为回应，美国决定

    向巴拿马的武装叛乱分子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并鼓励他们从哥伦比亚

    独立。巴拿马的武装叛乱分子在1903年底成功做到了，并迅速以1000万

    美元的低价将运河控制权卖给了美国。到1904年中，美国已进入巴拿马

    运河区，雇用大量劳动力，改善基础设施，最终恢复建设。但是，该项

    目的早期领导人担心，导致法国失败的原因也同样会使美国的运河项目

    走上相似的道路。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使法国劳动力锐减的传染病问

    题。例如，截至1906年，已有超过85%的工人因疟疾、黄热病或痢疾在

    某个时间住院。在这些疾病中，黄热病由于其高死亡率和严重症状成为

    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但是，由于疟疾更加普遍，其对于政府而言是更大的问题。

    为了遏制疾病对整个项目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高级官员设立了独

    立的卫生部门，专门处理工人的健康问题。新部门的负责人威廉·高加

    斯（William Gorgas）博士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亲自挑选的，因为他成

    功地控制了热带古巴的传染病。 [40]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医生表示，这一

    决定非常重要：“您正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如果您仍采用

    旧方法，那么您会像法国人一样失败。但如果您支持高加斯，您将会得到一条运河。”[41] 高加斯医生最初因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而颇受限制，他在1905年2月终于可以开始处理疟疾问题，之后就出现了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卫生案例之一。

    19世纪后期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对高加斯在巴拿马运河地区成功控制疾病至关重要。 [42] 第一个发现是蚊子是黄热病的携带者。这是卡洛斯·芬莱（Carlos Finlay）在1882年首次提出的假设，后来在1900年由美国陆军医学博士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领导的科研组确认。1880年，查尔斯·拉韦兰（Charles Laveran）细致观察了疟疾患者的血液样本，总是会发现一种原虫，他将其命名为疟原虫（Oscillaria malariae），这首次证明了原生生物会导致人类患病。然后，在1897年，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博士在4天前吸食过疟疾患者血液的按蚊肠道中发现了疟原虫。他进行了精密的研究，确认了蚊子是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并随后描述了疟原虫的生命周期。罗斯博士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诗人和作家，在发现疟原虫后，他写道：“伴随着泪水和辛劳，我发现了你，你这狡猾的种子，万恶的凶手。”[43]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发现对热带医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鉴于其

    对全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一位科学家将其与詹纳（Jenner）研发的天

    花疫苗媲美。人们不再认为疟疾和黄热病是由沼泽散发出的恶臭空气所

    引起。疾病的真正起因终于被描述和刻画出来，这使像高加斯这样的科

    学家终于能以一种明智、科学的方式消灭疾病。如今，通过系统性控制

    蚊子的种群数量来消灭热带环境中的疟疾和黄热病成为可能。

    在巴拿马工作之前，威廉·高加斯曾被派往古巴担任首席卫生官，

    负责控制自18世纪以来肆虐该岛的黄热病和疟疾。在了解到蚊子对黄热

    病和疟疾传播的重要性后，高加斯将他的工作重点放在杀死蚊子、防止

    蚊子繁殖以及用蚊帐隔离被感染者上。他下令排掉不必要的死水，并在

    其他水源的表面上喷油以杀死蚊子幼虫。他甚至对不盖住屋外水桶的当

    地居民处以罚款。最终，他与蚊子的斗争非常有效，成功地从古巴根除

    了黄热病，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疟疾的发病率。这是流行病学史上

    的分水岭，因为它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定向消除昆虫媒介从而成功地从

    环境中消除病原体。这为发现其他病媒昆虫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疾病控

    制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更多地关注病媒而不是实际的病原体。例如，1898年我们发现跳蚤是鼠疫的媒介，这使公共卫生人员可以对鼠类及其携带的跳蚤采取措施，进而更有效地减缓鼠疫的流行。

    在古巴获得了成功和赞誉之后，高加斯博士于1904年在巴拿马运河区接受了相似的职位。 [44] 抵达后，高加斯意识到疟疾在当地是比黄热病更为普遍和频发的问题，具有周期性暴发的特点，而不是持续存在。

    在运河区的一些城市中，每周都有多达1/6的人患上疟疾。高加斯表达了对疟疾的担忧，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控制疟疾，那我对其他疾病的担心就会少很多。”[45] 在得到100万美元预算、4000多名员工和总统的全力支持后，高加斯便对蚊子及其繁殖条件进行了多管齐下的攻击。在

    整整1年的时间里，他们排干了所有死水或给其铺上油，割掉了高高的

    草丛和灌木丛，用硫磺和菊花制成的天然杀虫剂反复熏蒸房屋，发放奎

    宁来预防，对房屋和政府建筑物进行排查，喷洒碳酸制成的幼虫杀虫

    剂，杀死在工人帐篷中看到的所有成年蚊子。尽管有些当地人和运河官

    员对他颇具侵略性的战术感到愤怒，但不得不说，高加斯的工作颇有成效。

    到1906年，巴拿马运河区已完全消除了黄热病，疟疾感染也逐渐开

    始减少。尽管疟疾不会从该地区彻底消失，但由于高加斯的卫生政策，

    因疟疾而住院的人数减少到之前的1/10。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

    康，这使他们在挖掘工作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18年的建设，巴拿

    马运河于1914年1月7日正式开放。它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船舶运输航域

    之一，每年有超过3亿吨的货物从此处通过。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高

    加斯博士及其对热带蚊子数量一丝不苟的控制，运河是否还会完工？他

    战胜了当时人类已知的两种最致命的疾病，对两大洲未来的经济增长至

    关重要。他的成功还表明了疟疾再也不能阻碍人类进步。有了适当的卫生设施和奎宁，我们可以大幅降低疟疾对我们的影响。

    20世纪军队的瘫痪

    如本章前文所述，通过使军队丧失作战能力、夺取世界主要领导人

    的生命、使欧亚某些国家（如罗马、希腊、印度）不适于外邦侵略者居

    住，疟疾对塑造古代帝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是像美国独立战争、南

    北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等更现代的战争，也并没有更加顺利地进行，它们

    同样受到了疟疾暴发的影响。英国军队的一位著名上校目睹了19世纪武

    装冲突中疟疾的影响，并写道：“战争中的疟疾史几乎可以被视为战争

    史本身，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时代的战争史。”[46] 疟疾是每位军事领导人都担心并必须为此制订计划的事情。例如，新组建的美国国会的第一笔支出之一就是为华盛顿军队购买大量奎宁，以使他们足够健康，可以与英军作战。事实证明，这种远见卓识对于确保美国在疟疾肆虐的南部地区取得胜利至关重要。 [47] 疟疾可能不像伤寒或瘟疫等疾病那样杀死许多士兵，但它仍然可以影响战争结果。

    从逻辑上可以推断，随着19世纪末奎宁的提纯和大量生产，疟疾对

    20世纪以后战争的影响将大大减少。确实，整个欧洲的疟疾感染率都在

    下降。在20世纪初期，疟疾似乎已经被彻底战胜了。但不幸的是，诸如

    疟疾之类的流行病通常不按符合逻辑和预期的方式行事。更可悲的是，

    这一事实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便得到了证实。

    战争开始时，竞争最激烈、疟疾最流行的欧洲地区是巴尔干半岛。

    [48] 在德军进驻巴尔干半岛并开始在整个地区迅速推进后，英法联军联

    手支持其塞尔维亚盟友，并于1915年10月在希腊萨洛尼卡建立了基地。

    不幸的是，大量感染疟疾的希腊难民大约在同一时间内移民到那里，为

    那里的按蚊带来了理想的疟原虫来源。随后便爆发了一场军事运动，但

    这场运动被3年来无休止的疟疾感染破坏了。例如，英国约16万名士兵

    中报告了超过16.2万人次因疟疾入院，法国部队中约有80%士兵也被感

    染。这个数字意味着许多士兵不止一次染上疟疾，且有数千人死于疟

    疾。此次战争中有许多因双方都缺乏健康士兵而取消作战的例子。著名

    的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甚至也被带到了巴尔干地区，

    试图控制那里的疟疾流行。但是，即使他尝试使用奎宁和蚊帐，也未能

    阻止甚至是减缓疟疾感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疟疾在其他几个战场

    也造成了类似的问题，包括非洲、意大利和中东。不幸的是，在这段时

    间内许多感染者最终都会在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疟疾也由此被带了回

    去。这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整个欧洲和亚洲的疟疾大流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了太平洋和非洲等战区持续存在的疟疾的严重

    影响，从而引发了疟疾预防和治疗策略的持久变革。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大批盟军被派往太平洋岛国（如菲律宾和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帮助它们摆脱日本的控制。尽管官员们试图为士兵将要面对的疟疾流行做预防计划，但很明显，他们大大低估了疟疾问题，之前的准备并不足以与之抗衡。一些人估计，盟军带来的奎宁数量不到他们保持士兵健康所需数量的一半。太平洋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如果我和敌人对战的每个师都需要依靠因疟疾而入院的另一个师，和正在恢复的第三个师，那这场战争将非常持久。”[49] 使情况如此严峻的是，到1942年，日本控制了世界上90%的金鸡纳树供应（在菲律宾和爪哇岛），而德国则控制了从树皮中提纯奎宁的荷兰工厂。 [50] 这造成了奎宁的灾难性短缺，使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部队都有被歼灭的危险。

    美国军方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有着诸多对策。首先，盟国派遣队

    伍到中美洲和南美洲，购买了大量金鸡纳树皮，并达成了建立新金鸡纳

    树种植园的协议（尤其是在哥斯达黎加）。 [51] 这些努力为盟军生产了

    超过1200万磅的金鸡纳树树皮，但从中提纯奎宁的时间和成本不足以补

    全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严重短缺。最终，军方被迫依靠其他控制方法，

    包括排干当地水源、喷洒幼虫杀虫剂、为士兵提供蚊帐、提供健康教

    育。士兵学习了蚊子的生活周期以及它们如何繁殖并传播疟疾的相关知

    识。 [52] 士兵必须在一天的特定时间内洗澡、游泳，避免接触任何不必要的死水源。一位特别有艺术气息的陆军上尉西奥多·盖塞尔（Theodor Geisel）制作了一系列关于疟疾的教育性卡通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被广泛分发。后来他以化名苏斯（Dr.Suuss）撰写了46本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

    1942年，美国战争部呼吁建立新的公共卫生计划，以控制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军事基地周围的疟疾，使接受训练的士兵免受感染，保持健康，接受军事部署。为此，美国建立了战区疟疾控制（MCWA）计划，该计划在减少疟疾感染方面非常有效，以至于战争结束后，战争部将其目标定为在美国完全消灭疟疾。 [53] MCWA计划于1946年结束，并被一所更永久的公共卫生机构所取代，该机构名为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s Center，CDC），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CDC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完成MCWA的工作，消除国内疟疾。1951年，美国宣布疟疾被彻底消灭，这促使CDC（现称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其他传染病和健康威胁的监测上。从那时起，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公共卫生机构之一，并向美国和其他25个国家派驻了人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军事领导人尽了最大努力控制疟疾在

    太平洋和非洲地区的传播，但奎宁的短缺以及无法控制的蚊子数量仍导

    致了6万名美军死亡。如果不是在战争快结束时研发出了一种新型且非

    常有效的杀虫剂DDT，死亡人数将更加惨重。DDT是在19世纪70年代首

    次生产的，但直到1939年，一位名叫保罗·穆勒（Paul Müller）的瑞士化

    学家才意识到它可以抑制蚊子和体虱（携带致命的斑疹伤寒）的潜在活

    性。经过初步的安全性检验，军方下令在战区森林中直接向士兵皮肤喷

    洒DDT。 [54] 因此，疟疾和斑疹伤寒感染率急剧下降。此次成功使得在

    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继续使用DDT来控制昆虫数量。实

    际上，DDT是世界卫生组织在1955年发起从地球上消灭疟疾运动时使用的主要武器。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一书后，人们对DDT的主流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该书详细说明了DDT和其他农药如何破坏环境、杀死大量鸟类并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风险。政府和环境组织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这些担忧，最终在197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DDT非法。除了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外，2014年发表的最新研究还表明DDT暴露可增加迟发性老年痴呆症的患病风险。 [55] 在迟发性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组织内，DDT副产物的含量是未患病人群的4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越南战争）控制疟疾的迫切需求，最终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了永久性的负面影响。

    基因组和血液的永久变化

    进入人体并在肝脏中短暂复制后，疟原虫会迅速扩散到血液中，感

    染并杀死大量红细胞。红细胞破坏引发了大多数疟疾相关症状，疟原虫

    在红细胞中可达到最高的复制水平。因此，一个人的红细胞数量及健康

    状况决定了其对疟原虫的易感程度以及发展为疟疾的可能性。具有正常

    功能红细胞的个体因具有可供疟原虫复制的健康靶细胞而容易被疟原虫

    感染。相比之下，有些人的自然基因突变会使其红细胞改变形状、数量

    或生化组分。虽然这些人最初可能被疟原虫感染，但其突变后的红细胞

    却是裂殖子复制的不良宿主，因而使其具有一定程度的疟疾抵抗力，容

    易在大规模疟疾流行中幸存下来。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在不同地区的许

    多人体内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抗疟疾”基因突变，这表明疟疾已成为塑造

    人类进化的强大力量。换句话说，疟疾的广泛流行及其毁灭性影响已确

    确实实改变了人类基因组（Genome）的序列。

    产生抗疟疾能力的大多数突变是在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中被发现

    的。血红蛋白是一种大而丰富的蛋白质，由4个不同的亚基组成——两

    个α链，两个β链。人类红细胞利用血红蛋白将氧气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

    胞，使其能够从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中有效地提取能量。当疟原虫裂殖

    子感染红细胞时，它们会分解大量的血红蛋白，然后利用其氨基酸制造

    自己的蛋白质。被感染细胞血红蛋白的损失和含氧量的降低导致了细胞

    形态和生化的显著变化，进而引发了细胞死亡。新产生的疟原虫裂殖子

    从垂死的细胞中释放出来，立即去寻找新的红细胞继续感染。

    在产生抗疟疾能力的血红蛋白突变中，引起β链结构变化的突变是

    最常见的。有一种β链突变被称为血红蛋白S（Hemoglobin S），因其与

    氧的结合能力非常差，红细胞的形状发生了改变。这些红细胞不再是两

    面凹的圆饼状，而是镰刀形，它们无法像正常红细胞一样轻松穿过小血

    管，而是凝结在一起，造成血液循环不良。从父母双方处遗传血红蛋白

    S突变的人（因此携带两个突变体拷贝）携带了大量镰刀形红细胞，进

    而发展为镰刀型细胞贫血症。镰刀型细胞贫血症令人痛苦、衰弱，并常

    常致人死亡，尤其是对那些缺乏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中国家患者而

    言。相比之下，携带一个正常β链和一个S型突变的人，其循环系统问题

    较小，同时还具有疟疾抵抗力。实际上，镰刀形细胞特征基因的携带者

    对致命性疟疾（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抵抗力比具有两个正常β链的人

    群要高90%。 [56] 在恶性疟原虫流行的地区，如非洲大部、中东和印

    度，多达30%的人口具有镰刀形细胞特征。相似的，西非的某些人群携

    带了另一种被称为血红蛋白C的β链突变体，可提供相似水平的抗疟疾能

    力。 [57] 该突变与镰刀型细胞突变有些不同，因为个体需要遗传两个拷

    贝的血红蛋白C才能获得对疟疾的抵抗力。β链的第三种变体是血红蛋白E，在东南亚人群中可见。携带血红蛋白E的人对间日疟原虫的抵抗力较强。鉴于间日疟原虫在该地区已经流行了数千年，这非常有道理。总而言之，尽管血红蛋白β链异常给宿主带来了一些循环问题，但其对个体也提供了巨大的疟疾保护优势。

    有抗疟疾能力的第二组血红蛋白突变是降低两个亚基之一的产量，

    而不是改变其形状。 [58] 例如，当突变使红细胞中的α链数量减少时，血

    红蛋白仅能使用β链进行自我组装。不幸的是，仅由β链组成的血红蛋白

    非常不稳定，在其能够运输氧气之前就被降解了。这种突变导致了一种

    严重的贫血，被称为α地中海贫血。此外，还存在使β链产量下降、α链

    产量增加的突变。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情况下稳定的血红蛋白产量非

    常低，循环的红细胞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这种疾病被称为β地中海贫

    血，非常凶险，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治疗，通常会导致死亡。在两种类

    型的地中海贫血中，红细胞的畸形程度非常高，任何额外的压力（如疟

    原虫感染）都会触发免疫系统迅速消灭它。因此，疟原虫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完成其生命周期，感染也就被迅速制止了。与具有镰刀形细胞特征

    的情况相似，仅从父母一方遗传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的人具有抗疟疾优

    势，而且仅有轻度贫血症状。从父母双方那里继承地中海贫血突变的人

    经常死于贫血，这使其抗疟疾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没有意义。几乎在

    每个疟疾长期存在的地域中，都会发现地中海贫血患者，其中包括非

    洲、中东、印度、东南亚和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地中海贫血突

    变是人类中最常见的突变，再次说明了疟疾对人类进化的重要影响。

    除了血红蛋白的变化外，红细胞外表面的改变也可以提供一定水平

    的抗疟疾能力。 [59] 我们体内的大多数细胞（包括红细胞）都具有数千

    种嵌入细胞外层的蛋白质，被称为质膜。这些质膜为我们的细胞提供了

    多种功能，如酶、转运通道、黏附蛋白和受体。与疟疾相关的三种蛋白质有两个受体和一个转运通道，分别为达菲（Duffy）抗原、盖比希（Gerbich）抗原和条带3（Band 3）转运通道。这三种蛋白质都存在于红细胞的表面，起着重要作用。达菲抗原通常帮助红细胞与其他血细胞

    传递信息，而条带3转运通道和盖比希抗原分别起到转运营养和维持红

    细胞刚性结构的作用。尽管它们的功能和结构截然不同，但疟原虫在感

    染的附着阶段却可以利用以上三种蛋白。裂殖子一旦进入血液，就需要

    特地寻找、附着并侵入红细胞，以完成其整个生命周期。它们黏附红细

    胞膜的几种主要方式就是与达菲抗原、盖比希抗原或条带 3蛋白结合。

    没有这种附着，这些寄生虫就无法进入红细胞，而是在血液中漂浮直到

    被免疫细胞破坏。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某些人有一个或多个相关

    的自然基因突变，使其对特定形式的疟疾具有抵抗力。例如，很多非洲

    人后裔（在某些地方高达95%）的达菲抗原基因就存在突变，几乎完全

    可以抵抗间日疟原虫感染。同样地，美拉尼西亚血统的人（如巴布亚新

    几内亚）经常携带条带 3基因或盖比希抗原基因突变，这就使他们对恶性疟原虫感染和严重的脑疟疾有一定的抵抗力。

    具有抗疟疾能力的人通常还可能会发生第三类红细胞基因突变——编码酶蛋白的基因突变。我们的细胞中有数以千计的化学反应，每一个反应都需要酶。没有酶，我们的细胞将无法消化营养、生长、分裂、交流或保护自己免受毒素侵害。酶如此重要，以至于单一酶的缺失往往也会带来致命的影响。例如，家族黑蒙性白痴病（Tay-Sachs disease）、苯丙酮尿症、戈谢病（Gaucher’s disease）、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和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都是由单一酶缺失引起的。

    两种酶缺陷对红细胞的生命和健康尤为危险。 [60] 缺少葡萄糖-6-磷

    酸脱氢酶（G6PD）或丙酮酸激酶（PK）的人在遇到任何类型的细胞应

    激时，通常都会发生严重的溶血性贫血。换句话说，由于酶的缺少，红

    细胞更容易受到低氧、各种化学物质和感染等压力的破坏。例如，如果

    一个有上述遗传缺陷的人感染了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就会承受压力，

    以至于其形状发生变化并被宿主脾脏迅速杀死。由于消灭得迅速，裂殖

    子没有足够的时间复制，该人也就不会发展为疟疾患者。如果某人上述

    两种酶中仅有一种是缺陷的，那么他通常会是健康的，同时还会对最严

    重的疟疾（由恶性疟原虫引起）具有一定水平的抵抗力。有趣的是，上

    述两种酶缺乏症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影响了地中海、东南亚、非洲和印度的4亿多人。

    疟疾为人类基因组选择的永久性基因突变比历史上其他病原体都多。尽管疟疾没有引起这些突变，但遗传上“正常”个体的死亡率和红细胞缺陷者死亡率的差异，恰恰增加了后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由于疟原虫的影响，在很大比例的人群中，红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已经发生了永久性改变。人类对疟疾产生抵抗力的故事是一个非凡的例子，它描绘了人类如何能在抗生素、疫苗和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抵御具有毁灭性的流行病。它显示了人类基因组惊人的可塑性，表明人类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物一样，能够在威胁人类物种生存的环境中进化。

    第五章 肺结核

    如果一种疾病对人类的重要性是用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来衡量的话，那么肺结核比诸如鼠疫、疟疾那些最可怕的传染病更严重。1/7的人死于肺结核。如果单从具有生产力的中年群体来看，肺结核夺去了1/3的生命，甚至更多。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医生于1882年关于发现肺结核（肺痨）病原体演讲时提及 [1]

    肺结核（Tuberculosis，TB）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可怕、最致命的疾病。肺结核早在至少17000年前就从牛科动物（家牛、野牛等）传到了人类身上， [2] 此后几乎一直是人类的头号杀手之一。肺结核可以从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残留物中找到，也发现于古埃及木乃伊身上。 [3] 《旧约》和神圣的印度教文本《阿闼婆吠陀》中，至少有两个地方提到了肺结核。尽管鼠疫、天花、大流感这些疾病在媒体上更“享有盛名”，因为它们是极具破坏性的周期性传染病，但肺结核是一直持续存在的无情杀手，在历史中杀害了20亿人。从其似乎永无休止的持久性和残酷性来看，唯一能和肺结核匹敌的疾病只有天花（Smallpox）了，不过有些人评估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是天花的2倍。

    出人意料的是，目前大约1/3的地球人口（超过20亿人）被认为感染了肺结核的病原体——一种叫作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小细菌。它每年持续杀死100万～200万人，目前是世界上传染病致死的主要原因。20亿被传染的人中，大部分人一开始症状很少，因为防止细菌大肆传播的免疫系统做出了快速应答。这常常被称作肺结核潜伏期。然而，营养不良，或者患有其他削弱免疫系统疾病（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的人往往会发展成使人衰弱的肺炎和/或慢性消耗性疾病，最终走向死亡。体重和体力会慢慢耗损殆尽，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疾病从里到外掏空了人类。因此，活动性肺结核（active TB）在历史上被称为肺痨、白死病或白色瘟疫（由于伴随着消瘦的苍白肤色）。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最近出现了抗药的结核菌株以及结核分枝杆菌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合并感染的流行。

    肺结核是通过吸入感染人员呼吸道分泌物而得的。阳性肺结核患者每次咳嗽、打喷嚏、吐痰甚至讲话的时候能通过微小的气溶胶（也叫作飞沫核）释放出数百万个病原体。奇特的是，有些较小的飞沫在感染者离开房间或飞机后，仍然能在空气中悬浮数小时（而且细菌存活时间更长）。也就是说，一个肺结核患者早上在一个房间里咳嗽，一个不知情者下午走进这个房间，也会吸入细菌。这种在密闭空间“悬浮”的能力特别可怕，因为足以感染肺结核的细菌剂量相对比较小。科学家做出评估，10个病毒细胞就足以感染易感的人。所幸的是，大部分人的免疫系统足够强健，在短时间内接触少量细菌通常不会造成什么实际伤害。然而，当一个人不断地与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接触，加上自身免疫系统薄弱或者肺部有损伤，这类人患病的风险便大大提升了。因此，肺结核常常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在监狱、流浪汉收容所，甚至医院等封闭场所传播。

    一旦进入人体的肺部后，大部分细菌很快就会被称为肺泡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吞噬掉，被吞噬后形成一种叫内体或吞噬小体的膜封闭结构。吞噬小体像是一个监狱，把细菌和细胞中营养丰富的部分隔离开来。然后，巨噬细胞把叫溶酶体的膜封闭结构与吞噬小体融合在一起。溶酶体中含有剧毒物质，如强酸、过氧化氢、自由基以及若干不同的消化酶（例如蛋白酶）。这个融合的行为直接把致命的有毒物质送到了病原体处，大部分情况下，能把病原体消灭掉。然后，巨噬细胞把已经死掉的病原体送回细胞表面，把它们释放到外面的体液中。

    当结核分枝杆菌进入人体肺部，它们很快被肺泡巨噬细胞吞噬了，

    并暴露在溶酶体的毒素中。不过，与大多数其他细菌不同，肺结核杆菌

    的表面有一层像蜡一样的物质，叫分枝菌酸，大多数化学物质无法从这

    层表面通过。这样说来，细菌细胞表面有一种蜡状“力场”的保护，能抵

    御溶酶体的强大攻击。肺结核杆菌不仅能存活，它们甚至在吞噬小体中

    就开始复制。被感染的巨噬细胞意识到无法在内部摧毁这种细菌，发出

    化学遇险信号，吸引更多的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如T细胞和B细

    胞）来到这个感染区域。“增援部队”围绕在被感染的巨噬细胞周围，试

    图遏制感染。大部分情况下，这一过程是有用的，肺结核杆菌被大规模

    的免疫细胞困住了，不会对肺部造成任何明显的损伤。这种大规模的集结可以在X光片上看到，被称为结节或肉芽肿。

    在大约90%的情况下，孤立的结节一直留在人体内，不会有可见的

    疾病征兆。这就是潜伏性肺结核。然而，对于因为其他疾病（如人体免

    疫缺陷病毒）、药物或者营养不良而受到免疫抑制的人来说，结核杆菌

    就会冲破这道免疫屏障，开始不受控制地复制。这种状况可能会发生在

    感染初期，也可能发生在多年后，即潜伏结核病患者经历了一段免疫抑

    制时期。两种情况下，在活跃的细菌复制过程中引发的炎症会引起持续

    的肺炎、咳嗽、盗汗、胸痛和疲惫。一些情况下，复制中的细菌离开了

    肺部，流入了淋巴管或血液中。然后，它们就可以传播到其他较远的器

    官，如肾脏、脾脏、胰腺等，导致全身感染。这种广泛传播的结核病，

    通常被称为粟粒性结核，这种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几乎必死无疑，即使

    前往就医，也有20%的死亡率。粟粒性结核病导致大范围和持续的炎症

    以及组织损伤。患病者生活能力变得越来越差，逐渐消瘦，直到死于肺炎或者器官衰竭。

    肺结核病情发展缓慢，有时候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历时几年。其原因一是之前阐述的宿主本身保护性的免疫应答，二是肺结核杆菌本身生长极其缓慢。葡萄球菌或大肠杆菌这样的细菌在有足够营养和空间的前提下，可以每18～20分钟复制一次，而结核分枝杆菌每16～20小时分裂一次。虽然这种缓慢可能看起来是病原体的一个缺点，但实际上是有益的，它在杀死宿主细胞之前，给了自己大量复制和传播到新宿主的时间。不过，对被感染的受害者来讲，疾病进程的缓慢很残酷，延长了以慢性疾病和绝望为特征的生命。几年时间里，在最终结束感染者的痛苦之前，疾病慢慢消耗着他们的身体、情感和精神健康。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被判死刑，却对之无能为力。

    工业革命和白色瘟疫

    尽管肺结核病在几千年中感染并杀死了10亿多人，但令人惊讶的是，18世纪以前很少有历史记载提到肺结核。与这本书上介绍的所有其他疾病不同的是，肺结核从未被认为是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从未被认为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社会，其中一个原因是肺结核在人类中流行了太长时间，以至于大家都把它当成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它持续缓慢地杀害着所有不同阶级和种族的人，人们已经无从追溯。人死于肺结核是很正常的事，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记录下过多细节。因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结核病就成了一种被遗忘的瘟疫，躲过了人们的注意。

    18世纪席卷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是肺结核病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之前，大部分人在乡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彼此相对隔绝。自然的隔

    离有助于限制肺结核的传播，因为感染通常需要反复并长时间与病人接

    触。生活在农村的普通人根本没有旅行、工作或与陌生人同居到足以从

    他们那里感染疾病的程度。因此，结核病是一种很少有人患的人群疾

    病。然而，18世纪50年代，这个现象开始转变了。因为炼铁、发电和机

    械化的创新，城市大型工厂中生产商品的利润要比小型手工作坊高得

    多；由于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量的劳动人员和他们的家人

    被迫背井离乡，搬迁到紧邻主要制造中心的城市。遗憾的是，在城市中

    工作的工资、公平性并非承诺的那样；这些人要想在日益拥挤和肮脏的

    贫民窟中建造或买得起住房，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以前在乡下时，

    住在自己家里且挣高薪的人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与处境相同的其他家庭

    合租小的单间公寓。有时候，多达20～30人睡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1844年，一位英国牧师对他拥挤的教区是这样描述的：“1400栋房子里住着2795户人家，大约有12000个人，而这一庞大群体居住的空间不足400码（1200平方尺）。”[4] 换句话说，大约12000个人住在相当于4个足球场面积的空间中。

    即使在今天，过度拥挤也是很危险的，而在现代卫生系统诞生之前，它的危害尤其严重。这些城市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来安全地控制或丢弃每天产生的大量人类排泄物和家庭垃圾。结果，城市的街道经常变成

    可怕的污水坑，堆满了腐烂的垃圾、啮齿动物和恶臭的粪便。除了造成

    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外，大面积的污染滋生了诸如疟疾和伤寒等水传播

    疾病。在拥挤且通风环境恶劣的公寓大楼和工厂中，不断发生各种呼吸

    道疾病伴随着慢性胃肠道疾病。肺结核尤其擅长在这些建筑中传播，因

    为分枝杆菌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而不会死亡。结果是，一个长期咳

    嗽的人能把肺结核传染给每天碰巧在他附近一起睡觉和工作的人们。非

    常不幸，这是18世纪与19世纪工业化城市中非常普遍发生的状况。

    据保守估计，工业革命期间，肺结核导致的死亡增加了2～3倍，它

    成了城市中的头号杀手，并造成了西欧约1/4的人口死亡。 [5] 肺结核对

    长期营养不良或者患有其他疾病的人尤其致命，因为这两类人的免疫系

    统功能很弱，更容易染上肺结核。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中，肺结核是

    第一个成为“穷人病”的疾病。有钱人能住在城市外面宽敞的大房子里，

    不太可能与肺结核病人接触。而穷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要么与其他家

    庭一起缩在拥挤的公寓里，要么睡在政府安排的更拥挤的、监狱似的济

    贫院里。 [6]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曾经对城市中穷人的悲惨生活

    感言道：“我们必须把穷人过于拥挤的住所视作肺痨真正的滋生地，发

    病率正是在这群人中居高不下，如果我们要从根源上袪除这恶毒的疾

    病，并用有效的武器与其作战，我们首先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这种

    生活条件上。”[7]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政府遵照科赫的建议采取措施改

    善穷人在贫民窟的生活条件。最终的结果是，肺结核从一种通常只影响

    农村地区一小部分人的疾病，变成了一种世界上感染最严重的疾病，甚至超越了鼠疫、天花和疟疾。

    浪漫的死亡方式

    18世纪至19世纪，肺结核重新流行的一个有趣副产品是社会对肺结

    核患者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工业革命以前，肺结核在很大程度上被

    看作一种超自然的惩罚。譬如，在法国，有人认为感染肺结核的人是夜

    间被恶魔袭击了，或者被死后变成吸血鬼回来的家人咬了。 [8] 在大众文

    化中，对吸血鬼的普遍描述是红眼睛，对人血非常渴望的苍白、憔悴形

    象。得了肺结核的人通常体重骤减，面色惨白，眼睛发红，对光很敏

    感，常常咳嗽并咳出很多血。咳血被认为是他们急需要补充新的血液，

    他们会因此去咬其他人。也有一些人认为肺结核源自个人道德的沦丧，

    诸如过度饮酒或卖淫。 [9] 这种近乎清教徒式的信念，认为不健康的灵魂

    更易使人罹患身体上的疾病，如肺结核。肺结核给了这些罪人机会来净

    化自己、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从而把他们向上帝拉进一步，而不是直接把人杀死作为惩罚。因此，肺结核患者会被轻视、嘲弄和孤立。

    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对肺结核及其感染者看法的巨大转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许多闻名遐迩的诗人、艺术家、作曲家及作家死于肺结核（很可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穷，并住在城市里）。 [10] 其中小部分死于肺结核的人中包括约翰·济慈（John Keats）、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 Chopin，可能是）、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因此，肺结核被看作一种只针对真正有艺术天分的天赋异禀者的疾病。染上肺结核代表着患者卓尔不群，是被选中的标志。马克·考德维尔（Mark Caldwell）在《最后的十字军东征：1862～1954年肺痨之战》（The Last Crusade：The War on Consumption ，1862-1954）一书中写道：结核病“是优雅的象征……它使你的朋友们不再为你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悲哀，而应该崇拜你的脱颖而出、与众不同”。 [11] 像拜伦（Byron）伯爵、巴西诗人及剧作家卡西米罗·德·阿布鲁（Casimiro de Abreu）这样的人甚至还渴望患上肺结核，如此才能显得自己更有趣、更有艺术感。

    肺结核同时被看作能促使人们更接近自己的情感，摒弃世俗的物质主义，达到创作天才的高度。确实，一些最伟大的文学和音乐作品是自身患有肺结核的创作者，或者看着亲人死于肺结核的创作者成就的。[12] 例如，济慈在他两个兄弟死于肺结核后，自己也患了肺结核，在此期间他写了很多关于病痛和死亡主题的诗。同样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父母和爱妻弗吉尼亚（Virginia）死于肺结核，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目睹了自己三个姐妹（包括艾米莉）和一个兄弟死于肺结核。这种与肺结核紧密相连的个人经历让很多作家和作曲家把令人同情又有些许英雄色彩的肺结核患者融入自己的故事和作品中，为这种病进一步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例如，《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 ）中的咪咪（Mimi），《红磨坊》（Moulin Rouge ）中的莎婷（Satine），《茶花女》（La Traviata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 ）、《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 ）、《魔山》（Magic Mountain ）和《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中的人物都与肺结核有关。用这种方式把结核病浪漫化的最终结果是，广大群众开始强烈地把肺结核与忧伤和几乎超凡脱俗的状态联结在了一起。

    19世纪，肺结核病变“时髦”的另一个原因与肺结核患者自身的外貌

    有关。当时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理想的美丽是身材苗条，皮肤白

    皙，脸颊红润，以及一双大眼睛。自古罗马开始，浅色皮肤是财富和高

    贵的象征，代表着室内闲适的生活，不用暴露在大太阳的户外。维多利

    亚时代的女性会涂诸如散粉和面霜的化妆品，让自己的肤色变成象牙

    白。大家普遍会穿紧身内衣，让自己显得更瘦，有时候内衣勒得很紧，

    肋骨都快被勒断了。由于在脸颊和嘴唇涂上颜色鲜亮的化妆品，常常会

    与道德败坏和卖淫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些女士们会捏自己的脸颊，咬自

    己的嘴唇，以产生自然的红润。肺结核患者被认为是很幸运的，因为这

    种疾病的自然病程为病人带来了这些美丽的特征。由于长期耗损，他们

    身材瘦削，眼睛也因此显得更大了，夜里反复发热让他们脸颊变红了，

    咳血导致了贫血以及苍白的脸色。尽管他们在痛苦中奄奄一息，但许多人认为他们十分美丽，几乎像天使一样。

    19世纪末，现代科学揭示了结核病是由于感染了一种小型杆状细菌而引起的，社会对肺结核的看法再次改变了。一个人染上肺结核是因为他/她接触了微小的病原体，并不是因为此人拥有任何特殊的人格特质、艺术天赋或才智。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使科学和医学取代了19世纪神秘的浪漫主义。曾经一度被认为楚楚动人的病患，再次遭遇了同情和蔑视。其结果是，他们遭到了更大程度的孤立，这使得他们很难获得工作、结婚或者和健康的人接触。这种转变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对疾病看法的改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越来越多的医学和新闻报道用更专业的组织学术语tuberculosis（肺结核），而不是consumption（消耗病）或phthisis（痨病）来称呼。得到科学解释后，上层社会也像看城市里的穷人们一样看待结核病了——一种可怕、痛苦、漫长的死刑判决。

    康复疗法被普及

    综观历史，肺结核病人接受过很多治疗方法，包括特殊食谱、放血、鸦片、汞化合物、水蛭。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位叫乔治·伯丁顿（George Bodington）的年轻的英国全科医生针对广泛使用的结核病疗法写了几篇犀利的文章，批评这些疗法经常对患者造成伤害。 [13] 他也不赞同在拥挤、卫生条件糟糕、闷热的城市医院医治肺结核的做法。基于他自己的临床观察，他开发了另一种治疗模式：凉爽新鲜的空气、适量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和放松的精神状态。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亲自在自己乡下的家中照料了6个肺结核病人，来测试自己的理论。1840年，他企图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介绍自己疗法的部分成功之处，他相信为肺结核病人在气候适宜的地方建设户外设施，对肺结核有治疗作用。遗憾的是，包括著名的《柳叶刀》（Lancet ）在内的一些医学杂志的审稿人，不仅退回了他的文章，还直接蔑视他的想法和医学资格。虽然他的文章最终还是被发表了，但是同行们的负面批评让他不得不转了行，开始研究精神疾病。 [14]

    伯丁顿的论文发表约15年以后（1854年），一位叫赫尔曼·布雷默（Hermann Brehmer）的德国医生对这种自然的整体治疗策略很有兴

    趣，他在如今隶属波兰的一个村子里建起了第一座专门治疗肺结核的机

    构。 [15] 这种机构叫作疗养院，相比医院，更偏重健康疗养。它和之前

    伯丁顿文中提议的概念很相似，让病人吸取健康剂量的新鲜空气，做少

    量的运动，多多卧床休息，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摄入有营养的食物。

    几年中，这种疗养院非常受欢迎，数量激增，在欧洲和北美乡村地区开

    设了数千家类似的机构。一些是私人疗养院，专为富人服务，另一些是

    国家运营的，面向穷人和少数族裔。时隔近20年，伯丁顿因在该领域的

    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广泛认可，他当时的文章成为医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而被流传了下来。

    在疗养院里，人们实际的生活质量很矛盾。一方面，这种地方宣扬放松、心灵的平和与乐观，而另一方面，其中依旧有很高的死亡率、病痛和孤独。 [16] 进入疗养院的人知道他们很可能有一天会躺在棺材里离开。事实上，典型的登记流程中，会有关于如何进行尸体解剖，以及如果尸体要被送回家下葬，需要支付运送尸体回家安葬的运输费的讨论。进入疗养院之后，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恢复健康，他们会在疗养院中居住8～10年之久，从未离开。他们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离，加上无尽的单调生活，与监狱没什么两样，这些因素敲响了居住者心理情感上的丧钟。虽然在病友逝去时，考虑到对精神的负面影响，工作人员会劝阻病人谈论死亡话题，以避免悲伤外露，但死亡一直存在，遍及整个疗养院。面对他们自己的死亡命运，人们经常从性爱和其他娱乐活动上寻求慰藉，来最大限度地度过自己有限的时间。

    在接近百年的时间里，长期待在疗养院中是肺结核最常见的治疗方法。然而，很多人质疑，这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救命方法。《英国结核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的编辑于1909年总结这两派立场：“关于所谓的‘露天’治疗，已经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潮流和幻想，一些经验不足的人不可能对疗养院的神奇疗效言之凿凿。尽管有很多夸张的说法和失败经历，但毫无疑问，保持严格卫生的生活方式是现代医学有效治疗结核病的最佳手段。”[17] 20世纪初的一些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18] 人们从统计上发现，疗养院的病人仅仅比城市医院的病人存活率高一点点，这个优势仅限于在疾病早期进入疗养院的病人。研究发现，肺结核晚期的病人不管在哪里，无论他们怎么生活，死亡率是一样的。1956年进行的著名的马德拉斯（Madras）试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发现：健康的饮食、充足的休息、新鲜的空气对已经感染肺结核病的患者的治疗并没有好处。 [19] 这些研究，加上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效抗生素疗法的发明，让疗养院的运动走向下坡。20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昂贵却无效的疗养院开始关闭。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2012年7月2日，当时，位于南佛罗里达州的世界上最后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正式关闭。

    尽管疗养院并没有给肺结核病人带来很多可衡量的健康益处，不过

    它在历史记载中肺结核暴发最糟糕的时代起到一些重要作用。首先，疗

    养院通过把病人隔离起来，有效减缓了疾病在当地人群中的传播。居住

    在与世隔绝的疗养院中，相比住在家里或城市医院中，病人把疾病传染

    给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可能性低得多。因此无数人可以免于面临患上漫

    长的肺结核病和死亡的恐惧。其次，它大大提升了晚期病人的生活质

    量。住在疗养院的人最后没有死在肮脏拥挤的城市医院，而是在平静和平的环境中有尊严地死去。这样说来，它是现代临终关怀概念的先驱，其发生在临终姑息治疗被确认为是一种主动选择的100年前。

    医学微生物学诞生了

    在其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肺结核的发病被归咎为吸入了污秽有毒的气体（瘴气），而不是由于接触某种特定的病原体引起的。直到19世纪中期，显微镜与染色技术进步了，德国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罗伯特·科赫推翻了这个陈旧的理论。凭借着韧劲和聪明才智，科赫睿智地指出所谓致死的白色瘟疫——肺痨，实则源自一种生长缓慢的小细菌，而不是瘴气。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与约翰·斯诺（John Snow）等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科赫的理论做了补充，这项发现在医学史上掀起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科学革命。它永远地改变了传染病的研究方法，最终产生了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微观的细菌能导致人类疾病（被称为疾病的细菌理论）。

    1866年从医学院毕业后，科赫参加了普法战争，最后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做了外科医生。他对微生物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他在自己的医务室里建立起了一个小实验室，里面有一个自制的恒温箱和妻子作为生日礼物送他的显微镜。他的微生物生涯从研究海藻开始；然而，在当地炭疽病暴发后，他开始研究引起人类疾病的微生物。在几乎没有资金支持，也没有得到专业训练的情况下，科赫分毫不差地精确描述了引发炭疽病的细菌（被称为“炭疽杆菌”）的生命周期。 [20] 他开发了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培植和观察细菌的新技术，阐述了细菌细胞如何产生可以在泥土里存活很久的受保护的小孢子，还展示了当把细菌单独注射到实验动物的身上，是如何造成炭疽病的。1876年，他发表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当时一位卓越的病理学家写道：“我认为这是细菌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我相信这不是这位年轻的罗伯特·科赫最后一次让我们惊喜又惊讶的聪敏研究。”[21] 科赫不仅为未来的炭疽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论文也为他赢得了国际认可、新的政府职位以及永久的研究支持。正是在这个时候，科赫把研究目标转向了比炭疽病更可怕的杀手——肺结核。

    当科赫和他的团队决定寻找肺结核的病原体时，他还不知道这项任

    务有多难。如之前提及，肺结核分枝杆菌生长缓慢，它有一层蜡状外

    壳，不仅能保护自己不被免疫细胞伤害，还能抵御几乎一切已知的染色

    剂。一般的细菌（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速复制18～24小

    时，就可以在培养皿中形成可见的细胞堆（称为“菌落”）；而肺结核分

    枝杆菌需要一个月才能形成菌落。同样，大部分人类细菌病原体能用常

    规染料染色，并且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努力或多少次培养，就能看见它

    们；而肺结核分枝杆菌必须用多种染料，经过一系列步骤复杂的染色，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家也很难掌握这种方法。在科赫之前，所有企图尝试这项看似不可能任务的人都失败了。

    1882年3月24日，罗伯特·科赫站在了柏林生理学会年会的讲台前。[22] 他的演讲从肺结核给社会造成的破坏讲起，接着描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如何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分离、染色，并肉眼观察到杆状的结核病分枝杆菌。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科赫邀请观众上台通过显微镜亲自观看结果。所有观众都目瞪口呆地坐着。科赫安静地走下讲台的时候，没有人提问，也很少有掌声。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也出席了会议，他后来说：“我认为那个傍晚是我整个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23] 科赫的演讲和随后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之一，不仅因其确定了人类最大的杀手，还因其提供了识别其他人类病原体的路径和多种新工具。

    这项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在实验室里培养细菌的方法有了巨

    大改进。 [24] 当科赫开始研究炭疽和肺结核时，细菌只能在液体环境里

    培养。大家典型的做法是从受感染的动物和人身上取下样本，放到营养

    丰富的肉汤培养基中。细菌在液体中生长和复制一段固定的时间（通常

    是24～48小时）后，人们可以从培养而成的高密度混合液体中取出一

    些，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或者用它去感染其他动物。虽然这种培养方法

    仍被广泛使用，但它有一个主要的缺陷：从受感染的动物或人类身上取

    出的大多数样本是细菌混合物，即导致疾病的细菌和正常在个体体内生

    长的细菌的混合物。若在肉汤培养基中培养这种样本，多种细菌会一起

    生长，最终成为混合培养。对任何想要证明某一种特定的细菌造成了某

    种特定疾病的人（包括科赫）来说，这都是一个难题。

    科赫和他的团队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将临床标本铺在一个固体培

    养基表面，让细菌生长成独立的菌落。 [25] 这样操作的话，他们就能将

    每一种类型的细菌分离成不同的细胞堆，把研究的细菌挑选出来放入上

    述的肉汤培养基中扩增。该团队一开始的尝试包括在薄土豆片上或试管

    里凝固的血清表面培养菌落。当这两种尝试都不能产生可重复的结果

    时，他们转而尝试向培养基中加入明胶，试图使其凝固（有点像制作细

    菌果冻）。遗憾的是，明胶会在大多数细菌生长所需的温度下熔化，而

    且很多细菌分泌的酶会毁坏明胶。因此他们确定，明胶相对来说不适合此类研究目的。正在这个时候，范妮（Fanny）和沃尔特·黑塞（Walter Hesse）加入了科赫的实验室，改变了医学史的进程。 [26] 范妮告诉科赫，她曾经用一种不同的固化剂来制作果冻和布丁，这种固化剂从海藻中获取，叫作琼脂。经过实验室的测试，它比明胶的熔点高，并且不会

    受细菌消化酶的影响。从这一点出发，固体琼脂培养基成为培养细菌单

    菌落的首选方式。有了这些新型的培养基，科赫就能在临床样本中分离

    不同种类的细菌了。他能确凿地显示，肺结核分枝杆菌是肺结核唯一的病原体。

    这项工作也让科赫描述了他用来证明“结核病分枝杆菌是人类肺结

    核直接原因”的一系列标准。这四个原则，统称为科赫法则，后来成了

    想要“排除合理怀疑”的科学家们常用来证明“X微生物会导致Y疾病”的

    标准。尽管科赫法则有局限性（例如，它们不能用来确认病毒性疾

    病），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全世界的科学家纷纷利用其来确认其他

    致病细菌。在科赫里程碑式演讲后的15年里，几乎所有其他人类细菌病

    原体都通过科赫的琼脂板和法则被分离出来，并得到确认。

    科赫的工作显示出的另一项重大进展是使用染料染色和在显微镜下

    观察细菌方法的改进。绝大部分的细菌在自然状态下是透明的，若不使

    用染色剂使细菌和显微镜载玻片有颜色上的强烈对比，细菌是很难被观

    察到的。细菌的第一次成功染色是于1871年由卡尔·魏格特（Carl Weigert）意外地操作成功。 [27] 在检查天花病人（天花由一种病毒造成）活检皮肤切片时，他注意到病变组织中有大量细菌聚集。它们吸收和保留所用染料的方式与周边的人体细胞不同，这使得它们很容易与混合组织的其他成分区分开来。熟悉了魏格特的数据后，科赫和他的团队开始有条不紊地测试不同的方案和染料，以对众所周知的耐药结核杆菌进行染色。虽然有内在的困难，但科赫在1882年完成了这项目标，彻底改写了临床微生物学、组织学和病理学的未来。科赫成功地对地球上最难渗透的细胞之一进行了染色，他证明了任何细胞（细菌的或人类的细胞）都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和独创的方法来染色。这项成功启发了其他科学家，如保罗·埃尔利希（之前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同时是魏格特的表亲）、汉斯·克里斯蒂安·革兰（Hans Christian Gram）、弗兰兹·齐尔（Franz Ziehl）、弗里德里希·尼尔森（Friedrich Neelsen）以及魏格特，他们不断完善已有的染色方案，并开发出新的方案，如革兰氏染色法及H&E染色法。

    在19世纪和20世纪，控制肺结核传播的尝试，导致了几种预防和诊

    断工具的实施和普及，这些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最早的此类措施之一是

    快速地加热与冷却牛奶（巴氏消毒法），以防止食源性结核病的传播。

    [28] 尽管大部分肺结核的病例是吸入了受感染的呼吸道飞沫造成的，不

    过，摄入被感染的食物（如牛奶）也会传播疾病。其实，有三种不同种

    类的分枝杆菌（肺结核分枝杆菌，副结核分枝杆菌，牛分枝杆菌）可以

    引起结核食物中毒。当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19世纪60年代

    发展他的巴氏消毒法时，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拯救当时因细菌广泛污

    染而衰落的法国红酒产业。由于当时肺结核通过食物传播导致很多人生

    病，有人把巴斯德加热的方法运用在牛奶上，让人们喝到更安全的牛

    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牛奶生产厂商开始用巴氏消毒法消毒

    他们的牛奶，食源性肺结核的发病率直线下降。此外，肺结核推动了早

    期的牛奶巴氏消毒，同时这个举措也使通过牛奶传播的其他疾病（如伤寒、口蹄疫、炭疽病）的发生率急剧下降。因此，预防肺结核的斗争最终导致了食物安全的广泛进步。

    在此期间实施的第二个预防措施是肺结核疫苗。最早的疫苗出现于19世纪晚期，用与天花疫苗相同的办法制造。一种能导致牛型结核病的细菌（牛分枝杆菌）被注入人体体内，人们认为它对人型结核病起到的交叉保护作用，与注射牛痘预防天花是同样的原理。不幸的是，意大利首批进行临床试验的人并不知道高浓度的牛分枝杆菌几乎和结核分枝杆菌一样能让人患上肺结核。结果，很多接种了这种“疫苗”的人最终得上了肺结核，其中几个人死了。这时，两位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米特（Albert Calmette）与卡米尔·介林（Camille Guérin）在巴斯德研究所一起研究一种新型的弱化版的牛分枝杆菌疫苗。 [29] 他们将致病牛分枝杆菌菌株，在一个不利于细菌生长的培养基中培养很长一段时间。这导致了突变的逐渐积累，使牛分枝杆菌变弱，不能在人体中茁壮生长。这种安全的新型疫苗，被叫作卡介苗（Calmette-Guérin，BCG）， [30] 于1921年第一次在人体上使用，它马上成为世界上更广泛接种的疫苗之一。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研究人员开始正式评估卡介苗的长期效果。

    [31] 有趣的是，试验显示出了充满矛盾的数据，这些数据似乎与试验在

    哪里进行以及使用哪些品种的疫苗密切相关。一些案例中，它能为超过

    80%的疫苗接种者提供保护，而另一些试验显示有效性不足10%。同样

    的，一些试验表明疫苗的保护作用能持续50年以上，而也有一些试验显

    示免疫效果只有短短的几年。虽然调查的结果很不一致，但卡介苗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所有高危国家的幼儿都被建议接种

    该疫苗。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仍然没有定期给本国

    人民接种这个疫苗。毫无疑问，疫苗的广泛接种挽救了无数生命，并在

    20世纪和21世纪阻止了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

    在此期间开发的一些重要的诊断工具也有益于降低肺结核的感染率。大部分病史中，肺结核病的诊断是在出现肺炎、咳出鲜红的血以及持续的减重等症状后诊断的。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病人在出现上述严重症状前已经传播了数月的细菌，也就是说，在大家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病人已经将病菌传播给了他的家人、朋友与同事了。能够在人群中找出谁是肺结核分枝杆菌的携带者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就能及早进行医疗干预和治疗。

    其中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是听诊器。 [32] 一位名叫雷内·雷奈克（Rene Laënnec）的法国年轻内科医生被叫去看一位可能有心脏问题的女病人。他意识到把耳朵贴在年轻女士的胸部（内科医生通常如此来倾听人体体内的声音）听诊很不合适，他用一张很厚的纸卷成一个空心

    管，一端放在病人的胸部，用另一端听她的心跳。他很震惊地听到空管

    中如此完美的回音，并立刻开始思考如何改进他的新发明。他用了3年

    时间测试不同材质，最终决定用一根固定直径的空心木管，在它的一端

    放一个听筒。有了这个新工具，雷奈克开始研究疾病的不同阶段以及不

    同心肺状况所产生的声音。他特别痴迷于研究肺结核，因为他的母亲、

    兄弟、叔叔和两位导师都死于这个病。他的听诊器让他能够把垂死病人

    的肺部听到的声音与尸体解剖后观察到的肺部组织的病理变化联系起

    来。它提供了一种在疾病早期听到肺结核病人肺功能微妙变化的方法，

    这样的话，就能提前干预，提早治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奈克在发

    明了后来用于诊断肺结核的仪器10年后，自己却死于肺结核。

    有意思的是，用于肺结核诊断的最伟大的工具，来自肺结核研究历

    史中最重大的失败之一。 [33] 1882年分离并鉴定出肺结核细菌之后，罗

    伯特·科赫开始研究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他从若干种分枝杆菌（肺结

    核分枝杆菌、牛分枝杆菌、鸟分枝杆菌）中提取了各种蛋白质，然后把

    这种蛋白质注入感染疾病的动物体内，看能不能刺激它们的免疫系统开

    始抵抗这种疾病。根据对他实验室笔记的现代解读，他早期的试验未能

    证明注射提取物有任何可测量的益处。然后在1890年，科赫出人意料地

    宣布，他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治愈肺结核的方法，他称之为肺结核菌素。

    他声称一旦把肺结核菌素注射到受感染的病人体内，结核菌素的一些成

    分能自动附着在结核肉芽肿上，并启动宿主免疫系统对肉芽肿的破坏。

    在这个过程中，肉芽肿中的结核杆菌也顺便被杀死了。经过大量的庆贺

    和宣传，科赫开始在欧洲和美国营销他的灵丹妙药。遗憾的是，几个月

    之后，医学文献上清楚记载着结核菌素对肺结核带来的已有损伤没有疗

    效，更严重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当被要

    求出具原始试验的数据或公布结核菌素的成分时，科赫有所遮掩，他的

    行为接近于欺骗。他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一开始的结核菌素提取物对治

    疗无效，后期几个改良版本也是如此。罗伯特·科赫，1905年的诺贝尔

    奖得主，医学史上最辉煌的人物之一，于1910年在有关结核菌素的一片

    争议中去世。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质疑科赫是否有意利用自己的名望在医

    药界进行诈骗牟利。对科赫研究记录的调查充分说明他曾经确实相信结

    核菌素有效，他用了10～15年的时间企图去证明这个观点。科赫或许犯有自欺欺人和从事不良科学的罪行，但他不是骗子。

    如果不是20世纪头10年三位内科医生的杰出工作，结核菌素可能成为医药史上又一失败案例，如沙利度胺、芬-芬、万络等一样。结核菌素在人类身上试验的早期，科赫发现被注射结核菌素的结核病感染者比被同样注射结核菌素的健康人（未感染者）更容易产生非常强烈的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这与1906年克莱门斯·冯·皮尔凯（Clemens von Pirquet）发现常常接种马血清或天花疫苗的人会有不正常的炎症反应很相似。冯·皮尔凯与他的匈牙利同事贝拉·希克（Béla Schick）首先把这种反应称为过敏反应。冯·皮尔凯开始研究结核菌素，想要更好地描述为什么它会导致人的过敏反应，以及确定能否把它作为诊断肺结核感染的某种指标。 [34] 有趣的是，他发现，在皮下注射一点点结核菌素只会让肺结核感染者产生局部的过敏反应，即便这些感染者还没有出现症状。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样内科医生就能在病人发病之前，辨别出体内有结核病菌且可能将其传播给他人的人。接下来的几年中，另外两位科学家，查尔斯·芒图（Charles Mantoux）与菲力克斯·孟德尔（Felix Mendel）在冯·皮尔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进了他测试的成分和方法。 [35] 后来这种测试就被称为芒图试验，后来又得到了改善（通过部分提纯结核菌素的提取物），变成了现代的PPD试验（结核菌素试验）。自1907年开始，芒图/PPD试验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甄别出几百万例肺结核病人，减缓了肺结核的传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因此，在罗伯特·科赫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曾经被视为最大的失误，却催生了一种有价值的救命诊断工具。

    任何先前接触过结核病分枝杆菌的人进行了PPD皮肤测试后，都会呈阳性反应。测试不仅能检测出那些自然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人，而且能检测出之前接种过减毒卡介苗的人。由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求接种这种有些许效果的疫苗，因此很大一部分人会自动检测出阳性。这意味着在肺结核暴发期间，当地政府很难找到新的肺结核患者。这也是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将卡介苗纳入常规免疫接种计划的主要原因。这类问题让大家迫切需要另一种可以完全甄别出肺结核感染者，并将那些由于免疫接种而似乎被感染的人区分开来的诊断方式。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制造并探测到了一种独特的电磁辐射波长，他称之为X射线。内科医生对这种新形式的强大的能量很感兴趣，因为它能轻易地穿透人的软组织（皮肤、脂肪、内脏），并让密集的内部结构（如骨骼、牙齿）和异物（如炸弹弹片）形成图像。早期的机器很难提供心、肺、胃肠道等内部器官的清晰影像，因此，很少有人相信这些设备能被用作这些部位的疾病检测。20世纪早期，X射线管得到了改进，这使得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is Williams）这样的科学家们窥探到肺部潜伏和活动性的结核感染，并检测出特征性的病理异常（如结节、肉芽肿等）。[36]

    到20世纪20年代，国家结核病协会和其他类似组织发起了公共卫生运动，主张对全员进行PPD试验与X光胸片检查，普查范围包括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人。后来人们还发明了可移动X光机，便于在城市搬运，为任何感兴趣的人提供免费检查。X光胸片检查变得十分普遍，它们甚至出现在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中。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影响深远的作品《魔山》中，主角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住在一个疗养院中，他生动描述了第一次看到自己身体内部的动人经历：
    汉斯·卡斯托普所看到的，正是他所期待、人们几乎不需要看到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看到的：他看到了自己躯体的内部，眼见为实，让科学大放异彩。霍夫拉特人看到肺部新老阴影点。“线”从支气管延伸到器官本身相当远的地方——“线”上有结节。 [37]

    这是历史上首次能同时听到（听诊器）和看到（X光片）得病的肺内部。这些诊断工具，加上芒图试验（PPD试验）以及巴氏消毒、卡介苗等预防措施，大大降低了20世纪肺结核在人群中的传播。然而，对那些已经感染肺结核的人，这些工具和措施几乎没有什么价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效的抗生素发现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办法阻止甚至减缓这种疾病的发病进程，与若干世纪前一样，诊断出肺结核依旧等于宣判了死刑。

    抗生素的探索与失败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提及，在疟疾治疗上，对奎宁的发现与使用证明了微生物疾病可以从已经感染的人身上消除。这个事实让化学家们开始有意地合成新的化合物，他们希望找到一些可能杀死细菌的化合物。1909年，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和他的助手羽田佐八城（Sahachiro Hata）发现他们测试的第606个砷类化合物——砷凡纳明，能有效地杀死导致梅毒的病原体（梅毒螺旋体）。 [38] 经历大量动物实验和许多人体临床试验后，埃尔利希发明的神奇的化合物于次年上市了，取名为撒尔佛散（Salvarsan），这个英语词是由“拯救”（salvation）和“砷”（arsenic）两个词合成的。撒尔佛散与比它略好一些的衍生品新砷凡纳明很快在全球流行开来，并在将近40年间，一直是治疗梅毒和非洲昏睡病的首选药物。遗憾的是，撒尔佛散对人类的毒性相对较强，对包括肺结核在内的人类的大部分细菌性疾病无效。这是研究细菌疗法的伟大的第一步，但显然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埃尔利希发明撒尔佛散约20年后，一名叫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的苏格兰科学家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可能是医药史上最好的救命化合物。他把一些葡萄球菌涂在培养皿上，忘了盖盖子，

    时间一长，上面落上了霉菌孢子。几天后，他检查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

    东西。有一个霉菌菌群污染了他的培养皿，它似乎产生了一种能杀死周

    围葡萄球菌的化学物质。弗莱明用产生它的这种霉菌（青霉菌）的名字

    给这种化合物命名，称之为青霉素，它对人体来说很安全，对很多人体

    细菌病原体都非常有效。化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与恩

    斯特·钱恩（Ernst Chain）成功地把弗莱明的青霉素提纯，批量生产，并

    投入临床试验。1942年，青霉素上市，很快它被冠以有可能终结一切细

    菌性疾病的“特效药”。这个崇高的目标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短短几个月

    以后，就发现了耐青霉素的葡萄球菌及其他细菌。此外，令所有肺结核

    患者大失所望的是，青霉素和其他所有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分离出

    来的抗生素（如磺胺类药品）对治疗肺结核全然无效。这个事实刺激了

    全球去探究可以对抗顽固的结核杆菌的自然抗生素。一场抗生素革命开

    始了，而“圣杯”就是一种能够杀死看似无法杀死的结核杆菌的化学物

    质。

    有趣的是，这种难找的化学物质来源于新泽西乡下罗格斯大学附近

    的小片农田。 [39] 赛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教授和他的团队

    长期以来都对泥土里的霉菌，以及霉菌产生的对抗泥土中其他细菌的化

    学物质感兴趣。尤其引起他兴趣的是，他观察到当把结核分枝杆菌植入

    泥土中时，它们死得特别快，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在美国国家结核病协

    会的资助下，瓦克斯曼开始在不同的泥土中寻找能产生抗生素的霉菌。

    在这个项目最初的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分离出了一些新的霉菌品种，

    甚至发现了一些能产生抗生素的霉菌。事实上，抗生素这个词就是瓦克

    斯曼在这项工作中创造的。遗憾的是，他最先发现的两种抗生素（放线菌素和链霉素）在动物试验中表现出很大的毒性，因此不能用于人类。

    在1943年，瓦克斯曼的实验室录用了一名叫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的年轻研究生，3个月后就实现了突破。仅仅在沙茨的第11个样本中，他就在新泽西乡下罗格斯大学大楼旁的堆肥里分离出一种新型的灰色霉菌品种，叫灰色链霉菌。令他惊喜的是，新发现的这个品种能产生一种化学物质（链霉素），它不仅能抑制他的试验菌大肠杆菌的生长，也能抑制结核分枝杆菌的生长。在妙佑诊所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和临床试验后，链霉素被证实在人体上使用是安全的，并于1946年获得专利。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肺结核的治疗方法。讽刺的是，肺结核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杀手的克星竟是在农场的堆肥中产生的，而且是被一个刚来实验室三个月的研究生所发现。

    链霉素的发现引发了很多重要事件——一些是科学上的，另一些是法律上的。 [40] 当沙茨和瓦克斯曼共同为链霉素申请专利时，两人都书面同意放弃专利权以及这项发明带来的所有利润，这样世界人民就能以低廉的价格使用这项药物了。当时沙茨不知道的是，瓦克斯曼和罗格斯大学已与一些化学公司（如默克）秘密协定给予他们链霉素销售所得全部利润的20%。在意识到自己被误导后，沙茨把他的前导师和雇主告上了法庭，要求获得科学荣誉和税收。他赢得了诉讼，不过丑陋的法庭程序和对他人格的诽谤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界的弃民。赛尔曼·瓦克斯曼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甚至没有提到沙茨的名字，多年后也拒绝给予他应有的荣誉。1949年瓦克斯曼给沙茨的信中写道：“因此，你必须充分意识到，在链霉素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你的贡献只是很小一部分。你仅仅是实验室对抗生素研究的一个大轮子上的一颗螺丝钉。在这项工作中，有很多研究生与助手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是我的工具，我的手，你也是。”[41] 时间最终弥合了这个裂痕。沙茨的科研生涯非常成功，罗格斯大学最终于1994年为他颁发了荣誉奖章，以表彰他对这一历史性的发现所做出的贡献。沙茨与瓦克斯曼的法律诉讼意义重大，因为它头一次提出了学生在资深导师的领导下取得重大发现的知识产权问题。 [42] 从那以后，又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法律诉讼，而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在全球的实验中时常发生。

    从科学上讲，链霉素的发现也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对治疗肺结核有效的抗生素能够且确实存在。这促使化学家与土壤微生物学家们掀起了一场寻求其他对抗肺结核的化学物质的热潮。 [43] 第二个被发现的药物是一种名为4-氨基水杨酸的阿司匹林衍生物（也被称为“PAS”），它没有链霉素有效，制造成本也稍高一些。1951年，一种叫异烟肼（INH）的化学物质被证明对肺结核的治疗安全有效，价格低廉，且消除肺结核分枝杆菌的效果相当于链霉素的10倍。1957年发现的抗生素利福霉素有类似的效用。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肺结核似乎终于遇到了这些新抗生素对手，并即将成为一种过去的疾病。不幸的是，肺结核分枝杆菌还有另外一招，让全世界的临床医生感到恐惧。

    有趣的是，服用这些不同抗生素“治愈”的患者依然会死于肺结核，尽管死亡率低了很多。原因是结核病细菌的基因产生了随机变异，这使它们能够对每种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譬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了一项调查估计，多达5%的接受测试的结核菌株对三种主要的结核病药物之一有抗药性。 [44] 结果是医生开始指导病人同时服用多种抗生素，有时达到3种或4种，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抗生素对细菌有累加作用。 [45] 此外，任何一种结核分枝杆菌能耐多种抗生素的概率在当时都很小，所以开具多种抗生素给病人服用其实是种揣测，而不是探索疗效最好的药。这种“震慑”的肺结核治疗方法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有效，死亡人数与新感染人数都创下了新低。一些政府机构，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甚至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削减了结核病研究的基金。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医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对几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结核病分枝杆菌菌株。更令人担忧的是，已有的药物对分离出来的多重耐药结核杆菌都无效。这些发现促使世界卫生组织于1993年宣布肺结核为“全球紧急事件”。2014年公布的报告证实了这些担忧，多重耐药结核杆菌被发现于35%的新发病人员体内与76%的曾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病人体内。 [46] 这些受试者中，14%的病人产生了广泛的多重耐药结核杆菌（称为广泛耐药肺结核），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可用的治疗办法，几乎没有可能康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耐抗生素结核分枝杆菌增多了？一个因素是过

    去30年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的迅速传播。 [47] 人体免疫

    缺陷病毒通过攻击和杀死通常保护我们不被细菌感染的细胞（T细胞）

    来削弱人的免疫系统。由于免疫系统受到抑制，艾滋病患者更容易被包

    括肺结核菌在内的各种其他病毒、真菌或细菌病原体感染。如果一个人

    不走运同时患上了结核病和艾滋病，他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被削弱到结核

    病细菌能够在他们的全身不受控制地复制的程度。当结核病感染的人服

    用抗生素时，这些药物会杀死身体里大部分细菌，但因为免疫系统不起

    作用而无法消灭干净。细菌躲过了抗生素的攻击，会长时间地存活，产

    生耐药变异，变异的细菌会代代相传。用不了多久，感染艾滋病的患者

    体内会充满抗生素耐药的结核病细菌，并有更大可能会把结核病传染给别人。

    造成这一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滥用抗生素。对大部分细菌感染的病人而言，他们仅被要求连续5～10天居家服用抗生素药片。而患肺结核的人却必须每天服用抗生素持续数月之久，这样才能杀死生长缓慢且自我保护良好的结核菌细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病人需要持续服用抗生素长达1年。长期的治疗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长期服用抗生素是非常昂贵的，病人很难严格遵守，尤其是那些贫穷和没有稳定居住环境的人（如流浪汉）。病人会发生几天不吃药或忘记重新配药的情况，结核菌有机可乘地存活了下来，然后产生了耐药的变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医院和公共卫生管理人员要求病人每天到当地的诊所，在医务人员面前服药。这种特殊的治疗方法被称为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DOTS），该策略已被证明确实在经济欠发达和乡村地区有效地降低了一些多重耐药结核病和广泛耐药结核病的发病率。例如，21世纪初，在秘鲁的利马开展的DOTS项目被发现治愈率超过了80%。 [48]

    尽管现代卫生设施、疫苗、多种诊断工具与若干种抗生素应运而生，肺结核依然是世界上第二大致死的传染病。科学的发展进步在短时间内减缓了肺结核的传播，不过要想消除这种疾病，仍旧任重而道远。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肺结核病例再度增多，疫情可能只会继续恶化。结核病的故事显然没有结束，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它在人类这个物种起源之初就与我们相伴，可能会伴随我们直到人类的终结。

    第六章 斑疹伤寒

    士兵们很少在战争中获胜，他们常常在传染病的肆虐中死去。与恺撒（Caeser）、汉尼拔（Hannibal）、拿破仑（Napoleon）等历史上的将军领袖相比，斑疹伤寒以及它的兄弟姐妹们——鼠疫、霍乱、伤寒和痢疾——更多地决定了战争的胜败。传染病因战争失败而受到指责，而将领们领受获胜的勋章。其实，这一切应该反过来。 ——汉斯·辛瑟尔，1935年，《老鼠、虱子和历史》 [1]

    在超过4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流行性斑疹伤寒（Typhus）几乎对欧洲和亚洲大陆的所有主要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在每场战争中，都有大量士兵被迫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拥挤肮脏的帐篷和军营里居住数月甚至数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整天穿着从不清洗的脏制服，和别人共用被褥和毛毯，在敌人的攻击下或寒冷的冬天里挤作一团。同样，残酷的战争常常造成大量平民流离失所，他们只能蜷缩在异常拥挤的难民营或集中营里。战地和集中营的食物供应非常有限，造成了普遍的营养不良以及免疫系统减弱。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几乎所有战争都会导致拥挤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给传染病及携带病菌的寄生虫创造了绝佳的滋生温床。其中一种寄生虫——体虱，特别适应在战区的环境中繁殖。通过身体接触或共用衣服/床具，它能轻易地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由于其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的能力巨大，小小的体虱戏剧性地影响了历史上数场战争的成败，折损了很多伟大的军事人物（如拿破仑·波拿巴）。

    流行性斑疹伤寒（Epidemic typhus）是由普氏立克次体细菌感染引起的。不同于其他的人类斑疹伤寒病，如鼠性斑疹伤寒症或丛林性斑疹伤寒（恙虫病），流行性斑疹伤寒具有很高的死亡率，并且它由虱子传染，而不是蜱虫、跳蚤或螨虫。当携带普氏立克次体的体虱叮咬了人类，它常常会在吸血时在人的皮肤上排泄。体虱唾液中的化学物质会引起炎症性瘙痒，人就会去抓挠被叮咬的部位。抓挠给皮肤造成微小擦伤，也给细菌打开了一扇能钻入体内的门。普氏立克次体进入人体后，会迅速到达血流中，并附着在构成血管的细胞上（称作血管内皮细胞）。

    大部分细菌性病原体会在细胞之外对人体产生危害，普氏立克次体不同，它会进入血管内皮细胞内部，在里面进行繁殖。被感染细胞内部充满了细菌，不堪重负，进入病态，最终爆裂。爆裂中释放出来的新普氏立克次体与邻近的血管内皮细胞结合，又感染了它们。不久，大量血管内皮细胞的死亡导致大面积的炎症和血管穿孔。病人会起疹子（由于内部出血），持续高烧，可达105华氏度（约40.5摄氏度），以及血压的急剧下降。血流的减少会导致内部器官损伤和四肢的局部组织坏死。这种高烧是感染引发的最高发热类型之一，会引起精神错乱。如果不进行治疗，流行性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40%。

    关于流行性斑疹伤寒的早期描述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流行性斑疹伤寒从何时开始在人类中引发疾病。最早疑似流行性斑疹伤寒的描述是对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6年，在雅典人对抗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袭击希腊人的流行病的描述。 [2]这种疾病被称为雅典瘟疫（Athenian plague），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与古罗马哲学家提图斯·卢克莱修将其描述为能产生传播性脓疱疹的疾病，病人会发高烧，“身体发热，即使是最轻症状的患者也无法穿上任何衣服或者亚麻布”， [3] 还有吐血和血样腹泻。鉴于后者是消化道内出血的症状，并不是现代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典型特征，很多传染病学家指出了该疾病的其他可能原因。一些人认为雅典瘟疫实际上是由伤寒引起的，这是一种与斑疹伤寒无关的经水传播疾病，会引发高烧和肠胃不适。爱尔兰移民“伤寒玛丽”（原名玛丽·梅伦）对伤寒的传播十分著名，这种疾病由沙门氏菌感染引起，在水源污染地区（如大多数古代战场）传播迅速。然而，修昔底德观察到小动物也会死于这种疾病，这意味着它可能根本不是伤寒。还有一些人认为病毒性出血热或腺鼠疫可能是雅典瘟疫的原因。

    尽管整个黑暗年代都贯穿着对这种疑似斑疹伤寒的模糊记录，但直到15世纪晚期，我们才看到对这种疾病第一次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描述。对这种传染病的首次记录发生在西班牙南部，当时的西班牙君主试图强行驱逐国内的穆斯林摩尔人、改变他们的信仰或杀光他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收复失地运动，The Reconquista）。基督徒十字军与摩尔人之间数百年的战争削弱了摩尔人对西班牙的控制，摩尔人不得不退到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Granada）寻求庇护。 [4] 摩尔人在那里占据了14座城市，与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统治者达成了不稳定的休战状态。然而，1481年，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穆利·阿布勒·哈桑（Muley Abul Hassan）突然袭击了附近的基督教城镇扎哈拉，随后拒绝向阿拉贡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进贡每年的黄金贡品，费迪南二世发誓要把所有的摩尔人彻底赶出西班牙。他的原话是“他要走进格拉纳达（西班牙语中是‘石榴’的意思），把石榴籽一粒粒挖出来”。 [5]

    1489年，一支约有25000名士兵的基督教军队在格拉纳达的一座城市包围了摩尔人，对他们进行不间断的炮攻。在基督教军队似乎胜利在望的时候，流行性斑疹伤寒在军队里暴发了，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杀死了17000多名战士。 [6] 这场灾难对西班牙军队集中火力进攻摩尔人最后一个据点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结果是，战斗力被削弱的基督教军队用了3年时间才取得这座城市的统治权，而穆斯林的零星抵抗还将持续百年之久。战胜的士兵带着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导致这个疾病在欧洲的大面积暴发，并成为今后欧亚大陆所有传染病的基础。与1343年黑死病在卡法城的流行（见第二章）相似，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一场战争给一种罕见疾病提供了一个进入新人群的绝佳机会，并成为常态化疾病。结果，在随后的500年中，这片大陆上的几乎每场战争都会被流行性斑疹伤寒以某种方式所左右。

    斑疹伤寒与新教改革

    在祖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姆连一世（Maximilian Ⅰ）分别于1516年和1519年去世后，年轻人查理五世（Charles Ⅴ）无可争议地成了西班牙国王与天主教的政治领袖。这些头衔让他掌控了欧洲和美洲的大量土地，以及大批随时可以为其开战的基督教战士。即位后几年里，查理五世展开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抗他的三个主要对手：法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新成立的新教教徒。伴随着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困扰，这些战争最终决定了查理五世的统治，并永久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以及世界几个主要宗教的历史。

    1519年，当查理五世宣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他立刻引来了

    无数强大的敌人，这些人认为查理五世越俎代庖了。其中一位劲敌就是

    时任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1521年，弗朗西斯一世与

    威尼斯共和国结盟，在西班牙北部对查理五世的军队展开攻击。战争很

    快蔓延到法国、低地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又持续了4年

    时间。 [7] 当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北部，朝罗马进军时（1525年），他们

    在一座叫帕维亚的小镇中遭到了查理五世军队的伏击。短短4小时内，

    法国军队就被冲散，被彻底歼灭了。在场的很多法国贵族被杀死，弗朗

    西斯一世也被俘。被迫签署了耻辱的《马德里条约》，交出意大利以及

    其他地方的土地后，弗朗西斯一世被释放了，并于1526年被允许返回法国。

    被西班牙俘虏者释放后的几周内，弗朗西斯一世立刻重组军队，与

    新教皇（克莱芒七世）、英国的亨利八世、许多独立的意大利共和政体

    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国王形成联盟。查理五世得知克莱芒七世背叛

    了自己，还和自己最憎恶的死敌（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联合在一起，

    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罗马，正式占领了这座城市。 [8] 不幸的是，他的

    军队没有遵守不准掠劫城市的命令，并于1527年3月洗劫了罗马。他们

    偷走了梵蒂冈的大部分宝藏，教皇也被迫逃命了。对西方“圣地”神圣性

    的公然蔑视，让法国联盟再次对意大利城池发起进攻，对抗查理五世。

    法国人带着3万名士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在那不勒斯包围了1.1万名西班

    牙士兵组成的军队，并且控制了为他们提供补给的港口。同时，腺鼠疫

    袭击了那不勒斯，被包围的大部分西班牙士兵病倒或死亡。当时西班牙军队在那不勒斯的总指挥是奥兰治亲王，他溜出城并给查理五世递信，说他打算放弃意大利了。

    当所有人觉得西班牙输定了，“斑疹伤寒将军”介入并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9] 仅在约1个月内，就有2万多名法国士兵死于这种病，剩下的病员逃走了。这让西班牙军队重生，轻松战胜了法国人。流行性斑疹伤寒带来了西班牙的枪炮和刀剑都无法取得的成就。它被视作上帝赐予西班牙的礼物，是西班牙和查理五世的救星。这样一来，查理五世保持着对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意大利领土以及教皇克雷芒七世的绝对控制。教皇最终从圣天使堡的监禁中走了出来，并被允许恢复天主教领袖的位置。他的余生都在教皇的宝座上，但始终担忧查理五世随时会杀了自己。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是另一个受到流行性斑疹伤寒和随之而来的1527年西班牙胜利的巨大影响的人。在意大利战争（1521～1526年）早期，他是查理五世的重要支持者，甚至几次帮助查理五世对抗弗朗西斯一世。1526年，他背叛了查理五世，加入了教皇和从西班牙被释放的弗朗西斯一世的军队。这个背叛很有趣，因为当时亨利八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姨妈。 [10] 1530年7月，亨利八世正式要求教皇克雷芒七世取消他和凯瑟琳的婚姻，情况变得更糟。亨利八世声称这一要求的根据是《旧约全书-利未记》的一段话，其中指出与已故兄弟的妻子结婚是“不洁净”的（凯瑟琳曾经嫁给了亨利的哥哥亚瑟）。但事实上，他这么做是因为凯瑟琳5次怀孕，却没能为他诞下男性继承人，他想和他的情妇安妮·博林结婚。

    教皇进退两难。他到底是冒着激怒凯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的风险，和政治盟友亨利八世站在同一边，还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安危而拒绝这个请求？经过繁复的程序，教皇决定做安全的选择，他拒绝了亨利八世的请求。这给亨利八世带来了一个大难题。1532年末，他得知安妮怀孕了，如果非婚生子，他的继承人将不合法。面对不断上升的压力，加上感觉自己被教皇的拒绝羞辱了，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廷，并在自己的直接管辖下，建立了一个新教会。 [11] 这样他就能在英国的法律下自由地与凯瑟琳离婚，然后与安妮结婚了。这个新的宗教，英国教会（英国国教），一开始保留了天主教的大部分教义和礼拜形式，但在亨利八世的最终继承人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越来越贴近新教。如果1527年没有斑疹伤寒帮助查理五世保住王位，教皇很有可能会同意他的盟友亨利八世解除与凯瑟琳的婚姻，英国的宗教改革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16世纪，新教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崛起同样受到了斑疹伤寒的影响。为了控制这种新宗教的传播，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者制定了法律来限制异教徒传教，组建了名为“宗教裁断所”的地方特别法庭来辨别、排除异教徒，并建立了规模化的军队来保卫天主教。例如，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会议上，查理五世公开谴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下令“从现在起，禁止任何人接受、捍卫、认可或支持马丁·路德，无论是口头上还是行动上。相反，我们希望马丁·路德作为臭名昭著的异教徒被逮捕和惩罚”。 [12] 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国家的新教首领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军事联盟，来应对查理五世的专制。像托尔高联盟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这样的正式联盟，能让不同的新教团体联合起来，以更加统一的力量对抗强大的天主教军队。

    新教与天主教早期的许多战斗中，看上去天主教似乎能成功地清除新教日益强大的威胁。例如，查理五世的天主教军队于1547年在德国米尔贝格歼灭了新教军队，导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瓦解。 [13] 这场败仗几乎摧毁了新教改革，德国只剩下两个城市公然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5年后，一支强大的天主教军队再次打算在法国梅斯攻击一支新教力量，眼看新教运动就要灰飞烟灭了。 [14] 然而，战斗开始几个月之后，查理五世被迫取消了围攻，因为他的军队中多达3万名士兵死于斑疹伤寒。撤退的记录上描述着死尸成堆以及患病的天主教士兵们排长队撤离的场面。这使得新教在法国梅斯得以继续存在，并且在政治和军事力量都非常薄弱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在欧洲传播。接下来的65年内，两股势力打打停停，直到欧洲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战争——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拉开序幕。由此可见，让新教得以留存下来的这场斑疹伤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下文将讨论），斑疹伤寒在整个欧洲大陆大肆传播。而让斑疹伤寒得以横行并成为一场“流行噩梦”的，正是近乎病态的“为宗教而战”的信念。

    综上所述，很显然，谈到宗教改革，我们无法忽略斑疹伤寒在这场运动早期的几次关键战役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纵然是极有影响力的几位领袖，如查理五世、弗朗西斯一世、亨利八世，以及德国的多名王公们，他们在流行性斑疹伤寒面前也无能为力。他们殚精竭虑地制定策略，却不得不让疾病随机决定了重要战役的胜利者。最终，双方都在不同时期成也斑疹伤寒，败也斑疹伤寒。这是个一视同仁的杀手，它既不信天主教，也不信新教。

    三十年战争

    17世纪早期，神圣罗马帝国由政治上半自治的国家构成，它们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自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署以来，德国各省的领袖们被允许接受路德教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宗教，生活在天主教区域的路德教教民可以自由地信奉路德教，不用担心遭到帝国的报复。 [15]这一切从1617年开始发生变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一位忠实虔诚的天主教徒，反新教人士，成为新教地区波希米亚（现在的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国王。作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天主教联盟的领袖，斐迪南二世打算在波希米亚贯彻宗教的统一性，希望把新教从这片土地上铲除。在执政早期，他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教徒的限制政策，这在波西米亚人中造成了极大的怨愤与恐惧。 [16] 1618年5月，斐迪南二世派代表们去布拉格（波希米亚）商讨这些政策，新教成员联合起来把几名代表从三楼窗户扔了出去（神奇的是，他们都没死于坠楼）。这次反对斐迪南二世的抗议，被称为“第二次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接下来的一年里发生了若干事件，导致一场相对较小的局部冲突，最终上升为恶性的跨洲战争。 [17] 其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斐迪南二世于1618年被选为匈牙利国王，随后在1619年他的表兄马蒂亚斯死后，他又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使他获得了大量土地、臣民的实际控制权，以及把反对新教的意愿付诸实践的资源。同时，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结成了联盟，决定断绝与斐迪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关系。1619年8月，他们把新教立为波西米亚的国教，把斐迪南二世驱逐出波希米亚，选举腓特烈五世为新国王。可想而知，斐迪南二世被激怒了，他依靠天主教联盟的军事支持，对波希米亚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斐迪南二世的军队以3∶1的兵力击败了波希米亚人，粉碎了1620年11月的叛乱。然而，他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全欧洲新教徒的恐慌，他们担心天主教军队会开始进攻其他新教土地。结果，由新教国家组成的联军——新教联盟——直接参与到战争中。接下来的25年里，瑞典、英国、法国、丹麦和萨克森等国向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匈牙利宣战。尽管大部分战争集中在德国境内，但几乎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这场战争，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

    三十年战争对中欧的土地和人口造成了破坏。有人估计近1000万人死于战争，其中只有约40万人直接死于战斗。 [18] 士兵在欧洲大规模流动，居民家园被大肆破坏，两者叠加，为斑疹伤寒和腺鼠疫在军队和平民中的蔓延创造了完美的环境。事实上，这场战争是斑疹伤寒第一次从战场和营地转向城镇和住宅传播。斑疹伤寒在这场战争中真正达到了大流行的程度，并在欧洲的普通民众中蔓延。在《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Lice and History ）这本书中，辛瑟尔（Zinsser）优雅地写道：“三十年战争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流行病自然实验。”[19] 斑疹伤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成为整个欧洲的监狱、学校以及其他拥挤环境的地方病。这样，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它成了更加致命的几种斑疹伤寒的源头。

    拿破仑的一根刺

    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他的统治和声誉都被流行性斑疹伤寒所摧毁了，他受到的影响恐怕比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都要大。在对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意大利和埃及完成了一系列军事征服后，拿破仑于1799年回到法国，推翻执政的督政府，取得了国家的政治掌控权。作为第一执政官，他带领法国取得了对抗奥地利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并对法国政府、法律体系和经济推行改革措施，以恢复国内的秩序。1802年，拿破仑参与修订了宪法，把他自己变成法国的终身领袖，2年后加冕为皇帝。接下来的8年中，他持续发动代价昂贵的战争，震慑着大部分欧洲和俄国地区。1810年，拿破仑帝国到达了巅峰，法国通过直接占领或利用臣服于拿破仑的傀儡政府组成的联盟，控制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巴尔干半岛）。1812年，当拿破仑决定途经波兰进军俄国时，似乎将要大势所趋地征服欧亚大陆了。

    自1807年7月《提尔西特条约》签订以来，法国和俄国的伙伴关系一直不稳定。 [20] 条约里规定，沙俄只能与大陆体系内的国家（与法国友好的欧洲国家）进行贸易，法国反过来允许沙俄保留其几乎所有的土地。双方还达成协议在军事上互相支持，因为彼时法国还在与英国作战，而俄国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然而，几年后，随着法国不断涉足沙俄邻国波兰，而俄罗斯商人持续与法国的敌人英国往来贸易，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另外，拿破仑觊觎英国所控制的印度。强大的英国

    海军阻止了拿破仑从海上入侵印度，迫使他只能从陆路上想方设法穿越

    俄国。形势很清晰，拿破仑必须出兵攻打沙俄，才能让沙俄为他所用。

    他组建了一支69万人的庞大军队，包含27万名法国士兵，以及其他法国

    控制地区（意大利、波兰、奥地利与今天的德国）的士兵。 [21] 1812年6

    月24日，拿破仑带领他的军队来到尼曼河畔，正式宣布他计划越过边境

    进入沙俄控制的领土。 [22] 他们用几天时间穿越河流，进军波兰，没有受到沙俄军队的抵抗。

    当法国大集团军向波兰内地推进时，他们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昂贵的后勤问题。 [23] 首先，波兰乡村的路不适宜重型设备或大批军队，大大阻碍了为大集团军供应食物、净水与干净衣物的补给车通行。加上拿破仑坚持骑兵与陆军尽快推进到莫斯科，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障碍。结果是，几周内军队完全脱离了可靠的物资供应，各项物资的库存都处于危险的低水平。波兰乡村正逢干旱，几乎找不到救援，军队被命令去当地村庄寻找物资。拿破仑的首席医生多米尼克·让·拉瑞警告大家觅食的时候要减少与当地农民的接触，担心可能从当地人身上染上危险的疾病。遗憾的是，大集团军中大部分从其他国家来的士兵没有以这种方式获取物资供应的经验，而且很多人缺乏对纪律的执行度。很多士兵掠劫了波兰乡村，大肆偷盗，与当地居民发生了短暂却至为重要的接触。这些行为的后果远比多米尼克·让·拉瑞想象得更糟糕。

    当时波兰流行的疾病之一就是斑疹伤寒。从乡村回来的士兵不知晓自己衣服里带回了感染了斑疹伤寒的虱子，虱子传到了军队其他人身上。 [24] 军营里居住条件拥挤肮脏，士兵们不能经常换洗衣服，导致虱子在军队里失控地传播。身上有虱子的士兵日夜不断被叮咬，让他们在劳累、生病和饥饿中无法入睡。在到达波兰的第一个月末，大约80000人（和几千匹马）死亡或病倒，大多是因为斑疹伤寒和痢疾。拿破仑并没有放慢军队的进程，他要求军队继续向沙俄行进，同时安排多米尼克·让·拉瑞建立野战医院。秋天到来，又有几千人死亡，很多人病倒或逃走了。事实上，一些人估计拿破仑到达俄国博罗季诺战场前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战争又折损了另外的30000人的军队。 [25]

    法国军队在博罗季诺打了个无意义的胜仗，几乎消耗殆尽的大集团军只剩10万名士兵了，他们继续行进75公里，于9月14日到达莫斯科。[26] 对于军队中尽显病态与疲惫的士兵来说，眼前的景象令人沮丧：莫斯科成了一座被烧毁废弃的城市，食物、水和其他生活物资都荡然无存。这些士兵在几百公里的崎岖地形中连续作战了3个月，必须与无尽的饥渴、疲惫、虱子侵扰和传染病作战，看着数十万战友因斑疹伤寒和痢疾而奄奄一息。他们以胜者的身份站在一座全世界伟大的城市的城门前——这是沙俄帝国皇冠上的宝石，但他们只能感受到挫败。3个月折损了80%的兵力，为的只是征服一座没用的城市，他们仍旧很饿，还生着病。

    大集团军在莫斯科又驻扎了1个月，急切地等待着新物资和军队的到来，徒劳地等着亚历山大正式投降。对拿破仑来说不幸的是，9月、10月新加入的15000名士兵，与那段时间死于斑疹伤寒的军人数量大致相等。 [27] 而亚历山大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兵力，部署军队，企图阻碍法军的撤退。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经典著作《战争与和平》中激情昂扬地描述了法国军队在莫斯科遇到的坎坷：“军队像一群狂奔的牛群，践踏着本可使自己免于饥饿的饲料，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见证着军队的瓦解和死亡。”[28] 10月中旬，拿破仑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莫斯科，他将会失去整个军队，便下令全军撤退。1812年10月19日，拿破仑扔下了1万多名感染了斑疹伤寒的士兵，正式放弃了莫斯科，带着残余的大集团军朝西南方向的巴黎踏上归程。 [29]

    法军撤退的时候比进军莫斯科的时候更加糟糕，因为又多了两个敌人：寒冷和重振兵力的俄军。士兵在荒凉且疾病肆虐的沙俄乡村缓慢地行进，数以千计的士兵死去。俄军不断攻击撤退大军的后翼，当地居民拒绝提供帮助。有记录表明，无助垂死的士兵饿到啃食皮革或倒下同伴的肉体。那年冬天晚期，他们终于到达德国边境的时候，只剩下3万～4万名战斗人员了。这些人几个月后一路回到了巴黎，其中能再次作战的健康兵力只有1000人左右。 [30]

    一项关于1812年拿破仑进攻沙俄造成悲剧的全面分析显示，失败的原因是许多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因为斑疹伤寒。糟糕的领导决策、傲慢、干旱、疾病、极度寒冷的冬天、坚韧的沙俄军队，这些因素共同注定了拿破仑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美梦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斑疹伤寒死去的约20万人对军队的力量和士气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在沙俄子弹和极寒中丧生的人多了不止5倍。大集团军在战场上遭遇到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或在冷酷的寒冬里穿越俄国之前，就已经被斑疹伤寒击溃了。这个疾病在6个月内做到了之前20年里任何一位军事领袖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给了拿破仑的军事才能重重一击，毁灭了他战无不胜的神话。1812年这场灾难性的战役几年后，拿破仑逐渐失去了对欧洲的控制，最终于1815年在滑铁卢战败。

    爱尔兰马铃薯饥荒与移民

    爱尔兰大饥荒（也被称为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开始于1845年，持续了7年多时间，它夺取了100万人的生命，迫使150万～200万人离开这个国家。 [31] 饥荒发生的几年前，可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上转移到了土地中间商手上，中间商把土地分成非常小的地块，租给佃农。而农民必须好好耕作这片庄稼，让它的收成不仅能支付田地的租金，还能养家糊口。不幸的是，土地面积过小以及过度耕种导致的土壤营养不良，严重限制了可以耕种的作物种类。到19世纪40年代初，大部分佃农开始依赖单一品种的马铃薯（爱尔兰马铃薯）作为食物和收入来源，因为马铃薯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也能长得不错。1844年，对基因一致的单一作物过度依赖的灾难性显现出来，一种新的植物疾病从美洲传来，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量摧毁马铃薯。这种马铃薯枯萎病的病原体，是一种叫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水生真菌，被感染的马铃薯会变黑而无法食用。到1847年，致病疫霉肆虐了爱尔兰的马铃薯产业，使马铃薯年产量骤然减少了80%。

    最主要种植物的几乎颗粒无收，这立刻对爱尔兰人民造成了严重影响。没有了收入来源，大量苦苦挣扎的佃农家庭被无情的地主驱逐。有些人估计，在饥荒的最初几年，大约有50万人被赶出了耕作的土地，很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 [32] 大批人流离失所，导致很多家庭不得不挤在很小的房子里，共享有限的资源以避免挨饿。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人们簇拥在一起，为斑疹伤寒、痢疾、霍乱等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大饥荒期间，爱尔兰有大约100万人死去，斑疹伤寒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而其他疾病与饥饿共同导致了其余的大部分人死亡。 [33] 事实上，18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中，疾病导致的人口死亡大约是饿死的人的20倍。

    饥病交加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在这前所未有的苦难中留下来重建自己的生活，还是离开前往欧洲或美洲的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机会？不幸的是，约100万名爱尔兰人决定移民北美，肆虐爱尔兰的疾病跟随着他们踏上了拥挤又肮脏的跨洋航船。

    离开西爱尔兰港口的船只一般有三个目的地：欧洲（如英国）、美国或加拿大。前往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地区的票价刻意高于前往加拿大的船只，这样就能把贫困移民引入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不幸的是，船费收得少代表着船主一般无视那些保护乘客的法律（如1842年的《乘客法案》），只给乘客提供非常少的食物、水和空间。 [34] 一些船只的乘客数量几乎达到了核定载客量的2倍，大部分船不提供食物，每天只为每位乘客提供2品脱不洁净的水。如此恶劣的条件让斑疹伤寒（“船热”）和痢疾在40天的行程中暴发了。行船记录表明，大饥荒期间乘船去美洲的人，约有30%在海上死于疾病。行程中病死的人常常被无情地丢下甲板，扔给一路跟随的饥饿鲨鱼。一位1847年5月乘船前往魁北克的乘客描述了在这种“棺材船”上的无助：
    我们本以为上了船不会比之前的状况更糟糕，但我们现在痛苦地意识到这是不一样的恶劣境况。当然，我们不上船的话，可能会死于饥饿或疾病，但我们仍有机会去看医生；如果医生帮不了我们，牧师会为我们的灵魂做些什么，然后我们会和我们的同伴葬在一起，在教堂的院子里，青草覆盖着我们。不像现在，仿佛是一只腐烂的羊被扔进坑里，我们吐出最后一口气，然后被扔进海里喂可怕的鲨鱼。 [35]

    人们大举逃离大饥荒的几年中，这样的情绪和故事比比皆是。

    到达美洲后，并不像很多人所希望的那样，从饥饿和斑疹伤寒的恐怖中解放出来。加拿大和美国的港口城市没有准备好应对载着大批感染斑疹伤寒移民的船只。1847年中，格罗斯岛（魁北克）、多伦多、蒙特利尔和纽约这些城市的医院被斑疹伤寒患者淹没了，人们不得不在医院外面撑起临时帐篷来隔离病人。 [36] 大部分“发烧帐篷”拥挤、肮脏、设备不全，和他们刚刚逃离的“棺材船”几乎没有区别。结果是，斑疹伤寒继续以流行病的规模在移民中传播，几个月时间内（1847～1848年）就夺去了成千上万名被隔离的爱尔兰人的生命。

    很多港口城市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当地政府开始要求移民们下船前至少在受感染的船上待15天，这样斑疹伤寒病例就无从遁形了。对于船上健康的人而言，这意味着继续被污秽和病态的环境包围15天。不难预料，这个政策让很多到达美洲时还健康的人最终感染了斑疹伤寒，并在等待下船时死亡。这种噩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加拿大魁北克格罗斯岛的主要移民港口。 [37] 1847年夏日的某时，40多艘满载生病乘客的船只在圣劳伦斯河排了2英里的队。一些乘客拼命想清除船上的斑疹伤寒，他们开始把死尸扔到河里，另一些人把病人放在小船上，让他们漂向岸边。当地居民描述道：他们看到死尸漫无目的地漂浮在交通繁忙的圣劳伦斯河中，就像没有生命的木头；病人从淤泥与岩石中艰难地爬到岸上。这种恐怖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格罗斯岛的医务人员决定取消这种无效也不可持续的隔离政策。

    虽然斑疹伤寒并没有直接在爱尔兰造成破坏，但它确实加剧了当地人面临的无法想象的痛苦，也折磨着那些试图逃离疫区并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它是一个机会主义杀手，等待着像大饥荒这样的完美事件在无助的人群中暴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第一场死于战斗的士兵多于死于疾病的士兵的大规模战争。 [38] 医学科学长足的进步让大家相信，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帮助抵御战争期间的斑疹伤寒和痢疾等疾病。很多人希望这标志着斑疹伤寒不会再大规模肆虐军队，破坏伟大军事战略家们的军事计划。然而，世界上最大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之一即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世界证明了斑疹伤寒的危险程度并没有减弱。事实上，这场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为人类历史上两次最糟糕的斑疹伤寒大流行提供了完美背景。

    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了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在东欧爆发。奥匈帝国将这一事件作为战争挑衅，大举进攻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政治盟友（如俄罗斯）快速地做出反应，进行军事防御，促使奥匈帝国的盟友（如德国）也加入了战争。不久，来自20多个国家的将近7000万名战士卷入了这场持续4年的残酷战壕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在东欧，接近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另一条在西部，靠近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地点的战士都持续数日，甚至数周在潮湿且不卫生的战壕里作战，寒冷和拥挤导致体虱快速传播，体虱传播的疾病（斑疹伤寒和其他战壕热）也很快蔓延起来。

    虽然斑疹伤寒没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重要战役的结果产生正式影响，但它对其中某些战争何时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在塞尔维亚的东部战线尤其明显，1914年秋天，斑疹伤寒对该地区的影响很严重。 [39] 那年11月，奥匈军队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并随后撤退，流行性斑疹伤寒在6万名奥匈战俘和塞尔维亚的俘获者中暴发。疾病迅速向塞尔维亚军队扩散，并向南扩展到其他周边城市。随着气温的降低，斑疹伤寒疫情越来越糟糕，每天让6000多人病倒，杀死了近1/4的塞尔维亚军队。据估计，本次疫情导致20多万人丧生，称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斑疹伤寒大暴发。

    可参与作战的健康士兵数量骤减，如果奥匈军队和德军同盟在1914～1915年冬天决定再次进攻的话，塞尔维亚人将会束手无策。然而，同盟国的领导人看到斑疹伤寒给塞尔维亚军事力量造成的破坏后，决定不让自己的军队在流行病暴发的高峰去冒险。他们等了6个多月，才于1915年10月穿越多瑙河。进入塞尔维亚的两天后，奥匈德军队控制了贝尔格莱德，迫使塞尔维亚人逃向南方。1周后，保加利亚军队开始攻击塞尔维亚南部，轻而易举地获胜了。同盟国眼看要大获全胜了，但他们等待流行性斑疹伤寒疫情趋缓后再进攻塞尔维亚，后面会证明这一决策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1918年3月初，随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俄罗斯正式向同盟国投降，东线漫长的战争结束了。德国胜利后，开始了把大量兵力转移到西欧的艰难工作，以加强计划在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向西线进攻的军事力量。不幸的是，大部分东欧战线的士兵在拥挤肮脏战壕里作战的时候，染上了体虱与斑疹伤寒。结果，来自50多个师的数十万名德国军队在被派往千里之外的法国前，不得不进行严密的驱除体虱工作。德军的西行速度放缓了，给了协约国缓冲时间，等到了来自美国、英国与法国的数百万名援军。后来证明，这批新军队是协约国成功击退西线德国的4次进攻并最终于1918年11月打败同盟国的关键。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一直在争论，斑疹伤寒在决定上述战事的结果中所起的作用。一些人推测，如果同盟国能在1914年斑疹伤寒大流行前进军并击败塞尔维亚，那么他们就有能力调遣军队从北面和南面夹击俄军。 [40] 这样的话，他们就能让俄军更早地签订投降协议，然后集中兵力在美国加入战争前攻打西线。然而，事实是，斑疹伤寒延长了东线战争，迫使同盟国长期在两条战线展开代价高昂的战争。尽管斑疹伤寒没有影响一战中任何一场战争的结果，但对斑疹伤寒的恐惧时刻影响着军事领袖，让他们放弃了原本可能会改变整场战争结果的作战计划。

    战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尽管西线战争的生活条件也很可怕，东、西线士兵感染体虱的情况相当，但斑疹伤寒在西线几乎不存在。虽然确切的原因仍是个谜，但大多流行病学家认为，西方的士兵具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可能因为之前被体虱携带的一种叫“五日热巴尔通体”（Bartonella quintana）的细菌感染过。 [41] 一开始，它被误认为是立克次体的一种，导致非致命性的回归热（被认为是战壕热），患者伴有皮肤损伤，运动后会出现使人虚弱的腿痛。虽然两条战线的士兵都有可能患上战壕热，但在气候温暖的法国战场，患病概率更高。例如，1915年到1918年，估计有1/4的英国军队得了战壕热。从战壕热中恢复的士兵对之后的“五日热巴尔通体”细菌感染有了免疫反应，神奇的是，这种免疫反应也能对相似的细菌产生反应，包括要命的斑疹伤寒细菌普氏立克次体。因此，“五日热巴尔通体”（战壕热）似乎像天然疫苗一样对普氏立克次体有效，其确切的运作机制至今还有待研究说明。

    俄国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百万名染了体虱的军人回家，斑疹伤寒在东欧快速暴发。战后受打击最严重的地方是俄国，它在一战中遭受巨大损失，1917年经历了两次暴力政治革命，1918年暴发了伤亡惨重的内战以及大流感（见第九章）。总而言之，以上事件导致了现代历史中少见的贫穷、痛苦与混乱，人类历史中最糟糕的流行性斑疹伤寒就在这个“完美”条件下暴发了。

    一战中，650万名俄国士兵死伤。如此惊人的损失使民众对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的统治和他无视全国贫穷饥饿的无情愈加不满。1917年，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叛逃，工人（有男有女）走上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街头组织大规模抗议，要求增加收入与改善工作环境。 [42] 当这些示威游行在当年2月演变成暴乱时，尼古拉二世集结了10万人的军队，命令他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抗议。由于不想向暴乱的人群开火，军队们离心四散，拒绝执行镇压，躲了起来，甚至加入抗议的队伍。1917年3月，当尼古拉二世回到彼得格勒的时候，他的行政大楼大多被暴乱者毁坏了，他的政府陷入混乱。尼古拉二世遵守了他最高官员的建议，于3月15日退位，想以此保护他和家人的性命。他很快被新的临时政府软禁在家，直到16个月后被处决。

    在俄国正遭遇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的时期，君主制的瓦解造成了权力真空。 [43] 尘埃落定后，二月革命中的两个团体共享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尼古拉二世退位后第二天成立的临时政府是由温和贵族组成的，他们原本计划重建社会秩序，在当年晚些时候进行民主选举。和他们对立的是由工厂工人和前士兵组成的大型委员会，后来被称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一开始像一个政治游说组织，试图给临时政府施压，以实施社会改革，提高贫苦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但他们与临时政府在关于战争与其他内务问题上的意见有重大分歧，他们便想争取更大的决策权。

    从1917年夏天开始，苏维埃和由弗拉基米尔·列宁与列夫·托洛茨基领导的新兴左翼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结盟。 [44] 和当时俄国很多受欢迎的左翼团体一样，布尔什维克坚信政府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看到了君主制解体、与德国战争结束后工农的生活条件没有显著改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左翼团体于1917年推翻了临时政府。这第二场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派控制了所有政府机构，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整个俄国传播。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例如，右翼、中上层阶级、君主制主义者、哥萨克人以及一些不服布尔什维克统治、要求重组政府的左翼团体，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组成了很多所谓的白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相对）。接下来的5年发生的是欧亚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

    俄国内战夺去了大约800万人的生命，国家战火纷飞，一片狼藉。

    双方为了镇压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叛乱，互相折磨、恐吓。

    除了杀戮，还有数百万间房屋被烧毁，数千亩肥沃的农田被毁坏。这些问题导致了大范围的食物短缺与数千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700多万名儿童成了街头孤儿。大部分俄国人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患上大流感、痢疾与斑疹伤寒几乎是难以逃脱的命运。

    据估算，1918年到1922年，约有2500万名俄国人（占总人口的1/4）感染了斑疹伤寒，300万人死于这个疾病。 [45] 尽管传染病肆虐的影响无法想象，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为疾病对内战的结果具有重大影响。很可能是因为斑疹伤寒对双方并没有偏颇。它同时袭击了红军和白军，城市与乡村的人，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它无处不在，几百万名绝望的人逃离危险的城市，疾病通过拥挤的火车快速传播。尽管两军的领导人都担心斑疹伤寒可能会导致自己输掉战争，但最终都没有。列宁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同志们，请对这个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不是虱子打败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征服虱子！”[46] 斑疹伤寒没有打败社会主义，但其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的时候给民众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看上去社会主义同样没能打败斑疹伤寒。不过，很多人提出，俄国人认为这个疾病让他们更趋向于接受1922年获胜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政府。俄国人经历了8年连续不断的战争、饥饿、混乱与疾病，他们迫切地想要结束这一切痛苦，远离战争的残暴与病痛的折磨。共产主义政府提供的社会秩序很可能让民众相信，这是终结他们苦难的最佳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一些预防措施限制了斑疹伤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队中的传播。首先，流行病学家发现了体虱是斑疹伤寒的传播媒介，并于1916年确认普氏立克次体是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这些发现引导了流行病学家控制疾病的方式。 [47] 早期的措施包括除虱或沸水煮有污渍的衣物和被褥，频繁沐浴，防止人群聚集，以及抑制其他导致体虱滋生的条件。这些方式对斑疹伤寒的小规模暴发（如1910年代末期塞尔维亚和北非的暴发）有效；不过这些预防措施昂贵又费时，对大规模人口使用并不实际。很多被除虱的人回到贫困的环境中，与仍有体虱的人接触后很快又被感染。1939年这个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灭虫剂DDT不仅对杀死体虱有效，使用后几周还能预防再次感染。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发明了一种动力撒粉机，保证了战乱中的军队和难民能有效除虱。

    有效的斑疹伤寒疫苗也有助于抑制二战中斑疹伤寒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科学家鲁道夫·魏格尔（Rudolf Stefan Weigl）发明了这个疫苗。 [48] 二战开始前，这个疫苗已成功地在中国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地方做了试验，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魏格尔通过让实验室上百万只活虱感染普氏立克次体，在它们复制普氏立克次体后，从它们身上收集细菌，大批量生产疫苗。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方案中，受感染的体虱被碾压，释放出细菌，这些细菌在被有毒的苯酚灭活后，被注射到人体内。

    这个疫苗大获成功，所有见证了它奇迹般效果的人都赞扬了它。一位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比利时传教士写道：
    斑疹伤寒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之一，当时杀死的受害者比其他所有流行病加起来还多。1908年到1931年，在中国活跃的130个神父，有70%死于斑疹伤寒。当我们得知一位波兰教授发明了疫苗，一开始我们半信半疑，因为我们买过很多“治疗”药物，它们都没有效果。无论如何，我们打算试一试波兰人的疫苗，结果很神奇。从我们开始使用魏格尔的疫苗，在过去的7年里，没有一位传教士或被接种的中国病人死于斑疹伤寒。波兰人的疫苗不仅拯救了传教士，更是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49]

    遗憾的是，由于纳粹在1939年入侵并随后占领波兰，大家并没有意

    识到魏格尔疫苗的惊人潜力。纳粹并不想接手魏格尔的生产工作，也不

    想把自己暴露在斑疹伤寒的风险中，纳粹让魏格尔在他们的监视下继续

    进行疫苗研发，前提是要向德国军队提供救命的疫苗。 [50] 魏格尔被允

    许带自己的工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样就给了他机会招募当地的知识

    分子，让他们免于纳粹的杀害。整个波兰最杰出的数学家、艺术家、科

    学家都曾为魏格尔培育体虱。一盒盒饥饿的体虱（未感染）被放到他们

    的腿上，直到它们肚子里充满了人类的鲜血。魏格尔说服了当地的党卫

    军，说需要更多健康的人来制造疫苗供应给纳粹，于是魏格尔招募了更

    多工人，设计了特定的任务，让这些人免于前往集中营的命运。此外，

    一些目击者表示，他们看见魏格尔偷偷地从实验室中运出成千上万剂斑

    疹伤寒疫苗，给了华沙犹太人区生活的犹太人注射。魏格尔知道，如果

    自己被发现，会因此被捕，甚至被杀害。他依旧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不计其数的犹太人。因此，魏格尔医生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誉为“国际正义”人士。

    当魏格尔秘密地用斑疹伤寒疫苗拯救犹太人之际，他之前的一个学生路德维奇·弗莱克（Ludwig Fleck）在犹太人集中营服刑期间，开始生产一种略微不同的斑疹伤寒疫苗。 [51] 他从暴露在斑疹伤寒细菌的人的

    尿液中纯化抗原，进行生产。这个效果神奇的疫苗很快被当地党卫军发

    现了，他于是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样他就能为纳粹大规模地

    生产疫苗了。当弗莱克到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他立刻意识到此处处

    理斑疹伤寒的工作人员对微生物或免疫学知之甚少。事实上，当地的工

    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错误的细菌生产疫苗，导致疫苗全然无效。于是

    就发生了现代历史中著名的微生物阴谋，弗莱克故意允许生产上吨的坏

    疫苗，给毫无戒心的纳粹精英们注射。同时，弗莱克生产了小批量的有效疫苗，大部分都给了集中营的俘虏和被送来测试疫苗的人。神奇的是，这件事持续了16个月，并没有被纳粹发现。然而，弗莱克很多年来一直为他战争中的决定备受煎熬，因为他违背了作为医生不伤害“病人”的誓言。最后，他意识到接受假疫苗的纳粹是逮捕他的人，不是他的病人，而他的病人们都没有因此受到伤害。

    尽管有了魏格尔的疫苗和强大的杀虫剂来控制斑疹伤寒的传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人群仍然遭遇了疫情大肆暴发。尤其是犹太人贫民窟、运输列车和集中营中过度拥挤不卫生的环境，给了体虱和斑疹伤寒完美的滋生条件。 [52] 例如，在1943年被纳粹军队消灭之前，仅仅1.2平方英里的华沙大型犹太区里关押了约40万名严重营养不良的犹太人。斑疹伤寒在那里非常普遍，据统计，3年内约10万人死于该病。面对这种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当地的纳粹医生与行政长官拒绝干预，并射杀企图逃离犹太区去寻找食物与其他物资的人。他们认为在封闭的集中营里，斑疹伤寒消灭犹太人未尝不可，只要对他们自己或周围的人群没有危险就行。

    与犹太人贫民区相似，尽管纳粹官员努力控制疫情，但斑疹伤寒仍在集中营中传播得很快。被监禁的人在进入集中营的时候被扒光了衣服、剃体毛、去虱，集中营也有常规例行检查，以降低斑疹伤寒对在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官员的风险。不过，这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根本无法抵消集中营恶劣的条件，成千上万名被囚禁的犹太人死于斑疹伤寒，包括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姐姐玛格特，她们于1945年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53] 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回忆弗兰克姐妹于2月初出现了明显的斑疹伤寒症状，2周后，她们就病死了。

    当斑疹伤寒在敌对方中肆虐时，纳粹领导人似乎视而不见，但他们非常担忧传染病在德国人口和军队中的传播。除了强迫士兵接受严格的人员筛查与预防措施（如疫苗接种与DDT喷洒）外，纳粹经常利用媒体提醒本国民众保持个人卫生，如出现与斑疹伤寒相似的症状，要立刻就医。另外，纳粹对有疑似疫情暴发的乡镇进行严格隔离。一旦地方卫生官员报告新病例，他们在对附近街区实行隔离之前，就会发送血液样本进行测试与确认。

    一位特别机敏的波兰医生尤金·拉佐夫斯基（Eugene Lazowski）了解了这些政策，打算利用纳粹对斑疹伤寒的恐惧来对付他们。 [54] 他和他的医生朋友斯坦尼斯拉夫·马图列维奇（Stanislaw Matulewicz）一起，把热灭活斑疹伤寒细菌注射到波兰附近洛兹瓦多和兹比特洛贫民区12位居民身上。这些人接种后出现了轻微的斑疹伤寒感染症状，纳粹官员拿他们的血液去测试。测试报告呈现阳性（因为他们被注射了斑疹伤寒蛋白质），纳粹官员害怕斑疹伤寒大暴发，把整个村镇严密地隔离起来。

    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居民（包括其中的犹太人）被带去集中营，也没有人被杀死。据说这种假性流行性斑疹伤寒至少拯救了8000名犹太人免于遭受“最终处决”。

    二战中，另一个关于斑疹伤寒有趣的事是，这种疾病及其传播媒介与德国人针对犹太人的纳粹意识形态十分吻合。纳粹早期和晚期的文章显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向所有国家传播“疾病”的非人寄生虫。这种信念在1944年纳粹的《犹太人：世界的寄生虫》宣传册中写得很明白：
    德国人已经认识到，犹太人像寄生虫一样潜入我们的人群中，也在地球上所有的人群中蔓延，他们想要破坏大家原有的种族特征，以此来毁灭种族和国家，最后统治一切……犹太人是全人类的寄生虫。他们能单一地成为个体的寄生虫，也是整个民族的社会寄生虫，更是全人类的寄生虫。 [55]

    一开始德国人对犹太人问题的控制在于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通过重新安置和驱逐把他们赶出德国社会。当纳粹领导意识到这些措施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后，他们便开始启用一个更为持久的方法来解决“寄生虫”问题。1941年，希特勒（Hitler）和他的党卫军首领大屠杀策划者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设计了一套方案要彻底消灭德国和欧亚大陆的“寄生虫”。新型的集中营被称为死亡集中营，它唯一的目的是大规模杀死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寄生虫”（如吉卜赛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1943年，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党卫军大会中做了一个演说，他说“摆脱体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是一个卫生问题。同样，反对犹太人，对我们而言，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卫生问题，必须马上被解决。我们很快就会完成去虱。我们只剩2万只虱子了，然后德国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56]

    由于在犹太人贫民区和集中营的犹太人患斑疹伤寒的概率很高，纳粹便把体虱和疾病与犹太人等同了起来。于是，纳粹用不同形式的有效宣传让大众相信了这种联结。一张海报上展示出典型的犹太人形状的头骨，旁边是一只爬行的体虱，标题是“犹太人-斑疹伤寒-体虱”，这样宣传的目的是让大家把犹太人和斑疹伤寒等同起来，这样大家会像长久以来害怕斑疹伤寒一样害怕犹太人，大家看到犹太人受到歧视和伤害的同情心就会减弱。鉴于普通公民能面不改色地接受纳粹对他们的犹太人邻居实施暴行，而没有引起公愤，在纳粹看来他们利用斑疹伤寒来激发自然恐惧的战略非常有效。

    第七章 黄热病

    在这里工作的人要冒着生命危险，我难以在这里坚持6个月以上。我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能活下来就是万幸。死亡率还在继续上升，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你可以看到原来估计有26000人的军队，到这个时候只剩下12000人。 ——法国将军查尔斯·勒克莱尔（拿破仑的妹夫）1802年写于海地 [1]

    尽管黄热病（Yellow Fever）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本书中讨论的其他疾病要少得多，但由于黄热病会使患者产生特别可怕的症状，它也是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大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天内出现严重的流感样症状（发烧、肌肉酸痛、恶心），虽然最终会恢复，但是会存在长期的轻微隐性感染。有15%～20%的人会在病情好转后突然恶化，最常见的是严重的肝衰竭，往往伴随着黄疸（皮肤发黄）、腹部疼痛和肿胀以及高烧。像埃博拉和马尔堡病等其他出血热一样，黄热病通常会发展为内出血，血液会从患者的眼、口、鼻流出；胃部过度出血将导致患者呕出大量黑色的、不完全被消化的血液。这种令人震惊的景象给了黄热病一个最臭名昭著的绰号——“黑色呕吐”。大量失血还会引起低血压，进而引起严重的疲劳、多器官功能衰竭、谵妄，最终导致死亡。这无疑是一种令人十分恐惧和痛苦的死亡方式，给所有目击者带来了巨大恐惧。

    黄热病由一种小病毒引起，这种病毒通过伊蚊属类的雌性蚊子传播给人类。该病毒被命名为黄热病病毒（YFV），是一组病毒（黄病毒属）的成员之一，其中还包括寨卡病毒（Zika）、登革热病毒和西尼罗河病毒。黄病毒通过节肢动物（蚊子或壁虱）在脊椎动物宿主之间传播，常常会引起严重的内出血和脑炎。就YFV而言，其大规模流行期间的主要传播蚊种是埃及伊蚊。

    病毒进入蚊子后，会在其肠道上皮细胞中复制，最终扩散到血液和

    唾液腺。当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人类时，病毒便会从蚊子的唾液传播到咬

    伤伤口附近的宿主组织中。该病毒会被局部免疫细胞——树突细胞迅速

    吞噬，然后被转移到最近的淋巴结。YFV并不会被淋巴结中的免疫细胞

    破坏，实际上YFV具有在免疫细胞中自我复制并杀死这些细胞的能力。

    免疫细胞被杀死后，会有大量病毒扩散到血液中，并转移到肝脏、脾

    脏、心脏、肾脏和其他器官。到达这些部位后，YFV会感染局部组织，

    再次开始复制过程。宿主免疫系统检测到这种情况后，会将免疫细胞增

    援部队输送到感染区域。为了阻止或减缓病毒的传播，到达的免疫细胞

    会向被感染的组织释放大量有毒的炎症化学物质，称为细胞因子。尽管

    这种反应通常能对病毒感染起到保护作用，但其释放出的大量炎症介质会给宿主细胞带来毒性环境，意外地杀死宿主细胞。垂死的宿主细胞会释放出更多的炎症化学物质，进一步加强了免疫反应。最终结果是，YFV和宿主免疫反应同时杀死了大量组织中的宿主细胞。这类损害会导致患者发烧、肝脏破坏、休克以及前文提到的其他症状。

    自17世纪40年代人类首次描述黄热病以来，已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尽管目前采取的蚊虫控制措施和有效的疫苗限制了YFV的传播，但黄热病每年仍可感染20多万人，杀死3万多人。大多数黄热病病例都发生在中非和南美的热带地区，这是由于该地区有大量的降雨和丰富的温水源，是埃及伊蚊的繁殖地。不幸的是，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而言，埃及伊蚊在城市和乡村环境中也可以生存下来。

    只要蚊子有足够的开放水源来产卵，黄热病就会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迅速传播。雨水过多或城市服务中断或基础设施破坏，都很容易使蚊子数量剧增并引起黄热病暴发。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2016年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2] 尽管30多年都没有出现过黄热病病例，但由于该市垃圾收集工作的中断，安哥拉再次出现了这种疾病。过多的垃圾堆和雨水汇集在一起，为埃及伊蚊幼虫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在短短几个月内，整座城市有数百人死亡，数千人生病。这提醒人们，黄热病仍然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疾病，一旦我们忽略过去的经验教训，黄热病就会继续困扰人类。

    美国大瘟疫的到来

    在过去的50年中，黄热病的起源一直是流行病学上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原因之一是欧洲、亚洲或中东的任何古代记录都没有提到过类似于

    黄热病的疾病。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生和盖伦医生也没有在其文集或古

    希腊其他综合医学文献中提及黄热病。同样，土耳其人、中国人或罗马

    人的历史著作中也没有对黄热病的临床描述。所以，当大家试图创建理

    论模型来解释黄热病是如何产生并传播到世界两端的两片大陆时，几乎

    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信息。关于黄热病起源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怎么能

    在两个大陆板块上同样流行？许多人提出，葡萄牙探险家和奴隶贩子的

    记录中都没有提到过黄热病，而这些人殖民了非洲西海岸的大部，因此这可作为黄热病并非起源于此的证据。此外，还有人认为黄热病起源于美洲，他们指出，到18世纪，黄热病已广泛分布在亚马孙河流域的丛林中，这表明黄热病可能已经在此存在了多个世纪。

    尽管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完全合乎逻辑，但在21世纪初进行的130多种YFV毒株遗传分析强烈表明，黄热病确实起源于非洲，而后传播到了美洲。 [3] 这些研究比较了来自非洲和南美各YFV毒株的基因组序列，以确定更早出现的毒株。有趣的是，来自东非的毒株似乎更加古老，并且在遗传上不同于从西非或南美分离出的毒株。总体而言，以上数据表明黄热病可能是从东非的其他病毒演变而来，传播到西非，然后随着500年前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传播到美洲。

    一些人推测，黄热病于1495年3月在美洲首次出现，当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袭击并奴役了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本土泰诺人。 [4] 对维加战役的模糊描述表明，许多泰诺人和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均死于同一种疾病。但是，那些描述都只提到了发烧这一症状，很难根据这些描述来确定其是由黄热病引起的，还是麻疹、天花、流感或许多其他欧洲疾病之一。

    黄热病很可能是由16世纪初穿越大西洋前往美洲的奴隶船传播的。这些船可能携带了感染YFV的埃及伊蚊。由于奴隶营养不良，且都被塞在了通风不良的货仓，这些蚊子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繁殖。到达热带的各个加勒比海岛后，蚊子便从船上逃离，发现其气候与西非非常相似。不久之后，埃及伊蚊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并开始定期以当地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殖民者的血液为食。这使YFV有了第一个可以在人类中确立自己牢固地位的机会，开始变成大规模流行病。

    对黄热病的第一个确凿描述出现在1647年巴巴多斯岛黄热病暴发期间。 [5] 一位名叫杜特尔特（Detertre）神父的耶稣会牧师是这种新“瘟疫”的目击者，他描述了一种引发极度头痛、肌肉疼痛、发烧和“持续呕吐”的疾病。持续呕吐的呕吐物是黑色的，这与以前提到的所有由欧洲人带到新世界（例如1643年瓜德罗普岛的未知发烧）的发热疾病都不同。他的叙述得到了其他人的佐证，这些人要么亲身经历过，要么收到了殖民者的报告。例如，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1647年的日记中写道，在洗劫附近其他岛屿（如圣·克里斯托弗和瓜德罗普岛）前，一种“致死性死亡”和“致死性发烧”就已经导致了6000多名巴巴多斯人丧生。 [6]

    黄热病迅速在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中传播，并于1648年最终进入北美大陆（尤卡坦州）。古巴在1649年暴发了极具破坏性的黄热病。根据历史学家Pezuela的说法，“从美洲大陆传入的未知而可怕的流行病无情袭击了古巴，1/3的人口都被腐败热吞噬了。”[7] 黄热病现在在美洲依然存在。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它持续从加勒比海岛屿跃迁到美洲的各个港口城市，所到之处均造成了严重破坏。在那时，黄热病很容易通过货船传播，以至于如果有船员在海上因黄热病病倒，船上就必须悬挂一面特殊的黄旗，随风飞扬。那面旗帜和黄热病很快就被称作了“黄杰克”。尽管黄热病起源于非洲，在整个非洲历史上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但从历史上看，黄热病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瘟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17世纪以来，黄热病一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流行。持续暴露于YFV为非洲人提供了足够的免疫力，限制黄热病大规模流行。相反，大多数在美洲殖民的欧洲人却很少接触YFV。他们是未经过病毒选择的种群，极易被病毒消灭。结果，在欧洲对美洲殖民的历史中，黄热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极大地影响了年轻美国的成长与发展。

    1793年的费城流行病

    费城是18世纪后期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曾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所在地，并于1790年12月成为新国家的临时首都。在此期间，这里是许多开国元勋的住所，包括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这里也是美国第一届国会、最高法院和造币厂的所在地。作为商业中心，费城拥有该国最活跃的港口之一，与美国、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城市进行商品贸易。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宗教包容性，接纳恢复自由的奴隶，因此成为难民的热门目的地。到1790年，费城（及其郊区）已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这是一个文化多样的繁荣胜地，是未来新美国的光辉典范。然而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仅仅一只蚊子就可以使这个新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陷入衰退？但在1793年，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1793年，载有大约2000名殖民地难民和奴隶的船只从加勒比海的圣多明格（海地）岛抵达费城。 [8] 1791年，那里爆发了奴隶起义，随后整个殖民地陷入内战。奴隶为独立而战，而当地的几个殖民大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则相互为战。这种危险的环境导致许多欧洲白人殖民者逃离到了费城、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等城市避难。费城人刚开始很欢迎这些难民，甚至筹集了16000美元支持他们。但是，随着出现黄热病流行的新闻传出，他们的热情便减弱了，因为黄热病很可能来自从圣多明各运送难民的船只。

    随着黄热病于8月初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由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领导的一群著名医师会面了，讨论如何能控制或至少遏制黄热病的传播。 [9]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建议有能力的人立即离开城市。到9月初，这一流行病尚未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恐慌便到来了。数以千计的人逃离了这座城市，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联邦政府大多数成员。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793年9月1日写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封信中，准确描述了这座城市的恐慌，他说：
    水街的污物导致了恶性发热，引起了极大恐慌。两天前，约有70人死于该病，生病的人则更多。现在，它已经渗入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相当具有传染性。起初，有3/4的人死亡，现在则是1/3了。从染病的第2天到第8天，人们会接连出现头痛和胃部不适，有点发冷、发烧，还有黑色呕吐物和粪便，最后便是死亡。有能力的人都逃离这座城市了，农民的恐慌还可能会带来饥荒。尽管死亡率在降低，但它仍在蔓延，炎热的天气条件非常不利。我已经让女儿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自己却不得不每天都去。 [10]

    那个夏天，将近2万名费城居民离开了（占人口的40%），有4000多人死于黄热病（约占总人口的10%）。由于秋天的凉爽温度降低了蚊子的数量，该病终于在11月初消退。居民逐渐返回城市，联邦政府恢复了其正常功能。但是，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精神都因1793年的黄热病而受了伤。这明显暴露了新国家无力有效应对危机的问题。美国首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抛弃了，领导人逃跑了，卫生官员争吵不休，公民反目。

    1793年黄热病流行的更有趣的另一个长期影响是，它影响了费城的种族关系。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几年里，这座城市已成为非裔美国人的目的地。许多人因支持大陆军而赢得了自由，一些人被受革命主义打动的奴隶主释放，还有一些人则逃脱了奴隶制逃往北方。到1793年这一流行病暴发时，费城已有2000多名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居住。 [11] 许多人召集起民间组织，为成长中的非裔美国人社区提供社会服务和就业服务。这些组织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是自由非洲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787年，由部长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和押沙龙·琼斯（Absalom Jones）领导。他们以小组的形式定期开会，决定如何更好地教育子女，为失业者找到工作，照顾寡妇和孤儿，并赋予社区成员真正独立的权利。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费城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核心。

    黄热病流行时，人们普遍认为非裔人对黄热病感染具有“与生俱来”的抵抗力。 [12] 这个想法来自1742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暴发黄热病时的观察结果，生活在受灾地区的非洲奴隶似乎很少感染这种疾病。这可能由于很多奴隶是在黄热病流行的非洲地区出生、长大，因此，他们很可能早就接触了YFV，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距此50年后费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那时，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都出生在美国。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过YFV，因此其对YFV的易感性并没有低于其他人。当时医学界认为，所有非裔美国人都对黄热病具有遗传抵抗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对1793年居住在费城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城市暴发黄热病时，本杰明·拉什和其他医师公开与非洲自由学会的领导人联系，让其帮忙照顾成千上万的病人。 [13] 押沙龙·琼斯和理查德·艾伦与其他人讨论了此事，最终决定：“尽我们所能，对遭受苦难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们去看看我们能做什么。”[14] 由于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具有黄热病抵抗力，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开始在城市各处工作，担任急诊护士，运输病人。尽管该市大多数居民都选择了逃离或与他们认为被感染的患者（包括他们的家人）隔离开，但非裔美国人留了下来，竭力为病人服务。本杰明·拉什曾经观察到：“在你进入的每个房间中，都看不到任何人，只有一个孤独的黑人或妇女在病人身边。”[15]即使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生病、身故，尽管工作环境令人难以置信地可怕，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回报，但他们仍然留下来继续照顾受苦的人。[16] 当流行病结束时，将近250名非裔美国人死于黄热病。这相当于费城非裔人口的10%，与居住在那里的白人的死亡率大致相同。

    有人可能会认为，非裔美国人在1793年黄热病流行期间所做的英勇牺牲可以使他们获得费城白人的接纳。不幸的是，它最终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1793年11月出版的一本非常受欢迎且广泛传播的、名为《恶性热病简介》（A Short Account of the Malignant ）的小册子说，非裔美国看护者在经济上占了黄热病受害者的便宜。作者是一位名叫马修·凯里（Mathew Carey）的著名出版商，他在流行病初期就逃离了这座城市。

    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对护士的巨大需求为某些人提供了不合理的机会，一些白人和黑人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竟为一夜的看护服务索取2～4美元，甚至是5美元，而这本可以用1美元来支付。甚至还有些人抢劫了病人的房屋。”[17] 勒索和盗窃的指控引起了公众对自由非洲协会及其在流行病期间所雇用人员的不满。尽管几乎没有实际证据表明非裔美国人从他们的服务中获得了不诚实的利润，但凯里的《恶性热病简介》却给整个群体的声誉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本小册子成功地摧毁了这5个月内种族之间发展起来的所有善意，并使费城的非裔美国人在疫情后受到了更多谴责。

    作为回应，琼斯和艾伦发表了自己对这一流行病的描述，试图驳斥凯里的卑鄙主张。 [18] 在书中，他们对凯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错误地报道了他从未目睹的事件，甚至暗示，凯里从这场流行病中的获利超过了所有“勒索者”收益的总和。他们有力地继续驳斥了凯里对护士哄抬价格的指责，并说“他们埋葬了数百名穷人和陌生人，但他们从未为此收取或索取补偿”。 [19] 不幸的是，他们充满逻辑性和合理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被置若罔闻，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的辩解发表前，凯里的书已经出版了4版，伤害已经造成。费城的许多人开始鄙视那些几个月前照料他们的非裔美国人。

    1793年的黄热病流行也引发了关于其起因的广泛辩论。在像本杰明·拉什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员中，一种流行的理论是，这种流行病是由随处可见的污物引起的，这种污物污染了城市的空气和水。人们认为，污水和垃圾汇集所产生的恶臭，再加上那个夏天费城因炎热而停滞的空气，产生了有毒的瘴气，导致了疾病暴发。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附和了这些观点，他说：“我们有证据表明，城市的供水方式确实催生了非常丰富的疾病源，与狭窄、肮脏小巷里的有害气体无关。”[20] 与城市的不卫生状态相反，费城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指出，道德污秽是造成这种流行病的主要原因。贵格会等团体认为，宾夕法尼亚州拒绝正式废除奴隶制或禁止“不道德”的戏剧表演，导致这座城市的精神健康被污染，并引发了上帝审判，降下黄热病。蓄奴州或支持法国大革命极端暴力的殖民难民来到费城，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眼中的道德沦丧。黄热病袭击港口城市的速度似乎更快，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即黄热病是由道德低下的难民在1793年带到费城的。

    这些理论提出的共同解决措施是在疫情暴发后大力清理费城。由市长马修·克拉克森（Matthew Clarkson）领导的委员会首先呼吁对公共卫生进行重大改善，其中包括从城市外部引入清洁水，改善下水道系统以及为穷人的房屋消毒。由于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而不是卫生条件差，此类措施对黄热病暴发没有影响。但是，它们却间接帮助控制了伤寒和霍乱等其他疾病。

    当黄热病于1797年、1798年和1799年重返费城时，市政官员们便开

    始寻找方法来监控大量涌入该市、被认为携带这种疾病的移民。正常的

    船舶检疫显然无法阻止黄热病的发生，因此费城卫生局决定在特拉华河

    沿岸建立10英亩的永久性检疫医院来解决这一问题。 [21] 这家叫作

    Lazaretto的传染病医院由有资质的医务人员经营，医院设有宿舍，可供

    大量人居住。它的设计目的是接待所有进入费城的移民，检查他们本人

    及其货物是否有隐患，仅在确定其“无病”后才将让其进入城市。它是这

    座城市实实在在的看门人，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名移民进行了多种

    传染病筛查。Lazaretto于1799年开业，是美国的第一家此类机构。它彻

    底改变了美国接待和处理移民的方式，其创建的模式最终被其他更著名

    的检疫医院，如埃利斯岛（纽约）和安吉尔岛（加州）沿用。我们难以

    估计Lazaretto和其他类似的检疫医院避免了多少流行病、挽救了多少生命。尽管Lazaretto是直接针对多种黄热病而建立的，但它也挽救了数以百万计费城和美国其他城市可能丧生于伤寒、霍乱、天花和鼠疫等疾病患者的生命。

    海地革命和路易斯安那购买案

    探险家于17世纪初在圣劳伦斯河沿岸建立了多个城市，从而在美洲

    建立了法国殖民帝国。此后不久，皮草贸易商赶到，与许多已经居住在

    新法国殖民地的土著部落建立了商业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使法国人可以

    对其人口稀少的加拿大领土保持某种程度的行政控制，同时也为法国人

    提供了西向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扩展业务的手段。到17世纪80年代，

    法国人已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建立了贸易站和堡垒，并在南部正式建立了

    一个新的殖民地，即路易斯安那州。算上北部的加拿大、纽芬兰和阿卡

    迪亚，新建立的南部殖民地使法国在北美的土地扩张到了300万平方英

    里。在18世纪初期，这个广袤的领土被称为“新法兰西”，其北部延伸到

    了现代加拿大的一半领土以上，西至洛基山脉，南至墨西哥湾。

    像西班牙和英国一样，法国在这段时间内也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几

    个小岛。 [22] 抵达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圣基茨岛、圣卢西亚岛和西班牙圣多明各岛之后（在海地），法国定居者奴役或杀害了大多数土

    著居民（例如加勒比人），然后运来了大量非洲奴隶在新建的种植园工

    作。尽管与新法兰西相比规模较小，但这些岛屿殖民地对于法国来说利

    润相当可观。例如，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售出的近40%的糖和75%的咖

    啡，都是由西印度群岛法属种植园生产的。这些西印度种植园和在北美

    利润丰厚的皮草业，使法国成为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由于18世纪中叶发生的几次战争，法国在美洲的大多数殖民地都输

    给了英国和西班牙。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人在距离英国人控制的领土

    很近的地方建造据点，与此同时，大量新的英国定居者涌入美洲，法国

    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开始加剧。1754年5月，由乔治·华盛顿率

    领的当地英国民兵因惧怕法国人或其美州原住民盟军最终采取军事行

    动，便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伏击了一个法国小营地，引发了法国

    和印第安战争。 [23] 法国当地军队进行了强烈的军事反击，导致华盛顿

    迅速投降。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当局意识到两国可能正处于美洲战争全面

    爆发的边缘，于是不久后便相互联系，讨论了这些边界冲突的潜在和平

    解决方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便从欧洲派遣了大批部队，为其自认为

    在北美的合法主张而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大约9年，直到法国签署《巴黎条约》投降后才结束。这样，法国就放弃了对包括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整个新法兰西以及大部分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领土权利。大不列颠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土地，而大不列颠的军事同盟西班牙则控制了西部的土地。法国最终通过参与美国独立战争重新夺回了西印度群岛的少量领土。

    在动荡的18世纪期间，法国拥有的最重要的殖民地是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各岛（海地）。可以说，圣多明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欧洲殖民地，向美洲、欧洲和亚洲供应了大量的糖和咖啡。在18世纪80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拥有大约800个独立的种植园，46.5万名奴隶。 [24] 令人惊讶的是，圣多明各岛和其他两个法属岛屿殖民地（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拥有的奴隶数量，与美国最初建国时13个州加在一起（约70万人）的差不多。每年成千上万的西非新奴隶被送到圣多明各岛，每年岛上又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出生。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圣多明各已成为非洲和加勒比裔奴隶、白人殖民者、在山上逃亡的自由生活的奴隶以及2.5万名有色自由人的熔炉。后者主要由法国奴隶主及其女奴的混血后裔所组成。他们通常受过教育，有些还从法国父亲那里继承了巨大的财富。

    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各居民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5] 对于白人种植园主来说，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逃脱法国政府的行政控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贸易时有更多的自治权。他们认为这是提高利润率、增强对奴隶和产品控制的可喜机会。相反，岛上的奴隶和自由的有色人种则阅读了革命性的《人权宣言》及“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主张，期望自己的自由和平等。 [26] 他们在新成立的法国大会上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看到了奴隶制的恐怖，并认为应该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几位既富有又自由的有色人种（如朱利安·莱蒙德和文森特·奥热）也从圣多明各前往巴黎，出席大会并代表岛上所有受歧视的人发言。返回圣多明各后，他们发现殖民地总督和种植园主不愿放弃免费的劳动力或拒绝赋予任何可能威胁其在岛上权力的人更多权利。圣多明各岛上有钱的白人少，而有色人种多（10∶1），二者不统一的意见直接导致了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海地革命。

    海地革命始于1791年8月，当时该岛北部省份的奴隶对白人种植园主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烧毁了数百个种植园，杀死了数千名白人殖民者，并没收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 [27] 在几个月内，超过10万名奴隶参与了起义，共控制了1/3的殖民地。当奴隶在北部起义时，有色人种开始向西部的白人种植园主发起进攻。为了安抚革命者、平息叛乱，法国（立法）大会在1792年赋予有色人种全部政治权利。尽管伸出了橄榄枝，但暴力在1793年进一步激化了。种植园主与英国建立了同盟，而奴隶则加入了入侵的西班牙人以迫使法国人撤离该岛。这使英国军队几乎控制了圣多明各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担心发生多方战争可能会使该岛完全丧失，法国当地行政官员单方面宣布结束圣多明各的奴隶制。结果，在才华横溢的军事将领（前奴隶）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带领下，许多新获释的奴隶转而结盟法国。在接下来的5年中，法国、英国、西班牙、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白人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流血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历史记录表明，英方的许多死亡都是由18世纪90年代西印度群岛发生的黄热病暴发造成的。实际上，有人估计在1793年至1798年，近70%的英国军队、约10万名士兵因黄热病而病倒。 [28] 由于慢性病的困扰以及与卢维杜尔军队的不断战斗，英国最终同意于1798年离开圣多明各。在这次胜利之后，卢维杜尔于1800年入侵并征服了西班牙控制的伊斯帕尼奥拉东部。尽管此时卢维杜尔获得了对该岛的政治控制，但他还需从法国处取得该岛的完全主权和完全独立。对卢维杜尔而言，不幸的是，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新统治者刚刚在法国上台，并渴望在美洲重新建立一个殖民帝国。

    1802年初，拿破仑向圣多明各派遣了约6万名士兵，以重获对该岛及利润丰厚的糖种植园的行政控制。 [29] 拿破仑不仅计划接管圣多明各的土地，还计划镇压叛乱并恢复奴隶制（他在其他西印度群岛上就是这样做的）。抵达圣多明各后，由拿破仑的妹夫查尔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率领的庞大的法国部队迅速接管了该岛上的大多数港口城市，并秘密逮捕了首领卢维杜尔，将其驱逐至欧洲（后来他在监狱死于结核病）。卢维杜尔的垮台使许多领导者放弃了反抗，与法国人联合。已经进行了11年之久的奴隶起义似乎已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那些长期作为自由人生活和战斗的人现在正面临再次被奴役的可能性。当圣多明各的居民看上去一团糟时，天气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挽救了他们，并改变了历史进程。

    1802年的初春，降雨急剧增加，伊蚊数量激增。 [30] 当年5月，该岛黄热病全面暴发。正如以前英国侵略者所遭遇的那样，由于法国人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黄热病，黄热病伤害了大量法国人。在接下来1年半的时间里，多达5万名法国士兵死于黄热病，使他们丧失了近80%的战斗力。勒克莱尔及其5名将军也在1802年至1803年这一流行病中丧生。 [31] 由于失去领袖、士兵生病和死亡，当地军队越来越强大、抵抗越来越激烈，大多数剩下的法国士兵开始在1803年秋季撤离该岛。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此后不久被卢维杜尔的继任者让-雅克·德萨林（Jean[1]Jacques Dessalines）击败，新的主权国家海地于1804年1月1日正式宣布独立。没有黄热病作为盟友，海地人民本可能会被压倒一切的法国军队击败，然后重返奴隶制。相反，他们成立了历史上唯一由奴隶起义建立起的新主权国家。

    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成功在美洲还产生了其他非常重要的长期影响。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拿破仑派兵到西印度群岛是为了实现对北美大陆的终极入侵。 [32] 1801年，法国秘密地从西班牙那里夺取了因法国[1]印第安战争丧失的全部路易斯安那州领土。拿破仑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的军队重获对新奥尔良和利润丰厚的密西西比河谷的控制，这两个地方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拿破仑在与他的一位国防部长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入侵圣多明各只是他恢复北美帝国这一真正目标的掩护。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国防部长，我的意图是以最快的速度占领路易斯安那，这一计划一定要高度保密，让其看起来像是针对圣多明各的。”[33]

    美国政府的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将拿破仑入侵西印度群岛和路易斯安那州视为对自己主权的威胁。根据拿破仑在欧洲的举动，有理由相信他最终会试图将自己的帝国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以外。对于他来说不幸的是，圣多明各空前的黄热病流行摧毁了其入侵北美的任何可能性。拿破仑需要该岛利润丰厚的糖种植园，以资助其计划中的后续步骤。没有那笔钱，就不可能入侵北美。拿破仑意识到他没有办法胜过、制服或压制黄热病，因此决定减少在美洲的损失。在1803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拿破仑同意以1500万美元的低价将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卖给美国。这样一来，美国的规模大约增加了1倍，而法国则永远退出了美洲。此后不久，托马斯·杰斐逊派遣梅里韦瑟·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进行探险，以探索这一新的西方领土。

    美国南部的瘟疫

    随着19世纪初期路易斯安那州领土的开放，发展中的南部城市与西

    印度群岛以及墨西哥湾和密西西比河沿岸港口的贸易显著增加了。尽管

    这种海上贸易对南部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但它却使居民反复遭受黄热

    病的侵袭。如前文所述，由于热带气候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到18

    世纪时黄热病已在整个西印度群岛流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经常载

    有感染黄热病的患者或带有病蚊的货物。结果，密西西比河沿岸、墨西

    哥湾沿岸和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暴发黄热病。与费城和纽

    约等北方城市零星地流行不同，美国南部地区持续温暖潮湿的气候为黄

    热病的流行提供了理想的温床。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新奥尔良，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几年中经历了12次黄热病流行。据称，1853年的

    黄热病流行感染了该市近40%的人口，并夺走了约7800人的生命。 [34]

    25年后，又一次重大黄热病流行席卷了新奥尔良，并逐渐沿汽船驶向密

    西西比河。1878年，下密西西比河谷的流行病使200多个城市的12万人

    患病，多达20000人丧生。 [35] 同样，在19世纪中叶，破坏性较小的黄热

    病流行也出现在了查尔斯顿、诺曼底、孟菲斯、萨凡纳、加尔维斯顿和

    南部许多其他城市。尽管与本书中讨论的斑疹伤寒、天花和其他疾病相比，这些黄热病流行的死亡率要低得多，但它们却引起了广泛恐慌，并对南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美国南部持续出现的黄热病最有趣的副产物之一就是它影响了社会对该地居民的态度。内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南部暴发了黄热病，而当时美国正在进行关于奴隶制的激烈辩论。与此同时，10年前废除了奴隶制的北部各州黄热病暴发则在持续下降，这使得许多废奴主义者得出结论，黄热病是上帝对南方及其邪恶居民进行惩罚的媒介。对他们来说，广泛传播的黄热病证明了奴隶制是错误的，南方的生活方式是更低等的。当时，在许多南部城市发现的纵情酒色和堕落则加剧了这种罪恶感。黄热病通常被归咎于酒吧、妓院、赌场和狂欢节庆祝活动。南方主教列奥尼达斯·波尔克（Leonidas Polk）在1853年写的祈祷文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的罪过正激起您对我们的愤怒和愤慨……并慈悲地赐予……这种父亲般的矫正可以教会我们……谨以此来铭记您的正义审判。”[36] 北方媒体越来越多地把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描绘成罪恶

    的污水池，充满了疾病、混乱和污秽。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也开始出现一

    些耸人听闻的文章和插图，描绘在黄热病中痛苦挣扎的人。这种报道的

    结果是，许多北部人以一种自视正义的愤慨和厌恶来看待这些南方的受害者。

    对于南方白人来说，黄热病的流行加强了他们既定的看法，即非洲

    奴隶比白人更适合在户外工作，因为他们死于这种疾病的概率似乎更

    低。就像1793年的费城疫情一样，当时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非裔对黄热病

    具有某种天然的抵抗力。尽管黄热病的相关数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但

    许多人仍然断言，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和暴露，非洲人天生就比其他种族

    更能耐受黄热病。 [37] 人们观察到非洲人通常对疟疾具有先天的抵抗

    力，而疟疾和黄热病都是在非洲出现的，因此推断他们对黄热病也一定

    具有抵抗力。这些想法使南方人有正当理由在黄热病频繁暴发的地区

    （也就是南部大部分地区）继续使用非洲奴隶。对于奴隶制拥护者来

    说，在户外工作对白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

    继续使用奴隶。因此，由于黄热病，奴隶制被认为是必要的制度。实际上，奴隶制和黄热病有着相反的关系。黄热病仅因奴隶贸易而存在于美洲。如果停止将奴隶非法进口到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地区的黄热病流行将大大减少。

    1853年和1878年的黄热病流行对南部城市的经济也造成了破坏性影

    响，彼时他们正试图将南部建设为商业中心。 [38] 在主要农业地区，劳

    动力的大量丧失和死亡导致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大量农产品和经济作

    物未经收割、出售或腐烂在地里。这造成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进一步加

    剧了已经耗尽的市政和州预算。在此期间，由于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负面

    评价越来越多，以及检疫对人们去被感染城市旅游的限制，南方的旅游

    业也出现了急剧下降。尽管检疫在减缓黄热病的传播方面有效果，对南

    方的贸易和商业却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许多城市迫使当地企业关闭，直

    到流行病消退；商人在将商品卖给未受灾地区时也常常会遇到很大困

    难。结果，检疫常常遭到本地企业及其忠实政客的强烈反对。当城市领

    导人需要团结一致，对抗“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城市灾难”时，他们之间

    却产生了不必要的派系紧张。没有人知道19世纪黄热病多次流行对南方造成的真实经济损失。但是，187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仅1878年流行病带来的损失就超过了2亿美元（折合到21世纪20年代，约为40亿美元）。鉴于南方经济在13年前就受到了内战的严重打击，对挣扎着进行重建和工业化的南方而言，这一代价更加惊人。

    这些流行病所带来的最重要的长期影响可能就是重新评估谁应该对

    人们的健康负责。到那时为止，所有有关卫生、检疫和公共卫生的决定

    都是由城市官员在地方一级做出的。州和联邦政府几乎无权制定或施行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对地方应对流行病的方式也没有监管。这使城

    市间有着较大差异，甚至同一城市的不同执政者间也会有较大差异。如

    果一个城市对疫情的应对不好，常常会使黄热病蔓延到附近的城镇，为

    该病在全国的流行创造更多机会。例如，在1878年的流行中，黄热病随

    着一艘来自古巴的船来到美国，船只停靠在新奥尔良，载着一名被感染

    的船员。 [39] 该病迅速蔓延到城市中的其他人群，并在夏季全面暴发。

    尽管市政府采取了检疫措施，但仍有数千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实际筛查前

    就逃到了周围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不幸的是，几名被感染者登上了前往

    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拖船，并把疾病传播到了那里。从那里，它又到

    了孟菲斯（另一条船上），并最终通过铁路和内河运输传播到了整个南

    方的200多个城市。一些城市设置了武装路障，以阻止病区的人进入他们的城镇，而其他城市则摧毁了铁路线或阻止船只停靠在其港口。最后，事实证明，这种局部措施极为无效，疾病可以随风传播。更糟的是，很多市政领导人在疾病控制的紧要关头都逃离了城市。这使任何形式的卫生或检疫措施都不可能得到执行。

    在19世纪中叶，由于城市无法有效预防或管理黄热病（和霍乱），许多地区、州和联邦卫生局便诞生了。这些委员会独立于当地企业的利益，负责收集和传播当地疫情相关数据，决定适当的检疫措施。它们还试图阻止城市掩盖黄热病的存在（以免损害其自身的商业利益），并迫使当地的卫生机构相互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委员会便是成立于1879年的国家卫生局，它是在1878年灾难后公众呼吁下成立的。 [40] 在谈到需要建立起一个负责监督公共卫生的联邦委员会时，一位议员说，“过去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商业性海港城镇会采用或遵守影响其商业利益的检疫规定”。 [41] 当时的海军医院服务部部长约翰·伍德沃思（John Woodworth）补充道，“应将黄热病视作威胁生命、摧毁工商业的敌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像美国这样因黄热病而产生如此灾难性的损失”。 [42]

    经过对细节的仔细推敲后，美国国会于1879年3月3日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成立了一个由军事和平民专家组成的全国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建议当地的卫生委员会，调查公共卫生问题，向经历公共卫生危机的地区分配资金，规范检疫程序。人们希望该委员会能发现1878年流行病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加以纠正以防止未来流行病的暴发。尽管美国国家卫生局仅获得了4年的资助，也从未完全实现其所有目标，但它确实在全国范围内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从而减少了霍乱和伤寒的暴发。[43] 它还创造了一种模式，后来被更永久性的机构所沿用，如美国公共卫生署。国家卫生局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它代表着美国迈出了第一步，在内战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开始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分散的城市或州与流行病做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热病使美国团结一致面对同一个敌人，使美国人认识到个体的健康与全人群的健康息息相关。

    确定传播媒介

    19世纪控制黄热病的最主要障碍是不知道其传播途径。当时，大多

    数医生和卫生官员都认为疾病是由不良的卫生条件和由此产生的毒气所

    传播的。由于黄热病、疟疾和登革热等蚊媒疾病相对不受环境污秽的影

    响，卫生委员会通过改善卫生条件来预防或限制YFV传播的努力几乎没

    有效果。因此，在1878年大流行之后，黄热病依旧在美国南部、拉丁美

    洲、加勒比海地区和西非的许多地区泛滥。但是，由于19世纪末微生物

    学方法的改善以及美国卷入了一场被黄热病所阻碍的战争，科学家和政

    界人士重新推动了对黄热病的研究，以明确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

    在此期间，黄热病的研究中心是加勒比海的古巴岛，该岛距离美国

    仅90英里，是美国糖、烟草、咖啡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主要供应地之

    一。19世纪，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两国的经济繁荣

    相互依存。 [44] 在19世纪90年代，古巴90%的出口都运到了美国，大约

    38%的进口来自美国。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美国资本投资到了古巴，用

    于购买那里失败的矿山和制糖厂并使之现代化，美国工人也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涌入古巴。尽管这似乎是理想的商业伙伴关系，但由于古巴在

    19世纪仍处于西班牙帝国的政治控制之下，情况变得复杂。西班牙有权

    更改贸易法，征收关税并控制其他国家在古巴开展业务的方式。所以，

    美国人总是不得不像走钢丝一样，一边要让西班牙政客满意，另一边要与被西班牙征服的古巴人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

    美国、古巴和西班牙之间微妙的关系在1895年变得十分紧张，当时

    古巴叛军正在为争取独立而对西班牙政府发动攻击。 [45] 最开始，美国

    担心古巴起义成功可能会为其他没那么友好的欧洲国家铺路，因此美国

    政府最初拒绝援助叛乱分子，甚至使用海军来阻止向该岛非法运送物资

    和武器。但是，随着反叛活动的加剧以及美国媒体对西班牙在古巴暴行

    的不间断报道，美国公众的情绪开始转向支持革命者。许多美国人，包

    括那些商业利益被持续暴力所影响的人，开始敦促美国政府在冲突不能

    迅速解决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到1898年初，居住在古巴变得越来越

    危险。尽管此时叛军已完全控制了该岛并建立了自治政府，但留在该岛

    的西班牙拥护者仍在继续煽动暴乱、破坏财产。居住在哈瓦那的美国总

    领事看到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便向华盛顿表示美国公民的生命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这促使美国政府于1898年1月向哈瓦那派出一艘缅因号战舰，以保护其在政局不稳定岛屿上的利益。到达古巴仅3周后，停靠在哈瓦那港口的缅因号就被爆炸击中了，船只沉没，死了268人。尽管美国人不知道爆炸的原因或主导者，但他们仍将其视为军事攻击，并要求报复。

    呼喊着对西班牙开战的最大声音来自两个著名的纽约出版商，他们认为西班牙是缅因号沉没的罪魁祸首。在缅因号事件之前的几年，《纽约世界报》的老板约瑟夫·普利策和《纽约新闻报》的老板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就开始发表耸人听闻的，甚至是虚构的西班牙残忍压迫古巴人民的故事。 [46] 这样的宣传和夸张的报道成功激怒了美国公众，并增加了其对日益荒诞的新闻报道的需求。缅因号的沉没为普利策和赫斯特提供了扩充读者群的绝妙机会。他们制作了虚假的插图，虚构地描写了奸诈的西班牙人如何在缅因号上放置地雷、发射鱼雷。他们发表了诸如“记住缅因州！西班牙下地狱！”之类的口号，甚至悬赏5万美元捉拿西班牙凶手。他们的假故事非常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些在爆炸中的幸存者和看着船只沉入哈瓦那港口的人都相信西班牙人确实对此负有责任。尽管没有绝对的证据（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但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迫于公共压力和政治压力，于1898年4月20日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从古巴撤离。西班牙人拒绝了，这促使美国开始对古巴进行全面的海上封锁，并向西班牙正式宣战。

    美西战争持续了3个月后，美军战死不到400人。 [47] 强大的海军攻击与27万多名地面部队的结合使美军控制了西班牙的众多领土，包括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有人称其为“精彩的迷你战争”，这几乎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完美展现，以小牺牲获得了大收益。但是，随着战争在7月下旬开始缓和，黄热病、疟疾和伤寒的暴发对驻古巴的美军主力造成重大打击。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成千上万的士兵患病并丧失了行动能力，近2000名士兵死亡。西奥多·罗斯福中校在给美国国防部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恐惧，他担心：“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将极有可能发生可怕的灾难。这里的外科医生估计，如果我们在疾病流行季节继续待在这里，那么将会有超过一半的士兵死亡。”[48] 军事领导听取了这些警告，于1898年8月初开始从古巴大规模撤军。但是，为了维持秩序并使古巴政权平稳过渡，需要留下5万名美军无限期驻扎在容易发生黄热病的岛屿上，因此美国政府决定采取积极措施以防止潜在灾难。他们组建了由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领导的4名微生物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并将其送到古巴，专门研究黄热病的病因和传播方式。

    里德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卡洛尔（James Carroll）在被派往古巴之前，一直在努力验证意大利科学家朱塞佩·萨纳雷利（Giuseppe Sanarelli）最新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声称发现了黄热病的病因——一种名为类黄疽杆菌的细菌，据说其通过呼吸道分泌物传播。通过严格的测试，里德他们积累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萨纳雷利发现的细菌并不是黄热病的病因，而是猪瘟随机感染了他的一些测试患者。尽管萨纳雷利试图抹黑他们的报告，但里德和卡洛尔很快得到了另一名医生阿里斯蒂德斯·阿格拉蒙特（Aristides Agramonte）的实验支持，他也没有检测到类黄疽杆菌和黄热病之间的关系。 [49]

    在驳斥了萨纳雷利的发现后，由里德、卡洛尔、阿格拉蒙特和年轻医师杰西·拉泽尔（Jesse Lazear）组成的黄热病委员会前往古巴与当地一位名叫卡洛斯·芬莱（Carlos Finlay）的流行病学家会面，后者自1879年以来一直在该岛上研究黄热病。 [50] 在1878年密西西比河流域黄热病大流行之后，芬莱便与美国科学团队紧密合作，并对该病的发病机理发表了重要见解。他在显微镜下检查了感染者的组织样本，发现黄热病似乎针对的是血管的组成细胞（称为血管内皮），而非红细胞本身。据此，他推断：“要染上黄热病，必须从黄热病患者的血管中挑出传染性的物质，然后将其放在被感染者的血管内部。蚊子恰恰可以通过叮咬完美地满足这一条件。”[51] 在沃尔特·里德的黄热病委员会抵达古巴的19年前，芬莱就在1881年8月14日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发表了这一观点。在同一演讲中，芬莱还描述了一个实验，在该实验中，他让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当时被称为“库蚊”）吸食黄热病患者的血液，然后再将这些蚊子放在刚抵达古巴的5个人的皮肤上，这些人以前从未接触过黄热病。被这些病蚊叮咬的5个人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黄热病。尽管这些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芬莱的蚊子传播理论，但古巴和美国科学界的许多人士都认为他是错的。实际上，即使他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成功地在99人身上复制了相同的接种实验，人们（包括里德）仍然不信服芬莱的方法和数据。 [52]

    1900年，当里德的团队抵达古巴后，他们急切地想与芬莱见面讨论他的实验成果。芬莱也很愿意分享，允许黄热病委员会阅读他的全部笔记，并向他们展示实验是如何进行的，甚至向他们提供了被感染蚊子的样本。获取这些材料后，里德让杰西·拉泽尔负责核实芬莱的研究结果，而自己去了华盛顿特区。

    拉泽尔在接下来几个月中进行的实验为蚊子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拉泽尔使用了芬莱的方法培养和接种蚊子，设计了实验来测试蚊子

    是否可以传播黄热病，如果可以传播，其传播是否取决于感染者的严重

    程度或蚊子在叮咬下一个人之前病原孵化时间的长短。詹姆斯·卡洛尔

    不支持蚊子理论，他同意成为拉泽尔实验最初的研究对象之一。 [53] 在

    被12天前叮咬过严重黄热病患者血液的蚊子叮咬后，卡洛尔出现了黄热

    病症状，差点儿死于黄热病。还有一部分受试者则是被叮咬过黄热病轻

    症患者的蚊子叮咬，或被12天内吸食过患者血液的蚊子叮咬。这些人均

    未出现黄热病。因此，看来黄热病病原必须在蚊子体内至少孵化12天，

    这样才能在进入第二个宿主时有效致病。这是芬莱早期实验缺失的一个

    重要因素，导致他经常得出令人困惑和矛盾的结果。在得知自己没有从

    任何其他来源感染黄热病后，卡洛尔庆祝道，他是“第一个证实了蚊子传播黄热病的人”。 [54] 不幸的是，这些结果带来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拉泽尔在实验过程中也被蚊子叮咬，并在1900年9月26日不幸死于黄热病。拉泽尔的去世是黄热病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转折点。里德于10月回到

    古巴，做出承诺，致力于进一步推动拉泽尔的研究并建立起更好的实验

    方案。 [55] 里德成为蚊子理论的信徒，他决定在哈瓦那郊外的营地里设

    立严密的对照实验，检验黄热病到底是由蚊子还是被污染的物品和污物

    传播的。这个营地被命名为拉泽尔，以表纪念。里德在营地里建造了两

    座不同的建筑。一座建筑内含有被黄热病死亡患者的血液和呕吐物所污

    染的各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但是，这里完全没有蚊子。另一座建筑干净

    整洁，没有任何可能被黄热病污染的物体；但是，它被网密封住了，里

    面存在吸食过黄热病死者的蚊子。志愿者被安置在两个建筑物中，被要求在那里睡20个晚上。在这些天内，两组志愿者各自被隔离在附近的帐篷内，以控制其在实验过程中所接触的东西。

    这项为期3周的研究结果令人信服且清晰。 [56]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所有肮脏建筑物中的人都保持了完全健康的状态，而干净环境中3/4接

    触了病蚊的人都感染了黄热病。随后的实验还表明，如果在黄热病患者

    感染后3天内取其血液，直接注射到健康志愿者的体内，也无法传播疾

    病。这表明黄热病病原不会在自然界中直接发生人与人的传播。综上所

    述，如此严谨的结果最终推翻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黄热病是通过接触受

    污染的物体或瘴气而被感染的理论。这样做还解释了为什么改善古巴和

    美洲南部环境卫生所做的努力对黄热病的传播影响很小。此外，这些结果还验证了芬莱及其20年的潜心研究，并最终证明了伊蚊在黄热病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发现有着巨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首先，知道黄热病的传播方式最终使公共卫生官员有了制止未来疾病流行的抓手。例如，古巴首席卫生官威廉·高加斯（William Gorgas）立即着手消除该岛的蚊媒。如第四章（疟疾）所述，高加斯采用了多种灭蚊方法，包括给湖面上油、清空蓄水池、熏蒸房屋以及为居民提供蚊帐。事实证明，这种干预非常成功，古巴在大约1年内便根除了黄热病。随后巴拿马运河区也采取了类似的灭蚊措施消除黄热病，拉丁美洲和美国也采用了此类办法降低黄热病发病率。在里德研究结果发表后的短短5年内，黄热病就从世界上许多地方消失了。

    里德的实验还因其创新设计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向志愿者提供书

    面知情同意的第一批科学家之一，知情同意概述了参与研究的潜在风

    险。 [57] 之前的实验通常不让志愿者知道他们要面临什么，而里德则完

    全披露了关于黄热病实验的危险信息。他拒绝强迫或诱骗弱势群体参

    加，并为志愿者提供了非常慷慨的补偿。他的伦理性与同时代的大多数

    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常常将儿童、囚犯和穷人作为可有可无的、

    不知情的受试对象。例如，在塔斯克吉（Tuskegee）梅毒实验中，研究

    人员故意让贫穷、目不识丁的非裔美国佃农感染了梅毒，并任由他们病

    了近40年（1932～1972年），以研究该病的进展。这些人从未被告知患

    有梅毒，即使盘尼西林已被证实可有效治疗梅毒，也从没有人给过他们

    治疗。讽刺的是，这些可怕的长期实验的补偿是免费医疗、一些食物和

    丧葬保险。这种对少数民族和穷人的残酷剥削凸显了美国的医学实验方

    式亟须大规模变革。值得庆幸的是，塔斯克吉研究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建

    立了人类受试者保护国家委员会，并制定了联邦法规，要求所有对人类

    进行的实验都必须取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令人遗憾的是，医学界未能

    早些效仿沃尔特·里德。沃尔特·里德自发建立了伦理规范，整整80年

    后，法律上才强制要求知情同意。

    确定蚊子为黄热病的传播媒介后，里德和卡洛尔便将注意力转移到

    寻找致病的病原体上。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黄热病是由细菌或寄生

    虫引起的，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将病毒和人类疾病联系在一起。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他们获取了含有黄热病病原体的患者样本，并使用

    陶瓷过滤器过滤掉细菌和较大的颗粒。然后，他们将通过过滤器的液体

    注入健康志愿者体内。令他们惊讶的是，所有接受注射的人最终都患上

    了黄热病。这表明，引起黄热病的物质必须足够小，才能穿过过滤器的

    孔隙。当时已知的、唯一具有此特征的传染源就是病毒。里德和卡洛尔

    随后在1901年进行的实验证实了黄热病是由病毒导致的，这是人类疾病

    史首次发现的由病毒引起的疾病。 [58] 这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发现，因为

    这是原理验证，也就是说，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由于里德的开拓性工

    作，科学家开始研究其他人类疾病是否也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在接下

    来的10年中，病毒研究激增。麻疹、流感、狂犬病和天花等疾病长期以来一直是医学界的谜，现在也被证实是由病毒引起的。当科学家针对这些疾病研发有效的疫苗和方法时，这项研究成果更显意义重大。

    寻找疫苗

    在发现黄热病传播媒介和病毒之后的几年中，公共卫生官员主要通

    过控制蚊子数量来预防传染病。最初的几年，这项举措非常成功，由国

    际专家组成的黄热病委员会于1915年召开了会议，讨论从地球上消灭这

    种疾病的可能性。该委员会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由高加斯主持，系

    统性地进入了南美和非洲流行地区，采用了与古巴、巴拿马和美国相同

    的有效灭蚊方法。虽然此方法在某些地区效果良好，但另一些地方即使

    采取了严厉的伊蚊控制措施，仍然间歇性暴发黄热病。这困惑科学家很

    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发现YFV还可以感染猴子，并通

    过不同蚊子在猴子之间传播。因此，在城市所进行的伊蚊生命周期破坏

    策略，对丛林深处的猴子和蚊子自然作用不大。结果，黄热病流行的风

    险仍然存在，因为人和猴子的居住地极为接近，不可能阻止病毒在二者

    之间随机转移。由于无法从环境中完全消除YFV，科学家开始研究下一

    个最佳的替代方案——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给流行病地区的人们接种。

    在20世纪20年代，生产病毒疫苗的标准方法通常是用热或化学方法

    破坏纯化病毒，或使病毒在某些非宿主生物的组织中生长而使其弱化。

    将被破坏的病毒注入人体内，是完全安全的，因为病原体不可能复活，

    引起疾病。但是，这种灭活疫苗通常会诱发相对较差的免疫反应，因为

    接种者的免疫系统仅接触有限数量的病毒碎片，而不能天然、完整地复

    制病毒。相反，用被称为减毒活疫苗的活病毒，虽具有弱毒性，却可诱

    发更好的长期免疫，不过这样做对接种者的风险更大。如果病毒发生了

    某种类型的突变，恢复了活力，或者疫苗接种者的免疫功能较弱，那么减毒活疫苗就可能引起实际的感染。

    生产YFV疫苗的早期尝试包括用福尔马林处理病毒感染的肝组织，以灭活（“杀死”）病毒。不幸的是，这种疫苗未能引起任何类型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因此，科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减毒活疫苗的生产上。YFV减毒最初困难重重，因为它无法在人类宿主（或蚊媒）以外成功生长。如上所述，当发现该病毒可以在野生和实验室饲养的猕猴（如恒河猴）中传播时，研究取得了突破。这使科学家们第一次将YFV研究从危险的医疗诊所中撤出，并转移到更好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YFV在恒河猴中的复制非常成功。但是，其产生的病毒颗粒毒性并没有被充分减弱，无法用于任何类型的疫苗。这促使科学家开始寻找其他能繁殖病毒的非宿主组织来培养病毒。

    1930年，年轻的科学家马克斯·泰勒（Max Theiler）发现YFV可以

    在小鼠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中复制。 [59] 在被允许病毒进行多代复制

    后，泰勒发现从小鼠脑组织中提取出的病毒，在猴子和人类肝脏中致病

    的能力被极大削弱了。换句话说，在小鼠脑组织中生长的YFV似乎是经

    过选择的病毒突变，这种病毒失去了破坏肝脏和血管内皮细胞的能力。

    此外，将这种减毒的YFV注入新宿主中可以为他们提供长期保护，使其

    免受全毒YFV的感染。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泰勒看起来成功研发出安

    全有效的YFV疫苗，但他在动物试验阶段发现了新的并发症。小鼠脑中

    持续生长的病毒是随机产出的新YFV变体，这些变体表现出了对神经组

    织的偏爱。 [60] 结果，当向恒河猴注射减毒疫苗时，随着病毒扩散到大

    脑并在脑中复制，许多猴子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当然，这是整

    个成果的灾难性打击。能预防一种疾病但会引起另一种疾病的疫苗显然并非泰勒所希望的。

    正是在疫苗研发的这个阶段，两个独立的研究团队出现在了大西洋

    的两侧。一个由纽约洛克菲勒学院的威尔伯·索耶和马克斯·泰勒领导，

    另一个由在巴黎巴斯德学院工作的安德鲁·沃森·塞勒兹和让·莱格瑞特领

    导。泰勒的团队继续研究在小鼠大脑中产生的疫苗，发现将其与YFV自

    然康复者的少量抗体共同注射时，可大大降低其扩散到受体神经系统的

    可能。 [61] 虽然这样做可以使接种者产生YFV免疫，但这并不理想，因

    为每次注射疫苗时都必须将一个人的血液衍生物直接注入另一个人体

    内。这样做非常昂贵，而且一旦抗体血清碰巧被其他东西感染了，还会

    有潜在的危险。不幸的是，这种危险在1942年才被意识到，当时有多达

    50000名接受血清疫苗注射的美国陆军新兵染上了黄疸。对疫苗接种方

    案和试剂的分析表明，疫苗本身与这种广泛传播的肝病无关。 [62] 相

    反，他们发现与疫苗一起注射的人血清（以使疫苗更安全）偶然被另一

    种病原性病毒——乙型肝炎病毒（HBV）污染了。这个巨大的错误使洛克菲勒小组重新评估了将人血清纳入疫苗接种方案的做法。

    同期，法国团队也经历着自己的困难。尽管他们的疫苗也来自受感

    染的老鼠大脑，但他们选择不使用人血清。相反，他们接受了神经疾病

    增加的风险，并试图降燥、与蛋黄或油混合或通过划痕而不是注射接种

    来进一步减轻毒性。将其划入皮肤已被证明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疫苗的

    嗜神经性，但并未完全消除这种风险。

    两种疫苗的早期工作都表明，它们都不是足够安全的、价格合理的

    长期YFV疫苗。人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疫苗的嗜神经性和对人血

    清的依赖性。马克斯·泰勒孜孜不倦的工作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在确定

    YFV也可以在鸡胚组织中繁殖后，泰勒开始在缺乏中枢神经系统的鸡胚

    胎组织中培养小鼠脑源性疫苗株。原因是他希望疫苗菌株在没有神经组

    织的情况下复制时能发生突变，从而失去其嗜神经性。泰勒继续感染鸡

    胚组织，测试从中产生的YFV的嗜神经性，如果测试失败，则继续将其

    注射到新鲜的鸡胚组织中。在重复此过程超过100次之后，泰勒终于取

    得了他一直期待的突破。从鸡胚组织中出现了一种名为17D的特殊毒

    株，将其注入活体动物时，无法感染中枢神经系统。 [63] 17D菌株在造

    成肝损害和上皮组织损害方面也处于减毒状态，当给受体动物和人类注

    射时，它能引发巨大的免疫反应。简而言之，泰勒成功地创建了一种真正安全有效的疫苗菌株，无须人血清即可廉价地进行给药。其他科学家对他的17D菌株进行了测试，结果相似。很快，全世界所有的YFV疫苗都使用了17D菌株。

    泰勒用于生产YFV疫苗的充满创新性和革命性的方法使他在1951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是唯一一次因疫苗开发而颁授诺贝尔奖。 [64] 泰勒为疫苗设计设定了基准，以往粗糙的减毒技术被证实不充分且低效。后来，他的方法被研究人员大量模仿，由此开发出历史上重要的一些病毒疫苗，包括脊髓灰质炎、麻疹、HBV和流感疫苗。此外，他的17D疫苗还为公共卫生官员提供了抵抗未来黄热病疫情的强大武器。连同防蚊措施，1937年YFV疫苗的发展标志着黄热病恐怖笼罩的非正式终结。它不再拥有使城市瘫痪或使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的力量。人类最终破解了这种疾病，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控制。尽管黄热病每年仍然致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它像过去那样造成全球性混乱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

    第八章 霍乱

    高山、沙漠、海洋、逆风，任何障碍都无法阻碍它的侵袭。不分阶层、男女、年龄、强弱，所有人都可能受到攻击。即便那些曾经被它拜访过的人，也不总能幸免。然而，与在阳光下恐惧的富人和权贵相比，那些已被生活中各种不幸所压垮的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乔治·伍德（George Wood）博士，在观察到1832年霍乱流行所带来的恐怖后撰写 [1]

    19世纪对霍乱（Cholera）最常见的图形描述之一便是：死亡天使从大洋彼岸来到一座城市，用镰刀大肆屠杀受到惊吓的受害者。这令人想起14世纪黑死病期间所创作的画作，这些画面完美地描绘了当霍乱再次从海上登陆的消息传出后，城市中弥漫着的无处不在的恐惧和无助。不幸的是，这种感觉在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依旧常见，当时全球的7次霍乱大流行共夺走了5000多万人的生命。尽管目前霍乱可以防治，但每年仍有多达400万人感染霍乱，并有10万余人因此死亡。

    一旦食用了被霍乱细菌污染的食物或水，患者便会经历突发而持续

    的水样腹泻，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造成危险的体液流失和电解质流

    失。严重情况下（2%～5%的情况），患者每小时可能会流失1升以上的

    体液。患者腹泻的程度相当严重，以至于许多诊所会把病人放在特殊

    的“霍乱床”上，床上挖一个洞，下面摆一个桶，用来收集几乎连续不断

    流下的液体。随之而来的脱水会导致严重的肌肉痉挛、心律不齐、昏

    睡，甚至血容量和血压下降。除此之外，霍乱患者通常会伴有眼睛塌

    陷、发暗，皮肤干瘪、发青的症状。如果此时不及时进行静脉输液和电

    解质补充治疗，患者会进入休克状态，30%～50%的患者会进而产生昏

    迷，甚至死亡。令人惊讶的是，上述所有临床症状可能在一天内全部发

    生。一个人可能在上午才抱怨有轻微的腹部不适，到了晚上便去世了。

    事实上，霍乱作为与埃博拉和坏死性筋膜炎齐名的流行病，是微生物界中最快的杀手之一。

    霍乱是由一种名为霍乱弧菌的逗号状小细菌感染所引起的。在卫生

    条件差的地区，细菌可自发地在温暖水体中生长和复制。它们既可以在

    水中独立生长，也可以寄居在浮游动物这种小型甲壳类生物中。由于一

    些水生动物（如牡蛎）以浮游动物为食，在人类食用的某些食物中也可

    能聚集高浓度的霍乱弧菌。正常情况下，特定水源中的霍乱弧菌会被噬

    菌体病毒杀死而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些噬菌体可以靶向杀死霍乱弧菌

    （回顾一下，病毒可以感染所有形式的生命，包括细菌）。然而当雨量

    过大时，这些能杀死霍乱弧菌的噬菌体会被稀释，无法有效地杀灭细

    菌。此时，水中细菌的数量会急剧增加，使在此饮水、洗东西或者游泳

    的人更容易被感染。由于霍乱弧菌在外结构方面没有很好的保护层，所

    以只有个体摄入约1亿个细菌细胞时，才能确保有足够的细胞通过恶劣的胃酸环境，而只有那些进入并附着到肠道组织上的细菌才能开始复制。

    有趣的是，由于肠道中的霍乱弧菌自身没有太大的侵袭性，也不会

    引发任何类型的炎症，其本身对宿主身体的伤害很小。而霍乱弧菌之所

    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人体病原体，是由于它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毒素，破

    坏宿主肠道细胞的正常功能。这种毒素，恰如其分地被称为霍乱毒素

    （CT），可附着在宿主细胞表面并进入细胞内。一旦进入细胞内，毒

    素就会引发一系列酶激活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细胞外膜蛋白质通道的打开。特别是，这种毒素可迫使一个叫作CFTR的通道打开并释放大量的氯离子（CI-）到肠道的主要部分。而当氯离子被运输到细胞外时，钠（Na+）离子和水也会随它一起流失。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水和离子（电解质）在肠道内积聚，再被排出体外。随着霍乱弧菌持续产生霍乱毒素，更多的CFTR通道被打开，带来更多的体液流失。如果感染者是在一个没有适当卫生设施的地区发生了这些症状，那么其腹泻物所释放的数十亿个细菌就会污染一个新的水源，整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

    与本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病原体不同，霍乱引起的疾病通常被称为“共源性流行病”，即病原体是通过某个共有的环境源（如湖泊或水井）而传播的，而不是在宿主之间直接传播。在共源性流行病中，暴露于同一污染源的大量个体可能同时被意外感染。例如，如果有一口供1000人饮水的井被霍乱弧菌污染了，那么之后的每个饮水者都可能同时出现病症。与宿主间传播的流行病不同，宿主间的流行病通常会随着传染媒介在人群中逐渐传播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共同来源的流行病似

    乎突然出现，甚至在卫生官员还没有时间做出应对之前就夺走数千人的

    生命。由于传播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的，隔离和改善个人卫生

    的尝试通常收效甚微。真正能阻止共源性流行病的唯一方法就是确定污

    染源，去除污染物或阻止人类接触。通过维持水源清洁和实施符合标准的食品安全措施，可以完全防止“共源性流行病”。

    在尝试控制霍乱和其他水源性疾病（如伤寒和痢疾）时出现的核心问题是，感染共源性流行病的人可以去往遥远的地方，并污染当地的水源。其结果就是，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污染区分布在数百英里之外，而非仅仅处理一个单一污染区即可。例如，如果一个人从一个城市的河流中感染了霍乱，那么当他返程时，不断的腹泻可能会导致他途经的其他10个城市都感染这种细菌。正如你将在本章中看到的，在过去200年中，这种传播方式足以让霍乱成为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流行病。

    七次霍乱大流行的起源和概述

    “霍乱”一词来源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用希腊语“胆汁”（chole）来描述一些不同的散发性腹泻。 [2] 鉴于他对这些疾病的临床描述有些模糊，很可能希波克拉底本人并没有亲眼看见过霍乱流行。同样，在盖伦或其他任何古代欧洲医学史学家的著作中，也没有对霍乱的明确描述，这表明要么当时霍乱没有在欧洲出现，要么没有造成严重的疫情。

    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霍乱弧菌最初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人体的，但大多数流行病学家认为，霍乱弧菌至少在几千年前就在印度次大陆的某个地方出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一些印度教寺庙中所发现的古代巨石上的碑文。例如，印度西部的一座神殿中有一块巨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嘴唇发青，脸色憔悴，眼睛塌陷，胃部凹陷，四肢收缩和萎缩，仿佛被火烧过一样，这一切都是大病的征兆，源于牧师的诅咒，他要杀死勇敢的人。”[3] 尽管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在描写其他的疾病，但与伤寒或痢疾等其他腹泻相比，皮肤发青、眼睛塌陷、肌肉萎缩等症状更像霍乱的症状。同样，在医学文献尚未提到霍乱之前，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神龛里，人们就已经朝拜一位专门治疗霍乱的印度教女神（Oladevi）长达数百年了。 [4] 这一点，再加上前6次霍乱大流行都是在印度/孟加拉国的恒河三角洲附近开始的，都强烈表明霍乱弧菌曾在一段时间内是该地温暖水域的地区性疾病。

    关于霍乱的第一次明确书面记载出现在16世纪中叶，当时葡萄牙历史学家加斯帕·科雷亚（Gaspar Correia）记录了1503年和1543年在加尔各答暴发的霍乱。在他1556年《印度传说》（Lendas da India ）一书中，科雷亚生动描述了霍乱所引起的许多可怕的病理表现，并将这种致命疾病描述为“腹部持续疼痛，没有人能撑过8个小时”。 [5] 在接下来的250年里，许多来到印度的其他欧洲探险家都描述了在此期间暴发的另外62次霍乱。医学史学家对这些记录进行了研究，根据疾病在印度的传播范围，将其中10种归为疫情。尽管清楚地认识到印度的地方性霍乱是一颗定时炸弹，但从16世纪到18世纪，没有任何统治印度的欧洲殖民者试图努力控制或研究这种疾病。于是，霍乱牢牢地盘踞在恒河的温暖水域中，等待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把它带到印度以外的地方。

    第一次真正的霍乱大流行始于1817年，即发生在每隔几年于恒河举

    办的印度大壶节之后。 [6] 为了能在恒河的神圣水域中沐浴并祈求庇护，

    在此期间，数百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印度教徒都去那里朝圣。由于前一

    年的反常天气（1816年被称为“无夏之年”），印度在1817年遭遇了特别

    多雨的季风季节。就在节日开始的时候，恒河的细菌数量大幅增加。9

    月，朝圣者中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霍乱感染，紧接着细菌又随患者长途

    跋涉到了他们各自的家园。不久后，霍乱就在整个印度次大陆蔓延开

    来，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和许多生活在他们中间的英国殖民者都因此失去

    了生命。然而，不同于以往小规模暴发和流行，这次疫情并没有止于印

    度境内。相反，因运送货物和军用物资，英国人把细菌带到了亚洲和中东的殖民地。于是，霍乱首次出现在曼谷、马尼拉和巴格达这样的城市，并到处肆虐。在之后的几年里，它一直在全球传播，西至非洲海岸（桑给巴尔岛），北至俄罗斯，东至日本。这种不受限制的传播一直持续到1824年冬天，大部分生活在亚洲水源中的霍乱弧菌因当时异常寒冷的天气而死亡。至此，长达7年的疫情终于结束，但其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恶劣的卫生条件、宗教朝圣和殖民主义等致命因素的结合，使霍乱从一种地方性疾病变成了全球威胁。这是霍乱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走向全球，但不幸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第二次霍乱大流行发生在5年后（1829年），并且持续了约20年。[7] 和第一次暴发一样，它依旧起源于印度的恒河三角洲，并通过殖民贸易路线迅速传播到亚洲各城市。到19世纪30年代初，霍乱由俄罗斯传入

    东欧，随后第一次传播到西欧。许多欧洲大城市，如伦敦和巴黎，因其

    当时普遍拥挤的环境和糟糕的卫生条件，所受打击尤为严重。1832年6

    月，一些在英国被感染的患者乘船前往美洲，将霍乱带到纽约，并从那

    里又将病菌传播到了费城、波士顿、新奥尔良和墨西哥。在亚洲，在许

    多印度教节日、穆斯林麦加朝圣和麦地那朝圣期间，霍乱病菌又被传播

    到了城市外。有人推测，在1831年的麦加朝圣期间，有多达3万人死于

    霍乱，同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朝圣期间死亡。由于受感染的朝圣

    者众多，霍乱又传播到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北非。待这场霍乱大

    流行最终平息时，已有数十万人被夺走了生命。这场霍乱大流行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只有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才能与之匹敌。

    随后的第三次（1852～1860年）、第四次（1863～1875年）、第五

    次（1881～1896年）和第六次（1899～1923年）霍乱大流行皆始于恒

    河，其传播方式也与第二次大暴发类似。然而，就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而言，每次都略有不同。例如，第三次大暴发对俄国的打击要比亚洲其

    他地方更为严重，造成约100万人死亡，而第四次大流行则在非洲造成

    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有趣的是，卫生条件的改善帮助消除了城市供水

    中的霍乱弧菌，第四次大流行也是霍乱最后一次在西欧或美洲造成重大

    影响（请参阅本章后面的内容）。第六次大流行主要发生在亚洲，造成

    印度1000万人死亡及俄国50万人死亡。这些统计数据清楚表明了为什么霍乱被视为19世纪最流行、最令人恐惧的微生物杀手。

    最近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始于1961年的印度尼西亚。这是霍乱大流行首次在恒河三角洲以外的地区暴发，同时也是首次死亡率较低的一次疫情。卫生设施的重大改善，抗生素、口服补液疗法的使用，以及毒性较小的菌株（如埃尔托型，El Tor）的出现，都有助于控制霍乱对人类的影响。然而，每当自然灾害或战争之后，只要卫生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霍乱就会再次出现并造成严重破坏。

    社会动荡的根源

    19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新的社会阶

    级。第一个便是中产阶级，主要由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

    师）、店主、工厂主、经理和小地主组成。这些人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

    的经济繁荣而获得了巨额财富和政治影响力。除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之

    外，这些新获得的财富还使他们能够搬离日益危险和拥挤的城市，从而

    改善生活质量。居住在郊区庄园有助于中产阶级远离大多数流行病，并

    使他们能在当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更优质的学校、医院和休闲活动场所。因此，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他们享有了比以往更长寿、更幸福的生活。

    与中产阶级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寻求工作而

    移民到城市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务工人员，他们遭受了现代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贫困和痛苦。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要求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长

    时间工作，却几乎没有报酬。城市中工作的穷人几乎挣不到足够的钱养

    活自己，他们不得不生活在环境拥挤、卫生条件差的贫民窟里，那里充

    斥着暴力、绝望和传染病。富裕阶层对穷人的长期虐待和剥削往往在他

    们的痛苦上雪上加霜，他们往往以一种冷漠的蔑视态度看待穷人，而穷

    人也往往不会信任权势显赫的贵族。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

    间在生活前景和生活水平上的这种差异，就像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

    弹，只要有适当的火花，就可能随时爆炸。不幸的是，19世纪在各个城市中肆虐的霍乱，恰恰是阶级之间发生重大冲突的导火索。

    当霍乱在第二次流行期间（1830～1832年）首次传播到工业化城市

    时，这种疾病迅速进入贫民窟，夺走大量穷人的生命。例如，在纽约

    市，1832年死于霍乱的3500人中，大多数是住在五点贫民窟里的爱尔兰

    贫民和自由非裔美国人。 [8] 同样的，在圣彼得堡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贫

    民窟里，有超过10万人死于霍乱；在巴黎、利物浦和伦敦的贫困地区

    中，也有数千人死亡。 [9] 当霍乱席卷这些城市，并造成大量工人阶级死

    亡时，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慈善家确实建立了施粥所和济贫院，但大多

    数人只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穷人以空前的纪录死亡。造成这种情

    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已经把贫民窟的肮脏与住在那里的人联系

    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穷人“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应

    该对这种流行病负责。 [10] 这种诽谤的结果是，许多城市的社区领导人

    有意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使疾病的罪魁祸

    首存活。1832年，纽约市一位重要的公民领袖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观

    点，他写道：“要么治愈那些生病的人，要么让他们死亡。他们主要是纽约市的渣滓，越快把他们送走，疾病才会越快停止。”[11] 根据这种近乎马尔萨斯式的传染病控制模型，阻止流行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霍乱杀死疾病的传播“媒介”，即居住在肮脏贫民窟里的可怜的“渣滓”。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到这些地区之外，许多城市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阻止人们进出受影响的社区。对于生活在那里的穷人（和垂死之人）来说，这种限制是政府的不必要入侵，是一项残酷的政策，大大加剧了他们的痛苦。随着霍乱致死人数的继续上升，阶级之间日益增长的怨恨和不信任开始沸腾，导致了几次暴力冲突。这些当地的小规模冲突，被统称为“霍乱暴动”，发生在世界各地，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死亡。

    第一次霍乱暴动发生在1830～1831年的俄罗斯。 [12] 1823年9月，俄罗斯第一次暴发霍乱，但随着几个月后的寒冬降临，疫情也就消失了，并没有真正造成大量死亡。然而，当它6年后再次重返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先从南部抵达奥伦堡，并在1830年迅速传遍全国。当疫情蔓延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给当地带来巨大灾难时，大规模恐慌出现了。为了防止霍乱在主要城市中心进一步传播，由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所领导的沙皇政府建立了非常严格的隔离和武装检查点，以防止城市内和城市间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在一些地方，人们不能出去上班，即使是为了寻求医疗护理也不能离开家。随着疫情恶化，尼古拉一世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逃离了首都（圣彼得堡），并切断了与民众的联系。当地卫生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病人和穷人与死于霍乱的人关在一起，使情况更加恶化了。当时住在圣彼得堡的一位人士指出，警方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写道：“我们的警察一向以傲慢和敲诈勒索而闻名，现在他们变得更加可耻，而不是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提供帮助。”[13]

    谣言开始满天飞，说医生故意毒死病人，说波兰和德国移民与俄罗斯政府密谋消灭穷人。被隔离区所困，再加上这种被抛弃和被虐待的感觉，圣彼得堡和其他几个俄罗斯城市的穷人开始大肆反抗。

    骚乱始于1831年6月21日的圣彼得堡，示威者聚集在塞纳亚（Sennaya）广场，并开始攻击运送病人的医疗马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暴徒捣毁了当地几家诊所，并杀死了许多在诊所工作的医生。一个暴徒从战斗中归来，得意地说：“我在一个医生的脖子里放了很多石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忘记我们。”[14] 作为应对，俄罗斯政府派遣了两个兵团进入塞纳亚广场，恢复和平。在暴徒被炮火威胁制止

    后不久，尼古拉一世本人到市中心发表讲话。关于他那天的讲话，说法

    大相径庭；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命令群众跪在他面前，并脱下帽子

    以示服从。但无论他说了什么，都起了作用，此次暴动止于6月23日。

    尽管1831年的暴动未能彻底改变俄罗斯政府对霍乱疫情的应对方式，但

    这确实提醒了统治者，穷人不会任由宰割、悄无声息地死去。

    在第二次霍乱流行期间，另一个出现大量暴力事件的国家是英国。

    与俄罗斯的暴动不同，俄罗斯的暴动是因为人民不满于政府的限制性隔

    离措施和当权的领导不力，而英国的暴力事件则是由上层阶级虐待穷人

    尸体而激发的民愤所引起的。此事件首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是在1826

    年10月，《利物浦水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发现了33具正在等待被

    运往苏格兰的尸体。 [15] 这些尸体是从当地的墓地偷来的，放入了盐防

    腐剂，然后偷偷卖给了爱丁堡的一所解剖学校。不到1个月内，在苏格

    兰的利物浦码头就发现了第二批要运往苏格兰的被盗尸体。1827年，又

    一桩案件登上了报纸头条，震惊了利物浦市民。一位颇受尊敬的当地外

    科医生威廉·吉尔（William Gill）被发现家中藏有5具尸体。 [16] 和之前

    的情况一样，他从当地的墓地里窃取了尸体，并计划自己解剖一部分，

    卖掉一部分。向解剖学校出售尸体这桩利润丰厚的生意在1828年变得更糟了，两名男子——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被发现在爱丁堡谋杀了16人，其唯一目的就是出售尸体牟利。 [17]大多数被谋杀的都是贫民、妓女、贫穷的劳工和“其他悲惨的社会弃儿，没有人想念他们，因为没有人希望再见到他们”。 [18]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些罪行引发了工人阶级和其他被上层阶级和政府迫害的人的愤怒。虽然威廉·黑尔因与当局合作而幸免于难，但威廉·伯克因其罪行于1829年1月被绞死。他的尸体被公开解剖，但根据主审法官的判决，他的骨骼得以保留。这起案件是如此令人不安又意义重大，以至于在英语中催生了几个新词。Burking和Burker这两个词成为谋杀穷人获利的代名词。

    这些案件以及其他类似案件（例如1831年毕肖普和威廉姆斯在伦敦制造的谋杀案）促成了1832年《解剖法》的通过，使日益增长的解剖学学校能获得更多合法的尸体。 [19] 虽然在此期间，这项立法确实有助于减少英国的非法尸体交易，但鉴于大部分合法尸体供应都来自死于济贫院或街头的穷人，它依旧受到了下层社会的广泛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尸体是在未经死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匿名“捐赠”的。结果，对医院和医生的恐惧席卷了工人阶级社区，许多人开始认为穷人是“被过度入院”的目标。

    1831年，当霍乱蔓延到英国时，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患病，许多人被迫寻求治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霍乱医院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谣言开始四处传播，说医生们利用霍乱来杀死贫穷的病人。利物浦的情况尤为紧张，霍乱在贫民窟蔓延失控，人们不断想起近年来在那里发生的许多盗墓和谋杀事件。1832年5月29日晚，利物浦爆发了第一次霍乱暴动，当时一对生病的夫妇被送往当地的霍乱医院，一大群以妇女和男孩为主的人群紧随其后。 [20] 由于不相信这对夫妇病得很厉害，暴徒们开始对医务人员大喊“伯克！”和“凶手！”当他们到达医院时，暴动者已达到约1000人，并且越来越暴力。当时的一位旁观者记录了一些细节：“有人向房子扔石头和砖块，几扇窗户被打破了，甚至在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躺着的房间里，也有几扇窗户被打破了，看护医生不得不为了安全而逃跑。有些人被暴动者追逐袭击，并因此受伤。医院的巡警们感到惊慌失措，无能为力。”[21]

    尽管当晚暴动者都散去了，但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们依旧在同一家医院门前集合。之后的2周内，全市各医院附近又发生了7起暴动。暴动者毁坏了运送病人的马车，袭击了医生，指责医生“给病人服用了杀死他们的东西，并使他们的脸色发青”。 [22] 暴徒追逐医务人员并大声喊叫“医生们只想把穷人抓入他们的魔掌中，杀死他们”。 [23] 这种暴力每隔几天就会爆发一次，直到1832年6月10日傍晚才结束。大多数人认为是当地的天主教会化解了局势并恢复了城市的和平。在最后一次暴乱后的那个星期天，利物浦的每一位天主教牧师都在布道坛上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恳请教众理性看待这场流行病并依据自己的信仰行事。牧师们还向他们保证，将与当地卫生官员合作，确保霍乱患者得到保护和最受尊重的治疗。这一观点得到了当地几位医生的呼应，他们于同一周内在《利物浦日报》上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尽管在第二次霍乱大流行期间，俄罗斯和利物浦所发生的暴动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但这绝不是偶发事件。例如，1832年，英国曼彻斯特也爆发了一场霍乱暴动，当时一名年轻医生砍下了一名死于霍乱的4岁儿童（约翰·布罗根）的头，并试图卖掉它。 [24] 当男孩的爷爷看到棺材里发生的事时，他召集了2000多名愤怒的邻居，游行到医院。一到那里，他们就放火烧了大楼的几个部分，并猛烈袭击了大楼的工作人员。类似的场景在整个欧洲（如巴黎、英国的埃克塞特）和美国（如纽约的尤蒂卡）的城市都有发生，暴徒袭击了掘墓人、医生和任何他们认为对已故亲友不尊重的人。

    1833年，在霍乱疫情消退后，上述事件变得罕见，破坏力也大大降低了。然而，当霍乱在19世纪后期再次出现时，暴动事件也随之出现在了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贫困人群中。1892年，乌克兰工业城市乌佐夫卡（Iuzovka）发生了一次破坏性最强、最致命的霍乱暴动。 [25] 当时，乌佐夫卡作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挤满了2万名穷人，他们在外国商人经

    营的不安全的钢厂和煤矿中工作。夏末，霍乱的到来加剧了已在当地酝

    酿数年的动荡不安的劳动形势。8月2日，一群喝醉了的矿工前来救助一

    名因霍乱而被强制入院治疗的妇女。在把卫生官员赶出她家后，暴动者

    走到外面，开始抢劫和摧毁当地一直占他们便宜的那些商店。暴乱的破

    坏程度非常严重，以至于在暴乱结束时，183家商店中只有3家完好无

    损。第二天，约有1.5万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乌佐夫卡更富有的犹太人。

    暴动者摧毁了他们的生意，烧毁了他们的家园，并杀害了多达100人。

    最终军队被叫来平息叛乱，几天后终于恢复了和平。尽管1892年的霍乱

    暴动持续时间很短，但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乌佐夫卡市，严重破坏了当地

    的煤炭工业。圣彼得堡的政客们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并担心如

    果允许工人们组织工会，将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因此，他们加大了对

    所有被指控为“违法”的工人的公开体罚。这种国家支持的暴行进一步激

    化了内乱，并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人起义——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宗教自由、帝国主义和公共卫生

    由于恒河中霍乱弧菌的持续存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成为19世纪霍乱大流行的中心。当时印度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受到英国的控制。1612年英国首次与印度建立关系，当时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EIC）许可，“他们可以任意出售、购买和运输商品至他们的国家”。 [26]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EIC在印度各个城市建立了种植园和工厂，并利用这些种植园和工厂生产茶叶、香料、棉花、鸦片和丝绸等贵重商品。 [27] 到了18世纪中叶，日益强大的EIC将大多数欧洲竞争对手赶出了印度，从而几乎垄断了当时的印度经济。这种扩张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使EIC越来越需要保护其投资免受国内和国际威胁。起初，EIC只雇用了几百名印度士兵作为守卫，看守位于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印度主要地区的贸易站。然而，随着EIC的业务在18世纪后期大为扩张，EIC雇用的私人军事力量多达6万余人。这些部队被训练为欧式士兵，并被组织成大的兵团，称为总统军。除了拥有骑兵和重型火炮外，总统军还拥有一支规模庞大、实力强大的海军。

    随着印度统治者及其臣民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与日俱增，EIC军方与各印度团体间的武装冲突变得越来越常见。 [28] 1857年，当EIC雇用的一群印度士兵在孟加拉地区发动兵变时，暴力事件达到了顶峰。这场叛乱持续了2年多，双方伤亡惨重。EIC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叛乱；然而，这种情况暴露出EIC在管理印度方面有严重缺陷。于是，英国王室解散了EIC，并直接对印度次大陆及其近2.5亿名居民进行殖民统治。之后，英国政府对印度统治了89年，直到1947年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领导的独立运动才结束。

    在英国统治期间，6次霍乱大流行在印度次大陆蔓延，加剧了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本章前面所提到的，造成霍乱继续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在各种印度教节日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宗教朝圣者频繁地迁移到恒河。此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大壶节（Kumbh Melas），几个世纪以来该节日活动一直在4个不同的城市轮流举行。 [29]

    沿着恒河举行的两次大壶节（哈里瓦和普拉亚格/阿拉哈巴德）通常会吸引来自印度各地的大量人群。事实上，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会发生在2013年2月10日，当时有3000万人在普拉亚格的大壶节上聚集。除了主要的大壶节之外，还有一些更加频繁举行的小节日，被统称为“佛浴节”（Magh Melas）或“小壶节”（Ardh Melas）。节日的持续时间不固定，每个人在节日上停留的时间也不固定。有些节日只持续几天，而有一些则会持续好几个月。

    在这些节日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在恒河的圣水中沐浴。[30] 圣人（那迦苦行僧）和朝圣者相信圣水可以净化心灵，帮助其从死亡和重生的循环中获得自由（称为“解脱”），便将自己完全浸入河中，以净化罪孽。在很多情况下，参与者还会直接喝水，或者带着盛有水的容器回家。不幸的是，在特定季节和年份里，当霍乱弧菌处于高水平时，以这种方式接触恒河水是极其危险的。除了害死参加节日的人之外，这种细菌还经常随着返回的朝圣者，在印度各地建立新的传染源。从那里，霍乱沿着军事和贸易路线很轻易地传播到了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和美洲。

    1851年，为了控制霍乱在印度内外的传播，来自12个欧洲国家的代表集体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讨论如何在不影响贸易的情况下尽可能控制霍乱等疾病的国际性传播。 [31] 在这次会议中，虽然他们就大流行病的全球性进行了讨论，但未能达成任何长远的政策共识。1866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卫生会议，重点讨论了霍乱及其传播方式。 [32] 当讨论到印度朝圣者在大规模霍乱流行中的作用时，与会

    代表得出结论，霍乱是由朝圣者传播的，而恒河的大规模聚集则是“导

    致霍乱发展和蔓延的最大原因”。 [33] 这些结论给英国人带来了一个发人

    深思的两难境地：他们是应该选择冒着风险控制朝圣活动，进一步激怒

    已经怨恨他们的数百万人；还是选择冒着未来欧洲霍乱流行的风险，允

    许朝圣活动继续进行？最后，由于大规模隔离和其他措施难以执行、代

    价极为高昂，且会被视为对印度教徒的宗教迫害，英国人走上了对朝圣活动不加干涉的错误道路。

    正如英国人所预料的，一旦他们尝试干预，就会遭到朝圣者的强烈

    抵制和蔑视。例如，1892年在哈德瓦尔（Hardwar）举行的大壶节中暴

    发了霍乱疫情，当局强行驱散了20多万名朝圣者，并阻止新朝圣者通过

    铁路到达该地区。 [34] 尽管没有因此发生暴力事件，但朝圣活动的中断

    激怒了正统的印度教徒（实际上也没能减缓疫情的蔓延）。1906年，英

    国当局试图清理戈达瓦里河附近受污染的圣池，遭到了一群印度教士和

    圣人的阻拦。 [35] 后来的卫生措施，如个人健康检查和接种疫苗，同样

    被印度朝圣者视为对其宗教的侵犯。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让这些被殖

    民者改变古老的宗教仪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而上述例子则清楚地说明

    了强迫改变的风险。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英国人在朝圣活动现场

    控制霍乱时，大多采取了“放任”的政策。于是，霍乱成为与巨大经济利益共存的恶魔。

    由于印度教节日活动往往靠近恒河举行，恒河经常被认为是霍乱疫

    情的中心，但实际上，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朝圣者才是将疾病传

    播到亚洲以外地区的关键。按照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所要求的，所有

    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沙特阿拉伯境

    内）朝圣一次。这种大规模的迁移，被称为朝觐。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

    万人会聚集在一起进行为期5天的仪式和祈祷。许多朝圣者也经常聚集

    在麦地那市，以纪念这个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后埋葬的地方。尽管

    这些朝圣活动在伊斯兰信仰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前往沙特阿拉伯西

    部的各种高昂开销，历史上大多数穆斯林都未曾去过这两个城市。因

    此，大多数早期的朝圣者往往是中东社会的“上层阶级”——富商、官员

    和学者，他们才有能力前往朝圣。19世纪中叶，由于火车和蒸汽动力船

    的出现，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普通人也有了更加便宜的朝圣机

    会。在这段时间里，居住在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开始更频繁地前往麦加

    和麦地那市。由于霍乱的地方病性质，这些朝圣者和他们的印度邻居一样，也经常感染霍乱。

    霍乱于1831年春天第一次出现在麦加，约有5万名穆斯林朝圣者抵

    达麦加庆祝宰牲节（祭奠节）。 [36] 一场大雨，加上过度拥挤和缺乏干

    净的饮用水，导致霍乱在来访的朝圣者中迅速传播。到6月底，麦加及

    其周边有1万至1.5万人因此丧生，并有数以万计的人受到感染。当朝圣

    者离开并开始长途跋涉回家时，他们又把霍乱带上了轮船和火车。尽管

    几国政府努力隔离归国的朝圣者，但他们所到之处仍会暴发霍乱。亚历

    山大和开罗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共造成了4万人死亡。除埃及外，在

    麦加朝圣后的几个月里，叙利亚、巴勒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和巴尔干

    半岛也报告了霍乱疫情。相同的传播模式在1846～1848年和1865年反复

    出现。在每次疫情中，都是由前往麦加/麦地那的朝圣者将霍乱从印度

    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北非、欧洲以及美洲。

    霍乱对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持续威胁引发了对新卫生条例和检疫的

    呼吁。1831年，埃及当局成立了“埃及检疫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针对疟

    疾的国际行动。1839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在君士坦丁

    堡也设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负责监督穆斯林朝圣者在奥斯曼帝国境内

    和港口间的流动。 [37] 由于没有适当的权力对外国人进行隔离，两个委

    员会都任命了其他受霍乱影响国的专家，以便其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能得

    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在当时，敌对国家间为对抗传染病进行合作是

    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因为在那之前，许多国家在处理传染病时并没有考

    虑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两个委员会在欧洲、亚洲和北非的主要港口城

    市都建立了检疫站，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并允许他们行使军事权力。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如1865年）又发生了几次霍乱疫情。很明显，

    卫生委员会的管理不力和政治内讧使他们几乎无力控制疫情。正是在此

    时，人们决定每隔几年就召开一系列更广泛的国际卫生会议，以解决影

    响整个国际社会的霍乱和其他传染病。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们聚集在一

    起讨论关于霍乱的知识，并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措施来遏制霍乱的传播。

    虽然每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大部分基调是一样的，即当局需

    要对穆斯林（和印度教）朝圣者和朝圣活动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以阻止

    霍乱的传播。正如巴黎大学一位教授在1873年写道：“欧洲意识到它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每年都寄希望于麦加朝圣的仁慈。”[38]

    这些会议最终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进出麦加的交通。检疫站

    有了更大的权力，在认定朝圣者有健康风险的情况下，可以无限期地阻

    止他们继续朝圣。他们仔细检查船只，没收受到污染的材料和货物，并

    向朝圣者征收苛捐杂税以抵消他们的食宿费用。最后一项措施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淘汰”那些贫穷、不卫生、无法支付高额税款的朝圣者。卫

    生官员希望这样做可以同时减少朝圣者的总数，提高他们的“质量”。不

    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以及20世纪初，霍乱几乎每年都会从印度传播到穆斯林朝圣的地方。

    造成这些策略失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英国作为抗击霍乱的权威

    代表，却在竭尽全力阻止那些试图管制朝圣者往返麦加和麦地那的策

    略。 [39] 当时，如果英国承认专家所说的，即霍乱是由穆斯林朝圣者从

    印度带往圣地的，那英国的损失会相当严重（伊斯兰教是印度的第二大

    宗教）。英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源于印度产生的国际贸易，任何尝试隔离

    印度往来者的策略都会严重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事实上，英国卫生委

    员会的官员经常批评隔离是过时的、过分干涉的和不必要的。 [40] 这些

    官员以及出席国际卫生大会的英国代表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性强制

    法规或检疫。相反，他们主张在国家层面实施策略——允许每个国家和

    港口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控制朝圣者的流动。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在这

    些场合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标准化国际

    规则都未得到实施。直到1894年巴黎卫生会议，英国才最终承认并同意

    遵守与会卫生专家提出的建议。由于英国的蓄意阻挠，50年来，霍乱防控措施一直前后不一、敷衍搪塞，对遏制霍乱的传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另一个妨碍朝圣期间霍乱控制的因素是船员和朝圣者谎报船上和火车上的霍乱疫情。任何被发现载有霍乱患者的船只，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隔离和昂贵的消毒程序。船员们通常会谎称船上没有霍乱病例，或者把病人藏起来，而不是被耽搁数周，损失大量收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把旅途中霍乱死者的尸体扔到海里，以免被抓。这种欺骗是极其危险的，这一点在1865年的疫情中得到了证明。当年2月，两艘载有来自印度、爪哇和马来西亚朝圣者的船只抵达了阿拉伯港口，船上有143人患有霍乱。当港口官员询问时，船上的船员撒谎说，他们是着陆后才染上了这种病。事实上，船上许多人都生病了，船只也“染”上了霍乱。那些被感染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被允许下船继续前往麦加。短短几周内，圣城的霍乱疫情飙升，数千人死亡。当生病的朝圣者沿着同样的旅行路线回家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再如，1865年在苏伊士运河进港的大多数船只报告说，他们的乘客健康状况良好。而事实是，船员在船上暴发霍乱后将数百具尸体扔进了红海。那些通过了苏伊士检查点的人登上了拥挤的火车，前往开罗和亚历山大。毫不奇怪，在数周之内，霍乱便失去了控制，在埃及各地蔓延，就像在麦加一样。

    即便法规和检疫措施得到了适当的执行和遵守，由于数百万名穆斯

    林的宗教信仰，霍乱仍有可能在麦加蔓延。鉴于麦加朝圣是伊斯兰教信

    仰的五大支柱之一，不管国际限制有多严格，不管他们是否生病，穆斯

    林每年都极有可能继续朝圣。在此期间，穆斯林开始在泛伊斯兰运动下

    统一起来，旨在保护他们的集体利益免受欧洲殖民主义侵害。那些在英

    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控制下的人越来越多地与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穆

    斯林结成联盟。对他们来说，麦加朝圣是穆斯林团结的象征，是必须不

    惜一切代价保护的宗教仪式。这份虔诚使得许多穆斯林即使在饥荒、战

    争和疫情的年代也坚持前往麦加。即使官员试图通过检疫和高额税收来

    限制朝圣，朝圣者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许多人甚至在没有钱买吃

    的或支付旅费的情况下每年都完成了麦加朝圣。这些贫穷的朝圣者依靠

    其他富裕朝圣者的施舍生存了下来。如此多的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完成

    朝圣之旅表明，几乎不可能将朝圣控制在防止霍乱传播所必需的水平。

    这样做很可能会被看作对伊斯兰教信仰的直接攻击，遭到极端的抵抗。

    总之，宗教朝圣对19世纪霍乱传播的影响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它体现了流行病学、商业、政治及宗教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穆斯林朝圣的多民族性质以及印度教朝圣在引发霍乱流行中的重要作用迫使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应对该疾病。 [41] 尽管国际卫生委员会和国际卫生大会未能实现阻止霍乱的目标，但它们确实为促进敌对国家加强合作、对抗全球卫生威胁奠定了基础。多年来，通过制定各种卫生公约、建立多个常设国际卫生机构，这种合作继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使几个相互竞争的卫生机构在1948年合并成为单一的世界卫生组织。自成立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已包括194个成员国，承担了保护全人类免受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威胁的使命，其疾病监测活动和疫苗接种计划预防了多种流行病，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抗击霍乱的过程中，与卫生行动的合作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欧洲殖民主义相伴的丑陋的种族主义和贪婪。17～18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因宗教朝圣活动死于霍乱，而英国人却对此置之不理。在1817年的大流行之后，当霍乱开始威胁到英国EIC的经济活动时，他们才第一次在印度认真推动霍乱防控措施。后来，当英国政府阻挠国际卫生大会提出的无数建议，认为预防措施干扰了其自由贸易时，这种模式又再次出现。在殖民者眼中，经济利益往往优先于人类福祉，他们经常指责是被殖民者自己造成了霍乱流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朝圣者通常被描绘为肮脏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以至于他们宁愿选择疾病，而非被欧洲“文明”教化的机会。正如一位作家在19世纪90年代所描述的，朝圣者是“不干净、极度痛苦、堕落的人类，只知道迁徙的生活，就像他们的骆驼和害虫一样”。 [42] 每当霍乱到达欧洲人自己的海岸，或当他们被迫用纳税人的钱为殖民地的卫生措施买单时，这种情绪就会引起欧洲人的极大不满。

    另外，朝圣者把欧洲人的卫生改革视为对他们的另一种控制，侵犯了他们最私密的生活和宗教隐私。他们不喜欢那些不尊重他们宗教传统的人来告诉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如何完成他们的朝圣之旅；他们也不喜欢在欧洲人运营的轮船和检疫站上被虐待，尽管他们已为此支付过很多的税费。对他们来说，欧洲人与霍乱的斗争在许多方面就是欧洲人与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斗争。他们认为这是欧洲压迫者带给他们的又一次侮辱。

    卫生革命的开始

    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7年的一项调查中，专家们将卫生列为过去150年来在健康和医学方面最重要的里程碑，超越了抗生素、疫苗和麻醉的发明。 [43] 卫生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它赋予了人类使环境、食物和水保持清洁的能力。卫生可以保护人们免于接触废物中存在的危险毒素和病原体，并限制了可能传播疾病

    的害虫和病媒的繁殖。在19世纪实施有效的卫生措施之前，人们经常因

    喝水或洗澡这样简单的行为而成为霍乱、伤寒、肠寄生虫和脊髓灰质炎

    等致命疾病的受害者。因此，在现代卫生设施出现之前，在伦敦这样的

    城市出生的普通人一般都患有慢性病，很少能活过35岁。如此糟糕的生

    活质量和令人震惊的低预期寿命阻止了人类充分发挥潜力。人类不能将

    时间、精力和创造力集中于开发新技术以改善生活，而是被迫把大部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存。

    工业革命前，城市卫生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要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

    责。不管是住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农村，几乎没有规定来监督人们如何、

    在何地以及何时丢弃粪便和垃圾。几个世纪以来，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

    将排泄物收集在夜壶或桶里，然后把它倒在自家附近的院子里、街沟里

    或公共露天坑里（被称为粪池或粪坑）。在某些情况下，好一些的厕所

    会配有出口和管道，可以将排泄物引出屋外，不需要日常维护。一旦流

    出了屋外，这些污水要么会渗入土壤，沿着街道排水沟流入当地的河流

    或湖泊，要么由专业的垃圾处理工人清理，倾倒在城市以外的地方。这

    种做法的最终结果是，水井和河流/湖泊受到了各种危险的胃肠病原体

    的大规模污染，包括霍乱和伤寒细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全部饮用水供应都是由人类排泄物组成的死水池。更糟糕的是，屠宰场和城市里其他企业处理垃圾的方式也大体相同。血液和动物组织沿着街道排水沟流入化粪池或当地水源非常常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一书中描述了19世纪中叶伦敦水道的典型景象和气味，“河岸边有一长串最令人作呕的、充满了黑绿色黏液的水池，从那里不断冒出恶臭的气泡，即使在离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能闻到难闻的臭味”。 [44] 伦敦经常被描绘成19世纪污秽的典型代表，而欧洲、亚洲或美洲等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一些较大的城市，每到炎热的夏季，恶臭就会令人作呕，以至于大多数城市的办公室都会关闭，所有的有钱人都会逃到乡下。但生活在如此恶劣环境下的人，通常却只是将其视为城市生活中的正常部分。然而，当致命的霍乱和伤寒大流行取代恶臭和反复出现的轻度腹泻时，卫生官员才最终注意到这点，开始采取措施清理城市和供水系统。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霍乱大流行的高峰期间，公共卫生得到了最显著的改善。这场卫生革命的发源地是英国，从1830年至1860年，它见证了霍乱在印度的肆虐，英国本土也有超过75000人死于霍乱。尽管严格隔离了所有来自霍乱暴发地区的船只，但在1831年10月，由于一艘载有被感染水手的船只在萨瑟兰（苏格兰）登陆，英国也成为霍乱的受害者。[45] 疾病迅速蔓延到南方，并最终于1832年2月传播到伦敦。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伦敦经历了各种流行病，但那年霍乱的到来，使人们感受了自黑死病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惧。一位英国医生指出：“霍乱是一种奇怪的、未知的、可怕的疾病；其巨大的破坏力可被预见、让人恐惧，它难以被解释，在整个大陆上阴险行军，它蔑视所有已知的、常规的流行病预防措施，其神秘和恐怖已彻底揪住了公众的心，似乎让人回想起了中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46] 不幸的是，当霍乱席卷英国城市肮脏的街道并夺走数千人的生命时，他们的恐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霍乱在伦敦这种大城市的贫穷地区尤其猖獗，那里过度拥挤，街道狭窄，有着极不卫生的环境。贫穷社区发生的霍乱危机尤为重要，因为它让英国的一些公共卫生官员重新审视政府应如何应对贫困，贫困是如何影响整个城市健康的。

    医生兼部长托马斯·索思伍德·史密斯（Thomas Southwood Smith）是最早在伦敦和其他肮脏的英国城市推行卫生改革的人之一。 [47] 1816年从医学院毕业后，史密斯成为伦敦发热医院的内科医生，在那里他目睹了流行病的破坏力。和当时大多数医生一样，史密斯认为这些疾病是由弥漫在拥挤城市中的有毒瘴气积聚引起的。尽管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瘴气是由恶劣的气候或超自然的天气变化引起的，但史密斯认为，它们来自伦敦最贫穷社区的污秽。史密斯在1825年为《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可以肯定的是，空气中经常充斥着因动植物腐烂而产生的有害气体……这些气体在流行病的产生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48]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原因有几个。其一，它将流行病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不良的卫生习惯，即对动物和农业废物的不当处理以及“人体的病态呼气”。尽管他对疾病病因（瘴气）的认定是错误的，但他正确推测出了污秽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认为通过“清理穷人肮脏的住所”，并将环境恢复到原始的、未被污染的状态，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得到预防。 [49] 换句话说，史密斯认为控制人群健康的关键是控制环境健康。1832年伦敦暴发的霍乱疫情进一步让史密斯相信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霍乱似乎在城市肮脏的地区造成了更多伤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继续积累数据支持他的卫生理念，并将其发现以各种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政府机构。在1838年至1844年，有3份这样的报告为英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立法奠定了基础。

    1838年，在他的朋友和卫生学同事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的要求下，他向济贫法委员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 [50] 济贫

    法委员会是一个由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团体，负责决定如何最好地向英国

    穷人发放救济。查德威克和史密斯一样，认为穷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就是在其社区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污秽。为了推动卫生改革，查德

    威克要求史密斯和另外两位医生朋友（詹姆斯·凯和尼尔·阿诺特）向委

    员会介绍他们在卫生和疾病方面的经验。但不幸的是，查德威克与委员

    会大多数成员关系不好，因此他的想法基本上未被理睬。在第二次霍乱

    大流行仍在肆虐之际，查德威克决定辞去委员会秘书的职务，以便能对

    英国城市的卫生状况展开独立调查。在史密斯和其他几位同事的帮助

    下，查德威克开始了一项任务，即全面而准确地记录贫困和污秽对穷人

    健康和福祉的毁灭性影响。他收集了来自医生的数据，采访了目击者，

    并在英国各个城市与拥有第一手卫生经验的官员交谈。对于那些在改善当地卫生设施的同时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的例子，他做了特别记录。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查德威克终于在1842年在《劳动人口的卫生状况及其改善方法》报告中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 [51] 查德威克明白这个问题对英国未来的繁荣有多重要，他自费印刷并分发了数千份他的报告。他把它发给了上议院的每一位议员、医生、阅读报纸的人和任何愿意听的人。这份报告的副本甚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手中，尽管他不完全接受查德威克的所有结论，但他称赞了查德威克的研究质量。1842年的报告广受欢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运动，促成了城镇卫生协会（HTA）的建立，查德威克、史密斯和其他卫生改革倡导者还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报告。英国各地的人们开始呼吁对公共卫生政策进行切实的改革；然而，保守的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拒绝在国家层面上发起任何立法。这一切都在184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伦敦暴发了新一轮霍乱，与此同时，更为自由的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当选首相一职。在查德威克和HTA的建议下，罗素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该法案提供了改善全国卫生状况的法律框架。 [52]

    《公共卫生法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英国建立了国家卫生委员会和几个城市建立的地方卫生委员会。 [53] 1848～1854年，查德威克和史密斯领导的国家卫生委员会负责监督全国所有的卫生事务；然而，它几乎没有实权来执行《公共卫生法案》中的建议。相反，权力被交给了地方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维护下水道、管理屠宰场、提供饮用水、清洁街道、清除脏物和监督新建住宅的废物处理。这些地方卫生委员会还可以对市政道路和下水道的基础设施进行整修。他们安装了公共浴室，铺设了道路，甚至建造了公园和其他开放的绿地供人们使用。在《公共卫生法案》通过后，共有300多个城镇请愿创建地方卫生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又增加了数百个。 [54] 这些城市出现了充满戏剧性的结果。污水不再被允许随意排放到街道上，也不允许汇集到建造不良的小区坑里。公共场所也没有垃圾，这限制了啮齿动物和昆虫的繁殖，每个公民都有可靠的饮用水来源。人们不再那么容易生病，这使他们活得更长、更具有生产力。

    尽管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案》是公共卫生和医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但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它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地方一级是自愿采用而非强制实施法案的。政府鼓励各城市设立市政卫生委员会来监督卫生改革，但最终联邦政府或国家卫生委员会并没有强迫它们这么做。 [55] 每个城市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要实施《公共卫生法案》推荐的政策，或是选择完全退出法案，又或是仅挑选法案中的某些措施来实施。市政当局抓住这个机会让城市变得更健康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城市却没有这么做。由于地方预算短缺、政治内讧和来自富裕阶层的压力，大多数城市（如伦敦）无法推进卫生改革。市政府要么直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干预，要么认为卫生改革太昂贵或对他们的情况而言不切实际。有趣的是，一些城市还面临来自农民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需要收集人类粪便作为农作物廉价的肥料。结果，在《公共卫生法案》通过的多年后，英国的许多城市仍深陷污秽之中，并饱受流行病的困扰。

    在接下来的25年中，英国立法者和卫生倡议者共同努力，扩充《公共卫生法案》，并为整个国家制定了更全面的卫生政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国范围内霍乱和伤寒的流行。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于1853年袭击英国，夺去了26000多条生命，仅在伦敦就有10000人死亡。尽管此次疫情流行的致命性远低于1832年或1849年，但它表明，如果城市想要摆脱其威胁，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过去抵制卫生改革的城市终于开始厌倦在各处不断看到、闻到污物。人们开始意识到，卫生条件的适度改善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健康度和幸福感，还可以为城市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机会。对于伦敦来说，那一刻发生在1858年，当时是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高温使泰晤士河的污水散发出不断的恶臭味，充斥着整个城市。 [56] 这一事件被称为“1858年大恶臭”，它促使市政官员最终批准拨款，在整个伦敦建造新的现代化下水道系统［由英国工程师约瑟夫·巴扎格特（Joseph Bazalgette）领导］。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很快英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改善基础设施，并承担起了执行卫生法规的更大责任。

    187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公共卫生法案》，该法案整合

    了以前所有的立法。除了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来强制地方遵守之

    外，这项新立法还将国家划分成特定的卫生区，并要求每个区都建立一

    个卫生委员会，任命一名医务官员来监督政策的实施情况。此外，它还

    规定了一套统一的政策标准，所有城市，无论其规模、财政状况或地方

    政治，都必须遵守这些政策。简而言之，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案》最

    终将卫生列为国家级优先事项，是一项对地方政府的要求，而非建议。

    这是史密斯和查德威克等不屈不挠的卫生专家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和研

    究取得的成果。因为他们，英国再也不会经历霍乱或伤寒带来的大规模

    恐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注意到了英国的卫生革命，并逐渐开始效仿那

    里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黎建造了一个巨

    大的地下污水隧道系统，并投入巨资修建沟渠，将淡水引入城市。其他

    欧洲城市，如法兰克福、哥本哈根、罗马和马德里，也在此期间对卫生

    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幅改善，并通过了新的立法。在1832年、1849年和

    1866年毁灭性的霍乱流行之后，美国也开始了一系列类似的改革。以伦

    敦和巴黎的设计为模型，19世纪50年代末，城市规划者成功地在芝加哥

    和布鲁克林修建了新的下水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各地的城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设计。到19世纪末，美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卫生改革，水源性疾病不再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

    卫生革命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霍乱对英国城市贫民造成的毁

    灭性影响。然而，最终卫生革命的影响远不止预防霍乱一种疾病。例

    如：它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包括如何使用卫生

    间、如何清洁身体、如何丢弃垃圾以及如何准备食物。它还永久性改变

    了地球上几乎每个城市的物理结构，形成了更加智能化的城市设计。市

    政（城市）工程师与建筑师和科学家合作，建立了广泛的、结构健全的

    排水系统以及水处理设施，以便长距离输送清洁饮用水。他们铺设了新

    的道路并安装了排水沟，以便恰当排水。简而言之，卫生革命帮助我们创造了今天所熟知的现代城市。最终，卫生革命帮助我们消除了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水源性疾病的威胁，并降低了黄热病、疟疾和鼠疫等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病率。营养、医学发展和卫生设施是人们比200年前平均寿命延长了40岁的主要原因。

    输液的救命效果

    1831～1832年，第二次霍乱大流行在英国暴发，这是西方医生第一次治疗如此严重腹泻的患者。此时微生物革命还没有发生，所以关于霍乱或如何正确治疗霍乱的信息相对较少。因此，大多数医生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久经检验的古老疗法，即平衡体液或排出体内有害物质。其中包括经常用温水或稀粥加压灌肠以冲洗结肠，诱导呕吐以排出体内有害物质，以及刺穿血管以减少血容量。 [57] 对于极度脱水的霍乱患者来说，这样的治疗只会加重他们的症状，加速其死亡。

    最早反对这种“善意杀人”的声音之一，来自年轻的爱尔兰医生和化学家威廉·布鲁克·奥肖内西（William Brooke O’Shaughnessy）。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奥肖内西在1831年底搬到苏格兰一个霍乱暴发地区，开始研究霍乱。在数周的时间里，他密切观察了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的快速进展。除了监测他们身体外观的变化外，奥肖内西还仔细测量了患者血液和腹泻的化学成分。 [58] 观察过程中，他多次发现患者的血液中缺乏水和盐分，并且酸碱度（pH值）明显高于健康人的血液。此外，他还发现血液中缺失的化学物质可以从患者的排泄物中检测到。从这些突破性的发现中，奥肖内西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即霍乱是血液的化学失衡。

    憔悴的眼睛、蓝色的皮肤、毫无生气的面容——都是由水和重要电解质的缺失导致的。他接着提出，可以通过给患者“静脉注射与正常血液盐浓度相同的温水”来治疗霍乱。他通过给狗静脉注射缓冲盐水来治疗狗脱水，证明了这一疗法。 [59]

    这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第一次从化学层面研究传染病，并基于实际的科学分析设计合理的治疗方案。奥肖内西意识到了自己成果的重要性，1832年他成功游说，将他的发现发表在了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上。 [60] 几个月后，另一位也在萨瑟兰（Sutherland）工作的克兰尼（W.R.Clanny）医生，进行了补充实验，证实了奥肖内西的血液结果。

    考虑到当时霍乱对人类的影响，奥肖内西的霍乱数据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引起英国医学界的太多兴奋。然而，它确实引起了一位名叫托马斯·拉塔（Thomas Latta）的苏格兰医生的兴趣，他在1832年决定在濒死的霍乱患者身上复制奥肖内西的狗实验。起初，他试图通过使用灌肠剂和口服补液来恢复血容量和盐度，但都失败了。后来，拉塔使用静脉注射针直接将盐水注入霍乱患者的血液中。通过反复试验，拉塔测试了各种不同的配方、温度、容量和频率，得到的结果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在1832年给《柳叶刀》的报告中，他如下描述了一位患者的惊人变化：
    显然她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的确，她已经完全衰弱，我甚至担心在她死之前，我还没来得及把仪器准备好。我小心翼翼地、焦急地把一根管子插进她的血管，观察效果；我注射了一盎司又一盎司，但都没有明显的变化。我还在坚持着，但我觉得她的呼吸没那么吃力了。不久，她瘦削的面部、塌陷的眼睛和凹陷的下颚，苍白冰冷、明显留下了死亡印记的身体，又恢复了生气，焕发了光彩；早就停止了的脉搏又出现在了手腕上，起初又微弱又急促，渐渐地，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饱满，越来越慢，越来越有力。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在注射了6品脱溶液后，她用坚定的声音说，她不再觉得不舒服了，还打趣说，她现在只需要睡一小觉；她的四肢恢复了温暖，每一处容貌都反映着舒适和健康。 [61]

    通过简单地将血液中的化学成分恢复到正常状态，拉塔能够在几分钟内将这位病人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他继续对其他的霍乱患者重复实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尽管在设计和长期效果上都不完美，但拉塔的研究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成功治疗了处于“恶性”霍乱晚期的人，也是第一次使用静脉输液治疗疾病。拉塔的一位同事罗伯特·列文（Robert Lewins）博士预言，他的方法将“给医学实践带来美妙的变化和改进”。 [62] 不幸的是，拉塔永远不会看到这个预言成真。在发表了他的里程碑式的研究1年多后，拉塔感染了霍乱而去世，享年37岁。

    1832年夏天，当全英国的医生都开始尝试重复拉塔的开创性研究时，使用静脉注射治疗霍乱的研究激增。早期进行的许多试验似乎都支持了拉塔的发现。例如，几位内科医生在6月期的《柳叶刀》上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使用静脉补液疗法治疗了晚期霍乱患者。那期的编辑写了一篇相当浮夸的文章，称其是“医学史上最有趣的记录之一”。 [63]然而，在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更多的实验出现了，似乎与早期研究的发现相矛盾（包括拉塔的研究）。一项研究报告静脉补液治疗的成功率只有11%（89%的死亡率），另一项研究则描述了静脉注射治疗所导致的继发性血液感染。一些医生甚至认为静脉注射疗法加速了病人身体的衰弱。

    随着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许多医生又开始将放血、泻药、鸦片或氯化亚汞作为治疗霍乱的首选方法或药物。到1833年疫情开始消退时，英国大多数医疗机构已完全停止使用静脉补液。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静脉注射疗法就从奇迹转变成了在浩瀚的医学文献中被遗忘的东西。更不幸的是，它又被埋没了60年，直到19世纪末被研究失血性休克的德国科学家重新发现。在这中间的几十年里，又有3起霍乱大流行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许多因素导致了1832年英国医生对静脉注射疗法的排斥。首先，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医学研究都设计得很差，实施得也不恰当，他们很少遵循科学的方法或在实验中加入适当的对照组。因此，尽管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一项研究得到的数据与另一项研究也有可能完全不同。当医生试

    图重复拉塔的实验时，他们很可能失败，因为他们使用的静脉注射液可

    能化学成分不同，可能注射的时间和容量不同，又有甚者，可能在给病

    人静脉注射治疗的同时进行其他危险的治疗，如频繁放血和诱导呕吐。

    其次，许多研究也可能因选择病人不当而失败。他们通常选择濒于死亡

    的患者接受静脉注射治疗，而那些病情较轻的患者则接受更标准的治

    疗。不出所料，接受静脉注射的人往往有更高的死亡率。最后，最初的

    研究者不是英国医疗机构的医生。拉塔是年轻的苏格兰人，他使用的方

    法挑战了过去2000多年的医疗实践。如果他更出名的话，他的同行们一

    般不会对他或他的科学研究持怀疑态度。尽管当时没有得到赏识，但奥

    肖内西和拉塔的开创性工作最终在医学界获得了普遍认可。静脉补液疗

    法目前被认为是霍乱和许多其他腹泻疾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比抗生素更受青睐。此外，静脉注射目前在诊所也被广泛用于增加病人的血容量、输送药物、紧急提供营养、治疗血液疾病和输血。它大大提高了手术、休克和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可有效输送化疗药物）。全面评价静脉注射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医学技术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瘴气理论”终结的开始

    医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认识转变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接受传染病是由

    细菌引起的，而非瘴气，细菌成为普遍接受的传染病病因。正如前面几

    章所提到的，瘴气理论认为，传染病是因为接触了“不洁净”、恶臭的空

    气中的有毒物质。几个世纪以来，瘴气的来源变化很大，有些人认为它

    来自死水，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由火山、地震、污水、腐烂的植被或

    腐烂的人类/动物遗骸所释放的。如果感染源来自恶臭，那么就可以合

    理地假设，人们可以通过简单地去除异味或使用香水或鲜花改善空气质

    量来避免生病。由于细菌通常是产生难闻气味的原因，避免接触污染的

    空气有时会意外减少一个人接触致病微生物的机会。例如，如果人们由

    于害怕吸入瘴气，不吃难闻的肉，那他们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避免摄入

    沙门氏菌、大肠杆菌或其他导致食物中毒的细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罗马和英国。罗马人将城市周围难闻的沼泽排干，从而降低了疟疾的死

    亡率（实际上是阻止了蚊子的繁殖）；英国官员清理了散发恶臭的城

    市，阻止了霍乱的传播（实际上是实现饮用水的清洁）。虽然“净化”空气确实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助于减少疾病传播，但它在预防或阻止致命流行病方面往往没有什么效果。

    微生物可作为疾病病原体（也称为细菌理论）的这一发现，在很大

    程度上彻底改变了医学，因为它最终揭开了人们生病的神秘面纱。人们

    不再认为流行病是由幽灵瘴气、自然灾害、道德败坏或恶魔引起的。取

    而代之的是，每种疾病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某些细菌、病毒、真

    菌或寄生虫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病理变化。了解病因很重要，因为我们可

    以根据微生物的特殊结构和生理特征研发新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方法（如疫苗）。这样做有助于减少感染，并大大延长我们的寿命和改善了生活质量。

    许多医学史专家试图确定，医学界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开始摒弃瘴气理论转而支持微生物理论的。这些分析表明，这种转变并不是由一个科学家、一项实验或一篇研究论文引起的，而是几十年来全部工作的累积成果。话虽这么说，但逐渐接受微生物理论确实需要有一个起始点，比如那些最初引起人们严肃质疑瘴气存在的实验。大多数人认为那个起始点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英国麻醉师约翰·斯诺（John Snow）决定调查伦敦苏荷区暴发的霍乱。

    约翰·斯诺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14岁就开始做外科医生兼药剂师的学徒。 [64] 在接下来的5年里，斯诺学到了大量关于手术、合成和给药以及如何护理传染病患者的知识。实际上，在1831年英国霍乱流行期间，斯诺就在诊所工作，治疗过许多霍乱患者。意识到自己想要继续深造并成为一名医生，斯诺于1836年进入医学院，并于1844年获得学位。在对乙醚作为麻醉剂的使用产生兴趣之前，斯诺在伦敦做了几年的全科医生。乙醚于1846年在英国被首次成功使用，但由于剂量和给药问题，其无法广泛应用于外科或产科手术。斯诺利用他作为外科医生和药剂师的背景，研发了一种吸入装置，可以精确地给术中患者一定剂量的乙醚。他的发明效果很好，立即被用于乙醚和新型麻醉剂氯仿的给药。到1848年，可以说斯诺已经成为英国最著名、最受尊敬的麻醉师。他为5000多场医疗手术进行了麻醉，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王生最后两个孩子时给她使用了氯仿麻醉。

    仅作为一名先驱的麻醉师，斯诺的职业生涯就值得受到高度赞扬；

    然而，对霍乱的研究才使他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之一。当斯诺在

    1848年英国霍乱流行期间开始研究霍乱时，他是从一个麻醉师的角度来

    研究的，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吸入剂的生物学。 [65] 在他1849年

    出版的关于霍乱传播方式的小册子中，斯诺对流行的霍乱理论提出了质

    疑，即霍乱是一种肠道疾病，是由于吸入空气中的有毒瘴气而感染的。

    [66] 首先，他“很难想象”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会对吸入相同空气的

    人产生十分不同的影响。他记录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有些人持

    续暴露于有毒的工作场所中，但他们并没有产生霍乱，而另一些暴露在

    有毒瘴气相对较少的环境中的人，霍乱发病率却很高。观察到空气质量

    与霍乱发病率和严重程度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之后，他又对瘴气提出了另

    一条反对意见，即瘴气不太可能在不对肺部、鼻腔、血液或其他组织造

    成任何病理影响的情况下，从肺部转移至消化道。对他而言，霍乱病原

    体通过摄食，从消化道进入人体，直到肠道才更符合逻辑。在这种情况

    下，斯诺（正确地）预测了霍乱病原体（他称之为“病态物质”）可在感

    染者的肠道中繁殖，并在腹泻发作时从体内排出。由于当时的排泄物仍

    被直接倾倒在当地的水源中，斯诺推断，英国的霍乱暴发是由水污染引起的。

    斯诺认为霍乱是一种水源性疾病，他开始绘制伦敦霍乱死亡病例的分布图，看死亡率和特定社区的水源间是否存在关联。有趣的是，他发现在1848～1849年，由受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下游供水的伦敦南部，霍乱死亡人数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这是一种有趣的关联，引起了伦敦医学界的兴趣，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霍乱是由水传播的。实际上，一些临床医生对霍乱是由粪口传播的这种说法非常反感，他们给《柳叶刀》写了文章，强烈批评了斯诺的分析。

    1849年斯诺理论的发表，标志着第一次有人试图追踪一种疾病在人群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尽管这项研究不能直接把不干净的泰晤士河水和霍乱联系起来，但这项研究使斯诺确信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并鼓励他继续探索其理论。1854年伦敦暴发的霍乱为斯诺提供了机会。那年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是伦敦西区的苏荷区。在9月的前两周，600多人死于霍乱，75%的幸存者逃离家园。斯诺在疫情开始时抵达了苏荷区，开始采访那些生病或有亲人死亡的人。他在地图上标出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并询问了每个人在患病前几天摄取的水源。

    在完成研究后不久，斯诺给《医学时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他写道：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死亡都发生在离（布罗德街）水泵很近的地方。只有10人死在离另一个街道水泵很近的地方。而在其中的五起案件中，死者的家属告诉我，他们总是到布罗德街上的水泵那里喝水，因为相比离家近的水泵，他们更喜欢那条街上的水。在另外三起案件中，死者都是在布罗德街水泵附近上学的孩子。 [67]
    他进一步描述，有些住在布罗德街附近的人从未感染过霍乱。这些看似“被保护”的人具有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从当地酿酒厂取水（和啤酒）喝，而不是从井里。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酿造过程中，水必须煮沸，这样啤酒才不会变质。因此，那些在酿酒厂而非布罗德街的井里喝水的人从未接触过霍乱活菌。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斯诺于9月7日去当地的救济理事会，要求把布罗德街道上水井的水泵把手移走。 [68]理事会几乎没有人相信斯诺的理论是正确的。一位当地医生后来评论说，“没有人相信斯诺是正确的——同行不相信，教区里的人也不相信。”[69] 然而，由于他们认为批准斯诺的请求没什么坏处，而且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在9月8日把水泵把手移除了。在布罗德街的水泵关闭后的几天内，霍乱流行就消退了，当地的其他居民得以幸免。

    斯诺和他的朋友亨利·怀特黑德（Reverend Henry Whitehead）牧师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疫情是在一位母亲将其婴儿尿布上的东西倒入布罗德街水井附近的粪池后开始的。那个婴儿当时已经患了严重的霍乱，脏尿布里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渗入了土壤和井里。

    约翰·斯诺在他《霍乱传播方式》一书的第二版中，发表了他对1854年苏荷霍乱流行的里程碑式的发现。 [70] 与第一版类似，斯诺对为伦敦供水的每家自来水公司都进行了详细分析，试图将霍乱病例与这些公司沿泰晤士河取水的地点联系起来。通过分析、汇总大量数据，斯诺完全相信霍乱是由水而非空气中的瘴气传播的。具体来说，他得出结论，霍乱是通过“与饮用水和烹饪用水混合扩散，要么渗透到地面，要么进入水井，要么沿着渠道和下水道流入整个城镇取水的河流”。 [71] 虽然斯诺的想法很有逻辑性，其论点也站得住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斯诺的分析。例如，医疗统计学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卫生改革家托马斯·索斯伍德·史密斯（Thomas Southwood Smith）和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对他的工作尤其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斯诺的数据没有充分排除瘴气或其他传播方式。 [72] 他们指出，斯诺一直无法从被怀疑污染的水中分离或确定任何传染物。此外，他的关键证据——苏荷区疫情——在9月8日布罗德街水泵手柄被拆除前就已经开始缓解了。因此对他们来说，不管水井是否被使用，疫情完全有可能自行消亡。斯诺不为这些批评所动，直到1858年去世，他仍在为自己的传播理论辩护。在那时，他的书的第二版只卖了56本，布罗德街的水泵也完全恢复了使用。

    直到1866年霍乱流行时，医学界才开始接受霍乱就是因为饮用了被

    污染的水而引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时期，斯诺理论最有力

    的捍卫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早期批评者威廉·法尔。 [73] 法尔当时正在

    调查伦敦东部怀特查佩尔地区暴发的一场霍乱，他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异常现象。尽管人口结构和空气质量相似，但怀特查佩尔周边和

    伦敦其他地区的霍乱病例却非常少。事实证明，从上年开始伦敦就安装

    了新的下水道系统，而怀特查佩尔是唯一还没有安装下水道系统且人口

    稠密地区。在那里，未经处理的污水仍被排入街道，漏进了附近保护不

    善的老福特蓄水池。法尔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从数学上确切证明了

    疫情可能仅仅是由摄入了受污染的水而导致的。他在1867年发表的论文为水源性病因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柳叶刀》的编辑称，“法尔博士如此娴熟地阐述了一系列复杂的事实，使人们无法否认供水对流行病成因的影响。”[74] 通过这项研究，法尔基本上否定了霍乱是由瘴气引起的理论。同时，他也为斯诺带来了救赎，斯诺直到去世还认为他的想法被大多数同僚拒绝。

    斯诺和法尔进行的霍乱研究仍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与大多数前人不同的是，他们都将流行病视为一个整体问题，受大量因素的影响，最好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他们不仅关注疾病症状或死亡率，还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地理情况、患者的陈述、天气模式、水流和化学、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引起疫情的因素。这样，他们能够全面了解霍乱是如何影响社区以及社区最终是如何影响霍乱传播的。其他研究者看到了他们方法的创新卓越，也开始效仿其做法，开展自己后续的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整体方式研究流行病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一个全新的医学分支，被称为流行病学。今天的流行病学家负责追踪疾病的发病率、分布和传播。每当新的疾病暴发时，地方、国家（如国家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或国际（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就会出动，查明病因并制订行动计划。这些专家不仅大部分拥有医学背景，他们还有先进的统计学、数学建模、社会学、土木工程和环境生物学知识。就像前辈斯诺和法尔一样，他们都是医学领域的福尔摩斯，利用不同来源的证据和强大的推理能力来阐明一种疾病为什么会出现或传播。无论是追踪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丛林中的突然暴发，破译1981年艾滋病毒是如何到达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追踪非洲最后几个天花病例，流行病学家都帮助阻止了现有流行病的传播，并从襁褓中阻止了其他流行病的发生。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150年的经验，待我们未来面临新的生存威胁时，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另一个受斯诺和法尔影响的医学领域是公共环境卫生。如前所述，19世纪中期英国的霍乱流行推动了卫生运动，并使城市设计和废物处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这些改革与斯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流行病学研究同时、同地发生，所以认为这两者相辅相成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不幸的是，起初的情况并非如此。

    早期的卫生改革者，如查德威克和索斯伍德·史密斯，都是瘴气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即使在斯诺的书于1854年出版之后，他们也拒绝接受水传播细菌的想法。他们坚持清理英国的供水系统，更多的是想要清除

    水中产生的有毒气味，而非为了清除水中的危险物质。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1868年，直到《柳叶刀》发表文章，接受霍乱水传播理论。从那时

    起，卫生政策就远离了瘴气，并牢固扎根于可靠科学的细菌理论之中。

    闻起来、看起来、尝起来都还不错的水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因此，许

    多城市启动了各种新的水处理程序，旨在清除和杀死所有城市饮用水中

    的潜在有害微生物。这包括用一系列的沙过滤器过滤水，用氯处理，并

    加入化学物质来凝结所有杂质。到20世纪初，这些预防措施几乎消除了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水源性疾病。疫情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或自然灾害之后；然而，它们再也不会引起19世纪那样常见的大范围流行病。

    知道霍乱是由受污染的水中的某种特殊物质所引起的，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又有了重大飞跃，即识别出导致这种疾病的特定微生物。霍乱是由细菌引起的最早线索来自意大利解剖学家菲利波·帕西尼（Filippo Pacini）的显微镜。 [75] 帕西尼最著名的发现是在人类皮肤中发现了检测压力和振动的被囊神经末梢（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帕西尼小体”）。在1854年霍乱进入佛罗伦萨后，他对霍乱的病理学产生了兴趣。他当时在新圣玛丽亚医院工作，能够接触到刚刚死于霍乱的患者尸体。帕西尼用一个简陋的显微镜和他作为解剖学家的高超技巧，检查了这些患者的粪便和肠道组织，并注意到他们都有相似的组织异常，且都存在数百万个逗号状细菌。 [76] 由于这些细菌在水中容易振动，他将其命名为“弧菌”，它们似乎与呈现出最明显病理特征的特定肠段有关。这样反复的观察使他得出结论：细菌是一种“有机的、有生命的物质，具有寄生性质，可以传播、繁殖，引起特殊的疾病”。 [77] 1854年，他在一篇名为《霍乱的显微镜观察和病理推断》的论文中发表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不幸的是，像约翰·斯诺一样，由于意大利医学界对瘴气的教条信仰，帕西尼的“弧菌”微生物理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帕西尼没有被他们的怀疑所吓倒，在接下来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用毕生积蓄继续研究霍乱的发病机理。尽管在那段时间内，帕西尼发表了另外5篇关于霍乱的研究，但他的大量工作基本上没有被佛罗伦萨以外的人注意到。

    1884年，在帕西尼第一次通过显微镜观察到附着在霍乱患者肠道组织上的“弧菌”近30年后，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表了一篇报告，声称他刚刚发现了导致霍乱的细菌。 [78] 1883年，作为德国霍乱委员会的领导人，科赫在埃及旅途中首次开始研究霍乱。他的团队对10名霍乱患者进行了尸检，在他们的肠道组织中发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微小、轻微弯曲的细菌。科赫认为他可能已经发现了霍乱病菌，于是便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个霍乱活跃地区证实并扩大他的发现。在那里的6个月里，科赫和他的团队成功地从纯培养基中分离出了新的细菌，并在受污染的水箱和环境水源中确定了其存在。这使他们首次分析了个体霍乱弧菌的生长特性和生物化学特征。

    类似于他对炭疽的做法，科赫随后试图用纯化的霍乱弧菌感染实验动物，希望能最终证明它是霍乱的病原体。不幸的是，他使用的动物对霍乱弧菌不易感。尽管有这样的挫折，但科赫的研究还是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他的批评者，即他确实已经成功地识别并分离出了霍乱细菌。科学界完全不知道帕西尼在1854年发表的文章，因此便将霍乱弧菌的发现归功于科赫。然而，这一疏忽最终在1966年得到纠正，当时国际命名委员会正式将这一弧菌属细菌更名为“1854帕西尼弧菌”，以纪念他的成就。

    科赫在1884年对霍乱弧菌的重新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宣告了瘴气理论的消亡。当约翰·斯诺在1849年首次提出水源性传染病的异端观点时，其观点遭到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医学界的一致拒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疾病的研究数据日益增多，不断证实了微观细菌能够而且确实导致了疾病。例如，在与斯诺第一次调查霍乱的同一时间，另一位名叫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的医生发现，医学生在解剖实验室解剖完腐烂尸体后，手上沾有的污垢与致命的分娩热（称为“产褥热”）有关。建立起这一联系后，他建议其所在医院的所有医学生在治疗病人和分娩婴儿之前用含氯石灰溶液洗手。此后产褥热病例急剧下降，数百名妇女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几年后（1867年），一位名叫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的外科医生得出了类似结论——不卫生的外科手术可导致伤口感染。和塞梅尔维斯一样，他建议使用化学溶液对所有设备、敷料和皮肤进行消毒，以防止细菌进入暴露的伤口。这一过程非常成功，手术很快就不再是死刑了。巴斯德（Pasteur）和科赫这两个实验室研究专家为塞梅尔维斯和李斯特的开创性临床工作做了良好的补充。在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致力于研究传染性疾病，如炭疽热、蚕病、狂犬病、肺结核和霍乱，并证明它们都是由特定微生物所引起的。这些广泛的研究结果使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继续支持瘴气理论。到19世纪90年代，微生物理论已经成为传染病的主要解释，医学也因此永远改变了。

    现代霍乱

    尽管人们知道其起因、预防和治疗，霍乱仍是相当一部分人群的主要问题。每年仍有数百万人感染霍乱，其原因就在于近25亿人依旧缺乏卫生设施和可靠的清洁饮用水。 [79] 令人惊讶的是，近10亿人仍然在街道排水沟、树林或离家近的开放水源处露天排便，多达7.5亿人在食用未经处理的、用人类废水灌溉的食物。考虑到现代卫生习惯在150年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而当今地球上近1/3的人口却依旧生活在中世纪一般的条件下，这实在是太悲哀了。

    现代霍乱在缺乏市政基础设施和政府监管的地区流行。这包括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贫困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0美元，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农村地区。此外，任何遭受暴力、政治动荡和自然灾害破坏的地区都极易发生严重的霍乱疫情。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普遍贫困，战争、革命和自然灾害数不胜数，但在过去30年里，只有4次大规模霍乱暴发。

    第一次暴发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当时一种新的霍乱菌株出现在秘鲁海岸，并蔓延到了美洲的21个国家。 [80] 细菌在温暖的热带水域大量繁殖，在6年的时间里感染了超过100万人（导致11875人死亡）。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常常没有干净的水和医疗服务，死亡率尤其高。在霍乱袭击拉丁美洲的同时，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它也出现在了东非。 [81] 胡图人对图西人的大规模屠杀以及随后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带来了210多万名难民。到1994年8月，大多数人逃到了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邻国，并在那里设立的35个难民营中定居。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规模和速度给那些准备不足的难民营管理者带来了噩梦。正如一名西迁到扎伊尔的难民所说，“我们没有水，没有厕所。我们在这里受苦。没有食物。政府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没有人帮助我们”。 [82] 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如此生动描述的境况正是霍乱和痢疾等疾病的温床。在1994年7月，扎伊尔戈马难民营暴发了致命的霍乱。仅仅几个星期内，霍乱就夺去了大约12000人的生命。 [83] 由于缺乏可用的静脉输液和其他医疗资源，疫情最初几天的死亡率异常高（约20%）。国际救援机构最终开始行动，到8月，新病例数量逐渐减少。

    2008年，非洲再次暴发霍乱。与1994年因战争和流离失所而暴发的疫情不同，2008～2009年在津巴布韦暴发的疫情是由于全国资源的全面崩塌。 [84] 农业衰退和政治管理不善带来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一系列国内问题，包括普遍的粮食短缺、异常高的艾滋病发病率、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的崩溃和城市供水的破坏。人们贫穷、营养不良，没有接受过关于不良卫生条件会带来危险的适当教育。毫不奇怪，8月份霍乱暴发，迅速席卷了整个国家。到2009年6月疫情最终消退时，已有近10万人感染，4288人死亡。

    仅仅1年后，海地发生7.0级地震，导致10万到15万人丧生，300多万人无家可归，霍乱再次在美洲出现。 [85] 地震前，海地就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成了一片废墟。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住宅和企业被夷为平地，大多数政府建筑（包括国家宫）也是如此。国家基础设施遭到彻底破坏，以至于无法照顾灾后的大量受害者。结果，大多数幸存者被迫搬到临时搭建的帐篷城市。在那里，妇女和儿童遭受暴力、疾病和饥饿司空见惯。而霍乱，因其历史上从未到达过海地，在最初也就从未被关注。不幸的是，在2010年10月，也就是震后仅仅3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霍乱在阿蒂博尼特河岸暴发，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满目疮痍的国家。[86] 尽管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世界卫生组织努力控制疫情，但仍有75万人感染，9000多人死亡。疫情暴发后不久，许多人开始分析这种疾病是如

    何传播到这个加勒比孤岛上的。多年的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霍

    乱是由一名来自尼泊尔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带到海地的。尼泊尔基地的厕

    所被不恰当地清空了，导致未经处理的人类排泄物直接流入了附近的阿

    蒂博尼特河。一旦进入河流的温暖水域，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并传播到

    岛上其他大多数天然水源。令人惊讶的是，联合国官员强烈否认了这一

    说法，并拒绝为该流行病承担责任，尽管大量的实证证据证明情况确实

    如此。对海地霍乱弧菌菌株的基因测试表明，它与印度次大陆常见的菌

    株极为相似，而与南美洲（离海地更近）常见的菌株则有很大不同。此

    外，调查人员还披露了对为尼泊尔基地提供服务的环卫公司的采访，他

    们在被采访中承认，曾将垃圾直接倒在了疫情初发地附近的河流中。学

    者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在2016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一份

    关于该流行病的报告中，强调了联合国坚决拒绝接受以上确凿证据的顽固态度。在导言中，奥尔斯顿称联合国在霍乱流行时和之后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弄巧成拙的”。 [87]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应这一报告时最终让步并承认，联合国对海地霍乱流行确实负有责任。

    在过去50年里，霍乱发生了重大变化。霍乱曾经是世界上最严重和最令人恐惧的流行病，现在它的死亡率相对较低，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地区。在战争和灾难时期，它将永远是一种隐患；然而，霍乱已不再对全球人口构成威胁。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霍乱所激发的创新（主要是卫生、口服补液疗法和流行病学）最终成功帮助我们控制了它。最近研制的多种有效的霍乱口服疫苗，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的水源性疾病教育，都对上述工作做了良好补充。随着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卫生设施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希望我们的世界终将看到霍乱的终结。

    第九章 流感

    如果这种流行病继续以几何倍数的速度加速发展，那么人类文明很有可能在几周内便从地球上消失。 ——维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博士，美国陆军卫生局局长，1918[1]

    当提及现代流感（又名流感，Influenza）最常见的症状时，人们可

    能会质疑：在一本描述人类史上10种最严重的流行病的书中，流感竟也

    在列？感染流感的人通常会出现急性上呼吸道症状，并伴有肌肉疼痛、

    咳嗽、全身不适和发烧。这些症状通常在首次暴露后两天开始出现，并

    持续1～2周。尽管流感患者会感觉很糟糕，并且可能在流感患病期间长

    时间卧床不起，但他们通常不需要住院或其他医疗干预就能康复。对大

    多数人来说，流感不过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一种让我们无法工作或

    破坏我们假期的疾病。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患有肺部疾病（如慢性阻塞

    性肺病、哮喘）的小孩、老人、孕妇及营养不良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来

    说，流感是极其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事实上，每年有超过30万人死

    于流感，其中大多数死于严重的并发症，如肺炎和心力衰竭。虽然有效

    的疫苗和几种抗流感药物（如达菲、金刚烷胺）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但

    是流感的死亡率仍然如此之高，令人恐惧。尽管采取了控制措施，许多

    流行病学家依旧认为，流感仍然是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微生物威胁。正如这一章开头的引语所暗示的那样，历史已经证实他们的恐惧不无道理。

    就致命性和传染性而言，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历史上人类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流行病，通常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尽管它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但1918年的大流行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向法国的大规模迁移而横渡大西洋，传播到了欧洲，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站稳脚跟后，这种疾病又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据说，该病当时感染了世界1/3的人口，仅在1年时间内就夺走约5000万人的生命。后来的一些估算数据表明，该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接近1亿人，这比黑死病100年间导致的死亡人数和艾滋病前25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18年的流感夺去了全球近5%的人口的生命，并使人类的总预期寿命降低了10岁以上。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是同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人数的3倍。如果按照现代人口数量进行调整，1918年流感造成的死亡总数相当于当今世界上的约4亿人。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流行病是在细菌学说、疫苗和现代医学问世之后发生的。

    除了异常高的死亡率之外，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在致死方式和感染人群方面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流感大流行都不同。1918年流感的早期临床报告描述了一种疾病，就其在受害者身上产生的病理变化而言，这种疾病异常凶猛。在标准的流感样症状出现后的几个小时内，许多感染者迅速发展成致命的肺炎、大范围紫绀以及鼻、口、眼、耳和肛门出血。这种疾病的进展异常，在职业生涯中治疗过数千例流感病例的医生们都很难诊断出这种疾病。此前，流感从未如此迅速或如此凶猛地导致死亡。

    有无数报道称，人们早晨醒来感觉很健康，然而却在夜幕降临前死去，肺部充满血腥黏液。一位1918年9月在波士顿工作的医生描述说：
    被带到医院时，人们一开始以为只是感染了普通的拉格里普或流感。但是他们很快发展成有史以来黏性最强的肺炎。2小时后，他们的脸颊上开始出现红色斑点，几个小时后，你可以看到紫绀从他们的耳朵蔓延到整个脸部，直到很难区分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短短几个小时，死亡就会来临，他们会拼命呼吸空气，直到窒息而死。太可怕了。 [2]

    为什么1918年的流感会有如此反常的病理现象，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90年里一直是个谜。直到2005年，实验才开始揭示1918年流感的独特之处（这些实验的细节将在本章后面讨论）。 [3]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研究发现大多数最严重的损害是由对病原体的暴发性免疫反应引起的，而不是病原体本身。特别是1918年的流感，触发了宿主肺部的免疫细胞释放出大量有毒的炎症性化学物质。细胞因子通常帮助免疫细胞激活并相互沟通；然而，如果在短时间内释放过多的细胞因子（称为“细胞因子风暴”），就会导致大面积的组织死亡和过多的液体积聚。过度的炎症导致了1918年流行病的大部分发病和死亡，因此有理由认为，免疫系统较强的人对感染的反应应该更强烈。有趣的是，这正是我们观察到的。其他季节性流感病毒主要导致的是幼儿、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死亡，而1918年的流感毒株却夺走了数百万名年轻、健康、没有疾病的成年人的生命。事实上，在1918年死于流感的人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年龄在20～40岁之间，而那些年龄在65岁以下的人死于流感的风险比65岁及以上的人要高。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身体和免疫能力强对宿主没有什么好处的流感流行。它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致命武器，杀害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健康人和病人，以及各大洲的人民。

    虽然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最著名和最致命的，但它并不是过去几个世纪中唯一袭击人类的。流感第一次成为全球性威胁是在1889年，当时流感在俄罗斯暴发，并通过新建的铁路和金属蒸汽船迅速传遍亚洲、欧洲和美洲。 [4]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疾病类似，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交通的改善为流感这样的传染性呼吸系统疾病在短时间内感染大量人群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在3年时间里，它连续3次出现，共造成约100万人死亡。世界各地的报纸每天都报道俄罗斯流感的最新动向，以及它如何对所到之处的社区产生负面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报道在疾病本身到来的几周前就已经传达给了读者。媒体对1889年流感的报道空前激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报业的崛起，以及在流感暴发前几十年电报的发明。 [5]

    历史上第一次，公众可以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实时追踪一种流行病。例如，一个住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人，可以在流感传播到芝加哥、堪萨斯州甚至巴黎那些遥远的地方几天后，就读到流感的报道。公众渴望得到关于这种流行病的新闻，媒体也非常乐意提供帮助。随之而来的媒体热潮帮助塑造了公众对1889年流感大流行的看法，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对该疾病未来暴发的描述。

    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之后的许多大流行中，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最为严重和致命。从东南亚开始，1957年的流感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造成了100万到200万人死亡。 [6] 这是现代医学研究时代第一次大规模流感暴发。由于担心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重演，流感专家于1948年合作建立了世界流感研究中心，希望能密切监测人类和动物宿主中的流感。该中心利用了众包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国家和地区流感实验室网络，在各自的特定地区独立研究和跟踪流感。通过这样做，科学家们能够迅速分享他们关于任何已出现的新流感病毒的发现，并报告该疾病的任何异常临床表现。几项新的生物技术的发展也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对流感的遗传学和发病机理有了更多的了解。

    尽管有了这些新知识和现代流行病学工具，流感还是于1957年在亚洲卷土重来，并在短短6个月内席卷全球。当时在许多人认为流行病将很快被我们的智力和技术所征服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失败。1957年，一位公共卫生官员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失望，他写道：“虽然我们有30年的时间来准备应对流感大流行的措施，但我认为我们都在忙着做即兴调查，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这件事。我们只能希望人们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最终有可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充分的解释。”[7] 不幸的是，在1968年另一场严重的流行病暴发之前，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1968年的香港流感的致命性比之前的3次大流行要低一些，但它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并扩散到欧洲和美洲，感染了数千万人。

    1968年流感再次出现后不久，疫苗就被研制出来了；然而，直到大流行在大多数地区（包括美国）达到高峰数月后，疫苗才开始广泛使用。这是对一种疾病的又一次无效应对，这种疾病似乎能够以卫生官员无法控制的速度传播和变异。幸运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我们在人群中监控流感、控制流感、治疗流感以及在流感季节前制造疫苗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近年来出现过一些与“禽流感”和“猪流感”有关的恐慌（例如2009年），但没有一次像1968年始于香港的那场流感那样致命。

    病毒和宿主

    人类流感是由三种类型的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类甲型流感病毒

    和乙型流感病毒是每年冬季出现的绝大多数季节性流感病例的致病原

    因，而丙型流感病毒只会引致罕见的轻微呼吸道疾病。甲型流感病毒是

    19世纪和20世纪每一次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也是每年最受流行病学家关注的类型。

    流感病毒有几个独特的基因特征，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人类病原体。

    首先，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是由RNA而不是DNA组成的。如第一章所

    述，所有生物（如细菌、真菌、人类）都使用DNA作为遗传物质，因为

    DNA化学性质更稳定，更不容易被改变或突变。许多病毒也使用DNA

    作为它们的基因组；然而，有些病毒，如流感病毒，已经进化到使用

    RNA作为它们的遗传物质。使用RNA作为基因组的病毒面临的主要问

    题之一是宿主细胞不包含复制病毒基因组所需的酶。因此，所有的RNA

    病毒都必须制造自己的基因组复制酶。对于流感病毒来说，这种酶很容

    易出错。换句话说，每当流感病毒侵入新细胞并开始复制时，产生的新

    基因组往往包含小的突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流感病毒继续在世

    界各地的宿主中一点一点地变异，这增加了一种全新的致命病毒株出现

    并肆虐人群的可能性。流感病毒因其基因组中积累的小突变而逐渐变异的过程，通常被称为抗原漂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接种流感疫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个流感季节出现的流感病毒株可能会在下一年发生足够的变异，以至于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再能有效地识别它。

    流感病毒在遗传学上另一个特别危险的方面是，它的基因组是由七

    八个不同的RNA片段共同组成的，而不是由一条连续的RNA链组成

    的。尽管分裂（分段）基因组本身并无害，但当两种不同的病毒株碰巧

    感染同一个细胞时，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两种流

    感病毒都将在细胞内的相同位置复制它们的基因组片段。当这些病毒将

    它们新制造的基因组包装到新的病毒颗粒中时，可能会出错，一些属于

    某种病毒的基因组RNA可能会出现在另一种病毒中。例如，想象一下，

    一种危险的禽流感病毒株碰巧与一种无害的人类病毒株感染同一细胞。

    当新病毒开始聚集在一起时，一些人类流感病毒的RNA片段可能会意外

    地与鸟类病毒的RNA片段在同一个病毒颗粒中。结果将是产生一个全新

    的杂交毒株，它在遗传学上不同于两种“亲代”病毒。换句话说，它可能

    产生一种既危险又能感染人类的毒株。这种基因重组，也就是所谓的抗

    原位移，可以迅速创造出人类免疫系统从未见过的新的大流行毒株。像抗原漂移一样，抗原位移是随机的，无法预测或控制。因此，人类永远在基因突变或重组事件及远离潜在灾难中相向而行。

    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人类和各种其他动物宿主，包括许多类型

    的鸟类、猪、马、海豹和狗。一般来说，对一个物种有亲和力的流感病

    毒株通常对其他物种的感染性不强。其主要原因与流感病毒附着在宿主

    组织细胞表面的特性有关。附着过程包括一种在所有流感病毒上都发现

    的血凝素（HA）蛋白和一种覆盖在肺细胞和其他几种动物组织表面的

    叫作唾液酸的普通糖之间的相互作用。每种流感病毒都有一种独特的

    HA蛋白，其折叠方式与其他流感病毒上的HA蛋白略有不同。同样，每

    种动物的细胞上都有某种独特形式的唾液酸。因此，你体内可以存在一

    种禽流感病毒株，它的HA蛋白被折叠成只能识别禽类唾液酸的方式。

    这种病毒可能对人类的感染性不强，因为这种病毒不能很好地附着在人

    类细胞上。流感病毒HA蛋白和唾液酸之间的这种看似合理的关系因某

    些动物在它们的细胞上产生多种类型的唾液酸而变得复杂。例如，猪细

    胞表面的唾液酸，跟鸟类和人类的唾液酸都类似。因此，猪可以同时感

    染多种不同的流感毒株，并作为一个活的混合容器，通过抗原位移产生

    新的混合流感毒株。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的起因是，禽流感、人流感和

    猪流感病毒株共同感染了同一只猪，然后重组为一种全新的流感病毒

    株，并具有这三种病毒的三种特性。

    HA并不是唯一与宿主唾液酸残基相互作用的流感蛋白。病毒表面

    还含有一种叫作神经氨酸酶（NA或N）的蛋白质，当新制造的流感病毒

    试图离开它们刚刚复制的细胞时，这种蛋白质可以切断唾液酸。虽然唾

    液酸是流感病毒最初附着在细胞表面时的一个重要靶标，但当病毒试图

    离开这些细胞并传播到新细胞时，它就成了一个障碍。流感病毒NA蛋

    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像一把大砍刀，通过酶解切断任何阻碍新流感病

    毒离开细胞的唾液酸。像HA一样，NA蛋白对它能切割的唾液酸类型，

    也是具有特异性的。某些形式的NA蛋白优先切割鸟类唾液酸，而其他

    形式的NA蛋白则优先切割人或其他动物的唾液酸。因此，如果你有一

    个NA蛋白，能很好地从一个物种（如鸟类）切割唾液酸，并使该病毒

    进入另一个物种（如人类），那么新产生的流感病毒则永远不会脱离细胞表面，感染也将基本停止。HA和NA都必须“匹配”它们所感染的特定物种。因此，科学家在对新的病毒株（如H1N1）进行分类时，通常会关注这两种蛋白质。

    悄无声息的灾难

    任何蔓延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并导致5000多万人死亡的大流行病，预

    计都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各种社会、政治、健康和经济问题产生巨大

    影响。有趣的是，当人们仔细研究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随后的几年时，

    往往很难找到任何形式的关于其存在的持久印迹。几乎没有骚乱、政治

    动荡、替罪羊或长期经济影响。此外，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何

    战斗都没有任何重大影响，也没有明显影响随后的俄国内战。尽管在致

    命的人群疾病面前暴露了公共卫生政策的巨大失败，但1918年的流感大

    流行也没有促使任何城市或国家就如何应对流行病威胁进行任何全面改

    革。似乎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多年的战争和疾病，以至于它决定抛开所

    有的苦难，继续前进。这样看来，1918年的流感在本书提到的流行病中

    是独一无二的。几乎自相矛盾的是，人类最大的杀手对当时的人类几乎没有产生长期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政府、

    媒体和公众在大流行发生时是如何应对的。当流感于1918年1月出现

    时，大多数人最初认为这只是又一次季节性流感暴发，对其应对必须按

    部就班地进行。 [8] 然而，到了9月，公共卫生官员清楚地认识到，这次

    流感流行是非常独特和迅猛的，以至于既定的控制措施不起作用。为了

    应对此次的流感大流行，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始隔离病人，并提议对公共

    集会、个人卫生习惯和商业行为进行限制。这些限制的强制实施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个城市的当地卫生委员会，以及它对当地企业拥有

    多大的权力。由于担心扰乱当地经济或引发公众恐慌，一些城市在大流

    行期间治疗和干预的变化相对较小。例如，纽约市卫生专员罗亚尔·科普兰（Royal Copeland）就错误地选择了不对公众集会实施任何直接禁令， [9] 而是采取了一些干预性较低的措施，如要求企业错开工作时间以减少人群聚集，增加城市医生的监测和疾病报告，以及教育公众关于在公共场所咳嗽和吐痰的危险。正如科普兰在第二年的一篇论文中所说，“我的目标是防止恐慌、歇斯底里、精神错乱，从而保护公众免受精神疾病的影响，精神疾病本身就容易引发身体疾病。”[10]

    与此相反，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些城市几乎停止了所有市政活动。它们关闭了学校、图书馆、电影院、酒吧、体育馆、购物中心、舞厅和任何其他人们聚集的地方。一些城市关闭了教堂，以尽量减少教徒之间的接触，还有许多城市禁止公众葬礼。一些城市，如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甚至要求市民在公共场合出门时戴外科口罩。 [11] 总体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全面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不幸的是，50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的事实表明，这仍然是不够的。

    实行严格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的城市并不一定比那些政策宽松的城市好得多。例如，波士顿、费城和新奥尔良，这些城市都完全禁止公众集会，但它们的死亡率明显高于纽约市和圣路易斯，后者也有类似或不那么严格的管理。流行病学家和医学历史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理解这种意想不到的差异。最后，2007年，在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发表的几项研究揭示了这个谜团。 [12] 研究人员确定了两个关键因素，它们可能在决定一座城市在1918年大流行病中的表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实施这些措施的时机。那些在大流行暴发前或在第一批病例发生后的头几天内采取行动的城市，其总体死亡率远低于那些推迟实施行动的城市。费城是美国大城市中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在流感到来两周多之后，费城才采取了各种方式限制公众集会。事实上，他们甚至在那个时期举行了一次大型游行。相比之下，圣路易斯几乎在流感到来后立即采取了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因此其死亡率只是费城的1/8。

    在这些研究中发现的第二个因素，是城市解除限制的时间。许多城市在大流行刚刚达到顶峰后，而不是疫情结束后，就放松了公共卫生管制措施。在疫情仍在肆虐并造成大批人死亡的时候，解除管制的做法给了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增加了危险的“群体”行为（例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使得流感在第二波暴发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更糟糕的是，地方卫生委员会，以及更大的（州/地区/国家）委员会经常互相争斗。这造成了不必要的延迟，并造成了人们的混乱，因为人们经常得到混淆的信息。

    许多城市在此期间采取的极端措施得到了公众高度的配合。尽管官

    员、政客和企业主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但大多数公众还是接受了对他们

    的限制。骚乱和大规模抗议并不常见，有组织地颠覆卫生管制规则的事

    件也不常见（除了偶尔有个别非法酒馆）。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应，与历

    史上观察到的大多数其他流行病截然不同。第一种可能性是，一些人认

    为，公众看到了1918年流感带来的特殊危险，并接受了需要采取极端措

    施来抗击它的事实。大多数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流行病的负面

    影响，要么是通过每天在报纸上读到它，要么是因为知道某人已经生病

    或死于这种疾病。无论是住在城市、小镇还是相对孤立的地方，每个人

    都知道这种特殊的流感有多可怕。诚然，有些人从来不知道流感大流行的严重程度，但很难想象生活在1918年的人会对流感掉以轻心。

    第二种可能性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可怕局面，人们已

    经习惯于政府越发严格的控制。“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成为一种常

    态，因为公民被迫按国家要求定量配给食物，去工厂工作，甚至为国家

    献出自己的生命。大多数人认识到形势的特殊性，愿意放弃某些权利，

    以最终赢得战争。当流感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到来，各城市开始实行隔离

    和监管，公众很可能认为这些措施只是紧急时期需要的另一种牺牲。这

    是他们因连续4年的战争和死亡而根深蒂固的屈从的条件反射。最终，

    他们服从当局的意愿可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阻止了疫情进一步升级。

    报纸行业成为地方卫生委员会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它是有关1918年大流行病和社区如何应对的主要信息来源。报纸不仅每天报道当地感染和死亡的统计数字，而且通常还负责在卫生委员会实施新规定时提醒公众。在许多情况下，报纸会更进一步就这些公告发表社论，给予完全的支持。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严格禁止所有公众集会一天后，《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 ）的一名作者写道：“阻止流感的唯一途径就是阻止夏洛特市瘫痪的方式，那就是全面隔离……智慧再次指引着夏洛特政府的手。”[13] 在大流行期间，报纸经常充当地方政府的喉舌，以这种方式支持卫生官员的行动。

    虽然这样的报道通常对全市的反应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在许多情

    况下，报纸对1918年流感的报道产生了更有害的影响。例如，在许多地

    方，报纸在早期阶段淡化了大流行的严重性，或者讨论其他地方的情况

    有多糟，从而让公众相信流感在他们的城市已经得到控制。在干预最为

    关键的时期，这样的报道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一些报纸还刊登虚

    假补品和药剂的广告，销售商声称这些药品可以治愈流感。那些眼看着

    家人死去或自己即将死去的绝望受害者被骗，把钱花在无用的治疗上，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加速了他们的肺损伤。这些广告还产生了危险的副作

    用，误导公众认为存在治疗方法。相比那些不能治愈的疾病，人们往往

    把有治愈方法的疾病看得不那么严重。如果他们的疾病可以通过服用药

    片或用神奇的滋补液漱口来治愈，他们为什么要害怕把它传染给别人

    呢？此外，他们为什么要遵守严苛的公共卫生建议而给自己带来不便

    呢？这是对媒体的不道德滥用，但因为它能产生收益，而被允许这样操

    作。后来一些报纸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并向它们的读者发表道歉声

    明。

    许多报纸也报道了这种流行病，尽量降低疾病对人类造成的真正损

    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通常都是对苦难和英雄主义的生动描

    述，并以大标题突出显示在头版。这些文章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情感反

    应，这将使他们更有可能支持战争。相比之下，早期关于1918年流感的

    文章往往只是关于死亡统计和政策的简短的技术性宣传。文章中很少包

    含关于个人或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的具体细节。由于这些报道都是表面文

    章，它们通常被隐藏在报纸的中间，标题很小，没有什么“声势”，一些

    人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目的是防止公众对大流行反应过度。人们真正担

    心的是，过度渲染、宣传流感可能引发“恐慌、歇斯底里、精神错乱”，

    许多人认为这比流感本身更危险。不幸的是，以这种方式将流感的存在性降到最低，隐藏了流感大流行的真正危险，这最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

    先前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发生时世界如何应对的讨论提供了一些线索，解释了为什么它未能像其他流行病一样引发同类型的长期变化。首先，流感大流行的时间很特殊。它发生在历史上最致命和最广泛的战争期间，这导致许多人将流感视为战争的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有独立因果关系的独立实体。致命的第二波流感大流行在停战协定（1918～1919年冬季）签署的同时达到顶峰并结束，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想法，即流感只是战争的又一次可怕的延续。当战争结束时，人们渴望把它抛在脑后，回到某种正常状态。由于流行病和战争在许多人的心理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把战争抛诸脑后从而继续前进就意味着把流感大流行抛诸脑后继续前进。其次，是其持续时间。历史上没有其他重大流行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开始和结束。当人们能够处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时，流感已经消失了。它没有像黑死病或艾滋病那样持续很多年，也没有像黄热病或霍乱那样每隔几年就会偶尔复发，也没有像结核病或天花那样流行。这场大流行只持续了1年多，就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它（至少在如此强度的情况下）。人们没有被迫永久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应对它，因为他们没有不断地被它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的流感更像是一场自然灾害，而不是一场瘟疫。

    也许1918年后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这种流行病没有给我们对待公共卫生的方式带来任何重大改变。无论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来衡量，1918年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都惨遭失败。不管采取了什么样的控制措施，流感似乎可以随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掌握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和医学知识的公共卫生官员控制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的能力，并不比控制14世纪黑死病流行的医生强。这是流感故事中一个有趣的部分，因为公共卫生部门实际上有一个合理且科学全面的计划来阻止这种疾病。事实上，如果今天出现类似的流感，我们很可能也会采取隔离、公共集会禁令和教育措施（流感疫苗和达菲等抗流感药物也会被采用）。

    在1918年流感之后，公共卫生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错误。如上所述，有些城市这些政策实施得过晚，取消得过早，也没有被严格执行。此外，地方、地区和国家卫生委员会无法进行有效沟通也是应对措施的明显失败。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公共卫生规划的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善。然而，在基础层面上，所做工作背后的理论证明了对传染病传播的现代理解。那么，我们在2017年仍然有季节性流感暴发，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起作用呢？答案在于，流感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难以控制，因为人们自然会被吸引到拥挤的地方，即使知道其中的危险，也不愿意遵循基本的卫生习惯。出于这个原因，再多的计划或措施也无法完全预防或阻止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

    现实版的侏罗纪公园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蹂躏了人类超过16个月，直到1919年夏天才基

    本销声匿迹。大流行结束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几乎立即开始研究这种

    疾病，以确定其病因，并探究为什么与其他病毒株相比，它的毒性如此

    之大。不幸的是，当时他们掌握的技术工具有限，并且由于无法妥善储

    存1918年流感患者的样本而研究受阻。流感病毒携带由RNA组成的基因

    组，如果不在超低温（例如-80℃）下储存，该基因组就不稳定且易于

    快速降解。由于现代冷冻保存技术和冷冻箱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以广

    泛应用，大多数从1918年流感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临床样本在储存条件

    不理想的情况下几年后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没有完整的样本或先进的技

    术，科学家们无法确定1918年流感毒株的独特之处。因此，他们没有能

    力生产疫苗，也无法确定世界各地的鸟类或猪群中是否正在发展另一种

    类似的致命病毒。我们就像是坐以待毙的鸭子，完全不了解有史以来袭击人类的最严重的病毒株。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微生物学的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到来，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新工具，使其可以在基因水平上了解和改变病原体。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使我们能够获得病毒、细菌和几乎任何其他生物基因组中每一个核苷酸的特定序列。所有的基因组都由4种核苷酸组成：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尽管所有生物的基因组中都有相同的4种核苷酸，但这些核苷酸的具体顺序对每个物种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次序决

    定了每个个体物种构成了什么样的蛋白质，也是所有生物独一无二的最

    终原因。换句话说，基因组是各种细节的详细蓝图。当科学家试图确定

    某种特定的微生物病原体是如何引起疾病的，或者是什么使一种病原体

    与另一种不同时，了解这个蓝图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批测序的基因组是两种感染细菌的小型病毒的基因组。尽管以

    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小规模的噬菌体病毒基因组测序规模不大，但在

    1976年却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因为它证明了获得微生物构建的完整

    图像是可能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其他病毒基因组被测序，包括

    1982年的人类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在1995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时

    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家使用一种新的测序方法“鸟枪法”获得了细菌的第

    一个完整序列——一种被称为流感嗜血杆菌的人类病原体。 [14] 它的基

    因组长度超过180万个核苷酸，比以前检测过的任何病毒基因组都要大

    得多，也更复杂。随着鸟枪法测序的快速改进，不久之后，几乎所有其他人类病原体的基因组都被测序。令人惊讶的是，测序技术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病毒和小细菌的基因组测序。

    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基因组测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当时缺乏保存完好的样本，1918年流感病毒株的序列仍然难以确定。然而，1997年，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AFIP）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从保存在福尔马林和石蜡中的组织中提取1918年流感基因组的可能性。在杰弗里·陶本伯格博士（Dr.Jeffrey Taubenberger）的领导下，科学家们从28个不同的组织样本中提纯了遗传物质，并试图对1918年流感基因组的一小部分进行测序，这部分基因组在将近80年后仍然存在。 [15] 通过这样做，他们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部分基因组的序列。虽然并没有完全成功，但它表明，如果能找到保存稍好的样本，就有可能获得完整的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序列。

    就在第二年，一位名叫约翰·胡尔丁（Johan Hultin）的科学家告诉AFIP团队，他在阿拉斯加西部挖掘出一具因纽特妇女的尸体，她在1918年死于流感后被埋在7英尺深的永久冻土下。其肺组织几乎被冷冻了80年，其中含有足够的保存完好的流感病毒，这使得AFIP团队在2005年获得了1918年流感基因组的完整序列。 [16] 尽管这被认为是微生物遗传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但它并非没有争议。完成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一些公众非常担心，有不良意图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个序列制造出一种新的能杀死数百万人的生物武器。经过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成员的广泛讨论，所有人都同意为了适当的科学利益，应该公布该序列。

    有消息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们成功地利用这一序列重现了1918年的流感病毒，这一消息加剧了人们对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的担忧。 [17] 他们采用反向遗传学技术，首先从新的核苷酸构建模块（使用它们的序列作为图谱）一点一点地重建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组，然后他们将新制造的基因组添加到人类细胞中。经过几个额外的步骤，在基因和结构上与导致5000多万人死亡，并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从地球上消失的病毒株相同的流感病毒从细胞中浮现出来。一个由来自几所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组成的合作小组随后开始在各种动物模型上测试复活的1918年流感菌株，以获得解释它对人类有如此难以置信的致病性的线索。正如所希望的那样，这项工作非常有成效。它不仅确定了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中导致其对肺部致命影响的确切突变，还使科学家们能够观察到该毒株在细胞水平上是如何工作的。同样重要的是，它使科学家们最终能够生产出一种特定疫苗，在类似的病毒株自然产生或以某种方式被制造成生物恐怖主义制剂的情况下，这种疫苗能够保护人类。在经历了80年对未知的恐惧之后，人类终于能够轻松地休息了。

    尽管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已经灭绝的疾病，使其复活具有科学价值和创新性，但并非每个人都会庆幸1918年已灭绝的流感再次出现。 [18]许多人认为制造这种致命病原体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远远超过其益处。特别是，人们担心1918年的病毒可能会从藏匿它的安全设施中逃脱，重新进入人群。逃离安全实验室的其他致命病原体的例子包括2003年和2004年亚洲多个实验室意外释放的SARS病毒，以及2001年从实验室非法移除武器化的炭疽（那年在邮件恐怖袭击中被广泛使用）。

    许多人还担心，恐怖分子或敌国可能会利用已发表文章中的信息来重现1918年流感，甚至制造更糟糕的情况（例如，1918年流感和另一种病原体的混合）。两位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家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和格伦·麦基（Glenn McGee）就这一担忧发表了以下联合声明：“10年前，对致命病毒的操纵可能仅限于高度安全的保险库……然而，如今，致命病毒的超级秘密存储已被简化为一套说明书，在某个时刻，这些说明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和其他不良分子或业余爱好者的食谱。”[19] 对他们来说，1918年流感项目的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一面是发布了制造这种致命病毒所需的逐步说明和序列。这是一个路线图，如果在遗传学和一些分子生物学设备方面接受基础训练，其他人可以很容易地效仿。过去40年来，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项目的成功，支持了这种担忧。自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组测序和重建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12年，还没有关于试图将其使用并造成危害的报道。这并不意味着安全问题没有引起争议；然而，保护公众的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有效的。

    1918年流感病毒的重现，正值科学家们不断地利用技术对微生物和其他更大的物种进行基因改造的时候。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转基因生物，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热点问题。除了担心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和对环境的影响之外，许多人认为，不自然地改变生物的遗传物质并干扰自然的进化过程在伦理上类似于“扮演上帝的角色”。1918年流感病毒成功复制，更进一步，以类似于电影《侏罗纪公园》中虚构的方式将一种已经灭绝的疾病复活，许多人觉得科学家做得太过火了，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随着我们的科学能力和理解力以指数级的速度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需要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疫苗项目的新范例

    患流感的人经常会出现由其他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继发性感染。例如，流感病毒复制引起的初始损伤和炎症往往使宿主更容易感染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等细菌性病原体。

    事实上，大量与流感相关的发病和死亡是由其他病原体引起的，而不是由流感病毒本身造成的。因此，尽管抗生素对病毒毫无作用，许多医生还是会给流感患者开抗生素。尽管就产生新的抗生素抗性菌株而言，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但每年预防性地给流感患者使用抗生素确实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对科学家来说，共同感染病原体的高流行率是个问题，他们在20世纪初就开始试图鉴定和纯化流感的病原体。这些研究导致许多人错误地将流感嗜血杆菌确定为流感的病因（因此得名）；然而，当应用科赫法则时会发现，纯流感嗜血杆菌并不能让受试者或动物产生流感。 [20] 直到1931年，人们才最终发现流感是由病毒而不是细菌引起的。仅仅2年后，英国科学家首次成功纯化了流感病毒，这使得疫苗的研制成为可能。 [21]

    第一个被测试的流感疫苗是苏联科学家阿纳托利·斯穆洛丁采夫（Anatoly Smoro-dintsev）于1936年发明的减毒活疫苗。 [22] 他将流感病毒在鸡蛋中培养30个不同的复制周期，以选择已经丧失在人体内引起重大疾病能力的病毒的减毒变种病毒。在将他的疫苗注射到人类受试者体内后，他发现那些对疫苗产生抗体的人通常不会被流感感染。然而，对他的研究设计的现代分析显示，这个研究包含了几个重大的缺陷，这表明他的疫苗总体上效果不大。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的美国医生也开始与一组极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一起研制流感疫苗，其中包括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他后来研制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弗朗西斯疫苗与斯穆洛丁采夫疫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用福尔马林处理，以灭活病毒，使其不再致病。 [23] 这种灭活病毒疫苗是完全安全

    的，只要注射足够的量，就能在接受者中引发免疫反应。弗朗西斯团队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研究这种疫苗，当时弗朗西斯担任美国陆军流感委

    员会主任。当美国在1941年底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弗朗西斯负责保

    护数百万名美国士兵，这些士兵将被部署到流感经常造成大规模伤亡的

    地区。美国军方非常担心1918年流感疫情重演，那次疫情夺去了驻扎在

    欧洲的46000多名美国军人的生命。这种担心促使军方放任弗朗西斯和

    他的团队在临床试验中大量使用美国军人。他们大规模临床试验的最终

    结果是研制出了流感疫苗，这种疫苗被科学证明是安全有效的。他们的发现于1943年发表后，该疫苗被大规模生产，并最终广泛分发给公众。[24]

    在寻找理想的流感疫苗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可以进一步变异成不同的毒株。1933年分离出的第一种流感是甲型流感病毒，属于甲型H1N1（A/H1N1）亚型。1940年，发现了一种新的流感病毒，名为乙型流感病毒，它与甲型H1N1流感病毒相比有着显著的蛋白质差异。 [25] 研究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人很快意识到它不能保护受试者免受新型乙型流感病毒的感染。因此，他们不得不研制一种新的疫苗，一种含有灭活甲型H1N1和乙型流感病毒的二价疫苗。 [26]

    这种二价疫苗被大规模使用了十多年，似乎能有效减少与流感相关的感染和死亡。然而，195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大流行的再次出现表明，不斗争是无法战胜流感的。导致1958年流感大流行的流感毒株是一种甲型流感，它变异成了一种以前从未在人群中出现过的亚型（H2N2）。有了这些信息，疫苗公司开始生产一种新的二价疫苗，其中只包括甲型H2N2和乙亚型。 [27] 这是大约10年来最常见的流感疫苗。当1968年流感大流行被证明是由另一种新的亚型（H3N2）引起时，疫苗公司再次被迫转向生产不同的二价疫苗。从那时起，H1N1和各种乙型流感病毒的偶尔再次出现导致了每年的流感疫苗成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每种情况下，流感疫苗的开发都是被动的，只是在新的毒株已经出现并开始感染大量人群后才发生变化。事实上，菌株鉴定和疫苗开发之间的滞后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许多流感暴发在疫苗向公众提供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这是一种低效和无效的疫苗开发方法，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195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流感监测项目的建立为开发更智能的流感疫苗提供了良好契机。 [28] 该项目通过在世界各国建立国家监测中心来监测在当地出现的流感病毒株。从流感“高发地区”实验室的松散集合开始，监测项目已经扩展到106个国家的136个中心。这些当地中心负责定期检测人类和动物的样本，然后将他们的发现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的5个区域中心之一。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数据最终得到处理，人群中最常见的流感毒株在特定年份被确定后，WHO向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公司发布其建议。疫苗通常是三价的，这意味着它含有当年3种最严重的流感病毒株（通常是甲型H1N1流感、甲型H3N2流感和乙型流感）。然而，自2012年以来，由于人群中广泛存在多种乙型流感毒株，该疫苗已含有第四种毒株（四价）。 [29] 每年的疫苗都是有根据的猜测，是对哪些流感毒株最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流感季节出现并引发问题的明智预测。尽管偶尔会出错，但以这种方式制造流感疫苗比等流感暴发后再开始生产疫苗要有效得多。

    季节性流感疫苗打破了疫苗生产行业可接受的界限。以前从未改变过疫苗的种类，也从未每年将疫苗大规模分发给人群，也从未预测过疫苗的种类。在此之前，制造一种疫苗只保护接种者1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与它的长期利益相比，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然而，考虑到季节性流感仍然导致美国每年20万人住院和8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很明显，每年改变疫苗的组成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跟上流感和病毒的变异。如果不这样做，整个人类将面临比1918年更严重的流感大流行风险。

    第十章 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Polio）夺走了一代甚至是好几代儿童的希望。科学家记录了很多疾病，与脊髓灰质炎相比，这些疾病更具破坏性，影响了更多儿童，也更加致命。但脊髓灰质炎可以使儿童瘫痪，这是强大的战后国家所无法忍受的形象。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坐在轮椅上，靠铁肺生存。在他们童年的最关键时期，他们的生命力和人们对其未来的希望都减弱了。 ——脊髓灰质炎幸存者马克·索尔（Mark Sauer），《瘫痪的恐惧：美国对脊髓灰质炎的胜利》 [1]

    请将自己想象为1932年的一对年轻夫妇。你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儿，她是你的骄傲和欢喜。一天早晨，在度假时，你和家人决定去家附近的湖中游泳。水很冷，但对炎热的夏日来说却很凉爽。游完后，你可以回家休息一整天。大约1周后，你的女儿开始觉得不舒服。她有一点发烧，肌肉有些僵硬，而且很酸。你觉得她一定是由于早些时候在寒冷的湖中游泳而感冒了，所以你给她喝了些暖汤，让她早点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你的女儿在房中尖叫，你吓坏了。你跑了过去，发现她正在哭。令你恐惧的是，她无法移动双腿了，并且难以举起手臂。你立即抱起她死气沉沉的身体，将她送往最近的医院。当医生完成了一些检查进入房间时，她被证实了你已经知道的事实。你的女儿患了脊髓灰质炎。她告诉你，你的女儿会活下去，但她很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一生。当你意识到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你的心沉了下去。她将无法完成学业，不能结婚，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上述虚构的故事试图说明20世纪可怕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情况。尽管它偶尔会影响青少年和成人（占病例的25%～30%），但10岁以下儿童更常成为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它以看似随机的方式传播，在杀死或使一个孩子瘫痪的同时，放过另一个孩子。接触脊髓灰质炎病原体（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绝大多数儿童（约70%）没有任何被感染的迹象或症状。他们的免疫系统击退了感染，没有留下任何不良反应。还有一些儿童（约25%）抵御的情况没那么好，当他们的身体与病毒搏斗时，会出现流感样症状。像无症状群体一样，他们最终会在约1个星期后恢复，也没有长期损害。但不幸的是，约有5%的儿童会因感染而患上更严重的并发症。如上面的故事所示，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后，他们会肌肉僵硬、发烧，进而出现脑膜炎（3%～4%）和肢体松弛性麻痹（1%）。在极端情况下，麻痹还会扩散到呼吸、吞咽和与言语相关的肌肉。这是脊髓灰质炎最致命的形式。仅有少数人能在如此广泛的瘫痪中幸存，通常其余生只能依靠人工呼吸机生存。

    尽管有证据表明脊髓灰质炎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它第一次出现在医

    学文献中是1789年，被描述为“儿童下肢残疾”。 [2] 德国骨科医师雅各布·冯·海涅（Jacob von Heine）于1840年发表的重要报告首次描述了脊髓

    灰质炎特殊的临床表现，至此它便与其他类似的麻痹性疾病区分开来

    了， [3] 这也是这种病第一次被称为小儿脊髓麻痹。在接下来的30年中，

    法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发现了麻痹症状的细胞基础。他们发现感染会侵袭

    中枢神经系统并杀死脊髓和脑干神经细胞的细胞体（灰质）。死亡的运

    动神经元无法把信号从大脑传递到肢体肌肉，从而导致了瘫痪。

    在那时，脊髓灰质炎仍然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疾病。它会在美国或欧

    洲偶发，零星感染少数人，然后在短时间内消失。但是，到了19世纪90

    年代，波士顿、佛蒙特州和瑞典等地开始出现聚集性感染。 [4] 直到20世

    纪初，这些地方性脊髓灰质炎才开始大规模暴发并造成严重感染。1905

    年，瑞典乡村暴发了一场流行病，感染了1000多人；1907年，纽约市也

    发生了一场流行病，约2500人感染。脊髓灰质炎首次广泛流行于1916年

    夏天，发生在美国。该病首先出现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意大利社区，

    并呈放射状传播到东北部，感染了2.7万人（主要是儿童），导致6000

    人死亡。这是世界第一次真正注意到鲜为人知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以儿

    童为目标、极具视觉震撼力的症状和极高的死亡率，使全国各地的父母都竞相保护自己的孩子。

    在接下来的40年中，每年夏天都会出现这种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流行逐年恶化，在1952年达到顶峰，仅在美国就感染了5.8万人。据估计，在整个20世纪，脊髓灰质炎导致约100万人死亡，多达2000万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身体残疾。尽管它没有本书所描述的其他流行病那样致命，但它令人恐惧并且极具影响力。

    脊髓灰质炎，又称为小儿麻痹症，由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引

    起。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属于小RNA病毒，小而坚固，以RNA作为遗

    传物质。其他小RNA病毒包括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鼻病毒）、甲型肝

    炎病毒和通常感染牲畜的口蹄疫病毒。就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言，暴露通

    常发生于摄入被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但是，一些证据表明它也可以通

    过唾液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病毒一旦进入胃肠道，便会在肠道细胞

    中复制约1周，然后转移至淋巴结和扁桃体等局部淋巴组织。它会在此

    处复制，最终溢出到血液中。血液中存在大量脊髓灰质炎病毒（称为病毒血症），这便是大多数感染者出现流感样症状的原因。

    根据宿主的免疫系统和年龄，病毒可能会从血液中转移到脊髓，从

    而引起脑膜炎并损害运动神经元。如果病毒停留在脊髓下部，它最终会

    使四肢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对称性瘫痪。这种称为脊髓型脊髓灰质炎，约

    占瘫痪病例的80%。在某些人中，病毒会在短时间内离开脊髓下部并向

    上转移至大脑。当病毒杀死脑干中的神经元时，患者便可能出现心跳异

    常、呼吸和吞咽困难。这种最致命的形式被称为延髓型脊髓灰质炎，约

    占瘫痪病例的2%。最后，有时病毒还会同时在脊髓下部和脑干中复

    制，这种被称为脊髓型合并延髓型，其严重程度和发病率（约18%）居

    于上述二者中间。一般而言，年龄较大的孩子、青少年和成年人比小孩

    子更容易发生延髓型和脊髓型合并延髓型，平均而言，其预后要差得

    多。此外，所有瘫痪的人，无论其瘫痪程度，在其康复期间和之后的许多年里还会经历极度的肌肉疼痛和肌无力。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幸存者还会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后脊髓灰质炎综合征”（PPS）的疾病。在这种疾病中，即便在脊髓灰质炎恢复很多年后，患者还是会出现肌肉疼痛和功能丧失。

    对一代人的心理伤害

    如果按照死亡率或持久性对流行病进行排名的话，那么前50名中可

    能都不会出现脊髓灰质炎。该疾病总共大约50年才蔓延到流行病的程

    度，致死的人数也比许多本书未提及的其他疾病（如麻疹、伤寒、梅

    毒）少得多。尽管脊髓灰质炎在统计数字方面没有其他疾病严重，但由

    于其对人口造成的强烈心理伤害，脊髓灰质炎值得被列入任何破坏性流

    行病的清单。脊髓灰质炎使脆弱的儿童感到恐惧，使他们残疾。它摧毁

    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并将其与所爱的一切隔离开来。它攻击成年人最

    珍视的东西，并且是以比噩梦还可怕的方式进行攻击。脊髓灰质炎可能

    并没有杀死数亿人，但它却好像杀死了数亿人一般，影响了全人群。

    脊髓灰质炎恐慌最重要的副产物之一就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

    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在脊髓灰质炎之前，孩子们夏季通常都在户外玩

    耍，游泳、骑自行车、和附近的朋友一起运动等。只要孩子们按时回家

    吃饭或在天黑前回家，大多数父母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们出去玩。但当脊髓灰质炎来临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很明显，脊髓灰质炎总在孩子们远离父母玩耍的时候，攻击他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许多父母开始更主观地决定他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一起玩。通常，这意味着让孩子被隔离在安全的室内。

    理查德·罗德斯（Richard Rhodes）在《世界上的一个洞》（A Hole in the World ）一书中，描写了他在此期间产生的社会孤立感。“城市关闭了游泳池，我们都被关在家里，困在室内，有意避开其他孩子。夏天就像冬天一样。”[5] 数百万名孩子，甚至是那些从未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的孩子，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种不祥的阴影下。此时，社会化让步于安全，自由让步于控制。脊髓灰质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迫使父母将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尽管“直升机式育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我们可以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年代追踪到一丝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脊髓灰质炎而备受父母庇护的那一代孩子，最终引导了30年后的“直升机父母”运动。恐惧发生了变化（从脊髓灰质炎转变为儿童掠食者），但反应却极为相似。

    对于那些直接受脊髓灰质炎影响的人而言，其心理影响更为有害且持久。在被诊断患有脊髓灰质炎后，患者通常会被赶到医院的专科病房，在那里待几天、几周甚至是几个月，在此期间，不允许家人和朋友探望。他们的玩具、衣服和其他所有物品会立即被收起来烧掉，以免把疾病传播给兄弟姐妹。当家人最终被允许探视时，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而且是被玻璃或窗帘隔开的。抛弃所有熟悉的人和事物，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被抛弃感和被孤立感，而死亡或永久瘫痪的可能性则让情况雪上加霜。

    在最初的几周里，患者的亲人也会出现类似的感觉。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还必须面对被社区排斥的情况。人们害怕脊髓灰质炎及其相关的任何人，包括患者的家属。他们的房子会被标上很大的黄色隔离标志，并且其被视为危险的人。一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曾经回忆道：“我母亲说，当她和爸爸去镇上的海滩时，人们会拿起毯子和雨伞躲远。在杂货店里，妈妈说人们总是窃窃私语，盯着他们看。没有人愿意靠近我的家人。”[6] 脊髓灰质炎将他们永远标记为被污染的人；他们被排斥，其存在不断提醒着周围人，脊髓灰质炎在伺机而动，而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下一个猎物。随着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持续蔓延，这种不幸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

    对于那些面临着漫长康复期和因该病而永久致残的人，大量研究探

    讨了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虽然数据会因研究重点不同而

    有所差异，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与没有患过脊髓灰质炎的人相

    比，脊髓灰质炎幸存者更可能抑郁和焦虑。 [7] 幸存者通常会为自己失去

    的生活以及目前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哀痛。他们将如何养活自己？他们还

    能再走路吗？他们还能结婚吗？当数百万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努力重新

    适应这个如今对他们有些陌生和敌视的世界时，诸如此类的问题总会渗

    透到他们的心中。其他幸存者还会不断与焦虑做斗争，害怕自己会再生

    病入院。在康复期被医院护工虐待的生动记忆会进一步激发这种感觉。

    许多人记得他们无助地坐在自己的尿液和粪便中长达数小时，或者因无

    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功能，意外弄湿自己而挨打。一些人甚至说他们遭受

    了看护者的性虐待。不幸的是，在大多数医院都人满为患、人手不足的

    时期，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随着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年龄的不断增长，许多人开始遭受“后脊髓灰质炎综合征”（PPS）的折磨。其症状包括疼痛、肌肉无力和四肢功能丧失等，即使他们的四肢似乎在50年前就已经恢复了运动能力。许多幸存者认为这种可怕的疾病仍会继续伤害他们，因此他们的恐惧重燃，并产生了新的抑郁情绪。这是流行病的可怕余波。

    卫生悖论

    对20世纪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病学数据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这个悖论使科学家困惑了很多年。脊髓灰质炎主要是水源性胃肠道疾病，但其出现和流行最严重的时间却是在卫生状况得到大幅改善的时候。当19世纪末实施现代卫生措施时，伤寒、霍乱和其他各种腹泻病的发病率都急剧下降。实际上，一些研究估计在过去的100年中，卫生条件改善使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降低，人类预期寿命提高了12%。然而，脊髓灰质炎似乎在水源清洁、食物处理方式得到改善的地方最为猖獗。例如，美国和西欧富裕地区原本并没有水源性流行病，但脊髓灰质炎却在这些区域发生了最为严重的流行。此外，当城市试图针对脊髓灰质炎采取更严格的卫生措施时，似乎其流行的频率增加了，严重性也更加恶化。看起来就像是，旨在制止脊髓灰质炎的措施恰恰造成了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有几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明显的悖论。最被普通接受的理论是，19

    世纪末期出现的卫生措施并没有增加人们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暴露，而

    仅仅是延缓了这种暴露。 [8] 现代研究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于19世纪或

    更早的时候在环境水源中普遍存在，由于病毒在那个时间几乎无处不

    在，一个人在刚出生几个月时就有可能感染脊髓灰质炎。尽管似乎听起

    来婴幼儿比成人或较大儿童患脊髓灰质炎更加危险，但实际上并非如

    此。主要原因是幼儿（0～12个月）的血液中仍含有高水平的母体抗

    体，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各种疾病的侵害。当胎儿在母亲子宫内发育时，

    就获得了这些抗体，被称为母体IgG抗体。在母亲怀孕的最后3个月中，大量的IgG抗体经由胎盘，从母体血液中转移到发育中的胎儿血液中。

    被转移的抗体种类取决于母体此前曾抵御过何种疾病、接种过何种疫苗。如果母体曾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那她的免疫系统中就会有针对脊髓灰质炎的保护性抗体，并将其传递给胎儿。当婴儿出生并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时，仍在婴儿体内的母体IgG抗体便会攻击脊髓灰质炎病毒并阻止其进入脊髓。结果，婴儿可以在几乎没有症状或并发症的情况下康复。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儿童中。

    随着现代卫生设施净化了环境水源，孩子不再在刚出生的几个月内，体内还具有高水平母体IgG时，就接触脊髓灰质炎病毒。相反，他们是在出生几年后，体内不再存有任何母体IgG抗体时（母体抗体在1岁时就会逐渐衰减），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下。 [9] 此时，他们没有任何保护，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大量复制，扩散到脊髓。因此，这并不像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儿童第一次接触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在20世纪初。实际上，这是暴露减少导致的首次感染时点变更。

    尽管上述解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脊髓灰质炎最早出现在20世纪早期，但它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更甚。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诸如水卫生、季节变化、政府应对等因素是否产生了重要变化，从而加剧了20世纪40年代脊髓灰质炎的流行。50年以来，研究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15年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 ）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引了一些方向。 [10] 该研究使用了复杂的数学和统计学模型分析了脊髓灰质炎的历史数据。经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后，他们得出来一个平淡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脊髓灰质炎流行仅仅是因为与之前相比，二战后有更多的孩子出生了。战后的“婴儿潮”效应为脊髓灰质炎病毒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宿主。更多的孩子意味着脊髓灰质炎病毒有更大的机会在人群中传播，导致瘫痪和死亡。

    20世纪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是传染病史上的反常现象。没有任何一种传染病会因人群变得更健康、经济变得更繁荣而恶化。人们死于脊髓灰质炎病毒，恰恰是因为人们极力追求清洁的环境，而清洁的环境可以使我们远离许多其他水源性疾病。这似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可避免。对水源性疾病的恐惧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则最终导致了恐惧的发生。

    医疗创新的爆炸式增长

    脊髓灰质炎流行使多达2000万人遭受慢性健康问题，如瘫痪、毁容和呼吸困难。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在初次感染后常常需要多年的重症监护，这给医疗健康行业带来了巨大压力。急剧增加的压力表明，医院在护理急性期重症患者和需要长期看护患者时的产能不足。结果是，这导致医院改变了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方式。

    晚期脊髓灰质炎患者面临的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是呼吸肌肉麻痹。为了将空气吸入（吸气）和排出（呼气）肺部，需要肋间肌、腹肌和膈肌一起工作，移动胸腔，改变肺的容积。这些肌肉的麻痹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困难，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会导致窒息和死亡。当前对呼吸停止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口对口人工呼吸或一些机械设备来进行人工通气。不幸的是，当脊髓灰质炎病例开始在1910年代增加时，并没有这种设备可供呼吸停止的患者使用。由于脊髓灰质炎病毒逐渐削弱了胸肌的能力，许多进入医院喘不过气的孩子常常会死去。在成千上万年幼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窒息而死后，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开发一种机械装置作为人工肺，帮助这些孩子存活。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给患者足够的时间来恢复自主呼吸。

    菲利普·德林克（Philip Drinker）和路易斯·阿加西兹·肖（Louis Agassiz Shaw）医生于1928年成功发明了第一台机械呼吸机，以应对脊髓灰质炎的流行。 [11] 他们的装置（后来被称为“德林克氏人工呼吸器”或“铁肺”）是由一个大的、密闭的圆柱形金属罐和几个气泵组成，金属罐连接在气泵上。需要呼吸帮助的人进入水箱，只把头留在外面。打开气泵时，水箱内部会产生负压真空，有助于提起胸腔使空气进入肺中。片刻后，气泵使水箱内产生反向压力，从而排空肺中的空气。尽管以上将空气吸入和排出的方式看起来很复杂，但这种人工通气的负压系统与自然通气过程非常相似，可以成功替代瘫痪的胸肌。

    德林克氏人工呼吸器于1928年在临床上首次使用，当时是被用来挽救处于呼吸衰竭边缘的8岁脊髓灰质炎女童患者的生命。 [12] 尽管德林克氏人工呼吸器非常大，嘈杂、笨拙且价格昂贵，但它因具有救命的效果而一夜成名。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几个人（如艾默生、亨德森和博特）对铁肺的设计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其生产效率。 [13] 通过降低90%的成本、使设计更加人性化和小巧，新的铁肺可供世界各地的医院使用。以前可能会死于脊髓灰质炎的儿童现在已被这项惊人的发明挽救。因此，脊髓灰质炎的死亡率直线下降。

    铁肺仍然是脊髓灰质炎时代最持久的图像之一。在那段时间内生活的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宽敞的医院病房里令人心碎的景象，那里有数百名小孩子被装在大型的金属管中。对于那些只需要暂时使用铁肺（1～2周）的人，铁肺被视为奇迹般的救命者。正如一个人在回忆短暂使用铁肺时所说的：“我们与铁肺之间有巨大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这个金属呼吸器似乎有生命的特性，成为保护和安全的象征。我们是金属子宫中不完整的胚胎。”[14] 尽管铁肺如此古怪，但它一直是脊髓灰质炎时代中很多人生命和希望的象征。然而，对其他人而言，铁肺更像是一个金属墓，而非金属子宫。有些人瘫痪太严重了，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机器里待几个月、几年甚至一生。实际上，有些人在铁肺中待了50多年，有的甚至超过了60年。虽然有些人受到了诸多限制，但他们仍然成功调整了心态，过上了丰富多彩、有理想有抱负的生活。但仍然有许多人由于被永久地局限在金属管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对他们来说，铁肺象征着生命的丧失，永远是他们破碎身体的一部分，不断提醒着他们患病的事实。

    铁肺的革命性发明远远超越了脊髓灰质炎疾病本身，因为它永远改变了医学界寻找先进生命维持系统的方式。它是更复杂的人工呼吸器的模型。正压呼吸机是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结束后首次出现的，它们可以将空气强制灌入肺部以使其膨胀。它们在补充血氧方面比负压呼吸机（如铁肺）更有效，而且不需要使用者将自己完全固定在任何设备上。不久，它们就取代了以前的负压设备，成为世界上每家医院和急诊诊所都配备的重要设备。那些因颅脑外伤或脊髓损伤、心力衰竭、药物过量、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例如帕金森病）而有呼吸暂停风险的患者借此可以存活更长的时间，以便采取其他救命措施。此外，外科手术也能够以更加可控的方式进行，不必再担心由麻醉引起呼吸衰竭。

    尽管机械通气能够显著改善脊髓灰质炎和其他严重疾病的预后，但起初并没有其他先进生命维持系统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在脊髓灰质炎最开始流行的35年中，医院并没有足够的设备处理大量重症患者及其昼夜不断的医疗需求。脊髓灰质炎患者需要不断的血压、呼吸、营养、心率、用药以及许多其他医疗监测。由于医疗照护常常不连续、不足、无组织，很多人奄奄一息。就在这时，丹麦一位名叫比约·易卜生（Bjorn Ibsen）的麻醉师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护理体系。 [15] 为了应对1952年哥本哈根毁灭性的脊髓灰质炎流行，他帮助在其医院创建了一个专门部门，用于脊髓灰质炎患者的重症监护。每位患者都被分配了专门的护士、一组医生和医学生，全天候监测各项生命特征（包括24小时手动机械通气）。该病房是世界上第一个重症监护病房（ICU），在1953年使该院脊髓灰质炎患者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关于哥本哈根（布莱格丹医院）ICU的新闻迅速传播。很快，ICU的理念被欧洲各大医院效仿，最终传播到了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ICU得益于技术改进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仅在美国，现代ICU每年就可为400多万名患者提供护理，而这些人如果处在传统的医疗环境中则极有可能死亡。

    除了为现代先进生命维持系统奠定基础之外，脊髓灰质炎流行还彻底改变了因病、伤、手术致残患者的康复方式。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早期阶段，一般都会指导康复患者尽量休息。在许多情况下，医生会将患者瘫痪的肢体固定在夹板、腿部支架或石膏模型中，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休息可以防止附近较强壮的肌肉损害弱化的肌肉。在恢复期，儿童经常卧床数月甚至数年。著名导演兼制片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8岁时曾患脊髓灰质炎，他在床上度过了近1年的时间。他回忆道：“当你得了脊髓灰质炎后，没有朋友会过来。我过去经常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读书，用玩偶、机械玩具和小玩意来消磨时间。我们还有录音机和电视机之类的东西。”[16] 他认为，这段卧床时间激发了他讲故事的兴趣，使他最终专注于写作、导演和制作电影，如其执导的影片《现代启示录》《教父》等。

    这种长期卧床的情况也推动了糖果行业的革命。弗兰克·马尔斯（Frank Mars）小时候得了脊髓灰质炎，在康复期间卧床数月。埃尔瓦·玛尔斯（Elva Mars）看到儿子孤独又沉默寡言，便把他带到厨房，教他如何制作和蘸巧克力。 [17] 多年来，他对巧克力的兴趣不断增长，最终创立了玛氏巧克力公司，生产M&M豆、士力架和银河棒。他从未从脊髓灰质炎中完全康复，一生都拄着拐走路。

    棋盘游戏“糖果乐园”（Candy Land）也是因脊髓灰质炎强迫患者卧床休息而诞生的。 [18] 1948年，一位名叫埃莉诺·阿伯特（Eleanor Abbott）的女性在脊髓灰质炎病房中康复了，当时她想到了一款有趣的游戏，可以让许多躺在她周围的孩子玩。她发明的游戏非常简单，不需要大人太多的帮助，孩子们就可以学会和玩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漫长的恢复期中，孩子们通常是与成年人隔离开的。有趣的是，她游戏的早期版本带有卡通图案，描绘了孩子们的腿部支架。米尔顿·布拉德利（Milton Bradley）在购买该游戏的版权后，便将这些图案替换掉了。或许他们不希望这款游戏与脊髓灰质炎有关。由于大量儿童因脊髓灰质炎威胁而被迫在室内玩耍，该游戏在20世纪50年代大受欢迎。

    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肢体固定的有效性，但在此期间大多数医生都强烈捍卫这种疗法，认为这是脊髓灰质炎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最早挑战这种正统观念的人是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女性，名叫伊丽莎白·肯尼（Elizabeth Kenny），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培训。 [19] 肯尼小时候摔断了手腕，从当地一位名叫埃涅阿斯·麦克唐纳（Aeneas McDonnell）的医生那里接受治疗后，便对人体着了迷。看到肯尼对医学的兴趣后，麦克唐纳医生便借给她一些解剖学图书，并将其收为学徒。在接受了一些非正式的护理培训后，肯尼开始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个偏远地区担任“丛林护士”的工作。正是在这段时间（1911年）内，肯尼第一次见到了脊髓灰质炎的可怕后遗症。由于腿部肌肉的永久性收缩，有个女孩一直处于极度的疼痛中，而当地医生却几乎没有给她任何帮助。肯尼看不到固定肢体的好处，觉得有必要尝试其他疗法来减轻女孩的痛苦。她尝试了热敷，每天轻轻移动孩子的腿，以“提醒”它们如何正确收缩。令人惊讶的是，她的非常规疗法奏效了，孩子可以重新使用双腿了。然后，肯尼在其他5位失去希望的脊髓灰质炎患者身上又尝试了这种新的运动疗法，也成功了。于是她在当地的脊髓灰质炎患者中推广她的疗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护士的身份加入澳大利亚军队。在服役期间，肯尼晋升至Sister一职——这在英国被普遍称为首席护士。肯尼首席护士结束服务后，最终返回了澳大利亚，继续她的脊髓灰质炎工作。

    她在治疗脊髓灰质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您可能会觉得医学界会注意到并接受她的新型治疗方法。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医生要么完全无视她的新疗法，要么指责她捏造数据欺骗公众。肯尼护士在其自传中总结了医学界的冷淡反应：“我完全没有料到医学界人士的反应是这样的，他们随时准备谴责任何带有改革意味或违背公认做法的行为。”[20] 她对人们教条式地支持原有方法论而感到震惊，即使这种方法从未被证明有效。尽管肯尼护士因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感到沮丧，但她仍继续工作，最终她去了美国，以寻求更多的研究机会。不幸的是，最初美国大多数医生都和澳大利亚同行一样对其新疗法持怀疑态度。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和美国医学会（AMA）等主要资助机构仍不信服，拒绝资助她的研究。尽管有这些阻碍，但她的运动疗法在公众中越来越流行。

    到1941年，肯尼护士获得了明尼苏达州一些医生的支持。他们对她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将结果发表在享有盛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上。 [21] 尽管她仍受到医学界的反对，但该文章的发表以及随后在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使她一生的工作正当化了。 [22]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医院意识到，肯尼的疗法在治疗脊髓灰质炎方面远远优于肢体固定疗法。肯尼护士最终将重点转移到培训其他护士和理疗师上，培训他们如何正确锻炼瘫痪的肌肉，并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新成立的伊丽莎白·肯尼研究所教授课程。随着全国各地的报纸上不断出现治疗成功的案例，肯尼护士的声望一飞冲天，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女性之一。实际上，她在1951年被美国公民投票选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女性，击败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男性主导的医学权威抗争。

    肯尼护士的开创性工作对脊髓灰质炎以外的医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受伤和患病的肌肉需要经常运动以达到最佳愈合状态这种理念在当时是一种异端想法，但如今这已成为理疗师的护理标准。从中风到脊髓损伤，再到外科手术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曾经因“不活动”这种医嘱而恶化的疾病，如今使用的恢复疗法都与肯尼护士在1911年开创的疗法相似。治疗神经肌肉疾病保守和一刀切的疗法已被更激进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所取代。肯尼护士的工作推动了治疗理念的重大转变，永远改变了理疗的实施方式。她巩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为了患者利益，不畏艰险，敢于突破界限。这种改进了的治疗方案将继续改善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脊髓灰质炎和“一毛钱进行曲”运动

    脊髓灰质炎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1921年7月，当时一位富有的政治家兼律师在参观纽约的童子军营地时染上了脊髓灰质炎。两周后，他与家人在加拿大度假时，游泳后感到恶心和发烧。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他的病情继续恶化，胸部以下出现了严重的腿痛、麻木、无力和瘫痪。之后还出现了视力模糊和面部瘫痪，不能自主控制膀胱和肠道。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一些医生进行了多项检查和测试（如腰椎穿刺），确定他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经过多年在佐治亚州温斯普林斯进行的强化理疗和康复治疗后，他的病情逐步好转。但是，他永远无法使用双腿，一生都只能坐在轮椅上。这个人是美国的未来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他成为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的发声者，并永远改变了脊髓灰质炎的历史。 [23]

    罗斯福在1921年患脊髓灰质炎时是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出生于著名的罗斯福家族，其中包括他的远亲（五服以内）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许多非常富有的商人。罗斯福在1911年意外获选纽约州参议院席位后，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该职位任职了两年多，而后在1913年被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有趣的是，15年前西奥多·罗斯福也担任了这个职位）。罗斯福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该职位任职，于1920年辞职。随后，他被选为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尽管民主党在该次选举中大败，但罗斯福似乎注定要追随他堂叔的轨迹。但是仅仅8个月后，当罗斯福前往童子军营地并感染了脊髓灰质炎时，这种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瞬间，他的政治生涯似乎结束了。 [24] 谁会选举一个不能走路甚至不能自己站着的人？谁会选举看上去虚弱和长期患病的人？谁会选举为了康复，近十年都未参政的人？

    在经历了8年脱离公众视野、痛苦的康复期之后，罗斯福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他1928年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的职位。他在该职位还不到1年，美国就陷入了经济大萧条。正是在这段艰难时期，他的领导才能和创新的社会工作计划使他最终成为193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继续赢得了选举，并在随后的三场选举中获胜，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四次当选的总统。实际上，他战胜脊髓灰质炎的这一事实帮助他提高了知名度，因为这证明了他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力量和意志力。 [25] 1932年，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与罗斯福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也因大萧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是一位拒绝被脊髓灰质炎折磨的领导者，象征着他们艰难处境的希望。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因脊髓灰质炎形成的战斗精神使罗斯福拥有了领导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能力。

    罗斯福除了为数百万名脊髓灰质炎幸存者表达心声外，还利用了其总统职位直接与该病做斗争。他最初关注的领域之一是创建一个国家级治疗中心，以便脊髓灰质炎患者离开病房休养。他选择的地点是位于佐治亚州温泉疗养院一个度假胜地，在20世纪20年代他自己便在该地度过了几个月的康复期。他坚信轻松、温暖的矿物质水有疗效，相信它帮助自己恢复了体力。当1926年该度假村由于经济困难陷入困境时，罗斯福购买了该产业，并试图将其改造成全国脊髓灰质炎患者疗养的地方。不幸的是，他和朋友的资金不足以使温泉疗养院继续经营下去。到20世纪30年代初，该疗养院几乎要倒闭了。

    此时，一位名叫亨利·多尔蒂（Henry Doherty）的商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挽救温泉疗养院（并希望赢得总统的青睐）。在1934年1月30日总统诞辰54周年之际，他在全国各地的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庆祝舞会。 [26]这600多场总统生日舞会充当了筹款的角色，募集到的所有资金都捐赠给温泉疗养院。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一个晚上，这些舞会共筹集到了100多万美元。罗斯福非常感动，他在广播中说道：“作为成千上万残疾儿童的代表，我向大家表示敬意。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这是我度过的最幸福的生日。”[27] 第一次生日舞会非常成功，于是他们每年都在罗斯福生日那天继续举行舞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温泉疗养院和当地其他脊髓灰质炎治疗场所共筹集了数百万美元。

    罗斯福意识到，温泉疗养院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对脊髓灰质炎产生全国性影响，因此他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级组织，其唯一重点就是帮助现有的脊髓灰质炎患者，并防止其他人感染该病。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NFIP）成立于1938年1月3日，成员包括科学家、医护人员、志愿者和募捐者。最初，NFIP的资金来自总统舞会和富有慈善家及公司的大量捐款。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NFIP的运行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几个渠道带来的资金。因此，罗斯福向他的朋友——广播界的风云人物埃迪·坎特（Eddie Cantor）求助，以提高公众对NFIP的认识。 [28] 坎特随后不久在直播中呼吁公众，把省下来的钱捐赠出去。每一分钱都对脊髓灰质炎战争起着重要作用。坎特开玩笑地说，他希望“一毛钱进行曲一路奔向白宫”。 [29]

    这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为抗击疾病而呼吁捐款。公众的反应甚至震

    惊了罗斯福。在广播播出后的几周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寄到白

    宫，其中大多数都装着1毛钱。罗斯福在1938年生日那天向全国发表讲

    话：“昨天白宫的邮寄室收到了4万至5万封信。今天，数量更多了，我

    无法确切地告诉你们有多少，因为我们只能通过邮件袋的数量来估计。

    在所有的信封中，都装着1毛钱硬币甚至是1美元，都是大人们和小孩子

    送来的礼物，主要来自想帮助其他孩子康复的孩子。”[30] 最终计算的总

    数显示，公众共给白宫寄出了268万枚1毛钱硬币。这是众筹的一个惊人

    例子。通过让许多人只捐1毛钱，筹款的重担就从少数富人肩上转移到了整个国家。

    1939年及之后的每一年都举行了“一毛钱进行曲”筹款活动。猫王埃维斯·普里斯利（Elvis Presley）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等名人热情地出现在各种筹款活动中，希望借助自身的名声可以帮助治疗脊髓灰质炎。NFIP（后来更名为March of Dimes）收到了很多资金，他们开始资助相关研究，寻找脊髓灰质炎的治愈方法。1955年，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和NFIP宣布他们已成功测试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请参阅下一节）。但不幸的是，罗斯福并没有活着见证这一胜利。他于1945年因大量脑出血去世了。罗斯福去世后，政府和公众都想把他的形象刻在美国货币上，用以纪念。他们最后选择的货币显而易见，1946年1月30日，美国造币厂首次推出了罗斯福1毛钱硬币。

    除了抗击脊髓灰质炎外，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NFIP/March of Dimes）还资助了不同领域的各种研究项目。 [31] 例如，该组织还资助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发现了DNA结构）、马克斯·德尔布里奇（Max Delbrück，描绘了病毒复制过程）、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表征了蛋白质的基本结构）和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描述了人体如何代谢胆固醇）。此外，由于疫苗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脊髓灰质炎，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便将大部分资源用于研究出生缺陷和早产的原因。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风疹疫苗接种（风疹会导致严重的先天缺陷），并发起了一系列运动，促进产前检查和产妇健康。这项工作大大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并为负责照料儿童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是一项了不起的遗产，它虽始于一种流行病，但现已覆盖到所有对儿童有危险的疾病。

    可以说，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带来的最重大影响之一与脊髓灰质炎或其他儿童疾病并无关联。在NFIP之前，疾病组织不会通过国家筹款来筹集资金。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中，诸如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这样的慈善组织蓬勃发展，但医疗慈善事业尚未尝试大规模进行。当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成功募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治愈目标疾病时，类似的慈善机构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效仿。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致力于其他疾病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发起自己的年度筹款运动。美国癌症协会、美国心脏协会和肌肉营养不良协会等慈善机构通过大量邮件、电话和电视广告向公众呼吁。许多人举办了全国性的筹款活动，包括社区健步走/跑步（例如心脏散步，Heart Walk）或电视节目直播（如Jerry Lewis MDA电视节目），以提高知名度、募集资金。

    寻找治疗方法不再仅被卫生官员或富裕的慈善家关注。公众参与了这些斗争，结果令人震惊。例如：连续43年每年劳动节都举行的MDA电视节目共带来了24.5亿美元的资金；美国癌症协会仅在2015年就筹集到了惊人的8.12亿美元；美国心脏协会在同一年筹集了6.5亿美元。 [32]尽管有人质疑这些慈善机构每年筹集的资金是否得到了适当使用，但毫无疑问，筹款活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健康，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医疗慈善事业，虽然最初只是装着1毛钱的信封，但如今已永久改变了我们与疾病斗争的方式。它为科学家提供了无穷的资源，以研发新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它为医生提供了新的工具，用以更早地诊断疾病，缩短康复时间。最后，它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治愈的希望。

    残疾人的权利

    脊髓灰质炎和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的身体永久性残疾。在20世纪中叶，严重的残疾通常意味着一个人无法上学、找工作或进入公共聚会场所。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残疾人会被驱逐出家庭和社区，被强制收容，度过余生。这种社会孤立对数百万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打击。一位特别有口才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马克·奥布莱恩（Mark O’Brien）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残疾人一直被关在国有或国家补贴的机构中。我们永远不知道该系统荒废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智力，谋杀了多少灵魂。开创并运行这个系统的人认为自己是善良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改革者，帮助了无助的人。”[33] 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奥布莱恩出版了几本诗集和一篇文章，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亲密治疗》（The Sessions ）即改编自他的真实故事。他在铁肺中待了44年多，在此期间完成了所有工作。

    马克·奥布莱恩等数百万名残疾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开始要求改善他们的治疗方式。模仿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残疾人权利运动围绕残疾人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而展开。具体而言，斗争者希望有更多的独立生活设施，立法禁止在学校或工作场所歧视残疾人，保证残疾人可以进入所有的公共建筑。他们厌倦了世人觉得他们不能自理，厌倦了与世隔离。他们厌倦了因身体残疾或感觉缺陷而被大学拒绝，他们厌倦了被解雇。残疾人只希望能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尽管各种残障人士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但最初该运动的大部分核心领导都是由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组成的。小贾斯汀·达特（Justin art）、埃德·罗伯茨（Ed Roberts）和朱迪·休曼（Judy Heumann）等人成立了行动不便组织（Disabled in Action）和世界残疾人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on Disability）等机构，并组织了基层游说活动，给立法者施加压力，要求其通过新的立法来保护残疾人。他们还代表那些受歧视的人提起诉讼，组织全国游行和静坐活动，要求平等的权利。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康复法案》第504条，他们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法案规定：“根据第705（20）条所定义的残疾人标准，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或活动，都不得仅因残疾人患有残疾而禁止其参与活动、对其歧视或剥夺其福利。”[34] 法案还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所有机构都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合理的设施”，他们有权使用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服务和住房。

    残疾人第一次受到法律的某种保护。但是，该法律未能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如何执行、何时实施以及如何处理独立于联邦资金的私营企业。这些担忧是有理由的，许多组织和服务机构都试图拖延批准第504条法案。作为应对，1977年，美国残疾人联盟在全国各地的政府大楼中组织了静坐活动。 [35] 数百名各种类型的残疾人涌入了市政建筑，拒绝离开，直到地方政府领导人签署第504条法案。尽管他们在某些城市取得了成功，但在大多数城市却没有成功。关于《康复法案》的执行，静坐、抗议和法律斗争又持续了13年。

    最后，在199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美国残疾人权利法案》（ADA），该法案在就业、交通、通信、娱乐和教育等方面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残疾人提供了全面保护。与《康复法案》不同，该法律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时间表，并对拒绝进行必要更改的企业和服务机构处以更严厉的处罚。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签署法案时说：“让排斥这道可耻的墙彻底倒塌吧。”[36] 对ADA法案涵盖的20多种身心残疾者来说，这是一个期待许久的胜利。对于残疾人来说，这确实是历史的转折点，自那以来，它改善了美国和其他效仿国家（如英国）数百万名残疾人的生活。

    疫苗竞赛

    当人们被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由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两位科学家发明。那些年龄足够大的人甚至可能还记得在学校接种的情况或诸如“索尔克的疫苗工作”“疫苗战胜了脊髓灰质炎的威胁”“脊髓灰质炎溃不成军”等头条新闻。那是举国欢庆的时刻，也是对过去2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清醒反思。尽管这些记忆描绘了脊髓灰质炎最终失败的景象，但它并不能准确勾勒出那几年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人知道疫苗研发过程中的灾难，或是使疫苗成为可能的开创性科学进展，抑或是因疫苗试验引起的全球政治危机。这是疫苗史上无与伦比而又错综复杂的故事。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37] 第一个研究小组由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莫里斯·布罗迪（Maurice Brodie）领导，试图从猴子组织中提取病毒样本，用福尔马林处理，制作灭活疫苗。为此，布罗迪希望破坏病毒的结构，使其无法引起疾病，但同时不完全破坏病毒，以免免疫系统不再识别。他首先在几只黑猩猩、他本人和少数当地儿童身上测试了新疫苗。在这个小样本中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他便将试验范围扩大到了数千名儿童（其中一些是孤儿）中。不幸的是，1935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布罗迪疫苗对预防脊髓灰质炎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接种疫苗组的脊髓灰质炎患病率与接种安慰剂组的患病率相同。更糟的是，一些孩子对疫苗中的化学物质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第二个研究小组正在开发一种减毒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38] 该小组由天普大学的约翰·科尔默（John Kolmer）博士领导，旨在给患者注射可在低水平复制的减毒脊髓灰质炎活病毒，以诱导更强的免疫反应。在一些灵长类动物中测试完后，科尔默给自己的孩子

    和费城地区其他23个孩子注射了减毒活疫苗。结果表明，该疫苗在这一

    小群受试者中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受此鼓舞，科尔默又招募了数

    千名儿童参加了更大的临床试验。与布罗迪疫苗没有任何效果不同，科

    尔默的活疫苗对许多受试者造成了损害。该疫苗直接导致9名儿童死于

    脊髓灰质炎，多名儿童瘫痪。后来发现，该结果是由疫苗生产时减毒过

    程有误造成的。科尔默给受试者注射的不是毒性极弱的脊髓灰质炎病

    毒，而是全活的病毒。如此灾难性的早期结果导致科尔默在1935年9月永久停止了使用他的疫苗。

    这两项广为人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试验的失败震惊了科研界和公

    众。这种使数千名毫无防备的儿童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和致命病原体的

    草率行为，让人们感到不安。尽管两方研究人员均否认，但种种证据表

    明，许多参加这些试验的儿童都是孤儿，是他们的看护者让他们“自

    愿”参加的。一旦父母在未被完全告知的情况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那

    么参加的儿童便几乎没有拒绝治疗的机会。一些反对动物实验的人士动

    员了大规模的写信活动，旨在说服埃莉诺·罗斯福保护孩子，以免受医

    学实验的伤害。 [39] 他们的努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埃莉诺·罗斯福在收

    到他们的来信后不久，便会见了美国卫生局局长，要求他调查有关此类研究不当利用孤儿的指控。

    尽管没有立即采取法律行动，也没有提起任何诉讼，但公众的强烈

    抗议永远改变了研究人员进行儿童相关临床试验的方式。在试验的初期

    阶段，将儿童用作人类实验对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研究人员再

    也不能凭借其社会地位或其目标具有价值而依赖公众的固有信任。现

    在，他们在纳入儿童进入实验之前，必须证明自己的方法是安全的。不

    幸的是，随后的人体研究（如恐怖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表明，这些新

    的制衡手段在没有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是无效的。作为应对，美国国会通

    过了《国家研究法》（1974年），并设立了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监督和规范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试验。大约在同一时间，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总体而言，此类立法有助于保障高危人群（儿童、残障人士、囚犯、贫困者、军事人员）的权益，使他们不再被迫成为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的药物的试验对象。这是迫切需要的改变，为人类临床试验开创了一个更负责任的新时代。

    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速度减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法产生大量病毒。人脊髓灰质炎病毒最初只能在灵长类动物（即黑猩猩）中生长。为数以百计的灵长类动物提供住宿、喂养和医疗服务非常昂贵，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很少有实验室能够负担得起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工作。那些能负担得起的实验室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分离出少量病毒。这使得研究人员开始积极寻找其他方法来繁殖病毒，以便分离出足够数量的病毒，更好地进行疫苗研究。

    第一次突破发生在1936年，当时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研发出一种方法，可以在培养皿中的人类胚胎脑组织中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 [40] 马克斯·泰勒（Max Theiler，同一年在同一地点研发了黄热病疫苗）的两位同事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和彼得·奥利茨基（Peter Olitsky），发现了维持人体细胞在体外长时间存活所需生长介质的确切成分。尽管其他人以前曾在体外培养过病毒，但他们的新方法在效率和生产力上尤其具有开创性。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使用相对较少的试剂生成大量脊髓灰质炎病毒。

    尽管他们的方法很有潜力，但沙宾和奥利茨基从未尝试将其用于疫苗研发，因为他们担心在脑组织中生长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会对宿主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他们不想重复早期黄热病疫苗试验的灾难性结果。在黄热病疫苗的早期试验中，体外神经组织培养出的病毒会攻击接种者的中枢神经系统（请参阅第七章）。相反，他们在安全性上走上歧途，只使用其了解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的信息。在1948年，由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托马斯·韦勒（Thomas Weller）和弗雷德里克·罗宾斯（Frederick Robbins）领导的另一个研究小组仅使用皮肤和肌肉组织研发了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体外生长系统，解决了潜在的嗜神经性问题。 [41] 在这些细胞中生长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复制到很高的水平，但致病性并没有增强。这是一个生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高通量系统，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开始寻找安全有效的疫苗。此外，其他病毒的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新系统的低成本和惊人效率，很快也开始使用。因此，整个病毒学领域的研究呈指数增长，在随后的几年中研发了数十种针对不同病毒的疫苗。恩德斯、韦勒和罗宾斯因其非凡的创新工作，于1954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脊髓灰质炎疫苗竞赛已正式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始使用这种新的生长系统研发减毒或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一位名叫乔纳斯·索尔克的年轻医师就是这样。如前一章所述，索尔克是一名病毒学家，是20世纪40年代首次研发出流感疫苗的团队成员。索尔克于1947年去往匹兹堡大学担任医学系主任，开始在自己的实验室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流感疫苗的相关经验使他更喜欢灭活疫苗而不是减毒活疫苗，因为灭活疫苗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在NFIP大量资金的支持下，他在体外培养了全部3种人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并使用稀释的福尔马林溶液小心地灭活。 [42] 到1952年，他准备在一小群受试者身上测试疫苗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可以诱导免疫系统产生病毒抗体（这是布罗迪灭活疫苗没有做到的）。他从匹兹堡地区招募了约15000名成年人和孩子参加初步研究。在积累并分析了数据之后，索尔克在国家广播中宣布他的疫苗可成功诱导出针对多种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保护性抗体反应，同时没有毒性。他在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上发表了预试验的结果，并开始计划下一阶段的试验。 [43] 随后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临床试验——涉及180万名儿童和32.5万名志愿者的多国双盲研究。 [44] 随着1954年脊髓灰质炎流行季节的临近，恐惧的父母排队让孩子参加试验。

    索尔克的前导师和流感疫苗的研发者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博士负责设计和管理这项巨大的工程。他主要选择了以前从未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的1～3年级孩子，将他们分为3组：一组接种三剂真正的疫苗，一组接种安慰剂疫苗，另一组则什么都没有接种。在次年一整年，参与者的健康状况和抗体水平都会被监测。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获得了一枚金属别针和一个证书，以纪念他们是脊髓灰质炎的先锋。

    在最终收集并分析了所有数据后，索尔克团队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公开宣布其发现。1955年4月12日，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逝世10周年之际，托马斯·弗朗西斯站在国际观众面前，简洁地宣称：“这种疫苗起作用了。它安全且有效。”[45] Salk疫苗与安慰剂一样安全，并且在72%的情况下都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尽管取得了如此令人鼓舞的结果，但在许多新闻发布会上，索尔克显然并不满意。他曾希望他的疫苗能100%有效预防脊髓灰质炎，任何不足都令他感到失望。当他站起来讲话时，他令人震惊地（并且错误地）宣称，他的下一批疫苗将具有绝对的保护性。尽管他从未达到100%的有效性，但他的疫苗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发达国家集体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孩子的毁灭者被击败了，40年的恐惧终于结束了。这次庆祝活动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场面。连续数周，报纸和广播电台一直在播报有关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和NFIP出色工作的故事。因此，索尔克立即成为名人和民族英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多次出现在《时代》（Time）杂志上，甚至于当年4月22日在白宫被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授予荣誉。当人们发现他拒绝为该疫苗申请专利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尽快使用时，他的声望变得更高了。当被问及为什么拒绝从拯救生命的疫苗中获利时，索尔克回答说：“你能给太阳申请专利吗？”[46]

    在新闻发布会后几天内，五家不同公司开始批量生产Salk疫苗。最初，学校建立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流动接种诊所，无论儿童身在何处、社会经济情况如何，都可以接种该疫苗。NFIP在每个社区都组织了疫苗接种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医院和医生办公室逐渐接管了疫苗管理工作。全球有数百万名儿童接种了Salk疫苗，结果令人震惊。1955年，美国有28985例脊髓灰质炎病例；开始接种疫苗后，这一数字在1957年下降到了5894，1961年下降到了161。如此惊人的差距表明，Salk疫苗对任何赞誉都当之无愧。

    尽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Salk疫苗也存在一些争议。第一个便是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从理论上讲，灭活疫苗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因为没有活病毒使受体生病。然而不幸的是，有时错误的操作会使正常的安全疫苗变得危险。这种情况发生在1955年4月，当时两家制药公司卡特（Cutter）和惠氏（Wyeth）用福尔马林灭活Salk疫苗时，操作不正确。[47] 当时，超过10万剂载有活病毒的疫苗被运出了工厂。由于缺乏监督和适当的质量控制，数百人感染了脊髓灰质炎，数人死亡。卫生官员试图向民众说明该疫苗是安全的，但这还是沉重打击了备受欢迎的Salk疫苗的声誉。疫苗接种率暂时发生了下降，州卫生委员会立即发起了新的公关运动来应对，以恢复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公关起作用了，疫苗接种率回到了丑闻发生前的水平。

    1960年，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传出了更为广泛且具有潜在危险的安全丑闻。11月，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某种新发现的病毒可能已经污染了30%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48] 20世纪50年代中期，Salk和其他人（如Sabin）开始使用特殊的猴肾细胞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因为它们分裂的速度比人类细胞快，且维护成本较低。不幸的是，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默默培育另一种被称为猿猴病毒40（SV40）的病毒。在从猴细胞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同时，SV40也会被分离出来。由于当时人们对SV40几乎一无所知，科学家便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以了解SV40是否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几项研究表明，把SV40注射入猴子、小鼠和其他哺乳动物体内时，SV40具有诱发肿瘤形成的倾向。卫生官员意识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使1亿多人暴露于可能致癌的病毒中了，他们感到十分恐惧。值得庆幸的是，过去40年来收集到的证据表明，SV40不会诱发人类细胞形成肿瘤。 [49] 此外，早期接种含SV40疫苗的人，发生癌症的概率并没有大于未接种的人。尽管公众对整个事件非常愤慨，但医学界似乎躲开了一颗巨大的子弹。

    有趣的是，科学家们继续研究了SV40是如何引起肿瘤的，并因此了解了很多关于人类癌症的知识。例如，SV40相关研究使我们发现了细胞膜上一种新的蛋白质，其可以保护基因组免受突变影响。这种蛋白质被称为p53，是阻止人类肿瘤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p53由于某种原因丢失时，人体细胞就会开始不正常地分裂，发生癌变。p53的相关知识可以使医生更好地筛查癌症风险，并为将来的癌症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标。

    除了安全性问题外，Salk疫苗还因其接种方式不佳和长期有效性不足经常遭到科学界的批评。他的疫苗是由灭活的病毒碎片而非活病毒组成，一次注射后所诱导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弱。因此，接受者不得不注射3针，以达到足够高的抗体水平预防脊髓灰质炎。尽管这在发达国家似乎没什么，但对于医疗可及性较差的地区，却是一个重大问题。首先，注射疫苗既需要有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还需要昂贵的设备，如针头和注射器。其次，当需要多次注射以加强免疫时，人们通常会由于忘记或没有足够的能力返回诊所而只接种一剂。这样做，他们会误以为疫苗可以保护自己，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需要注射多针的其他疫苗也存在这种情况（如麻腮风三联疫苗、乙型肝炎疫苗、水痘疫苗和破伤风疫苗）。

    即使多针注射，Salk疫苗的长期免疫保护作用也不佳。疫苗诱导的抗体可在短期内保护儿童免受脊髓灰质炎的影响；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接种者感染脊髓灰质炎的风险与接种前无异。这个问题使研究界许多人批评索尔克过早分发了不完美的疫苗。他们认为索尔克应该等待更好的疫苗研发出来，即仅需单次接种即可，无须打针，那样具有更强的长期免疫效果。索尔克辩护道，尽管他的疫苗并不完美，但它有效缓解了脊髓灰质炎疫情，挽救了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

    让儿童继续死亡，只为等待更完美的疫苗是荒谬而又不人道的。波兰裔美国研究员兼医师阿尔伯特·沙宾（Albert Sabin）想到了更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沙宾1931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了洛克菲勒研究所，开始深入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如何致病的。 [50] 如本章前文所述，他早期致力于在人类神经组织中体外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

    在1936年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后，他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患者的不同组织，以确定病毒感染何处、如何传播。这项工作在1941年获得了回报。当时沙宾和他的同事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证明了脊髓灰质炎病毒是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的，然后扩散到血液中，进而入侵中枢神经系统。 [51] 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使流行病学专家通过处理污染的水源来控制脊髓灰质炎传播，还点燃了研发口服疫苗的希望。如果天然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在胃和小肠的恶劣环境中生存，那么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应该也可以。此外，如果能以某种方式阻止病毒从消化道传播到中枢神经系统，那么就可以制造出安全又有效的疫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沙宾在美国的海外战争中服役，结束后回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研究基金会（Children’s Hospital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 [52] 在接下来的10年中，沙宾一直在努力寻找无法传播到脊髓的天然突变株。他最终成功分离出了这种突变株，为其研制口服活疫苗奠定了基础。到1957年，沙宾已经准备好测

    试新疫苗是否能诱导免疫反应，产生保护性抗体。像索尔克一样，他最初也是在一小部分年轻人（本地的联邦囚犯）、其本人、邻居和家人身上测试疫苗的。这一阶段的测试表明他的疫苗有效且安全，而后沙宾开始为更大的临床试验做准备。他很快就会明白，有几个非常严重的因素可能会破坏他的崇高计划。

    1957年，沙宾面临的最重大障碍之一便是Salk疫苗的广泛使用。在Sabin疫苗准备测试之前，数百万名儿童接种Salk疫苗的时间已有2年多。那时，媒体已经宣布脊髓灰质炎被击败了，索尔克成为英雄，此事已基本结束了。因此，NFIP、美国公共卫生署等资助机构不愿将更多资金投入其认为已经获胜的事业中。此外，大量美国儿童已经接种了Salk疫苗，要找到足够多的未接种儿童来测试新疫苗会非常困难。这些因素，再加上沙宾与索尔克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沙宾转向别处，寻找机会测试这个他认为更好的疫苗。恰在此时，三名苏联科学家拜访了沙宾，咨询他如何能减缓苏联的脊髓灰质炎流行。

    尽管美国和西欧各地广泛使用Salk疫苗，但疫苗没有有效地分发到欧洲东部的共产主义国家。因此，尽管美国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但脊髓灰质炎仍在东欧继续肆虐。沙宾是俄罗斯犹太裔，与一位苏联科学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Mikhail P.Chumakov）成为朋友。仅仅6个月后，沙宾就接受了丘马科夫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讨论如何用苏联公民进行疫苗试验。 [53] 当丘马科夫向苏联卫生部求助，想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检验未经测试的美国疫苗时，苏联卫生部拒绝了。他们信任Salk疫苗，因为美国人已经使用过了。苏联政府中的一些人认为，沙宾试图秘密使用其疫苗伤害苏联人。丘马科夫拒绝接受他们的决定，直接找到了政治局委员。领导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信任丘马科夫，允许他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苏联对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PV）的第一次试验涉及了20000多名儿童，取得了巨大成功。 [54] 在这些发现的鼓舞下，丘马科夫联系了沙宾，告诉他，他正计划将OPV分发给数百万名苏联人，对其有效性进行最后的决定性测试。令人惊讶的是，1959年末，仅仅几个月内就有1000多万名儿童和年轻人接种了疫苗。由于OPV是一种不需要针头的口服疫苗，卫生官员可以直接将其滴入儿童嘴里或抹在糖果上，实现有效给药。研究结果表明，一剂Sabin 疫苗（OPV）便可产生即时和长期的保护性抗体。抗体反应明显高于Salk疫苗，并且持续时间更长。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OPV诱导的抗体在40多年后仍可被观测到。此外，作为一种活疫苗，这种脊髓灰质炎病毒突变株可以从接种者身上复制并传播到未接种者身上，扩大了疫苗对整个人群的有益影响。

    这一惊人的结果使苏联及其盟国几乎为每一个20岁以下的人都接种了疫苗（约1亿人）。 [55] 在短短几年内，脊髓灰质炎流行在苏联和东欧暴跌。由于沙宾挽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感谢。这是在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选择外交方式以合作，而非进行政治斗争的为数不多的例子（还有天花根除计划）。

    沙宾回到美国后，感觉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更有效、更便宜、更易于接种且几乎与Salk疫苗同样安全的疫苗。不幸的是，公众和美国政府最初都对他的结果和疫苗持怀疑态度，而非赞扬。他的疫苗被视为“共产主义”疫苗，不可信任，因为苏联人总是散布谎言，宣传其体系更加成功。沙宾意识到西方永远不会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便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寻求帮助。 [56] 世界卫生组织派代表前往了俄罗斯，直接观察了实验的进行情况，核实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这些报告支持沙宾的说法，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家开始接受沙宾的疫苗。到1960年，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最终WHO也批准了这种疫苗。随后，美国在1961年允许沙宾使用他的疫苗。在经过仅仅两年大规模使用后，Sabin疫苗正式取代Salk疫苗，成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首选疫苗。

    现在，人类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世界上最早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是1960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此后不久的古巴。美国在1979年正式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完成了这一壮举。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扶轮国际意识到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根除脊髓灰质炎，便在1988年联合宣布了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 [57] 其目标是使每一个孩子都免受感染，到2000年完全消灭该病毒。尽管该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它成功将世界上的感染病例总数减少到了2000年的719例和2016年的不到40例。截至2016年，世界上仅有3个国家（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在自然界存在脊髓灰质炎。由于不良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塔利班等团体的干预，国际卫生官员无法为偏远地区的儿童接种疫苗，未完全根除脊髓灰质炎。但是，随着盖茨基金会等组织新的资金支持，许多人希望2017年成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一年。

    第十一章 艾滋病

    我们可以躲避我们的成见，但不能长期躲在那里，因为艾滋病毒对它的攻击对象只有一个问题：你是人类吗？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你是人类吗？因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还没有进入某种陌生的状态。他们是人类。他们不应该受到虐待，也不应该受到歧视。被孤立或被视为弃儿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他们不是应得到我们审判的魔鬼，也不是我们应为之遗憾的受害者，而是渴望得到支持和同情的人。 ——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HIV阳性患者，一位母亲和活动家，1992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1]

    1981年6月5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雪松西奈医院的一组医生在《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MMWR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洛杉矶5名健康的年轻男性，他们几乎同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肺炎。 [2] 他们的情况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除了肺炎，这些人还患上了其他几种通常只在免疫系统严重削弱的人身上才会出现的疾病（例如器官移植接受者、癌症患者、老年人）。这些人除了都是同性恋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对其中3名男子的血液进行检查后发现，他们的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细胞（T细胞）的数量低得危险。此外，他们体内的T细胞对刺激反应相对迟钝，对抵抗感染毫无用处。该杂志的编辑接着指出，这些男性感染了某种新的传染病，这种疾病削弱了免疫系统，并可能是通过性行为传播。这些医生成为第一批描述一种大流行性疾病的人，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疾病后来夺去了大约4000万人的生命。这种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疾病每年持续造成约120万人死亡。与肺结核一样，它仍然是世界上由传染病引起死亡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年份肺结核高居榜首，有些年份则是艾滋病）。

    艾滋病是由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I型（HIV-1）或HIV-2两种病毒

    之一引起的。这两种类型的HIV都可以通过精液、阴道液、肛液、血液

    和母乳等体液的转移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艾滋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

    最常见方式是性交。尽管HIV在历史上与同性恋者有关，但它更常见于

    通过异性性行为获得。此外，在怀孕、分娩或哺乳期间，它可以从母亲

    传染给孩子。在像南部非洲这样的地方，艾滋病流行率很高，而抗艾滋

    病毒药物的可获得性很低，母乳喂养是病毒传播到下一代的主要方式。

    其他传播途径还包括在静脉注射毒品、输血和接触消毒不当的医疗设备

    时共用针头。在少数情况下，也有报告说，艾滋病毒是在工作场所意外

    接触血液后感染的（例如护士扎针）。由于唾液、汗液、黏液或眼泪中

    几乎没有病毒存在，所以艾滋病毒不会通过偶然接触、接吻或呼吸道分泌物传播。

    一旦病毒进入人体，它首先会感染两种细胞中的一种。第一种是被

    称为辅助性T细胞的特殊类型T细胞，其通常功能是用化学方式帮助刺

    激周围的其他免疫细胞。艾滋病毒感染这些细胞，并在其中非常高效地

    复制，直到它们破裂并释放出新的病毒颗粒。新病毒可以找到并感染更

    多的辅助性T细胞，并开始在全身传播。在杀死T细胞的同时，HIV也会

    开始感染局部组织的巨噬细胞。如肺结核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巨噬细胞的功能通常是吞食并摧毁任何碰巧靠近它们的异物（如细菌、病毒）。不幸的是，对于人类宿主来说，HIV有进入、接管和灭活强大巨

    噬细胞的机制。与对辅助性T细胞的作用不同，HIV通常不会杀死其巨

    噬细胞宿主。相反，它把它当作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在那里它可以长时

    间不被其他免疫系统发现。当宿主积极抵抗血液中或T细胞内漂浮的

    HIV颗粒时，巨噬细胞中的HIV颗粒则会默默地隐藏起来，远离外界正

    在进行的免疫战。因此，巨噬细胞是HIV的一个稳定的储存器，长期保

    存病毒直到它重新出现的时机成熟。除了T细胞和巨噬细胞外，有证据

    表明HIV也能感染骨髓干细胞、神经元和树突细胞。这些其他细胞类型在HIV/AIDS发病机制中的确切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当患者首次被HIV感染时，大量T细胞的迅速死亡会导致免疫系统

    暂时受到抑制，并在数周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然而，患者的免疫反

    应最终会恢复并清除血液中的大部分病毒。然后艾滋病毒进入所谓的临

    床潜伏期。在这段时间里，病毒仍在低水平复制，但它并没有杀死足够

    的T细胞，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症状。这一阶段可以持续1年到20年以

    上，这取决于艾滋病毒的毒株、受害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服用任何抗

    艾滋病药物。长时间不被注意是使艾滋病毒成为如此成功的人类病原体

    的原因。例如，一个携带病毒的人可能会在被发现之前感染100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继续复制，它逐渐获得变异，使其更有效地

    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最终，艾滋病毒开始赢得战斗，大量的辅助性T

    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患者会感染其他各种真菌、

    细菌和病毒性疾病，因为他们的免疫反应会因T细胞的丧失而严重减

    弱。就在这个时候，HIV携带者会被称为艾滋病患者。他们通常会患上

    肺孢子菌肺炎（像1981年的男性一样），口腔酵母菌感染（被称为鹅口疮）和阴道酵母菌感染，疱疹复发和结核感染，以及各种胃肠道疾病。由于免疫系统在杀死人体内形成的癌前细胞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艾滋病患者通常会患上一种或多种癌症（如卡波西肉瘤、脑癌、淋巴瘤）。几乎持续不断的生病状态会使人体重骤减，而艾滋病毒在大脑神经元中的复制会导致痴呆症的快速发作。药物会最终不再起作用，患者会死于其中一种机会性感染或癌症。虽然没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患上以上所述的每一种继发性疾病，但他们通常有足够的继发性疾病，使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痛苦和衰弱。这是充满痛苦的漫长的死亡过程，不断住院治疗，人的外貌和性格都会发生可怕的变化。

    艾滋病毒的起源——通往真相的漫长道路

    自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被描述以来，艾滋病毒作为人类病原体的起源，一直是许多不同阴谋论的主题。最流行的理论是：美国政府在一个军事实验室里把这种病毒当作一种武器，目的是杀死某些特定人群。 [3]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非裔美国人通常被认为是这个秘密军事计划的目标。仔细观察每一组人，指控背后的错误逻辑就变得相当清楚了。

    艾滋病最初是在冷战军备竞赛最激烈的时候出现在美国的，这加剧了长期以来的谣言，即美国政府在这些年里积极参与进攻性生物战研究项目。苏联情报部门抓住这一指控，并以此为契机，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全面的抹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KGB）雇用的科学家利用假数据构建了一个说法，暗示美国政府在1977年制造了艾滋病毒作为武器。 [4] 这些“报告”中提到，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政府科学家将另外两种逆转录病毒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了艾滋病病毒，然后将其释放到发展中国家毫无戒备的人群中，以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这场名为“感染行动”（Operation Infektion）的宣传运动，利用亲苏联国家的“左倾”报纸在80多个不同的国家传播阴谋论。一些较贫穷的国家，如印度和加纳，甚至由苏联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宣传报道。尽管这样的谎言已经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普遍谴责，但“感染行动”出奇有效地损害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誉。例如，2005年进行的研究表明，25%的美国公民仍然相信艾滋病毒是由美军在实验室里制造的，超过10%的人相信他们是故意将其释放到人群中的。 [5] 这是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阴谋论，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艾滋病毒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时候在非洲自然产生的（见下文）。

    同性恋群体是另一个此前指责美国政府利用艾滋病毒作为武器来伤害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怀疑大多基于流行病学和历史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他们是美国第一批携带该病毒的主要群体。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几项反歧视法令的通过、同性恋骄傲游行和公开同性恋政客的选举，如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同性恋权利运动开始活跃起来。许多美国人公开反对他们的运动，包括几位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把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因此，有理由相信，政府可能向同性恋社群中释放了艾滋病毒，以削弱他们日益增长的运动。

    一些人推测这是在1978～1981年进行的一项乙肝疫苗试验中发生的。 [6]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招募了1083名住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同性恋男性，并给他们注射安慰剂或新的乙肝疫苗。男性同性恋被招募到这项研究中，是因为在当时，他们感染乙肝病毒的风险比一般人群高很多。相比一般情况下，有一个集中的高危人群使得研究人员可以使用小得多的样本量。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疫苗是有效的，减少了96%以上的乙肝病毒的传播。 [7] 尽管疫苗和试验取得了成功，但许多同性恋群体认为这是一个让他们接触艾滋病毒的诡计。然而，随后对乙肝疫苗和接种乙肝疫苗的男性进行的测试显示，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几乎没有。该疫苗后来被证明是不含艾滋病毒的，并且1083名参与研究的男性没有比未参与研究的男同性恋艾滋病毒的感染率高。

    与有关同性恋的理论相似，有许多非裔美国人认为艾滋病毒是作为根除黑人社群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事实上，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约50%接受调查的非洲裔美国人仍然相信政府在实验室制造了艾滋病毒，并故意不向民众接种疫苗。 [8] 乍一看，这种广泛的不信任似乎没有现实依据。然而，政府在艾滋病毒到来前10年就在黑人社群不道德地检测一种致命疾病（梅毒），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非常令人震惊，因为尽管青霉素在实验期间的大概30年里随时可以买到，但实验者让接受测试的穷人和未受过教育的黑人忍受梅毒长达40年之久而未给予治疗，仅仅是为了观察他们会发生什么。对黑人群体来说，这清楚地表明政府和医学界愿意把他们当作人类试验品：如果他们做过一次，那么，认为他们可能会再做一次艾滋病毒的实验也是有道理的。一些人认为这个断言有数据支持——数据显示艾滋病毒在年轻的非裔美国人中比在其他种族更普遍。

    另一个与艾滋病毒有关的常见阴谋论是，它是由生长在黑猩猩细胞中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受到污染而产生的。与非常真实的猿猴空泡病毒40（SV40）丑闻相似，一些人认为用于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猿猴细胞被猿猴HIV交叉污染。这种病毒被称为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在基因上与艾滋病毒非常相似，被科学家广泛接受为导致艾滋病毒的病毒。事实上，这个想法似乎很合理，这就促使一组科学家分析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旧样本，看看它们是否含有SIV或HIV的残余物。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04年的《自然》（Nature ）杂志上，结论性地表明疫苗完全不含任何逆转录病毒的DNA序列，这表明艾滋病毒并不是通过任何疫苗进入人群的。 [9]由于人们对艾滋病毒的起源有如此多的猜测、影射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很明显，科学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使人们相信艾滋病毒不是人造武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进行的几项关键实验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最终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一名1959年去世的中非男子的遗骸中发现了艾滋病毒。 [10]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证明了艾滋病毒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存在了，那时遗传学家还没有在实验室里操纵DNA的能力。事实上，在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描述DNA是什么样子之前，艾滋病毒很可能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人的体内了。这最终表明，艾滋病病毒的产生是自然进化过程，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某种邪恶阴谋。

    当科学家开始分析艾滋病毒和其他逆转录病毒的序列时，这些发现得到了证实。这些病毒进化树的构建表明，HIV-1和HIV-2只是远亲。[11] 人们发现两者与不同的SIV毒株的联系比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艾滋病全球性流行的主要原因——HIV-1，似乎是从感染刚果民主共和国（DRC）黑猩猩的SIV毒株进化而来的，而不那么突出的HIV-2毒株则来自感染乌黑曼加贝的SIV毒株。这是开创性的，因为它表明，HIV在中非和西非多个不同的场合从SIV进化而来。2009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SIV毒株，它与其他SIV毒株有一定的序列相似性，与HIV也有一些相似性。他们认为，这代表了这两种病毒之间长期寻求的进化缺失环节，证明了大流行的HIV-1确实是从SIV进化而来的。大多数遗传学研究表明，这一事件发生在20世纪前20年的某个时候，发生在喀麦隆南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地区之间。

    艾滋病毒在非洲和全世界的传播

    围绕艾滋病毒/艾滋病全球性流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种病毒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内从非洲一个孤立的小群体传播到全世界8000多万人。当我们追踪到它最初影响到人类并在非洲开始早期传播时，很明显，这种流行病是19世纪末欧洲人对非洲广泛殖民的直接后果。如第四章（疟疾）所述，保护性奎宁的发现和分发使欧洲人能够深入非洲领土，并在那里逗留更长时间，而不必担心死于疟疾。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探索非洲内陆，他们发现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接下来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掠夺，在这30年里，欧洲人系统地入侵了非洲的心脏，偷走了非洲的资源，奴役了非洲人民，永远改变了非洲的文化。

    在中非的刚果地区，象牙和橡胶是最受欢迎的两种产品。两者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来收割和运输。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欧洲人利用数百万名非洲奴隶充当收割机、运输工（被称为搬运工）和修建许多新公路和铁路所需的建筑工人。这种大规模奴役的最终结果是对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传统部落制度的彻底破坏。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带出他们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而在那里，他们的行为受到当地习俗的强烈影响。他们被迫搬到人口稠密的城市，在那里吸毒、滥交和卖淫变得更为普遍。这种迁移为艾滋病从一种地方性的农村疾病转变成一种有可能在全世界传播的疾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克雷格·蒂姆-伯格（Craig Tim-berg）和丹尼尔·哈尔佩林（Daniel Halperin）在他们2012年出版的《火药桶：西方如何引发艾滋病以及世界如何最终战胜艾滋病》（Tinderbox：How the West Sparked the AIDS Epidemic and How the World Can Finally Overcome It ）一书中指出，“为了适应其严峻的命运，艾滋病毒需要在一个中非从未见过的地方出现，而这个地方现在正崛起于该地区的中心地带：一个拥挤的、繁荣的、狂热的地方，那里挤满了人，旧的规则在新的市场混乱中被抛弃”。 [12] 最符合这一描述的地方是比利时人于1881年建立的殖民地大城市金沙萨，它后来发展成为中部非洲最大的城市。艾滋病毒大流行正是在金沙萨诞生的。

    SIV的致病株后来导致了HIV-1的全球性流行，据说它起源于1910年代甚至更早的喀麦隆南部的一只黑猩猩。 [13] 流行病学家认为，猎人杀死感染了SIV的黑猩猩以获取肉食。在殖民时期，由于传统食物来源的丧失，吃灵长类动物的肉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屠宰或消费过程中，SIV感染了猎人，并开始在他们体内复制。被感染的猎人被认为随后沿着贸易路线向南（可能是搬运工）前往金沙萨。正是在那里，病毒获得了额外的突变，并开始以流行病的速度在人类中传播。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金沙萨发生的高风险性行为是最初传播的主要方式。然而，一些人认为，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注射性药物的使用增加也助长了这一现象。殖民当局不仅大规模分发天花、雅司病和脊髓灰质炎疫苗，还定期向民众注射青霉素和抗疟药物。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研究发现，注射在当时的非洲非常普遍，75%的家庭报告说在前两周内接受了一些注射。 [14] 不幸的是，可注射药物的广泛供应和使用导致了共用注射器以节省成本的普遍做法。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注射器被用来为整个社区的人接种疫苗。这种糟糕的卫生习惯的最终结果是，艾滋病毒——一种血液传播的病毒，开始在中非人口中迅速传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病毒跟随人们沿着贸易路线逐渐迁移，进入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村庄和城市。1910年代开始的一场小规模的孤立暴发，到了20世纪70年代，慢慢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流行病，科学家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艾滋病毒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演变成了一种全球性流行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成艾滋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欧洲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独立运动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漫长的去殖民化进程中，欧洲行政人员将控制权移交给了58个新独立的国家。不幸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有系统的压迫、暴力和奴役使得大多数地区缺乏受过管理政府训练的领导人。结果是，许多新主权国家向其他国家的专家寻求援助，以帮助它们成功过渡到独立。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医生、教师、政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涌入非洲。海地是一个特别慷慨支持的国家。1960年，海地向新成立的非洲国家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了4500名最聪明优秀的人，帮助该国组建政府，启动经济。 [15]

    据说，一名或多名海地专家在刚果长期逗留期间的某个时候，从当

    地人那里感染了艾滋病毒。 [16] 1966年返回海地后，被感染的携带者将

    病毒传染给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其他人，从而在该岛形成了一个小的感

    染点。贫穷、糟糕的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流行重复使用针头的献血中心这

    三个因素提高了艾滋病当时在海地的感染率。病毒在那里迅速传播了几

    年，最终在1969年至1970年传播到美国。虽然没有人确切知道艾滋病毒

    是如何从海地进入美国的，但大多数基因研究都认为这是由单一感染者

    造成的。一些人推测，一名受感染的海地旅行者将病毒带到美国，而另

    一些人则认为，一名美国人在访问海地时参与非法性交易染上了病毒，

    而这在当时的海地已经很普遍。最后，我们只知道，艾滋病毒最早是在

    20世纪70年代初从海地传入纽约市的，它在最初主要感染了同性恋群体

    的成员。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向美国的转移具有重大的流行病

    学意义，因为正是从那里，艾滋病毒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传播

    到了美洲其他地区。与此同时，艾滋病毒也传播到亚洲，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站稳脚跟。

    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艾滋病毒从不存在到感染了全世界数千万人，全球性流行的迅速发展展现了一种病原体的威力，这种病原体有很长的潜伏期，并通过性接触传播。它还表明，当新的疾病发生时，人类的决定是多么具有破坏性。艾滋病毒不是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但它的流行无疑是人造成的。如果没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和随后对非洲文化的破坏，艾滋病很可能仍然是局限于丛林中的疾病，它会自我消亡。相反，艾滋病毒能够进入新建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猖獗的性行为和广泛使用的注射性药物使得它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大量的新宿主。殖民主义的暴行点燃了火花，偶然的机会点燃了火焰，造成了一场几乎无法阻挡的灾难。

    “4-H俱乐部”及其对海地的影响

    在1981年6月首次确诊艾滋病之后，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医院里，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开始出现艾滋病的症状。到1982年初，卫生官员意识到一种新的传染病已经到来，而且由于某种原因，它只针对同性恋者。因此，一些人把这种新的疾病称为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症（gay-related immunodeficiency disorder，GRID），还有一些媒体开始将其称为同性恋癌症（由于在受影响的患者身上看到的癌症数量过多）。然而，到1982年中期，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其他群体也可能感染这种新的疾病。尤其是静脉吸毒者和近期接受静脉输血的血友病患者感染这种新疾病的风险很高。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海地移民过来的相当多的人也表现出明显的这种疾病的症状。

    1982年7月，一次由健康专家、同性恋社群领袖和联邦政府官员组成的会议召开，讨论了这种除同性恋以外也明显影响了其他群体的疾病的名字。他们决定采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从那时起，开始一场激烈的调查以确定新疾病的传播方式，以及哪些危险因素增加了人们感染它的机会。1983年3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MMWR 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总结了哪些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他们写道：“基于上述理由，可能被认为是艾滋病高危的人群包括那些有艾滋病症状和体征的人、艾滋病患者的性伴侣、有多个伴侣的性活跃的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进入美国的海地人、现在或过去滥用静脉注射毒品的人、血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性伴侣。”[17] 在筛选名单时，有4个群体被确定为艾滋病的主要携带者：同性恋者、血友病患者、海地人和吸食海洛因（IV）者。这些团体，俗称“4-H俱乐部”，很快就成了那些认为他们对国家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人的目标。

    对海地来说，被列入CDC名单对其声誉和经济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18] 海地曾经是加勒比海最赚钱的岛屿之一，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在20世纪40～70年代一系列的军事政变、独裁统治［例如“医生爸爸”（Papa Doc）杜瓦利埃］之后，海地经历了漫长的衰落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旅游业再次兴起，这个岛国似乎准备好了一次小规模的经济复苏。这在1982年就戛然而止，当时艾滋病在美国报纸上被大肆宣传，而海地被称为艾滋病的源头。这种几乎被美国人民普遍恐惧和鄙视的疾病一直到现在也被认为与海地有关。

    被CDC单独挑出来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1982～1983年，来自美国的游客数量从7万人下降到1万人（下降86%）， [19] 人们取消了前往海地许多海滩度假胜地的度假计划，商务旅行和国际会议被转移，而游轮拒绝在海地港口停靠。投资者将他们数百万美元的资金都撤出了，而标有“海地制造”标签的产品常常被退回，没有付款或解释。这对当时失业率已经超过50%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尽管CDC仅在两年后就将海地从其高风险名单中删除，但灾难已经造成。在随后的几年里，海地的经济急剧崩溃，该国陷入了30年的混乱。海地目前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排名第20。

    除了对海地这个国家造成损害外，将海地人种列为艾滋病的一个危险因素还导致居住在美国的海地人受到歧视，而不论他们是否携带艾滋病毒。他们经常被炒鱿鱼，被剥夺住房和教育机会，每次旅行都被拒之门外，仅仅因为他们是海地人。1990年2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颁布了规定，禁止任何海地后裔向血库或医院献血。 [20] 尽管禁令在几个月后因广泛的抗议而被推翻，但联邦政府采取的行动表明了其对海地人的不信任。这是伴随一代海地裔美国人的耻辱，使许多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这种情况在21世纪已逐步改善；但是，新形式的歧视有时会重新造成创伤。例如，2015年10月，一则招聘女性护士职位的招聘广告刊登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报纸上，上面写着“海地人不得申请”。[21] 虽然这则广告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可能与艾滋病无关，但海地社群的成员对再次成为公开攻击目标感到义愤填膺。

    一种现代的麻风病

    1993年的电影《费城故事》（Philadelphia ）讲述了一位年轻成功的律师安德鲁·贝克特［Andrew Beckett，由汤姆·汉克斯（Tom Hanks）饰演］的故事，他就职于费城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在被老板发现患有艾滋病后被解雇。贝克特认为自己是因为疾病而被错误地解雇的，于是聘请了一位名叫乔·米勒［Joe Miller，由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饰演］的人身伤害律师起诉他的前任雇主歧视。在随后的审判过程中发现，贝克特的公司合伙人是在一场壁球比赛中看到前额典型的卡波西肉瘤病有特征性病变后才发现他患有艾滋病的。他们对贝克特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感到震惊和厌恶，认为他把艾滋病带进了他们的办公室、更衣室和家里。他们没有直接与他对质，而是秘密合谋，让他在工作中显得无能，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正当理由”解雇他。贝克特的律师，他本人在影片开始时也对同性恋和艾滋病感到恐惧，最后他成功地揭露了贝克特公司合伙人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这场官司，并为贝克特赢得了近500万美元的赔偿。令人悲伤的是，这部电影的结尾是贝克特的亲人们在他的法庭胜利几天后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

    《费城故事》之所以如此有影响力，是因为它原原本本、准确地描

    绘了艾滋病疫情最严重时期，艾滋病毒感染者所面临的其在现实生活中

    的挣扎。这有助于揭露他们在学校、工作场所、教堂、邻居甚至家中所

    面临的普遍歧视和社会污名。自麻风病流行以来，还没有哪一种疾病如

    此将患者与其他人的身体和社会接触隔离开，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周围

    人永远抛弃的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艾滋病帮助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

    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不是由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决定，而是仅由艾滋

    病毒感染的状况决定。这是一个被人们恐惧并鄙视的阶级，他们遭受着

    人们无法想象的尴尬局面。这是一个让人感到被抛弃的阶级，本应该保

    护他们的政府却去攻击他们。这是一个对正在慢慢从他们身边溜走的生

    活感到羞愧和悲哀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艾滋病已经成为现代麻风

    病的化身。在受害者实际死亡之前的岁月中，它使受害者在情感上遭受

    挫败，在社会上被疏远，并且极易遭受各种形式的歧视和虐待。

    许多人试图确切地解释为什么艾滋病比其他致命的流行病更容易受

    到污名化。这种分析表明，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促成了艾滋病的耻辱感

    的产生。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也许是，该疾病最初似乎是针对特定人群

    的。与呼吸道传播疾病、水传播疾病或媒介传播疾病这些往往因偶然接

    触病原体而“随机”传播的疾病不同，艾滋病是在选择性地杀人。这样

    做，就标志着他们与其他人群有着内在的不同，增加了他们被孤立和污

    名化的可能性。当确定美国86%以上被诊断为艾滋病的成年人是同性恋

    者、静脉注射毒品者或妓女时（截至1988年），这种可能性急剧增加。

    由于这些群体的行为被许多人认为是罪恶和不道德的，艾滋病患者往往

    因为他们的“错误决定”而被指责感染了艾滋病。事实上，1987年进行的

    两项独立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同意“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只能怪自己”和“一般来说，如果他们得了艾滋病，那是他们自己的错”。 [22]

    因此，他们的艾滋病被看作是他们自己危险生活方式的副产品，是他们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以这种方式指责受害者帮助社会塑造了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即使他们不一定是同性恋或吸毒者。许多人并没有把病人看作是需要同情和支持的受害者，而是认为他们应该被蔑视和鄙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态度助长了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普遍歧视。

    影响公众对艾滋病认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艾滋病本身固有的严重

    性。艾滋病是一种致命的、可传播的、不可治愈的疾病，它以一种明显

    怪异的方式缓慢地杀死受害者。在我们意识到的第一个十年里（在抗逆

    转录病毒疗法之前），艾滋病的死亡率接近80%。这基本上是一个死刑

    判决，一个人被迫与之生活多年，没有任何缓刑的希望。这种极端的预

    后是可怕的，因为对死亡的根本恐惧折磨着我们。在过去，对于其他疾

    病，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隔离措施得以缓解，以便将感染者与

    其他人群暂时隔离开来。不幸的是，由于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病，可能需

    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因此除非有人考虑建立麻风病院型设

    施，否则不可能实现这种隔离保护。在20世纪后期，这显然被认为是不

    可接受的选择，因此人们不安地感到艾滋病对其生命构成了持续的威

    胁。这导致一些人齐心协力，以避免任何被迫靠近艾滋病患者的可能。

    当无法避免时，许多人诉诸威胁或暴力，以努力消除社群中的“艾滋病

    威胁”。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反应，与黑死病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和公

    元166年天花流行期间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无异。

    到目前为止，讨论主要集中在哪些因素导致了艾滋病污名的产生。虽然了解其原因很重要，但也必须确定这种污名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任何被认为与该疾病有关的群体有何实际影响。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最终消除对艾滋病毒群体的污蔑，并消除过去30年来造成的某些损害。

    艾滋病污名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它对受害者心理健康造成的

    破坏性影响。 [23] 伴随着艾滋病毒的诊断，内疚感、羞耻感、无望感和

    孤立感经常油然而生，因此许多人认为，受害者必须在其正常治疗方案

    中增加接受咨询这一项。研究表明，艾滋病毒携带者患抑郁症、创伤后

    应激障碍、药物/酒精滥用和自杀念头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人群。事实

    上，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前的几年里，艾滋病毒携带者比正常人的自

    杀率大约高出3倍，自杀风险高出9倍。当人们学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疾

    病，并获得一些咨询服务后，这些数字逐渐下降；然而，这一数字仍然

    远远高于平均水平。除了自杀之外，艾滋病毒感染者对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方案和其他形式的预防措施的依从性往往较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问题，可能导致这些人的疾病发展得更快，并增加他们将病毒传染给其

    他人的机会。因此，通过对受害者的情感健康的消极影响，艾滋病的污

    名可能对疾病在整个人群中的传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一个人在家庭和当地社群所面临的消极反应往往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情绪痛苦的主要原因。例如，许多人表示担心，他们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会影响目前或未来的人际关系，或者如果他们的艾滋病毒状况被揭露，他们实际上会失去家人和朋友。事实证明，这种恐惧深深扎根于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现实生活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赶出家门或被家人藏起来，这些家庭成员为他们感到羞耻，羞耻的是他们自己现在已经与一种致命疾病有关，这种疾病又通常与同性恋、吸毒者和滥交者有关。

    不幸的是，许多人通过放弃其家庭成员或完全孤立家庭成员来应对社群拒绝的威胁，这样社群里就没有人发现他们生病了。反过来，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会因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自愿离开或远离公众视线，以挽回家庭的“面子”。他们常常觉得要为损害家庭声誉、社会地位和生计负责。正如一位生活在中国的30岁艾滋病毒阳性妇女所说：
    是我的家人告诉我不要告诉（我弟弟），因为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而且他没有一份好工作，也没有成就。他们担心如果我告诉他我的血清状况，会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们叫我不要告诉他。是的，因为他还没结婚。如果他发现了，或者他的一些朋友发现了——如果他想有一个女朋友，我想这肯定会影响到他。 [24]

    这是一个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带来严重后果的巨大负担。被拒绝、内疚和孤独感通常会导致抑郁，而实际的孤立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异于社会性死亡。那些生活在更小、更传统的社群的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污名的影响，就像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等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

    在工作场所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且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正如前文在《费城故事》中所描述的，职场歧视中最常见和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形式就是终止雇佣关系。21世纪头10年在国外进行的几项研究表明，15%～20%的艾滋病毒阳性员工因其身份而被解雇，约有相同数量的雇主报告说，他们会或已经解雇了艾滋病毒携带者。 [25] 更大比例的雇主（50%～65%）表示，他们永远不会雇用艾滋病毒携带者，因为这会给其他雇员带来健康风险，他们缺勤的可能性更高，保险费成本增加，工作场所和谐受到破坏，以及一旦顾客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在那里工作，可能会导致利润损失。

    由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向潜在雇主隐瞒自己的身份，因此一些国家和职业开始要求申请人提交全面的健康评估，这是招聘过程的一部分。这为那些希望保持工作场所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雇主提供了理想的弹药。成体系地剥夺就业机会，为那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带来了新的挑战——贫穷。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贫穷是感染艾滋病毒的一个危险因素，但现在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贫穷也可能是由艾滋病毒感染造成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钱买住房、保险或适当的医疗保健（药物），长期失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健康会迅速下降。随着他们病情加重，他们找到新工作的机会也急剧下降。因此，他们陷入疾病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

    那些在确诊后仍能继续工作的人，往往在工作场所遭遇其他形式的歧视。例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20%的人报告说由于他们感染了艾滋病毒而被迫在公司换工作或放弃晋升的机会。其他许多人由于社交和身体上与害怕被感染的同事隔离而感到焦虑和孤独。在这种情况下，艾滋病毒呈阳性的雇员的唯一手段是自愿辞职或对雇主提起诉讼。由于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能造成收入的大幅减少，大多数在工作中遭受歧视的人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人们最不希望看到歧视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地方之一是像医院或诊所这样的医疗机构。在那里，病人可能会在他们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去寻求同情、治愈和理解；在那里，他们最容易脆弱和暴露。人们认为医疗机构应该是安全的地方，病人可以放松警惕，而不必担心被治疗者以任何方式评判或伤害。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是知识渊博的专家，了解疾病生物学和流行病学。因此，从理论上讲，当一种新的流行病出现的时候，他们应该不太容易出现在非理性散布恐惧和偏见的普通民众中。但是，医护人员也是人，人类有时会感到恐惧，并根据这种恐惧做出错误的决定。

    当艾滋病患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首次出现在诊所时，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普遍担心治疗艾滋病毒阳性患者。 [26] 在艾滋病流行初期，这种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考虑到医护人员经常接触受感染的体液，而那时普遍的预防措施还没有广泛实施（处理体液时戴手套和护目镜的普遍预防措施实际上是从1985年开始的，这还是由于艾滋病毒的缘故）。这段时间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诊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医护人员经常害怕感染，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对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的护理。例如，有些工作人员完全拒绝治疗艾滋病毒阳性患者，或是非常小心地进行治疗。一些病人报告说，工作人员使用不必要的防护装备进行常规检查，而这些检查没有固有的感染风险。此外，还有一些情况是，工作人员在收容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的房间门上张贴脱敏的警告通知，让这些病人使用其他人无法进入的专用厕所，或将他们完全隔离。

    尽管在我们不知道艾滋病毒如何传播的最初几年中，这种预防措施似乎是合理的，但在21世纪完全不合适。这些措施不仅使艾滋病毒携带者失去人性，使他们难堪，而且这类措施还常常是导致严重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这会加剧污名带来的伤害）。2017年3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60%接受调查的欧洲国家在其医疗保健系统中仍然存在严重的艾滋病歧视。 [27] 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观察到类似的数据。尤其是，同性恋者、妓女和吸毒者等被边缘化的群体报告说，在接受临床治疗时，他们感到的歧视程度最高。最终的结果是对医护人员普遍的不信任，以及病人愿意寻求治疗的可能性降低。

    在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数据的国家中，有60%以上的国家制定了一些反歧视法律，以保护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 [28] 这些法律旨在确保一个人不会因为艾滋病毒呈阳性而被剥夺就业，获得保健和社会服务、住房或教育的权利。尽管受到保护，但侵犯人权的情况仍然经常发生，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没有任何经济或法律措施。在拥有反歧视法律的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而言，由于艾滋病毒感染而遭受歧视的人中，只有大约30%曾报告过受到歧视。报告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包括难以获得法律顾问，以及担心诉讼会使其所在社群进一步加剧对其的歧视和虐待行为。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基本的信念，即政府无力保护他们、不关心他们，或者他们自己是鼓励歧视的同谋。

    艾滋病社群有着悠久的历史，政府机构要么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忽视他们，要么因为他们生病而极力迫害他们。例如，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当时美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主要是同性恋者，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缓“同性恋瘟疫”的传播。几乎没有公共卫生警告，也没有增加教育或资助，政客们几乎没有讨论。事实上，里根（Reagan）总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艾滋病”一词是在1985年9月17日，也就是艾滋病开始流行4年之后。 [29] 那时，已经有37000人（大部分是同性恋）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16000多人死于艾滋病［包括里根的朋友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似乎总统置之不理的态度还不够糟糕，里根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包括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采访中经常拿同性恋和艾滋病开玩笑。 [30] 当卫生官员建议那些有可能感染这种疾病的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保护措施时，里根和他的右翼支持者尽可能地与之抗争。他们反对同性恋的议程实际上已变成反对支持艾滋病相关人员的议程。这种支持在1986年6月23日达到了最低点，当时里根政府（通过司法部）通过了一项裁决，即雇主可以合法解雇艾滋病毒阳性或疑似艾滋病毒阳性的雇员。这是联邦政府在一大批被边缘化和垂死的人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做出的可耻的决定。正如一位名叫迈克尔·考尔（Michael Cover）的艾滋病活动家所说：“在艾滋病流行的历史上，里根总统留下的是沉默。成千上万的艾滋病人也保持沉默，他们在他领导下被政府污名化后孤独地死去。”[31]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可怕的早期反应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在某个时候制定了法律，允许歧视艾滋病毒携带者或将与艾滋病毒传播有关的活动定为犯罪活动。这些法律包括强制向雇主披露自己的艾滋病毒状况的法律，禁止艾滋病毒阳性者国际旅行的法律，以及允许拒绝向其提供社会服务的法律。 [32] 尽管这些法律中的大多数已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保护免受歧视的法律，但仍有60多个国家明确允许当局起诉不向伴侣透露他们病情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那些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使他人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即使对方没有实际感染该病毒。同样，艾滋病毒呈阳性的人也因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咬人，甚至进行安全性行为而受到起诉。

    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制定了禁止与艾滋病毒传播相关的日常行为的法

    律。 [33] 例如，截至2015年，76个国家仍然将同性恋关系定为犯罪，其

    中一些国家威胁要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在许多地方，静脉注射吸毒者

    和妓女被判过于严厉的惩罚，而不是给予康复治疗或获得社会服务的机

    会。这就造成了一种恐惧的气氛，降低了艾滋病毒携带者接受检测或向

    公共卫生部门寻求治疗的可能性。换言之，害怕被监禁的人不太可能寻

    求帮助，这最终阻碍了公众控制疫情的努力。为此，全球艾滋病毒与法

    律委员会向以某种方式将艾滋病毒传播定为犯罪的国家提出了建议，并

    请他们审查其适得其反的法律。自2010年以来，斐济、塞内加尔、圭亚那和多哥等几个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并从其法律文本中删除了这些法律。

    医疗隐私

    尽管由于数字革命和互联网的兴起，患者保密问题已经被提到了最前沿，但实际上这个想法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关于医疗隐私的参考文献最早的可以在大量古希腊医学文献中找到，这些文献通常被认为是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这本70卷的作品，被称为《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 ），是由希波克拉底及其学生和许多追随者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写的。文集中最久远的部分之一是《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这是一种伦理声明，新医师通常在开始行医前就进行背诵。《希波克拉底誓言》原文的一段节选写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以及与人交往时，我看到或听到的任何东西，如果它不应该对外发表，我将永远不会泄露，把这些东西视为神圣的秘密。”[34] 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他将保护病人的机密信息，就好像这是托付给他的一个神圣信息一样。正文接着详细说明了这种保密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病人对医生的信心会随着他们的治疗而削弱。换句话说，一个医生，就像牧师或心理健康顾问，如果他们负责帮助的人不信任他们，他们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因此，对双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保密是有益的。

    希波克拉底伦理学的概念确实允许例外，如果医生认为披露符合患者或社会或两者的最佳利益，例如，如果医生认为患者从事的行为对他们自己的健康有害，那么他们通常会打破保密原则，与患者的亲人交谈。同样，当病人的健康危及周围人的生命时，例如在流行病时期，医生通常被国家要求向当地卫生委员会披露姓名和其他识别信息。这样做是为了让官员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隔离任何生病的人，并警告他们周围的人远离。正如关于脊髓灰质炎的章节（第十章）中所述，这可能涉及在患病者的房屋上放置醒目的标志，甚至在当地报纸上发布其健康信息。在传染病威胁到更广泛人群的时候，这种违反患者保密规定的行为被视为正常和必要的行为。医生不再受他们的“神圣职责”的约束，病人被期望甚至被要求为了更大的利益牺牲他们的隐私权。因此，保密性是因势利导的，因为在紧急情况下，病人可能不再享有隐私权。由于很少有人呼吁改革，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20世纪末，这一直是医疗隐私的标准。

    接着是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全球性大流行，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其他的疾病。艾滋病最独特的地方是，它的无症状期对于流行病来说异常得长。个人可能默默地忍受病毒数年，要么不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要么故意不让别人知道。像天花、鼠疫、脊髓灰质炎和黄热病这样可怕的疾病，人们可以看到谁被感染，并采取行动避免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并非如此，每个人都是可疑的携带者，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危险。人们特别害怕那些外表健康、艾滋病毒阳性的人，仅仅是在他身边就可以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播给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渗透了整个人群，导致许多人开始了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每一次咳嗽或皮疹都会受到怀疑，尤其是在CDC认定为携带病毒的高风险群体中（如“4-H俱乐部”）。在许多社群，关心此事的公民组成了地方监督小组，其任务是查明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并将他们赶出学校、工作场所和社交群体。这些小型艾滋病毒“盖世太保”常常采取的令人震惊的行动，最终导致公众要求对私人医疗信息提供更多的保护。

    最广为人知的艾滋病毒政治迫害案例之一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名叫瑞安·怀特（Ryan White）的青少年，他因接受输血治疗血友病而感染了这种病毒。 [35] 怀特在与肺炎长期斗争后，于1984年12月被确诊为艾滋病。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迅速恶化，而且他的T细胞计数非常低，医生认为他只能活6个月的时间。到1985年初春，他的病情恶化到了不得不退学的地步。当怀特一家陷入迷茫时，这名少年开始意外地恢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开始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不幸的是，当他所在的印第安纳州社区的成员发现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试图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入学时，他们发起了一项请愿来阻止他这样做。报道援引反对派组织的一位领导人米齐·约翰逊（Mitzie Johnson）的话说：“大医生和政府官员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孩子。我不想让那个男孩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但我女儿永远不会和艾滋病患者一起上学。”[36] 50多名教师和117名家长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将其提交给了西部学校公司的主管。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通过偶然接触感染艾滋病毒几乎是不可

    能的，但校长和管理员还是屈服于不断增加的压力，禁止怀特重返学

    校。接下来长达9个月的煎熬，充满了诉讼、审判、禁令、威胁和恐

    吓。每次怀特赢得重返学校的权利时，某个反对党组织都会发起新一轮

    的诉讼（使用从当地糕饼义卖和拍卖中筹集的资金）来阻止他。这种情

    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4月10日，当时巡回法院法官推翻了先前所有下级

    法院的判决，并确定怀特拥有上学的合法权利。对于怀特一家和所有因

    感染艾滋病毒而受到歧视的人来说，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

    这场艰苦的法律斗争的结束并没有使他们在社群中获得认可。怀特一家几乎每天都面临抗议和威胁。他们耐心地忍受着困难，直到最后有人把一颗子弹射进他们客厅的窗户。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在家；然而，暴力事件的升级使这家人非常不安，他们决定搬到30英里外的一个新城市。尽管被迫离开了学校，被迫离开了现在的家，瑞安·怀特仍然勇敢地反对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他经常接受新闻机构的采访，并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发表演讲，希望能对年轻人进行有关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教育。1989年，一部以他的生平为原型制作的电视电影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吸引了大约1500万人观看。瑞安·怀特因此而声名鹊起，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和美国艾滋病疫情的事实代言人。这是一个他开始接受，并用来帮助和他一样的人的角色。可悲的是，他活得不够长，看不到他所有辛勤工作的全部影响。瑞安·怀特于1990年4月8日去世，年仅18岁。

    就在瑞安·怀特的案件在晚间新闻中定期播出的同时，佛罗里达州阿卡迪亚的一个小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病例。 [37] 三个血友病兄弟，分别叫瑞奇（Ricky）、罗伯特（Robert）和兰迪·雷（Randy Ray），他们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1986年确诊）。与瑞安·怀特相似，他们的艾滋病毒状况在他们的社群中广为人知，随后也被禁止上学。像学校里的“反艾滋病公民组织”这样的仇恨组织动员起来，提起诉讼，阻止他们重新被接纳。经过漫长的法庭斗争，男孩们终于在1987年8月5日赢得了重返学校的权利。阿卡迪亚社群的反应是抵制这所小学，用暴力威胁雷一家，并放火烧了他们的家。出于安全的担心，他们一家在第二年搬到萨拉索塔，并试图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不幸的是，学校里的“反艾滋病公民组织”跟着他们，并继续骚扰了他们好多年。

    瑞安·怀特和雷的案件是反艾滋病歧视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6年以前，公众普遍认为艾滋病是吸毒者、少数民族（海地人）和同性恋者的疾病。这是因为他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做出了不必要的危及健康的错误决定而感染的疾病。换句话说，人们普遍认为艾滋病患者对

    自身状况负有责任。结果，当许多人看到艾滋病患者在其社群遭到残酷

    的骚扰和歧视时，他们往往在情感上转向另一种方式。这种趋势一直持

    续到人们开始阅读像瑞安·怀特这样无辜的艾滋病毒阳性儿童在学校和

    家庭中受到非理性暴徒的恐吓的故事。以前对艾滋病流行没有多加考虑

    的人们现在对这些弱势儿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愤慨。他们要求州和

    联邦当局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和成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特别是，他们争取将艾滋病纳入《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范围，这实

    际上使歧视艾滋病患者成为非法行为，并争取制定新的法律，防止在未

    经本人许可的情况下公布其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这些保护措施不仅

    可以改善那些已经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让那些正在

    考虑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人安心。卫生官员通常很难说服有风险的人接

    受检测，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暴露”出来，然后被社群排斥。当血液

    检测结果公布给他们的雇主、家庭和房东时，许多人目睹了他们朋友的

    生活被毁掉。对一些人来说，不知情的生活总比不断受到骚扰要好。这

    是流行病学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知道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关键是

    首先确定谁感染了艾滋病毒，以便他们能够得到治疗，并采取措施防止

    艾滋病传播给其他人。有了法律保证，他们的艾滋病感染状况将绝对保

    密，卫生官员希望更多的人同意接受检测，这将降低人口中的传播率。

    美国早期试图通过艾滋病毒立法［如1988年的《希望法案》（HOPE Act）］，遭到立法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反歧视措施不允许公共卫生当局正确追踪谁患有艾滋病。 [38] 他们不希望匿名和保密，而是希望国家机构拥有每个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的名单和医疗信息。艾滋病倡导者和同性恋群体成员强烈反对这样一个数据库，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可以用它来起诉他们犯下的诸如静脉注射毒品或鸡奸之类的罪行，而这在许多州仍然是非法的。许多同性恋者甚至担心政府有一天会用它来围捕他们，就像纳粹在大屠杀期间所做的那样。正是这种担心促使像美国加州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这样的立法者继续为艾滋病患者的完全保密而斗争。1990年8月18日，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签署了《瑞安-怀特艾滋病综合资源紧急救援法案》［Ryan White Comprehensive AIDS Resources Emergency（CARE） Act］（以下简称“CARE法案”），他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 [39]

    除了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改善服务不足的社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护理之外，该法律还规定在医疗干预的早期阶段给予病人更高水平的保密。现在，诊所必须向接受检查的人提供咨询，并确切告知他们检测结果将如何被传播。此外，CARE法案允许诊所提供匿名的艾滋病毒检测。虽然这是对希波克拉底隐私概念的重大改进，但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城镇，那些接受艾滋病毒检测或治疗的人必须去外面写着艾滋病字样的诊所或医疗车。任何在这些地方附近看到他们的人都会自动知道他们的病史的详细资料。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更微妙的保密问题也出现了，这表明需要一部更全面的法律。

    就在CARE法案为艾滋病社群建立了一些保护措施之后的6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努力将隐私权扩大到所有接受医疗保健的人。 [40] 新法律的第二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指导方针，根据这套指导方针，个人可识别的医疗信息（医疗记录、支付信息等）将被储存和传播。它要求所有受保护的健康信息（PHI）对任何有权访问它的人绝对保密。除非患者放弃他们合法的隐私权，法院发出命令，怀疑虐待未成年人，或在需要寻找逃犯或失踪人员时，否则不能与雇主、朋友或执法机构共享PHI。在个人或机构违反保密规定的情况下，HIPAA授权政府对其处以高额罚款，并允许投诉人提起民事诉讼。这种保护和惩罚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将医疗隐私确立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取代了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意见。医生和护士不再被允许就是否披露病人信息做出判断。他们现在必须仔细监视他们所说的、所写的，甚至是暗示的内容。这是艾滋病社群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最终给了他们某种程度的安全感。这是第一次，他们可以悄悄地控制自己的感染，而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那些本该用生命去信任的人意外或故意“暴露”出来他们的信息。

    艾滋病的流行永远改变了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对待医疗隐私的方式，因为它生动地暴露了希波克拉底概念的缺陷。它表明，向不理性和无知的人提供关于他们邻居的私人医疗信息，会导致暴力。看似正常的市民变成了暴徒，市民仅仅因为害怕他们的疾病就开枪焚烧了孩子们的家园。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在全国各地播出，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那些最易受伤害的人的秘密的全国性对话。对话最终到达了国会山和白宫。值得庆幸的是，立法者们看到了希波克拉底医疗隐私概念的内在弱点，并有远见地在1996年将所有医疗状况和信息纳入HIPAA的隐私规则中。这是对病人照护的革命性变革，不仅对艾滋病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对所有担心自己的医疗信息将以某种方式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人产生了积极作用。

    性革命的结束

    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场激进的主流社会运动，它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对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看法。它一开始是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压迫的挑战，这些观念在当时仍然主导着西方文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咆哮的20年代”的文化转型以来，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不受保守价值观和角色的束缚。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在学院和大学注册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许多人选择进入工作岗位，而不是毕业后成为家庭主妇。妇女们也开始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和行为举止方面行使更大的自由。有些人把头发剪短，穿着露出双腿的短裙，还化了很多妆。这种新一代的自信而张扬的年轻女性，通常被称为“摩登女郎”，她们自豪地享受生活，并不理会困扰了女性几个世纪的社会禁忌。她们不会因像她们的男同事那样对在公共场合喝酒或抽烟而不安，也不会因参加“亲热”派对而害羞。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再是禁忌，与性有关的污名也开始逐渐消失。这样的转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性革命——一场彻底重新定义我们如何看待性的革命——创造条件。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革命是在当时发生的其他变革性的社会和科学运动的产物。 [41] 这些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是女权主义的重新兴起，以及女权主义推动妇女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强加给她们的传统角色中获得更大的自由。大多数人认为，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是新一代女性活动家组织和重新开始战斗，这是为争取平等权利、免受歧视和骚扰以及控制自己身体而发起的关键号召。该运动的早期斗争之一是围绕着第一个口服避孕药依诺维（Enovid）及其对女性人口的可获得性展开的。避孕药在1960～1961年发行的时候，美国许多州仍然有旧的法律限制分配或拥有避孕措施。虽然这种康斯托克州法律通常被地方官员忽视，但一些较为保守的地区仍有选择性地执行这些法律，这往往会给妇女避孕造成重大障碍，而不论她们的年龄或婚姻状况如何。女权运动对这些过时的法律进行了联合攻击，并最终在最高法院的几起案件［例如，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1965年），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1972年）］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些过时的法律。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在法律上的成功导致了使用某种避孕方法的妇女人数大幅增加。例如，在避孕药问世的短短5年时间里，已经有超过600万名美国妇女服用了避孕药。

    女性节育的完全合法化是女权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赋予了女性控制何时和与谁生孩子的权力。她们再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和可能因此而牺牲自己未来的大学教育或职业目标。女性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性行为，并且可以像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一样享有同样的自主权。对许多女性来说，性行为更多的是为了体验快乐，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为性革命的继续进行、性标准的进一步放松铺平了道路。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与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和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相辅相成。在1969年的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之后，对同性恋权利的一致推动开始了。6月28日晚，警方突袭了位于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店（Stonewall Inn）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人们。 [42] 当看到一些顾客被拖出酒吧并在街上挨打时，该地区数百名同性恋者聚集在酒吧旁，反抗他们认为是警察暴行的行为。不久，那群人就变成了暴徒，开始翻车、放火、向警察扔砖头。暴力事件继续升级，直到纽约警察局派出他们的战术巡逻队镇压骚乱。尽管警方最终成功地清除了街头的示威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暴力抗议活动继续进行。

    石墙暴动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结晶时刻，因为这标志着同性恋群体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对抗警察的骚扰。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走出阴影，开始为更大的公民权利而战。像同性恋活动家联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和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这样的组织在暴动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成立了，第一次同性恋者骄傲游行发生在1970年。 [43] 随着禁止肛交和其他同性恋行为的法律从法律书籍中删除，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被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删除，同性恋逐渐被接受。这些变化有助于形成同性恋更自由的新时代。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同性恋关系，而不必担心政府会因为他们在卧室里的隐私行为而将他们关进监狱。

    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兴起也影响了人们对性和性行为的看法。 [44] 这两个群体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广泛拥护自由主义和反对权威，如反对越南战争，主张容忍使用毒品和自然（有机）生活。他们还试图摆脱许多与性有关的社会限制，认为性是所有人都应该不受限制地享受的。他们的“自由恋爱”理念不仅促进了更高层次的性体验，也摒弃了传统婚姻，转而支持更开放、更随意的性关系。对嬉皮士来说，性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娱乐方式，应该在不受政府或宗教组织干涉的情况下探索。虽然完全归因于反文化生活方式的人数与整个人口相比是很小的，但他们对性的自由观点确实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部分。在这场运动的高潮时期，年轻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飙升，色情制品的流行和接受度提高、大学男女合住，以及书籍和电视上更多的性内容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性自由的时代，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正常和可接受的性行为的看法。

    性革命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45] 除了引发青少年怀孕、离婚和没有父亲抚养的孩子的显著增加之外，20世纪60年代性活动的增加还导致了许多不同的性传播疾病（STD）的不受控制的传播。例如，报告的淋病病例数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165%，与梅毒、衣原体、疱疹和生殖器疣的趋势相似。年轻一代由于更喜欢口服避孕药（或不采取避孕措施）而非使用安全套，其发病率甚至更高。虽然有人可能认为性病发病率的急剧上升可能导致更谨慎的性行为，但数据显示，它实际上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性传播疾病都可以用抗生素治疗。青霉素不仅可以消除因神经梅毒导致死亡的风险，还可以在几天内清除淋病和衣原体感染。虽然像疱疹和生殖器疣这样的病毒性性传播疾病仍然令人讨厌，但它们几乎没有阻止人们发生性行为。抗生素，加上口服避孕药，有效地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性有关的恐惧。人们再也看不到性生活的任何真正的长期重大后果，因为大多数错误都可以通过吃药或手术来纠正。不幸的是，正如后来艾滋病流行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安全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性仍然像以前一样危险，甚至更危险。

    大多数人认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开始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结束。艾滋病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存在的任何其他性传播疾病，在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它是不可治愈的，几乎是普遍致命的。“性可以间接杀死你”的想法对人们来说是可怕的，包括许多曾经强烈支持“自由恋爱”运动的人。每一个性伴侣都被视为可能的携带者，每一次性接触都有潜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恐惧，随着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在整个10年中持续上升，这种恐惧愈演愈烈。这一流行病带来的阴影一直存在，导致了社会对性的基本思考方式的逐渐转变。谨慎和安全开始优先于自由和快乐。对许多人来说，性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生死抉择，需要深思熟虑，有时还需要验血。通过强迫我们在做爱前思考，艾滋病从本质上结束了“做任何当时感觉好的事情”的时代。

    除了影响人们对性的态度之外，艾滋病的流行还对性行为的实际实施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提倡“安全性行为”的广泛运动，避孕套的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显著增加。 [46] 1982年一本题为《如何在流行病中发生性行为》（How to Have Sex in an Epidemic ）的小册子中首次提到，使用避孕套作为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方法的想法最初在纽约和旧金山地区的同性恋社群流传开来。艾滋病活动家不仅在同性恋酒吧和诊所等地免费发放避孕套，还向社群内的人们宣传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这些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成功最终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不久，安全性标语和避孕套广告就成了电视、广告牌、海报和杂志上常见的内容。尽管受到某些宗教团体的反对，安全性行为甚至仍然被纳入公立学校的健康课程。尽管有人担心学校的性教育和避孕套的增加会导致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但当时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初，性教育和安全性行为运动已成为全世界学校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固定活动，这种干预的结果是令人激动的。避孕套使用的增加已经被发现与艾滋病毒传播率的降低以及其他性传播疾病（如梅毒、淋病和疱疹）的减少呈正相关。此外，在非洲中学实施的性教育计划导致了一些行为上的改变，降低了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在非洲继续遭受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际，这一趋势是迫切需要的。

    非洲的另一场悲剧

    艾滋病毒/艾滋病在被发现后仅仅35年的时间里就夺去了非洲2000多万人的生命，并使1500万儿童沦为孤儿。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死亡，导致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期望寿命降低了20～25岁。 [47] 事实上，非洲南部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国家的期望寿命骤降到40岁以下。尽管在过去10年中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避孕套的使用增加有助于减缓这一趋势，但非洲每年仍有150万人新感染上艾滋病毒。截至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估计仍有255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48] 考虑到非洲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6%，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却占全世界的7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等国，成年人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继续飙升至20%以上（斯威士兰目前的流行率为29%）。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1/5的成年人携带着这种致命的病毒。就总人数而言，南非目前是世界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2015年有700万人感染，38万名新增病例。虽然这样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流行病在非洲的严重性，但这未能充分说明它对一个仍在遭受数百年的奴役和殖民主义蹂躏的大陆的经济、教育、技术、社会和政治发展所造成的绝对破坏。

    艾滋病流行对非洲造成的最显著和最持久的影响之一是其经济普遍

    停滞。 [49]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的研究发现，这种经济衰退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熟练劳动力的规模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如

    此多的年轻人死于艾滋病，以及去世前长期的住院治疗造成了劳动力的

    空虚，导致许多私营企业利润下降，而本已紧张的政府税收降低。产出

    下降也导致几个非洲国家的出口总额急剧下降。例如，占全国国内生产

    总值约7%的南非采矿业，在20世纪90年代因艾滋病毒在工人中的传播

    而遭受重创。 [50] 近25%的劳动力感染了艾滋病毒，由于医疗成本飙

    升，产量下降，矿业公司的利润受到重大打击。这种和其他类似行业衰

    退的最终结果是，在疫情高峰期，整个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2%

    ～4%。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缺口，因为许多这些国家已经不得不将其

    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直接防治这一流行病。这些国家没有为建设基础

    设施和开发新技术投入额外资金，而是被迫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国内

    艾滋病预防、检测和治疗项目上。这是一个使许多非洲经济体尚未复苏就陷入恶性循环的沉重负担。

    与艾滋病对已经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相比，艾滋病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相形见绌。非洲贫穷的工人阶级感染艾滋病毒和死于

    艾滋病的比例远远高于那些收入更高、更容易获得教育、避孕套和抗逆

    转录病毒疗法的人。由于穷人的收入来源非常有限，一个家庭中一个成

    员的丧失或衰弱会使整个家庭陷入无休止贫困的恶性循环。如此巨大的

    损失导致了家庭角色的有害转变，留下来的人为生存而挣扎。例如，孤

    儿通常放弃他们的教育，作为童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帮助支持他们的

    家庭。同样，一无所有的寡妇往往被迫从事报酬极低的工作，并面临被

    虐待的危险。年迈的亲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推到照顾他们

    的绝症子女和失去双亲的孙辈的角色。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一项关于

    艾滋病对津巴布韦老年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多数非洲社群的老年人

    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因为他们一生都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贫穷，而且

    在老年时很容易患慢性病。艾滋病大流行现在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负

    担，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51]这一负担由所有受艾滋病影响的人分担，加深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数百万人的痛苦。它几乎夺走了穷人的一切，并进一步扩大了他们与其他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差距。

    除了阻碍经济增长外，艾滋病还使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先进医疗保健的人的健康状况恶化。除了伴随艾滋病的所有正常疾病外，这一流行病还导致了结核病在非洲的死灰复燃。流行病学家估计，与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未受感染者相比，艾滋病毒携带者感染结核病的可能性是其25～30倍。 [52] 在过去10年中，合并感染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目前占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约12%。结核病/艾滋病合并感染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功能完善的免疫系统（由于艾滋病毒呈阳性），结核病就能在没有太多限制的情况下扩散到整个人体。事实上，合并感染的人发展成活动性（致命）结核病的概率是那些活动性结核病同时艾滋病毒阴性者的15～20倍。因此，结核病已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最大死亡原因。在非洲，合并感染危机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许多流行病学家现在在双重流行病的背景下谈论这两种疾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合并感染导致了一种新的甚至更致命的威胁——耐多药（MDR）和广泛耐药（XDR）结核病。

    同时感染艾滋病毒和结核杆菌的人是结核耐药突变株的理想温床，

    因为艾滋病削弱了免疫系统，降低了抗生素的整体疗效。这种情况的潜

    在原因是抗生素永远不能完全消除人体内的致病细菌，因为抗生素的工

    作原理是抑制细菌的生长或减少足够的数量，使宿主免疫系统将其消

    灭。当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的免疫系统无法杀死抗生素治疗后最

    后残留的结核杆菌。结果，一些细菌在攻击中幸存下来（包括可能的抗

    性突变体），并开始在人的身体中重新繁殖。在不同的人群中用不同的

    药物重复这种失败的抗生素治疗，最终产生了对已知的每一种药物都有

    耐药性的超级结核病突变体。尽管耐药结核菌株可能独立于艾滋病毒而

    产生，但研究发现，艾滋病毒携带者携带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结核菌的频

    率是艾滋病毒阴性者的2倍。考虑到非洲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和历史上

    死于结核病的人数，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统计数字。

    在许多方面，非洲艾滋病毒携带者所面临的社会耻辱与疾病本身一样有害。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同性恋者经历的情况类似，在非洲诊断出艾滋病通常会导致极大的内在羞耻感、社会疏远和有针对性的歧视。在极端贫困的地方尤其如此，因为艾滋病毒阳性而被排斥和拒绝的人几乎没有法律援助或来自公共项目的支持。他们在高失业率、低识字率和高暴力犯罪率的难以想象的困难环境中，经常遭到骚扰。不幸的是，在这些地方，艾滋病毒携带者很容易成为被骚扰目标。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未来

    1984年4月23日，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秘书玛格丽特·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她在会上宣布，艾滋病的病原体已经被分离出来，并开发了一种诊断测试方法。她和帮助开创这些早期成就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站在一起，继续预测说：“我们希望在大约2年内有一种疫苗可以用于试验。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即将屈服于有耐心、有毅力和彻头彻尾的天才。”[53] 这是一个充满了美国人傲慢的大胆宣言，即我们将以战胜天花和即将战胜脊髓灰质炎的方式战胜艾滋病毒。不幸的是，自发表这一声明以来，几十年过去了，人类在获得一种有效的艾滋病毒疫苗方面并没有比那时更接近。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的能力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艾滋病毒已经被证明是“有耐心、有毅力和绝对的天才”，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对手，这种病毒已经被证明对疫苗的研制相对不敏感，因为它具有使自己的外表面蛋白质发生突变的惊人能力。接种一种艾滋病毒株对预防任何特定时间内可能存在于人群中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亚型病毒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一突变问题还与其他几个因素有关，包括艾滋病毒杀死了诱导良好免疫反应所需的细胞，而艾滋病毒蛋白质本身并不会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

    尽管存在局限性，但一些公司已成功地将艾滋病毒疫苗纳入第二/第三阶段临床试验。这包括1998～2004年在北美和泰国进行的VaxGen AIDSVAX试验 [54] ，以及2003年开始的RV144试验。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试验都以相对失望告终。只有一种RV144联合疫苗在人体试验中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泰国，2009年）。反复注射疫苗的受试者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比不注射的人少31%。由于弱疫苗比没有疫苗好，科学家们继续研究RV144，希望将来可以对其进行改良，使其更有效。南非2016年开始了一项新的RV144的三期试验，预计将在2020年得出数据。[55]

    当许多科学家致力于研制一种HIV疫苗时，其他科学家则把精力集中在合成能够抑制已经感染艾滋病毒的人身上的化学物质。第一组抗HIV（抗逆转录酶）药物是针对一种称为逆转录酶（RT）的独特病毒酶而开发的。 [56] 之所以选择这种药物，主要是因为正常人类细胞没有RT，而HIV绝对需要它来复制其基因组。因此，抑制RT可以严重损害HIV的复制，但对细胞的自然过程没有显著影响。第一个上市的逆转录酶抑制剂是一种名为叠氮胸苷或AZT的药物。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研究发现，每天大剂量服用AZT，在短期内对抑制HIV非常有效。然而，当HIV阳性患者长时间服用该药时，病毒开始变异并对新药产生抗药性。经过大约1年的治疗，大多数患者的HIV水平和T细胞计数恢复到服药前的水平。而且，早期的AZT配方对每天服用它的人是有毒的，其副作用包括贫血、中性粒细胞计数低、呕吐和肌肉组织退化。

    这迫使艾滋病毒携带者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得不到治疗或服用一种严重降低了他们剩余生命质量的药物而面临死亡。大多数人选择服用AZT是因为它可以为他们争取一些时间，让科学家开发出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到1993年，3种新的（但类似的）RT抑制剂已经投放市场。 [57] 虽然它们的毒性比AZT小一些，但在长期使用后，它们也面临同样的病毒耐药性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RT抑制剂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单独使用，所有这些RT抑制剂最终无法长期抑制HIV。

    HIV治疗学的新纪元始于联合使用多种药物的想法，以及针对HIV酶而不是RT的新药的开发。联合疗法依赖于协同作用的概念，即药物将相互补充，并具有比其个体效应总和更大的效果。同时给病人2种或3种药物可以产生一种“鸡尾酒”，从不同的角度攻击病毒，并降低产生耐药的HIV突变体的可能性。当使用多种RT抑制剂进行实际测试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在短期和长期都更有效。然而，由于所使用的药物都针对同一病毒蛋白（RT），在一些患者中仍继续出现耐药HIV突变体。

    当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针对病毒蛋白酶（PR）的新的HIV

    抑制剂时，联合疗法取得了重大进步。 [58] 蛋白酶抑制剂和RT在HIV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阻止了HIV的复制。当这些药物与两种RT抑制剂联合

    给药时，其结果是一种突破性的药物“鸡尾酒”，几乎可以将HIV从人体

    中清除。病毒载量的大规模减少与T细胞计数的增加和免疫抑制的消除

    相一致。这种混合疗法被称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现

    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安全、有效的药物，包括针对病毒整合酶的药

    物。虽然它并不能真正消除人体内所有的HIV病毒颗粒，但它使病毒颗

    粒的水平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以至于一个人现在可以与艾滋病毒一起生

    活几十年，而不会发展成艾滋病。换言之，HAART使我们能够像用胰

    岛素治疗糖尿病或用可注射凝血蛋白治疗血友病一样治疗HIV。

    HAART帮助将艾滋病从死刑转变为一种可以长期控制的慢性病。

    虽然HAART有助于显著降低发达国家HIV的发病率、传播率和死亡率，但在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却没有那么有效。对造成这种差距的潜在原因的研究表明，主要问题在于贫困社区/国家无力负担和适当分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美国，HAART疗法的平均花费在每人每月1000～3000美元之间。由于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如此高昂的自付费用，大多数人依靠医疗保险、政府项目（如CARE法案）或非营利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不幸的是，非洲，受这一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很少能得到这类资源。他们不仅难以支付医药费，而且许多社区缺乏基本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无法确保人们正确地遵循HAART疗法。

    一个由5个联合国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5家大型制药公司组成的全球联盟认识到了成本上升是全球抗击艾滋病毒的主要障碍，发起了一项旨在向生活在贫困国家的人提供低成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倡议。 [59] 从2000年开始，这项加速获取倡议（AAI）与地方政府合作，确定最需要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并提供只有商业价格10%的药物（由联合国资助）。那些从未接触过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人现在活得更长、更健康，并且病毒的传播率也低得多。当该计划开始实施时，全世界2860万名艾滋病毒阳性者中只有约2.5%的人定期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到2016年6月，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近50%，即3670万名感染者中的1820万名。尽管要实现向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HAART的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由艾滋病协会牵头的治疗运动成功地减缓了艾滋病毒在全世界的传播。自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开始大量向穷人分发以来，新感染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了40%以上。考虑到这些药物既不能（像抗生素那样）真正治愈那些已经感染的人，也不能（像疫苗那样）保护未受感染的人，这是一个惊人的趋势。

    我们在如何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理解上的另一个突破来自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确定了许多反复接触艾滋病毒但从未感染过的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种族背景和性活动。这些研究包括从事高风险性行为的同性恋男子、艾滋病毒阳性者的长期异性伴侣以及来自冈比亚的妓女。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能抵御HIV，科学家们分离了他们的免疫细胞，并开始寻找一些共同的基因突变或生化特性来解释他们的先天抵抗力。1996年，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已经发现了导致这种独特性的特殊突变。这种突变是在一种编码CCR5受体的基因中发现的。这种蛋白质位于许多不同类型的宿主免疫细胞（包括T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表面，在免疫细胞在不同组织之间移动的炎症过程中自然发挥作用。正如在此期间发现的那样，当病毒进入人体后第一次附着到巨噬细胞时，CCR5也被HIV用作受体。如果没有CCR5和附着的能力，病毒就不能感染巨噬细胞，这严重阻碍了病毒最终向T细胞的传播。因此，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称为CCR5Δ32）的人可以接触艾滋病毒1000次而永远不会被感染，因为病毒永远不会进入自我复制需要的细胞中。

    CCR5Δ32的发现是艾滋病研究的一个惊人的飞跃，因为它为开发治疗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人为地阻断没有这种突变的人的CCR5蛋白，就有可能在那些已经感染了HIV的人的体内模仿这种抵抗特性。这一想法引发了人们对合成化合物的研究，这些化合物可以作为潜在的CCR5阻断剂（拮抗剂）。2007年，一种名为马拉韦洛克的新型CCR5拮抗剂被批准用于治疗艾滋病。 [60] 该药被发现在阻断艾滋病毒附着方面既安全又有效，这使得许多医生现在将其作为标准HAART治疗方案的添加剂。

    另一种使用CCR5Δ32突变作为治疗HIV感染患者的方法是从具有CCR5Δ32突变的人身上提取骨髓细胞，并将其移植到具有正常CCR5受体的人身上。这样做会彻底改变人体的免疫系统，因为骨髓是体内所有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来源。如果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是HIV阳性的，理论上病毒应该不能感染该骨髓接受者体内产生的任何新的（突变的）免疫细胞，因为他们的新骨髓含有CCR5Δ32突变。

    这种方法的原理验证测试案例于2008年在柏林的一家医院进行。就

    在那里，一个名叫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的病人得知他

    最近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癌症，叫作成人髓性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才能存活下来。知道布朗也是艾滋病毒阳性，医生们就有机会验证他们

    的理论。他们首先发现了几个与布朗匹配的骨髓样本，并确定其中也携

    带CCR5Δ32突变。在确定了合适的捐赠者后，他们开始用辐射破坏布朗

    现有的骨髓，以杀死有缺陷的致癌细胞。然后将来自健康的CCR5Δ32突

    变的供体的骨髓直接注入布朗的几根长骨中。在短时间后，这些新的骨

    髓细胞开始复制并产生新的T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由于这

    些新细胞都有CCR5Δ32突变，他血液中的HIV颗粒无法有效地感染它

    们。结果，他的病毒载量开始急剧下降，他的T细胞数在短短几周内急

    剧上升。他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医生停止了他所有的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的治疗。8年后，尽管布朗没有服用任何抗HIV药物，但他体内的HIV

    水平仍然检测不到。因此，似乎CCR5Δ32移植程序在功能上治愈了他的艾滋病。

    虽然布朗的案例是我们在寻求有效治疗艾滋病毒方面取得的惊人突

    破，但有几个主要问题阻碍了它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实施。首先，这

    个程序要求找到与HIV感染者相匹配的骨髓。在美国目前需要骨髓移植

    来治疗血液疾病的所有人中，大约70%的人必须依靠找到一个曾在国家

    登记处捐献了骨髓的陌生人。由于只有大约2%的美国人在该登记处登

    记过，所以人们（特别是少数族裔）通常要等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找到

    匹配的捐赠者。可悲的是，每年大约有3000人在等待中死去。这些统计

    数字表明，几乎不可能为全世界3670万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中的每一个人

    找到匹配骨髓。其次，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骨髓移植的平均费用

    为50万至80万美元。考虑到大多数艾滋病毒携带者一天的收入不到1美

    元，甚至无法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昂贵的骨髓移植不太可能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应用。再次，骨髓移植极其危险，死亡率高达35%。因此，它

    们通常被认为是致命性血液病患者的最后治疗手段。向艾滋病毒携带者

    提供这种治疗可能会杀死更多的人。最后，CCR5Δ32突变主要存在于北欧血统的白种人以及部分亚洲人和北非人中。虽然大约16%的北欧人的基因组中有CCR5Δ32，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很少有。 [61] 考虑到世界上大多数艾滋病毒阳性者生活在这两个地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分布。因此，即使他们能为所有HIV携带者找到种族匹配的骨髓捐献者，他们中也很少有人真的拥有有益的CCR5Δ32突变。

    回顾自艾滋病第一次被描述以来这35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未来显然不像20年前那样暗淡。我们的集体中“有耐心、有毅力和绝对的天才”为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带来了无数治疗方法、更好的预防措施和更有效的教育。感染率在下降，人们比以前多活20～30年。发达国家和全球救援机构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为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人提供挽救生命的药物和预防措施。如果这种投资继续下去，最终我们有可能看到人类以战胜其他传染病的方式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第十二章 传染病的未来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是否已经在技术上进步到一个大型传染病无法毁灭我们，甚至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的阶段？考虑到以往的传染病让数以十亿计的人丧生或受到重创，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存在，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疾病导致朝代更迭、社会变迁，人类基因突变。然而，在过去的150年里，由于细菌理论的兴起以及卫生措施、抗生素和疫苗的引入，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事实上，在世界十大死因中，传染病目前只占其中的3种。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心脏病和癌症的危险，而不是肺结核和疟疾的致命影响。由于我们控制能力的提高，新出现的传染病很少会引起广泛恐慌或发展成新的流行病。虽然这些趋势似乎表明，我们总体来说正在赢得与这些微观杀手的战斗，但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离全球灾难只差一场传染病的距离。

    传染病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能否摆脱结核病和疟疾等老牌杀手的束缚？有没有什么新的疾病会发展成为致命的传染病？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首先，而且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投入必要的资源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几乎在这本书中讨论的每一种流行病（还有无数未提及的疾病）仍然在穷人中盛行。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可以用抗生素治疗，或通过疫苗、基本卫生设施可以预防的疾病。

    正如天花和脊髓灰质炎根除计划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愿意致力于消除这些致命疾病，我们就有可能完全消灭它们。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受到最古老病原体的困扰，并面临新病原体的风险。在非洲丛林中的某个地方，总是存在另一种“艾滋病毒”正在发展的可能性；而在亚洲的温暖水域中，也总会有另一种“霍乱”在蔓延。疾病的种子将一直存在，直到我们最终变得积极主动，并与流行病最严重的危害做斗争。

    另一个可能影响我们未来与传染病关系的重要因素是我们使用武器对付它们的方式。在过去的1个世纪里，抗生素和疫苗这两种最强大的武器被用来拯救全世界数亿人的生命。然而，与所有好武器一样，它们的成功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是否能正确使用它们。把枪交到警察手里，它将被负责任地用来拯救生命。把同样的武器放在一个孩子或精神失常的人手中，它会造成毁灭。后一种情况是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公众长期滥用抗生素和针对疫苗的伪科学宣传已经将我们带到了全球医疗灾难的边缘。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危险增加，以及曾经得到控制的流行病的重新出现。尽管它们可能不像埃博拉、寨卡或西尼罗河病毒那样流行，但抗生素耐药性和疫苗错误信息对整个人群的长期健康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出于这个原因，我选择在下面几节中更深入地讨论每一个问题。

    抗生素耐药性——潜在的灾难

    1928年青霉素的发现被广泛认为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们在与鼠疫和斑疹伤寒等致命传染病做斗争中获得了一种新武器，我们不再害怕因分娩、手术或战场上获得的轻微感染而死亡。因全身细菌感染而濒临死亡的人，只要经过几天的抗生素治疗就可以起死回生。这是一个惊人的，几乎是奇迹般的进步，有些人宣称我们终于赢得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对抗细菌性疾病的战斗。

    不幸的是，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世界各地开始出现葡萄球菌、链球菌和其他病原体的抗生素耐药菌株。 [1]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耐药菌株在抗生素进入人群后仅1～2年就出现了。例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于1962年在英国的一家诊所首次被观察到，距离开始用甲氧西林治疗葡萄球菌感染仅2年。随着某些细菌菌株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高，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事实上，2011年一项针对传染病医生的调查显示，他们中超过6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曾遇到过对所有已知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感染患者。 [2] 这种全抗药性（PDR）菌株对现代医学在过去80年中制造的每种武器都完全不敏感。这是一个绝对令人恐惧的发展，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官员都在争先恐后地寻求答案。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时任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Keiji Fukuda）医生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许多利益相关者不采取紧急协调行动，世界将走向后抗生素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几十年来一直可以治疗的常见感染和轻伤可能再次致命。”[3]

    仅在美国和欧洲，抗生素耐药性细菌每年就造成数百万人感染和5万多人死亡。 [4] 这比死于艾滋病、帕金森氏症和凶杀案（在美国）的总人数还多。虽然最重要的耐药病原体是MRSA和XDR-TB，但耐药形式的假单胞菌、肠球菌和肺炎链球菌也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随着这些耐药菌株的流行率逐年上升，死亡人数肯定会增加。一项模拟未来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每年将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耐药性感染。 [5] 这是一个惊人的理论统计数字，但这个预测得到了过去20年的趋势支持。除了死亡，治疗抗生素耐药疾病的经济负担预计也是灾难性的。美国每年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约为200亿美元，而工人的生产力损失达到了350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估计在未来35年内，耐药细菌将使美国损失超过60万亿美元，全世界损失100万亿美元。全球GDP总和损失如此之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有研究认为，人类可能正处于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流行病的边缘，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抗生素耐药性不如其他如埃博拉或寨卡这样的疾病更具新闻价值。如果不立即对我们使用抗生素的方式做出重大改变，这种流行病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使我们回到医学的黑暗时代。

    当前的危机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们都不愿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抗生素。例如，耐药性增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普通人群长期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被设计成在一定的时间内以一定的剂量给药，以确保所有的致病菌都被药物和病人的免疫系统联合杀死。任何干扰这种完全杀灭的行为都会增加存活细菌产生抗性突变或从其他细菌获得抗性基因的风险。例如，许多病人几天后就会停止服用抗生素，因为他们感觉好多了。以这种方式缩短治疗方案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会在细菌完全清除之前降低血液中的抗生素浓度。同样，当人们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时，他们通常会服用放在药柜里的旧的、剩下的抗生素。旧的抗生素会部分降解，这意味着它们含有抑制或杀死细菌所需的抗生素数量不足。在这两种情况下，细菌都能在抗生素的冲击下存活下来，并能活到下一天。

    耐药菌流行加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过度使用抗生素。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发现，抗生素的错误处方率高达30%～50%。 [6] 现在，每一次流鼻涕、擦伤和喉咙痛都会先用抗生素治疗。它们被用于那些甚至没有生病或有病毒感染的病人（病毒不受抗生素的影响）。此外，给病人开广谱抗生素如阿奇霉素（Z-pack）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实际上却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类型的细菌感染。以这种方式盲目开抗生素是危险的，因为并非所有细菌对同一药物都同样敏感。因此，人们可能会不必要地接触到一种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对他们感染的特定细菌无效。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当地居民通常可以在当地药店买到抗生素。由于没有医生或护士的监管，人们只要感觉不舒服，就会随便购买和服用抗生素。像这样的过度暴露是新的耐药菌株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耐药性危机的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原因是在农业中滥用抗生素。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抗生素中，有80%以上用于促进牲畜生长。牛、猪和鸡通常被注射或喂以保持健康的抗生素，以便它们产出更多的肉和其他产品。每天都在预防性地给他们服用抗生素，以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不是等到动物生病再进行治疗。虽然这似乎是为了使利润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完全合理的措施，但持续使用抗生素会使生活在这些动物身上的细菌对它们产生极大的耐药性。如果人类食用这些动物的肉、蛋、牛奶，但未能正确地处理食物，则他们可能会遭受致命的耐药菌感染。此外，由于90%给家畜的抗生素都是通过尿液排泄到土壤和水中的，所以这些抗生素可以在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中产生耐药性菌株。种植农作物的农民也对农作物滥用了抗生素，来获取最大利润。例如，种果树的农民经常在田间喷洒抗生素，以防止细菌病毁掉他们的庄稼。所有过量的抗生素最终都浸入土壤并渗入当地水源。这些地区的细菌种群不断暴露于稀释的抗生素中，极有可能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都在试图想出解决办法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过去，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发现或合成新的抗生素来解决。随着一种抗生素的疗效下降，一种新的抗生素很快被引入市场，取代了它的地位。不幸的是，如此之多的抗生素被耐药细菌淘汰，以至于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研发资源从发现新的抗生素中转移出去。1980～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了19种新抗生素用于人类。 [7] 仅仅20年后，这个数字降到只有4种新抗生素（2000～2004年）。抗生素的发现由于耐药性而变得无利可图，因此只有少数公司仍在积极寻找。

    随着寻找更好的抗生素的前景越来越渺茫，许多人开始试图说服医生、农民和公众在使用抗生素时要更加谨慎。医生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被教导抗生素耐药性具有极端危险，希望他们在开抗生素时能更具选择性。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要求医生在开抗生素之前要对感染进行全面诊断，而其他一些国家则从市场上完全淘汰了某些抗生素，以使耐药菌株逐渐消失。与此同时，食品生产中有机运动的兴起也对这一点起到了补充作用，这一运动鼓励农民使用更自然的方法来饲养牲畜，不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在教育公众正确使用抗生素的同时，这些干预措施有望扭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可怕的趋势，并帮助我们避免另一场致命的全球性大流行。

    伪科学的力量

    1998年2月，一位名叫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英国外科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概述了他的观点，即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疫苗会使儿童易患肠道功能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 [8] 这项研究追踪了12名儿童，这些儿童在出现严重结肠炎和自闭症特征性行为症状后被转入儿科胃肠科。韦克菲尔德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详细记录了每个孩子的病史，并进行了广泛的神经学和组织学检查，以观察他们是否能够找出导致其“突然”行为退化的明显原因。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发现每个孩子在接受MMR疫苗后几天或几周就开始表现出自闭症的早期症状。韦克菲尔德利用这些数据证明MMR疫苗接种实际上引发了自闭症的发展。尽管声明“我们没有证明MMR疫苗与所描述的综合征之间存在关联”， [9] 但文章中其余部分所固有的语气和含义却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韦克菲尔德那篇文章的发表在医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曾经庆祝疫苗拯救生命奇迹的幼儿家长现在拒绝给孩子接种任何儿童疾病疫苗。他们草率地驳回了数百年来证明疫苗有效并拯救生命的流行病学和免疫学证据，转而开始相信没有被证明有效的不良轶事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疫苗并没有起作用。在反疫苗接种宣传中，有人声称疫苗防腐剂（如硫柳汞）对发育中的大脑有毒，一次接种太多疫苗会导致大脑发炎，并且疫苗是不必要的，因为卫生条件已经降低了传染病的传播。许多家长甚至开始流传这样的阴谋论：制药公司与美国政府勾结，故意给他们的孩子注射有害的疫苗，只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突然间，每个人都成了传染病专家，因为他们在博客或网站上读到了一篇研究的二手报道。正是这种无知的暴发，使得许多儿科医生现在不得不说服家长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传染病的侵袭。尽管在1994年至2014年的20年间，疫苗挽救了73.2万名美国人的生命，但现在医生还不得不说服家长相信。

    对疫苗安全性的日益关注促使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始研究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的可能联系。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芬兰和丹麦的专家对几千名儿童进行了独立调查，寻找证据支持韦克菲尔德的说法。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MMR疫苗或其他疫苗与自闭症的发展之间没有任何联系。CDC在2011年和2013年的后续跟踪研究（同样涉及数千名儿童）取得了相同的结果。 [10] 作为对大量流行病学证据的补充，研究自闭症患者大脑发育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孩子在子宫内发育时，自闭症的生物学特征很容易显现。 [11] 换句话说，导致自闭症临床症状的异常大脑发育始于出生前，远在他们接种任何疫苗之前。

    “疫苗引起自闭症”于2011年盖棺定论，当时有人透露，韦克菲尔德为了获得他想要的发现，故意改变了他最初研究中的病史。 [12] 对他研究中的12个儿童的重新评估发现，3个从未患有自闭症，5个在接受MMR疫苗前表现出自闭症症状。他也没有透露，在他发表文章之前，一家准备起诉疫苗生产商的律师事务所向他支付了60多万美元。这种公然的欺诈行为导致《柳叶刀》撤回了他的原始文章，并吊销了他在英国的行医执照。

    自闭症的恐慌除了浪费数百万美元和数千小时的研究时间外，还导致了一些以前通过接种疫苗控制的流行病再次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麻疹。在1963年研制出MMR疫苗之前，麻疹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每年造成100多万人死亡。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麻疹病例和死亡总数开始急剧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麻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极为罕见。美国在麻疹疫苗接种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到2000年已在其境内正式消灭了这种疾病。

    然而，这是一次短暂的胜利，因为第二年由于人们拒绝接种MMR疫苗而报告了新的病例。 [13] 2008年暴发了更大范围的疫情，自那时起，仅在美国就有数千人染上了这种致命疾病。例如：2013年，得克萨斯州北部的一个大教堂在牧师公开表达了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后暴发了疫情。2014年，美国暴发了23起单独的麻疹疫情，导致667人感染。2015年，一名受感染的旅行者将疾病从海外带到加州一个游乐园后，发生了多州疫情。在那次疫情中，超过80%的感染者拒绝接种MMR疫苗，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种疫苗不安全。

    由于反疫苗接种的努力，其他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包括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和白喉，也得以卷土重来。由于对刚上学的孩子进行强制性疫苗接种，这些疾病已经得到控制，并数十年内有所下降。然而，随着一些州允许父母选择不接种疫苗的政策的出台，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的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涌入游乐场、营地和其他公共区域。这一结果在美国令人震惊——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新增9200例百日咳病例，2006年新增6500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先天性风疹在被消灭了将近10年后再次出现。这种令人恐惧的趋势使公共卫生官员争先恐后地寻求解决方案。

    疫苗错误信息的传播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使得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的流行病继续存在于人群中。上述大多数疾病正在下降到人们开始谈论在全球范围内根除这些疾病的水平。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正在奏效，致命的儿童疾病正在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不幸的是，当我们开始削弱对付它们的最有效武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通过让流行病继续存在，我们给了它们时间和机会，使它们有可能演变成我们无法轻易预防或治疗的疾病。我们是在冒险，如果这些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重新全面流行，我们只能责怪自己。

    此外，对疫苗的故意忽视会危害未来的疫苗接种工作。例如，如果我们最终成功地研制出一种有效的艾滋病毒疫苗，那么反疫苗活动可能会阻碍公众的接受，并最终延长艾滋病的流行时间。这种确切的情况出现在抗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发布之后。CDC、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这些疫苗——佳达修（Gardasil）和卉妍康（Cervarix）——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它们既安全又有效。它们可防止感染致癌的HPV菌株，并保护女性人群免受致命的宫颈癌的侵害。实际上，有几项研究发现，在有疫苗的地方，HPV的传播率下降了60%以上。 [14] 此外，从未有任何疫苗造成严重副作用的证明病例。尽管疫苗接种取得了成功，但“反疫苗接种者”仍在使用伪科学和制造恐惧的手段来吓唬人们以不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这个决定正在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 李大钊之死

    0. 简要经历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出生后6个月，父亲因病去世，一岁半时母亲病故，祖父李如珍将他抚养成人。

    李如珍注重对李大钊的培养，让进入学堂学习。

    1899年，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女子赵纫兰结婚。

    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天津），从预科到正科，直至1913年毕业。

    1913年，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后回国。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6月，李大钊与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冬，李大钊参与主编《新青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1921年，在李大钊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并在李大钊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国民军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各学校、工会等两百多个团体共十多万民众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死伤枕藉，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人员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三一八”之后至1927年2月，北京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增至4300余人。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阵容的联合战线一一国民党联席会议，或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社团。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11人中，属于共产党者5人，他们是李大钊、吴可、谢伯俞、莫同荣、谭祖尧；属于国民党者6人，即邓文辉、萧忠贞、郑积兰、刘耀西、路友于、李寿雍。

    1926年4月16日，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段祺瑞垮台，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

    北洋军阀反对“赤化”。因为国共合作，其将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写信对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李大钊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赶到孔德中学，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李大钊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1. 被搜查

    起初，对于李大钊，张作霖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随着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强大，张作霖逐渐对李大钊有了提防。

    令张作霖愤怒起来的是李大钊策反了他手下的一员军事人员郭松林，这件事让张作霖元气大伤，甚至险些丧命。

    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努力之下，冯玉祥成功地和南方革命政府联合了起来。联合之后，他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打击奉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遭到重创。

    张作霖坐不住了，准备展开行动。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对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实行通缉，从这一天起，李大钊等人便转入地下斗争。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所属位于大使馆西院的一个废弃的兵营。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

    张作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 Dijk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欧登科默许了张作霖进使馆区搜查的行为。

    张作霖派京师警察厅日夜监视苏联大使馆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秘密逮捕。监视发现一个叫李渤海的人出现频率非常高，十分可疑。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吴郁文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他们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没能经受住酷刑的考验，交代了自己是李大钊交通员的事实，“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

    掌握情况后，张作霖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张作霖布置的所谓秘密行动，很快被泄露出去了。杨度派人递消息给李大钊，让他赶紧跑路。但李大钊坚信张作霖不敢进苏联大使馆，自己是安全的。

    2. 进入苏联使馆抓人

    李大钊等人的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后，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奉系军警即“构陷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

    1927年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1927年4月6日，该日为清明节，小雨。

    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人界，不得拦阻。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苏联大使馆保卫部队鸣枪示警，军警突然拐了个弯，冲向了苏联大使馆隔壁，这里正是李大钊居住的俄军旧兵营。兵营守卫看到大事不妙，赶紧将大门关了起来，同时苏联大使馆士兵开始对天鸣枪，要求这些军警立即滚蛋，气氛异常紧张，但是军警人多势众，每人都携带武器，未理会苏军警告，直接撞开大门，将兵营里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

    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此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上7点。

    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李大钊全家都被抓了起来，除了长子李保华。李葆华恰巧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第二天，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把他送到哥哥沈士远家躲避。几天后，沈尹默认为哥哥家离侦缉队太近，不安全，又请周作人把李葆华带回家中保护起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中藏了一个多月。后来，沈尹默、周作人让李葆华化名杨震，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

    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

    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

    3. 苏联方面的反应

    奉系第二次入关，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

    1926年3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4月26日，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京报馆，逮捕并枪杀了该报社长邵飘萍。

    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1926年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而遭处死。

    而抓捕李大钊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对于此次抗议，顾维钧心怀异议，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摸不着头脑。

    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 1927年4月7日清晨， 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

    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的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

    张国忱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4.被捕后各方的活动

    李大钊等人被捕引起极大震动。

    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

    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

    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纷纷要求张作霖立刻释放李大钊。

    众多社会组织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努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营救李大钊的行动，并且强烈反对张作霖对李大钊动用私刑，要求立即释放李大钊。

    抓捕到李大钊之后，张作霖想要立刻将他处决。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压力，考虑到除了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之外，李大钊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使得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

    军阀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力主“处以极刑”。

    蒋介石亲自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处以死刑。

    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

    5. 法庭判决与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

    法庭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 “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并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张作霖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个把小时后，然后宣判李大钊死刑。

    4月24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28日，由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厅推事)、周启曾(北京卫戍司令部执法官)和检查官杨耀曾等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开庭。

    由于对李大钊等人的判决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经商定”，因此，“特别法庭”在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讯后，至中午时即宣读了判决书“认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为共产党，由审判长何丰林判定死罪执行绞刑，舒启昌等四人情节较轻，各处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仅属附和，各处徒刑二年”。

    法庭给李大钊定的罪名是：“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

    对此，李大钊没有申诉，只提了一个要求，表示自己不想死无全尸，不要使用枪决。张作霖答应了这个要求，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最新款的绞刑架。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另有说法：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和其他被捕的革命人一同被拉到了刑场。刽子手执行了三次，每次等到李大钊快要窒息的时候，刽子手就会放他下来，让他重新呼吸，然后再次执行新一次的绞刑。整个绞刑过程持续了四十多分钟。

    另有说法：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挹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6. 安葬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今宣武医院附近）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7. 追凶

    建国以后，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让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发出红色通缉令。

    1951年6月，铁道部抓捕了一名身份特殊的特务。这名特务名字叫做阎振郎，是抓捕李大钊活动中的主力之一。

    据阎振郎口供，北京的公安将杀害李大钊嫌疑人锁定威吴郁文、雷恒成、陈兴亚等人。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信息，据一个被抓获的军统特务交代，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1927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逮捕审讯李大钊），现在换了个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楼湾。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和被捕特务的指认，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不过此时其已经身患重病，未执行，关押后于1953年病死。

    雷恒成（清朝皇室远亲，长期在京师警察厅工作，带队搜查苏联大使馆）解放后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在北京城里到处混，被熟悉底细的人举报，经过身份核实后，华东公安部给出的判决非常简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李大钊死刑的王振南，一直担任京师审判庭的法官，1955年被抓获，1957年被枪毙。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被张作霖抓住后把李大钊出卖了。李大钊被捕后，李渤海被释放，为张作霖所看中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西安事变时，李渤海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立下了大功，后来还被蒋介石关了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他并未遭到清算，还成为静海区的人民代表。1955年，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狱中。

  • 吕翔：实名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学术造假

    此文始见于2020年11月19日，此处系整理而得，内容不完整。

    吕翔举报材料下载

  • 关于华中农业大学黄飞若的举报信

    联合实名举报下载

  • 哈维尔·米莱：达沃斯论坛演讲（2024.1.17）

    　　下午好！非常感谢。

    　　今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并由此带来贫穷的世界观所同化。不幸的是，近几十年间，受一些出于好意想帮助他人的人，以及一些渴望跻身特权阶层的人的驱动，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已经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采用了我们所称的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但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一下数据，展示了为什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的制度，而且也是唯一符合道德的能实现此目标的制度。如果我们观察经济进步的历史，可以看到，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全球人均GDP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你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演变图，你会看到一个曲棍球棒形状的图形，在90%的时间里保持恒定，却从19世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

    　　这段停滞历史的唯一例外是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除了这个例外，在公元零年到1800年整个时期，全球人均GDP停滞不前。现在，不仅是从采纳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那一刻之后，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而且，如果你查看数据，你会看到增长在整个时期内持续加速。

    　　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没有增长。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0.66%，照这个速度，要使人均GDP翻倍，需要大约107年。现在，如果你观察1900年到1950年之间，增长率加速到每年1.66%，意味着人均GDP翻倍不再需要107年，而是66年。

    　　如果你观察1950年到2000年之间，你会看到增长率又提高为2.1%，这意味着仅需33年，我们就可以使全球人均GDP翻倍。这一趋势远未停止，迄今仍在持续发力。如果我们观察2000年到2023年之间，增长率再次加速到每年3%，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短短23年内使全球人均GDP翻倍。

    　　也就是说，当你观察从1800年到今天的人均GDP时，你会看到工业革命之后，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超过15倍，这意味着增长的繁荣使全球90%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我们应该记住，1800年时，大约9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大流行疫情之前降至了5%。

    　　结论显而易见：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绝非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我们结束全球饥饿、贫困，乃至极端贫困的唯一工具。上述实证证据无可置疑。因此，既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无疑在生产方面更为优越，左翼理论就转而攻击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称其不公正。他们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而集体主义是好的，因为集体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当然，是用别人的钱去利他。

    　　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发现过程，他们将破坏资本家的激励，后果是他们生产将会变少，馅饼将会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集体主义通过抑制这些发现过程，并阻碍发现的应用，最终束缚了企业家的手脚，阻止他们以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种不仅让世界上90%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持续让人们脱贫，并且在道德上更优越和公正的经济制度，学术界、国际组织、经济理论和政治界又是如何诋毁它的呢？

    　　多亏了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繁荣的时期。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今天的世界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和平和繁荣。对于那些自由更多，拥有经济自由并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国家尤其如此。

    　　因为拥有更多自由的国家比压制性的国家富裕12倍。自由国家中所得最少得10%的群体比压制性国家中的90%的人口生活得更好。自由的国家贫困率是压制性国家的25分之一，极端贫困率是50分之一，自由国家的公民寿命比压制性国家的公民长25%。

    　　那么，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让我引用阿根廷自由主义最大权威，阿尔贝托·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Jr.）教授的话，他说自由主义是基于非侵犯原则，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他人生活计划的不设限制的尊重。其基本机构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成功只能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或更优惠价格的商品来服务他人而实现。

    　　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的福祉做贡献。归根结底，成功的企业家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为未来阿根廷所倡导的模式，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

    　　我所指的理论框架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它设计了一套工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和社会退化。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败，而不是重新审视模型的前提。以所谓市场失败为借口，引入监管，这只会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经济计算，因此也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

    　　问题主要在于，即便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理解市场是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就会很快看到市场失败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市场不是描述供求曲线的图表；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的机制，你在其中自愿交换所有权。因此，基于这个定义，谈论市场失败是一个悖论。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就不存在市场失败。市场失败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强制存在，而一般能够实施强制的只有国家，因为它拥有暴力垄断权。

    　　因此，如果有人认为市场出现了失败，我建议他们检查是否与国家干预有关，如果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我建议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显然有错误。市场失败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所谓市场失败的一个例子是经济体中的集中结构。然而，如果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功能，其对应的是经济中的集中结构，我们就无法解释自18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

    　　这不是很有趣吗？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长了八到九倍，而人均GDP仍增长了15倍以上。因此，回报在不断增长，这将极端贫困从95%降至5%。然而，存在不断增长的回报涉及到集中结构，我们称之为垄断。那么，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创造了如此多福祉的东西却是市场失败呢？

    　　当模型失败时，新古典经济学家怪罪于现实。他们不应该对现实而是应该对模型感到愤怒，并改变模型。新古典模型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说，他们希望通过攻击所谓的市场失败来完善市场的功能，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为社会主义打开了大门，也阻碍了经济增长。例如：对垄断进行监管，破坏它们的利润，并摧毁增长的收益回报，这将自动地破坏经济增长。

    　　他们抛弃了基于经济体系的阶级斗争，转而替换为其他所谓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对社区生活和经济增长同样有害。这些新战役中的第一个是荒谬和非自然的男性与女性之争。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性别之间的平等。我们信条的基石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我们都拥有创造者赋予的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所有权。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议程所导致的只是更大的国家干预，阻碍了经济过程，为那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官僚提供了工作，例子包括妇女部门或致力于推广这一议程的国际组织。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邀请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重回繁荣之路。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无限尊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而集体主义所产生的贫困并非幻想，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我们阿根廷人非常了解的现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经历这一切是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自从我们决定放弃让我们富裕的自由模式以来，我们就落入了一个不断下行的螺旋，我们每天都变得越来越贫穷。所以，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警告你，如果那些通过自由模式变得富裕的西方国家，继续走这条通往奴役之路，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

    　　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攻击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因此，在结束时，我想对在场的所有商业人士，以及那些虽然不在场却在世界各地关注我们的人说一句话：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你们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见过最非凡繁荣时期的创造者！不要听任何人说，你的雄心壮志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赚钱，那是因为你以更优惠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普遍的福祉。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逼近。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你们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请放心，从今天起，阿根廷是你们无条件的盟友。

    　　非常感谢，自由万岁，妈的！

  •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

    　　一位历史家在评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的时候说：　　
    　　“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从法西斯（Phasis，今苏联高加索巴统附近）到赫拉克里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从敖德萨（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亚班加西附近），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些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是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就历史记载而言，文化上落后于希腊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亚洲诸大王国，比之希腊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国要幸运得多。代代相承的国王，统治着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土，为国家档案提供几乎是老一套的编年史；……又，王朝国家的疆域无论如何广阔，汉谟拉比（巴比伦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诏旨总是驰传于全国的：一个帝国为历史提供了描述和记忆的地理范围。但是，从亚该亚人的来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的进犯（希波战争）为止，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愈来愈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不，还不止这些，围绕某个提佛（Thebes，旧译忒拜）某个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诸中心的周围，或在伊奥利亚（Ionia，今土耳其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利比亚，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远西（以马萨利亚Masselia 即今法国马赛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结成集团的，有合并的，有近邻同盟，有统一运动；但是你仍然不能通过推理从树木看到森林……”（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第V 卷第19 章，Herodotus and Thucydides：by R.W.Macan，ch.19，vol.V，c.a.h.）
    　　
    　　这位历史家说的是迈锡尼时代后期到希波战争以前约七百年间的希腊，那么希波战争以后怎样呢？是的，领导希腊人抵抗波斯进犯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希腊本土的这两个强大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迩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
    　　这种历史上少见，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更觉难于理解的现象，首先可以用希腊的城邦制度来加以解释。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是很小的：　　
    　　“除斯巴达（Sparta）而外，阿提卡（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相当广阔，却一直处在一个单一意志指导之下的国家，和阿提卡的1000平方哩（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本书作者）的领土相比，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领土是很小的，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领上面积平均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本书作者），西息温（Sicyon）140，夫利阿斯（Phli-us）70，科林斯（Corlnth）350，优卑亚八城平均180，甚至只有一个城邦的海岛基俄斯（Chios）只略多于300，而此岛还是最大的。塞维阿?赛尔彼喜阿斯（ServiusSulpicius，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将军）写信给西塞罗说：‘当我从亚洲回来，从埃吉纳岛（Aegina）航行到麦加拉（Megara）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我周围的地方。在我后面，我可以见到埃吉纳岛，前面看到麦加拉，右面庇里犹斯（pireaus，雅典的海港），左面科林斯。’”（阿德科克：《希腊城邦的兴起》，第Ⅳ卷第26章，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by，Adcock，ch. 26，vol. N，c.a.h.）
    　　
    　　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那些握有霸权的“大国”，企图控制它们，往往也确实控制了它们，然而很少有吞并掉它们的。即使某个城邦被它的强大邻邦所真正毁灭了，不久，战胜了这个邻邦的另一个霸权城邦也会来“兴灭国，继绝世”，召集流亡在外的公民把它恢复起来。
    　　
    　　“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这种个性愈是高度发展，愈是强烈地被意识到，就愈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务。……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防卫的意志超过了攻击的意志。事实上，领土的扩张亦即东方诸帝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在希腊诸城邦却出奇地微弱。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同上）
    　　
    　　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查考一下希腊语中关于城市、城邦、政治、政治学等名词的变化，也是很有趣味的。吴寿彭在《政治学》译注中说：（以下，希腊文词汇都用拉丁字母写出）　　
    　　“‘波里斯’（polis）这字在荷马上诗中都指堡垒（城堡）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斯’（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斯’。堡垒周围的市区称为‘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斯’，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
    　　……由‘波里斯’衍生出几个重要名词：（一）Polites（波里德斯），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二）Politela（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定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三）Politeoma（波里德俄马）：（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波里德亚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从‘波里斯’孳生的词类还有形容词Politikos，作为名词……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还泛指各种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Politics，亚氏原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技术，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团体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下同]第110页译注）
    　　
    　　关于希腊城邦的“波里德亚’（Politeia），亚里士多德说：　
    　　“这里，我还得陈述‘波里德亚’（Politieia）和僭主政体两个类型……‘波里德亚’的通义就是混合（寡头和平民）这两种政体的制度；但在习用时，大家对混合政体的倾向平民主义者称为‘共和政体’，对混合政体的偏重寡头主义者则不称‘共和政体’而称贵族政体……”（同上书，第198页。）
    　　
    　　我认为，希腊人习惯于把非王政的政制，不管是贵族还是共和，称做“波里德亚”（Politeia），这就是“城市国家的政制”的意思。贵族平民（或共和或民主）之分是后来的事，开头的时候无非是贵族制度——不过那是合议制，而且，最初说不定还是平民的哩——因为始建一个殖民城邦，人数有限得很……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究竟是一些什么历史条件，演变出来这样一种制度，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在探讨这个历史过程以前，有必要先把城邦这个概念弄清楚一下。
    　　
    城邦的自治

    　　前面已经说过，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的国家。那种国家是“领土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了。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换一句涉及到下面将要详加讨论的“政体”问题的话来说，领土国家设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异于“领土国家”的“城市国家。”
    　　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霸业”。盟主向加盟国家征收贡赋，要他们出兵加入盟军，在不同程度上干涉加盟国家的内政等等。不过，第一、盟主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五霸时代的政治，至尊和至强不是集于一人的。至强的是霸主，至尊的是天子即周天王。“尊王室”是霸主的霸业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希腊历史上这样的王权是有过的，后面还要说到，不过，至少从公元前11世纪起，就样的全民族的“神授”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了。）；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论上盟主不能委派加盟城邦的执政者，虽然扶植加盟城邦内亲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总是少下了的。帝国既非郡县制的帝国，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起码还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另一方面，希波战争以后，亚历山大征服以前，一百四五十年间希腊的“帝国”亦即“霸业”，变动实在频繁，“霸权”从雅典手里转移到斯巴达手里，又从斯巴达手里转到提佛手里等等，可是域邦还是这些城邦，灭亡了的是有的，例如米罗斯（Melos），但那是极少数。于是，城邦的意义也就大大超过了一个帝国内的自治共和国，以后亚历山大征服结束了城邦分立的状态，但是，城邦政治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所以，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迈锡尼诸王），然而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存在了。其次，春秋及春秋以前，诸小国一直处在相互兼并过程中，这种兼并过程，直到秦始皇的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大帝国才告结束。在此以前，虽有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的绝望号叫，兼并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这样的兼并，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即其一例，然而兼并受到极其强烈的抵抗，以至例如斯巴达就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见后第四章）。自此以后，希腊世界内部政治上的集团化，一般都采取“同盟”形态，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
    　　
    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

    　　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点，可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则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予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里土多德：同上书，第199页。）
    　　
    　　直接民主制度，可以以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公元前443—429年）为例。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问题，城邦粮食问题，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握有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雅典的公民总数，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人。当时的实际政权由“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将军任满离职要接受审查，有叛国行为或作战失败的要受到裁判，法庭和公民大会可以没收其财产，可以加以放逐或处死等等。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
    　　
    公民与公民权
    　　
    　　那么，什么是“公民”呢？从字源上来说，“公民”（Polites）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参见前面谈到的“波里斯”（polis）衍生出的几个重要名词）。不过，在古代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决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桨手（希波战争前后，希腊战舰兼用风力和人力。当时比较旧式的战舰，每舰有五十个桨手，比较新锐的战舰称为三列桨战舰，桨手分布于高低三排坐位上，每舰备桨手一百五十人。）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三十僭主之治”的时期，僭主们规定雅典公民只能有五千人。“三十僭主之治”被希腊人看做政权被僭夺的时期，当时的五千人连名单也未公布，所以只能称是变态，不能算是常态。在通常状态下，希腊诸城邦的公民资格虽然有种种差异，凡是自备甲胄武器，不领薪饷地参加公民军的那部分成年希腊居民，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年人在内，总是它的公民，或至于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这并不是说，无公民权的外邦人、农奴如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就没有从军义务了。他们也要从军，不过在军中参加辅助部队或任军中杂役。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也有征召“买来的奴隶”当战舰的桨手这类事情发生，不过这终究是少数。
    　　“公民”、“公民权”等等，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埃及、两河流域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帝国。要详细考证这种政治法律概念在希腊起源于何时何地，怎样进一步演变到古典时代那样明确的程度，即使在直接继承了希腊文明的西方，那里的史学家拥有大量文献碑铭和地下文物资料，这个任务也许也不是容易的。看起来，这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正如Polis一词从城堡变成城市，变成城市国家一样，“组成城市国家的人”即“Polite”，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次又一次发展它的涵义，同时也加上一重又一重的限制，逐渐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下述定义中的公民和公民组成的城邦：
    　“（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亚里士多德：同上书，第113页。）
    　　
    　　亚里士多德上述定义，是从公民权利方面来界说公民的涵义的。假如我们参照希腊城邦的兵制即公民军或“民兵”制度，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两方面一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构成这样一个概念，即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有“执于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同时有权参加城邦内议事或审判的职能，这一方面可以借此理解城邦的“主权在民”及直接民主制度的诠释，借此理解“公民是自己的主人”，“公民是轮流地统治或被统治”，或用吴寿彭的译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叫做“轮番为治”的意思，希腊有过以中小农公民为主的农业城邦，它们的基本人口是公民及其家属，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显示出来过强大的威力。然而，我们也应该把“主人”一词，理解为公民是城邦内一切非公民——农奴、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甚至他们自己家里的妇女与小孩子的“主人”。希腊的奴隶制（包括农奴制）固然有其自己的历史，后面我们还要专节介绍，不过城邦及其公民的涵义，本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出来奴隶和奴隶制的概念来的。
    　　
    兵制——公民军
    　　
    　　前面已经指出，希腊诸城邦的军队是公民军，它是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每个战士的甲胄、武器、马匹，都是由自己出资购办，而不是由国家供给。战时在营时期，给养通常也由战士自备。战时给养自备看起来是离奇的，但是只要想到，在著名的几次大战争以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希腊诸城邦所碰到的“战争”，多半是相邻的两个城邦或几个城邦之间的局部冲突，战争不过比一比胜负借以解决某项争端，通常不致发展到有关城邦存亡的地步。那就可以设想，这种制度完全是行得通的。希波战争以后，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时及战后，战争愈来愈频繁，这种公民军制度也愈来愈行不通。开始是公民军领薪饷，以后是雇佣军逐渐取代公民军，随之而僭主政治逐渐代替“主权在民”的政体，那时希腊的城邦制度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公民军不是常备军，雇佣军才是常备军。一般说来，公民军的统帅是选举的，唯有斯巴达有常任的统帅——它的两个王。（参看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62页。斯巴达的两个王产生于两个有势力的氏族，即阿基太族（Agidae）与欧里篷提泰族（Euripontiadae）。王——巴西琉斯——统率国军（征战时由二王之一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并执行某些祭礼的职权。——编者注）在古希腊史籍中我们常常读到，著名的统帅如彼奥提亚（Boeotia）的埃帕梅农达斯（Epaminondas）在他当过将军，任期已满而未被连选为将军的时候，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从军作战，顺便说说，古希腊的军队人数一般并不太多。亚历山大出征波斯，出发时全军不过三四万人。除此而外，战争双方各有三五千重装步兵的战役就是很大的战役了。一方面因为军队人数较少，一方面因为希腊人重视个人勇武和体育锻炼，所以战争中的统帅都列在军阵内参加战斗，而不仅仅是“指挥员”。
    　　古希腊的公民军制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制显然大有区别，这里不打算作详细比较。军制不同，武器供应方式也随而不同。希腊公民军武器甲胄既由从军公民自备，所以武器制造作坊是一项重要的私人企业；我国则自殷代以来，武器制造就由王家垄断，所以有“食官’的“百工”……
    　　
    官制
    　　
    　　“主权在民”的希腊城邦的“官制”，也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亚里士多德介绍为：（一）将军或统帅，（二）市场监理，（三）城市监护，（四）公共水源管理，（五）乡区监护，（六）司库，（七）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八）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均见《政治学》，第329—338 页）。这些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其中，执罚员或典狱官有青年公民帮助他们执行职务。其他行政职务，在小邦无须常任吏员，在大邦如雅典，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的，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尤其有趣的是，雅典有常备警察，他们是国家买来的奴隶，通常是斯基泰人（居于黑海北岸南俄草原的一个民族），称为“弓手”，或称“斯基泰人”。然而，这些奴隶的待遇倒还不错，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居住的地方等等……
    　　希腊城邦行政官制的另一个特色是，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这样的做法，公民大会就要宜接处理许许多多具体行政事务，不免有轻重并列本末倒置的危险。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于是由议事会（它由公民大会选任，或由城邦的每一个基层组织如村坊（Demos）各别推选定额人员组成）对应该提交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和报告先行预审，分别轻重缓急，也许还附加处理意见，然后提交大会。公民大会人数众多，无法进行详细讨论，通常只能就议事会提出议案加以批准或否决，所以议事会是一个实际掌握行政权的机构。
    　　以上介绍，实际上已经超出我国传统的所谓“官制’，亦即行政机构（或者按照西方传统称之为“官僚机构”）的职掌、分工、品级、编制等问题，而涉及到整个政制问题了。确实，希腊城邦政制，不许有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使得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只成为“陪衬”这个行政权的“清谈”的议会，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任的，法庭也得对公民大会及议事会负责，重大讼案的上诉和终审机构是公民大会本身。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古代希腊所不知道的。理解希腊城邦政制的这个方面，再来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确实可以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何以倡导直接民主制，何以猛烈抨击“议会清谈馆”，获得深一层的理解。
    　　正如希腊的兵制一样，希腊的“官制”也和我国古代“官制”有原则上的区别。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专制君主下就已经有十分发达的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了。《周礼》列举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固然是战国和汉代官制的杂凑，西周初期周王廷下面的庞大政府机构，从郭沫若考释的西周金文也可窥见一二，这种传统大概还可以推溯到殷代……
    　　
    城邦的自给和闭关主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有“自给生活”一语，这在理解希腊城邦制度时也是极端重要的。自给（Antarkeia，Antarky）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一个城市国家，除非像斯巴达那样禁止贵金属流通。严格禁止奢侈，当然谈不到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给，即没有原料与市场的对外依赖。上面所谓的自给，既指通过某种经济政策保障城邦的粮食供应（如在雅典）之类的经济问题，也指限制外邦人购买地产，借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法权问题，恐怕也推及于城邦的一般的闭关主义：外邦人没有公民权，也不能入籍为公民，力谋使城邦成为它的“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变例是有的。从“放宽”一方面讲，梭伦立法允许外邦人入籍（见后），因为那时雅典力图发展它的手工业，借此吸收外国艺匠（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到雅典来。从“抓紧”一方面来说，斯巴达为了害怕外邦人带进来有碍于它的严峻的军营生活和军事纪律，实施排外条例，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除此而外，希腊城邦如雅典允许外邦人入境，甚至允许希腊的或非希腊的蛮族外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然而不得入籍为公民，不得购买土地，与本国女子结婚不得视为合法婚姻，还要交纳雅典公民不交的人头税等等。我们只要想到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一般超不过我国一个县，其中有些城邦是全希腊的经济中心，是古代的大城市，它的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大量人口到那里去，我们就可以想见，这种闭关主义和自给自足，造成了公民和外邦人间怎样的严格界限，又怎样不可避免地促成奴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了。在并非经济中心的农村地区如斯巴达则有农奴制和边区居民制度，它们的存在，是这个“维持自给生活……的公民集团”性命攸关的前提条件，所以斯巴达要有十分严峻的制度来维持这种残酷的阶级统治。
    　　然而，城邦的自给原则和闭关主义，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的状况下，确实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国际惯例，这就是后代国际法的萌芽。这些国际惯例中，首先是“外侨招待制度”，即规定公民根据互惠原则招待外侨的一种制度。塞尔格耶夫（Cepreea）引公元二世纪希腊作者波吕克斯（Pollux）的话说：（Ceepreen)　　
    　　“招待外侨者乃是居于别邦（指本人的城邦）而对全邦（指外人的城邦）作一般性服务的人，例如，负责供给外来者的住宿，在必要时替他们找到公民大会的进程或者剧场的坐位。”（《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27页）
    　　
    　　招待者的服务是自愿的，也是荣誉的。这种招待者逐渐成为两邦政府的中间人，外交谈判通过他们进行，到城邦来的使节也先到本邦的招待所，这是后来的使馆和领事馆的萌芽形式，不过招待者不是外邦派遣的使节，而是本国公民为外国办理他们的事务，并且始终保持着私人待客的性质而已。频繁的国际交往又发展到两邦间订立等权协定，即许给一国公民在别国享有该国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法和私法上的权利；它还发展成为商业条约，即规定不同城邦公民间有关商业、信贷业务、各种买卖契约的种种诉讼程序上的法规的条约；发展成为国际仲裁的惯例，仲裁者是争端双方同意的第三者等等。
    　　同样的原因，在希腊诸邦之间也逐渐发展出来一套关于宣战媾和、同盟条约、和平条约、交换战俘、为发还对方阵亡者尸体而协议休战等等国际惯例。我们读古希腊作家留下来的史籍，比如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往往不免怀疑，那里所说的一套国际惯例是不是把古史现代化了。然而作者确实是生在希腊的古典时代，而且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一个方面军的将军，因战败撤职而从事写作的。
    　　
    “法治”的城邦
    　　
    　　正如自给自足和闭关主义的城邦，在国际交往上要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萌芽来一样，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城邦既然是“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别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体主义，所以，它必须有规章，要按规章治理。同时，城邦既然是自给的和闭关的，它也必须有各种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给的和闭关的生活，这就是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于是政治和法律两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柏拉图的主要政治著作之一题为《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同样性质的著作题为《政治学》。“立法者’（Law giver）是政治家，而不是法典的技术性的编纂者。
    　　由此又派生出另外一种重要的后果。城邦的公民是分为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各种政策的制订和政务的执行，私法、刑法法典的制订，重大诉讼案件的判决，都与相互冲突的各阶级利益有关，一句话，城邦的法律反映统治城邦的阶级的意志。虽然如此，凡包括在公民团体内的各阶级，既然都有参预议事和审判的权力，这些阶级相互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表现为公民大会内、议事机构内、陪审法庭内的合法斗争。唯有当阶级对抗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时候，才会演变为政变或革命，亦即演变为法律以外的暴力斗争。至于公民团体以外的，亦即在法律上没有政治权利的那些阶级对公民团体或公民团体内某个阶级的斗争，那只有一开头就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激烈形态，这就是斯巴达的农奴暴动，雅典等城邦奴隶逃亡和奴隶暴动等等。这也就是说，城邦制度使得公民团体以内诸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组成为各有自己政纲的政党或政派，使宪法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直接反映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的这种形态不见于专制主义的王政国家。在那里，相互对抗的各阶级利益不可能表现为各政党各政派的政治纲领，因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政党，斗争也不可能在“宪政”范围内进行，它在平时采取曲折得多隐蔽得多的形式，到矛盾尖锐到极点的时候，就要爆发为武装起义和王朝更迭了。
    　　
    城邦能够发展成为帝国吗？
    　　
    　　本节一开始，我们申诉了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然而必须指出，古代希腊并非没有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这里所说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并不是指若干城邦的联盟，因为联邦内诸邦是自治的，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主权，这里指的是斯巴达，某种程度上特萨利亚（Thassaly）也是，拿斯巴达来说，它以万人左右的特权公民统治区域广阔的“边区居民”所住的区域和市邑，统治为数众多的农奴身分的黑劳士。“边区居民”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呢？修昔底德（Thucydies）告诉我们，斯巴达南边一个海岛锡西拉（Cythara），为边区居民所居住，有他们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范围内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然而，斯巴达的军政大计他们无权参与，他们的城市还有斯巴达特派的“事务官”（总督），他们要交纳贡赋。（参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297页）斯巴达的边区居民占地辽阔，锡西拉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以锡西拉的例子来推论，由万人左右的公民组成的斯巴达国家分明是一个领土国家，锡西拉之类边区居民城市则是这个领土国家的一个自治市。
    　　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西方历史家通常都赞同这种说法。它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有这样一个变例，不足以变更希腊史上城邦制度的特点，何况它的政制中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等等特点，大体上和一般希腊城邦还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古希腊的城邦，有的事实上是领土国家，那么，一般说来，强大的城邦可以通过征服建立一个帝国吗？
    　　古希腊的史实，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作了否定的答复。斯巴达的“边区居民”诚然是通过征服而臣服于它的，但是当斯巴达想进一步征服更多的地方时就碰了壁，而且，正是为了保持已经臣服于它的边区居民和农奴，才使它不得不在它的公民集团中建立那么严峻的一套制度。变例是有的，今南俄克里米亚和塔曼两半岛上的潘提卡彭（Panticapaeum）和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的希腊殖民城邦后来蜕变成了王国。上世纪英国希腊史家格罗脱（Grote）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两个地方的环境有利于僭主招募非希腊人为雇佣兵，王国是依靠雇佣兵建立起来的。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为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的城邦，邦与邦之间，本邦公民与非本邦公民之间的界线十分森严，这种制度本身和为建立一个帝国所必要的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
    　　当然，希腊史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是最后的，最后的答复是罗马史作的——罗马帝国分明是城邦罗马在大征服中建立起来的。不过罗马史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城邦制度如果说还有不少长处，那么所有这些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侯，几乎全都转化成为反面的东西，成为丑恶不堪的东西了。

    城邦制度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吗？

    　　我们把什么是城邦制度在概念上略加澄清以后，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是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又怎样演变过来的？接下去，我们还要对它的发展和消亡过程，它的长处和弱点，它对后来历史的影响略加探讨。
    　　许多著名的历史家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有十分肯定的答复：城邦制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能不问，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涉猎一下中国以外几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东方史中，政制的演变倒是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
    　　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那在遥远的古代，不可能见于史籍。部落王通过兼并建立起来一个王国，他自己部落内与他一起从事征服的战士成为新王国的贵族，被征服部落的人民成为新王国的臣民。随后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绩，在征服中建立起来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但唯有当“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神授王权”历久不变，“神授王权”的“政体”，按黑格尔的说法叫做“东方专制主义”，其性质和城邦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既然东方各国政制演变有其通例，希腊城邦制度则是例外，那么何以同样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出发，后者直接演变成为城邦制度，前者都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地走上“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了呢？从亚里士多德起，许多西方史家对此作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斩钉截铁的解释，言词虽不尽一致，却可以亚里士多德下引几句话为其代表：
    　　
    　　“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按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政治学》，第159页）
    　　
    　　看起来，身为亚洲人的中国人的我们都没法“接受”亚里士多德和与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释的。
    　　“没法接受”，多少有点感情用事，就是我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样侮辱性的解释。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如果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办法？可是，历史研究确实证明了这样的史实：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于是，我们东方人在比较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和希腊古代城邦制度的截然区别之后，理该进一步探索：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样发展演变，它对后代历史留下了什么影响？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以下，我们就来逐步展开这一探索。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希腊史上的所谓英雄时代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古代史研究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比如说关于希腊史的研究吧，所根据的主要是古典时代及其后的希腊历史家留下来的史籍，加上长期来搜罗到的碑铭和文物。在古代希腊典籍中，最古的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奥德赛》（Odyssey）和希西阿（Pesiod）的《神谱》及《劳动与时令》等诗作。其中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叙述了亚该亚人“万民之王”亚加米农（Agamamnon）远征特洛伊（Troy），也就是以木马计著名的那次战役的故事；《奥德赛》所说的则是特洛伊战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us）战后回国——他是希腊西海岸今科孚岛附近的伊大卡（Ithaca）岛上的巴西琉斯（Basileus，即王）——航海历险的故事。这是些文学作品，古时的希腊人虽然很认真地把他们当作可靠的历史，有时并根据《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来解决各邦之间领土上的争端（因为“船舶目录”历数了当时各邦所属的领土），在19世纪的疑古空气中，它们被看作并非信史的传说。真的，古代希腊类似荷马（Homer）史诗这样的英雄传说还有不少，其中有卡德摩斯（Cadmus）在提佛播种龙牙，长出许多战士，经过互相残杀的搏斗，剩下几个人建立了提佛城的故事；有伊阿宋（Iason）驾驶亚尔古（Argos）号船远航黑海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等。古典时代的希腊悲剧作家取材这些英雄传说，写成许多艺术价值很高的悲剧留传于世，这些戏剧毫无疑问地也丰富了这些传说。又，希腊的神是一些神人同形的形象，他们有七情六欲，喜怒悲欢，神还与人结合，生下来的后裔就是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们。这样，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传说中的人扭合在一起，史诗的历史价值显得更为可疑。十九世纪的英国希腊史家格罗脱干脆把希腊史的信史时代定在有碑铭可据的第一届奥林匹亚（Olympia）庆会（公元前776 年），在此以前，历史家几乎一致把它归入传说时代，并正式称之为“英雄时代”。
    　　英雄传说中有王，希腊语称为巴西琉斯（Basileus）。有小地区上的王，例如伊大卡岛的巴西琉斯奥德修斯，有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他是有权统辖全希腊各地诸巴西琉斯的大王。按照传说，亚加米农属于彼罗普（Pelop）家系，他拥有全希腊的“王权”，王权的根据何在弄不清楚。在《伊利亚特》中，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Pelops）传下来的王杖，这支王杖据说是赫菲斯塔司（Hephaestus，希腊诸神中的工艺大匠）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系，传到了亚加米农手里。希腊各邦各有自己的英雄传说，传说中无例外地都有王，例如雅典，就有传说中的西克罗普斯（Cycrops）、埃勾斯、提秀斯诸王，还有王制消亡以前最后一个王科特多斯（Codrus）。传说中有王，有许多史迹可凭，所以，希腊有王政时代，古代希腊作家全都承认，近代史家对此也毫不怀疑。然而，往上推溯，王政渊源于难以凭信的英雄传说。往下数去，到了有信史可凭的历史时代，希腊各邦的王都已被贵族阶级的专攻所取代，只剩下斯巴达的两个王一直继续到公元前三世纪，其余凡在说希腊语的人民中而有王的，都是一些落后的地方，于是，有些著名的历史家就把希腊的王解释为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王。他们认为，希腊的王不是东方那样“神授”的王，英雄传说中即使有神授王权的模糊的迹象，那也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希腊的王原来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选军事领袖，史诗中要赋予这些民选军事领袖以神话的色彩，在历史上，”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
    　　
    考古发掘彻底更新了远古希腊史的面貌
    　　
    　　但是，上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学有它自已的历史，这里不想来叙述这番历史。总之，考古发掘者们把英雄传说中特洛伊古城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殿发掘出来了。这些考古发掘的经过，发掘出来的东西的图版，对于发掘结果所作的研究，以及目前史学界一致公认的结论，可以在一般希腊史的书籍中找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对此介绍较详，可以参看。这里只作一些十分简略的介绍。
    　　在克里特岛，发掘了克诺索斯古城，找到了宏大的宫殿，其上有十分“现代化”的壁画，精美的陶器瓶和人像，刻有线形文字的粘土版。
    　　在迈锡尼（《伊利亚特》中亚加米农的王都），找到了用长三公尺以上宽一公尺的巨石垒成的城墙和“狮子门”；找到了规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冢，还有圆冢，圆冢作蜂巢形，高十八公尺，直径也是十八公尺，还有宽阔的长达三十五公尺的墓中廊道；找到了精工装饰的武器，金质面具，金质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
    　　在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提佛等地，也找到了故宫的废墟。从这些出版文物的图版中，给我们提供了三四千年以前爱琴文明的栩栩如生的直观印象，使我们对于这些统治者们生前怎样生活和统治，死后又有怎样豪华的“陵寝”，获得一些概念。在这些地下证据面前，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相信，这些巴西琉斯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我们不能不肯定，他们和“东方专制主义”下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的“王”。
    　　历史研究当然不会停留在直观印象阶段上。通过这些发掘和研究，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从克里特传布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极盛时期在公元前1600年，还在特洛伊战役前四百年，特洛伊战役是实有其事的，战争的一方亚加米农，迈锡尼的王，和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大概也是实有其人的。史诗固然不是信史，然而有确凿的史实为其核心。
    　　面貌彻底更新了的远古希腊史，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些文字，以便略略了解它的内容。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文明开始很早，公元前3000年，那里已进入铜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250—1200年之间，克里特岛是一个海上帝国的中心，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扩大它的影响及于爱琴海上诸岛，和大陆的海岸……它的自然主义的美术值得最高的赞美，它享受着在许多方面就其舒适而言比古代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更‘现代化’的文明。”（ch.IIIvol.I，C，a.h.）
    　　“克诺索斯的统治者领有当时最大的海军、迫使昔加拉第群岛（希腊半岛东南）称臣，并且建立了克诺索斯城在爱琴海上的霸权，……从公元前十七世纪起，（克里特岛）已经和希腊大陆有着频繁的往还。克里特航海者已经出现在迈锡尼、梯伦、科林斯地峡、彼奥提亚、阿提卡、特萨利亚等地……
    　　“在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经有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等。”（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三章）
    　　
    　　关于克里特的政制，史学界根据各方面的证据，推定在公元前1600年的第二克诺索斯时代。
    　　
    　　“社会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类似古代东方王国。……否则，便难以解释那些大建筑物，多种手工业，奢侈品以及稚致的玩艺从何而来。……照东方的例子可以类推，奴隶劳动可能跟土人劳动一起使用来建官殿，筑道路，开石矿，做各种工艺，以至充当海员。
    　　“正如埃及法老王那样，克诺索斯宫的统治者一身兼任祭司和军事首领之职。有一幅米诺斯后期彩色浮雕，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这浮雕绘着一个人，高约三公尺，头戴王冠，冠上饰以一束彩色长羽毛，冠下露出长发卷，散垂于肩际，颈上有几排金项链，腕上有粗重的手镯。”（同上）
    　　
    　　克诺索斯王的装饰类似埃及法老王，有的学者还推测克里特文明干脆是从埃及迁移过去的。
    　　
    　　“所谓的米诺斯文明，是在青铜时代同时开始的，它就在这个时代繁荣于克里特岛的东部和中部……埃及的影响开始于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3500年），……以后，在前米诺斯第二期（公元前2800—2400年），埃及成分变得如此强烈，甚至在克里特可能建立了埃及的殖民地，就我们所能知道的而言，那是在第六王朝以下的事情。也许，发生于第一王朝之初和第五王朝倾覆时期的（埃及的）动乱，赶走了相当数量的人民集团，使他们到克里特去找和平和碰运气。而克里特原是住着有血缘关系的种族的。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冒险的克里特水手向南航行，——也可能被一阵风暴刮得离开他们的航程，——发现了尼罗河谷的奇迹。就这样，或者出于偶然，或者由于冒险，走上克里特到此为止从未享受过的文明道路的冲击力量来到了”。（瓦斯：《早期爱琴文明》，第1卷第17章，Early Aegean Civilization, by J.B.Wace，ch.17，vol.l，c.a.h.）
    　　
    　　克里特岛上的最初居民来自亚非草原，是有人种学上的证据的：　　
    　　“分析克里特岛上最早居民体型遗迹的结果证明，这个岛上最初居民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长头颅’人（亚非草原最早居民），而‘宽头颅’人（安那托利亚和希腊的最早居民）虽然最后占了优势，可是在原来克里特的人口当中，他们却毫无代表性或仅仅占一个少数，这个人种学上的证据。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最早在爱琴群岛上任何一个岛屿上居住的人民，乃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燥’而迁来的移民。”（Toynbee，ch.5，p.94－5）
    　　
    　　人种与埃及相同，文化受到埃及的强烈的影响，克里特这个海上帝国类似东方王国，看来是合乎情理的结论。
    　　
    迈锡尼和亚该亚人
    　　
    　　迈锡尼在希腊大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离科林斯不远的地方。它虽然并不滨海，但是它和科林斯湾、萨洛尼克湾、阿各斯湾三个海湾的距离几乎相等，是一个交通中心。考古发掘证明，那里的文明比希腊北部如特萨利亚等地兴起得早得多，也证明文明是从克里特岛传播过去的。文明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传布过去的，眼前只能加以猜测：　　
    　　“最终使得希腊后期（考古学分期公元前十六世纪）迈锡尼的大陆文明兴起的，是特别以米里雅（Miriyan）器物及其制造者为代表的，强烈的克里特因素对希腊或大陆成分的冲击。正当‘希腊中期11’结束之前，亦即公元前1600年前不久，一个强有力的王朝开始于迈锡尼，它的第一代君主，也许就埋在坑冢中，更像是在第四坑冢的第一批死者之中。
    　　“……大约正好在公元前1600年，伯罗奔尼撒，希腊中部和其紧邻地区，出现了文明的第一次伟大进步……可能在迈锡尼（Mycenae）、梯伦斯、科林斯、奥科美那斯、提佛等地建立起来了克里特的殖民地；或者，我们可以相信，影响力量并不是通过殖民或征服，而是通过和平的进入，通过商业、移居、旅行之类而发生作用的。……不管怎样，公元前1600年左右，可以称为米诺斯-希腊的一种文明，在希腊大陆上，从奥塞里斯（Otbrys）山到萨洛尼克（Saronic）湾，在伯罗奔尼撒以及科林斯湾北岸一带，分明占有统治地位。也可能有不止一个王国，事实上更像包括着几个王国；不过它们必定是由于共同的文明，由于要在外国环境下站住脚跟——如果上面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话——的必要性而团结在一起的。”（瓦斯：《早期爱琴文明》，第1 卷第17章）
    　　
    　　公元十六世纪和十五世纪时期，正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克诺索斯城雄霸全岛，其他诸城全部被毁。就在这个时候，大陆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了强大的迈锡尼王朝国家。这是迈锡尼文明的第一时期，它来自克里特，似乎也处于克里特统治之下。
    　　公元前十四世纪，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前十四世纪初期，迈锡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上文所提到的巨石城垣、狮子门和豪华圆冢，都是这个时代的建筑物。有的史学家还推测，迈锡尼诸王像埃及法老一样有生前营陵的传统。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迈锡尼纳贡了。这里是“非克里特”的王朝。是不是就是希腊人的王朝呢？是的。
    　　
    　　“希腊土地上的发现……表明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和十二世纪，在南部和中部希腊存在着富有的强大的国家，拥有高度的文明。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属于希腊血统，起码也是说希腊语的。……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第一，传统把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指为这个时期希腊许多地方的十分重要和强有力的人民，这是一般的证据；第二，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除少数边远地方而外，前希腊居民已经普遍地被希腊人降服了或赶走了；在这些早期居民中，也许我们可以较有信心地提到里利吉斯（Le1eg－eS），他们有许多向东移居到爱琴海上诸岛屿，移到小亚细亚去了，以后又出现于历史中。”（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11卷第17章，T1ieA-chaeansand The Trojan War，by J.B.Bury，ch.17，vol.II.C.a.h.）
    　　
    　　迈锡尼王朝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胜利。不过，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以前的迈锡尼王朝的统治者，是不是就是皮拉斯基人，因为证据缺乏，并无定论。稍后，到公元前十三世纪中期，　　
    　　“另一批人即亚该亚人走上了前台，自此以后，传统开始向我们提供看来多少可信的消息，它提到了代表实在人物的姓名，记述了确凿的历史事件。“公元前1200年，我们发现亚该亚人成了克里特的统治者，同时，在希腊那么多重要地方都有亚该亚统治者，以致‘亚该亚人’成了说希腊语的人的恰当的普通名词了。”（同上）
    　　
    亚该亚人的扩张
    　　
    　　亚该亚人从哪里来，又是怎样来的，其说不一，下面是一种说法：　　
    　　“亚该亚人总被看做希腊本地诸族人民的一支——犹如皮拉斯基人，希伦人，彼奥提亚人，德赖俄普人（Dryopiaus）和其他诸族人一样——原先住在北方兹帕尔克俄斯（Spercheus，彼奥提亚之北）河谷及其邻近诸地……
    　　“关于十三世纪的希腊史，传统向我们提示出一幅无分南北的，恒常而活跃的民族移动的图画；统治家族的成员，有时因为犯了杀人大罪害怕被杀者血族的报复，或者出于自愿，或者被迫出走，然后通过婚姻或其他途径在他乡赢得了王侯之位。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传统观点，认为亚该亚人是希腊人，原来住在兹帕尔克俄斯和普纽斯（Peneus）河谷和马利亚湾（Ma1ian Guif）一带，他们之在南部希腊或克里特或在其他地方上升到掌权的杰出地位，那可能干脆就是这类民族移动的结果。北方希腊人比南方希腊人穷，他们生活在粗野得多的状况之下。伊塔（Oeta）山和马利亚湾以北地方的考察，没有显示出那里存在过什么可以和迈锡尼，太林斯（Tir-yns）或奥科美那斯哪怕略相比拟的城市和宫殿。我们容易理解，这个地区的冒险家们会出来想要夺到一个王国，出来碰碰运气，应该是到处皆是的。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前1223年，亚该亚人攻打了埃及。在一个（埃及）的铭文中，记载着法老门利普达（Meneptah）打退了一次利比亚人的进犯，他们得到一帮海上人民的支援，这里出现了他们的名称（Ekwash，或Akaiwasha）！
    　　“和南向的冒险一样还有东向的冒险，见于伊阿宋的‘亚尔古’号的航行，从特萨利亚的爱奥尔西阿斯（Iolcius）港口出发到赫勒斯滂（Hellespo- nt）和普罗彭提斯（Propontis，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这次航行确实在雷姆诺斯（Lemnos）岛上建立了一个希腊殖民地。”（Bury，op.cit.）
    　　
    　　上引文中的所谓的亚该亚人入侵埃及，据史家考证，其侵入范围也及于当时埃及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亚该亚的入侵被埃及打败了，但是侵入巴勒斯坦的那部分入侵者，一支亚该亚人、加里亚（Caria）人等等民族混合的队伍就地投降了。不久，埃及衰微，退出巴勒斯坦，这部分人又兴旺起来，组织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旧约》上的“非利士人”（非利斯丁Philistine），“巴勒斯坦”是由他们得名的。非利斯丁诸国后来大概被以色列人和腓尼基消灭掉，人民被同化了。从此以后，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一带也是希腊殖民所进不去的禁区了。
    　　亚该亚人海外扩张的势头十分猛烈。他们南进埃及、巴勒斯坦，北攻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此次战役就是荷马史诗的主题。其实，向南侵犯还不止埃及巴勒斯坦一地。史料表明，塞浦路斯岛有非常古老的希腊殖民地，荷马《伊利亚特》的般舶目录，从军攻打特洛伊的有罗得岛、寇斯（Cos）岛（小亚细亚西南角上几个海岛）的船舶和战士，可见那里早已是希腊殖民占领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有史家根据同时期其他古代国家遗文的阐释，猜测亚该亚人还在小亚细亚大陆的西南部上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样，塞浦路斯、罗德诸岛的殖民，和入侵埃及、巴勒斯坦就都是和这个中心有关的了：
    　　
    　　“根据不久以前阐释的赫梯族的一部分遗文，某些学者（Forres，Glotz）提出了如下的猜测：迈锡尼的阿特鲁斯氏族；在其全盛时代，不但使希腊其余的巴西琉斯（王）称臣，而且在埃及，小亚细亚，昔加拉第群岛。和地中海的西部都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大约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在小亚细亚，在旁非利亚及其附近的岛屿，形成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古称阿客雅瓦Achiyawa）。亚该亚王国和赫梯王国的关系复杂，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彼此敌视。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自从在卡狄殊（Kadesh）败溃之后（公元前1290年），赫梯王国虽有个时期衰落了，它在地中海东南部的霸权，显然落入亚该亚人之手。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亚该亚人联合其他部落（加里亚人，西利西亚人Cilicians，条克理人Teucres等），摆脱了赫梯的桎梏，侵入埃及。关于这点，埃及的碑文亦有记载，虽提及侵入埃及的海洋民族中有达那俄斯人（Danaos）——亚该亚人的别称。但是，自从上述几个民族被埃及法老拉美斯四世（RamsesIV）打败以后，‘亚该亚同盟’就瓦解了，所有这些民族便分散在地中海诸岛和沿岸之间。（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4—105 页）
    　　
    亚该亚人的迈锡尼王朝
    　　
    　　无论亚该亚人的“来到”是采取了渗透的方法还是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方法，还是兼用了两种方法。亚该亚人扩张的规模是巨大的，同时，在迈锡尼有一个亚该亚人的中心王朝也是无可怀疑的。还是根据荷马《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直接统率的军队来自迈锡尼大城堡，富饶的科林斯和西息温等地，而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s，注意这个地名和后来斯巴达所征服的Helots 名称的某种一致性）等地则是他的兄弟麦尼劳斯（Menslaus）的王国的领域。除此而外，还有二十几个国家来的船舶和军队，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王。和《伊利亚特》亚加米农这个迈锡尼的王一样。
    　　
    　　“在希腊世界具有首要地位并行使着某种领导权，要说这是‘迈锡尼帝国’也许是过甚其辞。谁也不纳贡，谁都不对它负担什么军事服役的义务，除掉它自己的王国而外，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它是一个正式的政治同盟的盟主。但是彼罗普斯（Pelopids，亚加米农所属的世系）具有一种其他君王所承认的优越地位，看起来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家的财富和军事威力较大，也因为具有某种优越性——他拥有“王权”。然而理由何在，并不清楚。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传下来的王杖（据说是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 神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裔，然后传给了亚加米农。可能“万民之王”（Kreion）一词是用来指彼罗普斯家对寻常的王（巴西琉斯）的优越地位的。”（Bury，Op.cit.）
    　　
    　　根据我们中国人所知中国古代王朝的状况，亚该亚人的这个迈锡尼王国，有点像周王朝的“王畿千里”，即一个对诸侯具有最高王权的中心王朝直接统辖的地区，其他王侯（根据郭沫若的金文考证，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周的诸侯，在其国内也可称为“王”）对它有某种程度的臣属义务。我在上面用“有点像”这几个字，用为我所知的史料十分贫乏，这只是推测。掌握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的西方史家对此也只能作某种推测，因为这个时期的希腊史，完全缺乏信史的记载，所能资为根据的，是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和同时代其他古代国家史料的间接证据，所以很不容易下什么肯定的判断。
    　　不说迈锡尼王国和希腊其他诸邦的关系，迈锡尼王国这个“王畿”又是一种什么政制呢？
    　　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宫殿、城垣、陵墓等等，不征集巨额的人力物力决搞不起来这一点来说，迈锡尼王国的人民会有苛重的贡赋和徭役负担。人力物力也许来自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不过从这里得来的财富集中于王家，这个王家也决不可能是氏族民主制下的民选军事领袖。贡赋是否有一部分来自属国？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周天王确实也向诸侯征收贡赋，按我们所知的史料，例如齐桓公责备楚国不向周天王交纳应交的一份贡赋，这份贡赋是“苞茅”，是楚国的土产，供周王朝祭祀之用的，那是一种礼仪上的贡赋。如果允许做类推的话，这种贡赋即使有，大概也是微薄的，伊伦伯格（Ehrenberg）主要根据地下资料，对于迈锡尼王国的政制作如下的判断：　　
    　　“迈锡尼王国可能结合了东方的祭司——君王和印欧酋长遗风两者。国王之下似乎发展起来了一个上层阶级和一种贵族政治，比起克里特来，这个阶级也许更不像廷臣，而是独立的小统治者和独立的武士。人民又怎样呢？书版（按即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指出了一批专职人员、各类工匠和商人，其中许多是王室的仆人，另外一些是神或王的奴隶……田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也许是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结构为基础的。”（《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文明》，第5—6页）
    　　“迈锡尼的社会制度颇有些与克里特社会制度相同的地方。但是，在迈锡尼，贵族的氏族显然有更重要的地位。考古学上的材料，多少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些资料。”（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2页）
    　　
    　　总之，迈锡尼王国的东方特征，比克里特稀薄了一层。伊伦贝格所说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以欧洲中世纪王权及各级封建领主间的松弛的隶属关系作比喻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克里特的“集中化”，不过是在一个岛上的集中，迈锡尼王国统治的地区比克里特一个岛要广阔得不可比拟，还要加上海上文明的特征，它之向“多中心化”迈进一大步是不足为怪的。
    　　
    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还是根据荷马的《伊利亚特》，好多后来成为希腊城邦制度特征的要素，我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或者只有一些影子。在那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披甲的王侯之间的战斗，打死了一个敌人赶紧要剥下他的甲胄，可见甲胄是珍贵的东西。普通战士在战斗中算不了什么，兵制当然不是公民军。事实上，公民军制是公元前八世纪前后重装步兵战术发明以后才形成的，而重装步兵战术的形成，显然又与城邦制度的初步形成有关。“法治”可以找到一点影子，荷马描写的阿奇里斯（Archilles）的盾上有一幅打官司的图象，审判者是“长老”，这距离陪审法庭还遥远得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军中重要决定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这个大会只听取传达，不作讨论，也无权表决。又，这位“万民之王”的亚加米农为了要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要召集首领们的会议来讨论并做出决策。从英文译本来看，这两种会议的名称就是后来用来称呼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Assembly和Council，也许希腊文也就是Agora和Bouli。据此也许可以作判断，城邦政制中的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度，早在亚该亚的迈锡尼时代已经萌芽了。假如不是诗人把后代他所熟悉的政制撰入他所叙述的时代（这是可能的，因为史家公认，荷马史诗写成千公元前九世纪，而且写成并长期传颂于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后来才传到希腊本土的），应该承认这是氏族民主的传统，也就是伊伦贝格所说的“印欧酋长遗风”的一项内容。这种萌芽，就现存典籍来看，确实是我国古代所找不到的。但是，纵然有这种因素存在，按荷马史诗的整个气氛来说，亚该亚诸王还是“神授的王”，这符合于地下发掘出来的证据，说是民选军事领袖是未必妥当的。
    　　
    多里安人的入侵
    　　
    　　亚该亚人的迈锡尼王朝为时不长，从北方来的多里安人和其他民族不久就摧毁了这个全希腊的最高王权，从此希腊本土就形成了各邦分立，不相统属的局面。
    　　多里安人是北方的希腊人，他们在色雷西亚（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伊利里亚（今阿尔巴尼亚及其周围地区）人的压迫之下向南迁移，进入巴尔干希腊内陆。某些史家根据考古文物（所谓几何图形的陶瓶）的证据，认为他们最初进入希腊本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纪，那是小股移居。公元前十二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希腊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开始逐渐破坏，多里安人的来到，最终破坏了各地的交通联系，他们直接南下占领迈锡尼王国的中心，伯罗奔尼撒本岛东北部阿尔哥斯地区，焚毁了迈锡尼、梯伦斯、科林斯的港口科腊古（Koraku），把迈锡尼旧壤一块一块割裂开来建立多里安人诸邦，其时约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
    　　在多里安人入侵前后，或者和它同时，特萨利亚人（大概也是西北希腊人）占领了历史时代的特萨利亚（奥林比斯山以南，吕都斯山以东，以拉里萨为中心的一片广阔草原），也许还有其他西北希腊人的入侵，结果，北部和中部希腊旧迈锡尼时代诸国的政治地理彻底改变了，成立了爱奥里斯诸国：特萨利亚、彼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以及当时还相对落后的埃托利亚、阿开那尼亚诸地，他们彼此也不相统属，阿提卡（雅典）一直未被侵入，密迩阿提卡的优卑亚大岛大概也未被侵入，这两个地区以后称为伊奥利亚。连同南面伯罗奔尼撒岛上的多里安人诸邦，形成历史时期希腊本土的三大集团：爱奥里斯（Aeolis）、伊奥利亚（1onla）和多里斯（Dor-is）。但这是人种语言集团而不是政治集团。每一个集团各自独立，集团的界限有时也影响各国间政治上的结合，然而基本上是两回事。
    　　伯罗奔尼撒是迈锡尼时代的王畿，是统治全希腊的迈锡尼王朝的中心地区，占领伯罗奔尼撒的多里安人，至少曾经企图在占领那里的多里安人诸邦中形成一个领袖诸国的中心王权。按照传统，征服者是英雄赫拉克利斯（Heraeles）后裔赫鲁斯（Hgllus）的三个孙子，长兄占领了阿尔哥斯（Argolis），另两个兄弟占领了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和美塞尼亚（Messenia）。阿尔哥斯王国所辖地区包括迈锡尼、梯伦斯等迈锡尼王朝的大城（多里安人把那些城市都毁掉了，王国中心在阿尔哥斯城），它理当成为多里安人诸邦的盟主，然而多里安的斯巴达似乎从头到尾没有理睬这个要求，而原属迈锡尼王国的科林斯、西息温以及阿尔哥斯的挨彼道鲁斯（Epidaurus）、赫迈俄尼（Hermione）等地方又各各建成了多里安人的小邦。自此以后，虽然阿尔哥斯王国长期内一直念念不忘它的被否认的宗主权，公元前七世纪时还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国王斐登（Pheidon）想要重建霸业，却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多里安人诸邦中最强大的斯巴达实行过兼并政策，它征服了邻邦美塞尼亚，然而当它想继续征服北面的阿卡狄亚（Arcadia）的时候，它的征服政策失败了，以后它建立了拉凯戴孟同盟，长期来一直是伯罗奔尼撒的，也是全希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这终究截然不同于统治全希腊的最高王权，并且具有城邦希腊的许多特征，后面我们还要另加介绍。
    　　多里安人入侵所造成的希腊本土的状况就是这样。在亚该亚迈锡尼旧壤上建立起来的诸独立小国都是王国，然而凌驾诸小国之上的最高王权从此消失，再也恢复不起来。从多里安人征服到公元前八世纪的三四百年中，考古发掘证明，那个时代没有豪华的建筑，没有精美的手工艺品，陶器的装饰也从富丽的瓶绘退化到朴素的几何图形，所以西方史家以欧洲中世纪为比喻称这个时代为“黑暗时代。”
    　　
    希腊文明中心的东移
    　　
    　　以上略略介绍了远古希腊的灿烂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家对它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这是考古学的伟大成就。唯有考古的发现，才使一向被看做不可凭信的英雄传说，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史料的地位，而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三四百年也就成了继灿烂的远古文明之后的“黑暗时代”，不再是渺不可考的“史前时代”了。
    　　然而这个“黑暗时代”其实并不黑暗。希腊本土也许可以说是衰落了，因为没有留下什么宏伟的建筑物和精美的工艺品；也许这不过是王朝的衰落，普通人民没有了豪华奢侈的王朝，也许过得比从前好了一些，并且还在休养生息积聚力量。更重要的是，多里安人的入侵，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迈锡尼旧民，一部分屈从于被征服者的地位，一部分避难到例如伯罗奔尼撒的阿卡狄亚山区，更有一部分移居海外，到海岛上去，到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去，到迈锡尼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去，或者另去开辟新的殖民地。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正好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爱琴文明是海上文明
    　　
    　　史学界通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称为爱琴文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地方同处爱琴海上，而且，这个文明确实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里特是一个海岛，迈锡尼虽在大陆上，“文明”是从克里特飘海过去的。希腊本土原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被海湾地峡和高山分隔为彼此几乎隔绝的小区域，可是它的海岸线极长，港口多，又有爱琴海上和爱奥尼亚海上希腊两边诸岛屿，把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意大利连接起来。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见的岛屿用来指示航程，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远古时候，希腊的冒险家们以海盗为生，他们劫掠海行中的船只，也劫掠岛屿上和大陆海滨的村镇，并以此为荣（见Thucy，）。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尚未发现以前，历史家曾经认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顿、推罗一带）是第一个海上霸权，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腊人航海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发现以后，根据各种证据，史学界现在公认，是腓尼基人向希腊人学会了航海而不是相反。闪族文明渊源于大陆，西顿、推罗（古腓尼基两个主要的城市王国）是被大陆上亚述、巴比伦等帝国逼迫得向海上去谋生存和发展的，其时已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当时的爱琴文明已经十分辉煌了。
    　　海上劫掠和海外殖民距离并不太远。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诸岛屿，也许就是海外移民的结果。亚该亚人来到希腊本土，曾经迫使原住希腊本土的克里特人、加里亚人、里利格（Lelege）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他们之中有一部分留下来和亚该亚人混合了，所以他们与希腊人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移居海外，历史上为希腊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锋的作用。亚该亚迈锡尼王国本身的海外扩张势头又很猛烈，远征特洛伊之役显然是为了开辟移民小亚细亚西北部以及进入黑海的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希腊人占领了雷姆诺斯（Lemnos）、伊姆罗兹（Imbros）、累斯博斯（LesbOs）等岛屿。战后，希腊人立即殖民于特内多斯（Tenedos）、安坦德拉斯（Antandras）、西拉（Cilla）、库梅（Cyme）、彼坦尼（Pltarie）等地，这个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新亚该亚”。同样，小亚细亚西南角海外的罗陀斯（Rhodes）、寇斯（Cos）、塞米（Syme）诸岛，也许还有“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战役前后已经有希腊人移居。前面已经指出过，有的史学家甚至猜测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大陆上曾经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些都属于早期海外殖民，是爱琴文明的海上文明特征的必然结果。
    　　
    多里安人来到以后的海外移民
    　　
    　　多里安人的来到，大大促进了原来已有相当规模的海外移民。移民的第一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北角上，亦即特洛伊战后建立起来的“新亚该亚”地方。亚该亚诸王国先后倾覆的时候，迈锡尼、阿尔哥斯、斯巴达、派娄斯（Pylos）各地亚该亚王侯贵族纷纷移居此地，特洛伊战役中许多事迹是在这个地区保存下来，以后通过史诗传诵于世的。移民的第二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部中部，后来称为伊奥利亚诸城的地方。那里的移民的相当部分是从阿提卡（Attica，雅典）出发的。多里安人入侵的时候，阿提卡地区未受侵犯，修昔底德说：
    　　
    　　“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动而被驱逐的时候，其中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因为雅典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他们变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以前更多了。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伊奥利亚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页）
    　　
    　　伊奥利亚最初移民从雅典出发是可信的，因为米利都（Miletus）四个族盟有三个和雅典的名称相同。在那个地区，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市有米利都、佛西亚（Phocaea）、埃弗塞斯（Ephesus）、科罗封（Colophon）、厄立特利亚（Erythrae）以及基俄斯（Chios）、塞莫斯（Samos）等岛屿。
    　　
    移民海外的有利国际条件
    　　
    　　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显然是分散的无计划的。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碰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呢？殖民于海岛比较容易，因为海岛的“土著”人数少，文明程度又低于希腊人。可是，小亚细亚大陆上居住着文明极发达，组成为强大国家的人民，例如，亚该亚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打下来的特洛伊，考古发掘证明它有整整十二层的乡村和城市彼此相叠，亚该亚人打下来的特洛伊，在它的第七层，那已是文明极先进的城市了。特洛伊既然要“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统率全希腊的军队去攻打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又怎么能够分散进行的呢？
    　　也许可以称为历史条件的偶合。小亚细亚内陆，远古时期有强大的赫梯王国，它的中心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克泽尔河（古称哈利斯Halys河）的东面。赫梯王国曾经南下与埃及争霸于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方，特洛伊王国大概就是和这个王国结盟的。特洛伊以外，也还有伊奥利亚地区的当地势力存在，阻碍希腊人的殖民。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赫梯衰落了，希腊人得以攻陷特洛伊城，也许还是以此为背景的。以后，赫梯王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了，而和亚述争霸的对手有埃及和巴比伦，所以亚述注意中心在南面，并没有牢牢抓住小亚细亚。多里安人来到，希腊人广泛殖民于小亚细亚的时候，福里基亚（Phrygia）王国代赫梯王国兴起于小亚细亚，但势力不大，而且它的中心离海岸较远。海岸上散处着的是一些零星部落，其中有许多是克里特的遗民，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和希腊人种语言接近的加里亚、里利格斯等族人。希腊人只要和这些小民族打交道，没有碰到一个强大王国统一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如此，希腊人殖民于伊奥利亚地区，还是碰到了困难。伊奥利亚是一片富饶远胜于南北两端的地方，然而希腊人移民于此较晚，多里安人入侵以前，那里还无希腊人的踪迹。根据考古发掘所得证据，史家推测这是因为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纪那里存在着一个深受赫梯文明的影响，也许是依附于赫梯王国，以士麦拿（Smyrna）为中心的一个国家。赫梯衰亡了，它还撑持了一个时期，足以抵抗希腊人的殖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消失掉了，希腊人也就移民到那里去了，不过时期略晚而已。
    　　这种有利的国际条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西侧兴起了强大的吕底亚王国，王都萨第斯（Sardis）距海岸不过八十公里，从此希腊城市就碰到了麻烦，并逐渐演变成为规模壮阔的希波战争。不过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七世纪有四五百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孕育出一种新文明新政制的了。
    　　
    多里安人的海外移民
    　　
    　　移民并不限于迈锡尼遗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这大概是一些不满意他们所分得的掠夺品的人，或者因更富于冒险性而继续泛海前进的人。这些多里安人直下克里特岛，这还可算是入侵的继续，但并不以此为止。他们还进入小亚细亚西南角、希腊人早已移居其间的罗陀斯（Rhodes）等岛屿，还在大陆上建立了奈达斯（Cnldus）、哈利加纳苏（Hallcarnassus）等殖民城市。这样，希腊本土的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三个集团就各各有了海外殖民地的对应部分。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所谓有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希腊，就已经不光是希腊本土，而是包括爱琴海上诸岛屿与小亚细亚两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内的了。
    　　
    筑城聚居的必要性
    　　
    　　史家考证，认为最初希腊的海外殖民，多数是夺取当地人民原有的居民点住居其中，原有的居民成为移民团体的“依附民，常常是农奴”。然而移民团体人数不多，为了防卫当地人民的报复，或者为了防卫不时可以发生的海盗的劫掠，他们必须筑城聚居。移民团体也可能选择某个位置有利的空地，白手起家建设他们的家园，因为同样的理由，也必须聚居在一起，周围筑城以利防卫。这些初期移民，目的在于觅取新土地。他们到达新地方，总要夺取一片土地或是开辟一片土地分给各个成员，他们基本上是务农的人民。但是这片土地只能是城堡附近不大的一片，因为移民团体的所有成员，至少在最初时候只能不分贵贱聚居在城堡之内，即在城外，也只能在城垣附近。
    　　这是殖民地和本土间的一个巨大差别。本土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分散的乡村中、筑有城垣的城堡也是有的，那是巴西琉斯（王）宫室所在，也是人民遇警避难的地方。希腊人最初称之为“波里斯”（Polis，这就是后来转义为城市国家，即城邦那个词，参见本书前面的介绍）的就是这些城堡。城堡外面，城垣脚下，后来也聚居了一些普通人民，希腊人最初把这样的聚居之地称为“阿斯托”（Asty）即市邑，那和称为“波里斯”的城堡是有区别的——一种贵贱之间的区别。然而移民团体只好一开始就筑城聚居，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本土的“波里斯”和“阿斯托”之间的贵贱区分不再存在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城堡与普通人民原来也并非没有关系，那是躲避外敌或海盗的侵犯的避难之所。现在，他们身处异邦，他们只好一直住居在这个避难所内了。
    　　城堡（Polis）和市邑（Asty）之间的区分，就是在这些殖民社会内也长期保留在记忆之中，产生于这些殖民社会中的荷马史诗，许多辉煌的辞句用来赞美城堡，市邑是算不了什么的。然而殖民城市的现实终究取代了古老的回忆，高贵的“Polis”一辞终于用来指这些城市。又因为这些筑城聚居的殖民城市，各自是一个独立社会，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国家，“Polis”也就用来指城邦，即城市国家，甚至并非城邦的一般国家了。
    　　
    自立门户与“分裂繁殖”
    　　
    　　一个筑城聚居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这是容易理解的。这些独立的社会各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简单的语源学的解释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我们还记得，就在多里安人入侵以前，小亚细亚西北角就已经有一个事实上的“新亚该亚”。有利于希腊人殖民扩张的国际环境是，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阻止这种分散的无计划的殖民。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设想，假使希腊人能够把原来的“新亚该亚”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组织起来，集合起来，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同样的条件岂不是也有利于希腊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难建立一个希腊人征服者高踞于本地人民之上的大王国吗？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条路线发展。历史的实际是，这些殖民城市遵循一条“分裂繁殖”的路线，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不结集起来作深入腹地的征服，各自独立并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线，原因必定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了。下面，我们想从殖民动机所决定的各个殖民地的自立门户，不相统属的强烈愿望，和经济方面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业发展这两个方面，对它作一些极不充分的解释。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居海外的人，总有些冒险家的气质。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时期出走的，显然也因为他们不愿屈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罗马人辛尼加对希腊人移居海外的动机作了下述评述，他列举了移民的各种原因，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原因上附加一条冒险家气质的理由。
    　　
    　　“有的是遭敌人侵略，城池被毁坏，物品被抢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内战而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过多，为了减轻负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难以克服的天灾而离乡的；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传说的诱惑而出走的。”（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古典时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还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更加是“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凯戴孟（Lacedapmon）的铁拉司（Theras）是卡德谟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罗克利（Procles）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份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味道，他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他不愿再留居拉凯戴盂，而是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铁拉司便带领着三艘三十挠船到（原来称为卡利斯诺）的岛上去……这个岛由于他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司岛……”（Hero.IV，p.147—148）
    　　
    　　伯里的下述评论虽然是针对亚该亚人在特洛伊战争前后的移民而说的，对于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那里出发移民新地方的所谓“二次移民”，大体上也是适合的：
    　　
    　　“当我们要找出和英雄时代的性格相称，并且确实以我们所知的那个时代的情景为基础的（移民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注意到，这次战争（特洛伊之战）的实际结果是对希腊人来说开辟了小亚细亚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亚该亚贵族之中，早就感到有这样一个扩张范围的需要了。我们已经知道，富有冒险精神而又感到在故乡没有他的地位的希腊王侯们已经在靠近加里亚和吕底亚的罗陀斯和其他岛屿上定居了下来，另一些又怎样在北面的雷姆诺斯（Lemnos）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实上殖民早已开始，殖民不是由于在希腊发生了一般意义的人口过剩，而是由于贵族和王侯家族中发生了人口过剩。”（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II卷第17章）
    　　
    　　希腊人这种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其实不仅决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古代希腊留下来的史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重装步兵战术多半是在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Lydia）王国兴起以前，希腊人没有碰到过什么严重的外来敌人的进犯。而当国际形势变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没有新的海岛和海滨可供他们殖民的时候，这些冒险家们宁愿去当“蛮邦”如埃及和波斯的雇佣兵。公元前7—6世纪，埃及的赛斯王朝的军队中有许多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末，争夺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向巴比伦进军的军队以一支万人左右的希腊雇佣军为主力，当小居鲁士战败被杀的时候，这支雇佣军从巴比伦附近长征到达黑海的特拉布松。这个长征故事流传古代，历久不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大王的军队中，有二三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公元前四世纪以后，武力、文化、经济、技术各方面都冠绝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一方面长期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这里用“内战”一辞，其实是不适当的“现代化”。每一个希腊城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一个城邦内部民主党和寡头党之间的武装冲突才是严格意义的内战，两个城邦或两个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现代国际法中的战争和平法，是从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的国际惯例中演化出来的。），一方面出去当“蛮邦”的雇佣兵，结果要由蛮邦的马其顿来结集希腊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这次征服还没有造成希腊人的民族统一，以致要由“蛮族”拉丁人的一个城邦罗马来统一地中海世界，统一地中海的“希腊社会”。不过这已经扯得太远了……
    　　
    经济发展和发展的方向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寻找可以安家落户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业。但是聚居于一个城市中的独立社会势必要谋求经济上的“自给”，因而除农业以外必定要发展必要的手工业，要作对外的商品交换。一旦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交换范围的扩大简直是没有限制的。而古时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状况，又十分有利于希腊人城市的工商业的发展。小亚细亚东部是赫梯的旧壤，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播到那里为时很早，冶铁技术大概首先发源于高加索（公元前10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进入铁器时代），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十分发达。希腊移民，通过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径，在小亚细亚广泛吸收了先进的古代巴比伦文明，有助于它们的手工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海滨的殖民城市背后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业原料，可以用工业品交换粮食，而且还据有发展海上贸易最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早在克里特时代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的时候，星罗棋布的希腊人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些条件，使多数希腊殖民城市走上农工商业兼营的道路。农业是他们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资料的行业，工商业发展以后，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因为无论哪个城市，某种程度的粮食自给总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些城邦。尤其是某些海岛，后来大种葡萄，酿酒出口了。工业，有钢铁制造业，陶器，纺织，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为著名。商业的扩展尤为积极，因为开通新商路，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是市场经济获得新发展的首要条件。
    　　这是推动希腊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线的第二个因素。开辟新商业，需要在新地方建立商站，这些商站是财富集中之地，必需筑垒据守，以防劫掠。这些新商站是商业殖民城市有计划派人建立的，在当地人民软弱可欺的情况下，或在当地人民文化落后，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帮助他们输出土产交换精巧工业品，交换葡萄酒，橄榄油等“珍贵物品”，得到他们欢迎的状况下，很快又形成为一个新的希腊殖民城市。派遣新移民出去的殖民母邦，并不缺乏热烈愿望出去碰碰运气的冒险家，这些人又是母邦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难领导”的顽梗不化分子，他们移居到新地方恰好可以消除母邦内的扰乱因素，“分裂繁殖”于是愈来愈成为希腊扩张的基本方式了。
    　　
    “二次殖民”
    　　
    　　这就是由希腊海外殖民城邦出发的“二次殖民”。荷格斯（Hogarth）结合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国际状况，综述二次殖民的过程如下：　　
    　　“最初的希腊殖民地很早就在它们紧邻地区作二次殖民了。米利都建立了爱阿苏斯（Iasos），库梅（Cyme）和累斯博斯（Lesbos）移民于邻近的一切海岸和小岛。小亚细亚西边的爱琴海沿岸和前海（即今马尔马拉海）沿岸，加上黑海最西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ia）、潘提卡（Pontica），在英雄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以前都已经被占领了。（小亚细亚）南岸……罗陀斯岛以西的地方直到西里西亚－西普里阿特（Cilician－Cypriote）集团诸城市出现以前，我们没有碰到最初的希腊殖民地，但是，看起来在旁非利亚（Pamphylia ）诸城市中有过希腊人商站性质的居留地，诸如法国利斯（Phaselis）……帕加（Perga）阿斯盆都（Aspendus），按其名称来看，那里的居民还是当地人占居支配地位，西里西亚一些城市如塔尔苏斯（Tarsus）亦然。
    　　建立在较远的腹地，距海比通常希腊城市与其港口间的距离为远的（如科罗封colophon 之距诺丁姆Notium）我们只听到梅安徒（Meander）河上和赦尔密斯（Hermus）河谷的一些。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和特拉里斯（Tralles）两城自称和任何海滨殖民地同样古老，另一个西彼洛斯（Sipylus）山下的马格尼西亚（Magnesla）亦然。
    　　下一步希腊人继续殖民，目标指向（小亚细亚）南岸。库梅据说是第一个成了“异域”上殖民地的母邦，它移植了一批移民到旁非利亚旁边，但是马上丧失给蛮族人了。罗陀斯在吕西亚（Lycian）海岸中部建立了两个小商站，并和某些不知来源的多里安人联合起来殖民于西里西亚的苏利（Soli），塞莫斯（Samos）占领了西部西里西亚的乃吉达斯（Negidos）和西伦德里斯（Celenderis）。人们对这些地区所抱希望似乎仅限于此，……亚述的萨尔贡（公元前八世纪后期）的一个记载，吹嘘他们的舰队在塞浦路斯海上，像鱼一样地驱逐和捕获了贾凡（Javan 按即伊奥利亚Ionia）人的船只，把和平给了西里西亚和推罗，也许这里透露出来了阻力是够大的。
    　　叙利亚和埃及海岸对海外来的殖民者事实上是关门的；但是我们发现公元前720年有一个希腊人（Yawani）统治的阿西多德（Ashdod），又在诺克拉底（Nancratis）这个各地希腊人共有的殖民地建立（时间在公元前六世纪初）以前，有一个米利都的商站早已设立在康洛庇克尼尔（Cano-picNile）最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了。
    　　除掉持续不断地努力抓住埃及贸易而外，米利都这个亚洲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看来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转向北面。……在那里，它预料碰不到任何认真的竞争对手，……所有的海岸都敞开着大门。……攸西布伊斯（Eusebuis）相信米利都拥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这必定用来标志它的令人惊愕的扩张努力的开始的，米利都在这次扩张中，最后（根据一个很可能是过甚其词的传统说法）在小亚细亚的北岸建立了70个以上的殖民点。这次海上霸权的时间，攸西布伊斯定为公元前八世纪后半，看起来没有充分理由把它转到别的时候去。”（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II 卷第20 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 by D.G.garth，ch.XX，vol.II，c.a.h.）
    　　
    　　总之，到公元前八世纪前半为止，希腊本土还处在从黑暗时代开始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到公元前六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包括原来北端的爱奥里斯，中部的伊奥利亚，南部的多里安三个区域，殖民城市“繁殖”得愈来愈多；小亚细亚南岸，迤南叙利亚海滨，希腊人多次的殖民努力被亚述帝国和其他势力阻挡住了，从此以后，那里一直是希腊人进不去的禁区。而且，从推罗、西顿出发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势力的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埃及，以米利都人为主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商站城市诺克拉底，它的存在也和埃及人的希腊雇佣军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希腊殖民扩张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黑海航路，从此在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的两岸，在马尔马拉海（Mar-mora，希腊人称之为Propontis，意为前海），在黑海的南北东三面海岸，逐渐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就中建立在今苏联的克里米亚和诺曼两半岛上，以旁提卡彭（Panticayaeum）为主的一群殖民城市，是把南俄草原上的粮食输出到希腊去的重要商业中心，对此后希腊的经济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以后，希腊人也大规模向西、向南殖民，因为殖民母邦也包括希腊本土诸国，推动殖民的因素更为复杂。
    　　
    殖民城市和其母邦的关系
    　　
    　　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规模和速度是令人惊讶的。如果米利都确实如传统史料所称的建立了70多个殖民者，即使设想这是延续二三百年殖民活动的结果，包括它自己直接建立的“子邦”和“子邦”所建立的“孙邦”在内，这个数目也是十分可观的。米利都建立的殖民地上的移民当然不会全部来自米利都，其中必定包括四面八方来的希腊人，不过这种规模可惊的移民必定也抽干了米利都的人力。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必定会使各城邦的人力感觉不足，它会促使各城邦加紧同化它们统治的非希腊血统的居民，使得殖民征服造成的依附民或农奴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并使其间的界限逐渐混灭，这对新国家内酝酿出来的新政制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们虽然没有听到这个期间希腊本土诸邦有什么殖民活动，但是小亚细亚的殖民扩张必定也为希腊本土“过剩人口”开辟了出路。这一点，正如海外殖民地的迅猛经济发展一样，不断对希腊本土诸邦的经济和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下一节我们还要略加分析。
    　　“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赖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够多的居民，建成一个自给的独立的社会，它就组成为一个独立于母邦之外的国家了。荷格斯说，古代希腊作家所称的米利都“握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是它的殖民活动最迅猛的时期的标志，看起来是恰当的解释。因为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为无助于母邦的政治军事威力的独立国家，所谓米利都的海上霸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公元前七世纪开始米利都经常受到吕底亚王国的军事侵略，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初期米利都被波斯攻陷为止，没有听到它所建立的诸殖民城邦对它的抵抗外敌侵略作过什么帮助。
    　　事情还不止于此。殖民地还会和它的母邦打起仗来。修昔底德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之一，是雅典干涉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Korcyra）之间的战争。此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当时的“国际惯例”无疑是公元前十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邦之间的关系流传下来的，摘录修昔底德书中的片断材料，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殖民地及其母邦之间的关系。
    　　科西拉的使节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　　
    　　“如果一个殖民地受到良好待遇的话，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时候，它才对母邦疏远。派到国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国的人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平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8页）
    　　
    　　科林斯的使节在同一个会上说：　　
    　　“（科西拉人）说，他们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来受虐侍的。我们说，我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来受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们的领导权，并且要他们表示适当的礼貌。”（同上书，第31页）
    　　“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节日赛会时（指在科林斯地峡举行的赛会）没有给予科林斯人以特权和荣誉（指殖民地向母国呈献的牺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人的节日典礼等）；在祭神的时候，也没有给予科林斯人应有的便利。他们轻视他们的母邦，自称他们的金融势力可以和希腊最富裕的国家匹敌，而他们的军力大于科林斯……”（同上书，第22页）
    　　
    　　可见，所谓殖民地对于母邦的尊敬，不过是一些宗教礼仪上的细节，所谓母邦的领导权，也决不是政治军事上对殖民地的支配权。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辈，母邦和殖民地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结成什么政治集团。政治集团的分合，完全取决于各邦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与母邦子邦关系是不相干的。母邦派遣殖民地当然不会没有实际利益可得，最大的好处是新殖民地会扩大母邦的商业，有助于母邦经济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家认为，公元前六世纪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钱给吕底亚王国的广植党羽谋求继位的一个王子。无论如何，小亚细亚诸城邦在几百年的经济发展中必定已经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贫穷的，有在豪富庄园中当短工的流浪汉（《奥德赛》卷十八），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概还大大高于希腊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六一农”（见本书第五章）。经济上繁荣富裕的一群工商业城市，好像密缝于“蛮邦”原野这大片织锦上的花边（罗马时代的作家西塞禄的描绘），然而没有结合成为军事上足以自卫的集团，也没有任何城邦足以成为团结的中心，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腊城邦群的状况。
    　　
    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
    　　
    　　在以上的叙述中，盛行于希腊城邦的自治自给这两个要素，已经跃然可见了。这些自治与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会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以契约为基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脱因比（Toynbee）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Toynbee，p，129）
    　　
    　　脱因比在这里用“萎缩”一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殖民城邦并不是没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这一类组织，而且大家知道它们的政制基本上是贵族政治。氏族、族盟、贵族，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国家原有的东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内容，就知道相同的不过是名称，内容已经完全变了。
    　　下引格尔顿乃尔（Gardener）阐释是说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腊本土，格尔顿乃尔文中所说“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亚该亚人进入希腊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经把血族关系的族盟改变成为“战友关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来解释希腊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当的。
    　　
    　　“在历史时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腊国家共同采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于十二个族盟或“兄弟集团”（Brotherhoods）之间。这些族盟看来起源于自愿的结合，首先由于战争中的伙伴关系组成……在大移民以后比较安定的时代，它……长期保存了下来，它的成员，在保卫生命和财产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并不是族盟的组成部分。通例，每个氏族的成员并不全部属于同一个族盟，而是十分无规则地分布于多个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质的宗派组合……
    　　“氏族的真正性质是不难找到的。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第111 卷第23 章，Early Athens，by Gardeller，ch.23，vol. III c.a.h）
    　　
    　　“原始社会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脱因比的说法，新制度的原则，要“以契约为基础”。
    　　
    　　“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Toynbee，P.132）
    　　
    　　说到“以契约为基础”，我们不免想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脱因比之采用“以契约为基础”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有卢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把古史现代化。希腊殖民城邦政体虽势必不能不以契约为基础，初期，他们还不能不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从王政向前演变，第一步只走到贵族的“权门政治”，达到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贵族阶级
    　　
    　　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习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才彻底“希腊化”了。所以，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国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后裔，或是吕西亚（Lycia）的格兰西都（G1ancldae）世系，后者也许是在希腊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权力的。有许多城邦，因为没有旧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创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袭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lis）和厄立特利亚（Erythrae）即其实例。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的阶级统治了。这一点，反映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此书卷六，奥德赛飘流到斯客里亚（Scheria）岛，此岛由瑙西都斯带领一批被圆目巨人（Cecrops）侵扰的人民跨海移入，筑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国家。瑙西都斯是该国的第一个国王，奥德赛到达时，已由他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继位了。但是“那里有一个由十二个贵人组成的议事会，做瑙西都斯的儿子阿尔客瑙斯王的顾问。那里有一个大会集会的公共场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于此，但不是来投票，而是来看远方来客奥德赛的”。
    　　新国家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
    　　
    　　‘在王政下面，区别于人数更多的非希腊本地人的全体希腊人，构成贵族阶级。根据六世纪米利都的历史，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政倾覆之后很久还继续存在，本地人的彻底希腊化并没有能够消除这种痕迹。
    　　“不过当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腊人的连续移入，使得希腊人贵族很快变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数的时候，他们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差别。有一些小小的集群获得了权力和特殊地位，并把它掌握在手来对抗其余的希腊人。伊奥利亚诸城邦的最初历史，记载着那里的希腊人阶级早已分化为拥有土地的一批寡头，和无特权而又心怀不平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了。”（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11 卷第20 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 by D. G. Hogarth，ch.20，vol.II，c.a.h.）
    　　
    　　显然，在这样的新国家中，王权是毫无基础的，国王原来就没有任何神授的权威，他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显要的一员，用不到什么革命和政变，王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们中国人熟悉我们几千年的皇朝政治，我们从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王权要经过怎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震荡才最后消灭掉。当我们初读希腊史的时候，对于他们远古的王权怎么会“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这种和平消失的过程，放在海外城邦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腊本土诸邦王权的和平消失，原来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一种时代风尚。小亚细亚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地方，处在逐渐“现代化”过程中的希腊本土诸邦要追随这种风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贵族世裔的门阀政治
    　　
    　　在这样的新国家中，政权掌握在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的贵族手中。这种贵族政治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只不过因为选任执政人员的种种限制，使当权者是贵族阶级的那种贵族政治，这是希腊人称为权门政治（Dynasteia）的那种寡头政体。一批贵族门阀世世代代处在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元老院或议事会成员是终身职，补缺选任并不通过什么公民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实亡，久不召开。一切政务都由这个元老院或议事会决定，这是一种真正贵族阶级的贵族专政。阿德科克说：　　
    　　“城邦据以建立起来的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当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个人领导权让位给一个阶级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在海外，这个阶级有时候是亲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初移民。……当王权日益缩小最后消灭的时候，古老的自由人大会也消失不见或不起什么作用了。国家是能够自由自在为之服务的人的财产。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议事会，它或者是贵族的一个核心集团，或者是整个特权公民。取代了君主政体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予人以强烈的印象。凡是抱负非常，因而下愿屈从这种城邦生活体制的秩序的人，可以离开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贵族们并不是闲住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们要在议事厅内学会成为议事会内的同僚。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因为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而议事会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则控制着国家，同时，在一个依靠世代相传以智慧为生的时代中，经验是聚集在其中的各个侪辈身上的。在早期希腊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见，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缺乏，而是因为，只要没有新的力量来扰乱它，城邦不要那些适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体制的大人物也是过得去的，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
    　　“希腊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宪法就是统治阶级’，国家是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就是贵族政治的遗产……”（《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
    　　
    　　梅因在论及王权之递嬗为贵族政治时说：　　
    　　“1.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神所赋予的特权，部分地依靠拥有出类拔革的体力勇敢和智慧。逐渐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经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他成为只是一个世袭将军，像在拉凯戴孟，只是一个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是包括着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量在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
    　　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们那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地位则一般没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的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纵然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译本，第6—7页）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吠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必须注意，所谓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而且，既然“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必然就会体现为作为阶级意志的法律高于个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为法，后王所定者为令”一样，只体现个别统治者的意志的东西了。
    　　那么，王又怎样呢？
    　　当形式上的王政还继续存在的时候，王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比较显要的一员，他没有实权，更没有特权，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职务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这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库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八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到“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胙肉’”。这种情形，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理宗教事务。
    　　拿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趣的。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
    　　
    官制与兵制
    　　
    　　贵族专政下的“官制”如何，从古代文献碑铭中应能找到若干具体材料，可惜我的涉猎范围十分狭隘，无法举出什么直接史料。虽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这种“官制”，也见于共和罗马。共和罗马元老院成员都是终身职，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由“百人团民会”选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们虽是民选的，实际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31页）。共和罗马的官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希腊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说不定罗马这种官制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可以设想有一个贵族寡头组成的议事会，它掌握全部政权，其中成员全是终身职务。行政官员任职期限有定，无论他们的选任是否通过人民大会，事实上，这种职务由议事会中的成员轮流担任，并对议事会负责，这些贵族们的执掌政权是为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富有的，所以他们的职务全是义务职，不向国家领取报酬。
    　　关于兵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在古希腊，继君主政权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政治学》：第213页）
    　　“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为寡头政体，就因为战马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Etetria）、（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ad Meander）以及小亚细亚其他许多城邦为例。”（同上书，第181页）
    　　
    　　城邦的自治和自给决定它的兵制一开始就必须是“公民军制”。贵族寡头政制时代，不论城邦居民多少，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转意为“人民”）是贵族，所以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殖民城邦从主要务农逐步变化为农工商业兼营，其中有一些还变成以工商业为主，并且还发生了规模壮阔的“二次殖民”，社会阶级关系自然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简略提到了。大体说来，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分，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照阿德科克的说法，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参见本书第五章）。在小亚细亚，外敌的侵犯打断了事变的进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们，建立民主政体却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僭主的倾覆，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会发生购买奴隶的需要；贩卖贸易会成为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蛮族”诸部落间经常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蛮族”的酋长很快就会懂得拿战争中的俘虏交换精巧的工艺品和葡萄酒、橄榄油之类的东西，希腊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此可以买到“家奴”，这是希腊奴隶制的开始。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诸城邦也许已经用买来的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奥德赛》中腓阿刻斯的巴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线的、织布的奴隶，但是，在农庄中“搬石头，起围墙，种大树”的苦工，是外来的流浪汉（也许是从希腊本土新来的贫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买来的奴隶，从多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判断，在那时候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中奴隶制度还刚开始萌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奴隶制盛行于希腊，已经是希波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经确立起来了。一个稳定的保守的贵族议事会统治下的城邦，距离“主权在民”还有一段距离，不过，促成“主权在民”的条件也已经近在手边了。
    　　从贵族寡头政制转向民主政治这个伟大政治变革的舞台却不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因为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以及它对小亚细亚诸城邦的军事侵略打断了那里的事变进程。这个政治变革的舞台是在希腊本土，其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经济发展的浪潮从小亚细亚影响本土，使本土几个主要国家先是城邦化了并且集团化了，然后，同样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那里“主权在民”的政治变革。下面两节，我们将扼要介绍这个过程。
    　　这就是说，从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土——公元前7世纪，希腊本土的黑暗时代结束了，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都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诸城邦以后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七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现在的希腊字母表创造于公元前8世纪。拉丁字母表是当时尚未统一的一种希腊字母表略加变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借字母表为基础的。）据传说，荷马是基俄斯人，荷马的史诗写作于小亚细亚，最初也传诵于小亚细亚。早期的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Archllochus）是佩洛斯（Paros）岛人，萨福（Sappho）和阿尔喀俄（Alcaeus）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摆脱氏族意识的传统，抒发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自主情绪的抒情诗，和史诗一样都发源于小亚细亚。这些诗作，和公元前八世纪希腊本土彼奥提亚诗人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一样，代表“希腊文艺创作的已经很高的发展阶段”（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201 页）。最早的希腊哲学是伊奥利亚自然哲学，有泰勒斯（Thales）为首的米利都学派，此外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生于萨摩斯，赫拉克利图（Heracleitus）是埃弗塞斯人，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人，德漠克利特（Democritus）是阿布提拉（Abdera）人，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可斯（Kos）人。他们虽然都生于公元前6世纪及其以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衰落的时代，然而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雅典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已经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的学术文化，包括它的宗教，都具有不同于东方的色彩，这显然和它的城邦制度一样，是它的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不过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对此，下面还要略加探讨。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希腊本土政治演变的多种类型
    　　
    　　已经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直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希腊本土是处在“黑暗时代”之中。这个时期本土各邦的历史演变，有不少史料留传下来，其中例如雅典，因为是后来希腊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腊的作家对它远古的历史就作过不少研究，晚近还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但是，所有留传下来的史料，都分属各邦，综合的史料是没有的。尤其是要探讨希腊本土诸邦历史演变受到了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怎样的影响，影响的具体过程又如何，材料特别缺乏，多年只能根据相关的史实作一些推测而已。
    　　无论如何，影响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响是深刻的。在通观公元前八世纪以后到古典时代希腊各邦历史演变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影响：（一）首先见于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别便利的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麦加拉（Megara）、西息温（Sicyon）；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1cis）、爱勒特里亚（Eretria）和萨洛尼克湾中小岛埃吉纳。它们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它们的领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领土不见得比小亚细亚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过是一个城市及其附郭的规模。（二）除这些最早受到影响也变得最快的城邦以外，还有第二类国家，原是一片农业地区，有不相统属的小巴西琉斯各据城堡，分立割据，在黑暗时代中统一起来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为若干自治城市所组成的联盟。这种类型的演变方式在希腊本土发生的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奥提亚、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后期（这里所谓后期，时间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纪，甚至还要晚些，那已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以后了）的阿尔卡迪亚（Arcadia）、亚该亚（Achoea）、埃托利亚（Aetolia）都属于这一类。（三）斯巴达和特萨利亚属于另一个类型，那里一直存在着农奴阶级，“边区居民”和贵族阶级或特权公民之间的严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这两个国家又都是领土广阔，严格说来，它们都是领土国家。然而它们的政制在某些方面还是城邦化了的，不过它们的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使它们不可能彻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还有介于二三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至少可以举出一个阿尔哥斯。它的演变过程后面也要约略提到。
    　　希腊本土无论如何狭小，总是具有内陆纵深的地区，它的天然条件决不可以和“缀在蛮邦原野这片织锦”上的“花边”——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诸国的城邦化多半同时又是某种程度的集团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观希腊史，我们就会感觉到，多中心的希腊幸亏有这种集团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则的话，成串的富裕的滨海工商业城市，等不到罗马的征服，就会听令东方大帝国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无抵抗力量了。
    　　希腊本土政制演变的一个环节，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纪前后几乎都已完成。亚里士多德解释此种变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政治学》，第165页）
    　　
    　　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是政治学，也是史论，它确实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虽然据说他搜集过一百多个希腊城邦政制史作过研究，我还宁愿从脱因比之说：立宪政体，“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渊源于小亚细亚传布到希腊本土。唯有在这种先例影响之下，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成为时代风尚，这种和平过渡才得以实现。一个著名的传统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脱因比的看法。历史时代希腊诸邦保存王制的仅有的例子是斯巴达，但是斯巴达的王的权利，在所谓来库古（Lycurgus）立法和监察委员会取得巨大权力以后，削弱到仅仅保持出征时统帅军队的程度，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说，当时斯巴达两王之一、色奥庞波（Theopompus）的王后，谴责他所能留给后代的王权少于他从前王留传下来的权力，色奥庞波王回答说：“不对，我留下来的比从前更多，因为从此王权可以保持的更为久远”（普鲁塔克：《来库古传》）。色奥庞波这样回答，显然因为他看到时代潮流不允许古代的王制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小亚细亚殖民城邦风尚影响本土的具体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许已经漫不可考了。
    　　
    科林斯等国的海外殖民
    　　
    　　王制消失的过程虽已漫不可考，本土诸国城邦化的第一个冲击因素，是东边经济发展和大规模殖民运动的影响，似乎确有证据。最先受到这种影响的第一种类型诸国，今以科林斯为例，略加介绍。
    　　科林斯是多里安人在入侵中建立起来的小国家，被征服的迈锡尼遗民沦为农奴，它两面临海，领土面积不到八百平方公里（纵横不到60华里）。它的第一代多里安国王名阿乃提斯（Aletes），历代国王的名字被保存在古代的编年史中。公元前8世纪时，王政结束，贵族政制代之兴起。当时贵族世裔，都自称是第五代国王的后裔，这些贵族世裔互相通婚，并严禁族外通婚。公元前7世纪，开始出现一种美丽的自然主义风格的科林斯陶瓶，它以精美闻名于整个希腊世界，多里安人入侵以后长期盛行的几何图纹陶瓶从此逐渐消失。此种陶瓶，据考证是在西息温（科林斯邻邦，比科林斯领土还要小得多）制造，由科林斯出口的。科林斯两面临海，从萨洛尼克湾出爱琴海；从科林斯湾西去，沿希腊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现代又称为科孚岛），越过奥特朗托海峡到达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靴跟，公海的航程不过七八十公里。这样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加以迈锡尼时代海权的遗风，它进入海外贸易为时必定很早。历史记载它的最早的著名的海外活动，是贵族领头的西向移民，公元前734年，贵族世裔的阿基阿斯（Archias）成为西西里岛上叙拉古（Syracuse）城的建城者；同一贵族世裔的刻西克拉提斯（Chersicrates）率领移民开辟克基拉岛殖民地，传统说他们移居的动机是寻找更多的土地。即使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同意商业动机并不是最初移居的目的，无论如何它是受到了东边的影响的。
    　　
    　　“……（科林斯的）诗人厄米伦斯（Enmelens，属于王裔贵族）……的时代被定为8世纪中期，如果这是可以接受的话，他的诗作残篇令人注意地指明了伊奥利亚文化的流入，这不仅因为他的诗模仿伊奥利亚史诗的方法和形式，也因为诗内表明了他对米利都发现黑海一事的兴趣”。（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兴起》，第111卷第22章，The Growth of Dorian States，by H.J.Wade-gery，ch.22，vol.III，c.a.h.）
    　　
    　　我们似乎可以据此推测，这个在多里安人入侵中建立的小王国，在海外城邦的影响之下，逐渐发展海上贸易和手工业，这使得它工商业比重逐步增大，由此推动了贵族阶级的“现代化”。他们取代了王政，建立了贵族专政的城邦，并领头殖民于海外。不过到此为止，他们内部土地贵族和被征服人民后裔的农奴之间的矛盾还未解决，“城邦化”还未完成，这一任务是由后来的“僭主”来完成的。
    　　科林斯以外，上面列举的其他第一批工商业城邦的情况各有不同，演变过程大体类似。卡尔西斯居民都是伊奥利亚人，内部矛盾不显著，它的冶金工业发展较早，后来有铜矿城之称，它的海外殖民在历史上极为著名，它首先殖民于西西里岛上，建立了纳克索斯（Naxos）城，它还在今希腊北部萨洛尼克城南面的卡尔西狄克（Chalcidic）半岛建立了32个殖民城市，半岛即以此城得名。麦加拉、西息温两城后来也经历了一段僭主政治统治时期。麦加拉是西西里岛上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1aea）、博斯福鲁海峡西岸拜占庭（后来东罗马帝国首都，今属土耳其，名伊斯坦布尔）及该城海峡对面的卡尔西顿（Chalcedon）的殖民母邦。埃吉纳（Aegina）这个海岛城邦以海上贸易著名，雅典兴起以前，它在爱琴海上拥有强大势力。
    　　这里顺便要提到一个极有趣味的事情。优卑亚岛上一个小公社名为库迈的，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期在意大利今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希腊殖民地，也称为库迈。此地距离罗马不足200公里，它是希腊文明输入拉丁地区的前哨。史料证明，公元前6世纪伊达拉里亚（Eiruria）统治拉丁地区以前，梯伯河以南完全处于希腊文明影响之下，而现在通用的拉丁字母表，基本上就是卡尔西斯的希腊字母表（当时希腊各地文字极不统一），有一点变化，但变化很小。紧邻库迈的凯彭尼昂（Campanion）地区，有些公社的希腊化十分彻底，以致后来的古物收藏家把罗拉（No1a）、阿贝拉（Abe-lla）和法利逊（Falisan）等城市，看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卡尔西斯的城市。这是罗马文明渊源于希腊文明的强有力的具体证据，城邦罗马的政制是从希腊城邦学来的，从这里也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
    　　
    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的僭主政治
    　　
    　　第一类型诸国，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未受多里安人征服，埃吉纳是多里安人移居的小岛，都没有被征服人民苗裔的农奴。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是多里安人征服迈锡尼的旧壤，被征服人民世世代代是多里安人的农奴。这几个小邦猛烈发展工商业，还大规模移民海外，完全可以想象，那里非贵族的自由民中会出现因工商业致富的暴发户，然而政权掌握在贵族手里，他们是被排挤在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守旧的土地贵族会因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刺激起对财富的贪欲，加紧对农奴的剥削，引起农奴的反抗，而人力的不足又会加强农奴反对运动的势头。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愈来愈和各阶级力量的对比相脱节，群众普遍骚动造成了某些野心家乘时崛起的机会。他们提出能够满足渴望政治变革的平民要求的政治纲领，结集一批平民武力推翻贵族，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然后像君主一样（虽然往往不称“王”，而用终身执政官，独裁将军之类的称号）一人独揽政权。然而，他们当政期间，却能够实行有利于平民和农奴的政策，和某些合乎时势需要的政治经济的变革。
    　　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之风最初也是从小亚细亚传过来的，而且，早期的僭主和晚期的即伯罗奔尼撒战后的僭主，在性质上和所起的历史作用上又有很大的区别，下一章，我们对此还拟作一些比较系统的说明。这里只想介绍一下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僭主政治的约略经过。这三个城邦，僭主夺取政权最早的是西息温。西息温和麦加拉原有称为“泥腿子”、“穿羊皮的”、“拿棍子的”农奴阶级，大概是被征服的多里安人，古代作家把它们比之于斯巴达的黑劳士。西息温僭主奥萨哥拉（Ortbagoras）出身贫贱，他上台后解放了这些农奴，对多里安人则加以侮辱，对他们的三个部族给以牧猪奴（Hyatae）、牧驴奴（Oneatae）、牧豚奴（Choireatae）等侮辱性的名称，并把非多里安人的部族名称改为“万民之主”（Archel- oi），这些名称居然沿用了200年。科林斯僭主居柏塞卢（Cypselus）兴起以前，贵族巴枯氏（Baechlads）氏族执政，他们首创西向殖民，公元前8世纪末，科林斯执掌希腊的海上霸权。公元前7世纪初，阿尔哥斯的裴登王兴起，科林斯发生内讧，公元前664年，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发生海战，统治集团威望大降，居柏塞卢取代了贵族政权。居柏塞卢本身也属于统治的巴枯氏氏族，他和继位的儿子泊利安德（Periander）（希腊七贤之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农奴，提高工商业的地位，改革货币制度，大力造船，开凿运河，修筑道路，奖励科学艺术等等，使居勃来底斯（Cypleids）朝的科林斯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第一流国家，和米利都的僭主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甚至和埃及的法老王都维持着友好的亲戚的关系。这些僭主政权最多不过持续三代，旋即被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所取代。然而即使代替它的政治制度，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还应称作“贵族政制”，古代的秩序是再也恢复不过来的了，一切改革基本上都保持了下来，其中属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农奴平民上升成为公民、有成文法典的公布等等，从此以后，执政者即使是贵族，也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选出的议事会负责了。
    　　工商业城邦卡尔西斯，虽然没有被征服人民后代的农奴，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僭主。
    　　
    斯巴达和拉凯戴孟同盟
    　　
    　　也是多里安人国家的斯巴达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斯巴达在多里安人征服时期占领了拉哥尼亚地区，在伯罗奔尼撒岛南部欧罗达（Eurotus）河谷平原，土地肥美，然而，没有良好的海港，所以，它从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入侵之初，征服者和当地居民关系如何，史料缺乏，难有定论，也许拉哥尼亚周围的“边区居民”就是最后被征服者的苗裔。他们是自由民，然而不是斯巴达的公民，他们有自己的市邑，在这些市邑中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但他们无权参与斯巴达军政大计。他们要向斯巴达国家交纳贡赋，他们的市邑有时驻有斯巴达的军队，有斯巴达派来的监督，修昔底德所介绍的锡西拉岛的状况（参看修普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97页。——编者注），也许可以代表一般边区居民和斯巴达的关系。拿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来比拟，边区居民是斯巴达的“藩属”。这种关系是不是征服初期就这样确定下来的？中间有什么变化？在美塞尼亚（Messenia）征服之前，斯巴达人是不是自己耕种他那一份土地的自由农民，我们都不知道。
    　　公元前8世纪，正好科林斯陶瓶盛销希腊世界，西去的航路开通，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上多里安人的殖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海上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猛烈发展的时候，斯巴达征服了它的邻邦，希腊人的国家（多半是公元前11世纪乡里安人征服时代剩下来未被征服的迈锡尼故国）美塞尼亚，当地居民全被沦为农奴，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黑劳士（Helots）。这个名词也许起源于美塞尼亚的一个城市黑劳士（Helos，见于荷马《伊利亚特》的船舶目录）。这次征服之后，斯巴达夺得了拉哥尼亚以外另一片广大富饶的农业地区，这片地方面积几乎和拉哥尼亚一样大。二三个世纪之内，斯巴达曾经沉溺于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以致特尔裴（Delphia）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武战士（关于阿尔哥斯当时的武功，见下文）同列为希腊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现存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抒情诗《少女之歌》残篇，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斯巴达贵族家庭中少女生活之美。地下发掘所得文物，证明这个时代有出身小亚细亚的诗人居留在斯巴达并创作了优美的诗歌，地下发掘证明这个时代斯巴达还有自己生产的精美的陶器。所有这些，都和当时希腊先进的文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
    　　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繁荣”，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残酷的剥削引起反抗，公元前7世纪中期，美塞尼亚发生了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斯巴达人用全力来扑灭这次革命。所谓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历时20多年，传统说，战争期间如此之长，动员规模如此之大，斯巴达的男丁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区居民“私通”生下来的“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这些私生子被斯巴达人驱逐出去，移居意大利南部的塔林顿（Tarentum）。
    　　长期残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美塞尼亚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余的被征服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可是这一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从此，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则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严峻的军营生活要求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秩序，斯巴达人从此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
    　　这就是传统所称道的来库古（Lycurgus）的立法。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末，大约和雅典的库隆暴动同时。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etra）规定，斯巴达公民家庭新生的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Apothetae）。强健的可能长成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Agele）里，从事体育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议、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依照斯巴达人的分地被规定10人至15人一组，向公民交纳实物贡赋——大麦、猪肉、酒和油。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Syssitia），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一套恒常防卫农奴“叛乱”的制度，使得斯巴达的重装步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的、以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倪达部下300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因患病得李奥倪达允许离军，一人闻警返阵战死，一人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后来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VII，229—231）。
    　　斯巴达的两个王统率国军（在征伐时由二王中的一王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执行某些祭礼。斯巴达的最高政治机关是长老议事会，长老是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斯巴达氏族中选举出来的。公民大会另选出五个监察委员，后来监察委员发展成为超乎议事会之上的寡头机关，他们陪同国王出征，监视王的行动；他们负责征募国军，决定一切政策，后来又掌握司法裁判权。不过监察委员还得对公民大会负责，宣战媾和等重大决定，要由公民大会通过。塞尔格耶夫说：“斯巴达的宪法，对斯巴达公民来说是民主制的，但是对附庸民族来说就是寡头制的”。（《古希腊史》，第162页）
    　　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就不到6000人了。军队以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为主力，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人力不足，有黑劳士参加重装步兵，有一次，在美塞尼亚形势十分不稳的状况下，监察委员佯称要解放参战有功的黑劳士2000人，让他们戴上花冠参加祭典，同时暗中组织青年公民发动一次“特务行动”，这2000人从此就不知所终了。
    　　这次“特务行动”终究是非常措施。以黑劳士的身份而论，他们要交纳实物贡税，但他们有自己的家计；他们分属于各个公民；然而他们不能被出卖；不象“买来的奴隶”那样是“会说话的工具”，显然他们是农奴。对此国内史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后面还准备专门加以讨论。
    　　
    拉觊戴孟同盟
    　　
    　　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使得它成为按古希腊标准而言的领土十分广阔的国家，这已经是希腊本土政治上一种“集团化”，然而它还没有从此停止下来。
    　　斯巴达于征服美塞尼亚之后，曾想继续兼并它的邻邦，公元前6世纪前半，斯巴达进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亚，尤其觊觎特格阿（Tegea）这块富饶的平原，战争持续了30年（约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没有成功。当领导战争的两个王死了，新王即位时，变兼并政策为“强迫结盟”政策。又经过一、二次战役，特格阿同意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进犯的危机已经隐约可见，斯巴达有意识地扩大他的结盟政策，开始是阿卡狄亚，其他城市陆续加盟，成立拉凯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称是“拉凯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凯戴孟是斯巴达的别称），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也陆续加入。这是一个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全部，除阿尔哥斯和亚该亚（Achaea，半岛北面濒临科林斯湾的一个狭长地区）而外，诸国全部参加在这个同盟之内。加盟诸国对盟主不负担贡赋，仅在战时结成联军，联军的统帅属于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半岛历史上一直是希腊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中心，这个地区通过同盟的道路结成集团，使得它在波斯进犯面前自然而然成为抵抗运动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见第六章）
    　　
    斯巴达兼并政策的失败
    　　
    　　同属多里安人国家的科林斯地峡诸邦，采取发展工商业，对外殖民，解放农奴的路线。僭主伯利安德（居柏塞卢之子）在位的时候，科林斯的经济文化冠绝一时，是雅典以前希腊最强大的海军国家，它对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城邦，则几乎从头到尾一直保持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而斯巴达则在整个希腊世界忙于对外的殖民扩张和建立一种新的高度文明的时候，征服邻近的希腊人国家，并且为了镇压反抗的被征服人民使他们翻不了身起见，建立了当时的希腊世界所没有的、也是后代一切国家所未见的严峻的秩序——所谓“严峻”，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方面而言都是适合的——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它的公民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它的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它的平等主义的公餐制度等等，博得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柏拉图的《理想国》所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以斯巴达为其原型。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秩序并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其军事威力建立起的斯巴达帝国，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诱惑，败坏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累败于忒拜同盟名将埃帕梅农达斯之手，美塞尼亚获得解放，阿卡狄亚诸邦脱离拉凯戴孟同盟。斯巴达国内秩序败坏以后，虽有阿吉斯四世（Agis IV，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奥米尼三世（CleomenesIII，公元前235—212 年）等王屡谋改革，还是一事无成。斯巴达和它的严峻秩序和希腊诸城邦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斯巴达的历史中，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很有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她一度实行兼并政策，而且征服了美塞尼亚却又半途而废，改为实行同盟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有人以希腊人爱好自由，为维护国家独立而战不怕牺牲来解释。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然而仅此一端，也还不足以解释此种现象。吕底亚王国进犯小亚细亚诸城邦，许多城邦旋即纳贡称臣；波斯军进犯希腊，希腊本土北部、中部诸国都屈服了，还派兵参加进犯的波斯军。屈服的希腊城邦固然没有沦为郡县，至少是从独立国家贬低到了藩属的地位，可见希腊诸邦在强大的军力面前并不是永不屈服的。问题是：斯巴达之对美塞尼亚和波斯之对希腊诸邦所要求的条件不一样——后者以对方降为藩属为满足，前者则彻底摧毁被征服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不加利用，又不去提高这些国家原来被统治的平民的地位，从中吸收力量使之为征服者所用，或者进一步使之成为征服者统治阶层中的组成因素，虽然决不是占重要地位的因素。斯巴达对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似乎是一律加以奴役，并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来一种森严的等级界限，世世代代不得逾越，从而征服者的统治阶级自身也必须世世代代处在永久的警惕之中，这和帝国主义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对所统治各民族“兼收并蓄”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政策，在一次征服中作出了范例以后，自然会使它的第二次征服对象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兼并政策也就再也行不通了。
    　　斯巴达在政治上还有另一种传统，即坚定地维护立宪主义的贵族政体，它对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样感到厌恶。它的这种传统政策，使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摧毁了进入它的“帝国”范围一切城邦的民主政体，到处树立亲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事情，在公元前6世纪，它促成了科林斯地峡诸邦推翻僭主政体，对雅典的僭主政体的倾覆，也尽了一臂之力。大略经过，后面还要扼要介绍。
    　　
    特萨利亚
    　　
    　　特萨利亚是希腊本土集团化的另一个例子。它的社会结构类似斯巴达，其政体则和斯巴达迥然不同。
    　　特萨利亚拥有希腊本土最广阔的平原，它的领土面积约十倍于雅典，居统治地位的特萨利亚人，是多里安入侵时期武力侵入的一支西北希腊部族，当地居民是操爱奥里斯方言的迈锡尼旧民，征服者在语言上被当地居民同化了，然而他们是特萨利亚的贵族。
    　　当地居民，一部分移居海外，一部分退入平原周围的山区，以后成为特萨利亚的“边区居民”，他们享有的自由，比斯巴达的边区居民要多一些。留居平原的被征服者沦为农奴，称为“珀涅斯泰”（Penas tae），其地位和斯巴达的黑劳士相同，不过所受监视要轻微一些。
    　　征服者在特萨利亚平原周边山麓或平原中央丘陵上筑成城堡，统治周围被征服的农奴，和纳贡的边区居民。每一个城堡有一个巴西琉斯，各自独立称王，不相统属。公元前7世纪以后，王政消失，代之而兴的贵族，虽然还不时发生内讧，居然以政治家风度合作起来组成了特萨利亚“联邦”。联邦制度细节没有资料可凭，大体上是分布于特萨利亚的无数小城市分别联合成为四个瑞士自治州（Canton）那样的地区联合组织，每个州设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利机构，称为Tetarch，这四个“州”又联合产生一个特萨利亚的“联邦政府”，称为Koinon，首席行政官称为Tagus，，是不限资格地从诸城市中互选出来。“州”的Tetarch 和联邦的Tagus 的职能主要是军事上的，各城市各别独立治理它的内政。自治州的Tetarchs 是常设机构，Tagus看来唯有在紧急情况下才选举出来统率“联邦”军队。所谓“内政”，其实也十分简单。因为特萨利亚除农奴制土地贵族而外没有什么工商业，独立的自由小农人数也少。镇压农奴（“珀涅斯泰”）和边区居民的反叛显然是建立“州”和“联邦”机构的主要目的，不过在有了这些机构之后，特萨利亚的军威也曾在不同时期震慑过它的邻邦。
    　　特萨利亚的政治权力似乎基本上限于贵族，贵族又并非集合居住于一个城市，而是分散据有各自的小城市和城堡的。它的重要的城市有拉利萨（Larissa）和克拉龙（Cranon）。它的军队是贵族的骑士军，在马蹬没有发明以前（马蹬的利用，无论在中国或欧洲，都已经在中世纪了。没有马蹬的骑兵，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骑兵，威力在于“骑射”，不能作马上白刃战，所以抵不过带甲、持盾、持矛集团作战的”重装步兵”。），骑士在重装步兵面前不是决胜的兵种。它长期来一直处于领有农奴的贵族的专政之下，内部等级森严，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后期），某些特萨利亚城市的分居平民（Demos）还不许涉足于政治集合场所。所以，这个希腊本土领土最广的“大国”，在希腊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大，波斯军侵入的时候，它首举降旗，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特萨利亚的骑兵是亚历山大远征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来特萨利亚确实是一个领土国家而不是一个城邦。它的政制的某些方面确实受到了城邦的影响，例如王政的消失，贵族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内部的某种民主惯例等等。不仅如此，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资料，特萨利亚的主要城市拉利萨后来也有城市公民和城市公民民选行政官员的制度，这大概已是比较晚期的现象。拉利萨和克拉龙二城实际上从来是广阔的特萨利亚领土国家的政治中心，是特萨利亚各地贵族所组成联邦的都城，而不是以其本身为主体的“城市国家”。一个联邦的都城的城市管理采取某种“城市自治”的形式，而不像我国的历代皇朝把都城的城市管理交给帝国的官吏（如清代的“九门提督”），在后世的西方诸国是常例。历史地说，这是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特萨利亚的拉利萨市的制度，也许是这种现象的第一个例子。
    　　
    雅典的统一运动
    　　
    　　后来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兴起的时间比科林斯、斯巴达都晚，留下来的史料较多，研究的也比较详细，它的演变为城邦的过程比较典型，分别在本章与次章加以介绍。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然而在古希腊的条件下，这已是有内陆纵深的一个地区了。它分割成为几个小平原（马拉松平原、埃琉西斯Eleusis平原和雅典平原）和几个山区，最南端的劳里翁（Laurium）山区在古典时期有著名的银矿。后期迈锡尼时代，阿提卡密布着小巴西琉斯的城堡，其中雅典和埃琉西斯长期间彼此敌对，筑着长城互相防卫。这个地区成为希腊最杰出的城邦，第一个步骤是历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Synoe Klsmos）。
    　　统一运动的实质是阿提卡境内各独立城市（或城堡）全部撤消其独立性，把分散的政治权力集中到雅典一个城市中来。传统把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归功于有勇有谋的提秀斯王（Theseus，参看普鲁塔克：《提秀斯传》），后来史家则对之作了比较切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所谓统一运动实际是雅典以外各城市（或城堡）的贵族集中住到雅典城来，组成阿提卡的贵族议事会，统治整个阿提卡地区，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开始是少数几个城堡的贵族集中雅典，向雅典集中的城堡逐步增加，最后与雅典长期敌对的埃琉西斯也合并进来，统一运动才告完成。多里安人入侵时代，阿提卡地区始终未被侵入，这已为史家所公认，据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多里安人入侵也促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运动。古希腊史家斯特累波（Strabo）说，雅典王梅朗淑（Melanthos）之子科德罗斯（Codrus）在抵御多里安人入侵的战争中阵亡（参看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29页译注）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阿提卡陆上邻邦西面是麦加拉，属多里安集团；北面是彼奥提亚，属爱奥里斯集团；历来和雅典都不友好，阿提卡境内诸城合并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形势促成的。有的史家还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最后完成之时，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看来是有相当理由的。
    　　初期雅典的政制，塞尔格耶夫介绍如下：
    　　
    　　“数百年来，统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统治权，是属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的王权绝迹了。据传说，雅典最后一个巴西琉斯是科德罗斯。王权消灭之后，雅典的首脑便是从‘贵族后裔’选出来的执政者，即所谓‘执政官’（Archons）。初时，执政官的任期是终身的，后来就10年改选一次，及后每年改选一次。初时，只选一个执政官，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便有‘执政官九人团’的组织——（一）首席执政官（即正式的执政官），初时掌握大权，但后来权力也受限制；（二）祭仪执政官（即巴西琉斯），主要是尽祭司的职责，兼处理有关宗教崇拜的审判事宜，（三）军事执政官（即元帅），是雅典国民军的领袖，兼司邦交大事；（四）其余六个司法执政官，乃是法律的维护者，兼各种审判委员会的主席。执政官是尽社会义务而不受报酬的。……任职期满以后，执政官便入‘元老院’（Areopago-s），即国家最高议事会……”（《古希腊史》，第174—175页）
    　　
    　　看来，这和我们在小亚细亚殖民城邦所见到的贵族寡头政制是完全一样的。这时候的公民（Polite，即“城邦的人”）看来仅限于集中住在城内的特权贵族，住在“村场”（Demos，此字为希腊语民主政治Democraey的语根，并参见次章介绍雅典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立法一节）内的平民恐怕是不算在“城邦的人”（Polite，公民）的范围之内的。
    　　雅典虽号称为最初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如米利都、埃弗塞斯等的母邦，然而初期殖民过去之后，它就不再去创建什么殖民城邦，而且，直到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以前，它的工商业也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阿提卡本来是比较广阔的一个地区，此时的雅典基本上是务农的，比之同时代的科林斯，卡尔西斯（Chalcis）诸邦的迅猛的对外殖民而言，它的人口外流似乎也是微不足道的。贵族的阶级统治，人口的日益增加，必然导致贵族对平民剥削的日益加重，这就是库隆暴动和梭伦改制的背景。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不多、人力保持于国内，也是后来雅典得以成为抗击波斯进犯的骨干力量的原因。
    　　雅典走上统一运动和贵族统治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海外殖民城邦的影响，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毫未提到，近代有些史家论述它的原因的时候，往往归之于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多里安人入侵以后漫长的数百年间，雅典经济毫无疑问会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直到统一运动完成，贵族统治确立之时，雅典还是一个产粮的农业国家，而不是园圃的农业国家，它虽有优良的海港，但它的海外贸易还不及一个小岛埃吉纳，它的陶器工业远未发展，当时优美的科林斯瓶还在称霸希腊世界，所以它的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得自经济发展的，当远较科林斯、卡尔西斯等城为微弱。另一方面，雅典号称伊奥利亚诸海外城邦的母邦，它跟那些城邦的交往应该是比较密切的，所以，有理由推测，雅典的贵族从海外殖民城邦当政的贵族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新型国家的知识，阿提卡境内诸小城邦的贵族共同抵御外族入侵的要求，加上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的相互作用，使得雅典还在变成工业和商业的城市以前就组成了一个单一城市领导周围比较广阔农村地区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个城邦的务农的平民，初期还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伦（Solon）改革以前，这些平民的处境是贫困而悲惨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引起了骚乱暴动，出现了立法者和僭主，当人民群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簪主统治的时候，就形成了希腊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因为这个过程在希腊各邦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当在次章内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它的经济力量逐渐超过了科林斯和卡尔西斯，而在民主政体下，它又拥有为数较多的务农的公民，得以召募一支较大的公民军，这又是雅典军事威力的来源。希腊本土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这几个因素，它之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
    　　
    阿尔哥斯和克里特
    　　
    　　阿尔哥斯（Argos）占有迈锡尼时代的王畿（阿加米农本人的王国），它最初在多里安人诸邦中占有领袖地位。多里安人征服之初，它还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传统还说，那个时候存在过一个阿尔哥斯“帝国”。公元前8世纪中期，阿尔哥斯的霸权衰落了，公元前7世纪阿尔哥斯在斐登王统治下武功很盛，打败过斯巴达和雅典，实行过币制改革。亚里士多德说斐登“起初为王而终于做了僭主”，大概他在国内实行过个人的专制统治。这个传统的部族王国以后也成了“主权在民”的城邦，它国内除阿尔哥斯这个城市而外，还有阿欣（Asine）、太林斯（Tiryns）等重要城市。各城市间的关系如何，已经难于稽考了。
    　　阿尔哥斯东南有特洛真（Trozen）、赫尔米温（Henmione），埃彼道鲁斯等小国，濒临阿尔哥斯湾或萨洛尼克湾，面积不大，都是科林斯类型的单一城市的城邦，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克里特岛为多里安人占领后很快分别建成40个城邦，据说后来还达到过100个。
    　　
    彼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
    　　
    　　公元前4世纪一度掌握希腊霸权的彼奥提亚（Boeotia），位居希腊中部，南邻阿提卡，以土壤肥沃著名。迈锡尼时代彼奥提亚已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建有某些迈锡尼统治下的小王国的城堡，后来的提佛、奥科美那斯等城市大概就是在它们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时代的彼奥提亚传统说是入侵者的旧裔，但是假如确实有过外族征服的话，征服也没有留下什么严格的阶级界限，按照著名的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诗作来看，自耕的自由农民在公元前8世纪就居于主要地位了。彼奥提亚的王政消灭得很早，希西阿诗中的巴西琉斯，有的史家认为也许指的是贵族。彼奥提亚原先有许多独立的小公社，它们之间很早就有同族性质的联合，还有泛彼奥提亚的宗教庆典，又因为那是希腊本土的四战之地，古典时代多次战争都会战于它境内，这种容易遭到外敌入侵的环境，促使它趋向于合并成为一个联盟。组织联盟的盟主是提佛城，为了组成彼奥提亚联盟，提佛城还对某些城市进行过战争，公元前550年，除奥科美那斯和布拉的（Plataea）两城外都加入了联盟，几十年以后这两个城市也加盟了。联盟的政治机构称彼奥塔斯（Boeotarth），加盟城邦各自保持独立。
    　　位居彼奥提亚之东，南临科林斯湾的福西斯（Phocis），地域不大，居民分散于20个左右的小市邑中，希腊世界的宗教中心特尔斐神庙就在它境内。公元前590年，福西斯的两个市邑为了神庙周围一块土地发生了争吵，特萨利亚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干预、占领了福西斯，许多希腊城邦联合起来驱逐特萨利亚人，福西斯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前，福西斯各市邑之间本来就有部族性质的联合，战争中发展成为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按其性质而言，也可以称之为福西斯联盟，不过加盟的小市邑独立性不强，未必具有独立城邦的性质，所以福西斯国家，其实是自治的市邑联合组成的领土国家。
    　　洛克里斯（Locris）邻近福西斯和彼奥提亚，它以奥布斯（Opus）城为中心，经过雅典那样的统一运动建成为城邦。
    　　
    农村地区的建城运动
    　　
    　　以上列举诸城邦，多数由旧时城堡发展成为人民聚居的城市和城邦。本土城邦的最后一种类型，是原来的农村地区建立城市，发展成为城邦，这可以称为建城运动，阿德科克称之为“狭义的统一运动”。他说：　　
    　　“这里那里的诸村落的共同体，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放弃村庄合居一处。这个过程是狭义的‘统一运动’，我们知道这种统一运动在东部阿卡狄亚（Arcadia）怎样在起作用的。东部阿卡狄亚分为两个村居共同体的集群，每一个集群原来都拥有一个筑城的避难所，北集群的称为城（POlis），南集群称为堡（The Fort）。也许因为害怕斯巴达人的侵略，南集群联合起来组成了特格阿（Tegea）城邦，不久，北集群就组成了曼底涅亚（Mantinea）城邦。曼底涅亚统一运动的理由在于害怕南邻的军事力量，这个理由因渴望控制平原北部的水源又加强了一层。由于同样的原因赫赖亚（Heraeans）由于伊利斯人（Elis，伯罗奔厄撒酋北的乡里安人城邦）愈来愈厉害的侵略倾向被迫建立了赫赖亚城邦（亦在阿卡狄亚境内）。只要密迩别的城邦，无疑就能触动村居的共同体起而模仿，希腊西北部（指阿开那尼亚Acarnania、埃托利亚Aetolia）诸城邦，看来是从那里出现一系列科林斯的殖民地以后，才陆续形成的”。（《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古代希腊晚期，亚历山大征服以后的希腊主义时代，兴起了亚该亚同盟（以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濒临科林斯湾的亚该亚为中心），埃托利亚（在中都希腊的西侧）同盟。这两个地区都是山区，古典时期，它们都是落后地区。当滨海的先进的工商业城邦已经经过了奴隶制经济的极盛时代，因内部激烈的阶级矛盾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的时候，自由农民居主导地位的这些山区，于是建立城市，组成同盟，起而占有希腊本土的支配地位。不过那时已是罗马征服的前夜，希腊人在政治军事上不久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近邻同盟
    　　
    　　希腊本土的“统一运动”或“同盟运动”，从来都是局部的，全希腊的组织全是宗教性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近邻同盟”。
    　　近邻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The League of Neighbours）以特尔斐（Delphi）神庙为中心。特尔斐神庙祀奉阿波罗（Apallo），神庙的渊源很古，可以追溯到亚该亚人来到希腊的时候，后来成为希腊三个人种集团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共同的宗教中心，特尔斐的阿波罗神谕甚至为“蛮邦君主”（如吕底亚、埃及）所信任。近邻同盟原是围绕温泉关附近地母（Demeter）神庙而设立的邻近诸邦的同盟，不清楚同盟的起源和其目标如何，反正它要求加盟诸邦在发生战争时不得切断对方的水源，不得毁灭对方的市邑。鉴于其称为“近邻”，究竟最初的加盟诸邦，在兹帕尔克俄斯（Sperchus）河上和塞费苏斯（Cephisus）河上游诸共同体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是可疑的。不过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同盟包括了北部和中部希腊的全部人民，其中有特萨利亚的四个“州”，有福西斯人、彼奥提亚人、洛克里斯人、多里斯的多里安人（残留在中部希腊的多里安人小邦），优卑亚的伊奥利亚人和历史上仅见名称没有史料参考的三个小邦多利普（Dolepes）、马里（malians）、伊纳斯（Aenians）人。不久发生了所谓第一次神圣战争，特尔斐神庙原由克利塞（Crisa，属福西斯的一个小共同体）管理，战争的结果，神庙归近邻同盟保护。近邻同盟的年会也移到特尔斐来召开。此时特萨利亚在近邻同盟中占绝对优势，福西斯也处于特萨利亚的军事占领之下。后来各邦协力驱逐特萨利亚占领军，近邻同盟的成员随之扩大，雅典、斯巴达、西息温等都成为加盟国家。扩大的近邻同盟此后还在特尔斐主办“皮提翁庆节”（Pythium Festival），有音乐竞赛，后来又增设体育竞赛，这大大提高了特尔斐神庙的地位，使它成为团结希腊人的中心地点。近邻同盟则逐渐从宗教性的联合，转为政治性的国际性的联合。这决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希腊世界各主权国家通过这个同盟发生了集体性的相互接触，有助于发展出一些国际惯例而已。
    　　
    奥林匹克庆节
    　　
    　　另一个纯粹宗教性的“奥林匹克庆节”更负盛名，现代的国际奥运会自称是继承了它的传统的。庆节每4年一次，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会早在公元前776年举行，它由伊利斯主办，最初参加的不过是近旁少数几个国家，以后逐渐扩大，到历史时代，即使很少参与希腊世界政治事务的远方诸邦，如黑海和“远西”，也都热心参加那里的竞走、角斗、战车竞赛等运动。竞赛的胜利者获得桂冠或橄榄冠，且有立像的权利，所属城邦亦引以为荣。诗人与雄辩家也参加奥林匹克赛会，公元前4世纪，显赫一时的西西里叙拉古（Syracuse）僭主自炫诗才，派人在奥林匹克赛会上朗诵他的诗作，竞备受讥嘲。为了保证赛会的举行，希腊诸国协定，赛会期间交战中诸国一律要停战若干天。这种盛大的庆节，显然大大促进了希腊的统一的文化的形成，加强希腊民族的团结，事实上它是希腊世界中主权国家的城邦制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对后来的历史事变是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的。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一节　总述

    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的形成
    　　
    　　公元前8—6世纪，希腊世界发主了剧烈的变化。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这200年间，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及本土出发，殖民于东西南北。古典时代以本土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腊世界，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腊人的这个大移民运动，一方面在移民区域碰到了激烈的竞争者和对手，一方面又是东方的内陆帝国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军事进犯的结果，所以，大移民固然是希腊人的海外扩张，其中一部分人民属于“避难移民”的性质。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希腊本土结束了多里安人入侵的漫长数百年间的“黑暗时代”。本土诸邦，在此期间城邦化了，也集团化了，加以从东面来的外敌侵犯，“黑暗时代”曾经是希腊文明中心的小亚细亚，现在丧失了它的中心地位。希腊文明和希腊历史事变的中心，在此期间移回到了本土，虽然雅典中心地位的确立，还在希波战争之后。以上两个方面，前两章已经多方面涉及，然而未作系统的介绍。本章第二节，将就国际环境、大移民、海外城邦；第三节，将对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的状况，作比较系统的介绍。由于希腊史的多中心的特点，以上介绍与前两章虽有不少重复之处，看起来还是节省不了的。
    　　
    希腊世界的经济变革
    　　
    　　大移民与本土的城邦化及集团化所形成的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是由无数自治自给的蕞尔小邦组成的。各个区域的外部条件各不相同，每一个区域的各城邦的内部状况和历史演变过程也会不相同，但这个时期的有些变革，特别在经济方面，是共通于整个希腊世界的。
    　　希腊人殖民于东西南北，每一个海外殖民地和本土的所有国家，固然各按当地的资源交通条件和它们自己的历史传统，经营多种多样的经济生活，但是，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腊的海上文明的特色。
    　　
    　　“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殖民地靠近海洋，而且只有靠着海洋才能和它们的母邦往来。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它们本身的存在，都需要有强大的船队。远在雅典掌握希腊诸海的霸权以前，科林斯、优卑亚的卡尔西斯、米利都、佛西亚、罗陀斯、叙拉古、塔林顿（Tarentum，意大利南端）和马赛，便都已有强大的商业舰队和武装舰队。”（杜丹，p.29）（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又产生巨大影响。它使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为商品货币经济；使海外和本土原先的工商业城邦，由于粮食和原料供给方便，而得以不受限制地扩大它们的工商业。同时，也使某些“单一经济”的殖民城邦，扩大多种经营，力谋自给自足。雅典本以粮作农业为主，大移民中及其后逐渐发展起来更加适合于其土壤条件（丘陵、沙地）的葡萄、橄榄、果园与其他园圃农业，粮食逐渐取给于进口。由于输出油和酒需要容器，因此它又迅速发展起陶器业，不久它的陶器就超过了科林斯。米利都、科林斯、卡尔西斯等老早就是工商业城邦，粮食原料供给充分了，使它们工商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与此相反，有些殖民地建立之初，虽不过是一个商站，但因周围农业资源丰富，当它的人口因新移民的到来而日益增多时，就兼营农业。后来，它们逐渐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于是对母邦的依赖日益减少，并成了独立的城邦，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经济的迅猛发展，促成了贵金属铸币的应用。贵金属铸币的应用，反过来又影响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希腊人用贵金属条块为交换媒介，为时已久，但当时的交换媒介，除贵金属条块而外，还兼用牲畜、铜斧、铁块、铜制三脚架之类的实物，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究竟还受到一定限制。公元前8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开始用天然的琥珀金（金银合金）制成铸币，伊奥利亚诸城邦米利都、佛西亚、埃弗塞斯继起仿制，不久，裴登王统治下的阿尔哥斯，萨洛尼克湾上的埃吉纳、优卑亚（Euboea）和雅典也自铸货币。铸币材料，改用成色较高的金或银。（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金币：只有战国时代的楚，才有加上官方印记的小金块，称为郢爰。这是成色一致，但重量未必一致的金块，未必就是贵金属铸币。我国的古钱币都是铜（有时是铁）铸的刀、斧，或“孔方兄”。用银元宝已经很晚了，银元是近代从西班牙输入的。战国时代有贵金属铸币的萌芽，秦汉以后从未发展起来，这显然是商鞅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种打制了某种固定图像，成色重量一致的小圆片，既便利了商品交换，本身又是代表一般意义的财富。连同弥漫于希腊世界的迅猛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贵族阶级寡头专政面临的新形势
    　　
    　　我们由前一章知道，公元前8世纪初期前后，无论海外或本土诸邦，政权大体上掌握在贵族阶级手里，政制是寡头专政。以小亚细亚诸邦而言，各邦执政的贵族阶级奠定了自治自给城邦的基础，发展了对外移民，然而这些成就是在相对的和平状态下获得的，现在他们面临了强大的外敌侵犯的威胁，历史记录似乎显示他们对付这种威胁是无能的。“西方希腊”也有同样的迹象。就整个希腊世界而言，一切城邦在迅猛的经济发展面前，一般都出现了下述的社会与政治新形势，保守的贵族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利害的考虑，更显得无法应付。
    　　一、新的致富的机会和贵金属铸币的使用所促成的金钱贪欲，刺激了许多人作各种各样的冒险，或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同时也出现了贵族以外的工商业的富裕阶层，而他们是被摒除于政权之外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阶级实际力量的对比之间，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日益加剧。
    　　二、经济发展和海外移民都造成了人力的不足，使得土地贵族难于掌握他们支配之下的人手。另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贵族的金钱贪欲，从而使他们加深了对平民群众的剥削。梭伦改革以前雅典的状况，可以引为典型。
    　　
    　　“（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按：史家均释为须交农产品收获5/6的分成佃农），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末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亚里上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 年版［下同〕，第4—5页）
    　　
    　　三、古代希腊以奴隶制著名，然而希腊的奴隶制起源于买来的奴隶（战俘，从蛮族那里贩买来的奴隶），并非起源于希腊社会内部的债务奴役。此时希腊诸诚邦的平民群众，是大移民和经济扩张所不可缺的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上引雅典的严重情况，必定会引起社会骚动，引起暴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就不可避免了。
    　　
    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与一致性
    　　
    　　以上所说的是一般情况。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于是兴起僭主，推翻贵族，解放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亚，扩大了农奴的数量，加强对农奴的镇压，为此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和斯巴达无缘的。再进一步，科林斯等邦的僭主政治，在斯巴达干涉下被推翻，建成了主权在民的政体，然而斯巴达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数百年间保持不变。又如本土特萨利亚四周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它影响微弱。它的政制虽然也因外部变化而有所变化，实质上一仍旧贯。
    　　与此相反，多数海外城邦处在猛烈的经济变革的漩涡中心，又有外敌的侵犯，不能不发生剧烈的政治震荡。然而东方希腊和西方希腊所碰到的外敌力量强弱悬殊，从而小亚细亚诸城邦出现了波斯儿皇帝性质的僭主，西西里则出现了战胜迦太基人的西西里帝国。
    　　以上是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但除少数例外（斯巴达、特萨利亚在希腊史上确属例外），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也有其一致性。公元前8至6世纪这一段时间，各邦都处在大移民造成的经济环境之中，各邦都处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之下。海外城邦在此期间，有的直接受到侵犯，有的与敌方发生了战争。本土诸邦，显然也已经感到波斯入侵的威胁。用历史眼光来看，本土诸邦此时期内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不少应付迫在眉睫的事变的因素。而且，此时期内许多城邦出现僭主政体，继以推翻僭主，实行民主，又显出历史过程的某种一致性，虽然这个过程并非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要推迟到下一个世纪。有许多城邦没有出现僭主，而出现了立法者，有一些没有发生这类政治震荡，“和平”地进入民主政体。从整个希腊世界的历史来看，其间是可以找到某种规律的线索的。
    　　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经过僭主政体，或经过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过渡到民主政体，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本章第三、四两节将对此略加介绍与探讨。

    第二节　国际环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与波斯帝国的征服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初期移民的二次移民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均参见第三章），当时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家，那里的希腊诸城邦得以自由自在的扩展，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紧邻伊奥利亚的内地兴起了吕底亚王国，王都在萨第斯（Sardis），距海滨不过80公里。在基格斯（Gyges）篡夺吕底亚王位以前，这个王国似乎力量不大，还不足以威胁希腊诸城邦。公元前8世纪，正是米利都开辟黑海航路，小亚细亚诸邦对外移民和海上贸易猛烈发展的时代。公元前8世纪末或7世纪初，基格斯篡位，篡位后他立即进犯米利都和士麦拿，并攻陷了科罗封，显然并未久占就退出了。下一个吕底亚王阿底斯（Ardys）又进攻米利都，攻陷普赖伊尼（Priene），也未久占。公元前652年蛮族西墨里安（Cimmerians）进犯吕底亚，攻陷王都萨第斯，吕底亚一时衰落，若干年间无力进犯伊奥利亚希腊城邦。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米地两王国灭亡，并瓜分了它的领地。吕底亚再度强盛，它的国王阿耶特斯（Alyattes）曾东犯米地王国。不久两国联姻和好。阿那特斯全力西犯，攻陷了士麦拿（Smyrna），把它夷为平地（这是小亚细亚希腊人殖民城市被毁灭的仅有的例子，这个城市大概到亚历山大征服后才恢复起来），进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和米利都（Miletus），并和米利部进行了长达11年的战争，此时正值米利都著名僭主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在位的时候。米利都以坚壁清野的方法抵抗进犯，并依靠海上运输维持城市的供给。阿耶特斯久战无功，罢兵议和，希罗多德说此后“两个国家成了密友和联盟”。约公元前560年，吕底亚王克劳苏斯（Croesus）继位，更加积极进攻小亚细亚诸希腊殖民城邦，在他统治期间把北中南大陆海滨的全部希腊城邦都降服了，降服的条件大概相当宽大，只要纳贡称臣就行，不干涉城邦的自治。这些城邦降服后，因能更加不受阻碍地和内陆贸易，似乎也安于这种环境。
    　　然而吕底亚的极盛时代，不过是昙花一现。东边的波斯在居鲁士统治下不过几年就征服了米地王国，并继续西进灭亡了吕底亚，俘虏了克劳苏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又从吕底亚的藩属转为波斯帝国的藩属，以下的事变就紧接着希波战争史了。
    　　
    小亚细亚希腊人的避难移民
    　　
    　　吕底亚王国长期来与希腊城邦时战时和，在和平时期似乎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埃弗塞斯的一个僭主还是吕底亚王的女婿。降服了小亚细亚全部希腊城邦的吕底亚末代国王克劳苏斯王廷，是希腊人常去访问之地。传说，雅典梭伦离职后曾到过萨第斯（Sardis）。波斯征服吕底亚后，对转而藩属它的希腊城邦虽有宽容，也怀疑忌。当时的波斯王廷有希腊人的宠臣，希腊名医德摩斯底斯（Democedes）曾为波斯大王的御医，波斯用兵时要依靠希腊人提供海上力量。但波斯属下的海滨城市，除希腊而外，还有腓尼基（西顿、推罗）。希腊、排尼基之间的海上竞争，竟然也表现为两方在波斯王廷中的争宠。
    　　小亚细亚诸城邦对吕底亚和波斯的先后降服，对它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似乎还没有极其严重的影响，这是希腊人甘心纳贡称臣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有一些希腊城邦，或某些城邦中的一部分希腊人，宁愿移居他处，不愿屈居藩属地位。克拉左美奈人有些避难雅典，把那里的陶画新风格带到了雅典，帮助雅典发展了陶业。佛西亚于吕底亚侵入时（公元前600年）大群人扬帆西去，建立了“远西”的马萨利亚（Massilia，即今马赛）殖民地，不久，马萨利亚移民于科西嘉（Corsica）岛上，当波斯王居鲁士征服时，又有一群佛西亚人避居科西嘉殖民地。罗陀斯岛希腊人建杰拉（Gela）城于西西里岛上，奈达斯（Cnidus）人跑到埃及去当雇佣兵。提奥斯（Teos）则全城人都上了船，船到色雷斯海岸建立了阿布提拉（Abdera）城（哲学家德摩克利特Democritus 的故乡），另有一部分人移居黑海北岸。诸如此类的避难移民，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大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黑海、色雷斯及西方新殖民地的建立，甚至希腊本土有些城邦工艺技术和文化的提高，都从中汲取了力量。
    　　
    僭主政体之盛行于小亚细亚
    　　
    　　公元前7世纪起，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开始出现僭主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有米利都的司拉绪布卢（约公元前625年）和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公元前6世纪后期），但是累斯博斯（Lasbos）岛上米提利尼（Mitylene）城邦的僭主和埃弗塞斯的僭主，则比司拉绪布卢还要早得多。这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群众开放。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以小亚细亚的特殊环境来说，吕底亚王基格斯弑君篡位，显然为希腊人僭主政体做出了范例。公元前7世纪末，司拉绪布卢在米利都的僭政时期，长期抗击吕底亚王国的进犯，这表明了司拉绪布卢具有特出的军事才能，抗击外敌进犯的成功，显然是他得以僭窃国政的原因；公元前6世纪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的抗击波斯进犯，也属于同一原因。但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臣服于波斯的时期，各城邦又大体上都有亲波斯人的僭主。这些僭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金人侵宋后在中原建立的儿皇帝，很难说他们起过什么历史进步作用了。
    　　除了个人专政的僭主而外，米提利尼（Mitylene）还有著名的彼塔卡斯（Pittacus，希腊七贤之一，梭伦的同时代人），推翻僭政，担任民选调解官（Aesymnetes，艾修尼德）凡十年，终使米提利尼从僭主政体顺利地过渡到民主政治。僭主、民选调解官和立法者这类现象，都不见于我国历史，又在雅典史上前后出现，使雅典成为希腊诸邦政治变革中的完整典型。
    　　
    黑海两岸的希腊殖民地城邦
    　　
    　　黑海西端，今达达尼尔、博斯普鲁两海峡两侧，马尔马拉海上诸希腊人殖民城邦，波斯进犯时都纳贡称臣，和小亚细亚其他城邦无异，东面，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土耳其境内，现仍保持旧名），特拉布松（Trapezus，土耳其境内，现仍保持旧名），更东，有高加索境内的法西斯（Phasls）、底阿斯可里何斯（Dioscorias），因为地点偏辟，似乎没有臣服于波斯，它们一向和米利都维持繁盛的海上贸易，输出麻、木材、铁等原料。黑海北岸南俄海滨，以刻赤海峡上旁提卡彭（Panticapaeum）为首的星罗棋布于大河入海口上的一批希腊人城邦，不仅未受波斯征服的影响，甚至后来的罗马也没有直接征服其地。它们向米利都等小亚细亚工商业城邦，后来更向雅典输出南俄草原上斯切仃斯（Schytians）的粮食，也是希腊的诸种工业品和橄榄油、葡萄酒的重要市场。这些贸易大大促进了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地方的希腊人，也许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避难移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他们一直保持了伊奥利亚甚至迈锡尼的古风。饶有兴趣的是，雅典盛期市内警察是国家奴隶，称为斯基泰人或称弓手。也许南俄草原上诸城邦，后来和希腊各地之间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奴隶贸易。
    　　南俄希腊人殖民地在希腊世界中处在最边远的地方，它们的文化因袭“英雄时代”的古风，对希腊文明无所贡献。19世纪末期起，俄国学者在那里作了精细的考古发掘，现在史学界所知该地状况，很大部分是考古研究的成果。[克里米亚（Cremia）诸城市从前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他们称之为刻索尼苏斯（Chersonese），后来是密司里达提帝国（Mithridate Empire）的首都所在地；再后落入罗马手里，划归拜占庭，到了拜占庭查士丁尼（Justinian〕时代，它们成了重要的贸易地点。9世纪基辅和诺夫果罗德（Novgorod）为瑞典人占领，1204年那里的贸易又丢给威尼斯（Venice）。1261年，热那亚人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了那里的贸易。]
    　　黑海南岸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先后成为希腊主义诸王国和罗马的重要支撑点。其中如锡诺普，后来是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的陆上终点，特拉布松曾经是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毁灭以后，一个力图挣扎的短命的希腊帝国的中心。两地（都在土耳其境内）迄今还保持古来的地名。
    　　黑海南北两岸的希腊城邦的政制，大体随希腊世界的霸权所属，时而民主，时而寡头。其中显得十分特别的，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旁提卡彭它集合附近希腊城邦建立了“博斯福鲁王国”，王国所属臣民有大批希腊化的斯基泰人，王权有时也属于希腊化的斯基泰贵族。这种情形，在后来亚历山大征服所建立的东方诸王国中是常例。
    　　
    色雷斯
    　　
    　　爱琴海北边色雷斯海滨，今属希腊，但古代希腊的北界在奥林匹亚山，色雷斯及其西边内陆的马其顿还是蛮族地区，马其顿居民人种语言和希腊人接近。这个地方的移民，始于公元前8世纪，优卑亚岛上卡尔西斯移殖于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半岛，百年之后，科林斯在该地建立了波提底亚（Potidea）。卡尔息狄斯半岛迤西地区，与吕底亚、波斯先后侵犯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的时候，小亚细亚希腊人移殖于此，提奥斯人建立阿布提拉即其一例（见前）。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带也已密布了希腊殖民地。
    　　希腊人在该地移民，没有碰到本地居民的严重抵抗，希腊殖民地对马其顿、色雷斯的开化，起过相当的作用。这些殖民城邦并不处在海上交通要道，商业不十分发达，务农人口占相当比例。卡尔息狄斯半岛多森林，附近有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这是殖民地的重大富源。它们的政治生活似乎比较正常，文化发达，阿布提拉是德摩克利特的故乡，斯塔基拉斯（Stagirus）是亚里士多德的故乡。但整个色雷斯地区处在波斯军进犯希腊本土的行军路上，希波战争期间它们受到严重损失，也不得不屈服于波斯轭下。公元前马其顿王国勃兴，它们首先被吞并，并且成为马其顿威力的一个重大因素。
    　　
    埃及和希腊人在塞勒尼的殖民
    　　
    　　希腊本土南方的国际环境，又不同于它的东方。
    　　亚该亚人在公元前14、13世纪，曾扩张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滨，后来面临埃及、腓尼基、以色列和亚述帝国的遏阻，终致失败，从此这里是希腊人进不去的地方（已见第二、三、四各章）。公元前8世纪起，南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曾经是克里特文明渊源之地的埃及王国，此时已经极度衰落。公元前10世纪起，它先后被西面的利比亚人和南面的努比亚人所征服，建立了征服者的王朝。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一度征服埃及，公元前665年萨米提卡斯（Psammeticlius）依靠铜装人（穿铜甲的伊奥利亚和加里亚雇佣兵）的援助，建立了赛斯王朝（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事实上米利都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就在埃及设有设防的商站，以后还建立了巨大繁荣的希腊人殖民地诺克拉斯。公元前7至6世纪希腊雇佣兵一直是埃及王朝的重要军事因素，希腊人的雇佣兵和商业利益两者是互相支持的。约公元前630年，塞拉（Thera，西克拉底斯Cyclades的一个岛）人和克里特人之殖民于塞勒尼（今利比亚之绿山区）显然是希腊人在埃及的扩张的继续。
    　　赛斯王朝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所征服，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希腊人在埃及的活动发生了障碍，繁荣的诺克拉底逐渐湮灭了。塞勒尼殖民地继续存在了下去，但是它的经济与政治，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希腊城邦的面貌。塞勒尼最初的希腊殖民者中没有妇女，他们的殖民受到利比亚人的欢迎，他们普遍娶利比亚妇女为妻。50年后，塞勒尼人邀请各地希腊人移居到他们那里去，应邀前去的是克里特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各邦的人，不久新来者和原居民发生龃龉，于是建立了新城邦贝尔卡（Barca）。那里袭用了当地人惯用的王政制度，但是一种适合于希腊人习惯的“立宪王政”。后来当朝国王实行政变，废弃宪治，实行专制政治。波斯军征服埃及时，当地的专制国王利用波斯力量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并成了波斯的藩属。
    　　
    伊达拉里亚人和“大希腊”
    　　
    　　希腊人在西方的殖民，也有严重的竞争对手。在意大利半岛上，对手是伊达拉里亚（Etruria）人，在西西里岛上和“远西”，对手是腓尼基人的迦太基帝国。地中海欧非两侧的当地居民，在公元前7至6世纪相对说来还很落后，不足以阻挡希腊人的殖民。
    　　希腊人称意大利南部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这是因为那里山川壮丽，平原宽阔，比希腊本部、中部及南端被海湾山岭分割成为彼此隔离的狭小地区，以及爱琴海上诸岛屿，气派远为宏大之故。这些地方的殖民城邦有克洛吞（Croton）、西巴里斯（Sybaris）、洛克里（Locri）、利吉姆（Rhegium）、厄利亚（E1ea），以及最北面的丘米（Cunlae）、那不勒斯（Naples，古名Neopolis）等。然而，丘米以北，希腊人又为伊达拉里亚人所阻，一直要到阿尔卑斯山（Alps）外，才有希腊人的“远西”殖民地马萨利亚移去的尼斯（Nice）、摩纳哥（Monoco，，今法意边境）等城邦。
    　　伊达拉里亚人是公元前10世纪移居到意大利梯伯河以北地区的，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之间，伊达拉里亚人的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北起阿尔卑斯山麓，南迄今那不勒斯都在它们统治或影响之下，直到公元前5世纪，它才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它完全崩溃了。罗马文化受到伊达拉里亚的强烈影响，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城是伊达拉里亚人建立的。伊达拉里亚人是从哪里移到意大利的，从古希腊时代起直到现在止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大体可以断定他们来自小亚细亚沿岸，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相信他们是从基格斯（Gyges）以前的吕底亚去的。他们殖民意大利早于希腊人，传统还认为希腊人面向殖民之所以较晚，是因为伊达拉里亚人的阻挡，直到希腊人的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能力足以克服这种阻力，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殖民才得以开始。
    　　公元前6世纪后期，希腊城邦丘米和伊达拉里亚人发生过战争，领导丘米人作战的亚里斯托德摩斯（AristodemS）战后成为丘米的僭主。早期罗马的国王塔魁尼阿斯（Tarquinius）被废黜后曾避居他的宫廷。西巴里斯也出现过僭主，洛里克则有过最古的立法者宙留古斯（Zslencus）的活动。
    　　
    腓尼基和迦太基
    　　
    　　腓尼基人很早建立他们的城市王国拜布罗斯（Byblus）、息敦（Sidon）、泰尔（Tyre，今黎巴嫩）。早在公元前16世纪，他们就殖民于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上诸岛屿，当时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盛期，他们在东地中海的活动似偏重于海上商业，或作短期的黄金开采，没有作什么永久性的殖民。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积极向西地中海扩张，公元前12世纪，腓尼基人的船舶最初在西地中海出现。杜丹说：
    　　
    　　“他们在往西班牙矿区的途中，需要沿着非洲海岸的停靠港口；他们在这些港口无疑开始了与土人最初的交易，而且这些港口后来变成了经常的‘商站’，即真正的殖民地。根据传说，最早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从东往西，为大雷普提斯（LeptisMagna，今名雷布达）、哈德卢密塔姆（Hadrumetum，今名苏撒）、乌提卡（Utica）、希波?提阿尔希托斯（Hippo Diarhytos，今名比塞大）和希波?利基乌斯（Hippo Regius 今名波那），并且当时在赫拉克里斯双柱（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在丹古尔之南拉拉士（Larash）附近已建立了利克莎斯（Lixus）。同时，泰尔人和西顿人又在马尔太岛，西西里岛南端，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加的斯，获得了立足之地。”（《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中译本，第150—151页）
    　　
    　　腓尼基人在西方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城市是迦太基（今突尼斯首都旧址），建城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末。当泰尔、西顿先后藩属于亚述帝国、迦勒底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而衰落的时候，迦太基起来在整个西方保护腓尼基人，所有西地中海的腓尼基殖民地或者自愿，或者通过征服和强迫，先后归属于迦太基，结集成为强大的迦太基帝国。其时在公元前6世纪，并且也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迦太基的霸权，大概首先建立于非洲沿海，次及于西班牙及科西嘉、撒丁尼亚（Sardinia）两岛，最后才到西西里岛上和希腊人争霸。
    　　
    塞勒尼、乌萨利亚和阿拉利亚
    　　
    　　克里特岛和塞拉岛上的希腊人殖民于利比亚的塞勒尼（Cyrene）时间为公元前630年。塞勒尼殖民地建立后不久，即向西作二次殖民，正值迦太基兴起初期，沿非洲海岸向东推进，结果两方面都停止于原地，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佛西亚，于公元前600年之前，殖民于西班牙地中海滨南端的门拉卡（Maelanaca，今马拉加Malaga 两侧）和西班牙一个盛产银子的古王国塔提苏斯（Tartessus）通商。这个地方深入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大约在阿拉利亚战后（见后）被毁灭了。佛西亚人殖民于马萨利亚（Massilla，今法国马赛）是公元前600年的事情，这里离腓尼基迦太基在西班牙南部的传统势力范围很远，加以当时迦太基人势力微弱，无力干涉。公元前560年，佛西亚人又殖民于科西嘉岛上的阿拉利亚（A1alia），此时小亚细亚希腊人避波斯侵犯纷纷西移，传说普赖伊尼（Priene）城邦的比阿斯（Blas，希腊七贤之一）曾建议希腊人集体移居撒丁尼亚。科西嘉岛离意大利北中部伊达拉里亚人地区很近，希腊人在两岛上势力扩大，对腓尼基人的商路是很大的威胁，加以公元前6世纪中期，正是迦太基强国兴起之时，公元前535年，佛西亚舰队与迦太基伊达拉里亚联合舰队战于科西嘉的阿拉利亚，佛西亚人自诩胜利，但放弃阿拉利亚，而且从此以后，希腊人再也不涉足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两岛了。
    　　阿拉利亚战后不久，佛西亚的殖民地马萨利亚和迦太基海战获胜，战后订立了一个确切的条约，条约也许以西班牙地中海上的纳奥角划分双方“势力范围”，此后长期间双方相安无事。马萨利亚二次殖民所建立的城邦，最东有今法意边境的尼斯和摩纳哥，最西南有西班牙境内的伊波利亚（Emporiae）和罗德（Rhode），移民大概不少来自小亚细亚。
    　　
    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殖民城邦和希腊人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上的长期冲突
    　　
    　　希腊人移民西西里岛，始于公元前8世纪，最早的有科林斯移民的叙拉古，麦加拉的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leae，见前章）和纳克素斯岛移殖的同名城邦，公元前8世纪至7世纪，希腊人在该岛上移民盛行，建立了矰克利（Zancle）、利吉姆、林地尼（Leontini）、卡塔拉（Catana）、迈利（Mglae）、机拉（Gela）、希米拉（Himera）、卡斯门尼（Ca8nlenae）等殖民城市。也许当时腓尼基人已经涉足于西西里岛，但当时泰尔衰落，迦太基尚未兴起，希腊人没有碰到什么抵抗，当时的腓尼基人被赶到该岛的西北角，到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在那里有三个殖民城市：摩提亚（Motya）、帕诏马斯（Panormus）、索罗斯（Solus）。公元前580年，希腊人殖民于阿克累加斯（Acragas）的时候，发生了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的第一次冲突，腓尼基人帮助当地土著厄力密亚人（Elymians）抵抗希腊殖民者，希腊移民（来自小亚细亚南端的奈达斯和罗陀斯岛）领袖彭达斯拉斯（Pentathlus）被杀。这还是迦太基人并未干预其事的小规模冲突。公元前6世纪后期，迦太基已是强盛的帝国，它出兵到西西里岛，征服该岛西北端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使之归属于它。从此以后，西西里岛成为希腊与迦太基长期争夺之地。公元前5世纪初，正当希腊本土抗击波斯进犯军的时候，以叙拉古为首的西西里希腊诸城邦和迦太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决战，希腊人获得了胜利。但斗争并未结束，公元前5及4世纪，西方希腊人与迦太基人间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斗争还延续到罗马时代，公元前3至2世纪发生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历时100多年的三次布匿（迦太基另一名称）战争（战争中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兄弟），其实是西方希腊和迦太基斗争的继续。
    　　
    西方希腊的形成
    　　
    　　希腊人殖民于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岛的失败，使西方的希腊殖民地集中于二个区域：（一）意大利南部，即所谓“大希腊”及西西里岛，虽然前者面对北面的伊达拉里亚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后者面对西南的迦太基人，但是因为它们不过相隔一个极其狭窄的墨西拿海峡，逐渐形成一个以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为首的一个集团；（二）马萨利亚及其东面两侧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它们和大希腊西西里集团之间陆上有伊达拉里亚人的阻隔，海上有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岛的阻隔，一直独立生存独立发展。以上两个集团，前者与希腊本土联系比较密切，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西西里帝国，是希腊世界三大霸权（雅典、斯巴达、西西里）之一。它的历史命运和东方希腊不同，因为亚历山大征服是向东的征服，大希腊西西里不受其影响。它们是罗马人所征服的希腊世界的第一批城邦，罗马人接受希腊文明，首先是通过它们的媒介与影响。马萨利亚集团孤悬“远西”，和希腊本部其他部分的历史事变的关系更为疏远，它列入罗马版图是在罗马征服高卢的时候，晚于东方希腊，也晚于“大希腊”和西西里。但是它存在于高卢（今法国）的地中海滨为期颇长，希腊文明通过它传播于高卢。罗马人征服高卢时，高卢南部归化罗马比高卢其他部分远为顺利，马萨利亚的传布希腊文明大概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西方希腊诸邦是“立法者”最早的活动舞台（见次章），这显然因为它们建立的初期（公元前8世纪中期及7世纪初期）恰当新潮流兴起的时候，传统的负担在那里又比古老城邦远为轻微。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当西西里诸希腊城邦开始和迦太基进行剧烈斗争的时候，西面里开始出现僭主政体。公元前5世纪初期，西西里一切城邦几乎都在僭主政体统治之下。僭主政体出现，除对外战争这个因素之外，内部阶级斗争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当时也有个别城邦选出立法者兼民选调解官，一时避免了僭主政体出现。但是大希腊与西西里诸希腊城邦的僭主倾向和“帝国倾向”远胜于东方。在5世纪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战争之前，已经通过征服，结成一个以叙拉古为首的“帝国”。战胜迦太基人，就是在这个“帝国”的首脑叙拉古僭主机伦（Gelon）领导之下取得的。希波战争以后，在当时希腊世界民主浪潮的影响下，大希腊与西西里诸城邦转为民主制度，以后西西里的叙拉古两度出现历史上著名的僭主岱奥尼素（Dionysius）和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在它被罗马灭亡的前夜，僭主亥厄兰（Hieron）已正式称王了。

    第三节　雅典民主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库隆暴动以前雅典的状况及其周围的环境
    　　
    　　公元前7世纪中期雅典的状况及其周围的环境，前章已有过简略的介绍，阿德科克以形象化的语言对此作了下述描绘：　　
    　　“在公元前7世纪的前半期，雅典是希腊的一个朦胧的角落。它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统一；埃琉西斯、马拉松（Marath0n），或修尼阿姆（Sunium）的农民，已经认为自己是雅典人了。存在着一个中央政府，当这个中央政府传话出去，要征召人们入伍作战，或者征集黄牛作祭神的牺牲，人们是服从的。政府是贵族的政府，阿提卡的农民把国家大事任凭他们的长上们去处理，他们自己埋头于种田，或者忙于学种橄榄树。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海上贸易。雅典人是下船出海的，因为海道比陆上道路好走，许多学者认为造船区（Naucrac1es，雅典的古老地方基层组织）是存在着小规模海军的证据，而雅典的狄斐隆（Diphlon）风格的陶瓶，常常显现出某种也许是雅典船舰警戒海盗的东西。雅典本身属于卡勒利亚（Calauria）近邻同盟，即萨洛尼克湾周围诸城的一个宗教同盟，但在它外航海路上，远处有埃吉纳岛这个妒忌的商人海岛，近处有本城望得到的萨拉米，现在在麦加拉人手里，他们和这个帕拉斯（Pal1as，是雅典娜女神的别称。雅典挪是雅典城的保护神）的城有邻邦的宿怨。确实，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足以出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威力足以赢得外面的市场。别的城邦已经从事于殖民的冒险，他们也获得了报酬。值得注意的雅典工业是陶器，但是它支配市场的日子还在后面，科林斯、西息温和卡尔西斯的陶器现在还掌握着豪华陶器的阵地。阿提卡较大部分的土地是瘠地，农民从那里难获一饱。好地多半分布在城市后面的平原上，绝大部分属于贵族，贵族的氏族名称成了这个区域许多地方的地名。贵族因拥有肥沃的土地，所以是富裕的，他们学习过某种辉煌的生括，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阿提卡陶瓶上对此的描绘，他们和绅士一样，把钱财消耗在希腊诸体育竞赛的庆节中的竞胜上，所以在奥林匹亚有时候听到雅典人的名字，在近邻诸邦的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存在着辉煌的僭主政体。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僭主宫廷中学会了对株守家园的阿提卡农民说来是陌生的各种各样的抱负的欲望。”
    　　
    　　总之，这时候雅典已经受到近在咫尺的科林斯等的影响，然而它的经济还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剧烈。所以公元前630年左右发生的库隆暴功，是一次在外部影响之下的尚不成熟的僭主政变。
    　　
    库隆暴动和德拉孔立法
    　　
    　　库隆出身贵族，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得过锦标（公元前640年），是麦加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女婿。库隆利用宙斯节日民众群集的时机，企图发动政变，夺取最高政权。暴动者有麦加拉的重装步兵，却没有雅典的平民，显然是特阿真尼想通过暴动把邻邦雅典置于他自己（麦加拉僭主）女婿统治之下。库隆一党夺得了卫城，民众并不热烈拥护，当政贵族却从四方征集人民来围攻卫城。围攻历时很久，四方人民不等围攻结束，便回去了。围攻中库隆和少数随从逃跑了，暴动者因缺粮议降，执政官阿克密尼德（Alcmaeonldae）氏族的麦加克利斯（Megacles）允许降者可以免死，结果却把托庇神坛的降者杀死了。（按古希腊风习，托庇神坛的人不能杀害，否则死者的血既沾污了土地，必定要被除；杀人者为罪责所沾污，这种罪责还延及后代。所以这次渎神罪使阿克密尼德世世代代“背上了黑锅”，这个氏族的后人长期间内是雅典的当政显要人物，伯里克理斯的母系就属于这个氏族，在政争中敌对的党派常据以攻击他们。）暴动以失败告终，为此雅典还和麦加拉之间发生了一次胜负未决的战争。
    　　库隆暴动虽有邻邦插手，它总反映了雅典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政的贵族阶级所能想到的是制订成文法典加以公布，藉以限制不法分子，所以有德拉孔法典的颁布（公元前621年）。德拉孔是当时的执政官之一，他的法典以对犯罪者严峻著称，唯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反对血族复仇制度，以及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关于故杀、非故杀和自卫杀人三者加以区别的惯例，作了成文的规定。多少世代以来，唯有贵族才懂得法律，唯有他们才能接近诸神，才能伸张神的正义，现在把贵族垄断的法律和审判职能公开出来，这也可以算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但是他的法律中关于整顿财产关系的部分，看起来着重于保障债权人（贵族高利贷者）的权利，于是加深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得库隆暴动以来的社会骚动更加激烈了。
    　　
    梭伦改革的背景
    　　
    　　雅典内部的动荡，基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债务奴役。前面引述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段话，说明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周围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城邦及其豪华的僭主宫廷影响之下，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而在贵金属铸币逐渐通行的条件下，最有效的剥削方式之一是高利货。雅典农民祖辈相传的那一份土地成了债务的抵押品。史家考证当时成为抵押品的土地事实上成为债权人所有，债务人只能保留一种出款赎回的权利。有的债务要以人身为担保，出现了农奴身份的“六一汉”，一种残酷的债务奴役制盛行起来了。库隆暴动到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雅典大概处于经济迅猛发展时期，雅典从麦加拉手里夺回了萨拉米，麦加拉的僭主政体垮台了，雅典商人开始到黑海、埃及和塞浦路斯去经商，这使得平民对于当时的国内秩序更加觉得不可忍受，而德拉孔的法典也许更加强了高利贷者和贵族的地位。现在真的有平民暴动和僭主出现的危险了，救治的办法是要找到一个“民选调解官”（Aesymenites）来调停对立的集团的利益，来解决“如何免除债务人的钱债，来重分土地，并根本改革现行的秩序”（普鲁塔克Plutracb，《梭伦传》）的问题。“雅典人和因雅典的伟大而所获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梭伦”（阿德科克语）。
    　　
    梭伦改革
    　　
    　　梭伦是贵族分子，以鼓动和领导对麦加拉的战争，夺回萨拉米闻名。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行官，并授权为仲裁者和立法者，并被视为“民选调解官”。梭伦就任以后，第一件重大的改革是“解负令”（Seisacktheia），拔除立在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作为债务抵押品的土地无偿归还原主，保障小块农地的水源；禁止人身奴役和买卖奴隶。因债务流落异邦的人，也都回来了。为了使“解负令”得以贯彻，也废除了与土地无关的工商业债务，但不禁止改革以后的工商业信用。其次是禁止输出谷物，准许输出橄榄油到国外，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与园圃经营，这是当时有条件输入粮食后改变阿提卡农业经济结构的带根本性的措施。后来又公布遗产自由，禁止奢侈，限制葬礼的浪费和铺张。这和孔丘提倡的厚葬和“三年之丧”恰成对照。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承认私有财产，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这使得人们放手创办企业，推动了经济活动。
    　　梭伦为了发展雅典的手工业（我们记得，此时正是科林斯陶瓶独霸市场的时代），允许外邦人获得雅典的公民权。梭伦立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理，保持了德拉孔法典的规定。他的法典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从而使奴隶得到相对的人身安全。
    　　梭伦立法，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他的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分为富农（原称“五百斗级”）、骑士（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中农（原称为“双牛级”构成重装步兵）、贫民（构成轻装步兵，担负军中杂役）四级，全部有参加公民大会（Eccleeia）的权利。公民大会直接选出执政宫，和其他执政人员如司库和执行法庭判决的“十一人”等，这些公职只有最上层阶级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国家重要政务都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提给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工作则由新设立的“四百人议事会”担任。元老院的任务现在是保证国家法律不受破坏，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它的最初成员由梭伦选任，以后，凡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因为，他负责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它实际上执掌最高政权。元老院和议事会两者，梭伦比之为船上的两只锚。
    　　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的新制度。“Heliaea”的原意为集会，陪审法庭的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Assembly as A Court），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史家还认为，后来成为雅典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执政官在其任期终了时实行的政绩审查，是人民这种“参与审判”的权利的推广。
    　　
    梭伦改革的经济后果
    　　
    　　梭伦的“解负令”规定免除一切债务，并且竟得以和平实行，在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例子。梭伦当时的地位是民选调解官，亦即民选的独裁者，具有僭主那样的专政权力。也许因为当时高利贷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到了岌岌不可终日的程度，这个调停于敌对阶级之间的独裁者才得以使“解负令”贯彻下去。然而“解负令”并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贵族阶级祖传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贷收进的抵押土地仍归贵族所有，贵族阶级的优越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解负令”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措施。虽然如此，废除债务，连同其他的经济措施，如改革币制，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等，确实鼓励富裕阶级以其财富投入工商业，从而使无地人民获得就业于农业以外的职业的机会。他的限制谷物输出，鼓励橄榄油出口的政策，也推动小农发展集约经营的园圃农业。这些都说明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从此雅典处于“东方希腊”与“西方希腊”海道中心的优越地位，以及它的天然良港庇里犹斯（Plrealis）和法勒隆（Plialerum）日益发挥其作用，不久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所奠定的雅典的经济发展路线，不是传统的“分裂繁殖”路线，不是广泛殖民于海外，而是相反地保持了人力资源于国内，使纵横不过百里的一个小区域发展成为乡郊有小康的农业人口的大工商业城市，从历史观点说来，这无疑是很大的成功。
    　　
    梭伦改制的性质及其演变
    　　
    　　梭伦政制，以财产多寡区分公民为若干等级，最低一级的平民，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议事会成员，行政官员一律由选举方法产生，按照希腊的政治概念，这是一种金权政治（Timocracy），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Democracy）必须是平民占统治的政体，必须不论财产多寡都有资格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及行政官员，而其选任又必须用拈阄方法，这样全体公民才有可能全部有轮流任职为议事会成员或陪审法庭成员的机会，议事会成员有可能全都有成为议长委员会成员的机会。至于议长委员会，则每年由议事会改选若干次，每届任职若干天，主持全部政务。这样，在议事会全部任期内，又使所有议事会成员都有机会参加议长委员会主持政务。雅典采用这种制度，始于梭伦以后70年的克利斯提尼（C1eisthenes）时代。至于梭伦政制给平民的，则不过是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这种权利，充其量只能阻止上层阶级对平民的过分剥削，当上层阶级势力大时，甚至这种阻止作用也难完全达到，于是平民的权利就只剩下在那里发抒一些愤懑不平的感情而已。
    　　但是梭伦的金权政治对于当时的雅典还不失为一次革命。我们不能忘掉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状态。改革以后，贵族阶级固然还是当政的阶级，然而非贵族的富裕农民也成了当政阶级，从前实际上并无公民权利（不算做POlites——“城邦的人”即公民）的平民，现在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质的变革。
    　　梭伦公民资格中以“资”为根据的财产，原来仅限于土地财富，这是当时雅典社会的农业性质所决定的。稍后，工商业迅猛发展，计算财产资格时把非土地财富也包括在内，贵族权力进一步削弱。又因为计算标准改按货币不按实物，而物价则逐步高涨，结果雅典公民中因财产资格的限制而没有被选举权的逐步减少，终至寥寥可数。政制的这样逐步民主化，并非梭伦初意，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作为立法者的梭伦
    　　
    　　史家考证，梭伦立法并非全部都出于他的创造。梭伦曾经商海外，周游列国。“金权政治”制度，科罗封、伊奥利亚、库梅、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实行于雅典之前，基俄斯则新近实行民主政治，这些成例，大概是梭伦立法的来源。然而棱伦政制并不是拼凑这些成例的结果，而是针对雅典的现实情况所制订的制度，其间有周详审慎的判断，也有冒风险的创造，为希腊的城邦政制开辟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新路。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也唯有这个“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够把希腊世界推进到这个阶段。
    　　梭伦法典，在财产、继承，犯罪的惩罚等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所称道。它是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主义诸王国法典的楷模，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旧希腊地区，是罗马法的“竞争对手”。法典原文保存于雅典议事会堂，并在市场上立柱公布。从此以后，雅典进入“法律”统治，亦即希腊语所称为优鲁米亚（Eunomia）时代。斯巴达实行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ctta）时间略早于梭伦立法，历史上也称为优鲁米亚。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梭伦离职
    　　
    　　梭伦的改革，虽然调解了各敌对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发展了经济，一时形成了雅典社会的团结，积极参与了当时近邻同盟的纷争，加入近邻同盟，获得了同盟的投票权，但因贵族丧失太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无地平民没有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选调解官”，拥有大权，享有无上威望的梭伦，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的政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何况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希腊世界僭主政权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西息温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各邦到处是僭主盛行，优卑亚岛上著名的铜城拥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尔西斯也在僭主统治下，而且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建立僭政，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是，梭伦坚决不为所动。又鉴于贵族对他责难，平民对他不满，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叽嘲，他伫立海滨“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权，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像梭伦一样的“民选调解官”，有机会建立僭政，而自动放弃政权的，还有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伦都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雅典的党争
    　　
    　　梭伦离职后，雅典长时期陷入党争之中。当时雅典党派分为“平原派”，由据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海滨派”，以工匠商人为主；“山居派”，主要为无地少地的山属平民（饶有兴味的是，长时期中三派领袖都是著名氏族出身的贵族分子，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希波战后到伯罗奔尼撒战前的“伯里克理斯民主”时代）。这三派最初联合起来驱逐了企图僭窃政权的执政官达姆斯阿斯（Damasias，公元前580年），继以麦加拉重新夺取了萨拉米，发生了雅典与麦加拉的一次战争，一个贵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PeiSiStratus，普鲁塔克说他是梭伦的亲戚）在此次战争中立了战功，成为“山居派”的领袖（公元前570年）。他以诡计得到公民大会的同意，建立了一支50人的个人卫队，建立了僭政（公元前560年），平原派和海滨派立即联合起来把他赶下了台。大概他下台后还留在阿提卡，同年，他和海滨派结合起来恢复了僭政。三四年后他和海滨派分裂，僭政倾复，他被逐出雅典（公元前556年），由海滨派领袖麦加克利斯（Megac1es）当政。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住到色雷斯海滨的卡尔息狄斯（Cha1cidce）半岛（我们记得那里有许多希腊人的殖民城市）的西北，联合当地乡居人民建立了一个城市（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希腊城市安菲玻里Amphipolis），开发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积聚了一批财富，和马其顿王、提佛人（Thebans）、阿尔哥斯人（Argives）建立了良好关系，和纳克索斯岛的一个富有的冒险家里格达米斯（Lygdamis），一个想在纳克索斯岛建立僭政的野心家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支雇佣军。这个时期，雅典本国，因库隆暴动杀害暴动者被放逐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已经回国，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的第十年（公元前546年）得到优卑亚岛上爱勒特里亚的帮助，在那里集合了他的部队，并在阿尔哥斯1000名军队的帮助下，进军雅典。雅典“山居派”起为内应，雅典当局征集公民军起来抵抗，结果防军溃散，各自回家，敌党逃亡，庇色斯特拉托僭政于是确立，里格达米斯也成了纳克素斯的僭主。塞莫斯著名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是在庇色斯特拉托和里格达米斯帮助下才得以上台的。
    　　
    庇色斯特拉托僭政的性质
    　　
    　　据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庇色斯特拉托建立僭政的时候，梭伦已倦游归来，他全力反对僭政，他号召雅典人起来抵抗僭政，即在庇色斯特拉托势力已经巩固的时候，他还坚持这种立场，始终不渝。但是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实际上贯彻了梭伦立法的根本精神。“山居派”的土地要求，现在可以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来予以满足了，梭伦法典全部保存下去，梭伦创立的一切国家机构也照旧存在，不同的是，现在在全部机构之上高踞着一个权力无边的僭主，他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庇色斯特拉托和一般的僭主一样，不称王，他的正式职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表面上十分尊重“宪政”，他本人可以应元老院（执行最高法院职权）的传询到庭受审，自行辩护。他征收农产品的1/12或1/10的所得税，借此，他贷款给新获得土地的小农，加以在他统治下雅典有长期的和平，橄榄树普遍长成起来了。他组织“巡回审判”到村中去处理诉讼事宜，免得庄稼人浪费时间和精力上城诉讼。在他统治下，雅典油酒出口增加，陶器业发展起来了——不仅作为容器的粗陶，雅典的精美陶器开始代替科林斯、西息温占领了国外市场。他发展海外贸易，发展造船业，城市居民增加了。他从米提利尼手里夺得了黑海入口处的息基昂（Sigeum），借以保证黑海的粮食进口和油酒及工业品的市场，并委任他的非婚生子为那里的总督。附带说说，平原派的领袖庇色斯特拉托的政敌米太雅德（Miltiades）在息基昂对面欧洲一边的一个大半岛克索尼苏斯（Chersoneses 即构成达达尼尔海峡北侧的欧洲大陆的突出部分）上，建立了一个住有色雷西亚（Thracian）多龙西（Dolonci）人、并在希腊人保护下的小国家，米太雅德成为他们的僭主。这个贵族，后来在希波战争中回国参战，作出重大贡献。
    　　庇色斯特拉托统治下的雅典开始建设城市，从商业和租税得来的财产，用来兴办巨大的公共建筑物。
    　　公元前527年，在长期的和平统治之后，庇色斯特拉托病死，他的儿子继为膺主。后来的雅典人把庇色斯特拉托统治的20年看做太平盛世，确实雅典发达起来，强盛起来了。他的僭政是梭伦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客观上实现了棱伦立法中许多好东西，虽然僭主政治和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僭政倾复与克利斯提尼改革
    　　
    　　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不孚众望。公元前514年，发生了哈摩狄阿斯（Harnlodius）和阿利斯托斋吞（Aristogiton）刺死庇色斯特拉托次子希帕库斯（Hipparchus）的事件。这次刺死案件出于私仇，但是后来雅典人把这个首先起来打倒僭主政体的人尊为英雄。此事发生后，庇色斯特拉托长子希比亚（Hippias）还继续当政，然而心怀疑惧，戒备森严，大举迫害政敌。除他的雇佣兵外，不许雅典人拥有武装，成了真正的暴君。在国外，庇色斯特拉托在世时一贯实行的睦邻政策，也因国际局势的推移，和他的儿子们的举措失当而未能继续下去。此时波斯帝国已经臣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那里的僭主都是波斯帝国的儿皇帝，而希比亚却选中了拉姆普萨卡斯（Lampsacus）的僭主，波斯大王的宠臣为女婿，这表示他现在希望依靠波斯的力量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公元前510年，留居克索尼苏斯的阿克密尼德族人由麦加克利斯的儿子克利斯提尼率领，从彼奥提亚武装回国，然而未能成功。最后，斯巴达王克利奥密尼斯（Cleomenes）率领大军经麦加拉进入阿提卡，希比亚的雇佣军和他的同盟特萨利亚的骑兵败北，希比亚被逐围守雅典卫城，经过谈判，以不伤害他家被俘的子女为条件，他答应离雅典到息基昂。于是庇色斯特拉托朝的僭主政体结束，雅典政权归于克利斯提尼手中。
    　　克利斯提尼本身是雅典著名氏族的贵族，他的母亲是西息温著名僭主克利斯提尼的女儿，但是当时雅典贵族阶级的党“平原派”的领袖是伊萨哥拉斯（Isagoras）。僭主希比亚是由斯巴达的武力倾复的，斯巴达的政策，一贯是推倒僭主，建立贵族政体，这一次，他们也力拥伊萨哥拉斯上台。公元前508年伊萨哥拉斯果然当选为执政官，克利斯提尼一时失败了。但当伊萨哥拉斯要把僭主时期的公民名单进行审查，并将其中僭政时期获得公民权而显然并非贵族阶级的人洗刷出去的时候，克利斯提尼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这是两个贵族分子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必然要采取的策略，但是就是这种斗争，却反映了雅典社会的阶级斗争，而克利斯提尼是站在工匠商人和平民这一边的。
    　　克利斯提尼再度当政，并实行了他的著名改革。其间，斯巴达曾再度干涉，几经曲折，克利斯提尼在人民支持下击退了斯巴达的干涉军。伊萨哥拉斯随同斯巴达干涉军流亡国外，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顺利实施了，雅典民主进一步巩固了。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要点
    　　
    　　克利斯提尼在政制上的改革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根据地区原则划分阿提卡的基层组织。阿提卡被分成三个区域：（一）雅典城及其近郊；（二）内陆中央地带：（三）沿海地区。每个区域分为十个部分，名为三分区（Trittys）。三个区域的一个三分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并不是集合在一片毗连的地带的部落，而是跨三个区域的一种人为的集合，它唯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期间才得集合起来。这样的组织方法，既依地区原则打乱了氏族传统，又打破了从前的“山居派”、“海滨派”、“平原派”等按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结集成为党派的旧例。从此，以氏族为基础的贵族势力极大地消弱了，旧日党争据以划分的界线也不再存在，于是僭主复辟的依靠消弱了，雅典今后的政治派别的划分也要按照新的原则了。
    　　三分区之下的基层单位是“自治村社”（Demos），在农村地区是村落，在城市及近郊的当然按街坊划分。每个区域内的一个三分区，有的辖本区的一个村社，有的辖几个，所以全阿提克部落和三分区的数目一直保持不变，村社则逐渐增加，克利斯提尼时代有100个村社，300年后增为174个。村社是一种经济性的、行政性的、宗教性的、军事性的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单位。招募重装步队，和用抽签法选出陪审员，都在村社内举行。村社男丁，18岁由民选村长登记入公民和兵役名册，被认为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也有出席审判的权利。20岁起，他就是一个全权公民。
    　　二、克利斯提尼的议事会人数为500人，称500人议事会，以代替以前的400人议事会。议事会由每个部落选出50人组成。部落内代表人数则按村社大小分配。选举方法用抽签法，每个公民一生内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议事会选出议长委员会，共50人。这50人分为10个组，每组5人，每组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所以，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会成员都有一次成为主持政务的五议长之一。
    　　每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统率本部落征集的公民军，并组成一个“十将军委员会”统率全军。以后，雅典最高政权实际上操在“十将军委员会”手中。
    　　有资格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还限于公民中富农和骑士两级。在它以下的中农和贫民两级仍不得选任为议事会成员。
    　　三、陶片放逐法是克利斯提尼法典中最富特色的一种制度。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实行陶片放逐，换句话说，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自由，必须加以放逐的。假如指出了其人，就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每个人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数投票判决有罪的人，就要离开雅典，为期10年，但是他的财产不被没收，期满回来，他以前的一切权利也随之恢复。陶片放逐法表明当时雅典公民绝大多数人识字，能写。此法目的原在防止阴谋夺取政权的僭主政变，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希波战后，僭主政变的威协实际上不再存在，这个制度还维持了一个时期，不过那时已失其原意，成为党争的工具了。
    　　
    雅典民主的确立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为止，确实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棱伦、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这种制度，虽然中间还经历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雅典事实上已经丧失主权国家地位，沦为马其顿王国的附庸，以及后来被罗马征服，雅典沦为罗马统治下一个自治城市的时代，政制的某些方面还保持了下来。
    　　倘使我们回顾这种政制建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历数以下各点：（一）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二）德拉孔立法，贵族作出了某些让步，但那是属于贵族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企图；（三）在严重的阶级矛盾面前，雅典没有经历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伦这样一个民选调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观上起了贯彻棱伦改革的作用，从此以后，贵族阶级独占政权的那种旧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实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了下来，回顾这个过程时可以发现一种饶有兴趣的现象，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起了某种主导作用的人物，全属于贵族阶级，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几个贵族世家之间争夺政权的某种痕迹。不过这种现象，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识和政治经济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独占的。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向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政治的斗士，这是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其中某些人，如棱伦，具有伟大的人格，让“已经进网的鱼跑掉”，而不愿僭窃政权，则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
    　　
    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雅典民主确立于公元前6世纪之末，其间经过一个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时期。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时期，正是希腊世界诸国普遍为僭主所统治的时期——小亚细亚诸邦，大希腊与西西里、希腊本土科林斯，西息温、麦加拉、卡尔西斯等经济比较繁荣的诸邦亦然，唯有斯巴达保持古老的贵族政制原则，始终保持反对僭主。雅典推翻僭主，固然有斯巴达的帮助，但斯巴达指望雅典恢复贵族寡头专政。雅典则不仅维护了梭伦改革的原则，还向民主化方面继续跨出了一大步，为希腊诸邦做出了范例。克利斯提尼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希波战争。战后雅典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米利都、科林斯，在军事实力上超过了斯巴达，不仅后来雅典同盟加盟诸国奉它为盟主，它事实上还成为全希腊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成为各邦效法的榜样。例如，雅典政制中最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据考证，就有米利都、阿尔哥斯、叙拉古、麦加拉四国仿行。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各邦政制还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而且也变化多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说就搜集了150多个实例，作了比较研究写成的，现在我们读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到希腊政治的十分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大体说来，除早期和后期的僭主政治而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主权在民”与“轮番为治”总是它们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们说雅典民主的确立，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节　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

    　　希腊政制演变中的僭主、立法者与民选调解官都不见于我国古代，这些概念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本节对此分别略加解释。
    　　
    僭室——不合法的王
    　　
    　　希腊的僭主都不称王（巴西琉斯）。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他们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僭主一辞，希腊原文为“Tyrannos”，转为拉丁字的“Tyrant”，近代西方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是符合近代西方用法的。不过我国有些西方古代史的中译（如王以铸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把此辞还译为“暴君”，则与古代的意义不合。瓦德·吉里考释此辞来历及其意义，颇有助于我们的了解，转录如下：　　
    　　“‘Tyraanos’也许是一个吕底亚名词，基格斯（吕底亚美阿母乡德（Mermnadse）王朝的创业君主。他原是吕底亚旧的侍卫，串同王妃杀了旧王坎道列斯，僭位为王，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初。希罗多德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弑君篡位的故事，见I，7—13。）就是一个大Tyran-nos，是希腊僭主的榜样。这个名词从基格斯那里转用到伊奥利亚新上台的君主，诸如埃弗塞斯的米那斯（Melas），他的女婿司拉绪布卢，后来是米利都的大僭主。它从这里传播到（科林斯）地峡上诸城邦，然后又从那里传到西面……
    　　“‘Tyrannos’这个称号是新奇的，外来的，它确实并不表达什么污辱的意思，这个称号上之于诸神（ZensTyrannos，有“至尊的宇宙”的意思），在希罗（Hero）的Ionic中，它似乎和巴西琉斯完全是同义的。但是英雄时代以来巴西琉斯这个辞已经集合了敬畏之念，‘Tyrannos’则具有批判的、玩世不恭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史家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列为希腊的灿烂的古代，把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四五百年比拟为近代西方以前的黑暗的中世纪，把公元前7世纪继荷马、希西阿兴起的抒情诗时代比之为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的色彩，僭主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而不依靠已经确立下来的法律。他的权力来自环境，并非得自神授。环境或者意志变了，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他决没有忠顺的贵族阶级的基岩，也得不到这个阶级能够给予的社会认可和宗教的批准。”（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兴起》，第Ⅲ卷第22 章，The Growth of the Dorian state, by H.T. Wade-gery，ch.22，vol.Ⅲ，c.a.h.）
    　　
    　　这就是，僭主是事实上的王，然而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蕞尔小邦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虽然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或非宪政的政权僭窃者。“僭主”着重地译出了“Tyrant”一词中政权篡夺者的意思，使用这个译语，显然比使用“暴君“一词要妥善一些。
    　　
    僭主是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我国史家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非正统之争，都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
    　　开国帝王吹捧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不仅我国古代有，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中也有。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威行天下，希腊的知识分子纷纷尊他为神。罗马的凯撒，死后被祀为神，这是共和罗马转为帝国罗马必不可少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然而城邦希腊的专制君主却被称为僭主，永不能获得“神授王权”的尊荣，这是城邦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
    　　希腊城邦是一些蕞尔小邦，一个城市及郊区就是一个国家，它们不像广大的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都是他们所办不到的。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祐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
    　　希腊僭主，也有力图建成工业的，叙拉古三次出现大僭主，头两次的机伦（公元前5世纪前期）和岱奥尼素（公元前4世纪前期）都有战胜迦太基的武功，他们力图建成王业的手段，有依靠雇佣军臣属周围城邦，以及把附近希腊城市的居民迁到叙拉古以扩大该城，并在该城地势险要的一角，建设堡垒林立，警备森严的王宫。确实，假使不通过兼并把城邦转化为领土国家，蹂躏城邦制度中的战士－公民这个因素，用强力把它转化为臣民-雇佣军制度，假如不建立宏伟森严的王都及王宫，僭主永远转化不成为奉天承运的“王”。希腊史上，做到这一点的，除西西里而外，还有一个南俄的旁提卡彭。格拉脱说，两者有一个条件是相同的，即他们周围有希腊化或半希腊化的当地人民成为雇佣军的来源，这是那里僭主传统强烈，得以从僭主转成王业的原因。其他地方，无论是早期僭主还是晚期僭主，总不过是僭主而已。
    　　
    亚里士多德论僭主
    　　
    　　身为亚历山大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对王政是竭力加以美化的，对僭主则很不恭敬。他的《政治学》中，多处论到僭主，满是叽嘲的口吻，他说，有一种僭主政体是：　　
    　　“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第203页）　　
    　　他也纵论僭主的“僭术”：　　
    　　“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间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第155页）
    　　“（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第292页）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第294—295页）
    　　
    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利益的拥护者，他也激烈反对平民政权（他所称的“民主政体”），力主平民有权参与议事或审判的贵族政体，因为当政需要贤人，而唯有贵族才是贤人。既然如此，他当然不会懂得初期僭主在历史上还起过巨大的作用。
    　　公元前7至6世纪的僭主，史称为初期僭主，以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依靠雇佣军起家的军阀，僭窃政权的那些僭主，即所谓后期僭主，他们所处环境不同，所起作用各异，大体上矛头是针对民主政体的，西西里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公元前3世纪）即其一例。初期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于民的政策。上引瓦德·吉里文中所说，他们“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是说得很对的。因为如果平民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须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政，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是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希腊世界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
    　　上述这种历史过渡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小亚细亚诸邦作为吕底亚、波斯藩臣儿皇帝的那些僭主。那些城邦工商业一般比较发达，传统的负担较少，从贵族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理当较为顺利，而在外力干涉不到的地方，例如累斯博斯、米提利尼、基俄斯等岛屿，也确实是民主政体发源之地。吕底亚、波斯的进犯打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那里普遍出现了僭主，而且是儿皇帝式的僭主，这是和希腊本土的科林斯、雅典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些僭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采政治一般不能违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的常例。这样，上面所说僭主政体的历史过渡作用在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了的。但是“过渡作用”总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期，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又无例外地愈来愈陷于贪婪、残暴与无能，这是“城邦的人”——公民所忍受不了的。公元前5世纪初，小亚细亚藩属波斯的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事实上同时也是反对僭主统治的起义。希波战争的胜利，也使那些地方的僭主政体一扫而空了。
    　　
    民选调解官
    　　
    　　当城邦的阶级斗争激化，需要一个独裁者来调解敌对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希腊有过民选调解官（缪灵珠所译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中，译“Aesymnites”为“民选官”（第154页）或“民选调停官”（第182页），吴寿彭所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此词为“民选总裁”。）或民选独裁者的例子，雅典的梭伦，米提利厄的彼塔卡斯是著名的两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民选调解官“约略相当于公举的僭主，……这种统治职位有时及于终身，有时为时若干年，或以完成某些事业为期”。吴寿彭考证：　　
    　　“‘艾修尼德’（Aesymmites）这名称见于荷马《奥德赛》者为运动会中的裁判员，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者为库梅（Gyme）执政官的通称。这里所述具有特大权力的“民选总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和优卑亚古代……都曾有过，哈里加那苏（Halicarnassus）的狄欧尼修（Dionysuis）《罗马掌故》……说，希腊城邦的民选总裁和罗马的‘狄克推多制’（独裁制）相同，世人往往视为僭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0页译注）
    　　
    　　这里所说的类似僭主是指他们具有独裁权力，而不是指他们是“僭窃政权者”，因为他们既是民选的，就谈不上什么僭窃政权了。而且梭伦和彼塔卡斯两人有一切机会可以建立世袭的僭政，然而任期届满时都自动放下政权，更不类僭主行径。大征服以前，共和罗马时期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不止一次选出独裁官，当民主政制还富有生命力，兵制还是公民军的时候，这些独裁官也都任满离职，并未企图僭窃最高政权。所以，民选调解官和僭主一样，都是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史例的。
    　　
    僭主和民选调解官何以不见于我国古代
    　　
    　　然而，当我们说僭主或民选调解官是凌驾于两个敌对阶级之上的国家权力，它是城邦制度的产物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隐默地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城邦政治是一种阶级政治。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指在通常的不需要什么僭主或民选调解官的状态下，城邦政权掌握在利益互有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手里，而城邦的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法国两个拿破仑专制主义皇朝的分析，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于希腊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僭主，民选调解官之类的史例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一切专制主义的“东方”，那么，上述国家学说又应该如何具体应用于我国和“东方”？
    　　当然，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事实上，一方面皇朝残酷地剥削人民，成为人民利益的最大的敌对者，一方面，皇帝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又每日每时在产生出来新的贵族阶级，帮助皇帝剥削与统治。这样，皇朝政权及其官僚机构自己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一方，而又讳言阶级，严禁结党，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皇朝政权也就决不是什么凌驾于敌对诸阶级之上，不使各阶级之间胜负不决的斗争弄到两败俱伤，使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一切暂时现象了。
    　　
    立法者
    　　
    　　立法者（Law giver）在希腊史上有两种意义：一是编纂法典，使之成文化，并予以公布的政治家兼法学家，旧邦如雅典的德拉孔，新邦如建城不久的西西里的卡塔拉（Catana）请卡伦达斯（Charondas）为之立法。第二种是梭伦、来库古等实现了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权的执掌者。例如梭伦就在他“民选调解官”的任期内立了新法，改革了旧制，它们的历史意义，以前屡次说到，这里不再重复。
    　　立法者这个名词，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词，如孟德斯鸠、卢梭，这个名词在我国和僭主、民选调解官一样是陌生的。近人麦孟华（康有为的门生，见所著《商君评传》）说：“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于二千年上，其有足与来库古、梭伦相仿佛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拟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解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谋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的立法者，则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甚至斯巴达的来库古也不算例外。何以两者间有此差别，看起来，上面的解释也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

    第一节　概况

    　　城邦希腊的发展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腊人得以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西南北为其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时期愈早，这个条件愈充分，时期愈晚，困难愈大。由上章，我们已经知道，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人在东方首先是面临强大的吕底亚王国，以后又面临更强大的波斯帝国，以至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不得不作避难移民，或则屈服于吕底亚、波斯的统治。在西方，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和伊达拉里亚及迦太基之间移民竞争十分激烈。总的说来，公元前6纪世纪末，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经分割完毕，或者因为内陆强国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经没有建立的余地了。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到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定型，从此再也没有扩展，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演变，到此时也已最后形成，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个根基上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世界的扩张，决不是和平的扩张，进入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人更面临着对外战争的考验。其实，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崛起于东方以来，战争愈来愈不可避免。只是因为希腊的小亚细亚诸城迷恋于长期来经济发展和“分裂繁殖”的传统，又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当地人民混合，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意识比较浓厚，民族感情不甚强烈，一时竟然安于藩属波斯的处境。公元前5世纪后期，波斯在征服小亚细亚后继续南进，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伦，当时屈服于巴比伦的腓尼基诸邦（推罗，西顿等）随而成为波斯的藩属。公元前525年前后，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后，小亚细亚希腊诸邦处境愈来愈恶化。公元前5世纪初发生了伊奥利亚希腊诸邦反波斯起义，成为希波战争开始的信号。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间，希腊、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城邦希腊和希腊城邦制度在对波斯的长期斗争中经受了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城邦希腊发展到它的极盛时代。然而斗争最后结局却是波斯被希腊人征服了，城邦希腊也在斗争中消亡了。这200年的历史，显示了城邦制度的长处，也显示了它的致命弱点。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国人，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了这200年的历史以后，确实可以对城邦制度获得比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腊也面临强敌。公元前6世纪以后和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竞争殖民地盘的伊达拉里亚，在与公元前5世纪兴起的罗马的斗争中衰弱下去了，而罗马又要到公元前3世纪才得以完成意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腊”一时还没有北面来的威胁。但是公元前5世纪初的迦太基，经过国内剧烈的政治变革以后，建成了一个以雇佣军为基础的强大的海上帝国，正在波斯人积极西犯的时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国的力量组织大军登陆西西里，这就是和希波战争同时发生的希迦战争。和希波战争一样，希迦战争也持续了好几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腊”诸城邦，在长期战争的考验中所定的道路和“东方希腊”颇不相同。结果是，西方希腊对迦太基的战争由罗马接了过去，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征服了迦太基帝国，附带也征服了西方希腊。西方希腊的历史，也构成了城邦希腊消亡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希腊史，希腊罗马时代就留下了浩瀚的文献，该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后世所知史实颇为详细。我们现在打算把这200年间的历史压缩为一章，只能简略地提到一些演变的脉络，其间波澜壮阔的史实，中文文献也有不少可以参看，我们就力从简略了。

    第二节　希波战争

    伊奥利亚起义
    　　
    　　波斯征服吕底亚，先于它的征服巴比伦和埃及，已如前述。当时东方世界从事航海商业的，除希腊而外，唯有屈服于迦勒底巴比伦的腓尼基和到此为止还保持了独立的埃及，所以，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是初兴的波斯帝国唯一可以依靠的海上力量。加以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帝国政策，对于他所征服诸民族，在政治上允许某种程度的自治，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则是宽容的兼收并蓄的[居鲁士征克巴比伦后，允许被迦勒底巴比伦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故土，还允许他们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见《旧约·以斯拉记》，圣经官话译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鲁士）]，所以伊奥利亚藩属波斯初期，它们的经济发展大概没有受到什么严重影响，只不过各城都建立了亲波斯的僭主政权，中断了正常的政治演变过程而已。公元前540年及525年，波斯分别征服了巴比伦与埃及，从此波斯可以利用的海上力量增多了。尤其腓尼基诸邦拥有巨大的商业和武装舰队，一向是希腊海上贸易的敌人，两者同处波斯属下，大概还进行着一种向帝国争宠以扩大商业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不利于希腊人，这就造成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危机。希腊人民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傀儡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致爆发为公元前499年的伊奥利亚起义。
    　　起义经过，希罗多德给我们讲了许多娓娓动听的故事（见《历史》，第Ⅴ章第30—38、49—51、97—126页；第Ⅵ章第1—33页）。近代史家的严谨的批判，认为他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活动是不可凭信的。事变细节，这里概从省略。总之，起义的首领是居于伊奥利亚首位的城邦米利都，伊奥利亚诸城邦在起义中有过一时的团结，甚至雅典也派去了20条船舰。公元前498年，希腊联合舰队打败了由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海军，进军前吕底亚王国首都，当时波斯小亚细亚领土的统治中心萨第斯，焚毁了这个城市及其圣殿，然而未能攻克卫城。波斯结集大军转为反攻。起义军政治上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公元前494年，波斯（腓尼基）舰队败希腊舰队于拉得岛，攻陷米利都，把它化为焦土。从此，在一个时期内曾是希腊文明中心，也是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府的米利都，就一蹶不振了。
    　　
    马拉松之役
    　　
    　　波斯镇压了伊奥利亚起义之后，二三年内，小亚细亚大陆海滨的一切希腊城邦再度逐一屈服，接着就渡过海峡，进军色雷西亚（Thracia）海岸，并派遣使者到希腊本土诸邦要求“水和土”（屈服的象征）。
    　　有两个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初期起了特殊作用。一是因竞争离国到克索尼苏斯去当蛮族人君王的希腊显贵家族的米大雅德（参见上章第三节）。公元前493年，当波斯进犯色雷西亚时回到雅典，为祖国效命，成为马拉松之役的雅典军统帅，击败了波斯军，这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第一个胜仗。一是僭主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希比亚，引导波斯军从海上经西克拉底斯群岛直接进犯雅典，时在公元前490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现在的“马拉松长跑”就得名于此。
    　　马拉松之役，波斯一军登陆雅典对岸优卑亚大岛的爱勒特里亚围攻此城，雅典军拟取道西海岸的马拉松渡海趋救；波斯另一军为阻拦援军，登陆此地，两军相遇，对峙数日。雅典军统帅米太雅德于获悉爱勒特里亚被攻破，攻城波斯军行将从海道登陆雅典西海岸庇里犹斯时，立即进攻波斯军，两军兵力大体相等，波斯军死伤过半，雅典军伤亡轻微，就得全胜。雅典军战胜后全速行军转趋庇里犹斯，波斯军不敢再登陆，即由海道撤回。马拉松之役是希波战争中希腊方面第一次赢得的胜仗，这个胜仗是雅典一国独立赢得的。斯巴达领导的拉凯戴孟盟军因出发迟缓未及参战。
    　　
    马拉松之役后雅典的海军建设
    　　
    　　波斯军第二次进犯希腊本土，在马拉松之役后10年。在此期间，有些希腊人认为波斯军在马拉松受创后不敢再度东犯。这10年中本土诸邦间和从前一样有彼此间的争执和小规模的战争。雅典和埃吉纳争霸海上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中的一个。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独具远识，利用雅典和埃吉纳战争的机会劝导雅典人大举建造新式的三列桨战舰200艘，准备应付行将到来的波斯进犯。这种战舰每艘需配备桨手150人（一说170人），建舰经费利用开发劳里翁（laureum）银矿（银矿租给私人开采，每一个承包人需交一个Talent即26.2公斤的银币，并征收开采取得白银的1/24）所得国库收入（这部分国库收入本来是分配给每个公民的）开支。战舰于公元前480年大战前夕建成，为建设这些战舰，著名的庇里犹斯海港也开辟出来了。
    　　战舰桨手，由公民中的贫民担任，战舰上的陆战队员，即是从前的陆上公民军。此后雅典霸权，全靠海军，因此贫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为提高，这是伯里克理斯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
    　　
    薛西斯的进犯和希腊本土的解放
    　　
    　　马拉松之役，是在波斯大帝国大流士（Darius）第一在位时进行的。公元前485年，大流士死去，薛西斯（Xerxes）继位。薛西斯于镇压埃及和巴比伦反波斯起义后，即着手进军希腊本土的准备。
    　　他从庞大的波斯帝国各州征集陆军，从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和腓尼基、埃及征集海军。公元前480年，陆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色雷西亚海滨，南下特萨利亚，侵入希腊本土。
    　　强敌压境前夕，希腊本土诸邦集合于科林斯，决定消弭内战，共御侵略，订立了反波斯的军事同盟，盟主是原已存在的拉凯戴孟同盟盟主的斯巴达。但是，本土诸邦虽然多数参加了同盟，抗战坚决的，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诸邦，北部中部诸邦态度暧昧。拉凯戴孟诸邦地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波斯军从陆上进入半岛，有科林斯地峡天险可资防守，而且拉凯戴盂同盟成立以来已将近300年间，半岛内部长期没有内战，同盟的陆军兵力是希腊首屈一指的，对抗击波斯的胜利具有信心。不过即使如此，伯罗奔尼撒本岛上还有斯巴达的宿敌阿尔哥斯，它在战争中通波斯，守中立，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倘使希腊人不首先消灭波斯舰队，波斯军可以在地峡以南守军后方登陆，伯罗奔尼撒的优越战略防御地位也就失去作用了。这样，海战在战争中就起了决定作用。希腊人唯有海战胜利，掌握制海权，战略上才有把握以伯罗奔尼撒和科林斯地峡天险为最后的基地，抗击波斯陆军。
    　　在这样的战略形势面前，通过希腊内部的种种矛盾，和一些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战争经历了以下诸阶段：
    　　甲，波斯军长驱直入阶段。希腊军原拟在特萨利亚的腾皮谷及其附近海面阻击波斯陆军及海军（当时的海军都靠岸航行，并必须和陆军取得联络），以拉凯戴孟同盟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军已开到此地，希腊舰队也开进附近海面，但因特萨利亚当政贵族态度暖昧：不利决战，再度退却，决定在希腊中部温泉关及其附近海上的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以陆海两军阻击波斯军。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所率陆军300人凭天险抗击波斯大军，全军壮烈牺牲。海军在阿提密西安获得胜利。不过波斯舰队虽受重创，仍占优势。
    　　乙，萨拉米（Salamis）海战扭转战争局势。温泉关及阿提密西安战役后，希腊军继续退却。此时希腊北部中部诸邦全部附敌，波斯军陷阿提卡，雅典全民登船避居萨拉米、埃吉纳两岛和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洛溱（Trozen），雅典城被焚毁。希腊诸邦联合舰队，以雅典船舰为主力，在萨拉米岛海面上迎击波斯舰队，打了一场海军的决战，史称萨拉米海战，获得全胜。波斯舰队大部被歼，残余船舰返航小亚细亚，制海权落入希腊军手中。
    　　丙，波斯军退却和希腊军追击的阶段。萨拉米海战后，率军亲征的波斯大帝恐惧失却制海权后无法渡过海峡返回小亚细亚，于是除留一军在彼奥提亚继续与希腊军对峙而外，全军后撤。波斯军是一支人数巨大，成分庞杂的波斯统治下形形色色的民族组成的队伍。按希罗多德夸大的估计，战斗部队达170万人，连同各色各样的随军人员，总计达500多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把这个数目降为50万人，这还是一支数目大，成分杂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深入敌国，现在仓皇后撤，可以设想无法保持有组织的后勤供应，它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混乱是势所必然的。后撤军队究竟有多少返达小亚细亚，难于推测。薛西斯及其行宫，当然是安然返回了。
    　　薛西斯所留与希腊军对峙的一军是全军主力，有坚强的领导。这支军队在公元前480年冬季退入彼奥提亚过冬，翌年再陷阿提卡，力图诱迫雅典单独媾和。几经曲折，拉凯戴孟全军出地峡和雅典军会和，公元前479年春，在著名的布拉的（Plataea，阿提卡和彼奥提亚边境）战役中，希腊军获得全胜，波斯殿后军全军被歼。
    　　与此同时，希腊联合舰队追击波斯舰队残余于小亚细亚海滨的密卡尔（Mycale），波斯舰船全数被焚毁。
    　　布拉的战役希腊军统帅为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其中雅典军由亚里斯特底斯（Aristades）指挥。密卡尔战役，联合舰队统帅为斯巴达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其中雅典舰队由桑西巴斯（Xanthippus，伯里克理斯的父亲）指挥。在此以前，亚里斯特底斯和桑西巴斯两人都曾按陶片放逐法放逐海外，大战前夕，雅典人决定流放的人一律准许回国，得以建立战功。
    　　公元前479年，希腊本土全境解放。
    　　
    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
    　　
    　　布拉的战役以后，下一个阶段是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操在希腊人手里，公元前479年密卡尔战役后，小亚细亚西面爱琴海上四个大岛，累斯博斯、基俄斯、塞莫斯、罗陀斯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希腊人以下的一个目标是打通被波斯阻断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复达达尼尔北侧，克索尼苏斯半岛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战，波斯率军投降，从此，黑海粮食又可源源输出。同年，希腊人还收复了塞浦路斯岛上原属希腊人诸邦，岛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后还长期藩属于波斯。
    　　色雷西亚还有强大的波斯守军。公元前476年，希腊联军在奇蒙指挥下进军该地，围攻斯特赖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进行了长期的围城战，全歼波斯守军。此后希腊人又围攻爱琴海上背离提洛同盟（参见下文）的纳克奈斯岛和海盗巢穴的西罗斯（Scyros）岛。至此，爱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腊军与波斯军又会战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顿（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亚细亚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陆滨海诸城邦，大体上均已脱离波斯获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还驻有大军，大陆上的希腊城邦还在波斯轭下。奇蒙率三列桨战舰200艘集中于库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顿附近海面歼灭波斯海军，俘战舰100艘，接着又俘增援军舰80艘。海战获胜后，奇蒙立即登陆攸利密顿河口，奇袭波斯陆军，波斯军溃败。攸利密顿之役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进行对波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自此以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关系，就和雅典、斯巴达争霸的内战交织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签订的卡利亚斯（Kalllas）和约，名义上是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的结束，事实上，此时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进行得十分剧烈，和约的签订已经以争霸为背景了。
    　　
    希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
    　　
    　　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战争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态是一种“神授的王”统治广大的领土，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吕底亚、福里基亚、米地（Mede）以及大卫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都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城市国家诚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罗斯、泰尔、息敦都是“城市王国”，并以航海商业为生，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它们都不过是几个大帝国争夺的目标，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起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有别于起源于这些古老帝国文明的新文明来。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纪波斯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出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钱，在帝国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进攻。吕底亚王国兴起后，小亚细亚诸邦先后藩属于吕底亚，有的城邦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海滨城市成了波斯藩属，波斯统治一时还伸不进来的海岛城邦，却利用这个机会，幸灾乐祸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属于波斯在爱琴海上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已经充分证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点。公元前5世纪初的伊奥利亚起义，是希腊世界的一个部分团结抗敌的第一次企图，起义虽然失败，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剧“米利都的沦陷”在雅典上演，使观众潸然下泪，从此以后，团结抗敌逐渐成为“一盘散沙”的城邦希腊的一致要求。这种要求在不久前驱逐了僭主，贯彻发展了梭伦民主的雅典显得特别强烈。于是，虽然薛西斯动员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军，也包括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甚至包括新近归附的希腊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腊诸邦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希腊南部诸邦联军，结果竟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的悠久。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是我们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时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城邦希腊并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第三节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提洛同盟的成立
    　　
    　　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希腊军是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的盟军，这个同盟的领袖是斯巴达。斯巴达成为希腊本土诸邦抗击波斯的战争领袖是必然的：雅典在10年前虽然独立赢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此时它在联军舰队中的船舰数目最大，但是它的军力和经济力量远远比不上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广大地区的斯巴达，何况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冠绝一时，以它为首的拉凯戴孟陆军又是抗击波斯可以依靠的最大最强的一支军队，而拉凯戴孟同盟到此时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斯巴达在希腊的领袖地位也确立了很久了。正因为斯巴达是反波斯同盟的盟主，所以，不仅布拉的战役的统帅是斯巴达王，阿提密喜安地角和萨拉米两次海战的统帅也是斯巴达王，公元前478年远征塞斯都斯、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几次战役的统帅仍然是斯巴达王。但是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累胜之余，滋长起来了想当波斯大王式的独裁国王的野心，在受到部下抵制之后，进一步阴谋通敌，拜占庭战役中被人发觉，斯巴达的监察委员会召令回国，审判属实，判处死刑。（波桑阿斯被判死刑后避难神殿，监察委员们下令在神殿四周筑墙封锁，到他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派人把他抬出来，以免玷污神殿。波桑阿斯叛国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雅典将军，雅典海上霸权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萨拉米两次海战希腊方面海军统帅铁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敌嫌疑。铁米斯特克列斯闻讯潜逃，辗转到达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备加优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马格尼西亚（原希腊城市）为其封邑，竟终老在波斯。）自此以后，斯巴达恐怕他们派出去的领导人会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腐化，不再派兵派人继续参与战争，拉凯戴孟诸邦也随而退出。此时希腊对波斯战争的参加者成分有重大变化，新获得解放的海外诸邦纷纷参战，本土诸邦日趋减少，最后只剩下雅典和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等邦，战争的领导权自然落入雅典手中。形成这种新形势的关键时间是公元前478年的拜占庭战役。
    　　此时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虽未正式解散，为应付新局势起见，有成立新的同盟的必要。就在拜占庭，雅典将军亚里斯特底斯与参战诸邦订立盟约，成立提洛同盟（攻守同盟，Symmachia，Alliance，或海上同盟confeoden1a）。称为提洛，是因为爱琴海上的提洛（Delos）岛被选为盟国集合的地点，同盟的金库也设在该岛的神庙中。参加同盟诸盟，包括爱琴海上一切岛屿，和小亚细亚，色雷西亚海滨一切希腊城邦。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和前海（马尔马拉海）诸邦也加入同盟，但黑海南岸迄西的小亚细亚诸邦及黑海北岸海滨诸邦不参加对波战争，不是同盟加盟国家。同盟加盟国家在同盟建立时为数还少，此后对波战争步步胜利，获得解放的希腊城邦愈来愈多，加盟国家也随而逐步增加。同盟极盛时期，小亚细亚南面海滨上某些加利亚城邦也是盟邦。根据当时遗留碑铭，同盟极盛时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体（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腊移民的农村或渔村）达300个，人口总额估计达1000万至1500万人。
    　　
    雅典帝国
    　　
    　　西方史家对于提洛同盟一开始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格拉脱认为提洛同盟开始是平权的同盟，一切盟邦均有平等地位，有一样的权利与义务。格拉脱以后的史家认为，根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同盟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雅典帝国的倾向。这表现为：第一，盟约是以雅典为一方，雅典以外一切盟国为一方订立起来的；第二，盟国有义务，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船舰及人员参加联军，或者免除此项义务而提供一定数额的钱款——实际上是一笔贡赋，而且，哪些盟邦出船出人，哪些盟邦出贡赋，一开始就交由雅典全权决定。鉴于雅典在反波斯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它在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赢得的崇高地位，后说恐怕更近于事实。我们倘使考虑到提洛同盟的盟国几乎都曾屈服于波斯轭下，在波斯侵入希腊本土时，许多城邦还曾出船出人参加在进攻的波斯军内，更容易想像雅典一开始就是同盟的主人，同盟发展成为雅典帝国是必然的。不过同盟成立之初，还有定期举行于提洛岛上阿波罗（Appolo）和阿丁里斯（Artinis）（Artins 估系Artemis 之误，Artemis 译为阿耳特弥斯，为希腊的月亮扣狩猎女神。——编者注）神庙中的同盟会议，由它来决定同盟的一般政策，决定对不服从同盟盟国的强制措施。也许同盟会议的实际义务不过是批准雅典的决定，不过同盟的形式总还存在，当时同盟金库也设在提洛岛上，司库也还由同盟会议任命而不是雅典的官职。
    　　同盟建立于公元前479年，不过11年，纳克索斯岛首先叛离同盟。此岛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城邦，军力较大，本是“出船出兵”而不是纳贡的盟国。叛离原因，征讨降服的条件如何，均不可考。大概它被讨服后得交出它的舰队，降为纳贡的附庸。此后盟国凡有“叛离”，一律用武力征服，并丧失“独立”，同盟也就愈来愈变成帝国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唯有基俄斯和累斯博斯两岛还“保持独立”，其他盟国已悉数降为附庸，同盟会议已不召开，同盟金库已迁往雅典，金库司库己成为雅典国家的官职，盟国的讼案要到雅典来审理，同盟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国了。
    　　
    城邦雅典——帝国的中心
    　　
    　　现在城邦雅典是帝国的中心了。
    　　我们决不可以把这个帝国中心设想为郡县制帝国的帝都。所谓雅典帝国，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纳贡的、在对外政策上听命于它的盟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给的城邦。盟邦作为独立国家，主权现在不完整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帝国中心的城邦雅典，现在有全权决定这个巨大的城邦集团的对外政策——或者正确一点说，在所谓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有权独立决定它的对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就是整个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同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唯有服从雅典决定之义务。此外，帝国内部诸邦之间必须维持和平，一切争执要服从雅典的裁决。虽然如此，加盟诸邦还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体的类型则不免要以雅典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当然是不能存在的。
    　　雅典帝国范围内纳贡的盟邦，每年交纳一定数额的贡款之后，它们的公民不再有服兵役的义务。与此相反，城邦雅典现在除其本身的国库收入而外，还有一笔事实上它可以当作自己的国库收入来任意支配的盟邦交纳的贡赋。
    　　希彼战争后，雅典跃升为希腊世界首要的商业中心，工业和农业也有很大发展，关税和其他税收为数巨大，加上这笔贡款，国库丰裕。由此，由雅典公民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武装部队，公民军在服役期间是领薪饷的，城邦雅典成了“战士共和国”了。又，城邦雅典既是帝国的中心，有许多帝国范围的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要由它来处理，这些事务都成了雅典城邦的事务，雅典于是发展起来了一大批有报酬的公职。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雅典并不是通过特权的贵族阶级或者组织行政官僚机构来履行它的领导帝国的职能的，相反，在它作为帝国中心的期间，充分发扬了城邦以往的民主传统，在帝国存在的短短时期中，雅典民主竟然达到它的极盛时代——事实上这也是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史家通称的伯里克理斯民主，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爆发以前的30年间。
    　　
    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读者大概早已意识到，“自治自给”、“分裂繁殖”的城邦，在外敌侵犯面前实在缺乏抵御力量，而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实在是在反对波斯战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是文明迅猛发展的希腊世界的民族统一的唯一可以寄托的力量。四、五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在“自立门户”的精神下殖民于东西南北，形成了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上一致的一个大民族，吸收了古代东方文明，以跃进的速度把它的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高度。可是，在强大的东方帝国武力侵略面前，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现在它经历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胜利地通过了这个考验，瞻望未来，要顺利地发展希腊文明，实现民族统一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提洛同盟－雅典帝国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它以鲜明的反波斯的旗帜与不断胜利的战绩，把原先爱奥里斯，多里安两个并非伊奥利亚系统的海外诸城邦都集合在一个同盟之内，最初这个同盟是巩固的。这个同盟虽然还远没有达到统一整个希腊世界的程度，这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指望它逐步发展，实现民族统一。当然，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本土已经有了好几个结集若干城邦在一起的集团，这里有以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有以提佛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有特萨利亚以四个“州”组成的联邦。然而，后两者在反波斯战争中“米地化”了，（波斯帝国崛起之初，首先并吞了领土跨及小亚细亚东部的米地帝国。希腊人因为比较熟悉这个帝国，所以也把波斯人叫做米地人。波斯战争前夕，凡对波斯帝国采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献了“水和土”，以后又出人出钱参与了波斯进犯军的诸邦，被称为“米地化”了。）而且力量较小，一时没有“领袖群伦”的资格。斯巴达及拉凯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认的希腊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所作贡献都不如雅典，战争后期，实际上不再参战，不久又因国内农奴的起义而大为削弱。拉凯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权国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业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腊”），它本身在希腊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须依靠斯巴达拉凯戴孟同盟，它对拉凯戴孟同盟的对外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量，此时它在“东方希腊”有意识地采取了退让政策，对于雅典霸权并不采取敌视政策。这样，从一切方面看来，由雅典为领导力量，通过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来实现希腊民族的统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后希腊，世世代代的历史家，鉴于雅典民主的进步性，鉴于古典时代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中心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都对雅典未能完戌这个历史任务而深表惋惜，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事实上雅典确实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后雅典对波斯，对斯巴达政策的错误，大略经过，我们在次节内马上就要予以介绍。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统一的原则之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还不妨大胆推测，当时的任何政治家，不论他的指导政策如何正确，也没有力量足以克服这个矛盾。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导致的倾轧不和，以至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优点即创造性而俱来的。如果听令这种“城邦本位主义”（城邦本位主义是用我们的政治术语来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这种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现象，称之为“城邦崇拜”——指每一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那种意识形态。见下引贝尔克尔（Barker）的那段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以此种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照原样发展下去，它的优点固然可以大为发挥，经济和文化发展因经常获得刺激而大步前进，它那种弱点也无法消除，这种弱点，在强敌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亚细亚诸城邦长期甘居波斯轭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参加波斯对希腊本土的进犯，几乎陷蓬勃发展中的希腊文明于死地，是此种弱点的集中表现。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励了希腊人的坚决抗战，城邦希腊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独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腊在灭亡威胁面前战胜了强敌，却没有能够通得过胜利的考验。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内对盟邦采取的态度，有的历史家称之为“上邦政策”（塞尔格耶夫），即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把它自己的公民培养成为“上马杀敌，下马议事与审判”的群众政治家，时间愈久，盟国愈感到屈辱，无法忍受。一旦有事，它们势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来反对雅典，这样看来，有自治城邦这个原则存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那么，可不可以设想，通过统一运动把提洛同盟组成一个联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权慷慨地赋予一切盟国的公民，使同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呢？我们记得，雅典本身就是通过统一运动，把10多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为一个统一城邦的。我们还知道，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同盟，是8个城邦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权，又另外创设一种同盟的公民权，各城公民都有双重的公民权，而同盟的执行机构是各城邦平权选举出来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采取这种显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战争雅典胜利的顶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又对胜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盟邦是雅典人把他们从波斯轭下“解放”出来的，雅典公民势必自视为理当获得特殊权利的解放者，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违背这种群众情绪，所以平权同盟也好，通过把雅典公民权给予一切盟邦的这种统一运动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好，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个短暂时期的形势。那么，也许以后这种感情会平淡下去，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应该是可能的了？
    　　答复还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从帝国所得的特权日益成为既得权利，时间愈久，变更愈难。另一方面，彼奥提亚同盟也好，雅典的统一运动也好，都限于十分狭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们都没有超出城邦原则所允许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广大，加盟城邦如此众多，在古代交通条件要在如此广大范围内实现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是难于想象的。这里，城邦的另一个原则：公民之间的紧密的接触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作用。贝尔克尔说：
    　　
    　　“5世纪中，雅典曾经企图搞城邦的统一，它的伸展得很远的帝国曾经包括爱琴海上所有的岛屿海滨。它的政策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在雅典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去，因为它的公民权意味着——而且，也只能够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在雅典当地的生活，习性和气质之中；在盟邦这方面，即使赋予雅典的公民权，它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城邦的公民权，对它们来讲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样的东西。
    　　共同的公民权会使有关系的一切人发生“一种无法忍受的一神主义”的宗教感情，因为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复了雅典帝国。要细心地捉摸，才能设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国，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意义上的宗教）又是亚历山大在希腊中的帝国的基础。”（贝尔克尔：《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第VI 卷第XVI 章，Great politicalThought and Theoryin the Fourth Centry，byBarker，ch.XVI，vol.VI，c.a.h.）

    第四节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希波战后城邦雅奥经济及社台状况的演变
    　　
    　　希波战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萨拉米海战和布拉的战役前夕，波斯军占领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妇孺两度登船避难他乡的时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属总计，史家估计为16—17万人，外邦人和奴隶在外——这时候，外邦人和奴隶的人口为数是不多的。战争时期，雅典公民全数在军中服役，社会地位最低的贫民阶层在舰船上当桨手，其他各等级的公民在重装步兵中和舰上战斗部队中，确实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战役以后，雅典人在战胜强敌后热情奋发地重建家园，所需物质资源，可以依赖盟国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贡款可资利用，恢复大概十分迅速。我们知道，就在建家园过程中，雅典重新建筑了被波斯人毁掉的城墙，还完成了战前已经开始的庇里犹斯海港的筑港和设防工程，海港周围筑城长达10公里。这样雅典就有了巩固的海军基地，也有了比从前规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后，雅典人又筑长城把雅典和庇里犹斯海港连接起来了，从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如陶器、造船、武器制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来愈富裕起来了。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吸引许多外邦人来到雅典，有的来自希腊其他城邦，有的来自“蛮邦”。国家把战俘当作奴隶出卖，“从奇蒙出征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时候起，出身异邦人的大量奴隶便涌入了希腊市场”（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45页）。奴隶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史家估计，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阶层人口大体上和希波战争前夕相仿佛，外邦人增到4万人左右，奴隶则在8—12万人之间。公民阶层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它征收出入庇里犹斯港货物的关税，按货物价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劳里翁银矿，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亚海滨爱昂（Eion，此城直属雅典，不是独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犹斯山金矿，两矿都给国库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贡款，这笔贡款最初定为460塔兰同，实征数约达410塔兰同。每阿提卡塔兰同合26.2公斤，460塔兰同合386000英两（盎斯）的银子（每一英两银子，合阿提卡货币7个德拉克玛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体过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国间的讼案在雅典审理要交纳讼费，以及其他国有财产的收入，都使国库收入膨胀起来。这笔收入如何使用，现在对雅典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状况都要发生重大作用了。
    　　
    “战士共和国”
    　　
    　　这笔国库收入，首先用在维持在役的军人和“有报酬的公职”上面。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　　
    　　“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亚里斯特底斯就劝告人民，抛弃家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又按照亚里斯特底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赋、役税和盟国的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第29页）
    　　
    　　许多证据证明，有报酬的公职（引文所谓“从事公社事情”）并非开始于亚里斯特底斯时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时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维持军队，也许开始于希波战争中的非常时期。那时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军势必仰赖盟国捐款维持，以后有了提格同盟的贡款，用它来支付在役军队的薪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霸权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战时，现在也不能没有一定量的“常备军”了。它要巡逻爱琴海面以警备海盗，要守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庇里犹斯海港，要守卫帝国境内的战略前哨，要维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包括海军和陆战队。至于战时组成的公民军，因为现在它所要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边境冲突，而多半是跨海远征，于是除战士口粮外，也得支付定额的薪饷了。这样，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终年服役的领薪饷的兵士，战时则大部分公民是领薪饷的战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共和国是“战士的共和国”。
    　　
    公民、武装移民、外邦人和奴隶
    　　
    　　然而，雅典这个“战士共和国”还是十分不同于斯巴达的。雅典公民大部分还在农村中，是自耕业主。务农，被看做适合于公民身分的高尚职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31年），拉凯戴孟同盟大军侵入雅典四郊的时候，四郊务农公民的家属避难聚居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内，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严重的瘟疫。这就是说，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时还是躬耕田间，而不像斯巴达公民那样靠农奴贡赋为生的。
    　　雅典公民，不仅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于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分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
    　　“武装移民”也居住在直属雅典，并非独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亚的爱昂，爱琴海上的西罗斯岛都直属雅典。后者长期来一直是海盗巢穴，雅典派军剿灭后，由它的“武装移民”占居。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从军的和从事公务的而外，有手工艺匠，其中大部分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赶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视工业劳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商业，矿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职业。于是，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经商，来开设手工作坊，来当医生和教师。外邦人是自由民，没有公民权，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还要交纳一种特别的人头税，他们有从军的义务，他们也可以拥有奴隶。手工作坊中帮助艺匠干活的帮手、矿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隶充当。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战俘，一部分是奴隶贩子从蛮邦贩来的。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奴隶。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充当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他们终日在监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隶主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种“财产”的“更新”是并不困难的。
    　　雅典奴隶和其他城邦的奴隶一样，主人可以“释放”（即解除其奴籍）他们，也可以由奴隶把他按惯例成为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帮人的身分，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种隶属关系。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旧主人家继承。斯巴达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农奴黑劳士为基础。雅典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买来的奴隶为基础。从两者历史演变过程看，脉络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腊并存农奴制和奴隶制两者，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我国史学界对此有过很多争论，所以，本文后章对此将作专门的考察。
    　　
    有报酬的公职
    　　
    　　有报酬的公职，开始实行于50年代。众所周知的有陪审员津贴和议事会成员的报酬两项。为着使雅典公民中生活无保障的阶层也确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伯里克理斯（或说厄菲阿尔特Ephialtes）颁布了出庭陪审者履行义务的津贴。在进入法院大厦之前，授给每一个陪审员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证章，凭证可以领受规定的津贴两个欧布尔（Obol，以后又增加到三个欧布尔即半个德拉克玛）。我们知道，雅典法庭管辖范围及于帝国范围内各邦间的争议，每次开庭陪审员人数颇多，整个雅典经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审员，公民总人数约4万人左右，陪审员占公民中一个很大的比例，现代史家认为，充任陪审员的多数是已过军役年龄的老年公民，颁给陪审员津贴，事实上是对经历了长期军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种照顾。雅典法庭审理案件范围既异常宽广，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又是中下阶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伯里克理斯民主，在这一方面确实是获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项重要的有报酬的公职是议事会。希波战争后议事会人数未变，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前都是无给职，伯里克理斯时每人每日津贴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同时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时代放宽了，凡“双牛级”（中农）阶层的公民均可选入议事会。鉴于财产标准已从实物单位折成货币单位，加以物价的上涨，雅典公民限于财产而不得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现代史家计算，根据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
    　　
    雅典戏剧与观剧津贴
    　　
    　　早在希波战争前夕，雅典戏剧已经开始繁荣。戏剧起于酒神大祭时咏唱颂歌的合唱队，后来合唱队增加一个表演的人员，跟合唱队对答台词，于是演员与合唱队之间有了“对白”。合唱和对白具有了情节，就发展成为有剧本的演唱。埃斯库罗斯（Aescliylus，参加过马拉松和萨拉米战役）把演员剧本的演唱增加到两个和两个以上，完整形态上的戏剧于此创始。希腊剧场始终是圆剧场，倚山坡而筑，露天，没有屋顶，作半圆形，规模宏大，可以容纳大量观众。剧队主办人是富裕公民，剧队经费由这些富裕公民筹措。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戏剧进入极其繁荣的时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1pid），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传遍整个希腊世界，为罗马时代作家所摹仿。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
    　　
    　　希腊戏剧主题多数取材于神话，虽然如此，剧情、对白、唱词往往针对现实。也有取材于当前局势的，如希波战争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下泪，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希腊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悲剧《波斯人》是歌颂萨拉米海战胜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戏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
    　　现在世界各地希腊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常常找到宏伟美丽的圆剧场遗址。剧场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兴建，剧队由富裕公民出资维持，每逢庆节演剧，观众要不要买门票，现在难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两个欧布尔的律贴，等于一人一天的主活费。这当然也是国库充裕的结果。
    　　
    公民权的严格限制
    　　
    　　我们已经知道，从梭伦时代起，有过一个时期雅典的公民权对新移入的外邦人是开放的，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艺匠商人，发展它当时很不发达的经济的一个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现在，雅典繁荣富裕起来了，雅典公民是一个庞大帝国中心的城邦中“轮番为治”的集体，拥有被选任为有报酬的公职，充当武装移民移居海外，领取观剧津贴等种种特权。雅典人不免认为，这是他们先辈在严酷的希波战争中，忍受极大的牺牲，英勇奋斗争取得来的。倘使公民权还是向一切新来的外邦移民开放，新来者无异坐享其成，这是他们难于同意的。这种特权思想的产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许是难免的，然而是狭隘的。在这种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权事实上也许已经愈来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号称贤明的热诚的民主主义者伯里克理斯，固然努力发展了雅典公民范围内的民主，都未能免于这种狭隘的城邦旧公民的本位主义。公元前445年，即在规定陪审员津贴制度后不久，伯里克理斯恢复一条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执行得十分严格。这条法律曾引起许多曲解，欺骗和舞弊，引起许多诉讼。当时被揭发欺骗，变卖为奴者，约有5000人。
    　　
    元老院、执政官与将军
    　　
    　　希波战争后，雅典宪法上的变化，除以上所举几项外，最主要的有下列两项：
    　　第一，元老院权力的被削弱。希波战时，梭伦宪法中誉为城邦两锚之一的元老院权力有所扩大。元老院由任满离职的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员组成，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贵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通过公民大会改革元老院，极度削弱它的权力，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之权。它的原来职权转给陪审法庭、500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这些改革，加上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的津贴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范围之内，确实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战前，雅典10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统帅军队，行政权力还在执政官掌握之中，全军由首席执政官任统帅，马拉松故役，首席执政官战死。以后战争频仍，军队统帅权逐渐长期保持在战胜的将军手中，首席将军逐渐掌握全部政务，执政官变成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又执政官职务一直固守旧制，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可是将才难得，随意更换统帅，难免造成军事上的惨败，于是“不得连选连任”之制不适用于将军。这样，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剧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实上可以成为终身职务的首席将军在指导全国国防、外交等重大政务，伯里克理斯就连任了首席将军15年。按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公共工程——古典希腊建筑艺术的高峰
    　　
    　　伯里克理斯时代，相当部分的国库收入用于“装饰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从雅典城到庇里犹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长城，也在伯里克理所时代筑成。连同伯里克理斯时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庙、画廊、市场、水源地及输水设备，雅典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宏伟富丽的城市。雅典娜大庙溶合多里安风格和伊奥利亚风格，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各种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有各式各样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不少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现存碑铭，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隶。所给工价，三者并无区别（奴隶所得工价大概归奴隶主所得）。公民特权，也许只表现在有承包的优先权而已。

    雅典——希腊文明的中心

    　　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第三章章末已约略涉及。现在，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li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哥尔基亚（Gorg1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这个传统开始于伯里克理斯时代，自此以后，长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仍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 里法特·阿里尔：“如果我必须死去，请你好好活着”

    如果我必须死去
    请你好好活着
    讲述我的故事
    卖掉我的东西
    再买一块布
    一些绳
    做成白色的长尾风筝

    这样
    在加沙的某个地方
    当孩子仰望天空
    等待着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在烈火中匆忙离去
    来不及与家人告别
    甚至来不及和自己告别——

    他会看见风筝，你做的风筝，翱翔在天空
    那一刻他或许会以为天使出现
    带来了爱

    如果我必须死
    就让它带来希望
    让它成为传奇吧

    本诗写于2014年，作者里法特·阿里尔，加沙诗人。彼时，阿里尔的弟弟在冲突中丧生。阿里尔本人死于2023年12月7日的冲突中。以下摘自其作品《加沙回信》。

    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尔的故事

    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阿里尔（Mohammed Alareer），今年3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家中被以色列空袭炸死。他只是正在家里，却遭遇如此不幸。

    没人知道他是如何死去的，是血尽而亡，还是死于爆炸的冲击波、爆炸声、碎片、弹片、大火，或是历经所有这些折磨而死。

    但不论如何，我的兄弟穆罕默德都不在了。

    他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拉尼姆（Raneem）四岁，哈姆扎（Hamza）一岁。他们永远失去了父亲。我们家共七间公寓的房子也被炸毁了。

    我们家里的楼只有四层，但它承载了家里数千计的故事和回忆。现在它们都不复存在了。但它仍将见证世界上最残酷狂野的占领。

    哈马达

    我们家一共有十四个孩子，我是老二。穆罕默德是老五。幼年的很多记忆都已模糊，但穆罕默德出生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那时我只有四岁。

    当我听说他们想叫新弟弟穆罕默德时，我哭喊起来：“我不要你们给他起名叫穆罕默德。我要你们叫他哈马达，叫哈马达！”

    每当有人叫他穆罕默德时，我都会大喊大叫，直到没有人敢这么做。后来，哈马达变成了大家对他的爱称。几乎每个人都这么称呼他，除了我爸爸，他总是叫他正式的名字——穆罕默德。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了和哈马达之间强烈的感情纽带。就好像他是我的儿子，就好像我拥有他，我必须照顾他，确保他一直叫哈马达一样。

    哈马达出生于1983年，性格有些胆小，但风趣幽默、喜欢冒险。他总是沉默寡言，但一旦开口说话，便不会拘泥于现有规则。

    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即阿克萨起义）爆发，他的许多同学朋友被以色列杀害，他在葬礼游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给了他足以改变人生的真实体验。

    哈马达上了大学，完成了两年制的公共关系学位，学会了如何联系群众。第二次起义开始后的短短两年，加沙各地的人都开始问我，哈马达是不是我弟弟。

    惊讶之余，我会微笑着点点头。我心里在想，是什么让他一举成名呢？后来我才知道，我腼腆的弟弟已经开始领导示威游行，带大家吟唱圣歌，动员群众抗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暴行。在舒贾亚地区（Shujaiya或Shijaiya）和其他地方举行的烈士葬礼上，他也会领导合唱民族主义圣歌。

    创造力

    在我们所有十四个兄弟姐妹中，哈马达是最杰出、最有创造力的。二十多岁时，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有了许多朋友和人脉。他变得更加外向，更积极主动，也更有创造力。

    每次他讲述他现在从事的工作时，我都会想起他小时候害羞的样子，毕竟他从青年时期才敢直视镜头。

    他独创的演讲表演技巧，为他赢得了加沙最著名的电视节目的角色——卡库尔（Karkour）。卡库尔是一只调皮的小鸡，是阿克萨电视台《明日先锋》节目里明星，该节目接待来自加沙各地的儿童。

    哈马达扮演的角色吸引了巴勒斯坦各地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观众。孩子们会打电话抗议卡库尔乱穿马路、在电话里大喊大叫等令人讨厌的行为，并提出更得体的建议。

    今年年初，哈马达在另一部电视节目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节目本该于今年斋月播出，但由于以色列的持续攻击，节目被迫停播。

    我弟弟的死会让很多孩子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每周五最喜欢的事就是看卡库尔调皮捣蛋，然后帮他改正，这让他们有期待和成就感。

    以色列杀死了我弟弟，杀死了一个有前途的人才，使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一个有趣的教育项目。

    第26号殉道者

    哈马达五年前结婚，有两个孩子，拉尼姆和哈姆扎。包括他妻子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叫他哈马达。结婚后，他们仍然住在父母家。他非常努力地在同一栋楼里建造自己的公寓。去年，公寓完工了。

    不过，他一直没能搬进去，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对加沙的封锁更加严密，很难为公寓添置家具。

    与所有遭到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一样，哈马达留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我的大家庭中，我弟弟是第26位殉道者。只上周，我们家就有五人遇难。在周六12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期间，他们的尸体从废墟中挖出。

    我母亲多年前失去了两个侄子。当我与她谈到此事时，她比我想象的要坚强，我的父亲也比以前平静。

    他们告诉我，以色列已将舒贾亚（Shujaiya意为“勇敢的土地”）地区炸为废墟。他们告诉我，有些家里死了五个人、十个人甚至二十个人。

    “我们坚定不移”

    听到父母的反应，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失去儿子对他们打击有多大。他们表现出的坚韧，在众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中，并非个例。

    听说将有12个小时的停火，我很担心人们看到遍地废墟后，会深受打击并放弃抵抗，这无疑正中以色列下怀。但我错了。

    以色列本想通过炸毁房屋以及在街头杀人，逼迫人们投降。但恰恰相反，其行动正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境地。

    “我们有耐心。我们坚定不移。我们是信徒。上帝一定会结束这场侵略的。”妈妈不断地向我保证。

    “他们打不过舒贾亚。他们就是不行。”父亲告诉我。

    现在巴勒斯坦的情况是，我们家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成为孤儿、一个年轻的妻子成为寡妇，还有许多其他家庭一次就失去十个或二十个家人。显然，有人企图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清洗，让我们离开，再也回不来。

    野犀牛

    以色列就像一头在薰衣草田里放纵的野犀牛。巴勒斯坦人则采取了他们应有的行动：坚韧、坚定，更加坚决。

    我们明白，我们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且是在为正义和人权而战，坚决反对野蛮和占领。

    仅仅因为以色列希望哈马斯领导人看到加沙被摧毁，现在已有数百名巴勒斯坦儿童在战火失去了父亲、母亲或双亲。拉尼姆和哈姆扎和他们一样，永远失去他们的父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取代他们失去的父爱与温暖。

    拉尼姆和哈姆扎将见证以色列对平民的战争。他们将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生活和成长。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父亲可能因为在自己的房子里而被杀害，而凶手甚至不会被绳之以法，只是因为他是一名以色列士兵。

    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希望在哈姆扎和拉尼姆长大成人之前，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将被永远废除。

    永生

    我弟弟去世时，每个人都在哀悼“穆罕默德”的离世。没有人称他为哈马达。他又变成了穆罕默德。

    但我没有再纠正他们。我意识到，我必须放手，让哈马达成长为穆罕默德。

    以色列野蛮屠杀加沙人民，切断人与人、人与土地以及人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这种行径永远不会得逞。虽然我失去了我的弟弟，但我会永远把他铭记于心。

    他的记忆，他的故事，他的笑话，他天真的微笑将永远活在我们脑海中，活在他两个可爱的孩子身上，也活在成千上万喜欢他、怀念他的观众心里。

    没有大规模杀伤性诗歌

    加沙伊斯兰大学，简称IUG，成立于1978年，已为数万计巴勒斯坦人服务。现在，有两万多名学生在IUG学习，该校设有10个系和70多个专业，涉及范围从医学、工程学到语言、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我现在在加沙伊斯兰大学英语系任教，教授世界文学和创意写作课程。在当前冲突中，IUG受到以色列导弹袭击。学校行政大楼严重受损，人事部和英语系办公室被完全炸毁。

    IUG学生与以色列占领

    在IUG任教时，我遇到过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出过加沙，并在以色列的占领下饱受苦难。2006年，以色列加强围困后，情况更加恶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去西岸探亲，不能去耶路撒冷参加简单的宗教仪式，也不能前往美国或英国寻求访问和补助金。甚至书籍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商品，平时也进不来。全世界都必须意识到，将加沙年轻一代置于无知、黑暗中，其产生的后果远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

    一开始，我的学生们一定觉得学习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以色列诗人）这一以色列犹太人的作品很困难，也很难接受我关于夏洛克或费金（Fagin，）的“进步”观点。对许多人来说，费金是邪恶之源，是魔鬼的化身，他把小孩子变成小偷和杀人犯，将社会的未来毁于一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谋杀，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隐喻性地谋杀了。

    挑战性问题

    直到后来，他们才稍稍睁开眼睛，看到费金只是这个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憎恨与众不同的人、肤色较深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他们逐渐意识到，费金甚至比教堂要好。他们看到费金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庇护所，让奥利弗（Oliver）这样的人感到了快乐和希望。费金，这个犹太人，并非只有犹太人这一身份。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人。费金拒绝叫醒奥利弗让他去盗窃，他说“现在不行。明天，明天再说吧。”这不再被看作讽刺，而是证明了费金也是有心的。在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如果你是费金，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促使学生们重新考虑种族和宗教问题，并让他们理解更高层次的人性和共同利益。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更加棘手。对许多学生来说，夏洛克是无可救药的，他女儿都恨他！然而，凭借IUG倡导的开放思想、对话以及对所有文化和宗教的尊重，让我与我的学生密切合作，在评判人或者说至少在分析文学文本时克服了所有偏见。

    因此，夏洛克也从一个仅仅想要一磅肉来满足原始复仇欲望的犹太人，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夏洛克和我们巴勒斯坦人一样，不仅不断遭受以色列的侵略、破坏和种族主义，而且还不断遭受战争机器的误导和诽谤。夏洛克遇到很多宗教和精神上的障碍，就像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一样。夏洛克要么完全屈服，被当作次等人侮辱，要么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来反抗压迫。他选择了反抗，就像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一样。

    “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不再是夏洛克为谋杀辩护的可悲尝试，而是多年痛苦和不公正的内化。当一个学生发现我们和夏洛克之间的相似之处时，她把演讲改成了这样的内容：

    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眼睛吗？
    难道巴勒斯坦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
    我们吃着同样的食物，
    会被同样的武器伤害，
    能被同样的医药治愈，
    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
    我们难道不是和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吗？
    你们要是刺伤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
    你们要是搔痒我们，我们不会笑吗？
    你们要是毒害我们，我们不会死吗？
    你们要是欺侮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也许，在IUG英语系六年的教学生涯中，最让我动情的就是，我问学生他们更认同哪个角色，是阿拉伯血统的奥赛罗，还是犹太人夏洛克。大多数学生觉得自己更接近夏洛克，也更同情夏洛克。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我的指导帮助下，学生们不断成长，克服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因占领和围困而产生的偏见。我本想用学生的试卷编成一本书的。遗憾的是，我存放在办公室里的试卷付之一炬，这与夏洛克被剥夺金钱和财产的方式如出一辙。

    “出于闹着好玩”

    但现在，以色列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沉重的苦难，我还能继续之前的教学吗？我还能直视着学生的眼睛，和他们谈论费金的人性，以及我们与夏洛克之间的相似之处吗？在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犹太教为借口，杀害巴勒斯坦人之后，我的学生又会作何反应？

    从我得到的照片来看，人事部和英语系已经被完全炸毁。曾经我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我同数百名学生在这里会面、深入探讨各种问题，在英语系小而美的图书馆阅读、查阅资料，而现在这一切都毁于一旦。我不知道这幢五层高的大楼是要全部拆除，还是可以翻修。

    袭击后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推特上宣布，他们摧毁了伊斯兰大学的一个“武器研发中心！”。然而，几小时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轰炸伊斯兰大学的理由是“伊斯兰大学正在研制化学品，以对付以色列。”我在推特上回复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证据，毫无疑问，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们只能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从不撒谎。我们甚至应该忽略前后两段陈述之间的不一致。如果不是造成了这样一场灾难，这种低劣的谎言只会令人觉得可笑。

    我知道，我的学生们会不停地开玩笑，说我在写大规模毁灭之诗（Poems of Mass Destruction）或提出大规模毁灭理论（Theories of Mass Destruction.）。有些人甚至会重读某些文本，以寻找任何有关化学的痕迹，或者要求在教寓言诗和叙事诗的同时，要教化学诗。近程故事和远程故事可能会取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样的术语。也许还会有人问我，考试是否会涉及能否携带化学弹头的题目！

    但以色列为什么要轰炸一所大学呢？有人说，以色列袭击IUG只是为了惩罚学校里两万名学生，或者把巴勒斯坦人推向绝望。这是事实，但在我看来，对以色列种族隔离政权以及其占领而言，IUG唯一危险之处在于，它是加沙最重要的地方，可以培养学生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思想。知识是以色列最大的敌人。觉悟是以色列最痛恨、最害怕的敌人。这就是以色列轰炸一所大学的原因：将巴勒斯坦人拒绝生活在不公正和种族主义中的觉醒和决心扼杀在摇篮里。以色列为什么要轰炸学校、医院、清真寺、或者一座20层高的建筑？正如夏洛克所说，这可能是“出于闹着好玩”！

    巴勒斯坦受伤而以色列无恙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心中造成的创伤并非无法弥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重新站起来，继续奋斗。屈服于占领是对全世界不懈斗争的背叛。

    我知道，要让我的学生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让巴勒斯坦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同胞并肩作战，对抗不公正，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过，我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将从伊利斯（Ilise）和丹（Dan）开始，他们是我的犹太朋友，我在美国的“加沙回信”巡回售书活动中结识了他们。他们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确保我与家人一切安好。他们是我在黑暗和压迫前的一线希望。

    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们介绍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Divestment and Sanctions）运动方面的努力，他们为目前巴勒斯坦的斗争带来了巨大变化。我还要告诉我的学生，犹太教被以色列劫持了。我会向他们传授阿里·阿布尼玛（Ali Abunimah）教给我们的知识：“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牵扯进来，但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罪人并不是全体犹太人。反对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完全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以色列的暴行是以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名义进行的。”

    我知道学生们会问，他们所做的是否足够，这些朋友是否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以避免以色列对我们犯下更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个问题我将留给伊利斯和丹来回答，留给努力推动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的亲巴勒斯坦人来回答，留给一直努力把以色列战犯送上法庭、接受惩罚的犹太和平之声来回答。

  • 江平：市民社会与契约精神

    我们知道，许多作者，比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组成时常常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为什么要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加以区分？市民社会是社会里面的人 如何生存下去、延续下去的最简单的过程。人在社会中必须要生存，人要生存就必须要有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人不仅自己需要生存，还需要种族延续，子孙能够活 下去，就会有结婚、亲属、子女、父母等等问题，也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事情。可以说，人类自从存在开始，没有国家但是仍然有自己的功能，能够保持社会的 延续。

    市民社会就是私权社会，因为它调整的是私人间的关系，虽然私人从广义上讲包含法人。政治国家很明显是涉及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防护制度、事务管 理等。因此，把社会生活分成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是有很深刻原因的。当然，不仅仅是这样，当年马克思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应该说，实际上也是从市民社会 和政治国家发展起来的。

    据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就是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为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公法是以国家活动为中心的法律，私法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表现。

    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层面，西方国家看起来比较重视私权。比如，有句话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都不能侵犯私人的房屋，怎么能说 公权力很强大？所以，西方国家基本是以私权为核心，公权以服务私权为目的，而不是以侵犯、管理、剥夺私权为目的。私权当然很神圣，当然不可侵犯，没有私权 神圣如何谈自由民主？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中国的私权历来不发达。为什么不发达？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市民社会。

    中西对比下的市民社会

    严格说来，民法就是市民社会之法。市民社会的法又是什么？这就要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现在谈到市民社会，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市民阶层，其实市民社会更加久远，有早期的市民社会和近代的市民社会之分。

    市民社会的标志，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有比较发达的交易，要从农业社会转为商业社会。什么叫自由交易？说透了就是要有发达的契约关系。什么是契约？两个人平等的交易就是契约，这种交易要做到意思自治、公平、诚信。

    可以说，契约精神奠定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契约精神和发达的贸易能够使一个国家的民法更得到尊重，进而促进发展。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由交易和贸易，而不是在国家强制之下进行商品交换。

    第二，市民社会要有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市民阶级，最初是市民阶层，后来发展成市民阶级，这是非常重要的演变。在17、18世纪，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当时就叫新兴市民阶层，很快在城市中兴起。

    第三，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生活不多加干预，而是采取宽容态度。国家开始是宽容的态度，后来才能给予自治甚至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对于市民 社会的活动非常重要。国家的宽容，就是允许社会自治，不是包办社会的一切活动。西方国家有早期的市民社会，也有后来发达的市民社会，通常前者指的是罗马， 后者指资产阶级革命前的那段时期。

    罗马早期的市民社会逐渐从农业变成商业，很重要的是，罗马的商业是环地中海，当时希腊的航海很发达，加上贸易发达，产生了发达的商业。可以看 出，中国当时的商业不发达，中国只是内陆交易，当时所有有港口的地方都被叫做“蛮”“夷”，这种商业的不发达也就造成了市民社会的萎缩。应该说，罗马还未 真正形成市民社会，但是，罗马法由三种权利类型构成，最高层次的叫自由权，第二层次的叫市民权，第三层次叫家父权，这三个权利都具有便是最完整的权利。在 罗马国家，如果自由民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三次欠债不还，可以从自由民贬为奴隶，可见自由权是很重要的。

    在罗马时期，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宽容态度。大家知道，日本有个作家叫盐野七生，她25岁到罗马后就潜心研究罗马史，写了15卷本《罗马人的故 事》。因为我最早教罗马法，所以对罗马人的故事很感兴趣。我了解到，存在了1000多年的罗马国家不像中国，有宫廷中的三宫六院制度，而是坚持一夫一妻制 度，很多罗马皇帝死后没有男性后裔，所以养子制度很发达。没有亲缘关系，皇帝就找他喜欢的人或者部下做养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凭军功做皇帝。此外，罗马 自始至终都有比较有名的元老院，罗马一半的时间是共和国，一半的时间是帝国，罗马是两个人执政，即使到了帝国时期也是两个人执政，执政时间只有一年，所以 那并不是专制集权的制度。罗马还有一种官是保民官，是选举产生的，就是保护平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国家并不存在人人都要服从的圣旨。

    罗马的制度告诉我们，早期的“依法治国”在罗马。罗马人曾自称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我想从这一点来看，早期的罗马之所以强大，正在于其用法律征服了世界。

    到了近代史，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商品经济很发达且市民阶级成立。在中世纪时，城市不是很重要，那时候是以土地为财富，有土地就有权力和身份。但 是在当时，有些人住在城市里，新兴城市出现了，标志便是自由贸易。汉堡、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新兴城市的出现等于是国王给与了其特许状，允许不受国家法律 约束，允许新兴城市自己制定规则。所以城市出现的特征就是工业和商业的发达，由此就出现了市民阶级的出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成立了很多政权。

    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的出现，间隔了很长时间，在这一期间里，虽然不能说是欧洲社会、法律的倒退，但至少很长时间是停滞的，这个停滞影响很 大。因此，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开始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制度《大宪章》，可以说，这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这也是产生市民阶层文化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到现在为止民法不发达，原因在于市民社会三个要素比较欠缺，而是形成了以公法为核心、私法为辅的局面。

    契约精神

    民法的核心是物权和债权，物权讲所有制，债权就是契约精神。现在有人主张民法应该是人法，不是物法，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民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契约。契约在《民法通则》中叫合同，台湾地区还是叫契约。

    契约精神首要的是平等，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自愿在中国叫法太多，叫自由、自愿、自主、自治等等都可以，我们所说的自由是意思自治的自由，意思 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公平在民法中体现得最明显。合同双方都同意的就是公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诚信。过去中国的商人非常讲究信用，是使得别人与你订立 合同的前提条件。西方国家尤其强调诚信，而且许多规则都规定有关信用的要求。

    有人说，英国学者梅因曾将法制进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从民法的角度讲，古代时也有很多契约关系，不见得都是身份关系，其实梅因的意思是说古代的法律不够平等，更倾向于身份，现在法律更多的是平等。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讲这一段实际上想说明，中国要实现法治，路途很遥远，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为什么？大家想想看，中国几千年来都不是依法 治国，即使有法律也只是以公法为核心，以惩治而不是以协商为中心。所以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如果靠我们一两代人就改变，那就太乐观了。

    我觉得，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就是扭转公法太重，私法太轻的局面，如果我们不扭转以公法为核心的观念，不树立私权神圣的观点，而去谈依法治国，那等于是和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以市场为核心，其实就是以私权为核心。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从中体会到私权的神圣？或者真正能理解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大家有这个意识吗？没有。

    所以，要完善依法治国，必须将政治制度改革包括在内。若政治制度不改革，搞依法治国，是很难的。

    现在学法律的人很多，法学院校很多，有为青年学法律的也很多。我们既然以身许法，决心用法律救国，那就要树立真正的理想。我们有的学生在校学习时激昂慷慨，热血沸腾，我当时就跟学生说，希望你们永远维持这样的赤子之心。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的确有脱离现实的现象，但是比起学生一进入社会就被污染，后者危害更大。现在学生们学习的法律在法理上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人毕业后满口说，学校学的东西都白学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

    那我们到底是服从现实，还是服从自己的理想？我觉得，理想重于现实。因为我们现在学的理念和制度规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上的现实往往与此背 道而驰。所以我奉劝大家，千万别丢掉赤子之心，毕业后不要被现实所污染，不要被潮流而改变，希望大家成为依法治国中的坚强一员。

  • 陈嘉禾：为上证指数正名

    　　最近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频频爆发的上证指数点位保卫战：先是3000点保卫战，然后又是2900点保卫战。在新媒体时代，上证指数这个位于舆论中心的股票指数，难免受到许多嘲笑。

    　　其实，上证指数的长期增长速度是很高的，甚至比许多历史悠久的股票指数都要高得多，比如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简称“道指”）。

    　　沪指回报领先　　美国三大指数

    　　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道指发布于1896年5月26日，到2023年已经有127年的历史。在这127年间，道指从40.94点上涨到3.74万点，累计涨幅913倍。

    　　有人也许会说，看看人家美国的股市，涨幅913倍，创造了多少财富。但是这913倍涨幅是在127年间取得的，道指年复合增长率（CAGR）是5.5%。

    　　当然，这5.5%并不能完全精准代表道指的财富回报，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个数字要扣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要加上股息带来的正面影响。绝大多数主流的股票指数是不包含股票派息的，但是投资者却会收到这些钱。

    　　如果将这两项相抵，基本上大体相当。所以5.5%的回报率，以及下面分析的各个股票指数的长期回报率，在反映真实回报率方面，也可以算八九不离十了。

    　　道指在127年里取得了5.5%的CAGR，上证指数如何？答案可能让许多嘲笑上证指数的投资者大跌眼镜，上证指数的CAGR几乎是道指的2倍。

    　　上证指数的基期（也就是成立日期）是1990年12月19日，基点（最开始的点位）是100点。设立33年之后的2023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的点位是2918点。33年累计涨幅是28倍，CAGR是10.8%，几乎是道指的2倍。

    　　在2023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正处于一个熊市点位。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其当天的PE（市盈率，前溯12个月，下同）只有12.4倍，而同一天道指的PE则有25.4倍。如果上证指数和道指的估值一样，上证指数的CAGR会更高。

    　　比完道指，再来看看标准普尔500指数（简称“标普500指数”）。在美国市场，标普500指数作为一个成立时间稍晚、覆盖面更广的指数，往往被更多投资者所看重。

    　　不过，标普500指数成立时间晚，是相对道指而言的，从具体时间来说一点都不晚。

    　　标普500指数是标准普尔公司从1957年开始编制的，但是它的基期则早在1928年，基点为10点。截至2023年12月21日，标普500指数收报4746点，在96年里涨幅达到474倍，CAGR为6.6%，其长期增长速度大约只有上证指数的60%。

    　　即使是代表着美国科技行业的股票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简称“纳指”），其从成立以来的CAGR，其实也不如上证指数，这绝对是一个超出许多投资者认知的事情。

    　　从1971年2月8日的100点，到2023年12月21日的14963点，纳指在53年里上涨了149倍，期间CAGR达到9.9%，仍然比上证指数的10.8%要低。在复利投资中，即使是1个百分点的区别，长期造成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以100年为例，9.9%的CAGR带来的回报是1.26万倍，而10.8%的CAGR所能带来的回报是2.84万倍。

    　　巨大波动性　　拖累沪指表现

    　　看完了以上对比，你是不是感到很吃惊？上证指数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股票指数？为什么我们会感觉这个指数这么弱，还经常要打关键点位保卫战？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上证指数的波动太大了。

    　　上证指数成立于1990年12月19日，当时基点为100点。结果，仅仅过了一年半之后的1992年5月25日，上证指数就飙升到1422点，涨幅13.2倍。在那个时候，上证股票几乎是“买到就赚钱”。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当时上证指数的PE（市盈率）为让人震惊的1071倍，PB（市净率）则高达26倍。

    　　1000多倍市盈率买股票，这样的交易长期回报要能好，那真是奇怪了。

    　　类似的事情，在2007年再一次上演，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最低998点（注意这个点位，比13年前1992年的点位还要便宜，高估值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了），飙升到了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而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市盈率也从17倍飙升到了54倍。

    　　由以上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虽然有着优秀的长期增长速度，CAGR比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其实都高，但是它的波动性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巨大的波动性会让投资者在赚钱的时候忘乎所以，也会让投资者在赔钱的时候无比沮丧。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波动性市场中，我们应该怎么赚钱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根据《太平御览》记载，春秋时的楚国国君楚庄王，即位之初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他当了三年的国君，政令一道都不发，天天喝酒玩乐，而且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劝我我杀谁。

    　　结果，天下不怕死的人还是有（就像今天不怕亏损在熊市中以低估值买入的那些投资者一样）。楚国有个人叫伍举，冒死进谏。楚庄王这个昏君，“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抱着美女在音乐厅等着这个不怕死的伍举。

    　　伍举说：“山上有一种鸟，三年不飞不叫，大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结果，楚庄王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不鸣，但是一旦飞起来，天下都会害怕。

    　　后来，楚庄王习气不改（就像今天的熊市不会突然就反弹直接变牛市一样，总要在底部拖延很长时间），又有个叫苏从的人去进谏。这次进谏以后，楚庄王彻底改观，史载他“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一扫昏君形象，杀贪官污吏数百人，任用贤能之士数百人，楚国就此兴起，楚庄王也成为名载千秋的春秋五霸之一。

    　　所以，对于上证指数这种长期增长其实很高，但是经常“几年不飞，偶尔一飞冲天”的股票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在它多年不飞的时候，嘲笑它的某某点位保卫战，弃它而去，还是应当在这些时刻，寻找指数中所包含的优秀、低估值的股票，然后等待它们将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聪明的读者，看完楚庄王的故事，我想你一定找到了答案。

  • 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俄罗斯经济“过热”之下的“不可能三角”

    2023年俄罗斯经济将以创纪录的发展速度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和工资增长为两位数，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大多数国家似乎只能羡慕这些指标。但问题是，这些数字不能代表经济健康，而是俄罗斯经济过热的体征——克里姆林宫在消耗战中的赌注过高导致的经济过热。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不可能的三角”是：为战事提供足够资金；让民众安居乐业；确保宏观经济平稳。是的，俄罗斯经济表现出了对制裁的抵抗力，但今天的所有成功都是通过透支未来实现的。

    军事问题

    这场军事冲突不仅对普京政权来说是一种重要存在——现在连经济秩序也围绕它形成。2024年国家的优先事项是继续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并相应地在军队、安全部队和所谓的新领土上大把花钱。

    这场冲突将花费6%的GDP，再加上安全部门的支出，花费超过GDP的8%。如今，俄罗斯在国防上的支出远超过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支出比（当年占GDP的3.8%）。自苏联时代以来，军事支出首次超过社会支出（社会支出不到GDP的5%）。在新领土上（不包括克里米亚）已经投资了1.7万亿卢布（合180亿美元），2024年预计将再向这些地区投资近5万亿卢布。

    从形式上讲，由于这些支出，俄罗斯经济将比世界经济增长得更快。今年GDP增长可能超过3%，这一数字会在俄罗斯的各类宣传和普京总统竞选演说中被广泛提及。然而，他们未必会提及增长的三分之一以上源于战争。

    与战事高度相关的军事工业生产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服务于前线的各类民用品生产——从靴子到药品——增速略慢一点。这场冲突改变了俄罗斯工业的结构，军事方向开始取代民用方向。

    产能利率为80.9%，企业实行三班倒。这意味着经济没有潜力来增加供应。因此，需求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

    随着国防和安全支出的增加，国家正在削减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的支出。军事部门不仅消耗了平民的财政资源，而且也消耗了劳动力。异常低的失业率正在拖累俄罗斯经济，因为人手短缺。

    失业率为2.9%，表明经济中就业率最高。动员、军事合同和军工企业产量的增长使85万劳动力进入了非社会生产部门。经历了2022年的两次移民浪潮，情况变得更糟。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后来回国了，但仍然有50万人真正离开了。在一般企业中，技术工种和普通蓝领都严重短缺。战事也推高了工资，让市场过热。

    企业以不同方式解决人手短缺问题。许多企业实行三班倒；雇用妇女进入传统的男性岗位，如车工、机床操作员和司机；在某些地方，青少年也被雇佣，这实际上是一个24小时不停的生产过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沉迷于军事领域。这意味着战事的结束将导致一个强大的结构性冲击。工业结构从战时状态返回平时轨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民生领域

    军事开支不仅使经济升温，还使人民的钱袋鼓了起来。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不得不向剩下的人支付高薪，或者从其他部门吸引他们过来。新西伯利亚、萨马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和图拉等国防工业企业集中的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战事有关的钱款大大减少了贫穷人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俄罗斯人比例自1992年以来首次下降到9.8%。在低收入群体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是车臣、布里亚特、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和达吉斯坦，这些地区的男性参战人数最多。2024年，这一势头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向死伤者家属支付2-3万亿卢布。

    2023年，俄罗斯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群体。虽然它的核心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和商人，金融部门的员工和IT行业的代表，但现在军方和安全部门的人加入进来。

    事实上，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结构中，有一部分创造性的企业家和创意产业的代表，部分地离开或失去了收入，他们的地位被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所取代。高额支付将使政府陷入一个陷阱：即使财政收入状况恶化，也必须保持高额支付，否则强力部门——尤其是那些有战争经验和提供武器供应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对政权稳定造成不良后果。

    工资和公共支出的增长通过消费使经济过热。普京在军事冲突开始后对政府的第一批指示之一是确保“大众消费品”的供应。因此，平行进口迅速合法化。

    然而，这种机制可以预见地阻碍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如果进口成品更便宜，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生产？现在，联邦安全会议正在考虑如何禁止平行进口，而不会大幅拉高价格或造成商品短缺。毕竟，任何短缺都会激活对苏联式排队和“该死的90年代”的记忆。那么，“普京的俄罗斯只会变得更强”的说法将无法通过现实的检验。

    宏观经济稳定性

    如果俄罗斯经济在宏观层面保持稳定，那么继续为战争提供资金并维持目前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更容易。但通过国防开支和对民众、企业贷款的补贴来刺激国内需求（截至2023年11月1日，补贴贷款总额已达到GDP的7%），这对普京一直引以为豪的宏观经济稳定来说，是一枚定时炸弹。

    一方面，国际制裁将俄罗斯与外部冲击隔绝开来（除了油价波动）。另一方面，俄罗斯比战前更加依赖于石油。2024年，政府计划获得石油和天然气收入11.5万亿卢布（占GDP的6.4%），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2024年的预算是基于俄罗斯石油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的预测而制定的。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布伦特原油的年平均价格维持85美元以上，而且西方国家无法限制克里姆林宫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与这种乐观预测的任何一点偏离，都会使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更加不稳定。

    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泡沫在抵押贷款领域膨胀。2023年前10个月，俄罗斯银行发放了6.3万亿卢布的抵押贷款，比2022年同期增长72%。优惠贷款是主力，占贷款总额的70%。

    政府拒绝减少优惠抵押贷款，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措施，以支持有强大游说力量的开发商。但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优惠抵押贷款保留了预算的回归结构。本质上，是由纳税人，包括最贫穷的纳税人，来补贴中产阶级的抵押贷款。

    第二个问题是，超过60%的贷款人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偿还贷款。依赖军事支付的安全部队成员和其他“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获得了优惠贷款。如果失去了这一收入来源，他们将很难偿还贷款，特别是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军事冲突和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通胀率已经超过7%，到今年年底可能超过央行7.5%的预期上限。这种动态迫使俄罗斯银行抬高利率（目前为15%），并将其长期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到2024年，平均利率预计在12.5-14.5%之间，短期内不太可能降低。

    像“АвтоВАЗ汽车”和“俄罗斯铁路”这样的大型工业公司要求当局为公司债务提供补贴，因为关键利率在上升，而“俄罗斯石油”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则更进一步，要求央行与主要出口商协调利率。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高利率不仅意味着来自行业游说集团的抱怨源源不断，而且意味着形象问题。健康的经济不需要两位数的关键利率，它需要价格以可预测和温和的方式上涨。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另一个指标是汇率波动。卢布兑美元从50卢布到100卢布的快速抛掷已经成为战争和制裁形成的新常态。随着预算规则的废除，汇率完全由贸易流决定。因此，当出口收入达到上限，进口需求继续增长时，汇率突破了100卢布兑1美元的水平。

    这对普京来说是个麻烦。首先，100以上的汇率将大幅提高进口替代和平行进口的成本，加速价格上涨。第二，让市民担心。当局无法消除卢布走弱的主要原因——进口支出。可以控制资本流动。此外，通过行政手段应对价格上涨：限制鸡肉、石油产品、谷物的出口量，并以高额罚款为威胁迫使零售商限制加价行为。

    强制出售外汇收益会引发货币贬值情绪，加剧通胀预期。卢布的不良声誉促使企业和民众将储蓄转换为外汇，并将资本撤出该国。而非市场的价格限制方法只会使未来的价格上涨更加剧烈。

    “不可能三角”

    普京似乎相信，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财务管理不善。因此，俄罗斯经济由专业的技术官僚统治，总统听取他们的意见。

    眼下，经济在短期内看起来是可持续的：人民币和黄金储备并不太让人担心外债问题。尽管国内贷款成本上升，财政空间缩小，但俄罗斯的债务与GDP比率从历史上很低的水平开始，因此有充足的时间。最后，当局可以转向国内资本市场手段——例如，通过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特别是部分军事工业私有化。

    与此同时，战争有其自身逻辑，技术官僚无法克服。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在两个方面取得好的结果，但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预算规则（特别是限制预算支出的规则）、资本流动自由以及中央银行的部分独立性等对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目前都已经陷入了军事冲突的轨道。代价惨痛的“经济成功”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为进一步破坏性的短期决策开辟了空间。经济过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衰退，如果给经济过热“降温”的机构功能失调或崩溃，经济衰退将尤其令人痛苦。

  • 卡尔·萨根《宇宙》7-13

    第七章 夜空的脊柱

    他们来到空中的一个圆洞……闪耀着像一团火焰。神鸦说，这是一颗星球。——摘自爱斯基摩人创世神话。

    我宁愿弄懂一个道理，也不愿做波斯的国王。——德漠克利特

    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写了一本书，照该书的说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推测说，某些星球和太阳是静止不动的，地球以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于圆形轨道的中心。他还推测说，太阳附近的上述星球，体积十分巨大，以致地球轨道离这些星球的距离，只及这些星球的半径那么大。——阿基米德《繁星》

    假如仔细推敲人们的神学观点，任何人都一定会承认，“诸神”一词是用来表示他目睹的事物的不可知性。每当他看不出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根源，而目绞尽脑汁也理不出任何头绪的，他就推出诸神这个词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束他的思考……。因此，当他把某种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归之于上帝时……，难道不仅仅是用一种阴影来替换自己头脑里的黑暗而已吗？对于上帝的声音，他是习惯于带着敬畏之情去认真聆听的。——迪特里希男爵《自然界》,1770年于伦敦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纽约市度过的。当时我住在布鲁克林区的本森赫斯特街上，我极其熟悉我的左邻右舍，每一幢楼房，每一个鸽棚，每一个前廊后院，每一片空地，每一棵榆树，每一条装饰漂亮的栏杆扶手，每一条运煤斜槽，每一堵玩中国手球的壁墙，上述种种以一座叫做罗佑的斯第尔威尔的砖墙剧场质量最好。我认识许多住在这里的人，例如布鲁诺和迪诺、罗奈德和哈威、桑迪、伯尔尼、丹尼、杰基和米拉。但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就在第86街靠近铁路的那个汽车声嘈杂的地方，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我从未涉足的禁地。当时对我来说，那里就像火星一样神秘莫测。

    “在冬天，每天临睡之前，我经常仰望天空，无数的星星，在遥远的高空向我眨眼。它们是些什么呀？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去问大伙伴和大人们，而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星星就是天上的灯光呗，傻瓜！”星星会发亮，那还用他们说吗？但是，星星仅仅是悬挂在天上的小灯吗？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到底是不是和灯光一样的东西呢？面对群星，一股怅然不禁涌上心头。我那些不爱探奇索隐的伙伴们对司空见惯的群星依然有所不知。其中许多问题还得去探索许多更为深刻的答案。

    待我够岁数时，我的父母给了我第一张借书证。我记得，图书馆就在第85街，对我来说，那是一片陌生的地界。我一踏进图书馆，就急切地向一位女管理员打听星星的事。她递给我一本带有彩色照片的书，满是一些男女电影明星的像片，我嘟嘟嚷嚷地抱怨着。管理员笑了，当时真让我感到莫明其妙。她又给我找来另一本书，这一次她拿对了。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就找有关星星的段落。那本书告诉一些令我非常吃惊的东西，告诉我一个伟大的想法。书上说，星星都是太阳，不过是远离我们的太阳。太阳也是一颗星星，只是离我们很近的一颗星星罢了。

    试想，我们抓住太阳，把它推移到遥远的地方，推移到只剩下一个闪烁不定的小亮点的地方，那究竟要把它推移多远呢？对角度大小的概念，我一无所知，对计算光速传播的平方反比定律更是一窍不通。而且，我压根儿就没有机会去计算从地球到星星的距离。但如果说星星就是许许多多的太阳，那我当然知道，它们的距离一定比第85条街，比曼哈顿，也许比新泽西州距离我们还要远。它们实际上何止我想象的那么远呢。宇宙宏大无比，远非我当时所能想象的。

    不久，我了解到另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地球–自然也包括布鲁克林区–是一颗行星，而且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还有好多别的行星，也是围绕太阳运行的，有的远离太阳，有的靠近太阳。这些行星与太阳不同，自己不会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假如从远处观察，那么，在耀眼的阳光下，这些行星，其中包括地球，只是若明若暗的小点。于是我就想，其他的星星，一定也有行星，这是一些我们尚未测知的行星。在这些行星上，一定也有生命，（为什么不能有呢？）这些行星上的生命形式，也许与我们所了解的布鲁克林区的生命迥然不同。从此，我决定当一名天文学家，去研究星星和行星，如有可能，就去亲自拜访它们。

    使我深感幸运的是，对我的这种异想天开，双亲大人和老师们都十分赞赏。尤其幸运的是，我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进人太空旅行，对宇宙进行深入探索的时代。假如我先于这个时代出生，那么，不论我的抱负多大，我也不可能认识星星和行星到底是什么，也不可能懂得宇宙间居然还有其他众多的太阳和地球以外的宏大世界。对宇宙间这许多奥秘的认识是经过我们前辈百万年以来耐心观察和勇敢探索才从大自然中获得的。

    星星到底是什么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同婴儿的笑容一样自然，人类一直提出这样的问题，同前人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获得了部分答案。书籍和图书馆为我们发现这些答案提供了方便的手段。在生物学中有一种虽不完美但却有很强适应性的原理，叫做重演。这种原理认为，从人类自身的胚胎发育过程中，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进化史。我认为，这种重演性也会体现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不自觉地进行追溯人类远祖的思维。想想几千年以前的情形吧，那时既谈不上科学，也没有图书馆，但当时人类对社会和性别方面的问题也像现在这样精明，这样好奇，这样涉足其中。不过那时并没有科学实验，也没有发明创造，人类这个生物种尚处于童年期。当人类首次发现火时，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祖先，那时是怎样看待星星的呢？有时，我不由浮想联翩，我设想他们当中大概有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我们吃浆果草根、坚果和树叶，也吃死亡的动物。这些动物有些是我们找到的，有些是我们杀死的。我们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假如我们吃了某种东西而倒毙，那是因吃了这些食物而受到惩罚，我们并不想做坏事，但毛地黄或者毒芹会毒死你。我们热爱子女和朋友，我们要警告他们，别去吃这种有毒的东西。

    当我们去打猎时，我们也可能送命，被兽角顶死，被群兽踩死或吃掉。野兽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生与死，它们的习性如何，足迹怎样，何时交配，何时产仔，何时出游，对这一切我们都必须了解。并把这些知识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再传给他们的儿女。

    我们靠猎物为生。我们追逐它们，特别在冬天，没有什么植物好吃时更是如此。我们是流动的猎手和死兽收集者，我们称自己是狩猎族。

    我们大多数人就睡在露天，或睡在树下，或睡在树杈间。我们穿兽皮保暖和遮羞，有时也用兽皮做吊床，兽皮披于身上，我们感受到野兽的威力。我们与羚羊赛跑，与大熊搏斗。我们与野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追逐它们，吃掉它们，它们也追逐我们，吃掉我们，我们彼此相依为命。

    我们学会了制作工具，因而存活下来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找石、凿石和磨石方面是行家。我们用兽筋把石头绑在木棍上，做成斧头。用这样的石斧，我们可以砍树猎兽。我们把一些磨尖的石头绑在长棍上做成长矛。如果我们小心翼翼，怕不作声，有时可以接近猛兽，用石矛刺死它们。

    兽肉发臭了，有时我们饿了，就不去注意它的臭味；有时就加上些野菜，以冲淡臭味。不会发臭的食物，我们就用兽皮或大树叶或大坚果的壳把它包起来留着。把一些食物留起来带着是明智的。假如我们过早地把肉吃了，有些人以后就会挨饿。因此我们应该互相帮助。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们制定了规则，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规则。我们总是有规则，规则是神圣的。

    有一天暴风雨来了，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孩子们都害怕暴风雨，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害怕。我们不知道暴风雨的秘密。雷声深沉震耳，闪电又快又亮，这使我们觉得，也许是某个强大有力的人发怒了。我认为，一定是天上的什么人在发怒。

    雷雨过后，在附近的森林中，发出了劈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跑去一看，原来是一种散发热气的东西，闪耀着黄色或红色的亮光。这种东西我们从未见过。现在，我们称它为“火焰”。火焰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焰是活的，它会吞食物。如果你让它吃，它能吃掉植物和树枝，甚至整棵大树。它是有力的，但它不够精明，一旦食物吃完了，它也就死了。而且，假如一路上找不到食物，它也不会从这一棵树跃过不远的距离去吃另一棵树。没有食物，它寸步难行。但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它就会长大，而且会生下许多火焰孩子。

    我们当中有一个伙伴，产生了勇敢的想法：去抓住一个火焰，给它一些东西吃，和它交朋友。我们弄来一些木质坚硬的长树条，火焰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不过吃得很慢。这样，我们就可以拿着没有火的一端而把火焰带走。手里拿着小火焰，如果我们很快地跑起来，它就会死去，它们的孩子太娇嫩了。我们没有跑，我们轻轻地走，好心地喊着：“别死呀。”其他狩猎族的人惊奇地看着我们做这件事。

    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带着火焰，并不断地喂它，以免它饿死①。火焰是一种奇迹，也对我们帮助不小；它很可能是一位强有力的人送给我们的礼物。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暴风雨中发怒的那同一个人呢？在寒冷的夜晚，火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光明。在新月之夜，点点火光戳破茫茫黑夜。如今在夜间，我们也能为明天的打猎准备石矛了。晚间，要是我们还不累，我们也能在黑夜中互相看得见并且交谈了。使我们格外高兴的是，火焰使猛兽不敢靠近。过去，在深夜熟睡之时，我们常受猛兽之害，甚至小动物，如鬣狗和狼，也可能吃掉我们的伙伴。如今有了火，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火焰使它们不敢靠近，而只是在夜幕下无望地徘徊，嚎叫着，眼睛在火焰前闪亮闪亮的。它们害怕火焰，但我们不怕火焰。因为火焰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照顾火焰，火焰也就照顾我们。

    天空是重要的。天空覆盖我们，还会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发现火以前，每当黑夜来临时，我们常常躺在地上，仰望天空，注视着天上无数的亮点。有时一，许多亮点会走到一起，在天空中形成一幅图画。我们中有一个人的眼力比旁人好些。她就教大家认识空中的图画及各个图画的名字。我们常常围坐在一起，聊到深夜，编织着星空图画的故事，如狮呀，狗呀，熊呀，猎人呀和其他更为奇怪的事情。这些天上的图画是不是就是发怒时制造暴风雨的那强有力的巨人的形象呢？

    天上总是没有什么变化。年复一年，星图一成不变。月亮呢，阴晴圆缺，周而复始。月相变化时，女人们就会流血。有些部落规定，在月亮消长的某些日子禁止性交。有些部落在鹿骨上刻下月亮缺而复圆的天数，或是女人流血的间隔天数。这样，人们就会预先算出时间，遵守规则。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星星远在天边。我们爬上一座山顶或是一棵大树时，并不觉得它们离得近些。云彩飘来，挡住我们观看星星。星星一定是躲到云层后面了。当月亮慢慢往前走动时，会从星星的面前走过。但过后一段，星星仍然安然无恙，月亮并没有吃掉星星。星星一定是在月亮的后面，它们在眨眼。星星是一种奇怪的、寒冷的、清白的、远离我们的光。许许多多这样的光，遍布苍穹，但只有在晚上才看得见。我不明白，星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火以后，有一天我坐在筹火旁遐想星星，一个念头逐渐产生：星星就是火焰。然后我又想到，星星是其他的猎人在夜晚点燃的篝火。星星没有篝火亮，因此，星星一定是离我们很远很远地方的篝火。但我这么一说，附近的人立即问我，“天上怎么会有香火呢？篝火堆和它周围的猎人，为什么不会落到我们面前呢？为什么那些陌生的部落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呢？

    他们问得好。这些问题困扰着我。有时，我觉得天空像半个大蛋壳，或是半个大坚果壳。我想，远在天际的那些人，正在往下看我们呢（可是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在往上看）。他们会说，我们呆在他们的天上，他们也弄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不掉到他们的地上去。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理解吗？但我的伙伴说，“上是上。下是下呀！”这个回答同样很在理。

    有位伙伴的想法不同。他认为，夜空是一大块扔到天上去的黑色的兽皮。兽皮上有很多洞孔。透过洞孔，我们才看到了天上的篝火。他认为并不是我们看到星星的地方才有篝火。他想，篝火布满整个天空，只是被兽皮挡住了，在有洞的地方，我们才看得见。

    有些星星能够走动，就好像我们追逐的动物，也像我们自己会走动一样。不过，星星走得很慢，只有细心地连续观看几个月，你才会发现它们走动了。会走动的星星，只有5颗，和一只手上的手指一样多。它们在群星间缓慢地移动。假如认为天上的星星是等火的想法是对的，那么，这些星星必定是天上的猎人举着火把在移动。但是我不明白，能移动的星星怎么会是兽皮上的洞孔呢。假如在兽皮上钻个洞，洞也不会动呀，洞毕竟是洞。此外，假如天上满是火焰，我也觉得不妙，万一兽皮掉了下来，到处火龙飞舞，夜空就会大刺眼了。我想，烈焰腾腾的天空会把我们都吃掉。看来，天上有两种强有力的巨人，一种好，另一种坏。坏人想用火来吞食我们，好人则用兽皮挡住火。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向好人感恩才对。我不知道，天上的星星是篝火还是兽皮上的洞孔，透过这些洞孔我们看到了火光。我拿不定主意。有时，我觉得是篝火，有时，又觉得是兽皮上的洞孔。有一次，我猜想天上既没有篝火，也没有兽皮洞，而是些别的什么东西，但这对我来说太难理解了。

    把脖子枕在木头上，头向后仰，这时你就只能看到天空，看不到山岗，看不到树林，看不到猎人，也看不到篝火，只看到天空。有时我觉得我可以就这样跌入天空。如果说星星是篝火，我倒乐意去拜访那些升起篝火到处游动的猎人。这时我觉得跌入天空真是件美事，但如果说星星是兽皮上的洞孔，我就担心了。这是因为，我不想跌进洞孔。掉进熊熊烈火中去。

    到底哪种想法对呢？我很想弄清楚，我可不想不明不白的。

    我认为，当时许多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对星星并不都有上面的想法。也许在长久的岁月中，少数人有这样的想法，但绝不是说所有这些想法都来自一个人。然而，在那些部族里产生各种复杂的想法并不奇怪。例如，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昆布须曼人，对银河的说法就别具一格。他们所处的地区，银河常常就在他们的头顶。因此，他们把银河叫做“夜空的脊柱”，好像说天空是某一种巨兽，人们就住在巨兽的腹内。他们这种解释使银河可以被理解，而且非常有用。他们认为，夜空是由银河支撑住的，要不，夜空就会散架，摔到地上来。这是一种奇妙的想法。

    随着岁月的迁移，在大多数人类文化中，这种天上篝火和银河脊柱的比喻性想法逐渐为别的想法所代替。天上的强有力的巨人被升格为天神。他们有名有姓，有男有女，还有亲戚朋友，各自在天上负有专门的职责。人类所关切的每一件事都由一位神祗主管。神祗们主管着世界。没有他们的参与，便将一事无成。他们一高兴，食物充足，人类幸福。但一旦有什么事情激怒了神祗（有时只是一点点小事），灾难就接踵而至，就会发生干旱、暴雨、战争、地震、火山喷发和瘟疫。神祗是要享受香火的。于是，为了让他们不发大怒，庞大的祭司和神使队伍便应运而生。但是神祗的心意难测，凡人很难知道他们的好恶。因而，大千世界神秘莫测，难以理解。

    爱琴海中萨摩斯岛上的赫拉天后庙现在仅有很少一点遗迹。这个庙是古代的一大奇迹，是一座供奉天后赫拉的大庙宇。赫拉最早是司天女神，她是萨摩斯岛的守护神，其作用同雅典城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后来，赫拉与奥林匹斯山众神之父宙斯结了婚。远古的故事说，他们的蜜月就是在萨摩斯岛上度过的。在希腊神话中，夜空中那光茫四射的光带，是赫拉乳房横空喷射的乳汁。西方人把银河叫做奶汁路（Milky Way），其来源正在于此。也许，这在原初就表示大地靠苍天滋养，如果是这样，这种含义早已在几千年前便被忘却了。

    我们差不多所有人的祖先对于存在的危险都编出了故事，把危险说成是由不可预知的，或者是愤怒的神祗造成的。长期以来，幼儿刚一懂事，就受到了宗教解释的全面包围。例如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无论什么都有神祗掌管，有天神、地神、雷神、海神和地狱之神，还有火神、爱神、时间之神和战神等等；就是每一棵树，每一块草坪，都有其森林女神，或是侍奉女神。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受到一种概念的抑制（正如至今还有一些人受到这种概念的抑制一样），即一个大木偶是由神祗牵线活动的，这些神祗，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大约 2500年前，在爱奥尼亚②，在东爱琴海繁忙的岛屿和港湾中发展起来的萨摩斯岛及其邻近的希腊殖民地，出现了光辉灿烂的觉醒。他们中有人突然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原子组成的。人也好，动物也罢，都是由较为简单的形态组成的。至于疾病，也不是恶魔或是神抵引起的；地球只是一个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天上的星星，则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星体。

    这个革命，使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脱离了混沌时期。古希腊人认为，第一个生命是“混沌”，这一说法同圣经《创世纪》上的“无形”是同一种看法。“混沌”后来与一位叫“夜晚”的女神结了婚，天上的神仙，世上的人，都是由他俩繁衍下来的。从浑饨中开辟出天地，这同希腊人认为的不可预知的自然界是由变幻莫测的众神统治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神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产生了一个新概念，一种关于人类的伟大概念。古爱奥尼亚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内在秩序：自然界运行有序，揭示了自然界的秘密，自然界并不是完全不可预知的，因为自然界存在着甚至她本身也无法违背的规律。自然界运行极其有序，这一特征即称为宇宙。

    但是，为什么这种认识会产生于爱奥尼亚，为什么会产生于东地中海上的这些默默无闻的田园牧歌式的偏僻岛屿上呢？为什么不会产生于印度、埃及。巴比伦、中国或中美洲的大城市呢？中国在天文方面的优秀传统有几千年之久，中国发明了造纸及印刷术、火箭、指南针、丝绸、陶瓷，还有闻名的远洋船队。在这样文明的国度里，怎么就没有这种认识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是因为这个国家过分因循守旧，而不愿采纳新生事物的缘故。那么，相当富足、数学发达的印度，为何也没有这种认识呢？有些历史学家又说，那是因为这个国家迷信盛行，人们相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说法，他们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无穷的轮回再现，本质上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为什么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呢？要知道他们和其他族的印第安人一样深深地迷恋于天文学，而且在这方面也极有造诣啊！历史学家认为，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在机械发明方面缺乏热情又缺乏才能，他们除了孩子们的玩具外，甚至连车轮都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爱奥尼亚人，他们有几大优势。爱奥尼亚是个岛国，基本上与外界隔绝，各个岛屿之间风俗习惯常常不同，政治制度也千差万别，没有什么集权统治能使各岛屿的习俗和文化统一起来，这就为思想的自由驰骋敞开了大门。和别的国家不同，爱奥尼亚在政治上没有必要提倡迷信。不同于其他国家，爱奥尼亚并非处于世界文化的中心，其文化尚处于十字路口，进退未定。腓尼基语的字母首先在爱奥尼亚演变的希腊文拼法使文化的普及成为可能，识字断文不再垄断于僧侣和抄写员，各种各样的思想产生了，为人们提供了思考和辩论的内容。政权掌握在商人手中，商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提倡新技术。爱奥尼亚位于地中海东部，这是亚非欧的文明，其中包括伟大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交汇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偏见、语言、思想和神祗都在这个地方进行激烈竞争。当几位不同的神祗都争着要霸占同一块土地时，人们会有什么想法呢？古代巴比伦的主神玛杜克和希腊的主神宙斯都被认为是天上的主人和众神之神。这样，人们就会想到玛杜克和宙斯实际上是同一个神。而且他们还会想到，由于他们神的属性相当不同，其中必有一个神是祭司们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一个神是祭司创造的，为什么不可能这两个神都是祭司们创造的呢？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伟大思想产生了，也必定有一种抛开神祗理论认识世界的方法。这种思想还认为，自然界可能存在自然法规、自然规律和自然力，由此出发，人们就不难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了，无需把每一只麻雀的跌落都归因于宙斯的干预了。

    我认为，中国、印度和中美洲只要再有些时间，也会产生这种科学的想法。科学文化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步伐也是不一致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起点都不一样，发展速度也不尽相同。科学的世界观发展得如此之好，解释了如此之多的事物，而又同人类头脑里最先进的成分配合得如此和谐，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文明的发展，按其本身的意志都必将导致科学的昌明，其区别只不过有早有晚罢了。而爱奥尼亚恰好是最早萌发科学的国度。

    公元前600～400年之间，人类的认识史上发生了上述伟大的变革。促使变革的关键是人们的双手。一些著名的爱奥尼亚思想家都是船员、农夫和织工的儿子。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教士和文人不同，爱好劳作，习于探索，而后者则好逸恶劳。这些思想家反对迷信，因而创造了许多奇迹。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仅能找到零碎的和间接的记录。对他们当时所使用的隐喻，我们现在可能感到晦涩难懂。此后的几个世纪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人有意识地压制了进一步的探索研究。这场革命中的领袖是具有希腊名字的人物，其中大部分人我们都不熟悉。但是，他们却是人类文明史和人类发展史的真正开拓者。

    第一位爱奥尼亚科学家是米利都城的泰勒斯，这个城市位于亚洲，与萨摩斯岛隔一条狭小的航道相望。泰勒斯游历了埃及，精通巴比伦文化。据说，他预测了一次日食。他还懂得根据金字塔的影长和太阳与地平线的夹角来测量塔高的方法，这与我们今天测定月亮环形山的方法相同。他早于欧几里得300年，论证了不少几何定理，例如，他推论了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显然，从泰勒斯到欧几里得，再到牛顿于1663年在斯托尔布里奇市场购买《几何原理》一书，他们在科学上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

    泰勒斯竭力不求助于神来理解世界。像巴比伦人一样，他也相信世界上曾是一片汪洋。为了解释陆地的来由，巴比伦人认为，他们的主神玛杜克在水面上丢下了一张席子，然后在席子上堆上泥土，形成了陆地③。泰勒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并没有巴比伦人的迷信成分，正如本杰明·法林顿所指出的：“让玛杜克滚开！”他认为，地球上确曾到处是水，由于一种自然过程，海中才慢慢冒出了陆地，他觉得这与尼罗河三角洲的淤积过程是近似的。的确，他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正如我们今天宣称电子、质子和中子或者夸克是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一样。他的见解正确与否尚在其次，重要的是，他说明了世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泰勒斯从巴比伦和埃及带回了新兴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的种子，在爱奥尼亚的沃土中，它们当然要发芽、开花和结果。

    泰勒斯的私人生活情况鲜为人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讲了一些有关的轶事：
    有一则故事说，泰勒斯穷困潦倒，人们为此指责他，并且认为这也说明自然科学毫无用处。可是泰勒斯“上知天文”，在冬天，他就预知第二年橄榄一定大丰收。于是他倾其所有，把基奥斯城和米利都城的所有的榨橄榄油机都低价预租了下来。第二年收获季节到了，大家都需要榨橄榄油机，他就随心所欲地开始出租，从而果真发了大财。他以此向世人说明，只要学者们愿意，是能够轻易致富的。不过，他们的心思和志向在别的事情上。

    泰勒斯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成功地促使米利都人反抗里底亚国王克里萨斯的并吞，但在游说爱奥尼亚各岛国，为了反对里底亚的并吞而成立联邦这件事上，却未能成功。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是泰勒斯的朋友和同事，我们都知道，他是最早做实验来进行论证的人之一。他竖起一根棍子，通过观察移动的棍影，准确地确定了一年及四季的时间。许多年来，人们只知道用棍子来打架争斗，而阿那克西曼德却用它来测量时间。他也是制作日昝，绘制已知世界的地图和有星座图形的天球仪的第一个希腊人。不过，他认为，太阳、月亮和其他星球，都是透过苍穹中移动的洞孔看到的火球，这也许是一种较为古老的想法。他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是，地球不是悬在天空中，也不是由天空支撑的，而是凭自身的力量，处于宇宙的中心，因为在“天球”中，地球到其他星球的距离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地球移动。

    他认为，幼婴什么也不会办，因此，假如人类第一次出现的幼儿是自己来到世界上的，他们肯定立即死亡。由此出发，阿那克西曼德得出结论，人类是由那些幼兽生活能力强的动物变来的。他认为生物都是同时在沼泽中出现的，最早的动物是浑身披有荆棘的鱼类。这些鱼的某些后代后来离开了水，转向了陆地，在陆地上，它们逐渐进化演变成了另一种动物。他还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无数种世界，每个世界都有生命居住，所有的物质都处于分解和再生的循环中。圣奥古斯丁对此痛惜地说：“他把各种各样无休止活动的原因归结为上帝的程度并不比泰勒斯高。”

    大约在公元前540年，萨摩斯岛国出了一个专制君主，名叫波利克拉特斯。据说他发迹于饭馆老板，终而成为国际性海盗。他迫害本国人，也不停地向邻国发动战争，但他却又是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慷慨保护者。为了防备邻国报复，他在京城周围建造了6公里长的高大宽厚的城墙，其遗迹保存至今。为了穿越堡垒取用远山的一处泉水，他命令挖一条2公里长的穿山隧洞。隧洞从山的两侧同时开挖，挖通时几乎分毫不差。这项工程用了约15年的时间才完成。它表明爱奥尼亚人在当时已有高超的工程实践能力。但是这项工程还有另一面更阴暗的部分：该工程部分是由拴上铁链的奴隶们修成的，许多奴隶都是波利克拉斯特的海盗船俘获的。

    西奥多勒斯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他是当时希腊的大工程师。他著名的发明有钥匙、尺子、木匠的短尺、水平仪、车床、铸铜和供暖设备。怎么没有为这个人建纪念碑呢？所有幻想和思索自然规律的人都同工艺技术人员商谈，那时的理论和、实践浑然一体。

    大约在这同一时代，附近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正在创立他的著名学派，但由于他的渎神言词，现在人们已不大记得他的医学传统了。那是根据当时的物理和化学研究成果④建立起的一个实用而有效的医学学派，但其自身也有理论贡献。在《论古代医学》一书中，希波克拉底写道：“人们仅仅因为自己不了解羊癫疯的发病原因，便认为这种疾病是神授的。假如人们对于不明白的事都说成是神授的，那么，就会有没完没了的神授的事情了。”

    随着时日的迁移，爱奥尼亚的文化影响和实验方法逐渐传播到希腊大陆，传播到意大利和西西里。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差不多都不相信空气的存在。人们当然会呼吸，但人们都认为，风是天神的呼吸造成的。谁也没有想到，空气是一种看不见的稳态物质。据载，公元前450年左右，著名的物理学家恩培多克勒第一次进行了空气实验，⑤有些记载说他自奉为神明。但这可能是由于他绝顶聪明，因此其他人奉其为神。他认为，光的传播速度十分神速，但并非无限地快。他还认为，地球上生物的种类，原先要多得多，但其中许多种类“想必不能繁衍生存下去而消失了。因为原先存在过的每一种生物，自其产生之初，都有赖于生活技能，或勇猛程度，或奔跑速度，以保护自身、繁衍后代”。恩培多克勒对于生物适应环境的解释，与阿那克西曼德和德漠克利特一样，鲜明地预见了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自然选择的伟大思想的某些内容。

    恩培多克勒的实验器具非常普通，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使用了几百年的漏壶。那是一个铜制的球形物，漏壶的颈部有一开口，底部有一些小洞眼，装水时将壶浸入水中。装满水后如果不按住颈口把壶提出水面，壶中的水就会从底部的小洞喷洒出来。但是，假如用拇指按住颈口，把壶提出水面，不松开拇指，壶中的水就不会流出来。如果堵住颈口，则把壶浸入水中也装不进水。由此看来，一定有某种物质防止了水的进人。人们看不见这种物质，这种物质是什么呢？恩培多克勒认为，这只能是空气。我们看不见的这种物质，能够产生压力，正是这种压力，在我们用手按住颈口时，使水灌不进漏壶。恩培多克勒发现了这种看不见的物质。他还认为，空气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物质。

    据说，恩培多克勒在一场拜神狂中跳进埃特纳火山口的炽热岩浆升天了。但我却觉得，他不是故意的，而是在一次大无畏的地球物理学开拓性考察时，失足掉进去的。

    恩培多克勒关于存在有原子的蒙昧认识得到德漠克利特的进一步发挥。他出生在爱奥尼亚的殖民地，位于希腊北部的阿伯德拉，这是一座充满笑料的城市。公元前430年，假如有人讲阿伯德拉人的故事，你一定会捧腹大笑。当时的阿伯德拉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现代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一样。德漠克利特认为，生活的一切都要享受，都要理解。理解和享受本来就是一回事。他说：“没有欢乐的生活好比是没有旅舍的一条漫长的道路。”德漠克利特极可能来自阿伯德拉，但他决非笨伯。他认为，许多星球都是由宇宙的散落物自然形成的，然后发展、死亡。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天体互撞形成的坑穴，但德漠克利特想到星球有时会相撞。他还认为，在黑暗的宇宙中有些星球独来独往，有些星球则伴有好几个太阳和月亮；有些星球上有生命，而有些则没有动物，没有植物，甚至没有水；最简单的生命形式，产生于某种原始沼泽地。他教导说，感觉亦即理性，比如说，我觉得我手上有一支笔，这完全是一种物理和机械过程；思维和感情，则是由极其精细、极其复杂地堆置在一起的物质导致的，而不是神赋予物质以某种精神的结果。

    德漠克利特发明了“原子”这一词，在希腊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粒子，永远不可能再往下分割。万事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是由原子错综复杂地组合成的。他说：“世上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

    德漠克利特说，当我们切苹果时，刀子无疑要从原子间的空隙通过。假如没有这种空隙，就是说没有虚空，刀子就会碰上无法穿透的原子，苹果也就无从切开了。比如说，切开一个锥体，然后比较这两个切开的剖面，它们的截面积会相等吗？德漠克利特认为不会相等。锥体上的斜面使一个剖面的截面积稍小于另一个剖面的截面积。假如二者相等，那就不是锥体，而是圆柱体了。不管刀多么锋利，这两个剖面的截面积都不会相等。为什么呢？因为在极小的尺度上，物质表现出某种不可刨光的粗糙度。德漠克利特把这种小尺度的粗糙度，比之于原子世界。当然，他的观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看法，但是却是十分机敏高明的，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的精细观察。从本质上来说，他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在和上述同样的活动中，德漠克利特还想到过计算锥体或金字塔的体积，方法是把许多极小的金属板堆积成一个锥体。他使用的这种方法，在数学上叫做极限论。他已经在敲微积分的大门了，而微积分则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工具。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在牛顿之前，事实上尚无人涉足这一领域。如果德漠克利特的研究工作没有受到全面的破坏，那也许在耶稣时代，微积分就已经产生了⑥。

    1750年，托马斯·赖特为德漠克利特早就认为银河主要是由低分辨率的星球组成而赞叹不已。我们可以这样说，远在天文学受益于光学的进展之前，微漠克利特早就通过理智的眼睛，和有史以来较优越时代的最能干的天文学一样，全面深入地观察了无限的空间。确实，德漠克利特的思想，早就飞越过“赫拉的乳汁”，飞越过“夜空的脊柱”了。

    作为一个人，德漠克利特似乎有点古怪，女人、孩子和性生活使他局促不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会占用他思索的时间。但他十分珍惜友谊，认为欢愉是生活的目的，并孜孜于从哲学上探索神秘的灵感的源泉和特性。他启程赴雅典，去拜访苏格拉底，结果，竟腼腆得不敢自荐。他也是希波克拉底的挚友。他震惊于物理世界的千姿百态。他认为，在一种民主制度下过贫穷生活，也比在帝王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些。他认为，当时盛行的宗教是有害的，既没有不朽的灵魂，也没有不朽的神祗。他所坚信的是：“世上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德漠克利特是否因此受到宗教迫害，无案可查。不过，应该知道，他是来自阿伯德拉城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容忍非正统观点的短暂传统，已开始崩溃，进而消失了。人们因为具有特殊的见解，已开始受到处罚。如今，在100德拉克马的希腊钞票上，印有德漠克利特的头像。但是他的见识受到抑制，他对历史的影响受到贬低，神秘主义者们正开始取得胜利。

    在爱奥尼亚，还出了一位注重实验的人，名叫阿那克萨哥拉，住在雅典，公元前450年左右，极其闻名。这个人是位巨富，但他对财富漠不关心，却酷爱科学。每当有人问他人生真谛何在时，他总是回答：“探索太阳，探索月亮，探索天空”，完全是一副地道天文学家腔调。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中，他把一滴白色的液体，例如奶酪液滴人一大瓶深色液体，例如浓酒中。他发现，白色全然不见了。他因此联想到，其中必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某种凭感官不能直接察觉的变化。

    阿那克萨哥拉不如德漠克利特那样激进。但同样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是珍视财产的物质主义者，⑦而是持有只有物质才构成了世界的基础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相信特殊的精神物质，而不相信原子的存在。他认为，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明，是因为人类有手，这是典型的爱奥尼亚人的观点。

    阿那克萨哥拉最早阐明月亮的亮光来自反射，并从而提出了月亮盈亏说。这种理论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理论，因此手稿只能秘密流传。从地球、月亮和自身发光的太阳的相对位置来解释月相盈亏，或是月食的这种理论，与当时根深蒂固的偏见是极不相容的。过了两代人的时间，亚里士多德自信地提出，月相盈亏和月食是由于月亮本身具有盈亏和食的特性造成的，这种说法，只是在玩弄词藻，其实什么也没有加以说明。

    当时盛行的说法是太阳和月亮都是天神，但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太阳和星星都是燃烧着的石头。我们感觉不到星星的热气，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了。他还认为，月亮上有山脉（这是对的），也有生命（这就说错了）。照他的意见，太阳只是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一些，大概有南希腊，即希腊全国的三分之一那么大。他的论敌认为，他这种估计非常荒谬。

    阿那克萨哥拉是伯里克利带到雅典的，后者是希腊鼎盛时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促发者，而这场战争却毁灭了雅典的民主。伯里克利热衷于政治，也爱好科学，阿那克萨哥拉是他的主要知己之一。有人认为，正是由于阿那克萨哥拉的这种地位，使他对雅典的伟大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伯里克利有其政治困难。他的权势极其显赫，政敌往往难以对他直接攻击，因此政敌们就攻击与他亲近的人。阿那克萨哥拉终于被判罪，遭囚禁，罪名就是对上帝不虔诚。因为他曾讲授月亮是由普通物质组成的，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而太阳则是天空中燃烧得发红的石头。1638年，约翰·威尔金斯大主教对此评论说：“那些狂热的信徒认为，把他们顶礼膜拜的上帝说成石头，是对上帝的极大亵读。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崇拜的偶像正是由石头雕刻而成的。”伯里克利为使阿那克萨哥拉获释，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终因为时过晚未能成功。虽然说200年之后爱奥尼亚的传统在亚历山大大帝治下的埃及得以继承，但此时希腊的政治浪潮正在转向。

    在历史著作中，或是在哲学书籍中，通常都把泰勒斯、德漠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这些大科学家描绘成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似乎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降临之前，他们的主要作用只是守住哲学这个摊子而已，或者只是给了苏格拉底他们一点点影响。其实，古爱奥尼亚人代表的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与当时传统极其相背的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科学极其一致。可惜他们的强大影响只延续了两三百年，这对于生活在爱奥尼亚科学昌明时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之间的人来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也许，与萨摩斯岛有关的影响力最大的人物，要算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了⑧。按照当地传统，他曾在萨摩斯岛科基斯山上的一个洞穴中住了一段时间。他是世界史上第一个推断出地球是一个球体的人。他这种推断，也许是看到月亮和太阳呈圆形联想出来的，也许是在月食时看到了地球对月亮的圆形投影，或是在他观察船只离开萨摩斯岛时桅杆逐渐消失在海平面而推论出来的。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弟子，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之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并未举例去证明这个定理，而是采用数学演绎法去全面证明它的。现代数学——所有学科的基础，都离不开演绎法，毕拉哥拉斯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是他，首次使用了“宇宙”这个词，以表示那秩序井然、谐和协调的大千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应当为人们所了解。

    许多爱奥尼亚人认为，宇宙间的谐和协调可以通过观测和实验获得，这正是当代科学普遍采用的方法。然而毕达哥拉斯的方法却全然不同。他认为，自然规律可以完全由思维推断出来。因而他和他的弟子们基本上不注重实验。⑨他们是伟大的数学家，同时又是神秘家。伯特兰·罗素尖刻地说：“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种宗教，其主要教义就是灵魂与肉体处于无限的轮回之中。他的宗教植根于宗教秩序，教义中不时阐明要控制国家，建立起圣洁的戒律。但凡夫俗子总是渴望享受的，自然迟早要违背他的教义了。”

    毕达哥拉斯学派专注于数学论证的确立。他们认为数学是一个人类才智可以认识的纯净世界，数学是一个宇宙体。其中直角三角形的边的关系，完全符合简单的数学关系式。数学王国同现实中杂乱无章的平凡世界是绝然不同的。他们觉得，通过数学论证，他们已经窥测到一个完美的实体世界，一个神祗的王国，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这个神祗王国不完整的投影罢了。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著名寓言中，捆着的囚犯只要看见路人的影子，就相信那是路人本身。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只要他们能够转过头来，就不难看清复杂现实的真相。看来，柏拉图，还有后来的基督教，都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重大影响。他们都不敢把矛盾的论点摊到桌面上来，而是如同所有正统的宗教一样，实行清规戒律，以防止修正自身的错误。西塞罗就此写道：

    毕达哥拉斯学派醉心于正方立体，醉心于各边均为等量正多面体的对称立体。其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立方体，立方体的每一个面都是一个正方形。正多边形的数量无穷无尽，但正立方体却只有5种（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数学推论的一个著名例子）。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有12个5角形的、称做12边形的多面体，感到特别可怕。这个问题同宇宙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当时人们认为，世界是由土、火、气、水等4大元素组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把这4大元素同4种正多面体联系起来。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第5种正多面体，一定与某种第5类元素有关，这类物质只能来自天上（这就是第5元素quintessence这个词的由来）。他们不让一般的人知道12面体的存在。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整数尤为钟爱。在他们看来，一切物体，当然也包括其他数字，都可由整数导出。但到后来，这种信条发生了危机，因为他们发现，2的平方根（正方形的对角线与边之比）竟是一个无理数，不能由任何两个整数之比（不管这两个整数多大）准确地表达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正是在应用毕达哥拉斯定理时发现这种怪事的。“无理数”这个词，其本意只是说明一个数不能由比值表示。但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却如同洪水猛兽了；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他们以往的全部观点都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从今天的观点来说才真正是“无理的”。对数学上的这种重要发现，他们不敢拿出来公开，而是捂住2的平方根和12边形的知识，不让外人了解真情⑾。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些科学家反对科学大众化。他们主张神圣的知识只能在信徒间流传，不能让大众了解。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球体是“完美无缺的”，因为球面上的任何一点离球心的距离都相等。环形圈因而也是完美的。他们始终认为，星球是在环形轨道上作匀速运动。他们觉得，行星在轨道上运行时不可能时快时慢，非圆形运动是不可能的，它们既然不受地球的影响，也一定是“完美无缺”的。

    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法的褒贬可以从开普勒的毕生研究明显地看出（参见第三章）。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是不可感知的、神秘而完美的世界这种看法，马上被早期基督教徒接受了，同时成为开普勒早期受教的主要内容。开普勒一方面坚信天地间存在着数学的和谐（他写道：“天体是由和谐的比例装饰起来的。”），从简单的数值关系中，就可以确定星体的运动方式。另一方面，他还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长期坚持认为只有匀速的环形运动才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在观察星体时多次发现，他这种观点解释不了星体运动方式。于是，他又再次观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许多学者不同，开普勒信赖实际观测和实验结果。通过对星体运动的仔细的反复观测，他终于抛弃了星球沿环形轨道运行的观点，认识到星体是在作椭圆形运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既激起了开普勒对行星运行和谐性的探索，又束缚了开普勒，使他的研究推迟了10多年。

    轻视实践的观念甚嚣尘上，这始于古老的世界。柏拉图极力鼓吹天文学家要去研究天体，但不要浪费时间去观测天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下等人在本质上是奴隶，所有的下等人最好应该由一个主人来统治……，奴隶是主人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工匠同主人的关系稍疏于奴隶，工匠只有成为奴隶后才能具备相应的优秀品质。中下等的技工具有不同的特殊奴隶身份。”普鲁塔克认为：“没有必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倘若一项工艺品制作精美，令人愉悦，其制作者便值得尊重。”色诺芬的看法是：“人们称为工艺品的一类物品都印有社会的烙印，在我们的都市中当然要受到唾弃。” 出于上述种种认识，爱奥尼亚的充满前途的光辉的实验方法，被人们束之高阁竟达2000年之久。没有实践，则无法在诸多学说中加以抉择，科学也就无从前进。毕达哥拉斯学派反对实践的观点，至今仍有市场，原因究竟何在，这不能不使人深思。这种对实验工作的厌恶究竟从何而来？

    科学史专家本杰明·法林顿认为，古代科学的衰败，究其原因在于经商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导致爱奥尼亚科学的发生，也导致奴隶制经济的产生。拥有奴隶，便铺平了通向金玉满堂、权势显赫的大道。毕达哥拉斯的城堡是由奴隶们建造的。在伯里克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雅典拥有大量的奴隶。雅典人津津乐道的民主，其实只适用于少数特权者，奴隶不过当牛做马从事体力劳动而已。由于科学实验也是一种体力劳动，因此奴隶对于科学实验是退避三舍的。但反过来说，又只有奴隶主——有些国家里尊称“绅士”——才有闲暇去搞科学。因此，科学几乎无人问津了。古爱奥尼亚人完全有能力造出某些较为高级的机器，但奴隶制的存在使技术进步缺乏经济动力。因此，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经商的传统对伟大的爱奥尼亚科学昌明的产生起到重大的作用，而奴隶制却又可能是两个世纪之后科学衰败的原因。这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

    类似的现象在全世界比比皆是。1280年，是中国天文学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是郭守敬。他以1500年来前人的天文观测为基础，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和计算技术。人们普遍认为，自他以后，中国的天文学便江河日下了。内森·西维因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上层人物对科学越来越僵化、墨守陈规，从而使知识界对技术的探索和兴趣有减无增，也不愿把科学研究当做行之有效的重要进身之阶了。”于是，研究天文学的钦天监成为家传因袭的职衔，这种做法同天文学的进展大相径庭。此外，“天文学研究一直为朝廷所垄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听任外国技术人员的摆布。”他们主要是听任耶稣会传教士的摆布，他们介绍了欧几里德和哥白尼的学术观点，中国人对这样的学术思想惊讶不已，但当他们检查过耶稣会教士带来书籍后，自然而然地要竭力隐瞒和压制日心说的观点。在印度、玛雅和阿兹台克文明中，科学之婴死于母腹的原因也许与爱奥尼亚文明衰败的原因相同，都与奴隶经济的发展有关。从政治上来看，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受教育者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基于这种现状，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习惯于体力劳动，同时也不会对传统的知识提出挑战，为此，科学难以扎根。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爱奥尼亚和其他希腊科学家的大致生卒年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希腊科学家的衰落，因为在公元前1世纪之后，著名科学家就屈指可数了。

    在奴隶制度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过着优裕舒适的生活。他们为人压迫人的制度辩护，为专制君主服务，宣扬肉体和精神分开的观点（这是一种在奴隶制社会极其自然的观点），他们把物质同意识分割开，把地球同天体拆离开。他们这种分割统一体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占据了2000多年之久。信奉“神祗无处不在”的柏拉图，实际上是用奴隶制的比喻联结他的政治思想与宇宙学说。据说，他曾经竭力主张烧毁德漠克利特的所有著作（他也曾主张烧毁荷马的所有著作），原因也许在于德漠克利特不承认灵魂与上帝是永恒的，也许是因为他不承认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或者在于他相信存在无数的星体。据传，德漠克利特撰写了73部重要著作，涉及了人类的所有知识，但所有这些著作约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对德漠克利特的了解，主要来自一鳞半爪的零碎材料，其中主要是记载在伦理学书籍中一些间接的资料。其他古爱奥尼亚科学家的遗著的命运也大批相同。

    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承认世界是可知的，而且认为存在一种支持自然界的数学规律。他们这两种认识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压制和掩盖已所不欲的科学发现，主张科学研究应仅限制在少数几个出类拔萃者的圈子内，而且，他们鄙视实验，追求神秘主义，为奴隶制辩护，这些则对人类进步造成了很大损害。在长期神秘地埋没后，部分原因是由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的传播，爱奥尼亚人开创的事业毕竟还是复苏了。西方世界又苏醒了。注重实验及公开探讨的气氛再次得到尊重。无人问津的书籍及其零星散落的著作再次得到人们的查阅。达·芬奇、哥伦布以及哥白尼所进行的事业，可以说是受到了古希腊这种传统思想的激发，或者说是沿着古希腊的研究传统各自进行了再探索。就是在今天，仍然有不少科学成果带有古爱奥尼亚的烙印，不少科学研究工作也像他们那样自由大胆。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可思议的迷信，以及惊人的伦理上的愚昧，现代人仍受到古代思想斗争的影响。

    柏拉图的弟子及其后来的基督教徒们，有一种令人不解的观点，他们认为地球是不干不净的，甚至有点儿污秽，天体才是完美无暇的、神圣的。他们不承认或是忘记了地球是宇宙中的一颗行星，人类是宇宙的居民这一基本思想。首次提出这种思想的是阿里斯塔恰斯，他在毕达哥拉斯逝世300年后出生在萨摩斯岛，是爱奥尼亚最后一批优秀科学家之一。到他的时代，人类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阿里斯塔恰斯首次阐明行星系的中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他认为所有的行星都是绕太阳而不是绕地球运行的。无独有偶，他在这方面的论著也散失了。他通过计算月食时地球对月亮投影的面积得出结论说，太阳不仅离地球非常遥远，而且也比地球要大得多。因此，他当时可能推论过，像太阳那么大的一个星体，竟然绕地球这样渺小的星体运转，这是十分荒唐的。他提出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认为地球绕地轴自转一周需要一天，绕太阳转动一圈则需要一年。

    人们通常把这个观念同哥白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伽利略在评价哥白尼时说，哥白尼只是日心说的“再现者和证实者”，而不是最早的发现者⑿。尽管有人在公元前280年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行星的位置，但在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之间的1800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行星的确切位置。这种观点触怒了阿里斯塔恰斯的某些同代人。如同阿那克萨哥拉、布鲁诺和伽利略的遭遇一样，也有人大喊大叫，阿里斯塔恰斯不信神，该受惩罚。就是在人类文明的今天，反对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地球中心说的例子，依然屡见不鲜。我们还在说太阳“升起”了，太阳“降落”了。阿里斯塔恰斯已经逝世2200年了，而我们的语言还在自欺欺人地表示地球并没有转动。

    行星之间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例如，地球离金星最近4000万公里，地球离冥王星则有60亿公里之遥。认为太阳只有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么大，尚且触怒了某些希腊人。上述说法，更会使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当然，人们以往认为太阳系的星球都拥挤在一起，且不作运动，这也是不无道理的。假如伸开一个手指放在眼前，然后，首先用左眼，接着用右眼去瞄看这个手指，映衬着遥远的物体，你就会觉得手指在移动。手指离眼睛越近，看起来它就移动得越多。通过计算这种视运动，即视差，就可以估计远处物体同手指的距离。双眼之间相隔愈大，看上去手指就移动得愈多。双眼的基准线越长。视差也就越大，也就能更好地测定远处目标的距离。但是，我们所处的地球本身，每隔6个月就要从轨道的一端运行到另一端，运行距离为3亿公里。因此，假如在6个月后观测同一个不移动的天体，那么，我们测定的距离应是十分可观的。正因为如此，阿里斯塔恰斯怀疑，天上的星星可能是远离地球的太阳。他把太阳同固定不动的星体“归为同类”。当地球在转动时，星际视差不可测出，这表明，星体离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还得多。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即使对最近的星体的视差，也小得难以觉察。星球视差到19世纪才首次得到测定。这时，完全根据古希腊的几何学测定，人们才清楚星体离地球的距离大得要以光年计算。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测定从地球到星体的距离，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古爱奥尼亚人确实使用了这种方法，但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物体离我们愈远，则显得愈小。物体的实际大小与距离成反比的规律，是用于艺术摄影术中的透视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太阳离我们愈远，太阳就显得愈小、愈暗。离太阳究竟要多远，它才显得似一颗星星那般小、那般暗呢？换句话说，多大的一个太阳，才能像一颗星星那么亮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惠更斯作了一个实验，方法与古爱奥尼亚的传统十分相似。他把一个钻有许多小孔的铜盘对着太阳举起来，然后透过小孔观察太阳，以此确定哪一个孔的亮度同他所记得的昨天晚上的天狼星的亮度一样。该孔的大小，和看上去太阳的大小相比，只有其 l／28 000⒀。他于是得出结论，天狼星离我们的距离，是太阳离我们的距离的28000倍，或者说，离我们约半个光年。观察几个小时后，要记住一颗星究竟有多亮是很不容易的，但惠更斯却记得一清二楚。假如他当时知道，天狼星实际上比太阳亮得多，他无疑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天狼星距我们8．8光年。当然，阿里斯塔恰斯和惠更斯应用不精确的数字推导出不完整的答案，这个事实本身并无关宏旨。关键在于他们极其明确地阐述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因此，假如能够改进观察方法，答案就会准确得多。在阿里斯塔恰斯与惠更斯之间的时代，人们回答的问题使我这个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孩子激动不已，我不禁自问，星星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星星就是巨大的太阳，在星光灿烂的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星星离我们有多少个光年那么遥远。

    阿里斯塔恰斯的巨大贡献，在于他说明了无论是我们人类，还是我们的地球，在自然界中都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此，他的这种入木三分的观点被上用于星体，下用于人类大家庭的许多课题，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始终受到反对。他这种观点导致了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巨大进展。我想，把这种观点推广应用于社会，恐怕就是它屡屡受到压制的主要原因吧。

    阿里斯塔恰斯的巨大贡献远远超越了星空研究的范畴。18世纪末叶，英王乔治三世时代的音乐家和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描绘了一幅星空图，他发现在银河系平面图或带状图上，以地球为中心，各方位的星星的数量显然是相等的。由此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地球位于银河系的中央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密苏里州的沙普利发明了一种技术，用这种技术测量从地球到球状星团的距离，发现球状星团是可爱的恒星球状集团，就像一群蜜蜂一样。他还发现了一个恒星的标准烛光——颗亮星，星光可见是因为它闪烁不定，但其平均本身亮度却总是一成不变的。把球状星团中发现的这类恒星的亮度和它的本身亮度加以对比，沙普利就能计算出它们离地球的距离。这就像我们在旷野中，通过观察射过来的微弱灯光，就能判断出已知其本身亮度的灯光距我们多远一样。这种方法实质上仍是惠更斯的方法。沙普利发现，这些球状星团并不是以太阳周围的星体为中心，而是以人马星座方向的银河系远区为中心。沙普利认为他调查大约100个球状星团极可能围绕银河系的质量中心运行，向它表示敬意。

    1915年，沙普利大胆地提出太阳是位于银河系的边缘。而不是靠近其核心。赫歇耳之所以搞错了，是因为在人马星座方向上布满了不易看清的宇宙尘，从而使他无法知道远处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恒星。我们现在都明白，地球离银河系的核心大概有3万光年之远，处于银河系的旋臂边缘，这里的恒星密度相对要稀疏些。如果在沙普利发现的球状星团中，一个有人居住的行星绕星团的中心恒星运行，或者就位于星团的中心，那么，他们就会可怜我们地球上的人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星星。而在他们的天空中却满布灿烂的繁星。仅在银河系的中心附近，就有几百万个灿烂的星球，他们凭肉眼也可以看到它们，而在我们的天空中，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几千颗恒星。我们的太阳，以及别的太阳都可能有消亡之日，但在球状星团的世界里，漫漫黑夜却永远不会降临。

    公元18世纪时，赖特和康德两人通过望远镜的观察都预言过，那无与伦比的旋涡状发光体，就是另外的银河系。但在进人20世纪很久以后，天文学家竟然还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银河系。康德曾明确指出，在仙女星座中的M31 星系，就是另一个银河系，它含有许许多多的恒星，康德给它们取了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奇妙的名字“岛宇宙”。但一些科学家认为，那些旋涡星云并非是遥远的岛宇宙，而是星际气体聚集成的云团，这些气体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太阳系。为了测定旋涡星云的距离，就需要一组各自不同的、本身亮度又较大的星体，建立一个新的标准烛光。哈布尔1924年认出了这组M31星系的恒星。他发现，看起来这些恒星极其晦暗，从而说明M31星系离我们极其遥远。人们现在估计，它距离我们为200万光年。但如果M31星系真有这么遥远，那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星空中的云雾，那就应该比云雾要大得多，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银河系。其他更加模糊不清的星云（大约有1000亿个），必定离我们更加遥远。它们都透过已知宇宙的边缘黑幕闪闪发光。

    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我们就一直在探索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无论在人类的早期（当时我们的祖先以懒洋洋的目光注视着星星），其中不管在古希腊的爱奥尼亚科学家中，还是在当代的科学家中，人们都为一个问题所苦恼，那就是地球在宇宙的什么地方？地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呢？我们发现自己栖息的地球十分平庸。它的恒星也毫不出众，在银河系星群的边缘两个旋臂之间，占着一个可怜的位置。而这个银河系则是那比地球上的人口还多的星系中的一个成员，隐匿在广袤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这种观点鼓励我们继续建立和证实天空的心理模式。就是说，太阳是一个炽热的石头，繁星是天上的火焰，银河系则只是夜空的脊柱。

    从阿里斯塔恰斯以来，我们每探求一步都使我们自己更加远离舞台的中心。用于理解探求中的新发现的时间远远不够。沙普利和哈布尔有了巨大的发现，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至今仍活在世上。当然，他们当中至今也有不少人暗地里埋怨这些伟大的发现，他们对每一步进展都感到沮丧，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支持着宇宙中心的支点就是地球的观点。但是，我们要评价宇宙，首先就必须要了解宇宙，在了解的过程中，即使事实证实与我们的良好愿望相违背，也应该继续我们的了解。了解我们生活的地球，则是了解邻近星球的重要先决条件。当然，了解邻近星球是什么样子，也对此大有裨益。假如我们渴望着增加地球的重要性，我们就该为此做出努力，大胆地提出问题，精辟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这个星球的重要性。

    我们带着一个早在人类发祥期提出的问题，开始了探索宇宙的航行，这个问题人们一代接一代地重复着：星星是什么？探幽索隐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开始探索时，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即使到现在也仍然是星球世界的门外汉。我们在宇宙海洋的海滩边徘徊不前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我们终于扬起风帆，准备远航宇宙之海，去探索群星。

    ________
     ①这种把火焰看成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需要保护、需要照看的观念，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原始”的观念而不加以认真研究。在许多现代文明的发样期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观念。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印度的婆罗门的各家各户都有一个炉灶，和一整套固定的照看火焰的规矩。晚上，煤火要用炉灰封住，清晨拨开炉灰，添上小树枝，让炉火重新燃起来。炉火的熄灭意味着家破人亡。在上述三种文化中，对炉灶的祭祀同祭祀祖宗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永世不灭的火的来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象征至今还广泛应用于宗教、纪念性活动、政治和体育的庆典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有于每年春节之前要祭灶王爷的风俗——校者注）

    ②为避免混淆，应指出爱奥尼亚不是指爱奥尼亚海，而是爱奥尼亚海沿岸的殖民者命名的一个地方。

    ③有证据表明，古代苏默人（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种）的创世纪神话大部分是关于自然界的解释，后来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编纂的《天庭之上》这首诗集里才第一次用神祗取代了自然界。这个神话讲的是神学，而不是宇宙学。《天庭之上》使人联想起日本和阿伊努人的神话，他们的神话说宇宙原先是一片沼泽，后来一只大鸟振翅击打沼泽而把陆地和水体分开。斐济人的创世纪神话说：“罗科摩图创造了陆地，他用巨手从海底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出水面，到处堆积，形成了斐济群岛。”对于岛屿和远海的民族来说，从水中筑起陆地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想法。

    ④星占学也包括在内。星占学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门科学。在希波克拉底的一段典型文学中写道：“人们也必须密切注意星座的升起，特别是天狼星，其次是大角星，同时也要注意昂星团的降落。”

    ⑤该实验原先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种荒谬绝伦的血液循环理论，但我们应该识别，任何一种通过实验探索自然界的想法都是一种重要的改革。

    ⑥欧多克斯（Eudoxus）和阿基米德于德漠克利特之后也是这一领域的先驱。

    ⑦唯物主义与物质主义在英文中都是materialists。——校者注

    ⑧公元前6世纪，是地球上人类智慧和精神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在这个时期不仅在爱奥尼亚出现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等许多优秀人物，而且在古埃及，出现了法老尼科二世，他使人类完成了环绕非洲的航行；在古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人先知；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等等。很难设想，这些优秀人物的出现，相互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⑩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欢迎的例外情况。毕达哥拉斯对和声学中整数比的沉醉明显地是基于对弹拨音弦发出声音的考证，甚至是基于实验形成的。恩培多克勒至少在部分上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知道，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叫做阿尔克马厄昂的学生是第一个解剖人体的人。他区分了动脉和静脉，而且是第一个发现视神经和耳咽管的人。他还确认头脑是收藏知识的地方（这个论点后来被认为知识来自于心脏的亚里士多德所否认，再往后才得到希罗菲勒斯的恢复），他还创立了胚胎学。但是，阿尔克马厄昂在晚期对“净化”的热情不如他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事们高。在争论中，更需要的是论据的分量，而不是权威的势力。确实，对那些渴望学习的人来说，教授者的权威性经常是一种极大的障碍。因为学习的人不再自己作出判断，而只是把自认为老师的既定结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我实际上并没有把这种传统的教学法归因于华达哥拉斯学派。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争论中，每当有人问及其论点的根据时，总是答道：“大师这样讲的。”“大师，就是指毕达哥拉斯。一种已有定论的意见是极其有力的，它使权威性无需理智的支持便畅行无阻。

    ⑾有一位叫做希帕苏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著书发表了《具有12个面的球体之秘密》（即12面体）。他后来死于船难，据说他的同学们都认为这是正义的惩罚。他的著作后来也没有发表。⑿哥白尼的日心说思想，可能是他阅读阿里斯塔恰斯的著作时受到启发的。最近发现的古教科书，在意大利大学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哥白尼就读于那儿的一所医科学校。在哥白尼所著书籍的草稿中，提到了阿里斯塔恰斯的先著，但在他的书付印时，他又删掉了引文，在写给教皇保罗三世的一封信中，哥白尼写道：“据西塞罗的著作，尼斯塔斯（Ncetas）想到了地球本身是运动的……。据普鲁塔克的著作（此人探讨了阿里斯塔恰斯的学术思想）……，其他的一些人也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在研读他们的著作时，亦与他们颇具同感，也开始考虑到地球运动的可能性。”⒀惠更斯实际上是用一颗玻璃念珠来推导透过小孔的光度的。⒁这种关于地球处于当时已知宇宙中心的具有优越地位的假设，使华莱士在他1903年的著作《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中，站到反对阿里斯塔恰斯的立场，认为地球极可能是惟一的有居民的星球。

    第八章 在时空中旅行

    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引自公元前300多年中国庄子所著《齐物论》

    酷爱星辰。岂惧夜幕
    引自两位业余天文学家的碑文
    星星在我们的眼中书写着朦胧的史诗，
    书写着永不消失的空间的闪烁篇章。
    ——引自哈特·克雷恩的《桥》

    波涛的起伏部分是由潮汐造成的。月亮和太阳虽然距我们甚远，但它们对地球的引力作用却是明显的、确确实实存在的。海滩使我们联想到了宇宙。海滩上的细沙粒基本上是大小均匀的，它们是由大石块在波浪长年累月地冲击和摩擦、腐蚀和风化作用下形成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在遥远的月亮和太阳的驱动下发生的。海滩还使我们想到了时间，地球本身要比人类古老得多。

    一捧细沙大约有1万粒沙，这比我们在皎洁的夜空中肉眼所能看见的星星还要多。但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星星只占星星总数的极小一部分，我们在夜空中所能看见的星星只是离我们最近的星星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宇宙之丰富和辽阔是难以度量的，星星的总数比地球上所有海滩的沙粒总数还要多得多。

    尽管古代的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竭力描述星空的景象，星座却不过是星星的任意组合。某些本来不太明亮的星星，由于离我们较近而显得很亮，而有些本身较亮的星星却离我们比较遥远。严格地说，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对任意一颗星星而言距离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细亚，还是在美国的中西部，观察某个星座时，星星的排列位置都是一样的。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苏联和美国是同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局限在地球上，任何星系的星星都距离我们如此遥远，根本无法辨认出它们的立体构像。星星之间的平均距离只有几光年，不过别忘了，一光年就是约10万亿公里的距离。若要观察星座图像的变化，我们必须跨越与星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的路程，即跨越光年级的距离，非如此，则无法看到星座中的星移斗转和无穷变幻。

    但是，要实现如此宏伟的星际航行，目前的技术还完全做不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时期内还做不到。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用计算机模拟距离我们较近的星星在空间的位置，从而进行某种类似的星际航行。譬如进行环绕由明亮的星体组成的北斗星的旅行，观察星座位置的变化。我们按照一般的天体绘图法–沿点连线，将某个星座的星体用线连结成图，视角不同，所绘制的图形也不相同。遥远的行星上的居民所看到的夜空星座形状，与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大不相同。再过若干世纪，人们也许能造出一种宇宙飞船，它速度巨大，能飞越宇宙空间，使人们看到迄今除了用计算机看到以外从未看到的新星座。

    星座形状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而且也表现在时间上。我们不仅通过变换视角可以看到星座的变形，而且只要等待的时间足够长，也可以观察到它们形状的变化。星星有时组成星团，成群结队地一起飞奔。有时某颗恒星独自狂奔，结果脱离原来的那个星座，而跑到另一个新的星座中去。在个别的情况下，双星系的某一成员会发生爆炸，从而摆脱相互间引力的束缚，以其固有的轨道速度冲向宇宙空间。此外，星星也有生死存亡、演化发展的历程。假如我们观测的时间足够长，就会看见新生星体的出现和旧星的泯灭。也就是说，星空中的图像也处在缓慢地消融和变化之中。

    就是在有人类的几百万年中，星座也一直在变化着。以北斗七星或大熊星座的图形为例，借助于计算机我们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把北斗七星拉回到100万年以前的状态。人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北斗七星与现在的模样大不相同，不像一把勺子，而颇像一根长矛。如若时间机器猛然把你带回遥远的、未知的过去，你可以根据星座的形状大致判断出所处的年代。如果北斗七星状如长矛，那肯定是在更新世中期。

    上图：100万年前的北斗七星

    中图：50万年前的北斗七星

    下图：现在的北斗七星由计算机模拟的100万年和50万年前从地球上看到的北斗七星。

    我们还可以让计算机把时间往前推移，预测星座未来的图像。以狮星座为例，黄道带由12个星座组成，像一条带子包裹着太阳每年在天空穿行的路径。黄道带（Zodiac）一词的词根与动物园（Zoo）相同，因为黄道带中的星座如同狮星座一样，大都是以动物命名的。再过100万年，狮星座将比现在看到的更不像一头狮子。也许，我们的后代会把它称为射电望远镜星座。不过我猜测，射电望远镜在那时可能比石矛之于现在更加过时了。

    猎户星座（非黄道带）以4颗亮星为界，被3颗星组成的对角线分为两半，这一对角线表示猎人的腰带。根据通用的天文投影方法，悬挂在腰带下的2颗较暗的星组成猎人的剑。剑身中间的那颗星，实际上不是一颗星，而是巨大的气团，叫做猎户座星云，星云中不时地产生出新的恒星。猎户星座中的大多数星体炽热而年轻，而且大都演化迅速，最终在称为超新星的宇宙爆炸中了却残生。它们的生命周期大约为几千万年。假如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把猎户星座未来的情形描述出来，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星座中多数星体的诞生及其蔚为壮观的混灭，如同夜空中的萤火一般，闪烁明灭、飘忽不定。

    半人马座α星是距太阳最近的恒星系。它实际上是一个3连星，两颗星各自绕对方旋转，而第三颗星（半人马星座的比邻星）则始终以一定的距离环绕前两颗星运行。当第三颗星处于其轨道的某个位置时，它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在天空中所见到的大多数恒星都是双重或多重的星系。太阳这个星系倒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例外。

    在仙女星座中，第二颗最亮的β星距我们75光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的光亮，在黑暗的星际空间旅行了75年才到达地球。举一个不大可能的例子，如果仙女座β星上星期二因爆炸而消毁的话，也只有等75年之后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消息。这是因为，爆炸产生的有趣信息以光速运行也要75年的时间，才能穿过茫茫的宇宙空间到达地球。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颗星的星光在它出发的时候，年轻的爱因斯坦还是瑞士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刚刚发表了划时代的伟大理论–狭义相对论。

    空间和时间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不可能只是遥望太空而无须顾及时间。光的运行速度极快，但空间极其浩瀚，且星体遥遥相隔。在天文数字上，75光年左右的距离是微不足道的，仅举几个例子便可说明这一点。从太阳到银河系中心的距离为3万光年；从地球到位于仙女星座的、离我们最近的旋涡星系M31的距离为200万光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M31的星光向地球出发时，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进化成现代人的人类祖先；而从地球到最远的类星体需要80～100亿光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它们在地球凝聚之前、在银河系形成之前的形状。

    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局限于天体，只不过由于天体相距非常遥远，有限的光速才显得如此重要而已。假如你的朋友站在房间里3米外的另一头，你用眼看她时，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现在”的她，而是 1／亿秒“以前”的她[（3米）／3 ×108 米／秒＝1／（108 ／秒）＝10-8 秒，即1％微秒。在这类计算中，我们只要用距离除以速度就得到了时间]。你的朋友的“现在”与1／亿秒以前的差别微乎其微。谁也不会去注意这点变化。相反，如果我们观察一个80亿光年以外的类星体，我们所看到的是80亿年前的它，这一事实可能就非常重要了（例如，有人认为类星体可能是只发生在星系早期历史的爆炸事件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星系离我们越远，我们观测到它的历史就越早，它也就越可能是类星体。当我们遥望50亿光年以上的距离时，类星体的数目确实在增加）。

    两艘“旅行者”号宇宙飞船目前正以光速的万分之一的速度飞行，它们是地球上发射的最快的飞行器。但是，它们可能要用4万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最近的恒星。那么，难道就没有希望飞离地球，穿过惊人的遥远的旅程到达半人马星座比邻星吗？此外，难道就无法达到光的速度了吗？光速的奥秘究竟何在呢？我们不能飞得比光速更快吗？

    例如你在19世纪90年代里去过意大利迷人的托斯堪乡下，你或许会在通往帕维亚城的大道上碰到一位留着长发的、中途退学的中学生。他的德国老师对他说过，他绝不会有任何成就，他提出的问题破坏了课堂纪律，他最好还是退学。于是，他离开了学校，漫步在乡间的大道上。在意大利北部的自由天地里，他反而能够思索那些与在纪律严明的普鲁士课堂中被强行灌输的、来不及消化的各种课程相差甚远的事情。这个青年学生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是他的沉思默想改变了整个世界。

    伯恩斯坦的科普著作《自然科学通俗读物》使爱因斯坦爱不释手。书的第一页就描述了电流通过导线以及光通过空间的不可思议的速度。他不禁想到，假如能以光的速度运动，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呢？一个10多岁的孩子，走在乡间阳光绮丽的小道上，竟然会想到以光速旅行，这是多么迷人、多么不可思议的想法啊！假如以光的速度旅行，你是不会感到在运动的。如果开始时你从光的波峰上出发，那么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直在这波峰上，完全不会意识到它是波动的。倘若以光速旅行，就会出现这种怪事。爱因斯坦对这类问题想得越多，就越是摸不着头脑。如果真能以光速旅行，好像到处都会出现矛盾。人们往往不加仔细地推敲，就把某些说法当成真实的。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些简单问题，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应该想到。例如，我们说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向你奔去的情景。当我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时差点撞上一辆马车，为了避免相撞，我赶紧转弯。让我们再把这一事件细细地体会一下，并设想一下马车和自行车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行驶的情景。如果你站在路上，马车行驶的方向与你的视线垂直。通过阳光的反射，你看见我向你骑来。难道我的速度不该叠加到光速上，我的影像不是要比马车先到达你的眼睛吗？难道你不是在看到马车之前就看到我转弯吗？从我的角度，而不是从你的角度看，马车和我会同时到达十字路口吗？我会不会几乎和马车相撞？在你看来，我是否无缘无故地转弯，并兴高采烈地朝芬奇城骑去呢？这些都是奇怪而又微妙的问题。它们向一切显而易见的常情提出了挑战。有理由相信，在爱因斯坦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这类问题。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出发，爱因斯坦才对整个世界进行了彻底的再认识，从而导致了物理学上的一场根本变革。

    要想认识世界，要想在高速运动时避兔上述逻辑上的矛盾，肯定存在某些我们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他总结了这些法则。一个物体发出的光（不管是反射还是发射出来的），不论这个物体是处于运动状态还是处于静止状态，光的运动速度都是相同的。就是说，不能把物体的运动速度叠加到光速上。此外，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小于光速，即不能以光速或大于光速的速度运动。在物理学上，没有任何事物阻碍你以尽可能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即可达到光速的99.9％，但无论人们如何想方设法，都绝对不可能再获得最后的0.1％的速度。既然从逻辑上讲世界是协调一致的，那么就必定存在一个速度极限。否则就可以通过增加运动物体的速度来达到任何想要达到的速度了。

    本世纪初，欧洲人普遍相信存在不受一般法规制约的特殊参照系：德国、法国或英国的文化和政治结构比其他国家好；欧洲人比殖民地国家的人优越，他们受统治是他们的福气。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思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应用遭到反对和藐视。但是年轻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反对特殊的参照系，在政治上同样反对这种优越感。他认为，宇宙中充满了星体，这些星体在各个方向上匆忙地奔驰着，没有任何处于“静止”的地方。在对宇宙的观测上也不存在一处优于另一处的问题。这就是相对论一词的含义。相对论乍看起来很玄乎，其实很简单：就宇宙而言，没有什么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优越。不论由谁来描述，自然规律都应是一致的。如果自然规律具有不变的一致性，那么认为我们这个小天地在宇宙中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令人费解的逻辑了。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人们不可能以超光速的速度运动。

    我们之所以能听到鞭子抽动的噼啪声，是因为鞭梢以大于声速的速度运动。从而产生一种冲击波，产生一个小小的声响。雷声的道理也与此类似。人们曾经认为飞机的速度不能大于声速，但如今超音速飞行却是极平常的事。但是，光障和声障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像超音速飞机所解决了的技术问题），而是如同万有引力一样）是一个基本的自然规律问题。在人类的历程中，还没有任何现象（包括鞭响和雷声）能在真空中以大于光速的速度运动。相反，人们的普遍经历（包括核子加速器和原子钟）都精确地、定量地符合狭义相对论。

    同时性的问题适用于光，但却不适用于声，因为声音是通过某种物质媒介，通常是空气传播的。当你的朋友在谈话时，到达你耳朵的声波是空气分子的运动，然而光却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空气分子要运动需要一定的条件，真空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太阳光能够穿越宇宙空间照射到我们身上，但是无论我们如何仔细地倾听，也不可能听到太阳黑子的爆炸声，或者听到太阳闪光的轰鸣。在相对论学说创立之前，人们一度认为光的传播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充满宇宙空间的介质–以太。但是，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证明，根本不存在以太这种物质。

    我们有时会听说某种事物能运行得比光还快，特别常提到的是所谓的“思维速度”。这是一种格外愚蠢的说法，因为思维的脉冲通过脑神经细胞的速度并不比一辆驴车快多少。人类聪明到能够提出相对论，这只说明我们有高超的思维能力，但并不能因此吹嘘，说我们的思维速度有多么快。不过，计算机的电子脉冲速度倒确实与光速相差无几。

    20几岁的爱因斯坦创立了完整的狭义相对论学说，经过各种实验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将来，或许有人能提出一种普遍适用的学说，既防止同时性一类的矛盾，避免了特殊参照系，又能允许超光速的运动，但我对此十分怀疑。爱因斯坦提出不可能超过光速运动的见解可能很不符合常识，但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非得要相信常识呢？为什么我们1小时走10公里的经验应当包含1秒钟运动30万公里的自然规律呢？相对论确实限定了人类能力的极限，然而，宇宙并非一定要与人们的愿望相适应。狭义相对论排除了我们的飞船以超光速的速度飞往星球的可能性，但却展示了另一种未曾预料到的诱人的方法。。

    依照乔治·盖莫夫的想法，让我们设想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光速不是每秒30万公里，而是一个颇为一般的数值，譬如说每小时40公里，并受到严格的强制（打破自然规律并不违法，因为其中毫无犯罪行为：自然界是自我调节的，它只是将一切安排得使你无法逾越它的限制）。想象一下骑着摩托车以接近光速行驰的情景（在相对论著作中，以“设想……”开头的句子比比皆是，爱因斯坦称其为“思维实验”）。随着车速的增加，开始观察附近过往的物体。当你目不斜视地注视前方时，你身后的物体却出现在你前方的视野之内。当你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奔驰时，世界在你的眼里就会变得十分奇特，最后，你会看到正前方有一个圆形的小洞，世上的一切都被装进了这个小洞。在静止的观察者看来，当你离开时从你身上反射的光呈粉红色，而当你返回时却呈现蓝色。假如你以近于光速的速度驶向观察者时，你就会处于斑斓而奇异的色彩包围之中。通常看不见的红外光就会变成波长较短的可见光。你会在运动的方向上受到压缩，质量增加，而时间却变慢–一种接近光速运动的惊人结果，称为时间膨胀。但是在同行的观察者，譬如摩托车后座上的人看来，上述现象都不会发生。

    狭义相对论这些独特的、初看起来令人困惑的预见是正确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讲，科学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它们都取决于你的相对运动。但是，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光学上的幻影。可以用数学，大概只要一年级的代数就能简单地表述出来，因此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不难理解。此外，许多实验也证明了其真实性。与静止的钟相比，置于飞机上的十分精确的钟会少许变慢。核子加速器都是按照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大的原理设计的，否则，被加速的粒子就都会撞到加速器的壁上，这样就无法进行核物理实验了。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由于在接近光速时不能像我们日常所习惯的那样简单地进行速度的叠加，我们熟知的所谓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概念，即与你的相对运动无关的概念就必须扬弃了。这就是身体受到压缩的原因，也是产生时间膨胀的原因。。

    以近于光速的速度运动，你会青春常在，而你的朋友和亲属则照例会衰老。因此，当你从这种相对性的旅行返家时，你的朋友和亲属已老了几十岁，而你却一点都未变老，这是多么大的差别啊！由此看来，以近光速旅行倒是一种长生不老之药。因为时间在接近光速时变慢，相对论提供了一种到星球去旅行的方法。但是，从实际的技术角度看来，接近光速的旅行可能吗？能造出这样的星际飞船吗？

    托斯堪不仅仅是年轻的爱因斯坦某些思想的发源地，它也是另一位伟大的天才达·芬奇的故乡。达·芬奇比爱因斯坦早400多年，他很喜欢爬上托斯堪山，从山顶俯瞰大地，就像一只翱翔的鸟。他最早从高空画出了青山绿水、城镇要塞的远景画。达·芬奇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爱好绘画、雕刻、解剖学、地质学，也爱好自然史、军事和土木建筑工程，他最喜好的是设计和制造一种能飞的器械。他绘制了草图、制作了许多模型，并造出了实际的样机，但是没有一架能飞起来。当时，功率强、重量轻的发动机尚未问世，他当然不会成功。但他的构思却极为巧妙，给后来的工程师以很大的启迪。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达·芬奇非常沮丧，但那时是15世纪，又怎么能怪他呢？

    1939年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英国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一个星际学会，他们设计了一艘载人登月的飞船。当然，他们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设计的飞船与30年后完成登月飞行的“阿波罗”飞船无法相提并论，但这件事至少表明，登月飞行总有一天在技术上会成为现实。

    如今，已经初步设计出载人去恒星的星际飞船。所有设想的这类星际飞船都不是直接从地面发射，而是在地球轨道上建造、并从地球轨道上发射的。有一个计划是以猎户星座命名的，称为猎户星计划，意思是飞船的最终目标是猎户星座的恒星。这个计划的设计思想是对着一块惯性极进行氢弹爆炸，通过爆炸产生推动力，像是一艘巨大的空中核摩托艇。从技术上来看，猎户星计划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它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碎片，但星际飞行是在广阔无垠的行星或恒星之间进行的。十分遗憾的是，在签订了禁止高空核爆炸的国际条约后，美国放弃了对猎户星计划的认真研究。制造猎户星星际飞船是我所能想到的利用核武器的最好方法。

    最近，英国星际学会提出了戴达罗斯计划。它是以核聚变反应堆为基础的，核聚变反应堆是一种比现有的核电站所采用的核裂变反应堆更安全、更有效得多的反应堆。我们现在尚未造出这种反应堆。但他们深信，再过几十年肯定会制造出来。猎户星计划和戴达罗斯计划的飞船速度只有光速的1／10。 因此，要到达距我们最近的半人马座α星（4.3光年），只需要43年的时间，这比人的一生短，这种飞船的飞行速度与光速的差距还很大，相对论所阐明的时间膨胀原理还不会明显地显示出来。尽管我们希望现在就可以建造猎户星飞船，但根据对技术发展的最乐观估计，在21世纪中期之前，不大可能造出猎户星飞船、戴达罗斯飞船，或者与它们类似的飞船。

    要到最近的恒星以外去旅行，还有其他的问题必须解决。也许，猎户星飞船和戴达罗斯飞船可以作为多代飞船，那些到达另一颗恒星的卫星上的人可能是几世纪前出发的人的遥远后代。也许将会发明一种安全的冬眠方法，将宇航员冷冻起来，使他们处于休眠状态。经过若干世纪后再使他们重新复苏过来。与接近光速的星际飞船相比，这些非相对论性的星际飞船虽然造价可能极其昂贵，但在设计、建造和使用上看起来较为容易。只要进行不懈的努力，人类是可以到达其他恒星世界的。

    进行高速的星际飞行–以接近光速航行，不是经过100年，而是要经过1000年，甚至1万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但在原则上它是可能的。R·W·巴萨德提出了一种冲压喷射飞船的设计方案，利用冲压喷射的方法把太空中弥散的物质，主要是飘浮在星体之间的氢原子，聚集到冲压喷射发动机后，再从发动机尾部喷射出去。这些氢原子既用作发动机的燃料，又是聚变反应的物质。但是在宇宙空间的深处，每10立方厘米（相当于一串葡萄的体积）大约只有一个氢原子。要使冲压喷射发动机正常工作，发动机前部的漏斗形接纳口直径需要几百公里之大。当飞船达到相对论原理所需的速度时，氢原子相对于飞船就会以接近光速运动。假如不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宇宙飞船和宇航员就会被所诱发的宇宙射线所焚灭。已经提出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利用一个激光器把星际间飘浮的原子中的电子剥离出来，并在原子尚未靠近飞船时使它们变成带电的粒子，再用一个极强的磁场使带电粒子直接吸人漏斗形进口，而不与飞船的其他部分接触。不过在技术上人类目前还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还只是小型发动机。

    但是，还是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种飞船。我们知道，地球以某种力吸引着我们，当我们从空中下落时，就会受到加速作用。假如我们从一棵树上掉下来–我们的始祖一定有过这种经历，我们的降落速度会越来越快，每秒钟增加大约10米（或约32英尺）。这样的加速度称为1g，它表示地球的吸引力。在一个重力加速度（1g）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因为我们一直就生活在一个重力加速度的环境中。假如我们生活在一艘星际飞船中，飞船的加速度也是1g，那么我们对飞船的环境也会完全适应。实际上，地球的引力与同样加速度的飞船中所感觉到的力是等价的，这正是爱因斯坦后来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的重要特征。以一个重力加速度的速度不断增加下去，我们在宇宙空间航行一年以后，速度就会接近光速[（0.01公里／秒2×3×107秒）＝3×105公里／秒]。

    假定有这样一艘飞船，以1g的加速度加速，越来越接近光速，一直到航程的中点，然后反过来以1g的加速度向预定的目标减速。这样，在飞船的大部分航程中都将以近于光速的速度飞行，因而时间将大大减慢。一个最近的飞行目标是可能有行星的巴纳德恒星，距地球约6光年。那么照飞船上的时钟计算，大约8年的时间就可到达巴纳德恒星；到银河系的中心需要21年；而到达仙女星座的M31星体则需要28年的时间。当然，对地球上的人来说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到达银河系中心，对飞船上的人来说只用了21年，但在人世间，时间已经流逝了3万年，因此当我们返家时，前来迎接的将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原则上，这样一种旅行是以更接近光速的速度进行的，因此只需要大约56年的飞船时间就可以环绕已知的宇宙飞行一圈。返回地球时，人间已过了几百亿年，地球早已变成一片焦土，太阳也已混灭。高度发达的文明能够乘相对论式的飞船进人宇宙，但也只限于参加宇航的人，而且他们无法以超光速的速度发出信息，与地面上的人互相联络。

    达·芬奇的飞机模型不能与现代的超音速飞机同日而语，而人们现在设计的猎户星飞船、戴达罗斯飞船以及巴萨德的冲压喷射飞船更不能与将来实际的星际飞船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只要我们不自我毁灭，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地飞向其他星系。即使我们的太阳系已探索尽了，还有其他星系的行星在向我们召唤。

    空间旅行与时间旅行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只有能迅速地进人未来，我们才能快步进人空间旅行。但过去了的时间怎么样呢？我们能够返回过去，并改变它吗？我们能够使历史事件改变其模样吗？我们始终在向着未来迈进，但却是慢吞吞地，一天一天地走向未来。靠相对论式的宇宙飞船，我们可以迅速地飞向未来。不过许多物理学家认为，返回过去的飞行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认为，即使有某种飞行器能在时间上向后飞行，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假如你能进人过去，而又不与你的父母相遇，那么你自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是一种矛盾了，因为你明明已经在于现世了。就像证明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一样，也如同讨论狭义相对论中的同时性一样，这是一个前提有问题的论证，因为其结论显得很荒唐。

    另有一些物理学家则认为，两种互不相容的历史，两种同样实在的事实可以并行不悖。一个是你所了解的，而另一个则是你尚未出生时的。尽管我们只能经历其中的一种历史、一种事实，但时间本身或许是多维的。假如你能退回到过去，并能改变过去，譬如劝说伊莎贝拉女王不要支持哥伦布，那么历史事件的顺序就完全改变了，而随后的发展则难以知晓了。假如这类时间上的倒转旅行是可能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所能设想的历史变迁就都可能出现。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错综复杂的交织，不容易-一阐明。不断发生的无数细小而又难以预料的偶然事件，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重大关头发生的某些小事件却可能改变历史的面貌。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相对很平凡的事件可能会引起深刻的变化。这样的事件距现在越久远，其影响也越加强大有力，因为时间杠杆也就变得越长。

    小儿麻痹症的病毒是一种极小的微生物，我们每天都要接触成千上万个这种微生物。所幸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场合，它们才会侵入人体，引起这种可怕的疾病。美国的第32任总统F·O·罗斯福就得过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会削弱人的意志，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罗斯福比较同情受压迫者，也许正因为这种疾病，才促进他为成功而奋斗。假如罗斯福具有另一种个性，或者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当总统的欲望，那么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核武器发展的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世界的面貌就可能大大改观，然而，一个病毒是微不足道的，直径只有百万分之一厘米，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可以倒退，我们能够劝说伊莎贝拉女王相信，哥伦布根据埃拉托色尼地球是圆形的估计所提出的地理见解是错误的，哥伦布就永远到不了美洲。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几十年内会有其他欧洲人向西航行，并发现新大陆。航海技术的进步、香料贸易的诱惑以及欧洲各强国之间的竞争，导致在1500年左右发现美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件。当然，如果不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就不会有今天的哥伦比亚州或哥伦比亚特区，也不会有俄亥俄州和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即便如此，整个历史的进程仍然会相差无几。要想深刻地影响未来，时间旅行者恐怕要介入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事件中，才能改变历史的面貌。

    探测不曾存在过的世界只是一种可爱的幻想。不过通过这种探测，我们却能更好地了解历史的进程，历史也能变成一门实验科学。假如在历史上，像柏拉图、保罗教皇或彼得大帝这类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未出现过，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如果古希腊爱奥尼亚的科学传统能保存下来并繁荣兴旺，当今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种传统若要幸存，将要求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具有不同的观点——包括曾经盛行的、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合理的观点。如果在 2500年前照亮地中海东部的曙光没有消逝，世界又将是怎样一种景象呢？假如在工业革命前的2000年中，人们一直尊重科学和实验，崇尚手艺和技艺的传统能得到发扬，世界又会是什么景象呢？如果人们更广泛地采用这种有效的新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又如何呢？有时我不由得想到，如果照上述情况发展，我们可能会节省一二十个世纪，达·芬奇的贡献也许要提早1000年，而爱因斯坦的功绩可能提早500年。当然，在那样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中，可能不会出现达·芬奇和爱因斯坦。许许多多事物都可能会极不相同。每次射精总有上亿个精子，但只有一个精子能与卵细胞结合，从而产生人类的一个后代。但究竟是哪一个精子能与卵细胞结合，在内外诸多因素中，却往往取决于最次要、最不显著的因素。2500年前，哪怕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其发生的过程不同，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位置很可能会被无数其他的生灵所取代。

    倘若爱奥尼亚人的思想统治了世界，那么我认为，我们——当然是与现在不同的我们——可能早已到达其他的星球了。我们第一艘去半人马座α星、巴纳德星、天狼星和鲸鱼座τ星的探测飞船可能早已返回了地球。在地球的轨道上可能正在建造一支庞大的星际飞船队，其中包括无人探测船、移民船和巨大的商船，这些船都将航行在浩瀚的宇宙大洋之中。这些船上都可能有符号和文字，如果我们仔细辨认，也许能认出那都是希腊文。而且在首批星际飞船的船首符号中，可能会发现一个12面体，上面刻着“来自地球的‘西奥多罗斯’号星际飞船”的字样。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表上，事物的进展总是有点慢慢腾腾，我们远未做好到其他星球去的准备。但再过一二个世纪，当人类探测完整个太阳系时，我们也许就做好了这种准备，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资源和技术知识上，都做好了去其他星球的准备。那时，我们将可以去考察千差万别的其他遥远的行星系。我们将会发现，有些行星与我们地球极其相似，而有些行星则完全不同。我们将会知道该到哪些星球去访问。我们的飞船，我们的后代——泰勒斯、阿里斯塔恰斯、达·芬奇和爱因斯坦的后代，将能轻易地跨越若干光年的遥远距离。

    宇宙中究竟有多少行星系我们还不清楚，但为数肯定不少。仅在我们附近就不止一个，至少有4个，即还有木星系。土星系和天王星系。每个行星系都有各自的卫星，这些卫星的大小和跨距都酷似环绕太阳的行星。对质量相差很大的双星的统计外推表明，几乎所有像太阳一样的双星都应该有行星系的伴随。

    其他恒星的行星在各自的太阳的强烈照射下，只是一个个小光点，因而我们不可能直接看到它们。但我们却能探测出一个不能直接看到的行星，对一个已经直接观测到的大星的引力作用。设想有一颗星，具有很大的“自行”力，以更遥远的星座为背景运动几十年，这颗星有一个大行星，质量与木星类似，轨道平面恰巧与我们的视线成直角。在我们看来，当这颗暗行星位于恒星的右边时，恒星会因引力的作用稍许向右偏移。反之则会往左偏移。因此，恒星的运行轨道会改变或受到扰动，不是以直线，而是以波形线运行。可以用引力振动方法确认的最近恒星是巴纳德星，它是一颗最近的单独的恒星。在半人马座α星中，3颗星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使研究其质量小的伴星变得十分困难，即使对巴纳德星的研究也颇为费力。用望远镜观测数十载得到的照像底片就是用显微镜也难于分辨其位移情况。人类对巴纳德星周围的行星进行过两次这样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次都颇为成功，表明存在两颗或两颗以上的行星，行星的质量与木星差不多，运行在同一轨道上，其轨道半径略比木星和土星与太阳的距离小（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计算）。但遗憾的是，这两组研究的结果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可能我们确实已经发现了巴纳德星的行星系，但确切的证实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人们正在研究用其他的方法来探测环绕恒星的行星。其中一种方法是人为地遮掩住其他恒星的微弱的光，即在天文望远镜镜头前安上一个圆形挡盘，或以月亮的黑暗边缘作为挡盘，这样，恒星旁边的行星所发出的光就能显现出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或许就能确切地回答，离我们最近的上百个恒星中，究竟有哪些恒星具有大行星或伴星。

    近年来的红外观测表明，在一些邻近的恒星四周有许多可能是形成行星之前的碟形气尘云。同时，某些理论研究也得出令人振奋的结果，认为行星系统在银河系里是常见的现象。利用计算机研究了被认为是导致恒星和行星形成的扁平、密集。碟形气尘云的演变。盘状体最初凝聚形成的小块状物质，会不时地喷入云中，块状物质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吸积尘粒，当它们变得足够大时，就会产生引力，吸引云团中的气体，主要是氢。当两块运动中的块状物相碰撞时，计算机使它们吸积在一起。上述过程一直进行到气尘以这种方式全部被结合完为止。结果取决于初始的条件，尤其是气体和尘埃的密度随与云团中心距离远近而分布变化的情况。但在一系列合理的初始条件下，会形成近似于我们太阳系的行星系，即大约10个行星，类地（球）行星靠近恒星，而类木（星）行星在最外圈。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形成行星，而仅仅产生弥散的小星状体；或者在恒星附近形成巨大的类本行星；或者一颗类木行星吸积了大量的气体和尘埃而变成一颗恒星，形成一个双星系。似乎在整个银河系中可以发现大量各种各样的行星系，但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而且我们认为，很可能所有的恒星都来自这样的气尘云。在银河系中可能有上千亿个行星系，等待着我们去探测。

    这些行星中没有一个会与地球相同。看起来大多数行星的条件都是恶劣的，只有少数几个可能是宜人的。其中许多行星的景色将是极其美丽壮观的。在某些行星上，白天会有许多太阳在天空照耀，夜晚则有许多月亮倾泻着银光，或者在地平线上咆哮着巨大的粒子环。一些月亮可能离行星很近，以致它们的卫星高挂在大空，遮住了半边天际。某些行星可能看起来像巨大的气状星云，它们是以前一颗普通恒星毁灭后的残迹。在所有这些世界的天空中充满了遥远的外来星座，其中可能会有一个暗黄色的恒星，一颗用肉眼观察不到的、只有用望远镜才能看到的恒星，它是探测银河系这一小小区域的星际飞船队的发源地。

    如前所述，空间和时间是互相缠结的。行星和恒星也和人一样，有出生、成长和消亡的过程。人的寿命一般只有几十年，而太阳的寿命则比1亿年还长。与一颗恒星的寿命相比，我们就好比蜉蝣一样，朝生暮死，不到一天就结束了生命。在这种短命的生物看来，人类是迟钝的、令人厌倦的、几乎不动的、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的。而在恒星看来，人生不过只是短暂的一瞬，只是亿万短暂生命的一员，虚弱地挣扎在一个由硅酸盐和铁组成的酷寒而又坚硬的、极其遥远的星球表面上。

    在宇宙所有的行星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事件，它们决定着行星的未来。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此时此刻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不亚于 2500年前古爱奥尼亚科学家所面临的转折。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将影响到若干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如果星球也有命运的话，也将影响到它们的归宿。

    第九章 恒星的生命

    太阳神睁开双眼，埃及大地撒满阳光，当他闭上眼睛，埃及大地便又陷入黑暗，由此方有白昼和黑夜之分。诸神出于其口，像生出自其眼。万物莫不由他创造。他是金碧辉煌的神童，他的光芒使所有的生命都显得生气勃勃。——引自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禅语

    上帝创造的物质颗粒的形状和大小各异，……也许密度和引力也不相同。因此，自然规律才会千变方化，宇宙也才会千姿百态。至少我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矛盾之处。——牛顿《光学》

    夜空高悬，星光闪闪：我们常常躺在地上，仰望群星，谈论着这些星星究竟是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产生的。——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

    每当我……极需得到……宗教的安慰时，我就到户外去描绘夜空的繁星。——荷兰画家梵·高

    制作苹果馅饼需要小麦和苹果，还要这儿加一点、那儿添一撮，最后用炉子烘烤。馅饼的配料是由分子组成的，比如糖分子或水分子。这些分子又是由碳原子、氧原子、氢原子及少数其他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又来自何方呢？除氢原子外，其他的原子都是星体造就的，一个星球就像一个宇宙灶，能把氢原子烧制成较重的原子。星球是由星际的气体和尘埃凝聚而成的，氢是这些气体和尘埃的主要成分。氢是在宇宙大爆炸中生成的。假如你想从头开始制作苹果馅饼，你就必须首先创造宇宙。

    假如把一个苹果馅饼切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再切成两半，按照德漠克利特的想法这样切下去，要切多少次才能切成原子呢？答案是：大约要连续切90次。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不会有这么锋利的刀，况且馅饼又极易破碎；原子非常小，肉眼无论如何是看不见的。不过，还是有办法做到的。

    在1910年前后的45年中，人们在英格兰剑桥大学首次揭示了原子的本质。这个方法之一是：用原子碎片轰击原子，再观察它们是如何跳出来的。典型的原子外层裹着一层电子云。电子就是带电的粒子，它所带的电荷被随机地规定为负电荷。电子决定原子的化学性质，因此才有光灿灿的金子，冷冰冰的铁和具有晶体结构的钻石。在原子的内部，原子核深深隐藏在电子云里面，它是由带正电荷的质子和中性的中子组成的。原子非常小，1亿个原子首尾相连也只有小指尖那么大。而原子核则更小，只有原子的十万分之一。难怪人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原子核①，然而，原子的大部分质量却集中在原子核内。相比之下，电子犹如漂浮的绒毛。由此可见，原子内部充满了空间，物质内部是很空虚的。

    我就是由原子组成的，我放在桌子上的胳膊肘就是由原子组成的，桌子也是由原子所组成的。既然原子如此之小，原子内部又是如此之空虚，原子核甚至更小，那么，为什么桌子能把我撑住？为什么我的胳膊肘的原子核不会轻易地滑进桌子的原子核中去呢？为什么我不会卷成一团或者掉到地球的另一端呢？A·爱丁顿就是经常这样问自己的。

    答案在电子云里。我胳膊肘中的原子外层有负电荷，桌子中每个原子的外层也都有负电荷，这些负电荷相互排斥。我的胳膊肘之所以不会穿透桌子，就是因为原子核周围有电子，这些电子的电力是很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依赖原子的结构。如果去掉原子中的电荷，任何事物都将变成看不见的微尘。没有这种强大的电的作用力，世界上就不会有物体，而只有四处漂游的电子、质子和中子以及基本粒子的引力球——支离破碎的宇宙残骸。

    当我们假定将苹果馅饼切成单一的原子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无穷小的问题；当我们抬头仰望夜空时，我们则碰到一个无穷大的问题。这些无穷是时空的无穷回归：在空间上没有尽头，在时间上没有穷尽。如果你站在理发店的两面镜子之间，你会看到你本人的许多映像，每一个映像都是另一个映像的反映。但你不可能看到无穷无尽的映像，因为镜子不可能绝对平整，光传播的速度也不是无穷快，同时，你站在镜子中间阻碍了光的反射。这里所谓的“无穷大”是一个比任何数字都要大的数。

    有一次，名叫E·卡斯纳的美国数学家要他9岁的侄子为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取个名字，这个数是10的100次方，即1后面跟着100个零。这个孩子称这个数为“Googol”，写出来是10000000……。你也可以自己组成一个非常大的数，再给它起个奇妙的名字。试试看，这是顶有趣的，特别是如果你碰巧也才9岁。“Googol”（10100 ）似乎够大的了，再设想一下“Googolplex”（1010 ）100 它是10的10100 次方，即1后面跟 10100 个零。人体中原子的总数大约为炉，而在能观察得到的宇宙中，基本粒子——质子、中子和电子——的总数大约是1080 。如果宇宙是由中子填充的实心体②，也就是说，在宇宙中不留任何空间，所需的中子数大约为 10128 。这个数目与“Googol”相比是大得多了，但与“Googolplex”相比就微乎其微了。况且“Googol”和“Googolplex”都谈不上接近无穷大。确切地说，它们同无穷大的距离与1同无穷大的距离是一回事。如果有人试图写出“Googolplex”，这只能是毫无希望的侈想。即使有一张纸大到足以清晰地容纳下“Googolplex”所包含的所有的零，整个已知的宇宙也塞不下这张大纸。幸好“Googolplex”有一个很简单的表示法：（1010 ）100 ，无穷大也有相应的表示：“∞”（读作“无穷大”）。

    烧焦的苹果馅饼大部分变成碳。切90次即可得到碳原子。碳原子核中有6个质子和6个中子，外层云中有6个电子。假如我们从原子核中取出一小块，比如说一块带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的碎片，它将不再是碳原子核，而是氦原子核。在核武器和普通的核电厂中所进行的正是这种原子核的切割或裂变，只是它们所分裂的不是碳。在你第91次切割苹果馅饼时，或者当你从碳原子核上切下一薄片时，你所得到的不是一小块碳，而是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其他原子，这就叫做“元素嬗变”。

    让我们来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原于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的。那么，我们能分割质子吗？假如我们在高能条件下用其他基本粒子（比如质子）来轰击质子，我们就可以看到隐藏在质子内部更基本的粒子单位。物理学家现在认为，像质子和中子等所谓的基本粒子，实际上是由称为夸克的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夸克的性质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这样说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原子核世界。夸克是物质的最小组成单位吗？或者它自身也是由更小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我们对物质性质的认识是否已经到底了？是否还存在着无限的越来越小的基本粒子呢？这是科学上还没有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的实验室中，为了探求炼丹术，人们曾经探索过元素的嬗变。许多炼丹士都相信，所有的物质都是4种基本物质——水、气、土和火——的混合物。这是爱奥尼亚人的一种古老的推测。他们认为，通过改变土和火的比例，铜就可以变成金。这种谎言颇为迷人。卡格里沃斯特洛和圣·杰耳曼伯爵一类的骗于自称不仅可以点铁成金，而且还通晓长生不老的奥秘。他们有时把金子藏在搅棒的一端，然后装模作样地演试一番，最后让金块奇迹般地在坩埚中出现。炼丹士以财富和长生不老作诱饵，从欧洲贵族身上骗走了大量金钱。当然，严肃的炼丹士也还是有的。如巴拉塞尔士，甚至还包括文萨克·牛顿。当然，炼丹士诈骗到的钱并没有完全白费掉，他们发现了磷锑和汞等新的化学元素。事实上，现代化学的兴起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些炼丹士的试验。

    天然存在的化学性质不同的原子，共有92种，称为化学元素。直到近代，我们行星上的一切都是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但它们主要以分子的形式存在。水是由氢和氧原子组成的，空气主要由氮（N）、氧（O）、碳（C）、氢（H）和氩（Ar）原子组成，以 N2 、O2 、CO2 、H2 O和Ar，分子形式存在的地球本身就是形形色色的原子的混合物，其中主要是硅、氧、铝、镁和铁的原子。火并不是由化学元素所组成，而是高温下失去电子的原子核构成的热辐射等离子体。从现代观点来看，古代爱奥尼亚人所说的以及炼丹术的所谓4种元素——水、气、土、火，实际上根本不能称为元素，因为其中之一的水是一种化合物，另两种（土和气）是混合物，而火则是一种等离子子体。

    自炼丹士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元素已被发现，越后发现的元素越是稀有的元素。组成地球的元素或成为生命基础的元素是最常见的元素。在室温下有些元素是固态，有些呈气态，而溴和汞二种元素则呈液态。科学家根据元素的复杂程度将它们按次序排列成表。氢是最简单的，为1号元素；最复杂的是铀，为92号元素。还有一些元素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如铪、饵、镝和镨，这些元素在我们口常生活中极难碰到。大体上说，愈是我们熟悉的元素愈普遍存在。地球含有大量的铁，而钇的含量却相当少。当然，这个规律也有例外。例如金或铀都很贵重，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造金币或装饰品，或者因为它们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

    原子由3种基本粒子——质子、中子和电子一——组成。这一事实直到近代才被发现，而中子则迟至1932年才被发现。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化学的创立，把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千姿百态的物质世界只是由3种粒子以不同式样排列组成的。

    中子，顾名思义，是不带电荷的。质子带正电荷，而电子则带有与质子等量的负电荷。电子与质子所带的不同电荷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使原子得以结合在一起。由于每个原子都是中性的，原子核中质子的数目必定与电子云中的电子数目相等。原子的化学性质只取决于电子的数目。电子的数目（也就是质子的数目）称为原子数。毕达哥拉斯一定会赞同如下观点，即化学仅仅是一门数字的科学。具有1个质子的原子必定是氢，2个是氦，3个是锂，4个是铍，5个是硼，6个是碳，7个是氮，8个是氧，以此类推，具有92个质子的原子必定是铀。

    同性电荷互相排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类相克”——犹如隐士碰上了厌世者。电子排斥电子，质子排斥质子。那么，原子核是怎样捏合在一起的呢？为什么不会各飞东西呢？这是因为其中还有另一种自然力的存在，它既不是引力，也不是电力，而是一种近程核力。只有在质子和中子靠得非常近时，这种力才起作用。它像一排排的钩子，将质子和中子互相拉扯在一起，从而克服了质子间的排斥力。中子只产生核吸引力而不产生电排斥力，它像胶水一样把原子核粘在一起。纵使“隐士”性格孤僻，彼此之间仍可以和睦相处。

    氦的原子核里有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它的结构非常稳定。3个氦原子核构成一个碳原子核，4个构成氧原子核，5个构成氖原子核，6个构成镁原子核，7个构成硅原子核，8个构成硫原子核，如此等等。每当我们增加一个或几个质子及足够数目的中子使原子核凝聚在一起时，我们就制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如果我们从汞中取出一个质子和3个中子，我们就可以得到金——这是古代炼金士们梦寐以求的事情。铀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在地球上，这些元素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人工合成的，而且很容易分解。第94号元素叫钚，是已知最毒的一种元素。不幸的是，它的分解速度相当慢。

    天然存在的元素又是来自何方呢？我们不妨详细考察一下各种原子各自形成的过程。整个宇宙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氢和氦，这两种最简单的元素占宇宙物质的99％。事实上，人们在地球上发现氦之前就已经在太阳上发现氦的存在，所以才把它命名为“Helium”（取自希腊的太阳神Helios）。其他元素是否可能是从氢和氦演化而来的呢？核物质必须靠得很近才能抵消电斥力，从而使近程核力起作用。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几千万度的高温下才能发生，因为在这样的高温下，粒子的运动速度极快，以至于斥力来不及起作用。在自然界里，只有星体内部才有这样的高温和因此而产生的高压。

    人类研究了太阳离地球最近的恒星表面发出的各种波的波长，其中包括无线电电波、普通可见光和X射线等。太阳并不像阿那克萨哥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团炽热的石头，它是由氢和氦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球体，由于高温而发出灼热的白光，就像火钳在炽热的火炉里发出白光一样。当然阿那萨哥拉的见解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猛烈的太阳风暴会使太阳发出明亮的耀斑，严重地干扰地球上的无线电通讯。太阳风暴还会使太阳形成巨大的拱形羽状热气层——日珥。日珥受太阳磁场的控制。与日珥相比，地球显得渺小多了。有时在太阳下山时用肉眼可以看到太阳的黑子，它们实际上是太阳里磁场强度较大、温度较低的区域。所有这些连续的动荡扰动，都发生在相对温度较低的可见表面。我们看到的只是温度约为6000度的太阳表面。太阳内部的温度高达4000万度，太阳光就是从那里发射出来的。

    恒星及其伴随的行星是在星际气体和尘埃发生引力崩塌时产生的。星云中分子间的相互碰撞使温度升高，最后氢开始聚变成氦，即4个氢核结合成一个氢核，并释放出了射线光子。光子被上面的物质交替地吸收和发射，逐渐向恒星表面移动，而且每移动一步都要损失一部分能量。光子这种漫长的迁移过程需要100万年的时间，最后才变成可见光到达恒星表面，并向星际空间发射。结果恒星发亮了，原先的星云引力消失了。恒星外层的重量被内部核反应所产生的高温和高压支撑住。50亿年来，太阳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稳定状态之中。像氢弹内的热核反应一样，太阳内不断地发生着抑制性的爆炸。这种爆炸为太阳提供了能量，每秒钟大约有4亿吨（4 × 1014 克）的氢转换成氦。当我们仰望夜空中的繁星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遥远的核聚变发出的光亮。

    在天鹅星座Deneb星（天鹅星座的一等星）方向上，有一个巨大的、由炽热的气体组成的超级发光气团，它可能是气团中心附近发生的超新星大爆炸和旧恒星泯灭产生的。在其外缘，星际物质在超新星冲击波的重压下，触发出新一轮的星云引力崩塌和新星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星体也有双亲，双亲之一可能在孩子出生时死亡，正如人类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样。

    像猎户座星云那样巨大的高度压缩的复合星云，能成批地产生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从外部看，这样的星云表面似乎暗淡无光，但星云内部却被炽热的新生星体照耀得灿烂辉煌。后来，这些星体离开了它们的生育之地，邀游到银河系去，在那里寻求自己的前程。成长起来的星体周围仍然带有成簇的发光云雾，它们是在引力作用下仍然吸附着的原生气体的残余。金牛座的昂星团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像人类的家庭一样，成年后的星体也会离家远走，致使兄弟姊妹之间很少团聚。在银河系的某些地方就有太阳的兄弟姊妹，其数目可能多达几十个，而且是由同一个星云在50亿年前产生的。但是，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们都是哪些星体，只知道这些星体可能位于银河系的另一侧。

    在太阳中心，由氢转化为氦的反应不仅发射出可见光的光子而使太阳光芒四射，而且还产生更神秘的、难以捉摸的辐射：太阳靠中微子发出微弱的光。中微子与光子一样，无重量，以光速传播，但中微子不是光子，它不是一种光。中微子与质子、电子和中子一样，具有固有的角动量，或称为“自旋”，而光子是根本没有自旋的。对中微子来说，物质无所不能穿透。它几乎能毫不费力地穿过地球和太阳，只有极小部分被干涉物质阻滞而不能通过。在我们朝太阳直视一秒钟时，有1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眼球。当然，中微子不会像光子那样停留在视网膜上，而是势不可挡地穿过我们的头。奇妙的是，在晚上，我们低头朝着太阳的方向——地面时（就好像我们的脚下没有地球把太阳挡住一样），几乎有等量的太阳中微子穿过我们的眼球。像可见光可以轻易地穿透玻璃那样，中微子可以轻易地穿透地球。

    如果我们对太阳内部的认识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透彻，而且又懂得中微子产生的核物理学，那么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单位时间内在单位面积上所接收到的太阳中微子数量（譬如在我们的眼球上每秒钟所接收到的中微子数）。然而，要用实验的方法验证计算所得到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捕捉到穿过地球的中微子。但在大量的中微子中会有一小部分与物质相互作用，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检测到的。中微子偶然间可以将氯原子转变成氩原子，但质子和中子的总数不变。我们需要大量的氯，才能验证所谓的太阳中微子流的预言。为此，美国物理学家把大量洗涤液倒进南达科他州利德地区的霍姆斯特克矿井，采用微量化学的方法，从氯中除去新生的氩。从而可推断：产生的氩愈多，中微子也就愈多。实验表明，太阳的中微子比计算所预计的要少。

    这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虽然低太阳中微子流不至于危及我们关于星体核合成的理论，但肯定具有某种不可忽视的意义。有的人认为，中微子在从太阳到地球的迁移过程中裂成碎片；有的人认为，太阳内部的核火焰被暂时封闭，缓慢的引力收缩过程是产生现在这种太阳光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微子天文学还是一门非常新的学科。但是，目前我们已经发明了一种奇妙的工具，可以用它直接观察炽热的太阳核心。随着中微子望远镜灵敏度的提高，我们还可能观测邻近星体深处的核聚变反应。

    由于在太阳或者其他星球的核心里的氢燃料是有限的，氢的聚变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个星体的命运，一个星体的生命周期的完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原始质量。一个星体在太空中消耗了它的部分物质之后，如果它的质量还有太阳的质量的二三倍，那么，它的生命循环方式将与太阳绝然相同。但是太阳的运数已够壮观了。五六十亿年以后，当太阳中心的氢全部转化成氦的时候，氢聚变区将慢慢向外——向热核反应的膨胀壳——迁移，迁移到温度约为1000万度的地方。同时，太阳的自重将迫使其富含氦的核心重新收缩，使内部的温度和压力又进一步升高。氦核将更密集地堆集在一起，以致开始互相渗透。尽管存在着电荷间的斥力，但此时近程核吸引力开始起作用。灰烬又变成燃料，太阳将开始第二轮核聚变反应。

    这个过程将产生元素碳和元素氧，为太阳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继续发光提供新的能源。星球犹如埃及神话中的凤凰。相传这种鸟每500年自行焚化一次，然后由灰中再生③。在太阳外壳的氢聚变和太阳中心的高温氦聚变的共同作用下，太阳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外层膨胀、温度降低，变成一颗红色巨星。它的外表将远离其内核，结果表面引力将变得很微弱。它的大气层将以星球飓风的形式扩散到宇宙空间。当太阳膨胀成一颗红色巨星时，它将把水星和金星——甚至地球——完全吞没。整个内太阳系都将被太阳吃掉。

    再过几十亿年，地球上的美好时期就会结束。以后太阳将慢慢地发红、膨胀。整个地球，包括两极，都将酷热无比。地球北极和南极的冰冠将消融，整个地球会成为一片汪洋。由于高温，更多的海水将蒸发到空中，使天空变得雾气腾腾。因为云雾遮住了阳光，地球的末日可能向后推延。但太阳的演变是无情的。海水终将沸腾，大气层势必蒸发到太空中去，我们这颗行星将遭受到最大的灾难④。到那时，人类肯定会进化成另一副模样。我们的后代也许能控制或调节星体的进化，或者只好卷起铺盖，搬到火星、土卫二或土卫六上去住，或者像R·戈达德所设想的那样，到某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行星系去寻找尚未开发的新天地。

    利用太阳的星尘做燃料是有一定限度的。总有一天，太阳内部将完全由碳和氧组成，那时的温度和压力将无法继续维持核反应。当太阳中心的氦快用完时，其延缓的崩塌过程将重新开始，温度将再度上升，从而引起最后一轮的核反应，并使大气层相应地有所膨胀。在这最后毁灭的过程中，太阳将发生缓慢的脉动，每隔几千年伸缩一次。最后，大气层中的物质都将被他入宇宙空间，形成一个或几个同轴的气壳。因为太阳炽热的核心已经暴露，它的紫外光会将气壳淹没，还会形成斑斓缤纷的红色和蓝色的荧光，一直延伸到冥王星轨道以远的地方。太阳中的一半物质大概会以这种方式损耗掉。到那时，太阳崩溃所产生的强光将充满整个太阳系。

    当我们从地球这个银河系的角落里举目四望时，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星体被闪光的球形气团——行星状星云——所包围。这些星体并不是行星，不过其中有些很像在低倍望远镜里所看到的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蓝绿色圆盘。这些气团乍看起来呈环形，因为它们像肥皂泡一样，边缘比中心看得更清楚。所有行星状星云都是恒星的外层标志。在靠近星体中心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已经死亡了的天体，它们是曾经充满生机的行星的残骸，现在既无空气也无海洋，笼罩在微弱的亮光之中。太阳的残骸，即裸露的太阳核，最初包裹在行星状星云之中，后来变成一个炽热的小星球。它在空间逐渐变冷、收缩，密度大到空前惊人的程度——一汤匙大小的物质重达1吨以上。再过几十亿年，太阳就会退化成一颗白矮星，像我们所看到的行星状星云中心的亮点。它的表面高温度逐渐冷却，最终成为一颗暗淡无光的、死气沉沉的矮星。

    质量大致相同的两颗恒星的演化速度大抵相同。不过，质量较大的恒星核燃料的消耗速度要快些，变成红巨星的时间也会早些，而且会首先衰退成白矮星。因此，应该有、也确实有许多双星体存在。在这些双星体中，一个是红巨星，另一个是白矮星。有些双星体紧靠在一起，灼热的星气流便直接从膨胀的红巨星流向致密的白矮星，在白矮星表面的某个特定的区域着陆。氢原子在白矮星的强引力作用下、不断地聚集在一起，压力和温度不断地升高，直到来自红巨星的大气物质发生热核反应，使白矮星短暂地闪烁出明亮的光辉。这样的双星体称为新星，其来源与超新星大不相同。新星只能在双星体系内形成，其能量来源于氢原子的核聚变。而超新星则只存在于单星体之中，其能量来源于硅原子的核聚变。

    在星体内部合成的原子通常都要返回到星际气体中去。红巨星会将它们的外大气层喷射到星际空间去，行星状星云就是类太阳恒星不断喷射其外层物质后的最终产物。超新星迅速地将它的大部分物质喷射到星际空间去。返回星际气团的原子自然是星体内部热核反应最易产生的原子：氢原子聚变成氦，氦聚变成碳，碳聚变成氧。在大恒星内，由于氦核不断增加，形成了氖、镁、硅、硫等物质。氦核是逐步增加的，每次增加2个质子和2个中子，一直到生成铁为止。硅原子的聚变也能直接形成铁原子，因为1个硅原子含有28个质子和中子，在几十亿度的高温下，两个硅原子就可以结合成一个含有56个质子和中子的铁原子。

    以上都是我们熟悉的化学元素。这样的星际热核反应并不容易生成铒、铪、镝、镨或钇，却容易生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元素。这些元素返回星际气团，在随后发生的星云崩塌及恒星和行星形成的过程中散尽。除了氢和部分的氦以外，地球上的所有化学元素都是几十亿年前的星体中的某种星体灶制造出来的。这些星体有一部分已经变成白矮星，默默无闻地呆在银河系的另一侧。人体脱氧核糖核酸中的氮，牙齿中的钙，血液中的铁，以及苹果馅饼中的碳，都是在崩塌的星体内部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体是由星体物质构成的。

    某些稀有元素则是在超新星的爆炸过程中形成的。地球上金和铀的含量之所以比较丰富，就是因为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发生过许多超新星的爆炸。其他行星系中稀有元素的含量可能与地球不尽相同。是否存在这样一些行星，它们的居民炫耀着铝制的首饰、钋制的手镯，而金子却是实验室中难得的珍品呢？假如地球上的金和铀也像镨一样鲜为人知，无足轻重，那么我们的生活是否会大大地改观呢？

    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在本质上是与星体的起源和演化息息相关的。首先，构成人的物质以及使生命活动成为可能的原子，都是很久以前在遥远的红巨星上形成的。宇宙中发现的化学元素的相对丰度，与恒星中所产生的原子的相对丰度极其吻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巨星和超新星就是炼制物质的锅和灶。太阳是一个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星体，太阳中的所有物质以及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所有物质，都是星际锅灶在前一轮或前两轮的循环中炼制的。其次，地球上还存在着某些重原子，这一事实表明，在太阳系形成之前不久，可能有一颗较近的超新星发生过爆炸。这次爆炸不大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可能是由于超新星爆炸所形成的冲击波压缩了星际气体和尘埃，从而导致了太阳系的凝聚。第三，太阳出现之后，它的紫外线大量射入地球大气层，它的热度产生了光照，从而激发了导致生命起源的复杂的有机分子。第四，地球上的生命几乎都离不开阳光。例如，植物吸收光子后将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动物则以植物为养料。人类的种植活动只不过是利用植物作为媒介来获取太阳光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太阳作为能量来源的。最后，遗传学上的变异为进化提供了原始的材料。变异是大自然选择新生命形式的手段，而宇宙射线——超新星爆炸时以近于光的速度射出的高能粒子——则是产生变异的原因之一。遥远的大恒星的死亡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原动力之一。

    假如我们把一个盖格计数器和一块铀矿石带到地下深处，譬如说，放在一个金矿井深处，或放在一个火山熔岩洞——由融化的岩浆流过地球而切开的洞穴——深处，当它们受到γ射线或像质子和氦核这样带电高能粒子的照射时；灵敏的计数器就会检测出来。如果把计数器移近铀矿石，计数速率（即计数器每分钟发出的咔嗒声）就会迅速增加，因为铀矿石在自发的核衰变中能释放出氦核。如果把铀矿石放在一个厚的铅筒内，计数速率就会大大减少，因为铅能吸收铀的辐射。但还是可以听到计数器发出一些咔嗒声，其一部分咔嗒声是由洞壁的天然放射性引起的，一部分是由穿透洞顶的带电高能粒子引起的。我们听到的是很久以前在太空深处产生的宇宙射线的声音。在地球的整个生命史中，这种主要由电子和质子组成的宇宙射线一直在不停地撞击着地面。上万光年以外的星体在消亡过程中所产生的宇宙射线，有一部分经过几百万年才穿过银河系，碰巧撞上地球以及我们的遗传物质。在生命遗传码的形成、寒武纪爆炸或我们祖先进化成两足直立的某些关键阶段，很可能就是由宇宙射线触发的。

    1054年7月4日，中国天文学家在金牛星座发现了一颗他们称为“客星”的金牛星。这是一颗人们在天空中从未见过的最明亮的恒星。绕地球半固，在美洲的西南部，当时有一个富有天文研究传统的高度文明的民族⑤也目睹了这颗明亮的新星⑥。根据我们发现的一个木炭堆残迹里的C14 ，我们可以推断，在11世纪中期，有些安奈萨齐人，即今天的荷皮人（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印第安人）的祖先，曾经在现在的新墨西哥州的一块悬垂的山崖下居住过。似乎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悬崖上留下了一幅未受风化的新星图。这颗新星与新月之间的相对位置可能就是图中所绘的那样。在那儿还发现一个手印——也许是那位画家留下的印记。

    这颗著名的恒星现在称为蟹状超新星，距地球5000光年。之所以如此称呼这颗星，是因为几个世纪以后，一位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大爆炸的残迹时，偶然想起它的形状像螃蟹。蟹状星云是一个巨大的恒星爆炸的残留物形成的。这次大爆炸经历了3个月，在地面用肉眼都可以看见。在晴朗的白天很容易看到，就是在晚上，也可以借它的光读书看报。每一个星系中，平均每100年出现一颗超新星。一个典型的星系的生命周期大约为100亿年，也就是说，将有1亿个星球发生爆炸。这个数字是够惊人的，但是尽管如此，在1000个星星中不过只有一个星星发生爆炸。银河系在1054年发生爆炸之后，第谷于1572年发现了一个超新星。稍后，在1604年，开普勒⑦又发现了另一颗超新星。但是自从天文望远镜发明以来，竟然在银河系里还没有观察到超新星的爆发。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们对此怨叹不已。

    我们现在经常能观察到其他星系中的超新星。1979年12月6日，英国《自然》杂志刊登的D·赫尔方和K·朗的文章足以使20世纪初的天文学家惊讶得目瞪口呆。文章宣称：“1979年3月5日，由9个星际飞行器组成的爆发传感器网络，记录到了极其猛烈的硬X射线与γ射线的爆发。根据飞行时间测定：其位置与大麦哲伦星云中的N49号超新星的残留物位置相一致。”（大麦哲伦星云所以这样命名，是由于在北半球第一个注意到这个星云的人叫麦哲伦。这是银河系的一个小卫星星系，在18万光年以外。既然有大麦哲伦星云，当然也有小麦哲伦星云）但是，同一期杂志还刊登了梅泽兹和他在列宁格勒爱奥弗（Ioffe）学院的同事合写的文章。他们利用装在“联盟11”号和“联盟12”号宇宙飞船上的γ射线爆发探测器，在登上金星的途中，观察到了这个爆发源。他们认为，探测器检测到的是一个发光的脉冲星，离我们只有几百光年。尽管在位置上很接近，赫尔方和朗并没有肯定γ射线的爆发与超新星的残留物有关。他们估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如下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推断：这个爆发源就在太阳系内！也可能是其他星球的飞船在其漫长航行的归途中排出的废弃物。但是，“N49号超新星发生星体爆发”的理论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我们已经证实了超新星的存在。

    当太阳变成红巨星时，内太阳系的命运如何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行星决不会被喷发的超新星融化和烤焦。只有比太阳还大的恒星附近的行星才会遭受这种厄运，因为大恒星的温度高、压力大，其核燃料的消耗速度也快，生命周期也就比太阳短得多。在发生异常的核反应之前，一个比太阳大数十倍的恒星将氢转化为氦的过程，最多只能持续几百万年。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任何一个行星出现高级生命形式的进化。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星球会变成超新星。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的生命长到足以使他们能明白超新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星球也就不可能变成超新星。

    超新星爆发的主要条件是：硅聚变成大铁核。在巨大的压力下，星体内部的自由电子被迫与铁原子核的质子合并。等量而相反的电荷互相抵消，结果星球内部变成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原子核所占据的体积比原先的电子和铁原子核所占的体积小得多。星球中心会发生猛烈的爆聚，而其外部则产生回弹现象。超新星就是这样爆发起来的。超新星的亮度可能比该星系中所有其他星球加起来的亮度还要大。预计在今后几百万年内，猎户星座中所有最近形成的蓝白色超巨星都会变成超新星。猎户座将出现连续不断的宇宙烟火。

    可怕的超新星爆发会将原来星球中的大部分物质——少量的氢和氦以及数量可观的碳、硅、铁和铀原子——喷射到宇宙空间，剩下的就是由核力束缚在一起的热中子核。这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原子量达1056 ），一个直径只有30公里的恒星，一个小得可怜的、皱缩的、密集的、没有生气的星体碎片，一个快速旋转的中子星。当巨大的红巨星坍塌成这种中子星时，它的自转速度显著加快。蟹状星云中心的中子星就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其大小与曼哈顿区差不多，每秒钟自转30圈。这个中子星强大的磁场在红巨星坍塌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增强，并能俘获带电的粒子，其作用颇像小得多的木星磁场。在旋转磁场中的电子会产生辐射束。不仅会产生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射线，还会产生可见光。如果地球碰巧位于这个宇宙灯塔的光程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它每旋转一次就发生一次闪光。因此，我们又把它称为脉冲星。脉冲星犹如一个宇宙节拍器，它会定时闪光，定时发出嘀嗒声。它比最准确的时钟还要准时。通过对某些脉冲星的长期无线电脉冲频率的测定，我们可以推断。，这些脉冲星， 例如PSRO329+52号脉冲星，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小伴星。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设想：行星能够在恒星演化成脉冲星时免于毁灭，行星有可能推迟被俘获。要是站在这样的行星表面上望天空。我们将会看到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呢？

    一匙中子星的质量差不多等于普通的一座山的重量。因此。如果你让一小块的这种物质从手里脱掉（你也只能这么做）、它会像石头从空中落下那样轻而易举地穿过地球。在地球上钻出一个洞，从地球的另一侧——可能从中国——钻出来。那里的人们可能正在外面散步、思考着自己的问题。突然一小块中子星物质从地面冒出来，在空中停留片刻，然后又钻回到地球的下面去。这件事至少可以成为那一天人们拿来消遣的话题。如果一块中子星物质从附近的太空中落下来，当它下落时地球又正好在它的下面转动。那么。它就会反复穿越转动的地球，将地球撞出成千上万个孔。直到它与地球的摩擦所要生的作用力迫使它停止运动为止。在中子星物质停止在地心之前，我们的行星内部早就像一块瑞士乳酪一样千疮百孔了，因此只好等地下的岩石流和金属流来愈合这些创伤。，幸运的是，大块的中子星物质还从来没有在地球上降落过。但小块的这种物质则比比皆是。中子星的这种可怕力量就潜伏在每个原子的原子核中。也就是说。在每只茶杯中，在每只老鼠身上。在每次呼吸之间。以及在每块苹果馅饼中。都存在着这种力量。中子星告诫我们，不要轻视最平凡的事物。

    从上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像太阳这样的恒星终将结束它的生命而变为红巨星，然后再变为白矮星。一颗质量比太阳大2 倍的恒星坍塌后将变为一颗超新星，然后再变为一颗中子星。那些更大的恒星（例如在经历超新星阶段之后质量比太阳大5倍的恒星）的命运就更加奇特了。重力会使它转变成黑洞。假定我们有一台魔术重力机，那么就可以通过拨动它的刻度盘来控制地球的引力。开始时将转盘拨到1g⑧（g表示重力加速度），地球上所有东西的行为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一样，因为地球上的动植物以及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按1g演化和设计的如果重力远远小于1g，所有事物的外形都会变得高而瘦长，动物植物和建筑物都不会因自身的重量而倾倒或粉碎。如果重力大于1g，动物、植物和建筑物都会变得粗壮而结实。但是即使在相当强的重力场中，光仍然是直线传播的。

    物体的重量随着重力的减弱而减少，当重力趋近于零时，轻微的动弹就会使我们的朋友漂浮起来，并在空中直翻筋斗；茶或其他液体一旦溢出来就变成在空中跳动的圆球，因为这时的表面张力超过了重力。当重力盘恢复到1g时。所有的茶球都会变成茶雨降落下来。当重力盘转到3g或4g时，人人都动弹不得。甚至移动一只脚都是很费力的。在我们继续将重力盘往上拨之前。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朋友送出重力机的作用范围以外为妙。在重力还只有几个g的情况下，提灯的光束仍旧直线传播（就我们的分辨能力而言，可以说几乎是直线），这与重力为零时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当重力达到1000g时，光束仍然是直的，但树木已经被压扁。当重力达到100万g时，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而粉碎。最后，除了那只有特殊豁免权的笑猫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幸存。当重力接近10亿g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笔直射向天空的光束开始弯曲。在极大的重力加速度下，就是光也受到了影响。如果把重力再加大的话，光就会逆转而返回我们附近的地面。此时，任何宇宙间的怪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龇牙咧嘴的引力。

    当重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任何东西，哪怕是光，都不能够从中逃逸出来。这样的地方就叫做黑洞。黑洞对周围的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它是宇宙中的一种怪物。当密度与重力变得足够大时，黑洞熄灭不见了。之所以称之为黑洞，是因为即使是光也无法从中逃脱出来。由于光被捕捉在黑洞里，所以黑洞到处都被照得明晃晃的。虽然我们从外面看不见黑洞，但它的重力存在却是很明显的。在星际航行中，如果你对黑洞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你就可能被黑洞无情地拖进去，你的身体就会被拉成细细的长线。但是，万一你在这样的航行中幸免于难的话，你倒是应该好好地看一看环绕着黑洞所形成的碟形物。

    太阳内的热核反应支撑着太阳的外层，使悲剧性的重力坍塌延迟几十亿年。白矮星是靠从原子核中脱离出来的电子压力来支撑的，而中子星则是靠中子压力来抵消重力影响的。但对于超新星爆发和其他激变之后的残骸所形成的质量比太阳大好几倍的晚期星体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已知的力量能够防止它坍塌。这种星体令人难以置信地收缩、旋转、发红、最后消失、质量比太阳大2O倍的星体则会收缩成美国洛杉矾那个样子。当重力骤增到1010时，这种星体会通过自生的裂缝滑到时空的连续统一体中，最终从我们的宇宙里消失掉。

    黑洞是英国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于1783年首先想到的，但是由于这个想法实在太离奇了。所以长期被忽视。一直到最近，这一想法才开始得到重视。随后，人们竟然找到了黑洞存在于宇宙空间中的证据。这一事实使包括天文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惊奇。X射线是不能透过地球大气层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确定这种波长很短的光是否是天体发出的，我们必须将X射线望远镜带到高空中去。世界上第一个X射线观测站是国际合作的范例，它是美国在1971年从意大利的一个发射台发射的，该发射台位于印度洋肯尼亚沿岸，命名为乌呼鲁（Uhuru斯瓦希里语的“自由”）。1971年，乌呼鲁在天鹅座星系发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X射线源。这个X射线源忽隐忽现，频率为每秒1000次，因此这个被称为“天鹅X-l”的射线源必定很小。不管忽隐忽现的原因是什么，这种隐现的信息穿过“天鹅X-1”的速度不会比光速（30万公里／秒）快，因此，“天鹅 X-1的直径不会大于 30万公里/秒 ×1/1000秒=300公里。一颗与小行星一般大小的天体就是一个明亮的X射线源，即使在星际以外也看得见，它可能是什么东西呢？“天鹅X－l”跟一颗炽热的蓝色超巨星并列在一起，从这颗超巨星的可见光里还可以看到一颗以前没有发现过的靠得很近的大伴星，它不断地改变它的引力方向，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0倍，该超巨星不可能是一个X射线源，因此，用X射线光源来验证这颗从可见光里看到的伴星是很理想的，但是，一个质量比太阳大10倍而且已经坍塌成小行星的不可见物体只能是一个黑洞，X射线很可能是由聚集在“天鹅 X-1”周围的气体和尘埃与超巨星摩擦而产生物，天蝎V861、“Gx339-4”“SS433”以及“圆规座X-2”等星体都可能成为黑洞，“仙后A”是一个超新星的残骸，这颗超新星的光在17世纪就已经到达地球了、当时世上已有不少天文学家，但竟然没有一个人记载过这次爆发。像I·S·斯克洛夫斯基所推测的那样，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黑洞，黑洞吞噬了爆发中的恒星核。熄灭了超新星的火焰。空间望远镜是追踪、搜索神奇的黑洞蛛丝马迹的有效工具。

    为了更好地理解黑洞，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空间曲面，设想一个平整而又柔软的线性二维平面。如果我们往平面上投下一小团物质。平面就会变形或起皱，一粒弹子围绕这个皱面滚动，滚动的轨迹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运动的轨道，根据这种解释（爱因斯坦的创见），重力就是空间结构的畸变。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被物质弄弯曲的2维空间变成了3维的物理空间。设想我们生活在一个3维的宇宙空间里，物质将我们的住地畸变成我们的直观所无法感觉的4维物理空间，物质的质量越大，它的重力就越大；平面越褶皱，空间的畸变或弯曲越厉害，以此类推，黑洞是一种无底的深渊。假如你掉进了黑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跟从外面看到的一样，你会觉得下落的时间无限之长，因为在别人看来，你的钟——不管是机械钟还是生物钟——都停止了。但在你看来，你的钟仍在滴答滴答地走动着。假如你能克服引力潮和辐射流的伤害、而且，假如黑洞正在旋转着（这是很可能的），那么，你可能出现在时空上完全不同的另一部分，即空间上的另外某个地方、时间上的另外某个时刻。有人提出空间有一种蛀洞，这种蛀洞有点像苹果上的蛀洞，尽管这种观点尚未得到证实。重力隧道能够提供一种星际的或星系间的通道，让我们以非凡的速度直抵难以抵达的地方吗？黑洞能作为时间机器为人类服务。，把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和无穷的将来去吗？这些设想正在被认真、严肃、周密地讨论着。这个事实表明，宇宙是多么超现实的啊！

    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宇宙之子。试想。在炎热的夏天，你仰望万里无云的天空，阳光炙烤着你的面孔，如果你直视太阳。该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啊！太阳离地球足足有1．5亿公里远，但是我们尚能感觉到其巨大的威力。如果我们处在太阳炽热而发光的表面，或进入熊熊燃烧的核火炉中心，我们又将感觉到什么呢？太阳给予人类以温暖，养育着人类，使人类得到光明。是它使地球富饶肥沃，它的强大力量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远远不可及的。鸟儿欢快地迎接日出，甚至某些单细胞的生物也有趋光的本能。我们的祖先把太阳奉若神明⑨，这是何等的聪明！但在宇宙之中，太阳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甚至是平凡的星球。如果我们应该崇拜比自身强大的力量的话，难道我们不该去崇敬太阳和其他星体吗？这种敬畏之心，深深地隐藏在每一位天文调查者之中，有时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致研究者自己常常没有觉察到它的存在。

    银河系还是一个尚未探索的充满神奇的星体的世界。虽然我们对银河系进行过初步的探索，而且正碰到过其中的一些星体，有几个与我们所了解的星体相似，有些则古怪到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但是，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以往的探索航行表明，我们对银河系的许多非常有趣的星体至今仍然一无所知，无法预言。在银河系以外不远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存在着行星，它们环绕着麦哲伦星云中的恒星运转，环绕着银河系周围的球状星团中的恒星运转。银河系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螺旋形世界，拥有4000亿个星球，此外还有正在坍塌的气体云、正在收缩的行星系、发光的超巨星、稳定的中期恒星、红巨星、白矮星、行星状星云、新星、超新星、中子星和黑洞。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物质、我们这个星球的形态及其大部分特征，是受生命与宇宙间深刻的内在联系所制约的。这个问题，我们从研究地球本身人手，已经逐步弄清，将来一定会在研究整个银河系行星世界的过程中进一步弄清。

    ________
     ①人们原先认为质子是均匀地分布在电子云中，而不是在原子中心聚集成带正电荷的原子核。原子核是剑桥大学E·卢瑟福发现的，他发现某些撞击的粒子沿着它们入射的方向反弹回来。卢瑟福评述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发生的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几乎就像向一张纸发射的一发15英寸的加农炮弹反弹回来打中你自己一样的不可思议。”

    ②作这一计算的想法很古老。阿基米德的《数沙人》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些人，像济若王他们认为沙子的数目是无穷的，我所说的沙子不仅是指锡拉立兹周围和西西里其他地方的沙子，还包括任何地方，不论有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发现的所有的沙子。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将其看为无穷，而只是认为没有一个已命名的数大到足以超过其值而已。”阿基米德接着不仅命名了这个数，而且估算了它。后来他问到，当时所知的宇宙能容纳多少一粒挨着一粒排列起来的沙子？他的估计是1063 ，这与1087个原子恰巧相当接近。

    ③比太阳重的星体在它们最后的演化阶段会达到更高的中心温度和压力。它们能够不只一次地从灰烬中再生，利用碳和氧作为燃料合成更重的元素。

    ④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曾经预言过“当地球变得疲惫不堪……当地球的子孙后代已经完结”的时刻，他们相信，到了那一天，太阳将从天空坠落，星星将从天空中抖落下来。

    ⑤指玛雅人（maya）族，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

    ⑥穆斯林的观测者也注意到这颗新星，但在所有的欧洲纪年史中对此都没有提到过一个字。

    ⑦开普勒在1606年出版的一本书《新星》中，对超新星是宇宙中原子的某种偶然联结表示怀疑。他写道：“……这不是我的看法，而是我妻子的看法：昨天，当我写作疲倦时，被叫去吃晚饭，我要的一盘沙拉已放在我的面前。我说：‘好像只要锡盘、莴苣叶、盐水、醋、油和蛋片永远在空中到处飞翔，最后可能偶然会成为一盘沙拉’。我亲爱的妻子回答：‘是的，但不会像我的这一盘这么可口’。”

    ⑧1g是物体在地球表面下落时所具有的加速度，约为10米/秒2。下落的石块1秒钟后速度将达到10米/秒。2秒后达到20米/秒、如此等等、直到碰到地面或由于空气的摩擦阻力而减慢。在重力大得多的地方，下落物体的速度也将相应增大许多。在加速度为10g的地方，1秒钟后速度达10×10米/秒=100米/秒，2秒后为200米/秒，以此类推。此时稍微绊一下就可能会致命的。由重力引起的加速度通常用小写g表示，以与牛顿的引力常数G相区别。G是宇宙各处引力强度的度量，不单单是指我们所讨论的地球或太阳的某个地方（两个参数的数量关系为F=mg=GMm/r2，g＝GM／r2。其中F为重力，M为行星或恒星的质量。m为下落物体的质量，t为下落的物体到行星或恒星中心之间的距离）。

    ⑨古代苏摩人表示神的象形文字就是星号——星星的符号，阿兹台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神一词为Teotl，它的雕刻文字是一颗太阳，天空叫做Teoatl——神海，宇宙之海。

    第十章 永远的尽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音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中国，大约公元前600年）——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在晴朗的天空中，高悬着一条引人注目的大道，它自身发光，灿烂辉煌，称为银河。沿着这条银河，众天神来到伟大的朱庇特的住所和他的堂皇的宫苑。这里正是声名显赫威力无比的天神之家园，我斗胆称之为伟大的天窗。——（罗马）奥维德《蜕变》（1世纪）

    有些愚人妄称是造物主创造了世界，
    这种信条实不可取，理应不屑一顾。
    倘若是上帝创造了世界，
    那在创世之前，上帝独自栖身何界？
    上帝岂能无米成炊、创世而无需以物凭借？
    倘若你说上帝先备料、后创世，
    那你将永远不能自圆其说，而只能无休止地节节败退。
    须知世界并非某人创造而成，
    而是无始无终，如时间本身无缘无界。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
    ——（印度）德富《伟大的故事》①（9世纪）

    100亿或200亿年前，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发生了–宇宙大爆炸，炸出了我们的这个宇宙。大爆炸为什么会发生，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奥秘。毫无疑问，大爆炸确实发生了。现在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和能量也许都以极高的密度——一种令人联想到许多民族文化中关于天地万物的种种神话的宇宙蛋——集结成完全无量纲的数学点。这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硬塞人当今宇宙较小的一隅，而是说，整个宇宙、物质和能量以及它们所充斥的空间、只占很小很小的一点体积，这就没有多少余地可供种种事件在其间发生了。

    在那次巨大的宇宙爆炸中，宇宙开始了一种至今从未停止的膨胀过程。把宇宙爆炸描述为从外部观察到的一种膨胀泡，这容易引起误解。就定义而言、我们所说的外部其实什么也不是，所以最好还是从内部来考虑它。也许可以用想象中依附于空间运动结构且向各个方向均匀膨胀的格线来表示。当空间扩展时。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随之膨胀并迅速冷缩 那个过去和现在一样充满整个空间的宇宙火球的辐射，通过光谱——从γ射线到X射线再到紫外光，通过可见光谱的虹色，进人红外区和射电区、现在，用射电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那个火球的残骸。即从天空各处散发出来的宇宙本底辐射。在早期的宇宙中，太空是灿烂辉煌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太空的结构继续膨胀。辐射停息了。在普通可见光中。太空第一次变得黑暗起来了。就像今天这个样子。

    早期的宇宙充满了辐射和最初由氢和氦组成的充实的物质团。这些物质团是由原始致密火球中的基本粒子形成的。如果当时附近有人去观察，那是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然后，少量气囊——不均匀的小囊开始增大。巨大而轻薄的卷须状气态云形成了。一群群发出隆隆响声的。缓慢旋转的物体，平稳地发着光，最后形成了含有亿万个闪光点的各种天体。宇宙中最大的可辨认的结构就这样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了它们，我们自己就居住在它们中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后来，我们把它们叫做星系。

    在大爆炸发生约10亿年之后，大概是因为大爆炸本身的非均匀性，宇宙中的物质形成了略微凹凸不平的块状分布。物质在这些块状结构中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稠密。它们的引力把附近大量的气体引向它们，从而增大了必将成为星系团的氢和氦的云。后来，极小的初始的非均匀性又使得物质形成了坚固的凝块。

    当引力坍缩继续时，因为角动量守恒，初生星系的旋转便不断加快。有的变平，在离心力不能抵消重力的地方，沿着自转轴把自己压扁。这些就变成了第一个漩涡星系，即一种在广袤太空中快速旋转着的轮状物质。其他一些引力较弱或自转初速度较小的原始星系只稍微变平，结果变成了第一批椭圆星系。因为万有引力和角动量守恒这些简单的自然定律在整个宇宙都一致不二，所以宇宙中有相类似的星系存在，就好像用同一个模子冲压出来的一样。为地球这个微观世界中的自由落体和花样滑冰尽力提供理论根据的物理学，造就了宇宙这个宏观世界中的种种星系。

    在新生星系里，小得多的云块也经历了引力坍缩，内部温度变得非常高，激发了热核反应，第一批恒星也就开始运行。灼热而巨大的年轻恒星迅速演化，像浪子一样，毫不在意地挥霍其氢燃料资源，很快就在辉煌的超新星爆炸中结束了它们的生命，将热核尘埃——氦、碳、氧和种种较重的元素——还原为不断生成一代代新恒星的星际云。大量早期恒星的超新星爆炸，在紧邻的气体中产生了连续重选的冲击波，挤压着星系间的媒介物质，从而加速星系团的形成。引力是有机必乘的，即使是很小的物质凝块，它也会使之扩大膨胀。超新星爆炸的冲击波也许已经以各种规模促成了物质的增大，宇宙演变的史诗已经开始，即开始了对大爆炸产生的下列气体物质的凝缩进行分类：星系团、星系、恒星、行星，还有最终出现的生命，以及能认识一点导致生命起源奇妙过程的智慧生物——人。

    今天的宇宙充满各种星系团。其中有些只是几十个星系毫无意义的、微不足道的集合体。被亲切地称之为“本星系群”中只包含两个还算大的星系，即两个漩涡星系：银河系和M31。其他星系团则大到含有数以千计的相互吸引旋转的巨大星系群。有线索表明，室女座星系团含有成千上万个星系。

    从宏观着眼，我们居住在一个充满星系的宇宙之中，这些星系是1000亿个宇宙形成和衰变的优美楷模，有的井井有条，有的杂乱无章，二者都一目了然：正常的旋涡形，与我们地球视线成不同角度的旋臂（从正面我们见到的是旋臂，从侧面看还可以看到贯穿旋臂中心的气体，如尘埃所形成的暗带）；棒旋星系，有一条气体尘埃和恒星的河，流过中心并连接两头的旋臂；稳定的椭圆巨星系，包含上百万颗恒星，因为它们已吸收或与其他星系汇合，因此变得非常大；许多矮椭圆体，星系中的矮子，每一个包含有千百万无足轻重的太阳；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神秘的不规则星系，表明了在星系世界中有许多已出现毛病的地方；而互绕星系如此接近，以致它们的边缘因它们的伴星系引力作用而扭曲，还有这样的情况，引力拉出一条条气体和恒星的长条，成为星系间的桥梁。

    有些星系团中的成员星系是按球面几何体排列起来的，它们主要由椭圆体组成。其中又常以一个巨椭圆体（即假定的银河野人）处于支配地位。其他那些以更无规则的几何体排列的星系团，比较而言，拥有相当多的旋涡形和不规则形的星系。星系碰撞的结果，改变了原始球状星系团的形状，同时可能促进从椭圆形往旋涡形和无规则形演变的过程。星系的形态及其数量足以向我们讲述一个可能是最为壮观的有关古代事件的故事，一个我们刚开始阅读的故事。

    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几十或几万个集体运动点进行数值实验，每一动点代表一颗恒星，每个星都处在其他诸点的引力作用之下。在某些情况下，在已扁化为圆盘的星系中，旋臂完全以其自身的力量而形成。偶尔也有个把旋臂是由两个各自足足含有几十亿颗恒星的星系间的近距引力冲突而造成的。通过这种星系而弥漫扩散开来的气体和尘埃，会互相碰撞而变暖。但是当两个星系碰撞时，由于一个星系主要是空虚的，而且各恒星间的空间距离又很大，所以恒星就像子弹穿过蜂群一样。毫不费力地互相穿越。虽然如此，星系的外观还是会发生严重的变形。一个星系对另一个星系的直接撞击，能使该星系的成员恒星流入星系际空间，这样。一个星系就瓦解了。当一个小星系在正面撞上一个较大的星系时，它能产生一个最壮丽罕见的不规则星系，一个跨度达数千光年宽的环形星系，反衬着星系际空间的天鹅绒背景。它是星系池中一种飞溅、崩裂瓦解后的恒星的一种暂时的外貌。一个被拔除了核心的星系。

    不规则星系的结构不清的黑斑，漩涡星系的旋臂，以及环形星系的环面，在宇宙影中只闪现在不多的几个镜头中，然后就消散了，而后往往又重新形成。我们感觉中的星系是极重的坚固天体，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它们是由1000亿个星状成分组成的流体结构。正如一个人。他是由10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集合体，很有特征地处于合成和衰变间的稳定状态，整个人体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星系也是这样。

    星系中的自杀率很高。强大的X射线源、红外辐射和射电波源就是一些近例。距离约有数千万或几亿光年远。它们有着极度发光的核，在光亮中波动达数星期之久。有些显示出辐射流、1000光年长的羽状物和在混沌中的尘埃盘，这是一些正在炸毁自己的星系。在诸如NGC625和M87一类的巨形椭圆星系的核中、可能存在质量比太阳大几百万倍到几亿万倍的黑洞。在M87里面。有些从比太阳系小的区域来的质量巨大、密度极高而体积又很小的东西，像钟表似地在持续活动，并且呜呜作响。黑洞很复杂，而在数10亿光年之外则是更为混杂的天体——类星体，它们可能是一些年轻星系的大爆炸，即自宇宙大爆炸本身发生以来宇宙史上最大的事件。

    “Quasar”（类星体）这个词是“quasi-stellar radio source”（类—恒星的射电源）的缩略词。在它们并不都是强大的射电源这一事实弄清楚后、它们就被称为QSOs（类恒星天体quasi-stellar object）了。因为它们表面像星，所以人们曾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是我们这个星系中的恒星了。但用分光仪对它们的红移现象进行观察表明。它们的距离可能极为遥远。它们似乎朝气蓬勃地参与了宇宙的膨胀，有些正以90%的光速退离我们。如果它们确实非常遥远，那么它们必定本身就极为明亮。才可能在那么远的距离外还能被看见，其中有的就像1000颗同时爆炸的超新星一样亮，正如“天鹅座X—1”一样，它们的迅速波动，表明它们的巨大亮度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容积内。这样它就小于太阳系的体积了。一定有某些巨大的活动使类星体内的能量大量外泄。对此有各种假说，其中包括（1）类星体是巨型的脉冲星、有一个与强磁场相连的迅速自转的超大型的核；（2）类星体是由于密集于星系核心内的数百万颗恒星多次碰撞而撕开了其外层。把巨大恒星内部高达1O亿度的温度暴露在整个视野之下而出现的；（3）一个与此有关连的观点是：类星体也是一种星系，在这种星系内，恒星如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以致一个类星体内的超新星爆炸会掀掉另一个类星体的外层而使它变成一颗超新星，从而产生恒星链锁反应；（4）类星体是从始至今日还多少保存于类星体内的物质和反物质相互间的激烈的湮灭中获得动力的；（5）类星体是一种当气体、尘埃及恒星落入该星系核中的巨大黑洞时释放出来的能量，这个星系本身也许就是较小的黑洞长年累月的碰撞和凝聚过程的产物；（6）类星体是作为黑洞的反面的“白洞”，一种使注入宇宙其他部分甚至别的宇宙的大批黑洞中去的物质汇集和显示的过程。

    在考虑类星体时，我们遇到了许多深奥的秘密。不论类星体爆炸的原因何在，有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这样的极端猛烈的事件必定造成不可言状的大破坏。在每次类星体爆炸过程中，都有几百万个世界——其中有的世界有生命和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智力存在——可能被彻底毁灭。对星系的研究揭示了宇宙的秩序和宇宙之美，同样也向我们显示了一种至今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剧烈的混乱。我们能生活在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中，这是非同寻常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毁灭星系，毁灭恒星和毁灭种种世界的宇宙，这也同样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宇宙对诸如我们人类这样的微不足道的生物来说，似乎既无善意，也无恶意，只是漠不关心罢了。

    甚至像银河系那样，看起来彬彬有礼的行星，也自有其激动起舞的时候。射电观察表明，有两片足以制造几百万个太阳的巨大氢云从银心骤然跌落，就好像那儿不时在发生轻度爆炸似的。一个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高能天文台已经发现，银心是某种独特的γ射线谱线的巨大源泉，这完全符合那种认为在银心隐藏着巨大黑洞的观点。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也许正处于不断演化进程中的稳重的中年；这种星系，在其激烈的青春期中包含有类星体和爆发星系，因为这些类星体距离如此遥远，以致我们见到的只是它们的青春期，是它们几十亿年前的模样。

    银河系的恒星运动起来优美雅致，自成流派。球状星团冲过银面，并从另一边出来，此后，它们就降低速度，返身冲回。如果我们能够尾随一个个具体的恒星看它们在银面上疾驰的独特运动，就会发现它们像是一锅炒玉米花。我们从未看见某个星系较明显地改变其形式，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过程需要很长时间。银河每自转一次要2.5亿年。如果我们使之加速自转，我们会见到银河系是一个活动的、几乎是有机的实体，有几分像一个多细胞有机体。星的任何一张天文照片，只不过是它笨重缓慢的运动和演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一张快照而已。②星系内部区域像固体一样自转。但是，此外其外层地区的自转运动逐步变慢，就跟太阳周围的行星遵循开普勒第三定律而自转一样。它的旋臂有缠绕其核的趋向，并且旋涡在不断紧缩，而气体和尘埃则以更大密度的旋涡型式而聚积，它们又成了那年轻、炽热和光亮的恒星的形成场所，这些恒星勾出了其旋臂外形的轮廓。这些恒星照耀1000万年左右，只相当于银河系自转周期的5％。但当那些勾出了旋臂外部轮廓的恒星燃烧殆尽时，新的恒星和相联星云便随后形成，而旋涡型式则持续不变。那些勾勒出旋臂外部轮廓的恒星的生命比银河自转一次的时间短得多，留下的只有旋涡型式。

    绕银心转动的任何一个特定恒星的速度，通常与旋臂中恒星的速度不同。太阳一直以每秒200公里（大约每小时50万公里）的速度绕银河系中心旋转，而它进出旋臂的速度则经常是前者的20倍。平均说来，太阳和它的行星在一个旋臂里要花4000万年时间，在外面要花8000万年时间，进去还要花4000万年，循环往复。旋臂勾勒出最近正在形成的许多新恒星的区域，但并不一定是像太阳一样的中年恒星所在的区域。在这个纪元，我们住在旋臂之间。

    太阳系穿过旋臂的周期也许对我们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大约在1000万年前，太阳从猎户旋臂的谷德带中出来。猎户旋臂现在的距离略远于1000光年（猎户臂的内部是人马座臂；而英仙座臂则在猎户座臂之外）。当太阳穿过旋臂时，与现状相比则更能进入气体星云和星际尘埃云、并更可能遇到次星质量的天体。已经有人提出，我们行星上的主要冰川期，也许是由于太阳和地球间星际物质的介入造成的。大概每隔1亿年左右重现一次。W·纳皮尔和S·克拉波已经提出太阳系中的许多卫星、小行星、彗星和绕行星旋转环，曾在星际空间自由徘徊，直到太阳冲过猎户旋臂时，它们才被捕获。虽然这也许不大可能。但却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想法，也是能测定的。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设法得到像火星的内卫星或彗星那样的取样，然后检验其镁同位素。相当丰富的镁同位素，（都有相同数目的质子。但有不同数目的中子）取决于产生了镁的任何特殊标本的恒星核聚变事件的精确结果。其中包括邻近超新星爆炸的时限。在银河系的不同角落，本会出现事件的不同结果，并总会出现不同比率的镁同位素。

    大爆炸的发现和星系的退行，来自一种叫做多普勒效应的常见的自然现象。对于声物理学的多普勒效应，我们是习惯的。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的汽车，当司机按响喇叭时，司机在车内听到的是一种固定音调的平稳的嘟嘟声；而我们在车外听到的则是音调的特有变化。在我们听来，喇叭声从高频向低频逝去。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一辆高速汽车，几乎是空气中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连续波，波与波离得越近，音调就越高。如果一辆汽车驶离我们而去，它便拉长了声波，在我们看来，它便使声波降到较低声调，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特有的声音。如果汽车向我们驶来，声波就会被压缩，其频率就增高，我们就会听到一阵高音调的声音。我们闭上眼睛也能从其音调的变化来推定汽车的速度。

    多普勒效应。一个静止的光源或声源发射出一组圆形波。如果其源从右向左移动。波的中心便由1渐进到6。在B处的观察者看到波拉长了，而在A处的观察者则看到波缩短了。远去的源被看做红移（波长拉长）近来的源被看作蓝移（波长缩短）。多普勒效应是宇宙学的关键。

    光也是一种波。与声音不同的是，光极易穿过真空。多普勒效应在此也起作用。如果汽车由于某种原因向前方发射出一束纯黄色的光，而不是发出声音。那么汽车向我们逼近时，光频就会稍微降低。在通常速度下一这种效应难以觉察。然而，如果设法使汽车以几分之一的光速行驶，我们便能观察到向高频变化的光色，即当汽车逼近我们时，光色接近于蓝色，当汽车退离我们时，这向低频变化的光色就接近于红色。我们能觉察到以非常高的速度向我们逼近的天体具有蓝移的谱线色彩；以极高速度退离我们的天体则具有红移谱线。③在遥远星系谱线中观察并解释为多普勒效应的这种红移，是宇宙学的关键。

    本世纪初，为眺望当时还是晴朗的洛杉矾上空，以便发现遥远的星系的红移现象，在威尔逊山上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望远镜的大部件必须运送到山顶上，这项工作是由骡马队干的。一位名叫弥尔顿·哈马森的年轻骡皮商，帮助把望远镜的机械和光学设备、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种种显贵人物运送上山。哈马森经常骑马指挥他的骡马队。马鞍后边站着他的白色小猎犬，它的前爪就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是一个刁着烟斗的杂工、一个赌场老手、弹子戏行家，是一个当时被称为好对妇女献殷勤的男子。他受的正规教育不过8年，但他聪明好奇、天生好学，对被自己艰难地运到高山顶上去的设备很感兴趣。哈马森那时与天文台一位工程师的女儿相好，而这位工程师看到自己的女儿看中一个只甘当骡皮商而没有更大抱负的小伙子，便持保留的态度。因此，哈马森在天文台干一些杂活，诸如电工助理、看门、擦地板等。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夜里，值夜班的望远镜助理身感不适，便问哈马森是否可以暂代他的岗位。哈马森便趁机显露了他对于仪器的精湛技巧，小心照管好仪器，结果很快成为一名固定的望远镜操作员和助理观察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德温·哈布尔（扫校者注：即埃温德·哈勃，哈勃定律的提出者）来到威尔逊山，并且很快就出了名。他是一位文雅、善于交际的天才学者，说话带有浓厚的英国腔，在短短一年里就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兹（Rhodes）奖学金。正是这个哈布尔，提出了这样一个确定的论断，即：旋涡星云实际上就是“宇宙岛”，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一样，是由无数个恒星组成的集合体。他计算出了用来测量星系距离所需的恒星标准烛光。哈布尔和哈马森合作得很好，是一对难得的和谐共事的望远镜工作者。他们效法洛韦尔天文台天文学家V·M·斯莱弗，开始测量遥远星系的光谱。不久，哈马森就明显地表现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天文学家更具有才智去测得遥远星系的高质量的光谱。他成了威尔逊天文台的正式工作人员，学会了他工作上所需要的许多科学基础知识。他逝世时颇受天文学界的尊敬。

    来自某个星系的光是该星系内几十亿颗恒星所发射的光的总和。当光离开这些恒星时，恒星最外层的原子就吸收了它的一定频率和某些颜色。最后，这些光谱线向我们表明数百万光年远的恒星含有与我们的太阳及其邻近恒星所含的相同化学元素。哈马森和哈布尔惊奇地发现．所有遥远星系的光谱都有红移，他们更为惊讶的是，星系离我们越远，谱线红移就越多。

    对红移的最明确的解释要依据多普勒效应：星系在远离我们，星系离我们越远，其远离速度就越大。但是，星系为什么会逃离我们呢？难道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有什么特殊，银河在星系社会生活中似乎表现了某种漫不经心而又令人不快的举动吗？似乎更为可能的是，宇宙本身在膨胀，从而影响了星系。逐渐澄清的事实是：哈马森和哈布尔发现了大爆炸——它即使不是宇宙的起源，至少也是宇宙起源的最新化身。

    几乎所有的现代宇宙学——特别是关于膨胀宇宙和大爆炸的观点——都是基于这么一个观点的，即：遥远星系的红移是多普勒效应，并起因于它们的远离速度。但是，自然界中还存在着其他种种红移。例如引力红移，在这种红移中，有一种离开强引力场的光，必须做许多功才能摆脱强引力，这样，它在其行程中便失去能量。这是一个被遥远的观察者理解为逸散光移为较长波长和更红颜色的过程。因为我们认为在某些星系中心可能有一些巨大的黑洞，所以这是对它们红移现象的一种可信的解释。然而，观察到的特殊谱线经常具有非常轻薄的扩散气体的特色。附近黑洞并非一定出现很高的密度。或者，红移也许是多普勒效应，并不是由宇宙的一般膨胀引起的，而是由一个较小和局部的星系爆炸引起的。不过。这么一来，我们就应指望飞向我们的爆炸碎片与飞离我们的一样多，指望蓝移与红移一样多。然而，不管我们把望远镜对准本星系群以外的多么遥远的天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几乎只有红移，别无它物。

    不过，关于从多普勒效应到星系红移以及宇宙在膨胀的推导是否完全正确。一些大文学家对此抱有吹毛求疵的怀疑态度。天文学家霍尔顿·阿尔普发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和混乱的情形，即：处在明显自然共生组中的一个星系和一个类星体，——或一对星系，具有极不相同的红移。偶尔似乎有连结它们的气体、尘埃和恒星桥的存在。如果红移是由宇宙的膨胀而引起的。那么极不相同的红移寓示着极不相同的距离。但自然连结着的两个星系几乎不可能又彼此离得很远，有时竟相隔有10亿光年远。持怀疑态度的人说这个共生的说法纯属统计学上的认识。例如。邻近亮星系和遥远得多的类星体只是偶尔沿视线排列。每个都有极不相同的红移和极不将同的远离速度；它们之间并没有真正形体上的联系。这种统计排列一定会不时地偶尔发生。这种争论的中心在于巧合的数目是否大于偶然的数目。阿尔普提到了其他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红移小的星系的两侧有两个具有几乎相同的大红移的类星体。他认为，类星体不在宇宙论距离上，而被处在“前景”的星系或左或右地逐出去。这种红移是某种尚未探明的作用过程的产物。持怀疑态度的人论证了偶然巧合的排列和传统的哈布尔——哈马森对红移的解释。如果阿尔普是正确的，那么，用来解释遥远类星体能源的外来机理——超新星链式反应、超大黑洞等等——就证明是没有必要的了。那么，类星体就不一定是非常遥远的、这就需要某些其他外来机理来解释红移。在任何一种情形中，太空深处都正在发生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事。

    用多普勒效应解释的具有红移的星系视退离，并不是大爆炸的惟一证据。独立而又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源于宇宙黑体背景辐射，即来源于以我们纪元中所期望的强度，相当均匀地来自宇宙中的各方向电波模糊的静电干扰，以及来自现在实际上冷却了的大爆炸的辐射。但在这点上也同样存在着令人困惑的东西。用U—2飞机把敏感的无线电天线送到接近地球大气层顶部所进行的观察已经表明，背景辐射大体上在所有方向都一样强，好像大爆炸火球相当均匀地膨胀一样，具有很准确。很对称的宇宙起源。但背景辐射一经更精确的检查，便证实并非完全对称。如果整个银河系（也许还有本星系群的其他成员）以每小时100多万英里（每秒600公里）的速度朝室女座星系团疾驰，则有一个可能被理解的很小的系统效应。以这种速率。我们将在百亿年内到达室女座星系团，那么研究河外天文学也就会容易得多了。室女星团是已知的最丰富的星系集团，充满了旋涡、椭圆体和不规则体，真是天空中的上个珠宝盒。但为什么我们会朝着它疾驶而去呢？乔治·斯姆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些高空观察，指出在引力作用下，银河系正被拖向室女座星团的中心，该星团有着比我们以前已探测到的多得多的星系；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星系团具有巨大的容积，能跨越10亿或20亿光年远的巨大空间。

    可探测的宇宙本身只有数百亿光年宽，要是室女座群星有一庞大的超星系团，那么在遥远得多的距离中大概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超星系团存在，相对来说，要探测到这类超星系团就更困难了。在宇宙生命史中，初始引力多相性显然没有足够时间来聚积似乎存在于室女座超星系团中的大量的物质，因此，斯姆特试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大爆炸的一致性要比他从其他观察中所发现的少得多，宇宙中的原始物质是以多块状播散开来的（某些小块度是在预料之中的，而且甚至确实是了解星系的凝缩时所必需的。但在这个尺度上小块度却是一种意外）。或许只能通过设想有两个或更多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大爆炸，才能解答这个难题。

    即使对膨胀宇宙和大爆炸的整个描述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还会遇到更加棘手的难题。大爆炸时的种种情形是怎样的呢？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情况呢？是否有一个极小的宇宙，它没有任何物质，然后物质突然从虚无中冒了出来？那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许多民族的文化惯于用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种解释只是暂时成立的。如果我们有勇气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当然我们就要接着提出上帝又是从哪儿来的问题，要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断定：宇宙的起源同样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呢？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上帝一直就固有存在，那为什么又不直截了当地肯定宇宙也是一直就固有存在的呢？

    每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创世之前和创造世界的神话，这些神话往往又配上神明或安排一个“宇宙蛋”。通常，宇宙又被天真地想象为遵循人或动物的先例。这里列举5个太平洋海盆区的神话，这些神话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最初，一切都在永恒的黑暗中休眠：夜幕就像不能穿越的灌木丛一样笼罩着一切。

    中澳大利亚阿拉达族创世祖神话

    一切都处于悬疑之中，平静而默然；一切都静止不动；天空浩瀚而空荡。

    玛雅族克丘亚人神话

    那·阿里安像一朵在虚无中飘浮的云彩一样，孤独地坐在太空之中。他不睡，因为不知睡为何物；他不饿，因为他不知饿为何感；于是他就这样不吃不睡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个思想在他脑海中浮现。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创造出一件东西来。”

    吉尔伯特群岛迈亚纳岛神话

    起先有一个很大的宇宙蛋。蛋内是一团混沌：这混沌中漂浮着发育不全的神圣胚胎盘古。盘古从宇宙蛋中迸发出来。后来，身材比现在任何人大4倍，手握他用来开天辟地的锤子和凿子。

    中国的盘古神话（大约3世纪）

    天空和大地成形之前，一切都含混而无形……那些清澈而轻盈的东西飘扬而上，变为天空；而那些混浊而沉重的东西凝固下来，变为大地。那些纯洁、精细的物质很容易聚集在一起，而那些沉重混浊的物质则极难凝固成形。所以，天空先完整地形成了，而后才形成大地。当天空和大地在虚无中接合起来时，一切都还是原始而朴素。就这样，未经任何创造，事物就出现了。这就是大同。一切事物都出自这个大同，但都变得互不相同了……。

    中国《淮南子》（大约公元前1世纪）

    这些神话歌颂了人类的胆识。这些神话与我们关于大爆炸的现代科学神话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科学是自问自答的，我们能进行实验和观察来验证我们的设想。而那些关于创世的故事只值得我们深深地敬佩。

    人类各种文化都喜欢自然界中的循环现象。但是，有人认为，如果神不授意于它们，那些循环又怎能出现呢？如果在人类漫长的岁月中存在着循环，那么在永恒的神境里就不可以有循环吗？在致力于阐明宇宙本身经历了许多次，实际上无限多次的消亡和再生方面，印度教是世界上惟一享有盛誉的宗教。它是惟一的一种，其时间尺度无疑是偶然地与现代科学宇宙学的时间尺度相一致的宗教。其循环周期是我们平常的一天一夜到婆罗门的一天一夜，86.4亿年，比地球或太阳的年龄还长，大约是大爆炸发生以来的时间的一半，而且还有长久得多的时间尺度。

    有一种十分引人的深奥信念，说宇宙只不过是一种神的梦境，这神在100个婆罗门年后，自己将消失在无梦的睡眠中。宇宙随着神而消失，直到另一个婆罗门世纪时，他动起来，重整旗鼓又开始做伟大的宇宙梦。同时，别处还有无穷多的其他宇宙，各有自己的神在做着各自的宇宙梦。这些伟大的设想被另一个或许更为伟大的想法所冲淡。据说，人不可能成为神梦的对象，相反，神却能成为人梦的对象。

    印度有许多神，并且每个神又都有多种表现形式。11世纪铸造的青铜像就铸有主神湿婆的几种不同化身。这些不同化身中最高雅、最尊贵的就是体现每个宇宙周期之始创造宇宙的一种化身，即称为主神湿婆的宇宙之舞。在这个叫做纳塔拉亚，即舞王的化身中，湿婆神有4只手。其右上手中拿着的是一面其声音就是创世音的鼓；其左上手中拿着的是火舌，暗示新近创造的宇宙会在数十亿年后被彻底摧毁。

    我喜欢把这些深奥而动人的图像想象为现代天文学的前兆。自大爆炸发生以来④，宇宙很可能一直在膨胀，但绝非表明它将长此不懈地膨胀下去。这种膨胀过程可能逐渐减慢，停止下来，然后便自行收缩。如果宇宙中的物质少于某一临界量，退行星系的引力就不足以使膨胀停止下来。这样，宇宙就会永远失去控制。但如果宇宙中的物质比我们所见到的要多，比如说藏在黑洞或藏在星系之间的热而不可见的气体中，那么，宇宙就会因引力作用而保持一体，略带一个印度式的连续周期，膨胀之后出现收缩，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宇宙是无终结的。如果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这么一个不断地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的振荡宇宙，那么，大爆炸就不是宇宙的创始，而只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结，也就是宇宙最新化身的毁灭。

    上述两种现代宇宙学没有一种能让我们十分喜爱。其中一种认为，宇宙是以某种方式在100亿或200亿年之前被创造出来的，永远不停地膨胀，星系互相远离，直到最后一个星系在我们的宇宙地平线上消失为止。那样一来，星系天文学就无事可干了。恒星冷却并且消亡了，物质本身腐烂了，宇宙则成了一缕冷薄的基本粒子的烟雾。另一种学说。即振荡宇宙学说则认为，宇宙既无始也无终。我们处在宇宙死亡和再生的无限循环之中，没有任何信息流过这种振荡的顶峰。宇宙前一化身中演化了的星系、恒星、行星、生命形式或者文明，无一能够徐徐地进入顶峰，颤悠悠地飘过大爆炸而为我们现今的宇宙所知。两种宇宙学说所论的宇宙命运，似乎有点令人失望，但我们可以在有关的时间表中获得安慰。这些事件的发生需要数百亿年或更多的时间，而人类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无论他们是些什么人——在宇宙消亡前的数百亿年里能够完成许多光辉业绩。

    如果宇宙确实振荡，那便产生了更奇怪的问题。一些科学家认为，当膨胀之后收缩的时候，当遥远星系的光谱都发生蓝移的时候，因果就会颠倒，效应会先于起因，就好像先有涟漪从水面一点向四处蔓延，而后我才投石于池塘中；也好像先有出现火把熊熊燃烧而后我才点着它。这种因果倒置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不能不懂装懂。难道人们能在同一时间中从坟墓中诞生，并从母腹中别世吗？时间会倒退吗？提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

    科学家们极想知道的是：从收缩到膨胀的转换过程中，到底振荡着的宇宙在顶峰发生了什么情况？有的认为，那时自然规律任意做了重新安排，管理这个宇宙的物理学和化学只代表范围无穷大的诸多自然法则中的一条法则。不难看出，只有范围有限的几条自然规则与星系以及恒星、行星、生命和智能的实际相一致。如果种种自然规则在顶峰不可预测地进行再分类，那么只有通过最特殊的巧合，宇宙自动售货机才会提供一个与我们相一致的宇宙。⑤

    我们到底是居住在一个永远膨胀的宇宙之中，还是在有一组无限循环周期的宇宙之中呢？有种种方法可以找到这个答案：既可以通过对这个宇宙中的物质的总量进行精确的普查的办法，也可以通过查看宇宙边缘的方法。

    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非常模糊而又非常遥远的天体。当我们遥望九霄云外的空间时，同时也就在追溯远古的时间。离我们最近的类星体大概离我们5亿光年远，最远的可能离我们100亿或120亿甚至更多一些光年。如果我们看到120亿光年远的天体，那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到了它120亿年前的样子，通过遥望九霄云外的空间，我们就是在追溯遥远的过去，追溯到宇宙的地平线，追溯到大爆炸的纪元。

    正大天线阵（VLA）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偏远地区上的27个各自独立工作的射电望远镜集合群体。它是一个相控阵，由电子装置把一个个独立工作的望远镜连结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小同其最微小的元件一般无二的望远镜，又像是一个几十公里宽的射电望远镜。正大天线阵（VLA）能分辨或识别光谱射电区的细小清晰度，可与地面最大望远镜在电磁波谱中光学区所能做到的相匹敌。

    有时候，这种射电望远镜与地球另一侧的望远镜连结一起，形成了可与地球直径相比的一个基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架像地球这个行星一样大的望远镜。将来，我们也许会有绕向太阳另一端的地球轨道望远镜，效果上相当于一架与内太阳系一样大的射电望远镜。这种望远镜可以揭示类星体的内部结构和本质。也许将得出类星体的标准烛光，并测定类星体的距离确与它们的红移无关。知道了最遥远的类星体的结构和它们的红移，我们也许就能弄清几十亿年以前宇宙膨胀的速度是否更快些，现在是否正在变慢，宇宙是否会在某一天毁灭。

    现代射电望远镜灵敏度很高，遥远的类星体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所探测到的辐射大约相当于千万亿分之一瓦特。地球上所有射电望远镜已经收到的来自太阳系外的总能量，要少于一片雪花落地所产生的能量。在探测宇宙背景辐射，计算类星体数、搜索空间智能信号的过程中，射电天文学家们正在研究处理的，只是少得几乎根本不存在的能量。

    某些物质，特别是恒星中的物质、在可见光中发光，显而易见。其他物质，如星系界外的气体和尘埃，就难以探测到。虽然它好像在发射电波，但它却不发射可见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需要利用外来仪器以及和我们肉眼敏感的可见光不同的频率，来解释宇宙学之谜。在地球轨道中所进行的观察，已经发现星系间有强X射线辉光。起先认为它是热的星系际氢，以前从未见过如此大量的氢——大概足以闭塞整个宇宙，足以保证使我们陷于振动宇宙的困境。但是吉亚科尼进行的最新观察，已经能够把X射线辉光分辨成许多单个的点，大概是遥远类星体巨群。这也为宇宙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质量。当宇宙财产目录制成的时候，所有的星系、类星体、黑洞、星系际氢、引力波，还有太空外来居民统统被总结起来时，我便就会知道我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宇宙之中了。

    在讨论宇宙的大规模结构时，天文学家总喜欢假定空间是弯曲的，或者说宇宙没有中心。或者宇宙是有限而无边际。他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让我们来设想我们居住在一个奇怪的国家，那里人人都是平展展的。跟随住在维克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的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艾勃特，我们来到称为“平面国”的一个地方。我们中有些人是正方形，有些是三角形，有些具有更复杂的外形。我们匆忙进出于我们的平面建筑，从事平面公务，荒唐度日。平面国的每一个人只有宽度和长度，却没有一点高度。我们只知道前后左右，但若没有提示，一点儿也不理解什么是”上和下”——只有平面数学家才知道它。他们说：“听着，这事真是非常容易。想象一下左右方向，想象一下前后方向。这样想象不难吧。呃？现在来想象另一种维度，与其他两边成直角。”而我们则莫名奇妙，问：“你们在说些什么呀？‘与其他两边成直角’，是吗？可世上只有两维。要我们指向的那个第三维，可它在哪儿呢？”这些数学家们一听就泄了气，没精打采地走了。谁也不去理睬什么数学家。

    平面国上的每一正方形伙计只看到另一正方形的某条线的一段，即只看到离它最近的那一面。稍微走开点它才能看到正方形的另一面，但正方形的内部却永远是个谜，除非某个意外事件或对它进行解剖而打破它的各个面。使其内部状况暴露出来。

    有一天，一个三维生物——假定外形像个苹果——来到“平面国”’。在其上空盘旋。当它观察到有个特别引人注目并令人赏心说目的正方形正进人它平面房子的时候，这个苹果形的生物便拿定主意要向这个正方形致意——用维际间友好的手势表示问候：“您好！”第三维的访问者说道：“我是来自第三维的访问者。”可怜的正方形环顾了一下它关闭着的房子，什么也没看见。更糟糕的是，在它看来，从上方进来的问候声似乎是从它自身的平面体内发出来的。也许它此刻兴致勃勃细地想到：神经有点错乱正是它这个家族世代相传的通病。

    苹果的问候竟然被正方形误认为是其本身的一种心灵失常，这大大激怒了这个苹果。于是，它降落到“平面国”上来。在“平面国’”上，三维伙计只能部分存在。只有一个截面能被看到，即那些与平地的乎面所接触的点。一个在平地上蜿蜒滑动的苹果，首先总是作为一点出现的，然后逐渐变大，成为近乎环形的薄片。正方形看到了在它的二维世界的紧闭房间中出现了一个点，这个点慢慢变大，逐渐成了一个圆形。一个不断变化形状的陌生伙计蓦地出现了。

    由于对这个平展展的愚笨家伙感到失望和不满、苹果便撞了正方形一下，让它腾空而起，飘飘然旋而进入那个神秘的第三维。起先，正方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它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但它终于意识到自己正从一个独特的有利角度上观察平面国，即“居高临下”。它可以透视关闭的房间，透视它的平面伙伴们。它正从一个独特而绝妙的视角上观察着世界。穿过另一维，这一动作的附带利益是使正方形获得了一种X射线视觉。最后，我们的正方形像一片落叶一样慢慢降回到平面上，在它的平面国同胞们看来，这个正方形先是已经莫明其妙地从紧闭的房间中消失，而后又令人费解地蓦然显形了。它们说：“天哪！你到底怎么啦？”“我觉得”，它不由自主地答道：“我在上面来着。”它们轻轻拍打着它的各个边，安慰它。幻觉始终是它的家族病。

    在这些维际设想中，我们不必局限于两维。遵照艾勃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一维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只是一条线的切段，或者甚至可以设想一个零维兽，即许多点的奇妙的世界。但多维的问题也许更为有趣。还能有第4维度吗？⑥

    我们可以设想用如下的方法来组成一个立方体：取一定长度的一段线，沿直角以其相同长度移动，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正方形。然后又以相同的长度把这个正方形移到与其本身成直角的位置，这样就可得到一个立方体。我们认为，这个立方体会有一片投影，我们通常把这片投影画成其各角顶相连结的两个正方形。如果我们以两维来检查立方体的投影，就会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线都等长，它们的角也并非都是直角。这个3维体在其两维变体中并未得到完美的体现。这就是在几何投影中失去一维的代价。现在，让我们把这个3维立方体取出来，按与其本身成直角的角度，使之穿过一个第4物理维，既非前后、左右挪动，也非上下升降。而是同时与前后、左右、上下等这些方向成直角。我无法向你表明那到底是什么方向，但我却能想象这种方向确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能造出一个4维的超正方体来，也叫做四方体的4维模拟。因为我们把自己限死在3维之中，所以我无法让你们看看田形体（四方体的4维模拟）是个啥模样。而我所能给你看的只是田形体的3维投影：它类似于两个套装在一起的立方体，其各角顶以线连结。但是，作为真实的4维田形体，它所有的边应等长，所有的角都为直角。

    设想一个完全像“平面国”那样的宇宙，它们的两维宇宙是随第3物理维而弯曲的，只是不为其居住者所知罢了。当平地居民们作一次短途旅行时，它们的宇宙看起来是很平的。但如果它们中的某个人沿着似乎是一条很直的线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它就会发现一个伟大的奥秘：虽然它并未遇到障碍，也从未走回头路，但它莫明其妙地又回到了它出发的地点。它的二维宇宙一定已经变弯了，随神秘的第3维而变得弯曲了。它无法想象那个第3维是个什么模样，但它能推断它，使本故事中所有各维增加一维，你就会得到与我们相符的情形。

    宇宙的中心在哪里？宇宙是否有边缘？边缘之外又有什么？在两维宇宙里，由于它随第三维而弯曲，所以没有什么中心，至少在球体表面上没有中心。这样的一个宇宙中心并不在那个宇宙里，令人费解的是它处于第3维中，即球体内部。尽管球体表面只有这么多面积，但这个宇宙却没有边缘——它是有限而无边际的。所以，在它之外有些什么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平面生物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逃离它们的二维世界。

    在所有各维上增加一维，结果就会得到可能与我们相符合的情形：作为宇宙，4维超球体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在它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星系似乎正在远离我们呢？超球体从一点开始膨胀，像一个胀大的4维气球一样，每时每刻都创造更多的宇宙空间。膨胀开始后的某个时候，星系凝缩了，并在超球体表面向外移动。每一星系中有许多天文学家，他们所见到的光也局限在超球体弯曲表面上。由于球面膨胀，任何星系上的某个天文学家都会以为所有的其他星系正在远离它。不存在任何特许的参照系。⑦星系离得越远，退行就越快。星系嵌于空间，附于空间，而空间结构在膨胀，问题是大爆炸曾发生在现在宇宙什么地方？显然答案是：到处发生。

    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质来阻止宇宙永远膨胀下去，那么它必定会有一个开口形状，像一个弯曲的马鞍，其表面以我们的3维数学比例而无限延伸。如果有足够的物质，那么宇宙就会有一个闭合的形状。像以我们3维模拟那样弯曲的球面。要是宇宙是闭合的，光就会陷于其中。在本世纪20年代，观察家们在与M31相反方向上发现了一对遥远的旋涡星系。他们极想弄清这是否可能是他们从另一方向看到了银河和M31——这像用一种环射宇宙的光看见你自己的后脑一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宇宙要比他们在20年代所想象的大得多，光要花费比宇宙的年龄还长的时间才能环航宇宙。而星系则比宇宙年轻。但是，如果宇宙是闭合的，并且光不能从中逃离出来，那么，把宇宙描绘成黑洞可能就完全正确了。如果你想知道黑洞的内幕，那就请你环顾你的四周吧。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么一种可能性，即：蛀洞可能穿过黑洞从宇宙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无须走过其间的路程。我们可以把这些蛀洞想象为贯穿第4物理维的管子。我们并不知道有这些蛀洞存在。但是，如果它们确实存在，它们就非得总是与我们宇宙的另一地方挂上钩吗？或者，蛀洞是否完全可能与其他一些宇宙（否则，我们永远到达不了的一些地方）相连结？据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而论，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宇宙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大概是互相镶套着的。

    有一种十分新奇、令人难以忘怀并令人深省的观点——一种科学上或宗教上的最绝妙的推测——这个观点还根本未经证实，也许永远也无法得到证实。但它却能激起人们的热情。据说，有一个无限大的宇宙层次，所以在我们宇宙中像电子一类的基本粒子，一经穿透，将自我显示为一个完全闭关自守的宇宙。在其内部，数量极大而体积小得多的其他粒子，组成星系和种种结构更小的本地对等物，这些更小的基本粒子本身就是低一级的宇宙。永远以此类推下去——无止境地向低一级退行下去——宇宙中的小宇宙，无穷无尽。反向高一级类推，道理也一样。我们所熟悉的包含有星系、恒星、行星和人的宇宙，则是向另一个方向上的无限退行的第一步——高一级宇宙中的单个基本粒子。

    在我所知道的宗教观点中，只有这个观点超过了印度教宇宙论中无限老的循环宇宙的无穷尽的数目。其他那些宇宙会是什么模样呢？它们是否是基于不同的物理学定律而建立起来的呢？它们是否也有恒星、星系和人类世界或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有可能与一些不可想象的不同生命形式相一致吗？要进入那些宇宙，我们就得设法穿过第4物理维，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黑洞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条途径。太阳系周围可能有许多小黑洞。在遥远的尽头保持好平衡，我们就将跳离……

    _____
     ①《伟大的故事，亦译为《故事广记》。印度古代长篇叙事诗。公元11世纪以后失传。——译注

    ②这不完全确实。一个星系的近侧要比其远侧离我们近几万光年，因此我们现在看见的前面事实上要比其后面早几万年。但是银河动力学中的典型事件占据几千万年时间，所以，把某一星系图像想象为一瞬间的冻结图像，其误差是很小的。

    ③天体本身可以有任何颜色，甚至可能是蓝色。红移仅指每一谱线比天体处于静止状态时所发出的波长更长；红移的量分别与速度和天体静止时的谱线波长成正比。

    ④玛雅碑铭的日期既涉及远古的过去也涉及遥远的将来。尽管玛雅学者中对此有争论，但一个碑位涉及到100万年以前，而另一碑铭或许涉及4亿年前发生的事。它所纪念的事件也许是虚构的，但时间表却大得惊人。欧洲人在1000年以前就乐意放弃自己的宇宙只有数千年历史的圣经观，玛雅人却认为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印度人则认为有数十亿年。

    ⑤种种自然规则是不能在顶峰随意转换的。如果宇宙已经经历了多次振荡，那么，许多可能存在的万有引力就只能是非常弱，以至于对某个特定的最早的膨胀来说，宇宙本来就不会连为一体了。宇宙一旦遇到这样一个万有引力，就会飞离，从而失去了经历另一次振荡、另一个顶峰和另一组自然规律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从事实出发，推断出：宇宙的存在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年代里，就是在每次振动所允许的自然规则的严格控制之中。如果物理学定律不会随意在顶峰转换，那就一定会有一条规则。一组法则来确定哪些规则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这样一组法则应包含一门超越现有物理学的新物理学。我们的语言贫乏，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为这种新物理学命名。类物理学（Paraphysics）和玄学（Metaphsic）已被其他相当不同、并很可能是完全无关的活动抢先滥用了，或许可以叫做“超物理学”（Transphysics）。

    ⑥世上要是有一个4维的生物存在，它就能在我们这个3维世界中出现并任意隐形明显地变形，把我们从锁好的房间中弹出去，使我们神出鬼没。它同样能使我们内外翻转。使我们内外翻转的方法有几种：最令人沮丧的结果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将翻到肚子外面来。而整个宇宙——发光的星系际气体、星系、行星和一切东西则翻到我们的肚子里面去。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主意。

    ⑦就我们所知，是吉奥尔达诺·布鲁诺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不管我们碰巧在哪里观察宇宙，它看起来都是大体相同的。

    第十一章 给未来的信

    既然天地的命运已定，
    沟壑渠流已各得其道，
    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的堤岸已筑，
    我们还能有何作为？
    我们还能有何创举？
    啊，阿奴那基，伟大的天神，
    我们还能有何作为？
    ——亚述人关于创世的纪事(公元前800年)

    当他——不论是哪位神明——如此安排就绪、理清了那混乱的物质，并把它化为宇宙的成分时，他就首先把地球造成为一个巨大的球体，面面相似如一……并且，无处不存在自成一格的生气勃勃的生命，星星和神仙占据了天庭；大海沦落为鳞光闪烁的鱼类的家园，地球接纳了各种野兽，而流动的空气则一任百鸟飞翔……接着，人类问世了……尽管所有其他的动物都匍匐爬行，眼脸朝地，他却赐予人类以端庄的面庞、直立的身姿和仰视苍天的双眼。
    ——奥维德：《蜕变》(公元一世纪)

    在巨大的宇宙黑幕中，镶嵌着数不尽的恒星和行星，有的比太阳系年轻，有的比太阳系年老。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但导致地球上的生命和智能演化的过程，在整个宇宙中同样一直在起作用。仅银河系大概就有上百万个世界，此刻就住着与我们很不相同、比我们先进得多的生物。博学并不等于聪敏，智能不只是获得信息，还有判断，也就是要有对信息使用和协调的能力。还有，我们所检索的信息量成了我们智能的一项指标。量度信息的单位称作比特（二进位制）。根据二进位制，对一个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是”或者“否”，证明电灯是开还是关，只需要一比特信息。从26个拉丁字母中指出一个字母需要5比特信息（25＝2×2×2×2×2＝32，大于26）。本书词语信息量略小于1000万比特，即107 。解说一小时之久的电视节目所需信息的比特总数约为1012 。地球上所有图书馆收藏的不同书籍的文字和图片的信息，约有1016 或1017 比特（原注：这样，世界上所有的图书所含的信息与美国一座大城市一年内的广播电视所含的信息一样多。并非所有的比特都等值）。当然，其中大多是多余的。这样一个数字大致能测定人类的智能。但在别处，在一些比较古老的世界上，生命的进化要比地球上早数亿年，也许，他们知道的信息不仅在数量上比我们多1020 比特或1030 比特，而且在内容上也极其不同。

    在那些高级智能居住的数以百万计的星球世界里，拿其中的一个稀有行星来考虑考虑，即考虑一下该行星系内唯一的那个表面分布有海洋的行星。在这个富饶的水生环境中生活着许多有相当智力的生物：其中有些生物长着用来掳抓食物的８个腕足，其他一些生物则通过改变其躯体上明暗斑驳的花纹进行相互联系，甚至还有些来自陆地上的灵巧的小生物，乘坐木船或金属船突如其来地进入海洋。但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行星上硕大无朋的最主要的智能生物（原注：一些美洲杉要比任何鲸鱼都来得大，并且来得重），深海中有知觉的、举止高雅的主人——大鲸。

    它们是地球这个行星上进化得最大的动物，远比恐龙大得多。一头成年鲸可达30米长，150吨重。 许多鲸，特别是须鲸，是安详的草食动物，它们为了摄食小动物而滤饮巨量的海水（扫校者注：此处似乎矛盾，疑翻译用词不当），其他鲸则摄食鱼类和鳞虾。鲸是近代出现的海洋动物。仅在7000万年前，它们的祖先还是肉食哺乳动物，逐步由陆地移居到海洋中。在鲸鱼群中，母鲸哺乳并细心照料其后代，鲸鱼的幼年期很长，在这期间受到成年鲸鱼的教养。游戏是一种典型的娱乐，这些都是哺乳动物的特性，对智能生命的发展意义重大。

    深沉的海洋迷蒙晦暗。长期在陆地上生活得很好的哺乳动物，到了深海，它们的视觉和嗅觉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那些依靠这些感官寻找配偶或幼鲸或食肉动物的鲸的祖先，并未留下许多子孙。于是，另一种途径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了完善。这种途径效果极佳，是鲸理解的关键，这种途径就是“声感”。某些鲸的声音叫做歌，但对于它的真正本质和含义，我们仍然末获真谛。鲸鱼的音域很宽，其频率远远低于人类的耳朵所能听到的最低频率。一首典型的鲸鱼歌大概持续15分钟之久，最长的大约1小时。 这种歌常常是一拍一拍、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重复出现的，一成不变。偶尔会有某一鲸鱼群中断歌声，离开冬季水域，6个月之后返回， 恰恰从中断的那个音符开始把那只歌续唱下去，就象根本没有间断过似的。鲸鱼的记忆力非常好。更常见的是，在返回的路上，它们变换了歌声，新歌成了鲸鱼的流行歌曲。

    鲸鱼群的成员经常合唱同一支歌曲。通过某些相互交感、某种共同的创作，歌曲缓缓而可测地月月更换。这些歌声很复杂。要是把座头鲸唱的歌作为音调语言发表，那么其总信息量——即这些歌曲信息的比特数——大约106 ，大概与《伊里亚特》或《奥德赛》的信息量相同。我们不清楚鲸或其同类——海豚该谈论什么或歌咏什么。它们没有管理机构，也不进行工程建设，但它们却是社会性的生物。它们狩猎、游泳、捕鱼、吃草、嬉耍、交配、做游戏和逃脱掠食性动物的追捕。也许它们有很多话题可谈。

    鲸鱼的主要危险来自海洋的新客，即自称人类的一种自命不凡的动物，他们只是在近代才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成为海洋中的竞争者。自鲸鱼问世至今，在其历史长河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阶段中，不论海面或海底都不存在人类。在此期间，鲸进化了其特殊的听觉通信系统。例如，长须鲸以20赫兹的频率发出特别响的声音，其音频低到接近钢琴键盘上的最低音阶（１赫兹是一个音频单位，用来表示某个音波每秒钟进入你耳朵的波峰和波谷）。这种低音频的声音几乎无法被海水吸收。美国生物学家罗杰·倍恩已经计算出：使用深海频道，两头鲸鱼以20赫兹的频率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互相联络。远在南极洲的罗斯冰障上的一头鲸鱼，可以与在阿留申群岛中另一头鲸进行联系。在鲸鱼问世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们或许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通讯联络网。大概当相隔1.5万公里时，它们唱的是情歌，满怀希望地把绵绵深情播放入广袤深邃的海洋世界。

    数千万年以来，这些智力发达、富有通讯联络能力的巨型动物，是在基本上没有天敌的情况下进化的。而后，到了十九世纪，轮船的发展给海洋带来了一种不吉利的噪声污染源。由于商船和军舰越来越多，海洋中的本底噪音，特别是20赫兹音频的噪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跨洋通讯的鲸鱼一定经历着与日俱增的困难。它们通讯所能跨越的距离一定在逐渐缩短。 200年前，长须鲸所能通讯的普遍距离大概是１万公里，而现在约为数百公里。鲸鱼能够知道彼此的名字吗？它们只能通过声音彼此识别吗？我们实际上已经把鲸鱼分隔开了。彼此通讯达数千万年之久的动物，现在实际上已经被迫沉默不语了（原注：相应于鲸鱼的故事，人们提出了一种新奇的观点。同其他技术文明进行星际通讯的最佳波道频率接近14.2亿赫兹，以宇宙中最丰足的氢原子——无线电谱线来标记。我们刚开始在这里收听智能生物发出的信号，但频道被地球上日益增多的民用和军用通讯联络所侵占，而且，这种侵占并非仅仅来自大国。我们正在干扰星际频道。地球上无线电技术的不断增长也许要中断我们早已建立的与遥远世界上的智能生物之间的通讯联络。因为我们无意控制我们的无线电频率污染，并且也无意收听，所以，他们的歌声可能得不到回答。）

    而且，比这更糟糕的事我们也干了，因为时至今日猎鲸交易的悲剧还在上演。有人专门从事猎捕、杀戮鲸鱼和出售鲸鱼产品去生产唇膏或工业润滑油。许多国家懂得全面捕杀这种智能动物是荒谬的，但这种交易仍在继续，主要是日本、挪威和苏联等国促进这种交易。作为一种生物，我们人类对与地球外智能生物的通讯感兴趣。难道与地球上的智能生物，与具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其他人类，与巨猿，与海豚，特别是与那些深海的智力主人大鲸，改进通讯联络难道不是良好的开端吗？

    一头鲸要活下去，就得知道怎样去办许多事情。这个学问贮存在它的基因和大脑中。这种遗传信息包括怎样把浮游生物转变成鲸脂，或潜到水下１公里的深处时怎样屏气，大脑中的信息——后天学到的信息——包括弄清哪一只是自己的母亲，或刚才听到的歌声的含义是什么这样一些常识。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一样，鲸有一个基因库和大脑库。

    与人类遗传材料一样，鲸的遗传材料也是由核酸组成的，即那些能够从其周围的化学建筑块繁殖其本身，也能够将遗传信息变成行动的特殊分子。例如，一种与你们体内每一细胞中的酶相同的鲸酶，叫做己糖激酶。20多个酶催化步骤的第一步，是要将其饮食时从浮游生物中获取的糖分子转变为少量的能量，这份能量大概能产生鲸鱼音乐中的一个低频音符。

    地球上的每头鲸，或每个人，共他哺乳动物或植物，在DNA双螺旋中贮藏的信息，可以用4个字母——4种不同的核酸组成的一种语言来表示，它们组成了DNA的分子。各种生命形式的遗传材料究竟含有多少比特的信息呢？各种生物问题的肯定或否定的答案究竟有多少？一种病毒大约需要103 比特信息，大致相当于本书两页的信息量。但滤毒信息却很简单，它极为紧密，效率特别高。解读滤毒信息要极为细心。这是一些指令，需要侵染其他有机物而使自身复制繁殖——这是病毒唯一擅长的本事。一个细菌大体使用100万比特的信息，大约相当于100印刷页的信息量。细菌要做的事比病毒多得多。它们不同于病毒，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细菌要自谋生计，而一个自由游动的单细胞细菌阿米巴虫则复杂得多，在其DNA中，大约有4亿比特信息，大概需要相当于每卷500印刷页共80卷的信息量，来繁殖另一个阿米巴虫。

    一头鲸或一个人需要的信息为50亿比特左右。我们生命百科全书中的5×109 比特的信息量包含在每个细胞核中，如果用英语把这份信息量写出来，就会写满1000卷书。你身上的100万亿细胞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包含一个完整的关于怎样构成身体的每个部分的指令库。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那是由一个单细胞——即你父母亲生产的受精卵连续分裂生成的。每当分裂时，最早两组遗传因子指令按形成你的胚胎发育步骤，真实地进行复制。因此，你的肝脏细胞具有一些关于怎样组成你的骨细胞的潜在知识，反之亦然。你的身体所知道的该怎样主动去做的一切，遗传因子库部包含了。古代信息以详尽的、仔细的、过多的细节来表述怎样笑，怎样打喷嚏，怎样走路，怎样识别图案，怎样生存，以及怎么消化一个苹果。

    吃苹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事实上，如果一个人非得合成他自己的酶，非得自觉地记忆和指挥需要从食物中获得能量的所有化学价，那他就可能会饿死。但是，甚至细菌也产生厌氧醣酵解，这就是苹果腐烂的原因：细菌的午餐。细菌和我们以及介于其间的所有生物，都有着许多类似的遗传指令。我们各自的遗传因子库有许多相同篇章，即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我们共同的变异遗传。我们的技术，仅能复制我们人体所能轻易进行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生化过程的极小部分。我们刚开始研究这些过程。然而，进化已有数十亿年的实践，DNA对此是知悟不惑的。

    但是，限定你要做的事非常复杂，纵使有数十亿比特都不够，假定周围环境变化太快，原先编码的遗传百科全书尽管以前能起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现在即使有1000卷图书的遗传因子库也不够用了。所以，我们还得有大脑。

    像我们所有的器官一样， 100多万年来，大脑也已经进化，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和信息量。大脑的结构反映了它所经历过的所有进程。大脑的进化是由里到外地进行的。最里面的最古老，即脑干，它传导生物的基本机能，其中包括生命的节奏——心跳和呼吸。按照保罗·麦克林提出的一种极有争议的见解，大脑的较高机能按三个连续阶段进化。覆盖在脑干的R-复合物，主管攻击素、仪式、领土占领和社会等级，这些在数亿年前，我们的爬虫类祖先就开始进化了。我们每个人颅骨的深处有一些类似鲜鱼大脑的东西。环绕R-复合物的是边缘系统或哺乳动物的大脑，数千万年以前，在当时仍是哺乳动物，但还未成为灵长类的我们祖先的头颅中就开始进化，它是我们心绪和情感的主要源泉，也是我们对下一代关怀的主要源泉。

    最后，在外部，在更原始的脑的上面，存在着处于不稳定休止状态中的大脑皮层，它的进化始于数百万年前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大脑皮层是我们所有宇宙航行的起点，是物质变意识的地方。它构成了多于三分之二的脑质，是直觉和判断分析的王国。我们的观点和灵感，我们的读写能力，正是在身体的这个部位形成的，我们演算数学和谱曲等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这个皮层调节我们的意识生活。它是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之所在，是我们人性的中心。文明，实际上是大脑皮层的产物。

    大脑的语言并不是遗传因子DNA的语言，说得更确切点，我们知道的一切是用称为神经细胞的细胞——显微电化学转变元素来编码的。神经细胞通常只有几百分之一毫米宽。 我们每个人大概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可与银河系中的恒星数相匹敌。许多神经细胞与其邻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大脑皮层中有大约100万亿(1014 )个这种联系。

    查理斯·谢灵顿在描述觉醒时大脑皮层的活动时这样写道：

    （皮层）现在变成了一个有节奏的闪光点的火花场，这些有节奏的闪光点闪烁着四处乱窜的流动火花。大脑苏醒了，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的回归，就像银河开始跳起了某种宇宙舞。忽然，（皮层）变为一部着了魔似的织布机，几百万颗闪光的梭子织着一幅忽隐忽现的图案，这图案虽然不是经久不逝，却总是丰富多彩，其中的小图案变幻和谐。当苏醒中的身体奋起时，这幅活动十分和谐的图案中的小图案下伸到下脑的无光轨道中去了。一串串闪烁着的活动火花把它联结起来。这意味着身体起床了，站起来去迎接苏醒的白昼。

    甚至在睡眠时，大脑也随人类生活的复杂工作而有规律脉动、跳动和闪光——做梦、记忆和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想象力和幻想具有一种自然真实感。一种思想是由几百个电化学脉冲形成的。如果我们自身细小到神经大小，我们就可以目击精巧奇妙、头绪纷繁和飘浮不定的模式，这可能是幼时乡间路上丁香花气味的—个记忆火花，也可能是面面俱到的紧急通报的一部分：“我把钥匙忘在哪儿啦？”

    智慧山中有许多峡谷，即脑回，它大大增加了容量有限的颅骨中贮存信息的大脑皮层的有效表面积。脑神经化学结构在迂回曲折、错综复杂方面，比人类所发明创造的任何机器都更臻于完整、美妙，其工作之繁忙到了惊人的地步。思想王国大体上分为两个脑半球。大脑皮层的右半球主要负责图案识别、直觉、敏感性和创造性的洞察力，左半球则管理理性的、分析性的和判断性的思维。两个脑半球基本上互为对应，同样重要，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既为产生思想又为检查这些思想的有效性提供了手段。通过一大束神经，即胼胝体这座架于创造力和分析力之间的桥梁，两个脑半球间正不断地对话，这两个脑半球都是人类了解世界所必不可少的。

    用比特表示的人脑信息量与神经元中的连接总数目大致相等，大约100万亿(1014 )比特。 如果用英语写出来，估计这些信息会充满2000万卷图书，与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中的信息一样多，相当于2000万册图书的信息储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大脑是个空间非常小的大世界。大脑中的多数藏书就在大脑皮层中。在大脑底部下面，有着我们的远祖主要赖以活动的种种机能：进攻能力、生育能力、恐惧能力、性冲动以及盲从领袖的意愿。阅读、书写和说话等大脑某些较高级机能，似乎集中在大脑皮层中的一些特殊地方。另一方而，记忆功能则丰富地贮存于许多地方。假如心灵感应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那么它的伟绩之一就是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得以阅读自己亲人大脑皮层中书籍的机会。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心灵感应确实存在，所以，亲人间的信息交流依然靠艺术家和作家来完成。

    大脑的作用远不止于回忆往事，它还能比较、综合、分析，最后形成各种抽象概念。我们知道的事必须比我们的遗传因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大脑文库要比基因文库大２万倍左右的原因。我们的求知欲望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工具，这一点在每个蹒跚学步的幼儿举动中那是很明显的。情感和礼仪的行为型式在我们身上深深扎根，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禀性并非人类所特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有情感。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思想。大脑皮层使人类从动物性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再限于从蜥蜴和狒狒那儿承继下来的遗传行为形式。我们每个人主要对那些得以进入并停留在大脑中的东西负责，对成年人来说，则对极力关心和了解的事情负责，我们可以不再受（爬行动物的）大脑的支配，我们能够改变自身的现状。

    世界上的大多数大城市，为了适应眼前的需要毫无计划地步步扩大了，但为遥远的将来进行规划的城市却很罕见。城市的演变类似于大脑的进化：以一个小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然后慢慢扩大和变迁，同时让许多古老的部分仍旧起作用。由于其本身不完善，大脑进化无法完全舍弃其古老的内部而创造更现代的东西去取代它。大脑在更新过程中必须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脑干会首先由R-复合体，而后由边缘系统，最后由大脑皮层所环绕的原因。那些古代的部分担负的职能太多，不可能把它们统统淘汰。因此，它们苟延残喘，古老落后，有时还起反作用，但却是我们进化的必然结果。

    在纽约市，许多主要街道的规划可追溯到十七世纪，证券交易所始于十八世纪，供水系统初建于十九世纪，电力系统则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如果所有的城市系统平行建造，并定期更新这就是不幸的火灾——例如伦敦和芝加哥的大火灾——有时倒有助于城市规划的形成，那么，城市的布局可能更为有效（扫校者注：这句话意思不难理解，但译文文句似乎不通）。但是这种缓慢增长的新职能，却允许城市在几个世纪内或多或少地连续发挥作用。十七世纪，人们乘船渡过东河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旅行。十九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建造横跨东河的吊桥成为可能。吊桥就建在原来摆渡的地方，这既是因为城市拥有这块土地，又是因为主要通道早已集中在原有的摆渡上。后来，当可能建造河底隧道时，隧道就基于同一理由，也在同一地方建成了。这样做还因为在建桥过程中已经放置了一种叫做沉箱的现已废弃的小小隧道先驱。这种修旧利废建新道的方式，与生物进化的形式极为相似。

    当我们的基因不能存贮生存所必需的全部信息时，我们就慢慢地发明了大脑。但是，后来我们又进而需要知道比大脑所能贮存的更多的信息，这个时间大概是１万年以前，于是我们学会了在人体外储备大量信息的本领。迄今所知，我们是本行星上发明了既不在我们基因里也不在我们大脑中存贮公有记忆办法的唯一动物。这种记忆的仓库就叫做图书馆。

    书籍是由树木制造的。它是在其平直柔顺的部分（亦称做“叶”——页）的一个聚合体。对着书本看上一眼，你就会听到另一个人——或许是某个逝去数千年的人——的声音。跨越了1000年的时间，作者在你的大脑里清楚地、无声地、直接向你说话。写作大概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它把在时间纪元上相隔遥远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书本打破了时间的桎梏，证明人类能创造奇迹。

    某些最早的作家在粘土上写作。西方字母的远祖——楔形文字大约在5000年前发明于近东，其作用是记录：谷物购买、土地拍卖、国王的凯旋、恒星的位置、僧侣的法规和对神明的祈祷。数千年以来，文字是刻在粘土或石头、蜂蜡、树皮或毛皮上的，也有写在竹简、纸莎草纸或丝绸上的，但总是一次写一本。只有纪念碑的碑铭不在此例，它们永远只有极少数读者。后来，在二世纪和六世纪年间，中国发明了纸张、墨水以及用雕刻过的木块印刷，使一部著作能印刷和分发许多副本。这个新技术1000年后才在远离中国的落后的欧洲流行开来。而后，书本就突然间在全世界印刷开了。在活版印刷发明之前，即1450年前后，整个欧洲总共不过几万册图书，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数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公元前100年的图书，相当于亚历山大大图书馆藏书的1/10。50年后，到了大约1500年，就有1000万册印刷图书了，任何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读上书了，到处出现了奇迹。

    到了更近代，大量的廉价版本图书得以印刷，特别是平装书。花一餐普通膳食的钱，你就可能仔细读到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物种起源、圆梦以及物体的自然属性等等书籍。书本就像种子，它们可能蛰伏几个世纪，然后在最瘠薄的土壤上开花结果。

    世界上的大型图书馆收藏了数百万册的书籍，按字计算，大约相当于1014 比特的信息；按图计算，大概是1015 比特。这等于我们基因所存贮的信息的１万倍，大约是大脑中信息的10倍。如果我一星期读一本书，那我一生中只能读数千册书，大约是当代最大图书馆藏书量的千分之一。读书的诀窍在于知道哪些书该读。书本中的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随事态的发展而变动，以适应这个世界的需要。 自从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起来，已经过去2300年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书本，没有文字记录，试想一下达2300年的时间将变得多么奇异惊人呀！按每100年四代人计算， 2300年中几乎生活过100代人。 如果只用口头来传递信息，那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会变得何其浅薄，人类进步会变得何其缓慢！万事则只能取决于我们偶尔听到的古代发观，取决于所传说的事情有多大准确性。过去的信息是可以受到尊敬的，但在不断的复述过程中，它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直至最后丧失殆尽。书本则能使我们跨越时代航行，敲开祖先的智慧之门。图书馆把我们与早先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含辛茹苦地从大自然中汲取的洞察力和知识联结起来，把我们与整个行星和从我们全部历史中遴选出来的最好的老师联接起来，并孜孜不倦地教导和鼓励我们为积累人类的共同知识做出自己的贡献。公共图书馆有赖于种种自愿的贡献。我认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对将来的关怀和对我们文化支柱的认识的深度，可以从我们对图书馆的支持程度中得到检验。

    如果地球保留其原有的一切自然特性，重新从头开始进化，那么重新出现与人类极相似的任何生物种类是很不可能的事。这是因为，进化过程有一种很大的随意性。宇宙射线击中不同的基因从而产生不同的变种，这在进化的早期可能后果微小，但在后期后果就巨大了。偶然事件在生物学中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那样。关键的事件发生得越早，对目前的影响就越大。

    以我们的手为例，我们每只手有５个指头，其中包括一个可以反向的大姆指，这些手指为我们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我认为，一只有着包括一个大拇指在内的６个手指，或包括一个大拇指的４个手指，或者可能有５个手指和两个大拇指的手，也照样会为我们起很好的作用。我们手指的特殊结构并没有一点内在的特别优点，我们只把它们看作如此自然，如此是此非彼。我们所以一只手有５个指头，那是因为我们是从有５根趾骨或其鳍中有５根骨头的泥盆纪鱼类进化而来。如果我们是从有４个或６个趾骨的鱼类进化而来，那我们每只手就会有４个或６个手指，并且会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使用基数为１０的算术，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１０个指头。（原注：以数５或１０为基数的算术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古希腊语的“to count”(点数)字义上相当于“to five”(用５来计算)）。如果我们的手指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我们就会使用基数为８或基数１２的算术，并把基数１０归入新数学之列。我相信，同一观点对解释我们人类的许多更本质的方面也是适用的，我们的遗传物质，我们内部的生化，我们的形体、身材、器官系统，我们的爱憎、热情与失望、温柔的性格与放肆的言行，甚至于我们的解析程序，所有这一切，至少部分地是由我们漫长进化历史中显然是较次要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或许，如果在石炭纪沼泽中少溺死一只蜻蜓，那么现在我们星球上的智能生物就可能会有羽毛，并会在其栖身的巢穴里教育它们的下一代，诱发进化的形式是一张复杂得惊人的网。对于这方面肤浅的认识，使我们显得低劣无能。

    就在650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还是最不起眼的哺乳动物——一种具有鼹鼠或树鼩鼱那种大小和智力的动物。只有非常大胆的生物学家才敢推测说，这种动物将逐渐衍生成今天支配地球的动物来。当时，地球上充满了令人惧怕的蜥蜴——恐龙。这是一种获得巨大成功的动物，它们实实在在地充满了每个小的生活环境中。那时，地球上有各类恐龙，有的能游泳，有的能飞翔，有些有现在６层楼那么高，吼叫着横行于地球表面。它们当中有些有着相当大的大脑，直立的姿势和极像我们双手的两条小前肢——它们用以捕捉小而敏捷的哺乳动物，其中可能也把我们遥远的祖先作为食物。假如这些恐龙活了下来，那么，大概今天支配我们行星的智能生物会是皮肤绿色、牙齿尖锐、体高４米的动物，而人类的形态就会被当作蜥蜴类科幻小说的耸人听闻的幻想对象。然而，恐龙并没有幸存下来。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中，地球上的所有恐龙和许多——或许绝大多数——其他生物种都被毁灭了。但是树鼩鼱，还有哺乳动物，却安然无羔，它们幸存了下来。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恐龙灭绝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看法是，灭绝恐龙的是一次宇宙性的灾变，是地球邻近的一颗恒星的爆炸——那是一颗像产生蟹状星云的超新星。如果大约6500万年以前，在太阳系十或二十光年之内碰巧有一颗超新星，它就会把强通量的宇宙射线喷射到空间中去，其中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宇宙射线就会点燃大气层中的氮，由此形成的氮的氧化物排斥了大气层中的臭氧保护层，从而增加其表面的太阳紫外线辐射的通量，使许多遭受强紫外线照射而防护不完善的生物，受到煎熬并发生突变。其个有些生物也许一直是恐龙每餐的主食。

    把恐龙从世界舞台上清除出去的灾难——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灾难——排除了哺乳动物所受的压力。我们的祖先不必继续生活在贪婪的爬行动物的围剿追捕之中了。我们变得充满活力，并且兴旺起来了。2000万年以前，我们的直接祖先可能还生活在树上。后来，因为大冰川时期森林面积缩小了，为大草原所取代，他们便从树上下来了。如果只有很小的树木存在，那么，对高度适应树上生活的动物是颇为不利的。许多栖于树上的灵长类，大概已随着森林一起消失了。少数极力坚持在地面上过动荡的生活，从而幸存了下来。幸存者中一个种类进化成了现在的人类。谁也不知道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太阳本身光度稍微变小了，也可能是地球轨道起了小变化；或者可能是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把细微尘埃注入同温层，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回空间而冷却了地球；或许是由于海洋的环流起了变化；或者，是因为太阳穿过银河尘埃星云的缘故。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生存与偶然的天文和地理事件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后，进化成直立姿势，手获得了自由，还有两只极好的眼睛，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制造工具的许多先决条件。现在，真正的优势在于有一个大脑，能交流复杂的思想。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机敏总要比笨拙好。智能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能活得更长久，能留下更多的后代。在发明核武器之前，智能有力地帮助了人类的生存。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正是一群有毛皮的小哺乳动物，躲过了恐龙的袭击，群栖于树梢，后来又从树上下来，驯服了火，发明了文字，建立了天文台，最后发射了宇宙飞船。如果事物向着稍为不同的方向发展，那可能会有某种其他的生灵其智力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会导致与人类相匹敌的成就。这种其他的生灵也许是敏捷的双足恐龙，也许是浣熊，也许是水獭，也许是乌贼。能知道其他智能生物可能会是何等不同，那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研究鲸鱼和巨猿。为了要稍微了解还可能存在哪种其他的文明，我们可以研究历史和文化人类学。但我们大家——我们的鲸鱼，我们的猿，我们人类——关系都太密切了。只要我们调查局限于单个行星上的一个或两个进化的种类，我们对其他智能和其他文明可能的范围和光辉业绩就会永远一无所知。

    在另一个行星上，由于造成变异遗传的随机过程的不同结果，和选择特殊基因结合的不同环境，发现体格上极相似于人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但发现其他形状的智能的机会却不会没有。它们的大脑也许已彻底进化。它们也许具有类似于我们神经元的接通元件，但它们的神经元可能与我们的很不同。也许它们的神经元不必像有机器件一样只能在常温下工作，而是能在极低温下工作的超导体。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思维的速度将比我们快107 倍。或许其他地方相当于神经元的东西大概不会进行肉体上的直接接触，而是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络，所以单个的智能生命能被分发到许多不同的生物中去，甚至分发到许多不同的行星上去，每个智能都带有整个智能的一部分，而它又通过无线电帮助比其自身大得多的智能（原注：在某种意义上，在不联系的个人无线电集成已经开始在地球这个天体上发生）。也许宇宙中有许多行星上的智能生命和我们一样，具有大约1014 神经元联结。不过，也许有许多地方的智能生命具有总数目为1024 或1034 神经元联结。我很想知道它们会知道些什么，因为我们和它们住在同一个宇宙中，我们和它们必定享有一些共同的实体信息。假如我们能与之联系，它们大脑里的许多东西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不过，反之亦然。我认为，地球外的智能——甚至那些实际上比我们更为进化了的生命——将会对我们感兴趣，对我们的知识、对我们怎样思维和我们大脑的模样、对我们进化的过程以及我们未来的前景等感兴趣。

    如果在属于十分邻近的恒星的行星上存在着智能生命，那么，它们能了解我们吗？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设法弄明白，在这颗无名行星地球上，已发生的从基因到大脑再到图书馆的漫长的进化过程吗？如果地球外生命呆在家里，那么它们至少有两种可以发现我们的途径。一种方法是用大型射电望远镜收听。数十亿年来，它们应该会收听到由闪电和在地磁场里发啸的俘获电子和质子产生的无线电静电干扰。然后，在数十年以前，射离地球的无线电波会变得更强、声音更大，不太像噪声而更像信号。地球上的居民终于偶然发现了无线电通讯办法。现在已有大量的国际无线电、电视和雷达通讯往来。由于某些无线电频率，地球已变成太阳系中最光亮的天体（比木星亮，也比太阳亮），最大功率的无线电源。监听地球上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这种信号的地外文明世界，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最近，地球上发生了有趣的事。

    由于地球的自转，我们功率更大的无线电发射台缓慢地掠过天空，这样环绕另一恒星的某个行星上的射电天文学家就能根据我们的信号从出现到消失之间的时间差，来计算地球上一天的长度。一些最大的功率源是雷达发射器，其中少数用于雷达天文学，用无线电指针来探测附近行星的表面，对天空投射的雷达束的规模要比那些行星大得多。而且，很多信号继续飘送，飘出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的深处，到达也许正在收听的某个灵敏的接收器。大多数雷达发射器都作军事之用，这些雷达总是“担惊受怕”地对着天空发射雷达讯号，看看是否有大群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发射出来，因为它是人类文明遭毁灭前15分钟的预兆。这些脉冲的信息量很小，只是编码成导弹遥控指令的一系列简单数字型式。

    整体而言，地球上最普遍和最显著的无线电发射源是我们的电视广播节目。因为地球在运转，所以一些电视台会在一个水平线上出现，而其他电视台则在另一水平线上消失。这就会出现节目干扰。属于邻近恒星的某个行星上的高级文明甚至可以把这些节目连结起来。最经常重复的信息是电台的呼叫信号和购买清洁剂、防臭剂、头痛药片以及汽车和石油产品的广告信号。最显著的消息是在许多时区由许多发射机同时播放的，例如，在国际危机时期，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讲演。商业电视对国际危机的述评和人类大家庭自相残杀的交战这一类没头脑的内容，是我们向宇宙选播的关于地球上生活的主要消息。它们该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那些电视节日是无法呼叫回来的了，也无法发射一个更快的消息去取代它们并修正以前的发射。没有任何东西能传播得比光更快。这个天体上大规模的电视发射仅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样，一个球状波阵面就在地球上集中形成了，并以光速向外扩大。因为有些消息都是几十年前才广播的，所以它们仅离地球只不过几十光年远，如果离我们近的文明远在几十光年之外，我们就还继续有稍事喘息的机会。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想象，它们终将发觉这些节目是不可思议的。

    两架“旅行者”号飞船飞向恒星，每个飞船上附有一个有拾音座和记录针的镀金铜唱片，其使用说明在铝制的唱片套上。我们把关于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的图书馆的一些信息，送往也许正在星际空间的大海中航行的其他生命。但我们并不想发送主要的科学情报，只要能在星际空间深处截获其发射机早已失灵的“旅行者”号，任间文明都会掌握比我们懂得多得多的科学。但我们却想把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告诉其他生命。对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的兴趣就很有代表性，但对R-复合体的兴趣则稍微小些。尽管接收者可能不懂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但我们还是用60种人类语言播出了问候语，同时还播送了座头鲸的问候。我们把世界各地人种互相关心、开展学习、制造工具、创造艺术以及响应挑战的照片播发出去。还播送了一个半小时的多种民族的优美音乐，其中有的表达了我们的宇宙孤独感，表达了我们切望结束这种孤独和与宇宙中其他生命交往的愿望。而且，我们播送了在我们行星上所能听到的从生命起源前的早期，到人类进化和我们新近萌发的各种技术录音信息。这是一首情歌，就像任何须鲸的声音—样，被投向茫茫天际深处。我们的许多信息，也许是大多数信息，是难以辨认的。但我们还是把它们发送出去了。因为关键问题是想试一试。

    根据这种精神，我们把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他（她）的大脑，心脏、眼睛和肌肉的电活动记录携带到“旅行者”号上。这是一个人一个小时活动的记录。把记录改录成声音，再压缩时间，最后灌进唱片。这样我们就在1977年6月， 把地球这个行星上的一个人的这种信息直接录音发射到整个宇宙。大概接收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认为是脉冲星的录音；或者也许比我们的文明更高级得难以想象的文明，将有能力译出这种记录下来的思想和情感，并且十分赞赏我们与它们一起共享我们思想情感的努力。

    我们基因中的信息非常古老，大多数已有数百万年之久，有的长达数十亿年。相反，我们书本中的信息最多不过数千年的历史，而我们大脑中的信息则只有数十年之久。长期存在的信息并非人类信息具有的特性。由于地球上的侵蚀，我们的纪念碑和人工制品，按照物体本身的自然发展过程，不会留存到遥远的将来。但是“旅行者”号上的唱片却正在超越太阳系的途中。星际空间中的侵蚀（主要是宇宙射线和碰撞的尘土粒）是很缓慢的，所以唱片上的信息会持续10亿年。基因、大脑和书本以不同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留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但是“旅行者”号上压印在金属星际唱片中的人类记忆将持续得长久得多。

    “旅行者”号上的信息传播得十分缓慢。尽管它是人类发射的最快的飞行物体，但它还是得花费几万年的长远跋涉才能到达最近的恒星。任何电视节目会在几小时内走完“旅行者”号已走了多年的距离。刚刚播送完毕的电视发射波仅在几小时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处在土星区域的“旅行者”号飞船，急速飞向恒星。如果它按这个速度前进，其信号将在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到达人马座α星。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如果远在那里的任何智能生物听到了我们的电视广播声，我希望它会对我们宇宙进化150亿年后的产物——物质局部变形为有思想意识的生物——产生好感。最近，我们的智能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敬畏的威力。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自我毁灭，这还说不清。但我们许多人正在尽力而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可展望的宇宙时代中，我们将完成一项伟业，即把我们行星和平统一为一个珍爱我们天体上每个生灵的机构，进而从容地迈出下一个伟大的步伐，把地球这个行星变为能与所有文明相互联系的银河系社会的一个部分。

    第十二章 银河系百科全书

    “你们是何物？来自何方？我还从未见过任何像你们一样的生灵。”造物主拉温瞅着眼前的人，接着……惊奇地发现这个陌生的新生灵竟然如此地像他自己。——爱斯基摩人创世神话

    天空出现了，
    地球诞生了，
    谁将与天地共存，噢，神灵?
    ——阿兹台克人的记事诗《天国的历史》

    我知道，有的人会说我们关于行星的断言有点过于冒失。我们的断言是基于许多“假设”之上的。如果其中有一个假设碰巧是错误的，并且与我们的推测相矛盾的话，那么，它就会象松软的地基一样使整座大厦倾覆沦为废墟。但是……假如地球只不过是同样崇高而神圣的行星之一，谁敢冒险断言说，别处再也找不到像我们一样欣赏着大自然歌剧奇观的生物？如果还有其他的观众，谁敢说，只有我们才深入地探索过它的奥秘并通晓它了呢？——引自C.惠更斯《关于行星世界及其居民和生产的新猜想》(约1690年)

    大自然的创造者……使我们现时不可能从地球上与宇宙的其他大星球进行任何联络，很可能他同样切断了其他行星间以及不同星系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所有星球的观测足以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但我们却无法使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如果认为我们的目光那么远大，好奇心那么强烈，结果只会使自己感到失望，那么，这种认识似乎并不与照耀整个宇宙的智慧之光相吻合。……因此，这就自然地导致我们把人类目前所处的状态看成只是人类生活的曙光或开端，看成是进一步发展的准备或预备阶段。——Ｃ.马克劳林(1748年)

    没有一种语言(比数学)更通用、更简单、更少谬误和更不含混……更适合用来表述天然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它用同一种语言解释(所有的现象)，似乎就是为了证实宇宙设计的完整性和简单性，进一步表明驾驭一切自然进程的指令是不可变更的。——J.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1822年)

    我们已经向恒星发射了4艘飞船：“先锋10”号和“先锋11”号（扫校者注：通常译为先驱者而非先锋），“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与浩瀚的星际距离比较起来，它们是落后而原始的飞船，象梦中的赛跑一样拖拉迟慢。但是，将来我们一定会进步的。我们的飞船将飞得更快些，将会有确定的星际目标，并且我们迟早会有载人的飞船。银河系中肯定有许多比地球年长数百万年的行星，有些要比地球年长数十亿年。难道地球上不曾有过天外来客吗？自从我们的星球形成以来的数十亿年中，难道从来没有来自遥远文明世界的陌生飞船从上面眺望过我们这个世界，并慢慢地降落到我们星球的表面，被五彩缤纷的蜻蜒、懒散的爬虫、啸叫的灵长类或惊讶的人类观察到吗？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每个哪怕是漫不经心地考虑过宇宙中智能生命问题的人，都会有过这种想法。但是，这种事情是否确实发生过呢？关键问题是那些所谓证据的可靠性，我们需要的是经过严密和反复推敲的，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也不是一两个自称目击者未经证实的证据。尽管所有关于未探明飞行物及古代太空学家的声言有时似乎使人觉得我们星球充满了不速之客，但根据上述标准，有关天外来客的例子还不能令人信服。我倒希望情况会是另—个样子。有些证据是无可辩驳的，哪怕只发现一件，也许是一块深奥莫测的碑铭，都可成为解开星外文明之谜的好钥匙。这正是人类早就感到迫切需要的东西。

    1801年，一位名叫约瑟夫·傅立叶的物理学家（原注：傅立叶因他对热在固体中的传导以及对波和其他周期性运动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前者，现在用于认识行星的表面特性；后者，称为傅立叶分析，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当时是法国伊泽尔省的省长。当他巡视所辖省内的学校时，发现了一个11岁的男孩，他那超群的智慧和对东方语言的天赋已赢得了学者们的赞赏。傅立叶邀请他到家中一叙。那个孩子迷上了傅立叶所收藏的埃及工艺品，那些工艺品是在拿破仑远征期间收集的，当时博立叶正负责为那个古代文明的天文学遗物分类编日。那些楔形文字的碑铭引起了孩子极大的好奇心。“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孩子问道，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谁也不知道”。孩子的名字叫让·弗郎索瓦·商博良。由于受到无人知晓的神奇语言的激励，他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热衷于研究古埃及的文字。当时，拿破仑偷来的埃及工艺品充斥整个法国，这些东西后来为西方学者所得。描述拿破仑远征的书出版了，年青的商博良贪婪地阅读它。到了成年，商博良成功地实现了他幼年的抱负，向社会提供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光辉译本。但直到1828年，在他与傅立叶相识27年之后，商博良才第一次踏上埃及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国土。他沿着尼罗河从开罗逆流而上，对他所致力了解的文化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远足，一次对外国文明的拜访：

    16日晚，我们终于来到登德拉。皓月当空，庙宇离我们仅有一小时的路程。世上最冷静的人啊，请你告汗我，此刻，我们怎能够抗拒它的诱惑呢？当时的命令是：用餐后立即出发。我们孤单无援，又无向导，但我们全副武装，越过田野……庙宇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人们可以很好地把它打量一番，但想得出结论却是不可能的。它是优雅和宏伟的最高度的结合。我们入迷地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在巨大的房间里穿梭奔跑……并试图在月光下辨认外面的碑铭。直到凌晨3点才回到船上，但7点又返回庙宇……。月光下的庙宇富丽堂皇，阳光下的庙宇宏伟壮观。我们这些欧洲人都感到相形见绌，没有哪个国家——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能象古埃及人那样构思出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伟大而壮观的建筑艺术。他们是按身高100英尺(1英尺＝0.3048米)的人的标准去构制这一切的。

    在卡纳克的石壁和圆柱上，在登德拉，在埃及各地，商博良高兴地发现，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那里的碑铭。在他之前，有许多人都尝试过，但都未能破译出那些有趣的象形文字，就连一个意为“神圣的雕刻”的字也译不出。一些学者曾认为，它们是一种图形密码，富含隐晦的比喻，大部分是些近乎眼珠和波纹线、甲虫、土蜂和鸟一类的象形型体，特别是鸟型体，到处令人困惑不解。有一些人推断埃及人是来自古代中国的殖民地开拓者，也有一些人的推论刚好相反。当时出版了大量大开本的、足以乱真的翻译本。有一个译员对着罗塞塔的石头看了一眼，就匆匆宣告他知其含义了；其实石头上的象形文字碑铭尚未被破译！他说，这种快速译法使他得以“避免由于反复琢磨所必将导致的人为的错误”。他争辩说：“你不去考虑过多，结果反而较好。”正如今天在探索地球外生命方面的情况一样，业余爱好者的信口雌黄常常把许多专业研究人员吓得退避三舍。

    商博良反对把象形文字视为图形隐喻。相反，借助于英国物理学家T.杨的卓越见解。他是这样着手研究的：罗塞塔石头是由在尼罗河三角洲拉希德镇要塞上服役的一个法国土兵于1799年发现的，当时的欧洲人大多不懂阿拉伯文，因此把拉希德叫成罗塞塔。它只是古庙的一块石板，上面的雕刻显然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来阐述同一件事的：最上面用的是象形文字，中间用的是一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通俗草写体，下面用的是希腊文——这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商博良通晓古希腊语，他一下就辨认出，这块碑铭是用来纪念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196年春天登基加冕的。在那次加冕典礼上，国王宣扣释放政治犯，减轻赋税，捐款兴建庙宇，饶恕反叛者，加强军备。简而言之，他做了现代统治者为了保住他们的宝座所做的一切。

    希腊原文多次提到托勒密，在象形文字原文中大约相同的位置上，有一组由椭圆或涡形环绕的符号。商博良推论说，这些符号极可能也表示“托勒密”。如果是这样，文字符号就根本不可能是图形文字或是一种隐喻；相反，其中的大多数符号一定代表了字母或音节。商博良还耐心地数了希腊字母数和可以认为是大抵等价的原文中单个象形文字的字数，而前者要少得多，这再次说明象形文字基本上是字母和音节，但哪个象形文字对应哪个字母呢？很幸运，商博良带着一块在菲莱地里挖掘出来的方尖形石碑，石碑上有与克娄巴特拉的希腊文名字相对应的象形文字。本书正文后面附图所示的就是经过重新整理以便都可以从左向右读的“托勒密”(Pto1emy)和克娄巴特拉(C1eopatra)的涡形饰纹。Ptolemy的第一个字母是P，涡形内的第一个符号是一个正方形。Cleopatra的第五个字母也是P，而在Cleopatra涡形内的第五个位置上也同样是个正方形。因此正方形就是字母P。Ptolemy的第四个字母是L，它不正是用狮子表示吗？Cleopatra的第二个字母也是L，而在象形文字中，那里也是一只狮子。鹰表示字母A，它在Cleopatra中出现了两次，正好吻合。这样，一种很明显的格式便显现出来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大部分是简单的代用记号。但并不是每个象形文字都代表一个字母或一个音节，其中有的是图形文字。Ptolemy涡形的结尾符号念为“敬爱的Ptah神永生”。Cleopatra结尾的半圆和卵形是“爱西斯（生育女神）之女”的惯用表意符号。字母和图形文字的混合使用，导致了一些早期译员的失败。

    现在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人们却花费了许多世纪的时间才解开这个谜，而且，今后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特别是要解译更为远古时期的象形文字。涡形是关键的关键，就好象埃及的法老们故意在他们的名字上画上圆圈，以便2000年后的埃及考古学家们更易于开展他们的工作。商博良到过卡纳克的大型多柱殿，无意中读到了这块使任何其他人都困惑不解的碑铭，解答了他自己在孩提时代曾向傅立叶提过的问题。打开这条与其他文明联络的渠道，使已经沉默了数千年的文化显露出它的历史、巫术、医学、宗教、政治和哲学内容，这在当时该是一件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呵！

    今天，我们又在开始寻找古代外来文明的信息。我们这一次所寻找的信息，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对我们来说都是讳莫如深的。如果我们接收到来自地球以外某一种文明的一个无线电信息，又怎样才能理解它呢？地球以外的智能生命会是文雅、深奥、内在一致的，与我们完全不同。当然，地球以外智能生命还是希望把尽可能易懂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的。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一块星际罗塞塔石呢？我们相信会有的。我们相信，不管种种技术文明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肯定会有一种通用语言，那就是科学和数学。自然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遥远的恒星和星系的光谱图形，与太阳或在专门的实验室里实验得出的光谱是相同的。宇宙各处不仅存在着相同的化学元素，而且解释原子辐射的吸收和发射的量子力学定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淮的。遥远的星系互相环绕运行，他们所遵循的定律与苹果落地或“旅行者”号飞船向恒星飞行所遵循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样的。大自然的运动格式是无处不同的，旨在为正在崛起的文明所理解的星际信息总该是不难破译的。

    我们并不认为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的任何其他行星上存在着高级的技术文明。如果有某种只比我们稍迟一点出现的文明，比如说迟上１万年，那么，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技术。如果那是一种比我们——我们已经在探测太阳系了——早出现的文明，那么，它的代表现在就应该在我们这里了。为了与其他文明进行通信联络，我们不仅需要有足以适用于行星之间的联络方法，而且还应有适用于恒星之间的联络方法。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应是廉价的，这样，大量的信息就能以很小的代价得以发送和接收；这种方法应是快速的，这样，恒星际间的对话才有可能进行。同时，这种方法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以便任何技术文明——不论其进化途径如何——都能尽早发现它。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方法确实存在，即射电天文学。

    地球这个行星上最大的半可控射电／雷达观测台是阿雷西博天文台，由康奈尔大学代替国家科学基金会经管。它设在波多黎各岛边远的内地，直径305米(约1000英尺)，具有抛物形反射面，建在原有的碗形山谷中。它接收来自空间深处的无线电波，使电波聚焦在高出谷地的馈电臂天线上，并通过电路连接，送到控制室，供研究人员进行信号分析。另一方面，当望远镜用作雷达发射机时，馈电臂将信号发送到谷地、并反射到空间去。阿雷西博天文台已经用它来探索太空文明的智能信号，并曾向一个遥远的球状星团M 31播放过信息。我们具有赖以在对话双方之间进行恒星际间通讯的技术能力，这是十分清楚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

    阿雷西博天文台能在为期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将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的内容发射到邻近恒星的一颗行星上同类天文台上去。无线电被以光速传播，它比附在我们最快的星际电船上的信息快１万倍。射电望远镜能在很窄的频率范围内发出很强的信号，因此，它们能越过浩瀚的星际距离而得到检测。如果我们有确定的发射目标，那么，阿雷西博天文台就能与一个与地球相距15,000光年远——相当于从地球到银河系中心距离的一半——的行星上的同类射电望远镜进行通讯联络。射电天文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技术。实际上，任何一种行星的大气层，不论它是由什么组成的，都具有部分透射无线电波的性能。恒星间的气体云对无线电信息的吸收和散射能力并不很强，就象格杉矶人即使在烟雾使光波能见度减少到只有几公里的情况下，也能清晰地收听到旧金山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一样。有许多天然宇宙无线电源与智能生命毫无关系，如脉冲星和类星体、行星的辐射带，以及恒星的外层大气。在射电天文学的局部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发现了来自几乎任何行星的许多活跃的无线电源。此外，无线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的电磁波谱。任何一种能检测任意波长辐射的技术，都能很快找到光谱中的无线电部分。

    也许还有其他一些确具优点的有效的通讯方法：星际飞船、可见光或红外激光、脉冲中微子、调制引力波，或其他某种1000年内我们还不可能发现的发射方式。先进文明的通讯手段可能已大大超出了无线电的范围。但是无线电通讯威力大、成本低、速度快，并且简单易行。先进文明该会知道，象我们这样的落后文明，如果有希望接收到太空的信息，就可能首先借助于无线电技术。或许，他们将只得把古代技术博物馆中的射电天文台拿出来使用。如果我们打算接收到一个无线电消息的话，我们就该知道：至少有一件可以谈论的事情，即射电天文学。

    但是，那里会有我们的谈话对象吗？单我们银河系就有3000～5000亿颗恒星，难道就只有我们这一颗有人类居住的行星吗？更有可能的是，种种技术文明的存在是一种常见的宇宙现象，种种先进社会正伴随着银河系在脉动和鸣响。因此，最邻近的技术文明并不会是十分遥远的，也许，就在邻近的某个肉眼可见的行星上所建造的天线正在发射信号呢。也许，当我们在夜晚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邻近的那些微弱光点中就别有洞天，那上面与我们人类极不相同的某种生物，正悠闲地对着我们称为太阳的这颗恒星看着，享受着一刹那荒诞臆测的欢乐呢。

    这种假设的正确与否是很难肯定的。那里也许在技术文明进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行星的数量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少；那儿的生命起源，或许并不象我们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所表明的那么容易；也许高级生命形式的进化在那儿是不可能的；那儿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复杂的生命形式进化迅速，但是各种有智能和技术的社会的形成和出现却有赖于种种不太可能有的偶然巧合，就象人类的进化取决于恐龙的灭亡和冰川期森林的消失一样，我们的祖先不就是在林中的树上尖声啼叫而不知所措吗？或者，文明在银河系中那数不清的天体上不可抗拒地一再出现，但通常是不稳定的，因此，除了极少数外，所有的文明都无法幸免于他们的技术所造成的灾难，并在贪婪与无知、污染和核战争中消亡。

    进一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把银河系中高级技术文明的数目粗略地估算为N，这倒是可能办到的。我们给高级文明下的定义是：通晓射电天文学的文明。这个定义即使算得上是个实质性的定义，当然也只是狭义的提法。宇宙中可能存在着无数的世界，那里的居民都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或伟大的诗人，可是对射电天文学却一窍不通，我们无望获得来自他们的信息。N能用几个因素的乘积来表达，每一个因素都是一个筛子，每个筛子都必须非常大，因为文明的数量极大：

    N*，银河系中恒星的数目；

    fp，具有行星系的恒星的比率；

    ne，在给定的体系中就生态学而言适合生命生存的行星数；

    fl，确有生命出现而在生态学以外的其他方面又适宜生命生存的行星的比率，

    fi，住有智能生命且发生形式进化的行星比率；

    fc，有智能生命居住，并且发展了通讯联络技术的行星的比率；

    fL，兼备技术文明的行星生命期的比率。

    全部写出来，方程为N＝N* fp ne fl fi fc fL，其中所有的f均为分数，取值0~1之间。它们都使N这个大数递减。

    为了导出N，我们必须估算每一个量。前几个因素，即恒星和行星系的数目，我们知道得比较清楚；后面的因素，即关于智能的进化或技术社会的生存期，我们所知甚少。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估算只比臆测略胜一筹。如果你不赞同我下面的估算，那就请你自己作出选择，看看你对银河系中高级文明的数目所作的不同估算含义何在。这个方程最初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德雷克提出的，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涉及面很广：从恒星和行星天文学到有机化学、进化生物学、历史、政治和变态心理学等各个学科。宇宙的绝大部分都包罗在德雷克的方程式之内。

    通过对天空中虽然很小但却有代表性的区域的仔细计数，我们对银河系中恒星的数目N*是相当清楚了，有好几千亿颗。一些最新的估算把这个数目定为4×1011 ，其中只有极少数属于巨大的、迅速耗尽热核燃料的短寿命型星体，绝大多数能生存数十亿年或更长的时间，并在此期间稳定地发光，为邻近行星上生命的起源和进化提供适当的能源。

    有证据表明，在恒星形成过程中常常有行星伴随产生，在犹如小型太阳系的木星、土星和天王星的卫星系中，在行星起源的理论中，在对双星体的研究中，在环绕恒星的吸积盘观测中，以及在恒星附近的引力摄动的一些初步调查中，都证实了这种伴随现象。许多恒星，甚至可能是大多数恒星，都有其行星。我们取有行星的恒星的比率fp为1/3，那么，银河系中行星系的总数应为N* fp≈1.3×1011 如果各个行星系都象我们太阳系一样有大约10颗行星，那么银河系中的行星世界总数将超过１万亿，这真是宇宙戏剧的一个广阔的舞台。

    在我们这个太阳系内，有几个天体也许适合某种生命的生存。这当然首先是地球，大概还有火星、土卫六和木星。生命一旦发生，它就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持续性。在一个特定的行星系中，肯定有许多适合生存的不同环境，但是我们保守地做出ne=2的结论，这样，银河系中适合生存的行星数就成了N* fp ne≈1.3×1011 。

    实验证明，在最普通的宇宙条件下，生命的分子基础是容易形成的，分子的结构单元能够自我复制。我们现在就不那么肯定了，例如在遗传密码的进化中，也许会有许多障碍，尽管我认为它不可能需要几十亿年的远古神秘变化过程。我们取fl≈1/3，意为在银河系中，生命至少在其间出现过一次的行星总数为N* fp ne fl≈1×1011 即有1000亿个有居民的世界。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结论。不可，我们的计算还没到达尽头。

    要选挥fi和fc就更困难了。一方面，在生物进化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为了把我们的智能和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就必然出现许多个别看来不太可能出现的阶段。另一方面，要往具有特定本领的高级文明进化，肯定有许多不同的途径。考虑到在寒武纪的大爆炸中所显示出来的大型生物进化中明显的困难，让我们取fi×fc≈1/100，意为在所有有生命出现的行星中，仅有百分之一最后产生了技术文明。这个估算代表了各种科学观点中的一种折衷立场。有人认为，从三叶虫的出现到对火的驯服这样一个阶段，在所有的行星系中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有的则认为，即使让它进化上100亿或150亿年，也不大可能进化到技术文明阶段。只要我们把调查研究局限于一个行星上，那就不可能通过实验来解决这样的课题。将这些因素相乘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N* fp ne fl fi fe≈1×109 ，即技术文明至少在10亿个行星上出现过一次。但是，这与关于现在存在10亿个具有技术文明的行星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为此，我们还得对fL来一番估算。

    在行星的生命期中，具有技术文明的时间占多大的百分率呢？在地球数十亿年的生命期中，仅仅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以射电天文学为特征的技术文明。因此，迄今为止，我们行星的fL小于1/(1×108 )即小于亿分之一。说我们明天可能毁灭自己，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假定把人类自我毁灭看成是一个典型的情况，而且毁灭起来相当彻底，以致于人类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文明都不可能在太阳灭亡之前5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重斯出现，那么结论就是N=N* fp ne fl fi fc fL≈10。而且，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银河系内只可能有少得可怜的几个技术文明同时存在。当新出现的社会取代了最近自我毁灭的那些社会时，这个稳态数目保持不变。数目N甚至可能小到等于1。如果在进入工业技术阶段后不久，文明趋向于毁灭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和我们进行对话的对象了，只能在我们同类生灵中互相对话。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只是做得并不太好罢了。文明可能要经过数十亿年的痛苦进化才能出现，然后由于不可饶恕的疏忽，又自我毁于一旦。

    但是，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另外一种可能、另一种前景吧：至少有某些文明学会了与高度的技术共存；以往大脑进化中难以预测的矛盾得到了有意识的解决，这就不至于导致自我灭亡了，或者，即使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动乱，但后来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又把它们恢复过来了。这种社会就可能继续兴旺地生存下去，直到晚年，它们的生存期或许可以用地质或星体进化的时间标尺来估算。如果有百分之一的文明能够成功地度过技术的青春期，在这个危急的历史关头，选择适当的道路走向成熟期，那么fL≈1/100，而N≈107 。这样一来，银河系中现存的文明数量将以百万计了。因此，在我们所担心的德雷克方程中前几个因素可能存在的不可靠性——它涉及到天文学、有机化学和进化生物学——中，无法确定的主要还是经济、政治以及在我们地球上称之为人性的问题。如果自我毁灭并非银河系文明命中注定的归宿，那么，似乎很明显，天空中就应该充满着来自各种恒星的信息宜人的嗡鸣声。

    这些估算是鼓舞人心的。它们表明，从空间接收到信息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深远而充满希望的征兆，哪怕我们否时还无法破译它们。它意味着，某些智能生命已经懂得如何与高度文明共存了，并且度过技术青春期也是可能的。撇开信息的内容不说，单就这一点，就为研究其他文明的必要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如果有数百万个文明比较无规律地遍布于整个银河系，那么离我们最近的距离大约为200光年。即使以光速传播，一份无线电信息也需要二个世纪的时间才能从那里传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之间开始对话，那就好象是当时约翰尼斯·开普勒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才听到答案。特别是由于射电天文学还是一门新科学，我们肯定还比较落后，而进行发射的文明比较先进，因此对我们来说，只接收而不发送的做法是更可行的。对于更先进的文明来说，二者的位置当然得倒过来摆。

    我们正处在用射电探索太空其他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一幅密集的恒星场光学照片中，可以看到成千上万颗恒星。根据我们比较乐观的估计，它们当中有一颗正是先进文明之所在。可到底是哪一颗呢？我们的射电望远镜应当朝向哪一颗恒星呢？在可能出现先进文明的数以百万计的恒星中，我们迄今为止用射电望远镜进行研究的才不过几千颗，也就是说，我们所作的努力只是所要求的千分之一左右。不过，认真的精密的系统探索工作很快就将开始。美国和苏联都已进入准备阶段。这种探索工作的费用比较低，据估计，一艘中型现代化海军驱逐舰的成本就足以应付10年之久的探索地外智能生命计划的费用。

    友善的接触历来就不是人类所遵循的常规，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往往是直接的、有形的；这与接收无线电信号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后者就象接吻那样轻而易举。仔细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两件事，哪怕只是为了看清我们的前程这样做也还是有益的：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段时期之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装备了一支赴太平洋的探险队，这是一次以研究地理、经济和民族主义为目标的航行，总指挥官是彼鲁兹伯爵，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美国战斗过的著名探险家。起航后一年左右，他于1786年7月到达阿拉斯加沿岸一个现在称为利图雅湾的地方。他很喜欢那里的港口，挥笔写道：“天地间再也找不到一个能比这里提供更多方便的口岸了。”就在这个典型的地方，彼鲁兹“发现了一些野人，这些野人挥舞着白色的斗篷和各种各样的皮革，以示友好。一些印地安人荡着独木舟，在海湾里捕鱼……这些野人的独木舟不时地向我们靠拢，他们拿出鱼、海獭和其他动物的皮毛，以及他们衣服上各种不同的小装饰品，跟我们交换铁器。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他们显得很善于交往，讨价还价相当老练，一点儿也不比哪个商人逊色。”

    美洲的土著人的讨价还价日趋激烈。使彼鲁兹感到烦恼的是，他们还经常行窃，偷的主要是铁制品，有一次还偷制服。有天晚上，他们把在武装的卫兵守护下酣然入睡的一些法国海军军官的制服从枕头底下偷走了，手段之高超堪与著名魔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技艺相媲美。彼鲁兹遵照王室的命令，表现得很冷静，但他抱怨说，土人“以为我们的忍耐是无限的。”他蔑视他们的社会。但双方都没有给对方造成严重的损害。等到两艘船的食品得到补充之后，彼鲁兹便驶离了利图雅湾，从此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1788年，探险队在南太平洋遇难，除了一人生还外，彼鲁兹和其余队员都遇难了（原注：彼鲁兹在法国招募船员时，有许多聪明好学的青年报名，但却遭到拒绝，其中就有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科西嘉炮兵军官。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有趣的转折点。如果彼鲁兹接受了波拿巴的申请，罗塞塔石头可能就不会被发现，商博良也许决不会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而且我们的近代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将大大改观）。

    恰好一个世纪以后，特休格特族的一个首领考依向加拿大人类学家G.T.埃蒙斯讲述了他的祖先第一次见到白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只靠口头流传下来的故事。特林格特人没有文字记载，考依也从未听说过彼鲁兹。下面就是从考依故事演译出来的一篇文字：

    一年的暮春时节，一大帮特林格特人冒险北上，来到雅库托特，从事铜的买卖。当时铁比铜更贵重，只是无法弄到货。一进入利图雅湾，四只独木舟就被波浪吞没了。当幸存的人架起帐篷，哀悼他们失去的伙伴时，两个怪物进入海湾。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艺儿，看起来好象长着白色大翅膀的大黑鸟。按照特林格特人的信仰，世界是由经常伪装成乌鸦形状的大鸟创造的，这只鸟把太阳、月亮和星星从禁锢它们的匣子中放了出来。看到这只乌鸦的人全变成石头。特林格特人惊恐地逃到森林里面去躲藏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发观大鸟对他们并不伤害，几个胆子较大的人便慢慢爬了出来，用臭菘叶卷成的土望远镜代替肉眼进行观察，他们以为这样就不会变成石头了。透过臭菘，他们看到大鸟似乎正在收起翅膀，从它们的体内冒出成群的黑色小天使，在它们的羽毛上蠕动。

    一个近于瞎眼的老勇士把人们召集在一起，宣布说，为了公众的利益，他将不惜自己的性命，要前去证实一下这只乌鸦是否真会把他的子孙变成石头。他穿上海獭皮外套，跳上独木舟，下海朝那只乌鸦划去。他爬了上去，听到了陌生的声音，他那受过损害的视力使他几乎分辨不出在他眼前活动的许多黑色形体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乌鸦吧。当他平安地回到他的同伴中时，人们涌上前去围住他，看到他能活着回来，都感到莫明其妙。他们伸手摸模他，凑上前去闻闻他，看看是否真是原来的那个老人回来了。经过反复思考，老人确信：他所看到的不是神鸟，而是人造的大木舟，那些影子也不是乌鸦，而是不同种族的人罢了。他的话，特林格特人信服了，就去参观了这两艘船，并且拿他们的皮毛去跟大船上的人交换了许多奇怪的货物，其中主要是铁器。

    特林格特人用口头流传的方式保留了完全可信的准确史实，记下了他们第一次几乎以完全平静的方式与外国人当面交往的情景（有关特林格特人的首领考依的介绍说明，即使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中，与先进文明的接触的事例也能几代流传下来。如果在数百或数千年前，地球外的先进文明访问过地球，哪后与之接触的是地球史前的文明，我们也很可以期望有某种可辩认的接触形式遗留下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有案可查的早期技术时代的传说，可以被认为只是记述与地球外文明接触的实例）。要是有一天，我们与地球外更先进的文明遭遇上了，能大体上(哪怕谈不上某种亲善)象特林格特人与法国人的交往那么平静吗？或者，较高级的社会会彻底消灭技术上饺落后的社会吗？16世纪初叶，一种高度文明在墨西哥中部兴盛起来，如阿兹台克人那高超的建筑艺术、巧妙的记录保存法、精湛的艺术以及比欧洲任何一种都更优秀的天文历法。一见到第一批由墨西哥货船载回的阿兹台克工艺品，艺术家A.杜勒尔就于1530年8月写道：“在此之前，我从未见到过今我如此醉心的东西，我见到了……一㖊宽的全金的太阳（实际上是阿兹台克人的天文历书），同样大的全银的月亮，还有满满两舱的各式武器、盔甲和其他令人惊讶的兵器。所有这一切，比任何奇迹都更值得一看。”学者们捧着阿兹台克人的图书，目瞪口呆。有个学者说：“这些书籍简直与埃及人的书籍相差无几。”H.科特斯把阿兹台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描写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那儿，人们的言谈举止简直与西班牙人一样高雅，各种事情也和西班牙人一样被组织得井井有条。考虑到这些人的野蛮习性、他们对于上帝的无知以及与其他文明民族的隔绝状况，再看看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就在写下这段话之后两年，科特斯把特诺奇蒂特兰连同阿兹台克的其他文明彻底摧毁了。下面是一份阿兹台克人记载的材料：

    莫克台祖玛（阿兹台克皇帝）对所听到的情况大为震惊和恐惧，对他们的食物大惑不解。而使他几乎昏厥过去的是，听说西班牙人指挥的大朗巴德炮发射炮弹时轰响如雷，使人胆颤心惊，头晕目眩。从火堆和闪光中蹦出石头一样的东西来。乌烟瘴气，臭味熏人。中弹的山头被夷为平地，化为乌有，树木被炸得碎如锯屑，好象被风一吹，就会无影无踪似的……当莫克台祖玛得知这一切时，先是惊恐万分，继而昏迷不醒，最后心力枯竭。

    报告接二连三地传来，告诉莫克台祖玛说，“我们不如他们强大”“我们无法与他们匹敌”。西班牙人开始被称为“来自上天的神明。”但是阿兹台克人对西班牙人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用下面这样的话来描写他们：

    他们脸上闪着光，像猴子一样掠夺黄金。很明显，他们对黄金贪得无厌；他们如饥似渴，欲壑难填，一心想像饥不择食的饿猪一样，用黄金去填满他们的大肚皮。因此，他们到处乱窜，翻箱倒柜，金条到手，掂量再三，占为已有。中还念念有词，彼此争吵不休。

    但是，他们对西班牙人本性的洞察并没能帮助他们保卫自己，1517年在墨西哥曾出现过一颗大彗星，莫英克台祖玛深信阿兹台克神克察尔科托正以白种人的形象跨越东海回来了，他便立即处决了他的星占学家。因为这些星占学家没有预测到彗星的出现，也没有能解释它的含义。确信灾难即将临头，莫克台祖玛变得冷漠忧郁。1521年，400名武装的欧洲人和他们在当地的同盟者，利用阿兹台克人的迷信，凭借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完全征服并彻底摧毁了100万人的高度文明。阿兹台克人从未见过马匹——在新界里根本没有这种动物，他们没有把炼铁术用于战争，也没有发明火器，但他们和西班牙人之间在技术上的差距并不很大，大概只落后几个世纪。

    我们一定是银河系中最落后的技术社会。任何更落后的社会根本不会有射电天文学。如果地球上不同文化间冲突的可悲经验成了银河系的典型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早应被消灭了，就连对莎士比亚、巴赫和威梅尔的赞赏也许也成了过眼烟云。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也许外星人极其友善，与其说象彼鲁兹，不如说象科特斯（扫校者注：此句不通，疑说反了）。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文明还未被外星人发现，尽管有各种有关未探明飞行物和古代宇航员一类的传言。

    一方面，我们主张，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技术文明学会了与他们自己以及与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共处，那么银河系现在就应有无数的先进文明。我们已经进行了慢速的星际飞行，并把快速星际航行定为人类可能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还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目前地球是否被外星人访问过，将来会不会有外星人前来访问。这二者不是相互矛盾吗？比如说靠地球最近的文明远在200光年以外，那么，他们以近于光速的速度航行，则只需200年时间就可以从那里来到地球。即使以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光速航行，邻近文明的生灵也应该在地球上开始有人类生存至今的期间到达地球了。可他们为什么还没来过这里呢？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也许，我们这里正是头一个技术文明的社会呢，虽然这种想法是违背阿里斯塔恰斯和哥白尼的遗言的。在银河系的历史上总得有某一种文明首先问世。我们相信，至少有些文明能避免自我毁灭。也许这种信念是错误的，也许星际宇宙飞行中存在某种无法预料的困难——尽管对于以比光速低得多的速度所进行的飞行来说，要弄清究竟是什么样的障碍并非易事。也许，他们可能就在地球上，只是由于某种银河系的规矩的约束——尊重某种不干涉正在崛起的文明的道德规范，他们隐藏起来了。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正好奇地、不带偏见地观察着我们，以确定我们今年是否又能设法避免自我灭亡，就象我们注视一碟琼脂中的细菌培养液一样。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相一致。如果在许多年前，200光年以外的地方出现了高级的星际空间的文明，那么除非他们到过我们这里，否则就毫无理由认为地球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任何人类技术的产物，哪怕是我们的无线电发射，即使以光速传播也还来不及传播到200光年远的地方去。从他们的现点来看，所有邻近的恒星系对于探索和开拓殖民而言都或多或少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也许会有许多到恒星去的推动力。如果我们的太阳或者邻近的恒星即将变成超新星，一个星际飞行的大规划也许会突然变得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非常先进，发现银河系核心即将爆炸的迹象，就可能认真考虑如何进行穿越银河系或星系之间的星际飞行。这种宇宙的激烈变动经常会发生，以至于在空间流动的文明可能不是罕见的事情。即使如此，他们仍是不大可能到达这里）。

    正在崛起的技术文明，在对本行星系进行探测和发展星际飞船技术之后，慢慢地总会对附近的恒星开始试探性的探测。有些恒星可能没有相应的行星，它们大概都是些巨大的气体世界，或者是很小的小行星。其他的恒星可能伴有一定数量的行星，但有的也许已经有生物居住，或者大气有毒，或者气候不佳。在很多情况下，殖民者们可能不得不对世界进行改造——或者如我们从狭义观点所说的进行地形改造——以使它变得暖和、舒适。改建行星是需要时间的。偶尔也可能发现和开拓一个本身已经很适合居住的世界，利用行星资源在当地建造星际飞船，那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后，第二代的探测和开拓飞行将朝着尚无人迹的恒层起飞。这样，文明可以慢慢地行进，就象地球上枝藤植物的蔓延一样。

    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随着第三或更高级殖民开拓阶段对于新世界的开发，将发现独立扩展的文明。很有可能它们已经通过无线电或其他遥感手段彼此进行过接触了。即将来临的可能是不同类型的拓殖社会。可以预料，具有不同行星需求的两个扩展的文明被此将互不干扰，它们以互相交叉的形式扩展，而不互相冲突。他们也许会合作探索银河系的某个边远区域。即使是邻近的文明，也可能要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去从事这种独立的或共同的开拓殖民冒险事业，而不会与我们这个无名的太阳系邂逅的。

    除非人口数目有所限制，否则任何文明都不可能维持到星际航行阶段。人口显著膨胀的社会，都非得把所有的能源和技术技能集中用来养活和照顾好本行星上的人口不可。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结论，而且完全不以某个特定文明的个性为转移。在任何行星上，不管它的生物学或社会体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口指数的增长必将耗尽一切资源。反之，从事严肃的星际探险和开拓殖民事业的任何文明，一定已经在许多代人中，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在零或非常接近于零的范围内。哪怕在成为某种繁荣的乐园，而且对人口迅速增长的严厉批评业已停止之后，人口增长率低的文明也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开拓许多新世界。

    我和我的同事成廉·纽曼计算过，如果在100万年前，人口增长率低的空间游牧文明已出现在300光年远的地方并向外扩张，开拓适宜的殖民世界，那么，他们的勘测星际飞船也差不多只能到现今才进入我们太阳系。但是，100万年可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啊。如果离我们最近的文明还没有100万年的历史，那他们就还到不了我们这里。一个200光年半径的球体内包含了20万个恒星，以及数目大概与此相当的适宜开拓殖民的世界，按照事物发展的通常进程，只有在20万个其他的世界被开拓殖民之后，我们这个竟然藏有土生土长文明的太阳系才会被偶然发现。

    对于一个文明来说，100万年的历史意味首什么呢？我们的射电望远镜和宇宙飞船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我们的技术文明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具有现代计算方式的科学观点已有数千年历史，普通的文明则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人类在这个行星上的进化只是在数百万年前才开始的。按类似于我们目前技术的进展速率来看，我们与数百万年之久的高级文明之间的差距，就象非洲森林中的小猿或弥猴与我们之间的差距一样大。我们会认可上述猿猴的存在吗？一个比我们先进100万年的文明会对开拓殖民或星际空间飞行感兴趣吗？由于某种原因，人们的生命期是有限的。生物和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可能会揭示这个原因并找到适当的补救办法。我们对宇宙飞行如此感兴趣，是不是因为这是一条能使我们跨越自己有限的生命期而与世长存的途径呢？基本上由不朽的生命组成的智慧生命，会不会认为进行星际探测从根本上说是十分幼稚的呢？外星文明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光临地球，也许是因为在浩潮的空间中散布着大量的恒星，从而使邻近的文明到达地球之前就迁情于其他星球，或者它本身已经进化成我们所无法探测的形式了。

    科幻小说和飞碟文学的共同特点是把外星人假设为大体上像我们一样能干。也许他们有某种不同类型的飞船或射线枪，但在战斗中——科幻小说总是喜欢描写文明之间的战斗——我们和他们总是势均力敌的。事实上，两个星系的文明几乎不可能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相互作用。在任何对抗中，总是一个完全支配另一个。 200万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某个先进的文明执意前来我们太阳系，那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一定大大超过我们。有人担心，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先进文明恐怕是不善的。这种担心是毫无意义的。情况更可能是这样，即他们之所以能生存如此之久，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已学会与他们自己以及与其他文明共处。我们如此害怕与外星人接触，大概只不过是我们的落后状态的反映，是我们对自己曾在历史上蹂躏过比我们稍为落后的文明而感到良心上不安的一种表现，我们还记得哥伦布和阿拉瓦克人、科特斯和阿兹台克人，甚至还有在彼鲁兹之后的特林格特人几代人的命运。我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对未来忧心忡忡。但是，如果星际舰队在我们的上空出现时，我预料我们又会对他们非常殷勤的。

    有一种更为可能的完全不同的接触方式，即一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情况：通过无线电，我们接收来自空间另一种文明的丰富而复杂的信息，这样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不与他们发生有形的按触。在这种情况下，发射信息的那个文明就无法知道我们是否已接收到他们的信息。如果我们发现所收信息的内容令人不快或带恫吓性，我们大可不必答复。但是，如果所收信息富有价值，那么，它对我们文明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它使我们得以洞察外星的科学和技术、艺术、音乐、政治、道德、哲学和宗教，尤其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人类生存条件的非地方性。我们将学会别的可能的生存条件。

    因为我们愿意与其他任何的文明共享科学和数学的成果，所以，我相信，理解星际电报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但要说服美国国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为探测地外文明提供资金，却是一个难题。实际上，文明也许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文明中，科学家们无法说服非科学家们授权探测地外文明，精力只能用于内部事务，世俗的成见是不可动摇的，社会躇踌不决，并且，重新放弃了探测恒星的努力；另一类文明中，主张与其他文明进行接触的远见卓识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大型的研究计划得以实施。

    这是人类所致力的极少数努力之一，这种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是一种成功。如果我们打算并进行了对包含有数百万颗恒星的地球外无线电信号的精确研究，即使一无所获，我们也可以断言银河系的文明就是有也是极为稀少的。这是对我们地球在宇宙中地位的一个检验，它可以雄辩地证明，我们行星上的生灵是多么稀少。可以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标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如果我们得以成功了，那么，我们人类和我们行星的历史就将会完全改观。

    外星人不难发出一个清晰的人工星际电报。例如，所用的头10个质数——即只能被它们自己和被1除尽的数字——是1、2、3、5、7、11、13、17、19、23。任何天然的物理过程都能发射只包含质数的无线电信息，这看来是极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接收到了这样一种无线电报，我们就可以推断，说那里的文明至少是对质数感兴趣的。但是，情况最可能是这样的：星际通讯用的是某种“羊皮纸”，就象古代作家缺乏纸莎草纸或石头时，就把他们要写的内容重写在原先有字的羊皮纸上。可能在邻近的频率或更快的时标中，会有另外的信息，它传播的其实是一种入门性质的内容，以帮助收听者理解星际演说的语言。进行发射的文明因为无法知道我们何时收听他们的信息，所以他们总是反复重播入门性质的内容。那么，真正的内容是在“羊皮纸”的深层，即写在呼唤信号和入门内容的下面。无线电技术容得下该电报那不可思议的丰富内容。也许，当我们打开接收机时，会发现他们正在播送《银河系百科全书》的第3267卷。

    我们将揭示其他文明的本质。宇宙中总会有许许多多的文明存在，它们由与我们这个行星上任何东西都不同的有机体组成。他们对宇宙的看法也可能多少会有些不同。其艺术和社会职能也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过去从未想过。通过比较彼此的知识，我们会取得无可估量的进步。通过把我们最近获得的信息分门别类地存入计算机的记忆，我们应能弄清银河系的哪个地方存在着哪种文明。不妨设想一下，有那么一台巨大的银河系计算机，一个多少算是银河系中所有文明的本质和活动信息的最新贮存库，一座宇宙生命的巨大图书馆。也许，在《银河系百科全书》的内容中，既有一整套对这种文明所作的总结。即使我们成功地翻译了这部百科全书，这些文明的信息仍然是莫测高深，令人种往，可望而不可即。

    不管我们准备花多长的时间作准备，我们最终将做出决定，给地外文明发出回音。我们将发射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信息——最初只是一些基本的东西——作为长期星际对话的开端。因为星际空间距离如此漫长而光速是有限的，所以这场对话只能从我们开始，而由我们遥远的后裔去继续进行。总有一天，在某个遥远恒星的某个行星上，一个与我们每个人的差别都很大的生命，也许会要求我们向他们发送最新版本的《银河系百科全书》，以获得刚刚加入银河系文明共同体的这个最新社会的一些资料。

    第十三章 为地球呼吁

    整日面对著死，目睹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何必自寻烦去探索星体的奥秘呢？——引自蒙塔古著作中阿那克西米尼(公元前600年)向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一个问题

    充满星球的太空多么浩瀚，与其他星球相比，我们的地球多么渺小。但是，我们的一切宏伟的计划，一切航行，一切战争，却都是在地球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进行的。那些不惜牺牲无数生灵而发动战争的王公贵族真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他们的野心充其量不过是成为世界的一个可怜的小角落的主人。——引1690年惠更斯所著《关于星球世界及其居民和生命的新猜想》

    太阳对我们说：“我把光明撒向整个世界；在你们感到寒冷时，我给你们送去了温暖；我使田野肥沃，牛羊成群；每天我都要环统地球一周，为的是更好地了解你们的需要，并满足你们新的需要，以我为榜样吧！”——引自加西拉蒙·德拉贝加1556年所著《王家纪事》中的印加神话

    如果追溯到千百万年前，我们就会看到：具有顽强求生意志的小生物从海洋潮间带泥泽中挣扎出来，它们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改变形态，增强本领，从爬行进化到自信地行走在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地奋斗，终于适应了空气环境，活动在大地那无边的黑暗之中；它们在恶劣的气候和饥馑中改变自己的形态，变得越来越与我们形似；它们朝着难以置信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断扩展自己，强化自身，最后变得与我们相差无几。至今，在我们的头脑中、血管里都有着它们的烙印……。那种认为过去的一切只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现有的一切都只是晨曦的亮光，都可能是正确的。那些认为人们的头脑所想到的一切都不过是临醒前的梦境，也可能是正确的……脱离了我们的门第观念，思想将会产生飞跃，并将反过来影响我们，扩展我们狭隘的眼界，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想象中的还孕育在人类肢体中的生命能够屹立在这个星球上，笑着向太空张开双臂，就象我们现在站在小凳子上一样。

    ——H.G.威尔斯1902年所著《发现未来》，见《自然》杂志第65卷，第326页

    人类发现宇宙，犹如近在昨天。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都只知有大地，不晓得天外有天。只是到了 1000 年前， 尤其是阿里斯塔恰斯时代以后，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并非位于宇宙的中心，并非是宇宙的主宰，而只是生活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脆弱的小天地之上，湮没在广阔无垠、永恒不变的宇宙大海之中，漂游在千亿个星系、上百兆亿个星球之间。我们斗胆检测了一下这“海水”；结果发现宇宙之海竟与我们有不解之缘。我们竟是由星尘演变来的。追本溯源，人类的产生和进化，都与遥远的宇宙中发生的事件有关。因此，我们探测宇宙的航程，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正如古代神话所说的，人类既是天之子，也是地之子。人类在地球生存的过程中，逐步继承了危险的进化包袱：对侵略和陈规陋习的嗜好和媚上仇外的习性，这对人类的生存是很不利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同情别人、热爱子孙后代、渴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荣的有力武器。人类本性中的哪一方占上风尚无定论；尤其是当我们的眼光、理解力和思想境界只局限于地球，甚至只局限于地球上其一个小部分时，就更没有定论了。然而，宇宙的无穷奥秘，还要靠我们去发掘，因为至今尚无迹象表明，地球以外存在更高级的生命。这使我们不由得怀疑，象我们这般的文明是否总是轻率地、不可逆转地走向自我毁灭。从宇宙空间观看地球就无所谓国界了。假如地球是一个脆弱的蓝色发光体，在群星的辉映下正在衰变成一个不显眼的光点，那么种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就难以维持了。宇宙旅行能使我们的眼界开阔。

    在有些世界中，生命从未产生过，而在另一些世界上生命已经由于意外的宇宙灾祸而焚灭。但我们的世界却格外幸运，我们不仅还很好地生存着，而且还强有力地、牢牢地控制着我们的文明和人类自身。如若我们不为地球呼吁，还有谁来为它呼吁呢？如若我们不为自己的生存承担责任，那么要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人类正在进行着一个巨大的冒险，如果成功，这个冒险既象土地的开拓或从树上迁居地上一样重要。我们正在犹犹豫豫地打破地球的桎梏，隐匿一点地表现在对地球上头脑比较原始的同类的对抗和征服上，显露一些地表现在到其他星球上去旅行及倾听来自遥远星球的信息。这两个方面又是密不可分的。我认为，它们还是相辅相成的。但我们的精力却更多地注重于战争。嗜好互相猜疑，几乎毫不关心人类或地球，这无异于毁灭人类自己。正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如此可怕，我们就不愿去多加考虑。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去考虑，又怎能加以纠正呢？

    所有思想健全的人无不为核战争而担心，可是每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在计划着核战争。尽人皆知，进行核战争是发疯的行为，但每一个国家又总有种种借口（发动战争）。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可怕的连锁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人正在研究原子弹，美国人因此赶紧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既然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苏联也就要造原子弹。接着，英国人、法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就一一起而效尤。到二十世纪末，许多国家都将拥有核武器。要设计核武器并不难，裂变物质可以从核反应堆得到。核武器几乎成了一种家庭手工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常规炸弹当时称为巨型炸弹。这种炸弹内装20吨TNT炸药，能摧毁整整一个街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城市承受的炸弹总共约有 200 万吨，1939～1945年之间投下的这种巨型炸弹达10万枚，200万吨，考文垂（英格兰）、鹿特丹（荷兰）、德累斯顿（德国）和东京（日本）都遭到了狂轰滥炸，造成了无数的伤亡。但到了二十世纪后期，只要爆炸一颗普普通通的热核炸弹，就能释放出 200万吨的能量， 即一颗这样的炸弹，就能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投炸弹的破坏力。可世界上的核武器数量已何止成千上万！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苏两国的战略导弹和轰炸机的弹头将瞄准15 000个以上的预定目标。这样，地球将没有任何安全的绿洲了。死神正在耐心地等待有人去摩擦神灯。这些武器释放的能量将远远超过100亿吨。如此巨大的破坏力不是在6年的时间内，而是在几个小时内释放出来，相当于在地球上的每个家庭头上落下一枚巨型炸弹，等于在一个悠闲的下午每秒钟发生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核爆炸的直接杀伤力是冲击波，它能摧毁数公里以内的坚固建筑物。其次是原子爆炸产生的巨大烈焰、伽马射线以及中子流，它们能把路过的人的五腑六腑烧焦。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一位幸免于难的日本女学生，据其目睹情景写道：

    天昏地暗，我听到了其他同学哭爹喊娘的呼喊。在一座桥基旁以前挖掘的大水池中，我看到一位母亲在恸哭，她高高地托着一个裸体的婴儿，孩子被烧得浑身通红。另一位母亲则一边抽泣着，一边让她的宝宝凑近她那被灼伤的乳房。许多学生站在水池里，只有头露出水面，他们紧握双拳在空中挥舞，凄惨地尖叫着，呼喊着自己的双亲。所有过路者都浑身带伤，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人们的头发被烤得卷曲起来，变了颜色，沾满了灰烬。人们的模样变得千奇百怪，简直不象是这个世界的生灵。 与稍后的长崎爆炸不同，广岛的原子弹是在远离地面的空中爆炸的，因此它产生的放射性尘埃数量少得多。1954年3月1日，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基地所进行的核爆炸产生了比预料高得多的放射性尘埃。巨大的云状放射性尘雾降落在 150 公里以外的朗格拉普环礁上。当地的居民把这次爆炸比喻为在西边升起的太阳。若干小时后，放射性尘埃雪片般撒落到朗格拉普环礁上。但人们受到的平均辐射量只有 175 拉德左右，还不到一般人致死量的一半。由于爆炸试验远离人群，死亡的人并不多。但是，人们吸入的放射性锶浓缩在骨头中，放射性碘则渗入了他们的甲状腺，以致事过不久，当地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患上了甲状腺异常，以及发育迟缓和恶性肿瘤等疾患。作为补救措施，马绍尔群岛上的居民受到了专门的医护。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只相当于 13000 吨TNT，而比基尼核试验的爆炸力也只有1500万吨TNT。假如爆发全面的热核战争，那么就会有相当于 100 万个广岛那样的原子弹落到世界各地。广岛的原子爆炸杀死了大约10万人。按这样的致死率，全面的热核战争则足以杀死1000亿人。而到二十世纪末，地球上的人口还不足50亿。（扫校者注：事实是60亿） 当然，在这样一场核战争中，不见得人人都会死于冲击波、爆炸烈焰、辐射线和放射性尘埃。不过，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因为放射性尘埃会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百分之九十的锶－90衰变要96年，铯－137要 100 年，碘－131要一个月。

    核战争的幸存者将可目睹不可思议的后果。高空中的氮将会烧掉并变成各种氮的氧化物，从而消耗掉高空大气层中的大部分臭氧，使大剂量的太阳紫外线透过大气层（原注：这一过程与烟雾喷射器中的碳氟化合物推进剂对臭氧层的破坏类似，但危险得多。因此许多国家禁止使用烟雾喷射器，这也被用来解释由于几十光年以外超新星的爆炸造成恐龙的灭绝）。这骤然增加的紫外线通量可能要持续若干年，它会导致皮肤癌，对于浅色皮肤的人尤其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还不知会对地球的生态发生什么影响。大大增加的紫外光会毁灭庄稼，杀死大量的微生物。我们还不能确切地预测究竟是哪些生物、有多少种生物会罹难，也不知道其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被杀死的将是处于巨大生物结构底层的生物，而人类将在这样的生物结构的顶端苟延残喘。

    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中，喷入空中的尘埃将会反射太阳光，从而使地球稍许变冷。但是，哪怕轻微地变冷也会在农业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鸟类比昆虫更易受射线的伤害，虫灾将进一步造成农业的紊乱，这可能是核战争的后果之一。还有另一种值得忧虑的灾祸，全世界的瘟疫都是地区性的，到了20世纪后期，死于瘟疫的人已经不会太多了，这倒不是不存在瘟疫了，而是人的抵抗力增强了，然而，热核战争中产生的辐射至少会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降低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从更长期的效应来看，由于发生变异，会产生新的微生物和昆虫。这对于任何幸免于核灾难的人都可能会造成更深远的麻烦。经过一段时间，当隐性变异重新组合并且表达出来，可能会产生新的可怕的人种来。隐性变异一旦表达出来，往往是致命的，只有少数不是如此，痛苦将接踵而至，心爱的人不断去世，无数的烧伤患者、瞎子、四肢不全者，惨不忍睹；疾病、瘟疫横行，空气和水体长期滞留着放射性毒素、恶性肿瘤、死胎、畸形儿，比比皆是；缺医少药，文明荡然无存。我们本该避免的一切，却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L. F.理查森是一位对战争问题颇有研究的英国气象学家。他想搞清楚触发战争的原因。战争与天气有某种相似之处。两者都很复杂，但却都有规律可循。这就说明，它们并非不可改变，而是可以认识和控制的自然体系。要了解地球的天气，首先就必须搜集大量的气象资料，就必须搞清天气的实际变化。因此，理查森认为，要搞清战争的规律，其研究途径无疑与研究天气相同。因此他搜集了1820年到1945年期间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地球上爆发的几百次战争的资料。

    理查森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一本题名为《直接冲突的统计学》的遗著中。由于他竭力想弄清可能发生造成特定数量伤亡的战争所需的时间，他为一场战争的规模规定了一个指数 M，并用这个指数来度量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假如 M＝3， 那就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只不过1000人(103 )。假如 M＝5 或 M＝6，则说明战争的规模大得多，战争中据有10万人(105 )或100万人(106 ) 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数都较大。他从这项研究中发现，一场战争死亡的人越多，这样的战争就越不可能发生。人们等待目睹这场战争的时间就越长，就象猛烈的风暴不如阵雨频繁一样。

    理查森认为，假如不断降低 M 值，直至使M＝0， 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世界的凶杀死亡率，即每隔 5 分钟，就有一人被谋杀。上述情况说明，不仅从次要的角度，而且我认为从最深刻的心理角度来看，战争就是大规模的凶杀。当我们的安宁受到威胁，我们的前程受到挑战时，我们——至少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会不由得怒火万丈。国家受到类似的威胁时，他们有时也会愤慨万分，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愤怒往往是那些谋求权益和私利的人激起的。但是随着凶杀手段的改善及战争威胁的不断增长，必须使许多人同时进入极端激怒的状态，才能形成一场大战。一般说来，因为宣传工具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不断作出这样的安排（但核战争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极少数几个人就能触发一场核战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感情和有时被称之为人的善良本性之间，在古代爬行动物控制发怒的头脑部分——R 复合体，与近代哺乳动物及人类的相应大脑部分——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之间的矛盾。当人类小群地生活，当我们的武器较为简陋时，一个愤怒的士兵只能杀死几个人。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的手段也进步了，同时我们自己也进步了。我们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恼怒、挫折和绝望的感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善了不公正的状况。但是，我们现有的武器能够杀死几十亿人，难道我们改善的步伐就够快了吗？在理智教育方面就没有问题了吗？对于战争的起因我们做过勇敢的深入的探讨吗？

    人们通常所说的核遏制战赂，最显著的特点就反映了人类远祖的野蛮性。当代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说过：“遏制，主要应该是心理上的遏制。为了达到遏制的目的，深谋远虑的威胁比明目张胆的恫吓更有效。”然而真正有效的核威胁，有时还包含非理性的姿态，即对核战争恐怖的无知。这样，当非理性的姿态使得一场全面对抗成为似乎不可避免之时，你的对手便被迫屈服于争端的焦点，而不是进行这场对抗。采取令人置信的非理性姿态的主要危险在于，要想成功，你就得装得十分逼真。而过一段时期之后，你便习惯于此了。于是，你就会弄假成真。

    以美苏为首的全球恐怖均势是以地球上的全体居民作为人质的。两国各自对对方的行为设置一定的容许限度，各自警告对方，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核战争便会一触即发。不过，这种限度时时在变化。对于变化了的新限度，双方务必心领神会。它们各自都在扩大自己的军事优势，但这种扩大不是以露骨的、使对方深感不安的方式进行的。它们一直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容忍度。例如，核轰炸机在荒凉的北极上空的飞行、古巴导弹危机、反卫星武器试验、越南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不过是从一系列的令人担忧的例子中略举一二而已。全球的恐怖均势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这种均势取决于不出岔子、不犯错误、不爆发爬行动物的兽性。

    其实，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的不断完善，迟早会把地球推向灾难的深渊。许多美国和来自欧洲的移民科学家，当初研制出了第一代核武器，如今却深为他们放出的这个恶魔而焦虑不安。他们极力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销毁核武器，但无人理会他们的呼吁。美苏两国都憧景取得战略的优势，开始了核军备竞赛。

    与此同时，国际上大规模破坏力的非核武器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人们诡称之为“常规武器”。在过去的25年中，扣除通货膨胀率后，国际上每年的武器贸易额从3亿美元猛增到200亿美元以上。仅以有完整资料的1950～1968年的情况为例，世界上每年平均发生数次涉及到核武器的意外事件，虽然核爆炸的意外不超过1～2次。苏联、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火工业规模庞大，强大有力。美国的军火工业包括了一些著名的民间制造公司。根据一份材料估计，同样技术用于军火工业的利润比民用工业要高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另外，在军火工业中费用的超支是许可的，其程度在民用工业中则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在苏联，大量的人力、物力、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武器生产之中，这与不太重视消费品生产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据某些人士估计，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完全或部分地为军事工业服务。从事毁灭性武器的研制人员，所获得的工资、享受的特权以及可能拥有的荣誉，都是同行中最高的。对武器研制的保密，在苏联保持得特别长，这意味着研制人员对其工作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受到保护，他们的名字也从不张扬。保守军事秘密的需要使军人在所有社会中成为最难以监察的一部分公民。假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很难阻止他们的行动。由于报酬十分优厚，也由于敌对双方的军火工业在某些可怕的共同点上互相勾结，世界从而会被引向彻底的毁灭。

    每一个大国对于拥有和贮备毁灭性武器都具有可以大肆宣扬的理由。常见的理由包括毫无道理地认为潜在的敌人品质卑劣、修养低下（与可靠的同盟者正相反），或者认为别人，而决不会认为自己有征服世界的野心。每个国家似乎都有一系列的禁区，绝对不许它的人民和追随者越雷他—步。在苏联，这些禁区包括资本主义、上帝和有损国家主权的言行；而在美国，则包括社会主义、无神论和损害国家主权的言行。世界各国，概莫例外。

    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天外观察者，我们该如何解释全面的军备竞赛呢？对于最近不断研制的卫星武器、粒子束武器、激光武器、中子弹、巡航导弹，以及拟议中在所有盟国建造成千上万个地下发射井、装备洲际弹道导弹，对这一切，我们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一万个瞄准好目标的核弹头是为了改善我们生存的前景吗？我们如何对这个星球的居民交待呢？我们都听到过核超级大国振振有词的理由，我们也知道谁在为本国的利益辩护。但是，谁来为人类辩护呢？又有谁来为地球辩护呢？

    人脑质量的三分之二位于大脑皮层，主管直觉和推理。人类是群体进化而来的，因此喜欢有人作伴，互相体贴。我们互相合作，利他主义根植在我们心间。我们对自然界某些部分已有了出色的认识，有足够的动机携手共事，也有足够的能力找出合适的方法来把事情做好。例如我们确想认真地对待核战争，以避免我们的蒸蒸日上的社会出现全面崩溃，难道我们不该考虑重建我们的社会结构吗？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上的文明在最紧迫的问题上正处于毁灭的边缘：无法维持地球居民的生命、安宁和幸福。因此，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在所有的国家里，尽力探究改变传统的办事方法的途径吗？还不该从根本上重新建立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结构吗？

    在如此令人不安的选择面前，人们总是尽量冲淡问题的严重性，总是认为那些担心世界末日到来的人是杞人忧天。人们还认为，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是不切合实际的，或者是违反“人性”的，好象只有核战争才是切实可行的，好象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全面的核战争还没有发生过，人们由此得出结论，大概将来也决不会发生。但是要知道，这种战争我们只能经历一次啊！真到那时，一切都将悔之莫及。

    美国是极少数几个真正支持一个控制军备竞赛机构的政府之一。但从国防部的预算（1980年达1530亿美元）和军备控制及裁军署的预算（每年 180 万美元）来看，人们对这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一个有理性的社会难道就不能多花些钱用于互相了解，用于防止而不是用于准备下一次战争吗？要研究战争的起因并不难，在现今的世界上，人们的相互理解是极为可怜的，这很可能就是自从埃凯德的萨根王（校者注：公元前2600年巴比伦闪米特人的埃凯德王国的建立者，在此他或许是某个战略计划的代称）时代以来，裁军预算就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状态的缘故。细菌学家和医生研究疾病主要是为了给人治病，他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病原体。让我们在研究战争时，象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把它当作给孩子治病来对待。如今，核武器的大量增加以及反对核裁军的势力已威胁到每个人的安全，因此，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利益，特别的例外。人类的生存全靠我们用智慧和资源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作为核武器的人质，都必须大力进行关于反对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教育。同时，我们还必须教育我们的政府。必须明白，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确保我们生存的可靠工具。我们要敢于向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挑战。此外，我们还必须真正懂得，全世界的所有民族都一样是人。诚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但是，就象爱因斯坦在他的建议被当作不切实际或不符合“人性”时多次重复回答的那样：我们又有什么其他的抉择呢？

    哺乳动物的天性是喜欢用鼻子、用舌头去触摸和亲吻幼仔，也喜欢把幼仔抱在怀里，对他们百般爱抚和珍爱。而这些行为在爬行动物中是极难见到的。假如在我们的头脑中，R-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真的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且带有其祖先的偏好，我们可以期望充满柔情的父母挚爱能激发哺乳动物的天性，而缺少抚爱则会引起爬行动物的兽性。某些证据表明，情况确实如此。哈里·哈洛和玛格丽持·哈洛通过实验室实验发现，如果把猴子单独养在笼子里，即使它能看到其他的猴子，听见它们的声音，闻到它们的气味，笼子里的猴子也会变得惊恐不安、爱发脾气、撕抓自己以及表现出其他一些反常的性格。在儿童中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尤其是在因为得不到大人的抚爱（通常是在孤儿院里）而受苦受难的孩子们中，这种现象非常明显。

    精神病专家J.W. 普雷斯考特别出心裁地对 400 个工业化前期社会进行过一次国际性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孩子们得到充足的抚爱会使他们厌恶暴力行为。即使只得到一般抚爱的孩子，只要青春期的某些必要的活动没有受到压抑，成年后也会厌弃暴力行为。普雷斯考特认为，假如在人生的两个关键时期，即婴儿期和青春期，享受不到欢乐，这些人长大成人后就容易嗜好暴力。在人们普遍相亲相爱的地方，盗窃、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财富仇视以及虐待行为等都不会普遍发生。在虐待孩子盛行的地方，奴役现象，行凶杀人、折磨和残害对手、深信男尊女卑以及崇拜一两种超自然的事物就会屡见不鲜。

    尽管我们可以作出某些推测，但我们对人的行为的认识还不足以确定这些关系的机制。然而人们的相互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普雷斯考特写道：“在一个社会中，假如人们都能爱抚孩子，那么这个社会变为嗜好暴力的可能性就只占百分之二。偶然发生例外的可能性的比例为125 000：1。我找不出任何其他试验性的变数具有如此高的预见性。”孩子盼抚爱，此乃人之常情。如果年青人能按他们的意愿行事，社会发展的结果就会是：成人很难容忍侵略、领土扩张、追求陈规陋习和社会等级制度（当然，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经历这些卑鄙行为的折磨。假如普雷斯考特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一个核武器泛滥成灾的时代，虐待儿童就违反人性了。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责无旁贷地为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方法就是对我们的孩子给以真挚的抚爱。

    如果奴役、种族主义、厌女癖和对暴力的嗜好是彼此互相关联的话，正如对个人的性格、人类的历史以及跨文化的研究所说明的那样，那么就还有乐观的余地。在我们的社会中，近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延续了几千年的奴隶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通过震撼世界的革命已近于绝迹。千百年来地位低下的妇女一直毫无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力，如今，哪怕在最落后的社会里，也都逐渐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一些较大的侵略战争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因侵略国人民的反战而部分地得到了制止。陈旧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侵略主义的荣誉感已开始失去号召力。另外，也许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的待遇普遍地好转起来。仅仅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的变化开始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觉悟到，我们都属于一个物种——人类。

    生活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创建时期的西奥菲拉斯塔写道：“在上帝面前，迷信是懦弱的表现。”在我们居住的宇宙里，各种原子在星球的中心孕育；每一秒钟都有上千个恒星诞生，在年青的行星的空气和水中，阳光和闪电使生命大放吴彩；有时一个星体还没走完银河系的一半路程就在太空中爆炸，为生物的进化提供所需的原料；象银河系一样莫明其妙的事物形成过千亿次；这是一个浩瀚的世界，充满了类星体的夸克、雪片和萤火，可能存在着黑洞和其他的世界，外星文明的无线电信息此刻可能正飞向地球。两相对照之下，迷信和伪科学是多么苍白无力，而追求科学、探究科学才是人类所应该致力的事业。

    大自然的一切都深藏着奥秘，令人神往、敬畏。西奥菲拉斯塔说得有道理，那些害怕知道宇宙真面目的人，那些要求不存在的东西、妄称人类是处于宇宙中心的人，总是更沉缅于对迷信一时的满足之中，而不愿面对现实世界。只有那些勇敢地探索宇宙真面目的人，即使发现事实与自己的愿望完全不同也无所畏惧的人，才能洞察宇宙最深刻的奥秘。

    地球上只有人类才从事科学事业，迄今为止，科学还只属于人类。它是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人的大脑皮层的产物，其存在只有一个理由：它确实起作用。但它还不完善，有时也会用错。它毕竟是一种工具，但却是我们的最好的工具，因为它能自我修正错误，不断地运转，运用于一切事情。它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一，没有神圣的真理，所有的假说都必须加以严格的检验，权威说的话也不该一味盲从：其二，无论什么假设，一经发现与事实不符，就必须加以修正或者抛弃。我们必须以其本来的面貌去认识宇宙，而不能将它与我们的愿望混为一谈。显而易见的东西有时是假想，而意料之外的事有时却是真的。当范围足够大时，任何人的目标就都一样了。而研究宇宙恰恰提供了最大的范围。世上现有的文化象是一个骄傲的陌生人，经过了四、五十亿年的风风雨雨才来到地球这个舞台上，然而只经过几千年的观察就宣布自己掌提了永恒的真理。在一个如此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这种宣称预示着不幸，因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经济体系和知识都不能回答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肯定有许多社会制度比现存的任何制度好得多，科学的使命就是去寻找它们。

    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过一次科学和文明繁荣昌盛的景象，那就是古爱奥尼亚灿烂的文明，其明证则是亚历山大图书馆。2000年前，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奠定了基础，才使我们后来能系统地研究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文学、地理学和医学。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造得到了历代希腊托勒密王的支持。这些国王所继承的领土是亚历山大帝国的古埃及部分。从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王朝建立到其崩治的700多年中，它一直是古代文明的灵魂和心脏。00015.jpeg

    本书提到的一些人物、机械和事件的时间表。安提开塞拉（Antikythera）机械是古希腊人发明的一种天文计时装置。亚历山大城的希罗曾做过蒸汽机的实验。图中部1000年的空白代表人类丧失的宝贵时机，实在令人惋惜。

    亚历山大城曾是世界的出版中心。当然，那时还没有印刷术，书籍十分昂贵，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手抄的。该馆的藏书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抄本。而且在那里还发明了严格的藏书编目技术。流传下来的旧约圣经大部来自该馆翻译的希腊语译本。历代托勒密王不惜耗费巨资去收集各种希腊书，以及来自非洲、波斯、印度、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各地的著作。托勒密三世尤俄吉提对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位作家的伟大悲剧作品，无论是原稿还是正式版本，他都想从雅典人手中借去。而对雅典人来说，这些作品则是他们的文化珍品，就象英国人对待莎士比亚的手稿和最早的版本那样。他们不愿与其有须臾分离。只是在托勒密王保证归还并付了巨额押金后，他们才同意出借。但托勒密王在把剧本弄到手后，把它们看得比金银还珍贵。他情愿失去作抵押的巨款，也不愿意归还这些剧本，而将其珍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中。恼怒的雅典人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托勒密惭愧地还回的抄本，世上还很少有这样的国家如此热烈地猎求知识。

    托勒密王朝并不仅仅满足于收集已成文字的知识。国王们还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以求获取新的知识。这种政策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埃拉托色尼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体积，并绘之戊图。他认为，从西班牙出发一直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喜帕恰斯则预言，行星出现和形成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缓慢地运动，最终消亡。正是他首次对星体的位置和大小进行分类，以便检测它们的变化。欧几里得编纂的几何教程，人们使用了23个世纪。正是这部著作，引起了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科学的浓厚兴趣。盖仑撰写的临床治疗和解剖学的著作，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在医学上占统治地位。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在托勒密时代还产生了许多其他著名的人物。

    亚历山大城曾经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一座城市。各国人士都云集那里，或者移居该城，或者前往经商，或者前往学习。在亚历山大港每天都挤满了商人、学者和旅游者。古希腊人、古埃及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希伯来人、波斯人、努比亚人、绯尼基人、意大利人、高卢人和伊伯利亚人，都聚集到这座大城市来交换货物，交换思想。也许正是在这里，“世界性”（原注：“世界性”一词是戴奥真尼斯（Diogenes）创造的， 他是一个唯理论哲学家、柏拉图主义批评家）一词才真正表明了它的含义，即地球上的居民不单单只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大家都来做宇宙的公民……。

    显然，现代世界正是从这里萌发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些种子不能生根、枝繁叶茂呢？又是什么使西方世界在黑暗中沉睡了1000多年呢？在亚历山大城已经开创的事业为什么要等到哥伦布、哥白尼及其同代人才重新做起呢？对此，我不能简单地回答。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或学者对他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作出严肃的挑战。他们只对星体的永恒性提出怀疑，但不去探究奴隶制是否合理。而且，一般说来，科学和知识只掌握在少数有特权的人手中。城里的广大居民对于图书馆内的重大发现几乎一无所知。此外，对于这些发现也没有人去进行解释和宣传普及，对居民们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在机械和蒸汽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也主要用于改善武器装，怂恿迷信，以及取悦国王。科学家们从未认识到机械在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方面的潜在作用（原注：阿基米德是一个例外。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设计的水轮机从那时起一直在埃及被用于灌溉耕地。但是甚至他本人都认为，设计这种机械大大有损于科学的尊严）。此外，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成就几乎没有得到直接的实际应用，而科学也从来没有汲取广大群众的丰富想象力。对于社会的停滞不前、人们的悲观厌世情绪和对神秘主义的可怜崇拜，都无人关心，以致很久以后暴徒烧毁这座著名的图书馆时，完没有人挺身而出加以阻止。

    在这座国书馆工作的最后一位科学家叫希帕蒂亚(Hypatia)。 她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新柏拉图哲学学派的领袖。她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超群的成就。她于公元 370 年出生于亚历山大城。在那个时代，妇女没有任何自由，只被当作玩偶。但希帕蒂亚是个例外。她不自觉地冲破了一直由男子独霸的科学领地。希帕蒂亚还是一位绝世美人，许多男人追求过她，但都遭到拒绝。在希帕蒂亚时期，亚历山大城已由古罗马帝国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城死气沉沉，奴隶制逐渐销蚀了古文明的活力。日益增长的基督教教会在努力巩固其势力，竭力想根除异教的文化和影响。在这强大的社会势力的进攻中，希帕蒂亚首当其冲。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尔，因为她与罗马执政官过从甚密，以及她是知识和科学的象征而藐视她，——早期的教会曾把科学知识视为异教。面对个人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希帕蒂亚继续从事教学和发表文章，直至公元 415 年，在她去工作的途中，终于遭到了西利尔手下的宗教暴徒的残害。他们把她拖下马车，扒光她的衣服，用鲍鱼壳刮下她的皮肉。她的遗体被焚烧，她的著作被销毁，地的名字被人遗忘了。西利尔也就成了大圣人。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是一部惨痛的回忆史。在希帕蒂亚死后不久，它的最后遗迹也被摧毁了。整个文明就好象经历了一次自我惩罚的脑外科手术，对文明的记忆、发现、思想和激情的绝大部分都无可绝回地灭绝了。这种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知道被毁的著作的引人入胜的标题，而大部分著作我们既无从了解标题，也无法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确实知道，图书馆珍藏的123部索福克勒斯剧本中幸存者只有 7 部，《俄狄浦斯王》是其中之一。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剧本的命运也大间小异。打个比方，这种浩劫就好象莎士比亚的著作遗留下来的只有《科里奥拉努斯》和《冬天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他还写过其它一些剧本。这些剧本现在虽然见不到了，但显然当年曾风行一时，其中有《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尤利乌斯·凯撒》、《李尔王》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座著名图书馆中所有有关物理学方面的著作无一幸存。在当今的亚历山大城，很少有人对亚历山大图书馆，或者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古埃及伟大的文明有兴趣，而对它们有详细了解的人就更少了。它们已被更新的事件，被其他文化的强制所取代。全世界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以致我们与过去只有极微弱的联系。但是，在离塞拉皮厄姆遗迹仅仅一掷之遥的地方，就有一些东西能使我们追忆起许多灿烂的古代文明：古埃及法老时期的狮身人面象；古罗马戴克里先皇帝的追随者为他竖大的巨大石柱，因为他没有使亚历山大的居民全部饿死；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寺院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高楼大厦、汽车、电车、城市贫民窟以及微波中继塔。很显然，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建筑在四万代祖先努力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没有留下姓名，并已被遗忘。我们会不时发现一些重要的古代文明，例如古埃伯拉文化，它的兴盛时期距今只有几千年，但我们对它却一无所勿。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是多么无知啊！古代的碑铭、文献、书籍把人类的历史串接在一起，使我们尚能领略古代兄弟姐妹的音容笑貌。当我们从中发现他们与我们那么相似时，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本书对我们的先辈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们的名字还未被人忘却；埃拉托色尼、德谟克利特、阿里斯塔恰斯、希帕蒂亚、达·芬奇、开普勒、牛顿、惠更斯、商博良、哈马森、戈达德和爱因斯坦。他们部受惠于西方文化，因为现在地球上的科学文明，主要是西方的文明。但是，所有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西非和中美洲的文化，都对人类社会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都产生过重要的思想家。由于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世界各民族正逐步联结在一起，以飞速的步伐行进在通往建立一个全球社会的最后阶段。徜若我们能在地球上消除种族隔离，而又能保持各自文化上的差异，或者说不去作自我毁灭的蠢事，那么我们将完成一桩伟大的壮举。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旧址附近，至今还有一尊无头的狮身人面像，那是在亚历山大皇帝之前1000年的第十八代法老霍伦赫布时期雕塑的。而在离狮身像不太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现代的微波中继塔。这二者把人类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狮身人面像到中继塔不过是宇宙时的片刻——宇宙大爆炸后大约 150 亿年中的一瞬。过去的一切都几乎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了。宇宙演化的一切迹象比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珍藏的文化资料毁坏得更加彻底。尽管如此，凭着勇敢和智慧，人类还是找到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所走过的逶迤历程的一些蛛丝蚂迹：宇宙大爆炸释放出大量的物质和巨大的能量，不知又经历了多少年代，宇宙还未定形，还没有星系和行星，更没有生命；浑沌未开，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氢原子亦尚在虚空；四处散布的密度较大的气团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大，氢聚集成比现代的恒星还要大得多的气团；最后在这些大气团中点燃了核反应的火炬。第一代星体就这样产生了，从而照亮了黑沉沉的宇宙空间。但在那时，还没有任何行星去接受这亮光，也没有任何生命去赞赏星空中的奇景。太空炼金炉深处发生的核裂变产生了重元素，以及氢燃烧后留下的尘埃，而这些正是未来行星和生命形式所需要的原材料。巨大的星体不久就耗尽了它们贮存的核燃料。在后来发生的大爆炸的震撼下，这些星体又将其大部分物质重新送回到原来形成它们的较稀薄的气体之中。然后，在星体间的浓云之中形成了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新聚结体，从而产生出新一代的星体。附近较小的聚结体虽然也能变大，但其体积太小，不足以激发核裂变，便朝着形成行星的方向发展。其中有一个由岩石和铁组成的小星体，那就是早期的地球。

    早期的地球在不断的熔融和凝结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甲烷、氨、水和氢气，它们被地球捕集而形成原始的大气和海洋。在阳光的沐浴下，地球逐渐变暖，并产生了风暴和电闪雷鸣。火山爆发、岩浆奔流。这一切过程使原始大气中的分子碎裂，分子的分裂物重新聚结，逐渐生成日益复杂的物质形式，溶解在原始的海洋中。再经过一段时期后，池水变成温暖而又稀疏的液体。在地表上，发生了分子的组合和复杂的化学反应。有那么一天，偶然出现了一种分子能以其他分子为原料，复制出与它们自身相同的分子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能更加准确精细地进行自我复制的分子。自然的选择有利于那些复制能力最强的分子。哪些分子复制得好，哪些分子便增多。由于分子复制的消耗，以及转化成自我复制的有机分子的复杂缩合，原始的海水逐渐变稀了。生命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出现了。

    单细胞植物出现了，而且生命也开始生产出自己的食物。光合作用改变了大气的组成。性别出现了。曾经是自由生活的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特殊功能的复杂细胞。化学感受器进化出来了，味觉和嗅觉也产生了。单细胞生物演化成了多细胞的群体，它们各个部分慢慢发展出特殊的功能。眼和耳也产生了，可以看到和听见来自宇宙的信息。动植物发现陆地上可以维持生命。各种各样的生物嗡嗡作响、匍匐爬行、奔跑追远，扑腾抖动、攀越翱翔。庞大的野兽在浓密的丛林中怒吼。胎生的而不是卵生的小生灵出现了，在它们的血管里奔腾着类似早期海水的原液。它们靠反应迅速和聪明灵巧而生存下来。后来，就在不久以前，某些栖息在树上的小动物离开树木下到地面，它们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使用工具，开始驯化其他的动植物，掌握了火，发明了语言。宇宙炼丹炉的灰烬现在开始出现意识了。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明了文字、城市、艺术和科学，甚至向行星和恒星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都是氢原子在150亿年的演化过程小所作的部分贡献。

    上述的一切听起来象是美妙而可信的神话。但是，它确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进化过程的简单描述。我们是经历了艰难曲折才进化而来的，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宇宙演化的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宇宙氢气工业的最新产品，那是极其珍贵的。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奇异的物质变化，因此我们是多么盼望能听到来自天外的音信啊！

    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都抱有一种奇特的观念，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只要与我们有些差别，我们就觉得有些奇怪或异乎寻常，就觉得难以信任或令人讨嫌。请想想，“外国的”和“稀奇古怪的”这类词所包含的含蓄的贬义。然而，我们文明社会的任何遗迹和文化，只不过代表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假如有一位天外来客看到我们，他就会发现他所看到的人类及其社会中的不同与其相似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宇宙中可能存在许许多多有高级生命的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除地球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人类。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才存在人。我们是稀罕的受到危及的物种。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有人与你有隙，让他活下去吧！因为在1000亿个星系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

    人类的历史是缓慢地认识这样一个真理的过程：我们都是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只忠实于自己和直系亲属，随后，他们的忠诚也只局限在四处流浪漂泊的狩猎——采集群落；再往后是效忠于自己的部落、小地区、城邦、国家。我们现在已大大扩展了我们所爱的人的范围。我们还组成了简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联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为某种事业一起工作，这显然是更富人性和有利于性格塑造的尝试。但是假如我们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的忠诚还必须进一步扩大、它应该包括全人类，包括整个地球。当然，对那些统治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令人不快的。他们害怕失去权势，我们将会听到许多有关叛逆和不忠诚的喧嚣。富裕的国家必须同贫穷的国家分享他们的财富。但是正如H.G.威尔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要么保留人类社会，要么共同毁灭，没有其他的选挥余地。

    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尚无人类。而再过几百万年，谁还会在地球上？在我们这个星球46亿年的整个历史中，尚没有什么东西离开过地球。可现在，无人驾驶的探测飞船正闪烁着银光，矫健地穿行在太阳系中。我们已对20个天外世界进行过初步的探测，包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行星，它们都是在夜空中遨游的光点，它们曾激励我们的祖先去醉心探索。假如人类能继续生存下去，那么有两点理由会使我们的时代为人永志：在这技术蓬勃发展的危险时刻，我们设法避免了自我毁灭；在我们这个时代，星际航行开始了。

    然而，严酷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用来把探测器送往行星的火箭同样也能用于向别国发射核弹头，“海盗”号和‘旅行者”号飞船采用的核技术又正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无线电技术和雷达技术既用于跟踪、制导弹道导弹，以及防御核攻击，也可用于监测和控制宇宙飞船，捕捉地外文明发出的信息。假如用这些技术来毁灭我们自己，无疑就再也不能去探测其他的行星和恒星了。相反也是这样，假如我们继续我们的航天事业，沙文主义将会进一步崩溃，人们就会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将全认识到，我们只能代表整个人类去进行宇宙考察。这样，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光明，而不是走向灭亡，去扩大我们对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了解以及寻找其他地方的生命。无论是进行载人的还是不载人的空间考察，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管则，以及所需要的献身精神和勇敢无畏精神，与进行战争的要求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只要在核战争爆发之前实现了真正的裁军，这样的考察就会使主要国家的军事工业去从事一项长远的、无可非议的伟大事业。耗费在准备战争的精力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变到从事宇宙的开发事业之中。

    要进行一次有限的，甚至是雄心勃勃的不载人的行星考察，开支并不很高昂。美国用于宇航事业的预算并不很高。在苏联，相应的开支要比美国高好几倍。但两国加起来也只相当于2-3艘核潜艇10年的费用，或者许多武器系统中的某一种一年的耗费。197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F/A-18型飞机的费用增加了51亿美元，而F-16型飞机增加了34亿美元。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从一开始花费在无人行星际飞行计划上的钱，比起他们不光彩地花费在战争中的钱一直少得多。例如，1970～1975年间美国用于轰炸柬埔寨（译注：原文如此，地名恐有误，应为越南）的费用高达70亿美元。而美国用于发射探测火星的“海盗”号或探测太阳系以外太空的“旅行者”号的总费用，还不及苏联在1979～1980年入侵阿富汗所花费的钱多。随着先进技术的采用，以及高级技术的刺激，花在宇宙探测中的钱会加速经济的发展。一项研究认为，在行星探测上每花费 1 美元，国民经济可以回收 7 美元。然而，许多重要而又确实可行的计划却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实施，包括在火星表面行走的巡回车、彗星交会、进入土卫六的探测器和全面探测来自太空其他文明的无线电信号。

    进行较大的空间探测的费用十分高昂，如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基地和人到火星上去探险。因此，我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筹措到这样的巨款，除非在核裁军和“常规”武器的裁减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即使实现了这样的裁军，那时也许会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假如人类能避免自我毁灭，我们就迟早能实现上述计划。一个社会不可能停滞不前。人们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心理、在探索宇宙过程中哪怕是小小的退缩趋势，也会给许多代人带来明显的退却。相反，哪怕对地球以外的探险给予轻微的资助——我们可以学哥伦布，把它称为“星际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类就能最终出现在其他世界上，来庆贺我们参加了宇宙的事业。

    大约在 360 万年前，在今天的坦桑尼亚北部发生了一次火山大爆发，火山灰覆盖了周围的大平原。1979年，古人类学家玛丽·李基在火山灰中发现了一些脚印，她认为这是早期人类的脚印，也许是现代地球上所有人的祖先的脚印。在38万公里远的地方，在我们曾经乐观地称之为静海的一片干燥平坦的大平原上，人类也留下了其他天体上最早的脚印。我们已经走过了 360 万年的旅程，走过了46亿年和150亿年的旅程。

    因为我们是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宇宙局部的化身，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渊源了。我们是在深思其他星球的星球物质，是由1028个原子组成的集合体，我们正在探索原子的演化过程，正在追踪意识产生的漫长历程。我们应该忠诚于全人类，忠诚于整个地球。必须由我们来为地球大声疾呼。维持人类的生存不仅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宇宙负责，对这个古老的、浩瀚的、孕育了我们的宇宙负责。

    附录1 谬误归约论和2的平方根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2的平方根的无理性的原始论证称为谬误归约论。谬误归约论指的是先假设一种说法是真实的，顺理推论，出现矛盾，从而证明该说法是虚假的。兹以现代的实例说明这个理论，即20世纪的一个大物理学家玻尔的一句名言：“一种伟大思想的对立面也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徜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则推论下去难免要承担一点风险。以黄金定律为例，或者以劝阻撒谎或“你不能杀人”为例，考虑它们的反论，就会明白了。也可以先认定玻尔的名言是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这个说法的对立面呢，即“一种伟大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也一定成立。这就是谬误归约论的论证过程。徜若反方的说法是虚假的，则这一名言并不会耽误多少功夫，因为这等于自我承认并非伟大的思想。
     

    下面，根据谬误归约论，用现代论证法论证2的平方根的无理性。论证中只要用到简单的代数法，不必要用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的几何论证法。论证的风格和思维的方式至少和结论一样引人入胜。

    设边长为1个单位（该单位无论是厘米、英寸还是光年都无所谓）的正方形，对角线BC分正方形为两个直角三角形。根据毕达哥拉斯学说，在这样的直角三角形中，12 +12 =x2 。因为12 +12 ＝1+1=2，由此推及x＝2的平方根。假定2的平方根（21/2 ）是一个有理数，21/2 =p/q，式中p和q均为整数。p和q可以代表任何整数，也可以无穷大，当然也可以认为p和q没有公因子。设p=14，q=10，得21/2 =14/10，分子分母都除以2，得p=7，q=5，而不再是p=14，q=10。在任何计算中，分子分母的公因子都要先除掉。p和q可以选用任何数。把 21/2 =p/q两边平方，则得2=(p2 )/(q2 )。两边两乘以q2，则得：

    p2 =2q2 （式1）

    据式1，p2 一定是乘以2的某个数，故p2 是一个偶数。但是，奇数的平方一定是奇数（如12 =1，32 =9，52 =25，72 =49）。所以，p本身一定是偶数，可以写作p=2s，式中s为一个整数。把p代入式1，得：
    p2 =(2s)2 =4s2 =2q2

    最后等式的两边都除以2，则得：
    q2 =2s2

    因此，q2 也是一个偶数。证明过程如上，则q本身也是一个偶数。要是p和q都是偶数，都可以除以2，那么这两个数都没有归约到最小公因子，这和论证前的假设是矛盾的。这里谬误得到归约。但是，哪一个假设是谬误的呢？论证过程中并没有规定公因子不可归约，也没有规定14/10可以归约，7/5不可以归约。所以，原始的假设一定是谬误的。p和q不可能是偶数：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事实上21/2 =1.4142135……

    这个结论真是出人意外！证明过程真是奇妙！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感到难受，千方百计要掩盖住这个伟大的发现。

    附录2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五面体

    正多边形（多边形的英语在希腊语中是多角体的意思）是一个具有n个等边的二维物体。因此，n＝3时，是一个等边三角形；n＝4时，是一个正方形；n＝5时，是一个五边形如此等等。多面体（希腊语的含义是多边的）是一个三维的物体，组成多面体的各面都是多边形。例如，立方体由六个正方形组成。简单的多面体，或者说正多面体，是没有空洞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开普勒研究的本质问题是世界上只能有五面体，而且是正五面体。最容易的证明方法是用毕达哥拉斯的后辈笛卡尔和欧拉发现的关系式。该关系式把正多面体的面的个数F，棱的个数E和顶角的个量V联系起来：

    V－E＋F＝2 （式1）

    所以，立方体有六个面（F＝6）和8个项角（V＝8）；代入式1，得 8－E＋6＝2，即V14-E=2，E=12。式1计算结果立方体有12个边，立方体果然有12个棱。本书文献目录中列出的Courant and Robbins的著作中用简单几何方法证明了式1。根据式1可以证明世界上只能有正五面体。

    多面体的任何一个棱均为相邻的两个多边形的边所共有。再以立方体为例，立方体的任何一个棱都是两个正方形的共边界。如果把一个多面体的所有面的所有边（nF）都计算一遍，则每一个棱都要两次计算。因此：
    nF＝2E （式2）

    以r代表一个顶角的共有边的个数，则在立方体中，r＝3。同理，每一个边都具有两个顶角。如果把所有的顶角（rV）都计算一遍，则每一个顶角也都要计算两次。因此：
    rV＝2E（式3）
    把式2和式3代入式1，则得： 2E/r-E+2E/n=2
    两边都除以2E，则得： 1/n+1/r=1/2+1/E（式4）

    已知n等于3或大于3，因为最简单的多边形是具有三条边的三角形。已知r等于3或大于3，因为至少要三个面夹一个顶角才能构成最简单的多面体。若n和r同时都大于3，则式4的式边得数则要小于2/3。这样，只要E是正数，式4则不成立。于是，再根据谬误归约论，则只能出现两种情况，即或者n＝3，r等于或大于3，或者r＝3，n等于或大于3。

    若n＝3，式4则变化为（1/3）+（1/r）=（1/2）+（1/E），或下式：
    1/r=1/E+1/6（式5）

    据此，r只能等于3、4或5。如果r（原文为E。根据上下文，应为r。——译者注）等于或大于6，则式5不成立。于是，n＝3和r＝3是由 3个三角形共有一个项角构成的多面体。根据式5，这个多面体有6个棱；根据式2，这个多面体有4个面；根据式3，这个多面体有4个顶角。显然，这是一个金字塔或四面形。n＝3和r＝4是一个具有8个面的多面体，其中4个三角形共有一个项角，即八面体。而n＝3和r＝5是一个具有20个面的多面体，其中5个三角形共有一个顶角，即20面体（参见本书第53页）。

    若r＝3，则式4变化为： 1/n=1/E+1/6 ，

    同理可得，r也只能等于3、4或5。若n=3，则又是一个四边形；n=4，则是由六个正方形组成的多面体，即立方体；n＝5，则是由12个五边形组成的多面体，即12面体。

    综上所述，除了3、4和5外，n和r不可能是其他整数。因此，世界上只能有正五面体。这就是用抽象而漂亮的数学方式推导出来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正如大家都看到的，对人类社会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