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之一是表意人基于自由意志作出意思表示，其如果受胁迫则可主张撤销该法律行为。一般认为，胁迫主要表现为侵害（或威胁将要侵害，下同）表意人（或与之相关的其他民事主体，下同）的人身或财产。然而，司法实践处理的胁迫问题并不限于前述类型。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并非行为人是否侵害表意人的人身或财产，而是前者是否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迫使后者作出意思表示，后者如不接受，则可能遭受经济利益损失，此即理论上的经济胁迫问题。
与针对人身或财产的胁迫相比，经济胁迫的特点在于行为人侵害的是表意人享有的绝对权之外的财产权益（包括债权等相对权与尚未权利化的财产利益），其在实践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债务人以违约要挟债权人接受合同变更或其他交易安排。例如，承揽人在即将交付服装时先后要求定作人预付一半加工费、全部加工费与增加费用（增加数额约为原费用的25%），定作人考虑到员工开夜车的安全问题、装运服装的急迫性以及避免国外客户提出巨额索赔等因素先后同意了前述要求。事后，定作人请求承揽人返还多收取的加工费，两审法院均认为承揽人以拒不交付服装要挟提高费用的行为构成胁迫。
问题在于经济胁迫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50条意义上的胁迫。国内既有研究对此关注有限，但已然存在分歧。有观点主张严格限制胁迫概念的范畴，交易中的经济强制一般不构成胁迫，中国法不应承认经济胁迫。不同意见认为，以违约相威胁迫使对方作出意思表示同样构成胁迫。但略显遗憾的是，即使是支持论者大多也未能就制度构成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详细分析。相较而言，司法实践的探讨则更为深入。例如，有法院不仅明确使用经济胁迫的概念，还详细分析了行为环境、违法性、被胁迫方是否存在可行的法律救济以及是否提出抗议等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以《民法典》为规范基础，就经济胁迫的制度构造展开研究。行文上，第二部分将从保护意思自治与促进经济效率两方面论证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正当性。第三部分基于现有规则探讨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教义学路径。第四至六部分分别从构成要件、违法性的认定、因果关系的判断等方面详细阐述经济胁迫的制度构成。最后是结论。
二、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正当性基础
（一）保护意思自治层面的正当性
如前所述，学理上关于中国法应否承认经济胁迫尚有分歧，反对观点主要认为经济强制一般不足以压制表意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不构成胁迫。从生活经验出发，该观点似乎确有道理。毕竟，在“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中，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保命要紧”。此种经验反映的观念在于不同法益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生命、健康、身体等人身性利益，财产利益的重要程度稍逊一筹。沿着此种思路更进一步，如果在财产利益内部再作区分，相较于胁迫方能够直接影响表意人既有财产权利（如所有权）存续的情形，经济胁迫行为大多难以影响表意人的固有利益。例如，即使胁迫方以违约相威胁，通常也只能损害表意人本应获得的履行利益。而且，经济压力在市场交易中无处不在，施加商业压力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也是颇为常见的做法。更何况，如果胁迫方的行为超出正常商业行为的范畴，相对方可以主张法律上的救济手段。以通过自身将要违约要挟对方接受合同变更为例，相对方可以要求行为人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甚至可以解除合同。既然受威胁的严重程度进一步降低，法律又提供了救济手段，表意人愿意接受经济胁迫更可能是综合各种利益的考虑，与自身意志是否受到压制无关。
然而，上述观点虽然准确意识到胁迫行为指向的法益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但不免过于绝对、忽略交易现实。试想，既然人身和部分财产利益的重要性足以影响表意人的决定自由，至少在合同履行的内容涉及这些利益时，如果债务人实施经济胁迫，债权人很可能为了保护这些利益接受胁迫。例如，保管人要求寄存人额外支付保管费，否则不再保管或降低服务标准，后者虽可解除合同并请求前者返还保管物，但如果该物价值较高或尚需一定时日才能找到其他保管人，寄存人为避免保管物受损完全可能被迫接受保管人的要求。
更关键的是，即使胁迫行为不直接涉及人身或财产安全，表意人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也可能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胁迫，因而同样满足胁迫制度关于自由意志受到压制的要求。尤其是，合同关系虽然使得一方获得对另一方的履行请求权，但也可能导致双方产生交易地位上的差异，引发“敲竹杠”风险。于此有必要强调，此种交易地位差异来自于合同本身，与双方先前的经济地位或状况无关。详言之，一旦合同生效，债权人的预期便是从债务人处获得约定给付，理性的债权人会准备受领所需的工作以及履行后的相关事宜（例如转售第三人）。在此过程中，债权人不仅支出履行费用，还可能承受如果无法向第三人履行将承担违约责任、商誉制裁的风险。此时，除非其他交易主体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至少能覆盖债权人违约后须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否则，债权人将不会为了获得相同的给付再度开启交易磋商。所以，即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债权人也会因为订立合同被“锁定”于和特定债务人的关系。
存在“敲竹杠”风险意味着债务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负有向债权人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履行义务作为要挟后者的筹码。尽管债权人享有各种救济手段，但其不仅要顾及维权成本，还需考虑救济手段不确定性较强、救济不足等问题。以损害赔偿为例，法院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可能会基于一系列限制规则（可预见性规则、减损规则等）得出对债权人不够有利的结果。至于对第三人违约后的商誉制裁，通常更是不被认为属于损害赔偿的对象。所以，在有些情况下，综合比较不同方案后，接受经济胁迫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反对观点可能提出，既然表意人在决定是否接受胁迫时考虑了各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其作出决定便与自身意志受到压制无关。然而，表意人几乎在所有涉及胁迫的场景中都会考虑不同策略的优劣。以劫匪持刀抢劫为例，受害人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下也会考虑是否反抗；假如其认为力量优势足以弥补工具上的劣势，则有可能选择反抗（受害人“反杀”成功或失败的新闻即是证明）。即使受害人权衡之后认为“保命”更为可行，法律也应当允许其撤销因受胁迫作出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人们在意思自由时的选择是“既要钱也要命”，法律不应让人陷入“要钱还是要命”的抉择。
综上所述，法益重要程度的差异不足以作为反对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理由，此种观点未能准确认识到经济胁迫对于表意人自由意志的影响。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不同法益在重要程度上的差异，更为合适的做法也是在因果关系阶段具体分析。比较法上可供参考的是，英国法上的胁迫包括针对人身的胁迫、针对财产的胁迫以及经济胁迫三类，这三类胁迫对于因果关系的要求并不相同。其中，针对人身的胁迫仅要求行为人的威胁是表意人订立合同的原因之一，在证明责任上也采取倒置规则，即行为人应当证明其威胁并未对表意人产生任何影响。但就针对财产的胁迫则要求行为人的威胁是表意人订立合同的重要原因，且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规则。至于经济胁迫更是需要额外满足表意人缺乏合理替代措施的要求。
（二）经济效率层面的正当性
除了保护表意人的意思自治，经济效率层面的分析能够进一步说明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正当性。尽管并非所有受到经济压力作出的行为均应受法律的否定评价，但如果一概予以放任，则会诱使胁迫方利用对方对于合同关系的依赖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获得合同约定之外的好处。从经济效率的视角出发，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两方面：第一，干扰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及其信号作用，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削弱合同制度在市场交易中的价值；第二，增加交易成本的同时又无法带来收益，因而降低社会总体效用。
针对第一点，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而言，价格具有信号与激励的双重功能。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同时又能反映供需的情况，拥有相关资源的交易主体也可以根据价格决定如何配置资源。如果价格机制受到干扰，无法传递正确的信号，便会影响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假设甲为发包方，乙、丙均有意承包并在投标时分别给出400万与500万的报价，由于乙能够以较低成本完成该工程，理性的甲自然会选择其作为承包人，这在资源配置层面也是更有效率的选择。但如果允许当事人实施经济胁迫行为，丙可以在投标时先提出更低的报价（例如350万，此即释放了错误的价格信号）以获得承包工程的机会，而后在工程进度或其他因素使得甲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完成该工程，只能接受经济胁迫时，丙可以趁机要求甲增加价款。
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放任经济胁迫行为影响价格机制运行还会在根本上动摇当事人对于合同制度的信赖。毕竟，即使双方已经缔约，任何一方也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以违约行为要挟变更合同。由此，许多原本可以通过合同实现的交易将只能通过公司等组织化的经营方式实现。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有些交易更适合由当事人在公开市场上与外部主体缔约，使用商业组织中常见的上下级命令的方式反而徒增交易成本。
再看第二点，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法律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乃至鼓励施加经济压力的行为。商业谈判中正当的经济压力既可以在广义上促进竞争，也能鼓励当事人通过重新协商达成合作。所以，不同于学理上对于合同严守的想象，依据合同订立后的各种情况变更合同在实践中并不鲜见，许多长期合同的示范文本甚至包含与价格、履行期限等有关的合同内容调整条款。不过，并非所有的经济压力都具有促进竞争与合作的效果。就经济胁迫行为而言，其在增加交易成本的同时不能带来收益，只能使得本应由受胁迫方获得的利益（部分）转移至胁迫方，因而会降低社会总体效用。
以经济胁迫中的常见情形——卖方要求增加价款、买方为避免对第三人承担过重的违约责任而同意为例，假设甲承诺以50万元出售某物于乙，乙以80万元转售于丙，扣除其他成本后乙的净利润为10万元。将这三方视为整体计算，如果甲要求乙增加5万元的价款，由于甲增加的收益与乙减少的收益相同，社会总体收益在甲实施经济胁迫行为前后并无变化，增加价款仅导致甲从本应由乙获得的10万元净利润中分得5万元。但考虑到甲乙之间的合同变更需要额外支出谈判、缔约等交易成本，社会总体成本因而增加，此消彼长之下社会总体效用自然降低。而且，如果法律不限制经济胁迫行为，考虑到对方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理性的守约方必然会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同时与多个当事人保持交易联系，或者延缓后续安排以防被“敲竹杠”。由于这些措施要么增加社会总体成本，要么降低社会总体收益，因而也会降低社会总体效用。
三、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规范路径
（一）适用显失公平规则并不可行
尽管前文一直使用“经济胁迫”的表述，但考虑到学理上的分歧，如果解释既有规范便能处理经济胁迫制度关注的问题或者司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了其他解决方案，也就无需认为《民法典》第150条意义上的“胁迫”包括经济胁迫。观察经济胁迫所涉及的利益冲突不难发现，其与《民法典》第151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调整的情况具有一定相似性。而且，不仅学理上有观点主张是否构成经济胁迫需要考虑合同是否显失公平，有法院在涉及经济胁迫的案件中也分析了表意人能否基于显失公平撤销合同。
比较法上亦有类似做法，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43条。根据该条，如果缔约一方滥用另一方对自己的信赖，取得后者在缺乏此种限制时不会作出的承诺，并从中获得明显过分的利益，则构成胁迫。作为2016年债法改革新增的重要条文，该条源自先前的判例法。法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作出的一则判决中就表达了与该条相似的立场。但需要注意，由于该条要求行为人获得明显过分的利益，因而不仅异于旧《法国民法典》第1111条关于胁迫的规定，且与如今的《法国民法典》第1140条规定的针对人身或财产的胁迫也不相同。此种同时考虑行为人主观状态与结果是否显著失衡的做法尽管名为胁迫，实则与我国《民法典》第151条规定的显失公平规则极为相似。
针对适用显失公平规则处理经济胁迫纠纷的做法，本文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显失公平与胁迫这两项制度在构成要件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仅能处理特定类型的经济胁迫案件，在保护表意人的意思自由方面有所不足。具体而言，学理对于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应否考虑主观因素存在分歧，但就客观层面的“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则存在共识。但在涉及经济胁迫的案件中，胁迫行为虽然影响了表意人的意思自由，但由此产生的结果未必均构成显失公平。例如，胁迫方以违约要挟表意人另行签订一份合同，前者在该合同中提供的报价高于市价。此时，尽管存在经济胁迫，但由此达成的合同内容并不显失公平。
此外，显失公平规则对于内容失衡程度的要求较高，即使经济胁迫有损于表意人的经济利益，也未必达到显失公平的程度。例如，在本文一开始提及的加工合同纠纷中，承揽人前两次提出变更合同时并未要求额外支付费用，而只是分别要求提前支付一半以及全部加工费；第三次要求增加的费用也仅为原费用的25%。该案中，承揽人以违约要挟定作人变更合同的行为应受法律的否定评价，但从结果上看，至少履行期限利益的减损很难被解释为导致“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再如，假设行为人实施经济胁迫是因为经营困难，依约履行将导致其破产，最终使得表意人也受损。对于表意人而言，接受合同变更虽然会遭受一定损失，但比起在破产程序中实现债权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此种情形无疑更难被认定为“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可见，适用显失公平规则限制经济胁迫行为将引发保护不足的问题，在经济胁迫并未造成表意人受损以及虽然受损但尚未达到显失公平的程度时，该规则均无从适用，因而并非教义学层面的理想选择。
（二）适用胁迫规则的可行性
在有些法域，胁迫制度在传统上仅包括特定类型的行为，引入经济胁迫规则便意味着对于既有制度的突破。以英国法为例，普通法上的胁迫行为原本只包括针对人身或财产的胁迫，直到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下级法院承认经济胁迫，并最终由上议院在“The Universe Sentinel”案中明确了经济胁迫规则的法源地位。但对中国法而言，此种突破既有制度的解释负担几乎不存在。考虑到以下两点理由，适用《民法典》第150条在教义学层面无疑更为简单可行。
一方面，就实证规范而言，中国法有关胁迫的规定一直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表述，为承认经济胁迫提供了解释空间。自原《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1款第2项以来，无论是原《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3项、原《合同法》第52条第1项与第54条第2款，还是如今的《民法典》第150条，均只规定不得胁迫他人订立合同或实施法律行为，并未明确界定何为“胁迫”。即使是尝试对胁迫概念进行具体化的司法解释也采取了相当宽泛的表述。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6号）第22条，胁迫行为的损害对象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针对自然人）以及“名誉、荣誉、财产权益”（针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无论是“其他合法权益”还是“财产权益”在解释上均可包括债权以及尚未权利化的利益。
另一方面，就学理而言，一般认为胁迫行为应当具有违法性，具体包括手段不法、目的不法以及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不法三种类型。其中，手段不法是指行为人基于不法行为迫使对方作出意思表示。以经济胁迫的典型情形——以违约要挟对方接受合同变更为例，无论违约的具体形态如何，只要缺乏违法性阻却事由便属于不法行为。相应地，在教义学上可以将此类经济胁迫视作手段不法的子类型。即使是经济胁迫领域最具争议的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假设承认其构成不法胁迫，也可以归为关联不法的子类型。
比较法上值得参考的是，《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款也只是抽象地规定受不法胁迫而为意思表示者得撤销其意思表示，学理在解释何为不法胁迫时同样区分上述三种类型，并认为手段不法包括违约行为。司法实践层面，尽管帝国法院曾在“冰醋酸”案（卖方以拒绝发货要挟买方确认合同内容为出售10000公斤而非16000公斤冰醋酸）中否认买方享有撤销权，但细究裁判理由不难发现，该案并未否认违约行为可以构成不法胁迫，只是结合具体案情认为卖方的行为不构成不法胁迫。此外，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之后的案件中明确表示违约行为可以构成不法胁迫。
四、经济胁迫无需额外的构成要件要素
在明确了限制经济胁迫的正当性以及中国法引入经济胁迫理论的规范路径后，接下来有必要说明经济胁迫制度的具体构成。一般认为，胁迫的构成要件包括胁迫行为、胁迫人的故意、胁迫行为具有违法性以及因果关系。对于涉及经济胁迫的案件而言，存在胁迫行为以及胁迫人具有故意这两项要素通常不会引发争议，问题的关键因而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除前述四项要素外，构成经济胁迫是否需要满足额外的构成要件要素；第二，如何认定经济胁迫意义上的违法性；第三，如何判断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与经济胁迫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部分及余下部分将围绕这三方面展开。
从胁迫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关于经济胁迫的讨论是颇为晚近之事，即使是对此问题关注较多的英美法系诸法域大多也是自上世纪中后期开始承认经济胁迫制度。相应地，在引入该制度时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其与既有胁迫行为类型的关系，尤其是经济胁迫是否需要额外的构成要件要素。有部分法域认为经济胁迫的认定标准应当更为严格，而且，此种严格程度上的差异应当体现于构成要件层面，上文提及的《法国民法典》第1143条便是一例。但考虑到该条与我国法上显失公平规则的相似性，更具说明意义的可能是英国法的相关讨论。
在英国法上，胁迫制度的构成要件包括“存在不当威胁”以及“因果关系”。但在涉及经济胁迫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还应当考虑表意人是否存在“合理或可行的替代方案”（reasonable or practical alternative）。相关讨论可追溯至曼斯法官（Jonathan Hugh Mance）在“Huyton”案中的意见，但他同时表示，尽管需要考虑表意人是否存在可行的替代方案，但这并非构成经济胁迫的第三项构成要件要素。然而，在经济胁迫制度的后续发展中，“合理或可行的替代方案”的要求一方面得到司法实践和理论的认可，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
然而，如果观察“合理或可行的替代方案”因素所发挥的功能，其意义主要在于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当表意人另有合理选择时，作出某一决定通常与他人的胁迫无关，而是基于其他原因。至于该因素在英国法上为何成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该因素的判断标准。早在“Huyton”案中，曼斯法官就提出应当分析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的选择，以此判断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方案。从结果上看，这有助于限缩经济胁迫规则的适用范围，防止善意但行为不符合理性人标准的当事人撤销合同。但由此引发的解释难题是，即使表意人不够理性，胁迫行为也可能使其感到恐惧，而后作出意思表示。按照通常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此时本应认定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一旦承认“合理或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判断应采纳理性人标准，在教义学上就只能将该因素从因果关系中独立出来。
然而，上述着眼于理性人行为的标准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一点，胁迫制度恰恰保护表意人善意但未必合理的认识。原因在于，如果行为人采取违法行为干预表意人的意思自由，法律可以降低对表意人的保护门槛。特别是对于胁迫而言，不同当事人就某一利益的主观效用可能存在差异，为保护该利益愿意付出的代价亦不相同。在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有错在先”时，法律不应以一般人的选择限制特定民事主体的偏好。所以，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尊重表意人的个性化认识，即使对于是否存在合理替代措施的判断不符合理性人标准，亦不影响行为人构成经济胁迫。相应地，表意人是否存在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应被置于因果关系阶段分析，经济胁迫无需额外的构成要件要素。
五、经济胁迫中违法性的认定
相较于针对人身或财产的胁迫，经济胁迫的违法性认定更为困难：由于经常发生于商业交往中，如何在个案中区分经济胁迫与单纯的商业压力颇为棘手。对此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参考胁迫制度既有的规则或理论。例如，由于胁迫制度不考虑表意人是否受损，即使经济胁迫行为的结果并未损害表意人利益，也不影响该行为可能具有违法性。就此，德国法上的“替代货物”案值得参考。该案中，卖方承诺向买方供应特定货物，但在后者与第三人达成转售合同后，卖方表示除非买方愿意接受类似货物作为代替，否则将不会发送任何货物。考虑到对第三人负有的义务是至少提供类似货物，买方最终接受了合同变更。对于该案，即使两批货物的价值并无差异，也不影响卖方的违约行为具有违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个案事实可能存在差异，但仍可基于实践中的典型情况进行分析。总结而言，涉及违法性认定争议的案件主要包括两类：其一，行为人实施某种违法行为迫使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由于该行为并不直接损及表意人的人身权益或财产性质的绝对权，因而基本限于债务不履行行为，典型即是前文反复提及的一方违约并以此要求变更合同。当然，行为人的要求并不限于变更合同，诸如放弃权利、另行订立其他合同亦无不可。其二，行为人实施某种合法行为迫使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要求对方接受合同变更，否则将行使解除权。下文将围绕这两类案型探讨违法性的认定问题。
（一）违法行为与经济胁迫
1.违法性的“区分说”
如果行为人威胁实施的行为本就违法，一般认为即具有违法性。前已述及，由于违约行为具有违法性，因而应将其归于手段不法的范畴。然而，是否所有的违约行为均具有违法性？不妨对比以下两例：①甲乙订立买卖合同，约定甲向乙提供1000件西服，每件2000元。由于疫情爆发导致原材料成本上涨20%以及货物滞销，甲现金流出现危机，因而要求乙额外支付20%的价款，否则拒绝发货。为避免对丙承担高额违约金，乙同意增加价款。②基本事实同例一，但原材料成本未上涨，也不存在货物滞销，甲因为知悉乙丙的转售合同中约定了高额违约金而要求多付20%价款。
在上述两例中，甲的违约行为并无差异，均表现为在原合同的基础上要求增加价款，如果不接受则拒绝发货。但考察违约动机不难看出，例一中的甲是因为履行成本上涨与现金流危机才违约，无论是在动机的恶意程度还是违反诚信原则的严重性上均不及例二。而且，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通常难以预见到疫情的影响，这似乎能够进一步说明区别对待的合理性。
既有研究中便不乏观点认为应当区分对待上述两例（以下简称“区分说”），如果违约方以违约行为相要挟是因为合同订立后出现缔约时未能预料的意外情况，则可能构成合法威胁。其中，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合同当事人违约要求变更合同包括三种情形：①合同订立后未发生任何特殊情况，但债务人意识到债权人能够主张的法律救济不足以完全弥补损失；②债权人在缔约后的行为使得债务人取得“垄断地位”，例如前者放弃同其他交易主体的接触或因为履行准备而更加依赖后者；③债务人本来不会违约，但缔约后出现双方未预料到的意外情况，除非变更合同约定，否则债务人将无法履行。在这三种情形中，法律有必要限制前两种，因为债务人利用了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垄断地位”；第三种则不应受限制，因为债务人不存在实施策略行为的空间。
与之类似，英国法上也有学者主张违约行为并非一概具有违法性。例如，彼得·博克斯（Peter Birks）曾提出所谓的“诚实信用进路”。如果违约方的行为旨在解决自身的经济困难或其他问题，而非利用守约方在合同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该行为满足诚实信用的要求，由此引发的合同变更有效。不过，考虑到英国合同法并不承认一般性的诚信原则，尽管曾有个别先例持此立场，但整体而言，该方案并未被英国的司法实践所接受。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标准，例如违约方是否有合理的替代方案。如果缔约后发生的事变已经危及违约方的经济存亡，导致其除了要求相对方变更合同外缺乏合理的替代方案，此时应认为不具有违法性。由此不仅能平衡当事人利益，还能最大程度降低对合同严守的影响与避免经济浪费。
2.对区分说的反驳
以上观点尽管意识到不同类型的违约行为在动机以及可遣责性上的差异，但仍不足以证成区分说的合理性；更为妥当的立场是认为，以违约相要挟的行为均构成手段不法。理由有三点：第一，承认区分说会影响合同以及合同法分配风险的功能，还可能诱发道德风险。第二，即使出现较为极端的事变，参考情事变更的法律效果也可看出法律仍然禁止当事人单方面的“私人执行”。第三，既有制度对于区分说关注的问题已经有所应对。以下详述之。
首先，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但合同以及合同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风险。当风险现实化后，由谁承担不利后果首先应当诉诸合同解释，其次需要考虑任意性规范。如果合同解释的结果表明某一方应承受风险，或者任意性规范已经分配了风险，允许当事人事后单方面改变风险分配结果将引发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根据合同约定本应承担风险的一方存在道德风险，其将不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规避风险，因为即使风险现实化，也可以要求对方接受合同变更以转移损失。其二，当事人通常不会无条件承担风险，而会将其体现于合同对价中，例如保险合同中不同险种的保险费差异。承认区分说会破坏交易中隐含的利益交换关系，因而也会影响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
其次，从区分说的主要观点不难看出其借鉴了情事变更制度的理念，支持区分说的学者可能会提出如下反驳：区分说设定的标准接近于情事变更规则的适用前提，以违约相威胁的行为仅在极端情况下才不具有违法性；由于当事人缔约时未曾或者难以预料极端情况对应的风险，因而不会影响合同以及合同法的风险分配功能。曾有学者提出，如果违约威胁是为了应对几乎构成情事变更的合同事变，该威胁不具有违法性。然而，即使不考虑概念界定上的困难（什么叫做“几乎构成”），参考情事变更的法律效果也可以看出此种观点并不合理。
以中国法为例，根据《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在合理期限内与对方重新协商，双方协商未果时可向第三方机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可见，立法者的确鼓励当事人在发生情事变更时自行协商解决问题，并不强制要求第三方机构介入。然而，通过再交涉变更合同以双方同意为前提，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方案非常合理，也无法强迫对方接受。换言之，法律虽然鼓励自行协商，但也坚持当事人不得通过单方面的“私人执行”变更合同，无论结果是否合理。举重以明轻，法律在出现情事变更时尚且要求当事人经过（有效的）协商方可变更合同，在履行受影响的程度更低时，受不利影响的一方以违约等违法行为迫使对方接受自然更不具有正当性，即使结果上具有合理性亦是如此。
最后，支持区分说的观点或许会质疑：如果合同变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法律为何要放任其中一方拒绝变更，这是否有鼓励不效率行为乃至浪费资源之嫌。本文认为，现有规范就此已经有所防范，这体现于胁迫制度内外的一系列规则。就内部而言，认为以违约相要挟均具有违法性并不意味着表意人最终均享有撤销权，因为其作出的意思表示与经济胁迫之间可能不具有因果关系[后文“六（二）”]。外部的防范机制例如《民法典》第591条第1款规定的减损义务。假设违约方为避免破产提出变更合同，守约方未合理评估便拒绝，如果违约方事后破产，守约方不仅只能在破产程序中实现债权，就可以主张的损害赔偿范围还会遭受“二次不利”——仅包括接受合同变更仍会发生的损失，因而低于实际遭受的损失。
所以，如果合同变更同时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违约方应主动说明自身所处困境以及变更合同能够给守约方带来的好处。而后，最终能否变更合同仍须尊重守约方的意思。只不过，理性的守约方此时有相当强的动力接受合同变更，法律制度也“助推”或倒逼其作出理性行为。换言之，法律禁止的只是以违约等违法手段威胁对方必须接受，此类行为不仅动摇当事人对于合同制度的信赖，也超出正常的商业博弈范畴，难以通过市场竞争等理由合理化。
（二）合法行为与经济胁迫
1.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
实践中还存在所谓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其通常表现为一方当事人在缔约或合同履行过程中基于自身所处优势地位提出某种不合理的要求（但不构成违约等违法行为）。例如，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接受条件严苛的竞业禁止约定，或者在离职时须支付高额培训费用。再如，一方当事人的经营业务依赖于另一方，双方缔约时后者要求前者放弃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对后者享有的债权或接受“背靠背”条款等不利约定。
通常而言，权利人在权利范围内威胁他人为一定行为的，只要提出的要求合法，便不具有违法性。但前已述及，胁迫中的违法性还包括关联不法，典型即是以告发犯罪行为要挟对方订立合同。关于应否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不乏观点采肯定立场（以下简称“肯定说”）。持此观点者一般认为，即使行为合法也要考虑由此提出的要求。如果一概否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将放任那些虽符合法律规定但结果上极度不合理的行为。而且，限制此类行为还能避免当事人滥用优势地位实现不当目的。比较法上，英国最高法院在新近关于经济胁迫的重要先例“PIAC”案中明确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多数意见认为，至少就表意人放弃对行为人的合法权利的案型而言，如果后者以某种可谴责的方式（reprehensible means）控制前者，将其置于除了放弃权利外缺乏合理替代措施的弱势地位，即使实施合法行为也具有违法性。
2.对肯定说的反驳
本文认为，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无论在形式层面还是实质层面均难言妥当，应当坚持合法行为不具有经济胁迫意义上的违法性。第一，在形式上，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概念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容易引发法律适用上的争议，降低法律的确定性。考虑到相关纠纷通常发生于商事交易中，更应当警惕此种内涵过于不明确的概念，避免影响商事交易对于法律关系确定性的追求。以前述“PIAC”案为例，该案判决中的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均认为，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的范围极其有限，法律原则上不应限制商业交往中的自利行为，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采用何种认定标准。然而，无论哪一方提出的标准恐怕均难以实现控制适用范围、避免过度介入商业交易的目标。按照多数意见，行为人是否采取某种可谴责的方式是重要的判断因素，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应受谴责。至于少数意见提出的“行为人的要求是否符合诚信”标准（行为人是否认为其享有对表意人的某种权利或抗辩，因而可以要求后者放弃既有权利）更是不足为训。诚如有学者所言，法律就此面对的选择是要么全面引入道德评价，要么彻底放弃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规则。
第二，就实质而言，结合肯定说的论述不难看出，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规则旨在避免一方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地位损害另一方利益，从而实现不合理的结果。然而，现行法已经规定了各种保护机制，并暗含了一项重要的价值判断：法律对于当事人交易地位存在差异的情形并不提供一般性的保护。
就现行法的保护机制而言，无论是《民法典》还是特别法均不乏限制当事人过度利用自身经济优势的保护性规范。前者例如显失公平规则、强制缔约义务、格式条款控制规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后者则如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以及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特别法。所以，如果一方在缔约或履行阶段利用经济地位上的优势严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上述保护规范已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保护机制。以双方存在经营上的依赖关系为例，如果一方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对方接受明显不公平的约定，后者可以基于显失公平撤销该约定。
持肯定说者可能会提出，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能够加强对表意人的保护，不能仅以现有的保护规范论证无需引入该规则。本文的回应是，现行法在当事人的交易地位存在差异时原则上仅就两类情形提供保护，在此之外，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尽管实质上可能缺乏协商）的结果。其一，当事人存在结构性的身份差异（例如经营者与消费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为了避免一方利用结构性的身份差异实现不合理结果，法律对处于弱势一方提供保护；此种保护有时甚至不以结果明显不合理为前提，例如劳动合同原则上不得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劳动合同法》第25条）。其二，虽然不存在结构性的身份差异，但就具体交易中的当事人而言，一方过度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剥削”另一方，导致结果明显不合理（例如显失公平）。此时，法律仅限制结果明显不合理的行为。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规则在实质上的不合理之处。该规则一方面一体适用于各类民商事交易，不以结构性的身份差异为前提，因而无法被纳入前述第一类保护规范。另一方面，由于胁迫制度不考虑表意人受损的程度，如果承认该规则，将导致当事人利用优势地位谋取一般程度的利益也受到限制，不仅无法被纳入前述第二类保护规范，还有过度限制市场竞争之嫌。倘若在胁迫制度一般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修正，例如附加结果明显不合理的要求，又将难以与显失公平等规则相区分。换言之，无论如何解释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规则，其要么在正当性上有所不足，要么有冗余之嫌。
第三，即使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规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仍能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相同结果。原因在于，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与基于违法行为的经济胁迫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既存的交易地位不对等的产物，与当事人是否缔约无关，后者则源于当事人因为缔约产生的交易地位差异。以放弃既有债权为例，承认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胁迫虽能限制优势地位一方在缔约时要求对方放弃债权，但前者仍可提高新合同中的要价实现相同结果。
3.例外情形
在前文的基础上还需要注意一种例外情形：行为人通过实施合法行为规避法律对于违法行为的限制。例如，甲乙就某船订立租船合同（合同I），在乙装船前夕，甲违约将该船另行出租于第三人，由于时间紧迫，乙在市场上难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出租人，故询问甲能否提供其余船只，甲同意出租另一船只，但要求乙在支付租金的同时放弃合同I项下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否则便拒绝缔约，乙为了避免可能的损失接受甲的要求（合同II）。从形式上看，甲虽然违反了合同I项下对乙提供租赁物的义务，但该义务因为法律上的履行不能已经消灭，所以，甲在订立合同II之前对乙不负有任何提供租赁物的义务。与此同时，就合同II而言，甲也不负有必须与乙缔约的义务。由此，当甲威胁乙如不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便拒绝缔约时，甲看似只是利用了乙急需船只，并未实施任何违法行为，属于基于合法行为的威胁。
问题在于，乙与甲订立合同II是因为甲在合同I下的违约行为使得乙落入需要在短时间内另行缔约的不利境地，此时，乙缺乏合理的替代措施，只能与甲订立合同II。换言之，如果甲适当履行合同I项下的义务，乙本不会缔结于己不利的合同II。尽管乙有可能基于显失公平规则主张撤销合同II，但如前所述，该规则对于合同内容失衡程度的要求较高，如果乙放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数额较低，且相较于合同II约定的租金而言比例较小，则很难认为构成显失公平。如果认为甲的行为属于基于合法行为的威胁，不受经济胁迫规则限制，将导致债务人可以利用法律关于履行请求权排除事由的规定（《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规避经济胁迫制度对违法行为的限制。相应地，凡是债权人无法主张实际履行请求权的情形，后者均可将原本具有违法性的“如不变更合同则违约”的胁迫改为“提议就原本约定的给付订立新合同，并要求免除旧合同下的违约责任”的合法威胁。
至于如何判断是否构成例外情形，应当考虑违法行为与后续合法行为的关系。如果表意人因为行为人先前的违法行为处于缺乏合理替代措施的境地，只能接受后续的合法行为，则满足要求。质言之，行为人先前的违法行为应当是表意人接受后续合法行为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一要求则不属于例外情形。以上述案例为例，假设甲垄断了乙所在地区的租船服务，无论乙最初是否订立合同I，其需要租船服务时均只能与甲缔约。此时，甲能够在订立合同II时要求乙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因为固有的交易地位优势，与先前的违约行为无关。所以，甲在合同I下的违约行为不构成乙放弃债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合同II未达到显失公平或违反特别法上管制规范的程度，该合同便有效。
六、经济胁迫中因果关系的判断
（一）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措施
一般认为，胁迫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表意人受到胁迫后出于恐惧作出意思表示。就经济胁迫而言，表意人恐惧的原因在于可能遭受经济利益损失。所以，如果表意人存在合理的替代措施以减少甚至避免损失发生，其意思自由通常不会因为经济胁迫受到影响。例如，即使合同约定的给付具有重要意义，但表意人能够较为便利地实施替代交易。此时，考虑到表意人既能保障合同履行不受影响，又可以在之后主张违约损害赔偿，经济胁迫行为通常难以干预表意人的决定自由。所以，在判断经济胁迫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时，应当重点关注表意人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措施，尤其是向胁迫方主张法律救济手段的可行性。特别是，不同于普通法系原则上不支持实际履行请求，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债权人原则上有权选择请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在胁迫方以违约相要挟时，表意人如果可以诉请实际履行并通过强制执行获得救济，其意思自由通常不会受到压制。如果仍然接受经济胁迫，应当认为表意人是基于其他考虑（而非受胁迫）作出意思表示。
例如，买方主张因受卖方胁迫（不签协议即不交房）签订补充协议，以免除后者由于迟延交付等违约行为本应支付的违约金。然而，案涉房屋早在该补充协议签订近五年前便具备交付条件，买方于此期间还曾催告卖方交付。考虑到买方并不急需使用案涉房屋，交付房屋在执行程序中也较为容易实现，买方因而难以证明卖方以拒不交房相要挟的行为足以影响其意思自由。相比之下，卖方关于双方订立补充协议的解释则更为可信——买方本无购买案涉房屋（系福利房）的资格，但其在订立买卖合同时承诺如果建房成本高于合同单价则愿意补足差价，签署补充协议时卖方表示不再向买方主张差价以换取买方不再主张违约金。
不过，能够主张法律救济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救济手段均具有可行性。例如，如果主张某一救济手段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成本，接受经济胁迫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判断主张某一救济手段是否构成合理的替代措施时，还应意识到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限制。以实际履行请求权为例，实体法的限制主要体现为《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规定的排除事由。而在程序法层面，实际履行判决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得到执行程序支持，但当执行名义的内容为作出某种行为或交付种类物时，执行法院往往只能间接执行或变更执行名义内容为金钱债权。所以，针对前文曾提及的承揽合同以及种类物买卖等经常涉及经济胁迫的纠纷类型而言，债权人要么本就无法请求实际履行，要么即使获得生效判决也难以在执行程序中实现实际履行的效果。与之类似，表意人在胁迫方违约时虽然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但最终获得的赔偿数额未必能够覆盖实际遭受的损失。当两者差距较大时，期待表意人选择法律救济而非接受经济胁迫无疑是不合理的。而且，表意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想要实现须以胁迫方的责任财产充足为前提，在后者清偿能力有限时，同样需要考虑主张损害赔偿是否可行。
（二）行为结果是否有利于表意人
除了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措施，行为人通过威胁所欲实现的结果也是判断因果关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尽管胁迫意义上的违法性不考虑表意人是否受损，但在结果对其有利时，因为受威胁而产生恐惧心理的可能性更低。此时，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可能是因为本就愿意接受行为人的要求。明确这一点也有助于更好地回应违法性的“区分说”。上文曾提及，即使认为以违约相威胁的行为均具有违法性，表意人也可能因为无法证明存在因果关系而不享有撤销权。如果合同变更有利于双方，变更后的合同不会因为否认违法性的“区分说”而一概可撤销，从而能够平衡表意人意思自治与避免经济浪费。
举例而言，债务人A濒临破产，其向债权人B提出如不变更合同则拒绝履行义务，此时B可能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接受，则要考虑B作出该选择的理由。结合B的主观认识可以分为两种情形：①B认为A存在破产风险，接受合同变更旨在防止A破产，从而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只能在破产程序中受偿；②B不认为A存在破产风险，但因为合同履行具有重要意义而接受合同变更。相应地，B仅在后一情形中享有撤销权。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中B主观上也认为变更合同更有利，即使A不以违约相威胁其也有动力变更合同。所以，B并未因为受A威胁产生恐惧心理而作出意思表示，因而不满足因果关系层面的要求。而在后者中，B主观上并不认为变更合同更有利，在A未以违约相威胁时自然缺乏接受合同变更的动力。如前所述，胁迫制度保护表意人善意但未必符合一般人标准的认识。更何况，破产风险以及风险现实化的可能性涉及复杂的商业判断，不同当事人基于交易地位、经验、信息等差异产生认识分歧也颇为常见，不应直接根据事后结果反推事前决策是否合理。
对应于实际案件，表意人初步举证胁迫行为与意思表示存在因果关系后，行为人可以反证该意思表示的结果有利于表意人以及后者因此作出意思表示。如果反证成功，表意人应当进一步证明自己作出意思表示时有合理理由认为该意思表示的结果对自身不利（例如有理由认为对方不存在破产风险），未能证明成功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不享有撤销权。
（三）表意人是否提出抗议
有观点主张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应当考虑表意人是否对经济胁迫行为提出抗议。司法实践中也有裁判认为，如果表意人仅在事后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而非在胁迫行为发生时提出抗议，则不足以证明意思表示不真实。此种观点的理由不难理解，表意人提出抗议表明其不愿意接受胁迫方的要求，因而可以证明胁迫行为与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本文认为，该因素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言意义有限。
一方面，即使表意人未提出抗议也不意味着意思自由未受限制，所以，不能基于未提出抗议而认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同于欺诈、重大误解，胁迫的特殊性在于表意人并未产生错误认识，而是处于意思不自由的状态。除非抗议能够改变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否则即使提出抗议也缺乏实际意义。更何况，表意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提出抗议会刺激对方采取更极端的行为（例如更为苛刻的合同变更条件甚至终局性地拒绝履行）。综合考虑通常情况下的成本和收益，理性的表意人在许多涉及经济胁迫的案件中实则缺乏认真、严肃提出抗议的动力。
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即使作出意思表示的原因并非受到经济胁迫，表意人也可能提出抗议，所以，基于表意人曾提出抗议而认为存在因果关系亦不合理。具体而言，考虑到受经济胁迫后作出的行为往往更为不利，即使作出意思表示与受胁迫不存在因果关系，表意人也可能提出抗议。除了表达并不认可经济胁迫行为的态度并获取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外，抗议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对方“得寸进尺”。否则，对方在意识到表意人对于经济胁迫无动于衷后可能会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换言之，即使表意人认真、严肃地提出抗议，其目的也可能并非阻止当下的经济胁迫行为。
如上所述，表意人是否提出抗议对于判断因果关系意义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经济胁迫的案件中完全无需考虑该因素。撤销权是否发生只是判断能否撤销意思表示的第一阶段，此后还需要确定是否存在撤销权的消灭事由以及权利人是否适当行使撤销权，而是否提出抗议恰恰有可能影响撤销权是否消灭。
根据《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第3项，当事人在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如果表意人在胁迫状态结束后并未提出抗议，可能被认定为以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不过，考虑到该项已经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为避免法定的期限利益受到贬损，在判断撤销权是否消灭时不能仅考虑表意人保持沉默、未提出抗议的行为。想要认定表意人以行为的方式放弃撤销权需要其作出额外行为，例如在胁迫状态结束后仍然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履行义务。就此，英国法上的重要先例“The Atlantic Baron”案颇具说明价值。该案中，尽管法院认为承揽人实施了经济胁迫，但最终并未允许定作人撤销合同，而是认为其已经认可变更后的合同。原因在于，定作人在案涉船只交付之后便不再处于受胁迫的状态，但其不仅未就经济胁迫行为立刻提出抗议，甚至还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直到船只交付7个月后才首次要求承揽人返还多支付的10%价款。
七、结论
综上所述，除了针对人身或财产的胁迫，《民法典》第150条意义上的“胁迫”还应包括经济胁迫。限制经济胁迫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维护表意人的意思自由以及防止合同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经济效率损失。鉴于《民法典》第151条在客观层面要求法律行为的内容显失公平，该条并不适宜作为限制经济胁迫的规范依据。在认定是否构成经济胁迫时，无需将表意人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措施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基于违约行为的经济胁迫，应当认为一概具有违法性，不应根据行为人动机再作区分；对于基于合法行为的经济威胁，应当认为不具有经济胁迫意义上的违法性。就因果关系判断而言，表意人是否存在合理的替代措施以及行为结果是否对其有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转自《中外法学》