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2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01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第02章　群岛露出海面第03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第04章　群岛在硬结第05章　群岛的根基第06章　“拉来法西斯啦！” 第07章　土著的生活第08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第09章　杂役第10章　政治犯的替身第11章　思想纯正分子第12章　“砰—砰—砰……” 第13章　再交出一层皮！第14章　改变命运！第15章　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第16章　社会亲近分子第17章　娃娃犯人第18章　古拉格的缪斯第19章　泽克民族第20章　狗的职务第21章　营旁世界第22章　我们在建设

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第01章　向上第02章　还是败坏？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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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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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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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入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进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委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性质。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出全俄中执委（是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决议，此可谓别具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选的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按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便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具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起，旧型监狱机器的改造、群岛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着手进行。
　　至于这项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指出，生产劳动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当然，许久以后维辛斯基做了解释，“这不是那种使人心智枯竭的劳动”，而是“魔术师（！）般的劳动，它能把空虚和渺小的人们变成英雄。”为什么我们的犯人不应该在囚室里闲聊天或者翻书本而应当去劳动呢？那是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是不能容许被迫的游手好闲的，是不能容许“强迫寄生”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吕瑟尔堡里。如果让囚犯们过这样的闲散生活，那就直接违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让犯人参加劳动，这些人的口粮就会按照宪法的规定被剥夺。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惩治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由布尔什维克主持。一成立，马上就把当时的犯人摸去劳动（“开始组织生产劳动”）。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这个作法还是在七月政变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为止，这个条令一直有效。“凡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从事强制性体力劳动。”
　　劳改营的出现，群岛的诞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后九个月）的条令开始的。（有谁会责怪它是早产儿吗？）
　　在第七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说明了对犯人实行强迫劳动的必要性（其实这时用不着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劳动是抵制犯人彼此间无休止交谈的……腐蚀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经验的犯人正是利用这种交谈对新手进行教唆。”
　　紧接着发动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于是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又发出号召：“必须使（犯人）养成共产主义的、集体的劳动习惯。”这么说，连强制性质的劳动营里也要贯彻“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了。
　　那个匆忙的时代就是这样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务，叫人几十年也理不出个头绪。
　　劳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写进了新党纲（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劳改营网在苏俄境内的设置在时间上是与最早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执委关于强迫劳动的几个决议的通过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产决议规定：（省肃委）必须在每一省会（视当地条件，可设在城内或修道院内，也可设在近郊庄园内）和某些县份（暂不规定在一切县份）建立强劳营地。每一营地的容纳量不得少于三百人（为了可以靠犯人的劳动收回警卫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并应归属省惩治处管辖。
　　然而强迫劳动营仍然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最早的营地。读者在革命法庭判决书（第一部第八章）里已经几次见到“集中营”这个字眼。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笔误？认为我们轻率地使用着后来才出现的术语？不对。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兰行刺的前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打给叶甫盖尼亚·博什（整个平扎省的命运当时都托付给了——由中央和肃委——这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女人。）和平扎省执委会的电报里写到；“将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关人城外的集中营。”（此外还有“……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这还是在颁布《红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电报发出十天之后，颁布了由彼得罗夫斯基、库尔斯基和邦奇-布鲁耶维奇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红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处决以外，法令还特别提到：“采用集中营隔离方法使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
　　原来集中营这个术语就是在这里发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这是一个后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的二十世纪的主要术语。它出现的时间原来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这个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过。但是只和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有关。在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国公民身上。词意的转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俘集中营不是监狱，而是对这些人必要的预防性集中。现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对本国人实行法律之外的预防性集中吗？列宁的灵活的头脑只需想象到围在一群未经判罪的人们四周的铁丝网，顺便就能找出一个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过革命军事法庭的头头也正是这样写的：“集中营的监禁具有隔离战俘的性质。”这就是坦白地说：拿他们当做抓来的俘虏，具有战争行为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对本国人民的罢了。
　　如果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强迫劳动营属于一般监禁场所，那么，集中营就决非“一般场所”了。它是直属契卡管辖的关押特殊敌对分子和人质的地方一固然，后来关进集中营的，也有一些是经过了革命法庭审判的；但是源源不绝地送进来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敌对性特征抓耒的。从集中营逃亡，刑期增加（同样是不经过法庭的）十倍！（要知道当时叫得很响的口号是：“十人为一人！”“百人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来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动延长到一九六八年。从集中营再次逃亡，按规定应枪毙（这一条当然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的）。
　　在乌克兰建立集中营的时间比较晚，是从一九二O年才开始的。
　　但是营地的根子埋藏得比这还要深，还要深，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地点和痕迹。大部分最早的集中营内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根据那些营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证词抢救出一点材料。
　　那时，当局惯于把集中营设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严密的围墙，坚实的房舍，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随时可以撵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营设在安德隆尼克；诺沃斯帕斯克、伊万诺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红色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说，第一座集中营“将设在下诺夫戈罗德市的一座闲置的修道院里……预计初期将遣送五千人去下诺夫戈罗德集中营”（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赞市，集中营也是设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听到以下情况。关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战俘”（旧军官而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抓起来以后称为“战俘”）。但还有一些不知该属哪一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叶-夫也进去了）。营里有织布、缝纫、制靴等车间以及“一般劳动”（一九二一年已经这样称呼了）。犯人还进城去完成修缮和建筑等工作。他们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个别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单独放他们出去干活计。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东西款待这些人。梁赞市民对待这些“剥夺分子”（他们的正式名称是“被剥夺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这些人的行列经过的时候，纷纷给他们施舍（面包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时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马上成立的），有时是强迫劳动管理总局，有时又是监狱管理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监狱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来是中央惩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惩治处，甚至还有各省处召开的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劳动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说，这种多头领导对于惩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捷尔任斯基致力于实现统一管理。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契卡的结合。捷尔任斯基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内务人民委员。到了一九二二年，他达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把全部监禁场所统统移交给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劳动营的警卫系统也与此平行地进行着改组。最早是共和国对内警卫部队，后来是内勤部队。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肃委兵团合并，捷尔任斯基兼任这支部队的军委主席。（尽管这样，直到一九二四年，有关逃亡事件的频繁，有关工作人员纪律废弛的状况，如酗酒、玩忽职守、只拿钱不办事之类，仍听到不少批评）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法令，在押解警卫部队里实行了军事纪律，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给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
　　与此同时，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纹登记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场。
　　在此期间，苏联监狱管理总局改称为苏联劳改机关管理总局，不久以后又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该局的局长同时担任苏联押解警卫部队的司令员。
　　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大动荡啊！牵涉到多少处的楼梯、办公室、哨兵、通行证、印章、招牌啊！
　　监狱管理总局之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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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岛露出海面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H（“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
　　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大象》（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CommentvonsporteZvous？”——“ALagercomm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H·弗连克尔为首的经济科也仅是混饭吃而已。它跟外部世界进行着“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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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

　　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经预先决定了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斩断[转变]的一年”的前夕，对群岛的看法以及群岛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委员会（这说明还是在雷可夫当主席的时候）对国内惩治政策的状况和各监禁场所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惩治政策方面，认为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决定：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应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劳动营的管理制度应更加严厉（而对“社会不坚定分子”则根本不判刑）。此外：对强迫劳动应做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要使犯人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另方面要使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并“认为今后必须扩大劳动营地的容量”。明白地说，就是要求为计划中的大规模逮捕事先准备好更多的营地。（托洛茨基也曾预见到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的办法，又是他那个靠义务动员制组织的劳动军。辣根不比红萝卜甜，都是一路货。但是不知道斯大林是故意和自己永恒的对手顶牛，还是为了更彻底地打消人们的怨言和回家的希望，他决定让劳动军的战士们先从监狱的机器里通过一遍。）当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消除了以后，扩大劳动营的经济意义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索洛维茨关押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千，那么一九三0年已经有五万人左右，另有三万在克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洛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首先扩散到卡累利阿，在那里修筑道路，砍伐供出口的木材。北方特种营这时也很乐意地做起“出售”工程师的买卖：他们可以不用押解地前往北方的任何地点，为当地工作，他们的工资用转帐办法付给劳动营。一九二九年在摩尔曼斯克沿线，从洛杰诺耶波列到太鲍拉之间的各地，已经出现了北方特种营的劳改点。它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沃洛格达铁路线移动。它们的活动如此频繁，以至必须在兹万卡火车站上设立一个北方特种营的调度站。一九三0年洛杰诺耶波列的斯维尔拉格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独立经营。在科特拉斯也已经组成了一个科特拉格。一九三一年诞生了白海波罗的海拉格，中心设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注定了将在今后两年内给群岛带来永垂青史和传遍五大洲的光荣。
　　癌细胞继续向外扩散。它的一边被大海阻挡，另一边是芬兰的国界，但是一九二九年在红色维舍拉附近建立劳改营却没有受到任何妨碍。而主要的是，整个东边，所有通向俄罗斯北部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从索罗卡到科特拉斯的道路很快就修通了，（“索罗卡——我们要提前建成它！”——犯人们常拿这句歌词取笑它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部出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部进款归它所有，但是买皮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进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出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交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粗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出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种按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子，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处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做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食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食品的再分配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热食等级表。其实他是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来的：用一根吊着一条鱼的杆子，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出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精明强干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务——“施工主任”，即劳动战场上的总监督。
　　这就是他。充满内心的那种凶恶的非人的意志明摆在他脸上。但是在那本介绍白海运河的书里，一个苏联作家为了颂扬弗连克尔，关于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在运河工地上，他拿着手杖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地站住，就这样站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权力欲和骄傲感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首长主要的就是权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如果为了权力而需要人们害怕你———那就让他们怕吧。”这位作家甚至能转得过舌头来赞叹他的“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我们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无论对于了解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历史。
　　白波运河工程开始时，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运河建成后，他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并被任命为贝阿拉格工程处长（“贝加-阿穆尔干线”是未来的名称）。三十年代的贝阿拉格（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劳改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没有复线的各段修筑复线。纳夫塔利·弗连克尔的官运远远没有到此为至，但是我们还是放到下一章去讲吧。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看来是为大会赶印出来的。它是高尔基主编的《工厂史》丛书的一种。该书的编辑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最后一个名字在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解释一下其原因：谢明·菲林，虽然年纪很轻，却是古拉格的副局长。在当著作家的虚荣心驱使下，他单独写了一本关于白波运河的小册子；列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维尔巴赫（我们已经遇到过的伊达·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则相反，在苏联文学中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了，《在文学岗位上》杂志责任编辑，给作家们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还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外甥。
　　产生这部书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轮船游览刚完工的运河。维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运河工程施工员亲眼见到，在轮船通过闸门的时候，这些穿白西装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闸门区内的犯人叫过来（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是操作人员，而不是施工人员），当着运河长官们的面问一个犯人爱不爱他的运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这里得到了改造；首长们对犯人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够不够。提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船上向岸上提问，当着长官们的面，仅用了轮船通过闸门的这一段时间。这次游览结束以后，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种方式开了小差，没有参加高尔基的集体创作（但也许去写他们自己的歌功颂德的诗歌和特写去了），其余的三十六名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经过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冬的紧张劳动，他们完成了这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出版这部书本来是为了流传千古的，本来是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阅读和惊讶的。但是由于一种宿命的巧合，书中照片上露面的和文字中颂扬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两三年以内都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这部书的所有印本自然都从图书馆里取出销毁了。一九三七年，这部书的私人拥有者因为不想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毁掉了。现存的册数已经很少，而且没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们更觉得自己肩负着不使书中写出的指导思想和事实在我国同胞心中永远湮灭的重大责任。如果不为文学史保留下该书作者们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码是这些人的名字：M·高尔基，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薇拉·因贝尔，瓦连京·卡达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拉宾和哈茨列文，尼库林，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彻底打垮阶级敌人》一章），E·加布里洛维奇，A·吉洪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K·芬。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第一二五页上，指责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界人士有不老实的行为。这不是对个别人的指责，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工程师们甚至对沙皇制度也挖过墙角吗？）写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像马戏团的某些马能做到的一样）求出哪怕最简单的平方根。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雇主的职位越高，作者们描写时怀着的崇敬就越深。对古拉格局长马特维·别尔曼的溢美之词如长江大河。对拉扎尔·科甘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也是滔滔不绝。这个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胜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在第九军特别处处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证明过自己的忠实性。他是古拉格的组织者之一，现在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局长。种甘同志谈到“钢铁一般的人民委员”时说。“雅戈达同志是我们的总领导，是我们每日每时的领导。”对于这个言论，作者们更是只能大表赞同。（这本书倒霉最主要就倒在这句话上！连幸存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吹捧亨里希·雅戈达的那一段，连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为了寻找他这张肖像，我们花费了好长时间。）
　　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雇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意图：原来斯大林和国家太需要这条运河了，所以一分钱的外汇也不给。让十万犯人同时给你们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投资？限你们在二十个月之内把运河给我交出来，一天也不许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对那些工程师一暗害分子们发发脾气了。工程师说：构筑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员回答：没那闲工夫。工程师说：需要大量钢材。契卡人员：用木料代替。工程师：需要拖拉机、起重机、建筑机械！契卡人员：都不会有。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
　　该书把这称做“对技术任务的敢想敢干的契卡式的提法”。换句话说，就是拉波波尔特的“余弦”……（附带说一句：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的不同版本里，“余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为了这个北方的项目从塔什干调来中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灌溉技术专家（恰好这时候及时地抓进来了一大批）。使用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尔卡索夫胡同（大卢宾卡后面）建立了一个特别（又是特别，多么心爱的字眼！）设计室。（不过契卡人员伊万琴科向茹林工程师问道：“已经有了个伏尔加-顿运河设计方案，你们干嘛还要设计？就照它修吧。”）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在实地勘测以前就开始设计！同时另派一些勘测队赶赴卡累利阿。设计人员一概不许走出设计室的大院，更不用说去卡累利阿（警惕性）。于是往返电报满天飞：那里标高多少？那里是什么土质？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当一列列运犯人的火车开到未来运河的沿线时，那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供应；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该做些什么？没有工棚，却有北方的初秋。没有工具，但已经是二十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严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终于来到施工现场的工程师们没有绘图纸、直尺、图钉（！）。办公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他们在油灯下工作，这很像国内战争！——我们的作者们陶醉了。
　　他们油腔滑调地告诉我们：女人们穿着丝绸的连衣裙来了，可是在这里每人领到的是一辆手推车！还有：“在通古达有多少旧友重逢啊？过去的大学生，世界语学者，白军中的‘战友’！”其实白军中的战友们早在索洛维茨就已经重逢了。而我们倒要感谢作者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语学者和大学生也领到了白波运河工程的手推车的情报。作者们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次克劳改营、斯大林纳巴德、撒马尔汗运来了穿着布哈拉袍子、缠着穆斯林头巾的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而这里却是卡累利阿的严寒！这可是巴斯马赤们没有预料到的！这里的劳动定额是每天凿碎两立方花岗岩，并且用手推车运到一百米以外！大雪纷飞，把一切盖在下面。手推车从跳板上撒进雪坑里。
　　但还是让作者们自己说吧：手推车在湿滑的木板上东歪西倒，底朝天地翻下去，“推这样的手车的人活像一匹套在辕里的马，”（第—一二———一三）不要说花岗石，就是冻土，“装满这样一手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看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在覆盖着积雪的挖得奇形怪状的凹地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往，在石头上磕磕绊绊。两三个人弯下腰，一起抱住一块巨大的圆石，想抬起来。圆石纹丝不动。他们喊来第四个、第五个……”但是这时我们这个光荣时代的技术前来帮他们的忙了：“他们用绳网把圆石从开挖的河床里拉出来。”绳网是用一根缆绳拽着的，而缆绳是靠一架“马拉的绞盘牵引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木制的桔槔把石块吊起来。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白波运河工地上的最初的机械。是五个还是十五个世纪以前的？
　　这些人是你们说的那些暗害分子吗？不，这些人才是真正天才的工程师！人家把他们从二十世纪硬摔进穴居时代，可是，你瞧，他们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波运河工程的基本运输工具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是一种运土的平板大车。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白波运河型的福特汽车！它是这么个东西：厚重的木制大平台装在四个木头滚子上，用两匹马拉，专门运石头，每一辆手车由两个人负责，在上坡的地方由一个“钩子工”搭力拉上去。如果既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怎样才能把树放倒？我们的灵活的头脑能找到答案：用绳子系在树上，由几队人轮流朝不同方向拉，把树根晃松！我们的灵活的头脑什么问题也能解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报上这样写，广播里天天这样说。
　　请想象一下这场大会战的画面吧。“穿着长下摆的浅灰色军大衣或皮外套”的契卡人员们亲临战场，他们一共三十七名，带领着十万犯人。无人不爱他们，依靠这股爱的力量移动着卡累利阿的大圆石。你瞧他们在这里站住了。弗连克尔同志手指前方，菲林同志咬着嘴唇，乌斯宾斯基同志（弑父者？索洛维茨的刽子手？）没有讲话。于是成千人在严寒的今夜或冰天雪地的本月内的命运就决定了下来。
　　这项建设工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完成没有使用现代技术和设备，而且整个说来没有得到全国的物资供应。“这不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作者们无比自豪地说。（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将会知道这叫作大跃进。）全书歌颂的正是技术的落后和手工业的土办法。没有起重机？自己动手做土“德利克”（动臂起动机）。机身是木制的，只有磨擦部件是金属的，也是由自己铸造。作者们欢呼：“运河上有我们自己的工业！”连手车的轮子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土化铁炉浇铸的！
　　国家对这条运河的需要是那么紧急，而且是那么匆忙，以至连修这条运河用的手车轮子都找不来。大约列宁格勒的工厂承担不起这项订货。
　　不，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这就是我国的“窒息汽车”“的构造。我们没有供毒气室使用的毒气。
　　请你试试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工程师！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雅戈达给总工程师赫鲁斯塔廖夫的指示信里写道：“根据现有的报告（即眼线们和科甘-弗连克尔·菲林打来的报告），你在工作中没有显出也没有感到要有必要的毅力和热心。我命令你立即回答，你是否准备立即（瞧瞧这语言！）……认真把工作抓起来……并且迫使从事怠工和捣乱的那一部分（哪一部分？谁？）工程师老老实实地工作……”总工程师该怎样回答呢？他还想活呐……“我承认自己的有罪的软弱性……我悔恨自己的松懈……”
　　同时我们耳边不断听到哇哩哇啦声：“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工棚里面，河道工地上，小河旁边，卡累利阿的茅舍里，卡车顶上，都装着广播喇叭，白天黑夜都不睡眠的广播喇叭（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些数不完的乌黑的大口，这些没有眼睛的黑色面具（形象！）不知疲劳地大声报告着：关于这条运河工程，全国的契卡人员是怎么想的，党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也该这样想！你们也该这样想！‘我们叫自然低了头——我们就能得自由！”’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万岁！作业班之间的竞赛！大队（二百五十人—一三百人）之间的竞赛！劳动集体之间的竞赛！闸门之间的竞赛！最后，警卫人员也和犯人们展开了竞赛！？
　　当然，主要的依靠，还是放在社会亲近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放在小偷身上。（这两个概念在运河上已经合二而一了。）深受感动的高尔基站在讲坛上向这些人大声疾呼：“要知道，任何一个资本家偷的东西，比你们全体加到一起都多！”贼骨头们受宠若惊，欢呼雀跃。“大颗的泪珠滚出了以前的扒手们的眼眶”。当局指望着把“犯法分子的浪漫主义”利用到建设上来。小偷们怎能不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小偷从大会主席台上对到会人说：“我们连着两天没有领到一点吃的，但是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永远能抢别人的）。对于我们最可贵的，是人们用对人的态度和我们说话（工程师们可不能夸这个口）。我们河道＿L的岩石，硬得连钢针都打折了。这没什么，能克服。”（用什么克服？是谁在克服？）
　　这就是阶级论？依靠自己人，反对异己分子，这是劳改营的根本原则。书里没写白波运河上的作业班长们的伙食如何；但是别列兹尼基的一个目击者说，有作业班长（全是盗窃犯）的单独伙房和口粮定量，比当兵的吃的还好。这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拳头有劲，并且让他们知道攥紧拳头该干什么……
　　在第二劳改点经常发生偷窃、抢饭碗、抢菜汤票的事，但盗窃犯并不因此而被开除出突击队：这种事无损于他们的社会面貌和生产干劲。他们送到工地的是冷饭。他们偷走烘干室的衣物。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波维涅茨是一处惩戒工地。整个是一塌糊涂，一团糟。面包不在波维涅茨烤，而是从克姆市运来。在希日尼亚工段，粮食定量不照发，工棚里木生火，人人长虱子．纷纷病倒——这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建设的！到处都有文教科。（流氓一进营就成了教育员。）制造了一种经常的战斗警报的气氛！忽然宣布了要搞一个突击夜战——为了打击官僚主义！教育员们恰好在下午收工的时候钻进办公室里去闲逛，就算是参加了突击。忽然，通古达工段出现了缺口（不是漏了水，是完成计划方面的缺口）！组织突击！决定把工作定额提高一倍！一点不含糊！忽然，某个作业班冷丁地完成了日计划的百分之八百五十二！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宣布了一个全面的超产日！打击拖后腿分子！请看正在给某个作业班发奖励馅饼。面孔怎么这样憔悴？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刻，可是显不出一点快乐……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九三二年夏天，我们的衣食父母雅戈达巡视了全线，表示满意。但是十二月发来了他的电报：定额均未完成。必须制止成千人无所事事的现象！（这一点你是相信的，这一点你是看见了的。）劳动集体打着褪了色的旗子无精打采地去上工。上头发现了，修建运河应挖掘的全部土方量，按照进度报告，已经完成了好几倍，而运河还是没有竣工。应付差事的苦力们把冰块填进木笼里代替土和石头。春天一开化，水就冲过来了。给教育员们提出了新口号：“弄虚作假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武器。”（最爱弄虚作假的是盗窃犯；用冰块填木笼准是他们的花招！）还有一个口号：“弄虚作假者是阶级敌人！”于是给小偷们任务：到处揭发弄虚作假，检查反革命分子作业班交的活！（此乃是他们把反革命分子作业班完成的任务算在自己帐上的最好机会。）“弄虚作假就是企图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劳改政策”——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实质！“弄虚作假就是窃取社会主义财产！”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把一批提前释放了的工程师重新抓起来，因为发现了弄虚作假。
　　明明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哪里又来的这种弄虚作假？犯人们为什么想起要干这种事？……显然他们是一心想着复辞资本主义。这里面一定有国外白俄分子的黑手。
　　一九三三年初下达了雅戈达的新命令：各管理处一律改称战区指挥部！百分户五十的机关人员投入施工劳动（铁锹够用吗？……）！实行三班制（夜间可差不多跟北极一样）！吃饭直接在工地上（吃的是冷饭）！发现弄虚作假——送法庭审判！
　　一月间开始了分水岭大会战！各大队带着伙房和家什全集中到了一个工段！帐篷不够，睡在雪地里——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修建的……
　　从莫斯科来了个一号命令：“宣布直到竣工为止的全面突击”每天下班以后，把女打字员、女办事员、洗衣女工一律轰到工地上去劳动。
　　二月，整个白海运河劳改营范围内禁止接见亲属。不知道是因为斑疹伤寒的威胁，还是为了对犯人施加压力。
　　四月，四十八小时的连续突击——乌啦！了不起啊！！——三万人不睡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前夕，人民委员雅戈达向敬爱的导师报告：运河按期完工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乘船巡视运河，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一张照片，他们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吸着烟，谈笑风生”。（基洛夫的命运当时已经注定了，不过他还不知道。）
　　八月间，一百二十名作家做了运河之游。
　　该地区没有为运河服务和操作的人员，他们把扫地出门的富农运到那里（“特别移民”），别尔曼亲自选定了他们的定居点。
　　而大部分“运河军战士”们从这里开拔，前去修建下一条运河——伏尔加莫斯科运河。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一部嘴尖皮厚的集体大作吧。
　　不管索洛维汉看起来多么阴森，可是从索洛维茨押到白波运河工地来继续服刑（也许是送终）的犯人们到这里来以后才真地感到以前不过是闹着玩，只是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了真正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逐渐熟悉了的劳改营是什么模样。与说教宣传交织着的一刻不停的骂娘声和野蛮的吵闹声代替了索洛维茨的寂静。连白波运河劳改营管理处所在地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劳改点，每一架所谓“小车厢”（当时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里不是睡四个人，而是睡八个：每块板上交错着躺两个。代替修道院的石砌建筑的是透风的！临时工棚，再不就是帐篷，再不就干脆睡在雪地上。连从惩戒工段别列兹尼基调来的人也都说这里实在够呛，尽管他们那里也是一天干十二小时。超产日。突击夜战。“献出全部——不要分毫”……由于现场的拥挤和混乱，爆破岩石时造成许多人残废和死亡。蹲在大圆石缝里往肚里灌冰凉的稀汤。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儿，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了。关于伙食怎么样——请问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能有什么样的伙食？（据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说，在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自由雇员食堂里，也只供应放了几条刀鱼和几粒麦片的浑汤。）衣服——是自己家里穿来的一身，直到磨得稀烂。招呼只有一句，吆喝只有一句，口头语只有一句：“快干！快干！快干！……”
　　据说开工后头一个冬天，一九三一与一九三二年之交，就死掉了十万人——等于运河工地上经常保持的人数。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倒不如说这是个缩小的数字：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战时的劳改营里，每天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是平平常常、众所周知的事。按这个比率，运河工地上的十万人在三个月内就可以死完。此外还有整整一个夏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冬天呢。可以估计，少说也死了三十万。
　　一九三三年初，各劳改营同时关押的犯人总数可能还不超过一百万。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秘密《指令》提供的数字是八十万。为了对这些数字不感到奇怪，必须考虑到这种因大批死亡而造成的人员更新，这种以新的活犯人替换死掉的犯人。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员维特科夫斯基在白波运河工地上当施工员。他曾靠弄虚作假也就是用谎报完成数字的办法救了好多人的命，下面是他描绘（维持科夫斯基《半生》）的一幅黄昏时的景象：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还有一点是，建设领导人的残忍超出了“东家”本人。尽管斯大林说过“不给一分钱外汇”，然而却批了四亿苏联卢布。而他们为了向上面买好，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九千五百三十万卢布。
　　白波运河工程的报纸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许多运河军战士在宏伟任务的“美的感染”之下，纯粹为了美观，利用休息时间（自然没有粮食补贴）用石头铺砌运河的岸壁。
　　他们应当在岸壁上砌出六个姓氏，斯大林和雅戈达的六个主要帮手，白波运河的六个总监工，六个雇佣的刽子手：菲林一别尔曼-弗连克尔一科甘一拉波波尔特-茹克。
　　看来还要加上白波劳改营警卫队长布罗德斯基。还有代表全俄中执委的运河监护人索尔茨。
　　还有运河上的全体三十七名契卡人员。还有颂扬过白波运河的三十六名作家。也别忘了剧作家波戈廷。
　　这是为了使乘轮船过往的游客们读一读并且——想一想。
　　可是糟糕——根本就没有游客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嘛！连轮船也没有。那里没有任何接班次航行的船只。
　　一九六六年，当我快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想在伟大的白波运河上做一次旅行，亲眼观光一番，和那一百二十位比比高低。但事与愿违……无船可乘。万不得已可以申请搭乘货轮。但那上面要检查证件。我的名字被他们搞得很臭，人家马上会怀疑我这是去干什么。所以，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安全起见，还是不去的好。
　　然而我终于朝它靠近了一步。首先到了表德维日戈尔斯克。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当时留下来的工棚。有一座宏伟的宾馆，上面有五层楼高的玻璃塔。要知道，这里是运河的大门口啊！要知道，这里应是内外宾客云集，车马盈门的地方啊！……但结果却是门前冷落，只好把它变成一座寄宿学校了。
　　去波维涅茨路上，林木萧疏，乱石遍野。全是巨大的圆石。
　　从波维涅茨出发，不远就是运河。我沿河走了很长一段路，尽可能靠近船闸，以便仔细地观察。禁区。打瞌睡的警卫。但有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闸壁是原来的，仍是那种木笼。我根据见过的画片能认出来。马斯洛夫发明的菱形闸门已经换成了金属的，也不再是用人力开启了。
　　但是为什么一切这样安静？四周渺无人迹。河道和船闸里都没有一艘来往的船只。看不见管理人员的走动，听不到轮船的鸣笛。闸门也总是关着。这是一个晴和的六月的白昼。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这样走完了波维涅茨“台阶”的五座闸门。过了第五号以后，我在岸边坐下。印在我们的“白波运河”牌纸烟的所有烟盒上的、我们的国家如此紧迫需要的、伟大的运河啊，你为什么悄然无声？
　　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向我走过来，用眼睛盘查着我。我装得傻乎乎地说：这儿有卖鱼的吗？这条河上有船坐吗？原来他是船闸警卫队长。我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客轮？他吃惊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开客轮？美国人马上就会闯到这里来看。战前倒是开过客轮，战后就没有了。“让他们来看看有什么关系？”“难道能让他们看吗？！”“可是为什么这里根本没有人来？”“有人来，但是不多。你瞧，河床很浅，才五米。原来想扩建，但是很可能在旁边另修一条新的，一劳永逸。”
　　哎，你别说了，我的队长！这一套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九三四年刚刚发完了勋章，就已经搞好了一个扩建计划。第一条就是：加深河床。第二条：与现有船闸平行地修建一连串供海轮通过的船闸。匆忙出废品。由于那个竣工的期限，由干那些要命的定额，他们不仅谎报了河床的深度，同时也降低了通过的能力；为了给苦力们一口饭吃，不得不在土石方上弄点虚假。（不久以后他们把这种弄虚作假推到工程师头上，发给了他们新的“十元券”。）为了给运河让路，把摩尔曼斯克铁路八十公里长的一段改了道。在这项工程里没有耗费手车的轮子，至少还算一件好事。可是要他们在运河上运什么呢？运到哪里去呢？附近的森林都砍光了，现在该从哪里运？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木材运到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本身就是销售木材的港口，外国人老早就在那里购运木材。况且运河有半年的封冻期，也可能更长。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噢，是的，有军事的用途：为了调动舰队。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现在拿起这几本粉饰和赞美那些在劫难逃的人们的生活的不要脸的书，几乎没法相信，这些东西是有人认真地写出来的，有人认真地读过的。（是的，办事周密的书刊检查总局已经销毁了存书，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也是最后剩余的几本。）
　　下面，我们的维吉尔亲将是维辛斯基的勤奋的学生阿维尔巴赫
　　连拧一根普通的水螺丝，一开始也要费一番工夫的：轴心要取正，螺丝不能偏。但是吃进去以后，就可以腾开一只手，继续往里拧就行，还可以吹吹口哨。
　　维辛斯基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劳运改造营之所以与充满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的资产阶级监狱根本对立，正是因为它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截然相反，在我国与犯罪现象进行的斗争中，暴力起着次要的作用。我们的重心转移到组织和物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措施方面来了。”（你脑子里可要多打几个褶子，才不至于脱口说出“代替棍棒的是口粮等级表加宣传”这句话来。）还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对于……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也在发生着魔术般的！（真会造词儿：魔术般的！）影响。”
　　阿维尔巴赫紧随老师之后，也做了类似的阐发：苏维埃劳动改造政策的任务是“把最恶劣的人的材料（还记得“原料”吗？还记得“害虫”吗？——作者注）变为完全合格的、有用的、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只是改造的成功系数太差劲儿……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白波运河工程）……
　　是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内战还打得正凶的时候，当邓尼金眼看要打到奥勒尔的时候，当此后还将发生喀琅施塔得及唐波夫的暴动的时候，不是就宣布过“用教育体制代替惩治体制”（换句话说，这不就是一般地不再惩治任何人了吗？）的决定吗？
　　现在阿维尔巴赫在“教育”前面加上了“强迫”两个字。他雄辩地提问（并且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毁灭性的答案）；否则怎么办？如果一个人在狱外已经形成了敌对意识，劳改营的强制被他认为是一种暴力并且只会加深他的敌对情绪，那么怎样才能把他的意识改造成拥护社会主义的呢？
　　于是我们和读者们都感到一筹莫展——一可不是真的吗？
　　但话不是到此为止，他接着将说出一些令我们头晕目眩的话：只能通过有着崇高目标的牛产性的富有意义的劳动！任何敌对的或不稳定的意识都将用这个手段来改造。为此我们似乎需要“把我们的工作集中在规模足以使他们震惊的巨大工程上。”（噢，原来如此，白波运河原来是为的这个，我们这些蠢家伙啥都不懂！……）用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立竿见影、高效率和建设激情”的效果。而且必须是“从零开始直到完工”，同时要求“每一个劳改人员（今天还没死的）”“感觉到他本人的劳动所引起的政治反响，以及全国对他的劳动所表现的关心。”
　　注意到木螺丝现在吃进得多么顺溜吗？也许有点斜；可我们不是渐渐地丧失着抵抗它的能力吗？人民的父亲用烟斗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至于说明理由，还用麻烦他老人家吗？随时有一个阿维尔巴赫在。“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译者注），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您觉得怎么样？我该在一本书里发挥一下吗？”
　　但这还不过是花花草草。真正要求做到的是一个犯人还关在劳改营里就“被教育得适应于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形式”。
　　要做到这一点又该怎么办？……木螺丝卡住了。
　　唉呀，笨蛋！当然是搞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手运动嘛！！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不是单纯的劳动，而是英雄的劳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命令一百九十号）。
　　夺取中心指挥部、区指挥部、排指挥部流动红旗的竞赛！劳改点之间、工地之间、班组之间的竞赛！“与流动红旗一起奖给一支吹奏乐队！它一连好几天在工作时间和美味的进餐时间为优胜者演奏！在照片上看不到美味的进餐，但是看到有一盏探照灯。这是为夜间劳动准备的，伏尔加运河的建设日夜开工。每一个犯人作业班里都有一个管竞赛的“三人小组”。统计和决议！决议和统计！围堰突击战第一个五日总结，第二个五日总结！全营报纸《再锻造》。它的口号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淹没在运河的河底！”它的号召是：“无假日地工作！”一致欢呼，一致同意！先进的突击手表示：“当然！哪能有什么假日？伏尔加河可没有……假日，眼看就要到汛期了。”可是密西西比河上怎么就有节假日呢？……抓住他！说这话的是富农代理人！竞赛保证书里有一条：“保证本集体每一成员的健康。”哦，多有人情味！不，这是为了——“以便减少缺勤。”“不要生病，不要病假！”红榜。黑榜。指标牌：交工尚余天数；昨日完成数，今日完成数。光荣簿。每一间工棚墙上贴着奖状、《改造之窗》、进度表、图表。（多少二流子整天张罗和炮制这些东西！）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生产计划！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全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每天早晨站队时（当然是利用上工以前的时间）都要开一次“五分钟生产会”，下工回营后（当两腿都站不直的时候）举行一次“五分钟政治会”。午饭时间不许钻到旮旯里去，不许睡觉——要参加政治学习！如果狱外正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六大条件”，那么每一个劳改犯就必须把它背下来！如果外面在学习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雇旷工者的决议，在里头就要进行一番讲解工作：每一个今天拒绝出工的或者是装病的人，在他获释出去以后，必将遭到苏联广大群众的蔑视。这里的规矩是；要想获得突击手的称号，光是生产成绩好还不够！此外还必须：（甲）读报；（乙）热爱自己的运河；（丙）会说出它的意义。
　　于是出现奇迹！噢，奇迹！噢，变容与升天！“突击手不再感到纪律和劳动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这一点连牲口也懂。）“它们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没错，真的，要知道，自由其实也不是自由，而是被公众接受了的铁窗生涯！）新的社会主义的奖励形式！颁发突击手徽章。你猜怎么着？你猜怎么着？“劳动能手们把突击手徽章看得比口粮还珍贵”！是的，比口粮还珍贵！并且整班整组地“白愿挨前两小时出工”，（啊，简直胡闹！押解队怎么办？）“工作日结束后他们留下来继续劳动”！
　　啊，火苗！啊，火柴棍！他们以为你们能燃烧几十年。
　　这就是我们在谈白波运河工程时介绍过的技术；在上坡的地方有一个“钩子工”给手推车挂上钩——可是怎么把它推上去？伊万·涅姆采夫忽然决心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说到做到：在一班时间内他一共挖运了……五十五方土！（我们算算看：这等于一小时五万，十二分钟一方——哪怕是最松的土壤，你们试试看！）工作条件是这样的：没有抽水机，不挖排水井，你们用手去堵水吧！妇女们呢？一人推四普特重的石头上堤坡！手推车掀翻，石头砸在头上、腿上。没关系，能克服！一会儿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会儿是“六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劳动”，一会儿是“五百人连续三天凿开冻土”——结果发现是白搭工。没关系，我们能克服。
　　让我们用自己战斗的铁锹，
　　挖出我们的幸福，在莫斯科近郊！
　　这就是从白波运河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欢乐的紧张气氛”。“高唱勇猛欢乐的歌曲走向突击的战斗”……
　　不怕暴雨和狂风，
　　迈着大步去上工！
　　这就是突击手们的形象。他们乘车来参加大会。左侧靠车厢站着的是押解队长，再向左还站着一名押解员。请看她们兴奋而快乐的面容；这些女人一不想孩子，二不想家庭，－心想着她们如此爱上了的运河。天气够冷，力，有的穿上了毡靴。有的穿着普通的皮靴，当然是家里做的，可是前排右起第二人难是个穿着偷来的使鞋的女扒手。除了在大会上，还能在哪儿穿着它去显美呢？瞧，这儿是另一个大会的会场。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要提前、节省、牢固地建成运河！”这三者怎样协调？让工程师去伤脑筋吧。从照片里很容易看出来，人们脸上有为照相机做出的笑影，但总的看来这些女人都疲劳得够呛。她们不像是要上台发言，只是等着大会给的那一顿饱饭。全都是一些朴质的农民面孔。会场的过道里戳着一名“自卫队员”（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这个犹大死气白赖地想进镜头。这张照片里是一个拥有最先进技术装备的突击作业班。谁说我们总是两人一犋地拉车呢？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文教科展出作品的劳改营美术家的话，那么这就是在运河上已经使用的设备：一台挖土机，一台吊车，一台拖拉机。它们能用吗？也许是坏的？八成是这么回事吧？但总的说来，大冬天在挖河的工地上是不很舒服的，对吗？
　　这里出了一个小小的附带问题：白波运河竣工时，各种报纸上出现了过多的庆贺文章，它们一笔抹杀了劳改营的威慑作用……在对白波运河建设情况的报道当中，他们说了这么多的过头活，以至前来修建伏尔加莫斯科运河的犯人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乳汁的河、果羹的岸”，竟然向管理当局提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大概是要求领干净的内衣吧？）。所以，瞎说可以，但别过火。《再锻造》报写的是：“白波运河的旗帜今天仍在我们头顶飘扬。”恰如其分。这种写法就够了。
　　不过，无论在白波运河还是在伏尔加莫斯科运河，有一条都是明确的：“劳改营的竞赛和突击运动必须和一整套奖励制度联系起来，使突击运动得到特殊奖励的刺激。”“竞赛的主要基础是物质利益”（！？——好像叫我们来了个向后转？我们转了一百八十度？这一定是挑衅言论I快抓紧扶手！）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一切取决于你的生产指标：伙食、住房、服装、内衣、洗澡的次数（对！对！谁不好好劳动，就让他穿破烂，长虱子！），还有提前释放！休息！接见家属！例如，颁发突击手徽章本来是一种纯社会主义的鼓励形式，但是，就让这个徽章授予你一次额外的长时间会见家属的权利吧！于是用这个办法就使它比一份面包口粮更珍贵了……
　　既然我们在自由人中间，依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实行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要把劳改犯放在特殊化的地位呢？（劳改营建设中最难办到的一条：这里不应当变成享受特权的场所！）德米特拉格的伙食等级表如下：惩戒热食——一小锅浑汤；惩戒口粮——三百克面包。完成任务百分之百，有权领到八百克面包，另外可以在小卖部加买一百克！所以说，“遵守纪律一开始是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对改善口粮的关心）出发的，然后才很高到对夺取红旗的社会主义的关心！”
　　但最主要的是刑期的折减！折减呐！竞赛指挥部给犯人写鉴定。要得到折减不光需要超额完成任务，还需要搞社会工作！如果过去是非劳动分子，折减率就要降低，只给微不足道的折减。“他也许只是伪装，不是真悔改！他需要在营内多呆一些时间，接受考验。”（比方说，他在推一辆手车上坡，可是也许他这根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伪装，对吗？）
　　那些提前释放的人去做什么呢……做什么！？他们自动留营就业！他们对运河爱得太深了，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们干得这样入迷，以至被释放以后仍然自愿地留在运河工地上从事挖掘土方的工作，直到工程结束！”（可以相信作者的这些话吗？当然。要知道在他们的身份证上盖着一个戳子：“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服刑。”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工作。）
　　但这是什么？……发出夜营的婉转歌声的机器出了毛病——在歌声的间歇中我们听到了真实的疲乏的叹息：“甚至盗窃犯参加竞赛的人数也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连小偷们也不参加竞赛，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劳改犯们时常议论说优待和奖励实行得不合理”；“鉴定写得千篇一律”；“值日人员时常（！）在鉴定上被写成是一名土工突击手，并且获得突击手应得到的折减，而真正的突击手却得不到折减”；（教育员先生们，原来是你们没有提高到第二阶段呀？！）“许多人（！）有丧失希望的感觉”。
　　夜莺的啼啭又开始了，而且带有金属的声音！是把最主要的鼓励手段忘在脑后了吗？——“要实行残酷无情的纪律处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为过冬打的预防针，是为了使犯人们顶得住寒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规定“凡属屡教不改的懒汉和装病者，一律遣送到边远的北方劳改营，并剥夺其享受优待的权利。怙恶不俊的拒绝出工分子和教唆分子，交劳改营管委会法庭审判。任何人对于铁的纪律如有稍许破坏的企图，立即取消其已获得的一切优待和特许。”（比方说，如有在黄火边取暖的企图……）
　　我们的叙述完全乱了套，又把最主要的环节遗漏了！什么全说到了，而最主要的却没有说！请听吧，请听吧！“集体性——这是苏维埃劳改政策的原则和方法。”要知道，没有“从管理当局到群众的传动带”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各个集体”，劳改营的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才能把犯人的思想意识改造过来。“从低级形式——集体责任到高级形式：荣誉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我们时常责骂我们的语言，说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黯然失色。可是你仔细想想——不！它越来越高贵了。先前是怎么说的？用马车夫的话，叫做“缰绳”吧？可是现在——－“传动带”！先前叫做“连环保”，散发着一股马厩的味儿。可是现在——“集体责任”！）
　　“作业班是进行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拉格内部命令）。“它意味着对集体的信任，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但在封建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村里一个人有了过失，把全村的人都扒光了抽鞭子！然而听起来毕竟是高贵的：对集体的信任！）“这还意味着劳改犯人在再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这表示个人从集体中获得的心理上的充实！”（且慢，且慢，你们听听都是些什么词儿！他这一个“心理上的充实”就感动得我们鼻子发酸，喉咙哽噎。有学问的人毕竟不一样！）“集体能够提高每一个犯人的人类尊严（不错！不错！）的感觉，从而免除实行精神镇压手段的必要！”
　　你瞧，在阿维尔巴赫之后三十年，关于作业班我也不得不说三两句话了。我只说说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因为人们对它做了完全另一样的、完全歪曲的解释：“作业班是共产主义对于惩罚学的主要贡献（这点倒是说得不错，阿维尔巴赫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在无情的强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和受难的集合体。”
　　啊，如果没有作业班，劳改营的日子还是可以熬下来的！没有作业班，你是一个个体，你自己选择行为的路线。没有作业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业班里连死也只许你以卑劣的方式，只许你肚皮贴地。首长、领班、看守员、押解员——所有这些人你都能躲得开，能偷偷找出一小会儿休息时间，这里偷个懒，那里耍个滑。但是那些传动带——本班的伙伴，你可是躲不开，逃不脱，也得不到他们半点宽恕的。你没有法子不想干活，你没有法子由于意识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宁愿饿死也不去上工。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你走出了营区，在出工登记簿上记了帐——全作业班今天完成任务的总数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个作业班的百分数将可能由于你的原故从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从高产班的伙食降低为普通伙食。每人都将失去一块小麦面做的甜面包，都将少领一百克普通面包。同伴们会比任何看守员更好地监视你！班长的一只拳头给你的惩罚会比整个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更能使你清醒。
　　这就是所谓“在再教育中的主动性”！这就是所谓“个人从集体平获得的心理L的充实”！
　　今天这在我们眼里像明镜似地清楚，但是当年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组织者们本人还不敢相信他们是找到了一个多么结实的脖套。作业班在他们那里是偏居末位的，只有劳动集体被理解为最高的荣誉和鼓励。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罗夫劳改营里还有一半犯人是“无组织的”，劳动集体……不接受他们，只许他们去参加劳动组合，而且也不是全体：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弃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处，是值得这样干的！——那就允许加入，但有一个月的试验期！）“五十八条”也开始被勉勉强强地接受加入劳动集体了，但是也只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劳动集体设有主席和委员会，还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体的全体大会只有得到文教科的准许才能召开，而且必须有连（对了，还建立了连队！）教育员在场。不用说，集体的伙食要比落后分子们好一些：营区内的菜园子拨给最优秀的集体（不是分给个人，而是按集体农庄的方式——用于补贴公共伙食）。集体划分为若干小组，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他们要不就搞生活检查，要不就是讨论盗窃和浪费公家财产的问题，要不就是出壁报，要不就讨论违犯纪律的问题。在集体的全体大会上一连几小时地板着脸研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改造懒汉沃夫卡？装病者格里什卡？集体本身也有权力开除自己的成员以及申请取消他们的折减。但是更厉害的是，管理当局有时候解散整个的集体，因为它们“继续着犯罪的传统”（大概是对集体生活不感兴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集体的定期清洗——清除懒汉、不够资格的分子、说闲话的（他们把劳动集体说成是互相告密的组织）以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例如，发现了什么人进了劳改营以后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出身而进的劳改营）——现在对他进行痛斥并且清除出去——当然不是清除出劳改营，而是清除出劳动集体。（噢，现实主义美术家们！噢，请画出这样一幅作品：《劳动集体中的清洗》！这些剃光的脑袋，这些戒备的表情，这些疲惫不堪的面孔，这些勉强遮身的褴褛——还有这些穷凶极恶的发言人！。如果谁对于想象感到困难，那么在自由人中间也能找到类似的典型。请听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务和目的传达到每一个劳改犯。然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面前汇报自己的情况”
　　还有揭发假突击手呢！还有选举文化委员呢！还有对扫盲学习成绩不好的人的申斥呢！还有扫盲课程本身：“我一们一不一是一奴一隶！！奴一隶一不一是一我一们！”还有歌曲呢！
　　这一片沼泽和泥洼的王国，
　　将变成我们幸福的故乡。
　　或者是迸发自内心的业余创作的歌词：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说不尽，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一切照劳改营里的说法，就是“唧唧喳喳学鸟叫”。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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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岛在硬结

　　历史的钟声铛铛地报着时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监委一月全会上，脑子里正盘算着在这个国家里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两脚动物的具体数字的伟大领袖宣布，列宁如此许诺的、人道主义者们如此企盼的“国家的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将是通过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强来实现，它的加强是为彻底消灭垂死阶级的残余所必需的……”（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残余在濒临自己的末日的时候“诉诸于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动员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落后阶层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不属于垂死阶级的人的头上的，——所以“我们要迅速地，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地消灭这类分子”。（如何才能“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大恩人没具体说明。）
　　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论断，并非任何一个脑袋瓜子都有本事装得进去的。但是有维辛斯基坚守着自己的打下手的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发挥：“这还意味着，要通过劳动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强化。”
　　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点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出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强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独劳点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点点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马管理制度严酷化的外部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马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道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软吗？）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条”们的）最后的公休日（一个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给，冬天计划完成情况不好时，根本不给），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长到十四小时。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认为是适合于劳动的温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许将劳动日“报废”。个别长官高兴起来，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带犯人出去上工的（许多科雷马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独立劳改点上有过什么温度计）。在戈尔内金矿上，把拒绝上工者用绳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对索洛维茨的剽窃），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马还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押解队的任务不仅是看管犯人，而且还要对犯人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负责，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须不停地督促他们干活。
　　还有坏血病，用不着当官的动手，也可以把人们大批地消灭。
　　但是这一切还显得太少，还不够制度化，犯人的数量还减少得不够。于是开始了“加拉宁的枪杀”，即直接的屠杀。有时候是在拖拉机马达轰隆声的掩盖下，有时候连这也不用。许多劳改点是以枪杀和万人坑闻名的：奥罗图坎、波利亚尔内泉、斯维斯托普利亚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连杜克恰国营农场也是。但是这方面顶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矿（劳改点长是彼得罗夫，行动特派员是泽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矿长是巴尔卡洛夫，区内务处处长是布罗夫）和谢尔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业班从工作面带出来，当下就一个个地枪毙。（这并不代替夜间的枪决，那事仍然照办不误。）尤格劳改营长尼古拉·安德列维奇·阿格拉诺夫每次到那里去，总喜欢在早晨出工时挑选出一个犯了点什么错误的作业班，命令把它带到一边去，然后亲自用手枪朝这些惊恐万状、挤做一团的人们射击，同时快乐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间它们开始腐烂，那时就召集一些还活着的老弱病残把它们埋起来，为此他们可以得到加码的口粮，甚至包括酒精。在谢尔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凉棚下面枪杀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运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单独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枪毙后，他们也都被枪毙了。那里还有另一种技术：把犯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很深的探井旁边，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脑勺开枪。（没有人提到曾有过什么反抗。）谢尔潘金卡后来被闭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枪杀有关的显眼的东西都彻底平毁了，连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声那时，在没有进行枪杀的那些金矿上，经常当众宣读或者张贴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号字印着姓名，用小号字印着处决的理由：“进行反革命宣传”，“侮辱押解队”，“不完成定额”。
　　枪杀的工作有时候停顿一阵，因为开采黄金的计划眼看完不成，而他们又不能从结冰的鄂霍茨克海上运来新的犯人。（科诺年科在谢尔潘金卡等待枪毙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H·苏罗夫采娃、H·格兰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也都写了回忆录。我只允许自己在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关于“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战争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全国已经适应了战时生活的步调：该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该留下的在后方泡着，该当官的在那里领导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劳改营里也是如此。原来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还是稳稳当当的。一九三七年上紧的发条，今后还是照样有劲。那些一开头曾在犯人面前巴结讨好的人现在变得跟凶神恶煞一样，什么没边没沿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他们看出了，劳改营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来，一百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劳改营历史上的七个时代将会在你们面前彼此争论，它们之中哪一个最使人受罪？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取一下战争时代的情形。有这种说法：谁在没战争时期服过刑，谁就不知道劳改营的滋味。
　　请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点的景况：仅仅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棚和机修车间里还有一点生命微微地发着热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冻的坟地（而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任务恰恰是为彼尔姆铁路采伐木柴）。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对于“五十八条”说来，战时劳改营最叫人难受的地方就是随时会给你缠上第二个刑期，这比悬在头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动特派员们因为担心被送到前线上去，就在他们安了家的边远地区，在各个采伐派遣点，接二连三地破获有世界资产阶级参与的阴谋、武装暴动和大批越狱的计划。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长莫罗兹一类的古拉格头目特别鼓励自己劳改营内部的侦审活动。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然而进行这种多余的对调——把一些人从劳改营运到前线，再把一些人从前线运进劳改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经济的和组织的意义。每个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该做为山羊而死掉。有时候吸收刑期不长的普通犯上前线，不是放进惩戒连，而是编入普通的作战部队。有时候也吸收“五十八条”，但很不常见。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舒诺夫从劳改营里被送到前线，可是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又带着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劳改营。他们都是有了记号的。部队里的行动特派员给他们缠上新刑斯比给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劳改营当局对于这种爱国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这些标语口号在伐木场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据目击者们说，这些话是扣人心弦的。阿尔谢尼·法尔马科夫，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讲过他们的劳改营当时是怎样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这些情形描写出来。犯人们要求为命名为“治达人”的坦克纵队募捐，但未获准许，他们感到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奖赏，那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束不久就宣布了：对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对“五十八条”是送进特种营。
　　战争越接近尾声，对“五十八条”的待遇越残酷。还用到治达和科雷马等远地劳改营去找例子吗？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差不多是在市区之内，有一个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务局的破破烂烂的小厂子，它附设着一座严管劳改营。在这座营里当头的是马穆洛夫。此人有无限的权力，因为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的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见亲属（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一般都准许接见亲属），他让他们隔着两道铁丝网见面，和在监狱里一样。他这个劳改营里的宿舍，实行的也是监狱里的规则：有许多通宵不关的明亮的灯泡；对犯人睡觉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不许人们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压在身上（把这样做的人叫醒）；他这个营里的禁闭室除了干净的水泥地以外一无所有，这也和正经的监狱里一样。但是，如果除了他规定的惩罚之外并在执行这个惩罚之前，他本人没有亲自动手把受罚的人打得脸青鼻肿的话，任何一种惩罚都不能给他带来快感。在他的劳改营里还实行着由看守人员（男性）对四百五十人的女犯工棚的深夜突击检查。他们粗野地吼叫着突然闯进工棚，命令：“站在床边！”没有穿好衣服的妇女们赶快爬起来，看守员们以搜出缝衣针和情书所必需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搜查着她们的身上和她们的床铺。发现谁有一件违禁品就要关禁闭。上夜班的时候，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什克林尼克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他像大猩猩似地弯着腰，只要发现谁打瞌睡，脑袋冲了个吃几，用手捂了捂眼睛——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他猛扔过去。
　　这就是霍夫里诺的劳改犯们以他们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争取来的管理制度。为转入军火生产做好工艺安排的是一名犯人工程师（可惜已经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但他当然是不会泯灭的）。他还建立了一个设计室。他是根据五十八条服刑的，属于马穆洛夫最讨厌的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那一种人。对这个坏种虽然不得不暂且容忍一下，但是我们这里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人！当生产已经走上轨道以后，就在一个大白天，当着科室人员的面（是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有意让他们知道，有意让他们去张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能讲得出来），马穆洛夫带着两个帮手闯进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拽住他的胡须，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鲜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尔卡去接受为他的政治言论而判处的新的刑期。
　　到这座可爱的小劳改营去，从列宁格勒车站“乘郊区电气列车只需走十五分钟。不是辽远的地方，却是悲惨的地方。
　　（新入狱的犯人被分到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总是死赖在这里不想离开，如果他们有亲戚在莫斯科的话。即使没有亲戚也一样：总归觉得你不是掉进了那个有去无回的辽远的深渊。在这里你毕竟是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但这是自我欺骗。这里连伙食一般地也比其他地方坏些——因为他们算计到大多数犯人都能得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这里连床单也不发。而主要的是永远弥漫在这些劳改营空气中的叫人心烦意乱的关于往远地遣送的“茅房小道消息”。生活好像站在锥子尖上那样岌岌可危，连一天也不能保险能在同一个地方过完。）
　　群岛的各个岛屿就在这样的模型中硬结着，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在硬结的同时不再扩散出癌细胞。
　　一九三九年，芬兰战争爆发前，古拉格的母校索洛维茨由于距离西方太近，因而便通过北方海路转移到叶尼赛河口，在那里并入了正在建立中的话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个营很快达到了七万五千人。索洛维茨这块肿瘤的恶性程度是这样严重，当它临死的时候还产生了最后一次转移，而且是怎样的转移啊！
　　“群岛”对杳无人迹的哈萨克斯坦荒原的征服属于战前年代。卡拉干达劳改营群的巢穴像章鱼一样朝四面伸展，把增生力极强的癌细胞远远地散布到水中含亚铜毒的哲兹卡兹甘，到莫因蒂，到巴尔哈什湖。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带，劳改营网也在撒开。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省（马里因斯克劳改营群），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坎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群），在哈卡斯，在布里亚特一蒙古，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戈尔那亚琐里亚，增生物都在渐渐地肿大。
　　被“群岛”所宠爱的俄罗斯北方（乌斯特维姆拉格，内罗勃拉格，乌索里拉格）以及乌拉尔（伊甫杰里拉格），癌细胞的增生一刻也没有停顿。
　　上面的名单仅是挂一漏万。当你看到北方的“乌索里拉格”这个字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伊尔库茨克的乌索里耶地方也有一个劳改营。
　　简单地说，没有一个省，不管是切利亚宾斯克省还是古比雪夫省，没有繁殖出自己的劳改营群。
　　把日尔曼族人迁出伏尔加流域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建立劳改营群的新方法：把若干整个的村庄原封不动地划进隔离区——这就变成了农业劳改地段（卡梅申市和恩格斯市之间的卡明斯克农业劳改营）。
　　我们为本章的许多遗漏之处恳请读者原谅。在“群岛”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河上，我们只架设了一座脆弱的小桥——这是因为更多的材料没有来到我们手上。而通过广播电台征求材料，我们又做不到。
　　纳夫塔利·弗连克尔这颗血红色的星宿这时又在“群岛”的天际划出了一个神秘的圆圈。
　　专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没有饶过他：当时他已经是贝阿拉格的长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再一次被关进了他已经领略过滋味的卢宾卡，作为对他的功劳的酬答。但是弗连克尔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厌倦，英明导师求访效忠者的心也没有厌倦。可耻的和接连失利的对芬战争开始了，斯大林发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办法的弗连克尔。亲自召见：要求他马上，在凛冽的严冬，不做任何准备，在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汽车路的条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是后方运输线，并且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因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跟芬兰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烦这么长时间是很丢人的。这纯粹是童话中的情节：坏国王命令坏魔术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死亡之路”，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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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

　　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阴暗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面”，不是一“侧”，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劳动军”，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原因是当时也有一些学问家如彼得·斯图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论，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里对刑罚这个概念本身给予了新的定义。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刑罚既不县报在（工农国家对犯罪分子不进行报复），也不是赎罪（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人的罪，只存在阶级的因果关系），而是保护社会制度的防卫措施，即社会保卫措施。
　　一旦被认定是“社会保卫措施”，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战争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枪决（“社会保卫最高措施”），或者关押在监狱里。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改过自新”的思想似乎有点暗淡了，尽管党的八大在同一个一九一九年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阶级的因果关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这时候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苏维埃法典，一九二三年举行了“惩治劳动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拟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础（这个法典在我们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而那个新发现的概念，即不存在“罪”也不存在“罚”，只有“社会危险”和“社会保卫”，却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样比较方便。这个理论允许把任何人做为人质，做为“可疑分子”（列宁打给叶夫盖尼娅·博什的电报）加以逮捕，甚至把整个的民族以其有危险性为理由加以流放（这样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才能在干这一手的同时还能创立和保持油光锃亮的改造罪犯的理论。
　　然而，杂技演员有了，理论也有了，并且劳动营本身也确确实实地改称为……改造营了。我们甚至可以引证大量的言论：
　　维辛斯基：“整个苏维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镇压与强迫原则和说服与再教育原则的辩证的（！）结合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惩治机关都是竭力用造成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办法‘烦扰’罪犯（要知道，他们是想“改造”他们呀）。”“与资产阶级的刑罚不同，在我们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他们那里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手段。——作者注）。我们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都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听明白了吗？尽管也强迫，但我们终归是在改造他们（原来也是通过痛苦！）——只是不知道需要改造什么。
　　但是马上在紧挨着的一页我们发现：
　　“劳动改造营利用革命的暴力使旧社会的犯罪分子局限化和不能为害。”（一直说“旧社会的”！到一九五二年还会说“旧社会的”。坏事全推给狼吧，毛病全推给旧社会吧！）
　　那么关于改造再没有说一句话吗？我们仅仅是使他们局限化和不能为害吗？
　　有，在同一（一九三四年）年，他还提到：
　　“镇压加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
　　可以教育的。这说明：改造不是对全体而言的。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引来的现成的用语从此就在那些次一等的作者们笔下满天飞了：“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
　　可是那些不可以改造的呢？扔进万人坑？扔上“月球”？（科雷马）扔到施米特航道下面“？（诺里尔斯克）
　　维辛斯基的法学家们站在一九三四年的高度，连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也责怪起来，说它具有“只讲改造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个法典一点也没写到消灭。
　　谁也没有许过愿说将要改造“五十八条”。
　　因而我把本书的这一部定名为“劳动消灭……”，正如我们亲身体会到的那样。
　　如果法学家们的那些言论彼此对不上号，那就请把斯图奇卡从坟墓里叫出来，把维辛斯基拉来，让他们自己去弄个明白。这不能怪我。
　　我只是现在坐下来写书的时候，才决定去翻翻老前辈们的大作，而且也是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书是你从哪儿也搞不来的。在披着肮脏破烂的劳改营囚服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还有这种书。至于我们的全部生活原来并不是由营长公民的意志而是由某种传奇般的犯人劳动法典规定的——这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模糊的传闻，是所谓“茅房小道消息”，而且连独劳点长，少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书是工作用的内部出版物，从未在私人手里停留过。它们今天是在古拉格的保险箱里保留着还是已经被当作危害性作品烧毁了——这种事谁也不知道。在“文教之角”的墙上没有张贴过其中的摘录，从木制的讲坛上没宣布过其中的数字。哪儿写着一天该工作几小时？一个月该有几天公休？有劳动报酬吗？对残废有什么规定？算了吧，如果你提出这些问题，连自己的伙伴们也会哄笑起来。
　　知道和读过这些人道的文字的人是我们的外交家。他们多半在国际会议上还拿着这本小书摇晃过呢。那还用说！你瞧，我刚刚搞到一点摘录，就已经热泪盈眶了：
　　——一九一九年的《指导原则》：既然刑罚并非报复，那就不应带有任何虐待的性质；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称呼犯人。（可是，请原谅我的用词，可是……X你嘴巴”这话按规定能说吗？）；
　　——一九二四年劳改法典第四十九条：“监管制度必须排除任何虐待的现象，绝对禁止：手铐、禁闭室（！）、严格单身监禁、剥夺食物、隔着铁栅会见亲属。”
　　好，够了。其它指示用不着写了：这些对于外交家已经够用，而对古拉格本来就没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过一个第九条，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项社会保卫措施不应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负有报复和惩罚的任务。”
　　说的多么清楚！我平时喜欢在合法的范围内在首长们身上拧一把，时常向他们劈里啪啦地念一遍这个条文，而我们的这些保护者却只能又惊异又生气地瞪大眼睛。有的是干了二十来年的老家伙，准备拿退休金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九条，·其实他们连法典也没有在手里拿过。
　　哦，“从头到尾是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机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莱波维兹访问了古拉格以后在《生活》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犯人在服刑期间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感觉。”——这就是他的理解和见闻。
　　哦，有着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蠢驴充当法官的纽约州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这些吃得饱饱的、信然自得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带着笔记本和圆珠笔的洋大人啊！从那些早先在克姆城当着劳改营长官的面向犯人提问题的记者们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想炫耀自己对于屁也不懂的事情的理解的虚荣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害！
　　人的尊严！谁的？是那个不经法庭就被判罪的人吗？是那个在火车站上被逼迫着屁股坐在烂泥里的人吗？是那个在看守员公民的皮鞭的呼啸声中用手指头抠起尿湿了的泥土并把它捧走以免关禁闭的人吗？是那些作为很大的荣幸取得了给劳改点点长公民洗衣服、喂猪资格的有教养的妇女们吗？只要点长打一个醉醺醺的手势，她们就得做好任人摆布的姿势，以免第二天被派到一般劳动中去送死。这是她们的尊严吗？……火，火！树枝劈啪作响，深秋的夜风扇动着篝火的火焰。营区一片昏暗，火堆旁边只有我一个，我还可以去拿一些木匠的碎木头来添火。这个营区是受优待的，优待得我好像和在外面差不多。这是一个“天堂岛”，是最受优待时期的马尔芬诺“沙拉什卡”。没有人监视我，没有人叫我回监室去，没有人把我从篝火旁赶开。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在强劲的秋风下面终究是相当冷的。
　　可是她——已经在大风里不知道站了几个钟头，两手垂直，低着头，一会儿啜泣，一会儿无声地僵立着。有时又苦苦哀求：
　　“首长公民！……求您愿谅！……求您原谅，我再也不敢了……”
　　大风把她的呻吟送到我的耳边来，好像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呻吟一样。首长公民正在门卫室里生炉子，不理不睬。
　　这是和我们毗邻的劳改营的门卫室，那个营里的劳改犯每天到我们这边来敷设水管，修理一座破旧的神学院校舍。两个营之间隔着好几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在离那个门卫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灯下面，垂头站着一个受罚的姑娘，冰凉的风扯动着她灰色的劳动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着一条薄头巾的头上。白天她们在我们这里挖地沟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当时有一个姑娘滑下一条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诺公路那边去，逃跑了——警卫队笨手笨脚，而公路上跑着莫斯科的市内公共汽车。当发现了这件事，已经逮不到她了。发出了警报，来了一个凶恶的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长们也气势汹汹，也都在吼叫。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子说；“把这该死的丫头捉住才好！让他们用剪子——咔嚓！咔嚓！——在队前给她剃光头！”（这不是她的发明，在古拉格就是这样惩罚女犯的。）可是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到处罚：全体都带回营里，就留她一个人在门卫室前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伸出头来喊了一声：“立正站好，妈的X……，小心挨揍！”现在她不动弹了，只是哭：
　　“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营里也不会有人对她说：圣徒！进屋来吧！
　　这么长时间不放她，是因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她去上工。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这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年末，十月政变三十周年的前几天。地点是在刚刚庆祝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八百周年的我们的首都莫斯科。离全苏农业展览馆两公里。离奥斯坦金诺农奴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还不到一公里。
　　农奴！……许多人［批到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个比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农奴制与群岛，不是在个别特征上，而是在两者存在的基本含义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强迫和无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奴隶的无偿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群岛的土著每周有六天，而常常是七天，要出门去服只能带给他们疲劳而不能带给他们任何个人收益的劳役。既没有从五天中留出一天，也没有从七天中留出一天给他们去干自己的私活，因为他们的生计是靠发放“月粮”“维持的——这就是劳改营的口粮。他们也正好是分为劳役农奴（甲组）和直接为地主（劳改点点长）和领地（营区）服务的家奴（乙组）。只有那些已经根本不能爬下炉炕（板铺）的，才能被承认是有病的农奴（丙组）。同样存在着对犯过错者（丁组）的刑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地主为了本身的利益，施行惩罚时造成的劳动日损失较少——只限于在马厩里用鞭子抽打，他没有禁闭室，而劳改点点长却遵照国家规定的细则把有罪者放进惩戒隔离室或严管工棚。
　　跟地主一样，劳改营长可以要任何一个奴隶充当自己的家仆、厨子、理发匠或者侍从小丑（如果他高兴，可以凑集一个农奴剧团），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女奴充当自己的管家、侍妾或女仆。跟地主一样，他可以肆意胡闹，任性撒野。（希姆基劳改营营长沃尔科夫少校看到一个犯人姑娘在太阳下面晒干洗头后披散的亚麻色的长发，不知为什么心头火起，简短地命令了一句：“剃掉！”于是这姑娘马上被剃了光头。一九四五年。）不管是地主或是劳改营营长，在主子换人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都是恭顺地等待着新主子，猜测着他的习惯，并且预先就归顺了他的权力。由于无法预知主人的意志，农奴很少考虑自己的明天——犯人也是一样。农奴役有老爷的准许不能娶妻——犯人更是只有在首长照顾的情况下才能搞一个劳改营里的老婆。正如奴隶的命运并不是农奴自己选择的因而他的产生不能怪他一样，犯人的命运也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他落进群岛也是由于纯粹的天命。
　　俄罗斯语言早已识别出了这种相似性：“给‘人们’吃过了吗？”“把‘人们’派去干活了吗？”“你有多少‘人们’？”“派个‘人’给我！”人们，人们——这是说的谁？从前关于农奴是这样说的。现在关干犯人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关于军官，关于领导人就不能这样说——“你有多少人们？”，谁也不会懂。
　　但是会有人反驳说，和农奴的相似点毕竟不算多。差别更多一些。
　　我们同意：差别更多一些。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农奴制的好处，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古拉格群岛的不好处！
　　农奴劳动的时间不多于从日出到日落。犯人——摸黑开始，摸黑结束（而且还并不一定能结束）。农奴的礼拜天是神圣的，还有东正教的十二节日、本地教学节日、圣诞节至主显日之间的若干天（他们要化装游逛呢！）。犯人在每一个星期日之前都要嘀咕：会给还是不给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就像伏尔加河水没有公休日一样）：这些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带来的搜查和特殊措施的痛苦超过节日本身的好处（而且有一部分人年复一年地正好在这些日子里被关进禁闭室）。农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则是真正的节日；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下工后、清早和半夜的搜身（“在铺边站好！”）。农奴们住在固定的农舍里，认为它是自己的。天黑睡下———在炉顶的炕上，在炉顶的高板床上，在长凳上——的时候知道：这地方是我的，早先在这儿睡，以后还在这儿睡。犯人不知道明天他将在哪一座工棚里（甚至下工回来的路上，也拿不准今天是不是还在那儿睡）。他没有“自己的”板铺，“自己的小车厢”。人家赶到哪儿算哪儿。
　　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俄罗斯经历过整整七个世纪的亚细亚式的奴隶制，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一谚语这样说。而谚语都不是瞎诌出来的。农奴是奴隶，但是肚子是饱的。而群岛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残酷的饥饿的压迫下生活。为了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只小鲜鱼尾巴，犯人们之间能干起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最不中用的农奴庄稼汉也能用成猪肉开斋。但是劳改营里头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来的咸肉。
　　农奴们是一家一户在一起生活的。把一个农奴卖出去或交换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认和宣告是野蛮行为。俄国的民众文学对此一贯表示愤慨。曾有过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农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决不是成百万。一个犯人从被捕的头一天就离别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况是永远回不来了。如果儿子和父亲（如我们从维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顶要紧的是千万不许他们在同一个劳改点相遇；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一起了——尽快把他们分开！对于那些在劳改营里发生了短暂的或真正的爱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样，赶紧用禁闭室惩罚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或者是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把农奴们由一处迁徙到另一处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点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物品交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出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奴有的可以挣脱出去，改交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管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谬种”），是靠劳役农奴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管辖劳役农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管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奴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道得多。群岛土著的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庭、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管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入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身的奴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具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进宫”，马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高兴而赏给自己的农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流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深刻的预见性。
　　共产党人曾为社会劳动寻找过新的刺激。起先以为这将是完全不图私利的自觉性和干劲。所以才这样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痉挛。从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许多党员企图逃避星期六义务劳动，只得实行了在党内登记卡上记载参加义务劳动情况的做法。这种激情又维持了十年，对共青团员和我们——当时的少先队员——还起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刺激手段？金钱，计件制，奖金？但是这些东西散发着刺鼻的不久前的资本主义的气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等到出现了另一代人，这个气味才会不再使人不舒服，才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历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马克思称为“超经济强制”的东西拽了出来。这个宝贵的发现在劳改营和集体农庄里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长长的獠牙。
　　后来出现了一个弗连克尔。好像魔鬼在滚开的锅里洒进迷魂药一样，他酒进了一个叫做“分级灶”的东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过多少遍的咒语：“无论过去农奴制所依靠的棍棒纪律，还是现在资本主义赖以支持的饥饿纪律，在新的社会制度里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岛”却实现了两者的巧妙的结合。
　　做到这一点总共只用了三个办法：1．分级灶；2作业班；3．两个管理班子。（但第三个管理班子是决不需要的。比如在沃尔库塔从来只有一个班子，事情照样进行得不错。）
　　群岛就是坐落在这三条鲸鱼背上的。
　　如果说它们是“传动带”，群岛就是被它们带着旋转的。
　　“分级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面包和粮食的再分配办法，目的是要我国犯人拼老命、累断腰才能争取到他应得的平均口粮，而这个平均口粮只相当于寄生性社会里发给不做事的囚犯的数量。我国的囚犯要想达到自己法定的口粮标准，只能通过领一百克一块的奖励面包，并且必须被认为是一名突击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百，还可以得到多领几勺（从他嘴里克扣下来的）稀粥的权利。这真是关于人类天性的多么无情的学问哪！这些小块的面包，这些粗粮做的小馅饼和为挣得它们而耗费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类因其永恒的灾难性的特点，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权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个为别人打仗的士兵前去冲锋和卖命一样，一个犯人也会为了这点微薄的施舍而从原木上滑下来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脱土坯时光着脚在冰水里和泥。他的这两只脚将来已经用不着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然而这种撒旦发明的“分级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钩。就象农奴们从前曾经悟出过“宁愿吃不饱，不想累断腰”这个道理一样，犯人们也明白了：在劳改营里并非低等口粮而是高等口粮才是一把杀人的刀。懒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动物！他们不想要补加粮！他们不想要这一小块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营养的面包！他们连提前释放也不想要了！他们连光荣榜也不想上了！他们不想站到整个工程和全国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计划，尽管五年计划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们躲到矿井的隐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层楼板上去偷懒。他们高兴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罗斯拉夫尔城郊的砾石场这样一类大规模的劳动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员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块不大的面积上，谁只要一停止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理想的条件：只要山头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没有发出休息的信号，谁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场合该怎么办呢？
　　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可有什么办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业班当做一种生存形式强加给你，那有什么办法？总得设法适应吧？劳动使我们丧命，但是要想不丧命也只能通过劳动。（当然，这是可以引起争论的哲学。也许这样回答更对：用不着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丧命，还是让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丧命吧。问题是人家横竖不会让你……）。
　　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正如我们的设计周到的社会制度中一贯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顶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入的内务部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头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出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个班子互相间一点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根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紧的。尽管劳改营长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坚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出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管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按照生产管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进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管理班子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泰加森林工业地主”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子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弄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超额奖已经吃掉了”，面包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头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出来交法庭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高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根支柱：“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而第四根支柱，也是主要的支柱——弄虚作假却是土著们和生活本身竖立的。
　　要搞弄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头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部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管理中引进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进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危险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道，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这种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头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干担任各种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森林派遣点上（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劳改营自己进行伐木，进行统计和对森林工业部负责），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额员和计划员两个职务。他在那儿是个“大拿”。冬天，为了给那些辛勤伐木的人们一点支持，他总是给他们的作业班多记若干立方的产量。有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伙计们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务，可是却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标准拿到待遇。他们依靠提高的口粮谷过了一冬，保证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纸面上）的木材却迟迟运不出来，一些不好听的风言风语传进了劳改营长的耳朵。三月间他派了一个由工长们组成的调查组进林子，他们发现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额！气疯了的营长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说就：“首长，把这些家伙每人关五天禁闭吧。他们都是应付差事。他们懒得进林子，因为那儿雪深。请你再组织一个新的调查组，我当组长。”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组没有出办公室就编好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营长安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五月间又抓瞎了：木材运出来的明明很少啊，上头已经在问了。他把弗拉索夫找来。平时像个好斗的公鸡似的小个子弗拉索夫这时候连抵赖也不抵赖：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报告，妈拉个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亲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方——这对于一个自由雇员是一张‘十元券’，对于一个契卡人员是‘五年’，”营长臭骂了一顿，但是现在惩罚弗拉索夫已经迟了；一切都要靠他。“那该怎么办？”“等所有的道路化开了再说。”所有的道路都化了，冬季道路不能走了，夏季道路还不能通行。这时候弗拉索夫送来一份无懈可击的详细报告，请营长签字并且往上送到局里。报告里说，由于去冬伐木成绩特别优异，有八千方木材未来得及由雪橇路运出。而现在通过多沼泽的林地已无法拖运。接着估算了铺设木排路所需要的开支，并且证明，现在运出这八千方的代价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一年以后这批在沼泽里泡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原木已不符合交货条件，订货人将把它当做劈柴接受，管理局同意了这种有见识的论据。再说，这种论据对任何其他方面派来的调查组都是拿得出去的。于是就把这八千方冲销了。
　　这些树木就是这样被放倒、吃掉和冲销掉，然后又在那里傲然挺立，枝叶葱茏。不过国家为这些子虚乌有的木方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有限：只不过多发了几百块粘乎乎、湿渍渍的黑面包而已。被保存下来的千把棵树木和百来条人命也算不进收入项，因为这类财产在群岛是从来不记帐的。
　　准不是只有弗拉索夫一个人精于作假之道，所以从一九四七年起所有伐木场都实行了新制度：成立综合小组和综合作业班。现在伐木工和运输工合编为一个小组。作业班的产量不是以伐倒的原木计算，而是以运到河岸滑道，运到春季流送场的木材计算。
　　结果呢？现在弄虚作假吹台了吗？不见得！它甚至更盛行了！它被迫扩大了范围，靠它吃饭的工人数量也越来越大了。读者们若有不嫌烦的，请跟我们一道往深里瞧瞧：
　　1．从河边滑道以下，就不许犯人们跟着木材走了（在河面上由谁来押解呢？警惕性！），因此，自由人的“流送营业所”代表在河边从劳改营交货人（也就是各作业班）手里接受木材。这个代表一定是铁面无私吧？一点也不。需要照顾伐木作业班多少，劳改营交货人就会虚报多少，而营业所的代表则会全部认可。
　　2．原因在这里。流送营业所也需要养活自己的自由工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力不胜任的。所有这些不存在的虚报的木材，流送营业所也照样作为实际流送的数量记在自己的帐上。
　　3．在把各伐木段流送来的木材集中起来的总浮栅附近，有一个隼林场——就是把木材拖捞上岸的地方。这个活又是由犯人做的，他们还是属于同一个乌斯特维姆劳改营（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五十二个岛屿分布在250X250公里的面积上。瞧我们的“群岛”怎么样！）。流送营业所的交货人心里有数：现在劳改营的接货人又会从他手里接回全部虚报数字：第二，是为了不出卖在河边滑道上交货的自家的劳改营，而第一，是为了用这同一的虚报数喂饱自己的干拖捞工作的犯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异想天开的，他们也需要多弄一点面包头！）但这里的收货人已经需要为社会多流几滴汗了：他不能简单地按体积把木材接受下来，而要填写原木的直径和长度的明细表，包括真实的和虚假的。给你们饭吃的恩人原来在这里！（弗拉索夫也在这里干过。）
　　4．集材场以后是木材场，它把原木加工成锯材。做活的又是犯人。作业班是靠所加工的原木体积吃饭的，那些“富余的”虚报木材正好可以提高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
　　5.下一步是成品仓库。根据国家的定额，成品应占木材厂收到的原木的百分之六十五。从而虚报木材的百分之六十五也在虚无飘渺中进入了仓库（这类神话中的锯材也按品种造册：背板、制材；板厚，去边的，未去边的……）。码垛工也靠这些虚报数多捞一点口粮。
　　然后呢？弄虚作假到仓库就顶头了。仓库由武装警卫看守，不可能再有不受监督的“损失”。现在该由谁以及怎样为虚报数字负责呢？
　　这时候前来帮助弄虚作假这个伟大原则的是群岛的另一个伟大原则：橡皮原则，也就是因循拖拉的原则。虚报数字入了帐，就年复一年地转入下一年度。在这个群岛的荒野里，参加清点物资的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你也不能为了计数而亲手去把每块板子都倒一遍吧。幸运的是虚报数字每一年都有一些在库存“损耗”项下注销了。大不了是撤掉一两个仓库主任，调去做定额员的工作。可是靠这一手有多少人捞到一口饭吃啊！
　　他们还在这方面使劲：为用户把板材装车皮的时候（接货人不在场，按托运单把车皮甩到各地），把虚报数也装进去。这意思是多记装货量（请注意，这样一来搬运作业班也得到了好处）。铁路方面在车皮上打铅封，这跟他们没关系。过了若干时间在阿尔马维尔或者在克里沃罗格的什么地方，有人将打开车厢，把实际收货量记在帐上。如果欠装数是适中的，那么所有这些木方的差数都会集中在一栏里，报请国家计委去说明原因。如果欠装的数量太不像话，收货人将向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提出索赔要求，但是这些索赔要求将和成百万份其他公文一起旅行，不定到什么地方就归了档，再过一段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它们毕竟敌不过人们要活命的压力。（而任何一个阿尔马维尔都不会把一车皮木料退回发货单位：给多少就要多少吧。南方可没有木料。）
　　我们现在还应当指出，国家和森林工业部在他们的经济报告里都认真地利用着这些浮夸虚报的木材采伐和加工的数字。它们对于部里也恰好用得着。
　　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恐怕还是这个：既然木材转运的每一阶段在数量上都有虚报，似乎木材应当不够数才是。然而，集材场上的收货人已经把夏季的木材拖捞量多报了那么大的虚数，以至到了秋天流送营业所手里还有多余的木材积压在浮栅前面，动都没有动。不能让这些木材留在河里过冬，不然开春时还得叫飞机来把它们炸散。所以上面同意深秋时把这些已经没人需要的多余的木材顺流放进白海里去！
　　神吗？怪吗？妙吗？可这种事并不只发生在一地。翁日拉格的木料场上也经常剩下多余的木材。它们没有装运出去，可是在帐面上早已经没有了。某些木料场完全关闭以后的若干年内，附近劳改点里不断有人来找无主的干劈材，把这些去了皮的坑木放进炉子里烧掉。而为了采伐和制作它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啊。
　　为了使放排的自由人手里不多出来这些木材，——阿尔汉格尔州塔拉加劳改点派出一队一队的解除了看押的刑事犯，偷偷地拦截下他们的木排：也就是把劳改营采伐的但暂时落在自由人手里的木材偷给劳改营。每年计划生产的家具用的都是……偷来的木料。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要活命，而不是为了图财，更不是为了对国家进行抢劫。
　　国家决不应这样过分地凶恶——逼迫自己的国民去行骗。
　　这就是犯人们习惯说的一句话：没有“图赫他”（弄虚作假）和阿芒拿（硝氨炸药）修不成运河
　　这一切就是群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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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拉来法西斯啦！”

　　“拉来法西斯啦！”“拉法西斯啦！”当我们的两辆载着三十名“法西斯分子”的卡车驶进新耶路撒冷劳改营”的四方形小院的时候，年轻的男女犯人们在营区里兴奋地奔走相告。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这就是从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到此地的一小时的所谓“近距离递解”的旅程。尽管一路上我们的双腿蜷曲在车斗里，然而全部的空气、速度、色彩都是属于我们的。遗忘了的光彩夺目的世界啊！有轨电车是红的，无轨电车是蓝的，人群穿着白的和花的，当人们拥挤着上车的时候，他们自己能看到这些色彩吗？还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的建筑物和路灯杆子上都装饰了国旗和彩旗，不知道是哪个没听说过的纪念日——八月十四—一和我们脱离监狱的日子碰到一起了。（这天宣布了日本投降，结束了七天的战争。）在沃洛科拉姆公路上，刚割下的干草的阵阵气息和傍晚前草地的凉爽空气吹拂着我们的剃光了的脑袋。谁能比囚犯们更贪婪地吸进这草地上的清风？真真实实的绿色迷乱了习惯于灰色、永恒的灰色的眼睛。我和加麦罗夫、英加尔分在一批递解。我们觉得这是坐车到快乐的郊区别墅去。这样迷人的路途的终点不可能是某种阴暗的东西。
　　现在我们从车斗里跳下来，舒展着麻木的腰腿，朝四面张望。我们很喜欢新耶路撒冷的营区，它甚而是十分可爱的：它的四周不是密不透风的板墙，只有一道交织的铁丝网。四面都可以看到兹维尼哥罗德市郊的丘陵起伏的点缀着农舍和别墅的充满生机的大地。我们自己也像是这个快乐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也能像来到这里休息和享受的人们一样地观赏这片大地。大自然在我们眼里甚至有更强烈的立体感（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平面的墙壁、平面的板铺，狭窄的监室），甚至有更鲜艳的色泽：已经开始暗淡的八月中旬的绿茵仍使我们目迷。它竟显得这般鲜嫩，也许是因为在夕阳斜照下的原故吧。
　　“你们是法西斯吧？你们全都是法西斯吗？”走过来的犯人们怀着希望向我们发问。当他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错，是法西斯——以后，立即跑开，走散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知道，“法西斯”——这是目光敏锐的盗窃犯们给“五十八条”们起的外号，颇得到长官们的支持：原来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名称曾经叫得很好，可是后来不带劲了，需要一个能打中要害的恶名。）
　　在凉爽的空气中乘飞驰的汽车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在这里觉得格外温暖，因而也格外舒适。我们仍在向这个小巧的营区的各处张望。它有一座两层的男犯楼房，有一座带阁楼的木房，是女犯住的。还有几间完全是农村式的歪歪斜斜的草棚子，那是附属设施。然后，我们又转眼去看那田野上树木和房屋拖着的长长的黑影；那砖厂的高高的烟筒，它的两座大楼上已经燃亮灯火的窗户。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似乎是……”我们彼此间说道，努力使别人和自己相信这一点。
　　有一个小伙子在我们身边停留得稍久，满有兴趣地观察着法西斯分子们。他脸上那种高度戒备的敌意的表情，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破旧的黑色鸭舌帽斜盖前额，两手插在裤兜里，他这样站着听我们的闲谈u
　　“不——坏呀！”他的胸口颤抖了一下。撇着嘴，再次轻蔑地环视了我们一遍，猛地说出一句：“杀一人一坑！你们全都得死在这儿！”
　　他朝我们脚下碎了一口就走开了。这些傻瓜的谈话他再也听不下去。
　　我们的心里一沉。
　　劳改营中的第一夜！……你们已经沿着光滑陡直的绝壁往下飞快地坠落，飞快地坠落———在什么地方还应当有一个救命的突出部，一定要抓住它，但是你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你们受到的教育中的一切最坏的东西在你们心中活跃起来；这是饿着肚子的排队和强者的蛮横在你们心里埋下的一切多疑、阴暗、贪婪、残忍的东西。这些最坏的东西被预先听到的关于劳改营的传闻搅动得更加浑浊：千万不要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劳改营是豺狼世界！在这里他们会活活把你咬死！在这里栽了跟头会被人踩死！千万别落到一般劳动里去！但是怎样才落不进去？朝哪条路奔？你需要拿点什么东西出来！你需要给什么人一点东西！但是该拿什么？但是该给谁？但是这该怎么做？
　　还没有过一小时，我们这批解犯中已经有一个人带着憋住的笑容回来了：他被指定为营区内的建筑工程师了。又有一个：他被准许在工厂里开设一间为自由雇员服务的理发室。又有一个：他遇到了熟人，将在计划科里工作。你的心在发痛：这些人都是在抢走你的机会！他们将在办公室和理发室里保住性命。而你将灭亡。灭亡。
　　营区。从铁丝网到铁丝网两百步，而且还不许靠近。不错，周围的兹维尼哥罗德的丘陵将呈现苍翠的景色，将映出悦目的光辉，可是在铁丝网内却只有饥饿的食堂，惩戒隔离室的石砌的地窖，“个人厨房”的破烂的敞棚、澡房的木板屋、污秽朽烂的涂成灰色的厕所木棚——齐了，再没有别的去处。也许这个小小的岛屿就是你命中注定还能踏到的最后一块土地。
　　宿舍里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车厢”。“小车厢”是群岛的一大发明。它供土著们睡觉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是搭在两个双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块木板，分上下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在这个劳改营里是不发床垫的，连个填麦秸的大口袋也不给。新耶路撒冷岛上的土著不知“床单”和“内衣”为何物。这里从没有床单，从不发给替换的内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带进来，自己想法去洗。这个劳改营的总务主任也没听说过“枕头”这个字眼。枕头只有私人的，而且仅仅女犯和盗窃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张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脱，但要考虑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着鞋睡。衣袋也不可乱放；也会遭扒。早晨去上工，什么东西都不能留在工棚里：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眼的东西，也会被看守员没收。因为规定不许留下！早晨出工就像游牧民族迁离宿营地。甚至比他们迁离得更干净：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烬，也不留下啃过的动物骨头。房间里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换一拨人住也行。你的铺位和你邻人的铺位没有任何区别。全是光滑、油污、被身体磨得锃亮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劳动地点去，清早要把你的全部家当收拾好，放进提箱或口袋，到私人物品保管室门口去站队。下工回来又得到那里站队，取出你预计夜晚用得着的东西。主意千万不能打错，再去保管室可办不到。
　　就这样——整整十年！打起精神来吧！
　　上早班的下午两点多回营。他们洗脸，吃饭，在保管室排队——点名铃马上就响了。全体在营内的犯人都要列成横队。大字不识的看守员拿着一块三合板，在队前走来走去，把铅笔放在嘴里吮湿，像有学问的人那样额头上皱起一些格子，嘴里不住地叨呼着什么。他把队列来来回回地数上几遍，把所有房间来来回回地巡视几遍，同时让队列站在那里。一会儿是他的算术搞错了，一会儿是他弄不清有多少病号，多少人蹲在“不出工”的惩罚隔离室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每次好说要拖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能拖上一个半小时。在这种时候感到特别束手无策、特别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虽然这在我们民族中是不很发达的需求，在犯人们中间更是完全不发达的，——是那些甚至在劳改营里也想争取时间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们。“在队列里”是不能读书的。我的两个小青年加表罗夫和英加尔闭着眼睛站在队列里，他们在构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横队里连这样站着也不允许，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在睡觉，这就等于蔑视点名。何况你的耳朵还没有封起来，骂娘、愚蠢的玩笑和无聊的对话仍然能钻到里面去。（这正是一九四五年。诺伯特·维纳很快将提出控制论，已经实现了原子的裂变——而我们的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们正站在那里等待着，“站好，不许动！”等着那个红光满面的蠢驴懒洋洋地念叨完他的总数！）点名结束，现在是五点半，本来可以躺下睡觉了（因为前一个夜晚是短暂的，而下一个夜晚可能更短暂），然而一小时之后要吃晚饭，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
　　劳改营的行政当局懒惰和无能到这种程度，以至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把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按不同的房间分开。吃过晚饭，七点多种，第一班的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饱肚子并且累不着的人且安静不下来呢。盗窃犯们这时候刚刚开始他们的牌局。他们怪声大叫，他们表演节目。瞧，一个阿塞拜疆型的扒手做出夸张的偷偷摸摸的样子，从一个“小车厢”跳到另一个“小车厢”，踩着上层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里绕圈，还扯着嗓子喊：“拿破仑到莫斯科来拿烟叶子就是这么来的！”搞到一大把烟叶子以后，他又沿同一条道返回去，踩着和跨过睡觉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逃回巴黎的！”盗窃犯们每一个恶作剧都是那么惊人和异乎寻常，以至于我们一直在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们。从晚上九点开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摇晃“小车厢”，咯噔咯噔地走路，收拾东西，送保管室。他们在十点钟被带出去，现在该可以睡一会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点回来。现在是他们发出沉重脚步声，摇晃“小车厢”，洗睑，到保管室去取东西，吃晚饭。也许只是从十一点半开始，精疲力竭的劳改营是在睡觉。
　　但是，四点一刻，清脆如歌的钟声便在我们小小的劳改营上空回荡，也回荡在周围沉睡的集体农庄的上空，那里的老年人还记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钟声齐鸣。也许我们劳改营的有着清越歌喉的大钟正是来自教堂，在那里早就习惯于每天鸡叫头遍就把僧人们唤醒，要他们去祷告和劳动。
　　“早班的，起床！”看守员在每间屋里叫喊。脑袋由于缺觉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眼睛还像被胶水粘牢似地睁不开——还顾得上洗什么脸！连穿衣服也用不着，你就是穿着它睡的。这么说就直接去食堂吧。你睡眠惺松，摇摇晃晃地走进去。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挤，并且全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部分人忙着领口粮，另一部分人领菜汤。只有你像梦游者一样在一边傍徨，在昏暗的灯光下和菜汤的蒸汽里，你看不见那两样东西该到哪儿去领。最后，你终于领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举行盛宴的面包和一瓦钵热乎乎的黑汤。这叫做黑菜汤，是用荨麻叶子做的菜汤。煮熟的叶子像黑色的破布似地泡在发黑的清水里。既没有鱼，也没有肉，也没有油脂。甚至连盐也没有：放进去的盐全会被煮在锅里的尊麻叶子吃掉，所以索性不掏；如果说烟叶子是劳改营里的黄金，那么盐就是劳改营里的白银。炊事员们是省着用的。不放盐的荨麻叶菜汤，简直是叫人反胃的苦药水！即使你饥肠辘辘，也实在无法把这东西灌进肚里。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东方破晓。黎明前的八月的天空现出家微。天幕上只有最明亮的星星依然可见。东南方，在我们将被带去劳动的砖厂的上空，是南河三和天狼星——它们是小犬星座和大犬星座的两颗主星。一切都背弃了我们，连天空也跟狱吏们站在一起；天上的犬也和地上的犬一样地系在押解队的皮带上。狼犬疯狂地吠叫，从地面跃起，想够到我们。它们是用人肉高超地训练出来的。
　　劳改营中的第一天！即使是我的仇敌，我也不希望他有这样的一天！大脑容纳不下全部的残酷的现实，因而发生了错乱。以后会怎么样？我会遇到什么事？——不停地在脑子里打转。而他们给新来犯人分配的劳动总是最没意思的，只是为了在看他们的材料期间不让他们闲着。熬不完的一天。你的工作是抬担架或者推手车。每推一车只能使这一天减去五分钟，十分钟，而你的头脑却只能反复地思考一件事：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看出来，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推来推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尽量利用每车之间的时间闲聊。我们推了头几车，看来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已经把力气使光了——这样连续推上八年，我们怎么吃得消？我们努力谈一些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和个性的东西。英加尔描述他尊为导师的蒂尼亚诺夫的葬礼的情况，于是我们就争论起历史小说的问题来：一般该不该大胆地去写这种题材？历史小说毕竟是关于作者未见过的事物的小说。作者背着时间距离和他本人时代的成熟性的负担，尽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身临其境总是做不到的。因此是否可以说，一部历史小说首先是一部幻想小说？
　　这时候，新来的犯人几人一批地被叫进办公室去分配工作。我们全部放下了手车。英加尔昨天就和一个什么人拉上了关系。现在他，一个搞文学的人，被分派到厂里的会计室，尽管他在数百字上迷糊到可笑的程度而且生来没有拨过算盘。加麦罗夫即使为了救自己的命也学不会求情和抓机会。分配他当壮工。他回来，往草地上一躺，在他还不需要去当壮工的这短短的最后一小时内，他向我谈到遭迫害的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这个人我一点也没听说过。这些小青年怎么来得及读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
　　我咬着一根草茎儿，拿不定主意——该打出哪张胜杯？数字还是军官经历？像鲍里斯这样傲然地遗世独立，我做不到。我也一度受过另一种理想的熏陶，但三十年代以来的粗暴的生活，一直朝这个方向打磨着我们：钻和捞！
　　一跨进砖厂厂长办公室的门坎，我自然而然地把军官宽皮带下面的军便服的格子从腹部拉到了两侧（这一天我有意识地把这一身穿戴起来，即使推手车我也不在乎）。挺直的领子严格地系着扣。
　　“军官吗？”厂长立刻推测到了。
　　“是！”
　　“有跟人们工作的经验吗？”
　　“有。”
　　“指挥过什么？”
　　“炮兵营。”（我脱口而出地扯了个谎，我觉得炮兵连小了。）他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可是在这儿你干得了吗？这儿的事难办。”
　　“我想我干得了！”我回答。（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正在把脖子伸进一个什么套包、须要紧的事情是钻和捞呀！）他眯起眼睛想了一想。（他在估摸我充当走狗的适合程度，我的下巴骨是否结实。）
　　“好吧。让你当取土场值班工长。”
　　还有一个前军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为取立场工长。我们两个人从办公室出来，觉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时候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理解这是选择了军人服刑的标准开端——充当奴仆。从阿基莫夫的非知识分子型的朴质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开朗的青年和优秀的战士。
　　“厂长干嘛要吓唬人？二十个人还对付不了？地下没有理地雷，天上没有飞机炸，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我们想在内心恢复往日在前线上的自信。我们这两个小崽儿不明白群岛是多么不同于前线。它的围困战比我们使用炸药的战争要难打得多。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色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腿把你踢开。而这种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头，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精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出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眼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正好在这几天，一个惩戒作业班每天从惩戒隔离室里被带到取土场上来劳动，把这当作是罚他们干最重的活。这是一批差点没把劳改营长宰掉的盗窃犯（他们并不是真想宰他，他们并不那么傻，而只是吓吓他，要他把他们送回普列斯尼亚监狱：他们看准了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要老命的地方，在这里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了。他们在取土场上找了一些避风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纹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过惩戒隔离室的潮湿的地下室之后，心满意足地晒着太阳。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到他们跟前，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建议他们开始工作。阳光使他们心情温和，所以他们仅仅是哄笑起来并且要我去见那个众所周知的鬼。我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一无所获地走开了。在军队里我第一句话就会是：“起立！”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明显，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会是为了在我的肋骨当中捅进一刀子。当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要知道取土场上的其余的人都在看着，也可能丢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好我这一班结束了。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写“群岛”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盗窃犯们继续晒他们的太阳。他对他们说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劳改营长来威胁他们。他们起来迫他，在取立场的洼地里把他撂倒了，用铁棍砸坏了他的腰子。直接从厂里把他拉到了省监狱医院，他的指挥职务便到此结束了，也许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大概厂长本来就是委派我们充当挨盗窃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场上的短暂的官运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长了几天，只不过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我期望的满足，反而是不断的内心的压迫感。早晨六点钟我走进工区的时候，比假如我是去亲手挖土还感到压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场懒懒地走去，对它和对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从湿压厂到取土场有一条土斗车轨道。在平地的尽头，轨道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绞盘车架设在一个平台上。这部由马达带动的绞车是全厂不多的几种机械化奇迹之一。从取土场到绞车，然后再从绞车到工厂，土斗车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从取土场上坡的地方用绞车拉上来。取立场位于厂区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离破碎，取土坑像沟壑一样枝枝杈杈，它们中间留着没有动过的土岗。粘土层直接从地表就开始了，土层相当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里取，也可以再往宽里取，把工作面连成一片。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谁也不拟订开采计划，一切全由早班的作业班长巴林诺夫指挥。巴林诺夫是一个趾高气扬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难看的外表。巴林诺夫单纯根据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取土，哪里能少费工、多装上就在哪里开挖。他不往太深里走，以免推出斗车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场上巴林诺夫指挥着每次总是在我这一班干活的那十八至二十个人。他也是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喂养着他们，意思就是为他们争取较多的口粮。每天亲自英明地决定应该推出多少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欢巴林诺夫这个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么监狱的板铺上并排睡觉，我们一定相处得很快活。就是现在我们也会会得来——但是这需要我主动去找他并且要像这样打趣地说一句：你瞧厂长任命我当了一条夹在当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么也不摸门呀。两人一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军官的教育没有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试图对他保持严格的态度，谋求他对我的服从，尽管不仅我自己，也不仅他，而是整个作业班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里多管闲事，就跟一个从区里派下去指导春播工作的技术员一样。巴林诺夫很生气，认为在他头顶上安插了一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业班面前巧妙地出我的丑。凡是我认为需要做的，他马上向我证明不可能。反过来，他时常高声地吆喝着“工长！工长！”，把我叫到取土场的各个角落并且请求指示：旧轨道怎么拆，新轨道怎么铺；脱落的轮子怎么固定到轴上；或者绞车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动，现在该怎么办；或者铁锹使钝了拿到哪里去磨。在他的嘲弄面前我的指挥热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从一清早就叫人们去挖土（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不用那些讨厌的问题来打扰我，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时我就悄悄地走到一边，到高高的土堆后面去躲开我的下属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发呆。进劳改营后的头几天我的精神已经僵死了。噢，这可不是监狱！监狱有着翅膀。监狱是思想的万宝箱。在监狱里挨饿和争论是快乐而轻松的。可是你试试在这里挨饿、劳动和沉默十年。这个你试试看！钢铁的履带正在把我拽进一个粉碎机。束手无策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滚到一边去，可是真想这样做啊！喘一口气。清醒一下。抬起头，看看外界。
　　瞧那里，在铁丝网外边，隔着一道小山谷有一块小高地。高地上有一个小村落，共有十来座房屋。初升的太阳用它和平的光线照亮了它。它离我们这样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劳改营！（其实也是劳改营，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你忘记。）很长时间那里没有动静，后来走出一个拎着提桶的农妇，一个小不点的娃娃从长在街上的草丛里跑过。一只公鸡在打鸣儿，一头母牛在哞哞地叫——我们在取土场上全听得很清楚。一条杂种的小狗尖声尖气地吠叫着——多么可爱的声音！——这不是押解队的警犬！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身，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道，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做一个集体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阳，听听鸡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感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从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厂的另一面传来客运列车沿尔热夫铁路隆隆而过的声音。取土场里的人们叫喊：“杂役列车。”每一趟列车人们都熟悉，根据它们来计算时间。“杂役列车”——这是差一刻九点。九点钟会从劳改营里把杂役们——包括办公室人员和当了官的——单独地，不按照倒班的时间，带到砖厂来劳动。大家最喜爱的一趟列车是一点半的外号叫“供养人”的那一次。它开过去以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饭。
　　我的女上司——犯人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是和杂役们一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她对工作实在放心不下，就专门叫人押着，提前到厂里来。我叹着气走出我隐蔽的地点，沿着轨道走向湿压厂——去报告工作。
　　整个制砖厂分成湿压和干压两个分厂。我们的取土场只为湿压厂服务，湿压厂的负责人就是马特罗宁娜，硅酸盐工业工程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师，我不知道，但为人很琐碎，固执。她是那些不可动摇的思想纯正分子中的一员，这类人我在监室里已经遇到过不多的几个（这种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在他们的高峰上坚持住。按照“大写字母条文”她是属于（反属）类，作为被处决者的家属她经过特别庭得到了八年。现在正蹲完她的最后几个月。诚然，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释放过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谓“特别指令”下来以后才能出去。但是这也没有给她的精神状态投下任何阴影；她在为党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劳改营里也好，都没有什么要紧。她是从稀有动物保护区出来的。她在劳改营里裹着红色的而且从来是红色的三角头巾，尽管她已经年过四十（在厂里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丫头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女共青团员带这样的三角头巾）。对于丈夫的被枪毙和本人蹲过的八年她不感到丝毫怨恨。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见，是个别雅戈达分子和叶若夫分子干出来的，而在贝利亚同志主管下，现在抓人都是没错的。看到我穿着苏维埃军官的服装，她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说：“那些把我关进来的人现在确实看到了我的正统性！”不久以前她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她把信里的这些话念给所有愿意听或被迫听的人：“长期的监禁没有摧折我为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工业而斗争的意志。”
　　不过，当阿基莫夫来向她报告盗窃犯不听她指挥的时候，她没有亲自去向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对工业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该强迫嘛！任命您就是为了这个！”阿基莫夫挨了摸，她并没有进一步去斗争，而是给劳改营写了个要求：“请勿再将此类人员带往我处。”她手下的年轻姑娘们在厂里像自动机器似地工作八小时：在传送带旁边连续不断地做八小时的单调的动作，她对这种情况漠然视之。她说：“有什么办法？要实行机械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部门。”昨天，星期六，传闻说今天又不让我们过礼拜天了（真的没让过）。充当自动机器的年轻姑娘们像一群小鸟似地围住了她，向她诉苦说：“奥丽加·彼得罗夫娜！当真又不给礼拜天吗？这可是连着三次了！战争都结束了！”她裹着红色的三角头巾，把那副干巴巴的、阴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面孔往上一仰：“丫头们，我们怎么能够过礼拜天？！莫斯科的建筑正在停工待料，等着我们的砖头！！”（这意思是她当然不知道我们的砖头具体要运给哪一项建筑，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个广义的伟大建筑，而姑娘们却低贱地想要洗洗涮涮。）
　　马特罗宁娜需要我这个人是为了把一班时间内的车数翻一番。她对人力、主斗车的完好状况、砖厂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计算，只是要求——翻一番！（一个不懂行的外来人除了使用他的拳头，还有什么办法把车数翻一番？）我没有翻一番，并且总的说在我领导下产量一车也没有改变。于是马特罗宁娜当着巴林诺夫和当着工人的面毫不容情地责骂我。她这老娘儿们脑袋连一个最次的军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当着普通战土的面，连骂一个上等兵都是不允许的。一次，当我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取土场上的完全失败，从而承认了自己没有领导能力之后，我去找马特罗宁娜，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请求：
　　“奥丽加·彼得罗夫娜！我的数学很不错，我算得很快。我听说您的工厂里需要一个会计。要我当吧！”
　　“会计？！”她气愤了，她的硬梆梆的面孔变得更阴暗了，红色三角头巾的尖角系在她的后脑勺上。“当会计我随便派一个姑娘都行，我们需要的是牛产指挥员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车？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样，把我派回了取土场。
　　又过了一天，取土场工长的职务被撤销了，我被免职，但不是简单免职了事，而是报复式的。马特罗宁娜叫来巴林诺夫，命令他说：
　　“叫他拿铁锹干活，眼睛盯着他！要他一班装六车！叫他出点汗！”
　　当下我就穿着一身我引以自豪的军官制服去挖土了。巴林诺夫挺高兴，他预见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对于劳改营里各种事件之间的隐蔽的和十分警觉的联系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运。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里有一个单独的发饭窗口，是供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师、会计……以至皮鞋匠都从那儿取饭。在被任命为取土场的工长以后，由于渐渐掌握了劳改营生活的要领，我每次吃饭都跑到这个窗口旁边并且从这里要饭吃。大师傅们犹豫不定，说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上还没有我，但是每次仍是发给了我吃的，后来甚至二话都不说了。事后我认真想了一下——当时我在伙房人员眼里还是个问号：刚一来到，马上抖了起来；态度高傲，穿着军服到处跑。这样的人说不准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当上主任派工员或者劳改营的主任会计，或者医生（在劳改营里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在我手心里摸着。虽然实际上砖厂还只是在考验我，什么名单都还没有把我列进去，伙房为了以防万一仍是供应我工程技术人员的伙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当厂里还不知道的时候，伙房已经全知道了，冲着我的脸砰的一声把小窗口关上：我原来是个不值钱的“福来儿”。在这个小小的插曲里可以闻出劳改营世界的空气。
　　靠衣着显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露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敏锐的劳改营的眼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出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马特罗宁娜的红色三角头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进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吹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出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口水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浓淡适度的墨水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出这种文字的本身，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但要知道我毕竟还是从大学出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上，要求对自己另眼看待的这种习性会是多么根深蒂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干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高兴！——这就是半个自由！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马裤掖进箱子，在劳改营的保管室里领了一套打了补丁褪了色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出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头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种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
　　过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以这副模样去找行动特派员，当时心里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但是特派员不在。他根本不来上班了。（他已经知道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呢：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国人运到新耶路撒冷来替换我们。）我就是这样避免了和中尉的会见。
　　我和加麦罗夫也和英加尔讨论过，叫我写自传到底是什么用意，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没猜想到这已经是伸进我们巢里的第一只猛兽的利爪。其实情况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当中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彼此一直不断地议论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其中有一个肤色骏黑、浑圆的脸、表情明郁、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就是在会计室找到一个差事的那个，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在板铺上不断地写着些什么，写完就藏起来。当然可以派个什么人去把他藏的东西夺过来。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还是从他们当中那个穿马裤的人嘴里了解一切比较简单。他显然是部队里出来的，是一个苏维埃人，对于精神上的监视一定肯帮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尔真的是给自己做了头半夜不睡觉的规定，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小车厢”床板上，穿着棉背心（屋里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着鞋，两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着墙，嘴里喝着铅笔，眼睛严峻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纸。（对于劳改营说来，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坏的行为了！但是无论他，无论我们都还不懂得这是多么显眼，人家对这种举动盯得多么紧。）
　　他夜间写作而白天藏起来的是一篇关于坎佩西诺的小说。这个人是同他一起坐过牢的一个西班牙共和国战土。美加尔高度赞赏他的农民的质朴。坎佩西诺的命运是简单的：在和佛朗哥的战争中打败了以后，来到苏联，过了一段时间就在这里被捕了。
　　英加尔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别人是不会在初次的冲动之下就向他打开心扉的。（写完了这句话，我停下来想了一想：难道我当时是温暖的吗？）。但是他的坚定性却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在劳改营里写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会上升到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几天的挖土工生活压得透不过气。在一个晴和的九月的黄昏，我和鲍利斯只找到了在营区边缘的一堆炉渣上稍坐一会儿的时间。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礼花——这是“战胜日本庆祝日”。但是我们劳改营区的路灯发出暗淡无力的光亮。砖厂的窗户透出发红的敌意的光亮。广大的厂区内的电线杆上的路灯排成神秘的长串，像我们刑期的月月年年，渐渐远去。
　　瘦弱的不断咳嗽着的加麦罗夫双手抱住膝头，反复地吟诵着：
　　对祖国的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来法西斯啦！拉来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岛所有的岛屿上都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来打开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们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从那时候起，相也照过了，释放证明书也准备好了，会计室的帐也结了，——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遇赦的犯人们仍然愁眉苦脸地呆在讨厌的铁丝网里面。有的地方过了两个月、三个月还出不去。因为没有人顶替他们。
　　没有人顶替他们！而我们这些天生的双眼瞎竟然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曾在连墙缝都堵死了的监室里盼望着大赦。斯大林全可怜我们！……他会“考虑到胜利后的形势”！……头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们漏掉了，他以后还会发布第二次专为政治犯的大赦……（连细节都有传说：这个大赦令已经写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签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等待着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曾经相信过！……）但是如果把我们赦免了，谁去下矿井？谁扛着锯条进森林？谁去烧砖，砌墙？斯大林缔造成功了这样一种制度，只要它表现出一点仁慈或宽大，那时瘟疫、饥馑、荒芜、破败便立即会笼罩全国。
　　“拉来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们或者蔑视我们的非政治性罪犯们现在几乎是很亲热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前来顶替他们的。那些被俘人员们在被德国俘虏期间曾发觉了世界上没有比俄罗斯民族更被人蔑视、被人抛弃、被人看作是异己的、没有用处的民族。现在，当他们从运牲口的红色车皮里、从卡车里跳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个被排斥的民族当中，他们是最命苦最遭难的一支。
　　伟大的、“全世界未曾见过”的斯大林大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里见过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规定释放刑期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条”，这类犯人但几乎没有人判过这么短的刑期；在它适用的范围中，这种人不见得能占到百分之零点五。但即使在这百分之零点五当中，大赦的不宽容精神仍是胜过了它的宽容词句。我知道一个青年，好像叫马久申（他曾在卡卢加关卡附近的一座小劳改营里当过画家）。他在很早的什么时候，几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条一l一已判了刑，当时还没有决定对这种事情该怎么量刑，该给多少年。他们一共只给马久申判了三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满期以后自然没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说要等待特别指令。但是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赦！马久申开始请求（哪里敢说“要求”）释放。心有余悸的登记分配处官员们差不多一连五个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后终于把他送回库尔斯克省原籍。传说（不然也没法相信结局会是这样！）很快他又被扒拉了进去，增加到“十元券”。决不能允许他从第一次审判的疏忽大意中捞到好处！
　　所有入门行窃、拦路扒衣、强奸少女、腐蚀幼童、蒙骗顾客、要流氓、使无防卫者毁容、滥伐滥捕、一夫多妻、敲诈勒索、骗取财物、收受贿赂、诽谤、诬陷（但是这一类人实际上并没有坐过牢——这是针对未来说的！）、贩卖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强迫妇女卖淫、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释放。（以上只是开列了属于大赦范围内的法典条文，并不是雄辩的辞藻。）
　　在这以后还能向人民要求什么道德吗？
　　减去一半刑期的有：盗用公款者、伪造证件和配给本者、投机倒把者和盗窃公物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感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股脑儿的全体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部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子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子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毛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管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点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敏锐性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高统帅的观点。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斯大林心里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对充当一名列兵的厌恶，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怜的新兵生涯？或许是他断定胆小鬼对于他的统治没有危险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险？毕竟令人觉得，即使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说，对逃兵实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只顾逃命更牢靠和更简单。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进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按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庭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种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按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种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流放点本身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八年苏联军事检察总署对他们的答复是：“你们的罪证确凿，没有进行复审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过二十年以后，他们的五十八一10（反苏意图）及五十八一11（夫妇二人的“组织”）原案才宣布撤销。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条（临阵脱逃行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为五年并适用（！二十年以后！）斯大林大赦。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一九六二年终于接获如下的书面通知：“你二人被认为已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获释，原判亦于同日撤销。”
　　这就是那个好记旧怨、酷爱报复、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东西和所不害怕的东西！
　　大赦之后，他们开始用文教科的画笔到处涂抹，用一些拿活人开心的标语口号来装饰劳改营内部的拱门和墙壁：“用加倍的劳动生产率来报答亲爱的党和政府实行的最广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惯犯和普通刑事犯，他们走了，而政治犯却应当以加倍的生产成绩来报答……我们的当局有史以来什么时候曾显露过这般光彩的幽默感？
　　从我们这批“法西斯分子”到来之时起，在新耶路撒冷马上开始了每日的释放。昨天你还看见这些妇女们在隔离区里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满嘴脏字儿——可是你瞧！她们突然变了样子，脸洗干净了，头发梳整齐了，穿上了不晓得从哪里搞来的带圆点和带条纹的连衣裙，胳臂上搭着短上衣，规规矩矩地朝火车站走去。在火车里你猜得出这些娘儿们有本事骂人骂出花儿来吗？
　　这时，一批盗窃犯和“混种”（窃贼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门。这些家伙可没有把他们那吊儿啷铛的派头留在大门里面：他们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们挥手、喊叫。他们的同伙也从窗口朝他们喊叫。警卫队不干涉他们——扒手们干什么都行。一个扒手别出心裁地把箱子竖着放在地上，轻巧地站上去。他歪戴着帽子，把不知道在哪个递解站里扒来或打牌赢来的西装上衣的下摆撩到后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劳改营告别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窃贼们胡诌的小调。狂笑。
　　铁丝网挡不住我们的视野，我们还长久地看到被释放的人群走在劳改营外的小路上，穿过远处的田野。这些盗贼们今天就会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游逛，也许头一个星期就会来一次跃进（偷光一家住户），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儿的衣裳。
　　至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马特罗宁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请你们先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吧！
　　由于大赦的原故，到处都喊人手不够，对人力进行着重新调整。有一个短时期我从取土场被调进了车间。在这儿，我可是欣赏到了马特罗宁娜的机械化。所有的人在这里都够受，可是最惊人的是一个小丫头干的活儿。她真算得上一个劳动英雄，虽然是不适合上报纸的。她在车间里的岗位和她的职务都没有名称，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湿坯（用刚和出来的粘土制的，很重）从压砖机里通过传送带运出来，两个姑娘站在传送带的尽头。一个是“下供坯工”，一个是“递坯工”。这两个人不用弯腰，只需转动身体，角度也不大。但是那个像车间女王似地站在高台上的“上供坯工”却需要不停顿地做以下动作：躬身；从脚底下拿起递坯工放在那里的湿坯；把它搬到齐腰甚至齐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坏它；两腿姿势不变，转体九十度（有时向右，有时向左，视装载哪一边的运坯车而定）；把砖坯排列在运坯车的五层木架上，每层十二块。她的动作从没有间歇、停顿、改变，而且一直是用做体操的快速节奏进行的。就这样连续干完八小时的一班，如果压砖机中途不出毛病的话。人们不断向她传递，传递，全厂班产量的一半都要经过她的手。下面的两个姑娘互相换着干，可是整整八个小时没人去换她。由于脑袋不停地起落，身体不停地扭动，这种活儿干上五分钟想必就会感到天旋地转。而那个姑娘在上前半班时还带着笑脸呢（在压砖机的隆隆声中，人们讲不了话），也许她挺高兴像选美皇后似地被摆在台座上，让人们观赏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结实的大腿和芭蕾演员似的柔软腰身。
　　因为干这个工种，发给她的口粮是劳改营里最高的：多给三百克面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饭除了共同的黑菜汤，另外给三份斯达汉诺夫口粮：三份少得可怜的用白水煮的粗麦粉稀粥。粥少得刚能盖住瓦钵子底。
　　“我们干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种车的样子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子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干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干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进烘干室。每一间烘干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子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套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按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子，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干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湿坯砸到头上），都要吸进大量煤烟，使气管刺痒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道干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干六车（六方）。两人干十二车。天气干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色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滚，染一身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吸进了一提桶水。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皮靴。
　　头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巴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头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道热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子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强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户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进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鲍里斯体质比我弱，他勉强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强才能把土甩到车帮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水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头于贝塞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子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入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
　　他说：
　　“弗拉季米尔·索络维约夫教诲我们应当欢乐地迎接死亡。不会有比这里更坏的地方。”
　　说得对……
　　我们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惩戒口粮就惩戒口粮，去他妈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雨水敲在后脑勺上，像鼓点；寒气爬上湿漉漉的脊背。
　　我们环顾四方。只见装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车。人全走了。整个取土场空荡荡，隔离区外的田野上也没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隐现着我所响往的小村庄，那儿连公鸡也躲进了干燥的地方。
　　我们也带上铁锹，因为怕被人偷走——它是记在我们名下的——拖在身后，像拉着一辆重载的小车。我们绕过马特罗宁娜的工厂，在霍夫曼式烧砖炉四周的空旷的回廊的顶棚下面走。这里有穿堂风，很冷，但干燥。我们一头钻进砖砌的拱道下的尘埃中，就地坐下。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
　　……取土场到晚也没有完成定额。马特罗宁娜下令把我们留在这儿一整夜。但是普遍停电，生产区没有照明，只好把我们召集到工厂大门口，命令全体挽起手，由一支加强的押解队带着，在狗吠和斥骂声中返回生活区。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见哪儿是水潭哪儿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东倒西歪。
　　生活区也是黑的，只有“个人厨房”的灶膛里冒出暗红的火光。食堂里只是在发饭口放着两盏煤油灯，看不见墙上的标语，也看不见钵子里双份的荨麻叶菜汤，你用嘴唇试探着往肚里灌就是了。
　　明天将如此，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如此：六年红粘土，三勺黑菜汤。在监狱里我们好像也是一天变得比一天弱，但到了这里衰弱得更快。脑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一种舒服的衰弱状态渐渐来临，在这种状态下，退让容易，反抗难。
　　工棚里也是一片黑暗。我们穿着一身湿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贴着热敷，一件也不脱掉会暖和一些。
　　张开的双眼凝望着黑色的屋顶，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弹下，在炸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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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

　　介绍群岛上著的外表上很单调的生活，似乎是最容易、最简单不过的。但同时也很难。这跟介绍任何其他生活一样，需要讲出一个早晨到一个早晨，一个冬天到一冬天，生（初进劳改营）到死（死亡）之间的全过程。还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岛屿都包括进去。
　　当然没有人能把这一切囊括无余，况且写成大本大本的东西，读起来怕是很枯燥的。
　　土著们的生活，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好。谁没本事推开别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个舒服的岗位上去，这个劳动对他说来就将是所谓的一般劳动，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一般劳动”的工种是数不尽说不完的，没人有那么长的舌头。推手车（“OCO型机械，两根车把，一个轮子”）。抬担架。光着手卸砖（手指很快磨掉皮）。用背架驮砖。露天采石、挖煤、取土、取沙。用丁字镐刨出六方金矿石并且运到筛矿机旁边。或者单纯刨土，啃地皮（多石的土壤，并且是在冬天）。在地底下挖煤，挖金属矿——铝矿、铜矿。还可以粉碎铜矿石（嘴里感到甜滋滋，鼻孔滴水）。可以用杂酚油浸枕木（和自己的身体）。可以开凿铁路隧道。铺路基。可以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从沼泽里采泥炭。可以熔炼矿石。可以浇铸钢水。可以在水淹的草场的土丘上割草（腿肚子以下胜在水里）。可以当饲养员、赶车的（并且从马料袋偷燕麦放进自己的锅里。马是官家的，填一肚子草也许撑得住，要死就死它的！），或在劳改农场里操持一些农活（这是顶好的劳动：从地里总能给自己扒拉点什么出来）。
　　但是万物之父仍是我们有着真正黄金般树干（从那里头能采到金子）的俄罗斯森林。群岛各工种里资格最老的就是伐木。这个工作什么人都要，什么样的人都能安排，连残废人也不拒绝（派没有双手的人以三人为一组去踩平半米厚的积雪）。积雪有胸口那么深。你是代木工。第一步，你自己先把树干周围的积雪踩乎，把树干放倒。然后，你费劲地在积雪里来回走动，把技杈全砍光（还得先伸手到雪里摸到树杈，再想法用斧子够到它们）。然后仍在这一片松软的积雪里把一根根树枝拉扯到一起，集成堆，一堆一堆地烧掉（它们光冒烟，不热火）。现在，你要按规定的尺寸，把原木锯断，码垛。一人一天的定额是五方，两人十方。（在布列波洛姆是七方，但是还必须把根部的粗短原木劈成两半。）这时候你的手臂已经举不动斧子，你的两条腿已经挪不动地方。
　　在战争年代（在吃战时伙食的条件下），劳改犯们把干三个星期的伐木活叫做“乾枪毙”。
　　你会恨这些森林，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的这种大地上的美景。当你走进青松或白桦林的遮天的穹隆，便会感到嫌恶的颤栗。过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会见到云杉或白杨的粗短原木，你扛着一头，另一头拖在地上，运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车车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着它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滑脱，再也不会有力量从雪堆里把它扛起来。
　　俄国的苦役劳动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规范汇编》的约束的，这是一八六九年为自由人制定的法规。分派工作时要考虑：工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这种事吗？！）规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时（！），夏季十二个小时零五分。在严酷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雅库博维奇，一八九），除了雅库博维奇，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劳动定额。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内，才八个小时，从十月起缩短为七小时，冬天只有六个小时。（这还是在争取普遍八小时工作制的任何斗争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请问还能怎么样？我们的劳改营里有这么一句话：“简直能缝个白领口啦！”意思是劳动太轻松啦，简直等于没事可做啦。可是人家连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地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刊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阳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我们劳改营里只有杂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弯，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马丽亚·沃尔康斯卡哑手记》里还发现，给涅尔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劳动定额是：一天一人开采和装运三普特矿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来的！）。然而给科雷马的沙拉莫夫规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书里还说，有时候他们的夏季工作日长达十六小时。不知道十六小时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时的滋味许多人都尝过。卡尔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场，都是如此。这里说的是纯劳动时间，进林子的五公里和回来的五公里走路时间不算在内。其实工作日的长短有什么可争的，要知道劳动定额比工作日长短高一级。作业班如果完不成定额，只有押解队按时换班，干活的人们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灯下劳动通宵，天亮前才能回营。把晚饭和早饭合并在一顿吃掉，又得进林子。
　　这些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细说了，他们已经死绝了。
　　提高定额并且证明它可以完成，还有另一种办法：气温降到五十度以下，劳动日按规定可以注销，帐面上记载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实际仍把他们赶出去劳动。把这样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数的帐上一分摊，便提高了百分数。（热心效劳的卫生所自然会把在这种气候下冻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销帐。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的，扭伤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免得他们利用回来接他们之前的时机逃跑。）
　　干这样的活，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一锅白水，倒进去一些不去皮的小土豆，这算是好的，否则就是黑甘蓝、糖罗卜缨子以及各种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再就是箭笞豌豆、麦麸子，这些东西舍得。（在缺水地区，如像卡拉干达附近的萨马尔卡劳改点，菜汤刚够每人一天喝一钵，另外再发两缸子苦涩的浑水。）好一点的，必定被长官们（见第九章）、杂役们、盗窃犯们偷去享用。炊事员都是吓怕了的，全靠听话保着饭碗。荤油、肉类“代食品”（即非真的食品）、鱼、豌豆、麦片等等，从库房里倒是按一定数量领出来了，但能进大锅的却寥寥无几。偏远地区的长官们连咸盐都克扣下来留给自己腌菜用。（一九四0年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上发的面包和菜汤里都不摘盐。）质量越差的食品，落到犯人嘴里的机会越多。有时能吃到累死的马肉，尽管嚼不动，也算是一顿盛宴了。伊万·多布里亚克现在回忆说：“那时候，我的肚子里塞进过不少海豚肉、海象肉、海豹肉、红鱼肉，和别的乱七八糟的海洋动物的肉。（我插一句：在莫斯科卡卢加关卡监狱里我们也吃过鲸鱼肉。）动物的粪便也吓不着我们。至于柳叶菜、地衣、母菊——那更是最高级的菜肴。”（显然这些是他自己采集来的野味了。）
　　按古拉格的定量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十三小时、哪怕十小时的人吃饱。何况粮食里真正顶事的东西被偷光了，做到这点更是不可能。这时便向煮开的大锅里插进了弗连克尔发明的撒旦的搅拌器：用一部分苦力的口粮去填饱另一部分苦力的肚子。锅灶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各劳改营标准不同）吃禁闭灶：一天三百克面包，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三十至八十者吃惩戒灶：四百克面包，两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五百一六百克面包，三钵菜汤；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那也有差别：面包七百一八百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陷包子。
　　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劳改犯都懂得这个，他们说：“宁愿你少给我一勺粥，只要别叫我去上工！”如果摊上这样的好事——因为没衣裳穿而允许你躺在铺上不起来，那你就能稳拿六百克的“保证”口粮。可如果你领到了一身“当令”（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语！）的服装，上了运河工地——哪怕你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锤打成了椎子，顶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铺上由不得犯人啊……为了不落到最后，还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阵在某些劳改营里落在最后是要枪毙的。）
　　当然，伙食不是各地都这么坏，也不是一贯如此。但是在战时的克拉斯拉格，以上所说是典型的数字。当时沃尔库塔矿工口粮大概是全古拉格最高标准（因为英雄的莫斯科靠他们的煤炭取暖）：在井下完成定额百分之八十或在井上完成定额百分之百，给面包一公斤零三百克。
　　可是革命前呢？——阴森恐怖杀气腾腾的阿卡图依，不劳动（“躺在铺上”）的日子，发给二点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给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类。不比我们前线陆军口粮标准还高吗？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雅库博维奇连荞麦稀饭（！——古拉格可没见过这东西！）都觉得“味道恶劣得难以形容”。阳思妥耶夫斯基书里的苦役犯也从未受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威胁。如果鹅群（！！）在他们监狱的院子里（“在营区里”）大摇大摆地走过，而囚犯并没有扑上去扭断它们的脖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阿卡图依监狱里，面包摆在桌子上随便吃，早诞节还发给每人一俄磅牛肉，掺在粥里的黄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时代在萨哈林岛上挖矿和修路的囚犯在劳动最紧张的月份一天能领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麦片二百五十克！一丝不苟的契柯夫还考察过这样的定量是否真的够吃，或许由于烘烤和烹调质量的低劣实际是不够吃的？如果他朝我们苏维埃的干苦力的囚犯们的钵子里瞧上一眼，恐怕当下就会魂飞魄散。
　　本世纪之初有什么人能想象“过三、四十年以后”不仅在萨哈森一个岛上，而且在整个群岛上，人们会巴不得吃到一块更湿粘、肮脏、夹生、掺杂了鬼知道什么东西的面包呢！七百克这种玩艺儿竟能成为叫人眼红的突击工作者口粮？！
　　不，还有更甚于此的！全俄国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对这样的囚犯口粮也还羡慕呢！——“我们乡下连这都没有！……”
　　连沙皇时代的汉尔琴斯克矿场对于超过官家定额（它向来是适中的）的全部劳动成果都付给额外报酬。而我们的劳改营在群岛出现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对劳动成果分文不付，或者付给只够买肥皂、牙粉的报酬。仅在个别劳改营，而且是在不知为什么实行了经济核算制（把真实工资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拨给犯人）的那个短暂时期，犯人能买一点面包、肉和沙糖。忽然你能看到这样的怪事：食堂桌上剩下一小块面包皮，过了整整五分钟还没有人伸手去拿。
　　我们的土著的衣着如何？
　　所有的群岛都像个群岛的样子：碧波荡漾，椰林丛生，岛上的行政当局不必为岛民的衣着花钱——他们是赤脚的，也差不多是赤身的。而我们的群岛实在该死，根本想不出它在炎热的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它永远是雪盖冰封，暴风雪永远在它的上空怒号。所以还得给这无底洞似的全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囚犯穿衣和穿鞋。
　　幸好他们是在群岛境外出生的，来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丝不挂。可以让他们穿原来的——准确些说，是社会亲近分子扒剩下的。只需要撕下一个小方块，作为群岛的记号，正如剪掉绵羊一只耳朵上的毛作为标记一样。在军大衣的下摆上剪一个斜边，从布琼尼军帽上剪掉顶尖，恰好在脑门上做一个通风口。可惜从外面穿来的衣服不是永恒的，鞋袜在群岛的树桩和土墩上一星期就磨烂。所以仍不得不供给土著们衣服，尽管他们付不出服装费。
　　这一切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舞台上！银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颜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颜色的外套，补丁撂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条耷拉着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补的裤子，在补丁的一角上，很长时间以后还可以读出用化学铅笔写的地址严
　　脚上穿的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式树皮鞋，只是缺少跟它们配套的好包脚布。也许是用铁丝或电线直接绑在光脚丫子上的一块汽车外带（穷人有穷办法……）。也许是用破棉背心缝成筒子、用一层毡子加一层橡皮做成底子的“毡靴”。
　　“独劳点”点长清早在大门口听见犯人们喊冷，使用古拉格式的俏皮话回答他们：
　　“你们没瞧见，我的鹅整个冬天都光着脚走路，一点不嫌冷，当然脚丫子是红了。可是你们都穿着套鞋呢。”
　　此外在银幕上还将出现劳改犯的黑灰色的面孔，流泪的眼睛，发红的面颊。长着脓包的惨白干裂的嘴唇。长久不剃的斑白毛发的硬茬。为了过冬而缝上两个耳罩的单薄的鸭舌帽。
　　我认出来了！这是你们，我的群岛的居民！
　　但是不管工作目有多少小时，苦工们总有回到工棚的时候。
　　工棚？可有的地方却是地屋。北方更多的是……帐篷，固然是胡乱地围了一圈薄板，四周填了土的。经常是以煤油灯代替电灯，有时竟以松明子照明，或用泡过鱼油的棉花捻子。（在乌斯特维姆有两年没见过煤油，连指挥部的工棚里都用从食品仓库里取出的食用油照明。）现在我们就在这凄凉的灯光下看看这败坏的世界吧。
　　两层的板铺，三层的板铺，还有所谓“小车厢”，那已经算奢侈的标志了。床板多半是光光的，上面一无所有。某些派遣点里偷风太盛，所以什么公物也不发到犯人手里，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在工棚里留着：小锅、菜缸之类上工时都得随身带着（连背囊都得扛上，背着它挖土），有被子的，要卷成圆圈套在脖子上（好镜头！），或者送到有人警戒的工棚里托认识的杂役照看。白天工棚里空荡荡，好像没人住。劳动时穿湿的衣服睡觉前要能送去烘干多好（还有烘衣室呢！），可是不穿衣裳躺在光板上非冻僵不可！还是让它在自己身上烘干吧。半夜里男人的帽子或女人的头发能在帐篷布上冻住。连树皮鞋也得藏在脑袋底下，以免被人从脚上扒走（布列波洛姆，战时）。工棚当中有一个挖了窟窿当炉子使的汽油桶，如果能烧红，使整个工棚弥漫着包脚布味的蒸气，就应该谢天谢地，可是有时候湿劈柴在里面根本着不起来。有的工棚里各种害虫之多，即使一连用硫磺黄四天也无济于事。夏天犯人们躲到营区内的野地上睡觉，臭虫也会跟踪爬去，在那里找上他们。内衣里的虱子，犯人们吃完饭以后用小锅煮掉。
　　这一切全是二十世纪才可能出现的事，这方面没法和上一世纪监狱史籍对照：以前没有写过这类事。
　　上面的一切还需补充一个画面：每个作业班的面包从切面包室用托盘运进食堂，需要该班派出身体最好的成员拿着棍子护送。否则就会被夺走，被人打倒在地，抢光就跑。还要补充一个画面：从发包裹处领到包裹，一出门就被人打掉在地上，再加上经常担心长官又取消假日。（“乌赫塔国营农场”还在战前的一年就没有给过一天公休日，战时还有什么可说。人们不记得卡尔拉格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有过一天公休。）在这些画面之上还要徐一层反映劳改营生活的永远不安定和痉挛似地变动的油彩：一会儿听说要转押；一会儿真的被转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苦役不知转押为何物，人们在同一监狱里服刑十年，二十年，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生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搞一次“队伍”调整；一会儿“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人员调动；一会儿是“体检”：一会儿是清点财产；一会儿是要你们脱光衣裳、把你们的破烂家当再扯烂一次的夜间突击搜查；还有五月一号和十一月七号前的彻底搜查（没听说过上世纪苦役监狱里圣诞节和复活节前有这等事）。一个月还要进三次谋财害命的“洗澡”房。（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在这里写了。沙拉莫夫的书里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杜姆布罗夫斯基也有介绍。）
　　再就是永远把你缠得牢牢的（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独处的状态，不能作为个人而只能作为作业班成员而生存的状态，以及必须整天、整年、整个漫长的刑期按照作业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
　　还要记住，上面说的一切都是就成立了不止一年的固定劳改营而言的。而劳改营总要在某时由某些人（除了我们这些倒霉蛋还有谁？）去开创：队伍开入冰天雪地的森林，在树干上拉一圈铁丝网……有谁能活到第一批工棚的落成，他就会知道，工棚是盖给警卫人员住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列绍蒂车站附近开办克拉斯拉格的第一独劳点（十年后发展到十七个），把二百五十名为稳定军心而被开除军籍的作战士兵押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伐木、造木屋框，可是没有盖屋顶的材料，只好生起铁炉子住在露天的屋子里。外地运来的面包冻成了石头，用斧子劈开、砸碎、揉成细屑，一小把一小把地发给他们吃。另一样食物是北鳟鱼，咸得发苦，吃在嘴里火辣辣，只得吞一口雪压下火烧似的感觉。
　　（缅怀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些人！……）
　　这就是我的群岛的生活。
　　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劳改营里这样细致而大量地观察人的智力和精神视野的缩小以及他向动物状态下降的特殊过程，活着死亡的过程。但是心理学家们进了劳改营大部分顾不上观察了：他们自己也落进了那条把个性溶化为粪土的水流。
　　在劳改营中安然无恙地活下来的党的正统派们如今向我提出立论高超的请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翁们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们哪里有受难者关于历史进程的思考？满篇是口粮啊！菜汤啊！要知道毕竟有比饥饿更难忍得多的痛苦！”
　　哦，有吗？哦，更难忍得多的痛苦（正统思想的痛苦？）吗？纯正的正统派先生们，你们在卫生所和保管室里当然不知道饥饿！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顺便说一句，整个先进理论的基础就是饥饿，就是饥饿的人们似乎必定会起来反对吃饱肚子的人们。）饥饿主宰着每一个挨饿的人，除非他有意识地找死。饥饿驱使诚实的人伸手偷窃（顾肚皮顾不了脸皮）。饥饿逼迫最无私欲的人嫉妒地望着别人的饭钵，痛苦地估摸着邻人的口粮的分量。饥饿使人头脑昏沉，除了吃的、吃的、吃的，不允许他注意别的，想别的，说别的。连睡觉也躲不开的饥饿：睡着了也在想吃，睡不着也在想吃，很快变得根本睡不着。过后再也填不饱的饥饿：人变成了一根直通的管子，吞进去的东西全部以原来的样子从下面出来。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排出废料便不能生存。群岛也如此，如果不把它的主要废料——垂死者“排到底部，它便不能滋生蕃息。群岛上建造的一切都是从垂死者（在他们变成垂死者以前）的筋骨中榨出来的。
　　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温水坑。）银幕还将展现：住院部病床的被子下如何躺着一具具没有散架的骨骼，它们如何几乎一动不动地慢慢死亡，接着便被抬出去。总的还可以让观众看到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声了；正走着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一个肥头大耳的社会亲近分子派工员如何拽着一个人的脚从铺上拖下来，要他去上工（翁日，努克沙劳改点）。那个人已经死了，脑袋略地一声撞到地上。“臭肉，死球了！”派工员还嘻嘻哈哈地用脚踹他。（战争年代那些劳改点既没有医助也没有卫生员，所以也没有病人，谁要假装病人，就由同伴们搀着进森林上工。他们随身带块板子和绳子，以便往回拖死尸省劲。干活的时候把病人放在篝火旁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和押解队，都希望他快死。）
　　银幕无法反映的，将由缓慢而细心的散文为我们描写出来。它能区别出各条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别。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营养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齿脱落，牙龈溃烂，腿部出现溃疡，肌肉组织整块脱落，活人身上开始发出尸臭，两腿因出现巨大肿块而曲扭。住院处不收这样的人，他们在营区里两膝着地爬来爬去。面色变黑，像晒了太阳浴，皮肤剥落，剧烈腹泻——这就是糙皮病。腹泻总要止住才行啊，主办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垩，据说如果饱饱吃一顿咸鲱鱼，食物就能在肠胃里呆住。但是从哪儿去搞咸鲱鱼？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块头越大，衰弱得越快。这个人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连第二层板铺也爬不上去，连横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过去，需要用两手抱起一条腿，或者四肢着地爬过去。腹泻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对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兴趣。他变聋，变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绑在雪橇上拖着走的时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进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记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记了自己的姓名。饥饿到濒死状态的人有时全身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脸上、手上、腿上、躯体上甚至阴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难忍，一点不能碰。小脓疱渐渐烂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样的稠糊的脓液。这个人就这样活活地烂掉。
　　如果黑色的头虱惊慌地在你板铺上的邻居的脸上乱爬，这无疑问是死亡的迹象。
　　呸！多么自然主义！老讲这些做什么？
　　自己没有遭过难的，自己杀过人的，或者刚刚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为什么要触痛旧伤痕（他们的伤痕！！）？”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这几页关于垂死者的介绍我想用H·K·F叙述的有关工程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名字大约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吧）·E的情况来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论家。他发现，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热的星期天，在营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E工程师以这种方式生存：一个人形生物坐在积着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乱扔着鲜鱼头、鱼刺、脆骨、面包皮、粥团、土豆烂皮，以及一些连名称也叫不出来的东西。一块铁皮上生着的一堆篝火上吊着一只熏得乌黑的士兵小锅。正在煮汤。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从小锅里舀出黑乎乎的浑汤，就着土豆皮、脆骨、鲜鱼头之类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缓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们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这是他们共同的不幸）。在遮盖了脖子、下巴、面额的深灰色毛发中很难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额是蜡黄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肤在脱落。眼睛滴泪，不断地眨巴着。
　　发现外人靠近的时候，垂死者迅速收拢面前没吃完的一摊东西，把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现在随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走开，也不交出小锅。
　　H·压·V和气地对他说话，刺猬稍稍放开了一点，知道不是来打他和夺小锅的。接着他们就攀谈起来。两人都是工程师（H·I”是地质学家，E是化学家）。E地r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还没有忘记的化学成分的数据，证明从厨房丢弃的废物中照样能摄取到全部必要的营养。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恶感，以及竭尽全力从其中汲取养分。
　　大热天E仍然穿着好几层衣服，而且其脏无比。（这里也有讲究：已通过实验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脏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脏。所以他的一件内衣甚至是从修理车间的擦机器市里挑出来的。）
　　瞧他的模样：布琼尼式盔形军帽的尖顶变得像一截黑色蜡烛头；军帽上斑斑烧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这儿沾着几根干草，那儿沾着几绺麻絮。外褂后背和侧身扯开的布条像舌头似地耷拉着。补丁，满是补丁。半边衣服蘸满焦油。补里的棉花挂在下摆外面，像一圈流苏。外褂的两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烂，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脚上穿着用红色的内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热？第一，夏天短，冬天长，这一套行头是为过冬准备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还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这些东西当护身、气垫，挨打不痛，脚踢、棍打都不落青伤。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时发现想揍他的人，及时趴下，把膝盖缩到腹部保护起来，把头窝到胸前，用穿着厚棉衣的手臂抱起来。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软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获得胜利的感觉。为了这个目的，E学会了从挨第一下起就像小猪似的吼叫，尽管一点也没觉得痛。（改劳营都有殴打弱者的嗜好。不仅派工员和作业班长如此，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一次自己还不是最弱者的感觉也喜欢干这一手。既然人们不做出一些残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办法？）
　　E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对任何人没有损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满。
　　对垂死者的访问到此结束。
　　老科雷马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在布法罗出生的意大利人）断言：“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这种观察也许对；农民面前除了劳动没有别的路，活命也是靠劳动，丢命也是因劳动。而知识分子有时除了当垂死者甚至像E，这样编出一套绝妙理论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方法。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这还有什么奇怪？我写这部书纯粹出于义务感，因为太多的叙述和回忆汇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灭。不敢期望我能亲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从群岛带回一把骨头的人们有一天能读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纠正的期间内向人们说清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我受到生平最强烈的一次震动：恶龙突然出现，用长满倒刺的血红长舌舔走了我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旧作“，又暂时地隐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对准了我的脖颈，只是时辰未到。于是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力求尽快完成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脱恶龙的毒牙。在那个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从一个作家们备受摧残、横遭逮捕的国度去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们的分歧点上对他进行反驳。其一就是对劳改营卫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谈到劳改营的每一项设施都是深恶痛绝的（很对！），只对卫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关于做好事的劳改营卫生科的奇谈。他断言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对，只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可以帮助并不等于真的帮助。工地主任、定额员、会计。保管员、炊事员、值日员、派工员等等，如果乐意，也可以帮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帮助吗？
　　一九三二年以前，劳改营医务部门还隶属卫生人民委员部，那时候的医生可能真的是医生。一九二二年这个部门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务变成帮助压迫犯人和充当掘墓人。把个别好心医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边不说，如果劳改营卫生科不为共同目标服务，谁会让它在群岛上呆着？
　　一个垂死者因拒绝上工而遭管理员和作业班长殴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着伤口，躺在禁闭室里两天不省人事（巴比奇），过后两个月下不了铺——一这时候不肯写遭殴打的证明又不肯治疗的不正是卫生科吗？（治达劳改营第一劳改点。）
　　每一张把犯人关禁闭的决定上不都是有卫生科的签字吗？不过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长官们并不是非要医生签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尔卡河畔劳改营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贴橡皮膏的”（即医助。这个劳改营术语并不是胡造的！）。独劳点点长的禁闭决定，他一张也没有签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禁闭室别说关人，连关狗都不行：炉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员取暖。但这有啥关系？他不签字，仍是照关不误。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长的过错，或者由于没有设置围栅或防护装置，在生产中造成犯人死亡。这时不正用得着医助和卫生科签字证明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吗？（其结果是一切保持原样，以便明天另一个人去丧命。医助不这样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劳动！哪怕你是医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检的任务是把劳改营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类：重体劳、中等体劳、轻体劳、单人体劳。每当演出这种卫生普查的喜剧的时候，曾有很多好医生出来反对他们的专靠提供大批“重体劳”来保乌纱帽的坏科长吗？
　　也许至少对那些损毁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们，卫生科能发一点慈悲？但谁都知道这条规矩，各劳改点都一样：对自伤者、自残肢体者、自损劳功能力者不得提供医疗帮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们不摸摸帮助的是谁呢？是医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来到小医院——人家不会给你绷带：滚开，死去吧，狗东西！在早年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当全面竞赛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报劳动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发生。马上找到了原因：阶级敌人捣乱！这些人还要治吗？……（当然这有赖于自报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损搞得没法验证。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着一层布用滚水把一只手烫坏，从而保住一条命。另一个人用不带手套的办法巧妙地冻坏一只手。还有的在毡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着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计算得很周到：弄不好，伤口发生坏疽，把命也丢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劳动能力的损伤：巴比奇因环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溃疡被误认为梅毒。无处验血，他本人也很乐意地扯了个流，说他和他的所有亲属都有梅毒史。结果他转入性病隔离区，从而推迟了他的死期。）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再请你们看一看像克里沃谢戈沃第二劳改点住院处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劳改营小型医院。厕所的臭气充斥于整个医院。但问题仅仅在于厕所吗？这里每张病床上躺着两名泻肚的病人，病床间的地上也有两名。虚弱无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医药（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处的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牢的），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点办法没有。派来给病号送饭的是一些身大力强的年轻人，病号饭落进了他们的嘴，病号口粮被他们偷走。是谁安排他们干这个美差？毫无疑问是“教父”。医学院学生自然没有力量撵走这帮人，以便保护病号的口粮。可是哪个医生有这力量呢……o
　　也许在某个劳改营里卫生科有可能为犯人争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说至少不让出现下工时互相牵着手走路的“夜盲班”没有！如果像出了奇迹一样，竟有什么人在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结实的劳动力的生产管理当局，决不会是卫生科。
　　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让他自己谈谈吧，他考虑过，他有时间。
　　“‘休息点’——类似劳改营内开设的休养所。犯人们弯腰弓背地干几十年，从没休过假，现在让他们享受享受——住住为期两周的休息点。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营区外劳动，只在营区内干三四个小时轻巧活：砸石子，打扫营区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个五百人的劳改营，可以开办容纳十五人的休息点。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轮到一次。但正如劳改营里什么事都办得不地道一样，休息点的事办得尤其不地道。休息点的开办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觉，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单排好了。休息点的关闭也像一阵风，连半年都维持不下来。一股脑儿涌进去的全是会计、理发员、皮鞋匠、裁缝之流，全是劳改营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个真正干苦力的做摆设，因此只好把他们全说成是优秀生产者。进去以后，裁缝别列布留姆还会指着你鼻子说：我给外面人缝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给营里付了一千卢布。你这傻瓜滚一个月的木头杠子，营里连一百卢布的进项也落不着。谁该是优秀生产者？谁该进休息点？你还正牵肠挂肚地盘算着怎样钻进休息点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经关门大吉了。顶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监狱档案里记下一笔你哪年进过休息点也好，不是有那么多会计闲着没事吗？不，不记。因为这对他们不利。明年休息点再开办，头一批进去的又是别列布留姆，又没你的份。十年之间他们可能挽着你踉踉跄跄地通过十座劳改营，到了第十座，你想请求他们允许你在整个服刑期间至少能钻进休息点的门缝一次，瞧瞧那儿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劳改营里就没有人们之间一般的友谊了？有的，既有旧谊——同案犯、在外边结识的同伴，又有新交。两人情投意合，便无话不谈，结成搭档。有什么一块用，缺什么对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粮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别的路子搞来的东西都合在一只小锅里煮，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长期结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虚情假意。“教父”喜欢像游蛇一样钻进这类搭档之间。搭伙吃饭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什么底都能兜出来。
　　老犯人这么认为，前被俘人员也这么说：跟你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吃的人正是出卖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实……
　　顶好的事不是结交男伴，而是结交女伴。
　　娶个劳改营媳妇，女犯人。像俗话说的——“给个二等婚”。对年轻人是好事，因为可以找个地方跟她……过夜，让心里也轻松轻松。即使对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挣到点什么，她给你洗干净，送进工棚，把衬衣放到枕头底下。没有人会笑话——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们俩就并排坐在铺上吃吧。这种微温而稍带苦味的铁窗鸳鸯的生活甚至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也是特别合心意的。你透过小锅上的蒸气望着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正如你自己。你们俩人身上都是劳改犯的褴缕衣衫，你们的棉坎肩蹭满了铁锈、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识，没去过她的家乡，她的言谈话语也和我们“不是一路”。她在外边有子女，你也一样。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没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谁不想生活呢。你监牢里的这一个却跟你拖着同一根锁链，并且毫无怨言。
　　咱俩活在一起不是个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俩。
　　原配的老婆前来探监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劳改营在某些营长管事的时期曾允许他们在门房里坐上二十分钟。还有的能让他们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住上一两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话。可说真的这种会见纯粹是一剂苦药。既然还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现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说这说那，究竟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着两个人影，跟劳改营老婆的关系比较明白：咱俩还剩下一菜缸子麦片了；听说下星期要发烧焦的砂糖；当然不会给白的，这些毒蛇们……钳工罗吉切夫的妻子来探监；他的相好恰恰头天在跟他亲热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罗吉切夫骂娘了，因为妻子要来。他去卫生科请求用纱布把血印子缠上：我告诉她，我着凉了。
　　劳改营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女贼，有荡妇，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关进来的温驯的女人。按照前面说过的“法令”，不断地以窃取国家财物的罪名把这些女人送进来。战时和战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满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妇。家里人靠谁养活？也是她们。可是拿什么养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顾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顺手拿点吧：酸奶油揣进衣兜，小面包卷藏进大腿缝，长筒袜子缠在腰里，更可靠的办法是不穿袜子进厂，在厂里抓一双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卖。生产什么拿什么。乳房沟里塞进一团轴线。看门的全买通了，他们也得找门路活命呀。他们只随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来个警卫，一搜身——那你为了一团狗屈不值的轴线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国罪一样多！为轴线进来的成千成万。
　　个人工作条件许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纳斯奇卡·古尔金娜运气好，在行李车里工作。她看准了：咱们本国人死抠门，这些讨厌鬼为了一条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动苏联人的箱子，只打扫外国人的。她说，外国人都想不起及时查看，一旦发觉了，也不会写控告信，只会吐口唾沫骂一句：这些俄国贼！照样回他的本国。
　　老会计施塔列夫责备纳斯佳：“你这没睑没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没惦记惦记咱们俄国的荣誉？！”她回敬说：“合上你那X嘴，老老实实呆着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没为胜利操点心呢？干吗把军官老爷们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战时在医院当会计，拿军官们的人情，在填出院证明时多填治疗日期，以便他们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节严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不幸的女人被关进来。有一个因诈骗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还没有交回他的粮本，银两个孩子一起用这个本儿买面包。邻居因眼红而告发了她。她在里头蹲了四年，因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这样的事：房子炸毁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个男人。购粮本全烧了，可是这个男人神经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没吃面包，也没去申请发本。人家疑心他把几个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些事以后再说。你刚才说——女相好，‘结二等婚’，是吗？她跟你拖着同一条铁链，也不抱怨，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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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即使在侦查阶段也不会不想到她们，毕竟她们的监室和你只隔一堵墙啊！她们——弱者们就在这同一座监狱里，在这同样的管理制度下，这种无法忍受的侦讯她们如何经受得了？！
　　走廊寂静无声，听不出她们的脚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尔卡的看守员为开哪把锁而多耽搁了点时间，如果让我们监室的男犯在楼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钟，通过窗外的“笼口”，我们忽然会看到下面翠绿的小庭园一角的柏油地面上的女人的脚踝和皮鞋。她们也是排成两路纵队，也是等着开门。只能看见脚踝和皮鞋，还是高跟的呢！这真像是演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时乐队的一声轰鸣。比它们高的部位我们一点也看不见，这时看守员已经赶我们进屋。我们漫腾腾往屋里蹭，心里又好像是亮堂了一点，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层云雾。我们在脑子里补足其余部分的形象，把她们幻想成因精神沮丧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怜人地。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怎么样了？！
　　但是看来她们非但不比我们更沉重，也许反比我们轻松。从妇女们写的有关侦查阶段的回忆文章里我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可以据以做出她们比我们更消沉更沮丧的结论。妇科大夫祖波夫蹲过十年，在劳改营里一直给女犯们看病，并对她们进行观察。他说：不假，从统计数字看，妇女对逮捕及其主要后果——丧失家庭——的反应比男人来得快，来得明显。她在精神上受到损害，这常常表现为最脆弱的女性机能的丧失。
　　妇女们写的关于侦讯的回忆中最令我惊异的是这一点：在那种地方，她们竟能想一些从囚犯（但决不是女人）的角度看来如此“琐碎”的事情：纳佳·苏罗夫采娃，一个漂亮的年纪还轻的女人，被提审时在忙乱中穿了两只不同的长袜。在侦查员办公室里，审讯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难堪。你满以为她心里准会说：“去他的，关他个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剧场看戏，何况她差不多是一个哲学博士（按西方标准的）和一个热心的政治家呢？谁想得到她竟会对这种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卢宾卡蹲过监狱的亚历山德拉·奥斯特列佐娃后来在劳改营里告诉我，她在监室里时常闹着玩：有时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员因为少了犯人而吓得要死，跑进屋来找；有时候用糖萝卜汁染个大红脸出去放风；有时候在提审之前和女难友们热烈地讨论今天该穿朴素一点还是穿上晚礼服。诚然，奥斯特列佐娃当时还是个娇养惯了的小淘气并且是同一个年轻姑娘米拉·乌波列维奇关在一起的。
　　后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大院里我碰巧和一批解来的女犯坐在一起，她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新判的。我惊奇地看到她们不像我们这样瘦、这样衰弱和苍白。一样的口粮标准，一样的狱中折磨，在女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平均说来轻微一些。她们饿垮得不是那么快。
　　但是对我们全体，尤其是对于妇女来说，监狱只是开花，劳改营才是结果。正是到了那里，妇女才或者被摧毁，或者屈服、蜕变，以适应环境。
　　在劳改营里情况反过来了，妇女的日子越来越比我们男人不好过。就从劳改营的肮脏说起吧。在递解站和递解途中她们已经吃够了肮脏的苦头，到了劳改营也讲不了干净。在一个平常的劳改营的妇女作业班里，也就是说在集体工棚里，她几乎永远没法觉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干净的，永远搞不到温水（有时候什么水也没有。在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里，冬天连脸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样凉，没地方烧热）。她不能通过任何合法途径得到纱布和布条。哪儿还谈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对了！进劳改营正是从洗澡房开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里跳下闷罐车驮着行李在押解队和警犬的包围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话。劳改营的洗澡房是像验收货物一样检验脱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里有水也罢无水也罢，反正检查虱子、剃腋毛和阴毛这两件差事总能给营区内并非本等的贵族——理发员察看新来的娘儿们的机会。紧接着别的杂役也来逐个察看Z这还是索洛维茨的老传统，只是群岛草创期还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谨——是在她们做辅助劳动时隔着衣服进行察看的。但是群岛渐渐硬结了，这道程序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费多特·C夫妇（他俩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结合的）现在笑着回忆说，男杂役们排在一条窄走廊两边，让新来的女犯们脱光衣裳通过走廊，不是全体一道，而是一个一个地通过。然后杂役们讨论决定谁要哪一个。（据二十年代的统计资料，我国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与六、七之比严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连串《法令》发布后，比例一点点地拉平了。但是仍没有达到不看重妇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儿们。）有的劳改营里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带进工棚以后，一个个保养得很好的穿着崭新的棉背心的（在劳改营里穿一件没有破口和油污的衣裳，马上显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杂役这时才跟着进来。他们在“小车厢”之间不慌不忙走来走去，进行挑选。他们坐到床沿上，说长道短，邀请到他们那里去“作客”。他们住的不是大统舱式的工棚，而是几人一间的“小室”。他们那里又有电炉，又有平锅。他们还有人类的梦想——炸土豆呢！头一次去仅仅是美餐一顿，以便对劳改营生活的不同方面做一番比较和认识。急性子的在给女人吃了土豆以后马上要求“付帐”，克制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门，把今后的前途解释给她听。趁着人家客客气气地上门请你，你就在营区内找个安身的地方吧！这儿又干净，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齐的服装，活儿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比较容易”。单纯保住一条命，女人比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对于不需到泔水坑里拣食物的女犯怀着某种“性的憎恨”。从这种感情出发，自然会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比较容易过，“因为她们靠较少的口粮也过得去，因为她们有避免饥饿和活下去的门径。一个饿疯了的男人，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饥饿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对其它一切都看不见了。
　　不错，是有一些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们在外边就比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拣。劳改营里条条轻松的门径对于这样的女人自然是永远开放的。虽然个人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按照刑法典的条文划分，然而我这话大致不会说错：大部分五十八条女犯不属于这一类。有的人自始至终认为走这一步比死更难受。另一些人踌躇、动摇、难为情（在女友面前的羞愧也阻止她们走上这条路），等到她们终于下了决心，终于打算顺从，一看已经太迟了，在劳改营里已经找不到买主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人要。
　　进营的头几天就有许多女人顺从了。前景是那么残酷，希望是丝毫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包括有夫之妇、孩字妈妈，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这些被劳改营的粗鲁和野蛮压得出不了气的小姑娘们变成最无顾忌的荡妇。
　　怎么，不干？好，走着瞧！穿上男人的长裤和外套！像一个无定形的外表肥大而内里孱弱的生物，拖着沉重的步子到森林里去劳动吧！到时候你会爬着送上门来，会跪在地下哀求的。
　　如果你进营时身体状况完好，又在最初几天就做出了聪明的决定，你将长期在卫生科、厨房、会计室、缝纫间和洗衣房安身。岁月将舒坦地过去，跟外边差不多。即使遇到递解，也会像朵盛开的鲜花似地到达新地点，到了那里也会知道从头天起该怎么办。最合适的路子是给首长当女佣人。新被解进一座劳改营，她是一个身材硕大、细皮嫩肉的女人，原是一个军队高干的多年养尊处优的夫人，登记分配科科长立刻相中了她，给她分配了一个在科长办公室擦地板的光荣职务。她就这样软软和和地开始了她的刑期，完全明白这是她的好运气来了。
　　至于你在外边爱过什么人，曾想忠实于什么人，这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女活尸的忠实有什么用处？女犯工棚里永远听得到这样一句话：“等你出去催还要你？”你变粗、变老，你将在凄苦与空虚中度过残剩的女性的年华。抓紧时间从这种野蛮生活中拿到一点什么岂非比较明智？
　　有个便利条件，这里对这种事没人说闲话。“这地方全这么生活。”
　　生活已经不剩下任何意义，任何目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你的手脚。
　　没有马上屈服的，或者自己会改变主意，或者人家会强迫她屈服。连那些项顽固的，如果有几分姿色，也准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还得就范。
　　我们在卡卢加关卡劳改营（莫斯科市）里的时候，有过一个骄傲的姑娘M，中尉，特等射手。像童话里的公主——殷红的嘴唇，天鹅般的身姿，又黑又亮的头发。仓库管理员伊萨克·别尔沙德尔，一个又老又脏又肥腻的家伙打定主意要买她。这人的模样谁看都恶心，更不用说对于有着健美的身体和不久前的英勇的经历的她了。他是朽烂的木头疙瘩，她是匀称挺秀的白杨。但是他从四面把她紧紧围困起来，不给她留下呼吸的余地。他不仅让她陷进了一般劳动（所有的杂役都配合一致地行动，帮助他打围），使她不断受到看守员的刁难（看守员也和他“挂着钩”），而且还威胁说一定要把她送到最坏最远的劳改地去。结果有一天晚上劳改营熄灯以后，靠着白雪和天空的微光我亲眼看见M像影子似地从工棚溜出来，低着头，敲了敲饿狼般的别尔沙德尔的保管室的门。在这以后她在营区内得到了不惜的安排。
　　M·H·已经是中年妇女，在外面是绘图员，两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死在牢里。她在伐木场妇女作业班里已经消耗得疲弱不堪，但仍拒不就范。她的体质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边缘。双腿浮肿，下工时拖在队尾，押解队士兵用枪托驱赶她。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在营区里面留了一天。厨房大师傅来巴结她：到我小屋来，我让你吃一顿。她去了。他放了一平锅猪肉炸土豆在她面前，她全吃光了。但是在付了“报酬”以后，她呕吐起来，土豆白糟蹋了。大师傅骂她：“还以为自己是个金枝玉叶呢！”从那以后她渐渐习惯了。她得到了好安排。每次营里放电影，她在场上自己挑选打算找她过夜的男人。
　　谁要迟延得比她更久，那就有一天要自己慢腾腾地走进男犯的集体工棚（已经不能找杂役了），在“小车厢”之间的夹道里边走边单调地重复：“半公斤……半公斤……”：如果救命星拿着口粮跟她走回来，那就用床单把自己的“小车厢”三面挡起来，在这个篷帐、窝棚（“小窝棚”这个字就是由此而来）里面赚一块面包，如果事前没有被看守员抓住的话。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后来克里沃谢科沃劳改点里又迅速地流行开花柳病。传说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没有法子，还是照去不误，长期霸占者和！临时求欢者仍是络绎不绝。只有一些做事谨慎的人，例如在卫生所有内线的手风琴演奏员K，每次去之前都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核对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单，以免出毛病。
　　科雷马的妇女们的处境如何？要知道女人在那地方是奇缺的物件，在那里她会遭到哄抢，被撕成八块。一个女人在那地方的工地上千万别落到谁的手里，押解兵也好，自由人也好，犯人也好。在科雷马出现了“有轨电车”这个词儿，意思是集体强奸。K·O讲，一个司机打牌输掉一卡车押解到艾里根去的女犯，他把卡车拐进小道，把女人交给免除看押的建筑工人们睡一夜。
　　劳动怎么样？在男女混合的作业班里女人还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干一些轻活。但如果整个作业班全是女人，可就没有情面好讲了。你们照样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来！还有整个由妇女组成的劳改点，这里伐木、挖土、脱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铜矿和钨矿不派女人去。以卡尔拉格“第二十九劳改点”为例，这个点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叶林娜当搬运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错，上肩有人帮助，而且她年轻时是体操运动员（叶连娜·普罗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内一直是搬运工）。
　　妇女劳改点里形成着非女性的残暴风习：没完没了的骂娘，没完没了的打架，疯闹。不这么干，你就没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师普斯托维尔-普罗霍罗夫观察，一旦女犯从妇女劳改大队抽出来当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马上变得安静而勤奋。他见过三十年代贝阿干线〔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妇女劳改大队的情况。请看这样一个小场景：炎热的白天，女犯请求押解队准许她们在水沟里洗洗澡，押解队不准。女犯们当下齐心一致地脱得赤条条躺在地上晒太阳——紧挨着铁路干线，就在过往列车的眼皮底下。驶过国内列车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国际特快马上要过来，里头有外国人。要女犯穿衣服，她们不听命令。于是叫来一辆救火车，用消防水龙把她们轰跑了。）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生活里本来没有一般齐的事情，在劳改营里更不用说。在劳动中也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同样绝望，越是年轻，日子越好过些。我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纳波利娜娅，长得结结实实，她的农村丫头的面颊整个儿是红通通的。她在卡卢加关卡小型劳改营里当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车像猴子一样敏捷，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从那地朝整个工地大声咋呼：“噢……噢……”她没有电话，从操纵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长联络也是扯着嗓子喊话。一切她觉得有趣、快乐，好像不是进了劳改营，简直都能入团了。她带着非劳改营式的善意向每个人微笑。她永远领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粮——劳改营的最高标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当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会让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营里怎么得到学开吊车的机会的。人家同意她干这个活不图什么好处吗？不过她坐牢是因为触犯了一条无关紧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焕发着旺盛的精力，而她赢得的地位允许她不是根据物质的需要，而是根据内心的要求跟别人恋爱。
　　十九岁进监狱的萨奇科娃也是这样描写她的景况。她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那地方向来吃得比较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我唱着歌从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学习打麦相。”如果除了劳改营里的青春就没有别的青春，那就该在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来她被转押到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冻土地带。连这个地方她也觉得像是“儿时梦中的神话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营就业。“记得我走在暴风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绪，我边走边挥动双臂，和暴风雪搏斗。我唱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望着辉映着北极光的色彩变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让整个诺里尔斯克全听到：五年没有战胜我，是我把它战胜了。什么铁丝网、板铺、押解队全结束了。我想爱什么人！想为人们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恶势力。”
　　不错，这正是许多人的愿望。
　　萨奇科娃毕竟未能使我们大家摆脱恶势力：劳改营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个幸运儿：别说五年，就是五个星期也足以把她消灭，无论做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个凄惨或无耻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这两个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H·斯托里亚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员）以及和她一起运干草的男搭档（不识字的奥斯曼）的脸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为爱情甘愿去干一般劳动，甘愿去死。
　　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时候还要求别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员专等着抓干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个波利娅大婶，是医院的洗衣妇，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独身，曾在教堂里当过差。她的刑期已经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医生们叹息说：“波利娅大婶，你这是怎么啦！我们对你还抱很大希望呢！现在他们准得调你去干一般劳动了。”老太婆伤心地点头：“是啊，是我的错。照福音书上说是淫妇，照劳改营的说法是……。”
　　对被查获的情侣的惩罚也跟古拉格的整个制度一样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侣之一方是和首长关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杂役，对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装做没有看见。（一个免除看押的电工调来翁日拉格妇科医院独势点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着他。自由人主任医师把管总务的护土——一个女犯人叫来吩咐说：“给穆霞·布坚科创造点条件！”穆霞是个女护士，电工就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如果是无关紧要的犯人或者失宠的人物，那就会受到迅速而残忍的惩处。
　　在蒙古境内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劳改总局）系统的劳改营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国犯人在那里修筑铁路），两个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队去会朋友被抓住了。一个警卫队员用绳子把她系在马后，骑上马，在草地上拖着走萨尔台奇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可是索洛维茨做出来了。
　　随时遭追究、查获、拆散的土著情侣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被分开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联系，获释后终于结合。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医生，某省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劳改营里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一个女护士都没有放过，而且还不止护土。但自从3加入了这个行列，队伍就到此为止了。3没有终止妊娠，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久获释，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决定留营就业。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来这里寻夫。他躲进隔离区里面，不跟她见面！（他的妻子不能进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告他的妻子，说他已跟她离婚，劝她离开这里。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楚给他们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冒牌货；他们被逼着姑妄写之的所谓赦免申请也完全是冒牌货。犯人把“二十五卢布”降低为“二十五戈比”是想显示对这种几乎等于无期的徒刑也抱着超然的态度：
　　“妈姆卡”在专门的劳改点居住和劳动，从那里被押着去给土著新生儿喂奶。婴儿此时已经不在医院，而是送进了“儿童村’（或“育婴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结束后就再不让母亲和孩子见面，除非“在劳动和纪律方面有模范表现”的可以破例。（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必为这事把“妈姆卡”留在附近的劳改点，哪儿生产需要就可以把她们派到哪儿去。）但另一方面，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们原来的劳改点与她们的劳改“丈夫”会合。当爸爸的只要不离开劳改营，一般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断奶以后，孩子继续在儿童村里养上一年光景（他们的伙食标准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样，所以劳改营医务和总务人员的伙食都占他们的便宜）。有的孩子断奶后不适应喂食，便夭亡了。活下来的孩子再过一年就送进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这样暂别了群岛，但并没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据留意者说，母亲获释后从保育院领回孩子的事并不经常（女贼们从来不领）。因而，这些自幼小肺叶的第一次呼吸就吸进了群岛含毒菌的空气的孩子，许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诅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领。有的母亲出狱前就委托一些无知识的（也许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领出来。古拉格放这些孩子出去，尽管这样做对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个孩子就少一份产房、产假补贴和育婴室的经费。
　　战前和战时，只要怀了孩子，劳改夫妻就得分离，他们来之不易、拼命隐瞒、四面受敌并且本来就不那么牢靠的结合就要毁于一旦，所以这时期女人们竭力避免生孩子。这又是群岛跟外边不一样的地方：堕胎在外边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这种事很不容易。而在劳改营里，长官们对医院里经常实行的堕胎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劳改营只有好处。
　　孩子生不生下来？生下以后怎么带？这对任何一个妇女都是难题，对于女劳改犯是更加苦恼的。如果变化莫测的劳改营命运宽容许你从一个心爱的男子那里受孕，怎么下得了决心堕胎？生吗？——必然马上要分开。你走后他在本劳改点不会跟别的女人相好？孩子会是怎么样的？（由于父母营养不良，孩子往往发育不正常。）断奶以后，就会把你送到别处去（你还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们会照看孩子吗，不会把孩子糟践吗？将来能领孩子回家吗（有些人不许领孩子）？如果不许领，就要伤心一辈子（有些人一点不会）。
　　打算获释后跟孩子爹结合的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当妈妈这条道儿。（这种打算有时候能够实现。这就是A·格列鲍夫与劳改营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边的一个女儿还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现在十九岁，多可爱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年后在外边生的，当时双亲已经服满了刑期。）走这条道儿的，还有急着想体验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生活，就在劳改营里体验体验也罢。这个喷着你的奶头的活生生的小东西毕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货色呀？（哈尔滨来的利亚利亚生第二个孩子只是为了可以借此机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她头一个孩子！后来又生第三个，也是为了能回去看头两个。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个都保全下来，带了他们出去。）女劳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无可挽回，但她们通过做母亲又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一个短时期内她们似乎与自由的妇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们还这样说：“尽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们寸步不让他要求给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样的供养和照顾。第三类女人，一般是劳改营里的老油条和女贼，把当妈妈看做是逍遥自在一年的机会，有时候看成是争取提前释放的门道。她们根本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骨血，连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从不打听。
　　西乌克兰来的妇女，有时还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罗斯妇女，一旦当了妈妈必定想方设法给孩子举行洗礼（这已经是在战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从外边送进来（看守员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反革命行为），或是以面包为代价向营里的能工巧匠订做。也有办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带子，还有办法给孩子做一件后开襟的小罩衫和一顶小帽子。从口粮里省出砂糖，用点什么粮食烘一块小甜饼，把最亲近的女友们邀请来。会念一段祈祷词（随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总是有的。把孩子在温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礼，满心欢喜的妈妈这时便邀请客人们就餐。
　　有时候专为有乳婴的女犯（“五十八条”当然除外）颁发局部赦令或提前释放的指令。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轻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打的这个主意。这一类“妈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区中心领到了一张身份证和火车票，便常常把已经没有用处的婴儿留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丢在头一个人家的台阶上。（不过也要替她没想一下，她们并不是都能得到住处、派出所的好脸色、户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经吃不到劳改营的现成口粮。没有孩子就比较容易重新开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挨着一群犯人度过一晚上，他们是根据特别指令从劳改营放出来的。约模三十人，占了大厅的一角。他们举止嚣张，显出半盗贼式的放肆派头。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们知道生活值几个大钱，根本不把周围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纸牌，抱孩子的女人扯着嗓子争论什么事。忽然一个“妈姆卡”发出一声压倒别人的尖叫，跳将起来，抓住孩子的脚丫子一抡，把孩子的脑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个大厅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来：“母亲！母亲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们不懂，那女的不是母亲，而是“妈姆卡”。
　　前面所说，都属于男女混合的劳改营，也就是从革命后头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期的劳改营。那些年代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好像只有一个诺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监狱改成）羁押清一色的女犯。这个经验没得到推广，它本身也没存在多久。
　　但是伟大的导师和缔造者终于安然无恙地从差点儿被他打输了的战争的废墟底下站起来了，他开始考虑臣民的福利。他的脑子现在腾出来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了。当时他发明的有益民生、增进道德的东西可谓多矣！其中的一条就是分开男女，首先从学校和劳改营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广到整个狱外社会。在中国还做过更广泛的实验）。
　　群岛男女的全面大隔离始于一九四六年，于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岛屿。如果是留在同一岛屿，则在男女营区之间拉上一道久经考验的老友——铁丝网。
　　如同别的许多做过科学预言和科学设想的行动一样，这项措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
　　妇女单独分出来以后，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急剧恶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劳改营里，许多妇女做洗衣妇、卫生员、炊事员、锅炉工、保管员、会计等工作。现在她们必须丢下所有这些职位。而另一方面，在妇女劳改营里这类职位要少得多。妇女们被赶出去做一般劳动，被赶进使她们特别受不了的纯妇女的作业班。能不能哪怕暂时地从“一般”劳动里挣脱出来，也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女人们开始争取怀孕，设法从任何一次短暂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触中留下一个孩子。现在不必像以前一样害怕怀孕造成夫妻分离，因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经把分离赏给了他们。
　　这样一来，送进保育院的孩子数量一年之内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从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虽然同一时期在押女犯的数目并没有增加。
　　“给小丫头取什么名字？”——“就叫奥林匹亚达（比赛）吧。她是在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的时候怀上的。”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男犯文艺工作队到妇女劳改点演出，男女突击工作者联合集会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动，还习惯地保留着，男女共用的医院也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地方也成了幽会的场所。据说一九四六年在索里卡姆斯克劳改营，分隔男女的铁丝网是拉在单排柱子上的，网眼很稀（当然也没有火力警戒）。这样，馋猫似的土著们聚拢在铁丝网两侧，女人采取弯腰擦地板的姿势，男人不用跨过分界线就能占有她们。
　　永生的厄洛斯到底还是有一些威力！也并不单单是企图摆脱“一般劳动”的理智的盘算啊！犯人们感觉到，分界线是永久划定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死，越来越严，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样。
　　如果说男女分隔以前还有过和谐的同居，劳改营的婚姻，甚至有过爱情，现在则只有公开的淫乱。
　　不用说，长官们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对自己的科学预见边实行边修正。单排铁丝网两侧增设了障碍区。后来发现这样的隔断仍不够用，便代之以两米高的隔墙，两例仍然没有障碍区。
　　在肯吉尔连这样的隔墙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墙而过。这时候，每逢星期日（因为不能浪费生产时间！况且在公休日处理内务是顺理成章的）大墙两侧实行星期回义务劳动，强迫他（她）们把大墙加砌到四米之高。说来也逗人；人们参加这种义务劳动倒是兴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墙那边的人交个朋友，说上几句话，约好今后怎样通信！
　　后来在肯吉尔把隔墙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铁丝网，再往后又接通了一道高压电网（该死的爱神威力之大——以至于此）。最后在两头又设置了警卫队的了望塔。在整个群岛史当中，这一道肯吉尔大墙有一段特殊的命运（见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别劳改营（例如斯帕斯克）里也建造过类似的墙。
　　雇主们认为把男奴和女奴用铁丝网分开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人们对于他们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当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实行起来，那可要叫他们目瞪口呆了。
　　大墙越来越高，厄洛斯进退维谷。它找不到别的出路，有时飞得过高——变为柏拉图式的通信来往，有时钻得过低——变为同性恋爱。
　　情书从一个营区甩到另一个营区，或者留在厂里的约定地点。信里用暗语写地址：即使被看守截获，也弄不清是谁写给谁的（按目前的规定，查出一张条子就要送进劳改营内的监狱）。
　　加利亚·维涅狄克托娃回忆，有时候连认识也不是当面的，两人没有见过面就通信了，没有见过面就分手了。（进行过这样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绝望的甜蜜，它的毫无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说过的肯吉尔劳改营，立陶宛女人们隔着大墙嫁给她们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天主教教士（当然也是穿着囚衣外套的犯人）书面证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远结为夫妇。在这样的与隔着大墙的不相识的囚徒的结合（对于天主教信徒说来这种结合是不可改变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无私念，对于锱铢必较的和轻浮跳踉的爵士乐的世纪，它实在太崇高了。
　　肯吉尔的婚姻也有过不寻常的结果。上天听到了人们的祈祷，进行了干预（第五部，第十二章）。
　　妇女们（以及在男女分隔的营区里给她们治过病的医生们）现在自己证实，这种分隔状态她们比男人们更加难以忍受。她们特别容易冲动、神经质。女子同性恋爱迅速流行起来。娇嫩的年幼女子脸色变得焦黄，眼睑出现黑圈。身体比较粗壮的充当“丈夫”的角色。不论看守员怎样驱散这类情侣，她们仍是成双成对地睡在一张床上。当局把这类“夫妇”中的某些人从本劳改点遣送出去，这时便会爆发在哨兵的枪击下自己投向铁丝网的激烈的戏剧性事件。
　　斯杰普拉格的卡拉干达分营里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条”。据H·B说，其中许多人一听说行动特派员要叫去谈话，心里就紧绷绷的，倒不是由于恐惧或是对卑鄙的政治审讯的憎恨，心里紧绷绷是因为这个男人将要把她和自己单独锁在一间屋里。
　　妇女营负担着同样沉重的“一般劳动”任务。诚然从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妇女伐木场（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面子上）。但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劳改营老是完不成计划，这时想出来一个给他们加劲的点子——强迫土著们以自己的劳动偿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费享受的那件事情。为此把妇女们也赶到伐木场上去劳动，和男人们同在一个押解队的警戒圈里，只隔着一道滑雪板压出的辙迹。现场采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劳改点的帐上，但是对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额要求。肩章上有两道杠杠的长官直接对“木材工长”柳芭·别列津娜说：“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们完成了定额，我们就让别林斯基在小屋里跟你会一次！”但是，凡是身体棒一些的干活的男人，特别是身上有钱的生产杂役，这时只要给押解队士兵塞上几个钱（要知道这些人的工资也不够他们胡花的），就能闯进女犯的圈子里去呆上个把钟头（直到买通的哨兵下岗的时候）。
　　在这个把钟头之内，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他们将：选对象，互相介绍（如果事前没有通过信的话），找地方，办事。
　　可是何必回忆这一切？何必触痛那些当时安安稳稳住在莫斯科市内和别墅里、在报纸上发表大作、在讲坛上发表演说、赴疗养地、出国的人们的伤痕呢？
　　何必回忆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只许写那些“今后不会再重复了”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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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杂役

　　新跨进劳改营的犯人最早知道的当地概念之一就是“杂役”。凡是有办法不和大家分担共同的注定灭亡的命运的人，不管是从一般劳动里脱了身的，还是根本没有陷进去的，当地土著们一概不客气地冠以这个称号。
　　群岛上杂役的人数颇不少。在生活区，这类人数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在登记表上列为“乙类”。在生产区，有人员编制表的限制。但是他们总是不断突破百分比：一半是由于想活命的人数的巨大压力，一半是由于劳改营当局额预无能，人手少了就没法进行经营和管理。
　　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当时在剥夺自由地点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的人数，包括经济管理（诚然也包括“自我看守”）在内，占土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减少到百分之十七——十八（不算自卫队），仍然是总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本章所涉及的，是劳改营内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杂役们远远不止六分之一：因为这里只计算了营区内的杂役，此外还有生产杂役呢；再说杂役的构成有很大流动性，显然有更多的人在整个劳改生涯中曾一度当过杂役。最主要是，活下来的人当中杂役占很大比重；据我的感觉，五十八条的长期犯人能活下来并获得释放的，十之八九都是当杂役的。
　　差不多每一个能够庆幸劫后余生的长期犯人都是杂役，或者他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干这个差事。
　　因为这是“消灭营”——请不要忘了这一点。
　　人世间的分类本来就没有截然的界限，过渡总是逐步的。在这件事上也一样：边缘是模糊不清的。一般地说，凡是在工作日不到生活区以外去上工的，都可以认为是营区杂役。在总务大院做工，就比做一般劳动的苦力日子好过的多。早上不必站队等派工，也就是说，可以晚些起床和吃早饭。上下工时被押着走的路程也免了；严厉的待遇少，挨冻少，花力气少。再说工作日结束得也较早；工作地点或是暖和的，或是随时可以取暖的。加之他的工作一般不在作业班里劳动，而是单独完成的手艺活。这表示他用不着听同伴的吆喝，只听长官们的吆喝就行了。可是因为他常常给长官个人干点私活。所以不但听不到饱喝，反而能得到点赏赐和甜头，例如准许头一批领衣、领鞋之类。另外，他还有从其他犯人那里接活捞取外快的好机会。说得明白些：总务大院好比是庄园奴仆的作坊。如果其中的钳工、木工、砌炉匠还算不了响哈哈的杂役，那么鞋匠，特别是裁缝，已经是杂役中的高级人物了。“裁缝”这个称号在劳改营里就跟外边的“副教授”差不多。（反过来，真的“副教授”在这里是句骂人话。顶好别在这儿打出这块牌子招人笑话。专业的贵贱，劳改营里的标准和外边正好相反。）
　　洗衣妇、女卫生员、洗碗工、锅炉工、洗澡房工人、烧水工、普通的面包匠、工棚值日员等等也算杂役，但属于低等的。他们都得从事体力劳动，有时候还挺累，不过他们都能吃饱。
　　真正的营区杂役是这些人；厨房大师傅、切面包的、仓库管理员、医生、医助、理发匠、文教科教育员、洗澡房主任、面包房主任、保管室主任、包裹转递室主任、工棚值日员领班、房舍管理主任、派工员、会计、指挥部工棚的文书、营区和总务大院工程师。所有这些人不仅吃得饱，不仅穿得干净，不仅用不着搬重东西而弄得腰酸腿疼，而且对人们所需要的一切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对人们本身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时候他们之间发生派系斗争，耍阴谋、施诡计，互相打倒或互相抬举，为“娘儿们”争风吃醋，但更多的是抱成一团对贱民实行联防，形成一个得天独厚的上层集团。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分享，因为一切都已经一劳永逸地瓜分完毕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营区杂役集团越是强大，营长对他们就越是依赖，以求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所有送来的和送走的犯人的命运，所有普通干苦力活的犯人的命运，全由这些杂役们决定。
　　由于人类习以为常的狭隘等级观念，杂役们很快就觉得，与普通苦力同睡一间工棚、同睡一个“小车厢”（甚至一般地睡“小车厢”而不睡床）、同桌吃饭、在同一个洗澡房脱衣服、穿上普通苦力汗湿过扯烂过的内衣……是不成体统的。于是杂役们就单独搬进了各容纳二、四、八人的不大的房间，在那里吃他们挑选的食物，再加上点非法弄来的；在那里讨论营里的所有安排和事务，包括人的和作业班的命运，不会有惹起苦力和作业班长的顶撞的危险。他们单独在一起消磨空闲时间（他们有空闲时间）。给他们发的换洗内衣是局限在他们小圈子内部的。由于上面说的那种愚蠢的等级观念的作祟，他们还竭力在衣着上显出和普通劳改犯有所不同，但可惜受到条件的限制。如果本营是以黑色棉坎肩或黑上衣为主，他们就努力从保管室领蓝色的；如果是以蓝色为主，他们就穿黑的。还有，他们在裁缝间用三角布片把劳改营的瘦裤腿接成喇叭口。
　　生产杂役实际上是指工程师、技术员、施工员、班组长、车间工长、计划员、定额员，还有会计、女秘书、打字员。他们和营区杂役不同，派工时要站队，要走在有人押送的队列里（不过有时候也可以免除看管）。但是他们在生产中处于优惠地位：不要求他们拼体力，累不着他们。相反，苦力们的劳动、伙食、生活倒是攥在他们许多人的手心里。他们虽然与生活区的关系较小，但是力争在那里也保待自己的地位，争取得到营区杂役们享有的大部分优惠条件，尽管这些人永远争不到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方面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属于上述一类的还有设计员、工艺员、测绘员、马达工、机械值班员。这些人已经不算“生产指挥员”，他们既没有坑害人的权力，也不对人员的死亡事故负责（只要死亡不是由于他的设计或他们管理的工艺所造成的）。这些人仅仅是有知识的或只有半瓶醋的苦力而已。跟任何一个干活的犯人一样，他们照样故弄玄虚，欺骗长官。可以半天干完的事，想方设法施上一个礼拜。在营里他们的生活一般和苦力差不多，常常编在作业班里。只是他们在生产区里的条件又暖和又安静。在办公室和小工房里，如果没有自由人在场，他们把公事丢在一边，大聊生活琐事、刑期长短、过去和未来。聊得顶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听说快要把“五十八条”（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五十八条”里选调出来的）从杂役职位上通通撤下来，轰去干“一般”劳动啦！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还有一批人，他们不单纯是“五十八条”，莫斯科在他的监狱档案上还打了一个单独的诅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于一般劳动！”一九三八年许多科雷马人都盖了这样的烙印。对于这批人来说，连混上个洗衣妇或者毡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产党宣言》上是怎么写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说得相当像！）“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总还是出钱招雇的！总还是让他们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劳动又该怎么说？派去伐木又该怎么说？而且是“不出钱”的！而且是不管饭的！……诚然、把医生撤下来去干一般劳动是不常有的事，因为他们也要给长官的家底看病。至于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那只能在一般劳动里把他们报销掉，这些人当杂役什么也干不了。
　　作业班长在劳改营中的地位很特别。照劳改营的规定，他们不算杂役，可是也不能把他们称为苦力。因此本章的议论也适用于他们。
　　和在战斗中一样，在劳改营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的时间：杂役的职业到了手边，你就自然会把它抓住。
　　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的同伴们死去了。我们开始向大吃一惊的自由人和摸不关心的下一代一点点地揭示我们在那边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心为准则对它做出评价。
　　这里遇到的主要道德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杂役的问题。
　　在为那个劳改营中篇小说“选择主人翁的时候，我选定了一个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选中其他任何人，因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劳改营里真正的相互关系（正如只有步兵这个砝码才称得出战争的全部重量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写回忆录的总不是他）。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话，使得某些前杂役大为恼火，认为受了侮辱——而我已经说过，活下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他能同时信他们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隶劳动．是不会以此夸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前可没有进办公室工作的这条出路！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许小兄弟靠奴隶劳动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行？在集体农庄里我们不是早就容许他这样了吗！是我们亲自把他安排到那里去的！）既然这可以容许，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在这种劳动中找到一点乐趣，哪怕偶然一会儿零个把钟头，歇工之前，砖砌得顺手的时候，行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握着笔杆在纸上划拉的时候，用鸭嘴笔在绘图纸上勾出一根根黑线条的时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觉吗？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B白夜夜只是咒骂自己的劳动，他这十年怎么活得下来呢？他早就该在头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这样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帕维尔·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一连干了七年（而且还是在惩戒劳改点里）。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点意义和兴趣，怎么能生活和劳动这么多年？他能挺下来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长期固定工人很关心的独劳点长（也得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点长），第一，给他们喝的菜汤是“管饱”的；第二，只允许创高产的工人夜间帮厨。这是一种奖励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后，丘尔佩涅夫就去厨房刷锅，往大锅里倒水，生炉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两点，然后他饱吃上一顿，连外套也不脱，倒头睡上三个钟头。有一次，也是作为奖励，他干了一个月的切面包工作。还有一次用自己砍伤自己的办法（没有人怀疑他这个纪录创造者）歇了一个月的工。就这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原因。）有个开过赌窟的女贼在他们生产小组里当马夫，她同时跟两个杂役姘居，·一个是木材验收员，—一个是仓库主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组的产量总是超额。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拉撬马盖尔奇克能足吃燕麦，所以拉木材的劲头大——要知道马能吃到多少燕麦也要根据……小组完成的产量！（“可怜的人们！”这句话实在说腻了，至少这里我可以说一句“可怜的马们！”了吧！）但不管怎么讲——在伐木场连续干七年，这几乎是神话。如果不积极想办法、找窍门，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乐趣，这七年怎么干得下来？丘尔佩涅夫说，只要给吃的，劳动下去不成问题。俄国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连续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条放倒时要有支撑，不让它弯垂，容易横截。后来的原条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两堆篝火里，不用从四面拖到一处。他会把正在倒下的树干准确地牵引到需要的方向。他从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竖一根桩子，利用倒下的树干把它压进地里。他劲头上来了：“来，咱们也试试！”果然成功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铸造、木工，甚至发狂似地抢大锤砸废铁的劳动中，我都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这么说，也可以准许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脱的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了吧？不每时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有流汗，但他们执行古拉格长官的旨意可是很卖劲的（否则就会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很精细的，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知道，所有重要的杂役职位都是劳改营和劳改生产的管理环节。它们恰恰是整个链条中经过特别锻造的（高质量的）环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绝杂役的职位的话！），经营管理的整个链条，整个劳改营体系都会崩溃！因为从狱外永远提供不了这么多的高级专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这种猪狗不如的条件下生活的专家。
　　可为什么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没有把卡舍伊的链条拆散？
　　杂役的岗位全是经营管理的关键岗位。定额员！可是他们的助手记帐员的罪恶比他们少得了很多吗？施工员！可是技术员就那么干净？在哪一种杂役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参与总的强制体系？难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员或“教父”的值日员才能直接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员的工作，仅仅是个打字员，她完成劳改营行政科交来的打字任务，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这总不会给犯人们带来好处吧……。假设行动特派员没有自己的打字员，他需要自己打出对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诉书和整理好的揭发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打字员，而她就会把这些材料打出来并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难临头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个最低等的杂役，总务大院的小炉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铐的订货吗？能不去加固强制室的铁窗吗？要不我们还是只限于波文字的工作吧：计划员怎么样？一个清清白白的计划员就不帮助和配合有计划的剥削啦？
　　我不明白这些智力的奴隶劳动比体力的奴隶劳动有什么干净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应当激起我们的愤慨的不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汗水，而是劳改营办公室里平静的钢笔的沙沙声。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我们在那里与群岛的其余部分隔离了，看不到它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杂役？难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着同一个内务部和整个的镇压体制？
　　群岛上和整个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不正是通过我们去完成的吗？而我们却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张挞伐，责备他不该砌砖。我们自己砌上去的砖比他还多呢！
　　在劳改营里听到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责难：杂役们骑在干苦力的人们脖子上，私吞他们的食物，靠盘剥苦力保自己的命。这特别是针对营区杂役们说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据。是谁在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包时克扣分量？是谁用蘸水的办法偷窃他的砂糖？是谁使得猪油、肉、好的麦片都进不了大灶？
　　掌管吃饭、穿衣大权的营区杂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要谋取这些职位，需要会钻营、耍滑、溜须拍马。要保住这些职位，需要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往往还需要兼任情报员）。当然，任何概括都难免牵强，我凭自己的记忆就能举出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还是有正直无私的营区杂役。不过这种人在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于大量日子过得不错的营区杂役，可以有把握地说，腐败和邪恶在他们当中，一般说来，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浓厚。劳改营长官们把这类工作交给他们原来的同僚——被关进劳改营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人员，并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内务处处长被关了进来，没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马索里拉格指挥部独劳点派工员的身份爬了上去。内务部人员鲍里斯·古加纳瓦被关了进来（“因为我拆过一个教堂上的十字架，从此我一辈子没遇到好事”），他会在列绍塔火车站劳改营食堂里当主任。但是表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曾在德国人手下办过“青年近卫军”一案的克拉斯诺顿市俄国侦查员在奥泽尔拉格的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们的神！给我唱歌！”（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开外），凭劳改营工作经验，凭残忍性，他早就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了。听说他很早就已经是中校，然而总是克制不住偷窃的嗜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从来没有被交到法庭审判，但每次都被暂时撤职，每次都降一级。可是连在少尉这一级上他也没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罗诺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们要我当一把铁榔头的想法。米罗诺夫各方面对我都不满，连我写得铿锵有力的报告他也恼怒地推到一边：
　　“你连写报告也不会，文笔疙里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长写的报告递给我看，“瞧瞧人家内行人写的：
　　“对于计划完成情况下降的个别事实进行分析时发现：
　　1．建筑材料数量不足；
　　2．由于作业班工具供应不充分；
　　3．技术人员对各项工程组织得不够；
　　4．安全技术也没有被遵守。”
　　文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切毛病都出在生产领导方面，而劳改营领导毫无责任。
　　不过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时也带着软盔），说话也是这个风格：
　　“如果您了解爱情，请您向我证明，爱情是什么。”（他所议论的是他熟悉的题目：凡跟他接近过的女人对他都赞不绝口，在劳改营里这种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个星期我就丢人视眼地被轰下去干一般劳动。派了这位帕夫洛夫顶替了我的角儿。我没有和他争位子，对于被撤职也没有反抗，因此他没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编进了漆工班。
　　然而我当官的这一段小小的过场却使我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处：身为生产主任，我自然住进了专为杂役准备的房间。这种享受特权的房子全营一共有两间。帕夫洛夫当时已经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子里，我被罢官以后没有出现对我那张床位的有资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当时我看重的只是这个房间在生活方面的优越性；不是“小车厢”，而是普通的床；床头柜是两人用一个，而不是整个作业班一个；白天房门上锁，可以把东西留在房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炉，不需要到院子里去挤着使用那个公用的大炉子。我当时看重的只是这方面，因为我仅仅是我自己的被压迫和吓坏了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动（“天平动”）向我们显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样，这一间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开了几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纱。
　　每一个新入营的人在头一天、在头一次出工站队时就决不会没有注意到空军少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在营里大家都叫他“将军”）。他在黑灰色的浑身虱子的劳改犯大队里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仅是他的高大匀称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见不到的十分高级的八成是外国货的皮大衣（穿这样的大衣的人是坐小卧车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气。即使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劳改犯的队列当中，他也有办法显示出自己与康集在他周围的劳改贱民没有任何关系，显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到他们中间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前望，好像是在检阅我们看不见的另一处的阅兵式。开始出工，门卫用小板子在走出营门的五列纵队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点数，这时别利亚耶夫（他走在生产役班里）尽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过门岗时他总是轻蔑地耸肩、扭身，用整个的脊背显示出他对门卫的蔑视。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将军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为紧挨营门有一个四路无轨电车站。每天正午，我们从劳动区回生活区午休，将军的夫人便会走下门岗外的无轨电车。她用保温瓶带来热腾腾的午餐，这是一小时前在将军家里的厨房里做好的。工作日不让会见，保温瓶由狱吏转交。但每逢星期天他们可以在门房坐半小时。据说夫人每次离去都是泪流满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把一周来他的高傲的受难的灵魂中郁积的一切全都朝她发泄出来。
　　别利亚耶夫有一条观察得很正确：“在劳改营里保存东西或食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简单地锁起来是不行的。柜子必须是铁的，而且必须铆死在地板上。”但是他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劳改营是一百个人里头有八十个是痞子。”（他不说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谈者。）“如果我出去以后遇到这里的人，如果他朝我跑过来，我就对他说：‘你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和别人同屋我实在受不了！”他说（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锁上门一个人吃饭该多好！”这不是暗示我们在他吃饭的时候应当走出去吗？他特别想单独吃饭！——是因为今天他吃的东西和别人的有天壤之别？或者单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有避开饥饿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习惯？
　　另一方面，他倒很爱和我们谈话，看来他不见得真的喜欢住单间。但是他所喜欢的谈话方式是单方面的。他声音洪亮，充满自信，全是说他自己的事。“他们向我提出过另一个条件比较舒服的营。”（我完全相信对他这样的人会提出几个劳改营供选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知道，我……”“我在莫属苏丹的时候……”
　　他当真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他年纪不到五十，身体还很结实。只有一点颇为奇怪：他身为空军少将，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一次自己的战斗飞行，甚至一次普通的飞行也没有谈到过。然而据他说他在战时担任过我国赴美空军采购团团长。美国显然使他惊异不置，他从那里也是满载而归的。别利亚耶夫从不降低身份向我们说明他被捕的确切原因，但显然与这次美国之行或他关于此行的谈论有关。“奥采普建议我走一概相认的道儿，——（这就是说，辩护律师重复着侦查员的话。）可是我说，让他们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没有什么罪！”对于当局说来他的确没有什么罪，这是可以相信的；判给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减半的刑期——五年。连对十六岁的嘴巴不谨慎的孩子判的也比这多。
　　看着这个人，听着他说话，我常常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已经是在粗鲁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象他那时是怎样畏缩躲闪的！）之后，在搜身之后，在站隔离室之后，在“乌鸦车”之后，在“背过手去！”之后了。他至今仍是连一点小事也不许别人回嘴，更不用说大事（大事他连谈都不和我们谈，除了一个季诺维也夫。我们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有一次能听取不是他e已发表过的见解。他纯粹不具备接受任何论报的能力！不等我们说出论据，他已经全知道了。他以前当采购团团长——苏维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准是一个衣冠楚楚、神秘莫测的白脸斯芬克斯，西方人眼里的“新俄”的象征。如果有什么事求他，会怎么样？如果带着请求把头伸进他的办公室，会怎么样？天晓得他会怎样咆哮！天晓得他会怎样能人！如果他出身于军人世家，这类事还可以理解。但并非如此！这种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苏维埃将军后天学会的。内战时期他在红军里还是穿树皮鞋的小鬼，连签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呢。从哪儿这么快地学来了这一套？……这是因为他一直处在特殊的圈子里——连乘火车，连住疗养所都永远在自己一伙人中间，永远在凭通行证出入的大铁门里面。
　　其他那些人怎么样？看来和他的相同点比不同点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于180”的真理妨害了他们的公馆、官衔、出国机会，那会怎么样？他们会砍掉画三角形的人们的脑袋！他们会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墙！他们会发布一个只许按弧度测角的法令。
　　有时候我又想，我自己怎么样？花二十年时间就一定不能把我也变成这样的将军吗？完全可能的。
　　我进一步仔细观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完全不是个坏人。他读果戈理的时候发出充满善心的笑声。如果情绪好，他还能把我们逗得乐不可支。他的嘲讽是有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里培养对他的憎恨，当我们并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变成一个十足的好人的路并没有封死。但他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许多苦难。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季诺维也夫也不去劳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里人用保温瓶给他送午饭。落在别利亚耶夫后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还难受。但形势严重些：别利亚耶夫没有被没收财产，而季诺维也夫的财产部分被没收。他的现金、储蓄着来全被打扫干净了，只剩下一套阔气的高级住宅。但是关于这个住宅他可对我们讲了个够！他一次又一次地讲，一讲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绘洗澡间的每一个细部，知道自己的介绍会使我们得到怎样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四十岁以上的人的价值是由房子决定的。”（所有这些话他全是当别利亚耶夫不在场时才讲，因为那个人可能连听都不听，那个人可能自己打开话匣子讲起来，只是不会谈房子，因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宁愿再把苏丹搬出来讲一次。）但是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老婆有病，女儿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温瓶没有人送。每个星期天给他送来的牢饭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带着破落贵族的骄傲忍受自己的现况。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惯那儿的肮脏和吃饭时嘴里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无论菜汤和稀饭都还是叫普罗霍罗夫给他拿到这间屋里来的，在这里的电炉上温热。他也很想把面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层，奈何他没有另外的面包，只好局限于耐心地拿着面包在电炉上面烤，烤死面包六个面上由切面包工和普罗霍罗夫手上带来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时候连菜汤也可以放弃，但是他还缺乏足以阻止他在这间屋子里委婉地求乞的贵族的骄傲：“给一小块尝尝行吗？好久没吃过这个了……”
　　只要没有什么东西路着他，他总是过分夸张地温和而有礼貌。和别利亚耶夫的毫无必要的粗鲁摆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礼特别引人注目。他内心和外表都是一个十分拘谨的人。吃饭细嚼慢咽，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个契诃夫的营中人。逼真到这种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着描写了，一切如契诃夫的手笔，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不是学校教师，而是内务部将军。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算使用电炉的时刻，你占用一秒钟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样的目光下你马上就会抽回自己的小锅，如果不，他当下就可能说出难听话。星期天白天在大院里的漫长的点名，我有时试着带本书去（离文学远点的，每回都带物理学），躲在人背后偷偷读。哎哟，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来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队列里看书！在神圣的队列里看书！分明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挑衅，炫耀自己的肆无忌惮。他不正面制止我，可是眼睛这样瞄着我，这样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结果别的杂役对我读书也感到腻烦得要命，我只好放弃书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个把钟点（在房间里头也读不成书，在那儿要听聊天）。有一回工程办公室一个女会计站队来迟了，杂役小队去工区的出发时间耽误了五分钟。小队本该走在上工队伍的排头，现在却走在队尾。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员和看守员连注意都没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细呢军大衣、端端正正地扣着一项早已摘掉红星的保护包大檐帽、戴着一副眼镜的季诺维也夫对迟到者发出愤怒的咝咝声：“见什么鬼你要迟到？！为你我们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经不能再沉默！这五分钟他气都出不来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过头来，两眼快意地闪闪发光，回敬他说：“马屁精！什么东西！乞乞科夫（为什么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别里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还说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该出脏字了。她只动用了她的灵牙利齿，并没有举起手——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脸皮上泛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耳朵变成紫红色，嘴唇抽动着。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没有抬起手来自卫。那天他对我诉苦说：“我这个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气真是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丢不掉守纪律的习惯。我不能不对别人提意见，加强周围的纪律性。”
　　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个样子，会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进来，恐怕整个医学研究所都被他攀扯进来了）以后，你看他现在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独劳点卫生科长（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没有学过医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视都会使普拉夫金惶恐到这个地步，以至连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来了。他现在变得十倍地犹豫不定。在劳改营里他简直手足无措，连体温达到37.7能不能开病假也不知道了。万一挨骂怎么办？必定会跑回我们屋子里来商量。每当受到劳改营长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夸奖以后，他才能在安定平稳的状态中生活上一天。受到夸奖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从第二天早上起难以摆脱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营里发送出一批很紧急的解犯，因为太匆忙，以至没有时间安排他们洗澡（没有把他们光着身子赶进冰凉的澡房，算他们幸运人看守长来找普拉夫金，叫他写一张解犯已经过卫生处理的证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从，但是事后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回到屋里他就像砍断了腿似地一头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宽慰。我们睡着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厕所。最后，到了后半夜，他穿上衣服，样子像疯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员商量，这个看守员外号叫“小矮个”，是个大字不识的直立猿人，只不过帽子上有颗小红星罢了。他问他现在会怎么样？犯下这个罪会按五十八条给他再到一次刑？还是不会判？或许只会从莫斯科市内的劳改营发送到远地的劳改营？（他家在莫斯科，经常送来丰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赖在我们这个小劳改营里。）
　　心惊胆战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检查卫生的工作上都丧失了魄力。他对炊事员、值日员，对自己的卫生科连一点要求也不会提了。食堂里很脏，厨房里不好好洗饭碗，卫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坚持卫生的要求。只有一点是他和所有劳改营长官们共同犯的神经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许多劳改营都搞这种穷开心的事）。这一点执行得倒是一丝不苟。永远潮湿朽烂的地板使得房内的空气和被褥从来没有干燥的时候。劳改营里最不行的老弱病残对普拉夫金也没有什么敬意。在他的狱中生涯里，没有抢劫过和欺骗过他的，只有不想干这种事的人。他的乱丢在床边的东西所以能原封不动，他的全营最无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头柜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们房间夜晚是上锁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条10和11，即作为一名政治人物、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我发现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幼稚性。他被监禁了两年多，还没有成熟到他在侦讯阶段曾承认过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们关进来是暂时的，是开开玩笑；现在正准备实行一次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大赦，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珍视自由，使我们为得到了这次教训而永远感谢机关。他相信集体农庄是繁荣的，旨在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卑鄙阴险的，急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是在搞阴谋诡计的。
　　我记得一次他满面春风地回到屋里，像刚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祷的善男信女一样，脸上泛出安详、仁爱、幸福的光辉。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脸庞上的那对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间的柔顺的神情。原来刚才开过一次营区杂役的会议。劳改点点长起先拍桌子大声申斥他们，后来忽然平静下来，说他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忠实助手一样信任。普拉夫金激动地向我们交心说：“听了这些话，工作积极性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关于将军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听到这个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并不是骗人的：他是个爱真理的人。爱倒是爱，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畸形人当中别利亚耶夫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最大的知识分子。这两位高级人士对于工长奥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员普罗霍罗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当总理的时代，将军和内务部官员撺掇我把这两个乡巴佬从我们房里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身上太脏，因为他们爱穿着皮靴躺在床上，总之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分子味（将军们竟要赶走供他们吃喝的农人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个人，我自己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农夫，从而屋里形成了均势。（后来将军们大概又对别人提出要把我赶出去。）
　　奥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确乎有些粗俗，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音乐，他只懂乌克兰民歌，什么古老的意大利绘画，什么现代的法国绘画，他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他爱不爱看书我不好说，因为我们营里没有书。屋里发生抽象的争论他从不参加。别利亚耶夫关于英属苏丹和季诺维也夫关于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独白，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他在空闲时间爱把脚跷到床头栏杆上长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后跟搭着栏杆，靴底朝着将军们。（并不是有意挑衅。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还等着出门的黄昏，哪个明智的人能放弃稍躺一会儿的乐趣？而长筒靴脱起来很麻烦，里面用两副包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奥拉切夫斯基对于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头木脑地毫无反应。他沉默了一两个钟头以后突然会和房里发生的事情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悲剧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条获得自由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另一方面，凡是关于日常用品的属性，并于日常生活行为的正确性等实际问题的争论，他总是带着乌克兰人的倔劲参加进来，性急地证明毡靴所以会坏是因为在炉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处，穿着更舒服。由此说来，当然，他哪里算得了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他一人对建设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兴趣地谈这件事。当他听说犯人们竟把完全装好的隔断墙板拆掉当柴烧的时候，他用粗笨的双手抱住粗笨的头好像疼痛似地摇晃起来。他不能理解土著们的野蛮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来说，从八层楼上掉下一块水泥板。所有人都惊呼：“砸死人没有？”可是奥拉切夫斯基却向：“你看见它是怎么摔碎的？裂缝沿着哪个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图纸浇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钢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业班长和工长们聚在办公室烤火，聊着劳改营里的闲话。奥拉切夫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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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
　　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剥夺权利）。
　　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
　　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
　　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OO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O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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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
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
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
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
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
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
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
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
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
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
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
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
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
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
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
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
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
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
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
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指把他关进来的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
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
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指的是坐机关的）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
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的中层铺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鲱鱼放进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觉。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给我们包房里捅进来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镜就能看出来。他也不瞒着：前共产主义学院教授。我们坐起来，把腿从四方形缺口处放到下面。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穿不透的角色。我们坐牢已经很久，还要坐更久，难得快快活活地开个玩笑，应该滑下去运逗乐子！包房里相当宽敞，跟什么人换了个位置，就挤了过去。“您好。”“你好”“您在这儿不嫌挤？”“不，还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农村多穷。草屋顶，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遗产。”“苏维埃制度也三十年啦。”“历史的一瞬。”“农庄庄员在挨饿，太惨啦！”“每家的烤炉您都看过？”“您问问这个包房里的随便哪个庄员。”“关进来的都心怀不满，不客观。”“可是我亲眼见过一些农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连去也没去过，这反倒简单：）“您问问老年人吧，沙皇时候他们能吃饱，穿暧，还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问。觉得什么都是过去的好，这是人类记忆的主观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挤出双倍奶的（他偶尔也使用谚语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国人民的喜好，我国人民喜爱劳动。”“可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紧张？”“什么时候？”“一直到战争爆发都还……”“不是事实！战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您听我说，当时伏尔加流域各城市买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队……”“地方性的供应失调。更可能是您记错了。”“可是现在也很缺呀！”
“无稽之谈。我们生产七、八十亿普特谷物。”“谷物烂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许多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地方上办事不灵活。”“价格也高。许多必需品工人买不起。”“我国物价比任何国家更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工资太低。”“工资也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经济学。您是什么专业？”“工程师。”“我可是经济学家。不要争论了。剩余价值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可是为什么从前一个男人能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必须两三个人工作？”“因为从前有失业现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饱。进一步说，妻子工作，对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紧的。”“要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务事由谁来做？”“男人应该帮忙。”“您怎么样，您给老伴帮忙吗？”“我没有结婚。”“以前夫妇两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现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没有时间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时间完全够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园、学校、共青团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来越多。小姑娘都学会了放荡。”“没有的事。我国青年有高度思想觉悟。”“这是报上说的。我们的报纸说瞎话。”“它们比资产阶级报纸诚实得多。读读资产阶级报纸就知道。”“让我们读读。”“完全不必要。”“我们的报纸总归是扯谎。”“它们公开地与无产阶级联系着。”“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长。”“相反，是下降。拿出数字来！”（在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
法律又严苛又荒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条。”“没有这一条我们年轻的国家就站不住脚。”“它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很年轻的。”“您往周围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们罪有应得。”“您呢？”“我是被抓错的。问题弄清就会放出去。”（他们都给自己留这么一条摆脱困境的退路。）“抓错？你们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时候偏离。”“到处是盗窃、贪污、舞弊。”“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没遭逢现在这个命运，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发觉他原是这么一个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们在报上见到他的大名可能肃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员部，或者竟有胆量在国外充当整个俄国的代表。
和他争论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盘棋，而是玩一场“当同志”的游戏，倒是十分有趣。这种游戏真的有，玩起来很简单。只需随声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们的套话。他准高兴。因为他惯于把周围的人看成敌人，倦于整天顶嘴，他很不爱谈见闻，因为这些见闻马上会反过来批驳他自己。他一旦把你当做自己人，就会按人之常情对你说心里话，例如，说他在火车站上看到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生活在前进，党在领导，人们的工作在调动，而我们几个却蹲在这儿。应当写才是，写复审申请，写赦免申请……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时候，他们决定“吃掉”一个同志，因为感到那人不像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人。但是没处下手。从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历史也清白。
在清理档案时，忽然有重大发现！见到了这个同志从前写的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
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
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
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无事者）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学院院长）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
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布）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
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
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
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五十八条”）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巴库政委的女儿）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发的受到惩罚）。
犯人们责备他，要他明白我们干的是奴隶劳动。普斯托维尔回答说：“奇怪的哲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进行反对奴隶劳动的斗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奴隶，却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不是为了私人。这些官僚们只是暂时（？）当权，一次人民运动他们就会摔下来，而人民的国家将会永存！”正统派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们谈不拢。“无不同政见”的人们只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例外？使用他们这类人做一般劳动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很难留下一条命，以便将来对苏联人民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同时也就很难在劳改营的岁月中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聚成一团，轮着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贝利亚同志说得对，党说得对。
因此他们在营首长的庇护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携，全力以赴地往杂役队伍里钻。争取那些不要求专业（他们谁也没有专长）知识、清闲点、离劳改营真刀真枪的主要活茬远点的职位。一旦抓住这样的职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罗夫（马林科夫的老师）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尔斯基（怕是谢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应室；臭名昭著的托多尔斯基赖在卫生科；科诺科京当了医助（尽管他什么医助也不是）；谢列布里亚科娃当了护土（尽管她也不是什么护土）。阿尔丹一谢苗诺夫也当过杂役。季亚科夫是纯正分子中嗓门最高的一个，由他亲笔写出来的劳改营经历是颇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营区以外劳动过一次，足见神通之广大。这一次也仅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劳动了半小时，砍砍树枝而已。
就这样，看守员还关照他说：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劳动半小时！这可不是人人能办到的。一段时间他假装有血气，后来又说血气形成了瘘管。可是，老兄，总混不过五年吧！要捞到医务统计员、文教科图书管理员、私人物品保管员这一类的金饭碗，并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保得住，光送给谁点咸肉是不够的，恐怕连灵魂也得给“教父”捎上点吧。该付出多大价钱，请老劳改犯们掂量掂量。李亚科夫不是个简单的杂役，而是个富有战斗性的杂役：在他的小说受到公开嘲骂以前发表的第一稿里，还措词优美地论证为什么聪明人应当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恶劣命运。（什么“棋着”呀，“王车换位”呀，无非是要别人去替自己挨打击。）这个人现在准备充当劳改营生活的主要解释者的角色了。谢列布里亚科娃报道她自己的劳改营经历时爱用谨慎的省略号。据说有一些对她十分不利的见证人。不过我没有机会进行核查。
但是不仅这几个作者，所有这类作者们的合唱团描写所有其他纯正分子，都没写出他们怎么劳动——他们或者在医院，或者当杂役，成天从事着蒙昧主义（稍加现代化）的对话。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撒谎：他们实在缺乏描写这些死硬派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怎么描写得出？）丁．对逃跑的态度。死硬派本人从来不逃跑：这可是反抗管理当局的行动啊！这是和内务部捣乱也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啊！此外，每一个正统派时刻都有两三份赦免请求书在上级机关里旅行。
如果逃跑的话，上边就会把这解释为缺乏耐心，甚至解释为对上级机关的不信任。何况“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鸟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从国家手里领来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权的！没有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们自己不逃跑，更反对别人逃跑，谴责它纯粹是对内务部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动特派员告发，必定是纯正的共产党员的公民义务喽？这不很合逻辑吗？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勇士呢。但是他们的教条把他们变成了政治囚奴……戊．对其他“五十八条”的态度。
他们从不把自己和其他难友混淆起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他们有时候暗地在自己内部，有时候完全公开地（这对他们毫无危险）把自己和这些肮脏的“五十八条”放在对立的地位，千方百计地和这些人分开，以保自己的纯洁。他们在外面领导的正是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众，他们在那儿就没有允许过这些人说一句自由的话。
到了这里，和这些人同住了一个监室，处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压制，反而成天使着性子朝这些人嚷叫：“你们这些坏蛋全是活该！在外头你们全是假装进步！你们都是敌人，抓你们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规律！我们的事业正走向伟大胜利！”（只有我是抓错的！）他们把自己的狱中独白之不可阻挡（管理当局永远支持正统派，反革命分子岂敢还嘴，莫非想再添点刑期吗？）当真归功于他们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力量！（不过劳改营里也曾有过另一样的力量对比。
某个在翁日拉格劳改的检察长不得不假装了许多年的疯僧。他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劳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统派带着露骨的轻蔑和念念不忘的阶级仇恨怒视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条”。季亚科夫说：“我一想到我们今天竟和什么样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觉得可怕。”科诺科京不愿意给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尽管这是他医助的职责），却富有牺牲精神地给害病的押解从士兵献血。（他们循自由人医生巴里诺夫也一样。“我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医生。”这就是所谓医学！）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医院里需要有“忠诚的人们”（季亚科夫语），才能掌握给谁注射，不给谁注射。他们将这种仇恨变为行动（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阶级仇恨放在心里藏着？）。
谢列斯特笔下的萨穆伊尔·根达尔，教授（大概是共产主义法学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马上煽风点火：应怀疑是毛拉在发动怠工。己．对充当眼线的态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上述各点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死硬派不与劳改营中最优秀最贴心的长官——行动特派员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在目前处境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这同时也是很有利的；这是跟首长们拉关系的最好办法。
给“教父”提供服务从不会白干。只有靠“教父”保护才能成年地留在营区杂役的舒服职位上。……在一本也是来自正统派“水流”的讲劳改营的书里，作者心爱的最最正面的共产党员克拉托夫在劳改营里奉行这样一套主张：1．适应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让正经人去当眼线，比让坏蛋去干这事强。即使哪个正统派耍犟脾气，不愿意为“教父”服务，他最终也很难躲开那个门口。所有大声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实信徒，行动特派员必定会和颜悦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问他：“您是苏维埃人吗？”思想纯正者不能回答“不是”。这就等于说“是”。
既然“是”，那么，同志，我们合作吧。没有什么能妨碍您。只是现在，当他们歪曲整个劳改营的历史的时候，羞于承认自己合作过。像丽莎·科季克那样因为丢失了告密信而当场露馅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现在也有说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说，行动特派员友好地替季亚科夫避开劳改营检查机关往外发信，就是不说发信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友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想起来，行动特派员雅科夫列夫曾劝托多尔斯基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不解释一声：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但这只是暂时的。
光荣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声承认：“不错！我们当过眼线并且为此而自豪！”其实何苦写出整个的这一章？何苦写出对于思想纯正分子的这个长篇考察和分析？我们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下面这一排字就够了：亚诺什·卡迪尔。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又经历过冤枉的逮捕，又受到过刑讯，每人又蹲过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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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砰—砰—砰……”

　　契卡一格勃（用这样的缩略词称呼“肃反委员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好听、又方便、又简捷，同时又没有忽略这个机关的历史发展。）如果没有永远睁着的眼睛和永远听着的耳朵，就会是一段全无知觉的木头，根本没有监视本国人民的能力。在当今技术发达的年代，眼睛的功能部分地由照相机、光电管执行着，耳朵的功能部分地由麦克风、录音机、激光窃听器执行着。但是本书所谈的时代，契卡一格勒的几乎唯一的眼睛和几乎唯一的耳朵就是“斯图卡奇”。
　　在契卡一格勃最初的年代，这种人曾有个事务式的名称：秘密工作人员（以区别于编制表上的公开工作人员）。依照那些年的习惯这个名称缩略为“塞克索特”（密工）。发明这个缩略字的人（他没预料到这个字会传开。人们没有保好密）缺乏以没有偏见的听觉体会一下这个字音的本领，没能从它的字音里听出在其中结成团的龌龊不堪的东西——某种比鸡好的恶行更见不得人的东西。年深日久，这个字又沾满了叛卖行为的黄褐色的血，于是在俄文里便没有比这更丑陋的字眼了。
　　但这个词儿只是在狱外用的。群岛上有自己的名词：监狱里叫“纳塞德卡”（耳目），劳改营里叫“斯图卡奇”（眼线），然而正如群岛上的许多字眼进入了俄文的广阔领域而风靡于全国一样，“斯图卡奇”这个词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概念。这件事反映出告密现象本身具有的统一性和共性。
　　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的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生活中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就好像手里不拿着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在田野上、森林中、湖泊上就感觉不到正有大量无线电波不断从我们身上穿过一样。
　　很难使自己养成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眼线？很难养成这个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养成的好。坐探是赶不走的，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但必须知道他们：有时候为了提防；有时候为了在他们面前作戏，把自己假装成另一种人；有时则是为了公开和他们大闹一场，使他们打上去的关于你的小报告失去价值。
　　我在“狱外社会”的专门一章里将谈到“密工网”的密度。许多人感觉得到它的密度，可是并不使劲去认出具体的密工的面孔，即他平常的人脸，是什么样子，因而这个网显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实你隔壁那个可爱的安娜·费多罗夫娜就是个“女密工”。她过来向你们家要点酵母，接着就跑到约定地点（可能是小杂货铺，可能是药房）去报告，说你家坐着个没有报户口的外来人。这就是那个跟你们像一家人似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报告说你骂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东西都从后门卖给当官的了。大家齐唱《斯大林之歌》的时候你只张了嘴懒得出声；在十一月七号的游行队伍里你表现不快活。因为你不认得密工人员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这类事情是怎样被那个无所不在的机关知道的？密工人员穿透一切的灼热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员的眼睛既可能泛着倦怠的蔚蓝，也可能含着老态的泪水。它们完全不必闪出阴沉的四光。不要以为这一定是个面目可憎的坏蛋。这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几分善心，几分狠心和几分妒嫉心，具有使我们落入蜘蛛网的一切弱点。如果招募密工人员全凭自愿，凭本人的积极性，恐怕能招到的不多（也许二十年代可以），但目前招募这种人是靠设圈套，靠生拉硬拽。人们自身的弱点把人们送进这种可耻的职业。即使那些真心想甩掉像第二层皮似地粘在身上的蛛网的人也无法逃脱，无法逃脱。
　　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英雄、告密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招募工作和意识形态像花边一样交织着：机关希望的和被招募者应该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国顺利地推向社会主义。
　　招募工作的技术堪称高妙，可惜我国低劣的侦探文学偏不描写这些手段。招募者在选举站进行活动。招募者在马列主义教研室里进行活动。叫你去的时候，他们说：“那儿有个什么委员会，请您去一趟！”招募者在刚从前沿撤下来的部队里进行活动：一个“死灭尔施”（除奸部）干部来到部队，把半个连的人挨个儿找去谈话；和一些当兵的只谈天气和伙食，和另一些当兵的谈话则下达互相监视和监视指挥员的任务。一个手艺人坐在小屋里修理皮件。进来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这个扣环请你修修行吗？”接着低声说：“你马上关好作坊门，到街上去。那儿停着一辆汽车，牌号三七一四八。你只管打开门进去，它会把你送到该去的地方。”（到那儿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您是苏维埃人吗？那么您就应当帮助我们。”）这样的小作坊是公民们告密材料的最方便的集中点。和行动特派员直接见面的地点是西多罗夫家的住宅，二楼，按三次铃，傍晚六至八点。
　　招募工作的诗意还等待着它的艺术家。有可见的生活也有不可见的生活。到处都张着蛛网，我们走过时注意不到是怎样被它缠住的。
　　招募工作使用的工具像一套百宝钥匙：有一号、二号、三号。第一号：“您是苏维埃人吗？”第二号：许诺被招募者得到他按合法程序多年得不到的东西；第三号：针对他的弱点施加压力，用招募对象最害怕的事情吓唬他；第四号……。
　　有时候也须要稍稍施加一点压力。有一个叫A．巴的人被叫了来。知道这个人是个脓包性格，于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把你知道的有反苏情绪的人开个名单！”他不知怎么好，在那儿犯踌躇：“我没把握……”招募者没有跳起来，没有拍桌子喊：“你敢这么说？！”（在我们国家里谁会这么做？你瞎想什么！）而是：“您没有把握？那么开一张您担保是百分之百的苏维埃人的名单。但是您要记住，您是在担保！如果您给谁打了假保票，马上请您自己进去！您怎么不写呢？”“我……不能担保。”“噢，不能？这就是说，您知道他们反苏步？那您就把您知道的人写出来！这个城实的好家兔有着还是革命前塑造的过于柔弱的灵魂，他浑身出汗，如坐针毡，苦恼万分。他当真认为这条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写出谁是苏维埃人，或是写出谁是反苏分子。他看不到还有第三条路。
　　人不是石头，而石头也是能压碎的。
　　狱外使用的百宝钥匙样数多一些，因为生活多样化一些。劳改营内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一套。生活是简化的、赤裸裸的，螺丝钉的螺纹和螺帽的直径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号当然是原样：“您是苏维埃人吗？”对思想纯正分子很合用，改锥从不会滑脱，螺帽立刻顺着手劲转动起来。第二号也很好使：许诺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安排在营区内，多给一份稀粥，给报酬，减刑期。这都意味着生命，每登上一个台阶，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战时，告密行为的身价大跌：东西贵了，人便宜了。为一包马合烟就能出卖灵魂）第三号更好用了；我们要撤掉你的杂役职务！要送你去干一般劳动！押你到惩戒点去！每下一步台阶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块面包的引诱，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渊里推，他就会发抖、央告。
　　这并不表示在劳改营内部根本用不着做细活。有时候也得用点心计。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尔岑别格（犹太人）的罪状。他有理由认为十七岁的不懂世故的德国人安东能提供起诉材料。希金把年轻的安东找来，挑动他的纳粹主义情绪：犹太种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毁坏了德意志。安东怒火中烧，于是出卖了格尔岑别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契卡分子希金为什么不能成为盖世太保的得力的侦查员？）
　　再举一个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斯杰波沃依的例子。入狱前他是内务部军队的士兵，依据五十八条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统派，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劳改营里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当那个兵丢人，费尽心机地隐瞒这件事，同时他明白，如果被当局发觉他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对这样的人怎么招募？就利用这一点来招募：不干，我们就给你宣扬出去，说你是个“契卡”。仅仅为招募一个人，连他们自己的旗帜也可以用来擦屁股。（这个人现在保证说，他当时到底还是顶住了。）
　　他入狱的过程以后没有别的机会叙述了。小伙子应征时是参加陆军，可是被派到内务部军队服役。起先是镇压班杰拉分子。得到情报（通过内线），他们要走出林子到教堂里做礼拜。军队包围了教堂，把住大门（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着便服）护送人民代表去参加选举大会（“有一个代表胆真大，每回都不要人护送！”）。一度在高尔基省守卫桥梁。由于伙食太坏，军队内部发生骚乱。为了惩罚他们，派他们到苏联土耳其边境驻防。不过这时候斯杰波沃依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他时常画画，连政治学习笔记本的封面上也画上画。他画了一头猪。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笔记本送上去检查。这已经够得上蹲监狱了。但是在射击场上他当着将军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个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回部队以后对人们说。“村里的树都没了。因为税收比野兽还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树都锯光了。”高尔基军区军事法庭。他在法庭上还叫喊：“你们这些坏东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不当着人民的面审我？为什么躲起来审？”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红色格林卡（从事隧道作业的严厉管制营，全部是“五十八条”）。
　　有的人像俗话说的“虽不是木匠，可是爱敲打”，这种人不用费劲就能搞到手。可是对另一种人非下好几次钓钩不可：他把诱饵吞下去吃掉了。谁要是支支吾吾，说他很难收集到准确的情报，那就对他解释：“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负责核实！”“可是如果我一点把握没有呢？”“这么说来——你真的是一个敌人喽？”最后索性向他摊开：“我们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实，其余全凭你瞎想吧。”（治达劳改营的行动人员。）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三番五次的下网，猎取的对象仍不能到手。这时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预备好的一个环套；签署“不泄露具结”。无论宪法或法律里都没有说到还有这么一种手续，也没有说到我们必须履行它。但是我们对什么都看惯了。这种事还能拒绝么？我们自然全都会照办的。（可是如果我们硬是不具结，一迈出门槛硬是见人就泄露我们和教父的谈话，“第三厅”“的魔力就会顷刻消散。他们的隐秘性和他们本人全是靠我们的怯懦维持着的！）随后，在你的监狱档案上便会做出一个使你解脱的幸福标注：“不可招募！”这就等于一个九十六开的成色戳记，至少也等于八十四开。但是即使我们能活出头，也不会很快知道这个底细。然而我们可以凭以下的迹象猜出这一点：这些魔障忽然从我们身边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纠缠。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简单而粗暴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你是央求还是骂人，反正让你跑不脱。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来了告密材料。
　　于是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子上又缠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于是劳改营内的告密活动就发展成为营内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
　　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狱外的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威胁，或者揭露和惩罚。
　　劳改营里则略有不同。读者记得，索洛维茨的行政科怎样揭露那批坐探，把他们放逐到康德岛。以后几十年，坐探们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尔在个别地方一小群坚毅顽强的犯人团结在一起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索洛维茨的传统。有时候装成激怒的人群对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样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劳改营里的观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时候（维亚特卡第一独劳点，战争年代）生产杂役们通过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恶劣的坐探调出自己的工地。这样做行动特派员是很难干涉的。别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敛一点。
　　营方对陆续到来的前方士兵曾抱过很大希望，以为这些人会是当坐探的好手。可惜，这批增援部队使劳改营的斗士们大失所望：这些大兵们、迫击炮手们、侦察员们离开了军队全变得灰溜溜的，做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岛上的眼线的末日，还有待敲响过更多次的钟声，流逝过更漫长的岁月，才能到来。
　　在这一章里我感到材料不够。劳改犯们不大愿意对我讲自己受招募的情况。那么，我就讲讲自己吧。
　　只是有了劳改营的后期经验，变成了一个老资格以后，我回头一看才明白了，我开始狱中生活时是多么浅陋，多么渺小。自从我披上一张军官的皮以后，就习惯于无功受禄地高人一等。进了劳改营也总是往某个职位上爬，但爬上去总是立刻就掉下来。我紧紧地抱着这层皮——军上衣、马裤、军大衣，竭力不换成劳改营的保护色囚衣。在新的环境里我犯了新兵的错误：使自己暴露在地形上。
　　第一个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击手的眼睛马上发现了我。在卡卢加关卡，我刚从漆工熬成一个助理定额员，又拽出了这套制服——哎呀，多么想显得又英武又漂亮！况且当时我住在“畸形人”的屋里，那里的将军都没有这样一套穿戴。
　　我在新耶路撒冷交上去的那份自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写的，我早已忘在脑后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着物理教科书，季诺维也夫一边煎什么东西一边说话，奥拉切夫斯基和普罗霍罗夫躺着，穿着大皮靴的脚搭在床头栏杆上。高级看守员谢宁（这显然不是他的真性，而是在劳改营里用的假名）进来，他对电炉，对高跷的大皮靴似乎都没有留意，一屁股坐到了谁的床上加入了共同的谈话。
　　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欢做出柔和的眼神。但是他显得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教养！在我们的一帮下流、蠢笨、无知识的看守员当中多么与众不同！谢宁当时不多不少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级学生，只是我不记得什么系。看来他很不好意思穿内务部制服，害怕让同学们在街上看见他戴蓝肩章，因此每次来值班都是在门房换上制服，出去就脱。（这是可供小说家们描写的一位当代英雄！能够想象沙皇时代的进步学生依靠在监狱当看守员赚钱吗？）不过文化虽是有文化，可是使唤个老头替他跑腿或命令把一个干苦力活的犯人关三天禁闭什么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在我们屋里他喜欢送行知识分子式的谈话：显示他理解我们的细腻的心灵，也要我们赏识他的心灵的细腻，这一次他也是这样，对我们介绍些城里的新鲜事，新电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到走廊里去！
　　我莫名其妙地出去了，谢宁为了不显眼，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才站起身来，出去赶上我。他叫我马上到行动特派员办公室去。有一个遇不到闲人的僻静的楼梯通到那个鸱鸺栖息的地方。
　　我还没有亲眼见过他。我走在路上心里发沉。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每个劳改犯都害怕的事：可别给我粘上新的徒刑。我的案子结束侦查还不到一年，现在我一见坐在办公桌后的侦查员五脏六腑还都发痛。别是又翻腾了我的旧案吧：又发现了几页日记，也许是又发现了几封信？
　　砰一砰一砰。
　　“进来。”
　　我推进门。一间布置得很舒适的小房间，根本不像是在古拉格。屋里还有足够地方摆下一张小沙发（可能他也把我们的妇女们带到这里来？）和一架摆在小台子上的菲力浦收音机。收音机上的“猫眼”闪着绿光。一支柔和悦耳的曲调在室内轻轻回荡。这样清澈的声音，这样的音乐，我已经完全不习惯了。我的心马上变得柔和起来：生活在什么地方进行着！我们已经惯于相信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其实它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别的什么地方……
　　“坐下”
　　办公桌上放着一盏罩着给人平静感的灯罩的台灯。桌后的圈椅里坐着行动特派员，和谢宁一样，也是知识分子型的。黑头发，叫人看不透的外表。我坐的椅子也是半软的。这多么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开口向我提出什么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陈糠烂谷子再捣腾出来。
　　不，他的声音一点不带敌意。他随便问问生活、感觉，对劳动营习惯吗？在杂役屋里还方便吗？不对，侦讯是不作兴这样开场的。（况且我在哪儿听到过这么美妙的音乐？……）
　　这时提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甚至是仅仅出于好奇心的问题：
　　“怎么样，您出了这些事，经历了这一切，仍然是一个苏维埃人吗？或者已经不是了？”
　　啊？你怎么回答？你们，后代们，这是你们不能理解的：现在我该怎么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们，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从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见他的鬼去吧！（也许后代们将不会这样骂骂咧咧了？我认为在俄国还会的！）他们把你关进监狱，割断你的喉咙，还要你仍然是他妈苏维埃人！”
　　真的，蹲过了三座监狱，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听到了瓢泼大雨似的来自国外的见闻，我哪能还是什么苏维埃人？在何时何地有什么苏维埃的东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监狱里受到的“再教育”已经达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不，见你妈的鬼去！我懒得跟你费脑子！让我干完活以后歇歇吧！”．
　　可是，我们都是在顺从听话中长大的，伙计们！如果在会上问：“有反对的吗？……请弃权的吗？……”手是怎么样也举不起来的。“我不是苏维埃人！”这句话，即使当了犯人，也说不出口哇！
　　“特别庭的决定里说，是反苏的，”我含含糊糊地说。
　　“特别庭，”他不带一丝敬意地挥了挥手。“但是您自己觉得怎么样呢？您仍然是个苏维埃人？或者已经变了，怀恨在心了？”
　　那个曲调轻轻地，如此清澈地萦回荡漾着，我们的重浊、粘糊、无聊的谈话与它那么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么清澈，多么美妙啊！但是由于权势者的自私，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我们进入那个境界。是莫纽什科？——不是莫纽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滚开些，你这条恶狗，让我稍微听一会儿！
　　“我为什么会怀恨在心呢？”我惊异地说。（真的为什么？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还不到一年。“怀恨在心”的罪名绝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来一次侦讯的味道了。）
　　“这么说，您是苏维埃人喽？”特派员严厉地，但也带着鼓励回’飞地叮问。
　　千万不要生硬地回答。千万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来。如果现在说你是反苏的，他马上会在营内立个新案，给你“铆上”新徒刑，便当得很。
　　“在灵魂深处，在内心，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风雪，押送去北极圈内。而我在这里已经安排得不错，睡觉的地方干燥、暖和，甚至有床单。在莫斯科我老婆能来探监，送牢饭……还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话。说一声“苏维埃人”有什么可耻的？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嘛。
　　“我倒觉得自己……嗯，是……苏维埃的……”
　　“噢，苏维埃的！这就完全不同了！”行动特派员高兴了，“现在我们可以像两个苏维埃人一样谈话。这么说，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是房间不同），我们两个应当一致行动。您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您……”
　　我感觉着我已经趴在地上了……耳边还是那个音乐……而他正接二连三地把一个个整齐的套环甩过来：我应当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我可能成为某些谈话的偶然见证人。我应当把这些事报告他们……
　　这种事我可永远不会干。我内心冷静地知道这一点：是苏维埃的也罢，不是苏维埃的也罢，要我把政治性谈话报告给你们——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话要说得委婉，不露痕迹：
　　“这种事我……做不来，”我几乎带着遗憾的表情回答。
　　“为什么呢？”我的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口气严峻起来。
　　“因为……这不适合我的性格（畜牲，怎么才能对你说得更委婉些？），因为……我不会听旁人说话……记不住……”
　　他发觉我和音乐有点什么……卡哒一声把收音机关上了。寂静。善良世界的温柔绿色的“猫眼”熄灭了。办公室里只有鸱鸺和我。来真格的了。
　　哪怕他们懂得一点下棋的规则也好：局面三次重复就算和棋。可是偏偏不懂。他们做什么事都懒，就做这个不懒：他用同一步棋将我军一百次，我用同一个卒子抵挡一百次。他不知道什么叫没趣，反正有的是时间。我宣告自己是苏维埃人，就等于把自己摆在挨将的地位。当然一百次将军每次都有不同的特点：换一个用词，换一种声调。
　　一小时过去，又一小时过去。我们牢房里的人已经睡了，而他有什么可忙的，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嘛。怎样才能摆脱他？他们这些人多么黏糊啊！什么递解，什么一般劳动他都已经暗示到了，他已经表示怀疑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敌人，后来又转而希望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朋友。
　　屈从——非我所能，而大冬天被递解又非我所愿。我忧心忡忡地想，这一切会怎样了结呢？
　　忽然他把话头转向盗窃犯们。他听看守员谢宁说，我谈到盗窃犯时言语很尖刻，我和他们有过冲突。我活跃起来。这表明棋步有了变化……不错，我恨那类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喜欢那类人！）
　　为了彻底打动我，他向我描绘出这么一幅图画；我老婆在莫斯科，丈夫不在身边，她不得不一个人单独上街，有时候夜间也得出去。街上常发生扒行人衣裳的事。这些家伙就是从劳改营里逃出去的（不对了，那是你们大赦出去的！）。那么如果我发觉盗窃犯们准备逃跑，难道能拒绝向行动特派员报告吗？
　　没说的，盗窃犯是敌人，残酷无情的敌人，只要是为了对付他们，什么办法都是好的……其实好也罢，不好也罢，眼下这反正是一条好出路。似乎这个
　　“可以。这个……可以。”
　　你说了！你说了！而魔鬼就只需要一个字！一张白纸轻飘飘地落在我前面的桌上；
　　保证书
　　我，某某，保证向劳改自工段行动特派员报告关于犯人准备
　　逃亡的消息……
　　“可是我刚才说的只是盗窃犯！”
　　“除了盗窃犯还有谁逃跑？……况且我怎么能在正式文件里写‘布拉特内’，”这个字呢？这是黑话。就像这样写也能明白。”
　　“但是这么一来意思全变！”
　　“不，我还是看出来了，您不是我们的人。跟您说话应该用另一种方式，而且不是在这里。”
　　哎哟，“不是在这里”几个字太可怕了。暴风雪在窗外怒吼，你现在是杂役，住在可爱的畸形人之家！‘不是在这里”，是在哪里呢？是在列佛尔托沃？“另一种方式”又是什么方式？不过我在这座劳改营期间一次逃跑事件也没发生过。或然率和陨星落地差不多。况且即便有人逃跑，哪个傻瓜会事先在聊天时讲出来？这就是说，我根本不会发觉。这就是说，我不会有什么可报告。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相当不坏的出路……只是……
　　“难道不写这张纸就不行？”
　　“这是规矩。”
　　我叹气，我用其中小小的保留条件安慰自己。于是我就在出卖灵魂的文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为拯救肉体而出卖灵魂的文书。结束了？可以走了？
　　唉，不行。还有“不泄露”具结呢。不过在这之前，他还要求在刚才那张保证书上加点东西：
　　“您还得选定一个假名。”
　　假名？……哦，代号！是的，是的，情报员都必须有一个代号！天哪，我滑下去得多么快。他究竟把我赢了。几个棋子一挪动，立即将死。
　　全部想象力离开了我的变空了的头脑。我本来随时都能给上十个主人翁想出姓名。现在却一个代号也想不出来。他好心地帮我出生意：
　　“比方说，维特罗夫，怎么样？”
　　于是我在保证书末尾捞出个BETPOB（维特罗夫）的字样。这六个字母在我的记忆中烙出了耻辱的凹痕。
　　我确是曾想和人们一道去死！我曾准备好了和人们一道去死！我怎么落得这么个结果？我怎么留下来和狗一道活着？
　　特派员把我的保证书锁进保险箱——这是他今天晚班的工作成绩。他很客气地向我说明今后不要到他办公室来，这会引起怀疑。看守员谢宁是带着任务的人。所有的报告（告密材料）都可悄悄地经他转交。
　　这小岛就是这个办法：先揪住小爪子。
　　在那一年我恐怕还没有在这个边缘上止步的本领。既然没能抓紧马鬃，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开了头必然会顺劲滑下去。
　　但是有种什么东西帮助我止住了下滑。谢宁一见面就催问：喂？喂？我两手一摊说：没听见什么呀。我和盗窃犯们素来格格不入，没法和他们接近。这时好像有意和我作对似的：本来一直没有人逃跑，忽然一个小偷从我们这个劳改营逃走了。谢宁坚持说：那么你就报告别的情况！作业班里的情况！工棚里的情况！我咬定说：别的事情我没有答应！（况且已经快到春天了。）我只做过一个非常局部性保证，这总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
　　这时候部里下来了专用通知书，我被提出来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岛）。事情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我再没有签过一次“维特罗夫”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这个姓，还是不由得缩头缩脑。
　　噢，多么难哪，要想成为一个人是多么难！即使你经历过火线，挨过轰炸，踩响过地雷，这还仅仅是勇敢的第一步。这还不是一切……
　　许多年过去了。“沙拉什卡”也呆过了，特种劳改营也蹲过了。我一直表现得独立不羁，愈来愈放肆，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行动科的青睐，我习惯了心情愉快的生活，因为我的档案上已经打上了“不可招募”的成色戳记。
　　我被送到流放地。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三年。流放地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有几个少数民族已经放走了。我们这些剩下的每次去警备司令部登记，一路上已经是有说有笑。“二十大”已经开过。一切似乎都已经永远结束了。我正盘算着一旦获释就回俄罗斯的快乐的计划。一次，我刚走出学校大院，忽然一个衣着讲究的（穿便服的）哈萨克人很亲热地称呼我的本名和父名，把我叫住，并且赶上来跟我握手问好。
　　“我们去谈谈！”他温和地朝管理处方向扭扭头。
　　“我得吃午饭去。”我躲开他。
　　“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也没有。”——（没有工作的晚上，我写小说。）
　　“那么明天找个时间？”
　　这家伙缠上了。只好约在明天吧。我想大概是要谈我的案子的复审问题。（那时候我办了一件傻事：学着正统派的样子给上头写了一封申诉书，这就是说，把自己摆到了乞求者的地位。国家安全部门不会放过这件事！）但是庄严地坐在区内务处长办公室里的是省里来的行动特派员。他把房门销上，显然打算做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再加上他的俄语讲得不地道，这次谈话将是十分费事的。谈了快一个钟头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不是要复审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当眼线。（显然随着部分流放者的获释，眼线干部变得稀少了。）
　　我觉得又可笑，又可恼；可恼是因为连半个小时对我都是宝贵的；可笑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听起来就像用刀子在菜盘里横着切食物那样不对路。我试着用轻描淡写的形式向他说明其不合时宜，——但毫无效果，他像一只认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松动的风吹到地方上总要迟三五年，甚至十来年，只有收紧的风才会一眨眼工夫就传到下面。他还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将意味着什么！我提醒他，内务部都撤销了。但是他兴高采烈地证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样的，人员还是那些，任务还是那些。
　　到了这一年，我对他们的光辉的机关已经形成了满不在乎的态度。我觉得现在让它去见他们该见的东西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我丝毫不害怕这对我个人有什么直接后果——在那光辉的一年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扬长而去，把房门砰地一声带上，该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么办？它们整个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里，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锁把门，里面只设了一点小小的机关。每天夜里我取出来写作。如果我惹恼了克格勒，他们准会来找我的茬儿，抓点什么有问题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
　　我把证明交给了他，彼此清帐。
　　这是我国半世纪以来最自由的几个月！
　　要是这个人没有证明呢？
　　特派员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选准合适的钥匙。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一个精通俄语的（正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波罗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见营长”。可是坐在营长办公室里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鹰钩鼻子大尉，他有一双有催眠力的眼镜蛇的眼睛。“把门关牢！”他很严肃地警告，好像敌人马上要闯进来，同时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从蓬松的长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马上被压倒了，觉得什么东西烧着他的皮肉，掐着他的脖子。在传唤y以前，大尉当然收集了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还没见到人就已断定第一、二、三、四号钥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对准y的尚未浑浊的、毫无防护的眼睛注视几分钟，以便进行目测的检验，同时使他丧失意志，把立刻要压下来的东西事先无形地举到他的头上。
　　特派员只在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上花费了一点时间，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课的语调说话，而是用很紧张的口气，好像讲的是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们劳改点里爆发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必败。我们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个。您知道是哪一个吗？……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应当脱离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吗？”——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眼睛一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当他最终地确定了钥匙的号码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问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样？”他能随口说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年龄！这表明他已经和家属打过交道，这太严重了！“您当然懂得，”他开始实施催眠术。“您和家属是一个整体。一步走错，您就完了，您的家属马上也完了。我们不会让叛徒家属（他的声调逐渐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苏维埃环境里。现在您在两个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做选择吧！我建议您承担协助契卡行动科的义务！如果拒绝，您的家属马上全送劳改营！大权在我们手里（他说得对！），我们对于决定了的事没有后退的习惯！（又说得对！）既然我们选中了您，您就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一切对y如晴天霹雳。他没有精神准备，他过去连想都不能想这种事，他一向认为只有坏蛋才告密，哪能料到会向他建议这个？正面打击，没有浪费动作，没有拖延时间。大尉等着答复，瞧，他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毁！y心里想，他们这些人什么干不出来？他们什么时候饶过谁的家属？他们整家整户地“消灭富农”，连小娃娃也不放过，不是也下得了手吗？不是还当做自豪的事在报上报道过吗？一九四O——四一年机关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所作所为，y是亲眼见过的，他还到监狱大院看过苏军撤退时枪杀的犯人的大堆尸体。一九四四年又听过列宁格勒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广播。那些广播也和现在这个大尉的眼神一样充满着威胁和散发着复仇的气息。广播声言将来要毫无例外地惩办一切帮助过敌人的分子。那么现在有什么能迫使他们表现仁慈呢？请求吗？没用。非进行选择不可。（y自己也上了关于机关的传奇的当，他还不懂得这一点：这部机器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完美的协同动作和彼此呼应，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劳改点里拒绝当眼线，过一星期就会把他的家属拖到西伯利亚来。还有一点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机关想得多么坏，实际它要比这更坏。不久以后，所有这些家属，所有几十万这样的家属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毁灭，并不查问他们的家主在劳改营里表现如何。）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不过他还在拖：我需要考虑。——好吧。考虑三天，但是不许和任何人商量。泄露出去就枪毙你！（y去和一个同乡商量，后来特派员要他写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他就和同乡一块编了一份材料。这个人也认为绝对不能拿家属冒险。）
　　第二次去见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约上签了字，领受了任务和联系办法：不要到这里来，一切通过免除看押的杂役弗罗尔·里亚比宁接头。
　　在营内普遍安插这类接头人是劳改营特派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弗罗尔·里亚比宁在人们中说话嗓门最高，是个快活人，是个颇得人心的人物。弗罗尔·里亚比宁干着点什么不明不白的营生，还有个小单间，并且手里总摸着闲钱。他在特派员的帮助下摸透了劳改营生活的底细和动向，在其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些接头人正是维系着整个鱼网的钢绳。
　　弗罗尔·里亚比宁指点y说，传递情报要在黑暗的角落（“于我们这一行，顶主要的是机密”）。有时候他也把他叫进自己的小屋：“大尉对你的报告很不满意。你写的东西要能成为这个人的材料才行。现在我教你。”
　　于是这个厚脸皮就教起这个两眼无光、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y怎样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来。但是y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使得里亚比宁断定需要给这个可怜虫打打气，加一把火！他便改用朋友的口气说：“我说，你的日子也怪不好过。有时候也想买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大尉想帮帮你的忙。这些你拿去吧！”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票子（这是大尉出的钱！这说明他们是不必向会计报帐的，也许全国只有他们能这样！）塞给y。
　　一见到塞进他手里的这只浅绿色的癞蛤模，眼镜蛇大尉的全部魔力、全部催眠状态、全部束缚、甚至对家属的全部担心都忽然从y身上褪去了：全部发生过的事，它的全部含意都物化为这一张带着绿色粘液的丑陋的纸片，物化为普通的犹大的银币。y已经不考虑家属将会如何，他以一个推开污物的自然的动作把这张五十卢布的票子推开。不解其意的里亚比宁又塞过来，y索性把它扔在地上，站起身来。这时他已经一身轻松，已经是自由的人，既不必再听里亚比宁的说教，也不再受给大尉签的那个字的约束，在人的伟大义务面前解脱了这些纸面的虚伪俗套！他扬长而去！他在营区里走着，两条较快的腿带着他前进：“自由了，自由了！”
　　不，还不完全吧。遇到个死脑筋的特派员还会拖住不放的。但是眼镜蛇大尉明白，是笨蛋里亚比宁使错了钥匙，绷断了螺丝。这座劳改营里的触须以后再也没有纠缠过y，里亚比宁见了面也不再打招呼。y这才放宽了心，十分高兴。这时正好把犯人们往特种营里送，他进了斯杰普拉格。他更加以为这次递解之后一切都断线了。
　　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看来档案里留了附注。y在新地方有一回被叫去见上校。“据说您同意过和我们工作，但是没有赢得信任的行动。也许是当时没有向您讲清楚？”
　　然而这个上校已经完全引不起y的恐惧。况且y的全家这时候已经和许多波罗的海沿岸人的家属一样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毫无疑问，必须甩脱他们。但是找什么借口？
　　上校把y交给一个中尉，要他再做些劝说工作，那家伙快马加鞭，又是威胁，又是许愿。这时候y却在心里盘算：怎样才能最有力最坚决地拒绝掉？
　　y是一个开化的、不信教的人，然而他发现，只有用基督做挡箭牌才能防御他们。这样做虽不大有原则性，但确是万无一失的。他扯谎说：“我应当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所以不可能和你们工作。”
　　这一下就行了！中尉接连几小时的废话一下子就噎住了！他明白事情落了空。“我们用不着你这样的，就像狗用不着第五条腿一样。”他懊恼地叫起来：“你写一张书面拒绝！（又是书面！）就照你说的写，说明你信神仙！”
　　看来他们每停用一个眼线都要有一份文书，正如起用时一样。以信基督为借口完全可以使中尉满意；契卡行动人员当中不会有人责怪他了，不会认为还能进行什么努力了。
　　不偏不倚的读者是否觉得，他们将会在基督面前四散奔逃，就像鬼怪躲避划十字和早祷的钟声一样呢？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永远与基督教不能相容的原因！法国共产党人纯粹在瞎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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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再交出一层皮！

　　已经砍过一次头，能不能再砍一次？能。从一个人身上已经剥过一层皮，能不能再剥一层？能！
　　这全是在我国劳改营里发明的。这全是在群岛上想出来的！不要再说只有作业班才是对世界惩罚学的贡献了。劳改营内的再判刑难道不是贡献？从外边滚滚而来的各条水流到达群岛以后并不平缓下来，并不无边无涯地流淌开去，而是重新被抽进再侦讯的管道。
　　无情的暴虐统治也罢，专制政体也罢，最野蛮的国家也罢，只要它的已被捕者不能再被捕，已入狱者无处再入狱，已判刑者无人再传讯，都是值得祝福的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的。用斧背去砸一个被打翻、死定、绝望了的人是何其便利！“专打倒下的人！”——这就是我国狱吏们的道德观。我国行动特派员们的道德规则是——用尸体当垫脚石！
　　劳改营内的侦讯和劳改营内的审判可以认为也是在索洛维茨群岛上诞生的。但是那里的办法简单：直接赶到钟楼下，“突，突”两下就解决问题。在五年计划和癌病灶扩散的时代，开始采取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办法代替子弹。
　　若是没有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刑期。怎么能达到把他们永远隐藏在群岛怀抱里并把所有预定消灭的人统统消灭掉的目的？
　　刑期的再生，像蛇皮的生长一样，是群岛的生存形式。我国劳改营热闹了多少年，我国的流放地冰冷了多少年，这种黑色的威胁就在犯人的头顶上笼罩了多少年：第一次刑期还没有服完，又来了新的。在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事年年都有，但以一九三七——三八年和战争年代最为普通。（一九四八——四九年再次判刑的重点转移到了狱外：有些人本该在劳改营内再审判一次，可是当时疏忽了，放过了，现在只得把他们从外面再赶回劳改营。这些人就是叫做“二进宫”的。至于那些在本营内再次判的，连专有名称也没有得到。）
　　一九三八年实行再次判刑时，不搞再次逮捕，不搞营内侦讯，不经过营内法庭，只把全体作业班成员叫进登记分配科，在新判刑期的通知上签个字就行了。（如果你拒绝签字，也不过把你简单地关关禁闭而已，就像处罚你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了烟一样。而且还很近人情地向你解释：“我们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在通知书上签个字。”）——这还是一种善心吧，机器也是有善心的。科雷马结的是十年，沃尔库塔还要轻：有八年的，有五年的，由特别庭决定。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在群岛的没有尽头的黑胡同里，八年和十八年，以十年开头和以十年收尾，难道有什么差别？你的身体今天没有被抓烂、撕碎，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了
　　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一九三八年营中判刑的流行病的病源是上面的指示。上面忽然觉得过去判得太轻，应当加足分量（有的就得枪毙），才能吓住没进来的。
　　但是战争期间营内办案的流行病又补加了来自下面的快乐的火花，带上了民间主动性的特征。上面大约有指示下来，战争时期，凡可能成为叛乱核心的最鲜明显眼的人物都应加以镇压和隔离。各地嗜血的儿郎们立即看出这条矿脉里大有宝藏，也就是自己不上前线的借口。看来不止一个劳改营里猜出了这个奥秘，并且作为一个有益、机智、救命的想法迅速传开了。劳改营里的契卡战士们也是在堵机关枪眼，只不过是用别人的身体罢了。
　　让历史家体会一下那些年代的气息吧：战线节节东移，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打到莫斯科城下，占领沃罗汉口，到达伏尔加河岸、高加索山麓。后方男人越来越少，每一个健康的男人身影都招来责难的目光。一切为了前线！为了阻挡希特勒，政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有膘肥体胖、皮白肉嫩、闲着没事的劳改营军官们（还有他们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兄弟）照旧留在后方的职位上。越是深入西伯利亚和极北地带越可以放心。但要清醒地懂得：安逸的生活是不牢靠的。上面一声吆喝：“喂，把那些脸蛋红红的、手脚麻利的劳改干部们统统清出来！”一切都会完了。没有队列经验？可是思想觉悟高嘛！如果分配到民警、督战队还算幸运。弄不好，那就是编进军官营！投入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九四二年夏天，一些军官学校整个收摊，全体学员没有结业就被送上火线。警卫队里年轻力壮的押解员已经全抽光了———结果并没出什么事。劳改营并没有散架。这说明即使没有特派员，看来也不会散架（已经有这个风声了）。
　　免征待遇——就是生命！免征待遇——就是幸福！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免征待遇？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须证明自己的必要性，证明如果没有契卡的警惕性，劳改营就会爆炸（这是一锅沸腾的柏油！），那时我们光荣的前线便会崩溃。白胸脯的行动特派员们正是在这些冻土带和泰加林的劳改点里抵挡着第五纵队，抵挡着希特勒！这是他们对胜利的贡献！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着一次接一次的侦讯，揭露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在这以前只是不幸而疲惫的劳改犯们通过互相夺取日中食的方式进行着生存竞争。而现在大权在握的契卡行动员也无耻地参加进来了。“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但更好是用你这肮脏的畜牲的小命把我的死亡推得远远的！
　　于是乎一个“叛乱集团”就在乌斯特一维姆炮制出来了：共十八人！当然是企图解除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他们的武器（半打旧步枪）！——下一步呢？下一步计划的规模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想把整个北方发动起来！向沃尔库塔进军！向莫斯科进军！与曼纳海姆会合！各地的电报和报告像雪片似地飞来：破获一起重大密谋！劳改营内情况不稳！行动干部亟需进一步加强！
　　这是怎么啦！每一座劳改营里都发现密谋！密谋！密谋！规模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这些诡计多端的老弱病残！他们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他们瘦骨嶙峋的生了糙皮病的手却暗地里伸向机关枪！噢，谢谢你，契卡行动科！噢，祖国的救星—一“第三厅”！
　　一帮狐群狗党坐在这样的一个“第三厅”（布里亚特蒙古治达劳改营）里；契卡行动科长索科洛夫、侦查员米罗年科、行动特派员卡拉什尼科夫、索西科夫、奥辛采夫。他们议论道：我们可落后了！人家那里全有密谋，我们却跟不上去！我们这里当然是有重大密谋的，但该是什么内容？当然是“解除警卫队武装”喽，没问题是“逃往国外”喽。因为毕竟是国界线近，希特勒远。京推开头呢？
　　像一群肥壮的恶狗撕扯一只病瘦掉毛的家兔一样，这一群蓝衣狗向不幸的巴比奇猛扑过来。这个以前的北极探险者，以前的英雄，现在成了一个浑身溃疡的垂死者。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不是差点没把“萨得阔”号破冰船奉送给德国人吗？现在的密谋当然得由他牵线了！现在正该用他那患坏血病的垂死的身体来搭救他们那些喂肥了的身体了。
　　“即便你是个很坏的苏联公民，我们一样有办法强迫你执行我们的意志。你会跪下来求饶的！”“你不记得？——我们会提醒你！”“写不出来？——我们帮你写！”“还要考虑？——关禁闭，口粮降到三百克一天！”
　　另一个行动人员说的是：“很可惜。你以后当然会明白执行我们的要求是明智的。但是要等到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把你像根铅笔似地折断的时候就太晚了。（他这种形象的说法是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契卡行动学教科书里有某个不知名的诗人给他们编出来的一套现成的句子？）
　　现在由米罗年科侦讯：巴比奇刚被带进屋，一股美味可口的饭菜的香气就浸透了他的肺腑。米罗年科叫他靠近冒着热气的牛肉红菜汤和煎肉饼坐下。然后，好像没有看见红菜汤和肉饼似的，甚至好像也没有注意到巴比奇看见了这些东西似的，开始亲切和蔼地举出足以解除良心负担和证明为什么可以并应当提供假证的十大论据。他友好地提醒：
　　“你第一次从外面抓进来的时候，曾经试图证明自己无罪——结果不是失败了吗？不是失败了吗？因为你的命运是在你被捕前就决定了的。现在也一样。现在也一样。好吧，好吧！吃饭，吃饭！趁热吃掉……如果你不犯傻——我们就可友好相处嘛。今后你就能有吃的，有用的……不然的话……”
　　巴比奇动摇了！生活的饥饿压倒了真理的饥渴。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诬陷了二十四个人，其中他认识的只有四个！在整个侦讯期间一直供给他好吃好喝，但不喂饱，以便一遍反抗就可以再用饥饿来治他。
　　读着他临终前写的自述，你不由得会发颤：一个勇敢的人竟会从怎样的高处跌落到怎样的低处！我们全都可能跌落……
　　于是毫不知情的二十四人或被拉去枪毙，或被加上新刑。开庭前巴比奇被派到国营农场去当了清洁工，后来出庭作证，后来得到了一个新的十年，把原来的十年冲销。但是还没有服完第二次刑期就在营里死掉了。
　　而治达“第三厅”的那帮恶棍呢？……会有人去调查这帮恶棍吧？！总会有人的！当代的人们！后代的人们！……
　　而你呢？……你原以为进了劳改营就可以把心里话全倒出来了吗？以为在这里至少可以发发牢骚：判得太重！伙食太坏！劳动太多！或者你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重复那个导致你被判刑的举动了吗？这些话你只要说出一句。你就毁了！你就注定要得到新的十年了。（诚然，自劳改营内新判的十年开始之日起，原来的十年便告结束，所以该着你服完的不是二十年，而不过是十三到十五年的样子……但反正是比你剩下的寿命长一些。）
　　你确信你一直是像鱼一样地沉默吗？结果还是照样把你抓起来了？这仍然没错！不管你怎么表现也不能不抓你。要知道抓人并不是因为你触犯了什么，而且因为要抓人，这仍是在外面实行的那个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当“第三厅”的恶棍们准备打猎的时候，他们按花名册挑选劳改营里最显眼的人们。然后把名单口授给巴比奇……
　　在劳改营里韬光养晦更加困难，因为这里一切都在别人眼皮底下。人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使自己等于零！绝对的零。一开始就等于零。
　　事后再给你加上个罪名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密谋风”一刮过去（德军开始退却），从一九四三年起，大量的“鼓动”案就蜂拥而至了。（教父们仍然不想上前线！）例如在布列波洛姆营里形成了一套现成的罪名？
　　——旨在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敌对活动（怎么样敌对——由你自己去理解吧！）；
　　——发表失败主义谰言；
　　——以诽谤方式谈论苏联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说实话就是诽谤）。
　　——流露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
　　—一对苏联政府发怨言（这尤其可恶！你是什么东西，畜牲！还要发怨言？领到了“十卢布”（十年）。就该悄悄地呆着去！）；
　　一个七十高龄的前沙皇外交官被指控从事以下鼓动。
　　——说苏联工人阶级生活不好；
　　——说高尔基是个不好的作家。绝不能说他们做得太过头了。骂高尔基从来是要判刑的，是他把自己摆到了这个地位。比方洛赫切姆拉格（乌斯特一维姆附近）的斯克沃尔佐夫捞到了十五年，罪名之一就是：
　　——拿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某个资产阶级诗人相比较。
　　起诉书里就是这样写的，这对判刑已经够用了。从侦讯笔录上可以查明“某个”是指什么人。原来是——普希金！你看，为普希金也能获罪——这诚然是少见的例子！
　　这么说来，那个真的在白铁车间说过“苏联就是一个大营区”的马尔京松只得了十年，真该谢天谢地了。
　　还有那些只得了十年而未被枪毙的拒绝上工者，他们也该感谢上帝。
　　这倒正合行动处的心意——将来可以再判新的刑期，这使得行动处今后的存在有了意义。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当再说什么密谋甚至什么失败主义情绪都不会有人相信了的时候，他们将根据日常生活条款加判刑期。一九四七年在多林卡农业劳改营里，每个星期天都在营区里举行公判。有在地里挖土豆时在篝火上烤吃土豆案；有从地里偷吃生胡萝卜和白萝卜案（过去贵族老爷的农奴如果受一次这样的审判，他们会说什么？！）；所有这类事情，按刚颁布的“六·四”法令，都给了各五年和八年的徒刑。有一个快服完了刑的前“富农”，他使唤一头营里的小公牛，不忍心看它挨饿。他拿了一个精萝卜喂——不是自己！——这头营里的牛，结果得了八年。当然，“社会亲近分子”是不会给牛吃东西的！老百姓的生命就是这样十年十年他被夺走了——该活的还活着，该死的就死了。
　　但这些再次判的徒刑的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年头数字的本身，不在于年头的凭空决定的异想天开的漫长，而在于这个二次刑期还需要你怎样去得到，还需要你怎样沿着积满冰雪的管道爬过去领取。
　　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似乎逮捕算得了什么？对于一个曾从家里的热被窝里被逮捕过的人，从光板铺的不舒服的工棚里被捕本来算不了什么。而实际上可大大地不好受呢！工棚里生着炉子，工棚里发给全份口粮——但是看守员来了，半夜里拽拽你的脚丫子：“收拾东西！”唉，真不想走啊！……人们，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劳改营内的侦查监狱。如果它不比劳改营本身更坏，能叫什么监狱，拿什么促成你认罪呢？这类监狱必需是寒冷的。如果不够寒冷——就只许你穿着内衣呆在监室里。有名的沃尔库塔的三十号（这是犯人们从契卡人员那里学来的叫法。契卡按这个监狱的电话号码称呼它）是在北极圈内用木板钉成的一座工棚，零下四十度，靠烧煤来取暖，一天只给一木盒，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沃尔库塔缺煤。还故意难为人——不发给引火柴，生火——只给铅笔杆那么大一块木片。（顺便说一句，逃亡者被抓回来是脱光了关在这个三十号里的。两个星期以后还活着的，发给一套夏季服装，不发棉坎肩。下没铺的，上没盖的。读者！请你这样睡一夜试试看，工棚里大约是零上五度）。
　　侦查期间的几个月，犯人们就这样蹲着。他们在这以前早已被多年的饥饿、奴隶劳动耗干了。现在要结果他们更不用费事。吃的吗？——按“第三厅”的规定：有的地方是三百五十克，有的地方是三百克，在三十号则是二百克黏如烂泥的面包，比火柴盒稍大。一天一次照见影的菜汤。
　　但是即使你什么字都签了，承认了，投降了，同意了在可爱的群岛再度过十年，也不会马上暖和过来。开庭以前还要把你从三十号转押到名气也不小的沃尔库塔“侦讯帐篷”。这是一座最普通的帐篷，而且还是破的。地下没有销板子。北极的冻土就是地板。篷内面积为7X12米，当中摆着一个当炉子用的铁桶。单层通铺是用树棍排成的，靠近炉子的地方总是由盗窃犯占据。政治贱民题在四周或地上。躺下去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你必定会祈祷上苍：快些给我判罪吧！快些宣判吧！期待开庭就像期待得救。（有人会说，如果不吃巧克力，不穿皮袄，人是不能这样在北极圈内生活的。可是在我国——能！我们苏维埃人，我们群岛上著——能！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像这样蹲了好几个月——因为省法院巡回审判团迟迟不到纳里扬一马尔这地方来。）
　　再提出一个侦讯监狱供您选用——科雷马的奥罗图坎惩戒劳改点，离马加丹五百零六公里。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冬季。帆布木料结构的新村，实际就是一些带窟窿的帐篷，但外面总算还有薄木板护着。每一批新来的犯人，每一小群送来侦讯的新的牺牲品，在进门之前就看到：这个小村落里的每一座帐篷，除了开门的那一面，三面都围着一保一垛的僵硬的尸体L这并不是为了吓唬人，纯粹是因为没有别的法子：人要死，雪有两米厚，雪下是永久冻土。）接下去就是熬煞人的等待。需要在帐篷里等着，直到转解到原木搭成的侦查监狱。但是捕获量太大——从整个科雷马摸来了太多的家兔，侦查员接应不暇。运来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是等不到第一次讯问就死掉。帐篷里挤成一团，连腰都伸不直。板铺上、地上都躺满了人。一连躺几个星期。（谢尔潘京卡会回嘴说：“难道这就算挤吗？我们那儿等枪毙的人是在草棚里站着的，不错，总共只站几天。那个挤劲就别提了。给他们喝水——其实就是从门洞里把碎冰块扔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的手都伸不出来，没法接住冰块，只好用嘴接。）没有洗澡的地方，也不放风。浑身发痒。个个像发了疯似地抓痒。全都在棉裤、棉坎肩、衬衣、内裤里捉——但是不肯脱下来捉，太冷。又大又白的鼓鼓囊囊的虱子像营养充足的乳猪。一掐——血溅到脸上，指甲上一层黄浆。
　　每次午饭前值班看守员站在门洞里喊：“有死人没有？”“有。”——谁想多挣一口面包，去拖尸！尸体抬出去码在死尸垛上。谁也不闷死者姓名！口粮按人数发。每份三百克。一天一脚菜汤。还发给一条卫生检验不合格的北鳟鱼。那东西很咸。吃了它就想喝水，但开水从来没有，根本没有。有装着冰水的木桶。要喝好几缸子才能解渴。T.C.M．劝朋友说：“不吃北鳟鱼才能活命！你们从面包里得到的热量全消耗在用肚子捂热这些冰水上了。”但是人们不肯放弃一块白给的鱼肉，结果是吃掉它又得去喝水。内里的寒冷使他们不住地打哆嗦。M．自己没有吃鱼——所以现在能向我们介绍奥罗图坎情况的是他。
　　工棚里挤作一团的人群眼看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几个星期以后把工棚里剩下的人一起撵到外头去点名。在不习惯的昼光下，他们看清了彼此的模样：脸色惨白，胡子老长，挂着排成长串的蚊子，嘴唇发紫变硬，眼睛抠了下去。按登记卡点名时，应到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没人应声的卡片放在一边。这样就查明了谁留在尸堆上逃避了侦讯。
　　在奥罗图坎活下来的人都说，他们宁愿要毒气室……
　　侦查？全照侦查员的意思进行。违抗他的意思的，已经永远闭上嘴了。像契卡行动员科马罗夫说的：“我只需要你的右手——在笔录上签名……”刑讯吗？嗯，当然是上办法，原始得很——用门缝夹手，全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读者，请试试！）
　　法庭？有个什么劳改营审判委员会，这是由省法院领导的营内常设法庭，和区级人民法庭一样。法制取得了胜利！还有证人出庭呢！不过他们是“第三厅”用一游菜场买来的。
　　在布列波罗姆，审判某个作业班的成员，出庭作证的往往是他们的班长。侦查员楚瓦什人克鲁季科夫逼着他们出庭：“不然我要撤掉你班长的职，把你送到伯朝拉去！”其中一个班长尼古拉·龙仁（高尔基市人）出庭作证说：“是的，伯恩施坦说过‘辛格尔’牌进口缝纫机好，国产的‘波多尔斯克’缝纫机不能用。”好，这就够了！对于高尔基省法院巡回审判庭（主席-布霍宁，还有两个本地的女共青团员茹科娃和科尔金娜）难道还不够用吗？十年！
　　布列波洛姆劳改营里还关过一个叫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巴雷别尔金的铁匠（本地人，唐沙耶夫城里的）。营里审的所有案子都有他出庭当证人。将来有谁遇到他、就请握握他荣誉的手吧！
　　好了，再有一次递解就算完了。为了不让你产生将来和证人算帐的想法，需要把你转解到另一个劳改点去。这次的速解不远——无非是沿窄轨铁路乘平台车走三四个小时。
　　该进医院的现在可以进医院了。如果两只脚还能挪窝——明天一早请你去推小车。
　　契卡的警惕性万岁！它使得我国免于战败，使得契卡行动人员免于上前线！
　　战争期间枪毙的人不多（如果不谈我们仓皇撤离的那几个共和国），更多的是给劳改犯“铆”上新的刑期：契卡行动人员要的不是消灭这些人，而是破案。判了刑的人劳动也罢，死掉也罢，这已经是属于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了。
　　反之，一九三八年迫不及待的最高意愿是——处决！所有劳改营里都尽其所能地处决，但杀人最多要数科雷马（“加拉宁大屠杀句和沃尔库塔（“卡什凯京大屠杀”）两个地方。
　　卡什凯克大屠杀是与令人毛骨悚然的“老砖窑”这个名称相联系的。这是沃尔库塔以南二十公里的一个窄轨铁路火车站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托洛茨基分子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并且上当受骗以后，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格里戈罗维奇委员会”对罢工分子进行侦讯。在乌赫塔以南离罗普恰河铁桥不远的泰加森林里，筑起了一道用原木排成的围墙，在这里建立起一座新的隔离所——乌赫塔尔卡。在这个地方对铁路干线南段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侦讯。委员会派到沃尔库塔的一个成员叫卡什凯京。他在这里让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个地从“侦查帐篷”里通过了一遍（动用了笞刑！），并没有十分勉强他们认罪，只是在那里开列一个“卡什凯京名单”。
　　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冬天，把托洛茨基分子，还有民集派分子（民主集中派）从各个集中地——锡尔-雅加河口的帐篷营、科斯马奇、西瓦亚·马斯卡、乌赫塔尔卡统统拉到老砖窑（有的人根本没有经过侦查）。只有几个最著名的人物因公审的需要送到莫斯科去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老砖窑一共集中了一千零五十三人。在窄轨铁路的一侧的冻土上有一座长条形的旧木棚。先让罢工分子住进去，后来人员增加，在旁边又搭起两座破旧的帐篷，外面什么也没有覆盖。每座帐篷里要住二百五十人。他01在里面怎么住法，根据奥罗图坎的情形我们已经可以猜到。20X6米的帐篷当中放着一个当火炉用的汽油桶，每天发给一小提桶煤，人们把虱子扔进炉子增加点温度。帐篷布里面上蒙着厚厚一层霜。板铺上位子不够，只能轮流躺着或走来走去。一天发给三百克面包，一缺菜汤。有时候，不是每天，发给每人一小块鲟鱼。没有水，散发碎冰块当饮水。不消说是从来不洗脸的，洗澡房也没有。满身出现坏血病的斑点。
　　但是这里有一点比奥罗图坎更坏，在托洛茨基分子当中添派了一批劳改营内的“冲锋队员”——盗窃犯，其中还包括一些判了死刑的杀人犯。当局专门对这些人做了交代，要＿“挤磨挤磨”那些政治畜牲。如果干得好，他们这些盗窃犯得到减刑。盗窃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既愉快又合乎他们性情的委托。他们被指定为组长（现在还有人记得其中一人的外号——“严寒”）和分组长。他们手持棍棒来回走动，殴打这些前共产党员，还变着法儿地凌辱他们：逼他们趴在地上给自己当马骑；拿来他们的衣物，在上面拉一泡屎，然后扔进炉子里烧掉。有一间帐篷里的政治犯向盗窃犯们扑过去想弄死他们，盗贼们狂叫，押解队为了保护社会亲近分子，从外面朝帐篷开了火。
　　盗窃犯们的凌辱最严重地摧毁了前不久的罢工者们之间的团结和意志。
　　二十年的残暴的革命激情在老砖窑的寒冷破烂的栖身所里，在简陋不暖的火炉里渐渐化为灰烬，也包括被关在这里的许多人。
　　俄国政治斗争的传统似乎也！陆到了它的末日。
　　老砖窑的犯人们由于人类固有的希望的本能仍然以为会被发送去建设一项新的工程。他们在这里受罪已经有好几个月，实在痛苦难忍。果然，四月二十二日（具体日期没有充分把握，因为这一天可是列宁的生日啊！）开始集合第一批解犯，共二百人。凡被叫到的人，都去领回自己的背包，放在雪橇上。押解队带着队伍朝东，走进渺无人迹的冻土带，遥远的前方是萨列哈尔德。盗窃犯坐在后面运行李的雪橇地落在后面的人只注意到一件跷蹊的事：行李从雪橇上掉下来，一件、两件……可是没人去拾。
　　队伍走得很有精神：某种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就算是劳累不堪的吧，但也不会比在这里等待更坏。可是雪橇远远地落在后面了。押解队也开始落在后面——队前、队侧都没有他们的人了，全都跟在后面。这有什么，押解队的松弛——这也是一种好的迹象。
　　阳光照耀着。
　　突然密集的机枪火力从看不见的地方、从耀眼的雪原里开始向行进中的黑色队伍扫射。囚犯们有的倒下，有的还站着，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死神披着阳光和白雪的法衣降临了，他是无罪的、善心的。
　　这是一支以即将到来的战争为主题的幻想曲。披着北极斗篷的刽子手们（据说大都是格鲁吉亚人）从用积雪构筑的临时工事里一跃而起，奔向大路，用手枪给还活着的补一颗子弹。在不远的地方挖好了一些大坑，这时候已经赶上来的盗窃犯们动手把尸体拖到那里面去。使盗贼们颇为扫兴的是，死者的东西一概都烧掉了。
　　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同一地点用同一方法又枪杀了七百六十人。
　　押回沃尔库塔的有九十三个人。这些是盗窃犯，显然还包括眼线一内奸。
　　能指出名字的有罗伊特曼、伊斯特纽克、莫德尔（国家文学出版社编辑）、阿里耶夫。盗窃犯有塔吉克·尼古拉耶夫斯基。我们不能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究竟为什么被饶恕，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还有人指出过一个姓莫德尔的。现在我收到了一封集体来信，对莫伊谢·约瑟夫维奇·莫德尔的情况提出纠正，说他不是在老砖窑被饶命的，而是在押送这批要杀的犯人到那里去以前就让他离了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对于正统派们很典型的插曲：新调来的一个内务干部原来是莫·莫德尔在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侦查委员会时的老战友（也就是说在十月的日子里一起整治过人）。那位战友在名单里发现了莫德尔，就偷偷地抽出了他的档案，因而救了他一条命。
　　关于卡什凯京大屠杀的资料是我从一同坐牢的两个犯人那里收集的。其中一个曾亲临其境，是被饶恕的。另一个是个很爱了解情况的人，他当时就有过把这个事件写出来的强烈愿望。他不失时机地去考察过现场，询问过所有能问的人。
　　但是从遥远的派遣地押来的死囚们到达得比较迟。他们陆陆续续地五人或十人一批来到这里。刽子手小分队在老砖窑车站上把他们接收下来，带到一间破旧的洗澡房前面（那是一间里面墙上钉了三四层被子的小木屋）。命令死囚们把衣裳脱在雪地上，光着身子走进去。在里面用手枪打死。这样花了一个半月时间消灭了大约两百人。死尸放在冻土上烧掉。
　　老砖窑的那座木棚和乌赫塔尔卡的帐篷后来也都烧掉了。（可是那间“洗澡房”被装上平台车，拉到窄轨铁路三0八号路标处甩在那儿了。我的友人就是在那儿对它进行了研究。那里面架满了血污，墙板上的弹洞像筛子眼。）再谈一件枪杀托派的事，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是弗朗茨·迪克勒说的（他是个巴西犹太人。在纽约听多了苏联的宣传，一九三七年在一艘希腊船上当电报员来到列宁格勒，溜号上了岸，要参加社会主义——马上就捞到了徒刑）。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在沃尔库塔窄轨铁路鲁德尼克-乌萨段当搬闸工。有一回契卡行动科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断绝交通，不装煤，预备四节平台车，两节生炉子的闷罐车，是为了运犯人到乌萨。一大群牵着狗的押解队带来了二百五十个犯人，里面有五十名惯匪，其余是托派，八名妇女。大部分人穿得很好——裘皮帽，裘皮领，皮箱。迪克勒在其中看到了他熟悉的安德列钦，南斯拉夫人，但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美国共产党员，福斯特和白劳德的战友：先前迪克勒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上听过他的演说，近日在营区里见过面，知道了他的罢工的成果——他们开始得到干口粮，休假日，有了单独的作业班和工棚。现在他们被装上了光板平台车，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就这么拉走了。安德列钦看见了他，脸朝另一面，好像不是对他，使足了劲喊：
　　Frank！JustListen，don’tsayaword！Thisistheend．Wearegoihgtobemurderedincoldblood！Frank！Listen！Ifyouevergetout，telltheworldwhotheyare：abunchofcut！throats！assas-ins！bandits！
　　他一再地喊着同样的话。迪克勒在发抖。平台车上，跟他并排站着一个科米族的老警卫，在抽他的羊角烟斗。当安德列钦停下来的时候，平台车上的犯人们齐声议论起来，听到了女人的哭声，显然很多人听懂了用英语说的话。押解队长吹哨让列车停下，朝天开了几枪。全都静了下来。队长喊叫着说：“你们干嘛要造反？你们不是要单独住吗？这回就单独了。口粮，工作都会有的！”
　　车接着往前开。在兹梅卡站上停下来。把犯人带下平台车，列车返回鲁德尼克。车组人员都知道这个兹梅卡站：那儿从来没有劳改点，也没有人家。
　　窄轨铁路上交通断绝了两天。后来赶马车的说：犯人们被带进一条峡谷，迎面埋伏了机枪手，同时开枪射击。
　　附带说一句。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后来又逐渐搜索出三十来个漏网的，统统在“三十号”附近枪毙了，但这已经是由另一批人执行的。第一批刽子手，即参加卡什凯京大屠杀的那些契卡行动人员和押解人员以及盗窃犯，不久后都作为见证人而被处决了。
　　卡什凯京本人一九三八年获得了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对党和政府的特殊贡献”。一年以后在列佛尔托沃监狱被处决。
　　能说这在历史上是头一次吗？不能。
　　A·勃-夫这样介绍在阿达克（伯朝拉河畔的劳改点）处决犯人的情况：每天夜里押解一批反对派犯人“带着行李”走出营区。营区外面有一座属于“第三厅”的小屋。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一个个被带进小屋，警卫队员一拥而上，用些软的东西把他们的嘴塞住，用绳子倒绑双手，然后带到院子里，套好牲口的大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辆大车装五至七个捆牢的人，运到“小山”，即劳改营坟地。在那儿把他们全拖进一个个挖好的大坑，立刻活埋。这并非是兽性发作，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研究出来，处理活的（拖运、上下车）比处理死的轻巧得多。
　　这件工作在阿达克进行了许多夜晚。
　　我们党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就是用这个办法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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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改变命运！

　　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要保护自己是不可能的。罢工——是自投死路。绝食——是徒劳无益的。
　　至于丢掉性命，那总是有时间的。
　　囚犯还剩下什么出路呢？冲出去！去改变命运！（犯人们还把逃跑称作“绿色检察长”。这是他们中间唯一得人心的检察长。同其他检察长一样，他使许多案件保持原状，甚至变得比原来更加严重，但有时也把人干脆痛快地释放。它是——绿林，它是——丛莽。）
　　契柯夫说：如果因犯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之泰然的哲学家（或者这样说：他可以超然物外凝神沉思），那么他就不能也不应当不想逃跑！
　　不应当不想！——这是自由心灵的命令。诚然，群岛的土著们远不是这样的人，他们要驯顺得多。但是，就在他们中间也总有一些正在考虑逃跑或者眼看就要逃跑的人。到处经常发生的逃跑，即便是不成功的，也是犯人的能量并没有耗尽的确凿的证明。
　　这是一个营区。它戒备森严：栅栏结实，区前警戒地带可靠，了望塔分布适当——每一个地点都在视界和射界之内。但当你想到你注定要在这块圈起来的巴拿大的地面上死去，你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那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不冲出重围去改变一下命运呢？特别是在开始服刑的时候，在头一年，这种冲动往往是强烈的，甚至是莽撞的。头一年一般说是决定囚犯整个前途和整个精神面貌的时期。以后，这种冲动就不知怎地逐渐减弱下来。你已经说不准在外面生活对你是否更重要些。把你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线索变得无力了，精神的火焰燃烧殆尽了，于是人就钻进了劳改营的挽具。
　　在劳改营的全部存在期间，看来逃跑是发生过不少起的。这里有一些偶然得到的资料：光是一九三O年三月从苏俄的监禁场所就逃跑了一千三百二十八人。（在我们社会里怎么没有听到这事，一点声息也没有！）
　　由于群岛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大扩展，特别是战争年代有战斗力的警卫队员都被调去前线以后，看押上越来越感到困难，甚至连那恶意想出来的自我警卫的做法，也不总是能使管理人员摆脱困境。同时他们却想从劳改营尽量多取得一些经济利益、产品、劳力——这就迫使劳改营（特别是伐木场）扩大范围，把派遣点和派遣分点东一个西一个地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而对它们的警卫就越来越变得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在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某些派遣分点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没有隔离区，而只有一些木桩栅栏或篱笆，并且夜间没有任何照明！——换句话说就是夜里根本没有人阻止犯人离营。在这个劳改营的惩戒劳改点上，甚至到森林中去出工的时候，整个犯人作业班也只有一名步兵押解。当然他怎样也看不牢。因此，那里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就逃跑了七十人（有一个甚至一天逃了两次：午饭前和午饭后！），不过，其中六十个人都回来了。其余的人则没有消息。
　　但那是在荒凉地方。而在莫斯科，在我亲眼目睹下就发生了三起很容易的逃跑：一个年轻的窃贼从卡卢加关卡的劳改工段大白天钻进了建筑工地的栅栏（而且照他们的好吹牛的习惯，过了一天后，往劳改营寄去了一张明信片：说是正往索契去并请向劳改营长官转致问候）；从植物园附近的马尔芬诺的小劳改营逃走过一个姑娘（关于这事我已写过），还有一个年轻的普通犯从那里跳上了公共汽车直坐到了市中心，诚然，对他是根本不加看押的：国家安全部的警犬们注意力全对准了我们，对于丢掉一名普通犯则毫不在乎。
　　大概，古拉格经过计算后确信了容许每年流失一定百分比的犯人要比在成千上万的全部岛屿上建立真正的严格警卫便宜得多。
　　何况他们还信赖某些把土著们牢牢地束缚在原地的无形锁链。
　　其中一条最牢固的锁链就是普遍的垂头丧气，完全屈从于自己的奴隶地位。五十八条的犯人也好，普通犯也好，几乎都是一些有家室的爱好劳动的人，他们只有合法地、根据命令并得到长官的赞同才能表现出勇敢精神来。即使被判坐五年和十年牢，他们也不能设想现在怎能单独地（集体地就更不用说了！……）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与国家（自己的国家）、内务机关、民警、警卫、警犬站到对立地位；就算幸运地跑掉，以后怎能靠假身份证、用假姓名过日子，如果在每条十字路口都会检查证件，如果从每个门缝里都有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过路行人。劳改营里的普遍情绪是：你们拿着枪直挺挺站在那里盯着我们干吗？就是你们完全走光，我们也不会往什么地方跑：我们又不是罪犯，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我们过上一年就会获得自由！（大赦……）K·斯特拉霍维奇讲述说，一九四二年他们的列车在解运到乌格利奇途中遭遇到了轰炸。押解队东奔西散了，而犯人们知哪里也不逃跑，等待着押解人员回来。许多人都会讲出像卡尔拉格奥尔套分营一个会计所遇到的情形；派他带着支出报告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有一名押解员跟着他。回来路上他不仅不得不用大车拉着这个喝得烂醉如泥的押解员，而且还要特别保护好他的枪支，使这个混小子不致因丢枪而受到审判。
　　另一条锁链是——乘风状态，劳改营的饥饿。虽然正是这种饥饿有时促使一些绝望的人迈进泰加林，希望在那里多少要比劳改营里吃得饱些，但饥饿也使他们身体衰弱，无力远走，同时也不能积聚起路上的食物储备。
　　还有一条锁链是——新刑期的威胁。政治犯逃跑的，仍依五十八条再给十年（逐渐摸索到，在这种场合最好给五十八一14，即反革命怠工）。盗窃犯们虽然给的是82款（单纯逃跑），并且总共只有两年，但在一九四七年以前，他们因犯盗窃、抢劫罪得到的也不超过两年，因此分量不相上下。而且劳改营是他们的“老家”，在劳改营里他们不挨饿，不工作——他们的直接打算不是逃跑，而是坐满刑期，何况他们总是能够享有优待和大赦。逃跑对于盗窃犯说来，只是强健的身体吃饱了饭的游戏和难以克忍的贪婪的爆发：玩乐、抢劫、纵酒、强奸、炫耀。他们中间认真逃跑的只有那些判了重刑的武装匪徒和杀人犯。
　　盗窃犯们很喜欢把自己从来也没有实行过的逃跑谎说成真有其事，或者把实行过的逃跑大肆渲染。他们会讲给你们听，“印度”（盗窃犯们的工棚）是怎样得到流动奖旗的，那是因为过冬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在工棚外厚厚地培了一圈上，而这是他们挖了地道并把土公然放在长官们面前。不要相信！——整个“印度”既不会逃跑，他们也不想去费劲挖掘，怎么省劲怎么便捷他们就会怎么干，而且长官们也不会那么愚蠢，不去瞧瞧他们是从哪里取土来的。—一有十次前科的窃贼科尔津金，受营长信任的管理员，确实穿上一身讲究的衣裳走掉过，并且确实把自己说成是助理检察长，但是他补充说，他同一名追捕逃犯的特派员（有这样的）在一家农舍里过了一夜，夜里偷了他的制服、武器、甚至警犬—一往后就自称为行动特派员。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盗窃犯在自己的虚构想象和故事中总是要打扮得比实际上英勇些。
　　还有，把犯人们拴住的——不是隔离区，而是不加看押。那些被看管最松的、得到这种宽容的犯人——上下工背后没有刺刀跟着，有时还可以拐到外面的村庄去一趟——他们很珍惜自己所受的优待。而在逃跑后，这种优待就被剥夺了。
　　群岛的地理条件也是逃跑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一望无际的积雪荒原或沙漠、冻土带、泰加林。科雷马虽然不是个岛屿，但比岛屿更不好办：一小块割裂开来的土地，从科雷马往哪里跑呢？只有出于绝望才会从这里逃跑。诚然，过去某个时候亚库梯人对犯人很好并担保说：“以九个太阳为证——我把你送到哈巴罗夫斯克去。”果真驾起鹿橇把他们送走。但后来逃跑出来的盗窃犯们开始抢劫亚库梯人，于是亚库梯人就改变了对逃犯的态度，把他们交了出去。
　　受到当局鼓励的周围居民的敌对态度，成了逃跑的主要障碍。当局对捕获逃犯的人不吝重赏（这何况也是一种政治教育）。因此，居住在古拉格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习惯地认为，抓到一名逃犯——这就是过节，就是发一笔财，这好似一次顺利的狩猎，或者好似找到一小块贵重金属。对通古斯人、科米人、哈萨克人，付给面粉、茶叶，在靠近人烟稠密的地方，布列波洛姆和翁日拉格附近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的居民，每捕获一名逃犯给两普特面粉、八米布匹和几公斤咸鲱鱼。在战争年代，用别的办法是搞不到咸鲜鱼的，所以当地居民也就把逃犯称作“咸鲱鱼”。例如，在舍尔斯特卡村，每当出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孩子们就跑着齐声叫喊：“妈妈！咸鲱鱼来了！”
　　地质工作者们怎样呢？这些开发荒无人烟的北方的先驱者，这些勇敢的长着大胡子、穿着高简皮靴的英雄们、杰克·伦敦的心灵们怎么样呢？逃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苏联地质工作者身上是不妙的，最好还是不要走近他们的篝火堆。列宁格勒的工程师阿勒罗西莫夫，在“工业党”水流中被捕并得到了十年，于一九三三年从尼瓦格莱斯劳改营逃跑出来。他在泰加林中踯躅了二十一天，一遇见地质工作者们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可是他们却把他带到了居民点，并交给了工会委员会主席。（也要理解地质工作者们；他们不是单独行动的，他们彼此间害怕告密。如果逃犯真的是个刑事犯、杀人犯呢？——夜里把他们也宰了呢？）
　　逮住的逃犯如果已被杀死，就把他扔在劳改营食堂近旁，让他带着化脓腐烂的伤口几昼夜躺在那里——好使犯人们对自己的清水烂菜汤看得更重些。如果抓住话的，就让他站在门岗旁边，交接班时嗾使狗去咬他（狗听号令会掐死人，会咬人，也有的只会撕破衣服，利得精光）。还可以在文化教育科写块牌子：“我逃跑，但狗把我逮住了”，挂在捕获的逃犯脖子上，在劳改营游行示众。
　　如果打他——那就必得把腰子打落。如果套上手铐，那就必得让腕关节终生失去知觉（索罗金，伊夫杰尔拉格）。如果关禁闭，那非等他得上结核病不放出来（内罗勃拉格，巴兰诺夫，一九四四年逃跑，在遭到押解队毒打后开始吐血，三年后摘除左肺）。
　　拷打和杀死逃犯，说实话，在群岛上是与逃犯作斗争的主要形式声如果长久没有发生逃跑，有时甚至要捏造出逃跑来。一九五一年在德宾金矿（科雷马）某次允许一群犯人去采摘浆果。三个人走迷了道，没有回去。劳改营长官彼得·洛马加上尉就派出了一些追捕打手。那些人就向着三名熟睡的人放出了警犬，随后枪杀了他们，然后用枪托击碎脑袋，把他们变成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脑浆都流了出来—一就这样用大车把他们拉到了劳改营。在这里，由四名因犯代替马匹拉着大车经过排好的队伍。洛马加宣布：“瞧，对每个逃犯都将这样处理！”
　　在这种种情景面前谁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不顾死活的勇气，不战栗一下呢？——走吧！——走到底吧！—一说得容易，走到哪里去呢？那里，当逃犯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预定地点的时候，有谁不怕受牵连，会来迎接你，把你藏起来、保护起来呢？只有那些盗窃犯们外面有约定的“快乐窝”在等待着，而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八条的犯人们说来，这种住宅被称作接头地点，这几乎是一种地下组织。
　　瞧，阻止逃跑的障碍和陷阱有多少呀！
　　但是，绝望的心灵有时并不权衡得失。他看到，河水在流，河里漂着一段原木——一于是就纵身一跳！漂流吧！奥尔强劳改营的维亚切斯拉夫·别兹罗德内依刚出医院，身体还很弱，就驾着两根联结在一起的原木，顺印迪吉尔卡河逃走了——一到北冰洋去！到哪儿去？他抱的是什么希望呀？不好说他是被逮住的，他是在公海上被拣起来的，经由冬季的道路，又被送回奥尔强，进了住过的那个医院。
　　不是每一个没有自动返回劳改营的、没有活着给押回的、死了给运回的犯人，都可以说是他已经走掉了。他也许只是没有在劳改营里不自由地慢慢拖死，而是像野兽一样自由地死在泰加林里。
　　当逃犯与其说是逃跑不如说是徘徊，并且后来自动返回的时候，——劳改营的行动特派人员甚至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可以不费劲地给他们套上第二个刑期。如果好久不发生逃跑，那就设个圈套，授意某个眼线拼凑一伙犯人“逃跑”——然后再把他们都关起来。
　　但是，一个认真逃跑的犯人很快也会变成非常可怕的人。有的为了使警犬迷失方向，在自己身后点火焚烧泰加林，大火在几十公里的面积上连续燃烧了好几个星期。——一九四九年在威斯良国营农场附近的牧场上扣留住一名背囊里装着人肉的逃犯：他杀死了一个路上碰到的美术家，那是一个免除看管的五年刑期的犯人，从他身上割下肉来，但没有时间把肉煮熟。
　　一九四七年春天，在科雷马，在艾尔根附近，两名押解人员押送着一队犯人。突然，一个犯人事先并没有同谁商量，巧妙地、单个地袭击了押解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两人都枪杀了。（不知道他的姓名，原来是个不久前的前线军官。没有在劳改营中失去勇气的前线军人的稀有而鲜明的例子！）勇敢的人向全队宣布，他们自由了！但犯人们惊恐万分，谁也没有跟他走，大家坐在原地等候新的押解队到来。前线军人数落了他们一顿——但徒劳无益。于是他就拿起了武器（三十二发子弹，“三十一发是给他们预备的！”），一个人走了。他还打死打伤了几名追捕人员，用那第三十二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所有的前线军人都那么行事，也许群岛就会垮掉。
　　在克拉斯拉格，一个过去的军人，哈勒欣战斗的英雄，拿着斧头袭击了一名押解人员，用斧背打昏了他，拿走了他的枪和三十发子弹。他们放出警犬去追捕他，他杀死了两条，打伤了驯犬员。在逮住他的时候，不是干脆把他枪杀了事，而为了替自己也替警犬报仇，残忍之心一起，用刺刀把他遍体制穿。就这种样子把他扔在门岗旁躺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九五一年，就在这个克拉斯拉格，将近十名长期服刑犯人由四名警卫步兵押解着。犯人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押解人员，夺走了自动步枪，穿上了他们的制服（但饶了步兵们的命！——被压迫者往往比压迫者宽大），四人大模大样地押解着队伍，把自己的同伴带到了窄轨铁路。那里停着一列准备装木材的空车。假押解队走到火车头旁过，把机车乘务组赶下车来（某个逃犯过去是火车司机），开足马力把列车拉向列晓蒂车站，开到西伯利亚的干线上。但他们需要行驶将近七十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内，关于他们的情况已经得到报告（被饶恕的警卫步兵最早报信），几次他们不得不一边开着车一边回击警卫队，而在离列晓蒂几公里的地方，在他们前面的线路上已经理设了地雷，布置上了一个营的警卫。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所有的逃犯都牺牲了。
　　悄悄的逃跑通常比较幸运。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些幸运的故事我们却很少听到：脱身者没有向记者发表谈话，他们改名换姓躲了起来。一九四二年逃跑成功的库季科夫-斯卡钦斯基，现在所以讲了出来，只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九年被揭穿了——经过十七年之后！
　　事情是这样被揭露出来的：一个与他一起逃跑的人因另一件案子落了网。根据指纹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就水落石出了，原来逃犯们并没有像推测的那样死掉。于是就开始找寻库季科夫。为此，在他的家乡细心地进行了查询，跟踪了亲属——沿着亲属的线索就逐步找到了他。过了十七年还不惜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干这一切！
　　关于季娜伊达·雅科夫列娜·波瓦利亚耶娃的顺利逃跑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也只是因为她归根结底还是失败了。她因为在德军占领时期留在自己的学校里当教师而得到了刑期。但并不是苏联军队一到马上就把她逮捕了的，在被捕前她已经嫁给了一个飞行员。这时才把她逮捕入狱，并送到了沃尔库达的第八号矿井。她通过当厨子的中国人同外面并同丈夫取得了联系。丈夫在民航部门工作，他给自己安排了一次到沃尔库达的航行。在约定的日子，季娜去作业区的洗澡房，在那里扔掉了劳改营的衣服，从头巾下松开了夜里卷紧的头发。在作业区等待她的丈夫。渡口有行动人员在值班，但没有注意那个手挽着一名飞行员的烫发姑娘。他们驾着飞机走了。一年的时间内手娜用别人的证件生活。但她忍不住了，想同母亲见见面，而母亲却正受到监视。在新的侦讯中她编造了一套谎话，说是坐运煤车逃跑的。这样就没有让他们查出有她丈夫参与这件事。
　　亚尼斯，勒-斯在一九四六年从彼尔姆劳改营步行到了拉脱维亚，尽管他俄语讲得很差，几乎表达不出意思来。他从劳改营逃离的事实本身是很简单的：他跑着步推倒了朽烂的栅栏，跨了过去。但后来在多沼泽的森林中（脚上穿的是树皮鞋）长时间光靠采食浆果为生。有一次他从村庄里把一头牛赶进森林宰了。吃足了牛肉，还用牛皮给自己缝了一双鞋。另一次，他在一个农民那里偷走了一件羊皮袄（居民以敌视态度对待逃犯，而逃犯也不由自主地成了居民的敌人）。在人多的地方，勒-斯把自己说成是遗失了证件的应征入伍的拉脱维亚人。虽然在这一年还没有取消普遍检查通行证制度，他却得以在他不熟悉的列宁格勒一声不吭走到了华沙车站，还沿线路走了四公里，然后在那里坐上了火车（但有一点勒一斯是深信不疑的：在拉脱维亚人们将毫无顾虑地把他衣起来。这就使他的逃跑具有意义）。
　　像勒一斯这样的逃跑需要有农民的健壮、牛劲和敏捷。一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个因讲笑话而被判五年徒刑的老人，是否能逃跑呢？原来也是能够的，如果留在自己的劳改营里（一个位于莫斯科与高尔基市之间的、从四一年起制造炮弹的关押老弱生活犯的小劳改营）必死无疑的话。五年本来是个“幼儿园的刑期”，但如果赶去上工而不给吃饭的话，这个讲笑话者就是五个月也受不了。这种逃跑是挺而走险的举动，是一刹那间的冲动，再过半分钟就没有理性也没有力量去干这种事了。一列班车开进了劳改营，装上了炮弹。一个押运队的中士在火车旁走着，离他几节车厢的地方走着一个铁路工人：中士推开每节红皮车厢的车门，确信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以后，再把车门推上，而铁路工人则跟着打铅封。我们这个惹祸的饿坏了的衰弱不堪的讲笑话者（一切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他的姓名没有保留下来。）在走过去的中士背后和正在走过来的铁路工人前面纵身往车厢跳去，他好不容易攀登上去，好不容易无声无息地推开车门，这没有盘算好，这一定得暴露，他已经在后悔了。
他隐蔽起来，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现在中士就会回来，用靴子踢他，现在铁路工人就会叫喊起来，听，已经有人触动车门了——而这是在打铅封！……（我暗自这样想：说不定铁路工人是个好心人呢？看见了——却装作没有看见？……司列车驶出营区。列车开往前线。逃犯没有作好准备，他身边一块面包也没有，三昼夜内他谅必就要死在这间自愿关进去的运动着的隔离室里，他不会到达前线，而且他也不需要前线。怎么办呢？现在怎样逃命呢？他看到，炮弹箱子箍着铁带。他赤手空拳地把铁带弄了下来，并在没有堆着箱子的空地方锯割车厢的地板。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吗？而死掉就是可能的吗？被发现、逮住就是可能的吗？箱子上还捆着用于搬运的麻绳套环，他把麻绳割下来，编结成类似的但长一些的套环，把它们系好，使它们悬在车厢下割开的孔里。他真是精疲力竭了！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为了讲一个小笑话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他不等到达车站，就在行驶中小心翼翼地钻到孔下，双脚放在一个套环里（朝着车尾），肩膀放在另一个里。火车行驶着，逃犯悬挂着，摇晃着。火车走的速度放慢了，他便下了决心，松开双脚，脚拖在地上，把他整个拉了下来。玩命的马戏团节目——但电报可能赶上火车，他们可能搜索车厢，因为这时营区里一定发现他失踪了。不要弯身，不要撅起，他紧贴着枕木。他闭上了眼睛，准备丧命。最后几节车厢加速拍击着驶过去了——突然出现了一片可喜可亲的寂静。逃犯睁开眼睛，翻过身来：只见驶去的火车闪着红色尾灯！自由！
　　可是这还并没有得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钞票，身上穿的是劳改营的破烂衣服，他还是注定要完蛋。浑身浮肿，衣衫褴褛，他勉强挣扎到了车站，在那里他混进列宁格勒开来的一列车人里：撤退出来的半死不活的人被搀扶出来，在车站上给热的饭菜吃。但是这也可能还救不了他——如果不是他在车里找到了一个垂死的旧友，拿走了他的证件，而朋友过去的种种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们大家被运送到了萨拉托夫附近，于是有好几年，直到战后年代，他就生活在那里，在一个养禽场干活。后来他非常想念女儿，便出发去寻找她。他在纳尔契克、在阿尔马维尔都找过她，终于在乌日戈罗德找到了她。在这段时间里，女儿已经嫁给一个边防军人。她认为父亲已经平安归天，所以现在怀着又恐惧又厌恶的心情听他讲述。她虽然已经完全笃守公民资职，但还是保留了亲属观念的可耻残余，所以没有检举父亲，只是把他赶出了大门。老人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成了一个吸毒者，在巴库他吸足了某种阿纳沙“被急救车收进医院，在昏迷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姓名，清醒过来又说那平常使用的假姓名。医院是我们的苏维埃医院，它不查明身份是不能进行治疗的，于是就叫来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同志——这样，在一九五二年，逃跑后过了十年，老头儿又得到了二十五年（这就给了他幸运的机会在监室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因而现在才能流芳百世）。
　　有时，成功的逃犯嗣后的生活比逃跑本身更有戏剧色彩。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切博塔廖夫也许可以说是这种情形。从一九一四年起他就是中东铁路的职员，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在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他被关在中国的监牢里，一九三一年带着妻子叶连娜·普罗科菲耶芙娜和两个儿子根纳季与维克托回到了祖国。在这里一切都按祖国的方式进行：过了几天以后，他本人遭到了逮捕，妻子发了疯，两个儿子被送进了不同的保育院，并违反本人意愿给了他们别人的父名与姓，虽然他们清楚记得自己的父名与姓，并进行了抵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远东三人小组（又是一个三人小组！）由于缺乏经验起初只给了切博塔廖夫三年，但很快他又被抓起来，受了刑讯，并改判十年徒刑，同时剥夺通讯权利（因为现在他有什么可写的？），甚至在革命节日还得特别加强看押。这种加重判决却出乎意外地帮了他的忙。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关在卡尔拉格，修筑通往莫英蒂的公路。一九三六年的五一节期间他被关进那里的惩戒隔离所。一个自由人阿夫托诺姆·瓦西里耶维奇·丘乎也被投进那里共和他们受到同样待遇。不知他是喝醉了酒还是清醒的，但切博塔廖夫得以偷了他的由村苏维埃发给的有效期为三个月的证件。
已经是五月八日了，切博塔廖夫离开了莫英蒂劳改点，全身穿着外面人穿的衣服，身上一块劳改营的破布也没有，口袋里装着两个半公升容量的酒瓶，像酒鬼们经常随身带着的那样，只是里面装的并不是伏特加，而是水。先是遇到一块盐土草原。他曾两次落入了去修筑铁路的哈萨克人手中，他稍懂一点哈萨克语，“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就把我放了。”在巴尔哈什西部边区，他被卡尔拉格的行动站扣留住了。他们收了他的证件，盘问关于本人和亲属的种种情况，假丘平凭记忆都作了确切的回答。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不发生意外事情大概就会被抓住）——土屋里进来了一个行动组的头头，丘平赶在他前头说；“啊！尼古拉，你好，认得吗？”（算盘打在瞬时性和脸上的皱纹上面，这是一场视力记忆的竞赛：我倒是认出来了，但如果你也认出来，那我就完蛋！）“不，认不得。”“哪能这样I我们一起坐过火车呀！你叫纳依琼诺夫，你还讲过，怎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上遇见了奥莉亚——正好又在一间包房里，后来就结了婚。”一切属实。纳依琼诺夫不知所借了；点上根烟抽了起来，然后就放了他。（啊，蓝箍帽呀！难怪要教育你们少说话！你们不应当有普通人开诚布公的毛病。讲是讲过的，但不是在车厢里，而是一年前在卡尔拉格的苗圃派出点出于一时糊涂讲给犯人们听的，可是却没有记住所有听你讲的那些人的嘴脸。在车厢里大概也是喜欢讲讲的，而且不只在一趟车上，火车上的事情嘛！一而切博塔廖夫的大胆赌注也就押在这一点上！）丘平兴高采烈，继续向前，经过一个湖泊往南，经由大道朝楚河车站的方向走去。他多半是夜行，每遇汽车的前灯照来，就闪到旁过的芦苇中，白天就躺在芦苇里（那里是一片芦苇丛）。遇到的行动人员少起来了，那个时候群岛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到这些地方。他随身带着面包和糖，他放慢着吃，有五昼夜的路程完全没有水喝。他走了两百公里光景，到了站上，就坐车走了。
　　这样，就开始了自由的，不，是困兽生活的年代，因为他不敢冒险好好安顿并久留在一个地方。在那一年，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在伏龙艺市花园里遇见了自己的一个劳改营教父！但那是一晃而过的事，到处是欢乐、音乐、姑娘，教父没有来得及认出他来。他不得不扔下已经找到的工作（会计主任作了盘问并猜到了他紧急辞职的原因——但他自己也是个索洛维茨老犯人），另奔他处。起初，切博塔廖夫不敢冒险地去寻找家属，后来想出了个办法。他往乌法给一个表妹写了封信探问：列娜与孩子们在什么地方？这是谁给你写的信，你自己猜吧！但暂时不要通知她。复信地址是一个什么季拉布拉克车站，丘平收。表妹给了回信：孩子们已经失落，妻子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这样，切博塔廖夫就托她到诺沃西比尔斯克去一趟，必须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已有了下落并想给她寄钱去。表妹去了一趟。现在妻子自己写信来了：经过精神病医院，现在遗失了身份证，被判了三个月的强制劳动，不能去取留局待领汇款。心都要蹦出来了，应当走一趟！于是丈夫就发了一封丧失理智的电报：乘某次车某号车厢……请接，我们的心要对抗感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谢天谢地，还没有挡住预感。途中，这些预感使他那么不安，所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前两站他就下了车，搭乘一辆顺路的汽车前去。
他把东西交给存物处后，不顾死活地往妻子的住址找去。敲门！门自己开了，家里什么人也没有（第一个巧合，与人作对的巧合：房东已经守了一昼夜以便警告他有埋伏——但这时恰好出去打水！）。往里走。妻子也不在。床上躺着一名契卡人员，蒙着军大衣，鼾声大作（第二个巧合，与人方便的巧合！）。切博塔廖夫急忙溜走。这时，房东——一个幸存下来的他在中东铁路时期的熟人，叫住了他。原来，他的女婿是个行动人员，自己把电报带回家来，并在切博塔廖夫妻子的眼前摇晃：瞧，你那个坏蛋自投罗网来了！去过火车站——没有截住，第二个行动人员暂时走开了，这个就躺下来休息。切博塔廖夫还是把妻子叫了出来，坐汽车走了几站，然后在那里再坐上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火车。在列宁纳巴德又办理了一次婚姻登记手续——就是说，她没有同切博塔廖夫离婚，而嫁给了丘平！但他们没有住在一起的勇气。用她的名义向各地送去找寻子女的启事——都没有结果。战前他们过的就是这种东分西散、提心吊胆的生活。四一年，丘平应征入伍，在第六十一骑兵师当无线电报务员。一次在其他战士面前开玩笑，不小心说了香烟和火柴的中国话叫法。一个人知道某些外国话，这在哪个正常的国家里会引起怀疑呢？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眼线们打了小报告。过了一小时，二一九骑兵团的行动人员政治指导员索科洛夫已经盘问起他来了：“你从哪里知道中国话的？”丘平回答说：只知道这两个词。“你没有在中东铁路工作过吗？”（在国外工作——这马上就是一种深重罪孽！）派了行动人员和坐探盯着他，没有打听出什么来。为了自己安宁起见还是依照五十八条一10把他关押起来：
　　——不相信情报局的战报；
　　——说德国人的技术装备多。
　　（好像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
　　不打在额上，就打在头上！……军法论处。枪决！祖国的生活本来就已经使切博塔廖夫感到万分厌恶，所以他没有提出免罪减刑的请求。但国家却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给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带笼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劳改营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层板铺的僻角里轻声问他：“你叫什么？”“阿夫托诺姆·华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么区？……哪个村苏维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听到：“你全是撒谎。我同阿夫托诺姆·丘平在一个机车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样。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证件？”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水下的锚会割破逃犯的肚子！一个小说家要是想出这样的会见来，怎会使人相信呀！在那个时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别害怕，我不会上教父那里去告发，我不是恶狗！”他就紧紧握了下这个善心人的手。
　　就这样，切博塔廖夫作为丘争取满了第二个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劳改营是特别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图拉一38、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亚宾斯克一40，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个。他们从事分离铀和镭矿的工作，工程是根据库尔恰托夫的计划进行的，工地主任特卡钦科中将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领导。每季度都要从犯人取得“不泄露机密”的具结。但这还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满释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获释者”送到了科雷马！只是在那里才把他们解除了看押，并宣布为特别危险的特殊人员——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原子弹！（啊，这一切怎写得完呢？须知这需要写许多章呀！）这样的人有几万名，分散在科雷马各处！！（翻翻宪法吧！翻翻各种法典吧！——关于特殊人员那里写着些什么？？）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
　　关于这些逃跑最难讲述。那些没有跑掉的，已经躺在潮湿的土里。那些又被抓住的——闭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许会在西方出现，但也可能为了某些留在这里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过这样的传闻，在楚科奇半岛犯人们夺得了一架飞机，七个人飞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约只是试图劫夺飞机，可是事败未成。
　　所有这些事件还将久久地被封锁起来，逐渐过时，而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像这本手稿一样，象在我国所写的一切真情实事一样。
　　请看一个这样的事件，但人们的记忆又没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萨人，民用专业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军队里是一个大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的占领军里服务。在一九四八年由于被告密而被捕，得到了五十八条一10和当时已经施行的二十五年。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离泰谢特三百公里的劳改点，就是说送到了一个远离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地方。他很快就在伐木场上变得衰弱不堪了。但他还保持了争取生存的意志和关于维也纳的回忆。他从那里——从那里！——竟能逃跑到了维也纳！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的伐木场区的边界是一条从小了望塔上可以观察的林间通道。在选定的日子，他上工时随身带着口粮。他砍倒了一株枝叶繁茂的云杉，使它横卧在通道上，在枝叶的遮盖下爬到树端。云杉遮不住整个通道，但他继续爬行，幸运地走掉了。他带走了一把斧头。这事发生在夏天。他沿着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泰加林，行走很困难，可是整整一个月他没有碰到任何人。他把衬衣的袖子和领口系上，用它捞鱼，生吃鱼肉。他采食松子、蘑菇、浆果。他半死不活地终于走到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幸福地在一垛干草堆里睡着了。他听甸人声醒了过来：看见有人用大叉在取干草，并且已经发现了他。他已精疲力竭，既不准备逃走，也不打算挣扎，只是说；“好吧，抓起来吧，交出去吧，我是逃犯。”那是一个铁路巡道工和他的妻子。巡道工说：“我们也是俄国人呀。好！坐着不要露面。”说完就走了。但逃犯不相信他们：他们可是苏维埃人呀，他们有告发的义务。于是就爬进了森林。从森林边上注视着，他看到，巡道工回来了，带来了衣服和食物。——入暮，逃犯便沿线路而行，在林区一个小车站上坐上了货车，到早晨就跳下来——白天躲进森林。他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前进，当身子变得结实一些以后，在每个停车站上都下来——躲在树林里或者步行前进，赶上火车，在行驶中跳上车去。这样他就几十次地冒着丢掉手脚和脑袋的危险（告密者的笔头轻轻划几下就使他吃尽了这种种苦头……）。但在快到乌拉尔的时候，他违反了自己的常规，在装载原木的平台车皮上睡着了。他被踢了一下，一盏灯照在脸上：“证件！”——“就给。”站起身来，一拳把警卫从高处打落下来，自己则跳到了另一面——迎头又碰上了另一个警卫！——他把这个也打倒了，从旁边停着的列车下逃走了。在站外扒上行驶中的火车。他决定绕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它的郊区抢了一个货亭，拿走了衣服，身上穿了三套，装足了食物。在某个站上卖掉了一套衣服，买了一张切利亚宾斯克—奥尔斯克—中亚细亚的车票。
不，他知道要往哪里去，到维也纳去！但应当搞乱行踪，使人们不再找寻他。在土库曼，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在集市上遇见了他，不看证件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去。他的手没有辜负了机械工程师的称号。他给集体农庄修理了所有的机器。过了几个月，他算清了帐，前往国境线附近的克拉斯诺沃次克。列车过了马里以后，一名巡逻走过来检查证件。那时我们的机械工程师便走到车厢平台，打开了门，把身体悬在厕所的窗外（从里面不可能透过涂上白色的玻璃看到他），只有一个脚尖支撑在台阶上以便回来。门框角上露着一个鞋尖，巡逻没有发觉，便到下一个车厢去了。胆战心惊的时刻就这样过去了。逃犯顺利地超过了里海后，坐上了巴库一会彼托夫卡的火车，由此直奔喀尔巴泽山。经由荒僻陡峭的森林地带越过山脉国境线的时候，他很审慎——但还是被边防军人截住了！从那西伯利亚的劳改点起，从那砍倒的第一株云杉起，需要作出多少牺牲，经受多少痛苦，想出多少花招和付出多少精力——而在最最末尾一刹那间一切都垮了！……像在泰谢特草垛里那样，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再也不能反抗，撒谎，只能怀着最后的狂怒喊道；“抓起来吧，刽子手！抓起来吧，这是你们的权力！”“什么人？”“逃犯！从劳改营逃出来！抓起来吧！”但边防军人表现得有点奇怪：他们蒙住了他的眼睛，把他带进了土屋，在那里解开，重新进行讯问——突然弄清楚了：自己人！班杰拉分子！（呸！呸！——有教养的读者皱起了眉头，冲我挥着手说：“嘿，你选的角色真不错，如果班杰拉分子都是他的自己人！好一路货色！”我也摊开双手说：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底逃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劳改营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我对你们说，他们这些劳改犯是按猪一样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而不是按报纸生活的。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那些同他一起在劳改营受苦的人都是自己人。那些放出警犬去追踪他的人都不是自己人。没有觉悟嘛！）他们拥抱了！那时，班杰拉分子还有越过国境的通道，他们就把他客客气气地带了过去。
　　他重新又在维也纳了！——但已经是在美占区里。他还是服从于那个迷惑人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怎样也忘怀不了自己那个血腥的死亡营，他已经不去找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做了，而是跑到美国当局那里去倾吐积愫。开始在他们那里担任了某种工作。
　　但是！——人的特性是：危险一过去，我们的警惕性也就削弱了。他决意要给敖德萨的父母寄钱去，为此他需要把美元兑换成苏联货币。某个犹太商人邀请他到维也纳苏占区的寓所去兑换。人们不断地跑来跑去，很少区分是哪国的占区。而他则万万不能越过去！但他越过了——于是就在银钱兑换商人的寓所里被抓住。
　　完全是俄罗斯的故事：千辛万苦做成的，一杯伏特加酒就给喝光了。
　　他被判处枪决，关在柏林的苏联监狱里，他把这一切讲给了另一个军官和工程师安尼金听。这个安尼金在此以前已经在德国的俘虏营呆过，曾在布痕瓦尔德奄奄待毙。被美国人解放出来后，送到了德国的苏占区，临时留在那里拆卸工厂。后来他逃到了西德，在慕尼黑附近建筑水力发电站，从那里被苏联谍报机关劫走（用汽车前灯把眼照花，推进了汽车）。——他经历这种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听取这个敖德萨机械工程师的故事并给我们保存下来？是为了后来两次无结果地从埃克巴斯主兹逃跑（关于他我们还将在第五部中讲到）？最后在惩戒石灰厂里遭到杀害？
　　这是前定的！这是命运的乖戾！我们怎能看清个别人的生命的意义呢？……
　　我们还没有讲过集体逃跑，而这种逃跑也是很多的。据说，在一九五六年芒切哥尔斯克近郊的整个小劳改营都逃跑了。
　　从群岛逃跑的事件是罄竹难书、不胜枚举的。甚至想专门写一本关于逃跑的书的人，也会爱惜读者和自己，而略去几百起这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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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

　　在新世界带给我们的许多可喜的放弃中——放弃剥削、放弃殖民地、放弃普遍兵役义务、放弃秘密外交、放弃秘密任命和调迁、放弃秘密警察、放弃宗教课程，还有其他许多奇妙的放弃——诚然，还没有放弃监狱（监狱的墙壁没有拆毁，而是加进了“新的阶级内容”），但无疑曾经放弃过禁闭室——那是只能在资产阶级狱吏凶恶乖戾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残忍折磨人的东西。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虽然允许把有特别过错的犯人关在单身监室里，但专门警告过，这种单身监室丝毫也不应令人想起禁闭室——它应当是干燥的、光亮的并备有卧具。
　　到六十年代初一直有效的（无效的）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更加人道：它甚至禁止在单身监室里实行隔离。
　　但这倒不是因为时代变得更宽容了，而是因为到这个时候已经通过试验掌握了其他一套轻重不同的劳改营内惩罚办法，此时，使人难受的已不是孤独，而是“集体”，而且受惩罚的人还应当经过
　　强管连——强化管制连，后来代之以
　　强管棚——强化管制工棚、惩戒作业班，以及
　　强管区——强化管制区、惩戒派出点。
　　后来，不知不觉间就加上了——不是禁闭室，不是！而是——
　　惩隔室——惩戒隔离室。
　　如果犯人已经吓不倒，如果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惩罚可施——那怎能迫使他服从管制呢？
　　捕获的逃犯——往哪里关呢？
　　为了什么关惩隔室？什么都有：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着多余的东西——就给你一昼夜、三昼夜、五昼夜。没有完成定额，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给你五昼夜、七昼夜、十昼夜。对于拒绝出工的犯人还有给十五昼夜的。虽然依照法律（依照什么法律？）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十五昼夜（可是依照劳改法典连十五昼夜也是不许的！），但这架手风琴的蛇腹却能拉长到一年。一九三二年在德米特拉格（阿维尔巴赫这样写的，这是白纸黑字！），因自残行为给过一年的惩隔室！如果还想起，自残是不给治疗的，那么，就是说把受伤的人关进禁闭室去受一年的折磨！
　　惩隔室应当是怎样的呢？它应当是：①寒冷的；②潮湿的；③黑暗的；④饥饿的。所以在惩隔室里不生炉子（据利帕伊说：甚至室外零下三十度时也是这样），冬天窗上不装玻璃，让墙壁发潮（或者把禁闭地下室建在湿土上）。窗户小得可怜或者根本没有（常常是这样）。吃的是斯大林的口粮——一天三百克，“热菜”，即清水烂菜汤，只在把你关进去以后的第三、六、九天才供应。可是，在沃尔库塔-沃姆只给二百克面包，第三天给的不是热菜，而是一块生鱼。一切禁闭重应当设想为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
　　以为禁闭室一定应当像监室一样——有屋顶，有门有锁，那是天真的。根本不是这样！在库兰纳赫-萨拉，禁闭室在零下五十度时也是一座长满苔藓的用原木做成的箱笼。（自由人医生安德列耶夫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声明，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是可以蹲的！”）让我们从群岛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吧：一九三七年在沃尔库塔-沃姆，关押拒绝出工犯人的禁闭室是没有屋顶的箱笼，再就是普通的地坑。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就住过这种地坑（为了防雨绷上一块破布），就像狄奥根住在木桶里那样。开饭是这样做的：一名看守拿着定量面包从值班房里走出来，叫唤那些关在箱笼里的犯人：“来领口粮！”但当他们刚从箱笼里一露出身子，了望台上的哨兵就端起步枪：“站住，我要开枪了！”看守表示惊异：“怎么，面包也不想要了？好吧，我走了。”——往地坑里送饭干脆就是把面包和鱼从上面扔到被雨淋湿的泥地上。
　　在马里因劳改营里（当然，在其他许多劳改营里也一样），禁闭室的墙上积着雪——关进去的时候还不让穿劳改营的囚服，而是脱得只剩内衣。每过半小时看守打开一次送饭口，向施韦德劝说：“喂，你受不住的，会送命的！最好还是去伐木场吧！”施韦德拿定了主意，不错，在这里呆下去多半要完蛋！于是就上森林去了。施韦德在劳改营的十二年半的时间内，共坐了一百四十八昼夜的禁闭室。受罚的原因无所不有！为了拒绝到“印度”’（盗窃犯的工棚）去值日，得到了六个月的惩戒营。因为拒绝从农业派出点调到伐木场去——依五十八条一14按经济反革命第二次论罪判刑，得到了新的十年。盗窃犯不愿上惩戒劳改点，可以给押解队长一拳，把他手里的左轮手枪打掉——也不会被送去受罚。政治犯是没有出路的——他得把脑袋夹在两腿中间！一九三八年在科雷马，关盗窃犯的禁闭室是生炉子的，和关五十八条犯人的可大不一样。
　　强管棚——关押时间要久些。在那里有关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一年的，而常常是无期货。只要认为某个国犯有危险，就可以构成把他关起来理由的。一旦落入了黑名单，以后遇到点什么事儿：每遇五一节或十月革命节，每遇劳改营内发生逃跑或非常事件，就会把你关进强管棚去以防万一。
　　强管棚——可以是用带刺铁丝网隔离开来的最普通的工棚。关在其中的犯人们是要被押去做劳改营内最重最讨厌的活儿的。这也可以是具备一切狱规的营内石砌的牢房：在看守室把一个个传来的犯人毒打一顿（为了不留痕迹，宜用装有砖头的毡靴打）；每个门上都有门闩、铁锁和监视孔，监室是混凝土地面，还有处罚强管棚内犯人用的单独禁闭室。
　　埃克巴斯土兹的强管棚正是这样的（然而那里也有第一种类型）。在那里，犯人关在没有板铺的监室里（铺着外套和棉背心睡在地上）。铁板笼口把挨着天花板的小小的窗口完全遮住。铁板上用钉子穿了小孔，但冬天这些小孔也被雪堵住，在监室里完全是黑暗的。白天不点电灯，所以白天比夜里还暗。从来没有什么通风。半年（在一九五O年）不放一次风。因此我们的强管棚可以与穷凶极恶的监狱媲美，不知这里还留下劳改营的什么痕迹。大小便都在监室里，不带出去上厕所。到外面去倒便桶是监室值日的幸福：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至于上洗澡房——那就是大家共同的节目了。监室里挤得那么满，所以只能躺着，连舒展手脚都没有地方。就这样关上半年。烂菜汤——清水，面包——六百克，烟叶——一点没有。如果某人家里寄来了邮包，而他正好在蹲强管棚。那么，凡是易腐烂的东西都会被明文“报废”（监管人员自己吞没，或者廉价卖给杂役们），其余的就交保管室存放上好几个月。（当后来把这类强管犯人带出去劳动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再次被关进来，他们就得干得勤快一些了。）
　　处在这种窒息和不动的状态中，囚犯们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盗窃犯们是一些神经质的、执拗的人，他们在这方面更甚于其他人（落入埃克巴斯土兹的盗窃犯也被认为是五十八条犯人，他们也得不到宽容）。在强管棚囚犯中最流行的事——吞咽吃饭时给他们使用的铝质汤匙。每个吞咽了汤匙的犯人被带去作透视，确信没有撒谎，肚里确实有汤匙——就送进医院作胃切开的手术。廖什卡·卡尔诺乌希吞过三次，他的胃已经什么也不剩下了。科尔卡·萨洛帕耶夫假装发了疯：夜里上了吊，但伙伴们按事先的约定“发觉了”，弄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还有某人：把一根线在口中染污（拉过齿缝），穿上针，使它在一条腿的皮下通过。感染！医院！——管它坏疽病不坏疽病，只要能逃出去就好。
　　但是为了便于从受罚犯人身上也榨取一些劳动成果，主人们不得不把他们关进单独的惩戒区（强管区），在强管区里，首先是——恶劣的伙食（可能一连几个月只给汤喝），低口粮。洗澡房的窗子甚至冬天都没有玻璃，女理发员穿着棉裤和棉背心给赤条条的犯人理发。可能没有食堂，但分发烂菜汤也不会在工棚里，而是在厨房旁边，领到后必须经过严寒的露天拿回工棚，到那里时烂菜汤已经冰冷了。犯人大批死亡，住院部满是垂死的病人。
　　将来什么时候光是把惩戒区列举出来，就足以构成一项历史研究，何况很不容易把它弄清楚，一切都将磨灭掉。
　　给惩戒区指定的是这样一些工作。到离区三十五公里的远地方去割草，在那里住在漏雨的草棚里，在沼泽地里割草，脚老得浸在水里。（遇到好心肠的管押士兵，犯人们可以采食浆果，警惕性高的士兵就开枪打死人，但还是有采食的，因为想吃东西呀！）贮备青贮饲料也是在那些沼泽地带进行，蚊纳成群，却无任何防护方法。（脸和脖子都被咬坏了，满是疤痕，眼皮肿了，人几乎成了瞎子。）——在维切格达河滩地采掘泥炭：把冻结的淤泥层用重锤凿破、揭开、去掉，从下面取出融化了的泥炭，然后装上雪橇，自己拉到一公里外的高地去（营方舍不得马匹）。普通的土工（沃尔库塔附近的“土工”独劳点）还有一项惯常的惩戒劳动——露天开采石灰和烧石灰，还有采石。不可能—一列举出来。凡是艰苦的劳动中最艰苦的，难受的劳动中最难受的——这就是惩戒劳动。每个劳改营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惩戒劳动。
　　送到惩戒区去的犯人通常是；信教的、倔强的犯人和窃盗犯（不错，是窃盗犯，由于地方上的教育者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使得伟大的教育制度在这里遭到破坏人那里关着整工棚的拒绝为魔鬼工作的“尼姑”（在伯朝拉国营农场为在押犯人设立的惩戒营里，她们被关在水深及膝的禁闭室里。一九四一年秋天给了她们五十八条一14的判决，全都枪毙了）。神甫维克托·施波瓦尔尼科夫“因进行宗教宣传”（复活节前夕为五名女卫生员作了“彻夜祈祷”）被送进惩戒区。送到那里去的有胆大妄为的工程师和其他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送去的还有捕获的逃犯。那些怎么也不愿意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打成一片的社会亲近分子，也被咬紧牙关送了去（分门别类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我们不会责备劳改营领导有时无意中出错：例如，从卡拉巴斯派出了两辆大车，一辆装信教的妇女去儿童村照料劳改营的儿童，一辆装女盗窃犯和患梅毒的女犯去多林卡的惩戒区——康斯巴依。但她们把东西放错了车子，于是患梅毒的女盗窃犯就去照料儿童，而“尼姑们”就上了惩戒区。后来才想了起来，也就这样留下了）。
　　常常因拒绝充当眼线而被送往惩戒区。他们大多数都死在惩戒区，当然不会讲述自己的遭遇。那些杀人凶手行动人员更不会说到他们。土壤学家格里戈里耶夫就是因这个缘故被送去的，但他活了下来。爱沙尼亚农业杂志编辑埃尔马尔·努吉斯也是因此被送往惩戒区的。
　　这里还有一些与女人有关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不能周密而严格地作出判断，因为背后总有我们所不知的某种隐秘因素。然而下面是一件伊琳娜·纳格尔亲口讲述的经历。她在乌赫塔国营农场行政科当打字员，就是说，是一个找到舒适位置的杂役。她长得体面、茁实，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有几分是为了行动方便，穿着一条灯笼裤和如像滑雪时穿的那种上衣。了解劳改营生活的人就会明白，这是多大的一种诱惑。行动人员西多连科少尉想同她发生较亲密的关系，纳格尔回答他说：“宁可让最次的扒手吻我！你怎么不害臊，你的小娃娃在隔壁哭哩！”碰了她的钉子后，行动人员突然翻脸说：“难道你以为我喜欢你吗？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就这样吧，你以后将同我们合作。”她拒绝了，于是就被送往惩戒劳改点。
　　下面就是纳格尔到惩戒区后第一晚所看到的景象：在女犯工棚里混合住着女盗窃犯和“尼姑”。五个姑娘裹着床单走路：女盗窃犯们昨夜玩牌时把这几个姑娘身上的东西都当做赌注输光了，就让她们脱下来交出去。突然，一伙穿着村裤戴着细毛毡礼帽的男盗窃犯带着一把吉他闯了进来。他们唱着自己的盗贼小夜曲之类的歌子。突然又有一伙男盗窃犯气乎乎的闯了进来。他们抓住了自己的一个姑娘，把她扔在地上，用凳子打她，用脚踩她。她叫喊，后来就叫不出声来了。大家都坐着，不仅不干涉，而且好像看都没有看见似的。过些时候，医士来了：“谁打了你？”挨打的姑娘回答说：“从板铺上掉了下来。”就在这一晚，纳格尔也被她们玩牌输掉了，但狗腿子独眼龙瓦西卡救了她：他偷偷报告了营长，营长就把纳格尔带到门房去过夜。
　　到惩戒派出点（像内罗勃拉格的帕尔马，到泰加林的最深密处）去工作对于警卫队士兵和看押人员说来也常常被认为是受处分，犯了错误的也往那里送，更常见的是用自我警卫队员来代替他们。
　　如果说在劳改营里没有法律和真理，那么，在惩戒区里就更不必去找寻了。盗窃犯们在那里胡作非为，公然带着刀子走来走去（沃尔库塔“土工”独劳点，一九四六年），看守们为躲开他们而跑到区外去，而这还是发生在五十八条犯人占多数的时候。
　　在伯朝拉附近的章图依惩戒劳改营，盗窃犯们出于恶作剧烧掉了两座工棚，禁止烧煮食物，赶走了厨子，杀死了两个军官。其余的军官甚至在丢掉肩章的威胁下都拒绝进营区。
　　在这种情况下，长官们就求救于“以夷治夷”的办法：任命了一个从别处紧急调来的带着一批帮手的“狗腿子”当章图依的管理主任。他们在第一晚就捅死了三个盗贼，这才开始稍稍安定下来。
　　有一则谚语早就预见到：贼死于贼手。群岛教父们依照先进学说把这些社会亲近分子繁殖得超过了任何限度，使自己都已经吃不消了，除了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很使他们彼此动刀子（战后年代盗窃犯与“母狗”的战争震撼了群岛）之外，就没有了别的出路。
　　当然，盗窃犯们尽管外表上多么放任，他们在惩戒营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们也正是想利用这种嚣张行为从这里脱身出去。像一切寄生虫一样，生活在可以供他们吸取养分的人们中间对他们更有利些。有时，为了不去例如著名的沃尔库塔石灰厂之类的惩戒营，盗窃犯甚至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战后年代对某些累犯甚至在法院判决书上就写好：“在沃尔库塔石灰厂关押。”上面就把螺钉拧紧了。）
　　在那里，大家都随身带着刀子。“母狗”和盗窃犯每天都互相宰杀。厨子（“母狗”）任意盛菜汤：有的结得稠，有的给得稀，有的就干脆往脑门上给一勺。派工员拿着一根钢筋走来走去，嗖的一声就把人当场抽死。“母狗”们身边养着一些男孩，供玩男色之用。有三种工棚：“母狗”工棚、盗窃犯工棚和“福来儿”工棚。“福来儿”——做工：在劳改营附近的低处开采石灰，然后把石灰石用担架抬到山崖上来，在那里堆成圆锥形，里面留下烟到；点火焙烧；然后在浓烟、烟炱、粉尘中把灼热的石灰摊开。
　　在治达劳改营里，巴扬戈尔惩戒区是闻名的。
　　在还没有该受惩罚的犯人的时候，先给克拉斯拉格的列伍奇惩戒独势点送去了一批“核心劳力”，即一百五十来个毫无过错的身强力壮的犯人（尽管那是个惩戒点，可是上头要求劳改营长官完成生产计划，那只好把普通的苦力们硬打进惩罚点了！），然后再送去盗窃犯和按五十八条判刑的长刑期犯人——重罪犯。盗窃犯们已经有点怕这些重罪犯，因为这些重罪犯已经背着二十五年，在战后的环境里杀死一个盗贼不会再使自己的刑期加长，这已经不会像在运河工地上那样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捣乱。
　　列伍奇的工作日表面上似乎是十一个小时，但实际加上到森林上工来回走路（五至六公里）就成了十五小时。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回到营区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犯人体力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出现了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一般派工出发后，让拒绝出工的犯人在俱乐部排好队，派工员走来走去挑选谁该强制出工。这样的拒绝出工犯人脚上穿着树皮鞋（“鞋袜当令”，零下六十度），身上穿着破烂的外套，被推出区外——在那里嗾使五条狼狗向他们扑去：“上呀！”狗把拒绝出工犯人拽翻在地，又撕又抓。这时便把狗叫回，一个中国人赶着一辆掏粪的牛车过来，装上拒绝出工者运到工地，从路堤上把车上的人推进一片凹地。作业班长廖沙·斯洛博达在下面等着，用棍子打他们，直到他们爬起来给他干活为止。他们完成的工作量，他记在自己作业班的帐下，而他们所得到的是三百克的面包——关禁闭的口粮。（想出这套阶梯式办法来的人——可算得是个小斯大林！）
　　加林娜·约瑟福夫娜·谢列市里亚科娃！为什么你不写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你的主人公们蹲在劳改营里什么事也不做，不到哪儿去劳动，而只是谈论列宁和斯大林呢？
　　五十八条的一个普通苦力要在这种惩戒劳改点上活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北铁劳改营的惩戒派出分点上（长官是克柳奇金上校），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曾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把人大卸八块，煮了吃。
　　这恰恰是发生在我国人民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
　　喂，克柳奇金上校！你在什么地方给自己修建了养老的私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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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社会亲近分子

　　让我这枝秃笔也参加对这个部族的歌颂吧！他们曾作为海盗、海上走私者、流浪汉、逃犯而被歌颂过。他们曾作为绿林好汉——从罗宾汉直到喜歌剧中的江湖豪杰而被歌颂过，说他们富有同情心，说他们劫富济贫。啊，卡尔·莫尔的高尚战友！啊，叛逆成性的浪漫主义者切尔卡什！啊，宾汉·克里克、敖德萨的浪人和敖德萨的吟游诗人！
　　整个世界文学不是都歌颂过盗贼吗？对于弗朗索瓦·维永，我们不去求全责备，但无论雨果或巴尔扎克都未能避开这条道路，就连普希金也曾赞赏过吉普赛人身上的盗贼因素（拜伦又怎样呢？）。然而，像苏维埃文学那样广泛、那样一致、那样彻底地歌颂盗贼的，却从未有过！（正是因为有崇高的理论根据嘛，不光是有高尔基和马卡连科作俑。）
　　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游艺场的舞台上带着浓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痴的听众也对着他嚎叫。维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笔下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哥儿们说的正是这种江湖黑话。而且，他们的机智正是通过这种江湖黑话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哪个不是怀着神圣的激动在向我们描写盗贼——开头是他们生动的放荡不羁的否定一切的态度，结尾是他们的符合辩证法的改造。——马雅可夫斯基如此（萧斯塔科维奇步武其后——芭蕾舞剧《小姐与流氓》），列昂诺夫如此，谢尔文斯基如此，英贝尔也如此，难以—一列举。盗贼崇拜在文学缺乏正面人物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甚至像维克托·涅克拉索夫这样的高经叛道的作家，也没有找到比丘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更好的形象来体现俄罗斯的英雄气概。甚至塔季扬娜·叶赛宁娜也中了这种魔术，给我们塑造了温卡·“方块钩”的“天真无邪”的人物形象。也许只有那善于不带偏见去观察世界的田德里亚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赞赏不已的笔调向我们描写一个盗贼（《三点、七点、爱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尔丹-谢苗诺夫好像自己也蹲过劳改营，但却全然胡诌地说什么：窃贼沙什卡·亚历山大罗夫（《岩上的浮雕》）在那个似乎因认识列宁和打过高尔奈克而受到全体盗窃犯尊敬的共产党员彼特拉科夫的影响下（完全是阿维尔巴赫时代的传奇式的论据），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组织成一个作业班，并且不靠剥削他们生活，（可不是吗！阿尔丹·谢苗诺夫知道得最清楚！）而为给他们弄饭吃去操心！为了这个目的，他去同自由雇员们玩牌赢钱！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这些赢来的钱买茶叶沏一杯迷魂汤；对于六十年代，这是多么陈腐不堪的荒唐笑话！
　　四六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卡卢加关卡的小劳改营里，一名盗窃犯俯卧在三层楼的窗台上，放大嗓门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盗贼的歌曲来。歌声没遮拦地穿过门岗，穿过铁丝网，在大卡卢加的人行道上、在无轨电车站上和涅斯库奇内花园的邻近处都听得到。在这些歌子中，歌颂了“轻松生活”、杀人、盗窃和抢劫。看守、教育员、门岗不仅谁也没有去阻止他，甚至谁也没有想到去喝斥他一声。可见，宣扬盗贼的观点根本不违背我国的生活制度，不威胁这种制度。我蹲在隔离区里想，要是我现在走上三层楼去，就从这个窗口，用同样大的嗓门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听到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样的关于战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编一支关于受侮辱受跃朗的前线军人遭遇的歌曲，——那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呀！人们马上就会跑来！等不到人们跑拢，就会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过来。他们会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给我会上个新的刑期。然而盗窃犯却在唱着，自由的莫斯科人在听着——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们爱说的那样，历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时期存在过（在西方现时还存在着）一种对盗贼的不正确观点，把他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固定不变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递解站上和监狱里，把政治犯同他们分隔开来，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如n·雅库博维奇所述，挫折他们在囚犯界里的放纵习气和带头地位，禁止他们担任公共职务、肥缺，从而坚决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萨哈林岛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吞了进去而没有吐出来。”在！日俄对刑事惯犯采用的公式是：“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套进法律的铁轭！”（乌鲁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无论在国内生活中或者在俄国的监狱里，盗贼们都没有为所欲为。
　　但是，任格掉下来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来，刑事犯罪分子们呼地一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跟自由公民们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乱跟政治犯一道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克伦斯基优惠的大赦令，接着就放出来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万士兵的开小差中，然后在国内战争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盗贼们的欲望，大大地放纵起来了，再也不愿把头套在轭下了，何况还向他们宣布不需要这样做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和有趣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的敌人，也就是一种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生路”（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母狗”，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坚强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2.强者有理。
　　3．人家没有砸在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轮到自己头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做过。斯大林也这样做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独特的法典”，他们说话讲“信用”。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爱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乌鸦车”里遇上这帮鬼怪……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爱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种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色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里会遇到打败高尔察克的胜利者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小轿车和别墅警卫严密。商店和仓库处在法律的庇护下。因为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谓改造盗贼只不过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废话。于是，他就把他们的精力调动到别的地方去，唆使他们去偷盗自己国家的公民。
　　请看三十年来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样处理的：职务上的盗窃、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公物？从仓库里偷走了一箱东西？从集体农庄偷了三个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盗窃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毕生积攒下来的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如果在偷盗时没有杀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时——六个月……
　　由于处理宽大，盗贼也就繁殖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权用自己的法律向盗贼们明说了：不要偷公家的东西！去偷私人的东西！因为私有财产就是旧时代的复活（而大人物的财产则是未来的希望……）。
　　于是盗贼们心领神会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们显得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可是他们总是到困难的、危险的、要掉脑袋的地方去拿东西吗？不是的。他们总是畏缩地、贪婪地往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钻——去剥单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护不严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谁能不记得这种老是悬挂在公民头上的威胁：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归！不要戴表！身上不要带钱！家里不要走空！要上锁！装护窗板！养狗！（没有被及时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现在写文章嘲笑忠实的看家狗……）
　　在反对个人独立地位的彻底斗争中，先是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马，答应代之以拖拉机（好像马只是拉犁的牵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员，不是你心灵的一部分！），随即就开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个朋友——狗。狗要进行登记，把它们送进剥皮场，经常是由地方苏维埃派出打狗队开枪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条狗。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不是出于经济上节省的考虑，理由还要深刻些：狗既不听广播，也不读报，好像是个不受监督的国家公民，并且是体力强壮的，但这种力量不是用来为国效劳，而是去保护主人个人，不管地方苏维埃关于它的主人作出了什么决定，也不管半夜上门的人们带着什么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亚并非开玩笑地建议公民们不要养狗，而要养……猪！猪是没有原则的。它为每一个拥有刀子的人长肉增膘。
　　然而，对狗的迫害从来也没有波及对国家有用的执行行动和守卫任务的狼狗。
　　有多少遭盗窃的公民知道，民警机关甚至不会去查找罪犯，甚至不会立案，免得结案的表报显得不好看：如果对盗窃犯只会判六个月，并且折抵下来还要去掉三个月，干吗要花费力气去抓他呢。何况抓到的匪徒还不知是否会受审判？因为检察机关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个会议上都要求他们做到这点）而采取一种奇怪做法，即干脆暗中结案，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会有许多被告的案子。
　　最后，必定会减刑，当然，减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证人当心点儿！——他们很快都会回来，谁作了证的，谁腰上就会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进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开你邻居的箱子——你就眯缝起眼睛，从旁边过去！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盗贼这样教育我们，法律也这样教育我们！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对文学外，对什么都敢于大胆议论的）《文学报》在一篇大文章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夜里，在莫斯科的街上，在两个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闹地行凶，并且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查明，两家（我国的家庭！苏联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见了窗外的情况，但谁也没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们的一个同楼住户（也许他当时也被吵醒，但报上没有说明），一九一六年的党员，退休上校（大概是闲得发慌），自动承担起了社会公诉人的义务，他奔走于编辑部和法院，要求把这两家作为杀人共犯追究责任！记者也大唱高调：这虽然够不上触犯刑律，但这是——一耻辱！耻辱！
　　不错，是耻辱，但是谁的耻辱？正像我国充满偏见的报刊上一贯的情形，在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东西外什么都写到了。这没有写出来的主要东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为了在人民中沽名钓誉，使战后费了好大劲儿抓起来的杀人犯、匪徒和盗贼在全国泛滥成灾（盗贼受宽待——好人倒了霉）。
　　2．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关于正当防卫范围”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这种害怕超过正当防卫范围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红军战士亚历山大·扎哈罗夫在俱乐部旁遭到一个流氓的殴打。扎哈罗夫拔出了小折刀，杀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杀人论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那我应当怎么办呢？”检察长阿尔齐舍夫斯基回答他说：“应当逃走！”
　　那么说来是谁在培育流氓呢？！
　　3．依照刑法典，国家禁止公民们拥有火器或冷兵器——但自己却不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国家把自己的公民交给匪徒们任意摆布，却竟敢通过报刊号召对这些匪徒实行“社会抵抗”！用什么来抵抗！用雨伞？用擀面杖？——先是大量繁殖了匪徒，然后开始组织人民纠察队来对付他们，这种人民纠察队在法律之外行动，有时自己就变成了匪徒。须知本来可以简单地一开始就“按下他们的头去套进法律的轭里！”可是唯一正确的学说挡住了路！
　　如果妻子放丈夫出去，丈夫带着棍棒跑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是匪徒杀死了他们，这很可能。或者是他们杀死了匪徒——那就会因超过正当防卫范围而坐牢。退休上校早晨带狗出去遛弯儿的时候，在两种场合下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对事件评述一番。
　　在法国影片《朝霞滨河街》里，工人们不经当局同意，自己抓盗贼，自己惩罚他们——这种真正的主动性在我国不会被看作任性行为而扑灭吗？这样的思路和这样的影片——在我国难道是可能的吗？
　　但这还没有说完！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有一个助长盗贼和匪徒猖獗的重要特点——害怕公开。我国的报纸充斥着谁也不感兴趣的关于生产捷报的报道，但你在报上却找不到关于法庭审判的报告，关于犯罪的报道。（因为根据先进的理论，犯罪只是因为存在阶级而产生的，而我国已经没有阶级，那就是说，也不会有犯罪，因此也就不能在报纸上报道犯罪！不能给美国报纸提供材料，说我们在犯罪方面也不落后于他们！）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就把罪犯的像张贴在房屋的墙壁上，他们从酒吧间的柜台上、从电车的窗上瞧着你，罪犯感到自己是一只过街的老鼠。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报刊只字不提，罪犯的像片不张贴，杀人凶手跑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别的省去，平平安安地住在那里。内务部长也无须在议会里进行辩解，为什么没有找到罪犯：因为除了那个小城镇的居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找到——很好，找不到——拉倒。杀人犯——不是偷越国境者，他并不那么危险（对于国家），以至需要宣布全苏联的通缉。
　　犯罪现象——像疟疾病一样：一旦报告已经绝迹——就再也不能去治这种病了，再也不能作出这种诊断了！
　　当然，无论民警机关和法院，都想结案。但这就得办一项手续，而这种手续则更加有利于真正的杀人犯和匪徒：随意指控一个倒霉的人犯有未破案的那桩罪行。他们特别乐于做的是把几起犯罪加给已经作了一起案子的人。——值得回想一下彼得·基济洛夫一案（1959年12月11日和1960年4月《消息报》——他曾两次因不是他所犯下的杀人罪，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就被判处枪决（！），还可想起阿列克先采夫（1960年1月30日《消息报》）一案（情形相似）。如果波波夫律师的信（就基济洛夫一案）不是写到《消息报》，而是写到《泰晤士报》，结果就会使皇家法院法官被撤换或者引起政府危机。可是在我国，过了四个月后才召开了省委会（为什么是省委？难道法院属它管吗？），并且，考虑到侦查员的“年轻”、“缺乏经验”（为什么把人的命运信托给这样的人处理呢？）、“参加过卫国战争”（在处理我fll的时候却没有考虑过这点！）——有的在干部登记卡里记上一过，有的则告诫一下了事。至于主要刽子手雅科文科，因采用了刑讯（这是发生在二十大以后！），再过了半年后，好像给了三年，但他是自己人，是根据指示办事的，是在执行命令——难道实际上会让他服刑吗？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呢？……而对律师波波夫这个人却必须采取措施，把他赶出别尔哥罗德；让他记住一条既是盗贼的也是全苏联的原则：“没有砸到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
　　因此，任何一个出来打抱不平的人，都会三次地、八次地后悔出了头。这样，惩罚制度反过来对盗贼变成了奖励制度，于是，在狱外，在狱内，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间他们就像霉层一样茂盛地长了起来。
　　不管什么事情，历来总有使之神圣化的崇高理论。说盗贼是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同盟军，这并不是轻浮文人自己下的定义。这是写在苏联劳改政策的教科书（有过这样的教科书。曾经出版过！）里的，写在劳改营学的学位论文和科学论文里的，最实际地写在作为劳改营官员教材的各种指示里的。这一切来源于唯一正确的学说，它用阶级斗争而且只是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千变万化的人类生活。
　　请看这是怎样论证的。职业罪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分子（即工程师、大学生、农艺师和“尼姑”）同等看待：后者坚定地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前者只是（！）政治上不坚定而已（职业杀人犯只是政治上不坚定！）。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因此他不会同阶级敌对分子搞在一起，而乐意亲近无产阶级（等着吧！）。因此，他们在古拉格的官方术语里也就称为社会亲近分子（你在同谁结亲戚……）。因此，各种指示翻来覆去地说：应当信任刑事惯犯！因此，应该通过文化教育科坚持不懈地向盗窃犯们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同全体劳动者的一致性，教育他们“对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采取蔑视的敌对的态度”（记住，阿维尔巴赫说过；是他教唆你去偷东西，你自己本来不会去偷！）并“寄希望于这些情绪”！（你记得“要在劳改营里燃起阶级斗争”吗？）
　　“卷了铺盖卷的”贼米纳耶夫在《文学报》（1962年11月29日）上发表的给我的信中说：“我甚至感到自豪，我虽然是个贼，却并不是叛徒和变节分子。他们一遇方便机会就竭力让我们这些贼明白，我们对于祖国毕竟还不是无可救药的人，我们虽然是浪子，但终究还是儿子。至于‘法西斯分子’，则在地球上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在理论上还有这样一些主张：应当去研究并利用盗窃犯的优良品质。他们喜欢罗曼蒂克吗？——那就“使劳改营长官的命令带上罗曼蒂克的光环”。他们向往英雄主义吗？那就让他们在工作（如果肯承担的话）上去表现英雄主义！他们狂热吗？——那就让他们在竞赛中去发挥狂热精神！（知道劳改营和盗窃犯的人很难相信，这话并不是出于痴呆人的手笔。）他们爱面子吗？他们喜欢引人注目吗？——那就用称赞、表扬去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吧！提拔他们去担任领导工作！——特别要提拔贼头，以便为劳改营的利益而利用他们在盗窃犯中已经树立的威信。（在阿维尔巴赫的专著中就是这样写的：贼头的威信！）
　　当这种严整的理论降临到劳改营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发生了下面的情形：恶习最深的盗窃犯被授予群岛上的、劳改地段和劳改点上的无限权力——支配本国居民、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权力，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未曾有过，无论在哪个国家里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权力他们在狱外的时候想都不能想象——而现在却把所有其余的人当作奴隶交给了他们。有哪个匪徒会拒绝拥有这样的权力呢？核心盗贼！上层盗贼完全控制了劳改地段，他们与自己的临时夫人住在单独的“小室”式帐篷里。（或者任意从自己的臣民中挑选有模样的女人。五十八条中的知识分子妇女和年轻的女大学生使他们的菜单丰富多样。恰夫达罗夫在诺里尔拉格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女贼向自己的贼男人建议：“想要我把十六岁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带给你尝尝吗？”那是一个因为偷了一公斤谷物而落到北方劳改十年的农村姑娘。姑娘不肯就范，但女贼很快使她屈服了：“我宰了你！我难道不如你吗？你就躺到他下面去！”）他们有六个从苦力中挑出来的仆人，给他们倒尿盆。用发给大灶的不多的肉和油脂给他们单独做饭。低一级的盗窃犯担任派工员、生活助理员、管理主任等领导工作。早晨他们拿着“板子”两个一起站在犯人帐篷的入口处发号施令：“都出来！”小贼们被利用来殴打拒绝上工的犯人——即那些已经没有力气去做工的犯人（太梅尔半岛的长官曾坐着小汽车到派工地去欣赏盗窃犯怎样殴打五十八条犯人）。最后，能说会道的盗窃犯们洗干净了脖子，被任命为教育员。他们发表讲话，教训“五十八条”们该怎样生活，而自己却靠偷来的东西过日子并且得到提前释放。在白海运河工地上，这样的一个社会亲近分子教育员，虽然对建筑事务一窍不通，却能撤销社会异己分子工地主任的施工安排。
　　这不仅是转化为实践的理论，而且还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谐调。这样做对盗窃犯们有好处。这样做使长官们生活得更太平：不必沾手（打人），不必费嗓子，不必详细过问事情，甚至可以不在营区内露面。而且这样做对于实行压迫也有很大好处：盗窃犯会更无耻、更凶残地实行压迫，完全不怕在法律面前担负什么责任。
　　而且，就是在没有让盗贼们主宰一切的地方，他们依照这种阶级理论也是相当受到宽待的。盗窃犯能到区外去出工——这已算是可以请他们作出的最大的牺牲了。干活的时候他们可以任意躺着、抽烟、讲自己的盗贼故事（关于得手的事情、关于越狱、关于英勇行为），夏天晒太阳，冬天在篝火旁取暖。他们的篝火堆，看押人员从来也不会触犯，而五十八条犯人的篝火堆却经常被扔散、踏灭，而五十八条犯人完成的立方（木材、土、煤），事后就写在他们的帐上。甚至还把他们送去参加突击工作者大会以及一般的惯犯大会（德米特拉格、白海运河）。
　　盗贼在获释后也还保留着靠他人血汗生活的习惯，虽然初看起来这是与他们的长入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一九五一年，在奥依-米亚康（乌斯特-涅拉）释放了一名盗窃犯克罗哈廖夫，他就在那个煤矿上当了采煤工。他手里连锤子也没有拿过，采矿工长把犯人的产量算在他头上而使他月月超产。克罗哈廖夫每月挣得八一九千，拿出一千给犯人们解馋，犯人们对此很高兴，都不吭声。作业班长，犯人米留奇欣在一九五三年试图打破这种做法。狱外的盗贼们给了他几刀子，反而控告他犯了抢劫罪。他受到了审判，重新又得了二十年。
　　希望不要把这项附注理解为对那条流氓无产阶级不是私有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修正。当然不是私有者！克罗哈廖夫并没有用自己的八千卢布去造别墅。他把这些钱都花在玩牌、喝酒和女人身上了。
　　请看一个女贼——别列戈瓦姐，载入了伏尔加运河光荣的编年史的女贼。她无论被关进哪个关押所去，都成了那里的祸害，在每一个民警派出所里她都耍无赖。如果她出于调皮也去上工，事后就把做成的一切都毁掉。一九三三年七月，她带着一串前科被送到德米特拉格。往下就是一章传奇：她走进了“印度”，在那里没有听见骂娘的声音，没有看见有人玩牌，感到奇怪（只有这种奇怪是确实的）。据说有人向她解释，这里盗窃犯们都在埋头劳动。于是她马上去上工挖土，并且工作得“很好”（应读成：把别人的土方算在她帐上）。往下是真事：十月里（天气冷起来）她并没有生病，却上医生那里去要求（袖里藏着刀吗？）开几天病假。医生乐意地（！他总是有许多病号名额）答应了。女派工员波利亚科娃是别列戈瓦娅的老朋友，自动给她增加两个星期去偷偷懒，给她记上假工时（就是说，又是从苦力们身上扣下完成的土方量算在她帐上）。这时就出了事情，别列戈瓦娅对派工员的令人羡慕的生活看得眼馋，也想去当当“母狗”。有一天，当波利亚科娃叫醒她去出工的时候，别列戈瓦哑声明，她在没有揭穿波利亚科娃在工时、定额和口粮上玩弄的鬼花样以前，不打算去挖土（报恩的感情对她没有多大约束力）。她设法让行动人员传见了她（盗窃犯不怕行动人员，他们不会有获得第二个刑期的危险，但“反革命分子”不出工试试！）——并且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落后的男犯作业班的班长（看来她保证了要去打碎这些垂死者的牙齿），后来又接替波利亚科娃成了派工员，再往后成了女犯工棚的教育员（这个骂娘专家！这个女赌棍！这个女贼！）和建筑施工队长（就是说已经支配起工程师来了）。在德米特拉格的所有光荣榜上总是装饰着这个穿着皮夹克挎着图囊（从别人身上卸下来的）长着一口利牙的“母狗”。她的手善于打男人，眼睛像妖婆。阿维尔巴赫颂扬的正是她这样的人物！
　　劳改营里盗窃犯的道路正是这样容易：小小地闹一场，出卖一次朋友，往后就可以去打人、踩人了！
　　有人会反驳我说，只有“母狗”才会去担任职务，而“诚实的盗贼”是信守贼帮戒律的。这两种贼我都不知见过多少，但从来也没有看出一种败类要比另一种败类高尚些。盗贼用火钩子撬爱沙尼亚人的金牙。盗贼（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拉格）把立陶宛人扔在厕所粪池里，因为他们不肯把外面送进来的食物交给他们。盗贼抢劫被判死刑的犯人。盗贼们闹着玩似地把随便碰上的同监犯人杀掉，只是为了作一起新案来引起侦查和审判，好在暖和地方度过冬天或者离开他们目前所蹲的条件艰苦的劳改营。至于讲到在严寒天气剥人衣服鞋子这类小事，还有什么可说？还用去说；夺走别人的口粮这种事吗？
　　石头不长果子，盗贼不做好事。
　　古拉格的理论家们愤愤不平说：富农分子（在劳改营里）甚至不把盗贼们当作真正的人看待（据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富农分子的野兽本性）。
　　如果他们把你的心掏出来吸血，怎么能把他们算作人呢？他们的整个“罗曼蒂克的自由精神”就是吸血鬼的自由精神。
　　没有亲自与盗贼狭路相逢过的有教养的人们反对这样无情地评价盗贼界：对盗贼如此气忿的那些人的动机，是不是对私有制的暗中热爱呢？我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吮你心的吸血鬼。他们接连不断地糟蹋一切我们认为是属于自然的人性范围内的东西。——但难道这是已经那么没有希望了吗。须知这并不是盗贼的天生素质！但他们心灵的善良方面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大概，已经被盗贼界的法律扼杀了，压下去了，因为依照这种法律，我们这些他们之外的人都不是人。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过恶行的阈限。显然，浸透了盗贼法律精神的盗窃犯们不可逆转地越过了某种道德上的阈限。还会有人反对：可是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毛贼，真正的大盗，盗贼界的头头们，都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掉了。确实，我没有看见过二十年代的盗贼。但是，我缺乏想象力去设想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物。
　　但是已经够了！我们也要为盗贼们说句辩护话。他们是有“独特的法典”和独特的荣誉观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是我国行政人员和文学家们想要的那种爱国者，而在于他们是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强盗。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百般照顾——他们一秒钟也不尊重这种专政。
　　这个部族降临到尘世来是为了生活！既然他们蹲监牢的时间几乎同呆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那么他们在监狱中也想要摘取生活的花朵，而这种监狱是为了什么目的设立的，以及与他们一起相处的其他人怎样受苦，对他们都毫不相干。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并且享受着这种桀骜不驯的果实—一所以他们干吗要去关心那些俯首贴耳当一名奴隶而死去的人呢？他们要吃——他们就把看到的一切可吃和好吃的东西夺来。他们想喝——一他们就把从邻居那里夺来的东西卖给押解队员去换伏特加酒。他们想睡得柔软——尽管他们样子威武，他们认为随身带着枕头、棉被或绒毛褥子是完全光荣的（何况那里还是藏刀子的好地方）。他们喜爱天赐的太阳光，如果不能上黑海疗养地去，那就躺在建筑工地的屋顶上、采石场上、矿井的进口处（让傻小子们到地下去吧）。他们肌肉发达，可以聚成肉疙瘩。他们在自己的古铜色皮肤上刺满花纹，就这样来使他们的艺术上的、色情上的甚至道德上的需要得到经常的满足：他们彼此观赏着刺在胸部、腹部、背部的停在岩石上的或翱翔于天空的雄鹰；光芒四射的金盘（太阳）；拥抱在一起的男女；以及他们享乐的个别器官；突然在心旁看到了——列宁或斯大林，或者甚至两人一起（但其价值与挂在盗贼脖子上的十字架相等）。有时，一个把煤块扔进屁股眼里去的司炉或者正在玩手淫的猴子的图象会引起他们大笑。他们彼此可以读到虽然是早已熟悉但重见时仍然可亲的字句：“我X全体贱货的嘴！”（听起来好像“我是阿萨尔哈东国王！”那么庄严）或者是刺在女贼腹部的：“愿为热烈的……而死！”甚至还可在一只已经在人家助下桶过几十刀的手上读到一句小小的箴言：“记住母亲的话！”或：“我记得爱抚，我记得母亲。”（盗窃犯们崇拜母亲，但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履行她的告诫。叶赛宁的《母亲的信》在他们当中很流行，后来还有叶赛宁所有比较简单的诗。他的某些诗，如今《……信》、《黄昏紧蹙了黑眉》，他们会唱。）——为了强化他们飞速流逝的生命中的感受，他们喜欢吸食麻醉剂。最容易得到的是印度大麻，它就是普兰特草，卷着抽。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歌唱：
　　啊，普兰特草，普兰特草，你是神药仙草，
　　你使全体施尔马赤快乐逍遥。
　　不惜，他们在大地上不承认私有制，这点确实和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拥有别墅和小汽车的共产党人格格不入。他们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东西去取来（如果这不太危险）。甚至当他们丰衣足食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想去拿别人的东西，因为一个小偷看到一件没有偷到手的东西心里就难受。抢来的衣服，他们只穿个新，一穿厌了，很快就玩牌输掉。通宵不断地玩牌赌博，带给他们最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俄国贵族。他们可以赌眼睛（输了的当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当赌注，就是说输掉时把自己交出去供违反自然的使用。他们一赌输，就在驳船上或工棚里宣布搜查，再在“福来儿”身上找出点什么东西，继续进行赌博。
　　其次，盗贼们不爱劳动，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劳而获，他们为什么要爱劳动呢？当然，这妨碍他们同工人阶级接近（然而工人阶级当真那么爱劳动吗？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挣钱的途径而为了几个苦钱去拼死拼活吗？）。他们不仅不能“忘我劳动”，而且厌恶劳动，并善于把这点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举例说，他们有一次落入了农业派出点，不得不到营区以外去耙和燕麦套种的箭笞豌豆作饲草，他们不光是坐着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点着烧起来，并在这堆篝火旁取暖（社会异己成份的领班！——快来做决定吧……）。
　　曾经试图让他们去为祖国作战，但徒劳无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是整个大地。动员入伍的盗贼们坐在军用列车上，摇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的事业是右的！”我们的事业是左的！——为什么大家要逃跑？——哎哟哟为什么？”然后就是偷东西、被抓、沿着熟悉的递解路线押回后方的监狱。甚至当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都从劳改营申请到前线去的时候，盗窃犯们也没有提出申请。但当作战军开始向欧洲推进，散发出战利品的气息来的时候，——他们也穿上了军装，随着大军前去抢劫（他们把这德称为“第五乌克兰方面军”）。
　　但是，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要比五十八条犯人有原则得多！——无论哪个翻卷着靴筒、用半边脸做着怪相恭敬地说出“贼”这个神圣字眼的“叶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尼亚”——从来也不会去为加强监狱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铁丝网，挖营区隔离沟，修缮岗室，修理区内照明。这是盗窃犯的荣誉。监狱是造出来剥夺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为监狱工作！（然而，他并不会因这种拒绝而有得到五十八条的危险，可是，可怜的人民敌人要是这样做就会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于不受惩罚，盗窃犯们也就敢作敢为，而谁一旦被熊咬过，那就见了树墩也会害怕。）
　　不过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首长生了气，贼骨头们也有倒霉的。下面就是美籍意大利人托马斯·斯戈维奥讲的一件事情。（斯戈维奥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罗，赶上了参加美国的共青团。一九三三年他的父亲因共产主义活动被美国驱逐出境，全家来到苏联。在这里作为政治流亡者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供养，他们这样的人在苏联有好几千，等着在夺取他们的国家时能派上用场。但是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开始彻底打扫他们。父亲被关起来，一九三八年在猎市大街把托马斯也抓进去了——戴上了个“社危”（社会危险分子）帽子，五年——行动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经来到了科雷马。）在“侦察员”独劳点呆过一阵，身体不行了，俄语说不好，也听不大懂，他不明白在食堂里一个年轻强壮的盗窃犯为什么揍他。斯戈维奥躺在地上，鼻子流着血，看见那个盗窃犯从靴筒里抽出一把长刀——说话就要捅他。他仍躺在地上，心里难过，浑身无力，哇哇地哭了好久。那个盗窃犯干的是盗窃犯的活儿——运水。但是过了几个月，大冬天，不让他运水了，派去干一般劳动。他不干（盗窃犯一贯的脾气）。他被关了禁闭。出工时把他拖到门岗边，叫他站到大队前头。盗窃犯朝独劳点长脸上吐了口吐沫，对看守，对警卫破口大骂：“母狗！畜牲！法西斯！”警卫扒了他的衣裳（那是个严寒天气），只剩一条衬裤，把他捆在雪橇上——就这样拖出了大门。他一直在挣扎，嘴里还不住地骂点长和警卫。再拖了一会——冻死了。（可是你听斯戈维奥怎么说：“他差点没宰了我——这倒算不了什么。我觉得他是个英雄，我爱他——因为他骂了当官的。”）
　　要看到盗窃犯拿着报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死死认定，政治是耍嘴皮子，与真正的生活毫不相干。盗窃犯也不看书，或者很少看。但他们喜欢口头文学。在熄灯后无穷无尽地给他们胡诌故事的人永远能足吃他们抢来的食物并受他们尊敬，好像讲故事者和歌手在原始民族中受到的待遇。这些故事是取材于上流社会（一定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而又相当单调的廉价粗俗读物的大杂烩。在这些故事里不时闪现出男爵、伯爵、侯爵的封号，夹杂着盗贼们自己的传奇、自我吹捧、江湖黑话、盗贼们关于豪华生活的观念，故事的主人公结尾时得到的总是：伯爵夫人躺到他的“单人铁床”上，他只抽“卡兹别克牌香烟”，戴着“葱头”（手表），他的“大皮鞋”擦得锃亮。
　　尼古拉·波戈廷曾经到白海运河工地去体验生活，想必在那里花掉了不少公家钱，——可是在盗窃犯们身上什么也没看清，什么也没有懂得，说的都是谎话。由于在我国四十年来的文学中，除了他的一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外，没有任何描写劳改营的作品，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对它评论几句。
　　那些瞧着他们教育员的嘴巴并这样来学习怎样生活的反革命工程师形象的单薄，甚至无须加以评论。但是，关于他的那些“贵族们”，即关于盗窃犯们，却要说一说，波戈廷在他们身上竟然连那个简单的特点也没有看到，即他们是按弱肉强食的法则来夺人东西的，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掏人家的口袋。他把他们一个个都描写成小扒手，令人厌烦地、多次反复地在剧中着意发挥这一点，在他笔下，盗窃犯们甚至彼此间都你摸我偷（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只偷“福来儿”的，并且把偷来的东西都交给贼头）。波戈廷同样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在劳改营干活的真实动力是饥饿、挨打、作业班的联保共坐。他甚至没有弄清楚，在劳改营里谁是“同志”，，谁是“公民”。他只抓住了一点：盗窃犯的“社会亲近性质”（这是他在麦德维日的运河管理局听到的提示，或者还要早些，是在莫斯科时高尔基向他提示的）——便急急忙忙地去表现盗窃犯的改造。结果却成了对盗窃犯们的诽谤，我甚至想去驳斥这种诽谤来为他们辩解。
　　他们要比波戈廷（还有舍伊宁）所塑造的形象聪明得多，用廉价的改造是收买不了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比狱吏们更接近于生活，更完整，不含有任何唯心主义的因素！——而硬要挨饿的人们去劳动并在劳动中死去——这一类咒语纯粹是唯心主义。如果说在同长官公民或莫斯科来的记者谈话的时候，或者在令人啼笑皆非的群众大会上，他们热泪盈眶，声音发抖，那这只不过是演员的逢场作戏，旨在得到什么优待或减掉点刑期——而此时盗窃犯肚子里却一直在窃笑！盗窃犯很清楚地懂得（而从首都来的作家却不懂得）这场逗乐的玩笑。再之，要“母狗”米嘉不带武器并且不与看守员一起走进强管连的监室，而本地贼头科斯嘉却爬到板铺底下躲开他，这是不可能的！科斯嘉当然藏着刀，如果没有刀，那也会扑上去掐死米嘉，其中一人必将送命。（和前面相反，明明不是开玩笑，波戈廷却炮制了一个卑俗的玩笑：辛尼亚接受“再教育”的情节简直虚伪到可怕程度。她为什么要接受再教育？什么事迫使她非去推小车不可？）还要通过她来改造科斯嘉吗？！——还有两名盗贼转变以后当了卫兵吗？（普通犯可能这样做，但不是盗窃犯！）作业班间的竞赛，对于头脑清醒的恬不知耻的盗窃犯也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想拿自由雇员们寻开心）。最刺耳难忍的走调的音符是：盗窃犯们请求发给他们建立公社的规章。
　　再也不能把盗窃犯们说得更傻了，再也不能把他们诽谤得更厉害了！盗窃犯请求发给规章！盗贼们对自己的规章知道得清清楚楚——从第一次偷东西起直到最后一刀子插进脖子。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已经躺下的人。什么时候可以五个打一个。什么时候可以袭击睡着的人。对于自己的公社——他们比《共产党宣言》更早就有了自己的规章！
　　他们的公社，说得准确些——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里的单独的世界，为了巩固这个世界，几百年来在那里存在着严厉的法律，这种法律丝毫也不依赖于我们“福来儿”的法律，甚至不依赖于党的代表大会。他们有自己的规定尊卑辈分的法律，依照这种法律，他们的贼头根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在一走进监室或营区时就已经戴着王冠，并且马上就被承认为头头。这些贼头有时很有点智力，总是清楚地理解盗贼的世界观，并且背后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杀人和抢劫案。盗贼们有自己的法庭（“立规矩的地方”），这种法庭是以盗贼的“荣誉”和传统的法典为依据的。法庭的判决是毫不留情、必须坚决执行的，即使被判者目前在另一个营区而无法抓到（刑罚的种类是不寻常的：可以是大家轮流从上层板铺跳到在地上躺着的人身上，踩碎他的胸腔）。
　　还有，他们的“福来儿的”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福来儿的”——就是指普通人的，就是像大家那样的正常人的。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其道德、生活习惯和相互交往，最为盗贼们仇视，最受他们嘲笑，最与他们的反社会部族相对立。
　　不，盗贼世界的脊梁骨开始被折断不是实行“再教育”的结果（“再教育”只能帮助他们回去进行新的抢劫），而是由于五十年代斯大林一脚踢开了阶级理论和社会亲近关系，下令把盗贼们塞进隔离所去，塞进长期单身监室去，甚至为他们建造新的监狱（盗贼们称之为“保险箱”）。
　　在这些“保险箱”或“密封箱”里，盗贼们很快发蔫了，变得瘦弱了，精力消耗光了。因为寄生虫不能生活在孤独中，它应当盘绕着寄生在什么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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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娃娃犯人

　　群岛长着许许多多獠牙，具有无数面鬼脸，你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它，总是难以尽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厌恶。
　　娃娃犯人——这完全不是那些穿着灰暗的破衣烂衫、在街上乱跑、偷东西和在锅炉旁取暖的流浪儿，没有这些流浪儿便不能设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儿不是从家里而是从街头抓来送进未成年犯教养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就已经有这种机构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况是怎样的），未成年犯劳动习艺所（存在于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栅栏、门闩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烂的资产阶级术语，有可能称之为监狱），从一九二四年起还送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公社”。国内战争、饥馑、秩序混乱、父母被枪杀、父母在前线牺牲，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孤儿。当时司法机关确实曾经企图把这些儿童从街头的偷窃训练中拉出来，使他们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劳动公社中开始了工厂技艺的学习，以当时失业年代的条件而论，这是优待的安置，所以许多小伙子都乐意学习。从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中，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种工厂学校。少年犯们每日应当工作四一六小时，按全苏联劳动法典取得工资，余下的时间就学习和娱乐，也许沿着这种途径事情本会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条来的，这个条文规定，儿童犯偷盗、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致成残废和杀人罪的，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条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较轻，不是像对成年人那样“满打满算”。这已经是为未来的娃娃犯人开辟的通向群岛的第一个小口，但还不是大门。
　　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有趣数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岁（比这更年幼的就不计算了）到二十四岁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十月革命发生时正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几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个群岛居民的半数。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胜利十年后却置身于监狱中，并且还占了它的一半人口。这同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不大协调，但数字就是数字嘛。这些数字说明，群岛从来也没有缺少过年轻人。
　　但它应当年轻到什么程度——这是在一九三五年决定的。在这一年，在历史的柔软粘土上，伟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压了进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宁格勒、搞垮自己的党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儿童——他那么热爱的儿童，他是儿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还同他们一起照过相。这些恶作剧的淘气孩子，这些厨娘们的子女，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他没有别的办法去制服他们，便想出一条妙计：对这些儿童从十二岁（他的心爱的女儿也已接近这个界线，他已经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年龄）起可以满打满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说，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所解释的，“适用一切刑罚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枪决）。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当时很少理解各种法令的意义，我们老是看着斯大林手里抱着一个黑头发小女孩的肖像……十二岁的孩子自己去读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却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出来。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对于“在铁轨下放置各种物品”的也从十二岁起判刑（噢，这是在训练年轻的破坏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对于第十二条没有规定的其余各种犯罪——从十四岁起判刑。
　　这时发生了一个不大的干扰。卫国战争开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发表惊慌失措的讲话后过了四天，在德国坦克正冲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的时候，又发布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个法令，很难说，现在什么对我们更有意思：表明当局在那些火烧眉毛的日子里解决某个重大问题时的无动于衷的学院派作风呢，还是法令的内容本身。事情是这样的，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向最高苏维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状（可见大恩人也是了解这件事的），说是各法院对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适用得不正确：他们对蓄意犯罪的儿童才判刑。这种心慈手软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于是，主席团在战火中作出说明：上述解释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导入了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于是它按照检察长的意见向最高法院说明：在儿童不是蓄意而是过失犯罪的场合，也可对他们进行审判，适用一切刑罚方法（即“满打满算’）！
　　真了不起！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谁也没有接近过这样根本解决儿童问题的做法。从十二岁起就可以对过失行为判刑——直至枪决！
　　一九七二年三月，当听到一个十四岁的英国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贩卖麻醉品被判处了六年徒刑的时候，全英国都大为震惊——怎么能这样做呢？！可是当阅读斯大林的关于娃娃犯人的法律时，你们的左派领袖的眼睛和心灵都到哪里去了？
　　“儿童？！你们为什么消灭儿童？”一纽伦堡法庭审判席上的偶然对苏联国内法律一无所知（忘了自己过去是怎么审的了）的苏联法官尼基琴科震惊于被告们的罪行，表示了天真无邪的惊讶。英国、美国、法国的法官们带着更加诚实和聪明的神态和他并排坐着。
　　只有这样才能把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这样才能把集体农庄的穗头保护好！现在粮仓可以不断充实起来了，生活可以繁荣昌盛起来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儿童将走上漫长的改过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样有子有女的党员检察长们谁也没哆嗦一下！——他们毫不为难地签发逮捕证。那些党员审判员们也谁都没有哆嗦一下！——他们睁着明亮的眼睛判处儿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劳改！
　　因为“剃”穗头，判给这些小家伙的不少于八年！
　　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也是八年！
　　黄瓜不是这样计价的。萨沙因为从集体农庄的菜园子里偷了十条黄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岁的小姑娘莉达在库斯坦奈省的钦吉拉乌斯区中心的街上连泥带土地把从卡车上像一般细水似地漏下来的谷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来。因为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不是直接从地里或从仓库里，考虑到这个减轻罪责的情节，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审判员发了善心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个说明：对带有儿童胡闹性质的盗窃行为（在花园里偷几个苹果）——不判刑。根据类推，法院认为可以稍稍从轻处理（而我们可以从中推论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苹果是判过刑的）。
　　很多人因为从厂办学校逃跑而被判刑。诚然，对这种行为只判六个月（在劳改营里开玩笑地把他们称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请看看远东劳改营里对待“死囚”的情景；派他们从厕所里运粪。一辆双轮大车，上面有一个大木桶，满满装着恶臭的粪水。许多“死囚”有的架辕，有的从旁边和后面推——粪桶晃动时粪水溅在他们身上，而穿着哔叽衣服的脸色红润的“母狗”们哈哈大笑，用棍子驱赶着孩子们。——还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运到萨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们就用刀威胁着“信用讨”这些孩子以满足他们的性欲。——所以，就是六个月有时已经足够了）。
　　当十二岁的孩子跨进了成年犯人监室的门槛，作为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在几乎与他们不自觉生活的年数一样多的野蛮透顶的刑期方面、在口粮、烂菜汤、铺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样待遇的时候——“未成年犯”这个共产主义再教育的旧名词不知怎的便失去了价值，轮廓模糊，含义不清了——于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个响亮的无耻的字眼“娃娃犯人”！而这些苦命的公民——还不是国家的公民，但已经是群岛的公民，自己也开始带着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复起这个字眼来了。
　　他们的成年时期就这么早这么奇怪地开始了——从跨进监狱门槛的那一瞬间。
　　一套连沉着稳健的勇敢的人们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岁的孩子们头上。但年轻人依照年轻生命的法则不会被这种生活方式压扁，而是会生根、适应。好像在幼年时期毫不困难地就可以学会新的语言、习惯一样——娃娃犯人一进门就学会了群岛的语言——这是盗窃犯的语言，掌握了群岛的哲学——可这又是谁的哲学呢？
　　他们从这种生活中吸取了整个最不人道的东西，全部发腐的毒汁——可是却那么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在襁褓时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这种毒汁。
　　他们那么迅速地长入了劳改营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天内！好像对它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好像这种生活对他们一点也不新鲜，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继续。“他们在外面也不是穿丝着绸长大的：剃穗头的、往衣服口袋里装土豆的、到工厂上工迟到的和从厂办学校逃跑的，不是有权有势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里并不是一切都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着体面的外衣，有的为母亲的好言相劝所软化。在群岛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则是四足动物眼里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残忍的强盗才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成年人看到的群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去同它对抗！孩子们则是以童年时代的圣洁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岛。所以几天内孩子们就成了野兽——而且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最坏的野兽（当你瞧着马的安详的大眼睛或爱抚着俯首认罪的狗的耳朵的时候，你怎能说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条规律：如果别人的牙齿不如你的坚固——你就去把他嘴里的食物夺出来，它就是你的了！
　　群岛上有两种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单独的儿童教养院（主要管押还不满十五岁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劳改点（管押年龄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残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这两种方式都一样能够发展凶狠的兽性。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盗贼理想的教育。
　　请看尤拉·叶尔莫洛夫。他自述说，还在十二岁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经在自己周围看到了许多诈骗、偷窃、投机，暗中对生活有这样的看法：只有胆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骗。我却不想怕什么！那就是说，我将去偷窃、欺骗，过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毕竟还是走向了另一面。学校里用光辉范例对学生进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当他看透了“亲爱的父亲”后（获奖者和部长们现在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水平！），他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写了一张传单：“打倒斯大林！列宁万岁广’当下就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给了个五十八条一10，与少年盗窃犯关在一起。于是，尤拉·叶尔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盗贼的法规。他的生存的螺旋线急速地绕起圈来——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盗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认识。
　　他在儿童教养院里看到了什么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现象。长官和看守们打着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国家的饭。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粮从厨房里进了教育员们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们成天战战兢兢，成为不声不响的、听话的犯人。”（这里应当说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粮不是普通的劳改营口粮。尽管把少年犯判处了长期徒刑，政府并没有变得不人道起来，它没有忘记，这些子女也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主人。因此，在他们口粮中增加了牛奶、黄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员们怎能经得住这种诱惑，而不把勺子放进娃娃犯人的锅里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们不作声呢？也许从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长大起来会告诉我们比《雾都孤儿》更为悲惨的故事？）
　　对于占压倒优势的不公平现象的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这是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它将长久地（说不定是永远地）成为娃娃犯人的生活规则。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残酷世界的斗争时，彼此间谁也不反对谁。他们彼此不认为是敌人！他们是集体地、成帮地投入这个斗争！社会主义的萌芽？教育员们的暗示？哎哟，爱说废话的人，别嘟哝了。这是盗贼世界的法律下达到了他们身上！盗贼是成帮的，盗贼是有纪律和头目的。娃娃犯人——是盗贼的少年队员，他们遵循着长辈的训诫。
　　哦，当然，对他们的教育抓得很紧。派来教育员——三颗星的，四颗星的——给他们讲伟大的卫国战争，讲我国人民的不朽功勋，讲法西斯的暴行，讲斯大林对儿童的阳光雨露般的关怀，讲一个苏维埃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关于社会的“伟大学说”只是建立在经济上的，从来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心理规律；任何一件事情重复上五次六次，就会引起不信任，再多几次——就会引起厌恶。从前的教师们和现在的从厨房里偷东西的教育员们向他们硬性灌输的一切，都使这些娃娃犯人感到厌恶（甚至部队军官的爱国主义讲话：“孩子们！你们得到信任去拆除落伞。这是贵重的绸子，祖国的财产，要好好爱惜它！”——也没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额完成定额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绸子都割成了无用的碎块——（克里沃舍科沃）。在所有这些种子里，只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对五十八条犯的敌意，对人民敌人的优越感——被他们接受下来。
　　这是他们往后在普通劳改营里所需要的。暂时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人民敌人。尤拉·叶尔莫洛夫——也变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则换成了盗贼的守则。在这大锅粥里谁都不能不被煮烂！无论哪个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变——如果他不立即宣布自己是盗贼的少先队员，他就将被踏坏、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这个誓……（读者！把你们的子女送去试试……）
　　在儿童教养院里——谁是娃娃犯人的敌人呢？看守和教育员。同他们也就有斗争！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第一个力量是——团结，第二个力量是——不受惩罚。只是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们推到这里，而一旦来到群岛上以后，便有一条神圣的禁忌保护着他们。“长官，牛奶！给牛奶！”——他们号叫着，像打鼓似地敲着门，弄坏板铺，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会被称为武装暴动或经济反革命的事情。他们丝毫不受威胁！马上就会给他们拿牛奶来！
　　一队娃娃犯人在严格的押解下被带着穿过城里，这样郑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觉得害臊。才不是这样呢！小犯人们已经商量好了——一声口哨！！——谁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队有什么办法呢？开枪？打谁？难道可以打小孩子吗？……他们的刑期也就于此结束了！一下子从国家手里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愿当笑柄？——那就别去抓孩子们！
　　未来的小说家（在娃娃犯人中间度过了童年的）会给我们描写娃娃犯人的许许多多花招，他们怎样在教养院里恶作剧，报复教育员，给他们吃苦头。他们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来尽管很严，但娃娃犯人由于不受惩罚就发展得非常胆大妄为。
　　下面是他们吹嘘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为方式，所以对这个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动的吓坏了的孩子跑到教养院的女护士那里，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记了谨慎，就迅速地与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的四十人的大监室。这时，蚂蚁式的工作开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门进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护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着压住她的手，有的压住她的脚，然后就各显神通了，强奸她，吻她，咬她。冲他们开枪是不许的，谁也没有去把她抢救出来，直到他们自己把这个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对女人肉体的兴趣，一般说很早就发展起来了，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这种兴趣更被绘声绘色的故事和夸口烧得极为炽烈。所以他们不放过机会去发泄。请看一个插曲。在克里沃舍科沃隔离区（第1劳改点）里，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装订车间的女少年犯柳芭坐着聊天。她为着什么事激烈地反驳他们。这时男孩子们便跳了起来，抓住她的两脚高高地提起。她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两手撑着地，裙子落到她的头上。男孩子们就这样抓住她，用空着的手去抚摸她的身子。然后并不粗鲁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们吗？逃开他们吗？没有，照旧坐下来继续争论。
　　这已经是一些十六岁上下的娃娃犯人了。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离区（区里有一个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里，进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汉那样神气活现地上那里去）。
　　在儿童教养院里，娃娃犯人劳动四小时，学习四小时（然而，整个这种学习全是装模作样）。转到成年犯的劳改营后，他们得到十小时的工作日，只是劳动定额少些，口粮标准却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是十六岁上下转到这里，但在劳改营里和到劳改营以前的忍饥挨饿和不正常发育，使他们在这种年龄看上去还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的兴趣都落后了。在这里有时按工种把他们分成一些单独的作业班，有时就同年老的残废的犯人混合编在一个班里。在这里要求他们做的是“减轻了的体力劳动”，简单说就是营内儿童劳动。
　　在儿童教养院以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没有看管人员所觊觎的那种儿童口粮了——因此，看管人员已经不再是主要敌人了。出现了一些老人，在他们身上可以试试自己的力量。出现了一些女人，在她们身上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盗贼，肥头大耳的劳改营的突击队员，他们乐意去指导娃娃犯人的世界观，教练他们偷窃本领。向他们学习——是诱人的，不学习——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由的读者，“盗贼”这个字眼儿也许听起来是带有责备味道的吧？那他就什么也没有懂得！在盗贼世界里，念起这个词来，像在贵族圈子里念“骑士”这个字一样，甚至还要毕恭毕敬，像说神圣的词那样，不是放大嗓门去念。将来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贼——这是娃娃犯人梦寐以求的，这是他们一帮自发的努力方向。就是他们中间最独立不羁的——思量着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这更可靠的命运。
　　有一次，在伊凡诺沃递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监室里。板铺上挨着我躺着的是一个年纪过了十五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仪式有点勉勉强强，似乎他的年龄已超过了这个阶段或者已经感到疲劳。我想：这个男孩子还没有毁掉，比较有头脑，很快就会离开他们。我们聊起天来。他是基辅人，他的父母中一个已经去世，一个把他扔了。还在战争前，九岁的时候，斯拉瓦就已开始偷东西，“当咱们这边的来了以后”，以及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也偷，他带着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过早出现的若有所思和郁郁不乐的微笑对我说，他往后仍打算靠偷东西过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说明：“当工人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挣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过好日子。”我想补充了解他回避开的两年——基辅被占领的两年，便问：“你在德国人占领时做什么来啦？”他摇摇头说：“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我工作了。在德国人统治下我哪能偷呀，他们当场就会把你枪毙。”
　　在成年犯人的劳改营里，娃娃犯人们仍保持着自己行为的主要特点——齐心协力地进攻和齐心协力地回击。这使他们变得强大，并摆脱了各种限制。在他们的意识里，可以容许的和不能容许的之间没有任何禁止越过的界限，更没有什么善恶观念。对于他们说来，凡是他们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碍他们的，都是坏的。他们所以养成一种厚颜无耻的举止作风，因为这是劳改营里最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胜的地方，假装和狡猾对他们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装成宛如圣像画上的少年，使你感动得掉眼泪，而这时他的同伴却在背后掏空你的口袋。他们这帮记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报复得不能安生——为了不被这伙小强盗纠缠上，谁也不去帮助受害者。目的达到了——把对手们拆散了，娃娃犯人们就一群扑上去对付一个。这时他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了！他们这么多人一下子猛扑上来，你都来不及发觉他们、区别和记住他们。你被搞得手忙脚乱，招架不及。
　　苏济讲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劳改营克里沃舍金诺第二（惩戒）劳改点的几个场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阴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里。长官们不干涉隔离区的生活（既没有标语，也不讲课）。盗窃犯和娃娃犯人称王称霸。几乎不出工。伙食也就与之相适应。然而却有许多空闲时间。
　　在作业班员们的护送下从切面包房里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们在箱子前面假装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业班员忙去从地上拣面包。二十份口粮中，他们只来得及拣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劳改点里的食堂是一座临时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不适用伪。烂菜汤和口粮从厨房送到土屋，需要在严寒的露天里走一百五十米路。对于年老的残废犯人，这是危险的艰苦的行动。口粮深揣在怀里，冻僵的手紧抓住菜锅。突然，三、四个娃娃犯人从旁边发疯似地猛扑过来。他们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齐上来搜索，然后一溜烟地跑了。口粮被抢走了，烂菜汤倒了，一只空锅躺在地上。老人使劲屈膝站起来（其他犯人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躲开这个危险地方，赶紧把自己的口粮带回土屋里）。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残忍。一个已经完全软弱无力的老人被抢走了口粮；明目张胆地，直接从手里夺。老人哭着，央求还给他：“我要饿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么关系！”——娃娃犯人们商量好在厨房前的一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的空空的冷屋里袭击残废犯人。一伙小强盗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脚上、头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马合烟和钱，就跑掉了。
　　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拉脱维亚人马尔丁松穿着英国飞行员的褐色系带高筒皮靴（带子用小钩一直系到膝盖）出现在隔离区里。他甚至夜里都不脱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气。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机会，霎时间一齐向他扑上去，霎时间消失了——皮靴没有了！所有的带子都被割断，靴子被拉了下来。寻找？往哪里找！马上就通过看守员（！）把皮靴送到区外高价卖掉了（娃娃犯人们什么不拿到区外去卖！每次当劳改营领导可怜他们年幼，给他们稍好一点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给他们从五十八条犯人那里剥夺来的床垫片——不消几天，所有这些东西都卖给外面人换了马合烟，而娃娃犯人们又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秃秃的板铺上）。
　　一个不谨慎的自由雇员牵着一条狗走进隔离区，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时分他就可以在营区外买到自己那条狗的皮：狗一眨眼间就被诱走，宰掉，剥皮，烤熟了。
　　再没有比偷盗抢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饱肚子，又快乐。年轻的身体需要单纯的活动筋骨和不为谋利的娱乐以及奔跑。如果给他们锤子去打炮弹箱，他们会不断挥舞起来（甚至女孩也一样），把钉子钉进随便碰上的什么东西里去，钉进桌子，钉进墙壁，钉进树墩。他们经常彼此角斗，——并不只是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们真的也在板铺上，在过道里角斗，追逐。他们踩在人们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么东西弄翻，把什么东西弄脏，把什么人吵醒，把什么人撞倒，并不是有必要——他们在玩耍！
　　任何儿童都这样玩，但普通的儿童毕竟有父母（在我们的时代——只不过是“毕竟”），有某种管束办法，可以制止、感化、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在劳改营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动娃娃犯人——简直是不行的，人类的语言和他们无线，他们的耳朵听不过任何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生气的老人们动手去制止他们——娃娃犯人就把重东西往老人们身上扔。娃娃犯人们有什么不可以拿来开心的！——抓起残废人的一件军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戏——逼着老头像他们的同龄人似地跑来跑去。他生气了，走掉了吗？——那他就再也别想看到这件军便服！他们卖到营区外去了，换烟抽掉了！（这时候他们会做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走到老头身边：“老爷子，给对个火！算了，别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对于成年人，对于做了父亲、祖父的人们说来，娃娃犯人在劳改营这块狭小地方的这些狂暴游戏，要比他们的抢劫和饥饿贪婪更为难受，更感受辱。这是想不到的一种最刺激人的屈辱办法：把上了年纪的人与顽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还凑合——不，是交给孩子们任意摆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坏事的，他们根本不想侮辱人，他们不装模作样：他们除了自己和年长的盗贼犯外，的确不把任何人当人！他们当初是这样认识世界的——现在仍抱住这种观点不放。下工的时候，他们插入到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站不稳脚的、发呆的或沉浸在回忆里的成年犯人的队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队伍冲得七倒八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领头的——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好玩而已。他们吵吵闹闹地说话，经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冲着上帝、基督和圣母骂娘，大声喊叫各种关于性欲方面的下流话，丝毫不避站在旁边的上年纪的妇女，更不用说年轻女人了。在劳改营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达到了脱离社会的最高自由！——在营区内漫长的点名时间，娃娃犯人们彼此追逐，冲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乡下佬，干吗站在路当中？”），或者围着一个人，像围着一棵树那样，你追我赶地奔跑，而且比围着树转更方便，因为可以拿他来挡住自己，可以扯他，摇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时刻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当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被毁坏、被扔到遥远的劳改营坑里去毁灭、饥饿的死亡已经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更无法用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去同情那些少年们，原谅他们在这种凄凉地方的游戏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不，上年纪的受尽折磨的人满腔愤恨地向他们叫嚷；“小毒蛇，都把你们瘟死！”“渣子！疯狗！”“你们都死绝！”‘很不得亲手把他们掐死！”“比法西斯分子还坏的野兽！”“真是专门放出来要我们的命！”（在残废人的这些叫喊中放进了多少仇恨，如果话能杀死人——那就已经把他们杀了。）是啊！这些家伙好像是他们故意放出来害我们的！——因为劳改营的主管人员不管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这更大的祸害来了（好像在一盘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来，给人的印象却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来的，在我们的系统中许多折磨人的好办法也是这样搞成功的）。你会觉得基督教神话里的小鬼就应当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样。
　　况且，他们的主要游戏和他们的标志——他们常用的标志，致敬和威胁的标志——就是两股叉：食指和中指叉开做成好似活动的犄角的形状。但它们不是低人的，它们是刺穿东西的，因为老是向着眼睛伸去。这是从成年盗贼那里承袭来的，表示一种严重的威胁：“杂种，抠掉你的眼睛！”这是少年犯的一种心爱游戏：在一个老人眼前不知从什么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头那样伸出一对双股叉，手指照直地向着眼睛移动过去，马上就要捅进去！老人身于往后仰，他们还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后面一个娃娃犯人已经紧靠着脚伏在地上——于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声中啪嗒一声朝天跌倒，头碰在地上。他们永远不会扶他起来。他们不懂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这只不过是寻寻开心。你拿这些小鬼一点没有办法！老人艰难地撑起有病的身子，愤愤地低声说：“要是有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对他们恨之入骨。他说：“他们反正是已经毁掉了的，长大起来对人们将是一场瘟疫。应当把他们悄悄地消灭掉！”他研究好了一个方法：偷偷抓住一个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双膝压他的胸部，直到听得见肋骨的折裂声——但不结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头说，这样的娃娃犯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但什么医生都不会弄清是怎么回事。U老头就这样把几个娃娃犯人送到了阴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产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滥要比从沿着火山口朝上喷射冲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来得容易。
　　这些法西斯小顽固就这样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盗贼薰陶的共同行动培养了出来。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丧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浓密更迅速地把劳改营的种种恶习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孩子的心灵软化的时候，劳改营的主人们也不许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教育的任务。一个男孩子请求从克里沃舍科沃第一劳改点转到他父亲服刑的第二劳改点去。没有允许（因为规章要求分开关押）！这个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里被运到第二劳改点去，偷偷地住在父亲身边。他们以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场慌乱，还用钉耙搅粪坑——莫非是淹死在那里了？
　　万事只是开头难。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刚十五岁进监牢的时候还有点不习惯。后来他得了六个刑期，加起来几乎有一世纪（两次各二十五年），在强管棚和禁闭室过了一百天（年轻的肺得了结核病），七年是在全苏联的通缉之下度过的。后来他就在牢靠的盗贼道路上安身过活了（现在是失去一只肺叶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残废）。——维佳·科普佳耶夫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为逃跑。“在狱外我还没有过过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叶尔莫洛夫获释后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辞退了——因为录用复员军人更为重要。他不得不会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惩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了较缓和的法令为止。这个法令释放了
　　已服满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这是第一个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个刑期呢？）。他们收割了二十次。他们使
　　得二十年内的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谁敢于使“伟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阴影呢？
　　有这样一些行动敏捷的儿童，他们很早就已经把五十八条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岁就得到了它（从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养院服刑）。对于五十八条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龄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讲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这样说的。乌斯马博士知道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这显然是创纪录了！
　　有时，为了面子上好看起见，把关押孩子的时间推迟，但认
　　准了的反正还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个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与其他两个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岁，叶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听说在清算富农时把幼儿扔掉不管让他们死掉，决定（“像从前的革命者那样”）表示抗议。她们用自己的笔迹把事情写在从学校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并在集市上张贴，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愤慨。医生的女儿好像当即就被关进监狱。打扫屋子女工的女儿则只是在什么机关里挂了号。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为波兰当间谍”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这章里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为孤儿的儿童，再在哪里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里那些妇女的子女还算是幸福的。当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亲们送往索洛维茨的时候，却心慈手软地让她们的子女留在家里照管家务。儿童们自己侍弄花园、菜园子，挤羊奶，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把成绩单寄给在索洛维茨的父母，并保证要像他们的母亲那样为上帝受苦（不用说，党很快就给了他们这种机会）。
　　根据关于将子女和父母“分开”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这类娃娃犯人（请记住那个百分之四十八）？有谁能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
　　以加莉娅·维涅基克托娃为例。她的父亲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母亲是从波兰来的女裁缝。加莉姐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六个生日（一九三三年），他们快乐地庆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一个陌生的军人在书堆里乱翻。诚然，一个月以后把母亲送还给她了：流放到托波尔斯克去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但没有住满三年期限：母亲又被抓了起来，父亲则被枪决了。过了一个月，母亲死于狱中。加莉娜被放进托波尔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里的习俗使小姑娘们经常处于遭受强暴的恐惧中。后来她转到了市保育院。院长暗示她“你们是人民公敌的子女，可是还有人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人道到了什么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岁的时候，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审讯。——从那时候起，她就有了一张“十元券”，然而并没有全部服满。年纪快到四十，仍是独身，住在北极圈里，她写道：“我的生命从父亲被捕的时候起就已结束。我直到现在都是那么爱他，甚至怕去想这件事。那是另一个世界，我的心灵充满着对它的热爱……”
　　斯维特兰娜·谢多娃也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他们把我家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这些东西上，当时正下着大雨。从六岁起我就成了‘叛国犯的女儿’——在生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他们被送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送进特种保育院。大多数人都改名换姓，特别是那些名气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气并不大，为什么也改了姓？）子女长大起来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变得干干净净的。罗莎·科瓦奇出生于美国费城，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共产党员父亲带到了这里，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收容所出来后，在战争时期落入了德国的美占区——她什么遭遇没有经历过呀I——那又怎样呢？还是回到了苏维埃祖国去领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觉这个特点：儿童也得坐牢，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得出发到群岛的天堂乐园去，有时是与父母一起去。请看八年级学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来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亲。进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写的一首顺口溜虽已揉成一团扔在炉子里，但还没有烧掉。本来就这样让它放在那里算了，但尼娜由于心慌意乱决定当即把它撕掉。她爬进炉膛，这时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于是，用小学生笔迹写下的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现在契卡人员面前：
　　天上星星闪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们丢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长。她还表达了愿望：
　　把那学校给炸掉，
　　我们懒得上学了。
　　当然，这些在唐波夫大后方拯救祖国的成年男子汉，这些具有热烈的心肠和干净的双手的骑士，应当去消除这个致命的危险。尼娜被捕了。她从六年级开始写起的日记本和一张反革命照片：被拆毁的瓦尔瓦拉教堂，都被抄去进行侦查。热心肠的骑士追问：“你爸爸平时说些什么话？”尼娜只是大声号哭。判了她五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虽然她还不可能被剥夺权利：她还没有权利）。
　　在劳改营里当然把她同父亲分开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肠寸断：女友们这时正在考试呀！就像行动人员设计的那样，尼娜作为一个因想到“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我同岁，可是人家做出了什么事，而我却多么可恶”而决心改过自新的女罪犯，内心感到极大痛苦。行动人员趁此加强压力：“但你还能赶上她！帮我们作事吧！”
　　哦，年轻心灵的腐蚀者！你们将多么顺利地过完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在哪里也不必满脸羞惭浑身发僵地站起来承认，你们往人们的心灵上浇了多少脏水！
　　卓娅·列会娃却胜过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这样的。她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们——因为信仰上帝被东一个西一个地关在远方的劳改营里。卓娅还只有十岁。她被送进保育院（伊凡诺沃省）。她在那里宣布，她永远也不会把母亲临别时给她系上的十字架从脖子上取下来。为了不致在睡着时被取走，她把带子结得更紧。斗争进行了很长时间，卓娅发了狠心说：你们可以把我捐掐死，从死人身上摘下来吧！因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进了残疾儿童保育院！这里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写的娃娃犯人还要坏的孩子。为十字架的斗争继续进行着。卓娅顶住了一切；她在这里既没有学会偷窃，也没有学会说下流话。“像我母亲那样圣洁的女人，女儿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宁可像全家那样成为一个政治犯。”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政治犯。教育员们和广播越是颂扬斯大林，她就越确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种种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没有被刑事犯们拉过去，现在反而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院子里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标准塑像。塑像上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和难听的题字（娃娃犯人喜欢活动！——重要的只是怎样正确地引导他们）。行政当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层，派人暗中监视，并报告了国家安全部。可是题字依然出现，孩子们哈哈大笑。最后，在一天早晨，发现塑像的头被打了下来，翻倒过来，在里面的空洞里拉上了屎。
　　恐怖行动！国家安全人员来了。开始依照他们的全套规矩进行审问和威胁：“把恐怖分子集团交出来，否则按恐怖行动论罪统统枪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枪毙掉一百五十来个孩子算个什么！要是他老人为知道了，就会亲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们会沉住气还是会动摇，但卓娅·列舍娃声明：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老爷子的脑袋还能派别的用场吗？”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经地判了极刑。但是，由于那个恢复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枪毙十四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许可的。因此就给了她十年（真奇怪，为什么不是二十五年）。十八岁以前她呆在普通劳改营里，从十八岁起——在特种营里。因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饶人，她又得了第二个劳改刑期，并且好像还有第三个。
　　卓娅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经获释了，而卓娅却依然坐在牢里。
　　我们的信教自由万岁！
　　儿童们——共产主义的主人翁们万岁！
　　有哪个国家敢说它像我国这样热爱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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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古拉格的缪斯

　　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不幸者”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本身没有逮捕权”（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逮捕”（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人入迷的谈话！还有读报！问答晚会。每个工棚里的红角！完成计划的进度表。生产任务数字！五花八门的宣传画！各种各样的标语！
　　在那幸福的时代，缪斯在群岛阴森的广阔大地和无底深渊的上空翱翔。缪斯中第一个和最高的是司颂歌和口号的女神波吕许漠尼亚。
　　优秀的作业班将得到荣誉和奖励！
　　突击式地工作吧，你将得到拆抵！或如：
　　诚实地劳动吧，全家在等待着你！（真是摸透了心理！知道这里有什么名堂吗？第一：如果已经忘了家庭——那就惊扰你，提醒你。第二：如果非常不安——就安慰你：家人还在，没有被捕。第三：就这个样子，家庭并不需要你，只有通过诚实的劳改营劳动你才能为家庭所需）最后：
　　“加入纪念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的突击出征吧！”喂，谁能无动于衷呢？……
　　还有具有尖锐政治题材的戏剧工作（稍稍取之于司喜剧的塔利亚女神）呢？例如：红日历服务！活报剧！改编成戏剧上演的宣传审判会！一九三0年中央九月全会主题大合唱！音乐滑稽剧“刑法典条文进行曲”（五十八条是瘸腿女妖）！这一切多么使犯人的生活生色呀！多么有助于他们去追求光明呀！
　　还有文教科的文娱干事呢！然后还有——无神论工作！最后是这些宣传队：
　　突击工作者们着了忙，
　　推起小车摇又晃！多么勇敢的自我批评呀！——连突击工作者都不怕碰！只要宣传队一到惩戒工段来举行一个音乐会：
　　听吧，伏尔加河！
　　如果在犯人身旁
　　契卡日夜守卫在工地上，
　　这就是说——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手
　　这就是说，在国保局里一
　　有共产党员在工作！
　　于是所有的受罚犯人，特别是惯犯们，马上就扔掉纸牌，干脆是拼命地奔去上工！
　　还有这样的措施：一群优秀突击工作者访问强管连或惩戒隔离所，并带着一个宣传队。起初，突击工作者们想尽方法指责拒绝出工的犯人，向他们说明完成定额的好处（伙食会改善）。然后宣传队就唱了起来：
　　到处在热火朝天地奋战，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也在
　　战胜冰雪严寒！并且完全坦率地唱道：
　　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活，
　　为了有吃，有喝——
　　我们就应当更好地把土挖掘！于是，所有愿意的人不光是被请回营区，而且马上搬进突击队工棚（从惩戒棚），马上给他们吃的！艺术的效果多大呀！（除中心宣传队外，各宣传队不脱产，只在演出口多领一份粥。）
　　还有哪些更细致的工作形式呢？例如，“在犯人们自己的协助下同工资方面的平均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只要深思一下，这里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这意思就是，在作业班会议上将有一个犯人站起来说：不要给他全份口粮，他工作得不好，最好还是把二百克给我吧！
　　还有——同志审判会呢？（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它们称为“同志道德审判会”！审理赌博、打架、偷窃等案件——但这难道是审判会干的事吗？并且，“道德”这个字眼儿发散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气息，后来就把它取消了。）从改建时期起（从一九二八年起），审判会开始审判旷工、装病、对财物照管不善、出产废品、损坏材料等案件。如果审判会的成员中没有混进阶级异己的囚犯（只有杀人犯、当了“母狗”的盗窃犯、盗用公款犯和纳贿犯），那么审判会就会在自己的判决中向领导请求采取剥夺会见亲属、外面送来的牢饭、折抵刑期、假释以及将不接受改造的犯人转押他处等措施。这是多么明智的、公正的措施呀！特别有益的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创议是来自犯人自己的。（当然，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开始审判一个过去的富农分子，他就说：“你们的审判会是同志审判会，我对你们来说是富农分子，不是同志。所以你们无权审判我！”不知怎么办好了。请示了劳改营总管理局政治教育处，那里回答说；审判！一定要审判，不要拘泥！）
　　什么是劳改营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呢？“不能听任劳改犯在下工后自行其事——不让他过去的犯罪习气旧病复发”（举例说，要使五十八条犯人不去考虑政治）。重要的是“要使犯人永远也不能脱离教育的影响”。
　　在这方面，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很有帮助，那就是：每个杆子上和每个工棚里的扬声器！它们永远也不应当停止出声。它们应当从起床到熄灯一直不断地向犯人们解释怎样使自由的时刻接近；每小时报道工作进程，报道先进的和落后的作业班，报道哪些人在起妨碍作用。还可以推荐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同个别拒绝出工的犯人和工作不老实的犯人进行广播谈话。
　　当然还有报刊，报刊！—一我们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国有出版自由的真实证据：囚禁中的出版物！是啊！在哪个国家里还能让犯人有自己的报刊呢？
　　报纸第一类是墙报，手写的，第二类是大印数的。两类报刊都拥有一些鞭挞（犯人们的）缺点的无所畏惧的劳改营通讯员，这种自我批评受到领导的鼓励。至于领导自身对这种劳改营自由报刊的重视程度，德米特拉格的第四三四号命令中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极大部分短评没有得到反应。”——报纸还刊登突击工作者的相片。报纸作指示。报纸揭发问题。报纸还阐明阶级敌人的动向——以便给予他们以更沉重的打击（报纸——契卡行动科的优秀合作者！）。一般说，报纸反映着劳改营的生活进程，它对后代子孙是不可估价的证明材料。
　　举例说，阿尔汉格尔斯克关押所的报纸在一九三一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犯人生活的富足兴旺景象：“痰盂、烟灰缸、桌子上的漆布、无线电广播装置、领袖们的肖像和墙上宣传党的总路线的鲜明标语……——这就是被剥夺自由者所享有的应得果实！”
　　啊，多么昂贵的果实！这在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还是这个报纸在过了半年以后写道：“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十足地开始工作……生产财务计划完成率提高了……伙食却减少和变坏了。”
　　咳，这没有关系！这恰恰是没有关系的！后者——是可以纠正的。
　　这一切都消失到哪里去了呀？……哦，地球上一切美好的和完美的事物寿命多么短促！这种紧张而有朝气的乐观的旋转木马式的教育制度往哪里去了？！而这种教育制度是来自先进学说的基础，它曾许愿说，再过几年我们国内就不会有一个罪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特别有这种感觉）。突然，冰川期到来了（当然是很需要的，完全必要的），——于是，各类创新的柔嫩花瓣纷纷凋落了。突击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劳改营的报纸呢？突击、捐献、认购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呢？文化委员会和同志审判会呢？扫盲和职业技术训练班呢？当已经下令把扬声器和领袖们的肖像从隔离区里收拾掉的时候，这又算得了什么！（痰盂也不摆了。）犯人们的生活马上黯然失色了！它马上倒退了几十年，失去了最重要的革命监狱成果！（但是我们毫不反对；党的措施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
　　有艺术性的有诗意的标语形式已经不受重视，标语变得非常简单：完成！超额完成！当然，谁也没有直接禁止美学教育，禁止缪斯飞翔遨游，但它的可能性大大地缩小了。拿沃尔库塔的一个营区为例。九个月的冬天结束了，三个月的凑凑合合、可怜巴巴的夏天已经来临。营区的讨厌而肮脏的外观使文教科长心里疼痛。在这样的条件下罪犯不可能真正地去思考他自己置身于外的我们那个制度的完美。于是，文教科就宣布几个星期回义务劳动。犯人们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做“花坛”——不是用什么花草，这里什么也不长，而是干脆在毫无生意的小土丘上巧妙地铺砌苔藓、地衣、碎玻璃、卵石、炉渣和碎砖，以代替花卉。然后在这些“花坛”四周设置抹灰泥用的板条做成的栅栏。虽然效果不像高尔基公园里的那样好——但文教科对此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会说，过两个月一下雨就会把一切都冲掉。冲掉又怎么啦。明年重新再做就是了。
　　还有，政治谈话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翁日拉格第五独劳点里，从苏霍别兹沃德诺耶来了一名宣讲员（这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下工后把犯人们赶去听讲演。这个同志虽然没有受过中等教育，但能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作需要而及时的讲演：“关于希腊爱国者的斗争”。犯人们昏昏欲睡地坐着，一个躲在另一个的背后，毫无一点兴趣。宣讲员讲述爱国者们受到的可怕迫害，讲到希腊妇女们含着泪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演结束了，一个从里沃夫来的带点傻气但又颇为狡猾的女犯舍列梅塔站起来问道：“首长公民！请您说：——我们可以给谁写呢？……”这一来，说实在的，已经把讲演的积极影响化为乌有了。
　　文教科保留下来的改造和教育工作形式有这样一些：在犯人给长官的申请书上注明完成定额情况和他的表现；给各房间分发经过检查的信件；合订报纸共藏起来免得被犯人卷烟抽掉；一年三次举行业余文艺表演；设法给美术家们搞来颜料和画布，以便他们能装饰营区并为长官们的私邸画画。稍稍给行动特派员一点帮助，但这是非正式的。
　　在此种种以后，无怪充当文教科工作人员的不再是一些主动热情的指导者，而更多的是一些傻头傻脑、死气沉沉的角色。
　　哦！还有一项重要工作：管理信箱1有时把它们打开，取出信件，重新关上——这是一些漆成褐色的挂在营区内显眼地方的小箱子。箱子上分别写有：“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致苏联部长会议”，“致内务部长”，“致总检察长”。
　　请写吧！——我们有言论自由。至于该送到哪里，该送给谁，这由我们来解决吧。这里有专门阅读这些东西的同志。
　　投进这些箱子里的是些什么呢？赦免申请书？
　　不仅有这种东西。有时还有告密情（初出茅庐者写的）——文教科自然会分清，它们不是往莫斯科送的，而是该拿到旁边的办公室去的。还有什么呢？没有经验的读者就猜不到了！还有——发明！非常伟大的发明，这种发明应当使现代的整个技术根本改观，至少可以把发明者从劳改营里释放出去。
　　在普通的正常人中间，发明家（诗人也一样）要比我们猜想到的多得多。在劳改营里他们更是多不胜数。要想法脱身出去呀！发明活动是一种不受子弹和毒打威胁的逃跑形式。
　　在上下工的时候，在抬担架和挥丁字镐的时候（找不出别的更合式的时间），这些尤拉纳斯女神的侍从们蹙着额头，努力在发明什么足以使政府吃惊和燃起它的贪欲的东西来。
　　从霍夫林诺劳改营来的列别杰夫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他的发明已经遭到回绝，无需保密了，所以现在向我透露说，他发现了罗盘针在蒜味影响下的偏离效应。由此他发现了用气味调制高频振荡的途径，用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气味的远距离传输。然而，政府人士不认为这个方案有军事上的好处，不感兴趣。就是说，没能得手。你或者留下来继续受罪，或者再想出点什么更好的名堂来。
　　有的人，虽然很少见，——突然被带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自己不会解释，不会说出来，免得把事情搞坏，而在劳改营里则谁也猜想不到，为什么正是把他带走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过些时候又被送了回来（他现在也不会说，免得被当成笑柄。或者故意放出一层浓厚的烟幕。这是合乎犯人们的性格的：用讲故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这个在天堂岛屿呆过的人，曾看到过导管的另一端：发明送去的地方，以及在那里是怎样阅看的。这里我允许自己使这本不愉快的书的耐心读者稍稍开开心。
　　有一个叫特鲁什里亚科夫的，过去是苏军中尉，在塞瓦斯托波尔受震伤后，被抓去当了俘虏，后来在奥斯威辛呆过，这一切经历使得他的神经似乎有点不正常。他从劳改营里提出的某种设想颇能引起上面的兴趣，因而被送到供犯人工作的科学研究所（即“沙拉什卡”）。在这里他成了真正的发明喷泉，长官们刚否定了他的一项发明——他马上就提出第二项。虽然他没有把任何一项发明搞到计算的程度，但他是那么充满灵感，气度深沉，不苟言笑，眼光富有表情，所以人们不仅不敢怀疑他在搞欺骗，而且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很严肃的工程师坚持说，特鲁什里亚科夫以其思想深度来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牛顿。诚然，我并没有注意他所有的想法，但有一次他接受了研制他本人提出的雷达吸收器的任务，他要求得到高等数学方面的帮助，我被作为数学家派到他那里。特鲁什里亚科夫对任务作了这样的说明：
　　为了使飞机或坦克不反射雷达波，它应当拥有某种用多层材料（这是什么材料，特鲁什里亚科夫没有告诉我：或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选定，或是因为这是发明者的主要秘密）做的覆盖物。电磁波在这些层的边界上经过前前后后多次折射和反射，应当失去自己的全部能量。现在我的任务是，虽不知材料的性能，但应当利用几何光学定律和我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手段来证明一切都将像特鲁什里亚科夫所预言的那样——而且还要选定层次的最佳数！
　　不言而喻，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特鲁什里亚科夫也什么都没有做成。我们的创作联盟也就解体了。
　　不久，我作为图书管理员（我在那里也当过图书管理员），收到特鲁什里亚科夫送来的一份馆际（从列宁图书馆）互借预约单。那上面没有指明作者和书名而写着：
　　“随便什么关于洲际旅行技术的东西。”
　　因为当时只是一九四七年，所以列宁图书馆除了儒勒·凡尔纳以外，几乎什么也不能给他提供（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当时很少想到）。在准备飞向月球的尝试失败后，特鲁什里亚科夫又被扔进了无底深渊——回到了劳改营。
　　信件还是从劳改营里源源而来。我被派进（这一次是作为翻译）清理从劳改营送来的成堆的发明和专利申请书的工程师班子。之所以需要翻译人员，是因为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许多文件送来时都是用德文写的。
　　但是，这并不是申请书。而且，也不是自愿写出来的东西。读它们的时候是感到痛心和害臊的。这是一些从德国战俘那里逼取、强求、压榨出来的东西。因为很清楚，总不能把这些德国人在俘虏营里扣留一辈子：就算在战后扣上三年，扣上五年，但最后还得把他们放回老家去。所以应当在这些年内把可能对我们国家有用的东西都从他们那里套出来。至少取得被带到西方占领区去的那些专利的黯淡的影子。
　　我很容易想象这是怎样搞出来的。命令那些毫不生疑的做事认真的德国人报告：有什么专长，在哪里工作过，担任什么工作。然后，必定是契卡行动第三科挨个儿把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叫到办公室去。先是尊敬地（这使德国人受宠若惊）详细询问他们战前在德国做过的工作种类和性质（他们已经开始想，是否将要让他们离开劳改营去做享受优待的工作）。然后从他们取得不泄密的书面具结「凡是verboten（禁止）的事情，德国人是不会做的」。最后对他们提出硬性要求：书面叙述他们生产上的一切值得注意的特点和那里采用的重要技术的新成就。德国人明白了他们在夸耀自己过去的地位时，已落入了怎样的陷阱，但已经晚了1他们现在不能什么也不写——他们受到恐吓说如果这样做就永远不放他们回国（按那些年代的情况来判断，这看来是很可能的）。
　　深感内疚和压抑的德国人勉强拿笔写了……由于无知的契卡行动人员没有能力深究供述的实质，而只根据页数作评价，才使他们获救并免于供出重要的机密。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则几乎永远也抓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供述或者是矛盾百出的，或者故意笼上一层学术性的迷雾而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或者一本正经地去说明那些连我们祖辈都已清楚知道的“新成就”。
　　但是那些用俄文写的申请书——它们有时奴颜婢膝得令人吃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在劳改营那里，在恩赐的可怜的星期日，这些申请书的作者小心地防备着邻居知道他们写的内容，大概撒谎说是在写赦免申请书。他们的低等智能是否能预见到，阅读他们呈送至高无上君主的字迹工整的报告的，将不是懒惰成性的饱食终目的领导，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普通犯人。
　　我们翻阅一份写了十六大页（这是他在文教科央求来的纸）的设计详尽的建议：1．“关于利用红外线警卫犯人隔离区”。2．“关于利用光电管计算通过劳改营门岗的人数”。还附有图纸，狗崽子。还有技术说明。序言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虽然因为犯了罪按五十八条被判长期监禁，但我
　　在这里也依然忠于自己的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并愿协助
　　对我周围的凶恶的人民公敌实行可靠的警戒。如果我将
　　蒙见召而离开劳改营并获得必要的资料，我保证可以建
　　立起这一套系统。
　　竟有这样的“政治犯”！这份报告在我们手上传阅时伴随着感叹声和劳改犯式的骂娘声（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坐下来写了如下的评语：该设计方案技术上不合规格……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规定……不赢利……不可靠……结果可能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劳改营的警卫……
　　犹大，你今天在远方的劳改点上做的是什么梦？我要把一根杆子插进你的喉咙，让你在那里憋死，毒蛇！
　　这是沃尔库塔寄来的一包文件。作者抱怨说，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我们的祖国直到现在却还没有。他写道，他在沃尔库塔经常思考这件事，他愿意从铁丝网后面来帮助党和政府。因此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标题为
　　PAH——原子核衰变但这个方案（听熟了的话）由于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缺乏技术书籍（好像那里有文艺书籍似的！）他未能加以完成。因此，这个野人请求暂时只要给他寄一本放射性衰变指南来，在此以后他保证很快就能完成自己的PA月设计方案。
　　我们坐在桌子后面笑得前俯后仰，并且几乎同时做出了一样的两行短诗：
　　你这个PAH（拉亚）
　　能搞出个鸡……！
　　然而，在劳改营里确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在衰竭和毁灭，但我们亲爱的部领导却并不急于在那里发现他们，给他们找到比较相当的用武之地。
　　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奇热夫斯基在他的全部劳改期内，一次也没有在“沙拉什卡”里找到一席之地。奇热夫斯基在进劳改营之前在我国也是很不吃香的，因为他把尘世的革命和生物过程同太阳的活动性联系起来。他的整个科学事业是异乎寻常的，研究课题是出乎意外的，容纳不进科学的方便框框中去。当时人们不理解怎样把它们用于军事和工业目的。在他死后，我们现在读到赞扬他的文章；判明了心肌梗塞由于磁暴而增长（十六倍）的现象，作出了感冒流行病的预报，探索了根据血沉曲线早期发现癌症的方法，提出了关于Z——太阳辐射的假说。
　　苏联宇宙航行之父科罗廖夫虽然被送入过“沙拉什卡”，然而是作为航空学家被送进去的。“沙拉什卡”的领导不允许他从事火箭研究，他就只好在夜里去搞。
　　（我们不知道，朗道是被送进了“沙拉什卡”还是被运到远方的岛屿上去了——他的肋骨被打断，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卡皮察出来说情救了他。）
　　我国的大空气动力学家和博学多才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从列宁格勒监狱递解出去以后，曾在乌格利奇劳改营当过洗澡房的辅助工。现在他带着服完十年徒刑后仍令人惊奇地保持着的孩子般真挚的笑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在死牢里度过了几个月后，他在劳改营里又害了一场营养不良性腹泻病。在此以后，让他在妇女作业班洗澡时站在洗澡房人口处当守门人（男犯洗澡时另派身强力壮些的，他在那里顶不住）。他的任务是：只放赤身裸体空着手的妇女进洗澡房，要她们把一切东西都交到蒸衣室，特别是乳罩和裤衩，因为卫生科认为这些东西里是虱子的主要藏身之处，而妇女们恰恰不想把这些东西交出去，设法带着它们通过洗澡房。斯特拉霍维奇的外表是这样的：一把大胡子象凯尔文勋爵，前额像悬崖，有普通人的两倍高，简直不能称为前额。妇女们对他又是恳求，又是詈骂，又是生气，又是嘲笑，邀请他到墙角的一堆桦树条帚上去……——这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是无情的。那时她们就一致愤恨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阳萎症患者。有一天突然把这个阳萎症患者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多不少——去领导国内第一个涡轮喷气式发动机的设计。
　　至于那些被听任在一般劳动中毁灭的科学家——我们就不知道了。
　　关于那些在科学发明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被捕和消灭掉的人（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就研制出了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我们能从哪里得知呢？他们的发明随着发明者的被捕被封存了。
　　在劳改营的散发着恶臭的缺氧的气氛中，文教科冒着黑烟的灯光，一会儿迸发，闪烁，一会儿只发出隐约可见的微明。但就是这样的灯光，人们还是从各工棚、各作业班走出来，汇集到那里去。有一些人是抱着实际的目的：从书籍或报纸里撕下纸来卷烟抽，搞点纸去写赦免申请书，或者用这里的墨水写点什么东西（在工棚里不能有墨水，就是在这里也是糊起来的：因为可以用墨水来盖假戳子！）。有的是去炫耀一番：瞧，我是有文化的！有的是为了到已经厌烦的本作业班外面去找些新人厮混厮混，说说闲话。有的是去听点东西来给“教父”打小报告。但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疲乏的人为什么不在板铺上躺躺，休息一下酸痛的身子，反而不可解释地被什么东西吸引着到这里来度过晚上短短的半个小时。
　　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觉使心灵稍稍感到一点清爽。虽然到这里来的与现在坐在作业班的“小车厢”上的那些人一样，同样是饥饿的人，但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口粮，不是粥，也不是定额。在这里说的不是组成劳改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这上面也就包含着心灵的抗议和头脑的休息。这里说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往事，那是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过的。这里也谈论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落入监牢的幸运儿在外面过的快乐得难以形容的行动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也议论艺术，有时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乐到那里去！”
　　灰烬从纸上掉下来，轻轻落在键盘上。
　　老契卡人员没有错，这首奏鸣曲真的是描写劳改营的声
　　如果在劳改营里出现个诗人——允许他做的事情是在讽刺犯人的漫画下写题词和创作顺口溜——也是讥讽违反纪律的犯人的。
　　诗人也好，作曲家也好，不可能有别的主题。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长官做出什么可以触摸到的、有用的、可以拿到手的东西来。
　　散文作家在劳改营里则根本不可能有，因为他们永远不应当有。
　　当俄罗斯的散文进了劳改营的时候，一个苏联诗人悟到了这一点。过去了！——没有回来。进去了！——没有浮出来—…·
　　关于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规模，关于遇害者的人数，关于他们可能达到的水平——我们永远也作不出判断。关于在起解前赶紧烧掉的笔记本，关于已经写好的片段和那些装在脑袋里并与脑袋一起扔进了冰冻的万人坑里的庞大构思，谁也不会给我们讲了。涛还可以用嘴唇贴着耳朵朗读，还可以记住并把它们或关于它们的记忆传下来，——但是散文一般不会预先讲出来的，它存在下来比较困难，它太庞大，太不灵活，与纸张关系太大，因此很难通过群岛上的种种波折。谁能在劳改营里下决心去写呢？例如A·别林科夫写了——落到了“教父”手里，反弹回来就是加刑。再如M·H·加里宁娜，她根本不是个什么作家，不过在记事本里写下了劳改营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也许将来会对什么人有用”。可是——落到了行动人员手里。她——关进了禁闭室（还算便宜对付过去了）。再如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格一夫，他是个不加看押的犯人，在营区外某地写了四个月的劳改营大事记，可是在危险的时刻把它埋进了地里，自己则从这个地方永远被赶走——大事记就这样留在地里了。在营区里不行，在营区外也不行，在哪里行呢？只有在脑袋里！但诗可以这样写，散文却不行。
　　我们这些受司历史女神克利俄和司史诗女神卡利俄珀养育的人有多少遭到了毁灭，是无法根据我们几个幸免于难的人用任何外推法计算出来的——因为我们也并没有活下来的概然性（拿我为例来说，我把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从头到尾回忆一遍后，确信我是本应死在群岛上的——或者是为活下来而百般迁就，以至失去了写作的需要。救了我的是一个附带的因素——数学。这个因素怎样能运用在计算当中呢？）。
　　从三十年代起所有称为我国散文的东西——只是流入地下的湖泊留下的泡沫。这是泡沫，而不是散文，因为它没有反映出这几十年所有主要的东西。优秀的作家们扼杀了自己最优秀的本质，他们置其实于不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全自身和他们的作品。那些不能放弃深度、特点和耿直的作家在这几十年内不可避免地需要把脑袋搬一搬家——大都是通过劳改营，有的则通过在前线的丧失理智的逞勇好强。
　　一些哲学散文家、历史散文家、抒情散文家、印象派散文家、幽默散文家就这样走入了地府。
　　然而，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
　　我斗胆最概括地来说明一下这个思想。不管世界已经存在了多少时候，迄今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可融合的社会阶层：上层和下层，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这种划分像一切划分一样，是粗略的，但是，如果不仅把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望的高等人，而且还把那些因家庭或因个人努力而受到教育的高等人，一句话，把凡是不需要靠双手去工作的人都算入上层——那么这种划分几乎将是囊括无遗的。
　　那时我们就可以预期会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以及一般艺术和一般思想）。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描写、思考）上层人，即描绘自身、自己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思考下层人，“小兄弟”。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即描绘自己。
　　上层人总是有闲、有或多或少的钱，有文化，有教养。他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掌握艺术技巧和严整的思想习惯。——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生活规律：优裕生活会扼杀人在精神上的探索。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领域包含着许多饱食终日所产生的变态艺术，许多病态的和妄自尊大的．“学派”——不结果实的花朵。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具有天赋的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来。
　　第四个领域——这就是全世界的民间创作。在这方面闲暇时间是一个分数，它以微分系数的形式分配给单个的人。无名的贡献——不是有意编出来、而是在幸运时刻灵机一动而形成的形象、说法，也是一些微分系数。但创作者却多得不可胜数，这几乎都是一些受压制的满腹牢骚的人。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一年惩年地口头相传，经过了几十万次的淘汰、冲洗和琢磨。我们就这样得到了民间创作的黄金沉积。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冷漠无情的，因为在它的作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备尝艰辛的。属于第四领域的文字创作（“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全是萌芽状态的、无经验的、不顺畅的，因为这里总是缺少个人的才能。
　　第三领域（“自下而上”）的文字也犯有同样的无经验的毛病，但更甚于此者，它受到了嫉妒和仇恨——无结果的、无创造艺术的感情的毒化。它同样犯了革命者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把高等阶级的缺陷都归咎于它本身，而不归咎于整个人类，没有想象到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有效地继承下这些缺陷。——或者相反，失之于奴颜婢膝的崇拜。
　　第二领域（“从上而下”）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有成果的。它是这样一些人所创造的，他们的善良、追求真理的激情、正义感强于他们的昏睡的安宁生活，他们的艺术是成熟的，高尚的。但是，这个领域有一个缺陷：缺乏准确地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些作者同情、怜悯、哭泣、愤懑——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不能确切地理解。他们总是从旁边和从上面来观察，怎么也不为下层人设身处地着想，所以有人即使一只脚已经跨过了篱笆，却不能移过第二只脚去。
　　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就是这样在奴役中形成的，阳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在苦役中形成的。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同时进行了这种试验。
　　把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投入这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游览参观，而是让他们变成残废，死亡，并且毫无回去的希望。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多老练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人当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这样，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妨碍上层理解下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似乎是透明的但以前是不可穿越的壁障—一怜悯——消失了。怜悯曾是往昔的高尚的同情者（一切启蒙作家！）们的推动力——怜悯也迷住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自己未能分担厄运，由此之故他们认为自己更加责无旁贷，应当大叫大喊去揭发不公平现象，同时却忽略了彻底去观察下层、上层、所有人的天性。
　　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地失去了这种内疚感：他们完全分担了人民的厄运！俄国的有文化的人只有现在（如果他超脱了本人的痛苦）才能从里面来描写农奴——因为他自己也成了农奴！
　　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铅笔、纸张、时间和柔软的手指。但是现在看守抖搂他的东西，查验他的消化道的人口和出口，而契卡行动人员则查验他的眼睛。
　　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但是融合了的经验的代表者却死去了……
　　前所未有的哲学和文学还在诞生时就这样葬身在群岛的铁壳下了。
　　在文教科的常客中，为数最多的是业余文娱活动的参加者。这个职能——指导业余文娱活动，仍留给了老朽的文教科，像它年轻时所担负的一样。在个别岛屿上，业余文娱活动的产生和消失好似来潮和退潮，但不是像海潮那样合乎规律的，而是突发性的，出于一些领导上知道而犯人却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文教科长半年一次要在总结报告中写进点什么东西，也许是上面的什么人要来。
　　在荒僻的劳改点上是这样做的——文教科长（在营区里通常见不到他的影子，老是由犯人担任的教育员代替他转来转去）把手风琴手叫来，对他说：
　　“听着。搞起个合唱队来！一个月以后就得给我演出。”
　　“首长公民，我可不识谱呀！”
　　“你要他妈乐谱有啥用？你拉一首大家都熟的歌，别人跟着唱就行了！”
　　于是宣布组织班子，有时与戏剧小组一起搞。在什么地方排练呢？文教科的房间派这种用场嫌小，需要宽敞一些，而俱乐部礼堂当然是没有的。一般派作这种用场的是劳改营的食堂——那里永远被烂菜场的蒸气、腐烂的蔬菜和煮熟的鳝鱼的气味熏得恶臭难闻。食堂的一面是厨房，另一面——或者是固定的舞台或者是临时搭的木板台。晚饭后合唱队和戏剧小组就聚集在这里（环境——如A·格-曼画的图中所见。只是画家画的不是本营的业余文娱活动，而是外来的文化宣传队。现在收拾起最后一些碗钵，把最后几个垂死的犯人赶走——就要放进观众来了。读者自己可以看到，那几个农奴女演员们有多少快乐的表情）。
　　用什么东西招引犯人来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呢？在营区里的五百人中，也许有三四个真正的歌唱爱好者——那么合唱队由谁来组成呢？合唱队中的相会对男女混合营区说来就是主要的诱饵！被任命为合唱队指挥的A·苏济觉得奇怪，他的合唱队怎么会那样漫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以致一支歌也不可能彻底教会——一批批新的参加者纷至沓来，他们一点没有嗓子，从来也没有唱过歌，但都要求参加。拒绝他们，不考虑刚刚苏醒的向往艺术的志趣将会是多么残酷！然而，一排练起来，合唱队员就少得多（原因是：允许业余文娱活动参加者熄灯后两个小时内在区内走动——去参加排练和从排练归来，这两个小时被他们用来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在音乐会正要开始前，把合唱队中唯一的男低音解送出营（解送的事与喜乐会不属同一部门管辖）；文教科长把合唱队指挥（就是那个苏济）叫去说：
　　“你出了力——我们很赞赏，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到音乐会上出面，因为五十八条犯人无权指挥合唱队。所以请你给自己培养一个副手：挥挥手——而不是使嗓子，好找。”
　　对于某些人说来，合唱队和戏剧小组不光是聚会地点——而且还是生活的某种仿制品，或者不是仿制品，而是一种提醒，生活毕竟还存在，一般说——还存在……瞧，从仓库里送来了粮食袋上弄下来的褐色粗纸，发给大家抄写角色台词。传统悠久的剧院工作程序呀！还有角色的分配呢！还有考虑谁将和谁在戏里接吻呢！谁穿什么！怎样化装！看起来将多么有趣！在演出的晚上还可以拿起真正的镜子，看到自己穿着真正的自由人的连衣裙，两颊上还有红晕。
　　幻想起这一切来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的天哪——剧本！这是些什么剧本呀！这些专用集子，上面打着“只供古拉格内部使用！”的戳子。为什么——只供？为什么不是除自由人外在古拉格也可使用，而是——只在古拉格……？这意思就是，那里全是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喂猪的泔水，在外面没人喝它，那就倒到这里吧！这是最愚蠢最平庸的作者给自己的最卑劣最荒唐的剧本找到的出路。谁想要上演契柯夫的轻松喜剧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往哪里去找到这种剧本呢？全村的自由人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劳改营的图书馆里有高尔基的书，但它的好多页被撕下来卷烟抽了。
　　在克里沃舍科沃劳改营里，文学家H·达维坚科夫凑集了一个戏剧小组。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个不平常的小剧本：写拿破仑在莫斯科（大概能够上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布告的水准）！分配了角色，劲头十足地投入了排练——好像，有什么能妨碍演出呢？主角由过去的女教师季娜扮演，她是因留在沦陷区而被捕的。演得很好，导演也很满意。突然，在一次排练时出了乱子：其余的妇女起来反对季娜演主角。事件本身是传统性的，导演本可应付过去。但妇女们叫嚷的是：“角色是爱国的，可是她在占领区跟德国人……！滚开，毒蛇！滚开！德国人的臭……，趁着还没有把你踩烂！”这些妇女是社会亲近分子，也许还有五十八条的，只是没有触犯叛国罪那个分条。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行动科教唆她们的？但是身上背着那个条文的导演不能为女演员辩护……于是季娜就大哭着走掉了。
　　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我不需要干净的内衣，
　　请不要把门打开！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恶的野兽！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
　　怎样把你：
　　像鸟一样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仑不会再次受到嘲弄，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不会再次受到颂扬j戏根本不会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乐会不开了。这样，业余文娱活动就进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会终止了。直到下一次来潮。
　　它就这样像抽风似地活着。
　　有时，一切都已经排练好，所有的参加者都完整无缺，在音乐会前谁也没有被捕，但是北铁劳改营文教科长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节目单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许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们求也没用！”——说着就亲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却想要念我心爱的恰茨基“的一段独白——“但法官是谁？”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习惯念这段独白——而且纯粹是从朗诵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我没有发觉它会有讽今的意味，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把“但法官是谁？”写上节目单并被他们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长前来观看排练，听到下面这一句就已经跳了起来：
　　“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敌意是毫不妥协的。”
　　当我念到：
　　一请向我们指出，祖国的父辈们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这些明抢暗夺罪行累累的人们？……”
　　他顿着脚做着手势，要我立即从台上滚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几乎当了演员，只是因为嗓音太弱才没有当成。现今在劳改营里我不时参加演出，力求在这短暂的、不真实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奋的女人的面孔。当我听到古拉格系统里存在着由犯人组成的脱产的专门戏班子——真正的农奴剧院！——就渴望能进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轻松地喘喘气。
　　在每个省劳改营管理局属下都有农奴剧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个。最著名的是——内务部上校马穆洛夫的霍夫林诺农奴剧院。马穆洛夫死死钉住不让一个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员从红普列斯尼亚递解监狱漏出去。他的代理人还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这样在自己手下凑成了一个大话剧班子和初具规模的歌剧团。这是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东西——“我的剧院比邻居的好！”在别斯库德尼科沃劳改营里也有一个剧院，但远逊于此。地主们带着自己的演员彼此往来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时，米哈伊尔·格林瓦尔德忘记了用什么调来为女歌手伴奏。马穆洛夫当即给了他十昼夜的冷禁闭室，格林瓦尔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岛屿上，都有这样的农奴剧院。在那里，这些剧院几乎成了城市剧院，差点儿成为模范剧院，它们在城市的剧场里为自由人演出节目。在头几排位子上坐着当地内务机关的大头头和他们的太太，带着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着自己的奴隶们。押解队员则带着自动步枪坐在幕后的包厢里。演出后，赢得掌声的演员被运回劳改营，犯有过错的，则送进禁闭室。有时连掌声也不让享受一下。在马加丹剧院里，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舍夫中途制止当时颇有名声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众还礼：“够了，科津，没有什么可点头哈腰的，走！”（科津企图上吊自杀，被人从绳索上救了下来。）
　　在战后年代有许多知名演员通过了群岛，除利津外，还有：电影演员托卡尔斯卡妮、奥库涅夫斯卡哑、卓娅·费多罗娃。对于鲁斯兰诺娃的被捕入狱，群岛上一度议论纷纷。关于她在哪些递解站上蹲过，被送进了哪个劳改营，传闻互相矛盾。有人担保说，她在科雷马拒绝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属实。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战争初期在卢加附近的自己的别墅里陷入了占领区，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德国人举行过音乐会（他的妻子，钢琴家，当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宾斯克劳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记住了他们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脑上把她贴在自己胸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着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声来。
　　咳，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粮的价值嘛……
　　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够进那个歌舞团。不久，他们离开了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也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尔卡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他们坐着卡车去作例行的演出时撞了火车。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格拉兹涅克。以我自身而论，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测的。我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经有多少次竭力去争取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为受到挫折而绝望，而这种挫折实际上倒是走运。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娅、舒罗奇卡·奥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卢加的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小组里。在我们被解散赶走以前，我们上演过一些节目。我参加这种业余文娱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是精神上的软弱，是屈辱。一个小小的中尉米罗诺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别的娱乐，可以醉醺醺地来到劳改营里下令：“过十分钟我要看演出！”演员们从被窝里被提了出来，从劳改营的炉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锅煮着什么东西）——过一会我们就在灯光通明的舞台上，对着只坐着一个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旷的大厅，唱歌、跳舞、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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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泽克民族

　　（法恩·法内奇的民族学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如果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我们打算提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
　　在发挥自己的假说时，我们决不愿同“先进学说”发生矛盾。
　　本篇文字的作者为居住在群岛上的土著部族的神秘性所吸引，到那里作了一次长期的科学旅行，并搜集到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群岛上的泽克们构成着一个社会阶级。这是一个为数众多的（几百万的）人们的集团，它对生产有同一的（全体共同的）关系（即：从属的、依附的关系，并且不拥有领导这种生产的任何权利）。它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也有同一的、共同的关系（即：没有任何关系，所得到的只是为苟延残喘所必需的微不足道的一份产品）。此外，他们的全部劳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整个国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光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虚荣心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要是能够证明，这些退化的生物（过去无疑曾是人）比之homosaPiens（智人，也许正好是进化论所缺少的一个中间环节。）完全是另一种生物学类型，那才能引起更大的轰动。然而，这些结论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里只能向读者提示一下。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迫突然地、本不愿意但非如此不可，并且水无返回的希望地加入熊或獾（我们已经不使用那用滥了的狼的比喻）的族类，而他在肉体上果然又经受住了这个转变（谁马上就蹬了腿，当然就算了）——那么，他在过着新的生活的时候，能否在獾中间依然保持着人的体形呢？我想不能，他会变成一只獾：毛会长起来，嘴脸会变尖，他再也不需要吃煮的炸的东西，而完全可以去吃生食了。
　　要知道，岛上的环境与普通的人类环境截然不同，它残忍地要求人或者立即适应或者慢慢死去——所以对人的性格的搓碾揉捏要比陌生的民族或社会环境彻底得多。这只能与转入动物界的情形相比。
　　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篇文章去谈。这里我们只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局限的任务：证明泽克们构成一个特殊的单独的民族。
　　为什么在平常的生活中阶级不变成民族中的民族呢？因为他们在地域上与其他阶级混在一起居住，在街上、商店里、火车上、轮船上、戏院里和公共娱乐场所里和他们相遇，通过声音或通过报刊彼此谈话，交换思想。泽克们则相反，他们完全孤立地居住在自己的岛屿上，他们的生活只是在和自己人之间的交往中度过的（自由人雇主们，他们的大多数连看也看不到，即使看到了，则除了命令和责骂外什么也听不到）。还有一个情况加深了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他们大多数人在死亡以前没有离开这种状态，即挣脱出去进入社会的较高等阶级的明显机会。
　　我们谁在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学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家喻户晓的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但不是种族的，不是部族的）共同体。群岛的土著完全符合这种种要求！——甚至还要多得多！（斯大林同志的天才意见，即基于血统的种族部族共同性完全不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使我们在作出这个结论时感到特别方便！）
　　我们的土著占有完全确定的共同的地域（虽然分割为岛屿，但在太平洋里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在那里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单调得令人吃惊j它全部可以详尽无遗地登录在两页打字纸上（分级伙食标准和对会计室的指示——如何把泽克的虚假工资拨作维持营区、警卫、岛屿领导和国家的费用）。如果把生活方式也包括在经济里，那么它在各岛上是单调到了这样的程度（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以至从一个岛屿调到另一个岛屿的泽克对什么也不会感到新奇，不会提出什么傻问题，而能够在新的地方立即正确无误地行事（“按科学原理安排伙食，按各人的本领去偷”）。他们吃的是地球上再也没有别人吃的食物，穿的是再也没有别人穿的衣服，甚至他们的作息制度对于所有的岛屿都是统一的，并且是每个泽克必须遵守的（有哪个民族志学者能向我们指出所有成员都有统一的作息制度、食物和衣服的另一个民族？）。
　　文化的共同性在民族的科学定义里应作何理解——那里解释得不充分。我们不能要求犯人有科学与文艺的同一性，理由是他们没有书面语言（几乎所有的岛屿上著民族都是这样的，大多数是由于文化不足，部分泽克则是由于检查太充分）。然而我们却指望在本文中更充分地显示泽克们心理上的共同性、日常行为的一律性、甚至哲学观点的同一性，这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也是在民族的定义中没有说明的。泽克们的研究者立刻注意到的，正是他们这种鲜明的民族性。他们也有自己的民间创作，自己的英雄形象。最后，把他们紧密地联合起来的还有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我们只能用“骂娘话”（来自拉丁语mater）这个苍白的术语作些近似描述的文化之一角。这是一种甚至比全部其余语言更为重要的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因为它使泽克们可以用那种比普通语言手段更为带劲更为简明的方式彼此进行交往。泽克们经常的心理状态正是在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骂娘话中得到最好的放松，并给自己找到最恰当的表达。因此，整个其余的语言似乎退居于第二位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从科雷马到摩尔达维亚的用语上的奇异的相似以及同一的语言逻辑。
　　群岛上著的语言，就像任何一种外国语一样，外人不专门学就不能理解（举例说，像下面这样一些话读者能理解吗：
　　——剥下破片子！
　　——我再咔嚓咔嚓！
　　——给个光（关于某事）。
　　——从灯笼里掏！
　　——公鸡找公鸡，虾米靠边！
　　上面讲的这一切使我们敢于肯定，群岛上著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先前的民族属性就会逐渐消失。
　　我们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有人会对我们说：可是，一族人如果不是由生儿育女的普通方式来得到补充的话，那么它还算个民族吗？（顺便说说，在唯一科学的民族定义中并没有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回答：不错，它是通过被捕入狱的机械方式来充实的（而它却怪癖地把自己的亲生子女交给邻居民族）。然而，小鸡不是也在人工孵化室里孵育——一而我们并不因此不认为它们是鸡，不是照样吃它们的肉吗？
　　但是，如果说在泽克如何开始生存这一点上还发生某种怀疑的话，那么在他们如何终止生存这一点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他们像大家一样死亡，只是密得多，早得多。他们的葬礼是阴森的、吝啬的、残酷的。
　　关于泽克这个术语本身说两句话。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官方的术语是被剥夺自由分子。但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改用“犯人”这个术语（我们可以回想起，当时群岛已开始硬化，甚至官方的语言都要适应新的情况，它不能忍受在土著的定义中有比监狱更多的自由）。缩写为；单数——3／K（犯人），多数——3／K3／K（犯人们）。土著的监护人们就经常这样念，大家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然而，官方产生的这个词，不仅不能变格，甚至不能变数。它是死板的和无知识的时代的当之无愧的产儿。有头脑的土著们的活跃的耳朵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在不同的岛上，在不同的地方，为了取笑，把对自己的称呼改为五花八门的说法：有一些地方说成是“扎哈尔·库兹米奇”或（诺里尔斯克）“北极共青团员”，“在另一些地方（卡累利阿）较多称为“扎克”（这在词源学上最准确），有的（英塔）则称为“兹克”。我曾经听到过叫“泽克”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变得有生气的词开始变格，变数。（沙拉莫夫则坚持说，在科雷马日常讲话里仍然一成不变地保持着“3e一任a”的念法。可怜科雷马人的耳朵由于寒冷而僵硬了
　　群岛的气候——永远是极地气候，甚至偶尔有个什么岛屿混进了南边海洋。那上面的气候也照样是北极的。群岛的气候——十二个月的冬天，其余才是夏天。空气本身是蜇人的，刺人的，这不仅是由于寒冷，不仅是由于自然条件。
　　泽克们甚至在夏天也穿着灰色的软铠甲——棉背心。这与男人们全都剃光的脑袋合在一起，使他们具有外表上的同一性：严峻无个性。但只要你对他们稍加观察，你还会对他们脸上表情的共同性感到吃惊——永远存着戒心的、冷淡的、不怀任何好意的，很容易转为狠心甚至残忍。他们脸部的表情是这样的，好像它们是用这种铜褐色的（泽克显然是属于印第安人种）、粗糙的、几乎已经不是人体的材料做成的，以便能够经常顶风而行，每一步都要防着左右两面受咬。你还会察觉，在行动、劳动和斗争中，他们的肩膀总是耸起的，胸膛准备着接受顶撞，但只要泽克没有事干、只身独处或正在思考——他的脖子就不再能承受脑袋的重量，肩背马上就显出不可回复的佝偻状，甚至好像生来就是这种样子的。他那双空着的手所采取的最自然的姿势是。走路时勾着反背在后面，手腕搭在一起，坐着时就直挺挺地下垂着。当他向你——一个自由人因而可能是个长官——走近时，他也是那种拱肩缩背、灰心丧气的姿态。他将竭力不直望着你的眼睛，而瞧着地，但如果不得不看你，他的迟钝的无意义的目光将使你吃惊，虽然那是表示努力执行你的命令的（然而你不要相信他，他根本不会执行）。如果你让他脱下帽子（或者他自己想到了）——他那剃光的满是疙瘩、坑坑洼洼、显然退化型的不对称的脑壳，将使你感到人种学上的厌恶。
　　他同你说起话来是三言两语的，不带表情，单调呆板，他如果需要向你请求什么，那就装出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偷听到土著们彼此谈话，你大概会永远记住这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咄咄逼人、恶意嘲笑、唐突鲁莽，永远不会是推心置腹的。这种说话方式在土著们身上已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一个土著男人和一个土著女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然而这是岛上法律严格禁止的），也不能设想他会摆脱掉这种说话方式。大概也会对她同样用逼迫命令的方式说话，怎样也不能想象出一个说话温柔的泽克。但也不能不承认泽克的话是很有劲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过剩的用语，没有如“对不起”、“请”、“如果您不反对”之类的插入语，也没有多余的代词和感叹词。泽克的话是直冲目标的，像他自己顶着北极风朝前闯一样。他说话似乎是在扇对方的耳光，拿词句当拳头使。像一个有经验的拳击家力求第一拳打击就要把对手打倒一样，泽克也力求第一句话就使对话人不知所措，使他哑口无言，甚至迫使他声音嘶哑。给自己回敬过来的问题，他当即毫不含糊地顶回去。
　　这种令人反感的作风，甚至今天读者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碰到。举例说，你站在电车站上等车，旁边站着的人在大风中把大团烫热的烟灰抖到你新做的大衣上，有烧着衣服的危险。你用意相当明显地抖落了一次，但他还是继续在抖。你对他说：
　　“喂，同志，你抽烟还是当心点，好吗？……”
　　他不但没有表示歉意，抽烟也没有留点神，而是简短地朝你吠叫一声：
　　“你没有保过险吗？”
　　当你还在找词回答的时候（因为你不知如何应付），他已经在你之前跳上了电车。这很像群岛土著的作风。一除了直接的、词里套词的骂人话外，看来泽克们还有一套使旁人的任何合理干预和说理都免开尊口的现成说法。例如有这样的说法：
　　“别扎我，我跟你信的不是一个神！”或如：
　　“没有（揍）你——别躺下！”（在方括号里我们放上了和另一个骂人的字儿语音上相近的字，句中第二个动词与这个骂人字儿联系起来就会获得很不体面的意味。）
　　这类骂人话从土著女人嘴里说出来特别难以招架，因为正是她们对基于色情的比喻的使用特别自如。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道德上的框框不容许我们再举这种例子来为这部调查报告增添色彩。我们只敢再举一个事例来说明泽克的这种利口巧舌。一个叫格利克的土著从普通的岛上被运到一个特殊的岛去，运到一个秘密的科学研究所去（某些土著天资很高，甚至达到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水平），但是，出于某些个人想法，新的优待地位不中他的心意，他想回到原来的岛去。一个由肩章上有着几颗大金星星的人物组成的很有权威的委员会召见了他。他们向他宣布：
　　“你是个无线电通讯工程师，我们想用你……”这个人不让他们说出“去做专业工作”这句话，就猛地向前凑过去：
　　“用我？你们是要我——撅院？”于是就伸手去解裤带扣，做了个好像要摆出适当姿势的动作。自然，委员会目瞪口呆了，所以任何商量、劝说都没有进行。格利克当即就被打发走了。
　　饶有兴趣的是，群岛的土著们自己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引起了人种学和民族学方面的极大兴趣，他们甚至以此自夸，这好似增加他们本人在自己眼里的身价。在他们中间流行着并且经常讲述着一则传奇式的笑话，说某个民族学教授，显然是我们的先驱者，毕生研究泽克的品种，写了厚厚的两大本著作，在书里，他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囚犯——是好吃、懒做和狡猾的（讲到这里，讲述者和听众都满意地笑起来了，好像从一分来欣赏自己）。但是，据说在此后不久，教授本人也被抓进去了（很不愉快的结局，但在我们国家里是不抓无辜之人的，谅必总有点什么吧），推推撞撞经过了几个递解站，在一般劳动中被拖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教授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也懂得囚犯实际上是——响亮、精巧和透明的（鉴定很中肯，而且还有点称赞味道。大家又大笑起来）。
　　我们已经说过，泽克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但是，在老岛民的个人范例的基础上、在口头传说和民间创作中，制定出了泽克正当行为的整套法典，以及对待工作、对待雇主、对待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基本训条并传授给新来的泽克。铭刻和体现在土著的道德结构上的这整套法典，提供给我们称之为泽克的民族类型的东西。这种属性的印记永远深深地打在一个人的身上。过许多年以后，如果他已在群岛之外，你在这个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泽克，然后才是俄国人、勒勒人或者波兰人。
　　在往后的叙述中，我们力求逐一对构成泽克的民族性、生活心理学和标准伦理学的东西进行整体的观察。
　　对待官家劳动的态度。泽克们有个绝对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劳动的功能就是要吸干他们的全部生命，这表明，他们的主要生路是：劳动时不可全力以赴。泽克们很清楚：劳动是做不完的（永远不要追求快点做完好坐下来歇歇：你刚一坐下，马上就会给你另一项活儿入活儿专爱傻瓜
　　但怎么办呢？公开拒绝干活？万万不能！——你会在禁闭室里烂掉，饿死。去上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那里，在工作日，不要出大力，而要“泡蘑菇”，不要卖老命；而要磨洋工，瞎对付（就是说，等于不干）。土著决不公开地、断然地拒绝执行任何一个命令——那样他就完蛋。但他会软磨硬泡。“软磨硬泡”是群岛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和说法，这是犯人们的主要救命方法和成就（后来也被自由的苦力们广泛地接受下来）。泽克细心倾听向他发出的一切命令，并且频频点头表示遵从。于是……他走去执行命令。但是……他并不执行！甚至往往连头也没开。这有时会使意志坚强的不知疲劳的生产指挥者陷于绝望境地！这时自然产生了往他脸上或后脖颈上给一拳的愿望，这个衣衫褴楼褛的愚蠢的无思想的动物——我不是用俄国话向他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吗！……多么冥顽不灵呀？（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土著们对俄语的理解很差，我们的一系列现代观念——例如，“工人的荣誉”、“自觉纪律”——在他们的贫乏的语言里甚至没有对等词。）但是，只要长官第二次闯过来——泽克马上就会在责骂声下俯首贴耳地弯下腰，并开始执行命令。等到雇主怒火稍消，继续去干自己的刻不容缓的大量领导事务——泽克在他的背后马上坐了下来，把活扔在一旁（如果作业班长的拳头没有悬在他的头上，如果没有今天就要取消他的配给口粮的危险，如果没有折抵刑期的诱饵）。我们，正常的人甚至难以理解这种心理，但它就是这样的。
　　冥顽不灵？完全相反，这是适应于客观条件的高度的机灵。他有什么打算？要知道工作不会自己完成，要是长官再一次走过来——不是更糟吗？他是这样打算的：长官今天多半不会第三次走过来了。可是你得想办法活到明天。今天晚上这个犯人就可能被解走，调进另一个作业班，或者送进医院，或者关进禁闭室去——那时他所完成的工作不就会算到别人的帐上了吗？明天这个作业班里的这个犯人可能被调去做另外的工作。或者长官将自己下令取消，认为这项工作不需要做或者根本不应当这样做。由于看到许多这类的事件，泽克们牢牢地掌握了一条规律：可以明天做的，今天就不做。用泽克的语言说就是：哪儿坐下，哪儿起来。他担心消耗掉可以不必消耗的一卡路里热量（土著们有关于卡路里的概念，并且很流行）。泽克们彼此间就公然不讳地说：谁拉车，谁挨赶（意思就是，谁不拉车，也就随他的便）。总的说来，犯人干活只不过且很日子。
　　但在这一点上，科学上的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议论过程中的某种弱点。首先是因为，“谁拉车，谁挨赶”这个劳动营的常规同时也是俄国的老谚语。我们在达里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另一种纯粹泽克的说法：“混一天算一天。”试样的符合引起我们思潮起伏；借用论？主题游走论？神话学派？——我们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对比时，发现在农奴制下形成并在十九世纪初已经固定下来的俄国谚语中还有这样一些：
　　——不要干活，也不要逃活。（惊人！这可不就是劳改营的
　　“软磨硬泡”的原则！）
　　——老天保佑样样会干，可别样样都干。
　　——老爷的活儿干不完。
　　——卖力的马活不久。
　　——给你一块面包，让你磨一礼拜的面（很像犯人的反动理
　　论，说甚至高额的口粮也补偿不了劳动消耗）。
　　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经过了解放农奴的改革、启蒙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光辉里程，叶卡捷琳娜农奴制下的庄稼人和斯大林的泽克，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互相握起又黑又粗的手来了？……这不可能！
　　我们的炫耀博学到此为止，现在言归正传。
　　从泽克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就产生出他对持长官的态度。表面上看，他对长官是很听话的；例如，泽克的一条“戒律”是：不要伸脖子！——就是说永远也不要同长官抬杠。表面上看他很怕他，当长官责骂他或者即使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总是低头哈腰。实际上这里有着简单的打算：避免多余受罚。实际上泽克完全瞧不起自己的长官——劳改营的长官也好，生产上的长官也好。但这是暗中瞧不起，不公开说出来，免得遭殃。每当宣布了什么事情、挨训和受申斥之后，成群结队地散开的时候；泽克们彼此间马上低声窃笑：你会说，咱会忘！犯人们内心里认为，无论在文化程度上、在掌握劳动专业上以及在对生活问题的一般理解上，他们都比自己的长官高明。不得不承认，事实也往往如此，但是泽克们在自己的骄傲自满中却忽略了一个情况，即群岛的行政当局比之土著们在世界观方面毕竟具有固定的优越性。所以犯人们认为对长官“我想怎么摆布就能怎么摆布”，或者“在这里我就是法律”这种天真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一点却给了我们在土著身份和旧农奴制之间划一条区分线的幸运的机会。庄稼人不喜欢地主老爷，常常嘲笑他，但却惯于在他身上感觉到有某种高贵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萨维利伊奇们和费尔斯们都是一些忠心耿耿的奴隶。可是这种精神奴役已经彻底结束了。在几千万名犯人中不能设想会有一个是真心诚意地崇拜自己长官的。
　　泽克有别于你我之辈，有别于读者，有别于我国同胞们的一个重要民族特点就是。泽克不追求受表扬、得奖状和上光荣榜（如果它们不是直接同增发几个包子有关的话）。一切在外面称之为劳动光荣的东西，泽克出于迟钝，认为只不过是一声空炮。这就使他们更加不必依赖于自己的监护人，不必去讨好逢迎。
　　一般说来，泽克衡量价值的整个标尺是倒过来的，但是，我们对这点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我们回想起，野蛮人总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条肥猪去换一面小镜子，拿一筐椰子去换几颗不值钱的玻璃珠。读者你我所珍视的东西——思想价值、牺牲精神和为未来而无私劳动的愿望——泽克们不仅没有，甚而看得一钱不值。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泽克们是完全没有爱国感情的，他们完全不爱自己本土的岛屿。我们只须回想一下他们的一首民歌的歌词就知道了：
　　你这科雷马真该诅咒！
　　毒蛇们发明了这个星球！……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经常采取远走高飞去寻求幸福的冒险行动，俗话叫逃跑。
　　泽克们看得高于一切并置于首要地位的，就是所谓口粮——这是一块掺有杂物的黑面包，烤得极坏，你我是不会吃它的。这份口粮越大越重，他们就认为越宝贵。凡是看见过泽克们如何猛扑向自己的早晨的口粮，差点连手指头都要一块啃掉的情景的人——事后很难撇开这种违背美学的回忆。他们置于第二位的是马合烟或家种自制的烟叶，并且它的交换比值任意得出奇，毫不考虑交换物中所含有的社会有效劳动量。更其怪诞的是，马合烟在他们那里好似是一种通用货币（群岛上没有货币制度）。占第三位的是烂菜汤（依照土著的习俗，这种岛上特制的汤是没有油、肉、米粒和蔬菜的）。大概，就连那穿着崭新发亮的制服、拿着武器齐步行进的近卫军人的阅兵队伍，都不会像犯人晚上一队队地走进食堂去领取烂菜场的情景那样给观众以如此吓人的印象：这些剃光的脑袋，塌瘪的帽子，系着绳子的破衣烂衫，恶狠狠的歪斜的脸（靠喝烂菜汤他们哪儿来的这一身筋腱和力量？）——还有二十五双皮鞋、麻绳鞋和树皮鞋——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好长官，给口粮吧！跟我们不在一个教门的，靠边站！在这一时刻，争夺食物之前的二十五张脸向你明显地展现出泽克的民族性。
　　我们注意到，在谈论泽克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什么几乎不能想象有个性、个人和人名。但这不是我们方法上的毛病，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过的那种群居生活制度的反映，这个民族已经放弃了其他民族那么习以为常的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的传统（他们确信，他们的民族将通过别的途径得到补充）。在群岛上，很具有特色的正是这种集体生活方式——不知是原始社会的遗产，或者已经是未来的曙光。大概是未来的曙光吧。
　　泽克们的下一个价值是——睡眠。正常的人只能感到奇怪，泽克怎能睡得那么多，并且是在多么不同的情况下。不用说，他们是不知有失眠的，他们不服安眠药，每夜都是一觉到天亮。如果碰上一天不出工，那就整个白天也都睡大觉。确实查明，等着在担架上装料时，他们来得及蹲在空担架旁睡上一觉；他们会在派工时叉开双脚睡着；甚至在押解下排着队去上工时他们也会睡着，但不是大家都会：有的人在这种场合就跌倒而醒过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在睡梦中刑期会过得快些。还有这种说法：黑夜是为了睡觉的，白天是为了休息的。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描写跺着脚领取“合法的”（如他们所说）烂菜汤的一队泽克的形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泽克的一个主要民族特点的表现——生活上的坚决性（这同他们常常朦胧入睡的倾向是不相抵触的。他们的所以好睡，正是为了在醒时有力量去坚决行动！）。这种坚决也包括字面上、体力上的含意，在达到目标（食物、暖和的炉子、烘干室、避雨的地方）之前的终点线上，泽克在拥挤的人群里会毫不客气地用肩膀往邻人的腰上顶去；两个泽克去拍一段原木——他们两个必定都往木梢那端走去，好让自己的搭档摊上基部。还有比较广泛的坚决性——占据较有利的生活地位方面的坚决性。在岛上的严酷条件下（那么接近于动物界的条件，以致我们可以正确无误地把达尔文的struggleforlife原理应用到这里来），争夺地位的成功或失败，往往关系着生命本身——所以在损害他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候，土著们是不知有约束性的伦理原则的。他们公然这样说：良心？留在个人档案里了。在采取重要的生活问题决定的时候，他们遵循的是群岛的一个著名规则：与其受罪，不如去当母狗。
　　但是，坚决性必须伴随着生活上的灵敏性，困难中能随机应变，才能取得成效。犯人每天都应当在最简单和微小的事情上为了保全自己的一件可怜的破烂东西：一个压弯的饭盒，一块发臭的破布，一个木匙子，一根缝衣针——表现出这种素质。然而在争夺岛上等级制里的重要地位的斗争中，随机应变也应当是较高级的、精致的、有计谋的骗术。为了不使我们的研究作品累赘——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个泽克当上了总务大院工业车间主任的重要职位。一些生产项目他的车间搞得不错，另一些不行，但他的地位的是否牢固并不取决于业务搞的好坏，而靠他平时摆出的派头。内务部军官们到他那里去，看到他的写字桌上摆着一些粘土做的圆锥形的东西。便问“你这些东西是什么？”——“泽格尔锥体。”——“干什么用？”——“测定炉内温度。”——“哦一哦一哦。”——长官怀着敬意拖长声音说，心想，是啊，我安排了个好工程师。然而，根据这些圆锥体的熔化程度什么温度也测定不出来，因为它们不仅不是用标准粘土做的，而且不知是用什么上做的。圆锥体看惯了，主任的桌上又出现了新玩意儿——没有一个透镜的光学仪器（在群岛上哪里能搞到透镜？）。于是大家又感到惊奇了。
　　泽克的脑瓜子就应当经常去钻研这种旁门左道。
　　根据具体情况并通过不断揣摸对手的心理，泽克在行动上应表现出灵活性——从使用拳头或嗓门的粗暴行动直到最细腻的装假，从完全不知廉耻直到神圣地信守诺言，尽管是背地里做出的似乎完全不必信守的诺言（所以为什么所有的犯人都神圣地忠于秘密收受贿赂后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在完成私人定货上非常耐心和认真。当你观看一件精雕细琢的岛上手工制品——类似的制品我们可以在奥斯坦金带农奴艺术博物馆里看到——有时真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些用根小撅子支上就向领班交工、随后倒了也不管的手做出来的）。
　　这种行动的灵活性也在泽克的一项著名规则上反映出来：学就拿，打就逃。
　　对于古拉格的岛民说来，生活斗争中取得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的善于遮掩。他们的性格和意图隐藏得那么深，以致一个还不习惯的初出茅庐的雇主起先会觉得泽克像草一样可以因风吹脚踩而弯曲的严（只是后来他才叫苦不迭地确信岛民的狡猾和不真诚。）善于遮掩几乎是泽克这个部族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泽克应当把自己的意图、自己的行为掩盖起来，不让雇主、看守和作业班长知道，也不让所谓“眼线”知道。他应当把自己的得手事情隐瞒起来，免得被别人抢走。各种计划、打算、希望——不管是他正在准备的事关重大的“逃跑”或者是想在什么地方拣点刨屑来当垫褥，一概都应当隐瞒。在泽克的生活中历来如此，开诚布公——那就意味着失掉……一个我请他抽马合烟的土著向我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把它译成俄语）：你坦白告诉别人，什么地方睡得暖和，什么地方领班找不到——于是大家都往那里钻，领班也就会嗅出来。你坦白告诉别人，你通过一个自由雇员寄出了一封信，大家全都会把信交给这个自由人，他也就会和那些信件一起被逮住。如果保管员答应你把破衬衫换一件——在没有换到手以前别说，换到了——也别说：这样就不会牵累他，对自己也会有好处严日子久了，泽克已经习惯于把一切都隐瞒起来，他这样做甚至都不需花什么力量去克制自己：他失去了同别人谈心的这种人的自然愿望（也许应当承认，这种不坦率待人好似对事物的普遍的不公开进程的保护反应？因为有关他命运的消息人们也总是用一切办法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
　　泽克的善于遮掩来源于他的全面的不信任：他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相信。样子像大公无私的行为特别会引起他强烈的疑心。泰加林的法则——这就是他对人们之间关系的“无上命令”的表述（在群岛上确有大片泰加林带）。
　　最充分地兼备并表现出这些部族素质（生活上的坚决性、无怜悯、见机行事、善于遮掩和不信任）的土著，自称并且也被称为“古拉格之子”。这在他们那里好似一种荣誉公民的称号，这种称号当然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岛上生活才能获得的。
　　古拉格之子认为自己是莫测高深的，相反，他自己却能把周围的人看得很透，如俗话所说，入木三分。也许这是真的，但是马上就可以发现，甚至最有洞察力的泽克也是见识不完整的，眼光短浅的。一个普通的泽克，甚至古拉格之子，对于与他相近的行为能作出清醒的判断，并且能够准确地盘算自己在最近几小时之内的行动，但他却既不能抽象地思考，也不能概括一般性质的现象，甚至不能谈论未来。在他们的语法上，未来时态是很少用的：甚至对于明天也带着假定色彩来应用，对于已经开始的一星期内的日子，用起来就更加谨慎。你永远也听不到泽克嘴里说出这样的句子来：“来春我将……”因为大家知道；还需要度过冬天，而命运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把你从一个岛屿抛到另一个岛屿上去。真的是：我的一天——就是我的一辈子。
　　古拉格之子就是所谓泽克戒律的主要体现者。在不同的岛屿上，这种戒律的数量多寡不等，它们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符，如果对它们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那将是一项单独的事趣的研究工作。这些戒律与基督教义毫无共同之处（泽克——不仅是无神论的民族，而且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对于崇高的实体，他们总是急于去嘲笑和贬损。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但是，正如古拉格之子要人们相信的那样，照他们的戒律去生活，在群岛上是不会遭殃的。
　　有这样的戒律：勿敲（这怎样理解？显然是为了不发出多余的声响吧。）；”别舔钵子，就是说，不要堕落到喝泔水的地步，这样做，他们认为就是迅速和急转直下的灭亡。“不要拣垃圾吃”以及其他等等。
　　有一条戒律很有趣：不要把鼻子伸到别人的锅里去！我们真想说，这是土著思想的高度成就：须知这是反面自由的原则，这好像是翻过来的“我的住宅就是我的城堡”，甚至比它还高，因为说的不是自己的锅，而是别人的（但自己的当然不言而喻）。我们知道土著们的条件，对“锅”应当作广泛的理解：不仅理解为熏黑的拱形器血，甚至不是锅里盛着的不吸引人的具体的羹汤，而且包括获取食物的一切方式，生存斗争的一切手段，甚至还要广泛些：理解为泽克的灵魂。总之一句话，让我像我所愿意的那样生活，你自己也像你所愿意的那样生活——这就是这个原则的意思。铁石心肠的古拉格之子以这条戒律做出了不因无谓的好奇心而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坚决性的保证（但同时也使自己解除了任何道德上的义务：‘即便你在我身旁倒毙——我也不当一回事。残酷的法则，但比之岛上的生番——盗贼们的法则：“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毕竟要人道得多。野蛮的盗贼对邻人决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促使他死得快些，为了使自己死得近些，有时是观赏他的死亡过程以便得到开心或满足好奇）。
　　最后，有一条综合性的戒律：不要相信，不要害怕，不要乞求。在这条戒律里，非常清楚地甚至雕塑般地体现了泽克的共同民族性格。
　　如果一个（狱外的）民族整个浸透着这种高傲的戒律，这个民族怎样管理呢？……想想都觉得可怕。
　　这条戒律使我们放下对泽克生活行为的研究，转而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实质。
　　我们在古拉格之子身上马上察觉到的并且后来越来越经常地观察到的最初一种气质是：精神上的稳健性，即心理上的稳定性。这里令人感到兴趣的是犯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般哲学观点。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毕生以他们身为英国人或法国人而自豪，泽克则与他们不同，完全不以自己的民族属性而自豪，相反，他把这理解为一种严酷的考验，但是他想不失尊严地通过这种考验。泽克们甚至有这样一则出色的神话：似乎某地有一扇“群岛之门”（堪与古希腊的赫尔克里斯的柱塔相比），在门的正面似乎为进来的人写有：“别丧气！”背面则为出去的人写有：“别太高兴！”泽克们还补充说，主要的是，这些题词只有聪明人才看得见，傻瓜是看不见的。这则神话往往表现为一条简单的生活规则：来者匆愁，去者勿喜。犯人对群岛的生活和群岛毗邻地带生活的看法，正是应当通过这个线索去领会。这种哲学正是泽克的心理稳定性的源泉。不管他所遭逢的境况多么阴暗。他总是皱起自己那粗糙的饱经风霜的脸上的眉头说，他们不会把我降到比矿井更深的地方去了！或者互相安慰说：还有更糟的哩！真的，在饥寒交迫、心灰意懒的深重苦难中，这个“还有更糟的哩”的信念，明显地支持着他们，并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
　　泽克总是作坏的精神准备，他就是这样活着，经常期待着命运的打击和妖魔的咬螫。相反，任何暂时的缓和。他都看成是当局的失察和错误。在这种经常期待灾难的状态中，也就逐渐养成着泽克的严峻的心灵，对自己的命运满不在乎。对别人的命运毫不怜悯的心灵。
　　偏高平衡状态的情形，无论偏离到光明方面，还是偏离到黑暗方面，无论偏离到绝望方面，还是偏离到喜悦方面，在泽克身上都是很少见的。
　　塔拉斯·谢甫琴科（还在史前时代曾在岛上稍作逗留）成功地表达了这种情形：“我现在几乎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欢乐。然而却有一种达到鱼类的冷血状态的精神上的平静。难道经常的不幸能使一个人这么脱胎换骨吗？”（致列宾娜的信。）
　　正是。正是能够的。稳定的冷漠状态，对于泽克说来，是一种必要的防护，以便能够熬过岛上阴暗生活的漫长岁月。如果在群岛的第一年他不能达到这种黯淡无光的状态，那他通常就会死亡。达到了这种状态——他就能活下来。一句话：只要不死掉——准能变老油条。
　　泽克一切感觉都变迟钝了，神经被截断了。他对自己的痛苦、甚而对部族的监护人加给他的惩罚、乃至几乎对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变得无动于衷，对周围人的不幸也不抱精神上的同情。什么人的呼痛或女人的眼泪几乎不能使他转过头来——反应迟钝到这个地步。泽克们对新来的缺乏经验的人，往往表现得冷酷无情，嘲笑他们的失策和不幸——但不要因此而严厉地谴责他们：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恶意——只不过是他们的同情心已经萎缩了，只有事情的可笑一面才是他们能看得到的东西。
　　泽克中最流行的世界观是宿命论。这是他们的普遍的深刻特点。其原因在于他们的不自由的处境、对他们最近时期可能的遭遇一无所知以及实际上无能影响事件的进程。这种宿命论对泽克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使他能得到精神上的稳定。古拉格之子认为，最平安的途径是——听天由命。未来——这是装在口袋里的猫，既然弄不清它是怎么回事，也不能想象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况下你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不应过分顽强地去争取什么或者过分执拗地拒绝什么——不管是把你转到另一个工棚或作业班去，还是调到另一个劳改点去。也许这是好转，也许是逆转，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免于自怨自艾：就让你的处境变得更糟吧，但这不是你亲手造成的，这样你就能保持可贵的泰然自若感，不致忙手忙脚，不必逢迎讨好。
　　在这种黑暗的命运下，泽克的对许多事情的迷信是很深的。其中之一与宿命论密切相连：如果你在找位置甚至追求舒适方面操心过了头，你必然会被递解出去而烧得焦头烂额。
　　他们不仅把宿命论用于个人的命运，而且还用来解释事物的一般进程。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事件的一般进程是可以改变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群岛是永恒存在的，从前在群岛上情况还要糟些。
　　但也许这里最有意思的心理转变是，泽克们把自己在得过且过的贫乏条件下的稳定冷漠状态看成是——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胜利。只要相继而来的不幸变得不那么频繁，只要命运的打击稍有减弱——泽克就已经对生活心满意足，并以自己的处世态度自豪。我们要是引用一下契柯夫的一段描写，读者也许会对这种离奇的特点更加相信些。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渡船夫谢苗·托尔科维伊这样表达这种感情：
　　“我……活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能光着身子在地上睡觉，吃野草。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中活（重点系我所加——作者注）。我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人也不怕。我这么看我自己，没人比我更富裕更自由了。”
　　我们的耳朵里今天仍听到这些惊人的言语：我们不止一次从群岛泽克们的嘴里听到这些话（感到奇怪的只是契阿夫从哪里弄来这些话的？）。但愿老天爷让每个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你中意吗？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是民族性格上的积极面。但对它的消极面，对某些似乎是与上面所讲的互相排斥和矛盾的令人感动的民族弱点，也不能闭眼不看。
　　这个看上去是无神论的民族对于信仰越是满不在乎，不信仰的态度越是严峻（例如，《圣经》的一个论点“不要去审判人，你也就不会受审判”，他们完全以嘲笑态度对待，他们认为，受不受审判与此无关）——他们不顾一切的轻情态度的发作也就越厉害。可以这样来区分：在泽克看得清楚的短浅的视野内——他们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但是他们没有抽象的眼力，缺乏历史的盘算，所以他们就以野蛮人的天真相信任何一个远方的传闻，相信本地的奇迹。
　　说明土著的轻信有一个早年的例子——这就是由于高尔基来到索洛维茨而产生过的希望。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深究远索。在群岛上有一种几乎是固定的、几乎是普遍的宗教：这是对所谓“阿姆尼斯基娅”（大赦）的信仰。很难说明这是什么东西。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女神的名字，但这并不是女神的名字。这有点像是信基督教民族传说中的基督二次降世，夺目的光辉将降临人间，群岛的坚冰就会消溶，甚至各个岛屿也会溶化，而所有土著就会随着温暖的波浪漂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他们所亲近。喜欢的人。大概，这是对地上天国的稍加改头换面的信仰。这种信仰并没有得到过一次现实奇迹的证实，然而却很有生命力，很顽强。像其他的民族把自己的重要仪式同冬至和夏至联系起来一样，泽克们也神秘地期待着（总是徒然地）十一月和五月的最初一些日子联系起来。南风一吹到群岛，人们便窃窃私语：“大概将要大赦了！已经在开始了！”刮起严寒的北风——泽克们呵热气温暖着冻僵的手指，搓着耳朵，跺着脚相互鼓励说：“看来一定会有大赦了。不然我们都得冻死……的！（这里有一个不能翻译的词儿）显然——现在就会有了。”
　　任何宗教的害处早就已经得到证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它。这种对大赦的信仰大大削弱土著们的意志，使他们陷入不是他们所特有的爱幻想的状态中去。在这种幻想病大流行的时期，官家的要紧活儿完全从泽克的手中掉落下来——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同相反地听到关于“递解”的不愉快消息时所起的作用一样。而对于日常的建筑工程说来，最有利的是不让土著们发生任何感情上的偏差。
　　泽克们还有一个民族弱点，这种弱点与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违反但却莫名其妙地保持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暗中的对公正的渴望。
　　契诃夫在一个完全不属于我们群岛的岛上就曾观察到这种奇怪的感情：“一个苦役犯，不管他本人已经堕落和不公正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却最喜爱公正，如果他在地位比他高的人身上看不到这种公正，他就一年一年地陷入痛恨和极端不信任的状态。”
　　虽然契诃夫的观察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我们所讲的事情都毫无关系，然而却正确得使我们感到吃惊。
　　从泽克落入群岛的时候起，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全都充满着不公正现象。他们自己在这种环境里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不公正的——看上去他们早就应该习惯于这种情形，并且把不公正看作生活的普遍准则。但是不然！来自部族中的官长和监护人的每一个不公正行为，都像在第一天一样，继续使他们受到伤害（自下而上的不公正行为却引起他们赞许的狂笑）。在他们的民间创作中，他们编出一些甚至不仅是关于公正待遇，而是（将这种感情扩而大之）关于毫无根据的宽大处理的传奇（例如，曾经创造出一个在群岛保持了几十年之久的关于宽大处理O·卡普兰的神话——似乎她并没有被处决，而终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甚至还找到了许多曾同她一道递解和从她那里得到布蒂尔卡图书馆书籍的证人。有人会问，土著们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荒唐的神话来？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他们想要相信的宽大无边的极端事例。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思想上把它联系到自己身上）。
　　还有关于泽克在群岛上爱上了劳动这样的事例（A·C·布拉奇科夫说：“我为我亲自创造的成果而自豪”），或者至少没有失去对劳动的喜爱（日耳曼血统的泽克），但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不打算把它作为全民族的特点甚至是古怪的特点提出来。
　　土著的另一个特点是：爱谈往事，可不要以为这是同上面已经讲过的土著惯于遮掩的特点有矛盾。在其他所有民族那里，这是老年人的一种习惯，中年人恰好是不爱甚至怕谈往事的（特别是妇女，特别是填写调查表的人，而且一般说大家都这样）。泽克们在这方面则表现得像是个全由老年人组成的民族（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像一个全由儿童组成的民族那样受到管教，因为他们有教育员）。。关于今日生活中的一些小秘密（如在什么地方可以热热锅，在什么人那里可以换到马合烟），你从他们的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可是关于以往的事情，他们说起来却敞开胸怀，毫不隐瞒：到群岛以前是怎样生活的，跟谁一起生活，怎样落到这里（他们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听着叙述谁怎样“落进来”，而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丝毫也不使他们感到无聊）。两个犯人的相遇越偶然，超浅，越短促（在所谓“递解站”上挨着躺了一夜）——他们就愈加急于全面详细地彼此把自己的一切讲出来。
　　这里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来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他指出，每个人都暗自精心构思好一套关于自己落入“死屋”的经历——而且一般根本不谈这种事情。这种情形我们是理解的，因为落入“死屋”是由于犯了罪，苦役犯们回忆起它来心情是沉重的。
　　泽克的落入群岛则是由于不可解释的劫数，或者是由于若干祸根的凶恶的报复——但是，在十分之九的情况下，他并不觉得自己犯有任何“罪行”——所以在群岛上再没有比讲述“怎样落进来”的故事更能使听众感到兴趣，更能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了。
　　在泽克的工棚里每晚都在讲述的关于往事的丰富故事，这还具有另一个目的和另一种意义。泽克的现在和未来不稳定到什么程度，他的过去也就牢固到什么程度。以往的种种，谁也不能再从犯人那里夺走了，而且每一个人在往日的生活中总要比现在强些，（因为再也不能比泽克更卑下了；甚至酒鬼流浪汉在群岛外也被称为同志。）因此，泽克的自尊心便在回忆里夺回生活把它推下来的那个高地。回忆还必定是被美化的，掺进了一些虚构的（但很像是实有其事的）插曲——于是讲故事的犯人（听众也一样）就感到充满生机地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还有另一种加强这种自信心的形式——关于泽克民族随机应变和得心应手的无数民间创作故事。这是一些相当粗鲁的故事，很象尼古拉沙皇时代士兵中传说的轶事（那时士兵服役期长达二十五年）。他们会讲给你听，一个泽克怎样到长官那里去给厨房劈木柴，长官的女儿怎样自动跑到草棚子去跟他睡觉。还有一个狡猾的值日泽克怎样在工棚地下挖了一个地洞，通过那里把一口小锅放在包裹递交室地板上的下水槽的底下，从营外送来的物品中有时有伏特加酒，但是群岛上有禁酒的法令，照章办事应当立即把酒倒在地上（然而从来也没有倒掉过）——那个值日泽克就用这个办法把酒接到锅里来，所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一般说，泽克们珍爱的武——这最足以证明那些能够在头一年没有死掉的土著的健康的心理基础。他们的出发点是，用脚目还不清帐，开开玩笑也欠不了债。幽默——是他们的经常的同盟者，没有它，要在群岛上过日子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对骂人话也是根据幽默程度来评价的；越是能逗乐的，对他们越有说服力。他们对问题的任何一个回答，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每个判断，总要加上一星半点的幽默。你问一个犯人他在群岛已经呆了多少时候了——他不会对你说“五年”，而是：
　　“坐过了五个正月。”
　　（他们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在群岛上的居留称为坐，虽然坐的机会他们恰好是最少的。）
　　你问：“艰难吗？”得到的是带着讥讽的回答：
　　“只是最初十年难点儿。”
　　你对他不得不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表示一点同情，他会回答说：
　　“气候坏，可是社会好。”或者当说到某个离开群岛的人时：
　　“判了三年，坐了五年，提前释放了。”
　　当一些人拿着为期四分之一世纪的“路条”来到群岛时，他们会说：
　　“现在二十五年的生活有了保证！”
　　总的说来他们对群岛是这样评论的：
　　“没有来过的，一定会来，已经到过的，一定不忘。”
　　（这种概括是没有道理的：读者，你我根本不打算到那里去，不是吗？）
　　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候，土著们只要听到什么人请求添加点什么东西（即便是往杯里加点开水），——马上会同声嚷道：
　　“检察员会给你加！”
　　一般说，泽克对检察员怀着不可理解的痛恨，并常常迸发出”来。譬如，在群岛上流行这样的不公正说法：
　　“检察员——是斧子。”
　　这里除了韵脚准确外（俄语中检察员“npokypop”和斧子“tonop”是押韵的），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意义。我们应当遗憾地指出这是联想和因果关系脱节的一例，这种脱节把泽克们的思维降到低于中等人的水平以下。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谈。
　　还可以举出一些不怀恶意的玩笑的例子。
　　“睡呀睡呀，可是休息却没有功夫。”
　　“你要不喝水，力气从哪儿来？”
　　关于工作日快结束时的可僧的劳动任务（那时已经感到疲乏，正等待着下工），必定这样开玩笑：
　　“哎呀，活儿刚干得顺手，可惜白天太短了1”
　　早晨不是马上动手干活，而是从这儿晃到那儿，一边说：
　　“快点天黑，明天（！）好上工！”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的逻辑思维的不速灭性。土著们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这森林不是我们栽的，所以我们不去伐。”
　　但是，你该怎么解释——林场也没有栽林，可是却砍伐得很有成绩！所以，这里显出土著思维的典型幼稚性，某种独特的达达派。
　　还有一个说法（从白海运河时代起）：
　　“让狗熊去干活吧！”
　　认真说，怎样可以设想一只开凿大运河的狗熊呢？关于熊干活的问题，在克霍洛夫的著作中就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如果稍微有点儿可能去把狗熊套起来干有目的性的活儿，那么毫无疑问，最近几十年间就会这样做的，因而也就会出现整个的一批狗熊作业班和狗熊劳改点。
　　诚然，土著们还有一种关于狗熊的并行的说法——很不公平的，但却是深深印入脑海的：
　　“长官——是狗熊。”
　　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样的联想能够产生这种说法？我们不愿把土著们想得那么坏，以致把这两种说法联在一起并由此得出某种结论。
　　讲到泽克们的话宫问题，我们感到有很大困难。且不说对新发现语言的任何研究总要写出一部单独的著作和特别的科学教程，我们在这件事上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
　　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语言同骂人话的融为一体，这点，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要把它区分开来，谁也办不到（因为不能把一个活的东西分为两半！），但是出于对青年的关心，我们也不能把一切原封不动地写到学术性的篇章里去。
　　另一个困难是，必须把泽克民族的语言本身同散居在他们中间的生番（换个说法是“盗贼”或“惯犯”）部族的语言区别开来。生番部族的语言，是语文之树上既无近似语又无亲属语的完全孤立的一个分支。这是一个值得单独研究的题目，但在这里，不可理解的生番的词汇（如：文件、手帕、箱子、表、靴子）只会把我们弄糊涂。但是，困难的是，生番语言的其他一些词汇要素，却相反地为泽克的语言所吸收，并形象地使它丰富起来：（吹口哨；泽克语言中的意思是说谎、吹牛）；（使黑暗，使模糊；在泽克语言中是指欺骗、迷惑）；（在某物上洒上黑色；泽克语言指欺骗、蒙蔽）；（翻转，倒置；泽克语言指偷偷地闲逛、磨洋工）；（试探；泽克语言中指迅速查明某事）；（泽克语言中指聪明点、混时间）；（舔主人的盘子；泽克语言中指陷进什么事情，拼命干活）；颜色、肤色；泽克语言中指服从和归顺盗贼的帮规）；（混血、混种；泽克语言中指“二混子”——半个贼）；（此字与“精神”、“呼吸”有关；在泽克语言中表示勇敢、无畏、不顾一切）；（单人监室，禁闭室）；（搜身）；（拐杖；泽克语言中表示面包口粮）；（灯芯；泽克语言中指累垮、垂死的犯人）；（六，六点，老六；泽克语言中指为劳改营行政当局或为盗贼、杂役们办事的人）；（用来吮吸的东西或吮吸者；泽克语言中指饥饿状态）；（否定或不承认；泽克语言中表示对劳改营长官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的人，或称“不买帐派”。一般指盗贼的核心人物）；（对庄家赌输赢的人的派头；在泽克语言中表示用吹牛、做戏的手段吓唬、讹诈）；（妓女）；（窝棚；泽克语言中表示劳改营中的姘头、女相好的）；（杆菌；泽克语言中表示“肥肉和油脂”）；（模仿盗贼的作风）；（按照盗贼的作风行事）。
　　不能不承认其中许多词具有准确性、形象性、甚至通俗易懂性。
　　我们感到现代俄语中很缺乏这种语汇！特别是因为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类行为。
　　但是，这种关心已经是多余了。本书作者结束了在群岛的长期科学旅行后，对于是否还能够回到民族学院去执教是很不放心的。不仅担心人事科的态度，而且还担心他自己是否已经落后于现代俄语，学生们能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语言。突然，他又迷惑又高兴地听到了从一年级学生口中说出的他在群岛时耳朵早已习惯了的那些用语，而这些用语都是迄今为止俄语所缺乏的：（“不停脚就开始……”，“一到马上就……”，“一走到立即……”）；（“整个途中”，“整个时间”）；（“再一次”，“又一次”）；（“抢劫”，“洗劫”）；（“偷”，“扒”）；（“福来儿”，“傻瓜”，“大头”，泛指不属于盗贼一伙的任何人）；（“凉耳朵傻瓜”，意思是百分之百的傻瓜）；（“她和小伙子们缝在一起”，意思是她和小伙子们在一起过活）。还有其他许许多多。
　　这就表明，泽克的语言有巨大的能量，使它能够不可解释地渗入我们的国家，而首先是渗入青年的语言。由此可以预期，这个过程在将来会更加强劲，而上面所列举的那些词也会融合到俄语里去，也许甚至还会使它大为生色。
　　但是研究者的任务却更加困难了：现在需要把俄语同泽克的语言区分开来！
　　最后，为了诚实起见，我们也不能回避第四个困难：弄清俄语本身给泽克语言甚至给生番语言的最初的、某种史前的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看不到了）。否则怎样解释我们会在达里词典里找到这样一些似乎是岛上专有的说法：
　　（“合法生活”，科斯特罗马省方言，意思是与妻子一起生活；在群岛上的意思是：与她合法地生活）；
　　（“掏口袋”——货郎的行话，意思是从口袋里取出来；在群岛上变更了字头，变为——“掏腰包”）；
　　（走近，靠近——意味着变穷，耗尽；请比较一下——衰竭，垂死）。
　　或者如达里收入的谚语：
　　“菜汤是好心人”——还有一连串的岛上用语：寒冷人（身体不结实），篝火人，等等。
　　“他连耗子也不抓”——我们在达里的书里也可以找到。
　　cyka（“母狗”）是意味着“好细”，这在雅库博维奇时期就已经有了。
　　土著们还有一种出色的说法“顶犄角”（指顽强地干事情，并且一般地指任何顽强表现、坚持自己的意见），“打蒋犄角”，“打掉犄角”这个用语为我们恢复了“角”这个词的古俄罗斯语的和斯拉夫语的含义（自矜、高傲、傲慢），而置外来的、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装上犄角”的含义（妻子变节）于不顾。这种外来用语在普通人民中完全没有通行。如果不是与普希金的决斗有关，连知识分子恐怕也早已经忘掉了。
　　所有这些数不清的困难迫使我们只好暂时搁下本调查报告的语言部分。
　　结束本文时，再写几行个人的感受。本文作者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泽克们起初是躲避的，他们以为这些调查是为教父（在精神上紧挨着他们的监护人，然而，他们对他，像对所有自己的保护人一样，是不知感恩的，不公正的）进行的。当他们确信了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以后，加之还一次一次地受到马合烟的款待（贵的品种他们是不抽的），对考察者的态度开始变得极其友善，显露出自己的本性并没有完全变坏。在一些地方他们甚至把考察者亲热地称作“菠萝·番茄罗维奇”，在另一些地方则称作法恩·法内奇。应当指出，在群岛上根本不作兴称父名，因此，这种尊敬的称呼方式带有一点幽默色彩。在这一点上同时也就表现出他们的智力水平还达不到理解本考察报告的意义的程度。
　　作者则认为这番考察是成功的。他提出的假说完全得到了证实。一个完全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拥有几千万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中期被发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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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狗的职务

　　本章取这个篇名并非有意恶语伤人，只是因为必须遵循劳改营传统而已。如果仔细想想，这个命运确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的职务岂不是和警犬的职务一样？况且他们的职务本身就和狗有联系。他们甚至有使用警犬的专门条令，由军官组成正式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一条警犬的工作，培养它们有良好的凶猛性能。如果供养一只狗崽子一年要花人民的一万一千赫鲁晓夫前的卢布（喂警犬的饲料比犯人的伙食营养价值高）的话，那么喂养一名军官的开销不是大得多吗？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遇到一个困难：一般地该怎样称呼他们？“官长、长官”——太一般化，对狱外和整个国家生活都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两个词儿都已经用滥了。“主人”——也一样。“劳改营管理人员”吗？这种避开实质的说法只能表示我们的无能。直截了当地按劳改营的说法称呼他们“狗”？——似乎太粗鲁，好像是骂人。“营吏”这个字倒是完全符合语言的精神：它与“劳改犯”这个字的区别正如“狱吏”与“囚犯”的区别。它表达着一个准确的、唯一的含意：经营和管理劳改营的人。所以，在求得严格的读者们对使用这个新字的谅解之后（既然语言中为这个字留着一个空档，说明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新字），我们以后将时常采用它。
　　这一章里所讲的就是这些“营吏”（关于狱吏也在这里一道讲）。本来可以从将军们讲起，那可真会是妙极了，但是我们没有材料。我们这些虫豸和奴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事，也不可能在近处看到他们。而当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被他们身上的闪闪金光耀花了眼，什么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对于那些走马灯似的古拉格头子们——群岛的沙皇们——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中的谁弄来一张贝尔曼的照片或听到阿佩特尔说过一句什么话，马上就会当大事传开。我们知道“加拉宁大屠杀”，可是关于加拉宁本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不满足于单单签字；在劳改营里巡视的时候，如果对谁的嘴脸看得不受用，亲自用毛瑟枪给一下子的这类事情，他也是不讨厌做的。我们描写了卡什凯京的事情，可是卡什凯京这个人我们从没亲眼见过（谢天谢地！）。关于弗连克尔收集到一点点材料，可是关于扎维尼亚金却一点也没有。这位刚去世不久的人物逃脱了和叶若夫-贝利亚一伙一起被埋葬的命运。报痞子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地把他誉为“传奇般的诺里尔斯克的建造者！”莫不是他亲手砌过砖吗？然而，考虑到他上受贝利亚的宠爱，下受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的推崇，我们敢断定他是一只彻头彻尾的野兽。要不的话，他是建造不出一个诺里尔斯克的。
　　关于叶尼塞劳改营营长安东诺夫的情况，谢谢波博日工程师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愿意奉劝每一个人都去读读这篇即景：塔兹河驳船的卸货。在铁路还没有到达（会到达吗？）的冻土带的腹地，埃及的蚂蚁们把火车头换到雪地上。安东诺夫站在小山包上俯视现场，限定完成卸货的时间。他是从天上飞来的，过一会又要从天上飞回去。他周遭都是巴结讨好的陪同。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就在这北极的永冻土上，他的私人厨师在他面前的一张折叠桌上摆上了新鲜西红柿和黄瓜。这小子竟谁也不清，一个人全报销了。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的是上校以下的人物。我们先谈谈军官，然后转入军士一级，捎带着说说警卫部队——也就是这些了。谁见的更多，就请他更多地写点罢。我们的局限性就在于：当你蹲在监狱或者劳改营里的时候，你对狱束们的性格感到兴趣，只是为了要避开他们的威胁和利用他们的弱点。对其他方面你根本不想去关心，认为它们不值得你注意。你自己在受苦，你周围含冤入狱的人们在受苦。和你张开双臂都抱不拢的一大堆冤情苦难相比，这些担任警犬职务的“木脑壳”们，他们的蝇营狗苟、他们的无聊爱好、他们职务上的成功失败，在你眼里算得了什么事？
　　而你现在为时已晚地发觉，对他们的观察，太欠细心。
　　一个还有能力从事随便哪一种有益活动的人能不能去当监狱和劳改营看守？——这种属于个人才能的问题，我们且不去管它。我们只提出这样的问题：“营吏”一般地能不能当一个好人？生活为他们安排了怎样的道德淘汰过程呢？第一次淘汰，是在编入内务部军队、内务部学校或训练班的时候。任何一个稍许留有点精神教养的痕迹的人，一个在良心上稍有顾忌、尚能区分恶与善的人将会本能地、千方百计地避免加入这支黑色的军团。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没有推脱得掉，这时第二次淘汰就来了：在接受训练和执行第一次任务的时候，长官们会亲自留意把所有表现出松松垮垮（善良）而不是坚强意志和坚定精神（残忍和无情）的人除名。在此以后就开始了为期多年的第三次淘汰：原来还不知道是到哪里去、去做什么的人，现在都弄清楚了，都感到可怕了。永远充当暴力工具，充当永远的罪恶帮凶——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也不是马上能接受得了的！你在践踏别人的命运，但你自己内心却有什么在绷紧、绷断。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尽管已经大大地退了，人们仍然开始设法挣脱：称病、搞到医生证明、改行拿较低工资、摘下肩章——什么都行，只要能出去，出去，出去！
　　这么说，剩下的人都习惯了？不错，剩下的人都习惯这一切了。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了，当然也是有益的了，甚而还是光荣的了。对有些人说来，连习惯的过程也不需要：他们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人。
　　鉴于存在这样的淘汰过程，可以得出结论说，残忍无情的人在营空当中占的比例，远远地大于在任取的一组居民中所占的比例。一个人在“机关”里服务的时间越久、越没有间断、越有名气，他越可能是一个坏蛋。
　　我们并没有忽略捷尔任斯基的崇高的言论：“你们当中谁变得冷酷无情，谁的心不能同情和关心地对待遭到监禁的人们——就请他离开这个机关！”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法把这些话和现实对上号。这是对谁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如果考虑到他同时又为科瑟列夫辩护的话（第一部，第八章）。谁理会了这些话？无论是“作为说服手段的恐怖”，无论是单凭“可疑”的逮捕，无论是早于希特勒十五年的早期集中营，都丝毫不能给予我们这种富于同情的心和侠义骑士的感觉。如果这些年代里有人自己离开了机关，这正好是捷尔任斯基建议留下的人——即未能变得冷酷无情的人。而那些变冷酷了的或本来就冷酷的人倒是留下来了。（也可能他在另外的场合又做过另外一种建议，只是我们手里没有他的语录。）
　　我们喜欢既不思考也不检验就接受过来的那些流行用语具有多么大的粘性啊！“老契卡！”———谁没有听到过用拖长的调子说出以示尊敬的这几个字？如果想特别指出某个营吏不同于没有经验、毛手毛脚、爱瞎喊瞎叫但缺乏真正的叭喇狗的牙口的营吏，一般都说；“那儿的营长可是个老——契卡！”（比方像烧掉了克列姆普涅尔的《镣铐奏鸣曲》的少校那样的。）这个用语是契卡人员们自己讲开的，而我们却不假思索地跟着说。“老契卡”——这至少表示他在雅戈达时代、在叶若夫时代、在贝利亚时代都是红人，是使他们每一个都感到满意的人。
　　但是我们不泛泛地去谈论“契卡人员”的一般情况。关于原来意义上的契卡人员，关于从事行动一侦查一宪兵工作的契卡人员，本书已经有专章介绍。而管吏们顶顶喜欢的就是把自己也称为“契卡人员”，顶顶追求的就是这个称号。他们有的人确是从那种岗位上来到这里休息的。说休息，是因为在这里神经不用过分紧张，健康不会受到损坏。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像那里要求的文化水平和作恶的主动劲头。在契卡一格勃机关里需要敏锐、迅速，必须准确无误地打中对方的眼珠，但在内务部系统里愚钝些也不妨事，只要不错过对方的头骨也就行了。
　　尽管我们十分难过，但我们无法承担起解释以下现象的任务：为什么顺利实现了的“劳改干部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的口号未能在群岛上创造出捷尔任斯基提倡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对人的爱？从革命后最初几年起，在中央惩治局和省惩治处的训练班里就“不脱产”地（即同时已经在监狱和集中营工作）为监狱和集中营培训着初级的行政建设人员（即内部看守人员）。到了一九二五年，沙皇时代的看守人员只剩下百分之六（久经锻炼的老手！）。而在这以前，中层劳改干部就已经全部是苏维埃的了。他们继续学习着：起先在属于教育人员委员部的各法律系（不错，是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并且不是无法系，而是——法律系！），自一九三一年起改为司法人民委员部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萨拉托夫和伊尔库茨克的法学院的劳改工作专修班。那里的毕业生里工人占百分之七十，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从一九二八年起，遵照人民委员会和从来没有反对意见的中执委的决议，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人化和共产党员化了的监禁场所长官们在规定管理制度方面的权限。可是你看怪不怪，对人的爱不知为什么仍是没有产生出来！受他们害的人比受法西斯害的人还要多好几百万——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战俘，不是被征服者，而是本国的同胞，在本国的土地上！
　　谁能给我们解释清楚？……
　　生活道路的相同和地位的相同会不会导致性格的相同？一般地——不会。对于精神和智力强健的人们，是不会的。他们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特征，有时候是很出人意外的。但是经过了严格的反面淘汰（道德的和智力的）的营吏们的性格都是惊人地相同。大概我们不用费力就可以描写出他们基本的共同特征：
　　傲气。他生活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单独的岛屿上。在这个岛上他是绝对的第一号：所有的犯人都低声下气地服从他，连自由人也是一样。他肩章上的那颗星在这里是最大的。他的权力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从不会犯错误的：任何有怨言的人结果总是不对（被镇压）。他的房子是群岛上最好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比他低一级的亲信营吏们也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由于他们先前的全部生活没有在他们心里埋藏下任何一颗具有批判能力的火星，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理解为一个特殊的种族——天生的统治者。从任何人都没有力量进行反抗的这个事实中，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统治得极其英明，这是他们的（“有组织的”）天才。每一天和每一个日常的场合都使他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自己的高人一等：人们在他们面前起立、立正、鞠躬；听到他们的召唤不是走过来，而是跑过来；得到他们的命令不是走去执行，而是跑去执行。如果他（贝阿拉格，杜凯尔斯基）走到大门口去观看他的肮脏卑贱的工人们排成纵队在警犬的包围中行进，那时他自己严然是一个身穿雪白的夏装的种植园主。如果他们（翁日拉格）忽然想起要骑马巡视马铃薯地里的劳动情况——穿黑色衣裳的女犯们正在陷到小肚子的烂泥里挣扎着，试图从地里挖出土豆子（不过她们来不及运出去，开春以后只能再把它们埋进土里去当肥料），——那时候他们这一队穿着擦亮的皮靴、笔挺的毛料制服在渐渐沉陷的女奴们旁边疾驰而过的优雅的骑士们，活像是真正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
　　随着自满自足而来的必然是愚钝。活着被奉为神明的人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不需要读什么、学什么，谁也不能告诉他什么值得思索的东西。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的官员当中遇到一些聪明、有作为、有科学爱好、对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进行过深入研究、写过地理学和民族学研究著作的人。但是哪怕是为了逗乐也不可能想象在整个群岛上有这样的一个营吏！如果库德拉蒂（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派遣点的点长）决定了：百分之百地完成国家定额还根本不是什么百分之百，而必须是完成他本人规定的（凭脑袋瓜想出来的）每班任务才能算数，否则就要罚全体吃惩戒口粮——你是没法叫他改变主意的。完成定额百分之百以后，全体照吃惩戒口粮不误。在库德拉蒂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列宁全集。他把B·F·弗拉索夫叫进来，教导他说：“你看列宁在这里写着对待寄生虫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理解的寄生虫就是只完成了定额百分之百的犯人，而无产阶级就是他自己。这两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是并列搁在一起的：这是我的庄园！我是无产者！）
　　但旧时农奴主的教养他们却望尘莫及。许多农奴主曾在彼得堡等地求学，有的留学格丁根。他们当中毕竟还出了阿克萨科夫、拉季舍夫、屠格涅夫一流的人物。但是我们内务部人员当中没出过一个，也出不了一个。主要的是，农奴主们或是亲自经营自己的庄园，或者至少对自己庄园的经管稍有知识。但是沐浴着国家种种思泽的趾高气扬的内务部军官们决不可能再承担经济领导的责任。对于这个任务，他们是太慵懒、太愚钝了。他们用森严和保密的烟幕掩盖着自己的无所事事。结果迫使国家（它绝非一贯是自上而下地治理的。历史将会懂得：国家的不发展往往是中层官吏贪图安逸的惰性所决定的。）不得不设立和他们的金色肩章的官僚系统平行的另一套由托拉斯和综合工厂组成的同样的官僚系统。（但这未曾使任何人奇怪：我们国家里什么东西不是同样两套呢？从苏维埃政权本身开始。）
　　独断专行。任意胡为。在这方面，营吏们和十八、十九世纪最坏的农奴主完全可以比美。荒谬绝伦的命令的实例举不胜举。它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显示权力。越深入西伯利亚和北部地区，这类实例越多。但即使在莫斯科边上（现在是莫斯科市区）的希姆基也有这样的事。沃尔科夫少校在五月一口注意到犯人们不快乐。于是他发出命令：“每人必须立即快乐起来！我看到谁愁眉苦脸就把他关进惩戒区！”为了让工程师们快活起来，便派一群第三次判刑的女贼们去给他们唱淫秽的小调。人们会说这不是任意胡为，而是政治工作。是喽。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上面说的这个劳改营。新犯人伊万诺夫斯基自我介绍是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什么？演员又”沃尔科夫发怒了，“进惩戒区二十天！你自己去向惩戒隔离室室长报到！”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会问：“演员在那地蹲着吗？”“蹲着。”“是他自己来的？”“自己。”“好，放他出来！我派他当助理管理员。”（我们已经写到过，这个沃尔科夫曾下令把一个女犯的头发剃光，嫌太漂亮。）
　　独劳点长对西班牙人外科医生福斯特不满意，“把他派到采石场去！”派去了。但不久点长自己病了，需要动手术。有别的外科大夫，也可以进中央的医院去。不，他只相信福斯特！把福斯特从采石场调回来！由他给我做手术！（但是在手术台上他死了。）
　　一个劳改营长发现了宝贝：犯人地质工程师科扎克原来能唱戏剧男高音，革命前在彼得堡跟意大利人列佩托学过。营长发现自己也有嗓子。这是一九四———四二年。战争正在远处的什么地方进行。但受到免征权牢靠保护的营长却让自己的农奴给自己上声乐课。那个犯人已经病弱不堪，申请当局协助查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科扎克也正从流放地通过古拉格寻找自己的丈夫。两封寻人信都到了这个营长手里，本可以帮助这对夫妇接上关系。然而他不这样做。为什么？他“安抚”科扎克，说他的妻子……被流放了，但生活得很好（她是个教员，现在粮食采购站当清扫员，后来在集体农庄劳动）。他仍要他教唱歌。到了一九四三年，科扎克已经完全不行了。营长开了思，帮他办了因病释放手续，让他到老婆身边去咽气。（照这么说，营长还不是个恶人！）
　　享有世袭领地的感觉是所有劳改营长的特有感觉。他们不把劳改营理解为某种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当做是在他们整个任职期间交给他们独占的世袭领地。所有对生命和个人的任意摆布都是由此而来的。长官们互相间的自我炫耀也是由此而来的。肯吉尔的一个劳改点的点长说：“我这里有个教授在洗澡房里干活！”但是另一个劳改点长斯塔德尼科夫大尉的一句话就把他撂倒了：“在我那儿——有个院士当勤杂工，抬便桶！”
　　贪婪。贪财。在营吏当中这是最普通的特征。并不是每一个都愚钝，并不是每一个都任意胡来，但是从犯人的无偿劳动和国家财产里捞取好处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事，每一个营吏，不管是这里的主要长官还是副手，都在拼命地干。不仅我自己没有见过，而且我的朋友们也没有人能记起一个大公无私的营吏，给我写信的前犯人中也没有能指出一个来的。
　　无论怎样大量的合法利益和特权都不能满足他尽可能多捞一把的欲望，无论是高工资（两倍、三倍的“北极地区补贴”、“偏远地区补贴”、“危险性工作补贴”）；无论是奖金（一九三三年劳改法典第七十九条为劳改营领导干部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做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干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部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流来无偿的劳务、食物或财物的渠道，不管是浩荡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口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子、洗衣妇、马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管菜园子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出纳科交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马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奶牛——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牛奶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按照古拉格的风俗，奶牛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食而饲养”的，但是牛奶则一定要送进营长家里。）
　　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口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做。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口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管员的人发出的哀号。要知道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管室里成口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奴隶们身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处。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物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做一种特殊的习性单独提出了。）在科雷马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管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管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身上白刮来的！要知道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
　　且看“美国礼物”（美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物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处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管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子一道对所有捐赠物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美国捐赠物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管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裤——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子也是不甜美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做鞋、做衣服（连独劳点点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缝）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做家具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进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奴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奴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子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管的家当里偷出点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出少量的例子。脸色阴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出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干性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子。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点点长，大肚子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干性油和腻子（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出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做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子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感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子。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道，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庭，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交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物，由于水泥经常被盗，构筑物几乎砌造在沙地上。）
　　今天你在埃克巴斯图兹走进矿场管理局长马特维耶夫的屋里去看看！（由于古拉格的收缩，他现在到了矿场管理局。原来曾是一九五二年上任的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营长。）他的住宅里摆满了绘画、雕刻和土著们的不要钱的双手制作的其他物品。
　　淫逸放荡。这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和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劳改营长的地位和他的权力的总体给他们玩女人的爱好大开了方便之门。布列波洛姆劳改点点长格林贝格把每个新来的年轻漂亮的女犯都马上叫进自己屋去。（她除了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可选择？）在科切马斯，劳改营长波德列斯内喜欢在女工棚进行夜间围捕（就像我们在霍夫里诺也见到的那样）。他亲自动手拽开女人的被子，好像是为了搜查隐藏的男犯。他当着漂亮老婆的面同时和三个女犯姘居。（有一天他出子猜忌而开枪打死了其中的一个，自己也开枪自杀了。）菲利莫诺夫，金德米特拉格文教处处长，因“生活腐化”被撤职，派到贝阿拉格去改正错误（保留原职）。他在这里继续放开手脚地酗酒胡闹、乱搞女人，让自己的生活犯小老婆当上了……文教科长。（他的儿子和盗匪集团勾搭上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参与盗匪活动而进了监狱。）
　　凶狠残忍。没有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笼头可以约束这些天性。在有限的人们手里的无限权力永远会导致残忍。
　　母兽塔季扬娜·梅尔库洛娃（翁日拉格第十三伐木妇女独劳点）像一个野蛮的女种植园主一样骑着马在她的女奴们当中狂奔。据普龙曼回忆，格罗莫夫少校哪一天没有把几个人关进强管室，就跟害了病一样。梅德维杰夫大尉（乌斯特维姆拉格第三劳改点）每天要亲自在了望塔上站几小时，把走进女工棚的男犯的名字记下来，以便随后就关禁闭。他喜欢他的隔离室永远是满的，如果隔离室的房间没有塞满，他会感到生活里缺什么东西。每天傍晚他喜欢叫犯人们出来列队，向他们发出类似这样的训话：“你们的牌输了！你们永远恢复不了自由，你们不要再抱这个希望了！”还是在这个乌斯特维姆拉格，劳改点长米纳科夫（他从前是克拉斯诺达尔监狱典狱长，因越权行为坐过两年牢，现在已经恢复了党籍。）亲自动手拽着拒绝上工者的脚，拉下板铺来，碰上那些人里面有盗窃犯，那些家伙竟挥舞起木头板子进行反抗，那时他下令把整个工棚的窗框子都拆下来（零下二十五度），用提桶通过窗洞向里面泼水。
　　他们全都知道（土著们也知道）：电话线在这平到头了I种植园主们的凶狠发展到了变态的即所谓暴虐狂的程度。一批新押来的犯人列队站在布列波洛姆特别科长舒尔曼的面前。他知道这一批人全是要分去干一般劳动的。他仍是不肯放弃提出以下问题借以取乐的机会：“有工程师吗？举手！”在放出希望之光的面孔上面举起了十来只手。“哦，是这样！也许还有院士吧？马上就给你拿来铅笔片果然拿来了……铁梃。维尔纽斯劳改营长卡列夫在新犯人当中看到别利斯基少尉（他还穿着长筒皮靴和一身磨破了的军官制服）。不久以前这个人还是和卡列夫一样的苏联军官，戴着和他一样的一道杠的肩章。怎么，这一身磨破了的制服唤醒了卡列夫的同情心吗？他至少是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不——产生了专门把他挑出来进行侮辱的愿望！他下令安排他（恰恰不让他把制服换成劳改营的衣服）去给菜地送粪。立陶宛的劳改营管理局的负责干部时常进这个劳改营的洗澡房，他们躺在木板上，强迫犯人给自己擦澡，但不是随便什么犯人，而必须是五十八条的女犯。
　　仔细看看他们的面孔吧，要知道他们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走动，可能和我们同乘一列火车（当然不会次于有包房的车厢），同乘一架飞机。他们的翻领扣孔里挂着一个不知道表彰什么的奖章，而肩章诚然已经不是天蓝色的了（他们不好意思），但滚边是蓝色的，甚至还可能是红色的，或是深红的。变成橡木一样坚硬的残忍性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永远显出阴郁不满的表情。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诸事顺利，可是却有这种不满的表情。是他们觉得自己正在错过什么更好的机会吗？还是上帝一定要在恶棍的脸上做出他们全部恶行的标记？在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的列车的头等车厢里，这一类军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旧的劳改营了望塔在窗外闪过。“是你们的家当？”坐在旁边的旅客问。军人满意地，甚至骄傲地点头说道：“我们的。”“您是往那儿去吗？”“不错。”“夫人也在那儿工作？”“她拿九十卢布。我拿两百五十（少校）。两个孩子。不宽裕。”比方说这一位，甚至带着城里人的作风，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火车上的交谈者。车外闪过了集体农庄的田野，他讲解说：“农村情况有很大的好转。他们现在想播种什么就播种什么。”（社会主义！可是当人类从洞穴里第一次爬出来，在森林中烧出的空地上播种的时候——不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吗？……）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难道非如此不可吗！——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内务部人员。他刚从塔夫达内务部学校毕业，现在到伊尔库茨克劳改营管理局去报到。我假装成一个抱同情态度的傻瓜，于是他就对我讲了他们在当代的劳改营里实习的情况。这些犯人是如何的蛮不讲理、麻木不仁和没有改好的希望。那种永恒的残忍表情还没有在他的脸上固定下来，但是他给我看了一张塔夫达第三期毕业生的庄严的合照。那里面不仅有青年，而且还有一些主要是为退休金而不是为工作需要在这里补足学历（训犬、侦查、劳改营管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资格的营吏。我虽是个久经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们灵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脸上！从人类中把这种人挑拣出来的工作做得多么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爱沙尼亚）战俘营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俄国女护士和一个德国战俘发生了暧昧关系，被发现了。并不是简单地把她赶出她那高雅的环境就算了——噢，不行！专为这个戴俄国军官肩章的女人在门房附近钉了一间只留着一个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辞辛苦！）。把这个女人在这间亭子关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来“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里扔石块，叫喊：“德国婊子……”吐口水。
　　他们就是这样挑拣出来的。
　　让我们帮助历史留下科雷马的那些从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权力和花样翻新的残忍手段的界限的刽子手营吏们的姓氏吧：帕夫洛夫、维什涅维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马罗夫、库德里亚舍夫·M·A·洛戈维年科、梅里诺夫、尼基绍夫、列兹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罗沃伊”。让我们也提一下斯维特利奇内这个姓氏。他是诺里尔斯克有名的残忍拷打者，许多条犯人的性命都丧在他的手里。
　　没有我们的帮助，也有人会讲出像切切夫（由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内务部贬到斯捷普拉格当劳改营长）、塔拉先科（乌索尔拉格营长）、卡尔戈波尔拉格的科罗吉岑和基多连科这样一些活阎王的事情，以及关于残暴的巴拉巴诺夫（战争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营长）；关于斯米尔诺夫（伯朝铁路劳改营管理处长）、切皮格少校（沃尔库塔拉格管理处处长）等人的事情。仅仅这类著名人物的名单就可以占据几十页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独的笔不可能追寻到他们所有的人。况且权力照！日掌握在他们手里，目前当局还没有给我成立一个负责收集这些材料的办公室，也没有建议我通过全苏广播电台发出呼吁。
　　我再谈一件马穆洛夫的故事，说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说的还是那个霍夫里诺劳改营的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当我军解放了半个德国，许多内务部大头头都涌到那里去的时候，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从那里一趟趟地发回车皮加封的列车——直拉到他的霍夫里带车站。车皮被拖进劳改营区，以免被外边的铁路员工看到（表面上说是为工厂运来的“贵重设备”），专由他自己的犯人们卸货，他对这些人是不在乎的。发了狂的掠夺者们匆忙抢来的东西全都乱七八糟的堆在这里。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的枝形吊灯、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皱的桌布胡乱包着的全套餐具、厨房用具、夜礼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内衣、燕尾眼、大礼帽，甚至还有手杖！这些东西在这里细心地分类，凡是完整的东西都运到他的各个住宅，分送给熟人。马穆洛夫从德国还运回来能停满整个停车场的没收来的小汽车。连他十二岁的儿子（刚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龄！），他都送给了一辆“奥培尔-卡代特”牌的小汽车。劳改营的缝纫车间和制鞋车间好多个月都堆满了改制赃物的活儿。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处，他需要保障供给的女人也不止一个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有时候亲自到这里来。从莫斯科调来了一个真模真样的茨冈合唱团，还特准两个犯人——会弹吉他的费季索夫和会跳民间舞的马利宁（原来是红军歌舞团的）参加他们的纵酒宴饮。事先警告过他们：如果你们在哪里漏出一个字，我要你们一辈子烂在这里！马穆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们钓鱼回来，拖着小渔船经过某个老爷爷的菜园子，把菜踩坏了。老爷爷好像嘟嚷了几句。给他点什么报偿才好？马穆洛夫让他饱尝了一顿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话说的：“吃了我的五谷，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叙述变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会觉得我在重复以前的话？或者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别的什么地方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
　　我听到反驳！我听到反驳！是的，确实有过个别的事实……但主要是在贝利亚时期……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写几个好的嘛！表现一下我们亲爱的父辈嘛……
　　这我办不到！让见到过的人去表现吧。我没有见到。我在概括性的议论中已经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劳改营长不能是一个好人。不然的话他或者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被赶走。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一个营吏想做好事，把本营的狗的管理制度换成了人的，——人家能让他这样干吗？能准许吗？能通过吗？这不等于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里变热吗？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于挣脱，还没有挣脱但一定能挣脱这个职务的人。例如，莫斯科制鞋厂厂长M·格拉西莫夫被收缴了党证，但没有开除出党（有过这种形式）。可是暂时把他安置到哪里去呢？派到乌斯特维姆去当了一名营吏。据说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不痛快，对待犯人态度比较温和。五个月以后争取离开了。可以相信他在这五个月里是个好人。另外还有人说在奥尔套（一九四四年）有过一个劳改点长，叫斯梅什科。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是一直在争取离开。在东北劳改营管理局有个以前当过飞行员的处长（一九四六年）莫罗佐夫，对犯人的态度很好，可是这么一来上级对他的态度可就很坏了。要么再举一个西维尔金大尉的例子，据说他在内罗勃拉格的时候是个好人。结果怎么样？把他派到了帕尔马的惩戒派遣点。他只做两件事——喝烧酒和听西方广播——在他们那个地区干扰电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连我车厢里的这个塔夫达毕业生同伴也还是有一些善良的冲动：在走廊里有一个没有车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说：“我们挤挤，给他腾个座好吗？让他睡一会。”但是只要让他当一年的官，他便会做出另一件事来。他会走到列车员那里去说：“把这个无票乘车的人带走！”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吧，说实话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内务部人员，诚然他不是营吏，而是狱吏——楚卡诺夫中校。他曾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马尔发特种监狱典狱长。不是我一个，而是所有那里的犯人都承认：没有人领略过他的坏处，而所有的人都体会过他的好处。只要能把条令扭得对犯人有利，他一定会扭的。只要在什么事上可以放松一些，他必定会放松的。但是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特种监狱升了一级，看管得更加严厉了——而他就被调开了。他年纪不轻了，在内务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谜。
　　对了，阿诺尔德·拉波波尔特向我保证：米哈伊尔·米特罗法诺维奇·马尔采夫上校工程师，原在工程兵部队，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尔库塔拉格（包括建设工程和劳改营）当负责人，肯定是个好人。他当着契卡人员的面和犯人工程师握手，客气地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职业的契卡人员，蔑视政治处长库赫季科夫上校。当授予他国家安全部的“少将政委”头衔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可能吗？）。他说：“我是工程师。”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当了一名普通的将军。拉波波尔特保证说，在他当政的年代，在沃尔库塔没有搞过一次营内的案件（但要知道这是战争时期，正是营内案件搞得最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沃尔库塔市检察长，她使得劳改营行动特派员们的创造能力发生瘫痪。如果A·拉波波尔特不是由于自己当时的享受特权的工程师地位而不由自主地夸大其词的话，这倒是一条很重要的见证。我总觉得这不大可信：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马尔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会妨碍所有的人！让我们希望将来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当马尔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挥工兵师的时候，曾把一个团长叫到队列前面，亲手把他枪毙。他到沃尔库塔来是受贬的，但不是为了这事，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
　　在这件事和另外一些类似的事例上，记忆力和个人印象中后起的积层有时会使回忆发生歪曲。当人家说到一些好人的时候，我便想问一句：对谁好？是对所有的人吗？
　　从前方下来接替工作的军人一点不比老牌的内务部人员强。丘尔佩涅夫证明说，当类似叶戈罗夫团政委这样在前线受了点伤的军人接替了（在战争末期）劳改营的老狗以后，情况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坏了。他们对劳改营的生活一点也不懂，发出一些马马虎虎、浮皮潦草的指示就带着娘儿们到营外寻欢作乐去了，把全营交给杂役中的恶棍们去支配。
　　然而那些高声称颂劳改营里的“好契卡”的人们（即思想纯良的正统派们）所说的“好人”，和我们理解的意思完全不同：他们指的不是那些试图以偏离古拉格的兽性条令为代价，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一般的人道的环境的人。不，他们认为的“好人”是那些忠实地执行恶狗的职责，对全体犯人扑咬残害，但对前共产党员却宽容体恤的人们．（思想纯良者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永远是全人类文化的继承者！……）
　　这样的“好人”当然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例如有着整套列宁全集的库德拉蒂不就是一个吗？季亚科夫讲到过一个。请看此人有多么高贵的风度：劳改营长到莫斯科出差的时候访问了在他营里关着的一个正统派的家属，可是回来以后又继续执行恶狗的全部职责。戈尔巴托夫也记起一个科雷马的“好”营长，那人对他说：“人们惯于把我们这些人看作是吃人的魔王，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能把好消息通知给犯人，我们也很愉快。”（可是戈尔巴托夫的妻子写给他的信中，有关他的案子即将复审的那一段，被营里的检查人员抹掉了，他们为什么要剥夺目已通知好消息的快乐呢？但是戈尔巴托夫从这里也看不出矛盾；营首长说什么，部队将军信什么……）这位科雷马的“好”狗关心的……是戈尔巴托夫将来不要“在上面”讲他的劳改营里的胡作非为。因此才产生了这一场愉快的谈话。谈话快结束时营长说：“您今后说话要谨慎。”（而戈尔巴托夫又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列夫科维奇在《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上写了一篇被誉为“热情洋溢”、但我们看是别人授意的文章。她说，她在劳改营里知道几个善良、智慧、严格、忧郁、疲倦以及如此等等的契卡工作人员；在江布尔市有过这么一个卡普斯京，他试图给共产党员的被流放的妻子们安排工作，结果因此而被迫自杀。我看这纯粹是痴人说梦，瞎胡诌……管理人员有责任给流放者安排工作，甚至为此而采用强迫的手段。如果他真的自杀了的话，那不是因为他犯了盗窃罪，就是因为他在男女问题上闹出了事。
　　慢点，这里还有一个“好的”——我们埃克巴斯图兹的马特维耶夫中校。在斯大林时代牙齿露出半尺长，咬得咯咯响，可是亲爸爸死了，贝利亚垮了——马特维耶夫变成了带头的自由派，土著的慈父。嗯，直到下一次变风向。（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还背地里指点作业班长亚历山德罗夫说：“谁要不听你的——就按他，我担保你没事！”）
　　不，这样的“好人”对我们没有一点用！这样的“好人”一个大钱不值。照我们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蹲进劳改营的时候，他们才好呢。
　　也的确有进来的。但是他们受审判并不是为了那个。
　　劳改营看守被称作内务部的初级指挥人员。这是古拉格的军士。他们的任务也一样是牵人和管人。他们也站在同一个古拉格的楼梯上，只是矮几级。因而他们的权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体流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泄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头就不想罢手了。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性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子里挖土，自己照管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擦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巴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干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种傲气也没那种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管室里大口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顶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色头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进会计室去发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配了。他们就只有这点特权——可以按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缝纫车间给自己缝点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强迫犯人给自己做点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点什么。可是比小凳子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出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子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胸中能出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呻吟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种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性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干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种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户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子里记牢了，一辈子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道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套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硬的、接受不进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乱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乱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性，把一部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出来的作战部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头子也进来了：应征入伍后直接从家里分配到这里。正是在这些花白胡子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马马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像下面这样的人（也是战时的看守员）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爱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眼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出点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
　　至于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人人害怕的管理处长助理——跟看守员的职务那么对路，好像是从这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好像从襁褓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好像是和古拉格从一个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这表现在他那一张黑色额发覆盖下的凝固而凶险的面孔上。单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营内的小道上碰见他，都叫人害怕：他不会走过什么人的身边而不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命令他向后转、强迫他去干活、没收他什么东西、恐吓、处罚、逮捕。晚点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锁，但在夏天加了铁栅的窗口还是打开的，特卡奇不声不响地偷偷走到窗口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头往里面看——屋子里的人急忙跑回原铺。他在窗台外面，像黑色的夜鸟一样，通过铁栅宣布：因不按时睡觉，因说话，因使用违禁品，给予各种处分。
　　突然间，特卡奇永远消失了。劳改营里传出风声（我们无法核实，但这类顽固的风声一般都是真实的），说他被人揭发是一个从敌占区来的法西斯刽子手，被捕了，到了二十五年。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然而法西斯刽子手（他干这个决不会超过三年）怎么在战后的七年内竟成了内务部的红人？
　　怎么回事？
　　“押解队不给警告即可开枪！”在这句咒语中包含了押解队的全部特殊规章，包括了它依照写在法律背面的规定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
　　说“押解队”，我们是采用群岛的日常用语；还有个习惯的说法（在劳改营里甚至是更经常的说法）——“军警队”或简称“警卫”。它的学名是“内务部军事化警卫队”。“押解”只是军警队可能执行的任务之一，与“守卫”、“营区警戒”、“环形警戒”和“队部警戒”并列。
　　押解勤务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和火线勤务一样。押解队不怕任何调查，它也不必对任何行为做出解释。凡是开枪的人总是对的。凡是被打死的人总是错的，因为他想逃跑或跨出警戒线。
　　这就是奥尔套劳改点的两次枪杀（请乘以劳改点的总数）。警卫队兵士带着一队被押解的犯人走过。有一个解除看管的犯人向走在这一队中的他的女朋友靠拢过去，和她并排走。——“走开！”“怎么，你舍不得？”开枪。击毙。一场审判的喜剧。宣布警卫队’兵士无罪：在执行职责时受到侮辱。
　　一个拿着释放证（他明天被释放）的犯人走到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边请求；“让我出去，我到洗衣房（在营区外）跑一趟，一眨眼工夫就回来！”“不行。”“我明天就要自由了，傻瓜！”当场击毙。对杀人者连审判都没有进行。
　　犯人在劳动紧张的时候多么容易注意不到树上砍出的这些记号啊，它们代表着一条想象的虚线，是代替铁丝网的树木警戒圈。索洛维约夫（前陆军中尉）砍倒了一棵云杉。他往后倒退着走，清掉树干上的枝杈。他只看见自己这棵砍倒的树。可是押解队员“坦沙耶沃狼”却眯缝起眼睛等着，他是不会招呼犯人“小心发！”的。他等着——现在沿着树干继续倒退着走的索洛维约夫不留神跨出了生产区。开枪！开花子弹，一个肺被炸烂了。索洛维约夫被打死，而“坦沙耶沃狼”得到一百卢布的奖金。（“坦沙耶沃狼”——这是布列波洛姆附近的坦沙耶沃区的当地居民。他们在战争时期为了贪图离家近些并且不上前线，纷纷加入军警队。这就是孩子们习惯叫嚷：“妈妈，‘咸鲱鱼’来了！”的那个坦沙耶沃区。）
　　押解队和犯人之间的这种绝对服从的关系，警卫人员永远享有的以子弹代替语言的权利，不可能不对警卫队军官和队员们的性格产生影响。犯人们的生命虽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交给他们支配，但已经交得够全面彻底了。土著们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某种能活动的懒洋洋的稻草人。命运派了他们来给这些稻草人点数，尽量迅速地驱赶他们上工和下工，再就是劳动时尽量地把他们保持在最密集的状态。
　　警卫队的军官们胡作非为的事例就更多了。这些年轻轻的小中尉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对生活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感。一种人只是狂吼乱叫（内罗勃拉格的乔尔内上尉）；另一种人从残忍中寻求快乐，甚至在自己的士兵身上施行起来（同一个地方的萨穆金中尉）；第三种人不承认自己的无上权威有任何限制。警卫队长涅夫斯基（乌斯特维姆，第三劳改点）发现自己的小狗（不是公家的警犬，而是他自己的心爱的小狗）不见了。他自然是到营区里面去寻找，正好碰到五名土著在那里卸开死狗。他掏出手枪，当场打死一个。（这个事件没有引起任何行政后果，除了其余四人受到蹲惩戒隔离室的处分以外。）
　　一九三八年在乌拉尔西区的维谢拉河上，森林火灾以暴风雨般的速度袭来，从森林延及到两座劳改点。对犯人们该怎么处理？需要在几分钟之内决定，没有时间和上面联系。警卫队没有放他们出去——结果全部烧死了。这样做麻烦较少。如果放出去的犯人逃散，警卫队会受到审判。
　　警卫队的职务对于它的军官们的旺盛的精力只有一个限制：它的基本单位是排，全部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到排为止，而肩章上最多只能有两颗小星。在队里的提升只能使他脱离排里的实权，那是一条死胡同。
　　因此最贪权和最有力的警卫队员都争取调去干内务部的内部勤务，在那里取得晋升。古拉格的若干著名人物的履历正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安东诺夫，北极的“死亡之路”的主宰者，就是警卫队长出身，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四年级。
　　内务部无疑把警卫队人员的挑选看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兵役局也都接到有关的秘密指示。兵役局担当着许多秘密性质的工作，而我们对它总是抱着宽厚的态度。例如，二十年代提出的建立地区性军队的思想（伏龙艺的方案）为什么遭到坚决地拒绝？相反，为什么特别坚持把新兵调到离本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去高加索）？因为军队必须和当地居民疏远，最好连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考验过的那样）。在选配押解部队人员的时候也并非无意地使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占了较大的百分比：他们的比较不开化，他们的比较闭塞，对于国家是宝贵财富，是国家的堡垒。
　　但是这种部队的真正科学的组织和训练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营的建立同时开始的。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只吸收十九岁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们受到大剂量的思想意识辐射。（关于这种押解队我们以后还要单独谈。）
　　在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顾得上这些事。实际原因是，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全体都发展和提高到当之无愧的劳改营警卫队员的坚强而残忍的水平！警卫队的成份有时候很杂，有时候不再能成为原来设计的那堵恐怖之墙。在苏德战争年代它特别严重地软化了：训练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状态”）年轻士兵不得不交给前线。一些有气无力的后备役人员慢慢腾腾地走进了警卫队，这些人按健康条件不适于参加作战部队，按凶猛状态则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当的年代教育出来的）。在劳改营的最无情的、饥饿的、战争的年代，是警卫队的这种松懈现象（只是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许减轻了犯人们的生活重担。
　　尼娜·萨姆舍尔回忆她的父亲。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渐近老境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劳改营里去当警卫的。家属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亲很难过地谈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也谈到那里的好人。当父亲一个人看押一个作业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这还是在战时——整个作业班由一个兵看押！这难道不是放松吗？），我时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许我和犯人们谈话。犯人们对父亲很尊敬：他从来不对他们说粗暴的话。他们请求，比方说，进商店，父亲就放他们去。而他们也从来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们对我说：‘要是所有的押解员都像你爸爸这样就好了。’父亲知道许多坐牢的人都是无辜的。他很愤慨，但只是在家里说。在排里不能这么说，说这话是要被关进去的。”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复员了。
　　但也决不能把萨姆舍尔当做战时警卫队的标本。他以后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条被捕入狱了！一九五O年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准因病释放，五个月之后死在家里。
　　战后这种松散的警卫还持续了一两年。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许多警卫队员谈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这个字眼来了：“等到我服满了‘刑期’的时候。”他们懂得自己的职务的可耻，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说不出口的。在上面说过的那个奥尔客，一个警卫士兵故意从文教科里偷了一件东西被开除、判刑，但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们都羡慕他：真想到办法了！好样的！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起一个警卫队士兵。在她一开始逃跑时，这个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隐瞒了逃跑的企图，她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个是由于对被递解走的女犯的爱情而自杀的。在妇女劳改点里实行真正的严厉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队士兵之间时常发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时甚至是爱情的关系。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在一切地方压碎善良与爱情！……
　　战后年代的年轻新兵也没有马上变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当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以后还要讲到他）在内罗勃拉格的警卫队里造起反来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同事们以很同情的态度对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卫构成劳改营警卫史中的一个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过，自我看守是苏维埃犯人们的义务。在索洛维茨，这一条贯彻得大有成效，在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土地上也广为采用。任何一个不愿意推手车的社会亲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枪来对付自己的同伴。
　　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兄弟们是残忍的，他们力图巴结上司，保住警犬的职位，有时候用开枪打死来报私仇。
　　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
　　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
　　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条文）。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
　　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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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营旁世界

　　一块臭肉不仅表面发臭，而且四周还包裹着一层发臭的分子云。群岛的每一个岛屿也是这样，它在自己四周造成并保持着一个发臭的地区。这个地区比群岛本身的范围更广，它是每一个岛屿的小营区和全国的大营区之间的媒介区、传送区。
　　在群岛上产生的人与人的关系、风习、观点和语言等方面一切最有传染性的东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组织渗透的普遍规律，首先渗出到这个传送区，然后扩散到全国。劳改营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进入全国文化的成份正是在这个传送区里自动地受到检验和挑选。当莫斯科大学新楼的走廊里哇哩哇啦地传出了劳改营里的用语，当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妇女对生活的实质说出和劳改犯完全一致的见解，请你不要奇怪：这是通过传送区、通过营旁世界到达这里的。
　　在当局试图（也许并不试图）通过口号、文教科、邮件检查部门和行动特派员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时候，犯人们却更快地通过营分世界改造着全国的思想。盗贼们的世界观首先征服了群岛，毫不费力地向外推移，占领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识的一片空白的全苏思想市场。劳改营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关系的残酷、拨人心上的冷漠的铠甲、对任何诚实劳动的敌视——所有这一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营旁世界，随后又在整个的狱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群岛就是这样对造成了它的苏联进行复仇。
　　任何一种残酷行为都不会白白过去而不给我们留下后果。
　　我们追求便宜的东西，而结果总是付出高昂的代价。
　　把这些地区、小镇、新村—一列举出来，差不多就等于复述一遍群岛的地理。任何一个劳改营区也不能独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个自由人的居民点。有时候这个新村伴随着某个临时的伐木劳改点存在若干年，然后和劳改点一起消失。有时候它在这里生下根，得到一个名字、一个村苏维埃、一条铁路支线——于是它永远留下了。有时候由这些新村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马加丹、杜金卡、伊加尔卡、杰米尔套、巴尔哈什、杰兹卡兹甘、安格连、泰谢特、布拉茨克、苏维埃港之类、这类新村并不仅仅是在荒蛮的边陲地带溃烂流脓，而且直接长在俄罗斯的躯体上，在顿涅茨和图拉的矿井旁边，在泥炭采掘场附近，在劳改农场附近。有时候整个区，如坦沙耶夫区，都受到感染，都属于营旁世界。当劳改营被注射进了一个大城市的身体，甚至是莫斯科本身——营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体现在那些每晚乘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从营里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这儿来的那些个别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的向外传播的速度更快。）
　　还有一些像吉泽尔（在彼尔姆矿山支线上）这样的小城镇；它们早在任何群岛出现之前就开始存在了，但是后来却被大量的劳改营包围在当中——从而变成了群岛的省会。在这样的城市上空弥漫着周围劳改营的空气。满街是步行或乘车来往的劳改营军官、一队队的警卫队士兵，好象占领军一样；劳改营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机关；电话网不是属于市，而是属于劳改营；公共汽车线路全是从市中心通往各个劳改营；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劳改营吃饭的。
　　群岛的这些省会当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干达。这个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并且住满了这些人。所以一个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几个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内有好几个劳改营管理局。劳改点像海边的沙子一样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营旁世界里住着什么人呢？1．原来的本地人（也可能没有这种人）；2．军事化警卫队；3．劳改营军官及其家属；4.带家属的看守员（看守人员和警卫队不同，总是过着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担任军职）；5．前犯人（从本营或附近的劳改营释放的）；6．各种受到限制的人——“半专政的”、身份证“不干净”的（和前犯人一样，他们住在这里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贴在他们身上的符咒：即使并没有像对流放者似地具体指定他们必须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面都会遭到更坏的待遇，也许根本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住。）；7生产行政官员。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个庞大的新村里只有几个人（有时候也可能没有这一类人）；8．再就是狭义上说的所谓“自由民”即雇佣人员了。这全是一些游民无赖———各种到处鬼混的、穷途末路的、想发洋财的人。要知道在这些偏远的死亡的属地里，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国里差三倍，而工资可以拿得比在那里高四倍：北极补贴、远地补贴、条件困难补贴，还可以窃取犯人的劳动成果。此外，许多人是招募来的，按合同来的，他们还能领到差旅费。谁要会从生产报表里淘金，营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带着假文凭的人们拼命往这里钻，冒险家、流氓、谋利者纷纷来到这里。那种需要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头脑的人到这里来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质工作者们替半瓶醋的地质学家进行野外考察、整理资料、做好结论，然后他只需要到宗主国去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就行了）。各种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运甩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这里有时还有一些分配工作时没有争取到好地方的中技毕业生。但是他们从来到的头一天起就开始为回到文明世界而奋斗了，有谁一年达不到目的，两年以后一定能达到。在自由民当中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在营旁世界生活了几十年，吸惯了它的空气，以至于不再需要另一个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劳改营撤销了，或者上级不再付给他们所要求的工资了——他们就离开这里，但必定是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营旁地带，他们不能过别样的生活。瓦西里·阿克先吉耶维奇·弗罗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大酒鬼，骗子手，“著名的铸造能手”，要不是我对他已经做过一番描写，我在这里还可以谈很多关于他的事。他没有任何文凭，他那点手艺也早被他连酒一块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进监狱或者已经放出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生产指挥员”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刑满之后接着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当了该项工程的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
　　固然，他这个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兼领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摆脱的人物（不可能摆脱：这些人是由干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雇佣的。干部科从好感出发常常挑选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对于所有的材料和工资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负责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时候由于无知，有时候由于太老实（他心肠一点也不坏，作业班长们为了这一点又特意奉承他），乱花这个基金，签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报单（由作业班长自己填写），接受质量恶劣的交活，然后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愿意用一个正在抡大镐的犯人工程师来替换这个领班，但是干部科出于警惕性而不准许这样做。
　　“好吧，现在你告诉我：目前你们这项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长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叹口气：
　　“我暂时难以准确地告诉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说话就越放肆。这时候
　　工地主任决定用书面办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时间，开始把对
　　他的一切命令都用书面写出来（副本订在卷宗里）。这些命令自然
　　是没有执行，一个可怕的案件正在积累起来。但是地方委员会主
　　席也没有慌了手脚。他找到了半张揉皱了的练习本纸，花了半小
　　时时间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写出了这么几行字：
　　“兹向您报告木工所有的机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坏了
　　完全不能用了。”
　　工地主任已经属于另一级的生产领导。对于犯人们来说，他
　　是永远的压迫者和永远的敌人。工地主任已经既不限作业班长们；交朋友也不和他们做交易。他经常打回他们的工作日报单，揭穿
　　他们虚报成绩（根据他头脑灵活的程度），并且可以随时通过劳改
　　营领导惩罚作业班长和任何一个犯人：
　　劳改点点长……中尉同志：
　　混凝土作业班长犯人佐祖利和领班犯人奥拉切夫斯
　　基浇制的预制板超过规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费。为
　　此，请您对上述二人给予最严厉处分（希为关禁闭，但
　　需每日带出劳动）。
　　同时向您报告，犯人作业班长阿列克谢耶夫今日为
　　工作日报单中工作量记录问题找我谈话时，把领班图马
　　尔金同志称为驴，以此对他进行了侮辱。我认为犯人阿
　　列克谢耶夫这种破坏自由雇员领导威信的行为极为不良
　　甚至具有危险性。特请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直至押解出营。
　　工地主任布斯洛夫
　　布斯洛夫在适当的时刻自己也常把这个图马尔金称做驴，但
　　是犯人作业班长由于自己的身价不同所以罪该押解出营。
　　像这样的条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给劳改营长官送几张。他认为最高的生产刺激手段是劳改营内的处分。布斯洛夫是那种对古拉格制度已经融会贯通、适应了其中的活动方式的生产长官之一。他在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长期经验。他们威胁说要用砖头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遗憾地说，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经过战争和到过欧洲以后再到劳改营里来的人们都变得不那么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们知道吗，简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说，一个自由雇员进来，犯人们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对于如何欺骗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险的地方，是很内行的。他从来不怜惜他们的体力和他们的肚皮，更不用说他们的自尊心。这个长鼻子、长腿、穿着一双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捐赠给困苦的苏联公民的美国黄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楼的各层窜来窜去。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办，那些叫作“犯人”的懒惰肮脏的生物就会在大楼的各个拐角和旮旯里坐着、躺着、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时工作日的最紧张的时刻于不顾。而作业班长们则聚集在定额办公室里，在工作日报单上填写虚报数字。
　　所有的领班当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赖一个叫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什科夫的人。这是一个有两撇叉开的白胡子的干瘦的老头。他精通建筑施工的业务，也熟悉自己的和与自己相关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当中显得不寻常的主要特征是他真诚地关心着施工的结果：不是从钱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样（上司会罚款还是会给奖？会骂还是会夸？），而是从内心里，好像他是在为自己建设这座大楼并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决不把工程忘在脑后。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个大缺点：和群岛配合不上，不习惯让犯人们永远战战兢兢。他也喜欢在工地上走动，靠自己的眼力到处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样窜来窜去，不是乘其不备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欢和木匠们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墙上、和灰泥匠在灰斗边坐一坐，聊一聊。有时候访犯人们吃几块糖，这在我们这儿是希罕事。有一种活儿他到老也不肯丢下——拉玻璃。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把金刚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马上就开始嚷嚷拉得不对，说着就把玻璃匠推到一边，自己动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个月，由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代理。但他断然拒绝坐进他的办公室，仍然留在领班们的大屋子里。
　　戈尔什科夫一冬都穿着一件俄国旧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领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却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谈起他这件紧腰外套时说，戈尔什科夫已经穿了三十二年没换下来过，在这以前他的父亲每逢过节还穿了好多年呢。接着说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亲瓦西里·戈尔什科夫当年是个官家领班。从而就明白了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么喜欢石头、木头、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从小就是在施工现场上长大的。虽然领班当时称为“官家的”，而现在不这么称呼——但正是现在他们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当时他们是——艺匠。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还夸奖旧秩序：
　　“现在的工地主任算什么？他连一个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会儿，包工头礼拜六来找工人：‘喂，小伙子们，进澡堂子以前谈买卖还是以后？’人们说：‘以后，以后，大叔！’‘好吧，给你们洗澡钱，洗完了到某某酒馆。’小伙子们出了澡堂子，结帮成伙地来了。而那人已经准备好了烧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馆里等着了……像这样，在礼拜一能不好好干吗？”
　　今天什么事都有了名称，样样都给我们说得一清二楚：这叫做血汗制度，丧尽天良的剥削，利用人的低级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价值，低于下个礼拜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东西。
　　可是口粮面包，由冷漠的手从切面包房间的窗口扔出来的那一份夹生的面包——莫非值更多的东西吗？
　　上述八类自由居民就这样人挨人地挤在劳改营旁的狭小的空间：从劳改营到森林，从劳改营到沼泽地，从劳改营到矿山之间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几个不同类别、等级、阶级的人们全都得挤在这个恶臭狭小的新村里，他们全都互称同志，他们全都把孩子送进同一所学校。
　　他们是这样的“同志”：好像高踞云端的圣人一样，在所有其他人头顶上飘浮着两三个本地的大头目，在埃克巴斯图兹是托拉斯经理黑休克“和总工程师卡拉休克“（这样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来！）。以下则是劳改营长、押解队长、托拉斯官员、劳改营军官、押解队军官、某些地方还有工人供应处长、某些地方还有学校校长（但不包括教师）。等级分明，界限森严。越到上面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丝不苟，对于谁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谁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这种事情看得越重（正因为她们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们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世界里，远离其他生活在舒适宽敞的城市里的高贵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你随随便便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都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会亲自去商店买东西（何况最好的和最新鲜的东西他们会给你送到家里来）。连自己养一口小猪似乎也不成体统：某某人的夫人亲手喂猪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从劳改营里要来女用人。）在新村医院的某些病房里要想和那些瘪三、穷鬼们分开，单独和体面的病友们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还得把自己的小宝贝送去和天晓得什么人的孩子同坐一个课桌。
　　但是再往下面，这些分界线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和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喜欢找麻烦的人出来维护它们了。等而下之的各类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搀混经常见面，你买我卖，一起跑着去站队，为工会发的新年枞树礼物争吵，在电影院里杂乱地坐在一起——不管是真正的苏维埃人还是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号的人。
　　这些新村的精神中心是设在一间快要朽倒的工棚里的主要“茶馆”。在它附近停着成排的卡车。醉鬼们哭嚎似地唱着、打着响嗝、踉踉跄跄地从里面出来，散向全村；在同样的水坑和烂泥中间还有第二个精神中心——“俱乐部”。那里瓜子壳吐得满地，大皮靴踩得到处是泥，贴着被苍蝇拉满深的去年的壁报，门顶上挂着成天呜噜呜噜的广播喇叭，舞会上骂娘的脏话充斥于耳，电影散场后动刀子打群架。本地的风气是——“天晚别出门”，带着姑娘去参加舞会，最牢靠的办法是在手套里面交一块马蹄铁。（不过这儿的姑娘们也不是好惹的。有的一个人能把七个小伙子打得屁滚尿流。）
　　这个俱乐部是军官们心里的一块病。军官们到这样的草棚子里和这样的一类人一起参加舞会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到这儿来的是那些拿了假条的警卫队士兵。但是麻烦就在于年轻的没有孩子的军官太太们也迷着到这儿来，而且没有丈夫陪伴。其结果就会是和当兵的在一起跳舞！列兵们今晚接过军官夫人的腰，明天还想要他们绝对服从吗？这不等于和军官平起平坐吗？哪一支军队像这样干都维持不下去！军官们无力阻止老婆去跳舞，于是全力禁止当兵的去参加舞会（就让随便什么肮脏的自由民去搂抱自己的老婆吧！）。但是这样一来，向士兵进行的政治教育的严整体系——我们全是苏维埃国家的幸福而平等的公民，我们的敌人全在铁丝网里面！——就不免受到损伤。
　　在营分世界里，深藏着许多这类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以及八类人员之间的许多矛盾。平时和被专政及“半专政”的人员搀混在一起的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们，总是不放过机会训斥他们几句，叫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特别是事关分配新建营房里的房子问题。看守员们凭那身内务部制服，也自认比普通自由人高出一等。此外，还一定有一些为解救单身男人苦难、因而遭人白眼的女子。还有一些女子，她们巴望找到一个固定的男人，每当听说要释放犯人，就走到劳改营门口，拉住不相识的男人的袖子说：“跟我去吧！我有住的地方，能让你暖和。我给你买一套衣服！唉，你还能到哪儿去？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的！”
　　新村里也存在着安全部门的监视系统，有自己的“教父”，有自己的眼线，他们成天忙于打听：谁替犯人带信出来投递？谁在营房墙角后面贩卖劳改营里的服装？
　　营分世界居民的法制感以及“我的营房就是我的城堡”的感觉自然比苏联其他地方更差些。有些人的身份证“不干净”，另一些人根本没有身份证，第三种人本身劳改过，第四种人是“反属”。所有这些独立的免除了看管的公民们对于背步枪的人的命令比犯人更顺从，在挎手枪的人的面前比犯人更温顺。他们遇到这些人，决不会昂起骄傲的头宣称：“你们无权这样做！”而是缩成一团，低头哈腰，巴不得悄悄溜过去。
　　这种刺刀与制服的无限权力的感觉，如此安稳地翱翔在包括整个营分世界的广安无垠的群岛的上空，如此强烈地传染给每一个跨进了这个国土的人，以至一位带着小女儿乘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线班机到劳改营探视丈夫的自由人妇女（普-奇娜）在飞机上听到内务部人员的第一声要求，就让他们在自己身上胡摸乱搜，并且任凭他们把小女孩的衣服脱光。咱那以后，小女孩一见到蓝箍帽们就哭。）
　　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说，没有比这种劳改营的郊区更可悲的地方，营旁世界是肮脏的下水道，我们的回答将是：各人情况不同。
　　比如雅库梯人科洛杰兹尼科夫，他因为把别人的驯鹿赶进水加森林，被判了三年。依照意义深远的移徙政策，把他从老家科雷马遣送到列宁格勒服刑。刑也服完了，列宁格勒也逛过了，还给家里带回来颜色鲜亮的布匹、但是以后很多年，他还总是对乡亲们以及从列宁格勒遣送来的犯人们频频抱怨：
　　“唉，你们那边太闷气了！噢，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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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我们在建设

　　听了前面所说的关于劳改营全部情况以后，自然禁不住会问：够了！可是犯人的劳动对于国家究竟是不是有利？如果无利——那么搞起整个这么一个群岛到底值得不值得？
　　在劳改营内部，这两种观点在犯人当中都有，我们也喜欢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当然，如果相信领袖们的话，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什么可争的。曾经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的莫洛托夫同志就使用犯人劳动问题曾向苏联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我们过去这样做，现在这样做，将来也要这样做下去。这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对罪犯是有益的。”
　　请注意，并不是对国家有利！而是对社会本身有利。对于罪犯则是有益的。我们将来还要这样做下去！所以，有什么可争论的？
　　斯大林在位的几十年中，先计划建设项目后为这些项目征集罪犯的这一整套办法也证实，政府看来从未怀疑过兴办劳改营的经济效益。经济一直是走在司法前面的。
　　但是上面提出的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阐明，而且需要分成几个部分：
　　——劳改营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否合算？
　　——它们在经济上是否合算？
　　——它们是否能自负盈亏？（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虽然表面相似，但其间有差别。）
　　第一个问题不难答复：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劳改营是可以赶进去成百万人以便恐吓其余人的美妙的地方。由此可见，它在政治上是合算的。劳改营还对于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数不清的劳改营军官们有实际的利益：向他们提供在安全的后方“服军役”的机会、特殊的口粮配给、工资、制服、住宅、社会地位。大群大群的看守员、在劳改营了望塔上打盹的呆头呆脑的警卫，也都在这里找到温暖的窝（而同时却把十三岁的男孩子们赶进职业学校）。这些寄生虫们都全力支持群岛——农奴制剥削的巢穴。他们害怕大教如同害怕瘟疫。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招收进劳改营来的人远远不止是持不同政见者，远远不止是那些企图脱离斯大林为畜群划定的道路的人。劳改营招收的人数超出了政治的需要，超出了恐怖政策的需要。它是和经济计划的规模成正比的（这个比例可能只装在斯大林的脑袋里）。二十年代达到危机程度的失业现象不正是靠大兴劳改营（和流放）的办法摆脱的吗？从一九三0年起，并不是因现有的劳改营闲在那里打瞌睡才发明了挖运河的办法，而是为了设想好的运河而紧急地凑集劳改营。决定着法庭的活动的并不是实有的“罪犯”（即使连嫌疑分子在内）数量，而是各个经济管理部门提出的劳力申请单。白波运河一开工，马上显出索洛维茨的犯人数量不够，同时弄清了：三年徒刑对于“五十八条”说来为期太短，不能带来赢利，因此应当一次判得够两个五年计划使用。
　　劳改营在哪方面证明了它在经济上是有利的？——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曾祖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早已做了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谁也不愿做的有损尊严的和特别沉重的劳动正好由犯人们来做。为了在多年内可以不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和商店的偏远荒蛮的地区内施工，为了在二十世纪的繁荣昌盛时代用丁字镐和铁锹施工，为了在还不具备经济条件时兴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工程，正用得上犯人的劳动。
　　在伟大的白波运河工地上，连一辆汽车都是希罕物件。一切都是靠，像劳改犯们说的，“屁力”建造起来的。
　　在更加伟大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工作量比白波运河大七倍，可以和巴拿马及苏伊士运河相比），一共挖了深五米上宽八十五米总长一百二十八公里的河道。几乎全是用丁字镐、铁锹和独轮手推车完成的。未来的雷宾斯克海底覆盖着整片的森林．整个这片森林都是用人力伐倒的，没见过电锯的面。树权和枯枝则是由完全残废的人们负责烧掉的。
　　在伐林场上一天干十小时，还需要在黎明前摸黑走七公里来森林上工；晚上再走同样多的路回去，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并且除了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之外，一年之内没有别的休息日（伏尔加拉格，一九三七）。如果不是犯人，谁能在这里工作？
　　如果不是群岛的土著，还有谁能在大冬天从地里刨树根？还有谁能在科雷马的露天金矿上用背筐运矿石？还有谁能把脖子伸进马套包（为了使套包软一些，他们用破衣裳把它裹起来，斜套在肩膀上）两人一犋地拉芬兰式拖橇，踏着厚雪，把科因河（维姆河支流）岸一公里外伐倒的木材报到河边？
　　固然，全权记者茹科夫向我们保证说声共青团员们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也是这个样子：砍伐森林，一没有斧子，二没有铁匠炉；领不到面包，大批死于坏血病。他于是赞叹道：啊，我们是以怎样的英雄气概从事建设的呀！但是，对这种现象不是更应当气愤吗？是哪个不爱护自己人民的家伙把青年们派去这么搞建设？不过，也不必愤慨。建设共青城的究竟是怎样的“共青团员”，至少我们是知道的。现在的文章里已经挑明了：那些“共青团员”也就是马加丹的创建者。“
　　可以把什么人放到杰兹卡兹甘的矿井里去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干式钻进工作？——矿岩的砂尘像浓雾一样停留在空气中，没有面罩，四个月以后就带着不可逆转的矽肺被送到外面去等死。可以把什么人放在没有制动装置的提笼里降到没有冒顶和水淹防护的巷道里去？在二十世纪只有为哪一类人可以不需要在耗资巨大的安全技术上花一分钱？
　　因此劳改营在经济上怎么会不利呢？……
　　请读一读波博日的《死亡之路》中关于从塔兹河上的驳船登岸和卸货的描写吧，请读一读这部斯大林时代的北极《伊利亚特》吧：蚁群似的犯人们在以群似的押解队的监视下，在人迹未到的洪荒的冻土上扛着运来的成千根圆木，建码头，铺铁轨，把火车头和车厢推进这一片冻土地带。而这些机车和车辆却注定了永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开出这个地方。犯人们睡在四周插着“营区”牌子的一块空地上，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
　　他接着描写犯人们怎样在冻土带上架设电话线：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苔藓搭造的窝篷里。蚊子叮咬着他们毫无遮盖的身体。他们的衣服上的沼泽的泥浆从没有干的时候，更不用说鞋袜。线路的勘测做得马马虎虎，施工也不高明（因而注定要返工）。附近没有可以做电线杆用的树木，他们要向外走出两三天的路程，从那里扛回电线杆。
　　可惜没有另一个波博日，以便向我们叙述战前修建另一条铁路——科特拉斯-沃尔库塔线的情形。在那里的每一根枕木下都留下了两个人的头颅。不用说修铁路了——就说说有铁路之前那条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的简单的横木道路是怎样靠瘦弱的双手、粗钝的斧头和什么事也不做的刺刀修成的吧。
　　要没有犯人，谁能做出这些？劳改营怎么能是无利的？
　　劳改营的独一份的有利之点就在于奴隶劳动的驯服性和它的廉价性——不，甚至不是廉价性，而是无偿性。因为购买一个古代奴隶毕竟是要付钱的，而购买一个劳改犯却分文不付。
　　甚至在战后召开的劳改工作会议上，工业地生们也承认；“犯人们在后方的工作中，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在矗立于白骨之上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永远不会有人写上他们的被遗忘了的姓名。
　　在赫鲁晓夫年代，他们为动员参加垦荒和西伯利亚的大工程而进行劳神费事、声嘶力竭的共青团动员时，终于明白了，劳改营是多么地不可代替啊。
　　至于劳改营的自负盈亏问题，情况则不同。国家对这件事垂涎已久。一九二一年的《监禁场所条例》就已经张罗着要“监禁场所的维持费用尽可能从犯人劳动中得到抵偿”。从一九二二年起，某些地方执委会置自己的工农性质子不顾，表现出“非政治的事务主义的倾向”，具体说就是：不仅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而且竭力从它们身上为地方预算榨取利润，实现自给有余的经济核算。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同样要求监禁场所自负盈亏。一九二八年在第一次全苏惩治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坚决的要求，即“整个监禁场所企业网”必须“把国家为监禁场所支付的费用偿还给国家”。
　　很想很想拥有一些可爱的劳改营——并且是免费的！从一九二九年起，全国所有的劳动改造机关都列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开始，明令规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全部劳改营和教养所实行彻底的自负盈亏制。
　　结果呢？自然是立即收效！一九三二年法学家们胜利地宣布：“劳动改造机关的开支逐渐减少（这是可以相信的），而被剥夺自由者的生活条件则逐年改善。（？）”
　　如果我们不是后来亲身体验过那个生活条件是怎样改善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惊讶，我们可能力求弄明白，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做到这个其实一点也不难！！需要做些什么？使劳改营的开支与它们的收入相抵吗？我们在上面读到了，开支是在逐渐减少的。而增加收入则更简单：只要把犯人们捏得更紧些就行了！如果在群岛的索洛维茨时期对强迫劳动的生产率曾打过百分之四十的官方折扣（当时不知为什么曾认为棍棒下的劳动生产率不会那么高），那么从实行了“肠胃等级表”的白波运河工程开始，古拉格的学者们发现了情况完全相反：强迫的饥饿劳动恰恰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劳动！接到从一九三一年起改行自负盈亏制的命令以后，乌克兰劳改营管理局直截了当地决定：与前几年相比，在下一年度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多不少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换句话说，一下子提高两倍半，而且不搞任何机械化！（计算得也真够科学：二百四十还有个二。只有一点是当时的同志们还不知道的：这叫做“在三面红旗下的大跃进”。）
　　你瞧古拉格对于风向摸得多么准！这时候恰好灌下来斯大林同志的具有不朽的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其中的一条就是经济核算制，而我们已经有了！而我们已经有了！那里头还有一条是“发挥专家作用”！这对于我们说来最简单不过了：把工程师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把他们放在生产杂役的岗位上！（三十年代初是群岛上技术知识分子最受优待的时期。他们差不多都不在一般劳动中受苦，甚至新来的也马上就安排专业工作。在这以前，在二十年代，工程师和技术员们一直在一般劳动中白白玩命，因为没有让他们施展本领的用武之地。在这以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五十年代，经济核算和全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个条件全被遗忘了。当时是警惕性占据了历史的中心地位。工程师们在杂役行列中的个别渗入与驱赶他们全体去干一般劳动的浪潮在相交替。）不过养一个犯人工程师究竟比养一个自由人工程师便宜得多：不需要付工资！所以又讲利益了，又讲经济核算了！又一次是斯大林同志说对了！
　　所以说，这条路线是源远流长的，正确地说是一贯执行着的：把群岛变为不需要费用的单位。
　　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着急、拼命，在岩石上抠断了所有的指甲也罢，把完成计划的表报修改二十次也罢，用橡皮把纸擦出窟窿也罢，自负盈亏的目的在群岛上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不会实现！它们的收入和支出永远不能相抵，我们年轻的工农国家（以及后来的年长的全民国家）必须用脊背驼着这个血污的包袱。
　　原因在这里。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是犯人们的缺乏觉悟，是这些蠢笨的奴隶们的粗心大意。你不仅期待不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连简单的资本主义的勤奋精神也表现不出来。他们只是瞅机会把鞋弄烂——以便不去上工；把绞车弄坏，把轮子扭弯，把铁锹别断，把提桶沉到水底——以便找个借口坐坐、抽口烟。劳改犯们为亲爱的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明目张胆的和最高程度的瞎糊弄：他们制出的砖用手都掰得断，护墙板上的油漆一片片脱落，灰泥往下掉，柱子往下倒，桌子摇晃，家具掉腿，把手一拉就脱。到处是考虑不周，错误百出。时常需要把已经打好的屋顶铁皮再投下来，把已经填好的地沟重新挖开，把已经砌好的墙用铁棍和长钻凿平。五十年代把一台崭新的瑞典涡轮机运到了斯杰普拉格。它到货时是装在一个用原木制成的像一座木房似的大箱里的。是冬天，很冷，所以可恶的犯人们竟钻进了这个木箱，躲在原木和涡轮机之间的空档里，并且还在那里生火取暖；叶片的银焊接点熔脱了——于是就把这台涡轮机丢掉不要了。它的价值是三百七十万。这就是你的经济核算！
　　跟犯人们混在二起——这是第二个原因——自由的人们对一切也变得好像无所谓了，好像他们不是建设自己的东西，而是替一个什么张三李四在建设。此外他们还猛劲地偷，偷得很凶。（建筑一栋住宅楼，自由民偷走了几个澡盆，而那是按单元数领来的。这栋楼怎么交工呢？工地主任当然不能如实承认，他郑重其事地带着验收委员会察看一楼的各套房间。每间浴室必进，每个澡盆必点交。然后带委员会看二楼、看三楼，不慌不忙，仍是每间浴室都进去看看。而这时一批经过训练的手脚麻利的犯人在有经验的卫生工程领班的指导下从一楼的各单元里拆下澡盆，射着脚尖抬上四楼，赶在委员会到来之前迅速安装好，抹好腻子。谁受了蒙骗，就让他事后自己去交帐吧……这要拍成个电影喜剧倒不错，可是一定不会通过：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可笑的现象，一切可笑的现象全在西方！）
　　第三个原因在于犯人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看守员，没有劳改营行政管理机构，没有警卫，没有架设着了望塔的营区，没有生产计划科，没有登记分配科，没有契卡行动科和文化教育科，没有层层的劳改营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没有邮件检查部门，没有惩戒隔离所，没有强管棚，没有杂役，没有保管室和仓库，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押解队和警犬，他们就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国家需要为每一个做工的土著至少养活一名监工（而每一个监工都有一家人！）。不过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你叫这些监工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还有一些聪明的工程师指出了第四个理由：他们说，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设隔离区、加强警戒，增派押解人员，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受到干扰。比方在塔兹河上登岸时就是这种情况。一切都不能按时完成，一切都要多花钱，据他们说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已经属于客观原因，这已经是一种借口。把他们叫到党委会去谈谈，好好敲打敲打，这个原因就会消失。让他们绞绞脑汁就能想出办法。
　　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领导本身的很自然的并且完全可以原谅的考虑不周。正如列宁同志说的，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比方说，土方工程不管你怎么计划，很少能赶上在夏天进行，不知为什么总赶上秋天，冬天，总赶上烂泥和严寒。
　　又如，在什图尔莫沃依金矿（科雷马）的扎罗什泉地方，一九三八年三月派了五百人去，在永冻土里打一些八至十米深的探井。他们完成了（一半犯人丢了命）。应该进行爆破作业了，可是他们改变了主意：金属的含量太低。放弃了。五月间探井化冻坍塌，前功尽弃。可是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科雷马正冷的时候，又心血来潮：快打探井！还是在原地！紧急任务！不要可惜人命！
　　这不就是多余的开支吗？……
　　又如在奥波基新村附近的苏霍纳河上——犯人运来了土，筑成了水坝。春汛一来马上冲倒。光了，白费了力气。
　　又如，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管理局的塔拉加伐木场下达了生产家具的计划，但是忘了下达供给他们制造家具的木材的计划。计划就是计划，不能不执行！塔拉加只得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负责从河里打捞“事故木料”——即从木排里脱落出来的木料。不够用。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打散整个的木排，然后拖回来。但是这些木排也是在别的什么单位的计划之内的，现在他们就会不够了。而另一方面塔拉加也不给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填工作日报单：因为这是偷窃。经济核算就是这么回事……
　　又如在乌斯特维姆拉格有一次（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超额完成散木（单个原木）流送的计划，对伐木场施加了压力，把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全赶去伐木，结果在总浮栅前面聚集了过多的木材——二十万立方。冬季到来以前没有来得及捞出来，木材冻在冰里了。浮栅下游是一座铁路桥。如果开春时木材不分散成单个的原木，而是整个地流下去，就会撞倒桥墩，不用说，营长非进法院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申请拨来几车皮炸药，在冬天把炸药放到河底，炸开冻结的木材，然后赶紧把这些原木滚到岸上来——烧掉（反正到春天它们已经不适合做锯材用了）。整整一个劳改点，二百人，都从事这项工作。为了在冰水里干活，专门发给他们猪油，但是任何一个工序都不能填报工作日报单，因为这全是多余的劳动。被烧掉的木材也属于白搭工。这就是所谓经费自给。
　　由整个伯朝拉铁道劳改营负责修建了一条通达沃尔库塔的铁路——曲里拐弯，到哪算哪。后来又动手把这条修好的铁路取直。这算在哪一笔帐上？还有那条从拉耳斯克（鲁扎河边）到皮纽格（甚至曾想延伸到司克特夫卡尔）的铁路呢？一九三八年曾把一些多么庞大的劳改营赶到那里修筑了那条四十五公里长的铁路——修好就不要了……全部力气就这样白费了。
　　当然这类微小的错误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类错误。
　　可是这条一九四九年动工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呢？——事后发现它整个是多余的，这条线上没有什么可运。于是也不要了。这是谁的错误，说出来都觉得可怕。要知道这是——他本人的……
　　经济核算有时候把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劳改营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该怎么样补亏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附近的卡恰残废犯人劳改营（有一千五百名残废人！）在战后也接到全部实行经济核算的命令：制造家具！这些残废人用框锯（不是伐木营，所以不供给他们机械设备）伐木，用奶牛把木材运回营里（也不给他们运输工具，但是他们有一个牛奶场）。一对沙发的成本算起来高达八百卢布，而卖价是六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残废人员改定为一级残废或者算做病号而不带到营外上工对于劳改营当局反倒有利：他们马上就可以由亏损单位转为稳吃国家预算的单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群岛非但不能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国家为了维持这么一个玩艺儿还不得不拿出大笔的补贴。
　　导致群岛经济生活复杂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仅仅是整个国家和古拉格所需要的，每个劳改营的营长却拿它不当一回事。免不了要说点怪话，免不了要私留点奖金（上面给的奖金仍会照发）。每个劳改营营长都把拥有一摊独立的自然经济、拥有自己舒适的小庄园和世袭领地视为主要收入来源和活动余地，视为自己主要的方便条件和快乐享受。在红军以及在内务部军官当中演化和形成了一个周到的、尊敬的、骄傲的、好听的字眼——“主人”。在上头有一个全国的主人。下头每一个班的班长也都必须是主人。
　　但是狠心的弗连克尔使用的那把划分犯人为甲—乙—丙—丁四类的无情的梳子始终留在古拉格的鬃毛里，为了使建立领地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定数量的劳力能巧妙地在这把梳子的齿缝间通过，劳改营的主人就需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如果按古拉格的编制只应有一名裁缝，那就需要设立整整一个缝纫车间；如果规定只能有一名鞋匠——那就要建立一个制鞋车间。还有多少别的极有用的匠人是主人希望留在手边的呀！比方说，为什么不建立一座玻璃温室以便给军官的餐桌摆上温室的花草呢？有时候一位明智的营长甚至会考虑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蔬菜副业基地，以便让犯人们也能吃到一点蔬菜——他们会用劳动抵偿菜钱，这对主人是很合算的，但是从哪里去搞人力？
　　办法是有的——给从事一般劳动的犯人们的肩上再加一点分量；对古拉格稍稍施一点骗术，对生产部门也稍稍施点骗术就行了。要进行一些较大的营内工程，如盖什么房子之类，可以强迫犯人们在星期天或者工作日（十小时的）结束后的晚上加班劳动。为了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则采取夸大作业班出工数字的作法：把留在营区内的人手当做随作业班出营施工的人手，而作业班长则必须从工地带回来这批人所应占的百分数，即从其他队员身上剥夺来的完成任务的数字（队员们本来就完成不了定额）。苦力们干的比以前多了，吃的比以前少了——可是庄园经济加强了，军官同志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来了，更加愉快了。
　　某些劳改营的营长具有十分远大的经济眼光并且还能找到一名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于是一座包括各种车间的“总务大院”就在劳改营区内生长起来，不久后便见于正式公文，甚至有了公开的编制并且开始承担工业订货的任务。但是它没法挤进材料和工具的供应计划，所以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制造一切。
　　我们谈一谈肯吉尔劳改营的“总务大院”的情形。什么缝纫、熟制毛皮、装订、细木工以及诸如此类的车间我们在这里都不去提它，这是一些鸡毛蒜皮。肯吉尔的总务大院里有自己的铸造场、自己的钳工车间，甚至——正好在二十世纪中期——用手工方法制造了自己的钻床和磨床！诚然，车床自己未能做出来，但是采用了营内租借法案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生产部门偷来一台。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开去一辆劳改营的卡车，等到车间主任离厂以后，整个作业班猛扑向一台车床，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抬上卡车，很容易地就开出了厂门，因为和门岗疏通好了；厂里的警卫也是内务部的人——一口气把车床拉进了劳改营，而那地方是随便什么自由人也进不去的。于是大功告成！从蠢笨的不负责任的群岛土著嘴里能问出什么？车间主任大发雷霆——床子哪儿去了？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知道：难道有过床子吗？我们可没见过。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用这个办法搞回营里来的，不过更容易些，放在衣兜里和衣襟下面就行了。
　　有一回总务大院接受了为肯吉尔选矿厂铸造排水井盖的任务。东西倒是做出来了，但是铸铁用完了——劳改营究竟从哪儿去弄来呢？就从这个选矿厂本身去弄吧。于是命令犯人们从那里把优质的英国铸铁支架（还是革命前租让时期留下来的）偷回来，在劳改营里回炉后铸成井盖，再运回选矿厂，一笔笔的钱也就转到劳改营的帐上。
　　现在读者就明白了这个活跃的总务大院是怎样在加强自负盈亏制以及全国经济的。
　　这个总务大院什么活都揽！那些活连克鲁伯也不见得全揽得下来。承制下水道大型陶管、风车、铡草机、锁、水泵、修理绞肉机、缝合传动皮带、修理医院用的高压釜、打磨施行头骨环钻术用的钻头。鸭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得上架！你好好饿一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你们说：我们不会干，干不了。明天就会赶你们到营外去上工。可是在总务大院里自在得多：不用集合排队，不用在押送下走路，干活也可以慢一点，还可以给自己做点什么。你替人家做了活，医院会开给两天“病假”作为报酬，厨房会给点“添头”，另外什么人会给点马合烟，长官们还可能丢给你点公家的面包。
　　又可笑又有趣。工程师们一天到晚总要在“用什么材料？”“怎样制造？”上绞脑汁。一块不知从哪个废料堆里找来的合用的铁件往往能改变原设计的整个结构。风车做好了，可是却没有找到能够使它随风改变方向的那个弹簧。只好简单地系上两根绳子并且让两名犯人受这样的处罚：风向一变，就拉着绳子跑，扭转风车的方向。自己还制砖：一个女人用钢丝把移动着的长条泥坯按未来砖头的长度切开。砖坯接着移上一条传送带，而这条传送带也是需要这个女人自己去带动的。但是用什么呢：要知道她的两只手都占着呀。噢，狡猾的犯人们的不朽的发明创造精神啊！他们设计了两根小辕杆，紧紧地贴在女工的跨部，当她两手切砖坯的时候。依靠胯部的用力的和频繁的摆动同时使传送带移动！可惜我们拿不出一张这样的照片给读者看。
　　肯吉尔的庄园主终于彻底地相信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总务大院制造不出来的。于是有一次他把总工程师叫了去，命令他说：立即开始制造窗玻璃和高颈瓶！这东西是怎么造的？谁也不知道。查了查一本没人用的百科词典。只有笼统介绍，没有配方。但仍是订购了一批纯碱，在某个地方找到了石英沙，运到营里来。而主要的是指示营里的哥儿们从“新城市”建设工地上捎回碎玻璃——那里打碎得很多。把这些东西全填进炉子，熔化，搅拌，拉制——竟然制成了平板窗玻璃！只是一头厚度有一厘米，到了另一头只剩下两毫米。隔着这样的玻璃要想认出自己的好朋友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给营长看产品的期限快到了。你知道犯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只顾得上当天；只要能活过今天，明天的事管他娘。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来拉好的现成玻璃，拿到总务大院，给营长春。营长很满意：“有办法！跟真的一样！现在开始大批生产吧！”“营长公民，再多做不出来了。”“这是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窗玻璃里一定要用铝。我们原来有一点，现在用完了。”“可惜。高颈玻璃瓶没有这个钻能行吗？”“高颈瓶或许能行。”“好，那就烧制吧。”但是高颈瓶的肚子吹出来全是歪歪斜斜的，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自己炸裂。一个看守员拿这样的高颈瓶去领牛奶——结果手里只剩下一个瓶颈，牛奶全流掉了。“啊，混蛋！”他骂起来。“暗害分子！法西斯！把你们统统枪毙！”
　　在莫斯科的奥加列夫大街上拆掉一百多年的老房子为新建筑康地基的时候，楼板下的长方垫木不仅没有丢掉，不仅没有拿去当劈柴，而是拿去做细木制品用了！这仍是了些梆梆响的上好的木料。你看我们的曾祖父们是怎样预先把木材干透的。
　　我们却总是匆匆忙忙，我们总是没有时间。难道还能等到垫木干透吗？在卡卢加关卡我们用最新的防腐剂把长方垫木涂过，它们照样腐烂，长出霉菌，而且烂得这样快，以至还没等到大楼交工就需要一边撬开地板，一边换这些长方垫木。
　　因此一百年以后我们这些犯人以及整个国家建造的一切，一定不会像奥加列夫大街上那些旧垫木一样梆梆响吧。
　　苏联大吹大擂地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天上去的那天，在梁赞，正对着我的住所的窗口，有两对穿着犯人外套和棉裤的自由妇女用抬斗把灰浆抬上四层楼。
　　——不错，不错，情况就是这样，——有人会反驳我。——但是你能说什么？它仍旧在旋转！
　　真地碰上鬼了！这一条你拿它没办法——它在旋转！
　　本来应该用一个至少从第一个斯大林五年计划起到赫鲁晓夫时代止由犯人们完成的各项工程的长长的清单来结束这一章。但我当然是没有条件开出这个单子来的。我只能开一个头，以期好事者补充和继续。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九三二），莫斯科一伏尔加运河
　　（一九三六），伏尔加一顿运河（一九五二）；——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萨列哈尔德支线；——里卡西哈L莫洛托夫斯克铁路产——萨列哈尔德一伊加尔卡铁路（废弃）；——拉耳斯克一皮纽格铁路（废弃）；——卡拉干达一莫英塔一巴尔哈什铁路（一九三六）；——途经卡梅申的伏尔加右岸沿岸铁路；——苏芬、苏伊（朗）边界沿线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复线（一九三三-三五，约四千公里）；——泰谢特一勒拿铁路（贝阿大铁路的开端）；一共青城一苏维埃港铁路；——萨哈林岛上由波别迪诺站至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网连接
　　处的铁路；——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以及蒙古境内的公路；——莫斯科一明斯克公路（一九三七-三八）；——诺加耶沃一阿特卡一涅腊公路；—古比雪先水电站工程；——下士洛马水电站工程（摩尔曼斯克附近）；——乌斯特一卡明诺戈尔斯克水电站工程；——巴尔哈什炼钢联合工厂工程（一九三四-三五）；——索利卡姆斯克造纸联合工厂工程；——别列兹尼基化学联合工厂工程；——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库兹涅斯克钢铁联合工厂工程（部分）；——各类工厂、平炉的工程；——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工程（一九五0-一九五三，
　　部分）；——建设阿穆尔河岸共青城；——建设苏维埃港市；——建设马加丹市；——“远北建设工程局”的全部建设项目；——建设诺里尔斯克市；——建设杜金卡市；——建设沃尔库塔市；——建设莫洛托夫斯克市（北德文斯克市）——自一九三五
　　年开始；——建设杜勃诺市；——建设纳霍德卡市；——萨哈林岛一大陆输油管；——几乎全部原子工业项目的工程；——放射性原素的开采（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图拉附近的铀和镭）；——在核原料分离和富集工厂内工作（一九四五-一九四
　　八）；——乌赫塔镭矿开采；乌赫塔石油加工，制取重水；——伯朝拉斯克、库兹涅斯克煤田及卡拉干达、苏曼矿区煤
　　炭开采；——杰兹卡兹甘、南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一蒙古、朔尔地方、
　　哈卡斯地方、科拉半岛等地的矿物开采；——科雷马、楚克奇、雅库梯、瓦加奇岛、迈卡因（巴甫洛
　　达尔州巴彦阿乌尔区）等地的金矿开采；——科拉半岛磷灰石矿开采（一九三O年）；——阿姆迭尔马地方的氟石矿开采（自一九三六年开始）；
　　——稀有金属开采（阿克莫林斯克省“斯大林矿区”）（五十
　　年代以前）；
　　——为供应出口和国内需要的森林采伐。整个欧洲俄罗斯的
　　北部和西伯利亚。我们无法开出不计其数的伐木劳改点
　　的名单，它们等于群岛的一半。根据最前面的几个名称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科因河沿岸各营；德维纳乌
　　夫秋加河沿岸各营；维契格达支流涅姆河沿岸各营（被
　　放逐的日耳曼族居民）；维契格达河上里亚鲍沃附近的劳
　　改营；北德维纳河上切列夫尼科沃附近的劳改营；小北
　　德维纳河上阿里斯托沃附近的劳改营……
　　这样的清单有谁开得出来？……什么地图上，谁的记忆中，还保留着那些附近森林砍光后就完全撤销的仅仅存在一、二：三年的！病时林业劳改场？况且，为什么只说伐木作业？凡是在地面上存在过的属于群岛的所有小岛，有谁能开列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吗？包括在固定地点存在了几十年的鼎鼎大名的劳改营以及沿施工线路游动的劳改营；庞大的长期犯中心监狱以及用“帐篷加树根”构成的劳改犯递解站。有谁能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把每个羁押室、城市监狱（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个）、有着别草场和畜牧场的劳改农场、像瓜子壳似地撤遍各城市的小型工业劳改场统统标明在地图上？至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就需要各画一张单独的大比例地图，以便把这些单位所占据的地界勾划出来（不要忘记“苏维埃宫”施工初期离克里姆林宫半公里之遥的那个劳改点）。另外，二十年代的群岛是一种面貌，五十年代的面貌则全然不同，地点也完全不同。怎样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中的动态？需要画多少张图？内罗勃拉格，或乌斯特维姆拉格，或利卡姆和波奇马的各劳改营，它们的面积要整片地用斜线标明出来，但是我们当中有谁巡查过它的边界？
　　我们仍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地图。
　　——在卡累利阿从事木材装船工作（一九三0年前）。英国报刊发出拒绝接受由犯人装船的木材的呼吁以后，匆忙地把犯人从这些工作中撤走，赶进卡累利阿内地；
　　——战争期间，为前方生产地雷、炮弹、弹药箱、被服；
　　——建设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
　　即使撇开整个二十年代以及关押所、感化院、劳动感化院的生产不谈，那么，我国每个像样的城市都缺少不了的工业劳改场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一九二九—一九五三）又从事着什么，制造着什么呢？
　　列举犯人们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工作倒是比较容易，那就是：制造灌肠和糖果。

　　——————

第四部　灵魂与铁丝网

　　“你们要注意一件奥秘的事：
　　我们并不都要死……
　　而是……都要改变。”
　　　　　　　　　　　《哥林多前书》15：51

第一章　向上

　　岁月在流逝……
　　它不像劳改犯开玩笑说的绕口令：“冬—夏，冬—夏”那么急促。秋绵绵，冬漫漫，春姗，只有夏是短的。在群岛上，夏天是短促的。
　　哪怕是一个年头，那也是够长的了。哪怕是一个年头，也给你留下了多少思考的时间啊！在一年当中，不论是泥泞满地的蒙蒙细雨，或是凛冽狂暴的风雪，或是风停雪雯后的砭骨的严寒，你都要三百三十次地在出工的队列中挤撞。你要干满三百三十天讨厌的、与己无关的不动脑子的工作。三百三十个黄昏，你浑身又湿又冷地瑟缩在下工集合点，等着押解队的士兵们从各个老远的了望塔走到一起来。列队出工，列队下工。低着头喝掉七百三十钵菜汤）七百三十份稀粥。在你的“小车厢”上醒来，睡去。不会有收音机或书籍转移你的注意。不过，没有也罢了，这倒是该感激上帝的。
　　这仅仅是一年。而这样的年头要度过十个之多。这样的年头要度过二十五个之多……
　　还有因营养不良症而躺进医院的时候。这也是供你思考问题的好时机。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在这没有尽头的时间里，犯人们的大脑和灵魂总不能一直是不活动的吧？！从远处看，从群体上看，他们活像一堆蠕动的虱子，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万物之灵，对吧？他们的内心不是也曾在某个时候引入过微弱的上帝的火种吗？现在它变得怎样了？
　　多少世纪认为：判给罪犯刑期是为了要他在这个“期”内反省自己的罪行，痛苦、悔恨、逐渐改过自新。
　　但是良心的谴责与古拉格群岛无缘！一百名土著当中五名是盗窃犯，他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的罪行应当受责难，反而认为是豪迈行为。他们幻想着将来把这类业绩实现得更巧妙更无耻。他01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再有五个是曾经大把捞过钱的，但不是拿私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把捞钱只能拿国家的，而国家自己也在那里一点不心疼地、毫无意义地大把挥霍着人民的钱财。所以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莫非是后悔如果多捞些，大家分分赃，可以逍遥法外吗？另外八十五个土著什么罪也没犯过。悔恨什么？悔恨不该想那些想过的事？（不过有的人的确被灌输和愚弄到这种程度，他真的悔恨自己变成了坏人……我们回想一下那个认为自己和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妮相比问心有愧的尼娜·佩列古德的绝望心情吧。）不该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当俘虏？不该在德军占领时期没有饿死而去找了工作？（不过是非界限搞得这样混乱，以至于确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当时我死了也比去挣这块面包好。）不该在白白为集体农庄干活的时候从地里拿回东西来喂孩子吃？或者不该为同样的从工厂里把东西拿出来？
　　不，你不但没有什么可以悔恨的，相反地，你的清白无暇的良心像一绒山间的湖水在你的眼里泛出净洁的光辉。（你的被苦难净化了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看出别人眼中的任何一点浑浊。比方你就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谁是眼线。“契卡格勃”不知道我们具有这种善于辨别真伪的慧眼——这是我们用来对付它的“秘密武器”。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方面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我们和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苦役犯、雅库博维奇的苦役犯之间的主要区别来自我们这种几乎全体一致的无罪感。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万劫不复的社会叛逆，我们却肯定地知道，当局可以像抓我们一样，把任何一个自由人扒拉进来；铁丝网不过是一条名义上的分界线。他们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条件地意识到个人有罪，而我们今天意识到的却是千百万人的灾难。
　　可是，不能在灾难中灭亡。要从灾难中求生。
　　劳改营内自杀事件令人惊异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死比活着容易”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顶点有不同的感觉。因此自来就存在两种意见。
　　这是一个很壮观的遐想：成百万的无事受害者忽然开始集体地自杀，从而给政府造成双重的苦恼：他们既借此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又夺走了它的不花钱的劳力。也许政府的心肠忽然会软下来？也许会开始怜惜自己的子民？……只怕未必。斯大林恐怕不会因此罢手，他只会从自由人中再弄进两千万来。
　　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几十万几百万地死去，他们似乎已经被逼到了顶点的顶点，可是不知为什么偏没有自杀的I被注定了要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
　　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论据是比较有力的：自杀者永远是破产者，永远是走投无路的人，是输掉了生活又没有勇气继续斗争的人。而如果这几百万孤立无援的可怜的牛马终于不肯自杀——这说明他们心里还存在着某种不可战胜的情感，某种强大的思想。
　　这就是普遍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和在鞑靼枷锁下差不多的全民受难的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悔恨——那么，囚犯一直在想些什么？“贫穷和监牢给人以智慧”。给是会给的。只是它将把他指百倒哪里去？
　　不仅我一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们最初的监狱的天空——是翻滚的乌云，是火山喷发的黑色烟柱。这是庞培的天空，是最后审判目的天空，因为被捕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们最后的监狱的天空是无限的高，无限的明亮，甚至是比天蓝更清淡的颜色。
　　我们（宗教徒除外）第一个动作全都是；揪自己的头发——可是它已经被剃光了！……我们是怎么搞的呀！我们怎么没有看出告密者？我们怎么没有看出我们的敌人？（我们多么恨他们！我们将来怎样报这个仇？）多么疏忽大意！多么盲目！犯了多少错误！怎样扑救呢？快点补救吧！要写出来……要说出来……要通知别人……
　　但是什么也用不着做。什么也救不了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按第二O六条规定的手续签字，到时候我们就会听取革命法庭的当面宣判或者特别庭的缺席判决。
　　递解阶段开始了。这时我们开始喜欢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生活多么美好！（即使实际上并不美好。）曾有多少未加利用的机会！曾有多少没有揉捏过的花朵！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补回这一切呢？……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哦，我将会多么不同地、多么聪明地生活！未来的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它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
　　结论是：要活到那一天！活着出去！不惜任何代价！
　　“不惜任何代价！”——这仅仅是一句普通的套话，一句习惯的说法。
　　可是这几个字眼被它的全部含义填塞得鼓胀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句可怕的誓言：不惜任何代价活着出去。
　　能起这个誓的人，能在它的终红色的火团前面不眨眼的人——对于他来说，自己的不幸既遮盖了共同的不幸，也遮盖了整个世界。
　　这是劳改营生活道路的大分岔。从这一点起，道路分成左右两条。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往右走——你将丧失生命，往左走——你将丧失良心。
　　“活下去！”的自我命令是一个活人的自然挣扎。谁不想活下去？谁没有权利活下去？鼓足我们全身的力量！向所有的细胞发出“活下去！”的命令！向我们的胸腔导入巨大的电荷，用电子云包围我们的心脏使它不能停止跳动。三十名憔怀但是筋骨硬朗的犯人顶风冒雪沿着北极圈内的冰路被带到五公里外去洗澡。小澡房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说。每次洗澡要分五批，每批六人，澡房的门直接开向严寒的露天。一批人洗澡时，其余四批都要站在外面干等。因为总不能没人押着放他们自己回去呀！但是不仅没人得肺炎，连感冒的都没有。（有一个从五十岁服刑到六十岁的老头，这样洗了十年。他获释后回到家里，又暖和又有人照顾，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活下去！”的命令失效了……）
　　但是单纯“活下去”并不等于不惜任何代价。“任何代价”指的是：以别人为代价。
　　我们要承认事实：在这个劳改营的大岔道上，在这个灵魂的分离站上，向右拐的并不是大多数。很可惜——不是大多数。但幸而也不只是个别人。选择了这条道的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不宣扬自己，要仔细观察才能知道。他们面临过几十次的选择，但每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就拿阿尔诺德·苏济来说，进劳改营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他从来不是宗教信徒，但从来是一个庄重正派的人，从来未改变过生活方式。进了劳改营也不准备过另一种生活。他是“西部地区的人”，这说明他加倍地不适应环境，随时随地要吃亏上当，陷入困境。干一般劳动的是他，蹲惩戒隔离区的是他。但是他仍继续活下去，仍作为和刚进劳改营时一模一样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我……后来也知道他，我可以作证。诚然，有三个重要的减轻痛苦的条件一直伴随着他的劳改生涯：他被承认为残废人；有几年期间他收到外面寄来的包裹；靠音乐才能通过业余演出得到少量口粮补贴。但这三个条件只能说明他为什么能活下来。没有这些条件他可能死掉，但是他不会改变。（那些死掉的之所以死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改变？）
　　而塔拉什凯维奇，一个非常纯朴直率的人，回忆说：“为一份口粮，为一口马合烟甘心摇尾乞怜的大有人在。我是个半死的人，可是我的良心干净，是白的我永远不说是黑的……”
　　监狱能使人彻底蜕变，许多世纪以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像西利维奥·佩利科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坐了八年牢以后，他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在我国，人们总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还有皮萨列夫呢？从彼得保罗要塞出来以后他的革命性还剩下什么？这对于革命好不好，可以争论。但这些改变总是使得灵魂更加深造。易卜生写道：“缺乏氧气，灵魂也会枯萎。”不对！完会不这么简单！甚至恰恰相反！例如戈尔巴托夫将军，从年轻时就打仗，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当时哪有时间思考。进了监狱，这下可好了——种种事情都在记忆中浮上来了：忽而想起他曾怀疑过一个无辜的人搞间谍活动；忽而想起他曾错误地下令枪毙一个没有一点罪过的波兰人严（大概只有这时候才记得起来！恢复名誉以后怕就不大想这类事了吧？）关于囚徒的这一类的内心变化已经写出了够多的东西，这已经被提高到监狱学理论的水平。例如卢切涅茨基在革命前的《监狱通报》上写道：“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
　　列夫·季霍米罗夫持有相反的意见，也应一提。他著文（《红色档案》，第41/42期，第一三八页）写道：民意党人“没有了检验自己观点的地方。这是监狱最可怕的一面，我凭自身体验知道这一点。四年的监狱对于我的发展是完全是一种损失。尔后的四年自由给了我观察自己、人们、生活规律的成千种不同的心得。”我想：也许这是因为蹲监狱的都是和他同一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缺乏耐心的人，都在盼着早点获得自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难集中思想和发展成长了。
　　我国未坐过牢的启蒙作家们对囚徒只是抱着旁观者的自然的同情；然而亲身坐过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极力鼓吹惩罚！这是值得深思的。
　　谚语也说：“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
　　但佩利科和卢切涅茨基所写的是“监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的是监狱的惩罚。不自由教育人——但那是指怎样的不自由？
　　是劳改营吗？
　　这就会引起你的思索。
　　和监狱比起来，我国的劳改营当然是有毒的和有害的。
　　他们使群岛膨胀起来，所关心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灵魂。但不管怎么说，难道真的没有希望在劳改营里站定脚跟吗？
　　更进一步说：难道在劳改营里真的没有可能使灵魂变得更高尚吗？
　　一九四六年在萨马尔卡劳改营，一群知识分子濒临于死亡的边缘；饥饿、寒冷、力不胜任的劳动把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连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有能让他们睡觉的地方，地窖式的工棚还没有建好。他们去偷窃了吗？去当眼线了吗？哭诉自己被毁掉的生活吗？不！明知死亡近在眼前，明知剩余的时间已不是以周计而是以天计，但请看他们是怎样坐在墙边度过自己最后的不能入睡的余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集合他们举行“讲习会”。他们抓紧时间交流知识，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讲最后一课。萨维里神父讲“论无耻辱的死亡”，一位神学家谈教父遗书研究，一个合并宗教派教徒谈教义和教规方面的问题，一个动力工程师讲求来的动力学原理，一个经济学家（列宁格勒人）讲创立苏维埃经济学原则的努力怎样由于缺乏新的思想而归于失败。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本人则向他们介绍微观物理学原理。讲习会的参加者一次比一次减少——缺席者已经进了停尸房……
　　当躯体已经因死亡的临近而变得僵硬的时候还能对这一切感兴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
　　对不起，你们热爱生活吗？说的是你们！说的是那些每日叫着、唱着、跳着“我爱你，生活！啊，我爱你，生活！”的人们！你们爱吗？请你们也爱这个吧！请你们也爱劳改营的生活吧！它——也是生活！
　　在那里没有了与命运的斗争，
　　在那里你的灵魂将获得新生……（？）
　　你什么也没有懂。你到了那里，会化成一摊烂泥！
　　我们选定的道路一个盘旋接一个盘旋。是通向山巅？是通向云端？让我们沿着它走去，让我们在它上面跌跌绊绊。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将变得面目全非，我们的亲人们也已经变化。一度是我们家园的那个地方将使我们觉得比异乡还要异乡。
　　关于自由的想法从某一时间起甚至变成了强加于你的想法。牵强的想法。生疏的想法。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好像在这个国度里存在着自由！又好像有可能使一个没有先在精神上自我解放的人获得自由！
　　石块在我们脚下崩塌。向下坠落，成为过去。这是过去的废墟。
　　而我们将要向上。
　　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坏。主要是因为没有集会。十年之内你摆脱了任何集会！这岂不等于呼吸山间的空气？劳改营干部公开声称对你的劳动和身体有所有权，直到耗干你的精力以至于死，但是他们决不侵犯你的思想体系。他们从不试图用螺丝钉拧进你的大脑，把它固定起来。（除了修筑白波运河和伏尔加运河的那个不幸的时期以外。）这就造成了远远超过沿水平线奔跑的双腿所感到的那种自由。
　　没有人动员你申请入党。没有人强迫你向各种自愿团体缴纳会费。没有像特别法庭上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一样作为你的“保护人”的工会。也没有生产会议。不会选你担任什么职务，不会任命你当什么代表，而更主要的是不会强迫你当鼓动员。什么所宣传讲话啦，人家一牵线你就得喊叫：“我们要求！……我们决不允许！……”啦，排着队去选举站自由而秘密地对唯一的候选人投票啦，诸如此类，一概全免。你不必提出社会主义竞赛保证书，不必做自我批评，不必为壁报写稿，不必回答州报记者的访问。
　　头脑的自由——这难道不是群岛生活的优越性吗？
　　还有一种自由：你不可能被夺去家庭和财产——你已经被夺去了。没有的东西，上帝也夺不走。这是最基本的自由。
　　监禁是思考的好时机。最微不足道的事由会推动你做长时间的和郑重的思考。三年当中劳改营里放了一次电影，可以说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影片是最廉价的“体育”喜剧片，叫做《拳斗大王》。无聊。但是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向观众灌输着一条训诫：
　　“重要的是结果，而结果是你们输了。”
　　银幕上在笑。观众席里也在笑。当你眯着眼睛走进阳光照耀的劳改营大院的时候，你必定是仍在琢磨这句话。夜晚躺在板铺上，你也会继续琢磨它。星期一早晨上工时也在想。以后还有用不完的时间去琢磨它。在别处你哪能动这个脑子？你的头脑里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不是一句玩笑。这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它早已灌输给J我们的祖国，现在仍反复再三地向它传布着。物质结果第一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到这个程度，以至如像图哈切夫斯基、雅戈达或季诺维也夫之类人物被宣布为与敌人勾结的叛徒的时候，老百姓的反应全是吃惊地哎哟一声并且众口一词地表示纳闷：“他还想要什么呢？”
　　既然他有吃有喝，西服有二十套，有两座别墅，汽车、飞机、名声——他还想要什么？！我们的千百万活得太累的同胞们不能想象，除了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人（我在这里并不专指这三个人）的推动力。
　　“重要的是结果”的口号竟被所有人吸收和接受到了这个程度。
　　它是从哪儿传给我们的？
　　这是从哪里传给我们的？退回三百年，——在古老信徒派的俄罗斯难道能有这样的事吗？
　　这是从彼得时期传下来的，是来自我国旗帜的光耀和所谓“我们祖国的荣誉”。我们压迫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断扩张，于是在我们国内就形成着一条个固定的观念：重要的是结果。
　　稍后是来自我们的杰米多夫们、卡巴尼哈们和齐布金们。他们是一些只管自己爬上去而不管他们的皮靴踩掉了谁的耳朵的人。从而在曾是虔诚而质朴的人民当中，“重要的是结果”的观念确立得更加牢固。
　　再往后是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最主要的是来自那个最新的、永不会犯错误的、对一切都不宽容的学说。它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句话——重要的是结果！重要的是结成一个战斗的党！夺取政权！保住政权！排除所有敌人！在钢铁上取胜！发射火箭！
　　尽管为了这个工业和这些火箭必须以生活方式、家庭的完整。国民精神的健康和我国田野、森林与河流的灵魂做牺牲，那也在所不惜。管他娘！重要的是结果！！
　　但这是谎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弯着腰从事了多年的全苏苦役。我们一年一个螺旋地沿着认识生活的道路缓慢地向上登攀，从这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不是结果——而是精神！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的。不是达到了什么目的，而是花了什么代价。
　　对于我们囚犯也是一样——如果重要的是结果，那么“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就会是一条真理了。这意思就是：去当眼线，去出卖同伴以换取舒适的位置甚而可能获得提前释放。从永不会犯错误的学说的观点看来，这显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他这样做，结果对我们有利，而重要的是结果嘛。
　　赢得好结果当然是叫人高兴的事，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不能以丧失人的形象为代价呀。
　　如果重要的是结果——你就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心计花费在逃避一般劳动上。必须卑躬屈节，巴结讨好，做出卑鄙龌龊的事情以求保住杂役的地位。并且靠这个——保住性命。
　　如果重要的是实质——那么，现在就到了应该安干一般劳动、安于破衣烂衫、安于磨破手皮、安于较少和较坏的面包的时候，也许还到了应该安于……死亡的时候。但是只要活着，就要骄傲地把你酸痛的脊梁挺直。只有当你不再害怕威胁、不再追求奖赏以后，你在主人们的猎头鹰眼里才会变成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治住你呢？
　　你开始觉得，一边抬着一筐垃圾（抬石头则另当别论！）一边跟你的劳动伙伴谈论电影对文学的影响，很有乐趣。你开始觉得，在用空的灰浆槽上坐下来，挨着自己砌好的墙抽口烟，很有乐趣。如果工长路过，瞄一眼你的砌缝，瞧一瞧基准线说：
　　“是你砌的？挺齐整嘛。”
　　这堵墙对你有屁用，你也不相信它能使人民的幸福的未来早到一天，但是你这可怜的衣衫褴缕的奴隶这时在你亲手创造的产品旁边也不由得暗自粲然一笑。
　　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加利娅·维涅季克托娃在卫生科当护土。但她看出，这里不是给人治病的地方，而是个人的安乐窝。她倔犟地自己跑去干一般劳动，拿起了大锤、铁锹。她说这使她在精神上得救了。
　　好人吃面包干也能健康，坏人吃大鱼大肉也不顶事。
　　（话倒说得在理，但是如果连面包干也没有呢？……）
　　只要你一旦放弃了“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目标，走上安祥和纯朴的人们所走的道路，不自由的生活就会开始令人惊奇地改变你原来的性格。朝着你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方向改变它。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地方，人的心中越来越增强的应当是凶恶的感情、腹背受敌者的惶乱、无对象的仇恨、激动、神经质，可是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不自由的生活怎样随着时间的不知不觉的流逝在你心中培育出完全相反的感情的萌芽。
　　你曾是生硬而急躁，你经常是匆匆忙忙，你的时间经常不够。现在把它绰绰有余地交给了你。你被它填得饱饱的，前前后后，要多少月有多少月，要多少年有多少年。你的血管里充溢着起镇定作用的甘露——耐心。
　　你在向上……
　　你以往对谁都不原谅，你无情地谴责，又无节制地颂扬。现在谅解一切的温和态度成了你的不绝对化的见解的基础。你既然知道了自己是软弱的，也就能理解别人的软弱。你又能惊服于别人的力量，又有向他借鉴的愿望。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自制力的装甲一年年把你的心脏和全身皮肤裹紧。你不急于提问，不急于回答，你的舌头丧失了做细微颤动的弹性能力，你的眼睛不再为好消息而进出欢乐的火花，也不再困痛苦而黯然无光。
　　因为你还需要核实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还需要弄清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痛苦。
　　寻得了什么，不要高兴；丧失了什么，不要哭泣！现在这成了你的生活守则。
　　你的原来干枯的灵魂由于苦难而变得滋润。你即使还不会按照基督教义去爱你的邻人，但你正在学会爱你的亲人。
　　爱牢狱生活中围在你身边的精神上的亲人。我们当中多少人会承认：正是在牢狱中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也爱你以前生活中曾围在你身边的血统上的亲人。他们曾那么爱你，而你却对他们作威作福……
　　反省你以前的全部生活！回想你做过的一切坏事，可耻的事，想想现在能不能纠正？——这就是你的思想的必然收获和永无止境的方向。
　　不错，你被投人监牢是无妄之灾，你面对国家和法律是无过可悔的。
　　但是面对自己的良心呢？面对个别的人呢？……手术后，我躺在劳改营医院的外科病房里。我一动也不能动，我觉得热，又怕冷，然而我的神智并没有模糊。我感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科恩菲尔德大夫，他坐在我床边，对我说了整整一个傍晚的话。电灯关掉了，免得刺激我的眼睛。病房里就只有他和我，没有别人。
　　他以热烈的口吻长时间地向我讲述着他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的故事。他的改变信仰是由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像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似的性情和善的小老头促成的。我惊异于他的新人教者的忠诚、他的言词的炽烈。
　　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也并不负责治我的病。他只不过是在这里找不到人谈心。他性情温和，彬彬有礼。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出任何劣点，对他的事也一无所知。然而我对一件事存有戒心，科恩菲尔德已经两个月把自己囚禁在工作地点，不出医院的工棚，避免在营区里行走。
　　这表示他害怕被人宰掉。我们劳改营里最近很流行这种作法——拿刀子捅眼线。这很有效果。但是谁能保证挨刀子的单单是眼线？有一个犯人被杀显然是因为有人报卑鄙的私仇。因此科恩菲尔德把自己囚禁在医院丝毫不能证明他是一个眼线。
　　已经很晚了。全医院的人都睡了。科思菲尔德这样结束自己的话：
　　“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那个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地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使我们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所犯下的罪。”
　　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从窗户透进来的只是营区微弱灯光的返照和走廊里的电灯射在房门上的黄色光斑。但是他的声音中发出的如此神秘的见解使我不寒而栗。
　　这是鲍里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言语。他无声息地通过静夜的走廊走进邻近的一间病房，在那里睡下。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已经再找不到可以说一句话的人。我自己也入睡了。
　　早晨，我被走廊上的奔跑和沉重脚步声惊醒：卫生员抬着科恩菲尔德去手术室。他在睡梦中被人用灰泥匠的小锤在颅骨上砸了八锤（我们这里通常利用刚打起床铃、工棚门打开了但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机杀人）。他死在手术台上，根本没有醒过来。
　　科恩菲尔德留在人间最后的话竟成俄语。这些话是对我说的，从而像遗产一样留给了我。这样的遗产并非抖抖肩膀就甩得掉的。
　　但是此时我自己也成长到了产生类似的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倾向于赋予他的话以生活的普遍规律的意义。可是这样做便会陷入一个难题。这样做你就得承认那些遭到比监禁更残酷的惩罚——被枪毙、被烧死的都该是超级的恶一（而实际上……遭到最凶狠的惩办的正是一些无辜的人。）关于我们的那些明摆着的折磨者又该怎么说？为什么命运不惩罚他们？为什么他们至今还在享福？
　　（对此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人世生活的意义并不像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在于享福，而在于……灵魂的升华。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折磨者受到了最可怕不过的刑罚：他们正在变成猪，他们脱离人类而向下坠落。从这个观点来看，今日承受刑罚的，正是有升华的希望者。）
　　但是科恩菲尔德最后的话中确有一些扣人心弦的东西，对于我自己说来，我是完全接受的。许多人也会接受它们，作为对自己的箴言。
　　在我被监禁的第七年，我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足够的回顾和检验。我终于懂得了我为什么会得到了这一切：监狱以及补充监狱之不足的——恶性肿瘤。如果连这样的惩罚都被认为是不够的，我也决不会抱怨。
　　惩罚吗？但是——谁给的？
　　你们想想吧——谁给的？
　　我在科恩菲尔德走向死亡之前停留过的那间手术后特别病房里躺了很久，而且一直是一个人。在失眠的夜晚我怀着惊异的心情思索着我的一生和我一生的转折。按照我在劳改营中的惯用办法，我把自己的思想编成押韵的短句以便于记忆。现在最正确的是把一个题在被一场暴动的余波所震撼着的劳改营的医院里的病人的心声，照原样抄录在下面：
　　究竟在什么时候——我
　　将善的种子丢弃得不剩一颗？
　　毕竟我的少年时代
　　在你神殿的赞歌中度过。
　　书中的奥理光辉闪灼，
　　把我高傲的大脑穿射。
　　世界的秘密已为我掌握，
　　人世的命运像蜡似地任我捏塑。
　　血在沸腾——血波的拍击
　　在前方闪耀着异彩。
　　没有轰响，一片死寂，
　　信仰大厦在我胸中崩坏。
　　通过有与无之间的山颠，
　　跌倒，抓紧绝壁的边缘。
　　回顾往昔的生活，
　　心头发出感激的震颤。
　　既非明智屯不是期望，
　　照亮了它每一个曲折。
　　那是神意的宁静的光华，
　　但它事后才让我悟彻。
　　如今以赐还我的王杯，
　　自起生命之水，
　　宇宙的主啊！我又重新信仰！
　　我虽曾将你背弃，你却与我同在。
　　回顾往昔，我看到在我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中，我既未能理解我自己，也未能理解我的追求。明明是祸，我却长久地认为是福。一向的努力从来是南辕而北辙。但正如海水的来潮把无经验的洗浴者推倒并抛上海岸一样，灾祸的打击也使我浑身痛楚地跌回坚实的地面。只是因为这样我才得以走上了我一直想走的那条道路。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束缚。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辨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做遗产继承下来。
　　纽伦堡审判应当归入二十世纪的荣耀：它杀的是恶的思想，而对感染上这个思想的人劫杀得很有限。（当然这不是斯大林的功劳，照他的意思恐怕应当少讲点道理，多砍点人头？）如果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还没有炸烂了自己和窒息了自己，或许这个趋向终能取得胜利？
　　而如果它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将是空虚的原地踏步，没有丝毫的意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正朝哪里运动？为什么要运动？用棍棒打敌人——这是穴居野人也会做的事。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连在战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是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的人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长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要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从坟墓中传来了对我的回答：你说这话倒是不错，因为你是从那里活着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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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还是败坏？

　　但人们要我打住：你谈的文不对题！你又拐到监狱上去了！要你谈的是劳改营！
　　我好像也谈到了劳改营？好吧，我且住口，以便给相反的意见留下空间。许多劳改营难友会反对我，会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从未见到过什么灵魂魄“向上”，至于败坏，则比比皆是。
　　沙拉莫夫的反对意见要比别人的更坚决，也更重要（因为这一切他全写成了文字）：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一切人的感情——爱情、友谊、妒忌、仁爱、善良、好名、诚实——随着筋肉一起从我们身上消蚀了……我们没有了自豪感和自尊心，甚至醋意和情欲都好像是火星上的概念……唯一剩下的是愤恨——这是人的最耐久的感情。”
　　“我们终于懂得了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
　　“友谊不可能在贫困和灾难中诞生。如果人们之间还产生着友谊——这说明环境还不那么困难。如果贫困和灾难使人们结合———这说明它们还没有达到极端。如果痛苦还是可以与朋友们分担的，那是因为它还不够剧烈和深刻。”
　　这是沙拉莫夫同意做的唯一区分：人性的向上、深化、升华，在监狱中是可能的。但是：
　　“……劳改营是彻头彻尾的反面学校。任何人从那里也汲取不到一点有益的或有用的东西。犯人们在那里学到的是谄媚、说谎、较小或较大的下流勾当……当他返回家里的时候，他会看到自己在劳改营期间不仅没有成长，他的趣味反而变得更加贫乏、粗劣。”
　　沙拉莫夫还把“多年间在别人的意志和别人的思想支配下生活”认为是劳改营对人的压迫和腐蚀的特征。但我在这个特征上面打了引号：第一是因为关于许多自由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除了在一些琐碎事情上的活动余地，那是连犯人也享有的）。第二是因为对命运的一无所知和对命运施加影响的无能为力，在群岛上著身上养成的被迫的听天由命的性格勿宁说是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免除了无谓的忙乱。
　　E·金兹布尔格也同意这样区分：“监狱使人高尚，劳改营使人败坏。”
　　对这些该怎么样反驳呢？
　　在监狱里（不管是单身监禁或不是单身的），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他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级形式。它永远能使每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练，是一条向上的道路（如果你攀登）。假如这些岁月你是与一个伙伴共度，你们决不会陷入一人必须为另一人的活命而死亡的境地。你们面前存在的，不是一条通向冲突的道路，而是通向互相支持和互相丰富的道路。
　　但是在劳改营里，这条道路似乎并不存在。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你的头脑被一些琐碎的打算占领了。它们今天好像有天那么大，到明天却变得一文不值。你憎恨劳动——它是你的主要敌人。你憎恨周围的人——他们是你生与死的竞争者。紧张的嫉妒和恐慌使你精疲力竭，总担心着别人在你背后什么地方正瓜分着本来可能落在你手里的那块面包，别人在隔壁的什么地方正从大锅里捞出那个本可能落在你钵子里的土豆。
　　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嫉妒甚至扩大到对刑期以及对释放。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些“五十八条”们看着一批普通犯走出大门（斯大林大赦的结果）。我们对他们怀着什么感情？是为他们能回家而高兴？不，是嫉妒！因为释放他们而继续关押我们是不公平的。又如判了二十年的B·弗拉索夫，头十年安安静静地坐牢——因为谁不是十年？但是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许多人开始获释，他嫉妒，焦躁，苦恼：怎么他偏偏得了二十年？蹲这第二个十年多么难受。（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估计，当那些人以“二进宫”的身份一个个地回来时，他一定安定下来了吧？）但一九五五一五六年“五十八条”们大批获释，而普通犯却留在营里。这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是对连遭四十年迫害的属于这一条的苦难深重的犯人们的遇赦感到合理吗？不，是普通的嫉妒（一九六三年我收到了许多这种内容的信件）：那些“比我们刑事犯坏百倍的敌人”都被释放了，而我们还要坐牢。这是为什么？……
　　此外，你还永远被恐惧抓在手里：害怕连你目前赖以生存的这个可怜的水平也要失掉；失掉你目前这个还不算最苦的工作，栽进递解队伍，掉进强制隔离区。如果你比所有人都愿弱，你要挨打。换之，如果有人比你孱弱，你就会打他。这还不是精神的败坏么？老劳改犯A·鲁巴依洛把人在外界压力下的这种迅速的腐坏称作“灵魂的疥癣”。
　　陷进这些邪恶的感情和紧张的琐碎盘算之后，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基础使自己上升？
　　契诃夫早在我们的劳改营出现之前就在萨哈林岛上观察到劳且指出了这种精神的败坏。他正确地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不是十倍于当时吗？……现在不是该矢口否认以及为假想的什么劳改营里的“高尚化”辩护的时候，而是该描写出成百件，成千件真正的败坏的事例的时候。应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了杰兹卡兹甘派工员雅什卡一语道破的劳改营哲学：“你越害人，人们越尊重你。”应该告诉人们，不久前的前线士兵（克拉斯拉格，一九四二年）刚吸进一点盗贼的空气，马上贼性发作——抢劫立陶宛人，拿他nJ的食品和衣物给自己改善生活：你们这些雏儿们死了也活该！某些弗拉索夫分子冒充小偷，因为他们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去。某个文学副教授变成了贼头。通过丘尔佩涅夫的例子，应该对劳改营意识形态感染力之强大感到吃惊。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坚持了七年的一般劳动，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做木工。他因一条腿骨折住过医院，后来人家让他当派工员。他并不需要这个职务，剩下的两年半他当伐木工也保险过得去，因为长官对他是满器重的。但是他怎么抗拒得了这个诱惑？要知道劳改营的哲学是“人家给——你就拿！”于是丘尔佩涅夫便荣任了派工员，总共当了六个月，这是整个服刑期间最不平静、最黑暗和显提心吊胆的六个月。（在刑期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当他谈起高大的松林的时候，脸上现出质朴的笑容。可是想起在他驱赶下丧命的身高两米的拉脱维亚人，一个到过世界各地的远洋轮船长，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而且何止这一个？）
　　有意调唆犯人整犯人，可以导致劳改犯人生出多么可怕的“灵魂的疥癣”啊。一九五O年在翁日拉格，一个精神已经不正常（但照旧被押去上工）的女犯莫伊谢瓦伊代没有理会什么警戒线而跑去“找妈妈”。她被捉住，绑到门房旁边的柱子上。同时当众宣布，“因发生逃亡事件”而取消了全营的下个星期日（惯用的伎俩）。所以各个作业班下工回来都朝被绑着的女人身上吐口水。有人还动手接她：“因为你，畜牲，休息B没有了！”莫伊谢瓦伊代只是傻呵呵地笑。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实行的民主而进步的“自我看守制”（在犯人的术语里变成了“自我警卫”）使得多少人的灵魂败坏了？要知道，把囚犯编入自我警卫队是劳改营败坏人心的主要渠道之一。你垮了台。你受了惩办。你从生活中被提溜了出来——但你是不是还不愿意落到最低层？你是不是还想手里拿着步枪高踞于什么人之上？你是不是还想高踞于你的兄弟们之上？那么给你！拿好！有人逃走你就开枪！我们还会称你为同志呢。我们将发给你红军战士的口粮。
　　于是他很得意。于是他像奴才一样地捏紧抢托。于是他开枪射击。于是他变得比正牌自由人警卫队员更加严厉。（哪种解释对？这个主意是出于对社会主动精神的盲目迷信？或者是以人类最低级的感情为依据的冰冷而轻蔑的计算？）
　　而且还不止一个自我警卫：还有自我监管，还有自我压迫——三十年代连独劳点的点长全是从犯人中指定的。还有运输主任。还有生产主任。（不然怎么办？白波运河工地上十万犯人才有三十七名契卡人员。）甚至行动特派员也从犯人中指定。“主动精神”已经发扬到顶点了：连侦讯都是自己对自己进行了！连眼线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插了！
　　说得不错。可是我不打算在这里考察这些数不清的败坏人心的事实。这些是尽人皆知的。过去描写过，将来还会有人描写。承认有过这类事就足够了。这是总的趋向，这是规律。
　　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沙拉莫夫说所有蹲过劳改营的人精神上都变得贫乏了。可是我只要回忆起或者遇见一个前劳改犯，便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人物。
　　沙拉莫夫自己在别处也写道：我毕竟不会去告别人的密！我毕竟不会去当作业班长逼迫别人劳动。
　　这是什么原因呢，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句既然在劳改营里谁也躲不开这个败坏的斜坡，为什么忽然你就不会去当眼线或者作业班长？不是说真实和虚假是一对嫡亲姊妹吗？这表明你一定抓住哪一根树杈了？你一定蹬住哪一块石头了——所以才没有继续往下滑？也许愤恨毕竟不是最耐久的感情！你目前不是正用你自己的个性和诗歌否定着你自己的观点吗？
　　真正的宗教徒们是怎样在劳改营里保全自己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们）？在这本书里，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在群岛上的充满自信的行进，好像举着不可见的蜡烛举行着宗教的游行。在机枪的射击下，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跟上去，又继续行进了。二十世纪从未见过的坚贞！这里丝毫没有故作姿态的成份，没有一句慷慨激昂的言词。就以杜霞V奇米尔大婶为例吧。一个圆脸庞、性格安详、－一不识字的老太婆。押解队向她大声吆喝：
　　“奇米尔！报条款！”
　　她和声细气地回答：
　　“老爷子，你干吗要问我呀？那儿不是都写着吗，我可记不全。”（五十八条的各分条给她头上安了一大把。）
　　“报期限！”
　　杜霞大婶叹了一口气，给了个文不对题的回答。她并不是为了给押解队找别扭，她实心实意地仔细想着这个问题。期限？难道期限是该世人知道的？……
　　“什么期限！什么时候上帝恕了我的罪，我就坐到什么时候。”
　　“傻婆子，你这傻婆子！”押解队当兵的笑了：“给了你十五年。你全都得坐完，也许还会添点。”
　　但是她一共才服了两年半的刑。尽管她给哪里也没写过请求，忽然下来了一纸公文：释放！
　　对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羡慕？难道是环境对她们有利些？未必！谁都知道“尼姑们”全是和妓女、女贼们同关在惩戒独劳点的。然而有哪个信教的败坏了？他们八成会死掉，但没有败坏的，是吗？
　　有些不坚强的人正是在劳改营里皈依了宗教，从中得到力量，活到刑期满而没有败坏，这又作何解释？
　　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处不被人注意的人，他们也经历了注定的转折而没有选错方向。还有一些人，他们终于注意到并不仅是他们这一部分人的遭遇不好，他们旁边还有遭遇更不好，更艰难的人。
　　还有那些不顾惩戒隔离区和再次判刑的威胁而拒绝充当眼线的人呢？
　　你从总的方面怎么解释土壤学家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格里戈里耶夫的情况呢？科学家，一九四一年志愿参加了民兵。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熟悉——在维亚兹马城下被俘。被俘后的岁月是在德国集中营里度过的。往后的情况不用说也明白——进了我们的。十年。我是在一个冬天在埃克巴斯图兹从事一般劳动时跟他认识的。他的一双安详的大眼睛闪着耿直的光辉，是那种决不会绕弯子的耿直。这个人从来不会在精神上向人折腰。在劳改营里的十年虽然只有两年是做本行的工作，他也没有向谁低声下气过。在整个服刑期间几乎从未收到过家里寄来的包裹。四面八方都受到劳改营哲学的灌输和劳改营败坏人心的影响，但他就是接受不了。在克麦罗夫劳改营（安吉别斯），特派员死气白赖地收买他当眼线。格里戈里耶夫十分坦率直爽地回答：“我很讨厌跟你说话。想干的人多的是，何必钉着我。”“畜牲，你会趴在地上来找我们！”“我宁愿随便找棵树上吊。”于是他被送进惩戒营。在那儿吃了半年苦头。这还不算，他又犯了更加不可原谅的错误：上面把他派到劳改农场，要他（以土壤学家身份）当作业班长。他不干！反而卖劲地耪地和割草。还有更傻的事儿呢：在埃克巴斯图兹的采石场上，他拒绝当统计员。唯一的原因是干上这个差事就必须为苦工们虚报产量，一旦被查出来，整日醉醺醺的自由人工长就要为这个受处分（会吗？）。因此他就去凿石头了！他的骇人听闻的超出人之常情的诚实达到了这种程度：当他跟着菜班一起去加工马铃薯的时候，尽管所有的人都偷马铃薯，他却不偷。把他安排进享受特权的机修车间作业班，在水泵站看仪表。但是仅仅因为他不肯给自由人工地主任——光棍汉特列维什洗袜子，就把这个位置丢了。（作业班里的人劝他说：你管它呢，干什么活不一样？不，对他说来不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不做亏心事，他不知多少次选择了最坏的和最苦的命运！而他真的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可以作证。不仅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对他的肉体产生了奇妙的影响（现在根本没人相信，没人懂得这种影响），已非盛年（靠近五十岁）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的机体在劳改营里变得越来越强壮：原来的风湿性关节炎完全消失了，一场伤寒痊愈之后他变得特别健康：冬天套着一个在头部和两臂挖了窟窿的布口袋在外面走路却没有感冒！
　　所以这样说是否更正确：什么样的劳改营也不能败坏具有一个坚强的内核的人。他不接受那种“人生来是为幸福”的可怜的思想意识，那种派工员一棍子就能打掉的可怜的思想意识。
　　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这决不是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光辉的五十年当中养成了成百万这样的人。）
　　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因为在外面人们也照样在败坏，有时候比劳改犯还够劲。
　　下命令把莫伊谢瓦伊代绑到柱子上受人辱骂的那个押解队军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劳改犯更要败坏吗？
　　顺便说一句：各个作业班的所有人员都向她吐了口水吗？或许每个作业班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了这种事？我估计八成会是这样的。
　　塔季扬娜·法利克写道：“对人们的观察使我确信了一条：如果一个人原来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突然变得卑鄙，那也许并不是他在变化，只不过是他内在的卑鄙正在显露出来，而以前没有显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但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美术家伊瓦舍失-穆萨托夫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论证。
　　是的，劳改营中的败坏是大批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劳改营的恐怖，还因为我们苏维埃人踏上群岛的土地的时候精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早已为败坏准备好了条件，在外面就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经常常竖着耳朵听取老劳改犯介绍“在劳改营里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
　　但即使没有劳改营，我们本来也必须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去死）才是。
　　也许，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人和人之间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甚至在达到极端的患难当中，一般还是可以产生友谊的！但不是在我们这些近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枯而卑陋的人们之间？
　　假如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奥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奥斯贝格为什么没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抛弃快要冻僵的女难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来面对必定的死亡并救活了她？莫非这样的患难还没有达到极端？
　　如果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亚科文科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服完了两次徒刑，刚刚获释，以自由雇员身份在沃尔库塔定居，刚能没人押解地走动并开始经营自己第一个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尔库塔开始把已释放的犯人重新抓进去，重新判刑。发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员们人心惶惶。想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怎么样才能更不显眼。但是，亚科文科在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结交的朋友格罗津斯基重新被捕，侦讯期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到监狱去给他送吃的。于是亚科文科就胆大包天地去给他送牢饭。狗杂种你你们要抓，就把我也划拉进去吧！
　　为什么这一个就没有败坏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记得起在劳改营里曾向他伸出过手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搭救过他的一两个人吗？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正如自然界从不会发生只有氧化而没有还原的过程一样（甲物氧化，与此同时动物在还原），在劳改营（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败坏而没有向上。两者是并存的。
　　在本书的下面一部，我还想介绍一下，在另一些劳改营即特种营里面自某时起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场”：败坏过程在那里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过程变得对于营里的利己主义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还有改造呢？改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改造”——这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与“向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国，不单是我们一国，司法系统梦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单纯服刑而且要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们，特别不要因触犯同一律条再次受审。
　　不过我国当局从来没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条”。我们已经援引过监狱学家们关于这一点的坦率言论。“五十八条”，他们是要通过劳动加以消灭的。我们活了下来，这已经是我们的自发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个人？”
　　俄国农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着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萨哈林岛》整个是以这种理想为出发点的）。但是它顺利地实现过吗？
　　雅库博维奇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他写道：苦役监狱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来没有堕落的人，但是这种人无需这种制度也不会重新犯罪。对于已经败坏了的人，这种制度只会使他更堕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虚伪，尽可能在身后不留下罪迹。
　　关于我们的劳改营能够说什么呢？监狱学（Gefangniskunde）理论家们一向认为，监禁不应把犯人导致完全的绝望，应当留给他希望和出路。而读者已经看到我们的劳改营专门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契柯夫说得对：“内省——这才是改过自新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劳改营的主办者最害怕的正是内省。集体工棚、作业班、劳动集体的任务正是要驱散和打乱这种危险的自我反省。
　　在我们的劳改营里能有什么改造！只有毁坏：灌输窃贼道德，灌输劳改营的残酷风习，使它成为生活的一般规则（用监狱学家的语言说，它是“犯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皮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道：“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头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进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做‘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入狱的头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做出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进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体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子手与爱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进去的污水坑，而是认真的改造体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道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粗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处内容）。
　　英国思想界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正谈论着（不知道实际做了多少），刑罚应当不仅与犯罪行为相适应，而且也要适应于每一个罪犯的个性。
　　例如，全面丧失外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比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主要在肉体方面活着的人容易忍受。后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强烈地促使他争取出狱”（雅库博维奇）。对于前者，连单身监禁也感到较轻松，特别是如果有书看。（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多么渴望以这样监禁代替劳改营！身体受到拘束，但是它却为理智和灵魂打开了多么宽阔的境界！尼古拉·莫罗佐夫在入狱之前没有显示过什么特别的素质，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狱以后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时的冥想却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结构、带不同电荷的原子核与电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没人给我们纸笔和书籍，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被他们没收了去。）反之，后者对于单独监禁也许连一年也受不了。他简直会像蜡烛一样熔化在里面，他会奄奄待毙。他需要同伴，不论什么人都行。而对于前者来说，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独还难受。另一方面，劳改营（尽管饭给得很少）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要轻松得多。四百人一间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嚣、胡闹、打扑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这些噪声之上，还有专以白痴为对象的广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蹲过的几个劳改营没有安装广播喇叭，这算是对它们的处罚！——我们却因此而得救！）　　所以说强迫犯人从事过度的体力劳动、强迫犯人成天挤在侮辱人格的闹哄哄的人堆里的劳改营体制正是比监狱更有效的消灭知识阶层的方式。被这个体制虐杀得最快、最彻底的正是知识阶层。
　　即使关于古拉格群岛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写到了、读到了和懂得了，但关于我国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们是否知道这个几十年来肚子里装着群岛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拒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
　　这虽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不妨试试简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举在下面。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与群岛为邻而形成的，或者是与它的格调一致的。
　　1．永恒的恐惧。读者已经注意到，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看表面，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它的群岛大得多，但是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悬在群岛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一些中间阶段：清洗、审查、填表（常规的表格和特别的表格）、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声登记表设计得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发觉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编造了一个假自传，以后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但危险依然可能突然降临。卡德镇的弗拉索夫的儿子伊戈尔一直填写他父亲已故。他用这办法考进了军事学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内交出他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瞧你怎么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听说她的爱人（未登过记的丈夫）在奥廖尔被捕入狱。她赶到那里去。监狱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马车。车上坐着穿桦皮鞋和大棉袄的农村妇女，手里拎着监狱当局不肯转交的牢饭。阿尼奇科娃把头伸向阴森的监狱大墙上挖开的小窗户。“你来干什么？”里面的人严厉地问。听她讲了原委，里面的人对她说：“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劝你今天就离开这儿，因为夜晚就会有人来找你！”这类事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契卡人员为什么不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反而给了这么一个人家并没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么权力要求一个自由的公民立即离开本地？究竟是什么人会来找她？？为什么事？——但是哪一个苏联公民能假装说他不懂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不像真事？听了这句劝告以后，你反正不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很好，她指出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意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线的！
　　2.依附性。如果改换居住地点、离开变得对自己危险的地方以便摆脱恐惧和使自己松一口气都很容易做到的话，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大胆，甚至可能敢于冒点风险。但是在漫长的几十年内我们一直被下面这些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代的背叛者在成长！新一代的刽子手在成长！）。妈妈被工作单位解雇了。我们只好靠乞讨生活。
　　民警把一位领着几个小孩子的母亲带到火车站以便把他们送去流放。他们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某人的家属。经过候车室的时候，其中一个小男孩（八岁左右）忽然不见了。民警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把这个缺了一个小男孩的人家送去流放了。原来这孩子钻进裹着红布的支着斯大林半身塑像的高高的支架里去了。他在里面一直坐到危险过去。事后他走回家。家的门上贴了封条。他去找邻居和熟人。去找爸爸妈妈的朋友。不但没有一家肯收留这个孩子，而且连一个晚上也不让住！他只好自己去投奔孤儿院……当代的人们！同胞们！你们认出了自己的嘴脸吗？
　　但上面这一切仅仅是背叛行为的最矮的一层台阶——摆脱关系。此外还有多少层诱人的台阶啊？曾有多少人沿着它一级级地走下去啊？那些解雇了卡维尚的母亲的人们不是摆脱了关系吗？不是为迫害他们也出了一份力吗？那些听从行动人员的电话把尼基金娜派去干粗活以便逼迫她当眼线的人们呢？还有那些忙不迭地抹掉昨天被捕的作家的名字的编辑们呢？
　　布柳赫尔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他曾像猫头鹰一样坐在法庭主席团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不过后者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布柳赫尔自己的脑袋也搬了家。赫赫有名的医学教授维诺格拉多夫和舍列舍夫斯基也是一样。我们记得他们在一九五二年怎样成了恶毒毁谤的牺牲品，但是他们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也曾在对他们的同事普列特涅夫和列文的同样恶毒的毁谤上签过名。（伟大的君主在安排情节和摆布人们的灵魂方面进行着反复的演习。）
　　人们生活在背叛“场”里——他们拿出最有力的论据为背叛辩解。一九三七年一对夫妇预料会双双被捕——因为妻子是从波兰来的。他们俩人商定了个办法：不等人家来抓，丈夫先去告发妻子！这样一来，女的被抓，男的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眼里“摆脱了干系”，得以留下。也是在那光辉灿烂的一年，革命前的政治苦役犯阿道夫·多布罗沃利斯基临去监狱之前嘱咐自己唯一的爱女伊莎贝拉说：“我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苏维埃政权——一你可不能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委屈心理呀！你一定要加入共青团！”法院判决并没有禁止多布罗沃利斯基通信，可是共青团要求他女儿不写信。女儿遵照父亲临别嘱咐的精神，脱离了和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过多少这类的脱离关系的声明啊！—一或是当众宣布，或是在报刊上声明：“我，某某，决定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脱离与变为苏维埃人民敌人的父母的一切关系。”用这个东西可以买到一条命。
　　没有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没法理解，没法原谅的。在通常的人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次也不掉进这种抉择的铁钳而活完他的六十年。他自己确信自己的行为端正，在他坟头上致告别词的人也确信这一点。一个人可以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人会掉进怎样的罪恶的深井。
　　大片的灵魂疥癣并不是顷刻间就布满了整个社会。整个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许多人还保持着他们的灵魂和原先那个社会的观念：扶危济困，为受难者仗义执言。直到一九三三年，尼古拉·瓦维洛夫和迈斯特依然公开地为全苏植物栽培科研所全体入狱者奔走营救。败坏也得有一个最起码的必要期限，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伟大的机关还是对付不了人民的。这个期限的长短也决定于那些还没有衰老的执拗分子的年龄。对于俄国，这个过程用了二十年。一九四九年，大逮捕席卷了波罗的海各国，他们的败坏过程总共才开始了五六年；时间太短，所以那里受当局迫害的家庭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不过有一个附带的因素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人民的反抗：社会迫害是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抗总是比较坚定的。）
　　当从群岛的角度评价一九三七年时，我们没有给它戴上荣耀的王冠。但是谈到那一年的狱外社会，我们不得不把这项锈蚀斑驳的背叛行为的王冠奉献给它。可以承认正是这一年摧毁了我国狱外社会的灵魂并使它遭到普遍的败坏。
　　但即使这样，那一年也还不是我国社会的末日！（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总的说本日从未到来过——俄罗斯的不绝如缕的生命的细丝活到了、拖到了最美好的时光——一九五六年。而到了今天它更不至于死灭了。）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
　　在这个可怕的时期，当珍贵的照片、珍贵的信件和日记在担惊受怕的独居中被烧毁的时候，当家庭柜橱里的每一张发了黄的纸片都突然变成冒着死亡的火苗的羊齿草叶，自己争先恐后地飞进炉膛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好几千个夜晚不去烧掉，而是保存着被判刑的（如弗洛连斯基）或被公开批判的（如哲学家费多罗夫）人物的档案！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姐·彼得罗夫娜》在当时看起来一定是一桩多么触目惊心的地下反苏活动的罪证啊！伊西多尔。格利金却把它保存了下来。他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感到死亡临近的时候，挣扎着穿过全城，把手稿送到了他姐姐那里。
　　每一个和当局对抗的行动都要求具有和这个行动不成比例的勇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私存炸药比在斯大林时代收养一个人民敌人留下的孤儿所担的风险还小。然而有多少这样的孩子被人收养，被人救活。（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吧！）暗地里帮助受难者的家属的事情也是有过的。当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排在无希望的连等三天三夜的队里的时候，有人去把她换下来，让她能暖和暖和，睡一睡。也曾有人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跑去警告别人，告诉他在他家里没下了埋伏，叫他千万不要回家。也还有人给逃亡者提供了栖身所，尽管他自己那一夜通宵没有合眼。
　　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些有胆量对处决“工业党”不投赞成票的人。但也有人是为了替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默默无闻的同事辩护而走进了群岛。子如其父：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罗然斯基的儿子伊万，因为替他的同事科佩列夫辩护，也遭到了迫害。M·M·迈斯涅尔在列宁格勒儿童出版社的党员大会上挺身而起为“儿童文学中的暗害分子们”辩护，马上就被开除和逮捕。他这样做的时候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在一个军邮检查所（梁赞，一九四一）里当检查员的年轻姑娘暗地撕掉了一封她并不认识的前线士兵写的犯禁的信件。但是别人注意到她把一封信撕掉塞进纸篓。他们把纸片对起来——于是这个姑娘就进了监狱。为一个遥远的陌生人而牺牲了自己！（因为我在梁赞呆过，所以才知道这件事。没人知道的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现在把当时的逮捕说成是抽彩（爱伦堡语）倒是很便当的说法。不错，抽彩是不假。但有的彩票的号码是“圈定”的。当时确曾普遍地撒大网，确曾按任务数字完成捕人量，但是他们即刻要抓的是那些敢说一个“不”字的人。结果这仍形成了灵魂的淘汰，而不是简单的抽彩。勇敢分子们被置于刀斧之下，送上了群岛，而一片唯唯诺诺的自由人的社会景象则没有受到丝毫扰动。凡是较纯洁、较优秀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呆不住；而这个社会失去了这些人就变得越来越腐烂。这些人的悄然离去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却意味着人民灵魂的死亡。
　　7．败坏。在多年的恐惧和叛卖的环境里活过来的人们只是在外表上、肉体上活下来了。而内里的东西全都在发烂。
　　所以才会有成百万人同意当眼线。如果说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三十五年之内，在群岛上服过刑的算上死去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这是很谨慎的估计。这只是古拉格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的三倍至四倍。要知道，战争期间群岛上的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少一）。那么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案子或者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案子是根据什么人的告发并且曾有什么人提供了证明材料的！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使用墨汁的谋杀者今天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其中有的人造成他们邻人的被捕是由于恐惧——这仅仅是台阶的第一级。另一些人是为谋取物质上的好处。还有一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而现在是快拿退休金的人了，他们是怀着兴奋鼓舞的心情进行叛卖的，是受思想意识的促使；有时候甚至是公开在叛卖；要知道，当时认为揭发敌人是对本阶级的光荣贡献！所有这些人今人都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活得很得意，我们还欣喜地把他们称为“我们普通的苏维埃人。”
　　灵魂中的毒瘤也在暗暗地发展，它恰恰损害着灵魂中掌管报答恩情的那个部位。费多尔·佩列古德对米沙·伊万诺夫有衣食之恩；伊万诺夫没有工作，佩列古德把他安置在唐波夫铁路车辆修理厂并且教会他手艺。他没地方住，佩列古德让他搬进自己家，待他如亲人。到头来这个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了个报告，说费多尔·佩列古德在家里的饭桌上吹捧德国技术。（费多尔·佩列古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机修工、马达工、无线电工、电工、修表反、镜片工、铸造工、模型工、细木工，有二十来种专业。在劳改营里他开设了一间精密机械作坊；他失掉了一条腿以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条义肢。）佩列古德被捕，连他的十四岁的女儿也一道被抓。这全是伊万诺夫干的好事！他出庭作证的时候脸上发黑。这说明正在腐烂的灵魂有时候也会透露到脸上来的。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工厂，开始公开地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后来因为缺乏办事能力而被下放到消防队。
　　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以怨报德是司空见惯、普遍流动的习性，几乎没人觉得奇怪。育种学家B·C·马尔金被捕以后，农艺学家A·A·索洛维约夫稳稳当当地把他培育出来的小麦品种“泰加49”窃为己有。佛教文化研究所被摧毁（全体主要研究人员被捕），它的领导人谢尔巴茨基院士死去以后，谢尔巴茨基的学生卡利亚诺夫去看望老师的遗孀，说服师母把死者的藏书和手槁全部交给他——“否则不会有好结果：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来是个间谍中心’。他把老师的著作弄到手以后，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其中一部分（还包括沃斯特里科夫的一篇文章），从而出了名。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学术界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鲜血和白骨之上的。学生的忘恩负义像一条花斑的带子贯穿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科学和技术，这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的科学技术正从真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里转入乳臭未干、贪得无厌的新提拔的工农干部手里。
　　所有这些夺来的论文和偷来的发明现在—一追究和列举是办不到的了。可是占用被捕者的住宅呢？可是趁火打劫来的东西呢？这种野蛮风习在战争时期不是成了普遍现象吗：如果谁遭了大难，或是房子被炸、被烧，或是疏散到后方，幸免于难的邻居，普通的苏维埃人，都要在这个时刻竭力从受害者身上捞点好处。
　　败坏的形式多种多样，不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能介绍得完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总括起来说，就是卖友求荣者受提拔，庸碌无能之辈得胜利，优秀而正直的人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谁能向我指出高尚的人把卑鄙的无理取闹者打倒、搞垮、赶走的一桩事实？我肯定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像不可能有哪一道瀑布能例外地从下朝上流一样。要知道高尚的人不会去找国家安全部门，而卑鄙的人则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机关。国家安全部门既然对待尼古拉·瓦维洛夫这样的人都没有讲客气，还会对什么人讲客气？所以怎么会有瀑布倒流的事呢？
　　下贱者对高资者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人群拥挤的首都里翻滚着恶臭污浊的黑浪。但是它在遥远的北方，在诚实的北极风暴下面，在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神话一般的北极考察站里——那本应是杰克·伦敦的目光炯炯的巨人们在一起抽象征和平的烟斗的地方——也照样散发着臭气。多马什内岛（北地岛）上的北极站里一共有三个人：非党员站长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巴比奇，他是一个享有荣誉地位的老北极探险家；干粗活的工人叶廖明，他是唯一党员，也是该站的党支书（！）；共青团员（也是团小组长！）气象员戈里亚琴科，此人野心勃勃，一心想摘掉站长，以便取而代之。戈里亚琴科偷翻站长的私人物品，偷窃文件，进行恐吓。按照杰克·伦敦的解决办法，就该是两个男人一齐动手把这个混蛋塞到冰层下面了事。但不是这样——而是向北海航道总局帕帕宁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有必要调换一名工作人员。党支书叶廖明在这封电报上签了字，但马上就向共青团员表示了忏悔并且和他联名给帕帕宁发了一封内容相反的党团组织系统的电报。帕帕宁的决定是：鉴于集体已经发生分裂，立即撤回大陆。派出破冰船“萨得阔”号去接他们。共青团员分秒必争地在“萨得阔”号上向船政委提供了材料——巴比奇当即被捕（主要罪名：想要把“萨得阔”号破冰船……交给德国人，——说的就是他们现在乘坐的这条船！……），靠岸以后，把他直接送进了羁押室。（如果我们想象船政委是一个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他把巴比奇找来，听取另一方的陈述，结果会如何？但是，这就等于在一个可能的敌人面前暴露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不是个人迷信，而是两面派的迷信。
　　当然这也要区别不同的等级：有被迫的、自卫性的谎言，也有作家们最擅长的那种忘乎所以的、热情洋溢的谎言，即沙金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于一九三七（！）写出的以下名句一类的谎言。她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竟把刑事侦讯也改变了面貌：据侦查员们介绍，今天的被侦查人都是自愿地同他们合作，主动地把关于自己和别人一切该讲的事都讲出来。
　　谎言使我们远离了正常的社会，使我们失去衡量事物的基准，在灰茫茫的浓雾中看不到一根路标。忽然，你从书中的脚注里发现，雅库博维奇的《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一书，是在作者刚服完苦役正准备去流放地的时候出版的（虽然是用了一个假名字）。好了，拿来比比，拿来和我们比比！我那本迟到的、怯生生的小说刚刚奇迹般地溜过了关，人家马上就把拦路杆坚决地放了下来，门扇和门闩全紧紧地插牢了。而现在不仅当前发生的事情不许写，连三十年，五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也在禁写之列。我们有生之年还能读到这些吗？我们注定要泡在谎言和欺骗的污水里进坟墓了。
　　进一步说，即使有人提供了解真相的机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些自由的人们想不想知道的问题。奥克斯曼一九四八年从劳改营回来，以后没有再被抓进去，在莫斯科住下了。他的朋友和熟人没有抛弃他，经常帮他的忙，但是唯独不愿意听他回忆劳改营！因为知道了那个——他们以后怎么继续活下去？
　　战争结束以后有一首歌很流行：《这儿听不到城市的喧嚣》。没有一个歌手，即使是最平凡的，唱完这首歌得不到热烈的掌声。“思想感情管理总局”开头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既然是俄罗斯的、民间的，可以让电台广播嘛，舞台演唱也可以嘛。后来他们恍然大悟——赶紧划X。因为歌词讲的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囚徒，讲的是一对被拆散的情人。忏悔的需要终归还潜藏在人们心里，它微微地蠕动着。说够了假话的人们至少在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可以出自真心地拍几下巴掌。
　　9．残忍。在上述的种种品性当中，哪里还有慈善心肠的立足之地？当你推开落水者求援的手的时候怎么可能继续保持你的善良？你一旦沾染了鲜血，以后只会变得越加残忍。对残忍（“阶级的残忍”）又是歌颂，又是培养，弄得你确实不知道好与坏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再加上善良遭嘲笑，怜悯遭嘲笑，仁慈遭嘲笑——这时候你用铁链也挂不住那些被人血灌醉了的人们了。
　　一个未署姓名的妇女写信给我（来信地址是阿尔巴特大街十五号），向我提出关于“某些苏维埃人”特有的“残忍性的根源”问题。为什么处在他们支配之下的人越无法自卫，他们表现出的残忍性越大？她举出一个例子，也许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仍要把它转述在下面：
　　一九四三—四四年冬，在车里雅宾斯克火车站行李寄存室外的遮檐下。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由外面刮到遮檐下的积雪被紧紧地踩牢在水泥地面上。行李寄存室窗口里坐着一个穿棉袄的女人，隔窗站着一个穿熟羊皮外套的肥壮的民警。他俩互相调情挑逗，谈得入神。水泥地上躺着几个穿着泥土色的单布衣裳、裹着市片的人。用“破旧”两个字形容他们身上的布片都嫌过分美化。这是几个小青年，他们身体虚弱、浮肿，嘴唇上长着脓泡。其中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烧，他把赤裸的胸膛贴在雪上，发出呻吟。讲述这件事的这位妇女走过去，问他们是什么人。原来他们一个是劳改期满释放的，另一个是因病释放的。但是释放证明写得不对，所以现在站上不给他们回家的车票。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返回劳改营——腹泻把他们耗空了。这位妇女掰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在这当口民警忽然中断了他的愉快的交谈，用威胁的口气对她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婶，认出亲戚来了？你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好。没你帮忙他们也会死。”她一想——他们真格儿地会把我也抓进去的（想得对！为什么不会呢？）。只好走开了。
　　这一切——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走开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多么典型啊。还有那个狠心的民警，那个狠心的穿棉袄的女人，那个不给他们车票的售票员，那个不肯送他们进市内医院的女护土，那个在劳改营里给他们开证明的昏头昏脑的自由雇员。
　　严峻而险恶的岁月来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代那样把犯人叫做“苦命人儿”。要叫，大约只会叫做“臭肉”。一九三八年马加丹的小学生们朝押解过路的女犯队伍扔石头（苏罗夫采娃回忆）。
　　我国从前或别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寒心的住宅里的和家庭里的纠纷？这种事情每一个读者都能说出一大堆，我们仅略举
　　罗斯托夫市多洛马诺夫大街上的一座筒子楼里住着一个叫维拉·克拉苏茨卡娅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九三八年被捕后死在狱中的。她的邻居安娜·斯托利贝格知道这件事——整整十八年，从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六，她一直因为抓着这个把柄而洋洋得意，经常用威胁的话折磨克拉苏茨卡娅；在厨房里和走廊上碰到她就会用咝咝的声音对她说：“我说要你活你才能活。我只要说一个字，‘黑乌鸦’就会来接你。”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克拉苏茨卡娅才决定给检察长写了一封控告信。从此斯托利贝格不说了。但她们仍继续合住一个单元。
　　柳比姆市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谢苗诺夫一九五0年被捕后，他妻子当年冬天就把眼他们住在一起的婆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谢苗诺娃赶出了家门：“滚吧，老妖婆！你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六年以后丈夫从劳改营回来。她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娜佳一起半夜里把只穿着内裤的丈夫赶到大街上。娜佳在这件事上特别积极，因为她需要给自己的丈夫腾出空间。她把长裤朝她爸爸的脸上摔过去，嘴里喊着：“滚出去，老混蛋。”）婆婆到雅罗斯拉夫尔去投靠她的无子女的女儿。女儿、女婿很快就对老太婆感到厌烦了。女婿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梅捷尔金，消防队员，常常在不值班的日子里用两个手掌捧住老大母娘的脸，夹得紧紧地让她扭不了头，以朝她脸上吐唾沫取乐，一直到把口水吐干，同时竭力吐到她眼里和嘴里。当他火气更大的时候，便把生殖器掏出来朝老太婆脸上符，还说：“给你！嘬嘬！快死去吧！”他老婆对从劳改营回来的兄弟解释说：“瓦复喝醉了。叫我拿这喝醉酒的人有什么办法？”后来为了申请分配一套新单元（“需要带洗澡间的。我们没地方给老妈妈洗澡！总不能让她老人家到外面澡堂子里去洗吧！”）对老太婆的态度才开始过得去。“以有老人为理由”得到一套单元以后，他们用大橱小柜把各个房间塞得满满的，把妈妈赶进立柜和墙壁之间的三十五公分宽的夹缝里，要她老躺在里头，不许探头探脑。谢苗诺夫这时住在儿子家里。他没问过儿子，就冒险把老妈妈接进家来。孙子进屋，奶奶朝他跪下，说：“沃沃奇卡！你不会把我赶出去吧？”孙子做了一个难者的表情说：“好吧，我结婚以前你可以在这儿住。”孙女娜佳—一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托普尼科娃的情况也可以顺便在这里谈谈。她在这期间念完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历史语文学系，入了党，当了科斯特罗马省涅雅市区报编辑。她还是个诗人，一九六一年当她还在柳比姆市的时候曾用诗歌形式给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
　　既然要斗，就当真地斗！
　　是你亲爹？！也要狠狠地揍！
　　道德？！全是胡说八道，
　　我才不听那一套！
　　在生活中迈步向前，
　　我只需要冷静的算盘。
　　但是党组织要求她把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于是她就忽然开始给父亲写信。喜出望外的父亲回了她一封谅解一切的信，她马上拿去给党组织着。他们看了以后，在她的名字下面打了个勾。从此她只是在每年五月和十一月的两个大节日给他去一封贺节信。
　　这场悲剧涉及了七个人。这就是我国狱外社会的大海之一滴。
　　在比较有教养的家庭里是不会把仅穿着内衣的无辜受害的亲属赶到大街上去的，但是他们会以他为耻，他们会对他的充满怨气的“错误”世界观感到麻烦。
　　还可以列举下去。还可以指出存在着：
　　10．奴隶心理。上面提到的那个巴比奇在写给检察长的申诉书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在战争期间，我们的政权机关负担着比审查个人案件更为重要的任务。”
　　还有许多别的。
　　但是这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斯大林时代的这一切不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这全是他亲自为我们一条一条地设计出来的——他可真算得了是个天才。
　　在这个恶臭阴湿的世界里，只有刽子手和最无耻的背叛者春风得意，而剩余的正直人除了以酒消愁便别无其他的勇气，青年们的皮肤晒成古铜色而灵魂却在发霉，一只灰绿色的魔掌每夜都要伸出来揪住什么人的衣领，把他塞进一只匣子。在这样的世界上，成百万被群岛夺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的妇女们在迷们和盲目中徘徊。她们比谁都更加惊恐不安。她们害怕闪亮的人名牌、办公室的房门、电话铃、敲门声。她们害怕邮递员、送牛奶的女人和修水管的工人。谁认为她们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把她们赶出住宅、工作单位和城市。
　　有时候她们轻信地把希望寄托在按字面理解“剥夺通信权”的判决词上，以为十年过去，他就会来信。她们在监狱门外排队。她们跑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什么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接受寄往监狱的邮包。有时候是她们自己死在她们狱中的亲人之前。有时候是她们根据退回来的食品包裹上附的“收件人在医院死亡”的条子知道了亲人的死期。有时候像奥利加·恰夫恰瓦泽那样千里迢迢奔赴西伯利亚给丈夫的坟头上带去一杯家乡的黄土——只不过已经没人能指给她，究竟在哪一个土包下埋着她的丈夫和另外三个人的遗骸。有时候像泽尔马·茹古尔那样，给伏罗希洛夫之类的人写一些由自己送上去的信。她们忘了伏罗希洛夫的良心早已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前死掉了。
　　这些女人身边有年幼的孩子，每个孩子长到一定时期都绝对需要爸爸回来，过了这个关键时期就会迟了。可是爸爸总不回来。
　　用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一张斜格纸折成的三角信。是用红色和蓝色铅笔交替着写的——一定是孩子的手把铅笔放下来休息，然后又拿另一头写。棱棱角角的幼稚的带间隔的字迹，有时候一个字被写成了两截：
　　“爸爸你好我忘了应该怎样写我很快就要
　　上学了过了第一个冬天你就快回来吧不然
　　我们可不好啦我们没有爸爸妈妈说你一会儿
　　出差一会儿有病你干嘛不从医院跑出来这儿的
　　奥列什卡从医院只穿衬衫就跑出来啦妈妈会给
　　你做新裤子我把皮带送给你反正同伴们都怕
　　我只有奥列什卡我从来不打他也说实话他也是
　　穷人还有一次我害病发烧想跟妈妈一块死可
　　是她不愿意我也不愿意唉手累麻了不写了吻
　　你好多好多次
　　伊戈廖克六岁半
　　我已经学会写信封妈妈还没下班我已经把
　　信放进邮箱啦
　　马诺利斯·格列佐斯“在一次鲜明而激动的讲话中”向莫斯科作家们介绍了在希腊监牢中受苦的同志们的情况。
　　“我明白，我所讲的使你们的心都发颤了。但我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我希望你们的心为那些在监牢里受苦的人们感到痛楚……请你们为争取希腊爱国者的释放而大声疾呼吧。”
　　这些饱经世故的老狐狸们当然是大声疾呼起来！要知道在希腊有二十来个囚犯在受苦受难呐！也许是马诺利斯本人不明白他的呼吁之可耻，也许是因为在希腊没有这句谚语：
　　“家有伤心事，何必为人愁”。
　　在我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一个石膏卫兵牵着一条挣着扑向前方去咬什么人的警犬。在塔什干，这样的塑像至少还是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大门口的，可是在梁赞市它却成了全城的标志：如果你由米哈依洛沃方向进城的话，它是你能见到的唯一的纪念像。
　　而我们见到它也不会厌恶地打一个冷战。对于这种唆使狗去咬人的形象我们习惯了，觉得它是很自然的。　　它要咬的是我们。
　　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它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1．安娜·彼得罗夫娜·斯克里普尼科娃
　　近科普市普通工人的独生女，生于一八九六年。正如党史已经告诉我们的，在万恶的沙皇制度下，所有求学的道路对她都是封闭的，她注定要过半饥半饱的奴隶生活。这一切她真的都遇到了，但时间却是在革命以后。在革命前她还是进了迈科普市文科中学。
　　安娜长成了一个大个儿的姑娘，头也长得特别大。中学的一个女同学给她画了一张全是用圆圈构成的肖像：她的脑袋（从各方面看）是圆的，她有一个圆额头和一双永远带着困惑的表情的圆眼睛。耳垂好像是长进面颊里去的小圆球。肩膀也是滚圆的。整个人好像个大圆球。
　　安娜过早地开始思索。上三年级的时候就请求老师允许她在中学图书馆借阅杜勃罗留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老师生气地说：“你读这个太早了！”“好吧，您不同意，我就到市图书馆去借。”她十三岁时“解脱了上帝”，不再信神了。十五岁时钻研早期基督教著作。唯一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对神甫进行激烈的驳斥，使全班同学都拍手称快。不过她倒是接受了古老信仰派教徒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它作为自己最高的典范。她吸取了这种思想：宁可死，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可折。
　　并没有人干涉她领取应得的金质奖章。一九一七年（真是求学的好时机！）她来到莫斯科，考入恰普雷金女子高等学校的哲学心理学系。作为金质奖章获得者，在十月政变以前，她可以领到国家杜马的助学金。这个系专为文科中学培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员。整个一九一八年，她一边靠私人教课挣钱，一边学习心理分析。她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她以整个的心灵感觉到……准火焰般的玫瑰之上，静止地，
　　万物的活的祭坛的烟霭冉冉升起。
　　这时她已经倾心于佐尔丹诺·布鲁诺和丘特切夫的诗意的哲学，甚至一度自认为是东方天主教徒。她贪婪地改换着信仰，也许比改换服饰更勤（她没有什么服饰，况且她根本不在意这些）。她还曾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起义和内战的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不能容忍恐怖政策。民主，但不要暴行！“可以让双手沾染鲜血，但不能沾染污秽！”
　　一九一八年末她不得不放弃学业（那个学校本身还存在着吗？），历尽艰险回到父母身边，因为那里比较吃得饱。她来到迈科普，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兼收成年和青年的国民教育学院。安娜竟然做了该院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代理教授。她在学生当中很得人心。
　　这时期白军在近科普已经面临本日。一位四十五岁的将军企图说服她跟自己一同逃跑。“将军，不要装样子了。趁着还没有逮捕您，快跑吧！”那些日子里，一个中学历史教员在教员们自己的聚会上举杯提议“为伟大的红军”干杯。安娜拒绝干杯，她说：“我决不干这一杯！”平素知道她的左倾观点的朋友们眼睛瞪得圆圆的。“这是因为……尽管有永恒的星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处决。”她预言。
　　她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优秀人物正在这次战争中灭亡，只有随波逐流者能够幸存。她已经预感到她的伟大时刻正在来临，但是还不知道……它将是怎样的事件。
　　几天以后红军开进了近科普市。又过了几天，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大会。第五军特别处处长洛谢夫上台讲话。用一种（离骂街不远的）横扫一切的口气痛斥“腐烂的知识分子”：“怎么？你们是脚踩两只船吗？等着我来请你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来？”越说火气越大，他把左轮手枪从抢套里抽出来，一边摇晃着它一边叫喊着：“你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腐烂的！我们要彻底摧毁它，建立新的！你们当中谁敢挡道，我们就把他消灭！”说完向会场上问：“谁要发言？”
　　大厅像坟墓一样沉默着。没有一下掌声，没有一只手举起。（大厅沉默着——这是因为吓呆了。但是恐吓还没有经过排练，所以人们还不知道这时是必须鼓掌的。）
　　洛谢夫一定没有估计到有人敢出来发言。但是安娜站起来了：“我发言！”“你？好吧，爬上来，爬上来！”于是她穿过大厅登上舞台。一个身材高大、圆脸、面颊甚至还透着排红的二十五岁的女子，慷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产儿（她领的面包口粮只有八分之一磅，但是她父亲有一个不坏的菜园子入栗色的粗辫子能够拖到膝盖。但她是个代理教授，不能像这样打扮，所以把它盘在头顶上，好像是多了一个头。她声音洪亮地作了回答：
　　“我们听到了您的愚昧无知的讲话。你们召集我们到这里来，但是没有通知是来埋葬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个文化传播者，而看到的却是掘墓者。您今天与其讲这些话，还不如简单地把我们骂～顿！我们应当理解您是代表苏维埃政权说话的吗？”
　　“不错。”已经慌了手脚的洛谢夫还是很骄傲地肯定。
　　“如果苏维埃政权将用您这样的土匪做它的代表，它是要垮台的！”
　　安娜说完了，大厅里响起了轰鸣的掌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害怕。）大会到此结束，洛谢夫找不到词儿了。人们向安娜走过来，在人丛中握她的手，低声说：“您这下可完了。他们马上会来抓您。可是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为您感到骄傲，但是您……这下可完了！您做出了什么事啊？”
　　契卡人员已经在她家等着。“教员同志！你过得真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没什么可搜查的。我们还没抓过你这样的。你爸爸是工人，你这么穷，怎么站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契卡机关还没有建立好，他们把安娜带进特别处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那里已经关着一个白军上校比尔德林格男爵。（安娜是他受审和处决的见证人。她事后告诉男爵的妻子：“他死得很光彩，您可以自豪！”）
　　她被带进一间屋里去审讯。这是洛谢夫睡觉兼办公的屋子。她进门时，他正坐在摊开被子的床铺上，穿着马裤，内衣的扣子没有扣，在胸前搔痒。安娜立即要求押解她的士兵：“把我带回去！”洛谢夫反唇相讥说：“好，我马上去洗得干干净净，带上干革命用的羊羔儿皮手套！”
　　她在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中等待着死刑判决，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斯克里普尼科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一个星期。如果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意义，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说的这句话。当你摒弃了对不可能的得救的一切希望而将自己坚定不移地奉献给一桩大事，这种大欢喜的精神状态便会作为对你的报偿而在你的心灵中降临。（好生恶死的念头则会破坏这个大欢喜的状态。）
　　她还不知道全市的知识界正为她的开释进行请愿。（在二十年代末这恐怕已经无济于事，到了三十年代初恐怕没有人再敢做这种事了。）洛谢夫在审讯她的时候采取了和解的方针：
　　“我拿下过多少城市，没遇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疯子。城市还在戒严状态，大权都在我手里，可是你骂我是——俄罗斯文化的棺材匠！好啦，好啦，咱们俩人都发了火……你把什么‘土匪’、‘流氓’之类的话收回去吧。”
　　“不。我现在对您还是这样看。”
　　“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为你求情。看在苏维埃政权正在度蜜月的份上，我不得不让你出去……”
　　他们让她出去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的讲话是无害的，而是因为她是工人的女儿。如果是医生的女儿，他们是不会饶过的。
　　斯克里普尼科娃的狱中历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二二年她被抓进克拉斯诺达尔的契卡，在里面关了八个月——“因为和一名嫌疑分子相识”。在那个监狱里流行着伤寒病，而且犯人十分拥挤。面包口粮是八分之一磅（五十克！），还是用杂合面做的。她眼看着身旁一个女犯手里抱着的孩子活活饿死了。从而安娜发誓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永远不生孩子，永远不接受母性本能的诱惑。
　　她坚守了这项誓言，她一辈子没有成家，而她的命运，她的拒不妥协的精神向她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返监狱的机会。
　　后来似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一九二三年斯克里普尼科娃申请到国立莫斯科大学心理研究所工作，在填写调查表时她写道：“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接谈人出于一片好心劝告她：“您犯傻了吗？哪能这么填？您就写上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心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是我不愿意欺骗苏维埃政权。我根本没读过马克思……”“那更得这么写了。”“不。等我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主义的话，我再这样写。”于是她先去残疾儿童学校当老师了。
　　一九二五年，她的一个好朋友的丈夫，社会革命党人，拒捕潜逃。为了逼他投案，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的妻子以及他妻子的朋友即安娜抓了去当人质。（在新经济政策的高峰时期仍在抓人质？）她走进卢宾卡的监房时仍是那么一个圆脸庞、大个头、辫子拖到膝盖的女子。（她就是在这里听到侦查员的劝说：“这种俄国知识分子派头已经过时了！……只照应你自己吧！’勾这一次她被关了一个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因为参加了一个后来被当做自由思想的巢穴而捣毁的由教员、工人组成的音乐团体，安娜第四次被捕。她得到了五年，是在索洛维茨和白波运河上服完刑的。
　　从一九三二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当局没有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勃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高加索的国家安全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头，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头乱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进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我们做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进了特种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勃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感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处，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出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交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荡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处决，因为她不能在这种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交联合国”的条子。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挺直、高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高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进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出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头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种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高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做出交代。上校公民，我不知道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高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坚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出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处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进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洞口、强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点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跳起来，捶着胸口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做交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做交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点情况也不了解。”
　　但是斯克里普尼科娃继续穷追猛打：
　　“不对，不对，这是讲不通的！每一件罪行都要有人负责！你要谁来为成百万的无辜者的死亡负责呢？为民族的精华，为党的精华的牺牲负责呢？已经死掉的斯大林吗？已经毙掉的贝利亚吗？而你们却继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吗？”
　　（而她的血压这时候已经升到危险点，她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片火红。）
　　本来还会继续扣住她不放，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做出这种事已经是太不像话了。
　　以后的岁月里（她今天还健在），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仍在狱中、流放中以及尚未平反的她后期在劳改营里结识的熟人们奔走接济。有些人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释放，另一些人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她还承担了为本市居民进行辩护的义务。她的笔杆子和写着“寄往莫斯科”的信封使市政当局也要怕上三分，有些事不得不对她有所迁就。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四分之一的不调和精神——俄国的历史恐怕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洛希林
　　一九O八年生于伏尔加地区，造纸厂工人的儿子。一九二一年大饥荒中成为孤儿。这孩子生性并不活跃，然而十七岁已经入了共青团，十八岁进了农村青年学校，二十一岁毕业。在这期间他们曾被派去帮助进行粮食征购工作，一九三0年在本村参加消灭富农运动。可是他没有留在村里建设集体农庄，而是在村苏维埃“打了证明”，拿着它上了莫斯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壮工的工作。（那正是失业时期，当时盲目流入莫斯科的人特别多。）一年后应征入伍，在部队被吸收入党，后来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
　　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
　　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
　　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
　　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
　　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
　　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
　　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
　　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
　　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了本村苏维埃主席后逃亡在外。从此他只能靠偷窃生存和藏身。他曾被关押过数次，全是因为扒窃。一九四一年他被释放了。德军把他运到德国。他跟他们合作了吗？没有，他逃跑了两次，结果落入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盟军从那里解放出来。他留在西方了？没有，他以自己的真名实姓（“祖国宽恕了你们！祖国召唤你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娶了老婆并且在集体农庄劳动。一九四六年为了一九二九年的案子依照第五十八条把他关进了监狱。他是一九五五年获释的。如果把这个传记详细展开来写，它可能向我们说明最近数十年俄国人的命运中的许多问题。此外，科莫夫还是一个典型的劳改营作业班长，是一个“古拉格之子”。（甚至在苦役劳改营里他也敢在全体点名时冲着长官喊：“为什么我们营里实行法西斯的制度？”）
　　最后，如果在这一章里加进某个在人品和观点的忠贞方面出类拔萃的社会党人的生平事略，以便展示他在多年内随着每次“大牌阵”的重摆而遭到的磨难，也会是很适当的。
　　也许把某个穷凶极恶的内务部分子如加拉宁和扎维尼亚金之流或某个不那么有名的人物的传记放在这里也是非常得体的。
　　但这一切显然命中注定不能由我来完成了。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初截止这部书的写作时，我不指望今后再有机会回到群岛的主题上了。
　　不过就这些也已经够了。我和它打交道已经有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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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2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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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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