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5-6

第 二 卷

第五篇 军 队

第一章 绪 论

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军队：
(1)军队的兵力及编成；
(2)军队在战斗之外的状态；
(3)军队给养；
(4)军队与地形的一般关系。
因此，本篇将要研究的军队的几个方面，这些只不过是战斗的必要条件，而并非战斗本身。它们同战斗有不同程度的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在谈到战斗的运用时还要经常提到它们。但是，在谈到它们的本质和特点时，我们应该将每一个方面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

第二章 战区。军团和战局

要对这三个表示战争中的空间。数量和时间的不同事物下一个无比精确的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努力让这些在大多数场合惯用的术语相比比较明确一些，以免有时引起完全错误的理解。

一 战 区

所谓战区，确实是指四面都有掩护因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全部战争空间的一部分。这种掩护，可以是周围有要塞或大的地形障碍，也可以是这个部分和战争空间的其余部分之间有较大的距离。这样一个部分不单单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的整体，因而别的部分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部分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发生间接的影响。如果人们试图要在这里找到一个明确的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只能是:在这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在前进，而在另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却可能在后退;在这部分空间里军队在防御，而在另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却可能在进攻。可是，并非到处都可以运用这种严格的区分的，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问题的实质而已。

二 军 团

借助战区这个概念，我们就非常容易说明什么是军团了:这里所谓的军团，就是指同一战区内所有的军队。很明显，这还没有说明军团这个惯用术语的全部涵义。1815年，布留赫尔和威灵顿虽然在同一战区，可是他们统率的却是两个军团。因此，司令官是军团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标志。并且这个标志同上述标志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在安排恰当的情况下，一个战区内只应该有一个司令官，而且一个独立战区的司令官决不能没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仅仅军队的绝对数量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能够决定军团这个名称。有时，几个军团在同一个战区内和在同一个司令官指挥下行动，它们之所以还保持军团这个名称，并不是因为它们兵力大，而是因为它们完全保留了以前的名称(如1813年的西里西亚军团，北方军团等)。此外，用在一个战区内的大量军队，只应分成几个军，决不能分为几个军团，不然，至少是不符合军团这个看来是切合实际的通常使用术语的涵义的。另一方面，假如把每一个在遥远地区单独活动的分遣部队都叫做军团，固然是书呆子式的作法，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当人们把法国革命战争时期万第人的这些军队称作军团时，却没有任何人感到奇怪，虽然这部分军队的人数并不特别多。
因此，军团和战区这两个概念，一般是互有联系，相互补充的。

三 战 局

人们通常把一年中所有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叫做战局，但是更加普遍和更确切的说法是指一个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如果简单地拿一年作为界限来确定这个概念，那就更不妥当了，因为战争已不再可能由固定的和在较长时间内的冬营而自然地分成若干个以一年为限的战局了。每当比较重大的军事行动的直接影响已经消失和新的冲突正在酝酿，一个战区内的军事活动就自然地分成为较大的阶段。因此，必须考虑这些自然形成的阶段，以便将属于某一年(战局)的全部军事活动都划归这个年度。任何人都不会觉得1812年战局是在默麦尔河畔结束的，这是由于1813年1月1日俄。法两军还在那里，也不会把法军在这以后直到渡过易北河的退却划归1813年战局，因为这个退却显然是从莫斯科开始的所有退却的一部分。

这几个概念即使确定得还不十分精确，也不致于带来什么害处，因为它们不象哲学定义那样，可以作为其他定义的某种依据。我们之所以确定这些概念，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用语更加清楚和明确一些。

第三章 兵力比较

在第三篇第八章中，我们已说明了数量上的优势在战斗中究竟具有多大的价值，从而也说明了一般的优势在战略上具有多大的价值，由此人们已经能看出兵力对比的重要性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还必须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假如我们不抱偏见地研究现代战史，那就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所有兵力这个原则，在目前必须提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
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都曾让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仍会这样。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时期，军队在组织以及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在另一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某些时候，军事艺术又尽力主张根据概括一切的大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有的统帅在这方面还经常能够从对方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作法现在已经过时，不得不让位给自然但又简单的作战方法了。假如我们毫无偏见地考察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那就必须承认，不管是在整个战局中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尤其是在主力会战中，这些现象业已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前一篇的第二章。

在今天，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于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很显著的差别了。当然，科学水平也许还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军事上比较好的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甚至如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官，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抱着彼此大致一样的见解和采用大都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很难说跟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它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只有军队的战争锻炼还能够造成显著的优势。所以，交战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会战的特点就是由上述均势造成的。让我们用比较公正的态度看一看博罗迪诺会战史吧!在这次会战中，是世界上一流的法国军队同组织装备以及部队的训练等方面都远远落后的俄国军队进行较量。在整个会战中没表现出任何显得高超的技巧和智谋。这是双方力量的一次单纯的较量，由于双方力量差不多相等，结果，优势只能象天平一样渐渐倾向指挥官毅力较大和军队战争锻炼较多的一方。我们之所以举这次会战为例，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兵力处于均势状态，而在其余会战中很少还会存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会战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数会战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一次会战中，假如双方缓慢而有步骤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得胜利的把握一定要大得多。实际上，试图在现代战史中找到过去常见的那种战胜兵力多一倍的敌人的会战，那是无用的。拿破仑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统帅，除了1813年的德累斯顿会战以外，在历次胜利的主力会战中，老是无比巧妙地集中了优势兵力，或者至少集中的兵力不比敌人少很多。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比如在来比锡。布里昂。郎城和滑铁卢会战中，他就失败了。
不过，兵力的绝对数量在战略上大多是一个既定数，它是统帅没法改变的。我们研究的结果并非要说明在兵力比敌人相当少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战争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并不每次都是出于自愿的，尤其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时更是这样。因此，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的，一种战争理论要是在最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却不能起作用，那恐怕只能是一种让人奇怪的战争理论。

因此，虽然理论十分希望双方兵力对比相当，可是决不能说兵力对比很不相当时理论就用不上了，在这个问题上是规定不出界限来的。

兵力越小，目的就应该越小。此外，兵力越小，战争的持续时间也应当越短。因此，兵力较小的一方在这两方面就有回旋的余地(如果能这样说的话)。在作战时兵力的大小到底会引起哪些变化，我们只能在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时逐步说明。在这儿只要说明总的观点就够了。但是，为了让这个总的观点更为完整，我们还尝试作如下的一点补充。

被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的一方，越发地缺乏兵力，就越应当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上的紧张和努力程度。假如情况相反，不是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是丧失了勇气，那么，任何军事艺术当然都是无济于事的。

假如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和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全都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谨慎和节制又有辉煌的打击行动，这就是腓特烈大帝在几次战争中让人钦佩的地方。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紧张和努力就必然会显得更重要。如果兵力的对比相差极为悬殊，以致无论如何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毁灭，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就应当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战斗中去。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简直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这方面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让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于是他就将无比的大胆看作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诡诈。最后，哪怕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在无比光荣的毁灭中，也还能获得将来复兴的权利。

第四章 不同兵种的比例

我们只讲三个主要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
我们在下面所作的分析基本上属于战术范围，这需要请大家原谅，因为要令我们的思想更加明确，这种分析是必要的。
战斗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火力战和白刃战(或者单个战斗)。后者可能是进攻也可能是防御(进攻和防御在这里当作两个要素提出来，应当理解为完全绝对的进攻和防御)。炮兵很明显只通过火力战发挥作用，骑兵只通过单个战斗发挥作用，步兵则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发挥作用。
在进行单个战斗时，防御的实质是如扎了根一样固守原地，进攻的实质是运动。骑兵完全没有前一种性能，但充分具备后一种性能，因此骑兵只适合进攻。步兵主要具备固守原地的性能，但也并非完全没有运动的能力。

从各兵种所具备的基本战斗性能上能看出，步兵比其他两个兵种优越而又全面，因为步兵是唯一兼备三种基本战斗性能的兵种。其次还能清楚地看出，三个兵种的联合在战争中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力量，因为人们通过各兵种的联合可以根据需要来增强步兵所固有的这种或那种战斗性能。

在现代战争中，火力战显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应当把个人对个人的单个战斗看作是构成战斗的真正的独立的基础。所以，在战争中整个军队只由炮兵组成是不可思议的。一支只由骑兵组成的军队虽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它的作战力量很小。只由步兵组成一支军队，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作战力量也很强。因此，就单独作战的能力来说，三个兵种的次序应当是:步兵。骑兵。炮兵。

然而，当三个兵种联合的时候，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顺序就并非这样了。火力比运动起的作用更大，所以一支军队完全没有骑兵，并不会同完全没有炮兵那样削弱力量。

一支只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军队，同一支由三个兵种组合而成的军队作战，虽然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要是有相当数量的步兵代替缺少的骑兵，并在作战方法上稍作改变，仍可以完成自己的战术任务。自然，它在前哨勤务方面会有相当多的困难，在进攻时永远不能猛烈地追击溃败的敌人，退却时则更为艰苦。可是，只这些困难还不致使这支军队完全退出战场。相反，这样的一支军队，在跟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军队作战时，却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而后者要抵抗住三个兵种组成的军队，却是难以想象的。

上面关于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考察，不言而喻，这些是从战争中所有相互相似的一般情况中抽象出来的，并且我们并不打算把这个真理运用于各个战斗的每一具体情况。一个担任前哨或正在退却的步兵营，或许宁愿配属有一个骑兵连，而并不愿意带几门火炮。在迅速追击或迂回溃逃的敌人时，只要骑兵和炮兵则完全不需要步兵，等等。

如果我们将这些考察的结果概括起来，那些就是：
(1)步兵是各兵种中单独作战能力最强的兵种；
(2)炮兵是完全没有单独作战能力的兵种；
(3)几个兵种联合作战时步兵是最重要的兵种；
(4)缺少骑兵影响最小；
(5)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既然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那么人们当然想要发出疑问，什么样的比例才是绝对恰当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
要是能够比较一下建立和维持每个兵种需要消耗的各种力量，然后再比较一下每个兵种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抽象地表示出来各兵种最恰当比例的肯定的结论。然而，这样做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就非常难确定:虽然其中的一个因素……财力消耗，是不难算出的，可是其他一个因素……人的生命的价值，却是谁也不愿意用数字来表示的。

此外，三个兵种中的每一个兵种都要拿国家的某一方面的力量为基础，例如步兵以人口为基础，骑兵以马匹为基础，炮兵以现有的财力为基础，这些全是外在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只要大概地看看各个民族和各个时期的历史，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能起主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作比较用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得不用能计算的因素，即财力消耗，来代替这个比例的整个第一项。在这方面，一般说可以相当精确地指出:根据通常经验，一个一百五十匹马的骑兵连，一个八百人的步兵营和一个八门六磅火炮的炮兵连，其装备费用和维持费用几乎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比例的另一项，即这一个兵种的作用比另一个兵种的作用到底大多少，就更难得出确定的数值了。如果这个数值仅仅是火力决定的，这或许还有可能把它求出来;但是，每个兵种都有自己专门的使命，所以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且它们的活动范围也不是既不能大又不能小那样固定的;何况，活动范围的大小所能引起的只是作战方法的某些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附带来什么严重的不利。

人们常常谈到经验在这方面提供的根据，认为从战史中能找到足够的根据来确定各兵种的比例。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只不过一种空谈，它并非以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为依据的，所以在研究性的考察中可以不考虑它。

哪怕我们能够为各兵种最恰当的比例设想出一个肯定的数值，这个数值也是一个无法求出的Ｘ，因而这样做只不过是概念游戏而已。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说明，同一个兵种在数量上比对方占很大优势时或处于很大劣势时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炮兵可以增强火力，是各兵种中最可怕的兵种。军队缺少它就会相当显著地削弱自己的威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是运动最困难的兵种，它能让军队变得相当不灵活。此外，炮兵因为不能进行单个战斗，所以经常需要部队掩护，要是炮兵过多，由于配属给它的掩护部队不能处处抗击敌军的攻击，炮兵就通常会落到敌人手中，从而带来新的不利(三个兵种中唯有炮兵有这种不利):炮兵的最重要装备……火炮和弹药车有可能会立刻被敌人用来对付我们。

骑兵可以加强军队的运动能力。如果骑兵过少，一切行动就肯定会变慢(徒步)，各种行动就必须更加谨慎地加以组织，战争要素的燃烧的种种速度就会减低。这样，胜利的丰富果实就不能用大镰刀而只能用小镰刀进行收割了。

骑兵过多，自然不能认为军队的力量就会受到直接的削弱，也不能认为军队的内部比例就不恰当，可是，给养方面的困难增加了，军队的力量显然会受到间接的削弱。而且要知道，少用一万名过多的骑兵，就能多用五万名步兵。

由于某个兵种比例不当而产生的上述特点，对于在狭义上而言的军事艺术来说则更为重要，因为狭义的军事艺术是研究运用现有军队的学问。并且，现有的军队交给一个统帅指挥时，往往各兵种的比例已定，统帅在这方面不能起多大作用。

因此，如果说某个兵种比例不当会令作战的特点产生什么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是:

炮兵过多，作战必然带有更多的防御性和被动性。在这种情形下，必须更多地利用坚固的阵地。大的地形障碍，甚至是山地阵地，能方便利用地形障碍防卫和保护大量炮兵，让敌军前来自取灭亡。整个战争就将以稳重而又缓慢的步伐进行。

相反，炮兵不足时，我们将主要采用进攻的。积极的和运动的原则。行军。吃苦耐劳就成为了我们的特殊的武器。于是，战争显得更复杂，更活跃，更曲折。大的军事行动将化为许多小的军事行动。

在骑兵非常多的情况下，我们将寻找广阔的平原并乐于采取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同敌人保持较远的距离，让自己得到较长时间的和较舒适的休息，而不使敌人有这样的条件。我们由于控制着空间，因此敢于进行较大胆的迂回以及比较冒险的运动。只要牵制性攻击和奔袭还是有用的辅助手段，我们就能很容易地使用它们。

骑兵严重缺乏会跟炮兵过多那样减弱军队的运动能力，可是不能象炮兵过多那样增强军队的火力。在这种情形下，小心和慎重就成了战争的主要特点。一直接近敌人，以便经常监视敌人;避免作迅速的，特别是仓卒的运动;到处以集中得非常好的兵力缓慢前进;宁肯进行防御和选择复杂的地形，必须进攻时就直捣敌军的重心，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然倾向。

作战方式因为某一兵种过多或过少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极少是这样的全面和彻底，以致只这种变化就决定了整个行动的方向。采取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在这个战区还是在那个战区，进行主力会战还是采取别的作战手段，这些完全取决于其他更重要的条件。如果人们认为不是这样，那么他们恐怕至少是将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了。但是，虽然主要问题已经根据其他原因决定了，某一兵种过多或者过少总还会起一定的影响，因为，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具体活动中，人们在进攻时也有可能是小心的和慎重的，而在防御时也有可能是大胆和富有进取精神的，等等。

另一方面，战争的特点也可以对兵种的比例产生出了显著的影响。

第一。依靠后备军和民军进行的民众战争，自然只能建立大量的步兵。因为这种战争中，装备比人员缺乏，而且装备也只能是一些最为必需的东西，所以，人们很容易想到建立一个炮兵连(八门火炮)的费用可以用来营建两三个步兵营，而并非建立一个步兵营。

第二。兵力小的一方同兵力大的一方作战时，如果不能从民众武装或与此相似的后备军制度中寻求出路，那么，扩大炮兵自然就是兵力小的一方谋求同敌人保持均势的最简捷的手段，因为这样既能节省人力，又能加强自己军队的最重要的因素……火力。加之，兵力小的一方的战区本来就有许多是小的，所以炮兵更为适用。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曾经采用过这种手段。

第三。骑兵是适于进行运动和大规模决战的兵种。所以，在战区辽阔。需要广泛机动和企图进行决定性打击时，让骑兵超过一般的比例是很重要的。拿破仑正好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进攻和防御本身对兵种比例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讲到军事行动的这两种形式时就会说清楚。在这里我们只先说明一点，进攻者以及防御者往往都在一个空间内行动，并且他们都可能有同样的决战的意图，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12年的战局。

人们通常认为，在中世纪骑兵要比步兵多得多，以后，直到今天，骑兵所占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这种看法至少有一部分完全是出于误解。若是人们仔细研究有关中世纪军队的比较精确的资料，那么就会看到，平均说来，那时骑兵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十字军的步兵数量或者德意志皇帝远征罗马时的步兵数量就够了。但是，当时骑兵的重要性却大得多。骑兵是一个较强的兵种，是由民族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以致它的数量虽然始终很少，可是依然被看作是主要兵种，而步兵却不受重视，几乎无人提及，因此，人们就产生了当时步兵十分少的看法。那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国内发生的一些显得规模小的军事冲突中，一支数量不大的军队完全由骑兵编成的情况的确比今天常见得多。由于骑兵在当时是主要兵种，因此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人数众多的大军队的一般情况，那就会确定上述情况不能作为说明问题的根本依据。一直等到在战争中停止了一切封建隶属关系，战争开始由募兵和佣兵来进行，也即是说战争开始依靠金钱和征募进行以来，即在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的战争时期，才停止使用用处不大的大量步兵。并且，如果不是火器的显著改进使步兵的重要性提高了，所以步兵在比例上全部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优势，那么也许又会恢复到完全用骑兵作战的局面了。在此时期，步兵同骑兵的比例是:步兵较少时为一比一，步兵较多时为三比一。

这之后，随着火器的不断改进，骑兵日益丧失其原本就有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已经极为清楚，只是必须说明，火器的改进不光是指武器本身和使用武器的技能的改进，而且是指备有这种武器的部队的使用的改进。在莫尔维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所有的射击技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到目前还没有谁能够超过这个水平。可是，在复杂的地形上使用步兵和在散兵战中使用火器，却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应当看作是火力战方面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骑兵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小，它的重要性却有十分大的变化。这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中世纪军队中步兵的数量因此很多，并非由步兵同骑兵的内在关系决定的，而是因为不能编入费用非常大的骑兵里的人全部编入了步兵，因此，这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骑兵的数量如果只根据骑兵本身的价值来决定，那么再多也不会嫌多。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骑兵的重要性虽然在不断降低，但骑兵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价值和在这样长的时期中一直保持着这个比数。

事实上，至少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骑兵同步兵的比例根本没什么变化，始终保持在一比四。一比五和一比六之间，这一点是似乎不注意的。这种情况好象表明，这样的比例正好满足了自然的要求，它正是那个无法直接求得的数值。可是，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且认为，在许多最著名的事件中骑兵的数量之所以那样多，显然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俄国和奥地利就是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还保存着鞑靼制度的残余。拿破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向来不嫌兵多。当他利用征兵制征兵征到相当大的限度以后，就只有用增加辅助兵种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军队，因为这样做主要的是要花钱而不是增加人。另外，在拿破仑的一些规模极大的战局中，骑兵所起的作用比在一般情况下更大，这一点也是不容忽略的。

大家知道，腓特烈大帝曾经精打细算，以便替他的国家节省下每个新兵。尽量用外国的力量来维持庞大的军队，这是他主要的打算。要是考虑到，当时他的国土本来很狭小，再除去普鲁士以及威斯特伐利亚的各省，那么我们就会了解，他这样做是有多种原因的。

除了需要的人数比较少这一点以外，骑兵用征募的办法也很容易补充，而且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方法是以运动方面的优势为基础的，因而一直到七年战争末期，虽然他的步兵有所减少，而骑兵却依然不断增多。即使如此，在七年战争完成的时候，他战场上的骑兵的数量也只勉强达到步兵的四分之一强。

但是，在我们讲的整个这个时期里，骑兵数量非常少可是获得胜利的战例也不是很少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大格尔申会战。假如只计算参加战斗的师，那么拿破仑当时有十万人，其中骑兵五千人，步兵九万人;联军有七万人，中间骑兵二万五千人，步兵四万人。也就是说，拿破仑少两万名骑兵，只多五万名步兵，按通常道理说他应当多十万名步兵。既然拿破仑以这么大的优势的步兵就取得了会战的胜利，那么我们不妨也要问一下，假如当时步兵的对比是十四万对四万，难道他就有可能失败吗?

当然，联军骑兵的优势的巨大作用在会战以后立刻就充分显示出来了，拿破仑在会战以后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战利品。由此可见，会战的胜利并不等于一切，难道获得胜利不总是主要的事情吗?

在进行了这些考察之后，我们就很难相信骑兵和步兵八十年来所形成以及保持的比例是恰当的，都是根据它们的绝对价值得出的。相反，我们认为这两个兵种的比例经过多次的变动之后，将来还要跟目前一样继续变化，并且骑兵的绝对数量最后将大大减少。

至于炮兵，自从发明了火炮以后，火炮自然而然是随着火炮重量的减轻和构造的日益完善而增多的。然而，从腓特烈大帝时代以来，火炮的数量差不多常常保持着每千人两门或三门的比例。这当然是战局开始时的比例，这是因为在战局过程中炮兵的损失不会象步兵那样大，所以在战局结束时，火炮的比例会明显增大，可能达到每千人三门。四门乃至五门。至于这个比例是否恰当，火炮的数量能不能继续增多而不致于会在总的方面不利于作战，这些问题只能靠经验才能解决。

现在我们把整个考察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步兵是主要兵种，其他两个兵种从属于它。
(2)骑兵和炮兵不足时，能在作战指挥上通过更高的艺术以及更积极的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这必须以步兵比对方强大得多作为前提，并且步兵越是精良，就越可能达到这一点。
(3)炮兵比骑兵更加不可缺少，正是因为炮兵是主要的火力，并且在战斗中炮兵同步兵的关系更为密切。
(4)总之，就火力来说，炮兵是最强有力的兵种，而骑兵显然是最弱的兵种。所以，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在不致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炮兵最多可以多到什么程度，骑兵能少到什么程度。

第五章 军队的战斗队形

所谓战斗队形，就是为了将各兵种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进行的区分。编组以及它们的配置形式，这种区分。编组和配置形式是军队在整个战局以及战争中务必遵循的标准。

所以，战斗队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个算术要素和一个几何要素(即区分和配置)构成的。区分是按照军队平时的固定编制进行的，它以步兵营。骑兵连。骑兵团和炮兵连这样的部分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将它们编组成更大的单位，甚至直至整体。同样，配置是按照平时用来教育和训练军队的基本战术(应该看作是战时也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军队的一种特性)进行的，它结合战争中大规模地运用军队的种种条件，一般地规定出军队进行战斗部署时应当遵循的标准。

过去大部队开赴战场时都是如此，有些时期甚至还把这种形式看作是战斗的最主要的部分。

十七和十八世纪，火器的改进让步兵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使步兵在作战时列成纵深很浅的长横队。当时，战斗队形虽然因此变得简单了，可编组这种队形却更困难而且需要更多的技巧了。骑兵除了配置在受不到射击并还能有活动余地的两翼外，还没有别的配置方法，所以战斗队形经常让军队成为一个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的军队，只要在中间被截断，就会跟一条被切断的蚯蚓一样，尽管两头还活着，还能活动，但已丧失了原有的机能。因此，军队受整体的束缚，如果要让某些部分单独配置，每次都必须重新进行小规模的编组工作。一个军队行军时，就好像处于无规则状态。如果敌人离得很近，就必须用高超的技巧组织行军，以便某一线或某一翼能够一直同另一线或另一翼保持不太远的距离而越过一切险阻。这种行军通常是偷偷地进行的，而且只有在敌人也同样受这种约束的情况下，才能不受惩罚。

所以，到了十八世纪下半期，人们想出了把骑兵配置在军队后面的办法，这样配置的骑兵象配置在两翼一样，同样能够很好地掩护两翼，并且除了能同敌人的骑兵单独进行战斗外，还可以完成其他任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大的进步。这样一来，在整个正面，也就是在阵地的整个宽度上的军队，就完全由相同的部队组成，因此可以将它任意分成几个部分，而且每个部分同其他部分以及同整体都很相近。于是军队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了，所以伸屈自如，显得灵活了。各部分可以毫无困难地从整体中分割出去并再回到整体中来，而战斗队形一直不变。这样，就产生了由各兵种组成的部分，也就是说，人们在很早之前就感受到的这种需要变成了现实。

很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会战的需要出发的。以前，会战就是整个战争，而且将来会战也永远是战争的主要部分。但是通常说来，战斗队形更多地归属于战术而不属于战略。我们之所以谈到这种变化情况，只是想说明，通过把大的整体分为小的整体，战术是怎样为战略作准备的。

军队的兵力越大，分布的空间越广阔，它的各部分的作用越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战略的作用就越大。这样一来，据我们的定义所说的战斗队形就必定会同战略发生某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同战略的衔接点上，也即表现在军队由一般配置转换为战斗的特殊配置的那个时刻。

此刻，我们从战略观点来研究区分。各兵种的联合和配置这三个问题。

一。区分。从战略观点出发，问题从来就并非一个师或一个军应该有多大的兵力，而只是一个军团应该有几个军或几个师。将一个军团分割成为三部分是笨拙的，只分为两部分就更笨拙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就几乎根本没有作用了。

按基本战术或高级战术来确定一个大单位和小单位究竟有多大兵力，这自然有很大自由活动的余地，在这个问题上真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争论了。与之相反，一个独立的整体需要分为一定数量的部分，这却是既明确又肯定的要求。因为有这个要求，战略就有了真正的理由，要确定大单位的数目并且进而继续确定它们的兵力。至于小单位(如连。营等等)的数目及其兵力的确定，则是战术范围内的事情。

即使一个最小的独立的整体，如果不分为三个部分，让一个部分可以在前面，一个部分可以在后面，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假如分为四个部分，那就更加恰当了，只要我们考虑到充当主力的那个中间部分应该比其他两个部分强大一些，当然就会明白这一点。假如经常需要把整体的一个部分作为前卫，三个部分则都作为主力，即作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两个部分作为预备队，一部分作为右侧部队，一部分作为左侧部队，那么就可以把整体分成八个部分。并且，我们也认为一个军团分为这样的八个部分最为恰当。我们没有书呆子式地十分重视这些数字和形式，可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和形式表现了最普遍的和经常不断出现的战略配置，因而是一种恰当的区分。

指挥一个军团(以及指挥任何一个整体)，只向三四个人下达命令，当然仿佛要方便得多。可是，为了获得这种方便，一个统帅却要在两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一。传达命令的层次越多，命令的速度。效力和准确性遭受到的损失就越大，比如在统帅和师长中间设有军长，就将产生这种情况;第二。统帅的直属部下的活动范围越大，统帅自己的实际权限和作用就越小。一个指挥十万人的统帅，他自己的权限在十万人分成八个师的情况下要比只分为三个师的情况下大得多。这里面原因十分多，更加主要的是任何一个指挥官都认为对自己指挥的各个部分有某种所有权，所以，要从他那里抽调一部分部队，无论时间长短，他几乎每次都是要反对的。但凡是有些战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可是，另一方面，为了不致造成秩序混乱，也不能够把一个整体分为过多的部分。一个军团的司令部要指挥八个部分就已经不容易了，因此，区分的部分至多不能超过十个。在师里，由于传达命令的手段少得多，所以，区分的部分要少一点，分为四个，最多五个部分，是比较恰当的。

假如认为一个军团分为十个师，一个师分为五个旅，这两个数目还远远不够，也就是说旅的人数太多，那么就必须增添军一级编制。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么样一来，就增加了一级新的权限，其余各级组织的权限因而大为减小了。

到底一个旅超过多少人才算兵力太大呢?通常一个旅有二千到五千人，不能够超过五千人，其原因看来有两个:第一。人们认为旅是一个指挥官能够直接地。就是用口令指挥的部队;第二。一个步兵部队兵力较大，就只得配有炮兵，并且这种有各兵种初步联合的部队，就自然成为独立的部分了。

我们不打算陷在这些战术上的细节问题里，也不打算争论三个兵种应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比例联合，是在八千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师里，或者还是在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军里。不过，哪怕坚决反对这样联合的人，恐怕也不会反对我们的论断:我们也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令一个部队具有独立性;而且对那些在战争中常常不得不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至少是希望有这种联合的。

一个二十万人的军团分为十个师，每个师又分成五个旅，那么每个旅为四千人。在这样的区分中，我们看不出任何不协调的现象。自然，也可以把这个军团分为五个军，每个军又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再分为四个旅，每一个旅为二千五百人。可是，抽象地看来，我们认为还是第一种区分法比较好，因为采取第二种区分法，除了增加军一级机构以外，一个军团分为五个军，单位太少，不太灵活。一个军分割为四个师，也是一样，而且一个旅只有二千五百人，兵力也太小。采用这种区分法，整个军团中将有八十个旅，而采取第一种区分法只有五十个旅，比较简单。人们放弃头一种区分法的所有这些优点，只是为了使司令官直接指挥的将领减少一半。很明显，兵力显得较小的军团分为军就更不恰当了。

以上是对区分的抽象的看法。在具体情况下还可能根据其余理由作出不同的决定。首先必须承认，八个师或十个师如果集中在平原上，通常还是可以指挥的，可是，如果分散在广阔的山地阵地上，也许就无法指挥了。如果一条大河把一个军团分为两部分，那么一个司令官就不能指挥另一部分。总之，能起非常大作用的地形特点以及具体情况有百余种之多，抽象的规则必须服从它们。

然而，经验教导我们，这些抽象的规则依旧是经常有用的，由于情况特殊而不能应用的场合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得多。

现在我们把研究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并且还需要把重点列出来。

我们所说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只是指直接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所以我们说:

(1)一个整体区分的部分太少，整体就不可能灵活;

(2)整体的各个部分过大，整体的司令官的权力就肯定会被削弱;

(3)增加任何传达命令的新层次，都将从两方面削弱命令的效力，一方面是多经过一个层次，命令的准确性会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是传达命令的时间一旦拖长，会让命令的效力受到削弱。

这一切都要求尽量增加平行的单位，尽量减少上下的层次。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限度:一个军团司令官能顺利指挥的单位不超过八至十个，次一级的指挥官能顺利指挥的单位不超过四至六个。

二。各兵种的联合。在战略上，战斗队形中各兵种的联合，仅对那些一般说来经常需要单独配置。所以可能被迫独立作战的部分才是重要的。这种单独加以配置的部分是第一级的单位，并且主要只是这一级单位，事物的性质决定了这些。因为，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将要谈到的那样，单独配置大多数是由整体的概念和需要引起的。

因此，严格地说，战略只要求在军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军这级，则在师的范围内，进行各兵种的固定的联合，而在下一级单位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临时的联合。

但是，如果一个军人数很多(三四万人)，那么不分割配置的情况很明显就极为少见。因此，在兵力这样大的军里，各师就需要有各兵种的联合。不然，从另外的地方(也许距离相当远的地方)匆忙调一部分骑兵来配属给步兵，会必然延误时间，更别说会造成混乱了。要是有人认为这种延误是无所谓的，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是毫无战争经验的人。

至于有关三个兵种联合的更具体的问题，即应当在什么范围内联合，联合应该密切到什么程度，应该按什么样的比例联合，以及每个兵种应当保留多少预备队等等，都是纯战术问题。

三。配置。军队的各部分在战斗队形中应该按怎样的空间关系进行配置，这也完全是战术问题，只跟会战有关。当然，也能够有战略上的配置，但战略上的配置几乎只是当时的任务和要求决定的，而其中合乎条理的部分，是不包括在战斗队形这个概念内的，所以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军队的配置》一章中开始研究。

由此可见，军队的战斗队形即对一支准备作战的军队的区分和配置。各部分的配置，应该让派出去的每个部分在运用时既能满足当时的战术要求同时也能满足当时的战略要求。假如当时已经没有需要，那么派出的各部分就应该归回原位。这样，战斗队形就成为有效的方法主义的最初环节以及主要基础，而这种方法在战争中就如同钟摆的摆动一样，调节着全部机件，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篇第四章中谈过了。

$$$$第六章 军队的一般配置

从军队开始集中到战斗成熟(即战略上已经将派军队到战斗地点，战术上已经给各个部分规定了位置和任务)，这段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十分长的。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到另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如此。

以前，这一段时间好象是根本不属于战争范围以内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卢森堡是如何野营和如何行军的就够了。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位统帅，因为他是以野营和行军闻名的统帅，完全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代表人物。并且我们从《弗郎德勒战争史》中，对这位统帅比对当时其余统帅也了解得更多些。

当时，野营的背面往往紧靠着河流。沼泽或者深谷，今天看来，这也许是一种荒谬的做法。在当时，野营的正面非常少是根据敌人所在的方向而决定的，以致背向敌方，正面向着本国的情况经常出现。当时采取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在选择野营的位置时，主要是(甚至只是)考虑是否舒适。他们把野营看作是军事行动以外的状态，就如同剧院的后台，人们在这里能够无拘无束。野营的背面紧靠天然障碍，被看作是唯一可取的安全措施。当然，这是针对当时的作战方法说的，如果在野营中被迫可能进行战斗，那么这种措施就完全不适用了。可在当时不必担心这一点，那时的战斗差不多都是经过双方同意后才开始的，就象决斗要在双方到达一个约定好的合适的地点以后才可以进行一样。在当时，一方面由于骑兵非常多(处在全盛时代末期的骑兵依然被认为是主要兵种，特别是在法国)，另一方面由于军队的战斗队形很不灵活，军队不是在任何一处地形上都能够作战，所以军队配置在复杂的地形上，就好象在中立地区，可以受到保护。但是，设营的军队自己也很少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上进行战斗，所以它宁肯出去迎击进行会战的敌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卢森堡所指挥的弗勒律斯。斯滕克尔克和内尔文登等会战，完全是以另一种精神进行的。可是，这种精神在当时还只是刚使这位伟大的统帅摆脱旧有的作战方法，它还没影响到野营的方法。军事艺术中的变革，总是先从某些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开始的，通过这些行动，再逐步扩展到其他行动上去。从前，人们很少把野营状态当成是真正的作战状态。当时，当有人离开营地侦察敌人时，人们通常说”他作战去了”，这句话就说明了这种看法。

那时，人们对行军的看法跟对野营的看法也没有多大不同。行军时，炮兵为了沿比较安全和良好的道路行进，完全跟整个军队分开，两翼的骑兵为了轮流担任右翼的荣誉，常常互换位置。

现在，主要是从西里西亚战争以来，军队在战斗外的状态已经跟战斗有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产生了最为密切的相互作用，以致不再考虑其中一种状态，就不能全面地考虑另一种状态了。假如说在过去战斗是战局中的真正的武器，战斗外的状态只是武器的握柄，前者是钢刀，后者是木柄镶在钢刀上，整体是由两个性质相异的部分构成的，那么现在应当把战斗看作是刀刃，而战斗外的状态是刀背，这个整体是一块锻接在一起的金属，已经辨认不出哪儿是钢，到哪儿为止是铁了。

眼下，战争中的这种战斗外的状态，一方面是军队平时的组织和勤务规则决定的，一方面是战时的战术部署和战略部署决定的。军队可能同时也有的三种战斗外状态是:舍营。行军和野营。这三者都是既属于战术，同时也属于战略，并且战术和战略在这里往往很接近，看起来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或者实际上就是如此，以致有很多部署，既可以看作是战术部署，又能看作是战略部署。

眼下，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三种战斗外的状态同特殊目的结合起来研究以前，我们想在总的方面谈谈这三种状态。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研究军队的一般配置，因为它对野营。舍营和行军来说，是更高一级的和更有概括性的问题。

假如我们一般地考察军队的配置(即不考虑特殊目的)，那么我们只能把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作为一个进行共同战斗的整体来考虑，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形式的任何改变，都要有一个特殊目的为前提。这样，无论军队是大是小，都只不过是一支军队的概念。

另外，在还没有任何特殊目的的时候，唯一的目的就是军队维持和军队保障的安全。让军队能够存在并不致遭到特别的不利，使军队能集中起来进行战斗并不致遭到特别的不利，这是两个必要的条件。假使把这两个条件同关于军队的存在以及安全的问题进一步结合起来，那就必须考虑如下几点:

(1)便于得到给养;

(2)便于军队舍营;

(3)后背安全;

(4)前面有开阔地;

(5)能配置在复杂的地形上;

(6)有战略依托点;

(7)能合理地分割配置。

对上述各点我们分别做如下说明:

前两点要求我们寻找耕作区。大城镇和大道。在一般配置时，这两点比军队已经有特殊目的时更为重要。

至于怎样理解背后安全的问题，我们将在《交通线》那章中论述。在这里显得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是配置军队时应该让附近的主要退却路同配置地区垂直。

关于第四点，一个军团作一般配置时不能跟作会战的战术配置时那样观察到正面前的整个地区。但是，前卫。先遣部队以及侦探队等全是战略上的眼睛，它们在开阔地上进行侦察当然要比在复杂地形上容易。第五点则正好同第四点相反。

战略依托点有两点跟战术依托点不同:一方面它不直接需要同军队联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范围必须特别广阔。原因就在于，倘若就战略的性质来说，战略活动的范围比战术活动的范围较宽广，活动时间也较长。假如一个军团配置在距离海岸或大河河岸一普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军团在战略上就是拿这个海岸或大河作为依托的，因为敌人不可能利用这个空间进行战略迂回。敌人不会再能深入这个空间几天或几周，几普里或者几日行程。相反，一个周缘几普里的湖泊在战略上几乎不能看成是障碍，在战略活动中，问题很少在于向左或向右多走几普里。要塞必须得本身较大，它通过出击所起到的作用范围较大时，才能成为战略依托点。

军队分割配置有时是根据特殊的目的和需要进行的，有时则是根据一般的目的和需要进行的。在这儿我们只研究后面的一种情况。

首先，需要将前卫同其他侦察部队配置在前方。

其次，一支大的军队往往要把预备队配置在后方几普里远的地方，也就是要分割配置。

最后，为了掩护军队的翼侧，通常需要配置专门的部队。掩护翼侧不能理解为抽调军队的某二部分去防御翼侧的空间，让敌人不能接近这个所谓的弱点。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谁去防御翼侧的翼侧呢?这种看法十分普遍，可是却是完全错误的。翼侧本身并不是军队的薄弱部分，因为敌人也有翼侧，敌人如果威胁我军的翼侧，就不可能不使自己的翼侧受到同样的威胁。一旦当双方的处境不一样，敌人处境比我们优越，他的交通线比我方有利时(参阅《交通线》一章)，我军的翼侧才会变成较薄弱的部分。然而，我们在这里不是谈这种特殊情况，所以也不谈根据别的具体情况指定某个部队去防御翼侧空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不属于普通配置的范围了。

然而，翼侧哪怕不是特别薄弱的部分，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翼侧一旦被敌人迂回，这里的抵抗就不能跟在正面上那样简单，我们就得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做更多的准备工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有必要特别注意使翼侧不致遭到意外的攻击。要做到这点，配置在侧方的兵力就必须比单纯侦察敌人时强大。配置在侧方的兵力越大，敌人想要击退它们(哪怕它们不进行顽强的抵抗)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敌人展开的兵力就越多，他的意图暴露得越明显。如此，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尔后的任务，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计划规定。因此，配置在侧方的部队能看作是侧卫，它们的任务是阻碍敌人朝翼侧空间前进，为军队赢得采取对策的时间。

假使规定这些部队向主力退却，而主力却没有同时退却，那么，这些部队自然就不应该同主力配置在同一条线上，而必须向前推进一些。因为即使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就退却，也不能使它们完全对着主力的侧面撤退。

需要分割配置的这些内在原因，产生由四个或五个单独配置的部分所构成的自然的配置方式(究竟是四个部分还是五个部分，要看预备队是不是同主力配置在一起)。

考虑军队的配置问题时，通常说必须考虑给养以及舍营的条件，因此，给养和舍营也能促使军队分割配置。给养和舍营的问题与上述分割配置的内在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应为了满足这一方面，就忽视那一方面。在非常多的情况下，一支军队分为五个单独配置的部分之后，舍营和给养方面的困难就已克服了，就不需要为此再作重大的变更�了。 �

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这些单独配置的部分相距多远能够相互支援，即还能够共同作战。在这儿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两章中讲过的内容，绝对兵力和相对兵力。武器以及地形等在这个方面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不可能作出绝对的规定，只能作一个最一般的规定，就如同只得出一个平均数一样。

前卫的距离是最好确定的。由于前卫退却时是朝向主力运动的，所以前卫的派出距离可以达到一个不致被迫独立作战的较大的行程。可是，前卫也不应该配置得太远，不应超过保证军队安全所需要的距离，因为退却的距离越远，那么所遭受的损失就更大。

至于侧方部队，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由八千到一万人组成的普通师在决定胜负以前，一般可以持续战斗数小时，甚至半天，所以这样的师可以毫无顾虑地配置在数小时行程的距离上，即一二普里以外的地方。根据相同的理由，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能够配置在一日行程的距离上，即三四普里远处。

这样，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军队的一般配置，就是把军队分为四至五个部分并按上述距离进行的配置，就成为一种方法主义。只要特殊目的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总是机械地根据这种方法主义分割配置军队的。

虽然我们已经肯定，分割配置的前提是互相分离的各个部分都非常适于独立作战，而且每个部分都有被迫独立作战的可能，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分割配置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独立作战。军队分割配置仅是暂时的军队存在的条件。如果敌人已经向我军接近，企图通过战斗决定胜负，那么战略配置这个阶段即结束，一切都要集中到会战上来，从而分割配置的目的已经达到，分割配置的目的也就不复存在。会战一开始，就不能再考虑舍营和给养的问题了，在正面以及两侧侦察敌人和利用适当的阻击削弱敌人的运动速度等等任务也已完成。这时，一切都转向主力会战这个大的整体。是否把分割配置只看作是条件，只看成为是迫不得已的下策，而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共同战斗，这是判断这种配置是否有价值的最好的标准。

$$$$第七章 前卫和前哨

前卫和前哨是两个既属于战术又属于战略的问题。一方面，它们是让战斗具有一定的形态和保证实现战术企图的战术部署，另一方面，它们又通常导致独立的战斗，而且往往配置在距离主力较远的地方，因此应当看成为是战略锁链中的一个环节。正是由于它们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所以我们才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作为前一章的补充。

任何没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军队，为了在敌人被自己发现以前就能查明敌人接近的情况，都需要有前方警戒，因为视力所能达到的距离往往并不比火器的射程远多少。如果一个人的视力只能达到一臂那么远，他算是怎样的人呢?前哨就是军队的眼睛，人们早就这样说过了。然而，对前卫和前哨的需要并不总是一样的，对它们需要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兵力。正面。时间。地点。环境。作战方式，甚至偶发事件都会影响需要它们的程度。因此，当我们看到战史中那些使用前卫和前哨的记载都并非简单而明确的，而只是杂乱地罗列了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奇怪。

我们看到，军队的警戒有时由固定的前卫部队担任，有时由拉得十分长的前哨线担任，有时两者并用，有时既不用前者又不用后者，另外有些时候几个行军纵队共派一个前卫，有时各纵队又各自派出自己的前卫。我们想先对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然后再看看能否归纳成少数几条可以实际应用的原则。

假如军队在行军，则由较大的部队组成前方警戒……前卫(军队退却时则为后卫)。如果军队在舍营或野营，则是由兵力不大的哨所加以配置成一线作为前方警戒……前哨。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可以并且必须比运动时掩护更大的地区，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自然是前哨线，军队运动时位居前方警戒就自然是集中的部队。

组成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可以是各不同的，可以从一个骠骑兵团到一个各兵种编成的强大的军，可以从只是向野营地周围派出的小哨以及大哨到一条有各兵种防守的坚固的防线。因此，前卫和前哨的作用也能从单纯的侦察一直到抵抗敌人，这种抵抗不仅能够使军队赢得完成战斗准备所需的时间，并且还能使敌人的措施和意图提前暴露，从而明显地提高侦察的作用。

因此，军队完成战斗准备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它的抵抗越是根据敌人的特殊部署来加以计划和组织，一个较强大的前卫和前哨就愈发显得需要。

在所有的统帅中，腓特烈大帝可称得上是最善于完成战斗准备的统帅了，他几乎只用口令就能指挥他的军队投入会战，而强大的前哨不需要。我们常常看到，他一直是在敌人眼前野营，有时用一个骠骑兵团担任警戒，有时用一个轻步兵营或从野营地派出的小哨和大哨担任警戒，而不使用大部队作警戒。在行军时，以几千骑兵(大多是属于第一线两翼的骑兵)组成前卫，行军结束时又将它们重新撤回主力部队。用固定的部队担任前卫的情况极是少见。

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要想常常以全部力量非常迅速地行动，发挥训练优良和指挥果断的特长，就必须跟腓特烈大帝和道恩作战时那样，几乎完全是在敌人的眼前行动。谨慎的配置和复杂的前哨配系，都会让这支军队的特长失去作用。至于腓特烈大帝由于判断错误和做得过分而导致了霍赫基尔希会战的失利，这并不能完全证明这种做法本身不对，相反，我们应当从这方面来认识腓特烈大帝的卓越的才能，因为在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霍赫基尔希这样的会战通共就只有一次。

可是，我们也看到，既不缺乏精锐军队又具备果断精神的拿破仑，在前进时却几乎每次都要派出强大的前卫。他这样做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战术有了变化。这时，军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已不能只用口令指挥它投入会战了，不能再象一次大决斗那样依靠技巧和勇敢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时军队必须更多地适应地形和情况的特点，战斗队形必须是很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从而会战也必须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了。如此一来，简单的决心必须代之以复杂的计划，口令就必须代之以较长的命令。这就需要时间和情报。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军队的数量十分大。腓特烈大帝只是率领三四万人进行会战，而拿破仑则率领一二十万人。

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统帅经常采取某种固定的方法决不会是没有道理的。通常说，前卫和前哨的运用在现代大大地完善了。但是，就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如同腓特烈大帝那样行动的，在奥地利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前哨配系要强大得多，并且经常派出一个大部队作为前卫。就当时奥军的处境以及情况来说，这样做是有充足理由的。同样，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异样作法。甚至法国的一些元帅，如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乌迪诺和奈伊在马克，他们率领大约有六七万军队前进时，我们也没看到他们用大部队作前卫。

此时，我们已经阐明了有关前卫和前哨的各种不同兵力的问题。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明确另一个不同点，这就是，当一支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不断地前进或后退时，并列的各纵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或有各自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为了在这方面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我们得作如下的思考。

如果有一个大部队被指定担任前卫，那么它的任务原本只是想要确保在中央行进的主力的安全。假如主力是沿几条彼此接近的道路行进，这个前卫部队也可能在这几条道路上行进，因而也掩护了这些道路，那么翼侧的纵队自然就不再需要专门的掩护了。

但是，在离主力较远的道路上行进的真正独立的部队，却必须有自己的前方警戒。甚至是组成中央主力的各个部队，因为道路方面的意外原因而只得距离中央太远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前方警戒。因此，一支军队分为几个独立纵队并排前进，就有几个前卫。假如各纵队的前卫的兵力比作为可以共同的前卫的兵力小得多，那么它们更多地属于战术部署，在战略上就根本不算是前卫。可是，假使中央的主力有一个强大的部队作前方警戒，那么这个部队应该看作是整个军队的前卫，并且在许多场合也确实是如此。

为什么要在中央设置比两翼强大得多的前方警戒呢?有以下三个理由:

(1)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一般在中央行进;

(2)因为凡是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其中央正面的部分显然常常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切作战计划主要是同中央有关，因此中央部分一般比两翼更靠近战场;

(3)因为在中央的先遣部队，哪怕不能作为真正的前方警戒直接保护两翼，对两翼的安全也能起很大的间接的保护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敌人不可能在这种部队侧旁的一定距离内通过，从而对某一翼果断使用重大的行动，因为敌人不能不害怕自己的翼侧和背后会遭到攻击。中央的先遣部队对哪怕不足以完全保障翼侧部队的安全，也能够消除翼侧部队所担心的很多不利情况。

因此，中央的前方警戒，如果比两翼的前方警戒强大得多，即是说，是派一支专门的大部队作前卫，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地担任前方警戒的任务……保护后面的部队不受到袭击，而是在一般战略关系上真正赶到先遣部队的作用了。

先遣部队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也决定着怎样使用先遣部队):

(1)在需要许多时间部署兵力的场合，可以用先遣部队进行一次比较强有力的抵抗，迫使敌人较谨慎地前进，也就是能够提高一般的前方警戒的作用。

(2)当军队的主力很庞大时，可以将行动不便的主力控制在距敌人较远的后面，让一支运动灵活的先遣部队在敌人附近活动。

(3)哪怕我军主力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远离敌人，先遣部队可以派到敌人附近去侦察敌人。

有人认为，派一个人数不多的侦察队，或一支别动队，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侦察任务。但是，假使我们考虑到侦察队或别动队十分容易被敌人击退，而且同大部队比较起来，它们的侦察手段又是多么有限，那么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了。

(4)追击敌人时，用配属有绝大部分骑兵的前卫部队追击，比用整个军队来，可以较快地运动，晚上可以迟一些宿营，早晨则可以早一点出发。

(5)最后，在退却时作后卫，可以用来防守险要的地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的确，乍看起来，似乎这样的后卫经常有翼侧被迂回的危险。但是人们决不应忘记，即使敌人在后卫的侧方前进了一定的距离，他要真正威胁我军的中央部分，还必须经过通向中央的路程，而中央的后卫总是能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的，并且在退却时可以殿后。与此相反，假如中央比两翼后退得快，情况就严重了，就会立刻出现被突破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本身就是十分可怕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退却时更迫切感到需要集中和联合了。因此，两翼的任务是在最后仍然回到中央，即使给养条件和道路状况使得它在相当宽的正面上退却，当后退结束时，通常仍然要在中央形成集中的配置。此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敌人一般是以主力向我军中央推进的，主要正是对我军中央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中央的后卫是特别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派出一个大部队专门担任前卫都是恰当的。但是，假如中央的兵力并不比两翼大，那么就不该派出这种前卫了，例如，1813年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迎击布留赫尔，和布留赫尔向易北河进军，就都是如此。当时，他们的兵力都是三个军，分成三个纵队沿着不同的道路并排地向前行进。没有听说他们有这样的前卫。

但是，将兵力分为三个同样大的纵队的做法是非常不值得推荐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部署象把一支军队分为三个部分一样，会让整个军队很不灵活，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篇第五章中已经讲过了。

在将整体分为中央部分和独立的两翼的情况下(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经说过，只要军队还没有特殊任务，这是最自然的配置方式)，前卫部队说应配置在中央部分的前面，因而也在两翼线的前面。可是，侧方部队对翼侧所担当的任务实际上同前卫对正面所担当的任务是极其相似的，所以，侧方部队时常同前卫位于一线，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侧方部队甚至可以比前卫配置得更前点。

至于前卫的兵力，那是不必多讲的，因为现在通常的习惯已经正确地规定，前卫由一个或几个从整体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编成，并且加强一部分骑兵。所以，如果一支军队区分为若干个军，那么前卫就是一个军，如果区分为若干师，则前卫就是一个师或几个师。

因此容易看出，整个军队区分的单位较多，对派遣前卫来说也是相当有利的。

前卫派出的距离，完全依照情况决定，它有时离开主力超过一日行程，有时就在主力的近前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卫同主力的距离正好是一至三普里，这虽不能成为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则，但是却证明，这样的距离是常常需要的。

我们在上面的考察中压根没有谈到前哨，现在我们得要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一开始我们说过，前哨适用于驻止的军队，前卫适用于行军的军队，那是为了追溯产生这两个概念的起源而暂时把它们分开的;可是，显然，如果我们死板地按这句话来区别它们，那就只是书呆子的做法。

假使说行军的军队到了晚上要宿营，以便第二天早晨继续前进，那么前卫当然也必须这样，并且每次都要派出哨兵担任自己的以及整个军队的警戒，但它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前哨。只有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的主力分散成单独的前哨，因而它集中的部分已经很小，或者已完全不是集中的部队时，即是说，一条前哨线的概念已经大于一支集中的部队的概念时，才能将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看成为是前哨而不是前卫。

军队宿营的时间越短，就越不需要完善的掩护，在一天内，敌人根本不可能弄清我军哪儿有掩护，哪儿没有掩护。宿营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所有接近地的侦察和掩护就必须越完善。因此，当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时，前卫通常将逐渐展开成前哨线。至于前卫应该完全展开成前哨线，还是应当以集中的部队的形式为主要部分，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情况:第一。双方军队接近的程度;第二。地形的性质。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之间的距离比军队正面的宽度小得多，那么在敌我两军之间一般不能置配大部队作前卫，而只能配置一些兵力并不是很大的前哨来保障军队的安全。

一般说来，集中的部队很少直接掩护接近地，所以要它发挥作用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在军队占领正面很宽的地区(如舍营)的情况下，要打算用集中的固定的部队掩护接近地，就应该同敌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所以，冬季舍营时多半用前哨线作掩护。

第二是地形的性质。凡有大的地形障碍，因而可以拿少数兵力组成坚强的前哨线的地方，人们当然是要利用这种地形障碍的。

最后，冬季舍营时如果气候严寒，前卫部队也完全可以展开成前哨线，因为这样做它就便于舍营。

在1794―1795年冬季战局中，英荷联军运用在尼德兰的加强的前哨线已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当时的防线是由许多各兵种组成的旅设置的独立防哨组成的，并且有一支预备队可作支援。曾经在英荷联军中服务的香霍斯特将这种方法带回东普鲁士，并于1807年在帕萨尔格河畔的普鲁士军队中应用。除此之外，近来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警戒方法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战争中运动增多了。有时，就算有运用这种方法的机会，也没有加以利用，举个例子莫拉在塔鲁提诺战斗中就是这样。当时，他如果掉自己的防线拉长一些，恐怕就不至于在前哨战中就损失掉三十多门火炮了。

不能否认，在适当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地方还会谈到。

$$$$第八章 先遣部队的行动策略

我们刚才谈过，前卫部队和侧方部队对迫近的敌人所产生的作用决定着军队的安全。但这些部队同敌军主力发生冲突时，总是应该看作是很弱的。因此，需要专门探讨一下，它们怎样才能既完成自己的任务，又能够不用担心由于兵力悬殊而遭到严重的损失。

先遣部队的任务是侦察敌人以及迟滞敌人。

假如用一支小部队，那么连侦察的任务也会永远完成不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敌人击退，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工具……眼睛，是看不了那么远的。

可是，侦察的作用应该更大些，它迫使敌人在面前展开全部兵力，不光比较清楚地暴露他的兵力，并且暴露他的计划。

如果用一支大部队作先遣部队，那么只它的存在就能够起这种作用，它只要等到敌人作好击退它的准备，然后退却就可以了。

但是，先遣部队还有迟滞敌人前进的任务，因此，就需要进行真正的抵抗。

先遣部队为什么既能够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进行抵抗，并且不致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这主要是因为敌人前进时也派有前卫，并非整个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同时前进的。即使敌人的前卫一开始就会比我方先遣部队占优势(敌人当然会这样安排的)，即使敌军主力距其前卫的距离比我军主力距先遣部队的距离较近，并且敌军主力正在前进，就能赶来全力支援它的前卫战斗，作为我方先遣部队依旧能够在同敌人前卫(双方的兵力差不太多)接触的第一阶段获得一些时间来侦察敌人前进的情况，而且使自己的退却不致有什么危险。

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哪怕进行一些抵抗，也不致带来在其他场合由于兵力悬殊而产生的各种不利结果。在抵抗优势敌人时，更主要的危险永远是军队可能被敌人迂回和遭到包围攻击，因而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可是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时，这种危险往往是很小的，因为行进中的敌人常常摸不清我军主力距先遣部队有多远，因而一旦顾虑派出的纵队会遭到来自两面的火力夹击。所以，行进中的敌军总是使各个纵队大体上保持在同一条线上，只有在确实查明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由于敌军四处这样摸索以及小心翼翼地行动，我方先遣部队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退却。

至于先遣部队对进行正面攻击的或者开始迂回的敌人到底可以抵抗多长时间，这主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和自己援兵的远近。假使由于指挥不当，由于主力需要较多的时间而先遣部队只得忍受牺牲，因此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超过了允许的限度，那么先遣部队必然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也就是可以利用大的地形障碍的时候，来举行真正的战斗来抵抗才是有意义的。可是，先遣部队的这种小规模战斗的持续时间就其本身来看是很短的，这种战斗很难赢得足够的时间。要获得足够的时间，就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1)让敌人的前进比较谨慎，因而比较缓慢;

(2)进行一定时间的真正抵抗;

(3)退却。

退却应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慢些。假如有有利的地形可以用作新的阵地，就必须加以利用，以便迫使敌人重新作攻击和迂回的准备，从而又一次赢得时间。在这个新的阵地上，甚至还能进行一次够格的真正的战斗。

可见，战斗抵抗同退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本身的持续时间不够，就在退却时通过反复多次的战斗来获得足够的时间。

这就是先遣部队的抵抗方式。这种抵抗的效果，第一取决于这支队伍的兵力大小和地形的性质，其次取决于它退却的路程和它可能得到的支援和接应的情况。

一支小部队哪怕同敌人的兵力相等，也不大能够象大部队那样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因为兵力每个阵地上进行的抵抗又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并且相对安全，同时，在山地到处都有这样的阵地能利用。

先遣部队向前推进得越远，退路就越长，通过抵抗所能获得的绝对时间就越多。但从先遣部队的处境来看，它的抵抗能力越小，所能够得到的支援就越少，退却速度也就越快(同离开主力较近。退路较短时相比)。

先遣部队可能得到的接应和支援，自然会对它的抵抗时间发生影响，因为小心谨慎的退却必定会占去抵抗的时间，因此也会减少抵抗的时间。

要是敌人在下午才同先遣部队接触，那么先遣部队通过抵抗赢得的时间就显然不同。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很少利用夜间继续前进，因此我们通常可以多赢得一个夜间的时间。例如，1815年齐滕将军率领普鲁士第一军大约三万人跟拿破仑的十二万人对抗，在从沙勒尔瓦到林尼这段还不足二普里的短短的路程上，普鲁士军就为自己的集中赢得了二十四个多小时。在6月15日上午9时左右齐滕将军受到攻击，而林尼会战到16日下午2时左右才开始。当然，齐滕将军遭到了非常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就达五六千人。

根据经验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当作考察这个问题的依据。

一个有骑兵一万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加强师，向前推进一天行程(三四普里)，在一般地形上能够迟滞敌人的时间(包括退却时间在内)，如同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的一倍半。可是，如果这个师只向前推进一普里，它迟滞敌人的时间十分可能为单纯退却时行军时间的二三倍。

所以，在前卫师离主力四普里的场合(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大约为十个小时)，从敌人在该师面前出现时起到敌人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时止，大约为十五小时。而在前卫离主力仅为一普里的地方，敌人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的时间，可以设想为在三到四小时以后;实际上还会在六至八小时之后，因为在这种场合，敌人为了攻击我军前卫而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前一种场合是一样的，我军前卫抵抗敌人的时间，相对地却比在前一种场合长得多。

从这里能得出结论:在前一种场合，敌人要在击退我军前卫的当天就进攻我军主力是不困难的，在实际经验中往往也确实是这样。甚至一旦在后一种场合，敌人至少必须在上午击退我军前卫，才可能有时间在当天和我军会战。

在前一种场合，因为黑夜对我军有利，所以推进得较远些，前卫可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关于一支军队的侧方部队的任务，我们已经讲过了。它们的行动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取决于具体运用时的具体情况。最简单的是将它们看作是派在主力侧方的前卫，这时，它们应当向前推进得稍远一点，退却时向主力作斜方向运动。

侧方部队不是在主力的正前方，不跟前卫那样，主力可以方便地从两侧接应它。所以，如果不是敌军两翼端的攻击力量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弱，并且我们的侧方部队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有退却的空间的话(它退却时不致跟前卫溃退时那样会直接给主力带来危险)，侧方部队会遭受到较大的危险。

接应先遣部队时最常用的和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强大的骑兵，所以当先遣部队离主力较远时，配置在主力和先遣部队之间应当是骑兵预备队。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先遣部队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是通过真正的力量的发挥，不如说是只由于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通过它们真正进行的战斗，不如说是通过它们可能进行的战斗。先遣部队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都阻止敌人的行动，只能象钟摆一样缓和和节制敌人的行动，让我们有可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行动。

$$$$第九章 野 营

对军队战斗外的三种状态，我们只从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即是说，它们只被看作是战斗的预先形态，即地点。时间和兵力的决定来进行研究。至于战斗的内部部署和向战斗状态过渡等问题，则属于战术范畴。

我们所说的野营，是指舍营之外的各种宿营……幕营。厂营或者是露营。野营同它所预示的战斗，在战略上是完全相同的，在战术上，却未必经常一致，因为人们基于某些原因所选择的营地，可能并不恰好就是预定的战场。关于军队配置(即军队的各部分应占据的位置)必须谈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此时只是对野营作些历史的考察。

从前，即从军队的数量再一次大大增加。战争变得更加持久。战争的各个部分联结得更紧密的那个时候起，直到法国革命时为止，军队一直是用帐篷宿营的。这是当时的正常情况。暖和季节一到，军队就离开营房，又到了冬季，一旦回到营房里去。冬营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看作是非战争状态，因为军队在冬营时就象停了的钟表一样已不再起作用了。军队在进入真正的冬营以前为了休息进行的舍营，和在面积不大的地方进行的短时间的其余各种舍营，都不过是过渡状态和特殊状态。

至于双方军队这样有规律地和自愿地停止活动，在过去和现在为什么能同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协调一致，这里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以后再谈。在这儿我们只说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打法国革命战争以来，因为运送帐篷必须有庞大的辎重，许多军队就完全不用帐篷了。一方面人们认为，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中，最好能节约下运送帐篷的六千匹马，从而增多五千名骑兵或者几百门火炮。另一方面，在迅速并且大规模的运动中，这种庞大的辎重只能是一种累赘，不会有多大用处。

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影响:兵力将受到更大的消耗;地方将遭到更大的破坏。

无论粗麻布造的帐篷的保护作用多么小，人们都不应该忽视，军队长时间没有帐篷是会感到很不舒适的。有一天使用帐篷或不使用帐篷，差别是很微小的，因为帐篷几乎不能蔽风和御寒，也不能完全防潮。但是，要是在一年里不使用帐篷的情况重复两三百次，那么微小的差别就变成很大的差别。军队因为生病而损失较大，就成为非常自然的结果。

至于军队没有帐篷会使地方受到破坏，那就不用加以说明了。

由于取消帐篷有上述两种不利的影响，有人可能会以为，战争的激烈程度一定会受到另一种方式的削弱，即军队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并更经常地进行舍营，并且由于缺乏设营器材，有帐篷时本来能采取的一些配置也只好放弃了。

如果不是战争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而这些微小的。次要的影响被抵消，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战争威力被削弱的情况。

可是，战争的原始暴烈性已是这样不可抗拒，战争的威力已是这样异乎寻常，以致连上述的定期的休息时期也被取消了，双方都在尽其全部力量寻求决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篇中详细论述。在这种情形下，就根本不存在军队的运用由于不使用帐篷而发生变化的问题。军队应当厂营还是露营，只能够根据整个行动的目的和计划来决定，根本不是由天候。季节和地形条件条决定的。

至于战争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持这样的威力，我们在以后再谈。战争的威力如果没有这样大，不使用帐篷当然就容易会对作战产生一些影响。只是，如果说这种影响大到足以促使军队再使用帐篷宿营，那是值得怀疑的。这是由于，战争要素已经大为扩大，即使它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还不时地回到以前那种狭小的范围中去，但很快又会以其不可抑制的本性不断地从这个范围冲出。所以，军队的固定制度和装备只能根据战争的性质确定。

十章 行 军

行军就是军队从一个配置地点向另一个配置地点的单纯的转移。行军有两个最主要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军队要舒适，要避免消耗原本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第二个要求是移动要准确，军队要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如果编成一个纵队，也就是说沿着一条道路不间断地行军，这个纵队的首尾绝不可能在同一天到达目的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只得非常缓慢地前进，否则就会如同水柱一样，最后分散成很多水滴，加上纵队很长，必然会使最后的部分过度劳累，使全军很快就陷入混乱状况。

同这个极端相反，编入一个纵队的人数越少，行军越容易。越准确。于是就产生了区分兵力的必要性，可是这种区分同为了分割配置不断进行的那种区分是不同的。因此，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军队区分为若干个行军纵队，是根据军队配置的需要，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是这样。倘若要把一支大的军队集中地配置在某一地点，在行军时就必须把这支庞大的军队区分为若干个纵队。即使分开行军是根据分割配置的需要，也可能有时以满足配置的要求为主，有时则以满足行军的要求为主。比如，如果一支军队配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休息，而不是在休息中等待战斗，满足行军的要求就是主要的，而这些要求就是需要选择良好的。修筑好的道路。考虑到这些不同情况，人们有时根据舍营和野营的情况选择道路，有时则是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舍营和野营的地点。如果一支军队预定要进行一次会战，并且要到达适当的地点是最重要的，那么，必要时就得甚至毫不犹豫地通过最难走的小道。与此相反，假如军队向战区作旅次行军，那么就应该为各个纵队选择最近的大道，而且尽可能地在大道寻找舍营和野营地点。

不论行军属于上述两种行军中的哪一种，现代军事艺术的一般原则总是这样的:在预料可能发生战斗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在真正作战的整个区域内，编组行军纵队时必须使编成的各个纵队能够进行独立的战斗。为了适应这个要求，就要使纵队内有三个兵种的联合，对整体进行有机的区分，并且任命合适的司令官。主要是行军产生了新的战斗队形并且从新的战斗队形中获得最大的方便。

在十八世纪中叶，尤其是在腓特烈二世的战争中，人们已经开始把运动当作是战斗的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开始利用出其不意的运动来取得胜利。当时，还没有出现有机的战斗队形，因而，军队行军时不得不进行十分复杂而累赘的部署。军队要想在敌人附近进行运动，就必须可以常常作好战斗准备，而整个军队不集中在一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只有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侧敌行军时，第二线为了经常与第一线保持不太远的距离，即不超过四分之一普里，就得十分熟悉具体地形，不顾艰苦地越过任何险阻前进，因为在四分之一普里的距离内哪里能找到两条平行的良好道路呢?军队向敌人垂直行军时，两翼的骑兵也会遭遇到相同的情况。在行军中有了炮兵(它需要有步兵掩护的单独的道路)，就会碰到新的困难，因为步兵必须保持一条连续线，而炮兵会使本来已经拉得很长的步兵纵队拖得更长，而且打乱纵队内步兵的各部分之间的间隔。人们只要读一读滕佩霍夫著的七年战争史中的行军部署，就能了解这一点，并知道战争因而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束缚。

但，现代军事艺术规定军队可以进行有机的区分，各个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小的整体，它们在战斗中能发挥大的整体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唯一的差异是小的整体的活动时间较短，这时，即使为了共同进行一次战斗，每个纵队在行军中也不必相互靠近到在战斗开始之前能够全部集中的程度，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能够集中起来就足够了。

军队的人数越少，运动就越容易，也愈发地不需要为了避免行动不方便而进行兵力区分(不是指为了分割配置而进行兵力区分)。一支兵力小的军队能沿着一条道路行进，即使要沿几条道路前进，也不难找到彼此接近的。能不断地满足需要的道路。但是，军队的人数越多，就越需要划分，纵队的数目就越多，对修筑好的道路甚至大路的需要就越大，从而各纵队的间距就越大。区分兵力的危险同区分兵力的需要，用算术术语来说，恰成反比。各部分越小，就越需要相互支援，各部分越大，全都能够独立行动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前一篇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只要考虑到在耕作区内主要大道两旁几普里以内，总能找到几条平行的修筑好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在组织行军时，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能使军队的迅速前进和准确到达同军队的适当集中发生矛盾。在山地，虽然平行的道路最少，各条道路之间的联系也最困难，可是每个纵队的抵抗能力却大得多。

为了使这个问题更为明确，我们想举出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一下。

根据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八千人的师与它所属的炮兵和一些别的车辆的行军长径相当于一小时的行程。因而，两个师不断先后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时，第二个师将比第一个师迟一小时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六章中已讲过，一个兵力这样大的师，即使面对优势的敌人也能抵抗几个小时。因此，甚至在最显得不利的情况下，即第一个师被迫立即开始战斗时，第二个师迟一小时到达也不算太晚。况且，在欧洲中部耕作地区，在一小时的行程内，行军大路周围多半全部能够找到可以行军的小道，而不必象七年战争时期那样经常需要越野行军。

另外，经验告诉我们，对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来说，即使在不好走的道路上行军，它的先头部队在八小时内常常也能够行军三普里。如果每个师的行军长径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骑兵预备队以及炮兵预备队的行军长径也一样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那么整个行军时间将会是十三小时。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有四万人顺沿同一条道路行进。自然，这支军队也能寻找和利用其他小道，因而很容易缩短行军的时间。假如在一条道路上行进的部队比上述部队还多，那么整个军队就不一定全要在当天到达，正由于在现代，这样大的一支军队绝不可能同敌人遭遇后马上进行会战，通常要在第二天才进行会战。

我们谈到上述具体情况，并不是为了把这类情况都列举出来，只是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并根据经验说明:在现在的战争中，行军组织不再是那么困难了。现在，组织最迅速和最准确的行军，已经不象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那么需要特殊的技巧和精确的地理知识了，现在只要利用军队的有机区分，行军差不多就可以自动地进行，至少不需要拟制庞大的计划了。以前，单凭号令就完全能够指挥会战，而组织行军却需要很长的计划，现在，编组战斗队形得要很长的计划，而组织行军却几乎只凭号令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行军分为垂直行军和平行行军两种。平行行军又叫侧敌行军，侧敌行军时要改变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并列配置的每个部分在行军时得前后排列，或者相反。虽然直角范围内的任何角度都或许成为行军的方向，但仍然需要确定行军主要是属于哪种的。

只有在战术上，才有可能这么彻底地改变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而且也只有使用所谓列伍纵队行进时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大部队全都不可能成列伍纵队行进的。在战略上更不可能这样做。以前，战斗队形中几何关系的改变只是两翼和各线之间的改变，而在现代的战斗队形中常常却是第一级单位，即军。师或者是旅(根据整体的区分而定)之间的改变。我们在前文所得出的结论，对这一点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象以前那样，在战斗开始前就把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了，所以人们更加关心的是使已经聚集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各自全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两个前后配置的师(后面的为预备队)沿两条道路向敌人行进，任何人也不会让每一个师都分开在两条道路上行进，而会毫不犹豫地让两个师各沿一条道路并列前进，并且让每个师长各自组织预备队以预备发生战斗时使用。指挥的统一比原来的几何关系重要得多。假如两个师在行军中没有经过战斗就到达了指定的阵地，那么它们仍然可以恢复原来的关系位置。如果两个并列配置的师沿两条道路进行平行行军，那么人们就更不会让每个师的第二线或预备队全顺沿后面的道路行进，而是给每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行军过程中把一个师看作是另一个师的预备队。假如一支军队由四个师编成，三个师配置在前面，一个师在后面作预备队，并且用这样的队形向敌人行进，那么当然应该给前面的三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而让预备队在中间那个师的后面行进。如果三条道路之间的距离不适宜，就能够毫不犹疑地沿着两条道路行进，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显然的不利。

在平行行军时情况也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各纵队是从右边还是从左边开始行军的问题。当人们平行行军时，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向左侧运动时，谁都不会从右翼开始行军。在前进或退却时，开始行军的次序其实应该根据道路同预定的开进线的关系位置来确定。在战术上，有很多场合能够做到这一点，战术上的空间较小，几何关系较容易看清楚。但在战略上，就完全不可能了。假如我们看到有人把战术上的东西搬用到战略上去，那纯粹是书呆子的作法。以前军队在行军中仍然保持一个不能够分割的整体，而且行军的目的只是进行一次整体战斗，因而整个行军的次序纯是战术上的问题。尽管这样，1757年5月5日施韦林从布兰代斯地区出发时，因为未来的战场在他的右边还是左边不知道，最后被迫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反转正面的行军。

如果一支按照旧的战斗队形进行配置的军队要分成四个纵队向敌人行进，那么，两翼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骑兵应该编为外边的两个纵队，两翼的两线步兵则编为中间的两个纵队。这些纵队的行军可以全部从右边开始，全部从左边开始，或者右翼从右边开始，左翼从左边开始，或者左翼从右边开始，右翼则是从左边开始。后者的行军，叫做”中央开始”的行军。乍看起来，这些形式是同未来的展开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关系的。腓特烈大帝前往勒登进行会战时，曾按照原来各翼的次序组成四个纵队，从右边开始行军，由于他刚好正要攻击奥军的左翼，因而很容易地变换为线式战斗队形，从而受到所有的历史著作家的赞扬。如果当时他要迂回奥军的右翼，那么，他就必须象在布拉格那样一次反转正面的行军了。

如果说这些形式在当时就已经不符合行军目的了，那么在今天从同一角度来看，这些形式纯粹是一种儿戏。现在同过去一样，非常难知道未来的战场同行军道路的关系位置如何，而且，即便由于行军开始的次序不正确而损失了一点时间，也远不象从前那样重要了。在这方面，新的战斗队形发挥了它的十分良好的作用，不论哪一个师最先到达，不管哪一个旅最先投入战斗，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之所以还有时从右边开始行军，有时从左边开始行军，就只有一个作用了，那就是左右交替地开始行军能调节军队各部分的疲劳程度。这是大的军队开始行军时还保持这两种次序的唯一的。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开始的行军只能偶然采用，自然就不成其为行军的一种固定的次序了。从战略上来看，一个纵队从中央开始行军必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行军次序是以必须有两条道路为前提的。

事实上，确定行军次序的问题与其说属于战略范围，不如说属于战术范围，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整体区分为若干部分，行军结束后这些部分又会重新恢复成一个整体。但是，现代军事艺术已不再重视行军的各个部分的完全集中，而是让各个部分行军时距离远些，甚至可以独立行动。这样，就很少发生各个部分单独进行的战斗，并且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都应该看作是整体战斗。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作如此多的说明是有必要的。

此外，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目的的特殊情况下，三个部分并列配置最为合理，因此行军时采用三个纵队也是最为合理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纵队的概念不但是指沿一条道路前进的一个部队，而且人们在战略上也把在不同的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军的每个部队称做各个纵队。区分为纵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缩短行军时间和便于行军，因为兵力小的部队行军总是比兵力大的部队的行军快一些方便一些。部队不是沿完全不同的几条道路行军，而是在不同的日期里沿同一条道路行军，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第十一章 行军(续)

一日行程的标准和走完这一行程所需的时间，要根据一般的经验来确定。

对我们现在的军队来说，通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这是早就肯定了的;长途行军时，为了能够在中途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一日行程甚至要减少至二普里。

一个八千人的师，在平原上沿着中等的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八至十小时，在山地则需要十至十二小时。假如几个师编成一个行军纵队，即便除去后面的师晚出发的时间，行军时间也得多几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一日行程差不多要占用整天的时间。士兵背着背囊一天行军十至十二小时，其劳累的程度是不能同一般情况下步行三普里相比的，虽然独自一个人沿普通的道路步行三普里只需五小时就够了。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到五普里，最多达到六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四普里，这全是强行军了。

走完五普里的行程，中间就需要有数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一个八千人的师走完这样的行程，即使有良好的道路，也不能少于十六小时。假如行程为六普里，而且是几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行军的时间起码需要二十小时。

这里所说的行军是指以集中形式的几个师从一个野营地到另一个野营地的行军，因为这样的行军是战区内常见的形式。假如几个师成一个纵队行军，那么前面的几个师就应当提前一些集合和出发，从而它们也会提前到达指定的野营地。但提前的这段时间决不能达到走完一个师的行军长径所需的时间，即不能达到法国人所常说的”流过”一个师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种行军方法很少能够减轻士兵的劳累，而且部队数量的增多往往会使行军时间延长很多。一个师也用相似的方式，让各个旅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和出发，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因此我们把师作为一个行军单位。

军队以小部队为单位不先在一定地点集合就从一个舍营地向另一个舍营地进行长途旅次行军时，其行程当然可能增加，其实，由于必须绕弯路进行舍营，其行程就已增加了。

如果军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行军，并且还要进行舍营，那么这种行军必然要花很多时间，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才易于通过较好的给养和舒适的舍营来很好地消除长途行军的劳累。1806年，普鲁士军队一旦在退却中为了获得给养曾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作法。事实上，军队如果进行野营(露营)，同样能够获得给养，同时又不致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行军大约五十普里花十四天的时间。

在难走的道路上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的一切规定都急需有非常大的改变，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十分难确切地计算出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更不用说作出一般的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醒人们理论注意，不要再犯人们容易犯的这种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必须十分仔细地进行计算，必须多留一些时间以便应付那些无法预料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天气和部队的状况。

自从军队取消帐篷和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法以来，军队的辎重明显地减少了。这一事实的最大影响当然首先表现为军队的运动加快了，即军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是这样。

战区内的行军却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加快，因为大家明白，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所有情况下，辎重或留在后边，或先行，通常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总是同部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因而，辎重不会影响军队的运动。而且，只要它不再直接影响军队，不论它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是不会去考虑它的。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大的，就算是在今天也十分难超过。我们可举1760年拉西为了支援俄军对柏林的牵制性攻击而进行的行军来证实这一点。他的军队从希维德尼察出发，经过劳西次到达柏林，在十天里行军四十五普里，大约每天四普里半。一万五千人的军行军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给养制度的变化也给现代军队的运动带来了一个迟缓的因素。军队被迫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这是常有的事)，比较起从面包车上领取现成的面包来，这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另外，在长途行军时，部队不能大量地在一个地方设营，为了便于取得给养，各师必须分开设营。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必须进行舍营的。所有这些，总的说来都是使行军显著迟缓的原因。因而，我们看到，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留赫尔追击法军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在十天内都只走了约三十普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从萨克森向西里西亚往返行军时，带上全部辎重，也曾达到这一速度。

虽然如此，辎重的减少，还是会明显增加大小部队在战区内的机动性和轻便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一方面，骑兵和炮兵的数量不减少，马匹数目也减少了，因此，对饲料的顾虑不象过去那么经常了;另一方面，军队无需常常顾虑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辎重队，因此配置时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少了。

1758年，腓特烈大帝放弃对阿里木次的围攻后率领军队时，曾经带有四千辆辎重车，为了掩护这些辎重车，他曾把一半军队分散成独立的营和排。在今天，这样的行军即便碰上最胆小的敌人，也是不能成功的。

在长途旅次行军(例如从塔霍河畔到涅曼河畔的行军)中，军队虽然减少了辎重自然要轻快得多．即使军队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辎重因而每日行程仍保持一般的标准，可在紧急情况下也可能以较小的代价使一日行程超过一般的标准。

总之，与其说减少辎重能够增加运动的速度，还不如说可以节省力量。

$$$$第十二章 行军(续)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这种作用力很大，以致我们都把它当作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一个特别因�素。 �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个工具受到什么损害，可是连续几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几次困难的行军，军队受到的损害当然会更大。

在战区内，缺乏给养或宿营条件很差，道路很坏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分的消耗，令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全部受到损失。

人们常常说，长时间的休息对军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长时间的休息会比适当的活动更容易使人生病。固然，士兵在营地挤在狭小的房舍里，而且必定会生病，可是在行军中挤在狭小的房舍里也是会生病的。生病的原因决不是缺乏空气以及运动，因为人们在操练中是易于得到空气和运动的。

请想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背囊行军时生病，同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能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并且得不到任何护理，这之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请再想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得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此患病甚而死亡。

我们作这种考察，决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为了使用，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只想说明，应该恰如其分。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非说高度的出其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就象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家对待这些矿藏的意见，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物需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往往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由于他们刚刚恢复健康，不可能赶上不停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停地增多。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不断行军一百普里或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尤其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假如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众多并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或许会能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现在列举几个实例来证实上述论点。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进攻莫斯科预备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三十万一千人。8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遣了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但其实只有十八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十万五千五百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发生过两次有名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昂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因而，我们能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一万人，至于五十二天内连续行军大约七十普里的过程中，仅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九万五千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三星期之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达到十四万四千人(包括战斗伤亡)。又过了八天，到达莫斯科，法军损失数已经达到十九万八千人。法军在那个时期每天的损失大致如下:在第一阶段占当初总兵力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第二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第三阶段则为当时总兵力的十九分之�一。 �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到莫斯科的运动可以说是连续行军，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次行军用了八十二天，只走了一百二十普里，并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概休息十四天，还有一次在维帖布斯克，大约休息十一天，在休息期间很多掉队的士兵回到了部队。在这十四个星期的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多是沙土路。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非常缺乏，敌人虽然是退却，可是并不是逃窜，这是造成行军困难的条件。

关于法军退却的情况，或者更说得正确，关于法军从莫斯科向涅曼河前进的情况，我们就压根不想谈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十二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三万人了。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有多么少，这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再从1813年布留赫尔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战局中举出一个例子。这个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行军闻名的。布留赫尔属下的约克军于8月16日是以约四万人开始这次战局的，10月19日到达来比锡附近时就只有一万二千人了。根据最可靠的历史家的记载，在果尔德贝克。吕文贝克一带的最为主要战斗中和在卡次巴赫河畔。瓦尔登堡和默克恩(来比锡)会战的主要战斗中，这个军大概伤亡了一万二千人，由此可见，非战斗减员在八个星期内达一万六千人，占这个军的五分之二。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那就必作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一情况制定各项计划，第一就要考虑以后的兵员补充问题。

$$$$第十三章 舍 营

在现代军事艺术中，舍营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因为不论是帐篷还是完备的辎重，都不能使军队完全放弃舍营。而厂营和露营，无论改进到何种程度，总是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假如常用这种方法，军队迟早(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因而过早地消耗力量。在远征俄国的1812年战局中，法军在非常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有六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完全没有舍营，它是少数罕见的战局之一。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努力(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好像更恰当些)得到了怎样的结局!

妨碍军队舍营的有两种情况，即离敌人很近和运动迅速。因此，只要临近决战，军队就得放弃舍营，并且不到决战结束，确实不能再进行舍营。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也即在最近二十五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战局中，战争要素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全部威力。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作用的力量，在这些战局中多半都进行和发挥了。可是，这些战局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很少有达到半年的，大多只几个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讲和了，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时期，更是极少谈得上有什么舍营，因为就是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的胜利的追击中，因为运动的速度较快，军队也不可能进行舍营。

但是，假如战争中事件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不很激烈，并且出现了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那么，舍营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舍营这种需要对于作战自身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试图利用兵力较大的前哨或配置得较远的更为强大的前卫，来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保障更大的安全;另一方面，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当地富庶与否和农产品多寡的情况，很少从战术上来考虑地形的利弊，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一个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一条沿途还有很多大村庄和繁华城镇的大道，全能给大量军队的集中配置提供便利条件。这种集中给军队提供的灵活性和活动余地是非常大的，它足够抵得上其他地点的有利条件带来的利益。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我们只做几点说明，由于这些问题大多属于战术范围。

军队的舍营分两种:一种是作为部队主要的任务的舍营，另一种是作为次要任务的舍营。假如在战局过程中部队仅仅是根据战术和战略上的要求配置，而且规定军队在配置地点附近进行舍营休息(尤其是骑兵常有这种情况)，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任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因而，军队在能够保证及时到达配置地点的范围内进行舍营。如果部队舍营只是为了休息，舍营就是主要任务，别的措施(当然也包括配置地点的选择)都必须适合这个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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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舍营地区的形状。通常情况下，它应该是一个狭长的矩形，不外乎是战术上的战斗队形的扩展。在舍营地区的前面就是集中地点，司令部在它的后面。可是，这三种规定对整个军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中是有妨碍的，差不多是对立的。

舍营地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快地在一个地点(中心点)集中。集中地点越往后移，敌人到达这个地点就越迟，集中能用的时间就越多。集中地点设在营地的后面是决不会有危险的。司令部越向前移，就能越早地获得情报，司令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上面讲的三种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多少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地的宽度来掩护可能被敌人征发物资的地区。但，这个主张既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很重要的。对整个军队的外翼这个主张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部分在集中地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主张就不正确了，敌军是不敢侵入这个中间地带的。这个主张之所以不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求物资，有比这种把军队分开配置更为简单的办法。

把集中地点设置在舍营地前面是掩护舍营地的目的。这与下述理由有密切关系:第一。假如把集中地点设置在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时，在舍营地区常常会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了队的士兵。病员。行李。储备品，等等。第二。如果敌人用骑兵绕过前卫，或者突破了前卫，那么我们分开舍营的各个团和营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假如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配置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很弱，最后一定被敌人打垮，它到底还可以阻挡一阵，从而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司令部的位置，人们早已经认为，越安全越好。

根据上述种种考察，我们认为，舍营地区的形状最好是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或接近圆形的椭圆形，集中地点设置在中央，兵力很大时，司令部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一般配置》一章中谈到的关于掩护侧翼的一些问题，也是适用的舍营。因此，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即使目的在于和主力共同进行战斗，也应当在主力的同一条线上各有自己的集中地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性质是通过有利的地形来决定军队的配置地点，还有是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能知道，在决定舍营位置和配置地点方面，几何形态是少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这种几何形态也和所有的一般法则一样，对一般情况或多或少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它也应当予以注意。

至于什么是舍营地的有利位置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必须军队选择一个有掩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进行舍营，并且派出许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在要塞后面进行舍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可能摸清要塞守备部队的兵力，必定会更加谨慎小心。

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论述至于筑垒的冬营问题。

行军部队的舍营不同于驻军部队的舍营，为了避免多走路，行军部队很少在远离道路上进行舍营，它是沿着行军道路进行舍营的。舍营地的距离不超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那么舍营对快速集中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

在敌前(用术语说)，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不大的情形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当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舍营地的大小相反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获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怎样看待先遣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谈过了。从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扣除掉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使用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把我们的观点总结成为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体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能用来传达命令以及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命令传达，只用递骑传令(只有这种方法才是非常可靠的)也是如此。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概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大致有一万户人家在这样大的面积上，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军队的人数假如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非常拥挤的。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获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相同的比例减少(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必须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五万人的军队只有居民很稠密时，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从这里能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么样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能说，倘若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仍然可以舍营。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十分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用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此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能完全进行舍营:

(1)敌人也正在舍营;

(2)根据部队的情况绝对会出现有舍营的必要;

(3)部队当前的任务仅在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并且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大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虽然这样，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充分的。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而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到达军中时，没有马上变化原来的配置。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毕竟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也就是说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之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开始集中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时已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提尔曼只得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如果标洛将军能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他非常担心一方面要应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那么换句话说，使他兵力不足行动缓慢了。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进行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明显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可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楚，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第十四章 补 给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过去大很多，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的军队庞大得多。虽然从前偶然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非常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之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始终是十分庞大的。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并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密切，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在古代，大多数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全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其实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能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的事情，可以不必考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战争，因为各国政府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此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处处满足它的需要的制度。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经接近于完全中止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可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优良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中断的军事行动。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总是逐渐实现的。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斗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再没这样的现象了。

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之后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的。这时，封建义务已经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说过，不管如何，这时的军队已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定发生相同的变化。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避免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简单地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所以，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当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当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为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常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但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特定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并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用的粮食，不管是采购来的还是从国家领地收缴的，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并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随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全部废止，其中的某些部分将会再三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依赖国民和地方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加有规律，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大减弱了。军队由于依靠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所有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常常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晃，而且在这种受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赖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允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假如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只能暂时忍饥挨饿，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要不然，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必定会不停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他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晓得他能做出多少更伟大的事业。

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额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一日份量饲料比一日份量口粮大概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今天，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要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因而，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可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大多只能在敌国领土上打仗，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而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一来，只依靠政府的财力就显得不太够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就被粉碎了，从而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这个部分……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的崩溃而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少考虑象钟表一样精密的给养组织(这种组织象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士兵被送上战场，驱使将军们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来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及反拿破仑的战争全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将来，恐怕依然是如此。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到它的所有权。方法总共有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常常是综合使用的，但常常以某一种方法作为主要的，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便像大城镇那样居民全都是消费者，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很显然，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假如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一来，在相当大的城镇中，能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能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儿，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很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因此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了。可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之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来平均起来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能吃到下届收获期。所以，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日是没困难的，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可见，假如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概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概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假如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六普里就够了。

假如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致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需要品而感到困难。因此，即便驻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块，已是一支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很大的军队了。

至于马匹的饲料，困难就更加少了，因为饲料既不需要磨碎也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能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少食料。当然，饲料要由村镇供应，而不是由屋主供应。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显然应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地区去宿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能够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在不妨碍一齐战斗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即这样的一支军队连续行军的时候，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能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为依据的。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的时候，虽然除了屋主供养之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因为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停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作为前提的，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犹豫不决和小心谨慎而迟滞不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数是不中断的行军。

如果环境不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或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已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自然会差一些。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即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已不是四平方普里而是九平方普里，这样宿营仍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在一般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中断地运动中，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依然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军队要停留几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早作准备，那就必定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即便在现在，如果一支庞大的军队不采取下列两项措施早作准备，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备辎重队，携带数天(即三四天)最必需的给养……面包或面粉。这样，再加上士兵自己带的三四天口粮和八天用的最必需的给养总是能得到保障的。

第二项措施是设置恰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可以从远方运来粮食。这样，就能随时放弃屋主供养的方法而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

屋主供养这种方法有许多优点，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而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作到。当然，这要以部队一般都进行舍营作为前提。

二。军队强征。当一个单独的营有必要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能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从这一点看，这种获得给养的方法在实质上同前一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非常多，象常见的那样，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除了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随后再进行分配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方法决不能为大量的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够得到的粮食要少很多。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既没时间，也没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通常缺乏运输工具，因而只能得到现有粮食中的很少一部分。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讲，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过小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一普里的圆圈内，也就是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是得不到好结果的，他们很少可以征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是不会让村庄把东西交出来的。末了，这种方法经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很多东西没有食用就扔掉了，等等。

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这种强征的方法来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即对八千至一万人的师来说)，才能收到成效。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在向前运动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它们要到达的地点压根不可能预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距离为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太远。另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最后，在万一没时间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必须要用这种方法。

军队越是适于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时间和环境越是允许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就越好。可是，时间常常不允许采取这种正规征收的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直接取得给养却能快得多。

三。正规征收。毫无疑问，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现代一切战争之基础。

这种方法和前一种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正规征收是在地方当局参加下进行的。这时，在有存粮的地方并不是用暴力强取存粮，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要居民有秩序地交出来。只有地方当局才能作好这种工作。

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时间越多，分派就越普遍，负担就越轻，成效就越理想。甚至也能把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征收就和第四种方法近似。在本国内集中军队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在军队后撤时，常常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与此相反，在进入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比较少。通常前卫只不过比主力先到一天。前卫只能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这时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周围几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因此，对人数较多的军队来说，假如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因而，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粮秣，把它只分发给那些毫无储备的部队。但是，困难是会逐渐减少的，因为能够征收粮秣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地区的面积随之扩展，征收的效果也会随之而增大。假如可供征收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四平方普里，那么在次日就会有十六平方普里，在第三天就会有三十六平方普里。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十二平方普里，第三天比第二天又增加了二十平方普里。

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大体的情况，征收粮秣的地区的扩大还要受许多其他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刚刚住过军队的地方不可能象没有住过军队的地方那样地提供很多的粮秣。可从另一方面来看，征收粮秣的地区的半径每天也能扩大二普里以上，即扩大三四普里，有些地方还或许更多一些。

为了把分派的粮秣，起码其中的大部分确实能够被征收到手，当然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居民害怕负责任。受到惩处和虐待，使他们通过这一切而感受到普遍的压力。

我们不打算叙述军需机关和给养制度的复杂的全部细节，我们只谈这种方法有可能得到的结果。

根据对一般情况的考察而得出的。并为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经验所证明了的结论是:一支军队，只要它带有几天的粮食，即便兵力很大，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无疑是可以解决给养问题的。军队到达某地后立刻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初只限于附近的地方，今后越来越扩大征收地区的范围，而且由越来越高的当局进行安排。

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遭到严重破坏，要不然，这种方法是永远可以使用的。军队驻止的日期较长的时候，要求能一直提到最高的地方当局，它在安排时当然就能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些，还能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而且，即使是外国军队，如果它想较长时期驻在我们的国土上，常常也不会那么粗暴而无所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完全加在当地民众身上。正因为这样，这种征收方法便逐渐地自然而然地接近于仓库供给的办法，但是不会因此就完全变为另一种方法，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尽管能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粮食补充当地的粮食，可是当地依旧是军队取得给养的真正源泉。这同十八世纪战争中的给养情况，即给养通常完全由军队独立管理与地方毫无关系的那种情况相比，是全然不同的。

它们的主要差别在于:前一种给养方法利用地方的运输工具和当地的面包房，因此，军队废除了几乎经常阻碍作战的。庞大的运输队。

现在的军队固然不能完全没有给养辎重，可给养辎重已经少得多了，而且多半只是用来运载当日剩下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在现代也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时，军队就必须使用庞大的辎重队，而且必须要携带野战面包房。但是，首先这只是一种例外，因为三十万人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国家，并且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差不多沿着一条大路前进一百三十普里，这很少有;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本身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就地征收却一直应当被看作是全部给养的基础。

自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这种征收方法一直是法国军队解决给养的基本方法，甚至他们的对方……联军也必须改用这种方法，并且看来将来也很难废除这种给养制度。不管从发挥战争的威力来看，还是从保证军队轻便和自由地作战来看，任何别的方法都不如这种方法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这是因为不管向哪个方向行军，在最初三四个星期内给养通常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而且到后来就能依靠仓库供给，因而在战争中采取这种给养方法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当然，在这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也许比在那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大一些，这在考虑选择方向时是会起一定作用的，可是，这种困难决不会大到压根不可能选用该方向的程度，因此对给养问题的考虑决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敌国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对给养来说会有很多不利的条件。当军队连续运动时，通常不会专门停留下来征粮，因而就没有时间征粮。在敌国退却时，环境大多是非常不利的，部队必须始终保持集中，通常不能分开舍营，或分成几个纵队在宽大的正面上退却。军队和当地的关系是敌对的，只进行分派而没有行政权力根本支持，是征收不到粮食的。最后，在这种时刻尤其能够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恶意。由于这一切，军队通常只能在建立好的交通线和退却线上退却。拿破仑于1812年一直只能沿着他进军时的道路退却，就是因为给养问题。假使他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失败可能来得更早而且更为肯定。因此，甚至是法国的一些著作家在这一点上对他提出的一切诘难，也都是极不合理的。

四。仓库供给。这种给养方法，只有当它与十七世纪后三十年和十八世纪实施过的给养制度一样时，才不同于前一种给养方法。这种制度以后还会再次出现吗?

假如人们想到，在尼德兰。莱茵河畔上。意大利。西里西亚及在萨克森等这些地方，大量的军队在同一地点进行了七年。十年和十二年之久的战争，自然就很难想象还能用什么别的方法筹集给养了。哪个地区能够在这样长的时期中，始终作为双方军队给养的主要来源而不完全枯竭，能够不渐渐失去担当这一任务的能力呢?

可是，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战争所依靠的其他条件容许，开始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但当这些条件不容许时，反过来就战争对给养制度发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决定给养制度。

就地征粮这种制度作为基础的战争，比纯粹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有极大的优越性，相形之下，后一种战争好象是另一种样子的工具了。因而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对抗前一种战争。即便一个愚昧无知的陆军大臣，无视这种关系的普遍的必然性，在战争开始时仍然用旧的给养方法维持军队，统帅在现实中也会放弃这种方法，自然而然地采用征收的方法。假如人们再考虑到，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庞大的费用，必定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因为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会是绰绰有余的)，那么，除了交战双方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协议(这只能看作是概念游戏)，这种给养制度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今后的战争在开始时多半都要采取征收的方法。当然，这个或者那个政府也可能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减轻地方的负担等等，可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些，我们只想指出，政府能作的事是不多的，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第一考虑的常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并不属于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之列。

但是，假如战争就其成果来说没有像其性质所规定的那样彻底，就其运动来说没有像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广泛，那么，采取征收的方法将使军队所在地区的力量枯竭，以致于只得被迫缔结和约，或必须采取措施减轻地方负担，由军队本身建立独立的给养组织。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在西班牙时就曾经被迫由军队本身携带给养。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被强迫缔结和约。在大多数的战争中，国家的力量急速地消耗，以致这些国家都不愿花费浩大的费用进行战争而宁愿讲和。因此，这也是促使现代战争持续时间减少的原因之一。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想全盘否认用旧式给养制度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交战双方根据各种情况应该采取旧式制度，以及在其他条件下容许采取旧式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也许会再度出现。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这种给养方式是合理的制度，它只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决不是从战争的本义中出现。我们更不能因为这种办法比较仁慈一些，就认为它可以使战争趋向完善，因为战争本身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取得给养，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在这里提出人口疏密的问题，是因为它同当地现有的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第一。在消费多的地方，储存也肯定多;第二。人口稠密的地方，通常生产也比较多。当然，在这方面，工业工人居多的地区是例外，尤其是位于山谷之中。周围土地非常贫瘠的工人居多的地区(这种情况是较多的)更是如此。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易于满足军队的需要。住有四十万人的四百平方普里的地区，即使土地很肥沃，一定不如住面积二百万人口的四百平方普里的地区容易供养十万人的军队。况且，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也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较多，商业交易也较容易和可靠。总而言之，在弗郎德勒供养一支军队要比在波兰容易很多。

这样，有着很多吮吸器官的战争就最喜欢在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的城镇。富饶的河谷或水路通航的海岸上进行。

由此能够清楚地看到，军队给养问题对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和对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是有普遍影响的。

至于这种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筹备给养的难或易对作战能起多大的影响，当然取决于进行战争的方式。假如战争是按其固有的精神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要素发挥了它不可抑制的威力，双方迫切地要求和需要进行战斗和决定胜负，那么，军队的给养虽然重要，也是从属的问题。可是，假如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军队多年来只在同一地区进进退退，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了，统帅变为军需官，指挥作战就变成管理辎重队。

这样，什么事情在很多战局中，也没有做，任何目的也没有达到，白白地浪费了各种力量，而把一切归咎于给养品的缺乏。但拿破仑却与此相反，他经常说:不要和我谈论给养问题!

当然，这位统帅在俄国战局中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人们或许过分忽视给养问题。虽然他的整个战局不只是由于给养缺乏而失败的(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的军队在前进时之所以遭到惊人的损耗，在退却时几乎遭到彻底毁灭，无疑是由于他忽视了给养。

尽管人们不能否认拿破仑是一个常常敢于走向疯狂的极端的狂热的赌徒，可是，仍然可以说，是他以及在他以前的一些革命军的统帅，在给养问题上摒弃了顽固的偏见，是他们指出了给养问题只应当看作是一个条件，决不应该看作是目的。

在战争中，缺乏给养同劳累。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对军队的要求是没有固定界限的。一个性格刚强的统帅比一个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不同的军队因为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这取决于战争锻炼。武德及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对祖国事业的热忱)，承受这些要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可是，下列这一点可以作为一条原则提出:不管给养缺乏和困苦多么严重，永远只应该看作是暂时的现象，今后给养必然会转变得充足起来，甚至，总有一天会绰绰有余的。假如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背着三四十磅重的行李，不管天气和道路的好坏，成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而且为之得到的只不过是吃不饱的一点干面包，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动的事吗?人们即使知道，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其实却几乎不能理解，这种情况为什么往往不会引起意志消沉和力量衰竭，为什么单靠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样不停懈的努力。

凡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要求士兵忍受给养上的极大缺乏的人，不管是出于感情或者是出于理智，随时随刻都应该想到，有机会时要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现在我们还应谈一谈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区别的问题。

防御者在防御中可以不断地利用事先为军队的给养所做的各种准备。因而，防御者不会缺乏给养，在自己国土上这一点十分明显，在敌人国土上也是如此。但是，进攻者却不是这样，他远离给养基地，只要他继续前进，甚至在停止时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每天都必须筹划必要的给养，很少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感到缺乏或困难。

这种困难如果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下发生的，就会变得尤其严重。第一。在胜负未分的前进途中。这时，防御者的给养全都在自己身边，而进攻者的给养却只能放在自己的后方，进攻者的大量军队必须集中，因而不能占领广大地区，并且只要会战行动一开始，甚至他的辎重队也不能够跟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在决定性的会战的前几天，就会有一些部队缺乏给养，而这种办法决不会很好促使军队进行战斗。

第二。交通线过长时，在前进路程的最后一段路程上缺乏给养，尤其是当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多半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更是这样。从维尔那到莫斯科，从科隆经过列日。鲁文。布鲁塞尔。蒙斯。伐郎兴。康布雷到达巴黎，这两条交通线的区别有多么大!在前一条线上，取得每一车粮食都必须使用暴力，而在后一条线上只要一张商业合同或一张支票就能得到可供应几百万军队用一天的粮食。

后，真正战败的各种症候就会渐渐增加。

至于饲料，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在开始时很少会感到缺乏，但在当地力量濒于枯竭时，感到缺乏的却首先是饲料，因为饲料的需求量非常大，很难从远方调运，而且在缺乏粮秣的情况下马匹比人更容易死亡。因此，骑兵和炮兵过多，也许成为军队真正的负担和导致实际上削弱力量的因素。

$$$$第十五章 作战基地

一支军队从建立它的地方出去作战，不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靠这个地方，必须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可是，军队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同整个国家保持直接的联系，它只要和它所掩护的正后方的那一部分地区保持相互联系。在这一地区内，必要时将为储备品建立专门的设施，并为军队的经常补充而建立一些组织。因此，这一地区是军队其他一切行动的基地，同军队应当看作是一个整体。如果为了确保更大安全而把储备品存放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区域，那么基地这个概念就会因此更为明确，但基地这个概念并不是有防御工事才形成的，基地在许多场合是没有防御设施的。

敌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能成为军队的基地，起码成为基地的一部分，因为军队进入敌国以后，有很多必需品要从占领的地区获得。这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这支军队必须确实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确实已服从军队的命令。可是这种服从是有一定限度的，通常只有在守备部队和巡逻队对当地居民起震慑作用的范围以内，居民才会服从。因此，对于军队的需要，在敌人国土上能够取得各种必需品的地区是很有限的，大半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所以，本国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必需品，军队背后的那部分本国的地区依然是基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军队的需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任何耕作区都可以供应的，另一类是只能由建立军队的地区解决的。属于第一类的主要是给养品，属于第二类的主要是各种补充品。因而，第一类也可以在敌国解决，而第二类，如人员。武器，常常还有弹药，则通常只能由本国解决。虽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但这种例外的情况不多，它是不能作为根据的。因此上述区别总是很重要的，这再一次证明，军队与本国的联系是不可缺少的。

不论在敌国还是在本国，给养品大多储备在没有防御设施的地方，原因如下:一方面没有这么多的要塞来储放这里需要那里也需要。消费得很快的大量储备品，另一方面，给养有了损失也比较容易补充。与之相反，各类补充，如武器。弹药和装备则宁可从较远的后方运来，不能轻易储放在战区附近没有防御工事的地点，在敌国境内，则只能存放在要塞里。这也说明基地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能供应各类补充，而不是因为它能供应给养品。

在使用前这两类必需品越是集中在大仓库里，这种从各方面来的补给品就越是汇集成大的储存地，这种储存地好像就越可以代替整个国家，它们就越同基地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仅仅这种储存地就能算作基地。

如果有些地区广阔而富庶，补充和给养的来源非常丰富，为了使这些地区更快地发挥作用，已经组织了几个较大的补给点，并且这些地区又在军队某种程度的掩护之下，距离军队很近，通有良好的道路，同军队后面的广大地区连在一起，甚而有一部分就在军队的周围，那么，这些地区就能给军队带来更大的生命力，使军队的运动具有更大的自由。有人曾经企图用一个概念，即作战基地的大小来总结军队的这些有利条件，以基地和作战目标的关系，即基地两端同这个目标(把目标想象为一个点)所形成的角度，来表示军队补充和给养的来源地的位置和状况等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总和指标洛的理论，请参阅第二篇第二章《基地》一节(第一卷第114页)和注16(第一卷第329页……译者。)很明显，这种几何学上的奥妙不过是一种游戏，因为它是以一系列的概念替换为基础的，而所有这些替换必然损害真理。正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军队的基地由军队赖以生存的三部分组成:当地的补给物资。各个地点上建立的仓库和提供仓库储备品的地区。以其位置来说这三个部分是分开的，不能合而为一，更不能用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一个省城到另一个省城。或沿着国境线等随意想出来的代表基地宽度的一条线来表示。并且，在这三个部分之间是不可能确定什么固定关系的，因为事实上它们的性质总是或多或少地混合在一起的。有时，要从遥远地方运来的各种补充品在当地就可以取得;有时，甚而连粮食都不得不从远方运来。有时，附近的一些要塞本身就是大屯兵场。港口或商埠，能够容纳整个国家的军队;有时候，要塞只不过是一个物资缺乏。几乎不能自给的土城。

因此，人们从作战基地和作战角的大小引申出来的所有结论，及根据这些结论建立的整个作战理论，只要它是几何学性质的，在真正的战争中就不会受到任何重视，它只能在观念世界引起一些错误的倾向。但，错误的只是结论，这些观念的基础还是真实的，因而这种见解常常很容易一再出现。

所以，不管基地的作用是大是小，以及作用为什么有大有小，必须承认，基地一般说对作战是有影响的。但我们还要指出，不能把基地简化成几个观念而作为规则来使用，而是必须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同时地考虑我们讲过的几个方面。

假如某一地区或某一方向已经为军队的补充和给养作好准备，那么，这个地区必须看作是这支军队的基地，即便在本国内也是如此。变更基地总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即使在本国内，也不可能天天变换基地，因此军队的作战方向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基地的限制。在敌国境内作战时，假若想把毗连敌国的全部边疆都作为军队的基地，那么，只有在处处都建立有种种设施的情况下，一般说才是可能的，但是边疆并不是每一处都有这样的设施，所以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作为基地的。在1812年战局开始时期，俄军在法军的进攻面前后退的时候，由于俄国幅员辽阔，军队向任何方向退却都有宽阔的地区可以活动，所以自然可以把整个俄国看作是它的基地。这并不是幻想，之后俄国军队从几个方向反击法国军队时，这也的确成了事实。可是，就战局的每一具体时期来说，俄国军队的基地并不那么广阔，它的基地主要还是在军队来往运输物资的大道上。因为受到这种限制俄国军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会战三天之后不得不继续退却时，除了向莫斯科退却外，就没有退到任何其他方向的可能，也没有能象人们原本建议的那样忽然转向卡卢加，以便把敌人从莫斯科方向引开。在这种场合，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准备才有可能改变退却方向。

很明显的我们说过军队的人数越多，军队依赖基地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军队好比是一棵树，它总是从它借以生长的土壤中取得生命力的。假如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那么要移植它还是很容易的，可是，树长大了，那么要移植它就很困难，长得越大，移植就更困难。一支小部队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源泉，但它在任何地方都容易生根，人数很多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因而，在谈到基地对作战的影响时，必须经常考虑到军队兵力大小这个尺�度。 �

另外，就当前的需要来说，给养是比较重要的，但就较长时间支持军队来说，补充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后者的来源是固定的，而前者却能通过各种方法取得，这都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这又进一步地说明了基地对作战发生的影响。

不管这种影响多大，人们都不可忘记: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这种影响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到底可能发生什么事，这始终是个问题。因此，作战基地的价值对确定作战行动起决定性影响的场合一直就是很少的，只有在人们要作力不从心的事时，它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基地方面可能产生的困难，应该同其他种种有效手段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衡量;当决定性胜利产生力量的时候，这些困难常常就消失了。

$$$$第十六章 交通线

从军队配置地点到军队给养和补充源泉的主要聚集地区的道路，在通常情况下也是退却用的道路。因而，这些道路有双重的使命:第一。它们是经常补给军队的交通线;第二。是退却路。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虽然按照目前的给养方式，军队主要是在当地获得给养，但是军队和它的基地依然必须看成是一个整体。交通线是这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基地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应当看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沿线布满各种供给品。弹药车辆。往来的支队。邮局和信差。医院和仓库。弹药库。行政机关，它们的总的价值对军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些交通线必须既不导致长期中断，也不便路途过长和通行困难，因为路途过长总会使力量受到一些损失，结果就会使军队削弱。

就交通线的第二种使命而言，也就是作为退却路来说，交通线其实形成了军队的战略后方。

从这两种使命看，这些道路的价值决定于它们的长度。数量。位置(也就是它们的总方向和它们在军队附近的方向)和状况，及地形上通行的难易。当地居民的情况和情绪，最后，也决定于有无要塞或地形障碍作为掩护。

但从军队配置地点通到生活源泉和力量源泉的道路并不都是军队的真正的交通线。当然，不是真正的交通线的这些道路必要时也能利用，可以作为交通线体系的补助线，可只有那些有专门设施的道路才构成真正的交通线体系。只有设有仓库。医院。兵站。邮局，指定警备长，派有宪兵队和守备部队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交通线。在这个问题上，在本国内同在敌国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却容易被人忽视的差别。军队在本国内固然也经过专门设置的交通线，但却压根不受这些交通线的限制，必要时能离开这些道路，选用任何其他现有的道路。因为军队在本国内到处都象在自己的家里，处处都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到处都能得到善意的帮助。即使其他的道路不太好，对军队不太适用，依然是可以选用它们的，因此，如果军队被敌人迂回，必须变换正面时，是可能利用这些道路的。与之相反，在敌国境内，常常只有军队已经通过的道路才能作为交通线。在这方面，一些微小的。往往是不大显著的原因就可能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在敌国境内前进的军团只能随着前进和在自己的掩护下设置一些构成交通线的设施，使居民因为存在害怕军队的心理而产生一种印象，觉得这些设施是不可改变和无法避免的，甚而使他们把这些设施看作是减轻战争灾难的。沿路留下的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可以支援和维护整个交通线。但如果把军需官。兵站司令。宪兵。战地邮局及其他机构派到军队没有到过的较远的道路上去，那么，居民就会把这些看作是完全能摆脱的负担。如果敌国还没彻底失败，还没有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那么，这些派出的官员就要受到敌视，被打得头破血流而被赶走。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控制新的道路首先要有守备部队，守备部队的兵力必须比一般情况下更强大些。并且，即使守备部队比较强大，仍然有遭到当地居民反抗的危险。总而言之，在敌国境内前进的军队没有能让当地居民服从的任何工具，它必须依靠武力首先设置自己的行政机关，但要设置这种机关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是可能的，也需要牺牲和遇到困难的。可见，军队在敌国境内比在国内更不能用变换交通线的方法来更换基地(在国内必要时还是可能的)。因此，通常说来，军队在敌国境内运动时要受到较大限制，因而更害怕被敌人所迂回。

就是交通线的选定和在交通线上建立设施，也是从一开始就受到许多条件限制的。作为交通线用的道路一般说不仅要比较广阔，而且，从很多方面的要求来看，道路越宽阔，沿线人口稠密。生活富裕的城市越多，能用作掩护的要塞越多，就越为合适。另外，作为水路的河流，作为渡河点的桥梁，也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交通线的位置和军队的进攻路线，只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它们的具体位置还要受地理条件的局限。

上述一切都是决定军队同军队基地之间的联系是不是紧密的条件，假如再把对方军队同基地之间的联系和这些条件作一个比较，就能看出，交战双方中哪一方有可能首先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甚至退路，用普通的术语来讲，谁就更可以迂回对方。除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之外，只有交通线的状况比对方优越的一方，才能有效地迂回对方，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对方就会同样用迂回的方法轻而易举地保障他自己的安全。

因为道路有双重的使命，因此这样的迂回也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可以破坏或切断交通线，折磨和困绝敌方军队，从而迫使敌军退却，另一方面能切断敌人的退路。

关于第一个目的，应当指出，在实行现在的给养制度的情况下，交通线暂时中断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要令这种影响达到严重的程度，一定使敌人遭受一系列零星的损失，为此就需要不停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在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的时代，成千上万辆面粉车往返奔驰，一次翼侧活动就能使对方受到决定性的打击。可是现在，即使翼侧活动很成功，至多也只不过中断一次运输，使敌人受到一些削弱，决不能迫使敌人退却，因此，根本不会产生效果。

所以，在过去本来就是在书本中比在实际生活中更为流行的翼侧活动，在今天同实际的距离就更远了。可以说，只有在交通线很长，情况很不利，尤其是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民众武装的袭击时，遭到翼侧威胁才是很危险的。

至于在切断退路的问题上，更不应过分夸大由于退路受到限制和威胁而可能产生的危险，因为最近的作战经验告诉我们，要切断一支由大胆的指挥官指挥的优良的部队的退路比突破这支部队更困难。

交通线很长的时候，要想使它通畅和得到保障，方法是非常少的。在军队配置地点附近以及军队退却路上占领一些要塞(假如没有要塞，就在适当地点构筑堡垒)，以良好的态度对待当地居民，在军用路上建立严格的纪律，在这个地区内配备优良的警察，不断整修道路，这是仅有的一些方法。用这些方法虽然能够减少不利，但决不能够完全避免不利情况。

此外，我们关于军队选定道路的论述在谈给养问题时，尤其适用于交通线。经过最富庶的城市和通过最富饶的耕作区的很宽阔的道路是最好的交通线，即便利用这些道路时要走很多弯路，也值得优先地利用，这些道路对军队的配置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直接影响。

$$$$第十七章 地 形

地区和地貌同军队的给养有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它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远存在的关系，它无论是对战斗过程本身，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我们依据它同军事行动的关系，也就是说纯粹从法语地形这个词的具体意义上来研究这个问题。

地形的作用绝大部分表现在战术范围，而其结果则表现在战略范围。就其结果来看山地战斗与平原地战斗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把进攻和防御分开，还没有对二者作进一步的考察，从地形能起什么作用的角度来研究我们就不可能从地形的每一个主要特色，而只能谈谈地形的一般特性。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地形的其他一切影响全都可归结到这三个方面来。

地形的这三种影响无疑会使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与需要技巧，显然因为它们是军事行动中新增加的三个因素。

在现实中，只有对很小的部队来说，才存在纯粹的。绝对开阔的平原概念，也就是说，才存在对军事行动毫无影响的地形的概念。即便对这样的部队，也只是对它的某一时刻的活动来说才存在这样的地形概念。对较大的部队的活动与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来说，地形就必然会发生影响。就整个军队来说，即使在某一时刻，如在一次会战中，地形不发生影响的情况也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由此可见，地形几乎始终是有影响的。当然，地形的影响随着地区的性质不一样也是有大有小的。

若观察一下大量的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某一地区同完全没有障碍的开阔地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地貌，也就是地势有高有低，其次是有森林。沼泽和湖泊等天然物，最后是耕种造成了地形的变化。地形在这三个方面同平坦地不同的程度愈大，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愈大。假如我们对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那么就会发现有三种地形:山地。很少耕作的森林沼泽地与复杂的耕作地。在所有这三种地形上，作战将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需要技巧了。

就耕作地而言，当然并非各种耕作地对作战的影响都是同样大的。影响最大的是弗郎德勒。霍尔施坦因与其他地区所常见的那种耕作地，在这些地区，许多沟渠。篱笆。栅栏和堤坝切断土地，到处是分散的人家及小灌木丛。

所以，平坦的。耕作均匀的地区最便于作战。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而且根本没有考虑防御者利用地形障碍的情况。

这三种地形中的每一种都在通行。观察与对火力的防护等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生影响。

森林地主要是妨碍观察，山地主要是妨碍通行，复杂的耕作地对观察与通行的妨碍是一样的。

在森林地，大部分地区都不利于运动(因为除了通行困难以外，由于完全不能观察，不能利用所有的林间小道)，这一方面使行动更简单了，而另一方面也给行动造成了同样大的困难。所以，在这种地形上很难充分地集中兵力进行战斗，但也不必像在山地与极其复杂的地形上那样分散兵力。换而言之，在这种地方，分散兵力是不可避免的，但分散的程度比较小。

在山地，主要是通行受到妨碍，这表现在两方面:不是处处都能通行;即使在可以通行的地方，军队的运动也一定比较缓慢，较为费力。因此，在山地各种运动的速度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个活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可是，山地也具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即某一地点可瞰制另一地点。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专门谈制高的问题，在这儿只是指出，山地的这种特点会导致兵力的过度分散，因为有些地点所以重要的原因，不只是由于它们本身重要，而且是由于它们能够对其他地点产生影响。

当地形的这三种影响达到极点时，正像我们在别处说过的那样，统帅对战斗成果所起的作用就会降低，下级军官甚至普通士兵的作用就会相应地提高。不言而喻，部队愈分散，观察愈困难，每个行动者就愈要独立行动。当然，在行动比较分散。行动方式比较繁多。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智力的作用一般说来也必然要增加，因而统帅的才能在这里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可是，在这儿我们必须回到早已说过的一点上来:在战争中各个成果的总和比这些成果相互联系的形式更有决定意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考察一直进行到最大限度，假设一支军队分散成一条很长的散兵线，每一个士兵都各自进行一个小型的战斗，那么，一切就更多地取决于胜利的总和，而不是这些胜利相互联系的形式。因为良好的计谋只能够由积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它不能从消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因此，个人的勇气。技巧与士气在这种场合能决定一切。只有在双方军队的素质一致，或双方军队的特长不相上下时，统帅的天才和智谋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民族战争和民众武装等等(在这里即使每个士兵的胆量与技巧并不一定十分优越，然而，至少他们的士气是始终高昂的)在极其复杂的地形上和在兵力十分分散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优越性。而只有在这种地形上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民众武装通常都缺乏大部队集中作战时不可缺少的一切特性和武德。

另外，军队的性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通过许多层次的阶梯的，因为在保卫祖国的条件下，即便是常备军，也会带有一些民族武装的性质，因而也就比较适合于分散作战。

军队越是缺乏这些性质与条件，对方在这些方面愈是优越，它就愈害怕分散，越要回避复杂地形。可是，能否避开复杂地形，很少能够由它自己决定，人们不能象挑选货物那样随意选择战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在性质上适合集中作战的军队，总是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作战方法作战，而不顾地形的性质。这时，它们在其他方面必然是不利的，如给养的缺乏和困难，宿营条件不好，在战斗中常常会遭到多面攻击等。可是，完全不发挥自己的特长时遭到的不利，恐怕比这还要大得多。

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是两种相反的倾向，军队倾向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程度取决于军队的性质适应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程度。然而，在最紧要的关头，适于集中的军队不能始终集中在一齐，适于分散的军队也不能单靠分散活动获得成果。法国军队在西班牙，就不得不分散兵力，而西班牙人用民众起义保卫国土时，也曾经有必要派遣一部分兵力去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除去地形同军队的一般性质，特别是同军队的政治性质的关系外，地形与兵种的比例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

所有通行极困难的地方，无论是山地。森林或耕作区，都不适于使用大量骑兵，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密林区不适于使用炮兵，因为这里经常缺乏充分发挥炮兵威力的空间，缺少可以通行的道路和缺乏马匹的饲料。对炮兵来说复杂的耕作区不利的条件要少一些，而山地最少。当然，这两种地区的地形都有对火力的防护性能，因此对主要依靠火力发挥作用的兵种是不利的，同时，四处都可以通行的步兵能使笨重的火炮常常陷于进退不得的境地。然而，在这两种地区决不会缺乏可以使用大量炮兵的空间，而且炮兵在山区还有一个很大的益处:敌军运动较慢，所以炮火的效力增加了。

不容否认，在每一种困难的地形上步兵都比其他兵种优越得多，因此在这种地形上，步兵的数量可很多超过一般的比例。

$$$$第十八章 制 高

制高这个词在军事艺术中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事实上地形对使用军队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恐怕有一半以上是这个因素带来的。军事学中的许多法宝，比如瞰制阵地。锁钥阵地。战略机动等等都是以制高为基础的。我们要详细地但又不致烦琐地考察这一个因素，来辨别它的真假虚实。

任何物质力量的发挥，自下而上总比自上而下困难。战斗也必然是这样，这里显然有三种原因:第一。任何高地都可以是通行的障碍;第二。从上向下射击虽不会显著地加大射程，可是，从各种几何关系来看，比从下向上射击容易命中;第三。有便于观察的有利条件。至于这一切在战斗中怎样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这儿要谈的问题，我们只是把战术由于制高而得来的几个有利条件综合成一个总的有利方面，并把它看成是战略上的第一个有利的方面。

上述三个有利条件中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在战略上必然也会出现，因为在战略上也同在战术上相同，是要行军和观察的。所以，如果说军队配置在高处对低处的军队来说高地就构成了通行障碍，那么，这就是战略可以从制高中获得的第二个有利方面，第三个有利方面就是利于观察。

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制高。瞰制与控制的效力，这也正是一支在山顶的军队看到敌人在自己下面时产生优越感与安全感的原因，与此同时，也是在下面的军队所以感到处于劣势并担心的原因。这些印象可能比制高在实际上能起的作用还要强有力，因为制高的优点比造成这些优点的实际条件给人的感觉要强烈得多，或许超出了实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须把人的想象力看作是增加制高的效果的一个新的因素。

当然，就利于运动这一点来说，高处的军队并非绝对有利的，也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有利的，只有当敌人想接近它时才是有利的。要是一个大山谷把双方隔开，那么在高处的一方就没什么利益了。如果双方想要在平原进行会战(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么，甚至在低处的军队反而有利。同样，观察也是有极大的局限的:下面繁茂的森林以及军队所占领的山脉本身，都非常容易妨碍观察。人们照地图选定的瞰制阵地，在现地看来并不怎么有利，甚至反而是不利的，这种情况不胜枚举。然而，这些局限和条件并不能抵销高处的军队在防御与进攻中的优越性。我们只想简略地谈谈处于高处的军队在防御与进攻中是怎样具有这种优越性的。

制高在战略上有三个有利方面是:战术上的利益。敌人通行困难以及我方便于观察。其中前两个方面实际上只有防御者才可以利用，因为只有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才能够利用它们，而在运动中的进攻者是不能够利用它们的。第三个有利方面，则是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可以利用的。

由此可见，制高对于防御者是多么重要，而且只有在山地阵地上，制高才能够带来决定性利益，所以山地阵地能替防御者提供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至于这一点在其他情况影响下会有何变化，我们要在《山地防御》一章中阐述。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区分清楚，我们所谈的不只是某一地点(例如一个阵地)的制高问题。若只是某一地点的制高问题，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几乎仅表现为一次有利的战斗这样一个战术利益了。但，如果人们把一个广大地区(如整个省)设想为一个倾斜的平面，就好象是分水岭的斜坡一样，人们可在这上面行军几天而能始终瞰制前面的地区，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增多了，因为这时制高就不但有利于战斗中兵力的运用，而且有利于几个战斗的运用。在防御中就是如此。

在进攻时，也几乎可以得到防御中从制高得到的那些有利方面，是因为战略进攻不象战术进攻那样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它的进程不象齿轮的运转那样是接连不断的，而是通过几次行军实现的，每次行军之间都有或长或短的间歇，而在每次间歇之中，进攻者同他的敌人一样，也是处于防御状态。

在便于观察方面，无论在防御与进攻中制高都能产生一定的有利效果，这种效果是必须考虑的。它体现于便于各个单独的部队发挥作用这一点上，因为整体从制高中可以获得的有利条件，每个部分也是能得到的。所以，每个大的或小的单独的部队有这种有利条件比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总要好一些，并且，这些部队配置在瞰制阵地上也比没有这种阵地时遇到的危险要少一些。至于这些分开的部队能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将在别的地方研究。

假如我方既在制高方面有有利条件，且在地理条件方面比敌人有利，而敌人的运动却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在大河的近旁)受到其他的限制，那么，就会迫使敌人尽快离开这个不利的位置。一支军队假如不占据大河谷两侧的高地，它就不可能扼守那个河谷。

由此可见，制高可能成为真正的控制，而且这个观念的现实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瞰制地区。掩护阵地。国土的锁钥等等名称只是根据地势高低来确定的，那么，就不能保证它们不是没有健康内核的空壳。有些人为了给军事行动平凡的外貌增添一点装潢，首先抓住这些理论上的高贵的因素不放手，于是这些东西就变成那些博学多才的军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为战略法师手中的魔杖。但这种空洞的概念游戏以及它们同实际经验的各种矛盾，都不能使作者与读者信服。他们这样做无异于达乃敦往无底桶里灌水。有人把事物的条件当成了事物本身，把工具当成了使用工具的手;把对这样的地区和阵地的占领看作是力量的本现，看作是击剑中的砍与刺;把这些地区和阵地本身看作真实的数量。其实，占领不过等于为了砍和刺而抬起胳臂，这样的地区和阵地无非是一种死的工具，只不过是一种只有通过某种客体才能体现出的特性，是同数值还没有联系在一起的正号或者负号。而这种砍和刺，这个客体，这个数值就是胜利的战斗，只有它才能真正算数，才能用来计算。无论在书本上评论还是在战场上行动时，人们都必须永远牢记这一点。

所以，既然只有取得胜利的战斗的数量和重要性才起决定作用，那么显而易见，双方军队及其指挥官的素质又跃居首位，而地形所起的作用只能看作为次要的。

第六篇 防 御

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一 防御的概念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御进攻。防御的特征又是什么?是等待进攻。具有这一特征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御行动，只有依据这一特征才能在战争中把防御同进攻区别开来。可是，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纯粹的防守就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在战争中防守只能是相对的。所以，在总的方面防御的这个特征只是对防御说的，而不是对防御的各个部分说的。在一次战斗中如果我们等候敌人的攻击，等待敌人的冲锋，那就是防御战斗;在一次会战中假如我们等候敌人的进攻，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就是防御会战;在一次战局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战区，就是防御战局。在上述各种情况下，等待与抵御这个特征都是在总的方面对防御说的，并不因此就与战争的概念发生矛盾，因为等待敌人向我们的刺刀冲锋或向我们的阵地进攻对我们是有利的。可是，我方要真正进行战争，就必须还击敌人，而防御战中的这种进攻行动是在总的方面进行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采取的进攻行动仍是在阵地或战区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在防御会战中可以使用某些师进攻，而那些仅仅是在阵地上等待敌人冲锋的部队，也可用进攻的子弹迎击敌人。所以，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纯粹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二 防御的优点

什么是防御的目的?是据守。据守比夺取要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行进攻容易。但为什么据守(即防御)比较容易呢?因为进攻者没利用的时间防御者都可以利用。防御者可坐得其利。凡是进攻者由于估计错误。恐惧或者迟钝而没有利用的时机，都是对防御者有利的。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依靠防御的这个优点曾不仅一次地使自己免遭覆灭。这种由抵御与据守带来的优点包含在一切防御的性质中。这一优点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同战争非常相似的诉讼中，已由”占有者得利”这一拉丁谚语肯定下来了。另一个纯粹由战争本身带来的优点是地形之利，它是防御者可以优先享用的利益。

明确了这些一般概念之后，现在我们来谈谈防御本身。

在战术范围内，凡我们让敌人采取主动，等待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的战斗(不论它是大是小)，都是防御战斗。从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这个时刻起，我们就可以采用一切进攻的手段而不失去防御的两个优点: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在战略范围，不同的只是战斗变为了战局，阵地变成了战区;甚至战局变成了整个战争，战区在这两种情况下变成了全国国土，象在战术范围一样，若采用进攻手段，仍然不会失去防御的上述优点。

防御比进攻容易，这一点我们已经简单地谈过了。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占领可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行。所以，为了使表达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这就是我们所要得出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完全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并且是被经验千百次证明了的，但是流行的说法却完全同这个结论相反。这就证明，从表面看问题的著作家能够在概念上造成怎么样的混淆。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而带有消极的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用这种形式时，才必须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马上放弃它。由于人们在防御中取得胜利通常就可以造成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兵力对比，因此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把防御作为最终的目的，就象不但在总的方面把防御看作是消极的，而且把防御的各个部分也看作是消极的一样，是与战争的概念矛盾的。换句话来说，在战争中只把防御所取得的胜利用于抵御，而根本不想进行反攻，就如同在会战中让纯粹的防守(消极性)在一切措施中占主导地位一样，是很荒谬的。

可能有人会举出许多防御者一直到最后仍采取防御，并不考虑反攻的战例来否定上述总的看法的正确性。他们可以这么做，只是他们忘记了这里仅仅是就总的方面来说的，而那些用来反驳这一看法的战例，都必须看作是反攻的可能性还未到来的具体场合。

比如在七年战争之中，至少在这次战争的最后三年，腓特烈大帝并没有想要进攻，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这次战争中只不过把进攻看作一种比较好的防御手段。他的整个处境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一个统帅只做那种最符合他当时处境的事，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若我们不把有可能对奥地利进行反攻的想法看作是他整个行动的基础，如果认为反攻的时机只是直到那时还才到来，那么我们就不是联系总的情况考察这一防御战例的。以上总的看法即使在这一战例中，也不是找不到实际根据的，缔结和约的事实就是证明。如果不是奥地利认识到仅仅以自己的力量不能与这位国王的才能相抗衡，认识到它无论如何必须比过去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只要它稍稍放松努力，就可能再丧失领土，那么，还有什么能促使它缔结和约呢?实际上，要是腓特烈大帝不是有一部分兵力被俄国。瑞典以及帝国的军队牵制住了，他就会尽力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再次击败奥军，对于这一点，又有谁会怀疑呢?

在明确了防御的概念(在战争中这一概念只能象我们上面那样去理解)与规定了防御概念的界限之后，现在我们再来谈谈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对进攻与防御作过仔细的考察和比较以后，这一论点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与此相反的论点是如何地自相矛盾并且如何地同经验相抵触。若说进攻是较强的作战形式，那么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采用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因为防御终究只有消极的目的;若双方都只想进攻，那么防御就不可能存在了。可是，追求较高的目的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也很自然。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方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如果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看一看过去的情况，我们就能发现，从来没有听说过用一支较弱的军队在一个战区进攻，却让一支较强的军队在另一个战区防御。如果说自古以来情形到处都恰恰与之相反，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即使是最喜欢进攻的统帅，也依然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在谈具体问题以前，在以下几章里我们还必须首先说明几个问题。

$$$$第二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上的比较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在战斗中可以导致胜利的因素。

这里不谈军队的优势。勇敢。训练或者其他素质，因为决定这一切的东西一般来说不包括在这里所谈到的军事艺术的范围之内，而且这一切对进攻与防御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甚至连总的数量优势，在这里也不能够加以考虑，因为军队的数量同样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是由统帅的意愿决定的。况且这些东西同进攻的利害关系与同防御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此外，在我们看来，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与多面攻击。出敌不意的效果是，使敌人在某一地点上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与总的数量优势完全不同，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有效手段。至于地利怎样有助于获得胜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地利，不单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各种障碍(如陡峭的谷地。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够使我们隐蔽地配置军队的地形。甚至一个非常普通的地形，我们也能说，谁熟悉它，谁就能从中得到利益。多面攻击包括战术上的各种大的与小的迂回，它之所以起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敌人遭遇到火力夹击，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害怕被切断退路。

那么，这些因素对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假如我们讨论一下上面所说的导致胜利的三个因素，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进攻者只能利用第一。第三两个因素的一小部分，而防御者则可利用这两个因素的大部分与第二个因素的全部。

进攻者要取得出敌不意的利益，只能用全部军队对敌人的全部军队作一次真正的奇袭，而防御者却能够在战斗过程中通过各种猛烈程度的和各种样式的袭击不断地出敌不意。

进攻者比防御者更容易包围对方的全部军队以及切断它们的退路，因为防御者处于驻止状态，而进攻者是针对防御者的这种状态进行运动的。但进攻者的这种迂回政策只是对整个军队说的，至于在战斗过程中以及对军队的各个部分而言，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容易进行多面攻击，因为正像上面说过的那样，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加能通过各种猛烈程度与各种样式的袭击出敌不意。

很明显的防御者可充分利用地利。防御者所以能够通过各种猛烈程度和各种样式的袭击在出敌不意方面占有优势，是由于进攻者必须在大小道路上行进，因而不难被侦察出来，而防御者却能隐蔽地配置，在决定性时刻之前，进攻者几乎无法发现他。自从普遍采用了正确的防御方法以后，对于防御的侦察已经完全过时了，也就是说这种侦察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虽然人们有时还进行这种侦察，但收获很少。防御者可以在选好的地形上配置军队并且在战斗前熟悉地形，这对他的好处非常大，他隐蔽在这种地形中必然比进攻者更能出敌不意，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即便如此，人们现在仍不能摆脱陈旧的观念，似乎接受一次会战就相当于输了一半。这种观念是在七年战争中就已经被少数人采用过的。在二十年前流行的防御方法引起的，当时人们期望从地形方面获得的利益无非是占领一个很难接近的正面(陡峭的山坡等)，而且当时军队的配置没有纵深，两翼运动不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弱点，即军队的配置总是由一个山头延伸到另一个山头，以至于情况越来越糟。这时候，如果两翼找到某种依托，军队就像一块绷紧在刺绣架子上的布帛一样，它的任何一点都不能够被敌人突破。军队占领的地区的任何一点都对整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每一点都必须加以防守。这样一来，在会战中就既谈不上运动，也谈不上出敌不意了。这样一种防御与可以称之为好的防御及在现代也的确出现过的好的防御是完全相反的。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轻视防御，往往是因为时代已经变了，某种防御方法过时了，我们上面所谈的防御方法也是这样，这种防御过去曾有一个时期确实比进攻有优点。

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现代军事艺术的发展过程。起初，也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军队的展开与配置是会战的最主要的事情之一，也是会战计划的最重要的内容。这种情况通常使防御者很有利，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先敌配置和展开完毕。以后，军队的机动能力一增加，这个有利条件立即就不存在了，于是进攻者曾有一个时期取得了优势。以后，防御者设法以河流。深谷和山岭作为掩护，又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直到进攻者变得很机动，十分灵活，以致敢于冲进这些地形复杂的地区并分为几个纵队进攻，即能够迂回对方时，防御者才又失去优势。防御者由于进攻者敢于这样行动，就把正面配置得越来越宽，这必然就使进攻者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把兵力集中在几个点上，突破对方纵深不大的阵地。于是进攻者第三次取得了优势，而防御者则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防御方法。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防御者已经改变方法了。他把军队集结成几个大的集团，通常不事先展开，而是尽可能隐蔽地配置好，也就是只做好行动的准备，等到进攻者的措施进一步暴露之后再作行动。

这种防御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在部分地区作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的优点极大，因而在战局中必须成百次地利用它。但这种防御目前一般已不再占主要地位了，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若进攻者再发明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在现在一切都趋向简单。一切都以事物的内在必然性为根据的情况下，恐怕难以期待会出现什么新的方法)，防御者也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法。但地形有利于防御却永远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因为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所以一般地可以保证防御原有的优势。

$$$$第三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上的比较

首先我们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在战略上有利于取得成果的因素?

正像以前说过的那样，在战略范围是不存在胜利这个概念的。所谓战略的成果，一方面是指为战术胜利做好有效的准备(这种准备愈好，战斗中的胜利就愈会有把握)，另一方面是指利用战术上已取得的胜利。会战胜利后，战略能够通过各种安排使会战的胜利产生的效果愈多，它能从基础被会战动摇了的敌军那里夺取的战利品愈多，对于那些在会战中费尽力量也只能一点一点取得的东西，它能大批大批地取得的越多，它的成果就越大。能导致这种成果或使这种成果容易取得的主要条件，即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下面几个:

(1)地利;

(2)出敌不意(或是通过进行真正的奇袭造成出敌不意，或通过在一定的地点出敌意外地配置大量的军队以造成出敌不意);

(3)多方面攻击;

(以上三个因素同在战术上的三个因素是一样的。)

(4)战区通过要塞及其一切附属设施产生的有利作用;

(5)人民大众的有力支持;

(6)对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充分利用。

那么，这些因素对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具有进行奇袭的有利条件，这在战略范围与在战术范围都是一样的。可应该指出，奇袭这个手段在战略范围比在战术范围有效得多和重要得多。在战术范围，奇袭很少能发展成为大的胜利，但是在战略范围，通过奇袭一举结束整个战争的情况却是不少的。不过也得指出，使用这个手段是把敌人犯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少有的错误作为前提的。所以，奇袭这个手段并不能在天平上为进攻的一端加上很大的砝码。

在一定地点配置优势兵力造成出敌不意，这又同战术上的情况很相似。假如防御者把兵力分割配置在自己战区的若干接近地上，那么进攻者很显然就有以全部兵力打击敌方军队的一部分的有利条件。

但新的防御艺术已采用了另一种行动方法，这就在不知不觉中确定了与此不同的防御原则。只要防御者没被敌人利用没有设防的道路奔向重要的仓库(或补给站)和未作准备的要塞或首都的顾虑，他就毫无理由分割自己的兵力，即使防御者存在这种顾虑，他也应到进攻者选定的道路上去迎击敌人，不然他就会失掉退路。因为，要是进攻者选择的不是防御者所在的道路而是另一条道路，防御者也可以在几天之后用全部兵力在进攻者选择的道路上找到敌人。在大多数场合下，防御者甚至可以确信他一定会荣幸地受到进攻者的拜访。而且，若进攻者不得不分割兵力前进(因为给养关系，分割兵力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防御者显然还处于有利地位，能以自己的全部兵力来打击敌人军队的一部分。

在战略范围，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涉及到战区的背后和侧面，所以，它们的性质就大大改变了。

(1)因为从战区的一端不可能射击到另一端，所以火力夹击不存在了;

(2)被迂回者对于失去退路的恐惧小得多了，因为在战略范围内，空间不如在战术范围那样容易被封锁;

(3)在战略范围，由于空间较大，内线(也就是较短的路线)的效果增大，这对抵抗多面攻击极有利;

(4)交通线十分脆弱是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说交通线一被切断影响就很大。

在战略范围内，因为空间较大，通常只有掌握主动的一方，即进攻的一方才能够进行包围(即多面攻击);防御者不能够象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因为他的军队的配置既不可能有与此相对应的纵深，也不可能那么隐蔽。当然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但既然包围不能带来什么利益，那么，尽管进行包围是容易的，这对进攻者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若不是因为包围攻击对交通线还有些影响的话，在战略范围也许根本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能导致胜利的因素了。但这个因素在最初的时刻，即在进攻者和防御者开始接触，但是还保持原来的部署时，很少能起很大的作用。在战局进程中，当进攻者在敌国国土上渐渐成了防御者，这个因素才起很大的作用。这时候，新的防御者的交通线就变得脆弱了，原来的防御者就能够作为进攻者来利用这个弱点了。但这种进攻的优越性总的说来不能算作是进攻本身的优越性，因为它实际上是从防御本身的较高关系中产生，有谁还不明白这一点呢!

第四个因素，即战区的有利作用，自然是在防御一方。当进攻的军队发动了一次战局，他们当然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战区，并由此受到削弱，即他们把要塞和各种仓库留在后方了。他们需要通过的作战地区越大，他们所受到的削弱就越厉害(因为要行军和派出守备部队)，而防御者的军队则仍保持着同各个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要塞，不会受到任何削弱，而且离自己的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比较近。

第五个因素，即人民大众的支持，这并不是在每一次防御中都能得到的，因为有的防御战局也许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进行的，但这一因素终究是从防御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防御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另外，这里所说的民众支持主要是(但并不完全是)指民军与民众武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指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比较小，人员补充与物资补给基地都比较近，补充和补给来源比较丰富等情况。

通过1812年的战局，使我们像通过放大镜一样清楚地看出第三个跟第四个因素中提出的那些手段的效果，渡过涅曼河的是五十万人，而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却只有十二万人，到达莫斯科的就更加少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次巨大的战局的效果很大，俄国人即使不继而进行反攻，也可以在长时期内不致遭到新的侵犯。当然，除瑞典之外在欧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同俄国的情况相似，可是这个因素仍然是起作用的，只不过是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对第四个与第五个因素还需要作一点说明。有利于防御的这两个因素在真正的防御中，也就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中才能够发挥作用，当在敌国国土上进行防御，而且防御与进攻行动交织在一起时，它们的作用就会减弱。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时，我们将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大概像上述第三个因素一样，又会对进攻产生一种新的不利。正如防御不是单纯由抵御因素构成的一样，进攻也不是完全由于积极因素构成的，甚至一切不能直接导致媾和的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结束。

既然在进攻中出现的一切防御因素都是由于具有进攻的性质，也就是由于它们是属于进攻的而受到削弱，那就必然认为这一点是进攻中的普遍弱点。

这并不是无谓的诡辩，相反，一切进攻的主要弱点正在这里，因此在制定一切战略进攻计划时必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点，即特别注意进攻后接踵而来的防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战局计划》一篇中作详细研究。

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时像真正的酵素一样渗透在战争的各个要素之中，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统帅能够利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应该认为，防御者与进攻者一样，也拥有这些精神力量;尽管有些精神力量，如果造成敌军的混乱与恐惧，在进攻中起的作用特别显著，但是它们通常只在决定性打击以后才出现，因而，对决定性打击本身很少能起到重大作用。

到此，我们认为已充分论证了防御是比进攻强的一种作战形式这一论点。但是，还剩下一个一直没有谈到的小因素需要略提一下，这就是勇气……军队由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感到自己占有优势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确实是存在的，但在军队由于胜利或失败。由于指挥官的才干或者无能而产生的更普遍更强烈的感情中，它很快就会漂没。

$$$$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进攻的向心性与防御的离心性这两个概念，这两种在进攻和防御中使用军队的形式，在理论与实践中常常出现，以致不知不觉地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分别是进攻和防御所固有的形式。可是，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想尽早地研究一下，一劳永逸地得出明确的概念，以便以后进一步考察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时可以完全撇开它们，以免常常受到它们所造成的似乎是有利或有弊的假象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看作纯粹抽象的东西，像提炼酒精似地把它们的概念抽出来，至于这些概念在实际中所起的作用，则留待今后再作研究。

不论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人们都可以想象防御者是处于等候状态的，也就是说，是处于驻止状态的;而进攻者就是运动的，而且是针对着防御者这种驻止状态进行运动的。从这一点就必然得到结论:即只要进攻者一直在运动，防御者一直保持驻止状态，那只有进攻者可以随意进行包围与合围。进攻者可以根据利弊得失决定是否采取向心进攻，这应该看作是进攻的普遍优点。但是，进攻者只是在战术范围才有这种选择自由，在战略范围并不总有这种自由。在战术范围内，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几乎决不会是绝对有保障的，但在战略范围，当防线从一个海岸直线地延伸到另一海岸，或者由一个中立国延伸到另一中立国时，两翼的依托点则经常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心地进攻就不可能，上述选择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但当进攻不得不向心地进行时，这种选择自由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假如俄国与法国要进攻德国，它们的军队只能形成合围态势，而不能事先集结在一起。假如我们可以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心形式对发挥兵力的作用而言是较弱的形式，那么，进攻者因为在选择这种形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而获得的利益，恐怕会被在没有选择自由的场合被迫使用这种较弱的形式而完全抵消。

现在我们想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形式在战术范围与战略范围的作用。

人们认为，军队从圆周向圆心作向心运动的时候，兵力在前进中会越来越集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兵力越来越集中固然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什么优点，因为双方兵力都在集中，不只对一方有利。在分割兵力发挥离心效果时也是一样。

但另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优点，是军队在向心运动时都对一个共同点发挥作用，而在离心运动时不是这样。但是向心运动能产生哪些效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别从战术与战略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不想作过于详细的分析，我们把下列几点看作是向心运动产生的有利的效果:

(1)当军队的各部分相互接近到某种程度时，火力效果就可以增加一倍，至少会有所加强;

(2)可以对敌方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方面攻击;

(3)可以去切断敌方的退路。

切断退路在战略范围也是可行的，不过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战略范围空间广大，不容易封锁。至于对敌人的某一个部分进行多方面攻击，一般来说，被攻击的这一部分军队越小，越是接近最低限度，即越是接近单个士兵，这种攻击就会越有效，就越能起决定性作用。一个军团完全能够同时多方面作战，一个师要做到这一点就较困难，而一个营只有集结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单个士兵，根本就不可能这样作战。在战略范围有大量的军队。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可在战术范围却恰好相反。由此可见，多方攻击在战略范围不可能取得同战术范围一样的效果。

火力效果根本不是战略范围的问题，不过，在战略范围与之相应的却有另一个问题，即是基地受威胁的问题。当敌人在背后或远或近的地方取得胜利时，任何军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基地受到威胁的感觉。

由此可以肯定，军队在向心运动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甲产生效果时，同时对乙产生效果，并且并不因此削弱对甲的效果;对乙产生效果的时候，又同时对甲产生效果，所以，总的效果不是对甲的效果加上对乙的效果，而是更大一些。这一优点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虽然有所不同，却全是存在的。

但是军队在离心运动时，相应地有什么优点呢?显然是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这两点。至于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怎么会成倍地增加力量，致使对方没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就不敢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向它发起进攻，这一点已经没有必要加以论证了。

尽管防御者开始运动要比进攻者晚一些，但他总可以及时地摆脱停滞的被动状态的，只要他一开始运动，那么，比较集中和处于内线这两个优点就比进攻的向心形式对于取得胜利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常常也能起更大的作用。而要取得成果必然是以取得胜利为前提的。在考虑切断敌人退路之前，必须先战胜敌人。简而言之，向心形式和离心形式的关系大致上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相同。向心形式能导致辉煌的成果，离心形式能比较有把握取得成果，前者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形式是各有利弊，不相上下的。现在只要再说明一点，即防御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不可能向心地使用兵力的(因为防御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纯粹的防守)，人们至少再没有理由认为，仅是向心运动的效果就足以使进攻对防御具有普遍的优势。同时这也可以让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摆脱这一看法所常常发生的影响。

我们以上所说的，既适用于战术方面，也适用于战略方面。现在还必须指出仅同战略有关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内线的利益是随着有关空间的扩大而扩大的。在几千步或者半普里的距离上人们自然不能赢得象在数日行程乃至二十到三十普里的距离上所能赢得的那么多的时间。前一种场合空间比较小，属于战术范围，后一种场合空间较大，属于战略范围。虽然在战略范围要达到目的确实比在战术范围需要更多的时间，战胜一个军团不可能像战胜一个营一样快，可是在战略范围需要增加的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只需要增加到一次会战所持续时间那么长，至多是拖延几天进行会战不至于遭受太大牺牲的那么几天。另外，先敌行动带来的利益在战略范围和在战术范围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别。战术范围空间较小，会战中一方的运动几乎是在另一方的视野内进行的，所以处于外线的一方多半能迅速发觉敌人的运动。但是战略范围空间就比较大，一方的运动连一昼夜都瞒不过敌人的情况是极为少有的，如果只是一部分军队在运动，并且它们是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几个星期没有敌人发现也是常见的事。如果一方处于最适于利用隐蔽之利的地位，在这里隐蔽能给他多么大的好处，这是十分容易看清的。

关于发挥兵力的向心运动的效果及离心运动的效果，以及它们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我们就研究到这儿，以后在谈到进攻和防御时，我们还将要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章 战略防御的特点

前面讲了防御究竟是什么。防御无非是一种比较强的作战形式，人们想利用这种形式取得胜利，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也就是转向战争的积极目的。

即使战争的意图只是保持现状，单纯的抵御也是和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无疑不是忍受。等防御者取得显著的优势时，防御就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防御者不是自甘灭亡，他就必须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反攻。理智告诉我们，必须趁热打铁，要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阻止敌人的另一次进攻。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开始反攻，当然要依据许多其他条件来决定，这些问题将在以后阐述。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无论在什么场合，假如在军事上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而听任它象花朵一样枯萎凋谢了，那就是重大的错误。

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是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谁要是在防御时不考虑这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把它看作是防御的一部分，他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永远只能想通过进攻去摧毁敌人的手段和增加自己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的丧失和取得并不决定于如何打结而取决于如何解结。另外，如果认为进攻总是出其不意的攻击，因而在想象中防御无非是处境困难和陷于混乱，那就是把事实全都歪曲了。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当然比没恶意的防御者下得早，如果征服者懂得很好地保守措施的秘密，他就往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是这不是战争中必然的现象，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的。与其说战争是随征服者一同出现的，毋宁说是随防御者一同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十分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可是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逞，我们就必须进行战争，因此就得准备战争。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应时常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遭到突然的进攻。这正是军事艺术要求人们这么做的。

至于谁首先出现在战场上，这在多数场合并不取决于是抱有进攻意图还是抱有防御意图，而完全取决于另外的一些东西;因此进攻意图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而常常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既然突然进攻很有利，那么谁先做好准备，谁就能由于这个原因采取进攻的方式;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能利用防御的优点来稍微弥补一下自己准备较迟而产生的不利。

然而，能够有效地利用较早作好准备这一点，一般说来应该看作进攻的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肯定)，可这个一般的优点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必然会出现。

因此，假如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说，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有一个不是心中无数和提心吊胆地等候敌人而是行动主动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任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要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的民众。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防御和进攻比较起来，大概就不会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扮演可怜的角色，而进攻也不会像某些人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在那些人看来进攻意味着勇敢。意志力及运动，而防御却意味着软弱与瘫痪。

第六章 防御的方式

在防御中除了军队的绝对数量与质量以外，决定战术结果和战略结果的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出敌不意。多面攻击。战区的有利作用。民众的支持及巨大的精神力量等因素，防御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自然地比进攻者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中已讲过了。在这里我们认为再谈一谈主要供防御者利用因而可以看作是支持防御这个大厦的各种支柱的那些手段是有益的。

一。后备军。在现代，后备军也被用来出国进攻敌国了，并且不容置疑，在有些国家，譬如在普鲁士，后备军这一组织几乎必须看作是常备军的一部分，因而它已经不再只能用于防御了。可是也不能不看到，人们在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广泛利用后备军是在防御战争中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地方是像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用于防御必然要比用于进攻更为合适。另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即全体民众以他们的体力。财产和精神在战争中不同于一般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去协助作战。后备军这一组织越不具有这种性质，编成的队伍就越成为一种变相的常备军，越具备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越缺乏真正的后备军的优点。真正后备军的优点是:拥有广泛得多。生动得多。十分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大大增强的力量。后备军的实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后备军这一组织形式必须使全体民众发挥这种协助作用，否则，期待后备军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就只能是幻想。

显而易见，后备军的这种实质同防御的概念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后备军用于防御总比用于进攻更为恰当，后备军可以挫败进攻，这种效果主要在防御中才得以表现出。

二。要塞。进攻者能够利用的要塞，仅限于边境附近的要塞，因此要塞对他的帮助不大。防御者却可以利用全国的要塞，因而有非常多要塞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也强大得多。一个能迫使敌人军队发起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守住的要塞，当然比一个只能让敌人打消占领这一地点的想法，因而不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人军队的要塞，在战争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民众。虽然在大多数场合下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像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那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压根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非无足轻重。假如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任何活动都比较容易。敌人要使居民尽任何大小义务，只有公开使用暴力，用强制手段才有可能，而必须动用军队使用暴力，这将令敌人消耗大量兵力和增加许多劳累。防御者却可以得到这一切，即便民众没有像在热情地作出自我牺牲的场合那样真正出于自愿，长期形成的公民的服从性也会让他们贡献一切(这种服从性已成为居民的第二天性，它由一些根本不是来自军队的。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维持着)。并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提出其中一件对作战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讲的主要不是指出于重大的需要而通过侦察取得的情报，而是指军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弄不清的细小的情况，同居民的良好关系使防御者在这方面处处占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每个哨兵和每个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需要向当地居民了解有关敌人。友军和当面之敌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种一般的并且常常会发生的情况以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居民开始直接参予斗争，以及居民参加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像在西班牙那样主要以民众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据此我们可以提出:

四。民众武装或民兵是一种较独特的防御手段。

五。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作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同盟者，而是指与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种同盟国。只要看一看当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无疑问都是极为复杂并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谈一贯保持的。力量和利益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被理所当然地否定掉了)。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全都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种结上，一个趋向是另外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这些结又联系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会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地是有利于整体上的维持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我们认为，对政治均势应该作上述这样的理解，而且，凡是很多文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会自然产生这种意义的政治均势。

关于共同利益要求我们去维持现状的这种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容易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很难发挥这种作用。在前面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但是在后一种场合，这种变化只是一种变态，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非常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奇的，即使是生物的那种调节很好的有机的整体内，也会出现这样的病态。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可以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连制止这种改变的尝试都没有，甚至有个别国家可以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为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决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复存在了，而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还不够强大;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同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上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要求维持均势的倾向就是要维持现状。当然，我们是以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即以均势为前提的;因为一旦平静状态遭到了破坏，一旦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当然也可能发生变化。可是，如果从本质上看问题，那么，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因此可以断定，大多数国家都看到它们自己的生存自始至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并且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和整体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的时候，支持它的国家要比反对它的国家多。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但是，尽管哲学上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互相关系，假如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适当的。不过，谁如果是不能超出在轶事趣闻之上(象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却用这些东西来编纂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细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深刻地探讨总的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关系，那么他的看法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难以设想的了。

如果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很多文明国家就决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它们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既然现在这样的欧洲已存在了一千多年，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产生这样的结果。假如整体并不是永远足以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可是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而是被整体消除了。

有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多多少少的公开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能明白，罗列大量这种事实来作说明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件，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个思想的人常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遭到灭亡而没得到任何外国援助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我，而其他欧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曾拔刀相助。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仿佛可以充分证明，政治均势一般地说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人消灭，成为几个强大的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认为，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我们依旧坚决地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它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非像表面上看来那么难以理解。难道波兰真的可以看成是一个欧洲国家，可以看作是欧洲各国中一个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吗?不能!它是一个鞑靼国，但是它不是像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位于黑海之滨，即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而是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我们这么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是应被瓜分的，而只是为了真实地阐明情况。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是引起纷争的原由。波兰就其本身的状况及国家的结构来说，是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的;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即便波兰人的领袖也有这种愿望，是一件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况且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很深，他们很难产生这种愿望。动乱的国家生活与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互相助长，使他们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早在波兰被瓜分之前，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完全肯定，即使波兰不被其它大国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分。如果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那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容易地瓜分它;同时那些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力维护波兰了。但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来维护，这自然是较过分的要求。

在一百多年以前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是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常常来来往往的公共大道。难道阻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任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利剑来维护波兰在政治上的尊严吗?这就无异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好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不能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各国之间的。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不能保证这个的国家的所谓不可侵犯性。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对于波兰的无声无息的灭亡，就像对于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感到惊讶。土耳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而无益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认为，我们已证明，防御者一般比进攻者更有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愈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愈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来的援助。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主要供防御者利用的手段自然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不过，就总的防御这个概念来说，它们全部都是属于防御的。

$$$$第七章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进攻和防御是可以区别开的两个概念，现在，我们准备对两者分别进行考察。根据下面的理由，我们从研究防御开始。防御的规则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可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得以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之中找出一个起点。现在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起点。

假如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同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毋宁说是占领，而防御则是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定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抵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是为了要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因此，首先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显然是防御者。这里谈的不是个别具体情况，而是理论家为了确定理论的发展而假设的一般的。抽象的情况。

从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进攻和防御的相互起作用的起点，那应是在防御上。

假如上述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防御者对进攻者的行动还一无所知，他也一定有确定行动的依据，而且这些依据必然决定着战斗手段的部署。相反地，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依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即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进攻者携带战斗手段是出于一种极一般的假定，即他或许要使用战斗手段，也就是他不是用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用军队来占领别国的土地，这在实际上也还不能够说是积极的军事行动。可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并且还根据自己的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观念的行动。

第二个问题是:在不存在进攻这个概念之前，什么可能是在理论上最先确定防御行动的根据?目标显然是在于占领的前进，这种前进应该说是战争以外的东西，但是军事行动的最初规则却是以它为依据的。防御要阻止这种占领国土的前进，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考虑问题，因此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法。这些方法一经过确定，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用的手段，于是又出现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连续不断地研究这种相互作用。

为了使我们以后的一切考察更为透彻和更有根据，这一简短的分析是必要的。进行这种分析不是为了在战场上使用，也不是为了未来的统帅，而是为了一群理论家还过分轻率地对待这种问题。

$$$$第八章 抵抗的方法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括着等待，我们认为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好处。

可是，战争中的防御不能单是忍受，所以等待也不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至于同等待有关系的对象，就空间来说，是所有国土。战区或者阵地，就时间来说，是战争。战局或者会战。我们十分清楚，它们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而只是纵横交错的一定范畴的中心。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得不满足于只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严格地加以区分，并且这些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十分明确，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确立其它的观�念。 �

因此，国土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来进攻国土，战区防御仅仅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也只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防御者在这一时刻以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因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性质的活动，都不能改变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等待，已经做到了。

从时间范畴来区分的战争。战局和会战同国土。战区和阵地是相关的概念，所以我们以上就国土。战区和阵地论述的问题对于战争。战局和会战也是适用的。

因此，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当我们使等待同一定的对象发生了关系，并在采取行动以前先进行等待时，我们就有把两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可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从时间来说，却不能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只是等待，而第二个阶段只是行动;它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错而成的，因此，等待能够像一条连绵不断的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中。

我们之所以这样重视等待，是因为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自身要求我们这样做。任何理论迄今还没有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虽然这常常是不自觉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它已经不断地成为行动的根据了。等待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至于军事行动没有等待几乎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在以后谈到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的效果时，我们往往还要提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想谈谈，等待这个因素怎样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中，以及由此可以产生哪些不同程度的防御方式。

为了用比较简单的情况来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篇去研究，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很复杂，并且影响也比较大。而另一方面，阵地上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战术问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是战略活动的起点。因此战区防御是最能阐明防御的情况的。

我们说过，等待与行动(行动经常是反攻，也就是还击)是组成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根据这个见解我们在前面已得出了这样一个概念:防御无非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我们所以必须绝对坚持这一观念，一方面是由于归根到底只有它能使我们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观念愈是生动，愈是为人们所掌握，就愈能让整个防御强而有力。

假如有人想要把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组成部分还击再加以区分，只把狭义的抵御，即把守卫国土。战区和阵地看成是必要的部分(这一部分活动只进行到足以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全为止)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的进一步还击却看成是同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和我们上述观念相违背的。所以，这种区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坚决主张必须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无论防御者最初的还击在顺利时能让敌人受到多大损失，仍然不能造成进攻和防御在对比关系上所需要的均衡。

由此我们说:防御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的较强的作战形式，可是这个胜利是不是能超过防御原先的目的，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防御是和等待这个概念分不开的，所以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可以存在。因此，不言而喻，假如没有出现进攻，防御就只能满足于保持原有的状况。保持原有的状况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与此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这一较低的目的时，才能得到它作为较强作战形式的那些优点。

如果我们现在设想一支军队奉命防守它的战区，那么防御可能会有下列几种方式。

(1) 敌人一进入战区，军队就立即进攻(例如莫尔维次会战。霍亨甫利得堡会战)。

(2)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占领阵地等待进攻敌人出现在阵地前面，然后自己进攻敌人(如恰斯劳会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行动是比较被动的，等待的时间较长。虽然在真正出现敌人进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防御方式和前一种方式相比所赢得的时间多不了多少，或者一点也不多，可是在前一种场合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场合下就不一定会发生会战，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所以等待的利益也就更�大。 �

(3)军队在战区附近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下决心进行会战(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面)，而且还要等待敌人发动真正的进攻(为了引用同一个统帅的战例，我们可以将崩策耳维次筑垒阵地作为例子)。在这种场合，人们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而且，正像前面我们说过的，这种防御会战还是可以包括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军队的进攻行动的。跟第二种场合一样，这里也根本不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将受到新的考验。有的进攻者在发起进攻之后，发现对方的阵地过于坚固，在最后时刻或者在进行第一次尝试以后就放弃进攻的决心。

(4)军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使进攻者的兵力受到削弱，并等待进攻者削弱到不得不自行停止前进，或者至少不能击败我们在他进攻路程的终点进行的抵抗。

如果防御者能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几个要塞，迫使进攻者不得不进行围攻或包围，那么这种情况表现得最为清楚和明显。进攻者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会受到多大的削弱，防御者有多好的机会可以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在一个地点上攻击进攻者，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即使没有要塞，向本国腹地退却也能使防御者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或优势(在战区边沿附近他是得不到这种均势或优势的)，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的前进都会使兵力遭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前进本身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分割兵力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再作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们所以先提出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经过历次战争而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在这第四种场合中，首先应该把赢得时间看作是一种重大的利益。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要塞陷落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星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长达几个月。如果进攻者的削弱，即他的进攻力量趋于枯竭只是前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造成的，或者只是路程漫长造成的，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赢得的时间还会更多，我们转入行动就不致被限制在一定的时刻了。

除了考虑在进攻者进攻路程的终点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以外，我们还要考虑防御者不断增长的等待的利益。即使进攻者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前进而削弱到不能在我们主力停下来的地方发起进攻的地步，他也很可能没有决心发起进攻，因为在这里采取进攻经常比在战区边沿附近采取进攻需要更大的决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队已经削弱，不再是新锐的军队了，同时危险也已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一些优柔寡断的统帅来说，到达并占领了所到达的地区之后，他们也许是真的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会战，也许只是借口已没有进行会战的必要，往往就完全放弃了进行会战的想法。由于进攻者放弃了进攻，虽然防御者不能像在战区边沿附近那样充分取得消极结果，可他毕竟赢得了许多的时间。

由此可见，在上述四种场合，防御者都能得到地利;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按照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顺序依次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削弱敌人力量的主要就是这些因素。等待的利益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不言而喻，因此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依次变换应该看作是防御力量的真正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与进攻不同，它就越强。我们并不害怕人们因此而责难我们，说我们认为一切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却是最强的。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它仅仅只是被延迟和推后了而已。人们能借助坚固而合适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效的抵抗，而且当敌人的兵力由于遭到这一抵抗而损失了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更为有效的还击，这决不是不合理的。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也许就不能取得那次胜利。假如道恩在腓特烈大帝率领不多于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追击，这次会战就可能成为战争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更确切地说，防御者可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此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

但是，这几种依次递增的防御的利益可以完全凭空得来吗?决不可能。换取这些利益的代价也同样相应地增加。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无论在距边沿多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这就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损失(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能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不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并对它攻击，损伤就会更大一些;敌人所占领的空间越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需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假如我们想在防御中接受一次会战，也就是说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间，那么敌人将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令我们的损失增大，所以，我们由于敌人下不了决心而赢得的时间，是把这种损失作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会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是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影响到他的军队，而且往往是那么间接，以致人们不大感觉到这种影响。由此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即他像一个穷困的人不得不做的那样，向人借贷。

假如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看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一般是没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因而，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当我们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措施也就能够说是起了显著的作用。自然，这种成果仅仅是消极的，不能直接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可是，它能够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增添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作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所有损失总是一种不利，都必然要用某种方式削弱受到时间损失的那方。

所以，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可以说是防御取得了成绩。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并非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及时为这些要塞解围，所以，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假如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虽然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当然，敌人也许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不过是借给他罢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之中，决战还没到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越来越强，进攻者的力量越来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然而，只要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因为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会出现的)，防御者就必须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这时候，等待的利益应该看作已利用殆尽了。

当然，这个时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可是我们应当指出，冬季的来临经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能够知道，其实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通常说究竟什么是决战呢?

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自然决战并不一定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能导致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之所以能导致剧变，或是由于真正进行了血战，或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撤退。

在战场上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进行决战。依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由于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形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方面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被进攻中的各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以及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依然永远只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自然有很大区别。

我们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用自己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自己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可是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可对决定胜负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那种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致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在这种场合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疲劳。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可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导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打败，还是因为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即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法。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撤退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重大牺牲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争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如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两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楚。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的时候，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此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因为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到马森纳的军队因为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处，不过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许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样多流血战斗也许就能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依旧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受覆灭的。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大约九万人，而派遣出去的只不过一万三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少人员肯定不多于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展开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希望敌人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惜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自身，才会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实原因。

说到这，我们认为已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说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而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中，是怎样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优势就不存在了。

我们认为到此我们已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形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独立的范畴的中心，它们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这些问题就是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及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而已。以上一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观念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如何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可以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自身毫无依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各种各样的，尤其是在流血战斗实际上没有发生，武力抵抗在只是有可能发生就产生效果的情况下，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因此人们很容易以为这里一定还有另外一种产生效果的因素。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效果和根本不至于发展到流血战斗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人们必然会认为还有一种新的力量介于这两者中间，就象天文学家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推论出还有别的行星存在一样。

假如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就觉得这是无法攻下的，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作掩护就认定自己不能渡涉，甚至担心在继续前进中自己的给养不能得以保障，那么，始终只有防御者的武力能引起这些效果。因为进攻者所以被迫停止前进，是因为他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武力击败，只是他根本不会或至少不会坦白地说出这一点而已。

即使人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承认在未经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虽未真正进行但已经作了部署的战斗，他们依然会认为，在这种场合，应该被看作有效因素的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是制定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而且当他们谈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的时候，他们所指的仅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我们承认这种说法，可是，这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如果说任何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进攻者肯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要使自己在赢得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因而，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这种或者那种根据一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为了简单地阐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能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寻求战斗，是由于他对战斗的结局将有利于自己是从不怀疑的。可见，只要战略没有竭尽全力以优势兵力在这种战斗中压倒拿破仑，而投身心去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计谋，它就会像蜘蛛网似地被撕破。不过，像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战略计谋所阻止。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恩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及他的军队，显然愚蠢的。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决定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取得战术成果，但道恩却不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指出: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以及通过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本质原因。只有对胜负决定已不必担心的时候(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因为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才可以期望从战略计谋的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争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此，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十分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并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以上所谈的现象其原因存在于战场上，也即是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进攻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战争中较高的关系是其原因所在，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之中。

产生战争因此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讲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因为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成为只是很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因而，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差不多已不存在的决心，常常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行了。

所以，防御者之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这是到处都有的)，不是因为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让人感到可怕，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他真能很容易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并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可是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并且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假如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争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及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看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什么样的。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撤一段距离，可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顾虑重重;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似乎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掉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以外就没有其他什么任务了。好像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像他自己每一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本人。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是由于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动一次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把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可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候，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战机，但通常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而，这也是一个虚假的借口。假如这次行动像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么，这支军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责任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借口支援不足或协同不够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它会诉说各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原因。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地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此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对他说来很重要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到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战争史把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记录下来，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为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所迷惑而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全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

可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及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藏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譬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理由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够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然而，对任何事件的解释，都需要说出个缘由，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造一套虚假的原因。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自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只有像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按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假如抱着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各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非常清楚地弄清大量事件。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下种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以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如果没别的条件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决定作用，他会选择恰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然而，一定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朝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要具有像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那时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基础，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以它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也可以决定能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选择防御会战，则应当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性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总而言之，列举的这些条件已足以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决定于简单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而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可是，这种影响多半只在兵力对比悬殊不大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较大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仅仅像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自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可那一次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说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欢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意识到不得不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像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在1813年8―9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如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其中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而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到达极点时，他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旁边，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并等待敌人，这种情况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吗?

我们不得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为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方法，而是研究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重要因素。

$$$$第九章 防御会战

我们在前一章已说过，如果防御者在敌人一进入战区就迎击敌人，那么他就可以在防御中进行一次从战术上来看纯粹是进攻的会战。但他也可以等敌人来到自己的阵地前面之后，再去进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从战术上来看依然是进攻会战，尽管它已带有某种条件。最后，防御者还可以在自己的阵地上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通过扼守地区的防御，同时用一部分兵力进行攻击来抵御敌人的进攻。在这儿当然可以设想，在防御中，随着积极还击因素的减少和扼守地区的因素的增加，存在着不同程度与不同等级的防御。我们在这儿不可能说明防御可以区分多少等级，也不可能说明积极还击与扼守地区这两个因素成什么样的比例最有利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是，我们仍坚决认为，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防御会战中决不能完全没有攻击部分;并且我们确信，攻击部分与战术上纯粹的进攻会战相同，能够而且必然会带来决定胜利的一切效果。

从战略上来看，战场只是一个点，同样，一次会战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在战略上起作用的因素不是会战的过程，而是会战的结局与结果。

可见，假如任何防御会战中都含有的攻击要素确实可以导致彻底的胜利，那进攻会战与防御会战之间从战略运用它们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认为确实是这样，可是，假如从表面上来看，当然就不是这样了。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消除表面的假象，我们不妨简略地描绘一下我们所想象的防御交战的情况。

防御者在一个阵地上等待进攻者，为这他选择了适当的地方，并做了种种准备，也就是说，他细细地熟悉了地形，在几个最重要的地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开辟修整了交通线，设置了火炮，在一些村庄构筑了防御工事，还为自己的部队找了适于隐蔽配置的场所等等。假如在阵地的正面筑有一道或者几道平行的壕沟，设有障碍物，或者有坚固的可控制周围地区的制高点，敌人因而难以接近，那么，在争夺核心阵地以前的各个抵抗阶段，当双方在一些接触点上互相消耗兵力的时候，防御者就可以利用这种相当坚固的阵地以少量兵力杀伤敌人大量兵力。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可保障他不致受到从几方面来的突然袭击。防御者为配合部队所选择的隐蔽地形，使进攻者小心翼翼，甚至畏缩不前，而他自己却能借以进行若干次成功的小规模攻击，让部队向核心阵地且战且退的后撤运动拖延时间。因此，防御者怀着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在他面前不断燃烧着的。但不十分激烈的战火。当然，防御者不会认为他正面上的抵抗力是无穷无尽的，不会相信自己的翼侧是坚不可破的，与此同时，也不会指望几个步兵营或者几个骑兵连的成功的攻击就令整个会战发生剧变。他的阵地是纵深的，因为战斗队形中的每一部分，从师一直到营，全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用的与恢复战斗用的预备队。他还把占总兵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支强大的部队远远地配置在会战以外地区，配置在根本不会受到敌方火力杀伤的后方，有可能时，远远地控制在进攻者的迂回线以外(他有可能对我们配置阵地的这一翼或者那一翼进行包围)。防御者准备用这部分部队掩护自己的翼侧免遭敌人深远的迂回，来应付意外情况。而在会战的最后阶段，当进攻者的计划已全部暴露出来，而且他的绝大部分兵力已投入战斗，防御者就可以用这部分部队攻击进攻者的一个部分，对它展开小规模的攻击战，且在这种战斗中使用攻击。奇袭。迂回等种种进攻手段，在决定会战胜负的关键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会迫使敌军全部撤退。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设想的防御会战，它建立在现代战术水平上。在这种会战中，防御者以局部包围来对付进攻者的全面包围(这是进攻者用来增大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和使战果更辉煌的手段)，即用自己的军队去包围敌人进行迂回的那部分军队。这种局部包围只能达到让敌人的包围不起作用的目的，它不可能发展成为进攻者那样的全面包围。因而，进行这两种包围时，军队运动的形式常常是不同的:在进攻会战中，包围敌人军队时是向敌人军队的中心点行动，但在防御会战中，则或多或少地是从圆心沿半径往圆周运动。

在战场范围内与在追击的最初阶段，包围必然经常被看作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是，包围之所以有效，主要不是由于它具有这种形式，只有进行最严密的包围，就是说，在会战中能大大限制敌人军队的退却时，包围比较有效。不过，防御者积极的反包围正是为了对付这一严密的包围，在许多场合，这种反包围即使不足以使防御者获得胜利，也可以使防御者不致遭到严密的包围。但我们总不得不承认，在防御会战中这种危险(即退却时受到极大限制的危险)是主要的危险，假如防御者不能摆脱这一危险，那进攻者在会战中和追击的最初阶段中取得的成果就会大大增加。

可是，通常只有在追击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到天黑之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天包围就完成了，作战双方在这方面又恢复了均势。

不错，防御者可能丧失最好的退却路，因此在战略上继续处于不利的状态，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包围本身总是会结束的，因为它原来就是只打算在战场范围内进行的，所以不能超出战场很远。不过，假如防御者获得胜利，那么另一方又会出现什么情况?战败的一方的兵力被分成几部分，这种情况在最初时刻是有利于退却的，但在第二天人们却迫切需要把各部分兵力集中起来。假如防御者已经取得具有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并且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战败者往往就不可能作这样的集中，他把兵力分成几部分的状况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可以逐渐发展到崩溃的程度。假如拿破仑在来比锡战胜了，那么分为几部分的联军就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他们的战略地位就会一落千丈。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防御会战，但他的进攻却具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何形式，即由圆心指向圆周的形式。谁都明白，当时联军由于兵力分散，处境是很困难的，卡次巴赫河畔的胜利才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困境(因为拿破仑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就率领近卫军转回德累斯顿去了)。

卡次巴赫河畔这一会战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战例，防御者在最后的时刻转入进攻，也是采取了离心方向的行动;由于这一行动，法国的各个军被迫四处溃散了，庇托指挥的师在会战几天后就落到联军手中成为联军的胜利品。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进攻者能够利用在性质上同进攻相适应的向心形式作为扩大胜利的手段，防御者也同样把在性质上和防御相适应的离心形式作为扩大胜利成果的利用手段(防御者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成果比防御者的军队与敌人军队成平行配置时向敌人正面进行垂直攻击所取得的成果要大得多)，并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手段的价值至少是一样的。

假如我们在战史上非常少看到防御会战取得像进攻会战所能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一点也不能证明我们关于防御会战同样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看法是不对的。防御会战所以没有取得进攻会战那么巨大的胜利，原因是防御者所处的情况与进攻者不同。防御者不仅在兵力方面，而且就总的情况看来，多半是较弱的。在大多数场合，他不能或自己认为不能使胜利扩大为巨大的战果，因此只满足于消除危险与挽救军队的荣誉。由于防御者力量比较弱和条件不利，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这样大的限制。可是，有人却常把这种由防御者本身较弱和条件不利所造成的结果看作是采取防御这种形式所造成的结果，于是对防御得出了一条实际上很愚蠢的看法，好像防御会战只以抵抗为目的，而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我们觉得这种错误极为有害，它把形式和事情本身完全混淆起来了。我们坚决认为:采用我们叫做防御的这种作战形式，取得胜利不仅比较可靠，而且胜利的规模与效果可以同进攻时取得的相同，只要具备足够的力量与决心，不只在构成战局的所有战斗的总的成果中是这样，而且在单个会战中也是如此。

$$$$第十章 要 塞

以前，直到出现大规模的常备军的时代为止，要塞，即城堡和筑垒城市只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而设置的。贵族在受到各种威胁时，就利用自己的堡垒避难，以赢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城市则力图凭借其坚固的城垣让自己不致遭到掠过本城的战争风暴的侵袭。这是要塞原始的和最自然的使命，可要塞的使命并不仅限于这。由于要塞所在的地点同整个国土与在国内各处作战的军队都有关系，因而要塞很快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重要性，具有了超出城垣范围的作用，对占领或者保卫国土，对战争胜败的整个结局都有了影响。这样一来，它甚至成了一种把战争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手段。于是要塞就获得了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有一个时期很受重视，以致它对制定战局计划的轮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战局计划主要是凭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后来，人们只想到当初让要塞产生这种战略意义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想到构筑要塞的地点对整个国土与军队的关系，于是认为，在确定构筑要塞的地点时，把要塞的使命想象得再全面细致与抽象也是不会过分的。要塞有了这种抽象的使命之后，它本来的使命就几乎完全被人们忘了，于是就产生了在没有城市与居民的地方设置要塞的想法。

另一方面，不需其他军事设施，只凭加固的城垣就够完全保障一个地点不致被席卷全国的战争洪水所淹没的时代已过去了。在这以前加固的城垣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以前各民族被分割为一些小国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进攻带有定期的性质，在当时，或是由于诸侯急于回家，或是由于对佣兵队长已经付不出钱，进攻差不多像一年中的四季那样有一定的很有限的持续时间。自从庞大的常备军能够用强大的炮队按部就班地粉碎各个地点的抵抗以来，就没有任何城市与其他不大的团体再愿意以自己的力量作赌注了，因为为了让城市迟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失守，将会受到更残酷的惩罚。分散兵力据守许多只能稍微迟滞敌人前进而最后必然会陷落的要塞，这更不符合军队的利益。除非我们可以凭借同盟军来为我们的要塞解围并解救我们的军队，否则，我们必须始终保留足够的兵力，以便能在野战中同敌人抗衡。因此，要塞的数量必定要大大减少，这一点必然使人们从利用要塞直接保护城市的居民和财产的想法演变为另一种想法:把要塞看成是间接保护国土的一种手段(要塞是通过其自身作为战略上的枢纽点这种战略意义才起这种间接的保护作用的)。

这就是有关要塞的想法的演变过程，不仅在书本上，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是，和常见的那样，书本上自然会谈得更加抽象些。

尽管事情必定会这样发展，可是上述这些想法未免太过分了，臆造的空洞的东西排挤了自然的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谈到要塞的使命与条件的时候，我们将只考虑这些自然的真正被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将先谈简单的，再谈复杂的，并将在下一章中研究因此而得出的关于决定要塞的位置与数目的问题。

显而易见要塞的效果有两种，一种是消极效果，一种是积极效果。要塞的消极效果是保护其所在地区与这一地区内的一切，要塞的积极效果是对要塞炮火射程以外的周边地方也发生一定的作用。

这种积极效果表现在守备部队能对向要塞接近到一定距离的任何敌人进行出击。守备部队的兵力愈大，可以抽出来用于出击的部队就愈大;这种部队愈大，通常能出击的范围就愈大。由此可见，与小要塞相比，大要塞的积极效果不仅强有力，而且作用的范围也大。可积极效果产生于两种活动:要塞本身的守备部队的活动，一些本身不是守备部队但与守备部队有联系的大大小小的部队的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部队力量比较弱，不能单独对抗敌人，有了要塞的掩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退入要塞)，他们就能在活动的地区立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

要塞的守备部队所能进行的活动总是很有限的。即使要塞占地很大和守备部队很强，能够派出去进行活动的部队比起进行野战的军队来往往还是较小的，它们活动范围的直径很少能超过几日行程。如果要塞很小，那么派出的部队就会极小，其活动范围大多仅限于邻近的村庄。但是，那些不属于守备部队因而没有必要返回要塞的部队所受的束缚要小得多;当其他条件很有利时，利用这些部队可大大地扩大一个要塞的积极效果。所以，当我们一般地谈到要塞的积极效果时，必须尤其注意上述这部分效果。

但是，即便是最弱的守备部队所起的最小的积极效果，对于要塞所应完成的一切使命来说，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严格地说，甚至是要塞所有活动中的最消极的活动(即对进攻的抵御)，没有上面所说的积极效果也是不能想象的。与此同时，显而易见，在要塞一般地或在某一时刻所能完成的各种不同的使命中，有的偏重于要发挥消极效果，有的偏重于要发挥积极效果。这些使命有一些是用简单的方式完成的，有一些是用复杂的方式完成的，在前一种场合，要塞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的，在后一种场合，要塞的效果则或多或少是间接的。我们准备先谈前者，再谈后者，但是先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一个要塞可以同时(至少在不同时刻)负担几个使命，甚至负担它所能完成的全部使命。

因而，我们说要塞是防御的首要的和最大的支柱，这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一。作为有安全保障的仓库。进攻者在进攻期间只需考虑当前几天的给养问题;而防御者通常必须早就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依靠他驻扎的地方获取给养，因为这本来是他想加以保护的地方。因而，仓库是防御者很需要的。当进攻者在前进时，他的各种储备品都留在后方，因此不会受到战区内的种种危险，可是防御者的储备品经常会受到危险。如果各种储备品不放在要塞里，那么这对野战行动必然会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就是说，为了掩护这些储备品，往往不得不把部队配置在不是自由选择的十分广阔的阵地上。

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如果没有要塞，就像一个没有穿盔甲的人一般，有上百个地方可能被击伤。

二。用以保障富庶的大城市的安全。这一使命与前一项使命很近似，因为富庶的大城市，尤其是商业中心，是军队天然的仓库。由于它们是这样的仓库，所以它们的得失对军队有直接的影响。另外，花费一些力量来保护这部分国家财产总是很值得的，因为，一方面，从这儿可以间接地得到力量，另一方面，重要的城市本身在媾和谈判时有极显著的作用。

要塞的这一使命在现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它终究是最起作用的。最正确的。天经地义的使命之一。假如一个国家，不只在所有富庶的大城市中构筑了要塞，而且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地点也构筑了要塞，并且由当地的居民与附近的农民来防守这些地方，那么战争运动的速度就会得到极大的减弱，遇到进攻的人民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使对方统帅的才能和意志力不能发挥作用。我们提出在全国这种构筑要塞的理想，只是为了让人们对上面所谈到的要塞的使命给以所应有的重视，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刻都不要忘记要塞的直接保护作用这一重要意义。并且，这一想法同我们这里的考察并不矛盾，因为在大批城市中必定会有几个城市的要塞构筑得比其他城市更加坚固，它们可以看成是军队的真正支柱。

要塞在完成第一与第二两项使命的时候，几乎只需要发挥消极效果。

三。作为真正的封锁堡。要塞可用来封锁道路，在大多数场合也可以用来封锁流过它们旁边的江河。

要找到一条可用来迂回要塞的小路，并不像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容易，因为这种迂回不仅务必在要塞炮火射程之外进行，而且由于守备部队可能出击，还一定在相当远的地方绕道而行。

如果地形略微难以通行一些，那么稍微离开大路就往往使行军缓慢，以致可能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如果这是一条必须经常使用的大路，这种耽误有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

至于运用要塞封锁江河上的航行如何妨碍进攻者的行动，这是不用讲的。

四。作为战术上的依托点。因为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火力控制范围通常可以达几小时行程，而出击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还要大些，所以，永远能把要塞看成是阵地翼侧的最好的依托点。几普里长的湖泊肯定可算是极好的依托点，但是一个中等要塞却能起更为巨大的作用。阵地翼侧不必完全靠近要塞，因为进攻者不会在阵地翼侧与要塞之间突入，那么做他将失去一切退路。

五。作为兵站。假如要塞位于防御者的交通线上(实际上，情况大多是这样)，那么对一切往来于这条路上的军队说来，要塞就是方便的兵站。交通线受到的威胁往往只是敌方别动队所进行的短暂的袭扰。一支重要的运输队在发现这种彗星一样的别动队接近时，只要能够加快前进或者迅速后退而进入要塞，它就可以得救，然后，它可以等危险消失后再行动。另外，一切熙来攘往的部队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或几天，以便借此加快尔后的行军速度，而休息期间恰恰是部队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时候。因而，一条三十普里长的交通线，假如中间有一个要塞，这条交通线就像缩短了一半。

六。作为弱小的部队或者败退的部队的避难地。任何一支部队在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炮火掩护下，即便没有专门构筑的营垒，也可以不致遭到敌人的袭击。就是说，一支部队如果想留驻在这里，就不得不考虑有不能继续退却的可能。不过，在一些情况下，不能继续退却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损失，因为继续退却或许只能全军覆没。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部队可以在要塞停留几天而不致失去退却的可能性。尤其对那些比战败的军队早一些到达此地的轻伤人员与溃散的士兵等等来说，要塞是他们的避难地，在这儿他们可以等候自己的部队。

在1806年，假使马格德堡恰好位于普鲁士军队的退却线上，而且这一退却线没有在奥尔施塔特附近被切断，那么，普军当然就能够在这个大要塞中逗留三四天，从而集结起来并重新组织。甚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马格德堡也成了霍亨洛黑的残余军队的集合点，这支军队在那里才又重新组建起来。

人们除非通过自己在战争中的直接的体验才能对自己附近的要塞在情况不利时所起的良好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些要塞中储存着弹药。武器。饲料与粮食，使伤病人员可以住宿，使健壮的人得到安全，使惊慌失措的人恢复镇静。所以，要塞可说是荒原上的客店。

要塞在完成上述后四项使命的时候，较多地需发挥积极效果，这是十分清楚的。

七。作为抵挡敌军进攻的真正盾牌。防御者留在自己前方的要塞就如大冰块一样分裂着敌人进攻的洪流。敌人必须包围这些要塞，假如要塞守备部队作战勇敢，敌人就必须使用比守备部队大一倍的兵力。另外，这种要塞的守备部队大多可以有一部分由那些没要塞就根本不能用来作战的人员组成，例如未经充分训练的后备军。半残废军人。武装的居民。民军等。所以，在这种场合，敌军受到的削弱大概为我军的四倍。

敌军受到这种不成比例的削弱，是被围攻的要塞通过其抵抗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与最重要的利益，可这并不是唯一的利益。从进攻者突破我们的要塞线的时刻起，进攻者的一切运动都受到很大的束缚;他的退路受到限制，并且经常必须考虑如何直接掩护他进行的围攻。

因而，在这方面要塞对防御行动起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一定把这一点看作是要塞的一切使命中顶重要的使命。

尽管这样，我们在战史上是很少看到这样使用要塞的，特别是很少看到常常重复地如此使用要塞的，这是过去大多数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对这些战争来说，使用这一手段好像太坚决。太强硬了。这一点到往后才能作进一步的说明。

要塞的这个使命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需要要塞发挥出击力量，至少要塞在这种情况下的效果是用这种出击力量为基础的。对于进攻者来说，如果要塞只不过是一个不能占领的地点，那么，虽然这个要塞对进攻者能起障碍作用，但这种作用决不会让进攻者感到有必要围攻要塞。然而，进攻者不能允许有六千。八千。以至一万名敌军在他背后任意活动，所以，他才不得不调用相当的兵力去包围要塞，为了让包围的时间不致拖得太长，就务必占领要塞，也就是必须围攻要塞。从要塞被围攻的时刻起，要塞的主要作用就是发挥消极效果了。

所有上述使命，要塞都是以相当直接与简单的方式完成的，但是，对于以下两项使命，要塞是凭较为复杂的方式完成的。

八。用以掩护广大的舍营地。一个中等的要塞掩护接近的舍营地时，掩护的正面可达三四普里，这是由于要塞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个直接的作用。但这样一个要塞究竟怎样才能够掩护长达十五至二十普里的舍营线呢?这在战史上倒是经常谈到的，如果真有其事，就需要加以分析，如果这只是幻想，就需加以指出。

在这儿应该研究下列几种情况:

(1)要塞可封锁一条主要道路，并确实掩护宽度达到三四普里的地区。

(2)要塞可看作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前哨，也就是说，它能使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设置在一个大城镇的要塞可以通过附近地区居民的关系而得到秘密情报等，这样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会更全面)。因为在一个有六千。八千到一万人口的城镇里，人们自然能比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普通前哨的配置地点)能更多地了解到周围地区的情况。

(3)一些较小的部队可依靠要塞，得到要塞的掩护和保障;他们可以经常到敌人所在的方向去获取情报，或者袭击经过要塞附近的敌人的背后。因而，要塞虽然不能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先头部队的作用(见第五篇第八章)。

(4)防御者可把军队集中起来直接配置在要塞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要想逼近这一配置地点，他的背后就会受到要塞的威胁。

当然，对舍营线的任何进攻都应看作是带有奇袭性质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里说的进攻仅是指奇袭。奇袭的时间比对战区的进攻的时间要短很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进攻者在对战区进行进攻时，必须包围与封锁他要经过的要塞，那么他在对舍营线进行奇袭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而要塞也不会像削弱进攻那样削弱奇袭。这显然是事实，而且位于要塞两侧六至八普里距离上的舍营地是得不到要塞的直接掩护的，可是，这种奇袭的目的并不是袭击几个舍营地。至于这样一种奇袭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可期待得到些什么，只有在《进攻》一篇中才能作较详细的说明，可在这儿我们可以提出:使奇袭取得主要成果的方法，不是袭击几个舍营地，而是迫使一些急于赶到某一地点集中而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进行战斗。但进攻者的这种推进与追赶必然总是或多或少指向敌人的舍营地中心，这时位于这一中心前面的大要塞会给进攻者造成极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如果对上述四方面的效果综合加以考虑，那样就可看出，一个大要塞能以直接的与间接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舍营地的安全当然比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全，是因为所有那些间接的效果并不是让敌人不可能前进，而只是让敌人前进时困难较大和顾虑较多，所以前进的可能性小些，对防御者的危险少些。然而，对要塞所能要求的以及要塞所能起的掩护作用也仅能是这一些。谈到真正的直接的安全保障，则必须依靠配置前哨与正确地组织舍营才能获得。

因此，认为大要塞有能力掩护它后面的宽大的舍营线，并不是没什么根据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关于这问题，在实际的战争计划中，尤其是在历史著作中常有一些空洞的言词，或者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既然仅有各种条件一同起作用才能产生上述掩护作用，而且即便有了这种作用，也只是减少一些危险，那么很容易看出，有些特殊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大胆，在某种场合可能会让这种掩护作用成为泡影。因此，在战争中我们不能满足于笼统地假定要塞的此种作用，而是要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各种具体条件。

九。用以掩护那些没有军队防守的地区。如果在战争中某个地区根本没军队驻守，或者没有大部队驻守，而且多少有遭到敌人侵袭的危险，那么人们就会把位于这个地区的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看作是对该地区的掩护，或者如果愿意的话，看成是对该地区的保障。当然人们可把要塞看作是对这个地区的保障，因为敌人在占领要塞以前是控制不了这个地区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可赶来防御这个地区。但是，这种掩护当然只能看作是一种非常间接的掩护，不能从掩护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掩护，因为要塞只能通过它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敌人的侵袭。如果只靠要塞的守备部队来发挥这一作用，那么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种要塞的守备部队大多兵力较薄弱，通常只是由步兵(而且还不是精锐的步兵)组成的。要是有一些小部队和要塞保持联系，把要塞作为它们的依靠和后盾，那么要塞的掩护作用就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十。作为民众武装的中心。在民众战争之中，粮食。武器与弹药不可能有正规的供应，而是靠民众设法解决的。通过这种协助，可以发掘出数以千计的。点点滴滴的。不进行民众战争就一直得不到利用的抵抗力的源泉，这正表现出了民众战争的性质。不过，尽管这样，有一个储存有这类可供紧急使用的物资的大要塞将使整个抵抗更有力量。更可靠。更有相互联系和更有连续性，这是可以被理解的。

另外，要塞是伤病人员的避难地，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是金库，是进行各种较大的军事行动时军队集中的地点，最后一点，还是抵抗的中心，它能让敌人军队在围攻期间处于一种利于民众武装进行袭击的状态。

十一。用来防御江河和山地。设置在大江河沿岸的要塞要比位于其他地方的要塞能达到更多的目的与起更多种的作用。要塞在这里可以保障我军随时安全地渡河，阻止敌人在要塞周围几普里以内的地方渡河，河上的运输被控制，收容所有船只，封锁桥梁和道路，使防御者有可能用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占领阵地来防守江河。当然，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作用，要塞对江河防御极为有利，把它看作是江河防御的一个重要环节。

同上述情况相类同，在山地的要塞也是重要的。整个道路网被山地的要塞控制着，成为道路网的枢纽，并由此控制着山地道路所通过的整个地区，因而，山地的要塞应该被看成是这个地区的防御体系的真正支柱。

$$$$第十一章 要塞(续)

我们已谈了要塞的使命，现在要谈一谈要塞的位置问题，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好像极为复杂，因为要塞的使命很多，而且每一个使命又因地形不同而可能有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住事情的本质，避免在一些没意义的枝节问题上纠缠，那么，就没有必要考虑这些了。

当然，如果在那些可以看作是战区的地区内，把连接两国的大路上的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尤其是在靠近港口。海湾以及大江河沿岸与山地中的城市都构筑成要塞，那么，前一章所提出的所有的使命就都能实现了。大路与大城市总是在一起的，两者还同大江河与海岸有着密切市很少在山地。因此，如果某一个山地就其位置和方向来看适于作为防线，就可以构筑一些小堡垒来专门封锁山地的道路与隘口，但应该尽力少花费用，因为大的要塞设备应留给平原上的大城市。

我们还没谈到在边境设置要塞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整个要塞线的几何形式以及设置要塞的地点的其他地理条件，因为前一章所谈的使用被我们看成是要塞的最重要的使命，并认为，在很多场合，尤其是在一些小国，构筑要塞时只考虑这些使命也就够了。当然就那些幅员比较辽阔的国家来说，有的拥有很多大城市与大路，有的则相反，几乎完全没有大城市和大路;有的非常富裕，在现有的很多要塞以外还想构筑新的要塞，有的则相反，极贫穷，不得不以很少的要塞勉强应付。总而言之，如果要塞的数目同需要构筑要塞的大城市与大路的数目不相适应，大城市和大路不是特别多就是极少，那么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时候，就可以而且需要考虑另外一些依据。我们只是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需要讨论一下的还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当连结两国的主要道路很多，不能在每一条道路上都设置要塞时，应选择在哪些道上设置要塞的问题;

(2)要塞应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

(3)要塞应平均分散地设置还是成群地设置;

(4)设置要塞时务必考虑的地理条件。

就要塞线的几何形式来说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比如:这些要塞应成一线配置，还是成多线配置，也就是说，要塞重叠配置的作用大还是并列配置的作用大;应棋盘式配置，还是直线式配置，或要塞线像要塞本身的形状一样具有一些凹进去的和凸出来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就是说，是一些不必加以考虑的问题，当人们提到更重要的问题时，就一定不会再去谈论它们了。我们在这儿所以谈到这些问题，只是因为在有些书本上不但谈到这些内容贫乏的东西，并且还认为它们有极重要的意义。

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我们只想提一提南德意志对法国，即对上莱茵地区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构成南德意志的各个邦的情况，只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从战略上来决定构筑要塞的地点，那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出现，因为从莱茵河通往弗兰肯。巴伐利亚与奥地利的腹地有无数漂亮的大路。虽然在这些大路上并非没有比一般城市大得多的大城市，比如纽伦堡。符次堡。乌耳姆。奥格斯堡。慕尼黑等，但如果不打算在所有这些城市中都构筑要塞，那就必须有所选择。此外，即便人们根据我们的观点，认为主要应在最大最富庶的城市构筑要塞，他们也还是不得不承认，由于纽伦堡和慕尼黑的位置不同，这两个城市具有明显不同的战略意义。因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在纽伦堡而在慕尼黑地区的一个地点，即便是比较小的地点构筑要塞。

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作出决定，也就是说，怎样回答第一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论述一般防御计划与选择进攻点问题的那几章。哪里是最自然的进攻点，哪里就是我们尤其应构筑要塞的地方。

因而，在敌国通往我国的许多主要道路中，我们将首先在那些最直接通往我国心脏的道路上构筑要塞，或在那些由于穿过富饶的地区或靠近通航的河流因此最便于敌人行动的道路上构筑要塞。这样，这些要塞就能阻止敌人的前进，或当敌人企图从要塞侧旁通过时，我们当然就可获得威胁他翼侧的有利的机会。

维也纳是南德意志的心脏，只从对法国作战这个角度来看(假定瑞士和意大利都是中立的)，慕尼黑或者奥格斯堡作为主要要塞显而易见会比纽伦堡或符次堡起更大的作用。如果同时还考虑到从瑞士经过提罗耳来的和从意大利来的道路，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因为慕尼黑或者奥格斯堡对这两条道路来说总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而符次堡与纽伦堡对它们却差不多完全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要塞应仅仅设置在边境旁边，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首先必须指出，对小国来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战略上可以称为边境的地方，在小国几乎就是整个国土。国家越大，考虑这个问题越有必要。

对这个问题的最自然的回答是:要塞应设置在边境附近，因为要塞应该用来保卫国家，而守住了边境也就保卫住了国家。这一看法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从以下的探讨中可看出这个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

只要主要指望外来援助的防御，都尤其重视赢得时间。这种防御不采取强有力的还击，而是采用缓慢的抵抗行动，它主要的利益更多地在于赢得时间，而不在于削弱敌人。假如其他一切情况相同，敌人攻占分布在全国的。彼此相隔很远的要塞比攻占密集在边境附近一线上的要塞所费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也是极自然的。其次，凡是想通过使敌人拉长交通线与生活遇到困难而战胜敌人的一切场合，也就是说在那些可以主要靠这种抵抗方式的国家中，仅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是完全错误的。最后，如果考虑到下述情况，那么就可看出在腹地设置要塞多少总是有道理的。这些情况是:只要条件允许，在首都构筑要塞必须看成是首要的事情;各个地区的首府和商业中心，根据我们的原则也需要构筑要塞;横贯全国的山脉。江河与其他地形障碍都有利于设置新的防线;有些城市天然地势险要，需要构筑要塞;最后，某些军事设施，比如一切兵工厂，设置在腹地就比设置在边境附近有利，而且因为它们很重要，的确值得用要塞来掩护。我们认为，在那些有很多要塞的国家中，即便把多数要塞设置在边境附近是正确的，但是在腹地完全不设置要塞，这毕竟是个严重的错误。很显然，法国就犯了这个错误。要是某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完全没有大城市，只在深远的后方才有大城市(比如在南德意志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在施瓦本几乎根本没有大城市，但在巴伐利亚却有很多大城市)，那么是否只该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就更值得怀疑了。我们认为，没必要根据一般的论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在这种场合必须考虑具体情况才能作出结论，另外我们请求读者注意本章最后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要塞主要应成群地设置，还是主要应该分散地平均分布。如果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考虑，那么在这方面很少会有问题。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这是无意义的枝节问题，因为由距离一个共同中心只有几日行程的两三个或四个要塞组成的要塞群，当然能让这一中心和在该地的军队增强力量，因此，只要其他条件容许，人们一定会力图构筑这样的战略棱堡。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决定设置要塞的地点的其他地理条件。要塞设置在海滨。大江河的两岸与山地，能加倍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主要问题，我们在前面已谈过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地理条件应该加以考虑。

如果一个要塞无法直接设置在江河的岸上，那最好不要把它设置在江河附近，而要设置在离江河十到十二普里的地方。因为不这样的话，江河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方面都会制约与影响要塞发挥作用的范围。

在山地就没有这种情形，因为山地不会像江河那样把大部队与小部队的行动限制在几个点上，但在山地的向敌一面设置要塞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很难替要塞解围。如果把要塞设置在山地的背敌一面，那就会使敌人的围攻极困难，因为山地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我们请大家看一下1758年围攻阿里木次的例子。

难以通行的大的森林地与沼泽地的情况是同江河类似的，这是不难理解的。

位于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城市是否应设置要塞，这也是一个常常被人提起的问题。因为这种城市用少量的费用就能筑成要塞进行防守，换句话说，这种城市同通行不困难的地形上的城市相比，付出一样多的人力物力，可以成为坚固得多而一般难以攻克的要塞。同时，因为要塞的使命更多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似乎没必要去过多地考虑那种以为很容易把这种城市封锁的意见。

最后，如果回过来再考虑一下我们所提出的如何在全国构筑要塞的极简单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建立在一些直接关系到国家根基上的重大而长远的事情与条件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理论不可能有关于战争的流行一时的时髦观点。空想的战略妙计与只适合于暂时的个别需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妙计对为了使用五百年。甚至一千年而构筑的要塞来说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些观点行事的话，只会引起无可挽救的结果。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境内苏台德山的一个山脊上建筑的西耳贝尔堡要塞，在情况完全变化了之后，就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和作用;而布勒斯劳如果始终是一个坚固的要塞，那么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不论是对抗法国的军队，还是对抗俄国的军队。波兰的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它都能继续保持它原来的意义与作用。

请大家别忘记，我们进行这些考察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完全从头构筑要塞的那种情况提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考察就没用处了，因为从头构筑要塞的情况是很少的，甚至是压根儿没有的。我们实行的这些考察对设置任何一个要塞都是有用的。

$$$$第十二章 防御阵地

只要我们利用地形作为防护手段，那么在上面接受会战的阵地就是防御阵地，至于当时我们的行动是以防守为主还是以攻击为主，这是没关系的。仅仅从我们关于防御的总的看法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人们可以进一步把一支向敌人前进的军队在敌人挑战而被逼应战时所占领的任何阵地，也叫防御阵地。实际上，大多数会战都是这么发生的，在整个中世纪，就没有其他的会战。在战争中大多数阵地都是这一类阵地，对于这种阵地，我们只要指出阵地的概念是同行军的野营地不一样的就够了，但我们这儿所谈的却不是这一类阵地，那些专门叫做防御阵地的阵地必定还有同这一类阵地不同的地方。

在一般阵地上决战时，时间概念显然是主要的;相向运动的双方军队在进行决战时，地点是次要的，它只要不特别不合适就行了。但在真正的防御阵地上进行决战时，地点概念却是主要的，因为决战是在这一地点进行的，或者更确切点说，主要是运用这一地点进行的。这里指的只是这种阵地。

这时，地点的意义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这个地点可以让配置在这里的军队对整个防御起一定的作用;其二，这个地点的地形可以作为掩护与加强这一部分军队的手段。简略地说，前者是战略意义，后者是战术意义。

假如我们想说得确切一些，那么防御阵地这个概述，只是从上述战术意义的角度提出的，因为，如果从战略意义的角度来看，军队即便不利用这一地点的地形进行防御，而是采取进攻行动，也可以对整个防御发生这样的作用。

上述两种意义中的第一种意义，即一个阵地在战略上的作用，往后在研究战区防御时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想谈现在可以谈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两个非常近似因而常被混淆的概念，即对阵地的迂回和从阵地的侧旁通过。

对阵地的迂回是指绕过阵地的正面，这种迂回有时是为了从翼侧乃至在背后攻击这一阵地，有时是为了切断这一阵地的退却线与交通线。

前一种情况，就是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是战术范围内的行动，在军队的机动性很大。一切战斗计划都或多或少地以迂回和包围为目的的今天，每个阵地都务必对此有所准备。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固阵地不仅应该有坚强的正面，而且当翼侧与背后受到威胁时，应至少还能在那里组织有利的战斗。这样，阵地不仅不会由于受到旨在从翼侧或背后袭击它的迂回而失去作用，而且在这时发生的会战中能发挥它原来的作用，同时通过会战仍能给防御者带来阵地在一般情况下所能提供的利益。

如果阵地遇到进攻者旨在威胁退却线与交通线的迂回，那么，这就是战略问题了。这时问题在于阵地能坚持多久与是否在保障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优于敌人，而这两点都取决于阵地的位置，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双方各自的交通线与阵地构成的角度。任何良好的阵地都应当在这方面保障防御的军队占有优势。无论如何阵地应该不致因遭到迂回而失去作用，与此相反，至少应使进行这种迂回的那部分敌人军队不起任何用途。

但是，如果进攻者不去理睬在防御阵地上等待的敌人军队，而用主力从另一条道路前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那这就是从阵地侧旁通过。如果进攻者能不受阻碍地这样做，那么，当他通过之后，防御者就不得不立即放弃这个阵地，也就是说这个阵地已失去它的作用。

如果仅就”从阵地侧旁通过”的字面上来看，在世界上差不多没有不能从侧旁通过的阵地:像彼烈科朴地峡那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几乎可以不用加以考虑。因此，不能从阵地侧旁通过，肯定是由于进攻者从阵地侧旁通过会遭到不利的缘故。至于这种不利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第二十七章将会有更好的机会予以阐明。这种不利有可能是大的不利，也可能是小的不利，总之，它在这种场合替代了阵地遭到攻击时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术效果，它与这种战术效果一起构成防御阵地的目的。

根据以上的考察可看出，防御阵地应该具备两种战略上的作用:

(1)让敌人无法从它的侧旁通过;

(2)在保障交通线的斗争中让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我们要补充一下另外两种战略上的作用:

(3)交通线与阵地正面构成的角度对防御者战斗的进程也应该产生有利的作用;

(4)地形一般说来应对防御一方起好的作用。

交通线与阵地正面构成的角度不仅关系到进攻者能否从阵地侧旁通过，能否切断阵地上的粮食供应，且关系到会战的全进程。斜方向的退却线在会战中有利于进攻者进行战术迂回，但让防御者在战术上无法自由活动。然而，斜方向配置并不总是战术上的过失，它往往是在战略方面选择地点不当的结果。例如说，如果道路在阵地附近改变方向，那么斜方向配置是根本不可避免的(比如1812年的博罗迪诺会战)。在这样情况下，进攻者可以不改变他原来的交通线垂直于自己正面的态势而让自己处于可迂回防御者的方向上。

另外，如果进攻者有很多退路而我们只有一条，那么进攻者就会处于在战术上有很大活动自由的有利地位。在所有这些场合，防御者即便用尽了一切巧妙的战术，也无法消除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至于谈到最后第四点，地形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防御者十分不利，造成即使精心地选择了并且很巧妙地运用了战术手段，也不能消除这一不利情况。在这个方面，应该注意的几项主要的情况是:

(1)防御者首先必须在观察敌人方面与在自己阵地范围内能够快速攻击敌人方面争取有利条件。只有能阻止敌人接近地形障碍同这两个条件结合的地方，地形才尤其有利于防御者。

一切在制高点瞰制之下的地点对防御者都是不利的;一切山地的阵地或大多数山地的阵地(这问题在有关山地战的那几章中还要专门论述)，一切侧方依托山地的阵地(因为山地虽然给敌人从阵地的侧旁通过增加困难，可是却利于他进行迂回)，凡是前面不远有山的阵地，以及不符合上述对地形要求的一切地点对防御者全是不利的。

在与上述不利情况相反的情况中，我们只想提出阵地背后有山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带来很多利益，以致一般说来可以把它看成是对防御阵地最有利的情况之一。

(2)地形应在一定程度上同军队的编成特点相适应。一支骑兵占多数的部队，当然会去寻找开阔地。而一支骑兵与炮兵都比较少，但拥有大量有战争锻炼而又熟悉地形的勇敢的步兵的部队，就最好选择极复杂。困难的地形。

在这里，我们没必要详细论述防御阵地的地形对军队所具有的战术意义，而只谈防御阵地的地形的总作用，因为只有这种作用是战略上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毫无疑问，军队单纯为了等待敌人进攻所占领的阵地，应为这支军队提供非常有利的地形条件，这种条件可以看成是让军队力量成倍增加的因素。当大自然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仍不能满足我们愿望的地方，就要求助于筑城术。用这种方法往往可以让阵地的某些部分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让整个阵地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当然，在整个阵地坚不可摧的情况下，防御措施的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此时，我们的目的不再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也不再是通过这种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而是不经过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我们让军队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固守，这就是我们断然拒绝会战，逼迫敌人采用其他方法来决定胜负。

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情况完全区别开来，我们在以坚固阵地为题的下一章中讨论后面这一种情况。

我们在这儿所谈的防御阵地，无非是一个通过加强而变得十分有利于防御者的战场。但是，防御阵地要成为战场，加强的程度就不应过大。防御阵地到底应该坚固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敌人进攻的决心越高，阵地的坚固程度也要越大，这一点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对抗拿破仑这类人物与对抗道恩或者施瓦尔岑堡这类人物比较起来，可以并且必须守在更加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

如果阵地的某一部分(例如正面)是坚不可摧的，那么就该把它看作是构成阵地的全部力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些地点节约下来的兵力可用在其他地点。但是，必须指出:敌人由于无法攻击这些坚不可摧的部分，就会全部改变他的攻击方式，这时先必须弄清楚，迫使敌人改变攻击方式对我们是否有利。

比如，如果在一条大河后面很近的地方占领阵地，以致可以把这条大河看作是对正面的加强(这是常有的情况)，那么敌人就只能在右方或者左方更远的地方渡河，变换正面向我们进攻，因而，实际上江河就成为我们在右翼或左翼的依托点。这时，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弊。

我们觉得，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越不暴露，我们在战斗中造成让敌人意料不到的机会越多，防御阵地就越接近理想。就如应该设法对敌人隐瞒自己真正的兵力和军队真正的动向一样，我们同样也应力求对敌人瞒住自己想从地形方面取得的利益。当然，这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并且也许需要一些特别的。迄今还很少运用过的办法。

任何一个位于大要塞(不论它在哪个方向)附近的阵地都能让军队在运动和作战方面比敌人占更大的优势。适当地使用野战工事可以弥补某些地点天然条件的不足，这样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预先决定战斗的大体轮廓，这就是一些利用人工加强阵地的方法。要是我们把这些方法同善于选择地形障碍(使敌军行动增加困难，但又不致不可能行动)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尽量利用环境带来的所有利益，比如:我们熟悉战场而敌人不熟悉，我们会比敌人更好地隐蔽自己的各种措施以及在战斗过程中能够比敌人更好地运用出敌不意的手段，那么，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就让地形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让敌人由于这种作用而遭到失败，却不知道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防御阵地，而且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防御战的最大优点之一。

如果排除特殊情况不谈，我们就可以认为中等耕作程度的起伏地大多可以提供这样的阵地。

$$$$第十三章 坚固阵地和营垒

我们在前一章已谈到，如果一个阵地有天然条件和人工的加强，以致坚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它的意义就已完全超过了作为一个有利的战场的程度。因此，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计划在本章中考察这种阵地的特点，并且因为它具有近似要塞的性质把它称为坚固阵地。

这种阵地，单靠人工构筑的工事是不易构成的(要塞附近的营垒除外)，至于单靠天然障碍，就更不易构成了。这种阵地是天然条件和人工加强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常常被称为营垒或筑垒阵地。实际上所有或多或少筑有工事的阵地都可以叫做筑垒阵地，不过，这样的阵地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阵地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构筑坚固阵地的目的是让配置在这个阵地内的军队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从而或者是直接地真正掩护一个地区，或者只是掩护配置在这一地区内的军队，为了尔后用这部分军队以另外的方式间接地掩护国土。以前战争中的防线的作用，尤其是法国边境附近的防线的作用是前一种，而四面都形成正面的营垒与构筑在要塞附近的营垒的作用是后面一种。

如果阵地的正面由于筑有筑垒工事与设有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而坚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敌人就只能通过迂回来攻击我们的翼侧或背后。为了让敌人不容易进行这种迂回，就要为这些防线寻找可以掩护其翼侧的依托点，莱茵河与孚日山就是阿尔萨斯防线上的这种依托点。这种防线的正面越宽，就越易于阻止敌人的迂回，因为任何迂回对迂回者说来总是有某些危险的，并且军队迂回时越是不得不偏离它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种危险性就越大。因此，阵地如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宽大的正面与良好的依托点，就能直接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的侵袭。以往这类防御设施至少是根据这种想法建筑的。右翼依托莱茵河，左翼依托孚日山的阿尔萨斯防线，和右翼依托些耳德河与土尔内要塞，左翼依托大海的长达十五普里的弗郎德勒防线，都是为这个目的建筑的。

但是，在一个没这样宽大而坚固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的地区，一支军队如果还要凭借良好的筑垒工事来防守这样的地区，那么，就一定要使阵地的四面都成为正面，借以掩护自己免遭敌人的迂回。在这种场合，真正受到掩护的不是这个地区，只是这支军队，因为阵地本身在战略上只是一个点，但受到掩护的军队却能防守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地区固守。敌人对这种营垒是无法迂回的，也就是说，这种营垒的翼侧与背后是不能当作比较薄弱的部分而加以攻击的，因它的每一面都是正面，到处都一样坚固。但是，敌人有可能从这种营垒的侧旁通过，而且比从筑垒防线侧旁通过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营垒的正面差不多没有宽度。

要塞附近的营垒基本上起着坚固阵地的第二种作用，由于它的使命是掩护聚集在营垒内的军队;但它在战略上进一步起的作用，也就是它对这支被掩护的军队的使用所起的作用，与其他营垒是有些不一样的。

在说完了产生这三种不同的防御手段的情况之后，我们想探讨一下它们的价值，并且用筑垒防线。筑垒阵地与要塞附近的营垒这三个名称来区别它们。

一。筑垒防线。筑垒防线是非常有害的一种单线式作战方式，这种防线只有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才能对进攻者起到障碍的作用，而它本身可说是毫无价值的。能使军队发挥这种火力效果的防线的宽度与国土的宽度比起来总还是很小的。这种防线一定是很短的，因而只能掩护很少的国土，或说，军队将不能真正防守所有的地点。因此人们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不占领防线上所有的点，而只是加以监视，像防守一条中等江河时所做的那样，利用配置好的预备队来加以防御。但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防线这一手段的性质的。要是天然的地形障碍很大，以致能够采用这种防御方法，那么筑垒工事不但毫无用处，并且还是危险的，因为这种防御方法不是扼守地区，而筑垒工事只是为了扼守地区而设置的。如果筑垒工事本身是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那么，不加防守的筑垒工事在阻止敌人接近方面的作用是极小，也是容易理解的。试问，成千上万的军队同时进行攻击时，如果没有火力杀伤它们，一条十二或十五普尺深的壕沟与一座十到十二普尺高的垒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防线如果很短，因而相对地来说有比较多的军队防守，它会遭到迂回;如果它延伸得很长，又没有相应的兵力来防守，它很容易被敌人从正面攻破。

这种防线让军队局限于扼守地区而失去任何机动性，所以以它来对抗敢作敢为的敌人是极不适当的。要是说这种防线在现代战争中还保存了很长的时间，那只是因为战争要素受到了削弱，因而表面上的困难通常起了真正困难的作用，同时还因为，这种防线在多数战局中只是在次要的防御方向上用来对付敌人的侵袭。这种场合，虽然它并非完全不起作用，但要知道，假使把进行这种防御的这部分军队用在其他地点，却能做出很多更为有利的事情来。在最近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人采用这种防线，连这种防线的一点遗迹也找不到了。至于说这种防线是否还会再次出现，那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二。筑垒阵地。奉命在一个地区进行防御的军队在该地防守多长，这个地区的防御就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在第二十七章将详尽地论述)，当这支军队离开与放弃这个地区时，防御工作也终止了。

如果一支军队奉命固守遭到优势很大的敌人攻击的国土，那么，对付敌人的方法就是借用坚不可摧的阵地抵御敌人的武力，用以掩护自己的军队。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这种阵地四面都是正面，所以如果采用通常宽度的战术配置，在兵力不很大(要是兵力很大，就不符合这里所假定的整个情况了)的情况下军队就只能防守很小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会碰到许多不利，以致即便尽可能地利用筑垒工事来增强力量，恐怕也很难进行顺利的抵抗。因此，这种四面都是正面的营垒的每一面都一定要有相当大的宽度，而且每一面还都应是近乎坚不可摧的。在要求有很大的宽度的情况下，每一面又要求有这样的坚固程度，这是筑城术所做不到的。因而，构筑这样的营垒应具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利用地形障碍使营垒的某些部分完全无法接近，让另外一些部分难以接近。所以，为了能够运用这一防御手段，必须具备有地形障碍的阵地，但凡没有这种阵地的地方，只凭构筑工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上述这些考察只关系到战术上的结果，我们所以谈到这些，仅是为了要说明筑垒阵地能够作为战略手段使用。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儿提出皮尔纳。崩策耳维次。科尔贝克。托里希－佛德腊希与德里萨这些营垒作为例子。现在我们来说说营垒在战略上的特点与效果。

这种阵地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自然是配置在这一营垒中的军队的给养在一定时间内能得到保障，就是说，在需要营垒发挥作用的期间能保障军队的供给。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象科尔贝克和托里希－佛德腊希那样阵地的背后通向某一港口，或象崩策耳维次与皮尔纳那样同附近的要塞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象德里萨那样在营垒内部或离营垒极近的地方储备有大批存粮。

只有在上述第一种场合，营垒的给养才能够得到相当充分的保障，但在第二。三两种场合，只能得到有限的保障，因此经常有缺乏给养的危险。由此可以知道，保障给养的条件如何使许多原来适于作营垒的险要地点不能构筑营垒，因此使适于构筑这种阵地的地点变得稀少了。

为了弄清这种阵地的作用和它能带来的利害与危险，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攻者对这种阵地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一)进攻者可以从筑垒阵地的侧旁通过，继续向前推进，而凭一定数量的军队监视这个阵地。

在这儿，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筑垒阵地是由主力部队占领的，还是只由次要部队来占领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进攻者除非在除了攻击防御者的主力以外还有其他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目标(如攻占要塞。首都等)能够追求时，从筑垒阵地侧旁通过才是有益的。而且，即使进攻者有这样的进攻目标，也只有当他的基地的坚固程度与交通线的状况使他不用担心他的战略翼侧会受到威胁时，他才可以从侧旁通过去追求这样的目标。

虽然根据上述这一点可作出结论说，防御者可以以主力占领筑垒阵地，并且能使这个阵地发生作用，但是这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或是这个阵地对进攻者的战略侧翼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防御者有把握通过对战略翼侧的威胁把进攻者牵制在对自己无害的地点上;或是根本不存在防御者所担心的将被进攻者夺去的目标。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目标，同时又不能让敌人的战略侧翼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防御者的主力就根本无法占领这样的阵地，或只能佯作占领，对进攻者进行试探，看他是否会认为这个阵地威胁他的战略翼侧。但在这种场合始终是有危险的，一旦这个试探失败，防御者要援救受威胁的地点就已经来不及了。

要是占领筑垒阵地的只是次要的部队，那么进攻者就一定不会没有别的进攻目标了，防御者的主力就会成为进攻者的目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阵地的意义就仅限于对敌人的战略翼侧可能有威胁作用，而且，阵地的意义就看是否能起到这种作用。

(二)要是进攻者不敢从阵地侧旁通过，他就可能会围困这一阵地，迫使阵地上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但是，要进行这种围困务必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阵地没有自由的后方;其次，进攻者的兵力强大得足以进行这种围困。在存在这两种条件的情况下，这个筑垒阵地虽然让防御者在一段时间里能牵制住进攻的军队，但是，防御者为了获取这一利益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损失一定的兵力。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看出，防御者要用主力占领筑垒阵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非常安全的后方(比如托里希－佛德腊希营垒)。

(2)预料敌人兵力的优势不足以围困自己的营垒。假如敌人在优势不足的情况下仍要进行围困，那么防御者就能从阵地进行成功的出击，逐个击破敌人。

(3)可以期待援军解围。1756年萨克森的军队在皮尔纳营垒就是如此。1757年布拉格会战以后的情况大致上也是这样，当时的布拉格只能看成是个营垒，如果卡尔。亚历山大不知道摩拉维亚军团能够前来解围，他或许就不会让敌人把自己包围在这个营垒里面了。

因而，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之一时，用主力占领筑垒阵地才是合理的。但是还不得不承认，如果只具有后两个条件中的一个，防御者这样做还是冒极大危险的。

但是，假如用来占领筑垒阵地的是一支为了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的次要的部队，那么，就不用考虑这三个条件了，这时需考虑的只是用这种牺牲能不能免除一种实际上存在的更大的灾祸。这种情况可能是少见的，但也不是不可设想的。皮尔纳营垒就曾阻止了腓特烈大帝在1756年对波希米亚的进攻。那个时候，奥地利军队毫无准备，波希米亚的失陷似乎是肯定无疑的了，如果它失陷了，损失的兵力或许会超过在皮尔纳营垒受降的一万七千名盟军。

(三)如果进攻者不可能像(一)和(二)两项中所说的那样去行动，就是说防御者具备了我们上面所列出的条件，那么进攻者当然就像一条猎狗在发现一群野鸡时会停下来一样，会在阵地前停下来，至多靠派出一些部队尽量扩大所占领的范围，满足于取得这种没有决定意义的极小的利益，而把占领这一地区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这时，阵地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三。要塞附近的营垒。就像已说过的那样，要塞附近的营垒的使命不是掩护一个地区，而是掩护一支军队免遭敌人的攻击，因而一般地说这种营垒也属于筑垒阵地，它同其他筑垒阵地不同之处，实际上只在于它与要塞是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因而它当然具有强大得多的力量。

因而，这种营垒还要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这种营垒还能担负其他使命，那就是使敌人完全不可能或者难以围攻要塞。假如要塞是一个不能被封锁的港口，那么军队为了上述目的而遭受重大的牺牲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不是如此，要塞可能就会很快由于饥饿而陷落，不值得牺牲大量的兵力来保护它。

(2)要塞附近的这种营垒可供一支在开阔地上没办法立足的小部队使用。四五千人在要塞城垣的掩护下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在开阔地上，他们即使据守世界上最坚固的营垒，也依然有被消灭的可能性。

(3)这种营垒可用来集中和整顿那些还不够坚强因而没有要塞城垣的掩护就不能与敌人作战的军队，如新兵。后备军。民军等。

要塞附近的营垒要是不派兵驻守就会或多或少地不利于要塞，这是个严重的缺点。这种营垒假如没有这样的缺点，那可以说是在许多方面都有利的十分值得推荐的手段。但是，要使要塞常常保持足够的守备部队，可以分出一定兵力驻守营垒，这是极难做到的。

因而，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在海岸要塞附近才适合于构筑这种营垒，在所有其他场合构筑这种营垒都是弊大于利的。

最后，假如把我们的意见归纳起来，那就是:

(1)国土愈小，回旋的空间愈小，愈需要坚固阵地;

(2)越是有把握得到援救与解围(依靠其他军队。气候恶劣的季节。民众暴动，乃至进攻者缺乏供应等等都是相同的)，坚固阵地可能遇到的危险就越小;

(3)敌人的进攻越不坚决，坚固阵地的作用越大。

$$$$第十四章 侧面阵地

我们像编纂词典那样把侧面阵地单列为一章，是为了让读者便于在本书中找到这个在常用的军事术语中很突出的概念，但我们并不觉得它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凡是敌人在侧旁通过之后还在固守的阵地都是侧面阵地，因为从敌人在侧旁通过的时刻起，这一阵地除了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以外，就没任何其他作用了。因此，所有的筑垒阵地必然同时是侧面阵地，因为，它们是坚固无法摧毁的，也就是说敌人只能从它们侧旁通过，在此种情况下，这种阵地的价值就在于能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至于筑垒阵地本来的正面的位置怎样，是象科尔贝克那样，与敌人的战略翼侧相平行，还是象崩策耳维次和德里萨那样，与敌人的战略翼侧成垂直，那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筑垒阵地的四个面务必都是正面。

但是，即便我们所占领的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我们仍然可以在敌人从阵地侧旁通过后固守这一阵地，只要阵地的位置在保障退却线与交通线方面能够使我们占有这样的优势，那就是不仅我们能有效地攻击进攻者的战略翼侧，并且进攻者由于自己的退路可能被切断而无力量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假如敌人没有这种顾虑而能够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那么，我们就有在无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因为我们的阵地不是筑垒阵地，就是说，并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

1806年的战例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如果配置在扎勒河右岸的普鲁士军队面向扎勒河构筑正面，并且在这阵地上等候情况的发展，那么，当拿破仑经过霍夫向北前进时，这个阵地就完全会成为侧面阵地。

如果当时双方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方面不是相差得这样大，如果指挥法军的不过是道恩这类人物，那么，普军的阵地就会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要从这个阵地侧旁通过完全是不可能的，甚至拿破仑也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下了进攻这个阵地的决心。至于切断这一阵地的退路，则连拿破仑都不能够完全做到，如果双方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方面的差别不大，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像从阵地侧旁通过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普军左翼失败时带来的危险比法军左翼失败时带来的危险要小。然而，即使双方在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方面的差别悬殊，如果统帅果敢而慎重，普军仍有很大的可能取得胜利。实际上没有什么妨碍不伦瑞克公爵在13日采取适当的部署，为了在14日天亮能以八万人对付拿破仑在耶纳与多恩堡附近渡过扎勒河的六万人。即使这种兵力优势与法军背靠扎勒河陡峭的河谷的处境还不足以使普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局面本身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不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赢得决战的胜利，那么最初根本就不该考虑在这一地区进行决战，而应该继续退却，以便在退却中一面加强自己一面削弱敌人。

由此可见，扎勒河畔的普军阵地虽然是能够攻破的，但对于经过霍夫而来的那条道路来说，还是可以看作是一个侧面阵地，只是这个阵地同任何可以攻破的阵地一样，并不完全具有侧面阵地的特性，因为只有敌人不敢进攻这个阵地时，它才可能被看成是侧面阵地。

有一些阵地在进攻者从他侧旁通过时不能固守，因而防御者就想在这种阵地上从侧面对进攻者发起攻击。如果人们仅因为这一攻击是从侧面进行的，就想把这些阵地叫做侧面阵地，那就更不适合侧面阵地的明确概念了。因为这样的翼侧攻击与阵地本身几乎没什么关系，至少采取这种攻击主要不是以侧面阵地的特性(即可以威胁进攻者的战略翼侧)为根据的。

从以上所谈的可看出，关于侧面阵地的特性已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谈了。在这里我们只需简单地谈谈侧面阵地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具备什么特点。

关于真正的筑垒阵地根本不必再谈，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相当清楚了。

强度没达到坚不可摧的程度的侧面阵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正因为它还没达到坚不可摧的程度，自然也是一种带有危险的手段。如果进攻者被侧面阵地牵制住了，那么防御者小量兵力的消耗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效果，就如骑手用小指拉动大勒上反应敏锐的衔铁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一样。但是，如果效果太小，进攻者没有被牵制住，那么，防御者一般就会失去退路，他不是这样设法迅速地绕道退却，力求在很不利的条件下寻找脱身之计，就是会陷入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对付那些大胆而精神上占据优势的。寻求有效的决战的敌人，采取这一手段是极为冒险和不适当的，就像上面所举的1806年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但对付那些谨小慎微的敌人与在双方只是武装监视的战争中，这个手段却是有才能的防御者可以利用的最好的手段之一。防御威悉河时对左岸阵地的利用(斐迪南公爵)，对于有名的施莫特赛芬阵地的利用，以及对于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利用，全是利用强度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程度的阵地作为侧面阵地的例子。但是，1760年富凯军在兰德斯胡特的惨败同时也说明错用这种方法带来的危险。

$$$$第十五章 山地防御

山地对作战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非常重要。这种影响是一个能减缓军事行动进展的因素，所以它首先对防御有利。因而我们在这里要研究这种影响，但并不局限于山地防御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在一些方面所得到的结论同一般人的意见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作深入的分析。

我们想先研究这一问题的战术方面，以便以后能从战略方面进行考察。

一个大的纵队在山地行军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而一支配置在防哨中的小部队，假如正面有陡峭的山坡作掩护，左右又有山谷作为依托，则能获得异常强大的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两种情况让人们一向都认为山地防御能产生很大的效果和力量，只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武器与战术特点的限制，大部队才没能在山地进行防御。

一个纵队弯弯曲曲地费力地攀登上山之后，象蜗牛似地翻过山头继续前进，炮兵与辎重兵边骂边叫地鞭打着筋疲力竭的骡马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道，每损坏一辆车，都要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把它清除掉，同时后面的一切都会被堵住，并且怨声载道，骂声不绝。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会这么想:在这里只要出现几百个敌人，那么一切就都完了。因而，一些历史著作家在谈到隘路时，总是把它描绘成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但是，所有熟悉战争的人都知道，至少该知道，这种山地行军同山地进攻很少有共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因而，从山地行军的困难推论出山地进攻有更大的困难，那是不对的。

一个无战争经验的人会很自然地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甚至某个时期的军事艺术也差不多同样当然地陷入这种错误。在当时，山地作战对于有战争经验的人就像对于没有战争经验的人一样，差不多也是一种新现象。在三十年战争以前，由于战斗队形纵深大。骑兵多。火器不完善与其他种种特点，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还很特别，正式的山地防御，至少用正规军进行正式的山地防御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大约到战斗队形比较疏开和步兵及其火器占了主要地位时，人们才想到利用山岭和谷地。直到一百年之后，也就是到十八世纪中叶，山地防御的思想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另一种情况，一个不大的防哨，由于配置在很难接近的山地，能获得巨大的抵抗能力，这更容易让人们得出山地防御具有强大威力的结论。有人甚至认为，似乎只要把这种防哨的兵力增加几倍，就可以让一个营起一个军团的作用，一座山起一道山脉的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小的防哨如果在山地选择了有利的阵地，就可获得异常强大的力量。一支小部队在平原碰上几个骑兵连就会被打败，这时，只要能够迅速逃掉，不被击溃和被俘，就算万幸了。但这支小部队在山地却能够用一种从战术上来看可以说是十分狂妄大胆的姿态，公开出现在一支大军队的眼前，迫使它只能郑重其事地进行正规的进攻或者采取迂回等行动。至于这一支小部队应该如何利用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翼侧依托点与在退却途中所占领的新阵地来取得这种抵抗力量，这应该是由战术来阐明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些通过经验能解决的问题。

人们当然会相信，把许多这种强有力的防哨并列地配置，定然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几乎坚不可摧的正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只在于如何保障自己不被敌人迂回。为此，正面一定要向左右延伸，直到获得了能满足整个防御要求的依托点，或直到人们认为正面的宽度已足以保障自己不致被敌人迂回为止。多山的国家特别容易采用这样的配置，因为这儿有很多可以这样配置防哨的地点，这些地点好像一处胜似一处，以致人们竟不知应该延伸到哪里为止。于是人们只得在一定宽度的正面上用一些小部队占领和防守所有的山口，而且用这种配置办法使十个或者十五个单独的防哨占领正面为十普里左右的地区，最后就可不必担心可恶的迂回了。这些单独的防哨之间存在的很难通行的地形(因为纵队不能离开道路行进)让这些防哨似乎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就以为这是在敌人面前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另外，防御者还控制几个步兵营。几个骑炮兵连和十几个骑兵连作预备部队，以对付阵地某一点会被突破的意外情况。

这种看法现在已完全陈旧了，这是谁都会肯定的，但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完全摈弃了这种错误的看法。

中世纪以来军队人数日益增加所引起的战术发展，也促使人们在军事行动中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利用山地。

山地防御的主要特点是完全处于被动，因而，在军队具有今天的机动性之前，倾向于山地防御是十分自然的。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军队的配置由于火力的加强越来越形成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这种横队的编组与配置十分复杂，运动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运动。配置这样的横队像安装一套复杂的机器一样，常需要花费半天功夫，这会占去会战的一半时间;我们现在的会战计划包括许多内容，而当时的会战计划则几乎只包括这一件事。这种配置一旦完成，就极难根据新出现的情况作任何改变。进攻者比防御者较晚展开成战斗队形，因而他能够根据防御者阵地的情况展开;但防御者却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于是，进攻取得了一般的优势，而防御者除了寻求地形障碍的掩护以外，就无其他方法来对抗这一优势了。当然对寻求掩护来说，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像在山地那样到处可找到这样有效的地形障碍。因此，人们力图使军队同险要的地形结合在一起。二者相互依赖，军队防守山地，山地掩护军队。这么一来，消极防御借助于山地就大大增强了力量，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只是防御者活动的自由更加少了一些。其实，即便不采取这种做法防御者也是不太会利用这种自由的。

当敌对双方在进行较量的时候，暴露的翼侧(就是一方的弱点)总是最容易遭到对方打击的地方。如果防御者一动不动地如同被钉住了似地守在一些坚不可摧的地点，那么进攻者就会大胆地进行迂回，因为他对自己的翼侧不再有顾虑。这种情况实际上已发生，迂回很快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避免遇到迂回，军队的部署越来越向两翼延伸，于是正面相应地削弱了。这时，进攻者突然采用了完全相反的办法:不是针对一翼来进行迂回，而是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点，进而突破整个防线。现代战争当中出现的山地防御大致上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因此进攻又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这是借助于很快提高的机动性而取得的。防御也只能求助于这种机动性，但山地就其性质来看，是与机动性不相容的。因此，整个山地防御遭到了一次大败(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些迷信山地防御的部队在革命战争中就曾多次遭到这样的大败。

但是，为了不把好的连同坏的一齐抛掉，为了不致和别人一样得出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已千百次被活生生的现实否定了的论断，我们务必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来分别研讨山地防御的种种作�用。 �

这儿首先需要解决的。有助于弄清其他一切问题的一个问题是:打算利用山地防御进行的抵抗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就是说这种抵抗只能持续一段时间，还是坚持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为止。对相对抵抗来说，山地是很适宜的，它能极大地增强抵抗的力量;对绝对防御来说，情况则相反，山地往往是完全不适宜的，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是恰当的。

在山地，任何运动都较缓慢。比较困难，因而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如果运动是在危险的气氛下进行的，那么人员的损失也会增多。而时间消耗的多少与人员损失的大小是衡量抵抗强度的标准。因而，只是进攻的一方在运动时，防御者才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一旦防御者也必须运动时，他立即就会失去这种优势。相对抵抗可以比导致决定胜负的抵抗有大得多的被动性，而且它允许这种被动性达到最大程度，就是说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为止(而在绝对抵抗中这是决不允许的)，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就是说，从战术上看这是合理的。由此可见，山地这一给运动带来困难。像密度大的介质一样削弱着一切积极活动的因素，是完全适应于相对抵抗的要求的。

我们已说过，一个不大的防哨在山地凭借地形可以获取异常强大的力量。虽然对于这一战术上的结论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证明，但是，我们还需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在这儿必须区别在这个防哨中的小部队是相对的小还是绝对的小。一支一定数量的部队，如果把它的一部分脱离开整体单独地配置在阵地上，这一部分就可能遭到全部敌军，就是说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和这种优势兵力相比，它的确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防御的目的通常就不能是绝对抵抗，只能是相对抵抗。这支小部队同它自己一方的所有兵力相比以及与敌方的全部兵力相比，兵力越小，它防御的目的就只能是相对抵抗。

但是，即便是一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的小部队，就是说是一支当面之敌并不大于自己。因此敢于进行绝对抵抗和追求真正胜利的小部队，正如我们以后要说明的那样，在山地的处境也比一支大部队要好得多，从险要的地形取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因而，我们的结论是，小部队在山地具有强大的力量。当然，在相对抵抗起决定作用的一切场合，这种小部队将带来决定性的利益。但是，一支大部队在山地进行绝对抵抗是不是同样能带来决定性的利益?现在我们就来研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若干个这样的防哨组成的防线是否会如人们一向所想象的那样，具备所有这些防哨单独存在时的力量合起来那样大的力量呢?肯定没有，因为只有持有下面两种错误认识之一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第一种错误认识是，人们常把没有道路的地方和无法通行的地方混为一谈。在纵队。炮兵与骑兵不能行军的地方，步兵却多半可以通过，炮兵大概也能通过，因为战斗中的运动虽然很紧张，但是距离不长，是不能用行军的标准来衡量的。由此可见，认为防哨与防哨之间能有可靠的联系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因而这些防哨的翼侧是危险的。

第二种错误认识是，人们认为这些防哨的正面是坚固的，因此它们的翼侧也同样是坚固的，因为深谷。悬崖等险要地形对防哨来说是非常好的依托点。但是，这些险要的地形为什么能发挥这样大的效果呢?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让敌人不能进行迂回，而是因为它们能让敌人在迂回中遇到与直接攻击防哨时差不多大小的时间消耗和兵力损失。由于这种防哨的正面很坚固，敌人就会而且只得不顾地形的困难对防哨进行迂回，而要进行这样的迂回，大约需半天的时间，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人员的牺牲。如果这样的防哨可以指望获得援军，或只打算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或者自己的力量足以与敌人的力量相抗衡，那么，防哨的翼侧依托就起了应该有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一防哨不仅正面是坚固的，而且翼侧也是坚固的。但是，要是谈的是由几个防哨组成的正面宽大的山地阵地，那么情况就不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就都不存在了。敌人可以用优势很大的兵力进攻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方得到的援军则极为有限，并且我们在这时还一定要进行绝对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防哨的翼侧依托就不起作用了。

进攻者把自己的打击指向这一弱点。他凭集中的，也就是占很大优势的兵力攻击正面的一点，这时他遭到的抵抗就这一点说来是极激烈的，但就整个防线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进攻者克服了这一抵抗后，也就突破了整个防线，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从以上所说可看出，相对抵抗一般说在山地比在平原地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抵抗是由小部队进行的，那么它所能发挥的力量可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但是，这种力量并不随着兵力的增加而增长。

现在我们来说说一般的大规模战斗的真正目的，就是谈谈赢得积极的胜利这一问题，赢得这种胜利也应该是山地防御的目的。如果用整个军队或主力进行山地防御，那么山地防御就变为山地防御会战了。这时，实行一次会战，就是用全部兵力去消灭敌人军队，就成了战斗的形式，但赢得胜利才是战斗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山地防御是为赢得胜利服务的，因为它不是目的，却变成了手段。这时，山地对赢得胜利这个目的有什么影响?

防御会战的特点是在前面的阵地上进行消极的还击，在后面的阵地进行强而有力的积极的还击，但山地却是阻碍积极还击的致命因素。这是由以下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山地没有可供部队从后方向各个方向很快前进的道路，甚至战术上的忽然袭击也会被起伏不平的地形削弱;第二。视界受到限制，对敌人的军队的运动不易观察。因此，防御者进行积极还击时，山地给对方提供的利益与防御者在前面的阵地时山地给他提供的利益是一样的，这就使整个抵抗中极为有效的部分难以发生作用。此外，还有第三个情况，那就是与后方的联系有被切断的危险。尽管山地十分有利于防御者在正面受到全面攻击时实行退却，尽管山地会给企图迂回防御者的敌人造成大量的时间损失，然而这所有利益只在进行相对抵抗的情况下防御者才能得到，而在进行决定性会战，即在坚持抵抗到底的情况下，防御者就不可能得到这些利益了。在这儿，当敌人翼侧的各纵队还没占领那些可以封锁威胁防御者退路的地点以前，防御者抵抗的时间还可以略微长一些，但一旦敌人占领了这些地点，防御者就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从后面发起的任何攻击，都无法把敌人赶出这些威胁防御者的地点，即便投入全部力量拚命攻击，也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如果有人说这儿有矛盾，认为进攻者在山地拥有的那些有利条件也一定会对突围者有利，那就是他没看到两种情况的差别。进攻者派出去封锁通路的部队没进行绝对防御的任务，他们大概只要抵抗几小时就够了，因而他们的处境同防哨的小部队是相同的。而原来的防御者在这时却已经不再拥有各种战斗手段，他已陷于混乱状态，而且缺乏弹药等。总之，防御者胜利的希望很小，而且防御者对会遭到失败非常害怕，这种恐惧超过了对其他各种危险的恐惧，而且在整个会战过程中都发生作用，它影响到每一个战斗人员的士气。另外，防御者对翼侧受到威胁有种病态的敏感，进攻者被派到防御者后方森林茂密的山坡上去的每一小股人，都成为他获取胜利的新的有力手段。

假如在山地防御中整个军队聚集配置在广阔的台地上，那么上述不利条件的绝大部分就会消失，而有利条件却会保持下来。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正面既坚固，两翼又极难接近，而且不管是在阵地内部还是在后方都有最充分的运动自由。这种阵地可以算作世界上最坚固的阵地。但是，这种阵地几乎只存在于幻想当中，因为，虽然大多数山地的山脊比山坡易通过，但是，大部分山地的台地不是对配置大部队来说太小，就不是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台地，从地质学的意义说，它们是台地，但从几何学的角度上来说，它们并不是台地。

另外，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小部队来说，山地防御阵地的那些不利条件会减少，其原因是小部队占领的空间较小，而要的退却路较少等等。单独的一座山不算山地，也没有山地的那些不利条件。但是，部队越小，越可以将其配置局限在一些单个的山脊与山头上，而没有必要把自己束缚在密林覆盖的谷地的罗网里，这个罗网是上述一切不利条件的源泉。

$$$$第十六章 山地防御(续)

现在，我们来研究前一章所谈到的那些战术上的结果在战略上如何应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想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研究:

(1)把山地当作战场;

(2)占领山地后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3)山地作为战略屏障所能产生的后果;

(4)在给养方面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山地作为战场。对于这一点，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还必须分别谈谈:

(1)作为进行主力战斗的战场;

(2)作为从属性战斗的场地。

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指出，山地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对防御者多么不利，因而对进攻者又是多么有利。这种看法是同一般人的见解正好相反的。要知道一般人把许多事情都弄乱了，他们很少把极不相同的事情区别开来。他们看到次要的小部队在山地上具有异常强大的抵抗力，就认为一切山地防御都是异常强有力的。当有人以为防御中的主要行动，也就是防御会战在山地不是这样强有力时，他们就感到惊讶。而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把山地防御中每次会战的失败都看成是单线式防御的不足所引起的(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单线式防御的缺点)，却看不到事物的性质在其中所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作用。我们不怕提出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看法，并且还要指出，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有一位著作家抱有和我们相同的观点。这位著作家对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他就是卡尔大公。他是在论述1796年和1797年战局的著作中提出这种看法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著作家，一位优秀的评论家，更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如果一个兵力较弱的防御者，历尽千辛万苦集中了他所有的军队，试图在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向进攻者显示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显示自己奔放的热情和机智沉着，而且又受到了人们焦急。殷切的关注，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把军队配置在一个迷障重重。昏暗得像黑夜一般的山地，让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地形的束缚，以至于处于一种可能遭到敌人许多次优势兵力的袭击的险境之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这种处境是十分可悲的。这时候他只能在一个方面充分发挥他的才智，那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各种地形障碍，这又能促使他采取有害的单线式防御，而这却正是他应该竭力避免的。因此，在企图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认为山地是防御者的避难所，我们愿意奉劝统帅尽极大可能地避开山地。

当然，有时候的确不可能完全避开山地。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必然同在平原上进行的会战有显然不同的特点，这时候阵地的正面要宽得多，在许多场合比在平原要宽一两倍，军队的抵抗要被动得多，还击也没力得多。这是山地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影响。可是，尽管如此，仍然不应该把这种会战中的防御变为单纯的山地防御，这种会战中防御的主要特点应该是让军队在山地集中配置，也就等于，应该使所有的部队在一个统帅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一个战斗，并且保持充足的预备队，以便使会战成为一次决战而不至于变成单纯的抵御，变成只是在敌人面前举起盾牌。这是山地防御会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种防御很容易变成单纯的山地防御，以致司空见惯而不以为怪。可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理论应该竭力警告人们不要把防御会战中的防御变成单纯的山地防御。

对于主力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问题就谈到这里。

与上面所谈的情况相反，山地对从属性的和次要的战斗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不会进行绝对抵抗，而且也不会带来其他有决定意义的结果。我们只需把进行这种抵抗的目的列举出来，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了:

(1)单纯为了获得时间。这一个目的是极为常见的，每当我们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情况而设置警戒时，就经常有这个目的;另外，凡是等待援军的场合，也都有这个目标。

(2)为了抵御敌人的单纯的佯动或小规模的次要行动。假如一个地区有山地掩护，山地又有军队防守，那么无论这种防御多么薄弱，总是足够阻止敌人的袭扰和为了掠夺而进行的其他小规模行动的。假如没有山地，这样薄弱的防线是无济于事的。

(3)为了自己进行行动。要人们对山地的作用都没有错误的认识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人们还不能正确认识山地的作用以前，总有一些敌人害怕山地，不敢在山地作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主力进行山地防御。在战争的威力和运动不太大的战争中，经常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做永远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既不打算在这一山地阵地上接受主力会战，也不用于被迫进行这样的会战。

(4)一般讲来，山地适于用来配置那些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的部队，因为各个小部队在山地都比较强而有力，只是整个军队作为整体来看是非常弱的。另外，军队在山地不太容易遭到奇袭，也不大容易被迫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5)最后，山地是真正合适民众武装活动的地方。可是，民众武装必须经常得到正规军的小部队的支援，假如附近有大部队反而可能对民众武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支援民众武装这个原因通常不能成为派大部队进入山地的原因。

关于山地作为从属性的战斗的战场问题就谈到这里。

二。山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那样，一些兵力不大的部队，在便于通行的地区或许无法立足，会不断遭到危险，而在山地却很容易确保广大地区的安全;另外，当山地在敌人手里时，在山地的所有推进都比在平原要缓慢得多，也就是说不能以在平原上相同的速度前进。正因为这两个原因，山地为谁占有的问题比同样大小的其他地区归谁占有的问题都要重要得多。在平原，地区被谁占有可能天天都有变化;我们只要用强大的部队向前推进，就可以迫使敌人让出我们所需要的地区。可是，在山地，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山地，敌人的兵力即使不多，也能够进行出色的抵抗。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占领一片山区时，经常必须采取为此目的而专门计划的行动，经常要消耗巨大兵力和许多时间才能达到目的。因而，既然山地不是进行主要军事行动的场所，那么我们就不能像在比较方便通行的地区那样，通过主要的军事行动来占领这些地方，也不能把取得和占领山地看作是我们前进的必然后果。

由此可见，山地具有大得多的独立性，对山地的占有是比较稳定的，很少能发生变化。如果再看到，山地就其自然条件方面来说，可以让人们从山地边缘很好地俯视开阔地，但山地本身却始终像隐藏在漆黑的夜里一样，那么人们就可以理解，任何一片山地对没有占领它。但是却位于它附近的一方来说，一直可以看作是不断产生不利影响的源泉，可以看成是隐蔽敌人的场所。如果山地不仅为敌人所占有，而且是在敌国的领土上，那么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一股一股勇敢的人数很小的游击队在遭到追击时，可以逃到山地躲避，然后又平安无事地在另一个地点出现。一些极大的纵队也可以在山地隐蔽地推进。我们的军队，如果不想进入受山地瞰制的地点，不想进行一个不利的战斗……遭到敌人的袭击和打击而无法还击，那么就始终必须和山地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每一块山地对一定距离内的较低的地区就是这样地发生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是马上在一次会战中发生作用(例如1796年莱茵河畔的马耳希会战)，还是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对交通线发生作用，这要看该地区的地形状况。至于这种影响可否被在山谷或平原发生的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所抵销，则取决于双方兵力对比后的情况。

拿破仑在1805年和1809年并没有对提罗耳山区想很多就向维也纳推进了;但是，莫罗在1796年，所以不能不离开施瓦本，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地势较高的地区，而要监视这个地区又不得不使用很多的兵力。在双方力量均衡而形成拉锯的战局当中，我们应当摆脱敌人占领的山地不断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占领并守住为保障我们进攻的主要路线而必须占领并守住的一些山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山地通常成为敌我双方相互发动小规模战斗的主要战场。可是，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山地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不应该在所有场合都把这种山地看成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和把占领山地看成是主要的事情。当一切取决于胜利时，胜利是主要的事情。一旦胜利到手，胜利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要需求来安排剩下的一切了。

三。山地作为战略屏障。在这儿，我们必须分别谈谈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又与决定性会战有关。人们可以把山脉看成像江河一样，是一种带有有限的通路的屏障。这种屏障把前进中的敌人军队分隔开，让它们只能在某几条道路上行进，我们因而能够用集中配置在山后的军队分别袭击敌人部队的各个部分，这时，这种屏障就给我们造成了取得战斗胜利的机会。进攻者在山地前进时，即使没有任何其他顾虑，也不可能成一个纵队，因为这样做也许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中，会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因此，这种山地防御是以敌军分开前进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为前提的。可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山地和山地通路，因此在采用这种山地的防御手段时一切取决于地形的情况，这种手段也只能看成是可能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应当记住，采用这种手段还有两个不利之处:首先，敌人在遭到打击时，可以很快在山地找到掩护;其次，敌人占有较高的地势对防御者来说虽不是什么重大的不利，但毕竟总是不利。

除了1796年对阿耳文齐的会战之外，我们还没见过采用这种手段进行的会战。可是，拿破仑在1800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动清楚地说明了，对方是可以采用这种手段的，当时，梅拉斯本来是能够而且应该在拿破仑的各路纵队集中起来之前就用全力对他进行攻击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当山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时，山地作为屏障能够产生哪些作用。在山地，不单单是设置在通路上的堡垒和民众武装能发挥作用，而且不良的山路在气候恶劣的季节中能够使敌人的军队陷于绝望，敌人由于山路不平被弄得筋疲力竭以后，往往就不得不退却。如果这时候又出现了游击队的频繁的袭击，甚至展开了人民战争，那么敌人就不能不派出大量的部队来对付这种局面，最后还只好在山地设置一些强有力的防哨，于是敌人就会陷入进攻战中可能会有的最不利的处境。

四。山地与军队给养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好理解的问题。当进攻者被迫停留在山地，或者至少不能不把山地留在自己背后时，山地在给养方面给进攻者造成的难处对防御者来说有很大的好处。

关于山地防御的这些考察，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山地进攻所作的必要的说明，所以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山地战的考察。我们不能因为不能变山地为平原，也没法变平原为山地，不能因为战场的选定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对战场好像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就认为这些考察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进行的是较大范围内的行动，我们就能发现，对战场选择的余地并不那么小。如果谈的是主力的部署和活动，并且是在决定性会战时主力的部署和活动，那么，军队向前或向后多走若干行程，就可以摆脱山地进入平原，果断地把主力集中在平原上就可以使附近的山地起不了作用。

现在，我们还准备把上面分别论述的各部分归纳成一个明确的观念。

我们认为而且已经证明:一般说来，山地无论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对防御都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防御是指具有决定意义的。其结果关系着国土的得失的防御。山地使防御者无法观察敌情，又妨碍他们向各个方向的运动;山地迫使防御者陷于被动，不能不派兵把守每一条通路。这样一来，这种防御总是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单线式防御。因此，人们应当尽可能使主力避开山地，把主力配置在山地的一侧，或配置在山前或者山后面。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对于完成次要目的和次要任务的部队来说，山地却是一种增强力量的因素。当我们说，山地对于弱者来说，就是对于不敢再寻求绝对的决战的部队来说，是真正避难地，这和我们上面的论点并不矛盾。完成次要任务的部队可以从山地得到利益就再一次说明了不应当把主力用在山地。

那些惯于运用拙劣的作战方法的人，在具体场合也会强烈地感觉到，山地像一种密度大。粘性强的介质，能给进攻者的一切运动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很难使他们不认为我们的见解是最为怪异的谬论。那些对上一世纪以独特的作战方法所进行的战争做过泛泛的考察的人，像上述抱有直接印象的人一样，他们决不会相信，比方说，奥地利在保卫它的各个邦国时，在意大利方向上并不比在莱茵河方向上抵抗敌人更加容易些。可是，在勇猛而果敢的统帅指挥下作战二十年之久。对自己勇猛而果断的行动所取得的胜利总是记忆犹新的法国军队，以后在山地战斗中还会和在其他场合相同，长期地在运用熟练并准确的判断力方面有出众的表现。

这样来说，就好像开阔地比山地更加能掩护一个国家，西班牙如果没有比利牛斯山会更加有力量。伦巴第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会更难接近，而平原国家(例如北德意志)比山地国家(例如匈牙利)更难以征服了。这样的结论也是不对的，针对这一点我们想作最后一些说明。

我们并不以为，西班牙没有比利牛斯山会比有比利牛斯山更加有力量，我们的意思是说，假如一支西班牙军队感到自己很强大，能够进行决定性会战，那么它集中配置在埃布罗河后面，要比分兵把守比利牛斯山的十五个隘口更要好一些，而比利牛斯山决不会因此失去它对作战的影响。我们这种看法对意大利军队来说也一样是适合的。如果意大利军队分割配置在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上，那么它就可能会被任何果敢的敌人所击败，它甚至会没有可能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反之如果它配置在都灵平原上，那么它就会像任何其他部队一样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但是，人们也决不会因此就认为，对进攻者来说，通过像阿尔卑斯山这样的大山脉并把它留在身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另外，在平原进行主力会战并不反对用次要部队进行暂时的山地防御，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这样的山地进行这种防御是很合适的。最后，我们决对不认为，征服一个平原的国家比征服一个多山的国家要容易，除非通过一次成功可以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征服者在这一胜利之后就进入防御态势，这时候山地正如过去对原来的防御者极为不利那样，对征服者也一定同样是不利的甚至更为不利。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防御者外来的援军纷纷来到，民众都拿起了武器，那么，山地就能够增强这一切抵抗的力量。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像在折光镜前看物体相同，当物体向一定方向移动时，物体的影像越来越清晰，但是不能随意地移动下去，只能到焦点为止，一超过焦点，就适得其反了。

既然在山地的防御比较弱，那么这就可能使进攻者尤其把山地当作他进攻的方向。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给养和交通的困难，以及无法肯定敌人是否恰好准备在山地接受主力会战和是否会把主力放置在山地，这一切都抵销了上述那种可能得到的利益。

$$$$第十七章 山地防御(续)

我们在第十五章中论述了山地战斗的性质，在第十六章论述了山地战斗在战略上的应用，在这些论述中曾经多次提到真正的山地防御这一概念，但没有详细论述这种防御的形态和部署。在这里，我们想比较详细地探讨一下该问题。

山脉常常呈带状延伸于地球表面，使水流在它左。右分道下流，它因此成为整个水系的分水岭。山脉各部分的分布形式也是这样的，各支脉或山脊从主脉分出后又形成各支较小的水系分水岭。基于上述的情况，山地防御的定义最初十分自然地主要是构成一个狭长的。像一道大屏障似的障碍。尽管地质学家对于山脉的生成及其形成的规律至今还没有定论，可是，不论山脉是在水流的作用下(通过冲刷过程)形成的，还是水流是山脉的产物，水流的流向总是最确切最直接地表明了山脉的体系。因而，在考虑山地防御时以水流的流向作根据也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仅应当把水流看成是可以用来全面知道地面起伏情况(即地表断面情况)的天然水准仪，而且还应当把那些由水流形成的谷地看作是最容易到达山顶的道路，因为水流的冲刷过程无论如何总是能够让高低不平的山坡变得平坦而有规则一些。根据这样的论述，山地防御的概念大概是这样的:当防御的正面大体与山脉平行时，山脉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阻碍通行的巨大障碍，是一种仅有谷地可供出入的大垒墙。这时候防御阵地应该设置在这一垒墙的顶部，即沿山脊上台地的边缘，而且横向地切断各主要谷地。假如防御的正面同山脉近于垂直，那么防御阵地就应该设置在主脉的一个主要支脉上，阵地的正面必须和主要谷地平行并一直延伸到主脉的山脊(这里可以看成是防线的终点)。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谈到这一套按照地质结构进行的山地防御的配置方法，是因为这一套配置方式在军事理论中确实曾经风靡一时，并且它把冲刷过程的规律在所谓地形学中和战法混和在一起了。

可是，在这种见解中有很多错误的假定和不确切的概念的替换，以致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从这种见解中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可以作为制定成套理论的依据。

实际上，山脉的主要山脊都是不宜于歇宿和难以通行的，因而不能在上面配置大量部队;次要山脊往往不仅不适合歇宿和难以通行，并且不是太短就是太不规则，因此同样不能配置大量部队。台地并不是在所有山脊上都有的，即使有，也大多是狭窄的，不宜于歇宿的。如果细细观察一下，我们就能发现，甚至连那种主要山脊较长。两侧大致上可以看作是斜面或至少可以看作是阶梯状山坡的山脉也是极少的。主要山脊总是蜿蜒弯曲而又分支很多，大支脉则成曲线伸向原野，并且往往恰好在其终点又高耸入云，成为高出主要山脊的山峰;山麓与山峰连接，构成了同山脉体系不相称的巨大深谷。另外，在几条山脉交叉的地方，或者几条山脉向外伸展的开始点，就根本不存在狭长的呈带状的山脉了，而是只有呈辐射状分布的水流和山脉。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像上述所说的那样来观察山地，他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山地按地质结构系统地配置军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要是坚持把这种想法作为配置军队的基本思想，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可是，关于山地的具体应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再从战术方面仔细观察一下山地战的情况，那么就能看到山地战主要表现为下面两种防御:陡坡防御和谷地防御。谷地防御，常常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发挥较大的抵抗效果，可在进行这种防御时设法同时在主要山脊上设防，因为对这种防御来说，占领谷地本身往往更为必要，并且由于谷地接近平原的部分比较低，因此占领谷地的这部分比占领谷地靠山的起点更为重要。因而，即使在山脊上完全无法设防，这种谷地防御仍然是防御山地的一种手段;山脉越高，攀登越难，谷地防御起的作用常常也就愈大。

从所有这些考察中可以看出，防御一条同某一地质线相一致并多少近于规则的防线的想法应当完全抛弃，人们应该把山地只看成是高低不平和布满各种阻碍的地面。对于这种地面的各个部分，只要情况许可应尽量加以利用。某一地区的地质线尽管对知道山地的概貌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防御措施中却无多大的用处。

不论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还是在七年战争中，或是在革命战争中，我们都还没有发现过部队遍布整个山系并按山脉的主要轮廓组织防御的情况。我们从没有见着军队配置在主要山脊上。军队总是配置在山坡上:有时配置得高些，有时配置得低些，有时配置在主要山脊的这一面，有时在那一面;有时和主要山脉平行，有时和它垂直，有时则同它斜交;有时顺着水流，有时逆着水流。我们发现，在一些较高的山地，比如在阿尔卑斯山，部队甚至常常是集中地沿着谷地配置的;而在一些较低的山地，如在苏台德山，则会看到一种极为特别的情况，即军队常配置在自己一方山坡的半腰，也就是说面临着主要山脊配置(如在1762年，腊特烈大帝为了掩护对希维德尼察的围攻而占领的阵地就是这样的，他的阵地就是面对着欧累峰设置的)。

七年战争中著名的施莫特赛芬阵地和兰德斯胡特阵地就是配置在一般来说是低深的谷地中的，福腊耳贝克境内的费尔特基尔赫阵地的情况也是这样。在1799年和1800年战局中，法军和奥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哨自始至终都是配置在谷地中的。这些防哨不仅横方向地封锁着谷地，而且驻守着整个狭长的谷地。可是各山脊却根本无人占领，或者只是配置少数几个小的防哨。

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脊既不便于通行，又不宜于歇宿，因此不可能用大量部队加以防守。如果为了控制山区，一定得派军队驻在那里，那么只有把军队配置在谷地里。乍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论，人们一定会说谷地处于山脊瞰制之下。可是，实际情况并不那样恐怖，在山脊上只有很少的道路和小径可以通行，并且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只有步兵可以通行，因为所有的车道都分布在谷地里。因而，敌人只能用步兵登上山脊的个别地点。可是在这样的山地里，双方军队相隔的距离太大，远远超过了步枪的有效火力范围之内，所以实际上部队配置在谷地中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危险。当然，进行这种谷地防御也有另外一种巨大的危险，那就是有可能会被敌人切断退路。虽然敌人只能用步兵，缓慢而十分费力地从几个地点下到谷地，也就是说他不能进行奇袭，可是，由于从山脊通往谷地的小径的出口没有部队防守，敌人就可以渐渐把优势兵力调集下来，随后在谷地展开，进而粉碎防御者纵深很小的。从这时起变得非常脆弱的防线，这时候，在这条防线上除了一道不太深的山间溪流的石质河床以外，或许就找不到其他任何掩护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山谷防御的很多部队就无法撤出，因为防御者在没有找到撤出山区的出口之前，在谷地只能分批后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军队在瑞士大概每次都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被俘虏。

现在还要稍微谈一谈在进行这种防御时，通常兵力可以分割到何种程度。

任何一个这样的防御配置，都是把主力在最主要的山间通道上占据的阵地为中心的，这个阵地大体位于整个防线的中央。其他军队从这一阵地向左右派遣出去，占领最重要的山口，于是整个防御配置就是由大体位于一条线上的三。四。五。六个以至更多的防哨组成的。这一防线可以延伸或必须延伸的长度，应看具体情况的需要而定。两三日的行程，也就是六到八普里就很适当，当然也有延长到二十普里，甚至三十普里的。

在相距一小时，或者两三小时行程的各个防哨之间很可能还有一些大家后来才发现到的次要的通道。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可以配置两三个营而又非常适于用来联系各主要防哨的好地方，这些地方也要派兵占领。当然，很容易设想，兵力还可以进一步分割下去，一直分割到单个步兵连和骑兵连，并且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屡见不鲜的。总之，兵力的分割是没有到处可用的限度的。另外，各个防哨的兵力大小应看整个军队兵力的大小而定，因此，对各主要防哨可能或应当保持多少兵力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只想提出几项根据经验和事物的性质所得出来的原则作为考虑力量部署的依据。

(1)山脉越高，越难通行，兵力分割的程度也就可以愈大，而且也必须愈大，因为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是不能通过部队的机动去保障，就越必须依靠直接的掩护来保障。阿尔卑斯山和孚日山或里森山的防御相比，兵力分割的程度必须大很多，因而更接近于单线式的防御。

(2)只要进行山地防御的地方，至今兵力都是这样区别的:主要的防哨大都在第一线只有步兵，在第二线只有几连骑兵;只是配备在中央的主力在第二线才有步兵，并且最多也不过几个营而已。

(3)只在极少数的场合，才留有战略预备队以增援受到进攻的地点，因为在正面延伸很长的情况下，人们本来就已经觉得到处兵力薄弱了。因此，增援受到攻击的防哨的援军，大部分是从防线上没有遭到攻击的防哨中抽调的。

(4)即便兵力分割的程度比较小，各防哨的兵力相当强大，这些防哨所进行的主要抵抗也总是扼守地区的防御，某一防哨一旦被敌人完全占领，就不能够再指望用增援部队再夺回来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究竟从山地防御中能够得到什么，在哪些场合可以运用这一手段，防线的延伸和兵力的分割可能和容许达到什么程度，理论只能够把这一切留给统帅的才智去解决，理论只需要告诉统帅这个手段的特征是什么，它在两军会战时能起什么作用就足够了。

一个统帅，他如果采用了宽大正面的山地阵地而遇到失败，是应当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的。

第十八章 江河防御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大江河与中等江河和山地一样，也是战略屏障之一。但是江河与山地有两点不同，其一表现在相对防御上，其二表现在绝对防御上。

江河和山地同样都能增强相对抵抗的力量，但是江河像脆硬的材料制成的工具一样，其特点是，要么能够坚强地抵抗住任何打击，要么完全失去作用，而让防御失败。如果江河很大，并且其他条件对防御者有利，那么进攻者要想渡河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任何江河防御只要有一个地方被突破，整个防御就会完全瓦解。除非江河本身就在山地，防御者就不会像在山地那样进行持久的抵抗。

从战斗的方面来看，江河的另外一特点是，它可以使那些为进行决定性会战而采取的部署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有利，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比在山地有利。

但是，江河和山地又有共同的地方，即二者都是不安全的。诱惑人的东西，经常引人采取错误的措施，陷于危险的境地中。我们在深入考察江河防御时将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

虽然战史上江河防御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证明江河并不像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形条件增强绝对防御体系那个时期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强有力的屏障，可是，江河对战斗和对国土防御的有利作用一般来说是绝对肯定的。

为了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全貌，我们先来把研究江河防御时作为依据的各个着眼点列举出来。

第一，我们必须把设防的江河所产生的战略效果同没有设防的江河对国土防御所产生的影响区别开。

第二，防御根据它本身的意义可以分为三个种类:

(1)用主力所进行的绝对抵抗;

(2)单纯的伪抵抗;

(3)用次要的兵力，如前哨。掩护部队。以及其他次要的部队等所进行的相对抵抗。

最后，我们还必须就江河防御的形式把江河防御区划分为三种情况:

(1)直接防御，也就是阻止敌人渡河;

(2)比较间接的防御，即只把江河与河谷作为进行更为有利的会战的手段;

(3)完全直接的防御，即在对岸坚守固不可摧的阵地。

我们就按照这三种江河防御分别进行考察。我们准备先研究各种江河防御与第一种抵抗，也是最重要的抵抗的关系，然后再谈谈它们和其他两种抵抗的关系。现在我们首先研究直接防御，即阻挡敌军渡河的防御。

只有很大的江河，即水量充足的江河，才能用来进行这种防御。

空间。时间和兵力的配合是这种防御在理论上的根本问题，这种配合使得江河防御变得相当复杂，以致很难得出一个固定的论点。不过，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之后，任何人都会得出以下结果。

根据敌人架桥需要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防御江河的各部队之间相隔的距离。用这个距离除防线的整个长度，就得出需要部队的数目。用这个数目去除部队兵力的总数，就得出各支部队的兵力。如果把这些部队的兵力同敌人在架桥期间能够利用其他办法渡河的兵力比较一下，就能判断出自己能否进行一次有效的抵抗。因为，只有当防御者在敌人的桥梁架成以前有可能以极大优势的兵力，也就是用一倍左右的兵力来攻击已渡河的敌军时，才能认为敌军的强渡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如下:

如果敌人架桥需要的时间是二十四小时，在这段时间之内能够用其他方法渡河的军队不超过两万人，而防御者在十二小时前后可以把两万人调到所有地点，那么强渡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进攻者的两万人刚渡过一半时，防御者就能够赶到。在十二小时内，除了通报情况传达命令所占的时间之外，人们可以行军四普里，因此每隔八普里需要有两万人，防御长达二十四普里的河段需要六万人。防御者有这样的兵力，他就可以向任何地方调去两万兵力，即使敌人在两处渡河也是这样，如果敌人只在一处渡河，他甚至可以调过去四万人。

其中有三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1)江河的宽度;(2)渡河器材;上面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了架桥需要的时间，而且也决定架桥期间能够渡河的部队数量;(3)防御者的兵力。对于对方军队总的兵力，这时可以不加考虑。依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使敌人的渡河成为不可能，甚至让任何优势的敌人的渡河成为不可能，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直接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也就是目的在于阻挡敌人完成架桥和渡河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但是这里没有把渡河一方可能采用的佯动的效果考虑在内)。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防御的详细情况和必需的措施。

第一，如果抛开地理上的一切具体情况不谈，那么需要指出的只是，上述理论所规定的各个部队应该紧挨着江河分别集中配置。所以要紧靠着江河，是因为任何远离江河的配置都会加长路程，这既不是必要的，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江河中大量的水可以保障部队不会遭到敌军的重大威胁，因此没有必要像一般国土防御中的预备队一样把部队控制在后面。第二，沿河的道路通常比从后面到江河任何一点的斜行路更便于通行。最后，这样的配置比单纯的防哨线无疑能对江河进行更好的监视，主要的原因是这时指挥官都在附近。这样配置的部队必须分别集中，如果不是这样，整个计算就会不同了。凡是知道军队集中要消耗多少时间的人都能理解，防御的最大效果正好就是来自这种集中的配置。利用一些防哨使敌人不可能漕渡，初看起来当然非常吸引人，可是，除了在少数例外的。特别便于渡河的地点之外，采取这种措施是很不利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从对岸以优势火力就可以击退这种防哨中的部队。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常常还是白白浪费力量，也就等于，这种防哨除了能促使敌人另选渡河点以外，什么目的也达不到。可见，只要不是兵力强大到可以把河流当成要塞的外壕来防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任何规则了)，这种真正的河岸防御就肯定达不到目的。除去这些一般配置的原则以外，还应当考虑到:第一。江河的具体特点，第二。清除渡河器材，第三。沿岸各要塞的用途。

作为防线的江河，上下两端都必须有依托点(例如海洋或中立区)，或者有其他的条件能够使敌人无法从防线两端以外渡河。可是，只有在江河防线很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这种依托点和这样的条件。由此可见，江河防线经常应该是很长的，所以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把大量军队配置在相对短的河段上，而我们经常应当作为依据的，却正是现实情况。我们所指的相对短的河段，是指河段的长度比军队不在江河附近配置时的正面只稍大一点。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在现实中，而且任何江河的直接防御，永远是单线式防御，至少就其防御正面的宽度来说是这样的。在这种防御中，集中配置时自然会采用的那些对付迂回的方法就根本不适用了。因而，江河的直接防御，不论它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好的条件，只要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就总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措施和方法。

就整条江河来说，不言而喻，并不是所有地点都一样适于渡河的。至于怎样的地点不适合渡河，是可以作更详细的一般说明的，但无法作严格的规定，因为有些极为微小的地形特点也常常比书本上认为重要的东西更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作这种严格的规定根本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只要观察一下江河，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些情况，就差不多可以明确地知道哪里适于渡河了，因此没有必要去考虑书本上的东西。

为了更加详尽地说明问题，我们能够指出，通往江河的道路。江河的支流。沿岸的大城镇。特别是江河中的洲岛等对渡河都很有利。与此相反，书本上常认为作用很大的河岸的制高点。渡河点附近的弯曲河道等等，却很少起作用。原因在于它们的作用是用绝对的河岸防御这个狭隘观念为基础的。而在大江河，却很少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这种绝对的河岸防御措施。

凡是江河上某些地点便于渡越的一切情况，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对军队的配置产生影响，并且会使一般的几何法则或多或少有所改变。可是，过分轻视这种法则，过分依靠某些地点给渡河造成的困难也是不适当的。这是因为，敌人假如确信在那些从天然条件看来不利于渡河的地点与我们遭遇的可能性最小，他恰恰就会在那里渡河。

以尽可能强的兵力防守处于江河中的洲岛，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考虑的措施，因为敌人如果对洲岛进行真正的进攻，就会最确切地暴露出他的渡河点。

配置在江河旁边的各个部队根据情况的需要必须向上游和下游行进，因而，如果没有和江河平行的大路，那么整修紧靠河岸的平行的小路或在短距离内修筑新路都是防御中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我们所要论述的第二点，是扫除渡河器材的问题。在江河的主流上清除渡河器材固然很不容易，至少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在敌岸的支流上清除渡河器材，困难简直是不可克服的，因为这些支流常常控制在敌人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用要塞封锁这些支流的河口是很重要的。

敌人所携带的渡河器材，就是架桥用的桥脚舟，在大江河上渡河时很少是够用的。因此，问题主要在于可否从江河主流。各支流和他自己岸上的各大城镇中找到器材，以及江河附近是否有被用来制造船只和木筏的木头等等。在这方面有时条件对敌人非常不利，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渡河。

最后，位于江河两岸或者敌岸的要塞，不但是防止敌人从要塞附近的各个地点渡河的盾牌，并且还是封锁各支流和迅速收集那里的渡河器材的手段。

我们就谈这一些关于水量充足的江河的直接防御。陡峭的深谷或者沼泽较多的河岸，虽然会增加渡河的困难和防御的效果，但它们毕竟不能代替水量充足的江河本身，因为只有它们还不能构成绝对断绝的地形，可绝对断绝的地形是直接防御的必要条件。

假如要问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在战局的战略计划中能够占有怎样的地位，那么人们只能说，这种防御决不可能导致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其目的仅仅是阻止敌人渡河，歼灭最先渡河的敌军，另一方面是由于江河妨碍防御者通过有力的袭击把已经取得的利益扩大为决定性的胜利。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时常可以赢得很多的时间，而这对防御者来说通常是很重要的。进攻者为了筹集渡河器材往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如果进攻者几次试渡都没能成功，那么防御者就能够赢得更多的时间。如果敌人因为不能渡河而都改变了他的前进方向，那么防御者或许还会得到其他一些利益。最后，在进攻者不是认真地进攻的一切场合，江河就能使他停止运动，这时，江河就成了保卫国土的永远性的屏障。

因此，当江河大和条件有利时，江河的直接防御可以看成是主力对主力的一种非常好的防御手段，能够产生现在人们常常轻视的那种结果(之所以很少重视，是因为人们只注意到了那些因为力量不足而失败的江河防御)。如果在上述这些前提条件下(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这样一些江河上确实是很容易找到的)，人们可以用六万人在二十四普里长的地段上对拥有明显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一次有效的防御，那么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应当值得重视的结果。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关于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的防御，现在我们就来谈论这个问题。根据我们上面已经提出的理论，只要企图渡河的兵力不小于进行江河防御的兵力，一切就都取决于渡河器材，而不取决于计划渡河的兵力。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很让人奇怪，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人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江河防御，更确切些说，一切江河防御，都只有相对的依托点，也就是说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而敌人的兵力优势越大，就越是容易进行这种迂回。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即便被敌人突破了，也不同于一次失利的交战，它很少能导致彻底的失败，因为我们投入战斗的只是一部分兵力，只能通过一道桥梁慢慢渡河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遭到阻碍而不能立即过桥扩大胜利。如果人们看到这些，就更加不会过分轻视这种防御手段了。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来说，问题都在于处理得是不是恰到好处。在进行江河防御时也是一样，各种情况判断得正确与否，结果就不太相同。一个看来无关紧要的情况很有可能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在那里看来是非常合适而又有效的措施，在这里却可能变为有害的举动。正确地判断各种情况，不把江河只简单地看作是一条江河，这在江河防御中或许比在其他场合更难做到。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提防错误地运用和理解江河防御这一措施的危险。可是，作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也不能不直率地指出，有些人的叫嚷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他们根据模糊的感觉和不能确定的观念，把一切都寄托在进攻和运动上，把骠骑兵挥舞马刀向前奔腾看成是战争的全部景象。

指挥官即使能够长久地保持这种观念和感觉，也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一下1759年齐利晓会战中显赫一时的独裁官韦德耳就够了)。而更为糟糕的是这种观念和感觉很少能够持久，当牵涉面很广的重大而不简单的情况纷纷向指挥官袭来时，这种观念和感觉就会在最后的一瞬间在指挥官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因而我们认为，当防御者只满足于阻断敌人渡河这一目的时，如果部队大和条件有利，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是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的，但是对较小的部队来说，就不是这样。假如说六万人在一定长度的河段上可以阻止十万乃至十万以上的敌军渡河，那么一万人在这样长的河段上或许不能阻挡一万人。甚至五千人渡河(只要这五千人不怕同这样优势的敌人在一个河岸上相遇)。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渡河器材一样多。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谈到佯渡，因为佯渡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很少起很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防御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军队集中在一点，而是在于各部队各自防守一个河段，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具备了上述渡河的前提条件，进行佯渡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进攻者的渡河器材本来就不多，这也就是说，现有的器材还不足以保障渡河的需要，那么进攻者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把大部分器材用在佯渡上。不论如何，进攻者在真的渡河点上可以渡过的兵力会因进行佯渡而减少，这样，防御者就能够重新赢得本来因敌情不明而可能丧失掉的时间。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一般说只能适用于欧洲主要江河的中下游。

第二种江河防御适用于中等江河甚至深谷中的小江河。这种防御要求在距离江河较远的地方占领阵地，阵地到江河的距离应该保障:当敌军同时在一些地点渡河时，防御者就能够迎击分散在各处的敌军;当敌人在某一点渡过河时，防御者能够把它限制在江河附近或者一座桥梁和一条道路上。进攻者只有背靠江河或深谷，并且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会战，这是一种最不利的态势。防御者在一切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的实质就在利用进攻者的这种不利的情况。

我们以为，把整个军队分为几支大部队紧靠江河配置，是进行直接防御时的最有利的配置，但是，这种配置必要的前提是敌人不可能突然大批渡河，否则，就有被分割和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果防御者进行江河防御的条件并不很有利，或者敌人掌握有足够多的渡河器材，如果江河中有许多洲岛，甚至浅滩，或者江河不宽，如果防御者兵力不足等等，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了。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各个部队为了保证相互之间的联系，必须离开江河一段距离，而且只有一个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在敌人渡河时尽快地向这里集中兵力，趁着敌人还没有扩大占领地区和利用几个渡口的时候就向他攻击。在这种场合，应用前哨对江河或者河谷进行监视并稍加抵抗，而整个军队则划分为几支大部队配置在离江河一定距离(通常几小时的行程)的适当地方。

在这里，主要是通过江河和河谷构成的谷地。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水量，而且是河谷的整个情况。谷岸高陡的谷地常常比宽大的江河作用更大。大部队通过陡峭的深谷时实际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事先想到的大得多。通过深谷需要费相当长的时间，当进攻者通过深谷时，防御者随时都可能占领周围的高地，这就会十分令人不安。进攻者的先头部队如果前进得太远，就会过早地同敌人遭遇，就会有被优势敌人击败的危险，如果停留在渡河点旁边，就要在非常不利的态势下作战。因此，只有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和在指挥上有很大把握时，才能通过深谷到江河对岸去跟敌人较量，否则就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当然，这种防御的防线并不能象大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长，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需要集中全部兵力作战，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者的渡河行动假使很困难，毕竟不会象大江河那样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要进行迂回就比较容易。但是进攻者进行迂回时要离开原来的方向(我们假定河谷大体上垂直于这个方向)，并且退却线受到限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会立即消失的，而是逐渐消失的。所以，进攻者即使没有恰好处于危机状态时受到防御者的攻击，并且通过迂回取得了稍大的活动地方，仍然不如防御者有利。

我们在谈江河时不仅谈到它的水量，而且更重视河谷的深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事先说明，不应当把河谷理解为真正的山谷，否则，在这里就要运用有关山地所论述的一切了。可是，大家知道，在很多平原地方，就连极小的河流也有陡峭的深谷。此外，河岸上有沼泽和其他妨碍接近的障碍物的情况也都属于这个范围。

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把防御的军队配置在中等江河或者深一些的河谷的后边是一种很有利的态势，这种江河防御应该算作最好的战略措施。

这种防御的不足，即防御者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军队的防线容易过长。防线过长时，防御者会十分自然地把军队分散在可能的渡河点上，因而忽略了必须封锁的真正的渡河点。然而，如果不能把整个军队集中在真正的渡河点作战，就无法收到该防御的效果。在这里，假使整个军队没有被消灭，一次失败的战斗，一次不得已的退却和各种各样的混乱及损失都会让整个军队接近于彻底不成功。

防御者在上述条件下不应该把防线延伸过长，并且必须在敌人渡河的当天傍晚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起来，这两点我们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因此不需要讨论那些受地形条件制约的时间。兵力和空间的配合等问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必然有其特点，即防御者的行动必须非常激烈，因为进攻者的佯渡使防御者一时弄不清情况，常常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防御者才能弄清真相。防御者在态势方面之所以有利，是因为当面的敌军外境不利。如果敌军的其他部队从其他渡河点包围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无法像在防御会战中那样，在后边对这部分敌军进行有力的打击，因为这样做他会失去有利的态势。因而，他必须在这部分敌军还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先解决正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尽可能迅速而有力地攻击当面的敌军，使它遭到失败，从而解决全部的问题。

但是，这种江河防御的目的决不是抵抗兵力相对过大的敌人(这在大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必要时还是可以设想的)。在这种防御中，防御者常常在实际上需要对付绝大部分的敌军，即便情况对防御者有利，人们也很容易看出，兵力对比在这里是必须应该考虑的问题了。

大量军队在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就是这样的。在河谷旁边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会造成阵地分散的不利情况，对大量军队来说，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因为大量军队所需要的是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仅仅是比较顽强地守住次要的防线而进行短时间的抵抗，以等待援军，那么，当然就可以在河谷边缘。甚至可以在河岸进行直接防御。在这里虽然不能期望得到山区阵地那样的有利条件，可是抵抗的时间比在一般地形上总要长些。只有在河道蜿蜒曲折时(深谷中的河流往往是这样的)，防御者进行这种防御才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要看一下德国境内的摩泽尔河的河道就能了解这一点了。在这里，防守河道突出部分的部队在退却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掉。

大量军队在中等江河上采用的防御手段，也能够用在大江河上，并且这里的条件更为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每当防御者要争取彻底的胜利时，总是要采用这个手段的(比如阿斯波恩战役)。

至于军队为了把江河或者深谷作为阻止敌人接近的战术障碍，也就是作为战术上加强的正面而紧靠江河或深谷配置，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对这个问题的仔细研究是战术范围的事情，不过我们要指出，从效果上来看，实际上这完全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措施。如果陡谷很深，阵地正面自然会是绝对不可攻破的，可是从这种阵地侧旁通过并不比从任何其他阵地侧旁通过困难，所以防御者这样配置军队实际上就差不多是给进攻者自动让路，这显然不可能达到这样设置军队的目的。因而，只有当地形对进攻者的交通线十分不利，以至于他一离开自己的道路就会遭到极不利的后果时，防御者这样配置军队才有可能是有好处的。

采用第二种防御时，进攻者的佯渡会给防御者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这时候进攻者更容易实施佯渡，而防御者的任务却是要把全部部队集中在真正的渡河点。可是，在该场合防御者在时间方面并不十分紧迫，因为在进攻者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和占领几个渡河点之前，对防御者有利的条件是一直存在的。另外，进攻者在这种时候进行的佯渡的效果也并没有对单线式防御进行的佯攻那么大，因为在单线式防御中必须保持一切地点不被攻破，因而预备队的使用是不简单的，在单线式防御中需要判断出哪个地点可能首先被敌人攻占，而在这里却只要搞清楚敌人主力在哪里就行了。

关于在大江河和中等江河上所进行的上述两种防御，我们还必须总括地指出:如果这两种防御是在退却时仓促和混乱之中部署的，没有准备，没有清除渡河器材，没有确切了解地形，那么当然就达不到上面所谈到的所有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完全不能指望具备有利的条件，并且为了取得这些有利条件而把兵力分散在宽大的阵地上是极不明确的。

总之，就如在战争中凡是在意识不明确和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都不免归于失败那样，如果由于没有勇气同敌人进行会战而选择了江河防御，期望利用宽阔的江河和低深的河谷阻挡敌军，那么，江河防御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统帅和军队谈不上对自己的处境有真正的信心，他们通常忧虑重重，并且这种忧虑很快会变成事实。会战决不会像决斗那样以双方情况完全相同为前提。一个防御者，如果在防御中不擅长利用防御的特点，不善于利用迅速的行军。熟悉的地势和自如的运动取得利益，那么，他就是不可挽救的了。江河和河谷是根本不可能拯救这样的防御者的。

第三种防御是在敌岸占领坚固的阵地。这种防御之所以能够有效果，是因为敌人的交通线在该情况下被河流切断，从而有被限制在一座*这种阵地必须是异常坚固的，几乎是无法攻破的，不然就会符合敌人的希望，防御者就失去了有利的条件。如果阵地坚固到敌人不敢进攻的程度，那么在某一些情况下，敌人甚至会被束缚在防御者所在的河岸上。如果他要渡河，他就会失去自己的交通线。当然，他也可以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这时候，像在双方相互从对方阵地侧旁通过的所有场合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谁的交通线在位置。数量和其他方面保障得更好些;谁在这种场合作其他考虑时失败的可能更大，也就是谁作其他考虑时可能轻易被对方战胜;最后一点，谁在自己的部队中保持有更多的致胜力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有所依靠。在这种场合，江河的作用无非是让交通线带来的危险有所增加;因为双方的交通线都被限制在桥梁上。通常，防御者的渡河点和各种仓库在要塞的隐藏下会比进攻者的更安全些。如果这一点能够肯定，那么这种防御当然是可以采取的。甚至当其他条件不适于实行江河的直接防御时，也可以用这种防御来代替直接防御。这样，虽然江河并没有受到军队的防守，军队也没有受到江河的掩护，可是军队和江河这样地结合在一起却守卫了国土，而这正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

可是，必须承认，这种不进行决战的防御，就像正负荷简单地接触时产生的电压一样，只适用于阻止较小的力量的冲击。如果对方统帅是一个犹豫不决。小心谨慎。任何东西都不会促使他猛烈前进的人，那么，假使他拥有极大的兵力优势，防御者还是可以采用这种防御的。一样的，当双方形成平稳的均势，彼此力争的仅仅是微小的利益时，防御者也可以采取这种防御。可是，如果要对付的是在冒险家指挥下的优势兵力，采取这种防御就会有导向消亡的危险。

此外，这种防御方法看起来是既大胆而又合乎科学的，以致可以称得上高雅的防御方法。可是，高雅的一般容易流于华而不实，而在战争里却不像社交中那样可以容许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因而，采用这种高雅的方法的实例是不多见的。不过，这第三种防御可以用作前两种防御的特别的辅助手段，也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控制桥梁和桥头堡以便军队随时用渡河要挟敌人。

这三种江河防御中的任何一种防御，不仅可以是主力可以进行的绝对抵抗，而且还可以作为假抵抗。

防御者固然可以采取很多其他措施，建筑同行军中的野营地有不同的阵地，使这种不想真正进行的抵抗产生假象，可是，只有这一系列措施相当复杂，其效果在敌人看来比其他场合更多和更持久时，在大江河进行的假防御才会起到真正的欺骗作用。对进攻者来说，敌前渡河总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因而，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往往要考虑很久，有时要推迟到更加有利的时刻才能进行。

因而，进行这种假防御时，主力有必要大体上像真防御那样分布和配置在河边。但是，只有假防御这种意图本身就说明当时的情况是不利于真防御的，因而，各部队哪怕是进行微弱的抵抗，也会因为防线较长和部队分散而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从实际意义来说，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措施。可见，在进行假防御时，所有行动的目的必须是使军队能在遥远后方(往往几日行程)的某一地点确实集中，因此假防御时进行的抵抗只得以不阻挡这一集中为限度。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并指出这种假防御可能有的重要性，我们想提一下1813年战局末期的情况。那时，拿破仑率领大约四万到五万人退过了莱茵河。联军按照自己前进的方向原本可以在曼海姆到奈梅根这个区域内轻而易举地渡河。拿破仑要以上述兵力防守这段河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考虑在法国的马斯河沿岸及其附近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抵抗，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定的增援。可是，假如他立刻退到马斯河，联军就会紧紧地追到那里，如果他让部队渡过莱茵河去宿营休息，那么不久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联军即使小心谨慎到极为胆小的程度，也会派一些哥萨克和其他轻装部队渡河，而当他们看到渡河很顺利的时候，一定还会让其他部队接着渡河。因而，法军有必要在莱茵河进行认真的防御。联军一旦真正渡河，这个防御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这是一次纯粹的假防御。但在这种场合，法军根本不冒任何危险，因为他们的集中地点是在摩泽尔河上游。我们知道，只是麦克唐纳犯了错误，他率领两万人停在奈梅根的附近，一直等到温岑格罗迭军在一月中旬(该军到达比较迟)把他逐走时他才后退，这就妨碍了他在布里昂会战以前同拿破仑会师。可见，莱茵河的假防御使联军的前进运动停止了下来，而且不得不下决心把渡河时间推迟到援军到来以后，也就是说推迟了有六个星期之久。对于拿破仑来说这六个星期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莱茵河上的这次假防御，联军就会趁来比锡的胜利直驱巴黎，而法军要在首都这边进行一次会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采取第二种江河防御，就是利用中等江河进行防御时，也是可以进行这种欺骗的，只是效果一般说来要差得多。因为尝试性的渡河在该场合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所以这种戏法极容易被戳破。

采取第三种江河防御时，佯动的效果恐怕还要差一些，它不会超过所有临时占领的阵地的效果。

最后，前两种防御很适于在为了某种次要目的而配置的前哨线或其他防线(单线式防御)上采用，它们对仅仅为了进行监视而配置的次要部队也是很适用的，在有江河的情况下进行这两种防御，比在没有江河的场合有更加大的力量并且有更大的把握。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是进行相对的抵抗，而这种难以通行的地形自然会让相对抵抗得到显著的增强。在这里人们不仅应该看到战斗中反抗能赢得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应该看到敌人在每一次行动之前都会产生很多顾虑，如果没有紧迫的原因，这些顾虑往往会让他百分之九十九的行动中断。

$$$$第十九章 江河防御(续)

我们现在还要谈一谈没有设防的江河对国土防御所起的作用。

任何一条江河，同其主流的河谷和支流的河谷，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障碍，因而一般地有利于防御。我们可以从一些主要的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它特有的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江河和国境，即同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斜交或直交的。如果是并行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楚江河是在防御者的背后，还是在进攻者的背后，并弄清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和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防御的军队后面不远的地方(但是不少于普通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这条河上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河点，那么防御者所处的地位无疑要比在没有江河时有利得多。这是因为，虽然防御者由于渡河点的限制而在行动上失去一些自由，可是在战略后方的安全方面(主要是交通线的安全)仍能够获得很大利益。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是在本国内进行的防御，因为在敌国，即使敌军在前边，防御者仍然要经常或多或少地担心它出现在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这时，由于渡河点有限，江河对防御者的处境的影响更多的是有害而不是有利的。江河在军队后面越远，对军队的益处就越少，到了一定的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进攻的军队不能不渡江河前进，那么江河对它的运动只能起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交通线被限制在江河的几个渡河点上了。1760年亨利亲王在位于布勒斯劳附近的奥德河右岸迎击俄军时，显然是以他背后一日行程远的奥德河为依靠的。与这相反，切尔尼晓夫指挥下的俄军后来渡过奥德河以后，却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即有陷入丧失整个退路的危险性，因为他只控制了一座桥梁。

如果江河同战区的正面或多或少地成直交，那么江河又会给防御者带来好处。因为，第一。由于有江河作依托和可以利用支流的河谷来加强正面，常常能够占领很多有利的阵地(比如七年战争中易北河对普鲁士军队所起的作用)。第二。进攻者要么完全放弃两岸中的某一岸，要么把兵力分开，而这样分散兵力，对防御者是有利的，因为防御者占有比进攻者更多的和更为安全的渡河点。人们只要全面地考察一下七年战争的情况就会看到，虽然在整个七年战争中没有在奥德河和易北河实行过一次真正的防御，而且这两条河同敌人的正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斜交的或直交的，极少是平行的，可是这两条河对腓特烈大帝防守他的战区，即萨克森。西里西亚和马克，却是十分有利的，从而大大阻碍了奥军和俄军占领这些地区。

一般来说，江河只有或多或少同战场正面成直交并且可以当作运输线时，它才对进攻者有利。因为进攻者的交通线比较长，在输送各种必需品方面困难较大，所以水运一定主要是给他带来重大的方便条件和益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防御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可以在国境这边用要塞封住江河，可是，国境那边的一段江河给进攻者带来的益处却不会因而消失。但是，有些在军事上从其他角度来看宽度不算小的江河，却并不能通航;有些江河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的，有些江河逆流航行时特别缓慢，往往非常困难;有些大江河曲折很多，往往使路程增加一倍以上;而且现在两国之间的主要交通路主要是公路;最后，大部分必需品现在常常都是在附近就地筹集，而不象经商那样从远处运来。假如人们考虑到这一切，就会清楚地看出，水运对军队给养所起的作用根本不像书本上常常所描绘的那么大。因此，它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并不是一定能起作用的。

$$$$第二十章一 沼泽地区防御

像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格沼泽地那样的大片沼泽地是不多见的，因而论述这样的沼泽地是不值得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洼地和小河的泥泞的河岸却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通常会构成相当大的。可以用来进行防御的地段，事实上人们也是经常这样利用这种地段的。

沼泽地防御的措施尽管与江河防御的措施大概相同，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沼泽地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根本无路可通，过它比渡过任何其他江河都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修筑一条堤道并不象架一座桥梁那样快，第二。没有可以把掩护修筑堤道的部队运到对岸的暂时的运输工具。在江河上，只有用一部分船只把前卫渡过去，才能够开始架桥。但在沼泽地却无任何相应的辅助手段可以把前卫渡过去。假使只是步兵，也只有铺设木板才是通过沼泽地的最容易的方法。可是，如果沼泽地相当宽阔，那么用木板通过沼泽地要比渡河时第一批船只需要的时间多得多。假如沼泽地中间有一条没有桥梁就不能通过的河流，那么运送先头部队的任务就更加不容易，因为在只能铺设木板的情况下，尽管单个人可以通过，可是架桥所需的笨重的器材却无法搬运过去。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对付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不能够像破坏渡河器材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桥梁可以拆除，或者可以破坏到根本不能利用的程度，但是堤道却最多只能掘断，而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假如沼泽地中间有一道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但整个通路的情况并不因此就会像大河的桥梁被破坏那样受到莫大的影响。因而，防御者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大的兵力占领现有的一切堤道，而且认真地进行着防卫。

这样，在沼泽地的防御中，一方面人们不能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而另一方面，由于堤道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让这种防御容易进行。这两个特征使沼泽地防御必然要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和更为被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沼泽地防御中兵力一定比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相对地大一些。换一句话说，不能象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占领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更是这样，因为在这里，即使情况对防御最有好处，通路的数目通常也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扼守地区的防御都有一些不可靠和危险。但是，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甚至比欧洲最大的江河还宽，因此防守通路的防哨肯定没有被对岸火力压制的危险，而防哨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狭长的堤道而无限度地提高了。通过这样一条四分之一普里或半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误更多的时间。人们看见这一切，就不得不承认，在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就可以列入世界上可能有的最最牢固的防线之列。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御时曾经谈到的那样，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行间接防御，以便进行一次有利的主力会战，该方法在沼泽地上一样也可以使用。

可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御方式在这里就非常冒险。

有一些沼泽地。草地。低湿地除堤道外并非绝对不能通行，在这些地区进行防御是最为危险的。敌人只要发现了一个能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这在进行真正抵抗的情况下经常会给防御者带来重大的损失。

二 泛滥地区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泛滥地不论作为防御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无疑地都与大的沼泽地相似。

这种泛滥地确实是很少见的。荷兰或许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泛滥地国家。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有过1672年和1787年值得注意的战局，同时这个国家又处在同德。法两国关系很密切的位置上，我们才有必要对这种泛滥地进行一些研究。

荷兰的泛滥地和普通沼泽地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下列几点不同特点:

(1)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有的是干燥的草地，有的是土地;

(2)有很多深浅和宽窄不同的。平行的排灌渠纵横交错在这片土地上;

(3)在这里到处都有排水。灌溉和航行用的两岸有堤坝的大运河，这些运河如果没有桥梁是不可以通过的;

(4)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明显地比海平面低，因而也低于运河的水面;

(5)由此可见，掘断堤坝，关闭和开放水闸就可能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的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的，其他道路或者都淹没在水中，或者最少被水浸蚀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的水深只有三四英尺，那么在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能徒涉，可是当上述第二点所说的那些小渠道淹没在水中看不见时，它们也会阻挡徒涉。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能够在渠道之间行进而不必越过任何渠道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经常只能出现在不长的距离内，也就是只能够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依据上述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路行进，这些通路都在很狭窄的堤坝上，左右两侧通常都有水渠，因此形成一条很长的危险的隘路。

(2)在这种堤坝上的防御设施可以十分容易地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

(3)然而，防御者也会受到限制，对各个地点只能采取最为被动的防御，因而只能把自己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被动的抵抗上。

(4)这里的防御并非一条像利用简单的屏障保卫国土时那样的防线。在这里，防御者到处都能利用障碍物掩护自己的翼侧，阻止敌人的接近，可以不断地设置新的防御阵地。第一道防线的一段失守后能够用新的一段来补充。我们说，在这里配置的方式像在棋盘上那样，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5)可是，一个国家只有在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通路和封锁通路的阵地自然比在其他战略部署中要多得多;从这里又能得出结论:这类防线不应当是宽正面的。

荷兰的最主要的防线从须德海滨的纳阿尔登起，中间绝大部分在佛赫特河后边经过，最后到伐耳河畔的侯尔康为止，实际上是到比斯博施地区，长大约八普里。1672年和1787年，荷兰人曾经用二万五千人到三万人防守这条防线。如果守军确实能够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那么一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至少对防线以后的荷兰省来说是这样。1672年，这条防线确实抵挡过两位统帅(起初是孔代，后来是卢森堡)指挥下的明显的优势兵力。他们本来可以带领四万到五万人进攻这条防线，可是，他们按兵不动，想等待冬季的到来，结果冬季并不很寒冷。与此相反，1787年在这第一条防线上进行的抵抗却一点没起作用。甚至在须德海同哈勒姆海中间的短得多的防线上进行的抵抗也在一天之内就被粉碎了。尽管这里的抵抗稍微强一些，尽管实际上向这条防线前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兵力并不比防御者的兵力大很多，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大，只不过不伦瑞克公爵采用的战术部署是巧妙的。适合当地情况的而已，但这条防线在一天内就被粉碎了。

两次防御的结果不一样的原因在于最高司令官的不同。1672年，荷兰人在没有战备的情况下遭到路易十四的突然袭击，尽人皆知，在该情况下，荷兰的陆军的战斗精神是不强的。当时绝大多数要塞装备很差，防备部队很弱，并且都是雇佣兵，要塞司令官不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外国人，就是一些庸碌无能的本国人。因而，荷兰军队原来从勃兰登堡手里占领的莱茵河沿岸要塞以及他们自己在上面各防线以东所有的要塞(除格罗宁根以外)大都未经真正防御就很快地落到法国人的手里了。那时，十五万法军的主要行动就是占领这批要塞。

可是，1672年8月，德。维特兄弟被杀，奥伦治公爵执政，在防御措施方面有了统一的指挥，还有时间使上述防线成为一条完整的防线，各种措施合作得很好，以致屠朗和路易十四率领两支军队离开以后，指挥留驻荷兰的法军的孔代和卢森堡就都不敢对这条防线上的各个防哨采用什么行动了。

1787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真正反对进攻者和进行主要抵抗的已经不再是七省联合组成的共和国，而只是荷兰一省。这一次根本谈不上占据所有的要塞(这在1672年却是主要的)，防御从开始就局限在上述防线上。进攻者也不是十五万人，而仅仅是二万五千人，并且担任指挥的不是毗邻大国的有权势的国王，而是一个很远的国君派遣出来的在很多方面受到束缚的统帅。虽然包括荷兰省在内的全国国民都分裂成两派，可是共和派在荷兰省却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当时人民的情绪确实是十分激昂的。在这种情况下，1787年的抵抗至少应该取得和1672年的抵抗同样好的结果。可是，在1787年有一个不利的情况，那就是没有统一的指挥，这与1672年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1672年指挥全权交给了英明而坚强的奥伦治公爵，1787年却交给一个所谓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虽然由四个坚强的人物组成，但是他们互不信任，所有活动不能一致，因此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显得不完善和软弱无力。

我们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谈论这个问题，目的是进一步确定这一防御措施的概念，同时指出，整个指挥在统一性和连贯性上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具有多么大的差别。

虽然这种防线的组织与抵抗方法属于战术问题，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就1787年战局来说明一下这种抵抗方法，因为它已经比较接近战略。我们认为，虽然各个防哨的防御就其性质来说必然是很被动的，可是，当敌人像1787年那样没有显著优势时，从防线的某一点进行还击并不是不可能的，并且也不会得不到好成果。尽管这种还击只能在堤道上进行，不会有非常大的运动自由和特别大的攻击力量，可是，进攻者是不能占领他不用的一切堤道和道路的，因此熟悉国土情况并占有坚固阵地的防御者还能用这种还击对向前推进中的各个进攻纵队进行真正的翼侧攻击，或者切断它们和基地的联络。人们只要考虑到进攻者所要受到的束缚，特别是比其他一切场合更要依赖于交通线的情况，就能完全理解，防御者的任何一次还击，即便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甚至仅仅是一种佯动，也必然会收到很大的效果。荷兰军队只要进行一次这样的佯动(例如从乌德勒支出发)我们很怀疑，小心翼翼的不伦瑞克公爵是否还敢于接近阿姆斯特丹。

$$$$第二十一章 森林地区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和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分开，人造林一方面很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当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地避免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常常兵力较弱，另一方面因为从防御地位本来的有利条件来看，他必须比进攻者迟一些实现自己的计划。假如防御者在一片森林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让自己像瞎子同正常的人作战一样。如果他在森林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变成了看不见的瞎子，这种双方利害相等的条件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而，防御者只能在这种森林的前面设防，借助森林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东西，利用森林来掩护退却和便于退却。除此以外，森林地不能给防御者的战斗带来任何其他好处。

这里谈到的只是平原上的森林地，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措施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征了，而对于山地特点的影响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论过了。

可是，很难通行的森林，即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通过的森林，无疑会像山地一样能够通过间接防御为进行有利的战斗创造条件。这时防御者的军队可以在森林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配置，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马上向他袭击。从效果上看，这种森林地与其说接近于江河，还不如说接近于山地，因为森林中的道路尽管很长和通行非常困难，但是从退却的一面来看，森林却是利多害少的。

假使森林再难通行，森林的直接防御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这样。因为鹿砦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森林通行困难度都不会大到足以阻止小部队在成百个地点上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来说就像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一样，它们能迅速地让整个堤坝决溃。

任何大森林对民众武装的活动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大森林无疑是民众武装的真正的活动场所。因而，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使敌人的交通线通过这些大森林，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一工具添上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第二十二章 单线式防御

凡是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防哨来直接掩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称作单线式防御。我们之所以说直接掩护，是因为一支大军队分几个部分一起配置时，不构成单线式防御也能够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侵犯，只不过这种掩护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和运动的结果来实现的。

要想直接掩护广大地区，防线就必须很长，这样长的防线显然只有极小的抵抗能力。假使在这条防线上配置最大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同防御的兵力大概一样，这条防线的抵抗力还是很小的。因而，单线式防御的目的只能是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无论造成进攻力量较弱的原因是战斗意志不强，还是兵力不大，都是这样)。

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修筑的，它是抵御鞑靼人的侵袭而修筑的屏障。和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措施也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采用单线式防御，既不是不合理的，也不是不符合目的的。当然，这种防御并不能防止每一次侵袭。可是，它毕竟能加大侵袭的困难，因而能减少侵袭的次数。在这些国家同亚洲各民族几乎常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防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的防线，和这种单线式防御很是接近，如莱茵河畔和尼德兰境内法军的防线就是如此。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抵御敌人为了征收军税和掠夺物资而对国土进行的进攻。这些防线只应当用来防御敌人的小规模活动，因而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可是，当敌军用主力进攻这种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能不用主力防守这种防线，这样，他就采取了不是最好的防御措施。因为在这种场合有这种不利，以及由于防止敌人临时的侵袭是很次要的目的，用这种防线去达到这个次要目的又非常容易太多地浪费兵力，因此在今天看来，这种防线是有害的手段了。战争的威力越大，采用这一手段就越没有益处，就越有危险。

最后，掩护军队舍营用的。正面宽大。具有一定抵抗能力的的前哨线防御，还可以看成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

前哨线进行的抵抗主要是来对付威胁个别舍营地安全的袭击和小规模活动的，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抵抗在这方面能发挥足够的威力。如果前进的是敌军的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等于说只能为了赢得时间而进行抵抗。并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场合也不会很长，因而也不能把赢得时间看作是前哨线防御的目的。敌军的集中和前进决不会秘密到这种程度，以致防御者只能通过前哨的报告才能发现它。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也就太可怜了。

可见，即便在这种场合，单线式防御也只是用来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并且像在其他两种场合一样，并不和它的使命发生矛盾。

可是，把负有抵抗敌军主力保卫国土使命的主力分散成一长串的防哨，也就是把它们分开配置成单线式防御，看来是如此不合情理，以至于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随同这种配置出现时的情况和造成这种配置的因素。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它是为了以完全集中的兵力进行会战而占领的，也都能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大一些的正面。这种阵地的正面之所以可以宽大一些，是因为地形条件使得抵抗能力大大提高了。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必须宽大一些，是因为防御者，像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用于退却地区。可是，如果没有迅速进行会战的可能，如果敌人有可能同我们长时间对峙，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就不会采取行动(这是很多战争中最常见的状态)，那么，防御者自然就可以不限于占领最必需的地区，他自然就可以在保障军队安全的前提下朝左右尽可能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取得种种利益，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在适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而，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散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很多，因为分散的每个部分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

可是，在山地要想保住任何一个地区，主要依靠扼守地区的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如果敌人抢先一步，那么，假使防御者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大一些，他也很难把敌人逐走。因为这些原因，人们在山地常常采用的部署，虽然不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也是近乎单线式防御的防哨线。当然，这种分散成许多防哨的配置和单线式防御还有一段距离，可是，统帅通常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段距离而陷入单线式防御。最初，他们分散兵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和保住某个地区，后来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安全。每个防哨的指挥官都希望占据自己防哨左右的这个或者那个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更加有利;这样一来，整个军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把兵力分散了。

因而，以主力进行的单线式防御，我们认为并不是为了制止敌人部队的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防御者为了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的(也就是在敌人无意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为了保住和掩护自己的国土)而陷进的一种状态。虽然如此，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派出一支支小部队去设立防哨的理由，和军队主力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常常是无所谓的。我们上面这样的认识只是说明统帅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误。人们常常没有注意这是估计敌我形势不正确的错误，而认为是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并且，每当采用这种方式取得有利的结果时，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他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在七年战争中亨利亲王在他所指挥的几次战局里，采取了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明显的正面宽大的防哨配置，因此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值得称为单线式防御，可是，因为国王认为这几次战局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人们也就称赞它们了。人们当然完全可以替亲王这些配置分辩，他们可以说亲王是了解情况的，他明白敌人不会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配置军队的目的始终是尽可能占领正面宽广的地区，所以只要情况许可，他是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大防御正面的。可是，假设亲王因为这种配置而遭到一次失败，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人们恐怕也应当这样说了吧:这并不是亲王采用的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只是他选择手段不恰当，使用这种方法的场合不恰当。

以上我们尽可能地说明了主力在战区内是怎样形成所谓单线式防御的，而且说明了，这种防御怎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和有利的，等于是说不再是荒谬的。可是，我们还必须指出，统帅或他们的司令部，有时候确实可能由于忽略了单线式防御本来的意义，而把它的相对价值绝对化了，相信它真能阻挡敌人的各种进攻，这样就不是采用手段不当，而是把手段全都理解错了。事实上似乎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我们愿意承认，1793年和1794年普。奥两军在孚日山的防御中看来就曾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愚蠢事。

$$$$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咽喉

在军事艺术当中，任何理论概念在批判时都没有受到我们现在所要说明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视。这个概念是人们记录会战和战局时最爱加以炫耀的东西，是作出一切论断时常用的依据，是批判者用来炫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可是，这个概念却既没有确定，也从来没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定义阐述清楚，而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同它直接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建筑阵地等概念必须应该先阐述清楚。

这一个古老的带有比喻性质的军语所包含的概念是不明确的，是混乱的，它有时候指最容易接近的地区，有时候又指最难接近的地区。

一个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当然可以称做国土的锁钥。可是，赋予这个定义以这样简单明了。当然内容不大丰富的涵义，理论家并没有感到满意，于是他们把它的涵义扩大了，把它设想成为能决定全部国土得失的地区。

当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时，他们首先一定要控制住彼烈科朴和在那里的防线，这样是为了能够比较安全地盘踞在克里米亚。这件事很简单，人们在这儿用锁钥地点这个概念当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然而，假如有人说，谁占有了朗格勒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整个法国直到巴黎，这也就是说，是否占领直到巴黎的整个法国就可以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了，那么这显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外一回事了。按照前一种看法，如果不占领我们叫锁钥的地点，就不能够占领整个地区，这是只要有普通常识就可以理解的。可是，按照第二种看法，如果占领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结果就一定能够占领整个地区，这就显然有点无法想象了。普通常识已不能够理解这种看法，在这里当然就需要神秘哲学的魔法了。大概在五十年前，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确实在一些书本里出现过，到十八世纪末叶它发展到了顶点。尽管拿破仑的战争史和他极大的说服力明确而可靠地清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可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却依然在一些书本中牢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锁钥地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里总是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许多道路聚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了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方的重要性，因此把它叫做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我们以为用这个词表示这种地点是很明确的，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可是，如果有人想把朴素语言的这朵小花变成一粒种子，并让它发展成系统的理论，像一棵大树那样有繁茂枝干，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能不来恢复这个名词真正的涵义了。

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军事活动时所使用的国土锁钥这一定义是具有实际涵义的，但其涵义是不明确的，假如人们想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必然要把这些极不明确的涵义明确起来，这些涵义因而就更片面了。这样，人们就从所有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挑选出了高地这一点。

在一条穿过山脊的道路上，人们在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坡的时候，的确是谢天谢地的时刻。对单身行人是如此，对一支军队更是如此。这时候，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下坡是容易的事情，这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比企图阻挡他们的任何人都占优势，他能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并可以在事先一眼就控制整个地区。因而，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的确是这样，但是决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所以，统帅们在讲他们的历史时经常把这样的地点称做锁钥地点，当然，他们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上把这些地点叫做锁钥地点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主要是以该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开创人)，它把通向某个地区的几条道路的汇集点所在的高地看作是这个地区的锁钥地点，看成是控制这个地区的地点。这种看法很自然地和一个与它十分相近的观念(即系统的山地防御)融为一体，因此使问题越来越玄虚了。人们再把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战术要素和它联系起来，很快就离开了山地道路的最高点这个定义，而一般地把整个山脉的最高点，即分水点看成是地区的锁钥。

正是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下半叶，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由冲刷过程形成的，于是自然科学就在地质学范围内支持了军事理论，让实际生活中的真理的每一个堤防都被冲溃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是按照地质学进行类比而得出的，都非常不切实际。因而，人们在十八世纪末听到(或者更正确地说读到)的，除了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起源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固然，这种胡闹多数只是出现在书本上，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何况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可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国来说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愿意提起两个事件。第一。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部队在孚日山的两次重要的战局，这两次战局都受了格腊韦尔特和马森巴赫的书本理论影响，因此学究气很重。第二。1814年的战局，当时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曾经盲目地遵循这种理论而经过瑞士开往朗格勒。

一个地区的高地，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地点罢了。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人们对于这种高地对战争事件的影响所写的所有东西，由于夸大和滥用了这个本来是正确的概念，完全成为荒诞无稽的东西。一个山岭假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和德国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也只能在它的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除此以外不可能有更大的军事价值。要在这个山上设置烟火信号已经不太适宜，要设置骑哨就更不适当，至于要配置一支军队，那根本是不行的。

因而，要在所谓锁钥地区(即各个支脉的共同发源地和水源的最高发源地)寻找一个地区的锁钥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甚至是和大自然的情况不一致的。在大自然中山脊与山谷并不像地形学所说的那样便于从上而下通行，山脊和山谷实际上都是纵横交错着的，并且周围山峰环绕，中间低处积水的情况也挺多见，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的地质学上的重要地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很小的，人们构筑的防线常常在它旁边通过而没有利用它，因为具有其他地形条件和符合其他要求的地点比它要重要得多。

我们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不对的观念，是因为有一种十分妄自尊大的学说是以它为基础的，现在我们放下这个问题，再谈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以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范围找到一个与锁钥阵地这个名词相适合的独立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可是，如果想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我方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部分，那么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涵义，也就是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它就只能代表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到处可以找到的地点了。这样，它就成为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的词藻了。

我们所说的锁钥阵地，当然是很少的。在大多数场合下，最适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钥匙是对方的部队;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才有可能比军队重要。我们认为，人们是从下述两种情况看到这种有利条件的:第一。配置在这个地点的军队借助地利可以在战术上进行强有力的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方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第二十四章 翼侧活动

我们几乎用不着特别说明:我们所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也就是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在它的最后阶段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我们也还是能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来的，因为它们之间这一个从来就不是那一个必然的结论。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在理论上用来炫耀自己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到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有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尽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但是，就在这不多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能够让人们经常产生顾虑，所以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而且同样也适用于进攻，可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法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也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后面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因而，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不对的看法。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当这种行动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们下面就主要来探讨一下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应该先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要挟，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很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1758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的时候，他显然无意阻止国王向西里西亚退却，正相反，他倒是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而且他是乐于给国王让路的。

在1812年的战局当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个别动队，也只有切断交通线的意图，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可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用意，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国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只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些。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进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用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所有作为袭击的目标。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此类活动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而只有当敌人真正下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够达到目的。自然，这种威胁如果使敌人感到危险，也是能够促使敌人退却的。因而，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要挟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会产生效果。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分开来研究这两种翼侧活动。现在首先研究对交通线产生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的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有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非常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之后几乎对正面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面对进攻路程的终点，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方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我们暂且把决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少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撇开不谈，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那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较长，几支精干的防备部队不足以掩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人的交通线暴露在我方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会有两种，一个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于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块，那么暴露程度就更大。对这两种情况都一定要加以详细地分析。有人或许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交通线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和交通线斜交还是直交就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于这条交通线来说仅仅是一个点。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同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假使兵力占绝对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然而有人又会考虑到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他们肯定又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是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所有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只有在战争中能像纸上谈兵一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会这样，掩护部队才会像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会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如果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并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能知道，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身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好像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长了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因而，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对它实行迂回的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长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这样，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并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进行迂回的部队一旦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见不断逃跑的情景了。

因而，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并且根据兵力的大小不同，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距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离军队最近的那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假如敌人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马上击中他的重要部分。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可是，敌军的正面同样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这里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缘由。

假设进攻者的交通线为ａｂ，防御者的交通线为ｃｄ，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那么非常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ｅ处配置军队，从ｂ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这样让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ｄ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这时候，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更作战线的位置(比如改在ａｄ线上)，他就只能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先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行了。我们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全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因而，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加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自然就能迫使另一方也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用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依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好了，就好像敌人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很明显了。这些敌对力量尽管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没有强大的威力，可是，我们应该想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是没必要进一步分析的。另外，即使敌国的民众并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乃至民众十分缺乏崇武精神，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很不利的。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各样情报，并且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江河。山地。或者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无法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方的。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利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假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依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掩护。

由此可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很可能被防御者用很小的兵力切断:

(1)交通线相距相当得长;

(2)交通线和军队配置正面斜交;

(3)交通线穿过敌国的领地。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那就是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大家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讲过的有关内容。

可是，这四个条件只不过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常常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为了使人们可以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条件，我们仅仅提出: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当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比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方面。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这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全部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进行一个比较，就能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起来好像很烦琐，但是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有些批判者还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的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能够说明问题。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种常常出现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要求的第二个主要条件。假如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考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这是由于，即使这时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要避开它就行了。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并非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在最初的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碰到的复杂情况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让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样的场合下，用于翼侧活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在此其余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下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什么特别的好处，如果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其军队的退却。

所以，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太冒险)，而想利用一种不像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但是危险也相应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较大的危险，并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设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令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这个条件是容易具备的。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的情况越少，就更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精确的行动。

这里是真正的实行战略机动的场所。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局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出现得很频繁，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害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行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果，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述情况下是最有效的:

(1)在防御里;

(2)在战局接近结束时;

(3)尤其是在向本国腹地撤退时;

(4)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胁迫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谈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的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防守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能够鼓舞民军，并协同民军进行活动。这样的小队主要是要队数多，而不是在于每队的兵力大，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又不致由于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阻碍集中。

下面，我们还要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即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所以，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用。因此，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或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一定要牺牲安全。翼侧活动就是这样，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个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舍弃安全。

可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所以，一个统帅必须有各种有利条件做依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来。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身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有的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其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用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外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一样的，或者是确切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倒退。

可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所以，这时一切都决定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就像在相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那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无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承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要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所以，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要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靠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部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时，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是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与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弱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十分有利。可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

用另外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此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好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述三个:

(1)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

(2)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用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

(3)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的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尽管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与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可是，不管怎样，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能够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就是在易北河畔的军队，因此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对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稳当造成的。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能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十分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拿破仑采用了特别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于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可是，如果他不完全舍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茵河边，试探一下可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其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绝对可以确定的。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而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不太强大。

富耳将军制定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经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带领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当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可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结果会多么不同啊!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要强大得多。在战局刚开始时，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超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一直到涅曼河畔大约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一样是对敌军退却线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这样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避免不了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胁迫(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就是对敌人身后进行正式的进攻。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因此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并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足够了。

可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如果每一有效的佯动都一定要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都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可是，事实并非这样，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有关这一点，请大家参阅那一章。

$$$$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撤退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成是一种间接的特殊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自己。所以，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防御者或者根本不打算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交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之后才进行。

凡是前进中的进攻军队，其兵力都会由于这种前进而遇到削弱。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七篇中更详细地研究，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谈谈这一论断。我们之所以能够先谈这个论断，是因为战争史上每一次前进路程很长的战局都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假如防御者没有战败，而是带着未受挫折的仍有锐气的军队在进攻者前面主动地退却，而且通过适当的。不断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以致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不断的。艰苦的推进而不是单纯的追击，那么进攻者在前进当中所遭到的削弱就要变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要遭受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时大得多。即使我们假定他可以对追击者进行逐步的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与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更何况同时还要加上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失。而且，这种假定同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相符合!即使世界上最好的部队，在会战失败后被迫向本国腹地退却时，也会遭到非常大的损失。如果敌人能像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些情况中所假定的那样，占有显著的优势，而且像在现代历次战争中几乎常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很有可能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军队遭到彻底的毁灭。

所谓逐步的。适当的抵抗，就是退却者的这种抵抗每次只能进行到战斗的均势还未完全失去时为止，要及时放弃所保卫的地方，以便保证自己不致在战斗中失败。这样的抵抗可以使进攻者兵力的损失至少和防御者一样。防御者在退却中尽管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有些人被俘，但是进攻者由于必须经常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进行战斗，会有较多的人死于火力之下;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是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他们常常需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因而，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所承受的损失大体上是相同的。

追击战败的军队时，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在这种场合，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兵力受到了损失，队形被打乱了，勇气受到了挫折，对退却有了忧虑，因此很难进行上述那样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至于追击者，他在前面一种情况下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像盲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东西，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和勇士的自信勇往直前，并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能加速事物向已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因素的力量的不断增加和增大是不受物质的有限数字和尺度限制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军队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可以看成进攻者前进路程终点的地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会多么不同。

以上所说的只是相互杀伤的结果。除此以外，进攻者还要加上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能够得到增援，这些增援的军队可能是通过外援而得到的，也许是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重新建立起来的。

最后，在给养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大，前者常常绰绰有余，而后者却少得难以用来维持。

退却者能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囤积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必须从后方运来。只要他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会觉到物资匮乏。

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些一无所有的村落和城市，一些被割掉庄稼的践踏过的田野，以及汲干了的水井和污秽的溪水。

前进的军队常常从第一天起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走。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有时候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粹是偶然情况，或者是敌人巨大的过失所造成的。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该退却方法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让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时更加有把握获得胜利。这样，不仅胜利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并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加大。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战役中遭到失败同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多么不同!更何况，进攻者到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只好退却，因为他在这时候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发展和利用胜利，又无法补充已经损失的兵力。

所以，是在进攻路程的起点同进攻者进行决战，还是在进攻路程终点与他进行决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除了上述几个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法还有两个不足:第一是国土随着敌人的入侵而受到损失，第二是退却在精神上给人们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保持国土不受损失决不可以当作整个防御的目的，只有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因此，必须不吝惜眼前的任何牺牲。可是，即使国土的损失没有决定性意义，也需要权衡得失，因为国土的损失总是涉及到防御者利益的问题。

这种损失对部队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可同时退却本身却又能直接使军队增加力量。所以，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它们没有相互接近的相同点。我们只能说:如果必须牺牲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更大些。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做好一半准备的战斗手段也跟着丧失，那么应该看成是最大的损失。

第二个缺点是精神方面的影响。统帅往往必须不顾这种影响，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阻碍作用。可是，这种影响并不因此是可以不加重视的幻像。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浸入人心和削弱民众和军队一切活动的力量。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候固然也能很快就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希望，但是，这是非常少见的。时常，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进行的还是被迫进行的都无法区分;至于采取这个计划的原因是聪明地预见到可靠的利益，还是害怕敌人的武力，那就更加分不清了。看到被牺牲的地区所遭到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非常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每次后卫战，都会一再使军队的这种忧虑增长。人们对撤退的这些后果不应当置之不理。当然，一个民族敢于公开地应战，让进攻者不遇到守护神，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不可能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这样做就其本身来看，似乎更加合情合理。更高尚。更直截了当。也更加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再谈一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与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条件。

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有的至少是退却线比较长，因为几天的行军当然不会让敌人遭到显著的削弱。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在维帖布斯克附近是二十五万人，到斯摩棱斯克是十八万二千人，到了博罗迪诺附近就减少到十二万人，等于说它同俄国主力军团的兵力相等。博罗迪诺距离国境九十普里，可是俄军直到在莫斯科附近时才开始占绝对优势。这个绝对优势引起的变化当然是非常稳定的，以至于法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胜利都不能让这种形势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

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并且只有不多的国家可能有一百普里长的退却线。可是，象1812年法军这样大的兵力在其他场合也是不容易出现的。双方兵力对比像这次战局开始时那样相差大的情况就更为少见，那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并且，还占有决定性的精神优势。因此，在这次战局中经过一百普里才达到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或许经过五十普里或者三十普里就能够达到了。

有利于该防御的条件是:

(1)农作物较少的地方;

(2)忠诚且尚武的民众;

(3)气候不好的季节里。

对敌人来说，这一切都会在维持军队方面增加他的困难，迫使他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很多的部队，执行繁重的任务，引起种种疾病;而对防御者来说，这一切却便于进行翼侧的活动。

最后，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这种防御产生影响的军队绝对数量的问题。

无论同对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不大的军队的力量一般说要比一支大的军队的力量先衰竭，因此它的进攻路程不可能像一支大的军队那样长，它的战区的范围也不可能那样大，这是非常自然的。因此，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这支军队可以占领的地区之间仿佛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固然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并且在其他情况的影响下会常常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只要说明在这些事物的本质最深处有这种关系就够了。率领五十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可是，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五万人不管怎样也是不能够向莫斯科进军的。

现在，假定军队的绝对数量同地区的面积的比例在上述两种场合是相同的，那么敌军的数量越大，它由于我们的退却而遇到的削弱无疑也将越大。

一。军队的数量越大，给养和宿营就越困难，这是因为，军队所占有的地区即使同军队的数量以同样的比例增大，部队也决不能完全在这个地区取得给养，并且，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会遭到较大的损失。军队能用来宿营的也决不是整个地区，而只能是这个地区的不大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也不会随着军队数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二。军队的数量越大，前进就会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愈长，前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会越大。三千人追击两千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会允许退却者以每天只行军一二普里至多三普里的速度向后退却，也不会允许他们隔一定时间停下来休息几天。要想追上他们，攻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可是，如果双方军队的数量各增加一百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用几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现在可能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这时候，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而军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可是，这时对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他由于给养的困难比退却的要大，不能不在比退却者更宽的正面上前进，因此经常有在某一地点遭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袭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帖布斯克就曾企图进行过这样的袭扰。

三。军队的数量越大，每个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日常勤务中消耗的体力就会越大。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天天都要出发和行军，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接着行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品，并且在各方面的必要的情报来齐以前它又不能宿营。这支军队在这些辅助活动上花费的时间，常常要比五万人的军队多一倍，可是对于双方来说一昼夜却都是二十四小时。军队由于人数不相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和受到的劳累是那么不同，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中已经谈过。当然，无论是退却者还是进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累，可是后者要忍受的劳累要大得多，因为:

(1)根据我们前面的假定，进攻者兵力占优势，因此它的人数相对更多。

(2)防御者用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经常保持主动的权利，让敌人经常受他支配。他可以事先作好计划，并且在大多数场合计划不致被破坏。进攻者却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制定计划，这种配置情况他常常只有通过事先的侦察才能知道。

为了让人们不致认为我们的论述同第四篇第十二章矛盾，我们必须在此提醒一句，这里所指的被追击者，都是成功的，是连一次会战也未曾失败过的被追击者。

可是，使敌人受我们支配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的场合，同在争取某些次要利益的场合是有不同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会越大。

(3)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让自己容易退却，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另一方面，他又竭力设法使追击者难以向前推进，派人破坏桥梁，让那些原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让敌人无法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应该指出，民众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因而在这里不作仔细分析。

到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我们还想约略地谈一谈它的实施问题。

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当尽可能地退往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敌军的两侧被我们的地区所包围。这时候，敌人就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致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距离国境太近，就有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假如1812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遭受到这种危险。

这是该退却措施的目的所要求的条件。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当符合直接掩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还是应当符合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的方向的意图，以及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都看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有计划的，那么他们当然能够从斯摩棱斯克向卡卢加方向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的。

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大概有十三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这次会战，那么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法军在那里的兵力会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部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非常少。这样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它派往五十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像莫斯科这样一个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十六万人，假如当时他以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队，专门为此抽出了四万人，而只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十二万人到会战时就可能仅剩下九万人左右，等于说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要少四万人。这样，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了。如果以博罗迪诺会战的情况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着这个优势可能成为胜利者。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比在博罗迪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可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自己兵力不够。他们的一切给养和各种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考虑舍弃这条道路。另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够抵偿因为没有掩护而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

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大致上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边占领阵地，并且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如果知道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绝对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相反，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地位，并且他们的敌人就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舍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如果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首都。尽管情况完全一样，可是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很不一样。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方进行这样的退却时，无论如何必须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持一定的抵御能力，以免被任何别动队占领或遭到抢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到它。

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征，即忽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之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先朝梁赞方面继续撤退，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接着退却，也就是又逼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军，即使这时候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通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并且非常可能还必须舍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辛辛苦苦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能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于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离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是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于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过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有可能完全不同。

忽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非常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的利益:

(1)我们改变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重新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往往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能逐步地进行，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觅新的交通线。

(2)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来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是很可能要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特别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能够进行这样的追逐。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比较不大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撤退，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是没有力量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的。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当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可的，理由如下:

(1)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兵力将更加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觉到棘手的事情。

(2)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他的兵力要比防御者集中，因此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固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可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一个个击破为前提的，而在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另外，向本国腹地退却还应该造成一个条件，这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少有可能有把握地做到这一点。

(3)兵力比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让敌人的一部分弱点都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假如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力量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原本只能用来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在这个时候却还附带地完成了其他任务……掩护了一些交通线。

因而，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这是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面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采用离心的退却，那就是只有采取这种退却才能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的话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的方向，根据双方各个要塞。地区等的关系位置，在大多数场合就可以极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把兵力配置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力量浪费。对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是否可以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这是很不容易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熟练的判断能力。

俄军在1812年退却时，曾经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对付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不少，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赢过敌人，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的原因。这样做在以后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另外，即使当时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切肯定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理由。与此相反，假如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八万人)朝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四万人)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随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坚守在立陶宛南部，换一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歼灭。

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本来应该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一点始终是一个很次要的目的。敌人因为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一切却要有一个条件作基础，那就是这样做要一开头就有成功的把握，并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在这种场合下主要想寻求的必然是最后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是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而且是使敌军撤退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损失极大地增加的首要原因。

所以，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没有分割没有战败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当直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同时，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中，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与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假如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结束，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占领同这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1812年的俄国战局十分明白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而且像透过放大镜一样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尽管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完全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的。如果俄军像现在这样知道这种退却的确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同时假如他们需要在绝对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1812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毫无疑问地会主动并有准备地去做了。但是，如果认为在幅员不像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样行动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对的。

在任何场合下，不论采取这种抵抗方式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战略进攻未经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撤退(无论入侵者的损失是大还是小)，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和法军1743年在奥地利。1744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在法国的战局，马森纳于1810―1811年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是这一种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小一些而已。另外，这种防御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的情况也是很多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应该归功于我们这里所定下的原则。不过，我们不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扯得太远了。

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个战役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剧变。可是，即使不可能期待得到这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能造成可以导致胜利的兵力对比，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这个胜利能迫使敌人退却，这种退却通常像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那样，会不断增大敌方的损伤。

$$$$第二十六章 群众武装

在文明的欧洲，民众战争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对于这种战争，有的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在反对的人之间，有些基于政治上的理由，把民众战争看成是一种革命的手段，是公认为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对国外的敌人固然危险，但是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是不安全的。有些人则基于军事上的理由，认为进行民众战争是得不偿失的。第一种看法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民众战争看是一种斗争手段，也就是只从用它对付敌人的角度来考察它。可是，对于第二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指出，一般来说，民众战争应该看作是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的限制的结果，看作成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加强和扩大。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制那里开始来看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征集制度。让军队的数量极大增加的征集制和普遍兵役制，以及后备军的利用，都是同一种事物的发展;而现在的民军制度，即组织民众武装也是这一种事物的发展。既然前面几种新的手段的出现都是打破过去的限制的一种自然的和无法避免的结果，既然首先采用这些手段的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以至于对方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手段，那么，就民众战争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擅长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既然这样，那么问题只能是，这一增强战争要素的新手段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解答了战役本身对人类究竟有无好处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答，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留给哲学家去解决。可能会有人认为，民众战争所耗费的各种力量，如果用在其他战斗手段上，可能更卓有成效。可是人们用不着多加以研究就会确信，这些力量绝大部分是不能自由支配的，不能随意使用的。这些力量中的重要部分，即精神力量，甚至只有在民众战争中才能够发挥出效果来。

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通过全民武装所进行的抵抗要付出什么代价，而在于这种抵抗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它必须具备哪几个条件，它的用法是怎样的。

这种非常分散的抵抗不适于通过对敌人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的重大打击来发挥效果，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这种抵抗的结果像物质的蒸发过程那样，取决于面积的大小。面积越大，民众武装同敌军的接触就越广泛，也就是敌军越分散，民众武装的作用就会越大。民众武装象暗中不断燃烧着的火焰一样破坏着敌人的根基。民众武装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在敌对双方相互作用的那个期间，就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有时候，由于民众战争在一些地点遭到挫折和在另一些地点慢慢歇下来，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渐渐消失;有时候，由于这种遍地燃烧的熊熊烈火从四面围困敌军，迫使它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从而退出这个国家，这种紧张状态可能会导致一种危机。要想仅靠民众战争造成这种危机，就必须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或者被侵入的国家的幅员十分辽阔(除俄国以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存有这个条件)，或者入侵军队的兵力同被侵入的国家的幅员极不相称(这其实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如果不愿陷入空想，就必须考虑使民众武装的战斗同正规军的战斗结合起来，并通过一个总的计划让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民众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产生效果:

(1)战争是在自己国家腹地进展的;

(2)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由一次失败决定;

(3)战区包含非常大一部分国土;

(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办法;

(5)国土上有森林。山脉。沼泽，或耕作地，地形极为复杂，通行困难。

人口的多少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在民众战争中很少会发生缺少人员的情形。居民的贫富也不直接起决定性作用，或者至少不应当起决定性作用，可是，不容否认，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人民往往表现得更为勇敢，更为坚强。

像德国很多地区一样居民住得很分散的情况十分有利于发挥民众战争的效果。有这种特点的地区，就可以分割成更多的零散的小块，更便于人们隐蔽，在这儿道路虽多，但很不好，军队舍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民众战争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特点在这儿会小规模地反复出现。这种特点就是:处处都有抵抗的因素，但是，处处又都捉摸不到。假如居民集中在一些村庄里居住，那么，敌军就会占领那些反抗最强烈的村庄，甚至为了惩罚居民而将这些村庄抢光，烧光，但是，这种作法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民大约是不行的。

民军和武装的民众不能并且不应该用来对抗敌军的主力，甚至也不能用来对付较大的部队，它们不能用来粉碎敌军的核心，而只能从外部和边缘去吞食敌人的部队。它们应该在进攻者的大部队没有到达的战区两侧地区起来反抗，让这些地区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它们应该像聚集在战区两侧的乌云，紧随着前进的敌人移动。凡是敌人完全没有出现的地方，民众不会缺少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勇气，附近地区的大批居民追随着这个榜样，便会接连燃起反抗之火。这样，反抗的火焰就会以燎原之势蔓延，最后烧到进攻者的基地，烧到他的交通线，并且破坏他的生命线。当然，我们并不将民众战争夸大为万能的，并不把民众战争看作像人们无法对付的风雨似的，是单靠军队无法对付的用之不尽而不可战胜的东西。总之，我们的结论不是以那些吹嘘民众战争的言论为基础的，但是，我们依然只能承认，人们不能像驱逐一队士兵那样赶走武装的农民。士兵像一群家畜那样集结在一起，经常是笔直地向前奔跑，而武装的农民却用不着什么巧妙的计划便会向四面八方散开。这样一来，任何小部队在森林地。山地，或者地形极其复杂的地区行军就都十分危险，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一支行军的纵队纵使很久没有发现新的敌人，那些早被纵队先头逐走的农民也还可以随时在纵队尾部附近出现。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路，正规军的前哨或别动队所用的手段同发动起来的农民所使用的方法比较起来，就几乎像自动机器的动作同人的动作比较一样。敌人除了派很多部队护送运输队，驻守在兵站。隘口。桥梁等地之外，没有别的对付办法。民众武装最初的活动规模总是有限的，敌人因为害怕过分地分割自己的兵力，派来对付他们的部队也是不大的。民众战争的火焰经常恰恰就是在同这些小部队的斗争中燃烧起来的。在某些地方，民众武装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打败了敌军的这些小部队，于是他们的勇气增加了，斗志更激昂了，斗争也更加积极了，一直发展到能够决定全部结局为止。

依据我们对民众战争的看法，民众战争必须像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便会用相应的力量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俘虏大批人员。这时，群众的勇气便会低落下来，大家都会认为大局已定，继续奋斗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放下手中武器。但另一方面，这种云雾却还有必要在某些地点凝聚为较密的云层，形成一些将来能够发出强烈闪电的具有威胁力量的乌云。这些地点，恰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主要是在敌人战区的两旁。在这儿，民众武装必须结合成更大的。更有组织的整体，并配以少数正规军，这样，民众武装便会具有正规军的形式，敢于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从这些地点起，越往敌人的直后方，民众武装应当越分散，因为他们在那儿会受到最强烈的打击。上述较为集中的民众武装的任务是袭击敌人留下的较大的防备部队。除此外，它们还要使敌人产生恐惧和忧虑，加深整个民众武装在精神上所造成的印象。没有这些较集中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的所有活动就会没有力量，整个形势就不足以让敌人产生极大不安。

统帅要想根据自己的意愿让民众武装具有上述力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规军组成的小部队去帮助他们。没有少数正规军去作这种鼓舞人心的支持，居民多半会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动力。派来帮助的部队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便越强，民众斗争的声势就会像雪崩那样愈来愈大。但是，支援民众武装的正规军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为了达到这个次要目的而将整个军队都分散去支援民众武装，因而形成一条处处薄弱的。宽正面的防线(在这种情形下，正规军和民众武装肯定会同归于尽)是有害处的。另一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正规军太多时，通常会减弱民众战争的力量和效果，其原因一是正规军太多会将过多的敌军吸引到这个地区来;第二。这时居民便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第三。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粮秣供应。运输等就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

防止敌人对民众战争进行强有力的还击的另一个手段是，很少或根本不将这一巨大的战略防御手段用于战术防御;这也是运用民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民众武装的战斗的特点同素质较差的部队的一切战斗的特点相同，他们攻击十分猛烈而有力，可是不够沉着，很难持久。此外，对民众武装来说，战败和被击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这早有准备。但是，他们却不能遭到伤亡惨重。被俘很多等致命的打击，这样的失败会让民众战争的火焰很快地熄灭。这两个特征同战术防御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防御战斗要求部队进行持久的。缓慢而有计划的行动和果敢的冒险;如果防御只是一种单纯的可以很快放弃的尝试性活动，那么，它永远也不能带来成果。因此，用民众武装防御某一地段时，决不应该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斗，否则，即使情况再有利，他们也会遭到毁灭。由此可见，民众武装可以并且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来防守沼泽的堤道。山地的入口。江河的渡口等。然而，当这些地点被敌人突破时，民众武装便不能集结在狭小的。最后的避难所(即正规的防御阵地上)而给敌人封锁住，他们应该分散开，利用突然袭击继续进行防御。不管民众多么勇敢，多么尚武，无论他们对敌人的憎恨多么强烈，地形对他们多么有利，也决不能否认，民众战争在过分危险的气氛中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假如人们想让民众战争这种燃料在某个地方燃起熊熊烈火，那就必须选择一个离危险较远的既通风而又不致遭到可以扑灭火焰的巨大打击的地方。

上面的考察与其说是客观的分析，不如说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感受，因为民众战争还出现得十分少，而那些长时间目睹过这种战役的人又对它论述得太少。经过这些考察之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民众武装的支持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纳入战略防御计划，那就是:将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利后的最后补救手段，或者作为决定性会战前的自然辅助手段。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以朝本国腹地退却和我们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谈过的那种间接还击方式作为前提条件。因此，在这儿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会战失败后征集民军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以为自己的命运，也即是自己的整个存亡取决于一次会战(即使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会战)。一个国家纵使战败了，通过征集自己的新兵和利用敌人在每次持续性的进攻中必定要受到的兵力上的削弱，也可以期待形势的转变，此外，还可能得到外来的援助。一次会战的失败离亡国仍有很大的距离。当民众看到自己被放于深渊的边缘时，他们会像溺水的人本能地去抓稻草那样，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

一个国家纵使比敌人弱小得多，也不应该不做这种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不能不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这种努力并不排斥签订一个代价很大的和约让自己免于完全灭亡，这种讲和意图同样也不排斥这些新的防御措施所起的有利作用。这些措施既不会增加媾和的困难，也不会让媾和的条件更不利，而是会使媾和更容易，媾和的条件更为有利。当我们可以期待那些同我国的存亡有很大关系的国家的援助时，采取这些措施就更为必要。因此，假如在主力会战失败后一个政府只想使民众迅速地酣睡在和平中，并且因为被严重的失望情绪所压倒，失去了发动一切力量的愿望和勇气，那么，它一定会由于软弱而犯下不能坚持到底的错误，而且表明自己是不配获得胜利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也就没有能力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所遭受的失败不论多么惨重，仍然必须利用军队向本国腹地的退却来发挥要塞和民众武装的作用。假如主要战区的两旁同山地或其他非常险要的地形相毗连，那么就十分有利于发挥这种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山地会像棱堡似的突出在前面，从这儿出发进行的袭扰可以打击入侵者的战略翼侧。

假如进攻者正在进行围攻，如果他为了建立自己的交通线到处留下了强大的守备部队，或者，为了让自己能够有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维持旁边地区的秩序，甚至派出了整军的兵力，假如有生的和无生的战斗手段的种种损失已让他受到削弱，那么，防御者在这时就应当重新投入战斗，通过相应的打击来动摇困境中的进攻者。

$$$$第二十七章 战区防御

我们已经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御手段，或许可以到此为止了，至于这些手段如何同整个防御计划结合的问题，可以留到最后一篇讨论战争计划时说。这是因为，不仅每一个从属于战争计划的进攻和防御计划要以战争计划作为基础，并根据战争计划来规定其主要轮廓，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战争计划本身无非就是在最主要战区实行进攻和防御的方案。但是，虽然同任何别的场所比较起来，在战争中部分更决定于整体，更渗透着整体的特点，更是随整体而作重大改变的，我们还是无法从战争的整体开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各个问题看成是彼此分开的几个部分来研究，以便比较清楚地认识它们。如果不是先研讨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我们便会被一大堆不确切的观念所征服，特别是在战争中，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就会经常使我们的观念混乱。所以，我们想再向整体接近一步，也即是说，特意考察一下战区防御，找出贯穿着前面论述过的那些问题的线索来。

依据我们的看法，防御不过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一句话，胜利便是防御作战的目标，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

保全本国和打垮敌国才是最终目的，换句话说，缔结所期望的和约才是最终目的，因为双方的冲突只有通过和约才能够消除，才能以共同的结果而告终。

从战争的角度看，所谓敌国是什么呢?首先是它的部队，其次是它的国土。当然，还有许多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或许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外的和内部的政治关系，它们有时比其他一切都更为有决定意义。尽管只是敌人的军队和国土并不能构成国家，并且也没有包括这个国家同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军队和国土永远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来说，常常大大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军队要保卫本国的国土或占领敌国的国土，而国土则让军队不断地得到给养和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重要的。不过，它们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军队一旦被消灭，也就是给打垮，不能继续进行抵抗，国土自然也就丧失。但是，反过来，国土给占领，军队却不一定被消灭，有时，军队为了以后更容易地夺回国土，可能主动地让出某些地方。的确，不但军队彻底被打垮可以导致国土的丧失，就是军队遇到一次重大的削弱也必然会致使国土的丧失。与此相反，每次国土的大量丧失并不必然会导致军队的显著削弱(当然，时间一久是会导致军队的削弱的，可在决定战争胜败的这一段时间内是不会的)。

由此可见，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永远比占有国土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前者是统帅，应当首先努力做到。只有用这一手段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占据国土才可以作为目的而位于首要地位。

如果敌人全部兵力集中成为一支军队，整个战争成为一次战斗，那么，能否占有国土便取决于这一战斗的结局;于是歼灭敌人军队，夺取敌国领土和保全自己的国土便都将取决于这一战斗，也就是说消灭敌人军队。夺取敌国领土和保存自己国土同战斗就是同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防御者首先避免采用这种最简单的作战方式而分割自己兵力的?回答是:他集中兵力取得的胜利所发生的作用还非常不够。每个胜利所产生的影响都有一定的范围。假如胜利的影响范围能大到包涵整个敌国，即全部敌人军队和整个敌国领土，也就是说，它们的各个部分全被卷入敌人核心力量被迫进行的运动中来，那么，这样的成功是我们最需要的，这时，我们便没有任何理由要分割自己的力量。但是，因为我们的胜利不能对敌人军队的某些部分和双方国土的某些部分发生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尤其注意这些部分，因为我们不能像集中军队那样把国土集中到一点上来，因此要保卫这部分国土就不得不分割兵力。

只有在领土形状近似圆形的小国家里，才有可能对部队进行这样的集中，以致一切都取决于这支军队的胜利。在敌国有大片领土和我们接壤的情况下，或者在几个结成同盟反对我们的国家从几个方面包围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其实就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分割兵力，从而也就会出现几个战场。

胜利的影响范围自然取决于胜利的大小，而胜利的大小则是取决于战败的军队的多少。对敌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部分国土的打击成功时影响的范围更广泛;我们用于这一打击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成功。这一系列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让我们联想到力学上重心的特点和作用，通过这一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明确这些观念。

假如说，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指向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一方(无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几个国家的联盟)的军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军队便有了互相联系;而有相互联系的地方，就存在着同重心相类似的东西。因此，军队中也有重心，这种重心的运动和方向对其余各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重心便是军队聚集最多的地方。如果说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破坏这种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所构成的重心所需的力是有一定的尺度和界限的，那么，在战争中也是这样。无论在物质世界还是在战争中，打击兵力往往很容易超过抵抗力量，因此可能出现过多使用力量而浪费力量的现象。

在一面军旗之下，依据一个统帅的个人指令进入会战的军队，其部分之间的联系，同散布在五十或一百普里的地区上或者有着极为分散的基地的同盟军队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它们的区别有多么大!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说联系最为紧密，统一最容易达到。在后一种情况下，却远远谈不上统一，即便有时在共同的政治意图中还存在统一，但这种统一，也是不彻底的和不充分的;至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则大多数很松弛，甚至事实上往往是不存在的。

一方面，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能让自己的打击强而有力，另一方面，一定把任何过分的集中兵力都看成是一种实际的不利而加以防止，因为过分聚集兵力会造成兵力的浪费，而兵力的浪费又会让其他地点上兵力不足。

判定它的影响范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所以，人们必须时常考虑，双方兵力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进退对于其他部分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绝不认为，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发明了什么新的方法，我们只是根据各个时期和各个统帅所沿用的方法提出了一些观念，用它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些方法同事物本质之间的关系。

敌人军队的重心这一个概念在整个战争计划中怎样起作用，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属于战争计划的范围。我们如今先借来使用一下，只是为了不使我们列举的观念有所遗漏而已。从上述考察中我们看到，分割兵力到底是什么决定的。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好处:一是占有国土，它要求分割兵力;一是打击敌军的重心，它又要求将兵力集中到一定程度。

这样，就产生了战区，或者可以说各支军队的行动区域。它们是配置有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配置在这里的主力的每一次胜负都会直接地影响到整体，并让整体随之而发生变化。我们所以说直接地，是由于在某一战区内的胜败对其邻近的战区自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间接的影响。

在这里，也同在其余任何地方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概念中只接触到某些观念的中心，并不希望并且也不可能为这些观念的范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尽管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但我们还一定要确切地提醒一下。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战区(无论其范围大小)连同其军队(无论其数量多少)是可以结成一个重心的单位。胜败决定就应当在这个重心上进行，在这里取得胜利，从防御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便是战区防御。

$$$$第二十八章 战区防御(续)

然而，防御是由两个不同的要素，即决战和等待组成的。本章所要研究的便是这两个要素结合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尽管等待状态还不是全部防御，可它是防御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领域。只要一支军队还没有撤出它负责防御的地区，进攻引起的双方军队的紧张状态就始终在持续着。只有决定了胜败才会出现平静，而只有当进攻者或防御者有一方退出战区时，才可以认为胜负已经决定(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胜败)。

只要一支军队还在它所在的地区坚守，这一地区的防御便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防御某一战区同在这一战区进行防御是同一回事。至于敌人短时间夺去了这个战区内或多或少的土地，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只是借给他罢了。

我们这样来认识等待状态，是想借此来确定它与整个防御的正确关系，不过，只有在决战必然会真正进行和双方全认为决战不可避免时，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两方兵力的重心还有以这些重心为基础的战区只有通过决战才是起作用的东西。决战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便失去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整个军队也就失去了作用。这时，构成整个战区概念的第二个主要构成部分……国土的占有便成为目的而直接跃居首位。换句话说，双方在战争中越不寻求决定性打击，战争便越变成一种单纯的监视状态，占有国土就越发重要，防御者就越要直接掩护所有地区，进攻者便越要扩大占领的地区。

无庸讳言，绝大部分的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即起码有一方力求决战的斗争，还不如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只有十九世纪的战争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种特点，所以只有在这些战争中才能够运用根据这种特点建立起来的理论。但是，很难设想所有未来的战争全具有这种特点，与此相反，其中大多数战争仍将带有相互监视的特点，所以理论要想对实际生活有用，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将最先考察有决战意图贯穿和指导着整个军事行动的情况，即发生真正的。绝对的战争(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情况，以后，在另一章中，再考察战争由于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监视状态而产生的变化情形。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防御者等待进攻者发动决战，还是防御者自己寻求决战，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战区防御的实质便在于防御者坚守在战区，随时都可以进行有利的决战。这时，胜负的决定可能只通过一次会战，可能是通过一连串大规模的战斗，也可能是只通过双方兵力的部署，即可能的战斗所形成的态势带来的结果。

尽管会战不像我们以前多次指出的那样，是最主要。最有效。最常用的决定胜负的手段，它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手段之一，仅仅这一点往往便足够要求只要可能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战区的主力会战便是重心对重心的打击。我们在自己重心上能够集中的兵力越多，我们取得的后果也就越可靠和越大。所以，任何分割兵力的作法，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或许是通过一次胜利的会战所达不到的，也可能是会战取得胜利结局的一个条件)，全是应该表示反对的。

然而，仅仅做到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还不等于具备了全部基本条件，还必需有一个让军队能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战役的兵力部署。

这两个基本条件和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所谈的各种不同的防御方式是完全可以适应的，所以，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这些基本条件同它们结合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一点初看起来好像是有矛盾的，而且，因为它是防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更有必要加以阐明，这便是怎样找到敌人重心的问题。

假如防御者能够及时得知敌人沿着哪些道路前进，自己在哪条道路上能够特别准确地遇上敌人的主力，那么，他便可以在这条道路上打击敌人。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虽然防御者往往在进攻者开始行动之前就要采取一般的措施，设置要塞和大的军械库，以及确定军队的平时员额等等，这都是进攻者行动的根据，可是，在军事行动真正展开时，对进入战场的进攻者来说，防御者却好似纸牌游戏中的下家一样，享有特别的有利条件。

要想以大量军队侵入敌国，便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例如筹集粮秣。储备武器装备等等。这些准备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防御者有足够的时间来采取对策。同时，人们还应当看到，防御者所需要的准备时间总比进攻者短，因为任何国家平时为防御所作的准备都要比为进攻所作的准备更充分一些。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是，防御者在具体场合仍有可能无法肯定敌人入侵的主要路线在哪儿，如果防御需要采用一些费时很多的措施(例如构筑坚固阵地等等)，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此外，纵使防御者确实是在进攻者的前进路线上，只要防御者不对进攻者发动进攻，进攻者只要稍稍改变一下自己原来的方向，也可以绕过防御者所占领的阵地，而在耕作发达的欧洲，阵地左右是绝对不可能没有道路通过的。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显而易见不能在阵地上等待敌人，起码不能指望在那里进行会战。

但是，在讨论防御者在这种情形下还能采取哪些手段之前，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种情况的性质及其发生的可能性。

在每个国家里，同样在每个战区(目前我们就是始终在谈战区问题)里，当然，都有一些能让进攻取得特别大的效果的目标和地点。我们认为，在讨论进攻时再来比较明确而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最为恰当。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假如说最有利于进攻的目标和地点是进攻者决定自己进攻方向的根据，那么这个依据反过来对防御者也必然有用，当防御者还不知道敌人的意思时，这个依据必定是他行动的指南。如果进攻者不选定这个最有利的方向，他就得放弃他原本可以得到的一部分利益。显然，如果防御者恰好在这个方向上防御，进攻者不付出代价和不作出某种牺牲便不可能避开他和从他旁边通过。由这可见，防御者摸不准进攻者的方向的危险和进攻者可以从防御者侧旁通过的可能性都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大，因为进攻者在选定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时所遵循的某种依据是早已存在的，并且大部分是充分有力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以及防御者在某一地点的设施都不致碰不到敌人的主力。换句话说，只要防御者的阵地选择得当，在很多情况下他可以确定敌人是会来找他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并且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在某种情况下进攻者不向防御者阵地前进的可能性。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应该如何对付，防御者原先所处的位置所带来的有利条件还剩余下多少。

假如问，当进攻者从防御者侧旁通过时，防御者到底可以采取哪些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就是:

(1)一开始便把兵力分为两部分，用一部分准确地袭击敌人，然后用另一部分赶去增援。

(2)聚集兵力占领一个阵地，在敌人从侧旁通过时，马上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但在大多数情形下，向侧方运动已经不能恰好就拦阻住敌人，而必须稍稍后退一些，占领新的地方。

(3)集中兵力从侧边袭击敌人。

(4)胁迫敌人的交通线。

(5)采取和敌人同样的方法，也从敌人侧旁通过，去进攻敌人的战区。

我们所以在这里提出最后一种方法，是因为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手段在某种场合也许是能够产生效果的。但是，其实这一手段同防御的意图，也就是同选择防御的理由是矛盾的。所以，只能把它看作是敌人犯了重大错误或是具体情况所具有的其他特点而引发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胁迫敌人交通线要有一个前提，即我们的交通线要比敌人的优越。这也是有利的防御阵地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虽然这种威胁可能经常给防御者带来某些利益，但是单纯对战区进行防御时，这种威胁很少会促使决战，而我们在前面就已说过，在这里决战是战局的目的。

一个战区的面积常常不会大到让进攻者的交通线具有很大的脆弱性，而且，进攻者实施打击通常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威胁交通线这一手段产生效果却很缓慢，因此纵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脆弱，威胁交通线也无法阻止进攻者前进。

由此可见，在对付力求决战的敌人时，或者我们自己也十分希望进行决战时，这种手段在很多情况下是彻底不起什么作用的。

防御者还可以利用的其余三种手段的目的全在于进行直接的决战，也就是以重心打击重心，因此，它们更符合防御的任务。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马上指出，我们认为第三种手段要比其他两种手段优越得多，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否定其他两种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形下，第三种手段才是真正的抵抗方法。

将兵力分为两部分的部署，有被卷入一次前哨战的危险性。假如面临的是一个坚决的敌人，那么，这种前哨战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相对抵抗，它不能成为防御者所盼望的决战。防御者纵然判断正确而懂得避开这条歧路，暂时把兵力分开进行抵抗，也总会大大削弱打击的力量，而且人们永远也不能保证，先去迎击敌人的那些部队不会遭遇到相当大的损失。不但这样，这些部队进行抵抗时通常最后都要向赶来的主力部队退却，这经常给主力部队造成战斗失败和措施错误的印象，这样，就会显著地减小精神力量。

第二种手段是用集中在阵地上的兵力到敌人试图迂回我方阵地的道路上去拦阻敌人。防御者运用这种手段时容易贻误时机而陷入两种措施都用不上的境况。其次，防御会战要求统帅沉着冷静。深思熟虑。了解(甚至是熟悉)地形，而这一切在仓促地去阻拦敌人时是做不到的。最后，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防御战场的阵地，并不是在任何道路上和道路上的任何地点都是可以找到的。

与此相反，第三种手段，就是从侧面袭击进攻者，也就是促使进攻者变换正面来进行战斗，却是非常有利�的。 �

首先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经常会暴露己方的交通线(在这里是退却线)，而防御者，就其总的情况来看，尤其是就我们要求他的配置所具备的战略特点来看，却处在有利地位。

其次(这是主要的一点)，每一个想从防御者侧旁通过的进攻者都会在两种彻底对立的意图之间不知所措。为了到达进攻目标的所在地，他原本想前进，但为了对付每时每刻都可能遭到的来自侧面的袭击，他又需要随时准备把兵力转向侧方，并且要集中兵力进行打击。这两种意图是相互矛盾的，内部关系因此会很混乱，进攻者很难采取符合各种情况的措施，他在战略上很可能处于最不利的境况。例如进攻者确切知道将在何时何地遭到袭击，他当然可以巧妙而灵活地采取一切对策。但是，假如在他不了解情况而又必须前进的情况下发生了会战，他就不得不慌张地集中兵力应战，也就是说在一定是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应战。

假如说防御者也有发起一次进攻会战的有利时机，那么，这个时机首先就是上述情况出现的时刻。假如我们再考虑到，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知道地形和选择地形的有利条件，他的行动还可以先作好准备并在行动中保持主动等，那么我们便不会怀疑，防御者在这种情形下在战略上比他的敌人占据决定性的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集中兵力据守在选择得当的阵地上，可以沉着地等候敌人从自己侧旁通过。即使进攻者不袭击防御者的阵地，纵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不恰当的，防御者仍然握有从侧面进行袭击以求决战的优越手段。

在历史上我们所以差不多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防御者很少有勇气坚守这样的阵地，通常他们或者是将兵力分割开了，或者是仓促地横向行军和斜向行军转移到进攻者的前面去了，另一方面是由于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不敢从防御者侧旁通过，而是停了下来不再前进。

在这种场合，防御者被迫进行进攻战役。于是他便不得不放弃等待。坚固的阵地和良好的筑垒工事等有利条件，在一般情形下，使进攻者陷入在前进中遭到截击的不利处境并不能完全抵消防御者自己失去的这些有利条件，由于进攻者正是为了避开防御者的这些有利条件才让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不过进攻者的这种处境毕竟会给防御者带来某些补偿，所以理论在这里不能像一些历史评论家在提出片断的理论时常做的那样，遇到两种对立的条件便认为两者完全抵销而没有任何剩余。

但是，别认为我们是在这里玩弄逻辑，正好相反，我们越是从实际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便越会认为，这是一种概括。贯穿和支配整个防御行动的思想。

防御者只有在敌人从他侧旁通过时马上决定以全力打击敌人，才有把握避开很容易陷入的两种绝境:分割兵力和仓促朝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在这两种绝境中，防御者将为进攻者所左右，将只能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和最危险的仓促行动。采取这些防御方法时，只要碰到一个力求胜利和决战的坚决果敢的敌人，防御便会被粉碎。但是，如果防御者为了进行一起战斗而在适当的地点将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并决定在紧要时刻拿这支军队从侧面去攻击敌人，那么，他就做对了，他就可以得到处于防御地位所能得到的所有有利条件。这时，准备良好。稳妥。沉着。一致和简单就成了他行动的特色。

我们在这儿不能不提一提同这些观念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错误地引用这个例子。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提林格等候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时，设置在法军可能用于进军的两种道路(一条经过埃尔富特。来比锡至柏林，一条经过霍夫。来比锡至柏林)之间。普军原先的意图是直接穿过提林格山，开到弗兰肯地区，但在舍弃这一意图之后，因为不了解法军从哪条道路进军，只好选择了这个中间位置。这样的配置必定会导致仓促向侧方推进的行动。

普军其实就是这样配置的，他们认为法军将经过埃尔富特，因为通往埃尔富特的道路是完全可以通行的。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法军会在通向霍夫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道路离当时普军所在的位置有两三天的行程，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间隔有很深的扎勒河河谷。当时，不伦瑞克公爵丝毫没有这么考虑，也没有为此进行其他准备，但是，霍亨洛黑侯爵或者说马森巴赫上校(他曾力图让公爵接受这种想法)却一直是这样考虑的。至于把扎勒河左岸的配置转变为对前进中的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会战，也就是转变为上面说过的侧面袭击，那便更谈不上了。原因是，如果说扎勒河是一个还可以在最后时刻阻拦敌人的障碍，那么一旦敌人占领了扎勒河的对岸(至少是一部分)，扎勒河对普军转入进攻来说必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不伦瑞克公爵决定(假如可以把首脑众多的大本营处于真正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种决定称作个人决定的话)在河这边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不论人们对这种等待作出怎样的评价，结果都会使普军面临下列三种情况:

(1)假如敌人渡过扎勒河向普军挑战，普军可以对敌人发动进攻;

(2)假如敌人不进攻普军阵地而继续前进，普军可以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3)普军在认为可能和有利的情形下，可以通过迅速的侧敌行军先敌赶到来比锡。

在第一种情况下，普军依托巨大的扎勒河河谷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全占很大优势。在第二种情况下，普军也在战略上据有巨大优势，因为敌人的基地只是普军和中立的波希米亚之间的一个十分狭窄的地区，而普军的基地却非常广阔。甚至在第三种情况下，普军因为有扎勒河的掩护，也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尽管混乱不安和弄不清情况的大本营确实考虑过这三种情况，纵使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有过这种对的想法，在这个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旋涡里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也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在前两种情况下，扎勒河左岸的阵地可以看成是真正的侧面阵地，并且作为侧面阵地，它无疑拥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用一支自信心不强的军队占领这种侧面阵地来对抗优势很大的敌人，来对抗拿破仑这样的人，却是一个十分不稳当的措施。

不伦瑞克公爵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到10月13日才选定了上述最后一种措施。可是时间已经太晚了。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过扎勒河，耶纳和奥尔施塔特会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不伦瑞克公爵由于优柔寡断而使自己处于两头落空的境地:要离开自己所处位置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已经为时太晚，而要发动有利的会战又为时太早。尽管这样，当时普军选择的阵地仍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致公爵可以在奥尔施塔特附近消灭敌人的右翼，以及霍亨洛黑侯爵能够通过一次牺牲较大的撤退脱离险境。但是，他们却不敢在奥尔施塔特夺取原本有把握取得的胜利，而希望在耶纳获得其实是彻底不可能的成功。

无论怎样，拿破仑是感觉到扎勒河畔的战略意义的，因此他不敢从它侧旁通过，而决定在敌前渡越扎勒河。

我们认为，上面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采取决定性行动时防御和进攻的关系，并且已经揭示了联结防御计划各个问题的线索的性质和关系。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探讨各个具体的部署，因为这么做会使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具体情况中去。如果统帅为自己提出了一定的目标，那么他就应该看一下各种地理的。统计的和政治的情形，敌我双方军队的物质和人员的状况同这一目标适应到什么地步，以及在实际行动中，它们对双方即将产生怎样的制约作用。

但是，为了在这里更明确地联系到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所谈过的一个比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方式，为了对它们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这有关的一般情况。

一。对敌人发起进攻会战的依据或许有以下几种:

(1)肯定进攻者以极分散的兵力前进，尽管我们力量很弱，仍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进攻者其实是没有可能分散前进的，因此，只有在确切知道敌人分散前进的情况下，防御者采取进攻会战才是有利的。没有充分的根据，只靠单纯的推测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这上面，通常会踏入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假如后来的情况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进攻会战，而对防御会战又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只好被迫撤退，一切差不多就都只得让偶然性来支配了。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率领的军队对俄军进行的防御几乎就是这种情况。这次防御以韦德耳将军指挥的齐利晓战役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拟制计划的人之所以喜欢使用这种手段，只是因为它能很快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却不考虑，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的前提条件究竟具备了多少。

(2)我们本来便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进行会战。

(3)敌人迟钝而又犹豫不决，我们进攻尤其有好处。

在这种场合，出敌不意的效果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更为有价值。用这种方式发挥精神因素的威力，是优秀的作战指挥的真正本质。但是，无论怎样，理论必须经常着重地指出:这些前提必须有客观的根据。假如没有任何具体的根据，只是一直地空谈不平常的攻击的优越性，并凭此作为拟制计划。进行考察和批判的依据，那完全是一种不能允许的。毫无根据的作法。

(4)我军的素质十分适用于进攻。

腓特烈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受此鼓励的军队，这支军队还熟练地掌握了斜形攻击形式，这支军队掌握在他坚强而大胆的手中，是一种更适合进攻的工具(与防御相比)，他的这种看法无疑不是错误的，也是切合实际的。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的这所有特点的确是他的敌人所没有的，他正是在这方面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形下，对他说来，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为有价值。但是，这样一种优势是非常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机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罢了。即使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军队尤其善于进攻，而且以后有些人也不断这样随声附和，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提法给予过高的评价。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大多感到比在防御时轻松和更有勇气，这是一种对任何军队来说全是一样的相同的感觉，恐怕没有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不是这样称赞他的军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势所迷惑，而忽视了实际的好条件。

兵种的比例，即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十分合理和极其重要的根据。

我们还可以列举如下几种依据:

(5)我军完全寻找不到较好的阵地。

(6)我们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所有原因共同发生作用。

二。在一个地区内等待敌人，以便尔后在这个地区朝敌人发起进攻(如1759年的明登之战)，最合适的根据是:

(1)双方兵力的对比对防御者并不是非常不利，防御者可以不必寻找坚固的和加强的地方。

(2)有特别适于等待敌人的地形。至于什么地形适合于等候敌人，这属于战术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地形的特点主要是便于我方通行而且不便于敌方通行。

三。在下列情形下占领一个阵地，用来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

(1)防御者兵力很少，不得不利用地形障碍同堡垒进行掩护;

(2)地形供给了这种较好的阵地。

防御者越不寻求决战，只满足于消极成果，而且确切知道敌人将迟滞不前和犹豫不决，最后会舍弃其计划，那么，上述第二第三两种抵抗方式便越值得重视。

四。坚不可摧的营垒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

(1)营垒设在十分优越的战略地方。

这种营垒的特点是，在这种营垒里的守备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敌人就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也就是说，敌人或者只好抛开这个营垒接着寻求自己的目的，或者就必须围困这个营垒，让守备部队饿死。如果敌人做不到这两点，这个营垒在战略上就拥有极大的优越性。

(2)防御者可以期待得到外援。

占领皮尔纳营垒的萨克森军队就曾经这么做过。无论这种做法遭到了不幸的结局而让人们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一万七千萨克森军队用另外的方法决不可能抵抗四万普鲁士军队，这一点却是一定的。假如奥地利军队在洛博西次没有更好地利用由此而得到的优势，那只能说明奥军的整个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很差。毫无疑问，假如萨克森军不进入皮尔纳营垒而朝波希米亚退去，那么，腓特烈大帝在这次战局中便会把奥军和萨克森军一起赶过布拉格，并且占领这个地方。凡是不愿承认这个有利的方面而总是只想到最后全军被俘这一事实的人，都不是像上面那样思考问题，而不那样思考，就不会得到任何可靠的结果。

但是，因为(1)。(2)两种情况都是不多见的，因此利用营垒是一种需要周密考虑的措施，并且只有在少数场合能够成功。如果有人企图利用这种营垒使敌人望而生畏，以致让敌人的全部活动陷于瘫痪，那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他会遭到不得不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假如说腓特烈大帝在崩策耳维次利用这种营垒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人们应该佩服的是他十分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当然，在这种场合比在其他场合更应该看到，假如情况危急，腓特烈大帝率领剩下的部队是可以夺路而出的，同时要看到，腓特烈大帝身为国王，处在可以不需要担负责任的位置。

五。假如国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那么，主要问题就是:防御者应该在要塞前面，还是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在要塞后方进行决战，有下面三个依据:

(1)敌人占有优势，我们必须先削弱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和他战斗;

(2)要塞就在国境附近，当防御者一定要放弃一部分国土之时，这部分国土的面积不致过大。

(3)要塞拥有防御力量。

要塞的主要任务之一无疑(或者说应该)是在敌人前进时让敌人的兵力受到损失，大大减少我们准备与之决战的那部分敌人兵力。假如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利用要塞，那是因为这一方或那一方都很少寻求决战。而我们这里所谈的却正是寻求决战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时，他应把这些要塞留在自己的前面，自己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十分重要的原则。我们认为，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同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相比，尽管失败时战术上的结果相同，前一场合所丧失的土地也要多一些。不过这个差别与其说是根据事实材料所得出来的，还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我们自己也可以想到，在要塞前面进行战斗，可以选择良好的阵地，而在要塞后面进行的会战，在大多数情形下(即敌人围攻要塞，要塞有被攻破的危险的情况下)却必定会变成进攻会战。可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进行决战时，敌人的兵力已经削弱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假如他遇到几个要塞，甚至会削弱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细小的差别同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利益比较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在决战不可避免(不管是敌人寻求决战，还是我们自己的统帅追求决战)，或者我们没有信心战胜敌人，或者从地形条件来看不急需在前面较远的地方进行会战等情况下，邻近的。抵抗力强大的要塞必然会直接促使我们从一开始便撤到要塞后面，在那儿借助要塞进行决战。这时，一旦我们在距离要塞很近的地方占领阵地，以致进攻者不将我们赶走就不能围困或封锁这一要塞，那么，进攻者就会被迫来攻击我们的阵地。所以，我们认为，在一个重要的要塞后面较近的地方选择一个良好的阵地，是在危险的处境下可能采取的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防御办法。

当然，如果要塞距离国境很远，那就是另外问题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上述措施便会让出很大一部分战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做这样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措施便接近于向本国腹地撤退了。

另一个条件是要塞应有的抵抗能力。大家知道，有些地点，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即使构筑了工事，也是不能和敌军直接接触的，因为它们经不住大批军队的猛烈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起码是我们的阵地必须在这些地点后面很近的地方，以便守备部队能够获得支援。

六。最后，往本国腹地退却，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一种合理的措施:

(1)双方在物质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对比让我们无法在国境上或国境附近进行有效抵抗;

(2)主要问题在争取时间;

(3)国土的情况有利于往腹地退却。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已经谈过。

到这里为止，我们讨论了这一方或那一方寻求决战，因此决战是无法避免的情况下的战区防御。但是，我们必须提醒一下，战争中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有人想把我们在理论上所确定的原则和所作的说明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去，那么他还一定要注意第三十章。而且应该想到，统帅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进行决战和不决战这两种倾向之间，依据实际情况，有时则比较接近这一倾向，有时比较接近那一倾向。

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续)

……逐次抵抗……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已指出，在战略上应该同时使用现存的一切力量，顺次抵抗同事物的性质是矛盾的。

对于一切活动的战斗力量来说，这一点就不用作进一步地说明了。但是，如果把战区和战区内的要塞。地形障碍，甚至战区的面积也都当作是战斗力量，即把它们看作是固定的战斗力量，那么，这种战斗力量只能逐渐加以利用，或者，我们能够一开始就退得很远，把其中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些部分完全放在我们的前面。假如这样做，战区就能发挥它在削弱敌人军队方面的一切作用。敌人便不得不封锁我们的要塞，只能派遣守备部队和设立防哨保障他占领的地区，不得不进行长途行军，还有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有必需品等等。不管进攻者是在决战前还是在决战后前进，全部这些活动对他都有影响，只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影响更大一些而已。由此可见，假如防御者一开始就推迟决战，他就可以让全部固定的战斗力量同时发生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防御者推迟决战严格地说并不会让进攻者胜利的影响扩大，这是非常明显的。关于胜利的影响，我们将在研究进攻时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在这儿只是指出，胜利的影响可以延续到进攻者的优势(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比的结果)消失时为止。这种优势总是要消失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占领战区要耗费兵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战斗中必然会有伤亡。无论这些战斗是在开始阶段发生的还是在结束阶段发生的，也不论这些战斗是在战区的前部进行的还是在战区的后部进行的，力量遭到的削弱是不会有很大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认为，1812年拿破仑在维尔那对俄军的胜利，同在博罗迪诺取得的成功比较起来，其影响的大小是没有差别的(假定这两次胜利的大小是相同的话)。纵使是在莫斯科取得的胜利，其影响范围也不会更大，因为莫斯科在一切场合都是胜利影响的终点。当然，进攻者因为其他原因而在边境旁边进行的决定性会战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胜利成果，胜利的影响范围由此可能较大，这也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的。综上所述，胜利影响范围的问题并无法影响防御者延迟决战。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到的那种推迟决战，可以看成是最大限度的推迟决战，我们称它为往本国腹地的退却，它是一种特别的抵抗方式，利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意图是让进攻者自己消耗力量，而不是用会战这把剑消灭他。但是，只有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时，推迟决战才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很明显，假如不是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人们就可以把推迟决战设想有许多阶段，并且让这些阶段同所有防御手段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把战区在削弱敌军方面所起的作用看成是一种特别的抵抗方式，而只看作是固定的战斗力量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的需要同其他手段的混合使用。

假如防御者认为决战时不需要利用这些固定的战斗力量，或者认为利用它们时将在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牺牲，那么他便可以把这些力量留待以后使用。在这种场合，这些力量对防御者来说好像是在其他场合不可能得到的新的增援力量，借助这种力量，防御者活动的战斗力量便可以在一次决战后再进行第二次决战，也许还能进行第三次决战，等于说，可以逐次地使用力量。

假如防御者在边境附近进行的会战失败了，但不是完全溃败，那么人们很容易想到，他还有能力在最近的要塞后面进行第二次会战。假如他遇到的敌人并不怎么决断，那么他只要利用大的地形障碍便足以阻止敌人的前进。

从这可以看出，战略在利用战区时，也像利用其他手段一样，要合理地使用力量。使用的力量越少越好，但是必须使用足够的力量。当然，在这儿也同作生意一样，主要问题不在于单纯的精打细算，而在于其他地方。

为了避免产生很大的误解，我们必须指出，这里探讨的，不是人们在会战失败后可能采取或企图采取何种抵抗措施的问题，而是防御者能从第二次抵抗中期望得到多少成果，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对它作多么高的估价的问题。在这儿，防御者必须注意的几乎只有一点，那便是他的敌人，即敌人的特点和敌人所处的情况。一个软弱无能。缺乏自信。荣誉心不强或者受到种种条件束缚的敌人一旦获胜，便会满足于一般的利益，当防御者决然向他挑起新的决战时，便会畏缩不前。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可以利用战区的各种抵抗手段进行新的决战(尽管这种决战本身很弱)，在这里一定会不断发生扭转局势的新的希望。

不过，谁都会感觉到，我们在这儿已经接触到不求决战的战局了，这种战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逐渐使用力量的领域，我们将在下一章仔细论述它。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

……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能不能产生和怎样才会产生作战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即双方都只有消极意图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篇中详细研究。在这儿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对每个战区来说，我们只有从它和整体的关系中，才可以找到解释这种矛盾的各种理由。

然而，不但在不求决战的战役中没有必然的决战焦点，而且在战史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许多这样的战局，在这些战局中并不是没有进攻者，即并不是没有积极意图，只是积极意图很弱，致使进攻者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他并不一定进行决战，而只满足于当时情况有可能提供的利益。在这种战局中，进攻者或者是不追求任何确定不移的目标，而只想获得时间给他提供的利益，或者尽管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有利的情形下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者离开了向目标前进的严格必然性，差不多象一个流浪汉那样在战局中游荡，左顾右盼地企图偶然地拣到廉价的果实。这样的进攻和防御没有多大差别，因为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打算在《进攻》篇中对这种战局作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不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此决战不再像拱门上的拱心石一样是一切弧线的终点，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全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战史，我们便能知道，这种战局不是一般地占多数，而是多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其他类型的战局倒好象是例外。即使将来这种情况会有变化，没有问题，这种战局依然是很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这种战局。我们在这儿就想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现实中的战争多半处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中间，有时接近这种，有时接近那种，所以我们只有考察这种种特点产生的阻力所引起的战争的绝对形态的变化，才能够看到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我们在本篇第三章里已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优点之一。在实际生活里原本很少能作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便更难作到了。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因为人们害怕不利的结局，由于影响行动发展的偶然事情很多，常常有许多按当时情况说应该发生的行动其实并没有发生。在战争中同在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很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所以，战争中的贻误(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也必然要多得多。这正是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地获得果实的好地方。我们将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别的重要意义同这一经验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这条法则在和平时期的斗争中即诉讼中也被看作是神圣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替代了决战(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是整个行动的焦点)。这个原则起非常大的作用，自然，不是说它能引起行动，而是说它能给不行动，给为不行动服务的所有行动提供依据和理由。只要不能寻求和不能期待决战，便没有理由舍弃任何一点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为了换取某种利益，才可以放弃某些国土。所以，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掩护住所有的国土，或者尽可能多地保住就是掩护住国土，而进攻者则力求占领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所能占领到的一切，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占领对方的国土，在这儿我们只谈前者。

防御者没有派军队掩护的地方，都可以被进攻者占领，这样，等待的利益便转为进攻者所有。所以，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掩护一切地方，并等待敌人来进攻掩护部队。

在深一步探讨防御的特点之前，我们必须把《进攻》篇中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先提出来说说。这些目的是:

(1)在不实行决战的情况下，占领对方大片的国土。

(2)在上述同样的条件下，夺取大仓库。

(3)占领没有掩护的要塞。尽管围攻要塞是一种比较艰难的。常常要付出很大力量的行动，可是，它不会带来什么灾祸，因为人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致受到重大的实在损失。

(4)最后，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进行这种战斗无需冒很大的危险，可也不会得到非常大的利益。这种战斗在整个战略纽带上不是具有很大结果的部分，它是为了战斗而进行的战斗，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还有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当然，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发动战斗，而只会等待偶然出现的有利的时机，或者通过巧妙的行动来创造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防御者可以采取以下手段:

(1)将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掩护要塞;

(2)扩大防御正面以便保护国土;

(3)如果正面的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则通过向侧方行军，马上赶到敌人前面去拦截敌人;

(4)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很明显，防御者采用前三种手段的目的如下:让敌人采取主动，而自己充分利用等待的利益。这种意图是完全符合事物性质的，一概地否定它是十分愚蠢的。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虽然从军事行动的表面上来看，在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活动常常还相当活跃，但是上述意图却永远是这种战局的最深的基础。无论是汉尼拔还是非比阿斯，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不追求决战也不等待决战，便都遵循这一原则。至于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它们的不能或缺的前提条件。

如今，我们想对这几种手段作较详细的研究。

防御者为了掩护要塞不受敌人攻击而将自己的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乍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理，似乎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因为修筑要塞的目的便是为了让它独立地抵抗敌人的进攻。不过，在现实里面我们却看到这种措施出现过千万次。在作战中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来也是最难理解的。但是，有谁敢于仅仅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把千万次出现的情况全说成是不对的呢?这种现象既然一再反复出现，就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这个原因便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精神上的柔弱。

假如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那么敌人不打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进攻要塞。一次会战便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战役，这样，我们就不用会战这把剑也可以保住自己的要塞。所以，当我们估计敌人不一定寻求决战时，就要等待敌人发动决战，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不想决战的。如果事实和我们的估计相反，敌人准备朝我们发起进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用退到要塞后面这个手段。因为我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所以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更没有什么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不付任何代价地维持现状的巨大可能性决不会带来丝毫的危险。

假如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之后，那么我们就恰好给进攻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如果要塞不很大，那么进攻者即使毫无准备，无论怎样也是会围攻它的。为了不让敌人攻占要塞，我们便必须赶去增援，这样一来，我们的行动就成为积极的和主动的，原本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围攻要塞的敌人却反而成了占有者。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必定是这样转变的，这是事物性质决定的。我们已说过，进行围攻并不一定会遭到灾祸。甚至通常不敢发起会战的，最不果断。最软弱。最消极的统帅，只要可以接近要塞，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围攻，纵使他只有野炮，他也会进行围攻，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形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能受到实际的损失。另一方面，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被进攻者用强攻或某种特殊手段攻破，因此防御者在估计可能发生的情况时，绝不可忽略这些。

将这两种情况对比一下，防御者当然会认为，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会战，不如根本不进行战役有利。所以在我们看来，将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种习惯的作法是很自然和十分简单的。腓特烈大帝用格洛高要塞抵抗俄国军队，用希维得尼察。尼斯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军队时几乎都依循了这个习惯。但是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采用这种方法时却失败了。如果当时他把军队配置在布勒斯劳后面，也许就不会遭到攻击。可是，当腓特烈大帝不在布勒斯劳时，奥地利军队是占据优势的，只有腓特烈大帝来到布勒斯劳，奥军才会失去这一优势，这种情形表明，在布勒斯劳进行决战决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普鲁士军队在布勒斯劳的配置地点是不适合的。如果贝费恩公爵不是害怕奥军炮击布勒斯劳这个存有储备品的要地(如果遭到炮击，他就会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公正地考虑问题的国王的严格责备)，他一定会将军队配置在布勒斯劳的后面。对于公爵企图通过占领布勒斯劳前面的筑垒阵地保住要塞的作法，人们在事后是不应该横加指责的，因为，卡尔。冯。浴林公爵在那时很可能只满足于占领希维德尼察，在可能受到普鲁士国王进攻的情况下，他也很可能停止前进。所以，对于贝费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应当是不进行真正的会战，当奥军开始进攻时就把军队撤到布勒斯劳后面，这样，既可以得到等待的利益，又会碰到很大的安全。

在这儿，我们给防御者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做法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这样，我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但更为直接的理由，不过，仅仅这个理由是不够有力的，所以它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理由就是军队常常要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这种作法既方便又有很多好处，因而一般说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将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既然要塞变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便是完全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容易被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过分重视的这个直接的原因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全部情况，而且也不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不要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的十分自然的目的，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差不多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运用各种计谋力图出敌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阻拦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起到萨克森元帅止，差不多在所有的尼德兰战局中都贯穿着这样的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这么多了。

扩大部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这种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凭借坚固的阵地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通常，阵地上天然障碍物已经足够的情况是不多的，因此必须用人工筑城加以补充。但是，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只能看作是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而不能看成是绝对的抵抗。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并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许多防哨中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和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软弱无力的，它也许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所以，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独的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是没有根据的。防御者以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配置正面，只能相对地增加抵抗的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可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担心发生大规模决战与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不会有什么危险，纵使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进攻者除了夺取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之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再进一步的影响，也不致动摇防御者的基础，致使许多墙壁跟着倒塌下来。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整个防御体系由于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依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示要决战，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要求决战的。所以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的所有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就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假如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很可能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想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说，防御者纵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不妨采取这种防御冒一下险，在这个考察中必须记住，我们假设中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成果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牢固的防哨就可以使他停止前进了。即使进攻者肯定能够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当前这一胜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

上述情况表明，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以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是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的。为让读者在战史中能立即找到这种战例，我们要指出，这种扩大正面的配置大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对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才真正有所了解，并且进攻者原有的一些敢作敢为精神也已经消失。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仓库。国土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阻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当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且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照我们前面的论述。地形要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十分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因此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记载得挺多。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即力图将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合的办法来。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也是错误的。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各种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它们。所以，关于这些问题的极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清楚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这个战争所具有的某一个方面罢了。

虽然司令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时常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整体的擅越职权的活动。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让他们对其他人，首先对统帅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样，就很难不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结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有名的山脉。灵魂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让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不论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采取了完全一样的作战方法。

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的确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非常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因为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纵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构成很大的不便和不利，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上配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区域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掩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遣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且从几个方面对某一个防哨进行有计划的攻击。所以，防御者对这些防哨的配置必须进行妥善安排，让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即所谓钩形防御)，或者能够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这么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一般只分为四个到五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能规定一些特别的防御中心，它们好像是大战区内的小战区。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较小的独立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跟此类似的防御配置体系。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配置体系时，越是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越发要凭借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某些部队可以看成是预备队，除此以外，每个防哨都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余防哨。支援的方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翼侧，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假如进攻者不是真正攻击防哨的侧面，而只是试图占领一个阵地胁迫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具有很消极的性质，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手段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人们一般认为运用积极手段最多，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可是，这一方面在很大地步上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让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于太多的希望，而过分忽略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如今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方法，即马上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种手段是我们这里谈的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原因如下:第一，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常常无法占领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不然的话这些防哨就很容易给攻破;最后，每个不想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抵抗的统帅，都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好准备的快速的运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愈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便愈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因为想采取这种手段，他当然要到处寻找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后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也便是他的军队(哪怕只是一部分)占领了这种阵地以后可以使敌人打消攻击念头的阵地。因为这样的阵地常常反复出现，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这些阵地好像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称这种作战方法为防哨战。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像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发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一样，往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如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匆忙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但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完全失败的道路，因为，这么仓卒和慌忙地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当然，假如敌人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手指戳人，假如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想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用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能够取得成果的。

一般说来，就是这个也是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才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这是很自然的后果。

在这儿，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相互有关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么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所以任何一方都只能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小心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从前，当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时，要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是十分困难的，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纵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打算同敌人接触。但是，采用这种手段以前是，而且永远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量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如今，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能够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对整个敌军发起战役。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有多大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目前用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便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采用上述各种手段能够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如果进攻者必须到处应付防御者用上述手段向他挑起的战斗，并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不利时有遇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就是要付出同他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不相适应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便会被阻止。

假如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达到了这个目标，使进攻者在一切方面都看到对方良好的防御措施已经让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的企图，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纯粹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会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待。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便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依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前提:防御者的良好措施，让进攻者不能利用一次胜利的战斗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个条件是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的确能导致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的实现。

在不存在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有第一个条件，假如进攻者的战役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让防御者单独的军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假如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有胆子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在于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至于普鲁士国王因此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有效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便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中。

别以为，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儿接触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必须时常反复地指出，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打算，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因此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手段。

尽管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作什么巨大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会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所以，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很多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但是，假如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跟马克森的芬克军的实例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儿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可以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可以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前一样可以作为一张有价证券而给对方接受，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舍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头一次对劳东，第二次对道恩都判断错了。他所采取的措施的不正确便在于此。

即便一个不很骄傲。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如今，即使放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便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一直是符合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便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便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能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便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盼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便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所以，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让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全是为了保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便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便需要用仓库供给的措施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便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部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同正规的仓库供给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描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并不在于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它尽管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不同，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缺少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使这种手段发生作用的必要的时间是不会缺少的。所以，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可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所有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括在这些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一定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别方法。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尤其需要组织这种护送。所以，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七年战争史》中能够看到，腓特烈大帝经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一直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他们无人这样细致地记载它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老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了和进攻要素基本上毫无关系的四种方法，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如今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仿佛是给这四种手段增加的调料。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方法主要是:

(1)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含袭击敌人的仓库;

(2)去敌占区进行牵制性袭击和游击活动;

(3)在有利的情形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或者只对这些目标进行胁迫。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全部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假如防御者的所有良好阵地都能使敌人对交通线可能受到的威胁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这么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根据是否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想法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仍要谈到。

不但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实行一般的威胁(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暗暗地在起作用)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并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不过，要想让这种行动获得好处，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有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在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行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减少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因此游击活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仔细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全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让全部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此获得进攻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可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因为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行动，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将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当作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相同，防御者也可以朝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而且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明显优势的兵力(普遍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让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因为部队集中而在其余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很好例子，腓特烈大帝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我们看到，道恩几乎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如此。与之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因为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特别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起码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便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给抵消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出于惟恐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谈到这儿我们认为，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重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全已经谈到了。我们主要是将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比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探讨过了。

假如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不足，而彼此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便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可是这一方很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其实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怎样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思考，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对手，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如此。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发地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发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全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因为种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全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打算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可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并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在研讨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的在推动的地方，便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当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这些小的行动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所以，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很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很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并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可能存在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一种赌博。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作用是不是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发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发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愈大，也即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让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不能不作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便比较重要，而在两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余地，并且也减少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可以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儿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兵力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用处。假如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全部军事上的成就。

让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首先，他们将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余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纵然主要来源于很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依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并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让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彼此监视，而不是打败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这些战局假如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假如一方甚至双方是有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便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成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体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根据了。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十分流行。法国革命战争忽然打开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措施，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全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后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都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儿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保护者。这些人将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而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见解是这样缺乏逻辑与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可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很小的一小部分能够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的。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成标准，所以，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在这儿，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或许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便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力量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要想从这儿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非常矛盾的。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经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战役。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地方。

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如今，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让军队离开主要道路与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临时发生和马上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便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常常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此，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很多。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尽管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一些手段，还有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征，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规则。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变化多端的。多种多样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之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但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加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加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所以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困难却非常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假如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作用的。但是作为纯粹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儿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原因占优势。可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拥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假如说道恩元帅的特征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靠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但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并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儿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一样的作风和办法全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儿一一列举由于国家。军队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所以，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规则。原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见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与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够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可是，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让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儿所举出的所有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假如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将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儿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别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合适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仿佛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如此，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显著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让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当作对象，可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因此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所以，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事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一点这么做的可能性，我们便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变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当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活�动。 �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算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我们先从1757年战局的开始说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算到腓特烈大帝会这样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带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便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误了。

1758年，法国不但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或许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失去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所有土地。至于1759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因为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全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非常难找到比1792年在估算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能够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很大压力。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那便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役中，联军不但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此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并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舍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洛迪。蒙特诺特和其余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了解得不多。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他对这一袭击或许产生的后果估计不对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而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能够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无法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的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跟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如何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打算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取得某种成果呢?又如何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这些问题呢?

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因为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对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有一批著名的人物，他们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不受惩罚便不能进入俄国领土。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或许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那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是知道敌人在兵力上肯定拥有巨大优势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便这一会战失败，也不过是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罢了。其实，人们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一主要决战假如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连串其他后果的。甚至德里萨营垒的利用，也是一个彻底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的措施。假使俄军想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受到攻击而完全陷入孤立，法军就有办法迫使俄军放下武器。这个营垒的构筑者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大和意图这么坚决的敌人。

然而，甚至是拿破仑，有时也会作出不对的估计。1813年停战之后，他认为派几个军便可以阻止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部分，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尽管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像在以前的战争中常见的一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他没有充分估量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一直是估计不够的。在来比锡，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在郎城，拿破仑之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以外的情况。在滑铁卢，拿破仑最终像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因为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