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拐卖的文艺叙事

本文的案例均来自公开的和有据可查的资料，如有信息不准确处，请联系我们。

多角度叙事

女性拐卖是一个长期可见的现象，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如长期积累的黑恶力量、发展不均衡、贫困、男女比率失衡等。

传统农业时代流传下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即充满了相关隐喻：牛郎在老牛的引导下取走正在洗澡的织女的衣服，利用女性的弱势心理而成就一段姻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型社会各种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就曾有过相当尖锐的报导。

新世纪较早见于主流媒体的文艺作品的叙事来自2008年6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的电视剧《阿霞》。该剧由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山西黄河影视社、山西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出品，谭文峰编剧、文世斌执导，描述的是高考落榜的四川女孩阿霞外出被欠债的表哥骗到吕梁大山里与比她大十来岁的山民王二串成婚，后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故事。

此后还有，2009年04月22日上映的由胡明钢导演的《嫁给大山的女人》，描述了打工妹山菊在回乡途中被人贩子骗入大山中，最后成为代课老师的故事。该片根据2006年度感动河北十大人物郜艳敏的真实事迹改编。1994年，郜艳敏在买票回家时被两个人贩子以招工为借口拐卖，并最终被以2700元卖给太行深处的河北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的一个羊倌。被卖后，她多次逃跑未遂，曾三次自杀，都被人发现后救起。之后郜艳敏在村里当上代课教师，2006年成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2015年7月29日，郜艳敏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身份仍是下岸村“临时代课教师” 。

这两部文艺作品均带来极大争议。

相关作品还有李杨当导演2007年拍摄完成的《盲山》，原型即来自《光明日报》1988年6月的一篇报导，但影片在国内没有公演。

对于这一现象的讨论中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来自作家贾平凹。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涉及妇女拐卖题材，2016年4月14日下午，在京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和《北青报》有过一段对话。部分内容如下：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字记录者：《北青报》记者张知依）

法律是明令禁止拐卖女性且规定清晰，因此并不存在争议。然而，现实中为何产生众多拐卖现象及存在众多争议，比较难以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四十一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这类现象的一个社会叙事的参与高峰应属2022初的“丰县八孩女”，恰逢盛大的冬奥会召开之际，这一现象激起了社会广泛的焦虑感，网络上兴起“离大国公主很远，离丰县八孩女很近，天堂和地狱只差一记闷棍”这样的流行语。

社会焦虑和社会争议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八孩女”事件导致了民众对法律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八孩女

事件的起始

2021年12月5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红十字会、城管局老干部（疑似少了“局”字）的青年志愿者到欢口镇低保户家中献爱心”：

“十二月五日，一辆载着爱心物资的汽车停在了欢口镇董庄村董志民家的门前。村民们争相观看，交头接耳的议论着。

”经了解，原来是丰县爱心人士在进行善举捐助活动。欢口镇董庄村离县城较远，那么他们怎么了解，董庄村的这户特困户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拨通了志愿者领队石怀举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这几年丰县变化很大，物质上生活上环境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因生活中的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生活困苦。董庄村董志民就属这类困难，母亲八十多岁，还有残疾弟，本身又有八个孩子实在艰苦，最大的才十岁，最小的三3岁，村里镇里的各级领导虽然都已尽力帮助，仍然生活在拮据之中。

“这是爱的奉献，这是力量的源泉，丰县这块热土上满满正能量，处处有爱心，丰县志愿者们还在为这个低保家庭献上四千多元慰问金以备越冬之用。（捐赠名单附后）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四百元…几十位爱心人士你们是丰县人民的脊梁，是善举的撒播者，更是丰县文明的心灵美容师，再一次向你们致敬！丰县爱心志愿者们现场为孩子们理了发，穿上了捐赠的衣服时，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脸上露出无限兴奋笑意…：爱的温暖将使这群孩子绽放出美丽花朵，冬天已到，春天还会远吗？相信有爱心的人，没有冬天。捐赠的款用于小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成为国之栋梁。”

这表明丰县是属于政府管理的地方，也是领导的阳光和温暖能照耀到的地方。

这种正能量之举，自然吸引了众多网红的流量追逐。

2021年12月，抖音的一场网红直播中，偶然出现一个镜头：大冬天里，一个衣衫单薄、表情呆呆傻傻的女人被铁链拴在一间破屋之中。这个女人用四川与徐州方言夹杂的口音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一屋子都是强奸犯”。

直播相关的男主角是丰县的一位男性董某民，董某的抖音账号是”八个孩子的爸爸“，参与拍摄过不少视频，在视频中他说自己当时三十多岁没结婚让村里人看不起，结果一下生了七个儿子，他希望通过以生育八孩、抖音晒娃方式走红，获取流量和收入。魔幻的是，董某因发布家里八个孩子的“快乐童年”视频居然收获了20多万粉丝，被装修公司和婚庆公司找去做广告，正儿八百的走上了“流量变现”的道路。

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上述画面突破了现代文明的底线，最终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愤慨。

事件后续的发展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据说全球多种语言、超30亿人关注了此事件，参与点击数过百亿。

官方的介入

第一份公告：

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的情况说明

发现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相关信息后，丰县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经初步调查核实，网民反映的女子为杨某侠，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经医疗机构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对其进行救治，并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确保过上温暖的春节。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 2022年1月28日 来源 | 丰县发布

第二份公告：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 情况的调查通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违法行为开展调查

“丰县发布”1月30日23时40许发布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调查通报”，全文如下：

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调查通报

县联合调查组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就网民关心的相关问题，先后走访调查董某民及其家人、邻居、时任和现任镇村干部等人员，并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杨某侠（此姓名为董某民所取）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生活中发现，杨某侠有智障表现，但生活尚能自理。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

2020年11月，公安机关将杨某侠DNA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至今未比中亲缘信息。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其身份信息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入调查。

2021年6月以来，杨某侠病情加重，在发病期间，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中老人和孩子。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精神状态稳定后便将锁链拿下。董某民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对其开展调查。

2022年1月30日，经市县两级专家会诊，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专家诊疗建议：仍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必要时约束保护，防冲动伤人及走失。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董某民和杨某侠生育一孩、二孩后，镇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但因身体原因失效。董某民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逃避计生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此后计生部门未及时实施有效节育措施。

自2014年5月至今，民政、财政等部门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了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每年春节、中秋为其发放慰问金。其中3个孩子每学期享受750元/人的生活补助金，另有2个孩子每学期享受500元/人的政府资助金。村委会多年来经常为其提供生活物资资助。2021年镇政府为其发放危房改造补助3.7万元建设新房4间。社会爱心人士也多次为其捐钱捐物。

联合调查组将对相关情况深入调查，对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处理。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违法行为开展调查，涉嫌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丰县联合调查组 2022年1月30日

第三份公告：

2月7日，徐州发布通报，公布调查进展：

1月28日以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月7日晚，总台记者从江苏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了解到，针对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和网友关切，徐州市委市政府及丰县县委县政府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组织力量走访基层派出所、镇村干部群众，调阅档案资料，咨询相关法律专家。目前，杨某侠的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有关部门对八个孩子与董某民、杨某侠的关系作出了鉴定。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对此事中涉嫌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关于杨某侠身份问题，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当即派员赴云南进行核查。调查人员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并扩大至周边多个乡镇开展调查走访，同时发布协查通告。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谷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据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据小花梅亲属反映，同村的桑某某（女，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目前，丰县警方已找到桑某某了解情况，桑某某称，当年她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后续调查情况将适时公布。

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杨某侠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目前杨某侠的精神状况趋于稳定。经诊断：杨某侠牙齿脱落因重度牙周病所致。经入院体检，杨某侠其他健康指标正常。

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有关情况将适时公布。后期将根据对董某民的调查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将从此次事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工作机制，落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困难群体的帮扶保障。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2022年2月7日

第四份公告：

2月10日，@徐州发布 通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全文如下：

近日，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为保障杨某侠及其家人基本生活，丰县民政部门已对他们进行低保保障。教育部门依法依规落实学生资助政策，保障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妇联的爱心志愿者和镇、村干部帮助照顾其老人，对其子女进行关爱陪伴和生活照料。后期将根据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2022年2月10日

由于这些公报在民众的放大镜下存在众多矛盾很问题，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五份公告：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八孩事件”调查处理结果：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生后，江苏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并指导徐州市迅速查清事实，依法严肃处理，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省直有关部门参与调查工作。2022年2月17日，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事件发生以来，调查人员除在我省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情况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二、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经走访，福贡县亚谷村村民及小花梅舅舅、姨妈等亲属以及知情群众反映，小花梅1980年跟随改嫁的母亲从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1995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小花梅亲属、同村村民反映其回村后言语行为异常。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1998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7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经查，桑某妞于1995年嫁给东海县时某忠（1955年4月出生），2000年12月，桑某妞、时某忠夫妻二人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

2022年2月6日，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据桑某妞、时某忠与徐某东（男，1965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供认，1997年底，时某忠与徐某东商议，由桑某妞帮徐某东找一个媳妇，但需要花钱，徐某东表示同意。据桑某妞供述，1998年初，她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2000年6月，董某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杨某侠（由于笔误将杨某侠写成“扬某侠”）出生日期登记为1969年6月6日。据董某民供述，2011年3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登记产妇信息为“杨某英”，卫生院要求提供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其父董某更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2020年11月，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2021年4月14日，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三、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精神与身体状况

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22年1月30日，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2月19日，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为杨某侠患精神分裂症，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复核鉴定，结论一致。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杨某侠除精神及牙齿疾病外，未发现其他疾病。2月4日，徐州市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CBCT读片认为，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四、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生育八孩情况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户籍信息显示，长子董某港于1999年7月出生、次子2011年3月出生、三子2012年4月出生、四女2014年11月出生、五子2016年5月出生、六子2017年5月出生、七子2018年11月出生、八子2020年1月出生。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结论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调查发现，1999年杨某侠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2010年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至2020年又生育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任。

针对“小花梅第一个孩子董某港生于1997年”，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1999年出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村人，现在外打工。

五、关于董某民等人涉嫌犯罪的情况

2022年1月31日，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董某民立案侦查。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查、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2022年2月18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对董某民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董某民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包括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等犯罪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徐某东、刘某柱、霍某渠、霍某得、谭某庆、李某玲，公安机关已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对涉及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将依法予以严惩。

六、关于医治救助情况

2022年1月28日，徐州市和丰县卫生健康部门将杨某侠送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丰县政府安排人员与其长子董某港在医院陪护。目前杨某侠疾病治疗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省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徐州市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给予供养，组建了“爱心妈妈”小组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对杨某侠及其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落实低保、社保等政策和家庭生活照料、教育资助、关爱帮扶等具体措施。

七、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处理情况

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同意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

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北，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未认真核查事实，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在担任丰县副县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卫生健康工作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伟，在担任丰县卫健委主任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在担任欢口镇镇长、党委书记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红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程言伟，在担任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治安工作不负责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推动不到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信访局副局长殷宪方，在担任丰县卫计委副主任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公安局欢口派出所所长渠辉，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未经深入核查办理户口登记，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责令辞去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董正培，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虐待行为和严重超生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副书记董青华，在担任李庄村计生专干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我省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致基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线失守，对有关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问题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并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增强法治意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权益。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 2022年2月23日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社会力量的参与

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片。

2022年2月10日下午，微博徐州守望家园发布了标题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我们可否按一下暂停键？》的文章。该文章称，冷静想一下，就这“八孩女子”事件我们的同情、愤慨的表达，是否可以给她们带去正面的温暖，对事件中的人事无巨细、没有底线的深入挖掘，是否是另一种伤害？甚至还有人利用自媒体谩骂，攻击；这些行为对事件的解决能否起到作用？我们能否让自己的激情冷却一下，回过头来，稍微作逆向思考：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是否除了愤怒、喊叫，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的责怪、谩骂能否拯救得了“八孩女子”？我们的喊叫是否可以抚慰她们心头的创伤和不幸？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类似问题的发生？种种对相关部门的口诛笔伐，可否让事情得到理性解决？

这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情绪，无数人的偏执汇成一股浩浩汤汤的力量，其中关键之时一位名为邓飞的前记者发挥了强大的推力。

女性失踪案

“八孩女”事件还于另一事件紧紧相连，那就是四川省南充市的一桩失踪案。失踪女孩名叫李莹，出生日期1984年，失踪日期为1996年，当时在南充市上小学6年级，上学之后就没回来。该女孩的父亲叫李大忠，是一名援藏军人，已过世多年。此案不破，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社会关注点集中的还有上海工商外国语学校的女性教师卢青。卢青1974年10月6日生于广西玉林，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2001年8月23日在江苏、安徽、山东交界地旅游途中失踪，走失时26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50公斤，时任上海工商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至今还没有下落。

当前，每年还有多少女性失踪案和拐卖案、以及无名女性的非正常死亡，尚不得而知。

徐宁 唐冬梅（时为徐州日报记者）：黑色漩涡

发表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杂志《雨花》1988年第十期〈总第二0八期〉

引子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拐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就像在改革的大潮中旋起一股黑色的漩涡，尤其在沿海开放地区来势凶猛。并指出，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

徐州，史书上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以及一代枭雄曹操都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叱咤风云，各领一世风骚。解放战争时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就是以它为中心展开的。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战争给徐州留下无数鲜明印记，无疑，这是一块沉积着太多历史烟尘的土地，它一方面显示着文化悠久的极强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表现着几千年的落后和愚昧。文明和愚昧在这一片曙光初露的土地上，水火不相容地并存着。

黄土地生长出一批不怕死不怕鬼，见了皇帝也不磕头的英雄好汉；黄土地里也生长出一批装神弄鬼繁衍罪恶的人类渣滓。

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短短五个多月时间，韩端荣、张成明、杜文彬、蒋昌友、张玉喜、张成祥、尹兴龙等43名罪犯公然结成团伙，以铜山县伊庄乡、吕梁乡、郭集乡和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为窝点，与徐州市40余名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在徐州火车站广场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至窝点，以1800元至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县、睢宁县、宿县、灵壁县一带。

被这伙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达101人，其中有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罪犯共获赃款高达136700余元。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让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感到震惊。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种贩卖人口的罪恶竟然发展到如此猖狂的地步!

善良的人们在沉思着。

沉思之余，我们如实地记录下造成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的历史与现代的种种原因，目的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法律的回归。

第一章 金钱本色

19世纪中叶英国的评论家邓宁格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蔓延的祸水

早在公元之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有过”置奴卑于市，与牛马同栏”的贩人市场。但那时，”卖人妻子”也是”逆天心，悖人伦”的。被旧戏骂作奸贼的皇帝王莽，上台后实行的第一个新政则是禁绝关于人的赎卖、自卖、拐卖等非法行为。

解放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几乎消声匿迹。然而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这种人世间最肮脏的交易慢慢又滋生出来。

当然，最初的胚芽形成并不是眼下这种犯罪的形式。那时，在大西北，风行着8分钱邮票娶一个天府之国的红颜女儿的笑话。然而，这确实是生活中不幸的事实。多少个四川女子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女人的所有本钱换一只稍微殷实一点的饭碗。

1980年代之后，一些不法分子见捡做起了”女人”生意。女人又一次成为”商品”，在全国流通起来。

1983年以来，国家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女联合会曾多次发出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经过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有所收敛，明显减少。

但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人贩子又卷土重来。在人贩子活动猖獗的地区，人们正常的安全感被恐饰所敢代。姑娘、媳妇不敢单独外出，做父母做丈夫的下地干活，外出办事就像自己家门上的钥匙一样，把女人们牢牢地带在身边。上班、上学都要有人来接送，孩子们不听话时，长辈们常常这样吓唬他们：”再哭，人贩子来了。”

仅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被拐骗来徐州的妇女儿童就有104人，其中有31人是未婚女青年，有6名是14岁以下的幼女。

在买卖妇女的罪恶活动中，也有些不法分子以诈骗的手段来骗取买主钱的，弄得那些光棍汉人财两空。

这些诈骗拐卖分子有些来自四川、云南等省，而且多为男女团伙行骗。他们与当地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建立秘密的固定联络点，进行有组织预谋的诈骗活动。

他们往往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出年轻的少女，然后高价卖出，也有的以介绍对象为名将女骗子高价卖出，然后女骗子再伺机逃脱。如无机会可逃，便用随身所带的安眠药、麻醉剂药倒买主，然后席卷贵重物品逃走。用人贩子的行话为”放鹰。”

还有的私刻公章、伪造证明，以妻被拐卖为由，上门索要。以此敲诈买主。

仅1987年7月份，铜山县公安局就破获这类案件17起，抓获犯罪分子22名，缴获赃款13000余元。

铜山县张集乡店东村26岁的农民刘德雨，家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父亲，生活比较困难，婚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1986年5月，有人从四川带来一位姓唐的妇女，声称谁给钱就嫁给谁。刘家求媳心切东挪西借付了1900元钱，把唐某领回家，没想到，唐某在刘家没住上三个月，8月1日晚，趁刘外出干活之机，席卷价值三百余元的衣物逃之夭夭。

刘家为娶媳妇欠了2000多元的债，唐某走后，刘德雨来到徐州火车站广场，四处寻找”妻子”。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于是，刘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便喝了剧毒农药死在家中。

1987年6月29日，铜山县张集乡孙弯村来了位50多岁的老妇人带着一个20多岁的姑娘，也是声称要为她侄女找个婆家。青年农民孙某交了2100元的养育费将姑娘领回家，但只过了5天，这个姑娘就偷偷地跑了。

新沂县黑埠乡永旺村38岁的司某也遇见了同样的事情。

年过40岁的邳县新桥乡高桥村农民娄某娶妻心切，花了2000元钱买了一个贵阳市的女人。新婚之夜，竟发现新娘是个男人。这个闹剧发生在1988年5月1日。

钱能让人富有，也让人变得丑恶、疯狂，丧失良知。

——贵州省息峰县人贩子黄由财，为了钱最后竟在1987年8月，将自己的妻子带到徐州，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

——云南省镇源县张某为了搞钱享受。1987年9月，竟把自己只有18岁的外甥女以2000元价钱卖给了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回去后，马上买了一套家俱。

——四川省朱西县某某于去年12月，把亲生的4岁女儿黄术华以15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自己拿着卖女儿的钱跑到东北做生意去了。

罪恶之子

在这个庞大的劫持拐卖妇女集团中，以韩端荣为首，有20余名罪犯是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年仅17岁。

这个乡位于铜山县东郊，贫穷落后，交通不便，古老的黄河故道就从这里流过。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片浑黄的土地，它记载着这伙人贩子的罪恶历史。

从孩提时起，韩端荣就随着其父，四处游荡。后来在河南省洛阳落了脚，成了家。他办起一个烟酒店、几分钱一盒的火柴，几毛钱一包的香烟，他都掂量过：要靠这些发家，要等何年何月？

直到有一次，他回到老家伊庄乡，看到村里人贩子从四川带来的女人，竟然在当地卖了几千元，这令他眼界大开。金钱，刺激着他决心要大干一场。

他来到徐州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睁大眼睛，四处寻找着”猎物”，终于发现了两个愁眉苦脸的四川站娘。他上前搭话，姑娘羞怯地说是出来找婆家的。他马上使起自己多年走南闯北惯用的骗术，对姑娘说：没问题，我可以帮忙。我们那里生活富裕，比你们四川强多了。

“真的？那可谢谢你了！”天真的姑娘高兴起来，就跟着韩端荣走了……到了伊庄乡，两个姑娘很快就被韩端荣卖掉。第一次拐卖成功，骗款4000多元，他喜不自胜。

从此，他的骗术日渐”成熟”，一次次得手，浸透着血泪的钞票轻易地流进他的腰包。

时间久了，他深知自己在”第一线”诱骗妇女风险太大，而且认识的买主有限。他需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扩大买主范围，因而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自己可以退居”二线”指挥，坐收渔利。很快，这些伙伴就从吕梁乡、郭集乡、安徽省宿县栏杆区神奇地来到他的面前——他们都是被金钱诱惑而来的。

这块黄土地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营养。他们精神贫困，不懂法律，甚至不知有法，任凭自己对金钱占有欲的畸形膨胀。

于是，一群幽灵魔鬼开始在淮海大地上游荡着。

这伙丧心病狂的人贩子，有的模仿云、贵、川的口音，在火车站以老乡的身份进行哄骗，有的则是采用”黑吃黑”的手段，以治安人员的面目出现，将妇女从外地人贩子手中强行劫持走；

有的利用云贵、川一带的妇女在火车站勾挂；

有的与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把受害妇女及亲属骗上车，在途中强行将其亲属推下车，将受害妇女单身劫持至人贩子的窝点。

有的出租汽车司机乘机索要高价车票，一次行驶50公里，索要的车票竟高达1000元。

1987年8月26日，年仅19岁的姑娘陈流英与邻村的高某等二人，从老家云南省桥家县双河镇泰岗坝来徐州做生意。8月30日中午到徐州。在火车站，韩端荣以给他们找生意为名，用出租汽车拉到伊庄乡牛楼村，换乘该乡人贩子王振民驾驶的拖拉机。途中，由韩端荣、牛德华、牛德峰押送。

当行驶到伊庄乡陆头庄南头的玉米地时，韩端荣、牛德峰手特棍子，牛德华抽出一条铁链，对两名男青年大打出手，两名男青年被打得鼻青脸肿，拚命逃了出去。陈流英吓得跪在车上苦苦哀求，从车上跳下来，却又被韩端荣等人将她拖上车，拉到伊庄乡尚庄村，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村民周永得。

1987年12月20日，贵州省修文县六广区大石乡妇女李华菊同丈夫及表姐来铜山县探亲。在徐州火车站，张成明、牛德峰、吴雨、王槐中等人贩子，用出租汽车将李华菊等三人拉到安徽省宿县栏杆区张成明家附近时，把李华菊丈夫、表姐强行推下车，并死死按住哭喊挣扎的李华菊，拉到张成明家。

他们一伙人拿出七首、铁链威吓李华菊：”我们要给你另找婆家，到了买主家，你要敢说你有丈夫就捧死你!” 其中一人照她的脸上就是一拳。

12月22日，他们以3300元的价钱，将李华菊卖给栏杆区贡山乡前塔山村陈永权为妻。

1987年12月27日，年仅17岁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凉水井矿待业女青年杨某和姑妈，来徐州转车，准备到泗阳县看望前年被拐骗来的表姐。刚出火车站，韩端荣、张成明、牛德峰就以介绍廉价住宿为由，将她们骗上一辆乳白色的出租面包车。

途中，他们把杨某姑妈推下车，将杨某在车中轮奸了。到了张成明家，杨某又遭到牛德峰的奸污。第二天，她就被他们以3500元的价钱，卖给韩山口村的农民韩广民为妻。

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赘述这伙人贩子劫持、拐卖、强奸、轮奸一个又一个良家妇女一幕又一幕罪恶行径，公安人员查证工作才两个多月，仅整理的证人材料就高达一米多。

令人深思的是，这伙人贩子在作案前，均没有犯罪前科。他们有的在家种地种菜；有的下河抓鱼摸虾；有的干个体运输……是金钱的诱惑，使这些原来朴实憨厚的农民，倾刻之间丧失了人性，变得那么凶狠、残暴。

1988年5月6日上午，在徐州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倾听着一组丑恶的，令人震惊的数字和事实。

首犯韩端荣，男，32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伙同四十余名人贩子，先后拐卖30多名妇女，在转运途中，将4名贵州妇女强奸。该犯得赃款639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一：

——张成明，男，36岁，安徽省宿县栏杆区贡山乡六台村农民。从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拐卖妇女13名。得赃款5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二：

——张成祥，男，26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30多名，得赃款600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三：

——蒋昌友，男，37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23名，其中有7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 4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四：

——杜文彬、男、22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10名，并伙同罪犯孔凡银、王会唤将湖北妇女杨丽娟劫持，轮奸后卖掉。该犯共得赃款1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五：

——牛德峰，男，23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9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张成明等人将贵州少女杨某劫持并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90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六：

——尹兴龙，男，31岁，钢山县吕梁乡桃园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6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36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七：

——柳方平，男，26岁，徐州市云龙游服务公司出租汽车司机。该犯先后多次为这伙人贩子提供交通工具。1987年12月3日夜11时，伙同罪犯韩端荣、尹兴龙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劫持，途中将该女强奸。从中分得大量赃款。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八：

——甄如胜，男，37岁，徐州市个体出租车汽车司机。该犯从1987年10月至1988年1月，先后用出租车为这伙人版子接送被劫持妇女达10人次，得赃款1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九：

——-张玉喜，男，36岁，铜山县拾屯乡九里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7名，其中一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17950元。

——-

罪恶，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

第二章 沉沦的土地

那些被罪恶之手轻易地扔在这块土地上，已为人妻人母的不幸女人，那些至今下落不明的少女们，她们用滴血的心，痛苦地呼唤着庄严的法律。

如果我们要寻找滋生这些罪恶的渊源，寻找导致这一幕幕悲剧的社会成因和历更背景，那么，我们还必须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中世纪的”伊甸园”

自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于是，一片莽莽苍苍的黄河故道永远地遗留在这一片干涸的土地上了。人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穷困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默默无声地书写着自己暗淡的历史。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现代社会里会有这样一些角落，贫穷落后得让你难以想象。

虽然，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早已走向了历史的新纪元。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不都是那些富足的具有更高理想的农民形象吗？他们中有的自费出国考察农业去了，有的购买回国家科学最新研制的喷撒农药的小飞机，还有的西装革履成了农民企业家，出入于广州、深圳、厦门，和外商洽淡生意。

当今的农村盖起红砖洋楼的已不是少数，亿元乡在苏南如今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在这一片被黄河抛弃了的土地上，还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弟兄，在呼唤着富足的生活。

——沉寂的小殷庄是铜山县吕梁乡(人贩子活动猖獗的一个地方，紧挨着主犯韩端荣所在的伊庄乡) 冠山村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组，位于乡驻地西部约五公里处的山沟里。

在今日人口大爆炸的时期，这个村人口竟然逐年下降。它并不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现的一个典型，而是婚出多、婚入少造成的这种反常现象。

解放初期，这个村人口尚有121人，1974年下降到106人，到1987年3月只有29户102人（调查时间：1987年3月。)。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本村的站娘没有一个嫁在本村的。

从1975年到现在，11年间只有三个男青年结婚。对象都是四川妇女。这三个四川妇女已跑回老家一个，另外两个成天有人看着，害怕再跑掉。

难道这里竟然连一个爱情之果都生长不出来吗?

现实确实如此。这个村可耕地面积270亩全是山坡地。地块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大山的褶皱里。土地瘠薄，耕作方法原始落后，完全靠天吃饭。全村无一件动力机械，只有二匹马、五头牛和一头毛驴。大部分土地靠人工用铁叉耕翻。全村的运输工具只有三辆平板车，八辆独轮车，最先进的农机具是大包于时分的两架喷雾器。

村里干早缺水，农民吃水要爬高上低往返五里去挑一担水，所以不少人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一些小孩子身上的灰已经结成很厚的一层黑痂。由于缺水，盖房和泥难，不少户的房子内连一层泥也没抹。墙壁全是由大大小小的片石垒成的，四壁透亮进风。

几年来，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百元上下。不少群众至今仍靠山芋干、山芋叶果腹。春节前民政部门发给的二斤猪肉，有的户一个多月还舍不得吃完，留着每一天割一小片”炼炼锅”。

——光棍汉殷召法母子俩住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石头屋子里，房顶是用瓦片、山草、破塑料布胡乱盖上的，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只好常年在别人家住宿。他的全部家当是一张用麻绳编的软床，一床破被，一口铁锅，仅有的一点口粮是50多斤山芋干、七斤高梁和一篓子山芋叶，还欠了500多元的债。

——殷宪龄一家三口盖的是一床拿不成块的破网套棉絮。

——全村人均欠债百元。

这个村四面环山，不通电，不通广播，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卫生室，连一个代销点也没有。群众看病、称盐，小生学上学都要往返七、八里山路，全村绝大多数是文盲。只有七人是上过小学的，最高的文化水平是一个上了五年小学的高小肆业生。

——这个村从来没放过电影，没演过戏。是一个被文化遗忘的角落。

（调查时间：1987年3月。）

寻找夏娃的亚当

贫穷和历史上的诸多因素，使这里的男人们得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一家有二三条光棍并不少见。

30岁以上的光棍大多过去家庭”出身”不好，父辈和祖辈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他们自然是地、富、反、坏的子孙。在那成份决定一切的年月里，招工、征兵没有他们的份，甚至连读书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人哪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们？

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姑娘，也不愿再背”黑锅”，她们急于找一个出身好的小伙子，做为自己娘家的靠山。

还有的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谓的”三年灾害”时夫去父母的孤儿，没有亲人来帮助他们张罗婚事，所以只好狐身至今。

那些30岁以下的光棍，情况更为复杂，或家境不好，或本人缺少谋生的本领，或是因为残疾和痴呆。这几年比物价上涨更快的高额彩礼，不要说让这些贫穷的光棍汉们望而生畏，就是让那些城里人和富裕的庄稼汉子们也打怵。

【让我们站在古老的黄河故道大堤上，摄下一组长焦距镜头。调查时间:1987年夏】铜山县

——一份关于结婚花销调查摘要：

目前徐州市(包含六县农村)青年结婚平均消费高达6000多元，其中用于结婚仪式的1000元左右， 光棍汉们决心自己寻找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女人。

购置物品的5000元左右。

一位商店经理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待婚青年，手拿大把钞票，涌入商店。片刻，像蝗虫扑食庄稼一样，将一家家商店扫荡一空。这是为了满足未婚妻的需求。

铜山县潘塘乡一位农民结婚，竟在一个小时内燃放了300多元钱的爆竹。

市区淮海路一位开彩扩商店的个体青年结婚，为了摆阔，免费两天，门面险些被挤塌。

铜山县”亿元乡”青山泉乡,因为紧邻贾汪煤矿，家家都有积蓄。但是，他们也被婚事大操大办之风搅得家家不安。谁办喜事，起码婚礼得花去3000元，请几十桌酒席不算大场子了。

这个乡有一户开煤窑的农民办喜事，租了两辆轿车，三辆大客车，还请了民乐队，大吃大喝三天，共花费4000多元。据这个乡初步统计，1986年仅这项开支就达200多万元。

黄河故道上的光棍汉们对此不敢奢望。

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女人！这仅仅是人类生存最原始最低级的一点要求！可是谁能赏赐一个女人给他们呢？

现代的文明离他们太远。劳动一天后唯一的娱乐，就是聚在一起谈一些下流不堪的关于性方面的笑话，以满足一下生理上的需要。

村里人家凉晒的女裤头、汗衫，经常不翼而飞，最后发现穿在了光棍汉身上。

伊庄乡某村，一个和吕梁乡小殷庄相邻的村子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光棍汉竟然在一只母猪身上发泄性欲。

贫困，使这些农民的心灵重负越来越沉重。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愿离开这生养他们的祖祖辈辈生死相依的土地。他们无处可去。他们固守着这片贫瘠的疆域，依旧饱受着黄河故道风沙之苦，依旧在梦中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渺茫的幸福。

可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无愧于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这些光棍汉们决心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女人，永远属于这片土地的女人。

于是，他们开始拚命挣钱。好在经济开放了，这些光棍汉及他们的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开始了资本大积累时期。

做豆腐的，吆喝卖香油的，推车播铃的，嘶哑着嗓门在乡村的土路上高唱”酒干倘卖无”的，随建筑施工队跑到东北、新疆去出苦力做小工的。一切都为了活得更像个人样。

钱攒多了，就去四川、云南、贵州那些更加贫穷的大山深坳里带一个媳妇来，带一个可以给他们生儿育女的女人来。但是，这样十有八九是古黄河故道上目光狭隘的汉子吃亏，常常人财两空。这让他们感到异常地悲伤。

有需要就会产生供给链。于是，一个专门为光棍汉们提供”商品”的”第三产业”出现了——拐卖妇女的专业犯罪团伙由此诞生。

好多光棍汉们至今还在感谢着他们呢！是韩端荣这些人贩子给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感谢他们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一个将要诞生的能立门户的儿子！

有了钱就有了女人，有了女人就有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配合人贩子一起，灭绝人性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

古老的贸易

贫穷和野蛮是一对挛生兄弟，愚昧和金钱为伍，让他们无所不为。

1987年9月中旬，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7名人贩子在自己家门前，公然将劫持、拐卖来的12名妇女公开拍卖。

12个只穿着裤头和背心的女人，瑟瑟发抖地站在围观者的面前(几乎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她们身上标着价格，羞辱几乎让她们抬不起头来。

她们有的在抽泣；有的用双手竭力想要掩盖住那让女人羞惭的部位，摆脱那些贪婪淫邪的目光；也有的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手拿铁链的人贩子，眼里流露出企盼人性同情的目光。

没有一个人出来搭救她们！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挺身而出愿意搭救这些可怜的女人。

村民们们都在议论着这12个女人的姿色，肥瘦，谈论着哪个女人可能会给这片土地留下一个男性子嗣，哪个女人会让这片土地失望……

有几个男人甚至当着那么多的人挤上前去，伸出那茧痕累累的粗大的黑手，去抚弄那几乎全裸露着的女人！

起哄声，咒骂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地上，进行着空前的妇女大拍卖！

历史在这里闭上了它洞察一切的慧眼

伊庄乡空前地热闹起来，在那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蛮荒之地，一次次地拍卖妇女的场景，刺激得他们热血沸腾，轰轰烈烈地像赶大集，蜂拥地围住那一个一个可怜的被拍卖的女人，看着那些强悍的光棍汉成交后的喜悦，看着他们终于抱着属于自己了的女人，疯一般往自己家奔去的疯狂样子，围观者心满意足地等待着光棍汉的黑漆漆的大门咣当一声关在他们的面前。这时，麻木了的人群才会散去。

有了女人，就有了生机，土地就不会荒芜，老屋就不会颓塌，人丁就会兴旺。老人们也张开没了牙的大嘴哈哈笑了起来。

农民从心里喜欢、敬佩那些能带来女人的人贩子。有时，乡里的农民看见那伙人贩子用出租车拉着拐骗来的妇女回来时，竟高兴地停下手中的农活，赶到村口去迎接。

自1986年以来，牛楼村从原有人口1300人增加到现在1500人，这其中200多人全是云南、贵州、四川一带的青年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教是被韩端荣等人贩子拐卖来的。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牛玉泉，是被村民们认为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是县人大代表。他所在的牛楼村就有7名人贩子，而且人贩子每次拐骗来妇女后就在村里公开论价拍卖。围观的群众多达200余人。他从来没有对此进行干涉，或向上级机关报告。

正是因为他与村民们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不管不问，给人贩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致使他们有恃无恐，愈来愈嚣张。

这里确实是太穷了！尤其是对照那些富裕的地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1986年初到1987年底，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用于购买外地妇女的费用竟高达一百多万元。

正是这笔巨额的金钱，诱惑了灭绝人性的人贩子，他们出价也”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了”。他们根据这些”商品”的身高、相貌、生殖器官、生育能力、性感来决定价格。

几年前，买一个外地女人只用七八百元，而现在一个未婚的要价达到三千多元，已生过孩子的妇女要价为二千元左右，那些丧失生育能力的则降价处理为500元至800元。

人贩子中有几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检查工作。他们将劫持、拐卖来的妇女扒光衣服，用手插入女性阴道，检查生殖器后，再标价出售。

为了买女人，有的光棍汉倾家荡产，借债累累。因此，当用那几乎榨干了他们血汗的钱买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女人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蹂躏那手中的女人。那些因贫困、生活不如意的种种积怨，全部以性欲这一最原始低级的形式，发泄到手中的女人身上。

第三章 落难的夏娃

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大声疾呼，要求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制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拐卖妇女罪恶的浪潮。

拐卖妇女案件确实持上升趋势。

这都说明了什么呢？好些人带着惶惑对此更加惊慌失措了。

当然，妇女被拐卖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却与这个政策实施后的土地政策以及农民的现状有着密切联系。

土地承包政策使农民首先从地上解脱出来，大批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多少年来，农民眼前第一次展开了一个广阔面新鲜的世界。新中国的人口学家们曾经断言：目前，共和国正处在又一个人口大流动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还区别于任何一次人口大流动的最明显特征，便是几亿农民的流动。

农民走出家门，毫不犹豫地走向城镇，涌向陌生的他乡。在这种形势下，女性农民也随着这股浪潮走出她们母亲、祖母居住的乡村，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求生存，谋职业，寻找致富之路，便毫不奇怪了。

但是，她们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因为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却正巧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么，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这近十年来，从云、贵、川等地因拐卖到异乡的妇女到底有多少呢?

没有。

因为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到今天还未灭绝。那么，人们不禁要大声责问：人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神通？让那么多的妇女就轻易上当受骗呢？

从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中受害的100多名妇女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她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的偏僻、落后、贫穷的山区农村。比比外面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富裕起来的世界，家乡也是太贫穷了。谁不想告别那熬不出头的穷日子，到外面去寻找幸福呢？尤其是那些平时比男人还辛苦，却又没有与男人平等地位的女人们，那些对人生充满幻想的姑娘们。

贫穷——为人贩子拐卖妇女提供了客观基础。

贫穷，带来了教育落后，一批又一批新文盲在贫困中产生。

看不到电视(地处山区，电视转播台没有建好) ，听不到广播(土地分配到户以后，过去扯的有线广播废弃了)，一年也很少能看一回电影(山高路远，有多少放映队不顾经济效益，去为人民服务呢？)，加上她们中许多是文盲，无法借助文字，从书刊报纸上对现实社会有一个明智清醒的了解。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由孤随寡闻带来的轻信正是人贩子求之不得的。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中受害的101名妇女中：文盲、半文育(小学未上完的)就有80人。

轻信、愚味为人贩子拐卖妇女提供了方便。

被劫持拐卖的妇女绝大多数身心受到摧残和凌辱。她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不得不屈从于那伙人贩子的淫威，稍有不从就遭到毒打，捆绑。这些妇女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产。

这些遭到劫持拐卖来的妇女，在那些买主家里大多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她们并不甘心被命运摆布，不甘心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去陪伴一个陌生的野蛮的男人时，那么，她们的命运就更加凄惨了。

她们是买来的女人，这首先决定了她们在买家的地位。买她们的目的，是让她为这个家繁衍后代的。所以，她始终受到这个家族的所有人的监视。软禁，是客气礼貌的，不堪忍受的是为防止逃跑用铁丝捆绑在床头。

就这样，一直到她们肚子里有了这个家族的后代以后，一直到她们认为反抗、逃跑都一点没有希望的时候，她们才从禁闭很久的古老的农屋被放出来，强烈的阳光让她们感到刺眼、头昏。

她们中很多人忍气吞声，认定了这就是自己的命。一个无法抗拒的命运。

一个声音呼唤着……

在这场古老的贸易里，贵州省兴义县顶校乡21岁的唐玉玲，是一个被转手卖过三次而又幸运地回到故乡的姑娘。

唐玉玲是一个多兄妹的大家庭里的宠女。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帮助父亲做生意，经营面食等食品。

1987年7月的一天，她姨妈的女儿曾老五来找唐玉玲，说是好些人在外面跑生意，既见了世面，又赚了钱。并提出到湛江去贩山楂回来卖。

唐玉玲正值青春幻想多于现实的年纪。她想出去走走，山沟里的生活毕竟太憋闷，太狭小了。但是，她们的想法却遭到父亲唐才高的反对，他怕女儿年龄小，出去不经事。

最后，在女儿的软缠硬磨下，这才勉强点了头，并再三叮嘱女儿，出去看看，生意成不成没关系，要紧的是快些回家。

谁曾想到，二十天后，曾老五独自一人回来了，带回一个可怕的消息，唐玉玲被同去的两个人贩子卖到徐州了。

唐才高得知后，犹如晴天霹雳，一家人吓得不知所措。第二天，他便启程来到徐州寻找女儿。

茫茫人海，哪里有女儿的身影呢? 一天，二天、三天，这个五十多岁的庄户人，再也经受不住丢失女儿的痛苦和寻找女儿的奔波，终于病倒了。五天后，当盘缠花完了，他只得返回贵州。来的时候壮实实的一个人，走的时候，他竟是让人抬着上的火车。

回到家里，女儿的身影时时在眼前闪现，女儿那甜甜的声音也时时在耳边响起。一家人终日以泪洗面，再没心思过日子，只是呆呆地坐在饭桌前，怔怔地盯着桌上那为女儿摆上的一副空碗、默默地流着泪水……

唐玉玲的母亲周福玉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每晚倚在门边，向着山野呼唤：”女儿啊，回来吧！女儿啊，回来吧！”那凄惨的声音传得很远，听见的人忍不住也暗暗落泪。

就这样到了8月份，唐才高突然收到女儿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被人拐骗到徐州市铜山伊庄乡卢套村，卖给人家做媳妇，受尽了欺凌。让家里马上前来搭救。

女儿终于有下落了。唐才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再次北上徐州。

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唐才高终于见到了女儿。女儿见到父亲，哭着诉说了自己被拐骗的经过。

原来，她从家乡出来，在车上遇到两个男人，一个外号叫黄老三，另一个姓吴。黄老三说：”我们是同乡，你们到湛江做生意，路途太远，不如到徐州，那里我认识很多的生意人，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就这样，唐玉玲跟着他们来到徐州。

下了火车，黄老三又要了一辆出租车，车上坐着一个陌生的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副农村人打扮。唐玉玲坐上车跟着走了。她以为，那个男人只不过是黄老三的一个朋友。现在跟着他去找个地方歇歇脚。

出租汽车开了很久，进了一个村庄，是苏北常见的那种土墙草顶的房舍多于红砖瓦房的村子。唐玉玲心中有些生疑，但是一路上都是黄老三他们照顾她，买饭打开水，她不好意思对黄老三开口问一下，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那个陌生男人带着他们一行四人进了他的家——一间比其它房屋漂亮的红砖房。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雨，那陌生男人说：”下雨了，你们明天再走吧！”当夜，吃了饭，唐玉玲带着那么多疑问和恐惧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唐玉玲醒来发现黄老三和那个姓吴的不见了，急得快哭了，说什么也要走。谁知，那个陌生的男人指着另一个黑壮壮睁着一对牛眼的男人说：”黄老三已经把你卖给我们了，你如果能拿出2000元钱我们就让你走。”唐玉玲一听，就哭喊起来吵闹着要回家。但是，他们根本不理，反把她推进屋里，锁上门。

她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又砸门，又拍打那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搭救她。

次日上午，门被打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领她走出房门，并带她到了他的家里。后来才知道，那两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叫张成祥，一个叫韩端荣，都是当地有名的人贩子。买她的叫卢贤，花了1600元。

到了买主卢贤的家里，唐玉玲跪在地上，给他们一家磕头哀告，诉说自己是被拐骗来的，不愿意给人做媳妇，求他们放一条生路，让她回家，家里的父亲，母亲姐姐哥哥都在等她呢。

但是，无论唐玉玲怎么哭诉、求情，卢贤一家七、八口人全都像石头人一样毫不动心，只说花了钱买的媳妇，愿意不愿意由不着你。并将她和卢贤反手关在一间做为他们新房的屋子里。这一夜是她人生中凄惨的一夜，卢贤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白天，她被关在屋里，吃饭时有人送饭进来，吃完饭又关上了门。他们怕那1600元买来的媳妇跑了，全家老老少少像防贼似的死盯着她，却不和她说一句话。

就这样，唐玉玲也不发一言，寻找着逃走的机会。她不愿意继续忍受这非人的生活，她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一切亲人，山沟沟里的那个不怎么富裕的家庭，突然像天堂一般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后悔死了，后悔当初不该不听父亲的话。

到了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唐玉玲见卢贤家里的人全部出去乘凉了，于是，她趁没人注意逃了出来。

漆黑的夜晚，静得吓人，她在沙地上跑呀跑呀，一直跑到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叫迷马村的小庄子，叩响了一户农家的门。开门的是个农妇。她向她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通，恳求她让自己住几天，等父亲来接她。那位妇女很同情她，把她拉进屋里，让她安心休息。第二天，唐玉玲偷偷地给父亲发出了求救信。

七天以后，唐玉玲仍没见到父亲的人影，她急得直哭。到了第八天晚上，那个人贩子韩端荣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她的下落，追到这家，和言悦色地说，如果不想和卢贤过，就回家去吧，还说是她母亲来信了，要他把唐玉玲送回贵州。唐玉玲喜出进外。高兴地跟他走了。

善良的小羊羔误信了大灰狼的假话。

她被带到韩家，韩端荣将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将唐玉玲一下子按到在床上，嘴里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要跑吗？再跑好了，我看你能跑出我的手心？”

说着，韩端荣野兽般地扑向吓得瑟瑟发抖的唐玉玲，强行奸污了唐玉玲。

当她撕心裂肺地绝望地哭喊出时，韩端荣的母亲却冲进屋里对她说：”你再哭，我儿子就会杀了你！他就这脾气！”

唐玉玲愣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魔鬼群居的地方，她被这些日子里遇见的坏人给吓懵了。

第二天晚上，来了四个男人，用自行车把她推走了。在路上她才知道，韩端荣又以1600元把她卖给伊庄乡太平庄的吴继钟。

她在吴家住了十多天，那第一个买主卢贤得知她的下落后，带着一伙人又把她抢了回去……

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磨难，使唐才高老泪纵横。看着女儿那面黄肌瘦的样子，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初那圆润丰满，有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的女儿！一个鲜嫩活泼的生命，竟然在这片土地上凋零了。他苦苦哀求买主卢贤要带走女儿。谁知卢家人一听，又拍桌子又咆哮，非逼着唐才高还出买他女儿的钱，然后才能带走他的女儿。

这是人间最悲惨的一幕了。唐才高没有钱赎出他的亲生女儿，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哭着喊着被卢家的人带走了。

唐才高的腰一夜间弓了起来，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没有带回自己的女儿，他对不起女儿，对不起自己那盼女儿归来望眼欲穿的老伴。

回到家乡，他弓着腰到处诉说、流泪哀求当地政府去救回他的女儿！他不知给多少人下过跪，一个农民能做的一切他都做了。

1988年4月18日，贵州省兴义县公安局的九名公安人员和唐才高一起，来到铜山县伊庄乡卢家，当场宣布，购买人口已构成违法，任何人不得阻挡解救工作。

唐玉玲经过三次被卖和人贩子的蹂躏，终于回到亲人的怀抱。唐才高见到女儿时上去就是一巴掌，随后又心疼地抚慰女儿，为她理顺凌乱的头发，拍打她身上的尘土，嘴巴哆嗦着说: “为了你……你母亲都快急疯了！”

说完，一把将女儿按在地上，”还不谢谢政府！谢谢政府！磕头！磕头！磕头！”，三个虔诚的响头，是磕给政府的。

犯了”重婚罪”的女人

四川妇女罗云，在这场人口买卖交易中，将自己”劈成两半”，同时给了两个男人。

那还是1984年的7月。她从四川《妇女生活》杂志上看到安徽省淮北市某煤矿保卫干部刘国材的征婚启示，她毫不犹豫地给刘国材寄去了照片。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相识并且相爱了。

1985年1月，她千里迢迢地来到淮北与刘国材结了婚，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由于没有工作，罗云不仅要操持家务，还到矿上找点零活干，平时做些服装小买卖。

1987年11月底，她从淮北到江苏无锡市石塘湾购买一批衣服，准备拿回去卖。因为其它原因，生意没有做成。12月1日，她乘车来到徐州，打算转车返回家里。下车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她犹豫着要找一家便宜些的旅社住一夜，等明天再走。

伺机一旁的韩端荣、尹兴龙等五名人贩子主动上前搭话，说是能介绍一家一元钱一夜的旅社，并有车接送。罗云信以为真，上了出租汽车司机柳方平的车。

汽车飞快地向郊外驶去，窗外一片漆黑，朦胧的星光下隐约可见飞驰而去的是一片荒野。罗云这才发现事情不对，连忙叫司机停车。但柳方平不理会，继续高速行驶，她吓得哭了起来。

当汽车驶近一个小村庄时，柳方平将车停下，对韩端荣等人说：你们下去！我要办事。不然我就开车把你们拉到派出所去。

韩端荣等人心领神会，嘻嘻哈哈地到车外等着。

原来柳方平在罗云一上车时，就已窥视这个白白净净丰腴动人的妇女了，他今天也要开开”荤”。等那几个人贩子一下车，柳方平一把将罗云拉到前座，对她威胁道：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把你交给这伙人贩子，他们可什么事都敢干！说罢，一把撕开了她的衣裳，强奸了罗云。

柳方平发泄完兽欲，满足地点起了一支烟，才把韩端荣等人贩子叫上车，按照他们事先约定的计划，把罗云拉到了宿舍栏杆区贡山乡云台村人贩子张成明的家里。

当夜，韩端荣、崔伯利、尹兴龙三名人贩子先后又轮奸了罗云。当罗云反抗时，韩端荣掏出一把明晃晃的七首，喊道：”你要不依，就杀了你。”

第二天，他们将罗云以2800元的价钱卖给云台村农民王亚为妻。

买主王亚，二个月前妻子病故，为了料理后事，变卖了全部家当。妻子死后，韩端荣答应给他找个外地妇女。于是，他托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债，买回罗云。

王亚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他对罗云关怀备至，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吃，自己倒舍不得吃一口。时间一长，罗云竟然感激王亚将她从人贩子手中救了出来。但是，她思念远方的丈夫和女儿，几次都想跑掉。只因王亚看得紧，才没有跑成。

罗云也觉得王亚怪可怜，三十多岁的人了，死了老婆，又欠了那样大的一笔债，她要是跑了，王亚可怎么活呢？再说又是王亚将自己从人贩子的火坑中救了出来。

她想前想后，竟恍惚觉得自己遇上了好人，爱她的人，她要报答王亚对她的恩情。于是，她将自己唯一的本钱——身体给了王亚，与他同居了。

在这样的矛盾痛苦中，罗云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现在，每当她思念丈夫、女儿时，就挎上包袱回到淮北，住上一段时间；每当她要报答王亚的恩情时，又告别丈夫和女儿，回到宿县栏杆区的云台村。当我们调查此案时，罗云还奔波于两地之间、两个男人之间。

也许人们不敢相信这个女人的经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死后所担心的事，如今在罗云的身上应验了。她用无形的刀将自己劈成两半，给了两个男人。

没有办法用现行的道德和法律给予这个女人以公正的审判。法律在她面前变得苍白了。法律威严的利剑竟没能保护住一个柔弱的女人不受恶人的欺凌，你如今又能以什么条令来判决这个实际上犯了重婚罪的女人呢?

逃出魔爪

湖北省杨新县某单位的采购员、34岁的杨丽娟，是这起劫持拐卖妇女案中受害的100多名妇女中，惟一一个向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的受害者。

她是在去江南出差途经徐州，被人贩子劫持的。

那还是1987年12月21日，人贩子杜文彬、孔凡银等犯罪分子，以二十元价钱骗她游览了徐州彭园，又驱车去了皇藏峪。在碧云寺里，她遭到了绑架劫持。

这一次犯罪分子同样是用了出租车——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

当车停下来时。蒙在扬丽娟眼睛上的衣服给解了下来，车窗外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她被两个男人架着胳膊，向坟地深处走去。”带她上山转转，吓唬吓唬她就认不出地方了。”那个男人粗声粗气的话在空落落的山上回响着……

在山下的小村庄的一间农屋里，三个野兽一般的人贩子扑向了这个丰姿绰约的柔弱女人，黑暗中只剩下杨丽娟那一对惊恐万状的悲哀的眼睛。

在黑暗的小农屋里，杨丽娟度过了三天三夜地狱一样的生活。白天只有一个农妇从窄小的窗口递进来一碗水，那农妇麻木似的听不见她的哭诉和哀求，转身就消失在屋外那苍茫的冬天原野上。夜晚，那三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不知从哪里回来后，首先就是粗暴下流地围着她戏弄，然后就在她身上先后发泄着他们的兽欲！

三天三夜，杨丽娟只是靠着一点清水维持生命，在人贩子的暴行中，她已经失去了任何反抗的力气，任他们摆布着自己那一具没有一点生气的身体。

第四天晚上，三个人贩子将玩腻了的杨丽娟以2400元钱卖给了一个外乡男人做妻子。

在买主家，杨丽娟将自己的身世及三天三夜所经历的一切不幸全部告诉了他。买主听完杨丽娟的哭诉，害怕起来。对她说：”我不该买你，你受了这么多苦，你到徐州告他们去吧！”

说罢，又掏出十元钱让她做路费。杨丽娟当天就赶到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值班室报了案。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是她轻轻地掀开了第一页案卷。

女人的悲剧

妇女买卖交易中，不但有卖人者，被卖者，而且更可悲地出现了被卖者过后又充当卖人者，卑劣地出卖自己的同性姊妹。

昨天，被拐卖时，曾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今天，在淫威和金钱的诱惑下，忘掉了自身惨痛的经历，成为罪恶的帮凶。

贵州省郎担县安乐乡大树脚村22岁的农村姑娘周训秘，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

这是一位面容较好，有一副匀称丰满的身材、一笑就显出女性十足的那种甜味的姑娘。

1987年9月，她在贵州省水城赶会，遇见两个男人，说是做生意的，可以带她去徐州跑买卖，一趟也能挣个百把十块的。周训秘轻信了他们的话，连家里都没来得及通知，就跟着他们上了火车。哪知到了徐州。那两个男人竟然以2000元价钱将她卖给人贩子韩端荣。

在人贩子张成明家里，韩端荣带来一个40多岁的山东买主，要将周训秘带走，周训秘恐饰地看着那和自己父亲差不多衰老的山东汉子，一下子扑在张成明母亲的脚下，死死抱着这位老大娘的腿，苦苦哀求着不要实她。

韩端荣的眼睛淫荡地盯住她丰满高耸的胸脯，第一次发现这女人具有那么强烈的性感的胴体，竟然将那位山东汉子打发走了。

当天，在这伙人贩子喝酒取乐之际，周训秘从人贩子的窝点逃了出来。可是，她人生地不熟，又像惊号之鸟，慌不择路，刚跑出村子不远，她又被这伙人贩子给抓了回来。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人贩子用皮鞭抽打她，打得她浑身青一道紫一道，昏过去好几次。

事后，韩端荣答应不卖周训秘了。但提出必须跟他们合伙干，去勾挂外地妇女。

人贩子不仅看中了她年轻的身体，还看中了她那浓重的贵州口音。因为由她去勾挂外地妇女，尤其是贵州妇女，会比他们这些徐州男人更让人相信。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

周训秘屈辱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与韩端荣达成了无耻的协议。

第一次在徐州火车站干拐骗勾当时，周训秘在韩端荣的授意下，去和三个从四川来的少女搭讪，转了一圈，周训秘又回来了，她不忍心去欺骗那三个花朵一般的女孩子。

韩端荣见她空手而回，就恶狠地拉住周训秘的胳膊说道：”你要不干，就把你杀了！反正你是外地人，政府没法破案！”

迫于威胁，软弱无能的周训秘又走上前去诓骗那三个少女。三个少女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15岁。

她们是去山东滕县走亲戚的。周训秘以有车送她们去亲戚家为幌子，将她们骗上出租汽车。当天夜里，这三个少女被拐卖到铜山县伊庄乡。

周训秘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内心也愈来愈平静了。人生三百六十行，不都是为了一张嘴吗？平时，韩端荣不仅给她钱花，还管她吃好、穿好，比起在那四面都是山的老家，这里简直是天堂。不用下地干活，出门坐小轿车。何乐不为呢！她在罪恶的深渊中尝到了”甜头”，就连韩端荣将她作为姘头这屈辱的事情，她也感觉是一种荣幸。

周训秘先后参与拐卖了7名妇女，得到的赃款却仅有200元。

如果说周训秘是由受害者变成害人者的话，那么云南省景东县文井区23岁的张传云，却是由害人者变成受害者的一个典型。

张传云是因金钱走上贩卖人口这一罪恶道路的。她好逸恶劳，又一心向往高消费的现代生活。于是，她选中了一个无本却有大利的”买卖”——拐卖妇女。

1987年12月7日，她与当地人贩子栗国强狼狈为奸，在景东县县城举行的物资交易会上，遇到当地只有18岁的女青年罗xx，以做生意挣大钱为名哄骗这位天真的农村姑娘，跟着他们来到徐州。他们将罗xx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

谁知，韩端荣不仅看中了罗xx，同时还打上了张传云的主意。韩端荣谎称身上钱不够，让张传云和粟国强一起随车跟他回家拿。这二位男女，不知其中有诈高高兴兴地跟着去了。

一进家门，韩端荣、张成祥等人贩子，拿着铁链就揍粟国强。粟国强见势不妙，顾不上张传云，拔腿就跑了。见男的跑了，韩端荣又用一个烧红的火钳吓唬张传云，命令她老实一点，就在这天晚上，韩端荣、张成明将张传云、罗xx强奸。

张传云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有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罗xx被韩端荣等人贩子以3400元的价钱卖给安徽省宿县张山乡大张李庄农民李本贵为妻，张传云也以3200元的价钱被卖给张山乡农民李朝银为妻。

没想到张传云被卖后一个月，被打走的人贩子粟国强竟偷偷地赶到买主家，用钱赎回了她。张传云是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受害者妇女中，唯一由个人用钱赎回自由的一个女人。

第四章 悬起的利剑

这天早晨许仲林市长上班之后，桌上有一沓信访办公室转来的人民来信。其中有一封由睢宁县邱集乡鲍楼村农民陈伯兰反映女儿杨保翠遭人劫持拐卖的控告信，这位上任一年多的市长目光扫到信尾那非常醒目的几个大字：求求政府，救救我的亲人吧！

事情很清楚，在他管辖的范围里，有一群不法分子在劫持、拐卖人口。他取过钢笔，重重写下：”请公安局局长阅。妇女被劫持拐卖如此严重，应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和保护。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应依法严厉打击。”

信转到市委副书记吴伟峻手里，他也在上面作了批示：”请公安部门拟定有力措施，加快侦破此案。”

以雷霆之力迅速侦破

1988年1月3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根据先后接到五起受害人的报案，决定立案侦察。

几天后，一个由刑侦、治安、预审、收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专案组成立了。在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德文、刑警大队大队长张清花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市政府又专门拔出大量专款、车辆用于此案的侦破。

黑暗势力越是猖狂的时候，越预示着他们末日的来临。那些被拐卖、被凌辱的妇女并非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她们认清这伙人贩子真面目的时候，便勇敢地站起来进行斗争。她们相信法律能够惩罚这些吃人的魔鬼。

受害人之一杨丽娟来到市刑警大队报案后，被热情地安排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一天中午，她吃过饭后，在公安局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偶然碰上了那天劫持和凌辱她的其中一个人贩子，由于报仇心切，抑制不住内心的积愤，她大喊起来：”抓坏人！他是坏人！”那家伙见状吓得拔腿就跑。等到公安人员赶来时，那家伙早已不见踪影。

市刑警大队立即组织力量，根据杨丽娟提供的线索，寻找参加劫持她的出租汽车司机。经杨丽娟辨认，公安人员在徐州火车站广场抓获了司机王立清。他供出那三名人贩子分别是杜文彬、孔凡银和王会唤，并交待了人贩子在铜山县郭集乡的窝点。

1月5日深夜，当孔凡银和王会唤二名犯罪分子刚刚踏进西王庄村的家门，就被埋伏多时的公安人员抓获。

经过审讯，这两名罪犯供出了杜文彬以及其他同伙的下落。1月6日晚，当杜文彬、张成祥、刘德华、张玉喜等五名罪犯用拐卖妇女得来的赃款，在徐州火车站地下宫旅社与外地两个女流氓进行淫乱活动时，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他们抓获。

在这同时，市公安局积极与友邻地区宿县公安部门联系，请求协助抓获这个拐实妇女集团中的两名首犯韩端荣和张成明。谁料竟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1月8日，住在宿县栏杆区的张成明刚走到集上，就被当地一个农民抓住。说是从他手里买的一个四川妇女到家没几天就跑了，至今找不见踪影。硬逼着张成明退回3000元的买金。愚昧无知的张成明竟然不知道拐卖妇女是犯罪的，争吵了半天，见那农民仍死死纠缠不休，就拉着他来到乡派出所，请政求府出面，”公正”解决这场纠纷。

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正准备去抓他，见他主动送上门来，就势”请君入瓮”。接着，他们又于当天抓获了首犯韩端荣。他是在带着两个拐骗来的四川妇女，送到张成明家时，被戴上铮亮的手铐的。

随后，由刑警大队一队队长张炎栋率队，十几名刑警参战，直捣这伙人贩子最大的窝点——铜山县伊庄乡，在乡派出所的同志配合下，神速出击,一举将剩余的十几名罪犯抓获归案。

至此，这个庞大的拐卖妇女犯罪集团，开始土崩瓦解。

2月4日，一份关于韩端荣等人劫持、强奸、拐卖妇女案件的情况报告，送到了许仲林市长手里，他看了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刻提笔签道：”此系大案建议政法委员会加强协调，加快审理。”市委副书记吴伟峻责成市检察院组织有关人员，提前介入此案。

这伙人贩子被押解到徐州市公安局收审站后，专案组成员立刻对案犯通盘审理。经过三十多次审讯，主犯韩端荣、张成明、张成祥等人避重就轻，遮遮掩掩，拒不认罪，甚至有时在审讯中吵闹：”我没有罪，你们抓错了人！”

后来公安人员当面出示证据后，其中张成祥又装着冤屈地样子说：”我们不过是为乡里的大男大女解决婚姻问题，就像你们城里的婚姻介绍所……”妄图抵赖到底。

同时，韩端荣在监房内，贼心不死，千方百计伺机逃跑。他乘看守的武警战士不注意，竟偷偷地在床板下掏起洞来，手磨出了血仍不罢休……每当武警战士走来巡视监房时，他便迅即用床板掩盖起来。几日后，被一个同监的罪犯揭发了他，一次空前的越狱才没有得逞。

专案组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侦察，走遍了苏鲁豫皖三十多个乡镇，南下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调查、走访了六百多人，最后终于掌握了韩端荣、张成明这个拐卖妇女团伙的大量犯罪事实。

无法攻克的”堡垒”

当我们和头顶国徽的公安人员一起，寻找一个又一个受害妇女的下落时，我们心里总是充满莫大的慰藉和喜悦。同时，那种沉甸甸的压抑感也让人心里很疼很疼。

“解救难啊！”，干了几十年刑警工作的市刑警大队长张清化叹息着。

当他们来到宿县栏杆区，要求解救被韩端荣一伙拐卖的13名妇女时，买主们竟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妇女藏了起来。后来，他们找到该区的区长，哪知，区长非要办案人员作出保证不将她们解救走，才肯出面做工作。

在此同时，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有104名妇女儿童被拐骗来徐州。根据受害人家里的要求和提供的线索，禄劝县专门成立解救组来到徐州。

解救之一：冯玉风。18岁，被人贩子拐骗到徐州铜山县郭集乡，以1500元的价钱卖给38岁的农民陈思良。当时买人的钱不够，村长鲍广科还亲自和人贩子签定欠款合同。

解救组的同志到来时，冯玉风哭着提出要回家，不愿在这里生活。当解救组同志要带她走时，遭到群众的围攻。愤怒的农民打掉公安人员的帽子，并且撕下象征法律庄严的帽徽。当时，村治保主任和村长都在场，他们不但不劝阻反而支持群众闹事。致使冯玉风未能解救走。

解救之二：李桂芳，23岁。现在家乡有两个孩子。买主听说解救组来了，马上把她藏起来，未能带走。

解救之三：杨文翠，30岁，在南方家中有三个孩子。现被人贩子拐卖到邳县八路乡十定村。杨家乡的公安人员得到家人的报案后，前来将她解救出来。因当时晚了没有火车返回，只好住进旅社。两个公安人员有事出去的时侯，当地群众冲进旅社，把杨文翠抢走。南方来的公安人员请当地乡政府和派出所带助，他们却置之不理，不管不问。

这次，他们要解数的共有27名被拐卖来的妇女，因当地群众阻挠，又得不到乡政府、派出所的支持，致使解数工作无法进行，只带回去4名妇女。

当我们将此事询问到当地乡政府、妇联、派出所的同志时，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帮助解救工作。他们说：”人家半辈子找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好不容易拼凑几千元买了一个，人家要过日子，生孩子，你们解救走了，他落个人财两空。天天找你闹。昨办？”

是的。当买主人财两空时，他们会置法律于不顾，要和前来解敦的人拚命的。他们像守护自己的一件私有财产那样理直气壮地”守护”她们，把她们禁锢在自己的”堡垒”里。可是，我们的一级政府、人民的仆人们，我们维护法律尊严、保卫人民安全的公安人员，你们最基本的是非观念、法律意识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这由几千年封建思想构筑的”堡垒”就攻不破吗?

1985年，从中南海发出的中央办公厅文件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买卖人口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许的，收买妇女、儿童是违法行为。对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所支付的款项，一律不得让受害妇女、儿意的亲属补偿。一定要让收买妇女、儿童的人人财两空。任何人如有阻挠解救工作、进行人身迫害等行为，应依法严重处理。”可是这白纸黑字的”圣旨”，到了这里就不管用了。

我们突然明白了那么多的被拐卖来的妇女，很少有逃出去报案的原因。她们不仅仅受到买主一家的监视和禁锢，还受着整个社会环境的监视和禁锢。

我们突然悲哀起来。

历史在这里沉思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的寻证工作结束了。然而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胜利后的喜悦，却是一个沉重的忧思。

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拐卖妇女团伙，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杖、有恃无恐，而未受到及时打击，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究吗？

当我们来到铜山县伊庄乡时，只见村里村外的大树下、墙角旁，到处是操着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口音的妇女，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互相倾诉自己不幸的命运……

据乡领导介绍，自1986年以来，该乡的农民就买进2000多名外地妇女。我们问伊庄乡的白乡长，这么多外地的妇女被拐卖到这个乡，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竟坦然地一笑：“过去我们乡治安状况很乱，偷鸡摸狗、杀人盗窃层出不穷。自从来了那么多女的，光棍汉们都有了家，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乡里的治安就好多了。”

仅1986年以来，外地涌入铜山县的妇女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云、贵、川妇女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们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罪恶之手被扔到这片土地上来的。但是，这个县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竟然根本不知道该县有一万多”非法入境”的人口！

一位铜山县妇联的妇女干部，在接待我们采访时，也不愿吐露一个真实确切的被哄骗、拐卖来的妇女数字。她说公布出的数字越多，她们的解救工作就越多，她们妇联没有钱。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理由！

怨不得那些人贩子如此猖狂！

大量的外地妇女流入，使这里兴起”买媳妇热”。不仅农民光棍买，而且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党员也热衷参加。

——1987年8月伊庄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姜立本花了1500元钱，从人贩子韩端荣、张成祥那里为儿子姜德生买来年仅18岁的贵州女青年覃堂平。当晚，姜德生把覃堂平拽进自己的屋里，欲与她同房，她死也不从。姜德生气得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狠狠地打了她几个嘴巴，她吓得一边哭，一边向姜德生求饶。最后，她只好忍辱屈从。

当公安人员为获取韩端荣等人的罪证，找到覃堂平时，她哭着要回家，此事被身为干部的姜立本知道了，竟然指使儿子又把覃堂平毒打一顿。至今覃堂平还痛苦地生活在姜家。

——伊庄乡李林村村长李林邦，四十多岁了没有媳妇。1987年7月,人贩子杨延秀主动找上门，为他介绍媳妇。几天后，杨延秀便领着一个四川妇女刘某，交给李林邦，要价2000元，李竟当场付钱。

当他发现女的不愿意和他生活，当天又把那妇女退给了人贩子，要回了买金。当我们问起此事，他说：那女人不管玩。说得坦然极了，并不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更别说他是犯罪了。

半个月后，这伙人贩子又领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四川妇女，只要400元钱。李林邦和她同居一个月，又以同样的价钱转手倒卖给菜洼村一个姓萨的农民。他就像一头贪婪的公牛爱吃鲜嫩的草，而且总是在吃着这一片的时候，贪婪的目光又伸向另一片草地……

直到1987年8月，人贩子韩端荣以2000元的价钱，卖给他一个24岁的姑娘，他才心满意足，生活至今。

——伊庄乡工商所所长刘德运，有三个儿子，因为妻子张云想要个女孩，竟在去年中秋之夜，叫人贩子牛德华、吴雨，从他们拐骗来的四川妇女杭世荣怀中，强行夺走她的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当时，人贩子吴雨一脚将杭世荣踢倒在地。

刘德运付给人贩子200元钱。一家中秋之夜得了个女儿，欢天喜地，马上给这女孩改名为”欢欢”。当夜，”欢欢”的母亲杭世荣也被卖给李林村农民党世华为妻。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从此神志恍惚，每日只凄惨地呼唤着：还我孩子！还我孩子！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

这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实，实在太残酷了！

事实上，案发前，当地公安机关就曾发现了韩端荣等人的犯罪活动，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把几个人贩子传唤到派出所训斥一顿，放人回家自我悔过。致使他们的胆量愈来愈大，终于从一般的拐卖发展到劫持、强奸妇女。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10月，贵州省铜仁县女青年李晓红被当地人贩子骗到徐州，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当这伙人贩子捆绑着李晓红前往买主家时，李晓红在路上看见佩戴着金色盾牌的乡派出所民警李志成，就像在苦海中抓住一根救命的草，拚命呼喊起来……

李志成不但不抓人贩子，反而把李晓红带到其堂兄弟李志刚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李晓红被李志刚强奸了。第三天，又将她以1800元的价钱，卖给该乡尚庄村的农民赵绍志为妻。

一份有关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报告中，赫然罗列着这样几组数字(这仅仅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自1986年以来：

钢山县12000人

睢宁县 8700人

邳县 9400人

丰县 8100人

沛县 5300人

新沂县4600人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犹如地震引起海啸，火山爆发导致城市毁灭一样，拐卖妇女，诱发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恶性连锁反应：违法婚姻增多(那些买云贵川妇女做媳妇的家庭绝大多数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民事纠纷增多，刑事案件增多。

1988年5月17日，安徽省宿县桃山乡人贩子胡长奎，将21岁的四川省乐至县光明乡女青年鲍素珍，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铜山县三堡乡三堡村38岁的农民张瑞士为妻。5月27日凌晨，鲍素珍手持菜刀将正在熟睡的张瑞士的脖子上砍了4刀,腿上砍了5刀，直到张瑞士呼救，邻居们才冲进屋里抱住鲍素珍，将她送到乡派出所。

类似这种刑事案件，铜山县今年已发生3起。

1988年6月16日，市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这个犯罪团伙中的15名犯罪分子，其他犯罪分子也已收容审查，我们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欢欣的喜悦。然而，一种沉重的忧郁又压到我们的心头。

我们收到一封睢宁县沙集乡大顾村女青年顾某寄来的信。信中说：”我们这里经常发生妇女买卖现象。4月下旬的一天，紧靠着我家附近一个农家小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呼救声：‘救人啊，救人啊！’我寻着这嘶哑、惊恐、稚嫩的声音奔去。在小院门前，看到一个才十六、七岁哭成泪人的姑娘，跪在两个可怕的中年男人面前苦苦哀求：‘好心的叔叔大爷，让我走吧，放我回家去吧！’

‘哭什么，老子是花了二千三百元钱买的。哭也没用，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当老婆生孩子！’说着，这两个男人抓起她，在哭闹声中，将她强行拖走了。

我一打听，才知道她是云南人，被人拐卖到我们这里来的。看到这一悲剧，我一个农村姑娘，洒下同情而又悲愤的眼泪。求求你们，救救她吧！”

这样的求救信，我们先后收到十几封。

看来，徐州地区的妇女买卖并没有因韩端荣那一伙劫持拐卖人口的罪犯抓获而消失而天下太平。罪恶的祸水，还在这块土地上蔓延着……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照样每天在这里交汇，如水的人流依旧从徐州火车站检票口涌出，然后消失在这古老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农村的女孩子们照样地会从那些封闭、落后的山沟里。源源不断走向城市，走向文明。

1988年5月1日，当徐州人民从梦中醒来，猛地发现东站广场对面白云大厦上，高高地耸立着一只巨大的北极星石英钟。在这个国际劳动节里，它准确悦耳地在古城清晨鸣响。

石英钟的乐声替代秦墓汉坑中的兵马俑的呐喊，然而，它能替代黄河故道上那依旧凄惨的鸣咽声吗？

我们不知道。

（重发此文有删改。由于这些受害者可能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为了不给她们今后的生活带来阴影和痛苦，故在文中隐去受害者的真实姓名。)

2001年《南方周末》刊载陈韵秋的报道《被拐六年》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2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14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６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６年前的14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６年是她一无所知的６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６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６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６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100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300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

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70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强奸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６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

６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

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1974年5月15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132404740515（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2000多人。而肖官营乡3万人的户口底卡1997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1997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14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15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14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16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

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

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

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

这一天离她被拐差10天就整６年了。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

６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６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

“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20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

20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

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100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６年的回家路只有43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６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

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１·５４米降到了１·５２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

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6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

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26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

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

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每当说起６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

被拐卖的女研究生

“……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我为了追踪采访，从北京到了郑州，又日夜兼程公共汽车颠簸了八个小时，赶到了山东郓城。某公安局的同志见我是傍晚下的车，倒吸了一口气，立即将我’看管’起来。 当时那里拐卖妇女成风，贵州一位妇联主任到郓城联系解救本地被拐卖的妇女，竟遭歹徒劫持，准备强卖……”

以下文章的作者武勤英为一位女性记者，当年《河南日报》不到300字的消息，让这位女记者只身闯“虎穴”，原文刊登于1988年6月的《光明日报》，故事女主人公为同济大学女研究生王莲（化名）。以下为原文：

人类之所以生存下来,关键是因为他脱离了动物界，摆脱了本能适应，并且超越了自然界。 –埃·弗罗姆

大字标题吸引着我的视线–《一女研究生被诱骗入火坑》，引题是“建国来罕见拐卖案”，副题是“罪犯李敏昨日在郑州落网”。

这登载在《河南日报》1988年6月7日头版不到300字的消息，引起我强烈的采访欲。

抓起电话，向郑州有关部门挂了个长途，得知罪犯李敏正在郑州火车站公安分局关押。

当我赶到郑州，罪犯李敏已被山东省郓城县公安局解走。于是，我混杂在疲惫的人群中，挤上了郑州–郓城的长途汽车。

整整在黄河故道上颠簸了8个小时。下午6点，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沿着女研究生蒙难的踪迹，我寻访着。这桩拐骗案，一个听来像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

1. 狱中提审

“宫长恩，出来!”

随着监狱长一声威严的低传，从第5号牢房走出来一个 步履迟缓、弓腰缩背、目光猥琐的中年农民。

他穿着一件自家缝制的中式竖条土布褂子，两道扫帚眉拧成一团，眼角往下耷拉着，几道明显的抬头纹嵌在窄小的额头上一头蓬乱的头发像是在土窝窝里滚过的……

即使他不是罪犯，也是丑陋的。

“宫长恩，你犯了什么罪?”我的声音虽不像法官那么严厉，却是严肃的。

“俺-一买–媳-妇。” 缓慢的鲁西口音。“你买的是谁知道吗?”

“俺不知道，俺要知道了，一辈子也不买她。” 胆怯、木讷，一句话要拖好长。

“姑娘已告诉你，她是大学生，你为什么还要和她强行结婚?”我有些气愤了。

“俺–俺听说南方人都好骗人，常常装扮成高干子弟啥的。她说她是大学生，可她也没有带执照(他称身份证明为执照)，俺不敢信她的话……怕她骗俺……”

一个典型的黄河岸边土生土长的农民，寒伧、粗莽、冥顽、蒙昧。

他脸上的表情一直很紧张，手在微微发抖，常常因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胆怯地问声“啥?”他的眼睛不敢正视屋里任何一个人，怔怔的眼神只瞅着鼻子尖底下那一小块地面。

“你念过书吗?”“没有。”

“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不会。”

我的心头一阵紧缩。

2. 旅馆里的交易

郑州站的夜晚，灯火通明，热闹熙攘。介绍旅馆的中年妇女，兜揽出租汽车生意的精壮汉子，西装革履的经商“老广”，初出远门的乡下姑娘……

在这京广、陇海两大交通命脉的交汇点，平均5分钟过一趟火车，每天流动人口达20万，高峰时可达30万。

火车站正对面，有一个运青楼旅社。

198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九)下午4时左右，旅馆三楼15号房间一先一后住进来两个年轻的姑娘。

先住进来的那个，梳着马尾头，苗条挺秀身材，秀美的脸上戴着近视镜，越发显得文静。

她刚把旅行袋放下，推门又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瀑布似的秀发披肩，红润的鹅蛋脸，嘴角上有颗美人痣。

“大姐，你从哪儿来呀?”刚进来的矮个子姑娘主动问先进来的高个子姑娘。

于是，她们互报了家门。

高个子姑娘说话坦诚，毫无戒心;矮个子姑娘说话亲热，滔滔不绝。
一个说，自己是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因撰写毕业论文，到郑州工学院查找资料，收获不大，准备再去北京搜集。言谈中，流露出因买不到去北京的火车票而产生的焦虑。另一个说，自己是重庆开饭馆的个体户，也想去北京，车站有熟人，买车票不成问题。

一个是一口一个姐，而且殷勤地承担起跑腿、寄存行李等一切杂事;一个是旅途孤单，能有这么一个热情的伙伴与自己同行，确是求之不得。

矮个子姑娘眼珠一转，压低声音告诉高个子姑娘，自己在山东郓城县有一批货，得先去提。说着，又诡秘地从提兜里摸出一块亮闪闪的银元，炫耀说:“跑这一趟，就能赚好几百。”

高个子姑娘不觉一惊:“倒卖银元是违法的呀!”

“咳，什么违法不违法，能赚钱就行。”

矮个子姑娘又怂恿道:“顶多耽误半晌，等提完货再去北京也不迟。咱俩搭个伴吧，到时候分你二百，怎么样?”

见对方还是没表态，她为了坚定高个子姑娘前往郓城的决心，又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说郓城是宋江的故乡，那里的街市就跟电视剧《水浒》里的一样，好多镜头都是在那儿拍的。离郓城不远是梁山现在已开辟成旅游胜地……

高个子姑娘经不住巧嘴利舌的鼓动，终于答应一块去郓城跑一趟。

3. 相媳妇

2月28日，对30岁的宫庄农民宫长恩来说，真是此生最美的一天，他要娶媳妇了。
爹死得早。早些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娘拉扯着他们姐弟6人，常去外乡逃荒要饭。宫长恩长得黑，眼睛又小，模样丑不说，个头矮，还窝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没正眼瞧过他。

近年来，长期吃国家救济粮的农民手头开始有钱了。有着浑身力气的宫长恩出外脱坯烧窑赚回一沓沓人民币。他先为弟弟娶
了媳妇，又盖了三间新屋，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但是，好日子中似乎还缺点儿什么。每当他躺在床上，就有一种冷清寂寞之感向他袭来，同时，又有某种欲望在肉体中骚动。他从集市上买回来许多印有和真人头一般大小的女电影演员的挂历，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他常常痴痴地望着一副副秀媚的面孔，飘进了使周身酥软的梦幻世界。
这一天上午，宫长恩家里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叫马桂英，常来宫庄走亲戚。

“你想要个媳妇吗?”“想要。”
“有个闺女你要不要?”

“要，当然要!”
价钱从2600元讲到2700元。

谈妥后，马桂英把宫长恩带到贩卖人口的窝点–李集乡解云斗家。

在解家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价钱最后敲定在2480元。

一个外号“二鼓捣”的人领着宫长恩到与李集乡相隔1里地的陈庄去“相媳妇”了。
两个年轻女人，一个坐在床头，一个坐在床尾。宫长恩问:“哪个是啊?”“戴眼镜的那个。”
“那个不戴眼镜的卖不卖呀?”“不卖。”
就像焦大不喜欢林妹妹一样，农民娶媳妇喜欢挑粗手大脚的女子，并不喜爱文弱的知识分子。

在宫长恩之前，已有好几个“光棍”偷偷趴在窗外“相”过了，都因为这闺女戴眼镜、一副学生模样没被相中。

但宫长恩相中了。那浓密的长发，那俏丽的脸蛋……他渴望已久的画中人，终于走下来了。

宫长恩把在东北烧窑时积攒的800元钱从里三层外三层的布包包里取出来，又到信用社贷款2000元。

这个被人嘲笑了多年的“老光棍”，已等不得明天，招呼本村八九个棒小伙子，当晚跟他去陈庄拉媳妇。
人的尊严，在这里受到了最严重的践踏。

竟然与牲口集市上的交易完全一样，甚至比牲口贸易的手续更为简化:不问年龄，不问来路，不问底细，不问身体健康情况，更不用说问问被卖者本人同意不同意、情愿不情愿。

在买卖双方看来，只要是个女人、会生孩子的女人，就可按一定的价格进行交易!

4. 大祸从天降

深黛色的夜，像一张巨大的网吞噬了一切。四周万籁俱寂，只有三轮蹦蹦车“突突突”的疾驶声。

坐在蹦蹦车上，她还不时优雅地扶一扶鼻梁上的眼镜。刚结识的女伴已不在身边，说是她还要去另一处看“货”。

面对坐在身边的几个乡下人，她不屑跟他们说话。黑夜、乡下人、颠簸的山路，都是她讨厌的。为了能赚钱，担点儿惊吃点儿苦也是必要的。她这样安慰自己。
蹦蹦车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后，终于停了下来。

影影绰绰看去，农舍篱笆门里挤满了人。这是哪儿啊?做银元买卖怎么能这么多人凑在一块儿?她正在纳闷儿，就听有人喊:“新媳妇来啦!”接着鞭炮声四起……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来帮人提货的呀!”“你们放手，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让我回去!”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淹没在人们的喧哗中。
“闺女，你上了人贩子的当了!今天，人家就要娶你，那个开录音机的就是你丈夫。”一位老大娘悄悄告诉她。一听这话，她几乎昏厥过去。
她清楚地记得，刚才和那在旅馆认识的姑娘分手时，她还再三交代说:“银元有真有假，你不懂，只管点点数就行了。陪你去的有行家，他们一看就知道了。”可现在，怎么竟是……
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到大学，念了十几年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参加高考，又在全市名列前茅。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大学时的学生干部，研究生班的班长，各种荣誉和奖赏都少不了她的份儿。

顺利的成长道路，与世隔绝的求学生活，单纯的同学关系，使她忽视了社会恶势力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轻易地相信了萍水相逢的旅馆女伴。

万万没有想到，那曾经是在报纸和文学作品中才会见到的恐怖事件，今天落到了自己头上。

她毫无思想准备，更不知该怎样对付，脑袋里一片空白。

5. 洪荒土地上的婚姻饥渴

郓城，因历史上梁山泊好汉而闻名黄河岸边的小县城。

在该县的县志上，记载有清末民初，一批有识之士痛感当地百姓的贫困而兴修水利、开办实业的事迹。

民族解放战争中，这里是八路军115师驻扎的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反封建的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千百年。但如今，封建主义的沉疴还像幽灵在这里徘徊。拐卖女研究生案发生在这里，绝非偶然。
这一带村庄，土地风沙盐碱严重，农民一直很贫困。

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好转，随着农民手头的富裕，那些错过了结婚最佳年龄的“光棍”汉们，开始打起花钱买媳妇的主意，以至买卖婚姻屡见不鲜。

于是乎，妇女在这一带成了有价的“商品”，一些好逸恶劳、长于坑蒙拐骗之徒相互勾联，形成了拐卖妇女的团伙。

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妇女被拐卖到郓城。
在郓城，拐卖妇女之风猖獗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拐卖罪犯不仅极尽哄骗利诱之能事，有的一俟碰到单身的外地妇女，遂施行暴力，强抢强卖。

1988年5月，贵州某地一妇联主任到郓城联系解救本地被拐卖的妇女时，和公安局的同志走散，在一村口被3个歹徒劫持，准备强卖。

幸好这个妇联主任有经验，哄骗歹徒说自己也是干人口买卖的,从外地带来六七个姑娘，可以带他们去看“货”,歹徒相信了。当走到一个乡政府门口，妇联主任趁他们不注意，一下子跑了进去，才幸免于难。

1988年4月31日上午10点,浙江镇海县两妇女在去李集乡联系服装加工业务的路上，被6名拐卖妇女的罪犯截住，当场按倒在公路上强行搜身，并将其一妇女劫持，后以17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一个42岁的农民为妻。女方不服逼婚，那农民便和他的侄子扒光她的衣服，强行奸污。
在郓城县公安局发送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数字:

自1978年至今，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荷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官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由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买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至1700元。”
在这里，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骇人听闻，这固然跟司法部门处理不严、打击不狠有关。

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群众的狭隘、愚昧，法制观念的极端淡薄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

女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买来的媳妇，天经地义就归我”，许多男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就在我对此案进行采访时，还有群众不解地问:“人家花钱娶媳妇，政府还干涉?”

6. 不堪回首的71天

已经两天两夜了，她没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口饭。
一个娇柔、秀丽的姑娘，被折腾得头发散乱、面容憔悴、神情惊痴，眼睛里闪着恐惧的目光。一见到有人来，双手便下意识地紧捂在胸前。

她曾经向他说明自己被骗的经过，告诉他自己是上海某大学的大学生(说研究生怕他听不懂)，请求他放她回家。他的经济损失、她情愿赔偿，而且将来一定重重报答他。她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央告他，不要逼迫她，不要奸污她，否则，会毁了她一辈子的前途。

他不信。

坚持要她拿出“执照”来。她拿不出来，她的所有证件连同全部行囊都被女骗子李敏存在郑州了。
他也在苦苦哀求她，求她跟自己睡觉，给他生孩子，说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娶上媳妇不容易……
宫长恩，这个一向窝窝囊囊的农民，平生第一次和一个美丽的异性单独在一起，野性和欲火使他像变了一个人，他不顾对方激烈的反抗，强行把她抱上床，拚命地扒她的衣服。她则用尽全身最大的力气推搡抓挠着这个企图释放性暴力的男人。
村里有些好事者见姑娘坚决不从，便上前帮忙。他们揪住她的头发，扒掉她的鞋子，把她往床上按。她就用头撞，用手抓，用牙咬，哭闹着把人们赶出去。
旅途的劳顿，抗争的疲惫，饥饿、紧张、恐惧一齐向她袭来，身陷绝境的弱女子终于体力不支，瘫倒在地。
对已经忍耐了3天的宫长恩来说，机会终于来了。

这粗野的汉子恣意蹂躏了失去反抗能力的姑娘。
被他用暴力占有之后的她，脑子里一直缠绕着死的念头。

她取下灯泡，伸手触电，或许是电压太低，或许是她的鞋底绝缘没能死成;她也曾上过吊，但房子太矮，那1.70米的个子一伸腿就触到了地面;她也曾拿刀划过手臂，但未找准大动脉;她还车屋里寻找农药，想吞下去一死了之……
同时，宫长恩全家也在为最终收拢姑娘的心而努力着:宫长恩60多岁的老母亲一天三顿变着花样做了好吃的端到姑娘面前，姑娘不吃，她也吃不下饭。有时，老人干脆像对小孩子似地一口一口喂她。宫长恩两个出嫁的妹子,也经常送来鸡蛋、油条。自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给“嫂子”送上一份。
老太太养了6只鸡、2只鸭，下了蛋不舍得卖，全给“媳妇”做着吃了。她和儿子吃棒子面窝头，为的把白面省下来，做成慢头卖到集市上，换钱给“媳妇”买零嘴吃。
但即使这样，“新媳妇”依然整日里泪水洗面、愁眉不展。

有一次，她竟又哭又笑，把自己的衣服填到火中烧掉……
当我追踪女研究生被卖的足迹，来到这个偏僻闭塞的村庄采访时，听到了不同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宫长恩的母亲说:“俺30岁就守寡，带着6个孩子逃荒、要饭……俺那孩儿一天学没上过，头两年到东北烧窑脱坯，赚了些钱，回家就帮他兄弟成了家，娶了媳妇。他自己岁数大点，不好找，就想买个媳妇……俺那媳妇可好，又会算帐，不像俺娘俩笨头拉实哩!她好写字，俺就给她买纸,买笔,让她写着玩……俺不知道她学问那么大，要知道她学问那么大，俺一分钱不要，也得把她送回去……俺孩儿被抓走了，俺哭了两天两夜……”说着，老人老泪纵横。
几个围在门口的妇女七嘴八舌地说:“她来俺庄以后，问她啥也不说。俺打听她家有啥人，她说啥人也没有。”“俺叫她嫂子她不答理，叫她姐姐也不吭声。她不说话，只脸朝里躺在床上。”

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年轻的复员军人，问他为什么与宫家住这么近竟不管不问时,他说:“在学校时也知道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知道买媳妇不对。但这事儿不光是我管不了，县里也管不了呢!花钱买的还有啥说?这种事农村多了!”
我又问他:“作为团支部书记，为什么不组织青年开展有益的活动，通过交往让他们自己找对象?”他显出惊讶神情:“自由恋爱?谁敢呐!男女青年单独在一块儿呆着都认为是不正经。”

真是天晓得!

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买卖婚姻是“正经”的，自由恋爱却是“不正经”。“正经”这个词汇的定义，竟是这般被阐述!
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38岁的复员军人。当我采访到他时，他告诉我，600口人的大村子，添人进口是常事，再说，他在村里是父辈了，不愿像年轻人那样凑热闹、看新鲜，所以，宫长恩娶大学生“媳妇”时，他压根儿不知道!

有一次，镇上告诉他，他们村里买了一个有文化的媳妇，让他查一查。

于是，收工之后，他顺路拐到宫家，直截了当问过她本人:“你是哪儿的人呐?”她不知道他是谁，不愿回答。

他又问:“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被人卖到这儿来啦?”她干脆回答:“不知道!”他没再多问，走了。也没再多想。
姑娘被拐卖异乡整整71天，漫长的1700多个小时。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姑娘都干了些什么?

她逃跑了吗?

她呼救了吗?

她最终如何脱离的苦海?

这里面的详情，我从一两个相当知情的人那里了解到了。

7. 解救
如响雷轰顶的厄运，一度使她茫然无措，她又欲死无门，只有流淌眼泪。

哭来哭去，终于有了个主意–写信求援。

生活在陌生木讷的乡下人中间，除了运用文化人只会使用的这个“武器”外，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邻居有一个男青年，念过几年书，也算村里数得着的“知识分子”了。

不识字的宫长恩常将“媳妇”写好的信，请这位邻居青年检查有没有“漏了风声”的地方。

几封信看过，他大概了解了宫家“媳妇”的情况。宫家“媳妇”也常借口到邻居家串门，去抱抱这位邻居的孩子，孩子的天真可爱，是她屈辱生活中唯一的慰藉。

一来二去，他和她成了能谈谈话的朋友。

他很同情她，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帮助她。
有一天，姑娘对他说，自己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实在不如死了的好。

小伙子急了:“我把你偷出去，咱俩一块儿跑吧!”跑!她何尝不想尽快挣脱这牢狱似的生活。

但小伙子也是有妻室的人了，不能为了自己的解脱，再毁灭另一个家庭。

为了把消息传出去，姑娘作了最大的努力。

她曾写过这样一 封信:开头用汉语拼音写着侯集宫庄，落款也用汉语拼音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学号。中间是一首藏头诗《地之赞歌》:

到处障碍到处沟，此时祸来何时福。

来日方长泪难断，寻见无望愁更愁。

侯门玉女落此难，集市闹区方荒凉。

宫廷宅院不能住，庄户人家落了户。

宫廷宅院又如何，长眠此处亦难过。

恩爱昔日何处寻，只等来世报君恩。
把每句开头的字连起来就是: “到此来寻侯集宫庄宫长恩。” 直到这时，这位女研究生的高智商才派上了用场。

她先后写过几封信，不是被宫长恩翻出来烧掉了，就是因地址不详没有回音。

为了能发出这封地址藏在诗歌里的信，她不惜违心地也是唯一一次顺从了宫长恩的性要求。以此作为让她发信的交换条件。

宫长恩仍寸步不离地同她一起去发信。为了避免地址不清， 她悄悄嘱咐乡邮员将邮戳盖清。谁知这话被宫长恩听到了，一把将信夺了回来。

她所在的学校，早已开学两个月了。校方见她迟迟不归。询问家长，家长忧心如焚。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女研究生失踪的报案后，立即通报全国，公安部作为重大案件在中央各部委的治安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

1988年5月8日，姑娘所在学校的班主任终于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发信人至今不肯披露真实姓名)。

一切都明白了。

她的学生已被拐卖给山东省郓城县侯集镇宫庄村一农民为妻(至于农民姓名，信中没讲)。

学校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立即出发。于5月9日赶到济南。

山东省的谭省长听说此事，非常重视，责令省公安厅、荷泽地区公安局和郓城县的公安干警们立即行动。
5月10日午夜2点，鲁西大地万籁俱寂，寥落的村庄沉睡在浓重的夜色里。
宫庄党支部书记被镇长从被窝里叫起来。
离宫庄村二里地的黄河大堤上，停靠着4辆警车，30多位公安人员全副武装、在宫庄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悄悄围住了官长恩的房屋。

睡意未消的宫长恩被戴上手铐。
女研究生蓬头垢面，白衬衣已揉搓成黑灰色。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被两名公安干警搀扶着直奔黄河大堤。
警车刚在县委招待所停稳， 她一眼看见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老师，她从车上跳下来，一头扑进老师的怀里，泣不成声。

8. 追捕

郑州火车站广场。

郑州市公安局火车站分局的人员，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5月14日，女研究生被解救后的第4天，河南省公安厅两次派 人到郑州火车站公安分局布置任务。河南省省委书记亲自做出“顺线速查，严肃处理”的批示。
郑州市火车站公安分局的贾国宝副局长，年富力强、精明强干。这是他上任后接手的第一个大案。

接到指示后，立即指挥，投入搜寻。

办案人员从女研究生提供的线索中，一致把“突破口”定在了当初出入运青楼旅社的自称“李敏”的女骗子身上。旅客登记表上，李敏填写的是河南省遂平县诸市街人。挂长途电话落实， 回答确有此村此人。

次日凌晨，贾副局长亲自带领3名公安干警及两名认得出李 敏模样的旅馆服务员，驱车直发遂平。
到遂平后，直奔诸市街派出所。查了8个生产队，有两个李敏的姑娘，他们见到本人，服务员一口否定。

他们又走访了当相貌张开地的村干部，将模拟画像拿出来让他们辨认，找来七八个姑娘一见面，都不是。

返回郑州，他们又一次复查了住宿登记，发现遂平县物资局一个叫徐静的女同志路过郑州时同李敏住过一个房间。
他们马上去县物资局找徐静，但扑了个空，说是徐静已停薪留职，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一行人只好返回。但刚到单位，地区公安局就打来了电话:徐静回遂平了。一行人马不停蹄又折回遂平。

见到徐静，旅馆服务员一致否定:她不是和李敏住在一个房间的人。
线索又断了。
正当他们决定返回时，省公安厅打来长途电话，说有个叫李华的女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曾和李敏住过一个房间，并在少林寺游玩时与李敏照过合影。

他们马上找到李华，李华手上确实有一张合影相片。但两名服务员看后又摇头了:还不是那个李敏!
在6月初的几天时间里，贾副局长一行人六下遂平，往返数千里，调查过几十个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线索也不放过。但案情仍无一点儿进展。

眼看时间一天天溜过去了。

就在他们第六次沮丧地返回郑州的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运青楼旅社的人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李敏又来了!”
正是铁鞋踏破之时，她来自投罗网了。贾副局长他们火速赶往运青楼旅社。
早在搜索罪犯的工作开始之时，运青楼旅社就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各个班长、营业员、行李员、治安员分工把口;熟悉李敏相貌的服务员被安排到关键岗位，一张随时准备抓获女骗子的网张开了。
已经20多天过去了，李敏仍没出现，她还会来吗?她会不会觉察到什么而逃之夭夭了呢?旅社服务员们心中万分焦急。
6月6日下午2点半，李敏又出现在旅馆的登记处，看来她毫无察觉。值班主任杨桂花接到报告后，立即来到李敏跟前，挽住李敏的胳膊，平静地说:“找你有点事，咱们谈谈。”李问“啥事?”杨桂花说:“走，到楼上对你说。”

3点零5分，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这个女骗子的双手。

在她的供词记录上这样写着:
李敏，真名李艳，祖籍四川。其母贺昌芝原是河南省遂平县诸市街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入四川，曾先后与七八个男人姘居。

李敏仅上过一年学,在其父被判刑后，跟随其母到处流窜。

为了获得钱财，她什么都肯干，随意填写姓名、住址，随意出卖自已的肉体。在进行拐卖妇女的活动中，她利用的是年轻妇女对同性别者容易放松警惕的心理弱点。
6月20日，贺昌芝在郑州市泰安旅社落网了。她是来郑州找女儿的。自从她带着女儿拐骗一位四川姑娘得逞后，母女俩便兵分两路，用女性的先天条件作掩护，各自干起了拐卖人口的勾当。
与此同时，女骗子的“干爹”和他的姘头、拐卖妇女“运转站”主人等也被先后抓获。
女研究生拐卖案的采访结束了。

我思索、忧虑，更多的是焦灼:洪荒的精神世界比洪荒的土地更可怕，在整个追踪采访的过程中，我的心好似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铁砣。

我不知这次采访，是对现今人贩子活动的了解，还是对我精神的一次莫大的摧残。这是邪恶对文明的一次强奸。
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的进程中，文明战胜恳昧，生机战胜腐朽的任务是多么长期、艰巨。

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加强;我们的人民，多么需要法制观念的强化和提高!

附：

一

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武勤英《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一文。10之后，武勤英在《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一文中提供的资料如下：

实际发生的事，比想象的还触目惊心。有一份公开发行的简报，是郓城县公安局发给有关部门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上记载着这样的数字：自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由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二

谢致红、贾鲁生创作并于1989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提供的数据，1986年到1989年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妇女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人数就达48100名。徐州市由40多名出租汽车司机组成的犯罪团伙，共劫持、拐卖妇女10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获赃款136700余元。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近几年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四川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妇女三分之一。

三

根据《检察日报》2000年报道，从90年代初直到2000年案发，苏北泗阳县竟长期存在“苏北妇女批发市场”。

尾声

人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要保护女性等弱势群体，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本无需争议。

这一现象如短期尚无法彻底解决，此类叙事还将不断出现。

社会力量的参与很重要，女性自身尤其需加强防范。

其他

陕西榆林通报佳县“小雨”事件调查处理情况

2022年3月1日，网络上出现陕西佳县“小雨”的有关帖文，引发网民关注。对此，榆林市立即成立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在陕西省西安市、汉中市和青海省西宁市公安机关等部门单位的支持配合下，依法依规调查取证。现将查明情况通报如下：

一、“小雨”系汉中市佛坪县失踪女子陶某侠

经调查，网上帖文所称“小雨”系指在榆林市佳县金明寺镇元团峁沟村与该村村民李某民共同生活的女子，现户籍登记名“陶某侠”，曾用名“唐小宇”。李某民，男，现年48岁，2018年3月在快手短视频平台注册，用户名为“我是李奇峰”，经常在快手平台上直播、发布反映其与“小雨”生活情况的视频。

（一）据2022年3月1日，陶某文（陶某侠的哥哥）对照片辨认，认出“小雨”是其失踪的妹妹陶某侠。

（二）据2022年3月3日，陶某文及其亲属、佛坪县袁家庄街道袁家庄村负责人及部分村民现场辨认，认出“小雨”是陶某侠。

（三）据2022年3月8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陶某进（陶某侠的父亲，2020年9月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与“小雨”、陶某文血样的DNA比对结果，认定陶某进是“小雨”和陶某文的生物学父亲。

（四）据2022年3月1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小雨”和陶某侠的人像比对结果，认定“小雨”是陶某侠。

（五）据2022年3月11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小雨”和陶某侠的指纹、笔迹鉴定结果，认定“小雨”是陶某侠。

（六）针对网传“‘小雨’疑是2009年9月青海民族学院失踪女大学生王国红”的问题，青海、陕西公安机关多次进行查证核实，王国红的亲属也曾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具体为：

1.2020年11月13日，青海省青鼎司法鉴定所对王某荣（王国红的父亲）血样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王某荣是“小雨”的生物学父亲；

2.2021年12月16日，青海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管理中心对乔某存（王国红的母亲，2019年6月去世）生前遗留毛发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乔某存是“小雨”的生物学母亲；

3.2022年3月5日，榆林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王某荣血样、乔某存生前遗留毛发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王某荣、乔某存是“小雨”的生物学父亲、母亲；

4.2022年3月1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王某荣血样、乔某存生前遗留毛发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王某荣、乔某存是“小雨”的生物学父亲、母亲。

综合以上调查辨认、检验鉴定结果，认定“小雨”是汉中市佛坪县失踪女子陶某侠，不是青海民族学院失踪的王国红。

二、“小雨”既往生活经历、走失过程

围绕“小雨”的既往生活经历、如何走失等问题，公安机关在西安市、汉中市佛坪县、榆林市佳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依法调查、侦查取证。

（一）据陶某文、陶某升（陶某侠的二叔）、陶某（陶某侠的姑姑）等陈述，1983年，“小雨”在佛坪县袁家庄街道袁家庄村出生。2002年5月，在佛坪县高中就读期间，出现言语混乱、精神错乱等状况。2002年6月，在洋县某卫生院精神科治疗。2003年6月，回到家中长期服药控制病情。2010年8月，在西安市周至县陶某家居住期间两次走失，第一次走失后8月31日被亲属从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回，此后再次走失。

（二）经调查，2010年9月，吴某娃在西安市鄠邑区某广场遇见“小雨”，见其精神不正常，遂带回自己家中。之后，吴某霞（吴某娃的姐姐）联系王某明（李某民的三哥），称其弟弟家中有一精神异常女子可介绍给李某民当媳妇，并索要所谓为该女子看病等花费的1万元。李某民从王某明处得知消息后，从榆林赶到鄠邑区，与王某明一起见到吴某霞和“小雨”等人。9月14日，李某民、王某明将8000元交给吴某霞、吴某娃，李某民带着“小雨”回到佳县共同生活至今。

2022年3月10日，公安机关对吴某娃、吴某霞等涉嫌拐卖妇女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李某民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已过追诉时效。

三、网传“小雨”遭受虐待等信息不实

针对网传“小雨”遭受虐待、山洞“监狱”、“铁丝网”等问题，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勘验、调阅相关资料、走访当地村民，医疗机构全面检查“小雨”身体状况。

（一）经调查，网传的山洞“监狱”实为李某民居住地周边山崖上的三处土窑，一处存放土豆、一处已坍塌、一处存放柴草，均未见栅栏、门窗等封闭围挡设施及安装痕迹。

（二）经调查，网传的“铁丝网”实为李某民居住地西侧鸡棚、羊舍安装的金属网护栏（约80厘米高）;“窗户上密集钢筋”实为窗户上安装的防盗窗；大门口和房顶的电线杆安装有两个摄像头，用于羊舍和院落安全防护。

（三）经调查，网传图片中“小雨”疑似脚底烫伤，实为“小雨”脚底污垢，且视频直播时踩上煤末。之后，李某民为澄清网民质疑，在视频直播中展示了“小雨”洗脚后无伤疤的正常情况。

（四）据元团峁沟村负责人、李某民所在村组11名村民陈述，“小雨”精神异常，生活不能自理，日常饮食起居由李某民照顾，未发现李某民虐待“小雨”等情形。

（五）据2022年3月3日佳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医院）、榆林市级医疗专家（精神科2名、神经内科1名、骨科1名）和3月6日西安大兴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体检结果，三次结果一致，“小雨”全身皮肤（包括双下肢、足底）未见明显疤痕、淤青、擦伤，四肢关节活动正常无畸形，脊柱、骨盆、四肢X线片未见陈旧性骨折愈合痕迹以及其他骨质异常。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网传“小雨”遭受虐待、山洞“监狱”、“铁丝网”等信息不实。

四、网传“铁笼子”实为三轮车车棚

针对网传“怕小雨逃跑安装的‘铁笼子’”等问题，公安机关多方走访、实地查证。

（一）经调查，2017年至2021年期间，李某民驾驶机动三轮车接送儿子上下学；2020年，李某民给三轮车安装了铁皮车棚（长160厘米、宽110厘米、高85厘米，正前方留有长35厘米、宽23厘米的窗口，正后方双开门，并配有门栓），用于遮挡风雨。因“小雨”生活不能自理，李某民接送儿子时都带着“小雨”，并在车棚内放置被子、凳子，行驶途中插住或者锁上车棚门。2021年，儿子住校后，李某民将车棚拆卸下来，一直作为养鸡棚使用，现置放于李某民居住地院墙外。

（二）据元团峁沟村负责人、李某民所在村组11名村民、学校老师陈述，李某民经常驾驶带车棚的机动三轮车接送儿子上下学。

综合以上调查，网传“铁笼子”实为李某民所有的三轮车铁皮车棚，网传“小雨”被囚禁的信息及图片不实。

五、户籍登记、独生子女证发放等情况

针对网络帖文中“小雨”户籍、《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及“小雨”女儿等情况，联合调查组调阅相关档案，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

（一）经调查，2019年5月22日，佳县公安局金明寺派出所未严格调查核实，办理了“小雨”的户籍补录，登记姓名为“唐小宇”。2021年，佳县公安局发现“唐小宇”与佛坪县“陶某侠”户口重复，2月24日注销了“唐小宇”的户籍。

（二）经调查，2012年11月3日，“小雨”生育一子，佳县中医院违规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2014年5月25日，“小雨”生育一女，因无力抚养，李某民将该女送养给刘某兵（婚后未生育）；之后，刘某兵通过他人伪造了《出生医学证明》，原官庄乡刘泉塌村村委会未调查核实，出具了出生证明；2016年11月23日，金明寺派出所未严格核查真伪，办理了该女的户籍登记。2013年3月27日，金明寺镇政府未严格审核确认，向李某民发放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六、“小雨”救助救治情况

“小雨”在佳县期间，民政部门将其纳为农村一类低保对象，医保部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后，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开展随访、健康指导等服务；评定为精神二级残疾后，民政、残联等部门发放年度生活补贴、护理补贴、精神病人服药补贴。

2022年3月13日，“小雨”在市县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赴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进行精神状态鉴定。据3月25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鉴定意见：“小雨”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发病期。3月29日，“小雨”被送往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同时落实专人照顾其儿子的学习、生活。后续，跟进做好“小雨”的康复治疗、生活保障及其儿子的教育资助、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

七、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处理情况

针对佳县“小雨”事件调查中发现的外来人口管理、户籍登记及《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等违规违纪问题，佳县纪检监察机关已对金明寺镇原党委书记李世英、原镇长郭耀文，金明寺镇党委书记牛宏伟、镇长徐喜军，金明寺镇原计生办主任石宗壮，金明寺派出所先后两任负责人方中格、薛世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锦涛，县中医院原副院长高艳，元团峁沟村驻村干部薛鑫鑫、原驻村干部马小波，元团峁沟村支部书记李宗圣，官庄便民服务中心刘泉塌村原支部书记刘建鹏等13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佳县“小雨”事件反映出我市基层社会治理、特殊群体关爱、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也暴露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依法行政能力不强、工作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精准落实特殊群体帮扶政策，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同时，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榆林市联合调查组   2022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