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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0-20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如果说德国人的这种癌症一开始并不明显的话，那只是因为有足够有效的健康力量在抵制着。但是随着它的逐渐发展，最后，它通过一个决定性的诡计而掌握了权力，这种癌症爆发并且摧毁了整个政治机构。之后，大多数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躲藏起来了。 ——1942年分发的德国的抵抗传单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最后几周——对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来说都是艰难时期。天气阴冷潮湿，这是一种在德国北部平原才有的特别寒冷的特性。灰蓝色的天空使旧建筑和鹅卵石街道显得灰蒙蒙的，连空气本身也显得灰蒙蒙的。对于失业者来说，光秃秃的树枝和结霜的土地象征着他们自己的处境：无限延伸的绝望，深陷没有尽头和无意义的失业中。

    有些人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些人只能间歇性地找到工作。然而，有些人也许是更加不幸的：他们刚刚到了正常能够找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但是却没有工作，似乎不再可能有工作了。商店主站在闲置的收银机旁边，拥有令人骄傲的头衔“工艺大师”的工匠坐在自己的店里，等着订单的到来，这是个不幸的冬天。连孩子们也不高兴，因为流感疫情特别严重，以至于学校都关门了，男人们在闲散的一天结束之后，一看到发烧的孩子和疲倦的妻子，就会更加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对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冬天会是什么情绪呢？甚至纳粹的回答——憎恶——也黯淡了，随着出席纳粹集会的人数减少，冲锋队队员穿着傲慢的制服，却只能孤独而痛苦地站在那里，在街角处摇晃着他们的筹钱罐。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看起来已经度过他们的权力巅峰期了。他们获得了城镇中一半以上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们如何能保持住支持率？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才保持住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纳粹浪潮有退却的迹象。在诺特海姆，纳粹只采取了一些固定的行动：在卡特莱拍卖大厅召开小型集会，计划再做一些重复的演讲或者“娱乐晚会”。保持坚定的决心而不是胜利的活力，似乎是1933年1月的典型调子。

    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兴高采烈的理由。他们在1932年损失惨重。有一些不祥的预兆显示城镇中的失业者越来越对共产党感兴趣了。许多人期待着纳粹能接管。他们计划着战斗，但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为了共和国的冯·施莱歇尔将军或者冯·帕彭？为了在总统紧急法令下统治的民主制度？在阴郁的1933年1月，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举行集会，也没有进行任何演讲。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然而，城镇中的政府还在继续试着处理大萧条。城市议会于1月13日召开会议，市长彼得斯宣布1933年将达到预算平衡。这可以通过提高35%的城镇税来完成。在另一项改善穷人命运的努力中，城市所拥有的花园土地税减少了25%。最后，诺特海姆分摊的中央政府的公共事业资金已经到了，总计超过6万马克，正在制订将这笔钱投入创造就业的工作中的计划。休会前，议员库埃尔富尔特花费了一些时间谴责纳粹报纸的诽谤。 [1]

    1月27日，城市政府已经完成了利用公共事业资金的计划，即应新建造一条街道，修缮几条街道。射击协会要求城镇建立一个新的射击打靶场，因为这是1933年在诺特海姆举行预定的北德射击协会大会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对请求城镇商人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城镇里表示冷漠，并且拒绝拨款，因而引起了一些更刻薄的话语。 [2]

    在1月的最后几天，《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叫作摩西的牛贩子去世了。他曾经很富有，但是他那些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们挥霍了他的钱财，现在他只能躺在穷人的坟墓里了。在轻微的反犹主义和道德悲哀的氛围中，诺特海姆的1933年1月即将结束了。 [3]

    随后，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镇。对于所有诺特海姆人而言，国家政治无意义的混乱状态结束了，终于发生了一些事情。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对此毫无准备。纳粹分子在事情发生后甚至没有立即就组织起一场胜利游行。不过，这之后的周末（1933年2月4日，星期六）策划了一场“娱乐晚会”，包括演讲和一场军事音乐会。2月5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县内所有纳粹地方小组都参加的会议。现在，这些计划具有了新的意义；倦怠感一扫而光，诺特海姆人都成群结队地去买票。2月4日，星期六，匆忙准备了一场火炬游行。现在，城镇中和纳粹分子联合的钢盔团也同意加入了。胜利游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除了军乐队和钢盔团的旗帜外，还有冲锋队的旗帜、乐队和军乐队。整个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因这次事件而聚集到了一起。如果《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就有800多名纳粹分子和200多名钢盔团成员。整支队伍通过要花15分钟的时间。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群众，市集广场上也有很大一群人，“比之前见过的人都多”。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以及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的。

    绝大多数来城镇参加游行的人之后就立即离开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参加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娱乐晚会”，人太多了以至于有些人被拒之门外了。庆祝活动很热闹，县领袖施泰内克和其他纳粹分子发表了演讲，钢盔团领袖就成为支持纳粹分子的同志有多么好发表了欢欣鼓舞的祝酒词。前年夏天和秋天，纳粹分子谈及的“反动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指控的“独裁”和“典型的社会主义”就像啤酒上消失的泡沫一样被遗忘了。

    第二天早上，纳粹分子清醒地完成了和县会议相关的一系列繁重活动。上午，军乐队穿过城镇，而一大早，瓦尔特·施泰内克就把花环放在了战争纪念碑上。纳粹分子举行了一场游行，还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两家旅馆和一家咖啡厅举行了会议。下午晚些时候，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尤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纳粹分子给城镇留下的印象就是这里已经完全属于他们了。 [4]

    镇压与庆祝齐头并进。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阻止暴力是正当的：2月的前10天，在旧军营发生了两场打斗。 [5] 不过，随着戈林管理内政部，除了官方的制裁和命令外，没有再发生暴力事件。2月2日，共产党发起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被禁止了。第二天，诺特海姆的警察接到柏林的命令，突袭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家，但没有什么收获，正如《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报道的，没找到“任何违禁印刷品”。接连不断的命令是禁止共产主义者分发任何印刷品、筹款以及在家里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 [6]

    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更加零碎。2月18日，受到普鲁士内政部怂恿的诺特海姆警方查抄了每周发行的《诺特海姆人的回声》，它是“钢铁阵线”的机构。理由是该报在一篇文章中嘲笑希特勒，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纳粹党徽是“破产的象征”。对于胆小者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消息，尤其是有消息称该报很快就会被彻底取缔。 [7]

    2月19日，社会民主党明白了新秩序的全部意义。那一天，“钢铁阵线”计划在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通常情况下，警察会事先得到通知。午后不久，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就业办事处附近的旧军营营房聚集。朝向市集广场的游行开始时，大约有400名参加者，还有常见的旗帜和表演音乐的人。与此同时，大约有150名冲锋队队员在宽街上的旧城镇聚集，“他们处于警戒状态，要保护房屋和纳粹党旗免遭袭击”。当社会党人的游行队伍到了旧城墙的时候，他们被警方阻止了。社会民主党领袖被告知，冲锋队和国旗队队员已经在诺特海姆发生了冲突。警方声称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了威胁，命令游行队伍退回去，到附近的啤酒花园举行集会，而不是试图进入市集广场。

    星期天下午，在啤酒花园内，他们举行了一场（渴望得到尊重的）“咖啡音乐会”。当警方包围了400名国旗队队员时，昏昏欲睡的中产阶级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这一事件相当震惊。被花园的高墙和警戒线孤立起来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政治集会，而冲锋队队员们则自由地行进在城镇的街道上。 [8]

    这一事件对城镇中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事件发生的当晚，赫尔曼·舒尔策将他的国旗队旗帜叠起来放进一个咖啡罐中，并将咖啡罐埋在了田地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也知道博弈结束了。他们将希望放在了德国军队的身上。如果军队下令，他们就会战斗；如果没有，那么国旗队和其他工人组织不会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德国将会落入纳粹手中。国旗队队员仍旧愿意战斗，但很明显，除非尽快得到命令，否则他们将会被纳粹分子逐个除掉。 [9]

    纳粹分子现在开始公开袭击社会民主党人。2月24日，社会党人分发给失业者的小册子被警方没收，“……因为嘲笑国家总理”（也就是希特勒）。同一天，警方完全禁止了“钢铁阵线”计划的火炬游行，理由是游行会“危及安全和秩序”。当然，纳粹游行得到了允许。 [10]

    尽管没有了左翼的竞争，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也没有放松他们的煽动性努力。希特勒政府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安排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知道这次的竞选运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进行。党派的宣传组织随之发布指令，规定竞选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派不会被攻击（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指令）。 [11]

    在诺特海姆，2月25日星期日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一场演讲是针对战争老兵的，另一场的标题为“清算马克思主义罪犯”。演讲者号召所有德国人都要像“1914年的军人们”“至死都相信会获胜”那样信任希特勒。“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第二天，通过派遣200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去路德派教堂，纳粹分子唤起了中产阶级的宗教情感。活动过后，冲锋队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很多诺特海姆人来参加他们的周日宪法活动。 [12]

    民族主义党派也加入了竞选运动，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过娱乐晚会之后，钢盔团进行了游行。演讲都在强调纳粹—民族主义联盟的亲密性，严厉谴责“党治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人民党派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不过具体的信息和往常一样模糊不清。演讲者坚称德国人民党将会在“黑白红的（帝国）旗帜下”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正式提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强调需要“从凡尔赛获得自由”，结束时提出了“加强黑白红阵线的左翼联盟”的诉求。有20个人出席了会议。

    3月2日，人民党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当天的宣传中，德国人民党提醒诺特海姆人，“暴力和武力既不能带来经济和平，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该报号召诺特海姆人帮助确保德国人民党在国会中有稳定的代表：

    这是维护自由公民和市民服务、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作行业、维护私营企业以及国家和自由道德的最佳保证。那些想要阻止专制主义、想要结束所有的国家力量等级秩序的人，把票投给德国人民党。 [13]

    他们及时地提及了“专制主义”。2月27日晚国会大厦被烧毁 [48] 给了纳粹一个镇压左翼的新借口，随后颁布的紧急法令终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赋予了警方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从这次事件开始，出现了恐怖系统的非正式社会强化。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在诺特海姆，有人听到一个社会党人的儿子对他的同学坚称纳粹分子应该对火灾负责。非纳粹分子的校长受到他自己对新环境认知的影响，立即给了这个男孩停学处分。他和市长办公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话，对于这个男孩是否可以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他们之间争论不休。 [14]

    国会纵火案之后，报纸也发挥了有助于创造恐怖氛围的作用。比如，3月13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

    这些天来，一直有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纵火行为等最邪恶的谣言……这些谣言只能助长选举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紧张局势。我们询问了有关当局，他们说这些谣言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人们应该大力打击这些造谣者。当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地方警方和铁路警卫都加强了，他们保持着防备状态，保卫着大桥、建筑和我们的铁路车站以及轨道延伸线路。 [15]

    除了谣言以外，还有些具体事例。3月1日，诺特海姆的警方在突袭了私人住宅之后没收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违禁报纸和小册子”。警方还宣称前一天逮捕一个工人是因为“他不顾禁令分发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小册子”。镇压的手段也增多了。2月28日，恩斯特·吉尔曼（违反一直以来的国社党指令）授权镇上的冲锋队队员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枪支，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攻击。 [16] 3月1日，30名党卫军和冲锋队队员被指定为警察。他们的制服是常规的纳粹分子的褐衫，戴着一个白色的臂章，上面写着“辅警”。他们立即开始在城镇的街上巡逻。因为这些人前几年曾多次与国旗队队员打斗，所以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执法理念是什么样的。冲锋队队员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机会在不受警察阻碍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了。纳粹分子不仅控制着警方——现在他们就是警方。

    新警察立即行动起来了。他们得到任命的当天下午，冲锋队队员搜捕了当地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家。虽然他们彻底而且暴力地搜查了房子，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归罪的证据。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出了逮捕共产主义领袖的逮捕令，理由是怀疑“他分发违禁小册子”。他们还对其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家进行了搜捕。 [17]

    同时，这股力量还被用于镇压社会民主党，纳粹分子开始传播中伤他们的谣言。3月3日和4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以下宣传内容：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

    你们想要继续生活在和平安宁中！你们已经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无耻行为！你们想要共产党的参议员、市议会议员以及国旗队的将军们带着武装追随者走向毁灭！记住这群家伙去年的无耻行为！红色的搅局者库埃尔富尔特、哈泽、德佩（等人）试图发动内战！健康保险办事处分发的医药包就是国际罪犯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嗜血意图的明显标志。作为前共产党的警察议员已经和他的武装队伍全副武装准备好了。军营里那些残暴的共产主义者配备着军用来复枪——库埃尔富尔特和其他共产党党员的同志联盟——正等待着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生一场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希特勒才是你们的救世主！国社党、冲锋队、党卫军都会为你们而战，就在诺特海姆这里！明天是国家觉醒的日子！在投票箱那里，德国人民会感谢伟大的领袖在最后时刻拯救了他们！

    一场风暴将要扫过德国！德国人投票给候选人一号！希特勒万岁！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德佩、库埃尔富尔特和哈泽立即对这一宣传内容进行了回应。然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却拒绝刊登。因此，他们只能在附近城镇的一家报纸上刊登：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更正！

    在昨天的选举宣传中，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指责我们一年前签名发动“内战”，以“粗鲁的”“可耻的”和“犯罪的”行为进行证明。还说我们期待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动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

    对此，我们正式声明，宣传中所提及的人几乎都是“阵线战士”，他们在行动中因勇敢而获得了一级或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勋章。我们中的一些人忍受着严重的为祖国战斗而受的伤。

    战后的岁月里，正是我们一直守护着和平与秩序，甚至在危急时刻，我们仍旧约束着那些焦躁不安的同志们。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都拒绝内战。我们在1918年以及任何其他情况下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号召我们的朋友们不要管国社党的宣传内容，一定不要失去冷静的理性。

    我们很乐意将我们是否属于“国际犯罪党派”这一问题留给大众来决定。

    诺特海姆，1933年3月4日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等人） [18] 有些诺特海姆人读到了附近城镇的报纸，但是并不多。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以及在诺特海姆的副刊）都被“暂时”禁止了。这样一来，纳粹指责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没有回应了。既没有任何社会党人的宣传内容刊登在诺特海姆的报纸上，也没有公共集会和分发传单。社会民主党被噤声了。

    换句话说，在最后一次自由的国会选举之前的那周，纳粹分子有能力让城镇经历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选举。从3月1日到4日（选举前夜），广播喇叭一直放在市集广场和宽街上，每天晚上，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都会响彻整个城镇。那些天，冲锋队队员分发印刷品。3月2日，“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听纳粹女性附属机构全国领袖伊丽莎白·赞德的演讲。在希特勒的广播演讲之后，赞德夫人在演讲中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对“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认真的。因此，女性们的任务就是购物时只买德国的商品，对孩子们逐渐灌输“信仰、道德、纪律和对祖国的爱”。

    他们一直努力到3月4日星期六，也就是选举前夜。那天晚上，纳粹分子举行了火炬游行，有600多名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钢盔团成员参加。游行在城市公园周围的大篝火旁结束。在那里，一群人通过广播喇叭听到了希特勒的讲话，这段讲话也在市集广场、宽街以及教堂和市政厅前面——简言之，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播放了。

    在公园里，火堆的光芒照亮了很多纳粹党旗。还有很多的黑白红旗帜，这些旗帜都挂在旧城镇上的商店和房子前面。在“1910年代圆顶”也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讲，结束后，人们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然后，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之后还点燃了罗马烟火筒和五彩缤纷的火箭炮。最后，人们终于被允许在投票前回家睡觉了。 [19]

    在星期天选举当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令人吃惊地安静”。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仍旧挂在外面。纳粹和钢盔团的选举用车将人们带到选票箱那里，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沿街游行。大约中午的时候，三架空军飞机低空飞过诺特海姆，为民族主义党派做宣传。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件。 [20]

    这是诺特海姆最激烈的一次投票，有6 802人参与投票——比1932年夏天的记录多了72人。纳粹分子比他们之前的最高纪录（在同一个选举中）多了73票，而民族主义党派比1932年11月多了105张选票。其他党派差不多和1932年秋天的情况一样，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失去了110张选票，但仍旧是城镇中的第四大党派，总票数是228张。社会民主党相比1932年11月失去了157张选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选票都流向了纳粹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包含的数据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分析。不管怎样，纳粹—民族主义党派都是明显的大多数。纳粹分子拥有63%的城镇选票，民族主义党派拥有6%。社会民主党仍旧有22%，而德国共产党位居第四，只有3.5%。

    尽管是一场充满威胁和激烈的竞选运动，但是其中的数据仍旧有指导意义，相比1932年7月的高峰，纳粹分子没能提高他们在城镇中的支持率。实际上，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这是纳粹分子得到的最高的支持率。即便如此，也足够了；这一数据代表着城镇中2/3的选民都支持他们，是能够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充足大多数了，也完全可以达到纳粹的目的了。对于纳粹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不是赢得选举，而是确保在没有严重的公众抗议的情况下让大众支持他们的意愿。在诺特海姆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纳粹分子自己并不满意这种信心的表现。在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内，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保持并且增加公众支持。要诀就是继续使用武力和宣传。

    纳粹分子在放松实际的竞选活动前，还得进行最后一场竞选运动。就是在国会选举一周后，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市议会、县议会和省议会的代表权岌岌可危了。在某种程度上，纳粹分子可以期待利用他们在3月5日胜利时所产生的热情了。很难指望投票偏好会在一周内就发生改变。

    之前选举运动的恐怖机制和示威活动的热情仍旧得到了好结果。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周，有七名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被逮捕了。在逮捕他们之前还搜查了他们的家，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铁棒、钢管、橡皮警棍、随身武器、匕首、弹药等……都被没收了”。国会选举之后的那个星期二，纳粹分子在市政厅、县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升起了纳粹旗帜，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按照冯·帕彭的命令，为了庆祝“国家胜利”，整个普鲁士的学校放假一天。 [21]

    在地方选举之前为期一周的竞选运动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被允许举行任何的集会或者分发任何的竞选印刷品。他们确实成功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宣传，但能肯定的是，因为他们之前刊登宣传的要求被拒绝了，所以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一个非常谨慎，几乎是敷衍的公告，与社会党人以前的宣传内容相比，这次公告中所使用的语言对社会民主党是弊大于利的：

    致诺特海姆的选民！3月12日，星期天，将会举行重要的选举，也就是省议会、县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已经为所有的选举列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序列号是“二”。我们号召所有人都去投票，尽早地投票，每一场选举中都要投票给“二号”的“库埃尔富尔特”。

    诺特海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 [22]

    社会民主党是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候选人名单的，而纳粹分子只在省议会和县议会选举中这样做了。在城市议会的选举中，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名单”的名义参加的。因为公务员没有列出单独的候选人名单（正如他们在1924年做的那样），所以投票者的选择是在“国家联盟”候选人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的。

    这对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他们通过熟练的操作所获得的。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是在2月6日公布的，是在选举之前的一个多月。各党派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截止日期是2月25日。公民协会的纳粹执行委员会直到截止日期的八天前才举行成员会议。会上，纳粹主席就所有成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中产阶级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并且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起草了被称为“国家联盟”的候选人名单，代表了“工人、公务员、手工工匠、工匠大师、商人、农民、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他号召公民协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城镇中就拥有“中产阶级多数派”了。

    当他述说完后，协会的老成员们问道：“候选人都是哪些人？”纳粹主席宣称“因为竞选策略”，所以他不能泄露候选人的姓名。这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恩斯特·吉尔曼随后沉默了，他说只要他愿意，谁都能获得提名。他提名了一些人，但是所有的被提名者都拒绝了，纳粹多数派后来以投票的方式完成了提名（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纳粹控制的委员会处理了）。公民协会中的保守派成员明显中计失败了。虽然他们强烈抗议，但是除了接受现状，他们别无选择。纳粹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终结了这个问题，他高傲地评论道，这些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向“德国团体精神”的普遍观点。在这个不幸的消息被宣布之后，德国北部射击协会在不来梅而不是诺特海姆举行了每年的会议，因为城市议会拒绝为建立新靶场拨款，伴随着国歌的歌声，会议休会了。 [23]

    距离公布候选人名单，保守派还有一周的时间，他们也许有机会至少让一些非纳粹分子位列名单之上。在最后期限前的四天，《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发表了一封由“几名公民协会成员”签名的《致编辑部的信》，要求立即公布候选人名单。《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也试图将这件事摆在公众眼前，该报指出德国人民党最近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支持“中产阶级联盟阵线”。 [24]

    公民协会中所有保守派成员的抗议都没有用。最后期限到了，诺特海姆的保守派现在除了投票支持纳粹分子精心挑选的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并不是毫无抗议地就接受了。当“国家联盟”的名单最后印出来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标注的是“国社党（？）”。恩斯特·吉尔曼给该报写了一封恶毒的信件，威胁会采取法律行动，除非该报进行纠正，以正确的标题印刷。《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温和地解释道，它是从诺特海姆参议院得到这一标题的，标题中的问号表明该报自己并不相信，而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这一版本已经印刷和销售了。 [25]

    当时的参议院包括两名社会民主党人、一名公务员党派的成员和议员马纳，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嘲弄是如何安排好的。因此，整个城镇都了解到纳粹分子欺骗了保守派，“国家联盟”是“纳粹”的委婉说法。这被精明的纳粹策略消解了。候选人名单上主要是纳粹分子，但是也有几名非纳粹分子。不过，非纳粹分子的候选人是仔细挑选的：他们都被诱导着要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实际上都准备加入，只是还没加入。因此，城镇中的保守派会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他们会认为上面也有非纳粹分子。但是，召开城市议会的时候，那些从“国家联盟”计划中选出来的人都穿着褐色衫。 [26]

    这是公民协会的末日，该协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该协会通过激烈反对诺特海姆中唯一支持民主的组织，帮助纳粹分子掌握了权力。纳粹分子一度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公民协会，但是他们现在抛弃了该协会。公民协会只在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散该组织，因为“其目标已经实现了”。 [27]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的，但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运行当地选举的竞选活动的。除了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竞选活动只有一场集会，是在选举之前的晚上举行的。主讲人是恩斯特·吉尔曼，主题是“公共选举的重要性”和“诺特海姆的政治事务”。集会上承诺“你们将选出的候选人”会详细阐述他们“在市政府中的目标”。

    “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恩斯特·吉尔曼状态特别好。他希望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投票，但是如果还有投票的话，他还是希望人们是在法律的驱使下进行投票的，这样就不会有中立的德国人了。在新秩序下，不再是议会制而是市政委员会了，就像中世纪一样。这是旧德国习俗，最适合德国。

    吉尔曼继续讲道，一周前，一种新的日耳曼精神席卷德国，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如今需要做的就是在诺特海姆清除堕落的马克思主义。健康安全办事处的车不再用于私人目的了，车速里程表被调回原来的位置。对于城镇泳池而言，不再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跳台了，这一跳台的花费比原来的计划高出了90%。城市储蓄银行不再有虚假信贷和大量的贷款了。不会再有人对啤酒厂丑闻沉默了。人们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所有的罪行都会被惩罚。伤害小商人的消费者合作社消失了。波兰犹太人将会被送回他们所属的地方，因为诺特海姆服装商店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了。向国旗队捐钱的犹太人，也就是对德国的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特别注意。 [28]

    在吉尔曼讲完后，候选人发表了讲话。一个人对学校里的拥挤表示哀痛。另一个人提倡更好的税收政策，因为诺特海姆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中买东西。还有一个人重新提起1929年时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指控。最后，警察部长（也位列“国家联盟”名单之一）承诺会确保警方尽忠职守。没有其他演讲者了，所以吉尔曼为希特勒和祖国高呼“万岁”，集会以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结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计划了。

    纳粹选举运动的最后一击是选举前一天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刊登的宣传广告。宣传广告明显试图让城镇中的非纳粹分子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

    诺特海姆的市民们！

    14年来，你们一直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体制的玩物！14年来，你们只能看着他们所管理的德国陷入泥潭！上周的选举为国家和普鲁士的复兴清除了障碍！明天，你们必须在我们的城镇——诺特海姆——履行你们的国家责任。这将是你们长久以来的最后一次机会，投出你的选票，终结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在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强权统治，让国家复兴事业能够进行。个人偏执必须让位于更伟大的目标。明天你们将见证国家社会主义的诺特海姆团结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势力！库埃尔富尔特和他的红色派系都滚出去！让诺特海姆在自由的德国复兴！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一号！

    公民协会、国社党、钢盔团、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汉诺威党派、小商人联盟、县工匠联盟、农业协会、农民俱乐部、啤酒馆主协会、德国商人学徒协会、国家铁路工人、德国公务员联盟的地方组织、诺特海姆城镇和县失业委员会 [29]

    这之后就是投票了。结果见下表： [30]

    选举结果最突出的一点是，纳粹分子没能获得选票。这也许是因为在地方选举中的总票数比一周前的全国选举少了300到500张。但是，三场投票（城镇、县和省）是一起计算的，省投票数比城镇议会的多了210张。就是在省投票中，纳粹分子的票数减少了。

    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省投票中，选民才可以在所有党派的范围中进行选择。在城镇和县投票中，选择是受限的，因此有200人不想费心去投票。而在省选举中，这些人投票了，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投票。很明显的是，在有更广泛的选择时，比起国社党，形势对非纳粹分子更加有利（不过，在地方选举中，比起社会民主党或民族主义党派，形势对纳粹分子更加有利）。

    其次，我们会发现在恐怖威胁和不利的竞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07张选票（不过，像纳粹分子一样，他们在比较重要的县选举和省选举中遭受了一点损失）。由此出现了两个事实：一个就是在城镇选举中，前一周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人决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个就是坚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并没有被日益增多的恐怖活动吓住，也没有被激烈的宣传活动或盛会所触动。

    在城镇选举中，“国家联盟”候选人收到了4 565张选票。这一结果只比一周前纳粹分子所获得的少了297张。但是也比一周前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少了456张。因此，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中，有许多成员明显拒绝支持纳粹主导的候选人名单。一些人毁掉了他们的投票，还有些人的选票空白——总共有200多人。有些人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箱。但是还有些人甚至把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大部分选票都是来自中央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

    如果对只间隔一周举行的两场选举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纳粹分子明显没有增加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而社会民主党显然没有失去其坚定的支持者。城镇人也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有一些疑惑，有些人对纳粹采用专横手段提出的“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颇有怨言。最后，有超过90%的人参与投票这一事实应该与仅仅一周后，在纳粹各种努力的情况下，投票参与率依旧下降了这一事实进行比较。这是反对生活政治化的开始，还是仅仅是德国人所说的“选举疲倦”？很难对此进行判别，因为这是诺特海姆接下来15年中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了。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我掌管着这里的一切——所有都是靠我自己，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诺特海姆副市长、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陈述

    地方选举结束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城镇的权力机制从民主、多元的转为专制的。这就包括了净化城市议会、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人的队伍。前提条件就是绝对控制议会。

    3月12日选举的结果就是，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纳粹分子获得了15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个席位。这对国社党来说确实是有效的大多数，尤其是在“领导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的纳粹代表都得按照地方小组领袖告诉他们的进行投票。不过，3：1的大多数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还不足够，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5个席位，他们就能合法地要求在每一个常设委员会中至少包含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这对纳粹分子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绝对控制城镇事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仅有4个代表，那么准确地讲，他们就会被驱逐出所有的委员会。

    纳粹分子用一贯的彻底态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劝说其中的一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宣称自己“保持中立”，也就是否认他按照党派的名义竞选职位。我们对纳粹分子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一直没弄清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是激烈地反对纳粹分子；因此，他的叛变被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等同于犹大的背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意识到纳粹分子有许多劝说方法。 [1]

    这导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减少到了四个。而为了以防万一，在第一场议会会议的那天下午，纳粹分子还安排逮捕了卡尔·德佩（他是四个仍旧是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人之一）。因此，就算是那个被劝说“保持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的任期中转变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只拥有四个议员，仍旧会被排除出委员会。 [2]

    新的城市议会的第一场会议是在3月28日召开的。与之前的惯例不同，这场会议并没有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的市政厅举行，而是在诺特海姆最大宾馆的舞厅举行的。会议开始不久前，大厅里挤满了纳粹分子，包括很多冲锋队队员。党卫军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就在议会会议开始前不久，“国家联盟”候选人的15名代表一起来了，都穿着褐色衫。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高呼着：“希特勒万岁！”差不多就是在这之后，四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到了。在他们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他们在这里举行了会前核心会议）出发去开会的路上，警方逮捕了德佩。当其他人到达会场的时候，他们看到大厅里挤满了人，都穿着棕色和黑色的制服。大厅里挂满了月桂树的树枝，而舞台背后却挂着很多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照片，两旁装饰着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舞台上放着两张桌子：长的那张桌子是给纳粹议员的，另一边小的那张桌子是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

    25年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仍旧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他一坐到指定位置，就拿出一支大雪茄并且点着了。一个冲锋队队员立刻冲到社会民主党的桌子旁，说：“赶快熄灭！你不能在这里抽烟！”库埃尔富尔特缓慢地吐着烟气，审视着这个冲锋队队员。之后他探身过去，说道：“现在听清楚了。你是掌管城市议会的冲锋队队员还是我们的市议员？我喜欢，我就在这儿抽烟。”那个冲锋队队员转身离开了。

    市长彼得斯宣布会议开始。他是个有威严的人，以枯燥无味和遵纪守法的个性而闻名。在整顿完会议秩序后，他谈到希望新的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反映在为诺特海姆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实工作中。他列举了即将面临的困难，特别提及了预算问题。在分别祝贺了每一个新的议员之后，他请恩斯特·吉尔曼进行了第一次发言。

    这一刻，吉尔曼首先要求每个人都记住过去14年来，德国是被如何统治的。军事崩溃给德国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社会民主党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而且，该党甚至毫不犹豫地劫掠自己的工人们。现在是时候清算一切了：

    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报复一切。在清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被他们蒙蔽了的穷人，而是这些欺骗者本身，哪怕是这个党派中最小的杂务人员。只有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才会知道如何再为德国服务！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民主结束了；从这时起，专制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会袭击每一个敌人，无论这个敌人的出身如何。针对犹太人的斗争再次开始了。他们将正面交锋。铭记着希特勒的竞选誓言，“共同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知晓德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社会主义朝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前进，而这也是诺特海姆促成的。

    接下来，新的议会议长海因里希·沃格宣读了一系列委员会的任命名单以及由核心会议的大多数决定的议员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然后，发挥了叛徒作用的那个社会民主党成员上台了。他宣称他现在“保持中立”，并且已经离开了社会民主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了”。观众们为这一声明喝彩，大喊着：“太棒了！”这位前社会民主党成员走向了大桌子。

    在喝彩声结束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站起来，要求上台。沃格回答道：“14年来，你们一直没听国社党的发言，现在我们也不会听你们的。我拒绝让你登台。”然而，库埃尔富尔特说道：“你们已经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了，而你们还不允许我们发言。那么，我认为根本没有表达我方利益的可能性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上台，那么我们就会离开会场。”在观众们的嘘声中，另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起身来到他身边，一起走出了大厅。当他们沿着侧廊走出去的时候，站在两旁的冲锋队队员朝他们吐唾沫。

    会议剩下的部分相当乏味。纳粹对参议员的任命被一致接受了，包括任命恩斯特·吉尔曼为副市长。旧城市议会准备的针对公共事业的贷款被批准了，完全按照新议会的方法进行分配。最后，新的议长沃格以下面的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每个人都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将刮起一场新的风暴。眼下的任务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全部力量，而在伟大思想和阿道夫·希特勒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会完成所有任务。”人们唱起《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并且高呼三次“万岁！”作为回应。新的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

    这次会议为接下来纳粹在诺特海姆前四个月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其特征就是持续骚扰社会民主党人，以充足的精力应对经济形势，以及戏剧性地阐述纳粹核心干部会议预先决定的措施。

    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自由处置社会民主党议员。根据一份来自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戈林的通知，由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选出来的代表“在履行职责时，不会被阻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阻止警方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合作”，那么他们将被“立即解雇（如果还没有被解雇的话）”。之后，他们会被由合适的纳粹地区领袖选出的临时被任命者代替。 [4]

    4月7日，卡尔·德佩放弃了他的议员席位，因为他仍旧在监狱中。4月12日（城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前一天），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辞职了。库埃尔富尔特和德佩被两名纳粹分子代替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四人减少到两人了。 [5]

    第二次议会会议时，社会民主党的叛徒要求允许他在议会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任职，因为他有九年的经验。议长沃格拒绝了，但还是要求他尝试和纳粹分子合作。接下来，国社党提议授予兴登堡、希特勒和戈林诺特海姆“荣誉市民”的称号，获得了一致通过。国社党的第二个提议是更换了几条街道的名字，也获得了一致通过。新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街”“戈林街”“兴登堡街”“达雷街”（达雷是纳粹农业部长），最后是“伊丽莎白·赞德街”。会议结束前，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人提出了两项议案。一项是为父母失业的学校儿童提供免费书籍。另一项是解决“居住”问题。两项议案都被搁置了。 [6]

    虽然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两个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仍旧坚守着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出席了4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城市议会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听市长有关预算的报告。市长解释道，动用不同的城镇企业的储备金可以让诺特海姆保持预算平衡，只需要动用大约总额的2/3。通过这一权宜之计，很可能削减大约16%的营业税和大约35%的城镇所得税。议会没进行讨论就通过了这一计划。之后，他们开始对相关补贴进行投票。一直为诺特海姆工作的“志愿劳动服务”获得了1 100马克。议会允许射击协会建立新的射击场，而且向其免费提供原材料。青年海军协会获得了价值70马克的木材，用于制作他们想要的船；而希特勒青年团获得了300马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出席地方大会了。议会还提议以100马克支付5月1日庆祝活动的花费，同意支付使用“1910年代圆顶”的费用。最后，还就四位纳粹分子每人每月50马克的薪水进行了投票。整个会议只持续了45分钟。 [7]

    下一场会议于6月7日召开。在此期间，市长彼得斯去度假了，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主持会议。第一项议案是停止向城市工人支付津贴，“因为国家会接办相关费用”。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个建议城镇等到国家开始支付钱款时再停止。在两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吉尔曼提议城市将会继续向某些工人支付津贴，由他自己决定哪些人能获得，于是最初的议案就这样实行了。会议的剩下时间都在处理日常事务，主要是授予或者取消不同组织的资金援助。 [8]

    这是社会党人参与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解散了，仍旧留任的议员在6月27日被迫辞职了，包括“那些当选但是后来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叛徒。纳粹分子取代了他们。自此以后，城市议会的会议只用于宣布由纳粹地方小组领袖和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已经决定好的措施。有一次，一位精心挑选出来的纳粹党议员自由地发表意见，令吉尔曼很难堪。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7月18日，当时会议的目的是解释新的公共事业计划。在分配完所有的资金之后，在诺特海姆外拥有一间农场的议员乌德提议拨款建立一条从城镇到他的农场的人行道。这一提议被否决了，吉尔曼立刻终止了会议。 [9] 从此，市议员和参议员在开会期间都保持绝对沉默了。

    在诺特海姆县议会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纳粹分子没能创建“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后他们并没有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纳粹分子甚至没能为这次选举建立起联合阵线。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去年夏天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和附近更小的乌斯拉尔县合并。这一措施激发了地方上盲目的爱国心，尤其是附近县中失去身份地位的人。于是，在列出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被认为是完全统一的纳粹党提交了两份名单：“国社党候选人名单”（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运动候选人名单”（来自乌斯拉尔县的纳粹分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党派都分别成功地建立了联合阵线。 [10]

    尽管如此，纳粹分子还是获得了绝对多数，占据了25个议会席位中的15个（10个是来自诺特海姆的，5个是来自原乌斯拉尔县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席位，而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了两个。 [11] 甚至是第一次县议会召开前，纳粹分子就已经开始安排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务了。诺特海姆县的16个社会民主党乡村议员被停职了。该县在《人民报》公开官方通知的合同被终止了。《人民报》的发行已经暂停了，而这只是遵守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该县的合同也就授予了新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 [12] 最后，纳粹迫使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加入了国社党。

    县长对纳粹的态度复杂。他认为日益增加的失业正在使人们走向共产主义，因此纳粹主义可以拯救德国。但是他不想自愿加入国社党，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相信纳粹的队伍里充满了无能者和破产者”。他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冷漠的态度。3月29日下午，就在县政府要关门的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来到了冯·德·舒伦堡的办公室。施泰内克取下自己的银制纳粹徽章，扔到冯·德·舒伦堡的桌子上，说道：“戴上它。如果你不戴的话，明天你就不是县长了。”于是，冯·德·舒伦堡加入了纳粹党。 [13]

    新的县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像诺特海姆的市议会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桩有仪式性的事件，向公众们开放，县大厅内装饰着旗帜、图片和彩旗。这里并没有诺特海姆市议会第一场会议那样的紧张氛围，主要是因为这些纳粹领袖们的性格（纳粹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快乐而且平易近人；议会多数派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是冷漠的贵族）不同于恩斯特·吉尔曼。但是，会议开始前，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把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叫到一边，对他说道：“看吧，如果发生市议会会议那样的闹剧，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会回家去。”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向他保证会恪守礼仪。 [14]

    会议以冯·德·舒伦堡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会与各种各样的纳粹措施保持一致，结束时，他高呼了三声“祖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希特勒总理万岁！”。接下来，冯·施特拉伦海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可以容忍社会党人在这里，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得极为客观，就能一直被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中有两个拒绝担任职务，另一个人，也就是德佩，在监狱里。）“马克思主义者”不被允许担任县中的任何职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被允许在任何委员会内任职。 [15] 然后，他按照一份准备好的候选名单宣读了委员会任命。纳粹分子获得了所有任命。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对此的回应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除了服从多数意愿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冯·施特拉伦海姆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取消县里所有和犹太人签订的合同，犹太人还被从县里的养老院赶出去了，并且还被剥夺了其他的县福利服务。议案被“提交到委员会”，会议就结束了。 [16]

    这之后，县议会只是偶尔开会。绝大部分的纳粹抨击都指向县议会的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冯·施特拉伦海姆作出了如下陈述：“你们就像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我们把你们拔出来，你们就‘砰’地一声飞到了天上，然后你们就完了。”社会民主党静默地退出了画面。6月初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外，剩下的人都辞职了。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像市议会一样，县议会已经主要变成了一种形式，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纳粹分子，所有的演讲也都是纳粹分子发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发表演讲。到7月为止，所有的非纳粹分子都被要求辞职了。 [17]

    在实际控制了诺特海姆政府和诺特海姆县之后，纳粹分子承担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任务就是清洗市和县办公室中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反对者。这是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众所周知的是纳粹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在国社党成员中分配的不同职位和工作。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正在进行清洗的事实，城镇中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分子认为“大清洗行动”是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的特别纪念版上，在第三帝国的头两年，每当恩斯特·吉尔曼汇报他的活动时，首先就会提及此事。 [18]

    虽然纳粹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一共解雇了30名工人和职员，但是实际数据更高一些。当时的报纸描述中所列出的个人实例有43起，这还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雇的人。后一种情况就是市长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兰，可能还有其他人。实际上有45个人被开除了，绝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终身雇员，少数是终身任职的专业公务员。这些人大约一共占诺特海姆市雇员的1/4。进行清洗的依据是希特勒的“重建职业公务员的命令”，这是1933年4月7日根据《授权法案》授予政府的权力而颁布的。 [19]

    第一波解雇浪潮是4月中旬开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职位的社会党人：一个煤气厂员工、一个会计和城市游泳池经理。4月末，又出现了第二波解雇浪潮，涉及15名建设办事处的工人、7名啤酒厂工人，还有4名煤气厂工人。除此以外，还有7名工会商店管事被解雇了。一周后，纳粹的斧子落到了“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头上。理事会被罢免了，瓦尔特·施泰内克作为“委员”接管了所有事务。为了防止出现抵抗，党卫军占领了办公室。3名被雇佣的纳粹分子取代了被解雇的人，之后新成立的理事会任命瓦尔特·施泰内克为主席。 [20] 我们可以通过一名前《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记者的回忆判断出这次特别的“清洗行动”的影响：

    纳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开除了社会主义党派的业务经理，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吉尔曼以一个叫作X的纳粹分子取代了他。X刚刚出狱，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挪用公款的！

    这自然是招人讨厌的。以至于（一个行会首脑）去见吉尔曼，强烈反对，猛敲桌子，直到吉尔曼解除了X的职务。但是后来，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纳粹分子都是破产者，而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该党中全是穷人、盗贼、道德和财政上的破产者。X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纳粹将有着最糟糕名声的人放在了这些位置上。 [21]

    随着5月中旬开除了两个市雇员，一系列政治免职终于结束了：这两人一个是城市储蓄银行的送信人，另一个是守夜人。不过，还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职。4月，一个诺特海姆的警察无故被开除了。之后，出现了特别晋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个在5月被开除的守夜人被重新雇用了，官方的声明是：“因为他在申请这一职位时，给出了某些保证。”他的复职导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雇了。同一月，一个警察获得了晋升，还有三个人获得了终身职位。这一系列行动不同寻常而且史无前例。 [22]

    有些免职与其说是驱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说是为失业的纳粹分子腾位置。4月末，吉尔曼将一份详细的纳粹分子名单提交给其他参议员，命令这些参议员尽快为他们找工作。 [23]

    县里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官方记录中唯一因政治立场而被免职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泽。不过，因为诺特海姆县和乌斯拉尔县合并，有些办事处（也就是有些工作职位）变得多余了。关于谁可以留任、谁会被调走、谁能获得退职津贴以及谁会被直接免职，都取决于县议会中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不用说，政治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24]

    对恩斯特·吉尔曼而言，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诺特海姆市长。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难将市长彼得斯赶下职位。实际上，彼得斯甚至申请加入国社党了。 [25] 正如瓦尔特·施泰内克在和托马斯·加兰谈话时所说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尔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认为我们都忙于党派事务。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立刻接手冯·德·舒伦堡的职位，成为县长。但是我并不想。现在的情况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诉他的那样做，而政府机构运转得相当顺利。当然，吉尔曼也会对市长彼得斯做类似的一些安排，你不这样认为吗？ [26]

    事实上，就算吉尔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市长彼得斯赶下台。1933年彼得斯61岁，自19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诺特海姆市长。在和助手托马斯·加兰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承认如果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会立即主动退休，但是在造谣中伤活动面前，他是不会屈服的。 [27]

    因为吉尔曼除了使用肮脏的方法之外，并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个新举动只是增强了市长彼得斯的决心。彼得斯不会只是因为“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他是一个冷静、客观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党派成员，但是他完全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至于没有人会考虑到他除了专业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尔曼因为不能使用惯常手段，于是对彼得斯展开了复杂的攻击。吉尔曼采取的方法是试图激怒彼得斯，让彼得斯采取能够为他所利用的行动或者发布类似的声明。吉尔曼以攻击彼得斯下属的方式恐吓他；干扰上级官员，以行政命令开除他；诽谤他无能；以捏造的玩忽职守罪审判他；最后，以灵活的（且显然错误的）借口——“为了简化管理”——解雇了他和他的助手。 [28]

    在吉尔曼的行动计划中，市长彼得斯会被吉尔曼的好朋友之一奥古斯特·乌德激怒而发布轻率的声明或者采取鲁莽的行动。乌德虽然是诺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场。他经常与诺特海姆镇发生法律纠纷，这让他和市长彼得斯的关系很差。他在诺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于流传开了一个笑话：“就算奥古斯特·乌德早上起来忘记穿靴子了，这双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县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动他农场上的界石，这样一来就可以侵占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与纳粹之前的诺特海姆参议院之间的激烈往来最终导致参议员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拒绝将城镇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赁给他。 [29]

    这就是将会激怒市长的那个人。这一点在3月中旬纳粹分子为分配选举的职位而列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显示出来了。当时，恩斯特·吉尔曼坚持让奥古斯特·乌德成为参议员。城市议会中的另一名纳粹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乌德的名声很糟糕。恩斯特·吉尔曼拒绝了他们的反对：

    “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当议员们仍旧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做时，这位地方小组领袖宣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 [30]

    许多人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议员乌德的作用。鉴于他能力低下，很难想象奥古斯特·乌德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了。结果，指派他为参议员的“职权范围”还是个问题。他最终只获得了三项职权：城市花园、城市牧场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长彼得斯对这一切很清楚，在面对最卑鄙的骚扰时，他对议员乌德保持着冷静而正确的态度。 [31]

    随着这些策略的失败，吉尔曼开始攻击彼得斯的下属，主要是他的后辈和得力助手——托马斯·加兰。作为市督查员，加兰是城镇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加兰就了解到参议院正在请愿让彼得斯离任。因为每一个参议员都拒绝解释原因，所以加兰直接去找了吉尔曼，但吉尔曼也拒绝解释原因。当加兰对此表示愤慨时，吉尔曼爆发了。他敲着桌子吼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能躲藏在市长的庇护下，你就错了！在这里，我掌握着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32]

    这再一次坚定了市长彼得斯不离开原位并且不能让托马斯·加兰的职业生涯结束的决心。近6月初的时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尔曼作为副市长坐在了市长的位子上，他决定让彼得斯的假期变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尔曼采取了直接行动。有关议会会议的部分记录如下：

    市议会如今全部由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构成，该党派成员在今天的会议中决定：
    1.市长彼得斯不再拥有市议会的信任。因此，市议会拒绝再与他合作。
    2.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参议院的决定，向行政专区主席请求禁止市长彼得斯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并且（按照内政部部长戈林的命令）剥夺他的治安权，将这些权力转交给警察部长恩格尔曼。 [33]

    再加上吉尔曼集中地游说上层党派和政府，由此导致市长彼得斯的假期无限期延长了。其间，吉尔曼利用懒散的参议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兰作为城市储蓄银行的董事，与银行经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结，向不同的诺特海姆商人们提供不适当的贷款优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于1933年3月成了国社党成员）会在纳粹分子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作伪证，于是他自己承认被免职了。托马斯·加兰被停职了，之后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被免职了。作为交换，针对两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稀里糊涂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银行经理的职务，但是在国社党获得了工作。）之后不久，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市长。 [34]

    正式决议于1934年3月下达，但是在1933年6月时，吉尔曼就已经坐在市长办公室里了，所以诺特海姆人只是认为他仍旧留任而已。大部分诺特海姆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一个重要的团体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议会中发生了这样一场斗争。城镇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了。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副市长还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都稳操胜券。纳粹分子不仅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市议会、参议院和执行委员会，他们还对城市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所有实际上或者潜在的反对纳粹目标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调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之后，这个精明的诺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完全是纳粹的工具了。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残酷令人印象深刻。残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单纯的人只对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镇中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于酬谢朋友和惩罚敌人。其中也涉及对地方警力的控制。 [1] 但这还不够。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最初的一个月里，纳粹分子明显更愿意以残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权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要是诺特海姆人绝对相信他们无法期待新的纳粹统治者们给予他们任何宽容，那么就不需要之后的恐怖行动了。恐怖行动的初期投入会通过传播谣言和社会强化来增加其影响力，直到所有的反对都完全无效。

    这恰恰就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约到1933年7月为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至少，他会预料到自己的家会遭到突袭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甚了解但特别可怕的集中营经历。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义体系，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各种镇压措施提供借口。部分正当理由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暗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计划以武力推翻国家。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支持了这一理由。然而，诺特海姆离柏林很远，它需要一个离家更近的正当理由。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在诺特海姆内及周围发现了大量武器，并且他们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调查结果。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实际上诺特海姆有很多武器。当然，人们在任何城镇中都会发现普通的猎枪和来复枪。不过狩猎是富人的特权，所以通常不会在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家里找到武器。 [2] 其次，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贵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们很难将此与工人阶级推翻国家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属于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老兵将来复枪或者手枪带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战后的混乱时期得到了枪。还有些人是国旗队队员，他们重视纳粹政变的威胁，所以为了反击而收集枪支弹药。他们未经国旗队领袖同意就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有些拥有武器的工人对此特别不小心。有个工人常常随身带着一兜子的高质量来复枪子弹，还有个人公开声称家里有十几板手榴弹。 [3]

    因此，纳粹警察毫无疑问地能拿出正当理由为他们的镇压手段辩护。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所有关于武器的调查结果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报纸报道了警方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人们所相信的内容比事实更加重要。

    3月选举之前的那一周，纳粹的辅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尤其是对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住所的突袭。根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这些突袭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随身武器”。报道关于警方没收武器的实际类型和数量特别模糊。 [4] 更多的详细报道在3月末才发表出来。整个4月，报纸突出报道了一系列特定的发现。

    1933年3月30日，据报道，在啤酒花园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有一种推测是共产主义者在警方开始突袭搜查之后埋在那里的。同一天，据报道，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枪、一把锯子和一套指节铜环”。五天后，警方突袭了在旧军营里的“左翼分子”的公寓，发现了“一把卡宾枪、一把军刀、一把随身配枪和一把左轮手枪”。这显然促成了警方采取更大的行动，四天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搜查。但是发现的只是一些老旧的、很可能无法使用的武器。两天后，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设办事处，发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是军用的），以及“一大包宣传材料、几面旗帜和海报等”。还有报道称，警方已经证实一名国旗队队员将一把来复枪和几枚手榴弹扔到了鲁默河里。一周后，新一轮的警方突袭只发现了一些来复枪子弹，但是鲁默河附近的流浪者发现了一把卡宾枪和10发子弹。四天后，警方宣布他们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时，发现了一把军用手枪，但是这家的主人声称不知道枪为什么会在那里。之后四天，警方付钱在鲁默河里用网进行打捞，但没能成功。然而，六天后，他们从河里打捞出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 [5] 因此，跨过了4月的整整六周的时间里，诺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容易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首先，纳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动是阻止了内战的发生；其次，家里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特别危险的。

    在4月进行了一系列轻率的报道之后，不太可能再提及发现非法武器了。7月，人们进一步排干了鲁默运河的水，“在有限的储藏地点……武器和弹药……被打捞上来了。他们将这些扔进水里很可能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最后，8月，一名工人因拥有一把手枪而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警方通过匿名指控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警方声称本月内在不同地点共发现3 015发子弹，但是声势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动结束了。 [6]

    这是警方不断进行突袭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纳粹指出不会再发生政治性的打斗了；前纳粹时期的暴力已经结束了。从（复活节）发表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的城墙内，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就像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那样。没有丝毫发生任何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骚乱的消息。一切重组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的平静以一个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证得到了证明。 [7]

    随着牢固地树立起对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的宣传，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镇压和恐怖主义策略。他们不断搜查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反对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增加了其威慑效果。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内，诺特海姆的地方媒体有14次报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报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绝大多数是名义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8]

    媒体上并没有报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总体印象。而且，对警方行动足够多的报道让城镇中人了解到了这种行动普遍的专制性质。

    因此，3月14日，据报道，诺特海姆国旗队的领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调查需要，具体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被释放了。之后，在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这次给出的原因是“怀疑他传播所收到的萨尔州报纸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质的报道”。 [9]

    在纳粹执政的头几个月，绝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进了县监狱。诺特海姆人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不同寻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

    正如我们所听说的，18名被关押在县监狱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来自诺特海姆）中有8人已经申请加入国社党。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位看管他们的狱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发挥了好的影响？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已经和“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而彻底地决裂了”。 [10]

    无论县监狱里发生了什么，都比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发布了一张第一个集中营（位于达豪）的照片，随附的文字说明写道，这里能容纳5 000名政治犯。3月末，诺特海姆县监狱满了，有三名共产主义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厂”。这只是谣传，但是到7月中旬时，据报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诺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另外两人被送到了工厂”。 [11] 因此，诺特海姆人知道了在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内存在一个集中营。

    实际上，媒体报道完全落后于事实情况。距离诺特海姆不远，在县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4月初，它接收来自汉诺威市和该区域内其他监狱的政治犯。3月的时候，被“保护性监禁”（这是“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副产品，按照这一条款，市民们不经过起诉就会被逮捕，他们还不能诉诸人身保护权）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普通监狱所能容纳的人数。虽然莫林根工厂是国家机构，但是这个邻近的、新创立的集中营从一开始配备的工作人员就是党卫军成员。起初，集中营里只收纳共产主义者，包括11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但是4月末的时候，集中营中已经有超过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们被要求修路、读纳粹报纸、去教堂、听纳粹演讲并且参加纳粹宣传游行。 [12]

    1933年春天，集中营中的人口随着囚犯们的增加、被释放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动。但是，过度拥挤日益成了常见问题，以至于指挥官坚称集中营里只能容纳322名囚犯，一个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约20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囚犯）。那时，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有252名囚犯参与其中。党卫军看守人员四天内就通过切断饮用水和强制给抗议领袖喂食破坏了这一活动。到8月为止，这里有381名囚犯。 [13]

    从那以后，虽然莫林根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构成依旧有变化（有段时间它只作为女性集中营），但是这里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性固定场所，到1944年时，这里已经有700多名囚犯了。 [14] 经常有来自诺特海姆县的犯人被送入这里或者被释放，而且至少有24名党卫军守卫来自诺特海姆县，所以诺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是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恐怖氛围的目的，模糊的消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体报道也明确了一点，如果纳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抓住他。这是从一个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结论，纳粹分子向他承诺，只要他透露枪支弹药所藏的地点，就会给他自由。他告诉了警方信息，于是被释放了。然而，警方没能在他所指出的地点找到枪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后，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狱。 [15]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细微，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6月的时候，两名仍旧留任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被逮捕了，因为他说钢盔团很快就会强大到“将冲锋队碎尸万段”。几周后，一名女性小贩被逮捕了，因为她“传播错误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谣言”。有人认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她所做的是“让人民不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内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为“亵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16]

    因此至1933年仲夏，诺特海姆的公众显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现出对新制度的反对，就会招来迫害。实际上，不仅诺特海姆人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而且正是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加强了实际上的恐怖系统机构。每当某个诺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邻居或者朋友时，他都在强化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名教师记得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抱怨说书被烧毁了。他同意她所说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烦。一位高中校长记得他经常在某家商店买雪茄烟，买烟的时候常常收到要谨慎小心的建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至少有五个人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不过事实上是很可能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赫尔曼·登茨勒，而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17]

    其他人声称知道存在一份“名单”（虽然他们实际上从没看见过），上面记录着未来某个时候会被剥夺公权的人。“这是一份黑名单，上面一共有80人。” [18] “名单分成四组：A、B、C和D。A组会被射杀；B组会被送入集中营，等等……” [19] “我自己从未见过这份名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单的存在。” [20]

    造成这些谣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中，纳粹党中有些人试图充当秘密警察。纳粹党和冲锋队中的个别成员承担起监视潜在对手的任务，其他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扩大了权力。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在大区层面建立一个中心卡片索引，记录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各县的宣传领袖被要求选出一名纳粹分子作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 [21] 1933年6月，诺特海姆的党卫军也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开始向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汇报嫌疑人名单。 [22] 因此，诺特海姆人暂时被业余的“盖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谣言和恐惧的作用下，盖世太保变得特别有效。纳粹分子没必要建议那些没有纳粹党徽的人去买。玛利亚·哈贝尼希茨和邻里关系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没有标志的人的方式关照着其他人，“允许她告诉某个人应该做什么”。鉴于这种恐怖的氛围，即便是朋友的人们也发现，为了生存必须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发生了一个库诺·鲁曼医生的事例，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喝多了之后，他开始模仿希特勒的说话方式来逗乐人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女主人向纳粹总部举报了他。这件事传播得很快，诺特海姆人不久就发现最好不要去参加聚会了。“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根本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23] 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批评并没有那么危险，而是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众所周知，赫尔曼·登茨勒必须让自己知道诺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么。 [24]

    即便某个人实际上不会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会失业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会机制顺利运转的正常因素和考虑之外：

    总之，所有独立思考或者坚持自己观点的人都被粗暴地对待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搁置一旁。你会被联合抵制；你会被赶出这个行业。绝大多数人注意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别人的命运中了解到的。这纯粹是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力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25]

    自第三帝国建立起，恩斯特·吉尔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来伤害潜在的政权反对者。1933年3月3日，他写信给国家劳工部，让一名被雇用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被开除了。一周后，他写信给戈林（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以确保已经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诺特海姆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被开除公职，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半个犹太人”。 [26]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写多封相似的告发信给其他城镇的纳粹领袖，这些城镇里居住着为了脱离吉尔曼的报复而从诺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显的就是，纳粹分子记忆力持久，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赶。

    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恐吓人们的事情了。他们在左翼和右翼中创造典型（随后会被展示出来），然后让自然的社会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某个人忘记行纳粹礼，早早离开会议或者敢于冷淡地看着恩斯特·吉尔曼，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鲁莽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这也是一种奢侈。” [27]

    然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些发誓要进行抵抗的人都怎么样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国旗队队员一直坚称一旦发生纳粹政变，他们会保卫共和国，现在他们怎么样了？至少在诺特海姆，在共和国被摧毁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来自他们的打击。国旗队队员连同他们所有的直接动员计划，一个个地被击破了，其领袖被监禁、被殴打、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人，整个组织没有任何的抵抗。

    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发生纳粹政变。反之，至少过去六个月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动，每一项行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动加起来将德国从共和国转变为独裁专政了。问题是界线在哪里。一旦界线被明确划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实了，潜在的抵抗机构已经被单独粉碎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抵抗运动了。简言之，优秀的组织都没用了；在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1933年是准备战斗的。所需要的只是来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就会执行他们制订的经过长期测验的计划——获取并且分发武器，摧毁纳粹。但是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不会自己实行这一计划。领袖们认为单打独斗会失败，当最后机会到来时，他们也很可能会妥协，而且不管怎样，单独行动都是违背纪律的。他们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动，所有人一起在整个德国采取行动。汉诺威的前社会民主党省长古斯塔夫·诺斯克不是说过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反击吗？所以，他们等待着并且祈祷着命令的到来，但是从未有命令下达。在他们等待期间，纳粹分子开始逐个地追捕他们。最后，明确的是，永远不会有命令传来了，卡尔·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泽传出消息，解散国旗队：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对成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当我们不再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时，我们就不能再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了。 [28]

    而绝大多数旧国旗队队员都对他们的理想保持忠诚。根据弗雷德里希·哈泽所说的，400名前成员中也许会有10个人去参加冲锋队。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同意这一估计。他自己对那些向他寻求意见的国旗队队员也没什么鼓励。“加入党派，”他经常说，“想想你们的家人。英雄主义行为不会有任何收获。” [29]

    甚至英雄主义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绝了，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让他们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就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纳粹分子是叛乱主义者，不太可能吸引大众的追随，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们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样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他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记录是1933年3月23日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分发社会主义政策手册以及填写问卷调查的内容；简言之，像以往一样运行。唯一和纳粹主义有关的内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们的乡村和城镇代表的选举是否能通过？这是一个一直被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然而，任何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必须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占据多数的地方选择值得信赖的同志作为乡村代表。如果他们之后不能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会对此采取立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决不应该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30]

    这时正值纳粹分子为寻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这时正值国旗队队员被冲锋队队员投入监狱，在整个德国的监狱中被殴打，被扔进集中营！德国唯一的民主制度保卫者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聚集起枪支并且号召大罢工，或者至少以密码、假名字的方式发展地下组织以及其他有效且荫蔽的抵抗方式，但是他们反而在保持党派文件整齐有序，避免记账错误，除此以外，还在乡村议会中购买最新的关于议会策略的小册子。

    就算中央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不知道“政府将会做什么”，诺特海姆的地方社会主义领袖很快就发现了。五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的详细个人经验将会说明一般模式。

    约翰内斯·格罗特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国旗队队员和工会官员。从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气厂工作，到1933年为止，他已经在这里工作18年了。 [31]

    1933年5月12日，约翰内斯·格罗特被解雇了，因为“参照你之前所参加的政治活动，你无法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 [32] 。12天后，他被逮捕并被投入县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审问三四个小时。在审问期间，有人把他的脸抵在墙上，从背后殴打他。那时距离他51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星期。

    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前后，他家里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反复搜查。最令格罗特愤怒的是他们从他的藏书室里抢走了一些由马克思和倍倍尔 [49] 所写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审问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孩子们没被骚扰。 [33]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格罗特发现在诺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旧相识根本不和他相认了。而且，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做挨家挨户的推销员的工作，开始售卖肥皂。这让格罗特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联系。“如果我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家，我就只问他是否想要买香皂，然后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来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会成员家里，我们经常会谈论如何摆脱纳粹分子。许多人都支持公开的反叛行动，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持。”

    最终在1934年，格罗特的旅行证件被收回了，不能再从事售卖肥皂的工作了。 [34] 唯一的工作就是就业办事处给他的在采石场的工作，从诺特海姆走到采石场大约需要45分钟。这项工作很辛苦，格罗特收敛起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傲气，写信给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SKOV），请他们为他求情。他们确实向恩斯特·吉尔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绝允许格罗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为我不想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解雇老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 [35] 。

    在采石场工作期间，格罗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他曾经说“冯·帕彭和资本家们很快就会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盖世太保审问了一个小时。 [36] 然而，这足够让格罗特想离开诺特海姆了，他在当年年底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就离开了诺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保持着骄傲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从未减弱，但是不管怎样，就有效的抵抗来看，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37]

    另一个被列为社会主义团体中的次要人物的诺特海姆工人是本诺·施密特。他不曾是社会民主党缴纳会费的成员，但他常将自己视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萧条期间，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工作，于是只能靠救济金生活，最终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安置在旧军营简陋而混乱的房间里。施密特经常参与针对冲锋队队员的街头斗殴，他因参与1932年7月的“长桥”战斗而被判入狱，不过他受到大赦的保护，因而从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诺特海姆林业管理局找到工作。纳粹分子掌权后，本诺·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们，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是却被指派做最肮脏的工作。在进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后，他的劳动群体由全部的社会党人变成了半纳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的打击：

    不久，因为纳粹分子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再多说话了。我仍旧记得在树林里的“第二顿早餐”——每个人都在大声咀嚼着食物，根本没人说话。这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糟糕了。

    同时，他发现纳粹分子的权力日益扩大。某天，他因拒绝行纳粹礼（“我永远都不会说‘希特勒万岁’——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被殴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财产和工人体育俱乐部的足球，他曾经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而且警察还没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门上的弹簧，他们将这些视为武器，并让他付了8马克50芬尼的罚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冲锋队，结果他辞职并离开诺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不能再骚扰我了。” [38]

    针对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泽，纳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纳粹掌权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包括：被开除，在找工作时被阻碍，被阻止领取失业救济金——换句话说，他被剥夺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里多次被搜查，还被审问等，终于，他一再被恐惧或固执的房东赶出公寓。

    盖世太保特别想要得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旗帜和成员名单。他们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泽已经烧毁了这些，直到他真正带着他们去诺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烬。虽然弗雷德里希·哈泽在国旗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关押了四天，没有被提告，虽然有不当的审讯，但并没有被粗暴地对待，然后就被释放了，不过一周后又被逮捕了。这一次，他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会谈及在监狱中的经历并且不会索要伤害赔偿：

    我说我不会签署这种声明的，警察部长恩格尔曼说：“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会再被关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恩格尔曼！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强取豪夺，你本该被罚款或者被监禁的！《民法典》中就是这么写的，而这本书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尔曼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道：“我没有办法，你要么签字，要么再次被关起来。”所以，我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我——我签。”

    在弗雷德里希·哈泽被关在县监狱期间，他收到通知说被县长办公室停职了，在被释放后，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雇了。 [39] 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间一共被警方和冲锋队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两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国社党总部报到。在那里，瓦尔特·施泰内克给了他一支笔和一张纸，命令他写声明说哈泽辞去“所有左翼组织内的职务，并且申请加入国社党”。哈泽讽刺性地拒绝道，纳粹分子不会希望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显的颠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志”的，而施泰内克只是回答道：“要么照着我告诉你的内容写，要么去集中营。” [40]

    弗雷德里希·哈泽认为这种强取豪夺的声明会让其他城镇的社会党人士气受挫。“诺特海姆周围的人很了解我，不会相信任何类似的事情，此外，他们能看到纳粹分子几乎每天都在骚扰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泽经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的家每个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东的一封信，声称他不能再将房子租给政权的敌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泽搬家了，几个月后，他又被赶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赶出去后，他离开了诺特海姆。其间，他不得不完全依赖父亲提供的资金生活。他试着找工作，但是每次机会都被他的记录给毁了。商人们只是觉得雇用弗雷德里希·哈泽是一个不必要的冒险。

    在此期间，哈泽一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一边游泳一边交谈。“河岸平坦，没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们。”冬天，为了能够交谈，他就和同志们一起散步，他们每次都会被跟踪，之后会被盖世太保查问。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成员保持联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后，我少年时代和家里的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甚至连“你好”都不说。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旧是忠实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遥远。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实的。

    也许正是经常的审问和搜查、不断的被驱逐以及财务困境让他离开了诺特海姆。1935年，他离开城镇，去汉诺威的一家工厂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诺特海姆。 [41]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诺特海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真正痛苦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足够狡猾的政客，知道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结束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冷静和勇气直面纳粹主义问题，正如他在市和县议会中采取的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勇气并没有扩展为他所说的“徒劳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一看到他当选的那些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就静悄悄地辞职了。4月初，他在省议会的会议中了解到了基本事实。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入选执行委员会，但是新省长宣布他“被停职”。因此，当选后不久，库埃尔富尔特要么是主动放弃，要么就是被赶下了职位。

    很明显，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一开始打算以惩罚库埃尔富尔特来告诫其他人。3月的地方选举后不久，几辆货车拉着来自附近城镇的冲锋队队员到诺特海姆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的玻璃并且毁坏办公器具。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小烟草商店位于健康保险办事处所在的那条街对面，恩斯特·吉尔曼向冲锋队队员发表了攻击库埃尔富尔特的演讲。演讲中，最常见的手势就是用手指指着街对面。很明显，吉尔曼希望冲锋队队员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并且把库埃尔富尔特拉出来，强迫他亲眼看着魏玛共和国的旗帜被烧毁，这会将示威游行引向高潮。但冲锋队队员或者是厌烦了，或者是觉得难为情，拒绝了他的暗示，因此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才免于被毁。

    纳粹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宣布抵制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冲锋队队员们还站在商店外，把人们都吓走了，但是库埃尔富尔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镇中的购物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甚至连吉尔曼都忘记了抵制的事情。

    辅警自然反复地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但是他抢在他们行动前烧毁了自己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后，库埃尔富尔特订购了一堆木材。然后他去找吉尔曼，要求让警察详细地检查堆积起来的木材，这样他们之后就不会再在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会弄乱整齐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后院的小菜园锄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他变得更加挑衅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间，某天晚上，一个冲锋队队员在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后门“站岗”，第二天早上，库埃尔富尔特一大早去见吉尔曼，对他说：

    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冲锋队队员守着我的后门了！某天晚上，他可能会将武器扔进栅栏里，然后警察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个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条獒犬吧？明天晚上8点，我会放它出去锻炼——从后门出去。我会在晚上9点再喂它吃食，如果那个时候它还饿的话。

    冲锋队的站岗被撤销了。

    这种个人斗争具有局限性，对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而言，他和吉尔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暂停了所有政治活动。他从未说过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的话，而且就算是不高兴，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甚至愿意在小事情上让步。因此，纳粹分子最终决定让库埃尔富尔特加入他们的附属组织之一——人民福利协会。库埃尔富尔特最终同意了，但他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胜利，他坚持自己只付一半会费，“因为你们抵制我的商店，这让我变穷了” [42] 。

    在这个特殊的角色中，这个被驯服的老虎——库埃尔富尔特虽然生活在纳粹年代，但是除了偶尔遇到纳粹分子的小诡计之外，他并没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还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他通过冯·德·舒伦堡的介入使集中营里的两名诺特海姆县社会民主党人被释放了。库埃尔富尔特逃过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静以及他和吉尔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且理解彼此。 [4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经历的最后一个例子使有关这一情况的图景更加饱满起来。赫尔曼·舒尔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也是国旗队的普通成员。他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运动中丢了工作，而且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国时，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如何挣得每天的面包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舒尔策和他的家人靠着为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和他的孩子们工作一整天，作为交换可以获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运地在雪茄工厂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仅仅够糊口。他的家人经常挨饿，但是他父亲常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最终，农民们拒绝再给舒尔策任何工作，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发现他们帮助社会党人会遇到的事情。

    与其同时，盖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细地搜查舒尔策的家。他们切开床垫，猛击墙壁，甚至砸开了碰巧是空的墙壁。他们没收了舒尔策的来复枪，但是舒尔策将国旗队的旗帜小心地藏了起来，以至于他们没能找到。盖世太保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关问题质问他。

    1933年夏天，在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瓦尔特·施泰内克的干预（他曾经追求过舒尔策的表妹），舒尔策在诺特海姆附近的采石场获得了一份工作，作为报答，他承诺放弃政治活动。他发现许多来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官员都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升纳粹军旗时，他们都必须向纳粹旗敬礼。工作内容是用大锤砸石头，每周的报酬是20马克，舒尔策说正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这点钱饿不死，但吃不饱。”实际上比失业救济金更少。

    对曾是铁道修理工的舒尔策而言，这份工作完全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残酷的。在城市雇员清洗运动之前，曾经在诺特海姆的政府办事处工作的舒尔策的表亲就因为露天工作而死。最终，1935年，舒尔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间，房屋搜查依旧在继续。一个盖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尔策的房子，还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听到敲门声，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

    他还在其他方面被监视着。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舒尔策家的门，叫他的名字。舒尔策让他进门。天正在下雨，这个人全身都湿了。这个人给舒尔策看国旗队队员的名册，告诉舒尔策他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逃脱的。他告诉舒尔策国旗队在鲁尔起义了，正在和纳粹分子对战。舒尔策有武器吗？他能提供本地区忠诚的国旗队队员名单吗？舒尔策对每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道：“这跟我无关，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过夜并且给你东西吃，在这样的夜晚，这是我能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后，这个人走到门口，就在离开之前，他把衣领翻过来，给舒尔策看了自己的党卫军扣子。之后，他沉默无言地离开了。 [44]

    从这五个人的描述中——一个工会官员、一个工人、一个国旗队领袖、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和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可以看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对付公开承认反对政权者的。首先，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尽可能多的打击。绝大多数丢掉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就被要求在完全没有工作和去采石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后一项工作是为了磨灭他们的精神。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警察骚扰，被逮捕、审问，还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这背后是持续的被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会出人意料地让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来的纳粹集中营的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被要求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的纳粹组织；纳粹分子在演讲或者纳粹媒体上中伤某人的名誉；纳粹分子向房东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压力；当某人来喝啤酒时，酒吧里一片安静。

    贫穷、恐惧、官僚主义的诡计、社交孤立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方案。也许我们应该加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力感。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应该由谁来开枪呢？警察？每个纳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和你一起上小学的人）？还有，应该什么时候动手？各种各样的小举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天平向独裁政体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响下，谁会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后应该怎么做？诺特海姆宣布自己成为德国的独立实体吗？

    也许人们应该首先试图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让大众做好准备。但是在诺特海姆，有63%的多数投票支持国社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讲、自己的媒体和党派机器时都没能让民主政治受欢迎，那么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顾自的信念、讽刺或者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所获得的那种小成功。到纳粹政权的头六个月的统治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仍旧有选择的余地，一旦错过，形势就无可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出于整齐划一的缘故就足以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正式取缔了。早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会员资格就被终止了，而且组织被摧毁了。认识到这些事实后，诺特海姆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4月29日召开了会议，自行解散了。国旗队的诺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社会民主党结束所有事务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夺取所有社会民主党财产（包括仍旧存在金库里的200马克）强调了其已经解散的事实。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导们遭受了盖世太保广泛的拷问，盖世太保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此容易被摧毁明显感到很惊讶。工会解体了，他们的大楼在5月4日被侵占了。在复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系统中，其他组织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党派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组织，除了德国人民党，1933年7月14日，在将金库交由德国战争墓地协会管理后，该党投票终结了自己的存在。 [45]

    于是，诺特海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正式党派组织都终结了。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 ——诺特海姆纳粹胜利庆祝仪式的主要演讲的标题，1933年3月19日

    充满活力和彻底性是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诺特海姆国社党的主要特性。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这些特性发展成了狂热，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似乎终于打开了。纳粹分子不仅抓住了权力的煽动性，并且利用这种煽动性来向他们之前的对手们灌输屈服的理念，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力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群众支持一直是纳粹的优势。在诺特海姆3月的选举中，群众的极度兴奋让纳粹分子获得了绝对多数。通过纳粹技能中的每一个技巧，城镇人被说服了，他们认为投票给纳粹主义就意味着投票给新时代，也意味着投票给一场能够扫除过去所有困难并且开创世界新千年的革命。但是纳粹革命并不是在一夜间完成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革命初期（建立独裁政权）就至少花费了半年时间。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长时间的热情。这种热情不只是让人们感觉到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也是为构成革命的各种各样因素——其中许多都是丑陋的——作掩饰和辩护。最后，通过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这种有组织的热情将那些反对，甚至只是质疑引入独裁政府的人孤立起来了。于是，这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重要增援。

    有效宣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控制住媒体。通过创造一个恐怖系统，纳粹分子已经确定地方媒体并不会反对他们。表示反对的机构（《人民报》和《诺特海姆回声》）到3月为止都已经消失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一直对纳粹主义抱有好感，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起先是矛盾的，后来就默许了。但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现存的地方媒体变成完全顺从的工具，最终他们还拥有了纳粹自己掌控的报纸。

    纳粹报纸的创办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他们的双周刊报纸《听！听！》首次发行了。1932年秋天，《听！听！》开始作为更大的纳粹报纸的每周增刊出现，在整个汉诺威地区发行，这主要是因为省党部领袖命令宣传地区报纸。按照这种形式，《听！听！》却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诺特海姆县有54 000名居民，纳粹报纸只有1 000个订购者。 [1] 1933年4月6日，增刊的名字转变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每周发行三次。到了6月，该报变为每天发行，但是仍旧作为母报的增刊。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纳粹分子接管了《人民报》的印刷厂，7月，他们开始在这里印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作为独立的党报向诺特海姆提供纳粹的观点。 [2]

    纳粹分子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地方媒体时，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8月初，《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成为诺特海姆城镇的官方报纸，以及警方事务的唯一官方报纸。几周后，该报成为诺特海姆县的唯一官方喉舌。所有党派成员自然都被要求订购《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冲锋队队员被安排去推销订购，这明显获得了成功。5月，瓦尔特·施泰内克向诺特海姆县国社党的所有地方小组领袖下达命令，禁止他们向其他报纸提供任何消息，并且要求他们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 [3] 换句话说，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弱其他地方报纸。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纳粹分子把他们最主要的枪口转向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该报是诺特海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地方新闻版块对纳粹主义要么是客观的，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该报隶属于德国人民党，因此，在国家新闻版块，该报是反对纳粹的。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这对诺特海姆人自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纳粹分子也认为有必要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召开集会的宣传广告。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许多诺特海姆人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信念，突然判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不是他们想读的那种报纸。

    正如该报的一位前记者所言：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和3月选举之间，数以百计的人不再阅读《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他们并没有停止订阅——他们来到该报的办事处，强烈地要求从明天开始别再把报纸投递到他们家里。他们说他们并不想再听到该报的消息。广告收入也下降了。 [4]

    因此，到3月的时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开始对要印刷的内容极为小心谨慎。该报甚至很仔细地筛选要刊登的广告。不过，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之后，该报的前途是相当不确定的。1933年3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地方新闻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他的邻居国社党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你加入国社党，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将会得到担保。”因此，在与该报的编辑出版商协商之后，克诺佩尔加入了国社党。他对此并不热心，但这似乎是经济需求使然。 [5]

    不过，《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该报失去了作为城镇和县办事处官方喉舌的地位，《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喜悦之情：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失去其官方性质是预料之中的。不管怎样，这是活该，因为有记录显示该报反对我们的运动。过去几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试图穿上纳粹斗篷，但是他们仍旧从犹太人和消费者合作社那里接受广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前景真的是不确定的。 [6]

    在这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变得加倍小心了，拒绝了来自犹太公司的广告。但是遵循纳粹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克诺佩尔回忆道：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错误。我写了一篇关于一场集会的报道，其中我首先提及县长，然后才提及国社党的县领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施泰内克给我打电话，痛斥了我。那天晚上，出版商告诉我纳粹分子要关闭报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因此，我去见瓦尔特·施泰内克，连连道歉，并且承诺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施泰内克说：“别忘了！首先是纳粹党，其次才是办公室中的公务员。” [7]

    除了这些直接的攻击外，《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该报的发行量在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纳粹推销订阅他们自己的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运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敢拒绝订阅《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他们不能同时负担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于是，他们停止购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 [8]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能使用的唯一方式对此进行抗争。5月，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不可缺少的价值的长文。7月，该报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价值的文章，是根据纳粹省长的原话写成的。同时，该报试图鼓舞读者的勇气。6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突出地报道了德国报纸出版商协会通过的决议，即反对“使用威胁或抵制的方式来获得新的发行量”。第二个月，在一个大标题下（“禁止对中产阶级报纸采取抵制措施”），《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国社党的全国指导处已经禁止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针对任何的中产阶级报纸。几周后，该报就纳粹媒体针对非该党报纸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该报批评了“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恐怖主义方式”，并且以主要的纳粹分子经常说的话来支持这一观点。 [9] 这种活动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增加《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行量的过程中，纳粹分子也触及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所有者兼编辑W.A.罗尔的底线。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就从未试图隐藏其对纳粹分子的崇敬之情。纳粹经常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刊登宣传广告（很可能享受了折扣价）；在纳粹分子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印刷传单时，是罗尔印刷的；他总是极富热情地报道纳粹集会。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对纳粹分子非常热情，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对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而言，《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可以利用的，但并不能信任，因为该报的编辑是一个卑鄙的反动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这种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10]

    在1933年初形成纳粹—民族主义者联盟之后，纳粹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攻击减弱了，但是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像《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那样开始试图为了保护自己报纸的发行量而反对纳粹竞争时，这种攻击又增加了。5月，《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如下文章：

    这只会发生一次

    印刷者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员罗尔攻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仅是公开地，而且是清楚地。谈论“地方媒体”的价值！我们都认同地方媒体的价值，但并不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价值。地方媒体并不是狭隘的“教会墓地政治”，而是与其读者的基本观点有重要的联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太老旧了。该报很明显难以适应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共同体。 [11]

    这使罗尔进行了冗长的社论回复。他坚称他为在帮助击败“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他终生都在和“马克思主义者”战斗。他从未接受社会民主党或者消费者合作社的广告，“虽然他们一直在提议”。至于“教会墓地政治”，罗尔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指责。他报道了每一场在诺特海姆举行的国社党集会，甚至雇用了一个纳粹党人来写新闻报道。他宣称“《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未来仍将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至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报道，很明显是一堆谎言。如果《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再次攻击他，罗尔总结道，他不会再屈尊回应他们。 [12]

    这是一场激烈的对话，纳粹分子明显不打算就此认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很小的发行量开始下降。那些订阅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人要求不再投递报纸给他们了，而是他们自己偷偷地去该报的办事处领取。 [13]

    罗尔对此的回应是就“报纸的非法竞争”问题发表了一大篇文章，文内充满了纳粹官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引文。之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以非法方式获得订阅。该文建议人们要求宣称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推销订阅的人出示身份文件。最后，该报还声称之所以发表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正在对我们进行许多肮脏的指控”。而且，县长办公室在阻止罗尔抱怨他失去获取官方通知的途径时发挥了作用。 [14] 简而言之，罗尔正在进行一场他无法获胜的战斗。在纳粹统治的头六个月结束时，明显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很可能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起被摧毁。于是在这一领域内只剩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诺特海姆的非纳粹主义报纸公开挑战纳粹主义。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越是为自己的存在表示担忧，它们越是渴望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因此，在纳粹掌权的最初的几个月，一直是诺特海姆人自己信任的报纸对他们进行宣传的。

    媒体宣传虽然有用，但并不真正是纳粹促进支持率的方法。为了确保大众支持，就必须有积极的参与，在纳粹掌权并且能够要求大众参与之后更是如此。3月竞选运动一结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就开始为此做准备。

    第一波大众示威游行的浪潮和3月12日赢得选举胜利的庆祝活动相关。选举日当天就提供了一个预示，因为那一天也被指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所有的公共建筑都被要求降半旗，并且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悬挂帝国国旗而不是魏玛国旗。早上，所有退伍老兵协会那些身着制服的人都加入了追思会上的冲锋队和钢盔团，这也是向希特勒德国的新人民 [50] 团体的致敬。接着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县退伍老兵协会的负责人说能看到旧旗帜再次升起，他非常地高兴。

    接下来几天，旗帜飘扬，因为纳粹分子要求为纪念选举胜利而挂旗三天，主要是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这是从3月13日开始的，还在诺特海姆周围举行了一场全体游行，升起了两面新的旗帜，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旧旗帜。游行队伍由钢盔团、冲锋队和党卫军组成，由冲锋队的军乐队领头。正是在这一天，诺特海姆的警察被要求带上纳粹臂章。

    率先经历这一变化的是市政厅。升起了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市长说了几句祝福德国“团结”的话，接着恩斯特·吉尔曼说了类似主题的话。讲话后，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帜被投入准备好的小篝火堆，在它被火焰烧毁的时候，围观群众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警察局、县大楼和邮局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演讲者。最后，游行队伍行进到健康保险办事处，这里也升起了旗帜，恩斯特·吉尔曼在谴责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将这座建筑视为他们的产业和宣传机构”方面比以往更甚。“这种时代过去了，”吉尔曼总结道，“当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分子有机会活跃在这栋大楼里。”最后，被这种象征性的操控和演讲的狂欢搞得筋疲力尽之后，人群散开了。 [15]

    国社党直到这周末才举行下一场大活动。在此期间，针对那些想要更多活动的人，举办了诗人奥古斯特·温宁主讲的爱国主义演讲以及冲锋队乐队表演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之后在3月19日星期天，诺特海姆的国社党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活动，是在合适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大厅内装饰着纳粹旗帜，挤满了人，至少有1 000人。主讲人是纳粹传教士牧师明希迈耶，他演讲的主题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整个庆祝活动的基调是保守、严肃和虔诚的。 [16]

    就在诺特海姆的第三帝国典礼完成之后，为了配合希特勒和兴登堡在3月21日星期二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的国家庆典，城镇必须重复这一过程。在诺特海姆，所有的公共办事处在这天都关闭了。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并且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也休息，就是为了收听广播里的典礼仪式。收音机也被带到了学校里面，那里的孩子们听着在波茨坦发生的大事件，教师们告诉他们“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之后，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放假了。所有的房屋和公共大楼都装饰着纳粹旗帜。夜晚降临之后，举行了一场蜿蜒穿过整个诺特海姆的火把游行。参与者包括各种各样的纳粹和国家主义准军事组织、诺特海姆所有的体育俱乐部、各种各样的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协会、所有的学校，还有各种混杂的组织，如“工匠培训俱乐部”、邮局的办事员和邮递员以及志愿消防部门。领头的是城镇乐队、冲锋队乐队和冲锋队军乐队，游行队伍最终在城市公园停了下来，恩斯特·吉尔曼在这里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新的德国统一体：“个体不再存在了；人民就是一切！只要我们从内部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外部敌人。之后，‘德国将会真正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这种提示下，人们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然后解散了。大约3 000人参加了游行；至少同样多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围观。“因此，诺特海姆的市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评论道，“已经以压倒性的大多数证明了，他们准备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新生祖国的怀抱。” [17]

    这种忠诚和热情的群众游行是宣传运动的主要内容，目的是使诺特海姆人确信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可能举行这种只是为了庆祝第三帝国出现的盛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了。需要有具体的事情才行。有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其中两场是新的，另一场是传统节日。这三场分别是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德国劳动节”（对五一劳动节的重新解释）以及5月26日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 [51] 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强调这些事件，在漫长的纳粹政变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每三周都有一场重要的庆祝活动成了可能。

    这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的第一场是庆祝阿道夫·希特勒44岁的生日，于4月20日举行。这天的活动以早上7点钟穿越城镇的游行为开端，参与者是冲锋队及其军乐队。这之后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仪式，将一条新街道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街”。然后，所有隶属于国社党的身着制服的人都参与了教堂仪式。路德派教堂装饰着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在诺特海姆几乎每栋房子都是这样。那天早上的布道强调了落在希特勒身上的沉重责任，以祈求诺特海姆人为他们的元首祷告而结束。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终点在市集广场，冲锋队乐队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诺特海姆火炮俱乐部为庆祝这一时刻，用他们的小型礼炮开火致敬，两名穿着普鲁士炮兵制服仿制品的小男孩负责开火。下午他们在诺特海姆各个酒吧里喝啤酒。晚上，庆祝活动在“1910年代圆顶”继续，举行了军事进行曲音乐会、戏剧和幽默短剧、舞会以及演讲。镇政府中的每个官员、县长、钢盔团成员和国社党成员都出席了。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主题是“团结就是一切”，他承诺诺特海姆很快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纳粹化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跳舞。

    在想象的余波中，报纸宣称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向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分部赠送了奶酪、巧克力和香肠。这些礼物本来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分发给地方分部。 [18]

    第二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于5月1日到来，这一天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名的党派不能忽视的，但是他们决定转变一下性质。在诺特海姆，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以纳粹的名义领导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于是就给这场活动定下了纳粹基调，让这场庆祝活动有了不同的性质，由此冲淡了之前的阶级内涵。这也许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所以在纳粹党的高层官员决定介入当地的群众宣传组织时，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规划在纳粹掌权期间也成为第一要务。4月15日，国家宣传总部发送了关于这天所有项目的全面而详细的说明，并且和预先计划好的全国广播安排就此进行协调。六天后，戈培尔新创立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的地区负责人以他自己的多框架特定指导来跟进这件事。于是，诺特海姆在5月1日的行动第一次成了一种明确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都是一样的，而且除了细节之外，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19]

    人们几乎是刚庆祝完希特勒的生日就开始准备“全国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了。诺特海姆纳粹地方小组发布的宣传广告拉开了序幕：

    德国政府为5月1日“全国劳动节”所做的计划，将在本质上显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这一天将会带领有创造力的人民认识民族国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努力截然相反。同时，这标志着在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初期计划工作的开始。我们号召所有办事处、经济组织、俱乐部、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出席计划会议…… [20]

    之后不久，纳粹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宣布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工人”。因此，整个诺特海姆都必须参加庆祝活动。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要在纳粹总部购买翻领纽扣。有了这个纽扣，才能参加5月1日的游行。不买纽扣的人会把纳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个纽扣是10芬尼；出售纽扣所获得的收入将会为庆典活动提供经费。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平常的社会和经济协会都投入正常使用，以确保庆祝活动井然有序并保证良好的出席率。在五一游行中，城镇中的每个组织都有位置，从德国银行的地方办事处到教师协会。当然，所有的退伍老兵和爱国主义组织，所有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雇员，所有的体育俱乐部，所有的工匠行会、合唱团、钓鱼俱乐部、象棋协会等都将参加游行。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也都被要求支付5到10马克的庆祝活动费用。他们需要在国社党县总部支付。

    这个假期是忙碌的。节目按照下面的时间表进行：
    上午6：30军乐队发出开始的信号。
    8：00在所有的办事处和商业场所升旗，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
    8：45教堂仪式。
    10：00所有俱乐部、企业等官员的会议，在城市公园举行（等待最后的游行指令）。
    10：30来自柏林的德国政府的广播。
    下午1：15开始游行（下午剩下的时间，在游行广场的途中会举行有货摊的嘉年华）。
    7：30阿道夫·希特勒演讲的无线电广播。
    之后直到午夜：音乐会、舞会，等等。

    在4月的最后几天，为这个精彩计划而做的准备变得疯狂起来。许多组织不得不借助报纸广告来发布要求其成员所做事情的详细内容。但是幸亏了这些努力，这个计划是按照普鲁士演习队的精确度完成的。最令纳粹计划者们满意的是在诺特海姆，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或者建筑物没有装饰纳粹旗帜。

    游行——出奇的井然有序——只晚了15分钟开始。这毕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5 000人参与了游行。一共有73辆机动车辆和游行彩车（大约一半的机动车是在诺特海姆的），游行队伍绵延了9公里。游行队伍花了3小时才通过。有些部分非常精彩，因为几乎每种职业都由一辆彩车代表。比如，面包师行会有一个巨型脆饼干，而移居俱乐部则有一个模型房子。游行的终点是游行广场，参与者们在这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之后可以自由地完成这天计划表中的其他内容。媒体如实地报道称诺特海姆此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21]

    在经历了令人筋疲力尽的五一庆祝活动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接下来三周多的时间里不太活跃。然后是纳粹庆祝活动三部曲的第三部——“施拉格特纪念日”。这是一个新节日，为了纪念十年前，也就是第一个纳粹的春天，一个前自由军团志愿者和纳粹党成员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在鲁尔被占领期间，他因破坏罪被法国军事法庭下令处决。诺特海姆为纪念他而准备了一个刻有如下字迹的石碑：“永不忘记！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1923年5月26日被法国人谋害了。”

    当天会举行两场仪式，因为在施拉格特的仪式之后，会在市集广场上焚烧“污秽的文学作品”。要被执行火刑的文学作品包括被没收的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小册子，再加上从公共图书馆拿到的其他著作，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认为可以捐赠可燃物的诺特海姆人被要求将书交给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

    施拉格特纪念碑揭幕仪式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因此，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不过冲锋队、党卫军和冲锋队乐队也参与其中。很大一群人来围观了仪式，包括所有来自小学的学生。人们表演了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性质的诗歌和歌曲，之后由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的主管）发表了主要演讲。在对施拉格特的重要性做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并且要求希特勒青年团仿效施拉格特的勇气后，登茨勒进入了演讲的核心：

    除了以他的事例来增加你们的勇气之外，还要以“施拉格特”这个名字增加你们对凡尔赛和杀了他的法国人的恨意，因为——除了迫害和危险之外——他献身于祖国。（转而面对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你们要为他报仇！你们这些德国青年知道如何仇恨外国人！你们的道路指引你们每天经过这个石碑；握紧你们的拳头并且思考：“永不忘记，我们必复仇！”

    在登茨勒之后是路德派牧师的演讲，他决定在演讲中重点强调施拉格特的英雄主义和“尊敬他与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必要性。唱完一首赞美诗之后，仪式结束了。

    之后，人们去了市集广场，数英担 [52] 的书堆积起来，最上面是一面红色旗帜和奥托·布劳恩 [53] 的照片，他是普鲁士前社会主义总理。恩斯特·吉尔曼就“非德国精神”和“犹太精神”发表了几句话之后，他以承诺再也不会有人以“种族歧视的外国因素”来写德国的书或者报纸而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燃烧着那堆书的火焰蔓延开来，人们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两场仪式对诺特海姆人极具教育意义。 [22]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这三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穷尽诺特海姆国社党承担的宣传活动项目。除了这些一般的活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纳粹次级组织发起的小型活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参与很多。3月，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晚间音乐会和现场演习。一个月后，他们再次举行了演习，充满了象征意义。（“红方”攻击“蓝方”，并在诺特海姆的西边树林里被反攻消灭了。）这些事件无疑满足了该镇对军国主义显然无可抑制的渴望。5月中旬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名诺特海姆冲锋队队员结婚。为了明显地效仿得到正式认可的军事行为，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站在通往教堂的道路两旁，高举手臂，行希特勒礼。同样是在5月中旬，来自附近城镇的党卫军乐队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军乐队进行曲”晚会，之后同一个月，冲锋队队员组成了一支骑兵队。随着夏季的到来，冲锋队开始强调“军事体育运动”。6月初，在附近城镇举行了一场这种类型的比赛，诺特海姆有26位奖牌获得者。7月，诺特海姆举行了自己的冲锋队“军事体育运动会”，主角是整个区域的摩托车冲锋队。还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城镇的游行，之后是一场摩托车障碍赛，最后是模拟坦克对战。晚上举办了一场舞会。几千名诺特海姆人观看了表演。这个月底，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举行了一场25公里的负重行军比赛。 [23]

    在掌权期间的一般宣传工作中，纳粹青年组织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德国女孩联盟举行了“父母晚会”，和4月下旬的那次一样，主要是为了展示联盟教女孩子们的健康有益的技能，如唱歌和民间舞。5月，德国女孩联盟进行了两次广为人知的旅行，一次是去地方的希特勒青年团大会（在这场大会上，该联盟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被宣布为本区域内最佳），另一次是行进至附近的城镇再返回。 [24]

    希特勒青年团对宣传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于1933年6月6日在诺特海姆召开了分区会议。超过1 400名男孩聚集到了诺特海姆，在阅兵场上露营，白天举行游行和体育比赛。《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可能还有很多城镇中人）看起来真的被“这些小褐衫士兵们”迷住了。 [25] 这些组织自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大游行和集会的成功。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很活跃，而冲锋队和党卫军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是搜查房屋、殴打和逮捕的辅警。

    就像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纳粹分子再次利用了戏剧表演和电影。他们特别推出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流血的德国》。4月，诺特海姆国社党为那些想去附近城镇看戏剧的人提供专用客车。7月，一个纳粹的巡回组织在诺特海姆特别表演了“施拉格特”的戏剧。“1910年代圆顶”内挤满了人。最后，甚至连诺特海姆之外的事件都会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比如，6月在汉诺威召开了一场普通的纳粹会议，而诺特海姆派了两辆专用火车，在离开和回来的时候，冲锋队都进行了庆祝游行。 [26]

    在一般的宣传工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及其附属武装组织钢盔团也试图通过煽动热情的方式来减轻希特勒政府的负担。3月，钢盔团进行了一系列电影展映。4月末，年轻的钢盔团成员举行了现场演习，之后在市集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和音乐会。钢盔团还在7月的时候效仿希特勒青年团的运动会发起了一场小型活动。 [27]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阶段，许多诺特海姆人加入了钢盔团。通常，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纳粹组织。4—6月间，城镇中的钢盔团差不多增加了150名成员。 [28] 随着这一活动在诺特海姆的进行，在柏林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却正在被剥夺权力，戈培尔开始指责共产主义者正在渗入钢盔团。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地方组织鼓起勇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的忠诚，而且坚称“任何与胡根贝格 [54] 作战的人都是在和希特勒政府作战”。6月末，有人将钢盔团放在施拉格特新纪念碑上的花环拿掉了。最后，诺特海姆地区的钢盔团宣称（1933年7月1日）他们不再接受新成员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仔细地核查申请者了” [29] 。民族主义党派开始意识到成为国社党同路人的代价。

    虽然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党派都积极地支持新体制，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已经成为城镇生活中一部分的那种民族主义活动仍旧在继续着。近6月底，城镇中都降半旗以沉痛哀悼《凡尔赛条约》的签订。4月，国防军按照其惯例派遣了一队人到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军事音乐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还得到了国社党的支持，但是却没获得成功——诺特海姆人一直忙于纳粹的庆祝活动，以至于没时间享受他们传统的娱乐活动。 [30]

    虽然纳粹耗尽了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诺特海姆人的精力，但是至少一些希特勒时代之前的民族主义党派团体仍旧在继续工作。5月，诺特海姆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演讲，主讲者是一名前海军官员，题目是“世界大战中的U-21潜艇”。5月8日，城镇举行了每年一次的老守卫大会。和往年一样，他们举行了游行、一系列演讲，最后还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舞会。但是现在传统仪式中充斥着纳粹象征和想法。因此第一次在守卫大会中出现了希特勒的照片，演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以及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至于其他的，庆祝仪式仍旧在继续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路径。 [31]

    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爱国主义团体到目前为止所发起的最大事件就是战士联盟成立六十周年和海军俱乐部成立十周年的联合庆祝活动。庆祝活动耗费了整个周末，星期六晚上举行了演讲、游行和升旗典礼，星期天举行了教堂仪式和一场盛大的游行。和守卫大会一样，纳粹分子确保希特勒和国社党在每个场合都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因为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热情参与，庆祝活动特别井然有序，出席率特别高。因此，虽然这场庆祝活动带有纳粹的色彩，但和1933年之前这些团体的工作一样，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情绪高涨。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的诺特海姆分会于6月25日举行了马拉松比赛和群众集会，还是有大量的纳粹之音。于8月初举行的诺特海姆军事协会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是这样。 [32]

    简而言之，虽然纳粹主要的宣传攻势仍旧在继续，但是惯常的民族主义煽动也在继续。仅仅通过宣传让纳粹主义看起来合理的这种背景，有助于纳粹革命进程。个别的活动都充满了纳粹观念和演讲。一切都有助于铺平道路。

    除了诺特海姆传统的民族主义团体之外，两个新的运动有助于纳粹主义事业。第一个运动出现在希特勒被提名为总理之前，但1933年2月才被城镇中人察觉到。这就是民事防御计划，主要是教诺特海姆人如何保护自己免遭空袭。1933年2月初，一队民事防御专家到达诺特海姆，领头的是前自由军团领袖罗斯巴赫。一所学校的集会大厅作为安置民事防御团队的地点被征用一周，他们就炸弹的种类和减少炸弹影响的措施举行讲座并进行示范。教学课程得到了诺特海姆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民事防御团队为了有助于其教学课程，自己举行了一场带有低沉鼓声（一种进行战斗的传统号召）的游行。总体上的效果就是暗示城镇很快就会陷入空袭的危险中。通过这种方式，民众的军事情绪高涨起来。 [33]

    第二个新元素是滑翔机大楼和滑翔机飞行员训练。这也是希特勒掌权之前开始的，但是在希特勒掌权的最初几个月，国社党进行了大力宣传。诺特海姆的滑翔机主要是在游行中展示的，常被认为是新的德国空军的核心。最后，在6月末，纳粹分子接管了这项活动，为诺特海姆建立了党卫军飞行员组织。因此，滑翔机练习被大力推进。 [34]

    纳粹掌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经受了特别密集的宣传攻势。由国社党领头，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组织被要求参与其中，支持并推广纳粹魅力。在诺特海姆，除了大众参与的活动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全国新闻报道、广播演讲以及杂志和图书中的宣传。总体效果就是创造出革命精神并且证明纳粹确保自己控制人民的措施是正当的。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圣经·诗篇》133：1

    纳粹年代的最早期阶段在诺特海姆发生了一个事件，有效地将宣传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犹太人。这一事件开启了难以避免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直到10年后才在党卫军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终结，除此以外，这项特别的行动也是纳粹分子对所有德国人所做之事的缩影。抵制犹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他们从社会上分裂出去了：切断了他们与德国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这样一来，正常的人际联系就不会发挥限制独裁的作用了。

    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诺特海姆的犹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万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称信奉犹太教。他们的人数没有明显地增长，一代人之前是102人。 [1] 诺特海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杂货店或者服装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个犹太商人庆祝自己的杂货店成立230周年——这家店一直开设在诺特海姆。城镇中没有犹太区；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诺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城镇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反犹主义者。他们只是用玩笑或者广泛的厌恶感来表达反犹——换句话说，这是普通的中世纪欧洲的传统。犹太人参加射击协会、爱国主义俱乐部和合唱团，如果他们被区别对待，那也只是因为阶级，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们的组织中被选为官员，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认同为城镇生活中的普通人。

    纳粹分子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石。诺特海姆人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将纳粹的宣传视为一种选举工具或者知识分子破产的证明，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计划。 [2]

    直到纳粹分子控制了整个城镇，绝大部分纳粹反犹主义行动的目标只是纳粹党内依旧和犹太人保持着经济联系的成员。吉尔曼威胁要驱逐这些成员，但是并没有公开。 [3]

    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中偶尔会出现反犹主义言辞，但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于1933年3月29日开始的，当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由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发出的启事。启事中称“国际上的犹太人”正在传播反对德国的“残暴宣传”，“侵害我们身处国外的德国兄弟”。鉴于此，国社党发表声明，号召人们抵制所有的犹太生意：“德国将迫使犹太屈服！”三天后，又有一篇启事，明确列出了需要抵制的个人和公司的名称。标记“剪下保存”字样的这篇启事罗列了代表40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涵盖了诺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的35家商店。 [4]

    列出详细的抵制呼吁之后就是行动。4月1日开始，冲锋队队员被派到犹太人商店或者办公室的门前站岗。根据国社党发布的声明，这项“对犹太人仇恨宣传的反击”要继续到“对德国商品的仇恨运动和抵制结束时为止”。

    抵制运动也得到了县农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希望农民们“通过打击犹太人来为民族主义而战”。为了向农民提供可以替代与犹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选择，在县农业协会的赞助下，牲畜代理人协会成立了，这是诺特海姆唯一公开支持纳粹抵制运动的组织。 [5]

    三天后，抵制运动停止了，以一场带有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的游行结束。根据《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所说：

    在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诱导下，以下的电报被送到了纽约、华沙、巴黎和伦敦的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犹太人在国外进行的有关德国的煽动和仇恨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德国和平而安宁。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动宣传。诺特海姆犹太会堂社区。主席。” [6]

    这封电报是从犹太社区领袖那里敲诈来的，还是只是国社党伪造的，直至现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诺特海姆120个犹太人和国际上诋毁新的第三帝国名声的阴谋之间的联系只是城镇中纳粹分子的妄想。但是这封电报的影响完美地解决了之前出现的宣传问题。在此期间，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抵制运动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启事中的公司是A.H.穆勒的银行，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业。1933年4月1日并没有冲锋队队员在这家公司门前站岗，生意照常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冲锋队队员在站岗，但是只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有些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项行动。但是，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最终都知道了犹太人现在被驱逐了，纳粹分子对他们计划中的这方面内容非常认真。 [7]

    抵制运动对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格雷戈尔·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当他们看到两名冲锋队队员守在他们的门口时，他们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那天，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家，巴林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重复着：“就是为了这个，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保卫我的祖国吗？” [8]

    抵制运动的经济影响超过了正常时期。银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难以承受，格雷戈尔·巴林的医疗工作迅速缩减，他的收入从1932年的9 000马克降到了1933年的6 000马克。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意的真实情况；随着人们越来越恐惧，和犹太人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罕见。

    在诺特海姆，将犹太人变为贱民的问题并不只是纳粹分子将一种迫害制度施加给一群懒散群众的尝试之一。由于犹太人离群索居，形势更加恶化，而其他诺特海姆人虽然也许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而成了这个制度的同谋。抵制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二天，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诺特海姆连锁商店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大广告，声称他们的商店是一家“纯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业”，没有“外国资本”能够毁坏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的公司的自豪之处”。抵制运动之后不久，越来越多带有宣告“德国商人”标志的商店兴旺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一原则，离海报上所写的“犹太人不准进入”就不远了。5月初，诺特海姆雪茄厂宣布“国社党的彻底检查最后证明，本公司是一家纯粹的德国企业”。敏锐的诺特海姆人还注意到，自4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犹太人公司的广告出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 [9]

    至于犹太人自己，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银行家穆勒是属于诺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层人士，他尽可能地无视了整个事件。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招摇地在银行前挂了一面帝国的旗帜。总之，他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以脱帽致意的礼貌方式打招呼，这就逃避了“德国的问候方式”（即“希特勒万岁”再加上纳粹礼）。对于那些热切建议他离开诺特海姆的人，他回复道：“我应该去哪里呢？在这儿，我是银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犹太人穆勒。”由于作为诺特海姆上层阶级成员的地位稳固，他相信麻烦很快就会过去。为了避免不愉快，他静悄悄地从射击协会和歌唱俱乐部退出了，给出的理由是“事务繁忙”。 [10]

    其他人并没有这种自信心。格雷戈尔·巴林远离所有的社交活动，连过马路时都避免遇见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剧了诺特海姆人日益增长的一种感觉，即被人们看到和犹太人说话是不恰当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射击协会的信，“因他不出席会议”（一种善意的委婉说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的主席和部长亲自来见他；巴林是协会的娱乐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简单的信就打发掉。他们希望他能出席集会，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运作协会。巴林已经产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们不幸的是他事务繁忙，这样一来，他不仅得辞掉娱乐主席的职务，还无法再做会员了。他们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然后离开了。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犹太人很可能都是这种反应。 [11]

    一些城镇人，尤其是社会党人会故意去和犹太人讲话或者去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冲锋队队员总是在犹太人经过街角时小声地辱骂他们，还有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商店里购买很多东西，一直累积从未付过的账单，有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拿到过账单。 [12]

    因此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地位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权头半年结束之时确实是这样了。纳粹领袖每次发表与犹太人相关的演讲时都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针对德国人民的国际毒瘤，每份报纸都使用同样的措辞，每个新的笑话或者谣言都加强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形势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事实，它被人们所接受了。 [13]

    诺特海姆的犹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区之外。同时，纳粹分子担负起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把整个社区割裂开。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为止，每个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断了，就像是犹太人和其他城镇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一样。社会的全部重组是纳粹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最终，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团体了。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会存在的场合。最终就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存在于一种新框架中，其中，每个个人不是与其同伴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以及纳粹领袖联系在一起，纳粹领袖则成了国家的个人体现。

    社会组织的全面改革对独裁统治的益处可想而知。首先，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被监视，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控制在纳粹分子手中。其次，随着旧社会纽带的破裂，传播不满的集会将会越来越少。第三，所有的组织都有纳粹班底，于是其成员们都被卷入了一般的纳粹体制中。

    促成独裁体制并不是纳粹重组社会单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种趋向是简化社会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并减少多样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认为将各种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运动员组合。另一方面，试图整合的这些俱乐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是以阶级路线来划分形成的，而新的标准是德国公民和虔诚的纳粹主义，不再是旧传统或者阶级差别。

    以大众组织为例，比如运动俱乐部，对其整合并不是为了维持对各个团体的控制，因为这些俱乐部已经被很好地渗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阶级倾向的团体为例，对其整合就是要结束它们的排他性，从而让纳粹分子能够控制这些组织。所以，纳粹重组团体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直试图将大体上有相同目标或主体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结合起来并使其服从。

    追求明确目标的团体（比如，象棋俱乐部）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的形式和构成也许会被改变。正是它们的客观目标让它们能一直存在，或许在它们的名字前会有“N.S.”[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旧存在着。那些只是因为社交来往或者偶然的客观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终结，或是被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认为只是出于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会进行讨论。这也是纳粹群众参与宣传的一个副作用，因为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单纯的社交功能变得日益困难。最后，这还是在恐怖和谣言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破裂的结果。纳粹坚持让各种组织政治化，侵害了迄今为止活跃的俱乐部。正如一个诺特海姆人所说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连保龄球俱乐部都没有了。” [14]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完成的。有些俱乐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并起来，还有些失去原来的目的，规模迅速减小。所有的组织都被控制在纳粹手中，因为这些组织都被要求在它们的执行委员会中安插大量的国社党成员。这个庞杂的进程被归结为一个通行的术语下——“一体化”。

    起初，“一体化”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治代表的重组，从而能够使其在国会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纳粹—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派。希特勒为了证明其关于一体化的法令是正当的而宣称每个政府机构都可以重建新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一体化法令也适用于社会组织。 [15] 甚至《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偶尔也会这样建议。恩斯特·吉尔曼通过向各个团体发送“官方”通知强化了这个谎话，他通知他们国家的一体化法律要求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51%的国社党或者钢盔团成员”。 [16] 于是，诺特海姆人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视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如果国社党命令一个组织解散其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选举新的委员会，那么该组织会认为必须要服从法律。如果他们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了。但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人这么做，而之后则太晚了。因此，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没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诺特海姆俱乐部的种类和数量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项庞杂的任务。然而，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并且以极大的活力和极快的速度将其进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这一进程早在1933年3月就开始了。一体化在4月和5月层出不穷，所有的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落入纳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实际上已经没有留下独立的社会实体了，大变革差不多完成了。

    诺特海姆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经济组织：工会、商业和职业协会以及行会。其中，工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涉及的人数，而且是因为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纳粹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工人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所以，国社党决定排挤掉现存的自由工会。

    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更高职位的纳粹分子于1932年解散了铁路工会。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大部分登记在册的诺特海姆劳动力至少在名义上都处于纳粹分子自己的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即NSBO，以下简称“国社劳工组织”）的控制下。在白领雇员中，与此同时有类似的推进在发生，主要是一个纳粹阵线组织：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领袖公开成为纳粹分子。 [17]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也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起城市雇员。在纳粹接管市议会并且开始清洗的同时，国社党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国社劳工组织雇员小组，登记了几十个成员。一个月后，现存的诺特海姆当地的城市公务员和雇员协会被“一体化”，在国社党的命令下选举了一个纳粹执行委员会。纳粹的工会运动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一个是“高速公路维修工”的组织。该组织中主要是农村人，因此已经被纳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们组织成国社劳工组织的一个分支。这一点于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终，纳粹分子在制糖厂赢得了38名男性常规劳动力的优势。大萧条期间，制糖厂的工人面临着大量的政治压力。因此，工人委员会选举于4月3日举行，投给国社劳工组织的选票有28张，而投票给“非政治候选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会的，只有10张。 [18]

    就算有这些小成功，很明显的是，纳粹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工会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经济压力和观念各异给国社劳工组织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因为国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5月4日，按照五一庆祝活动次日在整个德国确立的典范，城镇中的冲锋队队员占领了诺特海姆自由工会的办公室，没收了名册和装备，宣称进行工会“一体化”。几周后，国社劳工组织搬到了旧工会的办公室。但是该组织缺乏影响力，所以它要求至少两名前工会部长服务于他们，以履行基本职责。国社劳工组织也发现为了声讨旧工会，有必要召开群众集会。自由的记忆比事实更加难以抹去。为了监督全部的劳动力，后来成立了一个超级虚假的工会——“德国工人阵线”。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在诺特海姆，这一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纸上组织。 [19]

    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0] 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1]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22]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23]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 [24] 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 [25]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26]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27]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 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28]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29]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 [30] 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31]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32]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33]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4] 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35]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36]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37]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38] 。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39] 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40]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41]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42]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43]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44]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 [45] 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46]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47]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48]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 [49] 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每个人当然都会注意到从现在开始吹来了一股新风。 ——海因里希·沃格，城市议会的纳粹演讲者，1933年3月28日

    在纳粹主义于诺特海姆崛起的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萧条。大萧条所引发的恐惧让诺特海姆人一开始就屈服于激进主义。正是因为纳粹声称他们已经诊断出经济困难的原因（《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并且能够提供治愈方法（纳粹领导），很多诺特海姆人才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党派。因此，纳粹分子知道如果想要赢得稳固的忠诚，他们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因为诺特海姆的大萧条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所以纳粹分子着手准备一个适当的解决方式。他们很快就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方式——通过消除大规模的失业来消灭大萧条的外在体现。必须让诺特海姆人觉得进步的车轮又开始启动了，在有力的领导下，城镇开始前进了。这些事情是纳粹分子所做的。这是他们取得的唯一的扎扎实实的成就。

    大萧条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失业。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发展出的处理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共工程项目。在大萧条最初几年，实施了一些有限的工程项目，1933年1月，中央政府向城镇拨出了额外的资金。纳粹分子对公共工程项目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些工程来消除城镇中的所有失业。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纳粹掌权的时候，之前中央政府的拨款就能利用了，而且希特勒政府迅速地为公共项目筹集资金。

    1933年1月，城镇从中央政府收到了6万马克，计划将之花费在修复道路上。3月，政府批准向诺特海姆县贷款30万马克。4月，诺特海姆又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用于公共项目的10万马克。这些钱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城镇。首先，城镇能让失业者得到工作。通过将失业者从福利名单上移除，诺特海姆能投入工程项目的钱增加了；城镇财政部几乎每周节省了4 000马克。最后，通过叠加效应，这增加了一般开支，诺特海姆的商人由此获益了。但最重要的是，这给了新的纳粹政府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可以推行紧急的公共工程项目。 [1]

    1933年1月末，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653人，其中几乎有400人在福利名单上。据估计，还有100个“隐形”失业者，由此失业者总数达到了750人。虽然纳粹分子期望所有人都能工作，但是1933年春天的进展却很少。到1933年6月30日为止，城镇中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仍旧有506人。而人数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季节性工作的增加。

    然而，7月，伟大的运动开始了。有450人被安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道路被修复了，城镇中的树木被修剪了，内城周围的旧护城河被抽干了并将其变成了天鹅池和公园。新的失业群体几乎每天都要工作。7月24日，恩斯特·吉尔曼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之前所有福利名单上的失业者都有工作了。那时，诺特海姆唯一拿福利收入的就是孀妇、老年人和残疾人。同一时期，县长冯·德·舒伦堡宣布自1933年3月起，县福利失业者中有900人投入工作，诺特海姆县也没有福利失业者了。 [2]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更多的还在后面。整个8月仍旧在继续同样的努力。当月结束时，城镇中每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都在工作了。8月的最后几天，130多人被吸引到了工程项目中。甚至是失业女性也被安排去种花和修剪灌木。诺特海姆人几乎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城镇中没有任何一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了。 [3]

    纳粹分子为完成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类似。首先，工程项目会优先给纳粹党成员，尤其是那些会员编号小的成员——所谓的“老战士”。即便是私营企业家，如果他们是党派成员，恩斯特·吉尔曼就会强烈要求优先雇用纳粹分子，当然，不可以雇用任何“红色分子”。 [4] 其次，由于清洗社会主义者并逮捕共产主义者，出现了许多工作。那些受影响的人或者是因为被随意否认了“失业者”的身份而被迫去采石场工作，或者被投到了集中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再会被列为失业者了。再者，许多失业者实际上是被迫去工作。所有的失业者，无论其之前从事什么职业，最后都被投入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有些人坚称他们应获得与其能力和经验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纳粹的选择是要么在工程项目中工作，要么再也没有失业金。在许多的抗议声中，之前的失业者中有很多人每天早上都要爬到工人的卡车上去修路。 [5]

    不过，许多工人很高兴再次被雇用，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对纳粹在这个层面上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中，工人们并不是唯一从经济上获益的。工匠也得到了援助，主要是通过家庭维修项目的补贴。1933年春天，国家为此目的而拨给诺特海姆21 000马克，特别是为缓解住房短缺问题而帮助翻新公寓。而且，国家又拨了20 000马克，补贴给那些想要将大公寓划分为更小单元的人。城市通过修复其所拥有的全部建筑物来引领了方向。同时，鼓励新建筑，1933年新建了七栋住宅。建筑和修复工作在大萧条期间基本停滞了，这些项目及其有力的管理对电工、木匠和油漆工来说非常受欢迎。如果纳粹报道值得信任，他们一直“忙于工作”。 [6]

    最后，纳粹尽其所能地通过宣传和政治压力来结束大萧条压力。吉尔曼孜孜不倦地敦促商人们扩大经营和消费。县大楼里建立了“荣誉册”，所有雇用以前的失业人员的雇主名字都被记录下来了。 [7] 简而言之，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决心和精力来做的。

    纳粹在对抗大萧条过程中所实施的一项措施之后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机制，这就是“劳动服务”。像工程项目和住宅修复津贴那样，它开始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在国社党掌权后以更大的力度被推进。起初，这是“志愿劳动服务”。1933年2月，国社党在诺特海姆建立了组织。其目标在本质上是非经济的，是为了让年轻人加入进来，以便“（1）把他们和人民团体联合起来，（2）重建他们与土壤的联系，（3）唤起健康的军事精神”。不过，“劳动服务”确实让年轻失业者远离了街角和劳动市场，该组织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项目。4月末，有65个年轻的诺特海姆人被招收，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旧军营营房里。这就有必要驱逐原本住在那里的“流离失所者”。为了给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城市提出保证支付租金，并且为新建公寓提供必要的改建补贴。最终，吉尔曼希望旧军营中能容纳250个“劳动服务”的人，他认为这就意味着城镇中有250个新的消费者。 [8]

    除了经济功能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功能外，“劳动服务”也协助了一般的宣传工作。它还组织了一场穿过诺特海姆的惯常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举着一面纳粹旗帜，甚至在夏天的某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举办了一场古典音乐会。 [9] 所有人都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都将“劳动服务”视为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尽管纳粹分子尽了最大努力去结束失业，但他们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并没有忘记推进慈善事业。其中有些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比如3月30日针对福利案例提供了特殊的额外费用，“就算在艰难时期，也要展示新政府的社会方向”。此外，在希特勒生日时，他们为失业者提供了一场有咖啡和蛋糕的特殊派对。纳粹“冬季捐助”的慈善募捐带来了相当多的收入，冲锋队的赈济处报告称，1932—1933年的那个冬天他们已经支出了32 000顿餐。 [10]

    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以和他们应对其他问题时同样的精力和彻底性来着手解决城镇的经济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效果和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提供新想法，但是他们充分利用了现存的资源。通过暂时消除失业并且增加诺特海姆的可用收入，纳粹分子并没有彻底结束大萧条；实际上，1934年他们必须再次与失业问题战斗。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纳粹分子有决心控制住大萧条。对很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关于经济危机，表象比现实更加重要。简而言之，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做了他们在经济上所承诺的事情；它驱除了大萧条这个幽灵。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1]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 [2] 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 [3] 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 [4] 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 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 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5]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 [6] 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7]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 [8] 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 [9] 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 [10] 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11]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 [12] 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13]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 [14] 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 [15] 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

    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16]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 [17] 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18]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 [19] 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 [20] 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21]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 [22] 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 [23] 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24]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 [25] 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26]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27]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28]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不得不一直参加教化课程，这些课程一直在灌输给你这些想法。你不得不学会，因为你不得不小心你所说的话。 ——一位诺特海姆的教师

    当然，1933年前半年，纳粹成功建立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诺特海姆人目瞪口呆。但是1933年夏天，春天以来极快的行动步伐放缓了。新的独裁统治开始寻找规律并且适应规律。大部分破坏和建设都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新系统运转起来了。然而，尽管需要新的方式，但他们还是趋向于采用同样的方法。独裁主义增长了，群众游行活动全面展开，武力依旧被应用于经济方面。然而，城镇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城镇有重申其集体品格的习惯。虽然这些改变是在新生的独裁政权内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反对该政权。

    1933年春季纳粹宣传攻势的势头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夏季。虽然没有大型节庆了，但是仍旧有很多小规模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受新成立的纳粹附属组织或者现存组织的迅速强化的刺激，无论是哪种，看起来都需要展示某种活力。因此，1933年8月，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德国女孩联盟和新成立的党卫军侦察部队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前两次活动进行时，都有大型游行活动和“现场教会仪式”，而且大部分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党卫军的活动涉及由一个“演习队”完成的“演习”。 [1] 类似地，有些新的纳粹官员决定以发动大规模活动来证明他们的重要性。新的诺特海姆体育运动负责人赫尔曼·登茨勒就是这么做的，他于1933年秋天宣布在城镇中开启一个大型运动项目。从9月10日到10月1日（除了星期天），诺特海姆每天都有体育比赛。大部分活动包括射击、体操和“国防体育”，是为了促进大众运动意识，也有定期的游行活动、演讲和其他仪式。这些天所有的建筑自然都装饰着旗帜。没有人会抱怨新政权不重视身体锻炼。 [2]

    同时，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抢占9月某个空闲的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普通成员的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利用这个集会宣布革命结束了；国社党现在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拥有者了。然而，他继续说，现在将会展开教化新德国的任务。所有成员，尤其是新成员，都被提醒必须出席他们小组的集会，必须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预备队。他们必须参加党派的盛大集会。他们必须去德国剧院。女性必须加入纳粹女性组织。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必须阅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不是反对纳粹主义的那些报纸。最后，吉尔曼声称他个人保证地方小组的财政状况运转良好。 [3]

    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领袖并不是唯一担心1933年春天涌入党派中的新成员品质的纳粹分子。全国党派总部也规定自1月1日起加入党派的成员必须上一个特定的两周课程。这一课程本质上是要灌输基本的纳粹意识形态。出席是必需的，任何缺席课程的人都会被罚款。 [4]

    简而言之，国社党发现兴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加强纪律并且使收益系统化了。随着1933年春天国社党的大规模扩张，纳粹分子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值得怀疑。即将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能做到，但只是迫于压力。

    1933年10月，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55] 。面对国外对此举动的反应，他认为有必要表现一下国内对他领导地位的支持。表现的方式就是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国会。第一反应为接下来的运动奠定了基调。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县长冯·德·舒伦堡将如下电报发给柏林：“诺特海姆县全体人民一致支持国家政府的行动，并呼吁和平、面包和工作。”其他组织发送了类似的电报。 [5]

    全民公投运动本身就是纳粹方法的一个杰出案例。即使国社党有望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只有他们能计算选票，但是也需要努力让诺特海姆人确实地为希特勒的政策投票。纳粹分子在过去几年完善的整个竞选系统再次启动了，就像这次也会是自由选举一样。很快，县领袖施泰内克开始请求大区提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甚至针对有问题的特定乡村——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两个是社会民主党的据点。选举开始前的最后三天，他要了七个演讲者，其中大部分人将会在多个地点发表演讲。 [6] 很少有纳粹分子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现在人们被迫出席纳粹集会并且被迫表现出明显的热情，那么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纳粹宣传效果的反馈系统了。在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之前，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能非常精准地评估哪些演讲者是“优秀的”，哪些主题是吸引人的，哪些集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臆测或者他们自己的反应。独裁统治的建立打破了之前自我修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曾经对纳粹分子赢得大众支持非常重要。

    诺特海姆的竞选运动于10月25日开始，当天希特勒在汉诺威发表演讲。从诺特海姆开往汉诺威的专属列车大幅降价。而且，诺特海姆人被告知只要向地方上的纳粹总部递交申请，就可以去参加汉诺威的活动。四天后，诺特海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还有两支军乐队和他们的乐队举行了游行。 [7]

    然后，竞选活动认真地开始了。按照国社党的命令，除非是政治性质的集会，否则选举日后才允许召开集会。第一场活动是在选举之前10天，也就是在11月2日举行的。该活动由一场盛大的游行和一场集会组成。从3点开始，不管怎样，按照国社党的要求，整个城镇都被卷入其中。（“期待所有居民的积极参与！挥舞旗帜！”）游行是由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的，从铁路工人到露易丝王后协会，包括超过3 000人，再加上两支乐队、三支军乐队和无数的旗帜。第二场大活动是11月9日举行的，而这一天对国社党而言是特殊的日子——1923年希特勒那场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诺特海姆，所有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全部的庆祝活动，举行了群众游行活动，他们还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参加。 [8]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两天到来的。11月10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讲，在诺特海姆，国社党决定让所有人都听演讲。演讲期间，所有的行业都被要求停业，所有的城镇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大的大厅集合来听演讲。这场活动是同步性的杰作：
    1：00到1：01——警报信号。所有的工作结束；所有的交通停止。
    1：01到1：10——宣传领袖戈培尔博士的报告。
    1：10到1：55——元首的演讲。
    1：55到1：59——《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00到2：03——警报；恢复工作。
    聚集在骑术大厅的观众以紧密的纵列形式离开，走向市集广场，在那里解散。
    高举旗帜！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9]
    第二天，选举前夜，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游行：
    诺特海姆的和平游行！据此，要求诺特海姆全体人民都参加星期六6：30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目的地是“1910年代圆顶”，布伦瑞克的同志克拉格斯牧师将在这里发表演讲。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顺序和5月1日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出席。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10]

    恩斯特·吉尔曼给所有诺特海姆纳粹党成员的通函提醒他们必须出席选举前夜的集会，写着如下的话：“不接受任何借口。” [11]

    有了这种准备，参与选举的组织本身并没有被忽视。诺特海姆1200名纳粹党成员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星期天选举当天早上9点出现在投票站，还有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旧识。投票后，每个纳粹分子都必须向其小组领导报告，为支持进一步的工作全天待命。诺特海姆的每家店铺都用海报填满了橱窗，每所房子都挂着纳粹旗帜。政府官员和商人被要求在中午之前进行非公开的投票，各种俱乐部也被要求进行非公开的集会和投票，而且：

    国社党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投票责任。投票后，每个选民都会在投票站收到一个售价5芬尼的翻领纽扣。在城市的出口、铁路车站等，都有人站岗，这些人会提醒每个没有代表爱国责任的纽扣的人。 [12]

    为了保证诺特海姆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票，报纸上还刊登了发出指令的大幅广告：“这就是你正确地进行投票的样子。不能在‘不’下面的圈中做标记。”并一再说：“注意！选民们！当你在投票站为了希特勒投票并且投下赞成票之后，才能收到一个纽扣。” [13]

    在做过这些准备之后，结果却是令人扫兴的。诺特海姆县报告称有98%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的国会计划（选票上唯一的一个选项），公投中有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如果我们看看位于诺特海姆县的莫林根集中营的数据，这一结果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据汇报，有252名囚犯进行了投票：其中212人投了赞成，26人投了反对，14票无效（据称，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7%的居民的选票）。 [14]

    在诺特海姆城镇，结果是相似的。只有94.6%的人投了票，其中97.2%的人投了赞成票。公布的投票结果表明，6 942名选民中有193人投了反对票，68张选票作废。神奇的是，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其中只有纳粹分子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据称有321张选票作废。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很难说明，因为国社党在没人质疑其制表的情况下点算了选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点算，这都被视为希特勒事业的胜利。当诺特海姆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结果被公布了。 [15]

    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选举运动和投票表明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选举日之前差不多两周时，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被迫卷入了一场没有内在内容的仪式。选举机制并没有判定或者登记诺特海姆市民的意愿。令诺特海姆人印象深刻的是国社党的全能和决心。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国社党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开始时真挚热情的资本。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甚至不得不以威胁来鞭策国社党成员。普通的诺特海姆人禁不住越来越怀疑整个事件。仪式是令人深刻的，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性。竞选运动后，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发现只有通过新的威胁才能完成联合行动。

    尽管缺乏广泛的积极性，大众宣传方法仍旧在继续。诺特海姆人被命令挂出他们旗帜的场合增多了，其中包括一些次级活动，比如赫尔曼·戈林的生日、国社党的县代表大会。 [16] 最终，吉尔曼开始坚称在整个德国，诺特海姆都是装饰新颖独特的城镇。房主们被要求不再是只挂出纳粹旗帜，而要用一系列微型纳粹旗帜、彩旗和其他种类的装饰环绕阳台。

    简而言之，地方沙文主义被用来支持增强诺特海姆人对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影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是可喜的。当宽街上的一个屠夫设法用猪肉、欧芹和香肠蒂做成希特勒的雕像并陈放在他家商店的橱窗时，影响达到了顶峰。曾经为了射击节和其他古典庆祝仪式而装饰城镇的努力，现在再次应用于纳粹主义。而诺特海姆人融入了这种精神，满足了他们适应新形势的审美冲动。 [17]

    为了有助于宣传努力，其他的地方习惯也被融入了纳粹的方法中。在国社党登上舞台之前，诺特海姆人一直致力于向以前战争的死难者致敬。国社党通过经常举办庆典仪式来加以利用。为了向诺特海姆各种团体中去世的运动员致敬而建立起了特别纪念碑。甚至在平安夜和其他的非传统日期举行了一场纪念死难者的仪式。这些事件被叠加在现在惯常的纳粹庆祝活动（希特勒的生日、五一，等等）之上。甚至慈善基金的相关活动都被处理成了宣传运动那样。针对1933年秋季启动的冬季救济金活动，省党部领袖宣布会雇用200名大区演讲者并且举行近3 000场集会。 [18]

    但是1934年群众游行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在庆祝活动刚开始出现时，诺特海姆人还会踊跃地参与，而现在他们只会沿街蹲下，不想再听任何的演讲了。针对纳粹主导的活动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下这种祈使语句：“诺特海姆的全体人民必须出席！” [19]

    国社党队伍中也弥漫着这种冷淡情绪，成员们被要求带着需要打孔的“管理卡”参加集会。任何错过三场集会的人都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国社党成员还被要求带其他人一同参加集会，以便使大厅内坐满人。在1935年夏天传阅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种观念被重复了好几次：

    每个成员必须将出席以及带其他同志一起出席视为一种责任……每个党派成员都有责任为出席某次集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最后一个公民都会参加。……没有公民被允许待在家里…… [20]

    虽然这些措施和恐怖行为确实增强了服从性，但是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体制结构中，群众宣传的历史确实是一段逐渐变得冷淡的历史。越来越多的诺特海姆人因纳粹的劲头而感到无聊和精疲力竭，他们抱怨接连不断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于狂热的纳粹分子而言，他们越来越确信诺特海姆的公民是无望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对政治毫不关心。 [21]

    如果热情不能自愿到来，那么还有其他唤醒的方式。当然，为原社会党人设立的就业黑名单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但这是通过吉尔曼推动的幕后活动进行的。 [22] 不过，这些例子仍旧可以作为提醒。唤起外部顺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恐怖体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有逮捕行为，主要是针对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8月末，据报道一个工人大喊“莫斯科万岁！”之后，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营。类似的逮捕行为依旧接连不断。9月，一个工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逮捕。1933年11月，两名诺特海姆女性因“传播有关国社党的不实谣言”而被逮捕。 [23] 但是最终没再出现有关逮捕的报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恐怖体制正在稳定下来。9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发表一篇反对匿名谴责的社论是明智之举。纳粹权力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去围捕一群诺特海姆的乞丐。这是徒劳的，但之后不久警方就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并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24]

    从此以后，纳粹只通过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会强化方法来实施恐怖行动。和先前的例子一样，纳粹发布了禁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维护城镇公墓中的坟墓的命令。而且，纳粹还发布了指令，要求通过出席集会、向慈善运动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统来树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 [25] 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和社会强化来维护恐怖行动体制。有时，公开行动是必要的。因此自从于1935年开始反对教会的行动之后，每周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摇地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并且在仪式开始后，记录布道的内容。 [26] 但这种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诺特海姆人很快就了解到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且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然而，恐惧传播开来，在成熟的独裁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监禁的，至少在整个1935年都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该政体放松了对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将这种行为系统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来，盖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来，1934年4月，盖世太保由海因里希·希姆莱 [56] 和党卫军管理。同时，1933年涌现的大部分“业余探子”网络被逐渐淘汰。1934年10月，纳粹党国家总部要求所有成员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可疑活动，但是不能试图自己去解决，而是要报告给盖世太保。 [27] 同时，为了找出潜在的反对者，纳粹党发展了自己的“情报部门”。1934年3月，一个叫恩斯特·赖茨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诺特海姆县情报部门的领袖，他很快就在诺特海姆县78个城镇和乡村中的70个建立起告密网络。接下来的几个月，赖茨报告称他认为在诺特海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钢盔团，而且后者定期在桑尼旅馆举行集会。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些怀疑的细节，但是这些纳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动无疑有助于压制有异议的城镇中人的反抗思想。 [28]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就算是恐怖体制也多少适应了诺特海姆的特性。有个关于曾经汉诺威党派成员的老农民的例子。如果诺特海姆人还记得的话，他总是在晚上去酒吧里喝啤酒，一边指责现在的政府，一边赞美汉诺威王朝时代的好日子。纳粹分子掌权后，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列入他的咒骂中。但他是政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至于从没有人去骚扰过他。因此，他几乎在第三帝国的每一天都公开诋毁政府，完全不受干扰。 [29]

    还有些诺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体制。就是在“罗姆政变”之后，出现了“德国扫视”[57] 和普遍的信任崩溃。 [30]

    简而言之，威胁、暗示和谣言都用于维持控制，所以在纳粹统治第一年，诺特海姆实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增加。存在着某种平衡，一方面诺特海姆人按照他们被期望的那样做，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他们不会遭受极权国家可能出现的严厉对待。这种基于恐怖行为可能性基础上的默许协议是纳粹统治在诺特海姆成熟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在将城镇中各种机构转变为能够接受的纳粹主义工具的缓慢进程继续进行时，这一条件一直保留着。这一进程考虑得尽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学校系统。

    诺特海姆城市政府对小学系统的运营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从决定预算到聘任教师。它对高级中学和女子高中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因为这两者由省学校董事会监管。然而，纳粹掌权后，决定因素是地方小组领袖，他不仅控制着诺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过国社党对省学校董事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33年之后，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教师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师被免职了：沃格和来自“理想主义者”反对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调动了，另一人则被赶出了城镇；还有一个人是来自高级中学的教师，众所周知他拥护共和制，他也被调离了诺特海姆。 [31]

    不过，国社党不只对开除反对派感兴趣。国社党也关心着将教育争取为对新政权的一种积极支持。根据城镇的官方历史学家于1936年所写的：

    学校的任务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愿望培养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让成年人感知到“社区”的意义并且想要加入社区。因此统一国家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培养人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让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斗争中对抗敌人：除了常规的提升智力之外，学校还承担了新的任务。 [32]

    将学校转变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堡垒的过程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现有的学校图书馆都被夺走了“堕落的”作品，入藏的书都是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教师们都要听关于制订需要教授的历史和其他敏感课程的总路线的讲座。关于“种族理论”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课程被引入了。针对教师的讲座和“学校课程”一直在继续。在一次接一次的会议中，通常会重申相同的主题。教师们小心翼翼地准确记录下总路线，因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希特勒青年团会向国社党汇报教师们的所作所为。 [33]

    除了新课程和教授旧课程的新方法，学校还被要求重点强调体育运动和体育课，尤其是射击和“国防体育”。比如，在科学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滑翔机模型。纳粹的宣传电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教室里都安装着无线广播，这样一来就能听到宣传演讲了。 [34] 可以从天主教小学关于获得新知识的报告中评估出学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必须有旗帜……每个班级都要挂一张元首的照片……赔款表格和购买的手榴弹……学校图书馆被整改了，此外，还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纳的《大海的恶魔》……学校墙上的照片增加了种族的内容，“在四个世纪内的纳粹标志”，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地图就是我们的财产……购买空气步枪……旗杆……滑翔机模型…… [35]

    这一过程包含了所有学校。商业和专业学校都引入了“种族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课程。即便是为低能者创办的小规模学校也尽可能地灌输其责任。 [36]

    希特勒青年团在所有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现了一场让学校体制里的每个学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孩联盟的运动。现存的学校社团都不存在了。但是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地位提升，教师的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长的话说，“几乎不可能进行教学了” [37] 。

    尽管有这项运动，但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两年，纳粹主义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却没能进入学校。这就是反犹主义。一位校长回忆起在他学校里的三名犹太学生：“他们在任何方面从未陷入过困境。这些孩子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学校毕业。据我所知，其他孩子从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骚扰过他们。” [38] 后来，犹太孩子们开始按部就班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并不是在早期。实际上，甚至是支持纳粹主义的学生们也和有犹太信仰的其他学生足够团结，以至于他们从不当着后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9] 但是在其他方面，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严格的灌输教育。在诺特海姆，相比其他机构，学校成了更活跃的纳粹主义工具。

    如果说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励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源泉，那么另一种教育工具——日报却不是这样了。报刊确实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纳粹分子眼里，只有当这些报刊完全归纳粹所有，才能不出问题。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尔曼在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宣布，每个成员都必须订购诺特海姆自己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命令。9月23日，每个纳粹成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信，提醒他们吉尔曼的命令并且通知他们从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该报的订阅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会正式去确认订单。 [40]

    这是增加纳粹报纸发行量的综合运动的一部分。1934年开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用再关心扩大其读者人数了，这项职责落到了纳粹地方组织中的一个专门官员新闻监察官的身上。新闻监察官的一般任务就是监视该区域内的所有报纸，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务就是打造纳粹自己的报刊。他被任命为当地纳粹报纸的一名普通记者，报道每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够首先把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媒体……这样一来，那些胖乎乎的市民们就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耳目，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让自己适应新德国。”而且，这个新闻监察官尽其所能去支持纳粹报刊，削弱非纳粹报刊。他特别要保持非党派报刊的秩序。 [41]

    在诺特海姆，这些基本规则被解读成意味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将会被取缔。然而，随着埃哈特·克诺佩尔为《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写新闻，国社党就很难对该报进行抱怨了。在早期与灾难擦肩而过后，诺佩尔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了。实际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遵循着纳粹路线，跟随着每次变动。然而，最后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却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刊以来，该报的报头上就有一句口号——“祖国高于党派”。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大概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情感表达。然而，在纳粹国家，这是一种叛逆，因为这提出了一种国家和党派是可以区分的异端观念。如果埃哈特·克诺佩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本应该立即舍弃这个会惹麻烦的口号。但报头是每个人都会看却很少有人会注意的内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才发现。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诺佩尔和该报的出版商不得不进行最卑微的道歉，他们在幕后运作了很长时间才在10天后获得了重新发行的许可。不用说，报头必须被去掉。国社党认为这种暂时的停刊会成为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这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新生的机会。直到停刊为止，《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发行量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该报被查封的时候，订阅者却蜂拥而来。该报的记者认为这是大众对第三帝国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很有可能，只是诺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审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被禁止的内容，当然都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阅读内容。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赢回了读者，而且因为其内容写得好而精准，都是第一手新闻，一直保持着订阅量。也许那个记者是对的，诺特海姆人是出于抗议心理来读该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出版商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成为抵抗的象征），但是不管怎样，此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纳粹分子厌恶地挥舞着他们的双手，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容忍，不过都是偶尔遭受骚扰。 [42]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愿意忍受《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但是他们决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厌恶“反动派”，比如该报的所有者和主编威廉·罗尔，还有部分是因为罗尔直接顶撞了纳粹分子。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是在垂死挣扎的报纸了，罗尔还是认为这滞后的发行量是因为纳粹的压力（这当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该区内的新闻监察官，寻求对抗“非法竞争”的帮助。这刺激了《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在社论中不断攻击罗尔。他被指责丝毫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广告（他确实这样做了），发表关于诺特海姆国社党所作所为的错误报道。他还在一些小问题上受到烦扰。1934年夏天，《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拒绝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进行通常礼貌的交换报纸。罗尔被次要的纳粹人物要求发表直接针对他自己的毁谤性诗歌。他一再被诺特海姆的新闻监察官指责犯有小的过失罪。 [43]

    最终，罗尔开始写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镇的一个编辑告诉他《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编辑过去曾经犯了盗用公款罪、伪证罪和逃脱债务罪，但是这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什么帮助都没有。一位罗尔写信求助的诗人尽他的可能去和纳粹的省党部领袖交涉，但是却被告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毫无希望了。 [44]

    因此无论罗尔向谁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里的剩余财产能让他以个人损失来出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但是最终发行量骤减到了每次发行都是徒劳的行动。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将报纸卖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签署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的协议，并且退休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他对纳粹掌权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以武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高兴；他完全被他们伤害了。 [45]

    国社党发起的建立自己在报刊方面垄断地位的斗争还是发生了，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只发表国社党让他们发表的内容，而且是以纳粹分子想让他们发表的方式发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温和地批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都会被吉尔曼报复性地威胁。 [46] 从第三帝国的最初期开始，诺特海姆的所有报纸都是宣传纳粹专制的积极和有效的工具。类似地，几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体化”的组织最终都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逃脱了“一体化”的一群组织是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团体。这一疏忽接下来就得到了纠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泽会”的所有前退伍军人和类似组织都被整合入冲锋队的“第二储备队”。因此，他们被置于纳粹纪律的直接约束下，需要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47]

    其他服务于纳粹目的的民族主义团体都被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德国战争墓地保护人民联盟”就是这样。纳粹支持的影响在他们的年筹款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30年是31马克，1932年是37马克，而1933年当冲锋队帮助进行筹款时是187马克。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也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重要的团体。这一团体当然是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纳粹诉求的完美工具。 [48]

    纳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诺特海姆开始扩大滑翔机团体。1933年9月，城镇中建造了第二个滑翔机，在献词演讲中，吉尔曼重点强调了滑翔机训练的军事重要性。一个纳粹滑翔机团体建立起来了，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模拟轰炸演示的飞行表演。这是在政府的明确命令下进行的，不过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表现出了一些主动性。诺特海姆参议院提供了近400马克的资金援助。 [49]

    同时，滑翔机和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国社党没有忘记促进民防。1933年9月，诺特海姆创立了由纳粹领导的防空协会，城镇中的所有学校、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并入其中了。城镇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为民防目的而组织起来。到11月为止，第一批课程中有250人参加了讲座。必须出席。民防学校于1934年5月正式改组，有11名教师。认为即将出现战争是纳粹统治不变的内容。 [50]

    另一个用于宣传并最终被国社党吞并的机构是钢盔团。这个组织在第三帝国作为纳粹分子的伙伴而开启了其事业。不过，纳粹分子决定控制住这个组织，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大众组织，而这一组织可能是持异议者的潜在聚集地。整个1933年8月，诺特海姆钢盔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国社党确认其忠诚和友善。为此，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友谊晚会”，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据决定，钢盔团被冲锋队统一，也就是说被吸收了。实际的仪式变成了国社党的宣传资源，有旗帜、乐队和某种不自然的节日气氛。这一进程被拖进了10月，之后钢盔团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才会被偶尔提及。通过将钢盔团并入冲锋队，该组织成为竞争团体的危险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诺特海姆人被直接置于纳粹纪律的管束下。但与此同时，存在这一组织中的公共精神和热情被破坏了。 [51]

    简而言之，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结构不仅是难以改变且专制的，而且失去了自发性。恐怖体系唤起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缺乏内在热情。宣传逐渐变成一种程序。纳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领域刺激了真正的热情，在这些领域内，诺特海姆人通常能够感受到热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伤害人际关系的一个后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从1933年至1935年之间的警方数据证明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给出的数据： [52]

    涉及盗窃和诈骗的犯罪的增长尤其明显： [53]

    虽然增长得相当多，但是整体数量仍旧很少。人们几乎不能说诺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对独裁政体建立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这些数据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尔曼在1934年春天给学校和青年人管理机构的那封有点儿疑惑的信一样，信上抗议孩子们最近在城镇公园中恶意破坏灌木（甚至烧毁常青树）。 [54] 毫无疑问，吉尔曼对涉及很多纳粹党成员的盗用公款罪案例也颇为疑惑，这些成员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诺特海姆纳粹时事通讯的前任编辑和城镇中的一位冲锋队领导，这两人都盗用了党派的资金。 [55] 因盗用公款罪而被开除的人中还有些是市政府获得新委任的纳粹分子，他们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 [56] 吉尔曼进一步发现只有使用威胁开除出党的手段才能让其他党派成员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员责任。 [57] 腐败和缺乏责任感的证据并不确凿，但这却暗示纳粹分子逐渐发现了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和强迫人们过上一种被迫伪善的生活的后果。

    1933年以后，诺特海姆的所有现象都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下。这一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信任的普遍崩溃以及迄今为止团结一致的社会组织的破坏和颠覆。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回避，有时也会挑衅。这两种反应对独裁统治都是有帮助的：回避会消除对新体系的威胁；挑衅可以被利用来对抗政权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但是国社党承诺的内部团结却没有出现。第三帝国并没有创造理想的人民—社区，而是开启了一个欺诈、不信任以及进步精神衰退的时代。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听见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 ——一个诺特海姆商人

    到1935年为止，诺特海姆已经解决了所有大萧条的表面现象。那年夏天来到城镇的游客会对其所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如果他三年前来过的话，他一定会进行比较。城市建设蓬勃发展；没有失业者；工作和目的性主导了所有场合。而且，城市毫无疑问地看起来更好了。有了新的统一的园区体系，旧城镇中的房子都被重新粉刷和修整了，街道更加干净了。游客们来诺特海姆甚至可能是因为新成立的、充满活力的旅游办事处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吸引到了这个山谷中的小而迷人的城镇。所有这些特色都要归功于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城镇中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想象力和活力。经济复兴是诺特海姆国社党最伟大而可靠的宣传要点。这也是独裁统治的主要理由，这样一来，吉尔曼就可以辩称通过全镇的团结一致，并且由于将市政府变成了个人独裁主义的工具，才实现了经济复兴。

    对于城市官僚体制来说，新体制影响的最大教训就是托马斯·加兰的个人命运。加兰是市政府第二高职位的管理人员，纳粹分子掌权时，他一直受到骚扰，这些骚扰只能证明恩斯特·吉尔曼在诺特海姆内真的有无限制的权力。这并不是加兰的政治主张的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代表着独立思考。

    加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在政治态度上是如此沉默寡言，以至于每个人都将他视为非政治派别的公务员。吉尔曼讨厌加兰的表面原因是加兰和市长彼得斯关系亲近，而彼得斯又是吉尔曼的竞争对手。因此，吉尔曼和加兰的宿怨只能解释为吉尔曼个人态度的表现，不过他偶尔会援引模糊的“政治担忧”。 [1]

    整个1933年夏天，加兰被有条不紊地剥夺了附属职位。1933年8月，他被彻底赶出城市政府，而他的位置被给予了他的对手。之后就开始长期不和。无论托马斯·加兰想找什么工作，他都会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干扰而被拒绝。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加兰有两项选择：他离开诺特海姆并且亏本卖掉房子，或者在奥古斯特·乌德负责的工程项目中做挖沟工人。

    为了避免选其中的任何一项，这位前任市总督察被迫在附近城镇找了一份在铁路车站做报贩的工作。最终，诺特海姆军队的到来将他从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军队不受吉尔曼的控制，因此加兰在军队中找到了作为文职雇员的体面工作。虽然接下来五年，恩斯特·吉尔曼每年都努力想让托马斯·加兰因安全威胁而被解雇，但是军队坚定地反抗了他。 [2]

    尽管吉尔曼进行的彻底铲除托马斯·加兰的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也足以证明其有权力将城市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完全变成他的工具。1935年，吉尔曼要求城市雇员不仅要按照他的命令来完成日常工作，而且他们要完全听命于国社党。 [3] 在最大程度上，诺特海姆的政府成了吉尔曼意志的表达。

    恩斯特·吉尔曼的专制地位只有两方面的制约：给予他权力的国社党和选举他的城市议会。只要吉尔曼能够依靠纳粹党高层的支持，他就能控制纳粹组织，当然还有城市议会。到1933年夏末，在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中明显出现了反对他的力量，而吉尔曼确实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支持。当1933年12月，纳粹党全国总部拒绝了持异议者的最后诉求时，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明证。 [4]

    9月，吉尔曼采取措施铲除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中反对他的人。1933年9月21日，在议会的公共会议上，头等大事就是对当时的议长沃格（纳粹教师，“理想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投“不信任票”。沃格徒劳地寻求原因，之后又试图和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谈话。他们都拒绝和他谈话，除了离开会议室，他没有其他选择了。同一场会议中宣布了不会再举行城市议会的会议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市议会中的四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会私下里和参议院召开会议。 [5] 这种“四人委员会”的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30日，当时德国新的城市统一法规将这一形式合法化了。

    新的法规（其中的某些部分早在1925年就在讨论了）将所有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市长。他可以得到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这些机构完全隶属于他，并且绝不会限制他的权力。因此，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唯一的专制统治者。 [6]

    吉尔曼对城市政府的绝对控制当然不是他用于积极解决城镇经济问题的唯一武器。通过其作为国社党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他能够控制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在“一体化”过程中将这些组织纳入纳粹控制下。1933年，这些不同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用于宣传目的。因此，用于取代自由工会而创建的德国工人阵线将其活动限制于举行群众集会和招募成员。工匠联盟举行展览、示威和游行。零售商一星期进行一次募捐，很多文章、广告和社论都赞扬其所发挥的作用。 [7] 而这些活动大概也就是在心理上让人高兴，对于结束大萧条的实际作用很小。

    经济团体“一体化”对纳粹分子来说真正有用的地方在于为它们提供了让诺特海姆的经济脱离大萧条的控制杆。国社党是如何提议这样做的，在1933年秋天变得明显了。夏天的时候，城镇通过种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失业问题。然而，对纳粹分子而言，这明显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真正要做的是将这些失业者整合入常规经济中。纳粹分子似乎认为如果德国的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消费者买东西，雇主招人，大萧条就会消失。因此，经济问题被视为可通过组织和宣传来解决，而这是国社党擅长的领域。

    这一进程开始于1933年10月5日。那一天，所有的雇主，无论公私，和所有团体的代表在城镇中的一家宾馆开会。市政府列出了诺特海姆能雇用工人的所有人员的总名单，经过三重核查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人。恩斯特·吉尔曼在这一场合的演讲中告诉聚集起来的商人们，现在是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的时候了。政府暂时雇用了失业者，而且手头上有贷款和津贴。现在私营经济部门必须开始雇人了。诺特海姆城市啤酒厂以雇用四名新人的方式竖立了榜样。制糖厂已经同意保持其正常运转，有四轮交替。几天后，每个雇主都会被拜访并且被要求在其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雇用尽可能多的新人。这一演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之后，只有少数人站起来发表评论。有个人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坚决抵制非法工匠。还有个人号召雇主们优先雇用资深的纳粹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商人起身保证会雇用一个新工人。 [8]

    接下来几天，人们几乎没公开做什么能实现吉尔曼演讲中所阐发目标的工作。有广告号召人们多买东西、多存钱并且只光顾有合法执照的工匠。但是10月末，公共工程项目仍旧雇用了340人。 [9] 这种情况一直相当稳定地持续到1933—1934年冬天。

    春天，国社党开始认真地行动起来。新的努力被称为“工作的战斗”。开始的日期是1934年3月21日，这是“国家复兴日”的第一次纪念日（当时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了庆祝仪式）。

    但是在诺特海姆，宣传努力是在这个日期的三周前就开始了。2月末，所有的公务员和社团、行会领导都收到了信，号召他们到“1910年代圆顶”参加群众集会。吉尔曼对他们所说的就是在整个大区所说的同一件事情，因为纳粹大区宣传部向诺特海姆递送了一份关于演讲材料、内容和展示方式的完整大纲。不管怎样，吉尔曼的演讲很精彩：强有力、令人信服并且鼓舞人心，带有一种有益的目的性的味道。信息很简单。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必须消费、雇用、借贷、消遣，让经济之轮运转起来。雇主被告知要提高薪水并且雇用新人。如果他们不做，国家也会强迫他们。房屋主人被要求现在就进行房屋修整，当时的贷款利率低。简而言之，演讲混杂了威胁和甜言蜜语。给诺特海姆人留下的清晰印象就是：经济会复兴，人们会变得富裕和快乐——要不然还能怎样呢！ [10]

    群众集会之后一周紧接着另一场雇主、工匠大师和公务员们的小型集会。参与的人就是去年夏天听过吉尔曼演讲的同一批人。但是这次气氛完全不同。首先，吉尔曼不再在集会上谈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广泛的讨论。其次，房间里的每个人实际上都相信经济复兴正在进行中。最好的报告都来自建筑工程的那些人。油漆匠行会报告说一年前只有15名学徒，现在有40名。木匠行会报告说自1月以来有20名新学徒。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吉尔曼也会说积极的内容。鞋匠行会对竞争表示不满；吉尔曼承诺纳粹福利组织会在诺特海姆订做500双鞋。食品杂货店抱怨来自消费者合作社的竞争；吉尔曼承诺这个组织“不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面包师们没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吉尔曼发誓改善会在几周后到来。但是出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整个冬天，新政府一直在试图提供帮助。裁缝行会报告说因为突然需要制服，他们雇用了18名新学徒。零售商的领头人报告说1933年的营业额比1932年增加了11%，而且现在仍旧在增长中。他承诺商人们会雇用新人：“你们听到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我想说就纳粹德国的人民福利而言，他们已经为零售商做了很多了。” [11]

    在最初的讨论之后，吉尔曼做了总结发言。他承诺会抨击合法竞争。他确认纳粹主义致力于可观利润的概念。但是他也发誓会打击任何想要削减薪水，攒钱而不投资，以及加班工作的人。他设定了合理的目标：本月内新增16名新学徒，为忘记职业技能的人提供再教育课程。之后就是整个会议最令人愉悦的时刻。吉尔曼宣布政府将会拿出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应该花费在哪些方面？令人钟爱的计划层出不穷。旧梦想再次被提及。会议在热情洋溢和一系列计划讨论中结束。毫无疑问，至少在心理上，大萧条结束了。 [12]

    这种情绪持续了下来。几天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简短但是华丽的广告：“谁还没有工作？立即报告……给市政厅。”3月15日，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次全县大会，其中的演讲概括了“为工作而战”，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等等。3月21日，官方宣布“战斗”开始。检阅、游行、乐队、旗帜、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所有的纳粹装饰都使之成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事件。 [13] 但是，对诺特海姆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一系列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典礼。

    实际上，虽然进行了各种讨论和宣传，但是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尽职尽责而被击败。与此相反，打败大萧条的重要工具是公共工程项目和以政府注资为基础的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同一周，恩斯特·吉尔曼和诺特海姆的商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他写信给城市工程师，详细概括了1934年的一系列新的工程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央政府，城镇就没有资金再支付同等数量失业者的救济金了。 [14] 许多进行中的工程项目并没那么引人瞩目。其中包括城镇所拥有的森林、修复现存园林系统和修复道路的工作。但是有一项工程改变了整个城镇的面貌。这就是“公园环”。环绕着这座中世纪内城的是一系列可追溯到诺特海姆独立年代的防御工程。到1933年，墙体都剥落了，壕沟都被填满了，反投射的土堆都被小菜园覆盖了。现在，根据公共工程计划，这都要重建。旧城墙能修复的地方就修复，其他地方则夷为平地。壕沟变成了一些小的天鹅池。其余地方变成了令人愉快的公园，有草地、花园和操场。结果，诺特海姆的园林系统规模扩大了两倍，城镇给人一种愉悦和独特的感觉。11 000多个工作日创造了这个“绿化带”。 [15]

    诺特海姆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吸引人了。位于诺特海姆上方树林间的两个城镇所有的酒吧都被修复和改造了，还铺设了通向这里的新道路。城镇中破败的地方都被清理和翻新了。按照博物馆馆长的指导，诺特海姆旧城区的房屋都被重新粉刷了，这样一来，他们再次突出了中世纪的半木材架构成果。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城镇自己的失业者完成的，但还有很多工作是由“劳动服务”完成的。这一组织最初是自愿性组织，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强制参加。它非常适合以将人们赶出劳动市场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疲软。因此，当诺特海姆制糖厂在1933年结束其季节性精炼时，该厂的300名临时工人中大部分都被吸收入了“劳动服务”中。整个1933年，“劳动服务”承担了很多随机项目，从修建足球场和射击场到在城镇的森林中修路。然而，1934年开始，他们贡献出了全部精力用于创造城镇中的新资产。这就是一座露天剧场，建立在诺特海姆森林中的自然斜坡上。

    其最初被设想为纳粹典礼的会场，开始被称为“事务广场”（Thingplatz，这是来自古条顿语的词汇，用于指部落集会的地点），后来更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圣所”（Weihstaette）。其建造好之后，在旁观者看来确实差不多创造出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它戏剧性地融入了古老而宏伟的橡树自然环境中。在其于1936年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之前，差不多花费了23 000个工作日才建造成了这座“圣所”。当然，比起纳粹典礼，这里更常被用作剧院，仅仅1936年就吸引了6万名游客来诺特海姆。而且，吉尔曼还将其交由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管理，由此使得诺特海姆成了全国总部和召开大会的城镇。这为城镇带来了很多资金。诺特海姆人对“圣所”的建造非常高兴，尽管纳粹的行动一如既往地存在错误：纳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从恩斯特·吉尔曼最不受欢迎的密友——参议员奥古斯特·乌德那里购买了建造用地。 [16]

    “劳动服务”也涉及治疗大萧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中：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旧军营营房被征用，有75个原本住在那里的“流浪”家庭必须被重新安置。为这些流离失所者找住房的问题使诺特海姆的住房短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城镇在陷入大萧条时，已经有住房短缺问题了，而大萧条的进程又使这一情况恶化了。从1930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诺特海姆的人口净增长差不多为400人。同时，建筑业严重滞后。因此，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 [17]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确保有可用资金。到1933年11月为止，诺特海姆为建设所筹备的资金差不多有20万马克，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即将到位。这些资金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通过援助和贷款获得的。比如，对于公寓的修理或分配，国家会支付20%的花费并且以六年4%的利率借贷剩下的部分。类似的条款也适用于新的建筑业。在这些吸引人的安排下，1934年3月为止针对728项工作分配了超过63 000马克。到1936年为止，有超过1 300份申请，共获批175 000马克。另有政府为支持新的建筑业而提供121 000马克。1934年春天，资金再次增加了，因为军队返回旧军营，政府必须为之前在那里办公的机构建立新的大楼，还得为“劳动服务”建立新的营房。简而言之，到1934年春天为止，所有为诺特海姆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条件都具备了。 [18]

    这种情况因恩斯特·吉尔曼所采取的行动而更加有利了。对于他不能找到足够多的房子来安置军营营房的“流离失所者”，他感到相当得窘迫。这迫使他将他们安置在了旧有轨电车里，对城镇而言，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许多诺特海姆房东对他请求为这些人提供住房的答复是提高租金，这令他非常沮丧。综上所有原因，吉尔曼力图加速诺特海姆的房屋建设。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他已经控制住了“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该组织现在被迫要加快建设速度。为了增补这一组织，吉尔曼建立了一个诺特海姆房屋建筑公司，以他自己为负责人。城市财政部被要求拿出10万马克作为启动资金，88名小商人被诱导着又买了价值53 500马克的股份（并且被诱导着选举了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董事会），其中主要是建筑业的小商人，城市储蓄银行为他们购买股份提供了贷款。 [19]

    因此，该组织也被要求立即推进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虽然是从1933年夏天开始的，但是直到1934年春天才获得足够的动力，建筑业的旋风席卷了诺特海姆。至1934年年末，建立了85间新房子，共126个房间；另在现存的建筑物中增加了100个新房间；修复了超过1 200间。在这种努力下，城镇的经济问题消失了。1934—1935年的那个冬天，公共工程依旧在继续，但只是完成了已经开始的项目。1936年，诺特海姆不得不引进建筑工人。 [20]

    上述列出的建筑数据不包括国社党视为其建筑计划的展示品——位于诺特海姆北部边缘的48栋新的“流离失所者”的房子。虽然纳粹分子对此负全责，计划、资金和所有其他的准备工作在第三帝国建立时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移居项目并不是开始于1932年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分子曾经阻拦过。1933年8月16日，伴随着盛大的仪式，该项目的前24栋房子开始动工。因为造的是这些简单的房子，以及这个项目也成为公共工程项目的一部分，第一批房屋就在11月初完成了。在“为工作而战”开始的那天，第二批“移居”项目的24栋房子就破土动工了。到1934年秋天，这些房子也完成了。因此，这些房屋就被通称为“纳粹移居点”。 [21]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能证明其是拥有雅利安血统的人，在纳粹组织中是成员以及地方小组的资助者，才能在新的移居点购买房子。 [22]

    既然诺特海姆大萧条的终结是靠着工程项目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那么所有的宣传、讨论和“为工作而战”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看起来明显的是，当时这被视为战胜城镇经济困难的重要部分。虽然其直接的经济贡献是最小的，其在精神上的贡献却是决定性的。这使城镇中人相信大萧条结束了，也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纳粹领导下结束了大萧条。无论是不是故意的，纳粹分子都利用了“人们相信发生了什么有时比实际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这一事实。

    除了战胜大萧条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还以“他们也解决了包括饥饿、必需品和其他贫困方面的经济危机的副作用”这一事实为资本。为了缓和痛苦，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结果都很受欢迎。第一个是每个人都应该提供帮助；第二个是作出贡献并不是慈善，而是对陷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局面的德国同胞的一种应尽的义务。这种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努力是国社党所做的最接近推进他们所承诺的人民—社区的努力。

    纳粹福利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NSV）。和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情况一样，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的主要人员都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党派成员确实被要求加入。但是许多诺特海姆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加入国社党或者任何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人，发现自己愿意加入纳粹人民福利协会，因为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是与政治无关的并且是有益的。 [23]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也能利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经由“一体化”而归入纳粹领导的组织。和在经济动力与宣传努力中的情况一样，纳粹分子因此能利用全部的社交机制来作为撬动全部群众的杠杆。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于1933年9月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即“冬季救济”。这项特别的运动被称为“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以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作为开端。在新闻广告中，诺特海姆人被要求付出很多。“奉献”是关键词；那些最慷慨捐赠的人都被许诺会将他们的名字写入一本名为“诺特海姆奉献册”的特别荣誉册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场运动再次证明纳粹倾向于彻底性。一份名单列出了城镇中所有商人，每个人都被期待进行捐赠。商人们也被告知“会仔细审查名单上的人，捐赠太少的人将会被抵制”。到10月中旬，为了进行密集的募捐，城镇被划分成了六块区域。在募捐过程中，所有俱乐部和其他社会组织都被给出了目标金额，并且要求其成员们负起相应的责任。慈善晚会也没有被忽视。一场惯例的“娱乐晚会”入场费是30芬尼，所有的收益都会转入“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希特勒青年团都被安排进行特殊的街头募捐。最后，每个公共地方都被放置了募捐罐，尤其是收集小硬币。这些地方都张贴了标语“赢得了芬尼，斗争就会获胜”。

    但是最精彩的策略是“炖煮星期天”。其想法就是在选定的星期天（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德国的每个人都吃炖煮的菜而不是他们的常规餐，之后将成本上的差额捐赠给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炖煮菜提供给餐馆、家庭和德国的每个地方。这种方式就证明了“即便是我们中有人忍受着极少的痛苦，所有的德国人都准备着一起承受痛苦”。这些措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炖煮星期天”通常所获得的募捐总额超过1 200马克，到1934年1月为止，只是芬尼罐里的钱就达到了342马克。但是就纳粹而言，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作为宣传措施的功能是更为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德国人都认为他们帮助缓解了大萧条引起的灾难。纳粹所推行的“团结”再次被证明是有益的。 [24]

    纳粹分子也努力在其他方面展现他们政府的社交方向。因此1933年圣诞节，在市集广场上放了一棵圣诞树，“这样一来，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能分享了”。很多文章再次指责使用“善良的夫人”这一措辞，也就是反对等级差别。 [25]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支持这些想法。他们关注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让城镇严重分裂的阶级划分，他们认为纳粹分子正在通过抨击外在的阶级机构来对此采取行动。他们对“国家团结”的可能性非常激动，即便这是一种纳粹主义强加的如此肤浅的团结。 [26]

    纳粹对诺特海姆经济的贡献并不是以抗击大萧条的措施为终结的。恩斯特·吉尔曼认为应该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来做更多能帮助城镇的事情。工程项目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诺特海姆成了一个更愉快的观光地，在解释修理城镇森林小路和诺特海姆树林中两间城镇所有酒吧的原因时，经常这样提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吉尔曼才安排在城镇中引人注意的建筑物和其他合适的地点挂上了60个“历史匾额”。 [27] 1934年初，一场吸引游客的积极运动开始了，当时吉尔曼将两个现存的俱乐部，即“游客俱乐部”和“改善协会”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促进旅游业俱乐部”。在接下来的集会中，按照通常的方式，该俱乐部的成员增加到了大约500人。在大城市报纸和小册子中赞扬诺特海姆优美景点的广告很快就开始给城镇带来游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给城镇增加了很多收入。 [28]

    对诺特海姆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对鲁默河以北旧军营的再次占用。这是一项深得恩斯特·吉尔曼之心的计划，主要由他积极推动。1934年初，吉尔曼决定开始和军队协商，并且准备从城市基金中拿出5万马克，用于为军队购买额外的土地。军队也愿意，于是在1934年4月签订了合同。合同的重点是军队同意以285 000马克从诺特海姆购买军营。这对诺特海姆来说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因为军队还要求将城镇的泳池（位于军营附近的土地上）加到交易中。当市民们得知城镇即将失去他们的游泳池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吉尔曼不得不以威胁进行镇压。考虑到诺特海姆先前为军营和游泳池付的钱，城镇在这场交易中损失了近235万马克。

    但是，军队给出了更多的补偿。首先，到1937年为止，军队在新建大楼和修复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0万马克，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给了诺特海姆的承包商和工人。其次，中央政府必须建造新大楼，用以容纳迄今为止在军营中办公的各种不同的办事处。迫使另外的100多人搬出“流离失所者”公寓也帮助刺激了建筑业发展，尤其是因为军队为新公寓提供资金。 [29] 最重要的是，诺特海姆的经济收益只是来自新增加的1 000名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并不会成为劳动市场的负担。士兵们在城镇中花钱，他们的亲戚来看他们，更重要的是，军需部和当地商人签订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合同。从各个角度来看，军队的移驻是纳粹分子主导的一流经济政变。 [30]

    军队的到来自然会对诺特海姆产生其他影响。士兵们必须小心谨慎，直到1935年为止（当时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他不服从《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伪装，城镇中人很快就知道了旧军营中驻扎着一支部队。如前希特勒时代所表现出的一样，就诺特海姆人对军事的极大热爱来看，完全想象得到军队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托马斯·加兰的个人经历所证实的，军队成了一些诺特海姆人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吉尔曼怒火的影响。因为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不认同纳粹主义，所以“理想主义反对派”和军队之间很快就发展出了很好的感情。因此，军队使得许多诺特海姆人更容易接受第三帝国了。 [31]

    总而言之，在城镇人的眼中，纳粹分子在经济领域的行动确实对改变人们有关纳粹主义的印象以及证明纳粹主义的正当性具有重大的作用。那些有时间并且愿意评定纳粹主义本质的人，在1935年时建立起了一个平衡表。一方面，纳粹主义明显终结了大萧条，开启了经济复兴，美化了城镇，提供了有活力、有效率的领导，并且增加了诺特海姆的经济资产。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损害并且管制社交生活，引入了恐怖行动体制和极权体制，攻击教会，强迫诺特海姆人加入沉闷而固定的宣传活动，并且将城镇的命运与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妄想、可疑性格绑定在一起。很明显，这种平衡并不能将其分解成一个简单的等式。

    到1935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再次对纳粹主义缺乏信心。很难说自由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在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看来，坏的结果很可能超过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投票支持结束或者改变纳粹政体。但是1935年之前，这一决定已经固定下来了。

    既然纳粹主义创造了复兴的奇迹，诺特海姆人怎么能转而反对它呢？首先，人类的感激之情是短暂的，许多城镇人很快就将经济复兴视为正常的并且将他们的担忧转到了其他事务上。其次，经济复兴在利益上是不均衡的。建筑交易的获益不成比例，但是小零售商只从灾难的边缘退回了一点儿。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趋势还是消亡；纳粹政体并没有废除20世纪的经济学。除此以外，正如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一样，大萧条并没有真正地伤害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经济问题并没有使他们不安，因为他们主要是担忧政治和社会。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纳粹的伟大工作是破坏了左翼。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纳粹分子就不再像他们曾经表现的那样必要了。

    尽管直到1933年，诺特海姆周围的农业社区一直坚定地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政府的行动幻灭了。纳粹对农业的严格控制压迫着农民，纳粹建筑项目吸引走了雇工，这种人员流失给农民带来了负担。农民的不满很快传达到了诺特海姆人那里，因为城镇是农村商业的中心。因此，国社党在两个主要团体，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力量被削弱了，而这两个团体在其掌权前就一直支持着他们。

    但是，比起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诺特海姆人已经逐渐发现了专制独裁所带来的影响：它破坏了社交生活，它无处不在的威胁，它变化无常，它贪求无厌。最重要的是，几乎令城镇中所有人都幻灭的是纳粹分子抨击有组织的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样）。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进行运动时都将自己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至于他们掌权之后突然发生转变时看起来就像是对庄严承诺的粗鲁背叛。当然，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种权力自大的举措，恩斯特·吉尔曼就认为他可以在不失去其下属忠心的情况下违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而且，传统的政治态度渐渐消亡了。1935年春天，包括诺特海姆在内地区的纳粹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民众态度的特别报告。他总结说，绝大多数人仍旧支持我们，但是还有些问题点。比如，工人们依旧反对政府。1935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诺特海姆县的某些工人对元首的广播讲话作出了诋毁性的评论，以至于他们立刻被送入了集中营。当然，工人们一直都反对纳粹。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诺特海姆的前钢盔团成员不再说“希特勒万岁”，而是招摇地以“您好”来互相问候彼此。他们谨慎地讨论着改变内阁，甚至是建立“第四共和国”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也转向了反纳粹。至于新教教徒，他们对政府反教会运动感到失望，以至于他们公开号召反纳粹的军队独裁。“有些人公开说俄国的情况适用于德国。”当然天主教教徒也反纳粹，不过有所保留。这样事实上几乎涵盖了社会中所有的要素在内，他重申了自己最初的观点：民众仍旧是支持我们的。 [32]

    这位特别的纳粹官员是一位长期狂热的党派成员，他的失望很可能被归因于一开始就过高的不满足的期望。 [33] 但是在这种评估中，盖世太保可能更加冷淡。1935年年底，两份盖世太保针对诺特海姆地区的报告有相似的失望。前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断地被逮捕，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反对政府，甚至还和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建立起联系。前社会民主党成员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的宣传破坏政权。纳粹党自己的成员，或者至少是“老战士”，对该党失去了其“真正的精神”感到非常不满。普通人希望进行清洗，以驱逐那些声名狼藉的成员。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军队军官表现出的蔑视该党的态度。 [34]

    盖世太保下个月的报告甚至是更令人失望的。新教教徒正在秘密地流传反纳粹作品；天主教教会正在有组织地并且持续地试图让其追随者反纳粹。工人地下组织招募下层阶级的时机成熟了。前社会民主党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加强对政权的反对。人们仍旧在犹太商店里购物。之前的保守派厌烦了纳粹党，一直寻求与军队军官进行联系。父母都变得反对希特勒青年团。旧纳粹分子都觉得他们被忽视了，而新成员一直抱怨该党对他们的所求太多了。 [35]

    因此，1935年时有很多对第三帝国不满的因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几乎和可辨认的群体一样多，这也是不太可能将不满变成任何有组织反对或者团结一致针对国社党的主要原因之一。纳粹分子能够掌权首先是因为人们分裂了，他们仍然能够掌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人们仍旧分裂。纳粹革命的结果，尤其是“一体化”，使得人们一直分裂，而盖世太保会迅速地处理任何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正如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第三帝国根基稳固，只有外国军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诺特海姆人喜欢纳粹分子。这只意味着到1935年为止，无论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非常少。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1]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 [2] 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3]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 [4] 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 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 [5] 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 [6] 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 [7] 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8]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 [9] 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 [10] 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11]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 [12] 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3] 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 [14] 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15]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16] 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17]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 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 [18] 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 [19] 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 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 [20] 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 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

    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党，而这在希特勒的德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还因为这些人是在纳粹胜利之后随大流加入该党的，他对他们献身于纳粹事业的忠诚特别怀疑。当他仍旧是地方小组领袖时，他大部分的通信联系中都包括了试图保持该党和冲锋队的纯粹性。对那些错过了党派集会的人、那些未能向纳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会费延迟的人或者那些发出不适当言论的人，吉尔曼会给他们写威胁信。对于那些表现得体的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也有奖励分配，比如推荐信。 [21] 但是监管1 500人的行为表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吉尔曼发现受到训斥的人比受到奖励的人更多，大约是10：1的比率。

    早在恩斯特·吉尔曼发现一个地方小组领袖控制这么多的人有多么困难之前，纳粹党就发展了一项分割这项任务的系统。每个地方小组被分成“单元组织”，其中的每个包含若干的“片区”，每一片区负责监管几十户人家。在诺特海姆，有12个单元组织和80个片区。城镇中包含了3 500户人家，平均每个纳粹“片区管理人”负责44户人家。通过和这些有限的人进行密切而不断的交流，纳粹片区管理人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向该党表述这些人的需求并向这些人转达该党的命令。片区管理人因而成了该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对许多人而言，他就代表着纳粹党。 [22]

    像大多数纳粹策略一样，片区管理人系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片区管理人或者会赢得分派给他的民众的信任，以代表他们的愿望，或者会将该党的要求施加给民众。但是他无法同时做到这两方面。因为他对该党负有责任，所以片区管理人难以避免地成了该党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众认识到不能信任他；欺骗也成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本质上，片区管理人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民众加入党派组织、出席纳粹集会、读纳粹出版物并且为该党每周的募捐活动捐钱。 [23] 当诺特海姆人看见片区管理人靠近时，就扮起鬼脸，但是当管理人看见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礼貌地笑起来。当然，片区管理人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这一系统明显取决于每个片区管理人的性格，在诺特海姆，那些于1935年之后填补该职位的人主要是趋炎附势者而非狂热分子。当两名会计从恩斯特·吉尔曼手里接手，成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管理者时，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授权是要将该党的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因此，他们首先着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纳粹骨干领袖。几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担任单元组织领袖或者片区管理人的狂热的“老战士”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职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随大流加入纳粹的投机分子——取代了，这时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已经接管了整个国家。他们被期待着成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热分子。这些新的片区管理人被任命到各个职位上（有时会明显违背他们的意愿，是威吓的结果），他们显然应该正确而准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24]

    目标是有限的，结果很容易通过标准的簿记做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工作是无聊的。至少每周一次，片区管理人必须去拜访他所负责的40户人家中的每一户，以收集“冬季救济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纠缠民众。偶尔，纳粹党还会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该党发现，诺特海姆对某份纳粹时事通讯的订阅数较低，于是片区管理人就被施压了，反过来管理人又向民众施压，这样一来，八个月内，订阅数就翻了番。 [25] 还有一次，该党决定让德国人喝更多的德国葡萄酒，于是片区管理人就必须挨门挨户地售卖样品酒。他们成功地使城镇中每两户人家就买了一瓶酒。 [26] 然后，还有该党的命令要传达——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39年为止，省党部有20个单独的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会为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布条例。没人能全部遵守。 [27] 最后，片区管理人被要求监视他的家人，还经常被要求递交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书面报告。

    然而，正是193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由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所做的“个人政治评估”最为明显地展示了纳粹党从其狂热抱负中撤退到了多远。

    要求进行评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个诺特海姆人要申请在新的“移居点”买房子，或者是想成为行会或俱乐部里的官员，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资格领取任何的社会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领结婚证，都必须有存档的“政治评估”。片区管理人填表格，单元组织领袖副署。表格上的查问非常具体，包括此人是否属于某个该党的组织，是否订阅该党的报刊，是否在之前参加过政治团体，是否出席纳粹集会，是否为“冬季救济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属于某个团体、捐款、出席集会，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可靠性？” [28] 片区管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会成就或者毁掉一个人。

    在1935—1944年间，完成了1 000多份这种表格，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几乎没把任何人列为“政治不可靠”。前共产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前国旗队激进分子，等等——所有人都从疲惫不堪的片区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合格证明，只要他们确实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区管理人每周进行募捐走访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并且愉快地捐几枚硬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片区管理人的生活过得去。片区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复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他们遇到与捐款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空格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的答案才会是具体和完整的。这一主题也在“进一步评论”部分占据着主要地位。

    当然，到1935年为止，实际上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纳粹组织（通常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或者“德国女性工作”），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出席集会，订阅某些纳粹出版物，尤其是，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意识到至少要为“冬季救济金”捐赠一笔象征性的钱。一旦“政治评估”中被放入了消极的评论，通常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会被描述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这表明他们让片区管理人一周一次本来就沉闷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后有段时间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极评论是因为某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通常被打上标签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这反映了城镇中存在的宗教偏见），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通常还是被列为“政治可靠”。 [29]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特征鲜明的人会被明确地认定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间以及建立之后都强烈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政治评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区管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于制造麻烦。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例行公事并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如何远离复杂的事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出于便利而非信仰而成为纳粹党成员的。 [30] 因此，即便是纳粹控制机制，也调整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片区管理人所做报告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有任何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的迹象。如果前社会民主党活动者在某人家里会面，片区管理人会不得不注意（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里，每个人都彼此相熟），他们立刻会通知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但是1935年之后这种会面越来越少了。 [31] 社会党人也常常讨厌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这样的问候语（弗雷德里希·哈泽注意到他的片区管理人从未说过），但是不久后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尔曼限制了他的目标，但是，他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从他针对一个在1934年申请恢复在国有铁路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我认为斯特罗迈耶先生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追随者，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 [32] 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请。

    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对社会党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当时有三名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送入集中营。这并不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主动的，也不是因为社会党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盖世太保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先发制人的清剿行动的一部分。 [33] 除此以外，1935年后在诺特海姆没再发生过政治逮捕。

    片区管理人也只是间接地参与了诺特海姆的反犹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偶尔会报告关于纳粹党成员和犹太人之间的结交，因为1934年9月之后发布的纳粹命令明确禁止党派成员在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与犹太人在一起。 [34] 在诺特海姆这样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隐瞒的。但明显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会有一封谴责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来政府工作就业机会中丧失优先选择权。 [35]

    这与1933年之前在诺特海姆民众和纳粹党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的反犹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意识形态关注点是教会，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对城镇中的犹太人采取激进的行动。正如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解释的，如果人们确实避免和犹太人进行商业或者社交交流，这会“破坏犹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国社党成员在一起之外，他从未强调过这一内容。最终，他期望“犹太商业能够从这儿消失”。 [36] 他甚至偶尔会愿意为诺特海姆个别的犹太人写担保信。 [37]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没采取任何公开的反犹主义行动。1935年有两次，冲锋队队员朝一个犹太商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因为这个人之前鲁莽地“侮辱”他们。 [38] 1938年11月9日夜晚，冲锋队队员抢劫了几家宽街上的犹太人商店，这是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帝国水晶之夜”[58] 的一部分，但诺特海姆人对此的反应（全德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是公开地表示否定，以至于这成了城镇中最后一次公开反犹主义事件。 [39] 那时，希特勒决定杀掉他控制的所有犹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终方案”，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犹太人都离开了城镇，去了更大的城市并且隐姓埋名，或者为了安全考虑而去了另一个国家。诺特海姆人没有骚扰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他们也尽最大努力不去“了解”他们的政府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40] 到那时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诺特海姆已经实现了一种平衡。该党只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顺从和例行公事的回应，而民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么回应的。作为回报，纳粹领袖谨慎地不过分地逼迫民众。 [41] 另一方面，党派领袖对民众态度非常紧张，以至于1937年，他们开始训练单元组织领袖和片区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并且发给他们手枪，让他们穿制服。 [42] 就片区管理人收集的记录来看，这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手枪的主要担忧是一旦第三帝国崩溃了，他们如何迅速地丢弃。

    随着战争的开始，诺特海姆纳粹党承接了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彻底占领，进一步减少对城镇人的要求。冲锋队队员成了空袭管理人，该党的官员变得有点儿像社会工作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根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该党承诺会维护响应号召的士兵们的妻子和家属的利益。因为诺特海姆是驻军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们主要的需求是合适的住房。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这些女性找公寓，然后调节她们和女房东之前难以避免的口角。当德国其他被轰炸城市的难民家庭到达诺特海姆时，问题变得更多了。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该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个城镇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询问；帮助民众寻找工作，获得资金援助或者是寻找住所；处理由配给这样的战时限制所引发的抱怨；代表党派成员出面以确保他们获益；澄清关于党派成员的官僚主义问题。 [43] 简而言之，这是普通的19世纪坦慕尼协会 [59] 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这些工作让纳粹领袖们十分繁忙，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时间去骚扰民众了。

    当伤亡数字开始增加的时候，城镇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后果。到1944年12月为止，成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特权已经导致148名诺特海姆人丧生，57人在战斗中失踪，还有14人被俘，这些人是诺特海姆人的儿子、父亲和兄弟——占城镇男性人口的6%，其中还不包括伤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国的轰炸机摧毁了诺特海姆的铁路调车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几所房子。讽刺的是，这些房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家，毫无疑问，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对抗纳粹分子的人。换句话说，同盟国的炸弹杀害了反纳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样，这种非常小的突袭导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儿童丧生。之后又有两人去世，总伤亡达到了30人。 [44]

    当美国的第三装甲师部队于1945年4月初进入诺特海姆县时，恩斯特·吉尔曼命令当地民兵组织誓死捍卫城镇。他自己脱掉他的纳粹制服，开车到诺特海姆东边的山上，车上还带着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组织步他的后尘，而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没有战斗，城镇就投降了。温克将军领导下的当地德国军队也关心撤退的问题，不过其后卫部队的行动导致美国损失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于是，因为在这座位于莱纳河畔的小镇内于1933年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国人的儿子、兄弟和父亲也丧生了。 [45]

    诺特海姆挺过了第三帝国。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结束了。

    二十　结论

    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 [1] 《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2]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

    但大萧条的主要影响是使城镇更加激进了。在面对加剧的经济危机时，诺特海姆人愿意忍受在其他情况下会使他们义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专制政权出现的那些年里，令人厌恶和削弱党派的唇枪舌剑与暴力行为迅速成长。诺特海姆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其极端局面的表现，而通过使暴力行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这种极端局面更为严重。随着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对大萧条越来越没有耐心，暴力行为和政治紧张局势成了城镇准备接受纳粹掌权的主要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粹宣传相当巧妙地利用起来了。面对几番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和低效运作，纳粹分子看起来是统一、有决心和有活力的另类。他们的宣传对城镇中的需求和恐惧产生了影响，其指向几乎是任何潜在的追随者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愿意让他们的宣传在程序上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套简单的评估和调整宣传策略效果的反馈系统。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力、适应性和努力，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捕获了城镇中困惑和陷入麻烦的中产阶级的忠诚。

    这为实际掌权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确保成功的方式进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话说，事实就是一场“分期进行的政变”让国旗队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出果决的回应。当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恐怖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强化而产生的。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对诺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毁。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诺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诺特海姆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社会分子，纳粹分子可以让由此而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在诺特海姆，这一进程很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为该镇包含很多的政府雇员。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这些公务员处于暴露的位置，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除了和纳粹分子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诺特海姆的教师——他们组成了该镇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对国社党的支持中。随着1933年春季大批诺特海姆人涌入纳粹行列以及恐怖行为和骚扰行为变得明显，实际上已经没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来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经常举行游行和集会，给人一种充满无法抵挡的热情和受人认可的印象。经济领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证明独裁统治的正当性。除了纳粹自己的努力外，还有些有利于他们的因素。许多迹象表明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权分派的公共事业资金，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才得以使用。人们可能还应该考虑到建立独裁统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开始的——当时热情看起来是适当的，革命也并不是不自然的。

    因此，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纳粹主义对诺特海姆来说成为可能。同时，城镇本身影响着纳粹主义的性质，正如纳粹主义在当地的表现一样。比如，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诺特海姆本质上是个小城镇。正如纳粹分子痛恨社会党人所代表的一切，双方都太了解彼此了，以至于没有发生冷酷而系统性的暴力行为。冲锋队队员会在街头打斗中打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却会避免在社会党人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不是说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纳粹政权前几年没人被杀，而且诺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有一次，恩斯特·吉尔曼似乎决定让冲锋队队员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及其小烟草店开火，但做脏活的并不是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用卡车载来的来自其他城镇的冲锋队队员被用于这一场合。库埃尔富尔特和吉尔曼后来的关系也再次证明了这点；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

    诺特海姆的小，无疑改变了成熟的独裁体制的性质，实际上许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纳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由政治光谱中每种颜色的旧城市居民组成——仍旧开会并一起努力确保他们收到每年配给的免费啤酒以及来源于城镇森林的价值18马克的木材。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有些事情似乎仍旧是一样的。虽然纳粹分子声称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诺特海姆人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慈善组织捐赠同样多的资金。尽管纳粹分子认为通过将军队带到诺特海姆来，他们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早在恩斯特·吉尔曼考虑这样做之前，城镇就以热爱军队而闻名了。

    实际上，就许多方面而言，吉尔曼及其纳粹管理当局只是将诺特海姆在纳粹掌权前表现出的小城镇的盲目爱国心具体化了。当要在纳粹理想和将诺特海姆发展成旅游中心之间作出选择时，吉尔曼毫不犹豫。如果有重要的游客来诺特海姆，他会确保他们住在桑尼旅馆，因为那是城镇中最好的旅馆，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和被禁止讨论的共济会的负责人。 [4] 另一方面，有些诺特海姆人没在纳粹主义中看到什么新的内容，除了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他们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对于诺特海姆射击协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来说，引入希特勒政权只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拥有300米的靶场了。对于城镇中的几名商人而言，纳粹主义只意味着现在是时候发扬诺特海姆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里购物的观念了。无论他们的纳粹领袖如何告诉他们，诺特海姆人都不会不去教堂，因为这是他们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最后，有人可能会分析纳粹掌权后恩斯特·吉尔曼的行为，将其视为诺特海姆阶级分化的表现。并有什么比去发现关于个人动机的真相更难的事情了，但是吉尔曼及其亲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暗示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产物。吉尔曼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这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样一个政府和社会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城镇中，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达胜过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冷酷的优越感。当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后，他们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并且追捕社会党人领袖，但这可以解释为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妥协的政治对立。吉尔曼想从社会党人这里得到的是他们变得不发挥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产生一种政治徒劳感的情况）。因此，吉尔曼会同意在他看来永远也不会支持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党人的工作申请。 [5] 当一个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时，他还能难得地笑起来；当他试图骚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兄弟时，库埃尔富尔特能以这样告诉吉尔曼来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选人欺负，那就试试我吧——但是，离我的家人远点儿。” [6] 这是吉尔曼所尊重的；他所讨厌的是城镇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他的团体是支持他的。正如赫尔曼·舒尔策有次说到威廉·施潘瑙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学教师更合我意。” [7]

    结果，吉尔曼对城镇精英阶层所做的事情是他从不会对完全对立的政治对手所做的。在驱逐市长彼得斯的漫长而卑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厌恶的。试图贬低托马斯·加兰也属于同一类别。吉尔曼对待射击协会和零售商人协会的做法超越了惯常的“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轻视。他对待和城镇中上流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威廉·罗尔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态度最终表现在吉尔曼对抗路德教派的斗争中，这种对抗在诺特海姆比德国的大部分地方更加严酷。通过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击城镇中有社会地位者的大本营，恩斯特·吉尔曼很可能在试图胜过他所成长的环境，并且谴责他之前纡尊降贵地对待的上流社会。

    而诺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深渊中，也找到了让吉尔曼及其追随者接受城镇态度这一现实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诺特海姆经历希特勒独裁统治中的一个有点儿令人鼓舞的内容就是，即便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能挑战并且改变人类的本性，但是纳粹领袖被迫接受了城镇中人的表面顺从而不是要求内在承诺。至少从1935—1945年，无聊和淡漠是纳粹运动无法克服的因素。他们可以强迫诺特海姆人出席集会并且假装热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做戏，最大的谜团是谁在欺骗谁：是那些假装他们的行为有意义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励这种虚假的人？作为对外在顺从的回馈，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并没有向城镇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这可以证明纳粹领袖也知道这种顺从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胁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经历而言，接受这些规则让人们的生活暂时变得可忍受了。

    这是种半信半疑的胜利，几乎不能视为诺特海姆人被免除他们国家的杀戮行为了。而且，当置于纳粹经历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时，这就显示出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欺诈、和解、漠不关心、背弃和坚决的冷漠是多么得无效。诺特海姆施加给他们的纳粹管理者的调整使得城镇人可以在第三帝国生存下去，但是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

    而且，纳粹独裁统治最终甚至还折磨着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诺特海姆人。基本上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逐渐明白了第三帝国正在带给他们什么。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在经历了普遍的信任和社会交流崩溃时就了解到了独裁统治的含义。当希特勒的政策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人们恐惧和憎恶的战争。 [8] 尽管在前纳粹时期这里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1939年当驻军走出城镇的时候，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欢呼声。战争带来了饥饿，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而且在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许多诺特海姆人的儿子学会了缓和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热爱。他们的父母了解到纳粹主义意味着死亡。

    但是，当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引入第三帝国时，没人预见到这些结果。这也许就是这个城镇从纳粹掌权期间和掌权之前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教训。那段时期，诺特海姆几乎没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权城镇会经历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主义是什么。

    社会民主党未能理解纳粹诉求的本质；犹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纳粹的鞭笞下，两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许多深信不疑的国社党成员，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对他们正在宣传的内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错误。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诺特海姆著名学校的老师问一句为什么，如果德国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诉他们的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了实现所谓的命运而变成恐怖的奴隶制国家。

    每个团体都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没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处。只有到后来才会变得明显，甚至是那时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纳粹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知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诺特海姆的困难和诺特海姆的命运在相似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镇中的其他人分担。并不容易找到补救方法，但是知识和理解会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带有引用符号的名字代表是假名。信息的序列如下：职业、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主要活动、其他。

    “汉斯·阿贝罗德”（“Hans Abbenrode”） 小学校长，投票支持中间路线。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
    格雷戈尔·巴林（Gregor Ballin） 职员，民主党派成员。犹太人，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战争中受过伤。

    鲁道夫·比克曼（Rudolf Bückmann） 高中校长，民族主义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大学毕业生。

    赫尔曼·登茨勒（Hermann Denzler） 纺织品商店的老板，纳粹党和纳粹党卫军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后来成了诺特海姆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托马斯·加兰（Thomas Galland）

    城市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民主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

    约翰内斯·格罗特（Johannes Grote）

    城市煤气工程的半熟练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48岁。曾经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弗里德里希·哈泽（Friedrich Hasse）

    受雇于诺特海姆县的小公务员，社会民主党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当地国旗队的著名领袖。

    玛丽亚·哈贝尼希特（Maria Habenichts）

    高中教师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5岁。她的丈夫是共济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安娜·许格（Anna Hueg）

    城镇的首席历史学家和作家阿道夫·许格（Adolf Hueg）的妻子。政治信仰偏向于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3岁。

    “埃哈特·克诺佩尔”（“Erhardt Knorpel”）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温和派报纸）的记者，投票支持人民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海因里希·拉默”（“Heinrich Lamme”） 一家私营银行的副主管，投票支持民主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Carl Querfurt） 小商人（零售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之一。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市议会议员，县议会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伊娃·罗尔（Eva Röhrs） 右翼报纸《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主编的妻子。投票支持民族主义党派，她的丈夫是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8岁。
    “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无特殊技能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通常是作为城市劳动力储备。左翼，不过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28岁。

    奥托·冯·德·舒伦堡（Otto von der Schulenburg） 1932—1945年任县长，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具有非凡才能的专业政府官员。

    赫尔曼·舒尔策（Hermann Schulze） 半熟练铁路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无神论者，1930年时31岁。国旗队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小郊区的领袖，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工人委员会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Wilhelm Spannaus）

    书店业主，纳粹党成员（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人，但是1933年之后不再着迷于纳粹）。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之前在南美洲做教师。知识分子。

    “雨果·施皮斯曼”（Hugo Spiessmann）

    公务员，城市储蓄银行主管，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库尔特·蔡瑟”（Kurt Zeisser）

    印刷学徒，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13岁。

    二　表格

    注：*统计基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月度报告，以及Oberamtmann Nolte，“Ar-beit und Wirtschaft in Arbeitsamtbezirk Northeim, Bearbeitet in Arbeitsamt Northeim，1938/1939”（诺特海姆区就业办事处文件中的手抄本）。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报告。

    注：1933年7月14日除了纳粹党之外所有的党派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的。7月或8月的“民族主义党派”集会实际上都是钢盔团进行的。

    *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哥本哈根人民报》的报告。

    注：*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数字所代表的主题（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出现的频率。）：1—抚恤金（2）；2—基督教（2）；3—资本主义（3）；4—青年（4）；5—犹太人（4）；6—对外政策（4）；7—公务员和中产阶级（5）；8—军国主义（5）；9—共和国或“制度”（5）；10—一般经济学（6）；11—“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10）；12—纳粹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0）；13—不可归类的（12）；14—纯粹的盛会或娱乐（26）。

    *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本表格只列出了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活动，实际上逮捕的人和搜查的房子更多。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正式声明，为“诺特海姆的纳粹地方小组正在发生糟糕的事情”这一断言辩护。

    由埃德蒙·芬茨拉夫（编号—）同志递交，1933年6月20日。

    1933年6月16日星期五，纳粹党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和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想要知道我使用“地方小组的糟糕事情”这一表述的原因。为了回应，我将以下声明递交省党部领袖。

    1.资金问题。关于党派资产，我指控地方小组领袖没有确保必要的廉洁和秩序。相反，在很多情况中，他试图进行妨碍。

    （1）就诺特海姆女性组织中的违法乱纪情况来说，迈耶同志作出如下声明：“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2）E同志和F同志去年12月检查选举活动支出、筹款的账簿时所要求看到的收据，还有成员申请表的收据等，都没有得到。（参见F同志递交给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报告。）

    （3）去年12月，许多同志在C同志家中会面，讨论这个事情，当着地方小组领袖的面进行投诉。他声称这些批评是有益的，要求就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作。几周后，1933年1月1日，他密谋着驱逐那些同志。（证人：C同志和沃格同志。）

    （4）1933年1月，地方小组领袖号召组成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检查债务清偿方式。出席者包括施潘瑙斯同志、B同志、C同志、H同志、I同志和J同志。地方小组领袖因病没有出席，由其兄弟代表参加。委员会一致宣布除非提交债务清单、关于债务如何产生的解释说明和如何清偿的计划，否则他们不会着手做任何事情。委员会因而再未召集起来。就流产的委员会成员而言，他们想要积极协作的意愿可以通过与1933年3月5日选举相关的筹款和准备的礼品体现出来。

    （5）关于1932年6月、7月和8月延迟登记以及不正确的捐赠接受，参见我在1933年6月11日递交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6）为了清偿地方小组的债务，地方小组领袖将每月的会费提高了50芬尼，但是并没有经过地方小组的会议批准。鉴于资金乱用的情况，许多同志拒绝支付。

    （7）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中的每位同志特别捐赠至少10马克（见附函）。这种做法太专横了。

    （8）在同样的条件下，新的申请者需要另外交入会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支付的话，无法加入国社党。

    （9）地方小组现在的财务主管K同志因在接管职位的时候拒绝证明手上有更多的现金而为人所知，他不想为前任的玩忽职守负责。我要求他为此事作证。

    2.肆无忌惮的方法选择。

    （1）1933年1月12日，地方小组领袖告诉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他被省党部领袖与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解职了。这并不是真的。（证人：E同志。）

    （2）1933年1月19日和1月28日有两次，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签字同意开除沃格同志、C同志、L女同志、M女同志和N女同志，尽管实际上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从没有进行审讯，而且地方小组领袖已经在1月12日宣布E同志被解职了。

    （3）不久之后，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席尔洛同志）签署据说是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审讯记录，其内容是将L女同志和M女同志开除出党，不过实际上从未进行过审讯。席尔洛同志拒绝签署。

    （4）后来，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关于德林同志的案件文件必须递交给他。这遭到了拒绝。（证人：席尔洛同志。）（见下。）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同志们监视其他没有顺从他意愿的同志们，这一点存在严重的疑问。我要求市巡查员Q同志回答他是否被要求监视R同志。能肯定的是他没有失业，而这些市雇员们一直忍受着地方小组领袖的专制方法所带来的恐惧，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反对地方小组领袖，他们就会失业。（见下。）

    （6）在参议员选举时，市议员们反对选择乌德同志，因为他从事欺骗性的和非法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我要求由S同志作证），因此名声很差。地方小组领袖声称：“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议员们依旧拒绝按照地方小组领袖的意愿行事时，地方小组领袖声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证人：G同志。）

    （7）不久之后，地方小组对上面的证人市议员G同志说：“你要是不服从的话，就必须辞职。你一定很惊讶！我很快就会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针对你的文章。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会号召抵制你的酒吧，而沃格（议会议长）会被调到东普鲁士。”（沃格同志是教师。）（证人：G同志。）

    （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工业和贸易商会。我参考了T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3.地方小组领袖的虚伪。地方小组领袖在诺特海姆地区因虚伪而名声很糟糕。他自己曾经对沃格同志说：“什么是‘诺言’？我不承认任何诺言。”以下是例证：

    （1）见第1部分中的（1）、（2）和（3）。

    （2）见第2部分中的（1）、（2）和（3）。

    （3）1933年1月30日，他告诉M同志省党部领袖要求开除她。省党部领袖最了解这并不是真的。

    （4）几周前，德林同志声称地方小组领袖不止一次撒谎，而是很多次。他告诉了乌德同志，而乌德将此事告诉了地方小组领袖。于是，地方小组领袖找到德林同志，将这位年长他25岁的同志打倒在地。（见德林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至于我，地方小组领袖在6月16日说道：“我本不该只将德林打倒在地。我本该绕着市集广场用狗鞭抽打他。那些传播关于我的庸俗谣言的其他蠢猪应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下一个就是施潘瑙斯。”

    （5）尽管迈耶同志一直保护着女性组织的领袖，但是他声称：“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他私下里对U同志说：“你是对的，迈耶夫人是有罪的。”

    （6）内在的虚伪至少是存在的，地方小组领袖在焚烧市售的“堕落文学作品”时，愤怒地反对犹太人，而他自己的姐妹就嫁给了艾恩贝克的一个犹太律师，地方小组领袖并没有停止和她的友好往来。

    4.地方小组领袖允许腐败和贪污。诺特海姆的市政机构包含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参议员，某人经常听到这样的判断：“纳粹党比红色分子更了解腐败和贪污。”

    （1）参议员们为自己投票通过了每月50马克的薪酬，而地方小组领袖之前宣称参议员和议员职位只是名誉上的。市议员们对此进行了抗议。（证人：C同志。）

    （2）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在皮具店工作的岳父拿到了“劳动服务”团体的制作靴子的合同。（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3）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拥有一间铁具用品店的兄弟拿到了城市啤酒厂制作啤酒玻璃瓶的合同，而他的兄弟很久之前就终止了玻璃器皿的生意。地方小组领袖下属的部门之一就是啤酒厂。（证人：沃格同志。）

    （4）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拿到了啤酒厂的园椅的订单，而铁器商V同志为这个订单提供了更低廉的报价。（证人：沃格同志。）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得到了城市的脚轮衣柜的订单，而他的兄弟并没有储存那些物料，城市里的其他同志却有储备。（证人：沃格同志。）

    （6）参议员乌德安排城市终止了和W同志签订的运送牛奶合同，虽然实际上和W同志的合同对城镇更有利。乌德的意图是自己拿到这一合同。

    5.地方小组领袖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1）吉尔曼同志已经入党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31年3月1日才变得活跃起来，而他一出现在成员们的集会上，立即承担了地方小组领袖的副手这一职务。一般的判断是他只是受到了雄心抱负的激励。证据包括去年他做出的声明：“如果我当不上地方小组领袖，我就会转向其他党派并且反对纳粹党，之后我会向省党部领袖提供一点儿自己的想法。”（证人：沃格同志和Y同志。）有一种设想是，他的目标是成为市长。

    （2）吉尔曼同志只看到了领袖原则的权力，并没有看到责任。他想要进行独裁统治，将任何的批评都视为妨害或者阴谋。（证人：沃格同志和C同志。）他没有将能干的人视为同事，而仅仅视为工具。

    （3）由于啤酒厂参议员所拥有的权力，地方小组领袖开除了啤酒厂的25名市雇员，因为他们属于社会民主党，不过元首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或者国旗队队员并不是开除这些人的充分理由。地方行政长官反对这一行动。（证人：沃格同志。）6月16日，我向地方小组领袖提出这一行动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提供一个所有德国人的人民—社区。他回复称：“‘人民—社区’只是个漂亮的词汇而已。”他说更重要的是为常年守卫在街头的冲锋队队员提供面包；用“人民—社区”这个词根本不能填饱他们的肚子。昨晚的一场特殊集会上，地方小组领袖提到这件事情，并且说有些群体想要将新采用的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到街道上。冲锋队领袖们应该向其队员们讲过这个事情，并且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被按照基督教方式进行管理。（证人：Z同志。）我发现这有点儿在煽动冲锋队来对抗他们的同志，而且将我的声明扭曲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
    我恭敬地请求省党部领袖调查这些指控，并且整顿诺特海姆。
    希特勒万岁！

    （签名）埃德蒙·芬茨拉夫
    编号、头衔等

  • 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

    目录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二 城镇结构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二十 结论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二 表格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注释
    译名对照表

    将每个问题尽可能地划分成很多个部分，对于每一个部分的思考越精确，整体就越明了。 ——笛卡尔《方法论》

    修订版序言

    当我的出版人第一次建议我及时对此书进行修订，以赶上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对于我而言，这似乎代表这本书很耐看：评论家们对此书持肯定观点，书中的主要说明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本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有很多学者在效仿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教师，最令我满足的是这本书对本科生的课程有所助益。实际上，过去17年以来，本书在美国成了德国历史课程中的最常用指定读物，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一个城镇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没那么困难。将涉及6 000万人的这个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放在一个小规模的社会中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不过复杂性的绝大多数相同因素依旧存在——很多美国学生也发现了这点。简言之，我遵从古老谚语的智慧：“别画蛇添足。”

    另外，我也怀疑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新信息来对本书进行修订。总体上来说，关于纳粹主义的崛起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进行微观研究的要点就是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虽然可以利用从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见解，但借用这些信息又不太合适。自1965年以来，我已经从其他的地方研究中得出了相当多的参照数据，所以讨论不同德国城镇的各种调查成果是有意义的。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到相同的主要结论。对纳粹主义的微观研究所产生的细微差别进行详尽的分析可以创作一篇适合于学术杂志的优秀综述文章，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就会很无聊了。

    1971年出版的对纳粹组织的地方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超越了我之前所做的分析 [1] ，我想要将其中的成果融合进我的研究中，但是要充分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新的信息来匹配该著作中的数据。我确信在进行研究之初已经彻底探讨过所有能得到的文件记录了，其中并没有新的发现，我认为并不会有新的材料了。（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世故事。）

    尽管如此，1979年，我在德国进行研究之旅时，还是趁机调查了诺特海姆（这个城镇是我最初的研究主题）是否有关于纳粹主义崛起的新数据。我仔细检查了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柏林—达勒姆的普鲁士非公开国家档案馆和柏林文档中心的政府与政党记录。在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但是数量极少的信息。很久以前我已经说过了，我真正需要的有关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实际文件已经在第三帝国崩溃时被烧毁了。

    然而，正如其他学者早就发现的，关于诺特海姆所属的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记录大部分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纳粹党的组织结构中，德国被划分为35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大区”。每个大区领袖负责其所在大区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希望找到诺特海姆地方组织和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大区领袖之间的通信。如果有信件的话，一定是保存在汉诺威的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在汉诺威，档案保管员迅速地梳理出我也许会从中发现诺特海姆和其大区领袖之间通信的文件，他说还有些关于诺特海姆的文件，我也许会感兴趣。这些文件没有被编入目录，还没有分配档案编号，也还没有被其他学者看过，足足有八大筐。结果，这些文件原来是1929—1938年诺特海姆地方组织的纳粹党之间通信的副本！还有几个条目一直涵盖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包括一千份来自诺特海姆的“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评估”，某位档案保管员还在封面上用笔写了“没什么意思”。这些都被归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区档案中，差不多都因为不重要而被埋没了，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就逃脱了成为有关诺特海姆的纳粹档案原件的命运。很明显，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证明对本书进行修订是合理的，而且也要求对本书进行修订。

    对这些文件的分析证明了我最初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没有出现矛盾之处。这些文件也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数据：关于城镇上纳粹党的内部运作，关于筹资和宣传策略，关于第三帝国期间利用权力来控制城镇居民的方法，关于纳粹党的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向当地纳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导的程度。关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早期历史（1922—1929年）以及1935—1945年的历史有足够多的材料，所以我可以为本书增添几个新的部分，也能够延伸参数范围，涵盖这个城镇全部的纳粹主义经历——从开始到结束。

    这些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促成了我就有关希特勒政权属性的理论进行讨论。 [2] 其他数据主要是对具体细节有价值，提供了关于纳粹分子日常行为的内容。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应该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纳粹的崛起和掌权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灾祸，如果不警惕的话，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详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纳粹的成功可以解释为：在有利于他们成功的环境下（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利用一系列聪明的（但可以理解的）技巧而获得的。知道纳粹掌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让我们防止再次发生相似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

    熟悉第一版的读者们会发现本次修订中另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第一版中，我尽力保护城镇居民的隐私，以匿名的方式将他们的城镇称为“塔尔伯格”。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们（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城镇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德国史领域的专家们）尊重了我的努力。但是联邦德国的杂志《明镜周刊》在本书的德文译本问世后不久就“暴露了这个秘密”[3] ，另外也辨认出了我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因此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使用“诺特海姆”这个名字了，而且第一版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也会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曾经承诺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些人以及《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没有提及的人，我会继续使用假名（参见附录一）。此外，我整合了最初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辨别，为了供未来的研究者们使用，我将它们放在了脚注中。

    修订版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我要再次感谢对本书的第一版提供重要意见的那些人，还要感谢两位学者，他们的想法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耶鲁大学的亨利·阿什比·特纳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蒂莫西·W.梅森博士。我还要感谢凯伦，她梳理了我有时写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还有威尔·戴维森，他一直很耐心。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83年于纽约的水牛城

    第一版序言

    这是关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第三帝国初期某个德国小镇的历史。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议题之一：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沦陷为恐怖的独裁专政？我选择以研究某个小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存的纳粹革命研究没有从地方角度进行。有本书是关于布伦瑞克省的纳粹党—保守党联盟的，还有本书是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各省纳粹化的 [4] （在实际掌权前，这两个地方的纳粹都是软弱无力的），但在我进行现在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作品涵盖纳粹革命的整个时期或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地方。

    纳粹在地方上的措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建立的关键。掌权之前，希特勒在地方党派组织的高超技巧和适应能力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933年春天的实际掌权主要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尽管希特勒身为德国总理的身份确实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而元首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最底层、在基层很成功。

    单一的组织远不能充分地反映整体。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城镇。这里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这里和乡村的关系更为密切，工业化程度没有其他德国城镇那么高；这里有更多的路德派教徒；这里更早地转向了纳粹主义，比德国的其他地方更加坚定地支持纳粹主义。而这里确实有代表性：在纳粹党的激进主义方面、在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力量和弱势方面、在国家主义中产阶级的态度方面、在投票趋势方面、在政治活动和派系暴力的发展方面，也许还有其他内容，只有对其他城镇进行类似的详细研究时，这些内容才会变得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微观研究，不过这对更广泛的趋势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一研究至少明确证明了纳粹革命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容。

    如果说微观研究的缺点是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其优点就是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历史学家越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的内容。可变因素是有限的，于是，对背景要有全面和相对稳定的了解。即时性和真实性增强了。人们可以将行动置于日常生活模式中，从而判断出为什么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正是这种可能性，而非其他内容，引导我去研究一个城镇的命运，要不然的话，这个城镇在一般有关纳粹主义兴起的研究中甚至都不值得做个脚注。

    革命、恐怖行动、战争和侵略的破坏性结果严重限制了有关这项研究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幸亏有当地人的配合，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公开和私人文件才可以随我使用。相当多的当地人同意接受采访，因此我能询问大部分主要人物，从而找到合意的普遍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将他们的回忆、感想与当时的文件、报纸的描述相对照与核查。结果收集到了相当多的细节，其中很多细节并没有被收入本书中，但可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找到。 [5]

    在我第一次有了进行研究的想法时，康涅狄格大学的哈里·马克斯博士给了我至关重要的鼓励，我很感谢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准许让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海因里希·爱格林博士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和实际的帮助，卡尔·罗斯坎普博士将他在错综复杂的德国税收统计方面的有益经验告诉了我。我的两位优秀的老师——明尼苏达大学的哈罗德·多伊奇教授和威廉·莱特教授，我的两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密苏里大学的戴维·平克尼教授和罗德里克·麦克格里教授，还有施罗德·L.温伯格教授以及劳尔·希尔伯格教授，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我的妻子卢埃拉·S.阿伦认真地倾听并且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我怀着感激之情对每个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我可以肯定这部作品包含的任何见解都具有一定的集体性质，但是实际的表述以及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世界上的小城镇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很少的隐私和大量的流言。在开始这项研究前，我就得出了结论：不仅应该为那些提供消息的人和主要人物的姓名保密，而且要隐瞒这个城镇的真实名字。因此，人们不可能在地图上或者百科全书中找到“塔尔伯格”。这一预防措施也是我对市政官员和受访者许下的承诺之一。想要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历史系找到这个城镇的信息以及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信息等文件。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关于受访人物的详细列表。而且，在每一个受访者的记录中都专门描述了他们第一次在书中出现的页码。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提供塔尔伯格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创造如此多的名字耗费了很多想象力，如果有读者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65年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吃吃喝喝
    不要忘记上帝
    捍卫你的荣誉
    此外，没有人会要求你更多。
    ——刻在一所诺特海姆房子中的中世纪铭文

    如果你打开中欧地图册，将手指放在战前德国的中心位置，你就有机会发现诺特海姆，这是一个位于前汉诺威王国的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诺特海姆仍旧是个小城镇，有大约一万人。在德国差不多有一千个这种规模的城镇，大约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这种城镇中。 [1]

    1930年的诺特海姆是英国游客乐于探索的那种城镇：偏僻的乡下地方，半中世纪的风格，周围的环境安静而令人愉悦。它坐落在构成莱纳河谷地的众多低矮的、丛林密布的山丘之一。谷地只有几英里 [6] 宽，非常平坦，所以站在诺特海姆坡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丘陵；这让这个城镇有种舒适、与世隔绝的感觉，可以被保护着远离外面的世界。在诺特海姆，一条更小的河流鲁默河注入了平静的莱纳河，由此在城镇的北部形成了一个狭窄的河谷。在河流和河谷的汇流点，这个城镇诞生了，从汉萨同盟 [7] 那时起，这里成了东西向和南北向一个小小的交汇点。1930年，从城镇的丘陵向下看，你可以看到主要铁道线路沿着莱纳河伸展开，通向慕尼黑或者汉堡，主线就在诺特海姆的边缘；而绕着城墙的支线沿着鲁默河河谷伸展开，通向柏林。 [2]

    在城镇周围的某些地方实际上是有城墙的。这些城墙围绕着诺特海姆在中世纪时期的核心地带。在大约600码 [8] 的椭圆形地带范围内，坐落着整洁但粗糙的砖木结构的房屋，这些房屋有着红色砖瓦的屋顶，房屋周围铺着鹅卵石路。有一条通向城镇的街道有三条跑道那么宽（因此也称为“宽街”）：这是主要的商业大道，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商店。城镇的中央是一个大广场，用于举行每周的商品集市以及露天的公众会议。城墙内仅有的几处空地是坐落着一座小战争纪念碑的宽街一侧、城镇政府前面的小片空间，还有一处在16世纪路德派教堂的前面。城镇内部的其他地方布满了狭窄的街道，房子都建到了边缘，一栋栋地紧挨着，每一栋房子前面都装饰着各种几何图样的木质横梁，上层是带有不规则的小窗格的窗户，所有的房子都是陡屋顶，边沿有棱角分明的山墙，上面还有烟囱。在诺特海姆的旧城区有500栋房子，几乎一半的城镇居民住在这里。 [3]

    在中世纪椭圆地带之外是各种各样的居住区，主要是1870—1914年之间建立的。最合意的区域是旧城镇之上的山坡。这里建立了很大的家庭住宅区、学校，还有宽阔的沥青街道、广阔的草坪、遮阴的树木以及灌木丛。从这些房子的位置，可以欣赏到城镇和河谷的美景，夏天的微风也让这里比诺特海姆的其他区域更为凉爽。在这里居住的是城镇的上层阶级。

    在中世纪地带的另一边，穿过铁路支线的是鲁默运河，这条运河是在中世纪挖掘的，供一个粮食磨坊使用。被鲁默河封闭起来的这片狭长的水域形成了一座岛。这里有公寓式住宅、小户型民居和一个大的圆形广场。圆形广场的一角有一个大的会议大厅，被称作“1910年代圆顶”，适用于舞会、节日庆典和群众集会。一座叫作“长桥”的桥横跨鲁默河。另一角是紧靠山丘的前军事管辖区。1930年，这里安置了很多政府机构，包括就业办事处、一个工厂、应急廉价住宅和一个青年招待所。 [4]

    在面朝莱纳河的城镇的另一边是没什么特色的住宅区、几座工业厂房和一家制糖精炼厂（工厂丑陋的烟囱有些煞风景），以及带有大量车间和养路工房的火车站。

    因此，环绕着旧的内城是城镇扩展开来的三片区域：沿着丘陵向上并面朝两条河，一片是富人区，另两片是下层阶级区。但是诺特海姆的中心和本质仍旧保留在断壁残垣围绕的中世纪旧城区。

    这个城镇的历史就像它的自然环境一样，展现了隔绝和参与的相互作用。诺特海姆是在查理曼 [9] 时期建立的，但是直到13世纪，它不过拥有一个城堡、一个修道院和一个附加的村庄。早些时候，诺特海姆拥有过一些国家层面辉煌的瞬间，它的重要性之一是有一位足可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事领袖，不过这为他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命运。

    城镇的未来取决于更多平凡领域的努力。12世纪开始，商人们在修道院的围墙前定居，在他们的带领下，诺特海姆于1252年被圭尔夫公爵授予城市特许状。接下来，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城镇建起了围墙，还有城垛、塔楼和壕沟；移民增多，人口膨胀；挖掘了鲁默运河；而且诺特海姆加入了汉萨同盟。15世纪，诺特海姆几乎完全脱离了圭尔夫公爵，甚至可以自己铸币。这是诺特海姆的繁荣时期。一个古时的版画显示出诺特海姆是当时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诺特海姆中世纪时期的繁荣和独立在三十年战争 [10] 时结束了。诺特海姆在宗教改革期间皈依了路德派，当被要求向蒂利蒂利（1559—1632年），三十年战争中，他是负责指挥天主教联盟的大元帅。——译者注领导下的天主教军队敞开大门时，城市议会拒绝了。之后是艰苦的两年围城战。诺特海姆内部发生了紧张的派系斗争。上层阶级支持投降，而下层阶级选择抵抗天主教军队。1627年，和平派将城镇交给了蒂利将军，因之前的抵抗，他严厉地惩罚了诺特海姆。

    自三十年战争后，诺特海姆衰落了：“生存在往昔力量的阴影下。” [5] 它被对抗的双方入侵，被围攻、被掠夺、被烧毁。1648年，超过三百栋房子是空的，城镇中只留下了大约七百人。公爵取消了诺特海姆的权利，除去了所有独立的痕迹，在城镇里安排了永久驻军来威吓市民。

    恢复很缓慢。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诺特海姆的居民数量才重新回到了14世纪时的水平——大约2 500人。虽然商人们仍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诺特海姆只是一个地方集市中心，用于手工艺产品和农产品交换。 [6] 直到1817年，才在城墙外建立了第一所房子。1857年，建立了贯穿诺特海姆的铁道主线；十年后，建立了穿过山脉的东西线。由此，诺特海姆成了重要的交通中心。现在，政府机关逐渐发现诺特海姆是一个便捷的地点。前汉诺威王国并入了普鲁士，为驻军带来了新的制服，也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70年代末为止，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和大学预备学院。1886年，诺特海姆被指定为县国会所在地。铁路维修车间和几个小工厂也建立起来了。诺特海姆出现了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由于教师、工匠、政府官员和铁路职员的涌入，诺特海姆建立了天主教教会。那些细长的铁轨将外面的世界带了进来。

    中世纪生活方式最后的残迹在1900年消失了，那时引入了污水处理系统。在那之前，诺特海姆以每周六打开上游护城河的方式清洁街道。水顺着小斜坡流淌，流经鹅卵石，流入鲁默运河，家庭主妇和女仆们会随之用拖布清理。新的污水处理系统价格昂贵，但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1] 富有且需要繁荣的象征物。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矗立着一座古时诺特海姆伯爵的铜制雕像，花费了9 000马克。而为了纪念在1866年普鲁士和汉诺威的短暂战争中丧生的诺特海姆人所建的战争纪念碑，现在被冠上了青铜色的“日耳曼尼亚”字样。

    现在的繁荣和过去的军事荣光的这些象征物很快就消失了，更多人的名字被添加到了战争纪念碑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铜像都被熔化了，用于供应德国所需的金属。作为回报，中央政府为城镇建立了一所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以及在长桥对面的常驻军事管辖区。253名诺特海姆人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献出了生命。

    尽管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是对许多诺特海姆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战争失败了，这也波及了所有生活形态，随着战败而来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推翻君主的革命，之后在德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诺特海姆，1918年革命和平地完成了，因为军队直接和官员们进行了谈判协商。第二年，当地的工兵苏维埃迫使驻军司令辞职。1920年11月，军队彻底从城镇撤离了。 [7]

    有些诺特海姆人拒绝接受新事态，诺特海姆很快就变成了极端右翼组织——“德国年轻骑士团”——相当强大的中心。1922年，在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之后，德国年轻骑士团决定在诺特海姆上演一部民族主义戏剧（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 [12] 2）。来自诺特海姆和其邻近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阻止戏剧的上演。作为响应，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农民们涌入诺特海姆，一群附近大学的学生们也在诺特海姆游行示威。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他们粗暴地打了起来，使用鹅卵石和啤酒瓶作为武器。在城镇恢复秩序之前，警方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宽街上几乎每家店铺的窗户都在混战中被打破了。 [8]

    正如三十年战争期间诺特海姆因冲突和内部分歧而分裂一样，即便是在稳定的魏玛共和国中期，诺特海姆的选举数据还是展现出了政治分裂的迹象。1925年总统选举期间，社会主义者—天主教教徒候选人获得了2 080张选票；兴登堡（作为右翼分子参加竞选）获得了3 375张选票；而唯一的另一个候选人，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只得到了19票。 [9]

    尽管这里有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并且很明显这里是偏远的地方，但是诺特海姆涵盖着魏玛德国的各种冲突分歧和紧张。接下来的十几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诺特海姆经历了德国民主的濒死痛苦。在这场旋风中，没有人能逃脱毁灭之灾。

    二　城镇结构

    “那么，”我说，“如果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城邦；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公平和不公？” ——苏格拉底，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即便诺特海姆是一个规模小并且明显统一的社会，它也包含着焦虑和分裂的因素。在正常时期，这些因素也许可以保持平衡；而在紧张时期，这些因素会让社会四分五裂。一个蛊惑人心的政治家也许会利用这些因素，推动现存的社会分裂。

    诺特海姆因其规模和某些社会、经济特征而形成了特别复杂的社会，这促进了大萧条之后的数年里纳粹主义的发展，也促成了最后轻而易举地出现了由纳粹引导的专制改革。

    这里有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歧，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差别，有稳定的和无保障之间的职业差别，有相对的新来者和旧家族之间的地域隔离，还有宗教和社会分歧。这里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城市政府；以及有凝聚力的机构，比如学校、俱乐部和利益团体；这里还有基本的忠诚团体——从家庭到亲近的朋友圈子。

    除了古代遗迹外，诺特海姆主要是19世纪的产物。1871年，诺特海姆有4 700名居民；到了1930年，达到了10 000人。这一人口增长中有一半来自增高的出生率，另一半则来自移民。20世纪30年代后期，诺特海姆的人口组成大致如下，追溯至最近两代人： [1]

    出生在诺特海姆的：25%

    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26%

    来自汉诺威其他地方的：34%

    来自德国其他地方的：15%

    乡村腹地有着强烈的传统偏见，城镇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来者和那些世代居住在诺特海姆的人之间的自然划分。绝大多数“旧诺特海姆人”住在内城区。1932年编制的一份关于诺特海姆绝大多数家庭姓氏的名单展示出这些家庭有多么混杂。除了常用的“穆勒”“迈耶斯”和“施密特”，还有109个姓氏是5—10个家庭在使用。其中的25个姓氏是10个或者更多家庭在使用。3个特别本地化的姓氏分别是22个、19个和18个家庭在使用。 [2] “旧诺特海姆人”相当了解彼此，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靠联姻而变成亲戚了。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既没有特殊的团体，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愿景，不过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站在统一战线上。 [3]

    诺特海姆所在的区域给人的印象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即“stur”，也就是顽固的和保守的，就像传说中的新英格兰人一样。1930年，第一次来诺特海姆的某个人会发现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人并且被当地的社交圈所接纳，即便这个人相当外向，而且有着令人敬仰的工作。 [4]

    如果诺特海姆人是因出身不同而分裂的，那么，他们就会因宗教信仰而团结起来。尽管19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仍旧有86%的居民是路德派教徒，只有6%是天主教教徒，剩下的是其他教派和无信仰者。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诺特海姆县的教徒所占比例依旧如此。1930年，诺特海姆只有120名犹太人，大约相当于城镇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 [5]

    关于职业，诺特海姆将自己视为公务员城市：7 000名成年人中有大约1/3都在公共事业中就职，绝大多数就职于铁路事业。另有1/5的人是孀妇或领抚恤金者，所以整个城镇有接近一半的人有固定收入。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级公务员。稳定和对国家的高度依赖，对诺特海姆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有相当大的影响。 [6]

    公务员占较大比例决定了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这里几乎没有工业，要么依靠乡村腹地，要么依靠铁路。政府机构将农民带到城镇里，诺特海姆的商人和工匠们向他们提供商品。只要农民富足，只要政府仍旧管理着诺特海姆，这里就能保持经济平衡。而且，在诺特海姆的生活成本很低：1931年，主要产品的人均支出比全国水平低25%。 [7] 许多诺特海姆人养猪或者其他动物，许多人还有小蔬菜园。只要没有大灾祸，诺特海姆的经济就是平稳的。

    1930年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诺特海姆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经济影响。1929年夏天到1930年夏天之间，诺特海姆的机动车数量增长了大约15%。1930年，在城市储蓄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增加了50万马克，账户数目大约增加了500个。单单这家银行里就有接近3 600个存款账户，平均每个账户有537马克。诺特海姆的平均存款水平比整个普鲁士的高出了20%。 [8] 1930年，在建设新住宅方面，诺特海姆处于所有城市之首。杞人忧天者会注意到1930年开始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329人，但是这一数据总体上低于诺特海姆政府管辖的区域的平均值。 [9]

    面对大萧条，诺特海姆似乎是安全的，因为这里几乎没什么工业。一家制糖厂、一家牛奶制品厂、一个粮食磨坊、一家啤酒厂、两家制材厂和一家罐头工厂构成了全部的工业，这些工业依赖于莱纳河河谷富足的土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两家砖厂和一家小规模的水泥厂。这些工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些工业都运作起来的话，可以雇用大约1 125人。但是有1/3到1/2的劳动人员是季节性就业，比如制糖厂会在每年的12月停工，有大约300人会没有工作。有300多人依赖于建筑业，相当于雪茄厂和罐头工厂的雇用人数，不过这两家工厂雇用的都是女人。工业是诺特海姆经济中最薄弱的因子，同时也是最小的因子。

    与乡村有关的工业、许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都吸引着农民到诺特海姆来，这使诺特海姆成了零售贸易中心。1930年，诺特海姆有大约100家商店，差不多500名雇员。最大的绸缎尼龙纺织品商店雇用了大约30人。绝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家庭商店，收入适中，代代相传。

    工匠商店也是家族生意。1930年，一个铁匠庆祝他家的铁匠铺开张300周年；他是服务于这个城镇的家族的第十代传人。 [10] 可以追溯到至少三代以上的店铺并不少见。诺特海姆的工匠由“行会”管理，行会只是它们中世纪祖先的投影，但却是重要的职业协会。1930年，有17个行会，代表着大约150家小商店。

    工匠和零售商控制着城镇的商业生活，不过也有信用机构：三家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一家由名叫穆勒的犹太人拥有的地方银行、一家地方合股银行、一家县储蓄银行和一家城市储蓄银行。

    诺特海姆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1930年，诺特海姆的政府机构名单很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县政府，这一机构为普鲁士政府管理着诺特海姆县的80个城镇和乡村。国家和州政府在诺特海姆还维持着9个其他的机构，比如邮政部门、地区法庭、就业办事处等，这些机构雇用了大约400人，同时为多个县服务。但是雇员数目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铁路，包括调车场、维修车间、枕木防腐和接驳系统。铁路车站一共为1 000人提供了工作，是城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

    城市供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常规功能部门，如警察和消防部门、街道清扫和垃圾处理，城市还为城镇提供煤气、电力和水，还维持着一个建设办事处和一家医院。城镇上还有几家非政府企业，如屠宰场、冰库、公墓和啤酒厂。还有些赚钱的企业，它们往往会催生其他企业。在城镇上方的山丘上有大片林地，也是归城市所有，由城市进行管理，这里有一个采砾场，之后又建了一个水泥制造厂。福利办事处不仅为残疾人、穷人、失业者提供补贴，而且开办了两家小型养老院、一家赈济处，并且为那些无处栖身者提供应急廉价租房。归市政机关管理的地方医疗保险办事处被称为“红色的”医疗保险办事处，因为办事处主任正好是社会民主党。 [11]

    这样一来，城市增加了200多名公务员，其中并不包括季节性临时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非常多，因此，他们自己建立了针对地方选举的政治党派——“公务员党”，这样就可以在城市议会中拥有决定权了。虽然全俸的公务员收入高并且在德国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并非所有的都是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被政府雇用的工人仍旧被视为无产阶级。在诺特海姆，铁路工人成了社会主义者选票的核心力量，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人都是社会民主党。

    阶级结构虽然受到收入的强烈影响，但真正取决于思想观点。城市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地址簿，从每个人给自己的称谓来看，可以做出如下估算： [12]

    下层阶级（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37%

    中下层阶级（熟练工人、白领工人、农民和领抚恤金者）：32%

    中上层阶级（工匠、公务员和商人）：27%

    上层阶级（商人、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士）：4%

    虽然以上只是粗略的估计，但是仍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诺特海姆存在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希特勒推进其运动的“原料”。相对平均的分布并不意味着在收入方面不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一个在城市煤气厂工作了50多年的老工人一年可以挣1 500马克。 [13] 就同一年来说，一个专业医生一年可以挣9 600马克。 [14] 如果一个工作表现出色的工人发现，一个工作表现一般的专业人员所挣的工资是他的六倍，那他一定会再度肯定社会民主党慢慢灌输给他的阶级斗争的概念。

    在诺特海姆，与在魏玛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工人阶级形成了固定的团体，几乎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工人们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经济组织和党派：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很复杂。它由数个不同的小组组成，名义上这些小组是互相独立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小组都是共同运作的。列出各种组织的领袖名录，就会发现有很多重复的组织，因为各种实用目的，某人可以组织起由15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了所有小组的关键人员。还包括工会部长（尤其是铁路工人工会），运动协会、工人急救协会、工人合唱团、工人射击协会的主席，等等。还有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和家庭消费者合作社的人员，后者的成员包括1 275个家庭，年销售总额为33.3万马克。 [15] 前者建立了廉价房屋，包括128名成员，在经济大萧条的1932年，创造了超过60万马克的商业价值。 [16] 这里还有直接附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青年团体（“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儿童团体（“红色猎鹰”）、女性附属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扩散委员会。“国旗队”是保卫共和国的准军事化组织，理论上该组织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几乎完全由社会党控制。从婴儿救助社团到工人丧葬节约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渗入了诺特海姆的工人阶级，并且将工人阶级团结在了一起。

    阶级意识并不是唯一的统一纽带，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致力于民主。此外，再加上多头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微型太阳系得以顺利运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抱负，这样一来，合作的时候就需要妥协和调整。自19世纪建立以来，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优秀的实践训练，而且也成了城镇中工人阶级的生活之道。

    对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诺特海姆人而言，俱乐部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内聚力。有一句谚语：“两个德国人，进行一场辩论；三个德国人，组成一个俱乐部。”这差不多就是诺特海姆的真实情况，1930年，这里有不少于161个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在城镇中平均每60人有一个俱乐部。这里有21个运动俱乐部，47个具有经济或职业功能的，23个宗教或慈善相关的团体，25个退伍军人或者爱国主义的联盟，45个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毫无例外，这些组织都准守着城镇的阶级界线。两个足球俱乐部中，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 [17] 在体育俱乐部中，有两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工人的。在经济或职业功能的组织中，阶级界线更加清晰，有时会具有政治性。有上千名成员的“铁路俱乐部”既具有社交性质，也具有职业性功能，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另一方面，县农民联盟和县工匠联盟都资助右翼演讲者，最终也都公开支持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 [18] 然而绝大多数组织都不具有公开的政治性，一个起源于中世纪惯例的经济俱乐部甚至超越了阶级界线。

    传统上而言，在城墙以内拥有房子的诺特海姆人有某些特权，比如用免费树木来修理自己家里的木质横梁，或者用啤酒厂的少量免费啤酒来弥补私人酿造权的丧失。在20世纪初的改革氛围中，这些业主感觉特权受到了威胁，于是组成了“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试图采取法律行动来维持并延伸他们的权利。比如，1930年，在一桩要求一年免费清理一次烟囱的案件中，他们使用旧文件胜诉了。至少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通过通婚而合并在一起的“旧诺特海姆人”没有政治或者经济根源，只有这种形式的凝聚力实例。 [19]

    诺特海姆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代而言，与周围的城镇相比较，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不同寻常的。许多军事主义社团都附属于特定的武装部队分支，比如“以前的九十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或“装甲部队协会”。其他的是一般的社团，比如“战士联盟”，还有些来源于特定的经历，比如“战争伤员联盟”。也有些民族主义社团，比如“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或是青年组织，如“希尔独立带”。 [20] 如果某人试着整理附属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或者纳粹的组织名单，比如“钢铁头盔”和“露易丝王后协会”，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俱乐部”和“希特勒青年团”，那么他一定会发现右翼组织对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的控制程度。

    所有的组织都有相当多的成员。最小的（“前炮兵协会”）有30名成员。“战士联盟”在1930年有400多名成员，有23个社团介于两者的规模之间。 [21] 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游行和社交聚会，以民族主义狂欢为特征。有时，他们也会进行“非党派”政治的努力，比如，1930年，他们向普鲁士教育部长请愿，希望在学校图书馆禁止《西线无战事》 [13] 。 [22]

    盛大出行无疑是军事俱乐部众多活动的一部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一年中会有三四次被指望着举行带有乐队、身着制服并且有很多其他组织参与的游行活动。所有的游行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原因，有部分游行甚至公开支持民族主义党和后来的纳粹党。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和退伍军人俱乐部成了城镇中的重要社交因素。他们组织的“雄性晚会”、舞会和戏剧表演让他们备受瞩目。他们主要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狂热，并且让军国主义在诺特海姆变得受欢迎和有活力。

    诺特海姆最显眼的社交社团是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尽管他们组建的特定目的是社交聚会，但是后来他们遵循着阶级界线。合唱团是这方面的明证。诺特海姆有8个这样的社团：7个属于中产阶级，1个是工人的“诺特海姆人民合唱团”。上层阶级的社团明显是“歌唱五线谱”。用非会员的话说，这个社团“是由更好的一群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交社团”。 [23] “歌唱五线谱”的前成员承认他是因为职业原因才加入社团的，而非热爱唱歌，他说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导演、专业人士和大企业的名人”。 [24]

    这些歌唱社团的规模从25人到65人不等；1930年，差不多400名诺特海姆人参加了这类社团。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练习，之后就喝啤酒来给喉咙降温。一年有五六次，妻子们会被带去听音乐会，有时，社团会组织去地方音乐节旅行。只有“人民合唱团”有政治定位，通常是在共和国的节日和社会民主党的聚会上表演。

    另一个有利于交流和社交的工具是“射击协会”，这是诺特海姆中世纪以来的遗留物。当时，所有市民都被各个行会召集起来去保卫城市。每年的射击节让这些兼职士兵发挥了作用。旧行会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5个射击协会。1930年，他们进行定期练习，为期三天的射击节是一年中的社交大事件，其间会举办聚会、舞会，准备奖金并且进行巡游。一位成员这样描述阶级结构：“‘1910年枪支俱乐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猎人’主要是中产阶级；‘自由射手’是上层10%的阶级。” [25]

    虽然有很多俱乐部是无关政治的，但是许多无辜的俱乐部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思想。1930年，在“园丁俱乐部”进行的一场园艺作品展览中，某位演讲者抨击了国外竞争：“每个德国人都应接受这样的思想：吃德国的水果！吃德国的蔬菜！买德国的花！” [26]

    就算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正规俱乐部并没有形成社会凝聚力，两种社交聚会也发挥了凝聚作用。一个是固定聚餐，另一个是啤酒俱乐部。固定聚餐是一群人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在同样的餐厅，围绕同样的桌子一起吃午餐（因此而得名）。这群人关系亲密，而且成员固定，有些是终身成员，这种聚餐的特征是亲密的友谊和自由的讨论。啤酒俱乐部与之类似，成员们进行定期会面，在酒馆聊天、喝啤酒或者玩纸牌游戏。因为城镇政治分歧，结果这些啤酒俱乐部活动的酒馆也在政治上分离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纳粹酒馆里是不受欢迎的，反之亦然。啤酒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下层阶级，而固定聚餐的成员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或者更上层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组织是城镇中最普遍、最亲密的社交组织。共同信任是它们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

    许多俱乐部和协会将公民个体聚集到了一起。没有这些俱乐部和协会，诺特海姆将会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社会。不过，它们中极少有能超越阶级界线的。

    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派别明确支持的机构是公共教育系统，这是诺特海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设施的一部分。这里有三所公共小学，共安排了1 200名学生，这样一来就确保了孩子们的宗教信仰。第一市立中学是路德派的，天主教的公立学校服务于天主教的孩子，第二市立中学不限宗教派别。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顾问委员会，是由学生家长选出的。通过事先和社会民主党领导讨论，工人阶级的家长可以确保在这些委员会中有代表。

    中学系统涉及男子高中和女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有大学预备课程并且要学费。两所学校一共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诺特海姆。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并且绝大多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27] 想要接受职业训练的孩子可以去商业学校，这里有300多名学生，主要是工匠商店的学徒；由诺特海姆商人协会创办的商人职业学校有55名学生；一所由农民联盟控制的农业学校面向多个国家，还有一所由县政府所资助的家政学校，一年有25名女生从这里毕业。

    各种各样的学校减少了诺特海姆的某些乡下习气。根据一位来自城镇的前新闻记者所说，学校的教师“控制、塑造并且指引着诺特海姆的精神文化生活”。 [28] 但是教师们也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薪酬和职位，而城市议会和地方教育部划分了学校董事会的职能。

    诺特海姆还有其他的文化设施，不过很多都依赖于私人团体，如演讲协会或者博物馆协会的支持。城镇赞助了一个城市乐队，每周在市集广场表演，也参加公开的节日庆典。这里的公共图书馆有2 000多卷书，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工人们更喜欢他们自己在工会大厅的图书馆。诺特海姆有两家电影院，还存在过一家地方轻歌剧演出团。

    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是三家日报。最古老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 [29] ，创办于1831年，是城镇的第一份报纸。根据该报的编辑出版商所说，这份报纸“完全是为民族主义的德国服务的” [30] 。实际上，它是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喉舌，其主编就是右翼政党成员。每篇文章中均有偏好，除此以外，新闻通常会晚一两天。在诺特海姆，这份报纸的读者群小而稳定，大约有600名订阅者，绝大多数是在县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明确地试图吸引农业社区。

    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是《哥廷根人民报》（以下简称《人民报》）。尽管它是在临近城镇发行的，但其内容是足以和诺特海姆的其他报纸竞争的地方性新闻。《人民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但是却假装中立。相比其他报纸（除了纳粹的报纸）而言，它是丑闻集合地，充斥着严厉的评论和红墨水。大约2 000名诺特海姆人是其读者。同样由《人民报》报刊印发的是国旗队每周发行的活跃的报纸——《诺特海姆回声》，在诺特海姆县的发行量是3 000份。 [31]

    地方上的纳粹出版物于1931年夏天出现，叫作《听！听！》。该报包括两个页面，信纸尺寸，双面印刷，使用牛皮纸（其颜色让人想起来自《人民报》的污秽猜测）。该报宣称，其目的是提供有关纳粹所作所为的消息，并且“与红色分子的谣言作斗争，这是中产阶级的媒体难以做到的” [32] 。该报造谣诽谤，通常有中伤性行为，并且有时会被镇压。

    另一个主要的报纸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办于1909年，主要是商业企业。该报的编辑是人民党成员，报上的国家消息经常取自人民党的通讯社；但是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以此保持高销量。该报的新闻都是第一手的，通常很精准，并且涉及范围最广。在诺特海姆，其销量接近4 000份。中产阶级的冷静和高效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鲜明特征；其主编认为城市政府那种公事公办的运作是有必要的。 [33]

    诺特海姆承袭了自施泰因男爵改革以来德国城市政府的高效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代表了市政议员和城市管理者治理的联合。投票者选出由2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该议会选出4名参议员。所有的法律都由议会批准通过，由此对管理机构形成监督。

    参议员是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干预其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比如警察、啤酒厂、福利部门）。城市运转的正式工作由市长负责，他是专业的管理者。市长由参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为12年，期满后可以继续参选，任期固定可以使他远离议会的极端权力。作为专业人士，市长应该保持公正，并且薪水极高。1930年，诺特海姆的市长已经连任了27年。

    谨慎的平衡体制加上长久以来的自我管理传统，使得诺特海姆的城市政府运转顺利。1930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报道，在人口相当的56个德国城镇中，平均每人负公债7.74马克，而诺特海姆完全没有赤字。1930年的预算平衡点是1 385 000马克。 [34]

    实际上，如果有人调查诺特海姆的经济、文化和政府结构，就会发现诺特海姆是平衡、独立的个体。诺特海姆唯一没有形成和谐整体的就是社交方面，几乎在每一项活动中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派别。这个分裂因素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变得更为激进。在1930年后的许多年里，这一因素使诺特海姆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血腥暴动和民主氛围的退化，并且使纳粹掌权达到了顶峰。纳粹解决阶级分裂问题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彻底取缔。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你所惧怕的邪恶必定会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歌德：《艾格蒙特》

    大规模的极端主义、党同伐异、对激进改变的极度渴望——这些是使稳定的民主政体变得不可能的因素——是难以被唤起的。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政治煽动者发现自己只能在附近空旷的大厅内发表激昂的演说。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突然意识到目前为止从未怀疑过的危险，吸引了某些将煽动者视为拯救者的观众来到这个大厅。

    普通的诺特海姆人将自己视为小市民：冷静、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对生活满足、有充足的食物、适度的愿望和一种简单的秩序感。星期天下午，诺特海姆人常常和家人一起在城镇周围齐整而古朴的森林中散步，漫步于整洁的小路上，他们可以眺望莱纳河河谷及迷蒙的西部山丘。星期天消化完晚餐之后，他们会回到有中世纪房子的舒适城镇。这里的环境给人一种延续性生活的感觉；可以信赖旧的方式；稳定既是众人期望的，也是一直传承的。

    但是在1930年，新的恐惧萦绕着城镇，世界大萧条蔓延开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落千丈的行情甚至影响了德国中部这个遥远的谷地。正是大萧条，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大萧条持续影响的恐惧，导致诺特海姆人更为激进，而不是因为城镇受到了大萧条的严重损害。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团体是工人；工人们失业了，在街角无所事事，靠失业救济金生存。不过，与此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仍旧支持现状，而受到经济收缩打击很小的中产阶级却致力于革命。 [1]

    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让中产阶级免于经济拮据。商人们只损失了小部分生意。除了建筑业之外，工匠们获得了充足的工作。公务员的薪水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失业，他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而物价也相应地下降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被削弱。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的总储蓄额缓慢增长，储蓄账户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33年为止，诺特海姆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有储蓄账户，这些账户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稳定的账户：从100到500马克不等。 [2]

    但是大萧条引发了恐慌。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的商人们担心德国的总体情况。收集贷款毫无困难的银行开始减少所有的信贷配额。 [3] 只有工人受到了直接伤害，而城镇中的其他人面对着失业压力，开始自问：“我会是下一个吗？”“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绝望在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听取纳粹的声音。诺特海姆之前忽视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14] （正如在主要是外来者发起的德国年轻骑士团斗争之后，诺特海姆忽视了其他的极端主义组织一样）；1928年的国家选举中，纳粹党在诺特海姆总共获得了123张选票，相当于总选票数的2.33%。1929年的诺特海姆地方选举中，纳粹党收获了5 133张选票中的213张。 [4] 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在诺特海姆处于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

    实际上，1929年初，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只有5名成员，人数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建立“地方小组”，这是国社党最底层的正式单位。 [5] 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骚乱事件的遗留物。

    诺特海姆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德国的战败、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他们都反对新式的东西：自由主义、世界性文化、开放的社会、有竞争性的工业化经济、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总体上，这些人构成了激进的右翼，但是并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来表达他们尚未形成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不相容理论。更准确地说，他们有太多的组织——其中没有一个是能发挥作用的——作为激进的右翼主义群体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 [6] 在众多的组织中，纳粹党还处于初期，在德国南部迅速发展，但是在北部，包括诺特海姆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在城镇北边，汉诺威的一个工业城市，一名驻扎在波兰的前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成了反犹太人的偏执狂，在发现希特勒的想法和自己类似之后，加入了国社党。一名失业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在中立的西班牙，回到汉诺威之后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21年夏天，他加入了那位前警察建立的纳粹地方小组。 [7] 在诺特海姆的南边，哥廷根的大学城区，一个后来成了庸医的人带领一群学生在1922年2月成立了纳粹党的一个分支。 [8] 纳粹主义的另一方面内容吸引了哥廷根的征募活动：纳粹主义有关新社会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爱国的团结一致将会取代德国严格的阶级界线。所有的分支都由坚定的中产阶级组成，都弥漫着传教士般的热情。1921年和1922年，来自哥廷根和汉诺威的纳粹鼓吹者们沿着莱纳河边的铁路游走，寻找皈依者。有些人在诺特海姆停留，虽然他们并没有征召新成员，但是他们说服了一些城镇居民，让他们相信在德国各种各样的激进右翼组织中，纳粹党是最为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纳粹党会极端地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也许来自附近城镇的纳粹传教士们可以只靠说教就逐渐在诺特海姆收获一批永久的桥头堡。那些年正赶上德国的过度通货膨胀、国耻和不断的政治动乱。一系列的地方危机引发了大事件。

    1922年，德国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触发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次大危机。激进右翼组织中的好战者受到了传统保守派的公开支持。哥廷根的纳粹党从之前沉默的右翼人士那里获得了资金和宣传支持；汉诺威的纳粹党得到了传统的“泛德意志联盟”的资金支持。 [9] 更为重要的是，原来的相当一部分的右翼也支持由“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秘密执行的针对共和国领导人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同时，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极端左翼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起义，而这些起义令中产阶级感到恐惧。原来中立的工人们发现他们1918年革命的成果消耗殆尽，而且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被右翼恶鬼杀害了，也变得疯狂起来。早期的汉诺威纳粹党中许多人受到了工人们敌意的威胁，还有些纳粹党则变得更加疯狂了。 [10]

    这场对立的高潮出现于1922年6月，当时自由军团的枪手谋杀了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整个诺特海姆地区的工人们都愤怒了。对于他们而言，在多样化的德国右翼组织中存在的良好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右翼看起来都像是暗杀的同盟。随着拉特瑙被杀害，莱纳河河谷陷入了反对右翼的私刑气氛中。在诺特海姆附近的城镇里，保守派领导人被打、被死亡威胁，不得不逃到警察局寻求保护。而在诺特海姆，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来自艾恩贝克的工人们和来自哥廷根的学生们在街上发生了激战。 [11] 战斗之后，一些纳粹党人开始随身携带手枪。 [12] 一些诺特海姆人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他们组织了城镇里的第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于1922年秋天。

    这是一小群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出现在诺特海姆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是首批纳粹党中的典型代表。按照城镇中人的通常看法，他是一个“外来者”，因为他父亲（一个五金店老板）出生在黑尔姆斯泰特。吉尔曼于1896年在诺特海姆出生，接受的是男子高中的高水平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学，而是接受了商业培训。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是战争。他从19岁到22岁（1915—1918年）在法国、加利西亚和俄罗斯为德国服兵役；他胸部中过枪，获得了二等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中尉。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年轻骑士团和民族主义党派。他接受了路德派的洗礼，但后来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信徒”。当时的照片显示出他凹陷的下巴、薄唇、闪亮的灰色眼睛，有一张充满怨恨但年轻的脸庞（他在26岁时加入纳粹党，成了在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他的暗金色头发梳成中分，整齐而光滑。他掌控着4 294名成员。 [13]

    恩斯特·吉尔曼的哥哥卡尔（比恩斯特大三岁）也和他一起加入了纳粹党；还有书商威廉·施潘瑙斯（35岁）、会计海因里希·伯梅（19岁）和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33岁）。他们还征召了一两个其他成员，但是没有记录。 [14]

    诺特海姆的第一个纳粹组织刚刚建立起来，整个党派就于1922年11月17日被普鲁士取缔了。当然，纳粹党仍旧在秘密集会，但是不再收集会费或者公开宣传，于是，整个党派开始收缩。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 [15] 发生了，纳粹党在整个德国境内都成了非法组织。希特勒被关进监狱，党派四分五裂，各派别之间互相竞争，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无聊的学说分歧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更糟糕的是，德国从诸多危机中恢复过来了。通货膨胀结束了，恢复了政治稳定，魏玛共和国开始进入稳定时期（1924—1929年）。来自汉诺威的纳粹领袖曾经于1924年6月在诺特海姆进行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作为纳粹计划的根基的责任”，之后是“专家见证的德国的物物交换”，但是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15] 其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于1924年6月参观了诺特海姆，他报告说纳粹党在恩斯特·吉尔曼的严格控制下（原文如此）。 [16]

    1925年2月，希特勒出狱了，重建了纳粹党。不久之后，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进行了重组，有12名成员。 [17] 但是地方小组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热情，陷入了停滞状态——不仅是在诺特海姆，而是整个区域。1926年1月1日，汉诺威的大区有1 860名成员；一年后总数为2 441。整个1927年和1928年，大区成员数目实际上没有增长，徘徊在2 500人左右。平均一个月有100人加入，但是加入的人只有退出的人的一半：1927年11月，34人加入和65人退出。归根结底是没有增长，或者至少没有实现纳粹主义相信的称霸愿望。 [18]

    诺特海姆的情况是一样的。随着时间流逝，成员在减少。吉尔曼不再是地方小组的领袖；他被另一个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取代了，恩斯特精神衰弱，濒临破产，并且从诺特海姆搬到了柏林（1930年）。当时的照片显示他肥胖、粗脖子、秃头、圆脑袋，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 [19] 他没什么活力。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党几乎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偶尔出现只是过去骚乱的残余，这就是正处于魏玛共和国平和年代的国社党的真实模样。

    然而，在平静繁荣的背后，刺激这一区域内纳粹主义重生的条件正在发展中。即便是在大萧条之前，中产阶级尤其是小农们就感觉自己陷入了麻烦中；税赋增加、信贷紧缩、现代化经济的竞争以及政府掌控在左翼手中是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 [20] 而且，传统的中产阶级政治党派陷入了混乱。 [21] 在诺特海姆周边地区，从传统政党脱胎的最大一部分保守派选民是圭尔夫派，即德意志—汉诺威党。这是州内的右翼，可能是分裂主义分子，是自19世纪开始的运动的残余。圭尔夫派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的中产阶级——农民、店主和工匠，尤其是处于旧圭尔夫领地的人”（这一区域包括诺特海姆周边地区）。 [22]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1924年，汉诺威省的全部选民中有大约1/4的人支持他们，当时圭尔夫派发起了将汉诺威王国从普鲁士分离出去的公民投票，在1928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圭尔夫派在诺特海姆县获得了20.4%的选票（1930年，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而1932年，获得了0.5%）。 [23] “圭尔夫”党派逐渐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其追随者的怨恨却一直存在着。他们的选民准备着战斗。因此，至少在诺特海姆周围的村镇，到1929年为止，潜在的纳粹党支持者出现了。

    而且，纳粹党在沉寂的这些年里，调整了他们的宣传机构，再次指向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为激进的政变做好了准备。 [24] 1925—1928年的绝大多数时候，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工人阶级，内容上主要是反犹主义。这有助于征召那些偏执的人，但是成员的数目表明并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发动真正的大规模运动。1928年的国家选举是自1924年以来对这些策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下萨克森，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了4.5%的选票。在诺特海姆县，他们获得了4.2%的选票，而在城镇中，获得了2.3%的选票。 [25]

    征募成员和投票数据或许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出席会议和响应演讲则是对会议和演讲主题所产生效果的相当明确的检验。纳粹有精确的出席人数记录，只有持门票者才能进入。演讲者引发的热情程度可以通过每次筹款的收益来评估。1928年选举运动之后，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发现会议的收益微薄。某位地方领袖在他所在的城镇进行了五场演讲。其中四场都亏损了，第五场盈利了，但只有2马克50芬尼 [16] （扣除广告宣传、场地租赁和支付给演讲者的费用）。写稿人要求113.22帝国马克 [17] 的津贴，令大区觉得可恶的是，他们本期望从地方小组收钱，而不是给钱。 [26]

    因此对于纳粹党而言，在1928年年底，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改变宣传的目标和内容，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仍旧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尽管反犹主义并没有被遗弃，新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响应纳粹主义的群体和会产生影响的宣传主题。那就意味着主要是吸引小商人、商店店员和乡村人口，主要内容除了反马克思主义外，还要加上对魏玛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抨击。 [27]

    至于使用的方法，是在重点上而非在基本技巧上发生了改变。在集会上，演讲依旧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以来，在整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方法就是让演讲者在观众面前发言。大区提供一群潜在的演讲者，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特定的话题，安排他们在地方领袖要求的日期到达指定地点。地方领袖选择一位演讲者，并且根据他们的估计来选择会吸引很多观众的话题。地方领袖必须为演讲者的交通、食物和住宿付费，而演讲者的酬金是每场演讲10—20帝国马克，他们非常乐于进行一场成功的演讲。集会的收益损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要旨。

    这一体制为地方提供了机动性，保持了信息畅通，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纳粹运动变得灵活性极强。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地方领袖。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管理“演讲者办事处”，但是除了偶尔召开地方组织领袖的会议之外，他们并不会提供其他的直接帮助。大区主要管理地方小组和地区内的内部机构，并且从他们那里筹款。 [28] 在集会上演讲的整个宣传策略运转顺利：这是自我调整。

    如此一来，从1929年开始，由于新加入的乐于倾听的选民，指向他们的宣传重点，以及在艰难中进行调整的宣传体系，纳粹党的汉诺威—布伦瑞克南部大区逐渐发展壮大。1929年的前六个月，大区仅仅失去了184名成员，却征召到了1 166名成员，净增加982名成员——在总人数上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从2 268人增加到3 250人）。 [29]

    在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复兴开始于1929年夏天。5月22日，有4名成员决定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迟钝的鲁道夫·恩斯特做些什么。他们雇用了一个来自哥廷根的纳粹党人，每周一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的半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大厅的业主同情这些人，于是免费将房间租借给他们。恩斯特领导着他们，但实质上是集体的努力。从5月27日开始，一直到7月29日，共举行了八次“夜晚讨论会”。起初只有15人参加，后来出席者增加到平均40人，其中有15人申请加入党派，而更多的人订阅了大区的报纸。这些集会的主题基本都是有关纳粹意识形态的：
    5月27日：“我们为什么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6月3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一部分。”
    6月10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二部分。”
    6月17日：“打破利益农奴制。”
    7月1日：“超国家力量。”
    7月8日：“锡安智者的规约。”
    7月22日：“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7月29日：“杨格计划。”

    最后一次集会之后的第二天，鲁道夫·恩斯特向大区领袖发送了一份令人欣喜的报告，索要宣传册子、申请表格以及恢复作为地方小组的身份（因为诺特海姆现在超过了最小值的15名成员）。 [30] 在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的三个月前，依靠成员们的积极主动，纳粹主义在诺特海姆活跃起来。

    新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一个是火车司机，一个是汽车司机），其他人都是小商人或者工匠，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 [31] 他们为党派带来了自己的中产阶级技能和年轻活力。对演讲者的需求和对如何运转纳粹党地方小组的信息需求让省党部领袖焦头烂额。省党部领袖回复说演讲者马上会到位，他们解释说因为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日程排得很紧，他们承诺会给出建立地方小组所需要的包含指导说明和形式结构在内的文件。演讲者们来了，但是直到秋季末期文件才到，那时地方小组本身就很活跃了。 [32] 到10月为止，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已经征召了超过24名新成员，只有一小部分人离开或停止交会费。 [33] 11月，又有了16名申请者，地方小组疯狂地索要宣传海报。（大区已经没有了，于是就让他们自己即兴创作。） [34] 11月11日举行了一场公开集会（“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工人的背叛”），吸引了120人，他们每人付了22.9帝国马克。观众中有6人决定加入纳粹党。 [35] 但是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地方小组的文件混乱，其成员请求省党部领袖安排一些常驻人员来担任演讲者和组织者。 [36] 猪一样的鲁道夫·恩斯特很明显无法胜任，而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

    因此，与前一年的12月只有5名纳粹分子并且没有集会相比，1929年，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是这样，诺特海姆的纳粹运动仍旧达不到群众组织的规模；尽管一场集会有120人确实是值得注意，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将希特勒的想法带到其他诺特海姆人面前，当时的人仍旧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纳粹分子。

    这并不是因为纳粹不努力，因为新的地方小组一直在将纳粹意识推到公众面前。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国社党基本上每隔一周就召开一次集会，宣传标题如“德国工人是大国际资本家的利益农奴”或者“拯救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像绝大多数纳粹集会一样，外来的演讲者在每场集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承诺在每场演讲后进行讨论，并且索要大约30芬尼（相当于两条面包的价格）的入场费。集会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根据社会党人所说，这无非证明了纳粹的口号“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大厅很好地满足了纳粹的需求；租赁费用低，强调了纳粹和乡村人的联系，足够小，这样一来，出席的人不会特别显眼。这很重要，因为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出席集会的观众年龄仍旧相当小。 [37]

    但是，集会并不是没有用的，这些集会为纳粹分子树立了一种形象。对普通的诺特海姆人来说，纳粹党是精力旺盛的、有奉献精神的和年轻的。一位家庭主妇清楚地说道：

    国社党的队伍中都是年轻人。那些严肃认真的人都加入了进来，因为他们支持社会正义，反对赋闲。纳粹分子给人的感觉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你常常可以看到街道两边画着纳粹党党徽，或是发现他们散发的小册子。我被纳粹党的这种力量吸引住了，即使其中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38]

    纳粹活动的功能之一是向诺特海姆人证明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思想。但是哪些人是纳粹分子呢？1930年，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发现这个问题还难以回答，因为纳粹分子个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至少能识别出一名希特勒党派的成员：威廉·斯潘瑙斯，宽街上一家书店的所有者。威廉·斯潘瑙斯来自古老的诺特海姆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了镇上的第一家书店。他的一个兄弟上战场，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另一个兄弟成了大学教授。威廉成了南美的一家德国学校的高中教师，从1912年到1921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之后决定回家接手书店：

    正值“斯达巴克斯团”在莱茵兰起义后不久；实际上我乘坐的开往德国的火车，每个窗玻璃都被打破了，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离开德国的时候，魏玛共和国正值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党人共和政体统治下的祖国处于混乱之中。 [39]

    在旅居海外的那些年，斯潘瑙斯很欣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18] 的作品。他听说在慕尼黑政变 [19] 不久前，张伯伦在一次文学茶话会上提及希特勒，“他是一个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追随的人”，所以斯潘瑙斯成了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国社党的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在诺特海姆非常讨人喜欢。他是一个宽容而有活力的人，温柔又亲切，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而且他体贴入微，值得拥有大家的尊敬。他的书店是城镇里的知识文化中心，他和镇上许多受人敬仰的作家、诗人都熟悉，他是诺特海姆演讲协会的主席。除此以外，他还是路德教会的杰出教徒。“威廉·斯潘瑙斯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是引领更多人加入国社党的榜样，”诺特海姆人评论道，“人们说：‘他参与其中的一定是正确的事情。’” [40]

    当时，诺特海姆人对绝大多数其他的当地纳粹分子都不熟悉。到1930年1月为止，地方小组有58名成员，但其中大多数是诺特海姆附近乡村的居民。 [41] 这几个月中，乡村地区是纳粹发展起来的真正地点：1930年1月，诺特海姆县有超过230名的纳粹成员，但他们并不隶属于地方小组，而是演讲者们的支持者。 [42] 也就是说地方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每个月都会增加20名成员，但又会失去一半，因为许多人拒绝交会费，还有住所变动等。 [43] 记录一切超出了地方小组领袖鲁道夫·恩斯特和其志愿者助手们的能力。1930年2月，为了回应狂热的需求，大区最终派了一名纳粹“事务主任”到诺特海姆县（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必须每月向其支付100帝国马克），但是他能力不足，4月就被开除了。 [44] 最后，诺特海姆人自己选出了一个人——瓦尔特·施泰内克，大区领袖于5月委任他为县领袖和地方小组的代理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作为施泰内克的助手介入诺特海姆的事务，让城镇组织有效地运转起来了，而施泰内克主要专注于获利更多的县。 [45]

    瓦尔特·施泰内克也是“外来者”（他在1889年出生于多特蒙德）。1929年6月，地方小组在诺特海姆复兴期间，他成了一名纳粹。他是农业用具经销商，因经常销售出差，对乡村腹地很熟悉。因此，他非常适合成为县领袖，他的商业经历让他成了有效率的集会组织者、纳粹宣传材料的批发商以及成员名单和会费记录的保管者。大区和地方小组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除此以外，他自己的生意有足够的收入，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国社党支付报酬了。 [46] 另一方面，诺特海姆人却几乎不了解施泰内克。他们从吉尔曼父亲开五金店时起就认识吉尔曼，他们还认识在1930年加入的另一个地方商人——赫尔曼·登茨勒。登茨勒30岁，在宽街上拥有一家小型纺织品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他在著名的警卫团服役，成为一名纳粹不久之后，他成了冲锋队队员，并且成了诺特海姆地区的纳粹领袖。之后，他成了纳粹党卫军领袖，最终加入了盖世太保。 [47] 他的举止行为像个暴徒，诺特海姆人将其和恩斯特·吉尔曼联系起来，吉尔曼的暴力性格也让城镇人很不舒服。诺特海姆人认为他们属于典型的纳粹运动的边缘人物。但是由于纳粹主义在城镇中迅速发展，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最初并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纳粹分子。将这场运动与如威廉·斯潘瑙斯那样严肃认真的人等同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

    是什么样的思想吸引了威廉·斯潘瑙斯那样的人加入纳粹运动呢？对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国社党首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48] 诺特海姆人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可能不会想到共产主义者，1928年，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城镇选举中仅仅获得了5 372张选票中的28张。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社会党人是诺特海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几乎获得了45%的选票，多于排在其后的三个党派的总和。

    社会民主党是非革命政党（实际上，它支持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对于绝大多数城镇市民而言很可能根本没什么重要的。社会党人举着红色旗帜。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德国辉煌的时期，有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和1918年的政治大变动相关。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下层民众、躁动不安的失业者。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他们那些坐在城市议会中的领袖都从事着听上去荒唐的职业：“涂油工”“工会干事”“巡道工”。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们，而坐在市政厅里的他们是易怒的、好斗的、苛刻的。在萧条的环境中，对抗这些宣扬公平的激进分子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产阶级的思想中有一个因素是纳粹分子能够清楚理解的。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很早就重视了纳粹的威胁。1930年3月，他们的国民卫队国旗队在诺特海姆县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激烈地反对……国社党的暴行”，要求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同志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49] 一个月后，国旗队和其他工会、社会民主党以及小型民主党派一起发起了反对纳粹分子的盛大集会。计划要求进行一系列游行，在市集广场举行示威，在开阔的射击馆“1910年代圆顶”发表演讲，主题是“独裁还是民主？”，并计划于4月27日星期天实行。这也是纳粹分子一直等着的，在社会党人发布声明的三天后，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宣布他们会在同一天举行一场集会，由一支乐队领头进行游行，在市集广场发表演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由一个纳粹的国民议会代表主持的盛大会议。而且，纳粹的计划是直接准备好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两场游行都是在下午1点开始的，两场在市集广场的示威都定在2点。 [50]

    对于警察来说，聚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之前爆发了暴力冲突，普鲁士已经有三个月禁止了所有的公开集会和政治人物的游行示威，禁令刚刚于1930年3月30日结束。 [51] 在发布了两个声明的这周，诺特海姆已经爆发了两次暴力冲突。其中一场冲突发生在宽街的啤酒馆前，10个纳粹分子和社会党人打架，其中一人受伤，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另一场冲突发生在城镇上方的树林里，11人被卷入，其中一人被打伤了鼻子。 [52] 鉴于形势紧张，警方禁止了4月27日的两场集会。

    这给纳粹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在宣传中使用了这样的文字：“就算有禁令——并没有什么用！”他们宣称会按照计划示威游行，不过地点是在离诺特海姆大约两英里的乡村。纳粹带领了大约2 000人来参加集会，吸引了整个地区的人。800名冲锋队队员进行的游行被《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为“非常具有纳粹意识”。游行过后，三辆卡车的冲锋队队员在诺特海姆四处散发传单。 [53] 通过明显的组织灵活性，纳粹党不仅阻碍了社会党人的集会，而且控制了舆论，给诺特海姆人留下了他们的规模和决心“强有力的印象”。他们的情绪高昂好斗，第二天的县议会上，他们激烈地质问社会党发言人，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争吵。纳粹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诺特海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全体出动庆祝1930年的国际劳动节。来自各个地区的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结成紧密的队伍参加了穿越城镇的游行示威。他们喝了很多酒，举行了很多演讲，当然还悲壮地唱着《国际歌》。 [54]

    诺特海姆人在初期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宣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军国主义。正如城镇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所显示的，这是迈向体面之门的一步。诺特海姆人接受这些价值观的程度通过1930年5月的大事件——陆军元帅冯·马肯森访问诺特海姆——表现出来了。当时正值诺特海姆“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成立40周年之际。

    陆军元帅于5月17日早上乘坐专列抵达，在诺特海姆火车站有大约1 000人列队欢迎他。诺特海姆的城市乐队演奏着激昂的进行曲，一个小女孩将一束鲜花献给了他。在地方退伍军人俱乐部视察之后，陆军元帅在站台上整合队伍，骑上一匹白马，穿越宽街，他的身后跟着乐队和俱乐部成员，包括来自邻近城镇的队伍。人群列在道路两旁，许多房子都装饰着旧的帝国装饰，市集广场上洒满了玫瑰花瓣，人们热情地欢迎着他。他关于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的直率演讲引发了民众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随后进行了三天的庆祝游行和欢庆活动。 [55]

    仍旧沉迷于4月27日战胜了社会党人的纳粹分子几乎不可能和这样的场面相匹敌。陆军元帅到达的前一天，纳粹分子在卡特莱拍卖厅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主题是“诺特海姆怎么了？令人疑惑的新闻报道、故意的错误和4月27日禁止示威游行”。 [56] 在5月和6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纳粹分子一直就失业、“锡安智者的规约”和德国青年等主题举行集会。 [57] 但是这些集会没能引起争论，也没有给公众留下有关盛会的深刻印象。

    1930年，普鲁士内政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试图限制侵蚀德国的暴力活动。街头暴力的主要参与者是希特勒的“褐衫队”，也就是冲锋队。 [20] 衬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鼓励着穿着的人，同时挑衅着其他人。因此，1930年，普鲁士禁止政治团体穿这样的统一服装。这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新的宣传工具。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再次鼓动周围地区发起针对普鲁士统一服装禁令的抗议游行。大约400名冲锋队队员参与了游行（所有人都穿着白色衬衫，而不是褐色的），来自距诺特海姆大约10英里的大城镇的军乐队跟着他们。市集广场上，一个纳粹分子进行了一场讽刺性的演讲，他引入了具有汉堡特色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下午的其他时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公开演讲。 [58]

    这鼓舞着社会党人的反对行动。6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宽敞的“1910年代圆顶”发起了一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罪行”的集会。超过1 000人听取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称的关于纳粹主义的“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有一些不满之声，但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当一个纳粹分子试图反驳的时候，“提及他的个人记录，很容易就把他解决了”。这一经历一定伤害了纳粹分子，第二天，他们就分发了攻击社会民主党演讲者的单页传单。 [59]

    由纳粹反对统一服装禁令的示威游行引发的另一个事件证明了社会党人是多么认真地对待纳粹威胁的。诺特海姆的副警察局长是议员威廉·马纳，他是市议会中右翼组织的领袖。他出席了市集广场上纳粹演讲者希望“人头将会落地”的集会。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认为议员马纳本应该让警察逮捕煽动暴力行为的演讲者。马纳没有采取行动，这证明他偏爱纳粹主义。接着，国旗队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公众集会，决定向普鲁士内政部和州长（幸运的是，这两人都是社会党人）递交诉状。马纳被州权力机构剥夺了警察权力，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派的领袖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接任了副警察局长的职位。 [60]

    大约同时，《人民报》开始报道一些事件，暗示纳粹分子是暴力和恶毒的。例如，据报道，一个纳粹领袖对其冲锋队队员说，要暗杀那些嘲笑他们在诺特海姆的游行像“一群羊”的旁观者。后来，来自诺特海姆的一个纳粹分子搭便车去城镇时，向司机展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朝空中开了两枪，在司机叫来警察之前他就逃跑了。 [61] 因此即便是在1930年议会选举之前，诺特海姆的政治氛围就很紧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划清了界线。

    社会党人早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竞选活动的方法；他们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诺特海姆从事竞选运动。方法就是通过大型的、引人瞩目的游行和集会来努力将工人阶级融合成一个牢固的团体，同时让外围选民相信社会民主党是可靠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1930年8月，针对9月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开始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时间正好是一年一度的宪法日假期——8月8日。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节日，也是社会民主党极为认同的节日。

    早在1930年6月，国旗队就宣布为了支持这一节日会举行火炬游行，并且在“1910年代圆顶”举办舞会。除此以外，他们还强迫其他组织支持宪法日，对拒绝参与的组织进行公开批判，向那些参与庆祝的组织承诺会给予他们“荣誉证书”。为了保证有大批观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被要求一定要出席。火炬游行有800多个火炬和21个组织，包括军事俱乐部和海军协会。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这是“诺特海姆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宪法日庆祝活动”。 [62]

    社会民主党在立法方面也很活跃。1930年6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272人，这是社会党人最关切的问题，因此他们向市议会提出请愿，并针对有限的公共事业项目提出明确的计划。8月，这些努力获得了回报，议会采纳了社会民主党的项目，并且针对扩展某些街道、建设操场和为“流离失所者”另外建立两栋应急住房的投资问题进行投票。 [63] 社会民主党现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与针对纳粹煽动行为的建设性行动相对立。

    这对于纳粹分子而言很重要，受竞选活动的刺激，他们变得越来越活跃了。8月10日，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竞选集会，有一个外来的演讲者，主题是“11年的共和国——11年的大苦难”。一周后，纳粹分子的第二次集会上，一个大区领袖论及“抽税直到最后一分钱”。这次吸引了很多观众，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挤进卡特莱拍卖大厅。五天后的一场集会由一名普鲁士议会的成员主导，在只能站着的房间里举行，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举行了另一场。 [64]

    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竞选集会更少，但是他们努力地让这些集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县党派纪念活动，有600名国旗队成员参加，他们分成四队，在市集广场会合。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1 200名参与者和5个军乐队进行了第二次穿越诺特海姆的游行。游行的终点是露天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演讲、歌唱、杂技表演，晚上还举行了舞会。10天后，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代圆顶”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入场费只有20芬尼（失业者免费），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一系列演讲捍卫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攻击了那些随时诘问他们的纳粹分子。 [65]

    其他党派远没有这么努力。德国的民族主义党派举行了一次集会，规模很小。《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他们的主要竞选工具；投票前的最后两周，该报一天至少刊登五则关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及其德国国家人民党 [21] 的宣传广告。在选举前夜，报上几乎充满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比如，第一页上有一整幅胡根堡的照片、一首赞扬党派的诗歌以及为德国国家人民党投票的号召。人民党派也广泛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进行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前的三周至少每天一次。德国人民党 [22] 的总路线是“秩序、法律、道德和团结”，这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社会民主党（因为“造成了萧条”）和纳粹党（因为“破坏性的激进主义”）。这也是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一次集会的主题，在这次集会上，他们用严苛的措辞指责纳粹分子，同时赞美人民党派是已故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23] 的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中产阶级的可靠核心。这次集会进行得顺利，其参加者很克制。 [66] 另一场选举运动集会是在国家党的主持下进行的，国家党是僵化的民主党的保守派继承者。演讲者号召有序的、中产阶级议会统治，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根据犹太人的品性和成就授予公民资格” [67] 。但是这次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竞选运动的高潮发生了一个事件，不过并不是直接和选举相关的，这次事件的目标是援助民族主义事业，很可能也是援助纳粹分子。8月的最后几天，德国的小型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之一——第17步兵团在去秋季演习的途中经过诺特海姆。一个连队在城镇中驻扎一晚，兵团军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赢得了很多喝彩。各家报纸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狡猾地报道士兵们和地方的女孩子们相处得很好。第二天早上6点，很多孩子起床去看军队行军，乐队仍旧进行了演奏。 [68]

    竞选运动的最后一段日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所有的党派都在张贴海报，分发传单。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暴力事件。在投票的五天前，三名共产主义者痛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因为这个人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这之后不久，另一个国旗队队员被两名纳粹冲锋队队员打了。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领袖们坚决要求国旗队在示威游行时不能携带棒子。州权力机关也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的集会只能进行到10点钟，如果发现参加竞选集会的人随身携带小刀或者棒子，就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 [69]

    选举前夜，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最后的群众集会，直接号召其追随者投票给社会党人，让“非社会的资本家集团内阁”去死。纳粹分子在最后的集会上找来了一位路德派牧师，让他进行演讲，以吸引诺特海姆的有信仰者。卡特莱拍卖大厅人潮拥挤，演讲者向听众们保证纳粹分子既不是经济上的激进分子，也不是反宗教的极端人士。 [70]

    1930年9月14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人进行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次投票。投票非常激烈：6 235人投票，其中94%的投票是有效的。在诺特海姆，和整个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最令人惊异的就是纳粹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国民议会中，纳粹代表从12个席位增加到107个。诺特海姆的国社党所获票数从123张（1928年）增加到1 742张，获得了所有选票中的28%。纳粹的收获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 246张选票）和人民党（人民党获得了788张选票，相比1928年选举只净损失了46张选票），但是投了805张“新的”选票，各种各样的小党派损失了1 000多张选票，结果就是纳粹得到了支持。 [71] 新选民中至少3/4的人投票支持国社党，纳粹分子所获得的选票中至少一半来自那些之前投票给其他党派的选民。这些选票尤其是来自民族主义党派和国家党。因为新的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不足350人，所以纳粹分子的收获必然来自那些不仅年轻，而且在1928年投票支持其他党派或者根本没有费心去投票的选民。

    无论投票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国社党的支持率增加了15倍。诺特海姆超过1/4的成年人现在寄希望于阿道夫·希特勒。激进分子、极端主义者、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已经大批登场了。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民主经常被煽动者的傲慢无礼所腐蚀。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

    1930年9月的每个星期都有大约6 000人来诺特海姆。他们来自四个县，都是来找工作或者来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领救济金。就业办事处位于城镇北部旧军营的一处营房里，其他营房充当着绝大多数贫穷的诺特海姆公民——“流离失所者”——的应急住房。这些军营的营房形成了一个四方院子，在这片小区域中，痛苦的失业者们在就业办事处的窗前时常漫无目的地乱转，等着轮到自己。难以避免的是，这里会发生碰撞、争吵，那些闲散人员压抑已久的情绪会突然迸发出来。绝大多数无业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也有很多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必然经常发生争斗。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军营的营房每天都会涌入大量饥饿和焦虑的人，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这是日益加深的大萧条所带来影响的明证。

    那些看着失业者们穿越诺特海姆的市民们不只是将他们视为经济灾难和潜在社会退化的象征。比起同情，失业者们的不幸更容易激发出质疑和厌恶。某个教师回忆起的主要是“大量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站在角落里，发出很大的噪声，经常辱骂经过的行人”。某个家庭主妇也有相似的反映：“有很多失业者懒散地站着，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懒惰，不想工作而已。他们令人感到不快。” [1]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在找工作的——例如，每年秋天收割谷物后，诺特海姆的制糖精炼厂都还另外需要200人。1930年9月，900多人申请了这些工作。《人民报》宣称精炼厂偏向于纳粹的支持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工会。《人民报》沮丧地预测精炼厂之前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的改善都将不复存在了。 [2] 即便薪酬更低了，工作仍旧抢手，因为他们恢复了工人获得常规失业救济金的权利。一个工人能够获得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是一整年——取决于他之前工作多久。在常规救济金用尽之后，失业者还可以再领取35周的“紧急”救济金。之后，失业的工人还可以接受城市的福利办事处的照管，福利办事处通常是帮助孤儿、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工人名列福利办事处名册上的时间没有限制，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即可。

    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资大约是一周30马克；常规失业救济金是每周15马克，“紧急”救济金只是略少而已。但是已婚者的福利救济金只有每周8.75马克，而单身者则只有一半。1930年9月决定“紧急”救济金只可以发给能够“证明需要”的人，于是，形势恶化的进程加速了。沉闷而灵活易变的概念是首要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缓解失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造成的压力。至于失业者，1930年秋天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了阶级结构，那些领取常规失业救济金的人成了不安的精英阶层。 [3]

    商店店主和其他以前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在形势恶化阶段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没了收入，他们可以直接领取福利救济金。1930年，诺特海姆的三家工匠商店倒闭了，其中两家大约是在9月选举的时候倒闭的。 [4] 虽然每家商店本来都是边缘店铺，但是每一件事都会引发城镇人的反思。工匠联盟认为其成员们的困境是因为失业熟练工们的非法竞争。1930年11月，工匠联盟刊登启事，请求与诺特海姆人就他们正在计划中的修理工程签订合同，并且不要雇用非法工人。 [5]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同情这些市民们，反而是利用了这些倒闭事件。一个锁匠是9月破产的人之一，他碰巧成了一名纳粹分子。《人民报》偏爱残酷的细节。根据其描述，锁匠的“财产状况很糟糕。有大量的非法债务”。当锁匠的一个雇工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偷走了店里剩余的钱时，最后的打击来了。《人民报》将整个事件描述为“纳粹商业手段的最佳例证” [6] 。

    社会党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在中产阶级的伤口上撒盐。在军队逗留诺特海姆期间，他们刊登广告，有偿征用宿舍，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者。9月选举之后不久，《人民报》揭露了这件事。《人民报》觉得奇怪的是，“拥有大房子的右翼分子”并没有为士兵们提供额外的房间，许多士兵都不得不住在大厅里。《人民报》问道：“战士联盟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无数的欢呼着的爱国者俱乐部在哪里？” [7] 社会民主党也毫不犹豫地公开抨击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后者不负责任地否认了这一点。有个事例是，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在1930年9月写信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说他在庄园里只雇用了几个外国的工人，他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的抚恤金却很少，社会民主党应该为高税收和失业负责。 [8] 诺特海姆人也不喜欢社会党人受到攻击时易怒的表现。比如，1930年，市议员库埃尔富尔特将《禁止制服法令》的油印副本寄给诺特海姆县所有的冲锋队队员，从一位冲锋队队员那里，他收到了尖刻的回复。库埃尔富尔特将其告上法庭，法庭判定这是侮辱性言论，他因此而获得了50马克的赔偿。 [9]

    因此，许多诺特海姆人认为出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好理由，有一些理由是明显而合理的，还有些则源于对危险经济形势的普遍不安。如果市民们想要社会党人下台，他们就会辩称他们只是在恢复传统秩序。在普鲁士，1918年之前，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城镇是由封闭的富人圈子掌管的。排除其他人参与的手段是“三等级”投票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那些支付最高税收的人控制着城市议会。1918年革命清除了所有金钱选举权上的差别，引入了直接的、公平的和秘密的投票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突然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获得了主导权，这在城镇历史上是首次。 [10]

    在纳粹主义崛起之前，使用政治工具去对抗社会党人的是“公民协会”[24] 。如果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政党可以在地方选举中独立竞选的话，拥有大量固定投票的社会党人就会完全控制住城市政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所有支持中间偏右翼的人都加入了支持平民候选者的行列中。但是公民协会不只是一个地方政治联盟，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自己的人员、财政和按职业划分的候选人：工匠、零售商等。不过，这一组织的巩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感。 [11]

    公民协会的主席是市议员马纳，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成员。他是坚定的路德派教徒和不加掩饰的反对改革者。从1924年到1929年，公民协会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拥有最多的代表，当时的城市议会包含8名公民协会的市议员、7名社会民主党人和5名来自公务员党的成员。1929年11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增加到了9名，而其他两个团体各丢失了一个席位。如果社会党人再获得两个席位，他们就会占绝大多数。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再次小幅增加了一些选票。领袖们开始考虑活动的新区域，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加深了城镇里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厌恶。10月即将举行诺特海姆路德教会长老选举。像城镇中其他人一样，9/10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路德派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在教会执事会中都没有代表，而且觉得诺特海姆的牧师们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因此，社会党人为长老会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

    市民们将这看作无法容忍的挑衅。公民协会在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集会，市议员马纳在会上抨击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宗教的。他要求以大量的选票来击败“马克思主义者”。公民协会和福音派俱乐部的宣传控诉道：“这是第一次，反教会的社会民主党想要将党派政治的仇恨和骚动拖入教会中……” [12]

    绝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次攻击感到难堪。在他们自己的集会上，也就是选举之前不久举行的集会上，演讲者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将政治带入教会中感到遗憾，政治是不属于教会的。然而，他坚称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路德派教徒，所以他们是有代表权的。如果右翼人士愿意和社会民主党列出一个折中的候选人名单，那么就可以避免激烈的竞选了。他希望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13]

    如果说社会党人感到难堪，右翼分子感到愤怒，那么纳粹党人就会感到高兴了，因为这给了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对手的新机会。自从9月中旬赢得选举以来，他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那场选举结束10天后，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夜晚讨论会；5天后，一名国家议会的成员被邀请过来发表演讲。几天之后，放映了两场《国家社会主义的成长》，每场电影后都有一位演讲者发表演讲。最后，10月12日，举行了一场以之前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为主角的集会，他现在是国家议会的议员。因此在选举后的那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像选举前的那个月一样，尽可能多地举行公共集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他们持续的竞选活动策略。 [14]

    持续的骚动至少部分是受到了纳粹大区办事处的鼓励。9月15日，纳粹大区的宣传部门指示地方小组继续前一天已经结束的竞选活动，不要有任何停顿。地方小组被要求至少每月举行一次集会，否则就要递交详细的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15]

    9月的竞选活动教会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他们手中最吸引人的王牌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现在被应用于利用中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教会长老选举的不满中。选举前一天，国社党举行了一次以路德派牧师为主角的集会，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中的纳粹党成员。公开的主题为“谋杀德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敌人收买了”。纳粹党相信会有大量的观众，于是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这里可以容纳1 200人。入场费是50芬尼，由于这场集会的直接目标是中产阶级，所以没有提供给失业者的低价。

    纳粹党人的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来参加集会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只有站着的地方。牧师的主要话题是国社党的性质，他将国社党比作旧式帝国陆军，因为这两者都是代表全部德国人民而非特定群体的。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详细论述了诺特海姆的长老选举，他所说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专制动机。他规劝大家投票支持“无党派人士”。 [16]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一天举行了选举。在更早的教会选举中，只有17%的路德派团体投票；这一次有大约60%的人投票。大量的投票得到了公民协会的运输机构的帮助，他们将投票者带到投票地点。社会民主党只鼓动了它平常投票力量的1/4，其候选人以5：1的劣势被打败了。一群坚决的保守派长老当选了。

    尽管纳粹党人并没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们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竞选运动加重了公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纳粹党人可以声称他们的集会对社会党人的失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们在诺特海姆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群众集会。最好的一点是，市民们知道了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被打败的。为了反复强调这一经验，冲锋队队员们自那之后每周四和周日都会举行穿越城镇的游行。

    1930年剩下的时间里充斥着纳粹党人频繁但相当普通的集会，所有的都是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11月9日，纳粹党人纪念那些在希特勒于1923年发动的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中丧生的人们。四天后，举行了一场夜晚讨论会，两天后，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为“9月14日的选举在外国的反响”。12月初，一场关于经济的演讲强调纳粹依靠下层中产阶级，圣诞节之前的一周举行的另一场演讲攻击了社会民主党。1930年结束的时候，纳粹为孩子们举行了一场圣诞晚会，为成年人举行了“娱乐晚会”。 [17]

    到1930年年底，纳粹党的高层官员们为更广泛和更精练的竞选宣传策略做准备，他们9月的选举胜利所带来的资金资助和群众支持对此起到了刺激作用。大区宣传部门每月的定期通知现在向地方小组提供协调活动的指导方针、可用的演讲者（以及话题）清单，还有满足各种各样具体要求的宣传单和小册子的总目录。也可以租赁幻灯片和电影，包括一部有声电影。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从位于慕尼黑的全国总部订购，需要预先付款。

    而且，“演讲者办事处”系统加强了。1931年1月1日开始，在纳粹的集会上，没有大区发的特别身份识别卡就无法成为正式的演讲者，只有通过测试的演讲者才能获得识别卡。通过测试的演讲者的标准费用是每场演讲7马克（在大萧条年代算是高薪了），再加上交通和住宿费用，许多纳粹党人都努力获得官方认证，而大区会仔细挑选。只有不到1/3的申请者能够合格。当然，这之后无论他们是否希望经常演讲，他们未来的雇佣都取决于在巡回演讲中的成功。所以，纳粹党久经考验的宣传系统需要进一步地打磨。此外，印刷的宣传材料以合理的价格不断地增加。一份4页的小册子只花了地方小组1芬尼，量大的还可以打折。海报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只印刷海报目录就要花费地方小组1马克的地步。最后，大区宣传部门会向地方小组提供对手党派最新观点的简短摘要，以及推荐的反驳观点。 [1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到此时为止已拥有了自己的宣传专家：一位成员负责收集、整理并且进一步传达大区宣传部门下发的信息。在诺特海姆，纳粹党人表示特别需要对抗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讲者和海报，他们想要举行持续的宣传游行，而且不仅在诺特海姆，也在附近的其他乡村。 [19]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除了宣传活动和闯入教会政治，还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让失业者不再流落街头。这个计划包括修缮诺特海姆的公园和街道，纳粹党人掌权后使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却很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只有一项措施通过了——在城镇拥有的森林中拓宽林中小路，而这是第一个只雇用失业工人的工程。 [20]

    在县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着21个席位中的10个，由于和两个“中间党派”代表结盟，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议会，全部的社会民主党计划都被投票了。到10月为止，已经对工程项目投入了18万马克。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效，到12月为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让县负债累累，以至于什么也无法实施。 [21] 接下来的两年，县议会因财政衰弱而无能为力。自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形成后，投票一直是可预测的，议会成了参与政治家们的参谋。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对《人民报》提出忠告，而在随后的辩论中，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猛烈攻击纳粹党人，以至于全体右翼分子离席抗议。 [22] 增加税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仅仅是提到这一点就在1930年12月引发了一次公民协会的抗议集会，他们宣称更高的税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次集会上，诺特海姆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海因里希·沃格在公民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讲，证实《凡尔赛条约》是诺特海姆财政问题的根源。 [23]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日益增加的纳粹威胁同大萧条一样令人担忧。11月22日，国旗队举行了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主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演讲者将德国的民主与意大利的独裁进行对比，直接针对纳粹的计划。许多诺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险。国旗队报告说在9月选举前他们总共有100名成员，而其间有70名新成员加入。几周后，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下午，国旗队又举行了一场集会，这次是在市集广场。有五面旗帜和一个军乐队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观众。演讲者的主题是纳粹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他宣称国旗队准备好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并不会率先动手。两天后，一场成员集会宣布过去几周新加入国旗队的有39人。 [24] 到1931年年初为止，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总共有300名成员，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员。 [25] 诺特海姆的民主将不会不战而退。

    社会民主党的决心既不能阻止纳粹党的意图，也不能缓解自新年以来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1931年元旦发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个明显喝醉了的纳粹党人，将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十几岁的儿子拖进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镇宾馆的房间里，殴打了他。几个国旗队的人冲进去救他，但是宾馆的老板足够冷静，由此才避免了一场混战。 [26] 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周，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强调纳粹党的威胁。“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他们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强调要想尽一切方法让纳粹党人无法进入政府。他准确地预言道：“一旦这群人进入政府，民主就将不复存在。” [27]

    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一场星期天下午的集会开始的。演讲者来自汉诺威，话题很有代表性：“受束缚的司法——党国束缚下的德国法律？” [28] 经历过前一年的大量观众以及社会民主党最近的集会之后，这种规模的集会已经很难令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满意了。能够填满大厅的是对民族主义的号召。1931年1月1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激动地报道：“国社党会邀请著名的U型潜艇 [25] 艇长赫辛 [26] 来诺特海姆发表演讲。赫辛是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有名的U型潜艇英雄，击沉了很多艘船只。” [29] 纳粹的宣传也是兴高采烈的：
    德国人民清醒一下！
    来诺特海姆！
    1月25日，星期天
    下午三点在“1910年代圆顶”，将有同志发表讲话：
    1.海军上校（已退役）赫辛，U-21号潜艇的指挥官。
    2.著名的（奥格登堡）农业革命家布兰肯迈耶。
    费用：在施潘瑙斯的书店预售价是50芬尼，售票处售价是60芬尼。
    自由讨论！
    与大众一起！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30]

    为了给这个事件添加一些趣味，纳粹党告诉一位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纳粹集会上进行45分钟的演讲，并且国旗队的人可以随行，只是他们必须交30芬尼的入场费。集会召开前，整个诺特海姆县的冲锋队进行了穿过城镇的游行，国旗队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在纳粹集会开始前的10分钟，150名国旗队队员出现在了“1910年代圆顶”。纳粹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负责赫辛的集会，他对此有点儿震惊，声称他只能允许20名国旗队队员付30芬尼的入场费——其余人必须支付全额。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突然又出现了150名国旗队队员。纳粹党人赶快让警察关闭了大门，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到市集广场去了，并且举行了一场反示威游行。两场集会都终止后，人们的情绪仍旧高涨，冲锋队和国旗队之间的斗殴勉强被阻止了。 [31]

    接下来的两周，国旗队队员试图阻止纳粹党的游行时，又险些爆发了两场争斗。 [32] 2月8日，社会民主党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以埃里克·内尔廷教授为主角，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其开始和终结”。1 000多名拥护共和国的人挤满了大厅，听他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意图：“想要在德国成功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所以，希特勒想要进入政府，并且不想再离开了。” [33]

    纳粹党人开始感受到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内尔廷教授的集会之后不久，一个纳粹党人撕掉了一个“年轻旗帜队”成员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边一个国旗队的人击倒了。在就业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受害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纳粹党人，他们来诺特海姆领取他们的补偿金。 [34] 在城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提议城镇上不再通过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购买所需的教科书了，因为施潘瑙斯是一名纳粹。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公务员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协会联合起来了，因而阻止了这项提议。一个保守派议员对这一提议甚为遗憾，“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35] 。

    为了回应内尔廷的集会，纳粹党人将之前计划的集会题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进入猪圈的人们”，改为“对内尔廷主题的纠正，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而且，他们降低了失业者的入场费，由15芬尼降到了免费。 [36] 但是，这次集会以及一周后直接指向“动手又动脑的年轻工人”的集会都没能吸引很多观众，于是纳粹党人转而利用了诺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雇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主题是“行政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演讲者是一个铁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战士、机车司机德雷埃尔，国民议会的议员”。租赁的场地是“1910年代圆顶”，而入场费用降到了30芬尼。

    集会吸引了超过1 200人。一支强大的冲锋队小分队就在现场，因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而这时一群国旗队队员以紧密的列队进入大厅，高举着他们的旗帜，质问演讲者，尤其是针对他并没有谈及事先宣布的主题这一点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一篇呼吁政治稳健的社论文章中谈及此事，“随即发生了一场大骚乱，但是，双方领袖的理性维持住了秩序”。 [37]

    在忙碌的2月，社会党人的政治活动和纳粹党人的同时进行。国旗队在忙于挫败纳粹的政变。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国旗队的地方指挥官突然造访诺特海姆时，进行了一次警报测试。只提前一小时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国旗队队员聚集到市集广场，听从指挥官那鼓舞士气的讲话，并且举行了宣传游行。第二周，社会民主党的县组织开会，说现在是战胜纳粹党人的时候了。每个社会党人都被劝告要再招募新人。几天后，国旗队的整个县组织聚集到一起，庆祝其成立7周年。这支游行队伍有900名国旗队队员，全部来自诺特海姆县，他们准备了20面旗子、两支乐队和两支军乐团。他们还在市集广场和马戏场举行演讲，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舞会。集会主题表达了对纳粹政变的普遍恐惧：“为了保卫共和国，国旗队将会变得足够强大。”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一样，一小队冲锋队队员冲进了舞会，在被警察驱逐之后，他们将椅子腿扔出了大厅的窗户。 [38] 这些天以来，社会党人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这是情人节时由自由工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的主题，共吸引了400名观众。 [39]

    纳粹党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另一场大规模集会，一个前陆军中卫和另一个演讲者发表了题为“共和国的12年——自由在哪儿？”的演讲。 [40] 城镇中充满了政治活动。自纳粹党举行以U型潜艇英雄为主角的那次集会31天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游行、集会、会议——6次是由社会民主党进行的，6次是由纳粹党进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圆顶”，大部分事件都带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极度紧张的色彩。对政治上玩忽职守的指控也出现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引用了纳粹报纸的一篇文章，指责道：“诺特海姆城市建设办事处丑态百出。”文章声称不想参加社会民主党游行的工人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恐吓”，有个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了工作。城市建设办事处在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职权范围内，因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要求进行调查和停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议会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发现纳粹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那篇社论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报》高兴地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给这篇社论文章贴上了“另一场无耻的中产阶级骗局”的标签。 [41]

    到1931年2月为止，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党人已经成功地应对了纳粹的挑战。冲锋队的傲慢自大与国旗队的好战相互映衬。纳粹的指责被反驳了，纳粹的阴谋被揭露了。每次纳粹会议或者集会都会被社会党人的集会反击。但是自9月选举的半年内，城镇的整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了。政治变得激进了，除了选举运动期间，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街道冲突代替了原本在诺特海姆常见的相当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动。

    这种转变必然会对采取观望态度的市民有所影响。时代在急剧地变化。在将激进主义和纳粹党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会民主党并不指望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动中的每个步骤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不安情绪，让他们更易受极端主义呼吁的伤害。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库尔特·舒马赫博士（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演讲，1932年2月23日

    对于社会党人而言，纳粹党人只有在试图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才是一个威胁。严肃的政治是一种理性的呼吁和积极的结果。因为国社党看似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能构成政治威胁。纳粹党的宣传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持续给社会民主党钉上了两个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和“远离人民的当权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于政客的人”，暗示着腐败）。这些标签当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难想象狂热的激进分子同时会舒服地贪污。但是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只要它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这两个词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有影响，而且它准确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 [1]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是他们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相处时最严重的障碍。城镇的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对社会的憎恶导致了如下情况：诺特海姆人怨恨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阶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意识的反射。与个别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城镇民众承认他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旧不信任社会民主党。 [2]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联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城镇中一直是右翼占据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常受到右翼的压制。尤其是1930年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分子似乎下定决心要削弱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支持纳粹党人来完成这件事。对于诺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镇的商人们看起来都是纳粹分子。 [3] 从传统、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看，工人们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冒着失去其主要支持者——工人——的风险来吸引中产阶级呢？如果社会民主党放松其一贯的激进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吸引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社会党人和温和的中产阶级都不愿意为和解而努力。

    随着大萧条的加深，让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疏远的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诘问特征。没人相信社会党人真的在尝试进行基本的经济改变。许多人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事务上）做得不彻底，同时憎恶他们的社会结构和“调整”目标。 [4]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无法阻止中产阶级聚集到国社党的旗帜下，因为纳粹党被称为真正的激进分子。宣扬对民主或者共和国的忠诚是不够的。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显然认为没有理由来回应这样的呼吁。削弱纳粹党的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反对，而应该是安排有足够吸引力的计划，以此在中产阶级的内心中唤醒那些纳粹党能够唤醒的希望。

    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而且是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看待纳粹党的。因此，无论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抗纳粹党的方式。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多来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传的坚定不移。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父亲一直在城镇的铁路调车场工作，在世纪之交前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还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了社会党人。因此，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无意识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就像普通的美国工人必然会加入工会体制一样。 [5] 纳粹主义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投票数据也显示出来了。 [6] 诺特海姆的工人们并没有加入或者支持纳粹党，反而是以极度反对纳粹主义而闻名。当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妻子询问他所反对的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由。” [7]

    这种冷静的决心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他们并不是引人瞩目的人。从工会干事、消费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其他职务，他们在等级和职位上一路晋升，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认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常规工作之后的劳累时间里，有抱负的社会党人领袖会将自己年轻的精力投入学习经济学、历史或者社会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蔑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容易就表现得像“远离人民的当权者”，他们当然不是革命者。

    三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他们安静的同仁中脱颖而出——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市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是国旗队领袖，不仰慕他的人称他为“野蛮和轻率的人”。 [8] 他个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遭遇了毒气攻击，因而声音变得嘶哑而微弱。尽管他的正式职业是医院检查员（也就是调查城镇医院中的保险收款员），但他本质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国旗队队员一起工作，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组织担任职位，他是城市议会的议长，县议会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战，因粗暴而与许多人都很疏远，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战斗中很冷静。

    他的助手，同时也是国旗队青年部的领袖——弗雷德里希·哈泽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长，非常孩子气，说话时的声音清晰而动人。他曾经想成为歌手，并且接受了声乐训练，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了县政府中的一名职员。县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哈泽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为国旗队工作，不过，1932年，一个保守派人士成为县长，这样的情况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泽的脸上闪耀着诚实、谦逊和亲切；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喜欢他。

    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领袖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他也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地方和县组织的主席。他是诺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评议员，县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他也是汉诺威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下设12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他就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并不是工人。他在旧城区中心拥有一家烟草店。他长得很帅，有着茶色头发，面色红润。保守派县长冯·德·舒伦堡将他描述为“具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崇尚暴力；他还将这种暴力的性格灌输到了整个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 [9] 。

    议员库埃尔富尔特是那种少见的、完全党派化的人。他能说出那种特别油腔滑调的政治空话，而且能够成功地让这些话听起来直率而真诚。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勇气，并且镇定自若（他在战争中的履历很优秀），但也会运用精练的抨击和斥责。具有这些品质的他很善于判断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热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在模糊的未来，而且在并没有什么争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来的样子——彻底的政治家，而城镇中的工人们却将他理想化了。最后，他还拥有两个特质：完全献身于民主政治，拥有广泛的常识。他非常适合领导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超级社会党人联盟。他的对手讨厌他，也会对他表示吝啬的赞赏。很少人会低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

    这就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是城镇中唯一的民主制捍卫者，也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

    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1月和2月积极努力过后，不再试图为了与纳粹党竞争而举行集会了，不过在诺特海姆县，他们举行了16场公共集会，而纳粹党举行了8场。纳粹党在城镇中保持着更强的煽动节奏。3月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集会，一场“带有戏剧表演和德国舞曲的冲锋队征召新人晚会” [10] 。这场集会五天后，又一个名人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吸引了800名观众：“（国会议员）埃德蒙·海内斯 [27] ，斯德丁女性谋杀审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纪初，海内斯参加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在一场私设法庭的审判后，他“处决了”一个“叛徒”，在右翼法官进行的审判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次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根据《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当海内斯讲他射杀受害者的经历时，观众们都欢呼起来，之后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集会在掌声、欢呼声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8] 中达到高潮。 [11]

    与这种杀人狂形成对比的是，纳粹党决定接下来激起民众对传统犹太人宰杀牲畜方法的反对。于是，他们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彩色幻灯片的方式，由汉诺威阻止虐杀动物协会主席主讲。在演讲中，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做法。 [12]

    《人民报》很快就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党人高喊着‘残忍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宰杀方法是20世纪最大的文化耻辱’”，而他们自己也“一直说着‘人头将会落地’”。但是很明显，有些人重视了纳粹的指控，《人民报》也贡献了一篇长文，为他们指控城镇中屠宰场的拉比残忍地对待动物进行辩驳。文章中也指出“纳粹分子经常在屠宰场周围闲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粗鲁无礼”。这产生了影响：主管屠宰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告最开始指责“诺特海姆的屠宰场残忍地宰杀动物”的纳粹报纸，而诺特海姆的参议院对两名纳粹党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对犹太人粗鲁无礼，将会被禁止进入屠宰场。 [13]

    在此期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也继续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两周一次的半公开“夜晚讨论会”，目的是教化新成员并征召新人。话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内容，讨论会的领导者是如恩斯特·吉尔曼那样的地方纳粹党人，平均每场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为止，地方小组的成员上升到191人，但是与之前一样，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诺特海姆县，而某个单独的村镇一达到最小数量的15名成员就会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组。因此，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镇中心居民的成员数量却在缩减。不过，这已足够他们举行经常的集会、散发传单和进行游行示威了。 [14]

    接二连三的煽动将其他党派吸引到了活动中来，尤其是民族主义党派，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吁方式来获得纳粹党那样的成功。早在2月，“钢盔团”（他们在地方上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关系就像冲锋队与纳粹的关系一样）就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集会，主题是“冯·亨宁·奥夫·舍恩霍特阁下”。几乎和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他集会一样，这场集会在城镇中最好的旅馆桑尼举办，不收入场费。（这家旅馆的所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演讲者除了攻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还宣称希特勒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鼓手”，“俾斯麦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有30名新成员加入了钢盔团。一个月后，德国国家人民党举行了一场以民族主义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主角的集会。三周后又举行了一场钢盔团的集会，这次是以电影来吸引观众。 [15] 接着，公民协会在3月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露天集会，议员马纳在集会上抨击《凡尔赛条约》，并且预言当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德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场的乐队引导群众，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16]

    共产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第一次游行和集会。他们租赁了骑术大厅用于召开集会，这个大厅很大，但并不是真正的会议大厅。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的还不到100人。 [17]

    诺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围着，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近似于共同政治行动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纳粹党人、民族主义党派和人民党派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

    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堡垒是普鲁士邦，在德国特有的联邦制中，普鲁士邦占据着德国3/5的人口和土地。普鲁士邦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统治，前者汲取了罗马天主教在莱茵兰各省的力量，后者获得了鲁尔、西里西亚、柏林和汉萨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持。只要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控制着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渡过了大萧条的第一个严冬之后，纳粹党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举行选举的话，他们能够终止联合政府的多数派。然而，要举行选举，普鲁士的国会就将被解散，掌权的联合政府拒绝这样做。《魏玛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签名请愿，就可以进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数足够多，就可以不管国会内的政府多数派而强制解散普鲁士国会。

    纳粹党提出了这个想法，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支持他们了（遵循着共产国际扭曲的想法，即认为打败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民族主义党派、汉诺威的圭尔夫党派和人民党派也承诺会帮助，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诺特海姆的人民党派领袖拒绝加入这个纯粹消极的策略。 [18] 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混乱随之发生了。公民协会也参与了；议员马纳解释说他们虽然是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鲁士政府中发生的改变应该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

    在请愿活动中，纳粹集会放慢了速度，请愿活动吸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发挥作用，这项活动需要实际收集签名；宣传还不够。不管怎样，纳粹党至少还是找到时间来举行一场盛大集会，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办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在解散普鲁士国会中的立场，以及，结束失业”。演讲者是前普鲁士公务员，他现在是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 [20] 在请愿活动中，公民协会的集会规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议员马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专政”。他希望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21]

    社会党人对请愿活动很担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纳粹的高压手段。选民们的家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没有准备投票箱，选民们必须公开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人民报》指责纳粹党正在利用请愿名单来抵制那些不签名的商人。社会民主党特别担心在某些诺特海姆县偏远村庄中的纳粹威胁。后来进行公投的时候，《人民报》指出在某些诺特海姆县的村庄，投赞成票的人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少。 [22]

    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回击是增加了国旗队的活动。3月24日，在请愿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国旗队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集会。德佩是主讲者，他拼尽了全力。他认为慕尼黑政变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评论了纳粹的政治暗杀，谴责杀人犯海内斯，海内斯是在纳粹党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讲者。两天后，100名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进行了穿过整个县的35公里游行，随之又在市集广场举行了演讲。几天后，据称国旗队增加了22名成员，驱逐了一名纳粹党的间谍。 [23]

    在签名请愿活动中期，4月10日，国旗队又进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大约200名国旗队队员参与了游行，由一支军乐队领头。游行队伍直接穿过山坡上的住宅区，两次停留在公民协会办事处的前面呐喊示威。背后暗含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保守派同纳粹党勾结的愤怒。在市集广场，德佩发表了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称为针对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的“煽动性演讲”。另一场演讲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为了庆祝西班牙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 [29] 倒台。 [24] 国旗队正在制造自己的存在感。

    《人民报》也指责纳粹党正在违反制服禁止法令，并且督促政府重申针对褐衫队的禁令。汉诺威省的社会民主党省长诺斯克禁止参与政治集会的人乘坐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因为好战分子（尤其是党卫军）经常被带到政治集会上，他们比地方部队更易于发起街头战斗。诺斯克也——在私人理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禁止除了官方海报之外的其他海报使用红色。 [25]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与日俱增的紧张感还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暴力行为。4月8日，两名纳粹党人和四名国旗队队员发生了一场打斗，纳粹党人的下场很惨。一周后，《人民报》报道称，一名纳粹党人殴打了一名国旗队队员的妻子；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不提供更多的保护，就会自行处理。在请愿运动的高峰时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两名年轻的纳粹党人虐待了一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而两名国旗队队员撕扯掉了一位女士外套上的纳粹徽章，这位女士是纳粹女性附属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国旗队的青年部成员们嘲笑去教堂的孩子们。《人民报》否认了后两件事。 [26]

    运动的氛围也导致《人民报》进行广泛的宣传。4月1日，《人民报》报道称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而奖学金本来是给高级中学中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人民报》指出一个牧师每个月赚800马克，而一个失业者每月最多只能赚60马克；该报还邀请读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结论。两天后，《人民报》指出有三份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出现在诺特海姆县图书馆的桌子上。《人民报》发表社论：“这种颠覆分子的报纸怎么会出现在公共图书馆？” [27]

    如果说社会党人正在到处见到纳粹党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请愿活动中，中产阶级和纳粹党勾结在一起了。1931年4月19日，所有支持请愿活动的团体参加了一场群众集会。正式发起人是钢盔团，晚间的主讲人是其青年部的成员。但是集会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请愿活动的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及诺特海姆的几乎所有右翼组织：县农业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德国军官全国协会、储蓄存款联盟、德国学徒协会，最后是公民协会。“1910年圆顶”挤满了人。钢盔团准备了一支来自邻近村庄的乐队，还有一支诺特海姆自己的军乐队，而纳粹党还组织了冲锋队小分队。主讲人一直在咒骂“不信神运动”，他所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又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是一个介乎于“罗马和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盟。集会结尾，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了《守望莱茵河》和德国国歌。 [28]

    签名集会仅仅持续了两周，证明了纳粹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纳粹党是请愿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前十天，诺特海姆几乎有1/5（1 275人）的合格选民签名了。后来，纳粹党人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最后四天几乎收集到了同样多的签名，总数达到了2 246，占城镇中选民的1/3。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所收集的签名足够举行公投了，最后确定下的日期为1931年8月。

    当然，许多诺特海姆人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收缩现象。4月2日，商业和私人银行的诺特海姆分支营业所永久关闭了。一周后，大萧条期间最不幸的灾难降临到城镇中的中产阶级身上：企业银行破产了，这是地方上的资助合作银行，也是下层中产阶级的骄傲。1931年4月9日，银行宣布破产，不过直到1933年才进行清算，这引发了相当多的怨恨。企业银行破产并不是因为总体上的经济形势，而是糟糕的管理，尤其是利率政策造成的影响。债权人的集会争论激烈，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纳粹党人宣称破产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政府的共和政体形式，而社会民主党人愉快地指出银行董事会是由民族主义党派和纳粹党人组成的，并且罗列了导致银行破产的各种重大错误。1933年之后，纳粹党默认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对银行的前经理提起了法律诉讼。

    城镇中大约15%的小商人受到了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一人因此事而宣布破产。其后，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29]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更加激烈了。4月7日举行了一场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的集会，主讲者控诉“经济的美国化”，反对百货商店、消费者协会和对外出口。他劝告女性只买小经销商的商品。 [30] 在包罗万象的宣传中，纳粹党人承诺会援助小商人，但是直到太平时期到来，商人们依旧被迫为纳粹事业捐款。到1931年4月末为止，《人民报》指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付清账单，而且已经没钱支付了。《人民报》警告商人们不要允许国社党赊账，它还暗示说纳粹党人经常以抵制活动来威胁商人们，从而赊账或者敲诈捐款。至少有一个诺特海姆商人之后证明了这种指控。 [31]

    商人们是最不能遭受大萧条之苦的人；到1931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就业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2 000人——是前一年秋天的两倍。其他工人们遭遇了减薪和缩短工作时间。城镇的雪茄工厂（有250名雇员）四个月来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 [32] 《人民报》在报道诺特海姆县一个10岁小男孩死于农业机械的意外事件时，顺带指出这个男孩挣的钱比他父亲还多。 [33] 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时，几乎没有工人丢下工作去参加。游行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三面红旗和一个写着“我们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语牌。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演奏了几支曲子，而这就是全部了。 [34]

    总体上而言，在请愿活动之后政治活动减少了，不过纳粹党人试图继续施压。5月2日，他们请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吸引了260人；几周后，他们举行了有6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的游行示威、一场音乐会，并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约900人出席了集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之为“国社党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而唯一玷污了“这种成功”的实际上是纳粹党人认为增加了趣味的一件事：在游行活动中和一些国旗队队员短兵相接。 [35] 早在6月，他们就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其他的不同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演讲、抽奖活动和舞会。这也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650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不过“戏剧表演”中只包含冲锋队队员痛打共产主义者的场景。 [36] 四周后，普鲁士议会的主席代表纳粹党在诺特海姆讲话，一周后，为了符合轻松的夏天氛围，冲锋队乐队在诺特海姆外的一个旧城堡废墟上举行了音乐会。 [37]

    民族主义党派也放松了。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征召新成员的晚会，钢盔团在这次晚会上招到了10个新成员，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1931年夏初举行了一场6月花园聚会，为了纪念他们国家指挥官的50岁生日，同时还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活动。 [38] 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保守派很困扰。5月，议员马纳指责社会民主党使用福利办事处的资金来放映他们的宣传电影给领取抚恤金的人员观看。马纳立即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控告了，并且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明：（1）他并没有真的提出指控；（2）他带着深深的懊悔收回前言；（3）他会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 [39]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速度也放慢了。6月初，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弗雷德里希·哈泽详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不幸遭遇，强调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繁荣起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被驱逐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马里奥·科菲教授。一大群人听他谈论“血腥又可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演讲的题目是“纳粹标记的国度”。一些纳粹党人出席了，但是没人试图说些什么。 [40]

    几天后，诺特海姆涌入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利用它们的存在发起了游行，并在市集广场上召开了集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游行很壮观，他们穿着蓝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唱着歌，举着鲜红的旗帜。 [41] 另一件令人高兴的插曲是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举行的“工人运动会”活动。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城市乐队以及国旗队的军乐队一起游行，之后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项目。晚上，有一场火炬游行，人民合唱团演唱了歌曲，还有一场关于社会党人引入体育运动的演讲。这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高呼着“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并且高唱着《国际歌》。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尝试了更多的低调宣传，它派遣了一辆带扩音器的卡车，在诺特海姆内穿行，只进行一些口号宣传，主要是轻松的、非政治性的内容。 [42] 1931年6月，大萧条减轻了；诺特海姆的失业人数降到了8 000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随着炎热的夏天逐渐过去，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导致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借给德国的贷款。1931年中期，信贷危机严重起来，7月，主要的德国银行开始倒闭。政府宣布7月14日是银行假日。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银行挤兑。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 [43] 但城镇们的领袖很担心。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参加每年举行的射击协会庆祝活动。其理由是总体上的经济灾难让庆祝活动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决定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大众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啤酒和撞柱游戏来把注意力从大萧条中转移出来。议会在下一年没有重复这一错误，不过那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 [44]

    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担忧，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打入失业者内部。6月，自由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讨论应对德国共产党 [30] 在失业者中的活动的对策。一周内，《人民报》就报道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们的努力，诺特海姆的城镇已经为自由工会准备了用于分发的土豆和其他食物，也安排了失业者自由使用城镇的游泳池。《人民报》也坚决否认共产主义者正在打入诺特海姆的“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中。 [45]

    随着经济忧虑而来的是政治紧张感，尤其是8月8日即将发生的“针对解散普鲁士国会的公投”。7月中旬，有谣言说会有纳粹政变，而诺特海姆的国旗队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是晚上只举行了一场游行并且在市集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演讲。一周后，国旗队再次出动，针对汉诺威的国旗队队员被杀事件发起了抗议游行。诺特海姆人很可能还记得6月发生的一起恶劣事件，当时两名冲锋队队员用靴子踩踏一名社会党人，然后用镰刀切掉了他的手指。在抗议游行中，由军乐队领头的国旗队队员朝着市集广场行进，在那里聆听弗雷德里希·哈泽承诺他们会捍卫共和国，并且让德佩在民主政治“万岁”的呼声中带领着他们前进。 [46]

    8月公投将所有支持4月请愿运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党派的宣传变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主要内容，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8月9日前连续12天登载钢盔团的广告，号召人们投赞成票。和以前一样，纳粹党人是推动力量。8月1日，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一场游行，大约有600名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支乐队。他们也有幸举行了选举前夜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七八百人参加。 [47] 8月5日轮到公民协会了，马纳号召“组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阵线”（他忽视了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公投的事实）。集会上，他们安排了一个车队用于拉票。 [48]

    国旗队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诺特海姆县的偏远乡村，他们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每场在乡村中举行的集会都喊着“共和主义者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一次出行以穿过卡特莱拍卖厅的游行为结束，因而受到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警告。在市集广场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反对破坏普鲁士”，德佩强调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正在一起致力于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权威。 [49] 社会民主党也在诺特海姆县的偏远地区举行了集会，投入完全纳粹化的农民中。来自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经常陪同着他们以提供保护，而社会党人演讲者的妻子们会一直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 [50] 有一次，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只能通过拖延演讲的方式，直到城镇中的国旗队队员来支援才免于被打。事实就是这样，就在冲锋队队员开始搞破坏的时候，警察和国旗队队员同时到了。 [51] 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地方，社会党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中。在某个乡村里，一个22岁的工人在春天的时候死于纳粹党人的殴打，而8月，纳粹党人在同一个乡村里发动了针对国旗队队员的大规模袭击。在诺特海姆，这一事件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特别是有30名纳粹党人因他们所实施的攻击而受到了罚款和监禁128个月的处罚。 [52]

    也有谣言说即将发生纳粹政变。这种谣言非常常见。一年前，在1930年9月选举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努力地澄清关于希特勒式政变的谣言是假的，还指出国防部长曾说他打算将所有的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 [53] 在这一切的背后，唯一记录在册的事实就是希特勒曾经试图发动一次政变——1923年11月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选举前的几天，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五人一组，在街上巡逻。市长，作为治安负责人，立即警告国旗队队员不要这样做。作为回应，《人民报》发表了一封好战的公开信，要求得到更好的警方保护并且拒绝停止巡逻。 [54] 诺特海姆的警察也禁止纳粹分子在选举前夜游行，他们担心会“对治安造成威胁”。 [55]

    选举之前的几天，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村地区已经割好了干草，这样一来，许多冲锋队队员就能去城镇里了，政治情绪因此而高涨起来。当时的情绪到了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地步。比如，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冲锋队队员进入一家酒馆，宣称：“都让开，冲锋队来了！”一个国旗队队员立刻把他打昏了。当时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暴力行为，不过这为之后的暴力行为做了准备。同一天，一个叫作塔普曼的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用指节铜环殴打工人急救协会成员的头部，导致他到医生那里缝了好几针。 [56] 简言之，所有事情促成了发生在8月9日选举夜晚的主战。那段日子，国旗队和冲锋队成员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随后的审判中，纳粹的律师展示了如下的秘密指令，足以表明这一天的氛围：

    黑—红—金国旗队，第10区

    致第10区所有的地方组织

    同志们：

    第10区所有地方组织将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发现敌人有政变企图，应立即向地区领袖报告。每个地方组织（X、Y和Z）都要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以便和地区领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在9日星期天晚上7点必须出现在地区领袖的家里。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平民服装。所有地方组织要确保他们配有更多的骑摩托车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人，以防电话通信中断，地方组织必须与地区领袖保持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所有的指令都是口头传递。星期天晚上7点后只可以打电话给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地下室酒吧，号码是204。晚上10点后打给城市建设办事处，号码是357。

    自由万岁！

    德佩，地区指挥官，第10区 [57]

    在诺特海姆，身着制服的国旗队队员在市政厅地下室小酒吧聚集，而冲锋队在沿着宽街直走两个街区的另一间酒吧里保护总部。8点，天色暗沉了，两群人开始在城镇中巡逻。难以避免的是，这两群人在两间酒吧中间迎面相遇了。纳粹这边是恩斯特·吉尔曼、诺特海姆的副领袖和塔普曼，国旗队一整天都在讨论塔普曼，因为他前天晚上用指节铜环攻击别人。双方争吵起来，纳粹党人先动了手。嘈杂声引起了两间酒吧的注意，不到一分钟，宽街上就充满了打架的人。双方领袖都想要停止打斗，但是国旗队队员看到他们有两个同志倒在血泊中，而已经被刀刺伤的吉尔曼一边用手杖打人，一边大喊道：“我会把你打到死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了。纳粹领袖打电话给警察，十分钟后，警察到来，这才终止了这场打斗。双方都有因刀伤和头上的伤住院治疗的人，许多人都受伤了。

    警方调查之后以殴打伤害罪起诉了三名在最初的巡逻中携带致命武器的纳粹党人。由于证词混淆矛盾，需要进行两场审判。法庭认定三名纳粹党人有罪。恩斯特·吉尔曼被判两个月监禁，300马克罚款和三年缓刑。塔普曼被判四个月监禁，与此同时，另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纳粹党人逃走了。法庭在判决书中宣布正如国旗队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公投日打斗”中无罪。 [58]

    实际的公投在整个普鲁士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继续执政。在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尽力去“争取选票”，因为没有选票就等同于投否决票。纳粹党人很努力，1 000多名诺特海姆人参与了投票，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多。然而，投赞成票的总数只勉强超过各党派在1930年9月支持解散时获胜的投票总数。

    投票结果并不是纳粹胜利，因为并没能推翻政府，但是国社党对春夏请愿运动所制造的氛围非常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屈服于纳粹的领导，而且通过一项旨在确保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宪法规定，政治进程变得更激进了。诺特海姆的暴力活动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将城镇中陷入困境的市民带到希特勒那边的另一步。如果没有好的警察，独裁者什么都不是。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没有救世主会来救我们，
    没有上帝，没有恺撒，也没有护民官。
    如果想要从痛苦中解脱，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版本

    嘴唇裂开、脑袋受伤、参差不齐的割伤和绞痛的肿块是“公投日打斗”的结果，但它至少有一个有利影响。它们清除了暴力氛围，满足了双方中暴脾气的人。8月9日之后差不多三个月再没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紧张都缓和了，因为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指责和怀疑的后果仍旧存在。公投三天后，《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控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作为投票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允许选民在投票间中随意乱写选举标语。城市议会调查了这一指控，发现指控不实，《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随即取消了指控并且进行了道歉。接着，《人民报》发出了相对温和的回击。 [1] 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在辩论中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民报》的冷嘲热讽，不如说是因为一个会进行毫无节制攻击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即纳粹每周发行的时事通讯《听！听！》，第一期于8月初发行，每月66芬尼。每一期都包含着各种各样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内容，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参议员职权范围内的城市运作状况，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健康保险办事处。手段就是《人民报》所熟练使用的那种反问句式，比如：“健康保险办事处怎么能派三个人和一台车去参加会议？他们不能省钱么？” [2]

    《人民报》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议员马纳身上，因为他和纳粹合作，致力于解散普鲁士议会。《人民报》指责马纳上了纳粹的当，选举当天，公民协会的公用车队被纳粹党人用于树立自己的威望了。它还指责马纳为《听！听！》所写的文章以及将公民协会金库中的资金转移到纳粹手中。这是摧毁马纳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最终成功了。 [3]

    另一个公投运动所产生的痛苦影响是忽视了每年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公共集会只在一所学校中举行，集会厅里只坐满了2/3的人。《人民报》抱怨道，只有极少数人大概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忠诚才出席了集会。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只有国旗队和自由工会的成员参加。《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责，因为社会党人坚持让国旗队带头游行，所以其他俱乐部和工会都不参加了。 [4]

    还有其他的迹象表明“公投日打斗”的不良影响。在城市议会接下来的会议上，社会民主党要求为工人急救协会提供每年25马克的补贴。诺特海姆已经资助了红十字的志愿急救协会，但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威胁说如果议会不通过他的议案，他就要限制对该协会的拨款。公务员党无奈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压过了公民协会，补贴议案通过了。 [5]

    钢盔团也采取了预备性措施。9月，一场以两名党外人士为主角的集会上，一名钢盔团领袖宣称德国将会发生一场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人和国家反对党之间”，而且“不会存在中立派”。第二天早上，诺特海姆钢盔团青年部进行了“防守运动”练习。一周后，1 000名钢盔团成员试图在诺特海姆进行同样的活动，但是警方担心有麻烦，就禁止了该项活动。这时，《人民报》激动地报道：“星期天早上，一些钢盔团成员在诺特海姆公园练习扔手榴弹，他们将之称为‘体育运动’。而凌晨2点，他们唱着歌在街上游行。警察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吗？” [6]

    随着第一缕秋风扫过德国北部平原，这些问题被搁置一旁了，因为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迫近城镇了。失业数据随着季节而变化，在冬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到10月为止，每周有9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来诺特海姆的就业办事处。城镇中有418名失业者。这一人数并不比去年的同一时间更多，但是1930年10月时，城镇中有2/3的失业者仍旧有固定的失业补助，而到了1931年10月，只有1/3的失业者有补助；剩下的人领取紧急救济金或者福利救济金。这种重大变化是令人绝望的。

    申请去制糖厂工作的人数量众多。《人民报》报道称，一个过去20年来每个丰收季都在制糖厂工作的人被拒绝了，因为他拥护共和政体。这名工人说，就业主任告诉他如果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必须改变政治派别。 [7]

    就在失业者日益陷入困境时，出现了通过私人慈善机构来缓和这种情况的尝试。1931年10月，诺特海姆所有的慈善组织（纳粹分子和钢盔团除外）决定建立一个共同金库。这个“辅助联盟”包括路德派、天主教派和犹太慈善团体，以及包括“社会主义工人福利”在内的左派组织和包括“祖国的女子俱乐部”在内的右派组织。它也得到了诺特海姆县长和市长的支持。辅助联盟着手组织街头募捐，并分发食物、衣服和燃料。到11月为止，共募捐了1 350马克。除此之外，商人们捐赠了衣服，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承诺会每周派送食物。城镇中的犹太商人是捐赠最多的人。自由工会组织了福利晚会，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入场费用是每人75芬尼。人民合唱团和城市乐队带来了音乐。各种各样的当地喜剧演员进行演出，工人体育协会也表演了节目。辅助联盟只从这项活动中就赚了350马克，工人福利协会也举行了自制圣诞礼物售卖活动，收益全部用于帮助失业者。到1931年11月27日为止，有250名失业者申请帮助。他们也要求从自己的阶级中选出四名代表来监督援助分配情况，但是被一致拒绝了。 [8]

    在全体努力下，煤炭经销商为所有失业者降低了褐炭砖的价格，诺特海姆面包师行会将面包价格降低了8%。促使面包师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人民报》无情地攻击了他们的定价政策，将其与邻近城镇的价格进行了不利的对比。1931年12月降价之后，《人民报》并没有喝彩，只是指出现在面包房的面包价格和消费者合作社的价格相同。因为诺特海姆的面包师“为纳粹做宣传”，因此即便没有更低的价格优势，工人们也被建议去合作社的商店里买面包。 [9]

    城市也帮助减少了失业人数。1931年2月开始，免费的“人文”电影在一所公共学校上映。城镇在第二个秋天开始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还把城市拥有的几英亩 [31] 园地租给失业家庭。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天，贫穷的失业者获得了每月以低于正常价格30芬尼的价格来购买一袋煤炭的资格，这样他们每月最多能买200磅煤。 [10]

    尽管有这么多的措施，大萧条还是更严重了。1931年有六家公司破产，是1930年的两倍，1931年12月城镇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一家纸袋厂倒闭了，准备从诺特海姆搬走。 [11] 冬天结束的时候，诺特海姆有704名失业者。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有超过13 000人，这就意味着每天有2 000人徒步穿过诺特海姆，到旧军营营房。似乎是为了让经济形势创造的苦难更加完整，大自然增加了灾难。1931年1月，鲁默河洪水泛滥，对铁路轨道北部区域的工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在旧军营营房为流离失所者准备的紧急住所也被洪水冲毁了。诺特海姆县的全部损失估计有25万马克。 [12]

    银行业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迹象。随着前年夏天实行银行假日，城市储蓄银行的账户损失了5万马克。这其实还不到总数的3%，但是足以让议员马纳要求公民协会成员将钱存在城市储蓄银行中，“尽管有恶意的谣言”，但银行是绝对安全的。他要求对人了，离开银行的这些人有很大一批账户，每个账户都超过500马克。1931年年底，城市议会、县长和12个经济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告诉诺特海姆人不要把钱藏起来，而是要放在银行里，这样才是安全的。 [13] 尽管并没有在新闻上报道，但是这种方法奏效了；到1932年年底，不仅很多账户重开了，而且又开了许多新的小账户，以至于城市储蓄银行在大萧条的三年中实现了净增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储蓄银行有超过100马克的储蓄账户，这还不包括放在诺特海姆其他银行的钱以及投入股票和债券的钱。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除了在心理上。 [14]

    为了进行有效的煽动，纳粹党人开始利用日益严重的大萧条。公投结束之后，又开始了旧式集会。8月末，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主角是前军队军官和前共产主义者，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朝着巨大的胜利前进了一大步！红色恐怖！”一周后，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演讲的题目是：“对年轻人的谋杀。”这之后不久，纳粹党人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关于戏剧的演讲：“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试着拯救德国艺术，再创造属于德国的艺术。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舞台团将会表演戏剧‘毒气506’……”尽管有“著名的演员；低廉的价格”这样的噱头，但是出席率依旧不值一提。很明显的是，城镇只能承受这么多的“夜晚活动”，因为9月晚些时候，纳粹党人参加了由钢盔团举行的活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15]

    10月，纳粹党人开始致力于城镇所关注的经济事务。第一周举行了一场题目为“冬天将会带给我们什么？”的演讲。两星期后，首席纳粹党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菲德尔 [32] 来到诺特海姆，发表了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的演讲。他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到“1910年代圆顶”，包括许多对纳粹党的经济项目感兴趣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自由经济的国有化”和“有组织的经济领导”。不管怎样，这是纳粹党最有成效的集会之一。 [16]

    纳粹党在1931年剩下的时间里进行的都是相当普通的活动：戏剧、慕尼黑政变的每年庆祝活动、福利音乐会和圣诞晚会。唯一的群众集会是在11月26日举行的，主角是普鲁士议会成员，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应该为现在的经济困境负责，并且承诺如果纳粹党掌权，他们“不会使用软弱的手段” [17] 。

    纳粹党也不仅利用大萧条进行政治宣传。1931年秋末，他们开办了赈济处救济失业者。赈济处坐落在一家罐头公司以前的工厂，这家公司于1929年破产了；其所有人免费提供了场地。希特勒和民族主义党派于1931年10月结成联盟——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因此，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途径打开了，赈济处是纳粹党—钢盔团的联合事业。这个联盟和辅助联盟是竞争对手，纳粹党试图让人质疑城镇中总体上的救灾工作：

    100年来最糟糕的冬天！省和国家都拒绝帮助！只有所有人都关注这种强烈的需求时，德国人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多地付出。以国家反对派为代表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只有团结在一起，所有人团结一致，才能控制住不幸。只能捐款给拥有我们卡片的代表。

    钢盔团（阵线士兵联盟）

    国社党，诺特海姆县 [18]

    赈济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捐款，到12月中旬的时候，每天能救济200人，包括40个家庭、20个单身人士和数名冲锋队队员。大部分食物都是农民（有时是从他们那里强取的）以及诺特海姆的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捐赠的。纳粹党声称他们只向能拿出食物的人索要，而且不会针对政治派别分发食物，但是至少有一个工人因为“左翼”身份而被拒绝分发食物，《人民报》声称只有失业的纳粹党人才能得到救济。 [19]

    1932年年底，纳粹党的赈济处分发了12 000次晚餐，但是福利活动并不是赈济处唯一的功能。有一些房间是专门留给冲锋队队员的（在1932年初，“哈尔茨堡阵线”崩溃后，钢盔团被排挤出去了），工厂成了诺特海姆冲锋队的总部和“营房”。工厂投入使用不到两个星期，纳粹党旗就飘扬在了最高的烟囱上。因为纳粹党被禁止在普鲁士展示党派标志，《人民报》很快就要求警方对此展开行动。然而，警方什么都没做，直到1932年春末冲锋队短暂解散，警方才命令将旗帜降下来，但是只持续了几天而已。在一个充满标志的国家中，诺特海姆上空持续飘扬的纳粹党旗一定会被视作让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确信纳粹党是未来政党的另一个步骤。 [20]

    1931年年底，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回顾了这繁忙的一年。他们的集会数量并没有比前一年更多，但是他们的角色改变了。首先，国社党可以利用前年选举的国会代表的共同资金，用于地方集会。1931年出现在诺特海姆纳粹讲台上的国会代表不少于5名，除此以外还有普鲁士议会主席和该机构的纳粹党国会领袖。对于一个有1万人的城镇而言，有丰富的可选择的演讲者资源，尤其是也包括戈特弗里德·菲德尔在内，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是最高的纳粹党领袖。而且，国社党开始向诺特海姆市民强调军国主义理想。这一年，他们准备了三名前军官作为演讲者，举行了五次准军事游行。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纳粹党集会的规模。纳粹党在1930年只租赁了一次“1910年代圆顶”；1931年他们用了不少于10次，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群众集会，大约都有1 000人。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也举行了14场集会。换句话说，几乎每场集会都有很大一群观众。最后，1931年也见证了纳粹党“夜晚活动”的开端：像政治盛会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吸引力，节奏变化上明显不同于通常三到五小时的演讲。

    当人们发现1933年之前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实际成员只有60人时，纳粹的活动记录变得更令人震惊了。这些活动得到了县中很多党派成员以及很多同路人的援助，但活动核心有严格限制。一旦运动受到了大批人追捧，有限制的核心就不是一个限制因素了，1930年年中的诺特海姆很明显就是这样。有很多党派成员就住在城镇外面。诺特海姆周围的乡村地带依旧是纳粹党成员最强大的来源地，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包括了那些没有自己地方小组的县成员。1931年，瓦尔特·施泰内克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据他自己所说是春天的每个夜晚）将包含15名以上成员的地区转变为独立的地方小组。到1931年12月为止，诺特海姆县有23个地方小组。当年8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地方小组从184个变为82个，因为新的地方小组蒙受了损失（再加上其他人搬走了或者不再缴纳会费了）。纳粹党中有很多农民，所以，施泰内克向大区汇报说，秋天的时候诺特海姆县的活动必须因收割而终止。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因为信仰而成为纳粹党人的；警方有证据证明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是受到联合抵制的威胁才被迫加入纳粹党的，农场工人也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加入纳粹党或冲锋队，将会被开除。农民们也为他们雇用的帮手支付会费。 [21] 因此，有很大一群外来者可以协助城镇中地方小组的活动。而且，很少诺特海姆人会质疑城镇中缴纳会费的成员这么少。城镇中的人都认为纳粹人数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22]

    就年轻的方面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诺特海姆高级中学的学生们被纳粹强烈地吸引住了。绝大部分公开进行的活动都是由冲锋队中的年轻人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来完成的。一位诺特海姆的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绘制纳粹党旗、写人行道和墙上的标语以及分发宣传单和小册子。 [23] 尽管纳粹党依靠口头语言，但是他们也分发印刷品，尤其是在选举时期，比如向诺特海姆的几乎每栋房子投递党派报纸、攻击性的宣传单和参加他们集会的免费门票。 [24] 尽管希特勒青年团被安排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很多活动都不是直接与纳粹有关的。一名前成员这样描述1933年之前的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受到了来自父亲或其他人的压力——我自己独立决定加入，只是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希特勒青年团有露营、远足和团体会议。1930年我加入青年团的时候是诺特海姆的第九个人。这里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男孩子，不过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并没有什么社会或阶级差别，这是我最支持的。直到后来才出现了直接或明显的政治教化——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虽然没有努力招纳新成员，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我认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这个团体的理由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进行激动人心的活动的组织。这也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正派的男孩子们想要摆脱来自国外的不良影响。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政治因素并不是男孩子们加入青年团的主要原因。我们确实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讨厌社会民主党，但是这都是普遍的，并不是特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很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很重要。 [25]

    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增加到了75人。

    与希特勒青年团相对应的女性团体是“德国女孩联盟”，对10岁到18岁的人开放。诺特海姆分支是由纳粹党卫军领袖赫尔曼·登茨勒的妻子克莱尔领导的。尽管这个组织强调实践活动，比如急救训练，但它也被用于宣传工作：女孩子们在游行中和公众集会中列队。到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的德国女孩联盟有92名成员，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城镇中的居民。 [26]

    纳粹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组织，是1931年年初建立的，开始时有22名成员。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纳粹党人的妻子。内部争吵不断是诺特海姆女性附属机构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女主席迈耶夫人的个性，因此这个组织从没有发挥过作用。尽管她不受欢迎，但是迈耶夫人得到了恩斯特·吉尔曼一意孤行的支持，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33年年初，他最终罢免了她，是因为她的领导地位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威胁到了他自己的地位。 [27]

    诺特海姆纳粹组织真正的主力军是“风暴部”：冲锋队或者“褐衫队”。并不是所有的党派成员都是冲锋队队员，也不是所有的冲锋队队员都是党派成员，虽然有些人是重叠身份的。在诺特海姆，1933年之前，冲锋队队员不超过50人，不过在大多数城镇人看来，他们的人数比这多三到八倍。每当纳粹党举行公众集会时，他们总会从乡村叫来冲锋队队员负责保卫工作，这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锋队每天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这些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人所做的。每当他们来城镇时，他们就会聚在赈济处或者诺特海姆的纳粹总部（在宽街上的一家酒吧），除了喝酒和谈论政治，他们还可以做任何任务。有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冲锋队队员每周五晚上在卡特莱拍卖大厅接受军事训练，拍卖大厅的所有者让他们免费使用场地。 [28] 经常能在街上看到他们，他们通过辱骂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其他人大喊“希特勒万岁！”而让自己变得显眼。因此，这里看起来好像有比实际人数更多的冲锋队队员。 [29]

    冲锋队队员有很多事情要做。许多纳粹集会都是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他们参与保护，包括音乐会或者娱乐活动。张贴海报也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还要进行宣传。冲锋队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要么是因为无聊，要么是因为野兽般的精力。因此1931年，两个冲锋队队员爬到一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里，在他家的门上画了纳粹党旗，还写下了如下的话：“在这个标志下，你将会流血，你这头红色蠢猪。” [30] 诺特海姆人很快就看到了墙上或者电线杆上的标语，“让犹太人滚出去！”或者“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这些也是冲锋队的非正式工作。 [31]

    如果冲锋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就会设法说服潜在的亲纳粹分子。纳粹党会紧密关注那些来参加他们集会的人，之后就会努力说服这些人加入纳粹，为纳粹作贡献或者至少为国社党投票。

    许多冲锋队队员都是粗野的人，有些人至少之前是共产主义者。诺特海姆的工人很可能痛打了他们，而且，冲锋队的训练经常造成无政府主义暴行。冲锋队还总是把武器藏在他们的制服中。皮革肩带是可拆卸的，带扣增加了重量。许多冲锋队队员会随身携带金属棍棒、指节铜环或者钢刀。最后还有一种巧妙的武器，是一端开口的短管子，里面有一个连接着钢球的弹簧。短管握在手里，弹簧和钢球组合成武器。旋转的时候，钢球会被弹簧弹出来，利用延伸长度来攻击，整个精巧的装置可以灵巧地放到口袋里。这群粗鲁、全副武装和烦人的冲锋队队员大部分来自诺特海姆外，他们是城镇中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 [32]

    在纳粹党举行游行活动时，诺特海姆人经常看到冲锋队队员。报纸通常会支持他们的演习指令。但是冲锋队队员决定不只要成为好的游行战士。1931年，《人民报》已经报道称经过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人能听到军事演习的声音。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在附近的森林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演习，之后举行了“演习舞会”。1932年年底，他们开办了训练课程，冲锋队在一所废弃工厂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搬离了赈济处。 [33] 总而言之，到1932年年底，主要是由年轻的农民们的儿子组成的冲锋队发展成了强大的工具：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并且有庇护；英勇的、遵守纳粹党的钢铁纪律。在第三帝国初期，人们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许多冲锋队队员是失业者，买不起冲锋队的制服。纳粹的解决方法就像他们的财务安排一样，有独创性、灵活性而且是分散化的。制服可以通过赊账来购买；更为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地党派成员会被要求捐款；对于他们而言，“供养”一个特殊的冲锋队队员无疑是令人高兴的。诺特海姆富有的纳粹党人或许还会供养五到六名冲锋队队员。 [34] 这些钱绝不会来自城镇外，而冲锋队自己筹到的钱（无论是在街上还是集会上）都必须移交给纳粹党的地方小组，它负责冲锋队的所有费用。 [35] 就像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整体运作一样，冲锋队全部由当地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地方小组并不是从国家的国社党那里获得钱，而是被要求自己筹钱。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为自己的运营而使用的钱来自各种各样的手段。整个筹措资金的核心就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纳粹主义的支持、狂热的自我牺牲的成员结构和许多有小商人背景的纳粹领袖的不择手段的行为。

    固定的收入来源是每个成员支付的会费，每人每月大约1.4帝国马克。其中的30芬尼交由地方小组保存，剩下的交给大区（大区转而要将其中的一半交到慕尼黑的全国总部）。 [36] 每月固定汇款的要求使得纳粹党的每个层级都热衷于精确记录成员数量，也使得上一层级会根据成员数量来收取钱款。任何一名纳粹党人，如果三个月没交会费，就会被自动驱逐出党——这是目前为止出现成员高流动率的主要原因。新成员也必须支付0到3马克不等的“入会费”，主要是根据其个人收入决定。除此以外，还会定期评估成员们对“各种运动的捐款”，每人最多可达15马克。例如，1933年39名加入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成员总共支付了202马克，包括会费和入会费。有两人没有支付入会费，有六人分别支付2马克，剩下的每人支付3马克。他们的竞选捐款总共97马克：一人支付了15马克，两人支付了10马克，13人没有捐款，剩下的每人捐款1到3马克。 [37]

    经常还会要求成员们进行特别捐款。国会选举的时候，每人必须额外多支付1马克。1931年3月，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每个党派成员都必须分摊10马克的《州报》费用，这样大区都能有日报了（当然，每个纳粹党人也被期望着能够订阅）。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成员都固定分摊了购买希特勒青年团固定设备的费用。这只是国家和地区领袖正式索取的费用，还有很多地方领袖要求的相似的、非正式的费用。一切都基于纳粹党人应该为纳粹的事业做出牺牲这一想法。简言之，纳粹党成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削。 [38]

    而纳粹党的运作方式非常商业化：预付现金是地方小组能从大区得到每一样东西的规则，从成捆的印刷宣传品费用到演讲者的费用。甚至发给向地方小组捐款的城镇人民的收据也不是免费的。有一种积木是用不同的颜色对从50芬尼到5马克的金额进行编码，大区向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索要印刷费用、邮寄费用，并且会严格核算售卖的收益。 [39]

    地方小组对其自己的运作费用同样吝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人们都会被要求支付纳粹发给他们的传单和宣传册的费用。在每一场集会上，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都会针对每200人支付1马克的保险费，用于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可能产生的损害诉讼。所有的诺特海姆县和地方小组官员都是免费的志愿者；唯一支付的薪水是给一个打字员的每月45马克。党派的办公室位于宽街上的一家酒吧，租赁费用是每月25马克。但是他们也把接待室转租给了一个小商人，他在这里售卖纳粹的明信片、文具和贺卡，他每月向地方小组支付10马克。当地方小组必须签订如法律代理这样的外部服务的合同时，他们会向提供服务者提出一个礼貌的建议，让他考虑将应得的费用转为竞选捐款。 [40] 他们几乎不会错过任何节省或赚取几芬尼的机会。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群众集会：从售卖入场费到演讲结束后的募捐。通常情况下，会根据城镇的偏好精心筹备集会；从收益角度来看，这些集会可以和同一时间在美国中西部举行的复兴集会相比。当然，纳粹党非常清楚他们在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举行群众集会的娱乐价值。 [41] 他们也发现，当集会请来著名的演讲者时，他们的收益足够再举办一场，而再举办的这场就可以获得纯利润了。入场券和捐款通常可以达到每人1马克，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两场满座的集会明显能获得超过1 000马克。当然，结果很少会这么顺利，经常会出差错（比如晚上会下雨）。即便是身处大萧条的环境中，许多纳粹领袖依旧有获得大笔资金的想法。 [42]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区宣传部就如何举办集会制订了详细的规定，他们列出了所有事项的清单，从刊登广告到利用冲锋队。甚至有一个典型的脚本，里面写着在会议各个环节要使用的实际言辞，空白处还写着城镇和演讲者的名字，等等。典型的集会总是包括筹款环节。备忘录的附录是一个冗长的部分，内容是对演讲者的实际照顾和供养：他必须有安静的时间，因此不能总是参加“娱乐活动”或者社交活动；付给他的费用不能是集会上筹集的小硬币；必须严格执行他的日程表，这样他能最大限度地进行演讲；总体上而言，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对他的精心照顾将会获得同等的回报。 [43] 纳粹集会不仅为本场集会付出，它们所资助的其他宣传活动会增加今后集会的出席率。到1931年为止，纳粹党成了一种“金字塔俱乐部”，只要可以保持住势头，他们似乎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收益。

    尽管地方领袖并没有自己保留由集会和其他资源产生的收益，但有收益就意味着这些资金之后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地方上的招新活动，而成功地建立起对纳粹主义支持的领袖将会在纳粹统治集团中获得晋升。大区在印刷关于地方小组的征召材料方面孜孜不倦（当然，必须预付现金）。有些指导方针和宣传册子是关于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幻灯片和电影，在集会上派发或者塞进邮箱里的传单，以及贴在公告栏上的海报（根据党派中的宣传专家所说，红色是最受人喜爱的颜色），还有贴在墙上和篱笆上的涂胶贴纸。有很多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联系来满足特殊的需要。还有些关于如何为“夜晚讨论会”写个人邀请函的建议，甚至分列出了举行一场群众游行所需的费用明细。 [44] 地方小组越是举行有收益的集会，就越能购买征召新成员和支持者的宣传材料，而反过来又可以召开更多的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回报就是成员队伍的壮大以及越来越多的纳粹选票，这两方面通过确切的统计资料就可以证实。在整个纳粹运动中，增长有助于增加负责领导人的荣光。成功很容易衡量，失败也一样。所以，不仅有持续举行活动的压力，还有关于何种活动会发挥效用的持续反馈。这种持续强化的系统是1930—1933年期间希特勒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的主要原因。

    这一系统的关键即整个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是适合群众集会的方法，要有合适的演讲者，要针对地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而且，就到场人数和贡献而言，要立即衡量出哪些是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重复利用那些有效的主题和演讲者了，同时可以放弃无效的组合。如果纳粹党人发现没必要自下而上地资助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调节的宣传机制了。

    运行这一系统的负担公平地落到了地方小组领袖和纳粹办公室的身上（虽然专门的宣传材料和主题是由国家纳粹党总部设计和制作的）。而大区领袖几乎没提供任何实际的指导。地方上的纳粹党人和大区领袖之间大部分的通信都是关于宣传（获得地方上需要的演讲者和印刷给地方分支的材料）、钱（主要是汇出的费用是否正确，有时是关于债务的）和组织（证实成员都有谁，确保所有地方党派的位置都有合适的人）。至于其他的，大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领袖的精力和能力，只要他们能挣钱，能增加成员和投票数，几乎就会给他们完全的行动自由。 [45]

    在诺特海姆，纳粹的努力受到了两名官员的指导：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直到1932年年末他仍旧是名义上的地方小组领袖；以及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副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是城镇中纳粹党的实际运作者。吉尔曼理论上是施泰内克的下属，实际上他们地位相等，因为施泰内克并没有时间管理城镇中的日常运营，因此不得不让吉尔曼进行自由管理。吉尔曼极度独断，又渴望权势，他充分利用了和施泰内克的这种现状，从1930年开始作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实际领袖运营整个组织。

    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在1929年6月加入纳粹党，当时正值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复兴时期。他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农具销售商，当年他刚刚搬到诺特海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好酒，他在酒上花了很多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死于酒精。他总是坐在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喝着自带酒瓶中的酒，给工人们讲着粗俗的笑话。他也为纳粹事业奉献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忽视了他自己的生意（反正因为大萧条，他的生意也衰败了），1933年他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诺特海姆的第一任纳粹领袖鲁道夫·恩斯特于1930年春天被解职之后，施泰内克接受了县领袖的职务，结果证明这是成功的。管理县组织是一项逐渐繁重的任务，但是施泰内克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得益于他的商人背景。只是从1932年年末开始，在紧张的状态下，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总是尽力和冲锋队队员们开玩笑。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总是会悲叹曾经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旧式私人集会。他虽然做事冷酷无情，但并不是一个粗鲁的人，甚至他的对手都认为在粗鲁的外表下，他有颗热心肠。 [46]

    恩斯特·吉尔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矮矮胖胖的，有着金色头发，脸色红润，浅灰色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又固执。提及他时最友善的话语就是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同代人”，这至少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反应，包括瓦尔特·施泰内克。吉尔曼也有在其父亲的五金店工作的经历，不过他的兄长卡尔实际上管理着生意。他的另一个兄弟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恩斯特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受伤了。实际上，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迷失在他作为军官参加那场战争而获得的痛苦中，他很可能轻视了他从战争中带回家的同胞们。他冷酷、愤世嫉俗、粗鲁、无情而且残忍。他对做生意从不感兴趣，但是很有成为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天赋。成为纳粹变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党，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诺特海姆的市长。也许是因为诺特海姆长期忽视了纳粹党人，所以吉尔曼也经常忽视城镇中人。他酗酒，一喝酒脾气就变坏了。他最常见的情绪就是生气，甚至会发展成大发雷霆。在纳粹统治终结了很久之后，诺特海姆人一回忆起他那通红的脸和讽刺的语言还是会感到恐惧。吉尔曼缺乏其他的情绪，着迷于野心抱负，他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主要发展动力。

    尽管恩斯特·吉尔曼从1922年就成了纳粹党，早年期间也是城镇中的领导者，但是他离领袖地位依旧很远，直到1930年，他才接管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副领袖的职位。一般不为人所知，甚至一些城镇中的党派成员也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将冷酷和强劲的个性强加给了组织。他成功地将城镇变成了纳粹大本营，因此于1932年11月受到了大区领袖奖赏，他被正式委任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到那时为止，在城镇的国社党成员中，他也有很多敌人。对于那些不是纳粹党的人来说，恩斯特·吉尔曼就是纳粹主义粗暴、不良的那面。 [47]

    “在诺特海姆有两群纳粹分子，”一个前公务员说，“正派的和粗俗的。结果，粗俗的一方胜出了。” [48] 这是很多诺特海姆人的感觉，即便是投票给国社党的人也是心绪复杂。但是这里有像威廉·施潘瑙斯一样的纳粹党人，实际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诺特海姆人都是纳粹分子：一家城镇旅馆的老板、高中的理事、大约三名教师、雪茄厂老板、市集广场上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县法院的两名法官和铁路董事会的几名高级官员。当然，住在诺特海姆县的主要纳粹党人是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贵族、地主，而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放弃民族主义，转而加入纳粹党时，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头条新闻。 [49]

    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主义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该党的反犹太主义。针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在城镇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太人是融合在各阶级界线中的：两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属于上层阶级的圈子和俱乐部，中等收入的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虽然以笑话的形式或者普遍厌恶的表达来表现抽象的反犹主义是广为流传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只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如果说纳粹的反犹主义对城镇人有任何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它的形式非常抽象，而作为一种遥远的理论，它与诺特海姆真实的犹太人日常生活无关。诺特海姆的国社党认识到了这点，因此，除了形式上以外，并没有在宣传中增加反犹主义的内容。（主要的例外是冲锋队用粉笔写下或者大吼出来的口号，农民和手工匠商店中的一些吵闹的员工接受了这些口号。）诺特海姆人之所以会被反犹主义吸引，是因为他们被纳粹主义吸引了，而不是其他的原因。许多投票给纳粹的人只是忽视了该党的反犹主义或者将其合理化了，就像他们忽视了纳粹运动中其他不愉快的方面一样。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有很多。有个人和他的妻子被“社会”原因感动了：“我们认为普通人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是少数有积累的人，因为我的生意很成功。” [50] 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校长主要是受到反共产主义的激励。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很快就陷入了与恩斯特·吉尔曼的“腐败行为”相关的斗争中，在第三帝国建立后，他被迫离开了城镇。战后，他写道：

    1925年，我从柏林来到了诺特海姆，我在柏林已经住了30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回柏林待几个星期。我在柏林观察到了很多在小城镇中没被注意到的事情——或者说是较次要的事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危险、共产主义的恐怖，他们这群人破坏了“资产阶级的”集会，“资产阶级”党派完全无可奈何，纳粹是唯一能用反恐怖破坏恐怖的党派。我看到了“资产阶级”党派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的彻底失败（有六七百万人失业，国家银行的损失高达15%）。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有另一面，绝大多数纳粹党个人并不讨厌犹太人，许多人有犹太人朋友，但是他们担心犹太问题：绝大部分犹太人虽然已经准备完全被同化，愿意成为百分之百的德国人，但是仍旧坚持忠于他们的犹太伙伴（这些人大多来自波兰和俄国），这些伙伴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前进，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仅在贸易、银行、剧院、电影、报纸等行业占据位置，而且整个经济和关键位置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还包括医生、律师等。（犹太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影响被纳粹党人高估了。）许多人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险。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希望纳粹知道。如果他们早就猜到纳粹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加入纳粹党。 [51]

    其他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更简单：因为看起来纳粹会胜利，而他们想要从中获益。众所周知的一个案例是高级中学的一个教师在纳粹掌权后获得了晋升。 [52] 还有一个开印刷厂的人因为商业原因而加入：

    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生意不佳。纳粹曾经让我的父亲捐款，但是他拒绝了。结果，他丢掉了生意。因此，他加入了纳粹党。但这又导致他失去了其他客人，他对整个形势感到气馁。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很可能不会加入。 [53]

    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绝大多数加入纳粹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要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激进方式。当然，人们也想要一个努力的、敏捷的、清楚的领导者——他们对国会政党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政治冲突感到厌恶”。 [54]

    而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是半信半疑的。“我之前的经历证明国社党的队伍中充斥着无能者和破产者。” [55] 这是保守的诺特海姆县长的意见（他后来改变了想法）。“1933年之前纳粹党中主要是破产者——都是穷人、小偷，以及道德和财务上的破产者。”另一个后来加入国社党的人说道。 [56] 当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这种意见。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知道纳粹掌权后真正会做些什么。即便是犹太人也不知道纳粹党所说的真正意味着什么。 [57] 这并不是缺乏信息所造成的。任何经常去参加纳粹集会，或者读过他们的宣传册，或者看过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口号的人本应该认识到国社党粗俗、暴力的那一面。通过阅读纳粹在诺特海姆发行的出版物《听！听！》，当地人应该立刻就能发现这一点。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在嘲讽个别人，之所以具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其中的嘲讽形式非常多样。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是规则。这份报纸没有一期包含积极的想法。该报的主编是个骗子。 [58]

    通过《人民报》的专栏，诺特海姆人可以了解到一系列关于纳粹分子都是什么人的观点。但诺特海姆人不必通过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来听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劲头十足，总是口口相传。《人民报》的故事试图证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都是荒唐、粗鲁、唯利是图和野蛮的。如果一个送货男孩在试图行纳粹礼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人民报》就会报道。 [59] 如果冲锋队队员将纳粹党徽贴在墓地的墓碑上，新闻标题会是“纳粹对死者的敬意”。 [60] 《人民报》相信绝大多数纳粹党人都是小偷，它总是报道这样的故事：“B——《听！听！》的作者……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栋梁，他刚刚因诽谤省长诺斯克被判刑三个月，现在又背叛了他的女房东，偷了她的钱。另一个纳粹也被证明是个常见的骗子。谁会是下一个？” [61]

    除了将纳粹分子看作愚蠢的、粗鲁的和贪婪的，《人民报》还将他们描绘成暴力和品行不端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建立起了这种形象：一个4岁的男孩被他的纳粹党继父打伤住进了诺特海姆医院；一个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抢劫他的祖母时射伤了她；最不堪的是，临近村镇的一个纳粹木匠企图强奸一个已婚妇女，当时她正在城镇教堂中打扫圣坛。 [62] 另一份报纸没有报道这类事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编辑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对纳粹主义有好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这些新闻太粗俗了；即便是必须报道这类令人讨厌的事件，他们也会避免提及当事人的名字，而是使用其个人职业和姓氏的首字母来代替。能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读到的有关纳粹最糟糕的报道就是他们因违反制服禁令而被监禁，或者《听！听！》因诽谤而被镇压（都是经常发生的）。到1932年年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编辑愈发反对纳粹，但他也是一个谨慎的商人，不想失去发行量或者广告宣传，因为有很多人投票给纳粹。

    因此，除非诺特海姆人相信社会党人的新闻，否则的话，他们几乎没什么机会得到关于国社党的不利意见，而这些新闻很可能只是给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党人的城镇人看的。纳粹党人的性格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表现得足够明显了，即便是投票给他们的人也是半信半疑，但事实仍旧是几乎没有诺特海姆人真正意识到纳粹掌权后会做些什么。诺特海姆人主要认为当时的形势糟糕，而纳粹是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人，他们一定能改变现状。

    唯一能正确理解到纳粹威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1931年8月公投后，社会民主党人不怎么活跃。10月，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县的游行，12月，举行了一场有600人参加的公共集会。演讲者试图证明布伦瑞克的纳粹—资产阶级联盟对中产阶级是不利的，但是他唯一的建议就是中产阶级应该加入社会民主党。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大事件是反共产主义电影的上映。 [63]

    但是，公共集会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所做的唯一工作。那一年，社会党人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七场成员集会，在县里举行了63场。资金来源于会费以及一些公共集会的少量入场费。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萧条这年的收入是1 841马克；支出是1 762马克，组织了三次孩子们的远足旅行，向贫穷家庭分发了206份圣诞包裹，向老年人分发了67份包裹，工人们的妻子们制作了350件衣物。这带来了2 125马克的收入，支出了1 859马克，这种努力让社会民主党派在城镇中领先于其他私人的社会福利组织。“社会主义女性团体”这一年举行了50场集会，成员增加了130名。“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举行了85场集会，展映了一些电影，在党派工作之外，他们还举办了一场“亲子晚会”。“社会民主党孩子们的朋友们运动”拜访了35个孩子，确保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政治几乎成了副业。 [64]

    1932年是德国民主政治的最后一年。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有了危机感。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针对纳粹—民族主义党派的“哈尔茨堡阵线”，他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决定，即将所有反纳粹的群体合并为一个组织，命名为“钢铁阵线”。在诺特海姆，一个代表所有工人组织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于1月末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场群众集会。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只能站着。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飘扬着，国旗队的军乐队演奏着，两个工人合唱团演唱着。他们展映了一部卡通片《在第三帝国》。有四名演讲者，包括德佩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演讲内容主要是强硬的反纳粹，不过也有个人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和纳粹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三周后，另一场群众集会主要是指责国社党，并且预示“钢铁阵线”将会取得胜利。在2月1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县全体大会上，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纳粹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且这是与希特勒“决一死战”的一年。 [65]

    从1932年开始，纳粹分子也将运动推向了高潮。1月25日，他们举行了一场“大型军事游行和音乐晚会”，还有体操表演，演讲者是一名冲锋队指挥官。“1910年代圆顶”直到凌晨一点都挤满了人。就在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有三名演讲者，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五个小时的演讲是关于农业、中产阶级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的。 [66]

    纳粹分子并没有忽视诺特海姆的宗教诉求，他们得到了恐惧社会民主党的路德派的支持。据说，去年秋天，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牧师提醒虔诚的信徒要提防社会民主党，他将社会民主党描述为“从根本上反教会”的人。他的演讲得到了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的支持，他指示聚集起来的牧师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1932年2月，在诺特海姆路德派堂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另一个牧师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无神论和“自由思想意识”。 [67] 社会民主党只是忽视了这些指责，而纳粹分子则转而利用了这些内容。1932年2月12日，他们请来一位牧师在城镇的一家旅馆发表演讲，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观众是精心挑选的“传教士、教会长老、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演讲者宣称德国的基督教受到了魏玛宪法的冲击，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布尔什维主义。他将纳粹的目标描述为“具有民族性的、有组织的、敬畏上帝的人”。至少有一位牧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纳粹激进的计划会导致“全国性的偶像崇拜和大规模的仇恨”。但是“演讲者激烈地否认，观众们热情地鼓掌”。 [68]

    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发展。2月12日，“1910年代圆顶”里挤满了人，来自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用了两小时时间攻击“泛欧洲”运动。 [69] 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桑尼旅馆举行了类似主题的集会，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在集会上描述道，如果没有国内的叛徒在背后捅刀，德国军队本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9名钢盔团青年部新成员宣誓加入，集会以演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宣誓效忠于黑白红的帝国旗帜结束。 [70]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次成功。自从8月公投以来，《人民报》一直在无情地攻击公民协会的议员马纳。议员在市政府中的管辖范围是诺特海姆的啤酒厂。1931年年末，《人民报》的报道称一直有传言说啤酒厂的会计员挪用了公款。社论激动地质疑：“难道议员马纳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吗？”几个月后，整个事件清楚了：自1924年以来，会计员盗用了9万马克。《人民报》激动地问道：“没有审查过账簿吗？议员马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挪用公款了吗？什么时候能举行公开听证会？”几周后，《人民报》喜不自胜地报道称会计员是德国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和议员马纳一样。 [71]

    议员最终因《人民报》接连的攻击而陷入了绝望。实际上，每次公民协会召开会议时，他都会抱怨这份报纸，并且试图阻止诺特海姆的商人们去这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他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国社党成员，并称自己是超越党派的（“代表市民的、中立的”）。他在1932年2月26日召开的公民协会全体大会上说道，啤酒厂会计员已经偿还了所有挪用的公款，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起诉他。这次说明之后，议员马纳宣布他再也忍受不了《人民报》的攻击了，于是决定辞去公民协会的主席一职。他的同伴们都站在他这边，之后也试图重选他，但是他拒绝继续担任主席。他脱离了战斗；之后不再发表任何演讲，不再活跃了。 [72]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安抚《人民报》。只要马纳依旧担任参议员，对他品性的攻击就继续着。4月，有指责称啤酒厂向附近城镇的纳粹冲锋队学校提供免费的啤酒。8月，《人民报》指责称，对啤酒厂汽车的修理有差错，但是啤酒厂仍旧向车厂主支付了1 000马克。1932年12月，马纳被指责雇用了“有双份收入的人”做城市工作，而不是那些失业者。 [73]

    对诺特海姆人而言，这些内容读起来有趣，很有可能也增加了《人民报》的销量。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投票。但是主要的影响是败坏了政治的本质，破坏了信任的基础和相互尊重，没有了这些，民主政治将无法取得成功。政治变成了诽谤和影射，最终人们会对整个进程感到厌恶。人们开始期待着超越狭隘的党派群体的强人出现。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这种情感，虽然他们大大加剧了党派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他们也率先提出“政治家”就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轻蔑和讽刺的语调发声。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选兴登堡！选最好的！
    他不服务于任何党派——
    他只遵循着上帝和自己的良知。
    ——诺特海姆德国人民党的宣传广告，刊登于1932年3月11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

    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末，诺特海姆的形势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快速发展，大萧条正是其最糟糕的时候，暴力变得更加频繁，民族主义和阶级对立的双重激情在其最高峰。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了令人尊敬的和激进的人。他们被视为爱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和虔诚的人。他们显然得到了保守党的祝福。而同时，纳粹分子看起来精力充沛、有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准备使用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关键问题——大萧条。事实证明，普通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福利事业，但是只有极端措施才能终结大萧条，而只有纳粹分子被视为特别极端的。促成有利局面所需要的就是煽动新的选举运动。

    当然，有利的形势并不是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有持续的活动，但他们赢得第一次的胜利是在国家层面的民主恶化之后。从1930年开始，他们就难以在国会中获得稳定的大多数，而总理布吕宁 [33] 通过使用兴登堡的总统紧急权力发布了针对国会首脑的法律。尽管布吕宁的法令并不受社会民主党的欢迎，但是社会党人拒绝推翻他，因为他们害怕选举骚动会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者进一步获益。因此，从1930年春天—1932年春天存在于德国的不稳定的困境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不得人心的法律，这项法律并不是基于民主的国会权威所发布的，而是基于1925年当选总统的年迈陆军元帅兴登堡的权威。

    这种削弱力量的程序存在的唯一理由本应该是成功地解决大萧条。但是布吕宁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措施实际上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纳粹分子成功地给他贴上了“饥饿总理”的标签。就避免新选举的意义而言，布吕宁的半极权统治唯一的有利影响就是造成了政治上的停滞不前。1932年，兴登堡的任期到期时，这一局面才结束。纳粹在诺特海姆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现在了。

    总统选举定于1932年3月13日进行。兴登堡寻求连任，从社会民主党到人民党的共和国派都支持他。纳粹党支持希特勒，而共产主义者也推举了候选人——退役的斯大林主义者恩斯特·台尔曼。民族主义党派不愿意支持兴登堡，因为他不会颠覆共和国，他们也不愿意将命运托付给希特勒，于是提名了钢盔团的副指挥杜斯特博格。还有一个叫作温特的怪人成功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将这场选举视为希特勒与兴登堡之间的重要竞争。

    在诺特海姆，几乎可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暴力激增。自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以来，除了12月初在酒吧发生的打架外，城镇中没有发生过政治斗争。 [1] 然而，1932年2月的最后两周，在铁路车站附近发生了持刀斗殴，之后宽街上还发生了两次打架，打斗双方是纳粹分子和国旗队队员。 [2] 一周后，一个愤怒的诺特海姆人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说连小孩子都被卷入其中了。他发现一群男孩在新成立的纳粹选举总部前用脏话骂希特勒（这得到了他们父母的支持）。《人民报》进行了反击，报道三名纳粹年轻人尾随一些职业女性，还用污言秽语大骂她们。《人民报》指控了在赫尔曼·登茨勒商店里工作的一个男孩。《人民报》还报道了一名女性在周日早上带孩子去教会时，因为拒绝接受一个年轻的钢盔团成员发的政治传单而被一捆传单打了脸。 [3] 这些事件被刊登在报纸上，但是国旗队队员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嘲弄和辱骂每天都在发生。

    在痛苦的背后是经济不景气，自从竞选运动开始以来，诺特海姆在大萧条期间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最多。1932年3月和4月，城镇中登记的失业人数超过700人，比照前一年的同一时间增加了几乎50%。而且从这时起，福利名册上登记的人数时常超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几乎有14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周都要郁闷地去位于旧军营的地区就业办事处，这是诺特海姆成年人口的两倍。2月出现了两次破产，政府计划降低啤酒价格，这引发了诺特海姆县酒吧管理人协会的强烈抗议，以至于当局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计划。甚至孀妇和孤儿都参加了抗议。2月初，“战争孀妇和工业事故受害者”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抗议降低抚恤金。因为集会是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存在这么多的孀妇和孤儿被归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共和国，但是观众们情绪低落。 [4]

    也是在1932年3月，工人丧葬节约协会瓦解时，一些诺特海姆人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是由协会会计挪用公款所引发的，但是如果有新用户加入的话，协会本来会承受住这一损失的。470名成员每人所获得的补偿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放在协会中的一小部分钱。随着年老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排队走出大厅，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只拥有穷人的墓穴了。 [5]

    这种挫败感很容易被分裂派的媒体引导为攻击性。纳粹分子关注着腐败指控，即便并没有腐败发生。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听！听！》被诺特海姆参议院指控刊登了一篇针对城市医院的诽谤性文章，被县长指控中伤一名县官员，被健康保险办事处指控发布错误的报道。《人民报》不那么笨拙了，但是相当狠毒。此外，《人民报》注意到一个诺特海姆保守派领袖（“社会党人法律的主要敌人”）让他的女儿去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民报》热切地期望就业办事处可以格外小心地调查这个事件。同样地，关于纳粹暴行的新例证被发现并发表出来了。 [6]

    不过，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只是因为他“不太邪恶”，所以他们在诺特海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3月6日，新的“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游行，城镇乐队、国旗队的军乐队也加入了，还有25面旗帜和横幅。在市集广场上，他们几乎没说什么兴登堡的优势，而是说了很多纳粹主义的弊端，一位女性演讲者引用戈培尔 [34] 和施特拉塞 [35] 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即“在第三帝国中，女性会成为生育奴隶” [7] 。

    社会民主党在骑术大厅又举行了一场关于兴登堡的集会，因为他们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城镇中的纳粹分子采取特别的方式一直租赁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不让其他人使用，不过花费很大。 [8] 尽管如此，在令人不舒服的骑术大厅举行的社会民主党集会影响还是很大。超过1 200人出席，他们听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卡尔·德佩攻击纳粹分子和公民协会，号召大家支持兴登堡的连任。 [9] 人民党公开支持兴登堡，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宣传广告，宣称兴登堡是超越党派的。 [10]

    竞选活动的刺激甚至将共产主义者再次带到了诺特海姆。2月，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来城镇举行了一场游行，在酒吧前召开了一场集会。就在投票前，德国共产党举行了一场由系红领巾的10岁小男孩领头的游行。气氛变得有点儿紧张起来，因为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加入了游行；共产主义者迅速决定以铜管乐队的音乐会而非市集广场上的演讲来结束这场游行。 [11]

    在竞选运动中，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在选民面前保持他们的认同。他们也希望通过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来重获那些被纳粹阵营吸引的前追随者们的忠诚。第一次选举集会的主角是一个中校，他对纳粹主义的立场模糊，他说德国国家人民党是“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希特勒本人”。之后钢盔团举行了一场“剧院之夜”活动，内容是百年风俗喜剧，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周还有两场政治集会。一场的主角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会议员，他谈了自己的苏联之旅，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另一场会议的出席率很低，一个钢盔团成员猛烈地攻击希特勒，声称他想要解散钢盔团，实行社会主义。 [12]

    和纳粹的努力相比，这些大量的政治活动都不算什么。选举之前的一个月，国社党将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带到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 [13] 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并没有继续这项活动，而是采取了新的策略。虽然直到3月初才举行了进一步的集会，但是，纳粹分子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八天的集会。有四天晚上举行了大众集会，而白天的示威游行是为了让城镇中充满纳粹的宣传。这是一场拼尽全力的竞选运动，让希特勒对手们的努力都黯然失色了。

    纳粹分子关注竞选运动并不是一项有预谋的策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经历了宣传递送系统的崩溃。早在2月初，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就向上级领导求助，因为他们没有为接下来的竞选运动预定任何的演讲者，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演讲者都很平庸；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四名在国家层面很优秀的人以及两名地方上的名人。其他的计划也显示出了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变得多么有抱负和多么放纵。比如，他们订购的传单足可以分发给整个县一半的合格选民。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宣传材料是欠考虑的，产生了反效果，尤其对那些反兴登堡的人来说。在诺特海姆县和城镇中的竞选运动要求也让他们的问题更为复杂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在县领袖施泰内克管理下的地方小组大概有30个。但是最终问题都解决了，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诺特海姆县的组织举行了40场群众集会，包括8场电影展映会。 [14] 3月初，城镇中的纳粹分子正在准备他们自己具有渗透性的竞选运动。更为有效的是，纳粹分子可以优先使用城镇中的集会大厅，这样一来，对手们都难以对抗纳粹联盟了。

    第一场群众集会于3月6日星期天举行，演讲者包括上个月在教会导向的集会中发表演讲的牧师和一名省议会的纳粹党成员，有很大一群观众，主题是中产阶级的绝望和柏林存在的腐败。两场晚会之后，举行了一场针对工人们的群众集会，“前共产党船员马德尔同志和前共产党矿工克诺特同志”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对工人们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死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救星”的演讲。天气很不好，所以出席人数较少，这对纳粹分子来说很可能比较好，因为第二名演讲者说了关于“冷漠的中产阶级不会帮助工人们”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对诺特海姆国社党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中产阶级追随者而言，令人怀疑的话语才会有吸引力。这两场集会的入场费都打折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 [15]

    3月10日星期四，冲锋队接手了。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所有诺特海姆县和附近区域的冲锋队队员，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游行，乐队、军乐队以及接近1 500名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加入了其中。街上挤满了朋友、敌人和好奇的人，游行者时而受到欢迎，时而被喝倒彩。市集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共产主义者。纳粹分子在行进过程中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咒骂声，他们还以《国际歌》作为回击。诺特海姆的警察在国家部队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让纳粹穿过狭窄街道的游行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褐衫队的游行以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演讲为结束。但是当纳粹分子开始往回走，穿越诺特海姆的中心时，他们发现路被铁路上的一大群人给堵住了，这群人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很大影响。人群蔑视了警察要清场的命令，于是，警察用警棍对付他们，逮捕了很多人。这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试图夺回被抓的人。面对这样一群暴徒，警方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在市集广场释放了被捕者，这些人大吼着“红色阵线！”来庆祝。整个过程中，纳粹冲锋队的队伍一直保持着极好的秩序，最终静悄悄地解散了。

    社会党人对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愤怒，因为上个星期天，国旗队队员刚刚被禁止在游行中唱歌或者穿制服，而现在纳粹分子却被允许做这两件事。社会民主党认为如果警察对纳粹分子严格一些，就不会产生这些麻烦事了。这一指控巧妙地掩盖了暴力的主要影响，在中产阶级眼里，这就让纳粹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更为合理了。

    不管怎样，到了晚上城镇就冷静下来了，没有再出现麻烦。国社党令“1910年代圆顶”满座，他们进行了关于“他们如何说谎”和“布伦瑞克的冲锋队游行”的胶卷幻灯片演讲，以及关于“第三帝国的金钱政策”的演讲。 [16]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没安排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个大事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午在去附近城镇的路上经过诺特海姆。他受到了一大群纳粹分子的欢迎，他停下车表示了感谢。前一天，气氛就高涨起来了，以至于对领袖的接待并不全是友好的。他的车被迫停在了铁路交叉道口，有一大群失业者高呼着“红色阵线”。领袖的党卫军保镖以亮出手枪的方式来清路，《人民报》反问道：“我们已经身处第三帝国了吗？” [17]

    最后一桩纳粹事件是星期六晚上（选举前夜）的“娱乐晚会”，还有演奏会以及汉诺威大区领袖发表的关于“进入最后战斗”的演讲。出席率很高。 [18]

    这种竞选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渗透——不一定会赢得选票。纳粹分子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究竟是这些策略的结果，还是其他因素积累的影响，很难说清楚。无论怎样，这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想象力和活力。群众集会多种多样且有趣，街道游行有秩序并且强有力、时机巧妙（从直白的演讲到纯粹的娱乐活动）。这是纳粹的煽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达到巅峰的例子。

    选举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自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后，纳粹党的收获有多少。他们在诺特海姆获得了双倍的支持。希特勒获得了3 261张选票，纳粹分子现在在城镇人中拥有51%的支持率。被称为“兴登堡联盟”（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派、人民党派和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党派在1930年总共获得了差不多4 000张选票；现在他们输给了希特勒超过1 100张选票。民族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但是却发现他们的选票少了一半。共产主义者获得了67张选票（但是不到一个月就会失去全部选票）。纳粹党的支持率日益提高，他们至少赢得了300个“新选民”中的3/4的选票，还吸引了其他党派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党派。 [19] 国社党现在可以自夸说在诺特海姆占据绝对大多数了。

    纳粹党很难超越这场竞选运动的影响了，但这确实是他们被要求做到的。在3月13日的选举中，兴登堡赢得了多数票，但并不是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希特勒只获得了30%的选票）。因此又举行了一场选举，在第一场选举之后的四个星期，也就是4月10日。自从希特勒再次竞选总统以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再次开始了竞选活动。而且，他们的竞选运动是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展开的，因为他们被发现准备武力夺取政权。

    关于实施纳粹政变的谣言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有很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宣称这些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但也指出警方和国家部队已经取消了所有假期，随时准备着维护和平与秩序。这一次，国旗队队员立刻回击，加大了竞选活动的力度。到1932年年初，诺特海姆有400名受过训练的国旗队队员，这里也是国旗队第十分部（诺特海姆县加上其他三个县），总共有大约2 000名成员。国旗队的策略是认为在纳粹冲锋队发起起义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武装起来，以补充人数不足的德国军队。因此，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秘密军事演习和迅速的动员测试；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能集结起整个诺特海姆的军事力量，而且不需要电话、摩托车或者自行车，正如他们反复的“警报测试”所显示的那样。 [20]

    在选举当天，也就是1932年3月13日，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一直处于警戒状态，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纳粹的行动。晚上，相当多的纳粹党冲锋队队员并没有去听选举结果，而是穿着制服聚集到了城镇边的森林中。国旗队队员被派去监视他们，于是，移动到距离全部冲锋队队员不到50英尺的地方。警方接到通知，立即出了城镇，解散了褐衫队。一些纳粹分子再次聚集到冲锋队的赈济处，来自附近村镇的其他冲锋队队员在此处与他们会合。大约凌晨3点，警方突袭赈济处，命令冲锋队队员离开诺特海姆。那晚剩下的时间是平静的。 [21]

    要不是在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远的小镇上同时发生的事件，诺特海姆的事件很可能会被解读为异想天开的鬼把戏。选举当天，在附近小镇上，警方截获了一辆卡车，里面有5把来复枪、18个钢盔、18个新的帆布包（每个包里装着两天的口粮），200发来复枪子弹，还有1 000立方厘米炸弹和两根引线。帆布包上标记着当地纳粹分子的名字；因此，当地国社党总部被搜查了，又发现了28个钢盔和几千发子弹。警方也发现城镇中的纳粹分子计划在附近的森林中聚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对整个事件做了突出报道。

    到此时为止，城镇中开始出现内战气氛。上个周末，国旗队和冲锋队都组织了穿过诺特海姆街道的“巡逻”，并且在各自总部里保持着常备军队，甚至在选举后也是这样。警方很紧张，于是向国家部队求援，搜查了双方的总部。除此之外，诺特海姆（以及附近城镇）的镇长和诺特海姆县长一起发布了全面禁令，禁止在政治总部中“警戒”和进行“巡逻”。因此，双方都不得不更加慎重。 [22]

    由于在选举当天的可疑行动，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暂时受到了质疑。纳粹的官方消息立即否认知道这些在附近城镇发现的武器，并且之后宣布开除了那些有行为过失的人。当地冲锋队组织的领袖发布声明，声称冲锋队的所有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的生命安全，免受“钢铁阵线”的攻击。冲锋队领袖发誓总统选举日当天并没有计划任何政变。几天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刊登广告称他们的地区宣传领袖将会就“不是内战，而是复兴共和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入场费降到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但是诺特海姆人并没有听到这场演讲，因为他被另一个演讲者取代了，后者严厉地抨击了国际主义、共济会会员、保守派、“马克思主义”和“现行制度”。有很大一群观众，除了社会党人，没人提出关于帆布包、钢盔、子弹、炸药以及夜晚在森林中聚集等问题。 [23]

    新的选举运动也分散了对政变恐慌的注意力。兴登堡距离连任非常之近，所以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投入太多精力。他们只举行了一场集会，得到了专设的“兴登堡委员会”的支持。演讲者是人民党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的珀西·施拉姆教授，他发表了一场平静的演讲，题为：“为什么会是兴登堡？”在讨论期间，当地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所有出席的纳粹分子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离开了大厅。一个18岁的纳粹大喊着“该死的兴登堡”，因此他立即被逮捕了。 [24]

    其他的党派都不活跃。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选举中决定支持希特勒，为此他们仅举行了一场集会。很明显的是，这时有些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有所怨言，因为其下属的“非党派”女性附属机构——“露易丝王后联盟”——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如下独特的广告：

    露易丝王后联盟

    地方小组领袖号召其成员参加本周日举行的国家总统选举。

    虽然联盟官方保留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其体制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却毫无压力，这一体制提供了强烈而固定的无党派身份，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投票。

    第二次选举也包含在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因此，4月10日，每个人都要投票给哈尔茨堡阵线的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无论哪一个国家党派的成员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过来了。 [25]

    没有竞选运动并不意味着暴力气氛会减弱。到1932年为止，诺特海姆就像有两个武装阵营露宿在一个封闭的、紧张的区域里。就算常规的警方保持警觉，可以阻止绝大多数主要战斗，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个人暴力，这在两次选举之间几乎没有减少过。第一次选举的两天后，警方不得不去就业办事处营救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塔普曼（他参与了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但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警察到的时候，塔普曼正在用手杖打一个社会党人。人群一直跟着警察到了城市监狱，好不容易才被驱散。一周后，发生了15人的械斗，由于警察的迅速行动，才没有发展成一场大战。双方都随身携带了武器。在第二次选举投票的清早，一个纳粹因在诺特海姆的主街道朝一个共产主义者开枪而被逮捕。同一天，一个国旗队队员因携带一把军用手枪和五发子弹而被逮捕。 [26]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政治游行，这就阻止了纳粹分子再举行一场冲锋队的表演。不管怎样，国社党试图重复他们的“直到最后一分钟”的竞选策略。选举日前的一周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在上一次竞选运动中发言的组合——克诺特和马德尔。这一次天气很好；他们的演讲高朋满座。两人都抨击了“马克思主义”，马德尔将之描述为（与社会党人的指控相对应）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威胁。克诺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国家的，而不是超越国家的，他声称兴登堡正在“被骗去拯救这一体制”。五天后，有一场“娱乐晚会”，还表演了四幕剧（《1914年，1918年，腐败，纳粹的胜利》）以及唱歌和跳舞。最后一场集会是选举前夜举行的，包含一场演讲，目标是纳粹从未做过特殊呼吁的唯一群体——领抚恤金者和战争孀妇。这些人免费入场，出席率很高。 [27]

    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四场集会，其中三场是在选举前的一周举行的——但是其中确实缺少上次竞选运动那样的吸引力。特别缺少的就是群众游行的景象。不管怎样，在4月10日的投票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比照一个月前的选举多获得了435张选票。纳粹所获选票中超过一半来自他们新赢得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240张选票）。兴登堡联盟失去了12张选票，而共产主义者失去了55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流向了希特勒，而且纳粹通过积极的竞选活动获得了106张新选票。兴登堡很顺利地连任了，但是从全国而言，纳粹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支持增加到了大约37%。

    这个难以置信的春天的选举活动还没有结束。还有新的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定在4月24日，大约有3/5的德国人会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终于能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候选人开展竞选运动了，他们开始认真地为布劳恩—泽韦林政府工作。两周内举行了两场集会，都获得了“诺特海姆钢铁阵线”的支持，都是在骑术大厅举行的，因为纳粹分子预先租赁的“1910年代圆顶”仍旧在有效期内。一千多人来参加了第一场集会，一个来自柏林的国会成员在会上就选举发表了演讲，而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诺特海姆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抨击了“诺特海姆人的纳粹谎言”。第二场集会因为下雨而出席率很低。身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演讲者对比了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和1932年的投票，劝告在场观众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以免失去所有已获得的好处。 [28]

    分裂党派中有两个也加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国家党举行了题为“我们想要没有希特勒的普鲁士”的集会，但是唯一出席的人只有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他们将这场集会变成了一场反纳粹的示威游行。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国家党放弃了在诺特海姆的活动。 [29] 另一个在竞选运动中活跃的分裂党派是德国汉诺威党，这是一个暴躁而反动的国家右翼组织。他们竞选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德意志帝国”。 [30] 犹豫不决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两周的竞选运动期间举行了一场集会，强调其要求是平衡预算，结束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在普鲁士的统治。 [31]

    纳粹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疲惫感。在最终的总统选举四天后，他们就开始了第三场竞选活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戈特弗里德·菲德尔，他前年在诺特海姆做得非常好。广告发布了，题为“普鲁士密码”。观众很多，当菲德尔使用激烈的讽刺语言去抨击刚刚连任的兴登堡时，纳粹谄媚者们响起了不绝的喝彩声。一些城镇人对此的反应明显是消极的。 [32] 八天后，就在选举前，有一场决定性的集会，一名国会成员在会上全力抨击社会民主党。尽管当天下雨了，但依然满座。由此，在8周的竞选活动期间，纳粹分子一共召开了10次集会，每一场的出席率都很高。

    纳粹也对诺特海姆县的乡村要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他们至少举行了25场集会。 [33] 住在附近村镇的社会党人中几乎没人感觉受到威胁，以至于《人民报》在两周的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至少三次提醒他们的读者，投票是秘密的。 [34] 在诺特海姆，紧张的政治活动在选举当天达到了高峰，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都在那天早上出去张贴选举海报了，当社会党人开始撕毁纳粹的海报时，发展成了涉及25人的打斗。双方都没有携带武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拔出的栅栏当作武器了。与明确的警察命令相反，双方的准军事力量都在城镇中的不同地点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分钟内，双方都增加了六七十人。幸运的是，警方及时赶到，遏制了大战的爆发，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受伤严重。接着，五名国旗队队员因殴打罪被起诉，其中四人被无罪释放，第五个人获得了缓刑。这并没有结束破坏对手海报的行动，但是，这确实导致行动变得更加隐秘。 [35]

    投票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的结果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总投票数只减少了15票，而纳粹党只失去了76张选票；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紧紧抓住了之前在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总数为6 585张投票中，国社党总共获得了3 620张选票，现在得到了55%的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落后于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2 024张选票，即31%的支持率（自1930年以来减少了222张选票）。剩下的14%分布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分裂党派中。

    正如这些数据显示的，纳粹的胜利是以中立和相对温和的右翼党派的牺牲为前提的。1928年，这些党派拥有诺特海姆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率。但是，这些选民对不少于10个党派表示忠诚，包括像“农民、房屋和地主党派”这样内行人的组织。到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时，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减少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们所控制的选票不超过450张。到1932年夏天时，它们的选票减少到了200张，不过总的投票人数却增加了1 200多。它们从前的支持者们都投票支持纳粹了。

    在诺特海姆，最重要的小党派是人民党派，即德国人民党。1928年，其在规模上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拥有834张选票。1930年，它比其他保守党派更好地抵挡住了纳粹的猛攻，只失去了46张选票。但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德国人民党也不得不向纳粹分子移交自己的选民了，只剩下154张选票。到1932年夏天，它又失去了一半的选票，只有69张选票的德国人民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平时，德国人民党在诺特海姆是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政党，这很可能是因为城镇中的公务员因素。德国人民党在现实中接受魏玛共和国，其通常不具有煽动性的特征以及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 [36] 之间的关系，对牢固的市民群体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德国人民党是特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在诺特海姆，人民党的领导人物是非常可靠的市民：粮食磨坊的主管、《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人和两名高级中学立备受尊敬的老师。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的眼中，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贯冷静而相当温和的立场来看，德国人民党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

    对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伤害最大的是其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和对社会党人的厌恶。当德国人民党像1930年9月选举中那样公开与纳粹分子对战时，它能留住其追随者。然而，第二年夏天，德国人民党加入了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这就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放置在了对纳粹分子的厌恶之上。一年后，德国人民党再次转变立场，他们与社会党人结盟，一起支持兴登堡。

    人民党派为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所举行的集会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基本矛盾。演讲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宣布反对分裂党派、肆无忌惮的激进宣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他特别反对共产主义者，反对“政治情绪”，他严厉地指责布吕宁不允许希特勒进入政府。完全不清楚他支持哪一方。 [36] 在接下来的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更明确了。德国人民党想要的是基于总统权力的集权国家，这会“摧毁德国国会糟糕的党派政治” [37] 。

    德国人民党对民主事业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德国人民党确实反对纳粹分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也为各种各样过分的行为喋喋不休。就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这是个好观点，非常适合正常时期。但是此时是激进又过度的时期，正如纳粹集会的出席率所显示的那样。《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谨慎的温和态度主要是为了让其读者在晚餐后可以放松；它并不能有效地与纳粹主义作战。如果德国人民党及其机构奋力争取理性而进步的民主制度，那么国社党将会发现德国人民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危险的对手。但是由于模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的“反马克思主义”，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不仅无法解决纳粹威胁，而且很可能会拒绝承认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国社党。

    1928年，诺特海姆第三大的党派是民主党派。当时，它拥有大约500张选票，接近总投票数的10%。在这方面诺特海姆是个例外，因为从全国层面而言，民主党派的表现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纳粹选举浪潮之前，它就不复存在了。它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非天主教的支持者。随着民主党派的消亡，其成员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一些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些人投给了德国人民党。 [38]

    民主党派中存在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由此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党派，叫作国家党。在诺特海姆，国家党是反纳粹的，而且也是集权、过度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的——一种对希特勒运动的拙劣模仿。因为诺特海姆人更喜欢“原装内容”，国家党的投票总数从1930年的246张选票降到了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期的105张。到1932年秋天，只有34人投票给国家党；它只是使选票结果混乱了。

    诺特海姆还有影响的最后一个分裂党派很特别，它位于原属于汉诺威王国的区域，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仇外心理。这就是德国汉诺威党或者圭尔夫派，它创立于俾斯麦时代，反对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汉诺威的目标是“纠正1866年的罪过”，也就是将前汉诺威王国的领土从普鲁士分离出去（1866年普奥战争后合并的）。19世纪党派意识的残余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管怎样，德国汉诺威党确实对其他主题有看法，而且确实有一群追随者。其立场是民族主义、保守派、极权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其追随者是粗野、暴躁和守旧的。令人惊异的是德国汉诺威党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1928年，德国汉诺威党拥有455张选票——超过总数的8%以上。随着大萧条的现状影响到诺特海姆人，这些都迅速消失了。到1932年4月为止，德国汉诺威党在诺特海姆的城镇登记在册的选票只有62张，这代表着“汉诺威先行者”的中坚力量。在周围的乡村，德国汉诺威党给纳粹主义的甚至更多：其在诺特海姆县的投票数从1928年的5 900张下降到了1932年7月的200张，到那时为止，这些选票占据了纳粹所获得选票的1/4以上。 [39]

    德国汉诺威党对诺特海姆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与社会民主党相反，德国汉诺威党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支持纳粹分子，不过他们在1932年投票给兴登堡了。总体上而言，德国汉诺威党公开反对独裁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即便是在1932年这样重要的一年，德国汉诺威党也按照其核心政纲，提议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去。 [40]

    因此，由于德国汉诺威党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计划背书，它有400张选票流到了纳粹分子那里——这些追随者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理解纳粹主义有什么错误。像其他的分裂党派一样，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分裂党派的主要贡献在1932年4月完全清楚了。这些是潜在的纳粹支持者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党派抵抗纳粹选举攻势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一些已经提到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理解）不足。德国中产阶级几乎不想要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继承的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纳粹主义意味着什么，或是开发出一套可替代的方案。在大萧条的可怕氛围中，由于意识形态贫乏，他们响应了构成纳粹宣传的标志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主义的发展既是两代人的民主价值观被侵蚀的产物，也是希特勒掌权那些年一系列情况的结果。

    从1932年3月和4月举行的三场选举的投票总数可以发现决定性的事项。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时有115张选票，然后升到了182张，在普鲁士议会选举中又降到了117张。从这一点来看，清楚的是，至少有65名诺特海姆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向了纳粹。接下来的选举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两个党派之间来回转变立场。 [41]

    很明显的是，到1932年为止，至少有些诺特海姆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独裁统治了，只要独裁统治能保证进行革命。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分崩离析，中心失控；
    世间一片混乱，
    模糊的血色潮流横行于世
    纯真的礼仪被淹没了；
    好人们缺乏信念，
    而坏人们充满了激情。
    ——W. B.叶芝：《基督再临》

    3月和4月的选举之后，诺特海姆相对平静下来，普通人（很可能投票给纳粹了）有时间思考自1930年以来大萧条对其城镇所造成的影响。从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事实是人们的消费变少了。在城镇的两所中学中，学生数量从1930年的472人下降到了1932年的387人。这显然是父母要省钱的问题，而同时小学人数却有所增加。 [37] 职业学校的学费只有一年16马克，自1930年以来入学人数下降了1/4。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父母以牺牲孩子们未来的做法来省钱。 [1]

    诺特海姆人大幅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博物馆协会的秘书报告说其成员数量在1932年下降了12%，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每年2马克的费用。 [2] 诺特海姆人拥有的轿车数量在1932年下降到了143辆，这一总数又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 [3] 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养犬许可证的收入下降了1/3，娱乐税收也是一样的，甚至在公共浴室售卖的澡票数量也减少了。城镇中人甚至节省了城镇公墓中的墓碑和墓地费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其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 [4]

    经济萎缩更为严重的表现是住房建设。1930年，新建了68所住房；而1932年，只有16所，其中12所是公共资助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早在1930年就有136个家庭需要新公寓，或者是因为他们和亲戚住在一起并住在危楼里，或者是登记为“流离失所者”并住在当局提供的住所里。后者中有些人住在旧军营营房里，每月要支付5马克。另一些人住在备用房子里，完全不用支付费用。1930年，每月平均有51个人是这样住的；1932年，平均人数上升到114人。将这些穷困的人压缩在一片小区域内不仅产生了极易引起争论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合理的。诺特海姆有很多大公寓因为太大了而难以租赁，如果把这些公寓再分割一下，“流离失所者”本来可以负担。 [5]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诺特海姆有很多可用的资本可以援助分割公寓或者建设新公寓。光是在城市储蓄银行就有至少1 500个账户超过100马克，还有800个超过500马克的账户。 [6]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人的储蓄都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城镇中的其他银行了。诺特海姆人越是关注大萧条，他们越是为了存钱而减少消费。因此，大萧条影响了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钱包，如果说诺特海姆的消费水平下降了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而是因为他们藏起了自己的钱。 [7]

    有两群人受到了大萧条的伤害——与建筑相关的小工匠，还有工人们。建筑业的工匠们在1932年特别拮据，不过他们还能在缩减的基础上继续运营。到1932年夏天时，诺特海姆的工艺大师大会要求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并且严厉谴责非法竞争和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没有工匠被赶出这个行业，除了本来就效率低下的人。 [8]

    城镇中工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已经失业的工人。通常情况下，失业者会在冬天达到顶峰，在夏天减少。1932年夏天却没有迅速地减少；高失业率持续存在。统计数据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失业者数量和领取常规或“紧急”补助金者的数量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了。而且，1932年6月，新规定生效了，即限制那些之前有固定薪资的人领取福利金。因此，许多年轻人被排除在了所有资助之外，这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9] 到7月为止，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公室中只有1/3登记在册的人实际上收到了救济金。剩下的大多数人长期没有工作，以至于他们一直受到官方慈善机构的保护——这些人已经忘记如何去工作了，这些人是没有未来的。

    对于这些人而言，1932年的夏天是干燥且贫瘠的，而非多产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如此，7月，100年以来的高温纪录被打破了。那年夏天，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 [10]

    绝望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注意，甚至是在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1932年春天的选举显示出社会民主党在大萧条时代的第一次失利。虽然只失去了222名选民（是之前总数的1/11，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明显投票给共产主义者了，不过还是有些人去了纳粹阵营），但是对一个稳定发展了几十年的党派而言是影响重大的。

    对于迟钝的社会党人领袖而言，解决方法必须直击问题的根源，因此只能采取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但是诺特海姆没钱。在大萧条的前两年，城镇预算是平衡的，但这只是因为城镇在持续地削减。到1932年为止，预算只有100万马克了，而1929年还有150万马克的。即便这样，1932年也有5万马克的赤字，啤酒税和人头税都增加了。不仅福利开销在持续增长，而且税收来源也威胁着他们的收益。1931年和1932年，营业税的百分比是一样的，但是1932年利润税的收益只有前一年的一半。德国的税收体系允许税务员在利润税不足的情况下按照资本控股来收税，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利润税的下降影响到总的商业税收益，可以免除大约5%。但很明显的是，税收收入不能增加到满足日益高涨的福利成本，持续的资本税而非利润税是危险的。 [11] 城镇也无法为了公共事业项目借钱，因为到1932年，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紧急指令都禁止这么做。 [12]

    不过，社会党人一直坚称启动公共工程远远超越前几年已经做的事情。1932年4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提出了一项新的详细的工程项目，主要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只需要最少的材料支出并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的项目。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成员对有关城镇金融局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5月，《人民报》刊登讽刺性的社论，要求实行社会党人的计划，并且质问之前为这种项目储存的资金都是怎么使用的。1932年6月，议会最终极为勉强地批准了涉及三项社会民主党计划的有限项目。 [13]

    同一年夏天，中央政府计划的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志愿劳动服务”在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个单位。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型体育场，工期是5 500天。这会减少该镇的失业人数，但是1932年时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资助大型项目的可能性阻碍了地方上的行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持续讨论推迟了所有的工程项目，直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为止。他们在1933年1月获得了资助——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周前。 [14]

    最有希望的公共工程计划来自失业者自己。这是“移居俱乐部”开发的，该组织于1932年春天在诺特海姆成立。该计划是要在归属于地方修道院办公室的荒置土地上建造廉价的独栋房子，雇用失业工人做这项工作。建造房子的工人们之后可以住在这些房子里。一个失业建筑师画了很容易建造的房子蓝图，只需要使用很少的材料。如果城市可以为每栋房子提供材料和500马克，那么中央政府将会借给每位移居者2 500马克。唯一的问题就是修道院管理层只有拿到钱才会放弃土地，而国家只有拥有自由土地才会借出钱。 [15]

    8月，僵局被打破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为第一批30栋房子投入了资金，不过，必须要保证的是每栋房子的花费必须控制在政府借款的范围内。城市也同意提供免费的沙子、碎石和森林木材。议会中的右翼成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其他的材料必须从诺特海姆商人那里购买。下一步就是从城市议会那里获得批准，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联盟都支持这项计划。但是纳粹却非常反对。

    城市议会中的纳粹领袖指责全部移居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提出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该计划。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整个社会民主党派一度因抗议纳粹分子所使用的语言而离开房间。当时，纳粹分子要求迅速进行投票，否决该计划。

    这些策略后来受到了中间党派的挑战，在第二轮投票中，该计划被批准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提议为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做担保，由于纳粹党人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这项提议需要2/3的大多数人同意。在这一点上，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爆发了，他反对纳粹的演讲非常激烈，以至于县长不得不召集警察来阻止武力威胁。 [16]

    纳粹分子后来声称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这项移居计划的，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就县里为移居提供担保而言，是对的，因为当时该县有超过20万马克的难以抵消的赤字，而且鉴于县财政即将崩溃，只能向普鲁士政府求助。赤字主要是由于高涨的福利成本。 [17]

    由于诺特海姆县已经拒绝了，现在就轮到城镇来担保这些贷款了。社会党人再次积极地支持这项计划，而右翼则反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号召大家注意迫切的住房短缺问题，指出即便是一笔小支出，也会对城镇的经济有所帮助。右翼反对移居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们需要走过1英里才能到学校。在公务员党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打败了城市议会中的右翼，城镇变成了移居的赞助人。 [18]

    但这时已经是1932年秋天了；时间越来越短，工程却还没有开始。失业者不得不靠着希望而活着，直到第二年春天。那时，纳粹分子已经掌权了，它推动了移居项目，并声称该项目的成功都是纳粹的功劳。

    如果说城镇的工人们对他们的经济困境感到绝望，那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一半是纳粹分子因在春天的选举中获胜而激动不已，而他们在诺特海姆拥有绝对多数的武装，于是，他们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施加无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是社会党人无力抵挡的。

    这一过程是更加折磨人的，因为1932年春天开始，反纳粹分子的希望被德意志政府的行动瞬间点燃了。4月，布吕宁内阁发布解散冲锋队的命令。前一天，《人民报》刚刚就冲锋队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听！听！》上，我们读到了一个便签，是希特勒让诺特海姆冲锋队承袭旧汉诺威皇家普鲁士军重骑兵军团的传统。应该笑还是哭？冲锋队的队伍中满是盗贼、骗子和更坏的人。旧卫兵们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 [19]

    第二天，冲锋队正式被禁止。在诺特海姆，得到国家部队支持的警察突袭了纳粹总部，搜查了冲锋队和党卫军领袖的家。他们并没有发现武器，不过要不是一个警察在突袭之前几个小时向诺特海姆党卫军的首领告密的话，警方本会有所发现的。 [20] 社会党人满意地看到纳粹的赈济处即冲锋队营房关闭了，自前年秋天一直飘荡在诺特海姆上空的纳粹旗帜被警方拉下来了。 [21]

    高兴还太早了。只过了几天，警方就向纳粹分子承诺重开他们的赈济处，纳粹旗帜又一次马上就升起了。而且，冲锋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解散命令发布还不到一周，《人民报》就发现：“之前的紧急命令看起来对诺特海姆没有任何影响，当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依旧穿着制服在城镇中闲逛。普鲁士内政部长的长臂何时才能伸到诺特海姆？” [22]

    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觉得有理由进行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国旗队的军乐队一大早就沿着全城镇游行，以此提醒人们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上演奏了更多的音乐，下午，庄严的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城镇，有很多旗帜和横幅，一直走到啤酒花园。在那里，工人们听着人民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看着社会党人青年团体表演的杂技，喝着很多的啤酒。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讲给德国人和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响亮的欢呼声。《人民报》将整个事件解释为“工人们对抗纳粹主义斗争的转折点” [23] 。

    5月的第一个星期，国社党的活动很克制，但并不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的交战。其中一个原因是春天时一系列繁忙的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疲惫感和混乱感。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贫穷：4月和5月，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既没有向纳粹党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支付要求的费用——诺特海姆县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小组都有这种玩忽职守的现象。 [24] 过度依赖未来增长的消费行为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尝到了恶果。由此，他们一直负担着债务，直到希特勒建立起独裁统治时，才解决了他们的财政问题。

    但即便是纳粹减少努力了，也并不是完全不活跃了。5月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一场相对没那么政治化的“5月步行”活动，有25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去诺特海姆的森林远足旅行，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城市公园，喝咖啡，吃蛋糕。虽然一周后举行的纳粹第二场集会被大胆地宣传为“战斗仍在继续”，但是会上只讨论了纳粹分子会如何通过轻度通货膨胀信贷项目来解决失业问题。 [25] 诺特海姆的暴力行为也减少了，但是5月中旬还是发生了一场八人打斗，其中一人受伤严重，6月，一个纳粹把一个年轻人打到失去意识了。 [26] 然而，5月末，希望的序曲终结了，纳粹的主宰力量再次向前推动。

    在整个国家层面，容克 [38] 和军事领袖的阴谋导致布吕宁辞职。冯·施莱歇尔将军 [39] 保证了右翼政权的任命，冯·帕彭 [40] 成了没有国会支持的内阁总理。冯·帕彭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另外他还撕毁了禁止纳粹分子穿制服的命令。

    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选择在1932年春末将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其权力附属职位，尤其是学校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有效的攻击，因为社会民主党一直担心诺特海姆的学校成分。早在1930年12月，《人民报》就指出高中的学生们经常以“希特勒万岁！”来问候彼此。10个月后，《人民报》报道了两个纳粹化的高中学生将一颗臭气弹扔进了开着窗户的房子里。该报评论道：“校方将如何处理孩子们头脑里的所有纳粹思想？” [27] 尽管高中校长禁止学生们行纳粹礼，地方政府禁止学生们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但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松其担忧之情。1931年年末，《人民报》指控第一市立中学为“纳粹大本营”。它暗示有几个教师是纳粹分子，并指出学校周围的建筑和路灯柱“装饰着纳粹标志”。 [28] 因此，正是在社会党人非常担心纳粹教师影响的时候，纳粹决定将社会党人从学校咨询委员会驱逐出去。

    193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项清除学校里纳粹教师的运动。《人民报》指责第一市立中学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是激进的纳粹分子，他读《听！听！》，在课上教政治，在黑板上写纳粹口号——这些都是事实。 [29] 因为普鲁士的教师加入国社党是违法的，所以这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几天后，《人民报》又抨击了另外两名教师，指控其中一人在凌晨3点喝醉了，踉跄着穿越诺特海姆的街道时，大喊着：“希特勒万岁！”还指控另一名教师在上课时行纳粹礼并且允许学生们在学校远足时携带纳粹三角旗。后一项指控是有目击证人的。 [30] 4月末，城市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正式要求将沃格和第一市立中学的另一名纳粹教师作为危险分子开除。然而，市长认为这一行为超越了议会的权限。 [31]

    如果社会党人认为这些曝光将会为他们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他们就错了。社会民主党试图为新的学校咨询委员会选举列出一个普通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被拒绝了。正如《人民报》所说的：

    中产阶级已经选定了一份“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几乎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其中也有些是转投纳粹的前共产主义者。这自然引起了工人们的反对。 [32]

    社会民主党质疑第一和第二市立中学的选举，他们两所学校的候选人名单被称为“社会的—共和政体的进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向社会党人施加压力。两者都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向城市议会提议削减该镇对路德派教会的补贴；两者还都报道了（在当地新闻版块）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中投票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建议，即向所有收入12 000马克以上的人收税。 [33]

    纳粹分子发起了攻击。5月末，一个路德派牧师，同时也是纳粹党的国会成员，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严厉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德国境内将其定为非法者。除了宣称宗教支持纳粹主义，他还坚称德国军队是希特勒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一周后，在“1910年代圆顶”有一场“娱乐晚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这场晚会是“真正德国化的”。投票前的一周，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了对年轻人的关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希特勒青年团会议，还有游行、乐队演奏和体育比赛。之后，在选举前夜，另一个路德派牧师在群众集会上就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发表讲话。演讲者宣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毒害着青年人，“福音派（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密不可分”，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将会庆祝它的重生”。集会以演唱《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并重复高呼“万岁”[41] 而结束。参加投票的人很多。 [34]

    两所学校的投票竞争很激烈。在位于山坡处住宅区的第一市立中学，纳粹分子赢得了14个代表中的10个席位。在位于铁轨北边的第二市立中学，投票结果是分裂的，社会党人和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分别赢得了五个代表席位。 [35]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内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为了庆祝旧日耳曼部落的夏至节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县举行了群众游行。来自三个县的三个乐队和1 200名冲锋队队员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36] 不到一个星期，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就急忙写信给省党部领袖，想要更多的申请表格以分发给急着加入纳粹党的诺特海姆人。 [37]

    纳粹在学校选举中的胜利令人沮丧，但对社会党人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严重的问题是纳粹的经济压力。诺特海姆社会党人的核心力量是铁路工人们。1930年，在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工会以10：1的绝对大多数获胜。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开始削弱工会，强迫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接受纳粹主义。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5月中旬《人民报》的报道中。诺特海姆铁路办公室开除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工作了长达20年。终身制领薪水的工人们被迫签署同意书，变为领小时工资的工人，并且不再是终身制。九人拒绝签署，马上就被开除了。同时，薪水降到了每小时50芬尼。 [38] 前铁路工人赫尔曼·舒尔策描述了这个过程：

    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第一次试图把铁路工人们组织起来。纳粹主义已经在管理层、控制室、办事处工人们等那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了。纳粹主义从高层职员开始，向下层做工作。从1931年开始，职员们发现那些属于褐衫队的工人们得到了特殊待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打斗。当我和工人们讨论反对纳粹分子的时候，主管要求我上班时间不要讲话……1932年春末，所有的社会党工人都被迫签署了放弃终身制的同意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可签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压力开始施加到其他工人身上，最后一步就是“要么加入（纳粹工会），要么被开除”。我是唯一一个坚持下来并且（公开）留在社会民主党的人。 [39]

    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夏天，9月开始了新一轮的解雇，包括舒尔策在内。由于舒尔策的顽固，没有任何文件说明，他就被解雇了，这就意味着他既不能找新工作，也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调车场主任曾亲自向舒尔策承诺，只要他加入纳粹阵营就可以保住工作，但是舒尔策认为自己处境安全，因为作为工人委员会成员，从法律上而言，他并不能被解雇。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工会的全国办事处无力改变整个进程，这让其他工人认为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 [40]

    这场斗争是无声的，因为社会党人明显不愿意暴露他们的弱势，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刊登了官方的解释，即“季节性裁员”。自由工会在7月安排了一场群众集会，会上的工人们期待着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某些抵抗。与此相反，演讲只是强调了保卫共和国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唯一与诺特海姆铁路工人们的迫切要求相关的是一个工会部长提出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号召。 [41]

    铁路调车场的第二次解雇浪潮之后，在工人委员会的终身雇员中举行了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地方铁路办公室宣布其会在诺特海姆地区雇用1 000名工人以替代85%的被解雇的人。在选举中，纳粹代表赢得了六个席位中的四个，社会党人一个都没获得。整个地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即将成为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阵线”地方领袖的人被提名为诺特海姆的地方代表。1932年11月，诺特海姆铁路车站雇用了30名新工人。 [42]

    总体的经济形势让社会党人很无助。成千上万名工人正在等着每一份工作，罢工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舒尔策那种情况明确的法律诉讼也会因缺乏证据而失败，工人们感到恐慌。结果，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号召抵制纳粹的商店。《人民报》公布了一系列由纳粹分子所开的商店名称，并且讽刺性地提议道：“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会确保这些商店幸存下来。” [43] 抵制运动并没能推行开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商人都是纳粹分子，工人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贫穷工人们根本没有以抵制措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力量，而最具政治意识的人早已通过他们的消费者合作社进行购物了。 [44]

    不管怎样，几乎没有人能抵制铁路，这里正是工人们受苦的地方。工人们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无助感在1932年夏天转变成了一种愤怒和失望的情绪，最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而这最终帮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在1933年后毫无阻力地就掌握了权力。

    那年夏天，社会党人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冯·帕彭对冲锋队的放任态度难以避免地导致在德国出现暴力行为的浪潮。冯·帕彭以这一点为借口，于7月20日在普鲁士发动政变。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权委员会。社会党人选择将这件事告上法庭，而不是与之战斗。德国民主堡垒就这样不费一枪就被攻破了。

    纳粹分子不仅在1932年夏天攻击了社会民主党的下属要塞，而且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绝对多数席位渗入了保守的公民协会。这是简单的：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只要求每个党派成员加入公民协会，这样瞬间就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 [45] 自从社会党人迫使议员马纳辞职之后，7月，他们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大部分的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将会发现这是正确的。九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六名是纳粹，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和会计。新主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公民协会的所有成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国社党。新的副主席就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补充说纳粹分子是中产阶级可靠的保护者，而民族主义党派是由“大资本”控制着的。他的这一声明赢得了很多喝彩，但是其中很可能没有民族主义者的参与，而他们是当时这一组织的支柱。 [46]

    纳粹进攻的最后一个层面在1932年7月到来了，就是国会选举。投票定在7月31日，但是纳粹为他们所设计好的最协调的努力所做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了。6月20日，省党部领袖将来自慕尼黑国家总部的要求传达给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告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存在不当行为，自此，“腐败”成了这场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只能汇报说他们城镇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实际上是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其腐败在于雇用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他之前被另一项公务员工作解雇了。 [47] ）此后不久，出现了如何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明确指示：组织、金融援助、口号和需要强调的中心议题——腐败。

    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大区中的600名主要纳粹分子，包括15名县领袖、430名地方小组领袖和120名大区演讲者。其中包含了利用新技巧的明确指令：根据成员的特定领域向选中的投票者寄送手写信，针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文本。为战争孀妇、领抚恤金者、战争伤员、乡村工人、共产主义者、女性、年轻工人、工会成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妻子和“才智过人的女性”提供了示范文本。每一份文本都手抄在很好的信纸上——让其看起来像是原始文本而非复本，这样一来，接收者会确信这是私人信件——并由同一领域的某些人签名。因此，一个纳粹工会成员会写信给另一个工会成员，附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这次我想投票给希特勒，因为我厌倦了所有腐败……” [4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命令其各种各样的组织成员都努力做这项工作，在选举运动结束时，合适的信件已经送到了城镇中的每一个选民手中。 [49]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还有平时的群众集会和冲锋队队员游行，这些在过去两年经检验表现良好。即便是这样，随着投票日迫近，大区的演讲者组织还是紧张起来了。7月中旬，瓦尔特·施泰内克惊慌地写信给省党部领袖，因为他没有“大牌”演讲者了，他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的竞选活动会比纳粹分子的更加活跃。 [50]

    选举运动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影响：暴力行为。

    1932年持续的政治活动已经将城镇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分裂波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也因此陷入了混乱。家庭因为纳粹主义问题而分裂。夏天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子们在集会后不敢独自回家，只有带着反纳粹的标志（比如“钢铁阵线”的三个箭头）才能避免被攻击。政治暴力变得司空见惯。 [51]

    1932年7月，不仅选举运动到来了，潮湿闷热的天气也来了。冲锋队最近被允许穿他们的制服了，因而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挨饿受冻地度过了”冬天的社会主义工人发现连短期工作都找不到。整个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7月1日至7月20日，普鲁士爆发了461场政治骚乱，其中有82个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严重。 [52]

    在诺特海姆，傲慢自大的情绪环绕着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冲锋队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装起义。《人民报》在6月的时候报道称，80名穿着制服的纳粹分子正在诺特海姆的森林里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殴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当时他“碰巧晚上出来散步”。诺特海姆的警察局长要求采取行动。 [53] 第一次的纳粹竞选集会强调了制服的妙处：

    1932年7月2日，星期六，在“1910年代圆顶”。晚上军队的游行和冲锋队征召新成员。军队游行的音乐将由44名接受了优秀的冲锋队82分队的音乐训练的人演奏。***所有的（娱乐活动）表演都由冲锋队负责。***冲锋队分队的某位领袖将就“防卫的意愿——通向自由之路”发表演讲。

    冲锋队是1914年精神的传承者。

    冲锋队拥有英勇的心。

    晚会将以穿越城市的宣传游行作为开端。

    第一党卫军82分队

    冲锋队82分队

    在斯潘瑙斯的店里和国社党的商业办公室有预售票。 [54]

    这一事件实现了纳粹希望500多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举行游行的期望。“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热情的观众，他们为冲锋队的表演（体操表演）喝彩，尤其是音乐表演，按照《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拥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光环和崇高的精神”。

    四天后，纳粹分子召开了另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群众集会。演讲者是一个国会议员，主题是“布吕宁——从此不再！冯·帕彭——过渡时期！给希特勒权力！”。演讲者明确地将纳粹分子从冯·帕彭的政府中分离出来，坚称“没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也发誓希特勒会合法掌权，而“11月罪人 [42] 和社会民主党杀人犯”将“为他们的罪行负责”。“1910年代圆顶”响起了喝彩声，结束时回荡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 [55]

    社会党人努力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阻挡纳粹浪潮，以极端的战斗状态回应一切。冲锋队的“军事游行之夜”之后的那天，诺特海姆“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对抗游行，以城镇乐队、两个军乐队和许多装饰着三个箭头的旗帜为首。在市集广场上的演讲又是关于捍卫共和国的。五天后，共产主义者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有50人和一些红旗。第二天，社会党人又举行了游行，是由“钢铁阵线”发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战斗情绪也反映在这次事件的宣传广告中：

    致诺特海姆县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7月9日星期六晚上7点，在诺特海姆：诺特海姆县拥护共和政体的工人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的街道都属于拥护共和政体者！因此，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必须参加游行！ [56]

    游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由30个举着旗帜的人和两个军乐队带领。在市集广场上，一个演讲者严厉谴责冯·帕彭政府，在结束的时候吼道：“在国会选举中，我们不能被纳粹打败！” [57] 第二天，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这一次是由失业者和社会党人所控制的专设的失业者委员会发起的。接下来的一周，表达了为失业者增加工资的要求，制订了在诺特海姆进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的计划。 [58]

    7月10日是有纪念意义的，不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因为这一天在诺特海姆，被压抑很久的暴力行为终于爆发了。一大清早，六个纳粹分子殴打了一个佩戴“三支箭”别针的“钢铁阵线”成员。这为真正的战斗做好了准备，战斗在当晚7点爆发。大约25名国旗队队员从就业办事处出发朝诺特海姆行进，就在跨过“长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从对面方向过河的60名冲锋队队员。两支队伍的首领平安无事地擦身而过，其身后的队伍却互相咒骂起来。“长桥”上的通道很窄，辱骂迅速地变成了全面战斗。双方使用了棍棒、手杖、自行车打气筒和其他的简易武器。在桥北面旧军营居住的“流离失所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冲过来帮助国旗队队员。在警方赶到并终止打斗之前，有大约80人正在用石头殴打纳粹分子。即便是警方努力让对立的双方分开，依旧发生了个人打斗，人们开始越过警方的头顶将石头扔向冲锋队的队伍。这一直持续到一个警察朝人群开枪才结束。双方终于被分开了，两名党卫军成员破坏了就业办事处那边的桥，人群将他们手中最后的石头扔了出去。党卫军急忙撤退了。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有三人住院，多人受轻伤。在受伤的国旗队队员穿过诺特海姆之前，战斗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群人的敌意，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一直被嘲笑。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也就是一个月后在诺特海姆举行的，九个国旗队队员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其中四人无罪释放，其他人被判处二到六个月的刑期。在传达判决的时候，法官宣布双方都有错，遗憾的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起诉冲锋队中的一些人。 [59]

    “长桥”战斗的四天后，也就是7月14日的“巴士底日”[43] ，失业者进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尽管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但是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渗入了队伍中。前一天，共产主义者举行了一场100人参加的游行，发表了演讲，呼吁与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那天晚上，警方在诺特海姆森林里逮捕了两名共产主义者，两人都携带着左轮手枪和子弹。 [60]

    7月14日，有500名男性和女性参加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这立即就被报纸称为“饥饿游行”。游行事先制订的目标是抗议过低的失业救济金并向城市议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免费洗浴和终止义务劳动。

    在穿过诺特海姆的游行之后，队伍在市政厅聚集，他们举着标牌、海报和一面黑色旗帜（象征着普遍存在的悲伤和极其痛苦的情绪，至今仍旧在整个欧洲使用）。在游行期间，失业者越来越焦躁不安，开始大喊“饥饿！”和“给我们面包和工作！”。在市政厅，呼喊声传到市长那里，要求他出来和他们谈话。他拒绝了队伍的请求之后，怨愤声四起，一个人大喊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市长？”人群大喊着回应：“绞死他！”之后，最前面的人走上台阶，进入市政厅。

    警察立即抽出他们的警棍，有些人被抓住和控制住了，还有些人被殴打了，人群向前涌去，有一个人大喊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进去！”一个警察掏出了枪，一个示威者对他说：“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进入市政厅后，失业者不知道接下来能做些什么事情。人群发生了混乱，警方阻止他们向一楼以上的地方前进。示威游行最初的领导者之一，也就是工会秘书和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劝说人们离开大楼。人们出去之后再次聚集起来，有序地朝着县辖区行进，县长现身并且告诉他们，他本想提高失业救济金，但是县现在几乎要破产了。于是，游行队伍解散了。

    第二天，失业者仍旧心情不好。《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讽刺性文章，生气的人们聚集到该报的编辑部，开始敲窗。警方及时到达，从而阻止了暴力的发生。这天稍晚的时候，参与“长桥”战斗的一个国旗队队员出院了，立刻被一个纳粹分子袭击，惨遭殴打。同一天，两名女性之间还爆发了政治争吵。

    八名“饥饿游行者”后来在诺特海姆的巡回法院接受审判。审判拖到了11月，越来越超过限度了。法庭不得不反复地清场，法官一度威胁说要逮捕所有的观众。后来，他以蔑视法庭罪审判了其中一个被告。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辩护律师。有七名被告被认定为有罪，被判处6到9个月的刑期。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一个共产主义被告在被告席上大声呼喊着：“德国的‘下层人民’很快就会进行另一场审判。你们可以锁住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这时，法庭的观众席上唱响了《国际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警方会清场并且把人群驱散到外面去。 [61]

    “长桥”骚乱和“饥饿游行”之后，纳粹分子变得相当沉寂。他们唯一的活动发生在7月18日，冲锋队的合唱团在为一名冲锋队队员及其新娘演唱完《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后，举行了穿越诺特海姆县的宣传游行。 [62] 减少活动是因为他们在准备纳粹项目中的一场最大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

    1932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主流媒体的明星，希特勒的演讲就像组合狂欢节、摇滚音乐会和大联盟冠军赛一样。演讲吸引了寻求神秘交流的信仰者、刚刚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的有求知欲的人以及想要分享其他人都做了些什么的好奇者。一宣布举行演讲，票立刻就被卖光了；通常情况下，票只在当地纳粹重要人物中谨慎分配，由他们加价出售。早些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请求省党部领袖将一部分票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士，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11张2马克一张的票。 [63] 施泰内克还在6月中旬写信给大区，当时希特勒的行程已经定好了，哥廷根附近的城镇被挑选为希特勒的演讲地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本应选择诺特海姆的原因。 [64]

    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地点不能轻易地选取；1932年，地方上的纳粹官员经常事先收到一套完整的印刷的指示说明，是关于如何举行希特勒的集会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希特勒要求的矿泉水牌子，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讲台上必须放一碗冰，这样他可以凉手。 [65] 希特勒的演讲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事业和主要的创收事业。1932年7月21日，在哥廷根举行的演讲花费了11 470帝国马克，但是卖出了15 545张票（每张票高达3马克），总收入达19 222帝国马克，净收益7 751帝国马克。即便是元首抽取一半的收益，仍旧能挣很多钱。 [66] 而重点是无论希特勒出现在哪里，他的演讲都极大地推动了纳粹的竞选运动。

    希特勒将要发表演讲的哥廷根城镇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为了将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带到这里，铁路安排了几辆专列。集会将在露天举行，整个空间可以容纳15 000名观众。希特勒之前是威廉·弗里克教授，教授在晚上8点开始演讲，场地3点就开放。希特勒会坐飞机来。

    下午很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演讲者的讲台上布置了很多纳粹标志和旗帜，讲台后面就能看到旗帜。当地冲锋队队员作为引座员，而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成群地站着。作为一种荣耀，在战争中受伤的人被带到了前排的特殊席位；之后，病人被抬了进来，包括（据称）一个声称最后心愿就是见到希特勒的濒死的人。等待期间，气氛越来越紧张。突然，8点的时候，人们呼喊起来，因为希特勒的飞机越过了布伦瑞克，他早些时候在这里发表过演讲。人们高喊着：“万岁！”当飞机飞向机场时，他们挥舞着手帕。

    之后，弗里克教授开始演讲。“如果警方说他们不能保护冲锋队，我们将会自我保护。只要给我们多年来我们的敌人对付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器就行了。”9点45分，他结束了演讲，人们一边等待着，一边不停地低声抱怨着。开始下起了细雨。突然，希特勒出现在了讲台上，迎接他的是欢呼声和自发的“万岁”。说了几句粗话后，他命令把讲台上的雨伞拿走，这样一来，他就像观众们一样没有任何庇护地站在细雨中了。他大概说了如下的话：

    各国历史上都会迎来各种各样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的投票并不只是一场选举，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抉择——国际主义的世界和真正德国精神的世界。人们必须在被阶级、党派、宗教分裂的德国和拥有一种意志、一个目标的德国之间做出抉择。过去的13年带来了痛苦、毁灭。本没有人能摧毁国家财富，创造数百万的失业者。所有的成分都有他们的党派，只有德国人民没有。但是国社党永远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只有国社党拥有勇气，并且愿意采取行动。

    他离开讲台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又被高呼“万岁”的声音打断了，最后，人们自发地唱起《霍斯特·威赛尔之歌》。“每个人都浑身湿透地回了家，但心中充满了希望，”《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铁路车站附近的路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马克思主义者也‘断电了’。” [67]

    尽管在希特勒的演讲之后，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会变得扫兴，但是纳粹分子仍旧不得不以选举集会来填充7月剩下的10天。他们举行了两场集会，每一场都不出彩。7月25日，一个维也纳的纳粹被邀请到诺特海姆，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讲话，选举前夜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娱乐晚会”，播放了希特勒、戈林 [44] 和施特拉塞的“有声”影片。 [68] 为了填补空白，纳粹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听！听！》上发表了诽谤性的指控。

    媒体的谩骂很可能已经到了收效递减的阶段。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一年前，一群在诺特海姆邮政局工作的办事员被《人民报》贴上了纳粹分子的标签，但是随后该报就撤销了指控。而现在，1932年7月，纳粹分子抨击同样一群人为社会党人。这群办事员最终对纳粹分子提起了法律诉讼，经公证人证实，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因而恢复了平静。 [69]

    但是纳粹的诽谤在诺特海姆健康保险办事处起效了。这一机构由社会党人管理，自1931年8月《听！听！》第一期发行以来，办事处就一直承受着纳粹分子的抨击。在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前的一周，健康保险办事处的董事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其对《听！听！》发起的诉讼已经失败了，因为法庭裁定读者们不可能从纳粹文章的扭曲语言中发现任何意义，但是《听！听！》开始了新一轮攻击，因此，董事会发起了新的诉讼。《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广泛报道了新的指控，即健康保险办事处向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承诺可以使用它的油印机。《听！听！》从一个该办事处的雇员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该雇员后来被解雇了。社会党人坚称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市政厅和县辖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每一次使用这个机器都付钱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县长和审查委员会调查了这一事件，宣布纳粹的指控是诽谤。委员会免除了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所有责任，并且支持办事处开除一开始将此事出卖给《听！听！》的雇员。但是，这一消息只在《人民报》上发表了，而且是在选举后。去投票的诺特海姆人对纳粹的指控记忆犹新，很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声音，健康保险办事处及其社会党人董事会一定有问题。 [70]

    选举前夜，社会党人执迷于疯狂的指控，包括声称纳粹分子会给穿着冲锋队制服在城镇中行走的工人3马克，还会给成为冲锋队队员的人50马克。除此以外，社会民主党最后举行了两场集会。其中一场是由工会发起的，于冯·帕彭在普鲁士的政变之后六天举行，他们向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议。另一场是选举之前两天举行的。集会上的演讲者之一是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客观分析了纳粹分子的承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第二位演讲者是一个地方工会的秘书，他详细地反驳了纳粹对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指控。集会的内容相当不同于最初的广告宣传：“我们正在进击！奋起！攻击敌人！”不过，出席率很高。 [71]

    其他政党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并没有发起竞选运动，只有民族主义者除外。虽然冯·帕彭并不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但是他代表了该党的一些观点，因此该党是国会中唯一支持帕彭的党派，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这给了它新的政治可能性。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投票的两天前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会上，该党成员谨慎地将其从国社党中分离出来。民族主义演讲者说他们钦佩纳粹分子的爱国主义，但是反对他们的计划，尤其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计划。他也指责希特勒想要摧毁其他党派的愿望，因为“德国文化就是通过多样性发展起来的”。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72]

    7月31日星期天，6 730名诺特海姆人去投票，其中有96%的人符合条件。纳粹获得了4 195张选票，比前一年增加了500多张。他们现在代表了诺特海姆62%的选民。他们获得了所有“新”选民的支持，也吸引了其他党派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385张选票，现在只代表城镇中1/4的选民。除了纳粹之外唯一选票增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选票翻了一番，但只有285张，即所有选民的4%，这让他们成了诺特海姆的第三大政党。就算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转给共产主义者，也至少有200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分子。痛苦和无助感开始侵袭社会民主党曾经的追随者们。

    民族主义者在诺特海姆站稳了脚跟。获得了200多张选票之后，他们从普鲁士议会选举时的最底端攀升上来。而这并不是让他们狂喜的原因，还发生了很多鼓舞极权保守主义追随者们的事情。冯·帕彭的政变让他控制了普鲁士邦，他现在可以清理普鲁士的社会党人政府，并且以保守主义者取代他们了。城市议会试图就谴责《人民报》一事进行投票，不过没有成功，因为中间派不同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县长被免职了，他被一个民族主义者取代了，而且县议会被解散了。 [73]

    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虽然是一个社会党人，但却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也很客观，以至于纳粹分子对其在1932年离任也表示遗憾。即便是身处口水战中心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忘记了他们都是社会党人，并且称他为独裁者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镇定。新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是一个反纳粹的保守派，他质疑民主，厌恶社会党人。他的上任也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在县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形势结束了，因为冯·帕彭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并入临近的乌斯拉尔，保留诺特海姆的县地位，但是解散其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两名纳粹党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一名温和的右派组成。 [74] 社会党人又从另一个权力位置上被驱逐了。

    所有改变的标志是1932年8月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并没有举行游行。只在第一市立中学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集会，所有的学校这天甚至都没有放假。下午晚些时候举行了游泳比赛，但这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为其主要年度节假日做的所有事情了。 [75]

    考虑到整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 ——一个失业工人大喊道，他因扰乱治安而被捕，据1932年12月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

    尽管社会民主党遭遇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纳粹分子在7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绝大多数，但夏季选举后，诺特海姆的政治形势陷入停滞不前。纳粹分子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但他们仍旧没有权力。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经过密切观察，纳粹在7月国会选举中赢得的230个席位的“胜利”是空洞的。国社党只获得了37%的投票——自第二次总统选举之后，这一比例就没有增加过。8月13日，希特勒向冯·兴登堡举荐自己，希望能被允许组建内阁，这位老人家不仅拒绝了，还暗示他永远都不会允许希特勒成为总理。如果不可能“合法取得权力”，毫无疑问会使用武力。冲锋队于1932年8月发动了一波恐怖袭击，冯·帕彭政府以紧急法令作为回应，按照这一法令，五名冲锋队队员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军队告诉戈林一旦纳粹试图发动政变，他们就会开枪。

    在这种僵持局面中，军队似乎占据着优势。在诺特海姆，1932年秋初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这一点，因为来自第17步兵团的军队访问诺特海姆，进行了秋季军事演习。城镇热情地接待了400名士兵和6名军官。各种报纸满是关于军事演习的叙述，军乐队举行了两场音乐会，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举行了多场“演习舞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城镇中的孩子们听到老兵的歌曲很高兴，因为他们骨子里都热爱军队。为了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学校给孩子们放假，让他们去看第二天的军事演习。简而言之，整个城镇都沉浸在纯粹的军事表演中。 [1]

    以前，在小范围内，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1930年11月，一个自行车团体访问诺特海姆并举行了“同道中人晚会”，和诺特海姆“以前的90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的成员一起喝啤酒。1931年5月，一个小型摩托车分队在城镇中因模拟演习待了两天。很明显的是，诺特海姆人非常渴望军事生活，以至于他们看到警察部队来城镇时都很高兴。1931年，为庆祝一支警察部队驻扎在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晚会，1932年6月，警察部队访问城镇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演习舞会”。人们还应该了解的是，有几个诺特海姆人是非法军队（黑色国防军 [45] ）的志愿者会员，这支军队驻扎在城镇东部15英里远的山丘上。 [2]

    投入军事主义并不只是观看士兵们的游行。1930年，陆军元帅冯·马肯森 [46] 访问诺特海姆所引发的精彩的庆祝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前陆军元帅再次穿过诺特海姆，路上，他去拜访家宅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老朋友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当地最重要的纳粹分子）。他要求不需要小题大做的，但是150名钢盔团成员在火车站迎接他，诺特海姆露易丝王后协会为他献花。他乘着伯爵的豪华轿车穿过城镇（许多房子上都挂着向他致敬的旗帜），“长桥”上一支钢盔团卫队列队欢迎他。在被检阅和解散之前，钢盔团一直跟在汽车后直到冯·施特拉伦海姆的家。之后，当地的“骑兵俱乐部”被邀请到伯爵的宅邸喝茶，与老战士会面。当《人民报》刊登了伯爵庄园的半版照片时，对马肯森的到来很高兴的诺特海姆人几乎笑不出来了，照片中包括仆人们的住房、马厩等，题述是：“这里住着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工人们的领袖——国社党的领袖——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了。” [3]

    在大萧条的年代，诺特海姆人持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几乎没人能像纳粹分子那样熟练地利用民族主义。甚至娱乐活动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演讲协会”经常有军队的演讲者。在1931—1932年的圣诞假期，有一部军事滑稽剧电影《舒适的后备队》打破了诺特海姆电影院的所有纪录，连续两周都满座。该电影比汤姆·米克斯和哈利·皮尔 [47] 那样的中坚分子更具吸引力。但该电影并不是宽容的民族主义。1931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城镇附近发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小气球，上面系着一张明信片，询问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无意义的玩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社论称，“但是，有很多人来询问关于风向、天气和发现地点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些寄送者正在调查战略信息。因此，不要把明信片寄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出，想要爬到树上拿气球的那个诺特海姆男孩的裤子被划破了；该报严肃地建议法国人给他买一条新裤子。《人民报》对这个故事没发表任何评论。 [4] 宗教也被利用来培养民族主义了；虽然教会并没有举行宪法日庆祝活动，但他们确实举行了纪念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庆祝活动，1932年10月，他们庆祝了冯·兴登堡总统的生日。 [5]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纳粹诉诸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虽然粗暴，但却有效。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指责纳粹分子崇尚军国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其中包括隐含的暴力威胁。1932年秋末，《人民报》被驱使着要求城镇政府采取行动，反对纳粹分子穿制服并高举旗帜在城镇游行。该报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在“挑起暴力”。 [6] 然而，城镇中的纳粹分子知道正是这样的姿态吸引了他们在诺特海姆的追随者。因此，纳粹分子并没有试图与民族主义的、以军事主义为基础的冯·帕彭政府战斗，而是将新的重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了。

    9月17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举行了他们在7月31日国会选举之后的第一场集会。这场集会被宣传为“盛大的军事游行晚会”，特色是“党卫军的体育表演”。有很大一群人到场观看党卫军的表演，不过他们的“体育表演”结果是一场被委婉地称为“国防体育”的展览，即军事演习。两天后，冲锋队在诺特海姆附近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公众演习，随之还举行了“演习舞会”。这类活动比一周后举行的另一场集会更加吸引人，在集会上，“所有阶层的工人！商人！工匠！农民”都被邀请“和我们一起带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愤怒和行动来发起猛攻”！根据《人民报》所说，这次集会只有通常出席率的1/10。 [7]

    虽然最近获得了很多成功，但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是陷入了麻烦，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都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财政。虽然有大量的资金转入，但是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反而增加了——按照预期，收益会增加。1931—1932年的“金字塔俱乐部”将群众集会的收益投入宣传，想要以此从群众集会中获得更高收益，到了1932年夏天，它已经到了极限并且开始崩溃了。再也没有大批新的希特勒追随者来供养这个循环了。而且，过分乐观的纳粹领袖期望每场竞选运动都能带来最终的胜利，于是，不断的选举导致了不计后果的浪费和难以偿还的债务，因为增长率相对下降了。

    1932年8月，省党部领袖生气地催促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缴纳6月以来拖欠的会费，总计823.5帝国马克。8月末，地方小组偿还了债务，但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9月末，诺特海姆一共拖欠了555.5帝国马克，10月，又未能支付当月的261帝国马克会费。12月8日，省党部领袖提醒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自8月以来它没有支付任何会费，并要求它立即汇款。 [8] 不仅诺特海姆欠大区的钱，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地方小组都没能付款。 [9]

    另一个问题是纳粹党派中的成员人数实际上在减少。1932年9月末，大区记录当月净减少了401名成员。有84名新成员，但是有330人退出，155人被开除（绝大多数是因为未支付会费）。捐款也减少了。 [10] 这可能是因为国社党之前对其追随者压榨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国社党变得更加“偏左了”，它试图与冯·帕彭的政府拉开距离，因而疏远了一些中产阶级追随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祥的政治问题。 [11]

    1932年10月，诺特海姆面临一场新的竞选运动——八个月以来的第五次。7月选出的国会只召开了一次有关商业的会议，当时反对冯·帕彭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以10：1的绝对大多数通过了。冯·帕彭无意在国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于是立即解散国会，要求于11月6日进行新选举。很明显，只有冯·兴登堡的权威和军队的刺刀支持着政府，在国会内，没有其他可能的联盟能组成政府了；608个席位中有319个由纳粹分子或者共产主义者控制着。他们不能共同统治，但是可以联合起来阻止其他人的统治。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秋季国会选举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如果纳粹分子想要保持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就得加入战斗并且展示成果。大区再次下达了战术指令，并再次询问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宣传需要。瓦尔特·施泰内克不再是夏天那个挥金如土的人了，他回答道，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印刷材料了。他不再像7月选举那样要求“五个大区演讲者、三个国家演讲者和一个参加选举前夜15 000人的示威游行的重要人物” [12] 。省党部领袖也设计了一些能以人力而非资金完成的策略：“传教士般的”演讲者挨家挨户地进行选举宣传，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使10到20个家庭“皈依”（并且将印刷品卖给这些家庭）；再次进攻没有设立地方小组的地点；再次使用了曾经在7月用过的私人信件写作策略。竞选运动仍将使用经过检验的煽动性方法，比如群众集会。 [13]

    10月8日举行了第一场纳粹群众集会——又是一场混合性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演讲活动。有抽奖活动，冲锋队演奏了音乐，希特勒青年团表演了题为“在敌人的金牌里”的戏剧。三天后，一个普鲁士议会的纳粹成员发表了题为“打倒富翁们的独裁统治”的演讲。他针对的目标就是冯·帕彭和民族主义者，他承诺纳粹分子会粉碎这场“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两场活动的出席率都很高。 [14]

    随着新竞选运动而来的是令人厌烦的暴力和谩骂的日益增加。整个8月和9月，城镇都很安静。唯一的例外是9月初，当时积习难改的纳粹好斗者塔普曼殴打了一名社会党人，他因此被象征性地处罚了10马克。然而，10月23日，两名国旗队队员和一名纳粹分子打架，纳粹分子的头被打破了。同一周，一名“钢铁阵线”成员因辱骂警察而被法庭罚款，一名纳粹分子因辱骂城镇议员而被罚款。 [15] 在10月10日的“乐队之战”上出现了有趣的调剂。城镇乐队（纳粹认为该乐队是社会党的，因为社会民主党集会经常雇用他们）正在市集广场上举行每周的惯例音乐会，就在此时冲锋队的乐队来了。由于警方的工作疏漏，纳粹分子也被允许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表演。广场上的观众很快就将之等同于政治事件，交替大喊着“自由！”和“希特勒万岁！”。为了避免暴力，警察在广场中央画了一条线，在两支乐队猛攻彼此的时候，他们在线的旁边就位。在警方的督促下，两支乐队最后离开了，群众也安全地解散了。不管怎样，那天的诺特海姆人很可能已经听够了音乐，因为那天的早些时候，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乘着卡车穿越了城镇。 [16]

    10月22日，社会民主党以一场大规模的国旗队队员集会开始了竞选运动。主要的演讲者是国旗队的全国领袖卡尔·赫尔特曼，集会之前，来自汉诺威的国旗队乐队在市集广场上举行了巡游和音乐会。因为全部国旗队第十区的人都为此次活动来诺特海姆了，所以这次巡游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尔特曼的演讲标题是“我们的自由岌岌可危”，是对纳粹分子的猛烈攻击。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一周后，社会民主党青年部举行了一场游行，他们高唱着歌曲，表演着反纳粹戏剧。最后的一场游行于11月4日到来，主角是奥托·格罗提渥，他在激昂的演讲中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 [17]

    民族主义党派在竞选运动中举行了两场集会，都是在最后一周，都攻击了纳粹分子和国会政府。 [18]

    纳粹分子以一场群众集会开始了最后的选举运动，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女孩联盟。诺特海姆的领袖克莱尔·登茨勒发表的演讲强调了“热爱祖国、人民团体、德意志意识和德国道德”。三天后举行的一场对抗的集会吸引了“收租者、领抚恤金者和战争伤残者”，还吸引了“德国的工匠和商人”。票价降到了20芬尼，这是纳粹集会的最低金额。早上，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一起去教会，中午冲锋队乐队举办了音乐会。两天后，一个路德派牧师代表纳粹分子讲话。票价再次降低了，但纳粹还有财政麻烦，他们第一次进行了公众集资。牧师抨击了冯·帕彭政府，不过像往常一样，他强调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我们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所热爱的祖国只有一个。”有很大一群热情的观众。最后，在选举前夜，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一起举办了“娱乐晚会”，有唱歌和跳舞，还有当地领袖的演讲。 [19] 在扣除掉啤酒的成本之后，这次活动的400马克收益表明仍旧能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身上赚钱。 [20]

    在自1930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纳粹分子以报纸宣传来补充他们的集会。在选举之前的那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每天都出现大量的广告宣传，还包含如下的简短口号：“14年的痛苦、羞耻和丑闻！保护你自己！”“我们每天的面包是首要需要。我们想要能忍受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全党各个部分都被派出去分发印刷品和集会门票了。纳粹分子明显很谨慎。

    11月6日星期天的选举表明诺特海姆对纳粹的支持率第一次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选举疲劳”；不过投票人数只减少了100人，这些一定是来自国社党的数据，总票数减少了267张。获得这些选票的主要是人民党和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共产主义者也增加了大约5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似乎呈平稳状态。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诺特海姆失去了12张选票，但实际上在诺特海姆县是有所收获的。尽管纳粹的力量有所削弱，他们仍旧控制着59%的大众选票，而社会党人只有24%。在全国范围内，国社党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230个下降到196个，而共产主义者的席位从89个增加到了100个。然而，选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仍旧保持着“消极多数”，而专制政府也在继续着。

    好像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一样，冯·帕彭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选举日在德国的任何地方召开所有的政治集会，为期12天。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暴力行为；选举结束两天后，几名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发生了打斗，不过没有人严重受伤。 [21] 在危险的政治贫瘠中，只有一个乐观的理由。1932年秋天已经度过了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即便没有政府行动，现在人们都期待着恢复过来。诺特海姆的每份报纸每月两次刊登当地的失业数据，研究这些数据的诺特海姆人会发现1932年春天达到失业顶峰时几乎没有超过前一年。他们会注意到，秋天的失业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增长。1932年10月，该区的工业和贸易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经济正在复苏。他们向公众发布了一项声明，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这是大萧条年代第一个充满希望的声明。 [22]

    然而，这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多少欢乐。即便是1932年秋天在制糖厂找到工作了，每周的工资也只比失业津贴多了2马克；工资水平是1929年的一半。1932年11月，一个年轻的接受福利救济的女性在市政厅大喊：“饿！”因为福利办事处没能满足她的需要。她一直呼喊着，直到警察把她赶走。11月下旬，当地法庭判处一个工人一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发现自己一大家子的失业救济金被削减了之后，生气地大吼道：“走向街垒！走向内战！”当领取福利救济金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救济金被削减了的时候，市政厅几乎发生了骚乱。12月初，一个在福利办事处的失业者非常愤怒，他拒绝离开，因而被逮捕了。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一直大喊着：“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同时，工业事故受害者和孀妇协会向政府要求更好和更公正的抚恤金。 [23]

    城市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向失业者提供廉价的肉，如果有人有一头猪，可以在城镇屠宰场宰杀并且免费烹调加工。城市准备了一些土豆以备紧急使用，没有任何食物的人可以在城镇赈济处获得免费的餐食（1932年每天平均分发37顿餐食）。城市公共浴室以每人10芬尼的价格提供温水浴，在特别的情况下，失业者可以免费洗浴。还为失业者建了一个温暖的大厅。 [24] 城市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部分原因是私人慈善团体做不到这些。1931年的慈善联盟在1932年没有再出现，“主要是为了逃避他们去年遇到的困难”。政治对立的加剧使得各个慈善团体难以凝聚起来。 [25]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内，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一种特殊宿命论的强烈影响。自夏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不过国旗队队员仍旧在为防止纳粹分子夺权而准备战斗。他们在柏林总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短波电台，11月后全天有人值班，一旦纳粹发动攻击，他们能立刻发出信号。在诺特海姆，人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好斗。国旗队的领袖们不断警告着不能仓促采取行动。他们也渴望战斗，但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1932年12月，一个工会领袖把其成员名单烧毁了。一个来自紧挨着诺特海姆郊区的国旗队领袖难以阻止其成员发起针对纳粹分子的独立罢工，但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先摧毁了其成员名册，这件事也发生在12月。 [26] 一个普通工人总结了普遍情绪。他发现纳粹分子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主要是财政上的。他不会在他们面前退缩——实际上他是与一些冲锋队队员打架的领头人之一，他因而曾被判入狱——但是，他也确实觉得纳粹分子会掌权，这是他无法阻止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27] 。

    城镇中人也认为纳粹必然会胜利。人们普遍相信国社党已经编制了如何在诺特海姆分配权力位置的清单。 [28] 非社会党人都不相信国旗队队员会战斗；他们认为其领袖是和平主义者，缺乏个人勇气。 [29] 不过，事实是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领袖都获得了能证明自己勇气的战争勋章（卡尔·德佩拥有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当城镇在12月和次年1月等待着第三帝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这轮毫无意义的政治活动依旧在继续着。共产主义者坚持煽动旧军事营房的失业者并且分发传单。人行道上能发现共产主义者用棕色油漆写的口号，这给清理的城市工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1月，德国共产党让大约80名参加游行的示威者拿着刻有口号的牌子：“打开橱柜！拿着煤、土豆和面包出来！”这也引发了城镇中人的一些思考。《人民报》曾两次强烈地否认德国共产党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中取得了进展。

    与关于社会党人的流行观点相反，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在纳粹掌权时会进行战斗的严肃的革命者。但诺特海姆权威机构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931年，镇上的警察对一项官方调查的回应如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没人对共产主义者表示担忧。他们的地方组织只有15到20名成员，直到现在都不活跃。” [30] 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也不准备战斗。1932年8月，当普鲁士警察在整个诺特海姆县搜查主要的共产主义官员的家时，从14所房子里搜到的全部武器包括四根“棍子”、两把“匕首”、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副指节铜环——后者是诺特海姆城镇的共产主义者唯一的武器。 [31] 但是在大萧条的环境中，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替罪羔羊，给中产阶级提供了担忧的新原因，也给社会党人提供了造成围攻气氛的另一个理由。 [32]

    纳粹分子在整个严冬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继续他们的煽动活动。12月初，他们发起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宣传电影，另一场是多样化的娱乐活动。1月，冲锋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还有一场群众集会，他们的演讲者在会上将国社党描述为“一个优等民族发出的最后一声备受折磨的呐喊”。许多可以免费入场的失业者来这里主要是因为纳粹分子宣传称“大厅非常暖和”。最后，1月末，冲锋队召开了另一场“军事游行晚会”，还表演了一出戏剧《褐衫英雄》。这些活动并不是源自他们的活力，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只是源于坚韧的决心和惯性。 [33]

    纳粹分子的部分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尔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终正式接任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所说的“暂时的财政灾难”，尽管这实际上是一场地域性的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危机。 [34] 总之，12月，地方小组陷入了贫困，以至于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来举行集会了，只能租下骑术大厅，他们降到了与之前蔑视的社会民主党同等的地位。 [35] 他们迫切地需要资金，甚至开始敲诈他们自己的选民。吉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行一个诺特海姆各党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商业的目录。纳粹分子之后被命令只能在目录上所列的商店买东西，一共分发了2 000份。要登上目录，一个纳粹商人就必须支付4马克。吉尔曼称之为“廉价的广告宣传”，但是他几乎没给受害者们什么选择：“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被顾客读到？” [36]

    其间，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生病了（胃溃疡已经折磨他10个星期了），他卧床不起，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亲戚们的救济来存活，他没有从大区那里收到任何官方经费的补偿。他有117帝国马克的电话账单已经过期了，他的电话会被取走。12月19日，他写信给省党部领袖，为他的过期会费申诉，他提道：“今天，在来自省党部领袖的信中，我为‘拖延会费’给出了我最后的20芬尼。”他支付费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过去几个月一直欠大区的会费，并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区演讲者的57.5帝国马克，因为这个演讲者现在“身无分文”。 [37] 结果显示，纳粹党人没有人能付给其他人任何东西。

    除了艰难地举行集会和“娱乐晚会”之外，恩斯特·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请求上级派来“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请求大区让希特勒来。他邀请戈培尔到诺特海姆，向他讲述这个城镇的吸引力。最终，他请求省党部领袖的老同志们派来任意一个重要的演讲者，但是他们没做出任何承诺。 [38]

    其间，在诺特海姆的国社党爆发了派系争斗。持不同政见的纳粹分子指责吉尔曼任人唯亲、财政违规和独裁。他以简单的驱逐作为回应。1月，地方小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冲锋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了。圣诞节前的一周，他们中的一个人痛殴了一个年迈的社会民主党，导致他瞎了一只眼睛。 [39] 没人能预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将被委任为国家总理，以及第三帝国将会出现。城镇一直在致力于纳粹事业，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续的宣传和暴力行为之外，纳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占诺特海姆选民3/5的纳粹绝对大多数（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将这座小镇带到第三帝国边缘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萧条。不过在这三年危机期间，只有工人阶级遭受了痛苦，对城镇中产阶级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担忧，即最终的灾难会降临，他们会承受和“流离失所者”同样的命运，或者社会革命会摧毁其地位。比大萧条造成的实际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强调这种痛苦的新闻报道。

    在整个大萧条年代，诺特海姆只有17次破产，其中的11次规模很小，只是边缘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与大萧条无关。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破产现象，每次都涉及冗长而痛苦的法律程序，所有的内容都在新闻上如实报道。1932年4月，在失业顶峰时，只有8%的城镇中人失业，但是持续的抗议、打斗、示威游行和源源不断的面色灰白的工人们去地区就业办事处让失业问题成了城镇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纳粹的煽动吸引了这种情绪，并且加强了不安定的氛围。

    失业者的绝望不仅令中产阶级恐惧和厌恶，也摧毁了工人们的自信。多年的懒散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工会权力的削弱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十多年来获得的工资收入都没有了，甚至仍旧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担心会丢掉工作。

    大萧条不仅创造了纳粹分子得以蓬勃发展的恐惧氛围，而且让政治进程更加痛苦。政治对抗反过来又妨碍了可以缓和大萧条影响的合作。在诺特海姆，危机政治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战争。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从没有将社会民主党视为公共机构；现在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摧毁社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应方式是增加了《人民报》对一些诺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恶意抨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听！听！》则成功地削减了政治性，增加了紧张性。基本上，纳粹分子是最擅长辱骂的，在普通时代，这本会对他们起反作用，但是在恶意中伤的混乱中，这增加了他们的声望。在争夺党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议会中公务员团体的温和态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憎恶让诺特海姆投入了纳粹分子的怀抱。在纳粹分子摧毁了社会民主之后，几乎没有保守派人士认识到纳粹将会攻击他们从前的同盟者并且摧毁这些同盟者。

    如果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没被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本不会被选为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工具。纳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操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保守派的支持。

    193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特海姆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城镇，不过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对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这种现象，纳粹的宣传就是这样，但是通过操纵爱国主义象征，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将其与重要的传统惯例联系在一起了。纳粹分子同样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师作为演讲者。和纳粹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互惠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整个前希特勒时代或多或少都是结盟的。两者之间唯一真正痛苦的时期是冯·帕彭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又一次在音乐会上共演，因为希特勒政府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

    纳粹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有很多共同点：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反社会主义以及致力于破坏魏玛共和国。在诺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对纳粹的成功感到高兴，不过纳粹分子常常表现出明显轻视他们的迹象。《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给予他们社论支持，经常报道和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记者是纳粹分子），并且明显提供了减价或者免费的广告宣传版面。在纳粹成长的早期，《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印刷机可以用于印刷纳粹的小册子和海报，该报的专栏是纳粹分子能直达大众的唯一途径。 [40]

    虽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他们还有两项有益于纳粹分子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资金。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地位高的公务员、企业家，或者贵族。另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不仅其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它还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君主制的传统。最后，它还通过钢盔团和军队关系密切，钢盔团名誉上的全国指挥官是冯·兴登堡。通过对纳粹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限制对纳粹社会目标的反对（在此期间，党派间是不和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帮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很明显的是，最优秀的人是支持纳粹的，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有利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萧条而产生的渴望和需要、阶级对抗和复苏的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持续的选举意味着持续的竞选运动，而每一场竞选运动都刺激着仇恨和激进主义。从1929年11月的地方选举到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一共有九场重要的竞选运动，单是1932年就有五场。诺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选举中投票了。这遵循了整个选区的模式，这是德国35个选区中参与率第二高的地区。 [41] 在诺特海姆，每场重要的选举中，都有94%—97%的合格选民进行投票。因为是自行登记，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待在家里。剩下的人都被卷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说，政治热情几乎蔓延到了城镇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区域。

    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纳粹在诺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势也无法解释在大萧条的三年中纳粹所获得的选票从123张飞涨到了近4 200张这一现象。 [42]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必须考虑到纳粹分子投入竞选运动的技能和努力。数量是首要因素。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这三年间，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分子公共集会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在日益增加。在选举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932年7月，有六场集会：三场是带有演讲的集会，两场是带有游行的集会，还有一场是“娱乐晚会”。而且，活动一直在继续；在整个三年期间，只有两个月没有纳粹集会（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 [43] 活力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纳粹在诺特海姆的宣传努力超越了纯粹的行动主义。持久稳固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强劲的努力，再加上对特别适合诺特海姆和城镇中每一种因素的敏锐触觉。除了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演讲外，他们的集会也是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还要考虑到诺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镇中几乎没有真正反犹主义的人，因此这一效果较弱。但是城镇中人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这被充分利用了。当纳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体时，他们会依赖于盛会、“娱乐晚会”、放映电影、演戏剧、杂技表演、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和其他取之不尽的手段。 [44] 他们将受苦的群众吸引到盛大的集会中，在集会中，人们会沉浸在参与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活动的感觉，在这场活动中为满足每一种需要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敌人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爱的是无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为从企业银行的崩溃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负责的“体系”。

    简言之，国社党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这甚至反映在广告宣传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别是“National Soc.German 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 Germ.Workers Party”，或者是根据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混乱的宣传中，纳粹分子表现为虔诚的、严肃的、完全爱国的、在满足民族主义需要的情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而且（如果你曾经出席他们的“娱乐晚会”）很明显是友好的。但是，纳粹集会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人数来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党，那么国社党就是这样。

    从远处来看，纳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来是神秘的，但是当某人分析该党派在当地的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力、成分和构成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纳粹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于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更简单的解释似乎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纳粹党由边缘现象转换为大众运动开始，他们的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获得权力。这要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员和选票来实现。所有的其他内容——比如主义上的一致性或者人类尊严——都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动员群众支持，让希特勒掌权。一个如此简单的目标，可以允许他们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种才能和活力。

    其次，与以前的党派相比，纳粹党的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国社党是中产阶级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种事情。他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问题（明白如何记录分类账户，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追随者不同，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一内容就像是学外语一样），他们熟悉广告宣传、设备租赁、筹资和办公室间备忘录等。他们有交流网络（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了解各部分的业务专长，能够处理像租赁麦克风或者在一夜之间设计并印刷海报这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商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已被训练成守时、勤勉、自律、守序和节俭的人。参与战斗的人也熟知冷酷无情，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并且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纳粹领袖也有中产阶级那些偏狭、自信、易受骗和粗心大意的自以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了解如何加强和利用这些性格缺陷。

    最后，1930年之前，纳粹党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通过形成多样化的书面宣传的要求清单和对各种主题的演讲者的广泛选择（1932年12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区演讲者有80名 [45] ），国社党的高级官员让地方的纳粹领袖几乎可以任意选择满足当地需要的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举行过一场群众集会之后，可以通过统计门票销量和筹款所得来更加精准地评估结果。未来的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反馈系统进行调整。收益是衡量一个专门的演讲者或他的主题（每一位演讲者在其最佳表现中也有利害关系）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容易的标准，收益可以用于更多的活动和宣传。因此，纳粹分子持续的竞选运动主要可以通过群众集会和筹资方法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反馈系统包括其他经常被记录和容易被统计的内容：申请成员数量和选票。因为追求权力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些内容也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奖励和强化因素。

    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暗示纳粹分子是无敌的，或者他们强大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从1930年到1932年之间的大部分成功必须归因于他们求新而顺应潮流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因素无法发挥作用了，这场运动就会陷入麻烦——以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问题为例。到那时为止，诺特海姆纳粹分子能让城镇中人参加集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会变成一场“娱乐晚会”。换句话说，纯粹的政治宣传对普通的纳粹选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众的冷漠和疲惫已经取代了好奇心和热情，金融泡沫破灭了，否认了迫近胜利的期望所带来的外部关注的党派已经开始攻击自己了。纳粹的极度活跃也要求从地方层面的领袖那里收取费用；他们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鲁道夫·恩斯特和瓦尔特·施泰内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关的骑兵冲锋，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德国的国家领袖有决心和勇气取缔国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话（将全部国旗队队员转为储备军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希特勒就会走投无路了。该党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鲁士禁令所显示的，由于缺乏煽动和资金，纳粹党本会萎缩的。希特勒绝不是不可抵挡的，不过1933年开始，希特勒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让他看起来是难以抵挡的。

    如果当时有任何有效的反对力量的话，纳粹分子并不会在诺特海姆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各种各样的右翼分裂党派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他们同意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高度怀疑民主的价值。 [46] 只有两个党派无条件地献身于民主事业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天主教中央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城镇中的宗教情况，中央党派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是很稳定——每次选举都获得了180张选票，差不多会有10张的浮动。就大萧条直接对社会党人的追随者施加了压力这一事实而言，社会党人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们才出现损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28%的支持者，但是其本身还是稳固的。社会同质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也是它无法有效对抗纳粹主义的根源。如果社会党人与非纳粹的中产阶级改善关系，他们本可以阻止纳粹主义的发展。城镇中的社会主义传统阻碍了他们。如果社会党人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他们本可以从纳粹分子手中盗走激进主义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改革传统阻碍了他们。他们在战略上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于其进行武装起义的潜在可能性。社会党人随时准备进行抵抗；他们无法抵抗的是纳粹的政治威胁。相反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消极的。

    社会民主党强调纳粹主义的邪恶性，但却没有替代计划。它捍卫共和国，但是却不能允诺更好的未来。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队员或者工会集会的心境完全是防御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国竞选运动中利用群众集会来解决纳粹分子在地方层面上攻击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解决大萧条的超级武器，但是在诺特海姆，除了在《人民报》上刊登攻击个别中产阶级的粗鲁中伤外，这一武器却从未发挥作用。整体上来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具奉献精神的活动却没起任何效果的一个例证，其后没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会民主党越是努力地想在决心上赶上纳粹分子，他们就越是将中产阶级赶向纳粹的怀抱。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的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消除纳粹的吸引力。

    在诺特海姆，有益于激进的右翼群众政党崛起的因素是丰富的：看起来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灾难；由于政治上的不宽容，传统的阶级划分变得更加严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事主义；不起作用但是好战的左翼；以及分裂、愤慨而且不稳定的右翼。除了其宣传外，国社党还为这种混乱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崩溃——贡献了其他要素。

    从1930年到1933年，在诺特海姆出现了不少于37场政治打斗。其中四场是大规模的混战。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未遂的打斗——有几次是警方的积极行动或者对立领袖的克制阻止了暴力行为的爆发。还有几次是警方禁止召开集会，国家警察分遣队被派到诺特海姆作为增援，而报纸在报道出现或者没有暴力行为时，几乎都统一口径说是天气或者汽车意外事故。虽然有警方的规则和规定、政府的布告和紧急法令，但这些没有一项能彻底根除在德国这片有严厉法律和严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现的街头打斗。

    问题的根源是将城镇中完全对立的对手分成两个组织，其中每一个都想要摧毁另一个；一个想要建立独裁统治，另一个即便是遭受了猛击也想要维持现在的民主。这种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互相的诽谤，首先是党派间的，其次是个人间的。诽谤诉讼变得司空见惯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嘲讽和辱骂助长了傲慢情绪。恐怖主义，尤其是在诺特海姆县，成了一个标准的武器；刀子、金属棒甚至是枪都成了标准装备。除此以外，还持续存在着即将发生纳粹政变的谣言，有些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诺特海姆从一个不活跃的偏远的城镇变成了暴力行为的爆炸中心。可以绘制一个由政治活动和街头打斗构成的“狂热图表”。 [47] 它会证明竞选运动、频繁的政治集会和肢体冲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三年是与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会宽大处理，以至于双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怂恿。1933年1月20日，这一心态达到了顶峰，当时在“饥饿游行”和“长桥”战斗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种活动。

    三年来的暴力行为的遗产，打破头、撕裂嘴角和打伤眼睛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当然，任何一场打斗都没能决定什么，这些打斗与其说是政治紧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但是这些打斗为城镇积累了足够的痛苦。由于和平的解决被证明是不可能了，诺特海姆人越来越习惯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对经常发生的打斗感到厌恶，但最后却习惯了打斗。因此，这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

  • 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

    一 结识

    突然，外屋的门开了。奇怪的是没有听到狗叫，我家的白狗是村里有名的厉害的狗呵。
    我挪挪小板凳，从洗衣盆边站起来，向玻璃窗外张望，只见白狗正站在院子里，向屋门摇尾巴呢。
    随着凛冽的北风卷进来的雪花，走进两个人来。一看那同样很旧的蓝棉短外衣，就知道不定是哪个村的知识青年。
    “赵志国同志在这儿住吗？”前面那个面色微黑的青年问到。他长着一双灵活的金鱼眼，厚嘴唇微笑似的向上翘着。另一位黄布棉帽遮着脸，正跺着脚上的雪。
    “是，请进吧。”我招呼道。
    他俩进了屋，带进一股寒气。
    “这屋真暖和。”那面色微黑的青年边走边摘下棉帽，坐在炕沿上，环视了一下，说道：“一路上可给我们冻坏了！走到半路偏赶上下起了大雪！”
    另一位青年一进屋就顺手抄起炕上的一张过了期的《参考消息》，也顾不得摘帽，头也不抬的看起来。
    “喝水吗？”我把暖壶、玻璃杯放在他俩之间的炕桌上，又从柜子里抓了一把水果糖：“吃吧。”
    由于知识青年们常来常往，不必客气，所以我依旧坐下来洗我的衣服，一面和他们聊着天。
    “赵志国呢?”仍是那青年问道。
    “走了半个月了。”我想了想：“今天是一月四号吧？一分完红他就回北京啦。”
    “噢，走啦？那，你不回去了？”
    “有家的人不比你们哪，不看家，明年还过不过了？你们哪儿的？有事吗？”
    “西河的,没事出来蹓蹓。”那青年说道:“你没听说过我们?”
    “西河……”我停下洗衣的手，“除了姓维的哥儿俩，都来过呀。”
    “正说对了！有烟吗？”
    我把志国平时用的烟笸箩递给他。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破
    纸条，熟练地卷了起来，立即过意似地吐出了一口淡淡的烟雾：
    “我叫维力。他是我哥哥，维盈。”
    “维力、维盈?”我一边搓着衣服，一边欣赏着这音的和谐：“这名字怪好听的!”
    这时，那个看报的人才象略略听到了点儿什么，抬起头来，向我抱歉似地笑了一下，温和中却带着苦味儿。我才发现，这是一张多么温柔、聪敏和安静的脸呵。好象在一间烟气弥漫的屋子里，你突然推开窗户，一眼看见深蓝澄净的天幕中挂着一弯银月，伴随而来的是凉爽沁人的空气——这就是我看到他相貌时的心情。是否他那甲字形的脸和白框眼镜使我想起了哥哥？还是他白净的肤色和五官透出的宁静气质象哥哥？我说不清……
    “其实，”他注意地望了望我，腼腆地含笑道:“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了。”
    “什么时候?”我好奇地望着他。
    “六六年。”他说话的声音那么悦耳，多象哥哥的声音呵。
    “你还记得维兰吗?”他问道。
    “维兰？记得！”
    “她是我姐姐。”
    “真的?”
    他笑了笑，又腼腆地微低了头，只有这腼腆不象哥哥。
    “那时候我和维力就听说过你了。”
    “距今快八年啦。”我不由停了洗衣，望着他：“你姐姐怎么说起我的?”
    “她说，你给她写过一首诗，是赞美她的，她可得意了，还给我们描述了半天你的模样。”说罢。他温和地笑了。
    “真的，”维力笑道：“我们算老相识啦。”
    “真有意思！”我不禁兴味十足地回忆起来，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位鹤立鸡群式的姑娘，那时她刚大学毕业，六六年文革初期作为工作组的一员，到玩具厂执行任务。而我六五年才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正好在那个厂实习，她正好领导我们木工车间。那车间除了我全是老头儿，开会谁也不发言，她就总在会下动员我这会议的记录员——唯一的年轻人起带头作用。这动员虽然无效（对于“走资派”有什么言可发呢)，可我却很喜欢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聊家常。我告诉了她我家的一切情况，她很感兴趣，似乎她非常喜欢我——说真的，那时我真希望从来不交女朋友的哥哥能够认识她呢!她也戴着白玻璃框眼镜,爱穿一件黑白格短袖绸衫，短发，不俗气而且可爱。然而工作组很快撤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她。现在经维盈一提，仿佛在我和维盈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穿着，那么亲切和自然，又带点儿甜蜜。
    “那首诗写的什么？我忘啦。”我思索着。
    “你把我姐姐比做太阳,”维力喝了口水，笑道：“有一次我哥去你们厂给我姐姐送衣服，回来说没看见你，还觉得挺遗够呢!”
    “还有这样的事?”我十分高兴，维盈却不好意思地低了头。
    “多快，”维盈这时才摘下棉帽子，露出那聪颖的前额和细软的黑发：“一晃八年了。变化真大呵……”
    是的，这八年，确实变化很大。如今见了维盈，更觉感慨。可是，感慨又有什么用呢？我早已不是那时的小姑娘啦。此时他的妈妈再见到我，也不见得喜欢我了…
    我搓着衣服，排挤开不愉快的想法，望望他俩的相貌问道：“你们是亲兄弟吗?”
    “是呀。”
    “可真不象。”
    “谁都这么说。”维盈笑道。
    “我是傻大黑粗，他是白面书生，对吧?”维力这一句话给我们都逗乐了。

    北大荒冬天日短，农闲时，都吃两顿饭。此时已到吃下午饭的时间，我留他们吃饭，他们不见外地答应了。顷刻间我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
    “嗬，你们的伙食不错呀!”维力欢喜地拿起了筷子。
    “也许比你们强一点儿?”我已听过不止一次这样的话了。
    “我们？你知道我们怎么过的吗?”他有些不以为然，一边大口地吃着。
    我们坐在热炕上，围着炕桌，吃着队里分的大米焖成的雪白的米饭。冬季正值家家都杀了猪，肉丝炒酸菜，肉片炒土豆，大头菜豆腐丝汤，使暖盈盈的屋里洋溢着诱人的香味。可口的饭莱使人们的话多了，也更随便了些，人们的感情似乎因这黄澄澄的灯光更加接近了。
    “你们队今年合多少钱?”维力边问边大口地嚼着；而维盈就连吃饭也和他正相反——细嚼慢咽，一点儿声都不出。
    “比去年差。”我说：“一块七。”
    “和我们队差不多。”
    “你们俩分了多少钱?”
    意外的是他们竟狼狈地一笑。
    “五十多块钱。”维力耸了耸肩。
    “这么少?”
    “我们俩去年七月才从北京回来。”维力解释道:“才干了几个月？除去六百斤口粮，一夏天的香瓜、西瓜、柴禾、油钱等等，能分五十就不少啦。”
    “今年不回北京了?”我问道。
    “回去。”维力满高兴地说：“后天我就走。我先走，他后走。我妈早就来信催了。”
    “你们的住处真背呀!”维盈吃完饭，撂下碗，欠身用哈气化了块玻璃上的冰花,探头向黑漆的大院子望去:“雪这么大了,还不停！这周围的院子有三亩地吧？四周的树也是你们的吗？”
    “是!”维力也吃饱了，我一边下炕收拾碗筷，一边说：“当初买这房，所以那么便宜，不就因为太背，原来的一家三口被那个流氓全杀死了吗?”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当时这事传到我们村，谁听了都够害怕的!”维力咧嘴摇了摇头：“守着这大空房，不害怕？喊都听不见哪！怪不得人死了三天村里才知道！”
    “有什么可怕的呢？那流氓所以敢如此，也是那家的女人不正派。”
    “你们户口在一队。”维盈问道:“离这儿二里多地，为什么却买了二队的房?”
    “原来的房太破，正想盖房，正好二队出了这件人命案，谁也不敢买这房。我和志国一看，两间大北房，一间仓房，三亩地的大园子，四周一百多棵小杨树，密实的柳条，又有小院墙，十六棵海棠树，一棵山丁子，前边是条河，虽然在村边，背点，可才二百块钱呀，太便宜了。志国又有自行车，二里多地,干活也算方便。”
    “这园子算自留地吗?”维盈问道。
    “去年没算，今年大概要算啦——不是传达上边的精神了吗？”
    “这么大园子就够一个人整年干的啦,”维力喷了口烟，舒服地靠墙坐在热炕头上：“去年这园子出产多少?”
    “去年我们种了一万六千棵烟叶，三千棵向日葵，光这两样卖公家就卖了九百多元。一-队还有我们三口人一亩半自留地，种的土豆，倭瓜，也卖了些钱。打了两麻袋海棠，也卖了，自己根本吃不了。对了，我去炒点瓜子来。”
    瓜子炒熟后，维力烟也不抽了，三个人都脱了鞋，坐在热炕上，围着炕桌嗑瓜子，一边闲聊——冬闲对于丰衣足食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个有趣的季节呵！我们谈着插队的同学每年聚会到北京时带去的外地的真实情况；谈到本来不该变穷的农村也让极左分子们闹穷了；谈到关里的农民来闯关东谋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谈到许多“盲流”点（政府管他们叫盲动流行人员)，谈到他们开创基业的千辛万苦；谈到东北虽然富，外省虽然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血统论严重地统治着农村，地富子女连找对象都难，更甭说人党人团，人为的阶级斗争在富饶的北大荒依然不减分毫，而那些穷省就更甚；谈到林彪由亲密战友的地位一下子摔下来成了特号的阶级敌人，连最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也认为哭笑不得……
    怒吼的北风呼啸地撞着玻璃,更感到屋子的可恋和可爱，维盈不由望了望腕上的表。
    “要走?”我轻轻问道。
    “嗯,”他无奈地一笑:“二十里呢。”
    “该死的天!”维力扒着玻璃说道：“雪有一尺厚了！怎么下个没完？”
    “要不住这儿吧,”我挽留道:“这天气怎么回去呢？要是遇见狼呢?”
    他们面有难色地望了屋子一眼。
    “没关系，我们里边这小间也可以睡人，”我下了地，撩开那纸墙上的门帘说道：“这不是？我就睡这儿。”
    “那……”他们略一沉思，微微露出同意的喜色。
    “就这样啦?”我坐在炕上宣布道：“决定啦。真好，我们又可以多聊会儿了。”我饶有兴致她问道：“你们怎么过的?”
    “我们?”维力笑道：“知青点早就散了，各过各的，我们哥儿俩买了间小马架，单过。哪天你去看看？志国早去过了。”
    “听说过得不错。可那时候不知道你们是维兰的弟弟，也就没往心里去。”
    “你能不能告诉我……”维盈迟疑地道:“你哥哥的事？”他见我嗑着瓜子没有回答，一苦笑，又补充说：“真的，从六六年油印的《出身论》一贴出来，我就特别想见到这位作者。后来铅印了，一卖《中学文革报》人们就想知道作者是谁，我真想见见这人呵！到了这儿，才知道是你哥哥……可是……唉!”说着，他竟沉痛地不言语了。
    “烈士!”维力从遐思中缓缓地抬起那严肃的面庞，自言自语然而有力地又进出这两个字:“烈士!”
    我正想着应当由何说起，不料维盈却立即改变了话题：“听说，你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在这儿?”
    “嗯，住在一队,”我答应着，心里却在好笑地想——好心的人！你的眼神怎么骗得过我？你以为怕我提到哥哥伤心呢!你兴许后悔自己的冒失？可惜，我可不是那号爱伤感的人！我倒真想四处宣传哥哥的事迹才好呢！
    “真的，我有好多事都想问你,”维力可没有他哥哥那么敏感和细心，兴头十足地问道:“有一句话不知当何不当问?”
    “什么话呢？”
    “嗯……就是……”他却吞吞吐吐起来，难于开口地笑了一下：“我们都不理解，你怎么和赵志国那样的人结了婚？”
    “那样的人?”——我并不高兴这句话。我才发现，维盈也正出神地望着我呢，从他那期待的眼神里，好象在比维力更想知道答案。
    “唉！”我装作不在意地短叹一声：“说来话长，我看留着明天讲吧。”

    这晚，我睡在里屋的木板床上，接二连三地想着心事……
    我心里涌出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激动，是什么呢？是维盈给我的一切印象？是他那温和、安静的面庞？是他那象哥哥一样敏感、纯洁的气质？是他那宽厚、善良的心肠？是他那使人安静的轻音乐般的声音？是他八年前就对我埋下的好感？……相见恨晚呵！我不由遗憾地想，假如七〇年十月我来闯北大荒时若能半路上遇见他，聊一聊，我大概不会嫁给志国的。可是，现在我又有什么资格这么想？别忘了我已是孩子的妈妈了！我怎么配有这样的想法呢？多么要不得呵！何况我还不了解他，如果我喜欢他，我只能拿他当朋友，但愿是知心朋友，但决不能越过朋友这一步。对，等志国回来我要高兴地告诉他我结识了维盈，希望他俩也能成为好朋友，志国也许会象我一样高兴的，我们三个人一定会处得非常好……想到这儿，觉得心里安定了许多。伸手开了电灯，悄悄翻了个身，拿起枕头旁边的日记本和钢笔。这天蓝色的塑料皮上印有烫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字，是去年北京慰问团发给知识青年作为留念的。而我这“思想反动”的教养分子到了东北竟算为知识青年，也是十分意外的事！究竟从什么时候算的，谁算的？说不清。总之，一切待遇都和知青一样，没有人去刨根问底，这就是北大荒的可爱！
    握着这支热杆的自来水笔，总觉得分量有千斤重。它，是哥哥七〇年三月五日被枪决以后,爸爸妈妈从监狱取回来的呀!这笔，我留下了，我决心要紧握着它，继承哥哥的遗志。哪怕费十年功夫，也要写出哥哥的形象!
    我在本上唰唰地继续写关于哥哥的“回忆录”，大约过了凌晨两点，我才睡着。
    次早，我悄悄地起了身。一撤门帘，只见他俩还香香地睡着。维力半张着嘴发出微弱的鼾声，而维盈呢，面朝天地平躺在被窝里——那被窝平整的形状、那安详宁静的神态，就象他一夜不曾动一下。多有趣的怪人呵，好象他静得没有了生命似的。
    我到外屋烧洗脸水，做饭，尽量不出声地忙和着。一回头,不知什么时候，维盈已沉吟地站在我身后。
    “你起这么早?”他温和地问道。
    “天天这样，不算早啦。”我一边切菜一边回答。
    “那么，你什么时候睡着的呢?”
    “昨晚上,”他轻轻问道:“好象你屋里一直亮着灯，是吗?”
    他只是腼腆地一笑，不再说什么。
    这无言的答复更胜过有言，我心里不由躁起一阵轻微的不安。
    吃罢饭，他们并不急于走。我们又象昨晚一样，围着炕桌，坐在热炕上闲嗑瓜子。我向他们讲起了哥哥。

    ……讲了一阵，我们三个都沉默了。
    “烈士！”维力低低地说了一声，那严峻的表情含蕴着心中的不平静。
    “你知道吗,”维盈抬起凝滞沉思的目光，苦笑着说:“我们邻居的孩子，就因为贴了一张“《出身论》的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我从鼻子里长嘘了一口气,叹道:“这个案子牵涉的人很多,凡是要《中学文革报》的人，地址被搜了去，都倒了霉，更不用说办报的人了。”
    “你家的遭遇可想而知了……”维盈郁闷地叹了口气。
    “当然。你们家呢?”
    “我们家?”不等维盈开口，维力便接过来说道：“我爸爸五O年被镇压了，那时我哥三岁，我才两岁。我母亲是小学里的一级教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守寡至今，全靠她养活我们。我姐姐在中学的学习和表现优秀极了，一直到高三才人上团，考验了六年！好不容易上了师范学院，想人党，怎样争取也不行，出身不好呵！为这她苦恼极了，后来干脆失望了。她原来有个男朋友，出身不太好，我母亲坚决不同意，给她找了个工人出身的。”
    “感情好吗?”我实在为她感到悲哀。
    “还行。小孩儿都有一个了。”
    “你们对你父亲有印象吗?”
    “没有,”维力吐了口烟，不加思索地说：“真的，我们都挺恨他，尤其我母亲。他只给了我们苦难。”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不太明白。而维盈却低头不语，象在想着心事。
    “那么;”过了会儿我又问:“文革时你们家也倒了霉了?”
    “那还用说?”维力望着自己喷出的烟圈。
    “整整有一个月,”维盈抬起头说道:“我们家只好睡在火车站里……”
    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无心思再问了——谁愿提那些伤心的事呢。”那些往事早已屡见不鲜了。
    “真的。”维力又象想起了什么，征询地望着我说：“那……你能告诉我昨天问你的那件事吗?”
    “你们以后不是还要来吗？”我搪塞地说：“以后再聊吧，故事别一下子讲完呀！要不就该没的说啦。”
    也许是我那神气把他俩逗笑了，又闲扯了些别的，他们起身告辞——雪早已停了。
    我把他们送到村边，目送着他们走了很远。维盈回头望了望，又回头望了望……
    我一个人慢慢走回来，说不出是愉快还是惆怅，不知为作么，望着那白皑皑的雪原。心里却做起诗来：

    我不知这是否爱情，
    那温和的声音
    使人温暖。
    我不知这是否爱情，
    那敏感的心地
    扣人心弦。
    我爱听大海的歌唱，
    从没有这么亲切;
    我爱听松涛的低鸣，
    从没有这般动情。
    宽厚、淳朴的性格，
    象春风一样柔和；
    聪睿善良的心灵，
    象水晶一样透明。
    我愿在友谊的大海，
    寻求力量的源泉！

    这晚，我睡得那么熟，做的梦多么香甜呵！
    次早醒来，天还没有大亮。望着玻璃上美丽的冰花，心想，维盈还能来吗？不，也许他再不会来了，他太敏感，一定觉出我喜欢他了。他是有理智的，如果他也喜欢我，他是不会凭感情用事的——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呀。
    唉！我多希望，每对夫妻都能觉得，自己所见过的任何人，也不如对方可爱，那该多好！马克思和燕妮彼此间就是这种感情吧？可是我所见过的结了婚的人，又有几对是这样的呢？遗憾的是，维盈不会再来了，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竟成为最后一次了。
    总之，我已肯定他不会再来，只是悲哀地嘘了口气，心里倒清静了许多。
    这一天，我伏在炕桌上写回忆哥哥的文章。

    第二天一早，我又写着，忽然，外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了，维盈微笑着站在我面前。
    “维盈?”我惊喜地嚷道：“真没想到!”
    “没想到吗?”他腼腆地笑了笑。
    “我家的狗怎么也不叫？你给他扔好吃的了？”
    “哪有的事!”他笑道：“凡是属狗的都跟我有缘罢了。”
    “你这是说我吗?”我笑道:“我就属狗呀。”
    “不不,”他羞赧地低了头，笑着解释道：“我无意中说的，我真不知道……真的，我们村的狗很少咬我，不管多厉害的。”
    “也许你着点儿魔力吧?”我开玩笑地说。
    “你在写什么？”他探头看了看本子。
    “我？瞎写着玩儿。”我合上本子，下地给他倒了杯糖水：“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这怎么答复他呢？我只好一笑置之。
    “我想知道你想的什么！”他锐敏地含笑说道。
    “知道就省得我告诉你啦。”我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
    “不知为什么，我老想到你这儿来。”多有趣，他竟自动承认起来！虽然吞吞吐吐，却象鼓了很大的勇气呢。
    “你是——毫不犹豫地就来了，还是犹豫了半天才来呢？”
    “犹豫了——你真会猜!”他开心地笑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
    真没想到，他竟对我一见钟情！两个人都如此，倒真是罕见的事呢!可是，不管怎么一见如故，也只能成为朋友罢了……
    “真的，”他抬起头，望着我，又微微低下头去，轻声问道：“我和维力，还有许多同学都不理解，你怎么和志国结的婚呢？能告诉我吗?”他略带哀求的恳切地望着我。
    难道，他今天特意来，就为的听这个？如果他为了猎奇,我可真没心思去介绍自己。可是，他这一副虔敬哀伤的神气，使我无法拒绝他。我被他的关心感动了，他自愿做我的知己有什么不好呢？他是值得信赖的！
    “要想听这件事吗？”我和他对面坐着，各自靠着墙，以便坐得更舒服些。他专注地望着我，象准备听教授讲什么大课的。我慢慢地讲下去。

    二 往事（一）

    —-日记

    日记……
    蠢笨的我，是怎样把哥哥交给我的日记连同我自己的一起弄丢了啊！等于是我出卖了他！我痛心地回想着……
    那是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他的小屋门口招呼：“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严肃地望着我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可以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可以不必得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象死神般可怕——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啊！
    “但是这本日记。”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段思想，在我一生中是比较成熟的，是值得纪念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加思索，双手接了过来，把它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摞摞的日记、文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只要我说出一句“看完了”，它们便将被葬人火海。
    从哥哥人队的第一篇日记到他成年后的征路，象画展一样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象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
    还记得呼拉拉的队旗在瓦蓝的天空下拂着哥哥的脸，站在旗手旁边的他，神圣庄严地对向他授红领巾的王老师敬第一个少先队礼吗？
    还记得三反运动中，他英勇地检举父母亲无理开除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受到团市委的表扬，开了全校的表扬的大会吗？
    还记得小学毕业典礼那天，他做为毕业班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那清脆动情的话语，深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吗？
    还记得他十二岁上初一时就写了人团申请书，学习成绩一直优异，他在五六年劝父母亲交出自己的全部房产，却在入团申请书里对此从未表白过吗？
    还记得五七年父母成为右派后，他的操行连年得“中”，仍坚持不懈地争取入团，并且也多次鼓励我入团吗？还记得从高一起这小屋的灯光就每天亮到深夜，他夜以继日地苦读各种书籍——文、哲、史、地……使自己的大脑成为一个丰富的贮存器，以便寻求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还记得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又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学习中，为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为考上地质学院勘探系，而每天清晨顽强地锻炼身体吗？
    还记得高考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他毅然报名去农村当农民，六二年夏天他又一次考大学，得到的是又一次打击吗?
    还记得他写的短篇小说与评论在《北京晚报》和《大众电影》上发表，歌颂焦裕禄光辉事迹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上演；而后在文革初期，他又怎样大无畏他写文章押击姚文元。揭露这个跳梁小丑吗？
    还记得他坎坷的经历——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临时工——街道服务站的接送传呼电话员、首都图书馆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资料管理员、小学代课教师，以及后来人民机器厂的工人，他工作得都认真、出色；而这些丰富的经历不正是构成了他现在写的《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后改名《出身论》）中的灵魂吗？
    ……哥哥，可爱可敬的哥哥！
    这些剖心挖腹的日子，这些大胆率直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呵！那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的勤俭仆素、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对人宽对己严、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做斗争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严格要求自己才做出的啊！只要是他糊涂的，他就要通过书本或实贱的渠道把它弄清；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持之以恒——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去衡量——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的利隘。
    许多人也相信唯物辩证法，但唯独缺乏解剖自己、战胜另一个“私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己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正是以战胜“私我”为己任、为幸福！如果每个人都能象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减少多少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见轻微的沙沙声。每一响、每一翻，都使我的心缩紧——又一个小小的生命、又一段活的历史被推向死神。我多想跪下替它们向哥哥求情啊！而哥哥仍立在门前，背着手，一动不动地向天空凝望。他在想着什么？我悄悄抬起了头，难过地望着他——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这灰白惨淡的色调、这雕像般的姿势……隔壁院子里，红卫兵正在抄家。打、砸和怒骂声，受难者的哭泣、哀嚎声，混成一片，清晰地传进耳中。透过后窗的玻璃，可以望见邻院烧东西冒过墙头的青烟！是的，思想是要被铲除的，躯壳是要被凌辱的，还有什么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就没回来，与厂里的黑六类一起被扣在门内受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烧东西，胆战心惊。所见的人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我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画写生画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排的门关着，永远用绳索穿着不用。这次仍是那样，白白的高油漆门，静静地就象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心想日记拿回家太危险，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了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哪。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全城就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我忐忑不安……下午两点钟才开始通车，我赶到那里一看，不由愣住了——两排的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脏的杂乱的脚印，一个工作人员正进来打扫卫生。我不安地向她打听书包的下落，她只掠了我一眼，便搭着眼皮，阴沉沉地说：“没看见。”此外再向不出一句话来。
    我怀疑地离开了她，又去问在外面扫地的那位女同志。给我的回答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腔调：“没看见。”
    完了，全完了！
    我是怎样懊悔，怎样愧恨，怎样骂自己啊！我个人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随它去吧。然而哥哥的呢？我是怎样辜负了他的委托！前天我看了他那么多日记，唯独这本没有看，因为他没叫我看。谁知里边他记了什么呢？他比我有思想，万一有“犯上”的话，这不等于我出卖了他？我，蠢笨的我呀！世上还有比我更蠢笨的人吗？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去的，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飘。没心思去上班，更无心思吃饭，只是坐在大木板床上对着墙角抹眼泪。我从来没信过上帝，此时心里却在痛心地祈祷——保佑保佑吧，千万别叫哥哥出事！……
    父亲责备道:“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唉唉!”
    我哭啊哭，虽然知道一点儿用也没有，仍只想哭……可是又藏哪儿好呢？棚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万一被谁听见、看见？街道积极分子的孩子整天在这院里玩……或许，哥哥藏了半天也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啊！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父亲问他：
    “你记了什么犯歹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不早烧了，还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很快快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大量的爱语如何能使我忘怀！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啊！
    我对不起哥哥！我对不起他的不独是这件事，还有自己的软弱——下跪，我被迫地违心地下跪过！

    三 往事(二）

    ——抄家

    那是丢失日记的第三天。天出奇的闷热，一丝风也没有。西下的夕阳在迅速聚拢的阴云中，显得不可捉摸。下班的自行车铃乱响，汽车载满了人在飞驰，马路一下子象窄了许多。我下班骑车忙往家赶，生怕会淋到暴雨。
    刚进家门，哥哥也刚从工厂下班回家。两个弟弟由于属于“黑五类”子女，不准革命，一直在家待着。姥姥在二姨家养病，母亲已被扣在工厂一个星期了。爸爸正要摆晚饭，院里的一个小孩呼哧带喘地跑来说：
    “大爷！大妈让好些红卫兵押着，都走到钱粮胡同了，还剃了头发呢！”说完跑了。
    一家人全愣住了。
    “快走，孩子们！”爸爸迫不及待地道：“我一个人顶着。快走吧，早知有这一天！”
    在院里吃饭的三家邻居吓得急忙把饭桌搬进了屋。有两家在前几天已被红卫兵轰回老家去了。
    “爸爸，”哥哥迅速地拿起米黄色的风雨衣，说道：“我上国务院看大字报去,尽量晚点儿回来。”说毕头也不回地推车走了。
    “爸爸，我到学校去住。”大弟也急忙走。
    “我也到学校去。”小弟也做出了决定。
    “多拿些衣服!”爸爸慌慌地递给他一件旧上衣。
    “你还不快走?”爸爸跺着脚催我。
    我抓起墙上的小提琴，就跑了出去。
    在胡同口我追上了小弟。噼啪的大雨点不客气地掉在我们脸上。
    “快跑!”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三脚两步一口气逃进了马路对面的邮局。
    大雨倾泻下来，玻璃窗流淌着不尽的泪水。我们隔着玻璃向外张望，暴雨中，偶尔有辆寻找避雨处的骑车人慌忙窜过。不少人躲在商店的房檐下，邮局里的人多了起来。
    白花花的雨雾齐边齐沿、遮天盖地而来，一切沉浸在怒吼的雨声中……雨水大合唱好象天公发泄出的无比愤怒。马路上的母亲正被天公的泪水无情地浇着呵！
    究竟我们犯了什么罪呢，有家不能归？只因为出身！……从门外刮进来的冷风吹着我的裙子，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瞥瞥身边的小弟，他正呆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雨声渐渐小了，陆续的推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自行车铃又在街上催命般地响了起来。邮局的灯光亮得刺眼，而门外却是一片清新、探蓝的夜空。
    我和弟弟站在邮局前面的空地上。天上仍淅淅沥沥地掉着最后几个雨点。我探深地吸了口凉气——深蓝而澄澈的夜呵！
    繁星神秘、淘气地眨着眼睛，仿佛因人们不去探索它们的秘密却自相残杀而幸灾乐祸地挤着怪眼儿。唉！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小朝同口望了一眼，那儿并没有什么奇迹，行人们依旧平静淡漠地你来我往，好象这世界并没有什么奇特的、痛苦的事
    情发生。
    “姐姐，咱们走吧。”
    “嗯。”
    是呀，老站在这儿也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我们向前面的十字路口走去。
    “你去学校，行吗?”我问道。
    “行。这几天，尽有被抄家的同学在那儿过夜。”
    “睡在哪儿?”
    “就睡在课桌上。”
    “不冷吗?”其实这话问得多余！
    “他们说，不太冷。有带毛巾被的，大概他们能给我盖一点儿。还有爸爸给我的这件破褂子呢。”
    我难过地叹了口气。
    “姐姐，昨天红卫兵的头儿说，每个学校都要组织黑五类子女学习班，我们学校也快了。你们工厂没有吧？”
    “也许，以后会有吧。”
    “今晚你到哪儿过夜呢?”
    我不由停了步，想：真的，上哪儿去？
    “我看，上二姨家去吧，两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姥姥的病怎么样。”我决定道。
    “那儿行吗?”
    “姨父他们有什么问题?”
    “嗯，那也好。”
    在十字路口，我望着抱着一小团衣服的弟弟过了马路，消失在黑夜中。

    旧黑漆门虚掩着。
    我轻轻推开门，蹑脚儿走了进去。寂静的小院里，二姨家的窗帘透着淡黄色的灯光。我屏住呼吸在玻璃外静听了几秒钟，只听见二姨剧烈的喘咳声和姨父那闷闷的长叹。
    我小心地敲敲门上的玻璃。
    “谁呀?”
    窗帘的下角掀起一小块，露出姨父一只惊疑不定的眼。
    “我。”
    “噢？是罗锦，快进来!”
    门开了一半，我挤了进去。姨父随手关严了门。
    我向她们打了招呼——二姨和姥姥坐在床上，二姨喘咳得紫涨着脸，面色蜡黄的姥姥正心疼地给她轻轻拍背呢。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姨父站在屋中央，拧着两道淡淡的细眉，狐疑地望着我。这惊恐的神情真使我失望——那一向大说大笑的爽朗的姨父让鬼捉去了？
    “我来看看姥姥的病,”我假装轻松地说:“怎么，二姨的老

    “您不是拉了好些年洋车吗？怎么又做过交通警？”
    “你哪儿知道！唉！那时候我生活投着落，不得已当了半年交通警。半年后赶上载人，又给栽下来了。没办怯，只好去拉样车。后来找了个会计的差事，一直干到如今。没想到这半年交通害就成了事儿喽！咱不明白，解放前马路上就不需要维持
    秩序、少出车祸啦？这理上哪儿诉去？再说，解放后哪一次运动我不主动交代个底儿吊？这会儿可好，成了阶级敌人啦！天天陪着当权派挨斗！给我调到锻工车间去打铁，这不说。多苦咱也能忍着。可你二姨招谁惹谁啦？老老实实的一个家庭妇女，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养病还养不过来呢，这回也成了黑五类老婆，天不亮就去扫街。你看病得这个样儿！扫不好就换打！唉！咱这是招谁惹谁啦？
    ……就这样，我离开了姨父家——我能再给他们的苦难增添惊恐和不安吗？
    步出虚掩的门，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漆黑的夜色中清楚地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耳边还响着姨父送别时的囑咐：
    “这年头儿少来往吧，孩子！还穿裙子？还拉小提琴？我的二胡都叫他们给砸啦!”
    夜里的风真冷呵，冷得想打哆嗦。裙子又和凉风一伙，淘气地掀拂我的腿。我把琴夹在腋下，缩着肩，双手抱着臂弯。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家走去……
    最揪心的是我和哥哥的日记！这时，我的一书包日记已经放在我们厂保卫科，哥哥那本日记也已转送到他的工厂去了……蠢笨的我呀！
    黑黝勁的小胡同象魔鬼似地出现在面前，我紧张地提起琴，惴惴不安地走去。
    突然，一个人头在墙后一缩。不好！我转身就跑，只听背

    “应当。”
    “为什么穿裙子？违犯××号通令？”
    地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你们这一窝崽子跑哪儿去了?”又一个人向。他们边零碎的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突然，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扭过头去——呵，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象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框，直撒进人们的心魂！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转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刺人的目光使人发怵，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我跪在地上，胆怯、羞惭地向他望去——呵，在他那严峻冰冷的目光中，也有我和父亲给他的痛苦呵！我不敢看他，可是又不敢站起来。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说过，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逼着面前的红卫兵。


    大木箱上。只有穿衣镜没有被砸，幸存的原因是，父亲早就用一大篇语录将它严严地糊上了。假如事先也将我们用语录严严糊住，是否还会挨打呢？
    静谧的月光洒在屋门口那小块地上，它显得更美了。我一动不动地望着它。这柔和的光线，仿佛把我带到了久远的、几千年前的世界。那时，该是个博爱的世界吧？……哥哥的神魂在眼前飘荡，我配做他的妹妹吗？配吗？我为什么不敢象他那
    样？羞愧的眼泪在黑暗中大滴淌着，我尽力不做出一点声息来，任泪水随意向枕边流去……
    哥哥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工厂的刑室还是地牢里？他会挨打吗？不，不会，他身上有的是正义的光，他们不敢触他。倒是母亲在地牢里会不会自杀呢？
    想到两个弟弟，我的心紧缩了。在空荡教室的课桌上，躺着许多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背靠着背，蜷缩着身子，以抵御那黑夜的寒冷……他们睡着了？做着什么梦？

    四往事（三）

    教养

    第二天我就被厂里揪斗，成了处处被监视的阶级敌人。从二十多本日记中筛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话，成了“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哥哥和母亲分别被关在厂里，两个弟弟也进了学校办的“黑五类子女学习班”。
    十二月二十一日,学校的几个同学将我扭送到市公安局,正值“砸烂公检法”，执掌公安局大权的是戴“政法公社”红袖章的学生。公安局里乱得不行，不时有人被扭送进来。在“如果


    我不明白，记日记又犯了什么罪呢？一个人的日记除了自己，外人没有任何权力看。日记里的话只不过是自己一时的思想，并不见得是永久的思想，没有任何行动，危害了谁呢？哪一个记日记的人不是为了认真地做人更好地鞭策自己前进呢?
    算了，这些道理没有地方可讲！上诉？可笑！这点经验我倒有——五七年的右派，凡是认罪态度不好的，才去教养,再不好，还可以判刑呢！我十一岁、哥哥十五岁就已经知道这条经验了！
    一想到有多少人比我还冤枉——那些解放前为祖国出生人死战斗过的老将也一个个被揪斗、弄死，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算什么呢？比起他们，我还不太冤枉呢!
    汽车把我送到了京郊良乡收容所。这儿都是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拘役的女犯，大多数三十多岁，结过婚。拘役是刑事处分中最轻的一种。短期一个月，长的半年。
    回想教养三年，我认为是上了一次大学，难得的认识社会的场所，而良乡是我的第一课，在这儿我待了一年。
    这期间，有两个人来审问过我一次：
    “你哥哥平时和你谈过什么?对你的反动思想有什么影响?”
    “我哥哥思想进步，对我帮助最大!”
    “都说过什么?”
    “他经常鼓励我人团，让我和剥削思想划清界线。”
    “嗯？”
    “他苦读马列著作，坚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除了这几句话，我再也不想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我的态度使两个审讯员大为恼火。
    “有你的好处!”他们威胁着结束了审问。
    一年后，一列火车载着我，将我押送到茶淀站清河农场。

    动过了，可是小本呢？但此时，我决不能当着任何人去蠢看，假如叫别人汇报了去，就该没啦。
    可比我们强———期满以后准是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流氓。小偷我瞥了一眼安插在反动组里的两位流氓,别瞧她们是流氓,即永远成不了人民！
    都是“铁杆内矛”，而我们这些“反动”，最好的划为“二类”，呵，我多想伸手到烧炕口里摸一摸，看看我的小本在不在呵！我又悄悄朝那儿望了一眼，炕口外面千干净净，并没有抖出灰土的痕迹，小本没被发现？我反常地盼望着快响熄灯铃！
    人们忙着吃晚饭、分热水、洗脚、上厕所，然后学习，点名——在寒冷的北风怒吼的院子里，全教养所的人一齐背诵“老三篇”，高喊“敬祝……无疆”和“永远……健康”。语录歌唱了一遍又一遍。
    一直到队长大赦般地终于说了声“解散”。大家早已冻得手脚冰凉，急忙跑回各屋铺被睡觉。熄灯铃震耳地响了，趁着刚一熄灯那黑暗的刹那,我迅速地把炕口里的棉鞋拿出了一双,好象我明天要穿它似的，用谁也不觉察的动作，疾速、准确地伸手到那松松的灰土下面———呵，那用塑料袋包着的小本依然完好地存在！我的心惊喜得跳了起来……
    钻进冷得象冰块一般的被窝,扭头看了看睡在左边的记者，每次我看她都不禁哑然失笑——她总是直挺挺地面朝上躺着，两层棉被和棉衣服压得象要翻不动身那么厚。她戴着教养所普遍做的最挡风的“尼姑式”的棉帽子，戴着双层口罩，冻得灰
    白的脸遮得严严的，一动不动，活象个死人。她的丈夫也是右派，叫从维熙，被关在另一个分场。一个孩子在北京，和他奶奶过着经济、精神双重苦难的生活。
    这位记者解放前就为革命出生人死地工作，十五岁就人了




  • 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第一章　北上见闻

    ●一路北上

    1793年6月15日，礼拜六。吾船“狮子”号，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向中国开行。同行者有三船，一为“印度斯坦”号，较大。余二船，一曰“戛考尔”；一曰“克拉伦司”，均二桅之小帆船也。

    19日礼拜三。下午二时，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其方向则罗盘中之“东北偏北”也。

    20日礼拜四。晨六时，下碇于辣得郎海口。余命史但顿勋爵、密司忒麦克斯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三人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

    译者按：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仅能按季往来一次，且必结伙同行，互相照应，故云然。

    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亦多在澳门，故报告而后，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

    22日礼拜六。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

    译者按：《东华录》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谕：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据洋商蔡世文等禀，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唧哑口兔口值口臣等来广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忧，即在天津进口赴京。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风信靡常，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月难以预定。该督抚等应饬属随时禀报，遵照妥办。再该贡船到天津时，若大船难以进口，著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并谕郭世勋盛住知之。

    28日礼拜五。向归山岛（译音）驶行。因雾重天黑，与“印度斯坦”船及两二桅小帆船相失。先是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乐克滔，驾一二桅帆船“勉励”号驶往归山岛，令其游弋该处，候至六月三十日为止，俾与吾船相值。

    30日礼拜。海面不见“勉励”号船之踪迹，遍问中国渔船，亦鲜有见者。此间中国渔船极多，数以千计，望之满目都是，碧波如镜，缀此无数小舟，至足观也。

    吾船下碇后，即有一华人，业领港者，率其所属上船参观。此人虽业领港，顾始终未见一船宏大如吾“狮子”船者，故觉事事新奇，称誉不止。

    后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彼辈立即俯伏于地以至恭敬之状，向地皮亲吻数四。

    译者按：以意度之，当是磕头，而外人误为向地皮亲吻，抑何可笑。参考史但顿《出使中国记》曰：彼辈向地皮亲吻，起立，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似谓汝辈外国人，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悬其像于船中，殊足感谢也。

    7月1日礼拜一。吾船与“印度斯坦”号、“戛考尔”号、“克拉伦司”号三船相遇。

    自上月十九至今，无日不雨，无日不雾，天色沉黑如晦，有时加以风警，航行至此，困苦已极。其中晴畅者仅有一日也。

    3日礼拜三。抵珠山下碇。

    吾即遣史但顿勋爵乘“克拉伦司”船，入城与当地官长商量，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为吾船引港，以便开往天津。吾船停泊之处，盖在城东五十英里许。

    7日礼拜。史但顿勋爵回船，与二引港人俱。引港人言：他种船只均可直抵天津，独“狮子”船体积太大，吃水太深，至庙岛后即不能再进。又言：庙岛地近登州，居北直隶海湾之入口，北直隶海湾浅而多沙，停泊之地绝少。自此往庙岛约四日之程云。史但顿勋爵亦言：抵城后，得此引港之人殊不容易。谓与当地长官说明来意后，当地长官即曰：吾等权利，仅能令引港者导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复由次一口岸供给引港之人，如是逐节交换，至于末一口岸而止。史但顿曰：似此情形，旷时费日，于敝船殊为不便。倘尊船无引港好手能直导吾船至于末一港口者，或宁波地方较大，商业较繁，必能具有此种引港之人，务请贵长官代向宁波雇用。

    长官一闻此言，即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饬各口岸优待吾船之通令，又恐不为吾等办理此事，吾船抵宁波后，向其上一级之长官言之，此当地之长官必受谴责。乃立允为吾船竭力设法，调查既久，使得二人。系前此自备船只往来经商于天津各口者。令其担任此责，即吾偕来之二人是也。

    然二人虽略有经验，而于航海之知识与技术则殊形浅薄。逆料此去船上引港事宜，仍当自行料理，此二人仅足略备顾问而已。

    19日礼拜五。抵竹岛。竹岛吾尝闻之，庙岛则未之前闻，至是始知引港人之所谓庙岛者，即竹岛之误。

    译者按：山东有竹岛，亦有庙岛，唯竹岛近岸而庙岛孤悬海心。引港人之言虽误，究未全误也。

    负以本国一重要海岸之名词，此辈犹不能记忆无误，则其航海之知识，已概可想见。无怪吾船离岸稍远或偶至海水较深之地，彼等辄战战兢兢以为不可；又无怪吾船破浪而进，不肯受风雨之阻，彼等辄摇首咋舌视为非常也。

    20日礼拜六。自岸上得一新引港人，启碇前行，数小时抵登州府。数日来，天气变更无定，时而暴风骤雨、时而风定雾生。闷坐船中，至觉不快。入暮，约当下碇三小时之后，登州府长官到船拜见。其人为中国大员，一与我见，即言：兄弟已奉到朝廷命令，优待贵使。贵使苟有所需，第在兄弟权力所能办者，当无不如命。倘贵使欲自登州府取陆路晋京，则车辆及一切装运之事，当由兄弟担任云云。余均颔之。此人年事约三十五六，颇精干善交际，与余琐谈杂事，历二小时始去。神意无倦，以素未谋面之人，而周至殷勤，乃如老友，是亦不可多得者矣。

    21日礼拜。登州府长官遣人送礼物至船，计：牛四头，绵羊、山羊各八头，白米、红米各五石，麦粉二百斤，蔬果各数筐。余受其礼，配以相当之回谢礼物，付其使者携去。又有一引港老人，年纪已七十许，亦登州府长官派至船中，听候差遣者。此人言：每当两历七、八、九月之交，北直隶海湾中，恒风平浪静，吾船此去，可无险阻。又言：为吾船驳运行李礼物之船只，今已停泊大沽口，一俟吾船到口，即可改登驳船，开往天津。好在各船均坚固宏大，不虞船中什物之损坏潮湿也。

    ●抵北直隶海湾

    23日礼拜二。吾船在北直隶海湾之内。北直隶海湾为黄海之一部，风浪甚静，一如彼老引港人之所言。黄昏时，吾船与“勉励”号相遇。此船抵澳门时，东印度公司之主事者，不知吾船抵澳门之时，亦须暂泊，因以信札付“勉励”号，令其径行北驶。俾于吾船未抵天津之前，在中途与吾船相遇。及吾船抵澳门，“勉励”号已于数小时前北驶，吾船遂与“勉励”号相失，至是始遇。

    25日礼拜四。晨起，日甫出，即见吾船四周，有中国船无数，大小不等，所占面积可二三英里。吾因问引港人此地何地？去天津之口岸（原注：指大沽口）为程几何？引港人未能明答。而余见远远樯桅丛密之处，南北两旁，均有树木家屋，隐然可见。以意度之，彼处必为直达天津之河道之出口处，与吾船相距，为程不过九英里。顾不审吾所料果否无误，乃命康倍尔大副及密司忒许德南二人，乘“戛考尔”船前往探取息耗。傍晚，二人归，始知吾料果不谬。且言渠等到口之时，即有下级华官数人上船询问，及知此船乃隶于英国钦使部下，华官立请彼等上岸与两大员相见。此两大员已驻节彼间多时，日盼余至，故一见二人，多异常欣忭，待以殊礼，且细问英国钦使及钦使部下各员情形。凡各员之职位品格、性情、年岁，以及此次带来之礼物，“狮子”船及各属船之形式驶力，莫不一一缕问。且令一书记旁侍，将二人答语，笔之于书。二人别时，两大员言：目下岸上各事多已齐备，一俟“狮子”船抵滩（原注：“狮子”船过大，不能傍岸，只可驶抵沙滩而止），当由两大员躬至船上，候英国钦使安好。又言：目下“狮子”船去滩不远，为程不过三海里矣。二人复言默观华员神气，咸料吾船此次带来之礼物必大有可观。而吾船所备者，实为数无几，万一进呈御览时，乾隆皇帝不能满意，则吾辈此行，结果必不能十分圆满。史但顿勋爵亦谓曩在澳门之时，尝与一绅士闲谈。此绅士来华已久，熟悉东方情形。因问钦使，此次东来，携有礼物若干？史但顿举船中所备者告之。绅士曰：似此恐不免令华人失望。职是之故，余乃与史但顿会商添加礼物之法，顾所加之物，既欲求其珍贵，又当以吾英国产为限。而万里东来，所携有限，势不能复回本国而取之。不得已，调查船上各员自备品之珍贵者，照原价估之，借作公用。计得二物：一为大望远镜一具，密司忒勃郎所有；一为潘克氏制大灵司一具。

    译者按：灵司，为光学中凸凹镜之总称，此言潘克氏所制灵司，想系用凸镜或凹镜制成之一种器械，具有特别功用者。

    甲必丹麦金吐司所有。此灵司珍贵异常，不特东方罕见，即吾英亦不可多得。甲必丹曾以重价得之，携之来华，意将奇货居之鬻诸华商，吾恐此物一入华商之手，则达官亲贵，必辗转求之，终至贡诸乾隆皇帝而后已。果使此物仍为乾隆皇帝所得，则同是西方货物，皇帝万机之暇，取吾英所进礼物，于此物比较之，吾礼物优美之光华，必为此物所掩蔽，而皇帝心中，亦必谓英国国家见贻之品，奈何反不如吾臣下之所贡。如是则吾此番出使之荣誉，必为之稍减，而于吾英国国家之光荣，亦所关非细也，故余与甲必丹熟商，移购此物置之礼物之中，自谓礼物中有此二物。北京虽大，而所藏西洋精美之品，殆无有足与相埒者矣。

    入夜，余以登岸之前，有种种急应与华官斟酌布置之事。而入国问禁，吾盲于中国习俗，凡关于仪注一切，尤不得不先有人为余探询。因复遣许德南乘“勉励”船登岸，与华官接洽。

    28日礼拜。有下级华官数人来船问安好，且言：岸上各事现已布置就绪，有驳船多艘，已在沙滩恭候。尚有多艘，定于明日开至沙滩云。

    30日礼拜二。密司忒许德南乘“勉励”号回船，自言承办各事，已一一接洽妥当。又言，当“勉励”号傍岸停泊之时，曾有华官多人，上船询问：汝等有钟表及刀剑出卖否？许德南辞以吾船并非商船，不卖钟表刀剑。彼等乃露失望之色，悻悻而去。准是以观，彼等殆有热望，吾等以此种零星小物见赠之意，余苟不设法赠之，必非彼等所愿。顾所备礼物，既不能分拆，而船上各员行李中所携之零星小物，亦为数无几，不敷分派。不得已，与“印度斯坦”船上各执事人商量，购其随身携用之时表以益之。

    ●友人至

    31日礼拜三。终日大风，海湾中小船不能行驶。午刻，两大员督驾大号驳船七艘，自岸上装运大宗粮食杂物到船。计：牛二十头、羊一百三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

    鸭一百头、粉一百六十袋、米一百六十袋、满洲面包十四箱、茶叶十箱，小米一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蜡烛十箱，西瓜一千个，甜瓜三千个、干制桃子二十二箱，蜜饯果子三十二箱、干制果子二十二箱、蜜饯蔬菜二十二箱、盐制蔬菜二十二箱、大号冬瓜四十篮、南瓜一千个、新鲜蔬菜四十捆、豌豆荚二十担、陶器三篓，供给之周于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顾吾以其所赠之物太多，供过于需，全受之或滋霉腐，故仅受其大半，而璧其小半。两大员一曰樊大人、一曰周大人（译者按：均译音）。樊、周二字系族氏，大人则其尊称，言伟人之人物也。

    樊大人为一武官，头上插孔雀毛，戴红珊瑚顶子。红珊瑚顶子者，二品官之标记也。

    周大人则为文官，科甲出身，戴一蓝顶子。蓝顶子与红顶子较，品级居次，然华人重文轻武，樊大人之权，似反在周大人之下也。

    二人上“狮子”船后，先与余寒暄，作种种中国式之客气状态，余亦勉效一二以报之，然自问殊不能中式也。坐定后，即谈正事。周大人且谈且记，凡渠意中以为必须记录者，一一笔之于书。未几，凡关于吾辈登岸时之一切设备，以及装运行李礼物之方法、应用驳船之形式及多寡，均已商量就绪。而余一计登岸之前，尚有种种预备，恐非在四五日之后，不能离船也。两大人均英敏有才具，语言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宛而能达，以故舌人居间翻译，无误会阻隔之弊。

    谈话既毕余即留两大人在船中小酌。吾人所用刀叉，两大人初觉用之不习，然未几即能随意叉切。船中原备之肴馔，初无珍品，即由庖丁自两大人见赠各品中，择其珍贵者烹调以进。酒则悉系西品，因东西口味不同，尽出所藏种种名酒于案，听两大人自择。两大人乃一一遍尝之，凡葡萄酒、杜松子酒、烧酒、啤酒、糖水酒、椰子酒、舍利别酒、白兰地酒等，莫不各饮少许。而以白兰地酒最当其意，故所饮较多。两大人告别时，亦学西礼，与余握手。及至舱面，见吾船卫队及音乐队，方整列行送别之礼，则顾而大乐，驻足听音乐移时，始欢然而去。吾知两大人心中必甚满意也。两大人在船时，曾一问吾船带来礼物何若？余告之以各物之名，及其形式功用，两人均言此种礼物甚为合适，请开一清单见示。俾先期译为华文，进呈御览，余诺之。

    8月2日礼拜五。有大号驳船数艘，自岸上来，装驳“印度斯坦”船中各物。一三品官戴蓝顶子者，同来监督其事，至各驳船一律装满后始去。

    3日礼拜六。仍自岸上派驳船前来装驳货物，约计下礼拜一可以装完。其监理之人，仍为昨日之三品官。

    4日礼拜。是日，装驳货物之人，均异常出力，仅一日之长将各物装置完毕。装毕后，预定先将此种大号驳船开至大沽，再从大沽换用小号驳船开至通州。通州离北京十二英里，至此水道已尽，须改由陆路入京矣。余不耐闷坐，至船头观看中国苦力搬运货物，见人人多筋骨坚壮，饶有气力。虽做事之时，歌唱呼唤，殊扰人耳，而秩序井然不紊，又能各尽其力，无贪懒嬉戏者，洵足多也。各驳船装置货物既毕，三品官即分派下级官员数人，令各司一船，以各船所装货物之细账付之，使为一船之长，担负职任，以防遗误，亦善法也。此时余料明日之晨，余及属员必须登陆。登陆之后，华人之欢迎供张必备极优异。若互派公使一事，得蒙中国朝廷批准，则吾辈勾留之时间，亦必甚久。倘留此数船静候于此，殊属无谓，计不如令各船回至珠山休息。因“狮子”船中上下司役，困于船居已久，当得一安静之地泊之，令船中人得登陆一舒体气。若休息若干时后，吾犹无回国之必要者，各船即可先行回国，而“印度斯坦”容量甚大，力能任重。苟于抵珠山后，装载商货若干回英发卖，亦未始非吾英商务推广于中国珠山一处之先声也。至于甲必丹麦金吐司，则吾意拟偕其同在北京后，即向华官乞一护照，使返珠山。俾驾其所管之船，由珠山为吾传递公文回英，此种计划自谓斟酌颇当也。

    ●抵大沽口

    5日礼拜一。晨九时，吾离“狮子”军舰登岸。

    吾与属员仍分坐“克拉伦司”、“戛考尔”、“勉励”三船，其余卫队、仆役等人，则坐中国驳船，杂于行李、礼物之间。自吾离船之地至白河口（译者按：大沽口），为程十八英里，半日而达。

    入口而后，见河中船只甚多，不可以数计。河面几为之尽塞，其南岸则有中国兵队，整列行礼，军容殊整饬可观。樊大人及周大人，一见吾至，立即欢笑而前，谓岸上已备有筵宴，邀吾一临。吾以体甚罢茶，酬酢为苦，坚辞之。两大人固请，吾仍以身体欠佳为辞，乃易坐中国客船，以便溯河而上。此种客船，乃樊、周两大人先期为吾预备者，洁净高爽，极合卫生。其停泊地点，离河口约一英里。及吾等甫上客船，而樊、周两大人亦已赶至，至则先向余候安。且言，船上一切，简慢异常，钦使若有所需，请即见示。余言：两大人周至如此，所需之物，谅已尽备，外此必无他需。

    两大人复一一问诸各属员，各属员均以此言谢之。其殷恳之忱，至足感也。

    吾船泊处，其居民咸至岸头驻足而观。余于人丛中见妇女数人，亦系大足，轻便善走，不与中国普通妇女之跛躄难行者相类，心甚奇之。后乃知缠足仅为上流妇女之风尚，下流妇女为便于做工自活计，缠者甚少。此种风俗，中国南北各省皆同。唯近以北方密迩帝都，下流妇女竞效时装，致不缠足者较少于他省云。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

    妇女多束起粗黑之发于头顶，压之以金质之针；小儿则露体者居多，亦有袒露其上体者；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委靡不振之相。余逐处留意观之，不觉朗诵诗人莎士比亚《飓引曲》中之句曰：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朕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6日礼拜二。朝曦甫上，即有华官以食物及种种需用之品，逐一至各船分发。秩序既佳，礼貌亦即恭谨。

    既而有高级官员数人上船，向余问安好。且言北直隶总督某大人，向来驻节保定府。保定府距此凡一百英里，今因受皇帝之命，令其欢迎英国钦使，特移节此间，俾与钦使一面，且可照料一切，以尽东道之礼。

    八时，余与史但顿勋爵及史但顿之子——小史但顿，与译员一人，相率离船登岸。登岸时，自甲板以至岸边，已架一木桥以便行走。桥绝阔，面上铺以洁净之草席，两旁有栏，缠以红锦，颜色夺目。即此一桥之费，亦已甚可观矣。一抵岸头，即有轻轿四乘，胪列以待，轿用竹制，外张色缎，每乘有轿夫四人，二前而二后均强健善走。上轿后，有马兵一队为吾辈前驱。行一英里，抵海神庙。海神庙者，总督之行辕，且用以接待吾辈者也。庙门之外，有棚帐数座，颜色不一，有白、红、蓝各种，其中似以蓝色一种品级较高。吾侪未至之前，帐门均阖，行稍近，帐中兵队即出帐外站班。各兵手中均执钢刀，无有荷火器者。军服系蓝布或蓝羽毛所制，镶以绝阔之红边；又有马兵一队，排列庙前，手中不持刀，亦无手枪，但有弓一张、矢一束，为状与吾英古代之甲士同也。

    抵庙门，总督亲出欢迎，礼貌极隆。旋导余至一广厅，坐甫定，有其属员及侍从多人，至厅中恭立站班，亦有分列两行，作“八”字式，站于堂下者。中国俗尚，客至必进茶，吾辈进茶后，总督又导余至一陈设精美之室中小坐。自广厅至此室，中间经一天井，四面均有房屋围之。此天井四周之墙壁，有五彩画图极可娱目。余初意此壁必为木制，木外复加以油漆，绘成人物宫室之形，乃逼近观之，全体均属瓷瓦，其花纹乃自窑中烧出。则东方之瓷业，洵有足为吾辈艳羡者也。

    既入此室，吾即与总督谈论一切。总督先向吾寒暄，问吾身体康健。继即言中国皇帝自闻贵钦使来此觐见之消息后，异常满意。现皇帝方在热河避暑，皇帝之意，甚愿贵钦使早日安抵热河云云。余亦先向总督作适当之寒暄语，次即言敝使此来，随从之人既众，而所携行李，以及将来赠与皇帝之礼物，为数亦复不少，拟请贵总督先在北京代觅宽大之房屋，以便居息。又言：目下皇帝避暑热河，敝使既来，自当径往热河觐见。但北京热河之间多为陆路，苟悉数将所携薄礼运去，恐颠簸之余，不免有所损坏，故拟将轻便者随身携去，其重大者则于抵北京之后即运至皇宫中存放。又言：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则为东方第一雄主。今敝国皇帝遣敝使来此，意欲永修两国之好，令敝使此行得有优良之结果。敝使秉承敝国皇帝之命，又承敝国皇帝委以全权，自当以皇帝之心为心，处处仰体上意，方可勿亏厥职。但东西习俗不同，敝使深虞处事不当，尚望贵总督不吝教言，时时加以指导，庶于觐见贵国皇帝之时免贻笑柄。又言：敝使所坐“狮子”等船，困于海程者已有数月之久。今船上之人，既欲得一适当之地以一舒体气。即船体亦当有所修治，倘贵总督惠及远人，许各船得驶出北直隶海湾，至南方择适宜之口岸停泊，则感激不尽矣。

    总督人极和善，其恭敬谦㧑之状，几非吾笔所能述。一闻余言，立即应曰：此事必可如命，且贵使部下船只，必有多时勾留，兄弟当饬属下以十二个月中所需之物品供给之。总督年已七十八岁，体不高，目小而有英光流露，须白如银，下垂及胸，容貌蔼然可亲，举动雅驯有儒者气。即待其属员亦无矜居自大之色。比吾返，船中已设有盛宴，珍肴满桌，香沁心脾。问之，则总督之所馈也。

    7日礼拜一。晨间樊大人来，言：总督大人将于十点钟到船，向余问安好。但大人春秋已高，步履颇觉艰苦，倘欲从岸头到船，势必由此水桥而过，此木桥势甚峻险，以龙钟如大人者行之，恐有危险。余聆其言，不解所谓，即曰：总督大人年鬓既高，屈驾至此，已属万不敢当，如以过此木桥为危险，则敝使更不敢强其履险。且敝使昧于贵国风俗，今后各事，请各大人就贵国习尚中所有者便宜行之，敝使决不稍持异议。今总督大人，为乾隆皇帝信任之封疆大臣，吾知其对于敝使，凡所措施，均能深合贵国皇帝优待远人之意。樊大人乃曰：如是则甚善。现在总督大人之意，拟亲至河岸，遣一人至船，持总督大人之名片向贵使请安。缘敝国习俗，本人或以不得已之故不能亲至，则名片之至，亦与本人之至同。今总督大人以年老不能过桥，用一名片为代，不知贵使满意否？余曰：可。此事悉听总督大人尊便可也。樊大人遂欣然而去。

    钟十鸣，总督果来。仪仗之盛足令观者炫目。总督一至岸头，即命停轿，轿口与木桥相对，其随队之厮役立即下跪，向大人行礼。兵士及属官之骑马者亦下马而跪。其尊严殆非吾西方之帝王所能及也。于是，总督乃命一属官持一名片过木桥至吾船，口称恭候钦使大人钧安。吾部下译员受其名片，从华语语之曰：请代候贵总督大人钧安。属官遂行礼而去。吾视总督之名片，红色，大逾吾西人所用名片可数倍。上用大字刊其官衔名字，殊大方可爱。

    属官一至岸头，向总督打千，禀白数语而后，总督以公事已毕，立即传命回轿。于是跪地者纷纷起，依来时之仪仗，整列而去。此时吾辈拜会酬酢之事已毕，乃一意整理行李什物，由大号驳船运至小号客船之中，俾得上驶。有官员数人受上官之命，到船督饬厮役搬运，其干事之勤恳、秩序之整肃，吾船上下员司见之莫不啧啧称异。

    以为中国朝廷，其组织之法，足令上方之力，直达下方，为状殆类一机器。但令此机器之原动力一发，则机器各部即依其秩序而转动，不辍不滞，凡人力能为之事，莫不能任之，洵可异也。

    吾辈整理行李什物，费时二日之久，所用船只，自吾本人起，以至役夫、工匠、卫队、乐工及一切行李、礼物等，大小共37艘。每艘各有一桅，桅头悬旗，旗上用中国字标明英使船只。使见者知吾船与普通客船有别，且可令沿路地方官知所保护。37船而外，复有华官及中国厮役所乘之大小船只数十艘，以便沿途照料，供给一切。

    其中官员之品级大有不同。吾观其头上顶子，既分红、蓝、白、黄各种，各种之中，颜色复有深浅明暗之别。衣上花纹亦各异其状，仔细分之恐有百数十级之多也。

    9日礼拜五。各事已就绪，静俟开船。一至午刻，各船船户忽出铜锣齐鸣之，声音洪亮异常，置身其中，对面不能闻言语。余不解所以，问之，始知此系官员所坐船只开船时之记号。鸣锣约半小时，各船次第解缆，鱼贯而进，风顺而平，各船均扯篷，速率每点钟约可五英里。

    ●抵天津

    11日礼拜。早晨抵天津。总督大人已于昨晚抵此，设行辕于河岸。另有一金（译者注：金字译音）大人，系鞑靼籍。

    译者按：尔时西人昧于东方地理，凡满蒙各处，以及中央亚细亚等，通称之曰鞑靼。此言鞑靼籍，当指旗籍而言。

    向来驻节天津，官位极高甚有权力。此次乾隆皇帝因总督大人已老，不能任劳苦之役，特命金大人为钦差，樊大人、周大人副之，使经办一切。凡关于吾英钦使来华觐聘之事，均由金大人斟酌办理。将来吾辈由北京前往热河，亦由金、樊、周三人一路保护，至是吾辈始与金大人相遇。吾船停泊之地，适在全埠中央，居总督行辕之前。岸上与吾船正对处，贴近水边，有中国式之戏园一座，乃临时所造，专供欢迎吾辈所用者。此戏园构造虽不坚实耐久，然装饰颇佳，四周用五色锦绣扎彩，微风动之，红紫缤纷，目为之眩。

    吾船下碇之后，园中即金鼓大作，文武艺员出场奏技。有神怪之剧，有人事之剧，至剧目数更，历数小时之久始辍演。戏园而外，复有兵队甚多，排列两岸，延长可及一英里。各兵均着军服，兀立不动，军旗之多不可胜数。自远望之，气象森严，不可逼近，亦有军乐，见吾船一到，即大吹大擂作雄壮之曲。至午，余乃率部下官员及仆从、卫队、乐工之属全体登岸。总督大人及钦差金大人迎于岸边，导吾至其行辕中茶话。坐定之后，总督复向余寒暄，为状一与在海神庙时相若，费时甚多，余颇觉不耐。

    寒暄而后，乃入正文。当谈论正事之时，余于语气中隐窥钦差金大人之意，颇似不欲与吾辈友善，排外之心，见诸颜色，不独处处与余无理取闹，即对其上官总督大人亦有不逊之气，何为而然？则非吾所悉也。

    吾辈谈话之第一段，即路程问题。讨论多时，始议决自此以往，先由水路赴通州，通州至北京，为程十二英里。然至此水路已尽，必须改由陆路。据华官之意，从陆路共计费时不过七日。本日为十一日，抵北京之日，当为十八日。余以为自水路改换陆路，须将船中行李什物一一起出，用车辆装载，此起载之事既非顷刻间可了，而吾及部下人员，或者又因他事，必须小作勾留，不能随到随发。则抵京之期，至早必在本月二十日。宁算之过宽，毋算之过促也。

    至于抵京之后，吾辈仆仆长途，困惫已久，势不能不有十数日之休息。且以吾私人而论，眷属既不耐陆行，不能同赴鞑靼（译者按：指热河），则吾必于北京觅一安静之地以居之。以公事而论，种种聘礼，既不能悉数携至热河，则凡重大宜损之物，如“浑天仪”、“地球仪”、“大灵司”、“自鸣钟”、折光镜等，均当于北京择妥当之地安置之。凡此种种，均当费去相当之时间。预计从北京启行之期，当在九月五日，而自北京至热河，为程少则六日，多则八日。即以八日论，亦能于乾隆皇帝诞辰之前赶到。以乾隆皇帝诞辰，乃在九月十七日也。余述此种种，自谓斟酌适当，极合情理，两大人静坐听之，亦时时点首称是。及至余述毕之后，金大人忽趋至余前，若有急迫之事，与吾商榷，不复顾及仪容礼貌者。其言曰：贵使之言须重加讨论，即如礼物一项，亦非一律运至热河，同时交与皇帝阅看不可。语时声色颇不和顺，若欲与吾喧辩者。余从容语之曰：倘于事实上能依照贵钦差之意，一律办到，诚为敝使所甚愿，只以陆路太长，有多数礼物质料脆弱，万万不能经车辆之颠簸，故不得不留置北京，非有所惮劳也，因酌举数物之形式材料详细告之。

    金大人气少平，然犹期期以为不可，谓：乾隆皇帝之意，深信贵使必能将各物运至热河，同时进呈，非敝钦差有意为难。余曰：乾隆皇帝为贵国元首，率土之滨莫不在皇帝治权之下，故无论何物，但使皇帝之意欲置之于何处者，臣下在所必遵。敝使之意，非不欲谨遵皇帝之命，只恐遵之不以其道，致区区薄礼尽于中途毁之，此则非特重敝使之罪而已也，且恐大非吾英皇帝陛下致礼之本意，亦非贵国皇帝陛下受礼之本意也。今贵钦差谨遵贵国皇帝之命，敝使虽至愚，亦安敢坚执异议，但愿贵钦差稍费精神，代敝使一任转运之劳，则贵钦差既可如愿以偿，敝使亦可免于获咎。事之两全，无有过此者矣。

    金大人一闻此言，自计万一报保不周，致礼物稍有破损必获重谴，乃立正改其桀骜不驯之状，愿与吾从长计议。总督大人亦劝其不复固执，遂议决仍从初议。然余初与金大人见面，金大人即无理取闹，则后于此公共事，势难顺手。言念及此，心滋不快，讨论毕，告别回船。

    总督大人已预遣属官送筵宴至，酒、肉、蔬、果、糖食均备，复有丝、茶、棉布之属，云是薄礼。嘱余代为分派，赠与吾部下各员，及船上一切仆役、卫队、乐工机匠等人。

    虽所赠并非珍品，而厚意殷殷，殊可感谢。余乃不得不用绝隆重之言辞答谢之。且以总督大人既与吾善，吾此后前往热河正当托其荫庇，缘彼于此间事了之后，即需径往热河觐见。但令总督觐见之时，向乾隆皇帝为吾辈略事吹嘘，则皇帝一信总督之言，金钦差即莫由肆其伎俩，吾乃大受其惠。以此之故，彼礼虽菲，余仍不得不以隆辞答其盛情也。

    入夜，天津地方官及邻县地方官，均到船向余问安好。余一一以适当之礼款接之。彼等见余所用什物、书籍、衣服之类，咸细加考究，眉目间颇露惊异之色，盖见所未见，自不得不尔也。

    余细观各人性质，大都活泼率真，长于言语，工于应酬，而又沉静有毅力，是亦足窥中国人性情之一部分矣。

    是夜，北京教士格拉姆孟德致余二书。言钦使此来，敝教士愿为钦使服役，顷闻中国皇帝，已延一葡萄牙教士，为钦使舌人，至钦使觐见之时，语言概由该教士传达。此事恐非钦使所愿，谨以所闻，上尘清听云云。

    译者按：彼时英葡不睦，故有此信。

    余以此事初未接有总督及钦差之通告，即樊、周二大人亦未尝言及，万一格拉姆孟德之言见诸实事，大非吾初意所及。乃立即函告总督及金钦差，言吾辈到北京后，拟自就各欧洲教士中聘一适当之人，为觐见时之翻译。缘欧洲言语种类甚多，有吾英人所解者，亦有吾英人不解者，苟用一旦解华语不解英语之人，于事仍无所补，因此拟请代奏圣明，不必代为聘用。书去未久，即复书。言此事当遵命代奏，谅可批准，无劳仅念云云。余心始释然。

    此时，岸上及船中之中国人民，咸企足引首，向吾船观看，面上各露惊异之色。

    且多久立不去，若愿穷一日之力，以研究吾辈之举动者，惜吾船未能久留。

    ●即抵京城

    吾回船未几，即解缆循西北之方向开行。自此以后，每日除晨间华官监送当日之饮食至船，及沿途地方官上船拜谒，略事停船外，均不分日夜开行。

    12日礼拜一。清晨抵武清，未几即复开行。余于船中无所事事，乃得以吾笔之余沈，择不甚紧要而有可记之价值者记之。

    华官派至各船执役之人，平均每船十四五名，以37船共计，数达500以外。故每有所事，一呼百诺。即至难之事，亦无不立办。此辈服务既勤，身体亦异常坚硕，足应其劳动之所需。虽肩背多曲，作圆球形，然绝非病象，乃作工时俯首曲背之所致。面色以久暴日中，作紫铜之色。初见之者，以为面色既黑，体干必笨重，不能为灵巧之事。然吾观彼辈投身河中，洗冷水之浴，出没于波浪之间，其活泼敏捷，固未尝以面黑而减色也。彼辈一至夏季，即裸其上体，故自腰以上，肤色之黑与面若，腰以下则甚白也。此间多蚊蚋，终日随船缠扰，挥之不去，殊以为苦；又有一种巨蛾，其大几与嘤嘤雀相若，亦至可厌恶。而两岸深树之中，日夜蝉鸣不绝，无事时静焉聆之，觉凉风习习自两腋而来也。

    13日礼拜二。晨间，有下级华官数人，督饬厮役，循例送供给之物至船。有食物数种，已发酵不可复食。余以是日天气极热，法伦表升至88度以上，食物之酵腐，正意中事，不能厚责经办之人。故仅令厮役取去，嘱易新鲜者送来，未曾加以声色。而高级华官闻之，立传经办之下等华官去，捽去其头上顶子以示罚；又呼厮役至其船，笞责若干数。

    余闻其事，甚骇其所用刑罚之不当。

    至午，与樊大人相见，即为言明天热致酵之故，请不必重责经办之人。今厮役受笞，固已无可挽救，至革去顶戴之官员数人，尚望从宽开复，恕其既往，敝使雅不愿贵国官员以敝使之故，致遭斥革。樊大人唯唯而去其状虽颇以吾言为然，而已革之华官数人，则始终未闻有开复之消息，是可见中国之法律与公理，不能以吾西人之目光判断也。

    14日礼拜三。上午，至北岸望见绝华丽之大厦一所，云是乾隆皇帝南下之行宫，屋顶多用黄瓦，日光烛之，烂然作黄金之色，奇观也。是日，天气较前数日凉爽，天空中恒有浮云飞驶而过，然又无雨。苟吾船开行时，船前不鸣锣以喧扰吾耳者，吾此行爽快极矣。据华人言，开船鸣锣，乃向吾表示敬礼之意。但吾仔细观察之，凡吾船至转弯或调换方向之时，亦鸣锣以关照同行各船，则此扰人意绪之锣声，于表示敬礼之外，尚含有航行时之信号之性质也。

    15日礼拜四。吾船自入口来，一路多为荒野，望之令人气闷。至此乃于岸上相距三四十英里之处，见有青山环列，矮树甚多，为状至堪入画，吾人神绪遂不期为之一振。而自开船之后，金、樊、周三大人，必日日过吾船谈话。今日之晨，彼等又来，神气乃较往日为严整，若行正式拜会之礼者。余问其故，则言：现在已得乾隆皇帝诏谕，前此贵钦使所开礼物目录，已译成华文进呈御览，皇帝见之，龙颜大悦。至于礼物不能悉数运至热河，须将重大者安置北京一事，亦已蒙皇帝批准。皇帝又谕令敝钦差等，在北京为贵钦使预备广厦二处，一处在城中，一处在城外六英里，与圆明园相近。此二处中，孰适孰不适？一凭贵钦使自择。但以敝钦差等观之，城外一区，既与圆明园毗邻，必饶山水花木之胜，贵钦使雅人，自必就此而弃彼也。又言，贵钦使抵热河后，一过皇上万寿之期，即可返京。即皇上亦当于万寿之后，即回銮听政也。

    余前此与三大人谈论之时，曾言礼物中有野战炮数尊，旧炮数尊，物虽重滞，颇不易碎损，尽可携往热河。至是，彼等乃言：贵钦使居热河之时，必甚短促。此种武器亦不妨留置北京，恐带至热河之后，仍无试演之机会与时刻，故不如不带之为是。余诺之。彼等乃侈谈他事，然意中仍有所归束，并非与正文绝无关系者。吾于此乃不得不深叹华官谈话时，具有开合擒纵之能力，初非乱说乱道者比也。

    彼等初向余琐谈中国朝廷之礼节及宫殿之宏丽，余静聆之，一一加以称誉。谓毕竟文明古国，气象是当如是。彼等乃复谈各国服制之同异，谈过半，行至吾旁，执吾衣襟袖观之，因言：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中国之衣为善。余颔之。彼等复言：吾中国皇帝见臣下时，衣服必取一律，因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彼言至此，据指吾所缚蔽膝曰：此物于行礼大不方便，贵钦使觐见之时，先宜去之。余闻此言不解其意，因曰：此事可无劳贵钦差置念，敝使在本国之时，常着用此种礼服，觐见敝国皇帝陛下，殊不觉有所不便。今来贵国，拟用觐见敝国皇帝陛下之礼，觐见贵国皇帝陛下。谅贵国皇帝，不至强我必用华礼。彼等曰：敝钦差等以为觐见皇帝之礼，各国必同，敝国觐见皇帝时，例当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亦必如此。余曰：敝国礼节与此略异。今敝使来此，虽当以至诚之心，使事事致贵国皇帝于满意之地，仍宜以尽职于敝国皇帝为第一要务。果欲令敝使舍本国祖宗相传之礼节，强从华俗，则此种答语，敝使雅不愿发诸口吻。万一必欲吾置答者，吾当作一意见书，至抵北京之时交奉。

    彼等见余言辞决绝，遂不接下文，改谈他事。谓：贵使此来，道路既远，所历艰险必多，谅贵国皇帝陛下必甚念贵使。现敝国皇帝已决意将今年秋狩之说取消，俟万寿期过即当回京，俾与贵使就北京接治一切，勿令贵使淹滞敝国，致劳贵国皇帝陛下挂念。余曰：贵国皇帝神圣英武，此次敝使航海东来，捧呈敝国皇帝之手书以进，谅贵国皇帝必能洞悉敝国皇帝致书之本义何若？敝使来此之本意何若？既如是，则敝使回英之时期，以及回英之后，如何履命于敝国皇帝，谅贵国皇帝必已胸有成竹。贵国皇帝声威及于全国，荣名被于海外，敝使来此观光，荣幸无极。将来回英之后，将缕陈于敝国皇帝之前，使敝国皇帝知此东方之雄主，乃一大有为之人也。

    彼等又问：贵钦使此来，既为贵国皇帝携来礼物多种，不知贵使亦自备礼物，以为敝国皇帝上寿否？此问为外交上绝无仅有之奇问。余骤闻之，几至不能置答，旋以此或中国风俗使然，似亦不足为异。而余来此之时，本有马车一辆，以备送与乾隆皇帝者，因从容答之曰：敝使亦自备一马车，虽价值远不逮敝国皇帝所备礼物之珍贵。（原注：臣不能僭君，吾所备礼物例当贱于英皇之礼物也。）虽式样颇与中国车辆不同，而在英国马车中，已得上品之誉，故不揣菲陋，拟上之贵国皇帝，不知贵国皇帝能哂受否。又曰：此外尚有微礼数种，拟至新年时进呈。此盖非由衷之言，第言之以一探彼等之意耳。因吾自抵天津后，即闻一种风说，谓中国体制，不许他国使臣久驻，与欧洲各国情形不同。吾以此种消息甚有关系，故不得不探。而此言一发，彼等果未有若何之答语，但以支吾应之。则前此所得风说，已信而有征矣。

    此三人中，钦差金大人与吾最不契合。吾自天津至此，每与见面心中即觉不快，彼亦强自伪饰，示吾不怀恶意，而其排外之观念终能于其不知不觉间见之。吾以不与彼亲，终非吾福，每见必竭诚相待，冀破其以蛮夷戎狄视我之鄙念，然其人不可理喻，终莫如之何也。

    樊、周二大人，则极意与吾交好，盛意殷殷极可感慰。尝有一次，金大人适以事他去，彼二人造吾闲谈，言：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今欲欢迎贵钦使，苟无一鞑靼如金某其人者厕乎其间，为事岂不大妙。乃皇帝必欲重任鞑靼，委以全权，事无巨细，概须由此鞑靼上达圣听。而此鞑靼复为群鞑靼之尤，愚黯昏盲，而又自作聪明。吾辈乃大觉扫兴。又言：贵钦使属警敏，一见此人即知其人格之不善，时时用忍耐之心加以防范，非聪明人安得如此云。

    16日礼拜五。下午六点半钟，抵通州城外，至此水路已尽，遂舍舟登陆。然于未登陆之前，有一事颇关重要，吾当补述之。

    一日，余与三大人闲谈。一大人忽谈及印度孟加拉所驻英军，问吾该军情势何若？吾约举告之。其人即曰：近日中国西藏不幸有土番之乱，不知孟加拉所驻贵国军队，何事援助西藏叛民与敝国开衅？余以此事未之前闻，疑骇不可名状，立言此事万非情理所有，敝使可力保其必非确耗。其人曰：否！吾中国官军与叛军开战之时，初意叛军多乌合之众，官军一至势将瓦解。交锋而后，乃知叛军亦颇有能力可与官军抵抗。因疑叛军苟非得有外人之援助，必不至善战至此。后乃果于开战之时，见叛军中有西人数名，为之指挥，而所戴帽子则与贵国之兵相若，故疑为孟加拉之英军。余以此事苟不加以明辨，颇足酿成国际之恶感。或者事本乌有，此人特假设其辞，以一试吾英人有无凯觎中国边地之野心，则尤不得不声辩于先。乃曰：此事真伪姑不论，即以地理言，孟加拉之与西藏相去绝远，西藏有事，吾英军不惟不能参与，即消息亦莫能传达。其人始无言而去。次日，其人又问曰：贵国孟加拉军队，前此谣传援助西藏叛军之事，已由贵钦使证明其误，敝国上下，万无不信贵使之言之理，但不知孟加拉军队，亦肯助吾官军以平叛军否？余以此人调皮至极，即答之曰：否！以地理而论，吾军既不能助叛军，即有助官军之心，亦鞭长莫及。此人盖欲令吾于无意之中，答以英军用助官军，然后将余昨日地理上风马牛不相及之说，根底推翻也。

    吾船自天津至此，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罔不穷极奢贵，伺候之人亦殷勤逾恒。而两岸相近之处，驻有兵队额多，每见吾船过时，各兵队辄自篷帐中整列而出，就岸头行礼，高竖军旗，和以军乐，如在夜间，则添点灯笼，为数可达万许，照耀几同白昼。灯笼之外，复有焰火，亦颇可娱目。船中偶有所需，但一发吻，华官无不于俄顷间办至。有数物，余以非关公用，拟自出所值购之，而华官必不肯受钱。谓：受则必受上峰之责。

    平心而论，中国人以此种盛礼待客，而与吾接见之各官员，又复谦㧑和蔼，常带笑容，似亦不能复有所讥仪矣。然于敬礼之中，不免寓有虚伪，诚意乃隐而不露，此则吾不得不引为缺憾者也。例如吾船过处，每见风景清幽之地，或乡村风物，吾欲观之以一窥社会情状者，吾虽屡请停船，俾上岸一观其究竟，而终为华官所阻。顾华官阻我之时，能随时随地发为妙论，令吾明知其阻我之行，而不复有所允怨，或且反可因此自娱，此盖由于各华官平时于言语礼貌一门，娴习有素故也。尤有一事，吾亦不得不述。即吾侪抵此之后，华官于表面上虽加以敬礼，而实则一言一动，罔不受华官之监察。不特监察已也，即起居服御，以及一切习惯礼节，华官亦多以嫉妒之眼光观察之。吾尝读中国历史，知中国人最妒外人。今身历其境，乃知其实在情状，过于历史所言者万万。然吾虽存此心，表面上则事事以和颜悦色处之，冀吾此次之行，得获完美之果。即如各船所悬旗帜，大书特书曰，英国使臣进贡之船，吾亦视若无睹置之不问，盖将待至正当之时刻，方可提议此事也。

    17日礼拜六。既至通州，吾及拟小作勾留，将各种礼物行李，收拾齐整，径用车辆装往圆明园。圆明园距北京7英里，此间距北京12英里，合计19英里。苟不于北京耽搁，则此19英里之途程，仅费一日之力可矣。

    吾船抵此之时，岸头已建有货栈二所，专为存放行李礼物之用，每所各长207英尺，阔13英尺；自地至檐头，高13英尺；自檐头至屋脊亦如之，材料则为坚竹，上覆厚席，以防雨水。两栈之间，建一广道，阔42英尺，道之两端，各设一门，驻之以兵，严禁携火者羼入，以防火烛。据云，此货栈及广道，乃于数点钟之内，督饬工匠数百名赶成之。吾船抵此之后，未及一日之长，此辈工匠已尽将37船之物，一一移置货栈之中。中有数物，分量既重，形体复极庞大，而中国工匠乃能以其臂力与其活泼之精神，合力舁之，自船至栈，直行不息，而观其神情又异常欣喜，初不若有人驱之迫之者。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盖中国苦工，具有一种无重不举之能力。若一物之重量过大，非一人所能举，彼等即以坚绳缚之，然后取粗竹二根穿诸绳中，每人各以竹之一端置之于肩，舁之前行。若此二人之力犹不能举，则更取二竹与前二竹相交做“十”字形，则人数即可添加一倍。万一再不能举，犹得以同样之加竹添人之法继之。务使物力不复能与人力敌，乃且呼且笑，舁物疾行，若自忘其为苦力也者。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此时吾等寄居之地，乃为一庙宇，其中有厅事及洁净之房间甚多。吾辈居之，颇觉快意，供给之物仍与在船时同。无论何时，意有所欲，莫不咄嗟立办。据云，此庙建于数百年前，当时有高僧12人，受制于某显宦。显宦乃出资建庙以安其衣钵，顾庙宇虽大，仅划出一小部分供佛，兼供一种女神，阶级较次于佛者。此外多为寮房，亦有和尚居之者，亦有平时不居和尚，每遇达官贵人过此，即借作息宿之地者。此盖以庙宇之于中国，既含有一种公共建筑之性质，故身有公务者，即得自由借用之也。吾部下员司夫役人数极多，全庙尽为所占，即守庙之和尚亦仅留一人，令司佛殿香火，及看守琉璃灯，使永明勿灭。其余大小和尚，概由华官传令暂移邻近他庙居住云。

    18日礼拜。晨餐时，樊大人来，言：车辆夫役，约于礼拜二早晨可以备齐，备齐之后，随将货栈中物件一一装入车中，至礼拜三之晨，即可出发径往圆明园。途经北京不必下车停滞。又言：乾隆皇帝现已派阁老一员，欧洲教士一员，在圆明园恭候贵使驾临。此教士究系何人？樊大人并未明言其名氏，以意测之，当是葡萄牙教士彼那铎阿尔美达，即吾心中不满意之人也。

    入暮，樊大人复与周大人同来，言：鞑靼钦差金大人今以体病，不能同来向贵使问安好，故嘱兄弟等来此告罪。余言：金大人以贵使来此之故劳碌致病，敝使意殊不安，明日当趋往问病。樊、周两大人连称不敢而去。然吾自信彼鞑靼钦差未必果为病魔所扰，或者心意与吾不洽，懒于见我，故托病耳。

    19日礼拜一。晨起，余自至货栈中，一观彼间所装货物奚若，而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亦适已至栈。方率属僚多人，斟酌明日出发事宜，余遂与三大人语。且向金大人问病状，及三大人公事已毕。余曰：今日适无要事，礼物中有轻便铜制野战炮一尊，取出尚便，敝使拟于此间一试，藉博三大人一粲，三大人亟称善。余遂命炮匠取出试之，约每分钟开放二十响以至三十响，余初以此种速率，三大人见之，必甚以为异。初不料彼等虽用心观玩，而意态殊觉落寞，若无足轻重者。然而此非炮之不善，吾敢决言中国全境，必无此种轻快之炮。彼三人意态之所以落寞者，殆犹茫然于此炮轰击力之如何耳？及吾自栈房回，樊、周二大人随余至庙。言：目下已得皇上复谕，贵使抵北京后，可自择一欧洲绅士之服役于皇上者，充贵使觐见之舌人。现皇上对于贵使，极表欢迎之意。贵使自抵中国之后，一切情形均随时上达圣听，皇上以为贵使文明有礼，异常满意。故命臣下以至敬之礼接待。余曰：此足见贵国皇帝与敝国皇帝同具敦睦友谊之心，敝使感激之余，敢代敝国皇帝致谢。两大人乃复言及觐见时之礼节问题。此问题自前次提议时，经吾否认而后，各华官已数日不复提及。今两大人乃复极力言之，若必欲迫吾承认，无有转圜之余地者。余曰：敝使承敝国皇帝之命而来，在理不能改变敝国原有之礼节，即曰可改，恐非娴习有素，临时必有失礼之讥，与其强改其不可改，而又始终不能甚肖贵国之礼节，无宁不改之为善。两大人曰：敝国礼节习之殊易，因自就地板上作跪拜之状，坚请余照式习之。余曰：敝国礼节既万不能改，此项华礼亦毋庸学习。两大人乃命吾译员习之，意将欲以榜样示我也，而吾译员虽系华人，乃唯我一人之命是听。闻二大人言，即请命于吾。吾曰：不必。译员竟不跪拜，两大人乃大不快意，然声色仍极怡悦，不似因此与吾互生恶感者。余以两大人欣然而来，不能令其扫兴而去，遂命乐工奏乐以娱之，两大人悦。告别时，仍与吾作表示敬礼之语，为状一与来时同，似顷间之争执，已一笑了之矣。

    是日，亨利·欧地士病故。亨利系铜铁工技师，颇有巧智。方吾自伦敦启行之前，意欲得一铜铁工技师，使为随员。一时自荐者甚多，亨利则蓄远游之志更切，屡向余及史但顿勋爵坚请。余考验其技艺颇堪合用，遂挚与偕行，不料其体质孱弱，不能任风浪之苦。一至船中即罹重病，舟抵马第拉，余拟令其改乘他船回国，而亨利决意不肯，必欲一观中国景物。遂致病殁于此，亦可悲矣。

    20日礼拜二。晨间，为亨利治丧事。乐工、卫队、仆役之属均整队送葬。此间虽无牧师，而临葬时诵经祷告之礼仍照例举行。

    华人观者甚众，然多肃静不哗，若与吾辈同表其哀悼者。丧事既毕，即预备出发，取货栈中物体一一装入车中，装毕，令各货车于今日先行。吾部下之人吕、夫役，则定于明日登程，因人速货迟，人货并进，货必落于人后也。

    21日礼拜三。早起，车、马、轿各种行具已备。金、樊、周三大人则于门次候吾登车，吾乃立即出发，不少濡滞。

    未几，至一村，地在北京通州之中央，吾辈就村中小憩，且进早食。以天然路劣，颠簸甚苦，不得不随行随息也。

    第二章　觐见乾隆

    ●抵北京

    自此行两小时抵北京，在宫门略进茶点（译者按：宫门二字，原文做Palace Gate，不知何指？），即复前行，以下午三时抵圆明园。见昨夕出发之货车大半已到，其行走较迟之一小部分，则于吾侪到园后数点钟之内陆续到齐。

    吾等自通州至此，一路均有兵队为前驱，各兵手执长鞭，时时向两旁挥打，勿令路旁观者，得与吾辈相近。吾意此必中国大员外出时之示威举动，今乃假为吾用者也。

    既抵圆明园，华官即导吾等至一居留之馆舍。此馆舍在一花园之内，有房屋、天井甚多，又有一曲径，饰以花木，曲径尽处为一小河，循河而下，曲折至一湖，湖中有一人工之小岛，岛上有草地、有树木、有奇石，其中央则有一楼，为避暑之用。而全园四周则围之以高墙，有兵一队驻于入园之处，以为保护，园中房舍虽间有数处，颇清洁完好，可资居住。然以全体而言则荒秽不饬，破坏殊甚。夏季犹可敷衍，一至冬季万难居人，或者此处专供夏季之用，冬季所用者别有他处，亦未可知。然吾闻人言，此类馆舍多为招待外国使节之用，虽有数处之多，而求其完好者，当以此处为第一。则他处馆舍残缺不全之状，更可想见矣。

    余一入此室，心中大异，以其前此招待何其恭，今又何其一陋至此，向华官问其故，华官言：此屋虽陋，而每有大人至此，辄假为行辕，实因此间并无较优之房屋，非敢故以陋室奉屈。余曰：虽然，无论如何君必为余择一较优者，此戏室则万非人类所宜居。华官乃导余至他室，此室虽不如前室之破坏零落，然已数月未加打扫，室门一启，霉臭之气扑鼻，华官立命夫役扫除，墙壁、地板均大加洗濯，然后搬吾辈之行李入内。亦有华官数人以此室较善于他室，自携行李来，就空处设榻与吾辈同居。已而具食，则精美仍与往时相若。吾身栖陋室，而食必盛馔，羹味之鲜美，既为吾毕生之所未尝，而条面及他种面食又白净如雪，清洁可口，是亦不可思议矣。

    吾在通州时，华官谓余，吾辈一抵圆明园即当有欧洲教士来此与吾觌面。然今日乃未有人来，意或尚在途中也。

    22日礼拜四。晨间，鞑靼钦差来此候安。言有一国老奉皇帝之命，自热河来此，与贵使讨论觐见事宜。又言：国老现已上途，随带教士三人，大约明日可到。余称善。而隐察金大人神色，似较前此和悦可近，不复作桀骜不驯之状。因谓之曰：敝使居此，意颇不适，因此间房屋破坏已极，非大加修理不能居人。而吾欧洲人之生活状态又与贵国人稍异，居此甚觉有碍卫生，故敝使不拟勾留于此，俟诸事措置已毕即当迁往北京。敝使逆料贵钦差必能使敝使抵北京之后，居处之安适，较胜于此也。金钦差首肯，谓：当立即传令属官，至北京预备。余观神色似此事尚无若何之阻碍也。

    23日礼拜五。晨间，金大人遣人来言：今日十时，彼当带同欧洲教士数人至吾馆舍中谒见。既而果来，中有葡萄牙人二名，一即彼那铎阿尔美达路丁其司，一曰安东尼；意大利人三名。一曰路易司卜雷德，一曰约瑟本西，一曰第奥豆的；法人一名，曰约瑟巴黎。此外复有一二西人，籍隶他国无关紧要。各西人来时，均穿中国礼服，而乾隆皇帝亦以吾此次东来，为稀有之盛举，特以顶子赐诸各西人，令戴之。路易司卜雷德及第奥豆的均戴白色之顶；彼那铎官级较高，则戴蓝顶，余人均戴镀金之铜顶。铜顶者，顶子中之下乘也。

    彼那铎此人，虽为乾隆皇帝客卿之一，而对于中国国事初无参与之权，然妒念极重，凡西人东来者，除其本国人外，罔不加以仇视。对于英人怀恨尤切。吾至澳门之时，即有人嘱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与此人相见，观其沉毅阴险之貌，始知此人非处处防范，必为所陷。此人初为罗马教信徒，兹已不受宗教之约束。度其年事已近七十。来中国后，兹已有数十年之经验。今方在算学书院（译意）任事，然其算学知识颇属有限。但以工于外科医术，曾为相国和中堂治病，兹乃以和中堂之力，荐诸皇帝，遂得派为吾觐见时之译员。吾见此人欣然而来，意颇不怿，以为彼既奉有中国皇帝之命，则吾前此要求于北京各教士中自选贤能之说能否成功，正在不可知之数。万一吾说不成，而此人竟由华官承认为觐见时正式之译员，则语言传达之际，但令更改一二，或不改其言辞，而改其语气，即足挑动两国之恶感，此何等事，而可不为之焦悚万状耶。幸而此人与吾款接之时，吾所言通常习见之语，彼均茫然不解。即其同来各西人亦半明半昧，隔阂不通，吾心乃大乐。彼那铎至此似亦可以止矣。而其妒忌他人之欲念乃仍不可遏。频以拉丁语，与其近座之两意大利人，谈吾英国之短，其意盖以余为不解拉丁语者。不知余即不解拉丁语，但观其眉目开动之状已足知其蓄意不善，而况拉丁语学，余固童而习之者耶。

    谈次，余仍向金大人提及迁居北京之事，彼那铎立即乘间阻挠。谓：迁居北京后，将来往热河时，大不便利。虽金大人甚然其悦，而终以余所持理由充足，彼那铎无所肆其鬼蜮之技，状殊悻悻。其同来各教士以其声色严厉，非双方款接时仪式上所应有，力劝其忍怒，勿为无谓之争。彼那铎虽唯唯，而气终不平。余静观其状几至失笑，然仍自保威仪，不为不应为之言，至彼那铎告别时，余惧其羞愧无以自容，转用好言慰之曰：惜敝使不解葡语，致意见不能尽达，否则以足下之才，为吾翻译必大足为吾助。彼那铎气少平，言曰：卑人深愧不能为钦使服役，后此苟有可以尽力之处必竭愚诚。余亟称谢，心中则以为此人既尽暴其本相于吾前，吾此后乃不得不格外谨慎，俾不致坠其陷阱。然平心而论，此人亦可造之才，但欲求其为吾所用。则吾非至愚，决不存此谬想也。

    约过一小时，樊大人与周大人同来，言：乾隆皇帝特派之国老淳（译音）大人，现在已到北京。后此关于贵使一切事务，可由兄弟等自向淳大人商量，不必再经金大人之手。余闻言大悦，因命译员一人及吾书记麦克司威尔与樊大人同赴北京，料理该处馆舍，以便此间事毕之后，立即迁居。

    ●游圆明园

    彼等既去，周大人即导我游圆明园。此园为皇帝游息之所，周长18英里。入园之后，每抵一处必换一番景色，与吾一路所见之中国乡村风物大不相同。盖至此而东方雄主尊严之实况，始为吾窥见一二也。园中花木池沼以至亭台楼榭，多至不可胜数，而点缀之得宜，构造之巧妙，观者几疑为神工鬼斧，非人力所能及。吾以此来不仅为游观计，尚当商量安置各种礼物之法，故仅就行过之处略一寓目，未能曲寻其胜。以全园计之，恐吾所见尚不及其什一。然即此不及什一者而言，已能令当时景象永镌吾脑而不忘。而吾笔记中欲详言其状，亦觉景物万千，不知从何处说起，转不如不说之为善也。

    已而至宝殿，殿长150英尺，阔60英尺，仅有一面开窗，与窗相对之一面，即为御座所在。御座为一桃心木之大椅，上刻精美之花纹，其木料则产自英国。华人以为稀有之品，故用以制为御座。御座之下有一台，高数尺，两边有木制之短阶，以便上下；御座之上，有一广额，署“正大光明福”五大字。

    译者按：此五字原文做Ching-Tha-Quan-Ming-Foo，释其意为Verus, Magnus,Gloriosus, Splendidus, Felix五字，直译之，当以“正大光明福”五字为近理。然于“正大光明”四字之下加一“福”字，则为译者此前所未闻也。

    其两旁则各有一孔雀毛制成之扇，面积极大作圆形，颇美丽可爱。全殿地皮均用大理石铺之，石有灰色、白色两种，纵横相间，望之如棋盘形。石上人行之处，复铺以洁净之席。殿之一角有一八音时辰钟，拨其奏乐之键，能奏乐十二阕，如Black, Joke, Lillibulero，以及《乞丐》一剧中之歌曲等类，均为英国旧时流行之乐曲。钟上饰物均为旧式，有透明及五色之宝石多枚，此钟虽非珍品，然以历年既久，余不得不以其为古董而贵之。钟面有英文数字，曰：伦敦理敦赫尔街乔治克拉克钟表店造。其制造年代及运入中国之时日，则已不可考矣。

    宝殿为皇帝正式办事处，一国之观瞻所系，而面积复广大异常。余决意以礼物中之珍贵动目者置诸殿中，其排列之法，拟于御座之侧。一面置地球仪；一面置浑天仪、折光镜数面，则自天花板悬垂而下，自各镜至殿顶之中心，距离均相等。殿北置行星仪一座，其南面则陈列佛列姆内之大自鸣钟、风雨表及特拜歇尧之瓷器、瓷像、弗拉苏氏之天体运行仪等。集此种种精美可观之物品于一处，恐地球虽大，更无第二处足与此中国圆明园之宝殿比也。

    余入园时，与国老景升（译者按：景升二字译音）大人相遇。景升大人遂为余向导，指点园中一切事物以告，及余自宝殿出。景升大人导余至一清洁之处，出水果及糖食相飨，余甫就座。而金大人忽来，殷勤劝食，余乃大异。念据樊、周二大人顷间所言，此公何可不必多劳矣。今若此，吾此后犹不免受其牵掣，而樊、周二大人虽极意与吾交好，亦以受制于此公，无能为力。万一此公永为余伴，至热河时，本其排外之天性，进谗言于乾隆皇帝，则吾此行之结果必有不可预料者。言念及此，心中殊觉不快。

    ●作觐见准备事宜

    晚八时，麦克司威尔等自北京归，言北京馆舍已阅看一过，其中厅室、房间、天井均备，颇堪居住云。

    24日礼拜六。史但顿勋爵率密斯脱摆劳、丁威台博士及太白儿得、丕的派亚暨技师数人，工匠多人，同往圆明园装配各项礼物。预料此项礼物，若欲一一装配完好，至少当有六七礼拜之时间。大约将来余往热河时，尚须留技师数人在此间监督工事也。有数种礼物运往圆明园后，中国工匠未得技师之许可遽欲启箱，译员恐其开启不能如法，致损内中所装之物，因往过阻之曰：此系英国送来之礼物，英国钦使尚未交卸，汝等不宜妄动。而金大人闻之，立即喧辩曰：此系英国进呈之贡品，安可唤作礼物。译员曰：英国与中国处于对等之地位，只能唤作礼物，不能称为贡品。两人辩论不已。国老景升大人闻之，出为和事佬，言：唤作礼物亦未尝不可，何必为此无谓之争。金大人乃无言。

    译员归，向余言：适自樊、周二大人处来，二大人略有意见，嘱微员上达致使。余曰：二大人，吾友也，渠等有何事嘱汝，汝可恣言之。译员曰：二大人言，钦使此来，一切费用虽由皇帝颁发，而颁发之数有限，其不在预算中者，概由二大人自垫，故二大人意中，颇思钦使以一优美之礼物赠之。余曰：可！弟不知二大人心爱何物？苟所爱者适为吾所有之物，当立即举以奉赠。译员踌躇有顷，言曰：二大人心中似以赠以现金500元为最宜。余一闻此言，不少犹豫，立即答曰：可！此盖因二大人既极意与吾交好，微论其自解私囊之说，确与不确，吾万不宜厚拂其意，使吾与以钱，而二大人竟为吾效力，与国老联络，合力与金大人相抗。勿令金大人此前之行为，再暴于吾客，则500元之代价并不昂贵。万一二人得钱之后竟不肯为吾所用，一反往时缔结交谊之行为，则慈悲之权已操诸我手，我固不难以举手投足之劳而祸福之也。而况野兽一吮人血即觉他物之血不甘，二大人既以与吾交好之故，而得此500元于前，宁不思此人血之余甘，而奋勉图报，以冀复尝此血于后也。

    25日礼拜。晨间，译员来言：昨日之议今兹已可取消。余问其故。曰：微员今日已往两大人处复命，两大人乃一改昨日之语气，谓：兄弟等自以诚敬待钦使，且深以得领钦使之厚赐为荣幸，然金钱之赠品则究于情理上不能接受。至昨日所言自垫之费用，确系实情，然此款均系周大人一人垫之，樊大人则所费甚少。缘周大人家资颇富，肯花钱而殚于尽力，除收发公文及登记账目、发付工力而外，其余一切，如置备车马、雇用船只、工役及购办供给之物，笞责不尽力之厮段等，概由樊大人尽奔走之劳。今周大人以家资富有之故，不必复得钦使之钱以资弥补；而樊大人又仅费劳力未垫金钱，万无接受钦使补助之理，故请钦使将昨日之议即行取消云云。

    夫昨则要求之，今日则坚辞之，此中理由如何，诚非吾不熟中国情形者所能知矣。同时又有一事足证明中国人之性质与吾英人不同，而且大不可解。

    昨日金大人来，交我一信，此信系吾英衣拉司麦司古完勋爵自登州府嘱驿吏送来，由金大人转交于余者。今日，余按照来信，作一复信。而金大人适来，谈此，坚问余古完勋爵信中作何语？余复信中又作何语？余以此种问题万非吾英人所能问，然以两国风俗性质不同之故，不能厚违其意，即招译员来，取来信、去信，令依口译之法，译与金大人听之。译毕，余笑谓金大人曰：信中初无若何秘密，然以内容剖示于君，料君必甚欢迎。金大人临去时，复问觐见在即，仪节如何？请贵使速为预备，且宜先期练习。聆其语气，似急欲吾承认其改用中国礼节之说者。余曰：觐见之仪节敝使拟开具说帖，就正贵钦差，此说帖当于抵北京后一二日内奉交，请勿急急。金大人乃道别而去。

    26日礼拜一。是日，由圆明园迁往北京预定之馆舍。不特清洁完好，与圆明园有霄壤之别，而且华美异常。有厅室十一处之多，陈设既佳且多空气，居之颇合卫生也。

    27日礼拜二。法国巴黎圣拉萨勒司教会会员劳克司神父。

    至馆舍谒见。言奉皇帝之命来此为钦使服役，钦使如有需吾尽力之处，吾可日日来此听候差遣。予观其人，体格修伟，道貌岸然而又长于言语之学，法文、英文之外能操中国语及满洲语甚熟。自言抵此之后，心意多快，现已作久居中国计。因胪举中国社会情形以告，谈论多时娓娓不倦。吾乃自计，后此如有中国事实为吾所不解者，尽可问诸此人，不必复处闷葫芦中矣。

    28日礼拜三。密斯脱摆劳自圆明园来。言：该园宝殿中，现已动工，将各项礼物依钦使预定之方法排列安置，将来安置完毕，殿中诸美咸备，必大有可观。又言：礼物运至宝殿后，即有乾隆皇帝之孙三人至殿中参观，状殊欣喜。

    而尤注意于特拜歇尧之瓷器，观玩多时，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余言：此种特拜歇尧之瓷器，系敝国有名出品，苟非名品，敝国钦使决不敢带来赠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其价值之高，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不能强判伯仲也。三皇孙闻此答殊为满意。

    有一大员来园监视华工者，见启发货物时，行星仪中之大镜已损坏一块，神情至为惶恐，此镜想系中途颠碎，今中国既无造镜之厂，势亦无从添配矣。

    29日礼拜四。余取加拿派（译者按：加拿派形如一伞，装于帝座或帝王肖像之上，以表示其尊严者，盖欧洲帝王名器之一也）及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之肖像悬诸馆舍之中堂。别取一纸，开具将来抵热河后拟行之觐见礼节，嘱劳克司神父译之。劳克司译此颇费苦心，因中英公文程式初不相同，欲字字斟酌得当已属大难，而吾禀命东来，与本国政府相距既远，事事均须斟酌独断，万一处理不当，必贻国际之羞。故劳克司译此仪式之说帖，视为生平第一棘手之事。译就，不肯自书，亦不肯令其书记书之。谓：渠二人均系中国客卿，若中文有不妥之处，一露笔迹即易取咎，故坚请余另觅他人司缮写之事。余遂命史但顿勋爵之公子小史但顿书之。

    小史但顿以一十三龄童子，即能承办此事殊可欣喜。渠初亦不解华文华语，自伦敦出发后，船中无事，日就于两译员处学习语言，进步甚速，旋又学写华字，颇方正干净。前此礼物目录即彼所写，后生可畏，非虚语也。

    说帖内容，大致谓敝使此来，虽极愿使贵国大皇帝满意，凡敝使以为合宜之事无一不可实行。但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敝使承敝国皇帝之诏命而来，仍当以敝国皇帝为本位，此盖由敝使之服从敝国皇帝，与贵国臣民之服从贵国皇帝于理相同也。今觐见礼节，敝使拟用觐见敝国皇帝之诚礼，若贵国必欲改用中国礼节，亦未尝不可，但须请贵国派一大臣，职位与敝使相若者，至馆舍中向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肖像行一觐见中国皇帝之礼，则敝使无不如命。

    金大人一观此帖，立即摇头，谓此事万难办到。樊、周二大人则言：此事必可如命，我等二人不妨立即向贵国皇帝、皇后行三跪九叩之礼。余以二人职位不能与吾敌，婉言却之。

    是日，神父安易德遣人送来一信，附以照片。信中辞气诚恳逾恒，言：钦使此来，老夫闻之殊为欣慰，但以就木之年，复抱痼疾，不能亲临馆舍为钦使略分劳役，意颇自戚。尚辱不弃，勿耻下问，但以书来，老夫当尽举所知以告，匪然云助，实老夫天职所应尔也。此老年已80，侨居中国亦已60年之久，而眷怀祖国之心，尤得于此一小柬之字里行间见之。前辈老成，滋足敬也。

    30日礼拜五。今日，余已选定轻小便于携带之礼物若干种，备带往热河进呈之用。乃一面命令部下人员、夫役准备启程。

    一面通知鞑靼钦差，言：吾辈已定于九月二日（译者按：次礼拜一，中历七月二十七日）起程前往热河，但今日为八月三十日，中间尚有二日余暇，敝使拟乘此余暇一观北京宫殿及各处有名胜迹，不知贵钦差能不辞劳瘁，为吾向导否？

    金大人曰：向导之职诚不敢辞，但按照中国成例，凡各国使臣至北京者，必须于觐见皇帝之后始可参观一切。即宾客亦当于觐见之后接见，贵使意欲参观，请俟诸归自热河之后。余以既有成例自不能相强，即亦无言。而金大人复曰：觐见之时，不审贵使本人将以何物赠诸皇帝？余曰：敝使此前已有奉赠一车之说，自不敢食言。金大人曰：车虽佳，惜嫌其太重，不能亲手持赠。余曰，岂必授受以亲，始得谓赠耶？金大人曰：此亦往例如是，此前各国使臣觐见时，从未有空其两手者。余曰：既如是，敝使自当预备一物，但此时尚不能决定，须俟所携行李悉数解发后，始可从容选择。然口头虽作此答语，心中则甚虑无物可以入选。因所携珍贵之物已悉数开入礼物目录中，用英皇名义赠与乾隆皇帝。外此私人所携物品不特并不珍贵，而且为日用所必需，万无举以赠人之理。幸而甲必丹麦金吐司携有极佳时表数事，拟于归途到广东时发卖者，余乃与之婉商，令让渡于我，且给于相当之利益，勿使空任购办携带之劳。议定，余以顷刻间骤得多数极佳之时表，意颇自喜，盖以既得此项礼物，不特可选其最佳之一枚赠诸皇帝，且可以其余各枚分赠各皇族及各大员，对于自备礼物一事可无供不应求之患矣。于是自开一单列应行送礼诸人之名字于其上，以便分派。计：皇帝一枚、皇帝之嫡子各一枚、皇帝之长孙各一枚、大将军阿中堂一枚、和中堂及福中堂各一枚，和、福二人乃皇帝最亲信之大臣。此外，则礼部大臣一枚，与吾往还之诸大员各一枚。然余以北京之宫殿名胜，必俟归自热河而后始许吾参观。吾亦小作诙谐，声言此项礼物亦必觐见皇帝之后，返至北京然后一一分赠诸公也。

    ●探知中国情势

    今日劳克司神父仍如日常之例到馆舍中办事，且携来精洁食物多种，如德国面包、糖果、蜜渍物、大红花果、红白葡萄等。其中白葡萄一种味美而无核，向产于察莫。察莫地傍戈壁，在中国之东北部，此种葡萄自移植于北京教堂以后，以栽种得法，种乃益美，故甘洌独绝。

    余以是日既无所事事又不能外出参观宫殿，遂与劳克司侈谈中国国情及宫廷状况。凡樊、周二大人未曾告我或语焉不详者，余一一问之。

    因知乾隆皇帝共有22子，今仅存4子，而大位谁属，犹未预定。皇帝深恐4人有猜忌争夺情事，政必躬亲，奏章诏谕，咸自批自发，勿令4人参预其事，即事之琐细者，皇帝亦不以躬 亲为苦。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鞑靼，出身颇微，然甚有才具，初为皇帝卫队之一。20年来，皇帝重其人，历擢至相，且以公主尚其长子，亦可谓极人世之荣矣。次相曰福中堂，亦鞑靼，少年公子也。其兄亦据要津，娶一公主，此公主非皇帝之女，即皇帝之侄女。劳克司不能言其详，而福中堂年鬓虽未高，于台湾之战则为统兵官，旋为两广总督。近日西藏疆场不靖，又任为将军，殆亦中国之兵家耶。和、福二人之外，最有名望者为阿中堂。此人所受恩遇远在和、福二人之上，功业亦颇有可观。法人所著《中国回忆录》一书备载其事，今已年老致仕，不复与闻政务，而皇帝犹以优礼待之。然皇帝对于此人，只视为国家的忠臣，不视为个人的亲信也。

    此外尚有三国老，均才力过人，富于经验，惜为华人而非鞑靼。皇帝虽以优礼待之，终未畀以丝毫实权也。

    劳克司神父又言：目下北京城中信耶教之华人已达5000名之多，全国共计数在15万以上，再越数年，耶教之发达必数十倍于此。又言：我辈读中国之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上午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近日北京巡警（译者按：当是步军统领衙门）特备一车，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自此种巡街车发现后，北京各教士乃大忙。每日此车巡视归来时，诸教士群集车旁，遍察各婴儿之尸，见其中尚有气息者必抱归灌救，救活则就教堂中抚养之，长而施以洗礼，使知此残余之生命系仰托上帝之佑护。自鬼界夺来，非终身虔信上帝不能报此再生之德。

    劳克司又言：目下中国人仇教之心已不如往昔，此虽时代使然，要亦由于现在各教士能谨慎将事，不若此前各教士时有性情躁急之举也。然中国政府对于此等教士仍不能无所疑忌。近十二月中，各教士往来信札自北京、广东间驿使传寄者，恒于未达之前，先有人为之启阅，推其启阅之故，半由于疑忌；半则在于探刺欧洲之息耗。因中国人不知目下欧洲情况若何？有言英法各国现方打仗者，亦有言各国中复各有内乱者，传说纷纷，莫衷一是，故好事之徒均喜窃启书信，一窥究竟。即余抵天津后，每与金大人相见，金大人辄问余来时路上安稳否？英吉利国现在与各国和好否？以此证之，乃知所问故非无因也。

    是日，北京主教亚力山大戈尼阿，得华官之许可，正式至吾馆舍中谒见。

    其人年40岁，葡萄牙籍，外貌颇和易可近。而谈者每谓其居心奸诈且无真实学问，然能说拉丁语甚纯熟。进谒时，自用拉丁语宣述意见至一刻之久，信口直谈，颇不费力。随从者有葡萄牙教士二人、别国教士数人，仪节至觉隆重。

    戈尼阿且力述愿与吾缔结友谊之诚心，请余勿以近来英葡二国交战之事梗积于心，致对于葡国教士，感情不能与他国教士一致。余以相当之言辞报之。乃当此接见之时，其随从之他国教士中即有一人乘其不意语我曰：勿信此伦之言。余退思其故，此言不为无因，因葡萄牙人妒视他国人之心已达极度。

    现方自结团体研究一种计划，以排除中国境内之他国人为宗旨，除其本国以外，凡他国派教士来华者，彼等即以公敌视之。数日前，一意国教士谓余，吾辈同是欧洲人，人人咸与葡萄牙人缔结友谊之心理，而葡萄牙人心中则以除葡萄牙人而外，殆无足与之为友者，吾辈又何必自讨没趣。由是言之，戈尼阿之巧言令色唯有一笑皆之耳，又葡国教士彼那铎，自圆明园与吾一见之后，即不履吾门。据云：仅已奉皇帝之命召回热河矣。

    31日礼拜六。法国神父格拉孟德来见，此人即系余在天津时，得其所发信件，谓皇帝将命葡萄牙人充当翻译，嘱吾预行抗议者。此人初亦罗马教徒，年已老，来华已有30余年。

    一与吾见，即言本拟早日拜见钦使，只因鞑靼钦差金大人，前此曾闻余言及英国之国势何若？商业何若？对于中国之关系何若？心怀妒意，恐余一与钦使相见从中传递消息，于中国有所不利，故百计留难，直至今日始得其允可，许吾进见，幸钦使勿以为罪。余聆其谈吐，轻畅流利，知为一绝顶聪明人，而又极熟悉中国事务者。然此人不理于口，北京各国教士一闻此人，辄言其心无主宰，顷刻万变，与之交接者当善自防卫云。

    9月1日礼拜。因明日将赴热河，今日预备极忙。然余在去京之前，当将抵京后，闻见中较有兴趣者补述于此。除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等及各教士外，每日造吾馆舍中谒见之大员为数颇多。其中有以服官之故，于职任上应来谒见者；有以好奇心切，视吾辈如古董，虽无职任上之关系，亦来此一广见闻者；尤有多人则为听音乐而来。因吾接见宾客之室中，每晚必令乐工奏乐也。此专听音乐之诸宾客中，有一人为乾隆皇帝之乐官，见乐队中有乐器数种，形式既佳，声调亦美，因向余婉商，欲借此数种器绘一图。余言：君苟爱此数物，俟吾觐见归来时，即举以为赠。渠曰：绘其图样可矣，惠赠则不必，因余不解贵国乐器之用法，有之亦属搁置。余曰：既如是，君可请画工绘之，决无阻止之理。

    次日，渠果偕画工来，敷大纸于地，置克朗内脱、弗路脱倍松等乐器于纸上，先用炭笔勾其轮廓，然后细量乐器上各小件之分寸，一一绘之。据云：渠将依照此种形式，令中国工人仿造，以己意定其音阶，使成一种西式之中国新乐器。果尔，此人亦聪明人也。

    吾馆舍中各物最为华人注意者，即兰脑尔特勋爵所绘英皇英后两陛下肖像，像悬于正厅，去大门甚近，故观者特多。其初不过官员及地方绅士，后则中下流社会亦蜂拥而进，拥挤既甚，复杂以谈话之声颇妨吾等行动。吾乃与樊大人商量，规定一参观之时间，而于参观者之人品及数目亦略加限制，此实不得不尔，非有轻视华人之意。华人对于吾辈所带礼物既极意赞誉，而对于普通应用之什物观之亦称誉不止。然辗转传观，什物间有因此受损者，其中以柏尔明亨埠极尔司厂所造刀片最为华人所爱。因此种刀片系精钢制成，极软，可弯作圈形，然又锋利异常，故华人咸以宝剑目之。

    吾以二刀赠樊大人，樊大人大喜过望，言：得此二刀，感谢之心乃倍蓰于他物之百倍其值者。此老出身行伍，以武功得显，爱刀固其分也，然吾于此事乃不得不思及通商问题。照此情形，吾英倘以零星物件运来必能大受华人欢迎也。至于东印度公司，前此提议扩充粗呢出口问题亦颇有见解，吾料不出数年，此类呢货，中国人之所求必远非吾英呢厂所能供。而呢货之外，凡上等之布匹（原注：吾英人所谓上等之布匹，尚非真正之上等，故当自选上自者运出）以及丝绒、纱罗之属，亦颇有销场。因吾辈所穿衣服，华人见之，多称其质料之优美。而乾隆皇帝近顷又下一诏，言：春秋两季，百官叩见时，准穿布服；夏季用轻绸；冬季则用绸缎为面，皮毛为里。吾英布匹及丝绒、纱罗既受华人欢迎，则此一时期正为推广销路之日矣。

    夜分，国老景绥大人（译者按：景绥二字译音，前有景升，此有景绥，不知是一是二？）知吾明日早起，即当启程，特率属员二人，官级甚高而戴红顶子者，至馆舍中与吾谈话。言：现在乾隆皇帝急欲与贵使相见，贵使所乘“狮子”船上随从人等不能同往热河者，现已择定珠山一处供其休息，且划定界线免致水手、夫役四出游荡滋事。皇帝以为此种计划颇为合宜，已命令贵国古完勋爵便宜行事，其在该处居住之时期或久或暂，亦听伊斟酌。准此言之，吾至中国后每有一事，苟与华官言及，华官殆无有不立时上达，亦无有不立时措置者，谁谓中国上下雍塞耶。

    ●作热河行

    9月2日礼拜一。晨六时自北京出发。余与小史但顿共坐一英国式之邮车，此车乃余自伦敦带来者，用鞑靼小马四匹拽之，马高不及11手，（译者按：“手”为英国通俗量名，每手之长约为四英寸）而轻快善走，久行不疲，良马也。史但顿勋爵则以感冒寒疾不能乘车，坐肩舆而行。此外属员、卫队、仆役、工匠、乐工等则骑马驾车各随其便，同行者共70人。其中40人为卫队，别有21人则留于北京，或在圆明园装置礼物，或在馆舍中照料，均各有专职，不能同行。

    装运行李、礼物之车马，为数多至不可胜计，即所用苦力，沿途照料此项行李、什物者亦有200名之多。

    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3日礼拜二。晨五时出发，行八英里半，抵怀柔县之城外，进早食。怀柔县者，第三等之城邑也。又行二小时半抵密云县，亦第三等之城邑，城中有皇帝行宫，吾等即借宿于宫中。一路景色仍与昨日相若，唯多山，蜿蜒起伏随时异趣。此种连亘不断之山脉倘在春夏二季，在繁茂之树木蔽之，景色必大可娱意。今则木叶尽脱，满山多作棕黄之色矣。抵行宫后，见左方相距八九英里之处，有一山，峻峭异常，山顶有雄固之城壁横跨之，即万里长城之一节也。

    入夜，一鞑靼大员，统领此间兵队者，至行宫中拜见。带来水果、糖物各少许，以为赠品。此人举止动作颇彬彬有礼，有君子气概且极有见解，深信英吉利国为欧洲强大文明之国，与他人鄙视吾英为蛮夷戎狄者不同，然此人殊傲慢自大。樊大人虽亦戴一红顶子，且武职与此人相若，然当此人之前，樊大人惶恐不敢就坐，则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官员不寒而栗者在也。

    两日来，吾车行时，樊大人及周大人时时至吾车中谈话。渠等向来所用代步之物仅有马、轿、驴车三种，从未见过英国式之车辆。今见吾车轻快异常，轮际装有弹簧，乘者不觉颠簸，两旁玻璃之窗复可上下移动，又有窗帏以幛之。渠等乃交口称誉，叹为绝无仅有。已而金大人亦至，向吾道歉，言：前此贵使书就一信，嘱吾寄交贵国古完勋爵，今此信尚未付寄。以我思之，信中既无要言，不寄亦属无妨，因以信还我，我受其信，自思信中诚无紧要语言，而金大人不肯为我寄递，亦属大不可解。金大人又言：明日当与吾暂别，先一日赶至热河，预备迎接吾等之事物云。

    5日礼拜四。早发，行13英里至古北口，进早食。食后，因此间为中国与鞑靼交界之口，有长城以界之。吾等久闻长城之名，既至此间，自不得不一观长城之景象何若。乃相率下车系马，徒步就之。地既崎岖不平，步行乃觉甚苦。行半小时至城下，复拾级而上至于城顶，举目一望，见其建筑之坚固，似已超出于人类体力范围之外，若此城全部尽于吾所见之一部分相同，则吾可决言全世界各种有名工程虽尽合于一处，决不能与此中国长城之工程相敌。惜历年已久，毁坏者居其大半，似中国人不甚重视之者，亦有数处颇完好，似近日曾加以修理。余方拟就其完好者与破残者，研究其或修或不修之故，而华官已促余前行，谓：此城无足盘桓，贵钦使当以早日赶至热河为当。言时，意甚焦急，似不容吾有置答之余地，亦有数人窃窃私议，谓：此辈外国人留意考察此城，心中必怀不测。余恐此种无谓之疑虑酿成恶果，立即下城登车前进。

    车中，余问樊大人前此曾来看过此城否？渠言：往来此地，前后已有20余次之多，然以此城无关紧要，仅去看过一次。其余各华官则言，从来未去看过，想此城仅为历史上一种成绩，无关国势，故华人不复注意之也。

    自古北口行十一英里至辽金坊（译音）。其地有一皇帝行宫，吾辈即借宿其中。夜分，华人中发生一事，颇足证明鞑靼与中国人之恶感。一鞑靼下流社会人，乘人不备至行宫中偷窃供张之物事数件，未及他遁，即为华官所执。樊、周二人大怒，立命就其窃物之处通笞之。笞已，鞑靼忽放声狂骂，谓：中国官在长城之外，例无笞责鞑靼之权。

    二大人益怒。复执而笞之，责其犯上之罪。其人恐有第三次之笞责，笞后即默然而去。时余亦在旁，观此一出滑稽之短剧，心中甚疑两大人于地理之关系上不知果否有笞责此人之权？后乃知此实出于鞑靼小窃之不服华官，律例中并无不许华官在长城外笞责鞑靼之规定，故尔时樊大人愤极而笑。语吾译人曰：此辈鞑靼一辈子教训不好，只可听他做他的鞑靼。周大人亦言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云。

    6日礼拜五。地去热河已近，不日可达。晓发，行13英里抵锦章营（译音）住宿。自北京来此，天气逐日凉爽，今日清晨已大有秋气渐深之象，此半由于天时使然，半由于地理使然也。此间山光水色略如欧洲之阿尔卑斯山，居是与居于瑞士无异，乾隆皇帝避暑于此，良有以也。

    黄昏时，译员语我曰：（译意）近日天津公报登载一段新闻，读之大足令人捧腹，吾英报纸中万无刊登此种荒谬不经之谈者。余问所刊何事？译员曰：报中言英国钦使带来礼物，悉系怪物，其中有小人数名，长不及12英寸，然作军装，勇气知识与长大之人无异；有一象，大不逾猫、一马其形如鼠；一唱歌之鸟，其大如鸡，食木炭为活，日需50磅；此外则有一魔枕，卧之可得奇梦，远至广东、台湾、欧洲等处均可于梦中至之，不劳跋涉。此事虽类神怪小说，无可记之价值。而吾以其可觇中国之民智，似不能屏诸书外也。

    8日礼拜。自距热河12英里之廓拉邱隘（译音）出发，无刻抵昆尔伦（译音）地，去热河两英里而弱，除行李、什物依旧前行外，余及部下人员、夫役均止于其地，更换礼服、排列仪仗。仪仗之次序详列如下：华官（译者按：华官恐系华兵之误）100员骑马前导。陆军少佐彭森（译者按：英人）、德拉功4名（译者按：德拉功系英国步骑两用之轻兵）、陆军副官潘立熙（译者按：英人）、军鼓军笛（译者按：英国军队所用者）、炮手8人、炮兵大尉1员、陆军副官可留维、步兵16人、步兵军曹1人、仆役八人、急使2人、乐工4人（译者按：仆役、乐工、急使均穿绿色金缘之衣服）、随员6人（译者按：均穿大红色金绣之制服）。

    余及史但顿勋爵及其子小史但顿，合坐一英国式之军车，车后有仆役一人，亦穿绿色金缘之衣服。此项仪仗排列至二点钟之久，故得从容布置，弗损威仪。排列既毕，即循序鱼贯而进，直达热河。行李、礼物则以中途未停，早至一小时许。

    ●补述抵京诸事

    既抵热河吾仍如前例，先取一路所见所闻未及尽记者补记之，然后接记热河之事。自北京至热河，为程不过120余英里，而分作七日，故天气虽热，途中尚不甚困苦。

    吾辈逐日寄宿之处均为皇帝之行宫，皇帝每自北京赴鞑靼，即驻跸于此。吾侪所住者，均为行宫之侧屋，其正屋则以名分上之关系，非皇帝亲来不能开启。各行宫建造式样大致相同，虽规模并不甚大，然为数极多，每过十数里即有一宫，估其建筑之费必大有可观也。

    北京、热河之间，道路颇平坦，末后二日所经之路尤完整可喜，然此路并非御道。御道乃为与此路平行之一路，平时严禁人行，必皇帝出巡始能盛列鸾仗，驰骤于其上。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

    本月下旬，皇帝将自热河回銮，故御道之上此时已开始修理，加敷黄土。黄土者，御道之特别标识也。御道之长，凡126英里，所用修道兵丁有23000之多。故御道附近逐段有营帐可见，每帐所住兵数，自6人以至15人不等。渠等虽在工程劳碌之际，亦颇知尽礼。每见余辈自隔道过，即升其帐顶之小黄旗，取一铜锣鸣之，且出铁铳，头作三分形者，声炮三门以为礼。至皇帝驻跸热河时，所用卫护之兵丁为数乃达10万以上云。

    ●抵热河

    既至热河，行装甫卸，而金大人已来，以余在北京时所开觐见礼式单还我。谓：贵使可将此单交于相国和中堂阅之，必得适当之答复。余不解其意，亦姑受之，已而译员来言，谓：适见樊、周二大人，二大人言贵国钦使排列仪仗至热河时，皇帝已在山庄内一高台上看见了，目下龙颜甚喜，已命相国及另一国老立刻至钦使处请安。言至此，樊、周二大人自至，言：相国本欲亲自来此请安，只以此房屋狭小，相国属员众多不能容纳，而相国又因足有伤创，行动甚苦，故不能至此，特嘱吾等前来道歉，倘贵使能至彼处一谈，吾等原为前驱。余言：敝使自去当列仪仗，而吾仆役、卫队此时已觉甚累，行李等物亦亟待安置，不能分身。倘相国有事见教，敝使当于黄昏时，命史但顿勋爵至其行辕中叩见，敝使本人则请俟异日。

    二大人皆曰：可。寻言：鞑靼钦差金大人，今因办理贵使到中国后一切事宜，未能悉称皇帝旨意，已奉旨严加申斥，降三级示罚。余问：金大人办理公事尚无大错，何以遽撄皇帝之怒？二大人乃言：皇帝前此曾闻贵使所坐“狮子”船上，悬有皇帝御容一座，当任命金大人为钦差时，面谕金大人：“狮子”船到埠，当亲自上船，一看该像果肖御容与否？乃金大人天性怕水不敢登船，不独御容未见，即“狮子”船亦未及寓目。至是，皇帝问汝往天津曾看见御容否？金大人仓卒无以为对，皇帝乃大怒。不一刻，申斥之旨遂下。

    二大人去后，有高级华官数人至馆舍中拜见，中有穿黄马褂者数人。据云：黄马褂系中国最贵重之衣服，非有特别勋劳者不能邀皇帝之赏赐也。

    未几，樊大人又遣人来言：相国急欲与史但顿勋爵一面，史但顿乃立与其子小史但顿偕译员一人，至其行辕中谒见。行辕与馆舍相去可一英里，自馆舍至行辕当经过热河城中街道之大半。

    抵门，金大人已候于门次，引史但顿等入内，至厅室，见相国坐于正中，旁有国老四人站班。4人均戴红顶子，其中2人则穿黄马褂。

    史但顿归。余问：相国之意见何若？渠言：相国意欲一观英国皇帝致乾隆皇帝之书信，内容究作何语？余即命书记录一副本付之。史但顿又言：前此钦使因觐见时之礼节问题，自开一说帖付予金大人，今金大人虽以说帖交还，而相国则已阅看一过。其所以必欲先观英皇书信内容者，盖鉴于两国礼节上既有不同之点，恐书信中存问皇帝之语，亦有不甚合宜者，故必先为仔细斟酌可也。

    余曰：既如是，彼金大人交回之礼节说帖可即由汝正式递与和相国，看其作何等斟酌可也。

    9日礼拜一。晨间，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劝余勉从中国礼节，不必再固执前议。余言：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争执多时，卒无成议而散。后有某华官以个人之交谊语予曰：此种争执，乾隆皇帝一点儿都不知道，患在其左右之人，欲借此邀功固宠耳，其然岂非然耶？

    10日礼拜二。早晨，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至，赓续前议。余曰：此事不必多说，以事理论，若欲一国特派之使臣对他国皇帝所行之礼，重于对本国皇帝所行之礼，无论何人决不肯承认，如必欲相强，吾唯有坚执前议。请贵国先派一与敝使职分相同之大臣，向吾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敝使即唯命是听。彼等曰：倘贵使不肯行中国礼，即行英国礼亦属不妨，但不知英国礼是何式样？贵使亦能赐教否？余曰：英国礼乃系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彼等大诧曰：怎么这样？在咱们皇上面前使得么？余曰：自然使得，敝使以见本国皇帝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何言使不得！言次，屈一膝作行礼之状示之，三人颔首而去，容色似已满意，不复如前此之极力喧辩矣。

    下午，周大人复来，言已回过相国的话，他说此时或由贵使径行英礼，或先派大臣向贵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中国礼，尚未商议妥当，晚半天可有回音。余无言。

    未几，鞑靼钦差又来，言：目下已决议请贵使行英国礼。但照中国风俗说来，拉了皇帝的手亲嘴，总不是个道理，拟请贵使免去拉手亲嘴，改用双足下跪以代之。余曰：敝使早已说过不用中国礼，这双足下跪还不是中国礼么？此礼诸位行得，敝使行不得。金大人曰：既如是，双足、单足且不去管他，那拉手亲嘴总得免掉才是。余曰：此则悉听诸君之便，用诸君记者，此系诸君之意见，非敝使之意见。敝使本欲向贵国皇帝行个全礼，今屈从诸君之意，改做个半礼了。

    至是，辩论已终，而中国朝廷之状况及华员宝贵其本国礼节之心，亦可因此窥其大凡矣。

    ●谒见和珅

    11日礼拜三。九点半，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偕吾往谒相国。相国行辕房屋颇大，有厅事甚多。吾行过数厅，始抵其接见之宾客之室，室中什物及一切陈设并不华丽，而相国之颜色则蔼然可亲。史但顿勋爵言：此人今日容貌与前数日几如判若两人，亦不知其何因而然也？

    相国年事约在40以至45岁之间。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其右边之人即福中堂，年不过30，而衣服都丽，面上英气崭然，一翩翩少年贵胄也。左边二人亦系国老，一礼部尚书、一吏部尚书，年老矣，似非鞑靼，于朝中颇无权力。又一人坐于末席，虽穿黄马褂，而就其外貌观之，品级、职位似多不能与其余诸国老相比也。

    余与相国相见，首言：前数日敝使以跋涉长途身体颇累，又因亟待部署之事甚多，未能早日趋前拜见，殊以为歉，今身体已经复原，琐事亦已措置完毕，特来向中堂请安，且愿早日觐见皇帝。俾将吾英皇帝亲笔信札呈阅。次言：敝使到中国后，闻乾隆皇帝多福多寿，年逾八十而精神矍铄，乃过少年，其臣下亦多欢悦爱戴。此种盛境，不特敝使为之欣忭。即吾英国皇臣以西方第一雄主之资格，亦当为此东方第一雄主额手称庆。

    相国闻此称颂圣德之言，颇形满意，即用相当之问候语以为答。次乃言：贵使此来，路途既远，而所携礼物，复倍极珍贵。凡中国风俗，贵使以为不适者自不能相强，将来觐见时，贵使可即用英礼不必改用华礼。贵国皇帝之手书亦可由贵使面呈。至此，礼节上之争执已完全终结。乃议决本星期六，为吾觐见皇帝之期，由相国亲为引见。

    正事之谈判既毕，相国又与吾闲谈若干时。先问余路上情形如何？次问余一路航海曾在何处停泊？停泊时，所为何事？余一一约举告之。述至交趾支那多伦海湾时，相国言：彼处乃我们中国的藩属。余曰：贵国声威四布，远方臣服，敝使殊为欣喜。彼乃问曰：俄罗斯与英吉利国相去多远？目下两国要好否？意大利与葡萄牙两国与英吉利国相近否？臣服于英吉利国否？余乃用中国里数说明英、俄两国相距之远近。又言：目前英吉利国与世界各国都甚要好，与俄国女皇亦很和睦。但吾英国皇帝陛下居心仁正，以保障和平、扶助弱国为心。曾有一次，俄罗斯女皇欲发兵与土耳其国打仗，侵夺其地面，吾英国皇帝出面干涉，使俄国不逞志于东方，以致两国不免稍有芥蒂，然现在仍很和睦，并无战事。至于意大利、葡萄牙两国则与英国相去甚远，且并非英国之属国。然吾英国皇帝乃西方盟主，对于各国均用友谊联络之、用正义保护之，对于意葡两国亦然，两国之于英国在实际上亦甚有关系也。

    相国闻予讲西方各国之形势，大喜，至吾告别时，起立与吾握手。言：吾得与贵使相识殊为欣喜，将来回北京后，得暇请常至圆明园与吾会晤。此时因皇帝万寿之期已近，吾须代备筵宴及一切供张之具，至觉冗忙，不能多谈为歉。

    吾返馆舍后，下午，吾友樊大人、周大人同来，代相国传达致候之语，言辞备极恭敬。又言：贵使到热河后，一切情形均随时报告圣上，目下皇帝急欲与贵使相见，意中颇不耐候至礼拜六云。

    有顷，鞑靼钦差至，亦为相国传达致候之语，辞意与樊、周二大人所述者大致相同。又带来粮食、水果若干，言是相国所赠。余受而谢之。是日，整理一切礼物。

    12日礼拜四。将礼物进至避暑山庄陈列。鞑靼钦差金大人又代相国送糖食、水果，多少与昨日相若，种类则与昨日不同。

    13日礼拜五。樊大人、周大人同来，言：各种礼物均大蒙皇帝赞赏。

    然于望远镜一物，皇帝不谙用法，拟请贵使派人前去试演。余乃令吉伦博士偕一译员，往授以日镜、夜镜之用法及活落架之装卸法。吉伦归时，言：试演之时，有华官数人，虽于望远镜各种运用之程序茫无所知，然犹自命在行，一知半解，指点一切。余惧其未能纯熟反滋事，仍依顺序教授之，至于完全明白而后已。明日为吾觐见之期，今日预备甚忙。

    ●觐见乾隆

    14日礼拜六。晨四时，樊大人、周大人即来，引吾等入觐。觐见之地为万树园，园与馆舍相距为三英里，行一小时许而达，吾部下各员均随吾通行。有骑马者、有步行者，吾则乘肩舆，舆前有卫队、音乐，仪仗虽不多，气概颇为整肃。

    余穿绣花天鹅绒官服，上罩一爵士Order of Bath之外衣缀以钻石宝星一座，钻石徽带一条。

    史但顿勋爵亦穿绣花天鹅绒官服，以其为奥斯福大学法律博士，特于官服之外，加罩一红绸之法律博士大褂。余之所以必记此琐细之事者，因欲表吾东来之后事无巨细，莫不小心谨慎以临之也。

    余辈至园门，下马出舆，步行而入。至于皇帝所居大幄之前，其旁有一幄，系华官专为余等设备者。樊、周二大人即导吾等入内，言：圣驾顷刻且至，贵使等姑就幄中少待。待可一点钟，圣驾果至，驾前列鼓乐仪仗，备极喧赫。

    余等一闻圣驾已至，立即出幄，循地上所铺彩色地毯前行以迎之。见皇帝坐于一无盖之肩舆中，用60人抬之；舆前有执事官多人，手执旗伞旌节之属，驾过吾前，吾等曲一膝以为礼，华官则行其本国礼节。

    皇帝抵御幄之前，即下舆入幄。余俟其升坐宝座之后，即恭捧英皇帝亲笔书信，入幄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呈书信于皇帝手中。此信装于一木匣中，匣外用钻石为饰。皇帝手接此信后，并未启阅，仅随手交于旁立之相国。相国亦并未启阅，仅置之于宝座之旁一锦垫之上。于是皇帝乃以赠予英皇之第一种礼物授我，嘱为转呈。其物名曰“如意”，取诸事如意及和平兴旺之意，盖皇帝心中甚愿吾英国皇帝常与中国交好往来也。唯此种如意系一种长一英尺半之白石，刻花而成，石质略类玛瑙，虽华人以为此物异常名贵，余则以为就此一物之原价而论，未必值钱。其次，皇帝复以一如意赐我，绿色，所刻花纹则与赠英皇者相若。余乃出镶嵌钻石之金表两枚赠之，此表盖系前此华官向余言及后，余特为预备者也。

    复次，余引史但顿勋爵入觐，言：敝使奉命东来，敝国政府命史但顿勋爵为副，万一敝使遇有意外或身故等情，即由此人代理。于是史但顿自至宝座之前，曲一膝以为礼，状与吾同。皇帝亦赐之以如意一枝，亦系绿色，式样与赐余者相差无几。史但顿亦亲呈气枪二枝以为皇帝寿。已而余导人部下各员，使一一觐见，皇帝均以相当之物赏赐之。

    觐见之礼既毕，吾等依引导者之指示，自宝座退下至其左旁所铺锦垫之上坐之。中国各大员则依其官级之大小坐于右旁锦垫之上。垫前设有食桌，桌上有桌盖盖之，宝座之前亦设一桌，式样与吾等面前者相同。至吾等及各大员坐定之后，执事官乃启起桌盖，而桌面所具盛肴，遂呈于吾等目中矣。

    此御前宴会开始后，吾桌上所有酒馔既备极丰盛，而皇帝复分外殷渥，命执事官取其桌上之盛馔数色及酒一壶送至吾桌。此种之酒虽华人但称之曰酒，而实则并非葡萄所制，系以米及香草、蜂蜜等物混合制成，饮之颇甘美适口。

    约过半点钟，皇帝招余及史但顿勋爵至其前，各亲赐温酒一杯，吾二人就其面前立饮之。

    是日，晨间天气颇冷且有风，饮此温酒体乃大畅。余等归座后，皇帝与吾闲谈。问：你们英吉利国国王今年几岁了？余据实告之。皇帝曰：朕今年83岁了，望你们国王与我一样长寿。言时，意颇自得，气概尊严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状，然眉宇间仍流露其蔼然可亲之本色。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健壮，80岁老翁望之犹如60许人也。

    此御前宴会自始至终，秩序异常整肃，执事官按序进馔，既恭谨万状，与宴者亦都沉默不喧，全幄上下人等不下数十，而侧耳听之，竟寂无声息，是可见东方人对于帝王所具之敬礼，直与吾西人对于宗教上所具敬礼相若也。

    全幄作圆形，圆径之长约在24码至26码之间，用圆柱多根支撑之。柱上有镀金者、有绘各种花纹者、有加漆者，各视其地位及距离之适宜而排列之。幄中一切陈设之物，如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而壁绒、帏幔、地毯、灯笼、缨穗、窗帘之属亦无一非最精之品，而且颜色之相配、光线浓淡之采择，无一不斟酌适当。置身其间，目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相错，娱意之余，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乃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

    宴会时，有鞑济（译音）之贡使三人及中国西南回教部落喀尔麦克（译音）所派使臣六人均在座。然皇帝颇蔑视之，各华官亦不甚加以敬礼。余观察诸使臣神情亦卑谦万状，惴惴然唯恐仪节有亏，至陷于刑戮也。

    此宴会自始至终，为时有五点余钟之久，幄外有翻筋斗、拳术、走绳、戏剧诸技，以娱宾客，时时变换其节目，颇能令观者不倦。然以相距太远，观之殊觉模糊也。

    宴会既毕，余辞别皇帝而归，自叹曰：吾今乃得见现世之苏罗门大帝矣。盖吾幼年读苏罗门大帝故事，每叹其极人世之尊荣，非后世人主所能及。而今之乾隆皇帝则较之苏罗门大帝有过之无不及也。

    ●观万树园

    15日礼拜。先是吾曾托华官转达皇帝，言：敝使此来颇不易，意欲一穷中国之名胜而后归，不知热河之御园（原注：此御园华人称之为万树园，意谓树木多至不可胜数也。）能赐予敝使一观否？皇帝首肯，且令余今日往观（原注：此在中国制度上为特别恩典）。

    故今日早晨三点钟，吾等即起，至行宫门首，与中国各大员同候圣驾（原注：候驾系中国礼节）。候至三点钟之久，圣驾方至。

    其状与昨日相同，皇帝自坐一极高之无盖肩舆，用16人抬之。其前有音乐、卫队、旗伞、旌节无数。抵门，见吾辈立于门前，即一面令舆夫停舆，一面招吾至舆前谈话，为状颇觉亲切。言曰：朕此时要往宝塔上礼佛去，天天早晨，朕总得要去的，你愿跟我去么？余曰：敝使所奉宗教与陛下不同，礼佛即与教律有背。皇帝曰：那么不跟我去亦好，你要往万树园中去玩儿，我便找几个人陪你去。可是万树园地方太大了，一下子也玩儿不了许多，你到了园中，爱玩儿什么地方，便叫他们引导，不必拘束。余亟向皇帝行相当之礼，称谢曰：敝使蒙陛下被以殊恩，使草野之人得增见识，实属感激不尽。又言：敝使抵热河后所见所闻，均足令远人称誉不止，贵国地大物博，财力殷富，即此已足见其一斑矣。于是皇帝喜甚，立命相国和中堂及国老数人为吾游园之伴侣，己则仍令舆夫前行往宝塔礼佛。

    吾与和中堂及诸国老端立道旁，俟圣驾前去已远，乃相偕至一幄休息片刻，略进果点。此幄盖专为予等预备者，陈设亦颇井井可观。已而余等离幄，骑马入园，曲折行三英里，所见风景略与吾英彼德福省之留墩相若，而气象之雄厚则过之。园中多奇树，逐路均有丛菁，修治整洁，自远望之，蔚然覆地，以其形态及大小之不同，遂令全园景色随地异趣。已而豁然开朗，面前突现一湖，临湖以望，彼岸乃渺茫不能悉见，则全湖之大，盖非吾目测所能计其面积也。此时湖中已有一装饰华丽之船，停泊以待，其旁复有小船数艘，系预备装载侍从之人者。于是吾等乃登船泛湖。湖景不必言，即就船中所陈之瓷瓶、古董及壁间所悬书画等，仔细研究之，已足令吾终日不厌。然吾此行为游园而来，心不能专注船中也。

    船既开行，吾等一见岸上有特别之建筑，及可以注意之景物，立即停舶登岸观之。统计是日停舶之次数约在40至50之间，即一路所经宫殿及帷幄，共有四五十处之多也。此等宫殿及帷幄、建筑均雄大异常，其中有悬挂乾隆皇帝《秋狩图》及其《功业图》者；有藏各种绝大之玉瓶及玛瑙瓶者；有藏最良之瓷器及漆器者；有藏欧洲之玩物及音乐、歌唱之器者；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

    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于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所经各宫或各幄必有一宝座，宝座之旁必有一如意，其状与昨日赠与英皇者相若，盖亦代表和平兴盛之意云。吾欲缕述此万树园中之景物势必成一无穷故事，篇幅有限，讵能多记，要而言之，凡吾侪英人以为天然之景色，人为之美术品，以及历史上遗传之古董，足令风雅之士流连把玩而不忍舍者，此园中罔不全备之也。

    已而游兴渐阑，吾与同游诸大员告别。相国和中堂曰：今天我们只看了全园东边一小半，尚有西边一大半未曾走到，异日再陪贵使玩儿罢。

    同游诸人除相国和中堂外，一为次相福中堂；一为福中堂之兄福大人。福大人初为两广总督，而近任四川总督者。一为松大人，青年之能员，曾任外交事务者，四人均系鞑靼，均穿黄马褂。松大人则新自俄边回华，闻余曾任驻俄公使之职，居圣彼得堡有年，乃与余谈俄事。自言：近来奉命赴察克图与俄官会商通商事务，俄官所派者为一大将军，制服之上有一红色徽带，且有一宝星，式样与贵族所佩者相像。吾与俄将军相见后，意见颇洽，未及多时，即将交涉办妥。言时，颇有得色。且问余俄国之富力何若？兵力何若？若欲一探余学问之深浅，及余对于中俄两国之感情如何者，余均以相当之言辞答之。

    是日游园之际，相国和中堂状貌最为恭恪，无一时不注意于礼节，无一时不保守其大臣之威仪。然余细察其隐衷，则与余甚不相得。

    晨间，余与彼骑马同行之时，余曰：热河一处，本系荒僻之乡，今乃美如锦绣、烂若春花，令吾辈得徜徉其间，饱享清福，实不得不拜谢康熙大帝之赐，而大帝开创热河之奇功，尤足动后人之敬仰也。和中堂大奇，问曰：你何以亦知康熙大帝？谁告诉你的？余曰：敝国系文明进化之国，学僮、士子均习历史之学，岂有强大如贵国声名威德震烁全球者，敝国人反有不知其历史之理耶？余为此言，所以称道中国、谀颂中国者至矣。而和中堂则始终不悦，以为吾辈英人不必具有学问知识，有之亦不能令华人起敬，吾诚不知其于意何居也？

    次相福中堂，意态洒脱，待人亦和善，颇不拘于虚礼。其兄福大人则一举一动无不谨守绳墨，且以前此人曾任两广总督，与西人时有交接之故，对于吾辈亦颇以能员自命。今晨，皇帝驾抵宫门之时，余与各大员趋前致敬。彼忽自后微掣余袖，余不解其故，方拟回首视之，而彼又举手轻叩余帽，意似告余皇帝之前应免冠以为礼者。此免冠之礼惟吾西方有之，中国人无论何时，万无磕头见人之礼。此公惧余失仪，嘱余御前脱帽，不问即可知其以熟于西洋事务自命也。

    职是之故，余至游园之时，自计此人既以熟于洋务自命，余当设法以娱之，使至皇帝之前为吾吹嘘一二，或者于吾此次来意不无小补。因曰：大人为中国兵家，功业彪炳，敝使良深仰慕，此次敝使东来，部下带有卫队一班，颇精于欧洲新式之火器操法，倘异日大人有暇，敝使拟请大人观操，藉聆雅教，弗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余聆此答语，心乃不胜大异，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以没有什么希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此事当余发吻之初，吾料其必甚乐闻，乃不意得此冷淡之答语，吾心颇觉不怿。尤有一事，亦大足令吾丧气。

    游园时，相国语我曰：方才得到个信息，说你们那“狮子”船与“印度斯坦”船已到了珠山了。余以“印度斯坦”船长麦金吐司有回船之意，即乘机言曰：此次敝使所携各项礼物大半均由“印度斯坦”船装载，而该船船长麦金吐司现在已见过皇帝，留滞此间亦无所事事，拟先令彼回船料理一切，俾将来回国时可减缩预备之时间，不知中堂能允许否？中堂未及置答，福大人即掺言曰：这哪使得，我们天朝万没有允许外国人个人往各省去旅行的规矩。言时面色至觉严厉。余竭力解释其理由，且竭力谀颂之，彼不惟置之不顾，且自此以后，终日不露笑容。

    余静思其故，苟非此公在广东任内，曾遇有同样之事件，而酿成棘手之交涉者，即此公自命能人，深恐吾英吉利人，随地探察中国之民情风俗，于中国有所不利耳。此二种理由均有令福大人拒吾建议之能力，而后一种理由似尤较前一种为近情也。余见此项谈判既无进行之余地，即亦舍之。而谓相国和中堂曰：敝使尚有数事，拟与中堂从长计议，不知明日或后日，中堂能拨冗与敝使谈话片刻否？中堂为人外貌恭谨异常，谈话时，声色亦颇和悦客气，然于此事乃亦不肯应允，仅向余道歉数回。言：这几天，皇上万寿期近了，我要布置一切，忙得很。万寿之后，皇上即须预备回銮，料来也没有什么空闲，倒不如索性到了北京，我们在圆明园中常叙叙。

    余思相国之言如此，其意盖以在热河之时，已不愿与吾再见，而吾心中所欲陈白之事，万不能即此缄默。因曰：中堂政事纷繁，既无暇赐见，敝使自当听命，但敝使尚有微忱未能伸达，拟于日内开一说帖进呈左右。中堂政务之暇能赐予批览否？中堂曰：那是无所不可，请送过来罢了。余思此进递说帖一举，已为吾最后之办法，即承中堂允许，自当于一二日中办妥送去。至于效果如何，则颇非余所能预测也。

    ●中西之异

    16日礼拜一。余来热河后，已与乾隆皇帝见面二次。按诸在北京时华官告我之言，则吾既与皇帝相见，即不得华官允许，亦已有外出游览之自由。然余恐偶一不慎所事，或与中国法律有背，即大足为吾此行效果上无形之障碍，因仍杜门不出，就馆舍中自择应行办理之事办之。

    史但顿勋爵则于今日偕随员数人，同至乡村中作小游。据云：彼等行时，虽无人限制其举动，亦无人为之指示路径。而其后仍有华官及华兵多人一路尾随之，相距甚近，诸人一举一动咸不能脱于华人视线之外。由是言之，吾辈虽竭意示好于华官，冀欲自脱于华人疑忌范围之外。而华人之疑忌我英人者，犹与向之疑忌西洋别国之人无异也。意者华官以吾等服饰、语言与华人不同，仍守其原有见地，以野蛮目吾英人，恐吾英野蛮之人与地方人民不免有争闹情事，而按诸中国法律，外人之在中国者，万不许其与本国人争闹，若有此事，政府即唯地方官是问。故地方官不得不因此而从严防范吾等耶。

    今晨，相国和中堂体忽不适。知吾部下吉伦博士业医，遣人来招之去。告以病状，且叩其疗治之法，其病盖系偻屈及偻貌质斯（译者按：病名从日人译音）。吉伦博士拟开一方案，详述治疗之法与之，且允录一副本与我云。

    下午，一青年鞑靼戴亮红顶子及双眼花翎者至馆舍中拜见，其满洲名字曰：溥大藩，汉名则为毛廖（译音）。举动颇恂恂有儒者气，能自述其本国之历史、地理甚详。言：中国现代之皇帝系蒙古忽必烈大帝之后裔。忽必烈大帝者，即吾欧人历史书中之仇伯拉可汗成吉思汗之子也。13世纪时，成吉思汗称霸，入主中国，是谓元朝，传百年而弱，明太祖起而代之。蒙古余族自知不能安居于中土，窜至满洲，与满洲人通婚，成为满蒙相杂之种族。尔时势力不张，但有部落，未建国家。及后，某部落中有一不世出之人物崛起，其名曰：努尔哈赤。

    原注：此项系统，余曾加以研究，历问多人，均言溥大藩之言全无根据。译者按：努尔哈赤原文作Bogdoi音，与布库里里相近。然下文言：此人为满洲开国之主，而满洲开国之主实为努尔哈赤为是。

    英明威武，卓绝一时，以1640年入主华夏，是为清朝，即当代皇帝开国之始祖也。溥大藩又言：前日贵使觐见时，与贵使同邀圣上之恩典，得列席于御前会议者，朝中诸大员而外均为满洲亲贵。此等亲贵各有一定之产邑，一旦国家有事，诸亲贵有带兵打仗之责，其所带兵队即各由产邑中征之。用各种颜色之旗以为识别，其产邑均传自先人，继袭之法则尚长子，父死，次子虽贤，万无袭产之例。故自开国至今，诸功臣之得有封产者，至今疆界仍与往时相若，初未闻有争产交涉事情发生于其间也。

    各亲贵所娶妻，以皇族女子为多。娶妻后，皇帝以其为额驸之故，恒于所受封产而外，授以一相当之武职，然平时不必常在京城供职，尽可自就产邑中安居。唯每年万寿之期，则须齐集京师，向皇帝拜寿。此外唯国家疆场有事时，当遵命听候调遣耳。

    诸亲贵多不习文艺，朝廷亦不以文艺责之，但明定章程，以武事为诸亲贵之唯一教育。所用军器以弓箭、朴刀为主。青年亲贵，殆无有不寝馈于此者，故国家有乱大都恃旗兵骁勇善战以戡定之。余曰：旗兵诚勇矣，但军器终当改良。吾欧洲诸国此前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

    溥大藩作诧异之状，良久曰：弓箭毕竟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它。余无言，内念中国人之重视弓箭，殆较他种军器为尤甚，缘溥大藩之言既如此，而余在万树园中所见乾隆皇帝之《出狩图》，大都作骑马弯弓、射杀虎狼之状，未有一图绘他种军器，或绘于火器之形者。则乾隆皇帝之爱用弓箭，盖可知也。

    溥大藩又言：奉天为中国之陪京，地去北京为200英里，人口之繁盛，实在北京之上。

    该处宫中亦藏宝物甚多，以与北京相距太远，汉人鲜有至其地者，亦无有知该处之繁盛者。

    ●祝寿乾隆

    17日礼拜二。今日为乾隆皇帝万寿之期，余等早晨三点钟即起，仍由樊、周两大人导往行宫中祝寿。

    抵宫门，吾等均步行而入，至朝房中小憩。朝房系门内之左右两厢，专供各大员上朝前休憩之用者。此时朝房中已集有中国大员甚多，见余等至，一一起立为礼，且延余等就坐。有间，执事官奉茶点、水果、温牛乳之属至，陈之桌上。余等与华官且进茶点，且谈杂事，殊觉欣洽。约过二点钟，执事官入曰：寿筵已具，请诸位大人至万树园向皇上祝寿，恭与宴会。于是吾等循阶而下，步行至万树园。

    至万树园，中国诸大老已齐集于御幄之前，各穿朝服向幄恭立。然皇帝则并未露面，但于幄中一锦帘之后，隐隐似有皇帝之御影，为状如高坐以享受其臣下之叩祝者。而各华官虽不能断定皇帝果在帘内与否，亦一律正容注目于帘中，屏息勿动。似假定帘内之宝座即为皇帝，无论皇帝在座与否，其叩祝之礼要当对此宝座敬谨行之，不敢少慢。于时音乐徐奏，有金属制成之鼓以为之节拍，远处复有清脆之钟声，相闻于其间。已而乐止钟歇，全场寂然，稍停，乐声复做，钟声复起，然不一刻复止，如是数起数止，即有数人往来进退于幄前，如优伶演剧时进时退之状。

    音虽小解此辈何做，然以意度之，当是预备仪节无疑也。忽而乐声大作，各华官咸仰首上视，其意若谓皇帝之尊，高与天齐，可望而不可见。欲见皇帝唯有仰首向云表中求之。各华官仰首有时，声乐又做和美雄壮之曲，其为国乐或叩祝万寿之乐。余虽不知，而与乐声相和之赞礼声，则为“普天率土，齐向乾隆大皇帝叩首”字样（译者按：赞礼词译意）。于是除余及随从诸员仍依往例曲一膝为礼外，其余大小华官咸向乾隆皇帝行叩首之礼。叩首之迟速以乐节为律，乐声一扬则无数之红顶子一齐扑地；乐声一舒则又同时而起，凡三跪九叩而礼毕。嗟夫！余毕生所见各种宗教上之礼拜亦多矣，即不会以余所见者为限，而复求诸史乘。凡往古来今，各种宗教信徒之拜其教主若教王者，其仪式之隆重，殆均不能与此中国臣民之拜其乾隆大帝相比论也。

    是日全日，吾辈终始未与皇帝相见，即各大员亦未曾见面。缘各大员进祝之时，与吾辈同进，宴罢而退，亦与吾辈同退也。

    ●复游万树园

    已而，相国和中堂、副相福中堂及其兄福大人、松大人等四人同向余言：前日与贵使同游万树园，只游得东边一半，今天不妨再至西园一游。又言：东园富于庋藏之宝物；西园则富于天然界之景色。虽同属一园，而意趣各自不同，不知贵使亦颇有游兴否？余亟向彼等道谢，谓：即承宠邀，万无不奉陪之理。

    于是吾辈4人仍如前日之例，联辔游园。行有时，至一处少憩，执事官进水果、糖食、牛乳、冰水等物，佐以咸肉、细点，颇觉可口。食已将起，见内监数人正督同夫役，扛黄色之木箱数只自路旁而过。箱做扁形，无盖，所容为绸缎、瓷器。华官言：此系皇帝送与贵使之礼物，俟贵使归馆舍后，即当令人送至。余一面向华官做道谢之辞；一面俟扛木箱者过吾面前时向之鞠躬为礼，以示敬重皇帝之意。

    未几，又至一处，见广厅之中建一剧场，场中方演傀儡之剧，其形式与演法颇类英国之傀儡戏，唯衣服不同，戏中情节与希腊神话相似，有一公主运蹇，被人幽禁于一古堡之中，后有一武士，见而怜之，不惜冒危险与狮、龙、虎、豹相战，乃能救出公主与之结婚。婚时，大张筵宴，有马技斗武诸事，以壮观瞻。虽属刻木为人，牵线使动，然演来颇灵活可喜。

    傀儡戏之外，有西洋喜剧一折。其中主要角色乃本其夫妇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扮。

    译者按：万树园中，何以能有西剧？原书并未明言其故，以意度之，当系乾隆重视英使，特命在华供职各西人会串以娱之。或者各西人自行组织以为皇帝上寿，亦属近理。

    据云：此项傀儡戏，本系宫眷等特备之游戏品，向来不轻易演与宫外人员观看。此次华官因余到廷叩祝之故，请于皇帝，皇帝特颁恩典，始许送至宫外一演。故各华官观看之时，均兴高采烈。中有一场，各华官同声喝好，声震屋瓦。余就各华官神色间观之，知此项游戏品，皇帝及内廷各宫眷必甚爱之也。

    今日游园，相国和中堂乃大显其神力，时时与吾谈论园中景物，指东划西娓娓不绝。余欲乘间与彼一谈正事。谓：彼前日许我呈递之说帖，兹已预备妥当，拟于明日送至相府云云。而和中堂议论风生，终始不令予有插口之机会。候之有时，予不能复耐，急承其语气略作逗顿之时，与彼言之，言简意赅，仅三数语而了。和中堂唯唯否否，答曰：此刻已三点钟，我尚有些要事不能久陪了，倘贵使有什么见教，反正将来见了面可以细细谈论的。又言：宝太来庙一带（译者按：庙名译音），风景颇好，请松大人陪着贵使去逛逛，兄弟少陪了，再见！再见！言已，自偕福中堂、福大人而去。

    宝太来庙系一绝大建筑，中央为宝塔及佛殿，四周建有房屋甚多。佛殿之中有喇嘛等人，衣黄衣，手捧经卷，高诵佛号，其声音状态大类天主教堂之弥撒。吾虽不解其语言文字，而听之亦殊不刺耳。殿中有佛台、佛像及神龛、香炉、烛台、琉璃灯等物，均式样古拙，质料精贵，极庄严绚烂之致，为状与欧洲富强各国之大礼拜寺相同也。殿之中央有佛台三座，高出地板三级，台式构造精绝，一台之上建有佛像、一台建佛妻（译者按：佛妻二字译意，佛而有妻，殊堪发噱，想系观音大士之误）之像。又一台则建一神像做鞑靼衣饰，云是鞑靼人所奉之天神，其名字余已不能记忆。三像均纯金所铸，体积极大，像后为圣场，意是诸佛菩萨退隐之所。场顶悬一琉璃灯，光色黯淡，若用以吸收宗教上之恐怖，而使人永远虔敬之者。灯后为一大龛，有锦幙垂于其前。余等未近龛时，锦幙微启，及吾等行近，司幙之僧遽扯之令蔽，勿任神像为吾辈所见，僧面目微露骇异之容，吾不知其用意如何也。

    庙中有一宝塔，塔中供宝太来像。宝太来者，佛之化身，据信仰佛教者言：佛为天上最高之神，然不常居天上，恒降临下界，附于人类或一切众生体中以察世变。因之塔中广建佛塔之化身像，有独身者；有骑龙、骑犀牛、骑象、骑驴、骑骡、骑狗、骑鼠、骑猫、骑鳄鱼及骑一切奇禽怪兽者，总计其数不下数千。其中有相貌狞恶之妖怪像千余，尤觉穷奇极丑，不特为人世中所万不能见。即高至九天，深至九渊，亦决不至真有此物。至于普通之佛像及女神像则尤多至不可胜计，是盖因鞑靼人酷信喇嘛，故喇嘛按经典之所载，令鞑靼不惜工本造之。而乾隆皇帝复笃信佛教，自言其圣体虽非活菩萨化身，而践阼以后，国势兴隆，遐龄克享，深信确有一佛已附入其体中云云。此说虽怪诞不近情理，而皇帝自信甚笃，故综计其晚年前后所造佛像及一切皈依佛教、蓄养喇嘛之费颇不赀也。

    ●入宫观戏

    18日礼拜三。先是余得华官通告，谓皇帝万寿之庆祝典礼，虽已于昨日举行，而近日宫中尚有戏剧及各种娱乐之品为皇帝上寿，皇帝亦备有珍品多种，亲赐群臣，且将以礼物赠诸贵使，贵使可仍于晨间入宫，一观其盛。

    至今日晨间，余如言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演时，皇帝自就戏场之前设一御座坐之。其戏场乃较地面略低，与普通戏场高出地面者相反。戏场之两旁则为厢位，群臣及吾辈坐之；厢位之后有较高之座位用纱帘障于其前者乃是女席，宫眷等坐之，取其可以观剧，而不至为人所观也。

    吾等入座未几，皇帝即命人招余及史但顿二人至其前，和颜言曰：朕以80老翁，尚到园子里来听戏，你们见了可不要骇异，便是朕自己，平时也以为国家疆域广大，政事纷繁，除非有什么重大庆典，像今天一般，也总觉没有空儿常到此间来玩。余曰：贵国治安日久，方有此种歌舞升平之盛况。敝使东来，适逢其盛，殊以为快。皇帝喜吾对答得当，随自座旁取一髹漆之木匣授我，曰：此一匣宝物乃自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到如今已有800年了，你可好好地带回去，替我代赠与你们英吉利国王。

    余受而观之，见玛瑙及各种宝石数块，均华人及鞑靼人视为至可宝贵者，匣顶则有小书一册，中有图画及文字，均皇帝御笔，同时皇帝又以小书一册亦御笔书画者，及槟榔荷包数事授余，余谢而受之。史但顿亦得一荷包，式样与吾所得者相同，其余吾部下随员亦均由皇帝赠以小件之礼物。吾等退，皇帝乃以丝绸数匹、瓷器若干事分赐各鞑靼亲王及各大员。吾自旁观之，虽所赐之物似不甚值钱，而受之者向皇帝谢恩时其卑微感激之状，则又非吾笔所能形容也。

    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其中所演事实有属于历史的、有属于理想的，技术则有歌有舞配以音乐，亦有歌舞、音乐，均屏诸勿用，而单用表情、科白以取胜者。论其情节则无非男女之情爱、两国之战争以及谋财害命等，均普通戏剧中常见之故事。至最后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人意表之誉，盖所演者为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开场时，乾宅坤宅各夸其富，先由大地氏出所藏宝物示众，其中有龙、有象、有虎、有鹰、有鸵鸟，均属动物；有橡树，有松树以及一切奇花异草，均属植物。大地氏夸富未已，海洋氏已尽出其宝藏，除船只、岩石、介蛤、珊瑚等常见之物外；有鲸鱼、有海豚、有海狗、有鳄鱼以及无数奇形之海怪，均系优伶所扮，举动、神情颇能酷肖。

    两氏所藏宝物既尽暴于戏场之中，乃就左右两面各自绕场三匝，俄而金鼓大作，两方宝物混而为一，同至戏场之前方，盘旋有时，后分为左右两部，而以鲸鱼为其统带官员立于中央，向皇帝行礼。行礼时口中喷水，有数吨之多，以戏场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隙流去，不至涌积。此时观者大加叹赏，中有大老数人，座与吾近，恐吾不知其妙，故高其声曰：好呀！好呀！余以不可负其盛意亦强学华语，连呼“好”、“好”以答之。

    演戏时，吾辈所座厢位做通长之式，不似欧洲戏场，各厢互相分隔者，故座客尽可自由往来随意谈话。于中有大员数人情谊颇为殷恳，时时离其原定之座位至吾座旁闲谈，然以鞑靼为多，汉人则甚少。

    其与吾谈论最为亲洽者有二人，虽着中国装，而面貌不类华人，亦不类鞑靼。与吾相见，首问吾能解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否？余问曰：然则两君其中央亚细亚人耶？彼等乃自言邦族，谓是喀尔麦克之回人，其先人游牧之处，在中央亚细亚里之海滨，近因与俄人交閧，相牵迁至中国西南部边境，倾心内向，派彼等二人为曼尔石司至天朝进贡。曼尔石司者，回语言使臣也。乾隆皇帝见二人至，圣心大悦，各赏以蓝顶蓝翎，且许其留居热河，恭叩万寿，以示柔怀远人之意。二人来此以后，得见天朝文化，自言心中至以为快云。

    下午一时，晨会已毕，余等退至四时，复往观夜会。夜会地点在一广场之上，地在吾初次觐见皇帝之大幄之前。吾辈到场未几，御辇即至。皇帝降辇后，自就一临时所设之宝座坐之，挥手发一起始开演之记号，于是广场之上即有拳术、跳舞、走绳、刀剑以及种种有趣之武艺陆续献技。此项技师均穿中国宽大之衣服，蹑寸许高之厚底大靴。而演技时仍纯熟活泼，似不见碍于衣履者也。

    吾乃不得不加以赞誉，唯旗人好马，中国历史上殆无有不记旗人善于骑射者。而此种盛会乃未有马技列乎其间，令吾一观旗人之马技何若？亦憾事也。武技既毕，以花火为夜会之殿。此项花火大有陆离光怪之奇观，在余来华后所见各项娱乐品种中，当推此为第一。余昔在勃打维亚所见花火虽变化之众多，火力之雄大较胜于此，而以趣味言此胜于彼。花火之末一场为绝大火景，有火山之爆裂形、有太阳与星辰之冲突、有爆火箭、有开花大炮、有连环炮，一时火光烛天，爆声隆隆。至光消声歇而后，余烟之缭绕于园中树木之间者，犹至一小时后方散也。

    观技时，皇帝使人送茶点至，虽未极精之品，而余以时去晚膳未几，腹中尚饱颇不愿食，然因其为皇帝所赐，按诸中国礼节不可不食，遂略进少许。

    此一夜会与晨会相较，其到场观看者及场中秩序大致相同，唯晨会则皇帝坐于戏场之前，而群臣咸坐于两厢，夜会则皇帝坐于中央，群臣分作左右二行列于其旁，有坐者、有立者、有跪者、卫队及执旗持节之人，多至不可胜数。则站于宝座及群臣之后，其尤异之点，则晨会时，观者可以自由谈话、喝彩、鼓掌在所不禁；夜会则全场寂然，自始至终未有一人敢发生谈笑者。

    夜会既毕，吾等未出，樊大人即来谓余曰：目下万寿庆祝之礼已经完毕，皇帝定于本月二十四日启跸回銮，贵使为便利计，宜先期启节回至北京。鄙意以二十一日为便，不知颇蒙贵使许可否？余曰：可。樊大人遂欢然而去。

    ●说帖之争

    返抵馆舍，见余所拟致相国和中堂之说帖已由译员译就。内容大致谓甲必丹麦金吐司目下已由英伦承领各项礼物，用所管“印度斯坦”船装运来毕，妥密交卸，其本人亦已蒙贵国大皇帝恩赐引见。兹因“印度斯坦”船停泊珠山海港修理，船中不宜久无统率之人，故拟令该甲必丹即日回珠山原船办事。倘该甲必丹到珠山之后意欲就近购买茶叶或它种土货，以便随船带回英国发卖，或该船船上员役等人有随船带来之英国物品意欲卖于珠山一带之中国人民者，亦望照准。再者，敝使来时，同船有精于算学者二人，拟请贵国大皇帝酌予录用，听其当差。该二人曾同至大沽口，今则尚在“印度斯坦”船中，倘蒙中堂府允该甲必丹回船，能否特加恩典，另派一欧洲教士偕其同去？俾该教士得带同二人同至北京云云。

    此项说帖虽已译就，而苦无相当之呈递人。因鞑靼钦差既为吾辈所不信，而前此皇帝所派之欧洲教士亦未有同来热河者，樊、周二大人则以此事与鞑靼有关，不敢贸然经手。普通之送信人又不宜用之，免致唐突相国。吾思之竟夕，终不得一适当之解决法也。

    19日礼拜四。晨起，吾译员来言自愿担任呈递说帖之事。余斟酌许久，以为随从诸员中堪当此任者，当以此人为最宜。因以说帖付之，嘱其慎重将事，译员欣然而去。

    未几，议员归馆舍复命曰：微员往递说帖，以所穿为英国衣服，不特途中惹人注意，即呈递时亦因此略有阻碍。然说帖则已递去，但未能亲手递与相国和中堂，仅能交其书记马老爷代为呈递而已。此马老爷待人颇觉和气，自信此项说帖当立即呈与中堂阅看，不久即有回文，由专员送至馆舍。余以此人既肯代递，则余事已了，遂出身间所备金钱的敬礼奉诸马老爷求其收纳，而马老爷必不肯受，说你们外国人的钱我不能受的，可是将来到了北京，若蒙你们钦差大人送我几件外国玩意儿，那么兄弟一定领情。余不敢相强，遂辞别而退，谅和中堂之复书近日必可送来也。

    入夜，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三人果联袂而来。坐甫定，金大人即出一纸向吾宣读其意，而令议员译之。其言曰：英国钦使所请拟令甲必丹麦金吐司先行回珠山一节，碍难照准。该甲必丹既已到京，自当在京守候，至将来该钦使回国时同时启程方为合理。至所请该国洋船“印度斯坦”号船上随员、夫役等，欲在珠山一带收买土货，出卖洋货，事属可行，且可从优体恤，不必收取进出货税。其随船同来之洋人二名，据该钦使言系精于算学之人，欲求天朝录用，准予当差，亦可照办。但天朝自有办法护送该洋人进京，该钦使毋庸越俎代谋也。

    金大人宣读既竟，即折叠其纸藏诸怀中。余欲向其抄录一份，而彼固执不肯，且其倔强及反对吾西人之态度，仍与前此未经申斥时无二。吾殊不觉其用意何若？

    其尤异者则余闻华人言：中国朝廷对于吾辈之事视为一种极重要之问题，数日前，相国和中堂曾招集各大员会议此事。会议时不特前任两广总督之福大人在座，即前任广东藩司之某大人，因犯罪多款，锢诸狱中有年者，至是亦出之于狱，令报告之广东洋务情形，以为对付吾辈之张本。虽此次会议之结果余现在尚未有所闻，然以意度之，恐利少而不利居多也。

    20日礼拜五。因明日为启节回北京之期，故今日预备极忙。除余及部下员役所备行李照旧归束外，凡皇帝赠予英皇之礼物，如明角灯、匹头丝绸、茶球、图画之类，一一于今日之晨请华官监视，督令工人另行装箱，箱外大书“乔治第三收受”字样。俾华官得尽心照料，工人搬运时得分外留意，而彼等亦深知吾意，以为此项货箱其价值之大无与伦比也。

    据樊、周二大人言：吾等来时所携物件甚多，故途中延搁至七日之久。今车轻物简，六日即可抵京，较来时可缩短一日也。鞑靼钦差金大人，今日亦来拜见一次，并未提起昨日之事，只言明日吾等出发，彼必与吾等同行，一路停止之所，彼当时时过来与吾谈话云。

    ●启程回京

    21日礼拜六。晨七时出发，为状与来时相同，唯天气冷而多风。虽有日光而淡然，殊不能令人生暖也。

    今日，余卫队中有一兵士曰极尔密李德者，以暴病身死。此人本为皇家炮兵队中炮手，今兹之死乃系多食水果所致。据其同伴所言：彼于朝食时，连啖橘子40枚之多云。

    22日礼拜。晨间，葬李德。行18英里，至锦章营下宿。黄昏时，金大人至寓中拜见，谈话未几，即去。

    23日礼拜一。行24英里，至古北口。抵口之前一点余钟，万里长城已蜿蜒相望。就车中观之，前、左、右三方景色极佳，而气象之雄厚磅礴，尤为吾毕生所未见。既至其地，吾随从各员中，有欲复做第二次之游者。惜吾辈来时所走登城之路，已有砖石、瓦屑塞之，不能复行矣。

    后伊等寻觅许久，始得一间道，卒能偿其登临之愿焉。

    26日礼拜四。晨间时出发，行27英里抵北京官舍，时正午。综计自热河至京师仅费时五日有半，一路停顿之处仍系借住行宫之厢房，为状与去时相若。

    樊、周二大人招待颇为周到，且情意殷挚，凡权力所及无一处无一事不表示其真正之友谊。鞑靼钦差金大人则仍守其桀骜不驯之态度，虽中途亦有数次，诣吾寓中谈话问安，而其不满意于外人之神情，则时时流露于言外也。

    27日礼拜五。取所余各种礼物之存在馆舍中者，督率部下整理之，以便运往圆明园陈列。此事初不必汲汲，而华官则颇有催促之意，余就其神情中观察之，似系外国派来之钦使，不能在中国久居。余来此以后，既经觐见，华官遂有不愿留吾在此度岁之意，故频加催促，使吾速了其事也。

    28日礼拜六。各项礼物已大致措置完备，即于是日交与华官运至圆明园，且派吾译员同去，令其以各种仪器及机器之用法，向当差各教士详为解释。此等当差之教士即系受皇帝之命在圆明园中掌司各种外国珍品者。吾令译员向彼等详解各物之用法，盖备吾等归国后各教士或华官能自由运用之，而无所阻隔也。

    鞑靼钦差金大人来信：皇上定于下礼拜一回銮，按照成例，凡在京各大员及各国派来使臣，均须行郊迎之礼。其迎接之处离北京为12英里，贵使既在北京，照例当屈驾前往迎之。余曰：即如此，敝使必去，但相隔既远，贱躯亦小有不适，往来奔波颇以为苦也。金大人曰：其地去圆明园较近，贵使可于明日移往圆明园馆舍中，后日破晓而往，当可节劳不少。余曰：敬如教，敝使虽惫，亦甚愿自勉也。

    29日礼拜。上午未事事，下午往圆明园，至馆舍后，疲劳甚，早睡。

    30日礼拜一。晨四时即起，行二小时至郊迎皇帝之处。其地有一广厅，厅中设茶点，吾等略进茶点后即出，至迎銮场。场在一大道之左旁，吾辈至时，见两旁及对面已站有大小官员及兵队执事人等，有数千之多，延长几及数英里，人人咸侧目向远处而望，以待驾至。

    未几，御驾至矣。皇帝自坐一大轿（参考《出使中国记》曰：此轿以黄绸为衣，有玻璃窗，抬者8人，更替者亦8人），轿后有一二轮车随之，式样既重笨可厌且无弹簧，坐之至不舒适。吾料将来皇帝得坐吾所赠马车后，必将此车置之高阁也。

    译者按：此语殊不尽然。参考摆劳氏《中国旅行记》曰：吾回英后一年，得一荷兰人在中国当差者之书曰：去年马戛尔尼伯爵带来各种赠品，有数种并不为华人所重，仅置诸普通物品中，不甚珍惜之。至伯爵自赠之马车，在伦敦市上已为罕见之精品，而华人乃以此车与其原有粗笨之车弃置一处，不特不加以拂泽，且始终未尝一用也。

    御轿过吾前时，吾照旧行曲一膝之礼，华人则一律双膝下跪。皇帝见余，就轿中差一人来问余言曰：听说你身体有些不好，皇上牵挂得很。现在天气已渐渐冷了，若老住在圆明园颇不好，不如搬回北京居住才觉得方便些。余作一简单之道谢辞，令此人回复皇帝。皇帝点首龙颜颇悦。

    皇帝之后，紧随者为相国和中堂，见余在路旁，行礼甚恭，然未曾少停，想系仪节如此也。

    御驾过后，迎者渐散，余亦归圆明园少息，下午回北京。奔波一日，体又不适，抵馆舍时已倦极思睡矣。

    ●逐　客

    10月1日礼拜二。余自热河回北京时，随从各员及技师等加之在圆明园装配礼物者齐至北京欢迎，即在北京馆舍中下榻。至今日，余以圆明园工作尚未完竣，命彼等回园治事，俾将天文仪、地球仪、行星仪等从速装配完备。据彼等言：各种礼物中，华人视之并不称异，唯于派克氏之大灵司（原注：即余向甲必丹麦金吐司转购者），则视为一种珍重之物而颇注意之。然亦昧于事理，以为此种大镜并非世界稀有之物。尝有一次，一华官问摆劳曰：这座大镜子颇有意思，颇好玩，你能在北京再造一座否？摆劳答曰：此镜非专家不能制造，且此镜极大为世界之冠，他国所有同式之镜决不能与此镜相比。

    华官闻之，摇首做微笑，意若不信，后又问诸吉伦博士。博士以同样之言答之，始信。然彼等之意以为此物虽奇，装之颇属容易，费一二日之功即可完毕。及摆劳告以此镜决非旦夕间所能装就，彼等乃大加催促。谓：现在皇上急于看看你们这些外国玩意儿，你们总得赶紧装配才好，若人手不足，要用帮手，别说一百、二百，便是一千、二千也可马上叫来，可是千万不可延缓。

    鞑靼钦差金大人亦以吾辈装配各物，事属极易，不必多费时刻。吾初至圆明园时，告以此项工程统计当费数星期之时间云云，彼即大骇，以为不经之谈。至归自热河后，见工程犹未告竣，则催促益力，谓皇帝已再三催促，欲即日到园观看，倘延缓过久，必非皇帝所喜。此语实非由衷之言。吾初抵中国即有华官数人，向吾谈及中国风俗，言：外国使臣无久驻中国之前例，以法律论，使臣到京至多不过勾留40日，40日后如不自去，亦必斥逐。贵使此来，当预算日期，尽40日之内办妥一切事务，从速离京，方不至违背天朝体制。由是言之，今日金大人等之催促工程显然夹有逐客之意。虽华官口中尚未有勒令余等于某日启程之明言，而要求互派使臣实为余此行主要问题之一。今金大人等之态度，既有此等表示，吾不得不设法先探中国朝廷究竟有无不许余等久留之意，然后自定进止。

    乃作书致和中堂，大致言：甲必丹麦金吐司所驾船只，既承贵国大皇帝许其在珠山一带买卖货物，敝使感激之至，拟请中堂代向皇帝致谢。但该甲必丹为全船最有经验之人，船中若无此人料理殊属不便，尚望中堂破格通融，许其即日回船办事。至于敝使本人则将来拟由广州回国。缘时至明春，敝国必有多数船只自欧西驶抵广州，倘蒙贵国允许敝使小做勾留，敝使即可附乘此项船只回英也。书去未几即得复书，约余明日早晨至圆明园面谈。

    2日礼拜三。晨间赴圆明园，面相国和中堂，福中堂兄弟亦在坐，然未有其他之国老侍立。既见，互问安好后，中堂即出书信数封授余曰：此系珠山寄来者。余接视其信，见其中一封为“印度斯坦”船大副所写，书明复甲必丹麦金吐司收拆；余二封则系古完勋爵所书。余略视信面即拟置诸怀中，而中堂乃问余曰：信中说些什么？有什么消息，讲给我听听。余乃不得不启封而以书中内容告之，言：目下“狮子”、“印度斯坦”二船，均停泊珠山。“狮子”船已预备就绪，一得敝使命令即可启碇回国，“印度斯坦”号则非俟甲必丹麦金吐司回船不能开驶。述毕，以原信授中堂，令其自阅，俾不疑吾言之虚伪。中堂乃曰：你那“狮子”船可以不必回去，因为你们离家已久，谅来对于故乡风物必定牵记得很。皇上的意思也以为你部下的人到中国后已死了几个，你自己身体又不舒服，想来北京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甚合宜。将来交了霜降，天气还要冷得紧，替你们设想，还是早一点儿回国的好。而且我们天朝的宴会礼节，新年时与万寿时差不多，贵使既在热河看见了万寿礼，也不必再看新年礼了。

    余曰：敝使颇堪耐冷，北京天气虽寒，敝使来华之前已有御寒之备，即久处北京亦可于身体无碍。承贵国皇帝及中堂垂念，敝使感激万状。又曰：在热河时，承中堂面允回京之后，可时时与敝使相见讨论一切。今日得蒙中堂赐见，俱见中堂诚实不欺，敝使愿于此时，将此次来华各项重大问题与中堂妥商。因曰：敝国皇帝此次派敝使来此，非为暂时的联络感情计，实欲与贵国永远共敦睦谊计。故敝国皇帝之意，拟令敝使久驻北京，倘此后两国国际上发生何等之问题，即由敝使代表敝国皇帝，就近与贵国政府直接商量。至敝使在北京时所用一切起居饮食之费，概由敝国政府开发，不必由贵国供给。倘贵国皇帝有与敝国互派使臣之意，尤为敝国所欢迎，所有船只一切以及到英国后种种供给之物，均可由敝国代为具备。敝国皇帝、臣民亦当以极尊荣之敬礼待此使臣。此种互派使臣之法，系目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之惯例。倘蒙贵国皇帝允准，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常通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为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

    余与中堂虽前后相见已有数次，而相见之时，中堂恒侈谈杂事指东划西，不令余有讨论正事之机会。直至今日，余已不可复耐，始为中堂力疾言之，意谓中堂必可与吾从长计议矣。而中堂犹保守其置若罔闻之故态，时时向吾絮问身体何若，起居何若，而于吾认真陈白之事则终始不做一答语。至吾述竟，则言之：皇上的意思，本来也很愿你常驻北京，不过你身体不好，天气又不合宜，水土又不服，所以不能强留了。

    余闻此言，知华人逐客之意已确凿可据，即起立兴辞。然面上仍不露失望之色，但以和易诚挚之言词动之，冀于万一之中，犹有转机之望。

    乃返至馆舍后，即得馆外西人传来消息，谓：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目下已经写就，方命人译为拉丁文，至译就后，即可交付。嗟夫！此说果信，不特华人逐客之令可以证实，而促吾速即启程回国之意亦已见诸言外矣。然吾犹冀此项书信交付之后，希望未必遽绝，或者犹有婉商之余地。

    乃未几，而樊、周二大人亦至，向吾曰：说不定明天和中堂还要你去见见他，也说不定那时候中堂便把皇上写给贵国皇帝的书信交付你。倘若果然交付了呢，我劝你还是立刻向中堂辞行，择期动身回国。可是此刻还说不定，咱们俩不知内中的底细怎样？余曰：闻命矣。两公此来，必有所授意者。二人力辩曰：否。我们俩来同贵使说起这句话，正见得我们的私交。老实说，咱们也很愿贵使常驻中国，贵使回国之后，我们虽未必闲散，却是再找不到这种好差使了。此言似颇足信。

    ●授乾隆复信

    3日礼拜四，晨间。余卧病未起，鞑靼钦差金大人已至。言：目下相国和中堂及国老多人，均在皇宫中等候贵使前去谈话。余以连日奔走，所事又不能如愿，今日本拟少息，兹闻金大人之言，心中至觉不快。即四肢亦疲惫乏力，几令吾不能起床，然以事关重要，不得不勉强从事。乃立即披衣而起，命部下预备一切，匆促出门。

    计自金大人至馆舍，至吾抵宫门之时，为时不过一钟，而抵宫门后静候至三点钟之久，方见和中堂及诸国老联翩出迎。行相见礼后，即导余进宫。经华丽之厅事数座、长桥数道，始抵宝殿之前。殿基极高，有石级数十，如梯形，石级尽处，有黄缎包成之圈手椅一行，状颇郑重。中有一椅，椅上有一黄封，即系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

    吾等在殿下行礼后，拾级而登，至于宝座之前，和中堂乃指椅上之黄封曰：这是皇上赐予你们国王的书信，等一会儿，便须叫执事官送往你馆舍里去。但是照规矩你得先到此地来行个接受礼，所以我叫金钦差请你来。

    殿中黄椅之旁尚有低桌数张，桌上累累然置有物品多许，均做卷筒之形，其上亦用黄绸盖之，不辨所盖者为何物。而和中堂则指而告余曰：这是皇上赐给你们国王的东西，其中也有几种是赏给你自己和你部下官员的。因为你们英国与天朝相距极远，这回航海到此，路上苦也吃得多些，故皇上赏赐之物比平常外藩使臣多了一倍。余曰：即此可见贵国大皇帝优待远人，礼意隆渥，敝使感激异常，请中堂代为致谢。

    此时中堂神情，与前在热河游园时和蔼可接者大不相同，恭静之中颇夹有威严之气。此种威仪之气，凡为大臣者多有之。余见之亦不以为异，但在此时则心中至觉不耐。盖余航海而来，其本意并非欲希冀中国区区之礼物，今中堂但言礼物而置正事于不问，吾即具忍耐功夫，心中亦断无不愤懑之理。余初来时，曾以所备各种优美之礼物分赠中堂及诸国老，意其必肯收受，乃送去之物一一打回，竟无一人肯收受者，余乃大异。至今思之，彼等之所以不肯受礼，即为今日以威严之气临吾之预备，亦无足异也。

    余进宝殿后与中堂等略作数语，自觉四肢乏力，全身发抖，有不能支持之势，即向中堂告退曰：敝使病体未愈，今不特不能坐立且不能复语，拟先行告退。中堂如有所命令，可与余副官史但顿勋爵言之。中堂曰：也没有什么话说了，你们正副二使不妨同时回去，若你有什么意见可再开个帖儿来。余曰：遵命。遂与史但顿同退。退时，自思中堂虽有此言，而就其神气观之，余即有所陈白亦万无成功之望。他姑不论，即如昨日所谈之事，余向彼竭力言之，意其无论如何今日相见时或成或否，必有相当之答辞，乃竟无一语提及。则今日之所谓开个帖儿云者，亦无非费吾纸墨而已。

    抵馆舍未几，下午有华官16人率从者多人，合赍皇帝致英皇之书信至馆，仪式至为隆重。赍书信者甫去，礼物十数扛，复相继而至。余就中挑选其送与英皇者分别装箱，箱上仍书“乔治第三”字样以为标志。其送与余及随从各员者，则各自藏护之。

    此时，中国朝廷虽未有命吾即日回国之明文，而其命吾即日回国之决心则已彰明显著无复可疑。

    ●六点请求

    倘吾不知其用意所在犹不再做归计，则华官或者以非礼之举相加，是不特于吾出使之荣誉体面有关，而对于吾此行之目的，尤必有至恶之结果也。然和中堂既有命开具说帖之言，吾虽明知其无效，亦不得不姑以为有效而开具之。乃不顾病体之痛苦勉强捉笔开具六事如下：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律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缘敝国商人向来完税，系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从未能一窥中国税则之内容也。

    译者按：前文所录两敕，《东华录》中同载一日之下，且首尾紧接似系一日间事。然照此日记而论，前敕当是今日事，后敕乃今日以后之事也。

    4日礼拜五。昨日安育德神父至馆舍中拜见，谓将有所陈白。余以病甚不能见客，嘱史但顿见之。今日史但顿以安神父之言转告于余，余以其颇有记述之价值，又因安神父对于余奉命使华之举心亦异常关切。凡中国政府中苟有若何之消息，与吾英国使臣有关而为吾所未知者，此人必须先通信，其望吾成功之心几与吾自望之心相若。

    吾故乘今日病体较苏之时，补记其言于此。安神父曰：吾欧人之所谓钦使多有常驻的性质，俾两国发生交涉得以就近接洽。而华人对于他国之使臣仅视为一种点染太平之具，苟非国家有庆祝宴会之盛举，则使臣可以不必来，来则亦万不许其久留，事毕，即促令回国。前此葡萄牙派来使臣，中国虽亦以至隆重之礼节款接之，而其居留中国之时期亦不过六礼拜。此因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世界大势。初非挟有恶意，即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中国则从来未闻有与他国订结条约之事。然谓中国人固执不化，将来永无与他国人缔约交通之一日，则又未必尽然。不过无论何事总当渐次做去，若能按部就班逐节进行，将来必有成功之一日。倘躁急从事抹去种种手续则未克有济也。

    安神父又言，钦使此次来华，所受困难实已不少，然钦使到华较早，在中国朝廷未闻欧洲战耗之前，则困难之事必可减去一半，因中国人向来以蛮夷戎狄目欧人。近来复得有一种风说：谓欧洲诸国方有战祸，其以蛮夷戎狄视欧人之心遂因此益甚，钦使到华后，亦因此大受影响。然钦使精干英明，仪表亦彬彬有礼，既来此邦，此邦人士心目之中必永远留此钦使之影像。虽现在之结果未必甚佳，而将来倘有成功之一日，终不能不归功于钦使也。据鄙见所及，以为钦使既经来华，来华之后，既经中国皇帝准予瞻觐，纵留华之时间极短，亦未始非英人在中国得有立足地之初步。倘自此以后，英人不以此自馁其气，仍由英皇陛下时时以书信与中国皇帝互相投报，每有商船到华即奉以一书，一面于广东地方派一英侨司理其事，此英侨当以富有经历长于交际之人充之，由英皇陛下赐予敕令，嘱其时时与两广总督联络感情。所有各项书信即由此人面托两广总督代为呈递。倘将来中国之新皇登基，或有他种重大国庆，此人即可就近托两广总督转奏，自请晋京庆祝。如是在中国一面，既不背其使臣不许久留之定章；在英国一面，亦可免去特派使臣之费用及心力，而两国感情仍可互相联络，无常驻钦使之名，可收常驻钦使之实。事之两全无有过于此者，将来瓜熟蒂落，必有缔约通商及互派使臣之一日。至以目下而论，华人既不愿钦使久留，钦使自当立往辞行，准备回国，毋令华人逐客之令见诸明文，转使将来之事难于着手也。

    安神父在华有年，所言至有经验，其对于将来应行事务之主张，至吾回国后，固可视为一种堪资讨论之计划。而其现在劝吾速即辞行准备回国，亦属正当之忠告，吾思之再三决意从之。然前据珠山来信：“狮子”船有即日启碇回国之意，今相去数日，该船已否启碇，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于决定速做归计之后，立草一函致相国和中堂。

    函中内容，开首系通常问候之词，其次即言昨上说帖，计达左右，倘承赐以回复。敝使拟即于接到回复之日启行回国，其程途则拟先至珠山，一探“狮子”船已否启碇，倘系尚无，固属甚妙；其或已经启碇，则敝使可改坐“印度斯坦”船，因该船非至甲必丹到船后绝不能开行。今甲必丹尚留居北京，则该船必停泊港中无疑。然敝使部下随从之人既重，行李复多，“印度斯坦”船中仅能容其半数，故“狮子”船虽已启碇亦必设法阻止。今附上一函请中堂速即饬人飞送珠山投交古完勋爵，倘该勋爵已经乘坐“狮子”船南驶，则请中堂饬送信之人飞急赶至广州截之，是为至要。下文复用通套之问候语结之，无关紧要，不赘。

    夜分，鞑靼钦差金大人来，言贵使致古完勋爵之信，已由和中堂饬入送去，贵使自请即日回国一节亦已由中堂奏禀皇帝。皇帝说：如此办法很好！很好！但他们外国人受不起风浪的，朕为体恤他们起见，已饬钦天监选定本月七日吉日，着他们动身。又饬令该英国使臣沿途路经过各地的文武官员，一律优加保护，用敬礼接待，不得怠慢。金大人又言：贵使昨致和中堂之说帖，已定于贵使启行之日答复。因目下中堂尚在颐和园中，至贵使启行之一日方能来京，以复书面交贵使也。

    5日礼拜六。时至今日，诸事多已无可为力，只能自做归计矣。

    下午，樊大人与周大人同来，言：贵使归时，自北京往珠山，皇帝已特命大员二人为贵使之导护人。其一为松大人，即前此游万树园时与贵使为伴者；又一人则为阿顺（译者按：阿顺二字音译）大人。在热河时亦曾与贵使见过一次。至于金大人则仅奉命护送贵使至于天津而止，余二人虽尚未奉明命，以意度之，行程亦当仅以直隶一省为限也。

    6日礼拜。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均于是日同至馆舍中，督饬夫役助余等收拾行李，以备明日启行。

    渠等言：明日贵使启行时，尚当与和中堂行一握别之礼，但行礼之时间由中堂自定，故贵使当预先将行李等物装置妥当，俾一闻中堂之命即可启程。又言：中国朝廷诸大员中颇有数人与贵使甚形相得，兹闻贵使来此未久即行回国，颇觉为之不快云。

    第三章　南归之途

    ●启程南归

    10月7日礼拜一。午刻，由北京馆舍出发。

    未出京城之前，途经一幄，和中堂及福中堂兄弟与高级官员数人均已齐集幄中。身服官服，气象至为雍穆，似专候余等者。余入，与诸人行相见礼后，即见幄之正中设一桌，桌上复以黄绸，黄绸之下有卷形之物两件。和中堂曰：此中一系敕书，即皇上答复贵使说帖之书信；一系物品清单，详开皇上赐予贵国国王各物之名目。俾贵使回国后有所查照。

    余曰：敝使来此，观光未久，遽尔言归，心中自不能无所悒悒，但愿贵国皇帝俯允敝使所请，则今兹别之悲或可稍杀。中堂闻言大愕，似深异吾言之不当，以至下文之答语竟无从说起者。默对有顷，中堂即改谈他事。言：贵使留京之时，不知饮食一项颇合贵国人士口吻否？又言：今兹贵使自北京前往珠山，皇上已派定松大人为护送官，此人办事很好，谅能与贵使投合。言时，面有笑容，蔼然若友朋之送别。

    福中堂兄弟则面色至觉不怿，且不喜与吾交谈。吾因此乃不能无疑，或者中国朝廷诸大员对于吾此次所上说帖，意见各自不同。当会同讨论如何答复之时，不免小有冲突，故有如是之现象欤？

    吾与中堂谈话既竟，将告别出幄，中堂即呼一五品官头戴水晶顶子者，至其前使跪，别有二官捧案上之敕书及礼物清单，用黄色阔带两条缚于此五品官之背上。缚已，五品官起立出幄，上马向通州而行。吾及部下各员亦立即上马。

    行二小时，抵通州馆舍，前导之五品官复下马入其厅事，跪于吾前，至吾以亲手接受其背上所缚之敕书及礼物清单后，始鞠躬而退。

    通州一处有馆舍甚多，然大半僻处陋巷之中，荒废不治。吾所居之馆舍则与城垣相近，房屋尚新，建造之费达十万金磅，然其始并非特造之馆舍，乃某藩司之私宅。据教士言：此大员前此服官广东，以贪墨不法之故，为乾隆皇帝所斥罢。房屋财产悉数充公，其本人则今尚禁锢狱中，已终身无赦释之望。又言：此座房屋当以吾欧人居之最为合宜，因此屋建造之费都系该藩司服官广东时，向吾欧人勒索而来者也。

    通州一处，地方虽小，然以密迩京师之故，中朝颇重视之。设有文武大员各一，武员即樊大人，汉人也；文员乃一满洲鞑子。今日见吾至，即来馆舍中请见，言：这几天河里的水已浅了，此后一天天浅下去，再过几天，大船即不能行走，若用小船装运或由陆路行走，实在太不便当。幸而贵使来得还早，明天即赶紧动身，或尚不至有什么阻碍。目下船只等项已由兄弟代为置办，明日早晨贵使即可上船，然而此刻已迟了几天了，若能早几日到此，路上必可格外方便些。

    余聆其言自至河畔观之，则河中水量，果较浅于吾辈自天津来时多矣。

    8日礼拜二。上午，至河岸督饬苦力搬运什物上船，数小时始毕。华官对于吾辈之敬礼及代为照顾什物、行李之妥密，仍与来时相同，夜分启碇。

    9日礼拜三。昨夜虽启碇，而所行不远，因水量极小时时搁浅也。

    今日复搁浅二三次，天气则夜分及早晨甚冷，昼间颇温暖。

    10日礼拜四。下午，樊大人来言：现在松大人奉到皇上手谕一道，那谕中所说的话，松大人打算自己过来与贵使谈谈。余曰：甚好。

    未几，松大人已乘一快船向余船疾驶而来。余即谓樊大人曰：请你先去招呼松大人，说等他的船停了，敝使先去拜见他。樊大人如言先驾一小船而去，至松大人之船与吾船相并时，吾即过船与松大人相见。

    见面之初无非重提旧事，说前在热河时承松大人引导游园，敝使感激之至，现在又承贵国皇帝命松大人为敝使之导护官，敝使更觉荣幸万分。松大人亦做相当之客套，言：兄弟蒙皇上派为导护官，得与贵使同往珠山一行，实在荣幸得很。因自怀间出皇上之手谕读之，谕中大致谓：着松筠导护英国使臣前往珠山上船，一路当留心照顾，切实保护。倘英国洋船已不在珠山，即着松筠径行带同该使臣等至广州上船。务须亲视该使臣等妥稳上船后，方得回京复命云云。

    读毕，余问曰：现在敝使将往珠山，不知前日敝使托和中堂饬人送往珠山之信现在已经送去否？松大人问：什么书信？余曰：即系敝使写与古完勋爵嘱其停船守候者。松大人曰：这封信想来不关重要，怕还没有送去。余曰：此信并非不关紧要之信，缘敝国皇帝只命古完勋爵督驶“狮子”船，运送敝使到中国为止。到中国之后，倘敝使不令其留候，该勋爵即可自由督饬该船驶往它处，缘“狮子”军舰之事务甚多，非仅限于运送敝使也。松大人曰：那么兄弟立刻写信往北京去，请和中堂派人飞送珠山，想来不至于赶不上。余曰：如此甚好，费神，费神。遂辞别还船。

    未及一点钟，松大人即过船回拜。客套既毕，因正式之谈话已于顷间说过，此时乃随意闲谈。

    首由松大人讲述俄国情形，谓俄罗斯的百姓虽然凶狠野蛮，却还不能算得恶人。余曰：前此敝使奉敝国皇帝之命，亦在俄国居住至3年之久。松大人曰：奇事！怎么做一任钦差会做到这般长久呢？余曰：我们欧洲各国，大家都讲交情，这一国派了钦差常驻在那一国；那一国也派了钦差常驻在这一国。如此两国之中若发生了什么问题，便可由所派的钦差就近办理，此是欧洲各国向来通行之法。现在无论何国都一致办理的。松大人曰：我们中国的法律就不是这样，我们本国从来没有派使臣到外国去过。外国派来进贡的使臣乃是一种临时的举动，照例至多只许在京城里耽搁40天。倘有了重大事故，也许延长到80天，可是虽有这句话，却是千载难逢的。又曰：中国自有中国的规矩，若这种规矩对于中国，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决不该将它改变。所以外国人到了中国，遇了中西规矩不同之处，只能依了中国的规矩行事。因这种规矩中国人行之已久，虽外国人眼中看了以为奇怪或行之以为不便，中国却决不能依了外国人的话，改变成法的。余曰：中外规矩既已不同如此，敝使此次到华，对于中国的种种规矩实在生疏得很，难保于觐见之时不无失误之处。但是这种种失误，不能算得敝使的过失。因敝使到中国后，自知人地生疏，非向一般富有经验的人讨教讨教，说不定要闹笑话。故一举一动都依了向在中国当差的西人的话干去，倘依了他们的话还是不对，那便不是我的不是，是他们的不是了。松大人曰：贵使这话从哪里说起？贵使此番到中国来，一切举动都颇能合成，即使有什么不周到之处，我们天朝也决不在这一些小事情上过于苛求的。

    松大人此言，颇合中国大臣身份，盖中国大臣所言莫不夹有此种语气也。松大人去后，樊、周二大人仍留吾船中，至夜分始去。

    吾与彼等闲谈时涉及一事颇堪记述。彼等言：现在贵使自北京前往珠山，所用各项船只大小凡40艘，执事之人自大员到苦力船户为数约为1000。此项用费皇帝规定数目，每天以5000两为限，倘或不敷，应由沿途地方供给。又言：贵使留居北京时，每日用费规定1500两云。夫一两之数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以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当吾等居留北京时，日用之费自起居饮食以至于一切杂物，虽颇有失之过奢者，而谓每日需用1500两，则吾无论如何决不肯信，或者乾隆皇帝为优待吾等计，定此极丰之数。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

    记得周大从曾向余言：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皇帝中年曾在该省打猎，深知该省情形，闻奏，立命拨发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其两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两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干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译者按：美门一字，源出叙里亚，言财帛也。《新约》经尝用之，指执掌天下财富之神，今人有译作财神者）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

    11日礼拜五。船行极迟，船户及纤夫竭全日之力，所行不过十数华里。盖因河水极浅，水力已不能浮船，所以能前者，用人力强拉之，使船底与河底相擦而进耳。有一船体积较大，而所载较重，竭力拉之竟不进咫尺，后由密司脱麦克司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吉伦博士等进策于华官，令以大船所装之物分作数小船装之，始能前进。三人本在大船之上者，至此亦改乘较小之船矣。

    12日礼拜。过船谒松大人，松大人言：据珠山最近来信，你们那洋船仍旧停在珠山等着，贵使可以不必性急了。又言：现在水浅船慢，若贵使老是坐在船中觉得有些气闷，不妨上岸走走，看看村景，但是走时当留心着，不要离船太远，太远了找不到船就麻烦了。

    谈论有时，余复提及正事。言：此次敝国皇帝令敝使远使贵国，意在开辟英中两国交际之萌芽，俾此后两国常相往来，感情益形亲密。而贵国大皇帝或可因此对于吾英国臣民之来华者，格外推诚相待，保护亦可因此格外周到。余言未及已，松大人即曰：我们皇上对于广州的外国人，不论是哪一国臣民，都是一体好好儿看待的。余曰：那自然，敝国侨民也没有一个不敬爱贵国皇帝，故于贵国皇帝所颁布的命令，不论怎样，只须能力上办得到，敝国商人无不乐从。可是我们两国通商至今，前后已有12年之久，这12年中，贵国皇帝对于我们侨商所颁布的上谕，已不止三道五道，而我们侨商却一道都没有见过。旁的不必说，单就说税率一端而论，起初几年，洋货的入口税收得极轻，现在一年重似一年，与从前相比已加了数倍，若贵国有正当的理由或有特别的支出，加税本来是可以的，无如加的是加，而理由却始终没有明白宣布。倘若贵国只顾加税，有增无已，敝使恐怕将来英国商人到了负担不起的那一天，那每年60大船的商品简直不能再运到贵国来了。所以这一件事总得望贵国想一个正当的方法才好。

    松大人曰：方法是要想的，不过我们天朝的税则不是老不更变的。若遇国家用费少的时候自然赋税轻些，连你们外国人也可沾些光；若国家费用太繁，或因某某数省出了重大事故急待大宗款项使用，那么不得不在赋税上面酌量加些。这是不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专门挖苦你们洋人。余曰：这话说得不差，即如1782年的加税，敝使也知道贵国因安南西藏发生变乱，军饷浩繁的缘故，但是此种临时增加的税，到事平了就应该减少恢复原状。自从那税增加了到如今已有十年了，中国并无减轻之意，故我们英国商人心上颇有些不舒服。

    松大人曰：现在中国已太平了，这一宗税，便是贵使不说，中国朝廷也早已提议裁减的了。余曰：果使此项消息确凿，则贵国皇帝体恤英人之心大足令敝使欣喜敬仰。敝使甚愿贵国皇帝德泽四布，声威益张，使其祖宗相传之大业安然立于稳固不摇之地位。所惜者，敝使来此之后，为时匆促异常，未能将心中积悃与相和中堂详细谈之，请其转达圣听。而敝使晋京时之导护官又适为金大人，其人天性倔强，排外之见甚深，敝使有所建议辄为此人所阻，心中至以为闷。倘贵国皇帝于敝使晋京时即派大人为导护敝使之人，吾知以大人之开明和易，必造福于吾英人不浅。此非敝使面谀之言，盖事势然也。

    松大人曰：那自然，那自然，兄弟是很熟悉洋务的，向来和洋人很要好。这一回的事虽然现在机会已过。敝使不能为力，然使将来别有机会，兄弟必从中出力。要知道咱们虽是国籍各异，言语不通，交情总还讲的。

    语时情意之殷恳，足令吾深信其字字由衷，绝无虚饰。倘松大人此一席话犹含有虚伪敷衍之性质，而非推诚相待者，则松大人可谓世界第一虚伪家矣。

    13日礼拜。至天津，华官至岸上采办大宗供给之物储之船中，以备航行之用。其中肉类有羊肉、猪肉、鹿脯三种；果类有梨、桃、橘、栗、葡萄各种；又有数种则非欧洲所有，吾不能举其名，但知其为味鲜美可口而已。此种供给之物吾已记不一记，即此番自北京至天津，一路饮食，亦无日不有佳馔。今日必欲特别标出之者，以今日尝新之时，松大人曾亲至船中请安故也。尤有一事吾亦不得不记，牛乳之为物，吾欧洲之人殆无一不视为通常食用之物，而华人则但视为母牛哺育子牛之用，人类鲜有取而食用之者。后见吾等每食必用牛乳，即所饮之茶亦用牛乳调之，始知吾等有一日不可无此君之势。乃于供给物中增入牛乳一项，以投吾人之好。然以此物得之不易，航行之中更无从日取得鲜乳。松大人意在示好于吾，命人购得多乳之母牛二头，特用一船装之以备不时之需。此举于吾英国旅客至有益也。

    吾于此时意想中乃不得不重提往事。方吾来时，自天津登岸而后，一路供张之具既穷极侈靡，而抵热河之时，复由天朝相国费二日之光阴导吾游园。宫廷之中，皇帝万寿之大礼余亦得躬与其盛，平心而论，一国之对待外国使臣如此亦可谓克尽厥礼矣。然而居未二月即欲令我回国，方其逐客之际其势汹汹，几不容吾多做一日之勾留，则其情景亦大足令吾丧气。及吾既首途，供张之盛又复如前，即此牛乳一项为事虽小，亦不得不感佩华官照料之周到。而始而热，继而冷，终乃复热，出尔反尔，此中起伏之波遂令余百思不得其解。就吾武断之意见言之，或者此番供张之所以复盛者，乃系中国朝廷自知其逐客之行为不合于理，而又不便直认其过，故为此以为弥缝之计耳。

    14日礼拜一。晨间天气极冷，亭午乃暴热，顷刻之间变化乃如易季，身体遂大受其影响，有卫队数人因此致病。

    17日礼拜四，路过大坟场数处。

    以意度之，此地必与大市镇或大都会相近，即此地岸上所见之人民数亦较多于前。据云：中国之人口南多于北，此后每日趋南，人数必按日递增也。今日于岸上人丛中见妇女多人，相貌既不楚楚可观，衣服亦殊欠整齐，以状度之，彼田中劳动之人，现方力事秋收者或即此辈妇女之所为也。

    ●乾隆敕书

    21日礼拜一。上午往谒松大人，谈论甚久。谈论之要题，即系乾隆皇帝之敕书。谈论时，有一书记官亦在座，此人盖即代乾隆皇帝草敕书之人，今乃隶属松大人部下，随同办事者。既与吾相见，即向吾道歉，言：皇上所赐第二道敕书实系兄弟起草，其中有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及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等句，均非皇上之意，乃系兄弟加入，兄弟今见贵使殊觉抱歉。

    余曰：此数句既非皇上之意，阁下何必加入？此中理由愿即明示。

    其人曰：此系政治上的哑谜（此句译意），中朝习用之。因皇上对于他国君主倘欲其所请，往往不用直斥之法，以顾全其体面。故敕书中不言所请各条出自贵国皇帝，只言贵使并未奉有英皇之命，发为妄谈，如是则虽加驳斥，于英皇体面仍无所亏欠。此系兄弟措辞之苦衷，想贵使闻之亦必颇表赞同，而加以原宥也。

    此人之言虽难圆转有理，且言时为状甚恭，似系实情，而余则仍不能无疑。试问甲国君主，既自知降敕直斥乙国君主之非礼，则虽不直斥其君主而斥其君主之代表，亦岂得谓礼耶？窃恐此种举动，在华人则为取悦英皇，在英皇则未必因此而快意。至于余者得能代英皇承受其咎已属荣幸，彼中国皇帝驳斥之词，吾唯一笑置之，决不以此事久蓄于心也。

    余又言：皇帝第二道敕书中，有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堂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听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等语，查敝使所开说帖之中事事关于商务，未有一语及于宗教。今敕书之中忽节外生枝，羼入此事殊不可解。

    松大人曰：这是因为向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大都很喜欢传教，皇上恐怕你们英国人也有要求传教之意，故声明在前。

    余曰：此事虽本于华人对于欧人之经验，而吾英人对于宗教问题，意见与欧洲他国之人稍异，盖他国之宗教家主张一尊之说，以为世上既有天主教，余教悉无存立之余地。故必力布天主教，使余教一律消灭。吾英人之意则以为吾人既崇拜天主，而天主之意虽在化民为善，他种宗旨之宗教亦罔不与天主教相同。宗旨既同则无论何种宗教，凡天主之意许其存立者，吾人即不必强用人力以摧残之。故英人虽笃信宗教，而传教之热度则不敌葡萄牙诸国。试观澳门、广州二处，他国人民之至其他者恒有一二宗教家参错其间。吾英吉利则但有商人，始终未派一以传教为业之教士来此，即此次敝使随从各员之中虽有一二人系属教友，而其职任乃在管理各种礼物，并无传教之责，仍不能以完全之教士目之。当知吾英人与葡萄牙人虽同隶一教，而传教之热心各不相同。今敕书之中忽有“尔英吉利国人素喜传教，布为谬说”等语，实与事实不合，想系葡萄牙教士欲令中英二国互起恶感，故以此种不经之说进于皇帝之前，皇帝从而引为敕书中之材料，否则华人素昧欧洲情形，决不做此揣测之辞也。

    松大人曰：敕书中并没有这两句话，汉文、清文都是没有，若拉丁文中有了，便是翻译的不是。

    余曰：汉文、清文敝使悉不之解，唯拉丁文中则明明有此二句也。稍停又曰：观第一敕书，其主意仅在不允互派使臣，而敕书中乃有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等语。又第二敕书中，除前言之宗教问题外，每驳斥一条必殿以若他国纷纷效尤，岂能各应所求等语。以意度之，颇似皇上深恐敝国帮助他国之人援据此项成例，复向贵国要求权利，不知敝使之所请，悉系为推广敝国商业起见，并无帮同他国向中国要求权利之心。即他国以厚利啖吾英人，吾英人亦决不能允许，贵国皇帝预计及此似属过虑。至于广东人口税之繁重，敝国商人受其痛苦已久，苟中国朝廷再不设法清理，一任墨吏从中蒙蔽勒索，则异日英人之商业既衰，广州之繁盛亦必因此日渐退步，此于吾英人固有所不利，于华人一方面亦未必是福。而敕书之中乃有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二语，若皇帝全不知该关征税近情者，则又未免失之昧于近事矣。

    松大人曰：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总而言之，贵使对于皇上所下的两道敕书，无非是满肚皮不快活。其实咱们皇上对于你们英国人非常好，在他心上也恨不能畅快儿依了你的话，只因我们天朝祖宗的成法如此，便是皇上要依你也依你不来。至于你所说的税关弊端，皇上也未尝不知。不过写在敕书上太不好看，于天朝体面攸关。故一面在公文上面仍是糊糊涂涂说了一句，暗地里却已派人切实整顿，保管不上多时便有眉目给你看了。

    余曰：此派人切实整顿的信息不知确否？

    松大人曰：哪得不确。目下新任两广总督（长麟）大人乃是一位能员，皇上很信任他。他办起事来对本国人是铁面无私，对外国人也很讲情理。前在浙江任内政绩甚好，故此次皇上特派他为两广总督，要他将该省前此各项弊端一一查明复奏，且许其便宜行事，酌量兴革。吾料此人到广东后，全省政务必可大有起色，然地方既大，积弊复深，整顿之颇非旦夕间事。即如关税一项，整顿后之办法恐非贵使在中国时所能听得，只可俟后日贵国船只到广东时用书信通报的了。

    余曰：该处税则但须切实整顿，迟早均系敝使所乐闻，但有一事，务请大人代为办到。松大人问何事？

    余曰：此种整顿税则之消息敝国皇帝必甚欢迎，而前此第二道敕书中既有一处系翻译上之谬误，亦难保它处不再有误点。故拟请大人代奏皇帝，请其写作一敕书，书中详述整顿广东税关之事，而于前二书之谬误则详叙而校正之。俾吾回国觐见英皇时有所交代。

    松大人曰：再降一敕，本是办得到的事，但现在贵使已经动身，若朝廷再降敕书恐于成法有背。又曰：我们皇上自从贵使来后，非常欣喜。在热河时几乎没一天不提起贵使，连贵使的起居饮食也时时问起的。便是现在贵使离了北京，皇上还仍是牵记得很，这都是贵使举动文明，颇蒙皇上赏识的缘故。不过现在要请皇上再降一道敕书，虽然在情理上说来皇上无不许之理，只恐向来没有这项规矩，能不能办到就说不定了。这件事兄弟不妨给你写个信去，将来贵使到了杭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相见之后，长大人必能将此中情形仔仔细细地告诉你，因为此刻写信去，预算回信到时，我们已在杭州了。

    松大人与吾一路同行，吾见其每日必收发文书多件，用急使送之，想此事亦不过多发一文书之劳，松大人未必不践其诺。至于华人传递文书之迅速，则诚有出吾欧人意料之外者。大约为程1500英里，费时不过10日或多至12日。

    24日礼拜四。松大人使人来言：顷奉皇上手谕一道，事与贵使有关，拟过船与贵使言之，不知何时为便？余以今日病甚不能起床，请彼明日来。

    25日礼拜五。松大人来言：皇上闻贵使启行后一路安吉，圣心甚悦，今特遣人送来牛酪一事，糖果若干，以为皇上厚爱贵使之证。又手书一谕，嘱兄弟代向贵使候安，想贵使闻之意必甚乐。余亟称谢，且请其代为奏请圣安，已而复谈及前回相见时所谈之事。

    松大人言：现在新任之两广总督长大人为人公正不阿，将来到任之后定能将从前积弊一洗而清。贵国人民之经商于该处者必能大受其惠。语时，神气殷恳似欲吾深信其言。余意果使中国朝廷能以诚意待吾英人者，此诺迟早在所必践也。

    26日礼拜六，仍在运河中航行，左方见一湖，面积甚大，盖系供给此河之水量者。

    28日礼拜一。数日来，吾留心观察，乃知吾侪所乘船只，每船有纤夫18人，用一头目领之。

    此辈举动素无秩序，至此乃稍觉整齐，或者此间之警察较严于他处欤？

    译者按：此语误，尔时中国并无警察。

    据华人言：凡中国官船或公事船所过之处，纤夫应由沿路地方官代为招集，为状如德法两国邮局之代为旅客雇用马匹。唯中国之招集纤夫工值极薄，普通人民每不愿承命，地方官乃不得不按户勒派，往往有较为殷实之农户自己不愿当差者，别出重值雇人以为代，亦云苦矣。

    29日礼拜二。天气甚佳，有风自东南方来，吹人滋快。天作灰色形如大理石，而时时浮云开动，日光由云隙中下射，烁烁夹有生气，着人颜面不觉幻为笑容。

    晨间，松大人来，言：顷得北京消息，“狮子”船及其同行之“戛考尔”等船目下已离珠山，“印度斯坦”船则尚未启碇。想来贵使回国只能乘坐“印度斯坦”船前往澳门的了。余曰：“印度斯坦”船系商船格式，能多载货物不能多载搭客。敝使部下人员为数甚众，且向来不惯拥挤，若以此多数之人齐挤于“印度斯坦”一船之上势必致病。

    松大人曰：这话亦说得近理，兄弟当立刻写信至北京，请他们妥筹办法。至于我们现在不妨到了珠山后再做计较。若嫌“印度斯坦”船太小，尽可将行李等物由该船运载，其余官员、夫役仍用中国船只运往广东，想来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余曰：此种办法虽好，但不知敝使写于古完勋爵之信现已由北京送去否？倘北京执政之人能早日送去，今日何至复有此等周折。

    松大人一闻此言意颇不悦，立即乱以它语。余乃不禁奇骇，念中国朝廷对于吾辈英人，虽表面上颇有推心置腹之状，几乎无一事不以诚意相待，而其内容乃即此一信之微，亦不肯代为尽力。则其余种种事务，如改良广东之税则等恐亦不免多成画饼。果然者，余此番跋涉之劳，其结果直等一个无字而已。

    31日礼拜日。松大人复来，言：我们自从启行之后，一路情形和兄弟与贵使的谈话都由兄弟随时禀报皇帝。现据北京来信，皇帝见了这项报告之后非常欣喜。从前皇帝对于贵使者到中国来的一回事，心上颇有些疑虑，现在却已完全明白，知道贵使此来无非为联络友谊及振兴商务起见。故新任的两广总督已由皇上特降谕旨，着其将外洋入口税务切实整顿，倘外洋人受了冤屈，许其直接禀报总督大人查办，不必依照从前的规矩由行家转手。

    余曰：既承贵国皇帝加意照拂我们外洋人，敝使实在感激不尽。但此种情形，敝使自己回去向英皇说，总不如由贵国皇帝出一封书信的好。不知前数日所谈请贵国皇帝再降一敕的话能否办到？

    松大人曰：皇上办事自有主意，主意打定了便不愿意有旁人去干预他。这件事我想既由皇上答应办理，将来无论如何自有必行之势，贵使可不必汲汲。若定要捏了他的字儿做凭证，恐怕越是催得急，事实上反不免别生变卦。况且贵使要请皇上再降一敕的话，兄弟早已有信去过，若皇帝心上以为此事可以办到，保管不久便有回信来，不过此时还没有，请贵使耐着守罢。

    ●过运河

    11月1日礼拜五。自昨日路经一水闸后，河面渐阔。至今日所经之处，其阔堪与吾英柏得内地方之泰晤士河相埒也。

    2日礼拜六。晨间，自运河横渡黄河。黄河为中国四大名川之一，与历史上颇有名。吾侪所渡之处阔可三英里，水急多泥，其色黄浊，黄河之名殆即以此。

    渡黄河后，仍循运河曲折南行，预计不出数日可抵扬州。松大人言：吾等至扬州后当休息数日云。

    5日礼拜二。至扬州，其地商业甚盛，吾等本拟在此略做休止，兹以松大人己改换计划，拟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6日礼拜三。拂晓即渡扬子江，渡口阔可一英里半，既渡，抵镇江。镇江为扬子江下游胜地，人口甚繁，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过镇江时岸上有华兵2 000人，左右整列，鼓乐而过，有军旗导之，观其状，似此间方举行阅兵式也。

    7日礼拜四。晨间抵常州府，过一建筑极精固之三圜桥，其中央一圜甚高，吾船直过其下，无需下桅也。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已而又过三小湖，乃互相毗连者，其旁有一长桥，环洞之多几及一百，奇观也！

    松大人来，言：顷奉朝廷明谕，吾等同至杭州后即由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川导护贵使同往广东，贵使部下之甲必丹麦金吐司，既系“印度斯坦”船船长，即听其前往珠山地方，回原船办事。

    余曰：该甲必丹回“印度斯坦”船时，敝使所带行李之重滞者及贵国皇帝赠与英皇之礼物，拟即由该甲必丹带往船上运回英国，即由敝使分遣卫队及侍从数人上船料理此事，不知可否？

    松大人曰：可。此种办法甚好。

    又曰：贵使到了杭州，既有长大人与贵使做伴，同往广东，兄弟也不必再向南方走了。现在打算到杭州之后再往宁波，将甲必丹麦金吐司上船的事料理清楚了立即回京。将贵使此次南下情形面奏皇上，想来此次兄弟与贵使同往，贵使心中未必有什么不满意于兄弟之处。

    余曰：一路承大人照顾，敝使感激不尽，万没有不满意的话。

    松大人曰：既如此，兄弟也勉强可以交卸得过了。又曰：前此贵使曾言，甲必丹麦金吐司到珠山之后，拟在该处收买土货预备回国贩卖。当承和中堂允许，此次甲必丹前往珠山，若因时间匆促或因别种缘故不能收买土货，那就不妨到广东去收买。兄弟可以代为招呼广东官吏免其上税，以示优待，请贵使也招呼一声该甲必丹便了。

    ●见长麟

    9日礼拜六。晨间至杭州，在城外一处停泊。时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已自乘一船，自城中出迎松大人。且言见过松大人后即当过船见余。此人将来至广东后，果能如松大人之言清理该处税务与否？现在虽在不可知之数，而此人得能与吾见面实为吾所甚喜。

    停船未几，长大人果来。余相其状貌颇类读书明理之士，举动亦彬彬然如君子人。相见之后，长大人即言：兄弟此次要往广东，想松大人已与贵使说过的了。到广东后凡是贵国商民，兄弟必格外出力照顾，那整顿税则一项固然不容说得，便是它种事务，凡贵国商人受了屈也尽管直接报告兄弟，无论本人来也好，写信来也好，兄弟总凭公替他们理个清楚。

    继乃与余闲谈，问余自英国至中国来回有多远？余如言告之。

    长大人曰：原来有这么许多路，怪不得这回贵使到中国，咱们皇上分外地欢喜了。言时，遂命随从之人捧进数物，曰：这是皇上加赠与你们英皇的礼物，请贵使代为收着。其中盖系金色之丝绸书匹，皇上自佩之荷包数个，而其最贵重之物乃为御书“福”字堂轴。据华人言，此项堂轴非常名贵，不特外国人不易得，即中国大臣或贵族亦以得之为荣。

    此数物余一一领受之后，长大人复以一“福”字堂轴授余曰：此系皇上赐与贵使者。余亦受而谢之。已而谈及同往广东之事，长大人曰：现在兄弟还没有将此间事务交待清楚，大约过了四五天方可动身，动身后咱们俩一路同行，尽可时时过船谈天。至于你部下的甲必丹麦金吐司，到现在已经商妥，由松大人陪他往珠山去上船，不过他到那边去，若说到购买货物一层颇有些困难之处。

    余曰：敝使与该甲必丹分路在即，倘大人意中以为他去时有什么困难，不妨叫他来，当面同他讲讲。

    因传甲必丹麦金吐司至，长大人语之曰：广州的中国商人和洋人来往很多，珠山的情形则与广州不同，你到了那边不特各种货物全须用现银购买。且恐该处出品未必即适于洋人之用，倒不如索性往广东去买的好。

    以下复力言外洋人不便在该处购买货物之情形甚详，不必尽述。要之，吾初意拟令甲必丹麦金吐司在该处买卖货物者，心中为希望中国政府准吾英人在该处经营商业起见，故欲借此次之便开其先端。今该处将来之事既经中国政府批斥不许，则此仅有一回之交易似亦无足轻重，故长大人既力言珠山不便买货，吾亦即不与争辩，好在珠山可以免税，广州亦可以免税也。

    10日礼拜。总督长大人复来拜见，所谈与昨日无异。仅言皇上既命兄弟去整顿广东的事务，兄弟万无不竭力之理。且兄弟向来很体谅外国人，到了那边决不令外国人负屈，贵使尽可放心得下。

    11日礼拜一。接到古完勋爵一信，系上月15日自珠山寄发，其所以迟至今日相隔几及一月始能送到者，谅系中国政府疑忌外人之心极甚，故为压搁之故耳。信中言：“狮子”船中病者甚多，医生、大副亦病，而又无药，不得已，只可开往广东江口购药以苏同人之困。一俟药物购置完备后立当返棹北旋，迎钦使于珠山原地云云。

    余一见此信立即往谒长大人，言：计算时间，目下“狮子”船当在澳门附近，倘能立即送一急信前去，该船必能接到此信，不知大人能代为措置此事否？

    长大人曰：可以，可以。你快去写信来，兄弟今夜就打发专差送去，送至广州，请密司脱勃郎转交，一定不至于有什么失误。

    余乃立草一函，请长大人饬人送去。信中仅数语，即嘱古完勋爵停船在澳门守候，不必复开至珠山是也。

    12日礼拜二。长大人复来拜见一次，二人情谊因此益形亲密。

    13日礼拜三。松大人来此别，观其情状似与吾甚有友谊，不忍即别。谈话时，有数语颇足显其具有识见，盖系吾前后所见汉人若满人所不能言者。其言曰：各国有各国的法律习惯，决不能强同。中英两国相距既远，不同之处比较相距较近之国为多，故此次贵使到中国来，虽然见了许多可惊可异之事，却也不足为异。若易地以观，兄弟到了贵国，信中惊异之情也少不了和贵使一样。故贵使回国之后请千万不要把心中对于中国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老是记着，这便是兄弟最希望于贵使的事了。

    此人性情和易可近，在华官职中当推为一最为有识见者。此次自京至杭，一路颇受其照拂。至是，吾乃取礼物数种赠之，而彼必不肯受，谓受则有违国法，吾遂不敢相强。后又谈及俄国情形，渠言：俄罗斯人多是不可理喻的，往往中俄两国交界之处有什么流氓、盗贼闹了乱子逃亡俄国去了，去同俄国政府说说，老是个不理会，只是说你们中国人若是当场捉得到便捉去杀了；若捉不到还干得谁事？这种人虽恃强逞霸全不讲理，却是究竟不能算得恶人。

    原注：中国之普通人民与俄国之普通人民，同系半开化之民族。中国上等人之受有教育者若任其居住本国，不与外界接触，其开化之程度已足称完备；若令其与世界民族相见则知识殊形缺乏。俄国之上等人则知识悉从旅行中得来，倘令其杜门不出，其程度必更在华人之下。此二种人各有所失，要不足称为全开化之民族也。

    此种议论，言者不仅松大人一人，尝有三数华人与吾谈及俄国事务亦主此说。且谓渠等对于俄国女皇之性情及其得履皇位之历史均研究有素云。

    ●出杭州南下

    14日礼拜四。晨间，自杭州府向南方出发，余坐一肩舆至城中一行。方余初抵杭州城外时就船上观看杭垣景象，即知此城必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后乃知此城之殷富，大过于吾前此之理想。

    已而出城，抵一大湖之旁，景色绝佳。有一运河及小河数条贯注之，湖之一面有平稳之小山脉障之，自麓至巅遍植松柏杂树之属，远望一绿如锦。尤有一塔，亦在湖边，高凡四层，塔顶一层尚不在内，全塔做八角形，用绝巨之红石及黄石砌成，高约200英尺，古树槎枒，杂出其下。塔之建造亦古拙有奇趣，土人称之为“雷峰塔”，言其建筑之期乃在2500年前。此语虽不可信，然塔虽残废，蔓草荆棘，杂生其上，而塔基仍巍然高峙，绝不顷坏，则谓非古人建筑之物不可也。

    出杭州东门行6英里，览此湖景而后即抵一江（译者按：此系西湖与钱塘江），江中已有大船多艘停泊以待，此种船只用棉布制篷，船前后作尖形，颇与欧洲船只相似。底虽平阔而吃水不深，平均载重2.5吨，吃水不过10英寸。

    方吾自杭州城内来此时，路上每过一兵站，站中兵士必出而行礼，礼节极隆，盖系跪于地上，至吾肩舆行过后始起立也。及至江岸，又有兵丁一大队，数在500——1000，向吾行迎接之礼。此种兵队衣服极整齐，军械亦极锋利，吾至中国后，眼中所见，求其形式之像得兵队者当以此队为第一。此队兵士对于吾卫队之军容亦颇注意，凡衣服、军械以至于进行时之快步、慢步无不留心观察之。

    15日礼拜五。天明，见吾船已开至江上之上游，此间江面虽仍有半英里之阔，而水力已不及下游，故昨日开船时悬帆而行，今日则改为拉纤。

    午刻，过船往谒长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亦在座。樊、周二人本拟送吾至杭州后即回北京，后以此二人与长大人为旧识，而长大人以其与吾甚有友谊，故仍令其随同前行，俟将来同至广州后乃令返京。

    今日余与长大人谈晤虽久，然未尝提及正事，语调悉视长大人之谈锋为转移。盖因此人和易可近。而自此间前往广州为程又甚长，吾二人既一路同行，则后此正有仔细讨论之机会，自不必于今日一日中，向彼开若何之谈判也。

    17日礼拜。长大人过船回拜，向余提起英国在中国之商务问题。言：这一件事，兄弟向来没有考究过，此番到了广东，一切情形很不熟悉，不知贵使心上要兄弟帮忙的是哪几件事？余照直告之。长大人曰：那么请贵使开个帖儿，一项项地写个仔细，不知可否？

    余曰：此是敝使最乐闻的事，既承大人叫我开写，自当从速开写过来。

    长大人曰：这事本不必写的，谈谈就可以了，不过兄弟事情很多，这一件事关系又极重，必得有了个底子，在空闲时自己仔细斟酌过一番，然后才可以着手办理。因为要办这件事决不是凭空说几句敷衍门面的话就能了的，必须凭公处置，筹议了一个妥当之法，将应兴的事兴起来，应革的事革去，然后才能办得好。而这回兄弟奉命往广东去，虽则皇上很信任我，我的地位颇能切实办事，不怕旁人掣肘。却是有一层，国家的政事上有了弊端，在于一方面，固然有许多人受他的害；在于另一方面，却必有许多人靠了作弊过活。现在要肃清弊窦，明明是打破他们的饭碗，他们要将兄弟恨得切骨，那么兄弟要办这件事就不免大做难人了。然而和这般小人作对还算不了什么事，其中最麻烦的便是福中堂，因为福中堂现在已做了军机大臣，在朝中颇有权力。然而前几年他也是个两广总督，说不定广东的种种弊端多是他一个人养成的。如今兄弟到广东去，若将他在该省所办的事有意推翻，则他面子上既不好看，他必不肯与我干休，所以兄弟实在处于两难的地位，只能到了那边从长应付。但是有一件事，务望贵使听信兄弟的话。贵使此番进京，听说曾上了个说帖，由和中堂批驳不准，故贵使出京时心中颇觉失望，以为中朝对于英国很不要好。其实皇上很看重英国人，所以不能答应贵使请求者实在是受了成法的拘束，并非故意不肯。贵使回国复命之时务请将此中原因明白奏禀贵国皇帝，心中不可稍存芥蒂，致丧两国之邦交。至于兄弟，到广东后，无论如何困难，必定设法将该处洋人上税的事整理清楚，其有英人至广东经商者亦必从优保护。不知贵使能看兄弟面上将前此所成之意见破除否？

    余曰：敝使出京时，心中至觉快快，颇疑贵国对于敝国不愿互相联络，今闻阁下及松大人前后解释之言，始知贵国不能允敝使之情亦有苦衷，初非以一概驳绝为快，则将来回国后，自当据实奏禀敝国皇帝。至于广东之事，尚当仰仗大力。

    长大人曰：那自然，那自然。不容贵使多说的。长大人去后，未几，即有使者数人送茶叶、扇子、香料等物至船，盖系赠与余及随从各员者。

    ●见琉球使

    黄昏时，樊大人带同少年绅士二人至吾船拜见。问之，乃系琉球国王所派使臣，今将往北京进贡，道中适与吾船相遇，故请樊大人为介绍，过船相见。琉球为一岛国，位置在中国之东南，臣服中国有年，按照定例每越二年，国王必派亲贵二人航海至福建省之厦门登岸，恭赍表章方物至北京进贡。此二人亦系国中亲贵，能说华语甚熟，然其本国亦自有一种语言，佶倔聱牙通者绝少，有谓此种琉球语与日本语相近者，亦有谓其与朝鲜语相近者。余于东方语言文字之学素欠研求，不能辨其说之孰是孰非也。

    两人言：琉球国中自古至今，从未有西洋船只到过，倘西洋商人愿往该国买卖，该国人士必一致欢迎，缘该国向无禁止洋人前往经商之成令。而于该国京城附近之处，则有一深阔之海港，足容极大之船只多艘。其京城人口既多面积亦甚大，倘有洋船开往彼处，贸易必佳。又言：该国出产以粗茶为大宗，虽质味远不敌华茶，而价值极廉。此外复有铜矿、铁矿甚多，每年开出之矿质为数亦颇有可观，唯金银二矿则以国中无娴习矿事者，至今尚未能采得其矿苗所在云。

    二人所穿衣服颇奇异有趣，其上衣甚宽大，类一披肩，以琉球土布制成，染为棕色，缀以栗鼠之皮，远望之作柳条花纹，颇觉美丽；首不冠，但用丝巾缠之。两人巾色不同，一人用黄色，一人用紫色，以东方之习惯言之，似黄巾人之品级较高于紫巾人也。全身衣服多为单层之布，不用衬里，不铺棉花，且尺寸宽大，不着肌肉。至隆冬时，吾料其必不足以御寒也。

    两人雅善谈论，举止神色绝类中国人。以地理上言之，其岛国所处地位天然无独立之资格，不属中国，即当属诸日本。今日本尚取闭关主义，于其本国三岛之外，既有攫取他国领土之心，而他国船只之抵其海口者，日本人亦殊形厌恶。故琉球国王不依附日本而依附中国，其对于中国所尽之义务，除上文所述二年一贡外，每有新王登极，当专差禀报北京政府，由北京政府降敕承认后，国人始得奉为国王云。

    ●继而南下

    19日礼拜二。此间河面虽阔狭与昨日经过之处大略相等，而深浅不同，且水量随地而异。有数处水深10英尺或12英尺，船只仍可通行无阻；又有数处则河中但有泥沙，船只概从沙上强拽而过。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

    一二日来，自船中举目外眺，见两岸都为荒野，虽人烟寥落，而风景至佳，其地面则有已辟未辟二种，大都平地以已辟者为多。近山之处则半属未辟，但植以树木，山势亦不甚高峻，而近山之人则颇有山居民族之景象，与广东等处之人民为状微有不同也。

    今日周大人来，言：长大人接到北京消息，古完勋爵已于前月31日抵澳门，特为知照。夫自澳门传出信息，至抵北京而后再传至此间，加入中途各种周折所费之时刻，通计尚不及20天。而中国官场对于吾英“狮子”军舰之行动，必异常注意可知矣。

    20日礼拜三。自杭州启程后至今日黄昏时，水路乃尽，拟于明日上岸由陆路往玉山，再由玉山改乘船只前往广东。而今日停船之后，不一刻，长大人即过船道歉，言：贵使自杭州至此必已累极了，兄弟招呼实在不周到得很，种种怠慢之处，尚望贵使见谅。

    余曰：一路承大人照拂，敝使感激不尽。在船上时一切起居饮食多和大人自己一样，敝使方以为受之不安，心中决没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了。

    长大人乃变其语调曰：虽然如此，兄弟以为贵使此次出使中国，所要求的几件事，既已一件都没有办到，心中究竟总有些不快。前次兄弟与贵使见面时曾言中国所以不能允准贵使要求的缘故，实在因为有背成法并无它种恶意，不知贵使能相信兄弟的话否？

    余曰：此事既经松大人和你长大人向敝使说过，敝使已深知其故，心中已一点芥蒂都没有了。

    长大人似犹不肯深信余言，继续问曰：自此以后不知你们英皇尚愿与我们皇上来往否？尚愿与我们皇上通信否？将来如果我们皇上，心中要你们再派个钦差来时，不知你们英皇愿派来否？

    余曰：此次敝使来华，无论所请之事得蒙中国批准与否，而中国对于吾英感情之亲密，已可于款待敝使之优厚，及贵国皇帝回赠英皇种种珍物见之，中国既有与吾英亲密之心，吾英自无有不乐与中国常常往来之理。至于通信一层，则此次敝使回国后，一将贵国皇帝所赠的礼物交与英皇，英皇立即写一谢信交由敝国商船带回。若论将来再派钦差的事，则中英两国意见稍有不同。我们英国本来主张两国互派钦使，常驻京城的，若中国能答应这句话，敝使便打算住在北京，俟满任之后回国。任内两国国际上起有交涉，即由敝使就近与贵国政府妥商办理，此因两国相去极远，为节省经费办事妥便起见，自以此法为最善。后贵国政府以此事有背成法不允所请，敝使只得回国。然回国之后将来倘有机会，英皇一定可以再派钦差到中国来的。不过敝使本人因为体质和东方不甚合宜，到了中国几乎无日不病，将来恐怕未必再来了。

    长大人曰：不知这第二位钦使什么时候可以派来？

    余曰：此则颇难说定，因派遣钦使非敝使权力所及。而英国与中国之间重洋遥隔，派一使臣为事非易，敝使无从预算其时期也。

    余与长大人谈论多时，长大人意殊欣喜，言：此事皇上闻之意必甚悦。当立草一折，详述吾二人之谈话，由急使送往北京。临去时，余授以一纸，即前日所言之说帖，长大人欣然受之。

    去后不数分钟复至吾船。言曰：兄弟要请贵使用中国文体写一封信，算是写给兄弟的。信中的话除通常客套而外，略述贵使到中国后颇蒙中国皇帝优待，回国时又承皇帝简派能员妥为照料，心中感谢之至，请为代谢圣恩云云。这封信贵使写来了，兄弟便把它附入折中，送往北京，皇帝见了准可格外欣慰，不知贵使亦赞成否？

    余曰：赞成之至，明天便写好了送来。

    此人办事颇具热心，且每与余相见一次即觉亲密一次。吾知其接广东任后洋商必大受其惠也。

    21日礼拜四。上午10点钟，登陆，行9点钟，历程24英里而至玉山，午饭则于半途用之。其地盖浙江、江西两省交界也。吾等船行已久，今日忽有一日之陆行，精神颇觉爽畅。

    行时，华官备有敞轿、官轿、马匹三种代步，听人自择。吾辈以天气甚佳路亦平整，颇堪驰骤，故骑马者居多。又，吾随员中有喜研究博物之学者数人，沿路见奇异之虫、鱼、花、草即采集之，长大人并不加以禁阻。

    余则见一处种茶树甚多，出资向乡人购其数株，令以泥土培壅其根，做球形，使入舁之以行，意将携往印度孟加拉种之。果能载种得法，地方官悉心提倡，则不出数十年，印度之茶叶必能著闻于世也。

    今日，余以昨日长大人嘱余书之信札面交长大人。长大人见其字端秀，即问这一封信是谁誊写的？余告以系小史但顿所写。长大人不信，诧曰：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外国小孩子怎能写得出这一笔中国字来？后见书末有小史但顿自书之乔治·史但顿誊写字样，长大人乃曰：这人毕竟还有些孩子气，我们中国规矩，信上面誊写人决不具名的。现在具了名，好笑极了。

    24日礼拜日。昨晚抵玉山后又复上船，改由水路进行。以近数日中此间降雨极多，地面所受水分太足，夜来乃郁而为雾。

    故昨夜开船后，虽河身较前此所经之处深阔几及一倍，而以雾重之故航行乃转觉危险，两船互相撞击之事一夕可闻十数次，船中乘客因此咸不能安睡。至于两岸景色则无论树木、房屋、寺院、宝塔之属均模糊莫辨，但见其起伏于白色迷漠中，宛若天魔海怪獠牙张舌做扑人之状而已。

    28日礼拜四。航行至此，改乘一种较大之船只前进。从前所乘之小号船只布置颇雅洁可人意，只以船体太小不能多置什物，处身其中略嫌局促。今江面较宽故即改用大船也。

    29日礼拜五。夜间停船于一距南昌府4英里之村庄。江西抚台特自省城到船拜见，随身带来礼物多种，有茶叶、茶杯、小珠、丝绸、红缎等物。余亦以镶珠时表一对及小刀、剪刀、葡萄酒、白兰地酒等物赠之。

    30日礼拜六。至此河身益宽，然极浅，仅中央一部可通舟楫。弥望两岸，都如沙滩，无树木、房屋。据云，每年夏秋水发，此种沙滩悉成泽国，望之一片汪洋，广袤可及数十里也。

    今日天气甚寒，冻云蔽日，蛰居舟中，至觉无聊。

    夜分，长大人率樊、周二大人过余船做长谈。神情为之一畅。渠等来时乃8点钟，直至此时始去，此时盖已夜半12点钟矣。

    长大人为人极谦和，每谈一事辄喜道其详尽，其所不知者亦津津穷问其原委。今日与吾相见时，先问余英吉利人在广东之商业如何？贸易总数究有多少？余据实告之。彼乃曰：目下广东官员营私作弊吞没公款的非常之多，皇上虽是在北京却也颇有所闻，故此次特派兄弟前往整顿。但该省的事务复杂得很，再夹了许多洋人在里面，兄弟一时实在弄不清楚，若其中有什么事，贵使知道的很确凿的，还望指教指教。俾兄弟心中有了这个底子，查办起来可以容易些。

    余曰：敝使从前并未到过广东，故于该处情形除税关事务略知一二外，其余各事茫无所知，但此次到广东后，必可代替大人打听一二。缘该处积弊既深，英国侨商必有能道其详尽者。今大人既存剔清弊窦之心，彼等到自无不乐举以告也。

    长大人曰：那么很好，贵使倘有所闻请告诉周大人。

    遂谓周大人曰：老兄文理很好，要是马钦差告诉你的话呢，你便将它记了下来给我看。语时，长大人偶欲点火吸烟，而其长随适出，余即自身间出一磷瓶（译者按：此系火柴之古制）取火与之，彼乃大异，诧曰：奇了，怎么一个人衣袋里放了火会没有危险的呢？

    余乃告以磷能取火故，且即以磷瓶赠之。有此一事，吾辈之谈话，乃由政治问题转入工业问题。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吾至中国见其人民中瞽者极多，跛者亦随处皆是，而目瞽则无良药以疗之；足跛则但能支之以棒而不能装用木足。因曰：国家人口之繁盛与否，与医学、化学至有关系，倘医、化两学不能发达，则人民死于非命者甚多，国势必不能强盛。

    长大人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余曰：敝国人士对于医、化两学研习颇勤，现在已发明妙术多种，如：溺水之人可用机械的手续使之复活。失明者可用glan coma抽出法，使其重明；足抱残疾，则可装用木足令其行动如常。凡此仁术倘贵国朝廷能许吾英人自由来华者，吾英人必能悉心传授华人，于华人一面似属不无小补。

    长大人及樊、周二大人一闻此言，为状乃如大梦初觉，意想中似深以中朝用冷淡之态度对待英人为不善，故向吾不得不示其抱歉之意。然因此二人之故，吾乃不得不回念和中堂之态度。前在热河时，一日吾与和中堂谈及欧洲物质上之文明，言近日欧洲发明之物事，日多一日。即如升天一事，昔人以为无论如何万非人力所能办到者，今则已有气球之发明，凌霄高举颇非难事，倘中堂有意敝使可令一长于此技者到京演习。此事在他人闻之，吾料其必喜形于色，而中堂则不特以冷漠之态度对待此事，即对于其余一切物质上之进化，凡吾人以为奇妙不可思议者，均一律以唯唯否否置之，其态度与长、樊、周三大人相较，冷热几同冰炭。究竟和中堂之知识出于三人之下欤，抑中堂为成法所拘，不能为此空前未有之奇事欤，则非余所知矣。然吾闻康熙大帝御极之日亦颇重科学，一时西洋教士来华当差者为数甚多，乃至大帝殡天之后，后员竟不克继其大志。虽当差洋人并未辞退，而政府对于彼辈初不重礼，几有全不理会之态，此殆以当时士所研究者初无成绩之可言，或即有成绩亦不切实用，遂致中国政府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于西洋物质上之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果如是者，吾苟设为一言，谓中国上有鞑靼之政府，而其所属人民得有休养元气之福泽者，则此言必为大误。它姑不论，近年中国各省兵乱之事，几于无岁无之，虽此种兵乱旋起旋灭，于国家大势无关，而祸根不除，人民之当其冲者，宛如病虐大寒大热交尅其身，日日不已，有不精疲力倦者乎？

    12月5日礼拜四。天晴日出，日与吾等久违矣，今日相见，同行者无不大表欢迎。两岸青山亦嫣然含笑；山下树木蔚然成林；树木深处、岩石之上，时有小村，隐约可见，野人睹吾船衔接而过则鼓噪以示欢，旅行至此凡虑尽涤矣。

    夜抵赣州，乃一头等城邑，有城垣围之。船到时，当地兵队整列出迎。至此吾当总括一笔，盖吾辈一路至此，每过兵站，兵士怠无有不行之礼者，均高举军旗，奏乐鸣炮，鸣炮之数以三响为常，亦有略备果点遣人送至船上者。

    9日礼拜一。天色仍佳，而所过之地荒凉倍于从前。然有一事颇堪注意，即下流社会之妇女是也。此间穷苦妇女多不缠足，且不着履袜，能负重以远行，亦能为种种劳动之事，凡男子所能者，渠等无不能之。衣饰亦与男子大同小异，除挽发做髻及两耳戴有耳环外，其余无一不与男子相同。此等女子体质最强且能耐苦，中国下流社会之人咸以娶得江西老婆为交好运云。

    今日下午9点钟抵南安府。长大人手持一纸来谓我曰：此系皇上所降谕旨，顷自北京送来者。余问谕中有何话说？长大人曰：谕中言，皇上对于贵使非常满意，若将来贵国再派使臣到中国，中国一定欢迎。但是来的时候请在广东上岸，不必将洋船开往天津。此项谕旨兄弟可叫人抄写一个副本交给贵使存着。

    余谢其意，内念向来洋人到中国者，悉在广东上岸，中国东北部沿海一带如渤海、黄海等处从未有洋人足迹。今乾隆皇帝虽降谕下次英来时当在广东上岸，而余此次之来，得至洋人向来未至之处亦殊可欣慰也。

    长大人又言：前日贵使嘱兄弟送往广东的书信早已送去，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回信，不知“狮子”船究竟怎样了。

    10日礼拜二。早晨登陆，自南安府出发。此时亦一繁盛之区，倚山为城，山势甚峻，自江上突起，形势绝佳。行时，华官亦如前此陆行之例，备马、轿两种听人自择。轿式与前此所乘者无异，而马则特小，然有力耐走，久行不疲，自南江至南州府为程33英里，行9小时即达，中途休息及茶点之时间亦在其内。

    今日所经之路盖在山南，山南之民以外观言之，似较山北朴塞，其文明程度究竟相差几何，则无从臆测。

    11日礼拜三。自南州出发仍由水道前进。南州人口甚繁，城池亦甚大。昨日吾等进城门后，行一点余钟始至馆舍。此馆设乃系考试士子贡院，华官以城中无特设之馆舍，即借为款接吾辈之用。吾随员中曾有数人宿于院内，吾则以到城之时船只已备，即径往船中居之。

    今日晨起，开船之后见河水，益形浅促，船户推挽船只之苦百倍于前。

    两岸复多沙土偶为雨水所冲，即坍入河身为交通之障碍。此河苟不加以修治，恐再越数年或十数年，舟楫之利必致全废也。

    据华人言：自此以往，过韶州而后河水较深，即可改用较大之船只，唯装运货物之船则以仍用小船为便。又言：自南州至广州，通常不过七八日路程。然长大人之意则拟先率其部下人员、夫役赶往广州预备款接吾等之礼，以是吾等行程不得不特意延缓一二日，俾长大人得而从容预备。

    长大人自杭州至此一路与吾同行，至今日乃来与吾辞别。言：兄弟在未抵广州之前拟写一封信往北京去，说贵使此次回国不特心中并无不满意之处，而且对于皇上优待之意颇行感激，想来兄弟说这一句话，贵使无有不赞成的？

    余曰：敝使至此承贵国皇帝极意优待，又承待简一贤明大员如阁下者，至广东剔清弊窦，保护洋商。敝使个人固宜厚致谢意，即敝国皇帝陛下亦必能因此深悉贵国皇帝联络交友之忱。请大人便照这句话写去便了。

    于是长大人遂欣然登舟而去，留樊、周二大人与余做伴。樊、周二大人与余相见之后，即无一时无一事不以诚意相待。今长大人待余殷恳至此，亦半系二人之力，盖二人于长大人为旧交，二人既与吾善，长大人自能听信其言而善吾也。

    14日礼拜六，自韶州府启行抵昆桑港（译音）夜泊。

    15日礼拜。日间往游菩萨庙（译音，游庙情形删）。夜分开船。

    16日礼拜一。自此以往船行于两山之间，山势极高且峻峭，绿树森立，江则平阔且深，船行极稳。自船中外望，见山之一峰有一黑色小径蜿蜒于其上，小径尽处则为一黑色之堆，问诸华人始知黑堆系山中开出之石炭。此石炭一物中国出产颇富，然中国以科学的工业未曾发达之故，无所用此也。

    晚抵清远，樊、周二人同过吾船与余做竟夕之谈。余自北京至此，见各处均有荒山荒地未经垦殖者，因问此种荒地是否有主？

    周大人曰：中国定制，凡已垦之地各有业主，未垦者不论平地、山地悉归官有，其有愿垦之人可向官厅报明数目自行领种，领种无需缴费，但至垦熟后须照例完税而已。然余以为中国可以垦种之田地，至今已无一亩不有人垦种之矣。（译者按：此二语未必尽然。）

    ●谈及乾隆

    后两大人与吾谈及乾隆皇平居（原注：平居云者，指非旅行时期及非狩猎时期而言。）之状况。言：皇帝每日破晨三点钟即起，起后立往宝塔中拜佛，此拜佛一事乃皇帝个人之私事，与国事无关。拜佛之后即浏览章奏，皇帝登极后各处大员均许直接呈递章奏。章奏到京后，皇帝一一必亲自批阅，故每日必划出数时浏览之，到七时始进早食。

    食后，在宫中小憩，与宫眷、嫔妃、太监之属杂谈琐事。

    次乃召相国入，与论时事，又次则临朝。国老大臣之例须上朝者均至。

    午饭时间，恒在下午三点钟，饭后或往戏园或为它种游戏，后此则为读书直至就寝而止。其就寝之时间无迟至下午七点钟以后者。

    皇帝有后一，今已死，贵妃二、妃六、嫔百。有已死者，有尚在者。子甚多，嫡出庶出不一，然存者已不过数人。有数女均嫁鞑靼，不与汉族通婚。

    皇帝天性豁略有大度，读书解事理，性质慈善而笃信佛教。对于臣下恒持恕道，然有与之为敌者必穷治弗赦，又以国家兴盛、功业宏大之故，处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无关紧要之事，皇帝意中以为不善者辄盛怒以临之，怒则其势汹汹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为大臣者不能操纵事权。即诸皇子中虽有年过40者，而皇帝犹不许其预闻政事，故皇帝春秋虽高，将来大位谁属，尚未能定。唯以群议测之，皇长孙少年英俊且曾由皇帝命其办事颇著勋劳，在诸皇子皇孙中，或以此人为最有希望云。

    数年前，皇帝以在位日久倦于政事，曾定一日期预备传位，至日期将近帝忽变意，言曰：朕年力尚壮颇能办事，若此即将大事传与孩子们去干，一定干不好。至近日，皇帝又定1796年为传位之期，然国人尚疑其未必果肯传位。

    帝今年已83岁，体格强健，饶有臂力，行旅治事绝无龙钟之状，尝自命为古稀天子，其实不特古稀，亦中外各国之所稀见也。

    ●即至广州

    17日礼拜二。至此河面极阔且已与外海潮水相遇，故航行极易。其地距广州已不过30英里，两岸均有山，两山相距则可七八英里。

    夜抵三水县，县中华官已备有大号官船，供装运吾等至广州之用。余恐长大人尚未能预备就绪，拟迟迟而行，定于礼拜四至广东。

    18日礼拜三。早晨过佛山，乃一寻常之城邑。

    午刻，抵一花园，系广州中国行家所建。入园后，有广东商务公司（译者按：英人所设）之书记哈尔及其经理人勃朗尼、爱尔英、杰克生等人同出欢迎。言钦使致古完勋爵之信已经送去，现在“狮子”船并未它往，仍停泊广东沿海。又出欧洲寄来之书信、包裹等物分致余等。

    余等自启行来华后，已15个月未得欧洲息耗，今日得见此项信件，欢喜直无可伦比。后彼等又为余介见广东行家之执事人多人，盖均系来自广州专程欢迎者。余感其盛意，一一温辞慰谢之，且定于明日前往广东。

    余在未至广东之前，有一事不可不补记。其事盖即自南州府以降，每过一城镇即有极严肃之兵队向吾辈行礼，此军队行礼之事吾于所经各处均遇之，此间之军队，想亦不过受长大人命令向吾辈表示敬意。初无足异，然其人数之众多、军容之整肃，于行礼之中似夹有示威之性质，乃不能令我无疑。广东一处地近海洋，洋人到中国者必在此间登岸，中国为防御洋人起见，特设重兵镇之。今兵队向吾等行礼而夹有示威之性质者，吾料其心中必蓄有一语，谓汝辈洋人看者，吾中国兵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

    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

    19日礼拜四。上午11时，乘坐华官所备官船前往广州。

    下午二时登岸，经一大石级复行五六十码，即抵一特设之馆舍。总督长大人及抚台、藩台与广州附近各地方之高级官员均官服出迎，导吾等至一广厅。厅中左右两面均有安乐椅二行，排列做相套之半圆形。

    进厅后，长大人及其属员与吾等对面而坐，谈论约及一小时。所谈之事大半系吾辈自北京至此所经各处之情形，及“狮子”船已经开至广东黄埔（译者按：黄埔系广东沿海一小岛）之息耗。后长大人导吾辈至戏园中观剧（原注：所演者为喜剧，优伶均系一时名角，长大人派人往南京雇来者），即于园中设宴款接，肴馔之盛既为吾毕生所未见，而长大人招待之殷勤，亦足令吾心感靡既。据华人言：向来洋人之至广东者，中国官场从不加以礼遇，此次总督大人到任之初即设盛宴款接洋人，实为从来未有之奇举。故当地人民无不异常注意云。

    吾辈所居之馆舍在一小岛之上，地与英国洋行相对。英国洋行盖建于大陆之上，地在广州城外，与馆舍相隔之河面其宽不过半英里也。馆舍之中，房屋极多，分为数院，互相隔离。各院之装置形式虽殊，而其精致华丽，适合卫生则一。中有数院用西洋陈设之法，有玻璃之窗及燃煤之火炉，于吾辈之生活尤为合适，盖际此冬季，吾辈惯于向火者非火炉不暖也。

    馆舍四周乃一绝大之花园，有奇异之花木及不易习见之名卉甚多。其一旁有一神庙，庙中有一高台，登台远望，广州全城之景及城外江河舟楫，可尽入寸瞳间也。

    20日礼拜五。晨起，戏园中金鼓已作，优伶已粉墨登台。余乃大奇，后闻华人言：中国官场接待上宾，当于宾客到馆之一日起至离馆之一日止，令伶人继续演剧，自晨至暮不可稍休，休则即系失礼。然吾以此间之戏园，适建于吾所居院落之前，若终日连演不已，不特观之生厌，而且金鼓之声足喧扰人耳，使不能治事。苟于中国成法无背，吾必声请长大人罢此重礼，或请长大人令伶人不必日夕开演，至吾莅园之时乃演之。然吾恐将来乾隆皇帝遣使至英国时，雇用伶人演剧以娱之即可，若欲罗致名伶人多人日夕开演，则势有所不能也。

    21日礼拜六至23日礼拜一。三日中接见宾客甚忙。

    接见之人，长大人而外有本省之抚台、藩台，韶州之知府及地方官多人，来自远处者。

    有一日，长大人及藩台均在座，余提及广东之商业及税务问题。长大人曰：兄弟知道本省弊端很深，非大大地改换办法，一辈子都整顿不好。

    藩台即起与辩论，言本省并无何种弊端，依着成法办理最为稳妥，倘有了无谓的更张反要误事。

    二人辩论之终未能有若何之解决，然而即此一席话，吾已知藩台必为此间作弊大王。有此弊王作梗，吾虽甚望长大人之得以推行其志，而长大人之志之果能推行与否，则在不可知之数矣。

    24日礼拜二。吾中国译员李君，向余言，华官之中有数人意欲得吾礼物，以为纪念。余乃自开一单命摆劳分赠之。

    25日礼拜三。今日系耶稣圣诞，余及随从诸员均渡河至英国洋行，与行中诸英人同饭。

    1794年1月1日礼拜三。晨间，总督长大人盛列仪仗至吾馆舍中拜见。言：顷由北京送到敕书一道，系皇帝赐与贵使者。因自一亭式之肩舆中，双手捧出黄纸一卷置吾手中。吾敬谨接受后即问：敕书中内容何若？长大人乃为余解释其义。略曰：（译者按：以下译意）谕尔英吉利国使臣马戛尔尼：尔英吉利国地在海外，与天朝相去甚远。尔国国王以仰慕天朝文化之故，命汝赍远表章方物到京进贡。朕披阅表章，见其情词恭顺，除将所呈贡物分别赏收及准汝瞻觐外，复以文绮珍玩等物赐汝，且令大臣等妥为保护（译者按：原文中略）。兹据大臣等转奏，尔意中尚拟恳联再降一谕，说明天朝不能允准尔前此所请各节之故。尔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朕前此所降二敕，尔既尚有未能明白之处，应即依尔所请再为汝剀切言之，以示宽待远人之意（译者按：原文中略）。当知尔所请各节实因碍于天朝体制，不能照准，即朕虽有允准之心，亦不能改变祖宗成法。尔回国后务将此事禀尔国王，以见天朝并无恶尔英人之意。此谕到后，仰该使所在地方长官细为该英吉利使臣解释之云云。

    译者按：此谕汉文原本已无从查考；英文译本则语气与前二敕不类，盖二敕为大国对小国之口气，此谕则为平等国口气，显系译员从中改窜者，今依英文译出，虽意不失真而字句则恐与原文相去远矣。

    长大人又言：兄弟到了广东虽不多几日，却已出了两道告示，说凡有伤害洋人及欺侮洋人的一概从重治罪。

    余则以到广州后所探得之官场弊端之一告之，嘱其着手整顿。

    今日为吾西历新年，余及随从诸员均渡河至英国洋行中宴饮。

    8日礼拜三。上午十点钟余及各随员同往英国洋行，此盖为中国官员及英国商人预定饯别吾等之地。故余等至行时，长大人、周大人、樊大人及本省抚台、藩台、潮州知府等，已先在门首恭候。相见礼毕，即入行中饮宴，宾主异常欢洽。

    下午1时，余与史但顿、小史但顿、古完、彭森及其他各随员，向彼等告别，同坐驳船至黄埔地方，登“狮子”船。驳船之上悬以旗旆，船户亦着用制服，诸船衔接自江中过时状殊整齐可观。

    上“狮子”船后，至晚，樊、周二大人上船话别。余命庖丁治馔享之。二人自与余相见之后，无一事不竭诚照料，至今日话别时乃不禁向作挥泪，其爱我之性决非伪饰。吾苟受其惠而忘之，上帝必不吾许也。

    9日礼拜四。樊、周二大人以个人资格，遣人送来蔬果20大篓。

    10日礼拜五。启碇，俟至澳门时略作勾留后，即径行回国。

    以上所记各事乃吾出使中国时逐日随笔记述者。其关于国际与社会之观察及它种重要问题，另有《中国游记》一书详述之。

    译者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壬寅，即高宗退位之前八日，又一敕与英王乔治第三，实为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行朝觐礼最后之结束。敕曰：军机大臣等朱珪奏英吉利国呈进表贡一折，该国王因前年贡使进京赏赍优渥，特具表文土物呈进，具见悃忱。虽未派专使来粤，有何不可，已准其赏收，并发给敕书一道。谕以尔国远隔重洋，上年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釐，朕鉴尔国王悃忱，令使臣等瞻觐与宴，锡赍骈藩，颁发敕谕回国，并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兹尔国王复备具表文土物由夷船寄粤进呈，具见恭顺之诚。天朝抚有万国，琛尽来廷，不贵其物唯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申虔敬。至天朝从前征剿廓尔克喀时，大将军统领大兵深入连得要隘，廓尔喀震慑兵威，匍匐乞降，大将军始拒情入奏。天朝仁慈广被，中外一体，不忍该处生灵咸就歼除，是以允准投诚。彼时曾据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令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兹特颁赐尔国王锦缎等件。尔国王其益励荩诚，永承恩眷，以副朕绥远敷仁之至意。朱珪接到后，可即交与该国大班波郎专送回国，俾该国王益加感戴恭顺，以示怀柔。至天朝官员例不与外夷交际，其致送前任总督监督礼物，朱珪饬令寄回，所办亦是。

    刘半农 译

  • 欧阳哲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经验”

    摘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使团在北京、热河的经历是其访华过程中的重头戏，围绕此行使团留下了大量日记、游记、报告和绘画，详细记录了使团在北京、热河访问时所获得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人口、妇女、军事、官场等方面的现场材料，它们填补了此前英国人没有亲身游历北京、热河、天津等地的空白，成为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北京经验”的主要材料来源，在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后续影响。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围绕这一事件，以往中外史学家主要围绕马戛尔尼使团与清朝接触的过程，特别是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及其相关文献记载展开争辩。而对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另一重要目的——为英国搜集第一手中国现场材料，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论述。1792年9月8日英国内政大臣邓达斯致信马戛尔尼，下达出使的正式指示中，除提到出使中国承负的商贸、外交使命外，还特别提到搜集情报、评估中国实力的使。同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F.Baring）、副主席伯吉斯（J.Smith Burges）致信马戛尔尼，除说明“使团之费用由公司承担”外，也特别要求使团搜集中国茶、丝、棉织品等物品的商业情报（包括种植生产和商业贸易）。尽管使团所承负的商贸、外交使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但在搜集情报、评估中国实力方面，却由于使团成员的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对此，马戛尔尼本人已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和预感：“我常常想，要是能读读使团成员写的日记，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随身仆从的回忆录也有某种价值。”的确,当我们通览使团成员旅行中的日记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大致可以认同马戛尔尼这一说法并非虚词。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马戛尔尼使团北京、热河之行所取得的“北京经验”作一探讨，英文中的“经验”（Experience）包含两重意义：一是亲身经历，二是实录其经历，有时还包含对其经历的态度和研究。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经历是其访华过程中的重头戏，其所见所闻亦是“北京经验”的主要内容。通过考察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热河之行及其使团留下的相关文献，我们对马戛尔尼使团视域中的北京及其对西方产生的后续影响，可以获致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鸦片战争前英国使团的两次北京之行

    在西方国家，英国人来华可谓姗姗来迟。这是因为大英帝国对东方的兴趣或精力主要放在经营殖民地印度的缘故。故英国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实录性的“中国经验”文献材料寥寥无几，而真正涉及北京的仅有苏格兰安特蒙尼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80）的一部旅行记，他曾于1719年随俄国沙皇派遣使团访问中国，第二年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至少逗留了三个多月。回国后，约翰﹒贝尔撰写了一部有关此行的旅行记——《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此书1763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分两卷出版，这可能是最早的英国人“北京经验”的实录。由于约翰﹒贝尔是作为俄罗斯使团的医生随同前往中国，并最早进入北京的英国人。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来京的代表身份仍值得保留。在英国极为有限的有关中国材料中，我们看到的大多为一些想象的、虚构的文学游记。

    真正作为英国使团首次来到北京的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他们掀开了中英关系史新的一页。与以往西方外交使团来华相比，马戛尔尼使团无论在代表团人数规模、携带礼品数量，还是在被接待规格，都超过此前荷兰、俄罗斯、葡萄牙等国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西交流的高潮。更为重要的是，马戛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其成员纷纷出版此行的纪实性著述，如日记、回忆录、旅行报告，且随后出现各种欧洲语言的翻译版本，故此行获取的信息在欧美迅即得到传播，在出版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风”。与此前法国传教士所撰写的书信或报告相比，使团成员留下的纪实性文献，其份量和影响可以说毫不逊色。迄今已整理出版了9名使团成员的旅行日记、回忆录、报告或画册，他们是：爱尼斯·安德逊、斯当东、塞缪尔·霍姆斯、赫脱南、威廉·亚历山大、约翰·巴罗、詹姆斯·丁威迪、马戛尔尼、吉兰。另外我们知道至少还有5人留下了手稿，他们是：“狮子号”舰长高厄、绘画师希基、炮兵军官巴瑞施、使团秘书温德、小斯当东。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曾引用希基、巴瑞施、吉兰、巴罗等人的相关记叙，均出自未刊的手稿。因使团成员由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外交、商贸、医生、科技人员、画家等）的人员组成，其纪录访华之行的内容各有侧重，他们之间的回忆也构成一种互补，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乾隆时期中国的面貌。其中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中译本又题为《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出版最早，系由英国出版商请人据安氏日记整理而成。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是使团的“正式报告”，详于使团访华的整个活动过程纪录。巴罗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中译本题为《我看乾隆盛世》）对其中国见闻按专题作了新的归纳，加重了评论和其态度表述的份量。马戛尔尼勋爵的《我们首次出使中国：马戛尔尼一生记事》（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和《一个访华使团：1793—1794年马戛尔尼勋爵率团出使乾隆皇帝期间写下的日记》（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 —lung,1793—1794）两书则是其个人日记的整理稿，内容虽相对简要，但价值甚高，在后一书还保有一份《马戛尔尼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 on China），显系马氏的个人汇报。《詹姆斯·丁威迪传记体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则对其在北京装配科学仪器的过程有较为翔实的记叙。亚历山大的画册则在文字之外，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十八世纪末中国风情画。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出阿美士德勋爵（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访华，并抵达北京。其在华旅行路线与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但在北京仅停留十小时即被驱逐，使团成员留下的此行游记有：副使小斯当的《阿美士德使团纪行》、勋爵秘书埃利斯的《新近出使中国纪事》和医生克垃克·埃布尔的《中国内地旅行记》。其内容和价值相对贫乏。埃利斯甚至抱怨地说：“关于中国及其居民的印象占据着我们的记忆，如果除去公务的考虑，我真应该认为这次旅行是浪费时间，一无所获。既没有体会到文明生活优雅的舒适，也没有那种绝大多数半野蛮国家的狂热兴趣，只是感到自己的情绪心情受到周围沉闷、压抑气氛的影响。”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遣使。

    以上是我们迄今知道的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使团进入北京的两次纪录。须加指出的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文献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往往经过了编辑加工处理；且越是出版时间较晚的文献，其贬华的倾向则更为明显，其附加的偏见、成见的痕迹也较多，或隐或显地与时代背景可能有某些关联。英国学者毕可思指出：“当通商口岸的存在受到攻击时，马戛尔尼使团和中英关系的其它版本的历史就涌现出来了。例如，普理查德对该使团叩头问题的学究似的考据发表于该事件150周年的1943年，决不是什么巧合。还应注意到，该文发表于英国和美国正式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通商口岸时代终后的一个月。”类似的情形似乎还有，如1868年出版的《詹姆斯·丁威迪传记体回忆录》发出的“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以外，没有任何办法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叫喊，不免使人产生这是否在为8年以前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辩护的疑问。实际上，英美学者普理查德、让—路易·克莱默一平、何伟亚三人的研究成果，微妙地折射了英美方面在1930、40年代（民国时期）、19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处理中英关系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使用这些文献时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分清那些是使团成员有关中国的实际叙述，那些是使团成员对中国当时的态度或回国以后的态度，那些可能是编辑加工或根据出版商要求增加的迎合市场趣味的文字。

    二、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食宿安排

    为做好接待英国使团的工作，乾隆数次上谕布置有关事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十八日谕沿海各省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对沿途各省迎接英国使团的事宜作了交待。六月十七日又谕：“该国贡船笨重，不能收泊内洋，到津后须辗转起拨，计抵热河已在七月二十以外，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并宴赉。即或海洋风信靡常，到津略晚，不能于七月内前抵热河，即八月初旬到来亦不为迟。但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咭唎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对英国使团到达热河的具体日期和接待规格作了明确指示。

    秉承乾隆皇帝的指示，中方接待英方的规格很高。1793年7月20日，英国使团乍到登州府，登州知府即上舰拜会。7月31日，天津道台乔人杰、副将王文雄赶来与英国使团洽谈进京事宜。8月7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马戛尔尼交换名片，11日在天津设行辕热烈欢迎英国使团；钦差大臣长芦盐政徵瑞亦同赶来会面。徵瑞、乔人杰、王文雄是使团在北京、热河活动的主要陪同者。使团在北京、热河行程中的食宿，中方尽其所能，周到安排，令英国使团基本满意。使团在华的一切食宿费用、领航员和登陆后的交通工具，均由中方承担。

    居住 8月17日，使团人员离船上岸，将行李、礼品搬上岸，安放在贮藏所内。马戛尔尼第一次提及当日住处的安排：“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城郊的一所庙宇，地方很大，有好几个院子和广阔的厅房。我们在这里暂住，觉得很是舒适，每日所供给的物品，和在船上一样，凡有所需，只要略一开口就咄嗟立办。”他对住处的安排感到满意。基希以一个画师的眼光对这座庙宇作了描绘：“本庙建在通州府郊区附近一块渐渐上升但又不陡的高坡上，距离河边半哩，四周围有高墙。对着河边的高墙下面开着一个小门，门外由中国军队站岗警卫。……从这个小门进去通过几个院子和平房然后到达佛堂。佛堂同其余地方又有另外一道墙隔开，墙上打开一个八呎直径的圈洞来往通行。佛堂面对面共两座，中间距离很大，每座都有前廊，廊下柱子都是漆成朱红色的。”安德逊对所住庙宇略有微词：“它的外表是雅致精美，但是这样地低矮，好像对于可以期望给予的显要地位和当时我们考虑到的拨这所房屋的意义不相符合——这座房屋没有哪一部分比一层屋高。”安德逊对这种临时性的住房安排似期望过高，故不免有难合其意之感。

    8月21日使团离开通州，进入北京。进京的第一天，使团被安置在圆明园与海淀之间的弘雅园。马戛尔尼对所下榻的花园并不如意：“中国官员给我们预备好的房子也是在一个花园里的，地方很大，有好几个小院子和亭树。有一小曲径通到小河边，循河而下，曲曲折折而到一小岛，岛的中间有一小屋可为避暑之用。这一带都种了很多树木，颇有草坪山石之胜。整个园子圈以高墙，园门驻有军士一队以资保护。园中的房子，虽然有几间颇为广大并且精洁良好，但若从整体而言，可说是荒秽破损，在冬季时候住下来一定不会很舒适，而只适于夏季避暑。听说像这样的馆舍好几所，都是招待外国使节之用的，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一所，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相对马戛尔尼这一平实、客观的描述，安德逊、斯当东、巴罗、霍姆斯的意见不一，霍姆斯颇留恋此地：“此地有墙环绕，墙长约达二英里。墙内有不同类型的小房舍，且皆甚佳。舍前往往有大溪可浴，亦可作别用。派与卫兵所住房屋，在深林中，颇广爽，且四面环水，总而言之，其地可喜之至。然仅居五六日又移回北京，实可恼之至也。”巴罗则极为不满,他甚至联想起前此荷兰使团访问北京的住宿安排窘境。他如是评价弘雅园：“此园约15英亩，散布着数幢独立的小馆舍，既不够整个使团人员住宿，也容不下礼品和我们的行李，又疏于修整、破败不堪，以至于绝大部分都完全不适于居住。于是我们告知清朝官员，这种居所与一位英国特使的尊贵地位很不相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对他来说，下榻于城里还是乡下并不重要，但是馆舍应有适当的生活设施而且体面。”在弘雅园住了两天，8月23日马戛尔尼向中方提出搬离要求，经过一阵讨论，中方答应了英方的要求。当天，马戛尔尼派他的秘书艾奇逊·马克斯威和一位译员随同王大人前往北京城内观看新安排的馆舍。

    8月26日使团搬离了弘雅园，迁到北京城内的一处豪宅。关于这次搬迁情况，马戛尔尼有简短记录：“今早我们从圆明园迁往北京城里居住了。这所华丽的馆舍，在北京内城，地方很大，有十一个院子之多，其中有些还很大，空气又很好。”安德逊、斯当东、巴罗则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安德逊对这一建筑评价较高：“墙壁的砌筑工夫是如此细巧，砖缝间的浆灰像线一样的细，而且是奇特的均匀，必须详细观察以后才能相信这不是画家所画而是泥水匠所筑，这不是用铅笔描画而是用镘划成的。这些砖犹如大理石一样平滑，16英寸长，8英寸宽，2英寸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房屋上的油漆艺术的高超，它的光泽不亚于日本式漆器，它的色彩不但能持久不退而且不受空气、日光和雨水的侵蚀。”斯当东对新居也很满意，他对新居观察得非常细致：“使节团在北京的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这所官邸的建筑结构同一般中国大官的府第相同。整块园地由一个高的四方形砖墙围起，在一边的角端由一个小门通过一个小窄便道进到里面。从外面看很简单朴素，里面却非常富丽堂皇。”巴罗却不以为然，他的评价大打折扣：“新馆舍足够大，但是卧室肮脏不堪，久已不住人，急需修理，又全无家具。这座府邸被认为是全城最好的一所，……它是已故的广州海关监督，一个户部所建。他后来被提升为长芦盐政，又似乎因侵吞公款而下狱，巨额财产被充了公。被委派来照料使团的官员告诉我们，请求让英国使团占用这座府邸的奏报呈交给皇帝后，他马上批复道：‘当然可以啦。那个国家对建造该府贡献良多，你怎么能够拒绝她的特使临时用一下呢？’从这句话可以推断，清廷相当清楚广州当局对外国人的敲诈勒索。”巴罗所引乾隆这段话明显具有演义性质，斯当东早已说明搬迁新居之事，系“圆明园的总管大臣出来主持，说不必经过请示”，他一言九鼎。巴罗的评价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新居原主人穆腾额，正白旗满洲人，武进士，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84—1786年）任粤海关监督，后因贪污腐败罪被罢官。

    使团在京食宿安排,中方亦有材料简要记载。《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廷寄》：“大学士伯和字寄直隶总督梁传谕长卢盐运使徵瑞：奉上谕：该贡使到京后，圆明园应在宏雅园居住，城內令备有宽敞房屋居住。”《七月初八日军机处致金简等函》：“启者，本日面奉谕旨：……该使臣到热河瞻观后，定于八月十六日起身回京圆明园，令在宏雅园居住，城内令在穆腾额入官房屋内居住，一切饭食等项，应派内务府人员妥为照料。其两处房屋，量为糊饰打扫，以备给住。”从这两处材料看，使团成员在京实为分弘雅园和穆腾额家两处居住。

    9月8日使团到达热河，被安排在“建筑在一个山坡上”的宫殿。它处在热河镇的南顶端，位于行宫和热河镇之间。据考证，约为今承德市酒庙桥附近的佟王府。“整个馆舍非常宽大方便，从这里可以俯视全镇，和一部分御花园。”中方选择此地应是精心安排。安德逊详细描绘了这座庭院：

    这座建筑不能算宏大或雅丽：它只有一层屋，高低不平，由于建筑在倾斜的地面上房屋高低不一。它的四周有一雉墙，但从山上高处可以窥见屋子，因为它就筑在这山坡上。

    使团回到北京后仍回原住所。10月6日，离京路过通州时，在此住了一宿，马戛尔尼、斯当东、安德逊对所安排的住所说法不一。马戛尔尼说：“我们所住的地方，与城墙相距甚近，房屋建造的时间还不算很远。据说这所馆舍的建筑费值十万英镑之巨，原本是一个粤海关监督的私产，因为他在任上有营私舞弊的行为，皇帝把他的官职革了，很久以来就关在狱中服刑。据一位传教士对我说，那个海关监督弄来的钱财，大部分从广东英商上刮来，所以拿他的私产来招待外国人最适合不过。”此说似与其在北京的馆舍相混。斯当东说：“使节团到达通州之后，仍被招待在上次曾经住过的庙里。”安德逊说得更离谱：“到那里我们发现招待我们的设备已大有改变，分配给我们居住的房子不过是临时搭起的挂着席子的棚子。”三说应以斯当东的说法近是，且合情理。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的绘画作品中还保有《通州庙里的石碑》、《使团在京下榻弘雅园的石舫》、《使团下榻花园草图》三图，它们成为使团在通州、北京三处住所的历史见证。

    招待 使团抵达庙岛后，中方立即给抛锚的英国“狮子”号送来食品，斯当东写道：“几只中国小船送来大批家畜、水果、蔬菜等供应物品，数量太大，使节船只简直容纳不下，只能收留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此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来。” 7月31日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中方赠送的食物数量后，赞叹地说：“这样的厚待客人，我们在交趾支那，在舟山，在登州前所未有，东方人对待远客是这样的热情，真使人可感。”在随后的日子里，使团也处处感觉到中方的热情款待。

    使团进京所到之处，每到一处就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周围群众赶来围观，形成欢迎的人潮。8月12日，使团到达天津，“天津的长官，作为礼物，送来三包彩色绸缎，分赠给大使团人员”。8月16日，安德逊记道：“在航程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村落，更多的人。经常供应我们的肉类、家禽、蔬菜和水果继续收到。约午后5时我们抵达通州城离北京约20英里，我们在这优美的河上航行至此告终。”可见由于中方的热情接待，使团人员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走进北京。

    在饮食方面，由于中英习惯不同，使团人员对中方送来的食物有时可能不适。8月6日使团成员乘上中方接载他们的帆船，随即中方送来了食物。中午接到一批生牛肉、面包和水果，安德逊初次品尝的结果，“这牛肉虽则不很肥，但质量很好。但这些面包，虽系很好的面粉所制，但不合我们口味，因为中国既不用酵母，又不用烤炉，因此这面包实质上和普通的面团差不多。”中午又接到一宗煮熟了的食物，内中有牛肉、羊肉、猪肉，熏烤的和烹煮的都有，熏肉“味道也不合我们口味”，烹煮的猪肉“却远为适口”。类似的情形时常有之，并不足为奇，中、英方的饮食方式不同使然。

    由于水土不服，英国使团上岸后，先后有三名成员在这段期间患病离世。8月19日晚，使团机工哈莱·伊兹先生因患急性痢疾而死。第二天使团为他举行隆重的军礼安葬，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中方提供了墓地，并允准使团自由地进入墓地举行葬礼，对此英方颇感欣慰。使团从热河启行之前，使团一名卫兵“因食水果，突然暴病身死”。9月21日使团从热河返回北京途中，使团的炮兵队员詹兰米·利特因患痢疾病逝，随队而行的其他几名士兵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病，到9月30日，马戛尔尼卫队的50人中就有17人需要隔离治疗。可以想象，使团当时弥漫着恐慌的气氛。

    考察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和食宿安排，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使团被允许通过海路北上，由大沽口登陆，然后转入内河航行，经天津、通州，进入北京，这在欧洲外交使团进京路线安排中前所未有，表现了乾隆对英国使团的特别礼遇。相对那些从前在广州登陆后，然后由陆路步行北上，进入北京的外交使团来说，英国使团实在是幸运得多。对此，巴罗曾感叹地提及此前荷兰使团从陆路进京的艰苦情形：“荷兰使团是由陆路进京的。时值隆冬，大江小河皆冰冻了，气温常常在冰点以下8到16度，全国大部分地表都覆盖着冰雪，可是他们常常需要连夜赶路。被强拉来为他们运礼品和行李的农夫们，尽管身负重担，还是被迫竭尽全力跟上他们。范罢览先生记录道，两夜之间，居然就有不少于8名农夫死于重负、冻饿劳累和官员的残酷对待。”第二、使团处处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照顾，这对长途跋涉来京的英国使团的确在心理上多少是一个安慰。使团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明显有一种安全感，这改变了过去他们对中国所抱有的成见：“过去一般都认为，对一个没有保障的外国人来说，深入到中国内地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时也是危险的事。带着英王委任状前来访问并得到中国皇帝鼓励的使节团，这一行人对自己的安全丝毫没有任何顾虑。……全体使节团员感到绝对的保障。”与前此荷兰使团匆匆赶路进京和在京郊一所“马厩似的处所下榻”的窘境相比，斯当东承认“中国对英国使节的豪华供应不同于一般外国客人”。清廷对英国使团在北京、热河行程的安排可谓从容不迫，有条不紊。

    不过，接待像马戛尔尼使团这样庞大的外交使团，在中方可能还是首次。故清朝方面安排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以防不测。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谕有关督抚：“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务使经理得宜，无过不及，方为妥善。”从技术上说，保安措施常常是保卫、监视、控制三位一体，很难截然分开。故使团成员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对中方的保安措施，时常有不适之感，他们希望能自由自在的进行旅游观光或出入所经城镇，结果不免常与中方人员发生矛盾，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日记中常常抱怨这一点。

    使团与中方互换礼品后，清朝认为英国使团的任务已告结束；马戛尔尼不适当地提出要求扩大通商等六项要求，被乾隆敕谕一一驳回。随即清朝方面委婉地通知英国使团尽速离京。清朝做出让使团离京的决定是如此匆忙，以致使团成员在心理上感到过于突然，没有任何准备，安德逊如此形容当时的心境：“我们进入北京时好像是穷极无依的人，居留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囚犯，离开时好像是流浪者。”英国使团的北京、热河之行先缓后紧，易给人虎头蛇尾之感，这给英国使团成员心理多少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遗症。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常常以这样的语词形容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被款待的过程：“平心而论，大使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热情的款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客套的打发。”

    三、马戛尔尼使团笔下的北京、热河

    为完成自己的赴华使命，马戛尔尼在来华途中做各种“热身”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在知识储备上给自己充电。他在座舰“狮子”号上设置了一个图书馆，购买了欧洲出版的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东印度公司送给他不少于21卷的材料，他将自己的船舱按照中国的方式装饰，实习中国的生活方式。其他使团成员亦有类似的自觉.。由于使团成员本身是通过精心挑选组成，且注意了各种职业的搭配，所以英国使团不同于此前前往中国的任何一个欧洲使团，她不仅依托英国强大的经济、海军背景，而且在知识结构上有着高层次、多职业的组合优势。他们谙熟欧洲的汉学知识谱系，对自己的工作基础有清晰的认识。这一切有助于他们天然地站在一个新的工作起点上，对中国见闻做出超越欧洲其它国家传教士或外交使团的新的解释。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沿着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将其所见所闻以及相关纪录逐项作一回放。

    初进北京城 8月21日使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这是一个令使团所有成员都非常激动的时刻。临近城门时，斯当东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对即将来临的这一刻充满着憧憬：“据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都市，距离越近，心里越急于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这里还没有看到绅士住宅和别墅，说明距离北京还不很近。最后终于到达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使团刚刚走到城墙，城上马上鸣炮表示欢迎。”“初进北京大门，第一个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街道有一百呎宽，但两边房屋绝大部分都是平房，欧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从街的这一头向那一头望，两边的房子好似彼此互相倾斜靠近一起。北京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民表现非常活泼愉快。”斯当东给予北京高度的评价。

    马戛尔尼记述了使团通过北京的路程：“北京郊区很广大，从东郊到东门我们走了十五分钟，我们花了大约两小时穿越北京城，从西门到西郊的尽处花了十五分钟，再从西郊到圆明园又花了两小时。”对于穿越的街景，斯当东、巴罗、安德逊给予了详细描述：

    北京街道都是土路，需要经常洒水以免灰尘飞扬，许多漂亮的“牌楼”横穿街道。………牌楼上面共有三层顶盖，油漆雕刻得非常漂亮。

    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一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花草。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

    这座城呈长方形，周长40里，每1里等于600码，所以城墙14英里，不算每座城门外大量延伸的市郊地区，其面积约12平方英里。南城墙有三座门，其余各面都是两座，因此它有时也被称为“九门之城”，但是一般还是叫“北京”，即北方的都城。

    当我们沿途经过时，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把水泼在街上，使灰尘不致飞扬。当干燥的天气，这种灰沙不只使行路人感到讨厌，也使商店感到讨厌，如果不进行有利措施和必要的预防，则不能不损及暴露在外的商品。

    北京的房屋从它的面积和家庭实用上看是低矮而鄙陋，但它的外貌却体面而雅观，因中国人对他们的店铺和住宅的门面装饰很讲究：店面的上层部分装上一种富丽的金字招牌；在住宅的上层楼阁，刷上油漆和各种装饰；不少妇女在上面按照中国的方式过着消闲的日子。

    在穿过北京城区的过程中，使团遇到了几股队伍，其中一股队伍身着白色饰物，“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推测，以为这准是一个结婚典礼”，没想到竟是一支送葬的队伍。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先兆。使团在紫禁城北面当中的三座门对面地点“小憩”，然后经过景山、钟鼓楼，从东向西穿过北京城，落脚于京郊西北处的弘雅园。

    高大、厚重的城墙，宽敞、平直的大道，低矮、木制的房屋，这就是展现在使团成员眼前的北京，这与一百年前欧洲传教士们所看到的和描绘的北京几乎一模一样。

    圆明园 马戛尔尼可能是使团成员中真正有机会深入圆明园游览的人。为商量安置礼品，8月23日乔大人特别带他游览了圆明园，他当天的日记记载了自己所见的一切：

    据说，圆明园周长十八英里。入园门，每经一处，就有一处的景色，其中亭台楼树，池沼花木，多到不可胜数，但又点缀得很适当，构造得很巧妙，使人见了几疑神工鬼斧。我们此次游园，不单是为了游览，而是要商量安放各种礼物的方法，所以只能在行过的地方略一寓目，未能详细观看。以全国之大，如果要逐一细览，恐非一两个月不能了事，就目前所见者，还不及十之一也。然而这十分之一，就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在日记中即欲详言其状，也觉得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说起，倒不如不说为妙。

    马戛尔尼仅以“正大光明殿”为例说明，因此地在他看来特别适宜摆放使团所带的礼品：“这座大殿面积既大，而且又极壮丽，正好用来陈设我们送来的一部分礼品。”“安排妥当，集此种种精致美观的物品于一堂，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一处可与圆明园比拟的了”。同行的卫兵霍姆斯也描绘了参观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

    巴罗是使团成员中有机会对圆明园周围作较多观察的人。为安置科学仪器，他留守北京，自称在“皇家宫苑圆明园”居住了“五个星期”，因此他似乎成了使团中的权威发言人。斯当东在他的报告中遂引述巴罗的观察作为依据，巴罗本人在自己的旅行记中对所见的圆明园也花了不少笔墨，但他认为传教士们对圆明园美景的宣传有些夸大其词：“传教士和一些旅行家曾津津乐道北京和圆明园的宫殿多么宏伟壮丽。谁要是信以为真，那么一经目睹就会大失所望。这些宫殿跟该园的普通民居一样，全都是按照帐篷的式样设计的。所谓的壮观只是相对而言，就数量而言；其数量之多的确可以自成一个小镇。它们的墙比普通民居的高，它们的木柱更粗，屋顶更大，不同的部分使用不同的油漆和彩瓦。”他以为欧洲园林建筑并不逊色于圆明园，他甚至不同意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1726—1796）对中国园林的观察：“要是单就我所见到的下一个结论，它们远远不像威廉·钱伯斯爵士所描绘的中国园林那样神奇和铺张。但是，它们绝对是精心构造之物，而且没有一件有违自然。”威廉·钱伯斯是一位建筑艺术家，曾两度来华访问，撰有《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论东方园林》，他品味不低,具有专业的眼光，对中国园林的评价不致胡说八道。巴罗自称是使团成员中对圆明园观察、游览最多的人，但他由于监控的限制，是否真正获得机会深入圆明园内部进行游览，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在他有关圆明园的文字中，除了一大段大而不当的批评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实景的描写。

    紫禁城 进入北京城当天，使团成员就有幸看到紫禁城的“黄墙”。10月3日晨，马戛尔尼应和坤之召前往紫禁城接受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书信。这也许是此次英国使团唯一一次进入紫禁城的机会，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大致记录了这一过程：

    计自金大人至馆舍，至吾抵宫门之时，为时不过一钟，而抵宫门后静候至三点钟之久，方见和中堂诸国老联翩出迎。行相见礼后，即导余进宫。经华丽之厅事数座、长桥数道，始抵宝殿之前。殿基极高，有石级数十，如梯形，石级尽处，有黄缎襔成之圈手椅一行，状颇郑重。中有一椅，椅上有一黄封，即系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

    吾等在殿下行礼后，拾级而登，至于宝座之前，和中堂乃指椅上之黄封曰：这是皇上赐予你们国王的书信，等一会儿，便须叫执事官送往你馆舍里去，但是照规矩你得先到此地来行个接受礼，所以我叫金钦差请你来。

    马戛尔尼当天身体不适，加上和坤会见马戛尔尼时“恭静之中颇夹有威严之气”，故“心中至觉不耐”。他似没有心思欣赏这座心仪已久的中国皇宫。

    随行前往的副使斯当东在报告中对所见的紫禁城极口称赞：

    北京皇宫建在鞑靼城的中心。虽然北京距离鞑靼区山脉很近，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但皇宫之内却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另一个天地。里面的山和谷，湖水和河水，断崖和斜坡，这样配合，这样的协调，任何一个外来的参观者进到皇宫之后都会自然怀疑到这究竟是一座天造地设的胜景还是人工的创造。整个这块小天地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万人的劳力，最后用来供一人的享乐。

    随员安德逊在当天日记中也纪录了他所见的这座中国式皇宫。使团成员并没有机会进入紫禁城里面游览，对其内部情形，自然并不知晓，故其着墨相对有限。

    北京与伦敦比较 正如法国传教士游览北京时喜欢将北京与巴黎作对比一样，英国使团进入北京后，即处处将北京与伦敦进行比较。初次观光北京城，使团成员即对所见交换意见，肯定在财富象征和商业繁荣方面，北京不如伦敦：

    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室而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

    从城市绝对面积相比，北京虽比伦敦大，但从北京、伦敦与所在国家面积比例相比，则又要小得多，这样的类比似乎是当时的中国人绝不会想到。“按照面积比例来说，北京和中国相比，同伦敦和英国相比，差得很多。北京的主要部分称为鞑靼城，建于十三世纪一个鞑靼王朝。城是平行四边形，四边面对四个方位基点，面积约十四平方哩，当中是由黄城包围的皇宫。皇宫的面积至少有一平方哩。整个北京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北京鞑靼城之南称为中国城，汉人和所有外省因事晋京的人都住在这里。这个城约九平方哩，城墙大部损坏。住户拥挤在城的一小部分，房舍非常平凡，且不一律，其余大部分空着，或种庄稼。先农坛建在这里。”北京是一座皇城，它的格局和重要建筑、它的宽大的城市面积都反映了这一特征；而伦敦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商兴大都市，它所聚集的居民群体和展现的街区面貌与北京的确大不一样。

    巴罗因未去热河，他在北京所呆的时间较长，有过多次在城内外游览的经历，故有机会对北京作更多、更细致的观察，他表示所见的北京并不如其所期盼的那样美妙，他将北京与欧洲城市的建筑做了对比：“这个著名城市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也不能引发深入的了解。接近一个欧洲城市，通常都会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引人注目，如城堡、教堂的尖顶、穹顶、方尖碑以及其他高耸的公共建筑，人们心中自然就会想象它们各自的建筑特点和用途。在北京，连一根高耸于屋宇之上的烟囱都看不见。所有的屋宇都差不多一般高，加之街道纵横笔直，就像一个大营地似的外貌统一，整齐而呆板。”

    他对路经北京街头的情景，特别是街头民众做了描写，并将之与伦敦作了比较：“在这样一种特殊场合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是可以预料的，同样的好奇在伦敦也能聚集大批观众，但是北京和伦敦的民众之间有一种明显而惊人的不同。在伦敦，观众全是无所事事者，其注意力也集中在新奇的景物上。在北京，看热闹只是附带的，每个人都既忙于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满足自己的好奇。事实上，似乎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同样地喧闹、忙乱和拥挤。我一星期进出西门两三次，尽管有两三个士兵以鞭子为我开路，却没有一次是顺利通过的，尤其是在上午。不过，拥挤的人群完全限于大路上，也就是唯一的出城通道上。纵横交叉的辅街皆平静而安宁。”对北京热闹的街景、拥挤的道路印象深刻。

    使团成员注意到北京与伦敦两城在某些细节上的区别，安德逊发现北京没有出租车：“街道上并无停着接客的车辆，不像在伦敦沿路可有出租的马车：高级人员都备有轿子，较低级人士则乘一种单马或单骡所牵引的两轮篷车”。巴罗留意到北京的垃圾处理办法：“虽然北京并不像古罗马或现代伦敦那样自夸有统一的下水道，用以排除大城市必然会积累的垃圾，却有一项长处是英国首都也难以发现的：没有散发臭气的粪便之类秽物被扔在街道上。这一种洁净或许更应当归功于肥料的珍贵，而不是警察的监管。每家都有一口大缸，一切可用作肥料的东西都被收集在内；缸满之后，可以毫不费力地用它们换钱或蔬菜。”这种人工处理拉圾的办法，有利于废物利用和培植肥料，但与欧洲的下水道排污法相比，其手段显然却较为落后。

    使团成员眼中的北京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不是一个经济、商业中心，也没有繁荣的娱乐业，这与他们原来的想象颇有距离。“北京仅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点。它并不是一个港口，也不是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北京也不是一个追求娱乐或享受的地点。欧洲许多繁荣兴盛的大都市同北京情况不一样。在那里住着许多吃祖先遗产或有政治靠山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尽量销费金钱来追求享受。他们吸去国家的主要收入。……但北京的繁荣兴盛与此迥不相同。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所司，或者服务于有所司的人。除了少数皇帝宗室而外，很少人在大家都各司其事的时候整天没有事做，专门追求享乐。”总之，北京只是一个传统的帝都而已，不是具有发达工业、商业和娱乐业的近代意义上的大都市。这些看法，与此前法国传教士对北京与巴黎两城的比较，只看到两城建筑、人口、街面的不同，明显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9月5日使团到达古北口段的长城。登上长城，使团成员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马戛尔尼当天日记写道：

    我们步行到了长城的城顶，举目四望，见到它的建筑之坚固，似已超出人类体力范围之外，世界上任何有名的工程，虽尽集合在一起也不能和长城的工程相比。可惜历年已久，毁坏者占其大半，而中国人又似乎对此不大重视的。

    斯当东对发现长城似有一种意外的欣喜，站在长城他浮想联翩：

    第四天早晨，遥望远山腰一条非常突出的曲曲折折的线条，好似从远处看苏格兰的格奈斯山上的石英矿脉。……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城墙，也没想到它能建到这些地方。站在一处，一眼望过去，这条堡垒式城墙从小山岭到最高山顶，穿过河流上的拱门，下到最深的山谷，在重要隘口地方筑成两道或三道城墙，每一百码左右距离建有一座高大的棱堡或楼塔，整个这条城墙一眼望不到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

    斯当东将自己所见的长城构造、尺寸和建筑材料、堡垒和雉堞的大小尺寸都纪录下来，他从长城的修建推想到当时的中国政府，他甚至还考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为什么没有长城的记载。

    安德逊并没有他的主人马戛尔尼那样拘谨，他尽情地欣赏了眼前的一切，与斯当东着重对长城的建筑成就描写不同，安德逊对长城的观感还伴随历史的反省和文明的批判：

    这城墙是，或者可能是，曾为人类所创造的最宏大而惊人的工程。它的长度据说是超过1200英里，它的高度不一，随地势而异，在我立足之处有30英尺高，约24英尺宽。城基是方形的大石块，上层是砖，中间是黏土，上面用石板盖好。在城顶两面也有雉堞形的石砌短垣，3英尺厚。……

    可是这最为宏大骇人的人类杰作，到头来也必衰颓；自鞑靼与中国合并成为一国，在统一的政府统治以后，这城墙就丧失了它的作用：在防卫与安全上不再有此必要，因而到今天对它的维护也不再注意；这个由坚毅的劳动所造成的伟大纪念品，依据国策而努力进行的无比的建筑物，它的使命业已终了，无穷尽的颓废从此开始。这可算是一宗大事业的灭坏的榜样。

    亚历山大未获准跟随马戛尔尼前往热河，他耿耿于怀地表示：“只离长城——这人类的奇迹，智慧的见证——50英里了，却不得而见，乃是这次旅行中最最扫兴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使团成员亨利·威廉·帕里什中尉的口头描绘，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颇为壮观的《古北口长城》，展现了长城的雄姿。此画在西方流传甚广，迄今仍是西方世界以长城为题材的代表性经典画作。

    热河 按照清廷的成规，外交使节未觐见皇帝以前，不得随意游览北京或皇家园林。故8月30日马戛尔尼向徵瑞提出游览北京风景古迹时，他的要求未得到允准。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后，9月15日随即获准游览御花园，马戛尔尼知道这“在中国制度上是一特殊恩典”。此次游览由和坤、军机大臣等数人亲自陪同，它使马戛尔尼大开眼界，他无比兴奋地在日记中纪录了这次游览给自己带来的愉悦的享受：

    这些建筑都很宏大壮丽，有些悬挂着乾隆皇帝的秋狩图或功业图，有些又藏有各种大玉瓶及玛瑙瓶，或精美瓷器和漆器；更有些则收藏欧洲玩物和音乐歌唱器，……看到了这许多丰富的收藏，使我们吃了一惊，受惊的是我们带来的礼物如果和这儿所藏的相较一下，简直小巫见大巫，我们只好“缩藏其渺小之首”了。但中国官员对我说，这里所收藏的东西，拿来和寝宫中所藏的妇女用品相比，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的宫殿相较，犹相差远甚。……

    我如果要详详细细描写万树园中的一切景物，实在是写之不尽。凡英国国内所有的天然景色，万树园无不皆备。……我游玩了六个钟头之后，细心观察，我简直不能找出这座万树园有什么弱点。

    9月16日，马戛尔尼杜门未出，斯当东勋爵和几位随员“一同出门，行至乡村里游览”。斯当东也对这座御花园欣赏不已，“整个花园既有天然的雄伟气概，又有秀丽的人工创造”。“园内的自然产物似乎天造地设地使它生在那里点缀风趣，而人工加工部分看上去似乎没有使用工具而只是人的双手创造”。马戛尔尼、斯当东及其随员饱览热河御花园胜景，他们相关的游记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是阅读了这些游记，带着朝圣一般的心情踏上前往热河的旅途，在斯文·赫定的游记《热河：帝王之都》一书中多处引用马戛尔尼等人的作品，并专辟一章介绍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的过程。由此不难想象马戛尔尼的热河之行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军事 使团中有多名军官和随行的卫队，涉及海军、步兵、骑兵、炮兵多兵种，他们是职业军人，故在旅途中，对所见所闻有着特有的职业军人的敏感。尽管沿途受到清朝官员和士兵的严密监控，使团成员对沿途所见的军事要塞、城池工事、军队人数、武器装备都作了细致的观察、测算和纪录，这一工作显然具有搜集军事情报的性质。朱杰勤先生注意到使团所抱的这一特殊目的，他指出：“英使团中的人对于中国的国防军备的情况都特别留心，例如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就描述得很详细。1793年6月7日使船经过越南托伦港，派了七个人乘快艇去测量海岸，被捕后放回，似乎他们之来，不是为了友好通商，而是带有窥探国家虚实的意图。”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工作主要是炮兵队军官兼测量员H· W·巴瑞施上尉。

    8月5日英国使团乘船到达大沽口，安德逊随即观测了炮台及其附近水域：

    这地方只有一个炮台，仅仅是一个方形的塔，看样子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是为了装饰。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临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有。

    这一段河面的宽度约220码。河水很混浊，和它流入的黄海水色相像。河水深浅不一，有几处深9英尺，有些地方6英尺，但没有浅于2英尺的地方。

    安德逊对沿途所见清军的服装、携带装备、旗帜、队列都作了细致观察，对所经通州、北京的城门、城墙及防御工事和守备军队也有较为准确的描绘。

    8月5日，清朝总督、钦差在河岸接见英国特使，一队中国士兵在后面列队欢迎，巴瑞施上尉将其队列由前到后作了纪录。

    9月5日，使团到达古北口长城脚下，经过关隘时，巴瑞施对周围的兵站、城堡做了详细的军事调查。使团到达古北口长城附近的豁口，得以有机会上城顶去参观，利用这一机会，巴瑞施又对周围的军事工事做了详尽的测量和纪录。斯当东对他的测绘工作表示非常满意：“从以上巴瑞施上尉所做的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中国在纪元以前年代的建筑和军事技术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整个来说，它表示出当初从事这项巨大工程时政府的决心，表示出动员这么大人力物力的当时社会的高度发展水平，以及完成这项建设的精力和毅力。”

    对北京到热河交通的特殊用途，使团经过七天的旅行亦了如指掌。“北京热河之间的公路，很是平坦，尤其是最后两天所行的路，更为完整可喜，但这条公路并不是御道，御道是和公路平行的，平时严禁人行，只在皇帝出巡之时，御道上才盛陈卤簿。此等帝皇之尊严，世界上恐怕只中国有之。”对沿途的军队人数，他们也有意摸底，“从热河到北京的御道，共长一百三十六英里，所用修路的兵丁有二万三千人之多，每相隔十码远近，就有十人一队在工作。故此御道附近，逐段都有营幕，每一营幕驻兵的人数，由六名至十五名不等。”“据说，皇帝驻跸热河之时，用作护卫的军士，多至十万名以上。”可见，使团利用这一机会又了解到京畿周围的卫戍兵力。

    在亚历山大的画作中，不少是军事题材的作品。或画军事工事，如《天津附近的军堡》、《兵堡》；或画所见军人，如《鞑靼骑兵》、《穿常服的士兵》、《士兵肖像》、《鞑靼骑兵》、《中国军官王文雄》；或画军事器械，如《手持火绳枪的军人》、《弓箭部队的官员》、《中国海船》。在《鞑靼骑兵》这幅画的说明中，亚历山大如是评价清军骑兵：“英国使团见到的所有的骑兵，如同画上画的，都是平庸的，参差不齐的，最不像骑兵的。”这样轻蔑的判断，实际预示着半个世纪后中英交战清军的可怕命运。

    人口 中国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这一点使团成员虽早已知晓，但真正身临其境，看到到处是拥挤的人群，人口众多给使团成员的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团进京途中，沿途不断遇到群众围睹，以致安德逊惊叹，“出来观看这一列接载大使的新奇的航船队伍的人数难于计算；这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印象是，中华帝国拥有大量的人口。”路经天津时，当地官员告诉使团“天津有七十万人口”，斯当东确信这一数字，“从岸上拥挤的大量观众来估计，即使其中包括一些附近外地来的人，但出来看的妇女和小孩甚少，这个数目加估进去，七十万的数字是可能的”。

    北京的人口数量，斯当东估计约三百万，他采取的计算办法仍是过去传教士通常使用的老办法——通过目测住房数量估算人口。“根据杰美利·卡尔所述耶稣会徒格利马尔第在前一世纪的估计，北京有一千六百万人。另一个传教士的估计小得多，但只鞑靼城就有一百二十五万人。使节团所得到的比较最正确的数字，全北京的人口约三百万人。按照北京的矮房子，实在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中下级人士住得非常挤，他们的家里除了寝室而外，没有多余的房间。中国的家宅一般都由六七呎高的墙包围起来。家宅之内老少三辈带着妻子小孩都住在一起。一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一间屋子分开几张床，当中用席隔开。全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吃饭。”斯当东所估的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北京的实际人数。据后来的研究者统计，清朝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京师的城市人口（含内、外城）986978人，周围州县人口1193315人。

    尽管北京房屋低矮，人口拥挤，但斯当东对北京的城市管理仍给予了高评：“北京居民虽然住得这样挤，但并不影响人们的健康。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根据天气冷热增减衣服。此地天气干燥，不产生腐败性疾病。纵欲的行为也很少发生。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事件很少。同英国古代十家联保制度差不多，在北京每十家中有一家必须对其余九家的行为负责，实际上也就是九家归一家管。城内打更守夜制度严格执行，全城好似一个兵营，人们住在里面享受安全，但也受一点限制。”巴罗也基本认同斯当东对北京城市管理的意见，“京城的治安管理非常好，居民的安全和宁静很少受打扰。在每一条横街的尽头，以及街上一定的距离之内，都有一种横栏，带有岗亭，其中有一个兵丁。很少有不设岗亭的街道。”北京街面秩序良好，是使团成员的共识。

    地理环境 了解地理环境是使团的一项既定目标。从斯当东的航海日志可以看出，他几乎逐日记录了所经海水的深度、海域的经纬度、气候变化等情况，使团甚至以自己的方式命名某些经过的重要地点名称。当使团抵达舟山群岛，斯当东承认：“过去欧洲船只最远只到过舟山。以后这一段约占纬度十度、经度六度的航程，它的具体情况，除了住在沿岸附近的中国人了解一些附近的情况外，对欧洲人来说，是毫无所知的。……在舟山找到的两个领航人过去经常在这段海上航行。使节团可以在他们领航之下毫无危险地对这一广大的海面进行一次探查，这个机会是非常宝贵的。”7月9日使团舰队进入黄海水域，斯当东每天都留有航行日志。7月17日使团舰队到达登州府湾附近水域，当天看见两个海角，加上前一天望见的一个小岛，“对从南开进渤海的船来说是最初遇到的陆地”，他们于是将这三处分别命名为：马戛尔尼海角、高厄海角、斯当东岛，并准确纪录了它们的经纬度。舰队抛锚停泊在大沽口期间，又对周围的地形、水域情况和散布岛屿及经纬度作了详细纪录，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数据。这一带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舰队登陆的地点。

    在从大沽口到北京和从北京到热河这两段路程，使团对沿途的地理环境、山川形势、交通路程、城镇建筑、天气变化都颇为留意、一一逐项纪录，甚至在北京至热河的沿途还采集了67种植物标本，巴瑞施测量热河的纬度为北四十一度五十八分，其工作之勤之细，绝非中方所可能想到。

    妇女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为清一色的男性，在长途旅行中对异性的注意自然成为使团成员的趣闻和调节他们跋涉之苦的甘露。在整个访华过程中，使团成员除了巴罗有过一次吃花酒的“艳遇”外，其他人都未近女色。可以想象，使团弥漫着一股性压抑的气氛，对异性的渴望是使团成员被抑制的欲望，以至任何女性的出现，都会招来大家的眼光。

    乍到北京，在欢迎的人群中，使团成员惊喜地发现一些漂亮满族女子进入他们的视野：“女子在北京的人丛中很常见，或者漫步在窄街上，或者骑在马背上，跟男子一样叉着双腿。不过她们都是满族人，穿的长缎袍垂及脚面。……她们的皮肤却明显地比汉人的白晳。汉族女子在北京比在其他地方更严格地被拘束在室内。”对满、汉妇女不同社会地位有一清晰的了解。

    安德逊根据自己的短暂接触，对中、欧妇女作了比较，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北京妇女开放、美丽的好感：

    认为中国妇女是被关在屋子里不准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1/4的人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由于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

    我们在北京旅行时所见的妇女，一般的容貌极为娇嫩，面色是自然的优美，但她们尚不满足于此，因此在面上还擦些化妆品。她们也用些口红，但使用方法与欧洲妇女用唇膏的办法完全不同，她们在她们的嘴唇中央点上深红的一条，毫无隐避其修容之意，这显然增加美容不少。

    在亚历山大的画册中，保有数幅妇女题材的图画。其中有一幅以《贵妇人》为题的作品，画家在这幅画下留有说明：

    除了用缠脚布把脚缠成三角形，使脚致残这种非自然的习惯外，这位身着长裙的上流社会女子的生活没有什么不适当的。特别是她头部的装饰，常常体现出很好的品味。妇女的头饰一般会用做衣服的绸料制成，尤其是其中绣花的部分，看上去极为漂亮。……图中背景是北京西直门附近的花园。

    这幅图画生动、自然，堪称珍宝，即使在同时期中国人的画作中，我们也不易找到与之媲美的类似题材的北京贵妇图画作品，怪不得大型画册《京华遗韵——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一书为吸引读者，在封底刊登此画，以之作为广告。

    官场 英国使团由于受到清廷的严密监控，加上语言不通，与普通民众交往、交流的机会甚少。他们只能与为数极少指定陪同的官员交往，在这极为有限的人员交往中，他们对清朝多少有了一些由表入里的认识。

    初次相会陪同的中国官员，中国官员讲究排场的作风即令斯当东印象深刻：

    他的官气十足，每次拜会的时候，前面都由一些兵士和仆役高声吆喊肃清道路。……中国官员出门都是按照身份携带随从人员。这种排场为的是使一般人民对之肃敬，任何官员独自一个人随便在路上走，将被认为是一件不体面的事。

    从款待使团的奢华花费，使团成员也看出了清廷的腐败一面。“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咀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关于历史、戏剧、小说等消遣性质的读物，中国很多，但这些官员们似乎没有欧洲文明社会那种以读书作消遣的风气。他们没事时宁愿闲坐着，也不愿读些有兴趣的书或者做些体力劳动。”说中国官员缺乏读书习惯，并不合乎实际。但指出其讲究吃喝，则并不为过。马戛尔尼从陪同官员王、乔大人那里获悉使团的消费开支：“使节团在北京时，每日费用规定为一千五百两（每两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中国的生活程度很低，物价极廉，而使节团一日的费用竟然要一千五百两之巨，真是骇人闻听之事。我们在北京时，虽然一切供应颇有失之奢汰（侈）之嫌，但何至每日要开销至一千五百两之多，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许是乾隆皇帝为了优待我们，定下了这个极为优裕的数字，而经手人太多，层层剥削，规定的数目与实际的开销相去极远。”在“康乾盛世”的背后潜藏着的是官场腐败，这是清朝统治的危机。实际上，与英国使团接洽的清廷高官和坤，后来即因贪污腐败而被治罪。

    与乔大人、王大人接触不久，马戛尔尼就觉察到满汉官员的矛盾和严重的民族歧视的存在。乔、王在闲谈中，实话实说：“他们的皇上是满洲人，所以重用满人，而不十分信任他的汉族子民，因此朝廷有什么大政，有汉人办理，就一定要加派一个满人去插手其间”，徵瑞即是一位“愚昧昏暗”且“人格不大好”的钦差大臣。松筠取代徵瑞出任钦差大臣后，马戛尔尼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乔大人与王大人虽然也都称为‘大人’，但他们尽量避免当着松大人的面前来见特使，他们在松大人面前须恭敬侍立，没有坐位。有一次特使的中国翻译不自觉地当着松大人的面前坐下，马上被他纠正站起来。”满汉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如此严重，着实让马戛尔尼对乔、王二位同情，他俩大概算是与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朝廷中有几位大员和我们感情很融洽”的官员吧！

    如果说满汉矛盾是清朝统治者的软肋，那么对世界知识的无知则是其最大的盲点。斯当东深感中国官员世界知识普遍都严重匮乏。“除了在广州而外，中国人对一切外国人都感到新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们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华’，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甚至在他们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对于更远的区域，中国政府，如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一样，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余社会人士对于任何中国范围以外的事物都不感兴趣。”遗憾的是，斯当东指出的这些问题，直到四十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仍没有任何改观，当远道而来的“英夷”以船坚炮利的优势打开中国东南大门时，朝野上下对英吉利的精确位置却依旧是茫然无知。

    弃婴 太监 在有关北京的描述中，除了景物和官场外，使团报告还特别提到太监和弃婴和两大问题，这显然是他们看到的这个城市最令他们感到难以理解的阴暗面。

    马戛尔尼从与劳神父的交谈中，了解到中国信教的人数约有五十万人，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以上，这些信徒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弃婴。“中国的贫民常因生活困难，将婴儿残害。这种事情，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但中国人却处之泰然。”传教士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将这些弃婴收为自己的信徒。巴罗因与传教士交谈机会较多，获得了更多这方面的讯息：“清廷默认京城的巡街兵丁有责任雇一些人，在清早拖着板车收捡夜间被人抛弃的婴尸。他们不加追究，只是将尸体拉到城外的乱坟冈去，据说不管是死是活，都一扔了之。在这个可怕的乱坟冈边，北京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团有人轮流看守，选出最有可能存活的救下，以作将来的信徒，同时也为剩下的那些有可能还活着的做临终洗礼。”“根据我们交谈过的传教士所给的数字，取其平均数，我得出的结论是，每天在北京大约有24个婴儿被扔到那个乱坟冈。……这样算下来的结果，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一般认为此数目相当于帝国其他部分的总和。”所提弃婴数目，正如他们所预估的北京人口数量一样，明显有夸大之嫌。

    如果说弃婴现象属耳闻的话，太监则是亲见。在圆明园、热河皇家御花园、紫禁城，使团随处都能看到这种“不男不女”的太监。斯当东猛烈地抨击了自己亲见的这种太监现象：

    宫内侍从人员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性熟期以前被割去生殖机能的人。在一个国家里，只是疯狂的猜忌心理才想到要用戕贼一种性别的主意，使其成为另一种性别的护卫者，并且可以不怀疑，同时也只有无限制滥用权力才能把这种残酷不人道的主意付诸实施。……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放逐了六千名太监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但从那时到现在，太监人数又逐渐增多，北京和圆明园内的宫殿里又充满了这种人了。……

    中国人根本不懂外科学，他们连放血都不会，人体解剖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简直无法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这种割生殖器的复杂手术的。

    太监是中国皇权制度的附属品，如此非人道现象的长期存在，的确给使团成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课。

    除了日记、游记、报告这些文字性的材料纪录自己的访华见闻和感受外，使团绘图师亚历山大还留有大量的写实图画，这些画作更为生动、形象地纪录了沿途的城镇要塞、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民居建筑。其中涉及北京、热河的风物画大致有三类：一、建筑画，如《在白河见到的兵站和礼炮》、《天津附近的军堡》、《圆明园的房子》、《北京的皇宫》、《牌坊草图》、《热河“小布达拉宫”》等；二、人物画，《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侧身坐像》、《乔大人》、《抽旱烟的乔大人》、《中国军官王文雄》、《上层社会母子与仆人》等；三、风景画，如《避暑山庄中远眺棒槌山》等。这些图画为使团的“北京经验”增添了新的材料，也给这位地位低微的画师带来了不朽的名声。

    使团成员对所经北京、热河等京畿地区的游览虽带有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性质，其描述也不免一鳞半爪，或片断素描，但大体反映了他们所见的实景实情，由此引发的观感也具有“经验”的成分。由于使团是一个集体，成员之间能分享所见所闻的材料资源，在使团内部亦形成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甚或有故事流传，他们在饱览风光迷人的景色后逐渐使直观的印象形成一个鲜活、充实的新的“北京形象”。使团成员对北京的解读不再像传教士那种充满对巍峨的东方帝都羡慕的笔调，而是在细微的观察之中伴随某种文明的批判和超越的审视，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它是一个步入近代社会且伴随工业革命崛起的新兴民族对一座浸透着古老文明的大都市的审读。

    结语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中西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英关系史上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英国乃致欧洲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因其如此重要，研究中英关系史的著名学者普理查德才认定其为早期中英关系发展的“决定性时代”。

    首先、马戛尔尼使团出版的游记、报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传教士传播“中国经验”的做法，开启了非神职人员主导欧洲“中国经验”的新局面。

    从明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开创传教士汉学时代，欧洲主要通过在华的传教士传输“中国经验”,了解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接踵而至的法国传教士虽在十八世纪取代意大利掌控了在华传教的主导权，但他们的职业身份并没有改变, 他们以基督教的立场解读中国, 他们的“中国经验”往往局限在宗教的范围内，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十八世纪是“传教士汉学”步入鼎盛的时代。

    马戛尔尼使团游记、报告、画册出版后，很快风行欧洲，刮起了一股新的出版“中国热”。这些读物不具宗教色彩,至少在三方面为欧洲的汉学知识谱系增添了新质：一是因有一批职业科学家、机械师、医师等专业人材参加马戛尔尼使团，他们对中国在相关学科知识（如力学、化学、天文、医学等）的评估和中西之间差距的比较，较此前传教士的了解明显有了新的进步。斯当东、巴罗在他们的游记中对中国古代科技、艺术，如印刷、火药、建筑、人文、艺术有大篇幅的评论，这些看法实为使团的经验总结。二是因有一批军官和不同兵种的职业军人参加使团，使团无形之中带有军事色彩，他们对所游历之地进行军事考察（如测量山川地形、观测军事工事、调查兵力部署、观察军事武器、考核清军素质），大大推进了对中国实际军事状况的了解。三是因有专业画师和绘图员参加使团，他们创作的近千幅图画为欧洲汉学知识谱系增添了新的篇章。过去虽有传教士画师进入宫廷，为清廷绘画，他们为增进中西美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些传教士画师服务于中国皇帝不同，亚历山大的创作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其了解中国愿望的需要，所以他的画作具有写实、传实的性质，他为西方展现了一幅幅十八世纪末中国风情的绚丽画卷，“使欧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也许是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这些新增的中国知识大大改变了欧洲汉学依附神学的状况，提升了其科学化、专业化和技艺的水平，增添了新的军事色彩，从而使欧洲汉学朝着世俗化和旅行者的方向发展。

    其次、马戛尔尼使团的旅行记、报告对中国的现状和实力作了新的评估，强化了其原有的贬华倾向和英国人此前已有的优越感，增强了其向中国殖民开拓的信心。

    在英国使团来到中国以前，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就批评中国：“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定制、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发现：“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敏锐的英国思想家已捕捉到中国在科技、经济方面发展缓慢的信息。

    英国使团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大大强化了此前的贬华倾向。马戛尔尼说：“种种原因导致政治领域不可思议的现象。自从鞑靼人150年前进入中国以来，这个国家在一种削弱的管理状态下逐渐衰落，被内战和叛乱搅得混乱不堪，被几个无价值的竞争者争夺不已。”斯当东说：“他们中国人对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完全无知，这就使他们无法确定各个地方的经纬度，因此航海技术永远得不到改进。”“中国人虽然在特定的几种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巴罗说：“在总体上，可以认定中国是现今世界上尚存的、最早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之一。不过此后，因为朝廷的政策或其他原因，它就停滞不前了。他们在2000年前，当全欧洲相对而言可以说还未开化之时，他们就已经有了跟他们目前所有的一样高的文明了。但是从那以后，没有任何方面有任何进展，在许多方面反而倒退。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使团这三位要员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彻底修正甚至颠覆了此前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所树立的中国形象。对此，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如是评论道：“早在1800年前，中国的衰弱已经渐露端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观察就给出了一个最清晰的影像。”

    中国形象的改变并不独是英国使团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可能是法国人影响了英国人的看法。但对中国实力的评估，却是英国使团此行的一个最大收获。孟德卫甚至认为：“虽然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败，但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其所获取的信息可以抵偿他们的赞助费用。”斯当东在他的报告附录中有十个表，详列了他获得有关中国土地、人口、国家收入、官员数目及薪俸、英国和其他欧洲各国对华贸易、英国对华贸易、外国从中国运出茶叶统计等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英国使团对中国了解的精确程度，为英方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巴罗的旅行记从皇城行宫、社会百态、宫廷生活、人文艺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农村面貌多方面对其所见所闻作了报道，他的评述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但也的确展现了中英实力对比的天秤已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马戛尔尼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分风俗与个性、宗教、政府、法律、财富、人口、税收、军事、贸易与商业、艺术与科学、水利、航海、中国语言诸节对中国的现状作了新的评估。这份内部报告明显增强了英国方面的实力感。“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英国使团成员普遍认为在航海、科技、军事方面，他们已遥遥领先于中国。

    最后、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华游记为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丰富的情报资源和动力因素，成为英国抉择英中关系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戛尔尼使团实际开启了中英关系甚至中西近代关系史的序幕。

    马戛尔尼使团与后来的中英关系及两次鸦片战争存有密切关系，大致有四条线索可循：一是马戛尔尼使团对沿途风土人情、城市面貌、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填补了此前英国人没有亲身游历北京、热河、天津等地和黄海、渤海海域的空白，其旅行纪录自然也就成为后来英国人“中国经验”的主要材料来源。事实上，英国军队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活动区域和入侵北京的路线，正是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旧路，使团不蒂充当了英军或英法联军的先导。二是马戛尔尼使团掌握了大量中国军事情报，从环绕在英国战舰周围简单、笨重、低矮的中国帆船，他们看出了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的明显差距；从粗犷的武将王大人那里；他们获悉了中国军队的步、骑兵人数和诸多军事材料；从清军那些翻跟斗、叠罗汉的操练，他们得出其根本无法匹敌以精确瞄准火器为主要训练内容的英军的结论。乾隆皇帝为了展示军威，上谕沿途各省督抚排列军队，供使团检阅，没想到这反而给英国使团提供了实际观察清军的绝好机会，据马戛尔尼12月18日日记载，使团南下后，“自南州府以降，每过一城镇即有极严肃之兵队向吾辈行礼，此军队行礼之事吾于所经各处均遇之。”“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英方以为清军缺乏战斗力，不堪一击。依恃其拥有的军事优势，故他们后来胆敢远道而来，悍然发动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三是使团虽未就扩大两国通商的六项要求与清朝当时达成协议，但他们掌握了中欧之间茶叶贸易较为真实的数据，这为英方后来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实为其以战争手段达到马戛尔尼使团扩大通商要求的继续。两次鸦片战争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远远超越了马戛尔尼使团当年提出各项要求的范围。四是使团的最小成员小斯当东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再次访华，以后又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1840年英国下议院就发动鸦片战争进行辩论时，他是主战的强硬派代表。

    返观中国，这件对英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却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痕迹。随着马戛尔尼使团的离去，清朝又回复原态。英国阵营强大的使团，没有引发清朝深入探究英国的冲动；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的科技仪器、军事武器，没有激发起中方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趣。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中国后续的历史没有因此产生任何连锁反应。面对这样一种无奈的结局，戴逸先生只能以“失去了的机会”表达对清朝的遗憾。如果说，乾隆“限关自守”政策所发挥的限制性接触这一防范作用，也许还情有可原，但面对军事、科技方面落后的压力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应对措施，则反映了清朝自我更新机制的衰竭。由此造成的社会停滞局面，最终让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本文转自《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 Hongyang (Bruce) Yang, Xiao-Yang Liu, Christina Dan Wang Hongyang (Bruce) Yang, Xiao-Yang Liu, Christina Dan Wang:金融大语言模型：开源金融大型语言模型

    摘要

    大语言模型（LLM）已经显示出在不同领域革命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潜力，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极大兴趣。访问高质量的金融数据是金融LLM（FinLLMs）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虽然BloombergGPT等专有模型利用了其独特的数据积累，但这种特权访问需要一种开源的替代方案来实现互联网规模的金融数据民主化。
    在本文中，论文提出了一个用于金融部门的开源大型语言模型FinGPT。与专有模型不同，FinGPT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为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可访问和透明的资源来开发他们的FinLLM。论文强调了自动数据管理管道和轻量级低秩自适应技术在构建FinGPT中的重要性。此外，论文还展示了一些潜在的应用程序，作为用户的垫脚石，如机器人咨询、算法交易和低代码开发。通过开源AI4Finance社区内的合作，FinGPT旨在刺激创新，使FinLLM民主化，并释放开放金融的新机遇。

    1 介绍

    人工智能的不断扩展和进化为大型语言模型的扩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Vaswani等人，2017；Radford等人，2018；Devlin等人，2018年；Ethayarajh，2019；Lewis等人，2019；刘易斯等人，2020；Brown等人，2020年；Thoppilan等人，2022]，从而实现了跨不同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格局的变革。这一全面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这些模式在金融领域的潜在应用的浓厚兴趣。然而，很明显，获取高质量、相关和最新的数据是开发有效、高效的开源金融语言模型的关键因素。

    在金融领域使用语言模型揭示了复杂的障碍。这些问题包括获取数据的困难、处理不同的数据格式和类型、管理数据质量的不一致，以及对最新信息的基本要求。特别是，由于网络平台、API、PDF文档和图像等不同的数据介质，历史或专门的金融数据提取被证明是复杂的。

    在专有领域，BloombergGPT[Wu et al.，2023]等模型利用其对专业数据的独家访问来训练特定于金融的语言模型。然而，他们的数据收集和训练协议的可访问性和透明度受到限制，这加剧了对更开放和包容的替代方案的需求。为了回应这一需求，我们正在目睹一种转变趋势，即在开源领域实现互联网规模的金融数据民主化。

    在本文中，解决了上述与金融数据相关的挑战，并介绍了金融大型语言模型（FinLLM）的端到端开源框架FinGPT。FinGPT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强调了数据采集、清理和预处理在开发开源FinLLM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支持数据可访问性，FinGPT渴望加强金融领域的研究、合作和创新，为开放金融实践铺平道路。

    论文的贡献总结如下：
    民主化：FinGPT作为一个开源框架，旨在使金融数据和FinLLM民主化，揭示开放金融中尚未开发的潜力。

    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认识到数据管理的重要性，FinGPT采用以数据为核心的方法，并实施严格的清理和预处理方法来处理各种数据格式和类型，从而确保高质量的数据。

    端到端框架：FinGPT为FinLLM提供了一个全栈框架，共有四层：
    –数据源层：该层确保全面的市场覆盖，通过实时信息捕获解决金融数据的时间敏感性问题。
    –数据工程层：该层主要用于实时NLP数据处理，解决了金融数据中高时间敏感性和低信噪比的固有挑战。
    –LLM层：该层专注于一系列微调方法，缓解了财务数据的高度动态性，确保了模型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应用层：展示实际应用和演示，该层突出了FinGPT在金融领域的潜在能力。

    对FinGPT的愿景是成为刺激金融领域创新的催化剂。FinGPT不仅限于提供技术贡献，它还为FinLLM培养了一个开源生态系统，促进了实时处理和用户定制适应。通过在开源AI4Finance社区内培育强大的协作生态系统，FinGPT能够重塑我们对FinLLM的理解和应用。

    2 相关工作

    2.1 LLM和ChatGPT

    大语言模型（LLMs）已被公认为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突破，如GPT-3和GPT-4[Brown et al.，2020]。它们采用基于Transformer的架构，在各种生成任务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

    2.2 金融中的LLMs

    LLMs已被应用于金融部门的各种任务[Dredze et al.，2016；Araci，2019；Bao et al.，2021；DeLucia et al.，2022]，从预测建模到从原始金融数据生成富有洞察力的叙述。鉴于这一领域的文本数据丰富，如新闻文章、电话财报会议记录和社交媒体帖子，最近的文献将重点放在使用这些模型进行金融文本分析。

    金融LLMs的第一个例子是BloombergGPT[Wu et al.，2023]，它是在金融和一般来源的混合数据集上训练的。尽管其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访问限制仍然存在，高昂的培训成本促使人们需要低成本的领域适应。

    论文的FinGPT应对了这些挑战，推出了开源金融LLM。它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来理解和适应个人偏好，为个性化财务助理铺平了道路。论文的目标是将ChatGPT等普通LLMs的优势与财务适应相结合，利用LLMs在金融方面的能力。

    2.3 为什么选择开源FinLLM？

    AI4金融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开源组织，集成了人工智能（AI）和金融应用程序，包括金融大型语言模型（FinLLM）。凭借在培育金融科技（FinTech）工具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的良好记录，如FinRL[Liu et al.，2021]和FinRL-Meta[Liu等人，2022]，该基金会准备进一步加速FinLLMs的发展。这是坚定的承诺和前沿的贡献，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应用铺平了道路。

    通过使FinLLMs民主化来促进平等机会：采用开源方法促进普遍获得最先进的技术，秉承使FinLLMs民主化的精神。

    • 培养透明度和信任：开源FinLLMs全面概述了其基础代码库，增强了透明度和信任。
    • 加速研究和创新：开源模式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进展。它使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现有的模型，从而促进创新和科学发现的更快发展。
    • 加强教育：开源FinLLMs是强大的教育工具，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通过直接参与全面运作的模型来探索FinLLMs复杂性的前景。
    • 促进社区发展和协作参与：开源促进了全球贡献者社区。这种合作参与增强了该模型的长期耐用性和有效性。

    3 以数据为中心的FinLLM方法

    对于金融大语言模型（FinLLMs），成功的策略不仅基于模型架构的能力，而且同样依赖于训练数据。论文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优先考虑收集、准备和处理高质量数据。

    3.1 金融数据和独特特征

    金融数据来源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的特点。我们深入研究了不同财务数据来源的细节，如财务新闻、公司档案、社交媒体讨论和公司公告。

    • 金融新闻报道了有关世界经济、特定行业和个别公司的重要信息。此数据源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 及时性：金融新闻报道是及时和最新的，经常捕捉金融世界的最新发展。
    • 动态性：金融新闻中包含的信息是动态的，随着经济状况和市场情绪的变化而迅速变化。
    • 影响：金融新闻对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影响交易员的决策，并可能导致市场剧烈波动。

    公司备案和公告是公司提交给监管机构的官方文件，为公司的财务健康和战略方向提供了见解。它们的特点是：

    • 细粒度：这些文档提供了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细粒度信息，包括资产、负债、收入和盈利能力。
    • 可靠性：公司填充物包含经监管机构审查的可靠且经过验证的数据。
    • 周期性：公司的填写是定期的，通常每季度或每年提交一次，定期提供公司财务状况的快照。
    • 影响力：公司公告通常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影响股价和投资者情绪。

    与金融相关的社交媒体讨论可以反映公众对特定股票、行业或整体市场的情绪。这些讨论往往表现为：

    • 可变性：社交媒体讨论在语气、内容和质量上差异很大，使其成为丰富但复杂的信息来源。
    • 实时情绪：这些平台经常捕捉实时市场情绪，从而能够检测公众舆论的趋势和变化。
    • 波动性：社交媒体上表达的情绪可能高度波动，随着新闻事件或市场波动而迅速变化。

    趋势通常可以通过Seeking Alpha、Google Trends等网站以及其他以金融为导向的博客和论坛观察到，为市场走势和投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它们的特点是：

    • 分析师视角：这些平台提供了经验丰富的金融分析师和专家的市场预测和投资建议。
    • 市场情绪：这些平台上的话语可以反映对特定证券、行业或整个市场的集体情绪，为主流市场情绪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 广泛的覆盖范围：趋势数据涵盖不同的证券和细分市场，提供全面的市场覆盖范围。

    这些数据源中的每一个都为金融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见解。通过集成这些不同的数据类型，像FinGPT这样的金融语言模型可以促进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理解，并实现有效的金融决策。

    3.2 处理金融数据的挑战

    • 时间敏感性高：金融数据具有时间敏感性。市场动态消息或更新一旦发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狭窄的机会窗口，使他们的阿尔法（衡量投资相对回报的指标）最大化。
    • 高动态性：金融格局正在不断演变，每天都有新闻、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与市场相关的信息涌入。频繁地对模型进行再训练以应对这些变化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成本高昂。
    • 低信噪比：金融数据通常表现出低信噪比[Liu et al.，2022]，这意味着有用的信息通常与大量无关或有噪声的数据相比相形见绌。从信息的海洋中提取有价值的见解需要复杂的技术。

    解决这些挑战对于有效利用财务数据和最大限度地发挥FinLLMs的潜力至关重要。

    4 FinGPT概述：FinLLM的开源框架

    图1:FinGPT框架

    FinGPT代表了一个创新的开源框架，专门为在金融领域应用大语言模型（LLMs）而设计。如图1所示，FinGPT由四个基本组件组成：数据源、数据工程、LLMs和应用程序。这些组件中的每一个都在维护FinGPT在处理动态金融数据和市场条件方面的功能和适应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源层：FinGPT管道的起点是数据源层，它协调从广泛的在线来源获取大量财务数据。该层通过整合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财务报表、市场趋势等数据，确保全面的市场覆盖。目标是捕捉市场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从而解决金融数据固有的时间敏感性。

    数据工程层：该层专注于NLP数据的实时处理，以应对金融数据固有的高时间敏感性和低信噪比的挑战。它结合了最先进的NLP技术来过滤噪声并突出显示最显著的信息。

    LLMs层：它位于核心，包括各种微调方法，优先考虑轻量级自适应，以保持模型的更新和相关性。通过维护更新的模型，FinGPT可以处理金融数据的高度动态性，确保其响应与当前的金融环境同步。

    应用层：FinGPT的最后一个组件是应用层，旨在展示FinGPT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它提供金融任务的实践教程和演示应用程序，包括机器人咨询服务、量化交易和低代码开发。这些实践演示不仅为潜在用户提供了指南，还强调了LLM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潜力。

    4.1 数据来源

    FinGPT管道的第一阶段涉及从广泛的在线来源收集广泛的金融财务数据。这些包括但不限于：

    财经新闻：路透社、CNBC、雅虎财经等网站是财经新闻和市场更新的丰富来源。这些网站提供了有关市场趋势、公司盈利、宏观经济指标和其他金融事件的宝贵信息。

    社交媒体：推特、脸书、Reddit、微博等平台在公众情绪、热门话题以及对金融新闻和事件的即时反应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备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网站提供公司备案信息。这些文件包括年度报告、季度收益、内幕交易报告和其他重要的公司特定信息。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提供有关股价、交易量、公司上市、历史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的重要数据。

    趋势：像Seeking Alpha、Google Trends和其他专注于金融的博客和论坛这样的网站可以访问分析师的意见、市场预测、特定证券或细分市场的走势以及投资建议。

    学术数据集：基于研究的数据集，为复杂的财务分析提供精心策划和验证的信息。

    为了利用来自这些不同来源的丰富信息，FinGPT结合了能够抓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数据采集工具，包括API、web抓取工具和直接数据库访问（如果可用）。此外，该系统旨在尊重这些平台的服务条款，确保数据收集符合道德和法律。

    数据API：在FinGPT框架中，API不仅用于初始数据收集，还用于实时数据更新，确保模型在最新数据上进行训练。此外，还实施了错误处理和速率限制策略，以遵守API使用限制并避免数据流中断。

    4.2 金融NLP的实时数据工程管道

    金融市场实时运作，对新闻和情绪高度敏感。证券价格可能会因新信息而迅速变化，处理这些信息的延迟可能会导致错失机会或增加风险。因此，实时处理在财务NLP中是必不可少的。

    实时NLP管道的主要挑战是有效地管理和处理连续流入的数据。管道中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实时获取数据的系统。这些数据可能来自我们的数据源API。以下是设计用于数据摄取的实时NLP管道的步骤。

    数据清理：实时数据可能有噪声且不一致。因此，实时数据清理包括删除不相关的数据、缺失值处理、文本规范化（如小写）和错误更正。

    标记化（Tokenization）：在实时应用程序中，标记化必须动态执行。这涉及到将文本流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或标记。

    停止词删除和词干/词干化：对于实时处理，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停止词列表从tokens流中过滤出这些常见的单词。同样，词干和引理化技术可以用于将单词简化为词根形式。

    特征提取和情感分析：特征提取包括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机器学习模型可以理解的输入。在实时系统中，这通常需要一个快速高效的过程。可以使用诸如TF-IDF、Bag of Words或诸如Word2Vec之类的嵌入向量之类的技术。情感分析也可以对清理后的数据进行（将一段文本分为正面、负面或中性）。

    提示工程：创建有效的提示，引导语言模型的生成过程达到理想的输出。

    警报/决策：一旦输入提示，就需要对结果进行沟通或采取行动。这可能包括根据特定条件触发警报，通知实时决策过程，或将输出输入另一个系统。

    持续学习：在实时系统中，模型应该适应数据的变化。可以实现连续学习系统，其中在新数据上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或者使用可以用每个新数据点更新模型的在线学习算法。

    监控：实时系统需要持续监控，以确保其正常运行。管道中的任何延误或问题都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制定强有力的监控和警报非常重要。

    4.3 大语言模型(LLMs)

    一旦数据准备好，就可以与LLMs一起使用，以生成富有洞察力的财务分析。LLM层包括：

    LLM APIs：来自已建立的LLMs的API提供基线语言功能。

    可训练模型：FinGPT提供了可训练模型，用户可以对其私人数据进行微调，为金融应用程序进行定制。

    微调方法：各种微调方法使FinGPT能够适应个性化的机器人顾问。

    为什么要微调LLM而不是从头开始重新训练？

    利用预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并对其进行金融微调，为从零开始进行昂贵而漫长的模型再训练提供了一种高效、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

    BloombergGPT虽然在金融方面有着非凡的能力，但也有着密集的计算需求。它使用了大约130万GPU小时进行训练，当使用AWS云的2.3美元费率计算时，这意味着每次训练的惊人成本约为300万美元。与BloombergGPT等模型的高计算成本相比，FinGPT通过专注于顶级开源LLMs的轻量级改编，提供了一种更容易访问的解决方案。适应成本大幅下降，估计每次训练不到300美元。

    这种方法确保了及时更新和适应性，这在动态金融领域至关重要。FinGPT是开源的，它不仅提高了透明度，还允许用户定制，以适应个性化金融咨询服务的兴起趋势。最终，FinGPT的成本效益高、灵活的框架有可能使金融语言建模民主化，并促进以用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

    通过低秩自适应（LoRA）进行微调

    在FinGPT中，利用一个新的金融数据集对预训练的LLM进行微调。众所周知，高质量的标记数据是包括ChatGPT在内的许多成功LLMs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获取此类顶级标签数据往往在时间和资源方面代价高昂，而且通常需要金融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用LLMs来分析金融相关的文本数据并协助量化交易，那么利用市场固有的标签能力似乎是明智的。因此，论文使用每个新闻项目的相对股价变化百分比作为输出标签。论文建立了阈值，根据新闻项目的情感将这些标签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

    在相应的步骤中，在提示工程过程中，提示模型从正、负和中性输出中选择一个。此策略确保了预训练信息的最佳利用率。通过部署LLMs的低阶自适应（LoRA）[Hu et al.，2021；Dettmers et al.，2023]，将可训练参数的数量从61.7亿减少到仅367万。

    通过股票价格强化学习进行微调（RLSP）

    同样，可以用股票价格强化学习（RLSP）代替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正如ChatGPT所使用的那样。这种替代背后的原因是，股价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客观指标，反映了市场对新闻和事件的反应。这使得它成为训练我们的模型的一个强大的实时反馈机制。

    强化学习（RL）允许模型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和接收反馈进行学习。在RLSP的情况下，环境是股票市场，反馈以股票价格变化的形式出现。这种方法使FinGPT能够完善其对金融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提高其预测市场对各种金融事件反应的能力。

    通过将新闻情绪与相关股票的后续表现联系起来，RLSP提供了一种微调FinGPT的有效方法。从本质上讲，RLSP允许模型推断市场对不同新闻事件的反应，并相应地调整其理解和预测。

    因此，将RLSP集成到FinGPT的微调过程中，为提高模型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和预测准确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使用实际股价走势作为反馈，直接利用市场的智慧使FinGPT模型更加有效。

    4.4 应用

    FinGPT可以在金融服务中找到广泛的应用，帮助专业人士和个人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潜在应用包括：

    • 智能投顾：提供个性化的财务建议，减少定期面对面咨询的需要。
    • 量化交易：为明智的交易决策产生交易信号。
    • 投资组合优化：利用众多经济指标和投资者档案，构建最佳投资组合。
    • 金融情绪分析：评估不同金融平台的情绪，以获得富有洞察力的投资指导。
    • 风险管理：通过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制定有效的风险策略。
    • 金融欺诈检测：识别潜在的欺诈交易模式，以增强金融安全。
    • 信用评分：根据金融数据预测信用度，以帮助贷款决策。
    • 破产预测：根据财务和市场数据预测公司的潜在破产或破产。
    • 并购预测：通过分析财务数据和公司简介来预测潜在的并购活动，帮助投资者预测市场走势。
    • ESG（环境、社会、治理）评分：通过分析公开报告和新闻文章来评估公司的ESG评分。
    • 低代码开发：通过用户友好的界面促进软件创建，减少对传统编程的依赖。
    • 金融教育：担任人工智能导师，简化复杂的金融概念，提高金融素养。

    通过将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组件联系起来，FinGPT为在金融领域利用人工智能、促进金融行业的研究、创新和实际应用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可访问的解决方案。

    5 总结

    总之，大语言模型（LLM）与金融部门的变革性整合带来了独特的复杂性和巨大的机遇。应对高时间敏感性、动态金融环境和金融数据信噪比低等挑战需要高效的解决方案。FinGPT通过利用预先存在的LLMs并根据特定的金融应用对其进行微调，做出了创新性的回应。与BloombergGPT等模型相比，这种方法显著降低了适应成本和计算需求，为金融语言建模提供了一种更易于访问、更灵活、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因此，它能够持续更新，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相关性，这是动态和时间敏感的金融世界中的一个关键方面。

    6 未来工作

    FinLLMs，或金融大语言模型，呈现了一个未来的愿景，个性化的机器人顾问或助手触手可及。它旨在使获得高质量财务建议的途径民主化，利用先进的语言建模技术来理解大量的财务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见解。以下蓝图概述了FinLLM的未来方向。

    • 个性化：FinLLM战略的核心是个性化微调的概念。FinLLM使用LoRA和QLoRA等技术，使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定制模型，从而创建个人机器人顾问或助手。这与金融服务定制的更广泛趋势相一致，因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符合其独特风险状况和财务目标的个性化建议。
    • 开源和低成本适应：FinLLM支持开源价值观，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工具，以低成本（通常在100美元至300美元之间）将大型语言模型（LLM）适应自己的需求。这不仅使人们能够民主地获得先进的金融建模技术，而且还培养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社区，共同推动金融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 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数据：FinLLM不仅提供建模技术，还提供了获得高质量金融数据的机会。这确保了用户拥有有效训练其模型所需的数据，同时也简化了数据管理过程。通过提供带有演示的数据管理管道，用户能够充分利用其财务数据的潜力，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访问能力。

    附：论文英文版

    2306.06031下载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31-42

    31 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speeds from record to record. Trader Evan Dooley bets on the wrong direction, juggling 1 billion USD and dropping the ball. This results in a loss of 140 million USD for his employer, MF Global, in February 2008.

    “I simply do not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Jon Corzine, CEO of MF Global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Jérôme Kerviel’s catastrophic bet on European equity indices, which resulted in losses of nearly 5 billion USD to French investment bank Société Générale, another trader caused difficulties for his employer.
    This time it was through speculation on wheat futures. At the end of February 2008, MF Global,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utures and options brokers, had to admit that one of its traders in Memphis, Tennessee, had speculated on wheat futures with corporate accounts. Within hours, a loss of about 140 million USD occurred.

    Spun out of Man Financial Group in 2007, MF Global was a commodity brokerage house that offered clearing and execution services. It had ambitions to become a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on the order of a Goldman Sachs or JPMorgan, and its CEO was Jon Corzine, former 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and onetime governor of New Jersey. Although it was a niche player on Wall Street, MF Global was a force on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with 3 million futures and options positions open with a face value of more than 100 billion USD. Its customers made up almost 30 percent of the trading volume on the CME.

    Trading Wheat

    After corn, wheat is the second-biggest agricultural crop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raded worldwide on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heat is traded under the symbol W and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e.g., W Z0 for wheat December 2020). One contract refers to 5,000 bushels of wheat, and each bushel is equivalent to 27.2 kilograms.
    Priced at 7.50 USD per bushel in November 2007, US wheat was already trading above 8 USD by the beginning of 2008. In part this was due to a tightening supply, but the increase was also increasingly driven by speculative capital, along with a weak US currency. The price broke through 9 and 10 USD per bushel within days, and at the end of February the situation had really gotten out of hand. On February 27, wheat contracts close to delivery experienced price movements of as much as 25 percent within a day. Although trading opened positive, by noon the price had fallen to 10.80 USD.

    Trader Evan Dooley speculated on falling
    prices of 2 million tons of wheat.

    In the afternoon, however, the price jumped again, to 13.50 USD per bushel. The news that Kazakhstan,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ers of wheat, wanted to introduce export taxes to reduce sales was boosting the US wheat price. It was the strongest intraday price movement in wheat ever observed.
    However, there was also another explanation for the price swings: Evan Dooley, who had been a trader at MF Global since November 2005, had quickly entered significant positions in wheat futures on his own account in the morning hours of February 27. With these unauthorized actions, the 40-year-old trader exceeded his limits by far.
    Betting on a falling wheat price, Dooley is said to have traded around 15,000 futures—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wheat. The value of the position varied between 800 million and 1 billion USD. However, as the wheat price continued to rise sharply, the company was forced to close the position with losses, that is, to buy further futures contracts. This led to a further price jump to a level that the market would not reach again, despite continuing strength, for several years.

    Figure 28. 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7–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MF Global shares lost more than 25 percent in value on that day. The losses came to approximately 140 million USD and represented four times the previous quarter. Concerned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loss, MF Global promised to revise its internal policies and risk management. Dooley was fired immediately, and MF Global was fined 10 million USD for lack of supervision of its traders. Dooley himself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and had to make restitution of 140 million USD.
    On a side note, MF Global collapsed in 2011 when the company reported a 192 million USD quarterly loss. Client funds disappeared in the aftermath, which became a huge scandal. However, the failure of MF Global, with more than 40 billion USD in assets—the eighth-biggest bankruptcy in US history—was modest compared with the chaotic 2008 failure of Lehman Brothers, which had a 691 billion USD balance sheet. Regulators were eager to show that not all Wall Street firms were too big to fail. They happily let MF Global go under.

    Key Takeaways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Jérôme Kerviel’s catastrophic bet on European equity indices in 2008, another trader caused trouble for his employer: Evan Dooley of MF Global speculated on falling wheat prices and built up a short position of almost 1 billion USD.
    •Wheat prices kept climb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from 7.50 USD per bushel in late 2007 to more than 10 USD per bushel in January 2008.
    •On February 27,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traded in Chicago fluctua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day by 25 percent—falling back to 10.80 USD per bushel, then jumping again to 13.50 USD in the afternoon. MF Global accumulated a loss of about 140 million USD within hours.

    32 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The price of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crude oil collapses, unsettling commodity traders around the world. A 10,000-person community in Oklahoma becomes the center of world attention. The concept of “super-contango” is born, and investment banks enter the tanker business.

    “Super-Contango is a state in which a forward price of a commodity is higher than the spot price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terest and storage costs that explain the usual state of contango.” —Moneyterms.co.uk

    Cushing is a small town in Oklahoma with fewer than 10,000 residents: There’s a Wal-Mart, some fast-food restaurants, and a few gas stations. Only massive tanks, pipes, and refineries hint that the town is somehow special.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is a complex for the strategic oil reser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apacity of 35 million barrels—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Suddenly,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Cushing—the only delivery location for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the US benchmark for crude oil—beca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In the oil market, big-time inventory building had begun. And it began on a large scale.

    Trading in Crude

    Because of the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qualities of crude oil,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agreed to trade in a few local varieties for reference: At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this is US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oil, at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in London it’s North Sea Brent, and in Singapore the Asian reference is Tapi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n OPEC basket price, which calculates the average price of seven different types of crude: Sahara Blend (Algeria), Minas (Indonesia), Bonny Light (Nigeria), Arab Light (Saudi Arabia),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ia Juana Light (Venezuela), and Isthmus (Mexico). On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WTI and Brent are the primary references for the price of oil, which is traded in 1,000 barrels per contract under the abbreviations CL (WTI) and CO (Brent)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ct months (e.g., Z9 for December 2019).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crisis and the deteriorating economic outlook, the price of crude oil had come under massive press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8. That summer, crude oil had briefly traded at more than 145 USD for a short time. But then, the price dropped to less than 45 USD. The withdrawal of investment capital (“deleveraging”)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price decline. This became obviou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crude oil contracts in which financial investors are typically invested, and which were now much more affected than long-term contracts.

    Figure 29. Crude Oil (WTI) Term Structure in USD/barrel, 2008.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forward term structure, which tracks the price of future crude oil deliveries over a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was still nearly flat in summer 2008, but from there, the contango structure of crude oil (WTI) increased. Contango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spot prices are below the level of futures prices. This could be due to warehousing costs, including insurance and interest, for example, although those can be superseded by the eff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2008, the contango became extreme. The price decline at the short end of WTI contracts led to a record price difference (the spread)—in excess of 20 USD—between contracts for WTI January 2009 and WTI December 2009. Commodity traders introduced the term “super-contango” to describe what was happening, and commodity analysts called the price distortion of crude oil “absurd.” WTI decoupled completely from other crude oil reference prices such as Brent and, as a barometer for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markets, was “as useful as a chocolate oven glove,” noted a commodity analyst of Barclays, the British investment bank. What led to this situ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were the implications?

    Super-contango! Front-end WTI traded as low as 35 USD, while later crude contracts with later dates stayed above 50 USD.

    The world’s attention turned to Cushing, the world’s “pipeline crossroads” and the only source of WTI crude oil. Contango favors stockpiling, because instead of a low current price, oil can be sold for more at a later date. The only obstacle is that the owner of the crude needs to have appropriate storage facilities. At Cushing,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ntango, the storage level of oil was steadily increasing.

    Figure 30. Price spread of crude oil January (CLF9) and December 2009 (CLZ9)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anuary, oil inventories counted more than 33 million barrels (1 barrel equals 159 liters), and the remaining capacity literally was disappearing like ice in sunshine. The super-contango led to “super-storage,” because every holder of crude oil futures without the appropriate capacity had to sell crude oil, if needed, regardless of price. At its low, US crude oil was trading below 35 USD.
    It’s hard to know whether the super-contango was merely an expression of the short-term oversupply of the crude oil market due to the economic slowdown, or whether this was the effect of disinvestment of index and hedge fund capital in the forward contracts. In any case, the steepness of the crude oil forward cur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Figure 31. 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2002–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An additional factor, apart from the price differences, distinguished this situation from past events: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redit crunch had put international freight rate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freight rates for oil tankers were around 85 percent below their highs in summer 2008.

    The crude oil super-contango, combined with low freight rates, provided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investment banks.

    For a short while early in 2009,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a current crude oil contract and a December 2009 contract exceeded 30 percent. The combination of super-contango and the low crude oil tanker freight rates opened up a new field not only for crude oil traders but also for investment banks, since it was possible to store crude oil in oil tankers on the high seas.
    With sufficient inventories, it made no sense to sell oil at prices below 40 USD, if you could sell above 55 USD risk-free through a futures contract. January crude oil prices were trading 20 USD below December contracts, while the cost of storage aboard on a supertanker in January 2009 averaged around 90 US cents a barrel. Assuming that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and financing were secure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for immense profit for oil companies and traders.

    Tanker Talk

    The Baltic Exchange is a global marketplace for shipbrokers, shipowners, and charterers. The various indices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fer an important overview of freight rates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cargo types, ship sizes, and shipping routes. The Baltic Clean Tanker Index tracks tankers carrying clean cargo, such as oil products (petrol, diesel, fuel oil, or kerosene); the 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is for tankers that carry cargo such as crude oil. In 2009, freight rates for bulk carriers—summarized in the Baltic Dry Index—had fallen by 94 percent since the previous summer, due to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credit crunch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comparison, the freight rates for tankers lost a little less. Freight rates for crude oil fell by around 85 percent.
    Tanker lease periods between three and nine months were particularly sought after.
    In February 2009, Frontline, the world’s largest owner of supertankers, reported that 25 tankers had been chartered, and there were still open inquiries about 10 more ships. Any tanker that held less than 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as not statistically recorded, but industry expert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s many as 80 million barrels on the water at the time, more than twice as much oil as was in official storage in Cushing. The profitable business had also taken on a new dimension. The new customers were no longer BP or Exxon, but Merrill Lynch, Morgan Stanley, Goldman Sachs, Citibank, Barclays, and Deutsche Bank.
    Ship brokers around the globe were surprised by the extent of storage inquiries. After all, 35 supertankers accounted for roughly 10 percent of crude oil tanker capacity worldwide. Due to additional demand, tanker freight rates recovered slightly from their lows. However, the floating inventories prevented a significant spike in oil prices during the year, despite any improvement in underlying economic data. After a nearly 75 percent drop in crude oil prices in just one year, the supply surplus of floating stock unsettled the market. For 2008,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reported a decline in oil dem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83.

    Key Takeaways
    •Cushing, a small town in Oklahoma, is the pipeline capital of the world—the only delivery point for WTI, the most important benchmark for crude oil.
    •In the summer of 2008, crude oil was trading above 145 USD. But then the price collapsed to less than 45 USD, and WTI switched from backwardation into a deep contango. A super-contango was born.
    •In combination with low freight rates du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oil super-contango provided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investment banks, which could physically buy oil, store it in supertankers, and sell it on futures exchanges, locking in a secure profit.
    •The super-contango led to a massive supply glut in crude oil for a number of years.

    33 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 severe drought threatens India’s sugar harves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becomes a net im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 Brazil,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ugar, has its own problem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sugar prices rise to a 28-year high.

    “The peacocks are not dancing.
    It will not rain.”
    —P. K. Dubey in Monsoon Wedding (2001)

    June 2009 was the driest summer month in Indi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and the dry season was nowhere near ending. In the first week of August, rainfall was only one-third of its normal level. In the main agricultural areas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the weather phenomenon called El Niño had practically stopped the monsoon, whose season on the subcontinent usually las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June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One consequence of El Niño in India is significant crop failures, but India’s frequent experience of drought and famine has historically led to large storage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bout 2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ice and about 30 million tons of wheat were stored in 2009. For sugar, however,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fferent.
    Crop failures were so severe, especially in the state of Uttar Pradesh, that India—the second-largest sugar producer in the world—changed from being a net exporter of the crop to becoming a net importer. After producing more than 26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gar the year before, the country was initially expected to consume 22 million tons of sugar in 2009. However, in August, the Ind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evised the harvest estimates downward, first to 17 million tons and later to 15 million tons. It was not until 2011 that the Indian authorities expected a harvest of around 2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gar.

    Sweet!

    Almost three-quarters of the sugar produced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comes from sugarcane, grown primarily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Sugar beets come mainly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ussia. Brazil, the largest sugar producer and exporter, is responsible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gar, followed by India (14 percent), China (6 perc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percent). In Brazil, more than half of the sugar harvest is processed into fuel (ethanol).
    Sugar is traded on multiple futures exchanges 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The most liquid trading is in Sugar No. 11 (ticker SB) on 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 where futures contracts are traded in US cents per pound and comprise approximately 50 metric tons of sugar (112,000 pounds). Together with wheat, corn, and soybeans, sugar is the most liquid traded agricultural commodity.

    In 2008, the global trading volume of sugar was about 45 million tons, which equates to almost one-third of the quantity produced worldwide. Two-thirds of total sugar production is consumed directly in producer countries and is excluded from global trade. If other trade barriers, such as quotas and trade agreemen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only about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gar is available 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about 40 percent of that comes from Brazil, which has quadrupled its sugar production since the early 1990s.

    With severe weather in India and Brazil, the price of sugar shot up.

    Like India, Brazil also had to cope with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in 2009. The problem there was not drought, however, but too much water.

    Figure 32. Sugar prices in US cents/lb, 197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price of sugar has been very volatile. Starting with prices as low as 1 US cent per pound in 1967, the price exploded in the mid-1970s to more than 60 US cents. Then, in 2004, the price of sugar slipped below 6 US cents—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see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n 2010, however, there was a sugar rush! Massive imports from India and weather-related delivery delays in Brazil pushed the raw sugar price to a 28-year high. Futures contracts closed at 29.90 US cents per pound on January 29, 2010, a premium of more than 15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 situation calmed down only after the March contracts expired on February 26, 2010. At that point positive data from Brazil signaled that the worst scarcity was over.

    Key Takeaways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sugar producers worldwide are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latter two mostly produce the crop for their own use.
    •The summer of 2009 was the driest summer in Indi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El Niño caused significant crop failures, India became a net importer of sugar on the world market, and Brazil had weather-related problems as well. The price of sugar spiked around the globe.
    •Sugar prices rose to just under 30 US cents per pound by the end of January 2010—more than 150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Compared to prices in 2004, when sugar traded below 6 US cents, it represented a staggering increase of 500 percent and the highest price in almost 30 years.

    34 Chocolate Finger 2010

    Due to declining harvests in Côte d’Ivoire (the Ivory Coast)—the largest cocoa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prices are 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0, cocoa trader Anthony Ward, “Chocolate Finger,” wagers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 cocoa futures.

    “Of course they are people. They’re Oompa Loompas.“ —Willy Wonka in the movi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Cocoa, native to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was considered by the Maya and the Aztecs to be a gift from the gods and therefore sacred. The seeds of the cacao tree also served as a means of payment. In the treasuries of Aztec king Moctezuma II, the Spanish conquistadors discovered, in addition to gold, more than 1,200 tons of cocoa—tax revenues and a huge currency reserve.
    Today cocoa is an important cash crop, an export commodity for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raw materi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ocolate. (In Germany,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hocolate worldwide, every person eats an average of around 9 kilos per year.) Production costs for chocolate depend on the cocoa content, cocoa quality, and processing time, so that for a normal chocolate bar, the price of cocoa accounts only for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Cocoa is traded in New York on 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 and in London on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IFFE) in contracts of 10 tons each in USD and GBP, respectively.

    The 10 largest cocoa producer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op. Côte d’Ivoire dominates global production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a third of world production.

    In July 2010, market rumors in London suggested that the Armajaro hedge fund had placed a 1 billion USD bet in the cocoa market. Fund manager Anthony Ward was said to have bought around 240,000 tons of cocoa in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This would have accounted for about 7 percent of global cocoa production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available quantities. While some traders saw this as a bet that cocoa prices would continue to rise due to a declining supply, others argued that Ward was creating an artificial shortage and manipulating the market through his massive purchases just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annual cocoa harvest in October.

    Where’s the Cocoa?

    Cocoa’s main growing areas have shifted in recent years from Central America to Africa. The 10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coa harvest. Of these, Côte d’Ivoire is the largest supplier of cocoa in the world,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33 percent. Indonesia, Ghana, Nigeria, Brazil, and Cameroon follow far behind. By 2010, however, cocoa production in Côte d’Ivoire had fallen by more than 1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largely due to poor crop maintenance and pest infestation. Cocoa production in 2008–2009 was the smallest harvest in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at just 1.2 million metric tons, a trend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expected for the 2009–2010 crop as well.
    At age 50, Anthony Ward was considered a genius in trading cocoa. His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cocoa was spectacular but not an isolated event. In 2002, Ward had purchased more than 200,000 tons of cocoa—the equivalent of 5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coa market—through futures contracts. That was not the biggest cocoa transaction, however. The cocoa trading desk at Phibro, Salomon Smith Barney’s commodity trading business, had taken a position of 300,000 tons of cocoa in 1997. The head of the cocoa trading desk at that time? Anthony Ward.

    Anthony Ward had been a cocoa trader and industry expert since 1979. In the first months of 2010, the price rose more than 20 percent because of his trades.

    Anthony Ward gained his first trading experiences in 1979 with tea, rice, cocoa, and rubber. In 1998 he co-founded Armajaro with Richard Gower, initially focusing on cocoa, then adding coffee and, later,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Today Armajaro manages 1.5 billion USD and, with a local presence in Côte d’Ivoire, Indonesia, and Ecuador,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coa suppliers to the world market. After Ward’s trades in July 2010, the British press dubbed Ward “Willy Wonka,” after the character in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nd “Chocolate Finger,” in homage to a James Bond villain.

    Figure 33. Cocoa prices in USD/ton, 1990–2012. Data: Bloomberg, 2019.

    In 2009 and 2010, increasing demand, decline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 speculation by hedge funds caused cocoa prices to rise more than 150 percent within two and a half years and to reach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77. A ton of cocoa in mid-July cost more than 3,600 USD. Because of Armajaro’s purchases, the short-term price of cocoa rose: A July contract carried a 300 USD premium compared to a December 2010 contract. Customers had to pay a premium of around 15 percent compared to a later delivery (backwardation).

    In a letter to the NYSE and LIFFE, 16 companies and trading houses complained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of the cocoa market. However, LIFFE declared that “indications for a market manipulation are not recognized.”

    Key Takeaways
    •The cocoa marke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highly concentrated: Côte d’Ivoire dominates global cocoa production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a third of world production. The 10 largest cocoa-producing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op.
    •During the summer of 2010, rumors spread that hedge fund Armajaro had placed a bet of 1 billion USD in the cocoa market. Fund manager Anthony Ward, nicknamed “Willy Wonka” and “Chocolate Finger,” is said to have bought around 240,000 tons of cocoa in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Compared to price levels in early 2009, cocoa pric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se by more than 150 percent and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77. A ton of cocoa cost more than 3,600 USD in July 2010—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500 percent compared to 2002. It was a successful bet for Chocolate Finger.

    35 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The copper belt of the Congo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countless despots have looted the land. Now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is reaching out to Africa, and oligarchs from Kazakhstan aren’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shady businessmen or the corrupt regime of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The West exploited Africa and now it wants to save it. We have been living with this hypocrisy for too long. Africa can only be saved by Africans.” —Joseph Kabila, Presiden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We bought an asset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at was for sale.” —Sir Richard Sykes, ENRC

    On Friday, August 20, 2010, investors in the city of London listened closely as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a 12 billion USD, London-listed Kazakh mining company, took over the majority stake in Camrose Resources, which held the Kolwezi mining licenses recently expropr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go. The previous owner of the extremely lucrative licenses? The Canadian mining company First Quantum Minerals. This was explosive news!

    All of a sudden, after decades of colonialism, dictatorship, and warfar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 was once again the focu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ning industry. The Congo,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evertheless has an immens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stretches from the Congolese mining province of Katanga to northern Zambia. Here lies around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pper reserves. And in 2010, copper was scarcer and more expensive than ever before: Based on its 52-week low, the price of the metal had increased that year alone by 50 percent. For the first time, copper traded above 9,000 USD per metric ton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g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formerly Zaire, is the third-largest country in Africa, after Sudan and Algeria.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 (formerly French)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Sudan, Uganda, Rwanda, Burundi, Zambia, Tanzania, and Angola—are all much smaller. With its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cobalt, diamonds, copper, gold, and other rare minerals, the Congo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The 70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re among the world’s poorest. Only Zimbabwe has a lower per capita GDP.
    The Congo, whose capital is Kinshasa,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Belgium in 1960 under President Kasavubu and the popular Prime Minister Patrice Lumumba. A period of instability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followed, beginning in 1965, under the long dictatorship of Mobutu Sese Seko, during which Mobutu and the elite of the country (now called Zaire) systematically looted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The system collapsed in 1997, when Mobutu was ousted by Laurent-Désiré Kabila. In January 2001, L.-D. Kabila was murdered by one of his bodyguards under unclear circumstances, and the presidency passed to his son, Joseph Kabila. The latter stayed in power until the end of 2018. In January 2019,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Tshisekedi was declared the fifth president of Congo-Kinshasa since its independence of Belgian colonial supremacy.
    Despite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second Congo war in July 2003 (the first took place in 1997–1998), conflicts still persisted in the country up until today. In the course of this “African World War,” which involved eight African states and 25 armed groups, more than 5 million people died. It was the bloodiest armed conflic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Kamoto Mine near the town of Kolwezi i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go’s mining district, where more than 3 million tons of copper and more than 300,000 tons of cobalt are believed to be in the ground. The current market value of copper reserves alone exceeds 30 billion USD. When the mine was still in operation, the machines of state-owned mining company Gécamines, once the largest company in Africa, moved about 10,000 tons of rock each day. In September 1990, however,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mine collapsed, burying many miners. The operation came to a standstill. Under the Mobutu dictatorship, reinvestments were neglected, and the largest mines fell into decay. In the late 1990s, Gécamines sold most of its projects to international mining corporations.

    Figure 34. Copper and share price of First Quantum Minerals, 2009–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Beginning in 2007, the Congolese government undertook a review of more than 60 foreign mining agreements in order to increase state involvement and ownership in the mining sector. Since then, the revision of mining licenses has created multiple sources of conflict.

    The government was aiming for at least 35 percent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future mining projects. In addition, newer regulations called for a signing bonus of 1 percent of the project value, a 2.5 percent license fee on the gross income, and a stipulation that the mine would go into production within two years.

    The value of the mineral reserves of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between the DRC and Zambia exceeded the GDP of half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 August 2009, after a 2½-year review by the government, Canadian First Quantum Minerals’ Kolwezi license was terminated. The government accused First Quantum of breaching the 2002 mining regulations, though First Quantum denied it. One of the contentious issues was the increase of the Gécamines’ share by 12.5 percent—for zero costs involved.
    The situation for the Canadian company was precarious, since it had already invested more than 700 million USD in expanding Kolwezi. Moreover, after First Quantum couldn’t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Kabila government, the Congolese Supreme Court also revoked the company’s licenses for the Frontier and Lonshi mines in favor of the state mining company Sodimico—another bitter blow to First Quantum.

    Sly Foxes

    Th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Katanga province of the Congo smoldered into a power struggle among the three craftiest businessmen on the continent: George Forrest, Billy Rautenbach, and Dan Gertler. Sixty-seven-year-old Forrest, head of the Forrest Group, had been born in the Congo and was the old man of the Congolese mining industry. In early 2004, a few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Congo, Forrest and Kinross Gold entered into a joint-venture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Kamoto Copper Company (later Katanga Mining).
    Rautenbach, founder of Wheels of Africa, the largest transport company in southern Africa, was a friend of Zimbabwean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e went after the jewel, Katanga Mining, through the British company Camec. However, after a short takeover battle, the Congol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review of those mining licenses, and Rautenbach took the hint. He pulled back in September 2007. Rautenbach had previously been the manager of Gécamines but was replaced by Forrest, which accounted for th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men.
    Meanwhile, Gertler was laughing on the sidelines. Just 30 years old, he closed a joint-venture cont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go in 2004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OV (Kamoto-Oliveira Virgule, later the company Nikanor). KOV was the only mine in Katanga with more resources than Kamoto Copper Company. More than 6.7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opper and 650,000 tons of cobalt—twice as much as in Kamoto—were estimated to be in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market prices in 2018, the value of these resources alone exceeds half the GDP of Africa.
    During the takeover battle for Katanga, Gertler bought shares in that mine through Nikanor. Camec finally lost its bi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8, and Nikanor and Katanga Mining merged. In addition to his financial resources, Gertler had excellent connections: He is the grandson of the founder of Israel’s diamond exchange, a friend of then-Israeli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nd the same age as Congo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whom he considered a close friend.
    In January 2010 the newly established Highwinds Properties, owned by Dan Gertler, was awarded the Kolwezi license in a shady deal. A few months later came the bombshell. On August 20, 2010, ENRC confirmed that it had secured the licenses to Kolwezi through its 50.5 percent acquisition of Camrose Resources for 175 million USD. The company said it intended to cooperate with Cerida Global, another Dan Gertler–controlled compan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Camrose, ENRC was also committed to a 400 million USD loan for Highwinds and a loan guarantee of another 155 million USD for Cerida’s debts.

    The Kazakh company ENRC aggressively expanded its business in Africa and was no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African despots like Joseph Kabila.

    Camrose also offered a majority stake in its subsidiary Africo to ENRC, whose copper and cobalt projects were located near its Camec properties. This was of high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Kazakh company, since ENRC had acquired the Central African Mining and Exploration Company (Camec) for 955 million USD in 2009. This is where Dan Gertler came into play, as Camec was 35 percent owned by the Israeli investor, who quickly unified the three Kazakh oligarchs—Alexander Mashkevitch, Patokh Chodiev, and Alijan Ibragimov—who owned 40 percent of ENRC.
    The deals between Camec and Camrose were important milestones for ENRC’s aggressive expansion policy in Africa, along with a 12 percent stake in Northam Platinum in South Africa that ENRC acquired in May 2010. Regardless of pending possible expropriations and a skeptical attitude by man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ly time would show whether ENRC would have a more favorable outcome in Congo than its Canadian rival, First Quantum.
    Sometimes time flies. In November 2013, ENRC delisted its shares from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following April,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bribery and sanction-busting began in England, and the founding partners decided to take the company private again. In February 2014, news spread that the company needed to sell all its international assets—including the copper min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to repay debts. President Kabila, however, stayed in power until the end of 2018.
    In January 2019, the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Tshisekedi was declared the fifth president of Congo-Kinshasa.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Martin Fayulu, complained that Kamila, despite officially stepping down from office, would with his associates most likely continue controlling the levers of power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d been du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but elections had been postponed several times despite forceful protests. Since the end of Belgian colonial supremacy in 1960, the country had never seen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Key Takeaways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that runs between the Congo and Zambia holds an incredibl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2010 it became the focus of upheaval when President Kabila revoked the mining license of Canadian firm First Quantum Minerals.
    •Copper was now big business, as copper prices traded at record highs of more than 9,000 USD per ton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The Kazakh (but London-listed) resource company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began to massively expand its footprint in Africa. The firm’s leaders were willing to deal with shady businessmen as well as with President Kabila’s corrupt regime.
    •In a murky transaction involving Dan Gertler’s Highwinds Properties, the expropriated assets of First Quantum were sold to ENRC.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were shocked, and the company went private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36 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fter a blowout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a catastrophe unfolds—the biggest spill of all time. About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flow into the sea. Within weeks BP loses half its stock-market value.

    “This well did not want to be drilled . . . it just seemed like we were messing with Mother Nature.” —Daniel Barron, survivor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disaster
    “I would like my life back.” —Tony Hayward, CEO of BP

    Deepwater Horizon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deepwater rigs. Installed in 2001, it was 121 meters long, 78 meters wide, and 23 meters high and cost 350 million USD. In April 2010, the giant lay about 40 miles off the coast of Louisiana in the Gulf of Mexico. Since February, the platform had been busy in the Mississippi Canyon Block 252, drilling in the Macondo reservoir about 4,0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pril 20, 2010, promised to be a successful day, because the drill hole identified as API Well No. 60-817-44169 was about to be completed. The well would be sealed and prepared for production by a production platform. Every day counted because platform operators like Transocean charged oil companies on a daily basis. And in this case, BP was already concerned because Deepwater Horizon had been behind schedule for 43 days. The delays had already cost the big oil company more than 20 million USD.

    Twenty years after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an even bigger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wa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The Exxon Valdez—A Past Catastrophe

    Shortly after midnight on March 24, 1989, the most sever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ccurred. The 300-meter-long oil tanker Exxon Valdez was on its way from the oil-loading station of the Trans-Alaska Pipeline, in the port city of Valdez, Alaska, when it collided with Bligh Reef in Prince William Sound. The accident caused a spill of almost 40,000 tons of crude oil. Around 2,000 km of coastline were contaminated,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ish, seabirds, and marine animals died. Captain Joseph Hazelwood was drunk in his room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and third officer Gregory Cousins had the bridge.
    Despite an extensive cleanup, the ecosystem remains severely disturbed three decades later.
    That morning, four BP managers arrived by helicopter to monit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drilling. Only a few hours before, experts from the oil services company Halliburton had cemented the drill hole closed, but employees of Schlumberger, who were about to test the cement seal, were sent back to shore by the BP managers before they had accomplished their task.

    Deepwater Horizon drilled for black gold in the Gulf of Mexico on behalf of BP.

    To accelerat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BP urged rapid replacement of the drilling mud in the well with seawater to prepare for early production. This decision precipitated an argument between BP and the Transocean managers, who considered that step premature. Unlike seawater, drilling mud holds back rising gas and oil. However, the managers of BP prevailed, and the work began.
    The decision would prove disastrous. The hole had a leak, and drilling mud and gas bubbles began to spill out. The cement plug also appeared to be leaking. Work continued into the night, until suddenly a sharp hiss of methane was heard and a fountain of mud shot out of the derrick, signaling a blowout.
    As the methane ignited, a huge column of flame rose into the sky. Suddenly the entire derrick was on fire, and four workers on the drilling deck were dead.
    The alarm sensors designed to warn of fire and a concentration of toxic or exploding gases had been turned off to keep workers from being disturbed by false alarm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Now, below deck, it was chaos. Workers, some of them barely awake and dressed in little more than a life jacket, were jumping off the platform into the water, trying to save themselves. But with the Deepwater Horizon in flames, the oil on the water’s surface had caught fire as well. Chaos also reigned in the rig’s two lifeboats.

    Around 11 pm, the Damon B. Bankston, an 80-meter-long supply ship, rescued the survivors. Eleven people had died in the explosion. Two days later, the oil platform sank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demise of the platform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event that would provide the plot for a Hollywood blockbuster movie, starring Mark Wahlberg, in 2016.

    The Macondo drilling ended in disaster. In the largest oil spill in the United States, nearly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ran ou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BP fell by half.

    When fire broke out on the deck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engineer Christopher Pleasant pressed the emergency button for the blowout preventer (BOP), a series of shut-off valves mounted directly above the well bore to interrupt the flow of oil into it. Like huge pliers, the massive shear jaw of the BOP was supposed to cap and close the well in case of disaster. The automatic emergency system was activated, but nothing happened.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later found th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blowout preventer was poorly maintained, the hydraulic system was leaking, and the safety instructions had not been properly maintained. In addition, the ring valve of the device had been damaged weeks before. Not only was the blowout preventer in poor condition, as early as September 2009, BP had reported almost 400 defects on the rig to Transocean. However, maintenance had been delayed, and more than 26 systems were in poor condition. There were even problems with the ballast system.
    After the platform sank, an oil slick formed. Approximately 1.5 km by 8 km at first, it expanded to almost 10,000 square kilometers within a few days. Between 5 and 1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were flowing out every day, and Louisiana, Florida, Mississippi, and Alabama all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s Flow Rate Technical Group (FRTG), the amount of oil that flowed out every 8 to 10 days matched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from the Exxon Valdez disaster. BP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round 7 b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in the source. Thus, it would take another two to four years until the entire amount of oil had oozed into the sea.
    Shortly after the platform sank, BP initiated two independently made side-to-side relief wells (called the “bottom-kill method”), but the drilling would have taken about three months. Meanwhile, the capture of the oil with the aid of large steel domes was failing.

    The depth of the seabed—around 1,500 meters—complicated the work. At the end of May 2010, several attempts were made to plug the leak with mud and cement (the “top- kill method”), but they, too, were unsuccessful. In the middle of July, BP succeeded in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oil flow with a new sealing attachment—a temporary closure was successful. As a result, on August 6, the leak was finally sealed permanently using a modified variant of the top-kill method (“static-kill”)—pumping in liquid cement through side relief holes. On September 19, five months aft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sank, BP declared the well “officially dead.”

    It took five months to seal the oil leak.

    It was estimated that nearly 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round 780 million liters, had run out, and BP’s stock-market value fell by half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aster.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divest 10 billion USD worth of assets to defer the cost of the spill.

    Figure 35. BP, share price fluctuation during first half of 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at point only about 3 billion USD in costs had accumulated. But BP also set up a trust fund of more than 20 billion USD for the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catastrophe. Still unanswered is the question of wh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saster. Undoubtedly, BP took high risks, applied non-industry-compliant practices to save costs, and, as the principal, bears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ransocean’s role as operator of the oil platform also needs to be clarified, especially since the platform was in relatively poor condition. For Halliburton, the questions revolve around the doubtful completion of the cement seal of the well, and initial claims have also been made to BP’s partner companies Mitsui and Anadarko.
    The disaster heighten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eepwater drilling, both in the Gulf of Mexico and in planned projects off Brazil and Africa.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catastrophe, the US government passed a deep-sea moratorium, temporarily banning all new deep-sea drillings. Although this was later repealed, no new licenses have been awarded. As a further consequenc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ired the head of the Minerals Management Service, Elizabeth Birnbaum. The agency, now renamed the 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had grossly and negligently violated its oversight responsibilitie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disaster, let alon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which include not only the direct effects of the oil pollution but also the burning of oil and the use of toxic chemicals like Corexit, which have been used to combat the oil spill. BP said in 2018 that it would take a new charge ov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spill after again raising estimates for outstanding claims, lifting total costs to around 65 billion USD. The story of the disaster in the Gulf of Mexico will play out for decades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Macondo drilling, at about 4,0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ended in disaster. Nearly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ran ou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BP, the oil and gas company in charge, fell by half within weeks.
    •The oil spill caused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ar more devastating than the oil spill of the Exxon Valdez 20 years earlier.
    •As a consequence, US authorities temporarily froze all deepwater drilling licenses. BP is estimating a price tag of more than 65 billion USD.

    37 Cotton: White Gold 2011

    The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La Niña causes drastic crop failures in Pakista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drive the price of cotton to a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It’s not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see again in your lifetime.” —Sharon Johnson, senior cotton analyst
    “I think there’s still hope for prices to go higher.” —Yu Lianmin, Chinese cotton farmer

    In ancient Babylon, cotton was known as “white gold,” and the fabric has remained popular throughout history, woven by h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however, spinning and weaving mills began to produce fabrics and clothing at a much lower cost than could be done by hand. By the 19th century, the cotton business was booming, due to recent inventions such as the steam engine, the cotton gin, the spinning jenny, and mechanical looms.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quired ever larger quantities of the raw material, which was produced in its colonies or elsewhere abroad,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where cotton had expanded tremendously in the early 1800s. The crop thrived everywhere that was moist and warm, and labor was cheap in the American South. For about 250 years enslaved Africans had toiled on southern plantations, and cotton production grew from just 10,000 bales a year to more than 4 million until slavery was abolished aft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1865. During that war, the price of cotton rose to dizzying heights that would only be reached again in spring 2011, almost 150 years later.

    The last time cotton reached almost 2 USD per pound was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Since 1995, cotton had traded mostly between 0.40 and 0.80 USD, but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0,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the price of cotton broke the 1 USD/lb level. A few months earlier, in May,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had bemoaned “the end of cheap jeans,” as it noted the price explosion in cotton. But tha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By November, cotton prices had increased another 40 percent. A sharp correction followed, but by the end of December cotton was up to 1.40 USD. And, beginning in January 2011, the market was unstoppable. The price spiked to more than 2.15 USD in March 2011—four times the level of early 2000 and a 480 percent increase over the November 2008 price.
    It was the highest price ever paid for cott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otton trading on the New York Cotton Exchange in 1870.

    Figure 36. Cotton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5–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price had actually been rising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end of 2009,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had forecast robust growth of around 3 percent for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in several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Australia led to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Because of the falling inventory, high premiums were paid for material that was available in the short term.

    Once again,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influenced agriculture prices.

    In Pakistan, the world’s fourth-largest cotton-producing country, floods hit more than 14 million people in 2010, according to UN estimates. The exceptionally heavy monsoon season was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in more than 80 years, and rain destroyed more than 280,000 hectares of cotton. According to the Pakistan Cotton Ginners Association, the flood destroyed 2 million bales of cotton. The All Pakistan Textile Mills Association also reported a worrying shortage of cotton. Only 30 percent of the mills had raw material in stock for the next 90 days, and Pakistan would soon stop exporting cotton.

    A few weeks later, India, the second-largest cotton producer in the world, followed suit. The Indian Ministry of Textiles stopped exports, since without the ban the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would not have been guaranteed an adequate supply of cotton. Indian exports dropped to 0.5 million metric tons, having exceeded 1.5 million tons in the 2007–2008 season.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shortage beyond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domestic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The world’s largest cotton producer and importer, China, was also enduring a shrinking cotton harvest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due to low temperatures and too much rain. China Cotton Association statistics in December 2010 showed monthly imports doubling year over year.

    Cotton Basics

    Most cotton species and varieties are cultivated as annual plants and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heat and wat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owing takes pla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o the beginning of June, depending on the location.
    China,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Pakistan, Brazil, and Uzbekistan together account for around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tton production, with China and India producing more than half of the global market volume. In the 2009–2010 harvest, the amount of cotton grown worldwide reached 25 million metric tons.
    Cotton is used mainly in textiles, accounting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textile fibers. Thes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natural fibers—such as vegetable fibers (e.g., cotton or linen) and animal fibers (e.g., wool, hair, and silk)—or artificial (synthetic) fibers. Synthetic fibers actually dominate the industry, accounting for almost 60 percen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cellulosic fibers (e.g., viscose) and those derived from petroleum. The most important synthetic fibers are polyester, polyamide, and polyacrylic fibers.
    Cotton is traded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symbol CT and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month in a contract size of 50,000 lb per contract.
    In late 2010 and early 2011, flooding and Cyclone Yasi caused severe damage in Australia, which ranked eighth among the top 10 cotton producers worldwide. The Australian Cotton Shippers Association, which had predicted a bumper harvest of more than 4 million bales, reduced its forecast by more than 10 percent.

    Blocks on cotton exports worsened the situation, and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were the result.

    Cotton processors in the region reacted in panic. Willing to pay any price for raw material, they pushed prices ever higher. Cotton farmers who still had inventory continued to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The China National Cotton Information Center estimated that around 2 million tons of available material never reached the market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Huji, in Shandong province, about 220 kilometers from Beijing, growers held back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ir harvest at the end of January, expecting prices to continue to rise. Because of the short shelf life of cotton, that strategy could only be maintained until April or May.
    In any case, the price boom in cotton was short lived. The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n Washington estimated that the acreage for the 2011–2012 season would increase to 36 million hectares, the most in 17 years. It was a natural response to record prices.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most processors had no choice but to mix cheaper synthetic fibers with the more expensive cotton.

    Key Takeaways
    •If you thought that the exciting times of trading cotton took place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events in 2010 proved you wrong.
    •The first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ere evident in a serie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caused by La Niña accounted for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in several important cotton-produc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Australia.
    •Cotton processors in the region reacted in panic, driving prices higher. Cotton farmers who still had stocks held back their supply in expectation of even higher profits.
    •As a consequence, cotton prices shot through the roof. Cotton, which once traded at 40 US cents per pound in 2009, doubled in value within a year to 80 US cents and skyrocketed to 2 USD in 2011. This was an increase of 500 percent in two years!
    •Because of short supplies, export restric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the price of cotton rose to a level not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38 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In May 2011,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a conspicuous and discreet partnership with an enigmatic history—holds an IPO. The former owners,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have been followed by US justic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out mandatory transparency 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ast, they were able to close deals with dictators and rogue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Glencore is Marc Rich’s legacy.” —Daniel Ammann, author of The King of Oil
    “My business is my life.” —Marc Rich

    It was the week before the Easter holidays in 2011, on a warm, sunny day in the banking metropolis of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year, temperatures climbed above 72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city was full of people enjoying the sun’s warm rays. It was also the first week of “investor education” concerning the biggest IPO of the year, for Glencore.
    Equity sector specialists were explaining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house and the reasons wh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ould participate in its initial public equity offering. In a meeting room in one of the bank towers, high above the city center, 11 people nibbled on light snacks. The analyst was late, however, thanks to too many meetings and telephone conferences. An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corporate returns remained unclear. It seemed that Glencore was not being completely transparent. How exactly did the commodity giant—whose value was estimated at between 60 and 80 billion USD by the banks in the consortium and whose management team was known only to industry insiders—earn its money? Until the IPO, the Switzerland-based company had cherished one thing above all: secrecy.
    Glencore (the name was derived from Global Energy Commodity Resources)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mmodity players.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trading of aluminum, copper, zinc, nickel, lead, iron ore, coal, and crude oil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erms of sales, the company was the largest in Switzerland and the largest individual shareholder, with 33 percent, of the multinational mining company Xstrata. Before the IPO, Glencore was completely owned by its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but until 1993 it had had a turbulent history determined by only one man: Marc Rich, nicknamed “The King of Oil.”

    Marc Rich was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ommodity trader. Together with Pincus Green, he broke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the dominant oil companies until the 1970s.

    Within commodity markets, Marc Rich was a legend. No commodity trader before or after him has ever been so successful. As a son of German-speaking Jews, Rich began his career in 1954 with Philipp Brothers, then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er.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made the 1960s a boom decade for commodity trading. But in 1973, when the company earned a record profit in which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played a decisive role, a dispute about future payments arose.
    Rich and Green left Philipp Brothers and convinced Jacques Hachuel, Alexander Hackel, and John Trafford to follow them. Together they founded Marc Rich + Co AG in Zug, Switzerland, on April 3, 1974.

    Rich and Green revolutionized commodity trading, breaking the multinational Seven Sisters oil companies cartel and becoming major players in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trading. In the early 1980s Rich was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trader. Marc Rich + Co generated more profit than UBS, the biggest bank in Switzerland, and Rich’s private wealth was estimated to total more than a billion USD.
    Initially, the company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trading of iron, nonferrous metals, and minerals. Crude oil and coal marked an expansion into energ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n established Dutch grain distribution company in 1982, Rich + Co also entere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rough further acquisitions in mining, smelting, refineries, and processing,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ho Was Marc Rich?

    Marc Rich, born Marcell David Reich on December 18, 1934, in Antwerp, Belgium, was the son of German-speaking Jews. Fleeing war and persecution, the family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nged the family name to Rich. As a young man, Rich studied at New York University but left after two semesters to join Philipp Brothers in 1954, then the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tarted his career under Ludwig Jesselson, and between 1964 and 1974 he worked as a manager of the Philipp Brothers offices in Spain. In 1974 Rich left the company and with Pincus Green and others founded Marc Rich + Co AG.
    Within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new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would become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 industry. But because of business ties to Iran—despite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US aboli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April 1980—Rich and Green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ccused of organized crime and tax fraud, Rich avoided prosecution by fleeing to Switzerland, where for 20 years he and Green proceeded with business as usual, while they were pursued by US justice.
    After a management buyout in 1993, Rich separated from the firm, and the group was renamed Glencore. At the time, Forbes magazine estimated his private assets at more than 1.5 billion USD.
    Rich never went to trial, and on his last day of office, January 20, 2001,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ranted full and unconditional pardons to Rich and Green in a still-controversial act.
    In June 2013, Rich died of a stroke at a hospital in Lucerne, Switzerland, at the age of 78.
    As it hunted for the next source of profits, the company was not picky. The list of its business partners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international rogue states and dictatorships. The company traded commodities with Iran during the hostage crisis and with Fidel Castro’s Cuba, as well as with Slobodan Milosevic’s Yugoslavia, North Korea, Muammar Gaddafi’s Libya, 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 South Africa’s apartheid regime, and Nigeria and Angola in the late 1970s.
    In the 1990s, though, the tables turned. Pincus Green and Alexander Hackel resigned, and the press relentlessly excoriated the company’s business behavior. Finally, after heavy trading losses, Rich lost the support of other senior managers.
    In November 1993, the 39 most important employees of Marc Rich + Co met at the Parkhotel in Zug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without Rich. Led by Willy Strothotte, they agreed on a management buyout, and by the following November, Rich had gradually sold his shares of the firm to management and senior employees, about 200 people in all.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an industry leader in trading crude oil, metals, and minerals—was estimated to be between 1 and 1.5 billion USD. The new owners renamed the company Glencore, eliminating all traces of the Marc Rich name after 20 years.
    Strothotte took over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lencore but also moved into a top position at Schweizerischer Südelektra, which was renamed Xstrata in 1999 and was 33 percent owned by Glencore. The two companies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hile Xstrata concentrated on commodity production, Glencore focused on marketing and trading raw materials. Xstrata, listed in London, offered transparency for investors. However, Glencore’s business continued to play out behind the scenes.

    Figure 37. Glencore (GBP). Equity price performance since IPO on May 19, 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As Glencore reached the limits of growth within its corporate structure, it badly needed fresh capital, a situation exacerbated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anagement team had to be reimbursed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which raised 12 billion USD, satisfied that hunger for cash. On May 19, 2011, shares of Glencore were lis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don at 5.27 GBP. In February 2012, the company announced a merger with Xstrata that would be concluded almost a year later under CEO Ivan Glasenberg. The CEO of Glencore since 2002, Glasenberg had been with the company since 1984 and, with an estimated 5 billion USD net wealth, he became one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Switzerland.
    It turned out that Glencore’s management had cashed out at the peak of the cycle: The share price of the initial IPO has never been reached again. Instead, during a commodity sell-off, shares plunged to 67 GBP on September 28, 2015, a loss of 87 percent since the IPO. In January 2019, however, Glencore’s share price had recovered to 3 GBP, which shows that its business model as a listed company was working.

    Key Takeaways
    •The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Glencore had a turbulent history that, until 1993, was determined by one man—Marc Rich, nicknamed “The King of Oil.” Rich had founded Glencore’s predecessor company, Marc Rich + Co AG, in Zug, Switzerland, in 1974.
    •With private wealth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Rich became the most famous commodity trader by breaking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and by becoming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trader. His list of business partners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international rogue states and dictatorships.
    •Glencore and other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ies generally maintain an aura of secrecy, since they prefer to strike their deals in private. However, to overcome financing constraints, Glencore, which was completely owned by its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after 1993, raised 12 billion USD in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May 2011. It merged with mining giant Xstrata one year later and became a leader in both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In May 2011, shares of Glencore were lis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don at 5.27 GBP. In hindsight, that was the top of the cycle; during the following bear market in commodities, the shares plunged to 0.67 GBP in September 2015. Today, shares of Glencore have recovered to 3 GBP.

    39 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China squeezes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ing the alarm bell. But the Chinese monopoly can’t be broken quickly. And the resulting sharp rise in rare earth prices lures investo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e Middle East has oil. China has rare earths.” —Deng Xiaoping, 1992

    In 2013, geologist Don Bubar bought 4,000 hectares of land in the wilderness of Canada for less than half a million USD, hoping that in a few years the area would be worth billions. Bubar and his company, Avalon Resources, planned to develop a mine for rare earths and to start production by 2015. Gold fever had seized the mining industry. Almost 300 companies worldwide were exploring for rare earths and other exotic metals like lithium, indium, or gallium. Investors were happy to spend their money on these projects, because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s limited, demand was high, and prices were soaring, reflected in press headlines almost every day.
    Rare earth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high-tech applications—in computers, mobile phones, or flat screens, for example, and the growth of regenerative energy can’t be achieved without rare earths in electric/hybrid cars or in wind power plants. But these metals have been at the center of a trade conflict between the main producer, China, and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situation that has been worsen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Are Rare Earths?

    Rare earths consist of 17 metals: scandium, yttrium, and the lanthanides group of lanthanum, cerium, dysprosium, europium, erbium, gadolinium, holmium, lutetium, neodymium, praseodymium, promethium, samarium, terbium, thulium, and ytterbium. In most deposits, light rare earths (cerium, lanthanum, neodymium, and praseodymium) are found in large quantities, while the occurrence of heavy rare earths (yttrium, terbium, and dysprosium among others) is considerably lower.
    One of the most extensively used metals is neodymium,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permanent magnets, that is, magnets that do not discharge. Neodymium is used in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s, wind turbines, and electric/hybrid cars. Each megawatt of power from a wind generator requires between 600 and 1,000 kg of permanent magnets made of iron-boron-neodymium alloys. Moreover, in every wind turbine, there are several hundred kilos of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Lanthanum is also used in many high-tech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about one kg of neodymium is needed for the hybrid engine of a Toyota Prius, but the batteries contain about 15 kg of lanthanum. The German Federal Institute for Geo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expects the demand for rare earths to rise to 200,000 metric tons a year. At current prices, this means a market size of 2 billion USD. Compared to other metal markets, such as that for copper,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f almost 20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a market value of almost 140 billion USD, rare earths are a tiny but profitable segment.
    China has dictated world market prices of rare earths, since its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about 97 percent of the global volume of 120,000 tons per year. China also has almos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reserves, while other significant reserves are located in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India.
    Similar to OPEC’s actions during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China has been manipulating exports for yea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have all complained about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high export duties. In 2005, exports were around 65,000 metric tons per year, but the volume has shrunk dramatically since then. As a result, prices for rare earths rose sharply from 2005 to 2008, and there was another price push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exports of just 14,500 metric tons, and prices rose again. A kilogram of neodymium in May 2011 cost almost 300 USD, compared to just 40 USD 12 months earlier.
    China also used its dominance i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s a political weapon. When Japan detained a Chinese ship captain, China banned rare earth exports to Japan in September 2010.

    Figure 38. Rare earth carbonate,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0–2013. Chinese onshore prices in RMB, indexed 30.12.2009=100. Data: Bloomberg, 2019.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dustrialized nations have maneuvered themselves into this economic dependency. In the mid-1960s,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producing rare earths in the Mountain Pass Mine, in the Mojave Desert of California. Until the late 1990s, this mine alone covered the world’s demand for these metals. Within the industry, this time period is known as the “Mountain Pass era.”

    However,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low prices for rare earth metals, the mine closed in 2002.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Chinese—able to produce the rare earths more cheaply and without worrying about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have begun to flood the world market.
    The main Chinese production comes from Mongolia, where only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ity of Baotou, with its multimillion population, is Bayan Ob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pen-air mines.

    It is estimated that up to 3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are earths—more than half of total Chinese production—come from Bayan Obo. Another large segment of the Chinese supply derives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ere there are numerous small illegal projects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government mines. Production has its price, however. Processing rare earths generates large amounts of poisonous residues, which leads to heavy pollution by thorium, uranium, heavy metals, acids, and fluorides. Thus, untreated sewage has turned the nearby 12-kilometer-long drinking-water reservoir at Baotou into a waste dump enriched with chemicals and radioactive thorium.

    Bayan Obo in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mine for rare earth minerals.

    Such heavy environmental damages are ironic, since these rare earths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clean energy industry, especially wind turbines and electric/hybrid cars. There’s no short-term, easy way out of the West’s self-inflicted scarcity.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ou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a very capital-intensive undertak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rare earth deposits is somewhat less problematic; despite their name, rare earths are not really scarce. Even the rarest metal in the group is around 200 times more common than gold.

    Skyrocketing prices of rare earths have attracted many adventurers.

    Skyrocketing prices in 2011 attracted investors and adventurers around the globe, as small mining companies began to search for rare earths and other exotic metals, and investors looked for attractive rare earth deposits to invest in.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new rare earth deposits will never be developed or even have the slightest chance to go into production.
    The two most promising companies were Molycorp and Lynas. Molycorp, which had an IPO in 2010, planned to reactivate the Mountain Pass Mine, while Lynas aimed to start production at the Mount Weld Mine in Australia in 2011. All other projects were looking at a planning horizon of at least five years. Meanwhile, the absence of a processing infrastructure was an even greater obstacle than the need for capital-intensive funding.
    In 2015, Molycorp filed for bankruptcy after facing challenging competition and declining rare earth prices. The company was then reorganized as 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 Lynas successfully got into production and made a first shipment of concentrate in November 2012. Today it operates a mining and concentration plant at Mount Weld and a refining facility in Kuantan, Malaysia. In September 2018, however, the processing facilities in Malaysia came under government review becaus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shares of Lynas began to tumbl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dominant source of rare earths, which perfectly fits into the strategic plan issued by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his cabinet in May 2015: Made in China 2025.

    Key Takeaways
    •The group of 17 rare earth metals, with exotic names like neodymium, dysprosium, or lanthanum,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high-tech applications like wind turbines and e-mobility.
    •In 2011, China squeezed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using its dominance i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s a political weapon. Because its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global supply, China has been able to dictate world market prices.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sounded the alarm, but it was impossible to break the Chinese monopoly on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n the short term. As a consequence, rare earth prices increased sharply, an average of 10 times between 2009 and 2011. Prices of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which are in the highest demand, increased even more drastically. This price spike attracted global investors who were eager to invest in rare earth deposits.

    40 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A perfect storm is brewing for the oil market. There is an economic slowdown and too much storage because of contango. The world seems to be floating in oil, whose price falls to 26 USD in February 2016. But the nigh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dawn, and crude oil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nd their multiyear lows.

    “Everybody be cool. You—be cool.” —Seth Gecko in From Dusk till Dawn
    “The crude oil supply glut is gone.” —Nick Cunningham, www.oilprice.com

    The Armagedd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been stopped by the massive bailouts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of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As for oil, WTI crashed from almost 150 USD/barrel in June 2008 and traded temporarily below 33 USD during spring 2009. By the end of that year, crude prices had recovered to 80 USD, and between 2011 and 2014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crude oil was 100 USD.
    But in hindsight, the summer of 2014 proved to be just the quiet before a massive storm: WTI fell from almost 110 USD to less than 26 USD—a drop of 76 percent, even lower than it had been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ctually it was the lowest level for crude prices since 2003.)
    Crude oil was not the only victim. The year 2016 began as an ugly one for all commodities as the Chinese domestic stock market plunged, and many other equity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followed in a case of Asian contagion. Demand in China wa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commodities because of demographics, growth, and the country’s immense raw material purchases. The US dollar retreated massively from highs of 100 on the Dollar Index, and raw material prices dropped further.

    Figure 39. Crude oil (WTI): recovery and bear market, 2008–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massive price drop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had caused the term structure for crude oil to flip into contango, in which spot prices are below those of future delivery dates. It made more sense to store oil than to sell it, but the glut in supply overtaxed existing holding faciliti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use of supertankers as floating storage.
    By the end of summer 2015, crude inventories were still rising and prices had started to crash. In early 2016, storage levels had barely declined from their 80-year highs of 490 million barr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leading to pessimism about the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noted that crude oil markets could “drown in over-supply” because of rising storage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The agency said that the world had added 1 billion barrels of oil in storage in 2015, and storage levels were still rising. Even in the fourth quarter, normally when stocks are drawn down,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climb.

    Crude oil crashed because of a massive global supply glut. Oil prices fell to less than 26 USD.

    There were dire warnings that the world could soon run out of storage space for oil, which would depress prices even further. Oil tumbled to its lowest level in more than 12 years, as the crude stockpiled at the delivery point for New York futures reached a record.
    On February 11, 2016, when the S&P 500 index posted a 12 percent loss on the year, the Baltic Dry Index—which measures the shipping activity of dry bulk cargos around the world—fell to an all-time low of 290. The activity in commodity markets came to a halt, and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posted a 30 percent loss on the year. However, February 11 marked the lows for many assets, and the markets began to improve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that followed.

    OPEC and Russia agreed to a joint production cut to fight the supply glut. Finally prices started to recover.

    Capitulation Price Levels

    In early February 2016, the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and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two important commodity market references, posted double-digit losses. Investors were devastated since 2015 had already been a bloodbath for commodities. Crude oil traded as low as 26 USD/barrel, copper below 2 USD/lb, and even gold traded as low as 1,050 USD/oz. Cryptocurrencies weren’t given much attention from investors at that time. Bitcoins, for example, had a bad year in 2015, trading below 200 BTC/USD, and started to recover in 2016.
    Gold was the first among the group of more than 20 commodities to indicate a turnaround, as prices started to climb, and exceeded its 200-day moving average rather quickly, a strong technical indicator for bullish markets.
    In the face of the massive supply glut, OPEC and Russia agreed to a joint cut in production. It was OPEC’s first agreed cut since 2008, when oil prices collapsed late in the year after hitting record levels during the summer. And it had the potential to restore some longer-term stability to the global oil market. The wild card was renewed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by shale oil and fracking on the back of rising prices. Some feared that this could simply end up prolonging the glut and pushing prices back down.
    But there wa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massive inventories of raw materials were declining, and demand was finally picking up. And demographic trends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rationale that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would require more commod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Both classic economic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dictate that as demand rises, inventories fall and prices rise.

    Figure 40. Commodity performanc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Meanwhile commodity prices were rising, with gold leading the way. The precious yellow metal traded to more than 1,380 USD in the wake of Britain’s Brexit vote, and silver shot up above 21 USD. Crude oil rose from just above 26 USD per barrel in February to more than 5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he price of sugar increased from 10 US cents per pound in August 2015 to more than 24 US cents on September 29, 2016. The prices of iron ore, zinc, tin, nickel, and lead all posted double-digit gains in 2016. In perhaps the most optimistic signal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e Baltic Dry Index rose from 290 in February to 915 in early October,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15 percent.

    Crude oil prices doubled from their lows in 2009, and commodities started to shine again.

    It appeared that prices for raw materials had reached a significant bottom. Commodities as an asset class posted impressive gains, rising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from its lows in 2016 to the end of the year. WTI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period to above 55 USD/barrel.
    Production cuts that had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start of 2017 helped halve the excess of global oil stocks, although, according to OPEC, those remained above the five-year average, at 140 million barrels. It was not until May 2018 that OPEC said the global oil supply surplus had nearly been eliminated.

    Key Takeaways
    •“Super-contango” had caused a massive supply glut in crude oil, during which storage facilities for WTI in Cushing, Oklahoma, reached maximum capacity: The world seemed to be floating in oil, and WTI crashed from almost 110 USD to less than 26 USD in February 2016—a drop of 76 percent and the lowest level for crude oil prices since 2003.
    •During 2016, the Chinese domestic stock market plunged, and many other equity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followed, leading commodity markets lower as well. However, in spring 2016, commodity markets found a bottom, and commodities as an asset class posted impressive gains over the full year, rising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The price of WTI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period to more than 55 USD/barrel.
    •Nevertheless, it would take until May 2018 until OPEC confirmed that the global oil supply surplus had nearly been eliminated.

    41 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setting the pace for a mega trend: electrification! Demand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utilities, and consumers pushes lithium-based battery usage to new heights. For commodity markets, it is not only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that are suddenly in high demand again. Electrific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Tesla is here to stay and keep fighting for the electric car revolution.” —Elon Musk

    The year 2016 issued a wake-up call for the automotive and oil industries. OPEC, the mighty oil cartel, massively revised its growth expec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EVs) upward by 500 percent. Instead of the 46 million EVs by 2040 it had envisioned in 2015, OPEC was now looking at a forecast of 266 million EVs.
    If those projections turn out to be correct, by 2040 demand for oil could fall by 8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 is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produces in a day, or roughly 8 percent of global consumption. (The world consumes almost 100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every day, of which 75 percent is related to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Elon Musk and Tesla

    Elon Musk, founder and CEO of SpaceX, Tesla, and Neuralink, was born in Pretoria, South Africa, in 1971. As of February 2018, Musk had a net worth in excess of 20 billion USD and was listed by Forbes as the 53rd-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n December 2016, he was ranked 21st on the Forbes list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eople.” Musk also founded PayPal, which was bought by eBay for 1.5 billion USD in October 2002.
    Tesla, based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specializes in electric vehicles (EVs), lithium-ion battery energy storage, and solar-panel manufacturing through its subsidiary company SolarCity. Tesla operates multiple production and assembly plants near Reno, Nevada, while its main vehicle-manufacturing facility is in Fremont, California. The Gigafactory in Reno primarily produces batteries and battery packs for Tesla vehicles and energy storage product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Tesla has been burning money at a clip of about 8,000 USD a minute (roughly 500,000 USD an hour).
    In 2017 Tesla produced and sold 100,000 cars. It might be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but so far EVs are hardly making a dent. German automakers BMW, Mercedes, and Audi together sold 6.6 million cars, and for these traditional car companies, the electric catchup has just started. In Germany, new car registrations of EVs reached 55,000, half of which were plug-in hybrids. This represented 1.6 percent of the new car market, based on 3.4 million new cars in Germany. Compared to 43.8 million total cars in use in that country, it was basically a grain of sand in the desert.

    EVs made up 1.6 percent of new car registrations in car-crazy Germany in 2017. However,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estimates that by 2040, EVs will make up to 40 percent of global new car registrations—tremendous growth!

    Currently China makes up half of the global EV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s Global EV Outlook 2018. In 2017, China sold 579,000 EVs, a 72 percent increase compared to 2016. Meanwhile, the global stock of electric passenger cars exceeded 3 million last year.
    But compared to the bigger picture, that’s merely a drop of water in the ocean, since according to BMI Research, the global car fleet can be estimated at around 1.2 billion cars. And global sales of passenger cars are forecast to exceed 81 million vehicles in 2018. Along with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s among the largest automobile markets worldwide, in terms of both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refore, it is all about the future as automakers start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electric mobility sector.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BNEF) estimates that by 2040, global EV penetration of new car registration could reach 35 to 40 percent.

    Figure 41. Cobalt prices, 2012–2018. Data: Bloomberg, 2019.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is might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an avalanche, as electric cars demand additional raw materials. For example, studies done by the investment bank UBS and BNEF suggest that by 2040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surplus demand for graphite, nickel, aluminum, copper, lithium, cobalt, and manganese. Other commodities, like crude oil, steel, as well as platinum and palladium, would be negatively affected.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e mega trend of electrification could turn out to be an enormous new source of demand.

    Prices for cobalt and lithium, which are both essential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atteries, are experiencing a bull market. Lithium-based batteries first ha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 couple of years ago. Now we have them in almost all mobile devices: laptops, smartphones, electric tools, and cars. Gigafactories have been ramped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battery prices are falling because of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That, in turn, triggers new applications.

    Figure 42. Benchmark Lithium Index, 2012–2018. Data: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2019.

    Tesla might lose its leadership in electric cars, but Elon Musk kicked off a revolution in electrification and energy usage—a revolution that works to the good of humanity and, as a side benefit, will be good for commodity markets as well.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s a gigantic step, but only the tip of an iceberg. The ability to store energy is the missing link in growing alternative (wind, solar, and water) energy production. By 2025, power banks and power walls—instruments for decentralized energy storage at home, for example—might exceed sales for lithium-based batteries for the car industry. And this market is much bigger and promises much higher growth!

    Key Takeaways
    •There is a bull market for battery metals like lithium and cobalt, as battery-producing facilities shoot up like mushrooms. Prices for cobalt quadrupled from 25,000 to 100,000 USD per ton in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a mega trend in electrification. Although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today are minuscule, industry estimates peg them at 40 percent of global new car registrations by 2040. We might be witnessing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E-mobility is the first step, but energy storage is the missing link to alternative energy production by wind, sun, and water.
    •Together, e-mobility and energy storage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since demand is climbing not only for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for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42 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Bitcoins, the first modern cryptocurrency, emerged in 2009, described in a white paper the previous year by the pseudonymous Satoshi Nakamoto. The value of bitcoins explodes in 2017 from below 1,000 to above 20,000 US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stellar price rise, followed by a crash of almost 80 percent in 2018, makes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dwarfing eve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boom and bu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s under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veals its potential and starts to revolutionize daily life.

    “[Bitcoin/Blockchain] is the next major IT revolution that is about to happen.” —Steve “Woz” Wozniak, co-founder of Apple
    “With all of the calls of ‘bubble,’ 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we’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global adoption as well as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Ari Paul, Forbes

    The punch came fast. Before boarding a flight to leave the country on April 1, 2018, Robert Farkas, co-founder of Centra Tech, was arrested by local criminal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lf a year earlier, in September 2017, celebrity boxer Floyd Mayweather had posted happy pictures of himself living la dolce vita, spending money in expensive shops in Beverly Hills with his cryptocurrency-based Centra card.
    Farkas and his Centra Tech co-founder Sohrab “Sam” Sharma had claimed to offer a debit card, backed by Visa and Mastercard, that would allow people to convert cryptocurrency to US dollars to spend on everyday good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lleged that Centra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either card company. Sharma and Farkas had created fake biographies of fictional executives and paid celebrities to tout the upcoming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an unregulated process by which a company can issue a new digital coin in exchange for real money—and the promise of quick riches on social media. Sharma and Farkas had swindled about 32 million USD from investors.
    Centra Tech is just one example of multiple scams and frauds in the crypto and ICO market in 2018, but it was dwarfed by other ICO scams like Modern Tech, which had made off with more than 660 million USD.
    It is still pioneer days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where ICOs are more popular and better known than companies’ traditional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ICOs have quickly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source of project funding than endless discussions with venture capital companies. There’s a dark side, however. The opportunities of a fast-developing market always attract fraud and black sheep. That is part of the game.

    The bitcoin was born in 2009. Today,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s exist.

    December 2018 is still the Wild West in an industry that is barely 10 years old. Bitcoins (BTC), described in a white paper in November 2008 and first released as open-source software in January 2009 by the pseudonymous Satoshi Nakamoto,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first decentralized cryptocurrency. It was originally created as an alternative, decentralized payment method. Since then,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 variants have been created. Like Napster 10 years earlier, the system works without a central bank, as a peer-to-peer network in which transactions take place directly between users, without an intermediary. Blockchain is the technology behind cryptocurrencies, and it is fast becoming a platform for a vast number of innovations in peer-to-peer transactions.
    A blockchain is a cryptographically protected distributed ledger. It’s what protects you or anyone else from making a copy of that bitcoin you just bought. In fact, anything that you can make a mental list of, you can manage with blockchains—everything from tracking land and real estate ownership to the way we distribute medicine and how we grant 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 Some of these ideas are brilliant, while others are ridiculous.

    Digital Assets, Cryptocurrencies, and Tokens

    A digital asset is anything that exists in a binary format and comes with the right to use it, while the term “cryptocurrency” refers to coins that fulfi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 paper-based money (fiat money).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its function as a store of value, a unit of account, and fungibility. Examples include bitcoin, ethereum’s ether, and ripple’s XRP. Note that ethereum and ripple refer to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and not to their cryptocurrencies. Crypto tokens are similar to cryptocurrencies in that they are built on blockchains.
    Cryptocurrencie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tokens, but crypto tokens are broader representations of a blockchain’s value. That value is manifested across a diverse range—from cryptocurrencies to loyalty points and even to assets built on the blockchain.
    Ethereum, for example, is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for several tokens that use its platform to develop services and produ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yptocurrencies and crypto tokens becomes importa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vestment. For example, cryptocurrency valuation is derived from a coin’s success in adher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crypto token valuations depend on a different set of factors, such as protocol adoption and robustness.
    Originally, cryptocurrencies were designed to offer a decentralized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fiat currencies. Even at peak valuation in December 2017, bitcoins—plus the sum of all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 decade after their invention—represented just a fraction of physical money in US dollars, euros, pound sterling, or yen in terms of value. In volume, bitcoins are still by far the biggest cryptocurrency, followed by ether, ripple, and dash. In 2018, the 500 biggest coins had a combin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500 billion USD, of which bitcoins made up two-thirds. Physical US dollar notes in circulation are valued at 1.5 trillion USD, and that is only a minor fraction of the total US dollar supply. Next in line is physical gold, whose circulating value is estimated at 8 trillion USD, before taking the whole currency market into consideration. All fiat currencies together add up to a value of 83 trillion USD, which includes all physical money in circulation and electronic, that is, virtual money.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holdings. About 40 percent of bitcoins are held by perhaps 1,000 users. The top 100 bitcoin addresses control 17.3 percent of all the issued currency, according to Alex Sunnarborg, co-founder of the crypto hedge fund Tetras Capital. That’s important, since the cryptocurrency was designed to reach a maximum of 21 million bitcoins. Bitcoins are added by “mining,” a process by which transactions are verified and added to the public ledger. Currently, one bitcoin is added approximately every 10 minutes. With ether, the top 100 addresses control 40 percent of the supply, and with smaller currencies top coin holders control more than 90 percent because many of them are members of the teams running these projects.
    Bitcoins were first explained to the public as a form of digital money, and that is how its successors and competitors like litecoin and ether have been framed as well. Each of these currencies resembles traditional money in certain ways: They are abstractions of economic value and can be traded. But none of them offers the most basic role of a currency as a relatively stable medium of exchange. There is too much friction involved. Each transaction takes too long, uses too much energy, and involves too many risks.

    Bitcoins are more than digital money.

    The biggest problems with bitcoins have emerged because the mechanics of buying and holding them are so inscrutable that nearly everyone pays third parties to handle them. Those wallet-service middlemen become points of failure for the whole system. They get hacked, their systems go down, and they are ordered by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s to report transactions that users thought would be anonymous.

    The Mt. Gox Heist

    Launched in 2010 by Jed McCaleb, who later founded ripple, Mt. Gox, by 2013, had become the largest bitcoin exchange in the world. Based in Shibuya, an area in Tokyo, Japan, at that point Mt. Gox was handling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worldwide. In June 2011, when Mt. Gox was acquired by Mark Karpelès, the company was hacked the first time, and 2,000 bitcoins were stolen. As a consequence, a number of security measures were initiated, including arranging for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bitcoins to be taken offline and held in cold storage. As a result of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egarding the company’s license, the US government seized more than 5 million USD from Mt. Gox, and the company had to announce a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US dollar withdrawals. But that was not the biggest problem. As it turned out, the company had been the victim of an ongoing hack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In February 2014, Mt. Gox suspended trading, closed its website and exchange service, filed for bankruptcy protection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gan liquidation proceedings soon after. The crypto exchange announced that approximately 850,000 bitcoins belong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company were missing (valued today at 4.2 billion USD). Although 200,000 bitcoins were eventually recovered, the remaining 650,000 have never been found.
    CEO Mark Karpelès was arrested in August 2015 in Japan and charged with fraud and embezzlement and manipulating the Mt. Gox computer system to increase the balance in an account. US authorities followed the trail of money, and in July 2017 Alexander Vinnik was arrested in Greece and charged with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laundering of bitcoins stolen from Mt. Gox. Vinnik is alleg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BTC-e, an established bitcoin exchange, which was raided by the FBI a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BTC-e site has been shut down, and the domain has been seized by the FBI. But no money has been found so far.
    What is a fair price for a bitcoin? Is it 1 or 100,000 USD? Some financial analysts today emphasize that bitcoins have no intrinsic value at all, and some economists refer to the Fisher equation, which pins the current value of a bitcoin to 20 to 25 USD in regard to the total available number of bitcoins, transaction speed, and trading volume. Bu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or this equation it is not the status quo but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th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hat is relevant for a bitcoin’s value. And it is hard to see limit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May 2010 Laszlo Hanyecz bought two pizzas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for 10,000 BTC. It was the first real-world bitcoin transaction.

    Bitcoins became a hot topic in 2017 in the financial mainstream because of tremendous price fluctuations. Let’s take a step back: Prices initially were measured in US cents and single-digit US dollars in the land of Dungeons and Dragons or World of Warcraft. But on May 22, 2010, Laszlo Hanyecz made the first real-world bitcoin transaction by buying two pizzas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for 10,000 BTC, valuing one bitcoin at 0.003 USD. One year later, in spring 2011, bitcoins were traded at parity with US dollars. And six years after that, on December 17, 2017, bitcoins surpassed 20,00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Bitcoins traded at 0.03 USD in May 2010 and above 20,000 USD in December 2017.

    That same month, in December 2017,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introduced and listed futures contracts on bitcoins in the commodity segment, allowing a hot speculative bubble to unfold. Bitcoins became commoditized and open to new investors and the mainstream, beyond the niche of electronic wallets. Until then,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y trading had been limited to specialized exchanges like Bitfinex, Kraken, or OKCoin, where you had to exchange US dollars or euros into bitcoins with your electronic wallet, though bitcoins were exchangeable into any other cryptocurrency. From its high in December, bitcoins crashed to below 6,000 USD within two weeks.

    Figure 43. Price of bitcoins surpassed 1,000, 5,000, 10,000, and finally 20,000 USD in 2017. Data: Bloomberg, 2019.

    In December 2018, bitcoins tumbled below 3,500 USD to a 13-month low before stabilizing. The slide fueled a sell-off among rival tokens ether, litecoin, and XRP. After months of stability at around 6,000 to 6,500 USD,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had lost more than 700 billion USD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since their peak in December 2017.
    Regulatory concerns played a role, as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nounced penalties against two companies that hadn’t registered their initial coin offerings as securities. Also,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wa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previous year’s rally was fueled by market manipulation.
    As Robert Shiller noted in his book Irrational Exuber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spot a bubble and time its burst if you are part of it. That is possible only in hindsight. But after the stellar rise from less than 1 USD before 2011 and the crash by almost 80 percent from its December 2017 peak, the verdict is official: The bitcoin craze i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It even dwarfs the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which had previously exceeded every historic financial market bubble, including the Mississippi or South Sea Bubble, the run-up in equity prices before the bust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Black Friday, or—more recently—the dot-com bubble and the rally before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hit in 2008.

    It may comfort investors that an 80 percent crash is not a unique event in the crypto spac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value of bitcoins was cut in half three times, and crashed by more than 25 percent 16 times, only to rise to new highs until 2018. Think back . . . how many years did it take to recover your losses from the dot-com bubble? Measured by the NASDAQ Composite, on average that took about 15 years! In the past, recoveries in the crypto universe have been much faster.

    The year 2013 was a rough ride for bitcoins. And the Mt. Gox heist almost became an extinction event for the cryptocurrency.

    In percentage terms, the bitcoin crashes of 2013 were almost as bloody as 2018. Prices ran up from a couple of US dollars to more than 1,200 USD, before plummeting. In April 2013, bitcoin prices fell from 230 to 67 USD overnight, a massive 70 percent drop in 12 hours. It took seven months to recover. After April, bitcoin prices hovered around 100 to 120 USD until later in the year, when prices suddenly skyrocketed to 1,200 USD in late November. However, in December the price tumbled back to less than half of that.
    Adding to the long road of recovery after the collapse in December 2013 was the Mt. Gox scandal. Bitcoins steadily increased in price through January and February, when they suddenly dropped by nearly 50 percent from 880 to below 500 USD because of the Mt. Gox heist.

    Figure 44. Historic bitcoin price corrections, 2013–2017. Data: Coindesk.com.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erratic price swings of 2013–2014 is the emergence of an active cryptocurrency trading scene with its own slang, a special language established by crypto enthusiasts. The term “HODL” is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During a massive price crash in 2013, someone called “GameKyuubi,” apparently drunk, posted “I AM HODLING” in a Bitcoin Talk forum. What the user in the post wanted to convey was 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 sharp drop in price, he was choosing to hold on to his bitcoins. The post went viral, and #HODL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Hold On for Dear Life,” which corresponds to “Buy & Hold,” an investment strategy every long-term investor can relate to.

    #HODL. Hold On for Dear Life.

    Crypto slang today is very colorful, with a multitude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 whose meanings go way beyond their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There are words and abbreviations such as “mooning,” “fudding,” ADDY, JOMO, BTFD, and DYOR—the list goes on and on. HODL, however, i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of these terms, and one that almost all cryptocurrency investors can identify with.

    Anti-money-laundering measures and the Chinese ban on cryptocurrencies and ICOs weighed heavily on bitcoins in 2018.

    How does one account for the extraordinary bitcoin rally and its bust? Originally, bitcoins were founded to redistribute value and move money away from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eople. Anyone could become a bank, a payment service, or a lender. But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lso became a loophole for money laundering and capital flight. Because of the low level of legal regulation, the use of cryptocurrency spread into the shadow economy.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2017 led to last-minute panic as a new global standard on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argeted tax evaders. The new system provides for the exchange of non-resident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with the tax authorities in the account holders’ country of residence. Data was exchang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ptember 2017,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100-plus jurisdictions had implemented the system by January 1, 2018.

    The Top 5 Crypto Billionaires in 2018

    1.Chris Larsen (57), co-founder of ripple, owns 5.2 billion XRP, the token launched by ripple, whose current value is 8 billion USD.
    2.Joseph Lubin (53), co-founder of ethereum,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1–5 billion USD.
    3.Changpeng Zhao (41), founder and CEO of Binance, the world’s largest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1–2 billion USD.
    4.Cameron and Tyler Winklevoss (36) were early investors in bitcoins and the founders of Gemini in 2015. Their estimated wealth is 0.9–1.1 billion USD.
    5.Matthew Mellon (45), an early investor in ripple’s XRP,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0.9–1 billion USD.
    Source: Business Insider, 2018.

    Capital flight has also worrie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By buying bitcoins, the Chinese have been able to move funds abroad. In September 2017, renminbi-to-bitcoin trades made up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The government outlawed fiat money from being used in cryptocurrency purchases and even imposed travel bans on Huobi and OKCoin executives, two of the nation’s largest crypto exchanges.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lso imposed a ban on ICOs and finally termed them illegal in China in September 2017. Huobi was forced to move its operations to Singapore, while OKCoin, renamed OKEx, was embraced by Malta. Many Chinese simply transferred their bitcoins to the now-offshore exchanges and carried on trading—until February 2018.
    That Februar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which is the central regulatory authority,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it will block access to all domestic and foreign cryptocurrency exchanges and ICO websites,” basically shutting down all cryptocurrency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authorities were not bluffing: In April 2018, police stormed a large-scale bitcoin mining operation in the city of Tianjin and confiscated 600 computers in the raid

    For bitcoins and blockchains, 2018 was like 1992 for the internet—early days. To reveal the cryptocurrency’s full potential, another 10 years are need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uccessful in imposing stricter capital controls, banning bitcoin trading and ICOs, and shielding its people from bad influences by its Great Firewall. But China will not be able to turn back time for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The blockchains and cryptocurrencies will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in a decade, said Steve Wozniak, co-founder of Apple, in 2018, and according to Jack Dorsey, CEO of Twitter, bitcoins will become the world’s “single currency.” Previously, from 2014 to 2017, Jamie Dimon, CEO of JPMorgan Chase, was regularly quoted about his views of bitcoins: “Bitcoin is a fraud,” he said, as well as “Bitcoin will not survive,” and “Bitcoin is going nowhere.” In 2018, Jamie Dimon regretted that he had called bitcoin a fraud but still remained bearish. Meanwhile, earlier in that year, overwhelmed by client demand, JPMorgan Chase’s top rival, Goldman Sachs, announced the setup of a cryptocurrency trading desk.
    As for a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like blockchain, its situation today is like that of the internet in 1992, with immense potential but a steep and messy learning curve. Every successful new technology undergoes an explosion of growth in which we try to use it for everything, until time reveals what the best ap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are. Investing in dot-com stocks in the late 1990s was a roller-coaster ride, and many of the pioneers in that field ultimately failed. The real impact of the internet has taken decades to unfold, but the future of e-commerce and society has been changed forever.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just as impactful over time. Just as with the dot-com bubble, backing any single player in the crypto craze is like placing a bet on 27 red in a game of roulette. It is too early and the outcomes are too uncertain to identify potential winners. However, with the digital revolution we are experiencing right now, the economic landscape will be transformed in drastic ways. And, despite its sins of adolescence and the irrational exuberance of crypto trading’s early years, crypto tokens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ve already begun to revolutionize our world. The applications in real estate, property,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ealth care, just to name a few, are limitless and can only be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r the rise of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It might be that we are witnessing the first glimpse of a tokenized and coin-based economy.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Key Takeaways
    •Bitcoins were introduced in 2009 as an alternative, decentralized payment method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day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s (“altcoins”) exist.
    •Over 10 years the price of bitcoins rose from 0.003 USD in 2010 to 1 USD in 2011, to more than 1,000 USD in 2017. It exceeded 20,000 USD in December 2017, but within weeks, bitcoins dropped by almost 80 percent to below 3,500 USD in December 2018.
    •This tremendous boom and bust has made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greater even tha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1637.
    •The boom and bust of 2017–2018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ban on cryptocurrencies and ICOs, as well as anti-money-laundering measures li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The beginnings of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often attract black sheep and fraud, and many of the ICOs did turn out to be scams.
    •For bitcoins and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it is still early days. To reveal their true potential, another decade is needed. But from today’s perspective, the applications seem limitless.

    Outlook: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and a New Era

    We are at the dawn of the 2020s and the commodity and crypto markets are in the starting blocks for a new r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2016, commodity investors looked back on five painful bear market years. In 2015,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which measures the performance of 22 commodities like crude oil, gold, copper, wheat, and corn, lost 25 percent of value. And it got worse: In January 2016, commodity markets traded down an additional 7 percent.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was trading at its lowest level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1. Since spring 2014, investors had lost almost half of their invested funds. Investors in gold and silver mining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were hit hardest. The Arca Gold BUGS Index and Philadelphia Gold and Silver Index, both representing the biggest gold and silver mines, traded down to levels last rea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0, when a troy ounce of gold was 260 USD.

    From summer 2011 to the beginning of 2016, investors saw 80 percent of their principal vanish into thin air, while gold in the same period traded down from above 1,900 USD to 1,050 USD (–45 percent). Mining in general suffered greatly.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companies included in the MSCI World Metals & Mining Index dropped by more than 80 percent since their peak valuation during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in 2008. Shares of Glencore, the biggest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traded down to 67 GBP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5. From its highest prices in 2011, investors los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ir capital. Compared to its closing price of 527 GBP for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May 2011, this represented a loss of shareholder value of almost 90 percent!
    Market exaggerations drove credit default swaps for mining companies into the stratosphere. For example, Glencore’s 2.5 percent yielding bond, maturing in 2019, dropped by 25 percent within three months to 75 US cents per dollar, offering a yield to maturity of more than 17 percent per year for investors. The same held true, for example, for bonds of Freeport-McMoRan, Teck Resources, First Quantum, or Lundin Mining, all large cap mining companies. Investors anticipated the bankruptcy of a whole industry.

    Figure 45. 50 years of commodity markets ups and downs. Did we se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llish cycl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In retrospect, we witnessed capitulation le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16. However, bold investors were able to make a killing in commodities during an early recovery. Compared to January 2016, gold mines tripled in value in just half of a year while gold gained 30 percent. Shares of Glencore approached 300 GBP, quadrupling in value compared to its lows just a couple of months before.
    While commodity markets crumbled and value in mining evaporated, world equity and bond markets celebrated the time of their life. MSCI World increased steadily after its drop by almost 60 percen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2009.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w Jones and S&P 500 were both trading at all-time highs in late 2016 and continued their path of success until January 2018. At the same time, yields of 10-year bo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ll below 1.5 percent, while in Europe, German 10-year bonds dropped into negative territory. Bond investors woke up every day believing their party would never stop.
    Looking at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ties and commodities by taking the ratio of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versus the S&P 500, one fact is striking: Relative valuation is extreme. Compared to equities, commodities have been stuck in the penalty box since the China-fueled commodity super cycle burst. Similar to the tech bubble 15 years ago, Alphabet (Google) today is valued equal to the aggregat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l companies included in MSCI World Metals & Mining Index (more than 180 companies, including mining giants like BHP Group, Rio Tinto, Glencore, Vale, Barrick Gold, and Newmont Mining)! One has to ask: What is cheap, and what is expensive?

    Figure 46. Relative valuation of commodities versus equities. Buy commodities! Data: Bloomberg, 2019.

    Therefor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fter a severe five-year bear market, a 15 percent rise in commodity markets in 2016 passed the majority of investors unnoticed. From their intra-year lows, commodity market indices like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BCOM),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S&P GSCI), and 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RICI) all gained more than 25 percent and surpassed equity-index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metals and mining as well as oil and gas led the equity-index sector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ut fund manager surveys show that investors continued to be massively underweighted in resources equities.
    Recent history aside, investors can refer to several commodity markets that are still in oversupply. But in terms of supply-demand imbalances following the boom of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the worst is behind us. Slashes of industry investments in mining, as well as in oil and gas, will have brutal results in 2020–2030, when natural depletion will combine with and outweigh reduce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With fundamental market data for commodities just starting to improve, commodity prices reached a technical bottom. A shift of the 200-day moving average to the upside in April 2016 was a first positive sign for a bullish market environment in commodities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2016 might prove to have been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for commodity investors, a multiyear period of rising prices, which also reflects healthy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In the coming years, new trends like battery metals for electrification, e-mobility, and the megatrend of digitalization, which includes cryptocurrenci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enormous driver f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ommodity markets. Electric vehicles might not need gasoline or diesel, but demand for gold, copper, nickel, cobalt, lithium, and rare earths increases drastically. If this scenario holds true, we witness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ycle which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lmost 20 years ago.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mature stage in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as the exuberance of the early years is gone and opens the path to future applications.

    Epilogue

    “Commodities tend to zig when the equity markets zag.” —Jim Rogers, commodity expert and co-founder of the Quantum Fund

    Let us take a short time trip back to the year 2001. The average price for a barrel of crude oil was 26 USD.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e price of a ton of copper dropped from 1,800 to below 1,400 USD. Gold traded between 255 and 293 USD per troy ounce and made its first serious attempt in modern times to jump above 300 USD.

    Prices for wheat and corn averaged 2.70 and 2.08 USD per bushel. The terror attacks of 9/11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the Pentagon, which killed about 3,000 people, were the most traumatizing events in 2001. Although the head of Al-Qaeda, Osama bin Laden, was shot in an elite U.S military mission in 2011, the war against global terrorism still has not been won today, almost 20 years later. But at least a military victory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seems imminent. In the White House, Democrat Bill Clinton was replaced by Republican George W. Bush; 15 years later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from charismatic Democrat Barack Obama. Cynical observers note that 9/11 has been replaced by 11/9, the date Donald Trump’s election was announced.

    In 2001, commodities as a professionally recognized and investable asset class we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as a measure of commodity market performance, had been launched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in 1998, as the Dow Jones AIG Commodity Index.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investments in equities and bonds have since become more fashionable, thanks to the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endowment funds such as those at Yale and Harvard Universities. In 2005, Gary Gorton and K. Geert Rouwenhorst published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Commodity Futures,” which also helped anchor commoditie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At the end of 2001, China enter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 event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aused massive turbulence for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Within a few years, China had evolved as a dominant factor in global commodity demand, and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was born.

    Crude oil reached 147 USD per barrel, copper traded above 10,000 USD per ton, gold surpassed 1,900 USD per troy ounce, and wheat and corn shot up to 9.50 and 8.40 USD per bushel. But depression followed euphoria in the form of years of sluggish grow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e year 2008 was an annus horribilis for global capital markets, as equity and commodity market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A period of deleveraging and sluggish growth followed a nonsustainable recovery. Thereafter, commodity markets faced five years of a severe bear market.
    Today, approaching 2020, we are witne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new commodity bull market and a maturing of the market for cryptocurrencies. The exuberance of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is gone, invested assets are rising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and commodity market performance is up ahead of equities.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tested a low of 26 USD during spring 2016 but has since nearly tripled from that level. Copper traded in excess of 6,000 USD per ton. Gold rose above 1,300 USD per troy ounc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eat and corn prices averaged 4.80 and 3.60 USD per bushel.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bottom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2016, as commodities went above their 200-day moving average and created a bullish chart pattern in 2017. Nevertheless, even at the start of 2019 the majority of commodities still traded way below their medium- to long-term average prices, and bitcoins are in a phase of bottom-building.
    In hindsight, 2016 proved to be the turning point for commodities, as fundamentals started to improve, prices recovered, and the way was cleared for a new market cycle.
    The 42 chapters of this book show, on the one hand, that commodity market speculation was not invented in this decade. On the contrar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ommodities had only disappeared from investors’ radar screens, while the 1970s also saw tremendous commodity price spikes. Many of the episodes described here—from the Dutch tulip mania in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fantastic rise and fall of bitcoins in the 21st century—show how dramatically temporary imbalances on the supply or demand side can affect individual commodity markets. The real economic consequence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unlike stocks, bonds, or currencies, commodities are real assets. Political unrest and failing governments because of high food prices in Africa, which led to the Arab Spring, or current instabilities in Venezuela and Brazil due to low oil prices, are only two examples.
    Tulips and bitcoins are linked as the two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in history, despite nearly 400 years between them. Meanwhile markets and events have given rise to 40 fantastic stories from the commodity world. The wheel of time continues to turn, and due to the cyclical nature of commodity markets, extreme events are doomed to repeat themselves, albeit in a modified form. Each market is determined in its extreme phase by greed and fear; and the short memory of capital markets is proverbial anyway.
    The episodes summarized in this book are meant to highlight the booms and busts of commodity and crypto markets. Besides extreme price fluctuations, this book aims to show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on speculation, gains, and losse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 fates. The extent and velocity of price spikes are stunning, even for long-term investors. Linking commodity market events over several hundred years demonstrates the parallels among events in the past and prepares 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Glossary of Terms

    AddyShort version of “address,” usually meaning your public key or the address of your crypto wallet. A bitcoin address is used to send and receive bitcoin transactions. The address is made up of a sequenc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but can also be represented as a QR code.
    AgflationA period of rising food prices caused by increased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s was seen for both food and biofuels in 2007–2008. The word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terms “agriculture” and “inflation.”
    AltcoinAltcoins or coins are alternative cryptocurrencies launched after bitcoins.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altcoins, which differ from bitcoins in various ways. An example of an altcoin is litecoin.
    Backwardation and ContangoIn fin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pot (or cash) price and future prices defines the term structure. Backwardation occurs when the price for future delivery is lower than the spot price (e.g., the price of crude oil delivered in 3 months is 60 USD/barrel and the spot price is 70 USD/barrel). Contango occurs when the price for future delivery is higher than the spot price (e.g., the price of gold delivered in 1 year is 1,400 USD/oz and the spot price is 1,300 USD/oz). Contango is common for financial futures and gold, whereas backwardation is often seen in commodity markets and implies a positive carry for investors.
    BlockchainA blockchain is a growing list of records, called blocks, that are linked using cryptography. Blockchain is a form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which is a consensus of replicated, shared, and synchronized digital data geographically spread across multiple sites, countries, or institutions. There is no central administrator or centralized data storage.
    Bull and Bear MarketIn finance, the terms bull and bear market describe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a market. The use of “bull” and “bear” derives from the way the animals attack their opponents. A bull thrusts its horns up into the air, while a bear swipes its paws downward. These actions are metaphors for the movement of a market. If the trend is up, it’s a bull market. If the trend is down, it’s a bear market. A bear market usually is defined when prices drop to 20 percent or more below their recent top, while a smaller price decline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rrection.
    BTCBitcoin (BTC, or). A cryptocurrency, a form of electronic money, 1 bitcoin is divided into 1,000 millibitcoins and 100,000,000 satoshis. A bitcoin is currently worth about 4,000 USD.
    BTFDAn abbreviation for “Buy The Fucking Dip,” a stock market term to buy stocks or other assets during a price correction.
    Cornering a MarketIn finance, cornering a market consists of obtaining sufficient control of an asset—for example, a stock, currency, or commodity—in an attempt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price. Control usually means to have a dominant share in ownership.
    (Market) CrashA crash in stocks, commodities, or cryptocurrencies is a sudden dramatic decline of prices across a significant cross-section of the market,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loss of paper wealth. Crashes are driven by panic as much as by underlying economic factors. They often follow speculative stock market bubbles.
    CryptocurrencyA cryptocurrency is a digital asset designed to work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that uses a high level of cryptography to secur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control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units, and verify the transfer of assets. Cryptocurrencies are an alternative and digital currency, which use decentralized control as opposed to the centralized digital currency and central banking systems of fiat currencies. The most popular cryptocurrency is bitcoin. The most common categorization of cryptocurrencies are alternative cryptocurrency coins (altcoins) and tokens (which are not meant to be a medium of exchange).
    DYORAn abbreviation for “Do Your Own Research.” It is used often in internet forums and blogs as a reminder for readers to do their own research on a subject, rather than take everything they read at face value.
    Fiat CurrencyA “regular” or “normal” currency today, such as the US dollar, euro, or pound sterling. Fiat money is a currency without intrinsic value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money, often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s back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erm fiat comes from the Latin for “let it be done.”)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money whose value is underpinned by some physical good such as gold or silver (the “gold standard”) or economic value like some cryptocurrencies.
    FOMO / JOMOAn abbreviation for “Fear of Missing Out.” It is defined as a fear of regret, which may lead to a compulsive concern that one might miss an opportunity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 novel experience, a profitable investment, or other satisfying events. FOMO perpetuates the fear of having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JOMO, on the other hand, describes the “Joy of Missing Out,” the antithesis of FOMO.
    FUDThis describes the spreading of “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typically through the media. It’s a disinformation strategy broadly used in politics, public relations, sales, marketing, and investing. Generally, FUD is a strategy to influence perception by disseminating negative or false information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ppeal to fear.
    Gold and SilverGold (symbol AU, from the Latin aurum) and silver (symbol AG, from the Latin argentum) are precious metals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measure of value. Since the sixth century BCE,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minted as coins. In the past, a gold or silver standard was often implemented as a base of monetary policy. Officially, the world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 for a fiat currency system after 1971 (the “Nixon Shock”).
    Gold StandardThe gold standard is a monetary system where a country’s currency or paper money has a value directly linked to gold. (Variations include the silver standard or bimetallic standard.) Most nations abandoned the gold standard as the basis of their monetary systems at some point, although many hold substantial gold reserves. After World War II, a system similar to a gold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by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Under this system, many countries fixed their exchange rates relative to the US dollar, and central banks could exchange dollar holdings into gold at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of 35 USD per ounce. All currencies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thereby had a fixed value in terms of gold. In August 1971, President Nixon end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US dollars into gold,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at currency system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HODLAn abbreviation for “Hold On for Dear Life.” HODL was originally a typo, originated in a December 2013 post on the Bitcoin Forum during a price crash. It became very popular within the cryptocurrency community as encouragement for holding the cryptocurrency rather than selling it (buy and hold).
    ICOAn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is a type of funding using cryptocurrencies. In an ICO, a quantity of cryptocurrency is sold in the form of tokens to investors in exchange for legal tender or other cryptocurrencies such as bitcoins or ether. ICOs can be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startup companies and can usually avoid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intermediaries such as venture capitalists, banks, and stock exchanges.
    Long and ShortIn trading, an investor can take two types of positions: long and short. An investor can either buy an asset (going long), or sell it (going short). In a long (buy) position, the investor is hoping for the price to rise. In a short position, the investor hopes for and benefits from a drop in the price of the asset. Entering a short position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purchasing the asset.
    MooningIn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 mooning refers to an instant surge in pricing in a positive way. If someone says, “the bitcoin is mooning,” it means the price of a bitcoin has surged instantly for a certain time.
    Pump and DumpThis is a form of securities fraud that involves artificially inflating the price of an owned stock through false and misleading positive statements, in order to sell the cheaply purchased stock at a higher price. Once the operators of the scheme dump—that is, sell—their overvalued shares, the price falls and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can be spread by spam email, social media, internet forums, or blogs. The scheme is most common with small cap cryptocurrencies and very small exchange listed corporations, that is, microcaps.
    Rare Earth Metals or Rare Earth ElementsA set of 17 elements, specifically 15 lanthanides as well as scandium and yttrium. These are: cerium, dysprosium, erbium, europium, gadolinium, holmium, lanthanum, lutetium, neodymium, praseodymium, promethium, samarium, scandium, terbium, thulium, ytterbium, and yttrium. A common distinction differentiates between 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 Rare earth elements are used in many high-tech applications, like electric motors of hybrid vehicles, wind turbines, hard disc drives, portable electronics, microphones, and speakers.
    SatsShort for “satoshi,” the smallest fraction of a bitcoin. There are 100,000,000 satoshis in a bitcoin. The term derives from the pseudonym of bitcoin inventor Satoshi Nakamoto. Currently, 10,000 sats are equivalent to 65 US cents.
    Strong and Weak HandsIn finance, strong hands refer to well-financed investors or speculators, typically long-term holders who are unlikely to exit their position based on small market movements. Weak hands refer to the opposite.
    Rogue TraderA trader who makes unauthorized trades, often in the gray area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transgression. A rogue trader may be a legitimate employee of a company yet enter into transactions on behalf of his or her employer without permission.
    Tokens(Crypto) tokens are a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a particular asset or utility and a category of cryptocurrencies. Tokens can represent basically any asset that is fungible and tradeable, such as property or real estate, commodities, loyalty points, or even other cryptocurrencies.
    USDThe US dollar (USD, or $) is the official curr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ts territories. Dollar is also the name of more than 20 currencies, including those of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One US dollar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100 US cents.
    WalletIf you want to store bitcoins or any other cryptocurrency, you will need to have a digital wallet. A cryptocurrency wallet is a software program that stores private and public keys and interacts with various blockchains to enable users to send and receive digital currency and monitor their balance.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wallets: online, offline, hardware, and paper, all with varying levels of security.
    WhaleThe term “whale” is frequently used to describe a very big player or a very big investor in the market. The ocean is a metaphor for the market, since one can then extend it to include big fish and small fish, sharks, waves as the market moves, and so forth.

    List of Abbreviations

    BMOBank of Montreal
    BTCBitcoin
    CADCanadian Dollar
    CBOTChicago Board of Trade
    CHFConfoederatio Helvetica Franc, or for short, Swiss Franc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t.Carat
    DOEDepartment of Energy
    EURThe euro is the official currency of 19 of 28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EVsElectric Vehicle(s)
    FAO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GBPPound Sterling (Great Britain Pound)
    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kgKilogram
    lbPound
    LIFFE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MELondon Metal Exchange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
    LTCM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NOKNorwegian Krona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MMBtuMillion British Thermal Units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zTroy Ounce
    RBCRoyal Bank of Canada
    USDUS Dollar
    USDA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 (crude oil)

    List of Figures

      Figure 1.Rice. Candlestick chart in USD/cwt 20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Crude oil prices 1861–2018, in USD/barrel (real prices of 2015). Data: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2019.
      Figure 3.Prices for soybean oil, 1960–1964, in US cents/lb,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Wheat prices, 1970–1977, in US cents/bushel,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5.Gold-silver ratio, 1973–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6.Crude oil prices, 1965–1986, in USD/barrel. Data: Datastream, 2019.
      Figure 7.Diamond prices, 2003–2016. Prices indexed over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Data: PolishedPrices.com, Bloomberg, 2019.
      Figure 8.Silver prices, 1970–1982,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9.Crude oil prices, 1989–1991,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0.Crude oil future term structure in 1993/1994,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1.Silver prices, 1994–2008,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2.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Apex Silver, 1998–2009. Performance indexed 199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3.Copper in US cents/lb, 1995–1997.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4.Share price of Bre-X, 1992–1997, in Canadian dollars (CAD).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5.Palladium in USD/ounce, 1998–2004.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6.Copper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7,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7.Zinc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6,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8.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9.Price spread between natural gas March and April 2007 delivery, in USD/MMBtu,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0.Future term structure of natural gas in USD/MMBtu, 2010,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1.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2–2006.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2.Norwegian salmon prices in NOK/kg, 2000–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3.Steel prices in USD/ton, 200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4.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5–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5.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6.Platinum prices in USD/troy ounce, 2004–2009.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7.Rice prices in US cents/cwt, 2000–2010,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8.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7–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9.Crude oil (WTI) term structure in USD/barrel, 200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0.Price spread of crude oil January (CLF9) and December 2009 (CLZ9)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1.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2002–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2.Sugar prices in US cents/lb, 197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3.Cocoa prices in USD/ton, 1990–2012.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4.Copper and share price of First Quantum Minerals, 2009–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5.BP share price fluctuation during first half of 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6.Cotton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5–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7.Glencore (GBP). Equity price performance since IPO on May 19, 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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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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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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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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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ftfahrtbundesamt, www.kba.de.

    42.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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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ter, S., and White, T. “No end in sight for crypto sell-off as bitcoin breaches $4,250.”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1-20/no-end-in-sight-for-crypto-sell-off-as-tokens-take-fresh-hit.

    Shiller, R. “Irrational exuberance.” Crown Business, 9 May 2006.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16-30

    16 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investing in Apex Silver Mines,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physical silver. It is silver versus silver mining. Who would lead and who would lag?

    “The financial markets generally are unpredictable.” —George Soros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2006, Bolivia’s leftist president Evo Morales practiced a little saber rattling as he threatened to nationalize the country’s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A lot of silver was at stake, given Bolivia’s two important mines, San Cristóbal (part of Apex Silver Mines) and San Bartolomé (Coeur d’Alene Mines). (Morales had already implemented nationalization of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 a week earlier.) In reaction, the stock prices of Apex Silver fell dramatically. From a price of 26 USD in April, the stock plunged to below 13 USD by June. It wa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risky investments in mineral resources can be because of politics.

    Some Facts About Silver

    Silver is about 20 times more common than gold,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eposits found 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ccording to industry figures, there are only 25 relevant silver mines worldwide, and half of their sales are generated by precious metal production. The overwhelming share of global silver production is coupled to the extraction of other metals, especially lead, zinc, copper, or gold. According to the Silver Institute,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ccount for about 50 percent of total demand, followed by jewelry and photography.
    For standardized silver trading on commodity exchanges, the ticker XAG stands for the price of a troy ounce of silver in USD. The center of physical silver trade is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nd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fixes an official price once a day. COMEX, part of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lace for futures and options on silver. There silver futures are traded under the symbol SI, followed by the contract month and year (e.g., SIH0, Silver March 2020 Futures).
    It’s not always clear, however, where the best investments lie. In the mid- and late 1990s,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and Bill Gates all entered the silver market as majo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nd their actions attracted attent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Like the three kings in the Bible, these men inspired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follow their lead. However, though Soros, Buffett, and Gates all invested in silver, they used different instruments—physical silver and equity investments in silver-mining companies.

    Figure 11. Silver prices, 1994–2008,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George Soros, born in Hungary in 1930, is known for the success of his Quantum Fund—a hedge fund founded by him and Jim Rogers—and for his bets in 1992 against the pound sterling, which forced the Bank of England to depreciate its currency. Today his net worth is estimated by Forbes to be around 14 billion USD. At the end of 1994, Soros invested in Apex Silver Mines and,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Paul, temporarily held more than 2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Founded in 1993, Apex owned 65 percent of San Cristóbal, a silver-zinc-lead mine in southwestern Bolivia that was estimated to contain 4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pex also was active in Argentina, Bolivia, Mexico, and Peru.
    Warren Buffett, also born in 1930, is the third-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with an estimated net private wealth of about 47 billion USD. As CEO of Berkshire Hathaway, an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he founded, he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investment success over decades.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firm are reported to be a “Woodstock for investors,” with more than 20,000 people following every statement by the “Oracle of Omaha,” as Buffett is known.

    In the mid- and late 1990s,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and Bill Gates all got involved in the silver market.

    William “Bill” Henry Gates III, born in 1955, founded the Microsoft Corporation together with Paul Allen in 1975 and has a fortune of 53 billion USD, which made him the second-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before he began to donate large amounts to charitable causes. In 1999 Gates got involved in Pan American Silver as the third big investor in the silver market after Soros and Buffett.
    Buffett tried a different strategy. In 1998, befor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its ann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Berkshire Hathaway announced that the company had acquired a total of 130 million troy ounces of silver between July 25, 1997, and January 12, 1998. That was about 4,000 metric tons of silver,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global annual mine production. For Berkshire Hathaway, however, this represented a mere 2 percent of its total invested capital.
    The investment in the physical metal surprise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as Buffett had always been known for his value-oriented equity investment style. In this case his rationale was based on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metal over the previous few years an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inventories. The increase in silver price that followed proved him right. His investment was very profitable.
    As for Bill Gates, it became public in September 1999 that through Cascade Investment LLC he had purchase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hares of Pan American Silver at an average price of about 5.25 USD. This represented 1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which was founded in 1994 and which now had a portfolio of silver-mining projects in Mexico, Peru, Bolivia, and Argentina.
    Looking at the price performance of silver versus share price performance of Apex Silver and Pan American Silver since 1997, an interesting picture emerges.

    Figure 12. 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Apex Silver, 1998–2009. Performance indexed 1998. Data: Bloomberg, 2019.

    By the end of 2008, silver was performing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share price of Pan American Silver. Although Apex Silver shares first traded in line with silver and with Pan American Silver, it later crashed: It fell 90 percent between its IPO in 1997 and the end of 2008. Bankruptcy followed. What had happened?

    When Bolivian president Morales threatened mining companies with nationalization, investors panicked.

    President Morales’s threat to nationalize Bolivian mining projects unsettled investors. Actually, in place of a direct nationalization, the tax burden in Bolivia was heavily increased. Nevertheless, Apex Silver was forced to a sell part of its flagship asset to Sumitomo. Developing the San Cristóbal Mine becam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s the cost of energy exploded. In order to obtain credit, Apex Silver had to sell futures in high quantities of silver, zinc, and lead. As commodity prices rose, these hedges led to increasing losses, and in January 2009 the company announced bankruptcy.

    So which investment was better? The share price of both Apex Silver and Pan American Silver temporarily outperformed silver, because annual production and the value of total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ground had a leverage effect. But leverage is the price investors pay for entrepreneurial and market risk. And when compared to Apex Silver, an investment in physical silver proved to be the much safer bet.

    Key Takeaways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
    •Over a decade, the price of silver climbed from below 4 USD to more than 8 USD in 1997. It reached 22 USD in 2008.
    •Silver mining companies seemed to offer a much higher return than a direct investment in silver, but this higher expected return came with a price.
    •Because of the rising silver price, Bolivian president Evo Morales threatened to nationalize his country’s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Shares of Apex Silver crash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from its IPO in 1997, followed by bankruptcy.

    17 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The star trader of Sumitomo, Yasuo Hamanaka, lives two lives in Tokyo, manipulating the copper market and crea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his superiors but also carrying on risky private trades. In the end, Sumitomo endures a record loss of 2.6 billion USD, and Hamanaka i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Who is Mr. Copper?” Investopedia

    For years Yasuo Hamanaka was the head trader at Sumitomo Trading in Tokyo, the commodity trading subsidiary of Japanese conglomerate Sumitomo. In insider circles he was known by his nicknames—“Copper Fingers” or “Mr. Five Percent,” because he controlled as much as 5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pper market. He earned huge profits for his company. However, on June 5, 1996, Hamanaka revealed that he’d lost 1.6 billion USD of his company’s money. Since then, the Sumitomo scandal has be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recent history.

    Some Copper Basics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copper, which is used mainly in construction and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around 20 million metric tons. Chile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with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output, followed by Indone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Copper can be recycled and reprocessed almost without loss of quality, and along with aluminum, it is the most frequently traded industrial metal. The two most important exchanges are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nd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At LME copper trades in US dollars per ton; at NYMEX, in US cents per p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cker symbol is HG, followed by the contract month and year (e.g., HGZ9, for copper with delivery in December 2019). Currently copper costs 2.80 USD per pound, or 5,600 USD per ton.
    In 1985 Yasuo Hamanaka, a 37-year-old expert in copper trading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was hired by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in Tokyo. His department suffered a considerable loss in the mid-1980s, but the head of trading, and later Hamanaka himself, managed to conceal it with secret trades. Contrary to company tradition in which a trader changed position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Hamanaka remained at his post for 11 years, because he generated such high profits.

    The Japanese trader Yasuo Hamanaka was a dominant factor in global copper. But he lost his bet against China.

    Any allegations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fraud from the LME went unheeded, while Hamanaka’s influential comments about rising copper demand and the occurrence of an artificial shortage were often published in the financial press. Even as Sumitomo’s star trader was making a modest impression, however, he was actually living a double life, professionally and privately. During the day he officially traded for Sumitomo; secretly at night he traded for himself on the LME and NYMEX. He lived with his family of four in a small house in Kawasaki, an unattractive Tokyo suburb, and drove a small car. But he enjoyed expensive trips with a lover from the Ginza entertainment district and—of course—had a Swiss bank account.
    Beginning in 1993, Hamanaka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developing an enormous demand for copper due to its fa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he bet that prices would rise. However, the Chinese put the market under pressure by talking down the price. Hamanaka’s losses started to pile up. He faked balance sheets, trading reports, and his superiors’ signatures in order to obtain additional credit lines to increase his positions and move the marke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the Chinese seemed in no hurry to buy. By the end of 1995 and the beginning of 1996, the situation was slowly becoming critical. Now mentally unstable, Hamanaka was drinking heavily.
    In June 1996, the star trader had no choice but to admit the extent of his losses: Uncovered futures positions came to 1.8 billion USD. Shocked, Sumitomo dismissed Hamanaka, and in a panic it liquidated all positions. This caused another 800 million USD in losses for the company, as the price of copper dropped by 27 percent in a single day due to the sheer volume of the sales orders. In the end,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realiz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the biggest ever for a single company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By liquidating copper futures positions it could not cover,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fac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Figure 13. Copper in US cents/lb, 1995–1997. Data: Bloomberg, 2019.

    Afterward, reporters wondered how a single trader could have concealed such an unprecedented loss from his superiors. Obviously, internal audits, risk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t Sumitomo had failed because, despite the immense transaction volume, none of Hamanaka’s superiors knew about his deals in detail. As for Hamanaka himself, the public considered him a criminal offender. He admitted his guilt in court and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mprisonment in 1998.

    Key Takeaways
    •Yasuo Hamanaka began trading copper for the Japanese conglomerate Sumitomo in 1985. Because of the size of his orders, and his control of up to 5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pper market, Hamanaka earned the nicknames “Copper Fingers” and “Mr. Five Percent.”
    •After 1993, Hamanaka bet on rising copper prices caused by increasing Chinese demand, but when prices continued to fall, he lost money. Hoping that prices would recover, Hamanaka continued to hide his cumulative losses through secret trades.
    •In 1996, however, Hamanaka was forced to reveal a loss of 1.8 billion USD. Shocked, his superiors ordered all positions to be sold immediately, which caused a 27 percent drop in copper prices in a single day and resulted in an additional loss for Sumitomo of 800 million USD.
    •The Sumitomo copper scandal in Japan of 1996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history; a single person caus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18 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the Canadian firm Bre-X supposedly finds a gold deposit with a total estimated value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USD. Large mining companies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Suharto all want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turns out to be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Geologically, it’s the most brilliant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It’s so big, it’s scary. It’s f***ing scary!” —John Felderhof, Bre-X
    “This can’t be a scam! Do some more tests! Figure it out! I know it’s there, okay?” —Peter Munk, Barrick Gold

    St. Paul is a remote community with roughly 5,000 inhabitants northeast of Alberta, Canada. Its only tourist attraction has been a landing platform for UFOs that was erected on June 3, 1967. In the middle of the 1990s, however, the tiny town beca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Every 50th resident was a shareholder of the mining company Bre-X, whose value had increased 500-fold within just three year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millionaires in St. Paul had suddenly shot up dramatically. At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was John Kutyn, an employee of the local savings bank, who had sold everything, including his car and his motorcycle, to invest in Bre-X early on.

    St. Paul, a small Canadian community of 5,000, recorded a sudden surge in resident millionaires.

    Kutyn spread the news about the gold discovery of the century among his neighbors and customers. He would be one of the few who managed to exit the company before it collapsed. A wealthy man, he went on to settle in New Zealand.

    Where’s the Gold?

    Based on industry estimates of the World Gold Council, around 190,000 metric tons of gold have been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of which one-fifth is stored in central bank vaults. The main gold-producing countries are China, Australi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ollowed by Peru, Indonesia, South Africa, Mexico, and Ghana. Together, these 10 countries account for around 75 percent of global mine production. Former number-one gold producer South Africa now barely makes the top 10. Though it dominated gold min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country’s production peaked in the 1970s.
    The center of global gold trading is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nd most of the demand comes from the jewelry industry, followed by investor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largest gold-producing companies in terms of volume are Barrick Gold, Newmont Mining, and Goldcorp.
    In the 1980s Canada had witnessed a boom in exploration companies, which searched the world for crude oil, gold, and other commodities. Among them was Bre-X, founded by former stockbroker David Walsh late in the decade. From an initial 0.30 Canadian dollar (CAD),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fell to a few cents in 1993. But that would change after Walsh and a geologist named Felderhof bought exploration rights for Busang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Indonesia.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 Mike de Guzman, Felderhof had explored Busang for another company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two men had found small traces of gold. On May 6, 1993, Bre-X announced that it had acquired a license for Busang. At that point the share price was around 0.50 CAD. But drilling samples validated gold levels of more than 6 grams per ton of rock. Since 3 grams are considered an excellent result, this caused a sensation.

    Was Busang home to the biggest gold treasure of all time?

    It wasn’t long before analysts picked up the Bre-X story. In March 1994 the stock rose to 2.40 CAD. By September, after a year of exploration and testing, the management of Bre-X estimated that Busang’s ore resources were between 3 and 6 million ounces of gold. As Bre-X’s drill results got better and better, gold experts and analysts published ever more optimistic forecasts.
    In November 1995 Busang’s gold resources were estimated at more than 30 million ounces, and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stock price of Bre-X shares climbed above 50 CAD! At the annual general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May 1996, the company was valued at 200 CAD per share, which then split by 1:10. The estimates kept rising: Bre-X reported more than 39 million ounces of gold in June 1996, 47 million ounces in July, 57 million ounces in December, and 71 million ounces in February 1997. Shortly afterward, Felderhof publicly speculated about resourc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ounces. This would have made Busang the richest gold deposit of all time. Market rumors even doubled the estimate: Some 200 million ounces, about 6,000 tons, were supposed to lie hidden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Though the company had not produced a single ounce of gold, Bre-X shares rose 500-fol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1996, the stock reached its highest price—28 CAD (which corresponded to a price of 280 CAD before the stock split) and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more than 4 billion USD. In just three years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had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0 times, even though not a single ounce of gold had been commercially produced!

    In the meantime, the industry’s big names—Placer Dome, Newmont Mining, Barrick Gold, and Freeport-McMoRan—were also taking part in the race for Busang. Indonesian president Haji Muhammed Suharto wanted his share of the treasure, too. In December 1996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Bre-X, and Barrick Gold agreed to divide Busang among themselves. The following February, Freeport joined the group.
    But then things began to fall apart. On March 19, 1997, Mike de Guzman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from a helicopter. During the due-diligence process, independent drill holes had revealed only negligible amounts of gold. A week later, lab results showed that Bre-X had manipulated the initial samples. It was a personal disgrace for Peter Munk, the head of Barrick Gold, and the news caused investors to panic. The share price of Bre-X collapsed, and the stock was suspended from trading. Later Bre-X had to declare bankruptcy, and the stock became worthless.

    Figure 14. Share price of Bre-X, 1992–1997, in Canadian dollars (CAD).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Bre-X fraud remains one of the biggest capital market scandals in Canada and the biggest mining scandal ever recorded, causing serious lingering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Canadian stock market. Major investors who were hurt included the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Board, the Quebec Public Sector Pension Fund, and the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In addition, many small investors, including some 200 residents of St. Paul, saw their money vanish into thin air.

    Bre-X crashed. The stock was worthless.

    Not everyone suffered. David Walsh capitalized 35 million USD by selling Bre-X shares before the collapse and moved to the Bahamas. John Felderhof was able to sell nearly 3 million Bre-X shares, with a total value of almost 85 million CAD, between April and September 1996. He found a new home in the Cayman Islands. The Bre-X scandal was finally settled in 2002. However, legal disputes continue today.

    Key Takeaways
    •The Bre-X scandal remains the biggest corporate mining scandal in Canada to date.
    •In 1993 David Walsh and John Felderhof claimed to find the gold deposit of the century in Borneo. Their company, Bre-X, rose from a penny stock, trading below 30 Canadian cents, to 4 billion USD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From mid-1993 to mid-1996,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increased by a multiple of 500. Indonesian president Haji Muhammed Suharto and large multinational gold companies all wanted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was unmasked as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Lab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company had manipulated its gold samples. Bre-X declared bankruptcy; its stock was worthless.

    19 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In 2001 palladium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gold, silver, platinum, and palladium—whose price breaks the psychological mark of 1,000 USD per ounce. That represents a tenfold increase in just four years. The reason lies in continuing delivery delays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Russia.

    “The actual level of Russian stockpiles of palladium is a closely guarded state secre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ussia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global palladium market, due to its high share of world annual production and its strategic inventories, which were built up through overprodu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ince palladium is mainly a by-product of the production of other metals such as platinum or nickel, the production of palladium continues even when the supply of the metal is sufficient and prices are low.

    Russia dominated global palladium production and held significant inventories.

    The majority of palladium comes from Russia—and from a single spot, the Norilsk nickel deposit in northern Siberia. If supplies of Norilsk nickel are unable to keep pace with demand, stocks held by the Russian precious metals authority Gokhran, which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Russian Central Bank, fill the gap.

    A Palladium Primer

    Together with platinum, ruthenium, rhodium, osmium, and iridium, palladium is part of the platinum group of metals (PGM).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for the metal depends on automobile catalysts and other industrial processes, though palladium is also used in jewelry. On averag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just over 50 percent of the annually mined palladium has come from Russia. Other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South Africa, which accounts for just under one-third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15 percent of the global supply.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f around 220 metric tons, the market for palladium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for example, gold or silver. (For comparison, around 3,000 metric tons of gold and 24,000 of silver are produced each year.)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s (LBMA) twice-daily price fixing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ce reference, and futures in palladium are tra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YMEX) and Japan (TOCOM).

    Figure 15. Palladium in USD/ounce, 1998–2004. Data: Bloomberg, 2019.

    In the late 1990s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catalysts made palladium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metal, and it was increasingly used instead of platinum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low price at the time. But lack of deliveries from Russia started to drive the price up.
    In 1997 palladium deliveries from Russia halted for seven months. The next year deliveries stopped again. Moreover, analysts began to question the actual physical availability of the metal. It seemed that a large share of the palladium inventory had been collateralized by Western banks for credi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us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

    The price of palladium rose from 120 USD to more than 1,000 USD, making the metal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silver, and platinum.

    The price of palladium rose from 120 USD per ounce in early 1997 to more than 200 USD in 1998. In April of that year, the price of the metal surpassed the gold pric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1, due to continued supply disruptions in Russia. And the prices for palladium continued to climb: to 400 USD, then to 600 USD. In February 2000 the price of palladium skyrocketed to more than 800 USD, while the price of gold averaged just under 300 USD during that period. It seemed as though the price would consolidate, but instead it rose again to 1,0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1, palladium broke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1,000 USD,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the others are gold, silver, and platinum—to do so. The shortage pushed the price up to almost 1,100 USD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1. The value of palladium had increased almost tenfold in just four years!
    It didn’t last. Subsequently, the value of palladium fell as low as 200 USD, after Russia announced long-term supply contracts with Japan, which were expected to start in January 2001. Then, during the commodity boom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price of palladium once again reached 600 USD before consolidating. Still this represented only a triple rise, compared with a multiple of 10 in 2001.
    In 2015 a major emissions scandal in the car industry (“Dieselgate”) fueled another palladium rally.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the 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EPA) issued a notice of violation of the Clean Air Act to the Volkswagen Group. The German car manufacturer had intentionally manipulated data and software in its diesel engines to meet emissions limits. The scandal spread to other manufacturers and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higher levels of pollution emitted by diesel-powered vehicles. The price of palladium, which was used in catalysts for gasoline cars, more than doubled, from less than 500 USD in mid-2015 to more than 1,100 USD at the end of 2018. At the beginning of 2019, Palladium was trading at 1,320 USD, once again higher than gold. Investors are wondering how long the rally will last this time . . .

    Key Takeaways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palladium reserves are found in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The metal (together with platinum) is predominantly used in automobile catalyst systems and relate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January 2001 palladium prices rose to 1,100 USD, 10 times the value of four years before.
    •Palladium became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silver, or platinum, as Russia, the big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the metal, withheld shipments.
    •Dieselgate, the global diesel-related emissions scandal, fueled a new rally in palladium, whose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again since 2015.

    20 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horts 200,000 tons of copper and hopes for falling prices. However, when copper prices climb to new records, he disappears and his employer pretends never to have heard of him. What sounds like the plot of a thriller shocks metal tr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one thing to have a rogue trader on your staff—that happens. But I’d be amazed if China wanted a reputation as a rogue nation in these markets, where it has become such an important player.” —Anonymous trader

    Most people even have trouble pronouncing the name Liu Qibing, but in November 2005 the Chinese copper trader was the number-one topic of conversation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Shanghai. Rumors were circulating about a massive, speculative short position in the copper market: Liu Qibing, in his capacity as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RB), was said to have shorted futures contracts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mounting to 100,000 to 200,000 tons.
    Unlike Yasuo Hamanaka in Japan almost ten years earlier, Liu Qibing was speculating on falling copper prices. However,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talk of a massive short position temporarily drove London’s three-month-forward copper contracts to a record high of nearly 4,200 USD per metric ton.

    Starting at 1,500 USD, the copper price bounced up to 9,000 USD per ton.

    Copper prices had started to climb sinc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 December 2003 the price of copper broke the 2,000 USD per ton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he average price of previous years was only slightly above 1,500 USD.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the price breached the 4,000 USD level. The trigger for this development lay in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hich required more and more of the red metal for its infrastructure and housing industry. Although the OECD countries (members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ctively consumed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pper output at that time, China’s growth was more dynamic. Copper consumption in OECD countries increased on average by 2.5 percent per year over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However, China’s demand grew by about 15 percent per year over the same period, while supply growth proved inflexible. At peak times China’s demand growt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global demand growth.

    China was sucking global copper markets dry.

    At that time China alone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copper consumption. Meanwhile, the prices for industrial metals continued to rise, because producers were slow to respond with an increased supply.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ir reluctance: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ines usually takes several years until the first ton of copper can be produced. Second, many producers didn’t trust the high price level to last and therefore delayed long-term investment projects. By 2004, however, the extension of existing projects and the activation of new mines were entering a decisive phase. Experts—including the world’s largest copper producer, Chilean Codelco, and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expected the supply to increase at the end of 2005, and the rise in copper prices should have come to an end. As it turned out, that was a misperception for which China paid dearly.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almost all major producers had problems with production. Costs increased; high oil prices, strikes, and even earthquakes all had a lasting effect. The projected additional supply in the copper market was lagging, and demand, continually fueled by China’s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was jumping ahead. As a consequence, the price rose steadily. The rumors surrounding Liu’s positions created additional momentum, as copper inventories on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Shanghai reached their lowest levels in 30 years.

    Figure 16. Copper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7,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newspaper China Daily reported that 130,000 metric tons of copper were sold by Liu Qibing for the SRB at an average price of 3,300 USD per ton. As the price of copper rose above 4,000 USD, Liu broke off contacts with other traders in London and China and disappeared. His cell phone remained silent, the door of his apartment on the 10th floor of a Beijing building never opened, and he was absent from his job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trader broke off all contacts, never answered his cell phone, and his employer denied his existence.

    At first Liu’s employer denied he existed. Later, the SRB claimed that the trader was acting solely on his own behalf. The SRB, which was founded in 1953, was supposed to stabilize prices and secure supplies through commodity trading, not earn profits through speculation. Industry experts considered the 36-year-old trader, who was under house arrest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more a pawn than a perpetrator.
    Liu, the son of a farming family from Hubei Province, had been with the SRB since 1990 and had been trained for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Between 2002 and 2004, Liu is said to have generated more than 300 million USD in risky copper trades for the SRB. Now, the Chinese state was facing loss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ried to push down the world market price through copper auctions. In a first tranche, 50,000 tons were sold. Another tranche of a similar size was to follow, and the leadership in Beijing spread the word that the country had 1.3 million tons of copper in reserve. However, market participants estimated that the amount of copper available was just half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ons were unsuccessful, as more and more market participants took counter-positions to force China to make physical delivery of the metal in late December.
    Hedge funds—called “crocodiles” in China—particularly saw an opportunity to generate short-term profits. The copper price climbed above 5,000 USD in January 2006, to 6,000 USD in early April, and to 7,000 US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It rose to the dizzying heights of nearly 8,800 USD a ton in May, before normalizing again over the coming months.

    Key Takeaways
    •Like the Japanese trader Yasuo Hamanaka almost 10 years before, Chinese trader Liu Qibing was caught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copper market. He speculated on falling prices and lost a great deal.
    •Liu wa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RB), which handled the Chinese economy’s rising demand for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lligence estimated Liu’s short position at about 100,000 to 200,000 tons of copper.
    •Copper prices climbed from 1,500 USD per ton in 2003 to almost 9,000 USD in 2006, and Liu, labeled as a rogue trader, vanished.

    21 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alled The Big Easy, is well known for its jazz, Mardi Gras, and Creole cuisine. Less well known, however, is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zinc inventories are stored there. Hurricane Katrina’s flooding makes the metal inaccessible, and concerns over damage cause the price of zinc to rise to an all-time high.

    “It’s totally wiped out . . . it’s devastating.”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Zinc, which is traded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in US dollars per metric ton, is the third-largest metal market, after copper and aluminum. But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zinc and lead were considered the ugly sisters of copper and aluminum, because of years of low prices and low margins for mining companies. Global supply was stagnating.

    What Happens at the LME?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copper, aluminum, zinc, lead, nickel, and tin, as well as molybdenum, cobalt, and steel are traded. To capture the opportunities of electrification and electronic vehicles, LME plans to introduce lithium, manganese, and graphite futures contracts in the near future. Trading takes place in two rounds, in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in an open ring (“open pit”) during which the daily official trading price is determined. In 2012 the 137-year-old LME agreed to a 1 billion GBP takeover from the Hong Kong Exchange and Clearing (HKEx) after a nine-month auction battle that included ICE, CME, and Nasdaq.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more than 12 trillion USD,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i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place for metals, followed by metal exchanges in Singapore and New York.
    LME forward contracts are physically deliverable, and inventories of corresponding metals are stocked in LME-approved warehouses. Delivery takes place against LME delivery notes, which provide the owner with the right to a specified quantity of metal at a designated storage loc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400 warehouses in 32 loc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Even as interest in industrial metals increased in 2003 as a result of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zinc’s price rise lagged behind those of other industrial metals. Nevertheless, China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metal’s shortage: In 2004 the country became a net importer of zinc, bringing in about 67,000 tons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2005, after only 15,000 tons were imported in the entire previous year. The International Lead & Zinc Study Group forecast a market deficit of 200,000 metric tons by the end of 2005, though there had been an excess of 50,000 ton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Even though global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decline, many producing companies remained skeptical about increasing the supply. “At this point, nobody in our business is rushing to build new zinc mines,” explained Greig Gailey, managing director of Zinifex,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producer of zinc (after Xstrata and Teck Cominco), in 2005. “We’re certainly not, nor are Teck Cominco or Falconbridge.”

    Figure 17. Zinc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6,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By this time the price of zinc was hovering around 1,200 USD per metric ton. It had broken through 1,0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after moving in a narrow range between 750 and 850 USD over the two previous years.

    About 25 percent of global zinc inventor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warehouses in and around New Orleans.

    In a nutshell, that was the situation until August 2005. Then Katrina hit New Orleans like an atomic bomb. The Level 5 hurricane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but particularly affected the city, whose urban area was almost completely below sea level.
    Twenty-four official LME warehouses had been sited in and around the city at the Mississippi Delta,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ttractiv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250,000 tons of zinc, there were also 1,200 tons of aluminum and 900 tons of copper locked away. Global zinc inventories were estim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ead & Zinc Study Group to be just over 1 million metric tons at that point—the equivalent to a 35-day global supply. The inventories in New Orleans therefore accounted for around a quarter of global stocks and about half of the zinc traded at the LME. Due to the flood damage in New Orleans, however, access to the zinc was suddenly severely limited.
    Stephen Briggs, a metal analyst at Société Générale, summarized the situation: “We have a potentially serious development . . . the market is assuming that the metal is damaged and will be inaccessible for a lengthy period of time.”

    Who Needs Zinc?

    Zinc is mainly used as corrosion protection for other metals or metallic alloys such as iron or steel, and most of the demand for it is based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 Zinc is commonly produced as a co-product with lead, and worldwide mined production is around 11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hina, Australia, Peru,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latter two are also the largest exporters of the metal. Unlike the more concentrated markets for copper or nickel, the 10 largest companies produce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orld’s zinc.
    Consumers assumed the worst. On September 2, zinc prices rose to a five-month high, as speculators foresaw delays in the delivery of zinc from the New Orleans warehouses. On September 6, the LME decided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he supply of zinc from its stocks, though it had confirmed delivery of the metal just a week before. Accordingly, the price of zinc in London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to 1,454 USD per metric ton, the highest since 1997. Two days later the LME’s CEO, Simon Heale, confirmed that suspension of deliveries could last until 2006 because of lack of access to the port of New Orlea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zinc prices broke through 1,900 USD and, just under two weeks later, reached 2,400 USD in London. But tha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eventually drove the value of the metal to 4,000 US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6 and marked a new high of just under 4,600 USD per ton in November of that year.
    By 2007 the scare was over: Beginning in August, the price dropped continuously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from 3,500 USD to less than 1,500 USD.

    Key Takeaways
    •Only market insiders were aware that warehouses in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held around a quarter of global zinc stocks and about half of the zinc traded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the biggest physical metal market in the world.
    •In August 2005 Hurricane Katrina devastated New Orleans, causing extensive flooding in the area and making zinc inventories inaccessible.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shortage of material, the price for zinc climbed from nearly 1,200 USD per ton during summer 2005 to a record of 4,600 USD in November 2006.

    22 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losure of MotherRock, an energy-based hedge fund, the bust of Amaranth Advisors shakes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it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failure since the collapse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The cause? A failed speculation in US natural gas futures. Brian Hunter, an energy trader at Amaranth, loses 6 billion USD within weeks.

    “The market can stay irrational longer than you can stay solvent.”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news shook financial markets like an earthquake in September 2006: Amaranth Advisors, a 10 billion USD American hedge fund, erased around two-thirds of its capital in two weeks by betting on natural gas and was about to close. Only a few weeks before, MotherRock, another hedge fund that specialized in natural gas futures, had collapsed as well. Some of the causes for these events date back to previous years. Following the record hurricane seasons of 2004 and 2005, many hedge funds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energy markets. Hurricanes Ivan, Katrina, Rita, and Wilma had all damaged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ly reduced supply.

    Weather and hedge fund speculation drove up natural gas prices from 6 to above 15 USD.

    Thes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s well as relatively constant demand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led to increasing price volatility and, in some cases, substantial price spikes for energy, especially natural gas. While the price of gas traded between 6 and 7 USD during 2004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05, the hurricane season drove up gas prices to more than 15 USD in December. Production disruptions dragged on for months, but the warm winter, the absence of major storms,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imports dampened the effect on the price level of natural gas in 2006.
    Compared to their all-time high that year, benchmark natural gas prices in New York los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ir value. In September natural gas was trading near 4 USD. The huge fluctuations in price made natural gas interesting for short-term-oriented traders, but natural gas’s future contract curve offered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peculation on the change of pric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tract maturities is a popular trading strategy, especially by hedge funds: Traders enter long and short positions in the same commodity simultaneously, and the trade is based on an expansion or narrowing of the price differences, that is, a chang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term structure.

    Some Thoughts on Natural Gas

    Natural ga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energ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market share of almost 25 percent. Home heating,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othe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ogether make up nearly 80 percent of its use. But the need for heat, which accounts for 20 percent of total demand, is very seasonal: There’s high demand in the winter months, less during the summer.

    Natural gas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focused in Texas, the Gulf of Mexico, Oklahoma, New Mexico, Wyoming, and Louisiana. Texas and the Gulf region together contribut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domestic output. Another 15-plus percent of total US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is imported from Canada or imported in the form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Natural gas is traded on NYMEX under the symbol NG and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in USD per 10,000 MMBtu (1 MMBtu equals 26.4 cubic meters of gas, based on an energy content of 40 megajoules/m3).
    In 2006 the two top hedge fund investors in the US natural gas market were Brian Hunter, head of energy trading at Amaranth Advisors, a fund worth 9 billion USD, and Robert “Bo” Collins, chief executive of MotherRock, which oversaw about 400 million USD. The Mother Rock Energy Master Fund, which launched in December 2004, returned 20 percent to its investors in 2005.

    Figure 18. 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 to 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Some investors at the time were aware that Collins and Hunter held opposing positions in March–April and October–January natural gas contracts. In July 2006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as futures for March and April 2007 reached 2.60 USD. Hunter’s investment decisions assumed that the difference would increase due to the upcoming cold season. In contrast, MotherRock was betting on a correction in the price spread.

    Who Is Brian Hunter?

    Born in 1975, Brian Hunter is a Canadian mathematician and hedge fund manager. From 2001 to 2004, he worked at Deutsche Bank in New York. There, in 2001 and 2002, he achieved a profit of 17 and 52 million USD by trading natural gas futures. However, after losses of more than 50 million USD in just one week, Hunter was released from his job. He moved on to Amaranth.
    Hunter became a legend on Wall Street by earning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speculating on natural gas prices after Hurricanes Katrina and Rita. By August 2006 he had achieved a profit of about 2 billion USD. Within a week, however, he had lost three times that, causing serious problems for Amaranth. After his separation from the company, Hunter went on to found a new hedge fund in 2007.
    Amaranth, with about 360 employees, had begun as a company that focused on convertible arbitrage. As those profit opportunities dwindled, it moved on to the energy sector. The firm dominated US natural gas trading on financial markets such as the NYMEX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as it bought and sold thousands of contracts, sometimes even tens of thousands, on a daily basis. Amaranth held about 100,000 natural gas contracts in one month,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5 percent of the total annual gas consum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lone, Amaranth controlled 40 percent of all outstanding contracts for the 2006–2007 winter season (October–March) and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all outstanding November futures contracts.

    Amaranth Advisors and MotherRock had opposite guesses on which way the market would move.

    In June and July 2006, erratic natural gas price movements caused massive losses in the MotherRock Energy Master Fund. Earlier,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ad reported a 12 percent increase in gas inventories. As a result, the gas price dropped by 12 percent within a week. The redemption of shares by investors aggravated MotherRock’s distress, which increased its losses to more than 200 million USD. However, the hedge fund’s high losses were not primarily due to a “normal” price decline. A subsequent Senate investigation confirmed that the sheer volume of Amaranth purchases of March contracts and sales of April contracts had distorted the price spread of natural gas, which moved up by more than 70 percent by July 31, 2006. MotherRock’s position worsen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fund was unable to meet its margin requirements. The fund collapsed, and positions were wound up in August 2006. Brian Hunter had triumphed, but his victory would be short lived.

    In late summer, natural gas prices began a downward spiral.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on the NYMEX, with delivery in October, dropped from 8.45 USD in July to below 4.80 USD in September, the lowest price of the previous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tures contracts maturing in March 2007 and April 2007 moved from a high of nearly 2.50 USD in June to below 50 US cents in September—a plunge of around 75 percent!

    Figure 19. Price spread between natural gas March and April 2007 delivery, in USD/MMBtu,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August, Amaranth held approximately 100,000 contracts in both the September and October futures on the long and short side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presented enormous positions, because the movement of only 1 US cent on 100,000 contracts meant a change in value of about 10 million USD. The sheer size of the trades caused significant price movements in natural gas and its future term structure, that is, the price relationship of the different maturities.

    Figure 20. Future Term Structure of natural gas in USD/MMBtu, 2010,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total positions of the fund added up to approximately 18 billion USD. The 60-cent increase in September contracts and the associated drop in the October–September price spread meant a huge loss for Amaranth.
    On August 29 the profit-and-loss calculation showed a one-day depreciation of natural gas valuation of just under 600 million USD. The next day’s margin obligations would be even worse: They rose to 944 million USD, due to further price depreciation. Two days later Amaranth’s margin commitments were in excess of 2.5 billion USD. A week later, on September 8, the hedge fund’s obligations exceeded 3 billion USD.

    Amaranth’s total positions added up to 18 billion USD. In September the fund’s margin commitments rose to more than 3 billion USD.

    With the price volatility of energy markets remaining high, and because of the cumulative losses, concerns were mounting at Morgan Stanley (one of Amaranth’s important investors, along with Credit Suisse and Deutsche Bank), which forced the fund to return money.
    Funds under management at Amaranth fell from 9 to 4.5 billion USD in just a week. Founder Nicholas Maounis told his investors in a letter that the company would drastically reduce its positions due to the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US gas market, and that investors could anticipate losses of 35 percen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even though four weeks earlier the fund had posted a 26 percent profit.
    Amaranth got its name from the Greek word for “imperishable,” but it was now painfully clear that the firm’s profits were anything but.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injured parties included umbrella hedge funds of Credit Suisse, Morgan Stanley, and Deutsche Bank. On July 25, 2007, the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ondemned Amaranth and Brian Hunter for attempted price manipulation of the natural gas market. Hunter, who had left Amaranth,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a new hedge fund—Solengo Capital Advisors.
    When Amaranth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006, investors were told redemptions would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Ten years after the blowup, in 2016, Amaranth investors were still waiting to get their money back.

    Key Takeaways
    •Energy markets were a hot topic in 2005–2006.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climbed from 6 to more than 15 USD, but in late summer the market turned sour and a downward spiral began. In September 2006 natural gas fell below 5 USD.
    •Brian Hunter built a position of 18 billion USD in natural gas. By August 2006 his trades had earned him 2 billion USD. But then the market turned against him. Within weeks he had lost 6 billion USD, and Amaranth Advisors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006.
    •The demise of Amaranth Advisors shook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t was the biggest hedge fund collapse since the down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and investors haven’t been paid back yet.

    23 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Think big; think positive. Never show any sign of weakness. Always go for the throat. Buy low; sell high.”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Billy Ray Valentine, played by Eddie Murphy in the 1983 movie Trading Places. The film’s final showdown has Murphy and Dan Aykroyd cornering the orange juice market. In reality,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would quadruple between 2004 and 2006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My God! The Dukes are going to corner the entire frozen orange juice market!” —Dan Aykroyd, as Louis Winthorpe III in Trading Places

    The blockbuster movie Trading Places, from 1983, stars Eddie Murphy and Dan Aykroyd and culminates in a chaotic scene at the New York commodity exchange over trades of orange juice that hinge on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was not really farfetched, as trading in orange juice, or more precisely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is dominated by the effects of weather. Hurricanes, frosts, or droughts in Florida and the region around São Paulo, Brazil—the main places where oranges are grown—can lead to major price fluctuations that vary with the seasons and also affect othe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High prices are due to risk premiums in May (frost in Brazil) and November (hurricane season in Florida), and lows are more common in February and September. Even light storms can lead to a loss of fruit.

    Some Juicy Facts

    Oranges are cultivated in almost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ropical or subtropical climates, but two countries dominate orange juice production.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orld’s harvest comes from Brazil (the São Paulo region) and Florida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harvest, oranges are typically packaged in boxes of 90 pounds or 40.8 kilograms. Processing fruit into concentrate offers advantages, compared to oranges and orange juice, when it comes to storage, shelf life, and transportation.
    Orange juice is traded in the form of frozen concentrated orange juice futures in New York. A futures contract refers to 15,000 pounds of concentrate, the equivalent of 2,300 to 2,500 boxes of orange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 orange harvest in Florida provides about 200 million boxes, worth about 1.2 billion USD.

    The hurricane seasons of 2004 and 2005 were the most active since weather records were kep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vy storms can destroy entire plantations and, at worst, result in lower harvests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new crops do not bear fruit for three to four years and are most productive only after about eight years. Storms can als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spread of pests and diseases, which can greatly impact harvests on monoculture plantations. The years 2004 to 2006 created a “perfect storm” for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overshadowing even the price spike of crude oil during the 2005 hurricane season.

    Storms to Remember

    Th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typically lasts from June 1 to November 30, and an average season sees just six hurricanes. There are exceptions: The year 2004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costly hurricane seasons since records began. Winds and floods were responsible for at least 3,000 deaths and property damage of approximately 50 billion USD. The most significant storms—Charley, Frances, Ivan, and Jeanne—all cross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four hit Florida.
    But the hurricane season of 2005 stands out even more. It emerged as the most active hurricane season since weather records began, with 28 storms, including 13 hurricanes, of which 4 were Category 5 storms! Category 5 on the Saffir-Simpson scale means a hurricane with wind speeds in excess of 251 km/h. The storms in 2005 cost some 2,300 lives and caused damages amounting to 130 billion USD. Hurricanes Dennis, Emily, Katrina, Rita, and Wilma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of the devastation that year. Katrina caused massive damage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n August 2005, hitting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particularly hard. However, Wilma broke all records and is now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storm in history.

    Florida’s orange industry generally has suffered from subsidized overproduction. As a result, in times of good harvests income levels are low. The orange harvest in 2004 was very productive, and consequently in May 2004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was about 35 percent lower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 estimating a harvest of 245 million cases in 2004, which would have been well above the crop level of the previous year (203 million cases) and would even have topped the record harvest of the 1997–1998 season (244 million cases). In addition, the Atkins diet, which advocated avoiding carbohydrates (including the sugar in orange juice), was particularl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and causing noticeably lower demand. At the end of May 2004, orange juice was trading at only 0.54 USD/lb in New York.

    Figure 21.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2–2006. Data: Bloomberg, 2019.

    But then parameters started to change. The Atkins diet lost popularity, and demand began to pick up. And four hurricanes in 2004–2005—Charley, Frances, Jeanne, and Wilma—would affect the supply of Florida oranges. According to the Florida Citrus Mutual industry association, Hurricane Wilma alone caused a crop loss of around 35 million boxes, or about 17 percent of unharvested fruit.

    From a base of 0.55 USD, the price for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rose to more than 2 USD. A quadruple increase!

    In 2005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dicted a harvest of only 135 million boxes, that is, a decline of almost 1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already-below-average harvest of the previous year. Market observers expected the lowest harvest level in the previous 17 years due to storm damage and pest infestation. Starting at just under 0.55 USD in May 2004,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in New York continued to rise, quadrupling within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prices for orange juice rose to levels unmatched since 1990.

    In October 2005 the price rose above 1 USD, breaking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and the upward momentum continued. Orange juice rose to 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reached since January 1990, when the price topped 2 USD after a severe frost. In December 2006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was again trading above 2 USD.
    The orange crop in 2005–2006 began to recover slightly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But the supply remained about 30 percent below the 2003–2004 level. Finally, in 2007, the price for orange juice fell back to between 1.20 and 1.40 USD, and in 2008, the price normalized to levels below 1 USD again.

    Key Takeaways
    •Price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re very sensitive to extreme weather. As 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quadrupled between 2004 and 2006.
    •In October 2005 prices surpassed 1 USD and continued to climb. In December 2006,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traded above 2 USD, a level that had not been reached since January 1990.
    •A notable fictional cornering of the market for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whose plot hinged on wea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Crop Report—took place in the movie Trading Places (1983), starring Eddie Murphy and Dan Aykroyd.

    24 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John Fredriksen controls a corporate empire founded on transporting crude oil. Among the pearls of that empire is Marine Harvest,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You stand on dead men’s legs. You’ve never had any of your own. You couldn’t walk alone between two sunrises and hustle the meat for your belly . . .” —Jack London, The Sea Wolf

    Acomparison with socialite Paris Hilton is inevitable: The twin sisters Kathrine and Cecilie, 26, are young, beautiful, and rich. In the list of Forbes magazine’s “Hottest Billionaire Heiresses,” the twins are next to Ivanka Trump and Holly Branson. The sisters have so far kept their names out of scandals, but they are already following in the business footsteps of their father, John Fredriksen. Forbes rates the private wealth of the 74-year-old Norwegian shipowner—by far the richest Norwegian—at more than 8 billion USD. Due to high taxes in Norway, however, Fredriksen lives in London and holds Cypriot citizenship.
    Fredriksen, born May 11, 1944, near Oslo, became rich in the crude oil business, as have many before him. He was already working 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when he set up his own company during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and built up a tanker fleet, today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He earned money on risky ventures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in the 1980s and delivered crude oil to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Today Frederiksen heads a huge corporate empire, directly or through its investment firms. He i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Bermuda-registered shipping company Frontline, which controls a fleet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tankers with Golar LNG, and is involved in the oil rig operator SeaDrill and the shipping companies Golden Ocean Group and Overseas Shipholding Group. In Germany, Fredriksen is known a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TUI Group and an advocate of selling the container shipping division Hapag-Lloy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industry. Prior to 2010 John Fredriksen held the largest stake in TUI Travel and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its direction and strategy. The Norwegian had already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world of fish farming and today controls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Marine Harvest.

    Figure 22. Norwegian salmon prices in NOK/kg, 2000–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In the 1971 German TV adaptation of Jack London’s famous adventure novel The Sea Wolf, Raimund Harmstorf, in his role as Wolf Larsen, crushes a raw potato to illustrate his worldview—eat, or be eaten. It’s an apt metaphor for the dealings of John Fredriksen, the Norwegian Sea Wolf.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Norwegian fish-farming industry was experien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low prices for fish. In particular, the company Pan Fish, founded in 1992, had been struggling since 2000.

    What’s the Catch?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fishing nations are China, Peru, India, and Japan. In Europe, Norway, Denmark, and Spain haul in the largest harvests. The value of world exports of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in 2015 reached 96 billion USD. Aquaculture deals with the controlled cultivation of fish, mussels, crabs, and algae, and there’s a rapidly growing global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slightly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almost 15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fish caught come from aquaculture—and the number is rising.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FAO estimate that by 2020 the proportion of farmed fish will account for almost 50 percent of the total fishery.
    Farmed fish have the advantage of lower prices, and some argue that fish farms can also counteract the overfishing of the oceans; according to FAO estimates,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fishing grounds are already considered “overfished.” However, others point out some disadvantages: Aquaculture’s carnivorous fish, such as salmon and trout, consume many times the body weight of wild-caught fish; and there are particular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keeping fish in unnaturally large and dense pen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ith low ecological standards, such as in Southeast Asia or South America, because of over-fertilization or the use of antibiotics.
    Fredricksen controlled an almost 50 percent stake in Pan Fish through his investment company Greenwich Holding and the two vehicles Geveran Trading and Westborough Holdings. In June 2005, he bid successfully for the remain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5, Fredriksen also acquired 24 percent of Fjord Seafood through Geveran Trading. His shares would soon amount to nearly 5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Then, in October 2005, Fjord Seafood made an offer to the state fish-farming company Cermaq, but the bid failed due to opposition from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Fredricksen made his next big move in March 2006: Nutreco, today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fish feed worldwide, sold 75 percent of Marine Harvest—which had been involved in Chilean fish farming since the mid-1970s—to Geveran Trading for nearly 900 million euros. The remaining 25 percent was acquired by the Norwegian firm Stolt-Nielsen.

    On December 29, 2006, Pan Fish, Fjord Seafood, and Marine Harvest merged to form the new Marine Harvest Group. What was by far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rporation in the world was now under the control of John Fredriksen.

    Key Takeaways
    •John Fredriksen, a modern version of Jack London’s Sea Wolf, made his fortune in the crude oil market, then became active in oil drilling,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shipping, and liquified natural gas. Today he controls an extensive corporate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Norwegian fish-farming industry experienced sever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low salmon prices.
    •By active industry consolidation over two years, Fredriksen built the Marine Harvest Group in 2006. Today it’s the world leader in fish farming and aquaculture.

    25 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rouses the suffering steel industry from near death. Through clever takeov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ndown businesses, Lakshmi Mittal rises from a small entrepreneur in India to the largest steel tycoon in the world, a position he crown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his main competitor an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teel producer—Arcelor.

    “I want to be the Ford of Steel.” —Lakshmi Mittal
    “Aim for the highest.” —Andrew Carnegie

    It was a dream wedding, with a setting akin to the court of ancient maharajahs in India or a tale from 1001 Nights. On June 22, 2004, fireworks illuminated the night sky in Paris, Bollywood stars Aishwarya Rai and Shah Rukh Khan entertained the guests, pop star Kylie Minogue performed, and more than 5,000 bottles of Mouton-Rothschild 1986 were served. The evening festivities were the main attraction of the six-day celebration of the wedding of 23-year-old Vanisha Mittal and London investment banker and founder of Swordfish Investments Amit Bhatia, age 25. Twelve Boeing jets had been chartered to bring more than 1,500 guests from India to France, where they visited the Jardin des Tuileries, Versailles, and the 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 The silver-wrapped wedding invitations included five-star accommodations at the Hotel Le Grand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whose 600 rooms had been fully booked. Presents for the guests featured designer handbags filled with jewelry.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ost of this extravaganza was around 60 million USD. The check was signed by the proud bride’s father, Lakshmi Mittal.
    Who is this tycoon who could arrange a fairytale wedding for his daughter and that same year acquire a princely residence in London’s posh Kensington district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ormula One Group, Bernie Ecclestone, for the equivalent of around 130 million USD?
    Lakshmi Mittal’s father had run a small steel plant in the Rajasthan province of India. The family later moved to Calcutta, where the father took over a major factory and where Lakshmi learned the steel business from scratch.
    After study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alcutta, in 1976 Lakshmi was put in charge of modernizing a rundown steelwork in Indonesia that the family had previously acquired for 1.5 million USD. That pattern would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Indian mogul’s life, as he bought money-losing or underutilized steel producers and restructured their business through cost reductions, sales orientation, layoffs, and closures. When a steel industry boom was triggered by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akshmi Mittal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the world in just a few years.

    Lakshmi Mittal forged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company.

    Gradually he added larger and larger acquisition targets. In 1989 Mittal bought a derelict steel plant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nd renovated it. He had a major success in Mexico in 1992: The state had invested 2.2 billion USD in state-of-the-art steel-production equipment, but the end of the oil boom was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sell. Mexican president Carlos Salinas awarded the Indian entrepreneur the contract for just 220 million USD, of which Mittal only had to raise 25 million in cash. He then renamed the company Ispat Mexicana. (Ispat is Hindi for “steel.”)
    The year 1995 marked another turning point for the businessma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giant Karmetwerk, which included coal mines, was up for privatization in Kazakhstan. Although Western corporations did not dare invest, Mittal paid 400 million USD, dismissed a third of the workforce, and made the company profitable within a year. Mittal also bought Sidex in Romania after that company was privatized, though it was a controversial deal because of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written b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to Romanian president Adrian Năstase after Mittal’s donation to Blair’s party (“Mittalgate”).

    Mittal Steel was created in the spring of 2005.

    In October 2004 Mittal announced the merger of privately held LNM Holding and publicly listed Ispat International with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teel Group (ISG). (ISG arose from the assets of LTV Steel and the assets of former industrial titans Acme Steel and Bethlehem Steel.) In the spring of 2005, the deal—worth 4.5 billion USD—was concluded. Mittal Steel, based in the Netherlands, was born.

    Steel Ups and Downs

    Carnegie and Vanderbilt in USA, or Thyssen and Krupp in Germany—these family names ring a bel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eel industry. Compared to other industries, the steel industry today is highly fragmented; the 10 largest steelmakers produce less than a third of the world’s supply, compared to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90 percent by the world’s 10 largest carmakers. ArcelorMittal is the industry leader. Nippon Steel, Baoshan Iron & Steel, POSCO, and JFE Steel follow at some distance.
    The 1990s were dark years for steel producer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pecifically, the US steel industry slipped into a severe crisis due to overcapacity and cheap imports, and since the late 1990s, more than 30 companies have had to apply for bankruptcy and creditor protection. The situation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ese demand for steel increased from around 15 percent of the world’s market in 2000 to almost 50 percent a decade later. This unbalanced the markets for raw materials like iron ore and metallurgical coal and caused prices for crude steel to rise significant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the price for a metric ton of steel was around 200 USD; by 2008, it had risen to 1,100 USD.
    Mittal had created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producer, with more than 70 million ton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bout 9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was owned by the family. But Mittal, who wanted to outdo magnates like Andrew Carnegie and Bethlehem Steel’s Charles Schwab, was not yet satisfied.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Mittal Steel acquired Ukrainian steel producer Kryvorizhstal at an auction for 4.8 billion USD, after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decided against a consortium headed by the son-in-law of the former Ukrainian president. But behind the scenes a much larger deal was looming that would profoundly change the steel industry.

    Figure 23. Steel prices in USD/ton, 200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anuary 27, 2006, Mittal announced a takeover bid to the shareholders of Arcelor, which was the industry’s second-biggest company. He offered a premium of 27 percent on the closing price of the previous day, a purchase price of nearly 20 billion USD. Arcelor itself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merger of French, Spanish, Luxembourg, and Belgian steelworks, and in 2005 it had produced almost 5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rude steel. The attempt at the hostile takeover provoked Arcelor’s corporate leadership; the governments of Luxembourg, France, and Belgium also opposed the merger.
    “L’India”—the Indian—“does not fit in with our great culture,” said Guy Dollé, the French head of Arcelor. And, in fact, the takeover battle turned into a war of cultures, during which Arcelor sought to save itself through a merger with Russian steelmaker Severstal. It played out like high-stakes poker. In the course of a month, Arcelor rejected two offers from Mittal as too low. Then, in June 2006, the Arcelor board of directors called for a marathon nine-hour negotiation. For almost 34 billion USD, a further premium of 15 percent on the stock closing price of the previous day—about 45 percent above the original offer—Arcelor finally agreed to the sale.

    With the merger of Arcelor and Mittal,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producer was created, with a combined production volume of just under 120 million tons of crude steel, a global market share of around 12 percent, 60 billion USD in sales, and more than 320,000 employees. Number two in the industry, Nippon Steel, had less than one-third of ArcelorMittal’s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rcelor, the Mittal family reduced its stake in the new company to around 45 percent. Nevertheless, with estimated private assets of around 25 billion USD, Lakshmi Mittal is considered the fif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Key Takeaways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th its dynamic growth and enormous lust for resources, shook up a moribund global steel industry. Between 2000 and 2008, global steel prices increased more than fivefold. One entrepreneur noticed this industry trend faster than others.
    •Lakshmi Mittal became the “man of steel.” The Indian tycoon created Mittal Steel in 2005 by buying ISG and the remaining assets of former US industry giants Acme Steel and Bethlehem Steel. But that was not enough. After a bidding frenzy, in summer 2006 Mittal bought Arcelor and forged the world’s biggest steel company, ArcelorMittal.
    •After the transaction was complete, Lakshmi Mittal was considered the fif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with estimated private assets topping 25 billion USD.

    26 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controls oil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reserves. But its influ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no business like oil business.“ —C. C. Pocock, Chairman of Shell

    In 2007 the Financial Times created the term the “New Seven Sisters” to describe the world’s seven most influential energy companies outsid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original Seven Sisters, a term coined in the 1950s, referred to a consortium of predominantly successor companies to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Gulf Oil, Texaco, Royal Dutch Shell, and the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For a long time, the Seven Sisters were regarded a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oil business, since, thanks to a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hey held a demand cartel over oil producers in the Third World. Producer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sell the majority of their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contracts and fixed prices to the oligopoly, which also controlled trade and distribution.
    The Seven Sisters were able to set the rules, because until the 1970s the group controlled about 85 percent of global oil reserves. However, early in that decad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began to nationalize their oil industry: Algeria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do so, in 1971, followed shortly thereafter by Libya. In the following year, Iraq nationalized the concessions of Western companies. In 1973 Iran also nationalized its domestic oil industry. The power of the Seven Sisters was dwindling, and OPEC—founded in 1960 and the cartel’s counterpart on the supply side—was gaining in importance.

    The Seven Sisters controlled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until the 1970s.

    Today, OPEC countries supply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ude oil, an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ata, member countries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7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while oil produc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 declined over recent years.

    Four of the Seven Sisters still exist today—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and BP.

    To counter strong price fluctuations and a continuous drop in oil prices below 10 USD, the large oil companies us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or example, Exxon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and Mobil Oil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merged in 1999 to create ExxonMobil,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mpany, whose annual revenue exceeds the economic power of many small countries.
    From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came Chevron, which took over US Gulf Oil in 1985 and in 2001 incorporated Texaco as well. The British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first became the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nd then British Petroleum. Following the acquisition of Amoco (the former Standard Oil of Indiana) and Atlantic Richfield, the company finally changed its name to BP in 2000. As a result, four of the original seven dominant companies were left: 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and BP.

    Big Oil today is made up of 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

    Further mergers, such as Total and Petrofina (1999), Total and Elf Aquitaine (2000), and Conoco and Phillips Petroleum (2002), have put the US firm ConocoPhillips and the French company Total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s the other four. There are now six super-majors—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all often referred to as “Big Oil” in the financial press. However, their influence today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even Sisters 50 years ago. Together, Big Oil today controls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the group’s share of global reserves is again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ntrast, the “new Seven Sisters” of the oil industry together control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global reserves: These include Saudi Aramco (Saudi Arabia), Gazprom (Russia),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hina;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Iran),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Venezuela), Petrobras (Brazil), and Petronas (Malaysia).

    The “new Seven Sisters” are Saudi Aramco, Gazprom,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etrobras, and Petronas.

    Aramco, based in Dhahran, Saudi Arab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group. A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mpany, it produces 12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daily and has reserves of approximately 260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almost a quarter of global reserves. With its Ghawar oil field, Saudi Aramco also operates the 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After a dramatic drop in oil prices in 2015–2016,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peculated about an IPO of Saudi Aramco to raise money. But plans have not yet been realized.
    At the end of 2006, Russian Gazprom and Petro China, a subsidiary of CNPC, had left the market value of most Western energy companies far behind. CNPC, the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and Sinopec are China’s three largest oil companies.
    The power of the former Russian state-owned company Gazprom—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natural gas—was felt in Europe in late 2005 due to the gas dispute with Ukraine. (The enterprise also holds a monopoly on the export of gas from Russia.)
    The state-owned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 based in Tehran, is part of the Iran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is also active worldwide.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DVSA) was the instrument of power of former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ávez.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 oil industry, PDVSA is today the largest oil company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Campos Basin, the semipublic Petrobras (formally Petróleo Brasileiro) accounts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Brazil’s oil production. The company is also a leader in offshore drilling and deep drilling. With the Tupi field, the Brazilians have probably discovered the third-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Petronas (full name 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 a state-owned petroleum company known for its landmark Petronas Towers in Kuala Lumpur,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100 subsidia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Key Takeaways
    •After the breakup of Rockefeller’s Standard Oil empire, a consortium known as the “Seven Sisters” emerged. Included were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Gulf Oil, Texaco, Royal Dutch Shell, and the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This consortium controlled 8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until the mid-1970s.
    •The influence of the Seven Sisters diminished with the founding of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OPEC today controls about 4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legacy of the Seven Sisters lives on in a group of super-majors, six integrated oil and gas companies also referred to as “Big Oil”: 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Seven Sisters, they control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new Seven Sisters” are Saudi Aramco, Gazprom,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etrobras, and Petronas. Together these seven companies control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27 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After seven lean years for Australia’s agricultural sector, a Millennium Drought drives the price of wheat internationally from record to record.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farmers expect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harvest. Is this a p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is more typical of a 1 in a 1000-year drought, or possibly even drier, than it is of a 1 in a 100-year event.” —David Dreverman, Head of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Authority

    The Aboriginal term uamby means “where the waters meet,” except that on the Uamby farm, 50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the Australian wine-making and sheep-breeding city of Mudgee, no more water was flowing. The year 2006 was one of the hottest since weather records began on this continent and also one with the least rainfall.

    Though the extreme drought had already affected the farm severely, i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st summer months—which fall between December and March in Australia. Water reserves were running low, and the animals could no longer find food. The pastures were bare and parched, necessitating purchases of water and food. Of the original 4,800 sheep on the farm, only 2,800 were left; the remainder had to be sold for 5 USD per animal, though the owners had expected about 40 USD.

    The World’s Wheat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just under 600 million tons, various wheat varieties, together with corn and rice, are among the most widely cultivated cereals in the world. Wheat accounts for around one-fifth of the world’s calorie needs. It’s an important food for livestock and is also used to produce biofuels like ethanol. The average yield per hectare is just under 3 tons worldwide (1 hectare = 10,000 square meters, comparable to a soccer field). Large parts of the harvest are consumed by the producer countries themselves, so that only about 100 million tons of the total amount produced reach the world market—a factor that can affect price fluctuations in times of shortages.
    More than 400,000 people were working in Australia’s agriculture sector,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and the situation was di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7, due to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a farmer was taking his own life every four day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year,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about 320 million hectares, was affected by lack of rain and high temperatures.

    The “granary” of Australia,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produces 4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wheat.

    The situation was especially tense in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The river system spans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an area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 and Spain combined, supplying some 15 percent of Australia’s water. Officially, the rivers supplied around 50 percent less water in 2007 than the previous year, and 2006 itself had been a record low-water year. The basin is considered the granary of Australia, because this area alone grows 40 percent of the food on the continent. Meanwhile, small towns like Dimboola, about 330 kilometers from Melbourne, in the Australian wheat belt, were becoming ghost tow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ustralia’s role as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of wheat wa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normal” times, Australia exports 25 million tons every year. But normal times had not existed in Australia for seven years, making the drought the country’s longest. The year 2006 was the third-driest year since records began in 1900, and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BARE) was estimating the 2006–2007 winter harvest at just 26 million metric tons, 36 percent less than the previous year. Even so, 2007 proved to be hotter, and experts began talking about a Millennium Drought.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declared it “the worst drought in living memory.” The direct cause was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El Niño—a rise in Pacific Ocean temperature that affects weather patterns, and a phenomenon whos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nd weather experts.

    El Niño Acts Up

    El Niño (“the boy” in Spanish, referring to the Christ Child, since El Niño usually occurs around Christmastime) describes a weather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rises, wind systems over the Pacific change, and as a result, the cold Humboldt current west of South America weakens. A layer of warm water travels through the tropical East Pacific from Southeast Asia to South America, and water temperatures off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drop. The result is a change in global weather patterns: There are usually heavy rains on the South and North American West Coasts and drought, crop failures, and bush fires in Australi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ntrast, La Niña (“the girl”) is an exceptionally cold current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whose effects are excessive rain in Indonesia and drought in Peru.
    The Australian harvest was crucial because the global 2006–2007 wheat harvest, at 598 million metric tons,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s 621 and 628 million tons. The 15 largest producing countries provided about 80 percent of that total. Australia,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accounted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global wheat exports.

    The harvest came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demand, growing prosperity, and robust economic growth. For global wheat consumption, the forecast for this period was 611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collapse of Australian wheat production first hi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se countries traditionally imported grain from Australia. They were now looking for wh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Europeans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heat. In Ukraine, the 2006 crop had shrunk by half.

    In February 2008 the price for wheat more than tripled, compared to 2006, to almost 13 USD per bushel.

    The price of wheat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soon began an unprecedented rally. The typical trading band for wheat in the years before 2006 was between 2.50 USD and 4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however, inventories fell to their lowest levels since 1980. Bad harvests in Europe and China meant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had to import wheat for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The price of grains was picking up dynamically.
    In October 2006, wheat broke through the 5 USD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mained there. Then, in June 2007, wheat prices rose to 6 USD, climbed to 7 USD in August, 8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9 US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and rose to 9.5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Meanwhile, global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fall and reached a 26-year low. In addition, in Canada—another major wheat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grain reserves plunged 29 percent year-on-year at the end of July, while Egypt, Jordan, Japan, and Iraq placed buying orders for large quantities of wheat.

    Figure 24. 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5–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After this fast-paced rally, international wheat prices took a breather, but in hindsight that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short break.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2008, wheat prices broke through the 10 USD barrier, and the price momentum continued. The closing price on February 27, 2008, was 12.80 USD, a dramatic tripling since early 2006!
    The devastating drought had caused losses of around 50 percent in the recent Australian harvest. The situation began to relax slightly with the 2007–2008 harvest of 609 million tons, as the rapid increase in wheat prices had proved an incentive for many farmers to plant previously fallow land. A harvest of 688 million tons worldwide was estimated for 2008–2009. By then the unprecedented Australian drought finally had come to an end. However, weather experts painted a bleak picture for the country’s agriculture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The year 2006 was the third driest in Australia since weather records started in 1900, but 2007 topped it. That year turned out to be the hottest year in history.
    •After several lean years, the Millennium Drought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s to Australian agriculture. The national wheat harvest dropped by 50 percent, and global grain markets panicked, since Australia was the biggest global exporter of whea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In October 2006, wheat topped 5 US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ummer 2007, the rally in wheat prices intensified. In February 2008, wheat prices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10 USD and closed the month at 12.80 USD. Prices had tripled since early 2006.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was caused by El Niño, a weather phenomenon whose strength and frequency could be directly link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nd weather experts.

    28 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The new CEO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Bill Downe, must report a record los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7 due to failed commodity price speculation.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akes market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How all of a sudden does a USD 450 million loss just materialize like this? Was it a lack of control from a risk perspective or was somebody hiding trades in a desk drawer?” —Leigh Parkinson, Risk Advisory

    It was the middle of April when three of the directors of Optionable, a New York commodity broker, unloaded a share package worth nearly 30 million USD. Just days later, the auditor Deloitte and Touche released a report to its principal, the Bank of Montreal (BMO), stating that there was a 350 to 450 million CAD loss in its natural gas portfolio. This came as a nasty surprise for CEO Bill Downe, who had been in his position for only a month and who was about to announce BMO’s quarterly figures.

    A Canadian Institution

    Founded in 1817, the Bank of Montreal (BMO) is the fourth-largest bank in Canada in terms of deposits and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aving fin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the 1880s. Today BMO’s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private and commercial clients (retail banking), investment banking (BMO capital markets), and wealth management. Tony Comper served as CEO from 1990 to 2007, and during his leadership, in 2000, a small trading scandal occurred in futures trading of natural gas, causing damage of around 30 million CAD. Seven years later, Bill Downe took over.
    The responsible trader at BMO was David Lee, who dealt in natural gas options both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and over the counter. Lee had joined BMO in his mid-20s, coming from the Bank of New York, where he had been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commodity derivatives business from scratch. Beginning as an analyst, he soon switched to trading and specialized in natural gas options.
    At BMO, Lee handled a large portion of his trades via Optionable. For a broker like Optionable with fewer than 20 employees, these trades represent almost 30 percent of his total revenue. It was no wonder that Lee and Kevin Cassidy, the CEO of Optionable, were close friends.

    BMO’s commodity trading achieved a huge profit in 2006.

    Trading in natural gas delivered an attractive additional income for BMO. Its commodity trading was 15 to 20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anadian market leader, the Royal Bank of Canada (RBC). BMO’s energy-trading business had grown to 25 traders. The bank had offices in Houston, New York, and Canadian energy metropolis Calgary, where in March 2006, at BMO’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ny Comper had announced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investment banking segment, driven primarily by trading profits in oil and gas.

    The commodity business was booming. Due to the damage caused by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was rising. In 2004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05, the price hovered between 6 and 7 USD, but after the hurricane season, corporate clients increasingly were interested in price-hedging transactions. In December 2005, the price of US natural gas went over 15 USD/MMBtu.
    This trend did not go on forever, though. Within weeks benchmark gas prices in New York had los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ir value. A mild winter ensured a sufficient suppl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this time was unaffected by hurricanes. Customer interest cooled down significantly, but energy trading at BMO continued to grow.

    The BMO team around David Lee was betting on a rebound in prices.

    BMO’s star trader David Lee got it massively wrong with natural gas options.

    Market participants could see that someone was building massive options positions on the NYMEX and over the counter, but prices continued to fall and volatility declined. The value of call options imploded.
    The trading positions in Lee’s team were getting out of balance, but he was able to disguise his losses with the help of Optionable. Later the law firm Schatz Nobel Izard would accuse Optionable of having helped the BMO trader falsify his book and, among other things, of confirming incorrect trading prices. When Deloitte and Touche examined the upcoming quarterly figures, the loss could no longer be concealed. The auditors estimated the deficit came to 350 to 450 million CAD. BMO canceled collaboration with Optionable immediately, and Optionable stock lost almost 90 percent of its value.

    Figure 25. 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April 2007, just days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its quarterly figures, BMO announced a profit warning and pointed to the bank’s deferred trading positions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namely positions in natural gas, that would weigh heavily on quarterly profits. Companies such as Goldman Sachs and Citadel, a major Chicago hedge fund manager, showed interest in taking over the portfolio. However, BMO’s manager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y could handle the situation themselves. It turned out, though, that publicizing the trading positions before they could be reduced was the wrong strategy. The loss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hen the quarterly figures came out in May, BMO had upped the losses on its commodity trading book to 68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12 percent of its total annual profit. Gritting his teeth, Downe reported the biggest trade loss of any Canadian bank in history, blaming market illiquidity and lower volatility. His rationale was not wrong, but market participants were skeptical, and analysts asked some unpleasant questions, about both the bank’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quality of its risk management. Bob Moore,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for commodity products, and David Lee had to leave the company. Lee was fined 500,000 USD and was banned from working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total cost of the BMO trade scandal added up to around 850 million USD.

    Key Takeaways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 Advisor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ook the commodity markets in 2007.
    •David Lee was a celebrated star trader at BMO, and he and his team bet on a rebound of natural gas prices, after prices had declined from a record high of 15 USD due to damages from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But prices declined further. Natural gas even traded temporarily below 4 USD again. For a while, Lee could disguise his loss of 350 to 450 million USD with the help of his broker Optionable. But auditors uncovered the problem.
    •After earning record profits the year before, Lee’s energy trading imploded. Losses from the trading scandal added up to more than 800 million USD.

    29 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Due to ongoing supply bottlenecks of electricity from Africa’s largest energy provider, Eskom, South Africa’s major mining companies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platinum explodes.

    “South Africa needs at least 40 new coal mines to prevent shortages over the long term.” —Brian Dames, Eskom

    “Restoring energy security for the country is an absolute imperative.” —Cyril Ramaphosa,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in 2019

    Two years before the World Cup kickoff in June 2010 in South Africa, the country faced its worst electricity supply bottleneck in decades. In spring 2008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n energy emergency. The national utility company Eskom—the largest electricity provider in Africa—shut down power for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for weeks, since its capacity lagged far below demand. For 20 years the country’s economy had been growing at a rapid pace. Electricity demand had risen 50 percent since the end of apartheid in 1994, but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and Eskom had fail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capacity. The electricity company had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the nation’s power plants would have to be overhauled and new power plants built, but government agencies ignored these warnings.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power available, electricity was rationed at various intervals and in different zones, resulting in two- to three-hour power outages every day. Particularly affected were Johannesburg and the Gauteng region, the center of gold and platinum production. Around half of the mining companies’ energy demand was needed just to maintain infrastructure. Without electricity, the water could no longer be pumped out of the mines, and getting sufficient oxygen several kilometers deep became critical. The impact on actual production was even more dramatic. The Miners’ Union said that the companies s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home or for training. At the end of January, the situation worsened. The energy company operated the world’s largest coal-fired power plant, the Kendal power plant, and Eskom’s coal reserves were being soaked by rainfall. At this point international precious metal prices began to react.

    Eskom turned off the power for the mining companies.

    Precious Platinum and Palladium

    The group of platinum metals (PGMs) includes platinum, palladium, rhodium, iridium, osmium, and ruthenium, but th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metals in this group are platinum and palladium, whose trading is overseen by the London Platinum and Palladium Market (LPPM). South Africa and Russia together account for around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latinum metals production. Smaller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Zimbabwe. The major companies are Anglo American Platinum (Amplats), Impala Platinum (Implats), Lonmin in South Africa, and Norilsk Nickel in Russia. In recent years, Sibanye has also grown into a new player through takeovers and acquisitions.
    Platinum is mainly used for catalysts (50 percent) and jewelry (25 percent); while for palladium, in addition to those applications, dentistry and electronics are important. Price-determining factors for both metals are Russian and South African production, Russian inventories, and global growth rates.
    South Africa had been the center of global gold produc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ough it had fallen back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o eighth place. However, South Africa still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producing platinum. Around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comes from that country, wit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being produced in the Bushveld complex. The prices for platinum are correspondingly sensitive to any negative news from South Africa.
    Prices for platinum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mid-2005, but the momentu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late 2007 and early 2008.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n years,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ohnson Matthey, the world market leader in auto catalysts and thus the largest customer of platinum, expected falling shipments for the entire year.

    Figure 26. Platinum prices in USD/troy ounce, 2004–2009.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8, the news that the three largest gold producer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largest platinum producer were reducing production in all mines caused prices to jump. Amplats, with a 40 percent market share, expected production losses of 9,000 ounces per day. The number-two firm, Impala Platinum, claimed to lose about 3,500 ounces per day. Overall, South Africa’s platinum miners feared a 2008 production loss of 0.5 million ounces.

    By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platinum rose to more than 2,200 USD/oz.

    In addition to gold, the price of platinum in particular rose overnight by almost 100 USD to more than 1,7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a troy ounce of platinum closed at more than 2,250 USD, a temporary price maximum.
    Electricity supplier Eskom slowly began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but industry production was still running at only 90 percent capacity, and the company predicted that supply problems would continue until at least 2020.
    And the years of mismanagement and corruption continued. In February 2019 the situation escalated again, as Cyril Ramaphosa, the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following Jacob Zuma, declared Eskom to be “too big and too important to fail” during the Indaba mining conference in Cape Town. Besides its aging coal-fired plants, the company suffers from a debt level of more than 30 billion USD. A breakup, a government rescue plan, as well as a 15% increase in its tariffs to its industrial customers are in the cards for 2019. At the same time, an ounce of platinum costs 800 USD—a new price rally is about to unfold!

    Key Takeaways
    •In 2008, South Africa faced its worst electricity supply bottleneck in decades, and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n energy emergency. Eskom, the national utility company and the largest electricity provider in Africa, shut down power for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Although South Africa’s golden days of gold mining were over, it remained the dominant force in platinum group metals, with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8, the three largest gold producers and the largest platinum producers all reduced their mine p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continuing power outages.
    •That development spurred prices for platinum, which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mid-2005 and had already reached 1,000 USD. By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platinum climbed above 2,200 USD per troy ounce, its highest price ever!

    30 Rice: The Oracle 2008

    The Thai “Rice Oracle,” Vichai Sriprasert, predicts in 2007 that rice will increase in price from 300 USD to 1,000 USD, and he becomes a figure of ridicule and mockery. However, a dangerous chain reaction affecting the rice harvest is about to start in Asia and, with Cyclone Nargis, culminates in a catastrophe.

    “National hoarding really doesn’t help the market.” —Robert Zeigler,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t 65, Vichai Sriprasert was one of Thailand’s largest rice exporters, nicknamed the “Rice Oracle.”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demand, and price development had earned Vichai a lot of money as well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ship of the Thai Association of Rice Trader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rice, Thailand wa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isbelief and ridicule were the initial reactions to Vichai’s prediction, in 2007, that rice prices were likely to exceed 1,000 USD per t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At the time Thai export rice was priced at around 300 USD per ton. After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oil and dramatically higher prices for wheat and corn, however, the laughter disappeared. In spring 2008, the price of rice actually broke Vichai’s targeted 1,000 USD mark. And it would continue to rise. For Vichai, the situation was comparable to the 1970s, when in the shadow of the oil crisis, rice prices rose to around 2,700 USD per metric ton.

    Rice Realitie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rice—along with corn and wheat—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ultivated cereals in the world,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around 650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hina, India, Indonesia, Bangladesh, Vietnam, and Thailand. Due to its predominantly wet cultivation, between 3,000 and 5,000 liters of flowing water are needed per kilogram of rice. On the one hand, this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terms of lower pest and weed infe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an lead to serious crop failures in periods of dry weather.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rice, futures trading is insignificant, with less liquidity than the wheat or corn market.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lace for rice is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ed contracts are quoted in US cents per American centner or hundredweight (1 cwt equals 100 lb equals 45.359 kg), with one contract covering 2,000 hundredweights.
    What had happened? Driven by the rising price of crude oil, the prices of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rose sharply in 2007, a condition called “agflation.” The food price index, calculated by the FAO, had risen by 57 percent within just one year, from March 2007 to March 2008. Wheat and soybean prices also doubled, and the price of corn had increased by 66 percent since autumn 2007.

    Figure 27. Rice prices in US cents/cwt, 2000–2010,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However, the price of rice was still well above that of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and was developing its own momentum in spring 2008. From June 2007 to April 2008, rice prices rose by around 75 percent—even more in Asia. Prices increased from 400 USD per metric ton to more than 1,000 USD.
    The price spike had widespread consequences. Rice is a staple food for around three billion people, and in many countries nearly half of household income is spent on nutrition. The rise in prices threatene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caused serious unrest around the world. In Haiti several people were killed in protests, and uprisings were reported in Egypt, Burkina Faso, Cameroon, Indonesia, Côte d’Ivoire, Mauritania, Mozambique, and Senegal. How did all this happen?

    The globally traded rice volume of 30 million tons was very low compared to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650 million tons.

    The rice market is generally subject to structural deficits. The average amount of rice traded on the world markets per year—around 30 million metric tons—is very low compared to global production of around 650 million tons. This makes global prices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supply and demand. Urban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the demand for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weather conditions all ar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also apply to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to some extent.
    For example, rapid urbanization in Asia has destroyed more and more agricultural acreage, and increasing prosperity on that continent has also led to more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grain needed to feed livestock.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in China alone increased by about 150 percent in the past 30 years. Furthermore, the rice fields of Asia have had to absorb an annual birth rate of about 80 million babies in the region. Indirectly, the high price of oil and a related increase in demand for biofuels are also driving up the price of rice, as many farmers switch to the more profitable cultivation of corn, wheat, and oilseeds.
    Some countries recorded significant losses in their rice harvest due to weather in 2007–2008. Thunderstorms and floods destroyed more than 20 million hectares of fields within one year, twice the total acreage of Thailand. Bangladesh, generally a major exporter of rice, suffered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in 2007 from floods and Tropical Storm Sidr, which destroyed almost the entire crop. The rice harvest in Vietnam was also hampered by severe pest infestation and disease. As a result, the price of rice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situation gradually worsened.
    With panic buy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dominoes were falling: In Asia, supplies continued to be stretched. The rice-exporting countries of Vietnam and India issued restrictions on the export of rice, while India slowed exports to stabilize prices at home. Other export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Egypt, and Cambodia, joined in with quotas and taxes. China was so worried about supplying its own population that it waived expor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hile in Thailand, farmers, traders, and rice mills began to hoard their rice.

    In Asia, hoard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worsened the already tight supply.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there was panic buying.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l-Mart rationed its sales to customers.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the Philippines, announced massive purchases to forestall further supply shortages. Importing countries like Bangladesh, Indonesia, and Iran were also affected. And then, on the night of May 3, a catastrophe occurred.
    Cyclone Nargis hit the coast of Myanmar, devastating the rice supply reg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harvest season and leaving between 50,000 and 100,000 people dead. The price of rice shot up again, and the risk of famine and revolts caused by hunger rose. As the price of rice quadrupled, many regions were threatened by unrest. In addition to the tight supply and the unfavorable weather,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hoarding had created an artificial shortage, dramatically exacerbating the situation. Even Vichai did not foresee how bad the situation would become.
    In May 2008, however, the supply situation eased. Pakistan, one of the largest rice producers, loosened it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the crop in India was more than 2 million metric tons larger than expected. However,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rice market would remain. Given a comparatively small international market, repeated supply bottlenecks in Asia are to be expected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In the beginning of 2007, Vichai Sriprasert, the “Rice Oracle” of Thailand, predicted a massive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rice, a ridiculous thought at that time.
    •Later in 2007, however, prices of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rose sharply, driven by increasing crude oil prices (“agflation”). The situation in the rice market was especially critical.
    •From June 2007 to April 2008, rice prices in Asia increased from 400 USD to more than 1,000. Hoard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worsened an already tight supply.
    •When Cyclone Nargis hit Myanmar in May 2008, it devastated that country’s rice harvest and left as many as 100,000 people dead.
    •The price of rice quadrupled, and many regions were threatened by unrest, causing difficulties that even the Rice Oracle did not foresee.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1-15

    “The Wheel of Time turns and, Ages come and pass, leaving memories that become legend. Legend fades to myth, and even myth is long forgotten when the Age that gave it birth comes again.”—Robert Jordan (1948–2007), The Wheel of Time

    “Wall Street people learn nothing and forget everything [. . .] to give way to hope, fear and greed.” —Benjamin Graham (1894–1976)

    Contents

    Introduction
    1.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e prosperous new upper class. Margin trading of the flower bulbs, which are weighed in gold, turns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into reckless gamblers who risk their homes and fortune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s.
    2.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In the 18th century, futures contracts on rice are introduced at the Dojima rice market in Japan. The merchant Homma Munehisa earns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for his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he becomes the richest man in Japan.
    3.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Gold Rush! Some 100,000 adventurers stream in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lured by the vision of incredible weal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value of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exceeds the total federal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treasure, California becomes the 31st state in the Union in 1850.
    4.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i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Benjamin Hutchinson, known as “Old Hutch,” later becomes famous by successfull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He temporarily controls the whole market and earns millions.
    5.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The US Civil War triggers one of the first oil booms. During this time,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s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through an aggressive business strategy, he dominates the oil marke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o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6.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October 1871 leads to massive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and leaves more than 100,000 residents homeless. The storage capacities for wheat a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der John Lyon sees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fortune.
    7.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le Onassis, an icon of high society, seems to have the Midas touch. Apparently emerging out of nowhere, he builds the world’s largest cargo and tanker fleet and earns a fortu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tankers and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Onassis closes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the royal Saudi family, and he is one of the winners i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8.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Soybean oil fuels the US credit crisis of 1963. The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ends in chaos, drives many firms into bankruptcy, and causes a loss of 150 million USD (1.2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Among the victims ar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9.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The Soviet Union starts to buy American wheat in huge quantities, and local prices triple. Consequently, Richard Dennis establishes a groundbreaking career in commodity trading.
    10.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legal currencie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lver gradually loses this function. Gold keeps its currency statu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The current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are causing many investors to reconsider an investment in precious metals.
    11.The 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uring the 1970s the world must cope with global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The Middle East uses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previously unconcerned about their rising energy addic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face economic chaos.
    12.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Despite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valuation, diamonds have shown a positive and stable price tren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1979, however, monopolist De Beers loses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investment diamonds” drop by 90 percent in value.
    13.“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rothers Nelson Bunker Hunt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y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and fail in a big way. On March 27, 1980, known as “Silver Thursday,” silver loses one-third of its value in a single day.
    14.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Kuwait is invaded by Iraq, but Iraq faces a coal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o back down. In retreat, Iraqi troops set the Kuwaiti oil fields on fire.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price of oil more than doubles, from below 20 to more than 40 USD.
    15.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Crude oil futures take Metallgesellschaft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and almost lead to the largest collapse of a company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1993.
    16.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investing in Apex Silver Mines,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physical silver. It is silver versus silver mining. Who would lead and who would lag?
    17.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The star trader of Sumitomo, Yasuo Hamanaka, lives two lives in Tokyo, manipulating the copper market and crea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his superiors but also carrying on risky private trades. In the end, Sumitomo endures a record loss of 2.6 billion USD, and Hamanaka i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18.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Canadian firm Bre-X supposedly finds a gold deposit with a total estimated value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USD. Large mining companies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Suharto all want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turns out to be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19.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In 2001 palladium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gold, silver, platinum, and palladium—whose price breaks the psychological mark of 1,000 USD per ounce. That represents a tenfold increase in just four years. The reason lies in continuing delivery delays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Russia.
    20.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horts 200,000 tons of copper and hopes for falling prices. However, when copper prices climb to new records, he disappears and his employer pretends never to have heard of him. What sounds like the plot of a thriller shocks metal tr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21.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alled The Big Easy, is well known for its jazz, Mardi Gras, and Creole cuisine. Less well known, however, is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zinc inventories are stored there. Hurricane Katrina’s flooding makes the metal inaccessible, and concerns over damage cause the price of zinc to rise to an all-time high.
    22.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losure of MotherRock, an energy-based hedge fund, the bust of Amaranth Advisors shakes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it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failure since the collapse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The cause? A failed speculation in US natural gas futures. Brian Hunter, an energy trader at Amaranth, loses 6 billion USD within weeks.
    23.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Think big; think positive. Never show any sign of weakness. Always go for the throat. Buy low; sell high.”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Billy Ray Valentine, played by Eddie Murphy in the 1983 movie Trading Places. The film’s final showdown has Murphy and Dan Aykroyd cornering the orange juice market. In reality,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would quadruple between 2004 and 2006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24.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John Fredriksen controls a corporate empire founded on transporting crude oil. Among the pearls of that empire is Marine Harvest,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25.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rouses the suffering steel industry from near death. Through clever takeov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ndown businesses, Lakshmi Mittal rises from a small entrepreneur in India to the largest steel tycoon in the world, a position he crown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his main competitor an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teel producer—Arcelor.
    26.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controls oil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reserves. But its influ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27.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After seven lean years for Australia’s agricultural sector, a Millennium Drought drives the price of wheat internationally from record to record.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farmers expect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harvest. Is this a p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28.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The new CEO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Bill Downe, must report a record los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7 due to failed commodity price speculation.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akes market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29.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Due to ongoing supply bottlenecks of electricity from Africa’s largest energy provider, Eskom, South Africa’s major mining companies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platinum explodes.
    30.Rice: The Oracle (2008)
    The Thai “Rice Oracle,” Vichai Sriprasert, predicts in 2007 that rice will increase in price from 300 USD to 1,000 USD, and he becomes a figure of ridicule and mockery. However, a dangerous chain reaction affecting the rice harvest is about to start in Asia and, with Cyclone Nargis, culminates in a catastrophe.
    31.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speeds from record to record. Trader Evan Dooley bets on the wrong direction, juggling 1 billion USD and dropping the ball. This results in a loss of 140 million USD for his employer, MF Global, in February 2008.
    32.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The price of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crude oil collapses, unsettling commodity traders around world attention. A 10,000-person community in Oklahoma become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concept of “super-contango” is born, and investment banks enter the tanker business.
    33.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 severe drought threatens India’s sugar harves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becomes a net im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 Brazil,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ugar, has its own problem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sugar prices rise to a 28-year high.
    34.Chocolate Finger (2010)
    Due to declining harvests in Côte d’Ivoire (the Ivory Coast)—the largest cocoa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prices are 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0, cocoa trader Anthony Ward, “Chocolate Finger,” wagers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 cocoa futures.
    35.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The copper belt of the Congo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countless despots have looted the land. Now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is reaching out to Africa, and oligarchs from Kazakhstan aren’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shady businessmen or the corrupt regime of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36.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fter a blowout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a catastrophe unfolds—the biggest oil spill of all time. About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flow into the sea. Within weeks BP loses half its stock-market value.
    37.Cotton: White Gold (2011)
    The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La Niña causes drastic crop failures in Pakista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drive the price of cotton to a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38.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In May 2011,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a conspicuous and discreet partnership with an enigmatic history—holds an IPO. The former owners,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have been followed by US justic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out mandatory transparency 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ast, they were able to close deals with dictators and rogue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39.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China squeezes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ing the alarm bell. But the Chinese monopoly can’t be broken quickly. And the resulting sharp rise in rare earth prices lures investors around the globe.
    40.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A perfect storm is brewing for the oil market. There is an economic slowdown and too much storage because of contango. The world seems to be floating in oil, whose price falls to 26 USD in February 2016. But the nigh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dawn, and crude oil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nd their multiyear lows.
    41.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setting the pace for a mega trend: electrification! Demand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utilities, and consumers pushes lithium-based battery usage to new heights. For commodity markets, it is not only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that are suddenly in high demand again. Electrific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42.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Bitcoins, the first modern cryptocurrency, emerged in 2009. The value of bitcoins explodes in 2017 from below 1,000 to above 20,000 US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stellar price rise, followed by a crash of almost 80 percent in 2018, makes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dwarfing eve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boom and bu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s under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veals its potential and starts to revolutionize daily life.

    Introduction

    “The price of a commodity will never go to zero . . . you’re not buying a piece of paper that says you own an intangible piece of company that can go bankrupt.” —Jim Rogers

    Commodities came into vogue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as investing in crude oil, gold, silver, copper, wheat, corn, or sugar was introduced and marketed massively as an “investment theme” and a “new” asset class by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e first investable commodity indices—the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and the Dow Jones AIG Commodity Index—we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1990s, but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every major investment bank offered its own commodity index and index concept. This development opened up a new and attractive asset clas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wealthy individuals. We witness today the same development in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 making an exotic new asset class investable for the public.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he key parameter of the commodity boom, which has been evident since around the year 2000, when the “workbench of the world” developed a gigantic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Imports of iron ore, coal, copper, aluminum and zinc began soaring, and China became the dominant factor in worldwide demand.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atapulted commodity prices sky-high. Like a gigantic vacuum cleaner, China swept up the markets for energy, metals, and agricultural goods, and prices kept rising, since supply growth couldn’t keep up with rising demand.
    At least temporarily,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and the worsening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a break in the skyrocketing prices. Crude oil crashed from its high at 150 USD/barrel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8 to below 40 USD in the spring of 2009.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prices recovered again, to above 80 USD. Industrial metal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amid worries about rising public debt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n gold rose substantially. In 2009, with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looming, gold surpassed the level of 1,00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t climbed as high as 1,900 USD per troy ounce in 2011.
    Exo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sugar, coffee, and cocoa were also among the goods that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rice increases in 2009, as the ghost of “agflation” returned and spooked markets. Market recovery after the financial market meltdown of 2008/2009 proved not to be sustainable, however. After April 2011, commodity markets entered a severe five-year bear market. A period of sluggish growth, deleveraging, and a slower economy in China worsened a massive imbalance of demand and supply for raw materials. A supply glut caused crude oil to fall back to 26 USD early in 2016. But since then, commodity markets have turned around. In 2016, for the first time in five years, they closed positive.

    The Commodity Market and Cryptocurrencies—Some Basics

    A commodity is any raw or primary economic good that is standardized. Organized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es back almost 200 years, but commodity trading has a much longer history. It goes back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o ancient Sumerians, Greeks, and Romans, for example. In comparison to commodity tr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ock market—where you exchange pieces of ownership in companies—is much younger. In 1602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ly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on the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major stock exchange was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created in 1792 on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Commoditi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energy, metals,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meat. You can also differentiate between hard commodities like metals and oil, which are mined, and soft commodities that are grown, like wheat, corn, cotton, or sugar.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y sector is crude oil and its products like gasoline, heating oil, jet fuel, or diesel. With the world consum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every day, that comes to a market value in excess of 6 billion USD per day, or 2.2 trillion USD per yea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crude oil goes into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fueling cars, trucks, planes, and ships.

    Metal markets are usually divided into base and precious metals. By tonnage, iron ore is the biggest metal market, with more than 2.2 million tons of iron ore mined globally. Nearly two-thirds of global exports go to China; that’s around 1 billion metric tons! At 70 USD per ton, the market value of iron ore, on the other hand, is rather small. The biggest metal market, in value of US dollars, is gold. Around 3,500 tons are mined per year, an equivalent of 140 billion USD. The total aboveground stocks of gold are estimated at around 190,000 tons; that makes gold a physical market of nearly 8 trillion USD. In value terms, copper, aluminum, and zinc are next, whereas other precious metal markets—silver, platinum, or palladium—are rather small.

    In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the biggest markets are grains like wheat and corn as well as oil seeds like soybeans, and sugar.

    Bitcoins were released as the first cryptocurrency in January 2009. Since then, more than 4,000 alternative coins (“altcoins”) have been invented. The website coinmarketcap.com tracks prices of about 2,000 of them on a daily basis. After massive price corrections in 2018, the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l cryptocurrencies dropped below 200 billion USD. Bitcoins remain the dominant cryptocurrency, with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most 70 billion USD and a market share of 40 percent. The next five most traded cryptos are ripple, ethereum, stellar, bitcoin cash, and litecoin. Together these five cryptos amount to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30 billion USD, less than half of bitcoins.

    Organized commodity trading by itself has a longer history than equity markets, a fact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focus on the dramatic price swings over the past decades. For exampl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as founded in 1848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ra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wheat and corn. But trade and the speculation in commodities is much older than that. Around 4000 BCE, Sumerians used clay tokens to fix a future time, date, and number of animals, such as goats, to be delivered, which resembles modern commodity future contracts. Peasants in ancient Greece sold future deliveries of their olives, and records from ancient Rome show that wheat was bought and sold on the basis of future delivery. Roman traders hedged the prices of North African grain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unexpected price increases.

    The history of commodity and crypto trading is colorful and instructive, and my aim with this book is to bring to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episodes from the past up to the present. Some of these are spectacular boom-and-bust stories; others are examples of successful trading. All are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irst six chapters cover major events from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y.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600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irst documented market crashes in history and is still a topic of university lectures. In the 18th century, rice market fortunes were earned and lost in Japan, and in the process candlestick charts—which are used toda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were invented. In the 1800s, J. D. Rockefeller’s strategies and the rise of Standard Oil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oil age. At nearly the same time in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two men were trying to accumulate a fortune by manipulating wheat markets, while in California the Gold Rush broke out, with momentous consequences.

    The episodes of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business history: Aristotle Onassis,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are just some of the major players. Meanwhile, crude oil wa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1970s saw a real boom in commodity markets. After a shortfall in its wheat harvest, the Soviet Union went shopping for US agricultural goods, reinforcing an already positive price trend in wheat, corn, and soybeans. It’s no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the rapid rise of crude oil prices during two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changed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the 1990 Gulf War was, in part, an attempt to reverse the cloc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ice of oil doubled. Among the collateral damage, the German conglomerate Metallgesellschaft was driven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by its crude oil-trading activitie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a boom in gold, silver, and diamond prices was followed by a crash, and the Hunt brothers lost their oil-based family fortune because of the collapsing silver price.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later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silver market. And in the jungles of Borneo, the biggest gold scam of all time culminated in the bankruptcy of Bre-X. Another huge speculation in 1996 was caused by the Japanese trader Hamanaka in the copper market. That was repeated almost ten years later by Chinese copper trader Liu Qibing, which also signaled the shift of economic forces from Japan to China.

    The emerging commodity boom of the new millennium attracted additional speculators and led to other boom-and-bust episodes. The collapse of Amaranth Advisors, which accumulated a loss of 6 billion USD within a few weeks by betting on natural gas, hit news headlines worldwide.

    Weather often has played a role. The flooding of New Orleans by Hurricane Katrina led to a price spike in zinc in London, as the majority of zinc warehouses licensed by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became inaccessible. An activ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in 2006 not only caused oil prices to rise due to damage in the Gulf of Mexico but also pushed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to new heights.

    A “millennium drought” threatened Australia, resulting in record high wheat prices worldwide. A few years later, a drought in India drove the price of sugar to 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observed for 30 years. Shortly before that, Cyclone Nargis in Asia caused a human catastrophe. Rice had to be rationed, and the rising prices led to unrest in several countries.

    These fateful events often contrast with individual speculations, in which huge sums of money were involved. For example, trader Evan Dooley lost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in wheat futures,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he loss of billions by Jérôme Kerviel, in the proprietary trading of French banking giant Société Générale, made world headlines. In 2011, the heritage of Marc Rich, “The King of Oil,” was cashed in: Glencore celebrated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atapulting its CEO Ivan Glasenberg into the list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Switzerland.

    As a new decade began, the trendy themes of commodity markets shifted first to rare earths like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then to “energy metals” like lithium and cobalt,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energy storage and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future. Since 2009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raders. With tradeable bitcoin futures introduced at COMEX in 2017, the cryptocurrency has now become a commodity. With prices starting the year below 1,000 USD, bitcoins rose to 20,000 USD in 2017; then the cryptocurrency crashed by 80 percent in the first weeks of 2018. In the history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of mankind, tulip mania was pushed to second place after 400 years at the top.

    The chapters in this book are framed by the biggest and the second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in financial history: tulips and bitcoins. In between are the stories of 40 major commodity market events over four centuries. These episodes were accompanied by extreme price fluctuations and individual outcomes, and they demonstrate that each market can be subject to a boom-and-bust cycle due to a change in supply, demand, or other external factors. This holds true for South African–dominated platinum production, sudden frost in coffee or orange harvests, unrest in Côte d’Ivoire that affected the price of cocoa, strikes by Chilean mine workers that pushed copper prices up, and the fluctuation of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y prices because of financial woes.
    Commodity and cryptocurrency markets are now at the crossroads of investment mega trends like demographic revolution, climate change, electrific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Investing in commodities, blockchain, and its applications will remain a thrilling ride.

    1 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e prosperous new upper class. Margin trading of the flower bulbs, which are weighed in gold, turns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into reckless gamblers who risk their homes and fortune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s.

    “Like the Great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1600s and the dot-com mania of early 2000, markets have repeatedly disconnected from reality.” —Tony Crescenzi, Pimc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Netherlands were on the threshold of a golden age, a period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at would last for about a hundred years. The country’s religious freedom attracted a great diversity of people who were persecuted elsewhere because of their faith. At this time, the small and recently founded 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 was rising to the rank of world power, becoming one of the leading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ile the rest of Europe stagnated.
    As the Hanseatic League (a dominant mercantile confederation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declined in power, the young maritime nation built colonies and trading pos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New Amsterdam (today’s New York), Dutch India (Indonesia), and outposts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ch as Aruba and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In 1602 merchants founde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 which was endowed with sovereign rights and commercial monopolies by the government. The VOC was the fir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one of the largest trading companies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erchants from Haarlem and Amsterdam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boom.
    The new class of rich merchants eagerly imitated the lifestyle of noble lords and ladies by building large estates with gigantic gardens. Tulips—which had arrived in Leiden from Armenia and Turkey in the 16th century by way of Constantinople, Vienna, and Frankfurt am Main—quickly became a luxury good and a status symbol of the wealthy. Upper-class women wore the exotic flowers as hair ornaments or on their clothes for social occasions.

    Tulip Mania on the Silver Screen

    Tulip mani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pic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but it also frequently surfaces in modern pop culture. In the movie 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 (2010), Michael Douglas explains to Shia LaBeouf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Dutch tulip mania, and a painting of tulips in his apartment is a mocking reminder of that bubble.
    In 2017 Alison Owen and Harvey Weinstein produced the movie Tulip Fever, whose plot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17th-century tulip wars. In the movie a married noblewoman (Alicia Vikander) switches identities with her maid to escape the wealthy merchant she married, and has an affair with an artist (Dane DeHaan). She and her lover try to raise money by investing what little they have in the high-stakes tulip market.
    The supply of tulip bulbs, however, grew very slowly since a bulb produced only two to three offspring every year, and the “mother” bulb actually faded away after a few seasons. Thus the supply lagged behind demand, and prices rose, opening up a lucrative niche for intermediaries. Tulips were now no longer sold by growers to wealthy clients but at auctions. And instead of occurring at organized exchanges, trading initially took place in pubs and inns. Later, groups gathered to form trading clubs, or informal exchanges, and they organized auctions according to fixed rules.
    Initially the tulip bulbs were traded only during the planting season. However, as demand rose, traders sold bulbs that were still in the ground: It wasn’t the flowers that were sold anymore, but the rights to buy tulip bulbs. By this time, in the 1630s, tulip trading had become a speculative business because no one knew what the flowers would actually look like. Around 400 painters were commissioned to produce pictures that would entice potential buyers.

    Tulips quickly advanced to become a status symbol. Prices skyrocketed, rising to 50 times the original level between 1634 and 1637.

    Flower experts tried to satisfy their demanding clients with newer and ever more gorgeous creations characterized by particularly uniform petals and striking color patterns.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saic virus, a plant infestation transmitted by aphids, actually created an extremely rare specimen, a surprising plant with flamed, two-color petals.
    At the height of the boom, tulip contracts changed hands as many as 10 times. Prices skyrocketed and between 1634 and 1637 multiplied by a factor of 50. In individual cases, for example the variety Semper Augustus, buyers paid as much as 10,000 guilders for a single tulip bulb, about 20 times a craftsman’s annual salary. In January 1637 alone, prices doubl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 entire house in Amsterdam could be bought for just three tulip bulbs. The speculative bubble reached its climax on February 5, 1637. Traders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met in Alkmaar, and 99 tulip bulbs changed hands for 90,000 guilders, the equivalent of one million US dollars today. The excess carried the seeds of the tulip’s downfall since the crash had already begun two days earlier in Haarlem.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simple pub auction, no buyer was found. The reaction spread rapidly. Suddenly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wanted to sell, resulting in the collapse of the entire tulip market in the Netherland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 Prices fell by 95 percent, and trading ceased.

    On February 7, 1637, trading stopped entirely. Prices had fallen by 9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open contracts referring to tulip bulbs exceeded existing bulb supply by a huge multiple.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were hoping for a solution from the Dutch government. In the end, futures trading was prohibited, and buyers and sellers were forced to agree among themselves.
    Large parts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had been infected by tulip fever, from nobles and merchants to farmers and casual workers. Most participants, knowing nothing about the market, started their trading with the tulip bulbs and mortgaged their house or farm to increase their initial capital. However, the booming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did dampen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of this speculative bubble.
    Dutch tulip mania is the first documented market crash in histor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can be applied to the dot-com bubble of 1998–2001 or any other financial bubble. In the decades following the tulip fever, the flower changed from an upper-class status symbol to a widespread ornamental plant, which it still is today, almost 400 years later. And almos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ulip crop still comes from the Netherlands.

    Key Takeaways
    •During the Dutch economic boom of the Golden Age,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ame an exclusive status symbol of the new, wealthy upper class.
    •Prices skyrocketed, rising by more than 50 times between 1634 and 1637. Wide segments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were gripped by the speculative fever.
    •Before the bust, tulip bulbs traded for as much as the value of a house in Amsterdam. Then, in February 1637, the bubble burst. Prices fell by 95 percent.
    •The tulip mania is the first well-documented market crash in history. And for almost fou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much larger than the dot-com crash of 2000.

    2 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In the 18th century, futures contracts on rice are introduced at the Dojima rice market in Japan. The merchant Homma Munehisa earns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for his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he becomes the richest man in Japan.

    “After 60 years of working day and night I have gradually acquir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rice market.” —Homma Munehisa

    During Japan’s Edo period, which began in 1603, the country enjoyed its longest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peace, and during this time domestic trade and the agriculture sector strengthened. The Dojima rice market was established in Osaka toward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c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Japanese rice trading in the hundred years that followed. At the Dojima market, rice was traded for other goods, such as silk or tea. A common currency had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but rice was generally accepted as payment (for taxes, for example).
    Due to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country’s feudal lords, warehouses started to accept warrants, which promised future delivery instead of the actual goods, and many landowners pledged their harvests for years in advance. Soon trading warrants were uncoupled from trades of physical rice at Dojima; a lively trade in so-called rice coupons evolved. Over time the rice coupons surpassed rice production levels by far. In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almost four times the quantity of rice produced was traded in rice coupons.

    In 1749 around 100,000 bales of rice were traded in Osak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000 physical bales of rice in Japan.

    What Is a Rice Coupon?
    Rice coupons are a standardized form of a promise for the future delivery of rice, in which the price, quantity, and delivery date are fixed. If the market price is above the agreed price, the buyer makes a profit. If the price of rice is lower than the contract price, the buyer suffers a loss. Rice coupons are the first known standardized commodity futures in the world, and the Dojima rice marke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modern futures exchange, pred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ng in Amsterdam, London, New York, and Chicago.
    In 1750, at the age of 36, Homma Munehisa took over his family’s rice-trading company. As the owner of large rice fields in the northwest of Japan, Homma specialized in grain trading. At first he concentrated his activities in Sakata, where his family was located. Later he moved to Osaka.
    There Homma began to trade rice coupons, and in order to be inform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bout the actual harvest in Sakata, he built up his own communication system, which covered about 600 kilometers. His family’s rice fields offered him valuable insider information. But in addition, Homma was probably the first to use analyses of historic price movements. He invented a graph, later known as a candlestick chart, that is still in use today. In contrast to a line chart, the “candles” not only show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prices in the course of a day but also track the intraday high and low prices. Homma was convinced that by analyzing historic price movements, it was possible to recognize repetitive patterns that would allow him to make a profit.

    Figure 1. Rice. Candlestick chart in USD/cwt 20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following episode is legendary: Over several days Homma, who seemed to have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an his competitors, bought more and more rice from local farmers at the rice exchange in Dojima. Again and again he drew a paper out of his pocket and peered at symbols that remotely looked like candles. On the fourth day, a messenger from the countryside arrived in Osaka with reports of harvest losses because of a storm. The price for rice in Dojima jumped up, but there was hardly any rice for sale.
    In just a few days Homma had gotten control of Japan’s entire rice market, and he became rich beyond description. After his success at the Dojima exchange, Homma moved to Edo (Tokyo) and continued his ascent, acquiring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Raised to the aristocracy, he served as a financial advisor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 died in 1803. It was almost 200 years before his invention, the candlestick chart, was rediscovered and popularized by investors and traders alike.

    Key Takeaways
    •The trader Homma Munehisa cornered the Japanese rice market in 1750, buying physical supplies of rice and acquiring rice coupons on the basis of his superior market intelligence.
    •Earning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he became the richest man in the country.
    •Homma invented candlestick charts, which are still used today in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nalysis.

    3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Gold Rush! Some 100,000 adventurers stream in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lured by the vision of incredible weal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value of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exceeds the total federal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treasure, California becomes the 31st state in the Union in 1850.

    “Gold! Gold! Gold from the American River!” —Samuel Brannan

    It’s hard to imagine today, but before 1848 California was an inhospitable and remote place, populated mainly by Mexicans, descendants of Spaniards, and Native Americans. Among the few European settlers was the Swiss-German émigré John Augustus Sutter, who had left his wife and children in Switzerland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his company and moved to the American West. By this time he owned a large piece of land in the Sacramento Valley, a settlement he called Nueva Helvetica. Sutter built a fort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and Sacramento Rivers, and on the southern arm of the American River, near the village of Coloma, he started to put up a sawmill. It was there,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24, 1848, that one of the workers, carpenter James Wilson Marshall, found a gold nugget in the riverbed. Sutter and Marshall tried to keep the find secret while they gradually bought up more land. But the news of the spectacular discovery couldn’t be concealed for long when Sutter’s employees began to pay for goods with the gold they had found.
    Things soon got out of control. Samuel Brannan, a Coloma shopkeeper, filled a bottle with gold nuggets and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There he rode through the streets, waving the bottle and shouting, “Gold, gold from the American River,” to gain attention for his business, which just happened to include prospecting equipment.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was on.
    In 1848 only 6,000 people came to search for gold. But the following year gold fever truly took hold. As news of the finds spread, adventur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urried to California. Almost 100,000 people traveled to California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fast fortune in the boom year of 1849. They came from Asia as well. More and more Chinese arrived at Gum San, the “mountain of gold,” as they called California.
    The numbers are staggering. In 1848 California had fewer than 15,000 people. In 1852,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gold discovery, the population exploded tenfold. San Francisco grew from fewer than 1,000 inhabitants in 1848 to about 25,000 residents in 1850. By 1855 more than 300,000 adventurers were searching for gold, and there were plenty of merchants to service—and take advantage of—them.

    The Gold Rush in the Movies

    With No Country for Old Men, directed by the Coen brothers, and The Hateful Eight, by Quentin Tarantino,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comeback of the Western as a movie genre. The concept of a gold rush was a popular theme in these movies in the past. Perhaps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e Gold Rush (1925), a classic silent movie with Charlie Chaplin in his Little Tramp persona participating in the Klondike Gold Rush. Re-released in 1942, the movie remains one of Chaplin’s most celebrated works. More recent is Gold, made in 2013 by Thomas Arslan: The plot focuses on a small group of German compatriots who head into the hostile northern interior of British Columbia in the summer of 1898, at the height of the Klondike Gold Rush, in search of the precious metal.
    Prices for prospecting gear multiplied by 10. In Coloma, Sam Brannan’s business took in 150,000 USD per month. Still, the promise of great wealth kept miners panning for gold in the riverbeds. Success meant they’d earn about 20 times as much as a worker on the East Coast in one day. In many cases six months of hard work in the goldfields earned adventurers the equivalent of six years of “normal” work. Annual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rose to 77 tons in 1851.
    The value of that amount of gold exceeded the total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that time. Many miners, though, had a hard time holding on to their earnings. Far from civilization, merchants charged fantastic prices for their goods, while saloonkeepers profited greatly on alcohol and gambling. In truth, the actual winners of the gold rush were businessmen and merchants like Samuel Brannan.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is probably entrepreneur Levi Strauss. Born in Germany, he set up shop in San Francisco, and when he realized prospectors needed sturdy trousers to work in, he trimmed tent fabric to meet the demand. Jeans were born.

    Almost 100,000 people came 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By 1855 there would be more than 300,000 new migrants.

    With its growth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California’s political weight also increased. In 1850 the “Golden State”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boom didn’t last forever, though. Around 1860 the easily accessible gold reserves had been depleted, and many cities were abandoned. The population of Columbia, founded just 10 years earlier, dropped from 20,000 people to 500. Boom towns became ghost towns.
    The pattern of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would be repeated in other places over the next half century. Within a decade, the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multiplied by 10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851 gold rush on that continent, which evolved from a British convict colony to a more or less civilized state. In 1886 gold was found on the Witwatersrand south of Pretoria i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In a few years, Transvaal became the largest gold producer in the world. And in 1896, gold was discovered on the Klondike River in Alaska, leading to boom towns such as Dawson City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Klondike and the Yukon Rivers, which grew from 500 to 30,000 inhabitants within two years.
    As for California, Sutter’s settlement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Sacramento,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The huge wave of 19th-century gold seekers is recalled in the name of San Francisco’s football team—the 49ers. And what about John Augustus Sutter? He died in poverty in 1880.

    Key Takeaways
    •The discovery of gold by Swiss-German immigrant John Augustus Sutter and James Wilson Marshall triggered a true global gold rush. More than the prospectors, however, it was the merchants who generally became rich selling equipment and services.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of 1849 kicked off a huge wave of immigration—with 100,000 new arrivals in that year alone.
    •The discovery of gold accelerated California’s development, leading to statehood in 1850.
    •The pattern of gold rush booms was followed in Australia, South Africa, and the Yukon.

    4 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i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Benjamin Hutchinson, known as “Old Hutch,” later becomes famous by successfull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He temporarily controls the whole market and earns millions.

    “Did you hear what Charlie said? Charlie said we were philanthropists! Why bless my buttons, we’re gamblers! . . . You’re a gambler! and I’m a gambler!” —Benjamin Hutchinson

    ACorner in Wheat is a short silent American film, made in 1909, that tells of a greedy tycoon who tries to corner the world market on wheat, destroying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bread. The classic movie, set in the wheat-speculation trading pits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building, was adapted from a novel and a short story by Frank Norris, titled The Pit and “A Deal in Wheat,” respectively. In 1994 A Corner in Wheat was selected for preserv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s being “culturally, historically, or aesthetically significant.”
    Chicago had become the hub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in the 19th century, as large quantities of grains entered the city and more and more warehouses were built to better coordinate supply and demand. Prices regularly came under pressure, and in 1848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as founded.
    Benjamin Peters Hutchinson, nicknamed “Old Hutch,” is famous for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corner the wheat market. Born in Massachusetts in 1829, he moved to Chicago at the age of 30, started trading in grain,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BOT.
    In 1866 Hutchinson was betting on a poor wheat harvest. From May to June of that year, he grew his position, both in the spot market and in futures contracts.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was reported to be 88 US cents per bushel. Then, in August, the price began to rise steadily because of below-average harvests in Illinois, Iowa, and other states that delivered grain to Chicago. On August 4, the price of wheat ranged between 90 and 92 US cents per bushel. Short sellers soon realized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enough wheat to meet their delivery obligations. (The strategy of short sellers is to sell contrac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they assume that prices during harvest season will come under pressure, and they’ll be able to close their positions with a profit.)
    By August 18, Hutchinson’s control of the tight physical market had driven wheat prices up to 1.87 USD. He had become a rich man. As a consequence, however, the CBOT declared illegal the practice of acquiring futures contracts and trying to prevent physical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a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established in 1848, is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ed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function of every futures exchange is to provide liquidity and a central marketplace for buyers and sellers to handle standardized contracts (futures and options) that are subject to physical delivery in the future. At the CBOT, these are main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wheat, corn, or pork bellies. In 1864 the CBOT introduced the first standardized exchange-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In 2007 the CBOT and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merged into the CME Group. Ten years later, the CME introduced bitcoin futures in the commodity segment of the exchange.
    In 1888 Hutchinson saw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lucrative speculation. During the spring, he bought wheat in the spot market and acquired more and more futures contracts for maturity and delivery in September. The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city was around 15 million bushels, and Hutchinson controlled most of the wheat available in Chicago through the spot market.

    On September 22 the wheat price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1 USD.

    As a few years before,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was below 90 US cents per bushel. But this time Old Hutch was facing a powerful group of short sellers who included John Cudahy, Edwin Pardridge, and Nat Jones; they would challenge him over future deliveries in September.
    Until August, the price of wheat remained at around 90 US cents per bushel. But Old Hutch again had the right instincts. Frost destroyed a large part of the local crop. And European demand for wheat imports also grew because of an unexpectedly large crop deficit. The price started to rise, and on September 22 it broke the psychologically important mark of 1 USD.

    One day before maturity of the futures contracts, prices climbed to 1.50 USD. Hutchinson set the final settlement price at 2 USD.

    On September 27, three days before the contracts for September expired, wheat prices rose to 1.05 USD, then increased further to 1.28 USD. Market participants caught on the wrong side began to panic, and short sellers were forced to cover their positions in what’s known as a “short squeeze.” With his positions in the physical market, Old Hutch controlled the price. The day before maturity, on September 29, he offered 1.50 USD to the big short sellers and raised the settlement price to 2 USD. Based on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Hutchinson must have realized a profit of around 1.5 million USD.
    He wasn’t done speculating, however. Within the next three years, Hutchinson had given up his profit. Later he lost his entire fortune.

    Key Takeaways
    •Benjamin Peters Hutchinson, nicknamed “Old Hutch,” was a grain trader who bought wheat on the spot market and acquired contracts for future delivery at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B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in Chicago in 1866 and 1888, he was able to double his investments within weeks, earning a fortune.
    •The CBOT wa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is today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ed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exchange later declared illegal the practice of cornering a market by buying harvests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BOT and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merged in 2007 to become the CME Group.

    5 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The US Civil War triggers one of the first oil booms. During this time,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s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through an aggressive business strategy, he dominates the oil marke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o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Competition is a sin.” —John D. Rockefeller

    The production of petroleum from coal or crude oil as an inexpensive alternative to whale oil for lamp fuel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petroleum industry. On August 27, 1859, Colonel Edwin Drake discovered a lucrative deposit of crude oil near Titusville, Pennsylvania. The onse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wo years later sparked the first oil boom in that state. The price of oil rose to more than 100 USD per barrel (measured in today’s prices). Drilling rigs soon spread across farms in northwestern Pennsylvania, as hundreds of small refineries were created near the oil wells and along the transport routes to Pittsburgh and Cleveland, Ohio, cities that were home to major railroad crossroads: The New York Central and Erie Railroad led to Cleveland, while Pittsburgh served as an important east-west junction on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The majority of freight on these railways still consisted of grains and industrial goods, but the volume of oil products was growing rapidly.
    In 1863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age 24, founded a small oil refinery in Cleveland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William. The son of penniless German immigrants, John worked as a dishwasher during his school years and graduated as an accountant. Rockefeller’s company was successful and prospered, despite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 The oil boom had led to a spike in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fell from 20 USD per barrel in 1861 to only 10 US cents. In 1866, one year after the end of Civil War, however, the price had risen again to more than 1.50 USD.

    Figure 2. Crude oil prices 1861–2018, in USD/barrel (real prices of 2015). Data: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2019.

    With William, Rockefeller founded a second refinery in 1866, then, in 1870, he reorganized his company, naming it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A year later, Rockefeller and other refinery owners formed an alliance to obtain discounts from railway operators. In addition, this alliance was responsible for railway operators raising prices for competitors, which led to an oil war in 1872.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Rockefeller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National Refiners Association, which represented 80 percent of all American refineries. He would continue to aggressively grow Standard Oil, and by 1873 he had managed to acquire or to control almost all refineries in Pennsylvania.

    From Crude Oil to the Plastic-Wrapped Cucumber at Your Supermarket

    A refinery splits crude oil into its various components, such as light and heavy fuel oil, kerosene, and gasoline. With additional steps, a variety of alkanes and alkenes can also be produced from petroleum. Petroleum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use of crude oil until the rapid spread of automobiles in the 1920s. Although Henry Ford had intended ethanol to fuel his cars, the Rockefeller family, as founders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pushed for gasoline to power automobiles and succeeded.
    Today, oil is still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energy, at the core of every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base for numerous chemical products, such as fertilizers, plastics, and paints. Although three-quarters of crude oil production is used in transportation, it will take e-mobility further decades at least to challenge the supremacy of crude oil.
    Between 1875 and 1878, Rockefeller traveled throughout America to convince the owners of the 15 largest refineries to become part of his Standard Oil Company. Smaller companies had to follow suit or perish: For example, the plant of the Vacuum Oil Company, founded in 1866, went up in flames. Other entrepreneurs sold Rockefeller their companies for well below half of their market value. As early as 1882, Standard Oil controlled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refinery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xt, the company turned to pipeline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Rockefeller built his own sales channels, forcing other trading networks out of the market. In late 1882, the 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 opened in New York to facilitate the trading of oil futures.
    In the end, Standard Oil had a hold over virtually the whole crude oil value chain in the United States—from oil production to processing, transport, and logistics—and began to extend its dominance to the global oil market as well.

    Accumulating a fortune of around 900 million USD by 1913, Rockefeller represente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richest man of all time.

    By transforming his enterprise, Rockefeller was able to postpone the destruction of his empire. But his aggressive company strategy eventually prompted the first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 the Supreme Court ordered the dismantling of Standard Oil. As a result, the company’s share price fell like a stone. Rockefeller, nevertheless, was able to buy back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stock, which only increased his fortune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orld War I, increasing motorization, and advanc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ll resulted in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oil.
    Eventually Standard Oil was broken up into 34 individual companies, from which today’s ExxonMobil and Chevron have emerged. Other sections of the original firm were liquidated over time or were absorbed by other oil and gas companies.
    Back in 1913, the total wealth of John D. Rockefeller was estimated at 90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300 billion USD today. This is more than twice the private wealth of Jeff Bezos, founder and CEO of Amazon and, according to Forbes, the wealthiest man in the world today (before his divorce).
    The son of John D. Rockefeller, Nelson, almost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stead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from 1974 to 1977. David Rockefeller, the last grandson of John D. Rockefeller, died in 2017. Even today, the name Rockefeller is a symbol of vast wealth and also of philanthropy.

    Key Takeaway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fueled the first crude oil boom in history. Prices in 1861 soared above 100 USD (in today’s currency).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e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a corporation that not only came to control the US market for crude oil but also dominated the global market.
    •The rise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general propelled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 the oil age.
    •John D. Rockefeller personified the American Dream par excellence, rising from a dishwasher to a multibillionaire. Even in 2019 his surname remains a synonym for immeasurable wealth.
    •Though Standard Oil was broken up, successor companies like Exxon-Mobil and Chevron are still operating today.

    6 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October 1871 leads to massive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and leaves more than 100,000 residents homeless. The storage capacities for wheat a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der John Lyon sees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fortune.

    “Being a firefighter is not something you do; it’s something you are.” —the TV show Chicago Fire

    The sun burned hot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during the summer of 1871. In and around Chicago, only 3 centimeters of rain fell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Water resources were nearing depletion, and small fires sprang up regularly. On October 8, a fire broke out in a barn, initiating a disaster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Great Chicago Fire.”

    Winds from the southwest fanned the flames and set neighboring houses on fire. Traveling quickly, the fire spread toward the city center and crossed the Chicago River. It took two days to get the conflagration under control, and by then an area of more than 8 square kilometers and 17,000 buildings had been destroyed. Every third inhabitant of the city lost his home. The damage has been estimated at more than 200 million USD. In addition to large parts of the city, the fire destroyed 6 out of the 17 warehouses approved by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The city’s total storage capacity decreased from about 8 to 5.5 million bushels. John Lyon, a large-scale wheat trader, saw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profit. He joined with another trader, Hugh Maher, and CBOT broker P. J. Diamond, to manipulate the wheat market.

    What’s What with Wheat

    Different types of wheat are traded on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at is traded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and the Kansas City Board of Trade (KCBT), with the volume of Chicago Soft Red Winter Wheat (soft wheat) outweighing Kansas Hard Red Winter Wheat (hard wheat). Chicago wheat is mainly grown in an area that extends from Central Texas to the Great Lakes and the Atlantic Ocean. Kansas wheat grows primarily in Kansas, Nebraska, Oklahoma, and parts of Texas.

    At CBOT, wheat is traded in US cents per bushel and designated with the abbreviation W plus a letter and number that stands for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e.g., W Z9 for wheat delivered in December 2019). A contract refers to 5,000 bushels of wheat, with one bushel corresponding to 27.2 kilograms. Therefore, one contract refers to around 136 metric tons of wheat.

    In the spring of 1872, the group began to buy wheat in the spot and futures market. Wheat prices rose continuously through early July, and contracts specifying delivery in August traded between 1.16 and 1.18 USD per bushel. At the beginning of July an average of just 14,000 bushels of wheat a day reached the city;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prices had climbed to 1.35 USD. In response, however, wheat deliveries to Chicago increased.

    By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27,000 bushels a day were coming in. But luck was still with Lyon. Another warehouse burned to the ground, and the city’s already stretched storage capacity was reduced by another 300,000 bushels. Rumors about a below-average harvest due to bad weather pushed up prices even more. On August 10 these two factors combined to push wheat contracts for August up to 1.50 USD. On August 15 prices climbed to above 1.60 USD. But then the wheel of fortune started to turn.

    As more and more wheat reached the city of Chicago, Lyon was forced to give up.

    The high prices incentivized farmers to speed up their harvest: Crops were picked into the night. In the second week of August, about 75,000 bushels of wheat reached Chicago each day; a week later that figure had risen to 172,000 bushels. For the rest of the month, daily deliveries increased to nearly 200,000 bushels.

    Wheat that had already been shipped from Chicago to Buffalo returned to the Windy City, because of the high local prices. Newly opened warehouses also added to the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city, bringing it to more than 10 million bushels—two million bushels more than before the Great Fire!

    To secure their profits and stabilize prices, Lyon and his partners had to buy all the wheat coming into Chicago. But they were already leveraged by local banks, and the additional funds they needed soon exceeded the group’s financial options.

    On Monday, August 19, Lyon had to admit defeat. He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wheat in the spot market. The price of wheat with delivery in August fell by 25 US cents. The following day prices dropped another 17 US cents. The crash ruined John Lyon, who was unable to meet his margin calls. His attempt at market manipulation ended in financial disaster and bankruptcy.

    Key Takeaways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1871 led to massive destruction and left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homeless.
    •With the number of grain warehouses drastically reduced, a group of speculators around John Lyon saw a big opportunity in the wheat market. Together they tried to corner the wheat market, but rises in price also resulted in increased shipments of wheat to the city. After initially increasing to 1.60 USD, the price of wheat crashed.
    •Lyon and his friends were unable to meet their margin calls. Their attempt at cornering the market ended in bankruptcy and financial disaster.

    7 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le Onassis, an icon of high society, seems to have the Midas touch. Apparently emerging out of nowhere, he builds the world’s largest cargo and tanker fleet and earns a fortu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tankers and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Onassis closes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the royal Saudi family, and he is one of the winners i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The secret of business is to know something that nobody else knows.” —Aristotle Onassis

    At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2005 the youngest billionaire in the world, Athina Roussel, age 20, celebrated her wedding to 32-year-old Brazilian equestrian Álvaro Alfonso de Miranda Neto. A thousand bottles of Veuve Clicquot were ordered for the 1,000 guests at the São Paulo nuptials. Athina was the only heiress to the Onassis fortune, the last of her clan. Her grandfather, Aristotle “Ari” Socrates Onassis, would have been almost 100 years old.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high society of the 1950s, ’60s, and ’70s, Aristotle Onassis earned his fortune by constructing supertankers and transporting crude oil. Like Rockefeller, Onassis became synonymous with wealth and fortune. But his rise to fame was not a straightforward one.

    The Onassis family initially became wealthy through the tobacco trade. Based in the city of Smyrna, Ari’s father had a fleet of ten ships. Ari himself enjoyed a good education. At 16 he already spoke four languages—Greek, Turkish, English, and Spanish. In 1922, however, when the Turks retook Smyrna (Izmir), which had been under Greek rule since World War I, the family had to flee.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Virtually penniless, Onassis migrated to Argentina and earned money by importing tobacco. He also kept himself afloat with occasional jobs.

    In the 1930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fered Onassis an attractive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the form of large-scal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30s offered Onassis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to the crude oil transport business on a large scale. There were rumors that the Canadian National Steamship Company was in seriou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that several of its freighters were for sale. Onassis took all the money he’d accumulated and purchased six rundown ships for 120,000 USD, one-tenth of their value at the time.

    With that bold move, Onassi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empire. The purchase quickly paid off during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at followe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Onassis’s fleet had grown to 46 freighters and tankers, and he leased them to the Allied forces on profitable terms.

    Ari and the Women

    Aristotle Onassis married into another family of successful Greek shipowners when he wed Athina “Tina” Livanos. They divorced in the 1950s, however, after he began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celebrated opera diva Maria Callas, who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for Onassis. In 1968 Onassis married Jacqueline Kennedy, widow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t the time, Onassis was 62 years old; Jackie was 23 years younger. Because of her spending on travel and shopping, Onassis nicknamed her “supertanker,” since he said she cost him just as much as a ship.

    During the war, Onassis’s ships changed their flags to neutral Panama and remained undisturbed by naval battles. As more and more freight ships were lost to the conflict, his own fleet’s rates rose higher, creating a gold mine for Onassis. After the war, he expanded the number of his ships into the largest private commercial fleet in the world, and in 1950, he commissioned the biggest tanker in the world, 236 meters long, to be completed at the German Howaldt shipyard.

    But it was not until spring 1954 that the 48-year-old Onassis made a definite breakthrough. Through shady contacts and friendships, he struck a lucrative agreement with the royal family of Saudi Arabia. Onassis not only receive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ransport crude oil for King Saud, but he also was to produce a new supertanker for the country almost every month and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sale of crude oil. Together Onassis and Saudi Arabia set up the Saudi Arabian Tanker Company, with a goal of having 25 to 30 ships that could transport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crude oil.

    By royal decree the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 would have had to use Saudi Arabian ships for the tonnage previously shipped in charter ships. Aramco—a joint venture among Standard Oil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ocony Vacuum, and Texas Co.—had had a concession agreement with King Ibn Saud since 1933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production. About half of the oil produced in Saudi Arabia went by pipeline to Lebanon; the other half was transported by tankers. Of the tanker market, 40 percent of crude was shipped in Aramco’s own tankers; for the remaining 60 percent, the company used charters.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resulted in enormously profitable opportunities for Onassis.

    By breaking into this system, Onassis made some powerful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to block the agreement to safeguard its own influence, and Europe—which in the 1950s derived 90 percent of its oil supply from the Middle East, whose largest producer was Saudi Arabia—was also unenthusiastic. The deal with Saudi Arabia ultimately fell through, and without the new freight orders, Onassis’s ships sat idle in shipyard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eek magnate’s empire began to crumble. But he was rescued by the Suez crisis in 1956.

    With the grow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crude oil, European nations increasingly were dependent on the use of the Suez Canal to bring fuel from the producing countries. But the nationalist policies of the new Egyptian president, Gamal Abdel Nasser, were intensifying conflicts with Israel as well as with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which controlled the canal. Egypt blocked the Gulf of Aqaba and Suez Canal to Israeli shipping; then on July 26, 1956, Nasser nationalized the Suez Canal.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Anthony Eden, responded together with Israel and France with Operation Musketeer. On October 29, Israel invaded the Gaza Strip and the Sinai Peninsula and quickly pushed toward the canal. Two days later Britain and France began bombing Egyptian airports. Although the Egyptian army was quickly beaten and the war was over by December 22, 1956, sunken ships continued to block the Suez passage until April 1957.

    The crisis brought salvation to Aristotle Onassis. No other shipowner had the transport capacity to move the oil. With more than 100 idle tankers and virtually no competition, he was able to double his rates, once again earning a fortune. The Six-Day War in 1967 offered a similar opportunity, and later, during the oil crisis in 1973, Onassis’s Olympic Maritime Company posted a profit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Aristotle Onassis earned his fortune through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He became a society icon through his extravagant lifestyle and his marriage to Jackie Kennedy.

    By then, Onassis’s total private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had diversified into other businesses: He bought banks in Geneva, founded Olympic Airways, built the Olympic Tower on Fifth Avenue in New York, and acquired the Greek island of Skorpios. Onassis became enamored of Monaco, which had been a dull, sleepy little place until he transformed it. In Monte Carlo, Onassis bought beautiful hotels and dozens of houses and villas, built public facilities and beach clubs, and renovated the port and the casino. He held legendary gatherings on his yacht, inviting guests who included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his wife, Winston Churchill,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 members of high society from business, politics, and Hollywood. Onassis even brought together Prince Rainier of Monaco and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helping establish Monaco as a paradise for the rich and beautiful in Europe.

    Key Takeaways

    •Aristotle “Ari” Socrates Onassis earned a fortune by transporting crude oil in his huge tanker fleet and through his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audi family.
    •He profited massively from the Suez crisis in 1956 and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Onassis was an icon of the international jet set, thanks to his relationship with opera star Maria Callas, and his second marriage to Jacqueline Kennedy, the widow of John F. Kennedy.
    •With his private wealth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assis supported Prince Rainer of Monaco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ality as the place to be for the rich and beautiful.

    8 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Soybean oil fuels the US credit crisis of 1963. The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ends in chaos, drives many firms into bankruptcy, and causes a loss of 150 million USD (1.2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Among the victims ar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You have caused terrific loss to many of your fellow Americans!” US federal judge Reynier Wortendyke

    At first glance, it seemed like a plot for a Hollywood movie: Workers deceived warehouse inspectors using oil tanks filled with water to hide one of the largest credit frauds in US history. It was all part of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soybean market, a fragile house of cards whose collapse caused a loss of more than 15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1.2 billion USD today) and whose effects rippled throughout corporate America.
    At the center of the debacle were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a New Jersey company, and its owner Anthony (“Tino”) De Angelis. In the e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scheme was analogous to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On a November evening in 1963, a group of employees of the Wall Street brokerage firm Ira Haupt & Co., including managing partner Morton Kamerman, sat in a conference room and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Anthony De Angelis. As the conversation heated up, De Angelis accused Kamerman of ruining his company. Kamerman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his firm’s commodity trading, but he was aware that De Angelis was one of his biggest customers. The Haupt & Co. partners we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someone willing to buy soybean oil in large quantities, but they had no success. The next morning Kamerman understood a lot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commodity business. However, the knowledge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fact that Haupt & Co. was bankrupt due to the insolvency of Allied Crude.

    Some Background About Soybeans

    Soybeans, which are predominantly crushed for soybean oil and soybean meal, are produced and exported mainly by the United States “Corn Belt” (Illinois and Iowa), Brazil, and Argentina. Together these countries account fo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soybean harvest of around 215 million metric tons. In mos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the oil is extracted first, and the residual mass is used primarily as a feedstock. Soybeans, soybean meal, and soybean oil are traded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ith the symbol S, SM, and BO and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month (for example, S F0 = Soybean January 2020).

    Figure 3. Prices for soybean oil, 1960 – 1964, in US cents/lb,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Anthony De Angelis had founded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in 1955 to buy subsidized soybeans from the government, process them for soybean oil, and sell the product abroad. Born in 1915, he was the son of Italian immigrants and grew up in the Bronx in New York. As a commodity trader, he dealt in cotton and soybeans, and between 1958 and 1962, he built a refinery in Bayonne, New Jersey, and leased 139 oil tanks, many as high as a five-story building.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a subsidiary of American Express, was paid by Allied Crude for storage,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the oil volume. In 1962 De Angelis was responsible fo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total soybean and cottonseed oil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order to financ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ompany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y, he increased leverage by taking more and more credit, which was largely collateralized by the oil he produced.

    And that is where the fraud began: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never had as much oil as was necessary to secure its loans. A close investigation by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would have revealed that De Angelis needed to store more oil than was available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monthly data. At its peak, De Angelis’s credit volume represented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oil that could be stored in the tanks in Bayonne. But De Angelis was American Express’s largest customer. And his employees deceived the inspectors who were sent to check the collateral by pumping oil from tank to tank or filling the tanks mainly with water an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oil. In this way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receive new credit lines.
    Instead of expanding operations, however, the company used the credit lines for speculation in soybean futures at Chicago’s commodity exchange. De Angelis placed huge bets on rising prices for soybeans; he had to deposit only about 5 percent of the future purchase sum as a margin. Nevertheless, in his attempt to corner the entire market through further positions, De Angelis needed an even higher credit line.
    He was already trading in futures contracts with Wall Street brokers Ira Haupt and J. R. Williston & Beane, and they agreed to further credit against stockpiles of the nonexistent oil. Both institutions were financ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warrants by commercial banks Chase Manhattan and Continental Illinois.
    By mid-1963, De Angelis had accumulated soybean positions equaling about 120 million USD or 1.2 billion pounds. A tick of only 1 US cent in the price of soybeans meant that De Angelis gained or lost 12 million USD. For a while his trades were profitable. In just six weeks in autumn 1963, the price of soybean oil climbed from 9.20 USD per pound to 10.30 USD. But on November 15 the market collapsed because of Russian plans to buy more US grain and the negative reaction to this.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collapsed with it.

    De Angelis deceived his creditors and caused losse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Within four hours soybean oil had fallen to 7.60 USD per pound, an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alled for additional margins from Ira Haupt, which the company was unable to provide because its main customer, De Angelis,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so. Even another 30 million USD borrow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banks was not enough to rescue Ira Haupt. Williston & Beane was also forced to merge with Walston & Co. because of dwindling equity.

    The soybean market tumbled and took Allied Crude down with it.

    Allied Crude went into bankruptcy, and as creditors reviewed the company’s tanks more carefully, they confirmed there were just 100 million pounds of soybean oil there instead of 1.8 billion pounds. This difference was worth about 130 million USD.
    Affected by the debacle were banks, brokers, oil traders, and warehouses, huge firms like Bank of America, Chase Manhattan, Continental Illinois, Williston & Beane, Bunge Corp., and Harbor Tank Storage Co., to name just a few. The main loser was the parent company of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American Express faced legal suits by 43 companies, to the tune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The share price of American Expres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after the fraud hit the news. The scandal, however, received only limited attention, because two days later President Kennedy was shot in Dallas.
    For Ira Haupt & Co., liabilities amounted to almost 40 million USD, which they were not able to meet, affecting more than 20,000 brokerage customers. Even worse than these financial claims was the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s for Anthony De Angelis, in 1965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for fraud.

    Key Takeaways
    •In 1963 Anthony (“Tino”) De Angelis and his company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were at the epicenter of one of the biggest corporate credit crises before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By cheating on inventories and in a bold pattern of fraud, Allied Crude received immense credit lines for its business and heavily speculated on the rise of soybean and soybean oil futures in Chicago. Eventually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crashed in November 1963 and took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with it.
    •Affected by the fraud were several banks, brokers, oil traders, and warehouse companies, including prominent nam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The huge scandal, however,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two days later.

    9 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The Soviet Union starts to buy American wheat in huge quantities, and local prices triple. Consequently, Richard Dennis establishes a ground-breaking career in commodity trading.

    “If you live among wolves you have to act like a wolf.” —Nikita Khrushchev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 markets, 1972 is known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Because of harvest shortages, Soviet commissioners were traveling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buying as much wheat as they could. Their actions affected not only the grain market but also the career of a young commodity trader named Richard Denn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beginning to abolish the gold standard, and as a result the US currency subsequently weakened. At the same time, wheat was trading close to 1 USD—historically low levels. That was not a surprise, since wheat production was massively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weakening dollar gradually made American products, including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more competitive. As a result, exports rose, and hand in hand with export volume, prices began to rise as well: That included grain prices, which were slowly awakening from their slumber.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 markets, 1972 is known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Weather is always a key factor for agricultural prices, and after years of good harvests, the world’s grain production started to decline in 1972.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were responsible for lower yields in important producer nation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comparison to 1970–1971, wheat stocks in 1973–1974 fell by 93 percent in Australia, 64 percent in Canada, and 59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entories approached critically low levels.

    Figure 4. Wheat prices, 1970–1977, in US cents/bushel,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uly and August 1972, the Soviets bought nearly 1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US wheat—approximately 3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production—amounting to a net value of about 700 million USD. Because farmers were already facing problems meeting demand, prices increased sharply, from below 2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to more than 6 USD in February 1974. Corn spik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less than 1.5 USD to nearly 4 USD, while soybean prices more than tripled, reaching their highest level of more than 12 USD in June 1973.

    Weather Woes

    The harvest of Kansas wheat (Hard Red Winter Wheat), which is mainly exported, can be threatened by climatic fluctuations three times during the year: in late autumn, when it is too hot and dry or too cold and humid for germination; during winter, when sudden temperature changes threaten growth; and finally, in spring, when rain prevents pollination. For these reasons crop quality, quantity, and price are all subject to huge fluctuations.

    The rapid price spike favored young Richard Dennis, who had studied in Chicago and at Tulane University in Louisiana and had worked as a student at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in 1966 at the age of 17. He began speculating with 2,000 USD in initial capital from his family, first with small contracts on the MidAmerica Exchange, and later on the CME.

    In 1972 the 23-year-old Dennis recognized the new agricultural market trend. He bet on rising wheat prices and won. A year later, in 1973, his initial capital increased to 100,000 USD as he took advantage of a trend-following system, aggressively increased his positions, and remained invested. In 1974 he made a profit of 500,000 USD on soybeans alone, an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he’d become a millionaire at the age of 25.

    The Soviet shopping spree of 1972 was repeated in 1977 after another bad harvest in Eastern Europe.

    Three years later history repeated itself. In 1977 Soviet president Brezhnev announced a national wheat harvest of less than 200 million tons, which took the markets by surprise as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US intelligence both were forecasting a good harvest.
    By this time Soviets had already bought 18 to 20 million tons of whea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India. Although worldwide production of wheat was around 600 million metric ton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at quantity was globally traded. Because large amounts are consumed by the producer countries themselves, world market prices can fluctuate dramatically based on relatively small changes in global trading.
    Meanwhile, Dennis’s career continued to so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his capital rose to around 200 million USD. At 35 he was known as the “Prince of the Pit” and wa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commodity traders in the world.
    In 1983 and 1984 Dennis recruited and trained 21 men and two women in commodity trading. The group later became known as “Turtle Traders,” thanks to an often-quoted comment by Dennis, who said, “You can breed traders like turtles in a laboratory.” Five years later the group had earned him a profit of 175 million USD.

    Key Takeaways
    •After a bad harvest, agents of the Soviet Union quickly and secretly purchased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US wheat crop. Therefore, 1972 became famous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Grain shortages and the Soviet actions caused a spike in prices: Wheat prices that traded at 2 USD in 1970 shot up above 6 USD in February 1974, a threefold increase within 24 months. Corn also rose from 1.50 USD to nearly 4 USD, while soybean prices surpassed 12 USD during the summer of 1973.
    •Richard Dennis, age 23, recognized the new trend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bet on rising wheat prices. He became a millionaire two years later, After a decade he was making a profit of 200 million USD, earning the nickname “Prince of the Pit.”

    10 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legal currencie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lver gradually loses this function. Gold keeps its currency statu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The current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are causing many investors to reconsider an investment in precious metals.

    “Gold and silver, like other commodities, have an intrinsic value, which is not arbitrary, but is dependent on their scarcit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bestowed in procuring them, and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mines which produce them.” —David Ricardo

    “You have to choose . . . between trusting to the natural stability of gold and the natural stability of the honesty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due respect to these gentlemen, I advise you, as long as the capitalist system lasts, to vote for gold.” —George Bernard Shaw

    “Only gold is money. Everything else is credit.” —J. P. Morgan

    In June 2011 the US Mint announced a 30 percent increase in silver coin sal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onth. With more than 3.6 million silver eagles sold, the US Mint reached its limit of production, so great was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n silver coins. Similar figures were reported by the Royal Canadian Mint, the Australian Mint in Perth, and also by the Vienna-based Mint Austria, producer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Coin. In March 2011 newspaper headlines proclaimed that the state of Utah was considering once again accepting gold and silver as legal currencies. Utah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orado, Georgia, Carolina, Tennessee, Vermont, and Washington were also looking to return to the stable value of gold.
    What seems curious at first glance made many investors thoughtful. After all, the use of a paper currency without a tie to precious metals like gold or silver is a relatively recent experiment. Only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President Nixon abolished gold convertibility in 1971, an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the convertibility of all currencies into gold in 1973, was the gold standard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fiat money.
    Fiat money is a currency without intrinsic value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money, often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us, the fiat money experiment has been tested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for less than 50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detached from gold and silver—has existed in this form for less than 50 years.

    The gold standard was the prevailing monetary system until World War I. Under a pure gold standard, the money supply equals the gold possession of a countr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and the subsequent banking crisis in 1931, however, the gold standard came increasingly under pressure. In Britain, the suspension of sterling’s gold convertibility in September 1931 (the Sterling Crisis) heralded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bega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gold standard as it gradually devalued the US dollar.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lared private gold ownership illegal so the government could print more paper money as a way to overcome the Great Depression.

    Gold or Silv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gold standard was just a short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For many centuries silver was the dominant currency. Most countries used a silver standard or a bimetallic standard. Similar to the gold standard, under a silver standard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is hedged by silver, while a bimetallic standard additionally prescribes a fixed exchange ratio between silver and gold. For many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as 1:16. The gold-silver ratio indicates how many units of silver are needed to buy one unit of gold.
    After both the silver and gold standards ended, the range of this ratio has fluctuated between 1:10 and 1:10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he ratio dropped below 1:20. In the early 1990s, it peaked at just under 1:100. In the years 2009 and 2010,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much more sharply than the price of gold. While 80 ounces of silver had to be paid for 1 troy ounce of gold by the end of 2008, it was just 40 ounces in mid-2011 and fell further to 1:50 by the beginning of 2019.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amount of each metal mined annually, it would imply a long-term ratio of 1:10.
    After World War II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 shifted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re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US dollar, backed by gold, became the new global reserve currency.

    Figure 5. Gold-silver ratio, 1973–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All central banks were obligated to other central banks to exchange currency for gold at a fixed rate of 35 USD per ounce. But since the 1960s, US gold reserves have been shrinking, due to increasing account deficits. Social welfare entitlements and the growing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Vietnam War accelerate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aised inflation, and lowered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US doll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0, the US money supply exceeded the amount of gold reserves. A year later, in August, President Nixon stopped the conversion of US dollars to gold (an event known as “Nixon shock”), but it was not until 1973 that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as officially overruled and replaced by a system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After that, the gold standard faded into history.
    Today, central banks and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old 33,000 metric tons of gold, almost 20 percent of all known aboveground stocks of the precious metal.

    Silver Gives Way to Gold

    Silver gradually lost its official payment func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due to several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United Kingdom, as a leading economic nation, was able to prevail with its gold standard against the French-dominated Latin coinage based on the silver standard. On the other hand, gold discoveries in California and Australia led to a tenfold increase in worldwide gold production and thus to lower gold prices. This made the gold standard more attractive. In 1871 Germany also switched to the gold standar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ilver or bimetallic standard to a pure gold standard led to an oversupply of silver and weighed on the price of silver for several decades.How
    ever, attention again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solvency of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me European economies. Measures taken to combat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at started in spring 2007 with the US real estate crash caused the national debt and the money supply to explode.
    Global debt accelerated to 320 trillion USD, whereas global GDP only rose to 80 trillion USD, and the dollar’s purchasing power declin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since 1971. In addition to some European countries—Portugal,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known as “PIGS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 was also temporarily threatened by a downgrade of its creditworthiness by international rating agencies.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gold and silver bullion and coins, even if they are no longer legal tender, are popular with investors, and that bitcoins have emerged as an alternative currency. Gold-backed cryptocurrencies offer another alternative to fiat money. It seems like the gold standard is rising from its ashes through private initiatives instead of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 sovereign crisis and a lack of trust are attracting investors to gold, silver, and cryptocurrencies.

    Key Takeaways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issued Executive Order 6102, which declared private possession of gold bars and coins illegal and punishable by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All private gold holdings had to be turned over to the Federal Reserve in exchange for paper money at 20.67 USD per troy ounce. This prohibition against gold ownership wasn’t lifted until 1975 by President Gerald For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S dollar was declared the world reserve currency, pegged to gold at a fixed exchange ratio. All other currencies were then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the “Gold Standard”).
    •As US debt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President Nixon end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US dollars into gold in 1971 (the “Nixon Shock”).
    •With the end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one of the greatest economic experiments began: a system of free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for currencies that are not backed by any collateral other than the faith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11 The 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uring the 1970s the world must cope with global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The Middle East uses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previously unconcerned about their rising energy addic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face economic chaos.

    “Peak oil is the point in time when the maximum rate of global petroleum extraction is reached, after which the rate of production enters terminal decline.” —“Peak Oil,” Wikipedia

    “Just like global warming, the rationale for peak oil sounds great, it makes sense, but there is just one small problem, the facts don’t support it . . . it is a myth.” —seekingalpha.com

    On Sunday, November 25, 1973, highways in Germany were emptied by a driving ban! The same day almost no cars moved in Denmark, the Netherlands, Luxembourg, or Switzerland. A week earlier, on November 19, Germany had introduced a general “Sunday driving ban” for four weeks, combined with a speed limit of 100 km/h on motorways and 80 km/h on ordinary roads. This was noteworthy: Germany—home to Mercedes, BMW, and Audi—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does not have a general speed limit on its highways. Germans generally are in love with their cars! But the ban was the reaction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a sudden spike in energy prices caused by an oil crisis.
    The crisis was due to a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that had been intensify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During the Six-Day War in 1967, Israel had conquered the Golan Heights and the Sinai Peninsula and occupied the Gaza Strip,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The Arab countries called for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from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Israel increased. But warnings about possible retaliation were ignored, as was the Egyptian offer of a peace treaty if the Sinai Peninsula were to be returned. On October 6, 1973, during the Jewish holy day of Yom Kippur, Egypt and Syria together attacked Israel.
    At first Syria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e Golan Heights, and Egypt was prevailing on the Sinai Peninsula.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Israel with substantial military resources, and the small country fin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war. Subsequently, the Arab countries pursued a different option.

    On October 17, 1973, OPEC decided to limit the supply of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On October 17, 1973, all Arabian crude oil–producing nations retaliated by reducing oil supply by 5 percent compared to September 1973 levels. They also imposed a complete supply boycott for crude oil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which were considered Israel’s close allies. The league of exporting countries then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restrict oil production until all occupied areas were “liberated” and the rights of Palestinian people were restored. The first oil crisis had begun.

    What Is OPEC?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in Baghdad by five founding members: Iraq, Iran, Kuwait, Saudi Arabia, and Venezuela.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il fields and a global oversupply had resulted in steady price declines in the 1950s. In response OPEC’s objective was to establish a common crude oil production level by joint agreement of all OPEC member countries, so that the world market price for crude oil stayed within a defined target corridor. OPEC has also been a driving force to break the power of the “seven sisters,” a group of Western oil companies. As of March 2019 the cartel consisted of 14 members—Algeria, Angola, Ecuador, Equatorial Guinea, Gabon, Iran, Iraq, Kuwait, Libya, Nigeria, Republic of the Congo, Saudi Arabia,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representing about 44 percent of global oil production and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ven” oil reserves. Saudi Arabia is by far the largest crude oil producer among all OPEC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abou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2018.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he largest non-OPEC producing countries include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exico, Canada, Norway, and Brazil.
    Up to this point,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d been living with the illusion that global energy reserves were inexhaustible and that they needn’t be concerned with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 Their addiction to crude oil kept rising, so the sudden embargo triggered an economic shock in man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ermany, for instance, sourced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its energy demand from imported oil, about three-quarters of which came from the Middle East. It turned out that even with reduced consumption, reserves would have lasted only for three months, which caused people to panic. To limit the use of oil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European countries began implementing energy-saving measures. They intensified negotiations with alternative crude oil suppliers, started to develop domestic sources of oil as well as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and implemented strategic oil reserves.

    Economic Ripples

    In Germany and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first oil price shock triggered stagflation, which is economic stagnation combined with rising prices (inflation). Rising energy prices fueled an inflation spi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slowed economic growth: Gross domestic output shrank from 5.3 percent in 1972 to 0.4 percent in 1974 and –1.8 percent in 1975. Many industries recorded a massive decline in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fell 16 percent, and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declined 18 percent. The stock market value of German companies dropped drastically and recorded a loss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1974 of almost 40 percent, compared to July 1972. Unemployment rose from almost-full employment to 2.6 percent in 1974 and 4.8 percent in 1975.
    The impact of the cuts in the crude oil supply was visible immediately: Prices started to rise. At the end of 1972, US crude oil was trading at 3.50 USD per barrel; in September 1973 it rose to 4.30 USD, and at the end of 1973 oil prices traded above 10 USD. Sales in OPEC countries grew from about 14 billion USD in 1972 to more than 90 billion USD in 1974.

    During the first oil crisis in 1973 oil prices spiked from 3.50 USD to more than 10 USD.

    Using oil as a weapon brought quick political results: On November 5, 1973, the European foreign ministers called for Israel to evacuate the areas it had occupied since 1967. OPEC responded by gradually loosening the supply restrictions.
    But the world had changed. Even after the initial relaxation, prices for crude oil remained high. In 1974 alone, the value of German oil import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5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With the second oil crisis in 1979, oil prices jumped from under 15 USD to almost 40.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crude oil prices stagnated, but they started to rise rapidly again in 1979–1980. After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Iraq’s attack on neighboring Ira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nce more became concerned about oil supply securi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79, crude oil was trading at less than 15 USD per barrel. Within 12 months, prices had risen to nearly 40 USD, causing a second oil crisis. As a side effect, both oil crises marked the most prosperous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after discovery of oil in western Siberia and the rise of non-OPEC Western offshore oil production.

    Figure 6. Crude oil prices, 1965–1986, in USD/barrel. Data: Datastream, 2019.

    OPEC raised their basket price—an average of the prices of petroleum blends that are produced by OPEC members—to 24 USD per barrel; Libya, Algeria, and Iraq even asked 30 USD for their crude oil. In 1980 OPEC’s prices reached their peak when Libya demanded 41 USD, Saudi Arabia 32 USD,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36 USD per barr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sales volume declined due to weak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 investments in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bore fruit, global crude oil consumption between 1978 and 1983 dropped by 11 percent. OPEC’s global market share of crude oil production fell back to 40 percent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because of a lack of cartel discipline.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made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to increase oil production in the 1980s, putting crude oil prices into a slide until the late 1990s. In the late 1980s, oil prices briefly dropped below 10 USD per barrel, bringing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brick of insolvency. OPEC’s market share fell during that time to 30 percent of world production.

    Key Takeaways
    •In 1973, because of tension in the Mideas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used its oil exports to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limited the supply, precipitating the first oil crisis. Crude oil prices soared from 3.50 USD at the end of 1972 to more than 10 USD just 12 months later.
    •The oil crisis came as a shock to most involved nations, strongly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leading to rising unemployment.
    •During the second oil crisis, in 1979, oil prices jumped from less than 15 USD to almost 40.

    12 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Despite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valuation, diamonds have shown a positive and stable price tren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1979, however, monopolist De Beers loses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investment diamonds” drop by 90 percent in value.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Marilyn Monroe,
    as Lorelei Lee in 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Precious stones such as diamonds, rubies, sapphires, emeralds, and opals are mainly known for their use in jewelry. Of these, diamonds are by far the largest market segment, and many individual gemstones—for example, the Blue Hope, the Cullinan, the Millennium Star, the Excelsior, the Koh-i-Noor, and the Orlov—have famous histories.

    Global production of rough diamonds generally ranges between 20 and 25 metric tons per year. This represents 100 to 130 million carats and is worth approximately 10 billion USD.

    Only about 20 percent of all diamonds are used in the jewelry industry, however. Industrial diamonds make up a huge market, and within this segment of smaller stones, artificially produced (industrial) diamond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tion sites are in Russia, Australia, Canada, and Africa—in particular South Africa, Namibia, Botswana, Sierra Leone,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Four Cs in Diamonds

    Unlike other commodities, diamonds do not have a standardized fixed value per unit weight. A diamond’s value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criteria, of which the “4 Cs” are the best known: color, clarity, cut, and carat. Sometimes, a fifth “C” is included. It stands for certific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stone as certified by an official institution.
    Color grading depends on how close a stone is to colorless. The classification begins at D—which corresponds to very fine white or almost colorless diamonds—and continues through E, F, G, H (simple white), and so on. Colored diamonds (e.g., yellow, red, blue, or green) are particularly rare, so these so-called fancy diamonds are very precious.
    The clarity (purity) of a diamond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inclusions in the stone. The higher the clarity, the rarer it is. The scale begins with IF (internally flawless) and continues through small to clear and coarse inclusions. Cut refers to the angles and proportions of a diamond. The most popular is the brilliant cut. Finally, traditionally a diamond’s weight is given in carats (1 ct = 0.2 gram).

    The largest diamond exchanges are located in Antwerp, Amsterdam, New York, Ramat Gan (Israel), Johannesburg, and London. Antwerp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 85 percent of rough diamonds and about half of global cut stones are traded in the Diamond Quarter of that Belgian city.
    The value chain begins with mining and includes purchasing agents, processing, wholesalers, traders, intermediaries, jewelers, and other retailers, but a valuation is not simply a linear correlation to size: Larger stones are much rarer and thus exponentially more precious. In addition, prices fluctuate from one size class to the next. For example, the price can vary by more than 1,000 USD from a 0.49-carat diamond to a 0.5-carat diamond, 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only 100 mg or less. In December 2018 prices for 1-carat diamonds ranged from 500 USD to 10,000 USD,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purity and colorlessnes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diamond industry—analogous to OPEC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is De Beers. The South African company, part of the Anglo American mining group, is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Figure 7. Diamond prices, 2003–2016. Prices indexed over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Data: PolishedPrices.com, Bloomberg, 2019.

    De Beers has long dominated the global diamond market, similar to the way OPEC dominates global oil.

    De Beers controls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world’s diamond prod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is even stronger. The company determines the volume and quality of rough diamonds that traders are able to buy. The Diamond Trading Company (DTC), which is controlled by De Beers, buys most of the world’s raw diamond production, allocates production quotas to mining companies, and manages sales through the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 (CSO), which is also an extended arm of the DTC. The CSO regularly organizes “sights” in London where about 150 authorized sightholders are offered compilations of rough diamonds for sale.
    For years the De Beers Syndicate guaranteed stable prices.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however, the company lost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A De Beers Primer

    De Beers,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has been active in the diamond market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company’s name goes back to the first mine in Kimberley,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farm of brothers Johannes Nicolaas and Diederik Arnoldus de Beer. After diamonds were found there in 1871, a group of adventurers transformed the remote place into the world capital of diamonds. British businessman Cecil Rhodes gradually bought up all the mining licenses and founded De Beers in 1888. Today, the company is 45 percent owned by the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with 40 percent owned by the Oppenheimer family.
    Ernest Oppenheimer was born in Friedberg, Germany, near Frankfurt am Main, in 1880, and at age 32 he was pulling the political strings in Kimberley. In 1916, Oppenheimer founded Anglo American, which quick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in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In 1926, he took over the majority of De Beers.
    De Beers’s entire production was always bought by the London Diamond Syndicat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890. The syndicate w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Diamond Corporation, precursor to the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 (CSO). In the 1930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ppenheimer bought up massive quantities of diamonds in order to stabilize prices. Since then, De Beers and CSO have formed an exclusive diamond cartel.
    During that decade the US dollar depreciated significantly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due to rising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earch by investors for nontradition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terest in diamonds as a “hard” currency and a stable store for wealth increased, leading to greater demand for high-quality stones. De Beers, however, only moderately expanded the supply at the time, which resulted in further price increases that, in turn,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otential investors.

    Diamond hysteria took hold. In 1979, the value of investment diamonds doubled, and prices for a 1-carat diamond of the best quality increased tenfold.

    Meanwhile, in Israel, rough diamonds were also becoming a favorite invest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Tel Aviv as an emerging center of diamond processing, the government granted large loans to banks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diamond investment companies were set up, which were able to sell diamonds directly to private investors.
    The hysteria over investment diamonds fueled a vicious circle. In 1979 the average price for diamonds doubled. Prices for a 1-carat, best-quality diamond multiplied by 10 and for a while traded at around 60,000 USD!
    De Beers attempted to gradually cool the market by expanding the supply, but the strategy was unsuccessful. The result was complete market chaos. The inevitable bust finally began in Japan, where it was common practice to accept diamonds as collateral for loans. When the first bank considered the market overheated and stopped accepting diamonds as collateral, the house of cards collapsed. The first drop in prices kicked off a race to sell stones. As speculators disposed of their stock, more and more borrowers fell below their collateral limits and were forced to raise money. Diamonds flooded the market, which was already oversaturated by De Beers’s efforts to cool it down. Even a cessation of sales and a buyback of diamonds by the cartel didn’t help. Prices crashed, and investors’ net wealth decreased, a downtrend accelerated by global recession.

    Within a year, the prices of investment diamonds fell from 60,000 to 6,000 USD.

    Within 12 months, the price of investment diamonds fell from 60,000 to 6,000 USD, approximately the level before the hysteria started. After that diamond prices recovered slowly, although in the early 1980s, the CSO withdrew diamonds worth more than 6 billion USD from the market, while De Beers cut mining quotas and closed one of its mines in South Africa. De Beers took similar actions to stabilize the price of diamond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 which had lessened the demand for luxury goods.

    Key Takeaways
    •South African company De Beers, today part of the Anglo American mining group, has long dominated international diamond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1979 the company lost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after a market frenzy, during which average diamond prices doubled within a year, and prices for a 1-carat best-quality diamond rose tenfold, only to crash by 90 percent after the bubble burst.

    13 “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rothers Nelson Bunker Hunt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y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and fail in a big way. On March 27, 1980, known as “Silver Thursday,” the metal loses one-third of its value in a single day.

    “The U.S. government has a technology, called a printing press, that allows it to produce as many U.S. dollars as it wishes.” —Ben Bernanke,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2006–2014

    The Hunt clan is one of the most glamorous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a colorful history. In the 1920s Haroldson Lafayette Hunt (1889–1974), adventurer and professional poker player, won a drilling license in El Dorado, Arkansas, during a round of poker. Hunt, also known as “Arkansas Slim,” struck oil with his initial drilling exploration. With the first profits from El Dorado, he purchased additional drilling licenses in Kilgore, Texas, and discovered the world’s biggest known oil field to that date. In 1936 he founded the Hunt Oil Company, which became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produ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tune magazine estimated his net wealth at between 400 and 700 million USD in 1957, placing Hunt among the top 10 richest Americans. The Hunts also possessed large segments of Libyan oil fields until Muammar Gaddafi expropriated them in the early 1970s.
    H. L. Hunt’s private life was equally notorious: He had six children with his first wife, Lyda Bunker, including Nelson Bunker, Lamar, and William Herbert. Later, he started an affair with Frania Tye, whom he married and with whom he had four children before the couple separated in 1942. Hunt had another four children with one of his secretaries, Ruth Ray, whom he finally married in 1957.
    Unlike the Rockefellers, whose surname has always been associated with wealth, crude oil, an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the name Hunt is forever tied to the largest failed speculation in silver.

    A Precious Metal Primer—A Recap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the past 50 years for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the prohibition of private gold hol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hich was created in 1944.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lared private possession of gold of more than 100 USD illegal, and the ban remained in plac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ith the Nixon Shock of 1971,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an end to the official convertibility of the US dollar into gold, due to massive increases of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rising inflation. In 1973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that established the US dollar as the leading currency, backed by gold (“the Gold Standard”)—fell apart.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silver and gold standards, both metals lost their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large quantities becam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s a result, silver fell to 2 USD per troy ounce. But this price level also has had a lasting negative effect on silver production, as only a few countries are able to produce it at this low price level.
    The Hunt brothers’ speculation,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became a legend in commodity trading.
    William Herbert and Nelson Bunker Hunt were the first big investors to recognize the rar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constant industrial demand, low incentives for subsidies due to low prices, and a small market of available silver.
    Nelson Bunker had made no secret of his aversion to “paper money” after the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 “Every moron could buy a printing press, and everything might be better than paper money,” he said. To preserve the family fortune, the Hunt brothers focused their investments on real estate and the silver market.
    Between 1970 and 1973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bought about 200,000 troy ounces of silver. Within these three years, the price of silver doubled from 1.5 USD to 3 USD per troy ounce.
    Encouraged by this success, the brothers expanded their activities to futures exchanges and acquir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74, futures contracts representing 55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Then they waited for physical delivery. Physical delivery was as unusual at that time as it is nowadays, and with constant purchases on the spot markets, the Hunts generated an artificial shortage of silver. Keeping in mi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had appropriated private gold holdings 40 years before, they had the bulk of the precious metal delivered to banks in Zurich and London, where they thought their silver stocks would be safe from US authorities.
    In spring 1974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to more than 6 USD. Rumors spread that the Hunts—who by now possesse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silver supply—were targeting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Before 1978 another 2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were delivered to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who tried to convince more investors to partner with them. Together with two Saudi sheikhs, they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Investment Group, and by 1979 they had acquired additional futures contracts for more than 4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t the Commodity Exchange (COMEX) an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Over almost a decade, the Hunts and their partners had amassed some 1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bout 5,000 tons.
    This was equivalent to half of US silver reserves,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In addition, the Hunt brothers possessed around 20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in the form of exchange-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Global demand for silver rose to around 450 million ounces, while output remained below 250 million ounces, due to the low price level of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In the meantime, the price of silver had risen to 8 USD, then it doubled to 16 USD in just two months, due to a growing physical shortage of silver. The CBOT and COMEX combined were able to deliver only 12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since the Hunts’ strategy concerning physical delivery was now being imitat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arket participants.

    Figure 8. Silver prices, 1970–1982,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1979, the CBOT announced that no investor would be allowed to hol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ilver contracts. All contracts above that limit had to be liquidated. Nelson Bunker interpreted this as a sign of an imminent scarcity; he continued to buy silver, while Lamar joined him and invested 300 million USD. At that point Nelson Bunker held 4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broad and—together with the partn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Investment Group—an additional 9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Group in turn held futures contracts for an additional 90 million ounces, with a delivery date of March 1980.

    At the end of 1979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to 34.50 USD; in the middle of January 1980 the price jumped above 50 USD (about 120 USD in today’s prices). The Hunt family’s silver stocks surpassed 4.5 billion USD in value!

    The wheel of fortune was about to turn, however. Once COMEX accepted only liquidation orders, prices started to fall.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creased interest rates, and the stronger US dollar began to negatively affect prices for gold and silver. By mid-March 1980, silver prices had fallen to 21 USD. The crash was accelerated by panic selling on the part of smaller speculators who had followed the Hunts’ example. Others cashed in private silver stocks of jewelry and coins because of the record prices, further increasing physical supply of the metal.

    As March 1980 came to an end, the Hunts could no longer meet the margin requirements of their futures positions and were forced to sell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worth of silver. On March 27, 1980, silver opened at 15.80 USD and closed at 10.80 USD. The day went down in history as “Silver Thursday.”

    On “Silver Thursday,” March 27, 1980, silver opened at 15.80 USD per troy ounce and closed at 10.80 USD. It was a daily loss of more than 30 percent!

    For the Hunts, whose volume-weighted average entry price in silver futures was 35 USD, this meant a debt of 1.5 billion dollars!
    Many investors, including COMEX officials who held short positions, significantly reinforced the downward spiral in silver prices. Although the metal recovered to about 17 USD by the mid-1980s, the Hunts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were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s was caused by extensive leverage.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weather the crash in silver prices without having to liquidate massive positions in the market. In the media the Hunts became a symbol of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their specul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silver prices, which caused huge losses for private investors, weighed down the reputation of the silver market for decades.

    Key Takeaways
    •Haroldson Lafayette Hunt, known as “Arkansas Slim,” founded the family fortune on oil. Subsequently the Hunts were among the top 10 wealthies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thers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ied to preserve the family wealth by investing in silver. They attempted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by buying the metal physically and building up large futures contract positions.
    •The price of silver skyrocketed from below 2 USD per troy ounce to above 50 in January 1980. By then, the Hunt family fortune surpassed 4.5 billion USD. But on March 27, 1980—“Silver Thursday”—silver crashed 30 percent. The Hunts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were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manipulate the silver market.

    14 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Kuwait is invaded by Iraq, but Iraq faces a coal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o back down. In retreat, Iraqi troops set the Kuwaiti oil fields on fire.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price of oil more than doubles, from below 20 to more than 40 USD.

    “Once [Saddam Hussein] acquired Kuwait . . . he was clearly in a position to be able to dictate the future of worldwide energy policy, and that gave him a stranglehold on our economy and on that of most of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as well.” —Richard “Dick” Cheney,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1990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of the 1980s, Iraq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pported Iraq, especially militarily, in order to counteract the Khomeini regime in Tehran and the further spread of Islamic and Soviet influence.
    In 1980 Iraq was producing about six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per day, and Iran about five million barrels, most of which came from the oil-rich southwestern province of Khuzestan. Combined,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daily consumption. But the eight-year war, which killed a million people on both sides, greatly affected the economy of Iraq, whose main funding came from the Arab states, in particular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fter the war, the country was heavily in debt to them.
    In addition, Iraq had always denied the legitimacy of Kuwait’s independence, considering it part of Iraqi territory. Conflicts had been smoldering around the border since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61. Meanwhile Iraq was working to cancel or renegotiate its debt burden with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nd also trying to lower its debt by reducing crude oil production (thus leading to higher prices and higher profits). But Kuwait counteracted that move by increasing its quota and lowering its export price to increase its own market share.
    On July 17, 1990, Iraq accused its neighbors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f producing far more oil than was agreed within OPEC, thereby pushing prices down and resulting in losses of 14 billion USD to Iraq alone. Iraq also accused its neighbors of stealing oil from Iraqi oil fields along their common border.
    Negotiations to ease tensions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failed on July 31, and Iraq deployed its forces along Kuwait’s border. During a meeting with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the US ambassador affir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take any position in domestic Arab disputes or concerning the border conflict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There were no specific defense or security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uwait either. The Iraqi president interpreted this as a toleration of further action: On August 2, 1990, 100,000 Iraqi soldiers marched into Kuwait. The Gulf War had begun.

    A Quick Primer to Three Persian Gulf Wars

    The Iran-Iraq War (1980–1988) was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s the Gulf War until the Persian Gulf War of 1990–1991 (the Iraq-Kuwait conflict), after which the latter was known as the First Gulf War. Consequently, the Iraq War of 2003–2011 has been called the Second Gulf War.
    In September 1980 Iraq, headed by Saddam Hussein, invaded Iran, triggering an eight-year war that destabilized the region and devastated both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Iraq during that war, because America was nervous about the potential spread of the Islamic Iranian Revolution by Ayatollah Khomeini, and Iraq longed to replace Iran as the dominant Persian Gulf state.
    The Gulf War of 1990 was waged by coalition forces from 35 nation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Iraq, still headed by Saddam Hussein, in response to Iraq’s invasion and annexation of Kuwait. By that annexation, Iraq doubled its known oil reserves to 20 percent of global reserves, and was threatening Saudi Arabia, which controlled another 2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a situ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tolerate.

    But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of Saddam Hussein. In 2003 a United States–led coalition invaded Iraq on the pretext that Iraq ha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oday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fighting for regional hegemony in a renewed cold war that is also an Islamic conflict of Sunni against Shiite. The Sunni-Shia conflict has been 1,400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arguments are complicated but essentially boil down to who is the rightful leader of Muslims following the prophet Mohammed after his death. With as much as 90 percen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Muslims are Sunni. Iran, Iraq, Azerbaijan, and Bahrain, however, have a majority Shia population.

    Figure 9. Crude oil prices, 1989–1991,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effect on oil prices was obvious. Oil prices marked a low in June 1990 of around 15 USD per barrel, having bounced between 15 and 25 USD in the previous months. At the end of July, on the eve of the war, the price of crude oil was already back at 20 USD. On August 3,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a trading benchmark for crude oil) was just below 25 USD. Crude closed the month above 30 USD, the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oil traded at 4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In October 1990 the price of crude oil marked a new high—more than 40 USD per barrel.

    Together, Iraq and Kuwait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Strategically, Kuwait was extremely valuable to Iraq. Although it is only 20,000 square kilometers, Kuwait has a 500-kilometer coastline, far exceeding the 60-kilometer coastline of much larger Iraq, whose area is almost 450,000 square kilometers. During the invasion, Iraq captured gold worth more than 500 million USD and, more importantly, gained access to Kuwaiti oil resources.
    Saddam Hussein had counted on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interfere in internal Arab affairs, but he now fac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ction from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It seemed that US interests not only concerned Kuwaiti oil fields; they touched indirectly on Iraqi oil fields as well. Iraq controlled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the annexation of Kuwait added another 10 percent.
    Moreover, as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later CEO of Halliburton, a major oil company) Richard “Dick” Cheney noted a few weeks after the Iraqi invasion, “Iraqi troops are only a few hundred kilometers away from another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in eastern Saudi Arabia.”
    Just a few hour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invasi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Resolution 660, which called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Iraqi troops. Within a week, the Security Council had imposed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ban against Iraq (Resolution 661), which was designed to put an end to Iraqi crude oil exports.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formed a military alliance of 34 countries against Iraq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eral Norman Schwarzkopf. Of the more than 900,000 soldiers deployed, about 75 percent were American troops. On August 8, two US Navy aircraft carriers arrived in the region, and President Bush initiated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to protect Saudi Arabia from an invasion.

    The invasion of Iraq began with Operations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Oil prices spiked from 15 USD to more than 40 USD per barrel in October 1990.

    By Resolution 662,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declared the annexation of Kuwait by Iraq void and calle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its sovereignty. On August 25,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ed the coalition’s embargo under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By then 70 warships were deployed in the Gulf region.
    In occupied Kuwait arrests, abductions, torture, and execution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used foreign hostages as human shields. On September 5 Saddam Hussein invoked holy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called for the fall of the Saudi Arabian king Fahd. The Kuwaiti royal family had already fled.
    On November 29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esented Iraq with an ultimatum for withdrawal from Kuwait by January 15, 1991. The US Congress approved military measures on January 12, and five days later,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coalition forces began a massive air strike against Iraq. Within the first 24 hours of Operation Desert Storm,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1,300 attacks.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in 2003,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After a further ultimatum expired,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a ground war on February 24. Two days later, the war was essentially over, as Iraqi troops officially began a withdrawal from Kuwait. In doing so, however, they set fire to Kuwaiti oil fields and opened the locking bars of many oil terminals to let the oil flow out into the sea. According to Kuwait, about 950 fields were set on fire or were mined by the Iraqi forces. In addition, oil production was interrupted until summer 1991. Only after the last fires were extinguished in November of that year did production increase again.
    Despite the war, American and British aims to eliminate the military power of Iraq, and its claims to supremacy in the region, remained unfulfilled.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in 2003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Key Takeaways
    •The president of Iraq, Saddam Hussein, aspired to hegemon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ost oil-rich region of the world, but he failed to overthrow Iran during eight years of war in the 1980s.
    •Kuwait, despite its small geographic size, wa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Iraq, because of its oil resources and its coastal access and harbor.
    •The Gulf War of 1990–1991 began with the invasion of Kuwait by Iraq and ended becaus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perations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As a consequence of supply insecurity and burning oil fields, oil prices shot up from 15 USD to more than 40 USD.
    •After 9/11, Saddam Hussein was accused of possess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his regime in Iraq was finally overthrown in 2003.

    15 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Crude oil futures take Metallgesellschaft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and almost lead to the largest collapse of a company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1993.

    “We’re back, we’ve made it.” —Kajo Neukirchen, CEO of MG

    He was one of the stars of the German business scene: In 1989 Heinz Schimmelbusch became the youngest CEO in German history, the head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MG), a huge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founded in 1881 with a focus on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With Schimmelbusch’s arrival, a new wind was blowing through the company. Its traditional dependence on the metal business, which accounted for almost two-thirds of group sales and profit, was about to be reduced. The new growth areas would b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Schimmelbusch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cquiring Feldmühle Nobel, Dynamit Nobel, Buderus, and Cerasiv and creating an empire, valued at 15 billion USD,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250 subsidiaries. In 1991 Manager Magazine named him “Manager of the Year.” But four years after Schimmelbusch joined MG, his realm would end in disaster.

    The subsidiary of the MG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engaged in risky bets on crude oil prices.

    Under Schimmelbusch the MG Group was not only getting bigger but also more complicated to man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German economy cooled down. There was pressure from cheap Eastern European competitors, the car industry weakened, and Metallgesellschaft’s high debt levels began to drag on the company. But the firm’s Sword of Damocles was actually hovering above its subsidi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Metallgesellschaft Refining and Marketing (MGRM) in New York sold fuel oil, gasoline, and diesel to large customers at long-term fixed rates; the company dealt in contracts of five- to ten-year maturity that promised delivery of a certain quantity of oil at a fixed price every month. MGRM’s customers were hedging against rising crude oil prices. However, MGRM did not have oil through its own sources or inventories. It had to buy the oil itself.

    Understanding the Oil Market

    From 1984 to 1992, the oil market was dominated by what traders refer to as “backwardation.” This means that price of crude oil to be delivered in the future will be traded at a discount to the current (cash) price. For the buyer of oil contracts this means, in addition to interest gained on the capital invested, there’s a gain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uture price and the spot price. Thus, MGRM’s rollover hedging strategy generated a continuous profit in addition to its hedging fees.
    Due to the volatile price of crude oil, MGRM was facing a market price risk of more than 600 million USD, which corresponded to one-tenth of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parent company. This market price risk was hedged by futures.
    The company entered into a growing volume of crude oil futures whose sizes would be adjusted just before maturity to the contract volume of its customers and which would be rolled forward into the next contract month.

    A massive price decline in crude oil flipped the future term structure from backwardation into contango, which resulted in massive losses in MGRM’s hedging strategy.

    However, in 1993, these conditions changed as a massive decline in crude oil prices reversed the future term structure from backwardation to “contango,” in which future prices are higher than current ones. While the current oil price was below 18.50 USD per barrel, prices for a year ahead were more than 1 USD per barrel higher. The monthly gain for MGRM was converting into a widening loss. And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neglected by MGRM: rising cash-flow risks during contract maturity.
    While its delivery obligations matched delivery requirements at maturity, MGRM was now faced with increasing margin payments in the future. Thi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balance sheet for MGRM, since realized losses would not be offset by potential future profits.

    Figure 10. Crude oil future term structure in 1993/1994,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situation continued to worsen as MGRM suffered from liquidity problems and poor credit ratings. In the context of declining oil prices, MGRM was caught in a vicious circle.
    Local management staked everything on a single throw of the dice and continued to carry out additional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At the low point of the crisis, MGRM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between 10 and 20 percent of all outstanding one-month-forward transactions in crude oil.

    By terminating all crude oil futures positions, the MG Group realized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Meanwhile,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s fortunes had also been plunging.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a high debt burden, the company could only pay a dividend in 1991–1992 by writing down hidden reserves. The following year the deficit had climbed to almost 350 million Deutschmarks, about 200 million USD. Then the bad new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it. Under pressure from creditors, MGRM was force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with a loss of 1.5 billion USD. That brought the entire group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In February 1993 Schimmelbusch launched an extensive divestment program to redeem 600 million USD. But the US subsidiary’s losses continued to grow and soon exceeded 1 billion USD. Schimmelbusch now had to ask for additional funding by the company’s major shareholders, Deutsche Bank and Dresdner Bank. Startled by the imminent loss, Ronaldo Schmitz, a member of Deutsche Bank’s executive board and chairman of MG’s supervisory board, pulled the trigger. The MG Group realized losse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as a result of the termination of all crude oil contracts, and the group’s total liabilities grew to almost 5 billion USD.
    On December 17, 1993, Schimmelbusch and CFO Meinhard Forster were dismissed by the supervisory board without notice, and Kajo Neukirchen was hired by Schmitz to save the company. With a bailout of 2 billion USD, rigorous cost savings, and the dismissal of 7,500 employees, Neukirchen restructured the MG Group, which now focused on trading, plant construction, chemical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February 2000 the company was renamed MG Technologies, and it became the GEA Group in 2005. The MG Group had met an inglorious end.

    Key Takeaways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became the youngest CEO in Germany when he headed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MG Group), a large and venerable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Manager Magazine named him “Manager of the Year” in 1991.
    •MGRM—the company’s crude oil refining and marketing subsidiary—followed practices that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entire conglomerate.
    •MGRM was selling petroleum products at a fixed price to customers, hedging its exposure on the futures market. During normal market conditions, the backwardation term structure of crude oil provided a comfortable markup.
    •Things changed when crude oil dropped from more than 40 USD in 1991 to below 20 USD in 1993, and the term structure flipped into contango. Losses mounted to a total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and brought the MG Group to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 梅剑华：意识理解的多元进路与解释鸿沟

    摘要：意识问题是哲学和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虽然关于意识存在诸多神经科学理论，但如何理解意识仍是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理主义者认为意识过程同一于大脑过程。在面临多重可实现的反驳之后，物理主义者转向了随附性：心附于物，须臾不可离也。但这种关系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不能捕捉到物理事物在本体论上比心理事物更基本的直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领域兴起的奠基（grounding）等概念刻画了物理比心理更为基本的物理主义直觉，用奠基来表述物理主义因此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立场。聚焦解释鸿沟有三种意识解释路径：形而上学解释、神经科学解释、日常经验解释。通过比较三种解释进路，可阐明奠基解释、量化解释的价值与局限，进而为重新认识乃至弥合解释鸿沟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引言

    物理主义是当代心灵哲学的主流立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物理主义所依赖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随附性，用随附性来刻画心物关系，这一框架逐渐遭遇理论困境。近二十年来，形而上学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引入了奠基等概念重新解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以范恩（Kit fine）、谢弗（ Jonthan Schaffer）等为代表的逻辑学家、形而上学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一些学者开始将这些形而上学工作应用于心灵哲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的讨论。

    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有两种基本框架，第一种区分为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抽象世界；第二种区分为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在心灵哲学领域，区分的关键在于物理和心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理和生物的区分。从形而上学角度看，心理奠基于物理，生物也奠基于物理，物理和非物理的（尤其是心理）的区分最为根本。昂格（Peter Unger）就认为，生物机制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存在（情感和意识）不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在心理和物理区分的基本框架中，产生了诸多心灵哲学问题，如意识问题、意向性问题、心理因果问题、规范问题等。一般来说，学界接受布洛克（Block）的区分，把意识区分为通达意识和现象意识，通达意识指使用推理和理性来指导言语和行为的能力，现象意识指一种纯粹的感觉经验，也称之为感受质。这和查尔莫斯区分功能意识和现象意识是一致的。在意识问题上，物理主义的困难是如何解释现象意识。在意向性问题上，物理主义需要解释心理状态如何具有一种关于世界、表征世界、指涉世界的能力。在心理因果问题上，物理主义需要解释物理因果封闭和心理因果的不相容这一困难。在规范问题上，物理主义需要解释世界中何以有超出自然的规范。上述四个问题中，现象意识关注心理状态本身的特征；意向性关注心理状态和世界的关系；心理因果关注心灵对于世界的作用或反作用；规范性关注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建立在心物二元关系的框架基础之上，理解心物关系是心灵哲学的基础。

    心物关系包含关系、关系项（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在解决心灵哲学问题时，有三种通常的策略：第一，扩大物理概念来回应心物问题。例如，斯图加（Stoljar）把物理概念分为物理学的概念和日常物理概念，把日常物理对象概念吸纳到关于物理主义的定义中。第二，扩大心灵概念，来回应心物问题。例如泛心论，主张事物在基本层面都是具有意识经验的。第三，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心物二元关系。随附性关系等不足以传达物理主义的基本直觉，物理主义者引入了奠基概念，对关系做了新的刻画。本文首先考察物理主义的基本框架从随附到奠基的转变；其次，在奠基物理主义的框架下讨论三种解释进路和两种鸿沟，说明奠基物理主义对本体论鸿沟的拒斥是成功的；再次，论证即便奠基物理主义是对的，我们仍然面对认识论解释鸿沟；最后论证，要回应认识论解释鸿沟，需要从日常经验解释开始。

    一、从随附物理主义到奠基物理主义

    按照奎因的理解，形而上学是关于何物存在的研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形而上学是关于世界结构的研究，探究何者更为基本。例如，苏格拉底这一个体比“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更为基本，前者决定了后者。奠基就刻画了世界中基本事物和较不基本事物之间的关系。关于奠基存在诸多理解，我们不去讨论奠基内部的各种争论，而是聚焦于奠基的一般性特征。通常来说，有两种关于奠基的理解：第一种是谢弗提出的奠基的谓词—事实理解，奠基是事实、实体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范恩提出的算子—句子理解，奠基是句子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奠基具有以下特征：奠基关系是非自返的，自身不能奠基自身。奠基是非对称的，基本的事物可以决定非基本的事物，反之不然。奠基是传递的，如果物理层面奠基了生物层面，生物层面奠基了心理层面，那么物理层面就奠基了心理层面。奠基的这些特性被谢弗用图模型中的有向无环图来刻画。因果关系和奠基关系具有相似的结构，都满足非自反、非对称、可传递等特性。从因果关系来理解奠基关系也成了一种思路。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因果关系是同层次关系，例如，自然界中的物理因果关系；而奠基关系跨越了不同层次，基本层次的事物决定较不基本层次的事物。可能有人会指出，心理因果中的上向因果和下向因果关系都是跨层关系，但如何理解心理因果本身就具有争议。

    随附是刻画心物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工具。随附是两组性质集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组性质集是随附性质（the supervenient properties），另一组是随附基性质（the base properties）。非物理的性质随附于物理性质，当且仅当在所有与物理性质相关联的情景中，所有非物理性质方面也相同。随附关系成了所有物理主义的最小共识。二元论者如查尔莫斯所构造的僵尸论证，批评物理主义就是要质疑心物之间的逻辑联系（随附关系）。因此，随附性就成为当代心身问题的一个框架性概念。随附物理主义并非一个独立的立场，而是不同版本物理主义所需要的最小立场。因此不能把随附性作为定义物理主义的充分条件。

    在比较随附与奠基两个概念之前，不妨先从奠基来阐释物理主义的一些基本直觉：第一，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最终都奠基于物理的。这一点表达了物理主义的基本含义，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物理的。第二，物理学在根本的意义上解释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我们总试图用更加基本的理论去解释较不基本的理论。这一点表达了物理主义的具体主张，如果缺乏解释力，那么物理主义就变成“一纸空文”。不妨把第一条称为物理主义的本体论主张，把第二条称为物理主义的认识论主张。这就和还原论中的本体论还原和理论还原对应起来。大部分人基本上不太会质疑第一条。严格来讲，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认识论通常会为本体论提供证据和支持，本体论又为认识论提供方向和纲领，很难完全分开。第三，在形而上学层面，心理层面与生物层面或化学层面的对照没有特别之处，归根到底都是心理层面与物理层面的对照。这一点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主流心灵哲学的共识。在哲学领域内，除了做生物学哲学的学者，心灵哲学领域内大都坚持心理与物理的二分。在科学领域则基本上秉持物理、生物、心理的三分，强调生物层面的独特地位。心灵哲学传统内部有意拒斥三分，即便在科学层面承认生物层面的特殊性，转到心灵的形而上学讨论上来，就基本上把物理和生物层面放到一边，意识放到另外一边了。第四，奠基蕴涵了形而上学的随附性。奠基的主张比随附性主张要强，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物理主义的奠基概念=形而上学的随附性+心物的非对称性。第五，如果上帝创造了物理事物，那么一切都各就各位。在这里，宗教中上帝的地位类似于当代科学中超级物理学家的地位。当哲学家构造论证时，都预设了超级物理学家的视角，这是科学时代的“上帝之眼”。

    与奠基相比，随附存在以下基本缺陷。第一，随附是非解释性的。接受随附关系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随附关系。随附性只是一种逻辑刻画，反映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必然联系。所谓的解释比逻辑联系要强，解释就内在要求了解释项要比被解释项更基本，奠基就反映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关系。第二，随附性不适用于刻画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优先性。非物理性质随附于物理性质这一事实，不能保证后者在形而上学上优先于前者。第三，奠基的逻辑形式不同于随附的逻辑形式，奠基是非对称的、非自返的，而随附是对称的、自返的。第四，奠基和基本性是一个超内涵概念，但随附性概念不是超内涵的。超内涵概念描述了内容必然等同概念之间的区分。如果算子H表达某一个概念，A和B在内容等同，但HA和HB在真值上不同，那么H是超内涵的。第五，随附性没有本体论区分性，随附性是一个平面关系，而奠基是一个层级概念，背后有我们关于世界根本看法的差异。对于奠基物理主义来说，物理性质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某些非物理性质，物理性质和非物理性质之间的形而上学必然关系是基本的、独特的。

    奠基物理主义主张，每一个真事实要么奠基于基本物理事实，要么就是基本物理事实。物理事实是化学、生物和心理事实的终极奠基。因此，物理概念包含两种：第一种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第二种是奠基于物理学基本概念的概念。相应地，我们就会获得基本真相（fundamental truth）和基本概念。塞德（Sider）把只包含基本物理学概念的基本物理真相称之为纯粹真理（purity）。奠基对物理主义定义、意识问题（解释鸿沟）、心理因果、意向性、规范性等问题都有应用。本文主要讨论在奠基框架下如何理解解释鸿沟难题。

    二、三种解释与两种鸿沟

    关于意识研究可以分为三个进路：形而上学中的概念分析、神经科学中的量化分析和日常经验解释（包括语法分析）。第一个进路是概念分析，重视逻辑、常识直觉和思想实验，把定义、论证和提出反例等作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寻找从概念上对意识的解决之道。一般以这种方式研究心灵哲学的学者，对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也有研究兴趣，可以称为心灵的形而上学研究，比较典型的有金在权、查尔莫斯、斯图加等。第二个进路是自然化进路，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证据来研究心灵现象，尤其重视神经科学、演化论、生物学的资源，比较典型的有邱奇兰德、丹尼特、布洛克等。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属于心灵哲学研究领域的多数派。第三个进路是日常经验解释（包括语法分析）进路，通过分析哲学语汇的日常用法来解决哲学问题。我把克里普克风格称为概念分析，把维特根斯坦风格称为语法分析，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反对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侵袭，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概念的理想条件，后者追求语词的实际用法条件。语法分析主要对心理诸多概念进行考察，分析心理概念和物理概念在日常中的用法等，从人们日常使用的心理语汇入手来分析心身问题，指出心身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一种对心理语言的错误理解，从物理的层面去理解心灵问题。当我们说心灵离开身体的时候，这种“离开”只是一种空间隐喻。这一进路主张，意识过程不仅和大脑过程无关，而且是完全自治的。心灵领域独立于自然科学探寻的领域，不需要借助自然科学去理解意识问题，而是要注意到心灵哲学中的问题、主张和论证“建立在对相关的语言的表达式的误解基础之上的”。心灵与人类的实践（生活形式）密不可分。当然，这种实践首先是一种语言实践，接受语言优先的思路，从日常语言来分析心理物理语词的用法。

    针对解释鸿沟，概念分析论者会采用一些形而上学概念或原则来填平或加深解释鸿沟；自然化论者会运用自然科学理论进行消解，例如，丹尼特主张感受质并不存在，只是一种幻觉。语法分析论者会认为，感受质和时间一样，属于伪问题，不存在所谓的解释鸿沟。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化论者和语法分析论者会站在一起，认为意识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而非哲学问题。因此，哲学的工作主要是消解这种伪问题。有学者进一步发展出经验解释的思路，主张意识问题是哲学问题，但不需要科学解释和科学化的形而上学解释，恰恰需要系统的经验解释。例如，贝克尔（Baker）发展的日常形而上学理论，洛（Lowe）关于经验主体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一思路的核心立场是把身心统一体作为世界的基本存在物，作为理解意识问题的起点。因此，我把第三种进路称为日常经验解释（包括语法分析）。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传统分析哲学领域中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对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二是当代形而上学研究领域中以贝克尔、洛为代表的，对日常实在的形而上学建构。结合二者的研究意识是笔者目前支持的立场。

    高夫（Goff）从科学史回顾意识的科学解释所面临的根本缺陷。在《伽利略的错误》一书中，他总结道，伽利略对科学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623年提出的，数学是科学的语言。量化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量化的问题在于，无法用完全定量的语言去把握第二性质所涵盖的种种感受事物，或者说，无法用方程式、图表、数学去把握定性的事物。物理学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完全排除了意识问题，但也使得意识问题在当代科学领域中无解。伽利略的错误使得意识的科学成为不可能。自然科学本质上是量化科学，一方面需要承认科学在意识研究中承担重要功能，例如，对神经相关物（NCC）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加深了我们对大脑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意识和大脑神经元的相关性理论不能成为真正的意识理论。当前的意识科学最多对定性和定量做一种关联而无法整合两种解释方式，要想获得关于意识的真正理论，需要走出伽利略量化式科学的道路，重新思考科学方法。另外，从概念分析来看，如果心理事物是定性的，物理事物是定量的，根据奠基物理主义，心理事物奠基于物理事物，就变成了定性事物奠基于定量的事物。但按照高夫的理解，定性的事物不能奠基于定量的事物。

    一般认为，所谓的解释鸿沟就是物理和心理之间的鸿沟或客观的科学理论如何解释主观经验所造成的鸿沟。1971年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第三讲、1978年托马斯·内格尔的《成为一只蝙蝠具有怎样的感受》、1983年列文的《物质主义与感受质：解释鸿沟与物理主义》、1989年麦金的《我们能够解释心身问题吗？》、1996年查尔莫斯的《有意识的心灵》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解释鸿沟。1999—2000年，布洛克和斯坦尔内克发表的《概念分析、二元论和解释鸿沟》、查尔莫斯与杰克森的回应《概念分析与还原解释》（2000），为解释鸿沟画上一个短暂的句号。后续还有讨论，但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2016年谢弗的文章《鸿沟之间的奠基》从奠基角度回应了解释鸿沟。2019年拉宾（Rabin）发表《解释鸿沟与形而上学方法》，2021年萨萨里尼（Sassarini）发表《没有奠基可以弥补鸿沟》，都指出，即便谢弗的论证是成立的，仍然存在一个解释鸿沟。两位的结论和本文主张类似。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讨论为什么仍然存在解释鸿沟。列文的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解释鸿沟，他提出了三种同一性陈述：
    （1）疼痛就是C神经纤维激活；
    （2）热是分子的平均动能；
    （3）处于一种疼痛状态就是处于一种神经活动状态。

    克里普克认为，在心物同一陈述和其他理论同一陈述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偶然的，后者却是必然的。在（2）中，我们可以区分热现象本身和我们关于热的感觉；但在（1）中，我们无法区分疼痛和对疼痛的感觉。因此，克里普克认为，（1）是偶然陈述，（2）是必然陈述。我们可以用分子平均动能解释热，却不能用C神经纤维激活来解释疼痛。陈述（2）所表达的同一性可以完全得到解释，没有遗漏，但陈述（1）遗漏了关键性要素，缺乏解释力，所以存在一个解释的“鸿沟”。陈述（2）可以诉诸功能解释：我们关于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能够解释分子平均动能如何与热因果联系。我们关于热的本质特征是其因果作用，一旦阐明因果机制，就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解释了。针对疼痛，我们也可以讲一个类似的功能故事。但列文指出：“我们关于疼痛的概念不仅限于因果角色，它有定性特征（qualitative character）。即便发现了C纤维激活，仍然不能解释疼痛为何应该是它所是的那个样子（why pain should feel the way it does）。关于C纤维的任何事实都不是自然而然的符合疼痛的现象性质，从而将疼痛的定性方面和C纤维激活等同，这就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置于神秘的境地，我们感受疼痛的方式仅仅是一种原初的事实。”

    列文在文中提出了两种解释鸿沟：第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解释鸿沟，即在物理和心理之间存在基本的区别，甚至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基本存在物，代表人物如克里普克、查尔莫斯等。第二种是认识论的解释鸿沟，即当前功能的、物理的概念对意识的现象特征的说明是不可理解的。神经科学家格林菲尔德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在你的大脑之中，个人主观体验是如何转变为蓬勃而出的化学物质和电信号的？”大脑扫描图、数学公式“这些所谓的解答无论多么精妙，都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它们无法解释我们客观观察到的事件如何转变为独特个人经历的第一手感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获得对现实的瞬时体验，而科学实验研究的特点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获取信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概念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科学家更为关注第二个鸿沟，通过科学理论理解意识是科学家的首要工作。认识论的解释鸿沟和物理主义的随附性命题是相容的。本体论上的物理主义者，仍然面对认识论上的解释鸿沟。列文聚焦于认识论的解释鸿沟，认为物理主义可以弥补形而上学的解释鸿沟，但无法直面认识论的解释鸿沟。认识论版本的解释鸿沟和僵尸论证是有区别的，后者类似于本体论的解释鸿沟。一个物理主义者可以回应本体论的解释鸿沟和僵尸论证，但仍然难以回应认识论的解释鸿沟。

    谢弗对解释鸿沟和僵尸论证的回应开启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他提出存在两类鸿沟，第一个是物理和化学之间的鸿沟，一边是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另一边是H₂O分子。这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鸿沟，整分论（mereology）所讨论的主题。第二个是大家熟知的心物鸿沟，一边是物理层面，另一边是现象层面，如C神经纤维激活和处于疼痛状态之间的鸿沟。从奠基物理主义的角度回应解释鸿沟，会这样理解：一个僵尸的世界和一个只有H原子和O原子的世界仅仅是概念上可能的，但绝非形而上学可能的。如果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构成H₂O分子是形而上学必然的，那么C神经纤维激活构成疼痛也是必然的。这两个鸿沟，类型相同，要么都存在鸿沟，要么都不存在鸿沟。认为前者不存在鸿沟，而后者存在鸿沟，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真相而已。一旦我们认识到物化之间不存在真正的鸿沟，也就应该认识到物心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鸿沟。的确，从形而上学来看，如果用奠基刻画心物鸿沟，就能说明心物之间不存在本体论鸿沟。水分子的案例只是想表明，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心物存在鸿沟，而在物化之间不存在鸿沟。

    三、解释鸿沟依然存在

    谢弗虽然没有明确断言心物的关系类似于两个H原子、一个O原子和H₂O分子之间的关系，而只是诉诸所谓的一般形而上学原则，但他所给出的唯一示例就是原子和分子之间的关系。从本体论鸿沟来说，无需关注到底心物之间调用的哪一种形而上学原则，只要心理奠基于物理即可。但从解释鸿沟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机制解释。因此，调用哪一种原则就很重要。既然谢弗在原子和分子之间调用的是整分原则，那么我们也可以猜测，他对物理心理关系的处理也会调用类似原则。不妨先从这种可能造成误解的类比出发，看看为什么类似的类比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第一，谢弗把大脑神经元活动和意识的关系类比为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和H₂O分子的关系。我们可以很快从H₂O的结构，分析出它的部分。但当我们谈到意识状态时，却会感到迷惑。我们如何仿照整分原则去寻找意识状态的组分？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意识的组成部分还是意识，一个宏观的意识经验是由大量微观的意识经验所构成的。这是泛心论的立场：天地万物在基本层面都是具有意识经验的。抛却这一主张本身的荒谬不谈。基本意识经验如何产生出宏观的意识经验就是一个问题，这是泛心论所面临的绑合问题，不过是解释鸿沟在泛心论中的一个翻版。传统的解释鸿沟讨论的是，微观的物理活动如何产生宏观的意识活动，泛心论版本的解释鸿沟，是微观的意识活动如何产生宏观的意识活动。形式不同，实质则一。因此，诉诸微观意识经验和宏观意识经验的整分关系是错误的。谢弗选择用微观物理活动构成意识经验的比喻，这种构成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整分关系，二者在范畴上不同。有人可能指出，桌子的微观性质和宏观性质是范畴不同，前者是物理学所能捕捉到的性质，而像颜色、形状、质地等宏观性质并非物理学性质。但这里的不同在于，我们搞清楚了桌子的产生机制，才能知道它的整分关系。就像我们搞清楚了水的机制，才能知道它的整分关系。我们并不清楚大脑和意识的关系的整个机制，因此不能做出这种类比。

    第二，“水的分子结构是H₂O”，“疼痛是C神经元激活”，“金的原子序数是79”，都是同一陈述。我们用化学理论解释水的特征，元素周期表知识解释金子的特征，用神经科学理论解释疼痛的特征，这种类比貌似可以成立。用底层解释上层，这背后依赖的是自然科学规律。谢弗用奠基关系来理解身心问题，背后依赖的是形而上学规律。问题在于，我们对水的认识，首先是经验感知，水是无色透明可饮用的；后来通过科学，发现水的分子结构是H₂O；进一步可以谈论其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从经验认知到科学认知到形而上学认知。没有化学，我们就不能确定水分子的结构，只有确定了它的结构，才能有意义地谈论关于H₂O的整分论。在进行类比之前，我们需要唯一的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理论。问题在于，我们有唯一的化学理论，把水分子作为基本单元，展开科学解释和形而上学解释，但意识领域却不行，因为并没有唯一的意识科学理论来解释意识的基本特征。我们有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信息整合理论、神经相关物理论等诸多理论，但并没有唯一的正确理论。因此，类比是不合理的。

    也许谢弗会回应说，在物理和心理之间，我并不诉诸整分原则，而是诉诸其他的形而上学原则。那么让我们考虑物化之间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的原则？首先是，我们有一套化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子如何通过化学键结合成一个分子，这是科学原则。其次是，我们可以用整分原则来理解水分子和部分的关系。除了上述两种原则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第三种神秘莫测的形而上学原则。有学者提出构成性原则，神经元性质构成了（constitute）意识经验，但不同一于意识经验。但构成性原则面临的困难和整分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可以问，构成的组分是什么，构成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原则而构成？上述针对整分原则的疑问同样适用于构成原则，尽管二者的确可能具有实质的区分，但在这个质疑中，二者的区别是可以忽略的。其实，构成原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应该还是根据现有的化学理论和整分原则综合而来，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意义地言说构成。

    拉宾认为，谢弗所填平的是一个形而上学鸿沟，而非真正的解释鸿沟。解释鸿沟不过是要求在通常的意义上，如何解释感受，而这并不能从明显的物理事实推导出来。拉宾认为，谢弗和查尔莫斯一样犯了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那就是对形而上学原则的不恰当调用。他也聚焦于谢弗的类比,认为解释鸿沟关注的是夸克和意识之间的鸿沟，而谢弗的鸿沟是夸克和树袋熊之间的鸿沟。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直接断定树袋熊是由夸克组成的、西施是由夸克组成的，但我们不能断定意识是由夸克组成的。拉宾从日常案例出发，指出所有我们人类能理解的个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虽然意识也是由部分组成的，可是我们无法断定这个部分就是夸克。谢弗忽略了所有对象的差别，认为只要是对象，就一定由部分构成。这一原则没有问题，但无法应用到意识这种独特的对象上来。谢弗从形而上学角度出发，有意忽略了对象的差异性；而拉宾所提出的案例建立在我们日常感知对象的确立上。

    从水分子和水的部分之间的鸿沟来看，化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立了水分子这个基本对象。只有确认了对象才能调用形而上学的整分原则。我们可以通过日常感知确认基本对象比如树袋熊或西施，我们也可以用科学认知确认基本对象如H₂O或金子。可以把对象确认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形而上学个体化原则，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和其他对象分开，这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确认对象阶段；第二个阶段：科学认知和日常感知阶段，确认了科学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基本对象；第三个阶段：在确认对象的基础之上，可以调用整分原则来理解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许有人会指出，完全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就应用整分原则，但这种应用对于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来说没有意义。整分原则本身是完全抽象的形而上学原则，不依赖于部分的具体内容。但在解释鸿沟中所运用的整分原则需要确认其组分内容。因此首先就要确认基本对象，这种确认包含了我们对所关心的基本对象和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确认，对基本对象和其组分关系的确认等。科学认知和日常感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由于我们对基本意识对象的确认存在问题，因此无论是把意识经验对象的组分理解为微观意识经验，还是把意识对象组分理解为微观物理组分，都存在问题。如果从日常经验解释思路出发，把心身统一体的人作为基本存在对象，那么思路就会相当不同。

    回顾谢弗对解释鸿沟的处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用类似整分关系的形而上学关系来理解物理和心理之间的关系。第二，用奠基来说明心物关系，认为心理奠基于物理，回应解释鸿沟。我不同意第一点，目前缺乏足够的理由在心理和物理之间运用类似整分原则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我部分同意第二点。奠基刻画了心物关系，可以弥合形而上学鸿沟，但不能弥合认识论鸿沟。目前，我们只能断定物理的奠基了心理的，并不知道如何奠基，只能根据科学认知和日常认识作出一些断定，奠基符合我们的科学和常识。

    目前的证据只能支持奠基物理主义，并不能证成，但这并不妨碍奠基物理主义成为当前的一个合理的物理主义立场。神经科学家埃德尔曼和托诺尼提出研究意识的三个工作假设：1.物理假设：意识是由脑和某些动力学过程所产生的一些特定的物理过程。2.进化假设：意识与生物结构有关系。3.感受质假设：意识的主观方面、定性方面具有私密性。埃德尔曼也是在物理主义工作的框架下去解释意识问题。这三个假设性质不同，第一个假设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假设，论者持有一种物理主义立场；第二个假设可以称之为科学假设，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工作才能阐明，这就是埃德尔曼的达尔文神经主义；第三个假设可以称之为日常感知假设，我们对感受质的确认是通过自身感知，而不是求助于形而上学思辨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埃德尔曼来说，他是在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框架之下，运用神经动力学学说去解释感受质。科学家并不关心本体论鸿沟，而是关心认识论鸿沟。

    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有两个路径：第一，如科赫探究意识经验和神经相关物之间的具体规律，即将质性特征和量化特征作出对应和关联；第二，如埃德尔曼“考察什么类型的神经过程才能真正解释意识的基本性质，而不只是和这些性质相关”。“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产生意识的过程中去，而不仅限于产生意识的脑区，更具体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确实能够解释意识的那些最基本性质的神经过程上。”其中，基本意识经验的特征包括意识经验的整体性和信息性。但科学解释存在根本局限，科学可以解释意识的产生机制，却仍然无法解释主观性。有很多神经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局限。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表明了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共同面对意识问题的困惑：“关于意识和脑过程之间的鸿沟的不可逾越性的感受：这种感受为何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的考虑之列？这种关于种类差异的观念与一种轻微的眩晕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表演逻辑绝活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眩晕。”产生这一困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去关注并描述有关心理性质的概念或表示其的语词的实际的用法，而是企图将注意力以某种方式引向他所谓的纯粹的意识状态”。

    萨萨里尼也认为存在两种鸿沟：形而上学鸿沟和解释鸿沟。她所理解的解释鸿沟指，为什么一个确定的物理状态会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感受而不是其他的方式或者什么也不感受？［(EG) Why does being in a determinate physical state feel the way it does, rather than some other way or no way at all?］奠基是一个解释关系，心物之间的奠基关系似乎有些任意，需要进一步的辩护。仅仅假设疼痛是因为C神经元激活，并没有让疼痛和神经元活动之间的关系在认知上变得清晰起来。为什么会在认知上不清晰，是因为奠基解释并不承担认识论上的解释功能。EG只是要求获得日常意义上的理解，即便像丹尼特这样否认感受质存在的取消论者，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日常的意义上人具有如此特定的感受。萨萨里尼对解释鸿沟的诊断，促使我们从日常感知来解释意识经验。

    四、日常经验解释的可能

    从日常感知出发解释意识经验，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思路。这包括分析日常心理语词的用法，承认日常对象的本体论地位，在日常感知层次将意识、因果、时间等问题做统一处理。从日常经验来看，解释针对困惑而言，有一般性的困惑和个别化的困惑。物理学、乐理解释一般的困惑。某人听不懂一段音乐，需要针对性的解释，听者的个人生活史、个人的听觉经验、音乐的感悟能力等。因此存在两类不同的解释问题：第一类解释问题是，为什么经验主体具有主观经验而不是缺乏主观经验；第二类解释问题是，为什么经验主体具有这种主观经验而不是那种主观经验。萨萨里尼提出的解释鸿沟［(EG) Why does being in a determinate physical state feel the way it does, rather than some other way or no way at all?］实际上包含了两种问题。

    为什么有主观经验，这可以有一个科学回答，我们可以研究感受质的产生机制。问题在于，科学家也常常陷入哲学谬误，即便弄清楚这种机制，还是会像常人一样觉得不能传达理解。这需要对科学解释的限度做出界定。为什么有主观经验，也可以有一个哲学回答，其典型就是僵尸论证，表明没有感受质的僵尸是形而上学可能的。用奠基物理主义确定了心物的关系，就排除了僵尸的存在。但这种排除并非完全基于经验证据的排除，也非逻辑的、先天的排除，而是一种基于心物规范的排除。一旦我们接受心物的奠基关系图景，就不能接受僵尸论证。应该说，这种科学的回答和哲学的回答，都是建立在科学模式下的回答，物理主义是一种物理学的形而上学，查尔莫斯也接受其基本预设。

    查尔莫斯也许会说，僵尸论证本来就是要质疑奠基物理主义的。不能直接用奠基物理主义回应僵尸论证，除了谢弗给出的理由，我有一个更为基本素朴的理由：奠基物理主义是理解世界的基本信念和框架。对框架的反驳不能运用论证，而是需要整体图景的调整。在神灵时代，我们的基本框架是有灵论。因此，心灵哲学的重要工作不是去研究如何拒斥形而上学可能性，不是要追问感受性何以在物理世界中存在，而是要解释具体的感受性。因此，关于为什么有主观经验，这实际上是哲学工作的中心，解释一个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何种经验内容。

    第一类解释问题是感受质的形式问题，第二类解释问题可以理解为感受质和认识内容等整合在一起的意识内容问题。解释感受质的思路应该把感受质还给丰富的感知本身，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去解释意识。这里需要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实际出现的心理物理语言表达式作出语法分析、概念分析。二是在身心统一体作为基本存在物的基础上，重建意识研究的形而上学框架。三是吸纳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关于大脑的经验研究。

    经验解释所依赖的经验机制应该和被解释项处于同一层次，而物理机制和被解释项处于不同的层级。对于理解抑郁症也有科学解释和经验解释两个角度。生理学所研究的不同类别和程度的抑郁指标是一类，经验上理解或不理解的抑郁是另一类。关于解释鸿沟，提出的问题是“C神经激活能否解释疼痛”。如果我检测到某人大脑中C神经激活，是否就知道他处于疼痛状态。这是一种较弱的解释。类似科学家研究的意念书写，被测试者想到字母“a”，仪器就能预测字母“a”并记录下来，似乎大脑的活动就能“解释”意念书写者的心理活动。但是，对于组合型的句子、数学甚至更高层次的东西，意念书写很难成立。这是用预测来理解解释。解释鸿沟提出的质疑要比这更加根本。在刺激产生疼痛这个层次，C神经激活可以预测或知道疼痛但也不能解释疼痛。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考虑“C神经激活解释疼痛”和“多巴胺解释颜回的快乐”的复杂关系。

    从解释鸿沟的原初讨论来说，“C神经激活解释疼痛”没有预设任何有文化历史的感受个体，而是一纯粹个体（针对任何能感受到疼痛的人）。但颜回的快乐和颜回的个人生活史、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前者是一个主体极小概念，后者则是一个日常经验主体概念。解释鸿沟中所设定的主体概念，近似物理学中的质点、重心等概念，是一种物理学的形而上学框架下所产生的观念。还原论者可能不会认为“多巴胺水平能完全解释颜回的快乐”，但应该接受“多巴胺解释快乐”类似于“C神经激活解释疼痛”。他们认为，这些模式和科学理论陈述(热就是分子的平均动能)具有类似的基本形式。这里存在好几个问题：第一，同一陈述是否就是一种有效的还原解释？这是解释鸿沟的主要争点，属于第一类解释问题。第二，“多巴胺水平解释颜回快乐”是否应该是解释鸿沟中唯一需要考虑的目标？这属于第二类解释问题。第三，对基本陈述（C神经和疼痛是否同一）的回答是否可以导致对比较高级陈述（多巴胺和颜回的快乐）的回答？这属于两个问题的结合。如何解释某一个纯粹主体的快乐和某一个真实个体的快乐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起点是从颜回的快乐开始，还是从纯粹某一个体的快乐开始？应该说，对解释鸿沟的回应，需要包含上述三个问题。所以，意识问题也应该整合形而上学解释、经验解释和机制解释三个维度的解释资源。

    经验解释一开始就明确了方向，认为感受质的解释依托于经验解释。不存在某一任意个体的快乐需要经验解释的问题，任意个体的问题是科学解释的目标。经验解释总是和某一实际个体相关。生理学解释提供了某一任意个体的快乐解释，生理学家会说，屈原抑郁是因为他的多巴胺水平过低。从科学角度不存在特殊主体所造成的解释鸿沟。

    除了纯粹的经验感受，我们还可以将问题进一步拓展到一般的思维活动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这可以算作更为宽泛的解释鸿沟，不妨称之为第三类解释问题。怀尔斯大脑的活动可以解释他如何证明定理吗？神经元放电和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之间有着根本性的断裂。这个断裂在于，怀尔斯自己可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这是同层解释；但如果他自己拿着脑电图告诉我们，自己的神经元如何放电，就提供不了什么解释。所谓证明费马大定理，就是要知道那些相关的数学事实和怀尔斯证明定理的相关事实，神经元放电不在相关事实之中。在我们的理解中增加大脑事实，不能增加解释。这里需要明确“可理解性”，我们从感知事物中获取这一可理解性，下行到神经元层次，就提供不了这种可理解性。这涉及科学解释和理解的关系，在列文的《解释鸿沟》一文中，他所提出的解释模型是亨普尔的覆盖率模型，但在后续关于解释鸿沟的讨论中，并没有就模型本身进行讨论。有人指出，科学解释模型依赖于一个理想的无知者，“覆盖率模型针对的理想科学共同体是理想的，不是现实的”。但解释鸿沟其实最终是诉诸我们的直觉或常识，而非科学理论。实验哲学也据此调查了人们对于感受质、僵尸论证、难问题的直觉。

    解释鸿沟的原初提出者把意识、体验、感受“做成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观感受。被剥离掉的那些特定感受本来可以依托经验解释，例如，为什么有这种感受而非那种感受。但被剥离剩下的感受质缺乏了可理解性，不能依托经验解释。这是一个感受质的两难：科学解释，说明了感受质的机制，但是缺乏理解；经验解释，说明了感受质的特性，但特性并不在解释鸿沟所预设的感受质之中。金在权注意到感受质的不同特点，他说，我们可以解释感受质的关系性质（在本文的理解中即为什么是这种感受而非那种感受），而无法解释感受质的内在性质（在本文的理解中即为什么是有感受而不是一无所有）。金在权将感受质的内在性质和关系性质进行区分。贝克尔也指出，不能单独研究现象意识，现象意识和意向性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整体而言，当代心智哲学中的感受质研究，类似于艾耶尔从日常事物中抽象出物质对象，罗素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感觉材料，属于“形而上学虚构”。科学家追求机制解释、原理解释，这种剥离和抽象是有益的，还原论者并不想要知道“为什么闻道让颜回快乐而不会让西门庆快乐”，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多巴胺能不能解释一个人的快乐”。科学解释和形而上学解释不在意颜回快乐和西门庆快乐之间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反映在脑神经上，而不在生活方式上。问题在于，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可感的，物理主义如何为可感的人类生活提供解释。

    关于还原解释存在一个基本分歧。常人所要求的还原解释和心灵哲学的还原解释有一定距离，常人希望还原论能够解释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诸多事实，但还原解释本身并不主张这一点。查尔莫斯要表明，如果心理性质和物理性质是形而上学可分离的，就表明了不能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性质，因此还原解释是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心灵哲学的核心论证总是围绕心灵层面和物理层面是否可分离而展开。一旦心物可分离，还原解释就是原则上不可能的。心灵哲学的还原解释集中在非常基础的争论中。如果心物不可分离，那么对于日常理解而言，物理主义就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物理解释的基础。很多人会质疑，心身是否可分离的形而上学论证与真正的解释无关。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否获得解释这个厚实的问题相比，心灵是否和身体相分离的论证是单薄的。当代心灵哲学的主流立场可谓“知其厚，守其薄”，要对心身问题的基本框架作出最普遍的理解；经验解释对心灵的立场则是“知其薄，守其厚”，要对语词做出超越基本形而上学框架的丰富理解。在心灵的形而上学研究看来，任何厚实的心灵现象都必须预设单薄的心灵现象，因此从单薄的心身现象开始是心灵哲学基础的一步。一旦物理主义的心物必然联系得以维护，其常人心中的解释问题就可以进行科学解释和经验解释。用奠基来刻画心物关系，更加准确地刻画了物理主义的基本直觉，但并未能表明奠基物理主义是对的。谢弗的主张可以这样表述：如果奠基物理主义是真的，那么解释鸿沟是可以被填平的。其批评者的主张是：即便奠基物理主义为真，解释鸿沟仍然存在。

    我认为，目前的工作不是纠缠于这个单薄的心身框架，去对僵尸论证、知识论证的细节进行发展和回应，而是考虑放下形而上学解释论证思路，将日常经验解释系统纳入意识的哲学解释中来。心物奠基观念为具体的哲学解释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预设，帮助我们克服形而上学的解释鸿沟，这是其理论应用之价值。但心物奠基论不能克服认识论的解释鸿沟。真正的解释鸿沟需要经验解释的维度和科学解释的维度。从事意识的哲学研究，需要对三种解释进路做出系统分析。意识的哲学研究已经兴盛半个世纪，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解释鸿沟依然横亘在核心区域，无法回避，缺乏共识。也许该考虑从日常感知开始探究意识。

    结论

    奠基物理主义者主张心理事实奠基于物理事实，据此可以回应解释鸿沟、僵尸论证等。本文表明，即便承认奠基物理主义为真，也只能回应本体论的解释鸿沟，而无法回应认识论的解释鸿沟。根据现有的研究，无论是科学解释，还是形而上学解释，都无法解释感受质所造成的解释鸿沟。从科学解释来看，科学是量化解释，感受质具有质性特征，科学原则上无法解释感受质的质性特征；从形而上学解释来看，诉诸奠基概念无法达到解释的要求。两种解释的困难均在于，感受质具有一种定性的、日常意义的特征，而科学理论和形而上学框架无法容纳这类特征。解释的困境使得日常经验解释成为意识研究的一条思路：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形而上学框架，不是局限于在心理和物理二元框架或心理、生物、物理的三元框架下做调整，而是把心身统一体作为基本存在对象来探究意识问题。其次，需要对实际的心理物理语词作语法分析，考察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语法关联。最后，需要对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有更多了解，尤其是对神经科学的基本预设有充分的认识，充分认识到意识研究和大脑神经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应该承认，奠基概念是目前刻画心物关系的最好的概念工具，但仍然无助于解决意识的基本问题。这提示我们，研究意识问题需要的不是在老框架里修修补补，打怪升级，而是需要重新思考意识问题的基本框架，从对象的日常认知出发，结合三种解释的维度进行分析，推进意识研究。

    本文转自《学术月刊》2023年第10期

  • 顾顺章

    顾顺章（1904－1935），男，上海宝山吴淞人。

    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在工人中颇有影响。1924年，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表现突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在苏联受训时间不长，学会了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技能，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不留痕迹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其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反叛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即伍豪；当时中央特科以抓阄的形式取代号，周抓到伍号；邓颖超抓到一号，叫逸豪）、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行动机构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1924年入党）；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顾顺章协助伍豪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

    中央特科

    顾所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处决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如1929年11月，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的公开身份是魔术师化广奇。

    瞿秋白遗孀、和顾顺章同在中央机关共事过的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伎女，打老婆”。

    在级别上升过程中，顾顺章吃喝嫖赌等习性不断显现，伍豪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康生（赵容）代之。

    1931年3月，顾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结交了一位女性。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发现了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表演的魔术大师化广奇。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之一。

    《民国日报》报道：1931年4月，顾顺章奉党内安排赴汉口处理党务工作，共四人由上海搭轮船去汉口，一行人在途中已被汉口行营司令部侦悉，派人在码头伏击守候，顾顺章一行抵达汉口上岸，即被拘捕三人，一人漏网。

    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的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认为：“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

    影响

    杨之华回忆：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由于顾顺章所处地位高，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中共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由于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伍豪不可能尽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即将出狱脱险之际，终被处决在南京雨花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杀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

    1931年6月，顾顺章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遭杀害，年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离开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去往莫斯科。

    顾顺章对伍豪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伍豪此后也离开了上海。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在上海无法立足，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

    伍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潘未置可否。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洪一度被抓，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被捕，关押到1974年，未正式判刑。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上海1931》的作者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有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之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认为：“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

    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1931年12月1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此系以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第一号通缉令），通缉令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最终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报复

    顾背叛时家属居住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由伍豪负责保护，顾被捕后，在汉口的同志即电告顾顺章的家属，因为顾顺章一被捕，势必有被抄家的可能，叮嘱他们立即搬离到其它处，其家属得悉后，即搬入爱棠村33、37号。

    1967年5月，伍豪调阅上海的旧报，把1931年到1932年报刊有关内容编为《大事记》：“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申报》的报导

    1931年6月，伍豪亲自指挥，康生带队，对顾顺章全家实施了报复行动，勒杀顾顺章全家13人，洪扬生、王竹友等参与。

    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并铺上水泥。因考虑到顾顺章幼女顾利群年龄只有4岁，伍豪派手下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随后秘密行动开始，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

    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

    康生亲手用斧头砍死一人，后其声名以“肃反专家”传开。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科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译即康生)。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宣传王明和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康生曾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康生实地学习苏联“大清洗”，将一批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许多人被枪决、坐牢、流放。康生也由此成为中共党内唯一受过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后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伍豪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

    在场有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伍豪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伍豪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所名著《领袖们》一书。

    此后的几十年里，伍豪再也没有碰过烟。

    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伍豪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因此认出伍豪，也一同被杀。

    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供出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影响，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

    由于整个行动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
    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亦可称大同坊37、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当年案发的33号，天井内地下埋尸三具），最右为102号（当年案发的37号，天井内地下埋尸四具），33号和37号中间隔着3 户。
    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
    三、麦特赫司脱路383弄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严格一点讲陈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段，或先或后，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个地方，但是这三个地方处置性质是一样的，即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行为。

    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的地址是当时报刊连续报道案情采用的地址名，严格一点讲，是该建筑物的初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实际上当时案发埋尸地址名，也就是门号牌，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而33与37号必定要从姚主教路125弄进入。至于余庆路初名爱棠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

    查看当年地形图，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且无路可通行，据当年报道案件的报刊称：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租用该弄房子只有9户，据案发后该弄看门人反映，4月时有一男的来租37号，父母妻女同来，同时33号亦有一对夫妇及儿女搬进来，另有女佣，为宁波口音，一行人汽车进出，门牌31号的一周后迁出，门牌33号的一月后迁出，从上述当年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周恩来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无人知晓和极为隐蔽的。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

    关于王世德泄密，透露埋尸体地点，在报界刚刊出时，隐蔽了王世德的真名，以“李龙章”的化名来记述案情，经查阅《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十五版，该版面有报道案情调查进展的记载，其中一节，在小标题“李龙章供惨杀经过”下，讲到汉口当局抓获了李龙章，李供出顾顺章全家被杀，藏尸点，当局根据李的口供，请本埠巡捕房侦查等等，李龙章还特别提到，有九具尸体。王世德参与勒杀、埋尸，这次又由他曝出隐蔽数月的机密，因此，王世德是此案件的关键人物。

    《民国日报》的报导

    根据王世德(李龙章)的供述，11月21日，巡捕房接到汉口来电，要求调查某案件，但是开始来电称，有绑匪撕票，埋在姚主教路33、37号，先派员打探一下，为慎重起见，巡捕房先派员初步挖掘一下，天井泥土下有木板，缝隙中窥见尸体，后来得知此案并非绑匪撕票，确系政治性质，所以报请法院研究后再挖掘。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恶性臭气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任凭巡捕怎样驱散围观者都不见效，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

    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十五岁小舅子，即那天不在场而尚未遇险的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

    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9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7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11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4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1931年11月24日《申报》第十五版有关王世德（化名李龙章）的记载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未考证)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或者母女二人可以一起使唤叫来，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 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 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 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 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 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 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5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在挖掘死尸接近尾声时，顾顺章于1931年11月29日《申报》第六版、11月30日第二版，以及以后数天该报不同版面，均以“悬赏緝拿杀人凶手周恩來等紧要启事”为标题，刊登如下相同内容的悬赏文告：

    敬啟者，順章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动脫离共黨，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閉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長進。對於共黨任何人，從未加以陷害。盖順章只有主义之斗爭，並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黨首要周恩來、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慘杀，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赵容等捕获解案，順章当賞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決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順章谨啟 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1931年12月2日《申报》刊登顾顺章的悬赏启示

    1932年1月11日《申报》第二版启事栏、右起第五条启事上，王世德用真名刊登《王世德脱离共黨紧要声明》，全文如下：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黨。近两年来充任该黨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黨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白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黨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黨，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黨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黨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黨之罪恶。王世德谨启

    结局

    顾顺章背叛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亲信王思诚任顾的秘书。由于顾妻张杏华已被处决，徐恩曾委托王思诚，王思诚在手下帮忙下为顾物色了南京女子张永琴为后妻。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组织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改革开放后，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9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

    顾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一些叛离共产党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他还用手头的钱，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装了两大箱，只待时机一到就去上海开古玩店。

    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

    据张永琴回忆：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技术训练班，为中统培训特务，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被保镖出卖，将他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一场，随后被安排住到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徐恩曾的中统逮捕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现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他非常恼火，曾当面威胁要枪毙顾顺章。顾顺章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不久后，徐恩曾在城南甘露寺5号为顾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监视。 1934年4月末，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息养病。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南京。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苏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云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在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地方，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金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静静听完林金生的揭发，虽然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想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说罢即做了安排。

    林金生离开后，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中统局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浦江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件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做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为防止顾顺章利用缩骨功摆脱手铐，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防止其逃脱。

    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抨击国民党，并表示要建立新的党派。顾顺章的这番话被人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又被人出卖给了徐恩曾。徐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

    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有：“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穿“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顾顺章贴身保镖）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

    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 老舍《骆驼祥子》

    一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①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①。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

        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①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象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象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象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    ①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象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②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

        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象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象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象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

        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象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象装傻，又象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象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象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
        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

        他真拉上了包月。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的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的跑，好象老想着些什么，越想便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设若他是拉着包车，这些错儿绝不能发生；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楞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还有呢，在这种时期，他越着急便越自苦，吃喝越没规则；他以为自己是铁作的，可是敢情他也会病。病了，他舍不得钱去买药，自己硬挺着；结果，病越来越重，不但得买药，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
        拉了半年，他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

    二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象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案，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可是，谣言，他不信。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象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一分真事说成十分——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他们象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象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要打仗了！”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不过，干苦工的人们——拉车的也在内——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也不一定就准倒霉。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前门，东车站！”“哪——站！”“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没有一个招呼“西苑哪？清华呀？”的。在新街口附近他转悠了一会儿。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他有相当的胆子，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正在这个接骨眼儿，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象是学生。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儿喊：“有上清华的没有？嗨，清华！”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答碴儿，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都哑吧了？清华！”
        “两块钱吧，我去！”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再找一辆！”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楞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别人还都不动。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他也不想去。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你怎样？”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他心中打开了转儿：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

        危险？难道就那样巧？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祥子的心凉了一些。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招呼吧，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他的心好象直顶他的肋条。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抄土道走吧？马路上——”“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单衫所能挡得住的。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除了一件灰色单军服上身，和一条蓝布军裤，都被汗沤得奇臭——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由这身破军衣，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那是多么干净体面！是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

        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忘掉，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

        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凭什么？”他喊了出来。

        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别的先不去管吧，逃命要紧！

        他在哪里呢？他自己也不能正确的回答出。这些日子了，他随着兵们跑，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到了夜晚，头一挨地他便象死了过去，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

        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及至到了后山，他只顾得爬山了，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他会一交跌到山涧里，把骨肉被野鹰们啄尽，不顾得别的。在山中绕了许多天，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了平地。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

        骆驼！祥子的心一动，忽然的他会思想了，好象迷了路的人忽然找到一个熟识的标记，把一切都极快的想了起来。骆驼不会过山，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象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这是什么战略——假使这群只会跑路与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他不晓得。可是他确知道，假如这真是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儿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他就是逃出兵的手掌，也还有饿死的危险。要逃，就得乘这个机会。由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甸！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是有些遮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找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他的心要跳出来！

        这些日子，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这一刻，仿佛全归到心上来；心中发热，四肢反倒冷起来；热望使他混身发颤！

        一直到半夜，他还合不上眼。希望使他快活，恐惧使他惊惶，他想睡，但睡不着，四肢象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离他不远。他喜欢这个声音，象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使人悲哀，又觉得有些安慰。

        远处有了炮声，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他不敢动，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他闭住了气，机会到了！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而且一定是往山中去。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中的蜜蜂一样，只会到处乱撞。有了炮声，兵们一定得跑；那么，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

        他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但他和它们既同是俘虏，好象必须有些同情。军营里更乱了，他找到了骆驼——几块土岗似的在黑暗中爬伏着，除了粗大的呼吸，一点动静也没有，似乎天下都很太平。这个，教他壮起点胆子来。他伏在骆驼旁边，象兵丁藏在沙口袋后面那样。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炮声是由南边来的，即使不是真心作战，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那么，这些兵还得逃回山中去。真要是上山，他们不能带着骆驼。这样，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他也跟着完事；他们忘记了骆驼，他就可以逃走。把耳朵贴在地上，他听着有没有脚步声儿来，心跳得极快。

        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他大着胆子坐起来，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四外极黑。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

    三

        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至少他手中有条麻绳，不完全是空的。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而且是块儿不小的东西。

        他把骆驼拉了起来。对待骆驼的方法，他不大晓得，可是他不怕它们，因为来自乡间，他敢挨近牲口们。骆驼们很慢很慢的立起来，他顾不得细调查它们是不是都在一块儿拴着，觉到可以拉着走了，他便迈开了步，不管是拉起来一个，还是全“把儿”。

        一迈步，他后悔了。骆驼——在口内负重惯了的——是走不快的。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的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骆驼的价值全在四条腿上；腿一完，全完！而祥子是想逃命呀！

        可是，他不肯再放下它们。一切都交给天了，白得来的骆驼是不能放手的！

        因拉惯了车，祥子很有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虽然如此，他现在心中可有点乱。当他找到骆驼们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全放在它们身上了；及至把它们拉起来，他弄不清哪儿是哪儿了，天是那么黑，心中是那么急，即使他会看看星，调一调方向，他也不敢从容的去这么办；星星们——在他眼中——好似比他还着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空中乱动。祥子不敢再看天上。他低着头，心里急而脚步不敢放快的往前走。他想起了这个：既是拉着骆驼，便须顺着大道走，不能再沿着山坡儿。由磨石口——假如这是磨石口——到黄村，是条直路。

        这既是走骆驼的大路，而且一点不绕远儿。“不绕远儿”在一个洋车夫心里有很大的价值。

        不过，这条路上没有遮掩！万一再遇上兵呢？即使遇不上大兵，他自己那身破军衣，脸上的泥，与那一脑袋的长头发，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不象，绝不象个拉骆驼的！倒很象个逃兵！逃兵，被官中拿去还倒是小事；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背后骆驼蹄子噗噗轻响猛然吓了他一跳。他要打算逃命，还是得放弃这几个累赘。可是到底不肯撒手骆驼鼻子上的那条绳子。走吧，走，走到哪里算哪里，遇见什么说什么；活了呢，赚几条牲口；死了呢，认命！

        可是，他把军衣脱下来：一把，将领子扯掉；那对还肯负责任的铜钮也被揪下来，掷在黑暗中，连个响声也没发。然后，他把这件无领无钮的单衣斜搭在身上，把两条袖子在胸前结成个结子，象背包袱那样。这个，他以为可以减少些败兵的嫌疑；裤子也挽高起来一块。

        他知道这还不十分象拉骆驼的，可是至少也不完全象个逃兵了。加上他脸上的泥，身上的汗，大概也够个“煤黑子”的谱儿了。他的思想很慢，可是想得很周到，而且想起来马上就去执行。夜黑天里，没人看见他；他本来无须乎立刻这样办；可是他等不得。他不知道时间，也许忽然就会天亮。既没顺着山路走，他白天没有可以隐藏起来的机会；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煤黑子”。想到了这个，也马上这么办了，他心中痛快了些，好似危险已过，而眼前就是北平了。他必须稳稳当当的快到城里，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个钱，没有一点干粮，不能再多耗时间。想到这里，他想骑上骆驼，省些力气可以多挨一会儿饥饿。可是不敢去骑，即使很稳当，也得先教骆驼跪下，他才能上去；时间是值钱的，不能再麻烦。况且，他要是上了那么高，便更不容易看清脚底下，骆驼若是摔倒，他也得陪着。不，就这样走吧。

        大概的他觉出是顺着大路走呢；方向，地点，都有些茫然。夜深了，多日的疲乏，与逃走的惊惧，使他身心全不舒服。及至走出来一些路，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他渐渐的仿佛困倦起来。夜还很黑，空中有些湿冷的雾气，心中更觉得渺茫。用力看看地，地上老象有一岗一岗的，及至放下脚去，却是平坦的。这种小心与受骗教他更不安静，几乎有些烦躁。爽性不去管地上了，眼往平里看，脚擦着地走。四外什么也看不见，就好象全世界的黑暗都在等着他似的，由黑暗中迈步，再走入黑暗中；身后跟着那不声不响的骆驼。

        外面的黑暗渐渐习惯了，心中似乎停止了活动，他的眼不由的闭上了。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忽然心中一动，象想起一些什么，又似乎是听见了一些声响，说不清；可是又睁开了眼。他确是还往前走呢，忘了刚才是想起什么来，四外也并没有什么动静。心跳了一阵，渐渐又平静下来。他嘱咐自己不要再闭上眼，也不要再乱想；快快的到城里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可是心中不想事，眼睛就很容易再闭上，他必须想念着点儿什么，必须醒着。他知道一旦倒下，他可以一气睡三天。想什么呢？他的头有些发晕，身上潮渌渌的难过，头发里发痒，两脚发酸，口中又干又涩。他想不起别的，只想可怜自己。可是，连自己的事也不大能详细的想了，他的头是那么虚空昏胀，仿佛刚想起自己，就又把自己忘记了，象将要灭的蜡烛，连自己也不能照明白了似的。再加上四围的黑暗，使他觉得象在一团黑气里浮荡，虽然知道自己还存在着，还往前迈步，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他准是在哪里走，就很象独自在荒海里浮着那样不敢相信自己。他永远没尝受过这种惊疑不定的难过，与绝对的寂闷。平日，他虽不大喜欢交朋友，可是一个人在日光下，有太阳照着他的四肢，有各样东西呈现在目前，他不至于害怕。现在，他还不害怕，只是不能确定一切，使他受不了。设若骆驼们要是象骡马那样不老实，也许倒能教他打起精神去注意它们，而骆驼偏偏是这么驯顺，驯顺得使他不耐烦；在心神最恍惚的时候，他忽然怀疑骆驼是否还在他的背后，教他吓一跳；他似乎很相信这几个大牲口会轻轻的钻入黑暗的岔路中去，而他一点也不晓得，象拉着块冰那样能渐渐的化尽。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

        他忽然醒了。不是那种自自然然的由睡而醒，而是猛的一吓，象由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都在一睁眼的工夫里。看见的还是黑暗，可是很清楚的听见一声鸡鸣，是那么清楚，好象有个坚硬的东西在他脑中划了一下。他完全清醒过来。骆驼呢？他顾不得想别的。绳子还在他手中，骆驼也还在他旁边。他心中安静了。懒得起来。身上酸懒，他不想起来，可也不敢再睡。他得想，细细的想，好主意。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的车，而喊出“凭什么？”

        “凭什么？”但是空喊是一点用处没有的。他去摸摸骆驼，他始终还不知自己拉来几匹。摸清楚了，一共三匹。他不觉得这是太多，还是太少；他把思想集中到这三匹身上，虽然还没想妥一定怎么办，可是他渺茫的想到，他的将来全仗着这三个牲口。

        “为什么不去卖了它们，再买上一辆车呢？”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可是他没动，好象因为先前没想到这样最自然最省事的办法而觉得应当惭愧似的。喜悦胜过了惭愧，他打定了主意：刚才不是听到鸡鸣么？即使鸡有时候在夜间一两点钟就打鸣，反正离天亮也不甚远了。

        有鸡鸣就必有村庄，说不定也许是北辛安吧？那里有养骆驼的，他得赶快的走，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把骆驼出了手，他可以一进城就买上一辆车。兵荒马乱的期间，车必定便宜一些；他只顾了想买车，好似卖骆驼是件毫无困难的事。

        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假若他想到拿这三匹骆驼能买到一百亩地，或是可以换几颗珍珠，他也不会这样高兴。他极快的立起来，扯起骆驼就走。他不晓得现在骆驼有什么行市，只听说过在老年间，没有火车的时候，一条骆驼要值一个大宝①，因为骆驼力气大，而吃得比骡马还省。他不希望得三个大宝，只盼望换个百儿八十的，恰好够买一辆车的。越走天越亮了；不错，亮处是在前面，他确是朝东走呢。即使他走错了路，方向可是不差；山在西，城在东，他晓得这个。四外由一致的漆黑，渐渐能分出深浅，虽然还辨不出颜色，可是田亩远树已都在普遍的灰暗中有了形状。星星渐稀，天上罩着一层似云又似雾的灰气，暗淡，可是比以前高起许多去。祥子仿佛敢抬起头来了。他也开始闻见路旁的草味，也听见几声鸟鸣；因为看见了渺茫的物形，他的耳目口鼻好似都恢复了应有的作用。他也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切，虽然是那么破烂狼狈，可是能以相信自己确是还活着呢；好象噩梦初醒时那样觉得生命是何等的可爱。看完了他自己，他回头看了看骆驼——和他一样的难看，也一样的可爱。正是牲口脱毛的时候，骆驼身上已经都露出那灰红的皮，只有东一缕西一块的挂着些零散的，没力量的，随时可以脱掉的长毛，象些兽中的庞大的乞丐。顶可怜的是那长而无毛的脖子，那么长，那么秃，弯弯的，愚笨的，伸出老远，象条失意的瘦龙。可是祥子不憎嫌它们，不管它们是怎样的不体面，到底是些活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上天送给他三条足以换一辆洋车的活宝贝；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他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祥子对着那片红光要大喊几声，自从一被大兵拉去，他似乎没看见过太阳，心中老在咒骂，头老低着，忘了还有日月，忘了老天。现在，他自由的走着路，越走越光明，太阳给草叶的露珠一点儿金光，也照亮了祥子的眉发，照暖了他的心。他忘了一切困苦，一切危险，一切疼痛；不管身上是怎样褴褛污浊，太阳的光明与热力并没将他除外，他是生活在一个有光有热力的宇宙里；他高兴，他想欢呼！

        看看身上的破衣，再看看身后的三匹脱毛的骆驼，他笑了笑。就凭四条这么不体面的人与牲口，他想，居然能逃出危险，能又朝着太阳走路，真透着奇怪！不必再想谁是谁非了，一切都是天意，他以为。他放了心，缓缓的走着，自要老天保佑他，什么也不必怕。走到什么地方了？不想问了，虽然田间已有男女来作工。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想再看见城市，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远处有个村子，不小的一个村子，村外的柳树象一排高而绿的护兵，低头看着那些矮矮的房屋，屋上浮着些炊烟。远远的听到村犬的吠声，非常的好听。他一直奔了村子去，不想能遇到什么俏事，仿佛只是表示他什么也不怕，他是好人，当然不怕村里的良民；现在人人都是在光明和平的阳光下。假若可能的话，他想要一点水喝；就是要不到水也没关系；他既没死在山中，多渴一会儿算得了什么呢？

        村犬向他叫，他没大注意；妇女和小孩儿们的注视他，使他不大自在了。他必定是个很奇怪的拉骆驼的，他想；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这样呆呆的看着他呢？他觉得非常的难堪：兵们不拿他当个人，现在来到村子里，大家又看他象个怪物！他不晓得怎样好了。他的身量，力气，一向使他自尊自傲，可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无缘无故的他受尽了委屈与困苦。他从一家的屋脊上看过去，又看见了那光明的太阳，可是太阳似乎不象刚才那样可爱了！

        村中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上，猪尿马尿与污水汇成好些个发臭的小湖，*樽游职崖*驼滑倒，很想休息一下。道儿北有个较比阔气的人家，后边是瓦房，大门可是只拦着个木栅，没有木门，没有门楼。祥子心中一动；瓦房——财主；木栅而没门楼——养骆驼的主儿！好吧，他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万一有个好机会把骆驼打发出去呢！

        “色！色！色！”祥子叫骆驼们跪下；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他只晓得“色……”是表示跪下；他很得意的应用出来，特意叫村人们明白他并非是外行。骆驼们真跪下了，他自己也大大方方的坐在一株小柳树下。大家看他，他也看大家；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足以减少村人的怀疑。

        坐了一会儿，院中出来个老者，蓝布小褂敞着怀，脸上很亮，一看便知道是乡下的财主。祥子打定了主意：“老者，水现成吧？喝碗！”
        “啊！”老者的手在胸前搓着泥卷，打量了祥子一眼，细细看了看三匹骆驼。“有水！哪儿来的？“
        “西边！”祥子不敢说地名，因为不准知道。
        “西边有兵呀？”老者的眼盯住祥子的军裤。
        “教大兵裹了去，刚逃出来。”
        “啊！骆驼出西口没什么险啦吧？”
        “兵都入了山，路上很平安。”
        “嗯！”老者慢慢点着头。“你等等，我给你拿水去。”
        祥子跟了进去。到了院中，他看见了四匹骆驼。“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一把儿吧？”
        “哼！一把儿？倒退三十年的话，我有过三把儿！年头儿变了，谁还喂得起骆驼！”老头儿立住，呆呆的看着那四匹牲口。待了半天：“前几天本想和街坊搭伙，把它们送到口外去放青①。东也闹兵，西也闹兵，谁敢走啊！在家里拉夏吧，看着就焦心，看着就焦心，瞧这些苍蝇！赶明儿天大热起来，再加上蚊子，眼看着好好的牲口活活受罪，真！”老者连连的点头，似乎有无限的感慨与牢骚。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成一把儿到口外去放青。欢蹦乱跳的牲口，一夏天在这儿，准教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祥子几乎是央求了。

        “可是，谁有钱买呢？这年头不是养骆驼的年头了！”“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把它们出了手，好到城里去谋生！”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然后回头看了看门外的牲口，心中似乎是真喜欢那三匹骆驼——明知买到手中并没好处，可是爱书的人见书就想买，养马的见了马就舍不得，有过三把儿骆驼的也是如此。况且祥子说可以贱卖呢；懂行的人得到个便宜，就容易忘掉东西买到手中有没有好处。

        “小伙子，我要是钱富裕的话，真想留下！”老者说了实话。

        “干脆就留下吧，瞧着办得了！”祥子是那么诚恳，弄得老头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真的，小伙子；倒退三十年，这值三个大宝；现在的年头，又搭上兵荒马乱，我——你还是到别处吃喝吆喝去吧！”“给多少是多少！”祥子想不出别的话。他明白老者的话很实在，可是不愿意满世界去卖骆驼——卖不出去，也许还出了别的毛病。

        “你看，你看，二三十块钱真不好说出口来，可是还真不容易往外拿呢；这个年头，没法子！”

        祥子心中也凉了些，二三十块？离买车还差得远呢！可是，第一他愿脆快办完，第二他不相信能这么巧再遇上个买主儿。“老者，给多少是多少！”

        “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看得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祥子说了实话。

        “呕，你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老者很同情祥子，而且放了心，这不是偷出来的；虽然和偷也差不远，可是究竟中间还隔着层大兵。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

        “这么着吧，伙计，我给三十五块钱吧；我要说这不是个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也是个小狗子！我六十多了；哼，还教我说什么好呢！”

        祥子没了主意。对于钱，他向来是不肯放松一个的。可是，在军队里这些日子，忽然听到老者这番诚恳而带有感情的话，他不好意思再争论了。况且，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可是，有什么法儿呢！“骆驼算你的了，老者！我就再求一件事，给我找件小褂，和一点吃的！”
        “那行！”
        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两个棒子面饼子，穿着将护到胸际的一件破白小褂，要一步迈到城里去！

    四

        祥子在海甸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身上忽冷忽热，心中迷迷忽忽，牙床上起了一溜紫泡，只想喝水，不想吃什么。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得象皮糖似的。恐怕就是在这三天里，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由梦话或胡话中被人家听了去。一清醒过来，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

        自从一到城里来，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没有个姓；如今，“骆子”之上，就更没有人关心他到底姓什么了。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不过，三条牲口才换了那么几块钱，而自己倒落了个外号，他觉得有点不大上算。

        刚能挣扎着立起来，他想出去看看。没想到自己的腿能会这样的不吃力，走到小店门口他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坐了好大半天，头上见了凉汗。又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肚中响了一阵，觉出点饿来。极慢的立起来，找到了个馄饨挑儿。要了碗馄饨，他仍然坐在地上。呷了口汤，觉得恶心，在口中含了半天，勉强的咽下去；不想再喝。可是，待了一会儿，热汤象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肚中有了点食，他顾得看看自己了。身上瘦了许多，那条破裤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他懒得动，可是要马上恢复他的干净利落，他不肯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不过，要干净利落就得花钱，剃剃头，换换衣服，买鞋袜，都要钱。手中的三十五元钱应当一个不动，连一个不动还离买车的数儿很远呢！可是，他可怜了自己。虽然被兵们拉去不多的日子，到现在一想，一切都象个噩梦。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好象他忽然的一气增多了好几岁。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明明是自己的，可是又象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他非常的难过。他不敢想过去的那些委屈与危险，虽然不去想，可依然的存在，就好象连阴天的时候，不去看天也知道天是黑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不应当再太自苦了。他立起来，明知道身上还很软，可是刻不容缓的想去打扮打扮，仿佛只要剃剃头，换件衣服，他就能立刻强壮起来似的。

        打扮好了，一共才花了两块二毛钱。近似搪布①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脱下来的破东西换了两包火柴。拿着两包火柴，顺着大道他往西直门走。没走出多远，他就觉出软弱疲乏来了。可是他咬上了牙。他不能坐车，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一个乡下人拿十里八里还能当作道儿吗，况且自己是拉车的。这且不提，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除非一交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他满地滚也得滚进城去，决不服软！今天要是走不进城去，他想，祥子便算完了；他只相信自己的身体，不管有什么病！

        晃晃悠悠的他放开了步。走出海甸不远，他眼前起了金星。扶着棵柳树，他定了半天神，天旋地转的闹慌了会儿，他始终没肯坐下。天地的旋转慢慢的平静起来，他的心好似由老远的又落到自己的心口中，擦擦头上的汗，他又迈开了步。已经剃了头，已经换上新衣新鞋，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自己了；那么，腿得尽它的责任，走！一气他走到了关厢。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象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仿佛都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

        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

        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的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

        站起来，他觉出他又象个人了。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他痛快得要喊叫出来。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好似有点什么心愿，他决定走进城去。

        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象一架扩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象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他点了点头。

        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呢，自然他想奔那里去。因为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人老，心可不老实。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力气，心路，手段，交际，字号等等——刘四爷都有。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跪上铁索，刘四并没皱一皱眉，没说一个饶命。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这叫作“字号”。出了狱，恰巧入了民国，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即使黄天霸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他开了个洋车厂子。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①的。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弄。到现在，他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他不存破车。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人和厂有地方住，拉他的车的光棍儿，都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须告诉他一声，他不含忽，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这叫作“字号”。

        刘四爷是虎相。快七十了，腰板不弯，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两只大圆眼，大鼻头，方嘴，一对大虎牙，一张口就象个老虎。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头剃得很亮，没留胡子。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她也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人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威，刘家父女的办法常常在车夫与车主的口上，如读书人的引经据典。

        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祥子拉过人和厂的车。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把钱凑够了数，他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

        “刘四爷，看看我的车！”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老头子看了车一眼，点了点头：“不离！”

        “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咱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祥子颇自傲的说。

        “行！”刘四爷又点了点头。

        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就去住宅山；掉了事而又去拉散座，便住在人和厂。

        不拉刘四爷的车，而能住在人和厂，据别的车夫看，是件少有的事。因此，甚至有人猜测，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更有人说，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这种猜想里虽然怀着点妒羡，可是万一要真是这么回事呢，将来刘四爷一死，人和厂就一定归了祥子。这个，教他们只敢胡猜，而不敢在祥子面前说什么不受听的。其实呢，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儿。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假若他去当了兵，他决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侮人。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作。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厂子里靠常总住着二十来个车夫；收了车，大家不是坐着闲谈，便是蒙头大睡；祥子，只有祥子的手不闲着。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狗事巴结人；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刘老头子没有夸奖过他一句，没有格外多看过他一眼；老头子心里有数儿。他晓得祥子是把好手，即使不拉他的车，他也还愿意祥子在厂子里。有祥子在这儿，先不提别的院子与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别的车夫，因为受尽苦楚，说话总是横着来；她一点不怕他们，可是也不愿多搭理他们；她的话，所以，都留给祥子听。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刘家父女都仿佛失去一个朋友。赶到他一回来，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而慈善一些。

        祥子拿着两包火柴，进了人和厂。天还没黑，刘家父女正在吃晚饭。看见他进来，虎妞把筷子放下了：“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哼！”祥子没说出什么来。

        刘四爷的大圆眼在祥子身上绕了绕，什么也没说。祥子戴着新草帽，坐在他们对面。

        “你要是还没吃了的话，一块儿吧！”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

        祥子没动，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一向他拿人和厂当作家：拉包月，主人常换；拉散座，座儿一会儿一改；只有这里老让他住，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儿。现在刚逃出命来，又回到熟人这里来，还让他吃饭，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可是也几乎落下泪来。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他表示出一点礼让。

        “你干什么去了？”刘四爷的大圆眼还盯着祥子。“车呢？”“车？”祥子啐了口吐沫。

        “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象老嫂子疼爱小叔那样。祥子没去端碗，先把钱掏了出来：“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把点零钱又放在衣袋里。

        刘四爷用眉毛梢儿问了句，“哪儿来的？”

        祥子一边吃，一边把被兵拉去的事说了一遍。

        “哼，你这个傻小子！”刘四爷听完，摇了摇头。“拉进城来，卖给汤锅，也值十几多块一头；要是冬天驼毛齐全的时候，三匹得卖六十块！”

        祥子早就有点后悔，一听这个，更难过了。可是，继而一想，把三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就都该活着。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平静了下去。

        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刘四爷仰着头似乎是想起点来什么。忽然一笑，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傻子，你说病在了海甸？为什么不由黄村大道一直回来？”

        “还是绕西山回来的，怕走大道教人追上，万一村子里的人想过味儿来，还拿我当逃兵呢！”

        刘四爷笑了笑，眼珠往心里转了两转。他怕祥子的话有鬼病，万一那三十块钱是抢了来的呢，他不便代人存着赃物。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什么不法的事儿也干过；现在，他自居是改邪归正，不能不小心，而且知道怎样的小心。祥子的叙述只有这么个缝子，可是祥子一点没发毛咕的解释开，老头子放了心。

        “怎么办呢？”老头子指着那些钱说。
        “听你的！”
        “再买辆车？”老头子又露出虎牙，似乎是说：“自己买上车，还白住我的地方？！”
        “不够！买就得买新的！”祥子没看刘四爷的牙，只顾得看自己的心。
        “借给你？一分利，别人借是二分五！”
        祥子摇了摇头。
        “跟车铺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呢！”
        “我也不打印子，”祥子出着神说：“我慢慢的省，够了数，现钱买现货！”
        老头子看着祥子，好象是看着个什么奇怪的字似的，可恶，而没法儿生气。待了会儿，他把钱拿起来：“三十？别打马虎眼！”
        “没错！”祥子立起来：“睡觉去。送给你老人家一包洋火！”他放在桌子上一包火柴，又楞了楞：“不用对别人说，骆驼的事！”

    五

        刘老头子的确没替祥子宣传，可是骆驼的故事很快的由海甸传进城里来。以前，大家虽找不出祥子的毛病，但是以他那股子干倔的劲儿，他们多少以为他不大合群，别扭。自从“骆驼祥子”传开了以后，祥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儿干，不大和气，大家对他却有点另眼看待了。有人说他拾了个金表，有人说他白弄了三百块大洋，那自信知道得最详确的才点着头说，他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说法虽然不同，结论是一样的——祥子发了邪财！对于发邪财的人，不管这家伙是怎样的“不得哥儿们”①，大家照例是要敬重的。卖力气挣钱既是那么不容易，人人盼望发点邪财；邪财既是那么千载难遇，所以有些彩气的必定是与众不同，福大命大。因此，祥子的沉默与不合群，一变变成了贵人语迟；他应当这样，而他们理该赶着他去拉拢。“得了，祥子！说说，说说你怎么发的财？”这样的话，祥子天天听到。他一声不响。直到逼急了，他的那块疤有点发红了，才说，“发财，妈的我的车哪儿去了？”

        是呀，这是真的，他的车哪里去了？大家开始思索。但是替别人忧虑总不如替人家喜欢，大家于是忘记了祥子的车，而去想着他的好运气。过了些日子，大伙儿看祥子仍然拉车，并没改了行当，或买了房子置了地，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而提到骆驼祥子的时候，也不再追问为什么他偏偏是“骆驼”，仿佛他根本就应当叫作这个似的。

        祥子自己可并没轻描淡写的随便忘了这件事。他恨不得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越着急便越想着原来那辆。一天到晚他任劳任怨的去干，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中就觉得发堵，不由的想到，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凭着什么把他的车白白抢去呢？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他觉得过去的事象个噩梦，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有时候他看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要强既是没用，何不乐乐眼前呢？他们是对的。他，即使先不跑土窑子，也该喝两盅酒，自在自在。烟，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

        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它们。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着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想不到作官，发财，置买产业；他的能力只能拉车，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计算他的钱；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他便忘了自己，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无论是多么好的车，只要是赁来的，他拉着总不起劲，好象背着块石头那么不自然。就是赁来的车，他也不偷懒，永远给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永远不去胡碰乱撞；可是这只是一些小心谨慎，不是一种快乐。是的，收拾自己的车，就如同数着自己的钱，才是真快乐。他还是得不吃烟不喝酒，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在茶馆里，象他那么体面的车夫，在飞跑过一气以后，讲究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加上两包白糖，为是补气散火。当他跑得顺“耳唇”往下滴汗，胸口觉得有点发辣，他真想也这么办；这绝对不是习气，作派，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只是想到了，他还是喝那一个子儿一包的碎末。有时候他真想贵骂自己，为什么这样自苦；可是，一个车夫而想月间剩下俩钱，不这么办怎成呢？他狠了心。

        买上车再说，买上车再说！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

        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没有包月，他就拉整天，出车早，回来的晚，他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不管时间，不管两腿；有时他硬连下去，拉一天一夜。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和他们争座儿，还能有他们的份儿？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象一只饿疯的野兽。拉上就跑，他心中舒服一些，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一来二去的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不回口，低着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他好象是用这句话求大家的原谅，可是不肯对大家这么直说。在车口儿上，或茶馆里，他看大家瞪他；本想对大家解释一下，及至看到大家是那么冷淡，又搭上他平日不和他们一块喝酒，赌钱，下棋，或聊天，他的话只能圈在肚子里，无从往外说。难堪渐渐变为羞恼，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们瞪他，他也瞪他们。想起乍由山上逃回来的时候，大家对他是怎样的敬重，现在会这样的被人看轻，他更觉得难过了。独自抱着壶茶，假若是赶上在茶馆里，或独自数着刚挣到的铜子，设若是在车口上，他用尽力量把怒气纳下去。他不想打架，虽然不怕打架。大家呢，本不怕打架，可是和祥子动手是该当想想的事儿，他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大家打一个又是不大光明的。勉强压住气，他想不出别的方法，只有忍耐一时，等到买上车就好办了。有了自己的车，每天先不用为车租着急，他自然可以大大方方的，不再因抢生意而得罪人。这样想好，他看大家一眼，仿佛是说：咱们走着瞧吧！

        论他个人，他不该这样拚命。逃回城里之后，他并没等病好利落了就把车拉起来，虽然一点不服软，可是他时常觉出疲乏。疲乏，他可不敢休息，他总以为多跑出几身汗来就会减去酸懒的。对于饮食，他不敢缺着嘴，可也不敢多吃些好的。他看出来自己是瘦了好多，但是身量还是那么高大，筋骨还那么硬棒，他放了心。他老以为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似乎永没想到身量大，受累多，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虎姑娘已经嘱咐他几回了：“你这家伙要是这么干，吐了血可是你自己的事！”

        他很明白这是好话，可是因为事不顺心，身体又欠保养，他有点肝火盛。稍微棱棱着点眼：“不这么奔，几儿能买上车呢？”

        要是别人这么一棱棱眼睛，虎妞至少得骂半天街；对祥子，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她只撇了撇嘴：“买车也得悠停着来，当是你是铁作的哪！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看祥子听不进去这个：“好吧，你有你的老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刘四爷也有点看不上祥子：祥子的拚命，早出晚归，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车的。虽然说租整天的车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爱什么时候出车收车都可以，若是人人都象祥子这样死啃，一辆车至少也得早坏半年，多么结实的东西也架不住钉着坑儿使！再说呢，祥子只顾死奔，就不大匀得出工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又是一项损失。老头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可是没说什么，拉整天不限定时间，是一般的规矩；帮忙收拾车辆是交情，并不是义务；凭他的人物字号，他不能自讨无趣的对祥子有什么表示。他只能从眼角边显出点不满的神气，而把嘴闭得紧紧的。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他一点没有把祥子当作候补女婿的意思，不过，女儿既是喜爱这个楞小子，他就不便于多事。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他不能再把她这个朋友赶了走。说真的，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这点私心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她的，因此他多少有点怕她。老头子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儿来，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想出点道理来：只要他怕个人，就是他并非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事实，或者他不至于到快死的时候遭了恶报。好，他自己承认了应当怕女儿，也就不肯赶出祥子去。这自然不是说，他可以随便由着女儿胡闹，以至于嫁给祥子。不是。他看出来女儿未必没那个意思，可是祥子并没敢往上巴结。

        那么，他留点神就是了，犯不上先招女儿不痛快。祥子并没注意老头子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盘儿。假若他有愿意离开人和厂的心意，那决不是为赌闲气，而是盼望着拉上包月。他已有点讨厌拉散座儿了，一来是因为抢买卖而被大家看不起，二来是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今天多，明天少，不能预定到几时才把钱凑足，够上买车的数儿。他愿意心中有个准头，哪怕是剩的少，只要靠准每月能剩下个死数，他才觉得有希望，才能放心。他是愿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

        他拉上了包月。哼，和拉散座儿一样的不顺心！这回是在杨宅。杨先生是上海人，杨太太是天津人，杨二太太是苏州人。一位先生，两位太太，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

        头一天上工，祥子就差点发了昏。一清早，大太太坐车上市去买菜。回来，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有上初中的，有上小学的，有上幼稚园的；学校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可是都一样的讨厌，特别是坐在车上，至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儿。把孩子们都送走，杨先生上衙门。送到衙门，赶紧回来，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回来，接学生回家吃午饭。吃完，再送走。送学生回来，祥子以为可以吃饭了，大太太扯着天津腔，叫他去挑水。

        杨宅的甜水有人送，洗衣裳的苦水归车夫去挑。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祥子为对付事情，没敢争论，一声没响的给挑满了缸。放下水桶，刚要去端饭碗，二太太叫他去给买东西。大太太与二太太一向是不和的，可是在家政上，二位的政见倒一致，其中的一项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祥子不晓得这个，只当是头一天恰巧赶上宅里这么忙，于是又没说什么，而自己掏腰包买了几个烧饼。他爱钱如命，可是为维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

        买东西回来，大太太叫他打扫院子。杨宅的先生，太太，二太太，当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极漂亮，可是屋里院里整个的象个大垃圾堆。祥子看着院子直犯恶心，所以只顾了去打扫，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儿。院子打扫清爽，二太太叫他顺手儿也给屋中扫一扫。祥子也没驳回，使他惊异的倒是凭两位太太的体面漂亮，怎能屋里脏得下不去脚！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岁的小泥鬼交给了他。他没了办法。卖力气的事儿他都在行，他可是没抱过孩子。他双手托着这位小少爷，不使劲吧，怕滑溜下去，用力吧，又怕给伤了筋骨，他出了汗。他想把这个宝贝去交给张妈——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找到她，劈面就被她骂了顿好的。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祥子生在北方的乡间，最忌讳随便骂街。可是他不敢打张妈，因为好汉不和女斗；也不愿还口。他只瞪了她一眼。张妈不再出声了，仿佛看出点什么危险来。正在这个工夫，大太太喊祥子去接学生。他把泥娃娃赶紧给二太太送了回去。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大太太的意思本来也是不乐意祥子替二太太抱孩子，听见二太太骂他，她也扯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骂，骂的也是他；祥子成了挨骂的藤牌。他急忙拉起车走出去，连生气似乎也忘了，因为他一向没见过这样的事，忽然遇到头上，他简直有点发晕。

        一批批的把孩子们都接回来，院中比市场还要热闹，三个妇女的骂声，一群孩子的哭声，好象大栅栏在散戏时那样乱，而且乱得莫名其妙。好在他还得去接杨先生，所以急忙的又跑出去，大街上的人喊马叫似乎还比宅里的乱法好受一些。

        一直转转到十二点，祥子才找到叹口气的工夫。他不止于觉着身上疲乏，脑子里也老嗡嗡的响；杨家的老少确是已经都睡了，可是他耳朵里还似乎有先生与太太们的叫骂，象三盘不同的留声机在他心中乱转，使他闹得慌。顾不得再想什么，他想睡觉。一进他那间小屋，他心中一凉，又不困了。一间门房，开了两个门，中间隔着一层木板。张妈住一边，他住一边。屋中没有灯，靠街的墙上有个二尺来宽的小窗户，恰好在一支街灯底下，给屋里一点亮。屋里又潮又臭，地上的土有个铜板厚，靠墙放着份铺板，没有别的东西。他摸了摸床板，知道他要是把头放下，就得把脚蹬在*缴希话呀欧牌剑偷冒*坐起来。他不会睡元宝式的觉。想了半天，他把铺板往斜里拉好，这样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腿搭拉着点先将就一夜。

        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马马虎虎的铺好，躺下了。腿悬空，不惯，他睡不着。强闭上眼，安慰自己：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什么罪都受过，何必单忍不了这个！别看吃喝不好，活儿太累，也许时常打牌，请客，有饭局；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祥子？还不是为钱？

        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这样一想，他心中舒服了许多，闻了闻屋中，也不象先前那么臭了，慢慢的入了梦；迷迷忽忽的觉得有臭虫，可也没顾得去拿。

        过了两天，祥子的心已经凉到底。可是在第四天上，来了女客，张妈忙着摆牌桌。他的心好象冻实了的小湖上忽然来了一阵春风。太太们打起牌来，把孩子们就通通交给了仆人；张妈既是得伺候着烟茶手巾把，那群小猴自然全归祥子统辖。他讨厌这群猴子，可是偷偷往屋中撩了一眼，大太太管着头儿钱，象是很认真的样子。他心里说：别看这个大娘们厉害，也许并不胡涂，知道乘这种时候给仆人们多弄三毛五毛的。他对猴子们特别的拿出耐心法儿，看在头儿钱的面上，他得把这群猴崽子当作少爷小姐看待。

        牌局散了，太太叫他把客人送回家。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所以得另雇一辆车。祥子喊来一辆，大太太撩袍拖带的混身找钱，预备着代付客人的车资；客人谦让了两句，大太太仿佛要拚命似的喊：“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

        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

        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

        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了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

        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象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怎吗札？”太太说完这个，又看了祥子一眼，不言语了，把四天的工钱给了他。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

    六

        初秋的夜晚，星光叶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这么凉爽的天，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他想坐下痛哭一场。以自己的体格，以自己的忍性，以自己的要强，会让人当作猪狗，会维持不住一个事情，他不只怨恨杨家那一伙人，而渺茫的觉到一种无望，恐怕自己一辈子不会再有什么起色了。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象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

        到了大街上，行人已少，可是街灯很亮，他更觉得空旷渺茫，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了。上哪儿？自然是回人和厂。心中又有些难过。作买卖的，卖力气的，不怕没有生意，倒怕有了照顾主儿而没作成买卖，象饭铺理发馆进来客人，看了一眼，又走出去那样。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是，他是低声下气的维持事情，舍着脸为是买上车，而结果还是三天半的事儿，跟那些串惯宅门的老油子一个样，他觉着伤心。他几乎觉得没脸再进人和厂，而给大家当笑话说：“瞧瞧，骆驼祥子敢情也是三天半就吹呀，哼！”

        不上人和厂，又上哪里去呢？为免得再为这个事思索，他一直走向西安门大街去。人和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们进来交账或交涉事情，并不准随便来回打穿堂儿，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父女的卧室。西间的旁边有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弯着一根粗铁条，悬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电灯，灯下横悬着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人和车厂”。车夫们出车收车和随时来往都走这个门。门上的漆深绿，配着上面的金字，都被那支白亮亮的电灯照得发光；出来进去的又都是漂亮的车，黑漆的黄漆的都一样的油汪汪发光，配着雪白的垫套，连车夫们都感到一些骄傲，仿佛都自居为车夫中的贵族。

        由大门进去，拐过前脸的西间，才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中间有棵老槐。东西房全是敞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几间小屋，全是车夫的宿舍。

        大概有十一点多了，祥子看见了人和厂那盏极明而怪孤单的灯。柜房和东间没有灯光，西间可是还亮着。他知道虎姑娘还没睡。他想轻手蹑脚的进去，别教虎姑娘看见；正因为她平日很看得起他，所以不愿头一个就被她看见他的失败。

        他刚把车拉到她的窗下，虎妞由车门里出来了：“哟，祥子？怎——”她刚要往下问，一看祥子垂头丧气的样子，车上拉着铺盖卷，把话咽了回去。

        怕什么有什么，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登时立住了脚，呆在了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W齑缴系娜肥悄ㄗ诺汶僦够㈡ひ*带出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虎姑娘一向，他晓得，不这样打扮。以刘家的财力说，她满可以天天穿着绸缎，可是终日与车夫们打交待，她总是布衣布裤，即使有些花色，在布上也就不惹眼。祥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异的东西，既熟识，又新异，所以心中有点发乱。

        心中原本苦恼，又在极强的灯光下遇见这新异的活东西，他没有了主意。自己既不肯动，他倒希望虎姑娘快快进屋去，或是命令他干点什么，简直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种什么也不象而非常难过的折磨。

        “嗨！”她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高的说：“别楞着！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有话跟你说。屋里见。”

        平日帮她办惯了事，他只好服从。但是今天她和往日不同，他很想要思索一下；楞在那里去想，又怪僵得慌；他没主意，把车拉了进去。看看南屋，没有灯光，大概是都睡了；或者还有没收车的。把车放好，他折回到她的门前。忽然，他的心跳起来。

        “进来呀，有话跟你说！”她探出头来，半笑半恼的说。他慢慢走了进去。

        桌上有几个还不甚熟的白梨，皮儿还发青。一把酒壶，三个白磁酒盅。一个头号大盘子，摆着半只酱鸡，和些熏肝酱肚之类的吃食。

        “你瞧，”虎姑娘指给他一个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犒劳，你也吃点！”说着，她给他斟上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上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喝吧，吃了这个鸡；我已早吃过了，不必让！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看！”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遇到这种戏弄，真想和她瞪眼。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对他不错，而且她对谁都是那么直爽，他不应当得罪她。既然不肯得罪她，再一想，就爽性和她诉诉委屈吧。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憋闷着，非说说不痛快。这么一想，他觉得虎姑娘不是戏弄他，而是坦白的爱护他。他把酒盅接过来，喝干。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儿。

        虎妞笑起来。他好容易把这口酒调动下去，听到这个笑声，赶紧向东间那边看了看。

        “没人，”她把笑声收了，脸上可还留着笑容。“老头子给姑妈作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误呢；姑妈在南苑住。”一边说，一边又给他倒满了盅。

        听到这个，他心中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同时，他又舍不得出去；她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的刺激。她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添加了一些活力，好似她忽然变成另一个人，还是她，但多了一些什么。他不敢对这点新的什么去详细的思索，一时又不敢随便的接受，可也不忍得拒绝。他的脸红起来。好象为是壮壮自己的胆气，他又喝了口酒。刚才他想对她诉诉委屈，此刻又忘了。红着脸，他不由的多看了她几眼。越看，他心中越乱；她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什么热辣辣的力量传递过来，渐渐的她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他警告着自己，须要小心；可是他又要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作小心。迷迷忽忽的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屋内灭了灯。天上很黑。不时有一两个星刺入了银河，或划进黑暗中，带着发红或发白的光尾，轻飘的或硬挺的，直坠或横扫着，有时也点动着，颤抖着，给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给黑暗一些闪烁的爆裂。有时一两个星，有时好几个星，同时飞落，使静寂的秋空微颤，使万星一时迷乱起来。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光尾极长，放射着星花；红，渐黄；在最后的挺进，忽然狂悦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条，好象刺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

        第二天，祥子起得很早，拉起车就出去了。头与喉中都有点发痛，这是因为第一次喝酒，他倒没去注意。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他知道这点头疼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心中另有一些事儿，使他憋闷得慌，而且一时没有方法去开脱。昨天夜里的事教他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着有点危险。

        他不明白虎姑娘是怎么回事。她已早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他一向很敬重她，而且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虽然她对大家很随便爽快，可是大家没在背地里讲论过她；即使车夫中有说她坏话的，也是说她厉害，没有别的。那么，为什么有昨夜那一场呢？

        这个既显着胡涂，祥子也怀疑了昨晚的事儿。她知道他没在车厂里，怎能是一心一意的等着他？假若是随便哪个都可以的话……祥子把头低下去。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象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们，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白房子”①？祥子始终不肯随和，一来他自居为要强的人，不能把钱花在娘儿们身上；二来他亲眼得见那些花冤钱的傻子们——有的才十八九岁——在厕所里头顶着墙还撒不出尿来。最后，他必须规规矩矩，才能对得起将来的老婆，因为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象那么回事儿。可是现在，现在……

        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是不错；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象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

        再说，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晓得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假若早就知道而不愿意管束女儿，那么他们父女是什么东西呢？他和这样人搀合着，他自己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父女都愿意，他也不能要她；不管刘老头子是有六十辆车，还是六百辆，六千辆！他得马上离开人和厂，跟他们一刀两断。祥子有祥子的本事，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干，就必定成功。

        让了两次座儿，都没能拉上。那点别扭劲儿又忽然回来了。不愿再思索，可是心中堵得慌。这回事似乎与其他的事全不同，即使有了解决的办法，也不易随便的忘掉。不但身上好象粘上了点什么，心中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不管怎样的愤恨，怎样的讨厌她，她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再想，她越忽然的从他心中跳出来，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象买了一堆破烂那样，碎铜烂铁之中也有一二发光的有色的小物件，使人不忍得拒绝。他没和任何人这样亲密过，虽然是突乎其来，虽然是个骗诱，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旁，它自自然然会在心中盘绕，象生了根似的。这对他不仅是个经验，而也是一种什么形容不出来的扰乱，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对她，对自己，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

        迷迷糊糊的他拉了几个买卖。就是在奔跑的时节，他的心中也没忘了这件事，并非清清楚楚的，有头有尾的想起来，而是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是渺茫，而又亲切。他很想独自去喝酒，喝得人事不知，他也许能痛快一些，不能再受这个折磨！可是他不敢去喝。他不能为这件事毁坏了自己。他又想起买车的事来。但是他不能专心的去想，老有一点什么拦阻着他的心思；还没想到车，这点东西已经偷偷的溜出来，占住他的心，象块黑云遮住了太阳，把光明打断。到了晚间，打算收车，他更难过了。

        他必须回车厂，可是真怕回去。假如遇上她呢，怎办？他拉着空车在街上绕，两三次已离车厂不远，又转回头来往别处走，很象初次逃学的孩子不敢进家门那样。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得厉害。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的捉住他的心，小的时候去用竿子捅马蜂窝就是这样，害怕，可是心中跳着要去试试，象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

        他又绕回西安门来，这次他不想再迟疑，要直入公堂的找她去。她已不是任何人，她只是个女子。他的全身都热起来。刚走到门脸上，灯光下走来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似乎认识这个人的面貌态度，可是不敢去招呼。几乎是本能的，他说了声：“车吗？”那个人楞了一楞：“祥子？”“是呀，”祥子笑了。“曹先生？”

        曹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我说祥子，你要是没在宅门里的话，还上我那儿来吧？我现在用着的人太懒，他老不管擦车，虽然跑得也怪麻利的；你来不来？”

        “还能不来，先生！”祥子似乎连怎样笑都忘了，用小毛巾不住的擦脸。“先生，我几儿上工呢？”

        “那什么，”曹先生想了想，“后天吧。”

        “是了，先生！”祥子也想了想：“先生，我送回你去吧？”“不用；我不是到上海去了一程子吗，回来以后，我不在老地方住了。现今住在北长街；我晚上出来走走。后天见吧。”曹先生告诉了祥子门牌号数，又找补了一句：“还是用我自己的车。”

        祥子痛快得要飞起来，这些日子的苦恼全忽然一齐铲净，象大雨冲过的白石路。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虽然在一块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顶好；曹先生是非常和气的人，而且家中人口不多，只有一位太太，和一个小男孩。他拉着车一直奔了人和厂去。虎姑娘屋中的灯还亮着呢。一见这个灯亮，祥子猛的木在那里。

        立了好久，他决定进去见她；告诉她他又找到了包月；把这两天的车份儿交上；要出他的储蓄；从此一刀两断——这自然不便明说，她总会明白的。

        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叫了声刘姑娘。“进来！”

        他推开门，她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常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她说：“怎样？吃出甜头来了是怎着？”

        祥子的脸红得象生小孩时送人的鸡蛋。楞了半天，他迟迟顿顿的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有车……”

        她把话接了过来：“你这小子不懂好歹！”她坐起来，半笑半恼的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着？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体己，咱俩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除了我比你大一点，也大不了多少！我可是能护着你，疼你呢！”

        “我愿意去拉车！”祥子找不到别的辩驳。

        “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

        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

        “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甭害怕；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小子儿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一个我赔你俩！你个乡下脑颏！别让我损你啦！”

        祥子又没的说了，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两天的。”临时想起来：“今儿个就算交车，明儿个我歇一天。”他心中一点也不想歇息一天；不过，这样显着干脆；交了车，以后再也不住人和厂。

        虎姑娘过来，把钱抓在手中，往他的衣袋里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她一转身把门倒锁上。

    七

        祥子上了曹宅。
        对虎姑娘，他觉得有点羞愧。可是事儿既出于她的引诱，况且他又不想贪图她的金钱，他以为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也就没有什么十分对不住人的地方了。他所不放心的倒是刘四爷拿着他的那点钱。马上去要，恐怕老头子多心。从此不再去见他们父女，也许虎姑娘一怒，对老头子说几句坏话，而把那点钱“炸了酱”①。还继续着托老头子给存钱吧，一到人和厂就得碰上她，又怪难以为情。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越没办法也就越不放心。
        他颇想向曹先生要个主意，可是怎么说呢？对虎姑娘的那一段是对谁也讲不得的。想到这儿，他真后悔了；这件事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不能一刀两断的。这种事是永远洗不清的，象肉上的一块黑瘢。无缘无故的丢了车，无缘无故的又来了这层缠绕，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无论自己怎么要强，全算白饶。想来想去，他看出这么点来：大概到最后，他还得舍着脸要虎姑娘；不为要她，还不为要那几辆车么？“当王八的吃俩炒肉”！他不能忍受，可是到了时候还许非此不可！只好还往前干吧，干着好的，等着坏的；他不敢再象从前那样自信了。他的身量，力气，心胸，都算不了一回事；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教些什么顶混账的东西管着。

        按理说，他应当很痛快，因为曹宅是，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顶可爱的。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除了三节的赏钱也没有很多的零钱，可是曹先生与曹太太都非常的和气，拿谁也当个人对待。祥子愿意多挣钱，拚命的挣钱，但是他也愿意有个象间屋子的住处，和可以吃得饱的饭食。曹宅处处很干净，连下房也是如此；曹宅的饭食不苦，而且决不给下人臭东西吃。自己有间宽绰的屋子，又可以消消停停的吃三顿饭，再加上主人很客气，祥子，连祥子，也不肯专在钱上站着了。况且吃住都合适，工作又不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也不是吃亏的事。自己掏钱吃饭，他决不会吃得这么样好，现在既有现成的菜饭，而且吃了不会由脊梁骨下去，他为什么不往饱里吃呢；饭也是钱买来的，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吃得好，睡得好，*约嚎梢愿筛删痪幌蟾鋈怂频模遣蝗菀渍业降*事。况且，虽然曹家不打牌，不常请客，没什么零钱，可是作点什么临时的工作也都能得个一毛两毛的。比如太太叫他给小孩儿去买丸药，她必多给他一毛钱，叫他坐车去，虽然明知道他比谁也跑的快。这点钱不算什么，可是使他觉到一种人情，一种体谅，使人心中痛快。祥子遇见过的主人也不算少了，十个倒有九个是能晚给一天工钱，就晚给一天，表示出顶好是白用人，而且仆人根本是猫狗，或者还不如猫狗。曹家的人是个例外，所以他喜欢在这儿。他去收拾院子，浇花，都不等他们吩咐他，而他们每见到他作这些事也必说些好听的话，更乘着这种时节，他们找出些破旧的东西，教他去换洋火，虽然那些东西还都可以用，而他也就自己留下。在这里，他觉出点人味儿。

        在祥子眼里，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虽然厉害，可是讲面子，叫字号，决不一面儿黑。他心中的体面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他莫名其妙孔圣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不过据说是认识许多的字，还挺讲理。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里，连一个能赶上刘四爷的还没有；文的中，虽然有在大学堂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衙门里当好差事的，字当然认识不少了，可是没遇到一个讲理的。就是先生讲点理，太太小姐们也很难伺候。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而且曹太太也规规矩矩的得人心。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假若祥子想不起孔圣人是什么模样，那就必应当象曹先生，不管孔圣人愿意不愿意。

        其实呢，曹先生并不怎么高明。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维廉。莫利司①一点儿影响。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为善。因此，在小的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仿佛是说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这有时使他自愧，有时也使他自喜，似乎看得明明白白，他的家庭是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只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一些清水与食物，没有更大的意义。

        祥子恰好来到了这个小绿洲；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日子，他以为这是个奇迹。他一向没遇到过象曹先生这样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人看成圣贤。这也许是他的经验少，也许是世界上连这样的人也不多见。拉着曹先生出去，曹先生的服装是那么淡雅，人是那么活泼大方，他自己是那么干净利落，魁梧雄壮，他就跑得分外高兴，好象只有他才配拉着曹先生似的。在家里呢，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当在乡间的时候，他常看到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静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哪摸着一点什么滋味。

        不幸，那个女的和那点钱教他不能安心；他的心象一个绿叶，被个虫儿用丝给缠起来，预备作茧。为这点事，他自己放不下心；对别人，甚至是对曹先生，时时发楞，所答非所问。这使他非常的难过。曹宅睡得很早，到晚间九点多钟就可以没事了，他独自坐在屋中或院里，翻来复去的想，想的是这两件事。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这样必定能够断了虎妞的念头。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祥子不能受这个。再说呢，假若他娶了亲，刘老头子手里那点钱就必定要不回来；虎妞岂肯轻饶了他呢！他不能舍了那点钱，那是用命换来的！

        他自己的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一年多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要不出来的三十多块钱，和一些缠绕！他越想越不高兴。

        中秋节后十多天了，天气慢慢凉上来。他算计着得添两件穿的。又是钱！买了衣裳就不能同时把钱还剩下，买车的希望，简直不敢再希望了！即使老拉包月，这一辈子又算怎回事呢？

        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了劲来。许多日子心中的憋闷，暂时忘记了，听着自己的脚步，和车弓子的轻响，他忘记了一切。解开了钮扣，凉风飕飕的吹着胸，他觉到痛快，好象就这么跑下去，一直跑到不知什么地方，跑死也倒干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他的脚似乎是两个弹簧，几乎是微一着地便弹起来；后面的车轮转得已经看不出条来，皮轮仿佛已经离开了地，连人带车都象被阵急风吹起来了似的。曹先生被凉风一飕，大概是半睡着了，要不然他必会阻止祥子这样的飞跑。祥子是跑开了腿，心中渺茫的想到，出一身透汗，今天可以睡痛快觉了，不至于再思虑什么。

        已离北长街不远，马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已碰到一些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咯喳，车把断了。“怎么了？”曹先生随着自己的话跌出来。祥子没出一声，就地爬起。曹先生也轻快的坐起来。“怎么了？”

        新卸的一堆补路的石块，可是没有放红灯。

        “摔着没有？”祥子问。

        “没有；我走回去吧，你拉着车。”曹先生还镇定，在石块上摸了摸有没有落下来的东西。

        祥子摸着了已断的一截车把：“没折多少，先生还坐上，能拉！”说着，他一把将车从石头中扯出来。“坐上，先生！”

        曹先生不想再坐，可是听出祥子的话带着哭音，他只好上去了。

        到了北长街口的电灯下面，曹先生看见自己的右手擦去一块皮。“祥子你站住！”

        祥子一回头，脸上满是血。

        曹先生害了怕，想不起说什么好，“你快，快——”

        祥子莫名其妙，以为是教他快跑呢，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

        放下车，他看见曹先生手上有血，急忙往院里跑，想去和太太要药。

        “别管我，先看你自己吧！”曹先生跑了进去。祥子看了看自己，开始觉出疼痛，双膝，右肘全破了；脸蛋上，他以为流的是汗，原来是血。不顾得干什么，想什么，他坐在门洞的石阶上，呆呆的看着断了把的车。崭新黑漆的车，把头折了一段，秃碴碴的露着两块白木碴儿，非常的不调和，难看，象糊好的漂亮纸人还没有安上脚，光出溜的插着两根秫秸秆那样。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两块白木碴儿。“祥子！”曹家的女仆高妈响亮的叫，“祥子！你在哪儿呢？”

        他坐着没动，不错眼珠的钉着那破车把，那两块白木碴儿好似插到他的心里。

        “你是怎个碴儿呀！一声不出，藏在这儿；你瞧，吓我一跳！先生叫你哪！”高妈的话永远是把事情与感情都搀合起来，显着既复杂又动人。她是三十二三岁的寡妇，干净，爽快，作事麻利又仔细。在别处，有人嫌她太张道，主意多，时常有些神眉鬼道儿的。曹家喜欢用干净瞭亮的人，而又不大注意那些小过节儿，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她。“先生叫你哪！”她又重了一句。及至祥子立起来，她看明他脸上的血：“可吓死我了，我的妈！这是怎么了？你还不动换哪，得了破伤风还了得！快走！先生那儿有药！“

        祥子在前边走，高妈在后边叨唠，一同进了书房。曹太太也在这里，正给先生裹手上药，见祥子进来，她也“哟”了一声。

        “太太，他这下子可是摔得够瞧的。”高妈唯恐太太看不出来，忙着往脸盆里倒凉水，更忙着说话：“我就早知道吗，他一跑起来就不顾命，早晚是得出点岔儿。果不其然！还不快洗洗哪？洗完好上点药，真！”

        祥子托着右肘，不动。书房里是那么干净雅趣，立着他这么个满脸血的大汉，非常的不象样，大家似乎都觉出有点什么不对的地方，连高妈也没了话。

        “先生！”祥子低着头，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先生另找人吧！这个月的工钱，你留着收拾车吧：车把断了，左边的灯碎了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的呢。”

        “先洗洗，上点药，再说别的。”曹先生看着自己的手说，太太正给慢慢的往上缠纱布。

        “先洗洗！”高妈也又想起话来。“先生并没说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瓦！”

        祥子还不动。“不用洗，一会儿就好！一个拉包月的，摔了人，碰了车，没脸再……”

        他的话不够帮助说完全了他的意思，可是他的感情已经发泄净尽，只差着放声哭了。辞事，让工钱，在祥子看就差不多等于自杀。可是责任，脸面，在这时候似乎比命还重要，因为摔的不是别人，而是曹先生。假若他把那位杨太太摔了，摔了就摔了，活该！对杨太太，他可以拿出街面上的蛮横劲儿，因为她不拿人待他，他也不便客气；钱是一切，说不着什么脸面，哪叫规矩。曹先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得牺牲了钱，好保住脸面。他顾不得恨谁，只恨自己的命，他差不多想到：从曹家出去，他就永不再拉车；自己的命即使不值钱，可以拚上；人家的命呢？真要摔死一口子，怎办呢？以前他没想到过这个，因为这次是把曹先生摔伤，所以悟过这个理儿来。好吧，工钱可以不要，从此改行，不再干这背着人命的事。拉车是他理想的职业，搁下这个就等于放弃了希望。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得窝窝囊囊的混过去了，连成个好拉车的也不用再想，空长了那么大的身量！在外面拉散座的时候，他曾毫不客气的“抄”①买卖，被大家嘲骂，可是这样的不要脸正是因为自己要强，想买上车，他可以原谅自己。拉包月而惹了祸，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要被人知道了，祥子摔了人，碰坏了车；哪道拉包车的，什么玩艺！祥子没了出路！他不能等曹先

        “祥子，”曹先生的手已裹好，“你洗洗！先不用说什么辞工。不是你的错儿，放石头就应当放个红灯。算了吧，洗洗，上点药。”
        “是呀，先生，”高妈又想起话来，“祥子是磨不开；本来吗，把先生摔得这个样！可是，先生既说不是你的错儿，你也甭再别扭啦！瞧他这样，身大力不亏的，还和小孩一样呢，倒是真着急！太太说一句，叫他放心吧！”高妈的话很象留声机片，是转着圆圈说的，把大家都说在里边，而没有起承转合的痕迹。

        “快洗洗吧，我怕！”曹太太只说了这么一句。

        祥子的心中很乱，末了听到太太说怕血，似乎找到了一件可以安慰她的事；把脸盆搬出来，在书房门口洗了几把。高妈拿着药瓶在门内等着他。

        “胳臂和腿上呢？”高妈给他脸上涂抹了一气。祥子摇了摇头，“不要紧！”

        曹氏夫妇去休息。高妈拿着药瓶，跟出祥子来。到了他屋中，她把药瓶放下，立在屋门口里：“待会儿你自己抹抹吧。我说，为这点事不必那么吃心。当初，有我老头子活着的日子，我也是常辞工。一来是，我在外头受累，他不要强，教我生气。二来是，年轻气儿粗，一句话不投缘，散！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老太太有个伺候不着！现在我可好多了，老头子一死，我没什么挂念的了，脾气也就好了点。这儿呢——我在这儿小三年子了；可不是，九月九上的工——零钱太少，可是他们对人还不错。

        咱们卖的是力气，为的是钱；净说好的当不了一回事。可是话又得这么说，把事情看长远了也有好处：三天两头的散工，一年倒歇上六个月，也不上算；莫若遇上个和气的主儿，架不住干日子多了，零钱就是少点，可是靠常儿混下去也能剩俩钱。今儿个的事，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个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必，火气壮当不了吃饭。象你这么老实巴焦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①去强。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她喘了口气：”得，明儿见；甭犯牛劲，我是直心眼，有一句说一句！“

        祥子的右肘很疼，半夜也没睡着。颠算了七开八得，他觉得高妈的话有理。什么也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省钱买车；挂火当不了吃饭！想到这，来了一点平安的睡意。八

        曹先生把车收拾好，并没扣祥子的工钱。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他也没吃。他没再提辞工的事。虽然好几天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高妈的话得到最后的胜利。过了些日子，生活又合了辙，他把这件事渐渐忘掉，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独坐在屋中的时候，他的眼发着亮光，去盘算怎样省钱，怎样买车；嘴里还不住的嘟囔，象有点心病似的。他的算法很不高明，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这并与他的钱数没多少关系，不过是这么念道，心中好象是充实一些，真象有一本账似的。

        他对高妈有相当的佩服，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子还有心路与能力，她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他不敢赶上她去闲谈，但在院中或门口遇上她，她若有工夫说几句，他就很愿意听她说。她每说一套，总够他思索半天的，所以每逢遇上她，他会傻傻忽忽的一笑，使她明白他是佩服她的话，她也就觉到点得意，即使没有工夫，也得扯上几句。

        不过，对于钱的处置方法，他可不敢冒儿咕咚的就随着她的主意走。她的主意，他以为，实在不算坏；可是多少有点冒险。他很愿意听她说，好多学些招数，心里显着宽绰；在实行上，他还是那个老主意——不轻易撒手钱。

        不错，高妈的确有办法：自从她守了寡，她就把月间所能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一块也是一笔，两块也是一笔，放给作仆人的，当二三等巡警的，和作小买卖的，利钱至少是三分。这些人时常为一块钱急得红着眼转磨，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而当两块算，他们也得伸手接着。除了这样，钱就不会教他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钱上有毒，接过来便会抽干他们的血，但是他们还得接着。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的，他们就有胆子拿起来；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再讲，明天再说明天的。高妈，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受着这个毒。她的丈夫喝醉来找她，非有一块钱不能打发；没有，他就在宅门外醉闹；她没办法，不管多大的利息也得马上借到这块钱。由这种经验，她学来这种方法，并不是想报复，而是拿它当作合理的，几乎是救急的慈善事。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在宗旨上，她既以为这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那么在方法上她就得厉害一点，不能拿钱打水上飘；干什么说什么。这需要眼光，手段，小心，泼辣，好不至都放了鹰①。她比银行经理并不少费心血，因为她需要更多的小心谨慎。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大家都说高妈厉害，她自己也这么承认；她的厉害是由困苦中折磨中锻炼出来的。一想起过去的苦处，连自己的丈夫都那样的无情无理，她就咬上了牙。她可以很和气，也可以很毒辣，她知道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她也劝祥子把钱放出去，完全出于善意，假若他愿意的话，她可以帮他的忙：“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①！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

        祥子用不着说什么，他的神气已足表示他很佩服高妈的话。及至独自一盘算，他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不错，这么着是死的，钱不会下钱；可是丢不了也是真的。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怕出响声；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除非是拿去买车。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他不便全随着高妈。

        原先在一家姓方的家里，主人全家大小，连仆人，都在邮局有个储金折子。方太太也劝过祥子：“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你怎么不立一个呢？俗言说得好，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盼有时；年轻轻的，不乘着年轻力壮剩下几个，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这又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哪时鞍住还可以提点儿用，还要怎么方便呢？去，去要个单子来，你不会写，我给你填上，一片好心！”

        祥子知道她是好心，而且知道厨子王六和奶妈子秦妈都有折子，他真想试一试。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把钱交进去，人家又在折子上画了几个字，打上了个小印。他觉得这不是骗局，也得是骗局；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凭人家三画五画就算完事，祥子不上这个当。他怀疑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才这样热心给拉生意。即使事实不是这样，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的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

        对于银行银号，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儿”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搁车的话，准能拉上“买卖”。至于里面作些什么事，他猜不透。不错，这里必是有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单到这里来鼓逗（反复调弄）钱，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它们发生关系，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里有许多许多的事他不明白，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胡涂，因为一人一个说法，而且都说的不到家。他不愿再去听，也不愿去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顶好是抢银行；既然不想去作土匪，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不用管别的。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

        高妈知道他是红着心想买车，又给他出了主意：“祥子，我知道你不肯放账，为是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也是个主意！我要是个男的，要是也拉车，我就得拉自己的车；自拉自唱，万事不求人！能这么着，给我个知县我也不换！拉车是苦事，可是我要是男的，有把子力气，我楞拉车也不去当巡警；冬夏常青，老在街上站着，一月才挣那俩钱，没个外钱，没个自由；一留胡子还是就吹，简直的没一点起色。我是说，对了，你要是想快快买上车的话，我给你个好主意：起上一只会，十来个人，至多二十个人，一月每人两块钱，你使头一会；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你横是①多少也有个积蓄，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干脆大局！车到了手，你干上一只黑签儿会②，又不出利，又是体面事，准得对你的心路！你真要请会的话，我来一只，决不含忽！怎样？”

        这真让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真要凑上三四十块，再加上刘四爷手里那三十多，和自己现在有的那几块，岂不就是八十来的？虽然不够买十成新的车，八成新的总可以办到了！况且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去向刘四爷把钱要回，省得老这么搁着，不象回事儿。八成新就八成新吧，好歹的拉着，等有了富余再换。

        可是，上哪里找这么二十位人去呢？即使能凑上，这是个面子事，自己等钱用么就请会，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起会，在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③了的时候！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

        看祥子没动静，高妈真想俏皮他一顿，可是一想他的直诚劲儿，又不大好意思了：“你真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

        祥子没说什么，等高妈走了，对自己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自己的一把死拿值得佩服，心中怪高兴的。

        已经是初冬天气，晚上胡同里叫卖糖炒栗子，落花生之外，加上了低*摹耙购弧*.夜壶挑子上带着瓦的闷葫芦罐儿，祥子买了个大号的。头一号买卖，卖夜壶的找不开钱，祥子心中一活便，看那个顶小的小绿夜壶非常有趣，绿汪汪的，也撅着小嘴，“不用找钱了，我来这么一个！”放下闷葫芦罐，他把小绿夜壶送到里边去：“少爷没睡哪？送你个好玩艺！”

        大家都正看着小文——曹家的小男孩——洗澡呢，一见这个玩艺都憋不住的笑了。曹氏夫妇没说什么，大概觉得这个玩艺虽然蠢一些，可是祥子的善意是应当领受的，所以都向他笑着表示谢意。高妈的嘴可不会闲着：“你看，真是的，祥子！这么大个子了，会出这么高明的主意；多么不顺眼！”

        小文很喜欢这个玩艺，登时用手捧澡盆里的水往小壶里灌：“这小茶壶，嘴大！”

        大家笑得更加了劲。祥子整着身子——因为一得意就不知怎么好了——走出来。他很高兴，这是向来没有经验过的事，大家的笑脸全朝着他自己，仿佛他是个很重要的人似的。微笑着，又把那几块现洋搬运出来，轻轻的一块一块往闷葫芦罐里放，心里说：这比什么都牢靠！多咱够了数，多咱往墙上一碰；拍喳，现洋比瓦片还得多！

        他决定不再求任何人。就是刘四爷那么可靠，究竟有时候显着别扭，钱是丢不了哇，在刘四爷手里，不过总有点不放心。钱这个东西象戒指，总是在自己手上好。这个决定使他痛快，觉得好象自己的腰带又杀紧了一扣，使胸口能挺得更直更硬。

        天是越来越冷了，祥子似乎没觉到。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眼前便增多了光明；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地上初见冰凌，连便道上的土都凝固起来，处处显出干燥，结实，黑土的颜色已微微发些黄，象已把潮气散尽。特别是在一清早，被大车轧起的土棱上镶着几条霜边，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露出极高极蓝极爽快的天；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凉风飕进他的袖口，使他全身象洗冷水澡似的一哆嗦，一痛快。有时候起了狂风，把他打得出不来气，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象一条浮着逆水的大鱼；风越大，他的抵抗也越大，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猛的一股风顶得他透不出气，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打出这个嗝，他继续往前奔走，往前冲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住这个巨人；他全身的筋肉没有一处松懈，象被蚂蚁围攻的绿虫，全身摇动着抵御。这一身汗！等到放下车，直一直腰，吐出一口长气，抹去嘴角的黄沙，他觉得他是无敌的；看着那裹着灰沙的风从他面前扫过去，他点点头。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象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象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胜利是祥子的！及至遇上顺风，他只须拿稳了车把，自己不用跑，风会替他推转了车轮，象个很好的朋友。

        自然，他既不瞎，必定也看见了那些老弱的车夫。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脚上不知绑了些什么。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象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而破的衣裳。一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遇上风，他们一步也不能抬，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风从上面砸下来，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去；风从下面来，他们的脚便找不着了地；风从前面来，手一扬就要放风筝；风从后边来，他们没法管束住车与自己。

        但是他们设尽了方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得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得破出一条命。一趟车拉下来，灰土被汗合成了泥，糊在脸上，只露着眼与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天是那么短，那么冷，街上没有多少人；这样苦奔一天，未必就能挣上一顿饱饭；可是年老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年小的，有父母弟妹！冬天，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象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祥子怎能没看见这些呢。但是他没工夫为他们忧虑思索。他们的罪孽也就是他的，不过他正在年轻力壮，受得起辛苦，不怕冷，不怕风；晚间有个干净的住处，白天有件整齐的衣裳，所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并不能相提并论，他现在虽是与他们一同受苦，可是受苦的程度到底不完全一样；现在他少受着罪，将来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他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决不至于还拉着辆破车去挨饿受冻。他相信现在的优越可以保障将来的胜利。正如在饭馆或宅门外遇上驶汽车的，他们不肯在一块儿闲谈；驶汽车的觉得有失身分，要是和洋车夫们有什么来往。汽车夫对洋车夫的态度，正有点象祥子的对那些老弱残兵；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在晴明无风的时候，天气虽是干冷，可是路旁增多了颜色：年画，纱灯，红素蜡烛，绢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使人心中显着快活，可又有点不安；因为无论谁对年节都想到快乐几天，可是大小也都有些困难。祥子的眼增加了亮光，看见路旁的年货，他想到曹家必定该送礼了；送一份总有他几毛酒钱。节赏固定的是两块钱，不多；可是来了贺年的，他去送一送，每一趟也得弄个两毛三毛的。凑到一块就是个数儿；不怕少，只要零碎的进手；他的闷葫芦罐是不会冤人的！晚间无事的时候，他钉坑儿看着这个只会吃钱而不愿吐出来的瓦朋友，低声的劝告：“多多的吃，多多的吃，伙计！多咱你吃够了，我也就行了！“

        年节越来越近了，一晃儿已是腊八。欢喜或忧惧强迫着人去计划，布置；还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可是这些天与往常不同，它们不许任何人随便的度过，必定要作些什么，而且都得朝着年节去作，好象时间忽然有了知觉，有了感情，使人们随着它思索，随着它忙碌。祥子是立在高兴那一面的，街上的热闹，叫卖的声音，节赏与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息，好饭食的想象……都使他象个小孩子似的欢喜，盼望。他想好，破出块儿八毛的，得给刘四爷买点礼物送去。礼轻人物重，他必须拿着点东西去，一来为是道歉，他这些日子没能去看老头儿，因为宅里很忙；二来可以就手要出那三十多块钱来。破费一块来钱而能要回那一笔款，是上算的事。这么想好，他轻轻的摇了摇那个扑满，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沉重好听。是的，只要一索回那笔款来，他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

        一天晚上，他正要再摇一摇那个聚宝盆，高妈喊了他一声：“祥子！门口有位小姐找你；我正从街上回来，她跟我直打听你。”等祥子出来，她低声找补了句：“她象个大黑塔！怪怕人的！”

        祥子的脸忽然红得象包着一团火，他知道事情要坏！

    九

        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坎去。昏头打脑的，脚还在门坎内，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象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

        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她的嗓门很高，和平日在车厂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说出这两句来，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贱，她咬上了嘴唇。

        “别嚷！”祥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唇上，爆裂出这两个字，音很小，可是极有力。

        “哼！我才怕呢！”她恶意的笑了，可是不由她自己似的把声音稍放低了些。“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艺，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她的声音又高了起去。“别嚷！”祥子唯恐怕高妈在门里偷着听话儿。“别嚷！这边来！”他一边说一边往马路上走。

        “上哪边我也不怕呀，我就是这么大嗓儿！”嘴里反抗着，她可是跟了过来。

        过了马路，来到东便道上，贴着公园的红墙，祥子——还没忘了在乡间的习惯——蹲下了。“你干吗来了？”“我？哼，事儿可多了！”她左手插在腰间，肚子努出些来。低头看了他一眼，想了会儿，仿佛是发了些善心，可怜他了：“祥子！我找你有事，要紧的事！”

        这声低柔的“祥子”把他的怒气打散了好些，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她还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那声“祥子”在他心中还微微的响着，带着温柔亲切，似乎在哪儿曾经听见过，唤起些无可否认的，欲断难断的，情分。他还是低声的，但是温和了些：“什么事？”

        “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有了什么？”他一时蒙住了。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楞头磕脑的，他“啊”了一声，忽然全明白了。一万样他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块空白，象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街上非常的清静，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着残枝枯叶，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手托住腮下，呆呆的看着地，把地看得似乎要动；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别的，什么也 才觉出冷来，连嘴唇都微微的颤着。

        “别紧自蹲着，说话呀！你起来！”她似乎也觉出冷来，愿意活动几步。

        他僵不吃的立起来，随着她往北走，还是找不到话说，混身都有些发木，象刚被冻醒了似的。

        “你没主意呀？”她瞭了祥子一眼，眼中带出怜爱他的神气。

        他没话可说。

        “赶到二十七呀，老头子的生日，你得来一趟。”“忙，年底下！”祥子在极乱的心中还没忘了自己的事。“我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说好的算白饶！”她的嗓门又高起去，街上的冷静使她的声音显着特别的清亮，使祥子特别的难堪。“你当我怕谁是怎着？你打算怎样？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正没工夫跟你费吐沫玩！说翻了的话，我会堵着你的宅门骂三天三夜！你上哪儿我也找得着！我还是不论秧子①！”

        “别嚷行不行？”祥子躲开她一步。

        “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呀！你是了味②啦，教我一个人背黑锅，你也不挣开死××皮看看我是谁！”

        “你慢慢说，我听！”祥子本来觉得很冷，被这一顿骂骂得忽然发了热，热气要顶开冻僵巴的皮肤，混身有些发痒痒，头皮上特别的刺闹得慌。

        “这不结啦！甭找不自在！”她撇开嘴，露出两个虎牙来。“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告诉你！”

        “不……”祥子想说“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没有想齐全；对北平的俏皮话儿，他知道不少，只是说不利落；别人说，他懂得，他自己说不上来。

        “不什么？”

        “说你的！”

        “我给你个好主意，”虎姑娘立住了，面对面的对他说：“你看，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老头子一定不答应。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的，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论，我喜欢你，喜欢就得了吗，管它娘的别的干什么！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比你高着一等的人物都不行。这个事非我自己办不可，我就挑上了你，咱们是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有了，咱们俩谁也跑不了啦！可是，咱们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还是不行。老头子越老越胡涂，咱俩一露风声，他会去娶个小媳妇，把我硬撵出来。老头子棒之呢，别看快七十岁了，真要娶个小媳妇，多了不敢说，我敢保还能弄出两三个小孩来，你爱信不信！”“走着说，”祥子看站岗的巡警已经往这边走了两趟，觉得不是劲儿。

        “就在这儿说，谁管得了！”她顺着祥子的眼光也看见了那个巡警：“你又没拉着车，怕他干吗？他还能无因白故的把谁的××咬下来？那才透着邪行呢！咱们说咱们的！你看，我这么想：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三个头。等一转过年来，你再去拜个年，讨他个喜欢。我看他一喜欢，就弄点酒什么的，让他喝个痛快。看他喝到七八成了，就热儿打铁，你干脆认他作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教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必审问我，我给他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等他真急了的时候，我才说出个人来，就说是新近死了的那个乔二——咱们东边杠房的二掌柜的。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了东直门外义地里，老头子由哪儿究根儿去？老头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的吹风儿，顶好把我给了你，本来是干儿子，再作女婿，反正差不很多；顺水推舟，省得大家出丑。你说我想的好不好？”

        祥子没言语。

        觉得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虎妞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象欣赏着自己的那片话，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这时，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御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托着那禁城的城墙。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小风吹过，似一种悲叹，轻轻的在楼台殿阁之间穿过，象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虎妞往西走，祥子跟到了金鳌玉蝀.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微明的月光冷寂的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远处亭阁暗淡的带着些黑影，静静的似冻在湖上，只有顶上的黄瓦闪着点儿微光。树木微动，月色更显得微茫；白塔却高耸到云间，傻白傻白的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整个的三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到了桥头上，两面冰上的冷气使祥子哆嗦了一下，他不愿再走。平日，他拉着车过桥，把精神全放在脚下，唯恐出了错，一点也顾不得向左右看。现在，他可以自由的看一眼了，可是他心中觉得这个景色有些可怕：那些灰冷的冰，微动的树影，惨白的高塔，都寂寞的似乎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就是脚下这座大白石桥，也显着异常的空寂，特别的白净，连灯光都有点凄凉。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象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明儿个见了！”他忽然转身往回走。

        “祥子！就那么办啦，二十七见！”她朝着祥子的宽直的脊背说。说完，她瞭了白塔一眼，叹了口气，向西走去。祥子连头也没回，象有鬼跟着似的，几溜便到了团城，走得太慌，几乎碰在了城墙上。一手扶住了墙，他不由的要哭出来。楞了会儿，桥上叫：“祥子！

        祥子！这儿来！祥子！“虎妞的声音！

        他极慢的向桥上挪了两步，虎妞仰着点身儿正往下走，嘴张着点儿：“我说祥子，你这儿来；给你！”他还没挪动几步，她已经到了身前：“给你，你存的三十多块钱；有几毛钱的零儿，我给你补足了一块。给你！不为别的，就为表表我的心，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别的都甭说，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给你！好好拿着，丢了可别赖我！”

        祥子把钱——一打儿钞票——接过来，楞了会儿，找不到话说。

        “得，咱们二十七见！不见不散！”她笑了笑。“便宜是你的，你自己细细的算算得了！”她转身往回走。

        他攥着那打儿票子，呆呆的看着她，一直到桥背把她的头遮下去。灰云又把月光掩住；灯更亮了，桥上分外的白，空，冷。他转身，放开步，往回走，疯了似的；走到了街门，心中还存着那个惨白冷落的桥影，仿佛只隔了一眨眼的工夫似的。

        到屋中，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数了两三遍，手心的汗把票子攥得发粘，总数不利落。数完，放在了闷葫芦罐儿里。坐在床沿上，呆呆的看着这个瓦器，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有钱便有办法，他很相信这个扑满会替他解决一切，不必再想什么。御河，景山，白塔，大桥，虎妞，肚子……都是梦；梦醒了，扑满里却多了三十几块钱，真的！

        看够了，他把扑满藏好，打算睡大觉，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明天再说！

        躺下，他闭不上眼！那些事就象一窝蜂似的，你出来，我进去，每个肚子尖上都有个刺！

        不愿意去想，也实在因为没法儿想，虎妞已把道儿都堵住，他没法脱逃。

        最好是跺脚一走。祥子不能走。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上别的都市？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既然不想走，别的就不用再费精神去思索了。虎妞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不依着她的道儿走，她真会老跟着他闹哄；只要他在北平，她就会找得着！跟她，得说真的，不必打算耍滑。把她招急了，她还会抬出刘四爷来，刘四爷要是买出一两个人——不用往多里说——在哪个僻静的地方也能要祥子的命！

        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他觉得象掉在个陷阱里，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决没法儿跑。他不能一个个的去批评她的主意，所以就找不出她的缝子来，他只感到她撒的是绝户网，连个寸大的小鱼也逃不出去！既不能一一的细想，他便把这一切作成个整个的，象千斤闸那样的压迫，全压到他的头上来。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倒霉！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去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虎妞会仗着个臭×，来欺侮他！他不用细想什么了；假若打算认命，好吧，去磕头认干爹，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

        想到这儿，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都放在一边去；不，这不是她的厉害，而是洋车夫的命当如此，就如同一条狗必定挨打受气，连小孩子也会无缘无故的打它两棍子。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呢？豁上就豁上吧！

        他不睡了，一脚踢开了被子，他坐了起来。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什么叫事情，哪个叫规矩，×你们的姥姥！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不去磕头，看谁怎样得了祥子！

        披上大棉袄，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他跑出去。风更大了些，天上的灰云已经散开，月很小，散着寒光。祥子刚从热被窝里出来，不住的吸溜气儿。街上简直已没了行人，路旁还只有一两辆洋车，车夫的手捂在耳朵上，在车旁跺着脚取暖。祥子一气跑到南边的小铺，铺中为保存暖气，已经上了门，由个小窗洞收钱递货。祥子要了四两白干，三个大子儿的落花生。平端着酒碗，不敢跑，而象轿夫似的疾走，回到屋中。急忙钻入被窝里去，上下牙磕打了一阵，不愿再坐起来。酒在桌上发着辛辣的味儿，他不很爱闻，就是对那些花生似乎也没心程去动。这一阵寒气仿佛是一盆冷水把他浇醒，他的手懒得伸出来，他的心也不再那么热。躺了半天，他的眼在被子边上又看了看桌上的酒碗。不，他不能为那点缠绕而毁坏了自己，不能从此破了酒戒。事情的确是不好办，但是总有个缝子使他钻过去。即使完全无可脱逃，他也不应当先自己往泥塘里滚；他得睁着眼，清清楚楚的看着，到底怎样被别人把他推下去。

        灭了灯，把头完全盖在被子里，他想就这么睡去。还是睡不着，掀开被看看，窗纸被院中的月光映得发青，象天要亮的样子。鼻尖觉到屋中的寒冷，寒气中带着些酒味。他猛的坐起来，摸住酒碗，吞了一大口！

    十

        个别的解决，祥子没那么聪明。全盘的清算，他没那个魄力。于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整天际圈着满肚子委屈。正和一切的生命同样，受了损害之后，无可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那斗落了大腿的蟋蟀，还想用那些小腿儿爬。祥子没有一定的主意，只想慢慢的一天天，一件件的挨过去，爬到哪儿算哪儿，根本不想往起跳了。

        离二十七还有十多天，他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心里想的，口中念道的，梦中梦见的，全是二十七。仿佛一过了二十七，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也往远处想，譬如拿着手里的几十块钱到天津去；到了那里，碰巧还许改了行，不再拉车。虎妞还能追到他天津去？在他的心里，凡是坐火车去的地方必是很远，无论怎样她也追不了去。想得很好，可是他自己良心上知道这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这样一来，他就又想到二十七那一天，还是这样想近便省事，只要混过这一关，就许可以全局不动而把事儿闯过去；即使不能干脆的都摆脱清楚，到底过了一关是一关。

        怎样混过这一关呢？他有两个主意：一个是不理她那回事，干脆不去拜寿。另一个是按照她所嘱咐的去办。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可是结果一样：不去呢，她必不会善罢甘休；去呢，她也不会饶了他。他还记得初拉车的时候，摹仿着别人，见小巷就钻，为是抄点近儿，而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街。现在他又入了这样的小胡同，仿佛是：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是一样的。

        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想，他都觉着憋气。想想她的模样，他只能摇头。不管模样吧，想想她的行为；哼！就凭自己这样要强，这样规矩，而娶那么个破货，他不能再见人，连死后都没脸见父母！谁准知道她肚子里的小孩是他的不是呢？不错，她会带过几辆车来；能保准吗？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即使一切顺利，他也受不了，他能干得过虎妞？她只须伸出个小指，就能把他支使的头晕眼花，不认识了东西南北。他晓得她的厉害！要成家，根本不能要她，没有别的可说的！要了她，便没了他，而他又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没办法！

        没方法处置她，他转过来恨自己，很想脆脆的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可是，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在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

        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他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朋友。平日，他觉得自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无牵无挂的一条好汉。现在，他才明白过来，悔悟过来，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特别是对那些同行的，现在都似乎有点可爱。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卖力气。可是，他始终是一个人；临时想抓朋友是不大容易的！他感到一点向来没有过的恐惧。照这么下去，谁也会欺侮他；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

        这点恐惧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冬天，遇上主人有饭局，或听戏，他照例是把电石灯的水筒儿揣在怀里；因为放在车上就会冻上。刚跑了一身的热汗，把那个冰凉的小水筒往胸前一贴，让他立刻哆嗦一下；不定有多大时候，那个水筒才会有点热和劲儿。可是在平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说不过去；有时候揣上它，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优越，那些拉破车的根本就用不上电石灯。现在，他似乎看出来，一月只挣那么些钱，而把所有的苦处都得受过来，连个小水筒也不许冻上，而必得在胸前抱着，自己的胸脯多么宽，仿佛还没有个小筒儿值钱。

        原先，他以为拉车是他最理想的事，由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现在他暗暗摇头了。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筒也不如的人！

        在虎妞找他的第三天上，曹先生同着朋友去看夜场电影，祥子在个小茶馆里等着，胸前揣着那象块冰似的小筒。天极冷，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充满了煤气，汗味，与贱臭的烟卷的干烟。饶这么样，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有的把头靠在墙上，借着屋中的暖和气儿，闭上眼打盹。有的拿着碗白干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有的攥着卷儿大饼，一口咬下半截，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个吃着大饼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咽饼，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哪？！我打他妈的——嗝！——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前门到平则门——嗝！——我拉他妈的三个来回了！这个天，把屁眼都他妈的冻裂了，一劲 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咬了一截饼。

        这，把大家的话又都转到天气上去，以天气为中心各自道出辛苦。祥子始终一语未发，可是很留心他们说了什么。大家的话，虽然口气，音调，事实，各有不同，但都是咒骂与不平。这些话，碰到他自己心上的委屈，就象一些雨点儿落在干透了的土上，全都吃了进去。

        他没法，也不会，把自己的话有头有尾的说给大家听；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大家都苦恼，他也不是例外；认识了自己，也想同情大家。大家说到悲苦的地方，他皱上眉；说到可笑的地方，他也撇撇嘴。这样，他觉得他是和他们打成一气，大家都是苦朋友，虽然他一言不发，也没大关系。从前，他以为大家是贫嘴恶舌，凭他们一天到晚穷说，就发不了财。今天仿佛是头一次觉到，他们并不是穷说，而是替他说呢，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

        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门忽然开了，进来一阵冷气。大家几乎都怒目的往外看，看谁这么不得人心，把门推开。大家越着急，门外的人越慢，似乎故意的磨烦①。茶馆的伙计半急半笑的喊：“快着点吧，我一个人的大叔！别把点热气儿都给放了！”

        这话还没说完，门外的人进来了，也是个拉车的。看样子已有五十多岁，穿着件短不够短，长不够长，莲蓬篓儿似的棉袄，襟上肘上已都露了棉花。脸似乎有许多日子没洗过，看不出肉色，只有两个耳朵冻得通红，红得象要落下来的果子。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小帽下杂乱的髭髭着；眉上，短须上，都挂着些冰珠。一进来，摸住条板凳便坐下了，扎挣着说了句：“沏一壶。”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聚处，象这个老车夫，在平日，是决不会进来的。

        大家看着他，都好象感到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的一点什么意思，谁也不想再开口。在平日，总会有一两个不很懂事的少年，找几句俏皮话来拿这样的茶客取取笑，今天没有一个出声的。

        茶还没有沏来，老车夫的头慢慢的往下低，低着低着，全身都出溜下去。

        大家马上都立了起来：“怎啦？怎啦？”说着，都想往前跑。

        “别动！”茶馆掌柜的有经验，拦住了大家。他独自过去，把老车夫的脖领解开，就地扶起来，用把椅子戗在背后，用手勒着双肩：“白糖水，快！”说完，他在老车夫的脖子那溜儿听了听，自言自语的：“不是痰！”

        大家谁也没动，可谁也没再坐下，都在那满屋子的烟中，眨巴着眼，向门儿这边看。大家好似都不约而同的心里说：“这就是咱们的榜样！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谁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市！”

        糖水刚放在老车夫的嘴边上，他哼哼了两声。还闭着眼，抬起右手——手黑得发亮，象漆过了似的——用手背抹了下儿嘴。

        “喝点水！”掌柜的对着他耳朵说。

        “啊？”老车夫睁开了眼。看见自己是坐在地上，腿蜷了蜷，想立起来。

        “先喝点水，不用忙。”掌柜的说，松开了手。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

        “哎！哎！”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

        慢慢的把糖水喝完，他又看了大家一眼：“哎，劳诸位的驾！”说得非常的温柔亲切，绝不象是由那个胡子拉碴的口中说出来的。说完，他又想往起立，过去三四个人忙着往起搀他。他脸上有了点笑意，又那么温和的说：“行，行，不碍！我是又冷又饿，一阵儿发晕！

        不要紧！“他脸上虽然是那么厚的泥，可是那点笑意教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温善白净的脸。

        大家似乎全动了心。那个拿着碗酒的中年人，已经把酒喝净，眼珠子通红，而且此刻带着些泪：“来，来二两！”等酒来到，老车夫已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他有一点醉意，可是规规矩矩的把酒放在老车夫面前：“我的请，您喝吧！我也四十望外了，不瞒您说，拉包月就是凑合事，一年是一年的事，腿知道！再过二三年，我也得跟您一样！您横是快六十了吧？”

        “还小呢，五十五！”老车夫喝了口酒。“天冷，拉不上座儿。我呀，哎，肚子空；就有几个子儿我都喝了酒，好暖和点呀！走在这儿，我可实在撑不住了，想进来取个暖。屋里太热，我又没食，横是晕过去了。不要紧，不要紧！劳诸位哥儿们的驾！”

        这时候，老者的干草似的灰发，脸上的泥，炭条似的手，和那个破帽头与棉袄，都象发着点纯洁的光，如同破庙里的神像似的，虽然破碎，依然尊严。大家看着他，仿佛唯恐他走了。祥子始终没言语，呆呆的立在那里。听到老车夫说肚子里空，他猛的跑出去，飞也似又跑回来，手里用块白菜叶儿托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说了声：吃吧！

        然后，坐在原位，低下头去，仿佛非常疲倦。“哎！”老者象是乐，又象是哭，向大家点着头。“到底是哥儿们哪！拉座儿，给他卖多大的力气，临完多要一个子儿都怪难的！”说着，他立了起来，要往外走。

        “吃呀！”大家几乎是一齐的喊出来。

        “我叫小马儿去，我的小孙子，在外面看着车呢！”“我去，您坐下！”那个中年的车夫说，“在这儿丢不了车，您自管放心，对过儿就是巡警阁子。”他开开了点门缝：“小马儿！小马儿！你爷爷叫你哪！把车放在这儿来！”

        老者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始终没往起拿。小马儿刚一进门，他拿起来一个：“小马儿，乖乖，给你！”小马儿也就是十二三岁，脸上挺瘦，身上可是穿得很圆，鼻子冻得通红，挂着两条白鼻涕，耳朵上戴着一对破耳帽儿。立在老者的身旁，右手接过包子来，左手又自动的拿起来一个，一个上咬了一口。

        “哎！慢慢的！”老者一手扶在孙子的头上，一手拿起个包子，慢慢的往口中送。“爷爷吃两个就够，都是你的！吃完了，咱们收车回家，不拉啦。明儿个要是不这么冷呀，咱们早着点出车。对不对，小马儿？”

        小马儿对着包子点了点头，吸溜了一下鼻子：“爷爷吃三个吧，剩下都是我的。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家去！”“不用！”老者得意的向大家一笑：“回头咱们还是走着，坐在车上冷啊。”

        老者吃完自己的份儿，把杯中的酒喝干，等着小马儿吃净了包子。掏出块破布来，擦了擦嘴，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儿子当兵去了，一去不回头；媳妇——”

        “别说那个！”小马儿的腮撑得象俩小桃，连吃带说的拦阻爷爷。

        “说说不要紧！都不是外人！”然后向大家低声的：“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媳妇也走了。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车破，可是我们自己的，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挣多挣少，我们爷儿俩苦混，无法！无法！”

        “爷爷，”小马儿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拉了拉老者的袖子，“咱们还得拉一趟，明儿个早上还没钱买煤呢！都是你，刚才二十子儿拉后门，依着我，就拉，你偏不去！明儿早上没有煤，看你怎样办！”

        “有法子，爷爷会去赊五斤煤球。”

        “还饶点劈柴？”

        “对呀！好小子，吃吧；吃完，咱们该蹓跶着了！”说着，老者立起来，绕着圈儿向大家说：“劳诸位哥儿们的驾啦！”伸手去拉小马儿，小马儿把未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口中。大家有的坐着没动，有的跟出来。祥子头一个跟出来，他要看看那辆车。

        一辆极破的车，车板上的漆已经裂了口，车把上已经磨得露出木纹，一只唏哩哗啷响的破灯，车棚子的支棍儿用麻绳儿捆着。小马儿在耳朵帽里找出根洋火，在鞋底儿上划着，用两只小黑手捧着，点着了灯。老者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哎了一声，抄起车把来，“明儿见啦，哥儿们！”

        祥子呆呆的立在门外，看着这一老一少和那辆破车。老者一边走还一边说话，语声时高时低；路上的灯光与黑影，时明时暗。祥子听着，看着，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

        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很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直到已看不见了他们，他才又进到屋中。大家又说笑起来，他觉得发乱，会了茶钱，又走了出来，把车拉到电影园门外去等候曹先生。

        天真冷。空中浮着些灰沙，风似乎是在上面疾走，星星看不甚真，只有那几个大的，在空中微颤。地上并没有风，可是四下里发着寒气，车辙上已有几条冻裂的长缝子，土色灰白，和冰一样凉，一样坚硬。祥子在电影园外立了一会儿，已经觉出冷来，可是不愿再回到茶馆去。他要静静的独自想一想。那一老一少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老者的车是自己的呀！自从他头一天拉车，他就决定买上自己的车，现在还是为这个志愿整天的苦奔；有了自己的车，他以为，就有了一切。哼，看看那个老头子！

        他不肯要虎妞，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买上车，省下钱，然后一清二白的娶个老婆；哼，看看小马儿！自己有了儿子，未必不就是那样。

        这样一想，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看透了自己，便无须小看别人，虎妞就是虎妞吧，什么也甭说了！

        电影散了，他急忙的把小水筒安好，点着了灯。连小棉袄也脱了，只剩了件小褂，他想飞跑一气，跑忘了一切，摔死也没多大关系！

    十一

        一想到那个老者与小马儿，祥子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放下，而想乐一天是一天吧，干吗成天际咬着牙跟自己过不去呢？！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象个人儿似的。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这么一想，他连虎妞的那回事儿都不想发愁了。

        及至看到那个闷葫芦罐儿，他的心思又转过来。不，不能随便；只差几十块钱就能买上车了，不能前功尽弃；至少也不能把罐儿里那点积蓄瞎扔了，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还是得往正路走，一定！可是，虎妞呢？还是没办法，还是得为那个可恨的二十七发愁。

        愁到了无可如何，他抱着那个瓦罐儿自言自语的嘀咕：爱怎样怎样，反正这点钱是我的！谁也抢不了去！有这点钱，祥子什么也不怕！招急了我，我会跺脚一跑，有钱，腿就会活动！

        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糖瓜摆满了街，走到哪里也可以听到“’U糖来，’U糖”的声音。祥子本来盼着过年，现在可是一点也不起劲，街上越乱，他的心越紧，那可怕的二十七就在眼前了！他的眼陷下去，连脸上那块疤都有些发暗。拉着车，街上是那么乱，地上是那么滑，他得分外的小心。心事和留神两气夹攻，他觉得精神不够用的了，想着这个便忘了那个，时常忽然一惊，身上痒刺刺的象小孩儿在夏天炸了痱子似的。

        祭灶那天下午，溜溜的东风带来一天黑云。天气忽然暖了一些。到快掌灯的时候，风更小了些，天上落着稀疏的雪花。卖糖瓜的都着了急，天暖，再加上雪花，大家一劲儿往糖上撒白土子，还怕都粘在一处。雪花落了不多，变成了小雪粒，刷刷的轻响，落白了地。七点以后，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香光炮影之中夹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显出点惊急的样子，步行的，坐车的，都急于回家祭神，可是地上湿滑，又不敢放开步走。卖糖的小贩急于把应节的货物”E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听着怪震心的。

        大概有九点钟了，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市，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马路上铺着一层薄雪，被街灯照得有点闪眼。偶尔过来辆汽车，灯光远射，小雪粒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象洒着万颗金砂。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教人眼宽神爽，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直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的接着雪花。祥子没工夫看这些美景，一看眼前的“玉路”，他只想一步便跑到家中；那直，白，冷静的大路似乎使他的心眼中一直的看到家门。可是他不能快跑，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跺下去，一会儿又粘上了。霰粒非常的小，可是沉重有分量，既拿脚，又迷眼，他不能飞快的跑。雪粒打在身上也不容易化，他的衣肩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虽然不算什么，可是湿渌渌的使他觉得别扭。这一带没有什么铺户，可是远处的炮声还继续不断，时时的在黑空中射起个双响或五鬼闹判儿。火花散落，空中越发显着黑，黑得几乎可怕。他听着炮声，看见空中的火花与黑暗，他想立刻到家。可是他不敢放开了腿，别扭！

        更使他不痛快的是由西城起，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儿跟着他。到了西长安街，街上清静了些，更觉出后面的追随——车辆轧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祥子，和别的车夫一样，最讨厌自行车。汽车可恶，但是它的声响大，老远的便可躲开。自行车是见缝子就钻，而且东摇西摆，看着就眼晕。外带着还是别出错儿，出了错儿总是洋车夫不对，巡警们心中的算盘是无论如何洋车夫总比骑车的好对付，所以先派洋车夫的不是。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闸住车，摔后头这小子一交。但是他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每当要跺一跺鞋底儿的时候，他得喊声：“闸住！”到了南海前门，街道是那么宽，那辆脚踏车还紧紧的跟在后面。祥子更上了火，他故意的把车停住了，”诹*”诩*上的雪。他立住，那辆自行车从车旁蹭了过去。车上的人还回头看了看。祥子故意的磨烦，等自行车走出老远才抄起车把来，骂了句：“讨厌！”曹先生的“人道主义”使他不肯安那御风的棉车棚子，就是那帆布车棚也非到赶上大雨不准支上，为是教车夫省点力气。这点小雪，他以为没有支起车棚的必要，况且他还贪图着看看夜间的雪景呢。他也注意到这辆自行车，等祥子骂完，他低声的说，“要是他老跟着，到家门口别停住，上黄化门左先生那里去；别慌！”

        祥子有点慌。他只知道骑自行车的讨厌，还不晓得其中还有可怕的——既然曹先生都不敢家去，这个家伙一定来历不小！他跑了几十步，便追上了那个人；故意的等着他与曹先生呢。自行车把祥子让过去，祥子看了车上的人一眼。一眼便看明白了，侦缉队上的。他常在茶馆里碰到队里的人，虽然没说过话儿，可是晓得他们的神气与打扮。这个的打扮，他看着眼熟：青大袄，呢帽，帽子戴得很低。

        到了南长街口上，祥子乘着拐弯儿的机会，向后溜了一眼，那个人还跟着呢。他几乎忘了地上的雪，脚底下加了劲。直长而白亮的路，只有些冷冷的灯光，背后追着个侦探！祥子没有过这种经验，他冒了汗。到了公园后门，他回了回头，还跟着呢！到了家门口，他不敢站住，又有点舍不得走；曹先生一声也不响，他只好继续往北跑。一气跑到北口，自行车还跟着呢！他进了小胡同，还跟着！出了胡同，还跟着！上黄化门去，本不应当进小胡同，直到他走到胡同的北口才明白过来，他承认自己是有点迷头，也就更生气。跑到景山背后，自行车往北向后门去了。祥子擦了把汗。雪小了些，可是雪粒中又有了几片雪花。祥子似乎喜爱雪花，大大方方的在空中飞舞，不象雪粒那么使人别气。他回头问了声：“上哪儿，先生？”

        “还到左宅。有人跟你打听我，你说不认识！”

        “是啦！”祥子心中打开了鼓，可是不便细问。

        到了左家，曹先生叫祥子把车拉进去，赶紧关上门。曹先生还很镇定，可是神色不大好看。嘱咐完了祥子，他走进去。祥子刚把车拉进门洞来，放好，曹先生又出来了，同着左先生；祥子认识，并且知道左先生是宅上的好朋友。“祥子，”曹先生的嘴动得很快，“你坐汽车回去。告诉太太我在这儿呢。教她们也来，坐汽车来，另叫一辆，不必教你坐去的这辆等着。明白？好！告诉太太带着应用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儿。听明白了？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为是再告诉你一声，怕她一着急，把我的话忘了，你好提醒她一声。”
        “我去好不好？”左先生问了声。
        “不必！刚才那个人未必一定是侦探，不过我心里有那回事儿，不能不防备一下。你先叫辆汽车来好不好？”左先生去打电话叫车。曹先生又嘱咐了祥子一遍：“汽车来到，我这给了钱。教太太快收拾东西；别的都不要紧，就是千万带着小孩子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那几张画！等太太收拾好，教高妈打电要辆车，上这儿来。这都明白了？等她们走后，你把大门锁好，搬到书房去睡，那里有电话。你会打电？”

        “不会往外打，会接。”其实祥子连接电话也不大喜欢，不过不愿教曹先生着急，只好这么答应下。

        “那就行！”曹先生接着往下说，说得还是很快：“万一有个动静，你别去开门！我们都走了，剩下你一个，他们决不放手你！见事不好的话，你灭了灯，打后院跳到王家去。王家的人你认得？对！在王家藏会儿再走。我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都不用管，跳墙就走，省得把你拿了去！你若丢了东西，将来我赔上。先给你这五块钱拿着。好，我去给太太打电话，回头你再对她说一遍。不必说拿人，刚才那个骑车的也许是侦探，也许不是；你也先别着慌！”

        祥子心中很乱，好象有许多要问的话，可是因急于记住曹先生所嘱咐的，不敢再问。

        汽车来了，祥子楞头磕脑的坐进去。雪不大不小的落着，车外边的东西看不大真，他直挺着腰板坐着，头几乎顶住车棚。他要思索一番，可是眼睛只顾看车前的红箭头，红得那么鲜灵可爱。驶车的面前的那把小刷子，自动的左右摆着，刷去玻璃上的哈气，也颇有趣。刚似乎把这看腻了，车已到了家门，心中怪不得劲的下了车。

        刚要按街门的电铃，象从墙里钻出个人来似的，揪住他的腕子。祥子本能的想往出夺手，可是已经看清那个人，他不动了，正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侦探。

        “祥子，你不认识我了？”侦探笑着松了手。

        祥子咽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

        “你不记得当初你教我们拉到西山去？我就是那个孙排长。想起来了吧？”

        “啊，孙排长！”祥子想不起来。他被大兵们拉到山上去的时候，顾不得看谁是排长，还是连长。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脸上那块疤是个好记号。我刚才跟了你半天，起初也有点不敢认你，左看右看，这块疤不能有错！”

        “有事吗？”祥子又要去按电铃。

        “自然是有事，并且是要紧的事！咱们进去说好不好！”孙排长——现在是侦探——伸手按了铃。

        “我有事！”祥子的头上忽然冒了汗，心里发着狠儿说：“躲他还不行呢，怎能往里请呢！”

        “你不用着急，我来是为你好！”侦探露出点狡猾的笑意。赶到高妈把门开开，他一脚迈进去：“劳驾劳驾！”没等祥子和高妈过一句话，扯着他便往里走，指着门房：“你在这儿住？”进了屋，他四下里看了一眼：“小屋还怪干净呢！你的事儿不坏！”

        “有事吗？我忙！”祥子不能再听这些闲盘儿。“没告诉你吗，有要紧的事！”孙侦探还笑着，可是语气非常的严厉。“干脆对你说吧，姓曹的是乱党，拿住就枪毙，他还是跑不了！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再说咱们又都是街面上的人，所以我担着好大的处分来给你送个信！你要是晚跑一步，回来是堵窝儿掏，谁也跑不了。咱们卖力气吃饭，跟他们打哪门子挂误官司？这话对不对？”

        “对不起人呀！”祥子还想着曹先生所嘱托的话。“对不起谁呀？”孙侦探的嘴角上带笑，而眼角棱棱着。“祸是他们自己闯的，你对不起谁呀？他们敢作敢当，咱们跟着受罪，才合不着！不用说别的，把你圈上三个月，你野鸟似的惯了，楞教你坐黑屋子，你受得了受不了？再说，他们下狱，有钱打点，受不了罪；你呀，我的好兄弟，手里没硬的，准拴在尿桶上！这还算小事，碰巧了他们花钱一运动，闹个几年徒刑；官面上交待不下去，要不把你垫了背才怪。咱们不招谁不惹谁的，临完上天桥吃黑枣，冤不冤？你是明白人，明白人不吃眼前亏。对得起人喽，又！告诉你吧，好兄弟，天下就没有对得起咱们苦哥儿们的事！”

        祥子害了怕。想起被大兵拉去的苦处，他会想象到下狱的滋味。“那么我得走，不管他们？”

        “你管他们，谁管你呢？！”

        祥子没话答对。楞了会儿，连他的良心也点了头：“好，我走！”

        “就这么走吗？”孙侦探冷笑了一下。

        祥子又迷了头。

        “祥子，我的好伙计！你太傻了！凭我作侦探的，肯把你放了走？”

        “那——”祥子急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别装傻！”孙侦探的眼盯住祥子的：“大概你也有个积蓄，拿出来买条命！我一个月还没你挣的多，得吃得穿得养家，就仗着点外找儿，跟你说知心话！你想想，我能一撒巴掌把你放了不能？哥儿们的交情是交情，没交情我能来劝你吗？可是事情是事情，我不图点什么，难道教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外场人用不着费话，你说真的吧！”

        “得多少？”祥子坐在了床上。

        “有多少拿多少，没准价儿！”

        “我等着坐狱得了！”

        “这可是你说的？可别后悔？”孙侦探的手伸入棉袍中，“看这个，祥子！我马上就可以拿你，你要拒捕的话，我开枪！我要马上把你带走，不要说钱呀，连你这身衣裳都一进狱门就得剥下来。你是明白人，自己合计合计得了！”“有工夫挤我，干吗不挤挤曹先生？”

        祥子吭吃了半天才说出来。

        “那是正犯，拿住呢有点赏，拿不住担‘不是’。你，你呀，我的傻兄弟，把你放了象放个屁；把你杀了象抹个臭虫！拿钱呢，你走你的；不拿，好，天桥见！别麻烦，来干脆的，这么大的人！再说，这点钱也不能我一个人独吞了，伙计们都得沾补点儿，不定分上几个子儿呢。这么便宜买条命还不干，我可就没了法！你有多少钱？”

        祥子立起来，脑筋跳起多高，攥上了拳头。

        “动手没你的，我先告诉你，外边还有一大帮人呢！快着，拿钱！我看面子，你别不知好歹！”孙侦探的眼神非常的难看了。

        “我招谁惹谁了？！”祥子带着哭音，说完又坐在床沿上。“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儿上了！人就是得胎里富，咱们都是底儿上的。什么也甭再说了！”孙侦探摇了摇头，似有无限的感慨。“得了，自当是我委屈了你，别再磨烦了！”

        祥子又想了会儿，没办法。他的手哆嗦着，把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

        “我看看！”孙侦探笑了，一把将瓦罐接过来，往墙上一碰。

        祥子看着那些钱洒在地上，心要裂开。

        “就是这点？”

        祥子没出声，只剩了哆嗦。

        “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你可也得知道，这些钱儿买一条命，便宜事儿！”
        祥子还没出声，哆嗦着要往起裹被褥。
        “那也别动！”
        “这么冷的……”祥子的眼瞪得发了火。
        “我告诉你别动，就别动！滚！”
        祥子咽了口气，咬了咬嘴唇，推门走出来。
        雪已下了寸多厚，祥子低着头走。处处洁白，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

    十二

        祥子想找个地方坐下，把前前后后细想一遍，哪怕想完只能哭一场呢，也好知道哭的是什么；事情变化得太快了，他的脑子已追赶不上。没有地方给他坐，到处是雪。小茶馆们已都上了门，十点多了；就是开着，他也不肯进去，他愿意找个清静地方，他知道自己眼眶中转着的泪随时可以落下来。既没地方坐一坐，只好慢慢的走吧；可是，上哪里去呢？这个银白的世界，没有他坐下的地方，也没有他的去处；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饿着肚子的小鸟，与走投无路的人，知道什么叫作哀叹。

        上哪儿去呢？这就成个问题，先不用想到别的了！下小店？不行！凭他这一身衣服，就能半夜里丢失点什么，先不说店里的虱子有多么可怕。上大一点的店？去不起，他手里只有五块钱，而且是他的整部财产。上澡堂子？十二点上门，不能过夜。没地方去。

        因为没地方去，才越觉得自己的窘迫。在城里混了这几年了，只落得一身衣服，和五块钱；连被褥都混没了！由这个，他想到了明天，明天怎办呢？拉车，还去拉车，哼，拉车的结果只是找不到个住处，只是剩下点钱被人家抢了去！作小买卖，只有五块钱的本钱，而连挑子扁担都得现买，况且哪个买卖准能挣出嚼谷呢？拉车可以平地弄个三毛四毛的，作小买卖既要本钱，而且没有准能赚出三餐的希望。等把本钱都吃进去，再去拉车，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白白赔上五块钱？这五块钱不能轻易放手一角一分，这是最后的指望！当仆人去，不在行：伺候人，不会；洗衣裳作饭，不会！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会，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

        不知不觉的，他来到了中海。到桥上，左右空旷，一眼望去，全是雪花。他这才似乎知道了雪还没住，摸一摸头上，毛线织的帽子上已经很湿。桥上没人，连岗警也不知躲在哪里去了，有几盏电灯被雪花打的仿佛不住的眨眼。祥子看看四外的雪，心中茫然。

        他在桥上立了许久，世界象是已经死去，没一点声音，没一点动静，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机会，慌乱的，轻快的，一劲儿往下落，要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世界埋上。在这种静寂中，祥子听见自己的良心的微语。先不要管自己吧，还是得先回去看看曹家的人。只剩下曹太太与高妈，没一个男人！难道那最后的五块钱不是曹先生给的么？不敢再思索，他拔起腿就往回走，非常的快。

        门外有些脚印，路上有两条新印的汽车道儿。难道曹太太已经走了吗？那个姓孙的为什么不拿她们呢？

        不敢过去推门，恐怕又被人捉住。左右看，没人，他的心跳起来，试试看吧，反正也无家可归，被人逮住就逮住吧。轻轻推了推门，门开着呢。顺着墙根走了两步，看见了自己屋中的灯亮儿，自己的屋子！他要哭出来。弯着腰走过去，到窗外听了听，屋内咳嗽了一声，高妈的声音！他拉开了门。“谁？哟，你！可吓死我了！”高妈捂着心口，定了定神，坐在了床上。“祥子，怎么回事呀？”

        祥子回答不出，只觉得已经有许多年没见着她了似的，心中堵着一团热气。

        “这是怎么啦？”高妈也要哭的样子的问：“你还没回来，先生打来电，叫我们上左宅，还说你马上就来。你来了，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吗？我一瞧，你还同着个生人，我就一言没发呀，赶紧进去帮助太太收拾东西。你始终也没进去。黑灯下火的教我和太太瞎抓，少爷已经睡得香香的，生又从热被窝里往外抱。包好了包，又上书房去摘画儿，你是始终不照面儿，你是怎么啦？我问你！糙糙的收拾好了，我出来看你，好，你没影儿啦！太太气得——一半也是急得——直哆嗦。我只好打电叫车吧。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空城计’，全走了哇。好，我跟太太横打了鼻梁①，我说太太走吧，我看着。祥子回来呢，我马上赶到左宅去；不回来呢，我认了命！这是怎会说的！你是怎回事，说呀！”

        祥子没的说。

        “说话呀！楞着算得了事吗？到底是怎回事？”

        “你走吧！”祥子好容易找到了一句话：“走吧！”“你看家？”高妈的气消了点。

        “见了先生，你就说，侦探逮住了我，可又，可又，没逮住我！”

        “这象什么话呀？”高妈气得几乎要笑。

        “你听着！”祥子倒挂了气：“告诉先生快跑，侦探说了，准能拿住先生。左宅也不是平安的地方。快跑！你走了，我跳到王家去，睡一夜。我把这块的大门锁上。明天，我去找我的事。对不起曹先生！”

        “越说我越胡涂！”高妈叹了口气。“得啦，我走，少爷还许冻着了呢，赶紧看看去！

        见了先生，我就说祥子说啦，教先生快跑。今个晚上祥子锁上大门，跳到王家去睡；明天他去找事。是这么着不是？“

        祥子万分惭愧的点了点头。

        高妈走后，祥子锁好大门，回到屋中。破闷葫芦罐还在地上扔着，他拾起块瓦片看了看，照旧扔在地上。床上的铺盖并没有动。奇怪，到底是怎回事呢？难道孙侦探并非真的侦探？不能！曹先生要是没看出点危险来，何至于弃家逃走？不明白！不明白！他不知不觉的坐在了床沿上。刚一坐下，好似惊了似的又立起来。不能在此久停！假若那个姓孙的再回来呢？！心中极快的转了转：对不住曹先生，不过高妈带回信去教他快跑，也总算过得去了。

        论良心，祥子并没立意欺人，而且自己受着委屈。自己的钱先丢了，没法再管曹先生的。自言自语的，他这样一边叨唠，一边儿往起收拾铺盖。

        扛起铺盖，灭了灯，他奔了后院。把铺盖放下，手扒住墙头低声的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没人答应，祥子下了决心，先跳过去再说。把铺盖扔过去，落在雪上，没有什么声响。他的心跳了一阵。紧跟着又爬上墙头，跳了过去。在雪地上拾起铺盖，轻轻的去找老程。他知道老程的地方。大家好象都已睡了，全院中一点声儿也没有。祥子忽然感到作贼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他放了点胆子，脚踏实地的走，雪很瓷实，发着一点点响声。找到了老程的屋子，他咳嗽了一声。老程似乎是刚躺下：“谁？”

        “我，祥子！你开开门！”祥子说得非常的自然，柔和，好象听见了老程的声音，就象听见个亲人的安慰似的。老程开了灯，披着件破皮袄，开了门：“怎么啦？祥子！三更半夜的！”

        祥子进去，把铺盖放在地上，就势儿坐在上面，又没了话。

        老程有三十多岁，脸上与身上的肉都一疙瘩一块的，硬得出棱儿。平日，祥子与他并没有什么交情，不过是见面总点头说话儿。有时候，王太太与曹太太一同出去上街，他俩更有了在一处喝茶与休息的机会。祥子不*峙宸铣蹋铣膛艿煤芸欤墒腔爬*慌张，而且手老拿不稳车把似的。在为人上，老程虽然怪好的，可是有了这个缺点，祥子总不能完全钦佩他。

        今天，祥子觉得老程完全可爱了。坐在那儿，说不出什么来，心中可是感激，亲热。刚才，立在中海的桥上；现在，与个熟人坐在屋里；变动的急剧，使他心中发空；同时也发着些热气。

        老程又钻到被窝中去，指着破皮袄说：“祥子抽烟吧，兜儿里有，别野的。”别墅牌的烟自从一出世就被车夫们改为“别野”的。

        祥子本不吸烟，这次好似不能拒绝，拿了支烟放在唇间吧唧着。

        “怎么啦？”老程问：“辞了工？”

        “没有，”祥子依旧坐在铺盖上，“出了乱子！曹先生一家子全跑啦，我也不敢独自看家！”

        “什么乱子？”老程又坐起来。

        “说不清呢，反正乱子不小，连高妈也走了！”“四门大开，没人管？”

        “我把大门给锁上了！”

        “哼！”老程寻思了半天，“我告诉王先生一声儿去好不好？”说着，就要披衣裳。

        “明天再说吧，事情简直说不清！”祥子怕王先生盘问他。

        祥子说不清的那点事是这样：曹先生在个大学里教几点钟功课。学校里有个叫阮明的学生，一向跟曹先生不错，时常来找他谈谈。曹先生是个社会主义者，阮明的思想更激烈，所以二人很说得来。不过，年纪与地位使他们有点小冲突：曹先生以教师的立场看，自己应当尽心的教书，而学生应当好好的交待功课，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而在成绩上马马虎虎。在阮明看呢，在这种破乱的世界里，一个有志的青年应当作些革命的事业，功课好坏可以暂且不管。他和曹先生来往，一来是为彼此还谈得来，二来是希望因为感情而可以得到够升级的分数，不论自己的考试成绩坏到什么地步。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可原谅的例子。

        到考试的时候，曹先生没有给阮明及格的分数。阮明的成绩，即使曹先生给他及格，也很富余的够上了停学。可是他特别的恨曹先生。他以为曹先生太不懂面子；面子，在中国是与革命有同等价值的。因为急于作些什么，阮明轻看学问。因为轻看学问，慢慢他习惯于懒惰，想不用任何的劳力而获得大家的钦佩与爱护；无论怎说，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呀！曹先生没有给他及格的分数，分明是不了解一个有志的青年；那么，平日可就别彼此套近乎呀！

        既然平日交情不错，而到考试的时候使人难堪，他以为曹先生为人阴险。成绩是无可补救了，停学也无法反抗，他想在曹先生身上泄泄怒气。既然自己失了学，那么就拉个教员来陪绑。这样，既能有些事作，而且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厉害。阮明不是什么好惹的！况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

        他把曹先生在讲堂上所讲的，和平日与他闲谈的，那些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编辑了一下，到党部去告发——曹先生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

        曹先生也有个耳闻，可是他觉得很好笑。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个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可笑，所以也就不大在意，虽然学生和同事的都告诉他小心一些。镇定并不能——在乱世——保障安全。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名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他找了左先生去。左先生有主意：“到必要的时候，搬到我这儿来，他们还不至于搜查我来！”左先生认识人；人比法律更有力。“你上这儿来住几天，躲避躲避。总算我们怕了他们。然后再去疏通，也许还得花上俩钱。面子足，钱到手，你再回家也就没事了。”

        孙侦探知道曹先生常上左宅去，也知道一追紧了的时候他必定到左宅去。他们不敢得罪左先生，而得吓*~就吓*~曹先生。多咱把他赶到左宅去，他们才有拿钱的希望，而且很够面子。敲祥子，并不在侦探们的计划内，不过既然看见了祥子，带手儿的活，何必不先拾个十头八块的呢？

        对了，祥子是遇到“点儿”上，活该。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把一支烟烧完，祥子还是想不出道理来，他象被厨子提在手中的鸡，只知道缓一口气就好，没有别的主意。他很愿意和老程谈一谈，可是没话可说，他的话不够表现他的心思的，他领略了一切苦处，他的口张不开，象个哑吧。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

        先不用想过去的事吧，明天怎样呢？曹宅是不能再回去，上哪里去呢？“我在这儿睡一夜，行吧？”他问了句，好象条野狗找到了个避风的角落，暂且先忍一会几；不过就是这点事也得要看明白了，看看妨碍别人与否。

        “你就在这儿吧，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地上行吗？上来挤挤也行呀！”

        祥子不肯上去挤，地上就很好。

        老程睡去，祥子来回的翻腾，始终睡不着。地上的凉气一会儿便把褥子冰得象一张铁，他蜷着腿，腿肚子似乎还要转筋。门缝子进来的凉风，象一群小针似的往头上刺。他狠狠的闭着眼，蒙上了头，睡不着。听着老程的呼声，他心中急躁，恨不能立起来打老程一顿才痛快。越来越冷，冻得嗓子中发痒，又怕把老程咳嗽醒了。

        睡不着，他真想偷偷的起来，到曹宅再看看。反正事情是吹了，院中又没有人，何不去拿几件东西呢？自己那么不容易省下的几个钱，被人抢去，为曹宅的事而被人抢去，为什么不可以去偷些东西呢。为曹宅的事丢了钱，再由曹宅给赔上，不是正合适么？这么一想，他的眼亮起来，登时忘记了冷；走哇！那么不容易得到的钱，丢了，再这么容易得回来，走！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怎知道别人不去偷呢？那个姓孙的拿走些东西又有谁知道呢？他又坐了起来。远处有个狗叫了几声。他又躺下去。还是不能去，别人去偷，偷吧，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穷到这样，不能再教心上多个黑点儿！

        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要是夜间丢了东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他！他不但不肯去偷了，而且怕别人进去了。真要是在这一夜里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不冷了，手心上反倒见了点汗。怎办呢？跳回宅里去看着？不敢。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不能再自投罗网。不去，万一丢了东西呢？

        想不出主意。他又坐起来，弓着腿坐着，头几乎挨着了膝。头很沉，眼也要闭上，可是不敢睡。夜是那么长，只没有祥子闭一闭眼的时间。

        坐了不知多久，主意不知换了多少个。他忽然心中一亮，伸手去推老程：“老程！老程！醒醒！”

        “干吗？”老程非常的不愿睁开眼：“撒尿，床底下有夜壶。”“你醒醒！开开灯！”

        “有贼是怎着？”老程迷迷忽忽的坐起来。

        “你醒明白了？”

        “嗯！”

        “老程，你看看！这是我的铺盖，这是我的衣裳，这是曹先生给的五块钱；没有别的了？”

        “没了；干吗？”老程打了个哈欠。

        “你醒明白了？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

        “没有！咱哥儿们，久吃宅门的，手儿粘赘还行吗？干得着，干；干不着，不干；不能拿人家东西！就是这个事呀？”“你看明白了？”

        老程笑了：“没错儿！我说，你不冷呀？”

        “行！”

    十三

        因有雪光，天仿佛亮得早了些。快到年底，不少人家买来鸡喂着，鸡的鸣声比往日多了几倍。处处鸡啼，大有些丰年瑞雪的景况。祥子可是一夜没睡好。到后半夜，他忍了几个盹儿，迷迷糊糊的，似睡不睡的，象浮在水上那样忽起忽落，心中不安。越睡越冷，听到了四外的鸡叫，他实在撑不住了。不愿惊动老程，他蜷着腿，用被子堵上嘴咳嗽，还不敢起来。

        忍着，等着，心中非常的焦躁。好容易等到天亮，街上有了大车的轮声与赶车人的呼叱，他坐了起来。坐着也是冷，他立起来，系好了钮扣，开开一点门缝向外看了看。雪并没有多么厚，大概在半夜里就不下了；天似乎已晴，可是灰渌渌的看不甚清，连雪上也有一层很淡的灰影似的。一眼，他看到昨夜自己留下的大脚印，虽然又被雪埋上，可是一坑坑的还看得很真。

        一来为有点事作，二来为消灭痕迹，他一声没出，在屋角摸着把笤帚，去扫雪。雪沉，不甚好扫，一时又找不到大的竹帚，他把腰弯得很低，用力去刮揸；上层的扫去，贴地的还留下一些雪粒，好象已抓住了地皮。直了两回腰，他把整个的外院全扫完，把雪都堆在两株小柳树的底下。他身上见了点汗，暖和，也轻松了一些。跺了跺脚，他吐了口长气，很长很白。

        进屋，把笤帚放在原处，他想往起收拾铺盖。老程醒了，打了个哈欠，口还没并好，就手就说了话：“不早啦吧？”说得音调非常的复杂。说完，擦了擦泪，顺手向皮袄袋里摸出支烟来。吸了两口烟，他完全醒明白了。“祥子，你先别走！等我去打点开水，咱们热热的来壶茶喝。这一夜横是够你受的！”

        “我去吧？”祥子也递个和气。但是，刚一说出，他便想起昨夜的恐怖，心中忽然堵成了一团。

        “不；我去！我还得请请你呢！”说着，老程极快的穿上衣裳，钮扣通体没扣，只将破皮袄上拢了根搭包，叼着烟卷跑出去：“喝！院子都扫完了？你真成！请请你！”祥子稍微痛快了些。

        待了会儿，老程回来了，端着两大碗甜浆粥，和不知多少马蹄烧饼与小焦油炸鬼。“没沏茶，先喝点粥吧，来，吃吧；不够，再去买；没钱，咱赊得出来；干苦活儿，就是别缺着嘴，来！”

        天完全亮了，屋中冷清清的明亮，二人抱着碗喝起来，声响很大而甜美。谁也没说话，一气把烧饼油鬼吃净。“怎样？”老程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该走了！”祥子看着地上的铺盖卷。

        “你说说，我到底还没明白是怎回子事！”老程递给祥子一支烟，祥子摇了摇头。

        想了想，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程了。结结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说了一遍，虽然很费力，可是说得不算不完全。

        老程撇了半天嘴，似乎想过点味儿来。“依我看哪，你还是找曹先生去。事情不能就这么搁下，钱也不能就这么丢了！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教你看事不好就跑？那么，你一下车就教侦探给堵住，怪谁呢？不是你不忠心哪，是事儿来得太邪，你没法儿不先顾自己的命！教我看，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去，找曹先生去，把前后的事一五一十都对他实说，我想，他必不能怪你，碰巧还许赔上你的钱！你走吧，把铺盖放在这儿，早早的找他去。天短，一出太阳就得八点，赶紧走你的！”

        祥子活了心，还有点觉得对不起曹先生，可是老程说得也很近情理——侦探拿枪堵住自己，怎能还顾得曹家的事呢？“走吧！”老程又催了句。“我看昨个晚上你是有点绕住了；遇上急事，谁也保不住迷头。我现在给你出的道儿准保不错，我比你岁数大点，总多经过些事儿。走吧，这不是出了太阳？”

        朝阳的一点光，借着雪，已照明了全城。蓝的天，白的雪，天上有光，雪上有光，蓝白之间闪起一片金花，使人痛快得睁不开眼！祥子刚要走，有人敲门。老程出去看，在门洞儿里叫：“祥子！找你的！”

        左宅的王二，鼻子冻得滴着清水，在门洞儿里跺去脚上的雪。老程见祥子出来，让了句：“都里边坐！”三个人一同来到屋中。

        “那什么，”王二搓着手说，“我来看房，怎么进去呀，大门锁着呢。那什么，雪后寒，真冷！那什么，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上天津，也许是上海，我说不清。

        左先生嘱咐我来看房。那什么，可真冷！“

        祥子忽然的想哭一场！刚要依着老程的劝告，去找曹先生，曹先生会走了。楞了半天，他问了句：“曹先生没说我什么？”

        “那什么，没有。天还没亮，就都起来了，简直顾不得说话了。火车是，那什么，七点四十分就开！那什么，我怎么过那院去？”王二急于要过去。

        “跳过去！”祥子看了老程一眼，仿佛是把王二交给了老程，他拾起自己的铺盖卷来。

        “你上哪儿？”老程问。

        “人和厂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一句话说尽了祥子心中的委屈，羞愧，与无可如何。他没别的办法，只好去投降！一切的路都封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一点用处，因为有条“狗”命！

        老程接了过来：“你走你的吧。这不是当着王二，你一草一木也没动曹宅的！走吧。到这条街上来的时候，进来聊会子，也许我打听出来好事，还给你荐呢。你走后，我把王二送到那边去。有煤呀？”

        “煤，劈柴，都在后院小屋里。”祥子扛起来铺盖。

        街上的雪已不那么白了，马路上的被车轮轧下去，露出点冰的颜色来。土道上的，被马踏的已经黑一块白一块，怪可惜的。祥子没有想什么，只管扛着铺盖往前走。一气走到了人和车厂。他不敢站住，只要一站住，他知道就没有勇气进去。他一直的走进去，脸上热得发烫。他编好了一句话，要对虎妞说：“我来了，瞧着办吧！怎办都好，我没了法儿！”及至见了她，他把这句话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始终说不出来，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

        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象拔去毛的冻鸡。

        “哟！你回来啦！”非常的亲热，她的眼中笑得发了些光。“赁给我辆车！”祥子低着头看鞋头上未化净的一些雪。

        “跟老头子说去，”她低声的说，说完向东间一努嘴。

        刘四爷正在屋里喝茶呢，面前放着个大白炉子，火苗有半尺多高。见祥子进来，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哪？！忘了我啦！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事情怎样？买上车没有？”

        祥子摇了摇头，心中刺着似的疼。“还得给我辆车拉，四爷！”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一碗。”

        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茶非常的烫，火非常的热，他觉得有点发困。把碗放下，刚要出来，刘四爷把他叫住了。

        “等等走，你忙什么？告诉你：你来得正好。二十七是我的生日，我还要搭个棚呢，请请客。你帮几天忙好了，先不必去拉车。他们，”刘四爷向院中指了指，“都不可靠，我不愿意教他们吊儿啷当的瞎起哄。你帮帮好了。该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说。先去扫扫雪，晌午我请你吃火锅。”“是了，四爷！”祥子想开了，既然又回到这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父女吧；他们爱怎么调动他，都好，他认了命！“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①进来了，“还是祥子，别人都差点劲儿。”

        刘四爷笑了。祥子把头低得更往下了些。

        “来，祥子！”虎妞往外叫他，“给你钱，先去买扫帚，要竹子的，好扫雪。得赶紧扫，今天搭棚的就来。”走到她的屋里，她一边给祥子数钱，一边低声的说：“精神着点！

        讨老头子的喜欢！咱们的事有盼望！“

        祥子没言语，也没生气。他好象是死了心，什么也不想，给它个混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活儿就作，手脚不闲着，几转就是一天，自己顶好学拉磨的驴，一问三不知，只会拉着磨走。

        他可也觉出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虽然不肯思索，不肯说话，不肯发脾气，但是心中老堵一块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只要有会儿闲工夫，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可是老那么大；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可是噎得慌，象块海绵似的。心中堵着这块东西，他强打精神去作事，为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好去闷睡。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他扫雪，他买东西，他去定煤气灯，他刷车，他搬桌椅，他吃刘四爷的犒劳饭，他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口里没话，心里没思想，只隐隐的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

        地上的雪扫净，房上的雪渐渐化完，棚匠“喊高儿”上了房，支起棚架子。讲好的是可着院子①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棚里有玻璃隔扇，挂面屏，见木头就包红布。正门旁门一律挂彩子，厨房搭在后院。刘四爷，因为庆九，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所以第一要搭个体面的棚。天短，棚匠只扎好了棚身，上了栏杆和布，棚里的花活和门上的彩子，得到第二天早晨来挂。刘四爷为这个和棚匠大发脾气，气得脸上飞红。因为这个，他派祥子去催煤气灯，厨子，千万不要误事。其实这两件绝不会误下，可是老头子不放心。祥子为这个刚跑回来，刘四爷又教他去给借麻将牌，借三四副，到日子非痛痛快快的赌一下不可。借来牌，又被派走去借留声机，作寿总得有些响声儿。祥子的腿没停住一会儿，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拉惯了车，空着手儿走比跑还累得慌；末一趟回来，他，连他，也有点抬不起脚来了。“好小子！你成！我要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教我活几岁也是好的！歇着去吧，明天还有事呢！”

        虎妞在一旁，向祥子挤了挤眼。

        第二天早上，棚匠来找补活。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刘老头子仰着头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刘老头子马上教祥子去请一堂苹果，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买到，马上摆好；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

        “祥子送的，看他多么有心眼！”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

        寿堂正中还短着个大寿字，照例是由朋友们赠送，不必自己预备。现在还没有人送来，刘四爷性急，又要发脾气：“谁家的红白事，我都跑到前面，到我的事情上了，给我个干撂台，×他妈妈的！”

        “明天二十六，才落座儿，忙什么呀？”虎妞喊着劝慰。“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这么零零碎碎的看着揪心！我说祥子，水月灯①今天就得安好，要是过四点还不来，我剐了他们！”

        “祥子，你再去催！”虎妞故意倚重他，总在爸的面前喊祥子作事。祥子一声不出，把话听明白就走。

        “也不是我说，老爷子，”她撇着点嘴说，“要是有儿子，不象我就得象祥子！可惜我错投了胎。那可也无法。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看他，一天连个屁也不放，可把事都作了！”

        刘四爷没答碴儿，想了想：“话匣子呢？唱唱！”

        不知道由哪里借来的破留声机，每一个声音都象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刘四爷倒不在乎，只要有点声响就好。

        到下午，一切都齐备了，只等次日厨子来落座儿。刘四爷各处巡视了一番，处处花红柳绿，自己点了点头。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先生姓冯，山西人，管账最仔细。冯先生马上过来看了看，叫祥子去买两份红账本，和一张顺红笺。把红笺裁开，他写了些寿字，贴在各处。刘四爷觉得冯先生真是心细，当时要再约两手，和冯先生打几圈麻将。

        冯先生晓得刘四爷的厉害，没敢接碴儿。牌没打成，刘四爷挂了点气，找来几个车夫，“开宝，你们有胆子没有？”

        大家都愿意来，可是没胆子和刘四爷来，谁不知道他从前开过宝局！

        “你们这群玩艺，怎么活着来的！”四爷发了脾气。“我在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兜里没一个小钱也敢干，输了再说；来！”

        “来铜子儿的？”一个车夫试着步儿问。

        “留着你那铜子吧，刘四不哄孩子玩！”老头子一口吞了一杯茶，摸了摸秃脑袋。“算了，请我来也不来了！我说，你们去告诉大伙儿：明天落座儿，晚半天就有亲友来，四点以前都收车，不能出来进去的拉着车乱挤！明天的车份儿不要了，四点收车。白教你们拉一天车，都心里给我多念道点吉祥话儿，别没良心！后天正日子，谁也不准拉车。早八点半，先给你们摆，六大碗，俩七寸，四个便碟，一个锅子；对得起你们！都穿上大褂，谁短撅撅的进来把谁踢出去！吃完，都给我滚，我好招待亲友。亲友们吃三个海碗，六个冷荤，六个炒菜，四大碗，一个锅子。我先交待明白了，别看着眼馋。亲友是亲友；我不要你们什么。有人心的给我出十大枚的礼，我不嫌少；一个子儿不拿，干给我磕三个头，我也接着。就是得规规矩矩，明白了没有？晚上愿意还吃我，六点以后回来，剩多剩少全是你们的；早回来可不行！听明白了没有？”“明天有拉晚儿的，四爷，”一个中年的车夫问，“怎么四点就收车呢？”

        “拉晚的十一点以后再回来！反正就别在棚里有人的时候乱挤！你们拉车，刘四并不和你们同行，明白？”

        大家都没的可说了，可是找不到个台阶走出去，立在那里又怪发僵；刘四爷的话使人人心中窝住一点气愤不平。虽然放一天车份是个便宜，可是谁肯白吃一顿，至少还不得出上四十铜子的礼；况且刘四的话是那么难听，仿佛他办寿，他们就得老鼠似的都藏起去。再说，正日子二十七不准大家出车，正赶上年底有买卖的时候，刘四牺牲得起一天的收入，大家陪着“泡”①一天可受不住呢！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在那里立着，心中并没有给刘四爷念着吉祥话儿。

        虎妞扯了祥子一下，祥子跟她走出来。

        大家的怒气仿佛忽然找到了出路，都瞪着祥子的后影。这两天了，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死命的巴结，任劳任怨的当碎催②。祥子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帮助刘家作事，为是支走心中的烦恼；晚上没话和大家说，因为本来没话可说。他们不知道他的委屈，而以为他是巴结上了刘四爷，所以不屑于和他们交谈。虎妞的照应祥子，在大家心中特别的发着点酸味，想到目前的事，刘四爷不准他们在喜棚里来往，可是祥子一定可以吃一整天好的；同是拉车的，为什么有三六九等呢？看，刘姑娘又把祥子叫出去！大家的眼跟着祥子，腿也想动，都搭讪着走出来。刘姑娘正和祥子在煤气灯底下说话呢，大家彼此点了点头。

    十四

        刘家的事办得很热闹。刘四爷很满意有这么多人来给他磕头祝寿。更足以自傲的是许多老朋友也赶着来贺喜。由这些老友，他看出自己这场事不但办得热闹，而且“改良”。那些老友的穿戴已经落伍，而四爷的皮袍马褂都是新作的。以职业说，有好几位朋友在当年都比他阔，可是现在——经过这二三十年来的变迁——已越混越低，有的已很难吃上饱饭。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的喜棚，寿堂，画着长坂坡的挂屏，与三个海碗的席面，他觉得自己确是高出他们一头，他“改了良”。连赌钱，他都预备下麻将牌，比押宝就透着文雅了许多。可是，在这个热闹的局面中，他也感觉到一点凄凉难过。过惯了独身的生活，他原想在寿日来的人不过是铺户中的掌柜与先生们，和往日交下的外场光棍。没想到会也来了些女客。虽然虎妞能替他招待，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没有老伴儿，只有个女儿，而且长得象个男子。假若虎妞是个男子，当然早已成了家，有了小孩，即使自己是个老鳏夫，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的了。是的，自己什么也不缺，只缺个儿子。自己的寿数越大，有儿子的希望便越小，祝寿本是件喜事，可是又似乎应落泪。不管自己怎样改了良，没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一切还不是白饶？

        上半天，他非常的喜欢，大家给他祝寿，他大模大样的承受，仿佛觉出自己是鳌里夺尊的一位老英雄。下半天，他的气儿塌下点去。看看女客们携来的小孩子们，他又羡慕，又忌妒，又不敢和孩子们亲近，不亲近又觉得自己别扭。他要闹脾气，又不肯登时发作，他知道自己是外场人，不能在亲友面前出丑。他愿意快快把这一天过去，不再受这个罪。

        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早晨给车夫们摆饭的时节，祥子几乎和人打起来。

        八点多就开了饭，车夫们都有点不愿意。虽然昨天放了一天的车份儿，可是今天谁也没空着手来吃饭，一角也罢，四十子儿也罢，大小都有份儿礼金。平日，大家是苦汉，刘四是厂主；今天，据大家看，他们是客人，不应当受这种待遇。

        况且，吃完就得走，还不许拉出车去，大年底下的！

        祥子准知道自己不在吃完就滚之列，可是他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吃。一来是早吃完好去干事，二来是显着和气。和大家一齐坐下，大家把对刘四的不满意都挪到他身上来。刚一落座，就有人说了：“哎，您是贵客呀，怎和我们坐在一处？”祥子傻笑了一下，没有听出来话里的意味。这几天了，他自己没开口说过闲话，所以他的脑子也似乎不大管事了。大家对刘四不敢发作，只好多吃他一口吧；菜是不能添，酒可是不能有限制，喜酒！他们不约而同的想拿酒杀气。有的闷喝，有的猜开了拳；刘老头子不能拦着他们猜拳。祥子看大家喝，他不便太不随群，也就跟着喝了两盅。喝着喝着，大家的眼睛红起来，嘴不再受管辖。有的就说：“祥子，骆驼，你这差事美呀！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赶明儿你不必拉车了，顶好跟包去！”祥子听出点意思来，也还没往心中去；从他一进人和厂，他就决定不再充什么英雄好汉，一切都听天由命。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纳住了气。有的又说了：“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咱们凭力气挣钱，人家祥子是内功！”大家全哈哈的笑起来。祥子觉出大家是“咬”他，但是那么大的委屈都受了，何必管这几句闲话呢，他还没出声。邻桌的人看出便宜来，有的伸着脖子叫：“祥子，赶明儿你当了厂主，别忘了哥儿们哪！”祥子还没言语，本桌上的人又说了：“说话呀，骆驼！”

        祥子的脸红起来，低声说了句：“我怎能当厂主？！”“哼，你怎么不能呢，眼看着就咚咚嚓①啦！”祥子没绕搭过来，“咚咚嚓”是什么意思，可是直觉的猜到那是指着他与虎妞的关系而言。他的脸慢慢由红而白，把以前所受过的一切委屈都一下子想起来，全堵在心上。几天的容忍缄默似乎不能再维持，象憋足了的水，遇见个出口就要激冲出去。正当这个工夫，一个车夫又指着他的脸说：“祥子，我说你呢，你才真是‘哑吧吃扁食——心里有数儿’呢。是不是，你自己说，祥子？祥子？”

        祥子猛的立了起来，脸上煞白，对着那个人问：“出去说，你敢不敢？”

        大家全楞住了。他们确是有心“咬”他，撇些闲盘儿，可是并没预备打架。

        忽然一静，象林中的啼鸟忽然看见一只老鹰。祥子独自立在那里，比别人都高着许多，他觉出自己的孤立。但是气在心头，他仿佛也深信就是他们大家都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钉了一句：“有敢出去的没有？”

        大家忽然想过味儿来，几乎是一齐的：“得了，祥子，逗着你玩呢！”

        刘四爷看见了：“坐下，祥子！”然后向大家，“别瞧谁老实就欺侮谁，招急了我把你们全踢出去！快吃！”祥子离了席。大家用眼梢儿撩着刘老头子，都拿起饭来。不大一会儿，又嘁嘁喳喳的说起来，象危险已过的林鸟，又轻轻的啾啾。

        祥子在门口蹲了半天，等着他们。假若他们之中有敢再说闲话的，揍！自己什么都没了，给它个不论秧子吧！可是大家三五成群的出来，并没再找寻他。虽然没打成，他到底多少出了点气。继而一想，今天这一举，可是得罪了许多人。平日，自己本来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怎能再得罪人呢？他有点后悔。刚吃下去的那点东西在胃中横着，有点发痛。他立起来，管它呢，人家那三天两头打架闹饥荒的不也活得怪有趣吗？老实规矩就一定有好处吗？这么一想，他心中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而处处占便宜，喝别人的茶，吸别人的烟，借了钱不还，见汽车不躲，是个地方就撒尿，成天际和巡警们耍骨头，拉到“区”里去住两三天不算什么。是的，这样的车夫也活着，也快乐，至少是比祥子快乐。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不但是不错，祥子想，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汉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低着头吃哑吧亏。对了！应当这么办！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反倒有点后悔，这一架没能打成。好在不忙，从今以后，对谁也不再低头。

        刘四爷的眼里不揉沙子。把前前后后所闻所见的都搁在一处，他的心中已明白了八九成。这几天了，姑娘特别的听话，哼，因为祥子回来了！看她的眼，老跟着他。老头子把这点事存在心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的凑起个家庭来；姑娘再跟人一走！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祥子的确不错，但是提到儿婿两当，还差得多呢；一个臭拉车的！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打过群架，跪过铁索，临完教个乡下脑袋连女儿带产业全搬了走？没那个便宜事！就是有，也甭想由刘四这儿得到！刘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儿的人！

        下午三四点钟还来了些拜寿的，老头子已觉得索然无味，客人越称赞他硬朗有造化，他越觉得没什么意思。

        到了掌灯以后，客人陆续的散去，只有十几位住得近的和交情深的还*蛔撸掌鹇*将来。看着院内的空棚，被水月灯照得发青，和撤去围裙的桌子，老头子觉得空寂无聊，仿佛看到自己死了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样，不过是把喜棚改作白棚而已，棺材前没有儿孙们穿孝跪灵，只有些不相干的人们打麻将守夜！他真想把现在未走的客人们赶出去；乘着自己有口活气，应当发发威！可是，到底不好意思拿朋友杀气。怒气便拐了弯儿，越看姑娘越不顺眼。祥子在棚里坐着呢，人模狗样的，脸上的疤被灯光照得象块玉石。老头子怎看这一对儿，怎别扭！

        虎姑娘一向野调无腔惯了，今天头上脚下都打扮着，而且得装模作样的应酬客人，既为讨大家的称赞，也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儿。上半天倒觉得这怪有个意思，赶到过午，因有点疲乏，就觉出讨厌，也颇想找谁叫骂一场。到了晚上，她连半点耐性也没有了，眉毛自己叫着劲，老直立着。

        七点多钟了，刘四爷有点发困，可是不服老，还不肯去睡。大家请他加入打几圈儿牌，他不肯说精神来不及，而说打牌不痛快，押宝或牌九才合他的脾味。大家不愿中途改变，他只好在一旁坐着。为打起点精神，他还要再喝几盅，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吃饱，而且抱怨厨子赚钱太多了，菜并不丰满。由这一点上说起，他把白天所觉到的满意之处，全盘推翻：棚，家伙座儿①，厨子，和其他的一切都不值那么些钱，都捉了他的大头，都冤枉！

        管账的冯先生，这时候，已把账杀好：进了二十五条寿幛，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儿寿酒，两对寿烛，和二十来块钱的礼金。号数不少，可是多数的是给四十铜子或一毛大洋。

        听到这个报告，刘四爷更火啦。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三个海碗的席吃着，就出一毛钱的人情？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从此再也不办事，不能赔这份窝囊钱！不用说，大家连亲带友，全想白吃他一口；六十九岁的人了，反倒聪明一世，胡涂一时，教一群猴儿王八蛋给吃了！老头子越想越气，连白天所感到的满意也算成了自己的胡涂；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道着，带着许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骂。

        朋友们还没走净，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想拦拦父亲的撒野。可是，一看大家都注意手中的牌，似乎并没理会老头子叨唠什么，她不便于开口，省得反把事儿弄明了。由他叨唠去吧，都给他个过去了。

        哪知道，老头子说着说着绕到她身上来。她决定不吃这一套！他办寿，她跟着忙乱了好几天，反倒没落出好儿来，她不能容让！六十九，七十九也不行，也得讲理！她马上还了回去：

        “你自己要花钱办事，碍着我什么啦？”

        老头子遇到了反攻，精神猛然一振。“碍着你什么了？简直的就跟你！你当我的眼睛不管闲事哪？”

        “你看见什么啦？我受了一天的累，临完拿我杀气呀，先等等！说吧，你看见了什么？”虎姑娘的疲乏也解了，嘴非常的灵便。

        “你甭看着我办事，你眼儿热！看见？我早就全看见了，哼！”

        “我干吗眼儿热呀？！”她摇晃着头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那不是？！”刘四往棚里一指——祥子正弯着腰扫地呢。“他呀？”虎妞心里哆嗦了一下，没想到老头的眼睛会这么尖。“哼！他怎样？”

        “不用揣着明白的，说胡涂的！”老头子立了起来。“要他没我，要我没他，干脆的告诉你得了。我是你爸爸！我应当管！”

        虎妞没想到事情破的这么快，自己的计划才使了不到一半，而老头子已经点破了题！怎办呢？她的脸红起来，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青亮的灯光，好象一块煮老了的猪肝，颜色复杂而难看。她有点疲乏；被这一激，又发着肝火，想不出主意，心中很乱。她不能就这么窝回去，心中乱也得马上有办法。顶不妥当的主意也比没主意好，她向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服软！好吧，爽性来干脆的吧，好坏都凭这一锤子了！“今儿个都说清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儿吧，你怎样呢？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别说我有心气你！”

        打牌的人们似乎听见他们父女吵嘴，可是舍不得分心看别的，为抵抗他们的声音，大家把牌更摔得响了一些，而且嘴里叫唤着红的，碰……祥子把事儿已听明白，照旧低着头扫地，他心中有了底；说翻了，揍！

        “你简直的是气我吗！”老头子的眼已瞪得极圆。“把我气死，你好去倒贴儿？甭打算，我还得活些年呢！”“甭摆闲盘，你怎办吧？”虎妞心里噗通，嘴里可很硬。“我怎办？不是说过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不能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祥子把笤帚扔了，直起腰来，看准了刘四，问：“说谁呢？”刘四狂笑起来：“哈哈，你这小子要造反吗？说你哪，说谁！你给我马上滚！看着你不错，赏你脸，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滚！永远别再教我瞧见你，上他妈的这儿找便宜来啦，啊？”

        老头子的声音过大了，招出几个车夫来看热闹。打牌的人们以为刘四*趾透龀捣*吵闹，依旧不肯抬头看看。

        祥子没有个便利的嘴，想要说的话很多，可是一句也不到舌头上来。他呆呆的立在那里，直着脖子咽吐沫。“给我滚！快滚！上这儿来找便宜？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哼！”老头子有点纯为唬吓祥子而唬吓了，他心中恨祥子并不象恨女儿那么厉害，就是生着气还觉得祥子的确是个老实人。

        “好了，我走！”祥子没话可说，只好赶紧离开这里；无论如何，斗嘴他是斗不过他们的。

        车夫们本来是看热闹，看见刘四爷骂祥子，大家还记着早晨那一场，觉得很痛快。及至听到老头子往外赶祥子，他们又向着他了——祥子受了那么多的累，过河拆桥，老头子翻脸不认人，他们替祥子不平。有的赶过来问：“怎么了，祥子？”祥子摇了摇头。

        “祥子你等等走！”虎妞心中打了个闪似的，看清楚：自己的计划是没多大用处了，急不如快，得赶紧抓住祥子，别鸡也飞蛋也打了！“咱们俩的事，一条绳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你等等，等我说明白了！”她转过头来，冲着老头子：“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们俩一齐赶出去？听你一句话？”

        虎妞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把最后的一招这么早就拿出来。刘四爷更没想到事情会弄到了这步天地。但是，事已至此，他不能服软，特别是在大家面前。“你真有脸往外说，我这个老脸都替你发烧！”他打了自己个嘴巴。“呸！好不要脸！”

        打牌的人们把手停住了，觉出点不大是味来，可是胡里胡涂，不知是怎回事，搭不上嘴；有的立起来，有的呆呆的看着自己的牌。

        话都说出来，虎妞反倒痛快了：“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她向四下里一指，“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我？”刘四爷的脸由红而白，把当年的光棍劲儿全拿了出来：“我放把火把棚烧了，也不能给你用！”“好！”虎妞的嘴唇哆嗦上了，声音非常的难听，“我卷起铺盖一走，你给我多少钱？”

        “钱是我的，我爱给谁才给！”老头子听女儿说要走，心中有些难过，但是为斗这口气，他狠了心。

        “你的钱？我帮你这些年了；没我，你想想，你的钱要不都填给野娘们才怪，咱们凭良心吧！”她的眼又找到祥子，“你说吧！”

        祥子直挺挺的立在那里，没有一句话可说。

    十五

        讲动武，祥子不能打个老人，也不能打个姑娘。他的力量没地方用。耍无赖，只能想想，耍不出。论虎妞这个人，他满可以跺脚一跑。为目前这一场，她既然和父亲闹翻，而且愿意跟他走；骨子里的事没人晓得，表面上她是为祥子而牺牲；当着大家面前，他没法不拿出点英雄气儿来。他没话可说，只能立在那里，等个水落石出；至少他得作到这个，才能象个男子汉。

        刘家父女只剩了彼此瞪着，已无话可讲；祥子是闭口无言。车夫们，不管向着谁吧，似乎很难插嘴。打牌的人们不能不说话了，静默得已经很难堪。不过，大家只能浮面皮的敷衍几句，劝双方不必太挂火，慢慢的说，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他们只能说这些，不能解决什么，也不想解决什么。见两方面都不肯让步，那么，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机会便溜了吧。

        没等大家都溜净，虎姑娘抓住了天顺煤厂的冯先生：“冯先生，你们铺子里不是有地方吗？先让祥子住两天。我们的事说办就快，不能长占住你们的地方。祥子你跟冯先生去，明天见，商量商量咱们的事。告诉你，我出回门子，还是非坐花轿不出这个门！冯先生，我可把他交给你了，明天跟你要人！”

        冯先生直吸气，不愿负这个责任。祥子急于离开这里，说了句：“我跑不了！”

        虎姑娘瞪了老头子一眼，回到自己屋中，諷S幄僮派ぷ涌奁鹄矗盐菝糯永锩嫠稀*

        冯先生们把谑刘四爷也劝进去，老头子把外场劲儿又拿出来，请大家别走，还得喝几盅：“诸位放心，从此她是她，我是我，再也不吵嘴。走她的，只当我没有过这么个丫头。

        我外场一辈子，脸教她给丢净！倒退二十年，我把她们俩全活劈了！现在，随她去；打算跟我要一个小铜钱，万难！一个子儿不给！不给！看她怎么活着！教她尝尝，她就晓得了，到底是爸爸好，还是野汉子好！别走，再喝一盅！“大家敷衍了几句，都急于躲避是非。

        祥子上了天顺煤厂。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虎妞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两间小北房；马上找了裱糊匠糊得四白落地；求冯先生给写了几个喜字，贴在屋中。屋子糊好，她去讲轿子：一乘满天星的轿子，十六个响器，不要金灯，不要执事。一切讲好，她自己赶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在年前赴得，省得不过破五就动针。喜日定的是大年初六，既是好日子，又不用忌门。她自己把这一切都办好，告诉祥子去从头至脚都得买新的：“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祥子手中只有五块钱！

        虎妞又瞧了眼：“怎么？我交给你那三十多块呢？”

        祥子没法不说实话了，把曹宅的事都告诉了她。她眨巴着眼似信似疑的：“好吧，我没工夫跟你吵嘴，咱们各凭良心吧！给你这十五块吧！你要是到日子不打扮得象个新人，你可提防着！”

        初六，虎妞坐上了花轿。没和父亲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花轿稳稳的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一些感触。

        祥子穿着由天桥买来的新衣，红着脸，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他仿佛忘了自己，而傻傻忽忽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好似也不认识了。他由一个煤铺迁入裱糊得雪白的新房，不知道是怎回事：以前的事正如煤厂里，一堆堆都是黑的；现在茫然的进到新房，白得闪眼，贴着几个血红的喜字。他觉到一种嘲弄，一种白的，渺茫的，闷气。屋里，摆着虎妞原有的桌椅与床；火炉与菜案却是新的；屋角里插着把五色鸡毛的”谧印*他认识那些桌椅，可是对火炉，菜案，与鸡毛”谧樱志醯蒙琛P戮傻钠魑锖显谝淮Γ*使他想起过去，又担心将来。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象个旧的，又象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不认识了自己。他想不起哭，他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中活动着，象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虎妞穿着红袄，脸上抹着白粉与胭脂，眼睛溜着他。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他没法脱逃。他摘了那顶缎小帽，呆呆的看着帽上的红结子，直到看得眼花——一转脸，墙上全是一颗颗的红点，飞旋着，跳动着，中间有一块更大的，红的，脸上发着丑笑的虎妞！婚夕，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怀了孕。象变戏法的，她解释给他听：“要不这么冤你一下，你怎会死心踏地的点头呢！我在裤腰上塞了个枕头！哈哈，哈哈！”她笑得流出泪来：“你个傻东西！甭提了，反正我对得起你；你是怎个人，我是怎个人？我楞和爸爸吵了，跟着你来，你还不谢天谢地？”第二天，祥子很早就出去了。多数的铺户已经开了市，可是还有些家关着门。门上的春联依然红艳，黄的挂钱却有被风吹碎了的。街上很冷静，洋车可不少，车夫们也好似比往日精神了一些，差不离的都穿着双新鞋，车背后还有贴着块红纸儿的。祥子很羡慕这些车夫，觉得他们倒有点过年的样子，而自己是在个葫芦里憋闷了这好几天；他们都安分守己的混着，而他没有一点营生，在大街上闲晃。他不安于游手好闲，可是打算想明天的事，就得去和虎妞——他的老婆商议；他是在老婆——这么个老婆！——手里讨饭吃。空长了那么高的身量，空有那么大的力气，没用。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象被猫叼住的一个小鼠。他不想跟她去商议，他得走；想好了主意，给她个不辞而别。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她是会拿枕头和他变戏法的女怪！他窝心，他不但想把那身新衣扯碎，也想把自己从内到外放在清水里洗一回，他觉得混身都粘着些不洁净的，使人恶心的什么东西，教他从心里厌烦。他愿永远不再见她的面！

        上哪里去呢？他没有目的地。平日拉车，他的腿随着别人的嘴走，今天，他的腿自由了，心中茫然。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门：道是那么直，他的心更不会拐弯。

        出了城门，还往南，他看见个澡堂子。他决定去洗个澡。

        脱得光光的，看着自己的肢体，他觉得非常的羞愧。下到池子里去，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他闭上了眼，身上麻麻酥酥的仿佛往外放射着一些积存的污浊。他几乎不敢去摸自己，心中空空的，头上流下大汗珠来。一直到呼吸已有些急促，他才懒懒的爬上来，混身通红，象个初生下来的婴儿。他似乎不敢就那么走出来，围上条大毛巾，他还觉得自己丑陋；虽然汗珠劈嗒啪嗒的往下落，他还觉得自己不干净——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在刘四爷眼中，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

        汗还没完全落下去，他急忙的穿上衣服，跑了出来。他怕大家看他的赤身！出了澡堂，被凉风一飕，他觉出身上的轻松。街上也比刚才热闹的多了。响晴的天空，给人人脸上一些光华。祥子的心还是揪揪着，不知上哪里去好。往南，往东，再往南，他奔了天桥去。新年后，九点多钟，铺户的徒弟们就已吃完早饭，来到此地。各色的货摊，各样卖艺的场子，都很早的摆好占好。祥子来到，此处已经围上一圈圈的人，里边打着锣鼓。他没心去看任何玩艺，他已经不会笑。

        平日，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得算一半儿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儿的人，他便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现在他懒得往前挤，天桥的笑声里已经没了他的份儿。他躲开人群，向清静的地方走，又觉得舍不得！

        不，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不能离开天桥，不能离开北平。走？无路可走！他还是得回去跟她——跟她！——去商议。他不能走，也不能闲着，他得退一步想，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什么委屈都受过了，何必单在这一点上叫真儿呢？他没法矫正过去的一切，那么只好顺着路儿往下走吧。

        他站定了，听着那杂乱的人声，锣鼓响；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车马，忽然想起那两间小屋。耳中的声音似乎没有了，眼前的人物似乎不见了，只有那两间白，暖，贴着红喜字的小屋，方方正正的立在面前。虽然只住过一夜，但是非常的熟习亲密，就是那个穿红袄的娘们仿佛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舍弃的。立在天桥，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在那两间小屋里，他有了一切。回去，只有回去才能有办法。明天的一切都在那小屋里。羞愧，怕事，难过，都没用；打算活着，得找有办法的地方去。

        他一气走回来，进了屋门，大概也就刚交十一点钟。虎妞已把午饭作好：馏的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别的都已摆好，只有白菜还在火上煨着，发出些极美的香味。她已把红袄脱去，又穿上平日的棉裤棉袄，头上可是戴着一小朵绒作的红花，花上还有个小金纸的元宝。祥子看了她一眼，她不象个新妇。她的一举一动都象个多年的媳妇，麻利，老到，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虽然不象个新妇，可是到底使他觉出一点新的什么来；她作饭，收拾屋子；屋子里那点香味，暖气，都是他所未曾经验过的。不管她怎样，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家。一个家总有它的可爱处。他不知怎样好了。

        “上哪儿啦？你！”她一边去盛白菜，一边问。“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

        “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咧咧的甩手一走！”他没言语。

        “会哼一声不会？不会，我教给你！”

        他哼了一声，没法子！他知道娶来一位母夜叉，可是这个夜叉会作饭，会收拾屋子，会骂他也会帮助他，教他怎样也不是味儿！他吃开了馒头。饭食的确是比平日的可口，热火；可是吃着不香，嘴里嚼着，心里觉不出平日狼吞虎咽的那种痛快，他吃不出汗来。

        吃完饭，他躺在了炕上，头枕着手心，眼看着棚顶。“嗨！帮着刷家伙！我不是谁的使唤丫头！”她在外间屋里叫。

        很懒的他立起来，看了她一眼，走过去帮忙。他平日非常的勤紧，现在他憋着口气来作事。在车厂子的时候，他常帮她的忙，现在越看她越讨厌，他永远没恨人象恨她这么厉害，他说不上是为了什么。有气，可是不肯发作，全圈在心里；既不能和她一刀两断，吵架是没意思的。在小屋里转转着，他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

        收拾完东西，她四下里扫了一眼，叹了口气。紧跟着笑了笑。“怎样？”

        “什么？”祥子蹲在炉旁，烤着手；手并不冷，因为没地方安放，只好烤一烤。这两间小屋的确象个家，可是他不知道往哪里放手放脚好。

        “带我出去玩玩？上白云观？不，晚点了；街上蹓蹓去？”她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虽然结婚不成个样子，可是这么无拘无束的也倒好，正好和丈夫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的玩几天。在娘家，她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零钱；只是没有个知心的男子。现在，她要捞回来这点缺欠，要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在庙会上，同着祥子去玩。

        祥子不肯去。第一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第二他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只可以藏在家中；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越少在大家眼前显摆越好。还有，一出去，哪能不遇上熟人，西半城的洋车夫们谁不晓得虎妞和祥子，他不能去招大家在他背后嘀嘀咕咕。

        “商量商量好不好？”他还是蹲在那里。

        “有什么可商量的？”她凑过来，立在炉子旁边。他把手拿下去，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火苗。楞了好久，他说出一句来：“我不能这么闲着！”

        “受苦的命！”她笑了一声。“一天不拉车，身上就痒痒，是不是？你看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了还开上车厂子。他也不拉车，也不卖力气，凭心路吃饭。你也得学着点，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咱们先玩几天再说，事情也不单忙在这几天上，奔什么命？这两天我不打算跟你拌嘴，你可也别成心气我！”

        “先商量商量！”祥子决定不让步。既不能跺脚一走，就得想办法作事，先必得站一头儿，不能打秋千似的来回晃悠。

        “好吧，你说说！”她搬过个凳子来，坐在火炉旁。“你有多少钱？”他问。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

        祥子象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刘老头子，和人和厂的车夫，都以为他是贪财，才勾搭上虎妞；现在，她自己这么说出来了！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

        祥子立起来，想再出去走走；刚才就不应当回来。看祥子的神色不对，她又软和了点儿：“好吧，我告诉你。我手里一共有五百来块钱。连轿子，租房——三份儿①，糊棚，作衣裳，买东西，带给你，归了包堆②花了小一百，还剩四百来块。我告诉你，你不必着急。

        咱们给它个得乐且乐。你呢，成年际拉车出臭汗，也该漂漂亮亮的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我呢，那天要是不跟他闹翻了，决走不出来。现在我气都消了，爸爸到底是爸爸。他呢，只有我这么个女儿，你又是他喜爱的人，咱们服个软，给他陪个‘不是’，大概也没有过不去的事。这多么现成！

        他有钱，咱们正当正派的承受过来，一点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强似你去给人家当牲口！过两天，你就先去一趟；他也许不见你。一次不见，再去第二次；面子都给他，他也就不能不回心转意了。然后我再去，好歹的给他几句好听的，说不定咱们就能都搬回去。咱们一搬回去，管保挺起胸脯，谁也不敢斜眼看咱们；咱们要是老在这儿忍着，就老是一对黑人儿，你说是不是？“

        祥子没有想到过这个。自从虎妞到曹宅找他，他就以为娶过她来，用她的钱买上车，自己去拉。虽然用老婆的钱不大体面，但是他与她的关系既是种有口说不出的关系，也就无可如何了。他没想到虎妞还有这么一招。把长脸往下一拉呢，自然这的确是个主意，可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前前后后的一想，他似乎明白了点：自己有钱，可以教别人白白的抢去，有冤无处去诉。赶到别人给你钱呢，你就非接受不可；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到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

        他不肯去找刘四爷。跟虎妞，是肉在肉里的关系；跟刘四，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吃了她的亏，不能再去央告她的爸爸！“我不愿意闲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为是省得费话与吵嘴。

        “受累的命吗！”她敲着撩着的说。“不爱闲着，作个买卖去。”

        “我不会！赚不着钱！F我会拉车，我爱拉车！”祥子头上的筋都跳起来。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我就不许你混身臭汗，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主意，看吧，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

        祥子又没了话。

    十六

        闲到元宵节，祥子没法再忍下去了。

        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她不许祥子有任何主张，可是老不缺着他的嘴，变法儿给他买些作些新鲜的东西吃。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户。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个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走。她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们，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髟谖葜小*—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赶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就是在个这样的杂院里，虎妞觉得很得意。她是唯一的有吃有穿，不用着急，而且可以走走逛逛的人。她高扬着脸，出来进去，既觉出自己的优越，并且怕别人沾惹她，她不理那群苦人。来到这里作小买卖的，几乎都是卖那顶贱的东西，什么刮骨肉，冻白菜，生豆汁，驴马肉，都来这里找照顾主。自从虎妞搬来，什么卖羊头肉的，熏鱼的，硬面饽饽的，卤煮炸豆腐的，也在门前吆喊两声。她端着碗，扬着脸，往屋里端这些零食，小孩子们都把铁条似的手指伸在口里看着她，仿佛她是个什么公主似的。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

        祥子第一看不上她的举动，他是穷小子出身，晓得什么叫困苦。他不愿吃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可惜那些钱。第二，更使他难堪的，是他琢磨出点意思来：她不许他去拉车，而每天好菜好饭的养着他，正好象养肥了牛好往外挤牛奶！他完全变成了她的玩艺儿。他看见过：街上的一条瘦老的母狗，当跑腿的时候，也选个肥壮的男狗。想起这个，他不但是厌恶这种生活，而且为自己担心。他晓得一个卖力气的汉子应当怎样保护身体，身体是一切。假若这么活下去，他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干骨头架子，还是这么大，而膛儿里全是空的。他哆嗦起来。打算要命，他得马上去拉车，出去跑，跑一天，回来倒头就睡，人事不知；不吃她的好东西，也就不伺候着她玩。他决定这么办，不能再让步；她愿出钱买车呢，好；她不愿意，他会去赁车拉。一声没出，他想好就去赁车了。十七那天，他开始去拉车，赁的是“整天儿”。拉过两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发紧，胯骨轴儿发酸。他晓得自己的病源在哪里，可是为安慰自己，他以为这大概也许因为二十多天没拉车，把腿撂生了；跑过几趟来，把腿蹓开，或者也就没事了。

        又拉上个买卖，这回是帮儿车，四辆一同走。抄起车把来，大家都让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在前头走。高个子笑了笑，依了实，他知道那三辆车都比他自己“棒”。他可是卖了力气，虽然明知跑不过后面的三个小伙子，可是不肯倚老卖老。跑出一里多地，后面夸了他句：“怎么着，要劲儿吗？还真不离！”他喘着答了句：“跟你们哥儿们走车，慢了还行？！”他的确跑得不慢，连祥子也得掏七八成劲儿才跟得上他。他的跑法可不好看：高个子，他塌不下腰去，腰和背似乎是块整的木板，所以他的全身得整个的往前扑着；身子向前，手就显着靠后；不象跑，而象是拉着点东西往前钻。腰死板，他的胯骨便非活动不可；脚几乎是拉拉在地上，加紧的往前扭。扭得真不慢，可是看着就知道他极费力。到拐弯抹角的地方，他整着身子硬拐，大家都替他攥着把汗；他老象是只管身子往前钻，而不管车过得去过不去。

        拉到了，他的汗劈嗒啪嗒的从鼻尖上，耳朵唇上，一劲儿往下滴嗒。放下车，他赶紧直了直腰，咧了咧嘴。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

        在一块儿走过一趟车便算朋友，他们四个人把车放在了一处。祥子们擦擦汗，就照旧说笑了。那个高个子独自蹓了半天，干嗽了一大阵，吐出许多白沫子来，才似乎缓过点儿来，开始跟他们说话儿：“完了！还有那个心哪；腰，腿，全不给劲喽！无论怎么提腰，腿抬不起来；干着急！”

        “刚才那两步就不离，你当是慢哪！”一个二十多岁矮身量的小伙子接过来：“不屈心，我们三个都够棒的，谁没出汗？”高个子有点得意，可又惭愧似的，叹了口气。

        “就说你这个跑法，差不离的还真得教你给撅①了，你信不信？”另一个小伙子说。

        “岁数了，不是说着玩的。”高个子微笑着，摇了摇头：“也还不都在乎岁数，哥儿们！我告诉你一句真的，干咱们这行儿的，别成家，真的！”看大家都把耳朵递过来，他放小了点声儿：“一成家，黑天白日全不闲着，玩完！瞧瞧我的腰，整的，没有一点活软气！还是别跑紧了，一咬牙就咳嗽，心口窝辣蒿蒿的！甭说了，干咱们这行儿的就得它妈的打一辈子光棍儿！连它妈的小家雀儿都一对一对儿的，不许咱们成家！还有一说，成家以后，一年一个孩子，我现在有五个了！全张着嘴等着吃！车份大，粮食贵，买卖苦，有什么法儿呢！不如打一辈子光棍，犯了劲上白房子，长上杨梅大疮，认命！一个人，死了就死了！这玩艺一成家，连大带小，好几口儿，死了也不能闭眼！你说是不是？”他问祥子。

        祥子点了点头，没说出话来。

        这阵儿，来了个座儿，那个矮子先讲的价钱，可是他让了，叫着高个子：“老大哥，你拉去吧！这玩艺家里还有五个孩子呢！”

        高个子笑了：“得，我再奔一趟！按说可没有这么办的！得了，回头好多带回几个饼子去！回头见了，哥儿们！”看着高个子走远了，矮子自言*杂锏乃担骸盎焖璧囊*辈子，连个媳妇都摸不着！人家它妈的宅门里，一人搂着四五个娘们！“

        “先甭提人家，”另个小伙子把话接过去。“你瞧干这个营生的，还真得留神，高个子没说错。你就这么说吧，成家为干吗？能摆着当玩艺儿看？不能！好，这就是楼子①！成天啃窝窝头，两气夹攻，多么棒的小伙子也得爬下！”听到这儿，祥子把车拉了起来，搭讪着说了句：“往南放放，这儿没买卖。”

        “回见！”那两个年轻的一齐说。

        祥子仿佛没有听见。一边走一边踢腿，胯骨轴的确还有点发酸！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天已慢慢长起来，他又转晃了两三趟，才刚到五点来钟。他交了车，在茶馆里又耗了会儿。喝了两壶茶，他觉出饿来，决定在外面吃饱再回家。吃了十二两肉饼，一碗红豆小米粥，一边打着响嗝一边慢慢往家走。准知道家里有个雷等着他呢，可是他很镇定；他下了决心：不跟她吵，不跟她闹，倒头就睡，明天照旧出来拉车，她爱怎样怎样！

        一进屋门，虎妞在外间屋里坐着呢，看了他一眼，脸沉得要滴下水来。祥子打算合合稀泥，把长脸一拉，招呼她一声。可是他不惯作这种事，他低着头走进里屋去。她一声没响，小屋里静得象个深山古洞似的。院中街坊的咳嗽，说话，小孩子哭，都听得极真，又象是极远，正似在山上听到远处的声音。

        俩人谁也不肯先说话，闭着嘴先后躺下了，象一对永不出声的大龟似的。睡醒一觉，虎妞说了话，语音带出半恼半笑的意思：“你干什么去了？整走了一天！”

        “拉车去了！”他似睡似醒的说，嗓子里仿佛堵着点什么。“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作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我不能闲着！”

        “你不会找老头子去？”

        “不去！”

        “真豪横！”

        祥子真挂了火，他不能还不说出心中的话，不能再忍：“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嗯——”她鼻中旋转着这个声儿，很长而曲折。在这个声音里，她表示出自傲与轻视祥子的意思来，可是心中也在那儿绕了个弯儿。她知道祥子是个——虽然很老实——硬汉。硬汉的话是向不说着玩的。好容易捉到他，不能随便的放手。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以她的模样年纪说，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能刚能柔才是本事，她得癴（安抚）他一把儿：“我也知道你是要强啊，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疼你。你要是不肯找老头子去呢，这么办：我去找。反正就是他的女儿，丢个脸也没什么的。”

        “老头要咱们，我也还得去拉车！”祥子愿把话说到了家。

        虎妞半天没言语。她没想到祥子会这么聪明。他的话虽然是这么简单，可是显然的说出来他不再上她的套儿，他并不是个蠢驴。因此，她才越觉得有点意思，她颇得用点心思才能拢得住这个急了也会尥蹶子的大人，或是大东西。她不能太逼紧了，找这么个大东西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她得松一把，紧一把，教他老逃不出她的手心儿去。“好吧，你爱拉车，我也无法。你得起誓，不能去拉包车，天天得回来；你瞧，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答应我，你天天晚上准早早的回来！”

        祥子想起白天高个子的话！睁着眼看着黑暗，看见了一群拉车的，作小买卖的，卖苦力气的，腰背塌不下去，拉拉着腿。他将来也是那个样。可是他不便于再别扭她，只要能拉车去，他已经算得到一次胜利。“我老拉散座！”他答应下来。

        虽然她那么说，她可是并不很热心找刘四爷去。父女们在平日自然也常拌嘴，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不能那么三说两说就一天云雾散，因为她已经不算刘家的人。出了嫁的女人跟娘家父母总多少疏远一些。她不敢直入公堂的回去。万一老头子真翻脸不认人呢，她自管会闹，他要是死不放手财产，她一点法儿也没有。就是有人在一旁调解着，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也只能劝她回来，她有了自己的家。

        祥子照常去拉车，她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几次三番的要穿好衣服找爸爸去，心想到而手懒得动。她为了难。为自己的舒服快乐，非回去不可；为自己的体面，以不去为是。假若老头子消了气呢，她只要把祥子拉到人和厂去，自然会教他有事作，不必再拉车，而且稳稳当当的能把爸爸的事业拿过来。她心中一亮。假若老头子硬到底呢？她丢了脸，不，不但丢了脸，而且就得认头作个车夫的老婆了；她，哼！和杂院里那群妇女没有任何分别了。她心中忽然漆黑。她几乎后悔嫁了祥子，不管他多么要强，爸爸不点头，他一辈子是个拉车的。

        想到这里，她甚至想独自回娘家，跟祥子一刀两断，不能为他而失去自己的一切。继而一想，跟着祥子的快活，又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她坐在炕头上，呆呆的，渺茫的，追想婚后的快乐；全身象一朵大的红花似的，香暖的在阳光下开开。不，舍不得祥子。任凭他去拉车，他去要饭，也得永远跟着他。看，看院里那些妇女，她们要是能受，她也就能受。散了，她不想到刘家去了。

        祥子，自从离开人和厂，不肯再走西安门大街。这两天拉车，他总是出门就奔东城，省得西城到处是人和厂的车，遇见怪不好意思的。这一天，可是，收车以后，他故意的由厂子门口过，不为别的，只想看一眼。虎妞的话还在他心中，仿佛他要试验试验有没有勇气回到厂中来，假若虎妞能跟老头子说好了的话；在回到厂子以前，先试试敢走这条街不敢。把帽子往下拉了拉，他老远的就溜着厂子那边，唯恐被熟人看见。远远的看见了车门的灯光，他心中不知怎的觉得非常的难过。想起自己初到这里来的光景，想起虎妞的诱惑，想起寿日晚间那一场。这些，都非常的清楚，象一些图画浮在眼前。在这些图画之间，还另外有一些，清楚而简短的夹在这几张中间：西山，骆驼，曹宅，侦探……都分明的，可怕的，联成一片。这些图画是那么清楚，他心中反倒觉得有些茫然，几乎象真是看着几张画儿，而忘了自己也在里边。及至想到自己与它们的关系，他的心乱起来，它们忽然上下左右的旋转，零乱而迷糊，他无从想起到底为什么自己应当受这些折磨委屈。这些场面所占的时间似乎是很长，又似乎是很短，他闹不清自己是该多大岁数了。他只觉得自己，比起初到人和厂的时候来，老了许多许多。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不明白是为什么，可是这些图画决不会欺骗他。

        眼前就是人和厂了，他在街的那边立住，呆呆的看着那盏极明亮的电灯。看着看着，猛然心里一动。那灯下的四个金字——人和车厂——变了样儿！他不识字，他可是记得头一个字是什么样子：象两根棍儿联在一处，既不是个叉子，又没作成个三角，那么个简单而奇怪的字。由声音找字，那大概就是“人”。这个“人”改了样儿，变成了“仁”——比“人”

        更奇怪的一个字。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再看东西间——他永远不能忘了的两间屋子——都没有灯亮。

        立得他自己都不耐烦了，他才低着头往家走。一边走着一边寻思，莫非人和厂倒出去了？他得慢慢的去打听，先不便对老婆说什么。回到家中，虎妞正在屋里嗑瓜子儿解闷呢。

        “又这么晚！”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好气儿。“告诉你吧，这么着下去我受不了！你一出去就是一天，我连窝儿不敢动，一院子穷鬼，怕丢了东西。一天到晚连句话都没地方说去，不行，我不是木头人。你想主意得了，这么着不行！”祥子一声没出。

        “你说话呀！成心逗人家的火是怎么着？你有嘴没有？有嘴没有？”她的话越说越快，越脆，象一挂小炮似的连连的响。祥子还是没有话说。

        “这么着得了，”她真急了，可是又有点无可如何他的样子，脸上既非哭，又非笑，那么十分焦躁而无法尽量的发作。“咱们买两辆车赁出去，你在家里吃车份儿行不行？行不行？”“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不够吃的！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凑合了！”祥子说得很慢，可是很自然；听说买车，他把什么都忘了。

        “那还不是一样？你还是不着家儿！”

        “这么着也行，”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份儿。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再赁出半天去。我要是拉白天，一早儿出去，三点钟就回来；要拉晚儿呢，三点才出去，夜里回来。挺好！”她点了点头。“等我想想吧，要是没有再好的主意，就这么办啦。”

        祥子心中很高兴。假若这个主意能实现，他算是又拉上了自己的车。虽然是老婆给买的，可是慢慢的攒钱，自己还能再买车。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他居然向她笑了笑，一个天真的，发自内心的笑，仿佛把以前的困苦全一笔勾销，而笑着换了个新的世界，象换一件衣服那么容易，痛快！

    十七

        祥子慢慢的把人和厂的事打听明白：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祥子能猜想得出，老头子的岁数到了，没有女儿帮他的忙，他弄不转这个营业，所以干脆把它收了，自己拿着钱去享福。他到哪里去了呢？祥子可是没有打听出来。

        对这个消息，他说不上是应当喜欢，还是不喜欢。由自己的志向与豪横说，刘四爷既决心弃舍了女儿，虎妞的计划算是全盘落了空；他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拉车挣饭吃，不依赖着任何人。由刘四爷那点财产说呢，又实在有点可惜；谁知道刘老头子怎么把钱攘出去呢，他和虎妞连一个铜子也没沾润着。

        可是，事已至此，他倒没十分为它思索，更说不到动心。他是这么想，反正自己的力气是自己的，自己肯卖力挣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一点没带着感情，简单的告诉了虎妞。

        她可动了心。听到这个，她马上看清楚了自己的将来——完了！什么全完了！自己只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了！她永远逃不出这个大杂院去！她想到爸爸会再娶上一个老婆，而决没想到会这么抖手一走。假若老头子真娶上个小老婆，虎妞会去争财产，说不定还许联络好了继母，而自己得点好处……主意有的是，只要老头子老开着车厂子。决没想到老头子会这么坚决，这么毒辣，把财产都变成现钱，偷偷的藏起去！原先跟他闹翻，她以为不过是一种手段，必会不久便言归于好，她晓得人和厂非有她不行；谁能想到老头子会撒手了车厂子呢？！

        春已有了消息，树枝上的鳞苞已显着红肥。但在这个大杂院里，春并不先到枝头上，这里没有一棵花木。在这里，春风先把院中那块冰吹得起了些小麻子坑儿，从秽土中吹出一些腥臊的气味，把鸡毛蒜皮与碎纸吹到墙角，打着小小的旋风。杂院里的人们，四时都有苦恼。那老人们现在才敢出来晒晒暖；年轻的姑娘们到现在才把鼻尖上的煤污减去一点，露出点红黄的皮肤来；那些妇女们才敢不甚惭愧的把孩子们赶到院中去玩玩；那些小孩子们才敢扯着张破纸当风筝，随意的在院中跑，而不至把小黑手儿冻得裂开几道口子。但是，粥厂停了锅，放赈的停了米，行善的停止了放钱；把苦人们仿佛都交给了春风与春光！正是春麦刚绿如小草，陈粮缺欠的时候，粮米照例的长了价钱。天又加长，连老人们也不能老早的就躺下，去用梦欺骗着饥肠。春到了人间，在这大杂院里只增多了困难。长老了的虱子——特别的厉害——有时爬到老人或小儿的棉花疙疸外，领略一点春光！

        虎妞看着院中将化的冰，与那些破碎不堪的衣服，闻着那复杂而微有些热气的味道，听着老人们的哀叹与小儿哭叫，心中凉了半截。在冬天，人都躲在屋里，脏东西都冻在冰上；现在，人也出来，东西也显了原形，连碎砖砌的墙都往下落土，似乎预备着到了雨天便塌倒。满院花花绿绿，开着穷恶的花，比冬天要更丑陋着好几倍。哼，单单是在这时候，她觉到她将永远住在此地；她那点钱有花完的时候，而祥子不过是个拉车的！

        教祥子看家，她上南苑去找姑妈，打听老头子的消息。姑妈说四爷确是到她家来过一趟，大概是正月十二那天吧，一来是给她道谢，二来为告诉她，他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乘着还有口气儿，去到各处见识见识。再说，他自己也没脸再在城里混，因为自己的女儿给他丢了人。姑妈的报告只是这一点，她的评断就更简单：老头子也许真出了外，也许光这么说说，而在什么僻静地方藏着呢；谁知道！

        回到家，她一头扎在炕上，门门的哭起来，一点虚伪狡诈也没有的哭了一大阵，把眼泡都哭肿。

        哭完，她抹着泪对祥子说：“好，你豪横！都得随着你了！我这一宝押错了地方。嫁鸡随鸡，什么也甭说了。给你一百块钱，你买车拉吧！”

        在这里，她留了个心眼：原本想买两辆车，一辆让祥子自拉，一辆赁出去。现在她改了主意，只买一辆，教祥子去拉；其余的钱还是在自己手中拿着。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也在自己身上，她不肯都掏出来；万一祥子——在把钱都买了车之后——变了心呢？这不能不防备！再说呢，刘老头子这样一走，使她感到什么也不可靠，明天的事谁也不能准知道，顶好是得乐且乐，手里得有俩钱，爱吃口什么就吃口，她一向是吃惯了零嘴的。拿祥子挣来的——他是头等的车夫——过日子，再有自己的那点钱垫补着自己零花，且先顾眼前欢吧。钱有花完的那一天，人可是也不会永远活着！嫁个拉车的——虽然是不得已——已经是委屈了自己，不能再天天手背朝下跟他要钱，而自己袋中没一个铜子。这个决定使她又快乐了点，虽然明知将来是不得了，可是目前总不会立刻就头朝了下；仿佛是走到日落的时候，远处已然暗淡，眼前可是还有些亮儿，就趁着亮儿多走几步吧。

        祥子没和她争辩，买一辆就好，只要是自己的车，一天好歹也能拉个六七毛钱，可以够嚼谷。不但没有争辩，他还觉得有些高兴。过去所受的辛苦，无非为是买上车。现在能再买上，那还有什么可说呢？自然，一辆车而供给两个人儿吃，是不会剩下钱的；这辆车有拉旧了的时候，而没有再制买新车的预备，危险！可是，买车既是那么不易，现在能买上也就该满意了，何必想到那么远呢！

        杂院里的二强子正要卖车。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女儿小福子——十九岁——卖给了一个军人。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二强嫂是全院里最矮最丑的妇人，*聊悦牛笕铮*头上没有什么头发，牙老露在外边，脸上被雀斑占满，看着令人恶心。她也红着眼皮，一边哭着女儿，一边穿上新蓝大衫。二强子的脾气一向就暴，卖了女儿之后，常喝几盅酒；酒后眼泪在眼圈里，就特别的好找毛病。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可是乐不抵苦，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二强子四十多了，打算不再去拉车。于是买了副筐子，弄了个杂货挑子，瓜果梨桃，花生烟卷，货很齐全。作了两个月的买卖，粗粗的一搂账，不但是赔，而且赔得很多。拉惯了车，他不会对付买卖；拉车是一冲一撞的事，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作小买卖得苦对付，他不会。拉车的人晓得怎么赊东西，所以他磨不开脸不许熟人们欠账；欠下，可就不容易再要回来。这样，好照顾主儿拉不上，而与他交易的都贪着赊了不给，他没法不赔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更多喝酒。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得罪了巡警，打了老婆，都因为酒。酒醒过来，他非常的后悔，苦痛。再一想，这点钱是用女儿换来的，白白的这样赔出去，而且还喝酒打人，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在这种时候，他能懊睡一天，把苦恼交给了梦。

        他决定放弃了买卖，还去拉车，不能把那点钱全白白的糟践了。他买上了车。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爱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穷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买了新车，身上也穿得很整齐，他觉得他是高等的车夫，他得喝好茶叶，拉体面的座儿。他能在车口上，亮着自己的车，和身上的白裤褂，和大家谈天，老不屑于张罗买卖。他一会儿啪啪的用新蓝布”谧映槌槌担换岫宥遄约旱男*白底双脸鞋，一会儿眼看着鼻尖，立在车旁微笑，等着别人来夸奖他的车，然后就引起话头，说上没完。他能这样白“泡”一两天。及至他拉上了个好座儿，他的腿不给他的车与衣服作劲，跑不动！这个，又使他非常的难过。一难过就想到女儿，只好去喝酒。这么样，他的钱全白垫出去，只剩下那辆车。

        在立冬前后吧，他又喝醉。一进屋门，两个儿子——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岁——就想往外躲。这个招翻了他，给他们一人一脚。二强嫂说了句什么，他奔了她去，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她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两个孩子急了，一个拿起煤铲，一个抄起擀面杖，和爸爸拚了命。三个打在一团，七手八脚的又踩了二强嫂几下。街坊们过来，好容易把二强子按倒在炕上，两个孩子抱着妈妈哭起来。二强嫂醒了过来，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到腊月初三，她的呼吸停止了，穿着卖女儿时候作的蓝大衫。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非打官司不可。经朋友们死劝活劝，娘家的人们才让了步，二强子可也答应下好好的发送她，而且给她娘家人十五块钱。他把车押出去，押了六十块钱。转过年来，他想出手那辆车，他没有自己把它赎回来的希望。在喝醉的时候，他倒想卖个儿子，但是绝没人要。他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丈夫，人家根本不承认他这么个老丈人，别的话自然不必再说。

        祥子晓得这辆车的历史，不很喜欢要它，车多了去啦，何必单买这一辆，这辆不吉祥的车，这辆以女儿换来，而因打死老婆才出手的车！虎妞不这么看，她想用八十出头买过来，便宜！车才拉过半年来的，连皮带的颜色还没怎么变，而且地道是西城的名厂德成家造的。

        买辆七成新的，还不得个五六十块吗？她舍不得这个便宜。她也知道过了年不久，处处钱紧，二强子不会卖上大价儿，而又急等着用钱。她亲自去看了车，亲自和二强子讲了价，过了钱；祥子只好等着拉车，没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钱既不是他自己的。把车买好，他细细看了看，的确骨力硬棒。可是他总觉得有点别扭。最使他不高兴的是黑漆的车身，而配着一身白铜活，在二强子打这辆车的时候，原为黑白相映，显着漂亮；祥子老觉得这有点丧气，象穿孝似的。他很想换一份套子，换上土黄或月白色儿的，或者足以减去一点素净劲儿。可是他没和虎妞商议，省得又招她一顿闲话。

        拉出这辆车去，大家都特别注意，有人竟自管它叫作“小寡妇”。祥子心里不痛快。他变着法儿不去想它，可是车是一天到晚的跟着自己，他老毛毛咕咕的，似乎不知哪时就要出点岔儿。有时候忽然想起二强子，和二强子的遭遇，他仿佛不是拉着辆车，而是拉着口棺材似的。在这辆车上，他时时看见一些鬼影，仿佛是。

        可是，自从拉上这辆车，并没有出什么错儿，虽然他心中嘀嘀咕咕的不安。天是越来越暖和了，脱了棉的，几乎用不着夹衣，就可以穿单裤单褂了；北平没有多少春天。天长得几乎使人不耐烦了，人人觉得困倦。祥子一清早就出去，转转到四五点钟，已经觉得卖够了力气。太阳可是还老高呢。他不愿再跑，可又不肯收车，犹疑不定的打着长而懒的哈欠。

        天是这么长，祥子若是觉得疲倦无聊，虎妞在家中就更寂寞。冬天，她可以在炉旁取暖，听着外边的风声，虽然苦闷，可是总还有点“不出去也好”的自慰。现在，火炉搬到檐下，在屋里简直无事可作。院里又是那么脏臭，连棵青草也没有。到街上去，又不放心街坊们，就是去买趟东西也得直去直来，不敢多散逛一会儿。她好象圈在屋里的一个蜜蜂，白白的看着外边的阳光而飞不出去。跟院里的妇女们，她谈不到一块儿。她们所说的是家长里短，而她是野调无腔的惯了，不爱说，也不爱听这些个。她们的委屈是由生活上的苦痛而来，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引下泪来；她的委屈是一些对生活的不满意，她无泪可落，而是想骂谁一顿，出出闷气。她与她们不能彼此了解，所以顶好各干各的，不必过话①。

        一直到了四月半，她才有了个伴儿。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回来了。小福子的“人”②是个军官。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再买份儿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便能快乐的过些日子。等军队调遣到别处，他撒手一走，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并不吃亏，单说缝缝洗洗衣服，作饭，等等的小事，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月间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吗？这么娶个姑娘呢，既是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高兴呢，给她裁件花布大衫，块儿多钱的事。不高兴呢，教她光眼子在家里蹲着，她也没什么办法。等到他开了差呢，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与一两把椅子，因为欠下的两个月房租得由她想法子给上，把铺板什么折卖了还许不够还这笔账的呢。

        小福子就是把铺板卖了，还上房租，只穿着件花洋布大衫，戴着一对银耳环，回到家中来的。

        二强子在卖了车以后，除了还上押款与利钱，还剩下二十来块。有时候他觉得是中年丧妻，非常的可怜；别人既不怜惜他，他就自己喝盅酒，喝口好东西，自怜自慰。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跟钱有仇似的，拚命的乱花。有时候他又以为更应当努力去拉车，好好的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将来也好有点指望。在这么想到儿子的时候，他就嘎七马八的买回一大堆食物，给他们俩吃。看他俩狼吞虎咽的吃那些东西，他眼中含着泪，自言自语的说：“没娘的孩子！苦命的孩子！爸爸去苦奔，奔的是孩子！我不屈心，我吃饱吃不饱不算一回事，得先让孩子吃足！吃吧！你们长大成人别忘了我就得了！”在这种时候，他的钱也不少花。慢慢的二十来块钱就全垫出去了。

        没了钱，再赶上他喝了酒，犯了脾气，他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孩子们无法，只好得自己去想主意弄几个铜子，买点东西吃。他们会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执事，会去跟着土车拾些碎铜烂纸，有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有时候俩人才有一个大铜子，只好买了落花生或铁蚕豆，虽然不能挡饥，可是能多嚼一会儿。

        小福子回来了，他们见着了亲人，一人抱着她一条腿，没有话可说，只流着泪向她笑。

        妈妈没有了，姐姐就是妈妈！

        二强子对女儿回来，没有什么表示。她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可是，看着两个儿子那样的欢喜，他也不能不承认家中应当有个女的，给大家作作饭，洗洗衣裳。他不便于说什么，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小福子长得不难看。虽然原先很瘦小，可是自从跟了那个军官以后，很长了些肉，个子也高了些。圆脸，眉眼长得很匀调，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可是结结实实的并不难看。

        上唇很短，无论是要生气，还是要笑，就先张了唇，露出些很白而齐整的牙来。那个军官就是特别爱她这些牙。露出这些牙，她显出一些呆傻没主意的样子，同时也仿佛有点娇憨。这点神气使她——正如一切贫而不难看的姑娘——象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颜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

        虎妞，一向不答理院中的人们，可是把小福子看成了朋友。小福子第一是长得有点模样，第二是还有件花洋布的长袍，第三是虎妞以为她既嫁过了军官，总得算见过了世面，所以肯和她来往。妇女们不容易交朋友，可是要交往就很快；没有几天，她俩已成了密友。虎妞爱吃零食，每逢弄点瓜子儿之类的东西，总把小福子喊过来，一边说笑，一边吃着。在说笑之中，小福子愚傻的露出白牙，告诉好多虎妞所没听过的事。随着军官，她并没享福，可是军官高了兴，也带她吃回饭馆，看看戏，所以她很有些事情说，说出来教虎妞羡慕。她还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事：在她，这是蹂躏；在虎妞，这是些享受。虎妞央告着她说，她不好意思讲，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她看过春宫，虎妞就没看见过。诸如此类的事，虎妞听了一遍，还爱听第二遍。她把小福子看成个最可爱，最可羡慕，也值得嫉妒的人。听完那些，再看自己的模样，年岁，与丈夫，她觉得这一辈子太委屈。她没有过青春，而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现在呢，祥子又是那么死砖头似的一块东西！越不满意祥子，她就越爱小福子，小福子虽然是那么穷，那么可怜，可是在她眼中是个享过福，见过阵式的，就是马上死了也不冤。在她看，小福子就足代表女人所应有的享受。

        小福子的困苦，虎妞好象没有看见。小福子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她可是得——无论爸爸是怎样的不要强——顾着两个兄弟。她哪儿去弄钱给他俩预备饭呢？

        二强子喝醉，有了主意：“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都指着我呀，我成天际去给人家当牲口，我得先吃饱；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

        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象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又皇A丝蕖*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

        虎妞不但不安慰小福子，反倒愿意帮她的忙：虎妞愿意拿出点资本，教她打扮齐整，挣来钱再还给她。虎妞愿意借给她地方，因为她自己的屋子太脏，而虎妞的多少有个样子，况且是两间，大家都有个转身的地方。祥子白天既不会回来，虎妞乐得的帮忙朋友，而且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每次小福子用房间，虎妞提出个条件，须给她两毛钱。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为小福子的事，她得把屋子收拾得好好的，既须劳作，也得多花些钱，难道置买笤帚簸箕什么的不得花钱么？两毛钱绝不算多，因为彼此是朋友，所以才能这样见情面。

        小福子露出些牙来，泪落在肚子里。

        祥子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他又睡不好觉了。虎妞“成全”了小福子，也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十八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什么人声。孩子们抓早儿提着破筐去拾所能拾到的东西；到了九点，毒花花的太阳已要将他们的瘦脊背晒裂，只好拿回来所拾得的东西，吃些大人所能给他们的食物。然后，大一点的要是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资本，便去连买带拾，凑些冰核去卖。若找不到这点资本，便结伴出城到护城河里去洗澡，顺手儿在车站上偷几块煤，或捉些蜻蜓与知了儿卖与那富贵人家的小儿。那小些的，不敢往远处跑，都到门外有树的地方，拾槐虫，挖“金钢”①什么的去玩。孩子都出去，男人也都出去，妇女们都赤了背在屋中，谁也不肯出来；不是怕难看，而是因为院中的地已经晒得烫脚。

        直到太阳快落，男人与孩子们才陆续的回来，这时候院中有了墙影与一些凉风，而屋里圈着一天的热气，象些火笼；大家都在院中坐着，等着妇女们作饭。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象是个没有货物的集市。大家都受了一天的热，红着眼珠，没有好脾气；肚子又饿，更个个急叉白脸。一句话不对路，有的便要打孩子，有的便要打老婆；即使打不起来，也骂个痛快。这样闹哄，一直到大家都吃过饭。小孩有的躺在院中便睡去，有的到街上去撕欢①。大人们吃饱之后，脾气和平了许多，爱说话的才三五成团，说起一天的辛苦。那吃不上饭的，当已无处去当，卖已无处去卖——即使有东西可当或卖——因为天色已黑上来。男的不管屋中怎样的热，一头扎在炕上，一声不出，也许大声的叫骂。女的含着泪向大家去通融，不定碰多少钉子，才借到一张二十枚的破纸票。攥着这张宝贝票子，她出去弄点杂合面来，勾一锅粥给大家吃。

        虎妞与小福子不在这个生活秩序中。虎妞有了孕，这回是真的。祥子清早就出去，她总得到八九点钟才起来；怀孕不宜多运动是传统的错谬信仰，虎妞既相信这个，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分：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唯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到了晚上，她拿着个小板凳到街门外有风的地方去坐着，直到院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她不屑于和大家闲谈。

        小福子也起得晚，可是她另有理由。她怕院中那些男人们斜着眼看她，所以等他们都走净，才敢出屋门。白天，她不是找虎妞来，便是出去走走，因为她的广告便是她自己。晚上，为躲着院中人的注目，她又出去在街上转，约摸着大家都躺下，她才偷偷的溜进来。

        在男人里，祥子与二强子是例外。祥子怕进这个大院，更怕往屋里走。院里众人的穷说，使他心里闹得慌，他愿意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坐着。屋里呢，他越来越觉得虎妞象个母老虎。小屋里是那么热，憋气，再添上那个老虎，他一进去就仿佛要出不来气。前些日子，他没法不早回来，为是省得虎妞吵嚷着跟他闹。近来，有小福子作伴儿，她不甚管束他了，他就晚回来一些。

        二强子呢，近来几乎不大回家来了。他晓得女儿的营业，没脸进那个街门。但是他没法拦阻她，他知道自己没力量养活着儿女们。他只好不再回来，作为眼不见心不烦。有时候他恨女儿，假若小福子是个男的，管保不用这样出丑；既是个女胎，干吗投到他这里来！有时候他可怜女儿，女儿是卖身养着两个弟弟！恨吧疼吧，他没办法。赶到他喝了酒，而手里没了钱，他不恨了，也不可怜了，他回来跟她要钱。在这种时候，他看女儿是个会挣钱的东西，他是作爸爸的，跟她要钱是名正言顺。这时候他也想起体面来：大家不是轻看小福子吗，她的爸爸也没饶了她呀，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儿，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

        他吵，小福子连大气也不出。倒是虎妞一半骂一半劝，把他对付走，自然他手里得多少拿去点钱。这种钱只许他再去喝酒，因为他要是清醒着看见它们，他就会去跳河或上吊。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象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祥子在院中看了看那灰红的天，打算去拉晚儿——过下午四点再出去；假若挣不上钱的话，他可以一直拉到天亮：夜间无论怎样也比白天好受一些。

        虎妞催着他出去，怕他在家里碍事，万一小福子拉来个客人呢。“你当在家里就好受哪？屋子里一到晌午连墙都是烫的！”

        他一声没出，喝了瓢凉水，走了出去。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象要被晒化。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的走。

        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拿起芭蕉扇”*”埃挥茫*风是热的。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茶由口中进去，汗马上由身上出来，好象身上已是空膛的，不会再藏储一点水分。他不敢再动了。

        坐了好久，他心中腻烦了。既不敢出去，又没事可作，他觉得天气仿佛成心跟他过不去。不，他不能服软。他拉车不止一天了，夏天这也不是头一遭，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想出去，可是腿真懒得动，身上非常的软，好象洗澡没洗痛快那样，汗虽出了不少，而心里还不畅快。又坐了会儿，他再也坐不住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

        一出来，才晓得自己的错误。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象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象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象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低着头，拉着车，极慢的往前走，没有主意，没有目的，昏昏沉沉的，身上挂着一层粘汗，发着馊臭的味儿。走了会儿，脚心和鞋袜粘在一块，好象踩着块湿泥，非常的难过。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不为解渴，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由口腔到胃中，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的一收缩，打个冷战，非常舒服。喝完，他连连的打嗝，水要往上漾！

        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一直到了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想去照例的吃点什么，看见食物就要恶心。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有时候里面会轻轻的响，象骡马似的喝完水肚子里光光光的响动。

        拿冬与夏相比，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他没想到过夏天这么难受。在城里过了不止一夏了，他不记得这么热过。是天气比往年热呢，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这么一想，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心中仿佛凉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的，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他害了怕，可是没办法。他没法赶走虎妞，他将要变成二强子，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变成小马儿的祖父。祥子完了！

        正在午后一点的时候，他又拉上个买卖。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他不管太阳下是怎样的热了：假若拉完一趟而并不怎样呢，那就证明自己的身子并没坏；设若拉不下来这个买卖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跟头栽死在那发着火的地上也好！

        刚走了几步，他觉到一点凉风，就象在极热的屋里由门缝进来一点凉气似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看看路旁的柳枝，的确是微微的动了两下。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户中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有了凉风！有了凉风！凉风下来了！”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柳条儿动了！老天爷，多赏点凉风吧！”

        还是热，心里可镇定多了。凉风，即使是一点点，给了人们许多希望。几阵凉风过去，阳光不那么强了，一阵亮，一阵稍暗，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风忽然大起来，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条象猛的得到什么可喜的事，飘洒的摇摆，枝条都象长出一截儿来。一阵风过去，天暗起来，灰尘全飞到半空。尘土落下一些，北面的天边见了墨似的乌云。祥子身上没了汗，向北边看了一眼，把车停住，上了雨布，他晓得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不容工夫的。

        刚上好了雨布，又是一阵风，黑云滚似的已遮黑半边天。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搀合起来，夹杂着腥臊的干土，似凉又热；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一切都惊慌失措。车夫急着上雨布，铺户忙着收幌子，小贩们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行路的加紧往前奔。又一阵风。风过去，街上的幌子，小摊，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了走，全不见了，只剩下柳枝随着风狂舞。

        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风带着雨星，象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北边远处一个红闪，象把黑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几个，他哆嗦了两下。

        雨点停了，黑云铺匀了满天。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象要立定在水中，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心中茫茫的有点热气，耳旁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

        雨小了些，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吐出一口气：“先生，避避再走吧！”

        “快走！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回事？”坐车的跺着脚喊。

        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去找个地方避一避。可是，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他咬上了牙，郯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刚跑出不远，天黑了一阵，紧跟着一亮，雨又迷住他的眼。

        拉到了，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祥子没说什么，他已顾不过命来。

        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儿，比以前小了许多。祥子一气跑回了家。抱着火，烤了一阵，他哆嗦得象风雨中的树叶。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喝完。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的，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

        到四点多钟，黑云开始显出疲乏来，绵软无力的打着不甚红的闪。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闪都到南边去，曳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又待了一会儿，西边的云缝露出来阳光，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两头插在黑云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虹不久消散了，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象由黑暗里刚生出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

        可是，除了孩子们赤着脚追逐那些蜻蜓，杂院里的人们并顾不得欣赏这雨后的晴天。小福子屋的后檐墙塌了一块，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揭起来，堵住窟窿。院墙塌了好几处，大家没工夫去管，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有的台阶太矮，水已灌到屋中，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有的屋顶漏得象个喷壶，把东西全淋湿，忙着往出搬运，放在炉旁去烤，或搁在窗台上去晒。在正下雨的时候，大家躲在那随时可以塌倒而把他们活埋了的屋中，把命交给了老天；雨后，他们算计着，收拾着，那些损失；虽然大雨过去，一斤粮食也许落一半个铜子，可是他们的损失不是这个所能偿补的。他们花着房钱，可是永远没人*葱薏狗孔樱怀撬梦薹ㄔ僮∪耍*来一两个泥水匠，用些素泥碎砖稀松的堵砌上——预备着再塌。房钱交不上，全家便被撵出去，而且扣了东西。房子破，房子可以砸死人，没人管。他们那点钱，只能租这样的屋子；破，危险，都活该！

        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激病。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老是一身热汗，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冰凉的雨点，打在那开张着的汗毛眼上，至少教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孩子病了，没钱买药；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祥子病了。大杂院里的病人并不止于他一个。

    十九

        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方：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给他灌下去，他的确睁开眼看了看，可是待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嘴里唧唧咕咕的不晓得说了些什么。虎妞这才想起去请大夫。扎了两针，服了剂药，他清醒过来，一睁眼便问：“还下雨吗？”

        第二剂药煎好，他不肯吃。既心疼钱，又恨自己这样的不济，居然会被一场雨给激病，他不肯喝那碗苦汁子。为证明他用不着吃药，他想马上穿起衣裳就下地。可是刚一坐起来，他的头象有块大石头赘着，脖子一软，眼前冒了金花，他又倒下了。什么也无须说了，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下去。

        他躺了十天。越躺着越起急，有时候他爬在枕头上，有泪无声的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挣钱，那么一切花费就都得由虎妞往外垫；多咱把她的钱垫完，多咱便全仗着他的一辆车子；凭虎妞的爱花爱吃，他供给不起，况且她还有了孕呢！越起不来越爱胡思乱想，越想越愁得慌，病也就越不容易好。刚顾过命来，他就问虎妞：“车呢？”

        “放心吧，赁给丁四拉着呢！”

        “啊！”他不放心他的车，唯恐被丁四，或任何人，给拉坏。可是自己既不能下地，当然得赁出去，还能闲着吗？他心里计算：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①总有五六毛钱的进项。

        房钱，煤米柴炭，灯油茶水，还先别算添衣服，也就将够两个人用的，还得处分抠搜②，不能象虎妞那么满不在乎。现在，每天只进一毛多钱的车租，得干赔上四五毛，还不算吃药。

        假若病老不好，该怎办呢？是的，不怪二强子喝酒，不怪那些苦朋友们胡作非为，拉车这条路是死路！不管你怎样卖力气，要强，你可就别成家，别生病，别出一点岔儿。哼！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又招谁惹谁了？不因生病，也不是为成家，就那么无情无理的丢了！好也不行，歹也不行，这条路上只有死亡，而且说不定哪时就来到，自己一点也不晓得。想到这里，由忧愁改为颓废，*悖伤*的去，起不来就躺着，反正是那么回事！他什么也不想了，静静的躺着。不久他又忍不下去了，想马上起来，还得去苦奔；道路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在入棺材以前总是不断的希望着。可是，他立不起来。只好无聊的，乞怜的，要向虎妞说几句话：

        “我说那辆车不吉祥，真不吉祥！”

        “养你的病吧！老说车，车迷！”

        他没再说什么。对了，自己是车迷！自从一拉车，便相信车是一切，敢情……病刚轻了些，他下了地。对着镜子看了看，他不认得镜中的人了：满脸胡子拉碴，太阳与腮都瘪进去，眼是两个深坑，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屋里非常的热闷，他不敢到院中去，一来是腿软得象没了骨头，二来是怕被人家看见他。不但在这个院里，就是东西城各车口上，谁不知道祥子是头顶头的①棒小伙子。祥子不能就是这个样的病鬼！他不肯出去。在屋里，又憋闷得慌。他恨不能一口吃壮起来，好出去拉车。可是，病是毁人的，它的来去全由着它自己。

        歇了有一个月，他不管病完全好了没有，就拉上车。把帽子戴得极低，为是教人认不出来他，好可以缓着劲儿跑。“祥子”与“快”是分不开的，他不能大模大样的慢慢蹭，教人家看不起。

        身子本来没好利落，又贪着多拉几号，好补上病中的亏空，拉了几天，病又回来了。这回添上了痢疾。他急得抽自己的嘴巴，没用，肚皮似乎已挨着了腰，还泻。好容易痢疾止住了，他的腿连蹲下再起来都费劲，不用说想去跑一阵了。

        他又歇了一个月！他晓得虎妞手中的钱大概快垫完了！到八月十五，他决定出车，这回要是再病了，他起了誓，他就去跳河！

        在他第一次病中，小福子时常过来看看。祥子的嘴一向干不过虎妞，而心中又是那么憋闷，所以有时候就和小福子说几句。这个，招翻了虎妞。祥子不在家，小福子是好朋友；祥子在家，小福子是，按照虎妞的想法，“来吊棒②！好不要脸！”她力逼着小福子还上欠着她的钱，“从此以后，不准再进来！”

        小福子失去了招待客人的地方，而自己的屋里又是那么破烂——炕席堵着后檐墙，她无可如何，只得到“转运公司”①去报名。可是，“转运公司”并不需要她这样的货。人家是介绍“女学生”与“大家闺秀”的，门路高，用钱大，不要她这样的平凡人物。她没了办法。想去下窑子，既然没有本钱，不能混自家的买卖，当然得押给班儿里。但是，这样办就完全失去自由，谁照应着两个弟弟呢？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也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就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想来想去，她只有一条路可走：贱卖。肯进她那间小屋的当然不肯出大价钱，好吧，谁来也好吧，给个钱就行。这样，倒省了衣裳与脂粉；来找她的并不敢希望她打扮得怎么够格局，他们是按钱数取乐的；她年纪很轻，已经是个便宜了。

        虎妞的身子已不大方便，连上街买趟东西都怕有些失闪，而祥子一走就是一天，小福子又不肯过来，她寂寞得象个被拴在屋里的狗。越寂寞越恨，她以为小福子的减价出售是故意的气她。她才不能吃这个瘪子②：坐在外间屋，敞开门，她等着。有人往小福子屋走，她便扯着嗓子说闲话，教他们难堪，也教小福子吃不住。小福子的客人少了，她高了兴。小福子晓得这么下去，全院的人慢慢就会都响应虎妞，而把自己撵出去。她只是害怕，不敢生气，落到她这步天地的人晓得把事实放在气和泪的前边。她带着小弟弟过来，给虎妞下了一跪。

        什么也没说，可是神色也带出来：这一跪要还不行的话，她自己不怕死，谁可也别想活着！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虎妞倒没了主意。怎想怎不是味儿，可是带着那么个大肚子，她不敢去打架。武的既拿不出来，只好给自己个台阶：她是逗着小福子玩呢，谁想弄假成真，小福子的心眼太死。这样解释开，她们又成了好友，她照旧给小福子维持一切。

        自从中秋出车，祥子处处加了谨慎，两场病教他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多挣钱的雄心并没完全忘掉，可是屡次的打击使他认清楚了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好汉到时候非咬牙不可，但咬上牙也会吐了血！痢疾虽然已好，他的肚子可时时的还疼一阵。有时候腿脚正好蹓开了，想试着步儿加点速度，肚子里绳绞似的一拧，他缓了步，甚至于忽然收住脚，低着头，缩着肚子，强忍一会儿。独自拉着座儿还好办，赶上拉帮儿车的时候，他猛孤仃的收住步，使大家莫名其妙，而他自己非常的难堪。自己才二十多岁，已经这么闹笑话，赶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应当怎样呢？这么一想，他轰的一下冒了汗！

        为自己的身体，他很愿再去拉包车。到底是一工儿活有个缓气的时候；跑的时候要快，可是休息的工夫也长，总比拉散座儿轻闲。他可也准知道，虎妞绝对不会放手他，成了家便没了自由，而虎妞又是特别的厉害。他认了背运。半年来的，由秋而冬，他就那么一半对付，一半挣扎，不敢大意，也不敢偷懒，心中憋憋闷闷的，低着头苦奔。低着头，他不敢再象原先那么楞葱似的，什么也不在乎了。至于挣钱，他还是比一般的车夫多挣着些。除非他的肚子正绞着疼，他总不肯空放走一个买卖，该拉就拉，他始终没染上恶习。什么故意的绷大价，什么中途倒车，什么死等好座儿，他都没学会。这样，他多受了累，可是天天准进钱。他不取巧，所以也就没有危险。

        可是，钱进得太少，并不能剩下。左手进来，右手出去，一天一个干净。他连攒钱都想也不敢想了。他知道怎样省着，虎妞可会花呢。虎妞的“月子”①是转过年二月初的。自从一入冬，她的怀已显了形，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腆着，好显出自己的重要。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简直连炕也懒得下。作菜作饭全托付给了小福子，自然那些剩汤腊水的就得教小福子拿去给弟弟们吃。这个，就费了许多。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肚子越显形，她就觉得越须多吃好东西；不能亏着嘴。她不但随时的买零七八碎的，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她带回点儿来。

        祥子挣多少，她花多少，她的要求随着他的钱涨落。祥子不能说什么。他病着的时候，花了她的钱，那么一还一报，他当然也得给她花。祥子稍微紧一紧手，她马上会生病，“怀孕就是害九个多月的病，你懂得什么？”她说的也是真话。到过新年的时候，她的主意就更多了。她自己动不了窝，便派小福子一趟八趟的去买东西。她恨自己出不去，又疼爱自己而不肯出去，不出去又憋闷的慌，所以只好多买些东西来看着还舒服些。她口口声声不是为她自己买而是心疼祥子：“你苦奔了一年，还不吃一口哪？自从病后，你就没十分足壮起来；到年底下还不吃，等饿得象个瘪臭虫哪？”祥子不便辩驳，也不会辩驳；及至把东西作好，她一吃便是两三大碗。吃完，又没有运动，她撑得慌，抱着肚子一定说是犯了胎气！

        过了年，她无论如何也不准祥子在晚间出去，她不定哪时就生养，她害怕。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的实在岁数来，虽然还不肯明说，可是再也不对他讲，“我只比你大‘一点’了”。她这么闹哄，祥子迷了头。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祥子心里不由的有点喜欢，即使一点也不需要一个小孩，可是那个将来到自己身上，最简单而最玄妙的“爸”字，使铁心的人也得要闭上眼想一想，无论怎么想，这个字总是动心的。祥子，笨手笨脚的，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好处和可自傲的地方；一想到这个奇妙的字，他忽然觉出自己的尊贵，仿佛没有什么也没关系，只要有了小孩，生命便不会是个空的。同时，他想对虎妞尽自己所能的去供给，去伺候，她现在已不是“一”个人；即使她很讨厌，可是在这件事上她有一百成的功劳。不过，无论她有多么大的功劳，她的闹腾劲儿可也真没法受。她一会儿一个主意，见神见鬼的乱哄，而祥子必须出去挣钱，需要休息，即使钱可以乱花，他总得安安顿顿的睡一夜，好到明天再去苦曳。她不准他晚上出去，也不准他好好的睡觉，他一点主意也没有，成天际晕晕忽忽的，不知怎样才好。有时候欣喜，有时候着急，有时候烦闷，有时候为欣喜而又要惭愧，有时候为着急而又要自慰，有时候为烦闷而又要欣喜，感情在他心中绕着圆圈，把个最简单的人闹得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有一回，他竟自把座儿拉过了地方，忘了人家雇到哪里！

        灯节左右，虎妞决定教祥子去请收生婆，她已支持不住。收生婆来到，告诉她还不到时候，并且说了些要临盆时的征象。她忍了两天，就又闹腾起来。把收生婆又请了来，还是不到时候。她哭着喊着要去寻死，不能再受这个折磨。祥子一点办法没有，为表明自己尽心，只好依了她的要求，暂不去拉车。

        一直闹到月底，连祥子也看出来，这是真到了时候，她已经不象人样了。收生婆又来到，给祥子一点暗示，恐怕要难产。虎妞的岁数，这又是头胎，平日缺乏运动，而胎又很大，因为孕期里贪吃油腻；这几项合起来，打算顺顺当当的生产是希望不到的。况且一向没经过医生检查过，胎的部位并没有矫正过；收生婆没有这份手术，可是会说：就怕是横生逆产呀！

        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可是虎妞比别人都更多着些危险，别个妇人都是一直到临盆那一天还操作活动，而且吃得不足，胎不会很大，所以倒能容易产生。她们的危险是在产后的失调，而虎妞却与她们正相反。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

        祥子，小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她三天三夜。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后，她嗓子已哑，只低唤着“妈哟！妈哟！”收生婆没办法，大家都没办法，还是她自己出的主意，教祥子到德胜门外去请陈二奶奶——顶着一位虾蟆大仙。陈二奶奶非五块钱不来，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快去吧！”

        陈二奶奶带着“童儿”——四十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她有五十来岁，穿着蓝绸子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和全份的镀金首饰。眼睛直勾勾的，进门先净了手，而后上了香；她自己先磕了头，然后坐在香案后面，呆呆的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摇动，打了个极大的冷战，垂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中连落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童儿”扯了扯祥子，教他赶紧磕头。祥子不知道自己信神不信，只觉得磕头总不会出错儿。迷迷忽忽的，他不晓得磕了几个头。立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和那烧透了的红亮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式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凉汗。

        虾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有些结巴：“不，不，不要紧！画道催，催，催生符！”

        “童儿”急忙递过黄绵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沾着吐沫在纸上画。

        画完符，她又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是虎妞前世里欠这孩子的债，所以得受些折磨。祥子晕头打脑的没甚听明白，可是有些害怕。

        陈二奶奶打了个长大的哈欠，闭目楞了会儿，仿佛是大梦初醒的样子睁开了眼。“童儿”赶紧报告大仙的言语。她似乎很喜欢：“今天大仙高兴，爱说话！”然后她指导着祥子怎样教虎妞喝下那道神符，并且给她一丸药，和神符一同服下去。

        陈二奶奶热心的等着看看神符的效验，所以祥子得给她预备点饭。祥子把这个托付给小福子去办。小福子给买来热芝麻酱烧饼和酱肘子；陈二奶奶还嫌没有盅酒吃。

        虎妞服下去神符，陈二奶奶与“童儿”吃过了东西，虎妞还是翻滚的闹。直闹了一点多钟，她的眼珠已慢慢往上翻。陈二奶奶还有主意，不慌不忙的教祥子跪一股高香。祥子对陈二奶奶的信心已经剩不多了。但是既花了五块钱，爽性就把她的方法都试验试验吧；既不肯打她一顿，那么就依着她的主意办好了，万一有些灵验呢！

        直挺挺的跪在高香前面，他不晓得求的是什么神，可是他心中想要虔诚。看着香火的跳动，他假装在火苗上看见了一些什么形影，心中便祷告着。香越烧越矮，火苗当中露出些黑道来，他把头低下去，手扶在地上，迷迷胡胡的有些发困，他已两三天没得好好的睡了。脖子忽然一软，他唬了一跳，再看，香已烧得剩了不多。他没管到了该立起来的时候没有，拄着地就慢慢立起来，腿已有些发木。

        陈二奶奶和“童儿”已经偷偷的溜了。

        祥子没顾得恨她，而急忙过去看虎妞，他知道事情到了极不好办的时候。虎妞只剩了大口的咽气，已经不会出声。收生婆告诉他，想法子到医院去吧，她的方法已经用尽。

        祥子心中仿佛忽然的裂了，张着大嘴哭起来。小福子也落着泪，可是处在帮忙的地位，她到底心里还清楚一点。“祥哥！先别哭！我去上医院问问吧？”

        没管祥子听见了没有，她抹着泪跑出去。

        她去了有一点钟。跑回来，她已喘得说不上来话。扶着桌子，她干嗽了半天才说出来：医生来一趟是十块钱，只是看看，并不管接生。接生是二十块。要是难产的话，得到医院去，那就得几十块了。“祥哥！你看怎办呢？！”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

        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虎妞在夜里十二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

    二十

        祥子的车卖了！

        钱就和流水似的，他的手已拦不住；死人总得抬出去，连开张殃榜也得花钱。

        祥子象傻了一般，看着大家忙乱，他只管往外掏钱。他的眼红得可怕，眼角堆着一团黄白的眵目糊；耳朵发聋，楞楞磕磕的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

        跟着虎妞的棺材往城外走，他这才清楚了一些，可是心里还顾不得思索任何事情。没有人送殡，除了祥子，就是小福子的两个弟弟，一人手中拿着薄薄的一打儿纸钱，沿路撒给那拦路鬼。

        楞楞磕磕的，祥子看着杠夫把棺材埋好，他没有哭。他的脑中象烧着一把烈火，把泪已烧干，想哭也哭不出。呆呆的看着，他几乎不知那是干什么呢。直到“头儿”过来交待，他才想起回家。

        屋里已被小福子给收拾好。回来，他一头倒在炕上，已经累得不能再动。眼睛干巴巴的闭不上，他呆呆的看着那有些雨漏痕迹的顶棚。既不能睡去，他坐了起来。看了屋中一眼，他不敢再看。心中不知怎样好。他出去买了包“黄狮子”烟来。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烟；并不爱吸。呆呆的看着烟头上那点蓝烟，忽然泪一串串的流下来，不但想起虎妞，也想起一切。到城里来了几年，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要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

        不知道什么工夫，小福子进来了，立在外间屋的菜案前，呆呆的看着他。

        他猛一抬头，看见了她，泪极快的又流下来。此时，就是他看见只狗，他也会流泪；满心的委屈，遇见个活的东西才想发泄；他想跟她说说，想得到一些同情。可是，话太多，他的嘴反倒张不开了。

        “祥哥！”她往前凑了凑，“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他点了点头，顾不及谢谢她；悲哀中的礼貌是虚伪。“你打算怎办呢？”

        “啊？”他好象没听明白，但紧跟着他明白过来，摇了摇头——他顾不得想办法。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脸上忽然红起来，露出几个白牙，可是话没能说出。她的生活使她不能不忘掉羞耻，可是遇到正经事，她还是个有真心的女人：女子的心在羞耻上运用着一大半。“我想……”她只说出这么点来。她心中的话很多；脸一红，它们全忽然的跑散，再也想不起来。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他并不想马上就续娶，他顾不得想任何的事。可是她既然愿意，而且是因为生活的压迫不能不马上提出来，他似乎没有法子拒绝。她本人是那么好，而且帮了他这么多的忙，他只能点头，他真想过去抱住她，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把委屈都哭净，而后与她努力同心的再往下苦奔。在她身上，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从女子所能得的与所应得的安慰。他的口不大爱说话，见了她，他愿意随便的说；有她听着，他的话才不至于白说；她的一点头，或一笑，都是最美满的回答，使他觉得真是成了“家”。

        正在这个时候，小福子的二弟弟进来了：“姐姐！爸爸来了！”

        她皱了皱眉。她刚推开门，二强子已走到院中。“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的扑过来：“你卖还卖不够，还得白教祥子玩？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祥子，听到自己的名字，赶了出来，立在小福子的身后。“我说祥子，”二强子歪歪拧拧的想挺起胸脯，可是连立也立不稳：“我说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也罢，单占她的便宜？什么玩艺！”

        祥子不肯欺负个醉鬼，可是心中的积郁使他没法管束住自己的怒气。他赶上一步去。四只红眼睛对了光，好象要在空气中激触，发出火花。祥子一把扯住二强子的肩，就象提拉着个孩子似的，掷出老远。

        良心的谴责，借着点酒，变成狂暴：二强子的醉本来多少有些假装。经这一摔，他醒过来一半。他想反攻，可是明知不是祥子的对手。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出去，又十分的不是味儿。他坐在地上，不肯往起立，又不便老这么坐着。心中十分的乱，嘴里只好随便的说了：“我管教儿女，与你什么相干？揍我？你姥姥！你也得配！”

        祥子不愿还口，只静静的等着他反攻。

        小福子含着泪，不知怎样好。劝父亲是没用的，看着祥子打他也于心不安。她将全身都摸索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儿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给你，走吧！”

        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立，一边叨唠：“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招翻了太爷，妈的弄刀全宰了你们！”快走到街门了，他喊了声“祥子！搁着这个碴儿①，咱们外头见！”

        二强子走后，祥子和小福子一同进到屋中。

        “我没法子！”她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句，这一句总结了她一切的困难，并且含着无限的希望——假如祥子愿意娶她，她便有了办法。

        祥子，经过这一场，在她的身上看出许多黑影来。他还喜欢她，可是负不起养着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虎妞一死，他便有了自由；虎妞也有虎妞的好处，至少是在经济上帮了他许多。他不敢想小福子要是死吃他一口，可是她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饭吃也千真万确。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他开始收拾东西。

        “你要搬走吧？”小福子连嘴唇全白了。

        “搬走！”他狠了心，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

        看了他一眼，她低着头走出去。她不恨，也不恼，只是绝望。

        虎妞的首饰与好一点的衣服，都带到棺材里去。剩下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裳，几件木器，和些盆碗锅勺什么的。祥子由那些衣服中拣出几件较好的来，放在一边；其余的连衣报带器具全卖。他叫来个“打鼓儿的”①，一口价卖了十几块钱。他急于搬走，急于打发了这些东西，所以没心思去多找几个人来慢慢的绷着价儿②。“打鼓儿的”把东西收拾了走，屋中只剩下他的一份铺盖和那几件挑出来的衣服，在没有席的炕上放着。屋中全空，他觉得痛快了些，仿佛摆脱开了许多缠绕，而他从此可以远走高飞了似的。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想起那些东西。桌子已被搬走，桌腿儿可还留下一些痕迹——一堆堆的细土，贴着墙根形成几个小四方块。看着这些印迹，他想起东西，想起人，梦似的都不见了。不管东西好坏，不管人好坏，没了它们，心便没有地方安放。他坐在了炕沿上，又掏出支“黄狮子”来。

        随着烟卷，他带出一张破毛票儿来。有意无意的他把钱全掏了出来；这两天了，他始终没顾到算一算账。掏出一堆来，洋钱，毛票，铜子票，铜子，什么也有。堆儿不小，数了数，还不到二十块。凑上卖东西的十几块，他的财产全部只是三十多块钱。

        把钱放在炕砖上，他瞪着它们，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屋里没有人，没有东西，只剩下他自己与这一堆破旧霉污的钱。这是干什么呢？

        长叹了一声，无可如何的把钱揣在怀里，然后他把铺盖和那几件衣服抱起来，去找小福子。

        “这几件衣裳，你留着穿吧！把铺盖存在这一会儿，我先去找好车厂子，再来取。”不敢看小福子，他低着头一气说完这些。

        她什么也没说，只答应了两声。

        祥子找好车厂，回来取铺盖，看见她的眼已哭肿。他不会说什么，可是设尽方法想出这么两句：“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来！一定来！”

        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祥子只休息了一天，便照旧去拉车。他不象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了，可也不故意的偷懒，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中觉得很平静。他的脸臌满起来一些，可是不象原先那么红扑扑的了；脸色发黄，不显着足壮，也并不透出瘦弱。眼睛很明，可没有什么表情，老是那么亮亮的似乎挺有精神，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的神气很象风暴后的树，静静的立在阳光里，一点不敢再动。原先他就不喜欢说话，现在更不爱开口了。天已很暖，柳枝上已挂满嫩叶，他有时候向阳放着车，低着头自言自语的嘴微动着，有时候仰面承受着阳光，打个小盹；除了必须开口，他简直的不大和人家过话。

        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胸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

        拉起车来，他还比一般的车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拚命的跑。在拐弯抹角和上下坡儿的时候，他特别的小心。几乎是过度的小心。有人要跟他赛车，不论是怎样的逗弄激发，他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依旧不快不慢的跑着。他似乎看透了拉车是怎回事，不再想从这里得到任何的光荣与称赞。

        在厂子里，他可是交了朋友；虽然不大爱说话，但是不出声的雁也喜欢群飞。再不交朋友，他的寂寞恐怕就不是他所能忍受的了。他的烟卷盒儿，只要一掏出来，便绕着圈儿递给大家。有时候人家看他的盒里只剩下一支，不好意思伸手，他才简截的说：“再买！”赶上大家赌钱，他不象从前那样躲在一边，也过来看看，并且有时候押上一注，输赢都不在乎的，似乎只为向大家表示他很合群，很明白大家奔忙了几天之后应当快乐一下。他们喝酒，他也陪着；不多喝，可是自己出钱买些酒菜让大家吃。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作得对。朋友之中若有了红白事，原先他不懂得行人情，现在他也出上四十铜子的份子，或随个“公议儿”①。不但是出了钱，他还亲自去吊祭或庆贺，因为他明白了这些事并非是只为糟蹋钱，而是有些必须尽到的人情。在这里人们是真哭或真笑，并不是瞎起哄。

        那三十多块钱，他可不敢动。弄了块白布，他自己笨手八脚的拿个大针把钱缝在里面，永远放在贴着肉的地方。不想花，也不想再买车，只是带在身旁，作为一种预备——谁知道将来有什么灾患呢！病，意外的祸害，都能随时的来到自己身上，总得有个预备。人并不是铁打的，他明白过来。

        快到立秋，他又拉上了包月。这回，比以前所混过的宅门里的事都轻闲；要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应下这个事来。他现在懂得选择事情了，有合适的包月才干；不然，拉散座也无所不可，不象原先那样火着心往宅门里去了。他晓得了自己的身体是应该保重的，一个车夫而想拚命——象他原先那样——只有丧了命而得不到任何好处。经验使人知道怎样应当油滑一些，因为命只有一条啊！

        这回他上工的地方是在雍和宫附近。主人姓夏，五十多岁，知书明礼；家里有太太和十二个儿女。最近娶了个姨太太，不敢让家中知道，所以特意的挑个僻静地方另组织了个小家庭。在雍和宫附近的这个小家庭，只有夏先生和新娶的姨太太；此外还有一个女仆，一个车夫——就是祥子。祥子很喜欢这个事。先说院子吧，院中一共才有六间房，夏先生住三间，厨房占一间，其余的两间作为下房。院子很小，靠着南墙根有棵半大的小枣树，树尖上挂着十几个半红的枣儿。祥子扫院子的时候，几乎两三笤帚就由这头扫到那头，非常的省事。没有花草可浇灌，他很想整理一下那棵枣树，可是他晓得枣树是多么任性，歪歪拧拧的不受调理，所以也就不便动手。

        别的工作也不多。夏先生早晨到衙门去办公，下午五点才回来，祥子只须一送一接；回到家，夏先生就不再出去，好象避难似的。夏太太倒常出去，可是总在四点左右就回来，好让祥子去接夏先生——接回他来，祥子一天的工作就算交待了。再说，夏太太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东安市场与中山公园什么的，拉到之后，还有很大的休息时间。这点事儿，祥子闹着玩似的就都作了。

        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太太可手松，三天两头的出去买东西；若是吃的，不好吃便给了仆人；若是用品，等到要再去买新的时候，便先把旧的给了仆人，好跟夏先生交涉要钱。夏先生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鞠躬尽瘁的把所有的精力与金钱全敬献给姨太太；此外，他没有任何生活与享受。他的钱必须借着姨太太的手才会出去，他自己不会花，更说不到给人——据说，他的原配夫人与十二个儿女住在保定，有时候连着四五个月得不到他的一个小钱。

        祥子讨厌这位夏先生：成天际弯弯着腰，缩缩着脖，贼似的出入，眼看着脚尖，永远不出声，不花钱，不笑，连坐在车上都象个瘦猴；可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他会说得极不得人心，仿佛谁都是混账，只有他自己是知书明礼的君子人。祥子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他把“事”看成了“事”，只要月间进钱，管别的干什么呢？！况且太太还很开通，吃的用的都常得到一些；算了吧，直当是拉着个不通人情的猴子吧。对于那个太太，祥子只把她当作个会给点零钱的女人，并不十分喜爱她。她比小福子美多了，而且香粉香水的沤着，绫罗绸缎的包着，更不是小福子所能比上的。不过，她虽然长得美，打扮得漂亮，可是他不知为何一看见她便想起虎妞来；她的身上老有些地方象虎妞，不是那些衣服，也不是她的模样，而是一点什么态度或神味，祥子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只觉得她与虎妞是，用他所能想出的字，一道货。她很年轻，至多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可是她的气派很老到，绝不象个新出嫁的女子，正象虎妞那样永远没有过少女的腼腆与温柔。她烫着头，穿着高跟鞋，衣服裁得正好能帮忙她扭得有棱有角的。连祥子也看得出，她虽然打扮得这样入时，可是她没有一般的太太们所有的气度。但是她又不象是由妓女出身。祥子摸不清她是怎回事。他只觉得她有些可怕，象虎妞那样可怕。不过，虎妞没有她这么年轻，没有她这么美好；所以祥子就更怕她，仿佛她身上带着他所尝受过的一切女性的厉害与毒恶。他简直不敢正眼看她。

        在这儿过了些日子，他越发的怕她了。拉着夏先生出去，祥子没见过他花什么钱；可是，夏先生也有时候去买东西——到大药房去买药。祥子不晓得他买的是什么药；不过，每逢买了药来，他们夫妇就似乎特别的喜欢，连大气不出的夏先生也显着特别的精神。精神了两三天，夏先生又不大出气了，而且腰弯得更深了些，很象由街上买来的活鱼，乍放在水中欢炽一会儿，不久便又老实了。一看到夏先生坐在车上象个死鬼似的，祥子便知道又到了上药房的时候。他不喜欢夏先生，可是每逢到药房去，他不由的替这个老瘦猴难过。赶到夏先生拿着药包回到家中，祥子便想起虎妞，心中说不清的怎么难受。他不愿意怀恨着死鬼，可是看看自己，看看夏先生，他没法不怨恨她了；无论怎说，他的身体是不象从前那么结实了，虎妞应负着大部分的责任。

        他很想辞工不干了。可是，为这点不靠边的事而辞工，又仿佛不象话；吸着“黄狮子”，他自言自语的说，“管别人的闲事干吗？！”

    二十一

        菊花下市的时候，夏太太因为买了四盆花，而被女仆杨妈摔了一盆，就和杨妈吵闹起来。杨妈来自乡间，根本以为花草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既是打了人家的物件，不管怎么不重要，总是自己粗心大意，所以就一声没敢出。及至夏太太闹上没完，村的野的一劲儿叫骂，杨妈的火儿再也按不住，可就还了口。乡下人急了，不会拿着尺寸说话，她抖着底儿把最粗野的骂出来。夏太太跳着脚儿骂了一阵，教杨妈马上卷铺盖滚蛋。

        祥子始终没过来劝解，他的嘴不会劝架，更不会劝解两个妇人的架。及至他听到杨妈骂夏太太是暗门子，千人骑万人摸的臭×，他知道杨妈的事必定吹了。同时也看出来，杨妈要是吹了，他自己也得跟着吹；夏太太大概不会留着个知道她的历史的仆人。杨妈走后，他等着被辞；算计着，大概新女仆来到就是他该卷铺盖的时候了。他可是没为这个发愁，经验使他冷静的上工辞工，犯不着用什么感情。

        可是，杨妈走后，夏太太对祥子反倒非常的客气。没了女仆，她得自己去下厨房做饭。

        她给祥子钱，教他出去买菜。买回来，她嘱咐他把什么该剥了皮，把什么该洗一洗。他剥皮洗菜，她就切肉煮饭，一边作事，一边找着话跟他说。她穿着件粉红的卫生衣，下面衬着条青裤子，脚上趿拉着双白缎子绣花的拖鞋。祥子低着头笨手笨脚的工作，不敢看她，可是又想看她，她的香水味儿时时强烈的流入他的鼻中，似乎是告诉他非看看她不可，象香花那样引逗蜂蝶。

        祥子晓得妇女的厉害，也晓得妇女的好处；一个虎妞已足使任何人怕女子，又舍不得女子。何况，夏太太又远非虎妞所能比得上的呢。祥子不由的看了她两眼，假若她和虎妞一样的可怕，她可是有比虎妞强着许多倍使人爱慕的地方。

        这要搁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作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那么，拾个便宜是一般的苦人认为正当的，祥子干吗见便宜不检着呢？他看了这个娘们两眼，是的，她只是个娘们！假如她愿意呢，祥子没法拒绝。他不敢相信她就能这么下贱，可是万一呢？她不动，祥子当然不动；她要是先露出点意思，他没主意。她已经露出点意思来了吧？要不然，干吗散了杨妈而不马上去雇人，单教祥子帮忙做饭呢？干吗下厨房还擦那么多香水呢？祥子不敢决定什么，不敢希望什么，可是心里又微微的要决定点什么，要有点什么希望。他好象是作着个不实在的好梦，知道是梦，又愿意继续往下作。生命有种热力逼着他承认自己没出息，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快乐——也许是最大的苦恼，谁管它！

        一点希冀，鼓起些勇气；一些勇气激起很大的热力；他心中烧起火来。这里没有一点下贱，他与她都不下贱，欲火是平等的！

        一点恐惧，唤醒了理智；一点理智浇灭了心火；他几乎想马上逃走。这里只有苦恼，上这条路的必闹出笑话！

        忽然希冀，忽然惧怕，他心中象发了疟疾。这比遇上虎妞的时候更加难过；那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象个初次出来的小蜂落在蛛网上；现在，他知道应当怎样的小心，也知道怎样的大胆，他莫明其妙的要往下淌，又清清楚楚的怕掉下去！

        他不轻看这位姨太太，这位暗娼，这位美人，她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假若他也有些可以自解的地方，他想，倒是那个老瘦猴似的夏先生可恶，应当得些恶报。有他那样的丈夫，她作什么也没过错。有他那样的主人，他——祥子——作什么也没关系。他胆子大起来。

        可是，她并没理会他看了她没有。作得了饭，她独自在厨房里吃；吃完，她喊了声祥子：“你吃吧。吃完可得把家伙刷出来。下半天你接先生去的时候，就手儿买来晚上的菜，省得再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先生在家，我出去找老妈子去。你有熟人没有，给荐一个？老妈子真难找！好吧，先吃去吧，别凉了！”

        她说得非常的大方，自然。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忽然——在祥子眼中——仿佛素净了许多。他反倒有些失望，由失望而感到惭愧，自己看明白自己已不是要强的人，不仅是不要强的人，而且是坏人！胡胡涂涂的扒搂了两碗饭，他觉得非常的无聊。洗了家伙，到自己屋中坐下，一气不知道吸了多少根“黄狮子”！

        到下午去接夏先生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非常的恨这个老瘦猴。他真想拉得欢欢的，一撒手，把这老家伙摔个半死。他这才明白过来，先前在一个宅门里拉车，老爷的三姨太太和大少爷不甚清楚，经老爷发觉了以后，大少爷怎么几乎把老爷给毒死；他先前以为大少爷太年轻不懂事，现在他才明白过来那个老爷怎么该死。可是，他并不想杀人，他只觉得夏先生讨厌，可恶，而没有法子惩治他。他故意的上下颠动车把，摇这个老猴子几下。老猴子并没说什么，祥子反倒有点不得劲儿。他永远没作过这样的事，偶尔有理由的作出来也不能原谅自己。后悔使他对一切都冷淡了些，干吗故意找不自在呢？无论怎说，自己是个车夫，给人家好好作事就结了，想别的有什么用？

        他心中平静了，把这场无结果的事忘掉；偶尔又想起来，他反觉有点可笑。

        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试工的。祥子死了心，可是心中怎想怎不是味儿。

        星期一午饭后，夏太太把试工的老妈子打发了，嫌她太不干净。然后，她叫祥子去买一斤栗子来。

        买了斤熟栗子回来，祥子在屋门外叫了声。

        “拿进来吧，”她在屋中说。

        祥子进去，她正对着镜子擦粉呢，还穿着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可是换了一条淡绿的下衣。由镜子中看到祥子进来，她很快的转过身来，向他一笑。祥子忽然在这个笑容中看见了虎妞，一个年轻而美艳的虎妞。他木在了那里。他的胆气，希望，恐惧，小心，都没有了，只剩下可以大可以小的一口热气，撑着他的全体。这口气使他进就进，退便退，他已没有主张。

        次日晚上，他拉着自己的铺盖，回到厂子去。

        平日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撒不出尿来了！

        大家争着告诉他去买什么药，或去找哪个医生。谁也不觉得这可耻，都同情的给他出主意，并且红着点脸而得意的述说自己这种的经验。好几位年轻的曾经用钱买来过这种病，好几位中年的曾经白拾过这个症候，好几位拉过包月的都有一些分量不同而性质一样的经验，好几位拉过包月的没有亲自经验过这个，而另有些关于主人们的故事，颇值得述说。祥子这点病使他们都打开了心，和他说些知己的话。他自己忘掉羞耻，可也不以这为荣，就那么心平气和的忍受着这点病，和受了点凉或中了些暑并没有多大分别。到疼痛的时候，他稍微有点后悔；舒服一会儿，又想起那点甜美。无论怎样呢，他不着急；生活的经验教他看轻了生命，着急有什么用呢。

        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了根。马马虎虎的，他以为是好了便停止住吃药。赶到阴天或换节气的时候，他的骨节儿犯疼，再临时服些药，或硬挺过去，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命既苦到底儿，身体算什么呢？把这个想开了，连个苍蝇还会在粪坑上取乐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个活人。

        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搭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有时候也把半截烟放在耳朵上夹着，不为那个地方方便，而专为耍个飘儿①。他还是不大爱说话，可是要张口的时候也勉强的要点俏皮，即使说得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心里松懈，身态与神气便吊儿啷当。

        不过，比起一般的车夫来，他还不能算是很坏。当他独自坐定的时候，想起以前的自己，他还想要强，不甘心就这么溜下去。虽然要强并没有用处，可是毁掉自己也不见得高明。在这种时候，他又想起买车。自己的三十多块钱，为治病已花去十多块，花得冤枉！但是有二十来块打底儿，他到底比别人的完全扎空枪更有希望。这么一想，他很想把未吸完的半盒“黄狮子”扔掉，从此烟酒不动，咬上牙攒钱。由攒钱想到买车，由买车便想到小福子。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自从由大杂院出来，始终没去看看她，而自己不但没往好了混，反倒弄了一身脏病！

        及至见了朋友们，他照旧吸着烟，有机会也喝点酒，把小福子忘得一干二净。和朋友们在一块，他并不挑着头儿去干什么，不过别人要作点什么，他不能不陪着。一天的辛苦与一肚子的委屈，只有和他们说说玩玩，才能暂时忘掉。眼前的舒服驱逐走了高尚的志愿，他愿意快乐一会儿，而后混天地黑的睡个大觉；谁不喜欢这样呢，生活既是那么无聊，痛苦，无望！生活的毒疮只能借着烟酒妇人的毒药麻木一会儿，以毒攻毒，毒气有朝一日必会归了心，谁不知道这个呢，可又谁能有更好的主意代替这个呢？！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后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懒，能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样对人瞪眼。对车座儿，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得到过公道。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汗是怎样的宝贵，能少出一滴便少出一滴；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休想。随便的把车放下，他懒得再动，不管那是该放车的地方不是。巡警过来干涉，他动嘴不动身子，能延宕一会儿便多停一会儿。赶到看见非把车挪开不可了，他的嘴更不能闲着，他会骂。巡警要是不肯挨骂，那么，打一场也没什么，好在祥子知道自己的力气大，先把巡警揍了，再去坐狱也不吃亏。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他见了光明，太阳好象特别的亮起来。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他以前连想也没想到过，现在居然成为事实了，而且是件可以使他心中痛快一会儿的事；想起来，多么好笑呢！

        不要说是个赤手空拳的巡警，就是那满街横行的汽车，他也不怕。汽车迎头来了，卷起地上所有的灰土，祥子不躲，不论汽车的喇叭怎样的响，不管坐车的怎样着急。汽车也没了法，只好放慢了速度。它慢了，祥子也躲开了，少吃许多尘土。汽车要是由后边来，他也用这一招。他算清楚了，反正汽车不敢伤人，那么为什么老早的躲开，好教它把尘土都带起来呢？巡警是专为给汽车开道的，唯恐它跑得不快与带起来的尘土不多，祥子不是巡警，就不许汽车横行。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

        对于车座儿，他绝对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讲到胡同口“上”，而教他拉到胡同口“里”，没那个事！座儿瞪眼，祥子的眼瞪得更大。他晓得那些穿洋服的先生们是多么怕脏了衣裳，也知道穿洋服的先生们——多数的——是多么强横而吝啬。好，他早预备好了；说翻了，过去就是一把，抓住他们五六十块钱一身的洋服的袖子，至少给他们印个大黑手印！赠给他们这么个手印儿，还得照样的给钱，他们晓得那只大手有多么大的力气，那一把已将他们的小细胳臂攥得生疼。

        他跑得还不慢，可是不能白白的特别加快。座儿一催，他的大脚便蹭了地：“快呀，加多少钱？”没有客气，他卖的是血汗。他不再希望随他们的善心多赏几个了，一分钱一分货，得先讲清楚了再拿出力气来。

        对于车，他不再那么爱惜了。买车的心既已冷淡，对别人家的车就漠不关心。车只是辆车，拉着它呢，可以挣出嚼谷与车份便算完结了一切；不拉着它呢，便不用交车份，那么只要手里有够吃一天的钱，就无须往外拉它。人与车的关系不过如此。自然，他还不肯故意的损伤了人家的车，可是也不便分外用心的给保护着。有时候无心中的被别个车夫给碰伤了一块，他决不急里蹦跳的和人家吵闹，而极冷静的拉回厂子去，该赔五毛的，他拿出两毛来，完事。厂主不答应呢，那好办，最后的解决总出不去起打；假如厂主愿意打呢，祥子陪着！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

        冬天又来到，从沙漠吹来的黄风一夜的工夫能冻死许多人。听着风声，祥子把头往被子里埋，不敢再起来。直到风停止住那狼嗥鬼叫的响声，他才无可如何的起来，打不定主意是出去好呢，还是歇一天。他懒得去拿那冰凉的车把，怕那噎得使人恶心的风。狂风怕日落，直到四点多钟，风才完全静止，昏黄的天上透出些夕照的微红。他强打精神，把车拉出来。

        揣着手，用胸部顶着车把的头，无精打采的慢慢的晃，嘴中叼着半根烟卷。一会儿，天便黑了，他想快拉上俩买卖，好早些收车。懒得去点灯，直到沿路的巡警催了他四五次，才把它们点上。

        在鼓楼前，他在灯下抢着个座儿，往东城拉。连大棉袍也没脱，就那么稀里胡芦的小跑着。他知道这不象样儿，可是，不象样就不象样吧；象样儿谁又多给几个子儿呢？这不是拉车，是混；头上见了汗，他还不肯脱长衣裳，能凑合就凑合。进了小胡同，一条狗大概看穿长衣拉车的不甚顺眼，跟着他咬。他停住了车，倒攥着布”谧樱彰淖纷*狗打。一直把狗赶没了影，他还又等了会儿，看它敢回来不敢。狗没敢回来，祥子痛快了些：“妈妈的！当我怕你呢！”“你这算哪道拉车的呀？听我问你！”车上的人没有好气儿的问。

        祥子的心一动，这个语声听着耳熟。胡同里很黑，车灯虽亮，可是光都在下边，他看不清车上的是谁。车上的人戴着大风帽，连嘴带鼻子都围在大围脖之内，只露着两个眼。祥子正在猜想。车上的人又说了话：“你不是祥子吗？”
        祥子明白了，车上的是刘四爷！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不知怎样才好。
        “我的女儿呢？”
        “死了！”祥子呆呆的在那里立着，不晓得是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说了这两个字。
        “什么？死了？”
        “死了！”
        “落在他妈的你手里，还有个不死？！”
        祥子忽然找到了自己：“你下来！下来！你太老了，禁不住我揍；下来！”
        刘四爷的手颤着走下来。“埋在了哪儿？我问你！”“管不着！”祥子拉起车来就走。
        他走出老远，回头看了看，老头子——一个大黑影似的——还在那儿站着呢。

    二十二

        祥子忘了是往哪里走呢。他昂着头，双手紧紧握住车把，眼放着光，迈着大步往前走；只顾得走，不管方向与目的地。他心中痛快，身上轻松，仿佛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忘了冷，忘了张罗买卖，他只想往前走，仿佛走到什么地方他必能找回原来的自己，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想起胡同中立着的那块黑影，那个老人，似乎什么也不必再说了，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虽然没打这个老家伙一拳，没踹他一脚，可是老头子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祥子反倒逍遥自在；谁说这不是报应呢！老头子气不死，也得离死差不远！刘老头子有一切，祥子什么也没有；而今，祥子还可以高高兴兴的拉车，而老头子连女儿的坟也找不到！好吧，随你老头子有成堆的洋钱，与天大的脾气，你治不服这个一天现混两个饱的穷光蛋！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晚间的冷气削着他的脸，他不觉得冷，反倒痛快。街灯发着寒光，祥子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可是，祥子你得从此好好的干哪！”他嘱咐着自己。“干吗不好好的干呢？我有志气，有力量，年纪轻！”他替自己答辩：“心中一痛快，谁能拦得住祥子成家立业呢？把前些日子的事搁在谁身上，谁能高兴，谁能不往下溜？那全过去了，明天你们会看见一个新的祥子，比以前的还要好，好的多！”

        嘴里咕哝着，脚底下便更加了劲，好象是为自己的话作见证——不是瞎说，我确是有个身子骨儿。虽然闹过病，犯过见不起人的症候，有什么关系呢。心一变，马上身子也强起来，不成问题！出了一身的汗，口中觉得渴，想喝口水，他这才觉出已到了后门。顾不得到茶馆去，他把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叫过提着大瓦壶，拿着黄砂碗的卖茶的小孩来，喝了两碗刷锅水似的茶；非常的难喝，可是他告诉自己，以后就得老喝这个，不能再都把钱花在好茶好饭上。这么决定好，爽性再吃点东西——不好往下咽的东西——就作为勤苦耐劳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买了十个煎包儿，里边全是白菜帮子，外边又“皮”①又牙碜②。不管怎样难吃，也都把它们吞下去。吃完，用手背抹了抹嘴。上哪儿去呢？

        可以投奔的，可依靠的，人，在他心中，只有两个。打算努力自强，他得去找这两个——小福子与曹先生。曹先生是“圣人”，必能原谅他，帮助他，给他出个好主意。顺着曹先生的主意去作事，而后再有小福子的帮助；他打外，她打内，必能成功，必能成功，这是无可疑的！

        谁知道曹先生回来没有呢？不要紧，明天到北长街去打听；那里打听不着，他会上左宅去问，只要找着曹先生，什么便都好办了。好吧，今天先去拉一晚上，明天去找曹先生；找到了他，再去看小福子，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祥子并没混好，可是决定往好里混，咱们一同齐心努力的往前奔吧！

        这样计划好，他的眼亮得象个老鹰的眼，发着光向四外扫射，看见个座儿，他飞也似跑过去，还没讲好价钱便脱了大棉袄。跑起来，腿确是不似先前了，可是一股热气支撑着全身，他拚了命！祥子到底是祥子，祥子拚命跑，还是没有别人的份儿。见一辆，他开一辆，好象发了狂。汗痛快的往外流。跑完一趟，他觉得身上轻了许多，腿又有了那种弹力，还想再跑，象名马没有跑足，立定之后还踢腾着蹄儿那样。他一直跑到夜里一点才收车。回到厂中，除了车份，他还落下九毛多钱。

        一觉，他睡到了天亮；翻了个身，再睁开眼，太阳已上来老高。疲乏后的安息是最甜美的享受，起来伸了个懒腰，骨节都轻脆的响，胃中象完全空了，极想吃点什么。吃了点东西，他笑着告诉厂主：“歇一天，有事。”心中计算好：歇一天，把事情都办好，明天开始新的生活。

        一直的他奔了北长街去，试试看，万一曹先生已经回来了呢。一边走，一边心里祷告着：曹先生可千万回来了，别教我扑个空！头一样儿不顺当，样样儿就都不顺当！祥子改了，难道老天爷还不保佑么？

        到了曹宅门外，他的手哆嗦着去按铃。等着人来开门，他的心要跳出来。对这个熟识的门，他并没顾得想过去的一切，只希望门一开，看见个熟识的脸。他等着，他怀疑院里也许没有人，要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安静呢，安静得几乎可怕。忽然门里有点响动，他反倒吓了一跳。门开了，门的响声里夹着一声最可宝贵，最亲热可爱的“哟！”高妈！“祥子？可真少见哪！你怎么瘦了？”高妈可是胖了一些。“先生在家？”祥子顾不得说别的。

        “在家呢。你可倒好，就知道有先生，仿佛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连个好儿也不问！你真成，永远是‘客（怯）木匠——一锯（句）’！进来吧！你混得倒好哇？”她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哼！不好！”祥子笑了笑。

        “那什么，先生，”高妈在书房外面叫，“祥子来了！”

        曹先生正在屋里赶着阳光移动水仙呢：“进来！”“唉，你进去吧，回头咱们再说话儿；我去告诉太太一声；我们全时常念道你！傻人有个傻人缘，你倒别瞧！”高妈叨唠着走进去。

        祥子进了书房：“先生，我来了！”想要问句好，没说出来。

        “啊，祥子！”曹先生在书房里立着，穿着短衣，脸上怪善净的微笑。“坐下！那——”他想了会儿：“我们早就回来了，听老程说，你在——对，人和厂。高妈还去找了你一趟，没找到。坐下！你怎样？事情好不好？”

        祥子的泪要落下来。他不会和别人谈心，因为他的话都是血作的，窝在心的深处。镇静了半天，他想要把那片血变成的简单的字，流泻出来。一切都在记忆中，一想便全想起来，他得慢慢的把它们排列好，整理好。他是要说出一部活的历史，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可是那一串委屈是真切的，清楚的。

        曹先生看出他正在思索，轻轻的坐下，等着他说。

        祥子低着头楞了好大半天，忽然抬头看看曹先生，仿佛若是找不到个人听他说，就不说也好似的。

        “说吧！”曹先生点了点头。

        祥子开始说过去的事，从怎么由乡间到城里说起。本来不想说这些没用的事，可是不说这些，心中不能痛快，事情也显着不齐全。他的记忆是血汗与苦痛砌成的，不能随便说着玩，一说起来也不愿掐头去尾。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是由生命中流出去的，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值得说的价值。

        进城来，他怎样作苦工，然后怎样改行去拉车。怎样攒钱买上车，怎样丢了……一直说到他现在的情形。连他自己也觉着奇怪，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长，而且说得这么畅快。事情，一件挨着一件，全想由心中跳出来。事情自己似乎会找到相当的字眼，一句挨着一句，每一句都是实在的，可爱的，可悲的。他的心不能禁止那些事往外走，他的话也就没法停住。没有一点迟疑，混乱，他好象要一口气把整个的心都拿出来。越说越痛快，忘了自己，因为自己已包在那些话中，每句话中都有他，那要强的，委屈的，辛苦的，堕落的，他。说完，他头上见了汗，心中空了，空得舒服，象晕倒过去而出了凉汗那么空虚舒服。

        “现在教我给你出主意？”曹先生问。

        祥子点了点头；话已说完，他似乎不愿再张口了。“还得拉车？”

        祥子又点了点头。他不会干别的。

        “既是还得去拉车，”曹先生慢慢的说，“那就出不去两条路。一条呢是凑钱买上车，一条呢是暂且赁车拉着，是不是？你手中既没有积蓄，借钱买车，得出利息，还不是一样？

        莫如就先赁车拉着。还是拉包月好，事情整重，吃住又都靠盘儿。我看你就还上我这儿来好啦；我的车卖给了左先生，你要来的话，得赁一辆来；好不好？“

        “那敢情好！”祥子立了起来。“先生不记着那回事了？”“哪回事？”

        “那回，先生和太太都跑到左宅去！”

        “呕！”曹先生笑起来。“谁记得那个！那回，我有点太慌。和太太到上海住了几个月，其实满可以不必，左先生早给说好了，那个阮明现在也作了官，对我还不错。那，大概你不知道这点儿；算了吧，我一点也没记着它。还说咱们的吧：你刚才说的那个小福子，她怎么办呢？”

        “我没主意！”

        “我给你想想看：你要是娶了她，在外面租间房，还是不上算；房租，煤灯炭火都是钱，不够。她跟着你去作工，哪能又那么凑巧，你拉车，她作女仆，不易找到！这倒不好办！”曹先生摇了摇头。“你可别多心，她到底可靠不可靠呢？”祥子的脸红起来，哽吃了半天才说出来：“她没法子才作那个事，我敢下脑袋，她很好！她……”他心中乱开了：许多不同的感情凝成了一团，又忽然要裂开，都要往外跑；他没了话。

        “要是这么着呀，”曹先生迟疑不决的说，“除非我这儿可以将就你们。你一个人占一间房，你们俩也占一间房；住的地方可以不发生问题。不知道她会洗洗作作的不会，假若她能作些事呢，就让她帮助高妈；太太不久就要生小孩，高妈一个人也太忙点。她呢，白吃我的饭，我可就也不给她工钱，你看怎样？”

        “那敢情好！”祥子天真的笑了。

        “不过，这我可不能完全作主，得跟太太商议商议！”

        “没错！太太要不放心，我把她带来，教太太看看！”“那也好，”曹先生也笑了，没想到祥子还能有这么个心眼。“这么着吧，我先和太太提一声，改天你把她带来；太太点了头，咱们就算成功！”

        “那么先生，我走吧？”祥子急于去找小福子，报告这个连希望都没敢希望过的好消息。

        祥子出了曹宅，大概有十一点左右吧，正是冬季一天里最可爱的时候。这一天特别的晴美，蓝天上没有一点云，日光从干凉的空气中射下，使人感到一些爽快的暖气。鸡鸣犬吠，和小贩们的吆喝声，都能传达到很远，隔着街能听到些响亮清脆的声儿，象从天上落下的鹤唳。洋车都打开了布棚，车上的铜活闪着黄光。便道上骆驼缓慢稳当的走着，街心中汽车电车疾驰，地上来往着人马，天上飞着白鸽，整个的老城处处动中有静，乱得痛快，静得痛快，一片声音，万种生活，都覆在晴爽的蓝天下面，到处静静的立着树木。

        祥子的心要跳出来，一直飞到空中去，与白鸽们一同去盘旋！什么都有了：事情，工钱，小福子，在几句话里美满的解决了一切，想也没想到呀！看这个天，多么晴爽干燥，正象北方人那样爽直痛快。人遇到喜事，连天气也好了，他似乎没见过这样可爱的冬晴。为更实际的表示自己的快乐，他买了个冻结实了的柿子，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冰凌！扎牙根的凉，从口中慢慢凉到胸部，使他全身一颤。几口把它吃完，舌头有些麻木，心中舒服。他扯开大步，去找小福子。心中已看见了那个杂院，那间小屋，与他心爱的人；只差着一对翅膀把他一下送到那里。只要见了她，以前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从此另辟一个天地。此刻的急切又超过了去见曹先生的时候，曹先生与他的关系是朋友，主仆，彼此以好换好。她不仅是朋友，她将把她的一生交给他，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前进。曹先生的话能感动他，小福子不用说话就能感动他。他对曹先生说了真实的话，他将要对小福子说些更知心的话，跟谁也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她说。她，现在，就是他的命，没有她便什么也算不了一回事。他不能仅为自己的吃喝努力，他必须把她从那间小屋救拔出来，而后与他一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里，象一对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二强子本来可以自己挣饭吃，那两个弟弟也可以对付着去俩人拉一辆车，或作些别的事了；祥子，没她可不行。他的身体，精神，事情，没有一处不需要她的。她也正需要他这么个男人。

        越想他越急切，越高兴；天下的女人多了，没有一个象小福子这么好，这么合适的！他已娶过，偷过；已接触过美的和丑的，年老的和年轻的；但是她们都不能挂在他的心上，她们只是妇女，不是伴侣。不错，她不是他心目中所有的那个一清二白的姑娘，可是正因为这个，她才更可怜，更能帮助他。那傻子似的乡下姑娘也许非常的清白，可是绝不会有小福子的本事与心路。况且，他自己呢？心中也有许多黑点呀！那么，他与她正好是一对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象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正好摆在一处。

        无论怎想，这是件最合适的事。想过这些，他开始想些实际的：先和曹先生支一月的工钱，给她买件棉袍，齐理齐理鞋脚，然后再带她去见曹太太。穿上新的，素净的长棉袍，头上脚下都干干净净的，就凭她的模样，年岁，气派，一定能拿得出手去，一定能讨曹太太的喜欢。没错儿！

        走到了地方，他满身是汗。见了那个破大门，好象见了多年未曾回来过的老家：破门，破墙，门楼上的几棵干黄的草，都非常可爱。他进了大门，一直奔了小福子的屋子去。顾不得敲门，顾不得叫一声，他一把拉开了门。一拉开门，他本能的退了回来。炕上坐着个中年的妇人，因屋中没有火，她围着条极破的被子。祥子楞在门外，屋里出了声：“怎么啦！报丧哪？怎么不言语一声楞往人家屋里走啊？！你找谁？”

        祥子不想说话。他身上的汗全忽然落下去，手扶着那扇破门，他又不敢把希望全都扔弃了：“我找小福子！”“不知道！赶明儿你找人的时候，先问一声再拉门！什么小福子大福子的！”

        坐在大门口，他楞了好大半天，心中空了，忘了他是干什么呢。慢慢的他想起一点来，这一点只有小福子那么大小，小福子在他心中走过来，又走过去，象走马灯上的纸人，老那么来回的走，没有一点作用，他似乎忘了他与她的关系。慢慢的，小福子的形影缩小了些，他的心多了一些活动。这才知道了难过。

        在不准知道事情的吉凶的时候，人总先往好里想。祥子猜想着，也许小福子搬了家，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动。自己不好，为什么不常来看看她呢？惭愧令人动作，好补补自己的过错。最好是先去打听吧。他又进了大院，找住个老邻居探问了一下。没得到什么正确的消息。还不敢失望，连饭也不顾得吃，他想去找二强子；找到那两个弟弟也行。这三个男人总在街面上，不至于难找。

        见人就问，车口上，茶馆中，杂院里，尽着他的腿的力量走了一天，问了一天，没有消息。

        晚上，他回到车厂，身上已极疲乏，但是还不肯忘了这件事。一天的失望，他不敢再盼望什么了。苦人是容易死的，苦人死了是容易被忘掉的。莫非小福子已经不在了么？退一步想，即使她没死，二强子又把她卖掉，卖到极远的地方去，是可能的；这比死更坏！

        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二十三

        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遇见了小马儿的祖父。老头子已不拉车，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扛着根柳木棍子，前头挂着个大瓦壶，后面悬着个破元宝筐子，筐子里有些烧饼油鬼和一大块砖头。他还认识祥子。

        说起话来，祥子才知道小马儿已死了半年多，老人把那辆破车卖掉，天天就弄壶茶和些烧饼果子在车口儿上卖。老人还是那么和气可爱，可是腰弯了许多，眼睛迎风流泪，老红着眼皮象刚哭完似的。

        祥子喝了他一碗茶，把心中的委屈也对他略略说了几句。“你想独自混好？”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①？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

        祥子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

        他根本不想上曹宅去了。一上曹宅，他就得要强，要强有什么用呢？就这么大咧咧的瞎混吧：没饭吃呢，就把车拉出去；够吃一天的呢，就歇一天，明天再说明天的。这不但是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乐呢？

        再说，设若找到了小福子，他也还应当去努力，不为自己，还不为她吗？既然找不到她，正象这老人死了孙子，为谁混呢？他把小福子的事也告诉了老人，他把老人当作了真的朋友。

        “谁喝碗热的？”老人先吆喝了声，而后替祥子来想：“大概据我这 去两条道儿：不是教二强子卖给人家当小啊，就是押在了白房子。哼，多半是下了白房子！怎么说呢？小福子既是，象你刚才告诉我的，嫁过人，就不容易再有人要；人家买姨太太的要整货。那么，大概有八成，她是下了白房子。我快六十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去啦：拉车的壮实小伙子要是有个一两天不到街口上来，你去找吧，不是拉上包月，准在白房子爬着呢；咱们拉车人的姑娘媳妇要是忽然不见了，总有七八成也是上那儿去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你去上那里找找看吧，不盼着她真在那里，不过，——茶来！谁喝碗热的？！”祥子一气跑到西直门外。

        一出了关厢，马上觉出空旷，树木削瘦的立在路旁，枝上连只鸟也没有。灰色的树木，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房屋，都静静的立在灰黄色的天下；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看见那荒寒的西山。铁道北，一片树林，林外几间矮屋，祥子算计着，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看看树林，没有一点动静；再往北看，可以望到万牲园外的一些水地，高低不平的只剩下几棵残蒲败苇。小屋子外没有一个人，没动静。远近都这么安静，他怀疑这是否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他大着胆往屋子那边走，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新挂上的，都黄黄的有些光泽。他听人讲究过，这里的妇人，在夏天，都赤着背，在屋外坐着，招呼着行人。那来照顾她们的，还老远的要唱着窑调①，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难道冬天此地都不作买卖了么？

        他正在这么猜疑，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露出个女人头来。祥子吓了一跳，那个人头，猛一看，非常象虎妞的。他心里说：“来找小福子，要是找到了虎妞，才真算见鬼！”

        “进来吧，傻乖乖！”那个人头说了话，语音可不象虎妞的；嗓子哑着，很象他常在天桥听见的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哑而显着急切。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炕上没有席，可是炕里烧着点火，臭气烘烘的非常的难闻。炕上放着条旧被子，被子边儿和炕上的砖一样，都油亮油亮的。妇人有四十来岁，蓬着头，还没洗脸。她下边穿着条夹裤，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没系钮扣。祥子大低头才对付着走进去，一进门就被她搂住了。小棉袄本没扣着，胸前露出一对极长极大的奶来。

        祥子坐在了炕沿上，因为立着便不能伸直了脖子。他心中很喜欢遇上了她，常听人说，白房子有个“白面口袋”，这必定是她。“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祥子开门见山的问她看见个小福子没有，她不晓得。祥子把小福子的模样形容了一番，她想起来了：“有，有这么个人！年纪不大，好露出几个白牙，对，我们都管她叫小嫩肉。”

        “她在哪屋里呢？”祥子的眼忽然睁得带着杀气。“她？早完了！”“白面口袋”向外一指，“吊死在树林里了！”

        “怎么？”

        “小嫩肉到这儿以后，人缘很好。她可是有点受不了，身子挺单薄。有一天，掌灯的时候，我还记得真真的，因为我同着两三个娘们正在门口坐着呢。唉，就是这么个时候，来了个逛的，一直奔了她屋里去；她不爱同我们坐在门口，刚一来的时候还为这个挨过打，后来她有了名，大伙儿也就让她独自个儿在屋里，好在来逛她的决不去找别人。待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吧，客人走了，一直就奔了那个树林去。我们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没人到屋里去看她。

        赶到老叉杆①跟她去收账的时候，才看见屋里躺着个男人，赤身露体，睡得才香呢。他原来是喝醉了。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剥下来，自己穿上，逃了。她真有心眼。要不是天黑了，要命她也逃不出去。天黑，她又女扮男装，把大伙儿都给蒙了。马上老叉杆派人四处去找，哼，一进树林，她就在那儿挂着呢。摘下来，她已断了气，可是舌头并没吐出多少，脸上也不难看，到死的时候她还讨人喜欢呢！这么几个月了，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不出来唬吓人，多么仁义！……“祥子没等她说完，就晃晃悠悠的走出来。走到一块坟地，四四方方的种着些松树，树当中有十几个坟头。阳光本来很微弱，松林中就更暗淡。他坐在地上，地上有些干草与松花。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扯着长声悲叫。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他知道，可是他的泪一串一串的往下落。什么也没有了，连小福子也入了土！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回到车厂，他懊睡了两天。决不想上曹宅去了，连个信儿也不必送，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睡了两天，他把车拉出去，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还用想什么呢，还用希望什么呢？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锶ァO樽踊*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冬天过去了，春天的阳光是自然给一切人的衣服，他把棉衣卷巴卷巴全卖了。他要吃口好的，喝口好的，不必存着冬衣，更根本不预备着再看见冬天；今天快活一天吧，明天就死！管什么冬天不冬天呢！不幸，到了冬天，自己还活着，那就再说吧。原先，他一思索，便想到一辈子的事；现在，他只顾眼前。经验告诉了他，明天只是今天的继续，明天承继着今天的委屈。卖了棉衣，他觉得非常的痛快，拿着现钱作什么不好呢，何必留着等那个一阵风便噎死人的冬天呢？

        慢慢的，不但是衣服，什么他也想卖，凡是暂时不用的东西都马上出手。他喜欢看自己的东西变成钱，被自己花了；自己花用了，就落不到别人手中，这最保险。把东西卖掉，到用的时候再去买；假若没钱买呢，就干脆不用。脸不洗，牙不刷，原来都没大关系，不但省钱，而且省事。体面给谁看呢？穿着破衣，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这是真的！肚子里有好东西，就是死了也有些油水，不至于象个饿死的老鼠。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的车也不讲究了，什么新车旧车的，只要车份儿小就好。拉上买卖，稍微有点甜头，他就中途倒出去。坐车的不答应，他会瞪眼，打起架来，到警区去住两天才不算一回事！独自拉着车，他走得很慢，他心疼自己的汗。及至走上帮儿车，要是高兴的话，他还肯跑一气，专为把别人落在后边。在这种时候，他也很会掏坏，什么横切别的车，什么故意拐硬弯，什么别扭着后面的车，什么抽冷子搡前面的车一把，他都会。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着条人命，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险。现在，他故意的要坏；摔死谁也没大关系，人都该死！他又恢复了他的静默寡言。一声不出的，他吃，他喝，他掏坏。言语是人类彼此交换意见与传达感情的，他没了意见，没了希望，说话干吗呢？除了讲价儿，他一天到晚老闭着口；口似乎专为吃饭喝茶与吸烟预备的。连喝醉了他都不出声，他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去哭。几乎每次喝醉他必到小福子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哭完，他就在白房子里住下。酒醒过来，钱净了手，身上中了病。

        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吗那么要强，那么谨慎，那么老实。该后悔的全过去了，现在没有了可悔的事。

        现在，怎能占点便宜，他就怎办。多吸人家一支烟卷，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去，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争一两个铜子，都使他觉到满意。他占了便宜，别人就吃了亏，对，这是一种报复！慢慢的再把这个扩大一点，他也学会跟朋友们借钱，借了还是不想还；逼急了他可以撒无赖。初一上来，大家一点也不怀疑他，都知道他是好体面讲信用的人，所以他一张嘴，就把钱借到。他利用着这点人格的残余到处去借，借着如白捡，借到手便顺手儿花去。人家要债，他会作出极可怜的样子去央求宽限；这样还不成，他会去再借二毛钱，而还上一毛五的债，剩下五分先喝了酒再说。一来二去，他连一个铜子也借不出了，他开始去骗钱花。凡是以前他所混过的宅门，他都去拜访，主人也好，仆人也好，见面他会编一套谎，骗几个钱；没有钱，他央求赏给点破衣服，衣服到手马上也变了钱，钱马上变了烟酒。他低着头思索，想坏主意，想好一个主意就能进比拉一天车还多的钱；省了力气，而且进钱，他觉得非常的上算。他甚至于去找曹宅的高妈。远远的等着高妈出来买东西，看见她出来，他几乎是一步便赶过去，极动人的叫她一声高大嫂。“哟！吓死我了！我当是谁呢？祥子啊！你怎这么样了？”高妈把眼都睁得圆了，象看见一个怪物。

        “甭提了！”祥子低下头去。

        “你不是跟先生都说好了吗？怎么一去不回头了？我还和老程打听你呢，他说没看见你，你到底上哪儿啦？先生和太太都直不放心！”

        “病了一大场，差点死了！你和先生说说，帮我一步，等我好利落了再来上工！”祥子把早已编好的话，简单的，动人的，说出。

        “先生没在家，你进来见见太太好不好？”

        “甭啦！我这个样儿！你给说说吧！”

        高妈给他拿出两块钱来：“太太给你的，嘱咐你快吃点药！”

        “是了！谢谢太太！”祥子接过钱来，心里盘算着上哪儿开发了它。高妈刚一转脸，他奔了天桥，足玩了一天。

        慢慢的把宅门都串净，他又串了个第二回，这次可就已经不很灵验了。他看出来，这条路子不能靠长，得另想主意，得想比拉车容易挣钱的主意。在先前，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车；现在，他讨厌拉车。自然他一时不能完全和车断绝关系，可是只要有法子能暂时对付三餐，他便不肯去摸车把。他的身子懒，而耳朵很尖，有个消息，他就跑到前面去。什么公民团咧，什么请愿团咧，凡是有人出钱的事，他全干。三毛也好，两毛也好，他乐意去打一天旗子，随着人群乱走。他觉得这无论怎样也比拉车强，挣钱不多，可是不用卖力气呢。打着面小旗，他低着头，嘴里叼着烟卷，似笑非笑的随着大家走，一声也不出。到非喊叫几声不可的时候，他会张开大嘴，而完全没声，他爱惜自己的嗓子。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在这种打旗呐喊的时候，设若遇见点什么危险，他头一个先跑开，而且跑得很快。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二十四

        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

        卖纸扇的好象都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跨着箱子，箱上的串铃哗啷哗啷的引人注意。道旁，青杏已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儿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玻璃粉在大磁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摆着各样颜色的作料，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象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不住的往道路上泼洒清水，可是轻尘依旧往起飞扬，令人烦躁。轻尘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欠，疲倦而又痛快。

        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往山上去。敲着锣鼓，挑着箱笼，打着杏黄旗，一当儿跟着一当儿，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埃尘。赴会的，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虔诚，与兴奋。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这些色彩，这些声音，满天的晴云，一街的尘土，教人们有了精神，有了事作：上山的上山，逛庙的逛庙，看花的看花……至不济的还可以在街旁看看热闹，念两声佛。

        天这么一热，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到处可以游玩，人人想起点事作，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齐往上增长。南北海里的绿柳新蒲，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阴下，或荡在嫩荷间，口里吹着情歌，眉眼也会接吻。公园里的牡丹芍药，邀来骚人雅士，缓步徘徊，摇着名贵的纸扇；走乏了，便在红墙前，绿松下，饮几杯足以引起闲愁的清茶，偷眼看着来往的大家闺秀与南北名花。就是那向来冷静的地方，也被和风晴日送来游人，正如送来蝴蝶。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伞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到温泉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豆汁摊上，咸菜鲜丽得象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的惹人咽着唾液。天桥就更火炽，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遥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轻脆，击乱了人心。妓女们容易打扮了，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而且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好清静的人们也有了去处，积水滩前，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西郊的白石桥，都可以垂钓，小鱼时时碰得嫩苇微微的动。钓完鱼，野茶馆里的猪头肉，癋煮豆腐，白乾酒与盐水豆儿，也能使人醉饱；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沿着柳岸，踏着夕阳，从容的进入那古老的城门。

        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

        正是在这个时节，人们才盼着有些足以解闷的新闻，足以念两三遍而不厌烦的新闻，足以读完报而可以亲身去看到的新闻，天是这么长而晴爽啊！

        这样的新闻来了！电车刚由厂里开出来，卖报的小儿已扯开尖嗓四下里追着人喊：“枪毙阮明的新闻，九点钟游街的新闻！”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都被小黑手接了去。电车上，铺户中，行人的手里，一张一张的全说的是阮明：阮明的像片，阮明的历史，阮明的访问记，大字小字，插图说明，整页的都是阮明。阮明在电车上，在行人的眼里，在交谈者的口中，老城里似乎已没有了别人，只有阮明；阮明今天游街，今日被枪毙！有价值的新闻，理想的新闻，不但口中说着阮明，待一会儿还可看见他。妇女们赶着打扮；老人们早早的就出去，唯恐腿脚慢，落在后边；连上学的小孩们也想逃半天学，去见识见识。到八点半钟，街上已满了人，兴奋，希冀，拥挤，喧嚣，等着看这活的新闻。车夫们忘了张罗买卖，铺子里乱了规矩，小贩们懒得吆喝，都期待着囚车与阮明。历史中曾有过黄巢，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民族，会挨杀，也爱看杀人。枪毙似乎太简单，他们爱听凌迟，砍头，剥皮，活埋，听着象吃了冰激凌似的，痛快得微微的哆嗦。可是这一回，枪毙之外，还饶着一段游街，他们几乎要感谢那出这样主意的人，使他们会看到一个半死的人捆在车上，热闹他们的眼睛；即使自己不是监斩官，可也差不多了。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象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这是他们的快举。他们没得到这个威权，就不妨先多看些杀猪宰羊与杀人，过一点瘾。连这个要是也摸不着看，他们会对个孩子也骂千刀杀，万刀杀，解解心中的恶气。

        响晴的蓝天，东边高高的一轮红日，几阵小东风，路旁的柳条微微摆动。东便道上有一大块阴影，挤满了人：老幼男女，丑俊胖瘦，有的打扮得漂亮近时，有的只穿着小褂，都谈笑着，盼望着，时时向南或向北探探头。一人探头，大家便跟着，心中一齐跳得快了些。这样，越来越往前拥，人群渐渐挤到马路边上，成了一座肉壁，只有高低不齐的人头乱动。巡警成队的出来维持秩序，他们拦阻，他们叱呼，他们有时也抓出个泥块似的孩子砸巴两拳，招得大家哈哈的欢笑。等着，耐心的等着，腿已立酸，还不肯空空回去；前头的不肯走，后面新来的便往前拥，起了争执，手脚不动，专凭嘴战，彼此诟骂，大家喊好。孩子不耐烦了，被大人打了耳光；扒手们得了手，失了东西的破口大骂。喧嚣，叫闹，吵成一片，谁也不肯动，人越增多，越不肯动，表示一致的喜欢看那半死的囚徒。

        忽然，大家安静了，远远的来了一队武装的警察。“来了！”有人喊了声。紧跟着人声嘈乱起来，整群的人象机器似的一齐向前拥了一寸，又一寸，来了！来了！眼睛全发了光，嘴里都说着些什么，一片人声，整街的汗臭，礼教之邦的人民热烈的爱看杀人呀。

        阮明是个小矮个儿，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象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象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象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阮明还是不出声，连头也没抬一抬。有的人真急了，真看不上这样软的囚犯，挤到马路边上呸呸的啐了他几口。阮明还是不动，没有任何的表现。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乾，一碟酱肉呢？谁也不肯动，看他到底怎样。车过去了，还得跟着，他现在没什么表现，焉知道他到单牌楼不缓过气来而高唱几句《四郎探母》呢？跟着！有的一直跟到天桥；虽然他始终没作出使人佩服与满意的事，可是人们眼瞧着他吃了枪弹，到底可以算不虚此行。

        在这么热闹的时节，祥子独自低着头在德胜门城根慢慢的走。走到积水滩，他四下看了看。没有人，他慢慢的，轻手蹑脚的往湖边上去。走到湖边，找了棵老树，背倚着树干，站了一会儿。听着四外并没有人声，他轻轻的坐下。苇叶微动，或一只小鸟忽然叫了一声，使他急忙立起来，头上见了汗。他听，他看，四下里并没有动静，他又慢慢的坐下。这么好几次，他开始看惯了苇叶的微动，听惯了鸟鸣，决定不再惊慌。呆呆的看着湖外的水沟里，一些小鱼，眼睛亮得象些小珠，忽聚忽散，忽来忽去；有时候头顶着一片嫩萍，有时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靠沟边，一些已长出腿的蝌蚪，直着身儿，摆动那黑而大的头。水忽然流得快一些，把小鱼与蝌蚪都冲走，尾巴歪歪着顺流而下，可是随着水也又来了一群，挣扎着想要停住。一个水蝎极快的跑过去。水流渐渐的稳定，小鱼又结成了队，张开小口去啃一个浮着的绿叶，或一段小草。稍大些的鱼藏在深处，偶尔一露背儿，忙着转身下去，给水面留下个旋涡与一些碎纹。翠鸟象箭似的由水面上擦过去，小鱼大鱼都不见了，水上只剩下浮萍。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些，似乎看见，又似乎没看见，无心中的拾起块小石，投在水里，溅起些水花，击散了许多浮萍，他猛的一惊，吓得又要立起来。

        坐了许久，他偷偷的用那只大的黑手向腰间摸了摸。点点头，手停在那里；待了会，手中拿出一落儿钞票，数了数，又极慎重的藏回原处。

        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安全。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

        这点钱的来头已经决定了它的去路。这样的钱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这点钱，与拿着它们的人，都不敢见阳光。人们都在街上看阮明，祥子藏在那清静的城根，设法要到更清静更黑暗的地方去。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因为他卖了阮明。就是独自对着静静的流水，背靠着无人迹的城根，他也不敢抬头，仿佛有个鬼影老追随着他。在天桥倒在血迹中的阮明，在祥子心中活着，在他腰间的一些钞票中活着。他并不后悔，只是怕，怕那个无处无时不紧跟着他的鬼。

        阮明作了官以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当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万恶的社会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他承认他的行为不对，可是归罪于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他没法抵抗。一来二去，他的钱不够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懒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并立，一切可以换作金钱的都早晚必被卖出去。他受了津贴。急于宣传革命的机关，不能极谨慎的选择战士，愿意投来的都是同志。但是，受津贴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绩，不管用什么手段作出的成绩；机关里要的是报告。阮明不能只拿钱不作些事。他参加了组织洋车夫的工作。祥子呢，已是作摇旗呐喊的老行家；因此，阮明认识了祥子。

        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象阮明那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津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

        一直坐到太阳平西，湖上的蒲苇与柳树都挂上些金红的光闪，祥子才立起来，顺着城根往西走。骗钱，他已作惯；出卖人命，这是头一遭。何况他听阮明所说的还十分有理呢！城根的空旷，与城墙的高峻，教他越走越怕。偶尔看见垃圾堆上有几个老鸦，他都想绕着走开，恐怕惊起它们，给他几声不祥的啼叫。走到了西城根，他加紧了脚步，一条偷吃了东西的狗似的，他溜出了西直门。晚上能有人陪伴着他，使他麻醉，使他不怕，是理想前去处；白房子是这样的理想地方。

        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许他再拉车，祥子的信用已丧失得赁不出车来。他作了小店的照顾主儿。夜间，有两个铜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劳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讨，那么大的个子，没有人肯对他发善心。他不会在身上作些彩，去到庙会上乞钱，因为没受过传授，不晓得怎么把他身上的疮化装成动人的不幸。作贼，他也没那套本事，贼人也有团体与门路啊。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助。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 张守坤：各地“趴活”的打零工者们

    　　10月22日早上5点，天还没亮，从天津市河东区国山道C口出来沿着卫国道向东走三五百米处，已经聚集了近百人。他们有的蹲坐在路旁，有的三五成群在交谈。这里是天津市一个小型零工市场，这群人的目标很明确：盯住过来招工的老板，找点儿活干。

    　　今年52岁的老夏就是其中一员，他凌晨4点50分就赶到了这里。可惜今天的运气不太好，直到中午11点半，也没有老板“带走他”。老夏一身行头也简单，除了一部手机什么都没拿。

    　　“吃喝都得花钱，能找到活中午就会管顿饭，找不到下午就回租的地方躺着，能省就省点。冬天马上到了，一些工地停工，干活机会少，趁现在多干点多攒点钱。”老夏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像老夏这样打零工的人，亦被称为灵活就业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5亿人。以我国近9亿劳动人口来看，这个数据意味着每5个劳动者中，就至少有一人是在打零工。

    　　那么，零工市场到底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零工市场人多活少

    　　老夏是山东东营人，从山东、河南、河北到天津，从保安、快递员、搬运工到搬砖，他已经打零工十几年了，“什么活都干过”。

    　　为什么选择在天津这个小型零工市场找活干？老夏有自己的看法：“这边离物流园区比较近，以体力活为主，搬砖、卸货之类的，虽然活累，工资又不高，一天也就二三百元，但会点儿技术的都去市里找工作了，修下水道、维修家电还有帮厨的，干得好的一天能挣五六百元。像咱年纪大了就会干个体力活，只能来这里了。”

    　　在天津，这样的零工市场并不少，位于武清区的振华桥零工市场比较受欢迎。10月25日7点，记者来到这里，看到有近300人在等活干。

    　　只见，有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几十个人同时涌上去。“老板要招什么工？我什么都会做。”嘈杂的询问声里，快速说好工作内容和工钱后，几个年轻人便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但是这样的招工效率不是常态。两个小时过去，记者注意到，只有3辆面包车是真正来招工的，大约拉走了10个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此处的“趴活”队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快10点的时候，从面包车上下来了一个自称是帮带货主播找打包快递的“刘经理”，“就是把食品、冰袋啥的装箱，活很轻松，早上9点干到晚上8点，有多少人要多少人，一小时17元”。

    　　时薪一出来，围着的二三十人瞬间只剩下5人。

    　　“这工资太低了，一天200元不到，还要干10个小时，回去也晚，家里一堆事忙不完。”一个大哥边往外走边向他人吐槽道。结果没过两分钟，他又回来问“刘经理”：“中午管饭吗，有时间休息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我这儿还有几个人，我跟他们说一下，明天都来上班”。还有人问：“女工可以吗，今年50多岁了可以做吗？”

    　　现场有人告诉记者，这边一般一天的工资是230元至260元，最低200元，一般工作8个小时，像这种干10个小时不到200元确实算低的了，工作时间也不合适，“一般我们都是早上六七点去干活，下午三四点回来，这样什么都不耽误”。

    　　距离天津振华桥零工市场不到100公里的北京马驹桥，因常年聚居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久而久之自发形成北京大型的“日结工”劳务市场。

    　　但今年以来，在这里打零工的人发现，工价正在一步步下滑，中介们能提供的日结活数量也在缩减。以快递装卸零活为例，最近晚班（12个小时）工价只有170元，而一年前日常工价都在200元以上。

    　　多名打零工者反映，去年卖体力的活，比如搬运、拆房等，工价常在260元至280元一天，但现在报价只有180元至200元一天。

    　　来自河北衡水的“90后”小伙都大帅已经在马驹桥待了五六年。“刚来的时候，这里每天有上千人，现在差不多五六百人。附近好多工厂都迁走了，现在招得最多的就是快递和保安。没技术的挣得少点，有技术的，会刮腻子懂点装修的，能多赚不少钱。我还算好的，一个月30天有二十五六天能找到活干，过得比较惨的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都大帅说。

    　　在他看来，零工活来钱快要求低，如果发现有问题干个一两天就可以走，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如果找不到活，他就跑一天闪送或者快递，去掉花销一个月下来能攒个几千块钱。

    　　招聘信息鱼龙混杂

    　　打零工，需要接收更多的招聘信息，但也容易被鱼龙混杂的信息误导甚至受骗。

    　　老夏曾在一个“零工群”中接到一份活，被人带去工地干完活后，回去路上对方让他买一瓶水，回头就把工钱结了。结果他一转身，对方就开车跑了。

    　　“有厂子的还好，这个人跑了还能找厂里其他人要，像这种在群里接的活，不知道对方的信息，人家开溜了，我只能干着急。”老夏说。

    　　这样的“零工群”“兼职群”并不少。记者在马驹桥等多个“兼职群”看到，有人从早到晚在群内发布各种招工信息。

    　　“短视频代发（线上兼职），多劳多得，每天5分钟，5分钟做完60元至200元，每天都可以做，一个月3000元至10000元，一天一结账，欢迎加×××”……收到这条信息后，记者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对方发来一段要求：“一个号40元，随便加上话题音乐，话题例如#十月，发五遍，其他不用改动；一个素材一个号用，几个号找我要几个，第二天早上结，提前隐藏删除私密不算，3个号结180元，做的回复我。”

    　　记者回复后，对方发来一段素材，背景是一张按摩店图片，上面还有一段文字：19岁男孩首次按摩，美女技师进去只有几分钟，男孩却兴奋死亡，男孩父母：他没工作，哪来的钱？当时有几个朋友过来玩，带他们去按摩，避免父母抽查，是通过“日月用”申请了5000元用于支付。网友：“日月用”是正规平台新推出来的备用金，门槛很低，支付分只需要420分就可以申请。

    　　“发完之后截图给我看，每个视频都要自己先点赞，第二天早上9点再截图给我看，不截图不发钱。”对方再次提醒道。

    　　随后记者按照要求操作，第二天上午10点多，对方发来信息说：“你9点没有截图给我，工资没法结。”记者解释说自己忘记了，今天有5个号可以发，希望能再发新素材，结果对方一直没有回复。而记者的另一个社交账号在早上9点准时发送截图给对方，同样没有收到回复。

    　　记者注意到，两个社交账号虽然收到的是两份素材，但只有背景图片和网贷平台名称有区别；而在“兼职群”内，他们发的找兼职社交账号每天都在变动。有知情人士解释，他们让打零工者发的往往是一些小额贷款平台、钓鱼网站等软广告。

    　　“兼职群”内还有两条招聘信息吸引人眼球，一条是殡仪馆安保，一条是火车押运员，试用期工资六七千元，转正后1.1万元至1.2万元，还有五险一金。

    　　记者联系殡仪馆安保负责人，对方称：“你没有保安证和消防证，需要先去××地方做两个月保安，一个月4000元。其间，我们会帮你免费办理好所需证件，等证件一下来就可以立马去殡仪馆上班。”

    　　火车押运员负责人也是用同样的话术，说需要去××地铁站实习，每个月3500元，实习期一过就可以上火车当押运员。

    　　有入职过的打工者向记者透露，所谓殡仪馆安保，实际上就是小区、工地招保安，两个月一到，要么继续干要么就走人；火车押运员也是，实习期快到了就把你辞退。“而且这种都是说转正后再签合同，被坑后很难维权。”

    　　常在上海、辽宁、山东等地举办车展的陈先生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布置场地等，他们经常和“经纪人”（类似于中介）联系，让他们找人干活，而“经纪人”往往去零工市场找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做兼职的大学生。“比如我给他们每个人一天200元，他们给学生说的工资可能就是一天100元或150元。来之前都会说活轻松，实际上除了布置展厅外还要搬运装卸器材；说决不超过8小时，但展会经常会开得晚，别说加班工资了，打车费或者晚饭都不会给。”

    　　“如果不乐意做或认为不合理，‘经纪人’就直接说不做不给工资，反正有的是人乐意干。有时候展会要开好几天，中间有学生学校有事要请假一天回去，经纪人也不同意，说只要请假一天，所有工资都不发。因为很多是大学生，比较好‘吓唬’，他们往往忍气吞声，有些忍不住去找‘经纪人’理论的，最后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陈先生说。

    　　有劳务市场被冷落

    　　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有的人才市场里没什么人，大量打零工者选择在外面的街道旁“趴活”。10月26日，在天津市中国北方人才市场，记者看到市场外面同样坐满了等待打零工机会的人。

    　　而离老夏等人找活的三五百米处，就是华明零工劳务市场，门旁地上全是灰尘的招牌显示这里有华明街道指定的公益招聘公司，但除了两张社交平台的扫码关注和一个过期的群聊邀请二维码外，里面全是出租的铁皮屋，没有任何工作人员。

    　　劳务市场内的小饭店老板娘告诉记者，这里是打零工者租房的地方，一个月300元至600元，想找工作得去外面高架桥那里。

    　　振华桥零工市场外的街道两旁上午全是人，而场内的零工等待区，记者看到尽管两旁的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种招工信息，并且招工找工都是免费，但只有零零散散的两三个人在等待。

    　　一个工友告诉记者，产业园内早上五六点还是有人的，现在人都被拉去干活了。但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却不在正规的市场内找工作？问了一圈记者也没找到答案。

    　　直到记者看到上海市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今年6月梳理的“零工市场”发展三大“难点”—— 信息不对称，缺乏规范统一、公平公信的供需交换平台，企业和个人普遍存在“双向盲选”“盲人摸象”的情况。

    　　保障不充分，零工就业普遍“缺乏管理、独立又无固定场所”，往往容易让无良商家从中“钻了空子”。在新型的零工用工关系中，就业者的劳动保障也问题多多，特别是一些高危、高风险岗位。

    　　发展不规范，现在市面上运行的零工平台多少存在不合规、监管不均的情况。

  • Patrick Butlin.Consciousn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sights from 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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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unyuan Li. Multimodal Foundation Models: From Specialists to General-Purpose Assistants

    Chunyuan Li,Zhe Gan,Zhengyuan Yang,Jianwei Yang,Linjie Li,Lijuan Wang,Jianfeng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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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35-38

    第五部分  两个自我

    第35章 体验效用与决策效用的不一致

    一直以来，“效用”这个术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的《道德和立法原则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中用了这样一句名言作为开头：“大自然让人类处于‘痛苦’和‘快乐’这两者的主宰下。它们指明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在这本书的脚注中，边沁为用“效用”来表示这些体验而道歉，说自己找不到更好的词了。为了和边沁对这个术语的解释区分开来，我现将称其为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

    在过去的100年里，经济学家总会用同样的词去定义别的东西。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在使用上面那个术语时，想要表达的是“想要能力”（wantability）这层意思，而我对此往往会用“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来表达。例如，期望效用理论就是控制决策效用的合理性原则，它与快乐体验没有关系。当然，若人们想要的正巧是自己喜欢的，喜欢的也是自己所选择的时候，“效用”的这两种含义就一致了。在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总体思路下，这种关于含义一致性的假设是内隐的。人们希望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知道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还希望他们作出将大众利益最大化的正确决定。

    如何测量体验效用？

    我研究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当我和阿莫斯致力于前景理论研究的时候，我设计了这样一道测试题：假设某人每天都要接受一次痛苦的注射。原计划注射20天，现减至18天，请问人们对这种减少的感觉与从6天减少到4天一样吗？

    若不一样，你能说出理由吗？

    我没有收集结果数据，因为结果很明显。你也可以自己验证一下，若能将注射天数减少1/3（即从6天减到4天），而不是1/10（即从20天减到18天），人们往往愿意付出更多。在第一种情况下避免两次注射的决策效用要比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并且相较于第二种情况，人们都愿意为第一种情况付出更多。但是，这种区别是荒谬的。如果痛苦每天都是一样的，则按应该注射的次数而言，为两种减少的注射量分配不同的效用又有何道理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测验题告诉我们：体验效用可以用注射次数来衡量。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体验效用可用做评估决策的标准。决策者若想得到同等的体验效用（或免于遭受同样的损失）却分配出不同的效用是种错误。你可能会发现这种情况很明显，但是在决策理论中，判断决策是否错误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决策和决策人的其他偏向是否一致。我和阿莫斯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多年以后，我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怎样衡量体验效用？怎样回答像“在治疗过程中，海伦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或者“她在沙滩上待了20分钟有多享受”这样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早在19世纪就对此类问题作了推测，并提出发明“快乐测量仪”的想法，这种仪器可衡量出一个人所经历的快乐或痛苦的大小。

    体验效用是会变化的，就像每天的温度或气压那样，其结果将被绘制成时间函数。海伦在治疗过程中或休假期间经受了怎样的痛苦或快乐就像是“曲线下的区域”。时间在埃奇沃思的构想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海伦在沙滩上待了40分钟而不是20分钟，并且她很享受，则此时她的总体体验效用就会翻倍。就像注射次数加倍会使治疗时注射的痛苦翻倍一样。这就是埃奇沃思理论，现在我们对于他的理论的构建情景有了更准确的理解。

    图15是我和唐·雷德梅尔（Don Redelmeier）为一项研究而设计的，是关于两名病患经历的痛苦的结肠镜检查数据。雷德梅尔是多伦多大学的医生和研究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将这项实验提出来了。现在，做这个手术时常会辅用麻醉药物和健忘症药物，但是在我们收集数据时，这些药物还未被广泛应用。实验中，每60秒我们就要求这些患者说出他们当前的痛苦程度。这些数据用一个范围的值来表示：零表示“没有任何的痛苦”，10表示“无法忍受的痛苦”。正如你可以看到的，在此过程中，每个患者的体验有很大的改变，患者A的体验持续了8分钟，患者B持续了24分钟。（过程结束时记录的数据则为零）。此实验共有154位患者参加，最短的过程持续了4分钟，最长的有69分钟。

    图15

    接下来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研究人员使用相似的疼痛范围值对两位患者的疼痛感进行测量，哪一位患者的疼痛感更强呢？无可争议，人们普遍认同患者B会承受更大的痛苦。痛苦程度相同时，患者B不会比患者A所承受的时间短，对于B来说，“曲线下的区域”显然比A的要大。当然，关键因素是B的痛苦过程持续时间更长。这些测量数据都来自瞬时疼痛的“快乐测量值”。

    当实验结束时，我们要求受试者评估整个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图中的文字是为了帮助受试者回想他们感受到的全部痛苦，以及进而产生的快乐测量值。令人惊讶的是，患者没参加过类似的实验。统计分析揭示了两个结果，解释了我们在其他实验中观察到的模式：

    ·峰终定律（peak-end rule） （指对一件事物的记忆仅限于高峰和结尾，事件过程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高峰之后，终点出现得越迅速，这件事留下的印象越深刻）：整体的回顾性评级可通过将最糟糕时期和最后时刻的疼痛程度的平均加权而评估出来。
    ·过程忽视（duration neglect）：过程的持续对所有疼痛的评估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你可以将这些规则应用到患者A和患者B的情况中。最糟糕的评估（8~10）对这两位患者来说是相同的，但患者A在过程结束前的最后评估是7，而患者B只是1。因此，对于患者A来说，峰终的平均值是7.5，而患者B只有4.5。正如预期的那样，患者A在此期间比患者B更痛苦。对于患者A来说，结束时也是个糟糕的体验，这真的很不幸，完全没有愉快的记忆。

    我们现在陷入了困境：测量体验效用有两种方法，即快乐测量值和回顾性评级，但这两种方法从系统角度而言是不同的。快乐测量值是有观察员从他人不同时刻的体验报告中计算出的数据。我们将这些判断称为过程—权衡，因为在计算“曲线下的区域”时，对各个时刻都作了相等的权衡：在疼痛强度为9时，两分钟的疼痛是一分钟的两倍。然而，本实验和其他研究的成果表明，回顾性评级对过程并不敏感，而且，相比于其他时刻，回顾性评级会权衡两个单一时刻，即高峰和末端。所以，哪一个更重要呢？医生应该怎样做呢？这种选择对医疗实践有所启示，我们注意到：

    ·如果目的是为了减少患者的痛苦记忆，那降低最为疼痛时的疼痛感就比将疼痛的过程减到最短更为重要。同样的道理，如果患者在过程结束时感到的疼痛相对较轻，他对此过程的记忆就会更好，那么逐渐减轻疼痛比急剧减轻更可取。

    ·如果想减少实际体验到的痛苦，迅速完成这个过程或许更合适，即使这样做会让患者更疼痛并给患者留下可怕的记忆。

    你认为这两个目标哪一个更好？我没有作调查，但我认为会有很多人选择痛苦记忆较少的那个。我觉得将这种困境看做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利益冲突会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两个系统不符合）。经验自我是回答“现在疼吗”这种问题的，而记忆自我则是回答“总体如何”这种问题的。我们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保存生活体验，因此，在我们思考生命时，唯一能采取的观点来自于记忆自我。

    我曾作过一个关于将记忆和体验区分开的困难的演讲。结束后，我听到了一名观众的评论。他说聚精会神地听唱片中的交响乐时，由于光盘有刮痕，快结束时产生了令人厌恶的声音，糟糕的结尾往往“毁了全部的体验”。但实际上毁的并非是体验，只是对它的记忆而已。经验自我几乎有了完美的经验，糟糕的结尾并不能将其抹去，因为这种体验已经发生了。这位听众将整个体验定义为失败，就因为它的结尾很糟糕，但他却忽略了40分钟的音乐带给他的快乐。实际体验真的毫无价值吗？

    混乱的体验以及对此体验的记忆是种认知错觉，而对这种体验的替代让我们相信过去的体验是可以被消除的。经验自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记忆自我有时又是错的，但记忆自我可以记录体验，并掌控我们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而决策也正是由这个自我做出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的就是储存记忆，这么做未必是为了未来的体验。这就是记忆自我的专制性。

    记忆自我夸大了痛苦体验

    为了证明记忆自我的决策能力，我和我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实验，用的是温和却有些残忍的方式，我将这种方式称为冰手方式（正式名称为冷升压试验）。我们要求受试者将手浸入冰冷的水中且让冰水没过手腕，一段时间后可以拿出来，并能得到一条温暖的毛巾。受试者可用另一只手控制键盘上的左右键以不断记录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这种方法可作为与其经验自我的直接交流。我们选择的水温会让人感觉疼痛，但能忍受。当然，受试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移动他们的手，但没有人这么做。

    每位受试者都做了两次冰手实验：

    短期实验情况就是在14摄氏度的水中浸泡60秒，受试者会感到水特别凉，但还能忍受。60秒结束后，实验者让受试者把手从冷水中拿出来，并给他们一条温热的毛巾。

    长期实验情况会持续90秒。其最初的60秒和短期实验的情况一样，在60秒结束时，实验者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会打开一个阀门，让温水流入容器中。在后30秒内，水温大约会上升1摄氏度，刚好可让受试者觉察到疼痛感略有缓解。

    受试者被告知会进行3次实验，但事实上，他们只经历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分别用不同的手。两次实验间隔7分钟。第二次实验结束7分钟后，受试者可选择是否参加第三次实验。而且第三次试验是对前面某次实验的重复，而且使用哪只手可自己决定。当然，一半的受试者用左手做短期实验，一半用右手做；一半选择先做短期实验，一半选择先做长期实验，等等。这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实验。

    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在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间引起冲突，也是在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间引起冲突。从经验自我的角度看，长期实验明显更糟糕。我们希望记忆自我会有另一种见解。峰终定律认为短期实验的记忆要比长期实验的记忆更糟，而过程忽视则认为90秒和60秒疼痛之间的区别会被忽略。因此，我们预测受试者将对长期实验会有更好的（或更不好的）记忆并且选择重复此试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有80%的受试者（在做长期实验时认为最后一个阶段的痛苦减轻了）选择在第三次实验时重复长期实验，称自己愿意忍受后30秒不必要的痛苦。

    那些选长期实验的受试者并不是受虐狂，也不是想使自己置身于更糟糕的体验中，他们只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我们问他们：“你是喜欢泡90秒，还是只是前60秒？”他们肯定就会选择短期实验了。然而，我们没有这样问，受试者只是选择脑海中自然想到的：他们选择的是记忆中不那么令人厌恶的实验。我在问他们时，他们知道两次所受痛苦哪个时间更长，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认识与实际联系起来。他们的决定是出于一种简单的直觉：即选择你最喜欢的或最不喜欢的。记忆规则决定了他们有多不喜欢这两种选择，反过来，这种不喜欢的程度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冰手实验，就像我之前说的注射测验题，都揭示了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之间的差异。

    在本实验中，我们观察到的偏向是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少即是多”的另一个例子。其他“少即是多”的例子包括奚恺元的实验，即给低于总价值的24个盘子附加上几个盘子，因为附加的盘子中有的是坏的。还有一个例子是琳达问题，即激进的妇女会被认为更像是主张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而不是普通的银行出纳。其中的相似性并非偶然。系统1同样的操作特点说明了三种情况：系统1是用平均水平、规范和原型来表示集合，而不是用各条件的集合。冰手实验就是多个时刻的集合，而记忆自我会将每个时刻作为典型时刻记下来。这又会导致冲突。对于通过经验自我来评估各个时刻的客观观察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曲线下的区域”，因为它表示的正是这段时间内受试者承受的所有痛苦，这本质上属于总结。相比之下，记忆自我保存的记忆是对代表性的时刻的感受，受到高峰和结束时刻的强烈影响。

    当然，动物对整体信息的存储记忆可通过进化而得以加强，某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对于一只松鼠来说，“知道”已储存的食物总量是很重要的，只知道存储坚果的平均量不足以让它安心。然而，一段时间里的痛苦和快乐的总量对身体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例如，老鼠对快乐和痛苦都会表现出过程忽视。在某项实验中，老鼠会先看到一束光，之后会遭电击，老鼠很快就会对光产生恐惧感。恐惧的程度可以通过一些生理反应来测量。实验的主要结论是，电击的持续时间对恐惧没有任何影响，有影响的是电击产生的痛苦程度。

    其他的经典研究表明，对老鼠大脑内的特殊区域（老鼠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相似）进行电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很强烈，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老鼠（实验者可通过操纵杠杆刺激其大脑）会很兴奋，连停下来进食都不可能，最终被饿死。实验者可用不同电流强度和持续的电刺激能使大脑产生快乐的区域。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电流强度会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电刺激的持续时间并不会使动物更能感受到这种快感。支配人类记忆自我的规则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

    记忆没那么可靠

    几年前就一直困扰我的注射难题中最有用的一个想法就是：多次使人同样痛苦的注射，其体验效用可用计算注射次数的方法进行测量。如果所有的注射都同样令人厌恶，那么其中20次注射的痛苦程度会是10次注射的2倍，并且从20次注射减少至18次与从6次减少到4次给人们带来的减少痛苦感受的程度是相同的。如果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不相符，那么肯定是决策出错了。冰手实验也体现了这样的逻辑：持续90秒浸在冷水里比其前60秒在冷水里更痛苦。如果人们愿意选择忍受较长时间的浸泡，则说明他们的决定是错的。在我之前遇到的难题中，决策和体验之间的差异源于越来越小的敏感度：18次和20次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似乎还没有6次和4次注射之间的差异明显。在冰手实验中，这种错误则反映出了记忆的两个原则：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这些机制虽然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决策与体验不协调。

    决策不会产生最有可能的体验，对未来感觉的预测也会是错的，这对于相信选择中是有理性的人来说不是好消息。冰手实验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我们的偏向会反映出自身的爱好，即使这种偏向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甚至那些经验的记忆是刚刚才建立的！品位和决策受记忆影响，但记忆可能是错的。因此，像“人们的偏向不会改变，且知道如何让偏向达到最大值（这是理性代理人模式的基础）”这种说法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的大脑在运作时，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对痛苦和快乐体验的持续时间有着强烈的偏向。我们希望痛苦的时间缩短，而愉快的时间能够延长。然而，我们的记忆（系统1的作用）已变成痛苦和快乐的最强烈感受（高峰时）以及感受结束时的自身感觉。忽视过程的记忆不会为我们的偏向带来长期的愉快和短暂的痛苦。

    示例—体验效用“你完全是从记忆自我的角度思考你失败的婚姻的。离婚就像是以刺耳的音符结束的交响乐。事实上，它虽然结束时很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首交响乐都那么糟。”“这是关于过程忽视的一个负面例子。尽管好的体验的时间要比不好的体验时间多10倍，但你还是将好的体验和不好的等同并加以权衡了。”

    第36章 人生如戏

    在我研究的早期，我看了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这部歌剧以华丽的音乐著称，讲述了一位年轻贵族与出身风尘的薇奥莉塔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因为想要保护家族声誉，不希望薇奥莉塔的出身妨碍到自己女儿的婚姻，便找到薇奥莉塔并劝她离开自己的儿子。于是，薇奥莉塔假装不爱自己的心上人了，拒绝了他。后来，她的肺结核开始复发。在最后一幕中，薇奥莉塔即将死去，她躺在床上，周围有几个朋友。薇奥莉塔的爱人知道了她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往巴黎。而她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仿佛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喜悦，尽管她的病情还是在快速恶化。

    无论你看了多少次这部歌剧，还是会为这个紧张而危险的时刻揪心：这位年轻的爱人会及时赶到吗？对他来说，在薇奥莉塔死之前与她团聚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他做到了，美妙的爱情二重唱响起，但薇奥莉塔也在这10分钟美妙的音乐过后死去。

    比起整个人生，我们更在意人生的结局

    看完歌剧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在意最后的10分钟呢？我很快意识到我忽然感到自己完全没有注意薇奥莉塔活了多长时间。如果我知道她是27岁死去的，而不是我认为的28岁，就算她错过了一年的快乐生活也丝毫不会令我动容，但是，错过了这最后的10分钟却关系重大。另外，就算我知道他们重聚后在一起的时间是一周而不是10分钟，我的情绪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如果她的爱人来得太迟，《茶花女》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故事所关注的应该是其中有意义的事件和值得珍藏的时刻，而不是时间的流逝。过程忽视常出现在故事中，故事的结局也总能将故事的角色定型。我们在叙述的规则以及对结肠镜检查、假期、电影的回忆中都能找到与这则故事相同的主要特征。这也是记忆自我的工作机制：编故事，并将其作为将来的参考保存在记忆中。

    我们并非只在歌剧院才会感受到人生如同故事，并希望它会有个好结局。当我们听说一位和女儿疏远多年的妇人逝世时，也想知道她在死前是否已经与女儿冰释前嫌。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女儿的心情，而是希望这位母亲的故事更为圆满。关怀某个人通常体现在关心这个人故事的完整性，而不是他的感觉。一些事情还会改变已经去世的人的故事，这些事情也可能使我们深深动容。例如：一个男人到死都深信自己的妻子很爱他。所以，当我们听说他的妻子多年前就有了情夫，与这个男人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时，就会为这个男人感到悲哀。尽管，这个丈夫一生都很快乐，我们还是会同情他。若某位科学家的某项重要发现在她死后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也会为她感到耻辱，尽管她自己并没有体验过这种耻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极度关注自己的人生故事，并希望故事的主角正派，结局完美。

    心理学家埃德·迪耶内（Ed Diener）及他的学生们对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是否会主宰我们对整个人生中所作的评估感到好奇。迪耶内简要地描述了简的一生（简是虚构出来的人物）：简从未结婚生子，一场车祸让她丧命，但死的时候并不痛苦。对于简的故事有这么一个版本：她一生都非常幸福（这种幸福可能持续了30年或60年），她将工作视为享受，喜爱度假，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聚会，培养自己的爱好。在故事的第二个版本中，简的寿命被延长了5年，她于35岁或65岁逝世。迪耶内描述说简生命的最后5年很快乐，但不及从前那样快乐。每位受试者在读过其中一份为简设计好的“传记”以后，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纵观简的一生，你认为她的人生有多圆满”以及“你认为简的一生经历了多大的幸福或不幸”。

    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在组间实验中（不同受试者看到的实验情景不同），将简的寿命延长一倍不会使受试者对她人生的圆满度或是整体的幸福度改变观点。显然，她的一生是由一个典型的时间段代表，与总体的时间无关。因此，她的“总体幸福”是生命中一段典型时期体验到的幸福，而不是整个生命过程中体验到的幸福。

    由这个观点可以得知，迪耶内和他的学生们也发现了“少即是多”的效应。这个效应清楚地表明，平均（典型）可替代总体。若给原本一直都非常幸福的生命增加5年“还算幸福”的日子，会导致人们对这个生命总体幸福度的评估大幅降低。

    在我的鼓励下，他们还收集了一些组间实验数据，数据是关于增加5年寿命的影响；每一名受试者都必须在实验过后迅速作出判断。尽管我长期研究判断错误，我也不相信理性的人会作出增加5年还算幸福的日子会使生命更加糟糕的判断，然而我错了，增加那令人失望的5年会使整个生命都显得很糟糕。

    这种判断模式似乎极为荒谬，所以一开始，迪耶内和他的学生们还认为是这些年轻受试者的问题。然而当这些受试者的父母和较为年长的朋友回答相同的问题时，他们的判断模式也没有发生改变。在评估整个生命以及一些有趣的事时，高潮与结尾很重要，过程通常会被忽略。

    人们经常会用工作的劳累和假期的舒适来反驳过程忽视的观点：我们都有直觉，工作24小时肯定会比工作6小时累，工作6小时比工作3小时更累。过程在这些情况中似乎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故事的结尾让整个事件过程的长度发生了改变。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位母亲，等24小时会比等待6小时更为痛苦和绝望；旅游者休息6小时也会比休息4小时感到更为放松。当我们用直觉来评估这些事件时，真正起作用的是现有体验的不断恶化或改善，以及这个人的最终感受。

    关于上一次旅行，你还能记起多少？

    请思考度假时的选择。你是希望在去年去过且很熟悉的海滩度过愉快的周末，还是想充实新的记忆？为了满足这些不同的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业随之出现：度假村提供了恢复元气的休闲方式；旅游业则帮助人们构建故事、收集记忆。许多旅行者会近乎疯狂地拍照，这说明储存记忆是人们旅游的重要目的，这个目的会影响我们旅游的计划和体验。照相的人并不认为当时的景色只能供自己欣赏片刻，他们将景色当做未来的记忆来收藏。照片对于记忆自我来说很有用，尽管我们很少会长时间或多次观看这些照片，有的照片我们甚至没再看过，但是拍照并不一定就是旅行者的经验自我欣赏风景的最佳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自己想要储存的故事或记忆来评估旅行。“难忘”这个词常都用来描述旅行中的亮点，明确地阐述旅行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会想到“喜爱”这个词，这是对此刻永生难忘的宣言，尽管这并不总是准确，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自我意识的记忆体验会得到重视、被赋予意义，这是其他体验无法实现的。

    埃德·迪耶内及他的团队提供的证据表明，是记忆自我选择了旅行方式。他们要求一些学生记日记，记录下春假期间他们对自己经历的评估。学生在假期结束之时，还需提供自己对整个假期的整体评估。最后，他们还需说明自己是否愿意再次这样度假。统计分析说明，他们是否想要重复假期的意愿完全取决于最后的评估，即使是最后的评分也不能代表他们在日记中描述的经历，他们依然会这样选择。就像冰手实验一样，无论对错，当人们在作是否重复某个经历的决定时，他们都会由记忆作出选择。

    有关你下次旅行的思考性实验能使你察觉到你对自己的经验自我的态度。
    在假期结束之时，你拍的照片和录像将被全部销毁。
    另外，你会服下一剂药，这剂药会消除你关于这次旅行的所有记忆。
    以上情况对你的假期计划有多大影响？与普通的旅行相比，你会花多少钱在这次旅行上？

    在我还没有正式研究人们对这种情境的反应之前，我曾与他人讨论过，得出的结论是，记忆的消除会大大降低这次体验的价值。有时候，人们对待自己就如对待其他失忆的人一样，他们通过回到曾令自己愉快的地方以增强自己的愉悦感。然而，许多人说他们完全不想去那些地方，这表明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记忆自我，而且相对于失去记忆的陌生人来说，他们更少关注失去记忆的经验自我。许多人指出他们不会让自己或是失忆的人去爬山或是穿越丛林，因为这些体验在当时大都是痛苦的，只能靠提醒自己达成目标的痛苦与快乐都是值得的才能坚持下去。

    另一个思考性实验需要你想象自己正面临一场痛苦的手术，整个手术过程你都是清醒的，别人告诉你你会痛苦地叫出来，还会请求医生停止手术。然而，你事后肯定能得到一颗“忘忧草”，彻底忘掉这件事。你对此有何看法？我无心的观察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人对于他们经验自我遭受的痛苦都是漠然的。许多人说他们毫不在乎。另一些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我为我的经验自我感到遗憾，但遗憾的程度不会比我对痛苦的陌生人的遗憾感受强。我就是自己的记忆自我，也是自己的经验自我，两者主宰我的生活，但它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个陌生人，这感觉很奇怪。

    示例—谈到人生如戏“他一生正直磊落，但生命的最后一段却不得人心，为此，他要竭力维护自己的一生。”“为了能有一晚的相处时间，等多久都愿意的现象就是过程忽视的例子。”“你似乎将整个假期都用在了构建记忆上。也许你应该放下相机，享受这一刻，即使这一刻并不令你感到难忘。”“她是老年痴呆症患者。没有了人生故事，但是她的经验自我对于美与高贵依然敏感。”第37章 你有多幸福？

    15年前，在我刚开始对幸福的研究感兴趣时，我发现我们对幸福的认识都是通过让无数人回答一些差别不大的问卷调查得到的，这是被普遍接受的测量幸福的方法。这些问题是为记忆自我而设计的，会使你思考自己的生活：
    从各方面考虑，你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

    在从结肠镜检查以及冰手实验的错误记忆的研究谈到幸福这个话题时，我自然而然地对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由于记忆自我对实验没有什么帮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上。我提出这样的说法：“海伦在3月份很快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其前提是：

    她将大多数时间用在了她愿意继续、不想停止的活动上，很少将时间用在不想做的事情上。更重要的是，人生苦短，所以她也没将时间花在自己不在乎的事情上。

    有许多事是我们愿意继续、不想停止的，包括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我想到的海伦想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是全身心投入到某项工作中去，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被米哈里称为心流。心流是艺术家在创作时、人们在被电影和书籍或是填字游戏深深吸引住时的一种状态。人们处于这些情境时，往往不愿被打扰。我也有过类似的记忆：我小时候，当我母亲从我手中把玩具拿走，要带我去公园时，我总会哭。在公园里，当她将我从秋千上抱走，带我去玩滑梯时，我也会哭。抗拒中断当前事情表明：无论是玩玩具还是荡秋千，我当时都正玩得愉快。

    我建议测量海伦的客观幸福感要和评估两位做结肠镜手术的病人的方法一样，通过海伦对其生活中连续时刻的幸福感来评估。我采用了埃奇沃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快乐测量仪的方法。最初采用这个方法时，我认为海伦的记忆自我对实际的幸福与其经验自我体会到的真实幸福相比会更容易犯错误，因而，对其不予考虑。我怀疑自己的这个观点过于极端，后来证实这果然是极端的，但却是个很好的开始。

    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

    我召集了一个“梦之队”，其中包括除我在内的三个不同领域的心理学家以及一位经济学家。我们一起提出了一套测量经验自我的方法。不幸的是，对经验的持续记录难以实现，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边不停地报告自己的体验，一边像平常那样生活。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选择是使用经验取样法，这是由米哈里发明的方法。自首次使用以后，这个方法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进。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来采集经验样本。具体方法是：将某个人的手机设置为在每天任意的时间响或振动，随后，手机会在打断这个受试者后，显示一些关于她正在做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的问题。手机还会显示评定量表，以供受试者报告她各种感受的强度，这些感受有：快乐、紧张、愤怒、担心、投入程度、身体上的疼痛等。

    经验取样法成本高且烦琐（尽管没有大多数人一开始觉得的那样令人烦扰，回答这些问题只需很少的时间）。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实际的方法，所以，我们开始采取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我们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得到接近于使用经验取样法的结果，并提供关于人们如何利用他们时间的额外信息。我们邀请受试者（在研究早期时都为女性）参与一个两小时的会议。首先，我们请他们将昨天的生活分为如同电影一样的多个片段，然后详细叙述出来。然后，他们还需回答关于每个片段的一些选择题，这些问题是基于经验取样法提出的。他们从一个列表中选择了参与的活动，并说明是哪一个活动吸引了自己最多的注意力。还列出了与他们在一起的人，并将自己几种感觉的强度划分了等级，等级范围为0~6，其中0=没感觉，6=感觉最强烈。这种方法证明，能够详细回忆过去情境的人也能重新感受到过去事情发生时的感受，甚至可以体验到他们先前对这些情绪的生理反应。

    我们假设受试者能够非常准确地还原某个场景的典型时刻。几个与经验取样法进行的比对证实了昨日重现法的有效性。由于受试者还说出了各个场景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他们清醒时感受的过程权重。在对我们每天受到的影响的综合测量中，持续时间较长的场景比稍短的更有价值。我们的调查问卷还包括估测生活满意度，我们将此时的满意度理解为记忆自我的满意度。我们采取了昨日重现法研究决定情绪上的幸福感和生活中满足感的因素，受试者是几千位来自美国、法国和丹麦的女士。

    单一的幸福价值很难代表某一时刻或场景的经历。积极感受有很多种，包括喜爱、快乐、投入、希望、乐趣等。消极情绪也有许多种，包括生气、羞愧、忧郁和孤独。尽管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可能同时存在，但将生活中大多数时刻区分为完全积极和完全消极还是有可能的。通过比较积极与消极的形容词的等级，我们可以辨别出令人不悦的场景。如若在某个场景中，某种消极感受比所有积极感受都要强烈，我们就认定这个场景是令人不悦的。我们发现，美国女性有19%的时间都处于不愉快的状态，比法国女性（16%）或丹麦女性（14%）都要高。

    我们将个人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比称为U指数。例如，某个人在16个小时醒着的时间内，有4小时处于不愉快状态，其U指数就是25%。U指数并不是基于评定量表，而是基于对时间的客观测评。

    各种活动的U指数也可以被测量。例如，我们可以测量出人们在交谈、工作，或是与父母、爱人、孩子交流时处于消极情绪的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对于美国中西部城市的1 000位女士来说，晨间交流的U指数是29%，工作时交流的U指数是27%，

    照顾小孩时是24%，做家务时是18%，社交时是12%，看电视时是12%，做爱时是5%。工作日的U指数会比休息日高6%左右，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周末会更少将时间花在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上，也不用承受与工作相关的紧张和压力。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人们与孩子相处时的情绪经历，美国女性与孩子相处的时候感到比做家务还要无趣一些。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的U指数有少许不同的地方，下面是其中一点：法国女性比美国女性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但是更享受其中，可能是因为她们有更多使孩子受到照顾的方法，而且也不用在中午花太多时间接送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

    人在任何时刻的心情都由他的性情和整体的幸福感决定，但情绪上的幸福也会在一天或一周之内出现巨大的波动。人在某个时刻的心情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例如，工作时候的心情主要不会受大体上的工作满意度（包括待遇和职位的满意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情境因素，例如与同事交流的机会、被噪音烦扰、时间压力（这是消极影响的重要来源），以及突然看到老板（在我们的第一项研究中，这一点是唯一一个比孤独更糟糕的因素）。注意力是关键。我们的情绪状态绝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关注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直接环境。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时，主观经验的质量是由再现的想法来主导的，而不是由当时发生的事件主导的。处于恋爱中的人即使在堵车的情况下也可能感到快乐，而处于哀悼中的人就算是看搞笑电影也可能会继续悲伤。然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因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或喜或悲，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关注这件事。例如，从吃中得到快乐，你必须注意到你正在吃东西。我们发现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花在吃东西上的时间大约是相同的，但对于法国女性来说，她们对吃的关注是美国女性的一倍。美国人更有可能在吃的同时兼顾其他事情，所以，她们从吃中得到的快乐也相应减少。

    这些观察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对时间的利用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可以掌控的。少数人可以用意志使自己更为开朗、乐观，但是许多人可能会安排他们的生活，使自己少花些时间交谈，多花些时间做喜欢的事、见喜欢的人。由不同活动产生的感受表明，人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提高经验的质量：将消极休闲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将看电视转换为更为积极的休闲方式，包括社交和锻炼。以社会的角度来看，为劳动工人提供更好的交通条件，为职业女性提供照顾儿童的渠道以及为老人提供社交的机会等都是降低社会U指数的有效方法。即使是1%的降低也是显著的成就，因为这可以使人们避免成千上万个受苦的小时。将利用时间的全国性调查和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相结合可为社会政策提供多种参考。我们团队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就是致力于将这种方法介绍给国家统计局的第一人。

    幸福的方法

    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已被普遍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的全国性测试中，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还将这种测试应用到了美国及15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受试者身上。这些民意调查使受试者回想起前一天所经历的情绪变化，尽管并没有昨日重现法那样详细。这个巨大的样本使得我们可以进行全面的分析，证实了情境因素、生理健康以及社会接触等对于经验自我幸福感的重要性。当然，头痛也会使人痛苦，而某人某天感受的第二个最佳参照点就是这个人是否与朋友和亲人接触。说快乐就是将时间用在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身上的确有一点儿夸张。

    盖洛普获得的数据使我们能对幸福的两方面进行对比：
    ·人们生活中经历的幸福。
    ·当人们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作的判断。

    盖洛普的生活总体评价是通过名为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尺问题来实现的，具体如下：

    请想象有一架阶梯，每级台阶都标有数字，最低一级是零，最高一级是10。最高的台阶代表你最美好的生活，最低的台阶代表你最糟糕的生活。此时此刻，你认为自己站在哪一级台阶上？

    比起生活经历，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会对某个人对生活的估测产生更大的影响。教育程度就是一个例子。若某个人接受过更高的教育，那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也会更高，但这并不意味他的经验自我更幸福。的确，至少在美国，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压力也会越大。另一方面，身体不健康对经验自我幸福的不利影响会比对生活方面的评估大很多。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也会给日常感受带来坏的影响—有报告表明，父母普遍感到压力与愤怒，但是这对生活评估的不利影响却不大。参与宗教活动对于积极情绪与压力都有有利影响，对生活评估的影响很大。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宗教并不会让人们沮丧或担心的感受有所减少。

    钱可以买到快乐吗？这是人们最常问的关于幸福的问题。对45万名受试者回应的盖洛普海斯威斯幸福指数分析以及对1000名美国人的每日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惊人而又明确的答案。结论是贫穷使人悲惨，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总体来说来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

    极度的贫穷会增强经验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经验的感受。这尤其体现在生病上，生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会比家道小康的人有更糟糕的感受。位于收入分配前2/3的人中，因为头痛，原本19%说自己忧郁和担忧的个人会增长到38%。而在收入分配最后10%的穷人中忧郁和担心的人则会从38%增加到70%，其基线水平越高，增加的也越多。穷人与其他人的重大区别还体现在离婚和孤独的影响方面。另外，对穷人来说，周末对于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有利影响会比其他大多数人小得多。

    当某位住在高消费地区的人的家庭收入约为7.5万美元时（此收入标准在低消费地区相应减少），他的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满足水平就不会再提升。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也会随着收入增加，但超过那个标准后，也就不会再提升了。这令人惊奇，因为更高的收入无疑能使人们获得更多快乐，包括可以在有趣的地方度假、听歌剧、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什么这些增加的快乐没有在情绪经验的报告中显示出来呢？其合理的解释为，更高的收入会削弱人们享受生活中小乐趣的能力。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向学生过早地灌输金钱观会影响他们在吃巧克力时的快乐感受！

    收入对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的影响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得出的关于幸福的一般结论与结肠镜那个实验的结论一样清晰明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与他们的真实体验可能有关，但也有不同。正如我几年前的想法一样，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并没有错。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示例—幸福感“客观的政策可以减少人们的痛苦。我们以降低社会的U指数为目标，解决沮丧和极端贫穷是首要问题。”“增加幸福感的最简单方法是分配好你的时间。你能抽出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满意水平，你能够拥有更多使人愉快的经历，但你将会丧失一些享受小乐趣的能力。”第38章 思考生活

    德国社会经济小组成员安德鲁·克拉克、埃德·迪耶内和雅尼斯·基尔格里斯每年都会询问同一群受试者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前一年经历了什么大变动。小组成员对受试者的回答进行了分析，图16就是分析的一部分，是这些受试者在每一年回答对自己结婚期间的满意度情况。

    图16

    生活满意度：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图16肯定会使读者紧张地淡然一笑，这种紧张感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决定结婚的人不是希望婚姻能使他们更快乐，就是希望建立稳定长久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目前的幸福状态。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引入了情感预测这个有用的名词。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作出结婚的决定就反映出了因情感预测而引起的重大错误。

    即使在结婚当天，新娘和新郎都知道离婚率很高，对婚姻失望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自己也会这样。

    图16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结婚后的生活满意度陡然下降。这个图被普遍认为是对人们适应过程的追踪记录，在这个适应过程中，由于婚姻生活的反复，人们起初感到的婚姻带来的快乐会很快消逝。然而，以另一种强调直观判断法的方法来追踪适应过程同样可行。我们想知道，当人们正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他们的大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对自己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如何”以及“最近你有多快乐”等问题并不像“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问题那样简单。所有的受试者是怎样在短短几秒内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呢？结论是：将此问题想成是另一个判断会有助于回答。对于其他问题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得出的。还有些人，也可能是大多数人，在不能很快想到某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时，会自动地将答案替换为更为简单的问题的答案。系统1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以这个观点来看图16时，其意义就会有所不同。

    许多简单问题的答案都能由对生活的总体评估替换。你一定还记得这项研究：刚回答过在前一个月有多少次约会的学生在回答他们“最近的快乐程度”时，就会将约会当做他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在另一个基于同样目的的著名实验里，诺伯特。施瓦茨和他的同事邀请了一些受试者来到实验室，并请他们完成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然而，在他们开始调查之前，施瓦茨请受试者们为他复印了一张纸。其中，有一半的受试者会发现复印机上有一个一角的硬币（是实验者预先放在那儿的）。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幸运却极大地提高了受试者对于他们生活整体满意度的评估。心情启发式是回答生活满意度的一种方式。

    与约会有关的调查和机器上有硬币的实验表明了我们应该对关于总体幸福度问题的回答持保留态度。当然，当别人要求你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你的大脑并不是只有当前这一种情绪。你很可能会想到最近刚发生或即将要发生的重要事件；会想到反复担心的问题，比如爱人的健康或是经常与你儿子在一起的那些坏伙伴；还会想到重大的成就和使你痛苦的失败。你可能会想到几个与总体幸福度这个问题相关的观点，但多数其他观点你还是想不到的。即使你快速得到的关于自己生活幸福感的评分不会受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例如机器上的硬币）的影响，此评分还是会取决于少数极易想到的观点，而并非取决于对你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仔细衡量。

    刚结婚或马上要结婚的人当被问到对生活的整体评价时，很有可能就会联想到结婚这件事。在美国，绝大部分婚姻都是出于自愿的，几乎所有人在想到自己的婚姻或即将开始的婚姻时都会感到高兴。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注意力。我们可以从图16中看出当人们被问到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想到最近或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的可能性。这个想法肯定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不受重视，因为其新鲜感会有所消退。

    图16显示，人们在结婚前后一两年的生活满意度都非常高。然而，如果这种明显的涨幅反映了回答问题时启发式的时间过程，我们从中得到的关于幸福或是对婚姻适应过程的信息就会很少。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为何幸福感会在几年内提升但又逐渐下降的趋势。即使是那些在被问到关于他们生活的问题时就会想到婚姻、就会快乐的人在其他时候也未必会感到很快乐。除非他们常想到自己幸福的婚姻，否则婚姻的幸福与否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他们整体上的幸福感。即使是那些足够幸运，能完全处于享受幸福婚姻状态的新婚夫妇最终也会回归到现实中，他们体验到的幸福感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再次依赖于当前自己身处的环境和参与的事情。

    在对昨日重现法的研究过程中，有伴侣的女性和无伴侣女性的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在大体上并没有不同。这两类女性对时间的分配可以解释这一发现。有伴侣的女性很少独自一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她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美妙的性生活上，也会花很多时间做家务或照顾孩子，这些事当然是人们不想做的。当然，对于一部分已婚女性来说，长时间和丈夫在一起会更快乐，而另一部分女性却不这么认为。平均来说，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不受婚姻的影响，原因并不是婚姻不能影响幸福感，而是其对于生活某些方面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消极的。

    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取决于性情的遗传，这也是个人生活环境与其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低的原因之一。体验幸福的性情像身高和智力那样，是可遗传的，对出生之后就分开的双胞胎进行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似乎是同样幸运的人却对幸福感的体验有很大差别。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由于平衡效应的影响，婚姻与幸福感的相关性低。这是因为，同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来说是好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坏事，新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在其他情况下，比如高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普遍都是积极的，但某些人可能会更在意钱，事情也会因此而变得复杂。

    有人出于另一个目的，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了年轻人设定目标对其终身的影响。这些数据是由1995~1997年对近12000人做的调查问卷得来的，这些受试者都在1976年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在十七八岁时填写了一份关于过上“富裕”生活重要性的调查问卷，从“不重要”到“必不可少”共有4个等级可供选择。他们在20年后又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涉及了他们在1995年的收入水平和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目标不同，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写下抱负的19年后，许多希望能有高收入的人都实现了这个愿望。例如，在597位心理学家和其他医学专家的样本中，他们对金钱重要性的观点每升高一个层次，工资收入就都会增加14 000美元（1995年时的美元价值）！不工作的已婚女性也有可能实现她们对金钱的渴望。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对金钱的渴望每升高一个级别，就会增加12 000美元的家庭收入，这些钱显然是由她们的丈夫赚的。

    人们在18岁时对钱看重的程度同样也预示着他们在成年以后对自己收入的满意程度。我们比较了高收入人群（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收入人群（少于5万美元）的生活满意度。对于那些认为有钱很重要的人来说，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总分为5，其影响为0.57分）；而对那些认为钱不重要的人来说，收入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只有0.12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且能得到钱的人对生活明显更为满意；想要却没有钱的人则对生活更为不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目标—对生活不满的成年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设定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在20年后对这些受试者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表明，年轻人最难以实现的目标是“在表演艺术方面功成名就”。年轻人的目标会影响他们将要经历的事、他们的未来，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发现改变了我对于幸福的看法。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对于他们要做什么，以及对只关注经验自我的幸福感是难以维持的这一事实的感受都极为重要。幸福不是忽略人们想要得到的。此外，说幸福是忽略自己活着的真实感受而只关注自己对生活的想法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必须接受幸福是各个方面的综合体的观点，必须把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感受都考虑在内。

    被放大了的幸福错觉

    受试者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个看法是由受试者回答问题的速度以及他们受当前情绪的影响程度推测出来的。他们肯定会使用启发法（替换和眼见即为事实的例子）。尽管受试者关于生活的看法会受到有关约会的问题或是放在复印机上的硬币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忘记生活不仅仅是约会或走运。幸福的概念并不会随着突然发现一枚硬币而发生改变，但是系统1常会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替代整个生活。人们所关注的生活的任意方面会在整体评估中被放大。这就是聚焦错觉的实质，下面的这个句子可以描述这一点：

    在你思索某件事时，这件事就不会像你想的那样重要了。

    这个概念源自一场关于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的家庭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我的妻子说加州的人比东海岸的人幸福。我反驳道，气候肯定不是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还注意到永久的生活环境对幸福的影响也很小，但是我还是没能说服我的妻子，她依然相信加州人更幸福，这是一种情感预测的错误。

    不久之后，我参与了一个关于全球变暖的社会科学的研讨会，而那个家庭辩论的话题依然在我的脑海中徘徊。研讨会上，一个同事根据他对下个世纪地球人口幸福度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反驳道，预测在一个更温暖的行星生活是何种情形是荒谬的，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住在加州的感觉会如何。交流不久后，我和我的同事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得到了一笔研究资金，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住在加州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快乐吗？人们普遍认为加州人相对快乐的程度如何？

    我们召集了许多来自加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大的样本。在其中一些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关于他们生活各个方面满意程度的详细报告。通过另一些学生，我们得到了关于某个“与你有同样兴趣和价值观”但却住在别处的人会怎样完成同样的调查问卷的预测。

    分析了数据以后，我显然赢得了那场家庭辩论。正如预期的那样，两个地区的学生对天气的态度是不同的：加州人很享受当地的气候，而中西部人却厌恶当地的气候。然而，气候并不是决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甚至加州学生与中西部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也根本没有任何不同。我们还发现，我的妻子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加州人更为幸福的人。两个地区的学生都犯了和我妻子同样的错误，我们还能追溯到此错误的根源，即他们都夸大了气候的重要性。我们将这种错误称为聚焦错觉。

    聚焦错觉的本质是眼见即为事实，就上面例子来看，即是对气候给予过多的权重，却忽略了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了理解这种错觉强大的影响力，请花几秒钟思考下面的问题：

    你从自己的车上能得到多大快乐？

    你能立刻得到答案，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多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车。你将其替换成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你在什么时候能从车中得到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令你惊奇，但也是简单直接的：当你考虑到自己的车时，你就能从车中得到快乐（或不快）。当然，你也不会常想到自己的车。正常情况下，你平时开车时是不会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车的，你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你的心情也由你所想的事决定。当你尝试评估自己有多喜爱车时，你实际上回答的是另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当你考虑自己的车时，你能从车中得到多少快乐？”这个替换导致你忽略了自己很少想起车的事实，这是过程忽视的一种形式。其结果就是聚焦忽略。如果你喜欢自己的车，你就有可能夸大从其中得到的快乐，这会使你在想到当前这辆车的优点或是考虑是否要买辆新车时出现错觉。

    类似的偏见使得人们对加州人幸福感的判断发生了偏差。当被问到加州人的幸福感时，你可能会想到加州比较特别的活动，例如夏天可以爬山，或是羡慕那里冬天气候温和。但事实上，加州人很少参与那些活动。不仅如此，加州的常驻居民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总体评估时，根本没怎么想到气候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生都住在加州，而且不怎么去旅游的话，那么加州就像自己的10根脚趾一样，会觉得它们很重要，但却不会时常想到它们。如果生活中任意一方面的想法有很强的可替代性的话，此方面就更有可能被凸显出来。

    而搬到加州的人则会有不同的回应。假设某个企业的核心人员搬到了加州，想从这宜人的气候中得到快乐。搬家后的几年内，当问他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时，他可能会想到这次搬家，进而会对比搬家前后两州的气候。对比的结果肯定是加州更胜一筹，而对于生活中气候这一方面的关注就会使他对自己真实经验的权重发生偏差。无论这个人在搬家后是否真的更快乐，他都会说自己感到更快乐了，因为关于气候的想法导致他相信自己更快乐。聚焦错觉能使人们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态、他人的幸福感以及自己未来的幸福感判断错误。

    半身瘫痪的人一天中有多长时间情绪低落？

    这个问题肯定会让你想到某位半身瘫痪的人正在思考自己的身体状况。在这个瘫痪者发生事故后的前几天里，你的这个猜想很可能还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瘫痪者会开始慢慢习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其他新的情况上去（只有少数例子除外），最主要的例外情况包括长时间的疼痛、持续处于吵闹声中以及严重的抑郁。疼痛和吵闹声是吸引注意力的生理信号，抑郁则会使难受的想法不断强化。因此，对于类似情况，人们是不可能完全适应的。半身瘫痪者也并不例外：观测表明，半身瘫痪者在事故发生的一个月内心情大都是相当好的。尽管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境况时，也肯定会感到悲伤。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半身瘫痪者工作、阅读、看笑话、交朋友，在报纸上读到政治新闻时同样也会生气。当他们参与到任意一项活动中时，与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也可以说，半身瘫痪者的幸福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接近于正常水平的。想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无论这个环境是好还是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慢慢地不去想这个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生活的长期状况（包括半身瘫痪和婚姻）只在部分时间会对人们的状态产生影响，即当人们关注于这些状况的时候。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有个好处，即能带聪明的学生完成研究论文。其中，指导波特鲁利亚·科恩（Beruria Cohn）的论文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论文数据来自于某家调查公司，这家公司请受试者估测了半身瘫痪者处于坏心情的时间比例，科恩收集并分析了得来的数据。她将受试者分成两组：第一组被告之导致患者瘫痪的事故发生在一个月前，另一组被告知事故发生在一年前。另外，每一个受试者都需要说明自己是否认识半身瘫痪的人。从这一点出发，她又将受试者分成两个组。这两个组对半身瘫痪不久的人的判断非常接近：认识瘫痪者的受试者估测他们有75%的时间处于负面情绪中；需要靠想象才知道瘫痪者是何状况的受试者的估测值是70%。相较而言，这两组受试者对事故一年后瘫痪者情绪的估测则大不相同：认识瘫痪者的人认为他们有41%的时间处于负面情绪中；现实生活中不认识半身瘫痪者的受试者的平均估测值则为68%。很明显，那些认识瘫痪者的人观察到瘫痪者对自己境况的注意力会逐渐转移，而那些不认识瘫痪者的人就不能预测到这种适应性的发生。判断某人赢得彩票一个月后和一年后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模式。

    我们能够预测出，对于那些半身瘫痪者以及有慢性病且难以负荷身体状况折磨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关系并不大，因为在要求他们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想到其他人的生活以及自己曾经的生活状态。最近关于结肠造口术病人的研究结果也与这个看法一致。此研究结果表明，病人的幸福感与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估有着极大的不同。在经验样本中，并没有发现这些病人的幸福感与健康人有何不同。但结肠造口术病人却想要以自己几年的生命换取健康的身体。而没有得结肠造口的人会认为自己若得了这种病情况会很糟糕，因此他们宁愿失去几年的寿命也不愿再次做这个手术。这个时候，记忆自我似乎是受到了聚焦错觉的支配，而聚焦错觉则将焦点放在了经验自我忍受的痛苦上。

    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引入了错误想法（miswanting）这个词组来描述因情感预测的错误而导致不佳决策的这种情况。这个词组理应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聚焦错觉（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称之为过度聚焦）是产生错误想法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错误想法会导致我们易于夸大购买大件商品或变换环境对我们未来幸福感的影响力。

    请比较两个会使你的生活某些方面发生改变的决定：买一辆舒适的新车和加入每周都有聚会的小组，有可能是扑克小组或是读书小组。这两种经历在开始时都是新鲜且令人兴奋的体验。其主要的不同在于，买了车后，你对它就会越来越不关注；但加入小组却能常参加社交活动，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常去。由于眼见即为事实的关系，你可能会夸大汽车的价值，但不太可能在社交活动或其他需要注意力的活动方面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活动有打网球或学习拉大提琴等。聚焦错觉会产生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会导致人们更加看好本身就能令人兴奋的事物或经历，即使这些事物或经历最终也会失去吸引力。人们忽视了时间，致使维持人们长久的注意力价值的经验很少受到关注，至少比这种经验应得到的关注要少。

    千万不要忽略时间的作用

    本书中不断重复时间的重要性。将经验自我的生活描述为一系列有价值的时刻是符合逻辑的。某个生活阶段的价值（我曾称其为快乐总量）就是这一阶段所有价值的总和。不过，这不是大脑呈现各个阶段的方法。我曾提到过，记忆自我同样也会讲故事和作出选择，而且它讲的故事和作出的选择都不能恰当地表示时间。在讲故事时，一些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开始、高潮和结尾，代表了整个生活阶段，过程因此就被忽略掉了。在冰手试验和薇奥莉塔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情形。

    我们在前景理论中看到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过程忽视，在这种过程忽视中，状态由其过渡状态所代表。彩票中奖会创造一种新的财富状态，此状态能持续一段时间，但决策效用会随着对彩票中奖这则消息的反应强度的改变而改变。人们忽略了对注意力的减退以及对新状态的适应，只注意到了短暂的时间片段。在对慢性疾病的预测以及聚焦错觉的过程中，都有同样的对过渡到新状态的关注、时间忽略和适应性。人们在聚焦错觉中犯的错误包括关注选定的时刻，忽略其他片段发生的事。大脑善于处理故事，但却似乎不能很好地处理时间。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幸福的新发现的事实。我们也明白了，幸福这个词并不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我们也不该将其简单地随意使用。有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们更加困惑。

    示例—生活的思考“她认为买一辆豪车会使自己更为快乐，但这其实是个情感预测错误。”“今天早上，他的车在上班途中坏掉了，因此，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今天并不适合问他关于工作满意度的问题。”“她平时看起来都很开心，但当我们问她是否快乐时，她说自己并不快乐。这个问题肯定使她想到了自己最近离婚这件事。““买一座更大的房子可能不会使我们永远感到快乐。我们可能会因为犯聚焦错觉的错误而遭殃。”“他选择了在两座城市间之间奔波往返。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想法的典型例子。”结语

    我在本书的开头引入了两个虚拟的人物，随后讨论了人类的两种存在形式，最后又介绍了两种自我。两个虚拟人物分别是运用直觉、进行快速思考的系统1和需付出努力、运行更慢的系统2。系统2进行的是慢思考，能监督系统1的运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能力下尽可能地占据控制地位。两个物种分别是活在理论世界的虚拟经济人以及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类。两个自我指的是感受当下的经验自我以及记录并作出选择的记忆自我。最后一章是对这三组概念的某些应用，我将逆序进行讲解。

    两个自我

    记忆自我与经验自我相抗争的可能性问题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加复杂。在早期的冰手实验中，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的结合会使人们作出明显荒谬的选择。为什么人们愿意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呢？这是受试者的记忆自我作出的选择，更愿意去回忆那些给他们留下更好记忆的体验，尽管这些选择会使自己承受更多的痛苦。或许在一些极端例子中，以记忆的质量为标准进行选择是恰当的。例如，创伤后产生压力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手冰凉的体验并不是一种创伤。客观的旁观者在为别人作选择时，肯定会选择受创期短的那一个，会更加考虑别人经验自我的感受。但人们为自己作的选择，有一半都可被认为是错误的。在像茶花女的歌剧和对简的生活判断的故事中，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都经不起推敲。以某个生命的最后时刻来评估整个生命，或在判断哪种生命更为理想时，完全忽略其过程都是没有道理的。

    记忆自我是系统2的一部分。系统2评估生活中某些情节及生活本身的方法有着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我们记忆的特征。由系统1产生的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并不一定与系统2的评判标准相符合。我们相信过程是重要的，但记忆却告诉我们，过程并不一定重要。规定评估过去事件的原则对决策制定不能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因为时间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人类的存在有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时间最终还是有限的资源，但人类的记忆自我却忽略了这个事实。比起细水长流的幸福来说，人们更偏好享受短暂却强烈的快乐。这种偏见是由结合了峰终定律的过程忽视造成的。与这种偏见相反，另一种偏见使我们更为害怕短期、强烈的疼痛，而对于长时间但较轻微的疼痛却更容易接受。过程忽视还使我们容易接受长期但轻微的不愉快，因为其结局会更好；若某件事的结局不好，即使其过程是长期且快乐的，我们也会忽略掉。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不适，请考虑这个普遍的警告，“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后悔的”，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明智，因为其所能预见的后悔出自于记忆自我的判断，我们也倾向于将这个判断看做是最终结论。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记忆自我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一个测量快乐的客观观察者会更注重经验自我，会提供不同的建议。记忆自我对过程的忽略、对峰终和结局的重要性的夸大，以及对后见之明的怀疑共同作用，歪曲地反映着我们真实的体验。

    相反，对过程加权的幸福观使我们将生活中的所有时刻都看做是相似的，其将生命中所有时刻都分为值得纪念或不值得纪念两种。有些时刻最终会比其他时刻得到更多的权重，并不是因为它们值得纪念或是很重要。人们花在思考某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的时间应被考虑在内，增加这个时刻的权重。通过改变某个时刻之后时刻的经验也能增强这个时刻的重要性。例如，练习拉一个小时的小提琴可能会增强多个小时的演奏经验或几年后听音乐的鉴赏能力。同样，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短暂且可怕的事件应该通过其引起的长时间的痛苦来权衡。从过程加权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事情发生后才能决定某个时刻是值得纪念的还是毫无意义的。“我会一直记得……”或“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的说法可以被看做是承诺或是预测，但即使我们在说这些话时是百分之百真诚的，我们还是常常无法实现这些承诺或正确进行预测。我敢打赌，10年后，许多我们曾经说过想要一直记住的事都会被忘记。

    过程权重的逻辑具有强迫性，但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关于幸福的完整理论，因为人们只认同记忆自我，而且只关心自己的故事。忽略了人们想要的关于幸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忽略了真实发生的事并只关注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想法的理论同样也站不住脚。我们必须将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都考虑在内，因为它们对生活的诠释不总是一致的。哲学家可能会长时间在这些问题上纠结。

    对于这两个自我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哲学家才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对于某些领域的政策问题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医药和福利领域。请考虑对治疗不同的病应该作的投资，包括失明、耳聋和肾衰竭。这些投资应该受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恐惧程度的影响，还是该受病人真实的痛苦体验的刺激？是受病人想要恢复健康的愿望的强烈程度还是病人为了健康而愿意付出代价的大小来决定？关于失明和耳聋，或结肠造口术和透析的投资意愿强度，可能会因为对痛苦严重程度评估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前对此问题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却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最近，用对幸福的测量来引导政府决策的可能得到了包括学者和欧洲几个政府机构在内的关注。将来，社会痛苦总量指数可能会和失业、残疾和收入指数一起包含在国家统计数据中。比起几年前，这个想法在现在看来还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经济人和人类

    如果我们能与某个人进行理性讨论，此人的信念能顺应现实，而且他的倾向也与其兴趣和价值观相符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通情达理的。在说到理性这个词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审慎、深思熟虑且缺少热情的人物形象，但在日常用语中，一个理性的人肯定是通情达理的。但对于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来说，“理性”这个形容词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判断某个人是否理性的唯一标准并非是看这个人的信念或是偏好是否合理，而是看它们是否一致。一个理性的人可以相信鬼，只要他的其他信念也与世界上有鬼存在这个信念相一致。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有好恶，但他的偏好要前后一致。理性指的是逻辑上的一致，即合理与否。根据这个定义，经济人就是理性的，但有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并不理性。经济人不会受启发式、眼见即为事实、窄框架、内部意见或偏好逆转的影响，但人类却无法避免这些影响。

    将理性定义为一致性是会受到限制的。理性要求人们遵守逻辑原则，但我们有限的大脑却不能够实现这一点。从这个定义来看，通情达理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但也不能因此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个较重的词，包含了冲动、感情用事以及对合理辩护的顽强抵抗等含义。当我与阿莫斯的研究成果被认为证明了人类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时候，我总想要退缩。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仅仅表明了人类不应该被描述为处于理性代理模式中。

    尽管人类不是非理性的，人类仍然时常需要帮助才能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决策。有时，相应的政策和机构就能够提供这种帮助。这样说虽然没什么不对，但实际上却颇具争议。正如比较权威的芝加哥学院派解读的那样，对人类理性的信心和防止人们作出错误选择是没必要甚至不道德的这一观念联系紧密。理性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在他的一本畅销书的标题上得到了体现—《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经济人是理性的这一设想为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的观点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要干涉个人选择的权利，除非这些选择对他人有害。将物品分配给愿意付钱最多的人是市场效率的体现，对市场效率的赞叹是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有一篇《理性成瘾理论》支持芝加哥学院派的这一观点，它解释了对强烈且即时满足有极度偏好的理性代理人会做出理性的决策，把对未来的沉迷当做一个结果。加里·贝克尔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芝加哥学院派中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曾以轻松但不失严肃的口吻说过，我们应该考虑通过某种信念，即人们能很快找到治愈糖尿病的方法，来解释所谓的肥胖流行病的病因。他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当我们观察那些行为看似怪异的人时，应该考虑到一种可能—他们这样做有合理的理由。只有当理由变得不合理时，才会引发心理学上的解释。其中，贝克尔对于肥胖症的解释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在经济人的国度里，政府应该让经济人在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自己作选择，不横加干涉。如果骑摩托车的人选择不戴头盔，那么自由主义者就会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并支持他这么做。无论是决定不存养老金还是选择吸食毒品，公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过，往往难以界定这种情况：没有存够养老金的老年人并不会比在餐厅吃完大餐后抱怨价格太高的人得到更多怜悯。因此，在芝加哥学院派与行为经济学家的辩论中，有许多理论都是相互矛盾的。行为经济学家抵制极端的理性代理人模式。辩论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自由不是争辩而来的价值。但是相比人类理性的真正信徒，生活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更加复杂。没有行为经济学家会赞同强迫市民均衡膳食，以及只看有益电视节目的规定。然而，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做了不明智决策的个人以及认为有义务帮助这些人的社会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该不该帮助个人避免错误的决策就成为了行为经济学家的两难。芝加哥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理性代理人不会犯错。对于这个学派的人来说，自由是免费的。

    在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为了全球畅销书，还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圣经》。书中引入了几个新的词语，包括经济人和人类，还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来解决在不剥夺人们自由的前提下帮助人们做出良策的难题。泰勒和桑斯坦主张自由家长制的做法，即允许国家和其他机构“推动”人们做决策，并使这些决策服务于该国或该机构的长远利益。将参与养老金计划指定为默认选项就是助推的一个例子。不可否认，人们会因为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计划而觉得自己的自由少了，因为他们在当初填表时，只需确认一个复选框，就可以退出这个计划。在之前已经提过，个人决策的框架（泰勒和桑斯坦将其称为选择架构）对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助推基于坚实的心理学，我在之前已阐述过。默认选项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普通选项。而偏离普通选项是一种委任的行为，需要考虑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比什么都不做更有可能让人后悔。如果某个人不确定该怎么做时，就会有强大的助推力来引导这个人做出决策。

    与经济人相比，人类同样需要保护，以免受那些蓄意利用他们弱点的人的危害—特别是系统1的怪异模式以及系统2懒惰的弱点。理性代理人被认为能谨慎地作重要的决定，并充分利用知道的已有信息。经济人会在签署一份合约之前，阅读并理解所有条文，但是人类通常不那样做。某家不道德的公司设计出的合约在显而易见的地方隐藏着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使公司在法律范围内有回旋的余地，但人们不经阅读就签下了合约。对理性代理人模式有害的极端解读是：除了确保相关信息公开外，顾客被假定为不需要保护，合约中字体的大小和语言的复杂程度不被认为是相关信息，但是一个经济人知道如何处理小字体的信息。《助推》这本书给出的建议是要求公司提供足够简单的合约以供人类客户阅读和理解。因为顾客得到了更详细的信息，这可能使一些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一些建议遭到了这些公司的强烈反对，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公司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来提高竞争力要比公司独自赢利更为可取。因此，通过提供好产品来提高竞争力的公司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也就是说更受青睐的公司往往是提供的信息不明确的公司。

    自由家长制的显著特点是其在广泛的政治方面的吸引力。行为政策的绝佳例子是“为明天储蓄更多”计划，这是由国会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提出的议案，而这两者的联合并不常见。“为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金计划。签了这份合约的员工在加薪时增加一定的存储比率，这样，员工就能为储蓄计划贡献得更多。储蓄率随工资的上涨而自动上升，直至员工注意到存得太多，进而选择退出该计划。现在，这个由泰勒和桑斯坦于2003年提出的伟大革新使储蓄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也使成千上万工人的前景更加光明。这个计划有坚实的心理学理论作为基础，本书的读者们对这些理论知识肯定都有所了解了。此计划通过要求非立即改变或尝试来提高存储以支付工资的方法避免了直接损失，将损失转变成了未得收益（foregone gains），也就更容易使人接受。另外，其自动性的特点还将系统2的懒惰与工人的长远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当然，所有这些特点都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也不含任何误导或欺诈。

    自由家长制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认可，包括英国、韩国，还得到了很多政党的认可，包括英国托利党以及奥巴马政府等。的确，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小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将行为科学原则用于帮助政府实现目标。这个部门的正式名称叫做“行为研究小组”，但是，无论是政府内部的人还是政府外部的人，都将这个小组简单地称为“助推小组”。泰勒是这个小组的顾问之一。

    继《助推》一书之后的一本书中，奥巴马总统邀请了桑斯坦在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任职。这个职位为桑斯坦提供了很多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课程应用于政府机构的机会。这个任务在管理与政府预算办公室在2010年所作的报告中有所描述。本书的读者应该可以理解一些特定提议背后的逻辑，包括鼓励“清晰、简单、显著及有意义的披露”。读者还需读懂背景陈述“描述非常重要，例如，如果某个可能的结果被构架成一种损失，这种结果会比构架成收益有更大的影响”。

    关于助推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之前已经提过的关于耗油量公开信息的框架规则，而其他方面的应用还包括自动参加健康保险，用新的膳食指南代替令人费解的膳食宝塔（新的膳食指南是由一个盛满营养均衡的食物的盘子所表示），以及美国农业部门（USDA）所指定的规则，即允许在肉制品标签上写上类似“90%无脂肪”等信息，而“10%的脂肪”也可以说成“接近于瘦肉率颜色的表述方法，即描述出与同脂肪率的肉相同的色泽、大小及种类”。与经济人不同的是，人类需要帮助才能作出好的决定，且这种帮助可以通过告知或不介入的方式得以实现。

    两个系统

    本书将大脑的运作描述成了两个虚拟人物不稳定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虚拟人物就是自动的系统1以及需要付出努力的系统2。现在，你对这两个系统的个性已经相当熟悉了，也能够预测他们在不同情境下可能的回应方式。当然，你也知道这两个系统并不是真正存在于大脑或其他地方中。“系统1做了某事”是“某事自主发生”的简略说法。“系统2被动完成了Y”是“更兴奋，瞳孔扩散，注意力集中，Y活动开始进行”的简略说法。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交谈时使用关于两个系统的语言，这样的话，交谈就会更方便，还能在不知两个系统存在与否的问题时凭直觉判断系统的运作方式。作出这些简要说明后，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继续使用两个系统的说法。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是对系统2的看法。系统2会进行判断和选择，但它会认可系统1形成的观点和感觉，或将这些观点和感觉合理化。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对某个项目持乐观态度，只是因为此项目的领导使你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姐姐。或是，你或许会厌恶和你的牙医长得像的人。如果你想寻求一个解释，就要搜寻记忆，寻找一些像样的理由，你最后肯定能找到一些。另外，你还会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系统2不仅是系统1的辩护者，它也能避免许多愚蠢的想法和不当表达而引起的冲动。投入注意力能提升众多活动的表现（试想在思想混乱时在狭窄的路上开车的风险），对于一些任务来说，注意力的集中还是必要的，例如在进行比较、选择和推理时。然而，系统2并不是理性的模范，其能力以及能够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我们在推理时，头脑不会总是很清醒，我们犯错也不全是因为突然想到的不恰当的直觉。通常，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系统2）无法再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描述系统1，也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我源于直觉判断和选择的错误。然而，相对的篇幅并不是评判直觉思考优劣的好指标。系统1是我们许多错误的原因，但也是我们许多正确做法的原因，而且我们也常做正确的事。我们的想法和行动通常由系统1指导，是当机立断的。系统1的一个优点就是储存在我们联想记忆中丰富而详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从普通事件中区分出令人惊奇的事件；立即对自己所期望的事生成想法，并对令人惊奇之事和正在发生的事自动搜寻有因果关系的解释。

    记忆能记录我们一生中习得的技能，因而也会自主产生解决方法来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比如绕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走，避免让顾客挑出错误）。技能的习得要求有固定的环境、练习的机会，以及对自己想法和做法快速且明确的反馈。当这些条件都满足时，就能掌握技能了，且此后快速闪现在大脑中的直觉性判断和选择都会是正确的。这些都是系统1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是快速且自主发生的。有技能的行为是能快速有效地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

    若挑战碰上了有技能的应对方法，这个应对方法就能被唤起。如果没有技能，又会发生什么呢？此时，系统2显然要介入，就如同回答“17×24=？”这个问题，其结果肯定是确定的。但想要系统1对系统2的能力表现出吃惊，不介入进来却不太可能。系统1不会受能力的限制，在计算时不要求确切数值。在搜寻某问题答案时，它能自动生成对相关问题的回答，还可能会将所问问题的答案替换成很容易出现在头脑中的回答。在启发式的概念中，启发式的回答并不一定比原来的问题更简单或需要更少的努力，启发式的回答只是更容易想到，更快、更容易被发现而已。启发式的回答不是随意想出来的，它们“似乎”是正确的答案。不过，有时也错得离谱。

    系统1在处理信息时，可能会产生认知放松。当信息不可信时，系统1也不会生成警告信号。人们会快速且自信地进行直觉性回答，不管这些回答是否源于技能或启发式。系统2没有简单的方式来区分有技能的和启发式的回答。唯一的方式是放慢速度、自身构建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不会被轻易接受，因为系统2比较懒惰。系统1的很多建议常常没有通过最基本的检验就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就像球拍和球的问题。这就是系统1得到“错误和偏见的起源”这个负面称号的原因。系统1的运行特征，包括眼见即为事实、强度匹配和联想一致性等，会产生可预测的偏见和认知错觉，比如锚定效应、回归平均值的预测、过度自信，以及许多其他错觉。

    对于偏见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如何提升判断和决策（这些判断和决策来自我们自身和那些我们为之服务也服务于我们的机构）的质量呢？从自身经验来谈，系统1的运行方式是不能教给别人的。我除了认为年龄会有些影响外，我们的直觉思考就像我之前对这些问题作的研究那样，包括过度自信、极端预测和计划失误的倾向。我只提升了对易犯错误的情境的识别能力，“这个数字会成为一种锚定……”，“如果问题被重新架构，决策会改变……”而我在识别别人错误的过程中，也取得了更多的进步。

    避免系统1出错的方法从原则上讲是很简单的：认识到你正处于的认知领域，放缓并要求系统2来加以强化。当再次碰到缪勒–莱耶错觉图时，你会怎么做？当你看到有箭头的线段指向不同的方向时，你会意识到现在你不能相信自己对长度的直觉。不过，这种明智的过程在最需要的时候不会被应用到生活中。我们都希望在自己要犯错时能有个铃声提醒自己，但这是不可能的，认知错觉比感知错觉更难以识别。理性的声音也许比错误的直觉响亮又清晰的声音更微弱。当你面临着重大决策的压力时，质疑自己的直觉会让你感到不愉快。当你处于麻烦中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更多的质疑。这样的结果就是，相比自己要犯错时，你在观察别人是否要犯错时，能更容易辨认出雷区。观察者会比实施者在认知上更为放松，更愿意接收信息。我写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指导批评家和传闲言碎语的人，而不是指导决策制定者。

    机构要比个人更容易犯规避错误，因为机构的人多，自然就会思考得很慢，也更有能力按规则行事。机构可以制定和有效使用检查表，还可以深入开展，比如参考类别的预测以及“事前验尸”练习。机构能够鼓励其成员形成一种在靠近雷区时互相留意和提醒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一部分是通过为其成员提供一些独特的词汇。无论机构是干什么的，都涉及判断和制定决策，就像是工厂生产产品，每个工厂都应该有保障其产品在最初设计、装配及最后检查时的质量的方法。决策产生的相关阶段包括解决框架问题、收集引导决策的相关信息、反馈以及检查。想要提高其决策质量的机构应该经常在每一个阶段里搜寻可提高效率的环节。这个运作的概念是有规律的。持续的质量控制通常是在危机产生后机构采取的对过程的全面回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明显缺乏主持高效会议必要技能的系统训练。

    基本上，更为丰富的语言对于建设性批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技能。与医疗相似，辨别判断性错误就像是在诊断病人，需要一些精确的词汇。从某种疾病的名字中，我们希望得到所有关于这一疾病的信息，包括其易感染性、环境因素、症状、预断及治疗等。与其相似的是，如“锚定效应，”“窄框架”、“过度一致性”也能使我们想到关于某个偏见的所有信息，包括其原因、影响以及我们能对其做些什么。

    在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与决策有直接的联系：闲谈越多，所做的决策就可能更好。有时，决策制定者能听到大家当时传的闲言碎语和批评，这比听自己内心疑虑更容易。当他们相信批评自己决策的人经验丰富且公平正直，或当他们希望自己的决策能通过制定的方式而不是结果来评判的话，就会做出更好的决策。

    附录A  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

    (本文首次刊登于1974年的《科学》杂志上，第185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支持，海军研究办公室也与位于尤金的俄勒冈研究院签订了合约，监督该研究。另外，该研究还得到了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支持。)

    我们所做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对不确定事件概率的信念，这些不确定事件包括选举结果、被告的内疚感或是美元的未来价值。这些信念通常被表述为“我想……”“概率是……”“它是不可能的……”等。对于不肯定事件的信念有时还能以概率或主观概率等数字形式表现出来。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信念？

    人们又是怎样评估不确定事件的概率和不确定数量的价值呢？本文将会告知你们，人们依赖于数量有限的启发式原则，而这些原则能将测量概率以及预测价值的任务简化，使其成为更为简单的判断过程。总的来说，这些启发法相当有用，但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的错误。

    对概率的主观评估与对距离或大小等物理量的主观测量相类似。这些判断都依赖于效度有限的数据，是根据启发式的规则进行的。例如，某物体的距离取决于其清晰程度。物体看上去越清楚，其距离就显得越近。这条规则有一定的效度，因为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中，距离较远的物体都会比距离较近的物体更不清楚。然而，对这条规则的信赖会导致我们在测量距离的过程中产生系统性错误。特别是在能见度较低时，物体轮廓就会模糊，而其距离就常常会被高估。另一方面，在能见度较高时，物体轮廓就会清晰，其距离也就会被低估。因此，如果依赖于清晰度，将清晰度作为测量距离远近的标尺的话，就会导致普遍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在对概率直觉性的判断中也会出现。本文将描述三种应用于判断概率和预测价值的启发式，列出由这些启发式引起的偏见，并讨论这些偏见的实际应用和理论内涵。

    代表性

    人们考虑的许多概率问题都包含在以下某个类型当中：物体A属于类别B的概率是多少？事件A起源于过程B的概率是多少？过程B引起事件A的概率是多少？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会典型地依赖于代表性启发法，即通过用A来代表B，也就是通过比较B与A的相似程度来对概率进行评估。例如，如果A能高度代表B，人们就会认为A源自B的概率高。但如果A与B并不相似，人们就会认为A源自B的概率低。

    若想通过代表性对判断进行阐述，请考虑下面这个情况，若有某个人被他原来的邻居描述为：“史蒂夫非常腼腆，少言寡语，很乐于助人，却对他人或这个现实世界没多大兴趣。他谦恭有礼，做事井井有条，中规中矩，关注细节。”人们如何从一个可能的职业列表中（例如农民、售货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或是医生）评估他从事某个特定职业的概率？又如何根据可能性的大小来将这些职业进行排序呢？在代表性启发法中，例如，史蒂夫是个图书管理员的概率是通过其与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形象的代表性或相似性来进行评估的。事实上，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职业概率的排序与对职业相似性的排序方法完全是相同的。而这种关于概率的判断方法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为相似性或代表性不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却能影响对概率的判断。

    对结果的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不敏感。 对代表性没有任何影响而对概率有重要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结果的先验概率，或基础比率。例如，在史蒂夫的那个例子中，在我们作出史蒂夫是个图书管理员而不是农民的理性评估时，是应该将农民比图书管理员人数更多的事实考虑在内的。然而，对基础比率的考虑并不会影响史蒂夫与图书管理员以及农民的典型形象的相似性。因此，如果人们通过代表性来评估概率，先验概率就会被忽视掉。我们在运用了先验概率的实验中检验了这个假设。在实验中，我们向受试者简要概述了几个人的性格，这几个人是从100位工程师及律师的样本中随意抽取出来的。而受试者需要通过对每个人的描述来评估其是工程师还是律师。在某个实验情境中，受试者被告知这些被描述的100人中，有70位工程师、30位律师。而在另一个实验情境中，受试者被告知这100人中，有30位工程师、70位律师。在第一种情境下，受试者判断任意一个描述是关于工程师的而不是关于律师的概率都应该高于第二种实验情境。因为第一种情境中工程师更多，第二种情境中律师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过贝叶斯定理还能知道每个描述的概率比率应该是（0.7/0.3）2，或是5.44。然而，这些受试者在这两个实验情境中都得出了同样的概率判断，这严重违反了贝叶斯定理。很明显，受试者认为某个特定的描述是在说工程师而非律师是通过描述对于这两个典型职业的代表程度而来的，而很少或根本就不考虑其所属类别的先验概率。

    当这些受试者没有其他信息来源时，他们会正确地利用先验概率。在没有人物描述的情况下，受试者判断某个人是工程师或律师的概率分别是0.7和0.3，这与基础比率正好符合。然而，当某个描述存在，就算这个描述没有任何信息，先验概率还是会被彻底忽略掉。对于以下描述的回应就阐明了这个现象：

    迪克是位30岁的男性，已婚，但无子女。他能力强，干劲足，承诺一定要在自己的领域功成名就。他很受同事的欢迎。

    这个描述所传达的信息与迪克是工程师还是律师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迪克是工程师的概率应该与工程师占样本总人数的比率相同，就如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迪克的描述时一样。然而，受试者却将迪克是工程师的概率判断为0.5，并不关注工程师占总人数的比率是0.7还是0.3。很明显，在没有任何证据和得到了一些无用的证据之后，人们的回应是不同的。在没有任何特定证据的情况下，先验概率能够被合理地应用；而在得知一些无用证据的情况下，先验概率就会被忽略。

    对样本大小的不敏感。 在某个指定大小的样本中，评估获得某个特定结果的概率时，人们总会应用代表性启发法。即他们会通过某个样本结果与相关参数的相似性来评估这个结果的概率。例如，人们会认为随机抽取的10位男性的平均身高是6英尺，而这个结果就是由与相应参数（这个参数即是男性人口的平均身高）的相似性得来的。某个样本的统计数据与人口参数的相似性并不是由样本的大小来决定的。其结果就是，如果我们通过代表性来评估概率，判断出的某个样本的统计数据实质上就是独立于样本大小的。的确，当受试者评估大小不同样本的平均身高分布时，他们得出的分布是相同的。例如，人们在评估平均高度高于6英尺的概率时，无论样本大小是1 000、100还是10位时，其得出的分布都是相同的。另外，即使样本大小的重要性在问题形成之时就被强调过，受试者还是不能体会其所起的作用。请考虑下面的问题：

    某个城镇有两家医院。在较大的那家医院里，每天大约有45个婴儿降生，而在较小的医院里，每天有15个婴儿降生。如你所知，其中50%的婴儿应该是男婴。然而，男婴实际的百分比每天都会有所变化，有时会高于50%，有时会低于50%。

    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家医院都记录了新生婴儿中男婴比率大于60%的天数。你认为，哪一家医院记录的天数更多？

    更大的医院（21）
    更小的医院（21）
    大致相同（其天数的不同在5%的范围内，53）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的是选择该答案的大学生人数。

    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多数受试者判断出的60%以上新生儿是男婴的概率都是相同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件都来自于同样的统计资料提供的描述，因此关于总体情况的代表性相同。相反，以样本理论进行分析的话，在小医院里，超过60%的婴儿是男婴的天数肯定应该比大医院的多，因为大样本的男女比率不太可能偏离50%。很明显，这个统计学的基本概念与人类的直觉不相符。

    在对后验概率（即从一个整体而不是另一个整体中抽取样本的概率）的判断中，人们对样本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很敏感。

    请考虑下面这个例子：

    想象有个装满球的罐子，其中有2/3的球是一种颜色，1/3的球是另一种颜色。某个人从罐子里取出了5个球，发现有4个是红色的，1个是白色的。另一个人取出了20个球，其中有12个是红色的，8个是白色的。这两个人中，谁更会认为罐子里2/3的球是红色的，1/3的球是白色的？每个人给出的概率各是多少？

    在这个问题中，假设两次抽取的先验概率相同，那对于4∶1的那个样本来说，其正确的后验概率应为8 ∶1；而对于12∶8的样本来说，其后验概率为16∶1。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第一个样本为罐子里主要是红球的这个假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因为第一个样本的红球比例要比第二个样本的高。这再次证明了，直觉性判断由样本比例主导，本质上并不受样本大小的影响。然而，样本大小却对实际的后验概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对后验概率的直觉性评估比起正确的值来说并没有那么极端。在这类对概率的评估中，低估证据的影响反复出现。这种情况被称为“保守主义”。

    误解机会 。人们期望由随机过程产生的事件序列能够代表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即使这个序列很短。例如，人们在考虑抛硬币看正反面的问题时，总会觉得其顺序更可能是正—反—正—反—反—正，而不是正—正—正—反—反—反，因为后者并不能体现出抛硬币的公正性。因此，人们期望过程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在整个序列中，还表现在局部的序列中。然而，局部代表的序列系统地脱离了概率的期望：因为局部代表的序列中选择很多，但可供选择的项却很少。抱有局部代表性这个想法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有名的赌徒谬误。例如，在看到轮盘赌的指针长时间连续指向红色以后，大多数人就会错误地认为现在该是指向黑色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相比再次出现红色，出现黑色会使序列更具代表性。人们普遍将概率视为可进行自我纠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方向的偏离能引起其相反方向的偏离，以达到恢复平衡的目的。事实上，在概率的结果揭晓之时，偏离并不是被“纠正”了，而只是融为一体了。

    不只是天真的受试者才会误解概率。一项关于统计直觉的研究以有经验的心理学家为受试者，揭示了人们长期抱有的“小数法则”这一信念。这些受试者认为，他们抽取的样本即使很小，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这样的回应反映了一个有效的假设：某个具有统计意义的样本结果可以代表样本所属的整个群体的性质，这与样本大小并无关联。因此，研究人员过于信任小样本的结果，高估了这些结果的可复制性。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些偏见会导致研究人员选择的样本不够大，并对仅有的发现作过多的阐释。

    对可预测性的不敏感。 有时，人们需要作一些数值上的预测，例如，预测某只股票的走势、某种商品的需求量或是某场球赛的最后比分。这样的预测经常是通过代表性作出的。例如，假设有个人在听了关于某家公司的描述之后，需要预测这家公司的未来收益。那么，如果这个人听到的描述是正面的，他就会预测这家公司将有非常高的收益，因为高收益最能代表那个描述；如果描述是普通的，这个人就会觉得公司的表现也会很普通。描述的好坏程度并不受该描述的可信程度以及精确程度的影响。因此，如果人们仅仅依靠描述的好坏来预测，那么他们的预测就会对证据的可靠性和预测的预期精确度不敏感。

    这种判断模式违反了标准的统计理论。在标准的统计理论中，出于对可预测性的考虑，极端和预测范围受到了控制。当某件事的可预测性为零时，该预测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相同的。例如，如果在一些公司的描述中，没有听到有关其收益的信息，那么对所有这些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测都应该是相同的。当然，如果某件事的可预测性非常高，那么预测值就会符合实际值，预测的范围也会等同于实际结果的范围。总之，可预测性越高，预测值的范围就会越广。

    一些关于数值预测的研究表明：直觉性预测违反了这条规则，因为受试者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过可预测性的问题。在其中一项研究里，受试者看了几段文字，每段文字都描述了一位实习老师在特定实习课上的表现。一些受试者需要根据那几段文字描述以百分制来评价特定总体的课堂质量，其他受试者则需要预测这些实习老师在5年以后的成就，同样要以百分制来打分。这两种情况下作的判断是相同的，即预测某一未来事件（老师在5年以后的成就）与评估当前事件所依据的信息（实习课的课堂质量）是相同的。作这些预测的人肯定也意识到了用某位老师5年以前的实习课来预测她的教学能力过于局限。不过，他们的预测与评估一样极端。

    效度错觉。 前面已经介绍过，人们常会挑选输入信息（例如对某个人的描述）中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例如职业）来进行预测。他们在预测时的自信程度主要取决于相关信息代表性的高低（即所选特点与输入信息的吻合程度），与限制预测准确性的因素关系不大。因此，人们在听到与图书管理员的典型形象相符合的性格描述后，就会极有自信地作出所描述的人就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的预测，即使这个描述是片面的、不可靠的或是过时的。由于预测特点与输入信息非常吻合而产生的没有保证的自信就被称为效度错觉。即使当判断者意识到限制其预测准确性的因素时，这种错觉仍然存在。许多文献已经证实：甄选面谈的出错率很高，但即使心理学家知道这一点，在甄选面谈时，他们还是常会在预测中表现出很大的自信。尽管不断有证据表明甄选面谈是不恰当的，但临床上仍然持续依赖这种访谈方式，这也充分说明了效度错觉强大的影响力。

    预测需要依靠输入，而输入模式的内部一致性就是决定人们在预测时自信程度的主要因素。例如，相比某个在一年级得了许多A但也得了许多C的学生来说，人们在预测一年级得了许多Ｂ的学生的平均绩点时会更有自信。高度一致的模式最常出现在输入变量过多或相关度高的时候。然而，相关统计学的结果证实，若规定了输入变量的效度，基于几个这种输入的预测会比输入过多或相关情况下的准确性高。因此，输入变量过多虽然可以增加自信程度，但却会降低预测的准确性。而人们在预测时所抱持的信心常会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

    误解回归性。 假设让一群儿童做两套等效的能力测试题。如果你挑选出了在其中一套能力测试题中表现最好的10个人，那么他们在另一套测试中的表现通常会让你失望。相反，如果你挑选的是在其中一套能力测试中表现最差的10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下一次测试中平均都比前一次测试表现得好。一般来说，假设变量X和Y有相同的分布。如果你挑选的X的平均分数偏离了X的均值K个单位，那么，Y的平均分通常偏离Y的均值的程度就会少于K个单位。这些观察表明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回归平均值现象。这个现象是高尔顿在100年前首次证明的。

    在正常的生命过程中，你会遇到许多回归平均值的例子。例如，在比较父亲与儿子的身高，丈夫与妻子的智力水平或是某个人连续测试的不同表现时。不过，人们没能对此现象产生正确的直觉。首先，人们不能预料一些肯定会发生回归平均值的情境。其次，当他们辨别出回归平均值的发生时，总会捏造出虚假的因果解释。有这样一个信念：预测结果应该最大程度代表输入信息，因此，结果变量的值也应与输入变量的值一样极端。我们提出，回归平均值的现象之所以难以掌握就是因为与上述信念不相容。

    未能意识到回归平均值的重要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一次关于飞行训练的讨论中，有经验的指导员注意到，若赞扬某位飞行员着陆非常平稳，该飞行员下一次着陆就会表现得糟糕；若某位飞行员着陆较差，该飞行员下一次着陆就会有很大进步。这些指导员总结道，口头表扬对学习是有害的，而口头批评却大有益处，这与广为接受的心理学定律相左。由于回归平均值的存在，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就像其他重复的测试一样，每次表现糟糕以后总会有进步，而表现优异以后又总会变得糟糕，即使指导员没有对学员的第一次表现给予任何回应。指导员形成了惩罚比奖赏更有效这个错误且有潜在危害的结论，因为他们正好在着陆表现优异后表扬了这些学员，在着陆表现糟糕后批评了这些学员。

    因此，未能理解回归效应会导致人们高估惩罚的有效性，低估奖赏的有效性。无论是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在训练中，表现得好都会有奖赏，表现得差也都会有惩罚。因此，行为最有可能在惩罚之后得到改进，在奖赏之后变得更坏，这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象。其结果就是：人们碰巧因为惩罚他人得到了奖赏，因为奖赏他人得到了惩罚。然而，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种偶然性。事实上，难以掌握回归性主要是因为奖赏与惩罚带来的结果非常明显，因此，这个领域的学者也没有注意到它。

    可得性

    有时候，人们会通过能想到例子或事件的容易程度来评估这类事的频率或概率。例如，你可能会通过回忆自己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位是心脏病患者来估测中年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同样，你也可能会通过想象某个企业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难题来估测其倒闭的概率。这种判断启发式被称为可得性。可得性对于评估频率或概率来说，是个很有用的线索，因为相比频率较低的类别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更好、更快地得到频率较高的类别的例子。然而，可得性并不受频率和概率的影响。因此，依赖于可得性会导致预测的偏见。我接下来将说明其中的一些偏见。

    因例子的可提取性导致的偏见。 当用某个类别的例子的可得性来判断该类别的大小时，例子很容易提取的类别会比频率相同但例子较难想到的类别显得更大。在证明此效应的基本研究中，受试者听到了一串知名人士的名字，男女均有。接着，他们需要判断这串名字中男性是否比女性多。不同组的受试者听到的名字并不相同。在一些名单中，男性更有名；而在另外一些名单中，女性则更有名。受试者都错误地判断了所有名单的类别（性别）。他们的判断显示，名人更多的类别，其数目也越大。除了熟悉度以外，显著程度也会影响例子的可提取性。例如，看见房子失火对这类事件主观概率的影响可能会比在报纸上读到失火这件事的影响要大。另外，最近发生的事有可能会比之前发生的事更容易获得。对于交通事故的主观概率会在见到一辆翻倒在路边的车后暂时升高，这很平常。

    因搜索集合的有效性导致的偏见。 假设从某个英文文本中随机抽取一个词（含有3个或更多字母的词）。这个词更有可能是以r开头还是以r作为第三个字母？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会回忆首字母为r的单词（例如road）以及第三个字母为r的单词（例如car），然后通过想到这两个词的容易程度来评估相对频率。因为从记忆中搜寻单词的首字母要比搜寻其第三个字母更为容易，所以大多数人都判断以某个辅音开头的单词要比第三个字母为该辅音的单词多。但实际上，例如r或k的辅音字母，出现在第三个字母的频率都要比出现在开头的频率高。

    不同的任务会引发不同的搜索集合。 例如，假设你被要求评估抽象词（比如想法、爱）和具体词（比如门、水）出现在书面英语中的频率。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而然的方法就是搜寻这些词可能出现的情境。联想起提到抽象概念（爱情故事中的爱情）的情境似乎要比联想起提到具体词（例如门）的情境更为容易。如果用单词出现情境的可得性来判断这些单词的频率，抽象词就会多于具体词。这一偏见在最近的研究中已被发现，此研究表明，判断出抽象词的出现频率比具体词的出现频率高很多，与客观频率相等。相较于具体词，抽象词还会出现在更多的语境中。

    想象力的偏见。 有时，你需要评估某类事件发生的频率，这类事件的实例没有储存在你的大脑中，但你可以通过一定的规则构建一些实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通常会构建几个实例并通过构建这些实例的容易程度来评估其频率或概率。然而，构建实例的容易程度并不总能反映出真实的频率，这种评估模式很容易导致偏见。下面这个例子将会说明这一点：请考虑一个10个人的团体，他们想组成一个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2 ≤k ≤8）。他们可以组成多少个不同的且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二项式系数（10/ k），当K=5时，达到其最大值252。这明确表明了，K个成员的委员会数量等于（10 – k）个成员的委员会数量，因为任何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界定了一个独有的（10 – k）个非成员的团体。

    若想不通过计算就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在心里构建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然后通过构建这些委员会的容易程度来评估它们的数量。人数较少的委员会（比如只有两人的委员会）会比人数较多的委员会（比如有8人的委员会）更容易构建。因此，如果通过想象力或是构建的可得性来评估频率的话，规模小的委员会似乎就会比规模大的委员会的数量更多，这与对称的钟形函数正好相反。事实上，在要求天真的受试者评估规模不同的委员会的数目时，他们的估计是委员会规模的单调递减函数。例如，他们评估的有两个成员的委员会的中值是70，有8个成员的委员会的中值是20（正确答案应该是两种情况下都是45）。

    在真实情境中，想象力对概率的评估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想象某次探险中无法应对的意外事件来评估这次探险的风险。如果能想到许多这样生动的意外事件，这次探险就会显得尤其危险，尽管想到这些灾难的容易程度并不能反映出它们实际发生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没能想到某些可能的危险，那将要承担的风险就会被低估。

    相关性错觉。 L. J.查普曼与J.P.查普曼曾描述过一种有趣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在判断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的频率时产生的。他们向受试者提供了几个假设的精神病患者的信息。信息包括每位病人的临床诊断数据和一幅由病人画的人像画。然后，受试者需评估每个诊断（例如妄想症或疑心病）以及人像画中不同特征（例如奇怪的眼睛）的频率。受试者明显高估了自然的联想物同时发生的频率，例如疑心病和奇怪的眼睛的频率。这种效应被称为相关性错觉（illusory correlation）。受试者错误地判断了得到的数据，“重新发现”了许多普遍但无根据的临床知识，这些临床知识就涉及人像画测试的相关解释。相关性错觉效应极度抗拒相互矛盾的数据。即使在症状与诊断呈负相关的情况下，相关性错觉仍然存在，它使受试者不能察觉到真正存在的关系。

    可得性为相关性错觉效应提供了自然的解释。根据两个事件相互关联的强度，可以判断出它们同时发生的频率。当两个事件关联性强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它们经常同时发生。因此，强关联常被判断为经常同时发生。根据这个观点，疑心病与奇怪的眼睛的关联性错觉就是由疑心病常会与奇怪的眼睛而引起的，而不是因与人体其他部位相联系而引起的。

    从我们的人生经历可知，总的来说，相比发生频率低的例子，我们更能又好又快地回忆起发生频率高的例子，更容易想到可能发生的事，而不是发生概率不高的事。当事件频繁地同时发生时，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会得以增强。所以，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可得性启发式的程序，具体是通过提取、构建和联想等相关大脑运作的容易程度来估测类别的数量、事件的可能性或是事件同时发生的频率。然而，前面的例子已经说明，这个有价值的估测过程会导致系统性错误。

    判断与锚定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会通过初始值来确定最后的答案。初始值或起始点，可能是从问题形成之时得到的提示，也可能是在稍微计算之后得到的结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调整都不会太过充分。不同的起始点会产生不同的估测，都会偏向于初始值。我们将这个现象称为锚定。

    不充分的判断。 在某个证明锚定效应的实验中，受试者需要估测不同的数值，并以百分比来进行评定（例如非洲国家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中所占席位的百分比）。在猜测每一个数值的时候，受试者面前一个范围为0~100的幸运转盘都会旋转一次。受试者首先需要说明，转盘指针指向的数值比起实际值来说是高了还是低了，然后，再将转盘的指针拨向自己估计的值。不同的小组面对的是不同的初始数字，而这些随机的数值对估计有着巨大的影响。以非洲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百分比为例，转盘指针指向10的小组估测的中值是25，而指针指向65的小组估测的中值是45，其中，10和65就被受试者视为起始点。对于估计要精确的要求也并没能削弱锚定效应的影响。

    锚定不只是在受试者被给予相关起始点的情况下发生，当受试者依赖于未完成的计算结果进行估测时，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关于直觉性数值估计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效应：在黑板上写出一些算式，让两组高中生在5秒之内估计结果。其中一组学生估计下面这个算式的结果

    8×7×6×5×4×3×2×1

    另一组学生估计以下算式的结果

    1×2×3×4×5×6×7×8

    想要快速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先计算几步，然后再通过外推或调整得出结果。由于判断的根据并不充分，这样的过程就会导致低估。另外，就前几步的计算结果而言（从左到右进行计算），降序序列得到的结果肯定会比升序序列的结果大。那么，你就会认为第一个序列的结果大于第二个序列的结果。这两种判断都得到了证实。对于升序序列中值的估计为512，对降序序列估测的中值是2 250，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40 320。

    评估连续事件与非连续事件的偏差。 在巴希勒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受试者需要选两个事件中的一个来打赌。该研究应用了三种类型的事件：（1）简单事件，例如从一半是红球一半是白球的口袋中取出一个红球；（2）连续事件，例如从90%是红球、10%是白球的口袋中连续7次抽取红球；（3）非连续事件，例如从10%是红球、90%是白球的口袋中连续取球7次，至少取出一个白球。在这个问题中，相比简单事件的那个赌（概率是0.50），绝大多数受试者都更愿意打连续事件的那个赌（概率是0.48）。而相比不连续事件（概率是0.52），受试者又更愿意打简单事件的赌。因此，在这番比较中，大多数受试者倾向于打的赌都是相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这样的选择模式证明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对赌的选择以及对概率的判断的研究表明：人们易于高估连续事件的概率，低估非连续事件的概率。这样的偏见是由锚定效应引起的。基本事件的概率（即任意某个阶段的成功）提供了估测连续事件以及非连续事件概率的自然起始点。因为从出发点进行调整显然不会充分，对于上述两种事来说，最后的估测都会与基本事件的概率相接近。请注意，某个连续事件的整体概率会比其中每个基本事件的概率低，而非连续事件的整体概率会比其中每个基本事件的概率高。由于锚定的影响，在连续的问题中，整体概率会被高估；在非连续问题中，整体概率会被低估。

    评估复合事件的偏见在计划的情境中尤其明显。成功完成某个任务（例如推广一个新产品）具有连续的特征：要想某个任务成功，该任务中包含的每一个事件就都必须发生。如果需要发生的事件数量众多的话，即使每个事件都很有可能发生，其整体成功的概率也可能会很低。高估连续事件概率这个普遍的倾向会使人们在评估某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或能否按时完成时过度乐观，但却缺乏根据。相反，非连续结构总会遭遇风险性的评估。一个复杂的体系，例如核反应或人的身体，如果其中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整个体系就会出现故障。即使每个部分失败的可能性都很小，但若包含很多部分，那么整体失败的概率也可能会很高。因为锚定效应，人们会倾向于低估复杂系统失败的概率。因此，我们有时可以从事件的结构中推测出锚定偏见的方向。连续事件的链式结构会导致高估，非连续事件的漏斗式结构会导致低估。

    评估主观概率分布时的锚定。 在决策分析中，专家时常需要以概率分布的形式来表示他们对某个数值（例如某一天的道琼斯指数）的信念。这样的分布通常是根据专家选择的不同数值构建的，而这些数值与其主观概率分布的百分位相对应。例如，判断者可能会被要求挑选出一个数字X90。这样的话，他认为这个数字将会超过道琼斯指数的主观概率就是0.90。也就是说，他选择数字X90，所以愿意接受道琼斯指数不会超过这个数值的比率是9 ∶1。通过几个这样对应于不同百分位数的判断，我们可以构建出道琼斯平均指数的主观概率分布。

    通过搜集多个不同数值的主观概率分布，还有可能测试出判断者的度量或校准是否合适。如果待估量值的真实值有II%分布在某位受试者规定的XII值之下，那么这个受试者就在一系列问题中进行了恰当的（或外部）校准。例如1%的量值，其真实值应该分布在X01之下，即X99之上。因此，98%的问题，真实值应该在X01到X99的置信区间内。

    几位研究人员已从大量的判断中观察到许多量值的概率分布。这些分布表明了其与恰当的校准之间巨大且系统的偏差。在多数研究中，30%的问题，其待评估量的真实值或小于X01，或大于X99。也就是说，受试者设定的置信区间过小，与他们关于待估量的知识所能证明的相比，反映出了更大的确定性。经验不足与经验老到的受试者都存在这种偏差，而引入合适的积分规则虽能为外部校准提供刺激，但也不能彻底消除偏差。这种效应至少部分是因锚定引起的。

    例如，为了选择X90作为道琼斯指数，人们会首先想到自己对道琼斯指数最佳的估测，然后将这个数值上调。如果这个调整和大多数其他调整一样是不充足的，那么X90就不会是极端的。同样的锚定效应在选择X10时也会发生，这时，人们就会将最佳估测向下调整。所以，X10到X90之间的置信区间将会太小，而待估量的概率分布就会更紧密。一种程序能够系统地改变主观概率分布，使最佳估测值不作为初始值，这也支持了这种解释。

    某个给定的量（比如道琼斯指数）的主观概率分布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得以实现：（1）要求受试者选择与自己的概率分布的特定百分位数相符合的道琼斯指数；（2）要求受试者估测出的真实值超过特定数值的概率。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是等同的，因此应该产生相同的分布。然而，这两种方法体现出的是不同锚定下不同的判断模式。在方法（1）中，自然的起始点是人们对变量的最佳估测。此外，在方法（2）中，受试者可能将锚定点定在了问题中给定的数值上。或者，他可能将锚定定位在相等的概率上，即50–50的概率，因为这是估测可能性通常的起始点。无论哪种情况，方法（2）得到的概率应该不会像方法（1）那样极端。

    为了对比这两种方法，研究人员给一组受试者24个量值（例如从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距离），并要求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估计X10或X90。另外一个组的受试者得到的是第一组受试者对24个数值中每个评估结果的中值。他们被要求评估每个给定的数值超过相应量值的真实值的概率。在没有任何偏见的干扰下，第二组受试者应该提取出和第一组相同的概率，即9 ∶1。然而，如果使用50%的概率或给出的数值作为锚定，第二组的概率也应该更不极端，即接近于1 ∶1。事实上，第二组给出的所有问题的概率中值都是3 ∶1。当对两组受试者的判断进行外部校准时，发现第一组的受试者太过极端，这与早前的研究结果相符合。他们估测的发生概率为0.10的事件实际上有24%发生了。相反，第二组受试者太过保守。他们认为平均概率为0.34的事件实际发生的概率只有26%。这些结果说明了校准的程度取决于引导的程序。

    讨论

    本附录关注的是依赖于判断启发式的认知偏见。我们不能把这些偏见归因于激励效应，比如一相情愿的想法或是因为报酬和罚款而扭曲的判断。实际上，尽管受试者被鼓励应尽量准确，而且答案正确的话还能得到奖赏，但还是会犯前面所提到的严重的判断性错误。

    对启发式的依赖性以及偏见的普遍存在，并不局限于普通人。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在凭直觉进行思考时，同样易于犯偏见的错误。例如，受过广泛训练的人在进行直觉判断时，也会有在没能充分考虑先验概率的情况下预测最能代表数据的结果这一倾向。尽管这些研究人员在统计学方面的经验可以使其避免类似于赌徒谬误的基本错误，但他们的直觉性判断还是容易在更为复杂的问题中犯类似的谬误。

    类似于代表性和可得性等有用的启发式可以得以保留，即使它们有时会导致预测或估测的错误。这一点并不会使我们惊奇，而可能会使我们惊奇的是，人们不能从其人生经历中推断出基本的统计学规则，例如回归平均值或是样本大小对样本可变性的影响。尽管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很少有人能独自发现样本和回归性的原则。我们不能从每天的经历中学习到统计学的规则，因为相关的例子不能被恰当地解释。例如，人们不会发现，某文本中连续几行单词的平均词汇长度比连续几页中单词的平均长度变化更大，因为无论是几行或者几页，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单词平均长度的问题。所以，人们不能了解到样本大小和样本可变性的关系，尽管相关数据比比皆是。

    缺少恰当的编码也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判断概率时通常不能察觉到偏见。人们可以通过在分配的同样概率的事件中保持实际发生事件的比例，来了解自己的判断是否是外在度量的。但是，用判断所得的概率来将事件分组并不合适。那么，在分组缺乏的情况下，某个人就不可能知道他分配的有0.9或更高的概率的预测，有50%会真正发生。

    认知偏差的经验分析对于判断的概率理论及应用角色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现代决策理论将主观概率视为某个理想化的人量化的观点。具体来说，对某个给定事件的主观概率可被定义为某个人是否愿意接受有关这个事件的赌注。如果这个人在不同赌注之间的选择满足于特定的规则，比如概率论的公理，那么内在一致或是连贯的主观概率就可以被引申出来。引申出的概率是主观的，原因是不同的人可以对同样的事件作出不同的概率评估。这种方法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了对概率严格主观的解释，这个解释能够应用于独特的事件，也能应用于理性决策的普遍理论中。也许应该注意一点，我们有时可能从对赌注之间的偏好中推断出主观概率，但通常主观概率并不是由此而形成的。某个人愿意给A队下赌注而不是B队，是因为他相信A队更有可能会赢，他并不是从自己对赌注的偏好中推断出这个想法的。因此，在现实中，主观概率会决定我们对赌注的偏好，但我们并不是从这些偏好中推断出主观概率的，就如同理性决策中不证自明的理论一样。

    概率内在的主观本质使许多学生相信一致性或内在一致性是判断概率唯一有效的准则。从主观概率的形式理论来看，任何内在一致的可能性判断和其他判断都是一样的。这个准则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内在一致的主观概率可能和人们抱有的其他信念相抵触。例如某个人对抛硬币游戏所有可能结果的主观概率就反映了赌徒谬误。即他推测硬币更可能是呈反面，因为已经连续出现了多次正面。这样的判断可能是有内在一致性的，因此，根据形式理论，这是一个恰当的主观概率。然而，这样的概率与硬币是没有记忆的这一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不相符，因此不能产生序列依存。若对判断的概率进行充分和理性的考虑，就会发觉对内在一致性的解释并不充分。判断必须与人们持有的所有信念相容。但不幸的是，还没有简单且正式的方法去测评一系列概率的判断与判断者整体信念系统的相容性。不过，理性判断者会努力争取这种相容，即使利用内在一致性能更容易完成判断和评估。特别是，理性判断者会尝试使自己对概率的判断与自己相关的知识、概率的规则以及个人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相容。

    结语

    本文描述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判断的三种启发式：（1）代表性。人们通常在需要判断物体A是否属于类别B或是事件A是否属于过程B时，就会使用代表性；（2）事件的可得性。当人们需要估测某类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是某个特定进展的合理性时，就会使用可得性。（3）通过锚定进行调整。当相关数值可得时，许多预测都会用到锚定。使用这些启发式不仅能节约很多时间，大多数时候也很奏效，但它们也会导致一些系统性的错误。更好地理解这些启发式和它们带来的偏见，能够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提高判断和决策的质量。

    附录B 选择、价值以及框架

    (1983年8月，我在美国心理协会大会上发言时用的就是这篇文章，后来因此被授予卓越科学贡献奖。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美国心理学者》杂志上。)

    摘要：我们已经讨论了在风险状况以及无风险状况下，作选择时认知和心理的决定因素。价值的心理物理学会使人们在获利概率大时选择规避风险，在损失概率大时选择冒险。概率中体现的心理物理学使得人们过于重视确定的事情和不可能发生的事（与一般的概率性事件相对）。决策问题可用多种关于不同偏好的方式来进行描述或建构，这与理性选择的不变性准则相矛盾。心理账户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会组织交易的结果）可以解释一些消费行为中的反常现象。是否采取某个选择取决于这个选择可能的负面结果是被评估为一种成本还是无法补偿的损失。我们将讨论决策价值和体验价值之间的关系。

    人们总是在做决策，做决策时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就像是在念散文。如此看来，决策制定也自然会涉及众多学科，包括数学和统计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对决策的研究不但解决了规范性问题，也解决了描述性问题。规范性分析涉及理性的本质和决策制定中的逻辑。而描述性分析涉及的却是人们真实的观念和偏好，而不是人们应有的观念和偏好。规范性和描述性考虑问题间的对峙就是判断和决策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分析决策制定时，通常会将有风险的决策和无风险的决策区分开来。是否会去赌钱（赢的概率确定）是具有风险的决策的典型例子，而是否会接受将某件商品或某项服务换成钱或劳力则是没有风险的决策的典型例子。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有风险前景价值的认知和心理物理学的决定因素。第二部分介绍的是这种分析在交易和贸易中的运用。

    风险性选择

    做出类似是否带雨伞或是否参战这种有风险的决策时，人们是不会知道其结果的。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比如天气好坏或敌人的强弱。是否会做出某项决策可以被看成是否会打某种赌，当然，是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且不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概率。因此，对于在一定风险下的决策制定的研究关注的就是在简单的赌钱和确定的概率间的决策，并希望这些简单的问题能对风险和价值的研究有所启示。

    我们在研究风险决策问题时提出了一套方案，此方案的许多假设都是从人们对金钱和概率反应的心理物理学分析中得来的。对于决策制定的心理物理学分析最早出现在丹尼尔·伯努利于1738年发表的一篇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章中。伯努利在这篇文章里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会选择风险规避，而随着财富增长选择风险规避的意愿却降低了。为了更明白地说明风险规避和伯努利的分析，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有85%的概率赢得1000美元（1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一种是肯定会得到800美元。虽然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选择冒险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但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赌钱的结果是经权衡后的平均值，这种平均值在计算时会把每种可能的结果进行权衡。在刚提到的问题中，赌一把的结果可表示为0.85×1000+0.15×0 =850（美元），这比选择确定的事（肯定会得到800美元）所得到的钱要多。选择确定的事就是风险规避。大体来看，选择确定的事而不是赌一把（所得结果更多或同等）被称为风险规避；不选择确定的事，而愿意赌一把（可能性更小或相等）被称为风险追求。

    伯努利建议不要通过收益结果来评估前景，而是要通过这些结果的主观价值来评估。某次赌的主观价值也是一种经过权衡后的平均值，但在这里，每种结果的主观价值是通过其发生的可能性来权衡的。为了在这个框架下解释风险规避，伯努利提出主观价值或者说是效用，可用收益的凹函数来表示。例如，在这种函数下，200美元和100美元间效用的不同比1 200美元和1 100美元间效用的差异更明显。从函数凹处可以看出，得到800美元的主观价值比得到1 000美元的价值的80%要大。因此，效用函数的凹处也就意味着是风险规避，人们会选择肯定能得到800美元，而不是有80%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尽管这两种可能最终得到的钱数一样。

    在决策分析中，常用总财富状态来描述决策的结果。例如，一个下20美元赌注的抛硬币游戏，就可以表示成在个人当前的财富状态W和等概率的可能变成W+20美元或W–20美元的财富状态间的选择。这种表示方法在心理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通常不会从财富状态出发来考虑概率相对较小的结果，人们常会从收益、损失和中立的结果（比如维持现状）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主观价值的表示方式如我们提出的那样，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最终的财富状态，那么对于结果的心理物理学分析就应该应用到获得和损失上来，而不是应用于总财产上。这种假设在对待有风险的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前景理论。无论是通过反省还是心理物理学的测量，都表明主观价值是个关于获得多少的凹函数。同样的归纳也适用于描述损失。损失200美元和100美元的主观价值的区别要比损失1 200美元和1 100美元的主观价值的区别要大。当把获得和损失的价值函数结合到一起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S形的函数，如图B–1所示。

    图B-1

    图中显示的价值函数是由获得和损失来定义的，而不是通过总财富值来定义的。在获得的情况下是凹面，在损失的情况下是凸面，损失情况下的曲线比获得情况下的曲线更陡。该图表示的情况就是损失厌恶，表明了获得某笔钱的吸引力要弱于人们想要规避某笔损失的意愿。损失厌恶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愿在抛硬币的游戏中选择有同等概率的赌注：可能的收益的吸引力并不足以抵消可能的损失带来的厌恶。例如，在以大学生为样本的抛硬币实验中，如果赢得的收益不到30美元，大多数受试者都会拒绝冒10美元的风险。

    对风险决策的假设在经济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然而，正像收益曲线的凹面表示的是风险规避一样，损失曲线的凸面也表示着风险追求。确实如此，在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作用很大，尤其是在损失的概率很大时。例如，人们在有8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15%的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和肯定会损失800美元间作出选择时，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赌一把而不是选择确定的损失。这就是风险追求。因为赌一把的期望值（–850美元）比确定事件的期望值（–850美元）要低。在损失情况下的风险追求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员的证实。即使在结果不涉及钱时，这种结论也得到了证实，比如疼痛时间和生命的损失。在获益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规避和在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是错的吗？这些偏向与对得失的主观价值的强烈直觉相符合，其前提是人们可自由选择对获得和损失的自我价值。然而，我们会看到这条S形价值函数曲线所显示的含义时，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它是不被接受的。

    为了解决规范的问题，我们从心理学转向决策理论。现代的决策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研究。他们创建了几条定性原则或公理，而且这些原则和公理能左右理性的决策制定者的偏向。其中的公理包括有传递性（如果A比B更受青睐，B比C更受青睐，那么A就比C更受青睐）、替代性（如果A比B更受青睐，那么赢得A或C青睐的可能性就比赢得B或C青睐的可能性更大），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性公理。针对理性决策公理的规范化和描述化状态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有证据显示，人们不总是遵从替代性公理，而且对于这个公理的规范性优点还有很多反对意见。然而，所有关于理性决策的分析都包含了两条原则：主导性和不变性。

    主导性要求如果前景A在各方面和前景B都一样好，但至少A在一方面强于B，那A就应比B更受青睐。不变性要求在众多前景中的偏向不应依从于描述的方式。特别是，如果两种表达方式不同的问题同时出现，能被界定为实质是相同的，那么这两种表达方式不在同一时间出现时，人们也应该对它们持有同样的偏向。现在，我们给出了不变性的要求，这种要求虽然看上去很基础且无关紧要，但人们却不是总能做到。

    结果的框架

    风险前景的特点表现在它们可能的结果以及产生这些结果的概率方面。然而，同样的选择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架或描述。例如，一次赌的可能结果可以被构架成现状的获得或损失，或是包含最初财富的资产状态。不变性要求不能因为对结果描述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偏向。下面的这两个问题违反了这个要求。N表示每个问题的受试者总数，括号里是选择每个选项的人数比例。

    问题1（N=152）：设想美国可能爆发一种异常的亚洲疾病，这种疾病可能导致600人死亡。有两种方案来应对疫情，假设下面是对每种方案结果准确的科学预测：

    如果采取方案A，可救治200人。（72%）

    如果采取方案B，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2/3的概率无人获救。（28%）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问题1的表达模式可作为此事件的一个参考状态，即该疾病会夺去600条生命。两种方案的结果包括这种参考状态以及通过被救者的数量而量化得来的收益情况。就像期待的那样，偏好是一种风险规避：绝大多数受试者更愿意选择能保证有200人获救的方案，而不是有1/3的可能性救600人的方案。现在来考虑另一个问题，还是同样的情况，但两种方案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表述：

    问题2（N=155）：

    如果采取方案C，400人死亡。（22%）

    如果采取方案D，1/3的概率没有人死，有2/3的概率600人全部死亡。（78%）

    很容易看出问题2中的方案C和D与问题1中的方案A和B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然而问题2中假设的参考点是没有人会因为该疾病而死亡。最好的结果是维持该参考状态，其相对的情况是因该疾病致死的人数来量化的损失。用这些参考状态来评估作出的选择可表明，人们会偏向于赌一把（方案D）的风险追求，而不是肯定会丧失400条性命的风险追求。实质上，在第二个问题中的风险追求比在第一个问题中的风险规避代价更大。

    没能遵守不变性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且难以克服。这在经验丰富的受试者和初级受试者中都很常见，即使相同的受试者在几分钟内回答这两种问题，也无法消除这一现象。面对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受试者也时常不解。但即使再读一遍该问题的陈述，他们也会在“生命拯救”的说法中选择风险规避，在“生命死亡”的说法中选择风险追求。而且他们在两种说法中都希望能遵守不变性，且给出一致的回答。在他们不断地迎合下，框架效应更像是感觉错觉而不是计算上的错误。

    下列问题引出了违反理性决策的主要要求的偏向。

    问题3（N=86）：请在下列选项中作出选择：

    E：25%的概率赢得240美元，75%的概率失去760美元。（0）

    F：25%的概率赢得250美元，75%的概率失去750美元。（100%）

    很容易看出F比E更占优势。实际上，所有的受试者也都是这样选择的。

    问题4（N=150）：设想你需要同时对下面两个问题做出决策。

    先看一下两个决策，之后选出你偏爱的那一项。

    决策（1）在下列两者中选择：

    A.肯定会得到240美元。（84%）

    B. 25%的概率得到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16%）

    决策（2）在下列两者中选择：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13%）

    D. 75%的概率损失1 000美元，25%的概率什么也不损失。（87%）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决策中，大多数受试者会对确定的事选择风险规避；更多的受试者在第二个决策中选择风险追求，而不是确定的事。事实上，73%的受试者选择A和D，而只有3%的受试者选择了B和C。同样的结果模式也出现在问题的另一种说法中，在这种说法中，大学生们选择了他们能够真正参与的博一把。

    受试者会同时考虑问题4中的两个问题，因此，相对于B和C，他们会偏向于A和D。然而，受试者的偏向（A和D）往往受放弃的选择的控制。若把肯定会得到的收益（选项A）增加到D选项上，会产生有25%的概率赢得240美元和75%的概率失去760美元的结果。这正是问题3中的选项E。同样，把750美元确保的损失（选项C）增加到B选项上，会产生25%的概率得到250美元和75%的概率失去750美元的结果，这也正是问题3中的F选项。因此构架的敏感性以及S形的价值函数在一些需要同时做出决策的事件中与主导因素相违背。

    能运用这些结果的地方并不理想：不变性从规范上来看是至关重要的，直觉是很吸引人的，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却无法实现。我们只设想了保证不变性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采取可将任何问题、实质等同的表达方式转化成完全一样的常规表述。我在给经济系的学生上课时，常会将这点作为最基本的原理告诫他们，他们应该在思考每一个决策问题时，从总值的角度考虑，而非仅从收益和损失上考虑。这样的表述可避免违背在先前问题中提到的不变性，但执行起来却很难。除了特殊情况，也就是从获得和损失的角度考虑钱财结果比从当前的财富状态考虑更普遍。此外，风险前景的常规表述需要计算同时出现的决策（例如问题4）的所有结果，而计算这些同时出现的决策的难度超过了对简单问题直觉上的计算。在其他条件下用常规表述更困难，这些条件包括安全性、健康性或生活质量。我们是否应该建议人们，通过计算因某种疾病致死的总数，或因研究中某种特殊疾病而致死的人数，去评估公共卫生政策（例如问题1和2）？

    另一种可以保证不变性的方法是通过保险精算的结果来评估某项选择，而非通过心理学的结果来评估。在人们的生活中，保险精算的准则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对于涉及钱的决策而言，这样的准则明显不够。应该说，该准则在伯努利时期就被意识到了，而且对于缺少客观量度标准的结果完全不适用。总之，构架不变性很难被预测，而且人们在某个特殊选择中的自信不能确保其在另外一个框架下还会做出同样的决策。因此，用多种方法来构架决策问题的行为来测试偏向的稳定性是个不错的方法。

    概率的心理物理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伯努利的期望原则所依据的是某种不确定前景的价值或效用，该原则是通过增加每种可能结果的效用而得来的，每个结果的效用又都是通过概率来加以权衡的。为了测试这个假设，我们再从心理物理学角度出发。将当前的状态价值设为零，想象有份价值300美元的收益，我们将这份收益的价值设为1。现在假设你只有一张彩票，且该彩票的单次奖励是300美元。这张彩票的价值会怎样随着赢得奖励的可能性函数而改变？除了赌一把的效用外，这种前景的价值一定会在零（当赢得的概率为零时）和1（确定赢得300美元）之间变化。

    按照直觉，彩票的价值并不是获胜概率的线性函数，正如期望原则推导出的那样。从零到5%的增长比从30%到35%的增长有更大的影响力，而相对于从95%到100%的增长，影响就显得小了。综合考虑各方面可得出种类—边界效应：即从不可能到可能，或从可能到确定的变化比变化范围内的变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假设体现在图B–2的曲线上，该曲线以函数的形式标出了对某事件众多可能性的权重。该图最大的特点是关于规定的可能性，决策权重会成回归状态。除了终点附近，获胜的概率每增加0.05，赢得奖励的价值就会增长不到5%。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在有风险的选择中，对偏向的心理物理学假设的含义。

    在该图中，决策权重在很大的范围内要低于相应的概率。过低权衡确定事件的中等或高概率会降低能得到奖励的赌局的吸引力，从而在会有所得的选择中使人们选择风险规避；同样，在损失的情况下，也会通过减弱对赌局中的损失厌恶而选择风险追求。然而，小概率事件常被过高权衡，且非常小的概率不会被过高权衡或完全忽视，使得这个区域内的决策权重很不稳定。对低概率过高权衡推翻了前面描述的规律模式：它提高了风险大的赌注的价值，提高了对于小概率的严重损失的厌恶值。最终，人们通常在未必有收益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在未必有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规避。因此，决策权重的特点解释了彩票和保险政策吸引人的原因。

    图B-2

    决策权重的非线性必然会违背不变性，下列两个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5（N=85）：假想有如下两个阶段的游戏。在第一个阶段，有75%的概率在游戏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有25%的概率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如果你进入第二个阶段，可以在下面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A.肯定会获得30美元。（74%）

    B.80%的概率获得45美元。（26%）

    你必须在游戏开始前作出选择，也就是说，要在第一个阶段结果出来前选择。

    问题6（N=81）：请在下面两个选项中作选择：

    C.25%的概率获得30美元。（42%）

    D.20%的概率获得45美元。（58%）

    由于在问题5中有25%的概率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选项A有25%的概率获得30美元，选项B有80%（0.25×0.80 = 0.20）的概率获得45美元。因此，问题5和问题6在概率和结果方面是相同的。不过，这两种说法的偏向却不同：在问题5中，绝大多数人更喜欢获得小数目钱的高概率选择；而在问题6中，情况却正相反。现实和假设的收益（当前，其结果用钱来表示），生命的拯救和丧失，以及概率过程的非连续表示都已经证实了这种与不变性的违背。

    我们认为，不变性之所以被证实不成立是由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即概率的构架和决策权重的非线性。具体说，我们认为，人们会忽略问题5中的第一个阶段（不管是否已经做出决策，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且只专注于进入第二个阶段后会发生什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选择A，肯定会有所获得；但如果人们更愿意赌一把，就会有80%的概率获得收益。的确，在需要作出连续选择的问题中，人们的选择会和在肯定会获得30美元且有85%的概率获得45美元间的选择相同。因为相比有一般或较高概率的事件来说，确定事件会被过高权衡，肯定会获得30美元的选项就比需要连续做出决策的问题选项更具吸引力。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确定性效应，因为实际上不确定的事件在被权衡时会被看成是确定的。

    可能性范围的低端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假设你嫌保险费太高而不确定要不要买地震保险。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保险代理说你可以有另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支付一半的保险费，若地震发生的日子是奇数，你就能获得全额的保险金。”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这种保险没有吸引力呢？图B–2给出了答案。在低概率范围内任意处（设为P点）开始，概率从P降低到P/2的决策权重的影响会比从P/2减小到零的影响小得多。因此，风险降低一半不会使得只需一半的保险费更具吸引力。

    对概率保险的厌恶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传统上对保险的解释是从凹线效用函数的角度出发的，而概率保险显然违背了这一点。按照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当普通的保险可被接受时，概率保险应该比普通保险更受欢迎。第二，概率保险有多种形式的防御措施，比如做医疗检查、购置新轮胎或安装防盗系统。这些措施没有完全排除所有的危害，却有效地降低了某些危害的可能性。第三，意外事件的构架也会影响人们是否购买保险。例如，火灾保险不包含洪水造成的灾难，这种保险政策就会被评估为是对某种特定危险（比如火灾）的完全防护，或总财产损失的可能性的降低。

    从图B–2可以发现，相对于完全消除危险而言，人们过低估计了降低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当将保险被描述成可以消除危险而不只是降低危险时，保险会更具吸引力。的确，正如斯洛维克，费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所说的那样，假设某种疫苗可将发病率从20%降低到10%，若这种疫苗被描述成可治愈一半的病人时，与其被描述成对相同症状的病毒的一半完全有效得到的吸引力相比，其对公众的吸引力更小。

    公式化效应

    我们已经谈到，构架效应可表明不变性也有不成立的时候。现在，我们将目光转移到控制结果和事件框架的过程上。公共卫生问题就体现了公式化效应，若把“生命拯救”的说法换为“生命丧失”，其偏向会从风险规避转变为风险追求。很显然，受试者采用了问题里面给出的关于结果的描述，并将结果评估为收益和损失。麦克尼尔、鲍克、萨班斯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公式化效应的例子。他们发现，当用死亡和存活来描述肺癌可能出现的结果时，医生和病人对治疗方法的偏向差异非常大。外科手术不像放射性治疗那样，在治疗期间会有一定的死亡风险。因此，用死亡来描述外科手术的结果比用存活率来描述的吸引力更小。

    医生或者总统顾问，可以不用歪曲或隐藏事实，只构架事件发生的结果和可能性就能左右病人或总统的决策。公式化效应可能会偶然发生，人们可能会意识不到框架效应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公式化效应也可以被利用起来控制选项的相对吸引力。泰勒指出，信用卡行业的说客总是说，信用卡和现金在购买力上的区别可被表示为现金可打折，而不是信用卡可超额使用。这两种表述通过分配比平常价钱更少或更多的钱，将不同的价钱用获得或损失来构架。由于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比收益带来的感受强烈，相对于放弃折扣，消费者更不愿意额外付费。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商界和政界，试图影响框架构架的尝试经常发生。

    由于价值函数的非线性，以及人们有从问题的陈述所给出或隐含的参考点去评估某种选择的倾向，因此，对结果的评估易受公式化效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情况下，人们会自主地将同样的信息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来加以转换。对语言理解力的研究指出，人们会将听到的东西迅速地转化为抽象的表述，这种表述不能再区分该想法是用主动还是被动的形式来表达的，且不能再辨别实际所说的和暗指的、假定的或包含的意思。不幸的是，自主地进行这些运作的大脑机制不能完成将公共健康问题或死亡率、存活率的统计问题转化成普通的抽象任务。

    交易与贸易

    我们可将对框架构架以及价值的分析应用到多属性选择中，比如是否接受某项交易或贸易。为了评估多属性选择，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人们会建立一个心理账户，并用此说明某个选项的优点和缺点，这与多属性的参考状态相关联。某项选择的总体价值是通过相对于其参考状态的优缺点的平衡状态得以实现的。因此，当某个选项的优点多于其缺点时，这个选项就会被采纳。在作这种分析时，人们会从心理学上（而非从实际角度）将优缺点分开来考虑。该模式没有规定要把不同的特点综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优缺点的整体考虑，但在这种模式下考虑问题时需要作出凹面曲线和损失厌恶的假设。

    我们对于心理账户的分析得益于理查德。泰勒的研究，他揭示了心理账户的过程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下面的问题来自萨维奇和泰勒曾举过的例子，他们通过这个例子引入了控制心理账户的原则，并表明了从价值曲线到是否接受交易的过渡。

    问题7：设想你要买一件125美元的夹克和一个15美元的计算器。去买计算器时，那家商店的销售员告诉你，另一家分店正在搞促销，10美元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这款计算器，开车20分钟就能到那家店。你愿意去那家店吗？

    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你是否接受销售员的提议，这个提议将路程的不便捷和价格上的优惠相结合，可被构架成一个最小限度的涉及主题或全面综合的理论。最小限度的理论只包括两种选项的不同，并忽视这两种选项共有的特点。在最小限度理论中，驱车到另一家店可被构架成有5美元的收益。涉及主题的理论将可能的选择同参考水平联系起来，且参考水平是通过引起决策的情境来确定的。在先前的问题中，相应的主题是购买计算器，因此，去另一家店的意义就被构架成价格降低（从15美元降低到10美元）。由于价格的节省只与计算器有关，夹克的价格就没有包含在涉及主题的理论中。夹克的价格以及其他的花销可以包含在更加全面综合的理论中，在这个理论中，节约与每月消费相联系。

    前面的问题模式在最小账户、局部账户或综合账户中处于中立。但我们却表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局部账户来构架决策，在制定决策时，该账户的作用在感觉上和“好的形式”发挥的作用相似；在认知上，和基本层次范畴相似。局部事件和价值曲线使得为了节省5美元去另一家店买计算器的意愿与计算器的价格相反，与夹克的价格无关。为了验证这个预测，我们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问题，其中两种商品的价格是可以互换的。某家商店的计算器卖125美元，分店里卖120美元，夹克的售价为15美元。和预期一样，在这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中，愿意去分店的人数比例大相径庭。结果显示，68%的受试者（N=98）会为了节省5美元（原价15美元的计算器）愿意去分店，但在93名受试者中，只有29%的人愿意为了节省5美元（原价125美元的计算器）跑去分店。这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在最小账户和综合账户中是相同的，因此，这个发现证明了局部账户的概念。观察发现，一个城市不同商店中同种商品报价的标准偏差与平均值大致成比例，通过这个观察得出，在消费者行为中，局部账户有着重要作用。消费者肯定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价格的差别，这些结果表明，相对于为50美元的商品节省5美元来说，消费者对于为了150美元的商品节省15美元没有太大的兴趣。

    局部账户使得人们从相关而不是单独的角度来评估收益和损失，导致金钱交换率有很大变动，比如为买到好商品而打电话的次数，或驾车行驶较长距离的意愿。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相对于买一辆汽车或一幢房子而言，买车载音响或波斯地毯较为容易。当然，这些现象和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背道而驰，消费者行为理论对不变性作出假设，并且意识不到心理账户的影响。

    下面的问题是关于心理账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笔账目中的花费受局部账户的左右：

    问题8（N=200）：设想你想看一场电影，每张票的价格是10美元。入场时，你发现票丢了。座位没有标记，而且票又找不到。

    你愿意花10美元再买一张票吗？

    愿意。（46%）

    不愿意。（54%）

    问题9（N=183）：设想你打算看一场电影，每张票的价格是10美元。入场时，

    你发现丢了10美元。

    你现在还愿意花10美元买一张票吗？

    愿意。（88%）

    不愿意。（12%）

    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为什么很多人在丢了票以后不愿意再花10美元，而丢了与票价相当的钱后却愿意再花10美元？我们将这点不同归因于局部账户。去电影院被看成是种交易，其中买票的钱被交换成看电影。再买一张票提升了看电影的成本，以至于很多受试者都认为这难以接受。相反，丢的钱没有被纳入电影的成本中，这只会使得个人感觉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一点，从而影响买票的决定。

    当将问题的两种说法呈现给同样的受试者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若丢钱的说法紧随着丢票的说法出现，人们会更愿意再买张票。相反，丢钱后再买票的意愿没有因为此前另一个问题的出现而受到影响。两个问题的同时出现显然使受试者将丢票视为丢钱是有理可依，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

    心理账户作用的规范化状态会被质疑。之前列出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问题的两种说法只是形式不同，而计算器和电影票问题的两种说法则是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在购买15美元的商品时，节省5美元很具吸引力；而在较大花销的商品上可以节省5美元时，吸引力就没有这么大了。同时，相对丢了10美元而言，一张电影票花双倍的钱更令人懊恼。后悔、沮丧以及自我满足感都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左右。如果这样的从属结果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么观察到的受试者的偏向也就没有和不变性原则相矛盾，也就不会被视为不一致或因错误而被排除。从另一个角度说，从属结果也会在反思之后发生改变。当人们在购买200美元的商品而无法节省10美元时，从15美元的商品上节省5美元的满足感就会被破坏。我们不建议用相同的方式来解决任何有相同首要结果且有两种解决方案的问题，但我们建议可以将另一种框架效应的系统检测作为一种有效的反思方法，帮助决策制定者评估其决策的首要或次要结果的价值。

    损失和成本

    许多决策问题都以在维持现状和选择一个替代选项的形式出现。这些替代选项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而在其他方面又是不利的。早期用于线性风险前景的价值分析可运用到这种决策中来，其方法是通过假设现状可定义问题所有因素的参考水平。替代选项的有利点会被评估成收益，而其不利点会被评估为损失。因为损失比收益的影响更大，决策制定者会偏向于维持当前现状。

    泰勒用“禀赋效应”这个词来描述人们不愿意分隔属于自己的资产。当放弃资产的痛苦大于获得收益时的愉悦时，购买价格会远低于出售价格。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获得某物而付出的最高价钱，会低于使他们放弃已有资产的最低补偿价。泰勒列举了消费者与企业家的行为中一些关于禀赋效应的例子。一些研究发现，在假设和现实交易中，买入价格和出售价格都会有本质的不同。这些结果是对标准经济理论的质疑。在标准经济理论中，除了交易成本和财富效应外，买价和售价应保持一致。我们还发现，在假设的周薪（S）不同和工作地点的温度（T）不同的工作中选择时，受试者也会迟疑。我们让受试者想象他们的工作有特定的周薪和温度（S1，T1），并且他们可以换另一份工作（S2，T2）（这份工作在周薪和温度两者中有一点优于前一份工作，而另一点不如前一份工作）。我们发现，大多数处在（S1，T1）的受试者不愿意换到（S2，T2），而且处于（S2，T2）的受试者也不愿换到（S1，T1）。很显然，在薪水或者工作环境差异相同的情况下，不利点显得比有利点更为突出。

    总的来说，损失厌恶偏向于稳定而非改变。假设有一对兴趣相同的双胞胎，他们认为某两种环境对自己的吸引力相同。出于某种原因，两人被迫分开，并分别置身于这两种环境中。他们很快会将自己的环境设为参考点，并据此评价对方环境的优缺点。两人对两种环境都不再漠视了，并且都更愿意待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因此，偏向的不稳定产生了对稳定的偏向。除了偏向稳定而不是变化以外，适应性和损失厌恶的结合通过降低已排除的选项以及他人“禀赋”的吸引力，对悔恨和忌妒产生了有限的保护。

    损失厌恶及其禀赋效应在传统的经济交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例如，商店老板不会认为付给供货商的钱是损失，也不会将从顾客那里得到的钱视为收益。而是将一段时期的成本和收益累加起来，仅就平衡状态进行评估。在评估前，相匹配的借款和贷款会被有效地取消。消费者支付的钱不会被评估为损失，而是种购买。在标准经济理论的分析下，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可以用金钱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来代表金钱本身。当某人在头脑中有特定的选择时，如“我能买个新相机或者新帐篷”，该评估模式会被明确制定。在这种分析下，如果相机的主观价值超过了保留买相机的钱的价值的话，人们往往选择买相机。

    在某些情况下，不利点可被构架为成本或损失，尤其是当买保险也能被构架为是在肯定的损失和可能的更大损失间的选择时。在这些情况下，成本—损失间的差异会导致违背不变性的情况发生。例如，请在肯定损失50美元和有25%的概率损失200美元间作出选择。斯洛维克、费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指出，80%的受试者选择风险追求，即想赌一把而不是接受确定的损失。不过，只有35%的受试者拒绝花50美元为25%的概率损失200美元上保险。舒梅克尔和昆鲁斯以及赫尔歇和舒梅克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认为，同样多的钱在第一个问题中被构架为了无法补偿的损失，在第二个问题中被构架为预防损失的花费。相对于消费而言，损失更让人厌恶，因此两个问题中的模式化偏向相颠倒。

    在收益的情境下，我们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结果，如下列问题所示：

    问题10：你会接受一个有10%的概率获得95美元、90%的概率损失5美元的赌吗？

    问题11：有种抽奖有1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你愿意花5美元参加这种抽奖吗？

    有132个大学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且两个问题间有个填充问题。有一半的受试者看到的问题顺序是调换的。虽然很容易看出这两个问题的选项从客观上看是一致的，但有55名受试者给出了不同的偏向。有42位受试者在问题10中不愿意赌一把，却在与问题10有着相同结果的问题11中选择了参加抽奖。这种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研究说明了消费—损失矛盾和框架效应的力量。相比将5美元看做损失，将这5美元当做支付的钱，使得冒这个险更加容易令人接受。

    之前的分析表明，通过将损失的结果构架成消费而不是损失时，人们的主观状态会被提升。我们可以将这种心理改变解释为废弃—损失效用（dead-loss effect）的矛盾行为。泰勒提到过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个人交了网球俱乐部的会费，其技能很快就变得非常棒，即使生病了也坚持去俱乐部，为的是不浪费已交的会费。假设此人如果没有交会费就不去练习，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伤病期练习怎么能提高其水平？我们认为，带病训练是将会费评估成一种消费。如果停止练习，则此人就会被迫将会费视为完全的损失，这可能比带病练习更让人厌恶。

    结语

    效用和价值的概念一般会被用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中：（1）体验价值：高兴或悲伤的程度、对结果真实体验的满足感或痛苦；（2）决策价值：预期结果对某个选项中总的吸引力或厌恶的影响。由于体验价值和决策价值常被假设成是一致的，所以两者的区别在决策理论中并不明显。这个假设是理想化的决策者持有的概念的一部分，理想化的决策制定者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事情，并以此来评估自己的决策。但对于普通的决策制定者而言，其体验价值与决策价值的一致性不会太完美。影响体验的某些因素是很难预测的，而且一些影响决策的因素对结果的体验并没有产生与其相当的影响力。

    相对于决策制定的大量研究而言，对于这种将享乐体验与主观状态相联系的心理物理学的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化。享乐的心理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测定出能从消极结果中区分出对积极结果的认可或渴望。享乐的参考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现状决定的，但其也会受期望值和社会比较的影响。例如，在某位员工升职比办公室里其他人慢时，客观进步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损失。随处境变化而体验到的愉悦或痛苦也依靠于享乐适应的动态变化。布里克曼和坎贝尔就享乐跑步机的概念提出了激进假说，即快速的适应性会使得任何客观进步的影响都很短暂。享乐体验的复杂与微妙使决策制定者很难预测结果的真实体验。很多人选择在非常饿的时候去点菜是很不明智的，当第五道菜端上桌来时，他们就会承认这是个错误的做法。决策价值和体验价值的不匹配引发了很多决策问题中额外的不确定因素。

    框架效应的普遍性以及对不变性的违背使决策价值和体验价值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结果框架时常引出在实际体验中与之无法对应的决策价值。例如，分别用死亡和生存来构架肺癌治疗方法似乎不会影响到体验，尽管这种方法对决策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决策框架不仅影响了决策，还影响了体验。例如，某笔花费被构架为无法补偿的损失或保险费的话，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人们对结果的体验。在这些情况下，制定决策时，对结果的评估不仅能预期到体验，还能构架模式。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25-34

    第四部分 选择与风险

    第25章 事关风险与财富的抉择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某一天，阿莫斯给了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其作者是瑞士的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文章讨论的内容是经济理论的心理学假设。
    我对这篇文章的深红色封面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布鲁诺·弗雷本人几乎已经忘了写过这篇文章，但我仍能记起文章的第一句话：“经济理论的传播者（即经济学家）是理性且自私的，其倾向性没有发生变化。”我对这种说法感到很吃惊。在我隔壁那栋房子里工作的一些同事就是经济学家，但我却未曾发现我们在理智方面存在什么本质差异。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不会是完全理性或完全自私的，而且其品位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两个学科似乎在研究不同物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后来将这两个物种称为经济人和人类。
    心理学家所了解的经济人与人类不同，他们认为人类拥有系统1。人类的世界观受制于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因此他们不能像经济人那样有一致性和逻辑性。他们有时很慷慨，经常愿意为自己所在的团队作出贡献，而且他们对于自己明年甚至明天会喜欢什么都没有什么想法。那时我们有机会进行一次跨学科的有趣交谈，没想到那次交谈会确定了我的职业生涯。

    面对风险，我们不是理性的经济人

    给我看过弗雷的文章后不久，阿莫斯就建议我们将下一个研究项目定为决策制定。对于这个课题，我几乎没有一点概念，但阿莫斯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他说他会教我。在他还在读研究生时，就曾和别人合著了一本《数学心理学》（Mathematical Psychology），他指定了几个章节让我看，说这些章节可以帮助我入门。

    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的主要课题是研究人们在作有风险的选择时的态度，而且我们要找到一个特定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简单风险之间和在有风险与确定的事情之间，究竟是什么规则操控了人们的选择。

    简单的风险问题（比如“有40%的概率赢得300美元”）对于制定学习决策的学生而言，就像是果蝇之于遗传学家的意义一样。对简单风险进行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式，这个模式和研究者想要了解的更复杂的决策问题有着相同的重要特点。各种风险表明，这些选择的结果永远不会是确定的，即使表面看上去很确定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在签订购房合同时，你不知道将来自己卖掉这所房子时价钱会是多少，也不知道邻居的儿子很快就会学吹大号。我们在生活中作出的每个重要选择都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学习决策制定的学生才希望在模拟情景中学到的课程中有一些知识可以在更加有趣的日常问题中得到应用。当然，某些决策理论家之所以研究简单的风险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他的决策理论家就是这样做的。

    这一领域过去有个理论，即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这个理论正是理性代理模式的基础，时至今日依旧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并不是按照心理学模式设计的，它是基于理性的基本原则（原理）作出的逻辑选择。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如果你对苹果的好感多于香蕉，那么，你也愿意以10%的概率赢得一个苹果，而不是以同样的概率赢得一根香蕉。

    这里的苹果和香蕉代表任意选择对象（包括风险），10%的概率代表任何的可能性。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从几个原理中推导出了风险的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赋予了期望效用理论双重角色：作为一种规定决策制定方式的逻辑，作为对经济人决策方式的描述。尽管同为心理学家，阿莫斯和我却是从那时才开始明白人类究竟是如何作出风险选择的，而且我们对人们的理性没有作任何假设。

    我们保留着每天进行若干小时交流的习惯，有时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时在餐厅，最常见的方式是步行走过耶路撒冷那些静谧的街道，边走边谈。就像在研究判断问题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仔细审视了自己的直觉性偏见。我们花时间设计出简单的决策问题，并自问要如何作出选择。例如：

    你愿意选择哪一项？
    A.抛硬币决定。如果是正面，你会得到100美元；如果是背面，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B.肯定会得到46美元。

    我们并没有试图找出最理性或获利最大的选择。我们想找到一个直觉性选择，一个一看就想选的选项。我们几乎总会选择同样的选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两个都会选B选项，而且很可能你也会这么选。当我们自信地达成一致时，我们都相信—结果证明我们这种想法几乎总是正确的—大多数人都会作出跟我们一样的选择，而且我们持有这种想法仿佛有可靠的证据一般。当然，我们知道此后还需要对自己的直觉加以证实才行，但通过扮演实验者和受试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就能顺利推进实验。

    在风险研究进行了5年之后，我们终于完成了一篇文章—《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我们的理论仿照了期望效用理论，但两者还是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式是纯描述性的，而且我们提出这个模式的目的是要用文件证明并解释对不同风险进行选择时对理性原理的系统违背现象。我们把这篇文章投给了《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这份杂志刊登的都是经济学和决策理论方面的重要理论文章。事实证明，对杂志社的选择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将完全相同的文章发表在一份心理学杂志上，它对经济学的影响很可能就微乎其微了。然而，我们当时作出那样的投稿决定并不是希望对经济学产生影响，只是决策制定问题的顶级论文过去都是刊发在这份杂志上，于是我们也跃跃欲试。就这个选择和许多其他选择而言，我们是很幸运的。事实证明，前景理论是我们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我们的文章在社会科学文章中是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两年后，我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由无关紧要的措辞变化引起的巨大偏好变化。

    在研究人们如何做决策这一问题的前5年里，我们对人们在有风险的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许多情形作了情况记录，其中有几次记录与期望效用理论截然相反。以前有人曾经观察过这些记录情况，有些是全新的情况。随后我们在对期望效用理论进行全面改进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足以解释我们记录的所有观察结果，这个理论就是前景理论。

    我们将心理学中的心理物理学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心理物理学是由德国心理学家、神秘主义者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创建并命名的。费希纳对思维和事件之间的联系非常着迷。一边是可以变化的物理量，比如光能、音频或一笔钱；另一边是对亮度、音量或价值的主观体验。不可思议的是，物理量的变化竟然能够引起主观体验的变化。费希纳的研究是要找到将观察者思维中的主观量和物质世界中的客观量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规则。他提出，对于众多维度来讲，其功能是对数的—这就明显意味着如果某个给定因素（比方说，乘以1.5或乘以10）的刺激强度增加，在心理上也总会产生等量的增值。如果将声音的物理强度从10个单位提升至100个单位，心理强度就会增强4个单位，那么，刺激强度若进一步增强，比如将100个单位提升至1 000个单位，心理强度的增幅也是4个单位。

    伯努利的财富效用理论错在哪里？

    费希纳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找到一个函数将心理强度和刺激大小联系起来的人，他自己对此很清楚。1738年，瑞士科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预先采用了费希纳后来的推理论证，并将其运用到对心理价值或钱的欲望（现在称其为“效用“）和钱的实际数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当中。他认为，10达克（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钱币）对于已经有100达克的人的效用和20达克对于有200达克的人的效用是相同的。伯努利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收入的变换，比如，我们会听到”她工资涨了30%“这样的说法。他认为30%的上涨率在富人和穷人中会唤起非常相似的心理回应，而涨了100美元却未必会有这样的效果。费希纳规则表明对财富变化的心理反应和已积累的财富值成反比，进而得出结论：效用是关于财富的对数函数。如果这个函数是正确的，则1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间的心理距离与1 000万美元与1亿美元间的心理距离是一样的。

    伯努利将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财富效用中，借以对风险评估问题给出一个全新的方法，这一问题对当时的数学家而言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伯努利之前，许多数学家就曾假设可以根据预期值对风险进行评估：预期值即对每个可能结果的概率进行加权后，得到的所有可能结果权重的平均值。例如，下面这个问题的预期值：

    8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和20%的概率赢得10美元的预期值为82美元，即0.8×100+0.2×10=82（美元）。

    现在请自问下面这个问题：我是想接受上面这个风险收益还是想得到确定的80美元？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要得到确定数目的钱。如果人们在预期值的作用下估计不确定的前景的话，会更愿意尝试赌一把，因为82美元比80美元多。伯努利指出，人们实际上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评估风险的。

    伯努利观察到，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冒险（即不喜欢接受最不可能的结果），而且，如果在期望值相同的风险收益和确定收益中作选择，他们就会选择确定收益。事实上，一个规避风险的决策制定者会选择一件低于预期值的确定事情，实际上就是拿出一笔额外费用以避免不确定的事情发生。伯努利用心理物理学来解释这种风险规避现象的时间比费希纳提前了100年。他的想法简单明了，即：人们的各种选择并非基于金钱价值，而是基于各种结果的心理价值，即它们的效用。如此说来，一个风险的心理价值就不是对可能会得到的金钱收益量的平均加权，而是这些收益效用的平均值，每项收益都要乘上自身的概率。

    财富值（百万达克）1 2 3 4 5 6 7 8 9 10
    效用值10 30 48 60 70 78 84 90 96 100

    上面是伯努利计算出来的一个效用函数版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00万达克到1 000万达克之间不同财富水平的效用。你会发现，在100万达克的基础上加100万达克就会增加20个点的效用值，但是，在900万达克的基础上加100万达克增加的效用值就只有4个点。伯努利指出，财富的边际价值递减现象（在现代术语中）可以解释风险规避问题—人们一般愿意选择确定事件而非具有相同或稍高预期值的风险收益。请看下面这个选择：
    获得100万达克和700万达克的概率相同效用：（10+84）/2=47
    或者
    肯定会得到400万达克效用：60

    就金额来说，风险收益的预期值和“确定事件”是相同的（都是400万达克），但两种选择的心理效用是不同的，其原因就是财富的效用递减，即从100万达克到400万达克的效用增值是50个单位，但从400万达克到700万达克同样增量的财富效用的增值就只有24个单位。风险的效用是（10+84）/2=47（其两种结果的效用，每种结果都乘以其概率的1/2），400万达克的效用是60。由于60比47大，根据这一效用函数，人们就会选择效用值更大的确定事件。伯努利认为，决策制定者在看到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时，就会规避风险。

    伯努利的文章言简意赅，他用自己的新概念“期望效用”（他称之为“道德期望”）来计算下列问题：圣彼得堡的某位商人“很清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圣彼得堡的商船中每100艘通常会损失5艘”。那么，如果这位商人要想从阿姆斯特丹装运香料的话，他愿意给商船买多少钱的保险。他的效用函数解释了为什么是穷人买保险、富人卖保险。你可以从上述函数效用版本中看出，对于有1000万达克的人来说，损失100万达克会损失4个点的效用值（从100到96）；而对于只有300万达克的人来说，损失的效用值会更大，有18个点（从48到30）。穷人当然愿意花点钱将风险转嫁给富人，而这就是保险的背后原因。伯努利还对著名的“圣彼得堡悖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该悖论中，风险的期望值（用达克表示）无限大时，人们愿意只花几达克来赌一把。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伯努利从财富偏好的角度对风险态度的分析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在300年后的今天，这一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仍未过时。

    伯努利理论令人尤为关注的地方在于它的经久不衰，尽管这个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我们很少能从一种理论明确主张的部分中发现错误，这些错误往往隐藏在该理论忽视或假设的内容中。下面这种情况就是一例：

    如今，杰克和吉尔每人都有500万美元的财富。
    从前，杰克有100万美元，而吉尔有900万美元。
    他们如今是不是一样高兴？（他们的财富效用相同吗？）

    从伯努利理论的角度来看，杰克和吉尔的财富效用是使人们更快乐或更不快乐的原因。两人如今拥有同样的财富，因而，伯努利理论认为他们应该同样快乐，然而就算从来没有学过心理学，你也知道如今的杰克非常高兴，而吉尔却非常失望。其实我们知道，即使杰克如今只有200万美元而吉尔仍有500万美元，杰克也会比吉尔更高兴。所以伯努利的理论肯定是错误的。

    杰克和吉尔体验到的快乐是由他们财富的近期“变化”决定的，而不是由界定其参照点（杰克100万美元，吉尔900万美元）的不同财富现状决定的。这种参考依赖普遍受感觉和知觉影响。同样的声音，如果你在它之前听到的是低声耳语，就会感觉这个声音很大；而若在它之前听到的是大声吼叫，就会感到这个声音很小。要预估（声音）音量的主观体验，只知道声音的绝对音量还不够，你还需要知道听者进行自主比较的参照声音的大小。同样，在判断一张纸上的灰点是深还是浅时，你也需要知道这张纸的颜色如何。在预测一笔财富的效用之前，你同样需要了解其参考值。

    为说明伯努利理论的缺陷，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关于安东尼和贝蒂的例子：

    安东尼目前的财富是100万美元。
    贝蒂目前的财富是400万美元。
    现在，安东尼和贝蒂都要在风险和一个确定事件中作出选择。
    风险：拥有100万美元和400万美元的概率相等
    或者
    确定选项：肯定能拥有200万美元

    根据伯努利的解释，安东尼和贝蒂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如果选择赌一把，他们的预期财富将会是250万美元；如果他们选择确定选项，其预期财富则会是200万美元。据此，伯努利就会预期安东尼和贝蒂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但这样的预测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再度失败，还是因为这个理论在安东尼和贝蒂考虑自己的选择时并未给两人提供不同的参照点。如果站在安东尼和贝蒂的角度考虑一下，你很快就会发现目前的财富非常重要。他们也许会这样想：

    安东尼（目前拥有100万美元）：“如果选择确定选项，我的财富肯定会翻倍。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同样我也可以选择赌一把，那样我的财富要么翻4倍，要么什么也得不到。“

    贝蒂（目前拥有400万美元）：“如果选择确定选项，我肯定会损失一半财富，这将是非常可怕的。同样我也可以选择赌一把，那样我的财富要么会损失3/4，要么一点也不损失。“

    你能感觉到安东尼和贝蒂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因为那个拥有200万美元的确定选项会使安东尼高兴，却会让贝蒂痛苦。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个“最糟糕”的结果与那个“确定的”结果有何不同：对于安东尼来说，这种不同是财富翻倍或什么也得不到；而对于贝蒂来说，这种不同则是损失一半财富和损失3/4财富之间的不同。贝蒂更有可能会选择碰碰运气，就像其他人在面对非常糟糕的选择时所做的一样。在我讲述关于安东尼和贝蒂的故事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财富状态：安东尼想的是得到，而贝蒂想的是损失。尽管他们面对的可能财富状态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心理过程却完全不同。

    因为伯努利的模式没有考虑到参照点，因此期望效用理论并没有体现出对安东尼而言的好结果对贝蒂来说却是坏结果这一明显事实。他的模式能解释安东尼的风险规避，却不能解释贝蒂对风险收益的偏好。这种冒险赌一把的做法在企业家和指挥官们束手无策时总会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所有这一切都很明显，不是吗？人们很容易认为是伯努利本人构建了类似的例子并建立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例子，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这样做。人们也可能认为与伯努利同时代的业界同仁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说后世学者在读到他的文章时会反对他的观点，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令人费解的是，结果效用这一概念在这些明显的反例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却为何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我只能通过我常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学者思维的一个弱点来解释这一现象。我称这个弱点为理论诱导的盲区（theory-induced blindness），即一旦你接受了某个理论并将其作为一个思考工具，就很难注意到其错误。如果你碰到一个似乎和这个模式不相符的例子，就会认为肯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只是不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这个解释而已。你认为这个理论无可指摘，而且很信任认同这个理论的那群专家。很多学者都曾有那么一刻想起安东尼和贝蒂或杰克和吉尔这样的例子，而且偶尔会注意到这些例子与效用理论并不吻合。不过，他们没有继续深究，没有说“这个理论严重错误，因为它忽略了效用不仅仅依赖于某人目前的财富，而是依赖其财富的来源这一事实”。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所观察到的那样，怀疑是件苦差事，而且运用系统2很容易令人疲惫。

    示例—伯努利理论的错误“3年前，他有2万美元的奖金，他对此已经很满意了，但他的薪水自那以后只涨了20%，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奖金来获得同样的效用。”“两个人都愿意接受自己拿到的薪水，但他们对这份薪水的满意度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参照点是不同的。她目前的薪水更高。”“她在申请离婚赡养费。实际上她愿意调解，但他更愿意上法庭。这种分歧是意料之中的—她只能稳赚，所以要规避风险；而他面对的却都是糟糕的结果，所以他更愿意冒险。”

    第26章 更人性化的前景理论

    我和阿莫斯半是凭借能力半是因为无知，在无意中发现了伯努利理论的主要缺陷。我听从阿莫斯的建议，读了他书中的一章。这一章描述了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一些著名学者测试了财富的效用，他们让受试者对一些风险作出选择，这些受试者可能会因选择不同而赢得或输掉几便士。实验者将测量的财富量限定在1美元之内，依此来测试财富的效用。这项实验进而引发了一些问题：人们通过财富间的细微差别对风险进行评估这一假设合理吗？人们怎么会通过对区区几便士的得失反应研究就理解了财富心理物理学呢？心理物理学理论的最新进展表明，如果想研究财富的主观价值，你应该问一些与财富直接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财富变化的问题。我不太明白为何效用理论会让人们因为敬畏而盲从，对此我感到很迷惑。

    第二天和阿莫斯见面时，我告诉他在阅读中我遇到了一些难题，这些难题只是一个笼统的想法，算不得什么新发现。我非常希望他能给我指明方向，解释一下一直困扰着我的这项实验究竟有什么意义，但他既没给我指明方向，也没向我解释，却对现代心理物理学的相关性问题觉得豁然开朗了。他想起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后来因其对金融领域作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即效用是伴随财富的变化出现的，而不是伴随财富的各种状态出现的。马科维茨的理论存在了近25年，但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我们却很快得出结论：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我们酝酿提出的理论会把最终结果界定为盈与亏，而不是财富的状态。关于决策论的感知力和无知对我们的研究都具有推动作用。

    我们很快就知道自己已经成功规避了一桩由理论诱导的盲目性引发的严重事件，因为我们刚刚摒弃的想法看起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荒谬。我们很高兴地意识到，在数以万计的财富区间内，自己其实根本无法评估目前的财富效用。从财富效用中推理对细小变化的态度这一想法现在看来也是行不通的。在自己再也无法解释为何这么久都不能看到明显的结果时，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我们还是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探索结果是盈还是亏的界定。

    面对财富，你会选择规避风险还是冒险一搏？

    在效用理论中，对“盈”的效用评估是通过对两种财富状态的效用进行对比来实现的。例如，如果你有100万美元，额外再得到500美元，这500美元的效用就是100.05万美元的效用和100万美元的效用差。而且如果你拥有数目较大的那笔钱的话，损失500美元的负效用仍然是两种财富状态的效用差。在这种理论下，盈亏的不同效用只是在符号上有所不同（正号或者负号）。没有哪种方式可以表明损失500美元的负效用会大于获得同样数目的钱的效用这一事实，尽管事实确实如此。正如在理论诱导存在盲目性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样，我们既不能对盈亏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区别进行预测，也无法对其进行研究。盈亏之间的区别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研究这一点也没有意义。

    我和阿莫斯没有立即发现我们对财富变化的关注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论题的探索之路。我们主要关注了成功概率不同（或高或低）的风险之间的区别。有一天，阿莫斯随便作了一番假设：“亏损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很快就发现，当我们变换焦点时，我们所熟悉的风险规避做法就会被冒险的做法取代。请看下面这两个问题：
    问题1：你会选择哪一个？
    肯定会得到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得到1000美元？
    问题2：你会选择哪一个？
    必定会损失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0美元？

    你很可能会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肯定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这个问题中的风险规避情况不会让伯努利感到惊讶。

    现在来看你对问题2的选择。如果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你在这个问题中就会选择风险答案。这次选择冒险的理由与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的理由如出一辙，即损失900美元的（负面）价值比有90%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的（负面）价值要大。必然的损失肯定会令人反感，也会使你愿意冒险一试。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对可能性的评估（90%对应100%）会导致问题1中的风险规避和问题2中的选择冒险这两种不同做法。

    在没有理想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碰运气，我们不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人，但由理论误导的盲目性其实早就是普遍现象了。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并未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方法来协调人们对盈亏风险的不同态度，于是人们只能忽略态度并不统一这一事实。相反，我们将各种结果视为盈余或者亏损，于是便格外关注这种差异。对是否愿意冒险的不同态度的观察很快便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我们找到了一个论证伯努利理论主要缺陷的方法。请看：

    问题3：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人额外又给了你1000美元。现在请从下列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是选有50%的概率赢得1000美元，还是选择肯定会得到500美元？
    问题4：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人额外又给了你2000美元。现在请从下列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是选有50%的概率失去1000美元，还是选择肯定会失去500美元？

    你很容易就能确定，就财富的最终状态（伯努利理论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言，问题3和问题4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两种情况下，你都得就相同的两个选项作出选择：你可以选择得到1500美元，这样你肯定会比现在更有钱；或者你可以冒一次险，这样你得到1 000美元或2 000美元的机会是相同的。因此在伯努利理论中，这两个问题应该引出相似的选择。凭直觉你就可以猜出其他人会作何选择。

    。在第一个选择中，大多数调查对象都选择确定的选项。。在第二个选择中，大多数调查对象则更倾向于那个冒险选项。

    问题3和4的选择有所不同，这一发现是伯努利理论核心观点的绝对反例。如果财富效用至关重要，那么对相同问题的等义陈述就应产生同样的选择。对这几个问题的对比凸显了对选择进行评估时所选的参照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问题3中的参照点比当前财富多出1000美元，而问题4中则多出了2000美元。所得增至1500美元在问题3中是赢利500美元，在问题4中却是亏损500美元。显然，相同类型的其他例子也很容易发生，安东尼和贝蒂的故事便与此类似。

    在选择之前，你对得到1000美元或2000美元这样馈赠的关注程度如何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几乎都注意不到这一点。的确，你没理由去注意这一点，因为这笔馈赠包含在参照点中，而参照点通常会被忽略掉。你对自己的选择有所了解，而效用理论却并不了解这些—如果你的净资产高至几千美元或低至几千美元（除非你很穷），你对风险的态度就会不同。你还知道自己对盈亏的态度并非源自对所拥有财富的自我评估。你想得到100美元而不想失去100美元，其原因并非因为这些钱使你的财富状态有了变化。你只是喜欢得到，不喜欢失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你对失去的厌恶程度远大于你对得到的喜欢程度。

    这4个问题凸显了伯努利理论的弱点。他的理论太过简单，缺少令人信服的因素。这个缺失的变量就是参照点，它是得失评估所依据的初始状态。在伯努利理论中，你只需要了解财富的状态就可以决定其效用，但在前景理论中，你还需要知道参考状态，因此前景理论比效用理论更复杂。在科学中，复杂性被视为一种成本，要想厘清其中原理，就必须有一套足够丰富、新颖且（最好是）有趣的预测来解释已有的理论往往解释不了的事实。这曾是我们过去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尽管我和阿莫斯那时并没有研究大脑的双系统模式，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前景理论的核心内容有三个认知特征，这三个特征在金融状况评估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感知、判断和情感等许多自动过程中也很常见，它们应该被看做是系统1的运行特征。

    ·评估与一个中性参照点相关，这个参照点有时也被视为“适应水平”。你可以很轻松地对这一原则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在你面前放上3碗水，左边的碗中放冰水，右边的碗中放温水，中间碗中的水温则与室温相同。把你的双手分别浸在冰水和温水中约一分钟，然后再浸到中间的碗中。虽然一手凉一手热，但两只手对中间碗中水的温度的感觉是一样的。对金融状况而言，最常见的参照点就是现状，但也可能是你期待的那个结果，或者是你感觉实至名归的结果，比方说，你的同事获得晋升或者得到奖金。高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所得，低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损失。

    ·一种降低敏感度的原则在感觉维度和财富变化评估活动中都是适用的。在漆黑的房间里，即使灯光再微弱，效果也会很明显。而同等亮度的灯在非常明亮的房间里也许都令人难以察觉到。同样，900美元和1000美元之间的主观差别也比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第三个原则是损失厌恶。当我们对盈亏进行直接比较或权衡时，亏似乎比盈影响更大。积极和消极的期盼或体验之间的力量不对称状况由来已久，将各种威胁当成“危”而不是“机”的有机体的存活和繁殖的概率更大。

    图10阐释了掌控结果价值的三项原则。如果前景理论有一面旗帜的话，上面画的肯定是图10.这幅图表明了盈与亏的心理学价值，而盈与亏正是前景理论中的价值“载体”（这一点与伯努利理论不同，在伯努利理论中，财富状态才是价值载体）。这个图有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中性参照点的右边和左边。这个图的明显特征就是它是S形的，这表明人们对盈与亏的敏感度都降低了。最后，图中S形的两条曲线并不对称。在参照点处函数的斜率突然发生改变，即对亏损的反应比对同等数量盈余的反应要强烈得多。这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

    图10

    损失厌恶：人们对亏损的反应比对盈余的反应大得多

    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很多选择都是喜忧参半的：既有损失的风险也有获利的可能，我们必须要决定是接受这个风险还是拒绝它。对新成立的企业进行评估的投资商，思忖是否上诉的律师，定夺是否出击的战时将军，以及必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都要面对胜利或失败的各种可能性。如果要找一个前景喜忧参半的例子，请看看你对下面问题的反应。

    问题5：现在，用抛硬币来打赌。
    如果是背面，你会输掉100美元。
    如果是正面，你会赢得150美元。
    这个赌局吸引人吗？你想参加吗？

    为了作出选择，你必须平衡得到150美元时的满足感和失去100美元时的失落感。你有何想法？尽管这个赌局的预期值显然是有利的，因为你坐收的赢利铁定比你可能遭受的亏损小，但你可能还是不愿下这个赌注—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这样做。拒绝这个赌局是系统2的行为，但那些关键的输入信息是由系统1产生的情感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失去100美元的恐惧比得到150美元的愿望更强烈。我们从众多此类观察中得出结论，即“失去比得到给人的感受更强烈”，因此人们往往会规避损失。

    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就能测量出自己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规避损失，这个问题就是：要想平衡100美元的可能损失，我需要得到的最少收益是多少？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约为200美元，是损失的2倍。有几个实验曾对“损失厌恶系数”作出估计，这个系数通常在1.5~2.5之间。当然，这是个平均值。有些人规避损失的能力比别人更强。金融市场中的专业风险投资者更能容忍损失，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对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产生情绪上的反应吧。当实验人员要求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像商人那样思考“时，他们对损失的规避感就不那么强烈了，他们对损失的情绪反应（通过情感激励的心理指数来测量）也大大减弱了。

    为了检测你对不同风险的损失厌恶率，请思考下面的问题。忽略所有社会因素，不要试图表现得胆大无礼或者谨小慎微，只关注可能的损失和抵消盈余的主观影响即可。

    ·来看一个赌局，在这个赌局中你有50%的可能性会损失10美元。你最少需要得到多少钱才会觉得这个赌局能吸引你呢？如果你说10美元，那就说明你对风险根本就不在意；如果你给出的答案不到10美元，那就说明你在寻求冒险；如果你的回答超过10美元，这就说明你有损失厌恶的概念。

    ·要是在抛硬币的赌局中你可能会损失500美元，又会怎样呢？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抵消这一损失？

    ·要是会损失2000美元，又会怎样呢？

    在做这个实验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损失厌恶系数在风险增大时也会提高，但并不是急速提高。当然，如果这种可能的损失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或者你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所有的赌注也就荡然无存了。在这些情况下，损失厌恶系数会非常大，甚至也许会无穷大—如果你很幸运，非常有可能赢钱，但不管赢得几百万美元，

    你总有不想承担的风险。

    再来看一下图10，也许它能帮你避免常见的困惑。在第1章中我曾两次断言，有些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

    ·在得失都可能出现的赌局中，损失厌恶会产生极力规避风险的选择。

    ·在肯定会有损失和有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选择中，降低敏感度会引发冒险之举。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在得失都可能出现的赌局中，可能的损失是可能的获利的2倍，从比较得失的价值功能线形图的倾斜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肯定会有损失的情况下，价值曲线（降低敏感度）的弯曲度会导致冒险之举。必定损失900美元的痛苦比有90%的可能失去1 000美元的痛苦要强烈。这两种见解是前景理论的精髓。

    图10显示出价值功能曲线的突变，在这个曲线图中，获利变成了损失，因为即使相对于你现有的财富而言，风险系数很小，但它引起的损失厌恶数目却是很大的。对财富状态的态度可以解释人们对小风险的极端规避，这样的说法可信吗？伯努利理论这个明显的缺陷在250多年里都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这的确可以算做理论导致盲目性的典型案例了。2000年，行为经济学家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最终从数学角度证明了通过财富效用来解释损失厌恶是荒谬的，注定会失败，他的证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拉宾的原理显示，从数学角度来看，任何拒绝低风险的有利赌局的人，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赌注从而坚决将风险规避推向一个荒谬的水平。例如，他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排斥下面这种赌法：
    有50%的概率损失100美元，有50%的概率得到200美元。

    他之后表明，根据效用理论，排斥这种赌法的人最终也会拒绝下面这种赌法：
    有50%的概率损失200美元，有50%的概率得到20000美元。

    当然，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这种赌法！在某篇文章中，马修·拉宾和理查德·泰勒记录了这些证据，他们评论说，这个更大的赌局“有9900美元的预期收益—损失绝对不会超过200美元。如果你拒绝了这个赌局，即使是最差劲的律师也会认定你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

    也许是被热情冲昏了头，他们竟然以回顾著名的“巨蟒”小组的幽默短剧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短剧中一位倍感挫败的顾客想把一只死掉的鹦鹉送回宠物店去。顾客用了一长串短语来描述这只鹦鹉的状态，高潮部分说的是“这就是那只前鹦鹉”。拉宾和泰勒继续说道：“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预期效用是一种‘过气的假设’。”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草率的说法颇有些亵渎神明的意味。然而，认为财富效用可以解释人们对小损失的态度堪称受伯努利理论引导的盲目做法，这种盲目做法正是幽默评论理所应当抨击的目标。

    前景理论无法应对令人失望的事

    在本书这一部分中，我已经赞扬了前景理论的优点，批评了理性模式和期望效用理论。现在应该平衡一下两者了。

    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都曾听说过前景理论和损失厌恶，但在经济学书籍的索引中不会出现这些术语。有时候，这种缺失让我有些伤心，但事实上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中理性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些研究生学到的大多数标准概念和理论在经济人不会犯下愚蠢错误的前提下很容易理解。这个假设的确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也会随着人们对前景理论的逐渐了解而瓦解，它对各种结果的评估总是太过目光短浅。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都是重要的智力工具，这些工具掌握起来并不容易，即便是利用那些简化了的且不切实际的假设（这些假设都是关于在市场中相互作用的经济动因的本质的）来解释这些概念也是很困难的。在引入阶段就对这些假设提出种种问题的做法的确令人费解，也许还会使人泄气。把帮助学生掌握这一学科的基本工具作为首要任务才是硬道理。此外，前景理论中的理性缺失通常与经济理论的相关预测并不相干，这些预测在某些情况下会很精确，在其他许多情况下还会提供令人满意的近似值。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有所区别变得很重要：在前景理论的描述中，对人类产生直接情绪影响的是得与失的情绪，而不是财富和普遍效用的长期前景。两个多世纪以来，在我谈到伯努利理论的缺陷并强调其中因理论诱导而产生的盲目性之前，没有人质疑过伯努利理论。当然了，因理论诱导而产生的盲目性并不仅限于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自身也有缺陷，而且这些缺陷中存在的因理论诱导而产生的盲目性使得这一理论成为效用理论的主要攻击对象。

    试想前景理论的假设（即参照点），通常就是现状，其价值就是零。这个假设看来是合理的，但它却导致了一些荒唐的后果。请看下面的各项预测，有了这些预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A.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赢得100万美元。

    B.有90%的概率赢得12美元，有1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C.有90%的概率赢得100万美元，有1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什么也得不到”在三种情况下都是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前景理论在这三种情况下给这种结果分配了相同的价值。“什么也得不到”是个参照点，且其价值是零。这些说法和你的经历相符吗？当然不是。“什么也得不到”在前两种情况下是被期望但未能实现的事，没有给其分配价值也是讲得通的。相反，在第三种情况下，没能获利就会让人非常失望。这就好比私下里向你保证会给你加工资，赢得一大笔钱的可能性那么大，这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暂时参照点。相对于你的期望而言，“什么也得不到”无异于一种巨大的损失。前景理论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因为在结果（在这里是指“什么也得不到”）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或另外一种选择很有价值时，前景理论是不会允许这种结果的价值发生改变的。简而言之，那就是前景理论无法应对令人失望的事。失望和对失望的预感都是真实的感觉，而人们不能承认这种感觉的情形正好印证了我在批判伯努利理论时提出的那些反例。

    前景理论和效用理论没有给我们留下回旋的余地。这两种理论都有这样的假设，即某种选择中选项都是分开的，需要独自评估的，价值最大的选项就会被选中。这种假设显然是错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问题6：选择有90%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还是选择肯定会得到50美元？
    问题7：选择有90%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或者选择肯定会得到15万美元？

    请比较一下两种情况下选择赌一把却赢不了的痛苦孰大孰小。在两种情况下，不能赢都会带来失望，但在问题7中，潜在的痛苦是多重的，因为知道如果选择赌一把又输了的话，你会后悔自己“贪婪的”决定，后悔放弃了拿到15万美元的机会，后悔这种体验依赖于你本应该采取却没有采取的意见。

    有些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依据对后悔和失望的情感提出了决策制定的模式。如果说这些模式没有前景理论那样有影响力的话也是说得通的，且其中的原因也很有启示意义。后悔和失望的情感是真实的，做出决策的人当然在做决策时会预测到这些情感。问题是后悔理论会产生一些惊人的预言，使得前景理论中这些情绪的作用变弱，这也就使问题变简单了。前景理论的复杂度在与期望效用理论进行对比时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它确实预言了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

    更丰富且更切实际的假设还不足以使一种理论获得成功。科学家把理论作为工具，但他们很难接受新的工具，除非这个新工具非常有用。前景理论为众多学者所接受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概念，比如说参照点和损失厌恶等，这些都值得大家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它们产生的新预测最后都被证实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

    示例—前景理论“他是损失厌恶的典型例子，因而连非常有利的机会也被他拒绝了。”“她非常有钱，因而她对微不足道的所得反应那么强烈着实让人费解。”“他把损失看得比所得要重一倍。不过这也很正常。”

    第27章 禀赋效应与市场交易

    图11

    (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个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提高)

    即使没学过经济学的课程，你可能也看到过图11或与之类似的图形。这个图形展示了面对两种好处（收入和休假时间）时，不同的人表现出的“无差异曲线图”。

    在经济学入门课程中，学生们会了解到：图中每一个点都代表了收入与休假天数的特殊结合。每条“无差异曲线”都与两种情况的结合相关联，收入和休假都是大家想要的，都有同样的效用。如果人们不管自己有多少收入、有多少休假时间，只想以同样的价格“出卖”休假时间以换取更多收入的话，这些曲线就会变成平行的直线了。凸出的部分表明边际效用递减，即你的休假天数越多，就越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还想多休息一天，而且每多一天，这一天的意义就比前一天更小。同样，你的收入越高，就越不关心自己是否会额外再得到一美元，而且为换取一天的额外休假，你愿意放弃的钱数也会有所增加。

    每条“无差异曲线”上所有的位置都同样吸引人，这也正是“无差异”三个字的真实体现：你并不在意自己到底处在“无差异曲线”上的哪个位置。所以，如果A和B都在你的无差异曲线上，你对它们的位置并不在意，而且也不需要刻意在两点之间来回移动。在过去100年里出版的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曾出现过这个图的不同版本，数百万学生都曾仔细研究过这个曲线图，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图中缺失了什么。理论模式的影响和简洁再一次蒙蔽了这些学生和学者，使得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曲线图的严重缺陷。

    图中缺失的是对个人当前收入和休假天数的标示。如果你是个雇员，劳动待遇便说明了你应得的薪水和休假日，这在图中也有对应的点。这个点就是你的参照点、你的现状，但图中并没有显示这个点。画这个图的那些理论家没能展示出这一点，所以你便相信参照点并不重要，但现在你知道参照点是很重要的。这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伯努利式错误。无差异曲线的表现含蓄地给出了假设，即所有时间点的效用完全是由当前的情况决定的，与过往毫不相干，而且你对一项可能的工作的评估并不依赖于自己当前的工作待遇。在这种情形以及其他许多情形下，这些假设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忽略无差异曲线图中的参照点这一做法正好印证了由理论导致的盲目性，堪称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因为我们常碰到一些参照点非常重要的案例。在劳资谈判中，双方都清楚其参照点是现行合同，而且谈判关注的是就参照点作出让步时双方的共同要求是什么。在讨价还价时，损失厌恶的作用也很容易理解：作出让步让人很痛心。

    你对参照点的作用肯定有很深刻的亲身感受。如果你曾换过工作或职位，哪怕是曾想过要换一换，你就会以自己现在的情况作为参照点，看看新的工作和职位的特点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你也许还会注意到，在评估中不利之处比有利之处更加突出，这说明损失厌恶发生了作用。人们很难接受比原来还糟糕的改变。例如，想要得到新工作的失业人员能接受的最低工资平均来看是其之前工作的90%，在一年的时间内下降不到10%。

    为了弄明白参照点对选择的影响，请看艾伯特和本这两位的例子，他们是“快乐双胞胎”，有相同的品位，第一份工作也是一样的，这份工作工资低、假期短。他们当前的状况和图11中点1的情况相同。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两个更好的位置A和B，并让他们自己选择谁要1万美元的加薪（位置A），谁要每月带薪休假一天的机会（位置B）。由于他们两人对这两种选择都无所谓，便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于是艾伯特获得了加薪机会，而本则得到了额外的每月一天带薪假期。一段时间过后，这对双胞胎习惯了各自的位置。现在公司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互换位置。

    图11中体现的标准理论给出的假设为：人们的选择偏好很稳定，不会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位置A和B对这对双胞胎来说具有相同的吸引力，而且他们几乎没有或者根本就不会产生想要改变的想法。前景理论的断言则截然相反，该理论认为两人肯定会留在自己当前位置上的原因是他们想规避损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艾伯特。他刚开始在图中的位置1，在那个参照点上，他发现了两个同样吸引人的选择：
    选择A：加薪1万美元
    或者
    选择B：得到12天的额外假期

    选择位置A改变了艾伯特的参照点，当他想要换到位置B时，他又有了新的选择：
    停留在A点上：无所得也不损失
    或者换到B点：获得12天的额外假期，少赚1万美元

    你刚刚对损失厌恶有过主观体验，能感受到：少赚1万美元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即使获得12天额外假期和得到1万美元同样令人惊喜，多出来的假期也不足以补偿损失的1万美元。艾伯特之所以会留在A点上是因为移动的不利之处大于有利之处。对本来说同样如此，他也想保住自己当前的职位，因为失去眼前这宝贵的假期比损失额外的收入更划不来。

    这个例子凸显了“无差异曲线”的标准模式没有预见到的选择的两个方面。第一，人们的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参照点发生变化。第二，改变的不利之处比有利之处更突出，其有利之处包括对倾向于现状的偏见。当然，损失厌恶并不是说你从未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一次机会带来的益处也许会超过甚至大大超过损失。损失厌恶只能表明我们的选择总是强烈偏向趋近参照情形的选项（而且通常情况下会偏向较小而不是较大的改变）。

    传统的无差异曲线和伯努利用财富状态来表示结果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假设，即拟定各项事务状态的效用只依赖于该状态本身，并不受你过往的影响。对这一错误的修正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的成就之一。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割舍自己已拥有的东西？

    一项决策何时付诸实施或一项行动何时开始，这个问题通常很难回答，但我们却可以准确而详尽地追溯到今天所说的行为经济学的发端。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系还非常保守，理查德·泰勒当时还是那里的研究生，他那时就有一些异端想法。泰勒总是很睿智，言辞犀利，作为学生，他常常乐于观察记录别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只有理性经济行为模式才可以解释。他也很乐于在教自己的那拨教授身上发现他们理财不合理的情况，他发现有一种情况尤其突出。

    R教授（现在已被证实是理查德·罗塞特，他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对标准经济理论深信不疑，还对葡萄酒难以割舍。泰勒发现R教授非常不愿意卖掉自己收藏的葡萄酒，即使对方出价高达100美元（当时可是1975年）一瓶也不行。R教授也会从拍卖会上买葡萄酒，但无论质量如何，他出价从不会高过35美元一瓶。若价格在35美元~100美元，他就既不买也不卖。这个巨大的价格差在经济理论上看是相互矛盾的，人们希望这位教授能在这个价格区间为某瓶酒定一个值。如果在他看来某瓶酒值50美元，那么只要出价超过50美元，他就应该会卖掉它；如果这瓶酒本来不是他的，那么他也应该愿意花50美元买下它。这个可以接受的卖价和可以接受的买价应该相同，但事实上，最低卖价（100美元）比最高买价（35美元）高出很多，拥有这件物品似乎会提升它的价值。

    理查德·泰勒发现了很多禀赋效应的例子，那些没有用做定期交易的商品尤其会出现这一效应。你很容易就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一个类似的情景中。假设你手里有一张票已售罄的演唱会门票，这是一个著名乐队的演唱会。这张票你是以200美元的价格买下的，而你又是个狂热的粉丝，即便是以500美元买下这张票，你也愿意。后来你从互联网上看到有更有钱或更狂热的粉丝愿意花3000美元买下门票。你现在手里有票，你愿意卖吗？如果像票已售罄的各种重大活动中的大多数观众一样，你就不会卖。你的最低卖价也要在3000美元之上，而你的最高买价只是500美元。这就是禀赋效应的一个例子，而一个坚信标准经济理论的人则会对此感到迷惑。泰勒当时正在寻求一种解释来破解这类难题。

    泰勒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我们以前的学生并拿到了前景理论的早期手稿，这才使得上述难题得到破解。他说他非常激动地读完了这份手稿，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前景理论中的损失厌恶能够对禀赋效应和其他一些难题作出解释，其解决方法就是摒弃标准理论，即R教授“拥有”某瓶特定葡萄酒的状态具有独特的效用。前景理论表明，是愿意买还是愿意卖这瓶酒取决于参照点，即教授当时是否拥有这瓶酒。如果拥有这瓶酒，他就会考虑“放弃”这瓶酒时的痛苦；如果还没拥有这瓶酒，那他考虑的就是“得到”这瓶酒的乐趣。因为存在损失厌恶，所以两者的价值并不相等，即放弃一瓶好酒的痛苦比得到同一瓶酒所得到的快乐更深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一章中的那幅得失图。在对称轴左侧的函数曲线更陡，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比对相应的所得的反应更强烈。这正是泰勒一直在寻找的对禀赋效应的解释。在今天看来，应用前景理论来解决经济难题的做法应该算做行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了。

    在泰勒得知阿莫斯和我将会到斯坦福大学工作时，他也计划在那里待上一年。这段时间我们都收获颇丰，我们相互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成了好朋友。7年后，我和泰勒又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一年，继续就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问题进行交流。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赞助方的拉塞尔·塞齐基金会拨给泰勒一笔钱，目的是让我们两人能在温哥华共事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和当地的一位经济学家杰克·尼奇（Jack Knetsch）密切合作，他和我们一样，都对禀赋效应、经济公平原则和中国的辛辣食品很感兴趣。

    我们调查研究的起点是禀赋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有人想让你把面值5美元的钞票换成5张1美元的零钞，你递过去5张1美元纸钞时不会有损失感。在商店买鞋时你也不会有损失厌恶，卖鞋赚钱的商人当然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损失。的确，从他的角度来看，递出去的鞋一直就是钱的代表，钱正是他想要从顾客那里拿来的东西。此外，你付给商家钱也不会感到是种损失，因为你把钱看做是你想要买的鞋的代表。这些日常交易与把面值5美元的钞票换成零钞有相同之处。日常交易中的双方都不存在损失厌恶。

    上述这些市场交易与R教授不情愿出售自己的葡萄酒有什么区别？就像那些持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门票的人，即便有人出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也不愿转让这种做法又有什么区别？这一区别性特征就是，商家要卖给你的鞋和你从预算中拿出来的买鞋钱都是用来“作交换”的。人们想用它们来交易以换取其他商品。其他商品，比如葡萄酒和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票，都是拿来“使用”的，或者说都是用于消费或享受的。你的闲暇时光和收入也都不是用来出售或交换的。

    尼奇、泰勒和我打算设计一个实验来表明用来使用的商品和用来交换的商品之间的不同。我们实验设计的部分内容借鉴了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费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的做法，多年以后，我和他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利用这种做法，在某个“市场”中，我们向受试者发放了少量代币。实验结束时，所有手里还有代币的受试者都可以可将其兑换成现金。为了体现市场中用来交易的商品对某些人来说比对其他人更有价值，不同的人得到的补偿价值不同。同样的代币对你来说可能值10美元，对我来说却价值20美元，在这两种价值之间以任何一种价格进行交换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

    史密斯对供求的基本机制进行了生动的展示。个人会对买卖代币给出连续的公开报价，其他人会对报价做出快速回应。每个人都会关注这些交易，会看到代币的成交价。这些结果和一项物理学实证研究的结果一样合乎规范。那些代币持有者（代币于他们而言价值微乎其微，因为它们的补偿价值很低）为获利最终会将自己的代币卖给某个对代币估值更高的人，这种交易就好比水往低处流那样必然会发生。交易结束后，所有代币都集中到那些能从实验人员那儿拿到最多钱的受试者手中。市场魔力显神威！此外，经济理论还对市场平稳时的最终价格和转手的代币数量作出了正确预测。如果实验人员将这些代币随机分配给市场中的半数受试者，这个理论就会预测有半数代币会被转手。

    我们在实验中用到了史密斯方法的一个变量。每一次实验开始时都会进行几轮代币交易，这种做法完美重现了史密斯的发现。实验预计的交易数量与利用标准理论预测的数量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同。当然，代币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用来交换实验人员的现金，它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随后我们又模拟了一个相似的市场，目的是想让人们关注使用价值：一个好看的咖啡杯，杯子上印有大学校徽，我们在哪所大学做实验，杯子上就印着哪所大学的校徽。这个杯子当时价值6美元（今天这个杯子的价值可能是当时价值的两倍了吧）。我们随机将这些杯子发放给半数受试者。卖方将自己的杯子摆在面前，却热情地让买方去看旁边卖家的杯子；所有杯子都明码标价。要想得到一个杯子，买方必须自己花钱去买。实验结果很有戏剧性：平均卖价接近平均买价的两倍，而且实验预计的交易数量还不到利用标准理论预测数量的一半。市场的魔力对于那些想使用某件商品的所有者（卖家）而言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们用同一过程的不同变体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总是得到相同的结果。在我最喜欢的一项实验中，我们在“买方”和“卖方”之外加入了第三个小组—“选择者”。与那些不得不花自己的钱买东西的“买方”不同，“选择者”可选择是接受一个杯子还是一笔钱，而且他们的选择表明那笔钱和得到那样东西一样吸引人。下面就是实验结果：

    卖方    7.12美元

    选择者  3.12美元

    买方    2.87美元

    “卖方”和“选择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因为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是同一种选择！如果你是“卖方”，你能拿回家的要么是一个杯子要么是钱；而如果你是个“选择者”，也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这个决定的长期效应对于两组人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当时的情绪。卖方标注的高价反映出他们在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时很不情愿，这种不情愿与婴儿在自己特别看重的某件玩具被拿走时表现出的焦虑一样。损失厌恶是系统1自主评估必然包含的内容。尽管“买方”只能花钱买杯子，而“选择者”却可以免费得到这个杯子，但两者却设定了相似的现金值。如果“买方”不觉得花钱买下这个杯子是种损失的话，这个相似的现金值便与我们的预期正相吻合。大脑成像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不同。出售自己常用的商品会激活大脑中与厌恶和痛苦有关的区域，购买行为也会激活这些区域，但只有在（买方）认为价钱太高，即当你觉得卖方的要价超过了交换价值时才会这样。大脑记录还表明以特别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卖方”给杯子设定的现金价值比“选择者”和“买方”设定的高出两倍多，这个比例与有风险选择的损失厌恶系数非常接近，不管决策是否有风险，只要运用赚钱和赔钱两种结果中相同的价值功能/函数，我们就能预测到这个比例。在不同经济领域的研究中都出现过大约2∶1的比例，包括许多家庭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在价格下降时，顾客往往会增加蛋、橙汁或鱼等商品的购买量；而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减少其购买量。然而，与经济理论预测不同的是，价格上涨的效应（基于参照价格的相对损失）竟然是收益效应的两倍。

    杯子实验延续了禀赋效应的标准实证研究，这个实验与杰克·尼奇负责的一项更为简单的实验基本上是同期进行的。尼奇让两个班的学生填写了调查问卷，并且给他们每人一份礼物作为回报，这份礼物在实验期间一直放在受试者面前。其中一个班的学生得到的礼物是昂贵的钢笔，而另外一个班的礼物则是一块瑞士巧克力。快下课时，实验人员拿出了另外一份备选礼物，并且告诉学生可以用他们手里的礼物来交换这份礼物。结果只有约10%的受试者选择交换礼物，大多数得到钢笔的人仍然保留了钢笔，那些拿到巧克力的人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

    像商人那样思考和交易

    前景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参照点是存在的，而且一定量的损失比等量的所得影响更大。过去这些年在真正的市场中进行的观察表明，这些概念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经济衰退期间，对波士顿的公寓大厦市场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给出了尤为清晰的结果。参与该项目的人员对那些曾以不同价格购买了相似房产的业主行为进行了对比。对于理性的代理人来说，从前的买价与自己根本就不相干—当前的市场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对于那些处于住房市场低迷时期的业主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些参照点较高同时也面临着较大损失的业主对私有住宅的标价更高，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尽量以高价卖掉自己的房子，最终得到更多的钱。

    对卖价和买价之间（更确切地说，是买卖之间）的不对称性最初进行的实证研究，在人们接受参照点和损失厌恶这些概念的早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都知道参照点是不稳定的，在不同寻常的实验环境中尤其如此，而且禀赋效应可通过改变参照点而消除。

    当那些业主将其商品看做未来交换中的价值载体时，他们就不想看到禀赋效应出现，这种态度在日常商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非常普遍。曾通过各种棒球卡大会研究贸易的实验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John List）发现贸易新手不愿割舍自己手中的球员卡，但这种不情愿会随着贸易经验的增多而最终消失。更令人惊讶的是，李斯特发现，就新商品来说，贸易经验对禀赋效应的影响很大。

    在某次大会上，李斯特贴出了一张通告，邀请人们参与一个小调查，而且他们可得到一份小礼物，这份小礼物可能是一个咖啡杯或一块同等价值的巧克力。这些礼物是随机分给大家的。在那些自愿参加调查的人即将离开时，李斯特告诉大家说：“我们给了你一个杯子或一块巧克力，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它来换块巧克力或换个杯子。”在完整再现杰克。尼奇的早期实验时，李斯特发现那些缺乏经验的商人中只有18%的人愿意和别人交换礼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商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禀赋效应的迹象：他们中有48%的人进行了交易！至少在一个以交易为基准的市场环境中，他们在交易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

    杰克·尼奇还做了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只要进行一些细微的操作就可以使禀赋效应消失。在实验人员提到受试者手头的商品有可能用来交易之前，只有在真正拥有该商品一段时间的前提下，他们才会表现出禀赋效应。经济学家也许会说尼奇和心理学家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因为他的实验操作表现出对一些变量的关注，而这些变量正是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很重要的因素。的确，实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方法论的不同关注点在关于禀赋效应的持续辩论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经验丰富的商人显然已经学会了正确提问，即“与可以得到的其他东西相比，那个杯子真的是我特别想‘得到’的吗”。经济学家会问这个问题，有了这个问题，禀赋效应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得到的快乐和放弃的痛苦之间的不对称性没有关联。

    对“在贫困境遇中做决策”的心理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并没有希望从这些贫困的人的身上发现禀赋效应。在前景理论中，贫困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的参照点。有些商品是穷人买不起的，因此他们总是“处于损失中”。他们会觉得自己得到的那一小笔钱算是减少了的损失，而不是所得。这些钱可以帮助一个人向参照点再靠近一点，但穷人却总是徘徊在价值函数坡度最大的地方。

    穷人可以像商人那样思考，但其原动力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与商人不同，穷人对获得和放弃之间的区别很在意。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只能在不同的损失之间作出选择。花在某件商品上的钱对于本来可以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而言就是损失。对于穷人来说，花钱就意味着损失。

    我们都认识一些认为花钱很痛苦的人，尽管客观来讲他们其实很富裕。对花钱的态度，尤其是对一时兴起买的东西或者一些较小奢侈品（例如买个有装饰的杯子）的态度，常带有文化差异的因素。这种差异也许可以解释美英两国分别进行的“杯子研究”的结果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在美国，对学生样本所做的实验中买价和卖价存在很大差异；但在英国的学生中，这些差距则要小得多。因此，对禀赋效应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示例—禀赋效应“她不在意自己能得到两个职位中的哪一个，但公告发布一天之后，她就不再想换了。这就是禀赋效应！”“这些协商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双方都发现很难作出让步，即使自己能得到补偿也不行。损失的比得到的更多。”“他们一涨价，需求量就下降。”“他只是不想以低于自己买房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房子。损失厌恶起作用了。”“他是个吝啬鬼，只要花钱就觉得赔了。”

    第28章 公平性—经济交易的参照点

    损失厌恶这一概念绝对是心理学对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这很奇怪，因为人们虽然通过这个概念将众多结果评估为得和失，而且损失显得比获得更突出，但这个概念并没有让人们感到惊讶。阿莫斯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正在研究一项连我们的祖母那辈人都耳熟能详的课题。然而事实上，我们比那辈人了解得更多，而且能将损失厌恶与大脑双系统模式相结合进行研究，还特别将一种生理学和心理学观点应用到这些研究中，即相比于积极与靠近而言，消极与规避更能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还能通过数量惊人的各种观察研究来探索损失厌恶的结果：当商品在运输中丢失时，只有需现款支付的那部分损失才能得到补偿；大范围的改革通常会失败；职业高尔夫球手短打标准杆比短打小鸟球（高尔夫中某洞的杆数低于标准杆一杆）更精准。就算我的奶奶很有智慧，但如果我们能从她认为平淡无奇的观点中得出精准的预测的话，她应该也会感到惊奇的。

    图12

    在看到图12左面的图时，你的心跳会加速，也许在你还不清楚那张图有何怪异之处之前，心跳就已经加速了。过了一会儿，你也许就会认出那是双受到惊吓的人的眼睛。右面的图则表达了一种愉悦之感，微笑的脸颊上扬使眼睛变小了—当然这双眼睛还没有达到兴奋的程度。我们把这两幅图拿给做脑CT的人看。每幅图展示的时间都不到0.02秒，之后会被“视觉噪声”掩盖，这个“视觉噪声”是随机展示的黑白图片。这些观看者中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曾看过那幅眼睛的图片，但他们大脑的一个部分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部分即为小脑扁桃核，尽管它在其他情绪状态下也会被激发起来，但其主要角色是担任大脑的“风险中心”。脑部影像显示，小脑扁桃核对观看者无法识别出来的有威胁性的图片有强烈的反应。关于威胁的感觉很可能是通过一个非常快的神经通道传递的，这种感觉会直接传到大脑处理情感的区域，绕过产生“视觉”意识的视觉皮质。同样的通道还会使得生气的面孔（一种潜在威胁）比快乐的面孔更快、更有效地得到处理。有些实验人员描述道，生气的面孔在众多快乐的面孔中会“凸显出来”，但快乐的面孔在众多生气的面孔中却不会很突出。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的大脑都包含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总会优先考虑不好的消息。将察觉掠食者所需的时间减少百分之几秒，通过这种做法，提高了动物的生存概率，使其得以繁衍生息。系统1的自动运行便体现了这种进化史。然而，人们至今尚未找到能够同样快速检测到好消息的机制。当然，我们人类和动物都对交配或进食的信号反应很机敏，因此广告商才会设计许多广告牌。不过，威胁仍然优先于机遇，而且也应该是这样。

    即使是对纯粹象征性的威胁，大脑的反应也很迅速。充满情绪的字眼会引起注意，而不好的字眼（战争、犯罪）比好的字眼（和平、爱）能更快地引起注意。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威胁，但只是提一下不好的字眼对系统1来说就是一种威胁。之前我们曾提到“呕吐”这个词，只是看到这个词就会自然联想起很多对真实事情的反应，包括生理上的情感流露，甚至有规避或接近、畏缩或向前的趋向。对威胁的敏感性还会延伸到对自己强烈反对的那些意见陈述的处理上来。例如，基于你对安乐死的态度，你的大脑用不到1/4秒的时间就可以在“我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可以/不可以接受的……”这句话中识别出“威胁”的意味。

    保罗·罗津（Paul Rozin）是位对厌恶很有研究的心理学家，他观察到一只蟑螂可使一碗樱桃不再诱人，而一个樱桃对一碗蟑螂却不会起任何作用。他指出，负面情况在众多方面都可战胜正面情况，而且损失厌恶是负面占优势的典型例子之一。其他学者在一篇题为“坏消息比好消息强”的文章中将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负面情绪、不负责任的父母和糟糕的反馈比好的情况更具影响力，且人们处理坏消息时比处理好消息更彻底，我们会更在意避开负面的自我定义，而不是追求正面的自我定义，不好的印象和不好的模式比好的情况更容易形成，且不易消失。”他们引用了研究婚姻关系的著名专家约翰·葛特蒙（John Gottman）的话，他观察到长期健康的婚姻关系不仅仅依赖于寻求幸福，更在于避免负面的情况出现。葛特蒙预测一种稳健的关系需要良好的互动与不好的互动间的比例至少为5 ∶1。其他社会方面的不协调则更吸引人，我们都知道，也许一件事就会毁掉数年时间培养的友谊。

    我们生来就能对好与坏的某些区别进行分辨。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知道苦是不好的，（某种程度的）甜是好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好和坏之间的界限是种参照点，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依赖于当时的情况。假设你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来到乡村，适逢大雨，而身上的衣服又不足以挡雨，衣服都湿透了。不凑巧的是，冷风又起，这下真的是糟糕透顶。就在你不知如何是好时，发现了一大块岩石可暂时挡风避雨。生物学家米歇尔·卡巴纳克（Michel Cabanac）说这种体验会令人非常快乐，因为这种体验与我们平时可能感到快乐的原因相似，都指明了生理状况的重要改善方向。当然，这种感到获救的快乐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一会儿你就会在岩石后面冻得哆嗦起来。新遭受的痛苦又会驱使你去寻找更好的庇护之所。

    目标就是参照点

    损失厌恶系数指的是两种动机的相对强度：我们想要规避损失的动机要强于获得利益的动机。参照点所关注的是现状，但它还会是将来的目标，即没有实现的目标就是种损失，超过了目标就是种所得。正如我们从消极主导中可能推断出来的那样，这两种动机的影响程度并不形同。对没能实现目标的损失厌恶比想要超过目标的愿望更为强烈。

    人们通常会设定一些短期目标，对于这些目标他们会努力去实现，但并不是必须去超越。人们在实现一个最接近的目标后往往不再那么努力，而这样做有时候会违背经济逻辑。例如，纽约市的计程车司机对月收入或年收入有个目标，但能控制他们努力程度的目标则是每天的收入目标。当然，每天的目标有时容易实现（或超过），而有时则难以实现。下雨天时，纽约市的计程车是不会长时间空车的，司机很快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天气晴好时，情况则大不相同，此时那些计程车只能在大街小巷逡巡，希望能载到客人，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经济逻辑表明，计程车司机应该在下雨天多干几个小时，晴天时则要多休息，因为晴天时能以较低价格“买”到轻松闲暇。损失厌恶背后的逻辑却正相反：每天有固定目标的司机会在客人少的日子多干几个小时，在浑身湿透的客人巴望打到车的日子里，他们也早早回到家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德文·波普（Devin Pope）和马利斯·施韦泽（Maurice Schweitzer）认为，高尔夫球对参照点给出了很好的说明，即标准杆数。高尔夫球场上每个洞都有许多击球数，标准杆数给好球（而不是相当出色的球）提供了一个基准点。对于职业高尔夫球员来说，小鸟球（即低于标准杆的一击）即是所得，而超过标准杆数的球则是种损失。经济学家比较了一个球员在球洞附近时可能会碰到的两种情形。

    ·避免击超过标准杆数的球
    ·打出小鸟球

    在打高尔夫时，每一击都算数，在职业高尔夫球比赛中更是如此。然而依据前景理论，有几次击球要比其他击球更重要。没能达到标准杆是种损失，但没有击中小鸟球则是种可预知的所得，不是损失。波普和施韦泽从损失厌恶中推断出球员击标准球（避免超过标准杆数）时会比击小鸟球时更努力。他们仔细分析了250多万次击球以验证这个预测。

    他们是正确的。不论击球是易还是难，不管离球洞有多远，球员在击标准球（而不是小鸟球）时会更成功。在击标准球（避免超过标准杆数）或击小鸟球时，他们成功概率之间的区别是3.6%。这个区别不算小。老虎伍兹是他们的一个“受试者”。在伍兹成绩最好的那几年里，如果他的小鸟球和标准杆都击得那么好的话，他联赛的平均绩点就会提高1杆，而且他的收入每个季度都会增加100万美元。这些激烈的竞争者当然不会轻视小鸟球，但他们对超过标准杆的规避显然会使他们对当前的任务格外关注。

    对击球的研究说明理论概念的力量可协助思考。谁会认为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击标准球和小鸟球是值得的呢？除了一些经济学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不会对损失厌恶的概念感到惊讶。但是，损失厌恶形成了一个精确且非直觉性的假设，还引导研究者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发现。当然，这里的所有人也包括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改变现状？

    避免损失的动机和获得收益的动机强度并不对称，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都有体现。在商务谈判中，尤其是在对现有合同的重新商谈中、在典型的劳动商议和在贸易或限制军备的国际谈判中，这种不对称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征。现有的条款确定了参照点，协议中任何方面拟定的变更都会被看成是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让步。损失厌恶会产生一种不对称，使得双方难以达成共识。你对我作出的让步是我的所得，但它们却是你的损失；损失使你产生的痛苦会比它们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多。因此，你对这种让步的价值会比我赋予它的价值高。当然，你要求我作出的让步对于我来说也会是这样，你对我作出的让步也不会给予足够的价值评价！对越来越小的蛋糕进行商讨非常困难，因为即使损失，也要将其分配出去。人们在蛋糕越来越大时，显得更随和。

    在讨价还价时，双方交换的信息都是想找到一个参照点并给对方提供一个锚定。这些信息并不都是真实的。商议双方对有些利益（也许是商谈裁军问题时提到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导弹）假装很在意，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将这种利益看成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最终想要将其交换出去。因为商议双方都受互惠原则的影响，一个看似令人痛心的让步就需要对方作出同样使他们痛心（可能这种痛心也是伪装的）的让步。

    所有动物（包括人）都想有所得，但他们会更努力地避免有所失。在这样一个所有动物都想有自己地盘的世界中，这项原则解释了防御者成功的奥秘。一位生物学家观察到，“拥有领地的动物受到对手的挑战时几乎总会获胜—往往就是几秒钟的事“。对于人类来说，同样简单的原则也能解释社会机构的改革问题，公司的”重组“和“调整”行为就是如此，官僚主义的合理化、简化免税代码以及降低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努力同样如此。起初我们认为，在改革计划中，总体的提升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如果受影响的一方有某种政治影响力，可能成为输家的人就会变得比赢家更积极、更有决心，结果也会更倾向于输家，也一定会比起初计划的代价更高、作用更小。改革通常包括保护利益相关者的不追溯条款，例如以下情形：劳动力减少是由于（退休、辞职、死亡等原因造成的）人员缩减而不是开除；工资或福利的缩减只会在将来的工人身上施行。损失厌恶是一种强大而保守的力量，它偏爱机构或个人对当前生活的细小改变。这种保守主义做派使得我们在邻里间、婚姻中和工作中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引力作用让我们的生命无限靠近参照点。

    商人提价或降低员工工资的行为公平吗？

    理查德·泰勒、杰克·尼奇和我一起在温哥华工作的那一年，我们三人对经济交易中的公平性研究产生了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还因为我们每周都可以（也可以说是必须）制定一份新的调查问卷。加拿大的渔业及海洋部针对多伦多市失业的专业人员制订了一项计划，他们让这些专业人员负责电话调查，并且会支付他们一些薪酬。这一大群调查者每晚都要工作，因而我们也需要不断为他们供应新的问卷调查。由于杰克·尼奇的原因，我们同意每周设计一份调查问卷，用4种颜色印刷。我们什么都可以问，唯一的一个限定条件是问卷应至少提到一次鱼，这样也好跟渔业及海洋部扯上点儿关系。这项工作进行了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我们疯狂地收集数据。

    是什么造成了商人、雇主以及房主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我们研究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问卷中的首要问题是：因为这种不公平行为招来的骂名是否会使他们追逐利润的行为收敛些？我们的发现是：会。而且我们还发现，公众评估哪家公司也许真的（不）会收敛时所依照的道德原则可以明鉴得失。其基本原则是，当前的工资、价格或租金设定了一个参照点，不可违背这个参照点。有些公司将自身的损失强加给顾客或工人，使自己回到交易参照点，这样做是不公平的，除非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身的权利。请思考下面的例子：
    一家五金店一直以15美元的价格出售雪铲。某日下了大雪，第二天早上店主就将雪铲的价格提高到了20美元。

    你认为这种行为：完全公平可以接受不公平很不公平

    按标准的经济行为模式来看，这家五金店的行为是公平的：通过提高价格来回应需求的增加。而调查对象却不这么认为，82%的人选择了不公平或很不公平。他们显然是将大雪前的雪铲价格看成了参照点，而将提升的价格看成是店主强加给顾客的损失，因为这家店并不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它选择这样做。我们发现公平性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可利用市场的力量将损失强加给他人。下面的例子在另一个情境下（因为这些数据是1984年收集的，所以美元的价值应该调至约100%的通货膨胀状态）说明了这条原则：

    有一家小型复印店，店里只有一位雇员，他在这里工作有6个月了，每小时赚9美元。店里的生意还算景气，但当地一家工厂倒闭了，失业人数上升。现在其他小商店里雇用的可靠员工工资都是每小时7美元，工作量和复印店里那位雇员的工作量相似。之后，这家复印店店主也将其雇员的工资降到了7美元。

    那些调查对象不赞成这种做法，83%的人觉得这种行为不公平或很不公平。然而，略微变动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澄清雇主的责任。同样是在高失业率的地区，同样是一家赢利的商店，但情况是：

    现在的雇员辞职了，雇主决定支付新的雇员每小时7美元的工资。

    大多数人（73%）觉得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雇主并没有支付每小时9美元的道德义务。这种权利是个人的：即使市场允许雇主降低工资，雇员也有权利维持自己的工资。新雇员没有权利以之前雇员的工资作参考，因而雇主可以降低其工资，这样做不应该被看做不公平。

    这家公司有其自身的权利，即保持当前的收益。如果该公司面临损失的危险，也可以将损失转嫁给别人。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在收益下降时降低工资是不公平的。我们称这种原则是公司和与公司有关联的个人之间的典型双向权利。受到威胁时，公司的自私行为可被看做是公平行为。人们甚至认为这家公司连部分损失也不必承担，它完全可以将这种损失转嫁给个人。

    不同的原则制约着公司追求利益或避免利益损失的行为。当公司生产成本低时，公平性原则就不会限制公司将财富分给顾客或雇员。当然，若公司分摊赢利，我们的调查对象就会更喜欢这家公司，并觉得这家公司更公平；若不分摊，他们也不会认为该公司做法失当。他们只会在公司利用权力违背与雇员或顾客间的非正式合同时，或者在公司为自身赢利而将损失强加给别人时才会表现出愤怒。研究经济公平性的学生们不应该去评判公司最应该有的举措，而应该找到区分遭人厌恶、应得到惩罚的行为和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分界线。

    在把这篇研究报告提交给《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时，我们当时并不是很乐观。我们的文章是对当时经济学家们公认的知识的挑战，即经济行为是受自身利益驱使的，而与是否公平无关。我们的研究依赖于调查结果，而经济学家对此并无多大兴趣。杂志的编辑把我们的文章送给两位经济学家评估，这两位经济学家并没有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编辑能找到的最和善的人了）。编辑的做法是明智的。这篇文章如今常被引用，而且其结论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近有很多研究都支持这个以参照点为基础的公平性实验的结果，而且这些研究还表明公平性在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曾经怀疑过，但没有得到验证。违背了公平原则的雇主会受到生产力下降的惩罚，标价不合理的商人也会失去一部分销售市场。以较低价格卖出近期以较高价格购进的商品会使这位商人此后从这家商品供应商进货的量减少15%，即每位顾客都会分摊到90美元的损失。顾客显然将低价位看成了参照点，而且由于多付了钱，他们会认为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尽管反应最强烈的顾客是那些以较高价钱买了更多商品的人，而且新价目表中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产品销量，但按底价购物的那些顾客的损失其实远远超过他们所得的。

    如果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人想反抗，那么这种将损失强加给别人的行为就会有风险。实验表明，不公平行为的旁观者也常会被卷入惩罚当中。神经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和大脑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使用核磁共振成像仪检测了人们的大脑，这些人惩罚某人对他人做出的不公平行为。令人惊讶的是，利他惩罚会伴有大脑“快乐中心”的活动加强的情形出现。这表明保持社会秩序和公平原则的做法会通过利他惩罚而得到回报。利他惩罚能将这个社会凝聚到一起。然而，我们的大脑在奖赏无私慷慨行为时不能像在惩罚自私吝啬行为时那样实在。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得失间的不对称。

    损失厌恶和权利的影响远不只存在于金融交易领域中。法官很快就能看出它们对法律和司法行政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戴维·科恩（David Cohen）和杰克·尼奇发现，在法律决策中真正的损失和可预测的所得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例如，在运输中丢失货物的商人可得到实际损失的赔偿，但损失的利润却不可能得到补偿。90%的财产起诉存有的相似原则也证实了参照点的道德地位。在近期的一场讨论中，埃亚尔·扎米尔（Eyal Zamir）提出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论点，即法律对挽回损失和补偿失去的所得之间的区分，也许可以凭借其对个人幸福的不对称影响使自身的行为合理化。如果遭受损失的人比没能赢利的人遭受更大的损失，他们也许应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

    示例—损失问题“这项改革肯定无法通过。那些必然受损的人会比那些必然获利的人更加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他们都认为对方作出让步时不会感到痛心。当然，他们都错了。这正是损失的不对称性的表现。”“如果他们觉得利益的蛋糕的确在变大，就会发现再次商议更容易。因为他们不是在分配损失，而是在分配所得。”“这儿的租赁价格直线上涨，但房客认为我们不应该提高租金。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当前的利益。”“我们的客户对价格上涨并无抱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成本也上涨了。他们尊重我赢利的权利。“第29章 对结果可能性的权衡

    对于你要买的汽车、你的女婿或者不确定的形势这样复杂的对象，你会形成一个总体评估，而在作这个评估时，你会对这个对象的特征加以权衡。这么说有些烦琐，简单来讲就是，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对你的评估产生影响。这种权衡在发生时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是系统1在起作用。评估一辆车时多少会权衡其燃油情况、舒适程度或外观等。评估女婿也多少会考虑他的经济状况、相貌或是否可靠等。同样，对于不确定形势的评估也会权衡其可能出现的结果。权衡时，你肯定会考虑到这些结果的可能性：有50%的概率赢得100万美元当然要比只有1%的概率更吸引人。权衡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大多情况下，这些总体评估都是由系统1作出的。

    可能性效应与确定性效应

    在研究决策制定时，我们以打赌为例，效果不错，其中一个原因是打赌是对预期结果加以权衡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就越应该受到关注。一个赌局的预期值即为其结果的平均值，而每个结果又要靠其可能性来权衡。例如，如果“有20%的概率赢得1000美元和有75%的概率赢得100美元”，这种情况的预期值就是275美元。在伯努利开始研究前，赌注是通过其预期值加以评估的。伯努利也使用了这一方法来权衡结果，人们将这一方法称为预期原理，但却将其应用到研究结果的心理价值中去了。在伯努利理论中，打赌的效用是其结果效用的平均值，每个结果都是通过其可能性来加以权衡的。

    预期原理没有正确地描述你对有风险的可能性是怎么想的。若在以下4种情况中，得到100万美元的概率都提升了5%，你认为这个消息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A.从零提升到5%。
    B.从5%提升到10%. 
    C.从60%提升到65%。
    D.从95%提升到100%。

    依据预期原理来看，每种情况下你得到100万美元的效用都提升了5%。但这么说与你的经验相符吗？当然不相符。

    大家都知道：从零提升到5%和从95%提升到100%要比从5%提升到10%或从60%提升到65%更具诱惑力。从零提升到5%意味着情况完全转变，从无到有，产生了赢得奖金的希望，这是一种实质性改变；而从5%到10%只是一种数量上的提升，是将赢得奖金的可能性翻倍，但这种情况下的心理价值并没有翻倍；从零到5%的巨大转变表明了“可能性效应”（possibility effect），这一效应会是我们高估那些出现可能性极低的结果的发生频率。大量买彩票的人表明，他们愿意花超出预期价值的钱来换取赢得大奖的渺茫机会。

    从95%提升到100%是另一种实质性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那些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的结果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于其理应受到的重视程度。为了更好地理解确定性效应，假设你继承了100万美元，但你那同母异父的妹妹不甘心，在法庭上对这份遗嘱提出了质疑。判决结果明天就会出来，你的律师向你保证你赢得官司的概率很大，有95%，但他又煞费苦心地提醒你法律判决并不都是尽如人意的。现在，有个风险调整（校正）公司找到了你，想立即以91万美元与你交易，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公司的报价比等待判决的预期价值（95万美元）要少（少了4万美元），但你确定你会拒绝这个提议吗？如果这样的事在你的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了，你应该知道“结构性和解”（ 结构性和解，又被称为结合式和解（Structured Settlement），是有关赔偿金和解的一种，被告同意在受害原告的有生之年向其分期支付赔偿金。一般包括首期一次总付的赔偿金和将来以年金方式分期支付的赔偿金）这个大产业是以不菲的价格来提供保障的，他们充分利用了确定性效应。

    可能性和确定性在损失研究方面具有同样强大的效应。当心爱的人被推进手术室时，即使截肢的可能性只有5%，也是个噩耗—这个5%的风险带来的痛苦要远大于10%的可能性带来的痛苦的一半。这是由于可能性效应，即我们往往看重轻风险，更愿意花比预期价值更多的钱将其排除掉。在可能性效应中，有95%的可能性会遭受灾难和必然会遭受灾难两者间的心理差别甚至更大；虽然“一切都会没事的”这样的希望很渺茫，但人们却总是将这种希望无限放大。过于看重很小的概率，使得风险和保险政策更具诱惑力。

    结论很明显：与预期原理相反，人们对结果的重视程度和对结果可能性的重视程度不同。可能性效应会重视不大可能的结果，而几乎肯定的结果相对于确定的结果来说，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预期原理通过可能性来判定价值，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心理。

    然而这个问题却越来越复杂，因为有个有力的论点指出：想变得理性的决策制定者“一定”要遵从预期原理。这也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在1944年提出的公理版效用理论的主要观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指出，有些不确定结果与可能性并不相符，对这些结果的权衡会导致不一致性和其他恶果。他们由理性选择的公理推出的期望效用理论当时立即就被视为一项重大成果，也使得期望效用理论成为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理性模式的核心内容。30年后，阿莫斯带着一种敬畏把他们的研究介绍给我，当时他还向我介绍了一项针对这个理论的著名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也难逃阿莱斯悖论的陷阱

    1952年，即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的效用理论发表几年后，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大会讨论了风险经济学的问题。很多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来自美国的与会者中包括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米尔顿·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统计学界的带头人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等人。

    巴黎大会的一位组织人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几年后也获得了诺贝尔奖。阿莱斯准备了几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来问与会嘉宾。那次大会与本章内容相关的问题就是，阿莱斯想要表明那些嘉宾容易受确定性效应的影响，因此才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和该理论所依据的理性选择的公理。以下的一套选择是对阿莱斯构建的难题的简单表示。在问题A和问题B中，你会选择哪一个？

    A. 61%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63%的概率赢得50万美元
    B. 98%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100%的概率赢得50万美元

    如果你和其他人一样，便会在问题A中偏向前面的选项，在问题B中偏向后面的选项。如果你的确是这样选择的，就说明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并且违背了理性选择的原则。这些齐聚巴黎的著名经济学家在“阿莱斯悖论”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为了弄明白为什么这些选择有问题，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从罐子里随意抓取弹珠的游戏，即若罐子里装有100颗弹珠，抽到红色的弹珠就算赢，抽到白色的就算输。在问题A中，几乎所有人都偏向前面的选项，我们可以将其看成左边的罐子，即使里面所含的红弹珠少，赢的概率也小，但奖品的大小比赢得奖品的概率更吸引人。在问题B中，大多数人都选择能确保得50万美元的那个罐子。且人们对自己作的两个选择（即问题A选左边，问题B选右边）都感到很满意，不过在他们了解了问题背后的逻辑之后，就不这么认为了。

    比较一下这两个问题，你会发现问题B中的两个罐子比问题A中的两个罐子更具吸引力，因为问题B的两个罐子中有37个白球替换成能赢的红球了。左边那个罐子的改进明显比右边的大，因为左边的罐子中每个红球都有能使你赢得52万美元的机会，而选右边的罐子只能赢得50万美元。你本会对左手边的罐子感兴趣，毕竟这个罐子作了改进，情况比右手边的好，但是，现在你喜欢的却是右手边的！这个选择的模式没有什么逻辑意义，但却可以从心理上作出解释：确定性效应起了作用。在问题B中，100%的概率和98%的概率之间虽然就差两个百分点，但相比于问题A中63%和61%之间相差的两个百分点来说，这个差距的影响则要大得多。

    正如阿莱斯所预测的那样，那些经验老到的与会者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偏向已经违反了效用理论，直到大会快结束了他们才注意到这个事实。阿莱斯本想向外界公布这个情况，制造一条爆炸性新闻：那些世界上顶尖的决策理论学家也存在偏好，这种偏好和他们自己对理性的见解完全背道而驰！阿莱斯显然相信众位来宾会接受劝说，放弃那种他蔑称为“美国式”的分析方法，转而采取另一种由他提出的选择逻辑。不过，当时的情况令他极为失望。

    那些对决策理论不是很热衷的经济学家大都忽视了阿莱斯提到的问题。当某个为人们广泛采纳并被认为非常有用的理论遭到挑战时，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将阿莱斯提出的这个问题视为非常规问题，仍旧使用期望效用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相反，那些决策理论专家—包括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各路高人在内—对阿莱斯的挑战却非常重视。在阿莫斯和我开始我们的工作时，我们的初衷就是对阿莱斯悖论给出令人满意的心理学解释。

    大多数决策理论家—当然也包括阿莱斯在内—坚定地相信人类的理性，他们还试图改变理性选择的规则以使阿莱斯模式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过去这些年中，他们为找到一个似乎合理的理由来解释确定性效用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所有的理由都无法令人信服。阿莫斯对这些人的努力几乎失去了耐心，他将那些试图使违背效用理论做法合理化的理论家称为“为举措失当的人辩护的律师”。我们没有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将效用理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的逻辑基础，但并不认为人们都是非常棒的理性选择者。我们承担了一项建立一种心理学理论的任务，不管人们作出的选择是否是理性的，这一理论要能够对其进行描述。在前景理论中，决策的权重和可能性的权重不可同日而语。

    决策权重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担忧程度

    在我们发表前景理论多年以后，阿莫斯和我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衡量了决策权重，这个权重解释了人们在打赌时为什么会选择保守的赌注。下面的表格显示的是对所得的评估信息。

    （%）可能性——决策权重

                      0 ——0

                      1 ——5.5

                      2 ——8.1

                      5 ——13.2

                     10——18.6

                     20——26.1

                     50——42.1

                     80——60.1

                     90——71.2

                     95——79.3

                     98——87.1

                     99——91.2

                    100——100

    你会发现，在极端情况下，决策权重和相应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当结果不可能出现时，两者都是零；当结果肯定会出现时，两者都是100。但是，在这些点附近，决策权重却明显与可能性拉开了距离。在距离最远处，我们发现了可能性效应：不可能出现的事往往受到重视。例如，相对于可能性为2%的决策权重是8.1。如果人们遵从理性选择的公理，决策权重将会是2—罕见事件被过分看重了。因此对罕见事件偏重的程度增加了４倍。可能性范围右端的确定性效应更显著。“无法”得奖的2%的风险使得风险效用从100降低到87.1，降低了13%。

    想要理解可能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之间的不对称性，先假设你有1%的概率能赢得100万美元，明天就会揭晓结果。现在，再假设你几乎确定自己能赢得100万美元，但还是有1%的可能性赢不了，同样是明天揭晓结果。第二种情况中的焦虑情绪显然比第一种情况下的期望心理更明显。如果结果是手术失败而不是钱财得失，确定性效应就要比可能性效应更显著。与对1%的风险的担忧相比，你对一项成功希望渺茫的手术（这项手术几乎可以确定会致命）的关注程度又如何呢？

    在可能性变化范围的两端，确定性效应和可能性效应的双重作用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对中间概率不够敏感的情形出现。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5%到95%之间的可能性和范围更小的决策权重（从13.2到79.3）之间密切相关，约占理性期望的2/3。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发现了对得奖可能性的不同变化做出反应的大脑区域。大脑对可能性变化的反应和从选择中估测出来的决策权重惊人地相似。

    极小或极大的可能性（低于1%或高于99%）都是特殊的情况。权衡极罕见的情况是很难的，因为这些情况常常会被彻底忽视，事实上人们赋予它们的决策权重为零。另一方面，在没有忽视这些罕见的情况时，你肯定又会过于重视它们。大多数人很少有时间去关心核能外泄问题，也几乎不会幻想从素未谋面的亲戚那里继承到大笔遗产。然而，当不大可能出现的事情成为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要超过其本身出现的概率应该引起的关注度。此外，人们对于可能性较小的各种风险几乎完全是迟钝的。人们很难说出0.001%的癌症风险与0.000 01%的癌症风险之间的区别，尽管前者是指美国人口中有3 000人罹患癌症，而后者则说明只有30个美国人患癌症。

    当你关注某种威胁时，你就会担忧，而且决策权重会反映出你的担忧程度。根据可能性效应，这种担忧和威胁出现的可能性并不相符。仅仅减少或降低风险还不够；若想消除这种忧虑，必须将其出现的可能性降低为零。

    下面的问题改编自对消费者评估健康风险时所体现的理性的研究。1980年，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公布了这项研究，并把调查结果交给了小孩子的家长们。

    假设你正在使用一种杀虫剂，每瓶要10美元，每使用10000瓶杀虫剂就可使15个人吸入中毒和15个孩子中毒。

    你了解到有一种更昂贵的杀虫剂，它可使以上两种风险降低，即每使用10000瓶出现上述两种风险的人数分别为5人。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瓶杀虫剂呢？

    这些父母愿意多花平均2.38美元的钱来降低2/3的风险（从15/10 000降低到5/10 000）。他们愿意花8.09美元去完全排除风险，这个价钱是2.38美元的3倍多。其他的问题表明这些父母将这两种风险（吸入中毒和儿童中毒）视为不同的烦恼，只要能完全消除其中任何一种风险，他们都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钱。这个数额与担忧的心理很吻合，但和理性模式并不相符。

    四重模式：可能性与决策权重的关系模型

    阿莫斯和我在研究前景理论时，很快就得出了两个结论：相对于现有财富来说，人们更看重得失，而且关于结果的可能性和决策权重方面，表现大不相同。这并不是全新的观点，但它们一旦结合起来，就可以对一种偏好的特殊模式作出解释，我们将这一特殊模式称为四重模式。名字是固定的，具体阐述如下。

    图13

    ·每栏中的第一行都对前景作了解释。

    ·第二行对前景引起的情绪作了特征描述。

    ·第三行表明，在风险和与期望价值相符合的必然获得（或损失）之间作选择时（例如在“有95%的概率赢得10000美元”和“肯定能赢得9500美元”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是如何表现的。

    ·第四行描述了在被告和原告讨论民事案件的解决方法时可能会出现的态度。

    偏好的“四重模式”被视为前景理论的核心成果之一。上面四栏中有三栏是相似的；只有第四个（右上角）是新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左上角一栏是伯努利曾讨论过的：当人们觉得未来获得一大笔收益的概率很大时，会选择风险规避。人们在打赌时愿意接受比预期价值少的赌注，以确保肯定能有所得。

    ·左下角一栏的可能性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都愿意买彩票。若头彩很大，人们会疯狂地买，会忽视赢的概率很小这一事实。买彩票是可能性效应最好的例子。没有彩票，就不能赢，有了彩票就有了机会，概率小不小并不重要。彩票能获得的东西要比赢得的概率更重要，梦想赢是人们的权利。

    ·右下角一栏说明了什么时候应该买保险。人们愿意支付比期待价值更高的价格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就是这样支付成本、获得利益的。有些灾难不太可能发生，但人们更愿意买个保障。他们消除了自己的忧虑，买个心里踏实。

    刚开始时，右上角那一栏的内容着实让我们惊讶了一番。除了左下角那栏，其他几栏都会让我们习惯性地想到风险规避，而在左下角一栏的情况中，人们往往会选择碰运气。在审视自己的选择是否错误的时候，我们在处于损失的情况下会选择冒险；处于赢利的情况下会选择规避。我们不是用负面前景的观点观察研究冒险的开先河者—至少有两位作者曾经提到这一事实，但他们的讲述不是很详尽。不过我们对冒险的研究有个理论框架作支撑，这样研究就会更容易些，这也是我们思想发展的里程碑。我们已经找到两点来解释这个效应了。

    第一，敏感性不断降低。人们对损失900美元的反应比损失1000美元的90%的反应程度更强烈，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们会避免必然的损失。第二个原因也许更有说服力：90%这一可能性的相应决策权重只有71，比可能性小很多。出现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当你在必然的损失和很可能会承受很大损失之间做决策时，降低敏感度可使你更愿意规避必然的损失，而且确定性效应也降低了对赌注的规避。这两个相同的因素，在结果是正面时，加强了确定性事件的吸引力，使赌注的吸引力得以削弱。

    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的曲线共同促成了图13中首行所描述的模式。然而，在底行描述的模式中，这两个因素却背道而驰：降低敏感度会使得你在所得面前选择规避，在损失面前选择冒险，但对较小可能性的过分看重则会战胜这种效应，产生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那种模式，即为收益愿冒风险，对损失保持谨慎。

    人类的很多不幸处境都在右上角那栏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人们在面临的抉择比较糟糕时会孤注一掷，尽管希望渺茫，他们也宁愿选择使事情更糟的较大可能性以换取避免损失的希望，这种做法常会使可控制的失误变成灾难。一想到即将会有一大笔损失就很痛苦，完全的解脱也很吸引人，因而我们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难以相信时间可以使人摆脱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这也正是那些屈从于高科技的企业浪费了自己的剩余资产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原因。失败总是难以让人接受，所以失败的一方常会保持战斗力，即使在知道对方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的情况下，输的这一方还是会作无谓的挣扎。

    可能性效应影响下的风险决策

    法学家克里斯·格思里（Chris Guthrie）将四重模式应用到两种情况中，在这两种情况中，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都认为这一模式可能会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这两种情况在原告案例中体现的强度有所不同。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情况那样，假设你是一起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原告，你要求一大笔损失赔偿。这个案件进行得非常顺利，你的律师给出了他的专业见解，说你有95%的概率会赢，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在陪审团出庭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结果”。你的律师劝你接受庭外调解，但你只能得到90%的赔偿金。你正处于四重模式左上角的一栏中，你脑中的问题是：“即便什么也得不到的概率不算大，可我真的愿意冒险打官司吗？即便得到90%的赔偿金也是一大笔钱了，而且我又能马上拿走。”这种情景引发了两种情绪，而且两种情绪都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对必然所得（一大笔钱）的渴望以及拒绝庭外和解又输了官司的极度失望与后悔。你能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有种压力使人们的行为更谨慎。若原告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大，则更趋向于风险规避。

    现在从被告的角度审视一下这个案件。尽管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完全放弃决策的希望，但你会发觉这个案件的进展非常糟糕。原告的律师提出庭外和解，即只需提供给原告所要赔偿金的90%（显然原告不会接受更少的金额）。你会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吗？还是更愿意打官司？要记住你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较大，情况属于右上角一栏。你希望能再搏一搏，因为庭外和解与你将要面对的最糟结果几乎同样令你痛苦，而且毕竟打赢官司的希望还是有的。于是，两种情绪再一次被唤起：人们不愿面对必然的损失，而且能在法庭上赢的可能性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案件前景不乐观的被告更愿意采取冒险手段，更愿为打赌作好准备，而不是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解决方案。在规避风险的原告和冒险的被告的对峙中，被告有更多的掌控机会。被告更高的谈判地位应该反映在协议解决中，原告则满足于能通过法庭获得更少的钱。通过四重模式作出预测的模式已经由法律系的学生和执业法官所做的实验和民事案件中的实际谈判证实了。

    若原告胜算不大却索赔一大笔钱的话，请思考一下“无意义诉讼”问题。双方都意识到可能性的大小，也都知道在商讨解决方案时，原告只能得到索赔的一小部分。商谈是受最下面一行中那个四重模式引导的。原告的情况属于左侧的类型，赢得一大笔钱的概率很小。无意义诉讼的索赔就像是买一张会中大奖的彩票一样。过分看重成功的较小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是很自然的，原告也会在商谈中变得厚颜无耻或咄咄逼人。对于被告来说，起诉是件很烦人的事，但结果不好的风险很小。有些损失虽大，但概率较小，过分看重这样的损失会导致风险规避，而且选择用合适的索赔解决这个案子就像是买了份保险，以防判决对自己不利。现在换一个角度：原告愿意赌一次，而被告想要保险之策。作出无意义诉讼的原告很可能会接受一个比这个案件应该付出的钱更多的解决方法。

    这些通过四重模式来描述的决策并非不合理。你可以在每种情况下都体会一下原告和被告的心情，这些心情会使得他们采取或挑战或顺从的立场。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期望值的偏差代价可能会很大。试想一个大型组织，比如纽约市，它每年要处理200起“无意义”案件，每个案件都有5%的可能花掉这个城市的100万美元。再假设：对于每个案件，这个城市都能用10美元解决。这个城市认为有两种政策能用于所有的案件，即自己解决或法庭上见。（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此忽略了诉讼费。）

    ·如果这个城市同意受理200起诉讼案件，就会输掉10起，总计损失达1000万美元。
    ·如果这个城市处理每个案件都要花10万美元，那么总共的损失就会高达2000万美元。

    若要对相似的决策从长计议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支付额外费用以避免不大可能出现的大笔损失代价就太高昂了。相似的分析适用于四重模式中的任何一栏：从长远来看，期望值的系统偏差的代价还是很高的—这个原则适用于风险规避和冒险之举。一贯看重不大可能会出现的结果—这也是直觉性决策制定的一个特征—最终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出现。

    示例—四重模式“他试图用庭外和解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无意义的诉讼案件，以避免损失，然而却不大可能。这是过分看重较小可能性的结果。既然会面对很多相似的问题，他最好还是不要放弃。”“我们从不在最后一秒才享受自己的假期，我们愿意为了确定性而付出努力。”“只要有可能不赚不赔，损失就不会减少。这就是损失中的冒险。”“他们知道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想要消除这种可能性。这是可能性效应，而且他们想要的是再无后患。”

    第30章 被过分关注的罕见事件

    在以色列巴士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相对频繁的那段期间，我去了那里几趟。当然，如果按绝对值计算的话，这样的袭击是相当罕见的。2001年12月至2004年9月，以色列总共发生了23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236人死亡。而在这期间，以色列境内每天乘巴士的人大约有130万。对于每一位乘客来说，遭遇袭击的概率是极小的，但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都尽量不乘巴士，而不得不乘巴士的人则会焦虑地扫视邻座乘客的行李或其宽松的衣服，害怕里面藏有炸弹。

    我在以色列开的都是租来的车，很少乘巴士，但即便如此，也受到了炸弹袭击的影响，这着实令我懊恼。在等红灯时，我不愿停在巴士旁，绿灯一亮，我会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将车开离。为此，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遇袭的概率其实很小。遇袭的风险真的可以被忽略掉，但其对我行为的影响使这个极小的概率有了极大的决策权重。实际上，与把车停在巴士旁（而遭遇爆炸事件的概率）相比，我更有可能在车祸中受伤。但并不是出于对活命的理性考虑我才躲避巴士，而是当时的体验驱使我这样做：在巴士旁边停车使我联想到了炸弹，而且这些想法令我很不愉快。我躲避巴士是因为我想要思考别的事。

    我的经历说明了恐怖主义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这么害怕恐怖主义：因为它降低了效用层叠。极其生动的死亡或爆炸画面的影响因媒体的关注以及人们的频繁交谈而不断加强，在身处具体的情境时，尤其如此，例如看见了一辆巴士时。此类情绪一触即发、身不由己且无法控制，会使人们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系统2可能“知道”发生危险的概率很小，但即使知道也无法消除人们内心的不安和躲避危险的冲动。我们无法停止系统1的运行。情绪的紧张程度不仅和概率不相符，对概率的估测也不够敏感。假设有两座城市都被警告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出没，其中一座城市的居民被告知有两名袭击者准备袭击该城市，而另一个城市的居民被告知只有一名袭击者。后一座城市的风险降低了一半，但那里的人们会感到更安全吗？

    纽约市有很多商店都卖彩票，生意也不错。其实，中彩票大奖的心理与对恐怖主义事件抱持的心理是类似的。能赢大奖必然令人激动，整个社区也会为之兴奋，而且人们在工作场合和家里聊到此事时，会更兴奋。买彩票之后会有一种愉快的幻想，就像躲避巴士之后恐惧会减轻一样。这两个例子的实际发生概率其实都非常小，人们更在意的是可能性。人们对前景理论的最初构想包括这样的观点：“罕见事件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过度重视。”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详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事件会被忽视，什么情况下会被过度重视，也没有从心理学上对此作出解释。对决策制定过程中情感和生动性作用的最新研究影响了我对决策权重的看法。过高权衡不太可能的结果是系统1的特点，我们对此已经很熟悉了。情感和生动性会影响顺畅性、可得性以及对概率的判断—因此也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过分关注那些没有被自己忽略掉的罕见事件。

    你认为一支三流球队获得NBA总冠军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认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是第三党派候选人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下一届美国总统是第三党派候选人，你会得到1000美元；如果不是的话，你将一分钱也得不到。你准备下多大的赌注？

    这两个问题虽不同，但明显有关联。第一题要求你评估罕见事件的概率，第二题想让你通过下赌注来权衡第一题那件事的决策权重。

    人们是怎样作出判断，怎样确定决策权重的呢？让我们先来看两个简化的回答，然后再对答案进行证实。以下就是这两个十分简单的答案：

    ·人们高估了罕见事件的概率。

    ·人们在做决策时过高权衡了罕见事件。

    尽管过高估计和过高权衡是两个不同的现象，却有着同样的心理机制，即集中注意力、证实性偏差以及认知放松。

    明确的描述激发了系统1的联想机制。当你想到第三党派候选人胜出的可能性不大时，你的联想机制会像平时那样在验证性模式下工作，会有选择地提取使表述正确的信息、事例以及画面。这个过程有偏见存在，但并不是在幻想下进行的。你寻找的是符合现实条件制约的可能情况，你不会天真地想象是“西方的仙女”任命了一位第三党派的总统。你对概率的判断最终总是由认知放松或顺畅性决定的，因此你的脑海中总会出现貌似正确的情形。

    你并不总是关注要求你作出评估的事件。如果目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你就会关注这个事件的其他可能性。请思考下面这个例子：

    在你们当地医院里出生的新生儿在3天内就出院的概率有多大？

    你现在要估测婴儿出院回家的概率，但你肯定会关注造成婴儿不能在正常期间出院的事件。我们的大脑有个有用的机能，它会不由自主地去关注奇怪、不同或是不寻常的事。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是所有国家都设有同样的标准），婴儿于分娩后的两三天出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反常的情况上去了。罕见事件成了焦点，这些事件很可能唤起可得性启发模式：你的判断可能由你所制造的许多医疗问题的发生场景以及想起这些问题时的感受决定。因为你处于确定性模式下，你对医疗问题出现频率的估计很有可能会非常高。

    当某件事的其他可能不太明确的时候，罕见事件的概率就很容易被高估。我常爱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心理学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的一项研究。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他还是阿莫斯的学生。福克斯召集了一些职业篮球赛的球迷并引出了几个关于NBA季后赛冠军的判断与决策。他特别要求受试者分别估计参与季后赛的8支篮球队取得最后胜利的概率。因此，每支球队的胜利都成了焦点事件。

    你肯定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但福克斯所观察到的影响程度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假设某个球迷被要求去估计芝加哥公牛队赢得联赛的概率。此时焦点事件已经确定，但其他情况—其他7支球队中的某支球队赢得比赛—往往会被忽略。球迷在肯定性模式下的记忆和想象都在努力构建公牛队胜利的情况。还是这个受试者，在被问到湖人队的胜算时，相同的选择性激活又会偏向支持湖人队。这8支美国最好的职业篮球球队都很优秀，所以设想其中一支相对较弱的球队成为冠军也是有可能的。结果是：把相继对这8支球队进行判断的概率相加，得到了240%！这样的结果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这8支球队的胜算相加结果应该是100%.当裁判被问到冠军是出自西部联盟还是东部联盟时，这种荒谬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中，焦点事件及其他情况同样详细，他们判断的概率相加就是100%。

    在评估决策权重时，福克斯请了球迷对联赛结果下注。他们对每个赌局都标明了金额（金额大小与赌局的风险大小相匹配）。赢得赌局的人可获得160美元。而这8支球队的现金标价总额为287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受试者对8支球队都下了注，他肯定会损失127美元！受试者肯定知道联赛有8支球队，对8支球队都下注的平均回报不可能超过160美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过高地估计了结果的可能性。球迷不仅高估了他们所关注的事件的可能性，还更愿意对它们下注。

    这些发现对规划谬误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作出了新的阐述。当某个人努力预测某个方案的结果时，就可以切实且轻松地成功执行某项方案。相反，失败的可能性则会被忽略，因为事情出问题的情况错综复杂。对自己职业前景进行评估的那些企业家与投资者很容易高估自己的机会，也喜欢过高权衡自己的估值。

    画面感越强，决策权重越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前景理论与效用理论的不同体现在概率与决策权重的关系上。在效用理论中，概率与决策权重是相同的。对已经确定的事情的决策权重是100，某件事有90%的概率，说明人们对这件事的决策权重是90，是概率为1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的9倍。在前景理论中，各种概率对决策权重的影响较小。我早前提到的一项实验发现，概率为9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是71.2；概率为1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是18.6。两个概率的比率是9，但其决策权重的比率只有3.83，这说明在那个范围内人们对概率的敏感度不够。在这两个理论中，决策权重只依赖于概率，与结果无关。两种理论都认为，概率为9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与赢得100美元、收到一束玫瑰花或是遭到一次电击的权重相同。这个理论预测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

    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钱、吻与电击：对待风险的情感心理》，他们发现，人们评估风险时，如果（假想的）结果与情感相关（“碰见了你最爱的明星并亲了他一下”或“遭受了一次疼痛但没有危险的电击”），这种评估对概率的敏感度要低于有关金钱得失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通过生理检测（比如心跳）的手段，其他研究者发现，对将要遭受的电击的恐惧与遭到电击的概率从本质上说是毫不相关的。仅仅是电击的可能性便会让人心生恐惧。芝加哥的这个团队提出“满溢意象”（affect-laden imagery）完全盖过了对可能性的回应。10年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对这个结论发起了挑战。

    普林斯顿的这个团队说，他们已经观察到人们对与情感相关的结果的出现概率的敏感度很低，这种情况很正常。赌钱属于例外情况。赌钱时，人们对概率的敏感度相对较高，因为他们有确切的预期值。

    下面两个赌局的吸引力与多少现金的吸引力是等价的？
    A.有84%的概率赢得59美元。
    B.有84%的概率赢得一束装在玻璃瓶里的玫瑰花。

    你注意到了什么？其中显著的不同在于A问题比B问题更为简单。你不用停下来去估算这个赌金的预期值，就能很快知道其价值在50美元左右（事实上其价值为49.56美元），在你寻找一个具有同样吸引力的现金等价物时，这个大概的估算已足以提供一个有帮助的锚定。问题B却不存在这样的锚定，因此也就更难回答。调查对象还对两个赌局的等价现金进行了评估，认为同时赢得两个赌局中的等价现金的概率为21%。不出所料，高概率的赌博与低概率的赌博之间的不同在于，进行高概率赌博的人更可能是为了金钱，而不会是为了玫瑰。

    普林斯顿团队认为，对概率不敏感并非因为情绪原因。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们比较了人们花钱避开风险的意愿：

    利用某个周末粉刷某人的三居室公寓的概率为21%（或84%）。

    打扫使用了一周的一座公寓厕所中的三个小隔间的概率为21%（或84%）。

    第二个结果肯定比第一个更能引发情感，但这两个结果的决策权重并无不同。显然，情感强烈程度不会影响概率。

    另一个实验产生了一个惊人的结果。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得到了奖品的明确价格以及文字描述信息。例如：

    有84%的概率可以赢得一束装在玻璃花瓶里的玫瑰花，价值59美元。

    有21%的概率可以赢得一束装在玻璃花瓶里的玫瑰花，价值59美元。

    对这些赌注预期的货币价值进行评估很简单，但增加一个具体的货币价值并不会改变其结果：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评估依然对概率不敏感。想到奖品是玫瑰花的人不会将奖品信息作为评估风险的锚定。正如科学家有时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它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么，现在这个实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结果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无论结果是否会激发情感，它都会降低概率在评估不确定的前景时本应起到的作用。这个假设提出了一种预测（我对这一预测信心满满）：若对货币形式的结果附上毫不关联但却非常生动的细节描述，同样也会影响估算结果。比较一下你对下面这些结果的现金等价物的估值：

    有21%（或84%）的概率在下个周一收到59美元。

    有21%（或84%）的概率在下个周一上午收到一个内含59美元的蓝色大信封。

    新的假设为，在第二个案例中，对概率的敏感度会更低，因为与“一笔钱”这个抽象的概念相比，蓝色信封能唤起更为丰富的想象。你在脑中构建这个事件时，即使知道赢的概率很小，但奖品的生动画面仍然会浮现出来。认知放松同样也对确定性效应产生了影响：当你脑海中闪现关于某个事件生动的画面时，这个事件不发生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也很生动，因此就会被过度权衡。增强的可能性效应与增强的确定性效应相结合以后，决策权重很难在21%的概率和84%的概率之间发生改变。

    对风险的表述方式不同，所做决策可能截然相反

    顺畅性、生动性以及想象的轻松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决策权重，这个观点已得到许多其他观察实验的支持。一个著名的实验要求受试者从两个罐子中选一个，从里面拿球，若拿到红球，则有奖励：

    A罐中有10个球，其中有1个是红色的。

    B罐中有100个球，其中有8个是红色的。

    你会选哪个罐子呢？因为选A罐的胜算是10%，选B罐是8%，所以作出正确选择应该不难，但实际并非如此：大约有30%~40%的学生选择了红球数量较多的那个罐子，而不是胜算率高的那一个。希莫·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说，这个结果说明的是系统1（他称为经验系统）表面的运作特点。

    正如你可能想到的那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愚蠢选择已经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对这种偏见也有不同的命名，而我使用的是保罗。斯洛维克的命名“分母忽视”。如果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能使你胜利的球上，就不会去关注那些不能使你赢的球。生动的画面也是产生分母忽视的原因，至少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想到小罐子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小红球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中；当我想到大罐子时，我看到的是8个红球在一堆白球当中，这样的画面增强了我对胜利的信心。能使我胜利的生动画面增强了我对那个事件的决策权重，增强了可能性效应。当然，对确定性效应来说也是同样原理。如果我有90%的概率赢得奖品，那么相较于10个球中有一种“不能制胜”的情况而言，100个球中那10个“不能制胜”的球更会突出输的可能性。

    分母忽视这个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的风险表达方式所造成的效果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如果你看到“能使儿童免受某种疾病侵袭的疫苗有0.001%的风险将导致终身瘫痪”这样的说法时，就会觉得这个风险看似很小。现在，请考虑用另外的方式描述这一风险：“在10万名接种疫苗的儿童中，有一个将会终身瘫痪。”第二种说法使你产生了一些第一个说法不会引起的想法：它唤起了某个儿童因接种疫苗而终身瘫痪的画面；而另外99999名安全接种疫苗的儿童则被完全忽视了。正如分母忽视原则预测的那样，与抽象术语相比，例如“风险”或是“概率”（多大可能），用相对频率（有多少）来描述会使小概率事件得到更大的权重。我们已经知道系统1更善于处理独立事件，而不是整个范畴的事件。

    频率格式（frequency format）的影响很大。在一项研究中，看到“每10 000个人中有1 286人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比看到”某种疾病导致24.14%的人口死亡“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此疾病的危害性很大。尽管患第一种疾病的风险只是第二种的一半，但第一种却看似比第二种更危险！在一个更为直接的分母忽视的例子中，某种疾病会“使100人中的24.4人死亡”，与之相比，“每10 000人中有1 286人因某种疾病而死亡“这种说法听上去更危险。若要求受试者对这两种表述作一个直接的对比（系统2肯定会参与到这个任务当中），这种效果肯定会削弱或是消除。然而，生活就像是受试者的组间实验，你一次只能看到一种表述。系统2只有在格外活跃的情况下才会对你看到的那个说法有另外的表述，才会发现这些说法能引发不同的回应。

    有经验的法庭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不能避免因对风险的不同表述而带来的影响。在一个实验中，有关专业人员需评估让一位精神病患者出院的安全性。这个精神病患者叫琼斯，有暴力倾向。他们收到的信息包括某位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但同样的统计数据是用两种方式表述出来的：

    评估那些与琼斯类似的病人，专家发现他们在出院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对他人使用暴力的概率是10%。在100个类似琼斯的病人中，大约有10个人在出院后的前几个月里对他人使用暴力。

    看到第一种描述的专业人员让病人出院的概率几乎是看到第二种描述的专业人员的2倍（概率分别为41%和21%）。对相同的可能性，更加生动的描述产生了更高的决策权重。

    不同的表述使人们做出不同的决策，使他们对该怎么做生成不同的意见。斯洛维克与他的同事引用了某篇文章的一段话：“一年之中，全美有接近1 000起谋杀事件是由没有服用药物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有一种表达同一事实的说法是”每年每2.73亿美国人中，有1000人是被精神病患者杀死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每年，（我们）被这样（患有精神病）的人杀死的概率接近0.000 36%“。还有一种说法是：”每年死于严重精神病患者之手的美国人有1 000人，比自杀人数的1/30还少，是因喉癌而死亡的人数的1/4左右。“斯洛维克指出，”这些说法使得他们的动机很明显，他们想要通过强调精神病患者的暴力来造成大众恐慌，进而使有关部门增加心理卫生服务业的资金注入“。

    如果一名优秀的律师想要引起法官对DNA证据的怀疑，他不会说，“DNA不匹配的概率是0.1%”，反而会说“1 000起死刑案件中就有一起案件的DNA会出现不匹配”，这样更有可能使法官产生怀疑。听到这个陈述的陪审团会想到坐在他们对面审判室里的人可能会因为错误的DNA证据而被误判。当然，检察官会更偏爱抽象框架，希望陪审团的大脑中充满小数点。

    罕见事件又为何会被人忽视？

    有证据支持下面这个假设：主要注意力和显著性会导致人们过高评估罕见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过高权衡低概率的结果。单纯提及某个事件，通过对其进行生动性以及特有的概率描述模式就会增强其显著性。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即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并没有提高它的出现概率：那些含有一个荒谬的论调使你想起它就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或是因不能想象结果会怎样而使你认为它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都属于此类事件。对显著事件的过高估计或过度权衡这种偏见不是绝对的规则，但其影响却很普遍，也是根深蒂固的。近年来，对“根据经验作出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其遵循的原则与前景理论中分析的“根据描述作出选择”的研究原则不同。在一个典型实验中，受试者面前有两个按钮。按下按钮有可能会得到金钱奖赏，也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结果是根据前景理论随机出现的（例如，“有5%的概率赢得12美元”或“有95%的概率赢得1美元”）。这个过程是真正随机的，所以不能保证某位受试者所见的样本完全符合统计设置。这两个按钮的预期值几乎是相当的，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风险更大、更多变（例如，一个按钮的结果可能是有5%的概率得到10美元，另一个按钮则是有50%的概率得到1美元）。通过为受试者提供多次按按钮的机会，使她可以观察到一次又一次按按钮后的结果，这样她就能够凭经验作出选择。通过描述性文字作选择可通过给受试者提供关于每个按钮的预期风险的文字描述（例如“5%的概率赢得12美元”），并让她选择其中一个来实现。根据前景理论可知，通过描述性文字作选择会产生可能性效应—低概率结果的可能性被过高权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凭经验作选择不会出现过高权衡的情况，而较低权衡的情况却较为普遍。

    凭经验作选择的实验情景旨在代表许多情境，在这些情境中，我们会接触到来源相同结果却各不相同的许多情况。一间较普通的餐厅会偶尔做出一道超级美味或很难吃的菜。你的朋友通常很好相处，但有时也会变得喜怒无常、咄咄逼人。加州容易发生地震，但实际却很少发生。许多实验的结果表明，当我们做类似于选择餐厅或是固定好水壶以应对地震这样的决策时，罕见事件不会被过高权衡。

    现在仍然没有能够阐释凭经验选择的方法，但无论在实验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里，大家都普遍认同一点，即对罕见事件的决策权重较低有一个绝对主要的原因：许多受试者从未经历过罕见事件！大多数加州的市民从未体验过大地震，2007年时也没有银行家切身经历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拉尔夫·赫特维希（Ralph Hertwig）和伊多·伊雷夫（Ido Erev）注意到“根据它们的主观可能性，罕见事件的概率（例如房贷泡沫破灭）受到的影响比它们应得的影响更小”。他们指出，公众对长期威胁的回应很冷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些关于忽略的例子很重要，也很好解释，但当人们真正经历罕见事件时，低权重的情况也会出现。假设你有一个复杂的问题，与你同楼层的两个同事可能会回答这个问题。你认识他们俩很多年了，也有很多机会观察或是在接触中了解他们的个性。阿黛尔做事持之以恒，也乐于助人，尽管有时也帮倒忙；布莱恩并不特别友好，和阿黛尔一样爱帮助人，但有时候又表现得过于热情。你会找谁帮忙？

    考虑关于这个决定两个可能的观点：

    ·你在两种风险中作出选择。阿黛尔更可靠；对布莱恩的期望更可能会导致一个稍逊一筹的结果，产生好的结果的概率较小。罕见事件可能会因为可能性效应而被过高权衡，所以最好选布莱恩。

    ·你在对阿黛尔的总体印象和对布莱恩的总体印象之间作出选择。你与他们之间或好或坏的经历都会影响你对他们日常行为的看法。除非这个罕见事件非常极端，你才单独想起了这件事（布莱恩曾有一次辱骂了向他求助的同事），因而标准会偏向于典型事例及最近发生的事，所以该选阿黛尔。

    在一个双系统的大脑里，第二种阐述似乎更为合理。系统1产生了对阿黛尔和布莱恩的总体印象，包括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以及靠近或是回避他们的倾向。你的选择就取决于对这些倾向的比较。除非你明确地想到了某个罕见事件，否则就不会出现过高权衡。将相同观点应用到凭经验选择上很简单。因为他们对结果有长时间的观察，这两个按钮似乎也形成了情感回应所依附的综合“人格”。

    与前景理论刚被廓清之时相比，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罕见事件被忽视或是被过高权衡的情况了。由于记忆存在证实偏差，罕见事件的概率会（经常但不总是）被高估。当想起某个事件时，你会尽可能地将其视为真实的。当某个罕见事件特别吸引你的注意力时，这个事件就会被过高权衡。当前景得到明确描述时（例如“有99%的概率赢得1 000美元，1%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注意力就一定会分散。过多关注（耶路撒冷的大巴）、生动的画面（玫瑰花）、具体的表述（1 000中的1个），以及明确的提醒（以描述为基础作出选择）都是引起过高权衡的原因。没有过高权衡，就会存在忽视。就罕见事件而言，我们的大脑并不能总是作出正确判断。碰上一些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事情，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示例—罕见事件“即使在日本，海啸也很少发生，但是海啸在我们头脑中的画面非常生动形象，游客也因此会高估海啸发生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灾难循环，即先是言过其实，之后作出过高权衡，最后忽视此事件。”“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情境中，否则我们会高估它的可能性。想想其他的选择吧，然后将所有选择的概率相加，得到100%。““他们想让人们意识到风险是存在的。这也就是他们会使用‘每1 000人中有1人死亡’这个说法的原因，这种做法利用了分母忽视效应。”第31章 能带来长远收益的风险政策

    设想你需要做下列两组决策。首先查看全部决策，然后作出选择。

    决策（1）：从A、B中作出选择：

    A.肯定能赚到240美元

    B.有25%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决策（2）：从C、D中作出选择：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

    D.有75%的概率损失1 000美元，25%的概率没有损失

    这一对选择题在前景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使我们重新理解了理性的含义。看到这两个问题时，你对确定事件（A和C）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被A吸引，排斥C。对“肯定获得”和“肯定损失”的情感评估是系统1的自动反应，肯定会发生在估计两种风险的预期值（分别为获得250美元和损失750美元）之前，因为这样的估计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作更多选择）。大多数人的选择都与系统1的预测一致，绝大多数人都会选A不选B，选D不选C。在其他一些可能性中等或较大的选项出现时也一样，人们在收益状态下更倾向于规避损失，在亏损状态下更倾向于承担风险。我与阿莫斯所做的实验的结果是，有73%的受试者在决策（1）中选了A，在决策（2）中选了D，只有3%的人选择了B、C选项。

    按照要求，你在首次作出选择后要再次查看所有选项，你可能也这样做了，但有一件事你肯定没有做，即你没有估计4种不同选项组合的可能结果（A和C，A和D，B和C，B和D），以推测哪一种组合是你最想选的。直觉上，你只会分别考虑这两个问题，分开选择，并且不会觉得这样做比较麻烦。此外，综合考虑两个决策性问题需要费些劲儿，你可能需要笔和纸才能完成。所以，你并没有这样做。现在，请思考下面的选项问题：

    AD. 25%的概率获得24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60美元

    BC. 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50美元

    这个问题很容易！BC选项明显比AD选项更“占优势”（某个选项明显优于其他选项时使用的专业术语）。你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吧？在第一组决策问题中有压倒性优势的选项AD（在第二个决策问题中）是不被看好的那两个，只有3%的受试者一开始就选择了它们，而现在却有73%的受试者选择（上次）概率不理想的选项BC。

    宽框架还是窄框架？

    这些选择题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这些选项首先让我们了解到人类偏好的逻辑一致性—无论人们偏好的是什么，甚至是永远到达不了的海市蜃楼。再看一下最后那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曾想过将这个答案明显的问题进行分解之后，会有很多人选择比较不理想的选项呢？每个有关得失的简单问题都可以通过无数方法分解为选项组合，而分解后的选择很可能和最初的选择不一致。一般来说，这是个事实。

    这个例子还说明处于收益状态时规避损失、处于亏损状态时承担风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些态度会使你不愿冒险，而愿付出额外的费用去得到肯定可获得的赢利，还会使你愿意付出额外费用（包含在预期价值中）以避免肯定的亏损。两种情况下付出的这些钱来源都一样，在同时面临这两种问题时，你的矛盾态度就不会很乐观。

    决策（1）和决策（2）有两种解释方式：

    ·窄框架：分别思考两个简单的决策问题。

    ·宽框架：一个有4个选项的综合决策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选择宽框架明显更好。的确，在任何情况下，将多种决策综合考虑都会更有优势。假设同时考虑5个简单的（二选一）决策问题。宽（综合）框架需要考虑的是包含32个选项的综合选择，窄框架需要考虑的则是一连串5个简单的选择。5个连续的选择会是宽框架中32个选择的一部分。利用宽框架是最好的做法吗？有可能，但人们却不太可能这样做。一个理性的经纪人当然会利用宽框架进行考虑，但人们天生喜欢用的却是窄框架。

    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有限的大脑很难达到逻辑一致性的理想状态，因为我们易受眼见即为事实原则的影响，不愿动脑筋。另外，即使有人告诉我们应该综合考虑问题，我们自己还是倾向于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立刻做出决策。我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精力去增强偏好的一致性，我们的偏好也不会自动变得一致，它们处于理性代理模式。

    聪明的投资者不会每天都看股票行情表

    保罗·萨缪尔森是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曾问过他的某个朋友是否愿意玩一个抛硬币的游戏，玩这个游戏可能会损失100美元，也可能会获得200美元。他的朋友答道：“我不会接受，因为我觉得获得200美元的满足感无法抵消我损失100美元的痛苦。但如果你保证将硬币抛100次的话，我就和你玩这个游戏。“除非你是决策理论家，否则，你就不会有萨缪尔森的朋友的那种直觉：反复打一个有趣却也有风险的赌可以降低主观风险。萨缪尔森觉得他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便继续进行分析。他证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最注重效用的人拒绝了一次赌局，也会拒绝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的证明虽然是有效的，但这个证明引出的结论却有违常识—打100次赌当然是个吸引人的提议，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可他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和理查德·泰勒指出，“在100个赌局中，输100美元和得200美元的比率是50 ∶50，因此，期望回报是5 000美元。另外，只有1/2 300的概率会输钱，会输掉超过1 000美元的钱的概率仅为1/62 000“。当然，他们想要说明的是，如果效用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如此愚蠢的偏好相一致的话，这个理性选择模式肯定出什么问题了。拉宾对一些小额赌注严重的规避损失做法的荒谬结果进行了证明，但萨缪尔森没有看到这些证明，即便他看到过也不会感到惊讶。他甚至很愿意考虑很有可能被理性的人拒绝的交易的发生概率，这一意愿证实了理性模式的强大影响力。

    假设用非常简单的价值函数来描述萨缪尔森的朋友（我们称之为山姆）的偏好。为了表明自己规避损失的程度，山姆首先改变了赌注，将亏损金额改为原来的2倍。然后，他开始计算这个改变后的赌局的预期值。下面是他抛一次、两次、三次硬币的结果。做这些工作肯定需要极为专注。

     [image file=Image00016.jpg]

    从上表中可以得知，这个赌注的预期值是50。然而第一次掷硬币对山姆来说毫无价值，因为他感到输掉1美元的痛苦程度是赢得1美元的满足程度的2倍。改变赌注来体现自己的损失厌恶之后，山姆就会发现这个赌局的价值为零。

    现在，请考虑抛两次硬币的情况。输钱的概率降低到25%。两个极端结果（损失200美元或赢得400美元）在价值上相互抵消，它们的概率相同，且输的痛苦程度是赢的满足程度的2倍。但中间结果（一次输，一次赢）是积极的，所以抛两次硬币可以视为赌一次。现在，你就能看到窄框架的成本和多次打赌的奇妙之处了。当山姆分开来看的时候，就会认为它们毫无价值。如果在不同的场合中分别问他是否愿意打这两个赌，他都会拒绝。然而，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它们的共同价值就是50美元！

    若抛3次硬币的话，这个赌局就更有利了。极端结果仍然相互抵消，而且也不那么重要了。第三次抛硬币，尽管单独来看没什么价值，但却为整个赌注增加了62.5美元的价值。当山姆打的赌变为抛5次硬币时，这个赌局的期望价值就会是250美元，而山姆输钱的可能性是18.75%，他的现金等价物是203.125美元。这个例子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山姆的损失厌恶度从未改变过。然而，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多，输的可能性很快就降低了，损失厌恶对其偏好的影响也就相应减弱了。

    现在，如果山姆拒绝只赌一次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如果你和山姆一样，也有不合理的损失厌恶的话，这套说辞也同样适用于你：

    我理解你对赌输的反感情绪，但这种情绪会让你损失很多钱。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已经活不长了吗？这是你这辈子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小赌注吗？当然，你不太可能再碰到和这个完全一样的赌局，但你会有很多机会碰到吸引人但赌注相对你的财产来说很小的赌局。如果你能将这些赌局看做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并重复念咒语：有赚有赔。这样，你在经济上就会更理性，也能在无形中帮自己赚到一大笔钱。那句咒语的主要目的是在你输的时候帮助你控制你的情感反应。如果你相信自己这样做是有效的，在你在决定是否该承担某个有正面预期值的小风险时，就应该用这句咒语提醒自己。在说这句咒语时，还需记住以下几个条件：

    ·当所有赌局都真正相互独立时，它才适用；它不适用于同一行业的多种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可能会同时遭遇失败。

    ·只有在可能的损失不会使你的全部资产处于危险时它才有效。如果你不想某一次损失成为影响你经济前景的重要阻碍的话，就请注意！

    ·若一个赌局中每次下注赢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就不该将咒语用在这个风险大的赌注上。

    如果你有这条规则所要求的情绪戒律，就永远不会孤立地考虑一个小的赌注，或是在小的赌注上规避损失，直到你快要进入棺材的那一刻（或许在那个时候还是不会这样做）。

    遵循这条建议不是没有可能的。金融市场中有经验的交易者每天都以此建议为生，他们通过宽框架来减轻亏损带来的痛苦。正如书中已提及的那样，我们知道可以通过引导受试者“像商人那样思考”，使他们不去规避损失，这就正如有经验的棒球卡商人不会像新手那样受到禀赋效应的影响一样。学生在不同的指导下可能会做出有风险的决策（接受或拒绝他们有可能会输掉的赌局）。在窄框架的情况下，他们被告知在做决策时应该“将每一个决策都当做你唯一需要做的决策”，并且要体会这些决策带给自己的情绪反应。在宽框架的情况下做决策的建议，包括“将自己想象为商人”，“你总是做这样的事”，以及“将它看做众多财政决策中的一个，这样一个决策会在将来一起被并入‘证券投资组合’中”。实验者通过心理学方法评估了受试者对盈与亏的情绪反应，方法包括测谎时用的测试皮肤电导率等。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宽框架缓解了人们对损失的情绪反应，增强了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

    损失厌恶和窄框架的结合是一个代价更大的祸端。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查看自己投资结果的频率来避免这一祸端，并在获得宽框架带来的情感收益的同时节约时间、减轻痛苦。时刻关注每日的经济波动是种亏本的对策，因为频繁的低额损失带来的痛苦比同样频率的低额收益带来的快乐程度更为强烈。一个季度查看一次就足够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这样的频率还要高一些。刻意避免查看短期结果，除了可使投资者的心情更为愉快以外，还可以提升决策和结果的品质。对坏消息典型的短期反应就是加剧损失厌恶。查看总体反馈的投资者很少能得到类似的坏消息，就更有可能不规避损失，结果也会赚得更多。如果你不知道每只股票每天（每周甚至每月）的情况，也就不会对你的证券投资组合进行无效的变动。在几个周期内都不改变某个投资的承诺（“锁定”投资的相同说法）可以改善财务状况。

    风险政策可以抵消风险厌恶的偏见

    善于使用窄框架的决策制定者在每次面临风险决策时都会带有偏见。每当相关问题出现时，他们就会使用风险政策，而风险政策确实可以改善他们的表现。我们熟悉的风险政策有“在买保险时，总是选择最高的免赔额”以及“绝不要买延长保险”等。风险政策是一种宽框架。在保险的例子中，你期望偶尔的损失是完全免额的，或是无保险产品损坏的频率别太高。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你设想自己接触的这个风险政策从长远来看肯定会为你带来收益，而你减少或是消除偶尔的损失所引起的痛苦的能力如何呢？

    风险政策与我前面提到的外部意见类同。外部意见将注意力从当前情境的特性转移到类似情境结果的数据上。外部意见是思考计划的宽框架。风险政策在一组类似的选项中嵌入了一个特别有风险的选项，也利用了宽框架。

    外部意见和风险政策是补救两种不同偏见的方法，而这两种偏见会影响许多决策的制定：规划谬误中的过度乐观以及损失厌恶中的过度谨慎。这两种偏见相互对立。过度乐观使个人和组织免于损失厌恶的不好影响；损失厌恶使人们不会产生过度自信的乐观主义。这样的结果对于决策制定者来说是有益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他们做决策时比在实际情况下更为谨慎，而损失厌恶者则会正确地拒绝危险的提议（在没有外部意见的情况下，他们是可能接受这些提议的）。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这些偏见会在所有情况下都相互抵消。能够同时消除过度乐观以及过度规避风险的机构应该采取这种做法，将外部意见与风险政策结合来考虑应该可以实现其目的。

    理查德·泰勒曾与一家大型企业的25名部门总经理进行过有关决策制定的讨论。他请他们考虑一个有风险的选择，作这一选择，他们可能赔掉自己的大量资金或是使那笔资金翻倍，其中赔和赢的可能性是相当的。没有一位经理愿意接受这个如此大风险的赌局。泰勒又询问了这家企业执行总裁的意见，他当时也在场。这个执行总裁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想要他们所有人都冒险。”在这个谈话的情境之下，这位执行总裁很自然地采用了宽框架，这个框架综合权衡了所有25个赌注。就像面对100次抛硬币机会的山姆一样，这位总裁可以依靠统计结果来使整体风险降低。

    示例—风险政策“告诉她应该像商人那样思考！有赚，当然也有赔。”“我决定每个季度查看一次我的证券投资组合。我总是选择规避损失，因此在面对每天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总是不能做出理性的决策。”“他们从不买延长保险，这是他们的风险政策。”“我们公司每个部门经理在其所在领域都采取损失厌恶的做法。这很正常，但造成的后果是，这个机构不敢冒险。”第32章 心理账户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选择的？

    除了那些非常穷、要靠收入来养家糊口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赚钱都未必是出于经济动机。亿万富翁再赚几亿美元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实验经济学项目的参与者获取额外的赞助也不是出于经济原因，钱是衡量一个人自身利益与自我成就感的标尺。

    奖励与惩罚、承诺与威胁，都在我们的脑中，我们谨慎地将其记录下来。这些因素如同社会环境中的诱因一样影响着我们的偏向，激发我们的行为。于是，我们拒绝减少损失，因为有时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失败；我们对可能使人后悔的行动存有偏见；我们虽然不能界定对玩忽职守和拿人钱财之间的区别，却也能够将两者区分开来；我们不会不停地做事，因为责任感总是因人而异的。奖励和惩罚带来的最终价值通常会使人有情绪反应，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交易，而当个人成为某个机构的代理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该机构发生利益冲突。

    你会卖掉赢利的股票还是亏损的股票？

    理查德·泰勒多年来一直对会计行业与心理账户的类似之处很感兴趣。心理账户是我们用于组织和经营生活的账户，它有弊也有利，并且有多种来源。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将自己的钱存在不同的银行账户里，而有时我们仅仅是将钱存在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中。我们有零用钱和普通存款，也有支付孩子教育费用或急诊的预留存款。该用哪些存款来满足现在的资金需求，我们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就像为家庭开支作预算、限制每天喝黑咖啡的数量或是增加锻炼时间一样，存款也是为了自我控制。通常我们会为了自我控制而付出代价，例如，一面把钱存入储蓄账户，一面却透支信用卡。理性代理模式下的经济人并不依赖心理账户：他们对结果的看法是经过综合分析得来的，是受外部诱因驱使的。对于人类来说，心理账户是窄框架的一种形式；他们通过有限的大脑使所有事情都得到掌控，易于管理。

    心理账户在记录得分上应用广泛。回想职业高尔夫球手在避免击出超过标准杆的球而不是小鸟球时，往往打得更出色。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优秀的高尔夫球手会为球场上的每个球洞都创立账户，他们不会将整体的成功押在唯一的账户上。泰勒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阐述的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心理账户是怎样影响行为的：

    两个狂热的球迷计划到离他们约64公里远的地方看篮球赛。其中一个人买了门票；另一个人在买票的途中遇见了一个朋友，免费得到了票。现在，有预报称比赛当晚会有暴风雪。这两位持票的球迷谁会更愿意冒着暴风雪去看比赛？

    答案很明显，我们知道买了票的那个球迷更有可能会去。心理账户也为此提供了解释。假设两个球迷都为这场比赛开设了账户，而错过比赛就是在负差额（逆差）的情况下关闭了这两个账户。那么无论是怎样得到门票的，他们都会很失望。但是，关闭账户对于买票的那个人来说影响更为消极，因为现在他的钱没有了，还不能看比赛。对这个人而言，待在家里是个更糟糕的选择，所以他更愿意去看比赛，也就更可能会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比赛。这是系统1自动对情绪平衡作出的内在分析。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人们由心理账户引发的情绪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经济人可能会意识到这张票已经付了钱，而且已经不能退换。票的成本已经“沉没”了，这位经济人不会再在意这张球赛门票是自己买的还是朋友赠的（如果该行为人有朋友的话）。想要实施这个理性行为，系统2应该会考虑反事实的（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的）可能性：“如果我的票是从朋友那儿得来的，我还会冒着暴风雪驾车吗？”但只有积极的、受过相关训练的大脑才会想到提出这样的难题。

    当个人投资者将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中的一些股票卖掉时，犯一个错误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

    你需要钱来操办女儿的婚礼，所以想卖掉一些股票。你记得自己每一只股票的买进价，也能分辨出某只股票是“赢利股”（即当前价值高于你的买进价的股票），或是亏损股。在你所有的股票中，蓝莓牌瓷砖是一只赢利股；如果你在今天将其售出，就会得到5000美元的收益。你持有蒂芙尼电机相同的股份，现值是5000美元，但低于你的买进价格。你更有可能出售哪一只股票？

    作出这个选择的可行方法是：“我会关闭蓝莓牌瓷砖股票账户，记录下一笔成功的投资。或者，我可以关闭蒂芙尼电机股票账户并记下失败的一笔。我更愿意怎么做？”如果将这个问题看做是在给你带来的快乐和给你造成的痛苦中作选择，你肯定会卖掉蓝莓牌瓷砖，以享受成功投资的乐趣。可以预料，金融研究中已经记录了大量人们售出自己的赢利股、保留亏损股的偏好—这被视为一种偏见，关于此还有一个晦涩难懂的名字：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是窄框架的一个例子。投资者为她买的每一只股票都开设了账户，并想在关闭每一个账户时都能获利。理性的代理人会对证券投资组合有一个整体的看法，会售出最无可能在未来赢利的股票，而不是去考虑它是赢利股还是亏损股。阿莫斯跟我说了他与一名财务顾问的谈话。这名顾问询问阿莫斯他的证券投资组合中所有股票的相关信息，包括每只股票的买入价格。当时阿莫斯温和地问：“难道这个问题很要紧吗？”这个顾问当时看起来非常吃惊，他显然一直认为心理账户的状态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阿莫斯对这个财务顾问的观念的猜测可能是对的，但他将买入价视为无关紧要的却是错误的。即使对经济人来说，买入价也很重要，应该将其考虑在内。处置效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偏见，因为对于售出赢利股还是亏损股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但并不是说选择卖哪只股票都无关紧要。如果你在意的是自己的财富，而不是直观感受，就会售出蒂芙尼电机这只亏损股，保留蓝莓牌瓷砖这只赢利股。至少在美国，税收能给人很大的刺激：你会意识到，卖掉亏损股可以减免税赋，而卖掉赢利股就必须得纳税。全美国的投资者都知道这个金融方面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还决定了他们所做的一个决策—投资者会在12月卖掉更多的亏损股，因为这个月的税赋一直令他们忧心忡忡。一年中每个月都有税收优惠，但是在其他11个月份中，心理账户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都重于金融常识。另一个反对出售赢利股的论据是对市场反常现象的详细记录，即最近升值的股票有可能还会继续升值至少一小段时间。这个净效应很大：预计卖掉蒂芙尼股而非蓝莓股的税后额外回报率在第二年是3.4%。在赢利的情况下关闭心理账户会令人心情愉悦，但这种愉悦是你花钱买来的。一个经济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那些运用系统2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比新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

    理性的决策者只会对当前投资的未来结果感兴趣，经济人不会去考虑纠正先前的错误。当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时，对亏损账户进行额外投资的决策被称为“沉没成本悖论”，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决策，在大大小小的许多决策中都能看到其身影。由于买了门票而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演出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悖论。

    设想一家公司已经在某个项目中投入了5000万美元。现在，这个项目误了工期，其最终回报的预计收益也没有最初计划的那样好。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项目的最初目标，则需要6000万美元的额外投资。另一个提议是将同样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新的项目中，且这个项目似乎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这家公司会怎么做呢？通常的情况是，像冒着暴风雪开车那样，受到沉没成本影响的公司会继续将钱砸在那个不好的项目上，因为关闭这个项目的账户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种耻辱。这个情景属于四重模式中右上角那一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必然的损失和不利的风险中作出选择，这样做通常是不明智的。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向失败的尝试增加投入是个错误做法，但对“拥有”这个前景并不明朗的项目的高管来说，却未必如此。撤销这个项目会给这个高管的履历上留下难以抹掉的污点，只能依靠该组织的资源再赌一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住个人利益，才有希望收回投资成本—至少可以尝试着延长清算日期。在沉没成本的状态下，高管的动机与公司的目标以及股东的利益都会不一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理问题中常见的类型。董事会非常清楚这样的冲突，所以当某位执行总裁因受困于先前的决策影响而不愿避免再造成损失的话，董事会就会将其替换掉。董事会成员不见得认为新的执行总裁比原先的更有能力，但他们知道新的总裁不会有与原总裁一样的心理账户，在评估当前机会的选择时，他也就更容易忽视过去投资的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悖论导致人们在不被看好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例如不幸福的婚姻、没有希望的研究项目等。我常注意到，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宁愿苦苦挣扎于注定会失败的项目，也不会选择放弃，重新开始。不过，好在有研究表明这样的悖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克服的。在经济学和商贸学的课堂上，沉没成本悖论也被视为一种错误理论。这样做显然会产生积极影响，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域的毕业生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放弃会失败的项目。

    哪种选择会让你更后悔？

    后悔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自我惩罚。人们做出的许多决策都是因为不想后悔（“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后悔的”是个非常常见的警告），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后悔的事。有两位荷兰的心理学家对这种情绪状态作了很好的描述，他们注意到，后悔“总是与一个人本该更加了解的情感、不祥的预感以及对做错的事或失去的机会念念不忘等情绪形影相随，与严厉自责和改正错误的倾向形影相随，与‘此事如果没有发生该多好’或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该多好’之类的想法形影相随”。当你想象自己正在做某事而不是在想曾经做过的事情时，就会感到强烈的悔意。

    后悔是由替代现实的可用性引发的反事实情绪。每架飞机失事后，都会有关于一些乘客“本不应该”在那架飞机上的特别报道—他们有的是在最后几秒才订到的位子，有的是从另一条航线转机过来的，还有的理应早飞一天，但不幸延迟了才上了这架飞机。这些令人痛苦的事例有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属于反常规事件。与正常事件相比，人们更容易凭想象搞砸这些反常规事件。联想机制包含了正常世界的典型及其规则。反常规事件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还会使人们认为在相同情况下这些事件也应该是正常的。

    为了理解后悔与常态的关系，请思考下列情境：

    布朗先生几乎从不让旅行者搭便车。昨天他让一个男人搭了便车，然后他被抢了。
    史密斯先生经常让旅行者搭便车。昨天他让一个男人搭了便车，然后他被抢了。
    这两个人谁更可能感到后悔？

    答案不出我们所料：有88%的受试者认为布朗先生会更后悔，12%的受试者认为是史密斯先生。

    后悔与责备并不是一回事。实验人员问了其他受试者与上述事件相关的一个问题：
    谁会受到他人更严厉的责备？
    结果是：认为是布朗先生的占23%，认为是史密斯先生的占77%。

    与常态的对比可引起后悔和责备，但相关的常态是不相同的。布朗先生和史密斯先生体验到的情绪主要是由他们平时对待旅行者的方式决定的。让旅行者搭便车对于布朗先生来说是一件反常规事情，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更后悔。然而，带有批判性的观察者会将这两个人的行为与合理行为的传统常态相比较，更可能会批评史密斯先生，因为他总是习惯性地承担这种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会忍不住说，史密斯先生是自食其果，布朗先生是走了霉运。但布朗先生更应被指责，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与他平时的性格不符。

    决策制定者容易感到后悔，而痛苦的情绪则对很多的决策制定都有影响。后悔的直觉非常一致，而且还很明显，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保罗在A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想要将股份转移到B公司，但最终决定还是不那样做。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将股份转到了B公司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乔治在B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将股份转移到了A公司。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坚持保留B公司股份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谁会更后悔呢？

    结果很明显：8%的受试者说是保罗，92%的受试者说是乔治。

    这很令人好奇，因为从客观上来说，这两位投资者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现在都拥有Ａ股，而且如果拥有Ｂ股可多赚同样多的钱。唯一的区别在于，乔治没能赚更多钱是因为他采取了行动，而保罗则是因为没有采取行动。这个小事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人们对由于不采取行动而导致的结果，会比因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后悔）。这个观点在赌博的情境下也得到了证实：人们下注并赢了钱会比其不赌但得到同样多的钱更快乐。这种不对称至少对于损失来说是强烈的，还可用来解释责备和后悔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玩忽职守和拿人钱财的不同，而在于默认选择和偏离默认的行动间的区别。你在偏离了默认情况之时，会很容易联想到常态，想知道默认情况是否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如果真会这样，那你的偏离和常态就可能成为自己痛苦的来源。当你持有一只股票时，你默认的选择不是卖，但当你早上碰见某个同事时，你默认的选择又变成了同意他的观点，即卖掉股票。出售一只股票与违背你同事意愿都是对默认选择的违背，也都可能让你后悔或招来责骂。

    在一个证明默认选择的影响力的实验中，受试者在计算机上模拟了21点游戏。一些玩家被问道：“你想要拿牌吗？”而另一些人则被问道：“你想要停牌吗？”无论问题是什么，如果结果并不理想的话，说“是”肯定会比说“不”更令人感到后悔。很显然，这个问题表明了一个默认的回答，即“我们有很强的意愿这样做”。另一个默认行动的例子是说球队在决赛中惨败与教练有关。这个教练理应对人员和战术进行调整，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因此，他被人责备，他自己也感到后悔。

    后悔的风险是不平衡的，其不平衡性体现在偏向于常规的、厌恶风险的选择这种偏见存在于许多情境中。如果某位顾客在购物时被提醒，他可能就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这名顾客在选择时就会偏向于常规选项，即更看好品牌。接近年末时，财务经理的行为也显示出了预期评估的影响：他们易于清理那些并非传统投资组合或是让人质疑的股票。另外，即使是关乎生死的决策都能被预期的评估所影响。

    设想有个医治重病患者的医生，某个治疗手段是正常且标准的，另一个则是不同寻常的。这个医生有理由相信这个非传统的治疗手段可提高病人的康复概率，但证据不足。使用这个与众不同的治疗手段的医生可能会面对极度的悔恨、严厉的责备，还可能被人起诉。以后见之明来看，医生很容易想到常规的选择，总是希望自己没有作非常规的选择。如果结果是好的，这个敢于冒险的医生就会得到好的名声。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可能的利益小于可能的成本，因为成功通常是比失败更为正常的结果。

    因为害怕将来后悔而作出不理性的选择

    在许多情境中，损失的痛苦是获得的快乐的两倍，例如下赌注、禀赋效应以及对物价变动的反应等。损失厌恶系数在某些情况下会更高。你更容易在生活中比钱更加重要的方面产生损失厌恶，例如健康。另外，当“卖掉”重要的基金可能使你承担可怕的后果时，你会更加不愿卖掉这些基金。理查德。泰勒早期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经典实验就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我将这个例子作了细微调整：

    你接触到了一种疾病，感染这种病会使你在一星期内快速且没什么痛苦地死去。得这种病的概率是十分之一。在此病尚未出现任何症状之前，有一种疫苗是有效的。你愿意付多少钱来打这种疫苗？

    大多数人都愿意付钱，但钱不是很多。面对死亡的可能令人不安，但是死亡的概率很低，所以想要躲避死亡而花掉大量积蓄是不合理的。

    现在，请考虑下面这个作了细微调整的例子：

    研究上面这种疾病需要一些志愿者。对志愿者的唯一要求是必须接触这种病，也就是说，你会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感染上这种病。那么，要是去做志愿者，你最低要多少钱？（你不能购买疫苗。）

    正如你可能预料的那样，人们当志愿者要的薪水会比他们买疫苗的最高定价高很多。根据泰勒的非正式报告，其常规比率大约是50 ∶1。极高的售价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两个特点。首先，你不会“出售”健康。这种交易不是合法的，高的定价反映了人们并不愿意参与其中，而可能因此而承担的不好结果或许也是你不愿“出售”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你在某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了疾病的症状并将在不久后死去，你就会觉得去当志愿者比起没买疫苗更会令你后悔。因为你本可以拒绝“出售”自己的健康的，甚至是能在完全不考虑可以得多少钱的情况下拒绝。你本来可以坚持自己的默认选择，什么都不做。现在，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会让你的余生都不得安宁。

    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家长对有潜在危险的杀虫剂的反应也存在着是否愿意冒险的问题。受试者需回想自己正在使用的某种杀虫剂，且这10000瓶杀虫剂里有15瓶可能造成误吸和儿童中毒。另外，还有一种稍便宜的杀虫剂，但其导致中毒的风险也有所增加：10000瓶中有16瓶可使人中毒。实验者问家长，第二种杀虫剂（更不安全）要比第一种便宜多少时，他们才会去买？超过2/3的受试者回应，无论这种新的杀虫剂定价多少，他们都不会买。他们显然反对拿自己孩子的健康做交易。若第二种杀虫剂与第一种的价格差额足够大的话，也有少数人是愿意买的，但愿意接受较小的折扣而买第二种杀虫剂的少数人会要求得到一笔钱，这笔钱比他们愿意为提高产品安全而支付的钱更多。

    任何人都明白也理解，为什么家长不愿为了钱而让孩子承担风险，哪怕只是增加一点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想保护的人的安全来说，是不合逻辑且有潜在危害的。即使是最慈爱的父母，他们用来保护自己孩子的时间和金钱也是有限的（保护孩子安全的心理账户预算有限），因此，使这些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似乎很合理。通过买稍差的杀虫剂可以节约一小笔钱，但会增加孩子中毒的风险。然而，节约的这笔钱却可以更好地用在消除其他威胁孩子健康的事情上，例如买一个更为安全的儿童汽车座椅或是插座罩。禁忌权衡反对任何增加风险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利用健康预算的有效方法。事实上，相较于想要保障孩子安全的愿望，这种抗拒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害怕自己会后悔。任何在考虑后接受了这种交易的家长都会假设，想到杀虫剂带来危害时他们后悔和羞愧的画面。

    人们极度厌恶为得到其他好处而以增加风险为代价的交易，监管风险的法律与规章充分体现了人们的这种厌恶。这种趋势在欧洲特别强劲。在欧洲，防止一切可能造成危害行为的预警原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在监管的体制下，预警原则将安全检测的全部目标都放在了可能会做出对他人和环境有害行为的人的身上。多个国际组织都已说明，潜在危害的科学证据的缺失并不是承担风险的充分理由。正如法学家卡斯·桑斯坦指出的那样，预警原则代价高，而且对它作严格解读的话，它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提到了一连串无法通过预警原则考验的创新发明，包括“飞机、空调、抗生素、汽车、氯气处理、麻疹疫苗、心脏手术、收音机、电冰箱、天花疫苗以及X射线”。强势的预警原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但加强的风险规避却根植于我们强烈且普遍的道德直觉中，它源于系统1。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与有效的风险管理形成的两难问题，还没有一个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预测，并尝试去回避由我们自身造成的情感创伤。我们该怎样对待那些难以捉摸的结果，以及当我们记录自己生活时的那些自我惩罚（或偶尔的奖励）？经济人不应有这些情绪，而这些情绪对于人类来说却代价沉重。这些情绪会导致人们做出损害个人财富、政策力度以及社会福利的行为。后悔情绪与道德责任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后悔情绪和道德责任的经济人也许与这样的行为并无关联。

    因为害怕将来后悔而影响了你的选择，这样合理吗？对后悔的预感就像对自己快要昏厥的预感一样，是生活中的事实，并且需要在发现以后作出调整。如果你是位富有又谨慎的投资者，你也许可以支付某个昂贵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即使不能够使你的财富收益达到最大，也可将你可能会感到的后悔程度降至最轻。

    你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防止将来后悔。也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到对可能会后悔的事心中有数。如果你能够在情况变糟糕时，先仔细考虑自己是否会后悔再作决定，那么你将来的遗憾也就可能会更少一些。你应该也知道，后悔总是伴随着后见之明的偏见而来，所以，任何你能做的、防止后见之明的措施都有可能是有益的。我个人躲避后见之明的方法是：在做有长远影响的决策之时，不要太过周密，但也不要完全凭偶然行事。如果你考虑到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事后说，“我本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这种后见之明就更会令你很不甘心。

    丹尼尔·吉尔伯特与他的同事们说，人们预见的后悔感觉往往会比实际体验的程度深，因为他们会低估自己的心理防御能力，即“心理免疫系统”。对此，吉尔伯特和他同事们的建议是，不应该过于关注自己是否会后悔，即使你有些后悔，其令你痛心的程度也绝对会比你想象中的程度轻。

    示例—心理账户“他对现金支付和信用卡支付有不同的心理账户。我不断地提醒他，钱就是钱，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一直保留着那只股票，只是因为不想在关闭心理账户时处于损失状态。这就是处置效应。““我们在那家餐馆里发现了一道极其美味的菜，因为害怕会后悔，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再尝试别的菜了。”“售货员给我看了最贵的儿童汽车座椅，还说它是最安全的，我就不敢买比较便宜的了。这似乎是禁忌权衡在作祟。”

    第33章 评估结果的逆转

    假设，某人走进了附近的一家便利店，里面恰巧发生了抢劫案，他不幸中弹。你认定他是因中弹而导致右臂残疾。你的任务就是给这起抢劫案中的受害者设定赔偿金额。

    此人住所附近有两家商店，其中一家是这个人常去的。请思考以下两种情况：

    ·抢劫案发生在此人常去的那家商店。
    ·此人常去的那家商店的店主要去参加一个葬礼，商店不营业，这个人就去了另一家商店，而就在那家商店里，他中弹了。
    此人中弹的那家商店是否会对此人的赔偿有影响？

    你会通过联合评估对此作出判断，即将两种情况同时考虑在内并进行对比。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如果你认为第二种情况会得到更高的赔偿，你就会给这种情况分配更高的美元价值。

    大家都会认同这个答案，即在这两种情况下，赔偿金应该相同。赔偿针对的应该是受害者受到的重创伤害，而抢劫案发生的地点对赔偿会有何影响呢？对这两种情况的联合评估会使你对赔偿过程中的相关情况产生同情。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地点不是相关情况中的一个。在其他需要鲜明对比的情况中，思考较慢，且系统2也参与其中。

    这两种情况最初是由心理学家戴尔·米勒（Dale Miller）和凯茜·麦克法兰（Cathy McFarland）设计的，他们将这两种情况展示给不同的人看，并请他们作出评估。在他们这一跨学科的实验中，每位受试者都只看到了一种情况，并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人的受害程度。他们发现（你肯定也猜到了）如果受害者受伤的商店是他不常去的那家而不是他常去的那家，他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人们自然会想“要是他去的是常去的那家店就……”正是这种想法引起了心酸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感觉。系统1的替代和强度匹配机制将用金钱来表达对某件事的情感反应强度，使得金钱价值有了很大的不同。

    两项实验对比鲜明。几乎所有将两种情况放到一起来看（受试者包括在内）的人都同样认为悲痛不是合理的想法这一原则。不幸的是，只有在将两种情况放到一起看时，才能得出这个原则，而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我们通常用受试者组间模式体验生活，在这种模式中，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且有鲜明对比的方案并不存在，当然了眼见即为事实。因此，你的道德观不一定能支配你的情感反应，并且从内心角度看，在不同情况下大脑中生成的道德直觉都不是一致的。

    抢劫案中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的不一致属于判断和抉择中的逆转。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s）是在19世纪70年代被首次提出来的，此后几年，其他方面的逆转也相继被提出来。

    开启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跨界交流

    偏好逆转在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间的对话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引起注意的逆转是由萨拉。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克提出的，他们都是心理学家，在密歇根大学做毕业设计时，他们和阿莫斯是同一届的。他们就赌注的偏好逆转做了项实验，关于此实验，我会做简要说明。

    将有36个格的轮盘转两次，你可以在两个赌注中选择一个。
    赌注A：11/36的概率赢得160美元，25/36的概率损失15美元。
    赌注B：35/36的概率赢得40美元，1/36的概率损失10美元。
    你可以在无风险和有风险的赌注间选择：一个几乎肯定会赢，但赢得不多；另一个是赢的概率小，但可以赢一大笔，还有很大可能会输钱。

    现在请单独考虑每个赌注：如果你是该赌注的持有者，你最低会以多少钱卖掉它？记住，你不是在和别人讨价还价，你的任务是决定你真的愿意放弃这一赌注时，可以接受的最低价钱是多少。你来尝试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在这项任务中，赢得的钱数尤为突出，你对赌注的评估被锚定在了其价值上。A赌注中支撑这一猜想的结论和卖价都要比B赌注的好。这就是偏好逆转，即人们会选择B而不是A。不过，如果他们只能在其中选一个的话，他们会认为A比B有更高的价值。就像是抢劫案中的那种情况，偏好逆转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联合评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情况的一个方面上，即A赌注没有B更稳妥，而这点在单一评估中则没那么突出。当选择联合评估时，致使单一评估中产生不同观点判断的特征就会受到克制或认为不相关，这种特征包括第一个例子中走错商店的受害者的悲痛和第二个例子中锚定奖品的心酸。系统1的情绪反应很可能会决定单一评估；而联合评估中出现的对比也常需要更仔细、更需要付出努力的评估，这其中需要系统2的参与。

    偏好逆转可在受试者间（within-subject）的实验中得到证实。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对很多商品作出两套定价并从中作出选择。受试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选择时的不一致性，而且在面对这种不一致性时，他们的反应很好笑。1968年，萨拉·利希滕斯坦曾采访该实验中的一名受试者，这次采访堪称业界经久不衰的经典。萨拉和这个困惑的受试者（该受试者后来又愿意花一笔钱放弃自己刚选择的赌注，选择自己刚放弃的赌注，而且他多次改变主意）进行了详细的交谈。

    理性的经济人当然不易受偏好逆转的影响，因而偏好逆转现象被看成是对理性因素模式以及建立在理性因素模式之上的标准经济理论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本可以被忽略，但却没有。就在偏好逆转现象被报道的前几年，有两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戴维·格雷瑟（David Grether）和查尔斯·普莱特（Charles Plott）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就对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克所描述的现象谈了自己的研究。这也许是实验心理学家第一次作出了引起经济学家关注的发现。对于学术论文来说，

    格雷瑟和普莱特的文章简介部分写得有些夸张，他们的意图很明确：“经济学家应该对心理学感兴趣，而且正是在心理学领域中构建起了数据和理论体系。从表面价值的角度来看，数据与偏好理论并不一致，而且会就研究重点生成更多经济学上的含义启示……“该论文指出了心理学研究成果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而设计的一系列实验。

    格雷瑟和普莱特列出了13种理论来解释最初的发现，并指出了精心设计的、可测试这些理论的实验。他们提出了很多假设，其中一种（当然心理学家会认为这种假设有些做作）是实验的结果本应该是心理学家得出来的！最后只有一种假设经受住了检验：即心理学家是正确的。格雷瑟和普莱特承认，从标准的偏好理论来看，这种假设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如此一来，个人选择可依赖作出选择时的环境”，这显然与一致性学说相悖。

    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惊人结果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基础假设受到了质疑，会引起经济学家的自我反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包括心理学和经济学，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强有力的，而且要质疑某一既定的理论，只有一项发现是不够的。事实上，格雷瑟和普莱特那篇直言不讳的文章对认定经济学家（也可能包括格雷瑟和普莱特）的疏忽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这篇文章却对经济学家们正视心理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了两个学科间的跨界交流。

    联合评估引发偏好逆转

    “约翰高吗？”如果约翰高5英尺，你的回答就会取决于他的年龄。如果他6岁，他自然是很高；如果他16岁，这个身高就算矮的了。你的系统1会自动检索相关信息，同时，你对高的概念也会随之调整。你还会根据类别来匹配各项参数，比如回答：“在餐馆里吃饭，多少钱的一顿饭可以和约翰的身高相匹配？”你的回答会取决于约翰的年龄，即如果他16岁，这顿饭就比他6岁时更便宜。
    但是，请看下面的说法：
    约翰6岁，他身高5英尺。
    吉姆16岁，他身高5.1英尺。

    在单一评估中，由于每个人的参照标准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约翰很高，而吉姆不高。如果你需要对比，比如“约翰是和吉姆一样高吗”，你会回答不是。这个问题不会引起疑问，也没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不过，在其他情况下，即事物和事件在它们各自的情境中进行比较时，会造成对重要事情的选择不一致。

    你不应该形成单一评价和综合评价总是不一致的印象，也不应该认为判断完全是混乱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个范畴，因为我们有标准，例如，6岁的孩子或者桌子。判断和偏好在同一种类中是一致的，但当事物从属于不同的种类时，就是不一致的了。例如以下3个问题的答案：
    你喜欢苹果还是桃？
    你喜欢牛排还是炖菜？
    你喜欢苹果还是牛排？

    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中的事物属于同一个种类，你能立即回答出自己喜欢哪一个。此外，你可以从单一评估（“你有多喜欢苹果”和“你有多喜欢桃子”）中得到自己的喜好评价，因为苹果和桃子都是水果。由于不同的水果是通过相同的标准进行对比的，在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中，每种水果都可以直接进行对比，因而也就不存在偏好逆转了。与种类内的问题不同的是，苹果和牛排的对比没有固定的回答。

    苹果和牛排与苹果和桃子不同，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不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也不能满足同样的需求。有时你会想吃牛排，有时又想吃苹果，但你很少会在想吃苹果时说吃牛排也一样，或者在想吃牛排时说吃苹果也一样。

    假设你收到一封自己信赖的组织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求你对某一事业作出贡献：

    很多繁殖海豚的地方都受到了污染的威胁，这导致海豚的数量减少。一个由私人捐献的特殊基金会成立了，并给海豚提供无污染的繁殖区。

    这个问题能引发什么样的联想呢？你是否意识到脑中闪现了相关事业的想法和记忆？你很可能会想起保护濒危动物的工程。你的系统1会自动评估其好坏，并对海豚在濒危动物中的排名生成一个大致的印象。海豚要比白釉、蜗牛或鲤鱼这样的动物更惹人喜爱—也就是说海豚比大脑自动进行对比的动物更受欢迎。

    你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更喜欢鲤鱼，你需要对此进行美元价值评估。当然，你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你从没有对这种要求做出过回应。设想你就是对这种要求作出贡献的人。

    和其他难题一样，对美元价值的评估可以用替代和强度匹配来解决。美元的问题是很难，但可以通过更简单的问题来回答。因为你喜欢海豚，你很可能会觉得拯救海豚是项善举。下一步（也正是自动进行的一步），你会将你对海豚的喜爱用贡献的大小来表达。你对以前对环境事业作出的贡献大小有意识，这份贡献与对政治或母校足球队的贡献有所不同。你知道对自己来说多大的贡献是份“巨大的贡献”，多大的贡献是“大贡献”或“一般贡献”，又或是“小贡献”。你对不同动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从“非常喜欢”到“一点也不喜欢”）。因此你也能将自己的态度用美元价值来表达，自动从“非常大”到“较大”再到几美元。

    在另一种情况下，你接手了另一种诉求：

    雇农要在阳光下暴晒多个小时，他们患皮肤癌的概率要比一般人高很多。定期体检可以降低其风险。现要建立一个基金会支持面临患皮肤癌风险的雇农的体检项目。

    这是个紧急的问题吗？你在评估紧急事件的时候，这件事属于哪种类别呢？如果你自主地将这件事归为公共卫生问题，你很可能会发现雇农患皮肤癌的风险在这些公共卫生问题中排名不是很靠前—它的排名相对于濒危动物中海豚的排名来说，肯定会靠后。若将皮肤癌问题的相关重要性用美元价值来表示的话，你对其作出的贡献就会比对濒危动物的贡献要小。在实验中，海豚在单一评估中吸引到的贡献量要比雇农吸引到的多。

    其次，思考联合评估中的这两个例子。在这两种例子中，是海豚还是雇农应该得到更大的那笔捐款呢？联合评估中关注了单一评估中没有被注意到的一点特征，但其在被发现时，却被认为是有决定性的因素：雇农是人，海豚不是。你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这点在单一评估中判断时是不相关的。“海豚不是人”这一事实没有引起注意，是因为在脑中被激活的所有事情都具备这一特点。“雇农是人”这一事实没有在脑中浮现是因为所有的公共卫生问题涉及的都是人。单一评估的窄框架使得海豚有更高的强度得分，通过强度匹配，海豚会得到相应更多的捐款。联合评估改变了事情的表述：这一“人Vs.动物”的特点只有在将两者综合在一起看时才会凸显出来。在联合评估中，人们对雇农表现出偏好，并愿意捐献更多，比保护可爱的动物要捐得多。在打赌和抢劫案射杀人的例子中，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是不一致的。

    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对下面这个同等类型中的偏好逆转例子作出了贡献。被评估的对象是二手音乐词典。

                      词典A     词典B

    出版年份          1993      1993

    词条数            10 000    20 000

    情况              较新      封皮已毁，其他的地方很新

    在单一评估时，词典A要更有价值，当然，偏向在联合评估中会改变。其结果正好表明了奚恺元的可评价性假设（evaluability hypothesis），即词条数在单一评估中没有价值，因为数量自身是没有价值的。而在联合评估中，这一点则显然使词典B更具吸引力，而且词条数比封皮状况更重要。

    同类案件判罚的力度为何不一样？

    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正的管理在不同领域中受可预测的不一致性的影响。其中的证据部分可从实验中获得，比如对模拟陪审团的研究；部分可从对立法、管理和诉讼模式的观察研究中获得。

    在一项实验中，从得克萨斯州的陪审团中挑出了模拟陪审员，并要求他们去评估几起民事案件的惩罚性赔偿。这些案件是两个为一组呈上来的，其中一个案件提出人身赔偿，另一个案件是经济损失。模拟陪审员首先评估了其中一个案件，然后给他们看了同组中的另一个案件，并要求他们进行对比。下面是关于一组案件的总结：

    案例1：某个孩子在玩火柴时不小心点着了自己的睡衣，造成中度烧伤。生产这种睡衣的公司没有将这种睡衣制成耐燃的。

    案例2：由于某家银行的不慎处理，另一家银行损失了1000万美元。

    一半的受试者在将两个案例进行联合评估时，会先评判案例1（用单一评估）。其他的受试者在评估时，会将案件的顺序颠倒过来。在单一评估时，陪审员判给诈骗银行的惩罚性赔偿要比判给烧伤孩子的高，很可能是因为诈骗银行的案例中涉及的金额要大，是个高锚定。

    然而综合来看案件时，对受害个体的同情心会比锚定效应占更大的影响比重，因而陪审员判给孩子的赔偿金要比判给诈骗银行的高。平均来看几组这样的案件，联合评估中人身伤害的受害者所得的赔偿是单一评估中得到的赔偿的2倍。只看到孩子烧伤案件的陪审员作出的决定和他们的感觉相匹配。他们不能预测到给那家金融机构的大笔赔偿金会使给孩子的赔偿金显得不够。在联合评估中，关于银行的惩罚性赔偿金仍然锚定在损失上，而给烧伤孩子的赔偿金却有所提升，这其中反映出了陪审员对因疏忽而导致孩子受伤的愤怒。

    我们可以看到，理性通常会受到更广泛、更综合的框架的限制，而且联合评估显然比单一评估更广泛。当然，当能控制你所看到的人对你的选择有既定的兴趣时，你应该在联合评估时谨慎些。售货员很快就意识到改变购物环境能影响顾客的偏好。除了故意的改变外，你可以设想判断时用对比的方法（一定会包括系统2）会比单一评估更稳定，单一评估常会反映出系统1的情绪反应强度。我们希望任何想要得出周全判断的机构都能在评估单个案件时，为所作的判断提供更广泛的背景。我从卡斯。桑斯坦那儿了解到评估惩罚性赔偿的陪审员明显未能考虑到其他案例，这让我很惊讶。法律体系和心理学常识不同，法律判决更倾向于单一评估。

    在法律体系另一项关于不一致性的研究中，桑斯坦对比了不同美国政府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包括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和环境保护局。他总结道：“在范畴内，惩罚似乎是理智的，至少更严重的伤害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对于违背职业安全与保健的行为，最重的惩罚是针对不断的违反行为，其次的惩罚是针对蓄意且严重的违反行为，最轻的惩罚是针对未能保持其良好记录的行为。”然而，如果不同部门惩罚的力度不一样，你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不同部门的惩罚反映了其特有的政治和历史，而不是所有地方都关心的公正。工人“严重违反”安全原则最多罚款7 000美元；而违反野生鸟类保育行动可导致最高25 000美元的罚款。每个部门制定的罚款与该部门制定的其他罚款相比都是明智的，但将不同部门的罚款相对比就显得很奇怪了。就像此章中的其他例子那样，只有将两个案例放在一个大框架下时，你才能看出其中的奇怪之处。同种类间的行政处罚系统是具有一致性的，但与其他种类综合在一起来看，却是不一致的。

    示例—逆转“我对英国的热量单位没有什么概念，但在看到空调装置的改变后，我对此就有所了解了。联合评估非常重要。”“你认为这个演讲非常成功，这是因为你将这个演讲和她的其他演讲作了对比。要是和其他人对比的话，她仍然不怎么样。”“当你将框架放大时，你就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事实往往如此。”“当你单独看某件事时，你很容易受系统1的情感反应的支配。”第34章 善用框架效应，让生活更美好

    2006年世界杯总决赛是意大利队和法国队之间的较量。“意大利队赢了”，“法国队输了”，两个句子描述了这场比赛的结果，这两句含义相同吗？回答要看怎么理解“含义”这个词了。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描述比赛结果的句子是可以互换的，因为它们所指的状况相同。正如哲学家曾说的，它们的真值条件是相同的：如果其中一个句子是正确的，另一个也是正确的。这正是经济人理解事情的办法。经济人的观点和偏好都是基于现实的，尤其是他们选择的对象—都是对这个世界的陈述，而且他们不会受到陈述所用字眼的影响。

    含义还有另一层观念，在这层观念中“意大利队赢了”和“法国队输了”的意思并不相同。在这层观念中，对某个句子含义的理解发生在你的联想机制中。这两个句子引发了不同的联想。“意大利队赢了”让人们想起了意大利队，以及该队为了赢得比赛所作的努力。“法国队输了”会让人们想起法国队，还有法国队为什么会失败，包括法国队的球星齐达内用头撞了意大利队队员。这两句话引起大脑的联想，即系统1如何对此反应，这确实有不同的“含义”。逻辑上相同的陈述引发了不同的反应，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无法像经济人那样可靠且有理性。

    情感的框架效应很难抵挡

    阿莫斯和我将框架效应运用到了研究构想对信念和偏好的不公平影响中。以下就是我们曾使用的一个例子：

    若某赌注有10%的概率赢得95美元，有90%的概率损失5美元，你会接受这个赌注吗？

    若某彩票有1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有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你愿意花5美元买这张彩票吗？

    首次，要花点时间弄明白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在这两个问题中，你都要决定是否愿意接受某一不确定的可能，即拿到95美元或损失5美元。有人作选择会基于理性，他们会给出两个相同的答案，但这样的人是少数。事实上，其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很多正面的答复，这个问题是第二个。一个不好的结果如果被架构为不会赢的彩票的成本，比被简单地描述成输掉一个赌注更易被接受。我们对以下这个说法不应该感到惊讶：损失能比成本引起更强烈的负面感觉。选择不是基于现实的，因为系统1就不是基于现实的。

    从理查德·泰勒那儿学到的东西影响了我们构建的问题。泰勒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研究生时，他就在一块木板上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成本就是没有损失。他在早期研究消费行为的文章中讲了一次争辩，那次争辩是关于加油站是否可以向用现金或信用卡付款的人收取不同的价钱。用信用卡支付的人强烈坚持不同的价格是不合法的，但也有可商量的余地：只要价钱上的不同是现金折扣，而不是信用卡附加费。他们的心理信念是合理的：相对于附加费来说，人们更容易放弃折扣。附加费和折扣也许在钱数上来看是相等的，但它们在情感上是不等的。

    在某项实验中，伦敦大学的一组神经科学家将框架效应的研究和大脑不同位置的活动记录相联系。为了得到大脑反应的可靠测量值，实验作了很多次的尝试。图14表明了其中一次尝试的两个阶段。

    图14

    第一，要求受试者想象自己收到了一笔钱，在此例子中是50英镑。

    然后要求受试者在肯定的结果和在轮盘赌中作出选择。如果轮盘指针停在了白色区域，她就会“得到”全部的钱；如果指针停在黑色区域，她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赌博的预期值当然是确定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得到20英镑。

    正如图14所显示的那样，同样的确定结果可以被构架成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得到20英镑或损失30英镑。客观的结果在两个框架下完全相同，而且基于现实的经济人会以相同的方式对这两个结果做出反应（不管框架的限制，只是选择确定的事情或赌一把），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大脑不会受限于现实。是接近还是逃避是经由文字引起的，而且当获得是确定的时候，系统1便会偏向于获得；若损失是确定的时候，系统1便又会规避损失。

    实验人员作了很多尝试，而且每位受试者都需要在获得和损失的框架内解决几个选择问题。正如所预期的那样，20位受试者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在获得的框架下，他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在损失框架下，他们更愿意选择赌一把。但是，受试者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易受到问题框架的影响；而有些人不管框架，但他们作出的选择几乎和基于现实的人作出的选择一样。实验者相应地对20位受试者进行排序，并给这个排序一个惊人的标签：合理指数。

    受试者做每个决策时，大脑活动都被记录了下来。然后，所作的尝试被分为两组：

    1.受试者的选择遵从框架的尝试。

    ·在获得时，偏向确定的事

    ·在损失时，偏向赌一把

    2.受试者的选择不遵从框架的尝试

    惊人的结果让人们看到了神经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潜质，即研究在人们做决策时的大脑活动。神经经济学学家做了上千种这样的实验，而且他们了解到：大脑特定区域的“活跃”（表明氧气需求量增大，即神经活动加强）取决于任务本身。在个人专心于某一视觉对象、在幻想中踢足球、识别一张脸或思考一所房子时，大脑的不同区域会变得活跃。当个人有某种情感共鸣、情感冲突或注意力集中于解决某个难题时，大脑的其他区域会变得活跃。尽管神经科学家出于谨慎，没有使用“大脑的这种模式会……”这种说法，但他们对于不同大脑区域的“个性”已经很了解了，而且知道大脑活动对心理解释的分析已经大有进展。对框架的研究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发现：

    ·在受试者的选择和框架相一致时，与情绪激发相联系的大脑区域（大脑扁桃体）会很活跃。这正是可引发情绪反应的词，如获得或损失产生趋向于确定事件（当该确定事件被构架成获得时）或避免确定事件（当该确定事件被构架成损失时）的动力时我们所预测的那样。因为情绪刺激词的缘故，大脑扁桃体可被快速访问—这点很可疑，很有可能是因为系统1的参与。

    ·在受试者没有顺从自己的意识时（即他们在已知确定的事是损失时，依然选择确定的事），和矛盾以及自我控制相联系的大脑区域（前扣带）会更活跃。拒绝系统1参与其中，显然会产生矛盾。

    ·最“理性的”受试者，即那些最不易受框架效应影响的人，大脑额叶区的活动会加强，该区域可将情绪和引导做出决策的理性联系起来。我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来，“理性的”个体不会都显示出强有力的神经冲突。似乎这些理性的受试者都是（经常，或不总是）基于现实做出决策的，少有冲突。

    这项研究通过把对真实选择的观察和神经活动的测量联合起来，对文字如何引起情绪反应，并“泄露”出最后的选择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阿莫斯和他的同事在哈佛医学院做的一项实验是情感框架一个经典的例子。受试者都是医生，实验者给受试者看了两种肺癌治疗结果的数据，分别是手术治疗和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可保证有5年的存活时间，因此，大家都愿意选择手术，但在短期内，手术要比放射治疗的风险更大。一半的受试者读到了关于存活率的数据，其他人收到了关于死亡率的相关信息。对手术短期结果的两种描述是：

    第一个月的存活率是90%。

    在第一个月里，有10%的死亡率。

    你已经知道了结果：在第一个框架下（84%的医生选择了它），手术治疗要比在第二个框架下（50%的受试者选择放射治疗）更受欢迎。两种描述的逻辑等价很明显，而且基于现实的决策制定者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不管她看到的是哪种描述。不过，我们都知道，系统1对于引起情绪的文字很敏感，在第二个描述中，死亡率就是会引起负面情绪的词，而存活率是引发正面情绪的词；90%的存活率听上去让人心安，而10%的死亡率却让人感到恐惧。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医生和对医学涉猎不深的人（比如病患和商学院的研究生）一样，也容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显然，医学培训也阻挡不了框架效应的出现。

    “获得—损失”研究和“存活率—死亡率”的研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脑部造影研究中的受试者作的很多尝试时也碰到了不同的框架。他们能够认识到框架有分散注意力的作用，而且可通过采用一个共同的框架，或将“损失”转换成等量的“所得”，可使问题变得简单些。聪明的人（和机警的系统2）也需要学一学，而且有专长的几位受试者也会出现在实验者发现的“理性的”人中。相反，在存活率框架下读到关于两种治疗数据的医生没理由怀疑自己若在死亡率框架下读到相同的数据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重新构架是要付出努力的，而且系统2通常很懒惰。除非有明显的理由需要这样做外，否则，大多数人都会被动地接受在框架下的决策问题，因此很少有机会发现我们的偏好受框架约束而不是现实约束的程度。

    用框架性政策助推人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阿莫斯和我通过一个例子来引入我们对框架问题的讨论，这个例子被认为是“亚洲病害问题“。

    假设美国正为一场来自亚洲的异常疾病作准备，这场疾病估计会夺取600人的性命。为战胜这一疾病，我们提出了两种方案。假设对方案结果准确的科学估测如下：

    如果采用了方案A，200人会获救。

    如果采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会救600人，有2/3的可能一个人也救不了。

    很多受试者都会选择方案A：他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选项，而不想赌一把。

    方案的结果在第二种说法中有了不同的框架，如：

    如果采用了方案A’，400人会死。

    如果采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没人会死，而有2/3的可能有600人都会死。

    请仔细看并对比两种说法：方案A和A’的结果是相同的，方案B和B’的结果也是相同的。然而在第二个框架下，很多人都选择赌一把。

    两种框架下不同的选择都符合前景理论。在前景理论中，根据结果的好坏，我们对打赌还是确定的事的选择也会不同。当结果是正面的时候，决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他们是风险规避者）；当结果都是负面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拒绝确定的事，愿意赌一把（他们会冒险）。这些结论在钱的问题上是选择赌还是确定的事时很适用。疾病问题显示出，当结果关乎生命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这个情况下，框架实验显示：对风险规避或冒险的偏向都不是基于现实的。在同样客观的结果中，做出的偏向会随着不同的制定情况而反转。

    阿莫斯曾跟我说过他的某次体验，这次体验使得我们的故事更值得关注。阿莫斯受邀为一组公共卫生专家作演讲，这些专家要对疫苗和其他项目做出决策。他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些医生们关注“亚洲病害问题”：一半的人看的是“拯救生命”的那个说法，而其他人回答的是关于“失去生命”的说法。如一般人一样，这些专家也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制定关于健康决策的专家也会被表面现象所左右，这的确让人焦虑，但我们必须适应重要的决策也受系统1影响（而不是掌控）的事实。

    更让人苦恼的是，人们在面对自身不一致时所发生的事情：“你在一种指定情况下选择肯定能拯救200条性命的选项；在另一种情况下，选择赌一把而不是接受丢失400条性命的事实。现在，你知道这些选择是不一致的，你要怎么抉择呢？“回答常是让人窘迫的沉默。作出原始选择的直觉来自系统1，而且并没有比偏爱获得20英镑而规避损失30英镑存在更多的道德偏见。确定能拯救的性命当然是好事，死亡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大多数人都发现他们的系统2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没有道德直觉。

    我对伟大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心存感激，他为框架效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选择与结果》（Choice and Consequence）一书中描述了这个例子。在我们开始对框架进行研究前，谢林的书就已出版了，框架效应并不是他主要讨论的问题。他提到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授课的经验，他授课的内容是税法中儿童的免征额问题。谢林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每个孩子都应有标准的免征额，而且免征总额和纳税人的收入是不相关的。他问学生们对下面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富人的生育免税额是不是应该比穷人的更高？

    你的直觉会和谢林的学生们的直觉很相似，即认为给富人更大的免税额是不可接受的。谢林之后指出，税法的制定是恣意的。现有税法认定没有孩子的家庭是默认情况，每多生一个孩子，就多享有一些免税额。当然，税法也可以将另一种情况视为默认值，比如设定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默认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比默认情况中的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就要额外缴纳免税额了。谢林又问他的学生们对于另一情况的看法：

    没有孩子的贫穷家庭是否要和没有孩子的富人家庭缴纳同样多的附加费？

    对此问题，你可能还会有和谢林的学生同样的反应，即和对第一个问题的反应一样，持强烈否定态度。但谢林告诉他的学生们，从逻辑上讲，他们不应该对这两个问题都持否定态度。纵观这两种情况，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相比，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相当于是在减税。但对于第二个问题来说，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两个孩子相当于是在增税。如果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想要穷人因为多生孩子而享受到与富人多生孩子相同（或更大）的好处，那你就也该认为，穷人必须因为没有孩子而付出至少与没有孩子的富人相同的金钱。

    我们能看到，系统1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它能对贫富问题产生快速的反应：在怀疑时，你会倾向于穷人。谢林的问题中令人意外的一点是，道德原则在其中没有发挥作用。对于同样的问题，受问题框架影响，道德原则往往会生成相互矛盾的回答。当然，你已经知道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了。你已经了解到你对问题的反应受到框架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如何公平处理贫富两种家庭中儿童的免税问题？

    现在，你一定已经瞠目结舌了。对于穷人和富人间的不同，你有道德直觉，但这些直觉依赖于任意的参照点，而且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关于世界上真实情况的问题是每个家庭应该缴纳多少税，以及如何填写免税代码。你没有能指导你解决这些问题的强有力的道德直觉。你的道德感觉与框架相联系，与对实际情况的描述相联系，而不是实际情况本身。关于框架本质的描述是很刻板的：框架不应该被看成是种掩饰或曲解了潜在偏向的干预。至少在这个例子中（以及亚洲病害问题和是手术治疗肺癌还是辐射治疗的问题中），没有被框架掩饰或曲解的潜在偏向。我们的偏向是关于被架构的问题，且我们的道德直觉是关于描述的，而不是关于其实质的。不是所有的框架都是平等的，而且有些框架显然比其他对相同问题的描述（或思考）的方式要好。请看下面这组问题：

    一位女士买了两张价格为80美元的电影票。当她到了电影院时，打开钱包却发现票不见了。她会再买两张票吗？

    一位女士到了电影院，本想要买两张80美元的票，但排到时，她打开钱包却发现用来买票的160美元不见了。她可以用信用卡买票，但你觉得她会买吗？

    基于框架效应，看到此问题不同版本的受试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位女士如果丢了票会回家，不看电影了。而且大多数人相信，如果她丢了钱，她就会赊购票看电影。

    其中的解释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这个问题涵盖了心理账户和沉没成本悖论。不同的框架会触发不同的心理账户，且损失的严重性如何要看其指向的账户。若看某场表演的票丢了，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损失指向“表演”这个账户。损失显然已经翻倍了，且远超过其应有的价值。相反，丢掉的钱会被记在“一般收入”的账户上：她会想电影院的常客比自己更穷，而且她会自问，自己可支配财富的减少是否会改变自己买票的决定。多数受试者都认为不会。

    对丢钱的规避可得到更合理的决策，产生更好的框架，因为损失已经（即使票丢了）“沉没”了，且沉没成本应该被忽略。已发生的事是不相关的，唯一要紧的事是电影院常客现有的选择及其可能的结果。无论她损失什么，相关事实是她在打开钱包前损失了些钱。如果丢票的人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会说：“如果你丢了同等价值的钱，你还会再买票吗？如果会，就请再去买票吧。“广泛的框架和包括情况多的账户往往会导致更理性的决策。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种框架引起了不同的数学直觉，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在2008年《科学》杂志中《每加仑汽油所跑英里数的错觉》的文章中，心理学家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和杰克·索尔（Jack Soll）确定一个案例，其中被动地接受错误的框架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和严重的政策后果。很多买车的人都列出了每辆车每英里所需的汽油量，并将其看成是影响他们决策的一个因素。他们知道高里程车的成本都较低。但美国常用的框架，即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却将个人和政策制定者引向了一个糟糕的方向。请看下面这两位想要降低其成本的车主：

    亚当原来的车耗油，每加仑汽油能跑12英里，现在他换了一辆更省油的车，每加仑汽油能跑14英里。

    贝斯爱护环境，她把原来每加仑汽油跑30英里的车换成了每加仑汽油跑40英里的车。

    假设这两位司机一年中的行程是相同的。换了车之后，谁的车更省油？你的直觉可能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几乎会肯定地认为贝斯比亚当更省油：她每加仑汽油多跑10英里，而不是2英里，也就是说她省了1/3（从30英里提升到40英里）而不是1/6（从12英里提升到14英里）。现在，请启动你的系统2算一算。如果两位车主都行驶了10 000英里，亚当就是从833加仑减至714加仑，共省了119加仑。贝斯的耗油量就会从333加仑降到250加仑，只省了83加仑。每加仑汽油行驶的英里数的框架是错误的，应该被每英里耗油量框架（或每100英里耗油量框架，这在其他国家应用得较广泛）来代替。正如拉里克和索尔提出的，由每加仑行驶路程引起的错误直觉很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和买车的人。

    卡斯·桑斯坦在奥巴马政府中任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和理查德·泰勒一起合著了《助推》一书，该书是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政策中的基本手册。恰巧，从2013年开始，每辆新车上都会贴上“节约燃料和环保”的标志，而且此标志还包含每英里耗油量，这在美国尚属首次。不过，正确的构想框架都是用小字体排印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每加仑耗油量的信息却用大字体排印，但无论如何，大致的方向还是正确的。在《每加仑汽油所跑英里数的错觉》的发表和实施部分正确改革的5年内，也许是将心理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的重要时期。

    在很多国家，意外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会在此人的驾照上标注。这则标注的构想又是另一回事了，在此，一种框架要比另一种框架更优越。很少有人会质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是不重要的，但有证据显示，大多数人会草率地作出决定。这个证据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器官捐献率的对比（此对比显示出临近的且文化相似的国家有着惊人的不同）。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器官捐献率在奥地利接近100%，在德国有12%，在瑞典有86%，而在丹麦只有4%。

    这些巨大的不同就是种框架效应，是由这个关键问题的模式引发的。高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不捐献的表格，不想捐献的人一定要填上某一项，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了，则被认为是自愿的捐献者。低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捐献的表格，你必须填上某一项，才能成为捐献者。这就足够了。预言人们是否会捐献自己器官的最好且唯一的标志是默认选项的设计，这个设计不用勾选某项内容就可被采用。

    器官捐献效应与系统1控制下的框架效应不同，它可用系统2的懒惰给出很好的解释。若人们已经决定自己想干什么，会勾选这一项；如果他们还没有想好，则要想想是否要勾选这一项。我认为，人们要填的这张是否愿意捐献的表格与他们的决定相对应。我将器官移植表想象成要求人们解决算术问题：2+2=？另一项中又有另一个问题：13×37=？捐献率当然会受到这些数字的影响。

    当构想的作用得到认可后，一个政策问题产生了：应该采用哪种构想呢？在这个问题中，回答很明显。如果你相信大量捐献器官对于这个社会有好处，你就不会在有100%捐献率的情形和有4%的司机的捐献率的情形间保持中立立场。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反复看到，某个重要的决定是受该情况下完全无关紧要的特征的控制的。这似乎令人困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作出重要决定的办法。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想要体验到的大脑的工作方式，但这些认知错觉的实例确实是不容诋毁的。

    讨论的事项有理由与理性代理理论相抗衡。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可确定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如果理论是正确的，某些事件就不会发生。当观察到“不可能”事件发生时，该理论就是被伪造的。有确切证据证明理论是虚假时，理论也还会存在很长时间，理性代理理论模式当然也能经受住我们看到的和许多其他证据的检验。

    器官捐献的例子表明了人类理性对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影响。理性代理模式的信从者和怀疑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是信从者只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关于选择的构想不能决定对重要问题的偏向。即使在探讨这个重要问题时，他们也不会感到有兴趣，因此我们的决策常会有不好的结果。

    对此，对理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对无关紧要的因素会成为偏向的决定因素比较敏感，我希望读到本书的人能有这种敏感。

    示例—框架和现实“如果他们能对自己会得到多少钱而不是会损失多少钱有个框架的话，就会对将要发生的事有心理准备。”“通过改变参照点来重新架构问题吧，假想我们没有拥有过某个东西，我们会认为它值多少钱呢？”“对于损失，要在大脑中将其引入‘一般收入’，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一点！”“他们要你在他们的邮件列表中勾选以表明不加入他们。如果他们要你在他们的邮件列表中勾选表明参与的话，他们的邮件列表就会很短。”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19-24

    第三部分 过度自信与决策失误

    第19章 “知道”的错觉

    纳西姆·塔勒布身兼商人、哲学家、统计学家等多种角色，还被视为心理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黑天鹅》中，引入了“叙事谬误”的概念，用来描述存有缺憾的往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对未来的预期的。我们不断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会产生“叙事谬误”。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那些说法往往很通俗易懂，那些说法具体而不抽象，它们认为天资、愚蠢和意图的作用都要超过运气的作用，它们关注的是少数几件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不是无数件并没有发生的事。任何新近发生的有影响的事都可能成为一个存在因果关系的故事的核心情节。塔勒布指出，我们人类常会为过去的憾事编造牵强的解释，并信以为真，以此来蒙蔽自己。

    好的故事为人们的行为和意图提供了简单且合乎逻辑的解释。你总是喜欢将行为看成是一般习性和个性特征的外在表现—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这些结果的原因。此前讨论的光环效应是思维连贯性形成的部分原因，因为这一效应使我们更有可能将自己对某人所有品质的看法和对其特别重要特质的判断匹配起来。例如，如果觉得这位棒球投手又帅又强壮，那我们也很容易会认为他投球水平一定很高。光环效应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觉得一位运动员很丑，我们就很可能会低估他的竞技能力。光环效应通过夸大评估的一致性来保持简单和连贯的特点：好人只做好事，坏人全都很坏。“希特勒喜欢狗和小鸡”这种说法，不论你听过多少次，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因为根据光环效应，如此坏的人是不会有任何善意的，而这句话却违背了这一点。一致性使我们的想法有些固执，感觉模糊不定。

    引人入胜的故事会使人产生某种必然性错觉。谷歌变身为科技产业巨人的故事就是一例。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有两位极富创造力的研究生，他们想出了一个在互联网上搜寻信息的好方法，于是便筹集资金创建了一家公司，此后又连续做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决策。几年后，他们创建的公司成为美国股票市场上最有价值的一家，这两位研究生也跻身全球顶级富豪之列。不同寻常的机遇再加上好运气使得这个故事引人入胜。谷歌上市一年后，他们就想以不到1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公司，但买方却说太贵了。

    虽然详尽的历史更能详细说明谷歌创始人当时的决定，但我们前面的叙述已足以说明两位创始人当时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几乎都为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结局。一个更完整的故事还可以描述谷歌打败的那些公司所采取的行动，这些倒霉的竞争者似乎很盲目，它们行动迟缓，而且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抗谷歌的威胁。

    尽管我在讲述上述故事时刻意采用了平淡的口吻，但你仍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故事非常棒。如果加上更多细节，这个故事就会让你觉得自己明白谷歌成功的秘诀。它还会使你感觉自己学到了颇具价值的重要一课，了解了企业成功的秘诀。但不幸的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对谷歌这个例子的理解和认识大都是错觉。想知道一个解释是否行得通，可以对它作一个最终测试，看它能否使这个事件事先就能被预测到。谷歌成功的故事就符合这样的测试，因为这其中没有哪一个故事会包含无数个可能会导致不同结果的事件。人类的大脑无法妥善处理没有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很多实实在在发生过的重要事件中包含着众多抉择，这些抉择会诱导你夸大技能的作用并低估运气对最终结局的影响。因为每一个重要决策都有好的结果，上述故事堪称一个几乎毫无瑕疵的预言—但坏运气本来极有可能扰乱这些成功的步伐。光环效应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即给该故事的主角戴上不可战胜的光环。

    如同看着一位技能娴熟的筏夫沿激流而下时巧妙地躲过一个又一个暗礁险滩一般，阅读谷歌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振奋也是因为故事中艰难风险接连不断。然而，两者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技能熟练的筏夫有过上百次顺激流而下的经验，他能通过观察眼前的激流预测哪里有障碍，他学过如何对姿势进行微调来保持正确的方向。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却没有多少机会去学习如何创建一家大型公司，更极少有机会学习如何避开潜在的风险—比如说他们的竞争公司推出了一款超级棒的新品。当然，谷歌公司的案例也包含了大量的技能，但运气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故事中所讲述的那个水平。运气的成分越多，从中能学到的就越少。

    此处发生作用的就是强大的眼见即为事实原则。你会不由自主地去处理手头有限的信息，好像这些信息就是全部事实了。根据这些可得信息，你构建出最可能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还不错，你就会相信它。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自己所知甚少或是谜题的答案只是初露端倪时，我们却更容易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我们满心相信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这份信心建立在一个稳妥的基础之上：我们最大限度地忽略自己的无知。

    我曾听说太多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就知道这场危机不可避免”。这个句子中含有一个极有可能引发异议的词，在讨论重大事件时，这个词本不该出现在我们的词汇当中。这个词当然就是“知道”。有些人事前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发生危机，但他们却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危机。而他们现在却说他们当初就知道这场危机，那是因为危机确实发生了。这是对一个重要概念的误用。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在所了解的事情属实且其表现也真实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用“知道”这个词。但是那些当初认为会有危机的人（当初本没有那样多的人这样想，而如今却有更多人声称记得自己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在当时并不能十分确定地指出危机是什么。很多聪明且见多识广的人对经济前景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不相信灾难已经迫近。我从这个事实推论：危机是不可知的。在这个情境中运用“知道”一词很反常，并不是因为有些人因为这种预知能力获得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赞赏，而是这个词给人一种暗示，使人觉得这个世界比事实上更可知。这个词使得人们心中存有一种致命的错觉。

    这个错觉的核心是我们认为自己了解过去，这也表明未来也应该是可知的，但事实上，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比我们自认为能够了解的要少。“知道”不是唯一一个会引起错觉的词。“直觉”和“预感”等词一般也可用来形容过去的想法变成了现实。“我预感这段婚姻不会长久，但我错了”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奇怪，而类似“一种直觉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这样的说法听来也很奇怪。为了想清楚未来，我们需要清除自己过去曾经用来表明信念的语言。

    后见之明的社会成本

    将从前的事编成叙事故事的大脑区域是构建意义的器官。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试想自己正在看一场足球赛，比赛双方的输赢记录相同。现在比赛结束了，其中一方击败了另一方。在你修正过的世界观里，赢得比赛的球队比输掉比赛的球队更加强大，你对过去和将来的看法也已经被这种新感觉改变了。从各种意外事件中积累经验的做法值得一试，但这样做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危险后果。

    人类大脑的常规局限使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构过去的知识结构或信念。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立即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

    很多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人们观念发生改变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实验人员选了一个尚无定论的话题，比如说死刑，之后他们仔细测试了受试者的态度。接下来，受试者们会看见或听见一则颇具说服力的信息，这则信息对所选话题持或赞同或否定的态度。然后实验人员再次测试受试者的态度，受试者往往倾向于他们看到或听到的那个观点。最后，受试者要说出自己在实验前的观点。这项任务也许很难。受试者被问到之前的观点时，说的往往就是现在的观点，这便体现了替代理论，而且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他们之前的观点与现在的不同。

    你无法重构过去的想法，这种情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你低估自己受往事影响的程度。巴鲁克。费斯科霍夫率先揭示了“我早就知道”效应，或者说“后见之明”现象，当时他还在耶路撒冷读书。在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和苏联之前，费斯科霍夫和鲁斯。贝斯（我们的另一名学生）作了一项调查。受试者需要对尼克松此次外交破冰之行中可能出现的15种结果的可能性作出评估。毛泽东会同意与尼克松会面吗？美国会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吗？眈眈相向几十年之后，美国还会和苏联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吗？

    尼克松访问结束后，费斯科霍夫和贝斯让这些人回想他们对15个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预测。结果很明显。如果一个事件果真发生了，人们就会夸大自己此前作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事件并未发生，受试者就会错误地回忆说自己当初一直都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接下来的多次实验表明，人们不仅会高估自己最初的预测，还会高估其他人作出的预测。引起公众注意的其他事件中也出现了相似结果，例如辛普森谋杀案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事件。根据发生过的事来改变个人的想法会产生深刻的认知错觉。

    后见之明的偏见对决策者的评估行为有着恶劣影响，它导致观察者不是根据判断过程的合理性来评估一个判断的好坏，而是以结果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假设有一个低风险的外科手术，手术期间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故，病人因此死亡。事后，陪审团更倾向于相信手术本来就存在风险，而且主刀医生应该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即使在制定决策时其想法是合理的，这一结果偏见也会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对他的决策作出正确评估。

    后见之明对那些决策制定者而言尤其无情，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为他人做代理人，这些人包括医生、金融顾问、三垒教练、执行总裁、社工、外交家以及政治家等。好的决策如果产生了坏的结果，我们就会责备那些决策制定者；而对那些只是在事后才能明确看出是正确的决策而言，其制定者也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赞扬。这便是典型的“结果偏见”。若结果很糟糕，客户常会责备代理人没有看清墙上的笔迹—却忘了这笔迹原是用隐形墨水写成的，只有在事后才能变得清晰可辨。事前原本感觉很是谨慎的行动在事后也会被看成是不负责任的过失。曾经有一项以一个真实法律案例为基础的实验，实验人员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市是否应该花一大笔钱租用一个全天候大桥监控器来监视桥体，防止出现瓦砾阻塞河流的风险。其中一组学生只是看了该市做决策时的已有材料，其中24%的学生就认为德卢斯市应该承担租用洪水监控器的花销。第二组受试者则被告知瓦砾已经阻塞了河流，并引起了重大洪灾。尽管实验人员已经明确告诉他们不要让后见之明妨碍自己的判断，但这组中仍有56%的学生认为该市应该租用监控器。

    结果越糟糕，后见之明的偏见就越严重。遇有重大灾难发生时，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们尤其容易相信那些没能预见到这场灾难的官员玩忽职守，置公民安全于不顾。2001年7月10日，中央情报局得到消息：基地组织可能正在谋划一次针对美国的重大袭击。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并没有把这则消息传达给总统乔治·W·布什，而是告知了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当事实浮出水面之后，《华盛顿邮报》的传奇编辑本·布莱德里（Ben Bradlee）表示，“如果你对即将主宰历史的事件有所了解的话，也许就有机会直接登上总统宝座了，我认为就是这么简单”。但在7月10日这天，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有可能知道—这则消息最终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很难在事后评论人们是否严格依照标准运作过程行事，因此那些希望自己的决定能经受住后见之明检测的决策制定者只好采用官僚的做派—极不情愿冒风险。由玩忽职守引起的起诉变得越来越常见，内科医生们以多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诊疗程序：要求患者作更多检查，请教专家更多病例，采用保守疗法，即使这些方法未必奏效也要用。这些行为与其说对病人有益，倒不如说是保护了医生，埋下了利益冲突的隐患。不断增强的责任可谓福祸参半。

    尽管后见之明和结果偏见总会有滋生风险之嫌，却也会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冒险者带来不应得的回馈，例如某位将军或企业家一次疯狂的冒险举动竟然成功了。那些一直很幸运的领导者不但从未因冒太大的风险而受到惩罚，相反，人们总会相信他们有很强的鉴别力和先见之明，能够预见成功；而那些曾经怀疑过他们的明智的人事后也会被视为平庸、胆小、懦弱之辈。几次幸运的冒险便会给一个不顾后果的领导人罩上耀眼的光环：极富远见、英勇果敢。

    真的存在能让企业基业长青的秘诀吗？

    系统1的意义构建体系会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比现实中的更整洁、更简单、更可预知，且更富逻辑性。认为人类对过去了然于心这一错觉会带来更深层次的错觉—以为人类可以预知并控制未来。这些错觉会让人感到安适，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充分接受世间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些错觉还会减轻自己将要体验的焦虑。我们都需要一颗定心丸，想知道我们的行动会有恰当的结果，想知道智慧和勇气一定会带来成功。很多商业书籍都是因此而应运而生的。

    领导者和管理措施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最终成绩呢？回答是：当然会，而且其影响已被系统研究证实了，这些研究客观评估了众多执行总裁的个性特征及其决策，并将这些评估结果与公司后来的业绩联系在一起。在一项研究中，各位执行总裁的性格特征常常会受到他们之前所在公司的策略的影响，在现公司走马上任后，还会受到公司管理规定和程序的影响。诸位执行总裁的确会影响公司业绩，但这种影响远比商业书籍中所宣称的小得多。

    研究人员运用相关系数测量了上述（总裁个性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个值在零到1之间变化。此前定义过了相关系数（和回归平均值的关系），即看共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两种测量方式发生作用。公司成功和执行总裁特性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可能高达0.30，这就表明两者间有30%的重叠部分。为了充分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请思考下面的问题：

    假设你要考虑很多组公司的情况。每组的两个公司情况大致相同，但其中一个公司的执行总裁比另一个优秀，那么你多久才能发现那个执行总裁比较优秀的公司会是这组中较强的？

    在一个秩序良好且可预知的世界中，相关系数会很高，而且你会发现每组中能力较强的执行总裁百分之百会领导那个更成功的公司。如果相似企业的相对成功完全是由其执行总裁控制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你也可以将这些因素称为运气），你就会发现，更成功的公司有50%的概率是处在较弱的执行总裁的领导之下的。0.30的相关系数表明你会找到那个能力更强的执行总裁来领导所有小组中60%较强的公司，这比随意猜想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个结果充分印证了我们常常见到的对执行总裁英雄崇拜的现象。

    如果你曾经希望这个数值更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这么希望—就应该将这种想法视为自己容易高估现实世界的可评估性的标志。不要犯错：将成功概率从1∶1提高到3∶2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跑道上还是在商界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大多数经济书籍的作者看来，一位对公司业绩几乎没有什么控制能力的执行总裁是不会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的，即使这家公司运行良好，人们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印象。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机场书店排起长队去买一本满怀热情描述商界领袖管理经验的书，因为这些领导的表现一般而言也就比仅凭运气强那么一点。消费者亟须对决定企业成功与失败的因素有个明确的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信息帮助自己了解这些因素，哪怕这些信息有多虚假都无妨。

    身为瑞士一所商学院教授的菲利普·罗森茨威格（Philip Rosenzweig）曾写过一本书—《光环效应》（The Halo Effect），该著作颇有见地。他在书中表明，有两种类型的商业书籍很受欢迎，能够满足人们对虚幻确定性的需求。这两种类型包括：描写特别的个人和企业（常见的）成功与（偶尔）失败的历史；分析成功与比较成功企业之间的区别。他总结道，成功和失败的故事常会夸大领导风格和管理措施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此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没什么用。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假设一些商业专家，比如说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对某家公司的执行官进行声誉评估。这些首席执行官非常清楚该公司最近是在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与此前了解的谷歌案例一样，本例中产生了一种光环效应。人们很可能认为一家成功公司的执行总裁必定是头脑灵活、讲究方法、行事果断的人。假使一年过后事情变得很糟糕，人们又会将同一位总裁描述成稀里糊涂、僵化死板、独断专行的人。两种描述当时听上去都是正确的：看起来说一位成功的领导者僵化死板、稀里糊涂是很荒唐的，而说一位苦苦挣扎的领导者头脑灵活、讲究方法似乎也很奇怪。

    明明是同一个人和同样的行为，在事情进展顺利时就是讲究方法，而事情进展不顺利时就成了死板，光环效应的影响的确太大了，因此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对前述想法十分抵触。由于光环效应，我们将因果关系抛到脑后：我们很容易相信公司的失败是因为其执行总裁僵化死板，而真实情况是其执行总裁之所以显得死板是因为这家公司正每况愈下。错觉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对成功企业的系统研究中寻求其经营之道的书籍为什么格外有吸引力？将光环效应和结果偏见结合起来就可以对这个现象作出解释了。这种类型的书中知名度最高的有那么几本，其中一本是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杰里·波勒斯（JerryI. Porras）合著的《基业长青》 （Built to Last）。这本书包含了关于18组相互竞争的公司的全部情况分析，每组中都有一家公司比另一家更为成功。这些对比数据包括对企业文化、经营策略和管理措施等众多方面的评估。两位作者在书中宣称：“我们认为世界上每一位执行总裁、经理和企业家都应该读读这本书，读过之后你就能建造一家梦想的公司。”

    《基业长青》和其他类似书籍的基本概念是：良好的管理措施会得到认同，而执行这些措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这两点都有些言过其实了。公司是非常成功还是不怎么成功，其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家公司是否幸运。知道了运气的重要性，看到非常成功和不怎么成功的公司在对比过程中体现的高度一致的模式，你就尤其应该持怀疑态度。因为存在不可测性因素，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什么有规律的模式。

    因为运气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对成功的预测推断出领导水平高低和管理措施优劣。即使你的预测非常准确，知道总裁有绝佳的洞察力和超群的能力，你还是不能预测这家公司会如何运转，你的预测比抛硬币的结果强不了多少。《基业长青》一书中对卓越的企业和不怎么成功的企业的对比研究显示，总体上讲，在该研究过后的一段时间里，两类企业在企业效益和股票收益等方面的差距几乎趋近于零。在《追求卓越》 （In Search of Excellence）这本著作中提到的各家公司的平均赢利额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下降。《财富》月刊做了一项关于“最受推崇的公司”的调查，调查发现，在过去20年里，评级最差的公司比最受推崇的公司的股票收益更高。

    你可能会试图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些观察到的结果：也许成功的公司变得自满了，不怎么成功的公司则更努力。然而，这么想是错的。必须缩小这个平均差距，因为最初的差距大都是因为运气所致，是运气使顶尖公司成功，使其他公司落后。我们已经遭遇过实实在在存在的统计学事实：回归平均值。

    通过提供人类大脑所需，企业成败的故事与读者实现了共鸣，这里的所需指的是关于成败的简单信息，其中明确表明了原因，忽略了运气的决定性力量和回归的不可避免性。这些故事引起并维持了关于了解的错觉，同时给读者上了一些没有什么持久价值的课，但这些读者却偏偏愿意相信这些内容。

    示例—后见之明“这个错误很明显，但这不过是后见之明，你事前根本无法知道。”“他从这则关于成功的故事中学到了太多，多得有些过头了，他现在已经陷入了叙事谬误的误区。”“她说这家公司经营不善，真是无稽之谈。她并不了解这家公司，只知道其股票在下跌。这是结果偏见，其中一部分是后见之明，一部分是光环效应。”“我们不要带有结果偏见。尽管结果偏见有时也很管用，但这个决定是很愚蠢的。”

    第20章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系统1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得出结论，但我们却无从得知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有多复杂。因为有了眼见即为事实原则，所以只有眼前的条件才是最重要的。逻辑上的连贯性能给人信心，而我们在观点中表现出的主观自信也反映出系统1和系统2所构建的情景的连贯性。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即使证据十分苍白也能构建一个非常连贯的故事。对于一些最重要的信念，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我们怀有这些信念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和所信任的人也持有同样的信念。由于所知甚少，我们对自己信念的信心是毫无缘由的—但这种信念也很重要。

    士兵测评的有效性错觉

    几十年前，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兵役。当时我已经拿到了心理学学士学位。做了一年的步兵军官后，我被派到部队的心理科，有时候我需要对士兵进行测评，看其是否完成了军官培训科目。我需要在炎炎烈日下站很长时间，观察几组汗流浃背的士兵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我们使用的测评方法是英军在“二战”时开创的方法。

    其中一项实验名为“挑战无领导小组”，这项实验是在障碍训练场上进行的。参加实验的有8个士兵，他们之间互不相识，军衔都被摘掉了，身上只贴数字标签以作鉴别，他们的任务是将地上的原木拖过6英尺高的墙。全组所有人都必须翻过墙且原木既不能碰到地也不能碰到墙，而且任何人都不许碰到墙。一旦出现了任何一种违规情况，他们就必须报告并从头再来。

    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普通的办法就是让几个人像拿钓鱼竿一样按照一个角度把住原木，其他人通过原木攀缘而爬过墙。或者让一些士兵踩着他人的肩膀跳过墙去。到最后一个人时，其他人就要按照一个合适的角度把住原木，此时原木的一端是悬空的。待他跳上原木后，翘起原木，让他滑过去，最后安全地跳到墙的另一面。在这一环节中，失败是常有的事，他们需要不断从头再来。

    我和另一位同事看着他们训练，记录下是谁在指挥其他人，是谁想要领导却被断然拒绝，还要关注每位士兵的合作精神对整个小组能力的影响情况。我们发现有人固执，有人顺从，有人自负，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执著，而有人其实就是个逃兵。有些人的想法一旦被小组否定了，他们就不再那么努力了。然而，从这些人身上我们有时也能看出些斗志来。我们还观察了这几位士兵面对危机时的反应：有人会斥责那个导致整组沦陷的人，有人在这个精疲力竭的小组还需从头再来时打头阵。在这个测验的压力下，我们感到其中每个人都展现了自己的天性。我们对参加实验的每位士兵性格的印象就如同天空的颜色那样真切、那样深刻。

    观察过这些士兵完成的几次测试之后，我们就要对他们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进行总结，而且要用分数表示谁在军官训练中是合格的。我们深入讨论了每一次测试，回顾了我们对他们的印象。这项任务并不难，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已经看到了每位士兵的领导能力。有些人像是强势的领导；有些人则比较懦弱，或是自大愚蠢；还有的人虽然平庸但并非无药可救。有几个人看上去非常软弱，只能将他们从军官候选人行列淘汰出去。在将对每位士兵的多角度观察汇集成连贯的情况时，我们对自己的评估很有信心，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一定是他们未来的发展。当小组遇到麻烦时，敢于担当并带领团队翻过障碍墙的士兵当时就是整个队伍的领导者。那么，他在训练中或战场上会如何表现呢？显然大家都会猜测他会像在翻墙训练中表现的那样非常高效，其他的推测都不太可能，因为现实情况就摆在我们眼前。

    因为对每位士兵表现情况的印象总体来看是清晰且明确的，所以我们在正式预测时也没有任何迟疑，脑海中通常只会出现一个分数，几乎不会有心生疑虑的情况，也极少有自相矛盾的情形。我们很愿意这样断言：“这个士兵根本不行”，“这个比较平庸，但还算可以吧”，或者说“他将来肯定是个人才”。我们觉得没必要质疑自己的预测，也没有必要过低预测或者只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但如果有人对这份测评结果提出质疑，我们也愿意承认，会说“当然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之所以愿意承认这一点，是因为不管我们对参与测试的每位士兵的印象如何，都十分确信这份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事实表明，我们根本就无法对参与测试的士兵的表现进行准确的预测。每隔几个月我们就会召开一次反馈会议，会上我们会了解这些新兵在军官训练学校的表现，并将我们（对他们）的评估和管理过他们一段时间的教官的意见进行对比。每次得到的结果几乎总是相同的：我们对这些士兵在军官学校的表现进行预测的能力弱到完全可以被忽略掉。我们的预测也就比凭空猜想强点，但也强不了多少。

    得知这个令人气馁的消息后，我们颇沮丧了一段时间。但这里毕竟是军队，无论管不管用，都要按程序办事，都要服从命令。第二天又来了一批士兵。我们把他们带到障碍训练场地，看着他们面对着墙，抬起原木，几分钟后他们的真正本性就暴露无遗，和之前那些士兵一样明显。我们预测的质量虽低，但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怎样评估士兵完全没有影响，对于我们在判断和预测士兵能力时的信心也影响甚微。

    这一切都很令人关注。之前预测失败的主要原因本应动摇我们对士兵进行评判的信心，然而我们的信心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这个原因本来也可能使我们适度调低自己的评价，但我们却并未受其影响降低评价。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的预测只比随意乱猜强一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我们仍然感觉自己所作的每一项预测都是有根据的，而且我们还会按照自己的预测行事。这让我想起了缪勒–莱耶错觉，我们都知道图中的线段是等长的，但一眼看过去仍然觉得它们长度不同。我对这种类推非常感兴趣，所以特意为我们的这种体验创造了一个术语：有效性的错觉。

    我曾经发现了自己的第一个认知错觉。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从那个旧时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思考的许多中心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本书的写作主题。我们对这些士兵未来表现的期望是替代问题的一个典型实例，更堪称典型性启发式的经典案例。我们曾经在一个模拟情景下观察一个士兵的行为，一小时后我们感觉自己能判断该士兵在面对军官训练和无领导作战的挑战时会有何表现。我们的预测是完全不能回归的，我们仅仅根据非常薄弱的证据就推测失败或者大获全胜，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这也正是“眼见即为事实”的典型实例。

    我们对观察到的行为印象深刻，对最终决定这些人作为军官表现的因素却知之甚少，而且没有什么好办法来体现这种无知。

    回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对一般原则的认识，即我们无法作出预测，这种认识对我们对个体案例的信心没有什么影响。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反应与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的学生们在得知大多数人不会去帮助疾病发作的陌生人时的反应相似。他们当然会相信自己看到的统计数字，但在判断视频中看到的某人会不会去帮一个陌生人时，基础比率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判断。就像尼斯贝特和博吉达说的那样，人们通常不愿从一般情况中推断特殊情况。

    对某个判断的主观自信并不是对这个判断正确概率的合理评估。自信是一种感觉，它能反映出某条信息和处理该信息时所体现的认知放松的一致性。由衷地承认不确定性乃明智之举，但如果有人声称自信满满，只能说明他在脑海里已经构建了一个连贯的情节，当然这个情节未必是真实的。

    投资股票的技能错觉

    1984年，我和阿莫斯以及我们的朋友理查德。泰勒访问了华尔街的一家公司。接待我们的是该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他请我们来是要讨论判断偏见在投资中的作用。我对金融了解不多，都不知道要问他什么，但我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一次交流。“你售出一只股票后谁会买？”他大致朝窗户那边挥了一下手，表示他希望买方会是像自己一样的人。这就奇怪了：是什么东西使得有人买有人卖呢？是什么使得卖方觉得他们知道买方一无所知的事情呢？

    自那时起，我对股票市场的问题就越来越迷惑：一个重要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建立在“技能错觉”的基础上的。每天都有数十亿笔股票交易，很多人会买同一只股票，而其他人则将这只股票出售给他们。一只股票一天当中有一亿多的股份转手是常有的事。大多数买方和卖方都知道他们享有相同的信息，之所以进行股票交易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买方觉得股价太低，很有可能会升值；而卖方认为股价过高，极有可能下跌。问题在于为什么买卖双方都觉得当前的股价有问题，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比市场更了解股价？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想法其实是种错觉。

    总的来看，股票市场运行的标准理论是为业内所有人士所接受的。投资行业中的每个人都读过波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的著作《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麦基尔的核心理念是，一只股票的价格包含了关于公司价值和对股票前景的最佳预测的所有信息。如果有人相信某只股票的价格明天会上涨，他们今天就会买进更多该股票。而这种大量买进该股票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导致股价上涨。如果市场上所有资产的标价都是正确的，就没有人能通过交易来预测会赚还是赔了。最佳价格使得聪明无处施展，但它们也会保护不聪明的人免受自身愚钝的损害。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论并不完全正确。很多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一直在赔钱，连会扔飞镖的黑猩猩都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是由特里·奥登（Terry Odean）首次提出来的，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金融学教授，也曾是我的学生。

    奥登对一万名投资者的收益账目中体现出来的长达7年间的交易记录进行了研究，他分析这些投资者通过那家公司进行的每一笔交易，总共有接近16.3万笔交易。凭着这组丰富的数据，奥登便能确定为什么一位投资者会卖掉自己所持的某只股票的一些股份，随后很快又买进另外一只股票。通过这些行为，投资者透露了他（大多数投资者都是男性）对两只股票前景的明确想法：他希望自己要买的股票比自己要卖的股票走势更好。

    为了确定这些想法是否能站得住脚，奥登对投资者卖掉的股票收益和买进的股票收益进行了对比，这项对比是在交易完成一年后进行的。结果明显很糟糕。平均来说，个体交易者卖掉的股份比他们买进的走势要好，而且赢利空间相当大：每年约有3.2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两种交易的执行成本。

    当然这只是平均水平，记住这点很重要：有些投资人做得很好，而有些投资者则做得差得多。然而，显然对于个人投资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冲个澡，然后什么事也不做也会比践行脑中出现的想法更好。后来，奥登和他的同事布莱德·巴布尔（BradBarber）在研究中也支持这个结论。在一篇题为“交易有损你的财富”的论文中，他们表示，总体来看，最积极的交易者往往会得到最糟糕的结果，而交易最少的投资者却赢得了最高的收益。在另一篇题为“男儿本色”的论文中，他们提到男性比女性更常按照自己无用的想法行事，而女性在投资中的收益比男性取得的收益更多。

    当然，每笔交易总是会涉及第三方的某个人。一般来讲，这第三方就是金融机构和专业投资者，他们善于利用个人投资者在选择卖出哪只股票和买进哪只股票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巴布尔和奥登的深入研究对这些错误作了解释。个人投资者常会抛售“赢利股”以保持自己的收益，“赢利股”即为买进后增值的股票，是涨是跌要看“亏损股”了。不幸的是，近期的赢利股比近期的亏损股在短期内走势更好，所以这些个人投资者卖错了股票，也买错了股票。可以预见，个人投资者都集中到那些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公司那儿去了，因为媒体在宣传那些公司。职业投资者往往会更有选择地接收消息。这些发现让我们晓得，金融专业人员所推崇的“掌握内情下赌注”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尽管专业人员能够从业余人员身上赚到数目可观的一笔财富，但几乎鲜有哪个炒股的人拥有可以年复一年地在股市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能力。专业投资者，包括基金经理，在一项基础能力测试中失败了，这项测试即为持久性成就。对所有技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个体成就的差异具有一致性。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任何一年中的个体差异完全是由于运气，那么关于投资者和基金的排位就会不规律地改变，年与年之间的相关系数就为零。但是，涉及技能因素时，排位就会更稳定一些。个体差异的持久性是一种测量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确定高尔夫球员、汽车推销员、牙齿整形医生或者公路收费员是否拥有这种技能。

    对冲基金是由经验丰富且工作努力的专业人士管理的，这些专业人士买卖股票是为了给他们的客户赢得最佳效益。然而，从50多年的研究中得来的证据还是很具决定性的：对于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来说，选择股票更像是掷骰子，而不像是玩扑克。任何一年中，往往每3只对冲基金中至少有两只的表现要比整个市场的整体表现差。

    更重要的是，对冲基金收益的年度相关系数非常小，也就比零稍高那么一点点。每年成功的基金差不多都是靠运气，或者说他们骰子掷得好。众多研究者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那就是几乎所有炒股的人，不管他们对股票是否了解（很少人了解股票），都在玩碰运气的游戏。交易者的主观经验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的看似明智的猜测而已。然而在高效率的市场中，明智的猜测比瞎猜也准不了多少。

    几年前，我得到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可以近距离调查金融技能中的错觉问题。我应邀到一家公司为一组投资顾问作报告，这家公司为非常富有的客户提供金融建议和其他服务。我向他们要了一些数据用于准备报告，还有一个小收获：一张电子表格中有25位匿名的财富顾问连续8年来的投资收益。每位顾问（大多数顾问都是男性）每年所得的分数直接与他的年终奖金挂钩。按照每位顾问每年的表现进行排序，并决定他们中是否一直存在技能差异，以及同一个财富顾问为他的顾客赢得的收益是否一年更比一年多，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两年为一组计算了排序的相关系数：第一年和第二年，第一年和第三年……一直到第七年和第八年。每两年会有一个相关系数，总共就会有28组相关系数。我知道其中的理论，也希望能找到能够表明技能持久性的些许论据。我仍然惊讶地发现28组关联值的平均值仅为0.01。换句话说，就是零。我们并未能发现技能差异的持久关联性。这样的结果和你在掷骰子比赛时所期待的如出一辙，却与技能比赛大相径庭。

    这家公司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场游戏的本质，即股票玩家在操控一切。顾问们感觉自己在这份严肃的工作中是有能力的专业人士，而且他们的上级也同意这一点。在研讨会召开的前一个晚上，我和理查德。泰勒与该公司的一些主管共进晚餐，这些主管是决定年终红利多少的人。我们让他们猜猜每位顾问不同年份间的排名有什么关联。他们觉得自己似乎知道我们的意图了，笑着回答道“关联不大”或说“表现当然会有波动”。然而我们很快明白了，没有人希望平均相关系数为零。

    我们向这些主管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至少在构建证券投资组合时，该公司是凭借运气得到的回报，而不是技能。这一点本应让他们感到吃惊，但却没有。他们完全没有表露出不相信我们的迹象。为什么会这样？毕竟我们已经分析了他们的业绩，虽然措辞谨慎，但他们经验老到，肯定看得出来其中的含义。大家继续安静地吃饭，

    我确信我们的发现及其含义都被他们刻意掩盖了，这家公司又回到了以前的运行状态。对技能的错觉不仅是个人的失误，它还深深植入了这个产业的文化中。许多对这一基本假设提出挑战的事实—因此也威胁着人们的生计和自尊心—还远远没有为人们所接受，人类大脑还没有消化这些事实。对绩效的统计研究尤其如此，这种统计研究提供了基础比率信息，当这一信息与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印象互相冲突时，人们一般就会忽视它。

    第二天早晨，我们把各项发现告知这些顾问，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冷漠。他们是对复杂问题进行仔细判断的人，这种经验对他们来说比一个陌生的统计结果更深入人心。活动结束后，昨晚一起吃过饭的一位主管把我送到机场。他用一种带着戒备的口吻跟我说：“我在这个公司做得非常好，没人可以否认这一点。”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想：“我今早已经否认这一点了。如果你的成功主要是靠运气，那你又能将多少成绩归功于自己呢？”

    主观自信与专业文化为认知错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认知错觉比视觉错觉更顽固。缪勒–莱耶错觉虽然告诉你线段长度是相同的，但这没有改变你看线段的方式，却改变了你的行为。现在你知道不能相信自己对末端有箭头的线段长度的印象，而且你还知道在一般的缪勒–莱耶错觉中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有人问起线段的长度，你会说出别人告诉你的长度，而不是你将看到的错误长度。与此相反，当我和同事们在以色列军队中得知领导能力评估实验的有效性很低时，我们很理智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但这并未影响我们的感觉及此后的行动。我们在金融公司得到的反应结果更是极端。我现在相信泰勒和我传达给那些主管与投资经理的信息立即就被放到记忆中的黑暗角落里去了，因为放到那里就不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危害了。

    不管是业余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者，都会固执地认为他们能比市场做得更好，与自己曾经接受的经济理论背道而驰，与自己从他人对自身经历公正客观的评价中学到的东西背道而驰，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金融界中的技能错觉可以长盛不衰？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及此前几章中的很多主题。

    产生错觉最有说服力的心理学原因当然是玩股票的人拥有的都是高水平的技能。他们要查询经济数据和各种预测，查看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评估高层管理的质量，还要对竞争对手进行估量。所有这些都是严肃的工作，需要经过大量训练。当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有直接（且正当）的机会来运用这些技能。不幸的是，光有评估公司商业前景的技能还不足以确保在股票交易中取得成功，因为股票交易中的关键问题是关于该公司的这些信息是否已经包含在股价里了。交易者显然缺少回答这一关键问题的能力，但他们貌似又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通过在障碍训练场上观察新兵，我发现交易者的主观自信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判断。我们对认知放松和联想一致性的理解将这种主观自信深深地植入了系统1。

    最后，有效性错觉和技能错觉是由一种强大的专业文化来支撑的。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当身边的人都跟自己持同样的想法时，不论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人们都能保持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如果处于金融领域中的专业文化之中，那么该领域中很大一部分人就会相信自己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极少数人之一。这种想法不足为奇。

    专家预测的准确度比不上扔飞镖的猴子

    人们想当然地从对过去的解读中预测未来，总是忽视“未来是不可预知的”这一观点。正如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更愿意构建和相信对过往的连贯叙述，这种叙述使我们很难接受自己的预测能力的限度。我们都知道后见之明这个道理，金融专家也是在仔细研读每份晚报之后才对当天的大事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今天的后见之明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昨天就可以预见到，我们不能抑制这种强烈的直觉。我们理解过去所产生的错觉会使我们对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过于自信。

    人们常用的“历史的征程”这一意象暗含秩序和方向之意。征程与漫步或者走路不同，不是随意的。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能通过关注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文化科技发展，或者几位伟人的意向及能力来解释过去。重大历史事件是由运气决定的，尽管这一说法显然是正确的，却依旧令人震惊。提到20世纪的历史—包括其中的重大社会运动—就很难不提到希特勒、斯大林。在孕育希特勒这个生命的卵子受精后，这个受精卵将来发育为女性的概率为50%。将两件“大事”综合来看，20世纪就有1/8的可能性不会出现这两位掌权人，而一旦缺少了这两个人物，整个历史几乎就会被改写。这两个卵子的受精过程有着重大意义，也是对“长期发展是可以预测的”这一观点的巨大讽刺。

    然而有效预测的错觉仍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做预测生意的人充分利用了这一事实，这里所说的从事预测生意的人，不仅有金融专家，还有商界和政界的权威。电视台、电台和各家报纸都有自己的专家团，他们的工作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对未来进行预测，而观者和读者就会感觉自己在接受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或者至少是极有见地的信息。当然，诸位专家和助推者也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在一项长达20年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中解释了所谓的专家预测现象，这项研究发表在他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有多好？我们如何得知？》（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一书中。泰特罗克为此话题的进一步讨论设定了一些术语。

    泰特罗克采访了284位以“评论政治和经济走向或提出建议”为职业的人。他让这些人对某些大事在不久的将来的发生概率进行评估，这些事件既涉及他们的专业领域，也涉及他们所知甚少的领域。戈尔巴乔夫在政变中会遭到驱逐吗？美国会参加波斯湾战争吗？哪个国家会成为下一个大型新兴市场？泰特罗克一共搜集了8万份预测。他还问过这些专家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若结论是错的，他们会有何种反应，以及他们对不能支持自己立场的论据要如何评估等问题。受试者需要对每件事的3种可能结论的出现概率作出评估：例如在政治自由或经济发展方面，是会维持现状、有所增长还是有所下降。

    结果令人震惊。这些专家表现得很糟糕，如果他们简单地将这3种潜在结果出现的概率平均一下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好。换句话说，那些花时间以研究某一特别课题为生的人作出的预测还不如扔飞盘的猴子预测得准确，因为猴子能平均对待每种可能。即使在自己最了解的领域中，专家的预测也比非专业人士好不到哪儿去。

    那些了解更多的人比了解少的人作出的预测强不了多少。知识最丰富的人反而常常不大可靠，原因是学到更多知识的人对自己的技能产生了一种无限放大的错觉，进而变得不切实际、过于自信。泰特罗克写道：“为了获取知识，我们匆忙而草率地预测出利润回馈缩减的临界点。在这个理论高度专门化的时代，没有理由假设顶级期刊的投稿人—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各领域研究专家以及经济学家—比记者或《纽约时报》的细心读者强多少。”泰特罗克发现预言者名气越大，他们的预言就越夸张，他写道“那些受欢迎的专家比他们那些远离聚光灯大肆评论的同事更自信”。

    泰特罗克还发现，这些专家不愿承认自己过去错了，非要他们承认错误时，他们就会有一大堆借口，比如我的失误在于时机不好，突发意外之事，或者就说“我错了，但我有正当理由”。专家毕竟也是人，他们被自己的荣耀蒙蔽了，而且还痛恨错误。泰特罗克说，专家犯错误不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内容，而是因为他们的思考方式。

    他引用了赛亚·柏林所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的术语，“刺猬与狐狸”。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对这个世界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它们在一个清晰的框架下说明某些特殊事件，对不按自己的方式看待事情的人往往没有耐心，而且对自己的预测很有信心，它们尤其不愿承认错误。对于刺猬来说，错误的预测常是由于“时机不佳”或“就差一点儿”。它们固执己见，没有罪过，而这一点正是电视制片人喜欢在节目中看到的。两只刺猬对一个问题各执己见，每只都想攻击对方的愚蠢观点，这真是一场好戏。

    而狐狸却相反，它们是更复杂的思想者。它们不相信仅凭一件大事就可以推动历史的进程（例如，他们不可能接受罗纳德。里根与苏联强硬对抗，仅凭个人力量结束冷战的观点）。相反，这些狐狸认识到，很多不同因素和作用力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些因素中也包括纯运气因素，而这一结果往往会导致更大、更不可预知的结果。尽管狐狸的表现仍旧很差劲，但在泰特罗克的研究中，它们的得分却最高。谈及请谁参加电视辩论，可能刺猬被选中的概率会大些。

    本章的主要观点并不是说那些企图预测未来的人会犯很多错误，即使不说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一点是，预测错误不可避免，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可预知的；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二点是，我们不应该相信高度主观的自信就是准确性的指示器（低度自信可能更有益处）。

    短期内的走向是可以预测的，且人们的行为和成就能从以往的行为和成就中得到较为准确的预测。不过，我们不应该根据士兵在障碍训练场上的行为来推测他们在军官训练和战场上的行为，测试和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是由特定情况下的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从有8个新兵的小组中调走一个坚定且自信的，其他人的个性特征也会改变。狙击手的子弹会偏移几厘米，军官的行为也会有所改变。我不否认这些测试的正确性，如果一项测试对重要结果的预测的正确性达到0.20或0.30，这项实验就应该得到推广应用。不过，你不应再有更多奢望了。你应该降低对华尔街炒股人的期望，或者干脆就不相信他们，这些玩股票的人就是些希望自己比市场预测未来股价更准确的人。你也不应该对专家们作出的长期预测抱有很高期望，尽管他们关于不远的将来可能会有有价值的见解。目前，还没有划定分开可预测的未来和不可预测的长远未来的界限。

    示例—有效性错觉与技能错觉“他知道这份记录表明这种疾病的变化几乎是不可预知的，他怎么会对这个病例表现得这么自信？听起来像是有效性错觉。”“她能通过一个富有逻辑连贯性的情景来解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这种连贯性让她感觉很好。”“是什么让他觉得自己比市场更聪明呢？是技能错觉吗？”“她就像只刺猬，有一个可以解释所有事情的理论，这让她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她了解这个世界。”“问题不在于这些专家是否训练有素，而在于他们的世界是否是可预测的。”第21章 直觉判断与公式运算，孰优孰劣？

    保罗·米尔（Paul Meehl）是个性格奇特而又超凡脱俗的人，是20世纪最有才华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系、法学系、精神病学系、神经病学系以及哲学系任教，同时写了宗教、政治科学方面的文章，还曾经研究过老鼠。米尔习惯用统计数字说话，经验丰富，曾对临床心理学的空洞言论大加批评，在精神分析方面有过实践。他写过一些论述心理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的文章，这些文章很有思想，我在读研究生时几乎能把它们全部背下来。我从来没见过米尔，但自从我读了他的那本《临床与统计的预测：理论分析与事实回顾》（Clinical vs. Statistical Predict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后，他便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

    在这本他后来称为“让我烦恼的小书”的薄册子里，米尔回顾了20项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分析了以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主观印象为基础的“临床预测”，是否比按某种规则将一些分数或等级评定结合在一起作出的“统计”预测更准确。在一项典型的研究中，经过训练的辅导员预测了新生在学年末的成绩。他们与每个学生进行了45分钟的谈话，还参考了他们高中时的成绩、几次能力测试加上一份4页长的学生的个人陈述。数据统计的方法则只采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信息，即高中成绩和能力测试。然而，应用数据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要比14名辅导员中11个的预测都准确。米尔综合其他多种预测结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预测包括违反假释程序、飞行员的成功训练以及刑事累犯情况等。

    不出所料，米尔的著作在临床心理学家中引起了震惊和质疑，这一争议引发了一股研究大潮，自该书出版至今50余载，这股大潮还在继续。将临床预测和统计预测进行对比的研究报告大约已有200篇，然而两者的对峙依然没有分出胜负。大约60%的研究指出，运算手法更准确。其余的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准确性相近，但似乎数据统计方法更胜一筹，因为它比人工判断的成本低。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例外情况记录在案。

    预测结果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医学的可变因素，比如癌症病人的寿命、住院时间、心脏病的诊断以及婴儿对猝死综合征的敏感性；经济措施，比如新企业的成功前景、银行对信用危机的评估、员工对未来职业的满意度；政府机构所关心的问题，比如收养人的适合条件评估、少年累犯的可能性以及其他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还有一些混合结果评估，比如科学报告的评估、橄榄球比赛的胜负预测以及波尔多酒的价格预测。这些领域都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将其称为“有效性低的环境”。在这些情况下，专家预测的准确性与简单的运算得到的结果相当，甚至还要低于简单运算的结果。

    在该书出版30年后，米尔自信而骄傲地说：“在社会科学中，还没有哪一项研究像这项一样，众多研究虽定性不同，结果却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专家预测比不上简单运算准确

    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喝葡萄酒。对于简单的统计学方法的力量可以胜过世界著名学者的观点，阿申菲尔特曾经作过一个引人注目的论证。他想通过波尔多酒生产年所提供的相关信息来预测该酒的未来价值。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优质葡萄酒要想达到质量的顶峰需要很多年。出自同一个酒窖的酒，因其年份不同，在价格上有很大差异。生产时间相差12个月的酒，其价值会相差10倍或更多。预测未来价格的一项因素是它的本质价值，因为投资者买酒就像买艺术品一样，都希望它能够增值。

    人们通常认为葡萄酒酿造期之所以能够决定酒的好坏是受生长期间天气多样性的影响，温暖干燥的夏季会酿就最好的葡萄酒，因此全球变暖貌似会惠及葡萄酒产业。湿润的春天也会使这一产业受益，这样的天气会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增产。阿申菲尔特通过天气的三个特征—夏季生长期的平均温度、丰收期的降水量以及上一个冬季的总降水量—来估测出葡萄酒的特质及特定的年份，再将这些常识性知识转化成数据公式来预测葡萄酒的价格。他的公式给出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准确价格预测。事实上，他的公式所预测的葡萄酒期货价格比新酒的市价更准确。这个新的“米尔模式”向那些为前期价格定位提供建议的专家的估价能力发起了挑战。它还对经济理论发起了挑战，根据这些理论，价格应该能够反映出所有有用信息，包括天气因素。阿申菲尔特的公式非常精确，预测价格与真实价格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9。

    为什么专家预测不如简单运算准确？米尔猜测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专家试图变得聪明，总想跳出思维的框框，在预测时会考虑将不同特征进行复杂的结合。复杂化对稀奇古怪的事情是有影响的，但十有八九会降低其正确性，将这些特征简单地整合在一起反而会更好。有几项研究已经表明，即使人们知道公式给出的建议分数，人类决策制定者在面对预测公式时也会自叹弗如。他们认为自己比公式强大，因为人们拥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信息，但他们往往是错的。在米尔看来，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主观判断，其他时候用判断替代公式并不是个好主意。在一个著名的思维实验中，他描述了一个能够预测某人今晚会不会去看电影的公式，他指出，如果知道此人今天摔断了腿，不用这个公式也罢。于是就有了“断腿原则”。当然，关键问题是断腿的概率太小了，但一旦腿断了，结论也就很明确了。

    专家判断不可取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复杂信息的最终判断很难达成一致。如果有人要求这些专家对同一信息进行两次评估，他们通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些不一致之处往往正是真正令人关切的地方。一个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看到同一张片子，这两次检查结果在“正常”与“异常”之间会有20%的偏差。一项让101名审计员独立评价企业内部审计业务可靠性的实验也反映出类似的不一致程度。此前曾有过对不同专业人士判断可靠性的41项研究，研究要求审计员、病理学家、心理学家、组织管理者等专业人士回顾自己原来的判断。尽管他们对每个案例的再次评估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但实验结果还是说明了判断的不一致性非常典型。不可靠的判断使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作出有效预测。

    这种普遍的不一致性很有可能是由于系统1对极端条件的依赖所致。我们从那个主要实验可以得知，在我们的环境中有一种不被注意的刺激物在本质上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影响会从这一时刻波及下一时刻。在炎热的天气里，短暂的凉风会使你感到心情舒畅，这个时刻无论评估什么都会相对更积极一些。对于一个将要获得假释的犯人来说，在假释审核期间的每一顿饭之间，他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对我们思想中的东西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周围环境有微小的变化时，我们会作出不一样的判断。公式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输入不变，输出也不会改变。可预见性很差—这是米尔和他的后继者们在研究中得出的—不一致性会破坏任何预测的有效性。

    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要提升预测的准确度，最终的结果应由公式给出，在低效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在医学院的学生录取工作中，最终决定一般由面试候选人的老师来做。这一依据是片面的，但他们的推测也有可靠的证据：如果面试官也参与最终的录取工作，面试的过程很可能会降低选拔过程的准确性。这是因为面试官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会很重视个人的喜好而忽略很多其他信息，从而降低了有效性。同样，专家在评估新酒的价格时会品尝酒，这种信息的反面作用大于正面。当然，即使清楚天气对酒质的影响，专家们也无法保证公式那样的一致性。

    继米尔的最初研究之后，促进该领域最重要发展的要数罗宾。道斯所发表的著名论文《决定中非正当线性模型的稳定之美》了。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数据统计分析是按照某一运算法则评估不同的预测因素，这叫做多次回归，且已经被运用于常用软件中。多次回归中体现的逻辑很有说服力：它找到了将各种预测因素权衡后再整合到一起的最理想公式。然而，道斯发现，这种复杂的数据运算没什么用处，人们也可以通过选取一组对于预测结果以及提升价值都很有效的数据作出类似的判断（使用标准数据或者是等级）。一个公式与这些预测因素以同样的权重结合起来预测新事物才有可能像使用多次回归处理原始样本一样取得理想的预测效果。更新研究则更深入地指出：均衡考虑各项预测因素的公式更有优势，因为它们不受样本突变的影响。

    这种基于等权原则的计算方案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可以在不作任何事前统计研究的基础上就能开发出有用的运算方法。这种基于现有数据或者常识的简单等权公式通常可以预测出意义重大的结果。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中，道斯指出了婚姻的稳定性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预测：

    做爱的频率减去争吵的频率
    你应该不会希望得到的结果是负数。

    这个研究的重要结论是，在信封背面构思的一个运算公式通常可以和理想化的公式媲美，与专家的言论相比肯定更胜一筹了。这种逻辑适用于很多领域，从证券投资组合经理对股票的选择，到医生和病人对治疗方式的选择。

    一项拯救了千万婴儿的简单运算法堪称对于这项研究的经典应用。妇产科医生清楚地知道，如果婴儿在出生后的几分钟内无法正常呼吸的话，他/她就会有很大的脑损伤甚至夭折的风险。在1953年麻醉学家弗吉尼亚·阿普加（Virginia Apgar）介入之前，内科医生和接生人员一直在用他们的临床经验来判断婴儿是否处于危险状态，不同人员的依据也不尽相同。一些人侧重于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另一些人则观察婴儿的啼哭频率。由于没有一个标准，人们经常错过危险信号，导致许多新生儿不幸夭折。

    一天早饭后，一个住院医生问阿普加医生如何对新生儿作系统评估。她回答道：“这很简单，你可以这样做。”阿普加快速写下了5个变量（心率、呼吸、反应、肌肉强度和颜色）以及3个分数（0、1、2分别代表各个变量的稳健度）。阿普加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所突破，而且这一突破还可能被应用到所有的产房中，她便开始用这种方法评估每一个出生一分钟的婴儿。一个得到8分以上的婴儿一般是肤色粉红、蠕动、啼哭、面部扭曲并拥有100次以上的脉搏，这样的婴儿外形很好。低于4分的婴儿一般是浑身青紫、肌肉松弛、不爱动且心跳微弱，这样的婴儿需要立即救治。应用了阿普加的评分原则后，产房的护士们终于在判断婴儿情况是否危险的问题上有了一套标准，人们认为这个公式对减少婴儿的夭折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阿普加的方法依然应用于每一个产房中。阿图尔·甘德（Atul Gawande）近期的著作《一份清单宣言》（A Checklist Manifesto）也介绍了一些其他案例，以说明列表以及简单原则的优点。

    让许多业内人士烦恼的运算法

    从一开始，很多临床心理学家就不认同米尔的观点，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显然幻想过自己有长远预测的能力。我们在深思熟虑后，不难发现这种幻想是如何产生的，也可以理解临床医生为何反对米尔的研究。

    证明临床统计可信度低的统计证据与临床医师对自己判断质量的日常体验相悖。经常接触患者的医生对每一个疗程都有其直觉，他们可以预测病人对干预治疗会有什么反应，并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很多推测都得到了证实，这显示出临床医师真实的临床诊断能力。

    问题是在整个治疗期间，这些正确的判断涉及的都是短期预测，而且是在当面诊疗后作出的预测，这项技能是治疗师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他们失败的任务往往需要对病人的病情作长远的预测。想要做到这一点尤为困难，因为即使是最好的公式也只能是有个大概，临床医师也不可能完全了解，这需要患者多年的反馈，而不仅仅是当时短暂的治疗反馈。然而，临床医师可以出色完成的任务与他们完全不能做的事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当然他们自己也是如此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医术，但却不一定知道医术的终极。当然，认为机械地将几个变量整合到一起就会超过人工判断微妙的复杂性的想法对有经验的临床医师来说显然也是错误的。

    这场关于临床预测与数据统计预测孰优孰劣的辩论总会涉及伦理道德的范畴。米尔写道，统计方法被那些临床医师批评为“机械化、自动化、附加物、模式化、人工化、不真实、表面化、武断、不完善、无生机、迂腐、片面、无关紧要、武断、数据化、表面化、死板、无前景、学术化、伪科学且很盲目”。相反，临床方法被它的支持者称赞为“灵活、全球化、有意义、正统、精细、统一、机构完整、有规律可循、系统化、丰富、深邃、真实、科学、成熟、准确、生动、正确、自然、可行，以及可以被理解”。

    这种观点我们都可以理解。无论是约翰·亨利（John Henry）在山顶上挥锤，还是国际象棋天才盖瑞·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与计算机“深蓝”的对决，我们总会同情我们人类自己。对通过数理统计来作决定的厌恶情绪影响着人类，这种厌恶源于我们本身对自然事物的偏好以及对人工合成产物的否定。选苹果时，如果有人问我们喜欢有机的苹果还是商业种植的，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全天然”的那个。即使被告知两者的口味相同、营养相同而且同样卫生，很多人还是会选择有机水果。商人们甚至发现，标签上印有“全天然”或者“不添加防腐剂”时，销量就会增加。

    欧洲葡萄酒协会对阿申菲尔特推测波尔多酒价格这一公式的反应表明，业内人士对揭秘专业知识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阿申菲尔特的公式对公众而言是一种福祉：我们原本以为各地的葡萄酒爱好者都会感谢阿申菲尔特，他提出的公式提高了这些人辨别葡萄酒质量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分辨哪些葡萄酒多年后会有上乘的品质。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葡萄酒界对此的表现是在“愤怒和歇斯底里之间”。阿申菲尔特指出一个品酒专家认为他的发现“荒唐可笑”，还有一个人也嘲笑他“就像没有亲自看过电影却对这部电影评头论足”。

    作重要决定时，对运算法的偏见就会被放大。米尔指出：“有些临床医师会因一个‘盲目的、机械化的’公式而耽误了可以治疗的病例，这是很可怕的，但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情形。”相反，米尔和其他的运算法支持者激烈争论，如果说运算法在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可以减少错误，那么仍旧凭直觉判断就是不道德的。他们的论述有理有据，但却与一个心理学事实背道而驰：对大多数人来说，错误的原因最重要。由于运算法导致婴儿死亡的案例比人为因素造成的悲剧更让人感到悲痛。这种情感强烈程度已经上升到道德取向的层面了。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运算法在生活中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也在慢慢接受它。我们在寻找喜欢的书籍或音乐时，会接受软件推荐的选项；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为因素并没有影响信贷限额的决定；我们也越来越习惯那些以简单的运算法形式出现的指导方针，比如说我们应该努力将有益和有害的胆固醇水平维持在什么比例。公众现在已经意识到，在体育界公式能比人做得更好：一个职业球队该给新队员开多少薪水，或者在第四节的什么时候该踢凌空球。随着运算法使用范围的扩大，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米尔在他那本“让我烦恼的小书”中提到的结果模式时，他们的不适应感最终必将会降低。

    “闭上眼睛”的直觉判断比主观判断更可取

    1955年，作为以色列国防军中一个21岁的陆军中尉，我接受指派为全军建立一套测试系统。你也许会惊讶为什么会将如此重任交给我这么年轻的人，但请记住，以色列当时建国才7年，国内所有的机构都在筹建当中，必须有人去建设。今天听来有些奇怪，我的心理学学士学位竟然能够证明我有能力成为军中最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我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研究者，他拥有化学学士学位。

    当我接到任务时，例行面试已经准备就绪。每一个入伍的士兵都要完成一系列心理素质测试，对那些有作战任务的士兵要进行个性评估。我们的目标是要给这些新兵对作战适应性打一个分，并在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兵种中给他们选择一个最适合他们个性的兵种。面试官们本身也是新兵，之所以被选中做面试官是因为她们智商高，喜欢与人打交道，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时不必参战的女兵。经过几周培训后，她们学会如何安排一个15~20分钟的面试，培训人员还鼓励她们要覆盖多个话题，而且要尽量对被测试者日后在军中的表现情况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

    不幸的是，接下来的评估已经显示这种测试过程对预测新兵日后成功与否毫无用处。于是他们要求我设计一个更有用但不会更耗时的测试。他们还要求我设计新的面试方法，并评估这个方法的准确性。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些任务的难度与让我建一座横跨亚马孙河的大桥差不多。

    幸运的是，我读过保罗·米尔那本一年前出版发行的“小书”。我很相信书中的论证，认为简单的运算法优于临床的直觉判断。我总结出，当前的面试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它允许面试者按照个人的喜好作决定，这个决定会因面试者的心理活动而发生一些变动。相反，我们应该用限时的项目来获得受试者在正常环境下更具体的信息。我从米尔那里还学到了我们应该摒弃这种用面试者的整体评估来给新兵打分的方法。米尔的书中指出这种评估不值得相信，而运算法从分散的评价中得出的结果则更有价值。

    我决定采用这样的过程，面试者要评估几项相关个性特征，为每项单独打分。最后的作战适应性结果由计算机根据一个特定的公式给出，面试者不干预。我列了一个表格，其中包含与作战表现相关的6个特点，包括责任心、社交能力以及男子气概等。之后我再针对每个特点整理出一系列关于他们入伍之前生活的问题，例如之前做过几份工作、工作和学习时是否准时、和朋友交往的频率，以及他的兴趣爱好和参加过的运动等。这便使我能尽量客观地从每个角度对新兵进行评估。

    通过这些标准化的真实问题，我希望能够排除光环效应，排除人们喜好的第一印象对判断结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预防各种光环的影响，我要求面试官依照固定的顺序去测试这6个特点，在测试下一个特点之前要对前一个特点按5分制打分。我告诉他们不要为新兵在部队的未来发展操心。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找出与新兵的过去相关的信息并以此来给每一个特性打分。“你们的作用就是提供可靠的测定值，”我说，“处理预测有效性的工作让我来。”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用公式来整合他们的具体得分。

    面试官们齐声抗议这种安排。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对我这个和他们差不多大的中尉的命令有点不情愿，毕竟这样的要求禁止他们运用直觉，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一些无聊的真实问题上。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你在把我们变成机器人吧！”所以我妥协了，“按照要求进行测试吧，”我说，“请完全按照要求来进行测试，测试完后，就像许愿那样闭上眼睛，将新兵想象成一个战士，并给他打分。

    我们对几百次面试都采用了这个新方法。数月之后，我们收集了新兵指挥中心对他们表现的评价，这使我们很欣喜。正如米尔的书中提到的那样，新的测试过程比原来的过程有质的飞跃。虽然离完美还有一定差距，但6项指标整合起来作出的预测比之前的整体评估要准确得多。我们已经从“徒劳”进步到了“有效”。

    面试官“闭上眼睛”后的直觉判断也很准确，甚至和整合6项指标得到的运算结果一样准确，这是我最为惊喜的地方。我从这一发现中学到了毕生难忘的一课：即使是不那么正规严肃的遴选面试，直觉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当然前提是按照规定收集客观信息并对不同特性进行独立评分。我建立了一个给予“闭眼”评估和整合6项指标同等权重的公式。从这件事中我学到一个普遍规律：不要简单地相信直觉判断—无论是你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也不要完全抛开它。

    45年后，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以色列一时间也小有名气。在一次访问中，一些人想带我看看旧时服役的军事基地，那里依然矗立着测试新兵的房子。有人把我介绍给心理组的司令部官员，她向我介绍了目前的测试方法，和我当时设计的没有什么两样。在那里，大量研究显示该测试依然有效。最后在介绍如何引导面试官时，她补充道：“我们告诉他们，‘闭上你们的眼睛’。”

    本章的内容已经在部队人力测试以外的项目中也得到了应用。按照米尔和道斯的原则进行的测试过程相对来说不怎么费力，但却相当严格。设想你要为你的公司招聘一名销售人员。如果真的想选择最合适的人选，那么你应该这样做：首先，选择一些这个岗位要求的先决条件（比如技能熟练程度、个性稳重程度、可靠性等）。不要列太多，6个左右即可。这些条件最好相对独立，同时要保证你通过一个问题就能够对这几个条件进行评估。下一步就是为每个条件都列出一些问题，并想好如何对其进行评估，分数为1~5分。你应该清楚什么情况“最弱”，什么情况“最强”。

    作这些准备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这种很小的投入能保证你招聘到的员工的质量。为了避免光环效应，你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一个特性的信息采集并对其打分，之后才能测试下一个。不要越过某个特性去测其他项目。评估每个候选者时，要将这6项评分累加起来。由于你要负责作出最终决定，那就不要“闭眼”测试了。即使你认为其他候选人更合适，也一定要雇用那个得分最高的人—请尽量克制自己创造“断腿”机会改变排位的想法。大量的研究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按照该过程操作，你就能找到最合适的人选。这比人们通常用的那些没有准备就开始面试，并依靠“我看到了他深邃的眼神，我喜欢自己看到的一切“这类主观判断要好得多。

    示例—人工判断和公式运算“不管何时，只要公式能替代人工判断，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运算法）。”“他认为自己的判断既缜密又微妙，但实际上把一些分数简单地整合在一起也许会更胜一筹。”“我们应该事先考虑清楚自己有多重视这些候选者以往的表现，否则，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会对我们产生过多的影响。”第22章 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专家的直觉？

    专业人士的争论暴露了学术界最为糟糕的一面。科学杂志上偶尔会有一些交流文章，开始是某人对他人研究的批判性评论，接着就是被批判专家的回复和反驳。我一直认为写这种文章是在浪费时间。最初的那篇批判若言辞犀利，其回复和反驳便尤其激烈，我将其称为对始作俑者的讽刺和深度讽刺。回复很少会对尖锐的批判作出任何让步，而且也没听说过某个反驳者会承认开始的那篇批判性文章有任何误导性或者错误。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在我认为批判具有严重的误导性时，我才会做出回应。这是因为，此时不回复可能会被视为对错误的默认，但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些不友善的批判有什么指导意义。为了寻求另一种方式来化解分歧，我曾参与了几次“对手合作”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对某项科学研究见解不同的学者需要就他们的不同观点共同撰写一篇论文，有时还要一起进行研究。在争论特别激烈的情况下，这项研究则由裁决者主持。

    我与加里·克莱因进行的对手合作是我最为满意也是最有成效的一次。加里·克莱因是某个协会的优秀领导，他所在协会的学者和成员都不看好我做的工作。此协会的人称他们自己为自然主义决策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各类组织里工作，在那里他们经常研究专家们是怎样工作的。他们坚持反对在研究启发式和偏见时关注偏见。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模式过于关注失败，并且是通过仿真实验进行研究，而不是通过真人真事。他们高度怀疑以严谨的计算来代替人工判断的价值，所以，他们并不推崇保罗·米尔。多年来，加里·克莱因一直保持着明确的立场。

    我们的合作几乎没有奠定什么美好友谊的基础，但整个过程中却有很多值得铭记的东西。过去我从不认为直觉总会产生误导。自从读过克莱因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一篇论文的草稿之后，我曾一度非常推崇他关于消防员专业技能的研究，他的著作《力量的源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用很大篇幅分析了经验丰富的专家是如何开发出直觉能力的。我邀请克莱因一起参与直觉成败界限的划分工作。他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虽然我们并不肯定这项工作会成功，但还是一起开始了这项工作。

    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什么时候你可以相信那些声称自己有直觉能力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很明显，克莱因更容易相信这些专业人员的直觉，而我则更容易对此心存质疑。不过，我们在回答这个一般性问题时是否可以遵从一定的原则呢？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我们有过多次讨论，解决了许多分歧，也发生过不止一次的争执。我们写过很多稿件，成了朋友，最终还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见证了我们的经历—“相信专家直觉的条件：达成一致”。的确，我们并没有遇到真正存有分歧的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真正达成一致。

    直觉就在眨眼之间

    当我和克莱因进行上述项目的研究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问世了。这本书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对共同研究的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格拉德威尔这本书开篇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一些艺术名家鉴赏雕像中的杰作—一个阔步行走的男孩雕像。有些专家本能地认为这个雕像是仿冒品，但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让自己有这种感觉的。读了这本书的人（有数百万人读过）都认为直觉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些专家知道雕塑是仿冒的，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知道—这正是对直觉的定义。这个故事好像在暗示，对引导这些专家的线索进行系统调查应该会失败。不过，我和克莱因却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调查很有必要，而且，如果方法得当（克莱因知道该怎么做），是有可能成功的。

    读过这个故事的读者会对专家近乎神奇的直觉啧啧称奇，但格拉德威尔本人却并不那样认为。在随后一章中，他讲述了一个因相信直觉而造成的巨大失败：美国总统哈丁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符合总统的相貌特征：高个子、宽下巴，是典型的强硬而果断的领导者形象。人们把票投给他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强硬和果断，就认为他是这样的人。之所以出现了哈丁作为总统表现会如何的直觉预测是因为选民替换了问题。本书的读者会期待自己也能拥有这种信心满满的直觉。

    克莱因形成其直觉观点的早期经历与我的不同。我的观点是通过观察自己的有效性错觉以及阅读保罗。米尔关于临床预测缺点的实证研究而形成的。克莱因的观点是在他对火场指挥官（消防队的领导）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指挥官对抗火灾时，他进行了跟踪调查并在火灾扑灭后对指挥官当时做决策的想法进行了采访。克莱因在我们合作的文章中写道，他和他的合作者：

    调查指挥官们是怎样不加选择就做出正确决策的。最初的假设是指挥官会将其分析限制在两个选项中，但这个假设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事实上，指挥官只萌生了一个选项，且这个选项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进行真实和虚拟的演练，以识别出合适的选项作为首选，而在有真实需要时，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累积了多年的指令库。他们评估某个选项的方法是在脑部模拟这个选项，看它是否适用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们考虑的这个做法大概可行，他们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不太好，他们就会对其进行调整；如果不易调整，他们就会选择下一个最有可能的选项。然后，重复上面所说的过程，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做法。

    克莱因将上面的描述定义为一种决策制定理论，他称之为预认知决策模式。预认知决策模式可以用来解释消防员的专业技能，也可用来解释其他领域的专业技能，包括下象棋。系统1和系统2同时参与了这个过程。在第一阶段，暂定计划通过联想记忆（即系统1）的自主功能呈现在大脑中。下一阶段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过程，大脑会对这个计划进行模拟以检测其是否有效，这是在系统2的运作下进行的。不久前，赫伯特·西蒙提出将直觉性决策制定模式视为从认知模式中提出想法，而且，赫伯特·西蒙可能是唯一一个被各路决策研究者公认为英雄和创始人的学者。我在本书的序言部分曾引用了赫伯特·西蒙对直觉的定义，现在重复一下会更有意义：“这个棋局已经给了我们提示，根据这个提示我们可以搜寻到大脑存储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就能给出答案。直觉只不过是人们的认知而已。”

    这个有力的陈述用日常经验的记忆解释了直觉的不可思议。消防员凭借其对危险的直觉（“尽管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拥有这种直觉的”）能在房屋塌陷前逃脱的故事的确令人称奇，然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立刻就知道一进屋看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彼得。西蒙这番话的寓意是，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并非直觉的显著特征，而是大脑的常规活动。

    专家型直觉的习得

    构成直觉的信息是怎样“储存在记忆中”的呢？某些类型的直觉能够快速习得。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个重要机制，学会何时应该感到恐惧。的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这样深刻的记忆，记得有家餐厅有一道自己不喜欢的菜，于是我们就一直不愿再进那家餐厅了。在接近曾发生过令人不快的事件的地点时，我们都会感到紧张，即使当时根本不可能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也会感到紧张。对我来说，前往旧金山机场的斜坡就是这样的一个地点。多年前，有个怒路症司机从上高速公路之后就一直跟在我后面，他还摇下车窗，骂了我几句脏话。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为何会发怒，但我每次经过那个斜坡时，总能记起他的声音。

    我对于这件事的记忆是有意识的，这也充分解释了我当时的情绪。但在许多情况下，你会在去到某个特别的地方或是听到某个特别的说法时感到不自在，即使这个地方或这个说法并没有触发记忆中的某个事件时也是如此。如若事后真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你的后见之明就会将那种不自在看做是直觉。这种情绪学习的模式与巴甫洛夫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密切相关。在那个实验中，狗学会了识别食物到来时的铃声。巴甫洛夫的狗所学到的可以称为习得的希望，而习得的恐惧则更容易被感知。

    恐惧可以被感知，事实上也很容易被感知，因为无须亲身经历只需通过语言就能感知。对危险有着“第六感”的消防员肯定有很多机会讨论及思考多种他并没有亲自参与的火灾，并在脑中对会有什么样的线索出现以及该怎样反应进行演练。我还记得，一名没有作战经历的年轻排长在带领部队穿越峡谷时会很紧张，因为他曾经学习过这样的地形很可能会有埋伏。学习需要一定的反复强化。

    情感学习可能很快，但学习我们所说的“专业技能”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学习专业技能，例如高水平的国际象棋、职业篮球以及消防技能，很复杂也很缓慢，因为某个领域的专业技能涉及的不仅是一项单一的技能，还包含了很多小技巧。象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名专业棋手一眼就能看清一个复杂的棋局，但达到那样的能力水平却需要很多年。对象棋大师的各项研究表明，想要达到高水平需要至少10000个小时的专注练习（大约需要在6年的时间里每天练习5小时）。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这若干个小时内，一个谨慎的棋手会熟悉数以千计的棋局，且每个棋局中的棋子都有攻守关系。

    学习高水平象棋好比学习阅读。一个一年级的学生需要努力学习单个字母，再将这些字母组合成音节和单词，但一个成年人则可以掌握所有从句。一个精于阅读的人还可以将熟悉的成分组合在一个新的句型中，并能快速“识别”且正确读出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单词。重复出现且相互关联的棋子如同字母，而棋局则像一个长的单词或是句子。

    技能过硬的读者第一次看到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作的《隐语重重》（Jabberwocky）的开篇诗句，就能够以完美的节奏和音调读出来，且朗朗上口：

    是滑菱鲆在缓慢滑动，时而翻转，时而平衡；

    所有的扭捏作态展示了，蠢人的早熟、懒人的平庸。

    掌握下棋的技巧要比学习朗读更难也更慢，因为象棋的“字母表”含有更多的字母，每个“单词”也包含许多字母。然而，经过上千小时的练习以后，象棋大师能够一眼就“读”出棋局。他想出的那几步棋通常也都很高明，有时还会令对手措手不及。他们可以处理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单词”，还能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去解释一个熟悉的“单词”。

    环境有规律可循，直觉才可相信

    我和克莱因很快就发现，我们对直觉技能的本质和习得的观点一致，但还需就我们的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即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一个自信的专业人士的直觉。

    最终，我们推断我们之间出现分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专业不同。克莱恩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消防指挥官、临床护士以及其他真正具有专业技能的职业。我的大多数时间则用在了对临床医生、股票投资者以及政治学者等人的研究上，这些人普遍都在做毫无依据的长期预测。克莱因则更愿意相信那些称自己有直觉的专家，据他说，这是因为真正的专家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我与他争辩道，也有许多伪专家并不清楚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有效性错觉），总的来说，人们的主观自信普遍过高而且通常毫无根据。

    早些时候，我研究过人们自信的来源，认为以下两点与之相关：认知放松和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很轻松地想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故事，且各个情节之间并无矛盾时，我们就会很有自信。但是放松和一致并不能保证我们充满自信的观点就是正确的。联想机制会抑制怀疑并引发与当前情况相符合的想法与信息。遵从眼见即为事实原则的大脑可通过忽略自己所不知道的事而变得过于自信。因此，许多人容易对没有事实根据的直觉怀有高度的自信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和克莱因最终就一个重要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人们对直觉的自信心不能作为他们判断的有效性的可靠指标。换句话说，当有人告诉你你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时，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相信自己。

    如果主观自信不可信的话，我们该怎样评估直觉判断的有效性呢？判断在什么时候才能反映出真实的技能水平呢？什么时候会显现出有效性错觉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考虑到技能习得的两个基本条件：

    ·一个可预测的、有足够规律可循的环境。

    ·一次通过长期训练学习这些规律的机会。

    当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就可以培养出直觉来了。象棋这个活动就需要在极具规律的环境下进行，桥牌和扑克也提供了有力的、能支撑技能的统计学规律。医生、护士、运动员以及消防员面对的都是复杂但却基本有序的情境。尽管系统2并没有学会如何给它们命名，但事实上专家的系统1学会使用的那些高度有效的线索才是引发加里。克莱因所描述的准确的直觉的原因。相反，作长期预测的股票投资者以及政治学者是在有效性为零的环境中进行的。他们的失败反映了他们尝试预测的事物基本是不可预见的。

    有些环境毫无规律可言。罗宾·霍格思（Robin Hogarth）曾描述过一些“恶劣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专业人员可能会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借鉴了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那个关于医生的例子。在20世纪初，某位医生总能凭直觉来预测哪位来就诊的人会染上伤寒。不幸的是，他是通过咽部触诊来证实自己的预测的，但在诊断两名门诊病人的间隙并没有洗手。于是，来看病的人接二连三地病了，医生也开始认为自己的诊断不会有错。他的预测是准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专家型直觉。

    米尔提到的那些临床医生并不是无能，他们的失败也不是因为能力不够。他们表现不佳是因为其任务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临床医生的窘境并没有在零效度环境下作出的政治方面的长期预测极端，但也是基于低效度的情境，准确性也就不会很高。我们知道事实就是如此，因为虽然最好的运算法的准确率是高于人工判断的，但也不会非常准确。的确，米尔及其追随者的这些研究从未提供过“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被临床医生完全忽略了，但能被运算法察觉到。这类情况的极端失败案例不可能出现，因为人类的学习能力通常是高效的。若存在有助于猜测的有力线索，人们一旦得到机会就一定能发掘出来。在毫无章法的环境下，运算法远远优于人工判断有两个原因：运算法比人工判断更可能观察到不怎么有效的线索，还可能通过利用这样的线索将正确性保持在适度水平上。

    在这样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人们出现预测错误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若专业人士认为自己可以成功预测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指摘。在一个不可预知的环境下声称自己有正确的直觉至少也会被称做自我妄想，有时则更难听。如果缺乏有效的线索，直觉的“准确性”不是因为巧合就是在撒谎。如果这个结论让你惊讶，那说明你仍然相信直觉是不可思议的。请记住这条规则：在环境缺乏牢靠的规律时，不要相信直觉。

    环境中的某些规律会比其他规律更容易察觉并容易加以利用。想想你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刹车方式的。当你学习转弯时，你渐渐学会了何时放油门以及用多大力气踩刹车。现在，弯道改变了，但多次转弯的经历已使你能在任何弯道上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力度踩刹车。学习这项技能的条件是很理想的，因为你在每次遇到弯道时都能收到及时、清楚的反馈：转弯顺畅时你会感到很舒服，但如果刹车没有踩到底，你就会感到车子有些难以控制。港口引航员调动大型船舶的情境也有一定的规律，但只凭借经验是很难学到这项技能的，因为行动之间可能会有长时间的推迟，这样的推迟还会带来显著的后果。专业人员是否有机会培养直觉性专业技能主要取决于反馈的质量和速度，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练习。

    专业技能不是一项单一的技能，而是由许多技能组成的。同一个专业人员可能在她的领域中是个行家，但在别的领域是个新手。等到象棋新手成为专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清所有的棋局（或大部分棋局）”了，就这点而言，象棋是个例外。外科医生在有些手术中表现得比其他人更为专业。另外，专业技能的某些方面可能会比其他方面更容易学。精神治疗医师有很多机会观察患者对他们所说的话的即时反应，回馈使他们培养了相关的直觉性技能，使他们可以使用能平息怒火、增强信心以及使患者集中注意力的语言和音调。另一方面，治疗师没有机会判断对不同的病人应该使用哪一种治疗方法才最有效。他们收到的反馈是病人长期的治疗结果，这种反馈量少且滞后，还有可能根本没有反馈，无论哪种情况都无法运用他们从经验中学到的知识。

    在医学专业中，充分的反馈可以使麻醉师受益，因为他们的行为很快就会见效。相反，放射科医生就不怎么了解他们诊断的准确性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漏诊。因此，麻醉师更能培养出有用的直觉性技能。如果一个麻醉师说：“我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手术室的人就应该开始准备应急计划。

    像主观自信的那个例子一样，专家可能不知道他们专业技能的局限性。一位有经验的精神治疗师知道自己擅长揣测患者的想法，并对患者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有一定的直觉。她很容易就能预测出患者明年的康复状况，但这个结论并不十分正确。短期预测和长期预测不同，治疗师有足够的机会去接触其中一个患者，却不能了解其他患者。同样，财务专家对他所在公司多方面的贸易情况都比较熟悉，但对如何选择股票就不那么熟悉了。中东的某位专家知道许多事，但却无法知道未来。临床心理学家、股票投资者以及经济学者都掌握了各自领域的直觉性技能，但他们却不能够鉴别出因直觉导致错误的情境和任务。这些未能识别的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解释了专家总是过分自信的原因。

    直觉的对错评估

    在我们的实验快结束时，我和加里·克莱恩就上面提及的那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一般性答案：什么时候可以相信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直觉？我们的结论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将可能是有效的直觉与可能是无效的直觉区分开来的。这就好比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真假一样，关注这件作品的出处通常比关注作品本身的判断准确率更高。如果环境有足够的规律性，并且在判断时有机会掌握这些规律，联想机制就会识别这些情境并做出快速且准确的预测与决策。这些条件若得到满足，你就可以相信某个人的直觉。

    不幸的是，联想机制同样会产生主观的强迫性直觉，这种直觉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观察有天赋的年轻人在象棋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会非常清楚完美的技能不是短时间就能练就的。在接近完美的过程中，他会犯错误，而且对这些错误还信心十足。当评估专家的直觉时，你应该时刻考虑到该专家是否有足够的机会挖掘线索，即使是在有规律的环境下。

    在一个不够规律或效度较低的环境中，判断启发式就会被激活。系统1通常会用另一个问题快速替换掉难题，创造出并不存在的关联。此时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预期的那一个，但这个答案会很快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会通过系统2宽松的审查。你可能想预测某个公司的商业前景，并相信这就是你正在判断的事，但实际上，你对这家公司高管能力的印象主宰了你的评估。因为替代是自动发生的，你通常并不清楚自己（你的系统2）赞同并采纳的判断源自何处。如果这是唯一出现在大脑里的判断，你可能就无法将它与你根据专业直觉得来的有效判断进行主观上的区分。这就是主观自信不能作为直觉准确性指标的原因：即使判断的是错误的问题，在作出这一判断时仍可能有高度的自信。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和加里。克莱因立即想到了通过评估环境规律和专家学习经历的方法来估测专家的直觉能力，而不是通过专家的自信程度来评判，还会问我们答案可能是什么。其实解决方案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先前就知道火场指挥官和儿科护士的直觉是有效的，而米尔研究的那些专业人士以及股票投资者和经济学者的直觉则不准确。

    很难说清是什么使我们的实验经年累月进行这么久，是长时间的讨论、不断交换演示稿、数以百计的商谈邮件，还是不止一次想要放弃的想法，我们真的不清楚。但如果某个项目完成得相当好，就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你明白了主要结论，这个结论就总是看似很明显。

    正如我们那篇文章的标题所示，我和克莱因所持的观点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不同，对于我们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采用了一些联合方案。然而，我们发觉我们前期的分歧不单单是观念上的不同，还有态度、情感和品位上的不同，而且这些分歧多年来都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在我们认为最有趣和最感兴趣的事情上体现得最明显。当有人提到“偏见”这个词时，克莱恩的脸部仍然会有轻微抽搐，他仍然会嘲笑由于运算或是正式程序导致的明显荒谬的决策；而我则会将这些偶尔由运算导致的错误视为提高的方法。另一方面，看到在零效度的情况下一些自负的专家仍声称自己有很准的直觉时，我比克莱因更喜欢看好戏。然而，从长远来看，尽可能多地发现两个人观念方面的共识肯定比寻找我们在情感方面的分歧更加重要。

    示例—专家型直觉“对这个特别任务，她有多少专业技能？做过多少练习？”“他真的相信这些新成立的公司的环境有足够的规律来证明与基础比率背道而驰的直觉吗？”“她对自己的决策非常自信，但主观自信并不是评估准确性的标准。”“他真的有机会学习吗？对他判断的反馈他接受得有多快、多彻底？”第23章 努力养成采纳外部意见的决策习惯

    在和阿莫斯合作几年之后，我说服了以色列教育部的一些官员在高中开设有关判断与决策的课程。我组建了一支团队，其中包括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我教授的心理学专业的一些学生，以及希伯来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希莫·福克斯（Seymour Fox）。我们设计了课程内容，还编写了教材。

    我们每周五下午都开一次例会，这一惯例维持了约一年，我们制定出内容详细的教学大纲，完成了教材几个章节的编写任务，还在教室里上了几节示范课。大家都感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天，在讨论估测不确定参量的流程时，我突然想到可以进行一次现场操练。于是，我便请在场的所有人预测我们将完整的教材文稿提交给教育部所需的时间，并将预测结果写下来。我遵循了我们已经计划好要纳入课程体系的流程：从一个团队获取信息的合理方法并不是通过公开讨论，而是通过私下收集大家的观点来完成。这个流程与常规的公开讨论不同，它更加充分地利用了每个成员的相关知识。我收集了大家的预测，并将结果记录在黑板上。在场的各位对完稿时间的预估集中在两年左右，最低估值为一年半，最高估值则为两年半。

    随后我又有了一个主意。我问课程编制专家希莫是否能想到还有哪些和我们类似的团队曾经草拟过课程计划。那段时间，有几项类似“新数学”这样的教学革新在以色列得到引介。希莫说他能想到很多这样的团队。我又问他是否知道这些团队更详尽的情况，事实证明他对其中几个团队的情况还是较为熟悉的。我又请他回想这些团队在取得与我们当前进展相当的成绩时的状况。根据这一点，我又问他是否记得这些团队用了多长时间编完教材的。

    他陷入了沉默。当他终于张口说话时，我觉得他脸红了，在为自己的回答感到尴尬，他说道：“你知道吗，我过去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取得与我们当前进展相当的团队都能完成任务。没完成任务的团队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

    他的话让人很不安。我们从未考虑过自己可能会失败。我越发不安了，于是想请他估测失败的团队占多大比例。他说：“大约40%。”此时，整个房间仿佛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我立刻又提了一个问题：“那些完成了任务的团队用了多长时间呢？”他答道：“没有一个团队是少于7年的，最多用了10年时间。”

    我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说：“与其他团队的技能和资源相比，我们的团队怎么样？在这些团队中，我们团队大概处于什么位置呢？”这次，希莫并没太多犹豫，说道：“我们在平均水平以下，但也没差太多。”他的回答让我们感到震惊，甚至包括希莫自己，他先前的估测受到整个团队所持的乐观心态的影响。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他就不会将自己对其他团队过去经历的了解与对我们团队未来的预测联系在一起。

    听了希莫的话，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远非“我们都清楚了”这句话能够描述的。诚然，我们所有人当时都“清楚”与几分钟前我们写在纸上的预测时间相比，最少7年、失败概率为40%才是对项目未来更合理的预测。我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清楚的事实。这个新的预测似乎仍然不真实，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为何一个看似操作非常简单的项目会耗时这么久。我们没有水晶球，无法看到未来。我们能看见的，只是一个合理的计划，这个计划会使我们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本书，而这与那些显示其他团队不是失败了就是用了很长时间完成任务的统计数据是互相冲突的。我们所听到的是基础比率信息，依据这个信息，能推断出一个因果关系，即如果有这么多的团队失败，或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取得成功，那么编写一门课程就应该比我们想象中的难得多。但这样的推断又与我们对现阶段取得的重大进展的直接体验相左。我们对希莫提供的数据的处理就像平时对待基础比率一样：注意到其存在，但立刻选择忽略。

    我们理应在那一天选择放弃项目的。我们都不愿意为一项失败概率为40%的项目再多投入6年的时间。尽管我们认为坚持做下去并不是理性的选择，但这不足以成为我们放弃的缘由。在几分钟断断续续的争辩之后，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工作。这本书最终在8年以后才编写完成！那时，我早已搬离以色列，离开了团队。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编写经历了许多不可预知的变化。教育部对这个想法所持的热情也在等待这本书交稿的漫长时间里消退了，因此这本书从未被使用过。

    这个令人尴尬的插曲成了我职业生涯中一段最具启发性的经历。我从中悟出了三点，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偶然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方法。后来，这两种方法被我和阿莫斯称为内部意见和外部意见。第二点是我们最初的预测，即完成项目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体现出一种规划谬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出第三点，我将这一点称为非理性坚持，一如我们那天做的荒唐事：没有终止那个项目。面对选择时，我们因为事业心而丢掉了理性。

    比起外部意见，我们更偏向内部意见

    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周五，我们的课程专家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两种判断，并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所说的“内部意见”是指包括希莫在内的所有人自发采取的对我们项目的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我们注重具体环境，在各自的经历中寻找证据。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划：知道要写多少章，了解已经完成的两章所用的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会谨慎些，可能会在预测所用时间的基础上多加几个月，以免出现预测误差。

    外推法是错误的。我们根据眼前的信息进行预测，但我们写出的前几章有可能比其他章节简单，而且在写那几章时，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投入程度很可能正处于最高点。然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考虑到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提出的著名观点：“未知的未知数。”那天，我们没能预见到接下来发生的事会导致这个项目拖延这么久。离婚、生病、与官员的协调等事情导致工作一再延迟，这些事情都是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减慢教材的编写速度，还会导致任务在长时间内没有任何进展或进展非常缓慢。当然，对希莫知道的那几个团队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那些团队的成员清楚自己的项目是切实可行的，所以他们也想象不到各种事的发生会使他们历时7年才完成一个他们曾经认为可行性很强的项目，或者最终根本就没能完成任务。他们像我们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的胜算有多少。任何计划失败的原因都有很多，尽管大多数原因人们可能无法预见，但一个大项目中“某件事”出差错的概率却是很高的。

    我向希莫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将他的注意力从我们团队转移到了一些类似的团队上。他估测那些团队成功的基础比率是：40%的失败率和7~10年的完成时间。希莫的话虽然没有经过正式调查，也没有科学根据，却为基准预测奠定了合理的基础。如果你对一个事件的了解仅限于其所属类别，其他情况一概不知，此时作出的预测就是基准预测。正如前文所述，基准预测应该是进一步调整的锚定。如果你只知道某位女士住在纽约，却被问到她的身高的话，你的基准预测就是你对纽约女性平均身高的合理猜测。如果得到了与案例相关的特定信息，例如那位女士的儿子是他所在高中篮球队的首发中锋，你就会将预测转向一个合理的方向。希莫将我们团队与其他团队的对比说明，我们所作的预测较基准预测而言更糟糕，而基准预测已经是糟糕透顶了。

    在我们的这个问题中，外部意见的预测有着出奇的准确性。然而，这种准确性只是侥幸产生的，并不能作为外部意见有效性的证据。关于外部意见有效性的论证是在一般理由下构建的：如果参考类别选择适当，外部意见就会给出预测的大致范围，我们的那个项目就是如此，这就表明内部预测与事实相去甚远。

    对一个心理学家而言，希莫作出的两种判断的差异是令人诧异的。他头脑中有相应的知识，本应该能够估测出适当的数据，但他在最初估测时，却完全没有应用那部分知识。希莫由内部意见得出的预测并不是根据基准预测得到的判断。他并没有进行基准预测，他的预测只是基于我们所营造的特殊的努力氛围。正如汤姆实验中的受试者那样，希莫知道相关的基础比率，但却没想过应用它。

    与希莫不同的是，我们其他人并没有外部意见的来源，也就不能作出合理的基准预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其他团队的信息作为自己预测的参考。我寻求外部意见的举动让所有人都颇为诧异，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一个常见模式：了解个别案例的人很少会认为他们有必要了解与这个案例同类别的其他案例。

    当我们最终了解到这一外部意见时，却集体忽略了它。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与解释“教授心理学是徒劳的”那个实验有相似之处。当他们在掌握很少信息（一个简短乏味的采访）的情况下对个别案例作出预测时，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的学生完全忽略了他们刚刚了解到的全局解。当“苍白无力的”统计学信息与某个人对案例的印象相冲突时，这些信息总会被舍弃。在与内部意见的竞争中，外部意见丝毫没有取胜的机会。

    偏向内部意见常带有道德的意味。我的堂兄是一位出色的律师。我曾经问过他一个与参考类别相关的问题：“被告赢得与这个案子类似的官司的可能性有多大？”他立马回答：“每一个案例都是独特的。”这位堂兄说这话时的眼神表明他当时肯定认为我的问题既不得体又很浅薄。特别强调案例的独特性在医学领域也很普遍，尽管证据型医学的最新进展指向其他方向，但案例独特性仍不可忽视。医学统计学和基准预测由医患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催生而来。然而，医学界对外部意见依旧抱有矛盾情绪，因为整个医疗过程都由数据和清单主导，缺乏人情味。

    规划谬误：过于乐观的计划随处可见

    按照外部意见及最终结果来看，我们在当初的那个星期五午后所作的最初预测几乎是一种妄想。对下面这种说法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对项目成果过于乐观的预测随处可见。我和阿莫斯创造了“规划谬误”这个新词来描述下列计划和预测：
    ·不切实际地接近理想状况（的计划和预测）。
    ·可通过参考类似案例的数据得到提高（的计划和预测）。
    关于规划谬误的例子在个人、政府、企业的计划和预测行为中皆不鲜见。骇人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 1997年7月，爱丁堡规划中的新苏格兰议会大楼预计的最高预算是4000万英镑。到了1999年6月，建楼的预算就变成了1.09亿英镑。2000年4月，规划者将“成本上限”修改为1.95亿英镑。到2001年11月，他们又将“最终成本”预估为2.41亿英镑。这个最终成本在2002年年末的时候又上涨了两次，成为2.946亿英镑。到2003年6月，预算又增加了3次，达到3.758亿英镑。这栋大楼最终在2004年建成，最终耗资约为4.31亿英镑。。 
    ·2005年的一项研究对1969~1998年全球范围内的铁路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超过90%的项目都高估了新线路的乘客数量。尽管这些乘客的差额曾被广而告之，这30年间对乘客数量预测的准确度却没有什么提高。设计者对新铁路项目的乘客量的平均高估率达106%，平均成本超支45%。尽管收集了越来越多的证据，那些专家却并没有利用这些证据。
    · 2002年，针对改造厨房的美国有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预估的厨房改造费用平均为18658美元，但实际上他们最后的平均花费是38769美元。

    规划者与决策者的乐观心态并不是造成超支的唯一原因。厨房改造和武器系统的承包人都承认（尽管不是对他们的客户承认），他们都会通过扩充最初计划而获取最大利益。客户们无法想象他们的意愿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而没能预测到这些情况的事实也恰好反映出这一点。如果他们制订一个较为现实的计划并严格按计划进行，最终就不会花掉这么多钱了。

    最初预算的误差并不总是无知的。制订计划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得到上级和顾客的认可。通常也正是这种愿望的驱使，他们才制订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他们这样做还因为仅仅由于超支或超时不太可能会导致项目被中途叫停。在这些例子中，避免规划谬误的最大责任落在了批准计划的决策者身上。如果这些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外部意见的必要性，他们就会犯下规划谬误的错误。

    减少决策错误的有效方法

    自多年前那个星期五的下午以来，判断和避免规划谬误的方法并未发生过变化，但这一理念的实施却有了很大进展。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丹麦籍著名规划专家本特·弗林夫伯格（Bent Flyvbjerg）曾经有过颇有说服力的总结：

    看轻或是忽略分布信息的普遍趋势可能是预测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因此，计划者应该尽力划分出预测问题的类别，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所有能够获取的分布信息。

    如何通过改进的方法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上面的说法可算做唯一一条最为重要的建议了。在预测时使用相似团队的分布信息被称为采纳“外部意见”，它是避免规划谬误的有效方法。

    对规划谬误的修正如今也有了对应的专业术语，叫做“参考类别预测”。弗林夫伯格已将此术语运用到几个国家的交通运输项目中。外部意见通过使用更大的数据库来实施，此数据库提供了全世界范围内数以百计的项目信息，包括其计划与结果的信息，能提供可能发生的超支和超时的统计学信息以及各类不尽如人意的项目信息。

    弗林夫伯格使用的预测方法与为克服对基础比率的忽视而采取的建议非常相似：
    1.识别对应的参考类别（例如厨房改建和大型铁路项目等）。
    2.获取参考类别的统计数据（每英里铁路的造价或是支出超过预算的百分比），利用这些数据作出基准预测。
    3.如果有特别的原因说明这个项目多少会比同类项目的乐观偏差更为明显，则可使用此例的具体信息对基准预测进行调整。

    弗林夫伯格的分析旨在通过提供类似项目超出预算的统计数据，为委任公共事业工程项目的官员提供指南。决策者在批准某个提议之前，需要先了解其成本和利益的实际评估。他们还希望估测出为超出预算而准备的预备金，即使这样的预防措施通常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正如一位官员告诉弗林夫伯格的那样，“预备金与承包者的关系就像牛羊肉与狮子的关系，狮子会吞食牛羊肉，承包者也会私吞预备金”。

    高管们为了抢占资源很容易会提出过于乐观的计划，因此，各个组织面临着控制高管这种倾向的挑战。运转良好的组织会奖励规划师，因为他们提出的方案精准而又切实可行；当然也会处罚规划师，因为他们没能对遇到的困难作出预测或是没能考虑到他们本可以规避的困难，即未知的未知数。

    而今距离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已经过去了30年，但每一年我都会想起它，在演讲中也会提到它。有些朋友已经对那个故事感到厌倦了，但我还在不断从中吸取经验。大约在我第一次和阿莫斯作关于规划谬误报告的15年后，我又与丹·洛瓦洛（Dan Lovallo）一起提到了这个话题。我们一起草拟了一个关于决策的理论，即乐观偏差是人们愿意承担风险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学标准的理性模式下，人们愿意冒险是因为胜算大—他们之所以现在能承受有代价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成功的概率很大。这是替代的一个观点。

    在我们预测风险项目的结果时，高管们很容易会掉入规划谬误的陷阱。在规划谬误的支配下，他们根据脱离现实的乐观心态来做决策，而不是根据对利益得失以及概率的理性分析做决策。他们高估了利益，低估了损失。他们设想了成功的场景，却忽略了失败和误算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所追求的行动方案不太可能在预算之内完成，也不大可能按时完成，这个方案可能也无法实现预期的回报—甚至都无法完成。

    由此看来，人们之所以经常（但不是总是）承担风险项目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率过于乐观。我将在本书中反复提到这一点，因为它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簿公堂、发起战争或者急于创业。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关于课程那件事的主要意义就是我从希莫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对我们项目未来的最佳猜测并没有参考他所知道的相似项目的信息。我原以为自己很会叙述事情，而且在那件事中我还是一个聪明的询问者、机敏的心理学家。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我其实是个笨蛋，是个无能的领导者。

    那个项目是由我发起的，因此我的主要责任就是赋予这个项目意义，而其他主要的问题则由团队进行讨论，但我却失职了。当我听到希莫的统计分析后，就改正了那个谬误。如果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承认我们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我们至少应该认真考虑承认失败并打包回家这个选择。但是没有人向我施压，也没有人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默许了这个项目继续下去，根本就不考虑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样做很容易，因为我们在最开始时并没有作出这样的预测。如果在开始做这个项目时就有了合理的基准预测，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将项目进行下去了，但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这是一个沉没成本悖论的例子，我们将在本书后半部分重点关注这个问题。放弃这个项目会令我们很尴尬，尤其是我，而且我也没有直接的理由这样做。在危急时刻转变方向比较容易，但这并不是一个危急时刻，因为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实例。与我们在自身努力后得到不好的结果相比，外部意见更容易被忽略。我将我们的状态形象地描述成嗜睡症的一种形式—不愿思考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继续进行项目。在余下这段时间里，作为团队一员的我也没有进一步尝试制订理性规划—这是作为一个致力于宣扬理性的团队尤为大意的疏忽。我希望我现在能更明智一些，自己也形成寻求外部意见的习惯。但是，这种做法永远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示例—外部意见与内部意见“他正在采纳内部意见，他应该忽略自己案例的情况，去看看其他案例是什么情况。”“她掉进了规划谬误的陷阱。她设想了一个最为理想的情景，但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计划失败，她无法预见所有原因。”“假设你除了知道某个特定的案件是针对一名外科医生的医疗纠纷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了解。你的基准预测会是怎样的呢？法庭上成功的案例有多少？有多少案件是已经结案的？这类案件的总量是多少？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案件与其他相似的案件相比是更严重还是较为轻微？”“我们又加大了投资，因为我们不想承认失败。这是一个沉没成本悖论的例子吗？”第24章 乐观主义是一柄双刃剑

    规划谬误只是普遍存在的乐观偏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世界是美好的，但世界却没有想象般美好；我们觉得自己的贡献很大，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大；我们认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很容易实现，但其实实现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还容易夸大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进而导致乐观的过度自信，这可能会影响到决策。乐观偏见也许是认知偏见中最重要的一种。如果你性情乐观，就应该既乐观又谨慎，因为乐观偏见可能有益，也可能带来风险。

    乐观主义者过度自信的代价

    抱有乐观心态很正常，但一些幸运儿比其他人更为乐观。如果你天生就有乐观偏见，无须别人告知，你就知道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你已经感到幸运了。乐观心态大多是遗传下来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性情，偏向于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

    如若让你为自己的孩子求个愿望，你应该真心希望他或她有个乐观的心态。乐观主义者通常都是开朗快乐的，也因此颇受欢迎。他们对失败和困难的承受力都比较强，患抑郁症的概率低，免疫系统良好，也更注重身体健康。他们感觉自己比别人健康，事实上他们的确更长寿。有些人会夸大自己的预期寿命，认为自己的寿命会超过保险界的统计数据。而对这些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更有信心，离婚之后更容易再婚（典型的“精神胜利法”），也更容易投资个股。当然，只有那些带有轻微偏见并且能在不脱离实际的前提下“强调积极因素”的人才能享受乐观主义带来的益处。

    乐观主义者对塑造生活起到了或大或小的作用。他们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乐观主义者是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总之不是普通人。他们寻求挑战，承担风险，最终获得了成功。他们有天赋，也一直很幸运，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比自己认为的还要幸运。他们很可能天生就是乐观派。一项对小型企业创始人的调查总结道，企业家对待生活的态度普遍比中层主管乐观。他们成功的经历印证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掌控能力的信心。他们的自信因别人的崇拜而增强。这条推理使我们得出一个假说：对他人生活影响巨大的人可能是乐观和过度自信的，这种人承担的风险远大于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水平。

    这一证据表明，当个人或是机构自愿承担重大风险时，乐观偏见都发生了作用，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通常冒险家经常会低估胜算，还投入了大量精力去寻求胜算。由于误算了风险，即使他们其实并不谨慎，那些乐观的企业家也会认为自己是谨慎的。他们相信自己将来会成功，因而也保持着积极的心态，这会促使他们广泛搜集资源，鼓舞员工士气，进而增加获胜的机会。当需要采取行动时，即使略带妄想，乐观主义也是件好事。

    在美国，小型企业能够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创立此类企业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适用于自己。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家容易相信他们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他们对“任何类似你们企业”的成功概率的平均估值为60%—几乎是正确数值的一倍。当他们评估自己企业的胜算时，偏见就更为明显了。有81%的小型企业创办人认为他们的胜算达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甚至认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

    有偏见并不奇怪。如果最近某人开了家意大利餐厅，你在采访他时就不要期待她会低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或说自己缺乏经营餐馆的能力。但你肯定会纳闷儿：如果她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了胜算率，还会继续投入金钱和时间吗？或是她在得知胜算率（有60%的新餐厅3年后会歇业）以后，会考虑胜算率吗？答案是，她可能不会考虑采纳外部意见。

    性情乐观的一个好处是它使我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但是这种坚持可能需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托马斯·阿斯特布罗（Thomas Astebro）曾经作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阐明了乐观主义者收到坏消息时会发生的事。他从一家加拿大机构—发明家援助计划—中得到了所需数据，这项计划对发明家的点子的商业前景进行客观评估，这一业务收取很少的费用。这些评估按照37种标准对每项发明进行比对排名，其中包括产品用途、生产成本以及预估的需求趋向等。分析师用字母表示排名，D和E表示失败—在分析师分析的各项发明中，70%都是D或E，他们对失败的预测非常准确：411个项目中仅有5项达到了商业化的最低标准，且没有一项算得上非常成功。

    在收到自己那份意味着失败的评级结果时，约有一半发明家选择了退出。然而，即使在得知自己的项目毫无希望之后，他们之中仍有47%的人选择继续努力。这些坚持的（或是固执）人的损失平均会是放弃发明所遭受损失的两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乐观测试中得分较高（普遍比一般人群高）的发明家中，收到这个令人气馁的建议后仍然选择坚持的状况比较常见。总的来说，个人发明的回报很小，要“低于私募基金和高风险证券的回报“。一般说来，个体经营的财务收益属于中等：同等条件下，人们通过向雇主出售自己的技能得到的平均回报要比经营自己的企业更高。这表明乐观主义是普遍、执拗且代价昂贵的。

    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比别人有着更为理想的特质—他们愿意为这些实验室中的信念下一笔小赌注。当然，觉得自己很优越的想法在市场中具有重大意义。大型企业的领导有时会在投资巨大的并购上下很大赌注，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比该公司现任管理层更好地管理其资产。股市一般也会对此做出反应，兼并公司的价值会降低，因为经验表明，兼并大型企业的努力失败的概率往往大于成功的概率。“自负假说”（Hubris Hypothesis）已经解释了这种被误导的兼并：那些兼并公司的高管们只是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有能力罢了。

    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Ulrike Malmendier）和杰弗里·塔特（Geoffrey Tate）通过执行总裁在公司的股份持有量来鉴别他们是否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还观察到，过于乐观的领导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他们猜测更容易导致这些高层“向并购目标支付过高的溢价并承接毫无价值的兼并”的是债务而非股权发行或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按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观察结果来说，如果兼并公司的高管过于乐观，该公司的股票在公司并购中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股票市场明显能够鉴别出过度自信的高管。观察得出，虽然对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无可指摘，但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爱下不妥当赌注的企业领导之所以没有过度自信，是因为他们在拿别人的钱下赌注。相反，如果他们个人持有较多股份就会冒更大的风险。当商业媒体将过度自信的执行总裁标榜为名人时，他们造成的损失就会加重。这表明媒体界冠予执行总裁的声誉对于股东来说是代价高昂的。两位作者写道：“我们发现，若公司总裁曾被授予荣誉，则该公司的股票表现就不会很好。与此同时，执行总裁的报酬会增加，他们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参与公司事务以外的活动，比如写书以及列席董事会等，还极有可能参与盈余管理。”

    多年以前，我和妻子曾去温哥华岛度假。我们找到了一家漂亮、舒适的汽车旅馆，但它位于森林中部，这条路少有人走，不免有荒凉之感。旅馆是对年轻而又漂亮的夫妻开的。在我们的鼓励下，这对夫妻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曾是亚伯达省的教师，后来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遂用所有积蓄买下了这座12年前建成的汽车旅馆。他们说：“在我们之前的六七位老板都没能将这家旅馆妥善经营。”所以他们才能用这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家旅馆。他们说这话完全是无意识的，口气没有任何讥讽之感。他们还说自己有贷款修缮旅馆的计划，在旅馆旁再建个餐厅，如此一来，整个旅馆就更具吸引力了。他们觉得没必要解释为何前几位老板都失败了而自己则成功了。无论是旅馆老板还是公司高管，他们都具备勇气和乐观的精神。

    即使大多数风险承担者最终总是收获失望，但那些因乐观而承担的风险企业家毫无疑问都会为激发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力作出贡献。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尔塔·科埃略（Marta Coelho）曾经指出，小型企业的创办者要求政府在决策方面支持自己时（这些决策多半会失败），就会带来让人挠头的政策问题。政府会向这些几年后就会破产的企业家提供贷款吗？许多行为经济学家比较赞同“温和的家长式作风”，因为“温和的家长”管理可以提高他们的储蓄率。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小型企业，如果应该，又该怎样支持小型企业，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竞争忽视：为何大片会扎堆上映？

    人们倾向于用愿望思维来解释企业家身上的乐观主义，但是情感只是乐观主义产生的一部分原因。认知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系统1的其中一个特征，即眼见即为事实。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锚定我们的计划，却忽视了相关的基础比率，导致规划谬误。

    ·我们只关注自己想做的和能做的，却忽视了他人的计划和技能。

    ·在解读过去和预测未来时，我们强调了技能的因果角色，却忽视了运气的影响。因此，我们产生了“控制错觉”。

    ·我们只重视自己已知的，却忽视自己未知的，因此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过度自信。

    “90%的司机都相信自己的车技要高于平均水平”这一心理学发现已得到了证实，也已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还成了普遍存在的高于均数效应的主要例子。然而，对这个发现的解读在近几年发生了改变，原来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膨胀，现在则认为这是一种认知偏见。请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你是一个好司机吗？

    你是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司机吗？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人们很快就可作答，且多数司机都会答“是”。第二个问题要难很多，大多数受试者几乎都不可能谨慎而又正确地作答，因为这需要对司机的平均水平进行评估。读到这里，对于人们会用简单答案回答难题这一观点你已有所了解。虽然受试者将自己的水平与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却从未考虑过平均水平究竟是什么水平。对高于均数效应的认知解释有一项证据，即当人们被要求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任务可能是“你发起与陌生人交谈的技巧高于平均水平吗”），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将自己划在平均水平以下。结果，只要表现还说得过去，人们就总是喜欢表现得过于乐观。

    我曾经有过几次机会询问新成立的创新型公司的创办者及其合作人一个问题：公司取得的成绩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公司的作为？这明显是个简单的问题；人们很快就能回答出来，而且在我所抽取的小样本中，认为自己与公司成功的关联度没有低于80%的。即使他们并不肯定此时自己是否成功，这些有胆量的人也都认为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肯定错了：新公司的成绩更多取决于其竞争者、市场的变化以及自身的调控。然而，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企业家会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放在他们最为了解的地方—他们的计划、行为、最直接的威胁和机遇等，例如筹资能力。他们对竞争者所知较少，也就自然地认为竞争者与公司未来没多大关系。

    科林·卡莫若（Colin Camerer）和丹·洛瓦洛创造了“竞争忽略”这个概念，并用迪士尼制片厂董事长的一段话阐述了这一概念。当有人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高投资的大制作会同期上映时（例如《世纪大毁灭》和《独立日》），他回答道：

    一切都是因为自负。如果只关心自己的生意，你就会想：“我有一个优秀的编辑部，还有个很棒的市场部，我们会做好电影的。”你还认为其他人肯定都不会这样想。但是在一年中的某个周末，你可能就会发现竟然有5部电影同时公映，那么来看你那部电影的人肯定就不会很多。

    这个坦率的回答提到了自负，但这种自负不是指傲慢或比其他制片厂更有优越感。人们只是在决策时没有将竞争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困难的问题再次被简单的问题替代了。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想想别的人会怎么做，有多少人会看我们的电影。诸位制片厂的主管考虑的问题则更为简单，无须多虑：我们的电影怎么样，有强大的部门为其作推广吗？我们熟知的系统1的眼见即为事实原则以及替代原则都引起了竞争忽略和高于均数效应的预测。竞争忽略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额外入口：众多竞争者进入市场，导致市场不能保证赢利，所以平均下来，其结果就是亏损。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公司来说，这样的结果会令其失望，但是这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却可能是积极的。事实上，一些创新型企业的失败标志着新的市场需要更有能力的竞争者。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和丹。洛瓦洛称这些创新型企业为“乐观主义烈士”，对经济有益，对投资者有害。

    是你太糟糕，而不是我太笨拙

    杜克大学的教授们用了几年的时间作了一项调查，调查内容为大型企业的财务总监对次年的标准普尔指数作出的估测。杜克大学的学者们搜集了11 600份这样的预测并检验了它们的准确性。结论非常明显：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对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向一无所知，他们估测出的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接近零！当他们说股市走低时，股市多半可能会上扬。这些发现并不令人吃惊。真正糟糕的消息是，这些财务总监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预测是没有价值的。

    除了对标准普尔指数的估测外，受试者还提供了另外两项估测值：其中一项他们有90%把握的值太高，而另一项他们有90%把握的值又太低。这两个值的范围差被称为“80%的置信区间”，若结果在这个区间之外，我们则称其为“意外”。一个人在多种条件下设置的置信区间预计会有20%的可能出现意外，但通常在多种条件下进行的预测会有67%的意外发生，比预期高出两倍多。这说明财务总监过度相信自己预测市场的能力了。“过度自信”是眼见即为事实的一种表现：在估测质量时，我们会依赖大脑呈现的信息并构建一个使估测合理的、具有逻辑的解释。一个人不可能采用自己没有想到的那些信息，也许是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些信息吧。

    两位作者计算了一下，发现置信区间可将意外的发生率降至20%。这样的结果令人惊讶。想要将意外率保持在理想水平，财务总监就应该年复一年地说：“明年标准普尔回报率在–10%和30%之间的可能性有80%。”这个置信区间恰当地反映了财务总监的知识（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无知）比他们实际阐述的区间的4倍还要多。

    此处涉及社会心理学范畴，因为一个诚实的财务总监提供的答案明显是荒谬的。

    如果一个财务总监告诉他的同事“明年标准普尔回报率很可能在–10%和30%之间”，整个办公室的人很可能都会嘲笑他。设置这么大的置信区间无异于承认了自己的无知，社会不会认同一位靠提供资金相关知识拿工资的人的这种做法。虽然这些主管知道自己所知甚少，但承认这一点将会受到处罚。杜鲁门总统就曾发表过著名的言论，说他想找一个立场明确的“独臂经济学家”（one-armed economist），他对那些总是说“另一只手……”的经济学家烦透了。 ①

    有些机构相信了过度自信的专家的言论，就要承受代价高昂的后果。关于财务总监的调查说明，对标准普尔指数最为自信和乐观的人也会对他们自己公司的前景过度自信和乐观，也就愿意比别人承担更大的风险。纳西姆。塔勒布说过，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了解不足必然会导致经济行为人承担本可以避免的风险。然而，无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股票市场中，乐观主义极其重要。个人及企业会奖励那些提供了冒险且有误导性信息的人，而不是说真话的人。我们从造成大萧条的金融危机中学到的是：总有一段时间，专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会造成大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视而不见。

    青睐过度自信的专家的领域并不仅限于金融预测。其他专业人士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位实至名归的专家需要表现出很高的自信程度。菲利普。泰特罗克的观察表明，最为过度自信的专家更有可能代表全体员工出现在新闻节目中。过度自信也会像医学上的传染病那样具有传染性。有项研究，是将在重症加护病房死亡的人的验尸报告和医生在死者生前提供的诊断进行对比。医生也表现了他们的自信，结果是：对病人临死前的诊断“完全确定”的临床医生中有40%的诊断是错误的。同样，过度自信的专家也间接受到了病人的影响：“通常，临床医生显现出的不确定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自信的人比对事情持不确定态度的人更受人推崇。医生将自己的不确定透露给病人会遭到大家的指责。”完全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专家可能会被更自信、更能获得病人信任的竞争者取代。对不确定性的无偏见评价是理性的基石，但这并不是个人或机构想要的。在危机中，极度的不确定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在风险高的时候承认自己只是在猜测的做法特别不易被接受。所以，假装知道通常是首选的解决方式。

    当支持夸张的乐观主义情感因素、认知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时，有时就会导致人们承担一些风险，且这些风险在他们知道胜算的情况下是可以避免的。没有证据表明经济领域的风险承担者对于孤注一掷的赌博有特别大的兴趣，只是他们不像胆小的人那样有风险意识罢了。我和丹。洛瓦洛杜撰了“无谓的预测和胆小的决策”这个短语来描述风险承担的背景。

    对决策高度乐观带来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但乐观对顺利进行的影响肯定是积极的。乐观的主要益处是使人有了从受挫中复原的能力。正像积极心理学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认为的那样，“乐观的解释风格”通过捍卫自我形象使人产生了复原力。从本质上来说，乐观风格包括对成功进行嘉奖和对失败少加责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风格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塞利格曼记录了多个高失败率行业的训练效果，例如上门推销保险（网络时代以前的普遍做法）。当某个人被一个愤怒的主妇当面摔门拒之门外时，这个人肯定会想“她是个糟糕的女人”，而不是“我是个笨拙的销售员”。我一直认为，在科学研究这一领域，乐观对成功而言同样不可或缺：我遇到的成功的科学家都会夸大他或她正在进行的研究的重要性。我还相信，不爱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人在反复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会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也是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结局。

    “事前验尸”：部分克服乐观偏见的方法

    可以通过训练克服过度自信的乐观偏见吗？对此，我并不乐观。训练人们设定置信区间的多次尝试表明了他们的判断并不精确，只有几个人是相对成功的。利用许多已经知道结果的以往案例进行训练以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地质学家在估测可能的钻井场时，就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人们经常会引用这个例子。在其他情况下，在人们判断时鼓励他们考虑相互竞争的假设可降低（但不会消除）他们过度自信的程度。然而，过度自信是系统1特性的直接结果，可被驯服但不能被彻底改变。问题的主要障碍在于，主观自信是由人们构建的连贯的故事决定的，而不是由支持它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决定的。

    各个组织也许比个人更能抑制乐观主义情绪，而抑制这一情绪的最佳方法是由加里。克莱恩提出的。加里是我的“对抗性合作者”，他推崇直觉型决策，反对偏见的说法，对运算法的反对态度也很明确。他将自己的提议称为“事前验尸”。流程十分简单：当一个机构即将做出一个重要决策但还没有正式下达决议时，克莱恩提议召集对这个决策有所了解的人开一次简短的会议。在会议之前有一个简短的演说：“设想我们在一年后的今天已经实施了现有计划，但结果惨败。请用5~10分钟简短写下这次惨败的缘由。”

    加里·克莱恩关于事前验尸的观点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我在某场达沃斯会议上偶然谈到这个观点时，一个坐在我身后的人低语道：“就为这一点，来参加这次达沃斯论坛值了！”（后来，我注意到这个说话的人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事前验尸观点有两个主要优点：决策快要制定好时，许多团队成员会受到集体思考的影响，而事前验尸则扼制住了这种影响。另外，它还激发了那些见多识广的个人的想象力，并将他们的想法引导到最需要它们的方向。

    当一个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决策上，特别是当领导宣布他的意图时，人们对计划好的步骤的可行性的疑虑就会渐渐减弱，到最后，这样的怀疑还会被认为是对团队和领导的不忠诚。如果某个团队中只有支持决策的人才有发言权，那么对怀疑的抑制就会造成这个团队的过度自信。事前验尸的主要优点是它引发了怀疑。另外，它还助长了支持决策的人去探寻他们先前没有考虑到但却可能存在的威胁。事前验尸并不是灵丹妙药，也不能提供完整措施使我们避免恼人的意外，但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计划的损失。而这些损失一般都是因眼见即为事实的偏差以及盲目的乐观主义导致的。

    示例—乐观偏见与过度自信“他们有控制错觉，他们严重低估了障碍。”“他们好像因为竞争忽略而遭了殃。”“这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例子，他们似乎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的多。”“我们应该开一个事前验尸会议，有人也许能想到一个被我们忽略了的威胁。”

    ① 此处为双关，在英语中，人们总喜欢说“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意为“一方面……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样讲话表明一个人立场不明，所以他说我不喜欢总说两方面的人，此处“one-armed economist”并不是真正独臂的经济学家，而是只说“一只手”（即一方面）的人，不要再讲“另一只手”（另一方面）了。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10-18

    第二部分 启发法与偏见

    第10章 大数法则与小数定律

    一项研究对美国3141个县的肾癌发病率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该病的分布模式很值得注意。发病率最低的县差不多都位于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人口稀少的乡村，这些区域按照惯例由共和党管辖。对此，你有何看法？

    刚刚过去的几秒钟里，你的大脑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系统2在运行。你谨慎地在记忆中搜寻着并作出假设。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你的瞳孔会扩张，心跳会适度加快。系统1也没有闲着，因为系统2的运行需要从联想记忆中获取事实和建议。你很可能会否认共和党的政策提供了肾癌防控方法这个想法，却会关注肾癌发病率低的县大多是乡村这个事实。这个例子是我从机智的统计学家霍华德·维纳（Howard Wainer）和哈里斯·泽维林（Harris Zwerling）那儿得到的，他们对这一案例的评论是：“人们很容易作出推断，认为肾癌发病率低主要是由于乡村的生活方式很健康—没有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食品没有添加剂，保证新鲜。”这一点完全说得通。

    现在，考虑一下肾癌发病率最高的县的情况吧。假设这些易发病的县差不多都位于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人口稀少的乡村，这些区域按照惯例由共和党管辖。霍华德·维纳和哈里斯·泽维林半开玩笑地评论道：“人们可以很容易作出推断，导致肾癌高发病率的直接原因是乡村生活的贫困—医疗条件差、高脂肪饮食、酗酒、嗜烟等。”当然这种说法肯定有问题，因为乡村生活方式不可能既是肾癌发病率高的原因又是其发病率低的原因。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县处在乡村地区或是由共和党掌管，而在于乡村地区人口少。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学到的不是流行病学知识，而是我们的大脑和统计数据之间的复杂关系。系统1非常擅长一种思维模式—自动且毫不费力地识别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使有时这种关系根本就不存在，它也会这样认定。当听到肾癌高发地区的情况时，你立刻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县与其他县不同是有原因的，一定有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同。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当系统1面对“纯统计学”的数据时是束手无策的，因为这些数据虽然可以改变结果出现的概率，却不能直接导致结果的发生。

    根据定义，一个随机事件是不需要解释的，但一连串的随机事件就有规律可循。想象有一个装有大理石弹球的瓮，其中有一半的弹球是红色的，另一半弹球是白色的。然后，再想象有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或一个机器人）随意从瓮中取出4个大理石球，记录其中的红球数，再把球放回去，重复这样的做法数次。总结记录结果时，你会发现“2红2白”的结果出现的次数（几乎刚好）是“4个全红”或“4个全白”这种结果的6倍。这一倍数关系是个数学事实。你可以对这种从瓮中反复抽样的结果作出自信的预测，就像你能预测到用锤子砸鸡蛋的结果一样。尽管你无法预见蛋壳破碎的具体细节，但大概结果还是很确定的。两件事的不同之处在于：你想到锤子砸鸡蛋时感受到的那种明确的因果联系，在瓮中取样的设想中是找不到的。

    相关的统计学事实与癌症那个例子也有联系。两个耐心的计数者轮流从瓮中取大理石球，杰克每次拿出4个球，吉尔拿出7个。他们都记录了每次拿到相同颜色弹球的次数—要么全白，要么全红。如果他们取球的做法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杰克拿到同颜色大理石的次数会是吉尔的8倍（两人的预期概率分别为12.5%和1.56%）。这个结果与锤子无关，也与因果联系无关，这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事实：一次拿4个弹球与一次拿7个相比，出现极端结果的概率更大。

    现在，将美国人口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瓮中的弹球。有些球上标有KC（即Kidney Cancer的简称）字样，表示肾癌。你抽取弹球样本，并依次按照所在县摆放，你会发现乡村地区的样本要比其他地区的少。如同杰克和吉尔所做的那个游戏一样，极端的结果（非常高或非常低的癌症发病率）容易出现在人口稀少的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

    我们从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说起：肾癌的发病率在各县有所不同，且是有规律的，我用统计学理论对此作了解释：相比于大样本，极端的结果（高发病率和低发病率）更容易出现在小样本中。这样的解释不存在因果联系。某县的人口稀少既不会引发癌症，也不能避免癌症，只会使癌症的发病率比人口稠密地方的发病率更高（或更低）。这就是真相，没什么可解释的。在某个人口稀少的县，癌症发病率并非真的比正常情况更低或更高，只是这个县正好在某个特殊的年份赶上了抽样调查罢了。如果我们在第二年重复这样的分析，也能预测到在小样本中出现极端结果的一般模式，但在前一年癌症发病率高的县，这一年发病率并不一定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人口稠密或稀少的因素就无法对发病率作出解释了：这些表面因素就是科学家眼中所谓的假象，即观察结果完全依赖于调查方法的某一方面，在这个案例中，则依赖于样本大小。

    我刚才说的例子也许会令你惊讶，但这并不是真相初次大白于天下。你早就知道应该更相信大样本，并且即使是对统计学一无所知的人也听说过大数法则。但是“知道”并非是非抉择问题，你可能会发现下列陈述放在自己身上很合适：

    ·当你阅读这个关于流行病学的例子时，并没有立刻注意到“人口稀少”这一特点与此次调查有何关联。

    ·对于采用4个样本还是7个样本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你至少会感到有一点惊讶。

    ·即使是现在，想要确定下面两个陈述句所说的完全是一回事，你也要费些脑力：

    （1）大样本比小样本更精确。

    （2）小样本比大样本产生极端结果的概率大。

    第一个表述清晰地陈述了一个事实，但直到感受到第二个表述传达给你的意思，

    你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第一个表述的意思。

    上述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没错，你知道大样本的结果更精确，但你现在可能才意识到你并不清楚为什么它们更精确。不仅你一人如此，阿莫斯与我在一起进行的第一个研究表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对样本效应也缺乏直觉，要么就是理解不到位。

    小样本的出错风险可能高达50%

    没有接受过统计学方面训练的人是出色的“直觉性统计学家”。我与阿莫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合作便始于对这个观点的讨论。他对我（在大学）的研究班及我本人讲过，密歇根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对直觉性统计抱有乐观态度。我个人对那个观点有种强烈的感觉：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直觉性统计学家，但是我也不相信别人会比我好多少。

    对于一个研究型心理学家来说，样本变差没有什么特别的。它是个烦人且损失又大的麻烦事，会把每项实验都变成一场赌博。试想你希望证明6岁女孩的平均词汇量比同龄男孩的词汇量更丰富的假设。这个假设从整体来说是成立的，女孩的平均词汇量确实要比男孩的丰富一些。然而，尽管男孩与女孩差别很大，但你很可能会抽取到男女相差不太明显的样本，甚至会抽到一个男孩比女孩词汇测试成绩还要好的样本。如果你是那个研究者，这个结果对于你来说代价就太高了，因为它浪费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却无法证实一个实际正确的假设。使用一个足够大的样本是降低这种风险的唯一方法。选择小样本的研究者只能看自己是不是能选对合适的样本了。

    想要对样本错误的风险作出评估，只需通过一个相当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实现。然而按照惯例来看，心理学家并不是通过计算来选定样本大小的。他们听从自己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往往是错的。在与阿莫斯发生意见分歧不久之前，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通过生动的观察结果展示了研究人员所犯的错误（他们现在仍在犯这种错误）。该文作者指出心理学家选择的样本通常都很小，致使他们有50%的风险不能够证实其正确的假设，而任何研究人员都不会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接受这种风险。对此有一个貌似正确的解释，即心理学家对于样本大小的决定反映了他们普遍存在的一个直觉性错误观念，即对于样本变差范围的错误看法。

    这篇文章令我十分震惊，因为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却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了相关解释。与大多数研究型心理学家一样，我也墨守成规地选择了一些过小的样本，因此得到的实验结果毫无意义。现在，我知道了原因：那些奇怪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我这种研究方法的典型产物。我的错误特别令人尴尬，因为我教过统计学，也知道该怎样计算样本的大小，以便将风险降至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我从未通过计算来确定样本大小。和我的同事一样，我被传统所禁锢，相信自己设计实验的直觉，也从未认真考虑过样本选择会带来的那些风险。阿莫斯来参加研讨会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是错误的。在研讨会中，我们很快达成共识—密歇根的那些乐观派是错误的。

    我与阿莫斯开始调查一个问题：只有我自己这么愚蠢还是我只是众多愚蠢的人之一，我们通过一项测试来证实这个问题，测试对象为一些数学家，想看看这些人是否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描述了真实的研究情境，包括一些成功实验的复制。问卷要求研究人员选择样品大小，对其决定可能带来的失败风险进行评估，并为那些正在设计自己实验的研究生提供建议。在“数学心理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阿莫斯收集了一组资深受试者（包括两本经济学著作的作者）的反应。结果很明显：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愚蠢的人。大多数受试者都会犯和我一样的错误。显然，即使是专家，在选择样品大小时也无法充分集中注意力。

    我和阿莫斯将我们合写的第一篇文章命名为“对小数定律的盲信”。我们半开玩笑地解释道，“对于随意取样的直觉似乎符合小数定律，由此可以断言大数法则对于小数定律同样适用”。在文章中，我们还收录了一个措辞有力的建议，即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对于统计直觉应抱有一些怀疑，只要条件允许，都应采用计算方法来确定样本规模，而不是依靠直觉印象作决定”。

    信任多于质疑的普遍性偏见

    在一次面向300名老年人的电话民意调查中，有60%的人支持总统。

    如果你只能用三个词来总结这句话，该怎么说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会说“老年人/支持/总统”。这些词概括了这句话的要点。这次民意调查被省略掉的细节—媒介为电话，样本为300人—本身意义不大，它们提供的背景信息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即使样本数量变了，你的结论也不会发生变化。当然，一个完全荒谬的数字倒可能会引起你的注意。（例如一项对6名或6亿名老年选民的电话民意调查……）除非你是专业人员，否则不管样本是150还是3000，你都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这就是“人们对样本大小没有足够的敏感性”这一表述的意义。

    这项民意调查包含了两方面的信息：新闻本身和新闻的来源。当然，你关注更多的是新闻本身，而不是其结果的可信度。但当可信度明显很低时，新闻所包含的信息也就不足为信了。如果得知“某党派小组操纵一项错误且带有偏见的民意调查，使结果显示老年人支持总统……”你当然会排斥这项调查的结果，不会相信这条新闻，这项由某党派进行的民意调查以及其错误结果不但没有令你信服，反而会成为另一条关于政治骗局的新闻。在这样清晰的案例中，你可以选择不相信其中的信息。但是你能把“我在《纽约时报》读到……”和“我在办公室闲聊中听到……”这两种说法完全区分开来吗？你的系统1能够区分出信息的可信度吗？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表明：不能。

    如前所述，系统1并不善于质疑。它抑制了不明确的信息，不由自主地将信息处理得尽可能连贯。除非该信息被立刻否定，不然，它引发的联想就会扩散开，仿佛这条信息就是千真万确的。系统2能够提出质疑，因为它可以同时包含不相容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保持这种质疑会比不知不觉相信其真实性更加困难。小数定律是普遍性偏见的一种表现，即对事物的信任多于质疑。类似这样的偏见在下面的章节中还会出现。

    相信小样本能反映调查对象的整体情况，这一强烈偏见也是一个较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夸大所见事物的相容性和连贯性。许多研究人员过于相信通过有限的几次观察得出的结果，这一现象与光环效应紧密相连。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对某个人很熟悉也很了解，但事实上，我们对他却知之甚少。系统1在了解事实之前就根据零散的证据拼凑了一个饱满的形象。如果相信小数定律，急于下结论的机制就会运作起来。通常情况下，它会建构一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使你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

    对随机事件作出因果解释必然是错的

    联想机制会搜寻原因。在统计规则方面，我们面对的困难是这些规则要求使用不同的方法处理问题。依据统计学观点，我们不应关注当前事件的成因，而应当关注其未来走向。这件事的发生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一切只是机缘而已。

    因为偏好进行因果思考，我们在估测真实的随机事件的随机性时就会犯严重的错误。以在某家医院依次出生的4个婴儿的性别为例，男女出生次序明显是随机的。每个婴儿的出生是各自独立的。在前几个小时内出生的男婴女婴数量并不会影响到下一个出生婴儿的性别。现在，请考虑一下可能的序列：

    男男男女女女

    男男男男男男

    男女男男女男

    出现这些序列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吗？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肯定不一样啊”。但是，这样的反应是错误的。因为每个婴儿的出生都是独立的事，并且生男生女的概率也几乎相等，6个婴儿任何一种可能的性别顺序都与别的顺序概率相等。即使是现在，你仍然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它实际上是反直觉的，因为只有第三种顺序是随机的。如我们所料，“男女男男女男”比其他两种顺序更有可能发生。我们追求模式，相信所处的是一个各方面都相互联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规律（例如6个女婴的顺序）并不只是偶然发生的，它还是机械的因果联系或是人的意志的结果。我们并不期待在一个随机的过程中找到规律。但当探寻到一个可能的规则时，我们就会抛开这个过程是真正随机的想法。随机过程会产生许多序列，以使人们相信这个过程完全是不随机的。如此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假设的因果关系有进步发展的优势。它是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一般警觉性的一部分。我们会习惯性地搜寻环境变化的可能性。狮子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在平原上，但注意到狮子出现频率的明显增长并采取行动则会安全许多，即使这种增长只是由于随机过程的波动而发生的。

    对于随机性的广泛误解有时会带来重大影响。在我和阿莫斯合作的一篇代表性文章中，我们引用了统计学家威廉·费勒（William Feller）的阐述，他说，人们很容易在根本没有模式的情况下创建模式。“二战”期间，火箭弹在伦敦密集地轰炸。人们普遍相信爆炸不可能是随机的，因为地图显示，爆炸点在各地的分布有明显区别。一些人猜测没有被炸的地点住有德国的间谍。一份严谨的统计分析显示，爆炸点的分布是随机程序的一个典型代表，同样也是令人产生它并不是随机的这一强烈印象的典型代表。费勒评论道：“在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这一连串轰炸行动就好像具有某种规律或趋势了。

    “很快，我得到一次机会可以把我从费勒那儿学到的知识派上用场。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中，我作出的唯一一项重大贡献就是建议以色列空军的高级官员停止一项调查。一开始，由于埃及地对空导弹表现出色，空战对于以色列来说很不利。以色列方面人员伤亡惨重，其人员分布也不均衡。有人告诉我说，有两支来自同一基地的空军中队，其中一支被击落了两架飞机，而另一支一架也没有被击落。为了弄明白那支不幸的空军中队到底做错了什么，相关人员对此展开了调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其中一支空军中队比另一支更有效率，也并未发现他们在操作上有何不同。当然，飞行员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会有所不同，据我回忆，其差异包括他们在任务之间回家的次数以及报告任务的执行情况等。我当时给出的建议是，司令部应该明白之所以出现不同结果仅仅只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同而已，应该停止对飞行员的调查。我推断这次事件很可能是由于运气不佳，对不明显的原因进行随机调查必定是劳而无功的。与此同时，空军中队不断有人员损失，没有必要再给他们增加额外的负担，让他们觉得那些去世的伙伴做错了什么。

    几年以后，阿莫斯和他的同学汤姆·季洛维奇（Tom Gilovich）、罗伯特·瓦隆（Robert Vallone）对篮球随机性的错误直觉所作的研究引起了轰动。运动员有时投篮顺手的“事实”普遍被运动员、教练和球迷们所接受。这样的推断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一个运动员连续进了三四个球，你就会不由自主作出判断：这个运动员正处于“投篮顺手”的状态，得分率暂时增加。两队队员都持这种判断—队员也更爱将球传给打得顺手的人，对方球队则会用两位防守球员防卫这位进攻球员。然而，对上千个投篮动作的分析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在职业篮球比赛中，无论球是从球场上投出还是从罚球线投出的，根本没有“投篮顺手”这回事。当然，一些球员会比其他球员投篮更准，但进球与投篮未中都只是随机的。“投篮顺手”完全只是旁人所见，而且他们太快作出评判了，以至于感知不到随机事件中的顺序和因果关系。“投篮顺手”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认知错觉。

    公众对于这项研究的反应也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这个发现令人惊讶，很快就受到了媒体关注，而大家普遍的反应都是不相信。当著名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教练瑞德·奥尔巴赫（Red Auerbach）听说了季洛维奇及其发现（研究）时，他回应道：“这人是谁呀？他做了个实验是吧？不过我对他的观点不敢苟同。”在随机性中发现规律的想法往往不可逆转，肯定比某个人作了一项研究更有说服力。

    对规律的错觉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篮球赛场。你要用多少年的观察才能肯定一个投资顾问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个执行总裁实现多少次成功的兼并，董事会才能确定他对这项工作有着非凡的才能？简单说来，如果你听从自己的直觉，就常常会因为把随机事件看做是有规律的事件而犯错。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生活中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随机的。

    在本章开头，我引用了一个美国癌症发病率的例子。这个例子本来是有意写给统计学老师看的，我是从前文中提到的两位统计学家霍华德。维纳和哈里斯。泽维林所写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中看到这个例子的。他们写这篇文章得到了盖茨基金会17亿美元的赞助，用以调查那些最成功的院校有哪些特点。许多研究人员在那些名声显赫的院校中作调查，希望发现这些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从而寻求成功教学的秘密。这项研究的结论之一是，这些著名院校规模普遍较小。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对1 662所院校的调查中，排名前50的院校里有6所规模都较小，是（普通院校）的3倍多。这个数据使得盖茨基金会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小规模的院校，有时会采取将大的院校拆分成小的院校的方法。另外，其他著名的机构中至少有一半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例如爱林伯格基金会和皮尤慈善机构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美国教育部还启动了“小型学习社区计划”。

    你可能会觉得上述做法很有道理。我们很容易从因果关系角度去解释小规模的院校为什么可以提供优质的教学。我们认为，比起大规模院校，小规模院校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注及鼓励，因此能培养出成就卓越的学者。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因果分析是无意义的，因为得到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如果那些向盖茨基金会提交报告的统计学家们调查过最差学校的特点，他们会发现那些较差的学校也比水平一般的学校的规模小一些。事实上，规模小的学校办学水平并一定更高，他们只不过更懂得变通而已。维纳和泽维林说，如果真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大规模院校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所以容易收到好的效果，特别是学生能拿到高分。

    多亏了几年来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现在才能清楚地知道阿莫斯和我所瞥见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小数定律包含在大脑工作的两个重要部分中。

    ·夸大对小样本的信任只是众多错觉中的一种—比起信息的可靠度，我们会更加注重信息本身的内容，其结果就是我们会将周围的世界变得比数据所能证明的更加简单和统一。在想象的世界中过早下结论比在现实中更有把握。

    ·统计学家的很多观察研究都可归结到因果关系的解释上，但他们却不承认是这样的。许多事实其实只是巧合，包括事件的采样。对偶发事件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必然是错误的。

    示例—小数定律“没错，自从这个新执行总裁接手后，电影制片厂已经制作了3部优秀电影。不过，现在说他老练还为时过早。”“统计学家能够估算出这个交易新手表现出来的强劲势头是否是偶然的，所以在咨询统计学家之前，我不会相信他就是个天才。”“观察的样本太小，所以不能作出任何推断。我们不要遵从小数定律。”“在我们有足够大的样本之前，我计划对实验结果暂时保密。否则，我们会有过早下结论的风险。”第11章 锚定效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阿莫斯和我曾临时赶制过一个幸运轮盘，上面刻有零到100的标记，但我们对它进行了改装，使指针只能停在10或65的位置上。我们从俄勒冈大学招募了一些学生做这项实验。我们两人中有一个会站在一个小组前面，转动这个幸运轮盘，并让小组成员记下转盘停下时指向的数字，当然了，这些数字只可能是10或65之后，我们问了他们两个问题：

    你刚才写下的关于非洲国家占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百分比的数字大还是小？

    你认为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最有可能是多少？

    幸运轮盘的转动根本不可能为任何事情提供有用信息，即使没有经过改装的轮盘也不可能，实验的受试者应该忽略它的影响，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些看到10和65的人的平均估值分别为25%和45%。

    我们研究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遍也很重要，因此你应该记住它的名字：锚定效应。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的特殊价值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这一效应是实验心理学中最可靠也最稳健的结果，即估测结果和人们思考的结果很相近，就好比沉入海底的锚一样。如果有人问你甘地死时年龄是否大于114岁，你在估测他的死亡年龄时会比锚定问题是35岁（死亡）时更高。你在考量买房要花多少钱时，也会受到要价的影响。同样的房子，如果市场价格高，它就显得比市场价格低时更有价值，即使你决心抵制价格的影响也没有用。此类事例不一而足，锚定效应的事例不胜枚举。一旦你要考虑某个数字是否会成为一个估测问题的可能答案，这个数字就会产生锚定效应。

    我们不是最先观测锚定效应的人，但我们的实验是第一个揭示其荒谬性的实证研究：人们的判断明显受到没有任何信息价值的数字的影响。若想解释轮盘的锚定效应是合理的，这似乎不太可能。阿莫斯和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了我们的实验，我们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所有研究成果中，这是最著名的一个。

    但唯一的问题是：阿莫斯和我对锚定效应体系中的心理学现象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他支持一种解释，我则偏向另外一种，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解决这个分歧的方法。几十年后，无数研究者通过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明确了：阿莫斯和我都是正确的，是两个不同的机制共同作用产生了锚定效应，即一个系统对应一个机制。锚定有一种形式，即它是在进行刻意调整时发生的，这也是系统2的一种运行模式。还有一种是由启发效应产生的锚定，是系统1的一种自主显示模式。

    对锚定值的调整常常是不足的

    阿莫斯喜欢将调整—锚定的启发式想法作为估测不确定值的策略：从锚定的数字开始，然后估测它是过高还是过低，接着让大脑从锚定数值上“转移”并逐渐调整你的估值。调整通常会过早结束，因为当人们不再确定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移动时就会停止移动。在我和阿莫斯意见出现分歧的几十年后，也就是阿莫斯去世的几年后，两位心理学家分别提出了有关这个（调整—锚定）过程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两位心理学家在其职业生涯早期曾和阿莫斯一起共事过，他们就是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和汤姆。季洛维奇，参加研究的还包括他们的学生—阿莫斯的“徒孙”们！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请拿出一张纸，从纸的底端由下而上画一条2.5英寸长的线，徒手画，不用尺子。现在请拿出另一张纸，从纸的顶端开始由上而下画一条线，在距顶端2.5英寸处停笔。比较这两条线。你很可能会估测第一条2.5英寸长的线比第二条短，因为你并不确切地知道这样的一条线究竟该是什么样的。这种估测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你若从纸的下端开始画起，就会停在下面的不确定区域；如果你从纸的上端开始画起，就会停在上面的不确定区域。罗宾·勒伯夫（Robyn LeBoeuf）和沙菲尔在日常经历中发现很多关于这种机制的例子。为什么你在开车下了高速公路驶入城市街道时还会开那么快—如果是边聊天边开车，速度尤其容易快。调整不足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解释。孩子在房间里喜欢把音乐开得很大声，父母却很恼火，两代人关系紧张，其原因也是调整不足。勒伯夫和沙菲尔注意到“家长要求孩子应将音乐调到‘适当’的音量，但听着特别大声音乐的孩子即使想这样做也难，还会认为家长忽视了他们真心作出的让步，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从充分的高锚定值中调整过来”。这里提到的司机和孩子都有意地（将数值）向下调整，但两者都没有（将这个值）调整到位。

    请看下面的问题：

    乔治·华盛顿是何时当选总统的？

    珠穆朗玛峰峰顶上的沸点是多少？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最先发生的事就是你的脑海中出现了锚定数字，你知道这样是不对的，而且还知道正确答案的大致方向。你马上就知道乔治·华盛顿是1776年后成为总统的，你也知道珠穆朗玛峰峰顶上的沸水温度比100摄氏度低。你不得不去寻找从这个锚定值上移开的论据，将其调整到合适的数值。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个线段的例子那样，在那个不确定区域的边缘，你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进行时就会停止。

    尼克·艾普雷（Nick Epley）和汤姆·季洛维奇发现，调整就是刻意去寻找离开锚定数字的理由：按照要求一听到锚定值就摇头的人仿佛对此有些排斥，他们会离锚定值更远。而点头则会增强他们对锚定值的概念。艾普雷和季洛维奇也证实说调整是一项需要付出努力的活动。人们在自己的大脑资源耗尽时调整较少（离锚定较近），因为他们的记忆中存储着一些数字或是因为他们有些醉了。调整不足是软弱或懒惰的系统2的一种失误。

    我们现在知道阿莫斯至少对一些锚定效应的例子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些例子中包含了系统2为离开锚定值进行的具体调整。

    暗示就是一种锚定效应

    当阿莫斯和我就锚定效应进行争论时，我同意（他说的）有时会出现调整现象，但其实心里很不服气。调整是一个审慎且有意识的行为，但锚定效应的大多数例子中并没有相应的主观经验。请看下面两个问题：

    甘地去世时比144岁大还是小？

    甘地去世时多少岁？

    你是否会把144岁向下调整来得出自己的评估？也许不会，但这个大得离奇的数字仍然会影响你的估测。我的直觉告诉我，锚定就是一种暗示。如果有人只是提起某件事，而他的话却促使我们去看、去听或是去感受这件事，此时的情形就可以用锚定来形容。例如，“你的左腿现在是否微微麻木了”这个问题常会使相当多的人回答说他们的左腿确实感到有些异样。

    阿莫斯对直觉的研究比我更谨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关注暗示对我们理解锚定效应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解释暗示作用。我不得不同意他是对的，但我不同意调整不足是锚定效应的唯一原因。我们为理解锚定效应做过很多实验，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我们放弃了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的想法。

    现在，那个打败我们的难题得到解决了，因为暗示的概念已经明确了：暗示即一种启动效应，它会有选择地找出相应的证据。你完全不会相信甘地活到了144岁，但你的联想机制却会对一位逝去的老人产生印象。系统1理解句子的方式就是尽量相信其内容的真实性，它对相应想法的选择性激活会产生一系列的系统性误差，这些误差会使我们更容易受骗，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阿莫斯和我从前没有意识到锚定效应有两种类型：研究手法和理论观念，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很需要这两种类型但它们却没有出现。后来，其他人极大地发展了这两种类型。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需要一个类似暗示的过程发生作用：系统1试图建立一个将锚定数字视为真实数值的世界。这是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联想一致性的一种表现。

    德国心理学家托马斯·穆斯魏勒（Tomas Mussweiler）和弗里茨·斯特拉克（Fritz Strack）对锚定效应中联想一致性的作用所作的实证研究最令人信服。在一项实验中，他们问了一个关于温度的锚定问题，“德国每年的平均温度是高于20摄氏度还是低于20摄氏度”，或者“德国每年的平均温度是高于还是低于5摄氏度”？

    研究人员让所有受试者快速扫过一些单词，然后让他们去识别这些词。研究人员发现，受试者看到20摄氏度后更容易识别和夏天相关的词（比如“太阳”和“沙滩”），看到5摄氏度后则能更加轻松地识别出关于冬天的词汇（比如“冰冻”和“滑雪”）。对相应记忆的选择性激发解释了锚定效应：大小不同的数字能激发起记忆中不同的观念体系，而这些带有偏见的观念则成为（受试者）估测年度平均温度的依据，据此作出的估测值也因此带有一定偏见。在另一个基于同一目的的简单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估测德国汽车的平均价格。高锚定值的受试者会选择性地让奢华品牌（比如奔驰、奥迪）的汽车最先出现在脑海中，而低锚定值则会使人最先想到一些销售量大的汽车品牌（比如大众）。此前我们就知道任何启发都会唤起与之相应的信息。暗示和锚定效应都通过相同的系统1的自主运行得到了解释。尽管当时并不知道如何证实这一观点，但我对锚定效应和暗示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直觉最终被证实是正确的。

    作为这幢房子的主人，你能接受的最低售价是多少？

    很多心理学现象可以通过实验得到证实，但事实上这些现象中几乎没有哪种是可以测量的。锚定的影响是一个特例，锚定效应可以测量，测量结果证实这一效应影响超大。有人曾经问过那些参观“旧金山探索馆”的游客下面两个问题：

    最高的那棵红杉树是高于1200英尺还是低于1200英尺？

    你认为那棵最高的红杉树有多高？

    这个实验中的“高锚定值”是1200英尺。而另外一组受试者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则用了一个180英尺的“低锚定值”。两个锚定值相差1020英尺。

    不出所料，（关于那棵最高的红杉树有多高）两个组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平均评估：844英尺和282英尺。两者的差距有562英尺。锚定指数就是两个不同答案的比率55%（562/1020）。对于那些在评估过程中过度运用锚定的人而言，锚定效应的测量结果将是100%，对于那些能够忽略锚定的人而言，锚定效应的测量结果则是零。这项实验中观察到的55%的锚定指数非常典型，在其他许多问题中也观察到了相似的锚定指数。

    锚定效应在实验室中司空见惯，在现实世界中其影响同样毫不逊色。几年前的一个实验中，实验人员让一些房地产经纪人对一幢待售房子的价值进行评估。这些经纪人亲自去看了这所房子，还仔细研究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包括这幢房子的全面信息和售价。其中一半经纪人评估的售价比标价高很多，另一半评估的售价则比标价低很多。每位经纪人都给出了自己认为合理的售价，同时（假定自己是这幢房子的房主）她们还给出了自己能够接受的最低售价。实验人员随后问这些经纪人哪些因素影响了她们的决策。出乎意料的是，售价并非影响因素之一。这些经纪人十分得意，因为她们没有被这个因素所左右。她们坚称标价没有影响到她们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但实际上她们错了：锚定指数是41%。事实上，专业人士和对房地产一无所知的商学院学生一样，都受到了锚定效应的影响。后者的锚定指数是48%。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学生承认他们受到了锚定效应的影响，而专业人士则否认这一点。

    在人们对钱的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同样体现出了强大的锚定效应，人们选择对一项事业投入多少时就会受锚定效应的影响。为了证实这一影响，我们告诉探索馆研究中的受试者，太平洋中的油管引起了环境污染，问他们是否愿意每年都捐钱“使5万只近太平洋海岸的海鸟不致受小面积海上溢油的影响，直到找到防止泄漏的方法或要求油罐所有者支付运行费用为止”。这个问题需要强度相匹配：实际上，我们是在要求调查对象预估应该捐献多少钱才能与自己对海鸟困境的感受程度相匹配。对其中一些游客，实验人员并没有直截了当地问她们愿意捐多少钱，而是先问了一个锚定问题，比如“你是否愿意花5美元来……”

    若没有提到锚定问题，这些对环境都很敏感的探索馆参观者会说他们愿意拿出的钱平均为64美元。当锚定金额只有5美元时，平均捐款则是20美元。当锚定金额达到400美元时，人们的捐款平均数就达到了143美元。

    高锚定金额和低锚定金额之间相差123美元。锚定指数高于30%，表明增长100美元的初始要价就能带来平均值为30美元的回报。

    许多估测和捐款意愿的研究都曾体现出相似甚至更大的锚定效应。例如，有人曾问过那些在法国马赛重度污染地区居住的居民，如果能住在一个污染程度较低的地方，他们能接受生活开销提高多少。锚定指数在该研究中超过了50%。在网上购物过程中也很容易观察到锚定效应，网上相同的产品经常标出不同的“立购”价。“估测”在艺术品拍卖行业中是影响第一次竞拍的锚定价格。

    锚定效应在某些情形下看起来也是合理的。毕竟，那些被问到难题的人肯定会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况且这个锚定值也是根貌似合理的稻草。如果你对加利福尼亚的树所知无几，却又被问到红杉树是否高于1200英尺，此时你可能就会认为这个数字与真实数字相差不远。因为是那些知道这种树真实高度的人想出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锚定值也许是个有价值的提示。但是，锚定效应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即锚定值显然是任意的，它也许和可能有信息价值的锚定值一样有效。当我们用轮盘来估测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时，锚定指数是44%，还算是处在看似正确且能作为提示的锚定效应的影响范围内。有些实验已观察到大小相似的锚定效应，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社保号的最后几个数字被用做锚定值（比如为估测他们城市中医生的数量）。结果很明确：锚定值没有影响，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数字没有什么信息价值。

    随机锚定的影响以一些令人不安的方式出现在生活中。一些任职经历平均为15年的德国法官先是读了一份案例，讲到一个妇女在商店顺手牵羊被捉住的案例，然后他们开始掷一副骰子，这副骰子被人提前做过手脚。因此，每次掷骰子的结果不是3就是9。骰子一停，实验人员就问这些法官是否会将那位妇女送进监狱，且其服刑的时间应该比骰子上的数大还是小。最后，实验人员问这些法官，他们给这个行窃的妇女判定的服刑期具体是多少。平均来看，那些掷了9的法官说他们会关她8个月，而掷了3的法官说他们会关她5个月，锚定指数是50%。

    锚定效应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

    到现在为止，你已经相信锚定效应无处不在，有时是由于启发效应，有时则是因为调整不足。产生锚定效应的心理机制使我们比自己预想的更容易受影响。当然，有些人愿意且能够利用我们的轻信。

    例如，锚定效应解释了为什么限量购买是一种有效的营销策略。几年前，在艾奥瓦州的苏城的超市里，购物者遇到了坎贝尔汤罐头在作促销的情形，降价10%。有那么几天货架上写着“每人限购12罐”，而在其他几天里则写着“不限量”。购物者在限购时平均会购买7罐，是不限购时购买量的2倍。锚定效应不是唯一的解释，配给也显示货物很快就下架了，购物者应该对货物储存量感到有些紧张。但我们也知道12罐的可购买量会成为一种锚定，即使这一数字是通过轮盘产生的也不例外。

    同样的策略在商讨购房价上也适用。在许多其他的活动中也是这样，在协商中率先出击的一方往往会占有优势，例如，当价钱是买方和卖方唯一要协商的事时就会出现锚定效应。第一次在集市上讨价还价也是这样，先发锚定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在教学生谈判时，给他们的建议是如果你认为是对方作出了无礼的提议，你就不应该提出同样无礼的提议，因为两者之间有距离的话会使此后的商谈难以进行。你应该大吵大闹，夺门而出，或者威胁对方说自己也会这样做，要让对方明白以这个数字为基准的话，谈判将难以继续。

    心理学家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和托马斯。穆斯魏勒提出了更好的方法来抵制商谈中锚定效应的影响。他们告诉谈判者，在商谈中要集中注意力搜寻大脑记忆来抵制锚定效应。激活系统2的做法会很奏效。例如，在第二个提议人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能接受的最低值或对方无法接受的费用上时，锚定效应就会削弱或消除。大体来讲，有意地“为对方着想”的策略也许是抵制锚定效应的好方法，因为它否定了能产生这些效应的带有偏见的想法。

    最后，试试看你能不能弄清楚锚定效应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影响，即人身伤害案件的损害程度的裁定。这类案件的判决有时是很严厉的。类似医院和化工企业等单位常常是这类诉讼案件的被告，这些单位曾经游说各方为此类判决设置了一个上限。

    读本章之前你可能想过，给这些判决设置上限绝对是有利于潜在被告的，但现在你就不会这么确信了，如果上限是100万美元，其结果会怎样？这条规则会消除所有的严厉判决，但锚定也会阻止法官将许多较轻罪行的量刑判得更轻。这对违法者和大公司都有好处，比给小公司带来的好处多。

    随机锚定效应还会使我们更加了解系统1和系统2之间的关系。人们一直利用判断与选择的案例来研究锚定效应，而判断与选择最终总是由系统2完成的。但是，系统2对从记忆中提取的数据进行加工，并由系统1进行自主的、无意识的运行，因此很容易受锚定效应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使某些信息更容易让人回想起来。此外，系统2对这种影响一无所知，也无法控制。看到随机或荒谬的锚定值（比如甘地死时144岁）的那些受试者会自信地说，这个明显无用的信息并没有对他们的估测行为产生影响。事实上，他们错了。

    在讨论小数定律时我们发现，如果一则消息没有马上被视为谎言，那么不管其可靠性如何，它都会对联想系统产生同样的影响。这个消息的重点是故事，随便根据什么信息编造的都无所谓，即使这则消息的信息量很少，质量很差劲也无所谓，因为眼见即为事实。当你读到一个拯救受伤登山客的人的英勇故事时，这个故事对你的联想记忆产生的影响和一篇新闻报道或电影简介大体差不多。锚定效应是由这个联想激发引起的。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是否可信一点都不重要。随机锚定的强大影响是锚定效应的极端例子，因为随机锚定显然没有提供什么信息。

    我在前文中讨论了启发效应纷繁复杂的表现类型，在启发效应下，你的思想和行为也许会被完全不曾留意的刺激所影响，甚至会被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刺激所影响。启发实验的主要寓意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会受当时的环境影响，且这种影响比我们了解或想象的要大。很多人发现启发效应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它们和主观经验相去甚远。另外很多人则发现其结果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威胁着我们对中介和自主性的主观感受。如果不相关的大脑屏保能在你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影响你对陌生人的帮助，那你到底有多自由呢？锚定效应也以相似的方式威胁着你。你总能意识到锚定，甚至会对它格外关注，但你不知道它是如何引导和限制你的思考的，因为你不能想象如果锚定改变（或不存在）你会如何思考。但是，你应该假设任何一个公开谈判时的数字都对你有锚定效应，如果概率大，你应该抵制（你的系统2）该效应。

    示例—锚定“我们想要收购的公司给我们看了他们的商业计划，其中包括他们希望得到的收益。我们不应该让那个数字影响到我们的思路。将其放置一边。”“计划是为最佳情况设计的方案。当我们预计实际结果时，要避开计划的锚定效应。想想计划出现失误的各种方式也不失为执行计划的一个方式。”“我们商谈的目标是让他们锚定在这个数字上。”“我们要清楚一点，如果那就是他们的提案，那么商谈就此结束吧，我们不想那样开展工作。”“被告律师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明，证明中提到了一个荒谬的小损失，这些律师就是想让法官们拿这个损失做锚定。”第12章 科学地利用可得性启发法

    1971~1972年，阿莫斯和我在俄勒冈州的尤金度过了我们最为高产的研究时期。我们在俄勒冈研究院做客，在我们研究的领域—判断、决策制定和直觉性预测—中该研究院后来诞生了很多未来之星。主要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保罗。斯洛维克，他曾是阿莫斯在安阿伯市时的同学，也是他一辈子的朋友。保罗当时即将成为风险心理学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他独领风骚几十年，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保罗和他的妻子洛兹带我们感受尤金的生活，很快我们也开始效仿尤金人，常去跑步、烧烤，带孩子去看篮球赛等。我们非常努力地工作，做了很多关于启发法的实验，也写了很多文章。晚上的时候，我就写那本《注意与努力》，那段时间我非常忙。

    我们的项目中有一项是对“可得性启发法”进行研究。我们问自己，人们在想要估计某类事件的出现频率时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些事件包括“人在60岁之后的离婚概率”或“（是否是）危险的植物”等。我们认为这种自问就是启发法。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从记忆中搜寻这类问题的实例，如果搜寻过程既轻松又顺畅，这些事的发生概率就会被判断为很大。我们将可得性启发法定义为通过“实例呈现在脑中的轻松程度”来判断概率的过程。我们的系统阐述似乎已经给出了这一方法的明确定义，但可得性这一概念此后仍在不断得以精炼。我们在研究可得性的时候还没有阐发两个系统的方法，而且我们并没有费尽心思去确定启发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主观策略，还是一个自主运行的无意识行为。现在我们知道启发法其实涉及两个系统。

    我们之前思考的问题是，到底需要在大脑中搜寻多少实例才算是轻松回忆，以获得某一印象。我们现在知道了答案：一个也不用。例如，请考虑下面两组字母可以组成多少个单词。

    XUZONLCJM 

    TAPCERHOB

    你几乎不必去想什么实例，一打眼就知道其中一组字母比另一组组成单词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会多10个或者更多。同样，想要清楚地了解不同国家去年出现在新闻中的相关频率（比利时、中国、法国、刚果、尼加拉瓜、罗马尼亚等）你也无须回想具体的新闻报道。

    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有利于团队关系融洽

    与其他判断启发法一样，可得性启发法就是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你希望估测某一范畴的大小或某一事件的（发生）频率，但你却会提到自己想到相关实例的轻松程度。问题的替代必然会产生系统性错误。你会发现启发法是如何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导致偏见的，不直接说出（事件发生的）频率，而是列举那些使你轻松想起相关实例的因素，其中的每个因素都会成为偏见的潜在来源。试举几例：

    ·你可以很轻松地回想起引起自己注意的突出事件。好莱坞明星的离婚事件和政客的性丑闻事件格外引人注目，想到这些实例并不难。因此，你很容易夸大好莱坞离婚事件和政客性丑闻事件的频率。

    ·一个大事件会暂时提高此类事件的可得性。飞机失事事件会有媒体来报道，这也会暂时改变你对飞行安全的看法，接着你又看到路旁有辆汽车着火了，于是这些事故会暂时盘踞在你的脑海中，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此时充满更多难以预料的事。

    ·亲身经历、生动的图片和鲜活的例子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单纯的文字或是统计数据更容易让人回想起来。一个与你相关的判决错误会逐渐削弱你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度，其影响程度比你在报纸上读到类似事件的影响更深。

    你可以尽可能地抵制如此之多的潜在的可得性偏见，但那样做会令你身心俱疲。你必须通过自问一些问题努力重新审视自己的印象和直觉，比如“我们是否会因为小区内最近发生了几起偷盗事件就认为青少年盗窃是个严重问题”或者“我认识的人去年没有得感冒的，我是不是就没必要打免疫针了呢”。时刻对偏见保持警惕是件累人的事—但由此便可避免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付出努力也是值得的。

    有个很著名的可得性实验表明，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可以使夫妻和睦相处，而且很可能在其他的合作计划中与他人的关系也很融洽。在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问夫妻双方的问题是：你为保持此地整洁作了多大贡献？用百分比来表示。此外，夫妻俩还回答了如“倒垃圾”、“发起社交互动”等类似问题。那么这两位自我估测的贡献率合计能达到100%吗，是更多或者更少？不出所料，他们自我估测的贡献率合计超过了100%。一个简单的可得性偏见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夫妻二人记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比记对方的清楚得多，而且可得性的不同导致了对频率判断的不同。偏见不一定是自私的：这对夫妻还过多地将两人的争执归因于自己，尽管这一比例比两人在那些积极正面的事件中的自评比例小得多，但也是难能可贵了。同样的偏见对常见的观察同样适用，很多合作团队成员感觉他们做的事超出了自己的分内工作，还感到其他人并不感激自己作出的贡献。

    我通常对人们控制偏见的潜能不是很乐观，但这次例外。成功去除偏见的案例还是存在的，即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识别出功劳分配问题是何时出现的，尤其当几个人同时感到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时更是如此。自己周围的那些人通常也会付出超出100%的努力工作，只要你看到这一点有时就足以缓和这种（心理失衡）情形。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该牢记这一点。你做的事情偶尔会超出自己的分内事，但你应该知道，当你有可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的团队里的每个成员也都可能有同感。

    可得性偏见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对可得性启发法的理解有了重大进展。那时，由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领导的一组德国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对某件事发生频率的印象是如何受到列举实例的具体数目这一要求的影响的？

    设想你自己就是那个实验的受试者：

    首先，列出6个你果断行事的例子。

    接下来评判一下你有多果断。

    假如有人要求你列12件自己表现得果断的事（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难列出这么多件事）。你对自己果断程度的判定会有所不同吗？

    施瓦茨和他的同事观察到列举事件的任务可能会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加强对特点的判断：

    ·能回想起的事例数量。

    ·事件在脑中呈现的轻松程度。

    列举12个例子的要求使得两个决定因素相互排斥。一方面，你刚想起了几件自己做得很果断的事；另一方面，你想起前三四件果断的事可能很轻松，可说出12件就要挖空心思了，回忆起来也没有那么顺畅。哪个更重要呢，提取的数量还是提取的轻松感和顺畅性？

    两个因素间的较量谁是赢家一目了然：那些列举了12件事的人认为和只列举了6件事的人相比，自己不够果断。而且，列举出自己表现不够果断的12件事的那些受试者最终却认为自己非常果断！如果无法轻松地想起懦弱的事例，你可能就会说自己一点也不懦弱。自我评估是由事件呈现在脑海中的轻松度来衡量的。轻松地想起某件事的体验比想起事情的数量更重要。

    同一个小组的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对顺畅性的作用作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实证研究，实验中所有的受试者都按要求列出了6件果断（或不果断）行事的例子，同时还保持着特定的面部表情。“微笑者”要收缩颧肌，露出浅浅的微笑：“皱眉者”要皱着眉头。如你所知，皱眉通常伴有认知紧张，且其影响是对称的：执行任务时被要求皱眉的人付出的努力更多，体验到的认知紧张也更强烈。研究者预计皱眉者在提取果断行为时会有难度，因此会估计自己缺少果断性。结果也的确如此。

    心理学家喜欢产生悖论的实验，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运用了施瓦茨的发现。例如，人们：

    ·在回忆起自己多次骑自行车的经历后，依然相信他们自己不经常骑自行车。

    ·在被要求用更多的论据支撑自己的选择时自信心下降。

    ·在列出多个避免某种问题的方法后，却对避免此问题显得更加不自信。

    ·在列出某辆车的优点后，对该车变得没那么感兴趣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发现了一个利用可得性偏见的巧妙方法。他让不同组的学生列出改进课程的方法，要求不同组列出不同数量的方法。正如他所预料，列出较多改进方法的学生对这一课程的评价也更高。

    也许这个有悖论的实验中最有趣的发现就是悖论不一定会被发现：人们有时依照提取到的内容而非提取的轻松程度来作出判定。你真正了解行为模式的证据就是你知道如何让其发生逆转。施瓦茨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这一挑战，去探索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这种逆转。

    受试者想到那些行事果断的例子的轻松程度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前几件事情提取时很容易，但很快就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受试者的思考顺畅性也会慢慢下降，但在列举6~12件事中顺畅性的下降速度显然要超出受试者的预料。结果表明受试者作出了推理：如果我在回想能体现自己果断行事的例子时遇到了超乎想象的困难，那说明我根本就不是个果断行事的人。请注意，这个推理建立在受试者未曾料到的情况之上—顺畅性比预期的更糟糕。此例中受试者运用的可得性启发法被叫做“无法解释的不可得性”启发法才更合适吧。

    施瓦茨和他的同事们论证道，他们为受试者解释其在回想相关经历的流畅性（发生变化的问题），由此可以干扰启发法。他们告诉受试者在回想事件时他们会听到背景音乐，而且音乐会对他们完成记忆任务产生影响。实验人员告诉一些受试者音乐能帮助他们回想起相关例子，却告知其他受试者听音乐其回忆会不那么顺畅。不出所料，那些对顺畅性有所认识的受试者没有将音乐看成是一种启发法；而那些得知音乐会使回忆更困难的受试者无论完成提取6件还是12件的任务，对自己果断程度的估测没什么两样。其他的主要实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若通过展示曲线或直线的文本框，或屏幕的背景颜色，又或其他与实验预期不相关的因素对体验到的顺畅性作出虚假解释的话，判断便不再受提取轻松程度的影响。

    诚如我所述，用可得性来判断的过程包括了一个复杂的推理链。受试者会体验到，他们在提取事件时，顺畅性会逐渐降低。他们显然对顺畅性的下降率事先有过预计，但那些预计是不准确的：想起新事例的困难增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计。正是这种超出预期的低顺畅性使那些被要求列举12个事例的人将自己描述成优柔寡断之人。了解个中缘由，低顺畅性也就不会再影响判断了。这个过程看似由一套复杂的推理组成。自主的系统1能胜任这项任务吗？

    回答时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在系统1的基本特征中，其中一点就是这一系统具有设定预期的能力，当现实与预期相悖时它就会感到惊讶。该系统还会提取造成惊讶情绪的可能原因—通常是在近期所经历的各种惊讶体验中找到一个可能的原因。此外，系统2在运行中会重塑系统1的预期，因此一件本该令人惊讶的事就变得正常了。假设有人事先告诉过你那个住在隔壁的3岁大的小男孩经常戴着一顶礼帽坐在小推车里，那么当你真的看到他戴着礼帽时就不会像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那么惊讶了。在施瓦茨的实验中，受试者事先知道背景音乐可能是影响他们回想具体事例的一个原因，因此他们对提取12件事的难度也就不再那么吃惊了，这种难度也就不大可能影响他们对自己果断行事程度的判断。

    施瓦茨及其同事发现，判断涉及自身情况的人往往更有可能关注他们从记忆中提取的事件数量，对顺畅度则不大关注。他们请两组同学参加对心脏健康风险的研究，其中一半学生有心脏病家族史，他们应该比其他没有这种家族病史的人更注重这个研究。所有的学生都要回想自己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影响心脏健康的3种或8种行为（按照要求，有些学生需要回想的是危险行为，其他学生需要回想的是保护性行为）。没有心脏病家族史的学生对这项任务较随意，遵循的是可得性启发法。觉得想起8件危险行为很难的学生觉得他们相对安全，而那些努力回想安全做法的学生却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中。有心脏病家族史的学生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他们在想起很多安全做法时觉得很安全，在想起很多危险行为时感到很危险。他们还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将来的行为会受到自己对危险做法评估的影响。

    由此可见，事件在脑海中呈现的轻松程度体现出系统1的启发作用，然而当系统2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时，受试者关注的就不再是提取记忆的轻松度，而是回忆起来的若干事例的内容了。各种各样的证据都指向统一结论，即那些跟着系统1走的人更容易受可得性偏见的影响，比那些警惕性更高的人受影响的程度更大。在下面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在“跟着感觉走”，提取轻松度对他们的影响要大于其回想事例内容带给他们的影响：

    ·当他们同时忙于另一件需要付出努力的任务时。

    ·因他们刚刚想起生命中的一个快乐片段而心情大好时。

    ·如果他们在抑郁量表中得分很低的话。

    ·尽管对这项任务所给话题的了解达不到专家级水准，但他们也算是对此领域了解颇多的新手了。

    ·他们跟着感觉走却拿了高分时。

    ·如果他们（或别人令他们感到）很强大时。

    我认为最后一个发现尤其有趣。几位作者引用一句名言来介绍自己的文章：“我没有满世界做民意调查来告诉自己怎样做才对，知道自己的感受就够了。”他们进一步表明，对直觉的依赖只是个人品行特征的一部分。他们只想提醒人们，能力可以提升我们对自己直觉的信任。

    示例—可得性“因为上个月发生了两架飞机相撞事件，她现在更愿意坐火车。这真是愚蠢，风险其实并没有真正降低，这就是可得性偏见。”“他低估了室内污染的风险，因为媒体对此报道极少。这是可得性的影响。他应该看些统计数据。““她最近看的间谍电影太多了，因此她看什么都觉得有阴谋。”“这位执行总裁连续多次成功，因此失败不会轻易在她的脑海中出现。可得性偏见使得她过于自信。”第13章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

    有风险意识的学生可以迅速发现可得性效应与自己的担忧不无关联。在我们的作品发表前，经济学家霍华德·昆路德（Howard Kunreuther）就已经注意到，可得性效应能够对买保险的行为模式和灾后的保护性行为模式作出解释。当时，昆路德对风险和保险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受害者和近似受害者在灾后往往心存焦虑。

    每次影响巨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加利福尼亚的居民都会去买保险，采取充分的自我保护和减少损失的措施。他们固定好暖壶以防止其在地震中破碎，将地下室的门封死以抵抗洪水，还要确保紧急备用电源能正常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灾难的记忆就会变得模糊，担忧和防备的努力程度也会减弱。记忆的动态变化为灾难、担忧和越来越松懈的心理这一循环作出了解释。昆路德还观察到，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保护性行为，都能应对最糟糕的灾难。早在法老时代的埃及，人们就为周期泛滥的河水的最高水位作出标记，找出相应的治水对策，当时的人们显然认为河水不会比标记的最高水位更高，因此他们很难想到还会有更大的洪灾。

    被闪电击中与食物中毒，哪种意外致死率更高？

    对可得性偏见最具影响力的几项研究，是由我们那些身在尤金的朋友完成的，保罗·斯洛维克和他的长期合作者萨拉·利希滕斯坦（Sarah Lichtenstein）以及我们以前的学生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等人共同完成了这些研究。他们关于公众对风险看法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包括一项如今已成为可得性偏见的标准案例的调查。他们让受试者思考两组死亡原因：糖尿病和哮喘，中风和意外事故。

    每组原因中，受试者要指出更常出现的原因并估测两种可能性的比率，然后将作出的判断与当时的健康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以下是他们发现的一个样例：

    ·中风致死的数量几乎是所有意外事故致死总数的2倍，但80%的受试者却判断意外事故致死的可能性更大。

    ·人们认为龙卷风比哮喘更容易致死，尽管后者的致死率是前者的20倍。

    ·人们认为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比食物中毒要小，不过，前者致死率却是后者的52倍。

    ·得病致死是意外死亡的18倍，但两者却被认为概率相等。

    ·意外死亡被认为是糖尿病致死率的300倍，但真正的比率却是1∶4.

    这其中的道理很明显：对死亡原因的估测因媒体报道而有所改变。报道往往偏向新鲜和尖锐的事。媒体不仅影响了公众的兴趣，也受到公众兴趣的影响。编辑不可能忽略公众的需求，就对某些话题和观点进行大量报道。不同寻常的事件（比如腐肉中毒）会格外引人注意，人们常会低估此类事件的发生概率。我们脑海中的世界并不是真实世界的准确反映；我们对事件发生频率的估测也会受到自己接触这些信息和频率与个人情感强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对致死原因的估测几乎是联想记忆中观点激发的直接反应，也是替代效应的极佳例子。但斯洛维克和他的同事们有了更深层次的发现。他们发现，人们想到不同风险的轻松程度与其对这些风险的情感反应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总是特别容易想起那些骇人的想法和画面，而那些流畅生动的骇人印象又会加深我们的恐惧。

    如前所述，斯洛维克最后对情绪启发式的概念作了详细探究，认为人们在作判断和决策时会受情绪的影响：我喜欢它吗？我恨它吗？我对它的感觉有多强烈？斯洛维克说，在生活的很多领域中，人们形成的观点和作出的选择直接表达出其情感和取舍的基本倾向，而这些行为完全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作出的。情绪启发是替代的一种，即将简单问题（我对它感觉如何）的答案当做较难问题（我对它评价如何）的答案。斯洛维克及其同事将他们的观点与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达马西奥曾指出人们对结果的情感反应、身体状态，以及与之对应的取舍抉择在决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达马西奥和他的几位同事发现，在做决策前没有表现出适当情感的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大脑有损伤，也可能是因为他对做出较好决策存有障碍。无法接受糟糕结果的“健康畏惧”导向是个灾难性缺陷。

    关于情绪启发式的运作问题有一项十分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斯洛维克的研究小组对人们对各种技术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其领域涉及饮用水氟化、化工厂、食品防腐剂和汽车等，要求受试者列举每项技术的优缺点。他们发现受试者对该技术的优势和风险的估测值存在非常大的负相关性。当人们更青睐于某项技术时，他们就会认为此项技术更有优势、风险更小；如果他们不喜欢某项技术，则只会想到其缺点和寥寥几个优点。因为几项技术刚好是从好到次排列起来的，因此无须作艰难的权衡。当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在规定时间内对风险和优点作出估测时，这两项估值会更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毒物学会几位会员的反应是相似的：他们在自认为危险的物质和技术中发现的优点很少，反之亦如此。一致影响是我所提到的联想一致性的一项基本要素。

    接下来是该实验最精彩的部分。完成最初的调查后，受试者读了几篇支持不同技术的小短文。有些短文关注的是某项技术的众多优点，其他短文则强调其风险低。这些短文有效地改变了受试者对这些技术的感性认识。实验结果令人关注，那些读到对某项技术多有褒奖的短文的人，对此项技术存在的风险也有了不同认识。尽管没有佐证，但他们现在却认为自己更喜欢这项技术了，感觉其风险没那么大。同样，那些只知道某项技术风险较小的受试者也会对其优点越发青睐。其中的道理很明显：正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感性细节掌控理性大局。”情绪启发式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更明了的世界来简化我们的生活。好的技术在我们的虚拟世界中成本较小，不好的技术没有利益，所有的决策在这里都变得很简单。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常要在利益和成本中作出权衡。

    如何避免小概率的风险事件演变成公共危机？

    保罗·斯洛维克可能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人类作出风险判断的特性。他的著作描述了不卑不亢的普通人形象：感性而非理性，易被琐碎细节左右，并且对较小的可能性和极微小的可能性之间差别的感知力不够敏锐。斯洛维克还对专家进行了研究，显然专家在处理数字和数量的问题时更权威。专家同普通人一样，也以衰减的形式表现出同样的偏见，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和偏见往往与普通人有所不同。

    非专业性判断中存在的偏见可以对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不同之处作出一定的解释，但斯洛维克提请人们注意能反映不同价值间真实矛盾的情况。他指出专家经常通过判断死亡人数（或寿命）来测定风险，而公众的区分则更加细致，例如，“善终”和“非善终”，是意外死亡还是在类似滑雪这样的自愿活动中死亡等。这些合理的区别经常被只计数事件的统计学所忽略。斯洛维克通过这些观察报告得出结论：公众对风险的认识比专家更深刻。因此，他强烈反对专家或权威的观点，若专家与其他公民的观点和希冀相矛盾时，人们就不应该完全接受专家的观点。他说，当专家和公众对各自的优先权意见分歧时，“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见解和智慧”。

    斯洛维克想摆脱专家对风险判断的绝对控制，因此他对专家的理论根据—风险是客观的—发起了挑战。

    “风险”并不是脱离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而独立存在的，不会老老实实等着我们去测量。人类发明“风险”这个概念是为了帮助自己理解和应对生活中的危险和不确定情况。尽管这些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没有“真正风险”或“客观风险”这回事。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斯洛维克列举了9种界定死亡风险的方式，从“每100万人的死亡”到“每生产价值100万美元的产品造成的死亡”，这种死亡风险与向空气中释放有毒物质的做法相关联。他的观点是：风险评估依赖测试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极有可能是在人们心中期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结果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进一步总结道，“因此，风险界定是一种权利运作”。也许你从未想过竟然会有人将判断心理的实验研究与棘手的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但是，政策最终还是与人相关的，它关乎人们想要什么和什么对他们是最有利的问题。每个政策问题都包括对人性的假设，尤其是人们可能作出的抉择和他们为自己和社会作出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我特别敬仰的另外一位学者兼好友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对专家和公众的看法与斯洛维克截然不同，他认为专家就是抵制“平民”越轨的壁垒。桑斯坦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学家之一，与同领域的其他领军人物一样，他身上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知道自己能快速且完整地掌握任何知识体系，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知识体系，包括判断和决策心理学、管理问题、风险政策等。他认为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暴露出优先处理事件不明确的糟糕状况，这一体系更多的是对公众施压做出反应，而不是谨慎客观地分析具体情况。桑斯坦认为，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风险监管和政府干预手段，应该以成本和利益间的理性权衡为指导。对具体情况的谨慎而客观的分析，其自然单位是拯救生命的数量（或者是寿命，用寿命做自然单位可能会更注重对年轻人的拯救）和钱财的数量。监管不力会造成生命和金钱的浪费，两者都可以进行客观测量。斯洛维克认为风险及其测量都是主观的，桑斯坦对此并不信服。风险评估的许多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但他对风险的客观性抱有信心，也许通过科学、专业知识和审慎的思考可以拥有这样的信心吧。

    桑斯坦越来越相信，对风险带有偏见的反应是导致公共政策中优先处理权不稳定和错位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监管人员对民众的无理要求可能会反应过度，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也因为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容易抱有同样的认知偏见。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学家蒂默尔·库兰（Timur Kuran）为偏见植入政策这一机制起了个名字“效用层叠”（availability cascade） ① 。他们评论道，在社会大背景下：“所有的启发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他们了解广义的启发式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可得性为判断（而不是概率）提供了启发，尤其是我们通过想到某个概念的轻松程度（和情感的释放）来判断其重要性时，这种启发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效用层叠是一连串自持事件，它可能开始于对相对次要的事件的媒体报道，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有些情况下，关于某一风险的媒体报道能抓住部分公众的注意力，这部分注意力进而会变成激愤和焦虑。这种情感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宣扬，会推动媒体跟进报道，继而会令人产生更大的焦虑，波及面也更大。通过“可得性倡导者”，这个循环有时候会因为那些“可得性专业户”—专门负责连续不断地散布扰乱民心消息的个人或组织—的刻意操纵而加速运行。媒体竞相制造吸引人眼球的头条新闻，危险也随之升级。一些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人士试图抑制这种日益增长的恐惧和厌恶情绪，然而收效甚微，非但没有达成初衷，反而激起了不少敌意：所有宣称危险有些夸大其词的人都有“欲盖弥彰”的嫌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每个人对此都很上心，政治体系的回应也会受公众情感强烈程度的影响。此时效用层叠就要重新设定优先考虑的事件。其他风险和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源利用方式也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库兰和桑斯坦曾经关注过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直至今日仍备受争议：（纽约州）拉夫运河事件和所谓的艾拉恐慌（Alar scare）。拉夫运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1979年的雨季中显露出来，引起了水井污染超标，还散发出恶臭。当地居民当时既气愤又害怕，他们中的洛伊丝·吉布斯（Lois Gibbs）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尤为活跃，一心想要维护自身利益。官方消息触发了效用层叠。在这一事件最受关注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很多拉夫运河的相关报道，当时一些科学家试图告诉公众他们夸大了危险的程度，但是这一论调不是被人们忽略就是被相反的声音淹没了。当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档播出了一个名为“杀戮场”的节目，视频中的人们抬着婴儿用的空棺材行经立法机关门前。众多居民由政府出资迁往外地。对有毒垃圾的治理成了当地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环境问题，当地政府出台了《环境保护赔偿责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地点，设立超级基金，这项立法被视为环境立法史上的重大成就。这些措施花费自然不菲，有人还说同样数额的钱如果用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拉夫运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直至今日人们仍旧各执一词，没有人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证实这一事件对健康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库兰和桑斯坦对拉夫运河事件的报道像是条假新闻，不过环保人士今天仍旧会一再提到“拉夫运河灾难”。

    关于库兰和桑斯坦用来说明效用层叠概念的第二个例子，人们的观点至今仍然存有分歧。这个例子就是1989年的艾拉事件，也就是环境问题批评者口中的“艾拉恐慌”。艾拉是种化学品，喷洒到苹果上用以调节苹果的生长周期并改善其外观。有报道称该化学品用量大，可导致大老鼠和家鼠得癌症，恐慌便由此引发。报道自然可以吓到众人，而且这些恐慌情绪也促使媒体争相报道，这就是效用层叠的基本机制。这一主题对新闻形成引导作用，进而引发了重大的媒体事件，例如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国会前的证词。由于苹果和苹果产品引起人们的恐慌，苹果产业损失巨大。库兰和桑斯坦引用了一位打来电话的居民的话，此人问道：“是把苹果汁倒进下水道更安全，还是扔到有毒废物垃圾场更安全？”生产商回收了苹果杀虫剂产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对此产品颁布禁令。此后的研究证实这种物质致癌的可能性很小，艾拉事件显然是对一个小问题做出的过激反应。这件事对公众健康的最终影响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吃到的好苹果越来越少了。

    艾拉事件说明，我们的大脑解决小风险的能力有一个基本限度：我们要么完全忽视风险，要么过于重视风险，没有中间地带。每位等待晚归女儿的家长都能体验到这种感觉。你也许知道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你的大脑会不自觉地闪现危险的景象。正如斯洛维克所言，焦虑对伤害的可能性还不够敏感。你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闻中看到的悲惨新闻），却没有想到分母。桑斯坦发明了“概率忽视”这一短语来描述这一模式。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两种社会机制的组合必然会导致对小威胁的夸大，有时还会引发严重后果。

    当今世界，将效用层叠发挥到极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恐怖分子。除了几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事件，恐怖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与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即使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国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数也远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多。概率忽视和效用层叠间的不同在于两种发现的可得性和呈现到脑中的轻松度和概率。媒体不断重复的可怕画面可使每个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想要劝自己完全冷静下来是非常难的。恐怖主义是直接和系统1对话的。

    在和朋友辩论的过程中，我是从何时开始处于下风的呢？效用层叠是真实的，它无疑扰乱了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卡斯。桑斯坦会探索将决策制定者从公众压力中隔离开来的机制，让资源的分配由公正的专家来决定，这些人对所有风险都了如指掌，还知道可利用哪些资源来降低风险。公众比桑斯坦更相信专家，但保罗。斯洛维克却不怎么相信这些专家，他指出，将专家从公众情感中隔离出来会产生公众排斥的政策，这种情形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制的国家中。两人的观点都非常有见地，他们的说法我都赞同。

    我同桑斯坦一样，对非理性的恐惧和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的效用层叠都感到不适。不过，我也认同斯洛维克的观点，即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惧情绪，即使这些情绪是毫无缘由的也不该忽略。不管理性与否，恐惧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保护公众不受恐惧情绪的影响，而不是只保护其不受真实存在的危险的伤害。

    斯洛维克强调公众对那些不代表民意的不靠谱专家做出的决策心存抵制情绪，这一点的确不错。此外，效用层叠也会通过呼吁人们关注风险和增加降低风险预算总额的措施来创造长期效益。拉夫运河事件可能会使过剩资源分配到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这一事件在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民主难免无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导民众信仰和态度的可得性及情绪启发式难免有失偏颇，即使这些因素都指向正确的方向也难以达成完美结局。心理学应该助风险政策的设计一臂之力，使之集专家知识、公众情感及直觉于一身。

    示例—效用层叠“她对一项创意大为赞赏，说它收益大，无成本。我认为这就是种情绪启发式。”“这是一个效用层叠的例子：被媒体和公众大肆宣扬的事还没发生，电视上就满是关于此事的报道，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① 效用层叠，即集体信念形成的自我增强过程。经由该过程表示的认知触发一连串的反应。它通过在公共话语中增强影响效用而增强此感知的合理性，这一过程的驱动机制包含信息的、名声的动机：个人通过部分了解他人的外在想法，为了保持社会认可的利益而通过部分扭曲自己的公开反应而支持上述认知。效用野心家—操纵公共话语内容的行动主义分子—总是力图触发效用层叠以推进其计划。 —译者注

    第14章 猜一下，汤姆的专业是什么？

    请看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

    汤姆是你们国家一所著名院校的研究生。请预测汤姆就读于以下9个专业的概率，并对专业进行排序。用1表示最有可能就读的专业，9表示最无可能的。

    工商管理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

    人文与教育

    法学

    医学

    图书馆学

    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

    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马上就知道不同专业的招生规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你所知，汤姆是从这所大学里随机挑选出来的一名研究生，好比从罐子里随意拿出来的一个弹球一样。想要知道这个弹球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你必须清楚罐子里两种颜色的弹球各有多少。某一特定种类的弹球所占比率被称为基础比率。同样，在这个问题中，人文与教育专业的基础比率指的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人数占全体学生总数的比率。在缺乏与汤姆相关的具体资料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根据基础比率进行猜测，相比计算机科学和图书馆学，汤姆更有可能被人文与教育专业录取，因为人文与教育专业的招生规模比另外两个专业的招生规模大。在没有其他信息可供参考时，采取基础比率的方法最容易。

    接下来的这个任务与基础比率并无关联。

    一位心理学家在汤姆高三时对他进行了一系列不定效果的心理测试，大体推断出他的个性，其描述如下：

    尽管缺乏创造力，但汤姆智商很高。他喜欢按部就班的简单生活，喜欢干净整洁的环境，屋子里的物件要摆放得规规矩矩。他写的文章枯燥，偶尔会写一些老掉牙的双关语，或者迸发出类似科幻小说的火花，文章还显得有那么点生动。他颇具竞争意识。此外，汤姆待人冷淡，缺乏同情心，也不愿与他人接触。尽管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却有强烈的道德观念。

    现在，请拿出一张纸来，按照上文对汤姆的性格描述，预测他与某个专业典型学生的相似度并进行排序。用1表示最相像的专业，9表示最不像的。

    如果能够很快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你就会从本章学到更多东西。很有必要读读汤姆的相关报告，这会帮助你对不同专业的研究生特质作出判断。

    下面这个问题同样很直接。它需要你重新获得或构建一个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生的典型形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实验刚开始进行时，平均结果所呈现的专业顺序如下所示。这与你的排序可能并没有多大不同：

    1.计算机科学

    2.工程学

    3.工商管理

    4.自然科学与生命科学

    5.图书馆学

    6.法学

    7.医学

    8.人文与教育

    9.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

    由于会想到书呆子（因为描述中有“老掉牙的双关语”这一条），你有可能将计算机科学排在首位。实际上，汤姆的性格特征就是按照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的典型形象来描述的。另一个大多数人都排在前面的专业是工程学（描述中有“规规矩矩”这一条）。你可能认为汤姆并不适合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因为他“待人冷淡，缺乏同情心”）。但该专业人员的典型形象似乎在我设计描述汤姆实验后的40年内发生了少许变化。

    给这9个专业排序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肯定需要系统2有规则、有秩序地组织，只有这一系统才能完成这项任务。然而，描述所给的提示（老掉牙的双关语及其他一些提示）很容易激活关于典型形象的联想，这是系统1控制下的自主活动。

    这项寻找相似点的任务要求我们对汤姆的描述和不同专业学生的典型形象进行比较。描述的准确性—无论这是不是对汤姆的真实写照—与任务的目的没有关系。另外，你对每个专业基础比率的了解也与任务无关，因为某个个体与某个组织典型人员的相似性并不受这个组织大小的影响，甚至在大学里根本没有图书馆系的情况下，你都可能会将汤姆的性格描述与图书馆学专业的研究生形象进行比较。

    如果你再次审视汤姆，会发现他很适合人数少的专业（计算机科学、图书馆学、工程学），并不适合人数多的专业（人文与教育、社会科学与社会工作）。的确，受试者也几乎都将人数多的两大专业排在了最后。汤姆被刻意设计成了“反基础比率”的角色，适合于人数少的专业，不适合人数多的专业。

    依据典型性作出预测是下意识的行为

    第三个排序的任务是由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完成的。这项任务尤其重要，同样是根据汤姆就读专业的概率对9个专业进行排序。不过进行这次预测的人了解相关的统计学事实：他们对不同领域的基础比率都很熟悉，也知道对汤姆的性格描述并不十分可信。然而，我们希望他们只关注描述与典型特征的相似性（我们将其称为典型性），而忽略掉基础比率以及对描述的准确性的怀疑。他们将人数少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排在了最前面，因为这个专业最典型。

    在尤金工作的那一年，我与阿莫斯十分卖力，我有时还会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地工作。彻夜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典型性和基础比率之间的冲突描述出来。汤姆的形象就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是在清晨时分完成了对他的描述。那天早晨第一个来上班的是我的同事兼好友罗宾·道斯（Robyn Dawes）。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统计学家，也是直觉判断有效性的怀疑者。如果说有人能意识到基础比率的话，这个人一定是罗宾。我将罗宾叫过来，给他看了我刚打出来的问题，并让他猜测汤姆的专业。我至今仍然记得他试着回答时露出的狡黠笑容，他说道：“计算机科学吗？”那是一个令人开心不已的时刻，我心想：你也有失算的时候啊。当然，我一提到“基础比率”，罗宾很快就更正了他的错误，但他开始并没有自主地想到这一点。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基础比率在预测中的作用，但当他看到某个人的性格描述时，就会忽略掉这些比率。不出所料，他用对典型性的判断替代了对概率的评估。

    随后，我和阿莫斯搜集了3所重点院校里114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些学生都上过几门统计学课程。结果确实没让我们失望。他们对9个专业概率的排序与和典型形象相似程度的排序并无太大差别。在这个实例中，替换起了很大作用：并无迹象表明除了判断典型性以外，受试者还用了别的方法。因为关于概率的问题较难回答，而关于相似性的问题就比较简单，所以在回答时受试者就置换了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对相似性和概率的判断所遵守的并不是同一个逻辑规律。我们对相似性的判断可以完全不受基础比率的影响，不受可能会出现的不当描述的影响，但是在判断概率时，如果忽略基础比率和证据的可靠性的话，就注定会犯错误。

    “汤姆是学计算机科学的概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逻辑学家和统计学家对它的意义各执己见，还有一些人认为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对于很多专家而言，概率是信念主观程度的评估手段。有些事你确信无疑，例如今天早晨出太阳了；而另外一些事是你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太平洋突然结冰了。还有许多事会令你半信半疑，例如你隔壁的邻居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家—这便是此事在你眼中的概率。

    逻辑学家和统计学家相互争论，提出了多个关于概率的定义，全都非常精确。然而，对于外行人来说，概率（在日常生活中和“可能性”是同义词）是一个相对含糊的概念，与不确定性、倾向性、貌似正确以及出乎意料等词紧密相关。模糊性和令人不爽的感觉不都是这个概念所特有的特性。当我们使用“民主”或“美丽”这样的词时，我们或多或少明白自己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的谈话对象也或多或少能明白我们究竟想要说什么。在我潜心研究事件的概率问题的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人举手问过我：“先生，请问概率指的是什么？”如果我问他们的是一个奇怪的概念，例如适应全球化的能力，他们肯定就会举手问问题了。尽管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他们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的问题，但我们都明白要求他们去解释这个词的含义有些难。

    被要求作概率评估的人并不会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对概率的判断与统计学家或是哲学家的判断不同。关于概率或可能性的问题引起了思维的发散性，让人想起比较简单的问题的答案。其中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对典型（代表性）的自动评估—在我们理解语言时这种现象很常见。“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父母曾希望他成为一名牙医”，这一（错误的）陈述听起来有些好笑，因为我们会自动把猫王的形象与牙医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两者的形象实在相差太大。系统1能使人产生相似的印象，虽然它并没有刻意这样做。“她会赢得竞选，你明白她肯定会赢”，“他学习成绩好不了，看那一身文身吧”，听到有人这样说时，他们一定是受到了典型性启发式的影响。如果我们通过某个下巴的轮廓或铿锵有力的演讲来判断这个职位候选人是否具有领导才能，此时我们依赖的就是典型性。

    尽管通过典型性作出预测的做法很普遍，但是在统计学上这一做法并不是最优选择。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畅销作品《魔球》（Moneyball）说的就是这种预测方式的低效性。职业棒球球探在预测某个选手是否会成功时，他们大体上看的是球员的体格和相貌。这本书的主角是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的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他作出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接受的决定：否决球探们的建议，通过选手过去表现的统计数据来挑选球员。“运动家棒球队”挑选出来的选手都以低会费入队，因为其他球队都因为没有想到用数据来判断，因而拒绝了这些选手。“运动家棒球队”很快就以低成本达成了最佳结果。

    典型性启发的两宗罪

    用典型性来判断概率有一些重要的优点，它所带来的初始印象通常比乱猜一气更为精确。

    ·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很友好的人实际上也很友好。

    ·又高又瘦的职业运动员很有可能是打篮球的而不是踢足球的。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人比只读完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订阅《纽约时报》。

    ·年轻的男性会比年老的女性更不要命地踩油门。

    在这些例子及其他更多例子中，典型的形象特征左右着我们对典型性的判断，受这种典型性启发得到的预测有可能是对的，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事实。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典型形象却是错误的，因而典型性的启发也会造成误导，尤其会使人们忽略基础比率信息、找错预测方向。即使启发性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绝对依赖启发效应就是违背统计学逻辑，是有严重“罪过”的。

    典型性的第一宗罪就是，它过于喜爱预测不可能发生的（低基础比率的）事件。

    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在纽约地铁里阅读《纽约时报》，下面哪种情况与读报者更吻合？

    她有博士学位。

    她没有大学文凭。

    典型性会告诉你应该选有博士学位那位，但这样做并不一定是明智的。你应该充分考虑第二个选项，因为纽约地铁里更多的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而不是有博士学位的人。如果猜测一个被描述为“羞涩的诗歌爱好者”的女士学的是中国文学还是工商管理，你也应该选择第二个答案。因为虽然学习中国文学的女学生都害羞且爱好诗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更多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同样也是害羞的诗歌爱好者。

    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受过统计学训练的人也会使用基础比率来进行预测。在本章开头关于汤姆的第一个问题中，我们没有提供关于他的细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汤姆读某个专业的概率就是那个专业招生规模的基础比率。然而，得知汤姆的个性特征后，人们再也不会将基础比率纳入考虑范围了。

    在前期证据的基础上，我和阿莫斯原本以为在了解了具体信息后，基础比率的信息“总会”被忽略，但是这样的结论太过绝对了。心理学家做过许多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所给问题都明确地提供了基础比率信息，尽管关于个人特征的信息比单纯的数据分量更重，许多受试者还是受到了这些特征信息的影响。诺伯特。施瓦茨和他的同事表示，引导人们“像统计学家那样思考”就能够促使他们使用基础比率信息，引导人们“像临床医生”那样思考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学生做了一项实验，让我有了一个令我十分惊讶的发现：增强系统2的激活状态能有效提高回答汤姆问题的准确率。这项实验将旧问题与认知顺畅性的现有形式结合了起来。在实验过程中，我们要求一半学生鼓腮帮，另一半学生皱眉头。前文中已经提过，皱眉通常可以增强系统2的警觉性，降低对直觉的过分相信和依赖。鼓起腮帮（与感情无关的表情）的学生的预测结果与原实验结果一样：他们只依赖于典型性，而忽略了基础比率。然而不出作者所料，那些皱眉头的同学的确对基础比率表现得很敏感。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发现。

    一旦人们作出一个错误的直觉判断，系统1和系统2都脱不了干系。系统1引起了错误的直觉，系统2采纳了这个直觉，并将其运用在判断当中。然而，造成系统2犯下此类错误的原因有两个——忽视与懒惰。许多人忽视了基础比率，因为在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基础比率与问题并无关联。另一些人犯下同样的错误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如果皱眉能带来不同结果的话，这说明懒惰也许是人们忽视基础比率的合理解释，至少对于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说是这样。当具体信息缺失时，他们的系统2“知道”基础比率与问题相关，但是只有在任务中付出特别努力时，才能将基础比率的知识应用于其中。

    典型性的第二宗罪是它对证据质量不够敏感。请回想系统1的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在汤姆的问题中，激活你联想机制的是对汤姆的描述，且这个描述不一定是真实的。对汤姆“对人冷淡，缺乏同情心”的表述也许能让你（以及许多其他读者）相信他不太可能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然而，彼时你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描述是不可信的。

    原则上讲，你当然知道不值得信任的信息就相当于没有信息，但是眼见即为事实使你难以遵循那条原则。除非你决定立刻否定证据（例如，你坚信的信息是从一个骗子口中得来的），否则你的系统1会自动将这一信息视为真实的。当你怀疑信息的可靠性时，可以做一件事：作概率判断时，往基础比率那方面想。别期望遵循这条原则会很容易—它需要在付出很多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

    想要得出汤姆问题的正确答案，你应该遵从最先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想法，若认为某招生人数多的专业（人文与教育、社会科学与社会工作）被选中的概率高，则稍微降低其概率；若认为某招生人数少的专业（图书馆学、计算机科学）被选中的概率低，则稍微提高其概率。如果你对汤姆一无所知，你作出的抉择就不是你的初衷了，你手头上的那点信息也不能相信了。所以，你应该让基础比率在预测时起主导作用。

    用贝叶斯定理来约束直觉

    你认为明天会下雨的概率只不过是你的臆测，你不应该相信头脑里出现的所有想法。你的信念必须受限于概率逻辑。所以，如果你相信明天某个时候会下雨的概率是40%，就该相信不会下雨的概率是60%，那么明天早晨下雨的概率就一定不会是50%。如果你相信某个候选人当选总统的概率是30%，并且相信他在首次竞选成功后再次当选的概率是80%，你就必须相信他连任的概率是24%。

    贝式统计学（Bayesian statistics）提供了类似汤姆等相关问题的“定理”。这个研究统计学的定理影响深远，是以18世纪英国一位名为瑞福伦德。托马斯。贝叶斯神甫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为一个重大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一人，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推断人们是怎样根据证据改变自己的想法的。贝叶斯定理详细说明了最强烈的信念（在本章的实例中指的是基础比率）应该与证据分析相结合，这样才能更接近假设而不是偏离到其他方向上。例如，如果你相信有3%的研究生是被计算机科学专业录取的（基础比率），你还相信汤姆是该领域研究生的可能性是其他领域的4倍，贝叶斯定理就会认为，你必须相信汤姆是计算机科学家的概率是11%。此外，如果基础比率是80%，那你眼中的新概率就应该是94.1%，以此类推。

    数学问题与本书并无关联。关于贝叶斯定理，有两点我们要铭记在心，要知道我们总是喜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第一，基础比率十分重要，即便是在手头的案例已有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如此；第二，通过分析证据得到的直观印象通常都会被夸大。

    眼见即为事实与联想一致性的结合易使我们相信自己编纂的故事。以下是对贝叶斯定理关键点的总结：

    ·以相对合理的基础比率对结果的可能性作出判断。

    ·质疑你对证据的分析。

    这两个理念都是直接明了的。当我意识到自己从未学习过怎样运用它们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即使是现在，我仍旧觉得自己在践行这两个理念时总有些不自然。

    示例—典型性与基础比率“草坪修整得很好，接待员看起来很能干，家具也十分抢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我希望董事会不要依照典型性启示作出判断。”“这家新成立的企业看起来好像不会倒闭，但是这个行业的成功基础比率非常之低。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家企业就是个特例（一定能成功）呢？”“他们一直在重复犯同样的错误：用并不充分的证据来预测罕见的事件。当证据不充分时，我们应该以基础比率作为判断依据。““我知道这份报告绝对是具有毁灭性意义的，也许它的证据十分确凿，但我们凭什么相信呢？我们必须在做计划时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才行。”第15章 琳达问题的社会效应

    我们的实验中最著名也最受争议的地方是设计了一位虚拟的女士，名叫琳达·阿莫斯和我拟造了琳达问题，用以说明启发式在判断中的作用以及它与逻辑相悖的地方。以下是我们对琳达的描述：

    琳达，31岁，单身，一位直率又聪明的女士，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她就对歧视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较为关心，还参加了反核示威游行。

    20世纪80年代听到这个描述的人常常会笑出声来，因为他们马上就知道琳达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过学，因为这个学校以有一批热衷政治的激进学生而著称。

    在一项实验中，我们给受试者看了一张单子，上面列有琳达可能会出现的8种情况。

    在汤姆问题中，有些人通过典型性对汤姆的专业进行排序，而其他人则通过概率做出排序。琳达问题也是如此，但有些新的变化。

    琳达是小学老师。

    琳达在书店工作，她还在学瑜伽。

    琳达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琳达是妇女选民联盟成员。

    琳达是银行出纳。

    琳达是保险推销员。

    琳达是银行出纳，还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透露出年代的信息。“妇女选民联盟”如今的地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突出了，“女权运动”虽说见证了过去30年里女性地位的变化，但这种说法今天听来也已经很陌生了。然而即使在当今这个“脸谱”时代，我们仍然很容易猜到人们会对这位女士作出高度一致的判断：琳达非常适合当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相当符合在书店工作且学习瑜伽的身份特征，不过却不怎么适合做银行出纳或是保险推销员。

    琳达不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出纳吧？

    现在请注意这张单子上有一点很重要：琳达更像一名（普通的）银行出纳，还是更像一名积极参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所有人都认为琳达更像是“主张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而不是普通的银行出纳。普通的银行出纳不会热衷女权主义，加上这个细节，整个描述便更像是一个有条理的故事了。

    但是在判断概率的过程中会让人有些纠结，因为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关联。按照维恩图解来说，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的集合包含在银行出纳的集合之中，因为每个持女权主义理念的银行出纳本身还是银行出纳。因此，琳达是位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的概率，就一定比她只是个（普通的）银行出纳的概率低。当你想更加详尽地说明某个可能的事件时，只能降低其概率。因此这个问题使典型性直觉和概率逻辑两者对立起来。

    我们的首次实验是一次受试者组间实验（between-subjects）。每位受试者都看到一组列有7个结果的单子，其中只包括几个重要结果中的一个（“银行出纳”或“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有些人通过相似度来排序，而其他人则通过概率排序。就像汤姆问题出现的结果那样，通过相似度和概率得出的平均排序结果是相同的。在两种情况下，“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都比“银行出纳”的排序要靠前。

    然后我们运用受试者组内设计（within-subject）对此项实验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我们设计了你此前看到的那份调查问卷，其中“银行出纳”排在第六位，“女权主义银行出纳”位于最末。我们相信受试者会注意到两个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的排列也应该会符合逻辑。事实上，我们对此非常有把握，不必再专门做个实验来证实这个想法。我的助手当时正在实验室里做另一项实验，她让受试者一边在报酬表上签名（临走前要领报酬），一边完成这项关于琳达的问卷。

    后来我随意一瞥，看到助手书桌上的文件盒里已经放了10份调查问卷了，而且所有的受试者都认为（琳达是）“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比“银行出纳”的可能性更大。当时我太惊讶了，因为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因此我至今对那张灰色金属质地的书桌以及当时每张表的位置仍记忆犹新。当时我兴奋极了，赶紧给阿莫斯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有了重大发现：我们让逻辑与典型性互相竞争，结果典型性赢了！

    我们还观察到系统2的一个缺点：既然两种结果都包含在同一列表中，受试者就有很大机会发现逻辑规则中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没有把握好这次机会。当我们把实验的规模扩大时，发现样本中89%的研究生都违背了概率的逻辑。我们相信，从统计学角度作出复杂应答的受试者表现会更好些，因此我们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决策科学项目的博士生发了同样的调查问卷，所有的博士生都学过概率论、统计学和决策论等学科的高级课程。我们又一次惊奇地发现：85%的博士生也认为（琳达是）“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比“银行出纳”的可能性更大。

    为了消除这个错误—后来我们认为“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们让很多人了解琳达，并且问了他们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

    下面两种情况哪种可能性更大？

    琳达是银行出纳。

    琳达是银行出纳，同时她还积极参与女权运动。

    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使琳达这个人物在某些领域中小有名气，也引起了数年的争议。几所重点大学中85%~90%的大学生选择了第二个选项，这一选择有悖逻辑，但却没有人因此感到羞耻。我曾经有些愤怒地问自己教的那些大学本科生：“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自己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原则吗？”当时后排有些学生大喊：“那又怎样？”还有个犯了同样错误的毕业生解释道：“我还以为你只不过是问问我的看法罢了。”

    通常，当人们没能运用明显相关的逻辑原则时，就会出现“谬误”。阿莫斯和我引入了“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ly）这个想法，通过直接比较，人们总会认为两个事件（在此即为银行出纳和女权主义者）的联合出现比只出现其中一件事（银行出纳）的可能性要大，此时就出现了合取谬误。

    正如缪勒·里亚的错觉图所示，即使你对谬误有了真切的了解，也仍然难以避免这种错误。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描述他自己在琳达问题上的纠结反应。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然而他还是写道：“我脑中有个小人，跳上跳下的，还对着我喊：”她不可能只是个银行出纳，看看那描述就知道了。‘“这个喋喋不休的小人当然就是古尔德的系统1了。（在他写这些文字时还没有引入两个系统的说法。）

    琳达问题简短版本的正确答案只是对我们众多研究中的一项的多数回应：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大学生组中有64%的学生正确地判断出（琳达是）“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比“银行出纳”的可能性更小。起初列有8个结果的版本中，相似的大学生组中只有15%的人作出了正确选择，其区别颇具启发性。问题的较长版本通过在不同结果中穿插其他结果（保险推销员）来区别开两个重要结果，读者要分别判断每个结果，因此不会对所有结果进行比较。相反，（琳达）问题的较短版需要有能启动系统2的明确对比，允许多数有统计学知识的学生避免谬误。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这组知识渊博的受试者中选择错误的少数人（36%）的推论进行探究。

    我们的受试者在汤姆问题和琳达问题中提供的概率判断与典型性判断（与原型判断类似）正相吻合。典型性属于一连串可能同时发生且联系紧密的基本评估，最具典型性的结果与特性描述结合在一起就会生成最有条理的信息。而这些最具条理的信息却不一定就是可能性最大的，但它们“貌似正确”，稍有疏忽，我们就很容易混淆有条理、貌似正确和概率这三者的概念。

    如果我们将具体描述用做预测的工具，那么不加批判地用貌似合理的判断来替代概率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判断结果。请思考下列一组问题中的两个描述，并对其可能性作出评估。

    明年北美某地将有一次洪灾，1000多人将被淹死。

    明年加利福尼亚某时将有一次地震，此次地震将导致洪水，1000多人将被淹死。

    加利福尼亚地震的情节要比北美洪灾的情节更合乎情理，尽管加利福尼亚地震的概率非常小。不出所料，人们对更详细、更丰富的描述作出的概率判断更高，这一点有违逻辑。预言家总会给其客户设下陷阱：对情节加以详述会使其更可信，却更不可能成为现实。

    为了体会“貌似合理”的作用，请看下面的问题：

    下面两个论述哪个可能性更大？

    马克长有头发。

    马克长有金色的头发。

    以及

    下面两个论述哪个可能性更大？

    简是位老师。

    简是位老师，她走路去上班。

    这两个问题与琳达问题一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但它们却没有引起谬误，因为更详细的结果只是更详细而已，不会更让人信服，或更有连贯性，或更讲得通。对貌似合理和连贯性的评估不会产生概率问题的答案。在与之相矛盾的直觉缺位时，逻辑就会起作用。

    少即是多的逻辑悖论

    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让人们在当地一家商店清仓大甩卖时为几套餐具标价，当地餐具的价位一般在30~60美元。他将受试者分成三个小组，其中一个组看了下面的标价，奚恺元将这组标价标注为“综合评估”，因为受试者可以对两套餐具进行对比。另外两组只看了其中一组的标价，此谓“单一评估”。综合评估是组内实验，而单个评估则是组间评估。

     [image file=Image00011.jpg]

    假设A、B两套餐具质量相当，那么哪套更值钱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可以看到A套包括B套所有的餐具，另外还多出7件完好无损的餐具，所以A套“必然”更值钱。的确，综合评估组的受试者宁愿多花点钱买A套餐具也不愿买B套，A套标价为32美元，B家标价为30美元。

    在单一评估组中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其中B套标价（33美元）比A套（23美元）高很多，我们都知道为何会出现这一结果。用具组合（包括餐具）通过标准和原型展示出来，因为没有人想买破损的餐具，于是你立即感觉到A套组合的平均价值比B套组合的平均价值低。如果以平均价值引导估测，人们认为B套更值钱也就不足为奇了。奚恺元将这样的结果模式称为“少即是多”。从A套中拿走16件餐具（有7件是完好无损的），它的价值就会提升了。

    实验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John List）对奚恺元的发现进行了复制，他在真正的市场上拍卖两套相同的高价值棒球卡片，每套各为10张，但其中一套附赠3张普通价值的卡片。就像餐具的例子一样，在综合评估中，数量多的组合会比少的更有价值，但在单一评估中则正好相反。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套餐具或一套棒球卡片的经济价值是一种总体变量，给任何一套加上一个有价值的物件只能提升它的价值。如果是这样，这个结果就有些令人烦恼了。

    琳达问题和餐具问题的结构完全相同。概率就像是经济价值，是一种总体变量，我可以通过以下这个例子加以说明：

    概率（琳达是个出纳）=概率（琳达是个女权主义出纳）+概率（琳达是个非女权主义出纳）

    这就是为什么琳达问题的单一评估产生了一种“少即是多”的模式，这一点与奚恺元的餐具实验一样。系统1会取价值的平均值而不是累加值，因此，当我们将非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从银行出纳的大集合中移除后，主观（判定）的概率就会加大。然而，变量的总体性对概率判断的影响要小于其对金钱的影响。因此，综合评估只是消除了奚恺元的实验中出现的错误，却无法消除琳达实验中出现的错误。

    琳达不是唯一一个在综合评估中得以存在的合取谬误，我们在其他许多判断中也发现了有悖逻辑的类似情况，其中一项研究的受试者被要求从高到低排列下一届温布尔登网球赛的4个可能结果，比约•伯格（Björn Borg）是研究进行当日的主要网球比赛运动员。以下即为结果：

    A.伯格会赢得比赛。

    B.伯格会输掉首局。

    C.伯格会输掉首局，但会赢得比赛。

    D.伯格会赢得首局，但会输掉比赛。

    上述结果中B和C两项比较重要。B囊括的内容更多，其概率“一定”比自身所包含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受试者给出的答案与逻辑相悖，却顺应了典型性和貌似合理性，72%的人认为B选项比C选项的可能性更小—又一个通过直接比较得出“少即是多”的例子。这一次受试者选出的可能性最大的描述无疑貌似更合理，更符合当今世界一流网球运动员身上所具有的所有公认的特质。

    合取谬误是因为对概率的误解，为阻止可能会出现的异议，我们设计了一个需要作出概率判断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中，事件不是用文字来描述的，而且“概率”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告诉受试者有一个标准的六面骰子，其中四面是绿色的，两面是红色的，此骰子可被投掷20次。我们给他们看了三组预设的结果，都是绿色（G）和红色（R）的任意排列，并让他们选一组。如果他们选择的那组正好出现，他们会（假想）得到25美元。这三组是：

    1. RGRRR

    2. GRGRRR 

    3. GRRRRR

    因为这个骰子绿色面的数量是红色的2倍，第一组就很不具代表性—就像琳达是个银行出纳这一选项一样。第二组包括6次投掷结果，与预期投骰子结果更为符合，因为它有两个G。但是这个结果在设计时只是在第一种序列的开头加了个G，所以它比第一组更不可能，只是相当于“琳达是个积极参与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的非言语表达。与琳达的研究一样，典型性主导着上例的结果。几乎2/3的受试者更愿意在第二组上下注，而不愿赌第一组。然而，当人们看到支持两种选择的理由时，大多数人发现正确的理由（偏向第一组的）更可信。

    下一个问题是个突破，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降低合取谬误的条件。两组受试者看到同一个问题，但其变量稍显不同：

    不列颠的哥伦比亚省针对成年男子样本作了一个健康调查，这些男子年龄不同，职业也不同。请对以下价值给出最佳评估：在被调查的男子中，有几成人有过一次甚至多次心脏病发作的经历？在被调查的男子中，有几成人既超过了55岁又有过一次甚至多次心脏病发作的经历？不列颠的哥伦比亚省对一个由100名成年男性构成的样本进行了调查，这些男性年龄不同，职业也不同。请对以下价值给出最佳评估：100名受试者中有多少位有过一次甚至多次心脏病发作的经历？100名受试者中有多少超过55岁又有过一次甚至多次心脏病发作的经历？看左栏问题的小组的错误率为65%，而看右栏的小组的错误率仅为25%。

    为什么“在100名受试者中有多少……”的问题比“有几成人……”更容易回答？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00名”这个参考值给大脑一种空间上的暗示。假使有很多人按照指示把自己归到一间屋子里的不同小组中去：“名字首字母是A到L之间的人到房间的左前方角落去。”然后这个小组中的人再按照指示进一步分组。这种包含的关系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你会看到名字以C字母开头的人是左前方角落中那群人的一分子。在这个医学调查问题中，心脏病患者最终会走到屋子的某个角落，他们中有些人不足55岁。不是每个人都能想象出这一场景的，但很多后续实验显示，人们所熟知的典型频率会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一个组完全被另一个组包含的概念。上述问题中的“多少”使你想到了个体，但“几成”就不会使你有这种联想，从这点来看，这个难题的答案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系统2的工作机制，我们从这些研究中能窥见多少？有一个已经不算新鲜的说法是，系统2并非时刻处于警惕状态。参与我们那些合取谬误实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当然都“知道”维恩图解中的逻辑，但即使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摆在面前，他们也没有对此加以运用。“少即是多”模式的荒谬在奚恺元的餐具实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多少”的事例中也非常容易识别出来，但对那些在最初的琳达问题以及其他相似问题中也犯了合取谬误的数千人来说，这一模式还不够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合取谬误显得貌似合理，而且也获得了系统2的认可。

    系统2的惰性也是导致判断失误的部分原因。如果这些受试者的下一次休假要根据此次调查结果来决定，而他们又有足够的时间，被告知要遵循逻辑，直到确定答案正确才能说出来，我相信大多数受试者都是可以避开合取谬误的。然而，（事实是）他们的休假并不取决于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得出了答案，而且他们也愿意用随意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系统2的惰性是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而对典型性会阻碍明显的逻辑原则运用的相关观察也至关重要。

    琳达问题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它与餐具实验的结果形成了对比。这两个问题有着相同的构造，但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些看到成套餐具中有破损餐具的人会给这套餐具标低价，他们的行为是直觉反应。其他能看到两套餐具并进行对比的人则能运用逻辑原则，得出多出来的餐具只是为了增加价值的结论。在组间研究情况下作判断时，直觉就会起作用，逻辑原则则在综合评估中起作用。而在琳达问题中却不是这样，直觉常会推翻逻辑，即使在综合评估中也会如此，虽然我们确定有些场合下逻辑会占主导地位，但大胆的直觉也会将其推翻。

    我们在一些明确的问题中观察到了概率公然违背逻辑的现象，阿莫斯和我都认为这种有悖逻辑的现象非常有意思，值得和同事们分享。我们还相信这些结果能进一步加强我们关于判断启发式强大作用的论证，这会让怀疑者哑口无言。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大错特错了，琳达问题竟然成了争论规范的研究案例。

    琳达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也引发了众人对我和阿莫斯关于判断的研究方法的批评。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将指示和提示结合起来可以减少谬误的发生，这跟我们已有的发现没什么两样。有些人争论道，在琳达问题中，受试者将“概率”理解为“貌似合理”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这些争论有时波及我们的整个研究，说我们的所有结论都在误导公众：如果一种显著的认知错觉能被削弱或解释清楚，其他的系统功能也会如此。这个理论忽视了合取谬误是直觉和逻辑间的矛盾冲突这一特殊性。我们通过设计组间实验对启发式进行论证的论据没有受到质疑，简单地说就是没有被讨论过，而且因为过于重视合取谬误，这个证据的突出性也被掩盖了。琳达问题的净效应是我们的工作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透明了，而在此领域的学者中，我们的研究方法的可信度有了一点欠缺。当然我们绝不会料到事情会这样。

    如果你去法庭就会看到律师们往往采用两种批评风格：要想推翻某个案件，他们往往会去质疑支持此案的最有力证据，他们会找准证词中最薄弱的地方，让目击证人变得不值得相信。关注弱点在政治辩论中也很常见。我认为在科学争论中这是不恰当的，但我越来越相信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科学中的辩论规则无法阻止政治辩论的风格，尤其在紧要关头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上—人类判断中普遍存在的偏见就是个重大问题。

    几年前，我和拉尔夫·赫特维格（Ralph Hertwig）有过一次友好的交流。他对琳达问题一直都持批评态度，而我想通过琳达问题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不过结果证明这只是徒劳之举。我问他为什么和其他人只关注合取谬误，而不关注其他可支持我们立场的更强有力的发现。他笑着说：“这个问题更有意思啊。”他说琳达问题引来了众多关注，我们没有理由抱怨什么。

    示例—少即是多“他们构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情节，还坚持说这个情节出现的可能性很大。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个貌似合理的故事而已。”“对于贵重的产品他们还附赠一个便宜的小礼物，这样的话，整套产品就不那么吸引人了。少即是多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情况下，直接的比较使得人们更谨慎也更有逻辑性。不过，也不常是这样。有时即使正确的答案就在眼前，直觉也会打败逻辑。”第16章 因果关系比统计学信息更具说服力

    请考虑下列情境，凭直觉写出答案。

    一辆出租车在夜晚肇事后逃逸。

    这座城市有两家出租车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的出租车是绿色的，另一家是蓝色的。

    你知道以下数据：

    ·这座城市85%的出租车是绿色的，15%是蓝色的。

    ·一位目击证人辨认出那辆肇事出租车是蓝色的。当晚，警察在出事地点对证人的证词进行了测试，得出的结论是：目击者在当时能够正确辨认出这两种颜色的概率是80%，错误的概率是20%。

    这场事故的出租车是蓝色而不是绿色的概率是多少？

    这是“贝叶斯定理”的一个标准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两条信息：一个基础比率以及不完全可靠的目击者证词。若没有目击者，肇事出租车是蓝色的概率（即蓝色出租车的基础比率）为15%。若两家出租车公司规模一样大的话，基础比率就会变成无用信息，你就只需考虑目击者的证词，因而这个问题的概率就是80%。我们可以用贝叶斯定理将这两个信息源结合起来，得出正确答案是41%。然而，你可能会想到当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是怎样做的：他们会忽略基础比率，只考虑目击者的因素。因此，最普遍的答案是80%。

    因果关系基础比率与思维定式

    现在，请考虑一下上述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这个表述中，只有基础比率发生了变化。

    你得到的数据如下：

    ·两家公司拥有数量相同的出租车，但是在出租车造成的事故中，绿色出租车占85%。

    ·关于目击证人的信息与上例相同。

    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从数学角度来看并没有区别，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则有很大不同。看了第一种表述的人并不知道怎样运用基础比率，通常会忽略它。相反，看到第二种表述的人会对基础比率给予一定重视，他们的平均判断与运用贝叶斯定理解决该问题得出的答案相差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在第一个表述中，蓝色出租车的基础比率是关于这座城市出租车的统计学事实。大脑极其渴望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但却一筹莫展：这座城市绿色和蓝色出租车的数量与出租车司机肇事后逃逸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而在第二个表述中，开绿色出租车的司机比开蓝色出租车的司机肇事率高5倍。于是你会马上得出结论：开绿色出租车的司机是一群莽撞的疯子！现在，你认为绿色出租车司机是莽撞的，并对这家公司所有你并不认识的司机都抱有这种印象，我们称之为思维定式。我们很容易将这样的思维定式设定在因果关系里，因为莽撞是使出租车司机与肇事逃逸产生因果联系的相关事实。在这个表述中，有两个因果关系需要放在一起考虑。第一个是肇事后逃逸，这件事使人很自然地认为莽撞的绿色出租车司机难脱干系；第二个是目击者的证词，证词特别强调肇事出租车是蓝色的。根据这两个因果事件对出租车颜色作出的推断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如果其中一个成立就相当于另一个被推翻。这两种颜色的概率大致相同（用贝叶斯定理估计出的概率是41%，这说明与目击者确信出租车为蓝色的概率相比，绿色出租车的基础比率略为极端了些）。

    这个出租车的实例阐明了两种基础比率。“统计学基础比率”（statistical base rates）是指某一事件所属类别的事实总量，与单独事件无关；而“因果关系基础比率”（causal base rates）则会改变你对单独事件的看法。对两种基础比率，人们往往会区别对待：

    ·统计学基础比率普遍受到轻视，当人们手头有与该事件相关的具体信息时，有时还会完全忽略这一比率。

    ·因果关系基础比率被视为个别事件的信息，人们很容易将这一比率与其他具体事件的信息结合起来考虑问题。

    与因果关系相关的那个出租车问题存在一种思维定式：绿色出租车的司机是危险的。思维定式是指人们会（至少暂时会）将自己对某个团体的看法延伸到这个团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身上（团体存在某些问题，其中的成员无一例外也都会有这些问题）。下面有两个例子：

    这所位于市中心的学校的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考上大学。

    自行车风靡整个法国。

    这些陈述很容易被理解为某个团体中每个个体都具有某种倾向，符合因果关系。这所位于市中心的学校的许多毕业生都想要上大学，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原因可能是这所学校的校园生活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法国文化及社会生活中蕴涵着使法国人对骑自行车感兴趣的推动力。当你想到某学校毕业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或考虑是否与一个刚认识的法国人谈论环法自行车比赛时，你就会联想到这些事实。

    思维定式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个贬义词，但我把它当成一个中性词来用。系统1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代表了范畴规范和原型范例。这样的规范和范例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马、冰箱及纽约市的警察，因为我们会在记忆里存储与所有这些范畴的事物或人相关的一个或多个“规范的”典型形象。当这些范畴具有社会性时，这些典型形象就被称为思维定式。有些思维定式的错误是致命的，负面的思维定式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但这样的心理学事实无法避免：不管是对是错，思维定式都是我们对不同范畴事物的看法。

    你可能发现了其中的讽刺之处。在出租车问题的情境中，忽略基础比率信息是一个认知错误，是贝叶斯定理的失败；依赖因果关系基础比率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形成对绿色出租车司机的思维定式便会提高判断的准确度。然而，在其他情境中，例如涉及雇佣问题或整体概述时，社会规则与思维定式会发生强烈冲突，在法律当中同样有所体现。事实就是如此，无须大惊小怪。在敏感的社会情境中，我们不想根据某个团体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个人做出可能是错误的结论。我们认为应该将基础比率视为与整体相关的统计学事实，而不是与个人相关的假设性事实。换句话说，我们反对利用因果关系基础比率。

    社会规范往往反对思维定式，包括对整体概述这一做法的否定，这对于建立一个更加文明平等的社会大有益处。然而，我们也应该知道，忽略有根据的思维定式会不可避免地妨碍我们的判断。打破思维定式是值得称道的道德主张，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打破这种印象不用付出任何代价，那就错了。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付出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然而如果只顾满心欢喜和正确的政治立场，却否认代价的存在，这种态度是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在政治分歧中依赖情绪启发是很常见的，我们赞同的某些立场无须成本，我们反对的某些立场也没有益处。我们应该有能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和阿莫斯设计了许多出租车问题的衍生实验，但并没有发明因果关系基础比率这一强大概念，我们是从心理学家埃塞克·阿杰恩（Icek Ajzen）那里借用了这一概念。阿杰恩在他的实验中给受试者简单描述了一些学生在耶鲁大学参加考试这件事，然后要求受试者判断其中每个学生通过考试的概率。因果关系基础比率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阿杰恩告诉一组受试者，那些考生中有75%的人通过了考试；而告诉另一组受试者，考生考试的通过率是25%。这项测试的困难自然在于，受试者需要用众多因果关系中的一个来判断每一个学生的考试结果。不出所料，阿杰恩的受试者都对因果关系基础比率非常敏感，在高成功率的情境中，受试者估测出的每个学生通过考试的概率都要高于在高失败率的情境中那些受试者的估测值。

    阿杰恩运用一个颇具独创性的方法指出了一个非因果关系的基础比率。他告诉受试者，那群学生是从一个样本中抽取的，而且这个样本是从已得到考试结果的学生中抽取的。例如，处于高失败率情境的那一组所看到的信息如下所示：

    研究者主要是对考试失败的原因很感兴趣，所以选取的样本中有75%的学生是没通过考试的。

    请注意其中的不同。这个基础比率是一个关于选取示例整体的纯统计学事实。这与所问的问题（即个别学生是否通过考试）并无关联。正如人们所料，这个阐述明确的基础比率对判断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相对于统计学上的因果关系基础比率而言，其影响则要小很多。系统1处理的事件中各项因素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在统计推理中这样的关系很薄弱。当然，对于一个以贝叶斯定理为模式进行思考的人来说，所有这些表述方式都是相同的。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因为我们使用了因果关系基础比率；我们只不过（或多或少）忽略了统计学上的事实而已。下面这个研究是我一直以来最中意的一项，它表明了情境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并没有自己想的那样乐于助人

    莽撞的出租车司机以及高难度的考试阐明了两个从因果关系基础比率中得出的推论：一是我们容易赋予个人以典型特征，二是情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影响个人的思考结果。实验的受试者做出了正确的推论，他们的判断力也有所提高。可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顺利。我即将要描述的典型实验表明，人们不会从基础比率信息中得到与他们的观点相冲突的推论。这个实验还证实了一个让人苦恼的结论：教授心理学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他的学生尤金·博吉达（Eugene Borgida）很早之前就在密歇根大学做了这个实验。他们向学生描述了前几年在纽约大学进行的那个著名的“帮助实验”。他们将实验受试者分别带入房间，并要求他们对着麦克风谈论自己的生活和烦恼。他们轮流叙述两分钟，每个房间的麦克风只有在受试者讲述时才会出声。每一组有6位受试者，其中一位是我们派去扮演受试者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是第一个叙述的人，他是按照研究人员准备的稿子说的。他说他很难适应纽约的生活，并十分尴尬地承认自己很容易抽搐，在紧张的时候尤其如此。接着，所有受试者都依次叙述。当那位工作人员再次对着麦克风讲述时，他变得焦虑和不连贯，他说他感到一阵抽搐，希望有人能帮助他。他最后几句说的是“有没有人……能……救救我……（喘气声）我……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气哽声，然后安静了下来）”。此时，下一位受试者的麦克风被自动打开，人们再也听不到那位有可能濒临死亡的人的动静了。

    你认为这个实验的其他受试者会做些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受试者知道他们中的一员癫痫发作并希望得到帮助，然而他们觉得可能已经有几个人冲出去并提供了帮助，所以自己可以安然地待在隔间中。实验结果是：15个受试者中，只有3个人立刻对请求做出了反应。6个人没有踏出过房间，另外5个人在“癫痫患者”明显气哽时才冲出房间。这项实验说明当某人知道其他人也听到了同样的求救信息时，就会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变小了。

    这样的结果令你惊讶吗？很有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十分正直，在那样的情况下，都会义无反顾地提供帮助。当然，这项实验的意义就是去证实那样的期望是错误的。即使是普通、正直的人也不会冲过去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希望别人能够处理这种令人不快的癫痫发作情况。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也会这样做呢？

    你赞同下面的说法吗？“当我阅读帮助实验的流程时，我想我会立刻对那个陌生人施予援手，就如同当时只有我和这个癫痫病患者一样。然而，我有可能错了，如果发觉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还有许多人有可能去提供帮助，我可能就不会走出去了。别人的存在会削弱我最初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心理学老师希望你学到的。你自己也做过相同的推理吗？

    描述这项帮助实验的心理学教授希望学生能将基础比率看做是有因果关系的，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个虚拟的耶鲁大学测试一样。他希望学生可由这两个例子得到推论，即高失败率意味着测试很难。学生应该懂得这个情境的显著特点，例如责任感的淡化。这个特征会引起包括这些学生在内的普通人和高尚的人意外地没有向他人伸出援手。

    改变一个人对人性的看法很难，改变一个人对自身阴暗面的看法就更难了。尼斯贝特和博吉达怀疑学生很有可能会对这项任务和不快的感觉产生抵触情绪。当然，学生能够也愿意在实验中叙述“帮助实验”中的细节，甚至会重复实验方对责任传播的“正面”解释。他们对人性的看法真的发生改变了吗？为了弄清这一点，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给受试者播放了一些简短访谈的视频，被访者是在纽约所作的那项研究中的受试者。访问简短而平淡，受访者看上去都是友好而正直的普通人。他们描述了各自的爱好、课余活动以及对未来的计划，这一切完全是老生常谈了。在看过其中一个采访视频后，学生们需要猜测那个受试者会在多长时间后为陌生的发病者提供帮助。

    要想将贝叶斯推论应用到这项指派给学生的任务中，你应该先问问自己如果你并没有看过那两人的视频，你会作出怎样的猜测。这个问题可以运用基础比率得以解决。我们知道，在患病者发出第一次请求后，15个受试者中只有4个冲出去提供了帮助。所以某个受试者立刻伸出援手的概率是27%。因此，当被问到某个特定的受试者是否会立刻提供帮助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不会。接着，贝叶斯逻辑要求你通过该受试者的相关信息对自己的判断进行调整。然而，视频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会提供什么信息。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以便让你推测出某个受试者的热心程度。因此，这样推测出来的结果并不比乱猜的准确率高多少。在缺乏有用新信息的时候，可同时运用贝叶斯定理与基础比率来解决问题。

    尼斯贝特和博吉达叫两组学生看了这些视频并要求他们判断两名受试者的反应。第一组学生只了解到“帮助实验”的流程，并不知道实验的结果。这组受试者的预测结果反映了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对情境的理解。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他们作出的预测是两位受试者立刻都冲出去帮忙了。第二组学生对实验的流程和结果都有所了解。对两组受试者作出的预测进行比较，可以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组学生是否从“帮助实验”的结果中得到了一些信息，从而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思考方式？答案很明显：他们其实什么信息也没得到。第二组学生对这两位受试者所作的预测与并没有见过实验统计结果的第一组学生所作的预测没什么区别。尽管知道视频中被抽到的这个受试者所属小组的基础比率，他们还是相信自己在视频中看到的人会很快为陌生的患病者提供帮助。

    对心理学老师来说，这项研究的隐含信息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在为学生讲授“帮助实验”中受试者行为的相关知识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新的收获；希望改变他们在某个特定情境中对于人的行为的看法。这个目标并没有在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的实验中得到实现，而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假如他们选择的是另一个令人惊奇的心理实验，实验结果就会有所不同。的确，尼斯贝特和博吉达在给学生呈现另一项研究结果时，汇报了类似的发现，此发现表明轻微的社会压力会增强人们对令人痛苦的电击的承受力，且这样的承受力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如果学生没有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形成一个新的认识，他们就没有从实验中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对陌生人或是自己的行为作出的推测说明，他们并没有改变原本的想法。以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的话来说，学生“默默地将自己（以及他们的朋友和熟人）排除在外”，认为实验的结果并没有令他们惊讶。然而，各位心理学老师不应感到绝望，因为尼斯贝特和博吉达想出了一个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帮助实验”内涵的方法。他们找了一组新的学生，向他们描述了“帮助实验”的流程，但没有告诉他们实验的结果。他们播放了那两个视频，然后只是简单地告诉学生视频中的两个人没有帮助那个陌生患者，然后，他们要求学生对所有受试者的行为进行猜测。实验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学生们的猜测十分精确。

    在教授学生全新的心理学知识时，你必须得令他们感到惊讶，但什么样的惊讶才会有效果呢？尼斯贝特和博吉达发现，当他们向学生展示令人惊讶的统计学事实时，学生什么也学不到；但当学生惊讶于个体案例时，例如知道两个友好的人对求救的人袖手旁观时，他们会立刻归纳并推断出帮助他人似乎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尼斯贝特和博吉达将结论总结为耐人寻味的一句话：

    这些受试者不愿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特殊性，这一点与他们愿意从特殊现象中归纳出普遍性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结论。有些人的行为令人惊讶，了解这些行为的统计学事实的人也会将这些事实告诉别人，就在这种转述的过程中，他们的印象得以加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世界观也会随之改变。学习心理学面临的考验是，你对所处环境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改变，而不是你是否了解到一个新的事实。我们对于数据的想法以及我们对于个体案例的想法存在很大的差距。相较于非因果关系的信息来说，用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的统计学结果对我们的想法影响更大。但即使是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统计数据也不会改变我们在个人经历中形成的长期坚守或是根深蒂固的信念。此外，令人惊讶的个体案例影响甚大，是教授心理学更为有效的手段，因为个案与统计数据的分歧需要调解，并被嵌入一种因果关系里，正因如此，本书才包含种种直接向各位读者提问的问题。与从别人那儿听到令人惊奇的事实相比，你更有可能因为从自己的行为中发现惊人的事实而学到知识。

    示例—原因和数据“我们不能假设仅仅通过统计数据他们就能真正学到知识，需要再给他们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个体案例来影响他们的系统1（作出判断）。”“不需要担心这个统计学信息会被忽略掉。相反，它会立刻被应用到形成陈规的过程中。”第17章 所有表现都会回归平均值

    我曾经为以色列空军的飞行教练们讲授过关于高效训练的心理学课程，那次经历为我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发现。当时我告诉他们关于技能训练的一条重要原则：对良好表现的嘉奖比对错误的惩罚更有效。不管是对鸽子、老鼠、人类，还是其他什么动物的研究，都给这个说法提供了证据。

    就在我结束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之后，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教练举手示意，发表了一番自己的意见。他先是承认奖励对鸟确实管用，但他认为这不是训练飞行学员的最佳选择。他说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会赞许那些完美的特技飞行动作。不过，下一次这些飞行员尝试同样飞行动作的时候，通常都会表现得差一些。相反，对那些没执行好动作的学员我会大声怒吼，但他们基本上都会在下一次表现得更好。所以说，别告诉我们嘉奖有用而惩罚没用，因为事实恰恰相反。”

    这条统计学原则我已经讲授了很多年，而这一次我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它，这的确是一个顿悟的时刻。那个飞行教练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也彻彻底底地错了。他的观察是精明且到位的：被他表扬之后，很多学员很有可能会表现得很糟糕；惩罚反而会促使他们进步。但是就他的推断而言，奖励和惩罚之间是毫无关系的。他所观察到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回归平均值”现象，这种现象与表现质量的随机波动相关。一般来说，只有学员的表现远远超出平均值时才能得到这位教练的表扬。但也许学员只是恰巧在那一次表现得很好，而后又变差，这与是否受到表扬毫无关系。同样，或许学员某一次非同寻常的糟糕表现招来了教练的怒吼，因此接下来的进步也和教练没什么关系。这个教练把不可避免的随机波动与因果解释联系起来了。

    这个提议确实引起了反响，不过这些教练对概率预测的代数方法没什么兴趣。所以，我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靶子。我请房间里的每一位教练都转过身去，背对着靶子向里面接连扔两枚硬币。接着我们分别测量了靶子到两枚硬币的距离，并写在黑板上。然后，我们又将这些数据按第一次投掷的距离远近排列。很明显，第一次投掷得比较好的人第二次大都做得不好，而第一次没有投掷好的人第二次大都有了进步。我告诉这些教练，他们在黑板上看到的数据其实和飞行员的表现是一致的：糟糕的表现常常会有提高，而好的表现则会变得糟糕，这跟表扬与惩罚都没有关系。

    那天，我的发现是，那些飞行教练陷入了一个偶然性困局之中：因为当飞行学员表现差时，他们就会受到惩罚，而接下来的进步则很可能为他们带来嘉奖，事实上惩罚根本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且，处于这种窘境之中的不仅仅是那些教练。我曾无意中发现了人类环境中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生活给予我们的反馈常常违背常理。因为当别人取悦我们时，我们也会对他好；当别人对我们不好时，我们也会对他产生厌恶之情。然而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我们却是因为对人友好而受到惩罚，因为举止无礼而得到嘉奖。

    第二次的表现与第一次并无因果联系

    几年之前，在线杂志《边缘》（Edge）的编辑约翰·布鲁克曼（John Brockman）请一些科学家讲述他们“最喜爱的公式”。以下是我提供的信息：

    成功=天赋+运气巨大的成功=更多的天赋+更多的运气

    运气常常会促成成功，然而当我们把这个并不令人吃惊的想法用到高水平高尔夫锦标赛前两天的比赛中时，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为了简单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设这两天中参加比赛的选手平均绩点为72标准杆。我们关注了一位在第一天表现非常不错的选手，他在当天比赛结束时得分为66杆。我们从这个得分中能推断出什么？最直接的推断就是这个球员要比锦标赛中其他选手有更高的天赋。成功公式告诉我们另一个推断同样成立：第一天表现很好的高尔夫选手很可能在那一天有着非比寻常的运气。如果你能接受天赋和运气都能带来成功这种想法，那么“这个成功的高尔夫球手很幸运”这个结论肯定和“他很有天赋”这个结论一样可信了。

    同样，如果你关注一个当天的成绩超过标准杆5杆的球员，就可以推测他技术很糟，而且那天运气也不好。当然，你也清楚这些推测不一定都成立。某个打了77杆的运动员很可能非常具有天赋但却遭遇了极其不走运的一天。下面的推测是根据第一天的得分作出的，尽管不确定，但这种推测通常是正确的。

    第一天高于一般水平的成绩=高于一般水平的天赋+第一天的好运气

    第一天低于一般水平的成绩=低于一般水平的天赋+第一天的坏运气

    现在，假设你已经知道某个高尔夫球手第一天的得分，并且要对其第二天的得分进行预测。你希望这个选手第二天仍旧能够延续前一天的优异表现，所以你给出的最佳猜测就是第一个选手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而第二个选手得分则“低于平均水平”。当然，运气就很难说了。我们没办法预测出一名选手在第二天（或是任意一天）的运气如何，因此我们能作的最佳推测就是采用其平均值—既不好也不坏。也就是说，在没有其他任何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对于某选手在第二天的得分情况，我们能作出的最好推测就是：第一天的表现不会重演。你很有可能会这样说：

    ·在第一天表现很好的高尔夫选手在第二天也会表现得不错，但还是会比第一天稍差一点，因为他在第一天碰到的好运气不一定能在第二天再次碰到。

    ·在第一天表现不佳的高尔夫选手在第二天也许得分还会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会有些提升，因为他第一天的霉运不一定会持续。

    尽管我们会猜测第一名选手在第二天的表现还是会优于第二名选手，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会缩小。

    事实上，对选手第二天的表现最准确的预测通常是最保守、最接近平均值的，而不是基于第一天分数的预测。我的学生每次听到这样的结论都很惊讶。正因为如此，这种模式被称为“回归平均值”。原始数据越极端，我们所期待的回归就越明显，因为极好的分数常常表明这一天的运气很不错。这种回归式的预测是很合理的，但是准确度却得不到保证。有些高尔夫选手在第一天得了66杆的高分，如果第二天运气更佳的话，得分甚至更高。当然大部分人的表现都会变差，因为他们的运气不再处于平均值之上了。

    现在我们将时间轴反过来，将选手按第二天的得分情况排序，来看看他们第一天的表现。我们仍旧会发现同样的模式—回归平均值。第二天表现出色的选手很可能是因为当天运气好，而最好的猜测就是他们第一天的运气不佳。当你根据后期的表现来推测早期表现时，也会发现回归平均值的现象，此时你便会相信这种回归并非巧合。

    回归效应无处不在，很多可以说明这一效应的误导性因果事件同样司空见惯。有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体育画报的诅咒”—凡是登上《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这本杂志封面的运动员都会在接下来的赛季中表现欠佳。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过度自信以及人们对其期望过高的压力造成了这些人表现不佳。不过，这个诅咒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能够成为《体育画报》封面人物的运动员在前一赛季一定表现极为出色，也许这种出色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运气—运气是善变的，接下来他就没那么走运了。

    当年和阿莫斯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直觉预测法的文章时，我碰巧看了冬奥会的男子高空滑雪比赛。在这项比赛中，每个运动员都有两次机会，最终结果由两次得分决定。每当一名选手进行第二轮时，解说员常常会说“挪威选手第一轮表现很好，现在他一定很紧张，因为想要保持领先地位，估计他在第二轮会表现欠佳”，或者“瑞典选手第一轮表现很糟糕，他明白自己已别无选择，因此也没有什么压力，大概第二轮就会做得更好”。所有这些评论都令我感到很吃惊。很明显，这个评论员已经觉察到了回归平均值的概念，而且还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编出了一个有理有据的故事。也许他的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测一下运动员的心跳，可能会发现不佳的表现之后确实会放松，当然也可能不会。有一点我们要记住，运动员第一跳和第二跳的表现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只是一个数学问题，其中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说法不太令人满意—我们都想得到一个有因果关系的解释—但事实的确如此。

    回归现象的意义不亚于发现万有引力

    无论是没有察觉还是解读错误，这种回归现象对人类而言总是很陌生的，因此直到万有引力和微积分理论出现两百年后，这种现象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探索出这一重要规律的。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学者，也是达尔文的表兄。他发现并命名了回归平均值的现象。1886年，他发表了《在遗传的身长中向中等身长的回归》，其中涉及对连续子代的种子大小的测量以及对子代株高和母本株高的比较。在对种子的研究中，他写下了如下的话：

    实验结果看上去十分值得关注，在1877年2月9日的一次演讲中，我就先于皇家科学院将这些结果用做一次演讲的基本内容了。从这些实验可以看出，子代的高度和母本高度似乎并不相关，但似乎前者比后者更趋于平均。如果母本较高，那么子代就会变矮；如果母本较矮，则子代就会变高。实验显示，子代向平均值的回归与母本高矮的差异是成比例的。

    皇家科学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研究机构，高尔顿很期待该机构中博学的院士们也会对他那“值得关注的实验观察”感到惊讶。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为之惊讶的统计规律不过是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稀松平常。回归效应随处可见，但是我们却无法识别它们的真面目。高尔顿以子代高度的回归现象为起点，逐渐发现当两个测量值之间的关联不是那么完美时，此时也会出现这种回归。他借助了当时最杰出的几位统计学家的帮助，且历时多年才得出这一结论。

    当按不同的标准衡量两个变量时—例如体重和钢琴技艺—如何测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回归是高尔顿要攻克的重大难题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以人口作为参照标准。假设我们对某小学所有年级的100名儿童的体重和钢琴技艺进行测量，然后将两者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进行排列。比如说，简在钢琴技艺中排第三名，但按体重则排第27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她弹钢琴的水平比她的体重排名靠前。我们来作些假设，这样就可以使这一现象更容易理解。

    不管年龄几何，

    ·钢琴技艺高低仅仅取决于每周练习的时长。

    ·体重多少仅仅取决于冰激凌的摄入量。

    ·冰激凌摄入量和每周练习钢琴的时长并不相关。

    现在通过排行（按统计学家的说法是“标准分”），我们可以得出更多的等式：

    体重=年龄+冰激凌消耗量

    钢琴技艺=年龄+每周练习时长

    你会发现，当我们通过体重预测钢琴技艺或通过钢琴技艺预测体重时，就会出现回归平均值的现象。如果知道汤姆在体重中排第12位（远高于平均值），我们就可以（从统计学上）推测他比平均年龄要大，而且可能比其他孩子吃更多的冰激凌。如果知道芭芭拉的钢琴技艺排第85位（远低于平均值），我们就可以推测她应当比大多数孩子年龄小，而且每周练习的时间也少。

    两个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指的是两个值共有因素的相对比重。这个值在零和1之间浮动。我们拥有父母各一半的基因，对于像身高这种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小的特征来讲，父母和子女的相关系数在0.5左右。下面的例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相关系数：

    ·一个物体的型号用英制单位精确测量的结果与用公制单位精确测量的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任何影响其中一个值的因素都会影响另一个。两者享有同样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成年男性自报的身高和体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1。如果将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去，那么相关度就会更高，因为性别和年龄都会影响身高和体重，这便使得共有因素所占比例增加。

    ·学术能力评估考试成绩（SAT）和平均绩点（GPA）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6。然而，研究生的潜能测试与成功之间的相关性则小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群体的潜能差异比较小。如果每个人都有相似的潜能，那么在衡量成功时，潜能的因素就不会占太大的比重。

    ·美国人收入和教育程度的相关系数约为0.4。

    ·家庭收入和他们电话号码后4位之间的相关系数为零。

    弗朗西斯·高尔顿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确定相关性和回归性并非两个概念—它们只是从不同视角对同一个概念作出的阐释。这个概念的原则很简单，但是影响却很深远：只要两个数值之间的相关度不高，就会出现回归平均值的情况。为了阐释高尔顿的卓见，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例子很有趣：

    聪明的女人常常会嫁给不如她们聪明的男人。

    如果你在朋友聚会时挑起这个话题，一定会引起热烈讨论，大家肯定都愿意分享自己的看法。即使有些对统计学有所了解的人也会很自然地用因果关系去解释这个现象。一些人认为高智商的女人为了避免和同样高智商的男人竞争才这么做；或者是在择偶之时不得不妥协，因为同等智商的男人不愿意与这些女人竞争……也许还会有其他更牵强的解释。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表述：

    夫妻二人智商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绝对的。

    这个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而且很无聊。谁会期待这样一种相关性是绝对的呢？那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不过，你认为有趣的观点和你认为毫无意义的观点又是等值的。如果夫妻二人智商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绝对的（如果男人和女人在平均智商上没有差异），那么从数学上来讲，高智商女人嫁给那些不如她们智商高的男人是顺理成章的（反之也成立）。对于这一现象，用回归平均值效应来解释要比用并不绝对的相关性来解释更通俗，也更有说服力。

    你也许很同情高尔顿这样绞尽脑汁地解释回归的概念。统计学家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eedman）曾说过，如果把回归的概念用在民事或刑事审判中，那么试图对陪审团解释“回归”的一方一定会输掉官司。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主要的原因也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的思维常会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带有很强的偏见，而且不善于处理统计数据。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事件上时，相关的记忆就开始探寻其原因—更确切地说，我们会对所有早已存在于记忆中的原因进行自动搜索。当发现有回归效应时，因果关系解释就会被激活，但事实上这些解释都是不对的，因为回归平均值虽然可以用来解释现象，却无法找出其中原因。在高尔夫锦标赛中，那些第一天成功的选手通常在第二天发挥都很糟糕，而这场比赛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对于这种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那些选手第一天出奇地走运，不过这种解释缺乏我们的大脑所认可的因果关系因素。事实上，那些能够为回归效应提供巧妙解释的人往往赚得盆满钵满。如果一个商业评论员声称“今年的生意比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太糟了”，尽管他说得没错，但也很有可能很快就被电台噤声。

    我们理解“回归”概念存在很多困难，这些困难皆源自两个系统—系统1和系统2。在相当数量的案例中，即便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若无特殊说明，“相关”与“回归”的关系还是相当模糊的。因此，系统2认为理解这种关系很难。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于我们总是要求对事物进行因果关系解释，这也是系统1的一个特征。

    抑郁儿童喝了某种功能饮料，他们的情况在3个月内得到很大改善。

    这个新闻标题是我杜撰的，但这则新闻所报道的内容却是真实的：如果给一群抑郁儿童喝了某种功能饮料的话，一段时间后，他们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好转。如果抑郁儿童每天都花一段时间倒立，或是把一只猫抱在怀里20分钟，这些举动也可以使病情好转。多数读者读了这则新闻之后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喝功能饮料和抱猫的行为的确使抑郁儿童的病情得到了改善，但这个结论却无法得到证实。抑郁儿童是一个极端群体，他们比大多数其他儿童要压抑得多—这些极端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会回归平均水平。一连串的测试反映出来的不同压抑程度之间并无绝对的相关性，因此回归平均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回归平均水平）这种现象又会出现：即使他们不抱猫，也不喝功能饮料，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抑郁儿童的病情同样会有所缓解。为了证明喝功能饮料或是其他治疗方法是有效的，我们必须要对两组患病儿童进行比较—实验组接受了治疗（比如喝过功能饮料），对照组没接受过治疗（或只是服用过安慰剂）。我们期望的是对照组仅通过回归就能改善病情，而该实验的目的在于判定接受治疗的病人是否恢复得更快。

    对回归效应作出错误因果解释的不仅仅是大众读者。统计学家霍华德。维纳曾经列出一长串杰出研究者的名字，他们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将相关性和因果性混淆在一起。回归平均值是科学研究中的常见问题，有经验的科学家都会小心提防这种毫无缘由的因果推论所形成的陷阱。

    在我最喜欢的那些关于直觉产生预测错误的例子中，有一个是根据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的《管理决策中的判断》（Judgment in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一书中的内容改编而来的：

    假设你为一家连锁百货公司作销售预测。所有连锁店的规模和商品种类都非常相似，但是其地理位置、竞争状况以及其他随机因素使这些商品的销量有所不同。下列数据为2011年的营业额，请你对2012年的营业额进行预测。你已经知道自己可以接受经济学家所作的总体预测—销售额总体会增长10%。那么你将如何完成下列表格？

     [image file=Image00012.jpg]

    读过本章，你就知道将每家店的销售额增加10%显然是不对的。你应当使自己的预测具有回归性：对于业绩不好的店，预测增长率应高于10%；对于业绩较好的店，预测值应低于这个值（甚至是负值）。不过如果你咨询其他人的话，很有可能会碰钉子：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有什么好问的？正如高尔顿历经艰难才发现的那样，回归的概念从来就不是显而易见的。

    示例—回归平均值“她说经验教会她一个道理，批评比赞扬更有用。不过她不明白这是回归平均值在发挥效用。”“也许由于惧怕让众人失望，所以他的第二次面试没有第一次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他第一次的表现太优秀了。”“我们的筛选过程并不是很完美，所以我们会考虑回归性。有些极其优秀的候选人也会让我们失望，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第18章 如何让直觉性预测更恰当有效？

    生活中，许多场合都会用到预测。经济学家预测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财务分析师预测收益，军事专家预测伤亡人数，风险资本家预测利润率，出版商和生产商预测读者和消费人群，承包商预测项目完成所需的时间，工程师预测建造某建筑需要的水泥量，火场指挥员预测扑灭大火所需的消防车数量。一些私人问题同样需要用到预测，我们预测恋人在自己求婚时的反应，预测在新工作中需要作的自我调节。

    有些预测判断，比如那些工程师所作的预测，主要就是通过查找表格、精确计算以及对类似项目的结果进行仔细分析得来的。还有一些预测则需要直觉和系统1的共同参与，主要有两种类型。有些直觉主要依靠反复训练得来的技能和经验。加里·克莱因在《力量的源泉》（Source of Power）一书中及其他场合曾提到过象棋高手、火场指挥员和内科医生所作的快速自动判断及选择，用以阐释这种经验性直觉，即由于识别出熟悉的线索，大脑中快速呈现出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还有些直觉有时从一开始就难以从主观上进行区分。这种直觉受启发法的影响，通常会用简单的问题来替代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证据很不充分，决定亦不可更改，人们依此作出直觉性判断时往往也会信心十足。当然，许多判断，特别是专业领域的判断，受到了分析与直觉的共同影响。

    偏离预测方向的直觉

    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老问题：

    朱莉现在是一名州立大学4年级的学生。她4岁就能流畅地进行阅读。她的平均绩点（GPA）是多少？

    熟悉美国教育体制的人很快就能得出一个数字，且这个数字通常在3.7或3.8左右。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系统1的几个机制共同参与了预测。

    ·人们会探寻证据（朱莉的阅读能力）与预测目标（她的平均绩点）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不是直接的。在这个例子中，很小就能阅读与较好的平均绩点都是学术天分的表现，必然会存在某种联系。你（你的系统2）可能会否定朱莉在高中曾经赢得钓鱼比赛或是在举重比赛中表现良好的说法。这个过程被有效地一分为二。系统1能够摒弃那些无关或是错误的信息，但却无法弥补证据中相对较小的瑕疵。因此，直觉性预测对证据的实际预测结果几乎毫无感觉。一旦发现某种关联，例如朱莉很小时就能阅读，眼见即为事实原则就会发挥作用：你的联想记忆会快速自动地运用可利用信息编出最恰当的故事。

    ·另外，证据的评估与相关规范联系紧密。4岁时阅读能力就很强的孩子早熟吗？什么样的名次或者说百分制下得多少分才能与这样的能力相符？与这个孩子作比较的人群（我们称之为参照人群）也没能明确说明这一点，但与我们平时说话所遵循的规则相同。如果即将毕业于这所大学的某个人被赞为“相当聪明”，你几乎不必问：“当你说他‘相当聪明’时，脑子里想到的是哪些参照人群呢？”

    ·下一部分包括替代和快速配对。对于儿童时期认知能力这个并不周密的证据进行评估的问题被替换成关于她大学平均绩点问题的答案。朱莉的平均绩点和她小时候就能阅读这项能力的百分比值是相同的。

    ·这个问题明确规定答案必须在平均绩点的范围内，这也就要求另一个强度匹配的运作，即将你对朱莉的学术成就的总体印象与能证明她本人天赋的平均绩点这一证据匹配起来。最后的步骤是转化，将你对朱莉学术水准的印象转化为相应的平均绩点。

    通过强度匹配得到的预测结果与支持这个预测的证据一样极端，会导致人们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却给出相同的答案：

    朱莉的早期阅读能力成绩是多少（百分制）？

    朱莉的平均绩点是多少（百分制）？

    到目前为止，你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出所有这些运作都是系统1的特点，我按照不同步骤依次将它们列在这里，当然联想记忆的大量激活并不遵循这一顺序。你应该将这种记忆大量激活的过程想象为以下几步：由信息和问题激发起联想记忆，然后自我反馈，最后选定最具连贯性的合理性方案。

    我与阿莫斯曾经在一个实验中要求受试者对8位大学新生的相关描述作出判断，这个描述是由一名辅导老师根据对新班级的访谈而写成的。每个描述由5个形容词组成，如下例所示：

    聪明、自信、笃学、勤奋、好问

    我们问了受试者下面两个问题：

    这个描述对你关于学术能力的想法有多大影响？

    你认为这些关于新生的描述令你印象深刻的可能性有多大（百分制）？

    这两个问题要求你根据自己的标准对新生进行描述，将自己的描述与辅导老师的描述进行对比，进而评估上述描述。你自身的评判标准存在着重大影响。虽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如何形成这一评判标准的，但你对这条描述承载的热情程度非常清楚：辅导老师认为这个学生是优秀的，但还算不上是最棒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比“聪明”程度更深的形容词（杰出、有创造力），也有很多比“笃学”程度更深的词（博学的、渊博的），更有许多程度超过“勤奋”的形容词（积极的、力求完美的）。由此可以推测，（该生）成绩很有可能在前15%，但不太可能在前3%。人们在类似的判断中得到的结果出奇地一致，至少在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是这样。

    我们问了实验中另一组受试者不同的问题：

    你估计这个学生的平均绩点是多少？

    新生中取得较高平均绩点的学生占多大比例？

    你需要再三思考才能看出这两组问题的微小差别。这种不同本该很明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第一组问题只要求你作出评估，第二组问题则与第一组不同，包含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指的是在大学一年级期末的真实表现。自访谈后，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你怎样才能以5个形容词来预测这个学生在大学第一年的真实表现呢？如果这只是辅导老师本人通过与该生的访谈而作出的平均绩点预测，那么她的预测会准确无误吗？

    这项研究旨在比较两个判断结果（百分比成绩）：受试者通过评估一个案例中的描述做出的判断结果（百分比成绩）和另一个案例中的最终预测结果。结论很明显：两个判断结果完全相同。尽管两组问题不同（一组关于该生的描述，另一组关于该生未来的学术表现），但受试者将这两个问题看成了一个。与朱莉的例子相同，受试者并没有将对未来的预测和对当前信息的估测区别开来—预测与估测相匹配。这也许是我们得到的能证明替换存在的最佳证据。当人们按要求预测时，他们总会将预测替换为对所描述问题的估测，而且没有意识到他们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那个被问到的问题。这个过程证明预测时会存在系统偏见；他们完全忽略了一点，即应该回归到平均值上来。

    在以色列国防军队服役期间，很长时间我都待在一支部队里，这支部队通过一系列面试及实战测试来挑选后备实训军官。成功预测的特定标准为这些人在军官学校的最终成绩。这些等级评定的效度非常低（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说明）。若干年后，这支部队仍旧存在，而彼时我已成为一名教授，并且正与阿莫斯合作研究直觉性判断问题。我一直与这支部队的工作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系，于是便请他们帮个忙。除了他们通常使用的评估候选人的评分系统以外，我还让他们猜测每个学员将来在军官学校中可能得到的分数。他们搜集了几百份这样的预测。所有作出这些预测的军官都知道学校给学员评分时用的是字母评分系统，也知道所有学员得到的A、B、C各等级的近似比例。实验结果令人惊讶：预测出来的A和B的频率几乎与学校的结业成绩中的A、B等级的频率等同。

    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替代和强度匹配两个方面。作出预测的军官完全将这两个任务混淆在一起了：

    ·他们平时的任务是对候选人在该部队的表现作出评价。

    ·我让他们执行的任务是对候选人的未来成绩作出切实预测。

    他们运用强度匹配将自己的评级简单地转换为军官学校的评分结果。由于无法解决预测中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预测又一次完全无法回归（平均值）。

    对直觉性预测的偏见进行修正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朱莉，那个儿时阅读能力就很强的阅读者。前一章已经介绍过预测她平均绩点的正确方法。我在前一章中还为连续两天打高尔夫球的例子以及体重和弹钢琴的例子分别写了一个原理公式，在这里我也要为阅读年龄和大学成绩的决定因素写一个公式：

    阅读年龄=共同因素+决定阅读年龄的特殊因素=100%

    平均绩点=共同因素+决定平均绩点的特殊因素=100%

    共同因素包括由遗传决定的潜能、家庭支持学业的程度，以及能够造成人们在孩童时期成为出色的阅读者、青年时期又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所有其他因素。当然，许多因素只会影响到其中的某个结果，却不会对其他结果产生影响。朱莉可能是因为父母对她期望过高强迫女儿读书才这么早学会阅读的，也有可能因为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经历，她的大学成绩才那么糟糕，还可能在少年时滑雪出了事故导致脑部轻微受损等。

    回想一下上面两个测量公式的关联，即当前阅读年龄和平均绩点这两个公式，你会发现两者所考虑的共同因素在决定因素中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你对这个比例能作出的最贴近的估测是多少？我给出的答案是最多30%。有了这个估测，我们就完全有条件作出不带偏见的预测了。按照以下4个简单步骤来做，我们就可以进行无偏见预测：

    1.先估测出平均绩点的平均值。

    2.根据你对证据的印象算出与之相匹配的平均绩点。

    3.对你的证据和平均绩点的关联作出估计。

    4.如果关联度是0.3，则从估算出的平均绩点的平均值中抽出30%，放到与之匹配的平均绩点里。

    步骤1为你提供了基准线，即在你除了知道朱莉是个快毕业的大学生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预测她的平均绩点。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预测其为一般水平。（这一点与你对汤姆的预测相似，在对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你便将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基础比率放在了他的身上。）步骤2是你的直觉性预测，这个预测将你的估计和证据进行了匹配。步骤3使你离开基准线靠向自己的直觉，但你能离开的距离取决于你对关联性的估测。在步骤4中，尽管你最终作出的预测还是受到了直觉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力已经小很多了。

    这种预测方法很常见。在你需要预测一个定量数值时，就可以运用这个方法，例如在预测平均绩点、投资效益、公司发展的业绩时，这个方法就可以派上用场。这个方法以你的直觉为基础，但是削弱了直觉的影响，使它回归到平均值上了。当你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直觉性预测的准确性充满信心时，即证据和预测之间联系非常紧密，进行调整的余地就会很小。

    直觉性预测需要校正是由于它并不具有回归性，因此是带有偏见的。假设我预测每一位高尔夫球员在一场锦标赛上第二天的得分与第一天的得分相同，那么这个预测并没有考虑到回归平均值的问题：第一天发挥得好的高尔夫球员第二天比赛时水平都会有所下降，而那些头天状态不佳的球员则大多会在第二天有所提高。当我们最后将预测值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缺失回归性的直觉确实带有偏见。

    这些预测普遍对第一天发挥得好的人过于乐观，对开始就发挥得不怎么样的人则过于悲观。预测与证据一样极端。同样，如果不使预测回归到平均值上来，而是根据儿童时期的成就来预测其大学时期的分数，那么你多半会对孩提时代阅读能力强的人在大学时代取得的学术成绩颇感失望，而那些较晚开始阅读的孩子的大学成绩反而会给你带来惊喜。修正过的直觉性预测消除了这些偏见，所以预测（过高或过低）高估真实值或低估真实值的可能性大致是相等的。当你不带偏见地预测时仍然会犯错，但这时的错误较小，也不会导致过高或过低的估值。

    两位教授候选人，应该选择哪一位？

    前文中，我向大家介绍了汤姆的情况，用以说明不连续结果的预测问题，比如对其所属的专业领域或者一次考试的成功概率进行的预测，这些预测是通过评估某一特定事件的可能性（或者按照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大小排序）来表达的。我还曾描述过抵制不连续预测中的常见偏见的步骤，比如忽略基础比率，对信息的优劣不敏感。

    有些预测偏见是通过一个数值范围来表达的，例如某学生的平均绩点或某公司的收益，这些偏见与我们在判断结果的可能性的过程中所持偏见相似，而两种偏见的修正过程也十分相似：

    ·都包含一种基准线预测，如果你对手头这个案例的情况一无所知，便会作出这种预测。在绝对的情况下，这个基准线是基础比率；在有数字的情况下，这个基准线就是相关结果的平均值。

    ·都包含一种直觉预测，无论是可能性或是平均绩点，这种预测会将呈现在大脑中的数值通通表达出来。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你的目的都是要作出一种预测，这种预测可在基础比率和直觉性反应之间充当媒介。

    ·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的情况下，你会坚守基准线。

    ·在其他极端情况下，你还会坚守自己最初的预测。当然，只有在对支持自己最初预测的证据进行过严格验证之后，你才会信心十足地坚持那个预测。

    ·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有理由怀疑自己的直觉判断和真理之间的关联其实并不完美，而你最终会给出介于两者之间的判断。

    这个过程很接近一个恰当的统计分析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如果成功的话，这个过程就会使你作出的预测偏见越来越少，作出的可能性评估越来越合理，对各种数值作出的预测也越来越适度。前述两个过程意在解决同一种偏见，即直觉性预测总是过于自信或过于极端。

    修正你的直觉性预测的偏见是系统2的任务。要想找到相关的参照物、对基准预测作出估测或者对证据的质量进行评估，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只有在风险很高而你又特别渴望避免犯错误时，这种努力才显得合乎情理。此外，你应该知道纠正你的直觉也许会使你的生活变得复杂。无偏见预测的一个特征就是，只有在信息非常有效时才允许人们对罕见或极端的事件作出预测。如果你期待自己作出恰当有效的预测，那么你的预测结果就永远不会太离谱或者偏离平均值太多。而如果你的预测不存在偏见，你也就永远不会有极端事件的“愉快体验”了。当你在法学院最得意的学生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时，或者当你曾经很看好的那家新成立的公司成为商界新秀时，你永远不会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如果信息量有限，你也无法预测到一个出色的高中生会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等生；同理，一个风险资本家永远不会认为新创立的公司在起步阶段时成功的概率会“很高”。

    一定要严肃对待那些反对适度的直觉性预测原则的意见，因为摆脱偏见并非总是头等大事。如果不问具体情况，对所有预测的错误都同样对待，那么对无偏见预测的偏爱就是合理的了。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一种错误比另一种错误更糟糕。若一位风险投资家只为寻找“下一件大事”，那么他错过下一个谷歌或脸谱网的风险就会远远大于对刚刚创立的公司（最终破产）进行适度投资带来的风险。风险投资家的目标是正确判断极端情况，甚至以高估其他许多风险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对于借出大笔贷款的保守银行家来说，某一位借款人破产带来的风险会比拒绝几位可能会履行债务的潜在客户带来的风险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作出这些判断所依据的信息效度只是适中，使用极端的语言（“前景非常好”，“违约的严峻风险”）也可能会为其带来舒适感。

    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无偏见且适度的预测不应该引发问题。毕竟一个理性的风险投资家知道，即便是最有前景的新建公司，其成功概率也只是中等水平而已。她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从所有赌注中找到的前景最好的赌注，而且关于要投资的那家新建公司的发展前景问题，她觉得没有必要欺骗自己。同样，预测某家公司收益的理性个体不会受到某个数字的束缚—他们应该考虑到最有可能出现的那个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果成功的回报足够大，一个理性的人就会考虑向一家极有可能倒闭的企业投资一大笔钱，而不会自欺欺人地抬高其成功概率。然而，我们并不都是理性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需要歪曲判断作为保护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如果选择接受极端的预测来蒙蔽自己，你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纵容。

    也许我提出来的那几个修正步骤最难能可贵的贡献就是这些步骤会要求你思考自己对事情到底了解多少。接下来我会运用一个学术界尽人皆知的例子，其他生活领域中的例子亦可依此类推。一个部门要雇用一位年轻的教授，他们希望这位教授未来的学术能力能够达到最高水平。该部门的调查委员会最后将候选人圈定为两个：

    金最近完成了毕业设计。她的推荐信中都是对她的溢美之词，而且面试时她说得也很好，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科研成果。

    简经过过去3年的学习取得了博士后头衔，学术成果颇丰，研究也做得非常出色，但她在面试时表现得不如金出色。

    我们直觉会选择金，因为她给人的印象更深刻，而且眼见即为事实。但与简的信息相比，金的相关信息则少很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小数原则。事实上，你从关于金的描述中得到的信息样本比简的要小，而且在小样本中更容易发现极端的结果。小样本的结果往往有更多的运气成分，因此在判断金将来的表现时，更应该回归平均值。若觉得金更有可能退步，最终你就会选择简，尽管你对她的印象并不深刻。如果按照学术能力来选人，我会投给简一票，但我得先努力克服自己对金的直觉印象—金更有希望。跟着我们的直觉走比违背直觉感觉更自然、更亲切。

    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出不同情境下的相似问题，例如某位风险投资家要在位于不同市场中的两家新建公司之中选出一家进行投资，他可以相当精确地预估其中一家公司的产品需求量，而另一家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让人觉得更有希望，但其发展前景却并不是很确定。如果把这种不确定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你对第二家公司前景的最佳猜测是否还会优于第一家公司呢？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信息不足时，极端预测和预测罕见事情的愿意都源于系统1。联想机制会很自然地将极端预测和作出这些极端预测所依据的可察觉的信息极端性匹配在一起—这也正是替代的运行机制。而且系统1形成过于自信的判断也是正常的，因为自信是由你根据可得信息提炼出来的最合理故事的连贯程度决定的，这一点我们都明白。但要注意：你的直觉会产生极端预测，而你也很容易对这种极端信心满满。

    回归性也是系统2的一个问题。回归平均值这一概念很新奇，沟通和理解皆非易事。高尔顿在弄懂这一概念之前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很多统计学老师在讲到这一问题时，心中也很没底，学生们最后对这个重要概念也是似懂非懂，只有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个例子说明系统2需要经过特殊训练。将预测和信息匹配起来不仅是我们的直觉行为，这样做似乎也是很合理的。我们无法根据经验理解回归性。即使我们对回归性已经有了明确认识—就像我们在飞行教练员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也只会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一特性，而这个解释往往又是错的。

    示例—直觉性预测“那家新成立的公司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将来也能做得这么好。他们的营销之路很长，回归的空间也很大。”“我们的直觉性预测的确令人鼓舞，但这个预测可能离现实太远了，还是让我们再看看手中的信息资料，让预测回归到平均状态吧。”“即使这次投资极有可能失败，我们还是觉得这项投资可能是个不错的想法。咱们还是别说什么这就是下一个谷歌这样的话吧。”“我读过关于那个品牌的一篇评论，评价极高，然而这很可能只是侥幸成功。我们应该这样想：对这个品牌的评论很多，而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巧是评价最高的。”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1-9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系统1，系统2
    第1章 一张愤怒的脸和一道乘法题 第2章 电影的主角与配角第 3章 惰性思维与延迟满足的矛盾 第4章 联想的神奇力量第 5章 你的直觉有可能只是错觉 第6章 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 第7章 字母“B”与数字“13” 第8章 我们究竟是如何作出判断的？ 第9章 目标问题与启发性问题形影不离
    第二部分 启发法与偏见
    第10章 大数法则与小数定律 第11章 锚定效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第12章 科学地利用可得性启发法 第13章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 第14章 猜一下，汤姆的专业是什么？ 第15章 琳达问题的社会效应 第16章 因果关系比统计学信息更具说服力 第17章 所有表现都会回归平均值 第18章 如何让直觉性预测更恰当有效？
    第三部分 过度自信与决策错误
    第19章 “知道”的错觉第 20章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第21章 直觉判断与公式运算，孰优孰劣？ 第22章 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专家的直觉？ 第23 章 努力养成采纳外部意见的决策习惯 第24章 乐观主义是一柄双 刃剑
    第四部分 选择与风险
    第25章 事关风险与财富的抉择 第26章 更人性化的前景理论 第27章 禀赋效应与市场交易 第28章 公平性—经济交易的参照点 第29章 对结果可能性的权衡 第30章 被过分关注的罕见事件 第31章 能带来长远收益的风险政策 第32章 心理账户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选择的？第33章 评估结果的逆转 第34章 善用框架效应，让生活更美好
    第五部分 两个自我
    第35章 体验效用与决策效用的不一致 第36章 人生如戏 第37章 你有多幸福？ 第38章 思考生活
    结语
    附录A 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
    附录B 选择、价值以及框架

    序言

    我想每位作者都会在脑海中勾勒读者因为读自己的书而受益的情形。我的这本书就像是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一样，读者对它不会感到陌生。人们在饮水机旁或交流，或闲谈，很随意。我希望这本书能丰富人们的词汇，这样大家在谈论别人的判断与决策、公司的新政策或是同事的投资时，这些新词汇就能派上用场了。书中为何还会涉及闲谈的内容呢？因为利用闲谈来发现和分析别人犯的错误比分析自己的错误更容易，也更有意思。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很难对自己的信念和需求产生怀疑，越是在最需要质疑自己的时候越难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真知灼见中受到启迪。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推想朋友和同事会对自己的选择作何评价，而这些预先推断的中肯程度和内容都是十分重要的。对别有见地的闲谈有所期待是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的强大动力，其作用比新年计划更大，更能提升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决策能力。

    一名内科医生要想成为优秀的诊断专家，就必须掌握多种疾病的大量特征，每种疾病都有其病理和症状，有其自身可能出现的发病前兆及病因、病情发展、结果和治疗或干预手段等。学医，当然也包括对医学用语的学习。要想对他人的判断和决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就要有更丰富的词汇，日常生活用语中的词汇还远远满足不了这一要求。我们很可能在闲谈中发现人们出错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一再出错就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我们可以预料到这种情况在特定环境中会再次发生。例如，一个潇洒自信的演讲者刚踏上舞台，观众往往就会对其大加赞赏，他可能并没有那么优秀，但这好评如潮的结果在他踏上舞台的一刹那便可预见。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形是有据可依的，即光环效应，这一效应使我们更容易预测结果，更容易赏识和理解这位演讲者。

    当别人问你正在想什么时，你一般都能回答上来。你觉得自己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通常就是一种意识自然而然导出另一种来，但这不是大脑工作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其典型的工作方式。大多数印象和想法都是从意识经验中得来的，而人们是感知不到这一过程的。你无从知道自己是如何晓得面前的书桌上有盏灯，无从知道己如何能通过电话听出爱人有些不耐烦，也无从知道自己如何毫无意识地成功规避了一场车祸。印象、直觉、决策，所有这些脑力活动都在无声地进行着。

    本书讨论的很多内容都与直觉的成见相关。然而，对过失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诋毁人类智慧，这就如同关注疾病并非否定健康一样。大多数人在通常情况下都是身体健康的，他们做出的决策、采取的行动往往也是恰当的。生活中，我们往往跟着印象和感觉走，凭直觉引导行事，而且我们觉得这种直觉和偏好很可靠，这种自信通常也是正当合理的。不过，也不尽然。我们经常在自己出现失误的时候还信心满满，此时，旁观者往往比我们自己更容易发现这些失误。

    因此，我和大家一起在“饮水机旁交谈”，其目的就是：给读者提供更丰富精确的语言来讨论他人乃至自己在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提升发现和理解这些失误的能力。至少有些例子表明，正确的判断能有效地干预错误，以降低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经常造成的损失。

    关于判断与决策的有趣研究

    本书展现了我对判断和决策的理解，这种理解受到近几十年来心理学领域新发现的影响。然而，本书中心思想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69年那个幸运的日子。当时我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系教书，那天有个研讨会，我请我的一位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会上发言。他当时被视为决策研究领域的一颗新星，不过我觉得在其涉足的任何领域中，他都是耀眼的新星，因此我知道我们那天一定会交谈甚欢。很多认识阿莫斯的人都认为，在自己所见过的人中他是最聪明的。他才华横溢，十分健谈，魅力非凡。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记得很多有趣的笑话。他还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那就是利用记住的那些笑话阐明自己的观点。有阿莫斯在，你永远也不会感到沉闷。那时，他32岁，我35岁。
    那天，阿莫斯给同学们讲了密歇根大学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人是否是优秀的直觉型统计者。我们都知道人是优秀的直觉型文法家：4岁的孩子虽然对世界上存在语法这件事完全没有概念，但她在说话时会努力遵循语法规则。人们对统计的基本原则是否也有这种直觉感受呢？阿莫斯指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附条件的肯定（肯定，但是附有一定条件）。我们在研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认为较为稳妥的结论应当是附条件的否定（否定，但是附有一定条件）。

    阿莫斯和我很喜欢这种交流活动，我们认为直觉型统计者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要是一起探索的话会很有意思。那个周五，我们在里蒙餐馆吃午餐，那里是波西米亚人和耶路撒冷的教授们最中意的去处。我们两人打算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的统计直觉进行一番研究。在此前那场研讨会上我们曾得出结论：人的直觉是有缺陷的。虽然这些年来一直在教书，在运用统计学原理，但我们也没能培养出一种直觉，无法利用这种直觉感知从小样本中观察到的统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的主观判断是存在成见的：我们特别容易相信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果，而且研究中对观察样本的收集也不足。我们两人此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其他研究人员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苦恼。

    我们准备了一项调查，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出现的实际统计问题。阿莫斯收集了数学心理学协会与会的专家小组的回复，包括曾出版两本统计学教科书的几位作者的问卷。不出所料，我们发现那些专家同行也跟我们一样，总是夸大其词，他们认为一个实验的原创性结果可以被成功复制的概率很大，即使用一个小样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关于实验要收集多少观察数据的问题，他们给一个假定的毕业生的建议也很糟糕。如此看来，即使是统计学家，也算不上是出色的直觉型统计者。

    在撰写这些发现时，阿莫斯和我都觉得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件很享受的事。阿莫斯总是很风趣，有他在的时候，我也变得幽默了，所以我们总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几个小时连续不间断的工作时光。工作中的乐趣使我们变得格外有耐心，人在放松惬意的情况下，更容易取得完美的结果。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把批评的态度都抛在门外了吧。我和阿莫斯都是爱挑剔、好辩论的人，甚至比我更甚，但在我们合作的这些年里，我们从没有不假思索地否定对方。事实上，我发现我们在合作时，阿莫斯总能更清楚地看出我模糊的观点中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两人中，阿莫斯的逻辑思考能力更强，他的意见总是有据可依，言之凿凿，令人信服。我则凭直觉走，深受心理学的影响，我的很多观点也都是从心理学中得来的。我们俩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很容易理解对方；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差异常常令对方吃惊。我们重新安排各自的日程，这样就有很多工作日可以在一起工作，工作之余，我们常会一起散步。此后的14年里，共同合作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对我们两人而言，那些年里所作的研究是我们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我们很快便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模式，并且一直多年保持这一模式。我们的研究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对话中的问题是我们自拟的，那些凭直觉做出的答案也是经过我们两人共同检验过的。研究中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小实验，仅一天中就会做很多实验。我们并没有刻意寻求自己提出的那些统计问题的正确答案，只是想确认和分析直觉的回答 —大脑中最先出现的、即使知道是错的我们也愿意拿来分析的回答。当时，我们认为其他人也会有我们两个人都有的直觉，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此说来，直觉对判断的影响便显而易见了。

    我们曾经很高兴地发现，我们俩对几个认识的孩子的未来职业的预想竟如出一辙。我们确信那个3岁大却善辩的孩子将来会做律师，那个有点呆板的孩子可能成为教授，那个体谅他人、循循善诱的孩子可以做个心理咨询师。当然，这些预测都是荒谬的，不过却很有意思。我们都清楚一点，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孩子的直觉，来自他们自身的特点与特定职业特点的相似度。这种有趣的做法使我们当时就在脑海中创立了一种理论，即预测角色的相似度。此后我们做了许多实验来验证和详细阐述这个理论，下面便是一例。

    在你思考下文中的问题时，请记住史蒂夫是从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库中被随机挑选出来的：

    邻居如此描述这个孩子：“史蒂夫非常腼腆，少言寡语，很乐于助人，却对他人或者这个现实世界没有兴趣。他谦恭有礼，做事井井有条，中规中矩，关注细节。”请问史蒂夫更可能从事哪种职业，图书管理员还是农民？

    很显然，史蒂夫的个性和典型的图书管理员有着惊人的相似，但这些与职业密切相关的统计学因素却很少有人关注。你们是否注意到，在美国，农民与图书管理员的比例超过20∶1.由于农民数量要多得多，所以那些“谦恭有礼，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也常常只能成为坐在拖拉机上的农民，而不可能是坐在图书馆咨询台后的管理员。但是，我们发现实验对象往往忽略这些相关的统计数据，而仅仅依赖于相似度来作出判断。于是，我们提出如下观点：人们把相似度当成一种简单的启发手段（简单地说就是经验法则）来作艰难的判断。对这种启发性手段的依赖必然会造成其预测带有成见（系统性失误）。

    还有一次，阿莫斯和我想知道我们这所大学的教授们的离婚率是多少。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立即勾起了我们脑海中的记忆，我们俩不由想起自己知道或听说的那些离了婚的教授。于是我们就凭着脑海中这些事例对这个离婚率问题作出判断。我们把这种依靠记忆作出判断的方法称为可得性法则。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调查对象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指定的一篇英语课文中的单词相关：

    请思考字母 K.

    请问字母 K是更多地出现在单词的首字母位置上还是第三个字母位置上？

    玩拼字游戏的人都知道，想起以某个字母开头的单词要比想起它在第三个字母位置上的单词容易得多。字母表中任何一个字母都适用于此法则。因此我们料到，尽管有些字母（比如K、L、N、R、V）出现在第三个字母位置上的频率更高，但是被调查对象的回答肯定会夸大所有字母出现在单词首字母位置上的频率。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对经验法则的依赖必然会导致人们判断时的成见。例如，我曾一度认为通奸在政客中较普遍，在医生或律师中则没那么多见，但我最近对此产生了怀疑。我甚至曾为原来的那个“事实”作出若干解释，包括权力的催情效果、出门在外受到的诱惑等。而我最终意识到，政客的过错只不过更容易被曝光而已，而医生和律师的过错却少有人报道。我的直觉印象可以完全归咎于记者对主题的选择和我对可得性法则的依赖。

    阿莫斯和我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并记录在不同任务中体现的直觉思考所存在的成见，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的概率赋值、对未来进行预测、对假设进行评估，以及对频率进行预估等。在合作的第五年，我们撰文将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份杂志的读者包括很多领域的学者。那篇文章（本书的最后附有全文）描述了直觉思考的简单快捷，列出了在启发法中表现出的大约 20种成见，还包括启发法在判定中的作用。

    科学史学家常指出，某一特定领域的学者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和他人分享关于本学科的观点。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人性，认为大多数关于人类特有行为的讨论都应以此为背景，这一观点几乎从未受到质疑。关于人性，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广泛接纳了两种观点。第一，人大体而言都是理性的，其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第二，恐惧、喜爱和憎恨这样的情感能够为人们失去理智的大部分情形作出解释。我们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上述观点，却是对这两种观点的挑战。我们记录下正常人思考时出现的系统性失误，认为这些失误是由认知机制的构造造成的，并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导致的。

    这篇文章所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且它至今仍是社会科学著作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 2010年有300多篇学术文章参考了这篇文章）。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觉得这篇文章很有用处，启发法和成见等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中，包括医学诊断、法律判决、情报分析、哲学、金融、统计学和军事战略等。

    例如，学习政策的学生就曾注意到，可得性法则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事人们记得很清楚，而有的却被遗忘了。人们是根据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来估测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这往往也与媒体报道的广泛程度有关。常被提到的话题就在脑中变得鲜活，而其他的则会慢慢被遗忘。也就是说，媒体选择报道的内容和人们脑中存在的信息不谋而合，所以专制政体对独立媒体施压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的了。因为重大事件和名人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兴趣，媒体能借此煽动狂潮也就见怪不怪了。例如，在迈克尔 .杰克逊死后的几周里，电视台几乎未报道别的事。相反，媒体对那些带有批评性的、不能引起公众兴趣、掀不起大波澜的事往往很少报道，比如说去年日趋下滑的教育标准，还有医疗资源的投资过剩等。（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很少报道”的例子都是受可得性限制的。我选为例子的话题经常被提到，那些同等重要却不常被提到的事我往往想不到。）

    有一点我们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启发法和成见”这样的心理学概念在其他领域中也具有广泛的启发作用，这便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附带成果：我们总是把为自己和被调查者设计的全部问题都写进文章里，这些问题可以为读者提供范例，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受认知性成见牵绊的。我希望你在读到“史蒂夫是个图书管理员”这样的问题时能有切身的体验，这样能帮助你更好地体会到相似度在引导可能性上的力量，并且能体验到我们多么容易忽略相关事实的统计。

    这些实证材料的使用可为不同领域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一次不寻常的机会，使他们关注自己在思考时可能出现的纰漏。看到自己的纰漏，这些学者才更有可能质疑当时普遍存在的那种武断想法，即人类很理性、很有逻辑性。方法的选择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报道传统实验的结果，这篇文章就不会那么令人关注，也不会令人如此难忘了。而且，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会将自己的判断失误归咎于参与这些心理学研究的大学生，认为是这些学生一贯不负责任的做法使他们不愿相信实验结果。当然，我们摒弃传统的实验方法，采用事例展示的方式，并非只为影响那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将事例展示出来更有思。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其他各方面的选择也做对了。本书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幸运在每个成功的事例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总能很容易地发现，这个事例中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将伟大的成就变得平淡无奇。我们展示的这些事例也不例外。

    对我们研究的反馈也不全是正面的。我们对成见予以关注的做法受到非常多的批评，反对者认为我们过分否定了人类的思维能力。与对常规科学的反应一样，有些研究者对我们的观点加以改进，有些人则另外提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见解，但有一个观点如今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即我们的大脑容易受系统性误差的影响。我们关于判断（能力）的研究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料。

    研究完判断这一论题后，我们马上将目光转向面对不确定因素时的决策过程。我们的目标是创立一种心理学理论，研究人们在简单的赌博中如何作决定。例如：投硬币时如果是正面朝上你就能得到130美元，背面朝上就输掉100美元，你愿意打这个赌吗？这些简单的选择很久以来一直被用来检验各种与决策相关的问题，例如人们如何在确定的事物和不确定的结果之间进行权衡。我们的研究方法没有变：还是花很多天设计一些选择题，而后分析我们根据直觉进行的选择是否与通过逻辑判断作出的选择一致。在作判断时，我们会观察自己做出决策时出现的系统性成见，还会对一贯违背理性选择规律的直觉性选择进行观察。在《科学》杂志刊出那篇文章5年之后，我们又发表了《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据统计，该文中提出的决策理论比我们此前对判断的研究更具影响力，该理论也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合作过程中，阿莫斯和我经常交流思想，两个人的智慧总要胜过一个人的想法，良好的关系也使我们的工作有趣且高效，这段时光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后来，我和阿莫斯离得远了，很难继续共同研究这一课题。我们在判断和决策制定方面的研究使我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阿莫斯没有于1996年去世（时年59岁）的话，他应该和我一起去领这个奖。

    本书并非为展示我和阿莫斯共同合作的早期研究，过去几年里很多作者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我的主要目标是，在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最新发展的基础上展示大脑的工作机制，在这些发展中有一些内容比较重要，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认为瑕瑜互见的直觉思维。

    阿莫斯和我没有对直觉下准确的定义，只简单说明了判断启发法“很有用，但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误差”。我们的重点放在成见上，因为在人们的大脑高速运转时研究成见非常有意思，而且成见为启发性判断提供了研究依据。我们没有自问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所有的直觉性判断是否都是通过我们研究的启发法而产生的。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专家们的直觉往往很准确，这种准确性与其说是启发法在发生作用，还不如说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描绘一幅更加美好、更加和谐的画面，在这幅画面里，熟练和启发法皆可成为直觉性判断和决策的选择依据。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曾讲过一个故事：一支消防队进入一座房屋，屋子里的厨房着火了。他们刚开始用水管浇厨房，指挥官喊道：“全部撤离！”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消防员全部撤离的一刹那，厨房的地板轰然塌陷。事后指挥官才回想自己曾意识到这场火并不大，但他的耳朵特别烤得慌。这些他所谓的“对危险的第六感”闪进他的脑海，虽然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但他知道情况不妙。最后大家才知道这场火灾的火源根本不是厨房，而是消防员脚下的地下室。我们都听过一些关于专家的直觉的故事：比如某位象棋大师路过街边棋局，无须驻足观看就知道“白方三步之内将杀”；又如某位医生只需一瞥便能作出全面的诊断。专家式直觉像谜一样吸引着我们，但它们不是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多次表现出很强的直觉能力。大多数人在接电话时听到第一个词就能感知对方是否生气了；刚进门就能发现自己是大家谈论的对象；对细微的信号能迅速做出反应，断定旁边车道上的汽车司机正处于危险中。我们日常的直觉能力并不逊于一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或者医生，只是无处施展罢了。

    魔法不属于准确的直觉心理的范畴。也许对此有最精辟论述的人要数伟大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了，他对多位象棋大师进行过研究，发现在练习数千个小时之后，这些大师看到的棋盘上的棋子和我们眼里的棋子是不一样的。西蒙写道：“这个棋局已经给了我们提示，根据这个提示我们可以搜寻到大脑存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就能给出答案。直觉只不过是人们的认知而已。”看到这种说法，你也许就能感受到西蒙对神化专家直觉的做法不以为然了。一个两岁的小孩看到一只狗时会说“小狗狗”，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对孩子认识事物并叫出很多事物名字这种“奇迹”习以为常了。西蒙认为灵性的直觉所创造的“奇迹”也是如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专家在新情境中能察觉熟悉的因素，并且采取十分得体的做法来顺应这种情境，这便是正确的直觉。在喊出“小狗狗”的同时，孩子的大脑中就会出现正确的直觉性判断。

    不幸的是，专业的直觉并非全部是从真实的经验中得来的。很多年前，我采访了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告诉我他刚刚买了福特汽车公司上千万美元的股票。我问他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决策的，他回答说他刚参加了一个车展，感觉很好。他的解是：“这还用问，他们生产的汽车太霸道了！”他非常明确地说，他相信自己的感觉，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决定都很满意。我很吃惊地发现，他忽视了一个任何经济学家都会注意到的相关问题，特公司的股票最近不是走低吗？而他反而在跟着自己的直觉行事：他喜欢汽车，喜欢福特公司，也喜欢持有其股票的感觉。按照我们的理解，买入股票要谨慎，这位仁兄恐怕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关于这位投资官投资福特公司股票的问题，阿莫斯和我所研究的特定启发法恐怕是解释不了了，但现在关于启发法还有一种更宽泛的概念，这种概念能对上述行为作出更好的解释。这一宽泛的概念是一个重大进步，即情感因素在我们对直觉判断和决策的理解上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这位投资官的决策在今天可能会被视为受启发法的影响，而判断和决策是直接受好恶这样的情感所左右的，没有什么思忖和推理可言。

    当碰到像走哪步棋或决定是否投资股票这样的问题时，直觉思维机制就会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某个人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她就能更好地认清情况，头脑中形成的直觉性解决方案也很可能是正确的。象棋大师看到复杂的棋局时大脑会迅速反应：刹那间想到的那几步棋一定是好棋。要是问题很难，一时也想不到巧妙的主意，直觉就可能会发挥作用：脑海里可能马上会有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却不一定是原题的答案。这位投资官所面对的问题（我是否要投资福特公司股票）就很难，但更简单且相关的问题（我喜欢福特汽车吗）却很快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答案，并且让他就是否作出投资这个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选择。这就是直觉启发法的核心观点：当面对难题时，我们往往会对相对简单的问题进行回答，却忽略了自己已经置换了原始问题这个事实。

    有时，我们无法自然地凭直觉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论是专业的解决方法还是启发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想要找到一种更慢、更严谨、需要投入更多脑力的思考形式，这就是本书中提到的慢思考。快思考既包括直觉思维的不同形式，比如专家式的和启发式的，也包括感觉和记忆等所有无意识的大脑活动，这些活动会让你知道桌上有盏台灯或者想起俄罗斯首都的名字来。

    在过去的25年里，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对快思考和慢思考的区别进行了研究。我用两个因素来描述人的思维活动，即系统1和系统2，在后文中我将对分类原因进行更详细的阐述。系统1和系统2分别产生快思考和慢思考。我认为直觉和严谨思考的特点就像是大脑中两种性格的特征和性情。在近期的研究中，系统1的直觉性作用比我感觉到的还要大，它是做出的决策和判断的幕后主使。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系统1的运作以及系统1和系统2间的相互影响的。

    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通过双系统进行判断与做出决策的基本原理。这部分内容详细说明了系统 1的无意识运作和系统2受控制运作的区别，并且说明了系统1的核心，即联想记忆是如何不断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作出连贯的解释的。关于直觉性思考的自主且无意识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程度，以及这些自主过程如何能解释判断的启发法等问题，我试图说出自己的见解，目的是要引入一套用于思考和表达思想的语言。
    第二部分对判断启发法的研究作了更新，还探索了一个难题，即为什么很难具备统计型思维。我们思考时总是会把多种事情联系起来，会将一件事情比喻成另一件，会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但统计学要求同一时间把多件事情串联起来，而这一点系统1是做不到的。
    本书第三部分描述了我们大脑有说不清楚的局限：我们对自己认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我们显然无法了解自己的无知程度，无法确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当我们回顾以往时，由于后见之明，对有些事会产生虚幻的确定感，因此我们变得过于自信。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受《黑天鹅》（The Black Swan）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 Nassim Taleb）的影响。我希望我这“饮水机旁的闲谈”能明智地借鉴以往经验， 同时抵制后见之明和虚幻的确定之感的诱惑。
    第四部分的重点是在决策制定的性质和经济因素为理性的前提下讨论经济的原则。1979年，阿莫斯和我发表了关于前景理论的决策模式，此部分在双系统下对前景理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余下的几章讲的是人们从理性角度出发做出决策的几种方式。可悲的是，人们总是孤立地看待问题，表现出框架效应，即决策的制定往往因为对所回答问题不合逻辑的选择而受到影响。系统1的特征完全能解释这些观察结果，这对标准经济学所倾向的理性假设发起了很大的挑战。
    第五部分是近期研究中关于两个自我的区别性描述，即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两者间没有共性。例如，我们可以让人们体验两种痛苦。其中一种比另一种要更痛苦，因为体验的时间更长。系统1有一大特点，即记忆的自主形成是有其原则的，如此一来，较为痛苦的那段体验会留下更深刻的记忆。所以，此后当人们选择要回想哪段经历时，他们自然会受记忆自我的引导，将其自身（即经验自我）处于不必要的痛苦中。两种自我间的区别被用来测试人的幸福感，而我们发现使经验自我快乐的事不一定会让记忆自我满足。两种自我同时存在的个体要如何去追求幸福，这一问题引起了把居民的幸福看做政策目标的个人和社会的众多思考。

    最后的章节是按倒叙来探索本书所述的三个区别的：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和和行为经济学（从心理学借鉴而来）的区别，以及自主的系统1和需费脑力的系统2的区别。书中还谈及了有价值的闲谈的好处，以及哪些内容有助于提升判断和自行决策的效能。

    在最后，我附上了我和阿莫斯一起写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我早期写的关于在面对不确定性因素时作出判断的评论。第二篇发表于1984年，总结了前景理论和我们关于框架效应的研究成果。文章中有被诺贝尔委员会引用的投稿，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投稿是多么简单。读这些能让你明白我们早期的知识有多少，也能让你知道我们这几十年来的进步有多大。

    第一部分 系统1，系统2

    第1章 一张愤怒的脸和一道乘法题

    想要观察你在自动模式下的大脑活动，请看图1.

    图1

    审视这位女性的脸时，你正在很自然地将我们平时所说的观察和直觉思考结合在一起。你可以确定且迅速地判断这位年轻女性的头发是黑色的，你还知道她正在生气。此外，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对其行为进行推测。你感觉到这位女性正要说一些刻薄话，也许声音又大又刺耳。推测被观察对象即将做出的举动并不难，这种活动是无意识的，而且毫不费力。你并非有意评论她的情绪或是推测她可能要做的事，你对这张照片的反应跟你做过的事情没有丝毫关系，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就是快思考的一个例子。

    现在，请看下面的问题：

    17×24

    你能立刻知道这是一道乘法题，也许你还会想到若有纸笔，就能算出答案。你还会对答案的大体范围有个模糊的直观认识，能很快知道12 609和123不可能是答案。但如果不花点时间来计算的话，你就无法确定568不是正确答案。由于想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你认为自己得想想是不是要做这道题。如果你还没有做这道题的话，就该试着做一做，哪怕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也好。

    按部就班的运算过程便是慢思考。首先，你会从记忆中重新提取读书时所学的乘法相关知识，然后加以运用。这个过程不容易，你得记住很多内容，你要知道自己算到哪一步了，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做，同时还要记住已得到的结果。这个计算过程是脑力工作，需要刻意、努力并且有序地进行——这也是慢思考的一个特征。这种计算不仅是大脑活动，身体也会参与其中，在计算时你的肌肉会紧张，血压会上升，心跳会加速。若在你解决这个问题时，有人在近处看你的眼睛，他会发现你的瞳孔也会扩大。结束计算时——得出正确答案（顺便提一下，答案是408）或是放弃计算都被视为结束计算——你的瞳孔便会恢复到正常大小。

    行为与注意力

    近几十年来，许多心理学家对人的两种思维模式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两种思维模式是由一张愤怒女性的照片和一道乘法题所引发的，他们还指出了两种模式的许多特征。这里我且采用由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和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率先提出的术语，用以说明大脑中的两套系统，即系统1和系统2.

    ·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

    ·系统2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例如复杂的运算。系统2的运行通常与行为、选择和专注等主观体验相关联。系统1和系统2的定义广泛应用于心理学领域，但我在本书中所作的阐释更加深入，读者可将此书视为有两个人物的心理剧。

    我们在审视自己时，往往更容易采用系统2，认为自己头脑清醒，富有逻辑，抱有信仰，善作抉择，能够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和该做些什么。尽管系统2的运行体现在行动中，但自主运行的系统1才是本书的重点。我将系统1描述成自主而初始的印象和感觉，这种印象和感觉是系统2中明确信念的主要来源，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抉择的主要依据。系统1的自主运作诱发了极其复杂的理念模式，但只有相对缓慢的系统2才能按部就班地构建想法。我还描述了继而发生的系统2的环境条件，在此条件下，系统1中随性的冲动及其诱发的联想都会受到抑制。读过此书后，你会觉得这两种系统各有千秋，各司其职。

    依据复杂性进行粗略预估，试举以下系统1引发的自主行为的例子：

    ·确定两件物品孰远孰近。

    ·确定突然出现的声源。

    ·将短语“面包和……”补充完整。 

    ·看到恐怖画面后做出厌恶的表情。

    ·察觉语气中的不友善。

    ·回答2+2=？

    ·读大型广告牌上的字。

    ·在空旷的道路上驾车行驶。

    ·下象棋时看出一步好棋（前提是你是位象棋大师）。

    ·理解简单的句子。

    ·听到“畏首畏尾，追求完美”的说法时，知道其意指古板的员工。

    上述所有思维活动都和那位愤怒的女性相关——这些活动都是自主发生且毫不费力的。系统1的诸多能力当中包括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其他动物的本能一样。我们生来就能感知周围的世界，能够认识事物，可以集中注意力，会规避风险，会害怕蜘蛛，思维时快时慢。大脑的其他思维活动也因长期的训练而变得快速自主。系统1除了能将我们已有的知识（比如法国的首都是哪里）联系起来之外，还能使我们掌握一些技能，比如看出并理解一些社交场合的细微差别。有些技能只有专家才能掌握，比如象棋中出奇制胜的那几招；而其他的技能，普通人都能掌握。例如，要想看出刻板员工的个性有哪些相似之处，还需要我们掌握大量的语言及文化知识，而大多数人都具备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就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不必刻意也无须努力便可随意存取。

    以上列出的大脑活动是完全无意识的。你不必刻意学习便可领会一些母语中的简单句子；听到突然的一声响后会自发地确定声源；看到“2+2”就知道等于4；提到法国的首都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巴黎。其他一些行为可能会受到大脑的控制，比如咀嚼的动作，但大体上还是无意识的。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系统都对注意力有控制作用。确定声源位置通常是在系统1控制下的无意识活动，随后系统2会立即被激发，产生有意识的注意力。拥挤的派对上，你也许会对大声而无礼的谈话置之不理，不过，即使你的头没转过去，你的注意力也已经转移过去了，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要想将注意力从不想关注的对象上转移开来也容易，去关注另一个目标即可。

    系统2的运作是高度多样化的，但所有这些运作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所有运作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如若注意力分散，运作也会随之中断。以下是一些例子：

    ·赛跑时随时作好起跑准备。

    ·关注马戏团里的小丑。

    ·在一间嘈杂、拥挤的屋子里关注某个人的声音。

    ·寻找某位白头发的妇女。

    ·搜寻大脑记忆，判定声音是否表达惊喜。

    ·保持比平常快的步行速度。

    ·观察自己在社交场合的做法是否得体。

    ·数出文章中某页字母a的出现次数。

    ·告诉某人你的电话号码。

    ·在狭小的空间里停车（除车库管理员外，大多数人停车的车位都很狭窄）。

    ·比较两款洗衣机的总体功效。

    ·填纳税申报表。

    ·检验一个复杂的逻辑论证的有效性。

    在上述各种场景中，你都必须集中注意力。若是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做的事情上，你的表现就会差强人意，甚至是一塌糊涂。系统2具有某些改变系统1运作方式的能力，通过控制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一般自主运行功能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些改变。例如，在繁忙的火车站等亲戚时，你若是刻意去找某位头发花白的妇女或是长着胡子的人，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你也很可能发现自己的亲戚；你也可以在记忆中搜寻哪些国家的首都是以字母N开头的，或者法国有哪些存在主义小说；而当你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租车时，地勤人员很有可能会提醒你“在我们国家是右驾左行”。

    在上述所有事例中，没有哪件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你会发现始终如一地保持某种状态需要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至少要一直耗费精力。

    “注意力要集中”，这个耳熟能详的短语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将原本应分配给某些活动的注意力分散开来，如果分散掉的注意力有限，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想透支你的注意力，将其过度分散到其他事情上，结果就会失败。这证明了有些费脑力的活动会相互影响，也说明了为什么同时进行几项活动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你不能一边向左转入路线复杂的道路，一边计算“17×24”这道乘法题的结果一样，两者无法兼做。当然了，最好还是不要尝试。你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但前提是这些事简单易懂，你可以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和别人交谈而不出事故。有些家长可能会感到有些愧疚，因为他们在给孩子读故事时，脑子里还在想别的事。

    每个人都能多多少少地意识到注意力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会为此作出妥协。例如，当司机正在一条匝道上赶超一辆卡车时，车上的成年乘客会明智地停止与司机攀谈，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候让司机分心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他们会认为司机此时会屏蔽掉别人的话语，仿佛暂时性失聪一般。

    当人们太过专注于某件事时，就会屏蔽掉其他事情，即使是平时很感兴趣的事也不例外。在《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一书中，克里斯托弗 ·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 ·西蒙斯（Daniel Simons）两位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具戏剧性的证明。他们设计了一部两队传篮球的短片，其中一队穿的是白色球衣，另一队穿的是黑色球衣。观看短片的人需要数出白衣球队的传球次数，忽略掉另一队传的球。这个任务比较困难，需要完全投入才行。短片播到一半时，一个套着大猩猩服装的女人出现了，她穿过球场，捶着胸，然后继续走动。这只“猩猩”出现了9秒钟。上万人看了这部短片，其中约有一半人并未注意到有什么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计数任务——尤其是那个忽略黑衣球队的要求——造成了这种屏蔽。若没有那项任务，所有观看短片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只“猩猩”。观看和定位是系统1的自动功能，但在执行时需要将一些注意力分配给相关的刺激物。该书的两位作者提到，在这项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知道结果后的吃惊反应。那些没有看到“猩猩”的观众刚开始就确信场上没有“猩猩”——他们很难想象自己会错过这件吸引人眼球的事。这个关于“猩猩”的研究阐述了与我们大脑相关的两个重要事实：我们会忽视显而易见的事，也会忽视自己屏蔽了这些事的事实。

    系统1遇到麻烦，系统2会出面解决

    本书紧扣两个系统相互作用这一主题，其内容与结构简洁明了。在书中我将指出，当我们醒着时，系统1和系统2都处于活跃状态。系统1是自主运行，而系统2则通常处于不费力的放松状态，运行时只有部分能力参与。系统1不断为系统2提供印象、直觉、意向和感觉等信息。如果系统2接收了这些信息，则会将印象、直觉等转变为信念，将冲动转化为自主行为。通常情况下，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系统2会稍微调整或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系统1的建议。因此，你一般会相信自己的最初印象，并依自己的想法行动。通常情况下，这样也挺好的。

    当系统1的运行遇到阻碍时，便会向系统2寻求支持，请求系统2给出更为详细和明确的处理方式来解决当前问题。系统2在系统1无法提供问题答案时，就会被激活，这好比你碰到了“17×24”这样的乘法题，系统1无法给出答案，系统2便被激活来解决问题。当你遇到令人吃惊的事情时，同样会感到自己有意识的那部分注意力会瞬间激增。另外，在系统1所设定的世界里，电灯不会跳，猫不会像狗一样汪汪叫，“猩猩”也不会穿过篮球场。如若事物违反了系统1所设定的关于世界的模式，系统2同样会被激活。

    “猩猩”的实验表明，想要察觉到令人惊讶的刺激物，就要对其予以关注。然后，那种惊讶会激发并引导你的注意力：你会将目光集中在令你瞠目的对象身上，并在记忆中搜寻此事令人惊讶的原因。系统2还会起到持续监督你自身行为的作用——有了它，你在生气时也能保持应有的礼节；有了它，你在夜晚开车时也能保持警惕。

    当你就要犯错时，系统2就会受到刺激，加速运作。回想一下，在冒犯别人的话即将脱口而出时，想把话咽回去是多么困难。总的来说，你（或你的系统2）所想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由系统1引起的，但当事情变得困难时，系统2便会接手难题，系统2出马，所有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系统1和系统2的分工是非常高效的：代价最小，效果最好。通常情况下，这种分工很有效，因为系统1很善于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它在熟悉情境中采取的模式是精确的，所作出的短期预测是准确的，遇到挑战时做出的第一反应也是迅速且基本恰当的。然而，系统1存在成见，在很多特定的情况下，这一系统易犯系统性错误。

    你会发现这个系统有时候会将原本较难的问题作简单化处理，对于逻辑学和统计学问题，它几乎一无所知。系统1还有一个更大的局限，即我们无法关闭它。如果看到屏幕上显示一个你认识的单词，你就能读出这个词—除非你的心思完全不在它上面。

    冲突与自我控制

    图2是由一个经典的实验演变而来的，说明了两个系统之间的冲突。你可以先试着做做下面这个练习，然后再接着往下读。

    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先浏览一下下面这些文字，说出哪些字较小，哪些字较大。完成第一个任务后，再看一遍这些字，说出每一个字的位置。如若字的位置偏左，则说（默默自语）“左”；如若字的位置偏右，则说“右”。

    图2

    图2在这两个任务中，你几乎可以正确无误地读出所有字，并且还会发现，两项任务中各有一部分要求比其他要求简单些。当你确认字的大小时，会发现左边一栏相对简单，而在指出右边一栏的字号大小时，速度则会变慢，甚至还会出现不确定的情形。而当你确定单词位置时，确定左边一栏时比较困难，右边一栏相对简单些。

    这些任务都需要系统2的参与，因为读出“高 /低”或是“左 /右”和平时由上到下看一列字根本就是两回事。要完成这项任务，你所做的事情中要包括为记忆编程，使相关的字（例如第一个任务中的高和低）能够“脱口而出”。浏览右边一栏文字的时候，你能很快读出该任务所选文字，不大可能将其读成其他文字。但左边一栏文字却有所不同，因为其中所包含的文字与任务所设定的要求是重叠的。你无法忽略掉这样的干扰。通常情况下，你能做出正确的回应，但战胜脑中两种相互冲突的反应会给你造成压力，使你的速度减缓。这便如同经历了一场斗争，斗争双方分别是你打算完成的任务和影响任务完成的自主反应。自主反应和控制这种反应的意图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在生活中极为普遍。我们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餐厅里，自己的邻座是一对穿着怪异的夫妻，但我们会尽量不去盯着他们看。我们也清楚，如果看书时老是重读不知所云的内容，这就说明我们在强迫自己去读一本无聊的书。在冬季严寒的地区，许多司机都有着这样的记忆：当他们的车在冰上滑行失去控制时，他们必须放弃平时的做法，竭力去按照已反复演练过的指示进行操作：“如果车打滑，做什么都行，就是别踩刹车！”另外，每一个人都有强忍着不诅咒别人去死的经历。系统2的众多任务中就包括抑制系统1产生的这些冲动。换句话说，系统2负责人们的自我控制。

    看上去不等长实际上等长的两条线

    为了理解系统1的自主性以及印象和信念的区别，请你仔细看看图 3。

    图3

    这幅图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两条不同长度的水平线，两端有朝向不同方向的箭头，并且下面一条线明显比上面那条线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所有内容，而且我们肯定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如果你曾经见过这幅图，就会认出这便是那幅著名的缪勒 –莱耶错觉图，要证实这一错觉很简单，只需要找把尺子量一量，你就会发现其实两条水平线是等长的。

    既然测量了这两条线的长度，你——你的系统2，即你称为“自我”的意识体—就会有一个新的信念：你知道这两条线是等长的。当被问及它们的长度时，你也会如实说。然而，你肉眼所见的依然是下面那条线比较长。你选择相信测量的结果，但无法控制住系统1带给你的直观感受，即使你知道这两条线长度相同，但是仍然无法把它们视为等长的线。想要消除这种错觉，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你再看到两条平行线，并且线的两端有朝向不同方向的箭头时，必须学会怀疑自己的感觉。要贯彻这一规则，你必须具备识别这种错觉模式的能力，能够回忆起你所了解的相关知识。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就再也不会掉入缪勒 –莱耶错觉的陷阱了。但是，你眼中所见的两条线肯定还是一条长一条短。

    不是所有错觉都是视觉上的，还有思维方面的，我们将其称为认知错觉。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选修了一些与心理疗法的艺术及科学相关的课程。记得有一次上课时，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坐诊艺术。他告诉我们：“有时，你会碰到一两个这样的病人—他会像说故事一样，讲述自己以前遭遇的误诊，这些诊断五花八门，让人担心。他看过几个临床医生，但都没多大效果。这个病人还能清楚地描述医生是如何误解他的，但他很快就观察到，你和其他医生是不一样的，你能感同身受，充分理解他，并可以为他提供帮助。”此时，我的老师提高了音量，继续讲道：“千万别有接收这个病人的想法！将他赶走！他很有可能是位精神病患者，而且你也帮不了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位老师当时是在提醒我们，要提防病态的假象。精神病研究领域的权威也证实了我们那位老师所给的建议是合理的。这与缪勒–莱耶错觉类似。没人教过我们如何体会患者的心情。所以我们的老师断言，我们对那位患者的同情心是不由自主的，这种同情心可能源自系统1.此外，也没有人教过我们不要总是相信自己对患者的感情。有人告诉我们，过多关注一个有数次治疗失败经历的病人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正如平行线两端的箭头一样，会让人产生错觉。这是一种认知错觉。我的老师教过我（系统2）如何识别这种错觉，也曾告诉我切莫相信这种感觉，更不要依照感觉行事。

    提到认知错觉，最常被问及的问题就是能否避免这种错觉。上述各例传达的信息不容乐观。因为系统1是自主运行的，我们无法随意使其停止，因此直观思维所导致的错误常常难以避免。我们不可能一直没有成见，因为系统2可能对系统1产生的错误毫无所知。即使对可能发生的错误有所察觉，也需要系统2进行强有力的调控和积极的运作才有可能避免。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刻保持警觉性并不是一件好事，想要这样做也并不实际。总是质疑自己的想法会使我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乏味，因为系统2在代替系统1进行日常抉择时总是耗时很长且非常低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妥协：学会区别常会出现重大错误的情境，在风险很高的时候，尽力避免这些错误。前文中曾提到过，发现别人的错误总比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容易。

    两个虚拟出来的角色

    你可以将上述两个系统想象为大脑内部的两个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能力和局限性。在书中我常会将这两个系统当做一些句子的主语，例如“系统2统计产品数量”。

    在我所在的职业圈子中，使用这样的语言被视为一种过错，因为这种说法貌似通过一个人头脑中那两个小人的思维和行为去解释这个人的思维和行为。从语法上讲，这个关于系统2的句子与“管家监守自盗”的句型类似。我的同事指出，管家的行为实际上就解释了现金的丢失原因，由此他们也很怀疑关于系统2的那个句子同样解释了算错产品数量的原因。我的回答是，这个短小的主动句认为统计是系统2所为，而且这个句子是一种描述而不是一种解释。这样的描述只有在你已经对系统2有一定的了解后才有意义。看看下面这段让人纠结的话吧：“心算是一个需要作出努力的自主活动，人在心算时总会瞳孔放大，心跳加速，因此你绝对不能一边开车左转，一边心算得出结果。”

    同样，“通常情况下，在高速路上行驶的任务要留给系统1来完成”这句话说明驾驶这辆车转弯是自主行为，不用费脑力，也意味着一个驾车新手能够一边与别人攀谈，一边轻松地在空旷的高速路上行驶。最后，“系统2防止了詹姆士因为受到侮辱而做出愚蠢的举动”这句话则表明，如果其努力自控的行为受到干扰（比如他喝醉了），詹姆士就应该会有过分的举动。

    尽管系统1和系统2是本书的主题，但我必须要澄清一个事实，即两个系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只是我杜撰出来的角色。系统1和系统2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实体，没有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也不是大脑中某个固定的部位。你有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在如此严谨的一本书中引进两个名字并不漂亮的虚拟角色呢？答案很简单，这两个角色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些奇特的想法无法解释。一个句子若是讲一个客体（系统2）做什么，则要比对这个客体及其特征进行描述更容易理解。换句话说，“系统2”比“心算”更适合当句子的主语。我们的大脑，特别是系统1，似乎拥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能够构想和领会施动者的故事。这些施动者有其特有的特征、习惯和能力。你很快就会对那个监守自盗的男管家产生坏印象，认为他还会继续偷盗，

    而且你暂时无法忘掉这个人。这也是我对这两个系统语言所寄予的希望。

    为什么将两个系统命名为系统1和系统2，而不是“自主系统”和“耗力系统”呢？原因很简单：说出“自主系统”比说出“系统1”所需的时间长，因此会占用更多大脑工作记忆（短时记忆）的空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何事物占用了大脑的工作记忆，都会削弱你的思考能力。你可以将“系统1”和“系统2”当做昵称，就像鲍勃和乔一样，用这种拟人的方式去了解整本书中出现的各种角色。有了这两个虚拟的系统，我便能更从容地思考有关判断与决策的问题，而你也能更轻松地读懂我的文字。

    示例—系统1和系统2“他有印象，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幻象。”“这纯粹是系统1的反应，她在意识到危险之前就果断采取了行动。”“这是你系统1的想法，放慢速度，听听系统2的看法吧。”第2章 电影的主角与配角

    虽说不太可能，但假设本书真的被拍成电影的话，自视为主角的系统2一定只能做个配角。在这个故事中，系统2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其各项活动都需要努力，但其自身却很懒惰，除了必需的努力外，它不愿多付出，哪怕是一点点。因此，虽然系统2认为是自己选择了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可实际上，这些选择都是在系统1的引导下完成的，系统1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然而，一些至关重要的任务却只有系统2才能执行，因为这些任务需要付出努力和控制自我，由此方可抑制系统1产生的直觉和冲动。

    瞳孔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灵敏指示器

    如果想让你的系统2全力运转，你可以做做下面的练习。这个练习会让你在5秒钟之内达到认知能力的极限。首先，编一串不同的4位数数字，并将这些数字写在一张索引卡上。然后，在桌上放一张空白的卡片。你即将要执行的任务叫做加1，以下是其具体做法：

    敲打出稳定的节奏（最好是有一个节拍器，并将其设定为一秒一拍）。移动空白卡纸，大声读出数字。然后等待两个节拍，说出一个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将原来那个数字的每一位都加1得来的）。例如：卡片上的数字是5294，新的数字就应该是6305。另外，跟上节奏很重要。

    很少有人在加1任务中能胜任超过4位数的数字，但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自己，可以尝试一下加3的任务。

    如果想知道大脑在快速运转时身体正在干些什么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在书桌上堆两摞书，将你的下巴放在其中一摞上，将一台摄像机放在另一摞上。打开摄像机，在你做加1或加3任务时，盯着摄像机的镜头看。然后，你可以通过摄像机真实的记录发现，你的瞳孔大小会随着你的努力程度而变化。

    很久以前，我就开始练习加1任务了。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作为研究催眠实验的访问学者，我在密歇根大学待了一年。在寻找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时，我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中看到了心理学家埃克哈特·赫斯（Eckhard Hess）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指出，瞳孔是人类心灵的窗户。最近，我又读了一遍这篇文章，备受启发。赫斯在文章的开头说道，他的妻子注意到当他在观赏美丽的风景图片时，瞳孔会扩大。文章结束处有两张吸引人的照片，照片是同一个漂亮女人，但其中一张照片中的她显得比另一张中的更加漂亮。造成这种不同的唯一原因是：在更漂亮的那张照片中，女人的瞳孔比较大，而另一张的瞳孔比较小。赫斯在文章中还提到了颠茄（belladona）—一种使人瞳孔变大的物质，曾作美瞳之用。作者还提到，一些常去赶集的人常常戴着墨镜，因为这样就能隐藏自己对商品的兴趣了。

    赫斯的一个发现让我特别感兴趣。他发现瞳孔就像是大脑运转情况的灵敏指示器—它们在人们进行乘法运算时会扩散，在人们解决更为困难的问题时扩散得更大。他的观察还表明，对脑力工作的回应与唤起情感是不同的。赫斯的这篇文章与催眠关系不大，但我认为，“大脑活动是可以看见的”这一想法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杰克逊·比提（Jackson Beatty）是实验室里的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课题同样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一起展开了研究。

    比提和我设计了一个类似于验光仪器的装置，受试者可将头倚在可固定住下巴和前额的支架上，然后一边盯着镜头，一边听事先录好的问题，并跟着节拍器的节拍回答这些问题。每一个节拍都会触发红外闪光拍照。在每期实验结束时，我们都会很快把照片冲洗出来，并将它们投影到屏幕上，然后用尺子测量瞳孔大小。这种方法对年轻人和没有耐心的研究者而言都很适用：我们能很快知道实验的结果，而且这些结果总能说明一些问题。

    比提和我很关注有节奏的任务，例如在加1任务中，我们能准确地了解受试者每时每刻的大脑活动。我们记录了跟着节拍器说出的一串数字，并指示受试者在保持节奏的情况下，逐一重复或是转换这些数字。我们很快发现，瞳孔的大小会逐秒发生变化，这也就反映了任务的难度在不断变化。瞳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最后呈倒V字形。如果去做加1和加3任务，你会发现每听到一个新数字，任务难度就会加大一些，最后达到一个几乎令人难以接受的极限。那时，你会在节拍中或停顿时极快地说出转换后的数字，这就相当于“释放”了自己的短时记忆，然后，你才渐渐感到放松了一些。瞳孔大小的数据与受试者的体验非常吻合：数字位数越多，瞳孔扩散得越大；任务的难度与付出的努力相符合；瞳孔扩散到最大的时候也正是付出努力最多的时候。与立刻重复一个7位数相比，4位数的加1任务会使瞳孔扩散得更大。加3任务则更为困难，这项任务是我所观察到的要求最高的任务。仅仅在前5秒钟，瞳孔就扩散了50%，心跳每分钟增加了7拍。这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大工作极限—如果超过这个极限，人们就会自动放弃。当我们给实验受试者的数字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时，他们的瞳孔就会停止扩散或是收缩。

    我们在宽敞的地下室套间里工作了几个月，套间里有相关闭路系统，可以将受试者的瞳孔投影在走廊的屏幕上；我们同时还可以听到实验室里的情况。投射出来的瞳孔直径大约是一英尺；观察受试者工作时的瞳孔变化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引得那些来我们实验室参观的人纷纷驻足。我们预测受试者何时会放弃任务，自娱的同时也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算一道乘法题时，受试者的瞳孔会在几秒之内变大并保持那样的大小，直到她算出答案或是放弃。我们在走廊里观察这些瞳孔时，时常会让受试者和参观者感到惊讶。我们会问受试者：“为什么你刚才停下来了呢？”

    实验室里的人经常会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回答：“因为我们看见了你心灵的窗户。”

    我们在走廊里随意的观察有时和正式的实验一样能说明问题。在两个任务的间隙，我随意看了一下某位女性的瞳孔。她把头放在了装置上，所以当她与实验人员进行例行谈话时，我能够观察到她的瞳孔变化。我惊讶地发现，她的瞳孔并没有伴随谈话和倾听而发生明显的扩散或收缩。与我们研究的任务不同的是，平常的谈话明显只需要一点努力或是完全不费力—不会比记住两位或三位数需要的精力多。这是灵感迸发的时刻：我意识到我们选择研究的任务全都是需要付出特别多努力的。我的脑中闪现一个想法：我们大脑的生活步调（现在我爱用系统2的生活步调来代替）大多像是在悠闲地散步，有时候会变成慢跑，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如短跑冲刺。

    执行加1和加3任务时，大脑就像是在短跑冲刺；而平时随意的聊天，大脑就如同在漫步。

    我们发现，如果人的大脑正处于冲刺的状态，就有可能（对次要信息）产生有效的屏蔽。前文提到的《看不见的大猩猩》一书的作者就是通过让观察者持续专注于数传球次数而对那只“猩猩”视而不见的。我们通过加1任务提供了一个不那么夸张的例子。当受试者在执行加1任务时，我们会给他们看一串快速闪过的字母。我们要求受试者对加1的数字任务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这个任务即将结束时，他们也需要说出字母K是否在整个实验中出现过。这个实验的主要发现是，人们锁定和报告指定字母的能力在执行任务的10秒钟内发生了变化。如果字母K出现在加1任务的开始或结尾，几乎所有观察者都不会错过，但如果字母K出现在大脑活动最为频繁的中间时段，就算彼时他们正睁大眼直直地盯着这个字母，也会生生错过它。没能发现字母K的线形图与瞳孔大小变化所呈现的倒V形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再次证明：瞳孔是衡量与思维活动形影不离的生理刺激的标尺，我们可以通过瞳孔了解大脑的运行状况。

    就像是你家或公寓外安装的电表一样，瞳孔提供了一个关于你大脑使用率的参数。这个类比还可以有更深入的解释。你的用电量取决于你用电来做什么，是开灯还是烤面包。当你打开电灯或是烤面包机时，你就会获得所需要的电量。同样，我们也能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但做成这件事得花多少精力我们就说不准了。假设你见到一个4位数，比如9462，然后被告知，你的性命就取决于是否能在10秒内记住这个数字。无论你多想活下去，付出的努力也不会比用同样数字执行加3任务时付出的多。

    系统2和你家里的电表能力都有限，但它们对超负荷的负载反应不同。当用电超负荷时，断路器会跳闸，致使那条线路上的所有电器都断电。相反，如果大脑的使用超负荷，其处理则是有选择性且精确的：系统2会偏向最重要的活动，因此这个活动会得到其所需的注意力，其他“多出来的”注意力再慢慢被分配到其他任务中去。

    我们所做的猩猩实验要求受试者更加关注数字任务。我们确信他们按要求完成了任务，因为可视目标（指“猩猩”）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对主要任务造成影响。如果那个关键字母K是在大脑活动量最大的时刻闪现的，受试者往往会将其屏蔽掉。而当数字转换任务要求并不那么高时，受试者就更有可能觉察到这个字母。

    注意力这种精细的分配是在大脑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快速判断最严重的困难或者快速锁定最佳时机并做出迅速反应能提高生存概率。当然，这种能力并不专属于人类。即使在现代人中，系统1也会承担起应对突发情况的任务，完成自我保护的最高使命。试想在开车时，车意外地滑到了一大片油区，你会发现，在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你就已经采取了躲避危险的行为。

    比提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我们的合作对于各自今后的职业生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最终成为“认知瞳孔测量法”的权威，而我则写了《注意与努力》（Attention and Effort）一书。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我们此前的共同研究为基础而写的，与我后来在哈佛大学所作的后续研究也密不可分。通过类型多样的任务来测量瞳孔大小，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大脑工作的知识（现在我都把工作中的大脑视为系统2）。

    当你对执行一个任务越来越熟练时，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就会降低。对大脑的各项研究证明，与行动相关的活动模式会随着熟练程度的加强而变化，一些大脑区域将不再参与其中。天才也是如此。通过观察瞳孔变化和大脑活动，我们发现高智商的人往往需要较少的努力便可解决同样的问题。普遍的“最省力法则”不仅适用于体力活儿，还适用于我们的认知行为。这个法则主张，如果达成同一个目标的方法有多种，人们往往会选择最简单的那一种。在经济行为中，付出就是成本，学习技能是为了追求利益和成本的平衡。因为懒惰是人类的本性。

    我们研究的这些任务对瞳孔变化的影响差别很大。从基本水平来看，我们的受试者都是清醒的、有意识的，并时刻准备好投入到任务中去—也许觉醒水平和认知准备比平时还高、还充分。记住一位数或两位数或是学会将数字与词汇相联系（比如3=门）会对基准线以上的记忆觉醒产生确切的效果。但是，这样做收效甚微，只有5%的瞳孔直径增大与加3任务有关。鉴别两个音调高低的任务也能有效地使瞳孔扩大。最近的研究还表明，抑制住自己读出干扰性单词的倾向同样会产生一定的效果，而在短时间内记住6位或7位数字则需付出更多精力。如你所体验到的那样，当被要求说出你的电话号码或是爱人的生日时，你需要作一番简单却重要的努力，因为你的回应是有逻辑的，你必须将整串数字记在脑中。而心算两位数的乘法题和加3任务则已经接近人们能够做到的极限。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那只“大猩猩”？

    是什么原因使某些认知任务较其他的更加困难、更需付出努力呢？若注意力是种货币，那我们要买些什么样的产品呢？什么又是系统2能做而系统1不能做的呢？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给出假设性的回答。

    想要同时记住不同的想法也需要耗费精力，其中有些想法需要按不同方案实施，另一些想法则需与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实施—在进超市前重新核实你的购物单，在餐馆吃饭时，在鱼和牛肉之间进行选择，或是根据小样本得来的信息归纳出一个令人惊喜的结果等，都属于此类实例。系统2是唯一一个可以按规则运行、能根据属性来对比物品、能深思熟虑作出选择的系统。自动运行的系统1不具备这些能力。系统1能察觉简单的关系（比如“他们长得一模一样”，“儿子比父亲高得多”），还擅长整合关于一件事的所有信息，但不能快速处理多个独立的话题，也不能利用纯粹的统计学信息。如果一个人被描述成“本性怯懦，做事井井有条，循规蹈矩，关注细节”，系统1就会认为这个人像是个图书管理员，但系统2在结合了直觉以及图书管理员人数少的这个事实进行思考过后，却不会这样认为。只有系统2才能作这种判断。

    系统2一个非常重要的才能是它能够处理“多重任务”，它可以提取记忆去执行抑制习惯性反应的指令。考虑以下的任务：数出这一页“的”字出现的次数。这个任务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做起来很难得心应手，但是你的系统2却可以应付得来。着手这个练习并非易事，尽管在练习的过程中你会有所提高，但真正完成这项任务会很吃力。心理学家用“执行控制”来描述多重任务的执行和最终完成，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确认了大脑中负责执行功能的主要区域。当有冲突需要平息的时候，其中一部分区域也会活跃起来。另一部分是大脑前额叶，人类的这个区域要比其他灵长类的更为发达，它是与智力密切相关的重要脑区。

    现在，假设你在看完这一页时，接到了另一个指示：数出下一页有多少个逗号。这项任务更加困难，因为你还要克制住不久前形成的倾向，即将注意力集中在“的”字上。近几十年来，认知心理学家们有很多重大发现，其中一项就是：从一个任务转换到另一个任务上需要付出努力，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完成加3任务和心算乘法之所以困难，也是因为两项任务都需要快速转换。要完成加3任务，你必须同时在工作记忆中储存好几个数字，并且每个数字都要与一个特定的运行过程相联系：得记住转换完的数字以便稍后说出来，一个数字正在转换中，还有一些数字正等着被转换。当前关于工作记忆的测试要求个人在两个高要求的任务间不停地转换，在记住其中一个结果的同时，还要执行另一个任务。能够很好完成这些测试的人大都能在一般智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然而，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并不是一般智力的衡量标准。要想预测空中交通指挥员和以色列空军飞行员的表现，衡量他们控制注意力的能力比让他们作智力测试更为有效。

    时间制约是人们付出努力的另一个驱动因素。执行加3任务时，你的匆忙一方面是因为节拍器，另一方面是因为记忆负荷。你就好比是同时向空中抛出好几个球的马戏团演员，无法承担减速的后果。记忆减退的速率催促你的步调，迫使你在完全忘记这些信息前不断进行更新和演练。任何需要你同时记住许多想法的任务都是匆忙的。除非你运气较好，有很大的工作记忆容量，否则你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工作。慢思考最耗费脑力的思考形式就是那些催你思考的形式。

    你肯定已注意到，在执行加3任务时，你的大脑会不同寻常地高速运作。即使你靠脑力劳动谋生，在日常工作中也极少有类似加3或是类似马上记住6位数这样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我们通常会分几个简单的步骤来执行任务，以避免大脑超负荷运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中间结果储存在长期记忆中或是记在纸上，而不是简单地堆积在工作记忆中。我们不紧不慢地绕着远路向目标靠近，通过最省力法则来管理我们的思维活动。

    示例—注意力和努力“我不会在开车的时候想破脑袋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会使瞳孔扩散的任务，太费神了！”“他在运用最省力法则，能不多想就不多想。”“她没有忘记开会的事，只是会议开始时她完全在想别的事情，根本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我的脑海中最先出现的想法是来自系统1的直觉。我必须得从头到尾思索一遍，三思而后行。”第3章 惰性思维与延迟满足的矛盾

    我每年都要在伯克利待上几个月，在那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山间小路上散步4英里，领略旧金山湾的风景。通常我会记录散步所用的时间，也由此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有相当的了解。我发现自己大概用17分钟就可以走完1英里的路程。当然我也耗费了体力，以这一速度行走比我坐在靠椅上要消耗更多的热量，但行走中我并没有感受到精神压力，也没有内心矛盾，更无须催促自己前行。以这个速度散步，我还能边走路边思考。事实上，我觉得散步能唤醒身体的感应，使大脑思维更加敏锐。

    系统2也有一个自然的速度。大脑没有专门处理某项任务时，你可以分些精力随意观察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除非你非常小心谨慎，或者自我意识很强，否则观察周围环境或大脑的活动是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的。开车时你就能做出一些小决策，读报纸时也能汲取一些信息，和爱人或同事随意说说每天的开心事等，这些都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也没有什么压力，跟散步没什么两样。

    边散步边思考其实是一件很轻松、很惬意的事，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些活动似乎在争夺系统2有限的资源。只需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证实这个假设：在和朋友悠闲地散步时让他心算出“23×78”的结果，而且要立刻就算出来，这时他肯定会停下脚步来算。我的体会是，我可以在散步时思考，却无法利用短时记忆来完成这样一项复杂的心算任务。如果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构建一个复杂的理论，我希望无人打扰，而且坐着思考要比站着强。当然，不是所有的慢思考都必须要集中精力、认真计算的。和阿莫斯悠闲散步就是我人生中的最佳思考时间。

    加快散步速度会完全改变我的散步体验，因为加快速度会使我的连贯思考能力明显下降。只要一提速，我就要注意逐渐加快行走速度，要刻意保持更快的速度，将一连串想法加以总结的能力便相应下降了。我在山上行走能保持的最快速度是每14分钟走完1英里，不过这样一来，我根本什么事都想不了。沿着小路快速行走不仅要付出体力，还需要大脑的自我控制，以防止自己减速。自我控制和仔细思考很明显要抢夺努力的有限预算。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保持连贯的思维或时不时积极思考都需要自我控制力。尽管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但我认为，不断转换任务和提高大脑运转速度从本质上说是不会让人感到快乐的，人们总是尽可能避开这种情况，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最省力法则能成为法则。即使没有时间的限制，保持连贯的思维也需要此法则。有人曾观察并记录我写作的一个小时内查收电子邮件或打开冰箱的次数，这可以说明我想要逃离写作的欲望，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的自我控制力完全达不到工作的要求。

    好在并不是所有认知工作都令人厌恶，有时并不需要意志力的支撑，人们也能花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进行一项工作。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对这种无须作出努力的状态的研究比别人都多，他将这种状态命名为心流，而且此名称已成为一个心理学术语了。体验过心流的人将其描述为“一种将大脑注意力毫不费力地集中起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使人忘却时间的概念，忘掉自己，也忘掉自身问题”，他们对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愉悦感的描述非常吸引人，米哈里称之为“最优体验”。很多活动都能带来心流体验，不论是画画还是摩托车比赛。我认识几个作者，出书就是他们的最优体验。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这样容易满足是件幸事。心流巧妙地区分了两种努力形式：对任务的关注和对注意力的严格控制。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骑摩托车和在象棋大赛中角逐都需要付出努力，然而在心流状态下，集中注意力关注吸引人的事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因此，我们要将所有资源都用于手头上的任务才好。

    又累又饿的保释官更可能否定保释申请

    自我控制和认知努力是大脑工作的形式，这一观点已得到广泛认同。有几项心理研究表明，人若既有认知任务在手又同时受到诱惑的影响，就容易屈从于诱惑。如果有人要求你在一两分钟内记住一串7位数的数字，并且告诉你记住这些数字是你的首要任务，而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数字上时，却有个人端着甜点让你选一种：是选择让人既爱又恨的巧克力蛋糕呢，还是选择什锦水果沙拉。有证据显示，尽管大脑里装满了这些数字，你却更有可能选择诱人的巧克力蛋糕。系统2在忙碌时，系统1对行为的影响会更大。而且，系统1也更偏爱甜食。

    当人们忙于认知活动时，更有可能作出自私的抉择，会用带有性别歧视的字眼，并在社交场合作出肤浅的评判。记住和重复这些数字会减轻系统2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认知负担不是自我控制减弱的唯一因素。喝几杯酒，或者一夜没睡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早起的人的自我控制力会在晚上受到影响，而夜猫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则会在早晨受到影响。过多关注自己完成一项任务的结果，就会给其短时记忆增加毫无意义的思想负担，进而影响其整体表现。结论非常明显：自我控制需要集中注意力，需要付出努力。换种说法就是，控制思想和行为是系统2的任务之一。

    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实验最终表明，所有自主努力的不同形式—认知上的、情感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至少都能对集思广益有所帮助。他们的实验中要求受试者进行的是连续性任务而不是同时发生（不相关联）的任务。

    鲍迈斯特的小组屡次发现，刻意掌控意志和进行自我控制很辛苦。如果你必须强迫自己去做某件事，而此时这件事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你就会很不情愿或是根本无法进行自我控制。这种现象被命名为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在一次典型的展示活动中，我们要求受试者一边看一部能引起感情共鸣的电影，一边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在随后的耐力测试中，他们表现得很糟糕。该耐力测试的内容是握住测力计—这个动作会让人越来越不舒服—看他们能保持多长时间。受试者在实验的初始阶段作出的抑制情感的努力，会削弱其忍受维持肌肉收缩而带来的痛苦的能力，自我损耗型的人因此会很快产生退出实验的冲动。在另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要首先经过自我意志的损耗，他们会吃不同的食物，包括小萝卜、芹菜等，同时还要抑制住吃巧克力和饼干的想法。后来，当这些人面对困难的认知任务时，会表现得比通常情况下更轻易放弃。

    如今，我们知道关于自我控制的情形和任务很多，也很复杂。这些情况既包含思想斗争又要抑制自身倾向的需求，见下面的例子：

    ·不去想北极熊。

    ·对震撼人心的电影抑制情感的共鸣。

    ·对矛盾的事作出选择。

    ·试着让他人眼前一亮。

    ·对同伴不好的行为委婉回应。

    ·和其他种族的人交流（这些人还有种族偏见）

    自我损耗的前兆也多有不同：

    ·改变日常饮食。

    ·疯狂购物，花很多钱。

    ·反应过度，有挑衅的意味。

    ·对有把握的任务花费较少的时间。

    ·在认知任务和逻辑决策的制定中表现得很糟糕

    其证据很具有说服力：对系统2有高需求的活动同样需要自我控制，而发挥自我控制力既有损耗又很枯燥。与认知负担不同，自我损耗至少会令人丧失一部分动力。在一项任务中控制自我后，在另一项任务中就感受不到自己在努力，但只要你真的想做，就一定能做到。在几次实验中，如果受试者有强大的动力抑制自我损耗的影响，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相反，如果你必须在执行某项任务的过程中以短时记忆记下6个数字，此时即使不断努力也是行不通的。自我损耗和认知投入并非同一种思维状态。

    鲍迈斯特小组最惊人的发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脑能量这一概念不仅仅是个比喻。神经系统消耗的葡萄糖比身体其他部位消耗的都要多，而且需要付出脑力活动的成本显然要比葡萄糖高。在积极进行复杂的认知推理或者忙于要求自我控制的任务时，人的血糖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和短跑运动员在短跑时肌肉中的葡萄糖储备量下降是相同的。这一概念的大致含义是，自我损耗的影响能通过注射葡萄糖得到缓解，而且鲍迈斯特和他的同事们也通过几个实验证实了这一假设。

    他们有一项研究是让志愿者们看一个无声的短片，其内容是对一位女士的采访。这些志愿者的任务是解释她的肢体语言。在这些志愿者执行这项任务时，屏幕上有一串单词慢慢闪过，而他们事先已经被告知要忽略这些词，如果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只能再次将注意力拉回到这位女士身上。研究认为，这种自我控制行为可以引起自我损耗。所有的志愿者在执行第二个任务前都喝了些柠檬汁，其中一半的人所喝的柠檬汁加了葡萄糖，而另外一半人的饮料中混有代糖。然后所有的志愿者开始执行第二项任务，在这项任务中，他们必须克服直觉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通常在自我损耗的人群中，直觉性的错误常有发生。结果是喝了含有代糖饮料的人出现了损耗现象，而喝了含有葡萄糖饮料的人却没有。在大脑中储存一定量的糖，可使自己表现得不那么糟糕。能导致葡萄糖降低的任务是否同样会导致瞳孔放大和心率加快等情形发生呢？要想证明这一说法，恐怕还需要些时间和更深入的研究吧。

    《美国科学院院报》最近报道了损耗对判决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在这项研究中，8位不知情的受试者全部是以色列的保释官。他们每天都要审阅保释申请，而且不是按这些保释申请的时间顺序审阅的，这些保释官在每份申请上所用的时间很少，平均只有6分钟。（弃权相当于拒绝保释，只有35%的申请能获准通过。这些保释官作出每个决定所用的时间都有精确的记录，而且他们一日三餐的餐歇时间也有记录，分别是早餐时间、午餐时间和午间休息时间。）这项研究的设计者对两次餐歇间所能获得批准的申请数量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每次用餐过后，获得批准的申请数量都会增加，有约65%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在保释官下一次用餐前的约两个小时内，批准率就开始稳步下降，在用餐之前刚好达到零。如你预想，这种结果令人难以接受，但各位设计者已经认真审核并排除了很多其他的原因。对这个数据最合理的解释却带来了负面信息：又累又饿的保释官容易否定保释申请。疲劳和饥饿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决定。

    脱口而出的错误答案

    系统2的一大主要功能是监督和控制思想活动以及由系统1引导的各种行为，使得一些想法直接体现在行动上，或者抑制或改变其他想法。

    例如，下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难题。别费力去分析它，凭直觉做做看：

    球拍和球共花1.10美元。

    球拍比球贵1美元。

    问球多少钱？

    你会马上想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当然就是10，即10美分。这道简单的难题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能引出一个直觉性的、吸引人的但却错误的答案。计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如果球花费10美分的话，总共就要花1.20美元（球10美分，球拍1.10美元），而不是1.10美元。正确答案是5美分。我们可以假设那些最终得出正确答案的人也想到了这个答案，只是他们不知通过什么办法成功抵制住了直觉的诱惑，最终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肖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和我对基于两个系统的判断理论进行了共同研究，他用这个球拍和球的问题来研究一个核心问题：系统2对系统1的各类方案监视得有多严密？他进行了这样的推理：那些说球为10美分的人让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个人没有认真验证这个答案是否正确，而且他的系统2倾向于直觉性的答案。其实他只要稍稍动脑想一下，就会否定这个直觉性的答案。此外，我们还知道给出直觉性答案的人忽视了一个明显的生活提示，他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有答案这么明显的问题呢。没有验证答案，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因为验证根本不费什么事，只是大脑工作几秒钟（这个问题的难度一般），或者肌肉动一动，抑或睁大眼睛而已，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避免这个令人窘迫的错误。认为答案是10美分的人显然不爱动脑筋，没有给出这个错误答案的人显然思维更活跃。

    上万名大学生都回答了这个球拍和球的问题，其结果令人吃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中50%以上的学生给出了这个直觉性的错误答案。在声誉稍差一点的大学里，则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验证答案就脱口而出。这个球拍和球的问题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个作了观测性的研究，这一问题将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很多人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显然觉得认知努力没什么意思，会尽量避免费力思考。

    现在我来为大家作一个逻辑论证—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请你尽量快速地判定这个论证是否符合逻辑。想想结论是否与前提有关联？

    所有的玫瑰都是花。

    有些花会很快凋谢。

    因此，有些玫瑰也会很快凋谢。

    大部分大学生觉得这个推论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因为玫瑰可能不会很快凋谢。就像球拍和球的问题，貌似正确的答案会马上在大脑中显现。摆脱这种现象需要作出努力，因为坚信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对的，是对的”，便使人很难去验证自己的答案是否符合逻辑，大多数人根本不愿费力去想明白这个问题。

    这个实验使我们对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推论丧失了信心。这个实验使我们认为，当人们相信某个结论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相信支持这个结论的论证，哪怕这些论证不正确。如果系统1也参与到活动中来，人们总会先得出结论，然后才进行论证。

    接下来，请思考以下问题，边读边作答：

    密歇根州在一年中发生了多少起谋杀事件？

    这个问题是肖恩。弗雷德里克设计的，仍旧是对系统2的挑战。回答这个问题的“诀窍”在于调查对象是否会记得底特律这个犯罪率相当高的城市就在密歇根州。美国的大学生都了解这个事实，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底特律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然而，对事实的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需要这个事实的时候却总是无法立即将其提取出来。记得底特律在密歇根州的人对该州谋杀犯罪率的估计要多于不知道这一点的人，但弗雷德里克那个实验的大多数受试者在看到密歇根州时，根本没有想到该州还有底特律这座城市。实际上，当人们被问及密歇根州和底特律市的谋杀犯罪率时，回答前一个问题的人总认为密歇根州的谋杀犯罪率低，而回答后一个问题的人则认为底特律市的谋杀犯罪率高。

    受试者在回答上面的问题时没能想到底特律市，这既是系统1的问题，也是系统2的问题。提到密歇根州时能否想到底特律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记忆的自主功能，这一功能因人而异。有些人对密歇根州的一切耳熟能详：该州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容易回想起关于该州的事实；熟悉地形的人能比棒球统计员回想的更多；聪明的人在大多数事情上的表述上比其他人表述得更好。聪明不仅是指推理的能力，也指在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和在必要时调动注意力的能力。记忆功能是系统1的一种属性。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放慢速度，在记忆中积极搜寻所有可能相关的事实，就像他们在球拍和球的问题中可以放慢速度验证直觉性答案一样。不同的人仔细核对和搜索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这是系统2的一个特征。

    球拍和球的问题、玫瑰的问题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问题都有共同点。在这些小实验中，答错问题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其原因是精神动力不足，而不是努力程度不够。能被好大学录取的学生当然能够在前两个问题上作推理判断，在密歇根州的问题上也能够进行思考，能回想起该州的大城市及其犯罪问题。这些学生只要不想接受脑海中出现的似乎是正确的答案，就能够解决更难的问题。若他们满足于现成的答案而不想去思考则会很麻烦。用“懒惰”来形容这些年轻人的自我检测及其系统2似乎有些刻薄，却并非不公平。避免思维上懒惰的人可以被叫做“勤快人”。他们更机警，思维更活跃，不会满足于貌似正确的答案，对自己的直觉也常持怀疑态度。

    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认为他们更理性。

    今天得到1000美元，1年后得到10000美元，你选哪个？

    研究者曾经用各种方式来检验思考和自我控制之间的联系。有些研究者通过询问相关问题来论证其联系：如果分别根据自我控制能力和认知能力将人们分成不同等级，那么不同个体在这两个排序中是否会处于类似的等级呢？

    在心理学发展史中有个很著名的实验，瓦特·米舍（Walter Mischel）和他的学生将一些4岁大的孩子置于残酷的两难处境中。这些孩子可以自行选择，是要一个随时就可以拿到的小奖励（一块奥利奥饼干），还是在充满考验的环境中苦等15分钟，然后得到更大的奖励（两块小甜饼）。每个孩子得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面前有张桌子，桌子上有两件东西：一块饼干和一个铃铛。孩子可以随时摇铃通知研究人员并能领到一片饼干。根据描述，实验如下：“玩具、书、图画或任何其他会使孩子们分心的东西都不在房间里。研究人员离开房间15分钟后才会回来。不过，孩子要是摇了铃、吃掉饼干、站起身来或者表情痛苦，研究人员也会回来。”

    研究人员通过一面单面镜观察这些孩子，他们等待期间的行为总会使观察者大笑。有些孩子成功地经受住了15分钟的考验，其成功原因是他们能把注意力从诱人的奖励上移开。10年或15年之后，那些忍住了诱惑和没忍住诱惑的孩子之间会出现很大差别。忍住了诱惑的孩子在认知任务—尤其是高效地重新分配注意力方面的控制力更强。当他们还年轻时，他们染上毒品的可能性更小。智力水平的巨大区别也随之出现：在4岁时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孩子在智力测验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数。

    俄勒冈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从几个方面研究了认知控制和智力之间的联系，包括通过提升对注意力的控制力来提升智力的做法。研究实验由5个阶段构成，每个阶段40分钟，他们让4~6岁的孩子去玩不同种类的电脑游戏，这些游戏是为检验注意力和控制力而专门设计的。在其中一项游戏中，孩子们要在尽量避开一块泥泞区域的同时，用一个操纵杆将一只卡通猫驱赶到一个长满草的地方。长草的地方会慢慢变少，而泥泞的地方会慢慢扩大，这就需要孩子们不断提高控制的精确度。测试者发现，注意力训练不仅提升了这些孩子的执行控制能力，而且他们在智力测验中的笔试成绩也提高了，并且这种提升的状态可以维持几个月不变。同一个小组所作的其他研究确认了参与了注意力控制的具体基因，表明家长的教育方法也会影响这种能力，研究还证明了，儿童控制其注意力的能力和控制其情感的能力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肖恩·弗雷德里克组织了一个认知反应测试，其中包括球拍和球的问题以及其他两个问题，之所以选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可以引发一个吸引人但却错误的直觉性答案（我们将在第5章中讨论这些问题）。他还对这项测试中得分很低的那些学生的特点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他们更倾向于用脑海中最先出现的想法来回答问题，而不愿意费事去验证自己的直觉。这些人身上的系统2的监测功能往往较弱。那些遇到各种难题都跟着直觉走的人也易于接受系统1的其他暗示，特别是在冲动、不耐烦以及急功近利的时候，这些人就更易接受系统1的各种暗示了。例如，63%的直觉型受试者说他们宁愿这个月拿到3 400美元也不愿等到下个月拿3 800美元。而那些正确答出3道难题的人中只有37%持这样目光短浅的看法—希望能马上得到一笔钱，哪怕少些也可以。当被问到要想次日就收到自己订购的书愿意付多少钱时，在认知反应测试中得分低的人比得分高的人愿意多付一倍的价钱。弗雷德里克的发现表明，我们这场心理剧中的两个角色有着不同的“人格”。系统1是冲动、凭直觉的；而系统2则具备推理能力，它很谨慎，但对一些人而言，这个系统也是懒惰的。我们从不同人的不同特点中发现了相关性：有些人倾向于系统2，而有些人则更接近于系统1。这个简单的测试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惰性思考的特点。

    基思·斯坦诺维奇与其长期合作者理查德·韦斯特首先提出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术语（他们现在更喜欢将其称为第1类型过程和第2类型过程）。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不同个体面对各种问题时的不同反应，这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他们用多种不同的方式问受试者同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判断成见的影响？斯坦诺维奇在《理性和反思性思维》（Rationality and Reflective Mind）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对书中相关章节的主题进行了大胆而独到的论述。他对系统2的两个部分作了明确区分，这一区分十分明显，斯坦诺维奇称其为泾渭分明的两种“思维”。其中一种思维（他称其为算法）负责的是慢思考和要求很高的计算活动。有些人在这些脑力活动中比他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智力测试中超越他人，并且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个任务上时，他们往往更快、更高效。不过，斯坦诺维奇认为，高智商并不能消除成见。要想消除成见，还需具备另一种能力，他称其为理性。斯坦诺维奇对理性之人的定义和我之前说到的“勤快人”有相似之处。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当将理性和智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肤浅的或者惰性思考是一个反思缺陷，是一个理性错误。这是个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想法。为了论证自己的想法，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球拍和球的问题以及此类问题比传统的智力测验（比如智商测试）更能反映出我们对认知错误的敏感度。关于智力和理性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引出更多的新发现，时间最终会告知我们答案。

    示例—自我控制“连续工作几小时，她也不会感到吃力，她处于一种‘心流’中。”“在长达一天的会议之后，他的自我意识出现一定程度的损耗。因此他决定采用标准的操作规程，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他从来不去想自己的话是否有道理。他是特别习惯用懒惰的系统2呢，还是总是非常累？”“不幸的是，她总是喜欢凭直觉随口就说，也许连表达感谢都词不达意吧，弱弱的系统2啊。”第4章 联想的神奇力量

    系统1的运行机制出人意料，在对其进行研究前，请先看以下两个词：

    香蕉   呕吐

    在刚才的一两秒钟里，你一定想到了很多，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不愉快的图像和记忆，你的脸有些扭曲，露出厌恶的表情，而且你还可能不自觉地把这本书推得更远些。你的心率加快，手臂上的汗毛微微立起，而且你的汗腺开始分泌汗液。总之，你对那个令人反感的词的反应与对真实情况的反应相差无几。这些反应全是自发的，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

    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将香蕉和呕吐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暂时在两者间建立了因果联系，认为是香蕉引起了不适。这就是大脑的自然反应。结果，短期内你会对香蕉失去兴趣（不过别担心，这种感觉总会消失的）。你的记忆状态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改变：你现在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与“呕吐”相关的物品和概念，对它们的反应也很敏感，比如不舒服、臭味或者恶心等；看到和“香蕉”有关的词，比如黄色、水果，甚至连苹果和浆果都包括在内，也会有不良反应。

    呕吐一般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比如宿醉过后和消化不良时。你肯定还能找出导致呕吐的其他相关词汇。而且，你的系统1注意到将这两个词相提并论并不常见，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自己也有些惊讶。

    这些复杂的反应快速地呈现在你的脑海中，而且都是自主发生的，无须费力。你左右不了它，也不能让它停下来。这是系统1的一个运行过程。你看到这些词后出现的一切反应都是循着一个名为“联想激活”的过程发生的：事物在你的大脑中唤起的想法激发出许多其他的想法，而且这些联想的行为在你的大脑中迅速扩展开来。连贯性是这种复杂的思维活动的重要特点，其中每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相互支持的。能引发记忆的词也会引发情感，还能引发面部表情变化和其他反应，比如常出现的紧张和回避倾向。面部表情和退缩行为强化了引起这两种反应的情感，这些情感反过来还会强化相应的概念。所有这些都是瞬间发生的，形成一种认知、情感和生理反应的自我强化模式，这种模式变化多样又能形成一个整体，被称为联想的连贯性。

    在一秒钟左右的时间里，你就能自主且无意识地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旦发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简单的词语被放在一起—你的系统1就将这两个词随意联系起来，试图弄清具体情况；还预估了可能会出现（从轻度到中等程度）的危险状况，帮你作好准备去面对这些极有可能会出现的事件，以便为你将来的应对创造条件。同时，系统1还会对过去情形的骇人程度进行评估，为当前的事件发展创造条件。这样你就可以透彻了解过去，从容面对未来了。

    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你的系统1把两个词的简单联系看做真实的情况。你的身体对这一假想情形的反应要稍逊于对真实情况的反应，情感上的反应和生理上的反感表现可以从某个方面解释这个现象。正如近几年来许多认知科学家强调的那样，认知可以体现出来，你不只是用大脑思考，还用身体思考。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都知道引起这些思维活动的机制是什么，这个机制就是联想。我们都能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有意识的思维活动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井然有序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曾经努力探求能解释这些续发事件的规律。在1748年出版的《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中，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联想的原则缩减为三个：相似性、时空相接以及因果关系。自休谟时代以后，我们对联想的定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的三原则仍可作为定义所有联想的基础。

    什么是观点？我愿意接受开放性的看法。它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抽象的，能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它可以是动词、名词、形容词或者只是握紧的拳头。心理学家认为，观点是一张巨网上的节点，他们称其为联想记忆，这些节点和其他节点相联结。联结的类型多种多样：因果联系（病毒→感冒）；事物及其特性的联系（柠檬→绿色）；事物及其种类的联系（香蕉→水果）。有一方面我们超越了休谟，那就是我们不再将思维活动视为一连串顺序出现的有意识的观点。联想记忆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当前的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见解：一瞬间会发生很多事。思维活动唤起一个看法不仅会引发另一个看法，它还会激发出很多其他看法，而这些看法还会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些看法。此外，只有几个被激发出来的看法是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多数联想思维都是无声的，隐藏在有意识的自我之后的。如果说我们对大脑的运转认识有限，我们当然很难接受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和我们的体验背道而驰，但事实就是如此：你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但其实你错了。

    启动效应：让人不知不觉微笑的铅笔

    突破是科学研究的重点，而我们理解联想机制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对测量方式的改进。几十年前，唯一研究联想的方法是向众人提问，比如“当你听到‘天’这个词时脑海中最先出现的词是什么”，研究者记录了不同回答出现的频率，比如“夜晚”、“晴天”，或者“日间长”等。在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发现，看到一个词时，人的思维就会立刻产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可测量的，同时，很多相关词汇会被激发出来。如果你最近看到或者听到“喝__”这个词，你可能会填上偏旁为“氵”的“汤”字而不会填成“场”。当然，如果你刚看到了“运动__”这个词，你可能就会填上“场”字了。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启动效应，也就是说“喝”这个概念在“汤”之前出现，“运动”先于“场”出现。

    启动效应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果你的脑海中此时有“喝”这个概念（不论你是否注意到这一点），恰好此时有人低声跟你说了“汤”字或者在你前面远远的地方放上一碗汤，你肯定会比平时更快地意识到“汤”这个词。当然，你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不仅有汤这个概念，还有与食物相关的很多概念，包括猪肉、饿、脂肪、饮食和饼干等。如果最近用餐时几乎都是坐在摇晃的餐桌前吃饭，你的脑海中还会首先浮现摇晃这个概念。此外，启动联想的概念也能引起其他概念，尽管这种能力不算强。就像是池塘里的涟漪一样，概念的激活也是由联想概念这张大网上的一小部分向外逐渐扩展开来的。这个涟漪效应现在是心理学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探索之一。

    关于记忆理解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研究者发现启动效应不只限于概念和词汇。当然，单纯通过有意识的经验，你是无法了解到这一点的，但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另类的想法，即你的行为和感情有时会受制于你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事件。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Bargh）和他的同事们让纽约大学的数位学生从一个包含5个单词的词组中（例如“发现、他、它、黄色的、马上”）挑出4个单词来重组句子。其中一个小组的学生重组的句子中有一半都含有与老年人相关的词汇，例如佛罗里达州、健忘的、秃顶的、灰白的或者满脸皱纹的。当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时，又被叫到大厅另一头的办公室里去参加另一个实验。从大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是这次实验的关键所在。研究者悄悄地测量了他们所用的时间。正如巴奇预料的那样，那些以老年为主题造句子的年轻人比其他人走得要慢得多。这个实验后来成了经典案例。

    这个“佛罗里达效应”包括信息启动的两个阶段。第一，尽管没有人提过“老年”这个词，但上述那组词令人想到了年迈；第二，这些想法催生了一种行为，即缓慢行走，这个行为与老年人相关。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无意识的。这些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谁也没有提及自己注意到这些词有什么共同点，而且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在第一个实验中看到的那些词并未对实验后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老年”这个概念并非他们的自觉意识，但其行为却因此有了改变。这个由概念影响行为的启动效应被称为概念运动效应，值得我们关注。尽管你自己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个效应，但读了上述文字之后，“老年”这个概念肯定对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假设需要站起来接杯水喝，你起身离开椅子的动作就会比平常稍稍慢上那么一点，除非你恰巧不喜欢“老年”这一概念。有研究案例表明，如果对这一概念反感，人的动作就会比平时稍稍快那么一点。

    在相反的情况下，概念运动效应也同样适用，德国一所大学曾做过的一项实验便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实验堪称巴奇和他的同事在纽约所做的那个早期实验的翻版。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实验的学生以每分钟30步的速度在房间里绕着圈走5分钟，这个速度是他们正常行走速度的1/3。这个简单的实验过后，学生们能更快地辨认出与“老年”相关的词汇，比如“健忘”、“年老”和“孤独”等。启动效应往往能产生连贯的反应：如果首先想到老年，你就会表现得像是上了年纪，而这种上了年纪的表现也会强化你关于“年老”的看法。

    相互联系在联想网络中十分常见。例如，觉得高兴时就会微笑，而微笑也会使你感到高兴。拿支铅笔放在齿间几秒钟，有橡皮的一端指向右边，笔尖指向左边。然后拿起笔来，咬住有橡皮的那一端，笔尖指向你的正前方。也许你并未意识到上述活动中有一个动作让你的眉毛皱了起来，而另一个动作却让你的脸上有了微笑。有人曾经让一些大学生给盖瑞·拉尔森（Gary Larson）的漫画《月亮背面》（The Far Side）评定幽默等级，同时要求他们在评级时咬一支笔。那些“微笑着的”学生（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微笑）对这本漫画书幽默程度的评价比那些“皱着眉的”学生高得多。在另一项实验中，那些皱眉的人（眉头紧皱）在看到饥饿的儿童、争论不休的人以及事故现场等令人不舒服的图片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情感反应。

    简单地说，常见的动作也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我们的想法和感觉。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按照要求用新耳机听一些信息。他们被告知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检测音频设备的质量，研究人员告诉他们要不断地摇晃脑袋，以检查设备是否有声音失真的问题，其中一半受试者要上下点头，而另一半则要左右摇头。他们听到的内容是电台的社论。那些点头（表示同意的动作）的受试者往往易于接受他们听到的信息，而那些摇头的受试者则易于否定那些信息。要强调的是，受试者并没有意识到上述问题，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将否定或接受的态度与其常用的身体语言联系起来而已。由此可见，老话讲“不管你怎么想的，都得心平气和”，这真是条很好的建议，只有真正做到心平气和，你才可能有回报。

    你会自觉投到盒子里多少钱？

    我们原以为自己作出的判断和选择是有意识且自主的，但那些关于启动效应的研究所带来的发现却颠覆了我们此前的认识。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投票选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它反映了我们对政策的认可程度与评价，不会受到不相关的事的影响。比方说，我们投票不应受到投票地点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个因素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投票结果。一项关于2000年亚利桑那州选区投票模式的研究表明，当投票站设在某个学校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的议案的支持率就会比投票站设在附近其他地方的要高。还有一项实验表明，当人们看到一些教室和学校储物柜的照片时，他们往往也倾向于支持关于教育的提案。这些图片对这些受试者的影响比其家长或其他选民与他们的意见分歧对其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对启动效应的研究从最初的实证研究—人们想到“年老”走路就会变慢—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启动效应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人联想到钱的事物往往令人不安。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看到一个列有5个单词的单子，按照要求，他们得在5个词中选出4个组成以钱为主题的短语（比如“高、一份、薪水、桌子、工作”可组成“一份高薪工作”）。其他一些启动想象的实验则更挑战人的领悟力，包括背景中出现一个与钱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比如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仿制钱币，或者一台电脑的屏保是水里漂着的一些美钞等。

    起初脑海中就有钱的概念的人比自己没有这方面联想时更独立。他们会持之以恒地解决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付出双倍的努力也在所不惜，实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向研究人员寻求帮助。这一做法清晰地表明其自力更生能力的提升。脑海中总有钱的概念的人更自私：他们更不愿花时间去帮助另外那位假装对实验任务不大清楚的学生。当一位研究人员不小心将一捆铅笔掉到地板上时，脑子里想着钱的那些受试者（他们自己是无意识的）捡起的笔相对较少。在另一系列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得知他们过会儿会和另一个人进行一次简短交谈，彼此熟悉一下，他们负责摆两把椅子，而研究人员则离开去找那个人。潜意识里有钱这一概念的受试者摆放椅子的距离（118厘米）会比没有这一概念的人摆放的距离（80厘米）更远。那些满脑子都是钱的受试者表现出更强烈的独处意愿。

    上述所有发现有一个共同主题，即钱这一概念会滋生个人主义：不愿和他人在一起，不愿依赖他人，也不愿接受他人的请求。心理学家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完成了这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值得赞赏的是，她并未将自己的众多发现向公众和盘托出，而是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凯瑟琳的研究意义深远，她的发现表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有很多能让人想起钱的事物，这些事物以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这些方式也许并不那么光彩。有些文化常常提醒人们尊重他人，另外一些文化则常让人们想起上帝，还有一些国家的人们会对着伟大领袖的照片顶礼膜拜。在一个专制国家中，到处挂着领袖的肖像不仅能向你传达“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语出乔治·奥威尔所著《1984》）的感觉，还会使你逐渐丧失自主的思想和独立的行为能力。

    启动效应的研究证据显示，使人牢记“人终将一死”这一说法能让独裁的主张更得人心，因为在人们恐惧死亡的情况下，独裁的主张会让人心安。其他实验证实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关联中符号和比喻作用的见解。比方说，你可以看看下面这两个不完整的单词W_ _H和S_ _P是什么。如果有人近些天想起了自己某个难以启齿的举动，这些人往往会把这两个不完整的词填成WASH和SOAP（“洗”和“香皂”），而很少会填成WISH和SOUP（“希望”和“汤”）。此外，只是想到背后中伤某位同事就会使人更想去买香皂、消毒剂或清洁剂，而不是去买电池、果汁或者糖果。当人们感觉自己的心灵受到了玷污，往往也会引发他们清洗自己身体的想法，这种冲动被称为“麦克白效应”。

    人们清洗的身体部位往往是那些令他们深感罪恶的部位。一项实验要求受试者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对一位假想中的人“说谎”。在随后对不同产品的需求测试中，那些通过电话说谎的人更想要漱口水，而不是香皂；而那些通过电子邮件说谎的人更想要的则是香皂，而不是漱口水。

    当我向听众阐述关于启动效应的各项研究时，他们的反应通常是将信将疑的。这也不奇怪，因为系统2认为自己掌控一切，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你的脑海中也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些问题：对情境进行微调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这些实验是否表明我们完全任由情境摆布，随时要听从它的指示呢？当然不是。启动思维的影响力虽强，但并不见得很大。在100位投票者当中，只有几位开始时并不确定要选谁，如果投票点设在学校里而不是在教堂里，他们对与学校相关的问题会就作出不一样的选择，但也不排除有那么几个人会作出相反的选择。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要接受相关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对此心存怀疑。这些结果不是捏造出来的，也不是统计上的偶然现象。你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你必须承认这些结论对你自己来说也是正确的。如果你看到电脑屏保上有浮动的美钞，你帮那位笨手笨脚的陌生人捡起的铅笔数量可能比你没看到这些钱时更少。你不相信这些结论适用于你，因为这些结论与你的主观体验不相符，你的主观体验主要是由系统2决定的。启动效应来自系统1，而这个效应发生时，你根本就意识不到。

    我用一个关于启动效应的完美展示案例来结束上面的阐述，这个案例是在英国一所大学一间办公室的茶水间进行的。多年来，这间办公室的职员一直都是自掏腰包买茶或咖啡，他们把每杯茶水和咖啡的建议价格写下来贴到墙上，上班时每次去接茶水或者咖啡时都会把相应的费用投到一个“诚实盒”里。某一天，有人在价格表的上方贴了张横条，上面既没有什么警告，也没作什么解释。在接下来的10周时间里，每周横条都贴有一张新的图片，图片上要么是一些花，要么是一双眼睛，好像盯着看着图片的人。没有人对这些新装饰发表过什么评论，但“诚实盒”里的钱却有了明显变化，如图4所示，这值得仔细研究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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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开始的第一周（从图底端你可以看到相关信息），有一双睁大的眼睛在盯着来喝茶或咖啡的人，他们投进“诚实盒”的钱的平均值是70便士。第二周，图片上是鲜花，盒子中的钱的平均值少了15便士。这个趋势持续着，凡遇到有鲜花图片的那一周，盒子里的钱数就会减少。从平均水平来看，“眼睛周”时盒子中的钱是“鲜花周”时的3倍。显然，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监视符号便可促使人们改善自身的行为。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产生这个影响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意识的参与。现在你相信自己也难逃同样的模式了吧？

    几年前，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曾写过《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书。现在你已经认识了自己身体中的那个陌生人，它也许在很多事情上都会为你做主，尽管你几乎从未察觉到它的存在。系统1带给你的各种印象经常会变成你的信念，而且是你作出选择和展开行动的动力源泉。它可以将当下的情形与新近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再结合对近期的各种预期考虑，对发生在你身上或你身边的事作出心照不宣的解释。系统1包含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模式，能立即估测哪些事情是正常的，哪些是出人意料的，它是你作出快速直觉性判断的依据，且这种判断十有八九是准确的，而你的所有判断活动几乎都是在这一系统的指引下毫无意识地完成的。然而，系统1也是你直觉中很多系统性错误的根源，这一点将会在后面几章中得到佐证。

    示例—启动效应“这些人都穿着刻板的制服，看到他们时我们的大脑中是不会有什么创造性想法的。”“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能否对它有个清晰的认识多半要看你的大脑的工作方式。”“他们的作用就是发现问题，而他们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系统1编了一个故事，而系统2也相信了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我让自己微笑，这样做我也的确感觉好多了！”

    第5章 你的直觉有可能只是错觉

    在头脑清醒的时候——甚至在思绪并不那么清晰的时候——你的大脑一直在进行着多重运算，这些运算可以保留和更新一些关键问题的答案。例如：有什么新情况吗？存在危险吗？事情进展得顺利吗？我需要转移注意力吗？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吗？你可以将大脑想象成飞机驾驶座舱，里面有一套刻度盘，上面显示着这些重要变量的当前数值。系统1会自动对当前这些数值进行评估，因为这些数值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决定是否需要系统2提供额外帮助。

    其中一个刻度盘测量的是认知放松度。认知放松度介于“放松”和“紧张”之间。放松是事情进展顺利的标志——没有障碍、没有新情况、没必要转移注意力或投入更多精力。紧张说明存在某种问题，且需要不断调动系统2参与其中。如若事情进展不顺利，你便处于认知紧张状态中。认知紧张同时还会受当时的努力程度和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的影响。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简单的认知放松过程却与有着多种输入和输出活动的庞大网络相联结。图5对此作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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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说明如果一个句子印刷清晰，或是被多次重复，或是已经深植于脑海，人们就能在认知放松的状态下顺畅地将其解读出来。听别人说话时，如果心情好，或者咬一支笔迫使自己“笑”，都能使认知放松。反之，若说明书印刷模糊，颜色浅，句子冗长，语言晦涩，也许心情也不好，甚至在皱眉，这些情形都会使人处于认知紧张状态。

    造成这种放松或紧张状态的不同原因会相互影响。处于认知放松状态时，你有可能心情不错，因此会喜欢你亲眼所见的事物，相信你亲耳所闻的消息，相信你的直觉，感到当时的状态是舒适而熟悉的。此时，你的想法也有可能相对随意、肤浅。当你感到紧张时，你更有可能警惕、多疑，会对手头上的事情投入更多精力，感觉局促，较少犯错，但你的直觉和创造相较平时会下降。

    由记忆造成的错觉

    错觉这个词会让人马上联想到视错觉，因为我们都很熟悉那些令人产生误解的图片。不过，并不是只有视觉才会产生错觉，记忆也容易产生错觉，并且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戴维·斯滕比尔（David Stenbill）、莫妮卡·比格特斯基（Monica Bigoutski）、莎娜·蒂拉纳（Shana Tirana），这些名字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如果在接下来几分钟内再次看到这些名字，你很可能还记得自己在哪里见过它们。你心里清楚这些名字并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名人的名字，而且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记住这一点。但假设几天后你看到一长串名单，其中包括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名人和你从未听过的“新”名字，而你的任务是挑出名单中所有名人的名字，这时你很可能会将戴维。斯滕比尔当成名人，尽管你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在与电影、体育运动或是政治有关的新闻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心理学家拉里·雅各比（Larry Jacoby）是第一位在实验室中论证了这种记忆错觉的学者，且发表了一篇名为“一夜成名”的文章。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要想弄明白，先问问自己是如何知道一个人是否出名的。一些真正有名的名人，例如爱因斯坦、博诺·沃克斯、希拉里·克林顿等，你会在脑海中为他们建立一个信息丰富的记忆档案。但当你在几天后再次见到戴维·斯滕比尔这个名字时，你并没有关于他的记忆档案，你有的只是一种熟悉感——你曾经在某个地方见过这个名字。

    雅各比巧妙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熟悉感有着简单而又强烈的‘不可复返性’，这种‘不可复返性’似乎说明这种感觉是对过往经历的一种直接反应。”其一大特性便是错觉。正如雅各比和他的许多同事所说的那样，看到戴维·斯滕比尔这个名字之所以觉得很眼熟是因为你更容易辨认出这个名字。再次见到曾经见过的词时会更容易识别出来——无论是在你面前一晃而过或是在嘈杂的环境中让你指认，你都能更加轻松地识别出这些词，而且你读出这些词的速度要比读出其他词快（快百分之几秒）。简而言之，当你指认一个早已见过的词语时，会感到更加放松。正是这种放松使你产生了那种熟悉的感觉。

    图5给出了检测这一观点的方法。挑选一个全新的单词，使其更容易被识别，它就更可能具有不可复返性。的确，如果你在测试前几毫秒时无意中瞥见了一个新词，或是在一张单词列表中看到了这个词，它跟表中的其他单词就形成了强烈对比，你也更有可能觉得这个新词很眼熟。这样的联系在相反的情况下同样适用。假设你看到了一张多少有些模糊的单词列表，其中一些单词非常模糊，另一些要稍微清楚一点，你的任务是挑出比较清楚的单词，此时你最近见过的单词就会比那些你不熟悉的单词看起来更清晰。正如图5指出的那样，引发认知放松和认知紧张的各种方法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你可能并不十分清楚是什么让认知更为放松或更为紧张。这也是熟悉感造成错觉的原因。

    什么样的信息更容易让人信服？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月亮绕着地球（公）转”，“鸡有4条腿”，在所有这些表述中，你在很短时间内便接收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读过前面三个表述后，你很快就知道前两个是真实的，最后一个是错误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判断“鸡有3条腿”是错误的，明显要比“鸡有4条腿”更容易。你的联想机制对后一种表述作出判断的速度相对缓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后一句话让你想到许多动物都有4条腿这一事实，你可能还会想到超市通常也会销售4只一包的袋装鸡腿。系统2负责信息转换，它也许会提出问题（关于纽约的那个问题是否太简单了），也可能要核对“（公）转”这个词的意思。

    想想你最后一次参加驾驶考试的情形吧。你真的需要一张驾驶执照去开一辆载重3吨的车吗？或许你学习认真，连答案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都记得，还知道答案的逻辑关系。但我搬到一个新的州后通过驾驶考试所用的方法跟这些丝毫不沾边儿。我只是快速地读了一遍交规，希望自己能交好运通过考试。我开车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还是知道一些交通法规的，但一旦遇到不知怎样回答的问题时，我只能靠认知放松来解决。如果某个答案看起来比较熟悉，我就猜测它可能就是正确答案。如果某个答案看起来比较生僻（或是非常极端），我便排除它。系统1让人产生熟悉感，系统2依靠系统1产生的这种熟悉感来作出正误判断。

    我们还可从图5中得知，如果某个判断是基于认知放松或认知紧张作出的，那就一定会造成错觉。任何能使联想机制运行更轻松、更顺利的事物都会使我们心生偏见。想让人们相信谬误有个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断重复，因为人们很难对熟悉感和真相加以区别。权威机构和营销商都深谙这个事实。然而，心理学家发现，你不必完整地重复某件事情或某个想法，即使只说一部分，人们也可能相信你的话。经常看到“鸡的体温”这个短语的人会更容易接受“鸡的体温是144华氏度”（或其他随便什么温度都无妨）这一说法。只要熟悉其中一个短语，就会觉得对整个陈述都很熟悉，也会因此对陈述内容信以为真。如果你记不清楚某个陈述的来源，也无法将其与自己知道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时你就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认知放松的感觉走了。

    假设你需要写一则能让接收方相信的消息，当然，这则消息是真实的，但人们并不一定相信它是真的。此时，你完全可以利用认知放松来帮助自己，真相错觉的有关知识也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

    这些建议总的原则是，任何缓解认知紧张的做法都会对你有所帮助，所以，你首先应该让字迹更清晰。请比较下面两个陈述句：

    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92年。

    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7年。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希特勒生于1889年），但实验显示，第一句话更容易使人信服。其次，你的信息应该印刷在质量较好的纸上，并且文字和背景间的反差要达到极致。如果你使用彩色字体的话，亮蓝或大红的文字会比绿、黄、灰蓝等色调更容易让人相信文字内容的真实性。

    如果你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否值得信赖、是否聪明睿智，那么说话时就言简意赅吧，能用简单句的时候就别用复杂句。在研究生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的是很多教授眼中那些最令人难忘的词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丹尼·奥本海默（Danny Oppenheimer）反驳了这些学生的说法。在一篇名为“不切实际地运用华丽辞藻的后果：使用长句毫无必要”的文章中，他指出用浮夸的语言来表达熟悉的概念是一种智商低下、可信度差的表现。

    除了应该保持消息简洁外，还应使其易于记忆。如果可以的话，将你的想法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人们会更容易相信你的话。在一个多次被引用的实验中，受试者阅读了许多他们并不熟悉的格言，例如：

    危难时，敌人团结。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另一些学生读到的格言版本则是没有什么韵脚的：

    危险团结敌人。

    再轻的击打也能放倒一棵大树。

    承认错误就相当于得救了一半。

    由上可见，押韵的格言比没有韵脚的格言显得更加深刻。

    最后，如果你需要引用一些内容，选择一些容易上口的名字准没错。在一项实验中，我们要求受试者通过两份经纪公司的报告去评估几家虚拟的土耳其公司的发展前景。每家公司都有两份相关报告，其中一份来自一家名字上口的经纪公司（比如Artan），另一份则来自一个名字很拗口的经纪公司（比如Taahhut）。两份报告有时会持不同意见。观测者能采取的最佳方法就是对两份报告进行综合评估，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比名字拗口的经纪公司的报告，他们更相信名字上口的经纪公司的报告。记住，系统2是非常懒惰的，它不愿付出努力。如果可能的话，消息的接收方会离所有需要付出精力的事物远远的，包括名字复杂的信息源。

    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得意忘形。如果你的信息是明显荒谬的或是与接收方已知的事实相左，那么即使你把高质量的纸、鲜艳的颜色、押韵和简单的语言全都用上，也很难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做这些实验的心理学家并不认为其他人是愚蠢和容易骗的。他们认为，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受系统1所产生的印象指引，但我们通常不知道这些印象从何而来。你怎么知道某个陈述是否正确呢？如果信息富有逻辑性、与你所持的信念或偏好有联系，或是源自你信任和喜爱的信息源，你便会有认知放松之感。但问题在于，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你感到放松，包括字体的清晰度和优美的韵律，你无法轻易找到这些感觉的来源。这便是图5带给我们的信息：放松或紧张之感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难以将它们理清。虽然这很难，但也不是不可能。人在备受鼓舞时，就能克服一些导致真理错觉的外在因素。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系统2都会采纳系统1的建议，并继续运作。

    股票代码上口，回报率也相对较高

    联想关系的对称性是讨论联想连贯性的首要主题。正如前文所述，当人们将铅笔咬在嘴里或是把球放在眉心使自己“微笑”或“皱眉”时，也会感受到平时那种微笑或皱眉时所表达出来的情感。自我强化的相互作用同样也能在认知放松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一方面，当系统2参与到那些需要努力的事情中时，我们就会感到认知紧张。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认知紧张都有可能将系统2调动起来，改变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使他们不再随意且凭直觉做事，而是转向更加专注的分析性思维。

    前文所提到的球拍和球的问题，测试出人们在回答问题时有这样一个倾向，即不假思索地将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当做答案。肖恩·弗雷德里克之所以选择了球拍和球的问题及其他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可以唤起一个最直接但却是错误的直觉性答案。这个认知反应测试的另外两个问题是：

    如果5台机器能在5分钟生产5个小零件，那么100台机器生产100个小零件需要多长时间？100分钟还是5分钟？

    湖中有一片睡莲叶子，这片叶子以每天增长一倍的速度向外扩散。如果48天后莲叶就能覆盖整片湖面，那么其覆盖湖面一半的面积需要多长时间？

    24天还是47天？

    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5分钟和47天）

    研究人员召集了40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来做这个认知反应测试，其中有一半问卷使用的是浅灰色的小字。拿到这部分问卷的学生可以辨认出上面是些什么字，但这样的字体会导致他们认知紧张。测试结果清楚地表明：当问卷上的字体清晰时，90%的学生至少会犯一个错误；但当字体勉强能够辨认时，他们的错误率却降到了35%。是的，你没有看错：字体模糊不清时，学生的表现更好。这是因为，无论认知紧张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它都更有可能激发系统2来抑制系统1所给出的直觉性答案。

    《大脑一放松，脸上现笑容》这篇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让受试者快速浏览一些物体的图片，在播放其中一些图片时，先在整个物体出现之前用快得令人难以察觉的速度呈现其轮廓。研究发现，受试者在识别这些图片中的物体时会相对容易。实验人员对受试者面部肌肉的电脉冲进行测量，来记录肉眼难以观察到的细微而短暂的表情变化，并由此测出受试者的情绪反应。不出所料，当图片上的物体更容易识别时，人们会微微一笑，眉头舒展，可见认知放松与良好的感觉相互关联似乎是系统1的一个特点。

    正如所料，朗朗上口的单词会唤起人们的正面态度。若某公司有一个上口的名字，其股票发行第一周往往会取得比其他公司更好的成绩，虽然这样的效果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失。如果股票有一个读起来上口的代码（例如KAR或LUNMOO），这只股票就会比有着PXG或ROD这样拗口代码的股票表现优异，并且这种优越性似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瑞士的一项研究发现，像Emmi、Swissfirst、Comet等有着顺口名字的股票会比GeBerit、Ypsomed这样名字拗口的股票带来更多的回报。

    如图5所示，重复能引发放松状态和令人舒心的熟悉感。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曾潜心关注重复某种刺激和这一刺激最终带来的轻微情感波动之间的关系，扎伊翁茨称之为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又称多看效应、（简单、单纯）暴露效应、（纯粹）接触效应等，是指个体接触一个刺激的次数越频繁，个体对该刺激就越喜欢的现象）。在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这两所大学的校报上所做的实验是我最满意的实验之一。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一个类似广告的板块出现在校报的头版上，上面写着以下某个土耳其语单词（或像土耳其语那样发音的单词）：kadirga， saricik， biwonjni， nansoma，iktitaf。这些词语重复的频率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只出现过一次，另外一些分别出现过2次、5次、10次和25次。（在其中一所大学校报上出现得最多的单词在另一校报上出现的频率则最低。）没有人就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如有读者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买下这个板块的人不愿透露身份。”

    当这一系列神秘的广告结束后，研究人员在校园内散发调查问卷，询问学生对每一个土耳其语的印象，是有“好感”还是很“反感”。结果令人惊奇：相比只重复了一两次的词，受试者对那些重复次数较多的词更有好感。通过使用汉字、人脸和任意形状的多边形所做的实验也都再次证实了这一发现。

    曝光效应并不依赖对熟悉程度有意识的体验，事实上，曝光效应完全脱离了意识：当重复的单词或图片迅速闪过，快到观察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看见它们时，观察者同样还是更为喜欢重复率高的单词或图片。现在我们应该清楚的是，系统1能对系统2意识不到的那些事的印象做出回应。事实上，当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看见了刺激物时，其曝光效应会更强。

    扎伊翁茨声称，这种只要不断重复接触就能增加喜欢程度的现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推及所有动物身上。要想在一个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生存，一个有机体对新奇刺激应该谨慎回应，随时保持警惕和逃离的状态。若一种动物对新奇的事物没有心存戒备，其生存概率就会很低。然而，如果了解到这个刺激物是无害的，最初的谨慎便会渐渐消失。扎伊翁茨称，曝光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一个刺激的重复曝光并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样的刺激最终会成为一个安全信号，而安全的就是好的。显然，这样的观点并不只适用于人类，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为了证实这一点，扎伊翁茨的一个助手给处于孵化状态的鸡蛋放不同的音乐，随后，孵化出来的小鸡在听见孵化期间所听到的音乐时，发出的哀鸣要少得多。

    扎伊翁茨为他的研究项目作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总结：

    重复曝光的结果有益于机体适应其所处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环境。这一效应能使机体鉴别出安全的物品和栖息地，是最为原始的社会性依附的基础。因此，重复曝光构成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整合的基础，而社会组织与社会整合又是心理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基础。

    积极情感和系统1的认知放松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

    创新是发生在能让人联想无限的环境中的

    1960年前后，一个名为萨尔诺夫·梅德尼克（Sarnof Mednick）的年轻心理学家认为他已发现了创新的本质。他的观点虽然简单却很有力：创新与出众的记忆力有关（创新是极佳的联想记忆）。他设计了一个测试，名叫远隔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ion Test，RAT），这个测验直到今天还常常被用来研究创造力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请考虑下面三个词语：
    村舍 瑞士人 蛋糕
    你能想到一个与这三个词都有关联的词吗？也许你想到了答案是奶酪。再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潜水 灯光 火箭
    这个问题要难得多，但它的确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答案。尽管这个答案是每个说英语的人都知道的，但在受试者中，只有不足20%的人在15秒内想到了这个词。问题的答案是天空。当然，不是任意三个词都能与同一个词相联系。例如，“梦、球、书”这三个词就不能引发一个人人都认为正确的共同联想。

    近些年来，由德国心理学家组成的几个研究小组都曾对远隔联想测验作过研究，对认知放松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一个小组提出了两个问题：在人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之前，能否感知随意三个词是否有一个共同的联想意义？心情对这项任务有何影响？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他们首先让受试者花几分钟时间回想一下自己生活中那些快乐或是悲伤的片段，这个回想的过程使一些受试者感到快乐，而让另外一些人感到悲伤。然后，他们向受试者展示一连串三个为一组的词语，这些组词语中有50%是组内的词语有一定联系的（比如潜水、灯光、火箭），而其余50%的组内词语则没有什么联系（例如梦、球、书）。随后，实验人员要求受试者快速按下两个键中的一个来表明词语是否有共同联系，按键时间限定在两秒以内。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些受试者根本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

    实验带来了很多惊人的发现。第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参与上述实验的受试者猜测所给问题答案的准确率要比他们随便选出答案的准确率高很多。这个结果很让人吃惊。很明显，认知放松感被联想机制中一个微弱的信号激发起来，这个信号在组内三个词语的关联得到还原之前就已经“知道”它们是相关的（有共同的联系）。认知放松在这种判断中起到的作用也在另一个德国小组所做的实验中得到证实：提高认知放松（启动、清晰的字体、事先看到词）的操作同样能增加人们将词视为相互联系的可能性。

    另一个重大发现是，人的心情在这项直觉性任务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验人员用电脑编写了一个“直觉参数”用于检测准确性。他们发现，通过让受试者想一些愉快的事，使他们在测试之前有好心情的话，猜测的准确率会提高一倍。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心情不好的受试者完全无法准确地完成这个直觉性任务，他们的猜测还没有随便选择的准确率高。心情显然能够影响系统1的运行：当我们不舒服和不开心时，就会丧失自己的直觉。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好心情、直觉、创造力、轻信以及对系统1不断增强的依赖性形成了一个关联群集。悲伤、警觉、怀疑、分析方法以及不断增强的努力程度等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好心情使系统2放松对行为的控制：当人们心情好时，直觉和创造力会增强，但也会放松警惕，易犯逻辑性错误，这种关联与曝光效应一样，在生理上也讲得通。好心情是事情进展顺利的信号，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卸下防备并没有什么影响；坏心情则说明事情进展不那么顺利，有可能存在威胁，必须要保持警觉。认知放松与愉快的感觉互为因果。

    除了认知放松和积极情感的关系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远隔联想测验中了解到更多信息。请简单考虑一下下面两组词：

    睡觉 邮件 开关 

    盐 深 泡沫

    在读第二组词时，你的脸上可能会露出一丝微笑，这是因为第二组词能引起一个共同的联想（答案就是“大海”）。你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这一反应，但是只要对你的面部肌肉的电活动进行测量就能发现这一点。这种微笑反应出现在那些对于共同关联事物还并不了解的受试者的脸上。实验人员仅仅是给他们看了纵向排列的三个词语，然后指示他们看完后按下空格键。看到有共同联想意义的三个词而产生的认知放松似乎本身就能令人心情舒畅。

    正如很多科学家所言，虽然我们证实了好心情、认知放松和对连贯性的直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认知放松与微笑同时出现，但一定是好心情引发了连贯的直觉反应吗？答案是肯定的。证据源自一个巧妙的实验方法，这种方法现在越来越受欢迎。在这个实验中，一些受试者听到了实验人员讲的一个封面故事，也许正是这个故事给他们带来了好心情：他们都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实验人员告诉他们：“先前的研究显示，现在播放的音乐会对人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这个故事完全使人丧失了对相关性的觉察。这一发现证明，在看到三个词（如果三个词相关则感到愉快，不相关则不愉快）后，短暂的情绪反应事实上是对相关性判断的基础。没有什么是系统1做不到的。情感变化现在是可以预料到的，正因为这些变化不足为奇，我们才不会随意将情绪变化归因于词语。

    这项心理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例，其成功之处在于将实验技巧与实验结果巧妙结合在一起，而这两者都是特色鲜明且极为惊人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关于系统1自动运作的知识。我们现在掌握的很多知识听起来像是三四十年前的科幻小说。无论是模糊的字体会影响人们对真理的判断，还是提高认知能力，或是人们对每组三个词的认知放松感引起的情感回应会唤起他们头脑中的连贯印象，这些都不再难以想象。心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示例——认知放松“不要只是因为字体不清楚就否定他们的商务计划。”“我们一定愿意相信这个观点，因为总有人这样想，但还是三思而后行吧。”“熟悉了，就会喜欢，这就是一种曝光效应。”“我今天心情很好，我的系统2也比平时懒惰，我得格外小心了。”

    第6章 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

    前面已经介绍了系统1和系统2的主要特点及功能，尤其是系统1，其介绍更为详细。我将我们的大脑比喻成一台功能非常强大的电脑，虽然按传统硬件标准来看，它的运行速度很慢，但通过不同想法联结而成的巨大网络上的相关联结，也能为我们展现这个世界的构造。而且，联想机制的不断激活也是自动完成的。我们（系统2）具备某种能力去控制记忆的搜寻活动，也能对其进行编辑，这样一来，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集中精力去追踪某个事件。接下来我们将对系统1的非凡之处及其不足之处作更详细的介绍。

    从第一次的惊喜到第二次的习以为常

    系统1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并更新你个人世界的模式，它呈现的都是常态下的思维模式。这个模式由许多联想和结果共同构成，这些联想由情境、事件、行为等概念引发，而结果则总是伴随某种规律出现，有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也有可能出现时间只差那么一点点。随着这些联系的形成和加强，联想概念的模式逐渐展现出发生在你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的结构，这一模式还将决定你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

    对惊喜的承受能力是你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惊喜本身也是最敏感的指示，它可以表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希望从这个世界中得到什么。惊喜主要有两种形式。有些期望是积极、有意识的——你知道你正在等待某件特别的事情发生。当时间迫近时，听到敲门声，你会期望是你的孩子放学回家了；打开门时，你期望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如果非常期望的事情没有发生，你会很惊讶。不过，你不怎么期盼的事情也很多。你不会等待这些事情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也不会惊讶。因为这些事在某种情境下是正常的，尽管可能不是你欣然盼望的。

    一个插曲如果反复出现就可能不那么令人惊喜了。几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座小岛上度假，岛上只有40间客房。我们去吃饭时，竟然遇见了一位老朋友——心理学家乔恩，我们当时感到很意外。朋友间相互问候，都觉得很巧。第二天乔恩就离开了度假村。大约两个星期后，我们去伦敦的一家剧院看电影。剧场关灯之后，一位来迟的人坐到了我旁边。幕间休息时，我发现我旁边坐着的竟是乔恩。我和妻子事后说起这两件事时，我们两人都意识到了两个事实：第一，这次碰面比上次更巧；第二，第二次碰到乔恩时我们的感受不如第一次那么惊讶。显然，第一次碰面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乔恩在我们大脑中的印象，他现在是“只要我们外出旅行就会碰见的心理学家”。我们（系统2）知道这样想很可笑，但系统1却使大脑认为在陌生的地方碰到乔恩是件正常的事。如果我们在伦敦的那家剧院里碰到的是其他熟人，我们会比遇到乔恩感觉更惊讶。如果单纯从可能性来看的话，在剧院里碰到乔恩的概率比碰到我们那几百个熟人中的任何一个的概率都要小得多，然而现在看来，在那里碰到乔恩却似乎更正常。

    在某些情况下，消极的期望很快会变成积极的，就像我们在又一次巧合中发现的那样。几年前，一个周日的傍晚，我们驱车从纽约赶往普林斯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每周都会这样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那天我们看见了不同寻常的景象：路旁有辆车着火了。我们第二周到达那段路时，又有一辆车着火了。我们发现与第一次相比，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明显表现得不那么惊讶了。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车着火的地方”。因为事件发生的情景相同，第二次事件引起了积极的期盼：每当走到这个路段时，我们都会想起着火的车，而且自己已经作好再看到一次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们没有再看见过），几个月也好，几年也好，我们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心理学家戴尔·米勒（Dale Miller）和我曾经合写了一篇文章，在文中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是正常或是不正常的。接下来我会引用那篇文章中我们用来描述“常态理论”的一个例子，不过我对这个例子稍稍作了改动：

    在一家高级餐厅，一位观察者随意观察着邻桌的顾客。他发现第一位品汤的顾客往后退了一下，好像有些痛苦。接下来的一大堆事都因这个动作而发生了变化。一位服务生不小心碰到了一位喝汤的顾客时，这位顾客吓了一跳，而这根本没什么可惊讶的；另外一个顾客也喝了从同一个碗中盛来的汤，喝后他强忍着没有叫出来，对此我们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些事和其他种种事情本应是不正常的，但现在却显得正常了。因为这些事是对之前那些预期的肯定。这些事之所以看上去正常是因为它们重复了原来的情节，记忆中的这些情节相互联系，对这几个事件作出了解释。

    试想你就是餐厅中的那位观察者，第一次看到顾客对汤的反应时你感到惊讶，服务生在碰他时他吓了一跳，你也会感到惊讶。然而，第二次非正常事件会提取你对第一次事件的记忆，两件事联系起来似乎就合乎情理了。这两件事都符合一个模式，模式中的顾客是个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另外，如果第一位顾客表现出痛苦状后，另一位顾客拒绝喝这种汤，这两件意外的事也会被联系起来，说明这碗汤肯定有问题。

    “摩西上方舟时，每种动物各带了多少？”发觉这个问题有问题的人太少了，因而有人将此称为“摩西错觉”。摩西并没有带动物上方舟，带动物上方舟的是诺亚。就像那位往后退的喝汤顾客一样，摩西错觉可以通过常态理论来解释。动物登上方舟给人们营造了《圣经》的文化背景，而摩西也出现在这个背景中，虽然你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期待，但对他的名字你也不会感到惊讶。况且，摩西和诺亚这两个名字的英文元音和音节数都是相同的，这也容易使人将二人混淆。就像那些三个一组的词语会令人产生认知放松一样，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将“摩西”和“方舟”联系在了一起，很快地接受了这一提问。但如果句中的摩西换成乔治。W.布什的话，你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蹩脚的政治笑话。

    若“关于水泥”这种说法与当前被激活观点的情境不搭，系统就会察觉到这一反常现象，就像你刚才的感受一样。你本来对“关于”之后是什么并无具体概念，但当“水泥”一词出现时，你就知道这个句子有点不对劲儿了。对大脑反应的许多研究表明，系统对违反常态的问题的察觉速度是惊人的，察觉过程也是微妙的。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当人们听到“地球每年绕着麻烦转”这个句子时，听到“麻烦”这一莫名其妙的词之后不到0.2秒，对大脑活动进行检测就会发现一个特殊的图谱。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男声说“我确信我怀孕了，因为我每天早晨都想吐”，或者当有人操着上流社会的腔调在说“我后背上有一个很大的文身”时，同一个人对这些话的大脑反应速度是相同的。一定要立刻调动起来大量的知识，思考这些陈述与事实之间是否协调：一听这声音就知此人是上流社会的，而上流社会的人身上很少有很大的文身。

    我们能相互交流，因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文字的运用水平都相当。我要是提到桌子，没有其他特别的描述的话，你一定知道我指的是一张普通的桌子。你能确定这张桌子的表面大致是平的，而且桌腿远远少于25条。对于很多事物的常态我们都有认识，这些常态给我们提供了背景知识，使我们能够察觉到诸如怀孕的男性和文身的上流社会人士这样的反常现象。

    要想了解标准在交际中的作用，请看“大老鼠爬过了小象的鼻子”这个句子。我敢肯定你想象中的老鼠和小象的体型和我想象的差不了太多。常态下，这些动物的体型有典型的或平均的大小，而且，常态中还包括了这一类动物的变化范围及变异性。我们都不可能在脑中想象到比象还大的老鼠爬过比老鼠还小的小象的鼻子。但我们各自都能想象到比鞋还小的老鼠爬过比沙发还大的大象。系统1理解语言，也了解分类标准，它能辨明那些貌似正确的价值，也能廓清那些最典型事例可能出现的范围。

    简的钱包是怎么丢的呢？

    “弗雷德的父母来迟了，酒席承办商应该很快就到了，弗雷德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弗雷德会生气，也知道他生气不是因为酒席承办商还没来。在你的联想网络中，生气和不准时被看成是可能的因果关系，但生气和盼望酒席承办商来的想法却没有这种联系。在你读到这句话时，脑海中马上就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你立即知道了弗雷德生气的原因。找到这种因果联系是理解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也是系统1的一种无意识行为。而系统2——也就是有意识的自我——在接收到这个主观理解后，也接受了这种因果关系。

    纳西姆·塔勒布所著的《黑天鹅》一书中，有一个故事阐明了对因果关系的自主研究。他指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伊拉克的藏身处被捕的那天，债券价格就开始上涨。早晨时，投资者显然想投资更安全的资产，而且《彭博新闻社》打出了这样的头条：美国国债上涨，萨达姆被捕不会遏制住恐怖主义。半个小时后，债券价格下跌，标题被修改为：美国国债下跌，萨达姆被捕刺激风险资产。显然，萨达姆的被捕是这一天的重大事件，因为自主搜索原因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这件事就成了那天市场变动的原因了。这两个标题表面来看好像可以作为解释市场发生震荡的原因，但是对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作出解释的那条陈述其实什么都解释不了。

    事实上，所有的标题都要满足我们对逻辑连贯的需求：一件大事必然会带来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也需要一些原因对其作出解释。我们对那天发生的事情所知有限，于是系统1便熟练地将这些知识片段组合成一个连贯的因果关系。

    请读这个句子：

    在纽约拥挤的大街上逛了一天，欣赏完美景后，简发觉自己的钱包丢了。

    研究人员对读过这个句子的人（这些人同时也读过许多其他故事）进行了一次突击性的回想实验，发现这些读者认为“扒手”这个词比“景色”一词与该句子联系更紧密，尽管后者在句子中出现了而前者却没有。联想连贯性原则告诉我们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丢钱包这件事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钱包从口袋里掉了出去，或者落在了餐厅等。但是，丢钱包、纽约以及拥挤的街道三种想法同时存在时，这些读者都把丢钱包的原因指向了扒手。在那个喝汤的故事中，无论是第一位喝汤顾客在服务生碰他时做出的极端反应还是另一个顾客在喝汤时往后退，其结果都将对最初那次惊讶反应作出联想性关联的解释，因此整个故事看上去也是合理的。

    比利时的贵族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米乔特（Albert Michotte）在1945年出版的一本书（1963年被译成英文）中颠覆了几个世纪来关于因果关系的思考，使人们至少回到了休谟对想法关联的研究时代。过去人们普遍接受一个观点，即我们通过对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反复观察，推断其在自然状态下的因果关系。我们曾无数次看到一个运动中的物体碰触另一个物体，使之随即开始运动，且运动方向相同（也并不总是相同）。这和台球相撞的情形一样；同样，当你推一个花瓶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米乔特却持有不同观点，他说我们能像看见颜色那样直接“看到”因果现象。为了展示自己的观点，他在纸上画了一连串黑色方块，让这些方块看起来像在连贯地运动，一个连着另一个，而这些方块也立即动了起来。那些观察者知道两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相连，但他们却有种强烈的“因果关系错觉”。如果第二个物体马上开始移动，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动作是由第一个物体“引起的”。很多实验表明，6个月大的婴儿会将许多事件及其续发事件看做有因果关系，而续发事件一旦发生改变，他们就会觉得惊讶。我们显然从出生时就对因果关系有感觉，当然，这种因果关系并不依存于理性思维，它们是系统1的产物。

    1944年，米乔特发表了他对物质性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西梅尔（Mary-Ann Simmel）运用一种和米乔特相似的方法展示了他们对“意向性”因果关系的看法。他们做了一部总长度只有1分40秒的电影，在这部微电影中，你能看到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个圆形。这些图形绕着一个貌似门开着的房子的图像转。观看者看到一个气势汹汹的大三角形正欺负一个小三角形，而那个圆形也受到了惊吓。圆形和小三角形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大三角形的欺侮；他们还看到门周围（圆形和小三角形）的动作很多，最后小电影以一个爆发性的反击结束。毫无疑问，每个人对意图和情感都有很强的洞察力；只有患孤独症的人才体验不到这一点。当然，所有这一切全都在你的大脑中。你的大脑愿意甚至急切地想要辨别一些因素，确定这些因素的特点和特殊意图，并将其活动视为表达个人偏爱的举动。再次说明一下，我们生来就长于意向性归因：一岁以下的婴儿能辨别欺凌弱小的人和受害者；不管他们去抓什么东西，都知道要走最近的那条路。

    按自由意愿行事的体验与物质性因果关系没有什么联系。虽然是你的手捏起了盐，但你并不认为这件事与一连串的物质性因果关系有什么联系。你感觉这个行为是由一个“无形”的你做出的决策而引起的，因为你想要在食物里加点盐。很多人发现将自己的心灵描述成行为的根源和原因是很正常的。2005年，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有争议的观点，即我们生来就具有区分自然性和意向性的因果关系的能力，而这一能力也解释了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他发现，“我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感知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才可能对没有灵魂的身体和没有身体的灵魂进行想象”。我们注定能够感知得到的这两种因果关系模式使我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众多宗教中都存在的两个主要信念：无形的神是物质世界所有现象的最终原因，而不死的灵魂只是在我们活着时暂时控制我们的躯体，我们死后，灵魂也将离开躯体。在布鲁姆看来，因果关系的两个概念在进化过程中是分别形成的，同时也将宗教的起源追溯到系统1中去了。

    因果性直觉的特点是本书一再出现的主题，因为人们总是很不恰当地将因果性思考用于需要统计论证的情景中。统计性思维总是根据事物的不同类别和总体性质得出个案的结论。可惜的是，系统1并不具备这种推理能力；而系统2通过学习可以进行统计性思考，但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必要的相关训练。

    有了因果关系心理学做基础，我决心用两个比喻来描述心理过程，几乎不必考虑什么连贯性问题。我有时将系统1比喻成有着某些特性和偏好的媒介，有时又将其看做通过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模式来表现现实的联想工具。这个系统和工具是虚拟的；之所以用“媒介”和“工具”这两个喻体，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对原因的看法。海德的三角形和圆形并不是真正的媒介，只是把它们比做媒介来思考问题更轻松，也更自然。这样做不用那么费力思考。如果按照所发生事情的特点和意图（即两个系统）来描述它，或者有时按照呆板的规律性（即联想工具）来描述它，我觉得你（和我一样）就会发现了解思维活动更加轻松。我并不想让你相信这两个系统是真实存在的，不想像海德那样，想让你相信那个大三角形是个欺负弱小的角色。

    示例——常态和原因“若最后发现第二个申请人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就不会像看到第一个来申请的朋友那么惊讶了。只要情节稍有重复，一种新体验也就不那么新鲜了。”“当我们调查人们对这些产品的反馈时，一定要确定关注的不只是平均水平。我们应该看到所有的常态反应。”“她接受不了自己只是运气不好这个解释，她需要一个有前因后果的解释，否则她会认为是有人在故意破坏她的工作。”第7章 字母“B”与数字“13”

    伟大的喜剧演员丹尼·凯（Danny Kaye）的一句话一直萦绕于我的脑际，从十几岁至今都不曾忘记。谈到一个自己很不喜欢的女人时，他说：“她最得意的姿态是忘乎所以，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仓促下结论。”在我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开始讨论研究统计性直觉的合理性问题时，这句话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正是对系统1的功能恰如其分的描述。如果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偶尔的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且这种仓促的做法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那么这种仓促的结论就是高效的。如果对情况不熟悉，在风险又高并且没有时间去搜集更多信息的情况下过早下结论就很冒险。此时，很可能会出现直觉性错误，但这种错误也许可以通过系统2的有意干涉而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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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中三个方框的内容有何共同点？答案是，它们全都有歧义。你几乎可以确定地读出左边方框内所呈现的内容是“ABC”，右边是“12 13 14”，但这两个方框的中间那部分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你本可以将它们看做是“A13 C”和“12 B 14”的，但你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同样的形状在字母的环境下就容易被看做是字母，在数字的环境下就容易被看做是数字。完整的环境能帮助你理解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那个形状是会引发歧义的，但你过早地对它的“身份”下了结论，并且根本意识不到你已经赋予了某种歧义以解释。

    看到中间框的内容，你可能会把安（Ann）想象成一个满脑子都是钱的女人，她正走入一栋有出纳员和地下金库的房子。但这个貌似可信的理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这个句子同样有歧义。如果在这个句子之前有“他们沿着这条河缓缓地漂向下游”这样一句话，你就会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当你一直在想河流的问题时，“bank”（这个单词有“岸边”和“银行”两个意思）这个单词就与钱没什么联系了。在没有清晰情境的情况下，系统1会自行建立一个可能的情境。我们知道这是系统1判断的结果，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了选择，也没有意识到还可能有别的解释。除非你最近一直在乘独木舟，否则你去银行所用的时间肯定要比在河里漂流的时间多，所以你才会根据最近所经历的事化解了“bank”一词的误解。当我们对答案不确定时，系统1就根据过往经历去赌一个答案。这种下赌的规则是明智的：最近发生的事及当前情境是作抉择时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脑中没有闪现出任何最近发生的事，那更为遥远的记忆便会呈现出来。你最早、记忆最为深刻的经历一定是唱英文字母歌，这首歌的开头一定是“ABC”，而不是“A13 C”。

    在这两个例子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作了一个确切的选择，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了。你的脑海中出现的只有一种解释，而且你从未意识到这些问题会有歧义。系统1不会记得自己放弃的几个选项，甚至都不记得曾有过多种选择。有意识的怀疑需要同时在脑中记住多种互不相容的解释，需要付出努力，而这并不是系统1的长项。易变和怀疑是系统2的职责范围。

    是什么让你相信了那些荒谬之词？

    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因著有《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to Happiness）一书而广为人知。一次，他在一篇名为“大脑怎样产生信任”的文章中，以17世纪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理论。吉尔伯特提出，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一定会先试图相信它：如果这个陈述正确的话，你必须先了解它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有这样，你才能决定是否“怀疑”它。最初你产生相信某种观点的想法，是因为系统1的自主运作，这种运作包括构建这一情况下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吉尔伯特认为，即使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陈述也会唤起人们最初的信任。你试试他给出的例子：“白鱼吃糖果。”你有可能意识到一个关于鱼和糖果的模糊印象，这个印象的产生过程，就是联想记忆自动搜索“鱼”和“糖果”这两个概念之间各种联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使这种很荒唐的说法看起来竟有些道理了。

    吉尔伯特认为系统2的工作就是不信任/质疑，他用一个漂亮的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受试者看到一些很荒谬的说法，比如“一个叫丁卡的人是一团火焰”，他们要在几秒钟内说出这个句子的说法是“对”还是“错”。随后实验人员要检验一下受试者是否记得哪些句子是“对”的。这一实验还有一个条件，即受试者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还要按照要求记住一些数字。系统2的干扰产生了选择性效果：它使人们很难“不信任”那些错误的论断。在后续的记忆测试中，筋疲力尽的受试者最后竟认为许多错误的论断都是正确的。这个实验的寓意是深刻的：有系统2参与时，我们几乎会相信所有事情。因为系统1不仅好骗，还容易产生偏见，而尽管系统2掌管怀疑和不信任的大权，但是它有时很忙，不忙时也很懒惰，总会擅离职守。的确，已有证据显示，当人们劳累或是精力耗尽时，更容易受那些空洞却有说服力的信息影响，例如广告。

    联想记忆的运作是导致“确认偏误”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人问你：“山姆友好吗？”你就会想到山姆的各种行为举止；而如果有人问你：“山姆是不是很不友好？”你就很难想起他的许多举动。有一项专门针对证据确认问题进行的名为“积极测试策略”的研究，这项研究主要考察系统2是如何验证假设的。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应通过驳斥假设以证实其是否成立，但其他人（通常是科学家）则主张通过寻找符合他们当前观点的数据来证实假设是否成立。系统1产生的确认偏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建议，夸大了极端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的事件。如果被问及海啸在今后30年内袭击加利福尼亚州的可能性有多大，你脑中所呈现的图像很有可能就是海啸，你会更容易高估出现灾难的可能性。这就如同看到同吉尔伯特提出的那些类似“白鱼吃糖果”这种无意义的陈述时产生的反应一样。

    光环效应与群体的智慧

    如果你赞同一个总统的政见，你可能也会喜爱他的声音及着装。喜爱（或讨厌）某个人就会喜爱（或讨厌）这个人的全部—包括你还没有观察到的方面—这种倾向就叫做光环效应。这个术语已在心理学领域使用了长达一个世纪，但仍然没能成为日常用语。这是一件憾事，因为光环效应这个说法很好地诠释了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在我们塑造对人与环境的看法时起着很大的作用。系统1可以通过很多比现实更简单却更连贯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世界，光环效应就是其中一种。

    你在某派对上遇到了个名叫琼的女士，发现她既漂亮又善谈。现在，她的名字再次出现，并有可能是被叫去捐款。你知道琼有多慷慨吗？正确答案是：你事实上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理由可以让你认为善于社交的人在慈善方面会表现得慷慨。但你喜爱琼，当你想到琼时，那种喜爱的感觉会再次涌上心头。你自己慷慨，也喜欢慷慨的人。通过联想，你预先倾向于相信琼是慷慨的。现在，你认为琼是慷慨的，你可能会比以前更喜欢她，因为你又增加了一条令她讨你喜欢的特点。

    在琼的这则故事里，我们并没有她慷慨程度的真正证据，而是凭借自己对她的情感回应作出猜测，用猜测弥补证据的缺失。在其他情况下，证据会逐渐出现，由第一印象产生的感觉会影响你对事物的解读。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的一个实验堪称心理学实验中不朽的经典。他对两个人进行了描述，并要求其他人对这两人的个性进行评论。你认为艾伦和本这两人怎么样？

    艾伦：聪明—勤奋—冲动—爱挑剔—固执—忌妒心强

    本：忌妒心强—固执—爱挑剔—冲动—勤奋—聪明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就会更喜欢艾伦一些。前几条列出的性格特征会改变后面出现的特征的含义。我们认为聪明人有理由固执，并且还会尊重他这一点。然而，一个忌妒心强又固执的人如果还很聪明的话，他身上就带有一些危险性。光环效应也可以化解歧义：如同“bank”这个单词一样，“固执”这个形容词也是有歧义的，但将它放在一定情境中歧义便会被化解。

    对于这个研究主题，还有许多衍生出来的实验。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要先考虑一下描述艾伦的前三个形容词，然后再考虑剩下那三个描述艾伦的形容词，但实验人员告诉他们，后三个词是用来描述另外一个人的。随后，当受试者根据这些描述假想出两个人时，实验人员问他们，这6个形容词是否有可能用来形容同一个人时，大多数受试者都认为不可能！

    我们对一个人性格特征的观察顺序是随机的。然而，顺序的确很重要，因为光环效应注重第一印象，而后续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消解掉了。在我刚做教授时，我评价学生论文的方式很传统。我会顺序一次取一本论文，一边读一边打分，然后计算出总成绩，之后再接着批改下一个学生的论文。最后，我注意到自己对每一本论文的评估都出奇地相似。我开始怀疑我的评分产生了光环效应，即第一次评分对接下来的所有评分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样的机制十分简单：在我给某学生的第一份论文打了高分后，再碰到有模糊或是有歧义的陈述时都会对这个学生手下留情。这种做法看似合理。一个学生能将第一份论文写好的话，就不应在第二份论文中犯低级错误！但我评分的方法却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某个学生写了两份论文，一份论点有力，另一份却经不起推敲，我则会因为批改的顺序不同而给出不同的分数。我曾经告诉学生两份论文的评分标准是一样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相比第二份论文来说，第一份论文对于总分的影响更大。所以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我采取了一种新的做法。我阅读并批改了某个学生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然后接着改下一个学生的相关论述，而不是按顺序读完第一个学生的整本论文才评阅下一份。我确定将所有分数都写在了论文集的封底，以避免在批改第二份论文时出现偏见（即使是无意识的）。在改变方法后不久，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我对评分的自信程度比原来更低了。原因在于我频繁地感到一种不适。当我对某个学生的第二份论文感到失望时，便在他的论文集封底记下一个低分，但却偶然发现我给他的第一份论文打了最高分。我也注意到了我会不经意地改变尚未写下来的分数以缩小两份论文之间的分数差，并且，我很难克制住自己不这样做。我对同一个学生的论文评分通常相差巨大。这样的前后不一使我感到不确定和沮丧。

    我现在对自己的评分行为感到失望和不自信，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它表明现在这个方法比原来的有进步。我先前所感到的一致性是伪造出来的，它使我有了认知放松之感，我的系统2也欣然接受了最后的分数。采用新方法之后，虽然第一个问题深深影响到我对之后学生的评估，但我允许自己这样做，因而学生某些问题答得好和不好的分数差别也就不是我有意为之的了。但我发现同一个学生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表现优异，而对另一个问题的解答却很糟糕。当我改变方法时，这种令人感到不适的前后不一致就显露了出来：它不仅反映出随便拿一个问题去衡量学生水平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还反映出我自己打出的分数同样不可靠。

    我采取的避免光环效应的评卷方法遵循了一个普遍原则：消除错误的关联！为了了解这一原则的工作原理，我们设想一下：向大量观察者展示一些装有硬币的玻璃罐，让他们估计一下每一个罐里硬币的数量。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他最为畅销的著作《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中解释道，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个任务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一群人共同作出判断时准确率就很高。有些人高估了硬币的数量，另一些人低估了它，但对所有判断进行平均估算得出的平均值就会趋近于准确值。这种机制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观察着同一个玻璃罐，他们的判断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每个人犯的错误都与其他人的错误无关，（在没有系统性偏见的情况下）这些错误的平均值趋近于零。然而，只有在每个人的观察相互独立、每个人所犯错误之间不相关联的情况下，降低错误率的奇迹才能出现。如果观察者持有相同偏见，就算将他们的判断汇总起来也难以降低错误率。允许不同观察者之间相互影响会减少样本量，进而影响小组估值的准确率。

    想要从大量证据来源中获取最有用的信息，你应设法使这些来源相互独立。这也是警察办案时所遵循的规则。如果某个案件有多个目击证人，在录口供之前，这些证人是不能获准讨论案件的。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防止不怀好意的证人相互串通，还避免了没有偏见的证人相互影响。交流过各自目击过程的证人容易在证词中犯相似的错误，降低了他们所提供信息的总体价值。减少信息来源中的冗赘信息总是没错的。

    企业高管需要花大量时间主持会议，独立判断原则（及解除错误关联）可以直接应用到这些工作中。一条简单的规则就能发挥作用：在开始讨论某个问题之前，先让与会的每一位成员各自写下简短的意见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很好地利用了小组里不同知识和见解的价值。而开放性讨论这一常规做法总会注重那些发言早而又强势的人的意见，使得其他人一味附和他们的观点。

    眼见为实的想法往往让我们仓促作出决定

    我和阿莫斯早期合作时最美好的记忆中有一点很难忘，就是他总是乐此不疲地重复一个搞笑情节。阿莫斯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大学时代的一位哲学老师，他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咆哮着说：“你必须时刻牢记‘Primat of the Is’。”我从未弄明白他的老师所说的那句短语是什么意思（我想阿莫斯也不明白吧），但是阿莫斯却还是会说那些笑话。每当我们遇到大脑对现有信息和未知信息的处理方法严重失衡的问题时，他总会想起那句莫名其妙的短语（我最后也总是这样）。

    联想机制一个最基本的结构特点就是它只能回忆起已被激活的观点。无法从记忆中获取的信息（即使是无意识的）可能并不存在。系统1善于提取当前激活的想法来构建最可信的故事情节，但它不会（也不能）提取本系统中根本不存在的信息。

    衡量系统1是否成功的方法是看它所创造的情境是否具有连贯性，而与故事所需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关系不大。信息匮乏是常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系统1则会仓促作出结论。请思考下面的说法：“明迪克会是一个出色的领导吗？她聪明又坚强……”你的脑海中一定会马上闪现出一个答案—“当然会”。你根据非常有限的信息选择了一个最佳答案，但是你却行动过早。试想一下，如果紧随其后的两个形容词是“腐败“和”严酷“，你该怎么办？

    在对明迪克这位领导作出快速判断时，请注意有些事你并没有做，你没有自问：“在形成对某人是否具有领导才能的看法之前，我应该了解些什么？”系统1在第一个形容词出现后就开始自主运作了：聪明是好的，既聪明又坚强就更好了，系统1非常轻松地生成了这种想法。如果有新信息出现（例如明迪克思想腐败），这个故事就会被改写了，但是系统1并不会等待也不会出现主观上的不适。对于第一印象的偏好依然存在。

    寻找连贯性的系统1和懒惰的系统2相结合，意味着系统2将会赞同许多直觉性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又准确地反映了系统1产生的印象。当然，系统2也能对证据采取系统而谨慎的处理方法，还能在作决定之前考虑出现的众多选项—设想你正在卖房子，你就会设法搜寻一些你不知道的信息。然而，即使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系统1也能对其产生影响。系统1的信息输入从未停止。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过早下结论对我们理解直觉性思考非常有帮助，本书也常提到这样的情况，我将会用一个冗长的缩写来代表这种情形：WYSIATI，意思为“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即眼见即为事实。系统1基本上对于引起印象和直觉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都不敏感。

    阿莫斯与他在斯坦福大学带的两名研究生作了一项与“眼见即为事实”直接相关的研究。受试者得到了一些证据并且知道这些证据是片面的，而研究者则是要观察他们拿到证据后的反应。这些受试者接触到的都是法律案例，下面就是一例：

    43岁的被告戴维·桑顿（David Thornton）是工会界代表。9月3日，他来到了“平价大药房”168号进行例行视察。他来到这家药店还不到10分钟，一名驻店经理就过来告诉他不能再站在店里和员工们说话，他只能利用员工休息时间在一间密室里见见他们。在工会与“平价大药房”的合约中，这一要求是得到允许的，但从未执行过。当桑顿拒绝这个要求时，经理告诉他，要么遵守约定，要么离开药店，否则他将被逮捕。此时桑顿暗示经理，在不妨碍生意的情况下，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店里与员工交谈的，每次谈话时间也就是10分钟左右，从来也没有人反对过这一做法，他宁愿被抓也不愿改变例行的视察程序。于是，经理叫来了警察，警察以非法侵入的罪名逮捕了桑顿。在桑顿留了案底并被关押在拘留室一段时间后，所有的指控都被取消。现在，桑顿准备起诉“平价大药房”非法拘留。

    所有受试者都阅读了这些背景材料，除此之外，每一组受试者还听了控辩双方代理律师所作的陈述。情况自然是工会方的律师将逮捕视为恐吓行为，药店方的律师则认为在药店进行谈话扰乱经营秩序，经理的行为是合理的。还有一些受试者就像陪审团成员一样听了控辩双方的陈述。双方律师并没有增加任何背景材料中未提及的有用信息。

    所有受试者都充分了解了整个过程，那些只听到其中一方辩词的受试者能够很轻松地为另一方写出辩词。然而，片面的证据陈述对判断有着重大影响。另外，只掌握一方证据的受试者比掌握了双方证据的受试者更有自信。这正说明人们根据已有信息勾勒出的故事的连贯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一个好故事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前后一致性，而不是其完整性。的确，你常会发现：知道得很少反而可以把已知的所有事物都囊括进连贯的思维模式中。

    眼见即为事实的理念有助于达成连贯性和认知放松的状态，从而使我们相信某个陈述是真实的。这一理念解释了我们能够快速思考的原因，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弄清楚一个复杂领域中那些信息片段的含义的。很多时候，我们拼凑出的连贯情节与事实是无限接近的，完全可以用来支持理性活动。而我还会运用眼见即为事实原则对判断和选择中存在的很多偏见作出解释，以下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过于自信：正如眼见即为事实原则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证据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与主观自信关系不大。每个人对自身想法的自信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亲眼所见的事情的讲述效果，即使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我们经常考虑不到自己有可能尚未掌握对判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份证据，却总是认为眼见即为事实。此外，我们的联想系统更倾向于选择已被激活的连贯模式，抑制怀疑和歧义。

    ·框架效应：同一信息的不同表达方式常常会激发人们不同的情感。“手术后一个月内的存活率是90%”的说法要比“手术后一个月的死亡率是10%”更令人安心。同样，说凉菜“90%不含脂肪”要比说“10%含有脂肪”更具吸引力。很明显，前述每组句子的深层含义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人们通常能读出不同的含义，而且觉得自己的所见就是事实。

    ·比率忽略：回忆一下史蒂夫，那个本性怯懦、做事井井有条，常被看做图书管理员的人。这个人物性格的描述是生动形象的，尽管你清楚地知道男性农民比男性图书管理员多，但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你总会忽略这个事实。你觉得自己的所见即为事实。

    示例—过早下结论“她对这个人的管理技能一无所知。之所以对他印象很好，是因为曾经听他作过一次精彩的报告。”“在讨论之前大家先独自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样可以避免观点的相互干扰，这样更利于集思广益。”“他们看了一份优质的咨询报告后就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掌握的信息其实很少。”“他们并不想了解更多信息，因为那样可能会破坏整个故事情节。他们更愿意相信眼见即为事实。”

    第8章 我们究竟是如何作出判断的？

    你可以回答无数个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别人问你的还是你自问的。同样，你能评价的事物特征也是无数的。你能数出这页中“的”字的出现次数，能比较自己家的窗子和马路对面那家的窗子哪个高，也能对你支持的参议员的政治前景作出评价，其前途无限光明还是前景堪忧，或是碌碌无为。这些问题由系统2来解决，系统2能调动注意力并通过搜寻记忆去寻找答案。系统2接受问题或提出问题：不管是提问还是回答，它都能引导注意力并搜寻记忆来找到答案。系统1以不同的方式运行，不断监视着大脑内外发生的一切，没有特定意图，也无须付出多少努力，只是对当时的情形作出全方位评估。这些“基本的评估”在直觉性判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人们常会拿它们来替代更难的问题—这也是启发法和偏见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系统1其他两个特点也支持用一种判断代替另一种判断的做法。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系统1具备跨维度解读价值观的能力，你可以回答一个大多数人都觉得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山姆的身高和智商一样，那么他究竟有多高？”此时思维快捷方式便开始运行了。系统2会集中注意力回答某个特定问题，或是对某种情况的特殊属性进行评估，集中的注意力又会自动运行其他的评价程序，包括一些基本判断。

    看照片预测竞选胜出者，为何其准确率可高达70%？

    随着人类进化不断完善，系统1可以对生物体生存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提供一个连续的评估，这些问题包括：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们面临的是威胁还是机遇？一切都正常吗？我应该是前进还是退避呢？这些问题也许对于生存在城市中的人而言，不像对大草原上的羚羊那样紧急，但我们有不断进化的遗传神经机制，可以持续不断地对威胁水平进行评估。我们通常用好与坏来评价不同情形，要么说要避开这种情况要么说可以泰然处之，没有问题。人的好心情和认知放松与动物对安全和熟悉程度的判断是相当的。

    如果想找一个“基本判断”的典型例子，想想只需一瞥就能区分朋友和敌人的能力就是了。这种能力能够提高人们在危险世界的生存概率，而这种专属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亚历克斯·托多罗夫（Alex Todorov）曾经对与陌生人接触的安全性问题作出快速判断这一能力的生物学根源进行了探索。他认为我们生来就具有判断的能力，只需瞥一眼陌生人的脸，就能对这个人的两点重要事实作出判断：他有多强势（因此存在潜在的威胁性）；这个人有多可信（不管他的用意可能是友好的还是充满敌意的）。脸型为判断提供了许多暗示：方下巴就是强势的信号。面部表情（微笑或皱眉）是对陌生人意图的判断提示，方下巴加上瘪嘴唇也许就预示着有麻烦了。看脸形的精确性不是很高：圆下巴并不代表温顺，笑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伪装的。不过，即使对陌生人作出判断的能力不高，具备这种能力也是我们的生存优势。

    这种古老的机制在现代社会得到重新利用：它对人们如何选举有些影响。托多罗夫向他的学生展示了一些人脸的图片，有时展示的时间只有0.1秒，他让这些学生按不同属性对这些面部图片进行评估，这些属性包括可爱程度和做事能力。结果所有学生对这些图片的评估结果非常一致。托多罗夫展示给学生的那些人脸图片并不是随意组合的，而是参加竞选的那些政治家的照片。大选结束后，托多罗夫将选举结果和普林斯顿大学学生所作出的能力评估进行了比较，这些学生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候选人的任何政治背景，仅凭自己对这些照片的匆匆一瞥就作出了评估。事实证明，约有70%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和地方长官的竞选活动的胜出者也正是那些在照片评估中获得较高评价的人。这一惊人结果在芬兰的全国大选中得到证实，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的地区选举中，澳大利亚、德国和墨西哥的众多选举中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令人惊奇的是（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在托多罗夫的研究中，能力评估远比可爱程度的评估对选举结果的预见能力强。

    托多罗夫发现，人们总会结合力量和可信度两方面因素来评估一个人的能力。刚毅的方下巴和自信的微笑便可告诉我们，这个人很有能力。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面部特征确实能预示某些政治家可以当选，但关于人们对胜出和出局候选人的判断研究显示，我们往往在投票前就会对那些不具备我们认可的面部特征的候选人持否定态度。在他的研究中，失败者引起的（负面）情感回应更强烈，我将这个例子称为“判断启发法”案例，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沿用这个说法。投票者尝试着对候选人将来的任职表现生成一种印象，他们又转而依靠系统2快速自主地作出一种更加简单的判断，这一系统只有在必要时才会作出这一判断。

    许多政治学者也循着托多罗夫最初研究的路子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划定了一类投票者，这类投票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听从系统1的指挥。这些投票者经常看电视，对政治却所知甚少，而那些政治学者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不出所料，对于那些信息贫乏、爱看电视的投票者来说，面部特征表现出的能力对其投票的影响较大，其受影响程度约为那些信息丰富、看电视少的投票者的3倍。显然，系统1对投票选择的影响因人而异，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体现个体差异性的例子。

    当然，系统1理解语言，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一些基本判断基础之上的，而这些判断通常又是在洞察事实和理解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判断包括对相似度和代表性的判断，对因果关系的属性以及对联想和样本的可用性的判断。尽管判断的结果是用来满足任务要求的，但是没有具体任务时，这些判断活动照样也在进行着。

    基本判断的内容很多，但并不是每个可能的属性都需要判断。例如，我们可以简单看看图7。

    一眼看去，你便会对该图的很多特征有个初步印象。你知道左右两个长方体一样高，也很相似。然而，左边那个长方体的方块数和铺在平面上的方块数是不是一样，这可不是瞥一眼就能明了的事，而且你也想不出这堆方块能摞成多高的长方体。

     [image file=Image00008.jpg]

    为了证实左面长方体的方块数目和中间的方块数目相同，你需要数一下这两堆方块，对比一下结果，这个活动只有系统2能完成。

    平均长度与总长度是完全不同的数量概念

    还有一个例子，请看这个问题：图8中各条线的平均长度是多少？

     [image file=Image00009.jpg]

    这个问题很简单，系统1无须任何提示就能回答。实验显示，人们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完全可以精确地记下很多线段的平均长度。此外，观察者的认知系统即使正忙于记忆，这些判断的精确度也不会受到影响。认知系统未必知道如何用英寸或厘米为单位来描述平均值，但是如果让其判断另外一条线是否符合平均值，它们的判断也是非常精确的。对于一组线的长度标准生成一个印象无须系统2的参与，系统1会自主且毫不费力地完成这一任务，就像它记一组线的颜色和它们之间不相平行的事实一样轻松。我们也可以立刻对众多物品的数量生成一个印象，如果其数量只有4个或少于4个的话，印象会很精确；如果更多的话，就会变得模糊。

    现在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图8中所有线的总长度是多少？这是一种全新体验，因为系统1无法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建议。为此题作答的唯一办法就是启动系统2，系统2会尽力估计平均值，评估或数出有几条线，用平均长度去乘条数得出结果。

    仅凭一瞥系统1计算出一组线的总长度，其结果多半不对，这一点你很清楚。你认为自己绝不会这样做。事实上，这是该系统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因为系统1通过原型或一组典型事例来代表不同事物分类，它能解决好平均问题，但对总量问题就束手无策了。一个类别的规模及其所包含的实例数量，在我们判断总额变量时常常被忽略掉了。

    在我们进行的众多实验中，有一项是根据那次损失惨重的埃克森–瓦尔德斯号（Exxon Valdez）原油泄漏事件的诉讼而设计的，我们询问受试者是否愿意掏钱买网来覆盖油池，因为这些油池常淹死迁徙的鸟类。受试者组成的不同小组分别表明了各组的意愿，他们愿意掏钱来拯救鸟的数量分别为2000只、20000只和200000只。如果拯救鸟类是个经济善举的话，其价值大小就要看总数这一变量了，即拯救200000只鸟应该比拯救2000只鸟更有价值。事实上，3个组的平均捐款分别是80美元、78美元和88美元，与鸟的数量没有什么关系。3组受试者做出反应的对象为原型—一只无助的小鸟被淹死的可怕画面，鸟的羽毛浸泡在黏稠的原油中。实验人员屡次发现，在这样的情形下，受试者几乎完全忽略了数量的概念。

    与强度等级匹配的描述

    诸如你的幸福感、总统受欢迎的程度、金融骗子的合理惩罚和政治家的未来前景等问题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这些问题都涉及隐含的强度或数量概念，因而我们也就可以使用“更”这个词对其进行描述：更幸福、更受欢迎、更严厉或（对政治家来说）更有力度。例如，一个候选人的政治前景可能是“她在首轮竞选就会出局”这样的背运，也可能是“她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总统”，身居高位。

    接下来我们会了解到系统1的又一新能力。强度的等级在不同领域中都有“匹配”描述。如果罪行是颜色，杀人就应该是深红，颜色比偷窃更深。如果犯罪用音乐来表达，大屠杀就应该用强音，而停车不付钱则应该用弱音。当然，你对惩罚的强度也有类似的感觉。在传统的实验中，有些人用声音的大小来表达犯罪的严重性；其他人用声音大小来表达法律惩罚的严重性。如果你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表达犯罪的，一个是表达惩罚的，如果一个声音比另一个声音更响的话，你会有不公平之感。

    请思考这个例子（后文中还会提到这个例子）：

    朱莉4岁时就能阅读。

    现在请将朱莉这个孩子的阅读能力与下面的强度等级进行匹配：

    若某人的身高和朱莉的早慧程度一样，那他有多高？

    你觉得6英尺（1英尺=0.304 8米）怎么样？显然太少了。那7英尺呢？也许又太多了。你希望找到一个高度能匹配4岁孩子极强的能力。虽然很强，但并不超群。15个月大就能阅读才是超群的能力，这就跟一个人身高7.8英尺一样。

    你的工作收入多高才能与朱莉的阅读能力相匹配呢？

    什么罪行的严重程度可以与朱莉的早慧程度相匹配呢？

    常春藤大学的毕业学分积点多高才能与朱莉的阅读水平相匹配呢？

    上述问题并不是很难回答，对吧？此外，可以肯定的是与你同处一个文化领域的人作出的匹配与你的回答会很相近。我们发现，人们根据朱莉的阅读年龄这一信息预估她的学分积点时，他们通过一种范畴向另一范畴的转换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且选出了相应的学分积点值。我们也明白为什么这种利用匹配进行预测的模式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是错误的，尽管对于系统1来说这很正常，但对于统计学家以外的大多数人来说，系统2也可以接受这种做法。

    思维的发散性让我们作出直觉性判断

    系统1任何时候都可以同时进行多种估算，其中有些估算是持续不间断的常规评估。只要眼睛是睁开的，你的大脑就会对视觉范围内呈现出的立体事物进行评估，这种评估是对这些物体的形状、空间位置和特性等因素的全方位评价。这一评估活动的运行或对违背期望的事物进行持续监督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与这些常规评估不同，其他评估行为只有在需要时才会进行：你不会持续评估自己有多高兴或多富裕，即使热衷政治，你也不会一直不间断地评估总统的执政前景。偶尔的判断是主观自愿的，这种判断才是有意识的。

    你不会不由自主地数出每个读到的词的音节数，但如果你选择这样做，就能数对。不过，想要使刻意计算的结果很精确并非易事：我们计算的结果往往比自己想要的或需要的要多。这种过量计算的过程就体现了“思维的发散性”。如同想用散弹猎枪瞄准一个点是不可能的一样（它射出的子弹是分散的），想要让系统1完全执行系统2的命令且不做多余的工作也很难，这一点与散弹枪很相似。我很久以前从书上看到的两个实验就表明了这一点。

    其中一个实验让受试者听几对词，若他们听出这些词是押韵的，要马上按下一个键。下面两组词都是押韵的：

    VOTE–NOTE

     VOTE–GOAT

    在你看来，区别很明显，因为你看到了这两组词，而受试者只能听到单词。“VOTE”和“GOAT”押韵，但它们的拼写不同，虽然受试者听到了这两个词，但他们也会受到拼写的影响。如果两个词的拼写不同，受试者听出它们是押韵的速度就会慢些。尽管要求是比较声音，但受试者同时也对两者的拼写进行了比较，而且与声音无关的不匹配因素妨碍他们迅速作出判断。刻意回答一个问题却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这一行为不仅没必要，而且对主要任务的完成也很不利。

    在另一项实验中，受试者听了几个句子，如果句子是真实的，就要马上按下一个键，如果是假的，就按下另一个键。对以下这些句子的正确回应是什么呢？

    有些路是蛇形的。

    有些工作是蛇。

    有些工作像监狱。

    这三个句子从表述上来看都是错的。不过，你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第二个句子比另两个句子错得更明显，实验也证实了这一本质性不同。之所以存在这种不同，是因为第一句、第三句两个难句从比喻角度看是正确的。这次又是要进行一个预估活动却引起了另一个预估行为，而且，正确答案在冲突中更明显，但这个与回答并不相关的冲突却影响了系统的正常运行。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发现，思维的发散性和强度匹配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很多自己不很了解的事情能够作出直觉性判断。

    示例—判断问题“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吸引力是一种基本判断，不管你是否想这样做，这种评价都是不由自主进行的，也会对你产生影响。”“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些线路，这些线路可以从脸型来推断一个人统领大局的能力，即他看上去有些领导气质。”“如果强度与罪行不匹配，惩罚则不可能公正。就像是你可以用光的亮度来与音量的大小匹配一样。”“关于思维的发散性，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例子：他被问及是否认为这家公司财力雄厚时，他想到的却是该公司令其钟情的产品。”

    第9章 目标问题与启发性问题形影不离

    关于你的思维活动，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你很少被问题难倒。的确是这样，偶尔你会碰到这样的问题：17×24=？你无法立即想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时刻毕竟是少数。当大脑处于正常的状态时，你几乎对眼前出现的所有事物都会有直觉和想法。对一个人不是特别了解时，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他；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陌生人；你没有作过调查分析，却能感觉到一家企业一定会成功。有时，对于一些无法完全弄懂的问题，你也总能作出答案，而回答的依据是什么，连你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找个相对简单的问题来作答

    我简单描述了如何从复杂的事情中提取直觉性的观点。对于有难度的问题，我们总是很难快速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此时系统1就会找到一个相关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原来的问题更易作答。我把这种回答一个问题而绕开另一个问题的做法叫做“替代”。我还将采用以下术语：

    “目标问题”就是你想要作出的评估。

    “启发式问题”就是你绕开原来的问题去回答的那个更简单的问题。

    “启发”这一术语是指协助寻找各种难题的恰当答案的简单过程，虽然找到的答案常常并不完美。这个词和希腊语eureka（意为“找到了”）是同根词。

    我和阿莫斯在共同工作的早期就想到了替代这一概念，它也是启发法和偏见研究法的核心内容。我们自问：人们在对可能性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是如何成功作出可能性判断的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一定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单化了，由此，我们开始研究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的答案是，当人们按照要求对可能性作出判断时，他们实际上是对其他的事情作了判断，并且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判断可能性的任务。遇到很难的“目标问题”时，如果脑海中马上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关联且容易回答的“启发性问题”的答案，系统1通常便会采取这种“替代”的做法，采用替代问题的答案。

    用一个问题替代原来的问题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好策略，乔治·波利亚（George Pólya）在他的经典著作《怎样解题》（How to Solve It）中提到了替代问题：“如果你无法解决某个问题，就去解决另外一个简单点的问题好了—去找这个简单的问题吧。”波利亚的启发法是系统2有意实施战略性决策的过程。不过，我在本章讨论的启发法案例并不是精心挑选的，而是思维发散性造成的结果，是我们锁定问题答案控制能力不强的结果。

    请看下面的“目标问题”。它们都很难，在给出合理的答案之前，你肯定会先处理些其他难题。幸福的含义是什么？未来6个月会有哪些可能的政治动向？其他金融犯罪的标准量刑是什么？候选人的竞争有多激烈？还有哪些环境因素或者其他原因需要考虑？想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但是你不要受制于完全理性的答案，经过认真推理之后，可以找到启发性的替代答案，尽管这种方法有时很好用，而有时却会导致严重的错误。

    目标问题启发式问题

    你愿意为拯救濒危物种捐多少钱？

    你这些天对生活满意吗？

    今后6个月里总统受欢迎的程度如何？

    欺骗老人的理财顾问应受到何种惩罚？

    这位竞选总统的女士能在政治道路上走多远？

    启发式问题

    想到垂死的海豚时，我的情绪波动有多大？

    我现在的心情如何？

    总统现在有多受欢迎？

    想到金融骗子，我会有多生气？

    这位女士看上去像是个政治赢家吗？

    思维的发散性可以使懒惰的系统2摆脱很多繁重的工作，快速找到难题的答案。“启发式问题”相对于“目标问题”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作出回答。你对海豚和金融骗子的感觉，你现在的心情，你对自己看好的竞选人政治能力的印象，或者总统现在的立场等，都会立即呈现在你的脑海中。启发式问题给每个有难度的目标问题都准备了一个现成的答案。

    上述说法中存在一定的不足：没有指出答案应该与原始问题存在关联。例如，我对垂死海豚的感觉一定要用钱来表示，这一点让人费解。而系统1的另一项能力，即强度匹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情感和捐款都是按强度分级的。我对海豚的感情可能很强烈，也可能很淡薄，而我捐款的数目会与我对海豚的感情强度相匹配，我脑海中出现的钱数就是匹配量。相似的强度匹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问题。例如，不同竞选者的政治表现可以从很糟糕到非常出众。同样，衡量政治成功等级也包括“她在首次竞选就会出局“的最差表现和”她将来会成为美国总统“的最佳表现。

    思维发散性的自主过程和强度匹配可以使能映射到目标问题的简单问题有一个或多个答案。有些情况下会有替代答案，系统2会认可这一启发式答案。当然，系统2也可以拒绝这个直觉性答案，或者通过整合其他信息来改变它。但是，一个懒惰的系统2往往会遵循最省力法则，不经检验就认可某个启发式答案。你不会被难倒，也不必非常努力，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其实答非所问。此外，你也许都注意不到目标问题很难，因为你的头脑中会很迅速地闪出一个直觉性答案。

    立体启发法：远处的物体看上去更高大

    请看图9并回答下面的问题。

    图9

    如图9所示，右侧的人是否比左侧的人高大？

    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那个最明显的答案：右侧的人更高大。但如果你用尺子量一下，你会发现实际上他们体型一样。你对他们相对体型的印象受到强大错觉的控制，这种错觉也正是替代过程的最佳解释。

    图中人物经过的走廊被画成了透视图，显得平面越来越深。你的感知系统自动地将这幅图看做是立体的，而不是印在平面上的。在立体透视图中，右侧的人比左侧的人离我们更远，显得更高大。大多数人都会对立体图感觉很强烈。只有视觉艺术家和有经验的摄影师才具备将这幅图看成平面图的能力。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此时就会有替代产生：对立体图像大小的印象左右了我们对平面图大小的判断。错觉的产生是由立体图的启发导致的。

    此时出现的是一个真正的错觉，不是对问题的误解。你知道是图片中3个人的体形造成了我们的错觉，因为它们是印在纸上的。如果有人让你估计这几个人的体型，我们通过实验就会知道你的答案会是用英寸来表达的，而不是英尺。你对问题没有疑问，但你会受到那个并没有被问到的问题的影响，比如：“这3个人有多高？”

    上例中启发法的那个重要环节—立体大小替代平面大小—是自主发生的。图片中包含着一些暗示，这些暗示会让图片产生立体感。尽管这些暗示和要完成的任务—判断纸上人物的体型大小—并无关联，你本该忽略这些因素，然而你却做不到。启发法的偏见是图中看上去更远的物体看上去更大。正如上例所示，基于替代的判断必然会如预想的那样有失偏颇。在这个例子中，基于替代的判断在感知系统中运作得比较隐蔽，根本就是不由自主发生的。

    一些德国学生作过的一项调查堪称替代研究的最佳案例之一。这些年轻人完成的调查包括下面两个问题：

    你最近觉得幸福吗？

    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

    实验人员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关联度很感兴趣。那些回答自己有很多次约会的学生会比那些约会次数少的人更幸福吗？令人吃惊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两个答案的关联度几乎为零。显然，学生在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约会。

    另一组学生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但次序正好相反：

    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

    你最近觉得幸福吗？

    这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在这种顺序下，约会次数和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度能达到心理测试的最高水平。其间发生了什么呢？

    原因很明确，这就是替代作用的典型案例。约会显然不是这些学生生活的重心（第一次调查中，幸福和约会并不相关），但当实验者要求他们回想自己的浪漫生活时，他们确实有情感上的回应。有多次约会的学生想起了自己生活中快乐的事，而那些没有约会的学生想起的都是孤独和被拒绝的情节。因此看到第二个问题时，由（第一个）约会问题引起的那些情感就在大家的脑子里徘徊，影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上例中体现的心理活动和图9中的体型错觉带给人的心理体验很相似。评价“最近的幸福感”这种任务并不常见，也不简单，需要仔细思考之后才能给出恰如其分的回答。但是，提到约会情况，这些学生就无须努力思考了，因为他们脑海中早已有了相关问题的答案。这个相关问题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恋爱生活满意程度如何。他们将被问及的问题替换成了另一个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同样可以采用与错觉研究相同的做法，可以问一问：这些学生感到困惑了吗？他们是否真的认为这两个问题—他们被问及的问题和他们回答的那个问题—是相同的？当然不是。学生不会一下子把浪漫时光和生活混为一谈，如果让他们说说对这两个词的理解，他们肯定会说浪漫时光和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其实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两个概念是否相同，他们的问题是最近是否感到幸福，于是系统1就用已有的答案来作答了。

    约会的案例并非特例，如果这些参与实验的学生先看到的问题是与父母或金钱的关系，而后马上看到那个关于幸福的问题，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在两种情况下，满足感在特殊情况下影响了关于幸福感的表达。任何影响人心情的重要情感问题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眼见即为事实。当人们评估自己的幸福感时，他们思维状态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

    情感启发式：因为喜欢，所以认同

    一旦加入情感因素，结论对论证的主导作用便会最大程度地凸显出来。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提出了“情感启发式”的概念，认为人们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你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你对各类论证的看法，即它们是令人信服的还是难以服众的。如果你对当前的医疗政策还满意，就会相信该政策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而且你相信在这个政策下，花同样的钱能做更多的事。如果你对其他国家采取鹰的态度，就很可能会觉得其他国家相对弱小，更有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俯首帖耳。而如果你的态度像只鸽子，就会觉得它们更强，不会轻易受到牵制。你对辐照食品、瘦肉、核能、文身或摩托车等事物的态度会左右你对这些事物的感受，它们是惠及生活还是充满风险。如果你对这些事物通通都不喜欢，很可能会觉得它们对你而言利少弊多，根本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

    结论的至高无上并不意味着你的思维完全停止运转了，也不意味着你可以完全忽略信息和合理解释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了解到自己并不喜欢的一项活动的风险其实远比自己想象的小时，你的看法乃至情绪就会发生变化（至少会有那么一点变化）。然而，这种较低风险的信息同样也会改变你对该活动益处的看法（你认为益处会更大），尽管你接收到的信息中没有任何与益处相关的信息。

    在此我们又看到了系统2的另一个“特性”。到目前为止，我似乎已经将其描述成一个给系统1留有足够余地的默许监视器。我描述的系统2还具有主动搜寻记忆的功能、复杂计算功能、比较功能、规划功能和决策功能。在球拍和球的问题中以及许多其他的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例子中，系统2似乎总是处于最高决策地位，并有能力抵制系统1的建议，它能使事情放缓，开始进行逻辑分析。自我批评是系统2的功能之一。但在态度方面，系统2更像是系统1各种情感的赞许者而非批评者，也可以说是其各种情感的转让者而非实施者。它搜寻的信息和论据多半局限于与已有看法一致的信息，并不着意对其进行调查审核。积极且追求连贯的系统1为要求不高的系统2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

    示例—替代和启发法“还记得我们绞尽脑汁去回答的那个问题吗？我们是不是把它换成了一个简单点的问题呢？”“别人问我们的问题是这位候选人是否会成功，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似乎是她是否能成功应对采访。咱们还是别顾左右而言他了。”“他喜欢这个项目，因此他认为该项目投入少、回报高。这是情感启发式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将去年的表现作为依据来预测公司未来几年的表现。这个依据能作为有效参照吗？我们还需要其他什么信息才能作出正确预测？”下面列出了系统1的特点和活动。每个主动句都代替了一个陈述句，虽然表述更精确了，但却更难理解了，因此大脑便开始自主且快速地运行。我希望这个对大脑特性的描述能帮你形成一种对虚拟的系统1各种“特性”的直觉认识。与身边的很多人一样，你对系统1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运作会有直觉的认识，而且其中大多数直觉都是正确的。

    系统1的特点

    ·生成印象、感觉和倾向；当系统2支持这些行为时，它们就会成为信仰、态度和意图。·自主且快速运行，只需付出较少努力，甚至不用付出努力，没有自主控制的感觉。·当发现（搜寻）特殊形式时，能接受系统2编控来调动注意力。·在接受了一定的训练后，能够做出熟练的回应，产生直觉。·为联想记忆激发出来的各种想法创造连贯形式。·将认知放松感和真理错觉、愉快的感觉以及放松的警惕感联系起来。·区分常态中令人惊奇之事。。推断原因和意图。。忽略歧义，按捺住心中的疑问。·夸大情感的一致性（光环效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证据上，忽略不存在的证据（眼见即为事实）。·作一些基本估测。。通过常态和原型来表现集合，但不要将两者看成一个整体。·通过测量确定不同程度对应的匹配物（比如音量的大小）。·真正去计算，而不是空想（思维的发散性）。·有时用简单点的问题替代难题（启发法）。·对变化的感知比对形态的感知更敏锐（前景理论）。*·对可能性作出过高估计。*·对数量越来越不敏感（心理物理学）。*·对损失的反应比获得更强烈（损失厌恶）。*·严密设计决策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带*的内容将在本书第四部分作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